版权信息

弗洛伊德大全集名著译著经典套装（全12册）

作　　者：【奥】弗洛伊德

出 版 人：黄宪华

癔症研究

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运动，已成为当代心理学的第二势力。他的著作对现代心理学和西方文化的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伯恩海姆正在对病人实施催眠。

目录

癔症研究

新版编译说明

导论

弗洛伊德略传

癔症研究（1893～1895）

新版编译说明

一、版本出处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是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西方现代弗洛伊德主义哲学学派的巨擘，被誉为“与牛顿、达尔文、马克思、爱因斯坦一样的世界伟人”。他身前留下丰富的精神分析著作，不断再版加印，并被译为各国文字，流传全世界。1956～1974年，英国伦敦霍格思出版社（The Hogarth Press）出版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这套书由英国精神分析学家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1887～1967）和奥地利心理学家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1895～1982，弗洛伊德最小的女儿）共同主编，共24卷，是当今世界最权威最完整的弗洛伊德作品集，也是世界广泛流行的最佳版本。这套英文版由德国Gesammelte Werke公司出版的德文版翻译而来，但增加了关键的脚注（标准版编者在德文版的基础上所添加的内容一律用[]标识以示区分）。

本套中文版《弗洛伊德文集》即由英文版《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以下简称“标准版”）翻译而来，是中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关于弗洛伊德文萃性的经典恢宏译著。我们将标准版中凡是带重点符号的弗洛伊德代表著作全部译出，还把无重点符号但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潜意识论、性欲论、梦论三大理论支柱和七大基本理论（潜意识学说、人格结构学说、本能学说、性欲学说、释梦学说、焦虑与自我防御机制学说和社会文化学说）有关的心理玄学的论著也一并译出。

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我们将标准版中有关弗洛伊德论著的一些编者导言、弗洛伊德生前为其著作出版所作的序言（精选部分版次）及部分注释一并译出。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保留了标准版的[]体例，保留了英文文献中年份后的字母顺序标注，书内页码也按标准版的页码显示。我们在标准版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注释，此部分以“——中译者”为标识。中文版编者还根据内文增加了插图，来帮助读者理解弗洛伊德的著作。此外，在弗洛伊德的每部（篇）著作之前，中文版主编车文博亲自撰写了“按语”，扼要介绍该著作的要点及其在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二、编译分工

《弗洛伊德文集》是我国建国以来翻译弗洛伊德的第一部经典性的世界名著，是国家教委七五重点教材规划和吉林省九五重点图书规划的项目，也是中文版主编车文博主持的心理学、哲学、精神医学界学术共同体40年来协作科学研究的成果。

参加本书译校的学者共有吉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等12所院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教授、博士等40余人。

1.车文博，中文版主编，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学术界公认的弗洛伊德研究权威，我国为弗洛伊德“平反”的人。主要工作：（1）选定翻译版本。20世纪70年代选定标准版24卷为底本进行复印，并选定翻译弗洛伊德的论著。（2）组成翻译团队。聘请老一辈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哲学家为领衔，中青年教授、副教授、博士为主体的学术共同体。（3）提出编译原则。包括精粹性原则，代表性原则，信、达、雅原则，历史性与专题性统一原则。（4）编辑小词典。特请著名精神病学家贾谊诚教授主编《精神分析小辞典》，由车文博教授审订，以保证全书中翻译的人名、术语的统一。（5）全书终审定稿。车文博主编除亲自编制《弗洛伊德生平活动一览表》、撰著《导论》和《弗洛伊德略传》外，还对全书做了通读、审订和定稿。

2.杨韶刚，中文版副主编，本书主要译、校者，原为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主任，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论著有《超越快乐原则》、《自我与本我》、《一个幻觉的未来》、《文明及其缺憾》、《摩西与一神教》、《为什么有战争？》、《抑制、症状与焦虑》（合译）、《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合译）。此外，校审、修改了诸多篇章。

3.高申春，中文版副主编，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除翻译《释梦》（下卷）、《论梦》、《释梦》（上卷，部分）、《抑制、症状与焦虑》（合译）外，还校审并修改《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释梦》（上卷）、《超越快乐原则》、《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自我与本我》。此外，还协助主编编审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目录》、《英汉人名对照表》、《英汉专业术语对照表》。

4.邵迎生，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除翻译《图腾与禁忌》外，还参加校订《精神分析新论》，修订《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戏剧中的变态人物》、《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作家与白日梦》、《达·芬奇的童年回忆》、《米开朗基罗的摩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等。

5.宋广文，曲阜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博士，翻译并修订《性学三论》、《儿童性理论》、《“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爱情心理学》、《论自恋：导论》、《本能及其变化》、《压抑》、《力比多类型》，并校《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精神分析纲要》。

6.吕俊，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除翻译大部分《释梦》（上卷）外，还参加修订《释梦》（下卷）、《论梦》、《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

7.郭本禹，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精神分析新论》（合译），并修订《精神分析五讲》。

8.汪凤炎，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精神分析新论》（合译）。

9.郑希付，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

10.张爱卿，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导论》。

11.葛鲁嘉，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纲要》。

12.彭运石，湖南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合译），并校审《抑制、症状与焦虑》、《一个幻觉的未来》。

13.高峰强，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论潜意识》（合译）。

13.贺岭峰，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心理学系主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梦的理论与实践》。

14.熊哲宏，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

15.金星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癔症研究》。

16.赵国复，吉林大学出版社编审，参加修订《癔症研究》，并对《弗洛伊德文集》全卷德、英、法文译注做了译校。

三、卷次划分

早在20世纪80年代，车文博主编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参考书《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集》（上、下卷），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88～1989年出版，后经长春出版社先后出版中文版《弗洛伊德文集》5卷本（1998）和8卷本（2004），台湾知书房又将此书11卷精装本出版（2000）。现在由九州出版社出版最新修订版。本版的主要特点：（1）由原8卷本改为12卷本。（2）新增《弗洛伊德自传》（1925）和《补记》（1935）两部分，以凸显弗洛伊德的伟大贡献和精神分析运动的国际化。（3）对赵国复先生译校的德、英、法等几种语言的注释，又做了审订和补漏。（4）增补了车文博教授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09FZX004）《弗洛伊德主义新论》撰著的《导论》、《弗洛伊德略传》，作为学习和研究弗洛伊德文集的导引。

本套《弗洛伊德文集》分为12卷，各卷内容如下：

卷1《癔症研究》。此卷包括中文版主编车文博所著的《导论》和《弗洛伊德略传》，以及由弗洛伊德与约瑟夫·布洛伊尔合著的《癔症研究》三部分。《癔症研究》最初于1895年在德国出版，书中对癔症的症状、病因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说，开始提出癔症创伤理论。这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形成时期的重要著作，是其精神分析的理论奠基和正式起点的标志。

卷2《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此卷仅收录《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一部著作，此作于1901年被发表在杂志上，1904年出版了单行本，是弗洛伊德用动力心理学观点解释日常生活事件的一部重要著作。

卷3《释梦（上）》。此卷收录《释梦》的前五章内容。《释梦》最初于1900年在莱比锡和维也纳出版，是弗洛伊德一生中最得意和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体系形成的一个主要标志。他在广泛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病人的梦的临床研究和有关梦的自我分析，深入探讨了梦的实质、释梦的方法、梦的伪装、梦的材料和来源、梦的工作以及梦的过程的心理等有关的重要理论问题。

卷4《释梦（下）》。此卷收录《释梦》第六、七章内容，以及《论梦》、《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论梦》是弗洛伊德于1901年应德国一位编辑之约而撰写的，它以简洁的形式概述了《释梦》一书的基本观点和内容。《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是在《释梦》出版11年后发表的，它不是探讨有关释梦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专门研究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如何运用释梦的艺术问题。《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发表于1923年，此文不是对《释梦》一书的修正，而是弗洛伊德对该书问世20多年来一些想法的评论。

卷5《爱情心理学》。此卷收录八篇论文。1.《性学三论》于1905年发表，内容涉及“性变态”、“幼儿性欲”及“青春期的变化”三部分。2.《儿童性理论》于1908年发表，该文对儿童期的性表现，以及与其他心理活动、神经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揭示了一些常见的但缺乏研究的儿童期性现象。3.《“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于1908年发表，文中论述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强调了性的因素是现代社会文化危机、人的焦虑与神经症的主要根源，抨击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观，提出了改善文明与发展文艺的性本能升华作用说。4.《爱情心理学》共包括三篇文章：（1）《男人对象选择的一个特殊类型》（1910），主要分析了男人的性变态（或性倒错）问题；（2）《论性爱领域最普遍的衰退趋势》（1912），专门探讨了男人的“心理性阳痿”问题；（3）《处女的禁忌》（1918），从历史与文化的视角分析了女性的“贞洁”问题。5.《论自恋：导论》发表于1914年，该文对自恋的起源、本质、表现形式及其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分别做了说明。6.《本能及其变化》发表于1915年，该文从不同角度分析本能这一基本概念所涵盖的内容，使用这一概念所涉及的问题，如本能的原动力、目的、对象和来源，以及描述性本能的一般性质所采用的方法等。7.《压抑》发表于1915年，该文对压抑的本质、原因、结果及其与神经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8.《力比多类型》发表于1931年，该文从身体特征与心理特征相结合的观点出发，以力比多为基础，将人分为性欲型、自恋型和强迫型等三种，并认为混合型远多于纯粹型。

卷6《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此卷包括三篇论文。1.《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发表于1905年，该文分别就诙谐的技巧、目的、动机、心理起因及诙谐与梦、潜意识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2.《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发表于1912年，该文简明扼要地揭示了潜意识的含义及其在精神分析中的地位和意义。3.《论潜意识》发表于1915年，是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一篇重要论文，也是他论述心理学基本理论方面的代表性文章之一。

卷7《精神分析导论》。此卷仅收录《精神分析导论》一部著作，内容由弗洛伊德1915～1917年两个冬季在维也纳大学讲授精神分析的讲稿组成。全书包括失误动作、梦和神经症等三篇，共分28讲。该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引导听众领会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卷8《精神分析新论》。此卷收录四部分内容。1.《精神分析新论》完成于1933年，虽然是弗洛伊德在他1932年所做的演讲基础上成书的，但却是他在《精神分析导论》发表后经过15年研究实践和反思的成果。2.《精神分析五讲》于1910年首次刊出，是由弗洛伊德1909年应邀为美国克拉克大学20周年校庆所做的五次演讲稿汇集而成，它从叙述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作研究癔症开始，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和观察事例，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精神分析关于宣泄法、压抑、梦、失误、性欲和移情等重要思想和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3.《精神分析运动史》发表于1914年，该文是对精神分析产生、发展和分裂过程的历史总结。4.《精神分析纲要》发表于1940年，它既是向读者介绍精神分析基本原理的指南，又是弗洛伊德对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精神分析理论全面而精辟的总结。

卷9《自我与本我》。此卷收录四部分内容。1.《超越快乐原则》完成于1920年，弗洛伊德在这部著作中，修正了他早期的本能学说，第一次提出人存在着死的本能与生的本能，并把这两种作用相反、同时并存的力量的斗争视为整个生命运动历程的决定者。2.《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完成于1921年，系统论述了关于“群体的本质就在于它自身存在的力比多联系”的理论。3.《自我与本我》1923年出版，书中谈及意识、前意识、潜意识，阐述了自我从本我、超我从自我分化的过程。4.《抑制、症状与焦虑》出版于1926年，是弗洛伊德对压抑与焦虑及心理防御机制关系理论进行修正与补充的主要论著。

卷10《达·芬奇的童年回忆》。此卷包含七部分内容。1.《戏剧中的变态人物》1942年面世，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观点对戏剧活动所作的解释。2.《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1907年出版，它紧紧围绕《格拉迪沃》一书中幻觉与梦的关系，揭示了压抑、幻觉与精神错乱的起因、梦的形成与解释、性欲生活的作用、治疗心理疾患的方法等一系列理论问题。3.《作家与白日梦》发表于1908年，弗洛伊德在对创作与白日梦的关系作出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幻想活动，其目的是在幻想中实现其未能满足的愿望。4.《达·芬奇的童年回忆》1910年面世，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传记研究的方法，详尽介绍了达·芬奇童年以来的感情生活，深刻分析了他的性心理历史的发展过程，着重阐释了他的艺术与科学活动的心理起源。5.《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发表于1914年，该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对米开朗基罗所创造的摩西这一艺术作品的解释。6.《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1928年面世，该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阐释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创作的一篇心理美学的论文。7.《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发表于1926年，弗洛伊德在该文中指出，精神分析技术既不是神秘的、难以捉摸和掌握的，更不是医生的专利。

卷11《图腾与禁忌》。此卷包含两部作品。1.《图腾与禁忌》1913年出版，该书由四篇论文组成，通过蒙昧人与强迫神经症患者的比较，推断了图腾崇拜的本原意义。2.《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出版，是弗洛伊德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它由三篇论文组成，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一神教的本质和起源，揭示了上帝不是神，而是被后人神化了的人；它说明宗教问题并非神秘不可测，揭开宗教欺骗人的虚幻面纱，人们不难发现其真实本质。

卷12《文明及其缺憾》。此卷主要包含四部分内容。1.《一个幻觉的未来》出版于1927年，主要讲了两个问题：文明的内涵及其同本能的关系；宗教的本质、演化及其作用。2.《文明及其缺憾》出版于1930年，书中弗洛伊德从文明发展与人性的本能之间的联系和对抗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对文明社会的本质、起源、作用和弊端等问题做了集中的阐述。3.《为什么有战争？》是1932年9月弗洛伊德就战争问题答复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他依据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4.《弗洛伊德自传》1925年面世，这不是描述个人家庭、生活和工作的一般性自传，而是一部精辟地总结精神分析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学术性经典，主要阐述了弗洛伊德本人在精神分析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此卷还附录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目录》、《弗洛伊德生平活动一览表》、《英汉人名对照表》、《英汉专业术语对照表》等。

《弗洛伊德文集》编委会

2014年4月1日

导论

车文博　著

弗洛伊德主义（Freudianism）是一个“老、大、难”的课题。所谓老，指这个学说一问世就引起激烈的争论，称赞、支持、拜倒者有之，怀疑、斥责、反对者更大有人在，人们往往把它不是视为灵丹妙药，就是看成三教九流的邪说异端或不堪入耳的色情之说，争论长达一个多世纪之久。所谓大，指这个学说涉及面很广，既是西方现代心理学、西方现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与医学、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民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美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有关。所谓难，指这个学说内容庞杂、分支繁多、见解奇特，人们看法差距甚大，很难统一。

在我国，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来，弗洛伊德主义一直是人们很少提及，甚至不敢问津的“禁区”。粉碎“四人帮”以来，人们才开始有所了解，但许多人并不十分清楚。其中既有过于简单化对待、视为毒品、全盘否定的倾向，也有视为香花、全盘肯定、盲目崇拜的苗头。

我们认为，弗洛伊德主义并不是科学真理，根本不值得人们去迷恋信仰；但它也不是纯粹的胡说八道，可以简单地否定。因为弗洛伊德主义确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即某种具体的真理性，有值得借鉴和吸收之处。因此，我们应该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既要反对全盘肯定的放任主义，又要反对全盘否定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虚无主义，而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分为二地加以分析评论。

一、弗洛伊德主义的实质和特点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是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主义的缔造者，西方心理学第二势力的领导者。

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是西方现代心理学和医学心理学的主要流派之一。它产生于19世纪末叶，开始是关于探讨神经症（neurosis）的病因和治疗的一种方法和理论。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个理论逐渐扩展到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并由一种潜意识的心理学体系发展成为无所不包的人生哲学（existential philosophy）。弗洛伊德晚年试图把建立这种应用于一切心理状态的综合心理学体系称为心理玄学或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

通常人们把弗洛伊德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精神分析视为同义语，这是就广义而言的。如从狭义而言，三者还是有区别的。首先，精神分析是指以心因性为机制的一种治疗神经症的方法、技术、理论和潜意识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属于精神医学和深蕴心理学（depth psychology）的范畴。其次，弗洛伊德学说是指弗洛伊德本人的学说，即包括他有关精神分析的理论及其社会文化学说。最后，弗洛伊德主义则是指精神分析及其在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扩展和应用的总称，属于元心理学（亦译“心理玄学”）或心理学哲学（psychological philosophy）的范畴。换句话说，它是用泛性主义的潜意识决定论解释各种人类社会现象形成机制的元心理学理论。如用其观点阐释社会组织、文明产生、宗教形成、道德起源、文学艺术、战争根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是哲学化和社会学化的精神分析学。

弗洛伊德学说远不止精神分析，而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弗洛伊德主义”。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早已成为一种常识，梦、性、潜意识、恋母情结等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成为我们文化记忆的一部分。2006年是弗洛伊德诞生150周年，一些国际精神分析组织将这一年2006年定为“弗洛伊德年”。同一年的美国《新闻周刊》以“弗洛伊德并未死去”为题进行了封面报道。杰里·阿德勒（Jerry Adler）在该刊发表的《弗洛伊德就在我们的身边》一文中指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弗洛伊德是我们文化的重要推动力。我们可以说，弗洛伊德犹如幽灵一样在我们周围徘徊了一个多世纪。

弗洛伊德主义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理论系统。

（一）从精神分析自身发展逻辑简要来分

弗洛伊德主义涵盖四个学派：

1.古典（或经典）弗洛伊德主义，即弗洛伊德本人的精神分析学说及其社会文化理论。这是弗洛伊德主义的母体、精髓和根本。

2.阿德勒（Alfred Adler）的个体心理学（亦译“个别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和荣格（Carl Gustav Jung）的分析心理学（analytical psychology）。这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从古典弗洛伊德主义向新弗洛伊德主义发展的过渡、桥梁和中介。

3.新弗洛伊德主义，亦称新精神分析，广义是指凡基本接受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及其框架，但又有违背、修正、扩充和创新的精神分析理论。包括自我心理学、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存在分析学、客体关系学派、自体心理学等等。甚至有人主张还包括早期曾与弗洛伊德合作而后明确脱离弗洛伊德另立门户的阿德勒和荣格两人。狭义则指坚持弗洛伊德的基本动力观点，突出强调社会、文化和人际关系影响的美国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

4.后弗洛伊德主义，亦称后精神分析，包括后现代弗洛伊德主义如拉康（Jacques Lacan）、神经精神分析学（neuropsychoanalysis）等。

（二）从精神分析内在逻辑及其与外部学科发展关系层面来分弗洛伊德主义内部发展路径是遵循五种模式展现的。首先弗洛伊德

所提倡的是驱力模式，经过阿德勒和荣格等人的过渡之后，进一步演化为自我模式、客体关系模式和自体模式，分别相应生成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客体关系学派和自体心理学等，它们从精神分析学内部推动着精神分析运动向前继续发展。

弗洛伊德主义外部发展路径是传统精神分析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而生成的五种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学派，如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存在分析学、后现代精神分析学、神经精神分析等，属于整合模式的范畴，它们推动了精神分析运动继续向外发展。1

弗洛伊德主义自身发展一览表

弗洛伊德主义两种发展路径一览表

弗洛伊德主义发展一览表

（续表）

心理学成为独立学科以后，围绕着心理学的对象、性质、方法展开了一系列争论，出现了现代心理学10个主要学派（或思潮）：内容心理学、意动心理学、构造主义、机能主义、精神分析、行为主义、格式塔学派、日内瓦学派（或称皮亚杰学派）、人本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

那么精神分析学派都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从产生条件来看，精神分析不是学院心理学或传统心理学，即不是在大学或学术研究机关中形成的，而是在神经症治疗实践中产生的。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多属精神病学家，其成员也主要是在精神分析实践中培养出来的，故而被传统心理学称为“圈外人”。

第二，从研究对象来看，精神分析不是研究正常的人，而是治疗情绪失常的人，主要是成人神经症（尤其是癔症、强迫症和焦虑症）。因此，它所研究的东西，正是其他传统心理学比较忽视的变态行为、人格失常等问题。弗洛伊德把变态心理视为常态心理的对立面。在他看来，研究神经症患者的反常心理，不仅可以提供治疗这些疾病的方法和理论，而且还可以提供某些在正常人身上无法发现的心理活动的线索，进而借此线索去寻求正常人的正常意识所封闭或有意掩盖的心理本质。可见，弗洛伊德是企图透过对神经症者的反常心理的了解，去揭示正常人心理活动的奥秘。这既是精神分析的根本目的，也是这一学派的症结所在。

第三，从研究内容来看，精神分析不是侧重研究传统心理学的课题，如注意、感知觉、思维等显意识心理问题，而是着重探讨潜意识、情欲、动机、人格等更深一层的内容。传统心理学除行为主义外，基本上都限于“知”的研究范围，即属于意识心理学的范畴。唯独精神分析学属于潜意识心理学的体系。弗洛伊德强调，人的生命中最强有力的推动力是情欲和潜意识的动机，而不是理性或理智。他认为，潜意识心理生活远比意识生活更为重要。因此，有人把精神分析学也视为情绪心理学、深蕴（度）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动力心理学。

第四，从研究方法来看，精神分析学不是采取有控制的实验室实验法，既不收集控制实验的资料，也不对其研究结果进行统计检验，而是运用临床观察法、个案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和文化人类学研究法。传统心理学通常以“方法”为中心，而精神分析学往往以“问题”为中心，目的是帮助治疗精神疾病患者。显然，这和一般心理学用自然科学方法来发现人类行为规律的目的是不同的。

二、弗洛伊德主义生成的背景

任何思想、理论、学说都是一定历史的拷贝，弗洛伊德主义也不例外。从社会背景看。由于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矛盾和斗争日益尖锐，加上犹太人家长制和维多利亚式（指当时陈腐伪善的道德标准和辞藻华丽的文艺风格——作者注）性道德的压抑，神经症的发病率越来越高，精神分析正是适应这一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正如尼尔所指出的：“维多利亚式中间的奥地利——犹太文化不仅形成了弗洛伊德患者的人格，而且也形成了弗洛伊德本人。”2

从思想背景看，弗洛伊德学说虽与古希腊柏拉图的“灵魂二度说”、亚里士多德的“梦的象征说”有着内在的同源性，但主要来源于奥匈帝国的近邻德国的影响。重视精神的能动性是近代德国哲学思想的传统。它以理性主义为主要形式，并包含着丰富的非理性主义的思想。莱布尼兹（G.Leibniz）的“微觉说”、康德（I.Kant）的“模糊知觉”、赫尔巴特（J.Herbart）的“意识阈”概念、费希纳（G.Fechner）的无意识思想，对弗洛伊德均发生了毋庸置疑的影响。他还亲自听过德国学者布伦塔诺（F.Brentano）的哲学课，接受了意动心理学关于心理的意向性、动力性、活动性的观念。特别是叔本华（A.Schopenhauer）和尼采（F.Nietzsche）的唯意志论、柏格森（H.Bergson）的生命哲学为弗洛伊德主义提供了非理性主义哲学和心理学的主要理论基础。另外，弗洛伊德主义的伦理学根据，既可追溯于古希腊伊壁鸠鲁（Epicurus）的快乐论，又与英国边沁（J.Bentham）、约翰·穆勒（J.Mill）的功利主义相联，属于避免当前痛苦、追求未来快乐的一种个人主义伦理观的范畴。

从科学背景看，弗洛伊德重视性、能量、神经元的研究，他的这些研究都同达尔文（C.Darwin）、迈尔（R.Meyer）、赫尔姆霍茨（H.Helmholtz）、施旺（T.Schwann）、施莱登（M.Schleiden）、布吕克（E.Brücke）的影响以及进化论、能量守恒转化定律、细胞学说等19世纪的三大发现密切相关。当然。更直接的原因是医学背景。当时，奥国、英国特别是法国的医学思想和技术对弗洛伊德主义影响很大。如他主张神经症是功能病，强调性的因素在致病中的重大作用，运用催眠术治疗等，就是他到法国向巴黎派和南锡派学习的结果。

总之，弗洛伊德主义是企图解决当时社会病态现象的迫切社会需要的产物，是德国意志主义、生命主义等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想的体现，是英国、奥国特别是法国神经症理论强调心因性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三、研究弗洛伊德主义的意义

研究弗洛伊德主义，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研究弗洛伊德主义直接有助于人们扩大心理科学的视野，提高心理学基本理论的素养。

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我们对任何科学的掌握，不仅要从水平测度去认识，而且要从垂直测度去理解。一般所学的普通心理学知识，还只是了解一个心理学现代科学知识的横断面，并不知道心理学的概念、范畴、理论、学说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所谓“不知其源，焉知其流”，就是这个意思。可以说，一个研究心理学的人，不懂得心理学史，特别是各种心理学流派的演化及其规律，就是专业上的无知，这话恐怕不无道理。弗洛伊德主义是西方现代心理学的三大势力之一。它不同于格式塔学派和行为主义学派之处，就是提出一套精神分析的理论范式，注重深层心理（潜意识）、动力心理（情欲）、整体心理（人格）的研究，创立和发展了深蕴心理学、动力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因此，我们研究弗洛伊德主义直接有助于了解西方现代心理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即由意识心理学向潜意识心理学的发展、由心理静力学向心理动力学的发展、由元素主义向整体主义的发展。不难看出，不了解弗洛伊德主义就难以认清潜意识学说的深刻内涵及其重要价值，就难以反映人的心理活动的全貌和构建科学心理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框架，就难以理解当代人本主义心理学的“需要金字塔”、“多元化自我”和“自我实现”的历史渊源。

弗洛伊德主义是西方许多心理学分支，特别是应用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柱。当代西方基础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主要有五种理论范式（见下图），即从五种不同的取向、观点和方法的视角出发探讨人的心理和行为的过程。例如，对侵犯的研究，神经生物学家侧重研究对行为起作用的大脑深部的机制，并寻找一种药物或一些生物学方法（如做手术）来控制大脑深部的机制；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主要研究富于侵犯的学习经验的类型的判别，以及特殊情况下激起敌对行为的特异刺激，力图改变环境条件以提供新的学习经验，并对非侵犯行为给予奖励；认知心理学家集中研究个人如何认知特定的事件（按照他们的激怒—唤醒的特征），以及给它以不同类型的信息时其认知会被怎样修改。尽管它同行为主义的研究有相似之处，但更多地注重引起愤怒的情境中的个体知觉与思维过程；精神分析学家主要探讨个体的潜意识以发现为什么敌对性会指向某些人或情境，并力图使它转入更易于被人接受的渠道；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则注重研究社会某些方面的问题，改善人际关系，并提供条件以促进其建设性和合作性潜能的发展。诚然，西方许多心理学家的观点日趋折衷，但是，弗洛伊德主义却不失为西方心理学的一种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石。因此，研究弗洛伊德主义对于我们了解西方心理学流派的演化及其理论基础，对于了解潜意识心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对于创建具有我国特色的科学心理学体系都是非常必要的。

心理学的诸观点

其次，研究弗洛伊德主义有助于人们了解和评论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学派和学说，提高科学哲学的理论水平。

心理现象可以从不同的观点进行分析。各种观点在解释人们行动的原因时都多少会有些不同，并且每种观点对于我们关于整个人的概念都有所贡献。希腊字母psi，ψ，有时用作心理学的缩写。3

弗洛伊德主义是西方现代哲学的流派之一。这一学派反对传统哲学以认知对象（物质、自然）为本体或以认识手段（感觉经验或概念、观念）为本体的本体论，主张以人的内心世界深层结构的潜意识的本能、欲望为主体的决定论，并以此来解释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他们认为，以性欲为核心的本能冲动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动力和基础，科学和艺术创造是对人的本能压抑而得到升华的产物，社会历史进步是以压抑和抵抗人的本能欲望满足的结果。这是德国唯意志论和法国生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是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潮的一种哲学形态。

法兰克福学派是当代西方哲学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也是“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他们把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均视为“新人道主义”理论，用人本主义的观点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认为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是人的本质与人的存在之间的矛盾，即“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冲突，主张通过“心理的革命”（或“本能结构的革命”）以消除对人的本性的压抑，解放爱欲，实现“心理健全”、“没有冲突”、“互助互爱”、“共同协作”的“理想的”、“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这种试图把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理论，或者说用精神分析学“补充”、“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上是用弗洛伊德主义改造马克思主义，即把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化。

弗洛伊德主义是当代西方一种主要的社会思潮，并成为西方人文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T.Parsons）和西尔斯（E.B.Shils）曾把弗洛伊德和杜克海姆（E.Durkheim）、韦伯（M.Weber）三个人并称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伟大创立者”。4当代哲学家赫伯格（W.Herberg）甚至说：

精神分析学从一开始就大大地影响了社会思潮……我尤其要指出的是，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运动对于社会科学的根本观点和方法论的影响，已经达到了如此深刻的程度，以致使社会科学本身的发展可划分为“前弗洛伊德或后弗洛伊德，（Pre-and Post-Freud）两个时期”。5

因此，弗洛伊德主义几乎成为一种世界观，早已远远超出了精神医学和心理学的狭小领域，其范围涉及医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神话学、宗教学、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语言学、法学、文学、艺术、哲学等广泛领域，成为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家一种思考的模式和方法论的基础。

显而易见，研究弗洛伊德主义直接有助于我们了解弗洛伊德主义产生的社会、科学背景及其同意志主义与生命主义的内在思想联系，认清弗洛伊德主义反传统哲学的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的性质及其社会理论意义，明确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及“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实质。不难理解，不了解弗洛伊德主义就难以全面理解西方现代哲学由理性主义向非理性主义转化的重要线索，就难以深入认识反传统哲学的人本主义的全部内涵及其对西方人文科学的广泛影响，就难以正确评价弗洛伊德主义的贡献与局限。

最后，研究弗洛伊德主义直接有助于人们提高分析能力、鉴别能力和批判能力。

一百多年来，人们对弗洛伊德主义一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传统心理学家长期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排斥在心理学之外。英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P.B.梅多沃（Peter Brian Medawar）在抨击弗洛伊德时说：

精神分析理论是20世纪最惊人的狂妄的智力骗局，也是一种濒临灭亡的产物——有点类似思想史上的恐龙和齐柏林式飞艇，结构硕大无比，设计极不合理，毫无发展前途。6

至今仍有人把弗洛伊德斥之为“冲进人类文明花园的一头野猪”。但总的发展趋势是，对其态度日益客观，评价也逐渐有所提升。美国著名心理学史家波林在他的巨著《实验心理学史》1929年版中，根本没有涉及弗洛伊德的篇章，但在1950年新版中却在动力心理学一章专门论述了精神分析。他说，弗洛伊德是“最大的创建者，时代精神的代言人，以潜意识历程的原则完成了心理学的进军”。他推崇人类心理学上有四个伟人，即达尔文、赫尔姆霍茨、詹姆斯和弗洛伊德，并说“目前达尔文影响最大，50年后弗洛伊德的影响会更大”。7目前精神分析学已被公认为世界心理学五大理论模式之一。美国《普通心理学评论》（第6卷第2期）对20世纪100位著名心理学家的评比中，弗洛伊德排名第三。1982年由美国心理学史家评选的公元1600年后世界影响最大的已故1040名心理学家中排名第一。2000年英国BBC把弗洛伊德与阿奎那、笛卡尔、马克斯韦尔、牛顿、达尔文、康德、马克思、爱因斯坦选为十大千年伟人。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预测与前提》一书中写道：

弗洛伊德与牛顿、达尔文、马克思一样，都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塑造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世界观。8

因此，如何评价弗洛伊德主义就有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既是坚持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一点论，还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两点论的问题。在研究弗洛伊德主义的过程中，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重视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把弗洛伊德主义的历史逻辑和思想逻辑有机地统一起来，紧密联系我国的实际，一分为二地加以评价。无疑，这是一个极好的理论思维的锻炼，人们的分析能力、鉴别能力、批判能力也必然会得到提升。

四、弗洛伊德学说的主要内容

（一）人格学说

以潜意识为基础的人格学说是弗洛伊德学说的核心。它涵盖了弗洛伊德的整个思想内容，反映了弗洛伊德思想的主旨——潜意识和性欲的发展，表现了弗洛伊德思想的基点——本能与社会的动态关系。

早期，弗洛伊德提出“心理地形学”（psycho-topography），虽主张人的心灵“二部结构”，但实际上却把它视为由潜意识（深层）、前意识（中层）和意识（表层）等三个层次所构成的。（1）潜意识（unconscious），指人的本能冲动、被压抑的欲望和本能冲动的替代物（如梦、癔症），即潜意识的心理本我。他反对把潜意识在逻辑方面解释为一个正概念的反题，力图证明潜意识是一个具有自身特征的能够给予某种定义的正概念的存在。就是说，潜意识是一种处于意识之外的有能量、有强度和有效率的心理系统。他认为，潜意识的主要特征是非理性（原始冲动性）、非语言性、非道德性、反社会性、非逻辑性、非时间性、不可知性。这些为人类社会、伦理道德和宗教法律所不容许的东西，是有强烈心理能量的负荷，总要按照“快乐原则”去寻找出路，追求满足。潜意识是心理深层的基础和人类活动的内驱力，它决定着人的全部有意识的生活，甚至个人和整个民族的命运。这是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基石。（2）前意识（preconscious），指潜伏的暂存的并从潜意识中可召回的部分，通常是人们能够回忆起来的经验。因前意识比潜意识更接近意识，故它是潜意识和意识之间的中介环节和过渡领域。弗洛伊德认为，从描述意义上说，有两种潜意识，即潜伏性潜意识和动力性潜意识；从动力意义上说，只有一种潜意识，即被压抑的动力性潜意识。他把潜伏暂存的而非动力意义上的潜意识称为前意识。真正严格的潜意识很难或根本不能进入意识，前意识则可能进入意识，所以从前意识到意识尽管也有界限，但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前意识处于潜意识和意识之间，担负着“稽查者”的任务，严密防守，把住关口，不准潜意识的本能和欲望侵入意识之中。但是，当“稽查者”丧失警惕时，有时被压抑的本能或欲望也会通过伪装而迂回地渗入意识。（3）意识（conscious），指心理非本质的外表部分，是同外界接触直接感知到的一纵即逝的心理现象。弗洛伊德反对把意识和心理等同起来的观点，认为意识是人的心理活动中比较小而非主要的部分。他把意识比作同“大前房”（潜意识）相毗连的一个小的“接待室”。在他看来，意识服从于现实原则，调节着进入意识的各种印象，压抑着心理中那种原始的本能冲动和欲望。如果说被压抑的心灵是严格意义上的潜意识，那么主要实施压抑的心灵则是意识。但是，意识同外部联系，与其同机体内部环境的联系相比，既要受较多条件的限制、又距离比较远些，所以，不仅潜意识系统，就是意识系统，归根结底，还是由先天的本能、抑或未发的欲望和冲动所决定的。

晚期，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1923）一书中对此做了修正，提出了“人格三部结构”（tripartite personality structure）说。他认为，人格是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部分所构成。（1）本我（又译为伊底、原我、它我、私我、潜我、兽我），指最原始的、与生俱来的潜意识的结构部分。潜意识性是本我独有的主要品质。弗洛伊德说：本我是遗传的，是生来就有的，而首要的是，本我是由本能构成的。本能源出于肉体组织，并以我们未知的形式在这里（在本我中）得到了最初的精神表现。9它像一口本能和欲望沸腾的大锅，具有强大的非理性的心理能量。它按照快乐原则，急切寻找出路，一味追求满足。（2）自我，指人格结构中的管理和协调部分，是来自本我经外部世界直接影响而形成的知觉系统。它代表理智与常识，处于本我与超我之间，按照现实原则，充当仲裁者，监督本我，适当满足。它的大部分精力消耗在对本我的非理性冲动的控制和压抑上。弗洛伊德打了这样一个比喻：本我是匹马，自我是骑手。动力是马，骑手能给马指出方向。自我驾驭本我，但马也许不听话，这说明本我的潜力是很大的。他有一句名言：“本我过去在哪里，自我即应在哪里！”自我具有防御职能和中介职能。自我常常是“三个暴君”——外部世界、超我和本我的仆人。就是说，自我是外部东西与内部东西之间、本我与超我之间的过滤器。（3）超我，指人格中最文明最道德的部分。超我从自我分化、发展而来，大部分具有前意识的特性，但归根到底还是潜意识的。超我代表良心、自我理想，来自父母及其代理者传递的文化伦理规范，是父母管教和儿童社会化发展的结果。本我是完全非道德的，自我力求是道德的，超我则能成为超道德的。超我处于人格的最高层，按照至善原则，指导自我，限制本我，达到自我典范或理想的自我实现。在弗洛伊德看来，上述三者保持平衡，就会实现人格的正常发展；如果三者失调乃至被破坏，就会导致神经症。

由上述可见，弗洛伊德的人格学说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把人作为自然的人、生物学上的人，作为同社会的根本对立物，夸大了人性与兽性的联系和潜意识生活的价值，否定了人的社会本质和有意识心理生活的主导意义，所以它是生物学化的、精神决定论的理论。

但也应肯定，弗洛伊德人格学说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其一，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的结构不是一个单维的构成物，而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的复杂的组合体。尽管我们不能同意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本质及其作用的解释，但是人的心理活动毕竟是意识和潜意识的对立统一体。其二，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的形成不是一个无冲突的迳直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矛盾斗争的过程。弗洛伊德把人格视为潜意识与前意识、意识之间，本我与自我、超我之间的对抗与压抑的过程虽不尽然，但人格的形成总是充满着各种矛盾斗争，这也是事实。其三，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的发展不是一个平面的量的累积，而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自我完善的质的变化。虽然我们不能同意弗洛伊德把人格的发展视为一个本能的我、现实的我、理想的我的机械发展系列，但个体社会化的自我完善毕竟是人格发展的总趋势。

（二）本能学说

本能学说是弗洛伊德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的人格理论的动力学基础。

弗洛伊德发现，人的潜意识心理世界正是各种本能欲望、情绪所构成的非理性王国，归根结底，它起源于人的先天的本能。他认为，本能是人的生命和生活中的基本要求、原始冲动和内驱力。

早期，他主张人有两种本能：一是性本能，即生殖本能；二是自我本能（life instinct），即自卫本能。晚期，他做了修改，提出人具有这样两种本能：一是生的本能，即爱和建设性的能量。他认为，真正的生的本能就是性本能，但是，自卫本能也同样指向于生命的生长和增进，所以他把两者合并为生的本能。二是死的本能（death instinct），即恨和破坏性的能量。他宣称：“一切生命的最终目标乃是死亡。”生和死这两种本能的作用相反，又始终同时并存，似乎就是人的生命活动中一切矛盾斗争的根源所在。

诚然，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从心理学角度证实了达尔文的观点，即指出人的本能是与生俱来的基本要求，“已产生于人的机体内部”，有其一定的生理基础。特别是以新视角提出具有辩证成分的本能二分法，关注人性、关注人的本能与人的发展、关注人的本能的作用有其合理性。但总的来说，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是错误的。其一，弗洛伊德的生死观是否定人的生命价值、宣扬生不如死的一种性恶论和悲观主义的人生观。他认为，死的本能是生的归宿，人们应争取达到超脱生死的“涅槃”境界。其二，他还用生物学观点来解释诸如侵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他认为，死的本能主要表现为求杀的欲望，当它向外表现的时候，它是仇恨的动机，成为侵犯、破坏、征服的动力；当它向外侵犯受到挫折的时候，它往往退回到自我内部，成为自我谴责、自我惩罚、进行自杀、嫉妒敌手、反抗权威的动力。这样一来，他除了用生的本能说明人的创造活动的起动因外，还用死的本能解释侵略、破坏等社会现象的推动力。似乎什么外边要杀、里边要死，这种生死搏斗就构成了人格发展的动因和一切侵略的根源。显然，这种用生物学和心理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现象就陷入了唯心史观的境地。

（三）性欲学说

以泛性论为基础的人格发展阶段说是弗洛伊德学说极端重要的内容，也是它区别于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主要标志。

关于性本能的作用问题，达尔文早就指出，在人类的起源中，自然选择起了主导的作用，其中性选择具有特殊的意义。弗洛伊德进一步发挥了进化论的生物学观点，宣称性本能被压抑不仅是产生神经症的主要原因，而且还是形成人格、创造社会文化和艺术的重要动力。

弗洛伊德是一个泛性论者，他把人的一切行为动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均涂上了性的色彩。当然，他所谓的性是广义的。在他看来，性的后面有一种潜力，常驱使人去寻求快感，弗洛伊德把它叫作“力比多”（libido）。本来，力比多是心身的能，但在他的著作中常以“性力”代以“心能”。因此，泛性论是弗洛伊德思想体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支柱。

弗洛伊德按力比多的发展，把人格发展分为五个时期：口欲期、肛欲期、阳具欲期、性潜伏期、性器欲期。随着性欲的发展，儿童由“自恋”（器官恋）发展到“恋他”（对象恋）。他用古希腊两个神话构成的两个情结——“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恋母情结）和“爱列屈拉情结”（Electra Complex，恋父情结），来证明女孩依恋父亲、男孩亲近母亲的结论。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奥国，宗教气氛十分浓厚、社会禁欲非常严重的历史情况下，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实际上是对传统的禁欲主义的一种反抗。同时，他把性的问题大胆地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注意研究性心理的自身规律，重视性心理对正常人的心理、神经症的形成以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无疑是具有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的。

但是，由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局限，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首先，他漠视了人的性心理的社会性，夸大了人的性心理的自然性，陷入了生物学化的境地。其次，他忽视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文化背景等因素对性心理发展的重大作用，夸大了人的性心理自身发展的特殊性，陷入了唯心理论的境地。最后，他忽视了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对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决定作用，夸大了人的性欲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境地。总之，弗洛伊德的泛性论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不良的。

（四）释梦学说

释梦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重要方面，也是了解精神领域中潜意识活动的一条最重要的途径。

弗洛伊德认为，梦不是偶然形成的联想，而是被压抑的欲望（或潜意识的情欲）伪装的满足。因为潜意识中的原始冲动或性欲难以直接见人，加上意识对潜意识具有检查和控制的作用，所以必须通过伪装的方式才能满足自己的愿望。

弗洛伊德指出，人的梦境有两种：（1）显相，指梦的表面现象，即隐义的化装，类似于假面具；（2）隐义，指梦的本质内容，即真实的意思，类似于假面具所掩盖的欲望。做梦好比制作谜语，显相是谜面，隐义是谜底。

在弗洛伊德看来，梦的化装主要方法有：（1）凝缩，即几种隐义用一种象征（或符号）出现。他把梦看做简略的译本。弗洛伊德自己曾梦到著作中一种植物。据他分析，这“植物”一词，可代表园丁、教授和他美丽的夫人及名叫Flora的患者和他妻子所爱的花。（2）移置，即一个不重要的观念或小事在梦中却变成了大事或占据重要地位，说明这个道理，要用较长的梦做例子。这里，以日常生活经验为例，如一个客人已走出大门，又回来取手杖。据他分析，回过头来拿手杖是件不重要的显相，而渴望再瞅一眼女主人则是隐义。（3）象征，即以具体的形象来代替抽象的欲望。如一妇女梦见自己被马践踏，其实是代表她内心顺从了男性的要求。（4）润饰，即把梦中无条理的材料醒后加以系统化来掩盖真相等等。

这里，弗洛伊德提出了梦的心理分析的假说，分析了梦的象征性及其活动方式，指出了梦对了解神经症病因的意义，虽不是完美的，但却是有见地的。这一点，可与巴甫洛夫对梦的生理机制的分析相媲美。当然，他对梦的解释多属猜测性，既浪费时间又流于武断，易引入内省心理学的轨道。

（五）社会文化学说

社会文化学说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扩展和应用，也是弗洛伊德主义的有机构成部分。

在社会文明起源上，他主张社会契约论。认为社会的形成、文明的创造，都是人们为了克服自然状态下所固有的各种困难而自愿缔结的契约。诚然，社会文明产生的心理因素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否认它产生的物质生产根源，则必然犯唯心理论的错误。他还认为，本能与文明永远处于二律背反之中。就是说，文明的起源、发展始终是出自本能的冲动，又是对本能享乐的否定。所以文明在本质上是与本能欲望的满足相对立的。这里，弗洛伊德片面地强调了社会与人的对立的一面，没有看到社会与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统一的一面，因而他陷入了形而上学和悲观主义的境地。

在宗教的产生和功能上，他宣称宗教是人的一种“心理幻觉”，“产生于人的希望”，是“人反对现实贫困生活的一种神秘化的抗议”，“逃避苦难和追求幸福的方式”，一种“精神麻醉”的典型代表。他认为，宗教产生于原始图腾崇拜活动之中，它是人进化过程中所经历的异常心理，是一种“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属于文化神经官能症。由于他把宗教视为幼儿时期的愚笨心理的产物，因而宗教的衰亡必然同人类脱离少年期联系在一起。他相信，随着科学的发展，必然要否定宗教，使人们“从宗教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里，弗洛伊德虽然没有阐明宗教的社会本质和阶级根源，把宗教的产生心理学化是不对的，但是他对宗教起源的心理分析，指出宗教具有安慰、自我解脱和精神麻醉的功能是颇有见地的，并显露出类似无神论的思想倾向。

在文艺的本质、起源和功用上，他坚持艺术是潜意识欲望的满足、幻想的创造和性力作用的结果。他认为，艺术活动和白日梦相似，均以幻想为特征，并追溯到儿童时期富有想象力的游戏活动。但不同的是，游戏的内容儿童并不隐瞒，而作家的艺术品的真实内涵却必须以伪装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艺术是被压抑的本能欲望的宣泄，作家总要经过一番“改动”、“柔化”和“伪装”，才能以一种使人得到美的快感的形式将这一幻想予以展示。他还用力比多（或性力）的转移或升华来解释艺术创作的主要机制，并把俄狄浦斯情结（即恋母情结）视为艺术产生的根源。诚然，强调创造的想象力是艺术活动的本质特征颇有意义，但是他否认理性和社会实践活动时艺术创造的主导作用，坚持性力决定论则难以令人苟同。《蒙娜丽莎》这朵富有永恒的美的魅力的奇葩，并非是达·芬奇“恋母情结”的升华，而是植根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土壤之中。蒙娜丽莎的绚美的微笑，正是新兴资产者黎明时期对于人的尊严与美的颂歌。

在妇女观上，他坚持“阴茎妒羡论”（penis-envy）。认为男女孩均存在“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女孩无阴茎而自惭形秽，男孩诚惶诚恐而怕人阉割。他认为，女性性格上的差异，源于身体上的差异，主要由于缺乏阴茎的缘故。如女孩常自卑，好嫉妒，不知足，重情爱，较温柔，欠凶暴，易控制，讲求虚荣，缺乏正义感，社会兴趣不浓，升华能力薄弱等。弗洛伊德不仅对传统的父权制的偏见十分严重，而且还公开反对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他斥责穆勒关于妇女解放的观点为“荒谬”、“没有人性”。并声称男女平等“根本不可能”。所谓“两害相权，还是男人优越些好”。诚然，性差别及其与性格的相关的研究是必要的。但是弗洛伊德的妇女观不仅在理论上是生物学化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不良的。

在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态度上，他断言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诬称十月革命像“宗教一样残酷”。表面上似乎对马克思主义很客观，其实他做了不少歪曲。说什么马克思没有摆脱黑格尔的影响，忽视心理因素，把“经济的动机作为决定社会中人的行为的唯一动机”。进而又宣称十月革命是受“过激主义”的影响，由“过激党”所领导的“暴群”的“过激行动”。这些观点既反映了弗洛伊德立场的劣根性，又为后来形成的弗洛伊德—马克思学派（即把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化）提供了思想基础。

五、对经典弗洛伊德主义的评价

（一）主要贡献

1.打破了理性主义的传统，肯定了非理性因素在行为中的作用，开辟了潜意识心理学研究的新领域。这是弗洛伊德的一个主要历史功绩。传统心理学（除行为主义外）基本上是意识心理学。近代虽有些学者对无意识现象有过论述，但真正以潜意识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体系还唯独是弗洛伊德主义。它提出了一个长期被人们忽视的新课题——潜意识问题，这对于我们深入洞察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内涵，全面调动人的精神活动的能动性，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也具有广泛的实践意义。比如，在文艺上，运用潜意识心理描写的创作手法，可以扩大题材，更深入地刻画人的心灵，给人以感染和教育。在医疗上，在催眠或觉醒状态下采取暗示法，影响某些患者的心理和行为，尤其对癔症、酒精中毒等心理疾患具有明显疗效。在审判上，国外也有使用催眠术查案，使嫌疑犯口吐真言，帮助侦破了案情。在体育比赛上，把自我暗示和放松训练结合起来使用，对调节运动员临赛前的心理水平，保持最佳的竞技状态，极为重要。在教育上，调动人的潜意识活动的精神能动性，可大大提高教育效益。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肯定的、保加利亚心理学家洛扎诺夫创立的快速外语教学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2.把需要、动机、人格的研究提到首位，开创了动力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的新领域。传统心理学往往从外向内探索，重表轻里、重知轻情、重行轻欲，而弗洛伊德主义则是从内向外、从深层向表层研究。这样，他们就不是浅尝辄止、停留表面，而是寻根究底、追本穷源。尽管他把人的行为的内在原因归结为本能的内驱力是错误的，但反对机械的外因论和直接的线性决定论还是有意义的。当前，国外很重视对人的动机、需要的研究，重视对人格的研究，这不仅符合现代系统论的观点，而且也是心理科学深入发展的需要。

3.突出了心理治疗的价值，创立了一套治疗神经症的方法和理论，成为当代生物—心理—社会新的医学模式的先驱。弗洛伊德以前，整个精神医学被生物医学所统治着，这是机械唯物主义医学思想的反映。而弗洛伊德异军突起，提出“心理创伤”是引起神经症等心理疾患的主要原因，主张用精神分析方法来发掘病人被压抑到潜意识内的矛盾或情结以治好病人，这样他就突破了过去那种纯粹靠药物、手术与物理方法的单纯生物医学模式的束缚，开辟了一条重视心理治疗的当代医学模式的新途径。同时，还填补了世界上变态心理学的空白。至于在方法上还有不少可借鉴的东西，如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法、荣格的字词联想法、卡丁纳和埃里克森的跨文化研究法等至今仍被许多心理学家所采用。这一影响已扩展到社会学、人类学等许多学科研究领域。

因此，我们对弗洛伊德主义不应采取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该肯定的就应肯定。同时，对其错误我们也必须予以应有的批评，决不能放任自流和不顾社会效果，忘掉教育者的责任。

（二）主要局限

1.凸显非理性主义。它表现在：其一，忽视和贬低意识的地位和作用，极端夸大潜意识的意义。在潜意识问题上，我们同弗洛伊德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1）潜意识不是作为本能冲动的非条件反射的锁链，而是同意识相联系着的条件反射的现象；（2）潜意识不是同外部世界绝缘的精神实体，而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特殊的反映；（3）潜意识不是人的心理活动的核心和根本动力，而是整个心理活动的必要补充和辅助成分；（4）潜意识和意识之间不是互不相容的对抗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依存关系，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其二，忽视人的理智的价值，极力鼓吹泛性论。弗洛伊德曾断言，性欲本能“在神经的和心理的疾病成因中都起着一种不平凡的巨大作用”。这一论断的后果，正像他自白的那样，它“触犯了全世界，招惹了人们的厌恶”。

2.陷入精神决定论和形而上学的境地。弗洛伊德本来受布吕克等人机械唯物主义影响较大，坚持力、能量及其转化的观点，并力图从性力的物质根源去揭示心理能量的生理基础，但由于他漠视心理活动的客观内容和社会根源而陷入机械主义、生物主义、心理主义。他有三个著名公设：把人的东西自然化，把心理的东西生物学化，把社会的东西心理学化。因此，弗洛伊德最根本的错误在于：夸大人的自然性，贬低人的社会性。抹杀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关系在人的精神活动中的决定作用，陷入生物决定论和精神决定论的境地。就是新弗洛伊德主义者所谓强调社会因素，也不过是仅限于改善文化状况与家庭生活环境罢了，他们不是用社会历史去解释心理学，而是用心理学去说明社会历史。显然，这实质上还是掩盖当时社会基本矛盾的唯心史观的表现。另外，他承认人的心理存在矛盾、冲突，重视内心斗争，强调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等，表现了他的思想中有某些辩证法的因素；但是他把变态与常态相等同，企图用变态心理规律去说明常态心理的发展，这实质上是一种用特殊代替或否定一般的形而上学的观点。

3.具有神秘主义的色彩。由于弗洛伊德立场和世界观的局限，使他对当时社会中许多现象做了极其主观片面的分析，不仅导致他的许多错误结论，而且给他的学说蒙上了一层神秘荒诞的面纱。他把潜意识奉为“神灵”，其本事之大，远非意识、理性所能比。例如，某人潜意识地在脑海中浮现出426718这个数字，照他分析，就是某人盼望其三姐和五哥死亡，因为六个数字l～8，其中独缺3和5；又证明某人祝愿其父再生一子，因为其父已有7子，加1恰为8，如此等等。他对梦境、笔误、口误等失误行为的分析也有不少充满着神秘主义的色彩。

弗洛伊德略传

车文博　著

弗洛伊德（1885年单人像）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是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的鼻祖，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主义的缔造者。

一、家庭教养

（一）家庭生态

一个人的思想、理念、学说总是与他个人的生态息息相关。弗洛伊德在其《自传》的《补记》（1935）中曾写道：“我的生活经历和精神分析的历史，这两件事密切相关。《自传》说明了精神分析学是怎样成为我生活中的全部内容的，并且正确地表明，同我这一科学的关系比较起来，我没有什么其他更有意义的个人经历。”10事实上，弗洛伊德学说中的许多论点和论证正是以他特殊的个人生活经历，尤其是他自己的童年经验、梦的解析及其同他的母亲和父亲的关系为素材而提出来的。弗洛伊德的个人生态、家庭教养及其影响，是我们分析和理解弗洛伊德的人格及其学说的一条重要的途径。因此，把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学的思想发展历程同他的个人生活经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直接有助于我们了解弗洛伊德所处的微观环境（家庭及其人际关系）、文化氛围及其个人心理特征（如性格、气质、爱好和才能）在这一学说生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弗洛伊德在1856年5月6日出生于摩拉维亚（Moravia）的一个小镇弗莱堡（Freiberg）。11该镇在摩拉维亚的东南部靠近加里西亚（Galicia），距离维也纳大约150英里，当时属于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管辖（现为捷克的普莱波，Pribor）。摩拉维亚经济比较发达，较早走上了工业化道路，仅五千人的弗莱堡，就有几十家各种各样手工工场，它比附近的斯洛伐克先进得多。摩拉维亚民族矛盾尖锐，自从17世纪20年代丧失独立而沦为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以后，捷克这个民族的一切独特的东西被扼杀了。特别是犹太人就处在这种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最底层。

1856年5月6日，弗洛伊德出生于摩拉维亚的弗莱堡之施洛色加西街117号

弗洛伊德的家族是犹太人。他的曾祖父埃弗莱姆和祖父斯洛莫都是犹太教的拉比。12当弗洛伊德出生时，作为对他去世的祖父的纪念，他的犹太名字也叫斯洛莫。弗洛伊德在《弗洛伊德自传》中写道：“我的父母都是犹太人，而我自己至今也还是一个犹太人。我有理由相信我父亲的家族在莱茵河（科隆一带）定居已经相当长了，但是由于14、15世纪中犹太人受到迫害，他们才向东逃走，而在19世纪中，他们又从立陶宛经加里西亚迁回德属奥地利。”13应当说，犹太人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特别是在漫长的岁月中所遭受的歧视、侮辱和压迫，不仅成为弗洛伊德一生成长的精神动力，而且始终影响着弗洛伊德的生活和科学研究的道路。

弗洛伊德的父母都是传统的犹太人。父亲雅可布·弗洛伊德（Jacob Freud，1815～1896）是一个经营平平的毛织品商，母亲阿玛莉·纳丹森（Amalia Nathansohn，1838～1930）是他父亲的第三任妻子。弗洛伊德出生时，他父亲已40岁，并且已经做了祖父，而他的母亲却只有20岁。全家人口很多，除了父母外，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伊曼努尔和菲力浦，他们均已成家，又有儿女，侄儿、侄女一直成为小叔弗洛伊德童年时玩耍的伙伴。弗洛伊德母亲又生了八个孩子，他是长子，还有两个弟弟，五个妹妹（安娜、保琳、玛丽、罗萨、多尔菲）。

弗洛伊德全家摄于1876年，他中立正位，右面背对着他的是其同父异母兄弟伊曼努尔。后排左起：他的妹妹保琳、安娜；后排右起：表舅西蒙·纳森，妹妹玛丽和罗萨。中排坐者为弗洛伊德父母与妹妹多尔菲，座位上的小孩可能是弗洛伊德的小弟亚历山大，另外两个小孩不知是谁。（选自中文版《弗洛伊德文集》，2004，第2卷）

弗洛伊德的父亲雅可布曾是布拉格和维也纳在加里西亚的代理商。仅一年就销售过1300包生羊毛，经手的资本和获得的利润都很可观。刚搬到弗莱堡时，还到摩拉维亚、加里西亚和奥地利等地去买卖牛羊、牛肉、牛皮、牛脂、黄麻和蜂蜜等，生意亦不错。但19世纪50年代出现经济萧条，通货膨胀，加之弗莱堡交通又不方便，他父亲不但自己的生意很不好，难以应付所签合同的大量债务，而且还要拿出不少资金救济弗洛伊德两个哥哥经商的失败。可能这些原因，加上逃避征兵，他两个哥哥带家眷移居于英国曼彻斯特，仍然经营毛织品生意。

1859年雅可布将全家迁往莱比锡，1860年又搬到维也纳，当时弗洛伊德才4岁。因维也纳资力雄厚的商行地位牢固，他父亲缺少资金无法与之竞争，只好在羊毛和纺织行业里当个雇员，也干过许多不同的工作。当雅可布找到一个好工作时，为安娜买了一架钢琴，添置了一盏可调节的汽油灯挂在饭厅的餐桌上方，还给家人买了新衣服，照了全家合影，多给西格蒙德一些买书钱。但当父亲工作收入不多或被辞退时，弗洛伊德一家就只好生活在一个没有金钱的世界里。到弗洛伊德懂事的时候，父亲已没什么钱了。常常听到母亲阿玛莉发愁地说：“没什么可花的了。”当全家困窘时，他两个哥哥不时予以接济。全家人口多、负担重，这个家庭的大部分岁月都是在艰辛中度过的。这也是弗洛伊德终生都对金钱存在着一种焦虑感的原因。总的来说，父亲想方设法保持住了中等生活水平，月收入300～500盾，相当于120～200美金，虽然不多，也算够用。14

（二）家庭教育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教育深受社会影响，同时也影响社会。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教师，家庭教育在人的一生中起着奠基作用。父母及其他成员的思想、品行、性格、习惯潜移默化的影响，为他一生的发展奠定基础。弗洛伊德在回忆他的童年生活时经常说，他的父亲和母亲对他的思想形成和人格塑造具有极重要的影响。

1.母亲的重要影响

16岁的弗洛伊德与母亲合影

弗洛伊德的母亲聪明伶俐，阅历较广，是慈善而虔诚的犹太教徒。她在家中只讲犹太人所讲的“依他语”（一种为犹太人所使用的国际语），而不是她的老家加里西亚的“高地德语”（Hochdeutsch，原为德国南部和中部使用的德语，现为标准德语）。这一点给弗洛伊德从小就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母亲对弗洛伊德特别宠爱和关怀。他对母亲也非常依恋和尊敬。他是阿玛莉·弗洛伊德八个孩子中的老大，生来就有一头“幸运的黑发”，母亲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小黑鬼”，父母均很喜爱，并予格外照顾。他智力超常，这在其早期就有所表现。家庭尽量为其发展创造条件。妹妹的房间都用烛光照明，唯独他的卧室点的是盏汽灯。他的母亲喜好音乐，并让他8岁的妹妹去练习钢琴，虽然钢琴离卧室有一定距离，但琴声仍然打扰了他，在他的坚决要求下，终于把钢琴搬走了。因此，家里没有人受过任何音乐教育……15可见，一个10岁的孩子在母亲眼里占何等地位，他的学习又在家庭里多么受到尊重。

弗洛伊德对妹妹有时随便训斥，任意发号施令。和同父异母的哥哥菲力浦（Phillip）的关系很不好。菲力浦比弗洛伊德大20岁，比他母亲小1岁，很早离开家，不赡养父母，弗洛伊德非常讨厌他。据说，在弗洛伊德一次关键性的自我分析中，他发现自己一直相信菲力浦可能是他的生父。因此，他妒嫉他所爱的母亲和菲力浦的关系，进而由妒生恨。这个分析支持了他从许多病人身上所发现的即使小孩子，也有性生活的结论。

由于母亲对弗洛伊德深切关怀，加上母子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时间比父子长达34年之久，因而弗洛伊德和母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一生始终热爱和尊敬他的母亲。除了塔洛克（Tarok）的搭档和同事之外，弗洛伊德几乎不把空余时间给任何人，甚至包括妻子在内。但是，他每星期日早晨都去看他母亲，并请母亲去那儿用晚餐，一直到他老为止。16弗洛伊德说：“母亲只有在与儿子的关系中才获得无限的满足；总而言之，这是最完美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摆脱了所有人类关系中的矛盾心理。”17可能正是这一点，对母亲的热爱使弗洛伊德一生中从来没有指责过任何妇女背弃或欺骗了他。有的研究者指出，弗洛伊德在他的回忆中把他的母亲过于理想化的倾向，正是他以后提出俄狄浦斯情结这一基本发现的基础，也是弗洛伊德人格结构形成的动力。18母亲特别宠爱、赞赏、期望弗洛伊德，对他的自信、乐观性格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弗洛伊德小的时候，他的母亲经常说，弗洛伊德将会成为一个“大人物”。弗洛伊德对事业的强烈自信心和乐观精神，正是以他母亲的爱为保障的。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确地说过：“一个无可置疑地深受母亲宠爱的人会终身保持胜利者的感觉，保持经常导致真正成功的信念。”19

2.父亲的特殊影响

8岁的弗洛伊德与父亲合影

与慈祥的母亲相比，弗洛伊德的父亲是一位十分严厉的人。据钢琴教师莫利兹·罗森塔尔说，有一次弗洛伊德与他父亲在街上争论。他父亲对他说：“怎么？你跟父亲对立？我的西格蒙德的小蹄子虽然比我的脑袋更机智，但你休想有胆量同我对立。”当弗洛伊德七八岁的时候，他在房里撒尿（后来荣格说，弗洛伊德一直到成年还患有遗尿症），为此他的父亲斥责和叹息道：“这孩子一点也没出息！”这对弗洛伊德精神上是一次打击。他后来说：“这肯定是对我的抱负的极大打击；所以关于当时的情景的幻影，后来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我的梦里，而且在梦中，它们始终都同我的累累的成果联系在一起，好像我想说：‘你看，我已经做出了成果！’”

诚然，温暖、热情的母亲对弗洛伊德的影响更为久远。但是，严厉的父亲对弗洛伊德的影响也相当深刻。

弗洛伊德深受父亲自信、乐观、坚强性格的影响。雅可布·弗洛伊德总是好心地看待别人和周围的事物。他虽然是商人，但为人诚实、单纯、心地善良、助人为乐。据说，弗洛伊德有一次讲到他父亲的为人时说，父亲像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米考伯（Micawber）那样，是一个乐天派，他“始终充满着希望地期待着未来”。

特别是父亲那种突出的单纯的性格特征对弗洛伊德的影响极大。弗洛伊德讨厌那些使生活变得复杂化的因素，他本人在日常生活细节上极为简单，比方说，他一共只有三套衣服、三双鞋子、三套内衣，就是外出度假的时候，他的行李也往往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程度。不仅如此，父亲那种突出的单纯的性格，对弗洛伊德的研究工作和思维方式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弗洛伊德看来，大千世界的各种事物都是由最简单的元素组成的，而且即使是它们的那些在表面看来极其复杂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也必然遵循着一条极其简单的规律，弗洛伊德把极其复杂的精神现象分析成最单纯的“潜意识”和“性本能”，就是他把复杂的现象还原为简单的因素，确定一个简明的基本结构的明证。弗洛伊德的这种性格，在他漫长的人生中，由一种单纯的生活习惯而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思想方法和世界观。弗洛伊德的朋友琼斯（Ernest Jones，1879～1958）也多次说：“弗洛伊德之喜欢单纯和厌恶烦琐，同他性格中的其他两个特质有极密切的关系：他厌恶形式化和对限制的不耐烦。他对形式化的厌恶，有一部分可归因于生长的贫贱环境，使他少有进行社交来往的机会。……弗洛伊德对于复杂的保障性措施最为讨厌。他认为，假如两个人真的互相信赖，这些保障性措施就是多余的，但是假如他们不能彼此信赖，就是有这些繁文缛节的保障，也无济于事……”20

3.父母的共同影响

父母对弗洛伊德的一个共同的影响，就是从小注意培养他形成犹太人那种自强不息、反抗到底的民族性格。

弗洛伊德家族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犹太人和日耳曼人杂居的社会里，其中罗马天主教徒占绝大多数，新教徒和犹太人则占极少数。这样，在弗洛伊德的身上，既反映了犹太人和日耳曼人在多年的文化交流中所积累的那些复杂的历史经验，又凸显了犹太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影响。

10岁以前，弗洛伊德是在家里接受教育的。在这个阶段，除了婴儿期由他母亲承担养育外，整个童年期主要由他父亲负责。他的祖辈没有受过什么专门教育，他的父亲也没有受过什么高深教育，但雅可布却用了不少时间研究过犹太教法典《塔尔姆特》。因此，他父亲传授给弗洛伊德的知识主要来自犹太教法典和日常生活经验。

有一次，弗洛伊德回忆了他少年时代对排犹分子的仇恨和反抗精神。他说，大约是在我10岁或12岁的时候，我爸爸带我去散步，并在闲谈中对我表示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他对我讲了一件事情，借此表明现在比他曾经经历过的那个时代好多了。他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星期六，我在你的出生地的大街上散步；我穿得很讲究，头上还戴一顶新的皮帽。一位基督徒走到我眼前，并打了我一顿，把我的帽子打在地上。他喊道：‘犹太鬼！滚出人行道！’”我听后，问道：“你当时怎么办？”他静静地回答说：“我走到马路上，并捡起我的帽子。”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没想到这位高大而健壮的、领着小孩子的男人，竟做出这样毫无骨气的行为。我把这种状况同很合我口味的另一件事加以对照——那就是汉尼拔（Hannibal）的父亲在祭坛前让他的儿子发誓要对罗马人复仇的动人场面。自那以后，汉尼拔（古代迦太基名将）……在我的幻想中占领了一个应有的位置。21

由此，滋长了弗洛伊德奋发图强的决心和他父亲所没有的反抗斗争的精神。作为一个犹太人，弗洛伊德经常这样提醒自己：“我经常地感受到自己已经继承了我们的先辈为保卫他们的神殿所具备的那种藐视一切的全部激情；因而，我可以为历史上的那个伟大时刻而甘心情愿地献出我的一生。”22弗洛伊德从小就敬仰古代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和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因为正是这两位英雄率领着强大的军队，翻过阿尔卑斯山，打败了歧视和压迫犹太人的“神圣罗马帝国”和天主教会。可见，犹太人的语言、文化、宗教、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等，尤其是定居于欧洲各地的犹太人长期所遭受的歧视和侮辱，在弗洛伊德的幼小的心灵中早已埋下了不甘屈服、奋发图强的种子，激励着他立志进取和百折不挠地从事关于人类精神分析活动的事业。当然，弗洛伊德成为著名人物的重要因素，与其说是犹太人的血统，不如说是犹太人从所遭受的压迫中塑造出来的坚强的民族性格。

在弗洛伊德童年期的家庭教育中，宗教知识教育占有重要地位。弗洛伊德的父母均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他父亲给弗洛伊德的教育也多半是与犹太教有关的历史、地理和其他知识，要求弗洛伊德从小就忠实于本民族的宗教教规，并以《圣经》的精神鼓舞着他不断上进。

1891年弗洛伊德的父亲送给他一本《圣经》，在上面有一段用希伯来文写的赠言：

亲爱的儿子：

上帝的精神开始引导你从事学业的时候，是在你7岁那年。我曾经以上帝的精神对你说：“看我的书吧！这本书将为你打开知识和智慧的源泉。”这是万书之本；这是有识之士掘出的“智慧之源”。正是从这里，立法者们引出了他们的知识之流。

你已经在这本书中看出全能者的先见之明，你已经甘心情愿地聆听了它，你已经照此去做，并已经在圣灵的鼓舞下努力高飞。自那以后，我一直保留着这一本《圣经》。如今，当你35岁寿辰的时候，我把它从它的储藏处中取出，并把它赠送给你，作为你的老父对你的爱的标志。

诚然，弗洛伊德从小就对《圣经》很熟悉，但他却有自己的理解。他从《圣经》上所获得的东西，与其说是宗教信仰，不如说是有关伦理的知识和古典历史的知识。事实上，在弗洛伊德后来的成长中，他始终对宗教持否定的态度，具有明显的无神论倾向。他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精神现象也是人体神经系统极其复杂的功能，决不能用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来解释，只能通过决定论的观点来说明。由于弗洛伊德“在整个一生中曾不断地申述自己对古犹太教的文化和宗教传统的亲近感；但同时又强调和肯定自己的无神论观点”，“这种对宗教意识形态的两重态度，既给予弗洛伊德本人的理论探索，也给予精神分析运动的演化以深刻的影响。”23因此，这种矛盾的态度，我们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到，即他一方面表现出无神论思想，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弗洛伊德主观臆测的神秘主义倾向。

二、学习生活

（一）中学学习生活

学校是专门传授知识和培养人的教育场所，它对人的发展和职业定向具有主导作用。

弗洛伊德的中学和大学学习生活都是在维也纳度过的。当时，正处于维也纳的“文艺复兴”时期，无论在音乐、文学、哲学、数学和经济学等方面，维也纳都取得了闻名世界的成就。具有光荣而悠久的文化传统的维也纳，不仅为弗洛伊德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而且还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构建的天然摇篮。

1865年，弗洛伊德9岁时，由于他智力超常和努力自修，比一般人早一年并以优秀成绩考入了文理中学（亦译完全中学，Gymnasium）。这种学校和一般中学不同，它是8年一贯制（后增至10年），除了学习中学的全部课程外，还学习大学预科的基本知识，毕业考试合格者才有资格进大学，故此类中学成为学生升大学的唯一阶梯。

弗洛伊德是一个才华出众的学生，正像他在《自传》中写道，“我连续七年名列前茅，所以享受了许多特权，得以保送到大学里就读。”24

在中学时期，弗洛伊德就勤奋好学，求知欲强，兴趣广泛。他不仅努力学好各门功课，而且还喜欢看课外读物，包括历史、文学、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书籍。

弗洛伊德非常重视语言的学习，并且也有学习语言的天分。他除了很熟悉自己祖先的语言希伯来语外，还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并能够十分流利地朗读英文和法文，又自学了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他特别喜欢英语，他对他的朋友琼斯说，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他所读的书几乎全是英文的。熟悉和掌握七种语言，为弗洛伊德扩大视野和吸收知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弗洛伊德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他喜爱希腊神话故事，阅读过许多作家的作品，特别推崇莎士比亚（W.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和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的作品。他从8岁就开始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晚年终于看完了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每当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时，他总要摘录一些最精彩的部分，并能熟练地背诵。他非常敬仰莎士比亚对人生的理解，认为他表达的极为精确和深刻。弗洛伊德还以极大的兴趣阅读歌德的《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作品，非常喜欢和熟悉歌德的诗、小说和戏剧。歌德的作品对弗洛伊德的治学、为人和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深远的影响。弗洛伊德经常大声朗诵歌德的这首诗：

“我在遥远的地方，

我在凝视近旁，

上看月和天星，

下见林木糜羊。

万象在我四周，

美饰庄严悠久，

我心爱此庄严，

我心爱我身手。

福哉我呼我眼，

凡汝之所曾见，

毕竟无物不美，

不问上天人间。”

歌德的动人诗句激励着弗洛伊德探索自然奥秘的精神。

“怯懦的思想，

顾虑重重的动摇，

女人气的踌躇，

忧心忡忡的抱怨，

都不能扭转苦难，

不能使你自由。

对一切的强力，

自己要坚持反抗；

永远不屈服，

表示出坚强，

呼唤过来，

群神的臂膀！”

这是弗洛伊德经常朗诵的励志诗歌。

弗洛伊德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也日益浓厚。他11岁时，因学习成绩优异，学校曾奖给他一本名为《动物生命史》的书，该书诱发了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他非常喜欢鉴赏风景，擅长寻幽探胜，爱与大自然接触，郊游散步，采集标本，当他读了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的进化论后，对了解生命发生的科学兴趣又有了增强。

弗洛伊德的志趣是多方面的。从童年时期开始，就有立志做一个伟大人物的抱负。他喜欢军事，曾经幻想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将军，并给比他小10岁的弟弟取名亚历山大（Alexandre），希望他也成为一位见义勇为的英雄。在普法战争期间，他对这场战争兴趣很浓，时刻注视着战争的进展，甚至在他的书桌上摆着一张关于战争情况的地图，并激动地向别人介绍战争的发展，说明各个战役在整个战争中的意义。

弗洛伊德学习成绩优异的归因，除了天资聪颖、勤奋进取、志趣广博之外，还同他刻苦钻研的精神密切相关。弗洛伊德从小就喜欢孜孜不倦地读书，把读书看作是一种乐趣，而不是一种负担，并对书中的内容能够独立思考。比如，他从来不满足于课文的简单内容，总是愿意以课文作线索，更深入和更全面地研究与此有关的问题。他从不满足于教师所留的作业，经常喜欢做更多的练习，特别愿意解析难题，善于从那些好像没有解决希望的难题中发现突破口，并能按着问题本身固有的逻辑使难题迎刃而解。同时，他还很愿意和同学们讨论问题，探索书中的真理，有时还为此发生激烈的争论。显然，这种刻苦钻研、独立思考、开拓进取的精神是弗洛伊德学习优异的内在动力。

（二）大学学习生活

1872年9月，弗洛伊德又经历了一年的苦读后，准备考大学。在职业的选择上，弗洛伊德的父亲坚持要根据他儿子的个人志愿来决定。起初，弗洛伊德因为在学校里和一位有志成为著名政治家的高年级同学有交往，于是选择了法律系。他认为，法学能开辟通往政界的大门，有可能成为犹太人发挥影响的少数领域之一。但是，由于当时最热门的达尔文进化论激起了弗洛伊德进一步探索人类自身的兴趣和志向，加上，在中学毕业前夕，他聆听了卡尔·布鲁尔（Carl Brühl）教授朗诵大自然的优美散文之后，又改变初衷，转向自然科学，决定学医，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1873年秋，弗洛伊德17岁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进维也纳大学医学院。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维也纳正处于文化发展的鼎盛期。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汇集了欧洲学术界的名流，古老的维也纳大学也成了闻名欧洲的高等学府。父亲为了奖励他，答应他去英国旅游一次。两年后，19岁时弗洛伊德终于踏上自幼就甚为向往的自由之邦。

入学不久，弗洛伊德就遭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挫折。它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他亲自感受到因自己出身于犹太人而遭到的歧视。他在《弗洛伊德自传》中写道：“我发现别人指望我该自认为低人一等，是个外人，因为我是犹太人。我绝对不承认我是劣等人，我一直不懂为什么我一定要为我的血统，或者如人们那时开始说的‘种族’而感到耻辱。”25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觉得除了愤怒之外，只有不断奋斗才能在社会的某个角落里寻得一块立身之地。这样，就使弗洛伊德“年纪轻轻便已处于反对派的地位，尝到了被‘紧密团结的大多数’压制的命运。”26这为他以后的独立判断的形成多少打下了一些基础。其二，他发现自己的天资和才能都很有限，必须改变原先求知心切，同时涉足多门学科的情况。弗洛伊德开始理解了《浮士德》中的魔鬼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告诫之真谛：“你枉然四下漫游求学，每人只学得到他学会的一点点……”27

弗洛伊德对于学医本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受一种好奇心所驱使，而这种好奇心更多的是对人类的关心，而不是对于其他自然事物。”28正是因为他并非真愿行医，上大学后不久他就把注意力集中到生物学、解剖学等方面。他热心地学习动物学家克劳斯（Karl Krauss）讲授的动物学、生物学与达尔文主义等课程，认真地聆听著名生理学家布吕克（Ernst Wihelm von Brücke，1891～1892）讲授的生理学（包括语态和语言生理学）。此外，还连续三年听了哲学家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1838～1917）的哲学课。

在大学期间，弗洛伊德进一步发扬了中学时良好的学风，坚持决不盲从、勇于独创的治学精神，甚至对于有名的学者也始终保持既尊敬又敢于独立思考的态度。弗洛伊德对书上和老师的观点总是首先加以理解，然后深入地进行具有创新性的思考，当他没有弄懂某个观点之前，他从来不轻易地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

弗洛伊德在大学时就积极地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并取得可喜的科研成果。当他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参加了一系列的基础研究活动。根据克劳斯教授的提议，每年要从维也纳大学选派一些优秀生到里雅斯特（Trieste）实验站。弗洛伊德在那里做了实验研究后，第一次发表了关于鳗鱼的雄性器官根本无法辨认，但在交配之前它们就出海了，所以，没有一个人见过一条成熟的公鳗，也没有一个人见过鳗鱼的睾丸。弗洛伊德解剖了四百多条鳗鱼，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一种小叶状的性腺结构。他认为这就是鳗鱼未成熟的睾丸。虽然这一发现尚待进一步确证，但它毕竟在解决鳗鱼性腺结构的路上迈进了一大步。因此，克劳斯在科学院一次会议上宣读了弗洛伊德的论文，后来又在该院学报上予以发表。弗洛伊德对自己第一次进行科学研究所获的成果，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喜悦。

布吕克是弗洛伊德在大学学习和科学研究方面一位影响最大的导师。须知，布吕克和他的一些朋友，如德国著名生理学家赫尔姆霍茨（Hermann von Helmholtz，1821～1894）、杜·博瓦-雷蒙（Du Bois-Reymond，1818～1896）的弟子，他们反对生机论29，共同奠定了生理学中的唯物—实证运动。30从1874年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开始，弗洛伊德就连续几年跟布吕克学习生理学。到1876年时，弗洛伊德开始进入布吕克教授领导的生理研究室，先做研究生，后任演示实验员。他埋头从事实验研究工作，人们一般都认为他已被确定将替补空缺的助手职位。这在弗洛伊德科学生涯中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他在维也纳大学将近八年的学习生活中（只有短暂的几次间断），有六年左右时间（1876～1882）是在布吕克教授直接指导下致力于神经生理学的研究。可见，弗洛伊德的科学事业是从研究一般动物的生理机能和神经系统开始的。所以，他对人的精神活动的深刻分析是有其牢固的科学研究基础的。应强调指出，这位比弗洛伊德年长近40岁的布吕克教授，对“绝对聪明的学生——弗洛伊德的指导、关照和帮助是多方面的、极为重要的。”可以说，布吕克是“弗洛伊德在科学上的师长和生活中的慈父”。弗洛伊德后来讲，布吕克“在我一生中的重要程度胜过任何人”。31

在此期间，弗洛伊德除认识了奥地利生理学家、内科医生布洛伊尔（Josef Breuer，1842～1925）以外，还结识了该室中的西格蒙德·埃克斯纳（Sigmund Exner，1846～1926）、弗莱施尔·马克索（Ernst von Fleishl-Marxow，1840～1891）。虽然都只比他大十来岁，但这两位青年学者既是布吕克的得力助手，也是弗洛伊德最好的同事和亲密的朋友。弗洛伊德曾写道：“在布吕克的生理实验室里，我才找到了归宿和充分的满足，同时也找到了我所尊敬而奉为楷模的人。”32

在布吕克的指导下，弗洛伊德几年就完成了四项具有独创性的研究，并发表了关于这些研究的论文。1878年，弗洛伊德22岁时，发表了八目鳗（亦译“七鳃鳗”）（lampetra japonica）脊髓神经节细胞发生的论文。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鱼类的脊髓神经节是双极的（具有两个突起部），而高等动物的脊髓神经节是单极的。现在，弗洛伊德通过科学观察，成功地推翻了这个错误的结论。他认为，八目鳗的神经细胞表明从单极到双极（包括T型鳃动物的双击细胞在内）细胞的整个过渡过程。

继而，弗洛伊德又发表了关于蝲蛄（cambaroides）的神经细胞的论文。当时，他采用显微镜直接观察活组织的先进技术，得出结论说“神经纤维轴柱体的结构也是无例外地由原纤维构成的”。33这样，弗洛伊德就成了现代神经元学说的开拓者之一。

接着，1882年他又发表了《蝲蛄神经纤维及神经细胞的结构》、《神经系统的基本结构》等学术论文。后者是一项重大的研究成果，它首次论证了神经元是神经系统的基本单位，也是神经纤维的基本结构。

因应征入伍一年，参加工作和对医学课程学习的放松等缘故，1881年弗洛伊德25岁时，比其他同学迟三年参加医学院的毕业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三、波折爱情

（一）恋爱

爱情是男女之间以性爱为自然基础、以共同的价值观为指导所萌发的一种极其复杂和丰富的情感。爱情不仅是一个人身心走向成熟的标志，而且也是一个人的精神面貌、人格和品质考验的尺度。积极的爱情，可以使人充满创造力和富于牺牲的精神，去战胜命运带来的灾难，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消极的爱情，则可以使人的精力衰退，情绪低沉，甚至对生活失去信心，造成人间的悲剧。因此，爱情对人的命运往往具有不可思议的影响。

通常，有些人把弗洛伊德误认为是个“一心要败坏公众道德的淫棍”，并力图寻找他乱搞男女关系的罗曼蒂克史。

诚然，弗洛伊德爱情萌发在1872年。在他16岁时，父母送他回访了自己的出生地弗莱堡。那时，他见到了从小在一起玩耍的古夏拉（Gisela）。古夏拉的父亲和弗洛伊德的父亲一样，都是毛织品商人，两家又是世交。古夏拉比弗洛伊德小1岁，当时是15岁。当弗洛伊德见到古夏拉时，他满脸通红，心扑扑直跳，即或两人在树林中散步，他也未说出一句表示爱的话。而在古夏拉离开弗洛伊德以后，他却陷入爱情的遐想之中。他幻想着自己的家如不离开弗莱堡的话，就会同她结婚而共享美妙的生活。这些想法虽持续一段时间，但弗洛伊德并没有告诉古夏拉。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消失了。显然，这种幻想与其说是弗洛伊德初恋的表现，倒不如说是他性思慕的反映。

近来，有的西方学者猜测弗洛伊德同妇女的关系也存在一些秘密，尤其是弗洛伊德同玛莎未婚的妹妹明娜（Minna）的关系似乎疑点更大。34原因是，明娜未婚夫病故后，从1896年至1941年她去世，一直住在弗洛伊德的家里。明娜是一个机灵、风趣而又开朗的女性，还有一张利嘴，常常惹得全家大笑。明娜和弗洛伊德的关系密切，他出外旅游时，常常带着明娜和孩子，而玛莎却留在家里。荣格对这一点也有过暗示，但至今仍无可靠的材料予以证实。

同弗洛伊德对待科学的态度一样，在恋爱和婚姻问题上，他是严肃而认真的。当然，这不是说他是无情的。

从表面上看，弗洛伊德是一位“冷血天才”，其实他比艺术家更加浪漫。他的爱情炽烈而曲折，家庭美满而幸福。

绰号“书蛀虫”的弗洛伊德，平常对妹妹的女伴连看都不看一眼，每天回家就钻进书房了。1882年4月的一个晚上，他回到家里，突然看见一位身材苗条、举止文雅的姑娘和家人聊天。弗洛伊德一见钟情，一反常态，居然也加入了他们谈话的行列，似乎是上天特意为这个天才安排了一个“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据说，他当时被她削苹果的手吸引住了，使他情不自禁地坐在旁边。这位姑娘就是玛莎·伯奈斯（Martha Bernays，1861～1950），当时只有21岁，比弗洛伊德小5岁。玛莎出身于显赫的犹太世家，祖父伊萨克·伯奈斯（Isaac Bernays）是驻汉堡的犹太正教领袖，诗人海涅称他是“富有高度智慧的人”。她的大伯父迈克尔（Michael）是慕尼黑大学德文教授；二伯父雅可布（Jacob）在海德堡大学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但却拒绝获取教授职位；她父亲伯曼（Berman）则一生从商，但对犹太教非常虔诚，而且很有学问，曾做过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斯泰因（Lorenz von Stein）的秘书。1879年12月9日因心脏病猝死于街上。玛莎的哥哥艾力（Eli）又继任其秘书职位好几年。

在四年零三个月的漫长恋爱期间，他们整整分离了三年。弗洛伊德的狂热、固执和深厚的浪漫色彩，实在难以与他冷静的外表相吻合。他们几乎每天都相互写信，甚至一天写上两三封信，每封信短至四页长至二十二页，弗洛伊德总共给玛莎写了九百多封情书，他把玛莎比喻成“一位嘴唇能降下玫瑰和珍珠的公主”。

1884年的玛莎

诚然，玛莎的美貌和身段所表现出来的甜蜜、温柔和智慧，确实是令人陶醉的。但是弗洛伊德对于形式上的美，总是不太在意。实际上，与外在的美相比较，弗洛伊德更珍重玛莎内在的美。他在给玛莎的信中写道：“不要忘记，‘美丽’只能维持几年，而我们却得一生生活在一起；一旦青春的艳彩成为过去，则唯一美的东西，就在于内心所表现出来的善良和了解上。这正是你胜过别人的地方。”35弗洛伊德同玛莎的爱情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弗洛伊德是一位头发浓黑、眼睛黑亮、神情自信、富于思想的美男子。尽管两个家庭无法相比，但玛莎却真心实意地爱上了他。在这方面，玛莎有着一般女人所具有的那种渴望被爱的天性，同时又能深信自己已经获得了所想要的一切。

与此相反，弗洛伊德不但和一般男人不一样，总是希望得到更多更深的爱，而且对于自己是否已经获得所要的东西，常常感到不安和忧虑。在工作方面，弗洛伊德显得十分自信，而在自己的爱情方面却表现出缺乏自信。

特别是玛莎的爱慕者和朋友很多，其中有商人雨果·卡地希（Hugo Kadisch），画家弗瑞兹·华尔，作曲家马克斯·梅尔（Max Mayer），弗洛伊德的密友、艺术家弗利斯等。面对这种情况，弗洛伊德和玛莎的爱情在炽热中也是充满曲折的。由于弗洛伊德心胸过于狭窄、强烈的占有欲和性爱的排他性等，他总是担心心爱的人被别人夺走，为玛莎常常妒火中烧，品味了热恋中的酸甜苦辣。这样，就使弗洛伊德不时陷入自寻烦恼、自我折磨的痛苦之中。他曾说过：“我想艺术家和那些奉献于科学工作的人们之间，普遍地都存有一种敌意。大家知道，艺术家们拥有一把开启女人心房的万能钥匙，而我们这些搞科学的人，无助地面对那把设计出奇的锁，只好先折磨自己，以发现一把适当的钥匙。”36弗洛伊德热切地渴望玛莎能经常向自己提出“保证”，甚至采取一些不近人情的“考验”方式来对待玛莎。在给玛莎的信中，弗洛伊德写道：“从现在开始，你仅仅是你的家庭中的一个客人。我不会把你留给任何人……如果你不能给我以足够的喜欢，为我放弃你的家庭，那么你就会失去我，并毁掉你的生活……我的确具有一种专横的癖性。”37

弗洛伊德与玛莎摄于结婚前夕

由于弗洛伊德对玛莎的深厚感情，加上他的猜疑、嫉妒完全缺乏事实根据，这样其结果总是以弗洛伊德的让步、玛莎的胜利而告终。但是，经过一番痛苦的折磨以后，理智上更清醒了一些，他不但改变那种书呆子气的不切实际的要求，反而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了解和感情。

（二）结婚

1882年6月17日，弗洛伊德和玛莎相识两个月后，两人就私下秘密订了婚。玛莎送给西格（第一次用的爱称）一只嵌着珍珠的金戒指（这是她爸爸送给妈妈的礼物，妈妈又把它送给了玛莎），而弗洛伊德直到1883年12月才送给玛蒂（玛莎的爱称）一个平常的、镶着石榴石的戒指，作为订婚的礼物。

在订婚后三年时，弗洛伊德告诉玛莎，他现在远比三年前更加爱她。弗洛伊德承认，三年前他所爱的只是玛莎的形象，而今天所爱的则是她的人格。弗洛伊德说：“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对你的爱，还掺杂了许多痛苦，后来我对你的忠诚情谊有了极愉快的信心，现在，我则以一种销魂的热情爱着你，这种激情是唯一留下来的感受，而且是远超过我所期望的。”38

同玛莎订婚到结婚之间，弗洛伊德还面临着玛莎的母亲和哥哥艾力的反对、阻拦，对此，弗洛伊德既苦恼又烦躁，他经常火冒三丈，甚至指责玛莎的软弱，给她下“哀的美敦书”。尽管玛莎感到十分委屈，但由于她的机智、圆巧和坚定，都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弗洛伊德和玛莎的婚姻总体是幸福的，但和常人一样，也有矛盾和波折，他曾这样描述婚姻中的情境：

最智慧的疯狂，

吵吵闹闹的相爱，

亲亲热热的怨恨。

整齐的混乱，

光明的烟雾，

寒冷的火焰，

永远觉醒的睡眠。

沁舌的甜蜜，

有相辅相成的苦乐交融。

有从极乐巅峰降到丧失的深渊，

也有从冰点的山谷飘荡到虚幻的太空，

各种喜怒哀乐表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怎样，他们的爱情始终贯穿着一个主调，这就是双方之间的真挚感情。

由于没有钱，四处也借不到足够的钱，婚礼被迫延期了好几次。直到1886年9月10日，弗洛伊德30岁，玛莎25岁时，他们才结婚。当天，弗洛伊德颇有风趣地说：“这样揭开我们之间30年的战争。”然而，在婚后53年的生活岁月中，他们“战争的唯一痕迹”则是如蘑菇应不应该连柄一起烹饪之类而已，甚至在婚前开玩笑一星期要吵一次的诺言，也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不过，婚后弗洛伊德对玛莎的态度还是有明显的不同。

结婚时，家庭主要是靠玛莎的舅舅、姨妈、叔叔、姑姑们馈赠的2000美元建立的。婚后头几个月，弗洛伊德月收入只能得到约45美元，而家里一个月的生活费却要120美元。当时经常借债，玛莎的妹妹明娜给予帮助，甚至还典当过哥哥伊曼努尔送给弗洛伊德的金表。

弗洛伊德夫妇有三个男孩、三个女孩：

大儿子琼·马丁（Joan Martin），1889年生，其名是为纪念在法国深造时的导师让·马丁·沙可（Jean Martin Charcot，1825～1893）而取的。他后来成为银行家，家里后来经济情况好转时专为父亲理财，弗洛伊德也把全责交给他。1931年秋任精神分析出版社经理。

二儿子奥里弗（Oliver），1891年生，其名是为纪念英国近代革命家奥里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而取的。他有过人的天分和渊博的学识；个性很好，但患神经症（neurosis）。弗洛伊德的疼爱溢于言表，心理负担亦很重。纳粹上台后，他移居法国。

小儿子厄恩斯特（Ernst），1892年生，其名是为纪念弗洛伊德的恩师厄恩斯特·布吕克教授而取的。1916年10月曾到意大利前线服兵役。1919年随同父亲参加了第5次国际精神分析学大会，后因纳粹统治移居英国。

大女儿玛蒂尔德（Mathilde），1887年生，其名是为纪念弗洛伊德的好友玛蒂尔德·布洛伊尔而取的，作为长女，她的诞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多的欢乐。

二女儿苏菲（Sophie），1893年生，1920年去世。弗洛伊德认为“残酷的命运夺走了我们热爱的苏菲”。

小女儿安娜（Anna，1895～1982），她是弗洛伊德最宠爱的女儿，同时兼父亲的秘书、知己、代表、同事与护士长多重角色。她照顾晚年生病的父亲达16年之久，直到去世。安娜后来在伦敦继承了父业，成为国际知名的精神分析学家。获美国克拉克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等多所院校名誉博士学位，并授予大英帝国骑士爵位。

弗洛伊德一家不仅夫妻之间而且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甚好。尽管弗洛伊德一生内忧外患、十分坎坷，但玛莎竭尽全力为其排忧解难，让他生活得舒适愉快。玛莎既是一个贤妻良母，又是一个令人钦佩的管家。“她永远把丈夫的舒适和方便列为第一要义”。弗洛伊德既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慈父，又是一个溺爱孩子的爸爸。弗洛伊德经常说：“人生有三件事不能打经济算盘，那就是：健康、教育和旅行。”39教育孩子自立、自重、自爱、自由，家庭充满友善、和谐、欢笑的气氛。弗洛伊德经常在星期日带孩子们去野游、采集和钓鱼。每当孩子们患病的时候，他总是心焦如焚。他大女儿五六岁的时候，差一点死于白喉。在情势危机的时候，心乱如麻的弗洛伊德问她最喜欢什么东西，他得到的回答是“草莓”。那时草莓已过了季节，但在一家有名的商店里，还可以买到。弗洛伊德不顾一切地去采购到手。就在她要吞第一个草莓的时候，引起了一阵咳嗽，把梗在喉头的那些白喉假膜吐了出来。第二天起，她的病就日渐好转。人家都说，一个草莓和一个爱子心切的父亲救了她的小生命。不管他的儿子还是女儿，他们后来的发展，都很令人满意。

弗洛伊德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很快就生活在日益安详自在的环境之中。每当我们听到孩子的笑声，我们就认为那是我们所遇到的最美好的事物的象征。”40

随着弗洛伊德事业日益取得成就，六个孩子的成长，不仅整个家庭更加美满幸福，而且事业前景也更加广阔美好。

四、医师生涯

（一）从事临床实践

1881年，25岁时，弗洛伊德自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毕业后，留在布吕克生理学研究室工作。从1881年5月到1882年7月，在这15个月期间，弗洛伊德已不再兼顾听课，而是全副精力地投入到神经生理学与神经解剖学的研究工作，他顺利地完成了研究项目和大学助教的职务。

尽管弗洛伊德有了工资，但他的收入仍然很微薄，每月只能得到40美元的收入，父亲已67岁，家里又有七个孩子需要抚养，订婚已多年，还借债近580美元，故弗洛伊德难以承担赡养父母弟妹的重担，也难以为结婚准备必要的资金。由于这种日渐困窘的经济状况，婚姻与家庭负担的压力，以及布吕克教授的劝导，使弗洛伊德在人生道路上开始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即从基础理论研究转向临床医疗工作。

正像弗洛伊德在《自传》中所写道的：“1882年对我来说是个转折点，那一年尊师布吕克见我经济上有困难，认为我父亲的想法虽高尚但却毫无远见，他极力劝我放弃理论研究工作。我听从了他的劝告，离开了生理实验室，来到维也纳综合医院当了一名临床助理医师。”41

这一职业上的转变，使弗洛伊德失去了三次成名的机会42：一是创立神经元学说，正如前述，他在布吕克教授的指导下，对神经元的研究已取得了开拓性的成果。二是神经生理学家和神经病理学家，他已有了良好的开端，如不改变职业的选择，肯定会成为著名神经生理学家和神经病理学家。三是可卡因麻醉剂的发现者，他参考许多文献，以自己为被试，发现可卡因（旧称古柯碱，cocaine）具有增强耐力、提高心理素质等作用。经过数十次试验后，他把结果告诉了挚友布洛伊尔，除在自己心情烦闷时服用少量可卡因外，还给他的妹妹、玛莎及一些朋友寄过可卡因。但因看望分别已有两年的未婚妻而匆忙中断了对可卡因的研究。他的同事柯勒（Carl Kohler）无意中听到了弗洛伊德有关这种药物的谈话以后，在动物眼睛上做了决定性的实验，并在海德堡眼科学学会上做了演示。由此，柯勒当然地被认为是可卡因局部麻醉的发现者。不过，1884年弗洛伊德曾发表一篇16页长的《论可卡因》的论文，论述可卡因的效用。“这篇文章被认为应该部分地为可卡因在欧洲和美洲的流行负责。”43

但是，历史表明，弗洛伊德的这一转业，其后果远远未被其本人及其老师所料到。除了经济收入上有了明显的改善之外，主要是走上了一条把所学得的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结合起来的正确道路，为他后来创建精神分析学打下了不可缺少的基础。

维也纳综合医院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医院和研究中心之一。这里的教授也跻身于奥匈帝国最受尊敬的名人之列，各实验成果也给医院带来显赫的名声。综合医院位于十几座四边形大楼，共有20个科、14个研究室和门诊部，医生们有一个阅览室，病人有一个图书馆，全院共有2000张病床，每年接纳25000名病人。

从1882年至1885年，在维也纳综合医院工作期间，弗洛伊德先后担任外科、内科、精神科、皮肤科、耳鼻咽喉科、神经科、眼科和小儿科等8个科的医师。

1882年7月31日，弗洛伊德正式到维也纳综合医院工作。首先任外科临床助手（Aspirant）。每天在病房工作时间是早上8至10时，下午4至6时，晚上22时至半夜自己看书。病人临床报告必须记得十分详细。他没有资格主刀，只是做些助手工作，如清洗伤口、上钳子、缠缠绷带等等。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弗洛伊德参加了外科主任比罗特（Billroth）教授关于十二指肠、胃、唇裂、乳房瘤等方面的手术，并聆听了多次比罗特教授的讲课。比罗特认为，“失败应当承认，要立即公开承认，决不能掩饰我们的错误。了解一个失败的病例比了解十几个手术的成功还要重要。”对这一点，弗洛伊德的感受颇深，作为一个好医生，不仅要有良好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德。他还发现，比罗特爱好音乐，德国著名钢琴家、作曲家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1833～1897）是他的亲密朋友，并且勃拉姆斯的许多作品首先是他在比罗特家里亲自弹奏的。可以说，“比罗特与布吕克教授很相似：一半是科学家，一半是艺术家”。44

1882年10月至1883年5月，在西奥多·梅纳特（Theodor Meynert，1833～1892）的推荐下，任著名内科医生诺斯纳格（Hermann Nothnagel，1841～1905）诊疗所的内科住院医生。该所系维也纳综合医院的分院，诺斯纳格聘为大学的医科临床主任，不像布吕克教授那样只当研究所所长，他可以同时行医。在六个多月的临床实习工作中，他经常随同教授、资深医生、助手、实习医生（预备生）、大学生一起查房，经历了对萎黄病、贫血症、伤寒病、慢性肾炎、甲状腺肿大、肝炎、心绞痛、急腹症、胸膜炎等多种疾病的治疗。弗洛伊德的主要收获有：一是“只有先做好人，才能当好医生”。这是诺斯纳格谆谆告诫学生的一句名言，弗洛伊德牢记在心。二是医生要有严谨求实、一丝不苟和精益求精的医疗作风。记得教授提醒大家，一个认真的内科医生，决不能只听病人说哪儿不舒服就检查哪儿，应当对病人进行全面的检查。须知，人是一个复杂的生命体，每个细小的部分，都可能对其他部分产生影响。比如，头部疼痛，原因也可能是尾脊骨出了毛病。因此，在内科诊疗中，唯一不可饶恕的就是缺乏责任心。务必运用自己所有观察力，对病人进行无微不至的检查。三是有些疾病和可能性的问题有关。弗洛伊德对诺斯纳格教授说，“我们相信萎黄病与性器官系统的进化有关，但还不可能肯定是怎样一种关系”，这一点恐怕与弗洛伊德重视性致病因素不无启发。四是医生既要重视诊断，更要有行之有效的方法。诺斯纳格主张药物治疗与精神治疗并重，特别要关注自然疗法的运用。他说：“最伟大的药方就是大自然。自然界里蕴藏着治疗一切疾病的秘诀。……一旦我们揭开了这些秘密，我们就能够用它们来治病救人。”45五是医生不仅要把治疗当作第一要务，而且也要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当弗洛伊德拿着梅纳特的推荐信访诺斯纳格教授时，知道他对动物学、病理学和组织学做过一点研究，并对综合医院竭力迎合每一个专业教授的现状，诺斯纳格表示“这一切太不可思议了！弗洛伊德博士，我劝您继续从事科学领域的研究”。46此时弗洛伊德不能直接参加研究工作，但是每次临床示范他都不放过，而且每天晚上钻研到一两点钟，看书看得眼冒金星才肯睡觉。

1883年5月，弗洛伊德转到梅纳特精神病治疗所，升任副医师（或译“助理医师”，Sekundararzt）。梅纳特是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和脑解剖学家，他既任综合医院精神科主任，又兼任维也纳大学医学院临床系主任。这样，梅纳特既可在大学从事大脑研究，又可在医院从事临床治疗。弗洛伊德在医学院学习时，就非常喜欢听梅纳特教授的课，他对梅纳特极为崇拜。梅纳特也一直很喜欢弗洛伊德这个既好学又有才华的年轻人。在精神科五个月的临床工作中，他研究男性精神病患者两个月，研究女性精神病患者三个月，弗洛伊德第一次获得了治疗精神病的知识和方法（如电疗、冷热水浴、溴化物镇静剂等），显露出从事精神病研究工作的卓越才能。在此期间，弗洛伊德深受梅纳特高尚品质的感染和精湛造诣的熏陶。看来，对弗洛伊德的重要影响有两项：其一，重视精神疾病的生理机制和生理解剖的科学研究。梅纳特一再指出：“所有情绪紊乱和精神失常都是由生理性疾病造成的，没有别的任何原因。”他呼吁同行关注大脑皮质，认为这是“大脑中发挥个性形成功能的部分”。他从鼹鼠和蝙蝠开始，做了一百多种动物大脑功能定位的研究，认为自己的贡献在于“大力促进了解剖定位的发展”。47当然，忽视精神致病作用、把一切疾病均归结为器质性疾病（organic disease）的器质派的医学观并非科学，但重视一切疾病生理基础的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一点，对弗洛伊德早期曾有所影响。当同一个实验室的美国同事伯纳德·萨克斯（Bernard Sachs）常常喜欢用“精神疾病”（mental disease）一词，弗洛伊德对他说：“伯纳德，你在显微镜下面看到的不是人类精神的切片，而是大脑的切片。”弗洛伊德成为大脑解剖实验室的一名活跃的工作者，并进一步取得脑解剖学的研究成果，恐怕和这种思想不无关系。其二，关注潜意识和变态心理的研究。梅纳特对大脑神经错乱症颇有研究，在医学上把这种病例命名为“梅纳特精神错乱症”（Meynert’s amentia）。该病患者有严重的幻觉出现，以致精神错乱、意识颠倒，由此他对“愿望满足”（wish fulfilment）有了一个自己的概念。这是弗洛伊德研究潜意识及各种变态心理现象的开端。

1883年10月1日，弗洛伊德转到皮肤科。他当天去上班时，收到年轻的马克西米连·冯·蔡塞尔（Maximilian von Zeisel）的迎接，他的父亲冯·蔡塞尔教授直到一年前一直是皮肤科的主任。该科分为两大部门：一个是专治普通皮肤病的；另一个是专治梅毒和传染性皮肤病的。弗洛伊德选择了后者，因为梅毒病症同其他各种神经系统的疾病有密切的关系。不过，他只能为男性患者治疗，而不能接触到女患者。在此期间，弗洛伊德学会了治疗梅毒的一些方法：（1）往洗澡水里倒一定比例的水银。（2）皮肤病肺脏疗法，亦称呼吸疗法，即让病人站进一个密封的小房间内，关上门，让一硫化汞或升汞等制成的药片在里面燃烧，可消灭患者肺脏里的病毒。（3）消化道疗法，即给病人服用金属汞、蓝色的二氯化汞片剂或橘子皮糖浆调制的碘化钾等。（4）适当的时候给病人服泻药。（5）冯·蔡塞尔配制金、银或铜等金属溶液。弗洛伊德在皮肤科的工作不太重，但他仍然埋头苦干，白天在医院查病房，到入院处值班，每周参加两次会诊，剩下的时间他去梅纳特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晚上就在宿舍里阅读各种书刊。

在三个月皮肤科工作中，弗洛伊德还同时担任了耳鼻咽喉科的诊疗工作。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笨手笨脚，实际操作医疗设备的能力较差。

1884年1月起到1885年2月止，弗洛伊德在神经科工作了14个月。这个科为第4科，是疑难病症集中的地方，特别是综合医院中心难以处理的各种精神病患者的场所。因经费是由奥地利区和维也纳市政府共同维持的，故必须接受全市和郊区各村任何一个想要入院治疗的人。弗兰茨·舒尔兹（Scholz）博士是科主任。该科有5个病区，113张病床。患者多，病种杂，经费少，比弗洛伊德大6岁的一等助理医师约瑟夫·波拉克（Joseph Pollock）说：“只要你的治疗方法不费钱，主任舒尔兹就会放手让你干。”不管怎么说，弗洛伊德进了神经科，他十分高兴。他的朋友布洛伊尔认为，只有在这个科里他会有最大的机会。但这毕竟是一个急转弯，这个科条件比较差，不但没有教学、讲座、示范，甚至连实验室都没有。但弗洛伊德却认认真真地工作。每天早晨起得很早，9时半之前查完房，10时去梅纳特实验室从事研究。午饭后，他再一次查房，到5时结束。然后边吃饭边看书学习。晚饭后又去梅纳特实验室，一直工作至深夜。7月，弗洛伊德被任命为神经科的医长，他要负责一百多名病人，管理十个护士、两位副医师和一位助理医师（或称实习医师）。在此期间，参与或单独治疗过面部麻痹、败血症、脑出血、肢端巨大症、中风、癔症等病症，特别是用蒸馏水、糖丸等暗示疗法治好过癔症性截瘫患者，这一切使弗洛伊德学会了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基本知识和方法，为他后来独立开设私人诊所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1885年3月，弗洛伊德满怀怨恨地转到眼科。本来弗洛伊德很愿意在神经科工作，但因主任舒尔兹是一位心地狭窄、无所作为的医生，生怕弗洛伊德在神经病方面的研究成果迟早取代自己主任的职位，故迫使弗洛伊德被调走。在神经科时，通过实验和观察他就已知道可卡因具有提神、振奋、止痛、麻醉、上瘾等功能。到了眼科以后，弗洛伊德又建议可卡因可作为眼科手术的麻醉剂。1885年4月，弗洛伊德的父亲的一只眼患病，几乎失明。弗洛伊德与他的朋友、眼科医生柯勒一起去诊断。他们诊断是青光眼（glaucoma）。第二天，弗洛伊德请眼科专家、他毕生的朋友克尼斯坦（Leopold K?nigstein，1850～1924）教授给他父亲的青光眼动手术。手术时，弗洛伊德协助柯勒上可卡因麻醉药，克尼斯坦主刀做了手术。弗洛伊德为自己能与同事们一起，使用可卡因给父亲做了成功的眼科手术，非常高兴。弗洛伊德在给玛莎的信中说：“只要再来一次这样的好运气，我们就可以考虑成家了。”48弗洛伊德在眼科工作了三个月，又转到皮肤科。在此之前，奥柏尔斯泰纳（Obersteiner）请弗洛伊德到维也纳郊外的奥柏尔道柏林（Oberd?bling）兼任私人精神病院的临时代理医师，这样，他可以增加一些收入，其负责人是莱德斯道尔夫（Leidesdorf）教授。弗洛伊德很喜欢这里的工作，其实这是一个处于优美山区和森林自然环境中的疗养院。院内有60个病人，其中，就有拿破仑三世的皇后玛丽·路易斯（Mary Louise）的儿子，他患有严重的躁狂症（maenas）。49当弗洛伊德征求玛莎的意见把未来的家庭安排在这里时，突然接到赴法国留学的通知。这样，1885年秋就成为弗洛伊德从事医学生涯后又一个新的转折点，即走向专门研究神经症和精神分析学的开端。

1886年2月，弗洛伊德赴巴黎留学回国时，绕道柏林，逗留了一个月的时间。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按弗洛伊德在神经科的临床经验和科研成果，他完全有资格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和神经病诊疗所担任要职。但是，他获悉因种族歧视的关系，他无望在那里任职。二是来法国留学前，维也纳一家公立儿童医院院长卡索维茨（Max Kassowitz，1842～1913）想请他负责儿童神经科的工作。所以，弗洛伊德到柏林后专门拜访了弗里德利希皇家医院院长、儿科教授巴金斯基（Adolf Baginsky，1843～1918），受到他的热情的接待和帮助。弗洛伊德除了解儿童常见疾病方面的知识之外，他还和巴金斯基博士，以及慈善医院神经病与精神病科罗伯特·汤姆森（Robert Thomson）博士和海尔曼·奥本海姆（Hellman Oppenheim）博士一起还做了一些研究。弗洛伊德还为巴金斯基编辑《儿童医学杂志》提供过神经学方面的文稿。后来，弗洛伊德在卡索维茨的医院刊物上发表过几篇颇有分量的论文，专门论述幼儿大脑单双侧麻痹症。由于这个缘故，维也纳大学医学院诺斯纳格教授后来（1897）让弗洛伊德在他的巨著《普通与特殊疾病治疗手册》中负责这一专题的撰写。回到维也纳以后，弗洛伊德正式担任儿科疾病研究所神经科主任多年。

与此同时，1886年4月，弗洛伊德正式开业行医。布洛伊尔主张开始收费要低些，甚至穷人可以免费治疗，弗洛伊德听了很泄气。尽管做了广告宣传，挂上了金字招牌，但头几个月患者寥寥无几，收入极其有限。由于玛莎处处表现出忍让、俭朴和顾全大局，弗洛伊德在生活上的困难才不至于影响他的工作。随着弗洛伊德事业的发展，他不仅个人享誉世界，而且家庭幸福美满。但这段贫困的生活他们却永远没有忘记。

（二）开展神经组织学与神经病理学研究

在维也纳综合医院三年工作中，虽然弗洛伊德连续地从该院的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但他始终坚持两手抓，边工作，边研究。其中，工作的重点始终是神经系统的疾病，而业余时间研究的重点则是有关神经系统方面的生理结构和功能。

过去和布吕克教授在一起时主要从事最低等的鱼类的脊椎研究，曾发表《鳗鱼的生殖腺的形态与构造》（1877）、《八目鳗神经节细胞》（1878）、《蝲蛄的神经纤维及神经细胞的结构》（1882）、《神经系统的基本结构》（1882）等论文。

现在开始转向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的研究。弗洛伊德在著名神经学家梅纳特和布吕克的领导下，先后研究了神经纤维、神经细胞、神经错乱，以及他独自研究麻醉神经的可卡因，均取得重要的成果。

弗洛伊德在其《自传》中说：“从某种意义而言，我对于原先起跑的那一线工作已失去了兴趣，布吕克为我指定的题目是最低等的鱼类的脊椎研究。如今，我开始转而去研究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而我之所以选延脑作为我的唯一研究对象，其实也表明了我的发展的连贯性。和我初入大学时无所不学的情形相反，我如今却产生专注于一项工作、一个专题的倾向，而且这个倾向一直继续下去……”

这时，我又恢复到以前在生理实验室时那样，起劲地在脑解剖研究里工作。在这些年里，我发表了好些有关延脑内神经核及神经通路的研究论文……

从实用的观点看来，脑解剖研究绝不比生理学好，再加上我考虑到材料来源问题，所以，我就转而开始研究神经系统的疾病。在那时候的维也纳，还很少有这一医学分支的专家，所以可资研究的材料都散见于医院的各个科，而且也没有学习研究这方面学问的适当机会，只好靠无师自通的方法去学习。即使是不久前，因关于大脑功能定位著述而得到提升的诺斯纳格，也未能将神经病理学（neuropathology）和医学的其他分支区别开来……以后的几年里，在继续担任住院医师期间，我发表了多篇神经系统器质性疾病的临床观察报告，渐渐地对这方面的疾病已能驾轻就熟，甚至已能很准确地指出在延脑中的病灶位置，使得病理解剖先生们对我的临床分析毫无补充的余地。同时，我又是在维也纳第一个把诊断为急性多发性神经炎的病人送请病理解剖的人。50

由于弗洛伊德在神经组织学和临床治疗方面的成绩显著，1885年9月，他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神经病理学讲师。须知，当时维也纳综合医院没有几位教授，全是由40名助理医师撑起来的，其中一等助理医师10名，像弗洛伊德这样的二等助理医师有30名。二等助理医师从申请讲师到批准需一年之久。根据德国和奥地利的规定，弗洛伊德所担任的只是无报酬的讲师职务，这种职务的讲师无权参加系里召集的会议，也不付给工资。他只能为一些医学系班级主持供学生选修的专题。任这一职务的教师虽然没有报酬，但往往很受尊敬。一般来说，只有在某些方面有所专长的学者才有资格担任这种职务；而且只有任这一职务不久才有晋升教授的希望。不仅如此，还因为只有当上了讲师，才能开办第一流的私人诊所，并能享有在大学开设讲座的特权。1885年1月21日弗洛伊德递交的讲师申请书写道：“如果学院尊敬的教授们能授予我神经病专业的讲师职称，我将从两个方面促进人体病理学的这一分支的教学……”布吕克教授主动要求由他来审查弗洛伊德的工作并起草提名报告。他写道：“弗洛伊德博士撰写的显微解剖学论文中的结论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他受过良好的全面教育，性格文静而严肃，在神经解剖领域是一位出色的工作者，头脑敏捷，思路清晰，对本专业各种文献有广博的知识，掌握了严谨的演绎法，具有很高的文字表达的组织才能……”51接着，诺斯纳格教授和梅纳特教授在布吕克教授的推荐书上热情地签了名。他们三位教授组成资格审查委员会，可能因为他是犹太人的关系，故弗洛伊德以19比3选票获得了讲师的职称。

（三）两度到法国巴黎和南锡深造

1885年初，有一次出国留学的机会，竞争相当激烈，最后剩下了三个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弗里德里希·迪默尔（Friedrich Diemel）博士、尤利乌斯·霍亨内格（Junius Hochenegg）博士。迪默尔是私人讲师和第二眼科的助手，霍亨内格在外科工作。已经到5月末，医学院院委会关于出国奖学金的人选，还难以决定。不少教授和朋友给弗洛伊德以帮助，特别是布吕克教授给以极大的支持，才以13比9选票赢得了出国奖学金。弗莱施尔祝贺他时说：“……争夺奖学金的斗争非常激烈。你取胜的关键是布吕克教授为你动了感情。他说你是全大学多年来最优秀的科学家，他的讲话打动了所有在场的人。大家从来没见布吕克教授这样激动过，这样坚信自己的正确。他坚持要求院委会把这笔奖学金（600弗罗林）授给你，因为你同巴黎的沙可一起工作一定会产生十分重要的成果。”52

1885年10月初，弗洛伊德来到法国巴黎的萨尔拜特里尔（Salpetriere）医院，向精神病学大师沙可学习。

萨尔拜特里尔原是一个精神病病人的收容所，自1862年沙可博士担任综合医院医务处主任以后，才逐渐建成被誉为“神经病学家圣地”的萨尔拜特里尔医院和科研中心。该院占地74英亩，高墙围绕之中有45幢独立的大楼，设备齐全，附有门诊，长期容纳6000名患者。

弗洛伊德赴法留学时刚29岁，而沙可教授已年近六旬。沙可生于法国巴黎，1853年获巴黎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860年在萨尔拜特里尔医院建立精神病诊疗所，闻名欧洲，求医甚多。1873年和1883年先后当选法国医学科学院院士。1889年任第一届国际心理学大会名誉主席。著有《神经系统讲义》（1873～1884）、《沙可全集》（1888～1894）等。

当萨尔拜特里尔医院门诊部主任彼尔·马利（Bill Marley）博士，把维也纳神经病学专家本尼迪克特（Benedikt）的介绍信递给沙可时，他热情地把弗洛伊德带到办公室，详细地介绍了医院的概况，并建议和门诊部主任制订工作计划。

在半年多的留学中，主要工作有三项：

一是参加会诊。医生都要参加每周例行的实习医生会诊。会诊室是一套单独隔开的对外的门诊室，凡是首次来就医的新病人都在这里诊察。该室有十几位医生围成半圆形坐在一张检查台前，检查台后面坐着门诊部主任马利博士，沙可一进门，所有助手和访问医生立刻起立。当病人一个个脱下衣服露出他们的疾患部位后，沙可进行诊断。会诊患者的病都不是那种明显的、普通的疾病，他们事先都经过马利博士和巴金斯基博士仔细诊察，以确保这些病例都是既有趣又复杂的病症。沙可会诊时，首先向患者询问一番，搞清疾病产生的背景，把各种症状归入不同的神经病类别，然后作出诊断，提出治疗方案。

在对突眼性甲状腺肿、失语症（aphasia）、进行性肌肉萎缩病等各种疾病会诊时，弗洛伊德原以为自己在神经病学方面已经算得上训练有素，但仍怀着敬畏的心情倾听着沙可对各种类似的病例做出自己独到的分析，对疾病的本质及其病因提出具有创见性的理论。当沙可断定自己的判断有误时，他就马上承认，然后提出修正意见。不仅如此，当病人一个接一个地接受会诊时，所有助手和访问医生都可以随便打断沙可教授的话，提出疑问，进行反驳，或者表达相悖的观点。这在说德语的国家是闻所未闻的，在那些国家，教授就是神灵，他的诊断根本不容怀疑。一位柏林来的访问医生打断了沙可教授的话说：“可是，沙可先生，你所说的和杨—赫尔姆霍茨理论相矛盾呀。”沙可回答说：“理论当然好，但它不能阻挡事实说话。”

沙可会诊后，走到围成半圆坐着的医生们中间，离弗洛伊德很近，他想了想说：“一个人能得到最大满足莫过于亲眼看见新的东西。就是说认识到某种东西是新的。我们必须当明眼人，我们必须看、看、再看，直到最终看清事物的真相。我毫不惭愧地向诸位同仁承认，今天我在病人身上能够看到过去三十年来一直没有看到的东西。一个医生怎么能只看见自己学过的东西？这样下去医学就会僵化。我们必须去看、必须看见，我们必须反复思考、不断反省。我们必须让自己的思想朝着症状指引的任何方向自由驰骋。”53因此，令弗洛伊德赞叹的是，沙可会诊中充满民主平等、集思广益、开拓创新的精神。

弗洛伊德带回维也纳的一张图片：法国精神病学家沙可在他的诊疗所

二是研究病例。沙可把患者带到办公室来进行认真的临床研究，把上千种病例分门别类，细致入微地分析它们之间的区别，然后把病人分别送到各个专门的病房里。多年来，沙可记下了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的病例，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作，详述了震颤麻痹症、进行性风湿症、动脉痉挛症、关节损害症、脊椎癌症、尿酸对关节炎的影响，以及后来以沙可命名的肌肉萎缩症。弗洛伊德听说有人这样评价沙可：“他对人体的探索相当于伽利略对天体，哥伦布对海洋，达尔文对动植物的探索。”

弗洛伊德和沙可一起到病房观察病人时，看到沙可在每张病床前停下来交谈几句，打量一番患者脸上痴呆的表情，他立刻意识到这些病人中的许多人已住院多年。虽然有些病例无法治愈，但沙可的研究至少使许多人的病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在病床间，沙可低声告诉弗洛伊德每个患者的病例，如各种瘫痪症、脑溢血、动脉瘤、运动失调……在弗洛伊德看来，沙可观察几十年、研究几千病例的那种锲而不舍、执着探索、洞察入微的精神，不仅是高尚医德和医风的表征，而且也是高超医疗技艺的表现。当弗洛伊德告诉沙可教授“您被认为是神经病学的艺术家”的时候，他回答说：“他们是说我有所谓的第六感官？我告诉你这第六感官是什么，弗洛伊德先生，这是一种高度诚实的知觉，依靠多年严格的观察和探索，提出前人未提过的问题并寻求其答案。”54

三是听讲座。沙可第一天见面就对弗洛伊德认真地说：“你对这些病例已经有所了解，弗洛伊德先生，可你还得听我的基础课：从萨尔拜特里尔返回维也纳时你必须成为一个‘visuel’（明眼人）。”55

沙可在大礼堂每周做一次讲座。礼堂后墙上挂着一幅油画，画的是1795年法国精神病学先驱皮内尔（Philippe Pinel，1745～1826）在萨尔拜特里尔为精神病人打开枷锁。沙可的讲座在巴黎最受欢迎，吸引了大批医科学生、医生和对科学感兴趣的普通听众。整个礼堂座无虚席，连讲台两侧、沙可的背后都挤满了医科学生。

沙可对讲座的准备十分认真。他的讲稿先在助手面前预讲，然后通过大家分析讨论对各种医学术语做了修订。沙可的讲座理论前沿、内涵丰厚、资料新颖、生动活泼。沙可经常从德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的医学期刊上援引大量的论据来论证自己的发现，并尽量采用各种直观教具如人体塑像、石膏模型、图表等。弗洛伊德回想起在维也纳听过的那些条理不清、令人厌倦的讲座，就更加钦佩沙可的讲座力避陈词滥调，以及他所主张的医学文献能够像文学作品一样优美生动的大胆见解。

半年多来，在法国萨尔拜特里尔医院留学期间，沙可对癔症、催眠术和性病因的研究，使弗洛伊德大感兴趣，颇有收获。弗洛伊德在给玛莎的信中写道：“再没有别人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我，不管我自己是否认识到这个种子会长出丰硕的成果，反正沙可已成为了我最尊敬的一个学者。”56

一是癔症观。有一天，沙可走进演讲堂，宣布他讲的题目是《男性癔症》。这对维也纳大学弗洛伊德讲师来说，简直是不可理解的。癔症音译“歇斯底里”，hysteria一词的词根“hysteron”，就是“子宫”。弗洛伊德学医这么多年，一直听说癔症只有女患者。医学界传统上把歇斯底里看作是妇女病，即因“子宫倒错”或“阴蒂”（clitoris）病症所引起。沙可这一创见，在讲演时引用大量病例为佐证。例如，马车夫波尔兹（Bolze），男性，25岁，一次事故，摔伤了右肩和右胳膊，但无外伤。6日后，马车夫波尔兹彻底瘫痪，起床后发现右臂一动不动地悬挂着，除了手指之外哪儿都不能活动。这个胳膊已无疼痛和冷热感觉。虽然我们了解的症状是肩膀和胳膊的运动彻底麻痹，皮肤感觉完全丧失，但肌肉反射正常，肩膀和胳膊没有受到生理性伤害，因此沙可诊断不是真正的麻痹症，而是癔症性瘫痪。就是说，那起事故使马车夫受到惊吓，运动麻痹其实是那次惊吓、那个精神创伤所致，而不是胳膊上的生理损伤所致。

后来，当马车夫波尔兹要出院时，弗洛伊德小声对沙可说：“病人根本就没瘫痪。”沙可回答道：“噢，可他确实瘫痪过！”看到弗洛伊德有些惑然，又说：“也许是由神经系统的某种微小损伤，加上从高处摔下来这一心理创伤所引起的，后来又被另一心理创伤治好了，也就是使他非得挥动双臂威胁对方的那么强烈的愤怒。”弗洛伊德不安地问：“沙可先生，我们是不是已经进入了心理学的领域，而不是生理疾病的领域？波尔兹的病是不是心理作用造成的？”沙可严厉回答：“波尔兹的癔症性瘫痪是生理病，产生于大脑皮层损失，主要是在控制手臂运动的区域，但是从本质上说又不是整体器质性病变。”后来，弗洛伊德曾问过门诊部主任马利先生，得知死于癔症瘫痪者尸检并没有发现器质性损伤。这时，弗洛伊德无奈地说：“是什么原因使某些人遭遇不太重大的事故之后变成癔症瘫痪者，而其他人却安然无恙？”马利说：“神经系统的遗传性脆弱。”

弗洛伊德认真研读了沙可教授有关癔症的各种论著，走遍了萨尔拜特里尔医院的各个病房，研究了各种类型的癔症，撰写一篇《癔症性与机体性症状学的比较》的论文。其中，他把机体性界定为“脊椎组织或大脑的生理损伤”，把癔症性界定为“表现性瘫痪”，因为它表现了一种观念，而不是机体损伤或疾病造成的创伤。其目的是要决定两种起因不同的瘫痪，即生理性瘫痪和精神性瘫痪，是否造成了瘫痪本身性质上的差异。

弗洛伊德想说明三点：（1）癔症性瘫痪可以孤立发生于身体某一部位，如胳膊，其他部分不受影响，而机体性瘫痪则是由脑疾病造成，所以通常是扩散性的；（2）在癔症性瘫痪中，更为显著的是感觉变化；（3）大脑瘫痪的运动变化分布可以用解剖学来解释和理解，而在癔症性瘫痪和癔症的其他表现中，解剖学解释似乎不复存在，因为它的变化来自观念、观察和想象。因此，弗洛伊德认为，癔症性瘫痪是依据患者对癔症的界限的观念来确定的。

可见，弗洛伊德与沙可教授的分歧在于：沙可坚信癔症性瘫痪是由神经系统的损伤造成，哪怕是很微小的损伤；只有当某种情绪强烈上升，终于克服或治愈了那个损伤，瘫痪才可能消除。例如波尔兹病例。弗洛伊德对此有所怀疑，因为从来没有人在活着的或死去的癔症性瘫痪人身上发现过大脑损伤，损伤存在于观念意识之中。

当沙可知道弗洛伊德上述的想法时说：“你的想法不错。我自己并不能接受你的推论或结论，但我也不反对。我认为这些想法也许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弗洛伊德说：“您能赞许，我真太高兴了。”沙可说：“不，不，不是赞许，是同意。材料整理完后把稿子送到我这儿来。我要在我编的《神经病学史料》上发表。”57

二是催眠观。沙可早年以独创精神推行过催眠术，把它描述成“只能在癔症患者身上人为地引起的精神神经症”（psychoneuroses）（即“神经症”，此词现已不用），并记录下他的临床发现。沙可使曾被当作江湖骗子的催眠术，再次在医学界得到尊重。不过，他只是对催眠术的本质奇迹分类做过研究，还没有用催眠暗示法进行过治疗。沙可的助手们曾在巴宾斯基博士指导下，对四名女癔症患者实施催眠。然后，沙可把这一催眠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嗜眠阶段，他解释了嗜眠状态与真正的睡眠之间的关系和区别。第二阶段为僵直性昏厥阶段，她四肢极其僵硬，对刺激毫无反应，连针刺也不例外；皮肤失去血色，呼吸变慢。他可以使她进入任何一种麻痹姿势，把她的胳膊、腿、背、脖子和手僵硬地蜷缩起来，使她闭上眼睛狠狠地往后仰，形成“最大弓形”，而不摔倒。第三阶段为放松睡眠阶段，当他唤醒病人时，她身上还带有嗜眠阶段的痕迹，但已毫无麻痹姿势的影子。她能流畅地回答问题。弗洛伊德隐约地觉得沙可只是做示范，并没有试图解释这种现象。比如，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催眠状态中的活动只是单纯生理性的吗？当身体摆出各种奇形怪状的蜷缩姿势时是否还受自身控制？或者，是不是沙可在这些癔症患者身上发掘了另一种力量？可见，沙可对催眠术尚处于讲演、实验层面，还未有成为临床治疗的有效工具。

三是性病因观。有一天，弗洛伊德和巴黎大学法医学教授布罗阿代尔（P.C.H.Brouardel，1837～1906）两人被沙可讲的一件非常有趣的诊断所吸引：一对年轻的夫妇专程赶到巴黎找他求医——女的患有严重的精神神经症，男的不是患有阳痿就是性无能（sexual impotence）。布罗阿代尔吃惊地问：“沙可先生，难道您是说那位妻子的病很有可能是丈夫引起的？”沙可用十分有力的语气大声答道：“在这类病例中，它总是涉及生殖器的问题——总是！总是！总是。”58

弗洛伊德在同样感到惊诧时，回想起布洛伊尔三年前所谈到类似的事情。一天晚上他们从弗莱施尔家回来，路上有一位病人的丈夫叫住布洛伊尔打听他妻子的病情。布洛伊尔大声说出他对这位妻子的怪诞行为的看法：“这种病一直是洞房里的秘密，夫妻床上的秘密。”这两位神经病学权威的话，当时弗洛伊德并没有真正理解“到底是什么意涵”。他觉得自己读过的医学书和见过的病例根本没有这样的内容，其结论有何依据呢？尽管如此，但是对弗洛伊德整个思想发展来看还是有重要影响的。美国著名心理学史家舒尔茨（Duane P.Schultz）指出：“对弗洛伊德说来，这种评论是一种启发性的和能感动人的见识；此后他对病人的性问题的暗示特别加以注意。”59

在法国留学期间，弗洛伊德还撰写多篇手稿，如提交维也纳医生协会的留学报告，他的《神经病理学导论》的笔记，刚开头几页的关于催眠术的论文，维也纳神经病学文献摘要，儿童神经病学文献摘要等。此外，他于1886年将沙可的论文《神经系统疾病讲义》译成德文发表。

关于在法国的学习，弗洛伊德后来在其《自传》中曾总结说：“沙可那时讲授的知识，今天看来并不一定完全适用：其中有些已有疑义，有些已被时间所淘汰。可是还有相当部分保留下来，在科学的宝库中找到了一席永久的位置。”60

1886年4月返国后，6月接到政府公函：后备役军人弗洛伊德博士中尉，应从8月10日至9月10日入伍服役一个月。本来7年前在大学学习期间，他在维也纳综合医院对面的野战医院已经服过一年兵役，官阶升至联队医官。他还利用当时的闲暇时间翻译了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的五篇论文，主要涉及社会问题以及柏拉图的哲学，所以收获还不少。而这次心情却不同。一是私人诊所刚刚开业不久，二是正筹备要结婚，三是再过几个月超过30岁就免除兵役。这次服役的任务是负责演习期间部队的医疗工作。其间，弗洛伊德除了给“炸”伤的士兵，痢疾、中暑、踝骨扭伤等患者治疗外，还治好了一例引起士兵慌乱的震颤麻痹症即癔症。此外，他还举办战地卫生讲座，并按指挥官的命令将讲座的内容译成捷克语。弗洛伊德被提升为上尉。一个月服役结束时，检查团对他评价很高，不但表彰了他出色的医务工作，而且还赞扬了他对这场演习和整个奥匈军队的积极态度。

开始行医时，弗洛伊德治疗的病种较多，后来逐渐集中于精神神经症特别是癔症的治疗。其原因在于，对于一个大城市私人开业的医生来说，治疗器质性疾病（organic illness）的前景非常有限，而神经症（neurosis）患者人数成倍增长，难以解除疾苦，到处急切求医。显然，这有助于私人诊所事业的发展。弗洛伊德在行医的头几年，除了偶尔无系统地使用心理治疗方法以外，他把催眠暗示（hypnotic suggestion）作为主要的治疗手段。弗洛伊德说：“催眠术使我第一次尝到给他人带来希望的乐趣；同时，自己能够享有奇迹创造者的美誉，也是一种极大的荣耀。”61不过，他也发现催眠法的缺陷：第一，无法对所有的患者施行催眠；第二，无法把个别病人催眠到所期望的深度。

弗洛伊德抱着完善催眠技术的愿望，于1889年7月赴法国南锡学派去实地考察几周伯恩海姆和李厄保所采用的催眠疗法。

南锡位于法国东北部边境，从12世纪起一直是洛林的首府。李厄保（Ambroist-Auguste Liébeault，1823～1904）是法国精神病理学家，南锡学派的创始人，生于法国缪士省。1850年获斯特拉斯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一直做乡村医生。对患者爱护备至，被称为“慈父李厄保”。1860年起开始研究催眠术，并且是第一位正式应用催眠术给病人治病的人。1864年定居南锡，继续运用催眠术治疗神经症。他治疗一般疾病时收费，但对同意接受催眠治疗的病人一律免费。李厄保虽对催眠术的理论研究兴趣不浓，但却重视将催眠用于精神障碍治疗的方法，开心理治疗之先河。

继承李厄保事业的法国南锡的一个开业医生伯恩海姆（Hippolyte Bernheim，1840～1919），他是法国神经病学家。生于阿尔萨斯，在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刚开始行医不久就迁居到邻近的南锡。在他作为神经病学家的25年中，上门求医病人一直逐年增加，同时他还在市立医院主持门诊部的工作，并成为医学院的教学骨干。和著名神经病学家梅纳特一样，他早年在大学附属精神病院也从事过一段治疗工作。

弗洛伊德知道伯恩海姆在六年前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而研究起催眠术来的。当时他无法治愈一个坐骨神经痛患者的痼疾，便领着患者到李厄保乡村医生的户外花园。李厄保这个人可以说一半是天才，一半是神秘主义者，南锡医学院有些人还说他一半是江湖郎中。不过无论如何，李厄保前后只施用了三次催眠暗示就把病人治好了。后来，伯恩海姆又带过几个病人去请教，李厄保每次都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他们的痛苦，有时还能妙手回春，为他们彻底治愈。于是，伯恩海姆转而相信催眠术，并成为南锡学派的领导人。他进一步发展了布雷德（James Braid，约1795～1860）关于催眠是一种暗示的理论。其主要论文有：《催眠和清醒时的暗示》（1884）、《治疗学中的暗示及其应用》（1866）、《有关法医和精神病报告中的催眠和暗示》（1866）等。伯恩海姆和李厄保创办了一家诊所，即所谓的南锡学派。

伯恩海姆教授对弗洛伊德的来访表示欢迎，并感谢他把自己的论著《暗示及其治疗作用》于1888年译成德文发表。1892年，弗洛伊德还把伯恩海姆的《暗示研究》一文译成德文发表。各科主任都热情接待了他，并听说弗洛伊德翻译过伯恩海姆、沙可的论著，对此表示赞赏。

弗洛伊德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南锡逗留了三个星期，细心地观察李厄保和伯恩海姆两位大师诊治了几十个性质不同的病例，如手麻痹、书写痉挛、双腿瘫痪（肺炎引起）、上腹痛、坐骨神经痛、面部抽搐、各种古怪的癫痫发作，以及视力损伤、呕吐、失眠、食欲不振、忧郁症等等，详尽地记下了每一个病例和病人几个星期的恢复情况，以及关于他们的疾病有无最终或永久治愈可能的愈后资料，同时还对取得现有成果的过程和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向南锡学派学习过程中，弗洛伊德获得不少启示。首先，对催眠术的实质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弗洛伊德在伯恩海姆著作的译序中指出：伯恩海姆医生的成就在于“把催眠状态与正常的精神生活和睡眠这些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联系起来，从而剥去了催眠术的神秘外衣，使人们对它不再感到陌生……‘暗示’是催眠的核心，也是入门的钥匙。”他声称对于那种认为催眠术仍然笼罩在梅纳特教授所说的“荒谬的光晕”之中的观点，该书无疑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读后能使人耳目一新。62

其次，对实施催眠的必备条件亦更加明确。南锡学派认为催眠术不适合各种疾病的患者，他们坚持只有经过医院里各科主任的彻底检查，并且确定没有器质性疾病，也没有身体原因引起的疾病时，才允许把患者送到催眠诊所治疗。他们要求一切医护人员都不许会见病人，或指示病人做这做那。

再次，对催眠的机理有了深入的思考。弗洛伊德深感催眠术有一个空白亟须填补，这就是深入探究催眠术的机理，从理论上阐明其因果关系。那个27岁的已婚的妇女为什么会患痢疾？难道是因为和丈夫打架，或者说，对婚姻“恶心透了”的缘故吗？那个11岁的男孩为什么还要尿床？难道仅仅是懒吗？那个60岁的老木匠为什么会半身不遂？难道是因为害怕爬梯子吗？他已经爬了40年的梯子，为什么忽然就害怕了呢？弗洛伊德提出的这一系列为什么的机理性问题，过去沙可的回答是，“不，那里没什么明堂”，而今天在南锡派（Nancy school）那里也“找不到什么理论和假设”，伯恩海姆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工作就是治病，开办医院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当看到伯恩海姆在病人身上所作的惊人实验后，弗洛伊德在其《自传》中反思道：“由此我得到了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很可能在人的意识之后，还有一个相当有力的精神过程尚未被发现”。63

最后，对催眠术的局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弗洛伊德考虑对治疗更有益处，曾说服一个癔症患者一起去南锡。这位女士出身高贵、天资聪颖，谁也治不好她的病，于是被转到他的手里。通过采用催眠术使她的病情虽有好转，但经常出现反复。弗洛伊德认为这是因为她的催眠状态还未达到记忆缺失的梦游阶段。到了南锡，伯恩海姆做了好几次努力，试图在她身上达到这一深度，但也失败了。伯恩海姆坦率地说，他的暗示疗法只能在医院里获得成功，而对他私人收治的患者却不太管用。由此弗洛伊德认为，催眠疗法的作用是有限的。针对这种情况，弗洛伊德曾向李厄保和伯恩海姆两位大师介绍过布洛伊尔医生首先使用的新的谈疗法（talking cure）。他们的回答是：“我们的疗法，非常有效！”

五、执着探索

（一）精神分析学准备时期（1881～1889）

根据美国著名心理学史家波林（Edwin Garrigues Boring，1886～1968）的意见64，我们可以把弗洛伊德创建精神分析学划分为六个时期。首先来看精神分析学的准备时期。

弗洛伊德自称不是科学家，也不是思想家，只是具有征服者气质的冒险家。其实，弗洛伊德虽然长期生活在被人指责和反对的逆境之中，但他仍不愧为一位执着探索、勇于创新、勤于著作的思想家。弗洛伊德睿智超人，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毕生致力于精神分析学的研究，试图点燃思维的明灯，彻底解开潜意识之谜，真正洞悉人类心灵的奥秘。

弗洛伊德创建精神分析学有其充分的准备和良好的训练。远在大学学习期间，他既打下了广博的理论基础，又有科学研究的基本训练。首先，从1876至1882年期间，弗洛伊德师从布吕克在其生理研究室六年多的学习和研究中，不仅是他从事神经组织学和神经病理学研究的开端，而且也为弗洛伊德深入研究人的精神活动打下了牢固的生理学基础。其次，1881年弗洛伊德获取博士学位后又在维也纳综合医院工作三年，既积累了外科、内科、精神科、皮肤科、耳鼻咽喉科、眼科以及小儿科等8科广泛的临床经验，又在神经组织学、人脑解剖学、小儿脑病理学（小儿脑麻痹症）、癔症以及可卡因麻醉作用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最后，1886年和1889年弗洛伊德先后两度到法国深造，向巴黎派（Paris school）大师沙可和南锡派首领伯恩海姆学习精神病学和催眠术，这不仅坚定了弗洛伊德由一般神经学转向神经症病理学和治疗学研究的志趣，而且还为弗洛伊德建构精神分析学提供重要的思想来源和方法技术。

（二）精神分析学起始时期（1890～1899）

布洛伊尔教授，同布吕克、沙可一样，是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创立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布洛伊尔是奥地利的著名医生、卓越的科学家，生于维也纳。1867年获维也纳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因受布吕克物理主义的生理学训练，与弗洛伊德均认为心理活动有赖于有机体提供的能量，当能量水平过高时，能量本身便需要释放。他还和马赫同时发现半规管的功能，并著有好几部关于呼吸器官和平衡器官的生理学著作。1871年起布洛伊尔就当私人医生，1894年被选为维也纳科学院通讯院士。

弗洛伊德的老师、合作者布洛伊尔

早在布吕克生理学研究室学习和工作时，弗洛伊德便与布洛伊尔相识。布洛伊尔比弗洛伊德大14岁，是一位天赋极高的人，当时正做膜性半规管研究，且有重大成就，弗洛伊德对他非常敬佩；而布洛伊尔认为弗洛伊德勤奋且有天赋，很看重他，给予他许多无私的帮助，故两人深厚友谊持续多年。

1882年，在弗洛伊德参与合作期间，布洛伊尔正在尝试用催眠术治疗癔症患者，并已发现所谓的宣泄法（cathartic method）。他们一起研究了精神分析发展的一个关键人物——女癔症患者安娜·O（真名是伯莎·波彭海姆）的经典病例。她有种种癔症症状，包括麻痹、感觉缺失、病态性恐惧和不能喝水。布洛伊尔用催眠术和宣泄法来治疗这些症状。

他发现，如果进入这些症状的深处，鼓励患者吐露其真情，让其回忆过去的经历，在解除其催眠状态之后，患者就会感到好些。结果，当布洛伊尔用催眠诱导安娜·O描述致病的情绪事件，并充分发泄她的情绪以后，发现其困难得到了解除，从而喝水的能力也获得了恢复。弗洛伊德写道：“宣泄法是精神分析的直接的先驱，尽管有各种经验的扩展和理论的修正，但它仍是其核心。”65因此，弗洛伊德在美国克拉克大学头两次讲演中，“它给人的印象：不是弗洛伊德，而是布洛伊尔才是精神分析的真正奠基者。”后来两人理论观点日益分歧，弗洛伊德几乎就不再这样说了。

19世纪90年代，在精神分析学起始时期，有两部主要的代表著作：

1.《癔症研究》

这是弗洛伊德早期和布洛伊尔合著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出版于1895年。这部书标志着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奠基和正式起点。标准版编者导言中写道：“《癔症研究》通常被看作是精神分析的开端。”66

弗洛伊德从1890年开始使用的著名的精神分析躺椅

本书包括四个部分：（1）癔症现象的心理机制（1893），布洛伊尔与弗洛伊德合著；（2）病例，包括安娜·O在内的五个个案史；（3）理论，是布洛伊尔的一篇理论论文；（4）癔症的心理治疗，为弗洛伊德所撰写。

本书提出两个重要思想：其一，对癔症的症状做了初步的、较详的分析和解说，开始提出癔症的创伤理论（trauma theory of hysteria），认为每个人均蕴藏着一些必须寻找出路的心理能量（mental energy），它们遇到矛盾时就会导致病理症侯。依他们看来，癔症的发作与患者过去精神创伤（mental trauma）的经历有密切关系，有些症状是“象征化”的，如梦中所表现的那样。而癔症的基础和前提是类催眠状态（hypnoid states），在发作时常伴有心理分裂（psychological dissociation）现象，通过催眠，可让患者得到精神宣泄与联想矫正后，就可使其病情缓解和治愈。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在此书中首次提出“构成精神分析结构奠基石”的压抑（repression）概念，并注意到患者对过去的创伤经历确实想不起来或意识不到；从这点出发，弗洛伊德认为在安娜·O记忆缺失（amnesia）的背后存在潜意识的心理。含有精神分析意义的潜意识（unconsciousness）的概念似乎在其著作中第一次公开出现，这就为他后来所创建的精神分析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弗洛伊德后来说明，关于“癔症的基础与前提是类催眠状态”主要是布洛伊尔的观点。他认为患者过去的创伤经历是一种偶发性因素，而患者潜意识内在本能的矛盾冲突，才是癔症发病的根本原因。其二，在把动力因素（dynamic factor）和经济因素（economic factor）包括在癔症病因中时，弗洛伊德强调了情绪生活尤其是性欲的作用。书中写道：“性本能无疑是兴奋性持续增长（及其后发生神经症）的最有力的根源，并宣称‘女人中，大多数严重神经症的起因是在婚姻的两性关系上’。”又说，“即性似乎在癔症病因中起着主要的作用，它是心理创伤的来源和‘防御’的一个动因——即受压抑的观念来自于意识。”67因此，他们认为，任何被压抑的欲望、冲动、思想和情感在本质上都同性欲有关，其根源可追溯到儿童时期。

本书出版后，受到维也纳和德国许多人的严厉责难，13年中只销售了626册。本来布洛伊尔对弗洛伊德坚持性冲动在癔症病因中的决定作用的观点是有疑义的。在弗洛伊德看来，一个有着正常性生活的人就不会患神经症。而布洛伊尔认为任何创伤性的记忆（不仅仅是性方面的）都可能被压抑而引起神经症症状。68但在弗洛伊德多次要求下他很勉强地同意出版了该书，出版后遭到的冷落和批评，布洛伊尔更感到伤心。但弗洛伊德却一笑置之。这样，本书的出版就成了他们十多年来的友谊破裂的开始，到了1898年前后，他俩不但未能和解反而分道扬镳了。69

2.《科学心理学设计》

本文是弗洛伊德早期勾画的一个原始理想的心理学理论模式，也是精神分析学生成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

弗洛伊德深受布吕克的生理学的物理主义、赫尔姆霍茨的生理学、能量守恒定律、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他在开始治疗神经症的过程中，曾设想以赫尔姆霍茨的生理学概念，将生理学与心理学联接起来，用一种以神经生理学为基础的精神能量，解释变态和常态共同具有的心理过程。

弗洛伊德在与威廉·弗利斯（W.Fliess）从1895年4月开始连续的信件中，表明了其依据进化论、能量守恒定律，在脑生理学的基础上构建心理学理论模式的早期构想。信中说明弗洛伊德在两三个星期中写下了这篇科学心理学设想的初稿，他在1895年10月2日的信中兴奋地写道：“……一切事情似乎都配合无间，齿轮啮合，给人的印象是好像一部机器就会自动运转了。神经元的三个系统，量的自由和约束，原发性和继发性过程，神经系统的重要和谐与倾向，注意和防御的两个生物学原则，质的指征，现实与思想，精神性欲状态，压抑的决定作用，以及最后，作为知觉功能的意识的决定因素——这一切都配合无间而且将继续地配合下去……”70

本文共分三部分：（1）一般方案；（2）心理病理学；（3）正常Ψ过程的表述。第一和第二部分着重阐述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为临床资料，已深入到性的领域。弗洛伊德对本文苦思冥想的兴奋仅是昙花一现，到11月8日他在给弗利斯的信中自称已无力解决这一复杂的精神能量问题，便将此稿搁置，未予发表，且欲焚毁。此稿直到1950年才被重新发现发表，1954年译为英文。71

研究者发现，试图建立一个心灵的神经生理学（医学）模型失败之后，弗洛伊德转向了心理学模型，开始建构精神分析学。萨金和弗莱明指出，尽管弗洛伊德的《科学心理学的设计》一文没有成功，但它所包含的许多概念都将在精神分析研究中出现。72如《癔症研究》（1895）、《释梦》（1900）、《性学三论》（1905）、《超越快乐原则》（1920）、《自我与本我》（1923）等著作中的理论框架和重要概念（守恒性原则、能量贯注、释放、原发性、继发性、愿望实现、梦的分析、潜意识与意识等等），均可在这部著作中找到来源。因此，《科学心理学的设计》是弗洛伊德思想新的转折点，是精神分析学的雏形。

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在此稿中想解决的能量问题，究竟是物理的还是精神的，他本人终其一生都承认未获解决。通常说弗洛伊德是一个精神决定论者，但在此稿中可看出他最初乃是一个赫尔姆霍茨和毕希纳（L.Büchner，1824～1899）式的机械唯物主义者，后来才转向生物主义和心理主义的。

（三）精神分析学形成时期（1900～1909）

如果说19世纪80至90年代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准备和奠基的时期，那么到了20世纪头十年则是精神分析学体系形成、弗洛伊德成名之始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弗洛伊德有四部重要的著作：

1.《释梦》（亦译《梦的解析》、《梦的释义》）

这本书出版于1900年。弗洛伊德在广泛总结前人有关梦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他对病人的梦的临床研究和个人40个有关梦的自我分析，深入地探讨了梦的实质、释梦的方法、梦的伪装、梦的材料和来源、梦的工作以及梦的过程的心理等有关梦的重要理论问题，它不仅提供了开启神经症患者心扉的一把钥匙，而且还成为了解正常人潜意识活动的一条最重要的途径。人们通常把《释梦》视为精神分析学形成的标志，弗洛伊德学说三大理论支柱之一——梦论的典籍。

《释梦》共有七章：第一章详述前人有关梦的问题的科学文献；第二章举例详述释梦的方法；第三章提出梦是愿望满足的理论；第四章阐述梦的伪装（歪曲）；第五章阐述梦的材料和来源；第六章结合多种梦例说明梦的运作方式；第七章阐述梦的过程心理学，既涉及弗洛伊德学说三大理论支柱（梦论、潜意识论、性欲论），更概述了精神分析学的基本理论内涵，如精神结构（潜意识、前意识、意识），精神过程（原发过程与继发过程），精神活动原则（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精神动力（贯注与释放、压抑与阻抗），等等。

弗洛伊德本人对此书既十分重视又非常满意。他曾说过，《释梦》这部书“包含了我有幸能做出的发现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这种洞察力即使能让人有幸具有，一生也不过一次而已”。73有一次，琼斯问弗洛伊德哪本书是他最喜爱的著作，弗洛伊德顺手从书架上拿下两本书，一本是《释梦》，一本是《性学三论》，并对琼斯说：“我希望这一本书（指《性学三论》）能因为大家都接受这个学说而很快就会过时，但是那一本将会流传久一些。”74但是，这部著作刚出版时曾受到很大的冷遇和责难，第一版共印了600册，头六个星期只卖了123本，在以后的两年内，又卖了228本，花了八年时间才全部卖完。弗洛伊德出版此书后，急切盼望各方面有所反响，但却令他很失望，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本书，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它。当他在大学开设《梦》的讲座时，听众只有三个人。但《释梦》毕竟是弗洛伊德最主要的代表著作，也是“使他名垂青史的一部巨著”，其重要性终于被人们所承认。在弗洛伊德去世前，共出了八版。西方学者有的将《释梦》誉为“揭开人类心灵的奥秘”。甚至美国前全国图书馆协会主席、伊利诺大学图书馆馆长罗伯特·唐奈斯（Robert Connors）博士把此书视为“改变世界历史面貌”75的名著。76

2.《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

这本书是弗洛伊德用动力心理学观点解释日常生活事件的一部重要著作。1901年发表在杂志上，1904年出版了单行本，其后再版多次，每次均有修改和补充。

在这部著作中，弗洛伊德从精神决定论的思想出发，依据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失误（parapraxia）现象和自我分析的实际资料为素材去发掘意识的存在，了解潜意识压抑作用的功能，揭示人的深层精神活动的奥秘。弗洛伊德说明人的思维过程绝非首先是理性的，而知觉、记忆、思想和冲动通常是由潜意识欲望引导的。他说：“你若有机会以精神分析法探求人心深处的所思所感，便不难一睹种种潜意识动机的真相。”77我们口头说的，“并不是我们真要说的。”他断言，被压抑的潜意识的东西侵入意识系统有六种伪装形式，即自由联想（free-association）、移情（transference）、梦、神经症症状和遗忘、失言、笔误等失误行为以及诙谐等。弗洛伊德认为，人们所遗忘的大多数是人们不愿追忆的。他说：“他自己对不出钱看病的人，都容易忘记。”有一次会议刚开始，会议主席却宣布：“现在闭会。”在弗洛伊德看来，这是会议主席在潜意识中不愿意开会的真情流露。就是说，日常生活中的口误、笔误、遗忘等失误行为可能都是真正动机的反映，尽管这种动机还未被意识到。由此提出了精神决定论的思想，认为人的心理行为的千变万化都有其原因，即内在的、深层的、潜意识的精神决定因素。这说明潜意识动机和潜意识压抑不仅存在于变态心理活动当中，而且广泛存在于正常人的心理活动当中。该书标准版编者导言认为，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只有《精神分析导论》可与这本书——《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相媲美。78尽管一般认为《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对精神分析理论架构没有任何贡献，批评书中一些事例过于牵强附会，口误界定过宽，无法科学验证，存在神秘主义倾向，但此书是弗洛伊德最广为后人阅读的书之一，它在弗洛伊德在世时，就已经再版11次，并且被翻译成12种语言。79

3.《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

这是一篇探讨幽默、诙谐等日常生活事件发生的潜意识心理机制的论文，也是弗洛伊德阐述潜意识的专论之一。发表于1905年。全文分为三部分：分析部分、综合部分和理论部分。分别就诙谐的技巧、目的、动机、心理起因及诙谐与梦、潜意识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弗洛伊德认为，诙谐具有潜意识性、凝缩性、移置性、短促性和间接表现性等特点，并指出诙谐是能量的突然释放，双关语、言简意赅、玩弄辞藻，达到能量的节约，而许多诙谐的评语同样蕴含着被掩盖的某种攻击行为，蕴含着宗教、性和其他禁忌所不宜公开说的话。举例说，古希腊大哲学家和教育家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的妻子有一天在学生面前谩骂并向他的老师身上泼水时，苏格拉底曾诙谐地说：“我早就知道，天要打雷（指骂人），一定会下雨的（指泼水）。”结果一时尴尬的局面转为哄堂大笑。从弗洛伊德的观点分析，这一诙谐，就是苏格拉底企图摆脱窘境的一种潜意识活动的外化。因此，弗洛伊德说：“诙谐是在潜意识里形成的，只要它服务于潜意识的目的，或者服务于被潜意识所强化的目的——这就是最‘愤世嫉俗’的诙谐。”80本文所涉及的诙谐、滑稽、幽默、梦等问题，不仅有助于对潜意识的理解，而且还具有更广泛的人类学、语言学的意义。81

4.《性学三论》

这本书是弗洛伊德性欲论最主要的代表著作，发表于1905年。性欲论（sexual theory）是正统精神分析的两条基本命题之一，也是弗洛伊德学说的三大理论支柱之一。本书由弗洛伊德关于“性变态”、“幼儿性欲”和“青春期的变化”等三篇文章所组成。他在本书第四版序中公开承认：“坚持性欲乃一切人类成就之源泉，以及性欲观念的扩展，自始便是精神分析学所遭阻抗里最强烈的动机。”82在这部著作中，他除了回答一些批评者的责难外，着重阐明了精神分析的性欲论的两个基本点：（1）坚持性欲是一切人类成就的源泉；（2）坚持性欲观念的扩展。他从进化论的观点证明，成年的性欲特征绝不是性表现的唯一形式，而是从幼年期开始以来就有的性冲动的繁复表现。根据人的身体的弥漫性吸引和特定性爱发生区的性吸引，将人的性发展分成口腔期、肛门期、性器期、性潜伏期、生殖期等，并指出情感固着（fixation）和退化（regression）乃是神经症和精神病的主要症状。此书系统地论述了自幼年时代起人类性欲发展规律。故被称为“弗洛伊德阐明人类性欲之本质与发展的主要文献”。到了1925年已出版了六版，由80页增至120页。在弗洛伊德生前，共有9种外语译本。许多评论家认为，《性学三论》“对人性的了解最有创意且是最具有恒价值的贡献”。83

在这个时期里，弗洛伊德个人地位、业务状况均有相当改善，医疗工作兴旺起来，接受他的学说的人也日益增多。波林认为，这是弗洛伊德“大见成效和成名之始”的时期。

本来，就弗洛伊德在神经病理学方面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及其取得的成就和影响，足以使他获得教授的资格。但因弗洛伊德的一些创新性见解和学说，如“男性也有癔症”，尤其是性病因学的论述，既与维多利亚时代的禁欲主义思想相背谬，又与传统的神经病理学思想相抵触，加上当时反犹势力又很强，故一度遭到医学界的嘲笑和抨击。尽管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同，但负面影响不是一下子能消除的，这恐怕是弗洛伊德一直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的主要原因。可见他极想获得这一职称，这不单纯是因为教授是个令人尊敬的、类似于“半神”的地位，成为世界名流的维也纳大学医学院中重要的成员，更重要的是可使家庭生活更稳定，实现自己一辈子从事学术研究的夙愿。但提职程序比讲师严格得多，必须由两个正教授提名，再由六人组成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著作情况，然后是教授会全体投票表决，再将推荐书报给教育部。经维也纳大学著名教授诺斯纳格、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的提名，他们极力恢复弗洛伊德的名誉，赞扬他的科研成果是“第一流的”，并指出其《癔症病因学》并非“科学的神话”，医学院教授会以22票对10票通过提升弗洛伊德教授84的议案，后经教育部长批准。1902年12月2日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ph）皇帝在他登基五十周年纪念庆祝会上亲自向弗洛伊德颁发了教授任命书。

尽管这是一个荣誉头衔，他并没有被请去给医学院开设固定的课程，但这次“提升”在整个奥地利被公认为是有重要意义的，他在当地的病人也因此激增。一位英国医生戴维·福赛思（David Forsythe）博士，慕名前来拜师学艺，准备学习七周。琼斯又给他送来了一位在英国工作的美国牙科医生。还有一位病人专程从美国前来求医，因为他听说“维也纳有一个精神病医生医术高明”。

1902年秋，弗洛伊德在他的一些学生的促进下，与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卡汉纳（Max Kahane）、莱德勒（Rudolf Reitler）、斯泰克尔（Wilhelm Stekel，1888～1942）等17人建立了心理学星期三学会（Psychological Wednesday Society）。每逢星期三下午，他们到弗洛伊德的候诊室，围着一张椭圆形的桌子，共同讨论精神分析学问题。最初，斯泰克尔把每次讨论的情况写成一个书面报告，发表在《新维也纳日报》的星期日版上。不久，在弗洛伊德身边集中了一批信徒。其中，兰克（Otto Rank，1884～1939）、阿德勒、萨克斯（Hans Sachs，1888～1942）、荣格（Carl Jung，1875～1961）、费伦茨（Sander Ferenczi，1873～1933）、琼斯（Ernest Jones）等，均是弗洛伊德学派的核心和骨干。

1908年复活节，以弗洛伊德为核心，欧洲各国精神分析学家会集于德国萨尔斯堡（Salzburg），召开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一次大会。会议决定出版《精神分析学与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同年4月，弗洛伊德组织的心理学星期三学会改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阿德勒当选该会主席。有人主张这一年是精神分析学派形成的重要标志。

1909年，弗洛伊德在美国克拉克大学与美国心理学会会员合影

此时，他做了著名的《精神分析五讲》报告，并发表于《美国心理学杂志》。

1909年弗洛伊德第一次获得国际上的承认，应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克拉克大学校长斯坦利·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1844～1924）的邀请，偕荣格、费伦茨、琼斯和布里尔（Abraham Arden Brill，1874～1948）赴美，参加麻省克拉克大学二十周年校庆，并做了题名《精神分析的起源和发展》的五次讲演。他还会见了20位著名心理学家，其中包括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铁钦纳（Edward Bradford Titchener，1867～1927）、卡特尔（James Mckeen Cattell，1860～1944）和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等人。会上授予弗洛伊德名誉博士学位。对弗洛伊德来说，这一切，似乎是一场梦。他在致谢辞中激动地说：“这是对我们的努力的第一次正式的合法承认。”

翌年，新结识的朋友、美国哈佛大学精神病学家普特南（James Jackson Putnam，1846～1918），将弗洛伊德的讲演编成《精神分析五讲》发表在《美国心理学杂志》。弗洛伊德这次访问获得很高的荣誉，名声远扬，深受感动。

正像弗洛伊德在《自传》中更有自信地说：“在欧洲时，我觉得处处受人轻视。到了美国，我发现那些最出色的人物也没有对我怠慢。当我步上沃斯特克拉克大学的讲坛宣讲我的《精神分析五讲》时，我的感觉就像难以置信的白日梦获得实现那样：精神分析已不再是一种幻想的产物，它已是现实中极有价值的一部分。”85

琼斯回忆说，在听了弗洛伊德的讲演后，詹姆士曾把他的手臂搭在琼斯的肩膀上说：“心理学的未来属于你们。”86

1909年在美国克拉克大学

前排左起：弗洛伊德、霍尔、荣格。后排左起：费伦茨、琼斯、布里尔。

1909年，弗洛伊德著作的英译本在美国出版。布里尔、琼斯和普特南三人成了在美国传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最积极的中坚人物。布里尔主要在纽约活动，琼斯则到巴尔的摩、波士顿、芝加哥、底特律和华盛顿活动。由普林斯（Murton Prince，1854～1929）和霍尔分别主办的《变态心理学杂志》和《美国心理学杂志》不断刊登琼斯等人介绍精神分析学的文章。

但是，弗洛伊德对美国的印象并不好，而且多年来耿耿于怀。他觉得，与有教养的欧洲人来比，美国人太随便，烹调技术不好，又缺乏浴室。特别是在参观尼加拉瀑布时，弗洛伊德才刚刚53岁，一个向导竟然称他为“这个老家伙”。弗洛伊德对他的传记作者琼斯说：“美国是一个谬误；一个巨人般的谬误，那倒是真的。但仍然是一种谬误。”87访问美国14年之后，有人问他好像恨美国，弗洛伊德回答说，“我并不恨美国，我只是为它感到遗憾，我为哥伦布发现了它而遗憾！”88

不难想到，经历了多年的波折和奋斗，弗洛伊德已开始感受到国际性精神分析运动暖流的来临，同时他也预料到胜利中必然会出现新的矛盾。

（四）精神分析学派出现分裂时期（1910～1919）

20世纪前十年，精神分析学派开始出现分裂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因正式成员之间不和与意见分歧，使精神分析学派开始分化。

1910年3月，于德国纽伦堡召开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二次大会。会上，弗洛伊德作了《精神分析治疗法的前景》的演讲，并正式建立国际精神分析学会，荣格当选为第一任主席。他是瑞士著名精神病学家，1900年拜读《释梦》后就开始在实践中运用弗洛伊德的观点进行研究。1906年荣格与弗洛伊德开始每周通信，并把他的《早发性痴呆心理学》（1907）寄给弗洛伊德。1907年赴维也纳拜访弗洛伊德，两人一见如故，畅谈了13个小时，由此建立了亲密的友谊。1909年荣格随同弗洛伊德赴美国克拉克大学讲学，并荣获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弗洛伊德在给荣格的一封信中，称荣格为过继的长子和继承人。

继《精神分析学与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之后，又出版了《精神分析学中央学刊》作为该会的机关刊物，由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和斯泰克尔任主编。荣格委任黎克林（Riklin）担当国际精神分析大会秘书，并主办《国际精神分析学会通报》，定期报道学会各项日常活动、学术活动及出版讯息等等。

为协助学会处理共同事务，会议还决定成立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地方组织：柏林精神分析学会，主席是阿伯拉罕（Karl Abraham，1877～1925）；慕尼黑精神分析学会，主席是塞福（L.Self）；苏黎世精神分析学会，主席是荣格；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主席是阿德勒；布达斯精神分析学会，主席是费伦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主席是琼斯。后来发展到八个地方组织。

1911年春，阿德勒正式宣布退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另组自由精神分析学会，创建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其原因与纽伦堡大会上的选举有关。奥地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追随者阿德勒和斯泰克尔，对弗洛伊德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主席这一领导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荣格，表示不满。更主要的是理论观点上的根本分歧，阿德勒反对性力决定论，反对生物定向的本我心理学，主张社会文化定向的自我心理学等。这一决裂，标志着精神分析学理论本身的内在矛盾公开化。

1911年9月，第三届国际精神分析学大会在德国魏玛召开。中为弗洛伊德，其右下为费伦茨，左边为荣格。

1911年9月，在德国魏玛（Weimar）召开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三次大会，参加会议的约有55名代表，包括奥地利、德国、瑞士、匈牙利、荷兰的同行，还有4名美国人和几位刚开始专攻精神分析学的女医生。研究范围也很广，其中只有一部分是关于医疗技术的。大会主要报告有：美国神经病学家普特南的《哲学对精神分析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性》，荣格的《精神病和精神神经症的象征意义》，瑞士精神病学家布洛伊勒（Eugen Bleuler，1857～1939）的《孤独症》，萨克斯的《精神分析和心理科学的相互关系》，兰克的《论诗歌和传说中裸体意象的动机》等。会议决定创办一份非医学性的精神分析学的《潜意象》（Imago，亦译“意象”）期刊，由兰克和他的挚友萨克斯任编辑。精神分析学在人类学、政治经济学、艺术、文学及其他人文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均可在此杂志上发表。

荣格是一位有着独立见解的精神病学家。1912年他发表的《力比多的变化和象征》一文就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大相径庭。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力比多（libido）的看法不同，荣格认为力比多只是一般张力的一种延伸，不一定或不完全只和性欲有关。二是对恋母情结的看法不同，荣格认为，恋母情结和乱伦愿望并非潜意识的积极的、切身的一部分，而是代表一些更高理想的象征。同年夏末，荣格在美国的讲学内容也公开表示他在理论上同弗洛伊德的对立。1913年9月，在德国慕尼黑召开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四次大会。参加会议的人共有87名，其中包括精神分析学会的成员和其他人员。在会上，弗洛伊德强烈地希望，他和荣格在慕尼黑的见面能真诚地摒弃前嫌。荣格郑重表示，他们二人思想上的分歧不应该削弱他们之间的情谊，不论他们是如何地不愿意接受这些分歧。荣格还明确保证说，要用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的任务，并对《年鉴》的内容和发展表示了乐观的态度。荣格回心转意不长，一回到瑞士之后，他就公开抛弃了更多的弗洛伊德派的理念，如梦中的性象征、本能阻抗、压抑等。这样，两人同意终止他们之间的私人通讯。1913年荣格给弗洛伊德写信正式辞去《年鉴》主编职务，并直截了当地表示今后不能再同弗洛伊德继续合作。1914年4月，荣格正式辞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指望由阿伯拉罕接任。接着，荣格又宣告退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另建分析心理学（analytical psychology）。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实际上存在三个对抗团体：弗洛伊德学派（又称精神分析学派）、荣格学派和阿德勒学派。

由于精神分析学派的分裂，1913年夏，在琼斯的建议下，成立守护弗洛伊德委员会，主要成员有费伦茨、阿伯拉罕、琼斯、萨克斯、兰克等五人，琼斯被选为主席。弗洛伊德把自己珍藏的意大利五个精刻的小凹雕作为“正式勋章”送给他们作为纪念。大家深为感动，把这些宝石镶在戒指上，可日日夜夜都在手上（on hand，既有“在手上”，又有“在身边”的意思），弗洛伊德听了琼斯的这一双关语，不禁哈哈大笑，他宣布：“我同意，打心眼里同意。”

十多年来，该会一直顺利地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即保卫弗洛伊德的荣誉和学说，反击对弗洛伊德本人及其学说的各种攻击。弗洛伊德在他的《自传》中，对这个委员会所起的作用表示非常满意。他说：“和那些弃我的人（如荣格、阿德勒、斯泰克尔及其他少数人）相比，还有更多的人如阿伯拉罕、艾丁根（M.Eitington）、费伦茨、兰克、琼斯、布里尔、赖克（T.Reik）及其他人，都忠诚地和我合作了15年以上，而且绝大多数都和我私交甚笃。”89

尽管1911年和1914年阿德勒与荣格先后和弗洛伊德彻底决裂，但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在全世界的影响与日俱增。

在美国，由于弗洛伊德的访问，以及琼斯、普特南、布里尔等人的热心支持，很快掀起了研究精神分析的热潮。1910年5月2日，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在华盛顿正式成立，普林斯任主席，被称为“美国精神分析学之父”的布里尔创立了纽约精神分析学会。

在俄国，也引起了一些人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奥希波夫（M.E.Ossipow）及其同事翻译了弗洛伊德的著作。1909年莫斯科出版了《精神治疗法》。莫斯科科学院还为优秀的精神分析学著作颁发了奖金。

在欧洲，荷兰艾姆登（Van Emden）亲自来维也纳向弗洛伊德拜师求教，而奥古斯都·斯塔克（J.St?rke）于1905年起，就一直在荷兰运用精神分析法给患者治疗。姆·迪艾德医生首次向英国医学会神经病学会分会做了介绍精神分析学的报告。琼斯决定返回伦敦开业行医，创立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意大利的格·莫德纳（Ge Modena）医生翻译了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

这个时期，弗洛伊德也发表不少著作，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三个系列的论著。

1.精神分析学系列的论著

（1）《精神分析五讲》（亦译《精神分析的起源与发展》，1910）这本书是弗洛伊德于1909年应美国克拉克大学校长霍尔的邀请，为该校20周年校庆所做的5次讲演汇集而成，翌年首次用英文刊出。该文是弗洛伊德最早论述精神分析的主题和发展的一篇著作。它从叙述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作研究癔症开始，通过大量的临床时间和观察事例，比较系统地阐释了精神分析学关于宣泄法、压抑、梦、失误、性欲和移情等重要概念和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90

（2）《精神分析导论》（亦译《精神分析引论》，1916～1917）

这本书是弗洛伊德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在弗洛伊德的全部著作中，或许除了《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外，本书是流传最广的一部，大约有16种语言的译本。它由弗洛伊德1916年、1917年两个冬季在维也纳大学为学生开设精神分析学课程的讲稿汇编而成。全书包括失误动作、梦和神经症等3篇，共分28讲。该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引导听众领会精神分析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前两篇内容假定听众没有精神分析学的基础知识，通过对日常生活中失误动作的分析和对正常人的梦的探索，为听众奠定学习有关神经症问题的基础。第三篇神经症通论是弗洛伊德讲解精神分析的核心，他通过对各种神经症的全面分析，深入地阐述了这个十分困难的新课题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全书较为完整地反映了精神分析学这门学科的精神实质、理论内涵和方法技术，既是学习精神分析学的入门读物，又是研究精神分析学的必读著作。91

（3）《精神分析运动史》

此文是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学产生、发展和分裂过程的历史总结，发表于1914年。全文共分三部分：（1）阐述了大约1902年前精神分析学发展史，包括同布洛伊尔的合作与分离，独自提出迁移宣泄法，形成压抑和阻抗理论、幼儿性欲假说，以及作为潜意识来源的梦的解析和开拓。（2）阐述了大约1910年前精神分析学的观点第一次开始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包括以维也纳与苏黎世学派联盟为核心的精神分析学派的形成、主要贡献，以及精神分析运动在欧洲和美国的兴起。（3）阐述了精神分析学派的组织建设、学术活动和分裂，包括地方组织的建立、前四届国际局势分析学代表大会的活动、同阿德勒和荣格的根本分歧，以及弗洛伊德对他们的严厉批评。92

2.元心理学（亦译“心理玄学”、“后设心理学”，metapsychology）系列的论著

（1）《本能及其变化》

此文是弗洛伊德关于本能问题的一篇专论，发表于1915年。他从不同角度分析说明本能（instinct，相当于德语中的Trieb）“介于生理与心理之间的边界概念”所涵盖的内容，强调本能源于机体能量贯注的心理表征，并指出这一基本概念所涉及的问题，如本能的原动力、目的、对象和来源，以及描述性本能的一般性质所采用的方法等。它对研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三大理论支柱之一——本能论具有重要价值。93

（2）《压抑》

此文是弗洛伊德关于压抑问题的一篇专论，发表于1915年。其中对压抑的本质、种类（原始压抑与固有压抑）、归因、结果及其与神经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该文和《潜意识》、《有关移情的观察报告》等12篇论文，均系元心理学方面的专论。它对领会精神分析学的基本概念和防御机制有重要学术价值。94

（3）《论潜意识》

此文是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一篇重要论文，也是他阐述心理学基本理论方面的代表性文章之一，发表于1915年。主要包括：（1）对潜意识概念的辩护。他认为，提出潜意识的假说是必要的和合理的。（2）潜意识的两种含义。依据心理地形学观点既界定了描述意义上的潜意识（即前意识）和系统（动力）意义上的潜意识的区别，又阐释了潜意识与前意识、意识之间的互动关系。（3）潜意识情绪。弗洛伊德论述了潜意识情绪、感情、情感的存在和三种变化形式（保留、转变和压制）及其重要性。（4）心理地形学与压抑的动力，用地形学、动力学、经济学的方法对某种心理活动做了元心理学的描述。（5）潜意识独有的特性，如相互不存在矛盾、原发性过程（贯注的活动性）、无时间性、以心理现实代替外界现实等。（6）两种系统间的交流。阐述了潜意识与前意识（或意识）系统之间交流的广泛性及其相互转化的过程和条件。（7）对潜意识的评估。从对神经症的分析中具体揭示了潜意识与前意识的区别和联系，并指出了人的心理活动两条运作的途径（即本能—潜意识—意识；外部—意识和前意识—潜意识）。可见，本文对理解精神分析学的潜意识理论支柱和心理地形学具有重要意义。95

3.弗洛伊德主义领域的著作

20世纪10年代以来，弗洛伊德就将精神分析学扩展和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逐渐形成哲学化或社会学化的精神分析学，即弗洛伊德主义。

（1）《图腾与禁忌》

此书是弗洛伊德应用精神分析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社会心理学的首次尝试，也是弗洛伊德第一次集中阐述自己关于宗教和道德起源的一部重要著作，出版于1913年。本书研究了存在于原始部落民族中的各种禁忌、图腾崇拜及原始宗教和原始文化，并研讨了原始人这些现象的心理根源及其活动的规律。共四篇：对乱伦的恐惧；禁忌与矛盾情感；泛灵论、法术和思想万能；图腾崇拜在童年时代的再现。弗洛伊德通过蒙昧人与强迫神经症患者的比较，推断了图腾崇拜的本原意义。认为图腾禁忌反映了人类对乱伦的恐惧；塔布（Taboo）禁忌则是矛盾情感的产物。它构成了蒙昧人的原始道德观；蒙昧人的法术思维品质——思维万能，构成了泛灵论原始思维模式。在这一思维模式作用下，他们用支配心灵生活的法则来支配实在之物，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神灵观念，并因此为宗教的产生铺平了道路。还断定图腾崇拜的来源，即在于那些被父亲驱逐的儿子们联合在一起，杀害并吞食了自己的父亲以后，产生的罪恶感、悔恨和怀念，故所有的神都是依据父亲的形象的构成物。而宗教的发展正是来自于对弑父罪恶感的“集体意识”，人们把这种心理过程以潜意识的形式一代又一代地积淀，反映了弗洛伊德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分析力，通过其中大量的原始文化资料，可以了解人类心灵深处的奥秘。这是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学应用于人类文化学、文化史、宗教学领域的先声。尽管有心理主义（psychologism）倾向，但对我们研究宗教和道德起源的认识根源是有学术价值的。96

（2）《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

此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观点阐述文学作品的一部心理美学代表作，发表于1907年。该文紧紧围绕《格拉迪沃》一书中幻觉与梦的关系，揭示了压抑、幻觉与精神错乱的起因、梦的形成与解释、性欲生活的作用、治疗心理疾患的方法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它不仅沟通了心理学与文学的联系，而且还开拓了精神分析美学研究的新领域。97

（3）《作家与白日梦》

这是弗洛伊德关于文学作品创作的目的、实质和心理来源的一篇极为重要的论文，发表于1908年。弗洛伊德在对创作与白日梦的关系做出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幻想活动，其目的是在幻想中实现其未能满足的愿望；这种幻想实现于作家的观念作用的三个阶段（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联络上，作家的写作技巧只在于通过转化及其伪装来掩盖自己的自我中心倾向，并提供纯形式的乐趣。此文对研究弗洛伊德的美学观和文艺观具有重要价值。98

（4）《达·芬奇的童年回忆》

此文是弗洛伊德对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长篇评传，发表于1910年。他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传记研究的方法，详细叙述了达·芬奇童年以来的感情生活，深刻分析了他的性心理历史的发展过程，着重阐释了他的艺术与科学活动的心理起源。主要观点：一强调童年经验（记忆）的重要性和“恋亲丛”对他的创作（如《蒙娜丽莎》、《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等）及其一生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二指出他是一个特殊类型的同性恋者和强迫性神经症者，把想象特别是幻想（“秃鹫幻想”）视为创作的出发点和主要形式。三宣称艺术家的创作是性欲的一种宣泄，主张艺术和科学成就是性本能升华的两种表现。四提出以“性压抑”为本源的科学研究本能的三种类型，即神经性压制型、强迫性沉思型、替代性升华型。此文不仅对研究达·芬奇这一历史人物的心理构成有参考价值，而且对研究弗洛伊德心理美学思想也有重要意义。99

（5）《米开朗基罗的摩西》

此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对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所创造的摩西（Moses）这一艺术作品的解释。文中提出艺术作品中所表达出来的意图在观众心中唤起与之同样的情感态度和心理品质。同时指出，在艺术品的欣赏中对一些为人所忽视的细节的注意和分析，可以使人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主题思想。此文对了解弗洛伊德的心理美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100

当弗洛伊德正处于事业迅速发展且多产的时候，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匈帝国又是主战国，这样弗洛伊德一家及其理论在全世界的传播均受到很大的影响。他的三个儿子都上了前线，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骨干兰克、费伦茨也参了军，求诊病人越来越少，家里钱财丧失殆尽，连买的公债和人寿保险都没有保住，故为了维持妻子、几个孩子和明娜全家的生活，弗洛伊德还得极力操劳。

弗洛伊德利用这一生中最空闲的时间，还是写了不少论文。但随着战争一年年的延长，弗洛伊德的收入明显减少，家庭生活越来越困难。他患了重感冒，身体日渐虚弱，60岁的生日过得很凄惨，连足够的食物都没有。而后弗洛伊德又得了严重的风湿病，写字的时候，手不停地颤抖着，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却说：“我的精神并没有受到动摇。……这就表明，一个人的精神生活是多么重要啊！”101但厄运接踵而来，1917年他的下颚癌初显征兆，下颚经常颤抖，且不停地疼痛。这与他每天吸20支雪茄有很大关系。弗洛伊德总是在上衣口袋中放上几支上等的雪茄烟，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期，依然如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1918年9月28日，中断了三年多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五次大会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召开。玛莎和小儿子厄恩斯特随同弗洛伊德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代表共有42位精神分析学家和爱好者，有几名来自荷兰和德国，其他的都来自奥地利和匈牙利。在大会上，弗洛伊德宣读了《精神分析治疗法的前进方向》的论文。费伦茨当选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布达佩斯市长向代表们表示了官方的欢迎，并拨了一艘游艇供代表们游览多瑙河之用，各界都为他们举行了正式的招待会和宴会。

列席会议的还有德、奥、匈三国的官员，他们要求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对战争精神神经症的士兵给予帮助。布达佩斯准备建立治疗炮弹导致心理疾病的中心，由一名精神分析学家负责全面工作。布达佩斯大学数千名学生要求费伦茨到大学开设精神分析学课程。他在布达佩斯治疗精神神经症患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正如艾丁根在柏林以及阿伯拉罕在阿伦斯坦的陆军医院里取得的成就一样。弗洛伊德对核心委员会成员说：“我们还真有点用处！”又说：“这是我们头一次被当作一个公认的科学团体对待……”费伦茨高兴地插嘴说：“……并且能做出宝贵的贡献。”“弗洛伊德教授，我们不仅仅是有用，而且是必需啊！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人，这是我多年来的理想！”102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刚刚诞生的奥地利共和国经济萧条，货币贬值，举步维艰，三个儿子均找不到工作，诊所收入少得可怜，还得供养一家老小（母亲和多尔菲、两个孀居的妹妹和孩子、明娜、自己的妻子和孩子）16口人，只得靠借债度日。

在零下十多度的严冬下，弗洛伊德白天守候着没有暖气的诊室行医，晚上还要用冻僵了的手执笔写作。在此期间，出版了他的《精神分析短篇论文集》第四卷。还在维也纳成立了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因战争的灾难精神病患者剧增，更重要的是，人们精神上的空虚、苦闷和悲观，促使人们更加重视精神分析学，以期获得解决精神疾患的奥秘。因此，西欧各国政府、学者和普通人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大大增加，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在各国的分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五）精神分析学最后成熟时期（1920～1929）

20世纪20年代，精神分析学最后成熟和声誉日隆的时期，也是弗洛伊德主义理论建树时期。在这个时期，弗洛伊德在医疗上又日益兴旺起来，除每年夏季有三个月的假期外，每天工作繁忙，从上午9时到下午1时都在对患者进行分析。

在学术上，弗洛伊德对自己的学说通过集体的讨论又做了补充和修正，使精神分析学由一种作为治疗神经症的理论和方法发展为一种阐明人类动机和人格的理论体系。主要代表著作如下：

1.《超越快乐原则》

此书是弗洛伊德后期主要著作之一，发表于1920年，全书共七章。他提出，人的行为的主要动力，除了快乐原则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现实原则外，还有一条更基本、更符合人的本能的原则，它的作用超出了快乐原则，这就是强迫重复原则，即要求重复以前并回归到过去的状态。作为生物惰性的本能，正具有这一特征。像人这样的有机体，因本能固有的保守性，也有恢复原初的无机物状态的倾向，可成为死的本能。因此，弗洛伊德在这部著作中，修正了他早期的本能学说，第一次提出人存在着死的本能与生的本能，并把这两种作用相反、同时并存的力量的斗争视为人的整个生命运动历程的决定者。103

2.《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

这是弗洛伊德后期关于群体心理学的主要著作，发表于1921年。全书共十二章：导言；勒邦（Le Bon）对群体心理的描述；关于群体心理生活的其他说明；暗示与力比多；两种人为的群体——教会和军队；其他问题与研究思路；认同作用；爱和催眠；群居本能；群体和原始部落；自我的等级区分；附录。弗洛伊德系统论述了关于“群体的本质就在于它自身存在的力比多联系”的理论，其特征是根据个体心理的变化来解释群体心理。在该书中，弗洛伊德首先介绍了群体心理学的各种特征及维持教会和军队这两个人为群体的心理纽带。其次，着重探讨了暗示、认同、爱和催眠中力比多联系的作用。最后，在“自我的等级区分”假定中，提出了“自我理想”（ego-ideal）的概念。后来到1923年发表《自我与本我》时，重新将“自我理想”确定为“超我”（super-ego），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104

3.《自我与本我》

这是弗洛伊德后期的一部主要的理论著作，也是弗洛伊德人格心理学的典籍，出版于1923年。全书共五章和两个附录：意识和潜意识；自我和本我；自我和超我（自我理想）；两类本能；自我的依赖关系；描述的和动力学的潜意识；力比多的大储存库。在本书中，（1）弗洛伊德进一步将心理区分为意识（conscious）与潜意识（unconscious）的意涵，然后又明确提出并阐释了两种潜意识：一种属于描述意义上的潜意识，即前意识（preconscious）；另一种属于动力学和系统意义上的潜意识，即弗洛伊德所特指的潜意识。（2）提出了三部人格结构说（tripartite personality structure），阐释了自我（ego）从本我（id）、超我（super-ego）、自我分化的过程。弗洛伊德认为，本我是最原始的、潜意识的、非理性的心理结构。它充满着本能和欲望（desire）的强烈的冲动，受着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的支配，一味追求满足；自我是受知觉系统影响，经过修改来自本我的一部分。它代表理智和常识，按着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来行事。它既以大部分的经历来控制和压抑发自本我的非理性的冲动，又迂回地给予本我以适当的满足；超我是人格中高级的、道德的、超自我的心理结构。它以良心（conscience）、自我理想（ego ideal）等至善原则（perfection principle）来规范自我。这样，弗洛伊德就从静态的心理地形学发展为动态的人格结构学。（3）还谈到了自我由于成了外部世界、本我和超我等三个主人的可怜仆人，因而常常激起焦虑信号，成为弗洛伊德晚年新的焦虑论（anxiety theory）的基础。105

4.《抑制、症状与焦虑》

这是弗洛伊德一部后期的代表作，是对压抑与焦虑（anxiety）及自我防御机制（ego-defence mechanism）关系理论进行修正与补充的主要著作，出版于1926年，全书共十一章。弗洛伊德通过对恐惧症、强迫性神经症和转换性癔症等病理现象的分析，通过对外部症状与内部自我、本我和超我现实关系的阐释，他解释了焦虑的性质、类别、表现形式及其与出生创伤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自我的各种意识功能，尤其是自我防御机制，如压抑作用、反向作用（reaction-formation）、抵消作用（undoing）、隔离作用（isolating）等在神经症患者和正常人心理活动中的作用；阐明了“压抑”与“防御”（defence）两个基本概念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它们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本书对理解弗洛伊德学说的基本理念有重要学术价值。106

5.《一个幻觉的未来》

这是弗洛伊德关于文化观和宗教观的一部承前启后的重要著作，出版于1927年，全书共十章。早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弗洛伊德就表现出对文化人类学的关注，十几年后，此书的出版则是他由精神病学、心理学方面转向主要研究社会文化问题的一个重要标志。弗洛伊德解释说：“经过了一生浸润于自然科学（医学与心理治疗）之中，我的兴趣重新又回到了从前深深吸引着我的文化（cultural）问题上去，这些问题早在我懂得怎样去思考之前，就深深地吸引着我。”107后来《文明及其缺憾》一书则是他在此书的基础上对文化观的集中而深入地阐述。本书主要讲了两个问题：（1）文明（civilization）的内涵及其同本能的关系。他认为，文明是人获取的知识、能力和调节人际关系的规章制度的统一体，其中社会文明与人的本能永远处于二律背反之中，即文明既对人类有益，又是对人性的否定。（2）宗教的本质、演化及其作用。他明确指出，宗教（religion）是人类童年的强迫性神经症（obsessional neurosis）、幼稚症（infantilism）和“人反对现实贫苦生活的一种神秘化抗议”，对人的精神既有某些安慰作用，更有麻醉作用，犹如一种“甜蜜的毒药”。随着科学的发展必然要否定宗教，使人们“从宗教的奴役下解放出来”。108他坚信，宗教必然像人类脱离少年期一样而走向衰亡。弗洛伊德对宗教起源的心理分析、宗教与科学的对立、宗教的安慰和麻醉作用等方面的论述，不仅有合理性，而且有无神论倾向。109

6.《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

这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阐释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1821～1881）文艺创作的一篇心理美学的论文。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马拉佐夫兄弟》是恋母情结的弑父动机与赎罪欲在文学上的再现，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和神经症发作在艺术上的投射（projection）。进而他指出，西方文学史上的三部“杰作”（《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卡马拉佐夫兄弟》），均以弑父者为其同一主题，其弑父行为动机都是与情敌去争夺一个女人。弗洛伊德坚持，潜意识的情杀动机与严重罪疚感的癫痫症和神经症，既是创作文艺作品的重要起因，又是理解西方文艺“杰作”的一把钥匙。110

在组织上，弗洛伊德做了调整，以保证研究工作的进展。1920年，弗洛伊德将忠实的精神分析学家组织一个秘密的核心小组：弗洛伊德、兰克、萨克斯于维也纳；阿伯拉罕、艾丁根于柏林；费伦茨于布达佩斯；琼斯于伦敦。他们相互通信，每两年聚会一次，必要时可随时增加聚会次数。

1922年，与护卫弗洛伊德“委员会”成员合影。

前排左起：弗洛伊德、费伦茨、萨克斯；后排左起：兰克、阿伯拉罕、艾丁根、琼斯。

1920年9月，在荷兰海牙召开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六次大会，这是战后第一次国际代表大会。会议4天，代表和来宾共119人。弗洛伊德满意地看到，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又重新形成，友谊并没有遭到损害，也没有留下战争的伤痕。琼斯和英国代表为弗洛伊德教授及其女儿举行了午宴。安娜用漂亮的英语作了答谢讲话。这既使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感到高兴，也使她父亲弗洛伊德感到自豪。

1922年，在德国柏林召开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七次大会。参加会议的代表112人，来宾115人。其中，美国的会员11人，英国31人，柏林91人。这充分证明了阿伯拉罕、艾丁根，以及萨克斯和兰克等人在训练中心作出的成绩。尽管瑞士的会员们受到阻挠，他们还是来了20人。看着济济一堂的会议大厅，回想起十年前慕尼黑大会上不欢而散的情景，弗洛伊德十分感慨地想道：“我们现在有足够的会员和力量自立了。我们终于大功告成了！也许我们还会由于种种原因失去个别人员，但我们已经像任何一个精神病或神经病学会那样牢牢地站住了脚。”会上，阿伯拉罕关于抑郁症（melancholia）和费伦茨关于生殖器的理论使与会者赞不绝口。但对弗洛伊德来说，最大的幸悦莫过于看到一批年轻的新会员宣读他们的论文：弗朗茨·亚力山大（Franz Alexandre）和卡伦·霍妮（Karen Danielsen Horney）关于女性心理学一些问题的探讨；格查·罗姆将精神分析学引进人类学研究的尝试；等等。

弗洛伊德在会上宣读了《关于潜意识的几点意见》的论文。这篇文章是以他的《自我与本我》一书的手稿为基础写成的。他说，在科学的领域里，满足于昨日的真知灼见，就会导致今日的一知半解。他承认过去仅仅强调意识与潜意识是偏颇的、简单化的。主张以“三部人格结构说”取代“二部心灵结构说”。最后得出结论说：“精神分析法是一种能使自我逐步征服本我的工具。”又说：“它也是一种看待事物的方法一种态度、一个参照物、一种观点、一条途径，它使我们能够从压抑与反压抑（counter-repression）、爱与死的永恒冲突的角度来理解人类的精神世界。”111在这会上，他的女儿安娜被推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会员。

1924年，在德国萨尔斯堡召开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八次大会，阿伯拉罕任主席。同年，弗洛伊德被授予维也纳市荣誉市民称号，以祝贺他68岁的生日，而不是等到习惯上的70岁。这可能与弗洛伊德下颚癌手术有关。同年，5月14日，法国著名作家、音乐家、社会活动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拜访了弗洛伊德。罗曼·罗兰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已达20年之久，对弗洛伊德很赞赏，并经常通信。这次相会，两人各抒己见，探讨了文艺创作和人类心理活动的关系，批评了文艺界片面理解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达成了人生观问题上的共识。

1925年9月，在德国洪堡召开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九次大会。弗洛伊德未出席，而是派安娜去宣读了他的《两性生理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的论文。同年，德国精神分析运动的天才阿伯拉罕去世。弗洛伊德非常痛心地说：“卡尔·阿伯拉罕才48岁呀。他还可以进行30年的创造性工作。而我今年69岁了，半个嘴巴都已被割去，却仍在世上苟延残喘，而卡尔却永远离开了我们！”

到了20世纪20年代，精神分析声誉日隆，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已相当可观。历史表明，精神分析学将会继续向前发展，它不仅能成为一门学科，而且也能成为一种治疗方法。加入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人数日益增多。除了以前就有的维也纳、柏林、布达佩斯、伦敦、荷兰、瑞士和俄国的地方组织之外，后来巴黎、加尔各答应成立了学会，日本成立了两个，美国有好几个，最近耶路撒冷、南非的分会相继诞生，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也建立两个地方团体。

精神分析运动在美国的影响远大于欧洲。1920年后仅在美国就出版了两百部以上的著作论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当时有人颇有感慨地说：“十多年以前，有谁曾梦想过，今天的大学教授们会向男女学生讲授弗洛伊德的理论。科学家依靠它，以探求本能的奥秘；教育家希望从中找到训练年轻人的秘诀。”1914年和1917年弗洛伊德曾被美国心理学家怀特推荐为诺贝尔医学奖的候选人。而后法国艺术大师罗曼·罗兰也多次努力争取过，但均未成功。弗洛伊德自我解嘲地说：“我已经两次看见诺贝尔奖从我面前闪过，但我知道，这种官式的承认根本不适合我的生活方式。”112

后来，精神分析运动内部核心委员会出现了矛盾。追随弗洛伊德达25年之久的兰克和被弗洛伊德非常器重的费伦茨几乎是秘密出版了两本同正统精神分析学相对立的论著：一本是兰克和费伦茨合著的《精神分析的发展》（1923），引起许多成员的反对，弗洛伊德对其中一些错误也做了批评，但希望大家通过内部讨论加以解决，费伦茨表示接受意见，并同委员会言归于好。而兰克却未完全改变态度。另一本是兰克的《出生创伤》（1924），将人的精神神经症、各种情绪、焦虑、恐惧、迷惘、恐怖、软弱等，完全归因于人出生时所受到的创伤，抛弃了弗洛伊德神经症的性病因学和释梦的方法。这本书事先没有让任何人看到他的手稿，但却得到费伦茨的支持。这样，于1926年和1929年兰克和费伦茨就相继脱离了组织。1923年确诊弗洛伊德患下颚癌，并做了第一次手术。1926年，弗洛伊德70寿辰时，收到了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丹麦著名作家布兰戴斯（Georg Morris Cohen Brandes，1842～1927）、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等人的贺电和德国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在报上发表的祝辞。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声明退出精神分析运动。

（六）精神分析学登峰造极时期（1930～1939）

20世纪30年代，既是精神分析学顶峰时期，又是弗洛伊德主义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弗洛伊德进一步用精神分析学的观点研究一系列社会现象，如社会组织、宗教起源、文学艺术、战争根源等等，构建了一套有关社会文化的弗洛伊德主义理论体系。

这个时期，弗洛伊德的主要代表著作如下：

1.《精神分析新论》（亦译《精神分析引论新编》）

它是《精神分析导论》的姐妹篇，也是弗洛伊德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它是弗洛伊德在他1932年所做的演讲基础上成书的，但却是他在《精神分析导论》发表后经过15年研究实践和反思的成果。该书既是对《精神分析导论》的修正、补充和发展，也是弗洛伊德后期工作的里程碑，出版于1933年，全书共七讲，即从29讲至35讲。分别阐述了四组不同性质的问题：（1）进一步发挥了梦的理论，提出一切梦均具有性的属性的命题，详述了显梦与隐梦之间的根本区别，关于梦满足愿望的作用与焦虑的梦不矛盾的观点、关于梦的本质即梦的工作过程的发现等等问题。（2）强化了对人格的自我的分析，着重阐述了自我和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关系，以及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与自我、超我和本我以及它们与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的关系。（3）专门探讨了焦虑与本能生活以及女性心理问题，提出女性气质决定于其性器官的功能及其发展状况的理论，并对心灵感应（telepathy）现象、精神分析理论做了解释、应用和展望。（4）对宗教、教育、宇宙观等问题发表了他元心理学的独到见解。该书论述许多过去未曾接触过的问题，包括教育的目的、职能和方法，哲学和宇宙观，宗教的特点、职能及其与科学的不相容性，对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评价等。其中关于宗教的作用及其与科学相对立的观点有其合理性，其余的一些论点则有明显的谬误。113

2.《精神分析纲要》

这是弗洛伊德最后一部精神分析学的极为重要的代表作。他写于1938年（82岁），并以德英两种文字发表于1940年。虽书未写完他已去世，但全书的内容基本上是完整的。全书共分三部分：（1）心灵及其活动，阐明了本我、自我和超我相继发展而成的精神结构，具有根本性作用的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性功能从幼年到成年的发展过程，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的区别和联系，以及对梦的解析。（2）实践任务，阐述了精神疾病的早期根源及其精神分析治疗技术。（3）理论成就，揭示了精神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本书既是向读者介绍精神分析基本原理的指南，又是他对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精神分析理论全面而精辟的总结。因此，《精神分析纲要》在弗洛伊德全部著作中具有独特的价值。114

3.《文明及其缺憾》（亦译《文明及其不满》）

它是弗洛伊德晚年探讨社会文明的一部主要著作。美国著名历史学教授彼得·盖伊（Peter Gay）认为，这部书是弗洛伊德集其一生思想大成的著作。115出版于1930年。该书第一版，一年之内，就销售了1.2万册——在弗洛伊德著作中不算小数目——全部售罄。1931年又出版了第二版，仍然销路很好。他从文明发展与人性本能之间的联系和对抗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对文明社会的本质、起源、作用和弊端等问题做了集中的阐述。他认为，人生的目的（或人性的本能）就是追求幸福（happiness），但幸福又是难以达到的。因为文明除了促进物质工具的进步、个体的力量被群众的力量所代替，同时还忽略了人性的特殊过程，却对人的本能尤其是性生活肆意否定和横加限制，企图让人在攻击性（aggressiveness）方面做出牺牲。于是，人们只好求助于爱欲的力量，以所谓的共同的文明生活来避免痛苦。他指出，攻击本能是反对文明的，而文明又是建立在爱欲之上的，因为在文明的进化中充满着爱欲（生的本能）与攻击（死的本能）之间的斗争。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的理论剖析了文明社会，痛斥了文明社会的弊端，揭露了宗教的虚伪性，并把希望寄托在爱欲的力量之上。这里，弗洛伊德看到本能与文明的矛盾、文明对社会进步的推动、文明的发展日益要求人们群体认同感的加强是颇有见地的。但是，他忽视文明发展的物质根源，夸大本能在文明发展中的作用，把文明与本能绝对对立起来，认为文明的发展是个性扼杀的观点则流于偏谬。116

4.《为什么有战争？》

它是1932年9月弗洛伊德就战争问题答复爱因斯坦的一封信，公开发表于1933年。他依据精神分析学理论，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因为使用“暴力”（violence）来解决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是一个普遍原则；另一方面因为战争是毁灭本能（死的本能）的外部表现，故试图排除人的攻击性倾向是毫无用处的。要想避免战争，就必须用人的生的本能即爱欲的力量，来使攻击冲动得以转移。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人们对战争的恐惧也是促使人们反对战争的一种重要力量。本文对了解弗洛伊德唯心理论的战争观有重要意义。

5.《摩西与一神教》

这是弗洛伊德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发表于1939年。它由三篇论文组成。在第一篇论文中，弗洛伊德运用其广博的学识和独特的精神分析方法，追溯了犹太一神教（monotheism）与它创立者摩西之间的关系，以丰富的历史事实探讨一神教在犹太人中得以发展的史前根源。第二篇论文着重分析了摩西创立一神教之后，在犹太民族中产生的影响，以及如何以传说的形式在人民中间广为流传。弗洛伊德引经据典，既借用了有关的历史资料，又与精神分析的独特方法相结合，勾画了一幅鲜活的宗教发展的历史画卷，读来令人兴趣盎然。第三篇论文是弗洛伊德于1938年流亡英国后发表的。主要是对前两篇论文的重现和扩展。总之，本书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一神教的本质和起源，解释了上帝不是神，而是被后人神话了的人；它说明宗教问题并非神秘不可测，揭开宗教欺骗人的虚幻面纱，人们不难发现其真实本质。由于本书具有反宗教倾向，加之当时纳粹已表现出支持天主教会和反犹的倾向，因此，本书是分三部分断断续续出版的，前后历时四年多。本书是弗洛伊德主义的代表作，读者可结合阅读《图腾与禁忌》、《一个幻觉的未来》、《精神分析新论》、《精神分析纲要》等著作，更全面地了解弗洛伊德的宗教观。117

弗洛伊德对文艺有特别的修养，他专门研究了一些诗歌、戏剧、雕刻和绘画，发表了一系列对艺术家进行精神分析的作品。如《戏剧中的变态人物》（1942）、《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1907）、《作家与白日梦》（1908）、《达·芬奇的童年回忆》（1910）、《米开朗基罗的摩西》（1914）、《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1928），以及分析莎士比亚（如分析其作品中的人物麦克白、哈姆雷特及查理三世）、歌德、达·芬奇、米开朗基罗、E.T.A.霍夫曼等名人作品的文章。由于弗洛伊德沟通了心理学和文学的联系，开拓了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促进了创作活动的深入发展，因而弗洛伊德于1930年荣获歌德文学奖金。

法兰克福市长在颁奖颂词中写道：“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开启了理解灵魂驱力的道路，也因此创造了认知文化形态之产生和其建构的可能性，以及治疗其中若干病症的可能性。”颂词继续提到：“精神分析理论不只激起了丰富的医学科学内涵，同时还丰富了包括艺术家、神职人员、历史学家以及教育家的心灵世界”。118

1931年弗洛伊德75岁寿辰时，贺信如“洪水一般”，住宅被鲜花淹没。德国精神医学界召开了研讨会，纽约举行了庆祝活动，并在给弗洛伊德的贺电中写着：“您这位勇敢的探险家发现了自我之下隐没的大陆，且给予科学与生命新的方向。”119同年，弗洛伊德的故乡弗莱堡市为他立了铜牌，弗洛伊德在给该市市长的感谢中，简短地重温了他生命的变化历程，深深地触及了他心智当中最私密的层面，说出了他无法被压抑的欲求，渴望着去爱慕年轻美丽母亲的那段时光，渴望着逃离他年老的父亲。120

此时，弗洛伊德已誉满全球。到了1936年，弗洛伊德80寿辰时，在连续六个星期中，收到从世界各地寄来的贺信和发来的电报，其中包括托马斯·曼121、朱利·罗曼122、罗曼·罗兰、威尔斯123、茨威格、沃尔夫等191名作家、艺术家集体署名的礼状，整个屋内馈赠光盈，庆祝会也非常盛大，但弗洛伊德因病没有出席。在写给茨威格的道谢函中，弗洛伊德表示：“尽管在生日当天，在妻子和子女的陪伴下，我感夫人124到异乎寻常的快乐，但仍无法对伴随老迈而来的体衰与无能泰然处之，所以我望在会以类似渴望的心情等待着转化为非存有的到来。”125托马斯·曼也写了一篇题为《弗洛伊德与未来》的文章，祝贺他的80大寿。同一个月，弗洛伊德获得了一项让他有最大满足感的荣誉，一个比英国皇家医学会会员身份更大的殊荣：他膺选为排他性一向很高、名字经常与牛顿（Sir Isaac Newton）和达尔文连在一起的英国皇家学会的通讯会员（Corresponding member）。

六、坎坷晚年

弗洛伊德在肯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理性价值时，认为它的“力量在于富有远见地指出了人们的经济条件对其理性的、伦理的和艺术的看法具有决定性影响”，“在我们的时代已经取得了无可否认的权威性”。又说：“马克思主义‘倒像是晦涩的黑格尔哲学的沉淀物’、‘对思想的限制一如宗教昔日的冷酷’。”126显然，这反映了弗洛伊德对马克思主义的不理解及其政治态度的局限性。

但是，弗洛伊德在对纳粹德国的态度上则是爱国的、进步的。1933年5月10日，五千名佩带纳粹标志的学生，在柏林歌剧院门前焚烧了两千本书，其中包括爱因斯坦、托马斯·曼、雷马克、茨威格和弗洛伊德的著作。当弗洛伊德听到他的书被化为灰烬时说：“我们进步有多么大！要是在中世纪，他们会把我烧死的；在今天，他们只烧掉我的书就满足了。”127纳粹德国不仅要把弗洛伊德的书全部化为灰烬，而且还妄图消灭所有精神分析学家。1934年，一切有远见的犹太血统的精神分析学家都已逃离了德国。

此时，正处于癌症晚期的弗洛伊德，年迈体衰，负担甚重，谢绝了朋友们的忠告，坚持留在维也纳。1938年3月纳粹入侵奥国，弗洛伊德的家立即遭到纳粹党的蹂躏，如银行存款被冻结，出版社被取缔，家里钱被掠走，小女儿安娜被逮捕，四个妹妹被杀害。

1938年奥地利被希特勒并入德国的版图。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弗洛伊德不得不决定离开奥国。此时，弗洛伊德给他在伦敦的儿子恩斯特的信中写道：“在这黑暗的日子里，我们的面前只有两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同大家生活在一起和在自由中死去。”128这时，纳粹政权提出，弗洛伊德在未把当时还没有售出的书从瑞士带回烧毁以前，不准他离开。在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干预下，通过美国驻法大使、美国驻德大使及美国驻维也纳大使的调停和他的学生、患者的帮助，玛丽娅·波拿巴（Maria Buonaparte）公主付给纳粹25万先令，弗洛伊德才被纳粹准许离开奥国。

弗洛伊德全家逃到了英国伦敦后，受到各界人士的热情欢迎和关照，几乎每天都收到许多慰问信和电报，有的信封上只写着“伦敦弗洛伊德”几个字，但也能准确无误地将信送到弗洛伊德的住处。

英国社会名流纷纷登门拜访，其中有英国著名作家威尔斯、波兰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er Malinowski，1884～1942）等。英国社会科学院还专门做出决议，对弗洛伊德来英表示热烈欢迎。英国国王也亲自访问了弗洛伊德。英国皇家学会的三名秘书阿尔伯特·施瓦特爵士（Sir Albert Seward）、赫尔（A.V.Hill）教授和克里费斯·达维斯（Griffith Davies）还带了英国皇家学会自1660年创立以来代代相传的珍贵纪念册，请弗洛伊德签名留念。当弗洛伊德签名的时候，他的激动心情使他的手颤抖不已，因为他知道就在这个纪念册上有伟大的科学家伊萨克·牛顿和查理斯·达尔文的签名。

此时，弗洛伊德并没有忘怀自己的祖国，他时刻想念着维也纳。弗洛伊德在给艾丁根的信中写道：“获得解放的胜利心情是同忧伤交错在一起的，因为我始终热爱着那所我刚刚从那里被释放的监狱。”

1939年初，弗洛伊德的下颚癌日益严重。他16年来已动过33次手术，口盖和上颚全部被切除，下颚已全部溃烂，虽然做了外科补形手术，但是说话异常困难，别人也听不懂，万分痛苦。尽管如此，真到去世前几周，他还坚持给病人做精神分析，撰写最后一部未完成的重要著作《精神分析纲要》。他晚年还有一些创作宿愿，终因病魔缠身，未能完成。

1939年9月19日，弗洛伊德已奄奄一息。当琼斯去探望弗洛伊德时，他伸出手与琼斯握了握手，然后以很庄重的手势向琼斯告别。

逝世前几年，弗洛伊德曾和他的私人医生舒尔（Max Schur）约定，当那个时候到来时请不要让他受不必要的痛苦，以实现安乐死。1939年9月21日，弗洛伊德又提醒舒尔注意一下早先的谈话。他说：“你答应过我，如果我不能坚持活下去的话，不背约。现在却毫无意义地折磨着我。”舒尔很理解他的心情，紧紧地握了弗洛伊德的手，并把他们谈话的内容告诉了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

9月22日，舒尔给弗洛伊德注射了2毫克吗啡，12小时又注射了一次，然后弗洛伊德就睡了过去，于1939年9月23日凌晨，弗洛伊德逝世，享年83岁。

癔症研究（1893～1895）

约瑟夫·布洛伊尔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金星明　译

杨韶刚　校

赵国复　修订

按语

本书是精神分析的理论奠基和正式起点的标志。共包括四部分：（1）论癔症现象的心理机制（1893），布洛伊尔与弗洛伊德合著；（2）病历，包括安娜·O在内的五个个案史；（3）理论，是布洛伊尔的一篇理论论文；（4）癔症心理治疗，为弗洛伊德所撰写。本书提出两个重要思想：其一，对癔症的症状、病因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说，开始提出癔症创伤理论（trauma theory of hysteria），认为每个人均蕴藏着一些必须寻找出路的心理能量，它们遇到矛盾时就会导致病理征候。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就是从这一思想出发而发展起来的。其二，他把动力因素（dynamic factor）和经济因素（economic factor）包括在癔症病因中时，强调了情绪生活尤其是性欲的作用。弗洛伊德认为，在精神病的产生中，性欲阻碍和冲突占有一定的地位，任何被压抑的欲望、冲动、思想和情感在本质上都同性欲有关，其根源可追溯到儿童时期。本书出版后，受到维也纳和德国许多人的严厉责难，13年中只销售了626册。本来布洛伊尔就不同意把癔症的病因同性欲连在一起，出版后又遭到批评，更感到伤心。但弗洛伊德却一笑置之。这样，本书的出版就成了他们10年来友谊破裂的开始，到了1898年前后，他俩不但未能和解反而分道扬镳了。

英文版编者导言

一、关于《研究》的写作历史

我们知道写这本书历史方面的一些细节。

布洛伊尔对安娜·O小姐治疗的整个工作是在1880至1882年进行的。那时，约瑟夫·布洛伊尔（1842～1925）在维也纳已经享有两个方面的较高名望，即有大量实践和科学成就的内科医生。而弗洛伊德（1856～1939）刚被授予医生资格129。然而这二人已经是数年的朋友，布洛伊尔的治疗结束于1882年6月初。随后在11月，布洛伊尔向弗洛伊德叙述了他奇异的治疗（那时尽管弗洛伊德的主要兴趣集中于神经系统的解剖方面），他被这个故事深深地感动。实际上从那时起大约3年后，弗洛伊德在巴黎的沙可手下进行研究，他向沙可报告了这个病例，“但这个大人物对我的主题不感兴趣，所以我再也没有向他提起，也不再有这个想法。”（《自传研究》，1925d，第2章）。

弗洛伊德在沙可手下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癔症（hysteria），当他在1886年回到维也纳时，开展了神经症的治疗工作，其中癔症占了他大部分的临床病例。开始时，他主要采用当时所推荐的治疗方法如水疗（hydrotherapy）、电疗（electrotherapy）、按摩（massage）和魏尔—米歇尔的休息疗法（Weir-Mitchell restcure），但这些在当时被证明无满意的疗效，于是弗洛伊德的想法转向了别处。他于1887年12月28日写信给他的朋友弗利斯：“在最近数周内，我已采用催眠术，尽管病例不多，但有明显的成效。”（弗洛伊德，1950a，信2）。他给我们详细地说明了这类病例中的一个治疗成功的病例（1892～1936）。但是安娜·O的病例仍不在他的考虑之中。他告诉我们（1925d），“开始时，我是用另一种方式的催眠术（hypnosis），与催眠暗示（hypnotic suggestion）不一样”，这“另一种方式”即宣泄方法（cathartic method），这是我们现在这一卷的主题。

埃米·冯·N夫人是我们从弗洛伊德获知的第一例用宣泄法治疗的病人。130在1925年的书中所加的脚注他说明了这一点，并说这是他第一例“较大程度”使用这个方法。确实，在这以前，他一直仍使用催眠术作为常规的方法，即给予直接的治疗性的暗示。事实上，大约在这时，由于对催眠暗示的强烈兴趣使他在1888年翻译了伯恩海姆的一本书，1892年翻译了其另一本书。同时于1889年夏花费数周参观了李厄保和伯恩海姆在南锡的诊所。在埃米夫人这个病例中所使用的治疗性暗示在他治疗开始2～3周内每天的报告——即他“每天晚上的记录”中已非常清楚地显示出来。我们遗憾的是不能肯定他何时开始治疗这个病例，也许在1888或1889年的5月，即在他初次“从事催眠术研究”后约4或16个月后。治疗在1年后结束，即1889或1890年的夏天。第二个病例的出现与前一个有相当的差距（指时间间隔，而不是症状表现）。这第二个病例就是伊丽莎白·冯·R小姐，治疗始于1892年秋。弗洛伊德描述此病例是他“对癔症的第一个全过程的分析”。此后不久是对露西·R小姐的分析，它始于同年的年底。131而凯瑟琳娜的保留病例没有写明治疗日期，但在1889和1892年期间，弗洛伊德肯定治疗过其他的病例，特别是凯瑟琳娜·M夫人。他“知道这个病例比这些研究中所提到的任何其他病例都更为全面”，但出于对“个人的考虑”，故这个病例没有详细报告。然而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经常讨论起她。在有关卷中，我们从弗洛伊德的阐述里得知，“正是在与布洛伊尔一起对这个典型病例的研究中，才直接导致我们出版《绪言》一文。”132

起草那篇开辟新纪元的论文（构成现在这卷的第一部分）始于1892年6月。6月28日给弗利斯的一信（弗洛伊德，1950a，信9）写明“布洛伊尔已同意把我们共同合作所取得的发泄理论（theory of abreaction）及有关癔症的其他发现，也将联合做出详细的发表。”他接着说：“其中有一部分，开始时我要单独写的已经完成。”这“已完成”部分的内容在第二天1892年6月29日给布洛伊尔的信中再次明确提及（弗洛伊德，1941a）：“当我交给你几页文章时我感到满意，现在我又觉得心神不安。”这封信继续对文章的内容给予很精练的总结。其后我们看到，弗洛伊德所翻译的沙可的《星期二演讲》一卷（弗洛伊德，1892～1893a，107）加上了他的一个脚注，共有3小段，是《绪言》的总结，并提到这是个“开始”。133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两篇较详细的草稿保存下来，134其一（弗洛伊德，1940d）标明是1892年11月底，这是弗洛伊德手稿的第一部分（尽管写着与布洛伊尔合作）。虽然在《绪言》第四部分，使用了不同的语言，但癔症发作及其大部分内容都涉及了。而其中一个与“恒定性原则”（principle of constancy）有关的重要段落却未予说明被删除了，在此卷里这个主题仅在布洛伊尔著作的后一部分显示出来。最近有一篇标着题为Ⅲ的备忘录（弗洛伊德，1941b）。这个备忘录没注明日期。但文中讨论了“类催眠状态”（hypnoid states）和癔症的分离性症状，并与已发表的论文的第三部分有密切的关联。

1892年12月18日，弗洛伊德致信给弗利斯写道（1950a，信11）：“我很高兴能告诉你，我们的癔症理论（回忆、宣泄等）将在1893年1月1日登载于《神经中枢》杂志上，这是一篇详述的绪言，意味着我们与同行之间的长期战斗。”该文章标明是1892年12月，实际上是分两个内容定期发表的，第一次的2节内容发表于1月1日，其余3节发表在1月15日。《神经中枢》（半月刊）是在柏林发行的，而“《绪言》”几乎立即全部登在维也纳的《维也纳医学》杂志上（1月19日和26日）。在1月11日，当文章只登了一半时，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医学俱乐部做了一次有关该主题的演讲。该演讲“经主讲人审校后”的速记报道出现在1月22日和29日的《维也纳医学报界》上，演讲与文章几乎是相同的话题，但取材很不相同，且形式上较随意。

文章的出现在维也纳或德国似乎没有产生很明显的影响。但在法国，就像1893年7月10日弗洛伊德在信中向弗利斯所报告的（1950a，信13），却引起让内的关注，而其反对弗洛伊德的思想只是在以后才提出来的。让内于1893年6月和7月在《神经病学进展》这个杂志上发表了《癔症的某些最近的定义》一文中，长篇地高度赞扬地报道了《绪言》。他在1894年出版的《癔症的心理状态》一书的最后一章采用了该文章。甚至始料未及的是1893年4月，仅在《绪言》发表3个月后，由迈尔斯（F.W.N.Myers）在伦敦的心灵研究会的全体会议上对《绪言》做了详细的解释，且印在第二年6月的《会议录》上。在《大脑》这本杂志上，米谢尔·克拉克（Michell Clarke）也对《绪言》做了全面的摘录和讨论。然而，最令人惊奇和未经解释的反应是1893年2月和3月的Gaceta médica de Granada杂志全文发表了西班牙文的《绪言》。

作者下一个任务是准备病案资料，在1894年2月7日，弗洛伊德说“书已完成一半，剩余的仅仅是少数病案的收集和两个章节”。在一封未发表的5月21日的信中，他提到他正在写最后一份病案，在6月22日（1950a，信19），他列举了“与布洛伊尔合作的这本书”的目录，包括“五份病案，一篇他的随笔，这篇随笔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关于癔症理论（总结和评论）和一个我还没有开始写的关于治疗方面的文章。”这以后很明显有一段时间的停顿，直至1895年3月4日，（出处同上，信22）。他写信说他在“加紧写关于癔症治疗的文章”，至3月13日完成（是未发表的信）。在另一封未发表的4月10日的信中，他给弗利斯该书第二部分的校样，次日他告诉弗利斯还有3周，此书便可问世。

尽管准确的日期没写明，但《癔症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似乎按时于1895年5月出版。在德国医学界，此书并不受欢迎。例如，著名的神经病学家阿道尔夫·冯·斯图吕贝尔（Adolf von Strümpell）对此做了批评性的评论。另一方面，一位非医学作者阿尔弗雷德·冯·伯格（Alfred von Berger），他后来成为维也纳市立剧院的导演，在《新婚杂志》上写了一篇赞扬的文章（1896年2月2日）。在英国，克拉克在《大脑》（1896，第401页）杂志上做出长篇和赞扬性的述评，迈尔斯也对此书感兴趣，他在1897年3月第一次作出相当长篇的论述，该论述后来收在他《人的性格》（1903）一书中。

十多年以后，在本书被要求印刷第二版之前，那时两位作者已分道扬镳。1906年5月，布洛伊尔写信给弗洛伊德同意再版，但是讨论到了是否希望有新的联合序言。其后耽搁了一些日子，最后如下所见，第二版两位作者写了各自的序言。这是1908年7月的事，但第二版的出版实际上是在1909年。该版乃至以后的数版均未作改动，但是在1924年，弗洛伊德在他的《全集》中所包含的他的《研究》一卷中写了某些附加的脚注（1925年版），并在正文中做了一两处小的修改。

二、精神分析研究的意义

《癔症研究》通常被看作是精神分析的开端。因此，值得简要地考察一下这是否及在哪些方面真是这样。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两位作者对该书的贡献多少将留在下面考虑，而我们把该书看作是一个整体。该书对其后开展精神分析的整体可以方便地分为两部分，尽管这样的区分必然是人为的。一部分是《研究》中所描述的技术程序和临床发现上究竟在什么范围内和以什么方式为精神分析铺平道路？另一部分是书中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在何种范围内被接受，以后成为弗洛伊德的学说？

人们没有充分注意到这个事实，弗洛伊德的成就可能最重要的方面是他发明了对人类心灵进行科学考察的第一个手段。本卷具有吸引力的主要方面之一是使我们能追踪这个手段在发展中的早期阶段。它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克服前进道路上一系列障碍的故事，而是发现前进道路上必须克服的一系列的障碍。布洛伊尔的病人安娜·O本人证实并克服了这些障碍中的第一个障碍，即癔症病人的记忆缺失（amnesia）特征。当这种记忆缺失表现明显时，立即可明白这不是病人的整个心理特征，在其背后存在潜意识的心理。因此从一开始就很明显，这个问题不是只简单地研究有意识的心理过程，对它的研究使用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方法就足够了。如果也有一些潜意识的心理过程，则显然需要某种特殊手段。对此，催眠暗示是个明显的手段，这个手段不是直接针对治疗，而是说服病人展现从潜意识的心理中产生的素材。对安娜·O似乎只需要稍微地使用这个方法，于是她从“潜意识”状态中产生了一系列的素材，而布洛伊尔所做的就是坐在一旁听着而不打断她。但是这工作并不像听起来那样简单。埃米夫人的病史表明对弗洛伊德来说，要使自己适应这一新的催眠暗示，听病人所讲的一切而又不予打断，或从中抓住其关键，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显得何等地困难。更何况，并非所有癔症病人都像安娜·O那样顺从；每个人也不像她，在明确表达后能容易地进入深度催眠状态。在这方面更进一层的障碍是：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他与催眠术行家相比相差甚远。在这本书中，他说明了他是如何战胜困难的，他如何逐渐放弃试图使用催眠术，并促使他的病人进入“集中注意”（concentration）的状态，并偶尔用手按在病人前额。但放弃催眠术（hypnotism）却使他进一步洞察了心理过程。它揭示了另一个存在的障碍：即病人“抵抗”（resistance）治疗，不愿在他们的治疗中互相协作。如何对待这种不愿意？是否应对他们大叫或取消暗示？或像对待其他心理现象一样单纯进行调查？弗洛伊德对这第二种方法的选择直接引导他花费全部的生命去探索未知世界。

在《研究》发表后的数年里，弗洛伊德越来越多地放弃了有意暗示方法，逐渐越来越多地依靠病人的“自由联想”流，由此展开了梦的分析（即释梦）。首先，梦的分析（dream-analysis）使弗洛伊德洞察了心理的“原发过程”（primary process）以及影响我们产生较能理解的思想的方式。因此，他提出了自己新的技术方法，即“解释”（interpretation）的方法。其次，梦的分析使他能够进行他的自我分析（self-analysis），使他后来能够发现婴儿的性和俄狄浦斯情结。除了某些甚微的暗示外，所有这些事都处于领先的地位。但是他在本卷最后数页遇到研究道路上的另一个障碍，即“移情”（transference）。他已微微感觉到其难克服的性质，甚至开始认识到这不仅是一个障碍，而且也是精神分析技术的另一个重要的手段。

《绪言》的两位作者所采用的主要理论观点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简单的。他们认为在事物的正常过程中，如果一种经历伴随着大量的“情感”，则情感或以各种有意识的反射性行为“释放”出来，或与其他有意识的心理素材联在一起逐渐地消磨掉。而另一方面，癔症病人却不会发生这两种情况（以下我们将会提到其理由）。他们的情感处于“窒息”状态，而对与其有关的经历的记忆在意识中被切断。因此，癔症的症状表现是情感记忆，这被看作是“记忆象征”（memoric symbols）即被压抑的记忆的象征。这个病态结果的发生可以解释为有两个主要的理由：其一是在最初经历中，病人心理处于特殊的分离状态，被描述为“类催眠”状态；其二是那个经历与患者的“自我”（ego）不相容，于是产生“抵触”。上述任一情况下，“宣泄”法（cathartic method）的治疗作用的相同基础是：如果最初的经历伴随着情感的发生能够进入意识，则情感可通过行为而释放或“发泄”，而控制症状的势力则停止发挥其作用，于是症状就消失。

所有这些似乎十分肯定，但还有一些见解表明有许多问题仍未解释清楚。为什么情感需要被“释放”？为什么未被释放的情感的结果是如此地难以应对？这些基本问题在《绪言》中完全没有考虑到，尽管作者死后出版的两份草稿（1941a和1940d）中已简要地提示了这些问题，对这些基本问题已提供了假设解释。足以令人奇怪的是弗洛伊德实际上在他1893年1月11日的演讲中已阐述了这个假设，但在《绪言》中却被删除了。他又在他第一篇《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文章的最后两段中提到了它，他在这里特别说明，这个假设是一年前《绪言》中发泄理论的基础。但这个基本假设的第一次正式产生和给予名称是在1895年布洛伊尔所写的本卷中的第二部分。十分奇怪的是弗洛伊德理论的这一最基本内容，却首先由布洛伊尔做详细的讨论，而弗洛伊德本人尽管偶尔提起这个主题（正如在他的文章《本能及其变化》前几页中所说的），但在写《超越快乐原则》（1920g）前，他没有明确地提到这个问题。正像我们现在知道的，他确实在与弗利斯的通信中提到这个假设的名称，具体日期不清楚，大约在1894年（草稿D，1950a）。他虽然在出版《研究》后的数月写的《科学心理学设计》一书中用另外的一个名称，但他仍然全面地考虑了这个问题。然而直到55年以后，草稿D和《科学心理学设计》一书才问世。

“恒定性原则”（这术语是给该假设起的名称）可以用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所用的术语来下定义：“心理结构努力保持尽可能低的兴奋量，或至少保持其恒定（标准版，第18卷，第9页）。”布洛伊尔在下面用很相似的术语，但偏向神经病学方面说明，它是“一种保持脑内刺激恒定的趋向。”135他书中第201页以下的讨论中表明，情感在癔症病因学上的重要性在于其伴有大量刺激的产生，这些刺激转而按照恒定性原则释放。同样，创伤性经历也具有病理的作用，即产生大量的刺激，其数量之大以致不能以正常的方式处理。因此，《研究》的基本理论观点是临床上必然用（恒定性原则中所表达的）更一般的趋势来解释发泄情感和变得受压抑的病态结果，以保持刺激的恒定。

人们常常认为《研究》的作者把癔症现象只是归因于精神创伤

（traumas）和对创伤的根深蒂固的记忆，并认为直至后来，弗洛伊德才从强调婴儿期创伤转至婴儿期幻想，而达到他的重要的“动力学的”精神过程的观点。然而，从他所说中可知，恒定性原则形式的动态假设是以创伤和宣泄为基础的理论。当时代发展，人们的见识开阔，认为本能比经历具有更大的重要作用时，已无必要修正这个基本的假设。实际上，布洛伊尔已指出，“有机体主要的生理需求和本能的作用导致兴奋性的增加”，而产生释放（discharge），强调“性本能”的重要作用是“兴奋性持续增加（及其后发生的神经症）的最有力的源泉”。再者，所有不相容的冲突（conflict）和压抑（repression）的观念很显然是因为发生了令人不愉快的兴奋性的增加。这导致进一步的思考，即正如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标准版，第18卷，第7页）一书中所指出的“快乐原则”本身与恒定性原则是紧密联系的。他甚至进一步阐明快乐原则“是趋向执行某一功能，其作用或是完全释放心理结构的兴奋，或是保持一定量的兴奋，或是尽可能保持低水平的兴奋”。弗洛伊德在后期著作中把“保存的”特性归因于本能，“强制性的重复”也见于恒定性原则的同一阐述段落中。由此可见，弗洛伊德这些早期《癔症研究》所依据的假设仍是他后期推想的基础。

三、两位作者之间的分歧

这里我们不予考虑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之间的个人关系。这在《厄内斯特·琼斯传记》的第一卷已做了充分的描述，但简要地讨论他们在科学上的分歧是我们关心的。第一版的序言中已公开提到这种分歧的存在，而在弗洛伊德以后出版的书中，这种分歧更大了。但十分奇怪的是在书中，他们的分歧很不明显，尽管《绪言》一书是他俩唯一的一本公开的共同著作，但不易肯定的是作为一个整体，各人在不同内容的工作中所起的作用。

我们可以毫无疑问而确信地说，后期的技术发展及其由这些技术而引起的抵抗、防御（defence）和压抑这些重要的理论概念归功于弗洛伊德的贡献。从书的第268页说明显而易见，这些概念是如何在强制性方法取代催眠术之后出现的。弗洛伊德本人在他的《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中宣称，“压抑理论是构成精神分析结构的奠基石”，并对所得出该结论的方法作出和本书所述的同样的说明。他也坚持认为是他独自触及这个理论的，而其发现史充分地证实了他的这种信念。同时，他在这同一段落提及叔本华（Schopenhauer，1844）对压抑这一概念的注解，而弗洛伊德只是在后期生活中才读到他的文章。最近已有人指出“压抑”一词来自于19世纪早期心理学家赫尔巴特（Herbart，1924）的著作中，他的许多观念对弗洛伊德周围的许多人产生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他的精神病学方面最亲近的老师梅纳特的影响。但是，这些细微的迹象丝毫没有贬低弗洛伊德理论的独创性，而是以这些为经验基础，这在《绪言》（第10页）中其最初表述可以看出来。

相比之下，布洛伊尔无疑独创了“类催眠状态”的概念，我们不久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布洛伊尔可能负责两个术语即“宣泄”和“发泄”。

但是在《癔症研究》中，许多理论性的结论是两位作者合作期间讨论的产物。布洛伊尔本人评论道，难以在这种情况下决定谁为先后。除了受沙可的影响，这是弗洛伊德一直强调的，还必须记住的是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二人均基本忠于赫尔姆霍茨学派，他们的老师厄恩斯特·布吕克，是该学派中一位杰出成员。《癔症研究》中的许多基本理论是出自那个学派的学说，即所有自然的现象最终可用生理的或化学的力来说明。136

我们已清楚虽然布洛伊尔是第一个提到“恒定性原则”这个名称，但他把这一假设归功于弗洛伊德。同样，也把“转换”（conversion）这一术语归功于弗洛伊德，但（如下面的解释）弗洛伊德本人声称这只是词汇的应用，而概念则是二人共同合作的结果。另一方面，有许多相当重要的概念似乎应归功于布洛伊尔，诸如：幻觉（hallucination）的概念是从想象到知觉的“退行”；知觉和记忆功能不能以同样结构运作这个论题；而最令人惊奇的是约束（紧张的）和非约束（多变的）的精神能量之间的区分及其相应的原发和继发的心理过程之间的区分。

术语“贯注”（cathexis）的使用是在书中第89页第一次出现，其在意义上与精神分析理论是这样的相似，这可能归因于弗洛伊德。当然，主管运送能量的心理结构的部分或全部的概念是以恒定性原则为先决条件的。尽管在本卷中第一次使用标准的实际用语，但弗洛伊德在这之前已用了其他词语表达。因此，我们发现他使用这些术语“能量的供给”（1895b）、“负载兴奋总量”（1894a）、“情感提供量”（1893a）、“兴奋量的移置”（1941a[1892]）及他初次翻译伯恩海姆（1888～1889）书的序言中的“神经系统中兴奋的移置作用”。

但是这最后的引证提醒我们，某些非常重要的方面可能很容易忽视。无疑在《研究》出版之际，弗洛伊德把术语“贯注”看作是纯生理学的术语。这在他《科学心理学设计》（以下简称《设计》）一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对该术语所下的定义可以证明（如给弗利斯的信件所示）。这时他的思想已经形成了，并且仅仅在几个月后由书面写了出来。在对新近所发现的神经学的本质，即神经元给予说明后，他继续说道：“如果我们把对神经元的解释和数量化的方法结合起来，则我们得出充满一定量的‘贯注的’神经元的概念。即使这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为空白的。”弗洛伊德理论在这个时期的神经学上的偏见进一步反映在《设计》一书的同一段中以这种形式所阐述的“恒定性原则”上。给该原则起的名称为“神经元不活动原则”，并定义为“神经元趋向本身数量上的剥夺”。因此，这揭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反论。如我们所见，布洛伊尔宣称他打算沿着纯心理学的路线来治疗癔症病人：“不是从大脑或分子角度考虑，其心理过程将以心理学的语言来表述。”但事实上，他的理论内容所关注的大都是“大脑内的兴奋”以及神经系统和电装置之间的比较。另一方面，弗洛伊德竭尽全力地用生理和化学术语来解释心理现象。然而，正如他自己沮丧的供认，他的病案读来像短篇小说，而他的分析则是心理学的故事。

事实是，1895年弗洛伊德正处于对心理病理情况从生理向心理解释过程的中间阶段。一方面，他提出对“真性”神经症（actual neuroses），即神经衰弱症和焦虑性神经症，广泛地采用化学性的解释（这在他关于焦虑性神经症的两篇论文中，1895b和1895f）。另一方面，他对癔症和强迫症采用“防御”和“压抑”术语作出基本上心理学的解释（在他的两篇关于防御性神经精神病的论文中，1894a和1896b）。作为一个神经病学家，他早期的训练和经历导致他最终拒绝接受心理学的解释为终极的解释，他提出复杂结构的假设，试图可能以纯神经学术语描述心理活动。这种意向在《设计》一书达到高峰，以后不久便被放弃了。然而在他生命的晚年，弗洛伊德继续信奉“真性”神经症的化学病因论，并相信所有心理现象最终可发现有生理基础，但同时，他逐渐又转回到布洛伊尔所表达的观点，即心理过程只能用心理学的语言讨论。直至1905年（在他关于诙谐一书的第五章），他首次明确否认除心理学意义之外“贯注”术语使用的其他意图，并抛弃了所有把神经通路或神经元等同于心理联想的通路的意图。137

然而，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之间的基本的科学上的分歧是什么？在他的《自传研究》（1925d）中，弗洛伊德说，其中第一个分歧与癔症病因有关，而且可被描述为“类催眠状态与防御性神经症”。但在这卷中还是没有清楚地表达出来。在两人合作的《绪言》中，这两个病因均被认可。布洛伊尔在他的理论章节里明显而最突出地强调了类催眠状态，尽管有点半心半意，但他也强调防御的重要性。弗洛伊德在他的凯瑟琳娜的病史中似乎接受了类催眠状态的概念138，而在伊丽莎白的病史中对此概念显得较含糊些。只是在他的最后一章中，弗洛伊德的怀疑态度才明显地表现出来。在以后年代（1896c）发表的《癔症的病因》一文中，这种怀疑态度更加公开地表现出来，在《对“杜拉”的分析》（1905c）中，他的脚注里宣称“类催眠状态”是“多余的和误导的”，而这个假设“完全源于布洛伊尔的创始”（标准版，第7卷，第27页注）。

但二位作者之间观点的主要差别是：弗洛伊德后来坚持认为性冲动在癔症病因中所起的作用。然而，本书所表现出来的差别看起来没有料想的那么明显。弗洛伊德所认为的癔症的性的起因在他关于心理治疗章节的讨论中有非常清楚的阐述。但是正如他以后所做的那样，他没有在一处地方断言，在癔症病例中，性的病因是一律存在的。139另一方面，布洛伊尔以最强烈的措词说及数点有关性在神经症中所起的作用的重要性，特别在书的第245～247页中。例如（在书中第10页注释）他说：“性本能无疑是兴奋性持续增加（及其后发生神经症）的最有力的根源。”并宣称：“女人中，大多数严重神经症的起因是在婚姻的两性关系上。”

为了找到这种科学关系分歧的满意解释，我们似乎应当看到印刷文字后的东西。弗洛伊德给弗利斯的信表明，布洛伊尔是个充满怀疑和保守的人，总是对自己的结论感到不安。有个典型的例子说明这一点。1895年11月8日，大约在《研究》出版后的6个月的一封信中（1950a，信35）弗洛伊德说：“不久前，布洛伊尔在医生学术讨论会（Doktorenkollogium）上发表有关我的重大演讲，他宣称他转而相信（神经症的）性病因学说，当我为他站在我一边而向他致谢时，他令我不快地说：‘我不相信它也完全一样。’你能理解吗？我不能。”在《研究》中，阅读有关布洛伊尔所写的，从字里行间我们会产生此人对他自己杰出的发现有一半害怕的印象。不可避免的是他对尚未肯定的发现有预感而更为难；而且不可避免的是弗洛伊德必然也感到受牵制，而且为他的同事的犹豫不决感到恼火。

这里列举许多弗洛伊德后期的书信，信中提到《癔症研究》和布洛伊尔的事，这样列举是乏味的，但少数例证可表明他对这些方面的态度。

在《研究》一书紧接的数年后所发表的许多治疗方法和心理学理论的简短说明中，他尽力显示“精神分析”和宣泄方法的差异——技术上有创新、他对神经症程序而不是癔症程序有扩展、坚持性病因、建立“防御”动机，以及如我们所知，最后对“类催眠状态”的抛弃。当我们获得第一套弗洛伊德主要的著作——关于梦（1900a）、动作倒错（1901b）、诙谐（1905c）、性（1905d）时——在这之前几乎很少或没有关于这些回顾性的材料，直至在克拉克大学的五次演讲（1910a），我们才发现了广泛的历史性的研究。在这些演讲中，弗洛伊德急于要建立他和布洛伊尔之间工作的连续性，第一个演讲的全部及第二个演讲的大部分已见于《研究》的提要中，它给人的印象：不是弗洛伊德，而是布洛伊尔才是精神分析的真正奠基者。

另一个长期回顾性的研究《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用了非常不同的基调。当然，整篇文章的意义引起争议，不足为奇的是在勾画精神分析的早期历史时，弗洛伊德强调的是他与布洛伊尔的分歧，而不是对他的感谢。他明确宣布不再把他视为精神分析的创造者。同样，在该文中，弗洛伊德详述了布洛伊尔不能正视性移情，并揭示了安娜·O分析这一“不愉快事件”的结局。

接下来几乎就像是公开的道歉——这已在书中提到的——意外地归功于布洛伊尔做出对约束的和非约束的精神能量的区分，原发过程和继发过程的区分。当弗洛伊德（在《释梦》一书中），最初介绍这些假设时，对其归属权未给予提示，而第一次注明归属权是在关于心理玄学的文章《论潜意识》（1915e）第五节的脚注中，并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标准版，第18卷，第26～27页和第31页）中予以重注。不久以后，在弗洛伊德给马尔库塞的《简明辞典》（1923a，标准版，第18卷，第236页）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出现一些感谢的句子：“在《研究》的理论部分，布洛伊尔对心理的兴奋过程提出了一些纯理论性的观点，这些观点决定了进一步思考的方向……”同样在稍后的美国版本中（1924f），弗洛伊德写道：“宣泄法是精神分析的直接的先驱，尽管有各种经验的扩展和理论的修正，但它仍是其核心。”

弗洛伊德接下来的长期历史考察《自传研究》（1925d），似乎进一步地从两人协作性工作倒退。他写道：“如果我给予的说明已使读者期望《癔症研究》所包括的所有基本素材是布洛伊尔精神的产物，则这确实是我本人一直认为的……关于书中所提出的理论，部分由我负责，但至今其范围不可能确定下来。该理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质朴的，几乎没有超出观察者的直接描述。”另外，他补充道：“难以从《癔症研究》中猜测性在神经症病因学中起到多重要的作用。”并继续再次提到布洛伊尔不愿意承认这个因素。

这以后不久，布洛伊尔去世，用弗洛伊德对其合作者的讣闻的一段引文（1925g），这可能是中止介绍他俩合作的合适的时候。在评论布洛伊尔不愿出版《研究》一书时，弗洛伊德宣称自己的功绩在于说服布洛伊尔同意出版此书。之后，他说：“当他顺从我的影响并且准备出版《研究》时，似乎肯定了他对其意义的判断。他告诉我，‘我相信这是我们俩带给世界的最重要的东西。’布洛伊尔除了贡献他的第一个病人的病案之外，还对《研究》贡献了他的一篇理论性文章。这远非过时，相反，它隐藏着至今人们尚不完全清楚的思想和建议。任何一个潜心研究这种纯理论文章的人都会对他这个人的心理结构形成一种实际的印象，在他长期生活中，他的科学兴趣成为我们心理病理学研究方向中的一个短的插曲。”

第一版序言

1893年，我们出版了关于检查和治疗癔症新方法《绪言》。140对此，我们还尽可能简要地增加了我们所获得的理论性结论。这里我们重印了《绪言》，以起到说明和证明我们目的的作用。

我们附录了一系列的病史，所憾的是病史的选择不是立足于纯粹科学的基础上，我们的经验来自于一个受过教育、精通文学的社会阶层的私人实践中。我们经常触及我们病人最内心深处的生活和病史。出版这类素材是对信任的重大违背，同时伴随着病人被大家认识和他们的情况本应只局限于让医生知道，而现在却被他人知道的危险。因此，对我们来说，不可能使用某些我们最富教育的和最信服的观察。当然，这特别适用于性和婚姻关系在病因学上起着重要作用的病史。因此，我们只能用很不完整的证据来支持我们的观点，即性似乎在癔症病因中起着主要的作用，它是心理创伤的来源和“防御”的一个动因——即受压抑的观念来自于意识。对明显是性本性方面观察的病史未予出版。

病史后有许多理论性的见解，在关于治疗学的最后的一章提出“宣泄法”的技术，该技术是经神经病学家之手而发展起来的。

如果我们表示出某些分歧或完全相反的观点的话，这不说明我们观点上有任何动摇不定，而是两位研究者观点上的自然的情有可原的差异，我们在事实和对事实的基本理解上是一致的，只是在解释和推测上不可避免地有差异。

J.布洛伊尔　S.弗洛伊德

1895年4月

第二版序言

现在对精神分析不断增长的兴趣似乎扩展到了《癔症研究》。出版者希望有该书的新版，即我们现在的印本。在新的再版中，没有任何改变，但是初版中提出的观点和方法已向纵深发展。因此，我个人认为，从初版至今我没有积极地对待这个问题，在其重要的发展上，我没有做什么，我也不能对1895年所写的增加新的东西，我所能做的莫过于希望在这本书中我的两篇文章在未做改动下再版。

布洛伊尔

当考虑到我对此书的贡献时，唯一可能的决定是第一版将不做改动而再版。在我13年工作期间，我的观点已发生深远的发展和变化，以致与我早年的观点相去甚远，因此不完全破坏其基本特征的话，用我的早期解释才能做得到。我也没有任何理由如愿取消我最初的观点，即使今天，我认为这些观点不应看作是错误，而应看作为有价值的、最初切近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只有通过长期和持续的努力才能充分地获得。细心的读者将会察觉到现在的书中增加了宣泄理论，例如，心理性欲的因素（psychosexual factors）和幼稚症（infantilism）的作用，梦和潜意识象征（unconscious symbolism）作用的重要性。我对任何一个对宣泄发展为精神分析感兴趣的人的劝告莫过于开始读《癔症研究》，因而要跟随着那条我亲自所走过的路。

弗洛伊德

维也纳，1908年7月

第一章　论癔症的心理机制：绪言141

一

一个偶然的观察导致我们用了多年时间研究癔症许多不同的形式和症状，考虑到发现其促发因素的问题，即促使其初次发生、早在多年以前实质上就常存在的现象的原因。在大多数病例中，不可能用简单的询问病人的方式来说明起因，然而实行起来人们完全可以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某些经历是病人不喜欢讨论的，但主要是因为病人一般不能回忆起它，而且常常不会怀疑促发因素与病理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一般说来，有必要催眠病人，以唤起他在催眠下对他第一次所出现的症状的记忆，这样做时，就有可能最清楚和最令人信服地证实上述二者的关系。

这种检查方法在许多病例中产生的结果从理论和实践的观点上看价值似乎是一样的。

他们之所以在理论上有价值，是因其告诉我们癔症的决定因素中，外部事件所起的作用远比我们认识到的大得多。显然在“创伤性”癔症中，引起症状的是意外的事件。在每次癔症发作时，有可能从病人每次发作的表达中推想到他在幻觉状态中体验第一次发作的同样事件。于是癔症发作的因果关系同样清楚了。在其他现象的病例中，情形就模糊得多。

然而，我们的经验显示大多数不同的癔症症状是明显自发的，有人可能会说，癔症的自发产生与我们刚提及的和已经很清楚显示的、与促使疾病突发产生的创伤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能追溯到的促发因素包括许多各种类型的神经痛、神经衰弱，其中许多人持续数年，对于痉挛型和麻痹型的癔症发作和癫痫样的抽搐，每个观察者可能看作为真正的癫痫、癫痫小发作、抽搐性疾病、慢性呕吐和厌食，以至于拒绝所有营养物，各种形式的视觉紊乱、经常反复的幻视等。多年持续的癔病症状与激起个别的发作，这二者不相称的情况，我们经常能在创伤性神经症中看到。十分常见的是儿童时期某些事件所致的或多或少严重的症状在以后数年中持续存在。

引发事件如何明显地引起这一特殊现象而不是别的，这二者的联系常常是如此的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该症状很显然是由促发原因决定的。我们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吃饭时引起被压抑的痛苦情绪可导致恶心和呕吐，并以癔症性呕吐形式持续数月。一个守候在病榻旁、处于极度焦虑的女孩，当她把右臂搁在椅背上行将入睡时，会陷入一种蒙眬状态，并产生一种可怕的幻觉；从此产生右臂的麻痹，并伴有抽搐和麻木。她试着祷告却又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最终好容易才用一个儿童用的英语祷词反复祷告。以后她发展为严重而非常复杂的癔症，她只能说、写和听懂英语，却对自己的母语难以听懂达18个月之久。142一个重病孩子的母亲在孩子终于入睡后，她聚精会神地保持安静，以免闹醒孩子。正是出于这种意向，她用舌头发出了“咔嗒”的嗓音（一个癔症反意志型的例子）。以后凡在她要保持完全安静的场合下，就会重复这个嗓音；并由此发展为抽动，无论何时在她感到兴奋时，舌就会发出劈啪声，这现象持续多年。143一个非常聪明的男人看到他的兄弟因患髋关节僵直，在麻醉下伸展关节时发出劈啪响声后，他感到自己的髋关节十分疼痛，该现象持续近一年。还可举出许多这类例子。

在其他病例中，这种联系并非如此简单。有的促发因素和病理现象之间只是一种称为“象征性”的关系，就像一个健康的人在做梦时形成的关系一样。例如神经痛是继精神痛苦之后，呕吐是继道德厌恶感之后。我们研究过的病人几乎全部是这类象征作用的病人。144但还有一些病例，乍看起来，不可能用我们上述提出的方式来理解他们是如何发生作用的，而下面那些症状正是属于典型的癔症症状，诸如半身麻木、视野缩小、癫痫样抽搐等。我们对这类症状的说明留待专门进一步的讨论。

根据这类观察，似乎可以在普通癔症和创伤性神经症之间建立一种类化，从而使我们为扩展创伤性癔症这一概念提供依据。在创伤性神经症中，起作用的病因不是那种微不足道的躯体性伤害，而是恐惧的影响——心理创伤（psychical trauma）。通过类比我们的研究揭示了许多，但不是大多数的癔症症状，其促发因素只能说成是心理创伤。任何一种引起不愉快的经历如恐惧、焦虑、羞惭或身体疼痛，都可起到这种心理创伤的作用，而事实上它是否起作用则很自然地取决于个人受影响的易感程度而定（也取决于以后提到的另一种情况）。在普通癔症病例中，常发生的是许多局部的创伤，而不是单一的重大创伤，构成了一组促发因素。这些病因只有合在一起才产生创伤性作用，而且当它们成为一个痛苦事件的组成成分时，这些因素才结合在一起。在另外一些病例中，或者一个明显微不足道的琐事和真正起作用的事件组合在一起，或者发生在一个对刺激特别敏感的时候，因而起到创伤的作用，否则它并没有这种作用，而这种情况所产生的作用可延续下去。

但是起决定作用的心理创伤和癔症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非指这种创伤，只是起一个释放症状的诱发因素（agent provocateur）的作用，而且随后它还可导致症状单独存在下去。我们宁可假设，心理创伤，或更准确地说创伤的记忆，犹如进入身体中的异物，在很长时间内继续被看作仍起作用的动因。我们在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中找到这个假设的例证，它同时也赋予我们的发现以重大的实用意义。

因为我们起先非常惊奇地发现：当我们能使患者把激发的事件及其所伴发的情感清楚地回忆起来，并且患者尽可能详细地描述这个事件，而且能用言语表述这种感情时，则每一个癔症症状就会立刻和永久地消失。不带情感的回忆几乎不产生这种效果。最初发生的心理过程必须尽可能鲜明地重现，必须回复到它的原状，然后予以言语陈述。在我们所要处理的下列诸种刺激现象（痉挛、神经痛和幻觉）中，这些现象以充分的强度再现后，便永久消失。功能丧失诸如瘫痪、麻痹也以同样的方式消失，不过，看不出有暂时的增强。145

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这里有个潜意识暗示的问题：患者期望这个程序可以解除他的痛苦，正是这种期望，而不是言语陈述成了起作用的因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所观察到的这类病人中的第一个是在1881年，这就是说，是在“暗示方法产生前”的年代。我们曾用这种方法分析过一个非常复杂的癔症病例，出于不同原因的症状均一一地被消除了。这个观察是通过患者自然的自我催眠（autohypnosis）才可能实现的，其结果使观察者大为惊奇。146

我们可把“当原因停止，作用也停止”这一定律反过来，从上述观察得出一个结论，即起决定作用的过程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数年内持续发生作用，这不是间接地通过一系列中介性的因果联系，而是直接的释放原因——犹如患者在觉醒的意识中回忆起心理痛苦一样，在这个事件过去很长时间后，患者仍能激起泪腺的分泌。癔症患者主要是遭受记忆恢复（reminiscences）的痛苦。147

二

这么长时间以前经历过的事件还会如此强烈地起作用，这乍一看似乎是反常的，因为我们的记忆毕竟要趋向磨灭过程，而这类事件的记忆却不是如此。以下的考察也许能使这种似乎反常的事稍微好理解些。

记忆消退或情感的丧失取决于各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对激发这种情感的事件是否有一个强烈的反应。我们这里所理解的“反应”（reaction）包括全部有意和无意的反射，即从流泪到报复行为。正如经验显示给我们的那样，通过这些反应而发泄情感。如果这种反应充分地发生了，则结果是情感的大部分会由此而消失。日常可观察到人们使用这类话，如：“要哭出来”、“要把脾气发出来”。如果这种反应受抑制，则情感仍维系在记忆中。一个已得到补偿的、即使只是口头补偿的伤害，在回忆它时完全不同于那种必须默忍的伤害。语言也反映出这种生理和心理效果上的差异。对那种必须默忍的伤害，典型地称之为“心病”。如果有一个适当的反应，例如报复，那么受伤者对创伤的反应倒是起了完全“宣泄”的作用。但语言可起到替代行动的作用，借助于语言的作用，情感几乎能有效地“发泄”。148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说话本身就是一个适当的反应，例如，对痛苦的隐私用恸哭或低语忏悔。如果没有这样的反应，不管是行为上的或言语上的，或只是稍稍地流泪，对这一事件的任何回忆首先是把它的情感保留下来。

然而，“发泄”并非一个经历心理创伤的正常人唯一可用的方法。这种创伤的记忆，纵然未被发泄，也会进入联想的大的情结（complex）中，与其他可能相反的经历一起，受到别的观点的矫正。例如，在一次意外事故后，对危险的记忆和（缓和了的）惊恐的重复出现会与其后所发生的救援和意识到当前安全的记忆联系起来。又如，一个人自卑感的记忆通过正视事实，认识自身价值等而得以矫正。一个正常人可以通过联想过程这样的途径而使与事件伴发的情感趋于消失。

对此，我们应补充印象的一般性消退，我们把记忆的消失称为“遗忘”（forgetting），特别是那些不再起情感作用的观念的磨灭。

另一方面，我们的观察表明那些成为癔症现象的决定因素的记忆，长时期地以惊人的鲜明程度，而且带着其全部的情感色彩保持下来。然而，我们还必须指出另一将在后面说明的、值得注意的事实，即这些记忆和患者过去生活的别的记忆不同，即它们不在患者的支配之下。相反地，当患者处于正常心理状态时，这些经历完全不在他们的记忆中，或只是以非常简略的形式存在于记忆中。只有在催眠状态下询问患者时，这些记忆才像最近的事件那样鲜明地呈现出来。

例如，我们的一位患者有6个月之久，在催眠下以幻觉形式鲜明地再现了在前一年（癔病发作期间）的同一天使她兴奋的每一件事。她的母亲保存着一本她所不知的日记，该日记证明了再现是完整的。另一位患者，部分在催眠下，部分在自发的癔病发作下，能把自己10年前患癔症性精神病时的所有事件以幻觉的形式清晰地重现出来，而这些事件的大部分在重视以前已被忘掉。还有一些具有病因学重要意义的记忆可令人惊奇地完整保持15～25年，而且具有相当的感受力，当他们重现时，含有产生新的经验那样全部的情感力量。

这只能用这样的观点来解释，即这些记忆是上面讨论过的那些记忆的消磨过程的一种例外情况。这就是说，这些相应于创伤的记忆似乎没有充分地发泄；如果我们更深入地去寻找那些阻碍发泄的原因，我们至少发现有两类情况使创伤的反应不能出现。

第一类情况是因为创伤对反应有排斥性，这使患者对心理创伤无反应。例如一个所爱的人死去显然是无可补偿的事，或者社会情境不能产生一种反应，或者这是患者希望忘却的事情，因此有意从他的意识的思想中压抑着149，即抑制和压制住。在催眠状态下，我们发现正是这类困苦事件（如修士和修女、禁欲妇女、教养过严的儿童的癔症性谵语）是癔症现象的基础。

第二类情况则不是由记忆的内容而定，而是由患者在接受这些所谈及经历时的心理状态而定。因为我们在催眠状态下发现癔症症状的那些病因观念对症状的持续存在并无意义，持续存在的原因在于其发生在严重的无能为力的情感支配下，如惊恐，或发生在确乎异常的心理状态下，如半催眠的蒙眬状态下的白日梦、自我催眠等。在这些情况下，正是各种心理状态的性质使患者对该事件不能产生反应。

上述两类情况自然是可以同时发生的，而且事实上也往往如此。当创伤本身发生作用的同时，而情感又处于严重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或发生在意识的非正常状态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另外一些情况似乎也确实存在，即许多人的心理创伤往往产生上述异常的状态之一，这种状态转而使患者不能产生反应。

然而，这两类情况的共同点在于不能产生反应的心理创伤不能用联想的方法产生效果。第一类患者是立意要忘却痛苦的经历，因而尽可能地把它们从联想中排斥出去；而第二类患者因为正常和异常的意识状态之间没有广泛的联想性的连结，故而联想性方法失败，我们接下来就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因此可以说，那些病理性的观念，之所以会带有鲜明性和情感强度持续存在，是因患者通过发泄和在无抑制的联想状态中进行再现而摒弃了正常的磨灭过程。

三

我们已阐明了我们经验中所示的情况，即心理创伤发展为癔症现象的情况。其中，我们曾谈到引起病理观念时的意识的异常状态，并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不是在患者正常状态的记忆中，而是在患者催眠状态下的记忆中去寻找起作用的心理创伤。我们愈是多注意这个现象，就愈相信，那些著名的典型的病例在“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ence）状态下存在明显的意识分裂，这在每一个癔症患者中都有轻度的存在，而且这种分裂倾向及其伴生的意识的异常状态（我们统称为“类催眠状态”）是这种神经症的基本现象。在这些观点上，我们与比纳和二位让内（皮埃尔和朱尔斯）不谋而合，尽管我们没有他们在麻醉病人身上所得到的惊人发现这种经验。

我们愿用另一个论点，即癔症的基础和前提是类催眠状态的存在来抗衡一个熟知的论点，即催眠是一种人为的癔症。各种类催眠状态之间，以及它们和催眠状态之间纵然在其他方面有很大的差别，但一个共同点是在这些状态下出现的观念非常强烈，而且被切断了与意识中的其余内容的联想性沟通。在类催眠状态之间可以发生联想，他们观念性的内容由此而达到某种高度的心理组织性。而且，这些状态的性质及其与其他意识过程隔绝的程度与催眠状态所发生的情况必然是各不相同的，其范围从轻度蒙眬到梦游；从完全的记忆到完全的记忆缺失。

如果这种类催眠状态在疾病发作之前已经存在，那么它就提供了一种温床，其中间情感播种了病源性记忆（pathogenic memory）并伴随产生躯体症状。这相当于素质性癔症（dispositional hysteria）。然而，我们发现严重创伤（诸如创伤性神经症的发生）或使劲压抑（例如性感），甚至可在其他方面正常的人身上产生一群观念的分裂，这可能就是心理的获得性癔症的机制。在这两种极端形式之间，我们必须假设还存在一系列的病例，在它们当中，病人分裂的倾向与创伤后的情感量呈相反的关系。

关于素质性类催眠状态的起源，我们没有更多的新的东西可说。它们似乎往往是在白日梦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状态甚至在健康人中也如此多见，而且特别易在刺绣和类似职业的妇女中多见。为什么在这种状态下产生“病理性联想”（pathological associations）是如此的稳定？为什么和通常的观念影响比较，它们对躯体过程的影响要大得多？这些问题和催眠暗示效果的一般问题是相一致的。我们的观察对这个主题没有新的贡献。但理解下面两个矛盾的论断会有所启示：“癔症是精神病”，和在癔症患者中可发现最理智的、意志最坚强、个性最伟大和判断力最好的人。这些特征在他们清醒的思维中保持得很好，但在类催眠状态下，他们就像我们所有的人在做梦中一样，发生精神错乱。可是我们梦中的精神错乱在清醒状态下对我们没有影响，而类催眠状态下产生的精神错乱则以癔症症状的形式干扰清醒状态下的生活。150

四

我们对于慢性癔症症状所讲的道理，几乎完全适用于癔症发作。众所周知，沙可已给癔症主要发作做出纲要式的描述，一次发作的全过程可分出四期：（1）癫痫状期；（2）大活动期；（3）情态期（幻觉期）；（4）终末谵妄期。沙可的这四期出自于他实践中经常所遇到的大癫痫大发作的癔症发作形式，其中有的患者是简略式的，有的是不完全的或只有单独的某一期形式。

我们的试探性解释始于第三期，即“情态期”。这种形式明显存在时，呈现出记忆的幻觉式的再现，这种记忆对癔症的发生有重要的意义，它或者是单个重要创伤记忆（这在创伤性癔症中最为突出），或者是一系列局部创伤的相互连结（作为常见的癔症的基础）的记忆。最后，或者这种发作可使一些事件再现，由于这些事件对创伤来说有一种瞬间恰好重合的特殊倾向，因此而被强调起来。

然而，也有些发作呈现的完全是运动现象，这类发作就没有情态期。如果我们能与全身慢性痉挛、或强直性僵直、或睡眠发作的病人搞好关系，或者关系更好一些，我们就能在病人催眠状态下激起发作，并由此可发现通常在幻觉期引起我们注意的关于心理创伤或系列创伤的潜在记忆。

例如，有一个小姑娘多年患全身抽搐的发作，这完全可能，而且事实上确实被看作是癫痫式的。为了鉴别诊断，对她实施催眠术，于是立刻就来了一次发作。当问到她看到了什么，她答道：“狗，狗来了。”实际上原来她第一次发作是在被疯狗追逐后引起的，治疗的成功肯定了这个诊断是正确的。

又如，有个雇员因受雇主的虐待而患癔症，发作时陷于崩溃状态，怒不可遏，但一言不发，而且无任何幻觉。可以用催眠来激起病症的发作，此时病人揭示了他经历的病史，即他的雇主在街上虐待他，用棍子打他。几天后病人又跑来诉说另有一次同样的发作。这回在催眠下他再现了与癔症有关的真正发病的有关情况，即在法庭上关于受虐待问题他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

在其他一些方面亦然，癔症发作时或激起的记忆与我们在慢性癔症症状所发现的诱发因素是一致的。正如这些后述的原因，癔症发作时的记忆与那些没有通过发泄或联想性的思维活动的心理创伤有关。同样，这些记忆的全部或基本成分均非正常意识，而是属于类催眠状态下带有狭窄联想的意识的观念内容。它们也同样可适用于治疗性的测试。我们的许多观察表明，这类可引起癔症发作的记忆，在催眠状态下应用反应过程和联想矫正后，就能停止癔症发作。

癔症发作时的运动症状，可部分地看作是记忆伴发情感反应的普遍形式（诸如像婴儿那样，挥舞手臂和踢腿）、部分地看作是这些记忆的直接表达。但是还有部分就像在慢性症状中所见的癔症特征，则不能做这样的解释。

进一步来看，如果我们记住上面所提的理论，即类催眠状态下出现癔症性的观念丛，这些观念丛与其他观念的联想性联系被割断，但它们中间自身联系着，因此形成具有一定高度组织性的第二意识的雏形，即第二意识状态，那么癔症发作就显示出一种特殊的启示。如果是这样的话，慢性癔症症状就是由于第二意识状态侵入通常受正常意识控制的躯体神经支配中。另一方面，癔症发作就是这种第二意识状态具有较高组织性的证明。当这种发作首次出现时，表明这一时刻这种类催眠意识达到对患者整个生命的控制——即指一种急性的癔症；当这种发作再出现且带有一种记忆时，表明患者又回到那一片刻。沙可已指出癔症发作是第二意识状态的雏形。在发作期间，对全身躯体神经支配的控制放过了类催眠状态下的意识。正如熟知的观察所表明的，正常意识并非始终全部受抑制。它对发作中的运动症状有所察觉，但对伴发的心理事件就不得而知了。

据我们所知，严重癔症的典型过程如下：最初，在类催眠状态下形成一种观念性内容；当这种观念内容增加到充分的程度后，在“急性癔症”时期，就取得对患者躯体神经支配以及整个生命的控制，并产生了慢性症状和反复发作；此后除了某些遗迹外，这种观念内容就不再出现了。如果正常人格能再取得控制作用，则在癔症发作时，遗留下来的类催眠样的观念内容复又出现，并不时使患者回到类似的状态中，而这种状态本身再次使患者受其影响，而且对创伤敏感。此后，在同一个人身上结合起来的两个心理群之间建立起一种平衡状态，癔症发作和正常生活，两者并举，互不干扰。一次发作犹如正常人的记忆那样，可自发出现；然而，也可像联想法则会激起任一记忆那样激起发作。它既可以通过刺激癔症区，也可以通过类似于病态性经历的一个新的经历而激起发作。我们希望能够证明，这两类的决定因素尽管看起来如此不同，但根本上，它们没有差别，即两者都带有感觉过敏的记忆。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这种平衡很不稳定。癔症发作使其呈现类催眠意识残余的特征，这是在正常人格处于衰竭、无能的状态下出现的。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发作可能会失去其原发性的意义，可能会是没有任何内容的运动反应的重现。

一个癔症人格，无论表现在发作中或慢性症状中，还是表现在这两种混合情况下，151要发现其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五

现在我们会理解在这几页中所描述的心理治疗程序有怎样的疗效。它使最初没有发泄的那种观念的作用力，通过言语途径而发泄受压的情感，使其不产生作用。它借助于（在轻度催眠下），把这种作用力引入到正常意识，使其受到联想性的矫正，或在伴有记忆缺失的梦游状态下，通过医生的暗示而消除。

我们认为这种程序的治疗好处是值得考虑的。当然我们不能根治癔症的先天倾向性，我们无力阻止类催眠状态的再现。而且在急性癔症的活动阶段，我们的治疗程序并不能阻止好容易才消除的现象立即为新的现象所取代。但是一旦急性阶段已过，任何以慢性症状或发作形式所表现的遗留症状，常常可因我们的方法而消除，而且是永久性的消除，因为我们的方法是根治性的。从这方面来说，我们觉得这种方法比目前心理治疗师所用的直接暗示来消除症状的方法有效得多。

首先是沙可对癔症创伤性瘫痪的解释和人工模拟成功地探索出一条道路。如果说由于我们对癔症现象的心理机制的发现而使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前进了一步，则我们必须承认，这只是使我们对癔症症状的机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不是对癔症内因的了解。我们的工作只不过是接触到了癔症的病因学（aetiology），而且事实上只是对其所获得的形式，一些偶然因素对神经症（neurosis）的影响有所说明而已。

维也纳，1892年12月

第二章　病例

病例一　安娜·O小姐（布洛伊尔）

安娜·O小姐患病那年（1880）正是21岁。由于她的一些远亲患有精神病（psychosis），故考虑安娜有中度神经病的遗传倾向。她的父母在神经方面是正常的，因此在她成长中一直是健康的，没有显示出神经症的体征。她非常聪明，能令人惊奇地很快地掌握事物，并有敏锐的直觉。她具有很强的理智，这使她能领会较难的理性知识，尽管在她离校后无须接受一些知识，但仍需要这种能力。她有大诗人富有想象的天赋，但受到严厉的和带有批判性的抑制，正是由于这一特点，她完全不受暗示的影响；她从不受哪怕一丁点儿的断言的影响，而只是受争论的影响。她的意志力是旺盛的、顽强的和持久的，有时甚至达到固执的程度，使人感到失去善性和不考虑别人。

她的一个基本性格特质是有同情心。即使在她本人患病期间，她也一直努力坚持照顾许多穷苦的病人，因为这样她能使一种强有力的本能得到满足。她的情感总是处于有点极端的状态，或高兴或悲伤；因此她有时受心境的支配。令人惊讶的是她的性欲未予发展。152这个我开始熟悉的病人的生活鲜为他人所知，她从未谈过恋爱；在她生病期间所发生的许许多多的幻觉中，从未出现精神生活的这个因素。

这个智力上明显出众的女孩却在她清教徒思想的家庭中过着极为单调的生活。她在叙述自己的生活时，沉湎于整天白日梦（day-dreaming），她称这是她的“私人剧场”，而这可能在她的疾病中是起决定作用的。然而每个人都认为她是专注的，她生活在想象的神话故事中；但是她总是处于这样一个境地，即别人和她谈话时，无人能懂得她在说什么。当她在做家务活时，她几乎连续不断地纠缠所做的事情，这是她平时的发泄。我将在此描述这种习惯化的“白日梦”，当时她完全不知不觉地在这种持续的情况下患了这种病。

该病的过程可明确分为下列几个阶段：

1.潜伏期。从1880年7月中旬到12月10日。这个阶段的疾病通常对我们来说是隐匿的。但这个病例，由于其有奇怪的特性，所以表现得很明显。这阶段病史使人觉得无任何微小的病理现象，我现在就要描述这个阶段的病史。

2.明显疾病期。一种奇特方式的精神病。语言错乱、内斜视、视觉严重紊乱、瘫痪（形成挛缩），其发生在右上肢和左右下肢，部分左上肢、颈肌麻痹、右上肢挛缩逐渐减轻。但某些症状的改善因4月份的一次严重的心理创伤（病人的父亲去世）而受干扰，此后便出现了。

3.持久梦游症期，其后变成较为正常的状态。有许多慢性症状持续至1881年12月。

4.病理状态和症状至1882年6月逐渐停止。

1880年7月，安娜十分喜爱的父亲患胸膜周围的脓肿，因脓液不能清除而于1881年4月去世。在父亲患病的第一个月，安娜竭尽全力照顾父亲，没有一个人为她健康的急剧损害而感到太多惊讶，甚至没有一个人，就连安娜自己也不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但最终她出现了虚弱、贫血、厌食，身体状况差得使她很沮丧，以致不能再照顾父亲。紧接着出现非常严重的咳嗽，为此，我第一次给她做了检查，这是个典型的神经症。不久她开始表现出下午特别需要休息，在傍晚出现类睡眠样状态，接着便处于高度兴奋状态。

在12月初，安娜出现了内斜视。眼外科医生（错误地）把这解释为眼外肌的麻痹。在12月11日，安娜卧床不起，直至次年4月1日。

该病迅速恶化，出现一系列明显的严重紊乱，如头左侧枕部疼痛；内斜视（复视）由于兴奋的作用而明显加重；抱怨房间的墙似乎要倒下来（异常感觉）；难以分析的视觉紊乱；颈前肌麻痹，最后导致病人只能依靠在背后紧扶着她，强迫性地抬起其肩和移动整个背部而使头向后运动；右上肢挛缩和麻木，后来右下肢也是如此。但它能完全伸展、内收和内旋。接着同样的症状发生在左下肢，最后是左臂，然而其手指一定程度上仍保持运动力量。同样，肩关节也不是完全僵直。上臂肌肉挛缩最严重。两个肘部的麻木也变得十分明显，在以后的阶段，我们能对此做较仔细的测试。而在疾病开始时，由于病人有焦虑感而抵制检查，故不能有效地测试其麻木情况。

我是在病人处于这样的情况下负责治疗的，我立即认识到我必须处理的是严重的心理障碍（psychical disturbance）。在疾病过程中有两种截然分明的意识状态，其十分频繁地交替着，而且没有预兆，但却变得愈来愈易鉴别。其中一个意识状态是她认识其周围环境，虽然有忧郁和焦虑，但相对正常。另一个意识状态是她有幻觉和“淘气”——就是说，她带有侮辱性的举动，如常向人扔靠垫，因挛缩对手指没有影响，她也常用可移动的手指解开睡衣和内衣扣等。在她患病的这个阶段，如果移动房间内的某些东西或某人进出房间（在她的另一意识状态中），她就会抱怨，茫然若失，并在她意识思维的轨道上出现断裂。当她抱怨她会变得疯狂时，为了试图抵制它，并抚慰自己，她就乱扔枕头，诅咒为她做事的人和离开她的人倒霉。

这些“失神”（absences）在她卧床不起前就已被注意到了。当时，她常常在一个句子的中间出现停顿，重复她最后几个词语，在短暂的停顿后继续说下去。这种中断现象逐渐增多，直至达到刚才所描述的那些病状；在疾病高峰期间，当挛缩波及身体左侧时，白天她只有短时间地保持某种正常状态。而这种紊乱甚至侵入到她相对清醒意识的片刻之中。她的情绪变得相当迅速，这使她出现过度而又十分高昂的情绪，但在其他一些时候却严重地焦虑，顽固地反抗所有治疗性的努力。她把所见的自己头发上的绸带和类似物幻想成可怕的黑蛇。同时她又始终对自己说不要这么傻：她见到的实际上只是自己的头发等。她在思想很清醒的时刻抱怨自己头脑中一片漆黑，不能思维，变得看不见、听不着，判若两人，即一个真实的她和另一个迫使其表现得异常坏的她，如此等等。

在下午的时候，她陷于困倦状态，持续约至日落时分后一小时左右。然后她清醒过来，抱怨一些折磨她的事，或以无人称句的形式重复说“折磨，折磨”。与她挛缩发展并行的是在她的言语中出现深度的功能紊乱问题。首先引人注意的是她说话中一时找不到用词，这种困难逐渐增多。其后她失去语法和句法的支配，不会动词的变化形式，最后发展到只会用不定式，在有规则变化的过去分词中出现大部分都是错误的形式；而且她省略了定冠词和不定冠词。随着时间的发展，她几乎完全不会使用词语了。她费力地用四五种语言罗列起来，而且逐渐让人难以理解。当她（在她的挛缩尚不致完全不能写之前）想写字时，她使用同样的怪僻词语。两周后她变得完全不能说话，尽管她尽力想要说话，但不能发出一个音节。也就是在此时是第一次出现此病的心理机制变得清楚起来。就我所知，她因某事而感到十分恼怒时，就会决定不再说起此事。当我猜测到是这样，并催促她说出来时，这种同样也会使其他言语表达都不能做到的抑制便消失了。

1881年3月，这种变化同时伴随着她身体左侧肢体运动力量的恢复。言语错乱也消失了；但从那以后，她只能说英语——但是，显然她并不知道自己是在用英语说话。她与她的护士争论，当然护士不能理解她的话。而我只是在几个月后才使她相信自己是在用英语说话。然而，她仍能理解她周围那些说德语的人。只有在极度焦虑时，她的言语能力才保持完好，而在其他时候则混合使用各种语言。在她处于最佳状态而又很自在时，她说法语和意大利语。在上述这些时候到说英语的时候，她表现出完全的记忆缺失。也同样在这个时候，她的斜视开始消失，只是在非常兴奋时又显示出来。而且她又能够支撑起自己的头部。于4月1日，她第一次起了床。

在4月5日，她非常喜爱的父亲去世。在她生病期间，她很少见到父亲，而且每次见他的时间很短，这一事件可能是她经历的最严重的心理创伤。她爆发出异乎寻常的兴奋，在这之后，持续两天的深度昏迷，接着她出现很大的变化。开始时她显得比过去安静得多，她的焦虑情绪消失许多。她的右臂和右腿的挛缩继续存在，并伴有麻木，但程度并不重。视野高度受限，当给她一束令她非常快乐的花时，一时间她只能看到一朵花。她抱怨自己不能认人。她说通常她能毫不费力地认出人的脸，但现在感到“识别工作”非常费劲，而且必须自言自语道：“此人的鼻子是如此如此，头发是如此如此，因此他必然是某某人。”她所见的所有人似乎都像蜡像，与她没有任何关系。她发现她对非常亲近的一些亲戚的出现感到非常痛苦，而且这种消极态度愈益强烈。如果某一个她过去十分喜欢的亲戚来到她的房内，她能认出来，在短时间内能知道眼前的事，但很快就会陷入她自己的沮丧中，而且对来者感到模糊起来。我是唯一进入她房内她总是能认识的人，只要我与她说话，她总是能切入正题，并且谈得栩栩如生，除了因她的幻觉性的“失神”所致的突然中断之外。

那时，她只讲英语，不懂别人对她讲的德语。她周围的那些人都被迫使用英语与她说话；即使她的护士也要使自己能用此方式去理解她。然而，她能用法语和意大利语朗读，如果她必须用其中一种语言大声朗读时，她的语言非常流利，而且令人赞赏的是她能当即翻译成英语。

她开始恢复写字，但方式奇特。她用那不太僵直的左手写字，她习惯于罗马印刷体，抄写莎士比亚版本中的字母。

她以前吃得非常少，而现在完全拒绝营养食品。但容许我喂她，这样她不久便开始能吃较多的食物，但从不肯吃面包。在饭后，她总要清洁口腔，即使在没吃任何东西时，她也会以任何理由要这样做，这显示她对这样一些事是如此的心不在焉。

她的午后困倦和傍晚的深睡眠状态继续着。如果在这以后，她大声自言自语（我将在后面解释其意思），她就变得思想清晰、平静、快活。

这个相比较能过得去的状态持续的时间不长。她父亲死后的几十天，有一个会诊医生访视了她，像所有的陌生人一样，她全然不予理会，而我则向会诊医生说明她的所有怪癖，当我让她用英语大声读法语课文时，她说：“那像是一个检查。”并大笑。另一个医生用会话进行干预，试图吸引她的注意，但徒劳无益。这是一种真正的“负性幻觉”（negative hallucination），以后常常像做实验一样地发生。最后，会诊医生向她脸上吹烟雾来突破她的状况。突然间，她看到面前站着一个陌生人，她冲到房门口，拿掉钥匙，跌倒在地面不省人事。接着出现一阵短时的发怒，然后出现焦虑的严重发作，我费了很大劲才使她平静下来。所憾的是那晚我必须离开维也纳，几天后，当我回来时发现病人情况更糟。她整天完全拒食，十分焦虑，她的幻觉性的“失神”中充满了可怕的形象，死人头和骷髅。由于她呈现这些事宛如她过去曾经历过的，而且有一部分是用言语表达出来，因此她周围的人逐渐意识到这些幻觉的许多内容。

每天工作通常的顺序是：让她下午处于困倦状态，接着，在日落时分对她采用深度的催眠，对此，她发明一个技术性的名称“云雾”。如果在这个状态下，她就能讲述白天发生的幻觉，思想清醒起来，显得平静而又快活，她会坐下来非常理智地工作、写字或画画直至夜晚。约清晨4时，她上床睡觉。次日又开始重复这样的顺序。这是一个非常颠倒的现象：白天，这个无责任感的病人被幻觉纠缠着，而晚上，这个女孩的思想却完全清醒。

尽管晚上她异常欢快，她的心理状况却一直恶化着。因为她有强烈的自杀冲动，所以让她继续住在三楼似乎不妥当。于是违背她的意愿，把她转移到维也纳近郊的乡村房子中住下（1881年6月7日）。我从来没有威胁过她要迁居，她认为迁居是件可怕的事，但她不说什么，期待着，并感到害怕。从迁居这一事情上，再一次清楚表明焦虑的情感在她的心理障碍中占有很大的优势。正像她父亲去世后出现较平静的情况一样，当她感到害怕的事真正发生时，她就再次变得比较平静起来。但接着出现了三天三夜完全不睡不吃，多次想自杀（但只要她在花园里，就没有自杀的危险），敲碎窗户等，在幻觉状态中并未伴有“失神”——她能很容易地把它与其他的幻觉识别开来，在这以后她变得比较安静，让护士喂她吃饭，甚至晚上服下氯醛药。

在我继续说明这个病例前，我必须再回到描述她的怪癖方面，对此，我曾经仅仅提到过一次。我已说到此病至此，患者每天下午陷入困倦状态，日落时分后从前述阶段进入一较深的睡眠——“云雾状”（如果把这种规则的顺序归因于只是她照顾父亲数月的经历，似乎是有道理的。晚上她必须在父亲床边守候着，或焦虑地警觉任何动静，直至早晨；下午她躺下休息一会儿，这就像护士的通常习惯。这种晚上醒、下午睡的方式似乎继续保留在她患病的过程中，而且这种方式持续较长时间，其后被催眠状态所取代）。在深睡眠持续约一小时后，她变得烦躁起来，来回扔东西，总是闭着眼反复地说“痛苦，痛苦”。我们也注意到白天在她“失神”时，她如何明显地产生某些情境或情节，她用几个轻声低语的词汇显示其思路。接着先是偶然地，后是有意地发生这样的情况——当她在抱怨“痛苦”的同时，某一近在她身旁的人重复她的这些话中的一句时，她立即参与进来，开始描述某些情景或讲个故事，起始是迟疑的语无伦次的乱语，但时间愈长，则她的表达愈流利，以致最终能很正确地用德语讲（这仅在她开始讲英语之前的早期）。她的故事总是悲伤的，其中有些还非常吸引人，在风格上犹如安徒生的没有图画的故事书，实际上它们可能按这种模式构成了故事。一般来说，其出发点或主要情节是一个女孩焦虑地坐在病床边。但她也编造与此很不相同的其他题材故事——在她完成叙述后不久便清醒过来，明显地平静或者如她所说“很舒适”。在晚上，她又变得烦躁，早晨，她在睡了两三个小时后，显而易见又纠缠到其他一系列观念中。——如果在傍晚催眠状态下，她因为某个理由不能告诉我她自己的故事，在这之后她就不能平静下来，而在次日，她必须为此向我讲两个故事。

这个现象的基本特征是：傍晚她的“失神”开始增长和加强，使她进入自动的催眠状态，她的想象所产生的作用如同心理刺激一样，在她被催眠状态下，当她向别人低语时，则能减轻或消除这种刺激状态，在观察她患病期间，这种情况持续了整整18个月。

在她父亲死后，她的情形自然更悲惨。然而，直至她的心理状态更加恶化时，她接着出现如前所述的催眠的梦游症（somnambulism）状态，而她傍晚的叙述中不再有那种多少带有随意产生的诗意，转而成为一串可怕和惊恐的幻觉（可能患者白天的行为使她处于这样的情况）。我已描述过，她在害怕和恐怖的激动中重现这些可怕的形象并用言语叙述出来后，她的心理是何等完全地轻松起来。

当她住在乡村，我不能每天访视她时，她的进展情况如下：通常我在傍晚去看她，这时我知道我能发现处于催眠状态下的她，而且我能把她从我上次访视后她所积累下来的所有想象的产物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倘使在这之后有良好的结果，这基本上是完全有效的。在这种情况下，她变得完全平静下来，次日她会很令人愉快，并容易相处，勤奋而且快活；但第三天她的情绪多变，对抗和不愉快，第四天这些情形变得更明显。此时，就不太容易与她交谈，即使在她被催眠状态下也不易交谈。她聪明地描述这个程序，并严肃地说这好像是“谈疗法”（talking cure），又开玩笑地称此为“扫烟囱”（chimney-sweeping）。她知道她在低语其幻觉后，她的所有的固执会消失——她称固执是她的“能量”（energy）；而在间隔较长的时间后，她会发脾气，拒绝说话，而我则用催促和取悦于她的方式，诸如重复她习惯向别人讲故事的样子帮助克服她的不悦。但即使这样，她也不说话，直到她仔细地感觉到我的双手，满意地证实是我时，她才开始说话。那些晚上，她因言语陈述而没有平静下来，于是必须对她用一用氯醛。我曾偶尔试着把药用得早一些，但我只给她5克，在她入睡前她就进入陶醉状态，而且持续数小时。我在时，她呈欣快状态；我不在时，她就非常不舒服，表现出焦虑和兴奋（顺便说及这种陶醉的严重状态与她的挛缩无差别）。由于她在幻觉时的低语能使其平静，尽管不可能造成睡眠现象，因而我能避免使用麻醉剂；而她在乡村住时，尽管具备每种条件，在她不能达到催眠作用的那些夜晚是这样的不堪忍受，于是只得借助氯醛。但可以逐渐减少其剂量。

持续症状的梦游症不复出现。但另一方面，两种意识状态却交替持续着。在交谈当中她常产生幻觉，跑开去，开始爬树等。如果某人捉住她，她会很快地继续讲她中断的句子而不知在这间断中所发生的任何事。然而在催眠中，她所有这些幻觉都会浮现，并由她说出来。

她的病情总的来说有改善。她能吃食物而无困难，允许护士喂她；只是当她要面包，面包碰到她嘴唇时，她拒绝吃。腿的麻痹性挛缩消减许多。她的判断力也改善了，她逐渐地很依恋我的一位朋友，一位访视她的B医生。她从别人赠给她的一条纽芬兰犬中受益很大，而且她很喜爱这条犬，虽然她的爱犬偶尔会攻击一只猫，这时会明显看到这个脆弱的女孩左手拿着鞭子去赶走犬，拯救受害者。后来，她照顾一些穷人、病人，这对她有很大帮助。

在我从连续几周的假期旅游回来后，我收集到了致病原因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在她“失神”或“第二意识状态”期间所产生的观念情结发生令人兴奋的效果，证据的事实是在催眠期间的言语表达处置了这些情结。在这段间隔期间，我们没有对她运用“谈疗法”，因为不可能说服她对除我以外的任何人说出她的事，即使是她在其他方面很尊重的B医生也不行。我发现她处于深受困扰的精神状态，无活力、不顺从、脾气坏，甚至怀有恶意。从她傍晚叙述的事中逐渐清楚的是她的想象的诗意的心情已干涸，她叙述的内容愈来愈多地体现了她的幻觉。例如在她过去的日子里被激惹的事。这些事被披上想象的外衣，但只不过是一种刻板式的想象，而不是精工细作的诗一样的作品。但是在我安排把病人带回维也纳一周的时间里，每晚我让她对我说3至5个故事后，她的情况则变得好一些。当我结束这一做法后，我数周不在所积累下来的每一件事都处置好了。只是在这时，以前的节律重新建立起来；在她用言语陈述幻觉后的这一天，她顺从和快乐起来；第二天较多暴躁，较少顺从；第三天明显“脾气不好”。从她最后的陈述起，她的精神状态与时间消逝有密切关系。这是因为她的每一个想象中的自发内容以及与她病态心理中所吸收的每一事件都是一种精神刺激，一直持续到她处于催眠状态下能叙述出来，在这以后，这种心理刺激全无作用。

当病人秋季回到维也纳（虽然不是患病时住的房子）时，她的病情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可使人承受；只有少数经历，事实上是她有较深刻印象的经历，造成病理性的心理刺激。倘使她新受刺激的心理造成的持续负担能够经常用言语陈述加以预防的话，我满以为她会继续有更大的改善。但开始出现令我失望的情况。12月，她的心理状况明显变糟，她再次变得兴奋、沮丧和暴躁，她甚至没有“真正好的日子”，那时，甚至都不能察觉任何牵系她内心的事情。及至12月底，在圣诞节的日子里，她特别烦躁，整整一周，在傍晚时分，她不说什么新的内容，老是对我说那些在1880年（一年前）圣诞时，她在非常焦虑和紧张的情绪中所编织的想象性作品，当说完这个情景时，她就缓解了许多。

此时离她父亲去世及她卧床不起已有一年的光景。从这时起，她的健康情况变得更清楚了，并以非常奇怪的方式有条有理。她的意识交替状态具有这样的特点：从早晨开始，她的“失神”（即出现第二意识状态）总是在白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得更频繁；傍晚时分，她完全处于失神状态——这交替状态各不相同，这是因为第一个状态是正常的，而第二个状态是精神错乱的。然而，现在这两种状态的差别更大，因为在第一种状态下，她像我们正常人一样地生活着，这是在1881年到1882年的冬天，而在第二种状态下的生活是1880到1881年的冬天——那时她全忘了所有后来发生的事。而有一件事似乎大部分时间仍保留在她的意识中，即她父亲的去世。她是如此强化地被带回到过去的年代，在新房子里，她幻觉这是她的老房子，所以当她要走向房门口时，她敲打着火炉，因为在老房子里，门与窗的位置与新房子里门与火炉的位置是一样的。这种从一个状态转向另一个状态的变化是自发的，但也可通过任何鲜明的回忆过去年代的感觉印象而发生。只有当某人在她眼前拿着一个橘子时（橘子是她在生病初期主要的赖以生存的食物），才能使她从1882年回到1881年。但这种转回到过去年代的情况一般不会发生或方式不明显。她日复一日犹如生活在前一个冬天里。我只能怀疑其发生的情形，即在每天傍晚催眠期间，她所说的那些令她兴奋的事是否发生在1881年的同一天，她母亲保存的私人日记中证实了其1881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这种对前一年事情的再现持续至1882年6月为止。

这里，同样有趣的是观察到了这些属于她的第二状态的、回忆起来的心理刺激的情形，被移至较正常的第一状态中。例如，一天早晨，病人笑着对我说，她不知为什么对我很生气。幸亏有了日记，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确信这无疑是她又进入到傍晚时分的催眠状态中：在1881年的同一天傍晚，我很惹病人生气。另有一次，她告诉我她眼睛有些问题，说是看到的颜色不一样。她知道自己穿的是褐色衣服，但她说看到衣服的颜色是蓝色。我们不久便发现她能正确而又清楚地区分视觉测试纸上所有的颜色，而只有在衣料颜色区分上有紊乱。理由是在1881年的同一时期内，她穿着睡袍忙于服侍父亲，而睡袍与现在衣料是同样的质地，但不是褐色，而是蓝色。还要附带说一下，经常看到的是这些经常出现的记忆显示了其先导的作用，她的正常状态的这种紊乱发生在第二状态前一些时间，而她的回忆则在她的第二状态中才逐渐地被唤起。153

她傍晚的催眠因此而成为沉重的负担，因为我们的交谈，要她不仅说出她当前想象的事，也要说出1881年的那些事和烦恼（所幸的是我当时就缓解了她那些当年想象的事情）。但是除此之外，急需病人及其医生要做的是以同样的方式处置其急剧增加的第三组单独的紊乱。1880年7月至12月，病人处于疾病的潜伏期，在这时出现的一些心理事件产生了完全的癔症现象，当她用言语陈述出来后，癔症症状便消失了。

在傍晚催眠中，当这种偶然和自发的言语陈述第一次发生时，持续相当长时间的紊乱即消失——我为此大惊。夏天在特别热的日子里，病人口渴异常，没有任何理由突然发现她不能喝水。她原来本会喝下所要的一杯水，但当她的嘴唇碰到杯子时，立即推开杯子，就像患了恐水症一样。当她这样做时，她明显地有数秒钟的“失神”。她仅仅依靠如西瓜之类的水果为生，这减轻了她痛苦的口渴。这种情况持续了约6周。有一天，当她被催眠时，她抱怨过去未曾关心的那个讲英语、患同病的女士，并且以厌恶的神情不停地描述有一次她如何进入那个女士的房间，她的小狗——如此讨厌的家畜——在房里喝光了杯子中的水。那个女病人因出于礼貌，对此没说什么。当她在生气中进一步消耗了精力后，她停止了抱怨，要求喝水，毫无困难地喝完许多水，当杯子接触到她的口唇边时，她从催眠中醒来；从此这个紊乱的现象就消失了，不再重现。许多极端顽固的怪念头在她描绘其所引起的经历后，以同样的方式消失了。当她的第一个慢性症状以同样的方式消失时，她向前迈了一大步——她右腿的挛缩确实减弱了许多。这些发现即该病人的癔症症状方面，当病人处于催眠状态下，重现引起癔症的事件后，则症状消失，使这种方法可能达到治疗性的技术程序，而这种方法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和系统应用上没有什么要求。在这个复杂的病例中，采取了分别针对每一个症状的方法；病人所出现的症状都以倒叙的方式描述，从病人出现睡眠问题开始，回到引起第一次出现这个问题的意外事件。经过这样的叙述之后，睡眠问题的症状就永久消失了。

用同样的方法，她的瘫痪性挛缩和麻木、视觉和听觉的各种障碍、神经痛、咳嗽、动作震颤等，以至最后她的言语障碍均“在谈话中治疗”。在视觉障碍中，我们是以下述方式分别处理的：例如内斜伴复视；两眼右偏，故当她伸出右手够东西时，总是指向东西的左侧；视野受限；中枢性弱视；视物显大症，看她父亲似看到死人的头；不能阅读。只有少数个别的现象（如左侧身体的瘫痪性挛缩）是由于卧床不起而引发的，在分析过程中，我们未予提及。事实上这些现象可能没有直接的心理原因。

我们明白在引出她的记忆中，要立即去除产生症状的诱因，这样一种简单的工作方式是非常不符合实际的。她不能发现症状的诱因，而且变得糊涂起来，则比起她能够安静和稳定地追溯她的记忆线索时，事情却进行得更慢一些。因为后一种方法，即傍晚催眠，由于她在述说其他两个经历时过度紧张和激动而花费时间太长，也由于回忆往事时需要时间才能使其达到栩栩如生，因此，我们发展了如下的程序。我通常在早晨访视她，对她用催眠术（在我的经验中使用的是非常简单的方法）。然后要求她把思想集中在我当时要治疗的症状上，并让她在思想出现时告诉我。患者则可能较快地进行叙述，并用简单的主题反映有关外界的意外事件，这些，我会均速记下来。在其后的傍晚催眠中，我用所记录的内容提示她，她会把这些情形向我做相当详细的解释。

下述实例将表明她完成这样的任务中的详尽方式。这是我们常规的经验，即当与患者说话时，她并没听见。可从下述的情形中得知患者听不见的习惯。

①当她的思想分散时，听不到某人进来。有108个标明日期、提及人和情景的详细例子反映这样的情况。第一个例子是听不到她父亲进来。

②当几个人在交谈时，她不理解。27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她的父亲，再就是她熟识的一个人。

③当她独自一人，并直接称呼她时，她没听见。50个例子。最初是她父亲徒劳地向她要些酒喝。

④因（在四轮马车内）被摇晃而听不见。15个例子。最初一例是她弟弟有一天晚上留神看病房门口动静抓住她时，生气地摇晃她。

⑤在嘈杂声中因惊吓而没有听见。37个例子。最初是因父亲不适当的吞咽而致一时噎塞。

⑥在深度的“失神”情况下没听见。12个例子。

⑦长时间十分注意地听着，以致当别人与她说话时，她完全听不见。54个例子。

当然，所有这些事件在很大程度上都可在她分心、“失神”或惊恐时而追溯以往的情况。但是在患者的记忆中，这些事件是如此清楚地区别开来，倘使在顺序上有错误，患者会亲自纠正，变为正确的顺序；倘使不能纠正，则其述说中会出现停顿。她所叙述的事情是那样地缺乏趣味和意义，却又是那么的详尽，以致使人毫不怀疑这些是编出来的。其中许多事情包含了真正内心的体验，所以无从查实；其余的（或伴随的情况）则是回忆在她周围环境中的人。

这个例子也展示了当一个症状被“谈话治疗”（talked away）时，总能观察到这样一个特征：当她讨论这个特殊症状时，该症状便强烈地出现。因此，在分析她听不见这个症状期间，她表现出是那样地耳聋，以致有时我不得不用书写的方式与她沟通。154首当其冲的诱发因素惯常是属于惊恐一类的经历，例如当她照顾父亲时，她所承担的细心照料。

回忆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患者会非常费力。时而，我们整个进展会停顿一些时间，这是因为回忆不能出现。这问题出在一种特别可怕的幻觉。当她护理父亲时，她看父亲有一个死人的头。她和她周围的人记得曾经有一次，那时她外表看上去健康，她去看她的一个亲戚。她开了门后立即跌倒在地，不省人事。为了越过这个障碍使治疗获得进展，又让她再次访问同一个地方，在进屋时，她又一次跌倒在地不省人事。第二天傍晚的催眠中，这个障碍就逾越了。当她进入房内后，她看到挂在门对面镜子中她苍白的脸；不过她看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她父亲——有一个死人的头。我们经常注意到她抑制着可怕的记忆的出现，而这需要患者和医生强有力的克制。

在其他事情中，下述情况说明她的状态有高度的逻辑一致性。在这期间，正如已解释过的，患者晚上总是处于她的第二意识状态，即宛如处在1881年。有一次，她在晚上醒来，声称她又一次被带出家门，她变得非常兴奋，以致整个房子里的人都被吵醒。其中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在前一个傍晚，谈疗法消除了她的视觉障碍，而这也适用于她的第二意识状态。因此，当她在晚上醒来时，她发现自己在一个奇怪的屋子里，因为她的家已在1881年春季迁居。我想办法避免这类不愉快的事情，总是在傍晚（她要求时）蒙住她眼睛，并提醒她不能打开遮物，直至第二天早晨，我亲自解开遮物。这种紊乱只重复了一次，当时患者在梦中哭，哭醒后睁开了双眼。

由于对她症状的费力的分析是在1880年夏季的几个月中，这时正是她疾病即将开始的时期，所以我完全洞察了这个癔症病例的潜伏因素和症状的发生，在此我将简短叙述如下。

在1880年7月，当时她在乡村，她父亲患严重的胸膜下脓肿。安娜和她的母亲共同分担着护理父亲的责任。一天晚上，她醒来后极端焦虑病中的父亲，因父亲高热；她紧张地期待着从维也纳来的外科手术医生。她的母亲暂时走开一会儿，安娜坐在床边，右手搁在椅背上。她好似做了一个活灵活现的梦，看见一条黑蛇从墙上下来，朝向父亲，并咬着他（很可能是这样一个事实，在房后的田野里有几条蛇，以前曾惊吓过安娜，因此这给她的幻觉提供了素材）。她试图赶走蛇，但她好似瘫痪一样。她睡着时搁在椅背上的右臂发麻和轻瘫；当她看着自己的右手指时，就好像右手的手指变成了小蛇，指甲就如死蛇头（可能是她试图用局部麻痹的右臂驱赶蛇，而右臂的麻痹和轻瘫随后便与蛇的幻觉联系起来）。当蛇消失时，恐怖中的她试着祷告。但找不到语言：她舌头不能说话，最后她想到某些儿童用的英语祷词，155于是她发现能用这样的语言去想和祷告。火车的鸣笛意味着她所期待的医生的到来，于是发作停止。

次日，在一个游戏过程中，她把铁圈扔进灌木丛中。当她从灌木丛中取铁圈时，弯曲的树枝使她再现了她见到蛇的幻觉，当即她的右臂呈现僵直的伸展。自此以后，当她看到多少有点像蛇的物体后，就会发生同上述一样的情况。然而这种幻觉和挛缩只是在短暂的“失神”时出现，但从那晚以后，发生得愈来愈频繁（直至12月，病人完全衰弱至卧床不起，挛缩便持续存在）。由于某一特殊的事件，此事我在笔记中没有记录，也回忆不起来，病人右臂挛缩又波及右腿的挛缩。

从那时起，她逐步地形成自我催眠的“失神”状态。在我所描述的那晚后的第二天早晨，她正等着外科医生的到来，她陷入一阵“失神”的状态中，以致最后外科医生已进来了，她都察觉不到。她长期的焦虑干扰了她的进食，逐渐导致有强烈的恶心感觉。此外，她的每一个癔症症状的引起实际上都是处于一种情感期。不能十分肯定是否每一个病人在那时都处于“失神”状态，但有可能是在她清醒状态下，她全然不知所发生的事。

然而，她的某些症状在她处于“失神”时似乎没有出现，而只是在清醒生活中以一种情感的方式出现；而如果是这样的话，则这些症状以同样的方式再发生。因此，我们能追溯所有不同的视觉紊乱，较清楚地区分各种致病原因。例如，有一次，当她坐在父亲床边含着眼泪时，父亲突然问她什么时间了。她不能看清楚，费了好大的劲把手表贴近眼前才看清。这时手表的表面似乎显得很大——由此说明引起她的视物显大症（macropsia）和内斜的原因，或进一步说，她尽力克服流泪，以使生病的父亲看不到这情景。

在一次争论过程中，她克制着不反驳而引起会厌痉挛，以后在每一类似的情景中，该现象便反复发生。

她失去说话的能力是在（a）晚上出现的第一次幻觉后害怕的结果；（b）另一次，因（主动抑制）克制说话；（c）因某事而受到不公平的责备；（d）在（当她克制时）任何相似的情况下。有一次，她坐在父亲的床边，听到从邻居家传来的跳舞音乐声，突然觉得想去参加，通过自我责备，克制住这个念头，于是她出现第一次的咳嗽症状。从此，在她疾病的全过程中，她对任何明显节奏性的音乐的反应都是神经性咳嗽（tussis nervosa）。

我不禁后悔因我记录的不完整，我不能列举出所有的情景下她所出现的各种癔症症状。她亲自告诉我在每一个情景下所出现的症状，只有一例我在前述已提到的除外。我已说过，在她叙述每一个症状的第一次发生的情况下，该症状便消失。

她整个疾病也同样以这种方式近于尾声。病人自己做出坚决决定：在她迁居到乡村（6月7日）一周年的那一天，结束全部治疗。因此，在6月初，她用最大的精力投入“谈疗法”治疗中。在最后一天，通过有意的安排，即类似于她父亲的病房，她再次产生恐怖的幻觉——这已在前叙述过了，这也是形成她全部疾病的根由。在原始发生的情景下，她只能想，并用英语祷告，但在复制情景之后，她能够讲德语了。更有甚者，许多过去呈现的紊乱便都消失了。156在这以后她离开维也纳，做了短期的旅游；但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她才恢复完全的心理平衡，从这以后，她享有完全的健康。

虽然我省略了大量非常有趣的细节，但安娜·O的病史比需要诊断的癔症病史要庞大一些，而这些病史本身反映的是一种不寻常的特征。然而在描写病史时，不可能不进入其细节，而对我来说，其特征尤为重要，这也许就是这份较长的病史报告的一个借口。就如同棘皮动物的卵在胚胎学上是重要的，不是因为海胆是一种特别有趣的动物，而是因为它的卵的原生质是透明的，因为我们对它们的研究，明白了可使其卵的原生质变为不透明的157可能的程序。我对这个病例的兴趣完全在于非常清楚和可理解的病因方面。

当病人仍处于完全健康状态时，有两个心理特征是她以后患癔症的诱发因素：

（1）她单调的家庭生活和职业缺乏适当的知识性。这使她有过多的未被用的心理活力和能量，而她不断的想象活动是这种发泄的一个方法。

（2）这导致了一种“白日梦”的习惯（她的私人剧院），成为她心理人格分离的基础。然而，这种程度的分离仍在正常范围内。在多少带有机械式的职业中所出现的幻想和想法并不意味着病理性的意识分裂，因为若这些幻想和想法能被阻断，当他人对其说话时，则可回到正常的意识的统一，而且也不可能存在意识的缺失。然而，在安娜·O的病史中，这一习性是我所描述的焦虑和害怕情感的基础，曾使安娜从习惯性的白日梦转变成幻觉性的“失神”。很显然，她发病开始最早的特征是如此的完全，这已经呈现了其主要的癔症特性，在这以后仍维持不变几乎近两年之久。这些包括第二意识状态的存在，第一次出现时呈现短暂的“失神”，以后成为“双重意识”，因焦虑的情感致使她说话受抑，她发现在说英语诗句中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以后语言错乱，失去母语，代之以非常好的英语；最后由于右臂受压而致意外的麻痹，并发展成为右侧身体的挛缩性轻瘫和麻木。这其后的情感机制完全符合沙可的创伤性癔症的理论——轻微的创伤在催眠状态中发生。

而沙可在他的病人中实验性地引起的轻瘫立即稳定下来，在创伤性神经症中因严重外伤性休克也可立即引起轻瘫，而这个女孩的神经系统进行成功抵制长达4个月。她的挛缩及所伴有的其他紊乱仅在第二意识状态（second state of consciousness）中的短暂的“失神”时出现，处于正常状态时则能充分控制自己的身体和感觉，因此她和她周围的人都注意不到这一点，而她周围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安娜患病的父亲身上，结果转移了对安娜的注意。

然而，她的“失神”及完全的记忆缺失，并伴随愈来愈多的癔症现象，这些症状从她第一次幻觉样的自我催眠后出现得愈益频繁，故相同类型的新的症状的形成的机会就增多，那些已经形成的症状则由于反复的出现而变得愈益顽固。此外，逐渐发生这些情况，病人在任何突然痛苦的情感下，都产生同样“失神”的结果（尽管事实上，这种痛苦可能在每一个病例中引起暂时的“失神”）；偶然的巧合造成病理性的联想和感觉或运动的紊乱，并伴随着情感的出现。但到现在为止，这只发生在一瞬间。在病人卧床不起前，她已发展到出现全部癔症现象的症状群，但无人知晓。只是在病人由于缺乏营养、失眠和长期焦虑而耗竭才完全垮了下来；只是在病人较正常状态，更多的时间处于第二意识状态时，癔症现象才延伸到了正常状态中，并从间歇性的急性症状发展到慢性症状。

现在提出的问题是病人的陈述究竟多少是可信的，其现象的诱因和起因方式是否如其所述的那样。考虑到较重要和较基本的意外事件，她的陈述对我来说，似乎信服大于疑问。至于症状在“谈话治疗”后得以消除，我不能以此作为证据；用暗示来解释可能会很好。但我总是发现病人说的是完全真实的、可信赖的。实际上，她告诉我的一些事是她最郑重的情况下所提供的，无论她说的什么内容，经他人核对，也完全得到肯定。即使再高天赋的女孩，也不可能编造一套这个病史中所出现的、内心如此连贯的资料。然而，无可争议的是这种精确的连贯性导致她（以充分的保证）把某些症状归因于实际上不存在的一种诱发原因。而我认为这种怀疑也是不公正的。这么多的病因非常不明显，涉及的联系这么多不合理，促使对其现实性提出争议。病人不明白怎么会是舞蹈音乐使她会咳嗽；这样的一种解释是太无意义去深究了（顺便说一下，对我来说似乎很可能这样，她每一个良心上的痛苦带来的是经常的会厌的痉挛，她感到一种运动上的冲动，因为她非常喜欢跳舞，是运动冲动感把这种会厌的痉挛转变成为神经性呕吐）。因此，我的观点是病人的陈述完全值得信赖，是符合事实的。

现在，我们必须考虑有多少可信的理由想象癔症的产生在其他病人中也是以同样的方式，以及尽管没有截然分明的第二意识状态，但是过程是相似的。我进一步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目前的这个病例，正如我所叙述的，若不是在催眠状态下让她回忆某些事及与这些事有关的特性，则病人和医生对癔症发展的情节均全然无知。病人处于清醒状态下时对此是全然无知的。因此在其清醒状态下检查时也不能获得在其他状态下所发生的资料。我已指出目前这个病人对周围的那些事物基本上不能察觉。因此，对于其他病人来说，只能采用像给安娜·O那样的治疗程序，即给予自动催眠而发现他们的病情。暂时我们只能阐述的观点是较多地描述类似于这里所述的一系列意外事件，较少去理解至今使我们猜测的有关的病理机制。

当病人被禁锢在床时，她的意识持续在正常的和“第二”状态之间摆动，许多癔症症状群原本是分别引起的，并处于潜伏之中，现成为我们所见的病症的特征，即慢性症状。这些新增加的一群现象似有不同的源处：她的左侧肢体的麻痹性挛缩和抬头肌肉的麻痹。我把这与其他现象区别开来，因为一旦这些现象消失，则不再重复，即使在其他所有症状停止某些时间后，重又活跃起来，这些现象也不会以短暂或轻微的方式在结束期和恢复期中出现。同样，它们也不会在催眠分析中出现，而且不会再追溯到情绪或想象方面的根源。因此，我倾向于认为它们的出现不是出于像其他症状那样相同的心理过程，而是归因于构成癔症现象的躯体症状在未知情况下的继发性的延伸。

在经历了整个疾病后，她的两种意识状态并驾齐驱地持续着：第一种意识状态中，她的心理很正常；第二种意识状态中，那丰富的想象内容和幻觉、大的记忆中断、缺乏抑制和控制联想很可能与梦有关联。在第二种状态中，病人精神错乱。病人的心理状况完全取决于从这种第二状态闯入到正常状态，这点至少在癔症性精神病方面是相当清楚的。在傍晚，每一次催眠下所提供的证据表明病人的思想完全清晰、有组织，而且是正常的，因为她的情绪和意志方面没有那种第二状态下“潜意识”刺激的产物。158而特别明显的神经症在吐露心事、卸下心理负担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还表明在程度上那些产物影响着她“正常”状态下的心理活动。因此难免这样说：病人出现两种人格的分裂，一种是心理正常，另一种是精神错乱。我认为这个病人的两种截然分明的状态较清楚地显示出许多其他癔症病人方面存在的大量不能解释的问题。特别令人注意的是安娜·O病史中，她的“坏自我”（bad self）的产物——正如她自己所称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她正常神志下的道德习性。如果这些产物没有不断地被处理，我们则面对着恶毒类型的癔症如执拗、懒惰、令人不快和病态的本性；在去除那些刺激后，她那与上述相反的真正的本性总是能立即再现出来。

尽管她的两种状态是如此截然分明，然而，第二状态不仅闯入第一状态（这毕竟是真实的，而且即使当她处于非常糟糕的情况下），一个眼光锐利和镇定的观察者，正像她说的那样，坐在她脑海的一角旁观察所有疯狂的事情。当精神病实际上在发展时，会发现这种清晰思维持久地以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表达着。当癔症现象停止后，病人此时经历一段暂时的忧郁，她产生许多像孩子样的害怕和自责，在这些想法中，她完全不是生病，而且所有的事都是假想的。正如我们所知，经常有这种类似的观察。当这类障碍被清除后，两种意识状态又合二为一，病人回首过去，以未分裂的人格看待自己，知道自己所有的愚蠢举止；他们认为如果当初自己想要预防的话，他们是能够预防的，因此他们感到自己好似有意做了所有这些恶作剧。应当补充的是在第二意识状态期间，持续存在的这种正常的思维必然有大量的波动，也必然会经常地完全丧失。

我所描述的这个惊奇的事实是从疾病的开始到结束。所有从第二状态下引起的刺激，再加上其结果，在催眠下作出言语表达便永久地消失了。我只能补充强调一下这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我对患者使用了暗示。它使我完全大吃一惊。直至我对所有癔症病人使用这个方法去除症状后，我才因此而发展了这样一种治疗性的技术。

癔症的最后治疗还须多说几句话。如我已述，癔症病人的心理状况伴随着不少的紊乱和破坏。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即她在第二意识状态下已静止不动的许多产物现已强行进入到意识状态下；虽然在第一状态下能回忆起仅在第二状态下发生的事，然而这些事毕竟影响和扰乱其正常的状态。在其他病例中是不是会有同样的情况，其长期的癔症是否发展成精神病159，仍有待于我们观察。

病例二　埃米·冯·N夫人，40岁，来自利物尼（弗洛伊德）

1889年5月1日160，我接受了一个约40岁女士的病例，她的症状（symptoms）和人格（personality）使我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在她身上花了许多时间，并决定为她的康复尽我能做的一切。她是个癔症病人，能非常容易地被催眠进入梦游症中；当我逐渐意识到这点时，我决定在催眠中应用布洛伊尔的研究技术。该技术在他的第一个病人成功的治疗中已给予我启示。这是我第一次试图应用这一治疗方法。但是我远远不能掌握它；事实上，我既没有对症状做十分充足的分析161，也没有十分系统地进行研究。兴许我通过呈现治疗最初三周每晚所记的笔记而能很好地描述病人的情况和我的医疗程序。这以后的经验使我较好理解的方面，我将用注解和插入评语的方式使病史具体化。

1889年5月1日，当我初次见到这个女士，她正躺在沙发上，头枕在皮靠垫上。她看上去仍年轻，善于修饰边幅，富有性格。她的脸显出紧张和痛苦的表情。眼睑肿着，双眼神情沮丧，前额双眉紧皱，鼻唇沟较深。她说话语调低，好似有困难，言语中不时有痉挛性的停顿，好像结巴一样。她的手指不停地乱动，宛如手足徐动症（athetosis）。她的两只手紧握着保持一种状态。脸和颈部的肌肉常有抽搐样的运动，特别是右侧胸锁乳突肌的抽动很明显。还有，她常用嘴发出吧嗒声而阻断自己的说话，这种声音却又不是模仿。162

她向我述说的事十分连贯，显示出她不同寻常的教育和智力程度。似乎十分奇怪的是每过2至3分钟，她便突然停下来，扭曲着脸，现出恐怖和厌恶的表情，向我伸出她的手，张开并弯曲着手指，用不同的声音，充满焦虑地惊叫着：“保持安静！不要说任何话！不要碰我！”她可能受到某些反复出现的恐怖幻觉的影响，用这种方式把侵入脑海中的某些事驱赶掉。163这些插话都是突然中止，她在说这些话时，不表现任何片刻的兴奋，也不对她的这一行为做出解释或致歉——她可能没有注意到自己这样的插话。164

在了解到她的情况后，我懂得了其中的一些缘由。她的家族来自德国中部，但两代人在俄罗斯的柏尔蒂克省定居，在那里拥有大量的财产。她是家庭中14个孩子中的第13个。但其中只有4个孩子存活。虽然她受到精心的抚养，但受到精力旺盛而又严厉的母亲的严格管训。当她23岁时，她与一位非常有天赋和能干的男士结了婚，这位男士是一位显赫的大实业家，但比她年长许多。婚后不久，丈夫死于中风。鉴于此，再加上抚育两个孩子的任务，现在两个孩子分别为14和16岁，她俩常有病，并遭受神经过敏方面的困扰，她把这些都归因于自己的疾病所造成的。自她丈夫14年前去世以来，她一直患有不同严重程度的疾病。4年前，经过一个疗程的按摩，并结合电浴治疗，她的情况暂时有所改善。除此之外，她所有增进健康的努力均告失败。她很频繁地旅游，并有许多爱好。目前她住在柏尔蒂克靠近大城镇的一个乡间宅第里。165数月来，她再一次病得很严重，患抑郁和失眠，并受疼痛的折磨；她去了阿巴兹166希望改善病情，然无济于事。近6周，她一直在维也纳，至今由一位杰出的医生照顾。

我建议她应与两个女儿分开，她们有自己的保姆；她应住到疗养院去，这样我可以天天去看她。她同意这个建议，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5月2日傍晚，我在疗养院访视了她。我注意到无论何时，当她的房门被出乎意料地打开时，她都会强烈地突然受惊。因此我要求护士和该院医生访视她时，应很响地敲她的房门，等她说可以进来时才进去。但即使这样，每次任何人进她房间时，她仍有怪相和惊跳起来。

今天她主诉她的左腿发冷和疼痛，并发散到髂脊以上的背部。我嘱她一天两次热水浴，然后我对她做全身按摩。

她是施行催眠术的一个很好的被实验者。我只要面对着她，握住她的1个手指，命令她入睡，她就陷入迷茫和糊涂的样子。我暗示她只要睡得好，她的所有症状将会改善等等。她闭着眼但清楚地集中注意听着这些话，她的面部逐渐放松，显得平静的样子。在这第一次催眠后，她对我的话保留了模糊的记忆；但在第二次完全的催眠的梦游状态中伴有记忆的缺失。我曾告诉她我要对她作催眠，她说对此无困难。过去她没有作过催眠，但很可能她已读过有关催眠术的书167，尽管我不能说出关于催眠状态她会有哪些观念。

一天两次的热浴、按摩及催眠持续了几天后，她睡得很好，外表看起来也好一些，白天大部分时间安静地躺在床上。我不限制她去看孩子们，阅读或处理她的信件。

5月8日早晨，她以十分明显的正常状态接待了我，讲了有关动物的可怕故事。她读了放在她前面桌上的《法兰克福报》中的小说，一个关于一名学徒如何绑住一个男孩，把一个小白鼠放进男孩嘴里的故事，这个男孩因恐怖致死。K医生告诉她已把所有的小白鼠送到梯比利斯（格鲁吉亚城市）去了。当她告诉我这些时，恐惧的每一种体征都表现出来。她几次紧握和放开两只手，说着：“保持安静！不要说任何话！不要碰我！”“好像有一个老鼠样的动物在床上。”（她颤抖着说）“想想看，当打开一个盒子时，在一群老鼠中有一只死鼠已经腐烂！”

在催眠期间，我试图驱散她这些动物的幻觉。在她入睡时，我拿起了《法兰克福报》。我发现了有关那个男孩被虐待的轶事，但没有任何有关老鼠的事。因此这些是她在阅读时的谵妄中引出的。（我在傍晚的谈话中提到了白鼠，她对白鼠全然不知，表现出非常的惊奇和真心的大笑。168）

下午，她出现了她自称的“颈部痉挛”169，然而，正如她所说，“仅持续了几小时。”

傍晚，在催眠下，我要求与她谈话，在经过一些努力后，她能继续与我对话。她说话较轻，每次回答前稍有停顿。她的表情随着她议论的主题而变化着。我根据她所说的给予暗示，当即她就镇静起来。我问她为何如此容易受惊，她答道：“这与我很年幼时的记忆有关。”我问她什么时候，她又说：“最初是我5岁时，我弟弟和妹妹经常向我扔死的动物。那是我最先有的晕倒和痉挛。但我姑妈说这是不光彩的事，我不应当有那样的发作，因此我不再有那样的发作。当我7岁时，我又被惊吓，当时我出乎意外地看到了我妹妹躺在灵柩中；8岁时，我弟弟经常披着床单，扮成鬼来吓唬我；9岁时，我看见姑妈在灵柩里，她的下颌突然掉下来，我再一次地受到惊吓。”

她这一系列的创伤性诱发原因回答了我所问的为什么她易于受惊吓的问题。这些事在她记忆中清晰可见，但她不能很快地回忆这些儿童时代不同时期的意外事件，在我问她答之间出现一短的停顿间隔。在每一个单独的故事结束时，她全身骤然一抽，显出害怕和恐怖的样子。在前述的一个故事结束时，她张开大嘴，用力呼吸。她在描述可怕的经历使用词语时出现发音困难，并且在其间有气喘，过后她的面容平静下来。

在回答问题时，她告诉我，当她描述这些事情时，这些事以一种可塑的形式和自然的色调展现在她眼前。她说她总是想起这些经历，在最近几天更是如此。而且无论何时出现，她都看到这些事栩栩如生170，现在我理解了为什么她接待我时，总是经常提到动物的情景和死尸的画面。我的治疗旨在消除这些画面，使其不能再展现在她的眼前。为了支持我的暗示，我用手在她的双眼上抚摩几次。

5月9日[早晨]171我没有给她任何进一步的暗示。她昨晚睡得很好。但早上有胃痛，这是因为昨天她和孩子们在花园里待得过久的缘故。她同意我规定的看孩子限于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就在前几天，她还在自责离开了孩子们。我发现她今天有点处于兴奋状态；她的前额皱起，说话吞吞吐吐，并发出吧嗒声。当按摩她时，她只告诉我一件事，即孩子们的保姆送给她一本人种学图谱，里面有些画是美国印第安人，打扮得像动物一样，这给她很大的震惊。她（震颤着）说：“我只是想他们是否会出现！”

在催眠中，我问她自从不再害怕动物后，为什么对这些图画这么害怕。她说，这些图画使她记起19岁时她弟弟去世的情景（我将在以后再探究这个记忆）。我当时问她是否总是说话结巴，她的这种抽动有多长时间（奇特的吧嗒声）172，她说当她生病时就出现结巴；当她坐在病得很重的小女儿床边，想要保持绝对的安静时，她就出现抽动，这已有5年时间了。我指出自那次病后，她女儿什么也没发生，如此等等，以试图减轻这种记忆的重要作用。她说无论何时她焦虑或害怕时，就出现这种情况。我教她不要害怕红皮肤印第安人的图画，而是尽情地对他们笑，甚至把我的注意力也吸引到图画上来。在她从催眠中醒来后确实这样做了：她看着书，问我是否看过，打开这一页，对着奇形怪状的画像大声笑着，她的表情没有害怕的样子，也没有任何紧张。这时布洛伊尔和家庭医生突然访视她。她受到惊吓，开始发出吧嗒闹声，这样他们马上就离开了。她解释道，因为每次家庭医生的到来，她都感到非常不愉快，所以她会表现出这样的非常不安。

在催眠中，我通过抚摩也消除了她的胃痛。我告诉她尽管她可能会想午饭后疼痛将再次出现，但实际上是不会的。

傍晚，这是她第一次这么快活和爱说话，并显示出我所未曾预料到这样一个严肃的女士会有的幽默感。在其他许多事中，她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即她比以前好多了。她取笑我的前任医生对她的治疗。她说她早就想放弃治疗，但不能发现这样做的恰当办法，直至布洛伊尔医生有一次访视了她，在一个偶然的谈话中给了她摆脱的机会。当我对此似乎显得惊奇时，她惊恐起来，开始为这样的轻率而非常严重地自责。但我已能使她消除疑虑——尽管她期望会有胃痛，但没有再出现。

在催眠中，我要她告诉我使她长期害怕的更多的经历。她说出了这类性质的另外一系列的害怕，这是在她较后的青春时期，她说这时与说第一系列害怕同样来得快，她再一次地使我相信所有这些情景经常生动和鲜明地展现在她面前。其中有一件事是她怎么看到表妹被送进精神病院（当她19岁时）。当时她想呼救，但是不能做到，随即又失去了说话的能力，直至傍晚才恢复过来。由于她在清醒时如此经常地提到精神病院，我就打断她，问她有关使她想到精神错乱的其他情况。她告诉我她的母亲也曾在精神病院待过一阵子。她们曾经有个女仆，这女仆以前的女主人在精神病院住过好长时间，女仆经常给她讲一些害怕的故事，即病人如何被缚在椅子上，挨打等。当她告诉我这事时，她恐怖地紧握着两手；在她眼前看到所有这些情景。我尽力纠正她对精神病院的看法，使她相信以后听到这机构时，不会把它和自己联系起来，此时她的表情才轻松下来。

她继续说着一系列可怕的记忆。一次，在她15岁时，她是怎样发现中风的母亲躺在地上的（她母亲在这以后又活了4年）。另一次是她19岁时，一天回家，她发现母亲已去世，脸扭曲着。我自然很难抚平这些记忆。对她做相当长时间的解释后，我确信她对这些画面的重现变得模糊，也不强烈。另外还有一个记忆，即19岁那年，当她抬起一块石头时，发现石头下有一个蟾蜍，这使她几个小时说不出话来。173

在这次催眠时，我确信她知道上一次催眠所发生的每一件事，但在清醒时，她什么都不知道。

5月10日早晨，今天是她第一次以麸糠浴代替通常的温浴。我发现她样子烦恼，有一张苦恼的脸，两手裹在浴巾里。她抱怨冷和疼痛。当我问她怎么回事时，她告诉我浴中有短时间坐着不舒服，并且感到疼痛。在按摩时，她开始说，她仍对昨天让布洛伊尔医生出去一事感到不妥。我用无恶意的谎言安慰她，说我已经知道了一切，这样她的烦躁（发吧嗒声、愁容）才止住。这样，每次当我正在按摩她时，我的影响已经开始作用于她；她变得较前安静，头脑较清醒，甚至在催眠中不用提问也能讲出那天她病态情绪的原因，而且在按摩时她的谈话也不是平时那样的漫无目的；相反，自我们上次谈话以来，记忆的复现相当完整，新的印象影响着她，而且常常是在没有询问她的情况下，以非常意想不到的方式吐露她的病态记忆。这似乎表明她已适应我的程序，习惯我们之间的谈话，显然没有拘束，而且偶尔听从指点，这可看作是对她催眠的一个补充。174例如，今天她开始谈到她的家庭，用非常迂回的方法提到了她的堂兄弟。他的头脑颇为古怪，他的父母曾经一口气把他的所有牙齿全拔掉了。她边说边显出恐怖的神情，而且重复着她那保护性的惯用语（“保持安静！不要说任何话！不要碰我！”）。此后，她的脸部表情平和下来，显得高兴。于是，在清醒的生活情境下，她的行为受到催眠期间经历的影响，尽管她相信自己是清醒的，但她对催眠中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

在催眠中，我反复向她提问什么使她困扰，我得到的是同样的回答，但却顺序颠倒：（1）昨天她不慎重的谈话；（2）因浴中不舒服所致的疼痛。我问她今天所说的“保持安静”等语句的意思。她解释道，当她有害怕的想法时，她害怕这些想法的过程被打断，因为这样会使每件事变得混乱和更糟。“保持安静”是有关呈现在她眼前的动物形状，在她处于糟糕的情况下，假如任何人在她面前移动时，这些动物开始移动，并且开始攻击她。这最后一句习惯用语“不要碰我”是来自以下的经历。她告诉我：当她兄弟在服大量吗啡后身体状况极差，那时她19岁，她兄弟经常抓住她；另一次，一位熟识的人突然在房内发疯，用手臂抓住她（第三件类似的例子，她不能精确地记起），最后是当她28岁时，她的女儿病得很重，孩子在谵妄中强制性地抓住她，使她几乎窒息。尽管这四个例子在时间上间隔很长，但她在对我说时用一个句子，而且以很快的顺序叙述，好像这四个例子是在一次事件上发生的。顺便要说的是，她所说的各件创伤在排列上分为各组，每组起始用“怎么”，创伤的内容用“和”这样一个连接词把各创伤事件分开来。由于我注意到保护性的习惯用语是用来针对反复出现这些经历的防护措施，我便用暗示来去除这种害怕，实际上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这样的习惯用语。

傍晚，我发现她非常高兴。她笑着告诉我，她在花园里被一只对着她叫的小狗吓着了。然而，她的脸有点扭歪，表现出内心的烦躁，这烦躁一直持续到按摩期间，她问我是否因她今天早晨所说的事而引起不快，我说“不”时烦躁才消失。她的月经在刚过14天的周期后今天又来了，我允诺她用催眠暗示来调整她的月经，在催眠中，调整到28天的周期。175

在催眠中，我又问她是否记得她告诉我的最后一件事，这时，我头脑中的想法是昨天傍晚是否还有遗漏的事；今天早晨的催眠中她一开始就正确地说：“别碰我。”因此，我引导她回到昨天的话题。我问她结巴的缘由，她回答道：“我不知道。”176因此我让她在今天的催眠中要回忆起来。她于是回答了我。今天她说话时没有停顿，但非常烦躁，用痉挛性的口气说：“一次，载着孩子的四轮马车的马曾经如何发生意外。另一次我带着孩子在雷雨交加中驱车穿过森林时又是如何，一棵树正巧在闪电中被击倒在马前，马受到惊吓，当时我想：‘现在你必须保持安静，否则你的叫喊将更吓着马，而赶马的人将不能驾驭马。’所以结巴就从那时开始出现的。”当她告诉我这故事时，显得异乎寻常地兴奋。我进一步从她那儿了解到在经历上述这两件事的第一件事后，她就立即出现了口吃；但不久消失了，然后又在第二个类似的事件发生后复又出现。为了消除她受这些事影响的记忆，我要求她再次想象这些事件的情景。她表现出试图要去这样做，并保持着安静；从那时起，她在催眠中说话没有任何痉挛性的口吃。177

发现她愿意交流时，我问她生活中还有什么事情这样地惊吓着她，以至于这些事情凝塑在她的记忆中。她向我讲述了下述一系列经历：（1）在她母亲死后一年，她去拜访她的一位法国女友，她和另一位女孩去隔壁房间取一本字典，当时看到某人坐在床上，此人与另一房间所见的一位女人十分相像。她顿时僵直定在那儿，站着不动。以后她知道这是特意安排的一个假人。我对她说她所见到的是幻觉，感染她有良好的感觉，这样她的面孔就变得松弛了。（2）她怎样照顾生病的兄弟，他因吗啡的作用而痛苦的发作，这使她感到恐怖，并抓住了她。我记起她在今天早晨已经提起这个经历，如同做一个试验，我问她所发生的其他抓住她的事情。使我惊喜的是，这次在回答问题前有一段很长时间的停顿，然后疑惑地问道：“我的小女儿？”她显然不能回忆其他两件事。我的禁律，即消除她的记忆，因而产生效果。（3）当她护理其兄弟时，她姨母苍白的脸如何突然出现在屏风上端。姨母曾使她兄弟皈依天主教。

我明白我已触及到她长久害怕受惊吓的根子，我问起关于此类害怕更多的例子。她继续说道：她们有一位朋友住在她家，这位朋友喜欢手脚很轻地走进房间，因此总像是突然出现一样；她母亲死后她病得很重，住进健康疗养院，有一位精神错乱的人几次夜里错入她的房间，来到她的床上；最后一个例子是她从阿巴兹旅游回来，在列车上一位奇怪的男人4次突然开她的房门，每次都两眼盯着她看。她非常惊恐地招呼列车员。

我去除了所有这些记忆，让她清醒过来，使她相信今晚会睡得很好，并省去了在给她催眠中给予的这样暗示。她说她总的情况有所改善，这表示今天她没有阅读任何东西，而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快乐的梦中。（因为内心不安，她总是不得不做某事。）

5月11日早晨——今天她有个与妇科N医生的约见，这医生是来检查她长女的月经问题。尽管埃米夫人比以前略现轻微的体征，但我仍发现她处于颇为紊乱的状态。她不时地大声叫：“我害怕，非常害怕，我想我要死了。”我问她怕什么，是不是怕N医生？她说不知道，就是害怕。在我同事到来之前，我使她进入催眠状态。在这状态下，她说害怕在昨天按摩时对我说的某些事会冒犯我，因为她觉得这些事对我似乎是不礼貌的。她对任何的新事也感到惊恐，所以对新来的医生感到惊恐。尽管N医生在时她有一两次惊恐表现，但我能够抚慰她，除此之外，她表现很好，既不发出吧嗒声，也没有任何说话的抑制现象。在N医生走后，我再给她催眠，去除因N医生访视所致兴奋的任何可能的残余。她本人非常满意催眠后自己的行为，对治疗寄予很大的希望，我尽力使她从这个例子中相信无须害怕新事物，因为新事物中也包含着好的东西。178

傍晚，在催眠前我们的谈话中，她显得非常活跃和轻松，本人从疑虑中解脱出来。在催眠中，我问她在生活中什么事情对她产生最持久的影响、并最经常地在她记忆中浮现。她说是丈夫的去世。我让她从头至尾叙述这事的细节，她在叙述时每个示意动作都带有最深切的感情，但没有任何吧嗒声和口吃。她开始说道：她和丈夫曾在瑞凡拉这个地方，他俩非常喜爱这里，当他俩走过一座桥时，丈夫突然倒地不省人事数分钟，但过后又站了起来，看上去很好。不久，当她第二次坐月子躺在床上时，她丈夫坐在她床边的一个小桌上吃早餐，看着报，突然间站了起来，非常奇怪地看着她，向前移了几步，然后就倒地死去。她立即从床上下来，招呼医生，她在隔壁房间听到医生们在尽力抢救他，但无济于事。然后她继续说到婴儿，那时才生下几周，得了严重的疾病，持续了6个月之久，在这期间，她本人因高热而卧床不起。然后接下来便是按年月顺序叙述她对这个孩子的不满，她的脸看上去迅速表现出发怒的样子，就像有人说某人变成讨厌时的表现。她说这个孩子长期以来非常古怪，整天叫喊不睡觉，并发展成似无希望治愈的左腿麻痹。当她4岁时，她才有视觉；学走路和说话均较迟，因此很长时间里她被认为是低能。根据医生诊断，这孩子患脑炎和脊髓炎，她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病。在此我打断她的叙述，向她指出如今这个孩子是正常的女孩，正在健康地成长，我使她再看着任何令人忧郁的事情时，不仅消除了她记忆中为之受影响的事，而且消除了她对这些事的回忆，就好像这些事从来不存在于她的头脑中。我保证她这样会摆脱长期折磨她的不幸的预料和全身的疼痛。上述这些就是她在叙述中的抱怨，从那以后的几天里，我们没有再听到什么情况。179

从我的这次暗示后，使我惊奇的是她开始话题总是一成不变地说起从精神病院逃出来的L王子，当时人们对这件事议论颇多。她因此对精神病院产生新的害怕，那里的人在治疗中用冰冷的水冲洗他们的头，然后把他们放在一个装置中，使他们转圈，一直转到他们安静下来。三天前，她第一次抱怨说她害怕精神病院，在她叙述第一个故事即病人被绑在椅子上时，我就打断了她的叙述。现在我明白这种打断在她身上没有起作用。我不得不从头至尾听着她非常详细的故事。在这些留在她脑海中的故事说完后，我也打消了她的这一系列新浮现出来的害怕的念头。我要求她有良好的感觉，告诉她确实应当更相信我，而不是相信那个告诉她精神病院那些可怕故事的傻女孩。当我注意到她在告诉我较多这些事情时仍偶然出现口吃时，我再问她口吃的来由。她不作答。我再问：“你知道吗？”“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因为我不可能知道？”（她说这些话时粗暴而又发怒。）这种声明对我来说似乎是我暗示成功的证据，但这时她表现出希望我从催眠中唤醒她，我于是就这样做了。180

5月12日[早晨]，出乎我的意料，她睡得并不好，只睡了很短的时间。我发现她虽偶然有点很焦虑的状态，但无她通常的躯体症状。她没说什么事，而只说她做了不好的梦，始终看到的是同样的事情。她说：“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实际生活中，那是多么可怕。”在按摩期间，她回答问题时不太切题。之后她变得快活起来；她告诉我关于她在波罗的海亡夫房子里的社交生活，在那里她款待邻近城市来的重要人物云云。

催眠，她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椅子的腿和扶手都变成了蛇；一个长着秃鹫嘴的鬼怪撕裂和吃着她的全身；其他野生动物在她的身上跳跃着等。然后她又转到另外的动物性谵妄中，而她又补充道：“那是真的。”（不是梦）即：那是在较早的时候，有一次她去捡一个毛茸茸的球，其实这是一个老鼠，而且逃跑了。她散步时，一个大的蟾蜍突然跳到她跟前等等。我明白我的一般性禁令对她已无作用，我应当把她的惊恐印象逐一地去掉。181我又利用一个机会问她，为什么会有胃痛，原因是什么（我相信她的所有动物性幻觉的发作是与胃痛伴随在一起的）。她颇不情愿地回答不知道。我让她明天回忆一下。她当时用明显咕噜的语调说话，于是我就不再继续问她诸如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原因，而是让她明天告诉我说的是什么内容。我用这种方法后，她继续往下说却无开场白：“当他们把他抬出去后，我不能相信他已死去。”（她又谈起她的丈夫，此时我明白了她的不健康的情绪的原因，是她遭受前述事情残存的痛苦。）她说，在这以后她恨她的孩子达3年之久，因为她总是对自己说，如果她不是因为生这个孩子躺在床上，她可能照顾她的丈夫，使他恢复健康。在她丈夫死后，留给她的只有受人欺侮和烦躁不安。她丈夫的亲戚一直反对他俩的这桩婚事，他们因她与丈夫如此幸福地相处而很生气，于是对她丈夫的死就散布谣言，说她毒死丈夫，因此她要求调查。她的亲戚们使她卷入了所有的各种法律程序中，对方得到一位新闻工作者的暗中相助。这个卑鄙的人到处造谣以激起人们对她的反对。他拿着数张印着有关诽谤她文章的报纸，把文章剪下来给她送去。这就是她孤独和恨所有陌生人的缘由。就在她告诉我的这些话我抚慰她后，她说她感到舒适些。

5月13日早晨，她又因胃痛而睡得不好。她昨晚没吃饭。她又诉说右臂痛。但她情绪良好，很快活。自昨天以来，她待我特别不同。她问我那些对她来说似乎重要的事情我持什么观点，而且她变得很不理智地烦躁不安。例如当我寻找按摩所需的毛巾或其他东西时，她多次地发出吧嗒声和脸的抽搐。

催眠，昨天傍晚她突然发现以前所见的小动物不知为什么长得非常大。最初她是在D这个地方的舞台演出中看到过一条很大的蜥蜴。昨天，这个记忆也十分强烈地折磨着她。182

吧嗒声再次出现的理由是昨天她的腹痛和她试图不发出呻吟声。而她对发出吧嗒声的真正诱因一点也不知道。她倒是记得昨天我要她发现胃痛的缘由。然而她说不知道，却要我帮助她。我问她是否可能在某一偶然的情况下，在非常兴奋之后，她强迫自己吃东西。她肯定了这一点。在她丈夫死后，她长期完全失去食欲，只是完成任务似地吃；实际上她的胃痛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当时用手在她的腹上部捋几下，以除去她的胃痛。接着她开始自愿地说起那些最影响她的事情。她说：“我已经告诉你，我不喜欢这个孩子。但我应当补充一点，我的行为并没有使别人有这样的感觉。我为孩子做了我必须做的一切。即使现在，我也因偏爱长女而自责。”

5月14日早晨，她很好，很快乐，睡到早晨7点半。她只抱怨说手的桡侧部位和头面部稍有疼痛。在催眠前她告诉我的话愈来愈有含义。今天她几乎没产生任何害怕的感觉。她诉说右腿疼痛和失去其他感觉。她告诉我1871年有过一次腹部感染；当时几乎没有恢复健康，但还在照顾她生病的兄弟，自那以后开始出现疼痛，甚至导致她右腿暂时的麻痹。

在催眠期间，我问她现在是否能参加社交生活，是否仍感觉害怕。她说她仍不喜欢任何人站在她后面或身旁。她因此而告诉我更多的有关某人突然出现时所引起的不快的惊人情形。例如，曾经有一次她与女儿们在吕格恩岛散步，两个看似可疑的人突然从树丛中出来侮辱他们。在阿巴齐的一个傍晚，当她出外散步时，一个乞丐突然从岩石后冒了出来，跪在她面前。他看上去是个无恶意的精神错乱者。最后她告诉我她那孤立的乡村房子晚上被人闯入，这使她非常惊恐。然而，显而易见的使她害怕的基本根由是因她丈夫去世而遭受的困扰。183

傍晚，尽管她显得很有精神，但她迎候我时却感叹道：“我害怕得要死；哦，我简直不能告诉你，我恨我自己！”我最终才知道布洛伊尔医生访视了她，他的出现使她产生惊恐。当他察觉到后，她使他相信“只有一次是这样”。她对我感到非常抱歉，因为她本应该显示以前神经质的残余。在最近一些天中，我不只一次地注意到她是如此困难地面对自己，如此易于严厉地自责自己最轻微的疏忽，如按摩用的毛巾没放在通常的地方；当她睡着后，给我看的报纸，我一时找不到。在排除最初和最表层的痛苦记忆后，她心理方面过于敏感的个性及自我贬低的倾向就明显起来。在她清醒状态和催眠中，我都及时告诉她好与坏之间有着许许多多不同的小事，对这些事人们无须自责。她没有接受我的说教，即：只有是苦行僧或中世纪的和尚，在他生活中把每一件小事都看作是上帝的手指或撒旦的诱惑，不能在描绘世界一瞬间或最小的一角时不提及他自己。

在催眠中，她产生某些进一步的恐怖性想象（例如在阿巴齐，她看见每一次海涛犹如流血的头）。当她醒来时，我让她重复我对她的说教。

5月15日早晨，她睡到早晨8点半，但在上午变得烦躁起来，在接待我时有些轻微的抽搐、吧嗒声和说话抑制，她又说着：“我害怕得要死。”在回答一个问题时，她告诉我她的孩子们住的膳宿公寓是第4层楼，有电梯。昨天她坚持要孩子用电梯上下楼，而现在自责自己这个主张，因为电梯并不完全可靠。该公寓的房东也是这样说的。她问我是否听说过伯爵夫人兹克的故事，她在罗马因这类意外致死。我碰巧熟悉这个膳宿公寓，我知道这个电梯是房东的私人财产；对我来说，这个男人似乎不是在宣传电梯的特殊情况，而是警告人们不要使用电梯。我认为这似乎是她因焦虑而产生旧事幻想的一个例子。我对她说了自己的看法，并且继续毫无困难地使她嘲笑自己不太可能发生的可怕的事。至于这样一个理由，我不能相信这就是她焦虑的原因，故决定在她催眠的意识中向她提问。几天停下来的按摩，今天又恢复了。在按摩期间，她断断续续地告诉我过去的一系列事情，这些可能是真的：如在地窖里发现一个蟾蜍；古怪的母亲用奇怪的方式照顾着她愚笨的一个孩子；一个女人因患抑郁症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当她处在不安的心理状态时，上述这些记忆就会浮现在她的脑海。而当她说出这些故事后，她就变得非常快活。她描述自己阶级地位的生活，和她与德国、俄国的和德国北部的知名人士有来往；我确实发现，要使这类活动与如此一个严重神经质的女人一致起来是件十分困难的事。

因此，在催眠中我问她为什么今天早上如此不安宁，她告诉我的不是她对电梯的疑惑，而是她担心她的月经快要来了，这会影响到按摩。184

然后我让她告诉我腿上疼痛的由来。她开始以与昨天同样的方式叙述[关于护理她兄弟]，然后继续述说她那长长的一系列所经历的往事，其间交替出现忧郁和烦躁，同时有腿的疼痛；而且每次都使疼痛加剧，甚至于达到两条腿麻痹并失去感觉的程度。同样情况也发生在她的上臂。当她过去照顾某个生病的人时，腿和臂的疼痛就出现过。同时还有“颈部痉挛”的感觉。关于这后一种感觉，我只是知道是在某种稀奇古怪的不安状态，并伴有以前就有的抑郁出现后才接着发生。其症状是颈背像“被冰紧抓住”，同时肢体一起僵直起来，手足都有疼痛性的发冷，不能说话，不能平卧。这现象持续6～12小时。我试图指明这复合的症状代表了她回忆的失败。于是我问她一些问题，以发现她在照顾谵妄的兄弟时，他是否抓住她的头颈；但她否认这点。她说不知道这些发作症状怎么会有的。185

傍晚，她精神很好，现出很好的幽默感。她顺便告诉我，电梯的事不是如以前所说的那样。电梯主人只说他这样做是不让人乘坐电梯下楼的一个借口。她问了我许许多多与疾病无关的问题。她的面部、手的拇指侧和腿部有令人痛苦的严重疼痛。如果她坐着不动或凝视某一固定点相当长时间后，脸就会绷紧和疼痛起来。如果她提起任何重的东西，手臂就感到疼痛。检查她的右腿表明她的大腿具有相当好的感觉，腿的较下部位和脚有高度的麻木，臂和髋部程度较轻。

催眠中，她告诉我她仍偶尔有恐惧的想法，诸如某事可能会发生在她的孩子身上，孩子可能生病或失去生命，或正在度蜜月的弟弟可能有意外，或弟媳可能死去（因为她所有兄弟姐妹的婚姻都很短暂）。我不能再列举她所有其他的有关害怕的例子。我不准她在没有理由值得害怕时害怕起来。她答应放弃害怕，原因是“你要我这样做”。我对她的疼痛、她的腿等做了进一步的暗示。

5月16日早晨，她睡得很好。她仍诉说脸、臂和腿痛。她很快活。对她的催眠没有提供什么情况。我用感应电流刷子刺激她麻木的腿。

傍晚，当我一进去，她一惊并说道：“我很高兴你来，但我很害怕。”在这同时她说到每一个恐怖的事情，并伴有口吃和抽搐。我先是让她告诉我在清醒状态下发生的事。她弯起手指，又张开她的手掌，以生动的画面述说着她的恐怖：“一个非常大的老鼠突然在花园中从我的手边穿过，一刹那不见了；有一些事情一直在来回闪动着（来自幽灵游戏的幻觉？）；一大群老鼠在树上；难道你没听到跑马场上的马蹄声吗？隔壁房间有个男人在呻吟，必定是手术后的疼痛；我能去吕根这地方吗？我能否有个那样的火炉？”她因脑海中接二连三出现的大量想法和尽力从中找出她周围的真正事物而感到混乱。当我问起现在的事情，诸如她的女儿们是否来这里时，她无言以对。

我尽力在催眠中解决她头脑中的混乱。我问她什么事使她害怕。她复述着伴有各种恐怖症状的老鼠，还补充道当她下台阶时看到一个可怕的动物躺在那儿，又突然消失。我说这些都是幻觉，告诉她不要害怕老鼠；只有醉汉才会这样看它们（她非常讨厌醉汉）。我告诉她比肖普·哈托186的故事。她也知道这个故事，并且很恐怖地听着这个故事。我接着问她：“你怎么会想到马戏场的？”她说她清楚地听到近处马厩里马的跺脚声，马被缰绳拴住，这可能会伤着马。通常此时约翰都出去松开马匹。我否认附近有马厩或隔壁房间有任何人呻吟。那么她是否知道自己在哪儿吗？她说她现在知道，但在这以前她以为是在吕根。我问她怎么会有这样的记忆，她说他们曾在花园里说话，花园的一角很热，她突然有个想法想到吕根那遮掩的露台。当时我问她，在吕根有什么不愉快的记忆吧？她说了一系列不愉快的事情。在那里她的腿和臂得了最可怕的疼痛病；当她外出远足时，几次遇到大雾而迷失方向；有两次，当她散步时，一个公牛总是尾随着她等。那么今天这事怎么会侵袭她的呢？她回答着：“怎么会？”她今天写了许多信，花了3个小时，使她头很疼。我因此推断她的谵妄发作是因为疲劳所致，而其内容是联想到花园中无遮掩的地方等，我重复着我习惯给予她的教诲，使她安然入睡。

5月17日早晨，她昨晚睡得很好。在今天的麸糠浴中，因麸中有虫而惊叫起来。我从护士那儿听说此事。她本人不情愿地告诉我这件事。尽管她几乎显得过分快活，但终究哭了出来发出了“呜”声，脸上有恐怖的表情。她的口吃也比前几天厉害，她告诉我昨晚做梦，她在许多水蛭上散步。昨夜，她做了许多可怕的梦。梦着自己要埋葬许多死人，把死人放在棺木中，但没能放上棺盖（显然是对她丈夫的回忆）。她进一步告诉我在她生活历程中，她有许多与动物在一起的惊险活动。最糟糕的一次是一只蝙蝠挂在她的衣服上，所以她没穿衣服就赤身裸体地冲出房间。为了治愈她的这种害怕症，她弟弟给她一个蝙蝠造型的胸针；但她从来不戴。

在催眠中，她解释害怕虫的由来是：她曾经收到一个很漂亮的针插礼物。但第二天早晨当她要使用时，许多小虫从中爬了出来，因为针插里装的是不十分干的麸糠（幻觉？可能是事实）。我要她告诉我更多的一些动物故事。她说，曾经有一次，当她与丈夫在圣彼得堡的一个公园里散步时，通向水池的道上都是蟾蜍，于是他们只好回转。曾经有几次她不能向任何人伸出手来，因害怕变成可怕的动物，以后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我试图逐一使她从动物害怕症中解脱出来，就逐一地问她是否害怕每个动物，在某些情况下她回答“不害怕”，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她答道：“我未必害怕它们。”187我问她为什么昨天有那么多的口吃和肌肉痉挛，她回答当她非常惊恐时总是这样。188但为什么昨天她如此地惊恐？这是因为在花园里，各种强迫性思想出现在她的头脑中：在治疗将结束时，就她如何能特别地阻止某些想法再次充斥于头脑，我反复说出她可放心的三点理由：（1）她已变得较健康和有较强的抵抗力；（2）她应当养成习惯将自己的思想告诉与她相处很好的人；（3）今后她应不在乎所有那些已经加重她精神负担的事情。她继续说因近来没有感谢我对她的多次访视而感到担忧；她担心因最近情况的退步，我会对她失去耐心。她非常困扰和害怕的另一原因是因为负责该房子的医生在花园里问一位绅士是否现在愿做手术。他的妻子坐在他身边，她（病人）不禁想到这可能是这个不幸的男人的最后一个晚上。在这最后一件事叙述完后，她的忧郁似乎被扫除干净。189

傍晚，她非常快活和满意。催眠没有发生什么事。我致力于治疗她的肌肉疼痛和恢复她右腿的敏感性。这在催眠中是很容易做到的，但在清醒时，她恢复了的敏感性却再次部分地丧失。在我离开她之前，她表示出惊讶，因为她的颈部痉挛的感觉已有很长时间了，而这通常是在每次雷雨前出现。

5月18日，她昨晚睡得比以往几年的所有晚上都好。但在浴后她诉说颈背、大腿发冷，脸、手、脚疼痛。她的面容紧张、两手紧握着。由于她的颈部痉挛，催眠术没有显示出心理意义。在她醒来后，我用按摩使之得到了改善。190

我希望最初3周治疗的这一摘录足以清楚地描述出该病人的状况、我在治疗上努力的特征及其成功的程度。我将在下面的病史做进一步的阐述。

以前我描述过的谵妄在埃米·冯·N夫人病情中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由于我没有主动去寻找其症状及基础，而是等病人出现症状或要她告诉我引起她焦虑的某些思想，她在催眠不久便停止产生这些想法。因此我主要是使用这样的方法，目的是使她头脑中始终存在一些准则，以免她回到家中后又倒退到以往相似的情况。在那时，我完全受伯恩海姆书中暗示的影响191，我期望从这样的教育性的措施中得到比我今天所得到的更多的结果。我这个病人的情况改善得非常快，不久她使我确信自从她丈夫去世以来，她就从未感觉这样好。在治疗持续7周后，我允许她回到巴尔蒂克的家中。

是布洛伊尔博士，而不是我在7个月后得知她的近况。她的健康状况持续数月很好，后来又因新的精神休克而再次衰竭。她的长女在第一次与母亲待在维也纳期间，也随母亲一样发展了颈部痉挛和轻度癔症状况；特别是她因子宫后倾在走路时感到疼痛。在我的建议下，她到我们最有名望的妇科N医生那儿去治疗，用按摩的方法使子宫正位，所以已有数月不疼了。然而现在又复发了。她们在家时，她母亲从邻近大学区请了一位妇科医生。这位医生为女孩开出了局部和全身的处方，却引起了她严重的神经过敏性疾病（那时她17岁）。可能这已经是她病理素质的一种迹象，而在一年后所表现的特征是她的性格改变。她的母亲抱着那种通常兼有温顺和多疑的态度把女儿交给这些医生。由于治疗效果不佳，她母亲被强烈的自责所压倒。一连串我未曾察探到的想法使她产生这样的结论，即N医生和我应对女孩的病负责，因为我们疏忽了她的严重病情。因此，我的治疗在她身上失去作用，她迅速倒退至我曾经解脱她以前的状态。在她邻近有个知名的医生，她去那儿寻求治疗。布洛伊尔医生与她一直保持通信联系，成功地说服她，使她相信，她所责备的两位医生是无辜的。但即使这个想法澄清之后，那时她对我产生的厌恶仍旧存在，就像一种癔症的残余，她宣称我已不能再对她治疗。在同样的一个医学权威的劝导下，她转而到德国北部的疗养院去寻求帮助。应布洛伊尔的要求，我向那里的医生解释我所发现的对她有效的催眠治疗的矫治作用。

这种试图“转移”（transfer）192完全失败。从一开始她似乎就与医生处于对抗。她竭力抵制着为她做的任何事。她衰退下去、失眠和失去胃口，只是有一位女友去疗养院看她，并把她从疗养院悄悄地带回家中照顾，这样她才恢复过来。在那以后不久，确切地说是她第一次遇见我后的一年，她又来到维也纳，再一次把自己交给我治疗。

我发现她比我收到的信中所说的要好得多。她能够走动，摆脱了焦虑；大多仍维持着我去年治疗成功时的状况。她主诉是经常有混乱的状态，她把这称为是“头脑中的风暴”。除此之外，她患有失眠，常常一次要哭几个小时。她在每天特定的时间感到悲伤（5点）。这是她在冬季看望住在护理院的女儿的规定时间。她的口吃和发出的吧嗒声很厉害，两手一直摩擦着，好像是在发怒。当我问她是否看到许多动物时，她只答道：“哦，保持安静！”

在我初次试图诱导她催眠时，她握紧拳头叫道：“我不要注射安替比林，我情愿疼痛，我不喜欢R医生，我讨厌他。”我发觉她是联想到了在疗养院被催眠的回忆。待我一把她带回到现时的情景中来时，她就镇静下来。

在一开始恢复治疗时，我已经有一个启发式的经验。我问她口吃重现有多长时间，她迟疑地回答（在催眠中）是冬天在D这个地方一次休克之后。她住旅馆的服务员藏在她的卧室里。她说在黑暗中，她误以为是大衣，伸出手去拿它时，这个男人突然“从天而降”。我则把她的这一记忆画面驱赶掉，事实上从那时起，她在催眠和清醒时都明显停止了口吃。我记不起是什么导致了我暗示试验的成功，但当我那晚转到另一个话题，用简单而又无恶意的语调问她，当我离开时（她那时已躺下睡了），我拴住门，这样没人能偷偷溜进房间。令我惊奇的是她又开始粗暴起来，出现磨牙，摩擦双手。她表示她曾因这类事情在D处有严重的休克，而我又不能说服她对我说出这个往事。我观察到在她头脑中有着那天早晨催眠中告诉我的同样故事，我以为我已扫除掉了。在下一次的催眠中，她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更多细节和更真实的情节。一次在她兴奋中，她在走廊上来回走动，发现女佣的卧室门开着。她想进去坐一坐。她的女佣挡住她但她不甘休并进了女佣的卧室，然后看到一个暗的东西靠在墙上，该东西实际上是个男人。这个小小的奇遇显然是个性爱的因素，这使她对此事产生不真实的解释。这件事使我懂得在催眠下一个不完整的故事并不产生治疗的效果。我本人已习惯于不完整的故事产生症状不改善的现象，我逐渐能从病人的脸上觉察出他们是否没有隐瞒所表白的基本内容。

这次，我对她的治疗是在催眠中针对她儿女的治疗问题，以及她本人在疗养院所得的不快印象。她对强迫她在催眠中拼出单词“蟾蜍”的医生充满着被压抑的怒火。她要我答应再不要让她说这个单词。由此我冒险在我对她的暗示中开了一个有实效的玩笑。这是我仅有的一次滥用催眠，但毫无恶意，我必须请求病人的谅解。我已使她确信她所待在溪谷的那个疗养院已离她如此的遥远，她不再能记起疗养院的名称，无论何时提起它，她就会在小山、溪谷和森林之间犹豫。这果真起作用。不久，她说话受抑制所剩下的唯一体征是对疗养院名称的不确定。最后，在布洛伊尔医生的留意之后，我使她免除这种强迫性的旧事幻现。

我对她描述的“头脑中的风暴”的斗争比起其余以往经历花了更长时间。当我初次见她处于这类状态中时，她正躺在沙发上，脸扭曲着，全身不停地躁动。她一直把双手压在前额上，以渴望和无助的语调叫着“埃米”的名字，这是她长女，也是她自己的名字。在催眠中，她告诉我在她女儿治疗期间，反复出现许多次压倒自己的沮丧状态，当她花费数小时，试图发现方法纠正其不良作用时终不得其解。在这时，她感到自己的思想变得混乱起来，她就搞出叫出她女儿名字的方法，这样有可能帮助她回到清醒的思想中来。当她女儿的疾病赋予她新的责任期间，她感到自己的神经状态再次使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她决心无论为女儿做什么都必须避免混乱，无论她头脑中的一切事物有多么混乱。

在几周治疗过程中，我们也能处置这些记忆，我对埃米夫人的观察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她的情绪十分好。在治疗即将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我将加以详述。因为这些事十分明显地反映了病人的性格和她的各种精神状态的表现方式。

一天，我在午餐时间招呼她，吓得她把某物包在纸里扔进花园中，而纸团被守门人的孩子拿到了。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她承认纸里是她的（干的）布丁，每天她都这样做。这导致我调查其他所剩的几道菜，我发现一半以上的食物剩在盘子里，我问她为什么吃得这么少，她回答道，她不习惯吃得较多，因为如果吃得多，她感到不舒服；她与她已故的父亲的体质一样，也是吃得较少的人。当我问她喝什么，她告诉我她只能耐受浓的饮料，如牛奶、咖啡或可可；如果她喝水或矿泉水，就会损害她的消化。这完全是神经质选择病症。我取了她的尿样，发现其浓度高，尿酸盐过多。

因此我想，介绍她喝更多的饮料是合适的，增加她的食物量也是无疑问的。确实，她看上去不是十分明显的消瘦，但毕竟需要花精力针对她饮食做少量地增加。当我下一次访视她时，我给她订了一些苏打水，并禁止她惯常处理布丁的方法，她显得相当地烦乱。她说：“我会这样做的，因为你要我这样做，但我以后告诉你这样会更糟，因为它违背我的本性，因我父亲就是这样的。”当我问她在催眠中为何不能吃得更多或喝任何水时，她用较低沉的语调回答：“我不知道。”次日，护士报告她吃完了一份食物，喝了一杯苏打水。但我发现埃米夫人处于极度抑郁状态和非常粗野的情绪中。她抱怨有非常厉害的胃痛：“我告诉你会发生什么的，”她说，“我们已经牺牲了这么长时间斗争所取得的成果。如果我吃得较多或喝水，每次总是损害我的消化，在我能吃东西前，我必须自己完全禁食五天到一周。”我使她确信没有必要饿着自己，这样做不可能有害于她的消化：她的疼痛只是因对吃和喝的焦虑心所致。很清楚，我的这种解释没有对她产生哪怕是最轻微的影响。之后不久，我试图把她引入催眠，可第一次出现催眠失败；她向我投来狂怒的目光，使我相信这是她公开的反抗，这情景是非常严重的。于是我放弃了催眠意图，宣称给她24小时仔细考虑这些事，并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她的胃痛只是出自她的害怕。24小时以后，我将问她是否仍认为她会因喝一杯矿泉水或吃一份适中的饭菜而有一周的消化问题，如果她说是，我将要求她离开，这个小小的情景与我们平时大多友好的关系是截然相反的。

我发现24小时后的她变得温顺和服从起来，当我问她对胃痛的缘由怎么想时，她毫无搪塞地回答：“我想是因为我的焦虑，但这仅仅是因为你这样说的。”然后我将她置于催眠中，再次问她：“你为什么不能多吃些？”

回答很迅速，又根据年月顺序从她储存的记忆中产生一系列的理由：“我正在想这怎么会的，当我是一个孩子时，淘气时总是拒绝吃我的那一份饭。我母亲对此很严厉，在将受惩罚的威胁下，我必须过两小时后才能吃留在同样盘子里的那份饭，那时饭已很凉，油脂变得很硬。”（她显示出厌恶的神情）“……我仍旧能看到我面前的叉子，其中一个叉子的尖有点弯曲。无论何时我坐下来吃饭，我总是看到我面前盘子中的冷肉和食物上面的油脂。许多年后，我与弟弟住在一起，他是个官员，患着可怕的疾病。我知道此病是传染的，所以极害怕出错，害怕拿他的小刀和叉子（她震颤着），尽管如此，我还是和他一起用餐，这样没人会知道他有病。不久以后，我又照顾我的另一个弟弟，因那时他得了很严重的肺结核。我们坐在他的床边，而他的痰罐总是敞开着放在桌上（她又震颤着）。他习惯于吐痰时，穿过盘子，把痰吐到痰罐里。这总使我感到厌恶，但又不能显现出来，怕伤害他的感情。无论何时我吃饭时，痰罐总在桌上，使我感到厌恶。”我自然是要彻底清除这一系列讨厌的印象，于是问她为什么不能喝水，她回答说，当她17岁时，她的家在慕尼黑待了几个月，几乎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因喝了不好的水而感染上了胃粘膜炎。其他家庭成员经医治后很快得到缓解，但她却始终病魔缠身。别人介绍她饮矿泉水，她也没因此而改善。当医生开出处方来时，她立即想到“这对我没什么用处”。从那以后，她一直无数次地不堪忍受普通水和矿泉水。

在催眠中揭示出的治疗效果是立即出现的，并保持下去。她没有饥饿一周，而恰恰在第二天毫无困难地又吃又喝。两个月后她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吃得很多，体重增加许多，我已经喝了40瓶水。你认为我会继续这样吗？”

第二年的春天，在她的靠近D的庄园，我再次见到冯·N夫人。这时她的长女（即“头脑中有风暴”时叫她的名字）已进入异常的发育期，她呈现放纵的动作，这是因为她的天赋较差，她变得不驯服，甚至粗暴地对待母亲。我仍赞赏她母亲的自信，向她说明我对她女儿情况的观点。对这个女孩心理上的改变，我形成一种不良的印象。事实上也正如我所预言的，她父亲哈拉·冯·N与前妻所生的子女都死于偏执狂。她母亲家庭中，也有神经病变的遗传性，尽管没有一个近亲发展成慢性的精神病。我与冯·N夫人的交谈中，对她的提问均毫无保留自己的观点，她平静地接受和理解。她变得强壮起来，看上去日趋健康。自从最后一次治疗以来，过去的9个月她觉得很好。只有稍微的颈部痉挛和其他轻微的不适。我在她家住的7天中第一次认识到她的责任、职业和智力活动所有各方面。我也遇见了她的家庭医生，他没有对这位女士发泄多少抱怨，因此她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中止治疗。

尽管我改进的暗示没有改变她的基本性格，但她因此在许多方面较前健康和能干。她似乎不再接受“无关紧要的事情”这类说法。她的自我折磨的倾向比起治疗时要少得多。但是在这段较好的时间里，她的癔症性情仍没有终止下来。例如她不能在任何长途旅行中坐火车。这是在最近几个月内表现出来的。急于解决她的这个困难的尝试只是导致她在近来到D的旅行留下许多琐细的令人不快的印象。然而在催眠中，她似乎不愿谈这些，甚至当时我开始怀疑她对我的影响再次采取退缩的态度，而她反对坐火车的秘密目的是不要再去维也纳旅行。

这些天中，她也抱怨记忆的中断，“特别是那些非常重要的事件”。由此我断定过去两年我所治疗的完全有效，并继续产生效果。一天，她与我沿着林荫道散步，这是她房子通向海边的一条路，我冒险问她是否此路经常有许多蟾蜍出没。她向我投来责备的一瞥作为回答，但没有恐怖的症状。过一会儿，她因此而言过其实地说：“但从前这里却真是这样。”针对她不愿坐火车的毛病，我引导她进入催眠，在催眠中她本人似乎不满意她给我的回答，显出一种害怕，怕以后在催眠中不像以前那样听话。我决定让她相信结果恰恰相反。我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些字，交给她并说：“今天午餐时，你要给我倒一杯红酒，就像昨天你做的那样，当我把杯子举向唇边时，你就说：‘哦，请给我也倒一杯。’当我去拿酒瓶时，你又说：‘不，谢谢你，我想我不会喝的。’然后你会把手放在你的提包中，拿出一张纸，发现纸上写有那些同样的字。”这时正是早晨。几个小时后，这个小插曲在我事先安排下真的发生了，它是那么的自然，所以这么多在场的人中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了什么。当她向我要酒时，显出明显的内心斗争的样子，因为她从不喝酒，当她拒绝喝酒后伴有明显的放松，她把手伸到提包中，抽出一张纸，上面写着她刚说过的最后几句话。她摇着头，惊奇地凝视着我。

在1890年5月访视后，我知道冯·N夫人的消息就渐渐地少了。我间接听到她女儿的悲惨情况，这使她非常忧郁和不安，甚至损害她的健康。最后，在1893年夏，我收到她的一张便笺，问我是否同意另一位医生给她催眠，因为她又病了，不能来维也纳。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允许是那么必要，直至我回忆起1890年，在她本人的要求下，我曾出于保护她，不让她被任何他人催眠，以免使她因为受到一个她所不喜欢的医生的控制而产生抑郁的危险后才恍然大悟。因此我写信给她，表示放弃我对她专有的催眠特权。

讨论——除非我们一开始就完全同意所涉及的术语，否则就不易决定一个特殊的病人是否该被诊断为癔症或某些其他的神经症（我们这里说的神经症不是纯粹的神经衰弱型）；我们仍期待着的指导方针是它会在一般发生的混合性神经症中建立界限性的标准，为这些病勾画出基本的特征。因此，如果我们仍习惯于用较狭窄的术语观念，即用所熟悉的

典型病例的相似性来诊断一个癔症患者，那么，无可争辩，埃米·冯·N夫人这个病人就是一个癔症患者，她的轻度谵妄和幻觉（同时她的其他心理活动仍保持完好）、她的人格变化、在人工催眠梦游状态下的记忆的储存、她疼痛的那条腿的感觉缺乏，她的病历中透露出的某些资料以及她的卵巢神经痛等，无疑是癔症的特性，或至少说这是个病人。我们所要提出的问题就是病人的一个独特特征，这也为诊断一般癔症的可信性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已在该卷开始的《绪言》中解释过，我们认为癔症的症状是创伤作用于神经系统而导致的兴奋作用和残存。如果最初的兴奋被发泄或通过思维活动发泄出来，就不会遗留这种残存的兴奋，也就不可能出现一定量的观念（纵然其数量是不能测量的），我们必须把这考虑为兴奋总量作用于神经系统的过程，由于该兴奋量没有相应地被用于外部的行动，因而转变成慢性症状。193现在我们通常发现癔症病人中，这种创伤性的“兴奋总量”的相当一部分转变成单纯的躯体症状，正是癔症的这种特征的表现方式而被认为是一种心理障碍。

为了简洁起见，如果我们采用术语“转换”194来标志精神性兴奋转变成慢性的躯体症状，这是癔症的特点，那么，我们可以说埃米·冯·N夫人病例中只表现了少量的转换。最初属于精神性的兴奋，其大部分仍保持在精神范围中，很容易把它与非癔症性神经症等同起来。有一些癔症患者，他们全部的过剩的兴奋都转换了，因此癔症的躯体症状看来好像进入了完全正常的意识中。然而，较多见的是不完全的转换，所以至少伴随创伤的某些情感持续存在于意识中，作为病人情绪状态的一个成分。

我们这个只有很少转换的癔症病人，其精神症状分为情绪改变（焦虑、忧伤的抑郁）、恐惧和意志缺失。后两类精神紊乱被精神病学家法国学派看作是精神衰退的特征。但就我们这个病人来说，他们却视为是创伤性经历所决定的。这些恐怖和意志缺失大部分起源于创伤，我将在下面详述。

确实，某些恐怖相当于人类原发性恐怖，特别是神经质的人，例如，她对某些动物的害怕（蛭、蟾蜍以及梅菲斯特吹嘘自己为所有害虫的主人195以及雷暴雨等）。而这些恐怖也由于创伤性事件而较牢固地保存下来。因此她害怕蟾蜍是由于她儿童时代早期的经历，即她的兄弟们向她扔一只死蟾蜍而得到强化，导致她癔症性抽搐的第一次发作；同样，她害怕暴风雨所出现的休克使她产生一种吧嗒声；而她害怕大雾是因为她在吕根岛散步时的情形所致。然而，这一群原发性恐怖，有人可能说成是本能性的害怕（认为是心理特性）起着优势的作用。

其他较特殊的恐怖也是因特殊的事件所造成的。她惧怕不能预料的和突然出现的休克是因为看到她丈夫可怕的印象的结果，那时她丈夫看上去很健康，却在她眼前死于心脏病发作。她对陌生人和一般人的害怕是由于受到丈夫家庭的迫害，迫使她去见代理机构的每一个陌生人，那时她似乎觉得陌生人很可能知道扩散在外有关她的文章和说的话。她害怕疗养院及其同住者可追究到所有一系列她家庭中不愉快的事，以及一位傻乎乎的女仆告诉她的一些故事。除此之外，这种恐怖一方面是由于健康的人们所感受到的原始和本能的精神病的恐怖引起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像她那样的、不亚于所有神经症患者的害怕变疯而引起的。她十分特别的是害怕某人站在她后面，这是因为她年轻时及以后生活中许多恐怖的经历所造成的。由于在旅店中发生的事特别使她痛苦，由于它含有性欲的暗示，所以就要强化了她害怕陌生人偷偷溜进她的房间。最后她害怕被活埋，这点与许多神经症患者一样，完全可用她的信念来解释：即她认为她丈夫的躯体被抬出去时没有死。这种信念给她一种如此令人感动的表现——不能接受她与所爱的、一起生活的男人就此突然去世的现实。然而，以我的看法，所有这些心理因素196尽管可解释不同的恐怖内容，但不能解释其持久存在的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引证神经症的因素来解释其持久存在的问题，即病人数年来一直生活在禁欲状态中。在诸多引起焦虑197的原因中，这个情况最为主要。

该病人的意志缺失（意志的抑制、不能行动）比起认为是精神症状的恐怖要少一些，这是由于其能力的总的受限。相反，该病人的催眠分析清楚表明她的意志缺失是由二类心理机制所决定的，其实际上是单一的。第一类意志缺失可能就是恐怖的后遗症。当恐怖不是出现在（对外部事件的）期待中，而是伴随着主体的行动时，便出现意志缺失——例如我们这个病人害怕外出或与人相处，就像害怕某人悄悄地溜进她的房间一样。这里的意志抑制是由于伴随的焦虑作用于行动而引起的。如果把这类意志缺失看成是与相应的恐怖截然区分的症状则是一个错误，尽管必须承认这种恐怖可以不产生意志缺失而单独存在（倘使恐怖并不太严重的话）。第二类意志缺失取决于存在着表达感情情调和未予解决的联想。这些联想阻止与其他有关联的事，特别是那些与之不相容的事的联系。我们这个病人的厌食提供了这类意志缺失的最好例子。她因为不喜欢其味道而吃得很少；因最早年时期把吃的行为与令人厌恶的记忆联系起来而不爱吃，她对吃的这种厌恶的情感量从来没有任何程度的减少；人们不可能在厌恶吃的情况下同时对吃感到快乐。她早期建立的吃饭中的厌恶持续存在而不消失，这是因为她迫使自己一直抑制着，不是用反应来消除它。在儿童时代，在惩罚的威胁下，她被迫吃她感到厌恶的冷饭菜。以后的日子里，出于对弟弟的考虑，在他们共同进餐时她抑制自己所面临的情感表达。

在这个问题上，我或许可以提到一篇短论文，其中我试图对癔症性瘫痪做心理学的解释（弗洛伊德，1893c）。我做出一个假设，即这些瘫痪的原因是一组相关的想法难以达到新的联想，我们认为这些想法与躯体的肢体之一有关。因为不能达到新的联想，转而又依赖于这样一个情形，即瘫痪的肢体被卷入到创伤性回忆——一种带有情感的、未被处理的回忆。我从病人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实例明白，那是一种对未予解决的情感的一个想法的贯注，198这样的贯注总是涉及一定量的不能联想和一定量的不相容的新的贯注。

迄今为止，我尚未成功地借助于催眠分析来证实这种关于运动性瘫痪的理论，但是我能引证埃米·冯·N夫人的厌食症来证明这种机制是某些意志缺失的操作性机制，意志缺失不是别的，而是一种高度特殊化的——或用一个法语来表达“系统化的”——心理瘫痪。

埃米·冯·N夫人的心理情境特征从其本质来看，着重有两点：（1）抑郁的情感联系着她的创伤经历始终未予解决——例如，她的抑郁、痛苦（关于她丈夫的死）、怨恨（她丈夫家亲戚对她的迫害）、厌恶（强制性进餐）、害怕（有关她许多惊吓的经历）等。（2）她的记忆活跃，有时是自发的，有时是对当时刺激的应答（如关于圣多明各革命的新闻），使她把带有情感的创伤一点一点地带入当前的意识中。我的治疗程序是基于她记忆中的这种活动过程，致力于日复一日地解决和摆脱在特殊的日子里所浮现的任何问题，直至她为之受影响的病态记忆的贮存基本消退。

我考虑一般存在于癔症的发作中的这两种心理特征，引发我许多重要的思考。然而，我直到注意了躯体症状的机制后，才讨论到这一问题。

我们不可能把这些病人的所有躯体症状归因于同一缘由。相反，即使躯体症状不太多的病人，我们发现其癔症的躯体症状是由不同的原因所引起的。因此我首先从躯体症状中的疼痛进行尝试，正如我所见，埃米·冯·N夫人的疼痛从根源上肯定是机体的肌肉、肌腱或韧带的轻微（风湿性）改变，这种疼痛在神经症患者中远较正常人为多。另一种疼痛很可能是对痛苦的记忆，这是烦躁时的记忆象征199，而照顾病人对患者的生活起着非常大的影响。这些疼痛也可能本来是由于器质性原因所致，但因神经症的缘故，病人会适应这些疼痛。我主要根据对冯·N夫人的观察而对其疼痛下这些断言的，这在我以后的章节中将有报告200，在这个特殊问题上，我们从病人身上几乎收集不到资料。

埃米·冯·N夫人的某些明显的运动症状实在是作为情绪的表达，而这易被认识清楚。因此，她所表现的在自己面前伸出双手、手指张开成弯曲状表示恐惧，同样她的面部表情也是如此。这当然是她这样教育水平和种族的妇女更生动和公开地表达其情绪的方式。实际上她本人在非癔症状态时克制着自己，几乎在动作表现上处于僵直状。而其余的运动症状据她自己认为，与她的痛苦有直接的关系。她以不停的玩弄手指或两手摩擦来抑制自己的叫喊。这就有力地提醒人们想起用达尔文的一个原则——兴奋过剩原则（达尔文，1872，第三章）——来解释情绪的表达。例如用这个原则来解释狗摇动尾巴。当我们受痛苦的刺激后，我们习惯于用其他各种运动刺激反应来替代叫喊。某人决意在牙医面前保持头和嘴的不动，不用手挡着，而他至少可能出现双足咚咚敲地的现象。201

转换的一种较复杂的方式，在埃米·冯·N夫人身上显示了抽搐样的动作，诸如舌头发出吧嗒声、口吃、在混乱状态下叫“埃米”的名字，使用复合的惯用语句“保持安静！不要说话！不要碰我！”在这些运动表现形式中，口吃和吧嗒声可根据我所描述的机制来解释，即关于催眠的暗示治疗这篇短文中已提到的（1892～1893b），这些运动“起着对立性观念的作用”。202我们现在将该病人的这一过程说明如下：这个癔症病人因担忧和长时间坐在最后入睡的生病孩子的床边观察着，以至于力竭而困倦，她对自己说：“你必须完全保持安静，不要吵醒孩子。”这种愿望可能引起一种对立性观念导致害怕，认为发出闹声就等于是吵醒睡觉的孩子，而她最大的愿望是让孩子睡觉。当我们不肯定自己能否完成某些重要的意愿时，我们也会有相类似的对立性观念，并且以明显的方式表达出来。

我们不难发现，在神经症病人的自我感觉中有一系列抑郁或焦虑的期望，形成较正常人更多的对立性观念，甚至较容易发现这些观念；而神经症病人却将这些观念视为比较重要。我们这个病人在衰竭的精神状态下，其对立性观念（在正常情况下被抵制）表现出其自身更为强烈。正是这种观念产生了它本身的作用，对病人的恐惧来说，实际上却产生了她所害怕的吵声。为了解释全部过程，可进一步假设她的衰竭结果只起了一部分作用，用让内及其追随者的术语来说，它所影响的只是她“原发的”自我，而不能削弱这种对立性观念。

我们也可进一步假设，正是她对吵声的恐惧产生了对抗其意志的暂时创伤，而这种吵声的固定保持下来可看作是整个情景的躯体记忆症状203。实际上我相信抽搐本身的特点是病人抽搐性地发出一系列的声音，如痉挛性地发声、中间有停顿，而这最有可能联系到吧嗒声，揭示了其缘由的过程痕迹，表明她的意图和对立性观念（反意志）之间发生的冲突，产生了抽动这一间断的特征，并作为限制对立性观念的一个途径，而不是因为刺激了言语的肌肉器官而发出习惯化的抽动。

病人言语的痉挛性抑制，她特有的口吃是一种基本相类似的兴奋因素的残余所致。然而，这不是最终的神经支配的结果——发出惊叫，而是神经支配这个本身的过程——试图抽搐地抑制言语器官，这成为她记忆中事件的象征。

吧嗒声和口吃这两种症状因此通过其起源史而紧密相关，并继续关联着，在相似情况下反复出现后成为慢性症状。自此以后它们被进一步地利用，原是由于当时强烈的害怕而引起的，以后就成为对任何害怕都产生吧嗒声和口吃（根据单一症状的癔病机制，这在病例5中有描述），甚至在害怕不导致对立性观念时也产生这样的行为。

这两种症状最终竟联系着如此多的创伤，有许多根由使之在记忆中重复出现，他们持续地、无特殊原因地干扰病人的言语，以无意义的抽搐方式表现出来。204然而，催眠分析能说明这种明显抽搐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意思；假如布洛伊尔程序在这个病人身上没有取得一次性完全消除两种症状的成功，那是因为心理发泄仅仅波及三个主要的创伤，没有波及次要的有关联的创伤。205

依据控制癔症发作的规则，在重现混乱的发作期间叫喊“埃米”，这将使她回忆起其女儿治疗期间，她经常处于无助的状态。这种叫喊通过一条复杂的思想线索与发作的含义联系起来，而且叫喊是对抗发作的一种保护性习惯用语。叫喊也可能通过更宽泛的应用其意义而退化变成为抽搐，而实际上这个病人已使用复杂的保护性习惯用语“不要碰我”等。在这两个实例中，催眠治疗都阻止了这些症状的进一步发展；但只有“埃米”的叫喊仍旧存在，而我对这叫喊的领悟是，它仍有着本身的意义，限制混乱的发作。

正如我们所见，这些运动性症状是以不同的方式产生的：对立性观念被转换成结果（发出吧嗒声）；精神兴奋简单地转换成运动性行为（如口吃），或在癔症发作时的自主行为（保护性的方法，从叫喊“埃米”扩展更长的习惯用语）。尽管这些运动症状可能有起因，但他们通常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有一个起因或与创伤有着长期的联系，在记忆活动中作为这些创伤的象征而存在。

病人其他的躯体症状完全不是一种癔症性的。例如颈部痉挛确实存在，我认为是偏头痛的变换形式，这不归为神经机能病一类，而归为器质性疾病。癔症的症状则是有规则地与之结合起来，例如埃米·冯·N夫人的颈部痉挛是作为癔症的发作时出现的症状，而她确实没有由自己支配下的癔症发作的典型症状。

鉴于所观察到的病人意识的病理变化，我将详述埃米·冯·N夫人的精神状态。像她的颈部痉挛，当日使她痛苦的事（如在花园里最近一次的谵妄）或她强烈回忆起以往任何一种创伤的事均使她进入谵妄状态。我对这种状态下病人观察的少数资料中所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存在对意识的限制和一种类似于在梦中的强迫性联系；当幻觉和错觉上升到最高程度后，病人就会做出愚笨的或甚至不合理的推论。这种状态，比作一种幻觉性的精神错乱，可能意味着一次发作。我们也可以把一种急性精神病（相当于一次发作）归为“幻觉性混乱”一类。我们发现，她的这些状态和典型的癔症发作较相似之处，表现在过去建立的创伤记忆常常是构成谵妄的基础。从正常状态转到谵妄的发生常很难觉察。她能在谈及与情绪不太有关的事情时暂且显得十分理智，而当她谈及令人痛苦的想法时，我从她的一些逾常姿势、或出现她那惯常的用语等，可觉察到她处于谵妄状态。在治疗开始时，其谵妄整天持续着；因此难以确定哪些是特殊的症状，例如她的姿势反映了她一部分的精神状态，只不过被看作是一次发作的症状，或像吧嗒声和口吃，这些是否变成真正的慢性症状，我们常可在事后才鉴别出她在谵妄中或正常状态下所发生的事。因为这两种状态在她的记忆中是分离的，所以听到谵妄逐渐闯入她正常谈话中的一些事时，她往往会非常惊讶。我与她最初的约见就是这样一个最明显的事例，她的两种状态未受到任何注意而相互交织在一起。只有在联系当前的事，她表现出一瞬间心理性地见到过去的事时，她正常的意识才受到影响。当她在谵妄中回答我，说她是“上一个世纪的女人”时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对埃米·冯·N夫人谵妄的这些状态的分析并不太费力，这主要是因为她的情况改善得如此之快，所以她的谵妄与正常生活能很明显地区分开来，而谵妄只限于其颈部痉挛之时。另一方面，我收集了该病人处于第三种状态下的许多行为方面的资料，即人工催眠的情况。而她在正常状态下，对谵妄期间和催眠中的精神经历全然不知。在催眠中，她出现所有这三种状态的记忆。因此，从这个事实来说，在催眠状态中她最为正常。确实，如果我不考虑她在催眠下比起正常生活最佳状态时对我有更少的保留，也就是说，在催眠下，她向我提供有关家庭和某些事的信息，而在其他时候，她对我如同陌生人；进一步来说，如果我不考虑她所显示的充分程度的催眠下易受暗示的特征，则我应当说她在催眠中处于完全正常的状态。使我引起兴趣地注意到她催眠中的另一方面，即没有显出超常的痕迹，但这是因为我们习惯于把她所有心理缺陷与意识的正常状态联系起来。

如下这些例子使人明白催眠中她的记忆行为。一天在交谈中，她说她喜欢疗养院入口处用一棵美丽的树装饰着。“但那树叫什么名字，医生，你知道吗？我以前知道它的德语和拉丁语名称，但我已经忘了这两个名称。”她在植物方面有广泛的知识，当时在这种情况下，我有必要承认我缺乏植物方面的教育。几分钟后，在催眠下我问她现在是否知道门厅那棵树的名称，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德语名是火鸡冠百合花；我确实已忘了它的拉丁语名称。”另一次，当感到很健康时，她告诉我她曾去罗马看过地下墓穴，但却无法回忆起两个专业术语；我也不能帮助她。接着在催眠中我立即问她是否记起这两个词汇，但她在催眠中却两个词儿都不知道。这样我对她说：“现在不要再为此困扰，但当你明天下午5～6点，接近6点而不是5点钟在花园里时，这两个词汇会突然从你的记忆中冒出。”次日傍晚，当我们在谈某些与地下墓穴无关的事情时，她突然冒出了教堂地下室做墓穴用的单词“地窖”和放骨灰的“壁龛”。我说：“啊，这些单词正是你昨天想不起来的。你什么时候想出来的？”“今天下午在花园里，就在我要回到我房间之前。”我明白她是让我知道她在非常准时地遵循着我的指令，这正是她通常在6时左右离开花园的时间。

因此，我们发现即使在催眠中，她也没办法得到她所知的全部知识。甚至于在那种状态中，也存在着实际的和潜在的意识。当她在催眠期间，经常发生的是这样的情况：当我问她这个或那个现象是怎么来的，她常常皱起前额，停顿一会儿用表示很不以为然的语气回答：“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经常这样说：“想一会儿，它会直接出现在头脑中的。”停顿一会儿后，她会给我所期望的信息，但有时她什么也想不起来。于是我就答应把这任务留到明天再回忆，这样做从未失败过。

在正常生活中，埃米·冯·N夫人拘泥细节地避免任何虚假，她在催眠下也从不对我说谎。然而，偶然会给我不完全的回答，隐瞒她部分的故事，直至我坚持要她再次说清楚为止。一般就像我已引证的例子那样，在催眠中凡激起不快的话题时，她就像平常那样，闭起嘴来不说话。然而，尽管有这些约束性的特征，总的来说她在催眠中的心理行为表现是她的心理能力无抑制的一种表露，也是充分控制她记忆储存的无抑制的一种表露。

虽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催眠状态中，她非常容易受暗示的影响，但她远不是现出病态的缺乏抵抗。总体上可断言在那种状态下，我没有对她产生更多的作用，如果我对一位完全有个人能力、完全信赖我说的话的人从精神机制上进行研究的话，则我可能得到更多的结果。唯一的差别是埃米·冯·N夫人不能像她在正常状态下那样用某种赞同的心理态度来满足我。倘若，例如她有对动物的恐惧时，我没能给她信服的理由，或不考虑这种症状起因的精神病来历，而是试图施行命令式的暗示，我总是观察到她脸上的紧张和不满的表情；当我在催眠结束时，我问她是否害怕这动物时，她会答道：“不害怕，因为你坚持主张这样。”类似这样的回答主要是出于她对我的顺从，而不是什么成功，若我反复用简单的暗示来代替加于她头上的许多一般命令，可能会好一些。

但同是这样的病人，面对暗示治疗如此顽固地缠住她的一些症状，只是在精神分析或个别说服下才消除，这样的人在某个医院环境中被人发现症状有所减轻，这是由于治疗中无关的暗示，或是没有联系到她的疾病的一个问题。我已在病史过程中举例她催眠后的顺从。对我来说，这行为似乎是没有任何可反驳的。而这也是一种较为强烈的观念一定要表现自己。如果我们探究“固定观念”的机制时，我们发现它是有基础的，基础是如此之多的经历的支持，这些经历是这样的强烈，以致我们不禁惊奇地发现这些观念能成功地保持下来，抵抗由暗示所产生的相反观念，使病人具备仅仅有限的能力。大概真正病变的大脑才有可能通过纯粹的暗示除掉因强烈的精神事件所导致的产物。206

当我正在研究埃米·冯·N夫人的意志丧失症时，我开始第一次怀疑伯恩海姆的断言“暗示最重要”，以及他聪明的友人德伯夫的推断“如果是这样，就没有催眠这样的事”的可信性。至今我不能理解怎么可能在我仅仅举起一个手指，说一声：“去睡觉吧，”就能使病人处于特殊的心理状态，使她的记忆通向所有她过去的心理经历中。可能是我通过暗示唤起了这样的催眠状态，但我并没有创造这种状态，由于其特征偶然被发现而具有普遍性，使我非常惊奇。

该病史以非常简单的方式表明病人在催眠期间，我们所做的治疗工作。这正如催眠心理治疗中的一般实践一样，我是通过确信和禁止的方法和提出各种针锋相对的观念与病人的病态观念做斗争的。但我并不满足，我研究了个别症状的起源，这样我能针对其缘由，对抗其病态观念。在这样一种分析过程中，习惯性地发生了病人对带有情感的事情，以最严重不安的言语表达出来，这是到目前为止唯一发现的表达情绪的发泄方法。我说不清每次由于我的暗示而在症状的消除上有多大的治疗成就，通过宣泄，我能解决多少情感问题，因为我结合了这两种治疗因素。因此，这个病例不能严格地看作是精神宣泄治疗有效的证据；同时，我必须补充的是，正是这些症状，当我采用了精神分析后才真正永久地消除了。

总的来说，治疗的成功是显著的，但却不是持久地有效。在新的创伤作用下，病人以相似的方式再次得病的倾向并未消除。任何人要承担像这样一位癔症病人的确切治疗，他就必须比我更彻底地进入现象情结中。埃米·冯·N夫人的性格无疑带有严重的神经异常的遗传性。很可能没有这种素质，她就不会有癔症。但另一方面，单独的遗传素质也不会形成癔症。必须有产生癔症的原因，我认为这些原因必须是适当的：病因具有特定的性质。我已经提到埃米·冯·N夫人这个病人的创伤性经历中的许多情感始终保存着，她记忆的活跃性表现在不是这个就是另一个创伤浮现在她的思想中。我将大胆地对为什么她以这种方式保存情感的理由提出解释。该理由与她的遗传素质确有关联。因为一方面，她的情感非常强烈，性情激动，具有最强的感情；另一方面，由于她丈夫的去世，她生活在完全的精神孤寂之中；她亲戚对她的迫害使她对朋友们产生怀疑，并戒备地警惕任何人对她的行为施加过多的影响。她的职责范围很广，她单独做着他们加在她身上的全部精神工作，没有一个朋友或知己，几乎与她的家庭隔离，意识受阻，倾向于折磨自己，也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无助的女人。简言之，这个病人除了其他之外，不能忽视的是保存大量兴奋的机制，这部分是基于她的生活环境，部分是她天生的素质。例如，她很不喜欢说起任何有关她自己的事，在1891年我惊奇地注意到，常去她家的客人没有一个知道她生病，或知道我是她的医生。

这个癔症病人的病因是否已详尽无遗了呢？我不这么想。在两次治疗中，我还没有提出我头脑中想的问题，在有可能费力解释该病例之前，这些问题我必须回答。我现在的观点是，在这些年中必然有某些附加的因素恰恰激起了癔症的爆发，考虑到起作用的病因多年前已经存在。也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该病人给我内心深处的所有信息中，完全没有性欲的内容，而这方面毕竟比起其他更易受到伤害，她不可能在这方面的兴奋不留任何痕迹，毫无疑问，她让我听到的是她生活故事已删节的版本。病人的行为举止高雅，外表十分自然，没有过分做作的痕迹。然而，当我考虑她在催眠中告诉我的有关在旅馆里她女仆小小的冒险故事时，我觉得她有保留之处，我不禁怀疑这个如此热情和有强烈情感的女士，如果不是经过激烈的斗争是不会赢得其在克制性欲需求上的胜利。那时，她尽力克制所有本能中这一最强烈的部分，这使她面临严重的精神耗竭。她曾对我承认她不会再结婚，因为从她拥有的大量财产来说，她不可能相信她不感兴趣的求婚者；也因为再结婚会损害她两个女儿的前景而使她自责。

在结束埃米·冯·N夫人的这份病史前，我必须做进一步的评论。布洛伊尔医生和我相当熟悉她，我们认识她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当我们把她的性格与可以回溯到早期的医学界论著和观点所描述的癔症性心理做比较时，我们通常会感到可笑。我们对凯瑟琳娜·M夫人的研究中懂得最严重类型的癔症与最高天赋和大多脾气古怪的一类人有关。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在历史和文化中，对杰出女人的传记无疑应当写得简单。同样，埃米·冯·N夫人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实例，即癔症是怎样与洁白无瑕的品性和自我控制良好的生活方式相容。这位我们渐渐熟悉的女士是一位值得称赞的人，她把道德上的严肃性看作是自己的责任，她的智力和精力不比男人差，她受到高度的教育和热爱真理给我们两人很深刻的印象，她乐善好施地照顾着所有依赖于她的人，她思想上的谦卑和举止上的文雅也揭示了她本质上是一位真正的女士。描写这样一位女士为“变质”，则是扭曲那个词汇的所有公认的含义。我们应很好地鉴别用在评价人方面的“素质”和“变质”这两个概念，否则我们将发现我们自己被迫承认人类伟大成就中的大部分归功于“变质”的作用。

我也必须承认我没有从埃米·冯·N夫人的病史中见到让内把癔症起源归因于“心理效能差”。207根据他所说，癔症素质形成意识领域中异常的局限（由于遗传变质），从而导致对整个观念群的漠视，以后，至自我解体和形成第二人格。如果是这样，在癔症组成的精神症状群消退后，残存自我也必然较正常自我效能差；实际上，按照让内的看法，癔症的自我受精神圣痕（类似基督殉难时的痕斑——精神分析术语——中译者）的折磨，被定为单一观念，并失去在正常生活中的意志行动。我认为让内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即把由于癔症而发生的意识改变的后效提高到癔症的原发的决定因素。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考虑208；但埃米·冯·N夫人这个病例中没有任何这种效能差的症状。在她处于最糟糕状态的时候，她有着并仍保持着能在大企业管理中起作用，一直注重孩子们的教育，与知识界杰出人士相互通信。简言之，她很好地完成她的义务，以致她的疾病无人察觉。因此我倾向于认为，所有这些涉及相当超常的效率可能不会保持长久，必然会导致衰竭，走向继发性的“精神枯竭”。很可能她这种效率上的紊乱在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已开始显现出来，然而也可能严重的癔症病人在衰竭症状出现前已存在多年。209

病例三　露西·R小姐，30岁（弗洛伊德）

1892年底，我熟识的一位同事转诊给我他正在治疗的一个病人，这是个有慢性再发化脓性鼻炎的年轻小姐。后来才弄清其疾病顽固存在是由于筛骨骨疡的缘故。近来她主诉的一些新的症状使见识渊博的医生再也不能视为局部感染了。她完全丧失嗅觉，几乎持续受到一二种主观嗅觉的纠缠。她感到这是最令人痛苦的。另外，她感到精力差和疲劳，诉说头有沉痛感、胃口减少，办事失去效率。

这位年轻女士以照管维也纳边缘地区一家工厂总经理的家为生，她不时地在我的诊疗时间来就诊。她是个英国妇女，有着娇美的体质，皮肤有轻度的色素沉着，除了鼻部感染之外，她显得很健康。她最初的陈述与那位医生告诉我的一样。她感到抑郁和疲劳，并遭受主观嗅觉感的折磨。至于癔症症状方面，她表示有相当明显的一般的痛觉缺失；但未丧失触觉感，大致的检查（用手）没有显示视野的局限。她的鼻腔内完全痛觉缺乏，也没有反射；触压敏感，但作为感觉器官，它对特殊的刺激和其他刺激（如氨或醋酸）没有适当的感知。那时她的化脓性鼻粘膜炎正处于改善时期。

我们最初的意图是要弄清这个疾病，为此必须解释她的主观性嗅觉感，因为有反复的幻觉而被看作是慢性的癔症症状。她的抑郁可能受创伤的影响，我们应当有可能发现这些已成为主观性嗅觉的一个客观经历。这个经历也许就是个创伤，使其记忆中出现象征性的反复嗅觉感。可能把这反复的嗅觉上的幻觉与伴随的抑郁一起，考虑为等同于一次癔症发作而更为确切些。而反复幻觉的性质在慢性症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相称的。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在这个病人身上提出来，因为它也仅仅是刚刚开始发展着。然而，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嗅觉的主观感觉应假设为有一个特定的来源，是来自于某些非常特殊的真正的对象。

这种预见很快得以实现。当我问她什么样的嗅觉一直使其烦恼时，她答道：“一种烧焦的布丁味。”因此我只需要假设烧焦的布丁味实际上在她的经历中发生过，而这起着一种创伤的作用。无疑，把嗅觉选作创伤记忆的象征物是不同寻常的，但对这种选择的解释并不困难。该病人患化脓性鼻炎后，结果她的注意特别集中在鼻和鼻的感觉上。我所知道的这个病人的生活环境局限于她照看着两个没有母亲的儿童身上；他们的母亲在数年前死于一种急病。

因此，我决定把烧焦的布丁味作为分析的出发点。我将可能在合适的情况下描述这个分析的过程。事实上，本来应当是一次诊治的时候却分成几次进行。因为病人只能在我的诊疗时间来，而我也只能对她花较短的时间。再者，由于她的职责不允许她经常从很远的工厂到我这儿来，因此一次这种讨论常常需要拖延一个星期。我们常常在短时间内中断谈话，下一次又从同样的话题继续下去。

当我对她尝试催眠术时，露西·R小姐并没有进入催眠状态。因此我是在没有进行催眠，而实际上可能处于与平常稍稍不同的状态下对她做全面的分析。

我将对我的技术程序的这一方面做详细的阐述。1889年，当我参观南锡的诊所时，我听到一位催眠术的老前辈李厄保医生说：“如果我们只是设法使每个病人处于梦游症状态，则催眠治疗会是最有效的治疗。”在伯恩海姆的门诊中，似乎这一技术确实存在，也似乎有可能从伯恩海姆那儿学到这样的技术。但当我试图对自己的病人实践这一技术时，我发现自己的能力至少有严重的局限性，如果我对一个病人三次试行催眠而不成功的话，我就没有诱导催眠的招式了。在我的经验中，催眠成功的百分率远低于伯恩海姆所报道的。

因此，我所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放弃对大多数病例可能适合的宣泄方法，要么冒险尝试用这种方法而无催眠的梦游症，即催眠作用很轻，甚至是否存在尚有疑问。我似乎并不在意非催眠状态所达到的催眠程度，催眠程度是根据提供的这个或那个量表测出来的，就我们所知，每一个病人通过暗示所采取的每一个不同的形式均有别于他人的形式，而木僵性昏厥、自动性运动等均不是我治疗的目的，也就是说我应当用在比较容易唤醒所遗忘的记忆的病人中。再者，我不久便放弃了用各种测试来表明病人所达到的催眠程度，因为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这样做引起许多病人的抵抗，并动摇了他们对我的信任，而这恰恰是我实现更重要的心理治疗所需要的。况且我很快厌烦起发号施令，诸如“你打算睡觉！……睡觉吧！”厌烦听到病人对我的抗议——经常发生在催眠程度很轻时。病人抗议说：“但是，医生，我并不困啊。”也厌烦其后对病人所做的高度规劝性的解释：“我不是指正常的睡觉，我指的是催眠，正如你见到的，你在被催眠，你不能睁开你的眼睛。”“总之，你无需进入睡眠”等等。我确信其他许多做心理治疗的医生比起我来能够用更多的技术克服困难。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可能采用一些非我所用的程序。然而，对我来说，如果某人能估计在使用一个特殊的词汇而使自己经常处于一种窘迫的情景的话，则他避免这词汇和困境将是明智的。因此，当我的第一次尝试既没有导致催眠梦游症，也没有因一定程度的催眠而发生明显的生理改变时，我显然就放弃催眠术，而只是要求病人“集中”。我让病人躺下，有意闭起眼睛，作为达到“集中”的一种方法。可能用这种方法，我只是稍稍努力，就能使一个特殊的病人达到最深度的催眠。

但是如果不使用催眠梦游术治疗，我可能在精神宣泄方法似有效的情形下剥夺了我自己的先决条件。因为这个方法很显然在于病人已进入记忆的意识状态的改变，并能够认识到不在他们正常意识状态中的联系。如果没有用梦游症扩展记忆，也就不可能确定任何致病因素，这些致病因素在病人告诉医生时好像是不知道的。当然，正如我们在《绪言》中已说过的，当病人处于正常精神状态时，这些病态的记忆“不存在于病人的记忆中或只是以高度概括的形式存在着”。

我回忆起我亲眼见到伯恩海姆提出证据的情景，即在催眠梦游期间的记忆事件却在清醒状态下明显地遗忘了，而用轻微的命令词语和用手的轻压试图表明意识的不同状态可使其再现，这些回忆使我避免了这种新的窘境。例如，他给一位妇女施行催眠梦游术后，她的不良幻觉作用不复存在，然后，他致力于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把她的注意吸引到自己这儿来，采用包括某些果断的带有进攻性的方法，他没有成功。在她唤醒后，他要病人告诉他，当她以为他不在时，他对她做了什么。她惊奇地回答说什么也不知道。但他不接受这个回答，他坚持认为她能记起每一件事，他把他的手放在病人的前额，帮她回忆。嗨，你瞧！她果真描述了在催眠中显然没有觉察到的和在清醒状态下也明显回忆不起来的每件事。

这个惊奇和直观的实验就作为我的模式。我决定从这个设想开始，即我的病人知道任何具有致病意义的事情，问题只是要让他们讲出来。当我达到这一治疗程度时，如问病人一些这样的问题：“这个症状你有多久了？”或“什么缘故？”之后，我会碰到这样的回答：“我确实不知道。”接着我就采用以下的方法。我把一只手放在病人的前额，或用两只手把住她的头说：“你在我手的压力下会想出来的。当我放松我的手时，你将会在你面前见到某些事，或者某些事会进入你的头脑中，抓住它，它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好，现在你看到了什么或发生了什么？”

在第一次我使用这个程序中（不是用在露西·R小姐身上）210我本人惊奇地发现它产生了我所需要的那种精确的结果。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从那以后很少使我遭受失败。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个分析方法应当采纳，它使我能够在没有用催眠梦游术的情况下把每一个这样的分析进行到底。因此，我的自信心增强了，如果病人回答我“我看不到什么”或“我什么也没发生”，我会消除顾虑，将此视为不可能，并使他们相信他们肯定会知道我想要知道的而他们又拒绝相信或抵制的事情。我告诉他们我准备重复用这个程序，只要他们喜欢，我就经常用。每次他们都会看到同样的事情。结果我总是对的。病人尚未学会缓解其危机的能力。他们否认冒出脑海中的记忆或曾经有过的想法，因为这些记忆和想法在当时是无用的，而且是一种离题的干扰；当他们把这些告诉我后，每次都证明这就是我所需要的信息。偶然情况下，我在3～4次轻压后，终于引出了信息，病人会这样回答：“事实上我第一次就知道了，但那时我就是不想说。”或“我不希望情况是那样的。”

当作意识受限而扩大治疗是费力的。至少比起催眠术中的研究要费力得多。然而它使我不受催眠术的支配，使我洞察了常常造成记忆遗忘的动因。我能肯定这种遗忘常常是故意的和所期望的，而其治疗的成功却并非显而易见的。

我发现甚或更令人惊奇的是用这样的程序可引出从表面判断已遗忘很久的数字和日期，从而揭示病人会有未预料的正确记忆。

在搜寻数字和日期中，我们的选择是很有限的，这使我们能从所熟悉的失语症理论上得到帮助。也就是说，对记忆来说，认识某事较自发地想起某事是个更轻松的任务。211因此，如果一个病人不能回忆一个特定发生的事件的年、月、日，我们可以对他重复可能有关的年份的日期，12个月份的名称和月份中31天的日子，使他断定当我们说对数字或名字时，或他感到是正确的数字或名字时，他的两眼将睁开。实际上大多数病人是在特殊的日期做出决定的。很可能（如凯瑟琳娜·M夫人）经常是从一段时期的纪实情况中正确地认出日期；而在另一些病例中和其他情况下，日期的无可争辩的正确性是从病人所回忆的事实的前后关系中推断出来的。例如，病人把注意力放在“从头至尾点数”的方法而达到说出其日期后，她会说：“啊唷，那是我父亲的生日！”并补充道：“肯定是的，因为我们正说到期待他生日这天的事！”

这里我只能是附带地说到这个话题。从所有这些观察中得到的结论是：起着重要的致病作用的经验及其所有次要的伴随物均正确地保存在似乎当时已遗忘的病人的记忆中——而当时他不能在头脑中回忆起来。212

在这长长而又不可避免的离题后，我再回到露西·R小姐这个病例上来。正如我已说过的，我对她施行催眠术的意图不是产生催眠梦游症（hypnobadisis）。她只是表现出很安静，愿接受到某种适度的影响，她的眼睛始终闭着，回答有些呆板，手和脚不动。我问她是否记起第一次闻到烧焦的布丁时的情形。“哦，是的，我完全知道，大约两个月以前，在我生日前两天，我与孩子们在教室里，和她们一起玩烹饪游戏。”（她们是两个小女孩）“正好邮送员送来一封信。我从邮戳上看出其手迹是来自格拉斯哥我母亲那儿，我正想打开看看，孩子们冲到我跟前，从我手中抢去了信并哭叫着：‘不，你现在不能看信，你必须在生日时才能看，我们为你保存着！’正当孩子们在与我玩这个游戏时，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气味。他们忘了正做着布丁，而这布丁烧焦了。从此以后，我总是被这种气味纠缠着，整天存在，当我焦虑时，气味更强烈。”

“你很清楚地看到你眼前的情景吗？”“与真的一样，就好像我正在经历着。”“什么事使你如此焦虑？”“因为孩子们对我这么有感情，我很感动。”“他们不总是这样吧？”“是的，但在我收到母亲的信时是这样。”“我不理解为什么孩子们的感情和你母亲的信之间存在对比，你认为似乎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回到母亲那儿，但想到离开可爱的孩子，使我感到如此的悲伤。”“你母亲有什么事吗？她是否感到孤独而招你回去？或者她生病了，或你正期待着她的消息？”“不，她不是很强壮，但也不是生病，她的一个同伴与她住在一起。”“那你为什么非得离开孩子们？”“我不能再在这所房子里待下去了，房主、厨师和法国女教师似乎都认为我把自己地位摆得太高了。他们联合起来与我捣鬼，向孩子的祖父说了所有各种反对我的事情，当我向两位先生抱怨时，我没有从他们那儿得到我所期望的那么多的支持。因此我给总经理（孩子的父亲）一个通知。他用友好的方式回答我，希望在我给他最后的决定之前，最好对此再考虑两三周。那时，我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虽然心想我应当离开这房子；但我现在还应待在这里。”“除了你依恋孩子，孩子们喜欢你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特殊的事吗？”“是的，孩子们的母亲是我母亲的一位远房亲戚，我在她死前保证过我将为两个孩子竭尽全力，我不会离开他们，我将代替他们母亲的位置。而我的通知却毁了这一保证。”

这似乎已完成了病人主观嗅觉的分析。实际上已弄清原先有一个客观的感觉，这个感觉与一个经历小场景密切地结合起来，在这个小场景中两种对立的情感在相互冲突着：她后悔要离开孩子们，而受到轻蔑却又使她下决心这样做。她母亲的信没有不合情理地提示她去做出决定，而是她打算离开这里，与母亲在一起。两种情感的冲突在信来到时上升为一种创伤，而气味的感觉与这种创伤联系在一起，保持下来成为其象征。我们仍有必要解释为什么在实际生活中，一个场景所涉及的全部感知觉中，她就是选择了气味作为一种象征。然而我准备用她鼻子的慢性感染作为解释这一点的帮助。在回答一个直接的问题时，她告诉我正是在那个时候，她的鼻子再次患重伤风，以致不能闻到任何气味。然而当她处于不安宁状态时，她觉察到烧焦的布丁味，这却突破了器质上她所失去的嗅觉感的限制。

但是我并不满足于所做的这个解释。虽然貌似有理，但我遗漏了一些事，即为什么这些不安宁和这样的情感冲突一定导致癔症，而不是其他疾病。为什么所有这些事没有保存在正常精神生活的水平上？换句话说，什么是发生转换的正当理由？为什么她不总是在头脑中回忆发生事情的生活场面本身，而代之以联系到她所选的感觉作为回忆往事的象征？如果我们在处理一慢性癔症患者，其转换机制是习惯性的，那么上述这些问题则可能就是过于好奇和多余的。但就是这个创伤，或无论如何这个麻烦的小故事毕竟使这个女孩得了癔症。

现在我从相似的病例分析中知道在第一次患癔症前，必须有一个基本的条件：一种观念必定在意识中有意被压抑，并排除在联想性的矫正之外。我认为这种有意的压抑也是全部或部分兴奋总量转换的基础。与心理联想分开的全部兴奋较易沿着错误的通路趋向于躯体的运动感觉。压抑本身的基础可能就是一种不愉快的情绪。一种被压抑的观念和构成自我的占优势的许多观念之间出现不相容。而被压抑的观念以逐渐成为致病性因素的方式进行报复。

因此，我从露西·R小姐已屈从于癔症转换这点而推测到在创伤性的决定因素中，可能存在一个她故意要隐瞒和尽力要忘却的因素。倘若她对孩子的喜爱及她对这所房子里其他成员一些事情的敏感综合在一起，则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十分大胆地向病人做出这一解释。我对她说：“我不认为你的情绪的所有理由均与孩子们有关。我相信你爱上了你的主人，即总经理，尽管你可能自己不察觉这一点，而在现实中你暗暗希望代替她们母亲的位置。由此，我们必然想起在你与佣人们多年平静地生活后，而现在你却对他们产生敏感。你怕他们窥探到你的希望并取笑你。”

她用通常说话简短的方式答道：“是的，我想是真的。”“但如果你知道自己爱上主人，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不知道，或者说我不想知道，我想把这想法从我的头脑中驱走，不再想它，我觉得最近我成功了。”213“为什么你不愿意承认这种倾向，是否你对爱上一个男人感到害羞？”“哦，不，我不是不合情理地过于拘谨，我们毕竟不能不对自己的感情负责，令我沮丧的唯一原因是他是我的主人，我为他服务，并住在他的房子里。我感到对他不像对其他任何人那样有完全的独立性。我只是一个穷女孩，而他是出身于一个好的家庭，而且又如此富有，如果人们知道我的想法，他们将会取笑我。”

现在，她毫无抵抗地道出了这种想法的缘由。她告诉我最初几年，她在这所房子里生活得愉快，执行着她的职责，没有任何非分之想。然而，有一天她的主人，一位严肃的、过度工作的、对她总是采取保守行为的男人开始与她讨论起有关孩子们养育方面的事。他较平常随意而又热诚地告诉她，在照顾两个失去生母的孩子上，他是这样地依赖于她；当他说这话时，他富有意味地看着她……就在那一刻，她开始了对他的爱，她甚至沉迷于因这次谈话而令她高兴的希望中。但是，当这种情形没有进一步发展，当她徒劳地等待着第二次这样亲密地交流看法时，她决定放弃她头脑中的所有想法。她完全同意我的观点，即她在与主人谈话期间所见到的主人的样子，可能是出于他对妻子的思念，她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她对主人的情感不会得到任何回报。

我期待这次讨论会使她的情况发生基本改变，但眼下并没有发生。她继续精神低落和抑郁。与此同时，我对她进行了水疗，而治疗期间，她在早晨感到精神有些振作。而烧焦的布丁味没有完全消失，但出现的频度减少，强度减弱。她说只有在她非常不安宁时烧焦的布丁味才出现。这种记忆象征表示的持续存在导致我疑及除了这一主要的事情之外，还有附属于此事的、意味着许多小创伤的事。因此我们寻找其他可能与烧焦布丁有关的事；我们深入到这个家庭事物出现摩擦的有关事情，如祖父的行为等，当我们这样做时，烧焦的味道日益消退。这期间，治疗却因她鼻部疾病的复发而中断了相当长时间，这时发现了她筛骨的骨疽。

她回来后，她说圣诞节收到房子两位男主人，甚至仆人们的许多礼物，好像他们都很焦急地要补偿对她的伤害，使她扫除最近几个月中她与他们之间冲突的记忆，但这些良好的愿望并没有对她产生任何效果。

当我再次询问烧焦布丁味一事时，她告诉我已经完全消失了。但又被另一类似于雪茄烟的味道而困扰着。她想这种味道也许早就存在，但过去被布丁味所压倒，现在这种烟味冒了出来。

我对这样的治疗结果并不十分满意。实际上这纯粹是对症治疗：我只是去除了一个症状，却又被另一个症状取而代之。因此，我毫不犹豫地用分析方法去除这种新的记忆象征。

但是这次她不知道这种主观嗅觉感来自何处——在什么样的重要场合下才具有一种客观感觉。她说：“我们的房子里的人每天吸烟，我确实不知道我所注意的气味是否与某些特殊的情景有关。”当时我坚持认为她应试着在我的轻压下回忆起有关的事。我已经提到她的记忆带有可塑的、生动形象的性质，她属于“视觉”类型的。事实上在我的坚持下，她面前逐渐开始时隐时现而又零星地显现了一个画面，那是在房子的餐厅里，她和孩子们等着两位男人从工厂回来午餐。“现在我们都围坐在餐桌，那两位男人，法国家庭女教师、女管家、孩子们和我。但这似乎每天都是这样的。”“你继续注意这画面，它将会进一步展开，变得更加独特。”“是的，有一位客人。那是总会计师。他是一位年长的男人，他非常喜爱两个孩子，好像孩子们是他自己的孙辈一样。而他经常来这里午餐，但这没什么特别的。”“耐心点，继续观看这个情景，必然会有某些事发生的。”“没发生任何事。我们起身离开桌子；孩子们说‘再见’，与往常一样，孩子与我们一起上了二楼。”“然后呢？”“现在我记起来了，毕竟这是一次特殊的情景。当孩子们说‘再见’时，会计师想要去吻他们，我的主人突然发怒，竟然向他吼叫：‘别吻孩子们！’我感到我的心被刺痛；当时二位主人正在抽烟，而这种雪茄烟味就印在我的记忆中了。”

因此，这是第二次，而且是印象更深的一次情景。像第一次一样，它起着一种创伤的作用，留下了事后记忆的象征。但这种情景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两个情景，哪一个发生得较早一些？是这一个还是烧焦的布丁？”我问道。“我已告诉你的这个情景发生得早一些，大约早两个月。”“当时你为什么在孩子父亲阻止那位老人时，感到刺痛？他的责备不是针对你的。”“他对一位老人，一位于他有价值的朋友吼叫是不对的，再者，他还是一位客人，他本可以平静地说话。”“所以这是否只能说是一种伤害你的粗暴做法？你对他的做法感到窘迫吗？或者你可能想，他为这样一件小事对老朋友和客人如此的粗暴，如果我是他妻子，他更可以对我这样了。”“不，不是这样。”“但这肯定和他的粗暴有关，不是吗？”“是的，当别人吻孩子时，他从来不喜欢那样。”

当时，在我手的压力下，第三个情景，甚至更早时候的情景出现了，这实际上是有作用的一种创伤，如这种对总会计师的情景就有着创伤的作用。早在几个月前，有一位熟识她主人的女士来拜访他们，在她离开时，吻了两个孩的嘴。当时孩子父亲在场，克制自己没对这女士说什么，但当她离开后，他的气愤发在不幸的保姆身上。他说任何人若吻孩子的嘴，他要追究保姆的责任，她有责任制止。如果她允许别人这样做，她要为自己的失职感到羞惭；如果这样的事再次发生，他将把哺育孩子的责任交给其他可信赖的人。这事发生在她仍以为他是爱着她的时候，她正期待着他们第一次谈话的再一次出现。而这件事粉碎了她的希望。她对自己说：“如果他能这样突然对我发怒，为这点小事发出这样的威吓，更何况我对此没有丝毫的责任，以后我难免会有差错，他可能不再对我有任何热情，或者他们已教唆他更多地监督我。”这显然是她记起了令人不快的情景，即当总会计师欲吻孩子时受到孩子父亲的责备。

在最后一次分析的两天后，露西小姐再次来看我，我不禁问她什么事使她这么高兴。她好像变了一个人，微笑着，高昂着头。我当时想了一会儿，但毕竟是我估计错了，那些孩子的保姆已成了总经理的未婚妻。她消除了我的想法，说道：“没发生什么事。你不知道我的情况。你仅仅在我生病和忧郁的时候看到我，现在我始终很快活。昨天早晨当我醒来时，已不再觉得有精神负担了，从此以后，我感觉很好。”“在这所房子里，以后你怎么想？”“我很清楚这点，我知道我已没问题了，我不要再使自己为过去而不快。”“那么你现在会与佣人们很好相处吗？”“我想我的过分敏感大多与那些事有关。”“你仍爱着你的主人吗？”“是的，当然是这样，但那不会有什么差别，毕竟我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和情感。”

然后我检查了她的鼻子，发现她对疼痛敏感，几乎完全恢复了反射兴奋性。她也能区别不同的气味，尽管不太肯定，而只能区别强烈的气味。然而，她鼻子的疾患究竟在她气味感觉损害上起着多大的作用？这是我的一个疑问。

这一治疗持续了整整9周，4个月后我偶然在一个避暑胜地遇见了这个病人。她精神很好，使我确信她已保持着康复的状态。

讨论——尽管这个病人只有轻度的癔症和少数的症状，但我并不想低估我所描述的这个病例的重要性。相反，倒是对我有所启发，即纵然像这样一种疾病，当考虑其为神经症时，是徒劳的，而它是由这么多心理因素所引起的。实际上，当我更仔细地考虑这个病例的病史时，我试图把该病例看作是特殊类型癔症的一个范例，也就是说，这个疾病的表现可能是一个有遗传倾向的人在某些相应经历后的结果。应当这样理解，我不是指癔症是独立于任何原已存在的素质。很可能并不存在这种

癔症。但是我们并没有认识到这类患者的素质，直至她真正成为癔症患者时才清楚；而过去又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正如一般所理解的，神经病素质是一种不同的事情。在疾病发作前，病人大量的遗传特征或他全部的心理异常方面就已很明显。就我已述的露西·R小姐没有这两种因素的痕迹。因此，她的癔症可以说是获得性的，推测她可能具有相当广泛的倾向性——获得癔症的倾向性。至今我们尚未注意到这种倾向的特征可能是什么样。然而，这类病例中，主要强调的是创伤的性质，当然，也要结合患者对创伤的反应。现在清楚的是癔症的获得是因为自我和某些代表自我的观念之间发展为不相容性。我希望能在别处表明，214为了躲避这种不相容性，“自我”采取的不同方法而如何出现不同的神经症障碍。癔症的防御方法（如我们所见必然具有特殊的倾向性），在于兴奋转变成躯体的感觉运动；这样转变的好处是自我意识中的不相容的观念受到抑制。转而，那种意识含有经转换形成的躯体记忆（在我们这个病人身上是主观的气味感），并且因情绪多少明显附着于那个记忆而受困扰。由此而产生的这个情境不易发生进一步变化；因为要求除掉情感因素的这种不相容性，多亏压抑和转换而存在。所以产生癔症的机制，一方面象征一种道德上的怯弱行为；另一方面象征由自我支配的一种防御措施。我们应充分承认通过癔症的产生而抵制增加了的兴奋，这在某些情形下是最便利可行的。当然，我们会更多地做出这样的结论，即较多的道德勇气可对所虑及的个人有益。

因此，真正创伤性的瞬间是一种不相容的力量本身作用于自我的瞬间，也是自我决定抛弃不相容的观念的瞬间。而那个观念没有通过这样的抛弃而消失，只是把它压入潜意识之中。当这个过程第一次发生时，则发生与自我分离的精神症群形成具体化的中心，即暗示接受不相容观念的每件事其后汇集成一个症状群。因此，这些获得性癔症患者的意识分裂是故意或有意的，至少他常常是通过意志活动而引入的；所以真正的结果有别于病人预期的结果，病人所想要的是驱赶掉一种观念，就好像它从来没出现过一样，但是他所做到的是从心理上把它割裂开来。

在我们展现这个病人的病史中，创伤性的瞬间就是她的主人因反对他的孩子们被一位女士亲吻，而对她发怒的那一瞬间。然而，当时的情景没有明显的作用（可能过分敏感性和精神不振最初是由于此事的缘故，但我说不准），她的癔症症状直至后来才发生的，而在当时可能被描述为“辅助性”的。215我相信这辅助的瞬间的特征是两个分裂的精神症群暂时集中在一起，就像他们在催眠时扩展开来的意识中所表现的那样。露西·R小姐这个病例，发生转换的第一次辅助瞬间是在吃饭时，当总会计师试图吻孩子时的情景。这里创伤性的记忆起着一种作用：她的行为没有表现出她好像已摆脱每一件有关她爱自己主人的事。（在其他病例的病史中，这些不同的瞬间重合在一起；转换是在创伤的即刻作用下发生的。）

第二次附属的瞬间相当精确地重复着第一次辅助瞬间的机制。一种强烈的印象暂时再次与病人的意识相结合，而转换再次像第一次情景所采取的那种方式。我们有趣地注意到第二次症状的发展掩盖了第一次症状，所以第一次症状没有很明显地被察觉，直至第二次症状被清除后才发觉。我似乎也值得在此评论一下进行分析后的逆转过程。我对我的所有病例有同样的经验，即稍后引起的症状掩蔽着较早出现的症状，理解整个情景的关键在于通过分析触及到后一种症状。

这个病例的治疗过程迫使已分离的精神症群再次与自我意识结合起来。十分奇怪的是，在一定量的治疗后，并没有取得很明显的成功。而只是在完成最后的治疗工作时，病情的恢复突然完成了。

病例四　凯瑟琳娜（弗洛伊德）

在1891年的夏季度假中，我旅行去了胡黑塔雷尔216，这样我可以暂时忘掉医学，尤其是忘掉神经症。我几乎已成功地达到了目的。一天，当我避开大道，选一条稍偏离大道的路爬山，此山以其景色和管理很好的鸟类禁猎棚而闻名。在费力爬到山顶后，我感到精神振奋和轻松，深深地置身于沉思遥远的未来中。我的思想变得迷茫起来，最初，当有人问我：“先生，你是医生吗？”在我耳边响起时，我都没有反应过来。但这确实是向我提问。这是个看上去较沉闷、约18岁的女孩，过去曾招待过我的用餐，而女房东曾把她叫作凯瑟琳娜。根据她的衣着和举止来判断，她不像个仆人，似乎毫无疑问是女房东的女儿或亲戚。

我反应过来后答道：“是的，我是医生，你怎么知道的？”

“先生，你在来访者簿子上签了你的名字，我想如果你能花一点时间的话……事实是我的神经坏了，我去L看过医生——关于我的神经问题，他给过我一些治疗，但我没有好。”

因此，我在这里再次遇到了神经症——对这个强壮的、装束好却不愉快的女孩，再清楚不过的就是这么回事了。我有趣地发现在6000英尺以上的高度，神经症以这样一种方式活跃地呈现出来。因此，我进而问她一些问题。下面我叙述铭刻在我记忆中我们之间的谈话，并且我没有改变病人说的地方方言。

“好，你感到有什么不舒服？”

“我感到透不过气来，不总是这样，但有时会这样，所以我想我会窒息的。”

乍一看，这似乎不像是个神经症症状。但不久便在我面前发生了，可能就描述的病情而言它只意味着焦虑的一次发作：她因焦虑所引起的感觉征群中，选择了气短这一症状，并对这一症状显示了过分的紧张。

“坐在这里，当你‘透不过气来’时是什么样的感觉？”

“这种情况总是突然发生的。开始时像什么东西压在我的眼睛上。我的头变得很沉，有可怕的嗡嗡声，我感到头晕以致几乎倒下。然后有某种东西压在我的胸口，使我不能呼吸。”

“你没注意到你的喉咙有什么东西吗？”

“我的喉咙挤在一块，好像我要噎住一样。”

“你的头部还发生了别的什么吗？”

“是的，有锤击，足以敲开我的头。”

“当这事发生时，你一点儿也不感到恐惧吗？”

“我总想我要死了。总的来说我是勇敢的，自己到处走，进地窖和到山的各处爬。但在白天，当那件事发生后，我就不敢到任何地方去；我总在想某人会站在我背后，突然会一下子抓住我。”

事实上，这是一次焦虑发作，有一种癔症性的先兆217，或更确切地说，这是一次癔症发作，其内容是焦虑，总不至于还有些其他内容吧？

“当你在发作时，你想到什么吗？是否总是同一件事？或你看到面前有什么东西吗？”

“是的，我总是看到一张可怕的脸以吓人的样子看着我，因此我感到恐惧。”

这也许是能得到病情实质的最快途径。

“你认识那张脸吗？我的意思是你是否在某个时候看到过这张脸？”

“不认识。”

“你知道你因为什么而有这样的发作吗？”

“不知道。”

“你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发作的？”

“两年前，当我仍与我伯母住在另一个山上时（她过去在那里经营鸟棚，18个月前迁居这里），以后就一直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会试图做一个分析吗？我不能冒险把催眠术迁移到这样高的地方进行，但我也许可用简单的谈话方式进行。我应当作一次幸运的猜测。我经常足够地发现，在女孩子身上焦虑是恐惧的结果，而这恐惧是因为当她们初次面对性欲的情境，她们纯洁的心理被慑住的缘故。218

因此我说：“如果你不知道，我将告诉你我是怎么想你会有这样的发作。在两年前的那个时候，你必然看到或听到过某些使你十分窘迫而又不愿见到的事。”

“天哪，是的！”她答道：“那是我看到我伯父和我堂妹弗兰西斯卡。”

“是关于那姑娘的什么事，你能告诉我吗？”

“我认为你可以对医生说任何事。”“好，在那时，你知道，我的伯父，即你已在这儿见到的我伯母的丈夫，在科格尔经营一个小旅馆。现在他俩离婚了，他们分手是我的过错，因为是我讲出伯父与弗兰西斯卡的事。”

“那你怎么发现的呢？”

“是这样的，两年前的一天，一些男士爬山要些吃的。我的伯母不在家，而一直做饭的弗兰西斯卡到处找不见。我的伯父也找不见，我们到处寻找，最后一个叫阿洛斯的男孩，即我的堂弟说：‘啊唷，弗兰西斯卡肯定在我父亲的房间里！’我俩都笑了，但我们没想到什么坏事。然后我们到伯父的房间去，但发现门锁着。对我来说这似乎很奇怪。这时阿洛斯说：‘在过道那儿有个窗，你可以从窗口看到房间里面。’我们走到过道处；但阿洛斯不愿去窗前，并说他害怕。因此我就说：‘你真是个傻男孩，我去，我一点也不害怕。’我思想里一点也没想到什么坏东西，我从窗口向里望，房间较暗，我看到我的伯父和弗兰西斯卡，他躺在她身上。”

“是吗？”

“我马上离开窗子，倚在墙边，简直透不过气来——这几乎像是发生在我头上一样。眼前一片空白，我的眼睑紧靠在一起，头脑像被人敲打似的嗡嗡作响！”

“你是否在当天告诉你的伯母了？”

“哦，没有，我什么也没说。”

“然而当你发现他们在一起时，你为什么这样害怕？你懂得什么意思吗？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

“哦，不，那时我什么也不懂，我只有16岁，我不知道害怕什么。”

“凯瑟琳娜小姐，如果你现在能记得当时在你身上所发生的情形，即当时你第一次发作时在想什么，这对你会有帮助。”

“是的，如果我能这样。但我很害怕，所以我忘了每件事。”

（转到《绪言》中的术语，这意味着：“情感本身产生了一种催眠状态，然后在这时的表现为切断了与自我意识之间的联想性联系。”）

“告诉我，小姐，是否你在气短时总是见到的那人头是弗兰西斯卡的头，像那时你见到的一样，是吗？”

“哦，不，她看上去没那么可怕，而那是一个男人的头。”

“或许是你伯父的头？”

“我没有看清他的脸是那样的，因房间太暗，为什么那时他会有这么可怕的脸呢？”

“很对。”

（思路似乎突然中断了，也许有些她故事中其他的事浮现出来。）

“然后发生了什么？”

“哦，他俩必然听到闹声，因为他们不久便出来了。我整天感觉很不好。我一直在想着这件事。然而两天后，正好是星期天，有许多事情要做，我工作了一整天。在星期一早晨，我又感到头晕，我病了，躺在床上，不舒服了三天。”

我（布洛伊尔和我）经常把癔症的复合症状与象形文字做比较，在经过少数两种语言文字的使用后，我们发现其症状就明白易懂了。因为字母作呕意即憎恶，因此我说：“如果三天后你作呕，我相信这就意味着在你向房间里看时，你感到憎恶。”

“是的，我确实感到憎恶，”她思索着说，“但我憎恶什么呢？”

“也许你看到某些裸体的事情？他们那时处于什么样的状况？”

“因为太暗而看不到任何东西；另外，他俩都穿着衣服，哦，要是我知道是什么令我憎恶就好了！”

我也没了主意。但我告诉她继续说下去，请她告诉我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我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她能确切地想到我需要用来解释病情的材料。

她继续描述她最后怎么告诉伯母关于她的发现。而她伯母发现她有变化，并且怀疑她隐瞒了某些秘密。接着就发生了伯父和伯母之间很不愉快的事，在这过程中，孩子们听到许多事情，使他们在许多方面开阔了视野。其实对他们来说，不听到则更好。最后她伯母决定和孩子、侄女搬到现在的小旅馆里，留下她伯父一个人和弗兰西斯卡，那时弗兰西斯卡已怀孕了。然而，在这以后，使我惊奇的是她中断了贯穿的思绪，开始对我讲另外两件较早的事情，比这创伤早两三年。第一件事也是这个伯父对她本人有性进攻，那时她仅仅14岁。她叙述她曾经如何与伯父一起在冬天到一个山谷去，在那里的一个小旅店待了一晚。他伯父在酒吧喝酒、玩扑克牌，而她感到困倦，早早去楼上的套房睡觉，当伯父回到房里时，她还没有完全睡着。后来她睡着了，突然在床上“感觉到他的身体”而醒来。她跳了起来，对他抗议道：“伯父，你想干什么？为什么你不待在自己的床上？”他试图安慰她：“继续睡吧，你这傻姑娘，别作声，你不知道这有多好。”“我不喜欢你的‘好’事，你甚至不让人安静地睡觉。”她仍站在门边，准备叫出声来以示抗议，直到最后他让步，去他的床睡觉。然后她回到自己的床上，一觉睡到早晨。从她所说的自我防御方式中，她似乎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次性攻击。当我问她是否知道他想要对她干什么时，她答道：“当时不知道。”她是后来才知道的，她说她因为不喜欢在睡觉时被打扰才抵抗的，“因为这不好。”

我有责任详细叙述此事，因为这对以后理解每件事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她继续告诉我以后日子里的其他一些经历：她如何再次在小旅馆里当他完全喝醉后防御他，以及类似的事情。在回答是否因这些事件，她感到有点像以后她喘不过气来时，她肯定地答道每次她感到眼睛和胸部有重压，但不像发现那件事时的强度那样大。

在她完成这一记忆的叙述后，立即开始告诉我第二件事，这是关于她注意到伯父和弗兰西斯卡之间的某些事。有一次全家穿着衣服在马厩草料阁楼过夜，她突然因吵闹声而醒来；她想她已注意到躺在她和弗兰西斯卡中间的伯父而转过身去，而弗兰西斯卡刚躺下来。另一次，他们在N村的一个小旅馆里住下，她和伯父住在一个房间，弗兰西斯卡住在隔壁。她突然在晚上醒来，看到门边有一高大的白色身影，在摇曳的烛光中，她说：“上帝，是你吗？伯父！你在门边做什么？”“别作声，我只是在找东西。”“但是出屋得走另一个门。”“我只不过犯了一个错误”……

我问她那时是否有怀疑，“不，我没想到什么，我只是发觉了此事，但没想到更多的事。”当我问她是否也被这事所惊吓时，她回答说可能是的，但不十分肯定。

当这两件记忆中的事说完后，她停止说话。像是变了一个人。她那紧绷着、不高兴的脸变得活跃起来，她的双眼明亮，显得快活和兴奋起来。同时，对我来说，也清楚地理解了她的病情。她告诉我的后面一部分内容显然是漫无目的的，是称赞性的解释她所发现的事件中自己的行为表现。她记得在那时有过这样两次经历，但不理解，而且从这经历中没有得出什么推论。当她看到俩人性交的场面时，她立即把新的印象和过去的两种记忆联系起来，她开始理解他们，同时避开他们。接着就有一个短暂的即将产生结果的时期，即“潜伏期”。在转换的症状出现后，呕吐就代替了道德和生理上的憎恶。这个谜就解开了。使她的作呕不是看到俩人而是看到该情景时激起的曾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记忆。而且，使这些事件真相大白的，只能就是那晚在她身上图谋不轨的记忆——当时她“感觉到了伯父的身体”。

因此，当她已说完自己的表白后，我对她说：“现在我知道当你向房里望的时候在想什么。你想：‘此时他对她所做的正是那晚或其他时候要对我做的。’那就是你感到憎恶之处，因为你记得当你在晚上醒来时，感觉到了他的身体。”

“可能是这样，”她回答，“那就是我憎恶之处，也是我所想的事。”

“再告诉我一件事。你现在已是个长大的女孩子，知道所有的事……”

“是的，现在我是这样。”

“就告诉我一件事，那晚你感觉到他身体的什么部位？”

她没有给我明确的回答，而是很窘迫地微笑着，好像她已被查明真相，有责任承认别人已摸清了的基本情况一样——无话可说。我可以想象她后来才懂得去解释的触觉感。她的面部表情似乎对我说她认为我的推测是对的。但我不能够再深入一层。不管怎么说，我感谢她，因为对我来说，与她谈话比起我所在的城市中那些过于拘谨的女士们要容易得多。她们常把平常的事当成令人害羞的事。

因此，这个病例已经很清楚了，但稍停一下！在她发作期间和发生恐惧时，头脑中反复出现的是什么样的幻觉？致使其出现的是什么缘故？我继续问她这些问题，通过我们的谈话，好像她的知识也开阔起来，她迅速地回答：“是的，我现在知道了，头是伯父的头，我现在认识了，但不是从那次认识的。后来，当所有的争论爆发时，我的伯父无缘无故对我发怒。他一直说这完全是我的错：如果我不饶舌，他就不可能离婚。他一直威胁说他可能要对我采取行动；如果他在远处看到我，他的脸便会因发怒而变得扭曲起来，而且也会举起手做出向我袭击的样子。我总是逃避他，总是感到惊吓，怕他在我一不防备的情况下被他抓住。现在我总是见到的脸就是他发怒时的脸。”

这个信息提醒我，她的第一个癔症症状，即呕吐已消失；而焦虑性的发作仍存在，并获得了新的内容。因此，我们要处理的是一个癔症患者相当范围的发泄问题。实际上，在产生了这样的发泄以后不久她就报告了发现伯父的事。

“你告诉伯母关于他对你性进攻的其他事吗？”

“是的，但不是立刻告诉的，而是在后来，当已经谈到离婚时，我伯母说：‘我们保留这件事情不说，如果他在法庭找麻烦，我们也要说起的。’”

我能很好地理解这确实是最后的时期了——当时这所房子里存在愈来愈多不安宁的场面，而且当时伯母对她的情况已不感兴趣，伯母的全部精神都投入到争吵上——可能就是这个时期积累和保存下来的事情使之成为记忆象征的残余（幻觉到的脸）。

我希望这个在这样早的年龄，性敏感性就受到伤害的女孩从我们的交谈中有所受益，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她。

讨论——如果有人断言，这个病例是一个无须多加分析、通过猜测就能解决的病例，那么，我无言以对。确实，病人同意我在她叙述事情中的插话可能是正确的，但她没有认识以往所经历的事，我相信在施行催眠术后会产生这样的作用，假设我的猜测是正确的，这里我根据病例3的提示，试图把这个病例归为一种获得性癔症的图式。因此，似乎有理由比较一下这两个有性欲经历的病例——它们都有“创伤性的”瞬间和认识一对“辅助的”瞬间的场面。事实上两者有相似性，在前者的经历中，产生的一个意识成分被排除在自我的思维活动之外，但保存下来，而后者的一个新的印象强制性地产生了单独症状群和自我之间的一种联想性联系。从另一方面来说，不能忽视两者的不同。病例3的单独病因不是一种作用于自我的意志行动，而是无视自我的作用，不能应付性欲方面的一些经历。叫凯瑟琳娜的病人就是典型的病例。在对一个癔症病人的性创伤的每一次分析中，我们得到这样的印象，即在性欲前期，对儿童不产生作用，而是在以后发生创伤的作用，这显然是由于记忆的缘故，这时该女孩或已婚的女士已获得对性生活的理解。219精神症群的分离可以说是青少年发育中的正常过程，很易明白的是他们后来接受的东西进入自我中，常常为心理障碍提供机会。另外在这一点上，我愿意进一步表明自己的一个疑问，即一个出于无知的意识分裂是否与出自有意拒绝的意识分裂是完全不同的，是否青少年比人们所设想的或比他们自己所认为的更不具备性欲方面的知识。

这个病例心理机制上的进一步区别是发觉了一个事实我们称为“辅助的”，也值得把此称为“创伤性的”。它有效地说明了其具有的含义，而不只是回想起以前创伤性的经历。它结合了“辅助的”和“创伤性”瞬间的特征。然而似乎没有理由，为什么这种一致性却导致我们放弃概念的分歧，而是在另一些病例中也和分歧有关。顺便说一下，凯瑟琳娜病例的另一奇怪处，是我们长期来所熟悉的转换，这是癔症现象的产物，它并不是在创伤后立即发生的，而在潜伏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生的。沙可倾向于把这个间歇期描述为“心理上产生后果的时期[精心制作]。”220

凯瑟琳娜在发作时的焦虑是一种癔症性的焦虑，也就是说，这是联系到每次性欲创伤后所出现的焦虑的再生，我不准备评论我在大量病例中发现的经常存在的事实——即只不过对性关系方面的猜疑便引起处女们的焦虑情感。221

病例五　伊丽莎白·冯·R小姐（弗洛伊德）

1892年秋，一个我熟悉的医生要我检查一位年轻的女士，她患有腿痛已有两年多了，并且走路困难。这位医生在请求我时补充道，他认为这是一个癔症患者，尽管没有一般的神经症迹象。他告诉我他稍微知道其家庭情况，在近几年中他家遇到过许多不幸，没有多少快乐。首先是病人父亲去世，然后她母亲接受一个重大的眼睛手术，不久已婚的姐姐在坐月子后长期患心脏病而撒手西去。所有这些困境及照顾病人大都落在了该病人身上。

我与这位24岁的年轻女士的第一次约见并没有帮助我在理解该病例方面有很大的进展。她看上去理解力强、智力正常，忍受着她的烦恼，而这扰乱了她的社会生活和快乐，并扰乱了快活的氛围，我不禁想到这是一种癔症泰然漠视。222她走路时身体上半部前屈，但没有使用任何拐杖支撑。她的步态不像任何已知的病变类型，而且情况并不十分坏。所有明显的情况是她诉说走路时感到很痛，走路和站立时很易疲劳，休息片刻后，疼痛减轻，但症状并未完全消失。这种疼痛具有模糊的特征；我推测它属于疼痛性疲劳。疼痛定位相当大，在右大腿的前面，从这里经常向周围扩散，而在该部位疼痛强度最大。在这部位，皮肤和肌肉也对压力和捏起（尽管用任何针刺她一下，她表现出一种满不在乎）特别敏感。皮肤和肌肉的痛觉过敏并不局限于这个部位，整个两腿多少也可观察到类似现象。肌肉甚至比皮肤对疼痛更为敏感；但大腿是疼痛最敏感的部位。两腿的运动能力不能说小，各反射显示中等强度。无其他症状，所以无理由疑及任何严重的器质性感染的存在。在过去的两年中，该病逐渐发展，其强度有很大的变化。

我认为对该病例下诊断不易，但我有两个理由决定同意我同事所提出的看法——这是一个癔症病例。开始时，我对这个极聪明的病人所有描述疼痛的模糊特征有很深的印象。一个患器质性疼痛的病人，除非他还有神经质，在描述病情时会如此肯定和镇静。例如，他会说，有刺痛感，它们发生在一定的时间间隔中；从这个部位延伸到那个部位，对他来说，似乎是由某一件事或其他事所致的疼痛。还有，当一个神经衰弱患者223在描述其疼痛时，他给人以这样一个印象，即他正在从事一个困难的、他的能力不太胜任的动脑筋的工作。他的面容呆板并扭曲着，好像受一种沮丧情感的影响。他的语调变得颤抖起来，并努力去发现表达的方法。他否认医生所做的有关疼痛的描述，尽管其后清楚无疑是这么回事。他的语言能力显然太差，以致难以找到表示他感觉的词汇，而这些感觉是独特的，过去所不知道的，所以他不可能对此给予一个详尽无遗的描述。鉴于此，他从不试着增加新的细节，当要求他停止说话时，他肯定认为自己的讲话没有为医生所理解。所有这些是因为疼痛分散了他全部的注意。冯·R小姐的症状是以相反的方式表现的，由于她总是把自己的症状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这驱使我们下结论，即她的注意也许放在别处，而疼痛仅仅是个附带的现象——她的注意力可能放在与之有关联的思想或情感上。

但是第二种因素甚至更有利于这种关于疼痛的观点。如果一个人刺激某个患器质性疾病或神经衰弱患者的疼痛敏感部位，病人的脸会表现出不适或身体疼痛。而且他在检查中有退缩和拒绝检查的表现。然而在冯·R小姐这个病例中，如果某人压和提起两条腿痛觉过敏的皮肤和肌肉，她的脸呈奇特的表情，是一种快乐而不是疼痛。她大声呼喊——我不禁想到她犹如有一种激起情欲的、令她高兴的感觉，她的脸变红，头向后仰，双眼闭起，身体后倾。每一个动作并不很夸张，但十分令人注意，这种样子只能说她的疾病是癔症性的，而刺激触及到了产生癔症的224区域。

在捏她的肌肉和皮肤时，她脸上的表情没有明显的疼痛样子；可能这与隐藏在疼痛背后的主题想法比较一致，刺激她的身体部位激起了她联想到某些思想。我反复观察到癔症患者在他们痛觉敏感区给一个刺激时，他们具有类似的重要表情。她的其他姿势显然是癔症发作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线索。

一开始我们并没有解释她癔症区域的不寻常定位。事实上痛觉敏感主要影响肌肉，也提供思考的材料。常见的慢性肌肉的风湿病——肌肉的风湿性浸润最常见的表现是对压在肌肉上时有弥散的或局部的敏感性。我已说到过该病例可能同时类似于神经性疾病。这种可能性与病人持久存在的肌肉的痛觉敏感不相抵触。在肌肉中有无数硬纤维，它们似乎特别敏感，因此，可能这种肌肉的器质性改变是存在的，而神经症本身又附于此病，而使其症状似乎是夸大了。

治疗的进行是根据这样的假设，即此病是混合类型的。我们用持续的、系统的按摩和用感应电流刺激敏感的肌肉，而不考虑所引起的疼痛，为了能与她保持接触，我一直自己对她的两腿用高强度的电流进行治疗。她问我她是否能强使自己走路，我回答是肯定的。

用这种方法，我们之间有了稍微的改善，特别是她似乎十分喜欢由高强度电流所产生的疼痛性电击，作用愈强，似乎愈是把她自己的疼痛推向不太重要的背景。而我的同事正准备给她用心理治疗，在我伪称治疗4周后，我提出另一个方法，并给她说明治疗程序及操作方法，我很快得到理解，未遇任何抵抗。

现在我开始着手的任务清楚了，然而这又是我所接受的最艰巨任务。长期以来，我也不能抓住她的疾病和实际症状中事件之间的联系，而这分明是由一系列的经历所引起和决定的。

当有人开始对这类病人采用心理宣泄治疗时，他自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病人是否知道病情及疾病的促发原因，若是这样，无须特殊技术就能使她复述患病的情节。医生对她感兴趣，理解她，让她去感觉，认为她有希望痊愈，所有这些决定了患者放弃她自己的秘密。从一开始我似乎就感到伊丽莎白小姐意识到她疾病的根由，在她意识中具有的事情仅仅是个秘密，而不是一个异物。看着她，人们不禁想到这样的诗句：

她面部的表情揭示一种隐蔽的感觉。225

因此，在开始时，我能够不用催眠术。然而，为保守起见，倘若在她剖露事情的过程中，激起了她阐述时所不能胜任的记忆时，则我可能在以后采用催眠术。因此，从这点上，我采取了对一个癔症患者的第一个全程分析，我获得了一个程序，以后我把它发展成一种常规方法，谨慎地用着它。这个程序是一种清除一层又一层的病态心理素材，我们愿把程序比作挖掘废墟的技术。我从病人告诉我她所知道的内容开始，仔细地注意某些思路中存在的隐匿点或在因果关系中似乎遗漏的某些联系。我在催眠中进行调查或使用某些类似的技术，然后，进入她记忆的更深一层。当然，整个工作是基于这样的期望，即可能为所考虑的事件建立完全正确的一系列决定因素。我将在此讨论用于深入调查的方法。

伊丽莎白小姐诉说她疾病的过程是个令人厌烦的故事，是由许多不同的痛苦经历组成的。当她诉说时，她不是处于催眠中，但我让她躺下，闭上眼，然而我也不反对她偶尔睁开眼，变换她的位置，坐起来等。当她叙述的故事比通常更令人感动时，她似乎或多或少进入类催眠状态。此时她会躺着不动，紧闭双眼。

我就开始反复问其出现于记忆中最表层的内容。她是家庭三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很脆弱地依附于她的父母，她的青春是在她家在匈牙利的庄园中度过的，她母亲的健康问题如眼病和神经质状态常常令人烦恼。因此，她与父亲特别亲近，父亲是一个世上有生气的男人，他常说他把这个女儿当作儿子和朋友，他能和她交流思想。虽然女孩的智力受到与父亲这种关系的促进，但他观察到她的心理素质已由此而离开人们喜欢看到的在一个女孩身上实现的理想。他开玩笑地称她为“不要脸的”和“自信的”，警告她不要太过于肯定她的判断和毫无保留地告诉人们真相。他常说她会发现自己很难找到丈夫。事实上她也很不满自己是个女孩。她充满着雄心勃勃的计划。她要学习或得到音乐方面的培训，她对牺牲自己的喜好和自由，应该结婚的建议感到愤慨。她滋长了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傲慢、从家庭中来的威信和社会地位，并且她戒备地注意每件与这些利益密切相关的事。然而，出于无私，她把母亲和姐姐放在首位，又由于她性格严厉的一面，偶尔她也能完全调解父母的不和。

鉴于对女孩年龄的考虑，家庭决定移居首都，那里伊丽莎白能够短期内享受家庭环境较充裕和较快乐的生活。然而一个意外的打击破坏了家庭的幸福，她父亲隐瞒或可能自己疏忽了他长期身患的心脏病。一天，当患肺水肿被抬回家时他已不省人事。他被护理了18个月，伊丽莎白认为她在照顾病中的父亲方面起着主要的作用。她睡在父亲房里，如果他在晚上叫她，她就醒来。在白天照顾父亲期间，强使自己看上去快活，而父亲对自己无望的状态甘于持无怨无诉的顺从态度。她疾病的开始也许就与照顾病父时期有关，因为她记得在最近6个月，整天卧床，其一半理由是我们已描述的疼痛的缘故。然而她曾断言疼痛会很快过去，不会造成任何不便或引起对她的注意。事实上，她父亲死后不到两年，她感到生病了，因为疼痛而不能走路。

因为她父亲去世，由四个女人组成的家庭出现了裂口，他们的社会性孤独，那些带给她如此之多的兴趣和快乐的亲戚关系的断绝，而她母亲的健康问题又变得较明显起来，所有这些给病人的情绪状态笼罩着阴影；但同时又点燃了她强烈的希望——她的家可能不久会找到某些东西代替已失去的快乐，这使她注意起自己的全部情感，并照料着仍活着的母亲。

当悲伤的那一年已过，她的姐姐与一位很有才能和精力充沛的男人结了婚。他得到了相当重要地位。他的智力似乎肯定他有宏伟的前程。但更接近他后，他显出病态的敏感和自我中心地坚持着自己的爱好。他是这个家庭环境中第一个敢于不顾及老夫人的人。这使伊丽莎白难以忍受。她觉得无论何时只要有机会，就应当与他斗争，而其他女士则没有把他气质上的暴怒当回事。她要重建过去家庭的快乐，由此被扰乱，这对她来说是痛苦和失望。她不能原谅她姐姐那种女性的柔顺而一直对此逃避介入。伊丽莎白在她的记忆中保存着许多这种关系的情形，包括怨诉及其不是用言语表示的反对她的第一个姐夫。由于以她为主反对他的情况仍存在着，又为了以后他的晋级，他和他的小家庭移居到奥地利的一个遥远的城镇，由此又增加了她母亲的孤独。在这件事上，伊丽莎白真正地感到自己的无助，她不能补偿母亲已失去的快乐，不能实现她在父亲死时所形成的愿望。

第二个姐姐的婚姻似乎对这个家庭带来较好的前景，因为二姐夫虽然智力不太出众，但他是这些有教养女士们的主心骨，他把她们当作需要别人照顾的学生一样对待。他的行为使伊丽莎白接受这桩婚姻的建立，并且为之付出一些代价，更何况这对夫妇住在她母亲的邻近，伊丽莎白十分喜爱他们的孩子。不幸的是另一意外事件在这个孩子出生的那年投下了阴影。她母亲的眼疾治疗使她必须在黑暗的房间里待数星期，那期间伊丽莎白与母亲住在一起。当时宣布了她母亲的手术是必不可免的。对此手术的不安恰遇她第一个姐夫的迁居。最后她母亲由一位有高超技术的医生顺利地为之做了手术。这三个家庭在假期避暑胜地相聚在一起，这时他们希望在最近几个月因焦虑而精疲力竭的伊丽莎白能完全康复，这期间也是家庭自她父亲去世以来第一次摆脱悲伤和畏惧，出现了快乐。

然而，也正是在这假期中，伊丽莎白的疼痛和局部运动能力减退发生了。她在某种程度上注意到有短暂的疼痛，但当她在浴室小温泉洗热水澡后，第一次出现剧痛。早在几天前，她有过一次长时间的步行，事实上这是长达半天的常规步行，他们把这与疼痛的出现联系起来，因此轻而易举地认为伊丽莎白起初是由于“过度疲劳”，然后是由于“感冒”的缘故。

从这时起，伊丽莎白是这个家庭中的病人。她的医生劝她在这个夏天去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的伽斯汀接受水疗，她和母亲去了那儿，但此时出现了新的焦虑。因为她二姐姐又怀孕了，而且说她的情况很不好，因此，伊丽莎白很难再决定待在伽斯汀。她和母亲在那儿待了两周，此时她姐姐已卧床不起，情况很糟，这个消息把她俩招回了家。

接着就是一个令人极度痛苦的旅行，在这期间，伊丽莎白不仅被疼痛，也被可怕的期待所折磨着。她们到家时，出现的情景使她们害怕到极点，当她们进入病房时，无疑她们来得太迟而不能向她诀别了。

伊丽莎白不仅遭受着失去亲爱姐姐的痛苦，同时也因姐姐的死激起许多想法，并因而发生了一些变化。她姐姐因怀孕而加重心脏病而去世，当时她出现一种观念。认为心脏病是从父亲的家系中遗传下来的。然后回忆起死去的姐姐在孩提时患舞蹈病伴轻度心脏功能障碍。她们责怪自己和让她们结婚的医生，同时也不能饶恕不快活的鳏夫姐夫，责怪他造成两次接连的怀孕而危及了妻子的健康。从那时起，伊丽莎白的思想一直无间断地被忧伤的想法占据着。这曾经是一桩难得的幸福婚姻，但这幸福却走向如此的一个尽头。她再次明白希冀她母亲的一切已成泡影。她的鳏夫姐夫极度沮丧，离开了他妻子的家。他自己的家自他短暂而幸福的婚姻以来已疏远了他，认为这时让他回到自己的环境中来是有利的时机。患者的家没办法维持以前的完整性。对他来说，考虑到伊丽莎白未婚的缘故，他与她母亲一起生活是不现实的。也由于他拒绝让两位女士监护已故妻子唯一的遗赠——孩子，他第一次招来她们的责备，说他是铁石心肠。最后，最痛苦的事即一个谣言传到伊丽莎白这儿，说她两个姐夫之间发生了争执。然而，她唯一能猜测的原因似乎是鳏夫提出经济上的要求，大姐夫声称不合理，实际上，鉴于母亲现在的悲伤，他的这种要求可描述为是一种最坏的敲诈。

这就是这个渴望爱的骄傲女孩的不幸故事。不顺的命运，她欲重新恢复家庭过去辉煌的一些小计划的失败造成的痛苦，兼之那些她爱过的人死的死，走的走，或疏远，她不准备去爱某个不熟识的男人来躲避现实，她过了18个月几乎完全与世隔离的生活，除了照顾她母亲和疼痛的自己之外，什么也不想。

如果我们把这些较多的不幸撇在一边，而进入这个女孩的情感的话，我们不禁对伊丽莎白小姐深表人性的同情。但我们对这个患病故事的纯医学问题，它与她的局部运动受限的关系，应用这些心理创伤的知识去解释和治疗方面能说些什么呢？

就医生所考虑的，病人的剖露来看，乍看是非常令人沮丧的。这是个由平凡的怀疑激变所组成的一份病史，没有什么可解释她为什么特别地患上癔症，或为什么她的癔症采取的是痛苦的步行无能这种特定的方式。她的癔症既不清楚其原因，又不清楚特别的决定因素。我们或许可能这样假设，在病人的痛苦心理印象与同时体验的身体疼痛之间形成了一种联系。现在，在她记忆中，她把身体的感觉当作心理感觉的象征。但仍不能解释的是，作为这样一种替代的动机是什么？它在什么样的时机下发生？顺便说一句，一般这类问题不是习惯性地由医生提出来的。我们通常满足于声称病人的素质是癔症性的，在无论什么样的强烈兴奋的压力下易发展成癔症症状。

她的剖露对疾病治疗的帮助似乎比对疾病解释的帮助要小些。从她最近一些年代所遭受的扼要复述中不易看到伊丽莎白小姐从中获得什么有益的影响——对这些苦难她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很熟悉——对于一个陌生人来说，听完这些后仅有做出公道的同情。她的剖露也没有任何迹象产生这种治疗作用。在第一阶段的治疗中，她总是重复道：她仍感到有病，她的疼痛像以往一样糟；当她看着我时，就好像说对我的失败带有一种狡猾的满足，我不禁想起她父亲对心爱的女儿的判断——她常常是“不要脸的”和“举止不良的”。但我不得不承认她站在正当一边。

如果在这阶段我停止对病人做心理治疗，则伊丽莎白·冯·R小姐这个病例对癔症理论方面显然不会有帮助。而我继续着我的分析，因为我始终预期她意识的更深层水平能够产生对癔症症状的原因和特殊的决定因素的理解。因此，我决定在病人处于扩展的意识状态下向她直接提问，问她两腿第一次出现疼痛时的心理印象。

以这种观点为目的，我提出将病人置于深度催眠中。但遗憾的是我不禁观察到我的程序不能置她于除了使她复述之外的任何状态。在这次情形下足以使我高兴的是她对我不是洋洋自得地抗议：“我没睡，你知道，我是不能被催眠的。”在这个极窘困的境地中，我产生了一种想法，即凭借装置把压力置于她头部的方法，这是我在露西小姐病史中已做了详细描述的。我在用这方法时，指导病人实事求是地告诉我在她受到触压的片刻，闭眼时眼前所出现的或在记忆中所掠过的无论何事。她保持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在我的坚持下，她承认她想起一个晚上，在一次晚会上，一个年轻的男人送她回家，她想到他们之间的交谈；想到她回家后在父亲病床前的感觉。

这第一次提到年轻男人，揭示了目前我逐渐引出她想法上的新线索。这是个秘密的问题，因为她除了一个挚友外，没有把这个年轻男人以及想要与这个年轻男人恋爱正式介绍给她的亲戚们。这位男人是一个长期与他们和睦相处的家庭中的儿子，住在她们以前的庄园附近。这个年轻男人本身是个孤儿，对她父亲很亲近，听从他父亲的劝导，追求自己的事业。他把对她父亲的赞美延伸到这个家庭的女士们。他们许多时候在一起阅读、交流看法，别人对她重复着他的评论，她逐渐滋长了一种相信他爱她、理解她，与他结婚并非是她通常所害怕的，即把结婚看作是牺牲自己的事。不幸的是他不比她大，也还不能自立，但她坚定地等着他。

在她父亲患严重疾病后，她花费很多精力照顾父亲。她与朋友间的会面愈来愈少。她最初记得的那个夜晚代表着她有真正的感情高潮；但甚至于就在那时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明朗化。在那时候，她听从家庭和父亲本人的劝说参加了有可能见到她的聚会。她想要早点回家，但当他答应送她回家时，她做出让步，迫使自己待着不走。那晚当他陪伴着时，她对他从没有过这样温暖的感觉，而当她带着极度快乐的心理晚些回到家后，她发现父亲的病情恶化，于是非常痛苦地责备自己为了个人的快乐而牺牲了这么多时间。这是她最后一晚上让父亲独自待在病床上。以后她很少见到她的朋友。在她父亲死后，这个年青男人似乎出于考虑到她的悲伤而躲避着她。然后他的生活历程改变了方向。她逐渐地使自己明白，他对她的兴趣已转移到别人身上，她已失去了他。但无论何时，当她想到他时，初恋的失败仍刺伤着她。

因此，这种关系及上述关系的结束使我能找到她第一次癔症性疼痛的原因。在她让自己那次享受到极度快乐的感觉和回家后看到父亲的状况变糟之间的对立构成了一个冲突，即一种不相容的情境。这个冲突的结果是性欲的观念被联想所压抑，而附着于那个观念的情感往往被强化或唤起了生理性的疼痛，这种疼痛以前是自发的或短暂的，因此，这是一个用于防御目的的转化机制，我已在别处详述过了。226

当然在这点上可能有许多的评论。我必须强调的事实是我没有成功地从她的记忆确认当她回家的那会儿发生了转换。因此，我寻找在她护理父亲时的相似经历，由此引出许多这方面的事。在这些经历中，根据所发生的频度，特别突出的情况是当她父亲召唤她时，她从床上跳下，光脚站在冰冷的屋子里。由于她在诉说腿疼之外，也诉说痛苦的冰冷感觉，于是我倾向于赞同这个因素对她的疾病有某种重要性。纵然如此，我还是不能掌握任何可能证实发生转换的情景。因此，我倾向于认为在这点的解释上存在着空白，一直到我回想起事实上在她护理父亲期间，她腿的癔症性疼痛并没有出现才罢休。她只记得有一次疼痛的发作，仅仅持续了一两天，也没引起她的注意。至此，我针对疼痛的第一次出现而向她提问。我成功地使病人恢复了对疼痛肯定的记忆。在那个非常时期，有一位亲戚来拜访他们，她因卧床不起而不能接待他。这同一个男人也够不幸的了，当他两年后再次看望他们时，发现她还是待在床上。尽管我们一再地尝试，但没有追踪到第一次疼痛的任何心理原因。我想谨慎地把它假设为事实上没有任何心理原因，可能是轻度的风湿病；我确信这是个器质性疾病，此病是她以后癔症中复制的模式，总之可追溯到从那次聚会后她被陪伴回家之前。然而，从事情的本质来说，可能这些源于器质性的疼痛一直持续了一段时间后，程度减轻，以致没有引起明显的注意。疼痛的模糊性是由于分析指出了心理兴奋转换成身体上的疼痛，但当时这疼痛肯定未被察觉是问题或在其后不能回忆起来，这是一个我希望在日后深入思考及在许多病例的基础上能解决的问题。227

第一次转换理由的发现打开了以后富有成效的治疗期。病人不久惊异地报告，现在她知道疼痛为什么总是从右大腿特定的区域发散开来，最疼痛处在每天早晨她父亲习惯于把他的腿搁在她现在最疼痛之处，而她因该处很肿用绷带绕了起来。这种情形已发生了数百次，直至现在她才注意到两者的联系。这样她给了我所需要的解释，即出现的是非典型的引起癔症区域。进而在我们分析期间，她疼痛的双腿“加入到谈话中”。在我的思想中接着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即当我们开始工作时，病人通常没有疼痛。然后，如果向她提问或轻压在她头部，我唤起了她的一种记忆，则疼痛的感觉开始出现，常常是这样地锐痛，以致病人开始惊起，并把手放在疼痛点上。由此引起的疼痛会在记忆的作用下一直持续着。当她告诉我他要传达的一些基本的和决定性的内容时，疼痛就达到极点；而在陈述至最后一个词语时，疼痛则消失。我及时地把这种疼痛作为指南针来指导自己；如果她停止说话但承认还有疼痛，我知道她没有告诉我每一件事，我就坚持要她继续讲下去，直到说疼痛没有为止。只有这样，我才激起了她新的回忆。

在她“宣泄”期间，病人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有了明显改善。我通常对此半开玩笑地说成是，每次我消除了一定量的引起疼痛的动力，如果当我消除了所有的引起疼痛的动力，则她就是健康的了。不久，她大部分时间不再感到疼痛；她听从劝说，让自己多做散步，并放弃以前的自我孤立。在分析过程中，我时时密切注意她状况的自发性波动；当我认为我没有完全抽空她疾病情节的某些内容时，我往往会注意自己对当时的情景的评估。

在这样的工作期间，我作了几次有趣的观察，这是我在以后所发现的经验教训，这个教训在对其他病人的治疗中得到了肯定。首先，鉴于病人情况的自发性波动，我发现实际上通过联想当时的意外事情而并没有激起了什么。有一次，她听到一种熟悉的疾病后，使她回忆起父亲疾病的细节；又有一次，她死去的姐姐的孩子来看他们，孩子很像母亲，这激起她悲伤的情绪；还有一次，她远方的姐姐寄给她一封信，信中明显流露了她那无情姐夫的影响迹象，这引起了她的疼痛，使她说出尚未告诉过我的有关家庭方面的故事。由于她从不对同样的促发因素引起第二次的疼痛，这似乎是我假设以这种方法引出许多促发因素的理由，因此我毫不犹豫地使她进入一种情境，在这情境中产生尚未到达表层的新的记忆。例如，我送她去看姐姐的墓，我鼓励她去参加可能再次遇见她年轻时的朋友的聚会。

下一步，我洞察到可被描述为“单一症状”癔症的起源方式。因为我发现一方面当她在催眠术中讨论到她照顾生病的父亲、她与年轻朋友之间的关系或她生病第一阶段经历的意外事件时，她的右腿便疼痛起来；另一方面，当我激起有关她死去的姐姐或两个姐夫的记忆时，她左腿的疼痛出现了。简言之，这是我对她疾病情况所得到的另一半印象。因此，这种有规则的联系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经过进一步研究后，形成了一个印象，即这种区别更明朗化，每一个所回忆起的疼痛感的心理决定因素都与她两腿的疼痛区域的某一点有关联。最初她右大腿的痛与她照顾父亲有关，疼痛区已从这点因新的创伤而延伸到邻近区域。因此，这里我们所处理的，严格地说，不是一个单一的躯体症状，而是联系到心理中各种记忆情结，但是从表面来看，呈现的是许多相似的症状合并为一个症状。但是我没有继续再勾画出相应于不同心理因素的疼痛区，因为我发现病人的注意力不放在这个主题上。

然而，我确实把注意力转向了步行不能的全部症状情结可能在这些疼痛区域建立起来的方式，在那种关系方面，我问她各种问题，诸如行走、站立和躺下时疼痛的起因是什么？这些问题中的某些是自发地回答的，某些是在我的手轻压下回答的。由此而引发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她把所有与疼痛有关的生活经历按站着、坐着等分成几组。例如，她父亲因心脏病发作而被带回家时，她靠门边站着，惊恐中的她站着不动，宛如固定在地上一样。她继续对当她站着时发生的、第一次惊恐的事例补充了许多其他的记忆，直至害怕的场面再次出现，她又再一次站了起来，好像被她姐姐临终的符咒镇住似的。这整个的连锁记忆可望用来显示她的疼痛与站立有着合理的联系，而这个事实确实可被看作是一种联想的证据。但我们必须记住在所有这些意外事件中必然证明有着另外一个因素，使她的注意正好放在自己的站立上（或行走、坐等），结果导致了转换。她对这些方面的注意只能从走、站和躺的功能和构成疼痛区域的身体那些部分的状态，即双腿来解释。因此容易理解这个病例的步行不能、站立不能和第一次发生转换之间的联系。

根据这个分类，在这些情节中察觉到行走性疼痛的一个特殊明显处是在疗养胜地，她与许多人一起走很长的路，这可能是走的时间太长的缘故。这个情节的细节只是被怀疑，留下了几个未解之谜。她具有特别顺从的性情，非常想参加她的朋友们的聚会。这是个不太热的晴天，她母亲待在家里，她的大姐已离开了家。她的小姐姐觉得不舒服，因此不想依从她参加聚会；姐夫这时说要和妻子待在家里，但后来决定依从伊丽莎白一起参加聚会。这情景似乎与疼痛的第一次出现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她记得当她散步回来时，她十分疲劳，受剧痛的折磨；然而，她说她不肯定是否在这之前她已经注意到疼痛。我向她指出如果她有任何厉害的疼痛，她就不可能忍受这么长的行走。我问她在行走时，什么情况能产生疼痛，她给我某些含糊的回答，即她自己的孤单和她生病姐姐婚姻快乐（她姐夫的行为举止一直出现在她眼前）之间的对比使她感到痛苦。

另一个情景在时间上与第一个很相近，在联结她疼痛与坐着方面发挥着作用。这是在几天后，她的姐姐和姐夫已离开此地。她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烦躁不安和怀念的心境中。她早晨起得较早，爬上小山的一处。这里是她们曾经经常在一起的一个景点，可看到可爱的景色。她坐在那儿的一个石凳上，引发了各种想法。再一次地想到她的孤单和她家庭的命运；这次她公开剖露自己燃起了像她姐姐一样幸福的希望。她从这天早晨又开始沉思，同时出现了剧烈的疼痛；同日傍晚洗了澡，洗完澡后疼痛便一直存在着。

毫无疑问，这又进一步显示了她通常走路和站立的疼痛在躺下时减轻。疼痛与躺下无联系，直至她听到姐姐疾病的消息后，她从伽斯汀旅行回家，在晚上因担忧姐姐而受到痛苦的折磨，这时她躺在车厢里疼痛剧烈。在这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她躺下实际上比走路和站立更感疼痛。

首先，她以这种方式使疼痛区延伸到邻近增加的区域即每一个新的有病理作用的主题向两腿一个新的区域传导；其次，每一个对她有强烈印象的生活场面留下了一种痕迹，导致两腿产生各种功能长久和不断累积的宣泄作用，这些功能与她的疼痛感建立了联系。而在她形成站立不能、步行不能中还包含了第三个机制。病人在结束她全部系列情节的描述时，她抱怨它们使她“独自站立”非常痛苦。在另外一系列情节中，即包括她不成功地尝试建立自己家庭的新生活，她不厌其烦地重复着那些痛苦的、使她感觉无助的情绪，这种情绪使她不能“朝前迈一步”。由此，我不得不想象在造成她不能步行的影响中，她自己的想法起了部分的作用。我不禁想到病人必须做的莫过于寻找她痛苦想法的象征性表示，并且在加剧她的疼痛中发现了这样的表示。事实是癔症的躯体症状可能通过这类象征化而产生，这在我们的《绪言》中已做了肯定。在讨论现在的这个病例中，我将提出二至三个这方面的结论性实例。这种象征化的心理机制在伊丽莎白·冯·R小姐身上没有起明显的作用，它并没有造成她的步行不能。但是每件事都表明已经存在的步行不能在这种方式下受到相当的强化。因此，我偶然遇到的病人正处在发展阶段的步行，不仅不能与以心理联想为基础的功能性麻痹相等同，而且也与以象征化为基础的功能性麻痹相等同。

在我继续阐明这个病例前，我将在这治疗的第二阶段就病人的行为方面补充几句。在分析当中，我自始至终地利用压在病人头上的方式使其脑中的图像和观念清楚地呈现出来，这个方法没有病人充分的合作和注意的配合是不可能产生作用的。事实上，有时她的行为完成了我的最高期望，在这种时候，令人惊奇的是不同的生活场面与特定的主题严格地以年代顺序迅速地展现出来。好似她正在看一本长篇的画册，在她眼前翻过一页又一页；在另一些时候，她的性格似乎存在障碍，对此，我毫无怀疑。当我压在她的头部时，她会坚持说什么也没发生。我会又重复我的压力，并告诉她等着，但仍没发生什么。开始几次出现这样的抵抗时，我中断治疗，说这是个不适宜的日子；我们在另外的时间再尝试。但是有两个观察结果使我决定改变态度：第一，我注意到只有在伊丽莎白处于快活状态，不感觉疼痛、情绪总是很好的情形下用这种方法失败；第二，她经常断言她什么也看不到，然而过了一段长的间隔时间后，她的紧张和面部出神的表情却违背了事实，她发生了一种心理过程。因此，我决定采用催眠术，该程序从未失败过：每次在我手的压力下，伊丽莎白都产生一些观念或在眼前出现一些画面，但她总是不准备和我交流这些内容，试图再次压抑凭幻想产生的这些内容。我设想这种隐藏有两个动机：要么她对这些观念采取批评的态度，而她没有道理这样做，而且这些内容并不太重要；要么她犹豫不决怕告诉人是因为发现这些事太讨厌而不愿说。于是我继续进行下去，我好像完全确信自己技术的可靠性。我不再接受她所说的什么也没发生，而是深信她必然发生了什么。我还说，或许她没有足够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我喜欢重复我的压力。或许这可能使她认为自己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我告诉她，这不关她的事；她应当有责任保持完全的客观，说出在她头脑中无论是适当的或不适当的事。最后我宣布我非常清楚她已经出现了某些事，而且她正对我隐瞒着这些事；只要她隐瞒着，她的疼痛就不会消失。因此，通过我的坚持，从那以后，我转变了情况，我压在她头部后，从未失去其效果。我不得不得出结论认为我对这种情况形成了一个正确的观点。从这个分析中，我对自己的技术获得了确实绝对的信心。常常是我要压在她头部三次后，她就会产生一种信息；而她本人事后评论道：“我本该第一次就对你说的。”“那为什么你不这样做呢？”“我想那不是你需要的。”或“我想我可以避免的，但每次又出现了。”在这艰难的工作过程中，我开始触及到病人再现记忆中呈现出抵抗这更深一层的意义，并仔细地收集特别明显的标记。228

至此，我到达治疗的第三个阶段。病人情况较好，她的心理痛苦减轻，这时她能成功地去努力，但她的疼痛没有明显的消除，并不时发生，其疼痛的严重程度和过去一样。这个不完全的治疗结果是与分析的不完整有关。我仍不能精确地知道疼痛是在什么时刻和由什么机制所造成的。在治疗的第二阶段中，大量的各种生活情景再现的同时，我观察到病人拒绝告诉我这些再现的内容，我便产生过一种特殊的猜疑。然而我没有冒险把它作为我进一步行动的根据来采纳。但一个偶然发生的事决定了我的去向。一天当我为病人治疗时，我听到邻屋的一个男人的脚步声和似乎问某个问题的悦耳声音。我的病人随即站了起来，要求我们今天停止工作，说她听到她姐夫来了，要见她。这时，她的疼痛不见了，但她的要求遭到我的阻止后，她面部表情和步态又突然出现了严重的疼痛。通过这件事，加重了我的猜疑，我决定加速决定性的解释的发生。

于是我问她关于第一次出现疼痛的原因和情境。在回答中，她的思想转到夏天去伽斯汀旅行之前曾去参观了疗养院，有许多生活情景再次浮现出来，以前我未曾很全面地对待它。她回忆起那时她的情绪状态：担忧母亲视力以及母亲手术，她护理后的精疲力竭、她在生活中不能享受快乐或获得成就、自己是一个孤单的女孩，这些使她感到最终绝望。直到那时，她一直认为自己不要男人的帮助就能胜任任何事，这种想法被现在认为自己是个弱女子而压倒，她渴望着爱，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冰冻的本性开始融化。在这种心境下，她为第二个姐姐的幸福婚姻而深深地动情，她看到姐夫体贴入微地照顾姐姐，乍一看就知道他们之间是如此相互理解和信任。无疑懊悔的是在第一次怀孕后这么快地又接着第二次的怀孕，她姐姐知道这是她疾病的原因；但她如此甘愿地随着，因为这是他引起的。在一次与伊丽莎白疼痛密切相关的散步中，开始她姐夫不愿和她一起去散步，要和生病的妻子待在一起。然而妻子用眼光说服他一起去，因为她想这样会使伊丽莎白快乐。伊丽莎白一直在他的陪伴下走着。他们讨论着各种各样的话题，其中有一些最亲近的话题。她发现自己完全赞同他说的每一件事，心目中强烈希望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丈夫。几天后，在与她姐姐和姐夫辞别后的一个早晨，当她走向以前他们散步时喜欢去的地方时，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她坐在那里，再次梦想着要享受像姐姐一样的幸福，梦想要找一个能赢得她的心，像她姐夫那样的一个丈夫。当她站起来时，她感到疼痛，但又再一次地消失。直至下午，当她洗热水澡时，又再次感觉疼痛起来。从此，疼痛不再消失。我试图发现当她洗澡的同时，她头脑中占有什么样的思想，但我只知道澡室使她回忆起已离开的家庭成员，因为这澡室是他们都在时建的。

这不可避免地使我清楚了长期以来发生的全部情形；但是病人仍然沉浸在她又苦又甜的回忆中，似乎未注意到她正走向毁灭，并继续再现着她的回忆。接着她去了伽斯汀，焦虑地盼望着每一封信，在长长的等待中，直至一天傍晚，结果是由于她姐姐的坏消息使他们离开了伽斯汀，然后经历着痛苦的不肯定姐姐的结果和无眠的旅行，所有这些伴随着她疼痛的加剧。我问她在旅行中是否想到后来发生的令人悲痛的可能结果。她答道她曾谨慎地回避这种想法，但她相信她母亲从一开始就预料到最坏的结局。这时她的回忆继续着，他们到达维也纳，在那里遇见的亲戚们给他们的印象。然后从维也纳到邻近她姐姐住的夏季疗养院的短途旅行，他们在傍晚到达那里后，急匆匆地穿过花园到一个小花园式的房门口，门口是静寂的、难以忍受的黑暗，她姐夫怎么不在那里接他们，他们怎么站在姐姐的床前看着已去世的她。在那害怕的片刻，她心爱的姐姐没有向她们告别并在最后的日子里没有她的照顾而死去，也就在这片刻，过去另一种想法曾经掠过伊丽莎白的心中，此时不可抵制地又强行出现了，像是黑暗中的闪光：“现在他再次自由了，我可以成为他的妻子了。”

现在事情明白了，分析者的努力有了丰厚的回报。一种不相容的想法“挡开”的概念，心理兴奋通过转换成为某些躯体的癔症症状的概念、通过挡开的意志行为形成的一个独立的心理症群，所有这些在当时都以具体的形式展现在我眼前。因此，这个病例的情况以这种方式完全清楚了。这女孩感觉到的在意识中所采取的对姐夫的温柔遭到她全部道德方面的抵抗。她使自己痛苦地承认她爱姐夫是一种罪过，而代之以引起她的躯体疼痛；也就在那些时刻，这种罪过的想法强制性地作用于她时（即在她与姐夫散步时，她早晨的幻想期间，在洗澡时，在姐姐的床边）。多亏成功的转换，她才出现了疼痛。当我开始对她治疗时，许多有关她爱情的想法已从她的认识中分离出来。否则的话，我想她决不会同意开始治疗的。她反复的抵抗是因为起创伤性作用的以往生活情景的再现，这些再现事实上是以这种能量把不相容的观念从她的联想中驱赶出去。

然而，这个阶段后接着是医生的一个艰巨阶段。这种被压抑的观念的恢复对这个可怜的女孩有摧残的作用。当我冷冰冰地在她面前说这句话“因此，你长时间爱上你的姐夫”时，她就大哭起来。在这时她诉说有最剧烈的疼痛，并做最后绝望的努力拒绝这种解释：这不是真的，我已经说过此事，这是不可能的，她不能这么邪恶，她决不会为此而原谅自己。她本人告诉我的事很容易证实她别无其他解释。但是这么长时间我才得到两件可以告慰的事情——即一件是我们不应对自己的感觉负责；另一件是她的行为是她道德性的充分体现，是她在这些情形下患病的。在我从她身上获得这两个安慰之前，花费了这么长时间。

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这时我必须用多种方法对她进行治疗。首先我要给她机会消除长时间积聚的兴奋，我用的是心理宣泄。我们窥探到她与姐夫关系中第一印象在她身上起作用，对他情感的开始保存在她的潜意识之中。我们发现在她的回溯中能得到这么多的所有小的前驱症状和逐渐增强的激情的直观。在她姐夫第一次到她家时，他误把她当作了与他成亲的姑娘，当着姐姐的面问候她，而对不太好看的姐姐却并不在意。一天傍晚，他们在一起进行了一次很快活的交谈，似乎相处得非常好，以致他的未婚妻以半带严肃的神情打断他们的谈话，说道：“事实是你们两人非常相投。”另一次，在一个聚会上，人们不知道他的订婚，在说到这个年轻的男人时，一位女士批评他的身材有缺陷，猜测他儿童时代有骨骼的疾病。他未婚妻静静地听着不吱声，而伊丽莎白却怒气发作，热情地辩护她未来姐夫的身材是匀称的，对此行为，她本人也难以理解。当我们通过这些回忆后，逐渐清楚了伊丽莎白对姐夫的温柔感已潜伏了很长时间，甚至可能从她认识姐夫开始起，并且始终隐藏在她仅仅是他妹妹这个情感的假面具背后，而她强烈要求成家的情感本来可以使她自然地接受这个事实。

这个心理宣泄的过程肯定使她好多了。但是我通过对她目前境况的友好关注能使她减轻更多的痛苦，以这种想法为目的，我安排了一次与冯·R夫人（她母亲）的约见。我发现她是个善于理解人和敏感的女士，尽管她许多精力因最近的不幸而减退。我从她那里经过更仔细的询问后知道大姐夫反对鳏夫小姐夫的无情敲诈，对他提出起诉，这使伊丽莎白感到非常痛苦，不得不为此而退缩。其实对这个年轻男人的性格来说没留下污点，由于不同的价值观，这是个误解，正像我们所见到的，钱能吸引一个商人，对商人来说，钱是他购物中的一个工具，一个公务员。这只是一个留下的痛苦插曲。从那时起我请求她母亲告诉伊丽莎白每一件她需要知道的事，将来给她机会卸掉我们已习惯了的她所具有的思想负担。

当然，我也焦虑地想要知道这个女孩的愿望有着什么样的可能性，这个愿望现在在她的意识中，她希冀着能兑现。但前景不太理想。她母亲告诉我，她很早就猜到伊丽莎自爱上这个年轻的男人，尽管她本人未意识到在她姐姐活着时就已有那种感情。没有人预见到他俩会结合在一起，尽管事实上现在是不太可能的事，因为会怀疑她的焦虑是讨好于他。但是她母亲告诉我她本人和家庭顾问都特别不同意他俩的婚姻。因为这个年轻男人的健康状况不好，他在心爱的妻子去世中受到一次强烈的挫折。完全可以肯定他的精神状态尚未完全恢复到使他能缔结新的婚姻。这大概就是她为什么采取如此保守的行为的原因；而作为他来说，也可能是因为他不能肯定是否自己再被接纳，希望避免可能因此而产生的议论。从双方的保守来看，不可能获得伊丽莎白渴望的解决方法。

我告诉这个女孩我从她母亲处听到的事，并对她受益于对钱的事务的解释感到满意。另一方面，我鼓励她冷静地面对扑朔迷离的将来，而未来不可能是很清楚的。但这时已接近夏季，这促使我们的分析接近尾声。她的情况再次得到改善。自从我们研究了其发病原因后，她不再诉说疼痛。我们双方都感到已面临结束，尽管我告诉自己她长时间保持的爱没有很充分的得到发泄。但我认为她已治愈，向她指出现在能依靠自己解决困难，因为道路已经打开了。对此，她没有争辩，她和母亲离开维也纳，去见她大姐，和她的家人一起在那里过夏天。

我还有几句话要补充说明伊丽莎白·冯·R小姐的病史过程。在我们分别后的数周，我收到她母亲寄来的一封绝望的信。她告诉我她主要是讨论女儿对待她的闹心事，这女孩剧烈地反对她，从那以后又患上严重的疼痛。因为我泄露了她的秘密，她对我表示愤慨。她变得完全不可接近，治疗完全失败了。她问我现在该做些什么？伊丽莎白和我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我没有回这封信，其理由是伊丽莎白离开我的治疗后再次试图拒绝她母亲的干预，再次用孤独回避。但我确信，一切都会变好的，我的辛苦治疗不会是徒劳的。两个月后，她们回到维也纳，那位向我介绍这个病例的同事告诉我有关伊丽莎白的消息，说她感觉十分好，她的行为表现好像根本没生过病一样；但她偶然仍有较微的疼痛。自此以后，她几次给我相似的信息，每次都答应来看我。而这是从治疗这种病中产生的个人关系，但至今她从未这样做过。正如我的同事让我放心的那样，别人认为她痊愈了。她姐夫与这个家庭的关系仍保持不变。

在1894年春，我听说她准备参加一个私人舞会，而我能得到这个舞会的邀请，我不让这个机会失去，我见到了我以前的病人在活跃的跳舞中卷走了她的过去。从那以后，根据她自己的爱好，她与一个我不认识的人结了婚。

讨论——我始终都不是一个心理治疗者，像其他神经病理学者一样，我受训于应用局部的诊断和电疗预后。使我本人也感到奇怪的是，我所写的这些份病史读起来像个短篇小说。也许有人会说，他们缺乏科学的严肃特性。经过思考，我必须安慰自己的是病人的性格显然应为此负责，而不是我自己的任何偏爱。实际上局部的诊断和电反应在癔症研究中是找不到的，而心理过程的详细描述，就像我们惯于在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作家的著作中发现的那样，使我能应用少数的心理治疗程序来达到至少对那种情感过程的某种洞察。这种病例往往易被诊断为像精神病一样的疾病，然而前者有某一点优于后者，也就是说病人遭受痛苦的情景和她疾病的症状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我们仍在其他精神病的记述中徒劳地搜寻。

在报告伊丽莎白·冯·R小姐的病史中，我尽力编排我能够给予的解释，把这放在我对她恢复过程的描述里。再次提一下那些重点恐怕会是值得的。我已描述了病人的性格，人们也会经常在癔症病人中碰到这样的特征，这个特征不应作为借口被视为衰退的结果：她的才能，她的抱负，她道德上的敏感性，她对爱的过度要求，首先从她家庭中得到满足。她本性的独立性已超出女性的理想，并且在相当固执、好斗和保守中得到表现。因此，我的同事告诉我没有明显的遗传影响可以追究到她家庭中的任何一方。确实，她母亲多年来患神经症性抑郁症，过去一直未予调查；但她母亲的兄弟姐妹和她的父亲、父亲的家庭成员都是神智健全的人，没有神经质方面的问题。在她较近的亲戚中也没有发生严重的神经精神病。

这就是病人的性格，它始于她照顾长期生病的心爱的父亲后逐渐消耗自己的精力，受到痛苦的情绪折磨而致病的。

有足够的理由说明这样的事实，护理病人在癔症病例的发病前起明显的作用。显然还有许多因素在这方面起作用，如因扰乱睡眠引起一个人健康方面的障碍、对某个人的疏忽、一直担忧一个人营养功能所产生的影响。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应从其他方面去寻找。任何一个人的头脑中可有无数的想法，但是在数周或数月来只有一个任务即护理病人，而这个任务接二连三却无休止，这一方面会使他采取压抑自己每一种情绪表现的习惯；另一方面又会很快地把他的注意从对自己的印象中分散开来。因为他既无时间，又无力量去判断他们，因此他积聚了大量带有情感的印象，又难以充分地察觉，在任何情况下，又未被宣泄而削弱。于是他产生了“保持癔症”的素材。如果病人康复了，当然所有这些印象便失去了它们的意义。但如果他死了，出现了悲哀期，在这时期唯一有价值的似乎是那些与死者有关的事，而这些印象未被处理，也成为头脑中的形象；在精疲力竭的一个短期间隔后，在护理病人期间播种下的癔症种子便开始爆发出来了。

我们偶尔也发现在护理病人期间所积累的这同一类创伤是在以后进行处理的，我们没有由此获得患病的一般印象，但癔症的机制却已存在于其中。因此，我了解到一个很有天赋、患有轻度神经质疾病的女士，她的全部性格具有癔症的证据，但是从未寻找医学的帮助，或不能担负起她的责任。她已经护理了三四个她所爱的人，每次她都到了完全衰竭的状态；但她没有在这些悲剧的努力后病倒。然而，在她的病人死后不久，她开始在眼前浮现过去疾病和死亡的情景。每天在眼前再次展现一下每个印象，为此悲伤，并安慰自己。人们可能会说她在空闲时是这样的。处理她的印象这一过程与她每天要做的工作是相呼应的，两种活动并不互相干扰。全部事情都以年代顺序掠过她的心头。我不能说是否这样的回忆是与过去日复一日的事情相一致。我只是猜想这取决于她通常完成了家庭事务后，允许她有多少的空闲时间。229

除了她遗留下的悲哀的爆发和疾病致命的死亡之外，这个女士在每年追悼亡灵的节日里追忆着她遭受的各种灾难，在这些情景中，她生动的视觉再现和情绪的表达使她能回忆起过去精确的日期。例如，有一次我发现她在落泪，便同情地问她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她半带发怒地漠视我的问题，说道：“哦，不，今天只是有个专家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希望了，那时我没时间号哭。”她提到了丈夫最后的疾病。他死于3年前，我很感兴趣地想知道每年她追悼亡灵的日子里是否总是有同样的过去生动的生活场面，或每次宣泄中是否呈现不同的细节，作为对我自己的理论观点提出的疑问。230但是我不能肯定这一点。这个性格上的力量不如智力的女士羞于回忆中所产生的强烈作用。

我必须再次强调：这位女士没病，她延迟的宣泄不是一个癔症的过程，然而又与癔症过程何其相似。我们可能问为什么护理病人后接着就出现了癔症而不是别的。这不能不说是个人易感性的问题。我认为这个女士的易感性达到相当的程度。

现在我必须回到伊丽莎白·冯·R小姐上来。当她护理父亲的同时，正如我们所见，她第一次发展了一个癔症症状——她右大腿的一个特定区的疼痛。通过分析方法可能发现对症状机制的一个恰当解释。这时有一大群观念萦绕着她，她认为有责任照顾生病的父亲，而这种观念和那时她感觉到的性欲的欲望发生了冲突。在鲜明的自责的压力下，她决定倾向于前者，这样的做法产生了她的癔症性疼痛。

根据癔症转换理论的观点，其发生可做如下描述：她在意识中压抑了性欲的观念，将情感量转换成躯体的疼痛感。我不清楚是否她出现的第一次冲突仅仅是在一个情景下或在几种情景下产生的；很可能是后者。一个十分相似的冲突——尽管具有较高伦理学的意义，经过分析后却更清楚了，它在数年后进一步发展，并导致同样的疼痛增强，且延伸开来，超越了原来的定位。这再一次是一大群性欲类的观念与她的全部道德观念的冲突。因为在她姐姐生前和死后，她倾向于以姐夫为中心，她认为自己被这个男人如此吸引住的想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分析提供了这种冲突的详细信息，这构成了病史的焦点。病人对她姐夫的情感起源可能存在已久；其情感的发展是由于长时期的病人护理导致体力上的衰竭和多年长期的失望导致精神上的衰竭。她开始产生性格上的淡漠，并承认她需要男人的爱。她在姐夫的陪伴下，她们在疗养胜地待了数周，期间她的性欲情感和疼痛达到最高程度。

再者，分析提供的证据是病人在同样的时期中，她处于特殊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与她的性欲感觉和疼痛联系起来，可理解为是根据转换理论所发生的现象。我想靠得住地说，在那时，病人并不清楚地意识到她对姐夫的情感，尽管这些想法很强烈，除少数例外，而且只是瞬间出现的。如果不是这样，她也不可避免地会意识到这些情感和她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就可能经历心理痛苦，好似经过我们分析后，我见到她那种情况一样。她没有任何这些痛苦的回忆，她逃避着这些痛苦。要注意的是她并不清楚她这些情感的本质。在那时和在分析期间，她爱姐夫就像异物一样存在于意识中，但没有与其他观念形成活动、发生关系。在考虑这些情感时，她是处于一种奇特的、既认识到却又同时没有心理症群被中止的情境。这无非就是我们所说的她对这些情感不清楚的意思。我们不是指他们的意识性较低或意识程度较低，而是指他们阻断了思维和心灵中其他观念性内容的自由联想性关系。

但是一个伴有如此情绪化的观念群怎么能单独地隔离开来？总而言之，一种观念在联系中所起的作用伴随着其情感量而成比例增加。

如果我们考虑两个无疑可以用来说明的事实，则我们就能回答这个问题：（1）在形成这种单独心理症群的同时，病人的癔症性疼痛有了发展；（2）病人呈现强烈的抵抗，抵抗试图产生单独心理症群和她意识中的其他内容之间的一种联系。尽管如此，当这种联系完成后，她感到很厉害的心理性疼痛。我们关于癔症的观点是肯定第二个事实表示这种意识分裂的动机，而第一个事实则表明其机制，借此把这两个事实与她的意识分裂联系起来。动机是防御性的，即拒绝代表全部的自我屈服于这种观念性症群。机制是转换的机制，即代之以她所逃避的心理痛苦，躯体疼痛便出现了。以这种方式进行的转换有其益处，即病人逃避了不能忍受的心理状况问题。然而，事实是这是以心理异常为代价的——产生意识分裂和躯体疾病——她的疼痛，并由此而产生步行不能。

我必须承认我不能提供任何有关这种转换是如何产生的线索。它显然不是以同样一种有意的和自主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它的产生有一个过程，是在某个人防御动机的压力下发生的。这个人的组织，或是其暂时的改变，具有倾向于那个方向的倾向。231

这个理论引起更周密的调查。我们可能问：是什么促使其转向躯体疼痛？一个谨慎的回答可能是：某些可能成为或必然成为心理痛苦的事情。倘若我们稍稍大胆和试图用代数方法的图像来描绘这类观念的作用机制，我们可能把一定量的情感归因于存在于潜意识中的这些性欲感觉的观念性情绪。我们说正是这种情感量被转换了。直接从这个理论的说法会得出，潜意识的爱“可能通过这种转换而在强度上减少了许多，可能还原为一种较弱的观念”。这种力量的还原是可能使这些潜意识的情感作为单独的心理症群而存在的唯一东西。然而，这个病例不是很符合对这一微妙事情的清晰描绘。因为该病人可能只存在部分的转换，而在其他病人中可能会显示完全的转换。在那种情况下，不相容的观念事实上被“压抑”仅成为强度很微弱的观念。在与不相容的观念建立联想性联系后，病人往往声称他们的思想与此无关，这是因为癔症的症状出现了。

我断定在某些情形下，虽然仅仅是瞬间的，但病人意识中认识到她爱着她的姐夫。有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可能回想起当她站在姐姐床边的那会儿，她头脑中闪出一种想法：“现在他自由了，你可以做他的妻子了。”我必须考虑到这些瞬间在我们对所有神经症观点上所产生的意义。对我来说，似乎“防御性癔症”这个概念的本身即意味着至少发生了一次这样的瞬间。当不相容的观念即将突然发生时，很清楚，意识是不能预先知道的。以后不相容的观念及其伴随观念一起被排斥，形成单独的心理症群，追根究源还是与思想的主流有关。否则这种导致排斥的冲突就不会发生232。因此，正是这些瞬间被描述为“创伤性的”，也正是在这些瞬间发生了转换，其结果是意识的分裂和癔症的症状。在伊丽莎白·冯·R小姐的病史中，一切都指向几个这样的瞬间——散步的情景、早晨的梦幻、洗澡及在她姐姐的床边。甚至可能在治疗中也发生同样性质的新的瞬间。一种类似于最初引入的不相容观念的经历对分离出去的心理症群增加了新的兴奋，因此暂时成功地阻止了转换，这就是可能造成几次这样的创伤性瞬间。而自我参与这突然闪现的观念中，经过进一步的转换后恢复原来的状态。伊丽莎白小姐多次受到姐夫的陪伴，必然特别容易发生新的创伤。就我目前表明的观点来说，我倒宁可说这个病例的创伤史存在于过去的全部之中。

现在我应当转到我所描述的对该病例理解的困难部分。根据分析的证据，我假设为当病人照顾她父亲时发生第一次转换，那时她的责任像一个护士，出现护理与她性欲望的冲突，然后发生典型的事情是在阿尔卑斯山疗养院的意外事件，这导致了疾病的爆发。但从病人的叙述来看，在她护理父亲时和以后，即我描述为“第一阶段”，她没有任何疼痛，也无局部的不适，实际上她曾在父亲生病期间因腿疼而卧床过几天，但是否这次发作已属于癔症仍是个问题。在分析中，无法追溯这些最初的疼痛和心理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有可能，实际上可能就是那时她患的是普通的风湿性肌肉疼痛。而即使我们偏向于认为疼痛的第一次发作是当时她因否定性欲思想的结果而导致癔症转换的发生，但事实是疼痛仅仅持续数天后就消失了，所以病人的行为举止在现实中与分析中所表现的似乎不同。她在我称为第一阶段的回忆期间，伴随着她的全部故事是关于父亲的疾病和死亡，关于她与第一个姐夫相处的印象等，并出现疼痛的特征，而在实际体验这些印象时没有什么感觉。这不就是个矛盾，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降低了对这种分析的解释价值可信度吗？

我相信我能这样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假设疼痛——这个转换的产物——在病人体验第一阶段的印象中没有发生，而只是在意外事件后，即在第二阶段，她的思想中再现了那些印象。也就是说，当她的印象是新的时，则转换不与之发生联系，而是与她记忆中的印象发生联系。我甚至相信这样一个意外事件的过程在产生癔症症状中，没什么不寻常的，实际上起着其通常的作用。但由于像这样一个断言是不能自我证实的，所以我愿意提出其他一些病例，使之更显得有理。

我曾经在分析治疗的实际过程中在一位病人身上遇到新发展起来的一种癔症症状，这样我能够在症状出现后的当天即着手消除它。对此，我将插进来这个病例的主要特征。该病例相当简单，但不乏兴趣。

罗莎莉·H小姐，23岁，一个受训练数年的歌唱家。她有副好嗓子，但她抱怨音域中的某些部分不能控制，她有声音哽住和喉咙的阻塞感，所以她的嗓子发音很紧。因此，她的教师至今不准许她在公众场合作为歌唱家亮相，虽然这个缺点仅仅影响了她的中音域，但它不是器官本身的缺陷。这种失调有时完全消失，这时她的教师表示相当满意；但另一些时候，如果她处于稍微的不安宁中，甚至有时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这种阻塞感会再次出现，于是她的发音受到损害。不难理解这类相当令人厌烦的感觉是癔症的转换。我没有采取步骤去发现事实上是否有声带肌内的某些挛缩。233我对这个女孩实施催眠分析的过程中知道其病史的如下情况及以后才知道的病因。她早年失去双亲，被有许多孩子的舅母扶养。结果使她逐渐卷入了这个很不快乐的家庭生活中。她的舅父是一个明显病态的人，蛮横无理地对待妻子和孩子。他伤害他们感情的较特别表现是：公开对家中的仆人们和保姆显示性欲的偏爱，而且孩子愈长大，他愈是表现得令人作呕。她舅母死后，孩子们成了没有母亲的孤儿，受到父亲的压制，此时罗莎莉成了众多孩子的保护人。她认真地担负起了她的责任，她的地位使她要平息所有的冲突，但这需要很大的努力来压抑她对舅父的厌恶和蔑视。234在这个时候，她开始出现了喉咙的阻塞感。每次当她不得不克制自己的顶嘴或强使自己在面对某种蛮横的诅咒时保持沉默，她感到喉咙里有一种抓搔、一种阻塞感，失去声音，所有这些感觉定位于她的咽喉部，因此干扰着她唱歌。在这种情况下，她要寻找使自己独立的机会是不足为奇的，这样可逃避舅父家每天发生的不安和令人沮丧的经历。有一个很有才能的音乐老师无私地支持她，使她相信自己的嗓音正适合选择歌唱为职业。这时她开始秘密地听他上课。但当她经常因家里发生粗暴情景后仍留下喉咙阻塞感时，就匆匆离开家赶去上声乐课，结果她唱歌和癔症性的感觉异常之间牢固地建立了一种联系——通过唱歌而建立的器官感觉的一种联系。当她正在唱歌时，这些发音器官本应完全受她的控制，却转变成无数被压抑的情绪刺激的宣泄。从这以后，她离开了舅父家，迁居至另一城市，这样做是为了与这个家庭分离。但并没有使她摆脱自己的困难。

这个相貌好、智力不一般的女孩并没有显示其他的癔症症状。

我尽力使她摆脱这种“记忆性癔症”，使她再现所有不安的以往经历，并在此后让她得到心理宣泄。我让她责骂舅父、教训他，告诉他未加任何渲染的实情等，这种治疗对她很好。然而，不幸的是她住在维也纳的情况也不好。她与自己亲戚的关系运气不好。她受到另一个舅父的款待，这个舅父以友好的方式待她；正因为如此，她的舅母不喜欢她。怀疑她丈夫对他的外甥女有较大的兴趣，因此安排她住在维也纳，可以表明对她的讨厌。舅母本人在年轻时被迫放弃当艺术家的愿望，妒忌她能够受到这一方面才能的培养，尽管这女孩并非是自己的愿望，而是她需要独立而做出的决定。罗莎莉235在这所房子里感到如此地紧张，不敢大胆地做某些事，例如在她舅母能听得见的范围内唱歌或弹琴，并小心翼翼地避免在舅父面前唱歌或弹琴（是她母亲的哥哥、一位年老的男人），因为舅母可能会出现。当我试图扫除这些过去不安宁的痕迹时，又发生了与男女主人关系的新问题，这甚至干扰着我治疗的成功，也带来持久的不良影响。

一天，这病人有了一个发生不到24小时的新症状而来就诊。她诉说其手指末端有讨厌的刺痛感，她说从前一天开始，每数小时便出现这样的感觉，这迫使她的手指做出奇怪的扭曲动作。我没能观察到她的发作；否则我毫无疑问能从她动作的性质猜到引起这症状的情形。但我即刻用催眠分析法，试图进人解释症状的轨道（事实上这是一种轻微的癔症发作）。由于整个事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形成，我希望自己能很快地解释和去除该症状。令我惊奇的是病人产生了全部的情景，没有迟疑，而且按着年代顺序，从她童年早期说起。236这些情景似乎通常对她来说是某些对她的伤害，而她又不能自我防卫，并且可能造成她的手指痉挛。有这样一些情景：例如，在学校里，她的手被拉出来，老师用尺子打。但这是十分普遍的情况，我准备否认它们在癔症症状的病因中所起的作用。但接下来是她少女时期的另外一件事，她那不好的舅父患有风湿病，要她按摩他的背，她不敢拒绝他。他那时躺在床上，突然脱下睡衣，跳了起来，试图抓住她，把她按下。当然，按摩就此中止，其后她逃脱了，把自己锁在屋里。她显然不愿回忆此事，也不愿说她在舅父突然脱衣时看到什么。她手指的感觉可解释成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压抑自己对舅父惩罚的冲动，或简单地就是她那时为舅父做按摩所造成的。就在与该情景建立联系后，她到我这里来之前一天，她手指的这种感觉和痉挛，作为一种重复记忆的象征出现了。现与她住在一起的舅舅曾要求为他弹奏，她坐在钢琴旁边弹边唱，以为她舅母已出去，但突然舅母出现在门口。罗莎莉跳了起来，砰地关上钢琴，扔掉乐谱。我们可以猜想出她头脑中会引起什么样的回忆以及在那一瞬间，她要避开什么样的一连串思想。这是一种她受到不公正怀疑后所产生的强烈的憎恨感，而这也本应该促使她离开现在这所房子；但实际上她因为要治疗，又别无去处，不得不住在维也纳。当她再现这个情景时，我见她做出的手指动作是要拂掉某件东西的情景，简直是象征性地要扯掉某件东西——扔掉一张纸或拒绝一个建议一样。

她很明确地坚持认为，她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个症状——她第一次叙述时没有提到这些情景。因此，我们只能这样认为，前一天所发生的初次的意外事件唤起了较早相似主题的意外事件的记忆，并由此形成一种被应用于全部记忆群中的记忆性的象征。转换能量的提供一方面是通过新的体验的情感，另一方面是通过回忆的情感。

当我们更周密地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过程是癔症症状发生的惯例，而不是一种例外。当我调查这些情况的决定因素时，我几乎总是发现，并非单一的创伤性因素，而是一群相似的因素（病例2，埃米夫人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某些这样的病例中，症状在第一次创伤后的短时间内就已出现，然后停止，直至再发生，并在以后的创伤中固定下来。然而，在第一次激发因素后出现的暂时症状与这以后潜伏下来的症状之间，原则上不存在任何差别。实际上在大多数病例中，我们发现第一次创伤后没有留下症状，而在以后遇到同样的创伤产生了一个症状。若没有前面一个激发因素的相互作用，后来出现的这个症状就不会持续存在；而在没有弄清所有的激发因素的情况下，这个症状就不会消除。

根据转换的理论，这种创伤的累积作用及症状预先潜伏不变的事实告诉我们转换可同样来自于新的症状和记忆症状。这种假设完全解释了我们观察到的伊丽莎白。冯·R小姐的疾病与对她所作分析之间的明显矛盾。毫无疑问，未予处理的情感在思想意识上持续存在，健康人能做到很大的耐受。我刚才提出的这个观点并不是说癔症患者的行为几近于健康人的行为。我所考虑的显然是量的因素一个有机体能耐受多大这样一种情感紧张的问题。即便一个癔症患者也能保持一定量的未予治疗的情感；由于发生相似的激发因素，倘若其量经过累积作用超过主体能忍受的临界点，则该量提供了转换的动力。因此，当我们说癔症症状的形成是基于记忆中的情感强度和新的情感强度时，我们将不做任何新的断言，而只是陈述几乎能够接受的一个假设。

我在这里讨论了这个癔症患者的动力和机制。但我仍然在考虑如何正确地确定癔症症状的问题。为什么病人的心理痛苦会以腿部而不是别处的疼痛呈现出来？这些情况表明这种躯体疼痛不是由神经症产生，而只是被其应用、增加并保持着。我可以立即补充我已发现的情况，几乎所有我能洞察的癔症疼痛均有相似情形，即在开始时总是真正的、属器质性的疼痛。在癔症中起作用的疼痛似乎最常选择的是一种最普遍、且最广泛的人类疼痛：特别是伴随牙病的骨痛和神经痛、因许多不同因素所致的头痛、常未予认识的并不少见的风湿性肌痛。同样，我把伊丽莎白·冯·R小姐第一次疼痛发作归因于器质性基础，其发生追溯到她在护理父亲的时候。当我试图为此去寻找心理因素时，我没得到什么结果，所以我倾向于、我也必须承认在采用谨慎的操作方法后，唤起了患者隐藏着的记忆，由此做出了鉴别诊断。这种源于风湿性的疼痛237以后成为她痛苦的心理兴奋的记忆象征。就我能够弄清的，疼痛的发生远不止是一个理由。首先，毋庸置疑的是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即疼痛与兴奋同时存在于意识中。其次，那时她头脑中存在的许多观念与疼痛联系起来，或可能联系起来。实际上疼痛可能就是在许久以前，她必须承担护理病人的责任，在护理时期缺乏运动、饮食减少的结果。但女孩对此并未清楚地认识到。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她在那有意义的瞬间必须感觉到了疼痛。例如，当她在冰冷的冬天因她父亲的召唤从床上跳下来时。但是明确地决定性地影响转换方向的则是另一条联想性联系线：事实是在那漫长的日子里，她疼痛的一条腿与她父亲肿胀的腿被换绷带时联系起来。此后，标记这种联系的她右腿疼痛区仍然是其疼痛的焦点，并由此向四周发散，形成一种人为的癔症发生区，其源处在我们现在这个病例中可清楚地观察到。

如果人们对躯体疼痛和心理情感之间的联想性联系上存在这样丰富和人为的特征感到惊奇的话，我应当回答它不足为奇，因为事实是拥有最多钱财的人才是富人。238如果没有这么众多的联系，实际上就不会形成一个癔症症状，因为转换将不能发现通路。在考虑其决定因素方面，我能肯定伊丽莎白·冯·R小姐是一个较简单的病例，我已解开了最为缠结在一起的线圈，特别是凯瑟琳娜·M夫人的病例。

在这份病史中，我已讨论到病人的这些疼痛发展成步行不能的途径，它是在打开了转换的特殊通路后发展起来的。然而，在那个通道方面，我也表示了我的观点，即病人通过象征化的方式产生或增加了她的功能障碍，她已经在步行不能中发现，躯体表达说明她缺乏独立地位和在环境中不能做任何改变，所谓“不能往前一步”、“没有什么可倚靠的”这样的句子为这种转换的新行为起着桥梁的作用。

我试图用其他一些例子来支持这个观点。转换，以同时存在为基础，也还有一个联想性联系的问题。一方面，转换似乎对癔症素质的需求最小；另一方面通过象征的实现而发生的转换似乎唤起更高程度的癔症性改变。这在伊丽莎白小姐的病例中可观察到，但这只是出现在她癔症的后阶段中。象征的实现的最好实例是我在凯瑟琳娜·M夫人的病例中所观察到的，这是我所描述的病例中最严重的和最有启发性的病例。我已解释过了，遗憾的是不可能对她的疾病做详细的报告。

凯瑟琳娜夫人在其他症状中有一种极度强烈的面神经疼痛，一年突然出现2至3次，每次持续5至10天，她拒绝任何治疗，然后突然停止。疼痛区局限在三叉神经的第二和第三分支。由于明显存在异常分泌的尿酸盐，不太能肯定的“急性风湿病”在病人的病史中起一定作用，而痛风的神经痛诊断似乎是相当有理由的。这个诊断是在每次发作时请了不同的医师会诊后所确定的。通常的治疗是这样的顺序：电刷、碱水、清洗，但每次神经痛直到移向另一个症状之后才去除。她生活较早时期的神经痛是在15岁，当时怪罪于她的牙齿引起的。要求拔掉这些牙，在一个晴天，在麻醉下，拔掉了7颗作怪的牙齿。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的牙齿是如此坚固地附着在一起，而大多数牙齿根部不得不留了下来。这个残酷的手术未取得暂时的或永久的结果。在那时，神经痛猖獗了几个月。即使在我治疗时，每次神经痛发作时，牙医也被召唤进来。每次他都诊断为牙根的问题，并开始对此治疗；但一般来说，牙医很快被阻止了。因为在要求牙齿治疗的同时，这种神经痛可能会突然中止。而在间隔期中，她的牙齿一点也不痛。一天，当疼痛又一次剧烈起来时，病人要我给她作催眠术治疗。我对她的疼痛进行强烈的抑制，就在那会儿，疼痛止住了。从那时起，我开始怀疑起神经痛的真实性。

在成功的催眠治疗一年后，凯瑟琳娜夫人的疾病有了新的和惊人的转变。她突然显现出新的病变状态，与前几年的特征有所不同。但病人在某些思考后，宣称以前在她长期患病过程中，她在不同时间具有全部这些症状。这已经持续了30年，现在发展为确实令人惊奇的多次癔症发作。病人能将此归因到过去相应的事上。而过了不久也有可能接下来出现的是经常密切涉及的一系列思想，这些思想决定了癔症发作的顺序，他们就像带有解释性文字的系列图画。皮曲里斯必定有某种看法，提出他的描述即“部分记忆缺失的一种形式”。239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这类癔症状态属于过去的再现。最初是在病人处于最健康时，出现一种带有特别色彩的病态的心境，她常常对其发生误解并归因于几小时前的某些平常的事件。然后，伴随着意识色彩的增加，接着出现癔症症状：幻觉、疼痛、痉挛和长的朗诵式的说话。最终这些症状以过去经历的一种幻觉形式持续出现，而这个过去的经历可能解释她最初的心境，并决定了她现在发作的一些症状。在最近一次的发作后，她的思想恢复了清晰。她的症状魔术般地消失，她又感到很好——一直维持到下一次、半天后的再发作。一般来说，我是在她发作高峰时被请来的，引导她进入一种催眠状态，唤起创伤性经历的再现，通过人工的方法中止发作。由于我在这个病种上治疗了数百个病人，我在确诊癔症症状方法方面获得了最有启发的信息。事实上，这个值得注意的病例的研究，是我和布洛伊尔一起参加的，也因此直接导致出版《绪言》一书（1893年，在书中介绍了现在的这一卷）。

在这个阶段的工作中，我们终于再现了她的面部神经痛，当神经痛即时发作时，我本人对她做治疗。我也好奇地想寻找是否这也是由心理因素所致。当我开始唤起创伤性情景时，病人看到自己回到她对丈夫很大的心理激惹时期。她叙述了一次她与丈夫的谈话，并评论她对这次谈话感到好像是一种痛苦的侮辱。突然她把手放在面颊上，疼痛地哭叫：“就像掌击我的脸一样。”从这时起她的疼痛和发作均消失了。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象征的实现。她感到好像真的被人掌击了脸。有人会问怎么会用三叉神经痛的形式表现出“掌击脸”的感觉呢？为什么局限在第二和第三分支呢？又为什么在张嘴和咀嚼时更痛，尽管在说话时不觉得更痛呢？

次日，神经痛又发作了。但这次是通过另一个情景的再现而消失，其内容又一次是一种假设的侮辱。该情况持续了9天。这似乎是她多年被侮辱的事，其中特别说到的是通过象征化引起面部神经痛的新发作的一件事。

但我们终于能用我们的方法把她带到神经痛的第一次发作中，这是早在15年以前的事。那时没有象征化，却有同时发生的转换。她看到带有自责表情的痛苦景象，这迫使她回溯另外一系列的思想。因此这是一种冲突和防御的情形。在那瞬间产生的神经痛只能假设为那时她患轻微的牙痛或面部的疼痛，而这也许是可能的，因为那时她正处于怀孕早期。

因此，这个解释证明该神经痛是通过惯常的转换方法表示了一个神奇的心理兴奋，但以后，这种神经痛可通过她心理生活中的联想性反射或象征性转换而出现。实际上，我们发现伊丽莎白·冯·R小姐就有这样的行为表现。

我再给出第二个例子来证实在其他情况下所表现的象征性行为。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凯瑟琳娜夫人被强烈的右足跟疼痛折磨着，每走一步都有一种刺痛，这使她不能走路。分析使我们把这一现象与她在国外疗养院那段时间联系起来。她曾在床上躺了一星期，疗养院的医生第一次准备把她从床上抬下来，让她到通常的餐厅去用餐。当她挽着医生的手臂离开房间的那会儿出现了疼痛；在再现这个情景时，疼痛消失了，这时病人告诉我，因为那时她害怕面对餐厅中的这些陌生人时“发现自己走步不对”。

首先，这个例子似乎是明显的，甚至是喜剧性的，它通过言语表达反映了一种象征化的癔症症状的产生。然而，对环境的进一步检查倒使我们倾向另一种观点。在那时，病人患有一般性的脚痛，这可能就是她卧床不起很久的缘故。当她要下地跨出第一步时，所有能说明象征化的是病人被害怕所压倒，此时她从所有困扰她的疼痛中选出一个特定的疼痛作为合适的象征，这就是右足跟的疼痛，将其发展为心理疼痛，使之特定地持续存在着。

在这些例子中，象征化的实现机制似乎降到次一级重要的位置，好像这无疑是一般的规则。但是我所用的这些例子似能证明癔症症状的产生仅仅是由象征化的实现引起的。下面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并再次与凯瑟琳娜夫人联系起来。当这个女孩15岁时，她躺在床上，受到祖母的严厉监视。女孩突然哭叫了起来，她感到两眼之间的前额有一种刺痛，这种疼痛持续了数周。在对这种疼痛的分析中，她再现了过去将近30年前的事，她告诉我她的祖母给她看到的样子是如此“刺骨寒冷”，这情景完全进入她的头脑中（她害怕老妇人那种怀疑的目光）。当她告诉我这种想法时，她爆发出大笑，疼痛再次消失。在这个例子中，我不外乎觉察到了象征的实现机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处于自我暗示和转换的中间。

我对凯瑟琳娜·M夫人的观察使我得到经常收集这种象征化的一个机会。通常被看作是由器质性因素决定的全部躯体感觉症状，在她的情况中，具有心理起因或至少具有心理意义。她的一系列特殊经历伴随着心脏区域的刺痛感（意指“它刺入我的心”）。在癔症时的似钉子刺入头中的疼痛在她的病例中无疑与思想有关（某事人我的脑海中）。一旦当所涉及的问题被解决，这种疼痛总是立即消失。在感受到一种侮辱后，相当于癔症先兆的喉咙中的感觉便出现了，患者认为“我要吞下这个感觉。”她有大量相互平行的感觉和想法。有时感觉会唤起观念去解释它，有时观念会通过象征化方法产生感觉，而常常留下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这两个因素中究竟哪一个是原发的？

我没有发现其他病人如此广泛地使用象征化。确实，凯瑟琳娜·M夫人是一个天赋非同寻常、特别在艺术方面更是如此的女士。她高度发展的形式感觉在某些很完美的诗中已得到表现。然而，我认为当一个癔症患者用象征化方法为一种带有情绪色彩的观念做出躯体的表达时，这就不太像人们所想象的取决于个性或主观意志控制的因素。在把某种略带评论的话视为真正的意外事件时，病人用文字和言语表示为“刺入我的心”或“掌击我的脸”，这不是癔症病人糟蹋词语，而是生动地再现口头语言应该为其说理的感觉。除非病人在遭到蔑视时实际上曾有过适合当时所具有的那种心前区感觉，而那种感觉又是同时发生的，否则怎么会出现我们说到某人被蔑视时会出现“刺入我的心”的感觉呢？当我们说到面对一种侮辱不作反驳时，有什么比说“吞下某些事”更为确切呢？当我们抑制自己说话或阻止自己对侮辱做出反应时，是否真的会引起咽喉部的神经支配感？所有这些感觉和神经支配属于“情绪表达”的范围，正如达尔文已经教导我们的，这种“情绪表达”是由行为组成的，而行为有其原本的意义，并起着一种目的的作用。而病人用词语表达的大部分作用却大大地削弱了，因此，对我们来说，这种词语表达只是起着一种形象性的画面作用，而这种描述的全部可能的结果在于文字的表示；癔症病人正是保存了文字的原本意义，即描述其不寻常的强烈神经支配。实际上，说癔症是通过象征化产生这些感觉，多半是有错误的。有可能它完全不是采用语言学的惯用法来作为其模式的，但是癔症和语言学的惯用法一样都是从普通的来源中提取他们的素材。240

第三章　理论（布洛伊尔）

在《绪言》中介绍了由我们观察所得的结论，我认为我能大体上支持这些结论。但是《绪言》是如此的简洁，大部分只能对我们的观点提供一些线索。因此，病史提出的证据支持了我们的结论，使我们能较详细地加以陈述。当然，即使如此，我们针对的无疑是癔症的整个领域。但我们可能对这些观点给予某种程度的更准确和更清楚的说明（毫无疑问，是增加某些保留的内容）。而这在《绪言》中，这些观点引证的证据不足或没有足够的突出。

接下来我们几乎不会提到大脑及任何分子方面的问题。心理过程将用心理学的语言来论述。事实上，它不可能是别的。如果我们把“观念”代之以“皮质兴奋”，则后一个术语对我们来说，它具有的意义就像我们以此为借口认出一个老朋友，和缄默地恢复使用“观念”一样。因为观念是我们经验中恒定的东西，对我们来说，熟悉它的所有含义；而“皮质兴奋”则相反，倒是一种假设性质的东西，我们希望能在将来证实它。用一个术语来代替另一个术语，这似乎不过是一种无意义的讨厌事情。因此，如果我几乎只用心理学术语的话，我甚或可能被谅解。

另外有一点，我必须预先请求读者的恩准。当一门科学快速发展时，由个别人最初表述的各种思想很快成为共同的财产。因此，试图在癔症及其心理基础上提出其观点的人中，谁也不能避免重复其他人的大量思想，这是经历着从个人财产到共同的拥有。几乎不大可能肯定，谁是第一个表达这样的思想，在考虑已被他人提及的、属于某一个人拥有的成果方面，这总是一桩危险的事。因此，如果在讨论中发现有少数引用的东西；如果我自己的和其他的出处之间无明显的区别的话，我希望能得到谅解，下面的内容将几乎不会发现有什么创见。

一、所有癔症现象都是意念性的吗？

在《绪言》中，我们讨论了“癔症现象”的机制，而不是“癔症”的心理机制。因为我们不希望声称这种心理机制或癔症症状的疾病精神上的理论总的说来具有无限制的有效性。我们不是指所有癔症的现象所表现的方式都像我们文中所描述的那样，我们也不认为他们均为意念性的（ideogenic），即由观念决定的。在这点上，我们与莫比斯不同，他在1888年提出的定义为癔症的所有病态现象都是由观念引起的。这个阐述后来被解释为只有一部分病理现象在内容上与引起了癔症现象的观念相一致，即由紧密相关的暗示或自我暗示产生的那些现象。例如，当一个人的手臂不能移动的观念引起了手臂的麻痹时；同时，癔症现象的另一部分虽然也是由观念所致，却不是出于同样的内容。例如，我们病人中出现的一个手臂麻痹是因为看到像蛇一样的东西而引起的。

在下这个定义时，莫比斯不仅仅提出了术语的修正，而且提示将来我们应只把那些意念性的（即由观念而决定的）病理现象只描述为癔症现象。他认为所有癔症症状均为意念性的，“由于观念在癔症现象中是极其经常的原因，我相信情况总是这样的。”他通过类推而下此定论。我倾向于称此为概括化，要证明其是有道理的，必须首先经受考验。

在对这个主题进行任何讨论前，我们必须明确地确定我们对癔症的理解情况。我认为癔症作为临床上的现象，它是以实验为基础而发现的。同时也是基于观察，这就像结节状的肺结核，以实验为基础而得到的这类临床现象通过我们知识的发展而更为正确、深刻和清楚；但不应当、不是也不能受我们知识的发展的干扰，病因研究表明肺结核的不同形成过程有着各种原因：结核是由结核杆菌所致；而组织的分解、空洞的形成和败血症热是由于其他微生物所致。尽管这样，肺结核仍维持着临床的统一性，假如把因结核杆菌所致的组织的特殊的结节样的变化和所发现的其他变化分裂开来看则是错误的。同样，癔症应当保持临床的统一性，纵然明白其现象由各种原因所致，如有的由心理机制而产生，而其他的则无心理机制。

我相信事实是这样的，即只有部分的癔症现象是意念性的；莫比斯所提出的定义把癔症的临床统一性分裂成两半，而实际上在同样的病人身上是统一的，有同样的症状。

如果我们想说，这是因为观念和知觉经常引起我们提出这样的假设，即观念和知觉是单独起着作用，而周围刺激所建立的血管运动过程则仅仅是通过迂回的途径进入心理的，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一个与莫比斯的“根据类比作出推论”相类似的推论。我们知道这种推论是错误的，然而它至少是基于像莫比斯关于癔症断言同样多的事实上。依照我们具有的许多生理过程的经验，诸如唾液和眼泪的分泌、心脏活动的改变等，有可能并似乎合理地假设为观念和周围的及其他非心理刺激一样，能够发动同样的过程。其相反的观点需要证明，我们还很缺乏这方面的证据。事实上，似乎肯定的是许多被描述为癔症的现象不只是仅仅由观念所致。

让我们考虑一个普通的例子。一位女士无论何时有了情绪都会引起她的颈、胸和脸部的一种红斑，首先是皮肤上的斑点，然后汇合起来。这是由观念所决定了的。因此，根据莫比斯的观点，这是癔症现象。但当皮肤被激惹或碰触时，出现同样的红斑，尽管蔓延的区域较小，这却不被认为是癔症。因此根据前一种情况，这一现象无疑是完全统一的，即癔症性的；而后一种情况则不是癔症性的。当然，有人可能提出这样的疑问，即是否这种现象——血管舒缩的兴奋增强应看作是特殊的癔症现象，或把它简单地看作为“神经性的”是否会更不合适。但根据莫比斯的观点，统一性的破坏在任何情况下是必然的，单独由情绪决定的红斑可称为是癔症性的。

这完全可以同样应用在癔症疼痛上。癔症疼痛具有很多实际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这些疼痛常直接因思想所致。他们是“疼痛的幻觉”。如果我们较仔细地检查这些疼痛，实际上呈现一种非常生动的思想这个事实并不足以产生疼痛，而必然有一个特殊的异常情况的装置与疼痛的感觉和传导有关，就像情感性红斑的情况一样，必然存在着血管舒缩的一种异常兴奋。短语“疼痛的幻觉”无疑给这些神经痛的性质具最富想象力的描述，但这也驱使我们把一般所形成幻觉的观点引申到神经痛。我们不在这里对这些观点做详细的讨论。我所同意的观点是“观念”即纯粹和简单的记忆性意象，没有知觉器官的任何兴奋，即使其在最大的逼真性和强度下也绝不会达到客观存在的特征，这就是幻觉的标志。241

这个应用于感觉性幻觉，而且较多地应用于疼痛的幻觉中。因为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把躯体疼痛通过记忆甚至达到生动的程度；通过视觉和听觉记忆意象，甚至近似于真实的感觉，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健康人在睡眠中发生的正常幻觉状态，我相信也绝不会梦中感到疼痛，除非存在真正的痛觉。因此这种源于记忆器官，通过观念而作用于知觉器官的“退行性”的兴奋242处在事物发展的正常过程中，这在疼痛的情况下比在视觉或听觉情况下更难以发生。既然疼痛的幻觉在癔症中如此容易发生，我们就必须断定有一个与痛觉有关的器官的变态兴奋性。

这种兴奋性不仅在各种想法的激发下，而且在周围刺激的激发下造成痛觉，就像我们上面讨论的舒缩血管引起红斑一样的方式。

我们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发现正常人的神经末梢疼痛是由病变过程所引起的，其本身并不疼痛，而是由其他器官引起的。因此，头痛是因鼻或邻近腔隙相对不明显的变化所致；而肋间神经和臂神经的神经痛是源于心脏，等等。如果我们被迫假设这种异常的兴奋性是疼痛幻觉的一个必要条件，即异常兴奋性存在于一个病人中，则可这样说，那个兴奋也处于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扩散的支配下。发生在非神经质病人中的扩散更为强烈。事实上我们发现只在神经质病人中形成这样一类扩散而且其他人的扩散是基于同样的机制。因此，我相信卵巢的神经痛取决于生殖器官的状况。其病因可能是心理因素需要得到证明，而且指出那种特殊的疼痛，像任何其他的疼痛一样，可以在催眠的幻觉中产生，或者其病因可能是心理性的，这种方式达不到证明。像红斑或正常的一种分泌物，它可以由心理和单纯躯体两方面的因素所致。我们是否只把第一类描述为癔症——我们知道是因心理因素造成的病例？如果是这样，则通常所观察到的卵巢神经痛就可能排除在癔症性综合征之外，而这却很难做到。

如果关节的一个轻微损伤后，接着渐渐出现严重的关节疼，无疑其过程涉及一个心理因素，即注意力集中在受伤的部位上，强化了有关神经通路的兴奋性。但很难说这种痛觉过敏是由观念所致。

病理性的感觉迟钝也是如此。一般痛感缺失或者身体单独部位同时有痛感缺失和感觉缺失是由观念引起的，这确实没有得到证实，而且不大有可能发生。即使比奈和让内的发现充分证实特有的心理条件和精神分裂引起了半身感觉缺失这种作用，但这种现象可能是心理性的，而非意念性的。因此，根据莫比斯的观点，则不应称为是癔症性的。

因此，如果我们对大量特殊的癔症现象不能假设为是意念性的，则限制莫比斯观点的应用似乎是对的。我们不会把那些因为观念所致的病理现象定义为癔症，而只是肯定许多癔症现象可能比我们今天所疑及的更多是意念性的。但是在每个病例中存在的以及使观念和非心理刺激产生的病理作用的基本病理改变是在于神经系统的异常兴奋性。243而这个源于心理性的兴奋涉及多大的范围则是另一个问题。

然而，纵然只有某些癔症现象是意念性的，但正是这些现象可能被描述为特殊的癔症现象。这些现象的研究，其心理来源的发现，形成最近对这疾病理论上向前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进一步的问题出现了：这些现象怎么会产生的？他们的“心理机制”是什么？

在莫比斯所区分的两组意念性症状的每一组中，这个问题需要有十分不同的回答。那些内容涉及煽动性的观念的病理现象是较容易理解和较为清楚的。如果听到一个声音的观念不只是引起“内耳”微弱的回声，这可发生在正常人身上，使它以幻觉的方式被察觉为这声音如同真的，客观听到声音的感觉，这就像正常生活中所熟悉的在梦中的现象一样，那么用这来解释异常的兴奋是相当明白易懂的。我们知道每一个自主运动是结果的意象，其产生有关肌肉的收缩。不难明白这种不能引起肌肉收缩的观念却会引起运动（如同暗示可发生麻痹一样）。

那些与决定性的观念没有逻辑关系的现象则是另一回事（这里，正常生活也提供了类似的情况，如害羞时的脸红）。它们是怎么引起的？为什么一个病人的一种观念会激起与之完全无关的、特别的、完全非理性的动作或幻觉？

在《绪言》中，我们感到可以这样说，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有某种因果关系。然而，在我们对这个主题的说明中，我们没作辩解地介绍和应用了“溢出的、或必须宣泄的兴奋性”244这个概念。该概念对我们的主题及一般的神经症理论都是最重要的。它似乎需要并值得进行更详细的考查。在我继续这个主题之前，我必须求得谅解，即把读者带回到神经系统的基本问题上来。这必然伴随着一种“追根究底”的压力感[即深度的探索]。245

但任何试图要对一个现象进行刨根究底的研究必然导致不能回避的一些基本问题。因此，我希望下述讨论的难解性会受到宽容的对待。

二、脑内紧张性兴奋——情感

（一）

我们知道中枢神经系统的两个极端情况：清醒的状态和无梦的睡眠。在这两者之间的转变是由减少每一个清晰程度而做到的。这里我们感兴趣的不是睡眠目的的问题及其生理基础（化学或血管舒缩的决定因素），而是两者之间的基本区别。

关于最深的、无梦的睡眠方面我们不能给予直接的信息，因为所有的观察和经验都因在完全潜意识状态下进行而排除在外，但考虑到睡眠伴做梦的邻接情况，我们能做出如下的断言。首先，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试图做出走路、说话等自主运动等等，这不会导致如它们在清醒状态下那样肌肉自主地产生相应的收缩。其次，可能察觉到感觉刺激（因为这些刺激往往以自己的方式进入梦中），但不能统觉它们，即它们不能成为意识的知觉。出现的观念不像清醒状态下可激活与感觉刺激有关联的存在于潜在意识中的所有观念；而这后一种情况有相当多的维持不兴奋状态（例如我们发现自己对一个死者说话时没有想到他已死了）。还有，不相容的观念就像它们在清醒状态下一样能够同时存在而不相互抑制。因此，联想是防御性的和不完整的。我们可安全地假设为在最深的睡眠中，这种心理因素之间联系的切断仍在继续，并逐渐全面化。

另一方面，当我们完全清醒时，每一个意志行动产生相应的运动；感官印象成为意识知觉；观念联系着储存在潜意识之中的全部观念。在那种情况下，大脑功能是作为一个具有完整的内部联系的单位。

我们也许只是在用别的词语描述这些事实，即在睡眠中，大脑的联系和传导通路由于心理因素的兴奋（？皮质细胞）而不能越过，而在清醒时，则它们能完全这样的越过。

如果我们假设在醒觉生活中，那些通路处于一种紧张性的兴奋状态（爱克司纳，1894，第93页，称此为“脑内强直性痉挛”），这种脑内兴奋决定其传导能力，兴奋的减弱和消失则是导致睡眠状态，似乎只有用上述假设说明这两种不同的传导通路的存在才是明白易懂的。

我们不应认为大脑皮层的传导通路就像一根电话线，只有在电流兴奋的瞬间才有功能（即在那时才会传递一个信号）。我们应把它比作为一根有持续不断的电流通过的电话线，如果电流停止，就不再有兴奋。或者最好让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广泛分布成网的用来照明和输电的电力系统，对这个系统的期望是建立简单的接通，使灯泡发亮或机器运行。为使其能够实现，所以每一件事都应做好准备工作。在整个传导线路的网络中必然存在着一定的某一电压，而动力发电机必然为此消耗一定的能量。同样的道理，在大脑静息时，其传导通路中存在一定量的兴奋，而这种兴奋用在从睡眠中醒来和准备工作上。246

这个观点由下面的事实而证实：只在清醒时，没做任何工作，却产生疲乏和睡眠的需求，这个清醒状态本身引起了能量的消耗。

让我们想象一个在强烈期望状态下的人，然而这种期望不是指向任何特殊的感觉领域。那么，在我们面前则有着虽然静止但准备行动的一个头脑。我们恰恰可以做这样的假设，即在这样的头脑中，所有的传导通路处于最大的传导能力状态，就是说它们处于紧张的兴奋状态中。用通常的语言来说明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们说这是一种紧张的状态。经验告诉我们这时虽没有进行真正的运动或心理性的工作，但这个状态却是多么紧张，并且是何等的疲劳。

这是一个特殊的状态，正因为包含着很大的能量消耗，因此这状态不能持续很长时间。但纵然在大范围清醒的正常状态下，由于清醒程度界限的不同，其所消耗的脑内兴奋是不同的。从清醒至瞌睡和真正的睡眠，每一级程度伴随着相应的兴奋度的降低。

当大脑在实际工作时，无疑比只是在准备工作时要消耗更多的能量（如上所述的比作电力系统，当电路中亮着许多灯或开着发电机时，必然引起较多的电能注入传导线路中）。在这里功能运转的正常情况是立即用于活动中的能量，多于释放的能量，然而大脑就像其中一个能力有限的电力系统，不能同时既产生大量的光，又做机械性工作。如果它是个变电站，则只要有较少的能量就能发光或光能发电。因此我们发现如果我们正在消耗较大的肌肉力量，我们就不能从事持久的思想，或者如果我们把注意放在一个感觉领域，则其他大脑器官的效率就减少；这就是说，我们发现大脑有不同的工作，但受能量的限制。

能量分布的不一致无疑取决于埃克斯纳（1894，第165页）所称的“注意促进”，即增加所利用的通路的传导能力和减少其他通路的传导能力，因此，一个正在工作的大脑，其“脑内紧张性兴奋”也是分布不一致的。247

我们唤醒一个正在睡眠的人，那就是我们突然提高了他的紧张性脑内兴奋，这是通过让他承受一个有力的感觉刺激的方式。大脑内血液循环是否改变是关系到这种因果环节的基本要素，血管是否受刺激而直接扩张，或扩张是否是大脑组成部分兴奋的结果，所有这些均未解决。所能肯定的是兴奋状态通过感觉门户进入，从那里扩散开来，成为弥漫性的，引起所有传导通路进入较高级促发的状态。

当然，仍不很清楚的是怎么会发生自发的觉醒。是否总是大脑的同样部分首先进入觉醒兴奋的状态，然后兴奋从那里蔓延开；或者是否有时一个成分组，而有时另一个成分组起着觉醒器的作用。就我们所知，尽管在完全安静和黑暗，没有任何外界刺激的情况下可产生自发的觉醒，但这不过证明能量的发展是根据大脑成分本身的重要过程。然而，一块长期处于不受刺激和安静的休息状态下的肌肉，即使如此，它也在积累着最大的张力。但脑内的组成部分却不是这样。我们毫无疑问可做这样的假设，在睡眠期间，大脑各部分恢复到以前的状况，并聚集了张力。当发生到一定程度后，这时我们可这样说，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后，过剩的量溢出，进入传导通路，助长和建立了觉醒状态的脑内兴奋。

我们能发现在醒觉生活中一个同样有启发性的实例。当清醒的大脑安静了相当长时间，没有把其张力转为活动着的能量，就会产生一个活动的需求和动力。长时间的运动静止产生运动的需求（比作是笼内动物无目的地到处乱跑），如果这种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就会产生沮丧感。缺乏感觉刺激、黑暗和完全的寂静成为一种折磨；思想静止、缺乏知觉、想象和联想活动产生厌烦的痛苦。这些不愉快的情绪是由于“兴奋”的缘故，是在正常的脑内兴奋增加的情况下产生的。

因此，大脑各部分在完全恢复后，即使在休息时也释放一定的能量，如果这种能量不是功能性地被应用，则正常的脑内兴奋便增加，结果是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情感。当一个生物体的需求不能找到满足时，这样的情感总会产生。当释放出的过剩能量被功能性的应用了，则这些情感便会消失，我们因此可做出结论，即去除这种过剩的兴奋是有机体的需要。这里我们是第一次正视着一个事实；即有机体内存在着一种“趋向于保持脑内兴奋恒定的倾向”（弗洛伊德）。248

这样一种过剩的脑内兴奋是一种负担和讨厌的东西，结果产生一种消耗它的强烈要求。如果它不能用于感觉性或观念性活动中，则过剩的能量变成无目的的运动性行为，如走来走去等方式，我们将在后面遇到这种情况，被看作是发泄过度紧张的最通常的方法。

在这方面，我们熟知有很大的个体差异：在充满生气的人和懒洋洋、昏沉沉的人之间；那些“不能静坐”的人和“天生爱靠在沙发上”的人之间；思路敏捷的人和能耐受无限长时间脑筋休息的迟钝的人之间都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些差异组成了一个人的“天生的气质”，这必然是基于他的神经系统内的差别，即功能方面，静止的大脑各部分所释放能量的程度。

我们已提到了有机体有保持紧张性脑内兴奋恒定不变的倾向。然而，如果我们能明白它实现的是什么需要，我们才能对这样的倾向有所理解。我们能理解热血动物要保持恒定的平均温度的倾向，因为经验告诉我们温度是他们各器官运作的一个最适条件。在考虑血液含水量的恒定性等方面，我们也做出类似的假设。我想我们也能假设在大脑内存在最适程度的紧张性兴奋。在那个紧张性水平上，大脑易受外界刺激的影响，促进各种反射，虽然只是达到正常的反射活动程度，但能激起丰富的思想，而且在清晰的和合理的心理状态下，把个别的思想之间发展为相互有关的联想。正是在这种状态下，有机体才处于工作的最佳准备状态。

恒定地提高紧张性兴奋构成了“期待”（expectation），于是情况就发生了改变。这使有机体对感觉刺激出现感觉过敏，很快便成为一种痛苦，也增加了其高于可利用的反射性兴奋（倾向于惊吓）。毫无疑问，在某些情景和目的下，这种状态是有用的，但如果它是自发地出现，而且无任何理由，则它不能提高我们的效率，但却是损害了我们的效率。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称此为“神经质的”（nervous）。然而，兴奋增加的大多数形式，即过度兴奋不是始终不变的，但这总是损害着效率，我们称它为“兴奋”（excitement）。有机体应当注意维持兴奋的最适条件。当兴奋已过度时，回复到最适条件的兴奋是不足为奇的，但这完全需要与有机体内其他调节因素一起进行。

我要再次大胆地回到我的一个电的照明系统的比较上来。在这样一个系统中，传导线路的网络电压也是处于一个最适合的条件下。如果电压过大，则功能易于受到损害，例如，电灯丝可能很快烧断，我将在后面说到这个系统本身在绝缘故障或短路中的损害。

（二）

我们所讲的这些话是数代人经验的成果，是以令人钦佩而敏锐的方法区分了提高兴奋的那些形式和程度之间的差别，这在许多心理活动中仍然是有用的（尽管高于最适兴奋条件），因为他们均匀地提高了所有大脑功能的自由能量，而且那些形式和程度因为部分地增强及部分地抑制这些不均匀的心理功能而限制了其活动。前者所给的名称为“刺激”（incitement），后者为“兴奋”。249一个有趣的谈话，一杯茶或咖啡有一种“刺激的”作用；而一个争论或相当量的酒精则有“兴奋”作用。当刺激只是功能性地驱使应用所增强的兴奋时，兴奋寻求以多少有点粗暴的方式发泄自身，这实际上几乎就是病理性的。兴奋构成了这些结果的心理一生理基础，这些将在下面讨论。但我必须首先简单地提及兴奋增强的某些生理和内分泌因素。

其中，首先是有机体主要的生理需求和本能：需要氧气、渴求食物和水。由于所出现的兴奋与一定的感觉和有目的性的观念有关联，所以不是上述讨论的纯粹的兴奋增强的例子，而只是在大脑各部分静止状态下所激起的兴奋。前者总是有其特殊的色彩。在窒息时伴有的焦虑性烦躁和一个饥饿的人伴有的烦躁不安是明白无误的兴奋增强。

出自这些原因的兴奋增强是由于大脑各部分本身的化学变化所决定的，如缺氧、缺乏应变力或失水。兴奋的溢出是沿着原先已形成的运动通路，通路引起需求的满足：窒息导致用力呼吸，饥饿和口渴导致寻找和获得食物及水。在考虑这类兴奋时，很少应用兴奋的恒定性原则，因为对有机体来说，在这些情况下兴奋增加所起的作用远比再建大脑正常功能重要得多。确实我们看到动物园中的动物在喂食前兴奋地来回奔跑，但这无疑被看作为因寻找食物所进行的原先形成的运动性行为的残余，由于它们被监禁着，所以这时的表现成为无用的活动，没有将此看成是释放神经系统兴奋的一种方法。

如果神经系统的化学组织中持续引入一些异物而发生永久的变化，则这些物质的缺乏将引起兴奋状态，就像健康人缺乏正常的营养物质一样。我们在戒毒所见到的就是这种兴奋状况。

从较狭义的范围来说，性兴奋和性情感提供了兴奋的内源性增加和心理情感之间的转变。在青春期出现的第一次性的这些形式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和无目的兴奋增强。在发育过程中，这种内源性的兴奋增强是由性腺功能决定的，（在正常事物过程中）与异性的知觉或观念建立了固定的联系，实质上是与一个特别的个人这样一个观念建立固定的联系，因此而发生陷入爱情的明显现象。这种观念接收了由性本能所释放的兴奋总量。它成为一种“情感性观念”。也就是说，当其活跃地存在于意识中时，就出现了来自另一个发源处，即性腺作用下的兴奋的增强。

性本能无疑是兴奋持久增强的最强烈的源泉（最终也是神经症的源泉）。这样的增加在神经系统的分布上是很不均匀的。当他们达到相当的强度时，一系列的意识就变得紊乱起来，观念的相对价值发生改变；而在性欲高潮中250，思想几乎完全被压制。

知觉，即感觉印象的心理解释也受到损害。一个正常情况下胆小和谨慎的动物面临危险时会变得又瞎又聋；另一方面，至少在男性中，有一种攻击性本能的增强，这时安静的动物变得会有危险，一直到其兴奋性在性行为的运动性活动中发泄后平静下来。

（三）

像这种神经系统动态平衡的紊乱，即增加了的兴奋分布不均匀，造成了情感的心理问题。

这里不打算系统地阐述情感的心理学或生理学。我只讨论一点，即病理学的重要性，或甚至只讨论意念性情感，即由知觉和观念所引起的情感。（兰克在1885[第62页以下]正确地指出情感可由毒性物质所引起；或精神病学告诉我们的，首先由病理改变所引起，它们也能几乎同样地被观念所引起。）

我们称为剧烈情感的所有心理平衡的紊乱都伴随着兴奋的增加，这点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在慢性情感病例中，诸如悲痛和忧虑，就是说长期的焦虑，其并发症是严重的疲乏状态，尽管保持着兴奋分布的不均匀，但兴奋的高度在降低。）但是增加的兴奋不能在心理活动中被应用。所有强烈的情感限制了联想，即观念的序列。人变得“无感觉”伴有发怒或惊恐。只有激起情感的观念群持续存在于意识中，并具有极大的强度。因此兴奋不能通过联想活动而被拉平下来。

然而，“活跃的”或“兴奋的”情感能通过运动发泄而使增加的兴奋水平降低。高兴时的叫喊和跳跃、发怒时的肌肉张力的增加、生气时的言词和报复性的行为——所有这些都使兴奋溢出变成运动。心理痛苦的发泄是以费劲的呼吸和一种分泌的行为表现的：如啜泣和流泪。这些减少兴奋及与兴奋有关联的反应是一种日常生活经验。正如我们已经评论过的，对此日常语言常用这样的话来表达，“哭出来”、“消消气”等，用此来消除增加了的大脑兴奋。

只有这样一些反应，诸如发怒的行为和言词才起着在实际事态下发生改变的作用。而其他反应则没有什么作用，或只是起着降低兴奋的增加和建立心理平衡的作用。一旦当它们达到这一点，就起着“保持脑内兴奋恒定”的作用。

惊恐和焦虑的“虚弱的”情感不会产生这种反应性的发泄。如果焦虑的情感因素或环境摒弃了一个有用的逃跑反应，则惊恐麻痹了所有的运动能力和联想。焦虑只有经过逐渐地降低，其惊恐的兴奋才会消失。

发怒是有其相应原因的适当反应。如果发怒行不通，或抑制发怒，则由其他替代性反应来代替。甚至发怒的言词也是这样一种替代。而其他的，即使非常无目的的行为也可能看作是一种替代的呈现。当比斯马克在国王面前不得不压抑他的发怒情绪时，他后来把贵重的花瓶摔碎在地作为对自己情绪的解脱。这种有意通过另一种运动行为来代替一种运动行为，与通过其他肌肉的收缩来代替自然的疼痛反应是完全一样的。拔牙时，一个预先的反射是推开牙医的手，并发出哭声；如果我们用收缩手臂肌肉、紧压在椅子的靠手上来取代，我们则把因疼痛而产生的兴奋量从一组肌肉转移到另一组肌肉。而在强烈的自发性的牙痛情况下，除了呻吟外无别的预先的反射，兴奋的溢出则是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同样，我们把发怒的兴奋从一个适当的反应转换成另一个反应，如果通过任何一个强烈的运动神经支配消耗掉发怒的兴奋，则我们感觉到缓解。

然而，如果情感不能发现任何沿着这些方向的兴奋释放，那么这种情况与发怒和惊恐、焦虑是一样的。虽然脑内兴奋在强烈地增加，但既不能被应用于联想活动也不能应用于肌肉活动。在正常人中，这种紊乱是逐渐平息的。但在某种情况下出现某些异常的反应，如奥本海姆所说的，形成一个“情绪的异常表达”。

三、癔症转换

如果我再次回到以一个电力系统做比较的话，我不会疑及神经兴奋与电的同一性。如果在这个系统中电压过高，在绝缘的薄弱处有发生短路的危险，这时在这些异常处出现有电的现象；或者如果两条电线相互距离较近，就会有短路。由于在这些地方产生持久的变化，因此，如果电压充分增高由此而产生的这种紊乱就会不断地再发生，产生一种异常的“促进”（facilitation）作用。

这种情况用于神经系统，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之处，我们是可以坚持这个看法的。神经系统通过互相联系而形成一个整体，其大部分，虽然不是难以超越的，却有着很大的抵抗力来防止一般的、一贯的兴奋紊乱。因此，正常人在清醒状态下，观念器官中的兴奋不能传递到知觉器官去，这样的人就没有幻觉。为了有机体的安全和效率起见，各器官复合的神经装置是十分重要的，循环和消化器官通过强力的抵抗而与观念器官分离开来，它们的独立性也就确定了。它们不直接受到观念的影响。但是抵抗脑内兴奋传到循环和消化器官的强度在个体之间是不同的。要想发现所有各种程度的情感性兴奋，就要一方面从一个完全没有“神经质”理想的人（如今很难遇到），在任何情境下心理行为保持稳定不变，而只是在必须执行特别工作时才受影响，无论在什么样的危险中，这样的人胃口和消化始终是好的，这是一类人；另一方面，从一个“神经质”的人，即使最小的刺激也可引起心悸和腹泻这样另一类人中研究。

然而，这可能是正常人具有抵抗大脑兴奋性传到营养器官的能力。这些抵抗与电传导线路的绝缘是一致的。当大脑兴奋的电压高时，在异常薄弱处就发生电流穿透绝缘处，而这种情感性兴奋则传到周围器官中。在那里接着发生一种“情绪的异常表达”。

我们已提到作为这个结果相应的两个因素，其中之一我们已详细讨论过了。这第一个因素就是高度的脑内兴奋，它不能通过观念性活动或运动性的发泄而降低下来，或其兴奋性太高，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处理。

这第二个因素就是传导的特殊通路中的抵抗异常微弱。这可由个体的先天素质（天生的倾向）所决定；或可由持续长时间的兴奋状态所决定，就像有人会说的，“他的神经系统的整个结构松开了，降低了整体的抵抗能力（青春期的倾向）”；或可因为身体虚弱的影响诸如疾病、营养不良（由于耗竭状态的趋势）所决定。这些特殊传导通路的抵抗可因促进出人大脑的通路的有关器官以前的疾病而降低。一个有病的心脏较健康的心脏更易受情感的影响，一位患子宫旁组织炎的女士对我说：“我的腹部有块共鸣板，如果发生什么事，就会引起我以前有过的疼痛。”（由局部疾病所致的倾向）

在运动性行为中，情感的兴奋在正常情况下的发泄常常是无用的，而运动性行为却是有顺序的和相互协调的。但是一个过强的兴奋可能会迂回地发泄或突破协调中心，以原始的运动方式溢出。在婴儿中，除了哭叫时的呼吸动作外，情感的产生和表达只是以这种原始的肌肉不协调的收缩如弯曲身体、乱踢的方式。在发展过程中，肌肉越来越多地是在相互协调和意志力的控制之下。但是，表示整个躯体肌肉运动至最大用力程度的角弓反张、乱踢及来回猛烈摆动的阵挛性运动是终身存在的，它们是大脑最大兴奋的反应方式——是癫痫发作的纯粹生理性兴奋的反应方式，也是或多或少癫痫样抽搐中大量情感发泄的反应方式（即癔症发作的纯运动方式）。

确实这类异常的情感反应是癔症的特征。但它们也可发生在不是此症的情况下。他们所显示的或多或少是高度的神经紊乱，而不是癔症。倘若他们的出现是一种情感的后果，虽然其很强烈，有一个客观的基础，但这样的现象不能描述为癔症性的。只有当它们明显地自发出现，成为一种疾病的特征时才是癔症性的。根据许多观察，包括我们自己的观察，表明后者是基于记忆——回想起最初的情感，或者是事实上那些反应没有发生，而只是以回忆这些反应而取代它。

也可做这样的假设，即任何一个正常智力的人在心灵处于休息时，一系列的观念和回忆穿过他的意识中。这些观念是不太逼真的，他没有在记忆中留下痕迹，也不可能在以后说联想是怎样发生的。然而，如果一个观念在最初伴随着强烈的情感，当它出现后，则那种情感以或多或少的强度恢复。因此这个被情感“色彩化”的观念清晰和生动地出现在意识中。由记忆释放的情感强度有很大的易变性，根据不同影响，其情感量在暴露中的“损耗”，特别是根据最初情感已被“发泄”的程度而定。在《绪言》中我们指出，例如在一种受辱时的发怒情感在多大的变化范围内，通过回忆而再现，这就取决于这种受辱时的情感是否被偿还或沉默地忍受着而定。如果在最初的情景下充分地达到了其心理反射，则对它的回忆所释放的兴奋量是十分少的251；若不是这样，则回忆永远迫使受辱对象的嘴说出当初被压抑的辱骂性的话，这可能就是对当初刺激的心理反射。

如果最初的情感不是正常地发泄出来，而是以“异常的”反射表现的话，则后者同样是通过回忆释放的。这种由情感性观念引起的兴奋被“转换”（弗洛伊德）252成躯体的症状。

这种异常的反射可能因为经常的重复而被完全容易地表现出来，这似乎可能是释放观念的作用力是如此的完整，以致情感本身的出现竟是微弱的，甚至完全不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即完成了“癔症转换”（hysterical conversion）。再者，这时的观念不再产生任何心理上的并发症，可能患者忽视了这个观念，或者即使它出现了，也很可能被遗忘，就像任何其他不伴有情感的观念一样。

如果我们记住事件的相反顺序过程，而且又没有发生原先已形成的反射，则我们较易接受这样的可能性，即引起一个观念的脑内兴奋以这种方式被某些周围通路的兴奋所置换。我将选择一个很微不足道的例子，以喷嚏反射来说明。如果鼻粘膜的一个刺激因某种原因不能用喷嚏这预先形成的反射而释放出来，则引起一种我们所熟知的兴奋和紧张的情绪。这兴奋不能沿着运动通路而溢出，这时就抑制着所有其他的活动，并波及大脑。这个日常生活的例子告诉我们当心理反射（psychical reflex）、甚至是最复杂的心理反射不能发生时的模式。上述我们讨论的兴奋和报复本能的特征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并且我们能遵循这同样的过程甚至达到人类成就的最高领域。歌德没有觉得他有这方面的经验，直到他以创造性的艺术活动发泄出来后才觉察到。他的情况是属于他预先形成的反射情感，只要这种情感没有引起痛苦，则他的兴奋的增加便持续存在着。

大脑内兴奋和周围通路的兴奋过程在量方面是相互关联的：如果也只有在没有反射被释放的情况下前者才会增加；当脑内兴奋转换成周围神经的兴奋时，则它减少和消失。因此，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本应该产生情感的观念立即释放了一种异常反射，即一当兴奋产生就立即溢出，则不会产生可观察到的情感。“癔症转换”那时就完成了。最初属于情感的脑内兴奋已转入周围通路中的兴奋过程。最初是一种情感性的观念，这时不再激起情感，而只是异常反射（abnormal reflexes）253。

现在我们所走的一步已超出了“情绪的异常表达”。癔症现象（异常反射）似乎不是意念性的，甚至善于观察的聪明病人也是如此，因为引起癔症的观念不再带有情感色彩，不再在其他观念和记忆中被划分出来。它们的出现纯粹是躯体症状，显然没有心理基础。

是什么用一种产生特殊的异常反射的方法，而不是某些其他反射的方法来决定情感释放？我们的观察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很多病例中表明释放是遵循着“最小抵抗性原则”，并且其发生是沿着其抵抗性因为反复发生而被削弱的那些通路上。这包括了我们已提到的由已经存在的躯体疾病促成一种特殊的反射的情况。例如，如果某人经常患心绞痛，这也可能由情感而激起。另外，一种反射也可因为情感最初发生时有意涉及肌肉的有关神经支配而容易被挑起。因此，安娜·O（第一个病例）在惊恐中试图伸出过去靠在椅背上睡觉的右臂来挡住蛇；从那时起，当她看到任何像蛇样的物品时，就引起她右臂的强直。或者在她的情绪中她强制性地双眼对在一起去看表的两根指针，而这种会聚性的斜视再次成为那种情感反射的一种，等等。

这是由于同时发生的作用实际上在控制着我们正常的联想。每一个感知觉都把最初同时出现的感知觉召回到意识中（参看教科书里举例羊的视觉想象和咩咩叫的声音等）。如果最初的情感伴有生动的感觉印象，则后者在情感重现时会再次被回忆起来；而由于这是一个释放过量兴奋的问题，因此感觉印象的出现，不是作为一种回想，而是一种幻觉。我们几乎所有的病例都提供了这样的情况。这也发生在一个女病人中，她在经历一种疼痛情感的同时，因牙骨膜炎而患剧烈的牙痛，之后无论何时当她的这种情感重新出现或甚至回想起来时就患有眶下神经痛。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按照联想的一般规律而促成的异常反射。但有时（虽然必须承认，这只发生在较严重的癔症中）联想观念的实际顺序存在于情感和它的反射之间。这里我们是通过象征主义而做此决定的。促使情感和反射的联结常常是利用某些玩笑的词语或有关声音的联想，但这只发生在似梦中的状态下，那时一些临界能力处于低下而且处于我们这里要处理的一组现象之外。

对于我们来说，在许多病例中，其一系列的决定因素仍然不太清楚，因为我们常常是很不完整地窥探病人的心理状态，而且对于癔症现象在最初起活跃影响的观念方面的知识也不完整。但是我们可以假设该过程完全像我们在某些较感兴趣的病例中能清楚地观察到的那样。

释放最初情感的经验，即兴奋转换成躯体症状，我们把它描述为心理创伤，以这种方式引起的病理表现，即由创伤引起癔症症状（术语“创伤性癔症”已应用于这些现象中，如作为生理性损伤的并发症，创伤，这个最狭义的词语，构成了“创伤性神经症”类别之一）。

由创伤决定的癔症现象的发生与由心理兴奋的癔症转换完全相似，这种心理性兴奋既非来自外部的刺激，又非来自正常的心理反射的抑制，而是来自于联想过程的抑制。由兴奋所引起的最简单的例子和典型是我们想不起一个名字或不能解出一个谜语等等。如果某人告诉了这个名字或给了我们这谜语的答案时，则一连串的联想便停止下来，兴奋消失，就好像其处在反射链的尽头一样。由阻断一系列的联想所致的兴奋强度与我们对其所感的兴趣程度成正比一一就是说，与它们使我们的意志投入行动的程度成正比。然而，由于在寻找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无论其可能是什么，总要涉及大量的工作，虽然可能无意义，但是即使强力的兴奋供使用，并且没有受压制而释放，结果也从未成为病理性的。

然而，如果由于同等重要的，不可调和的观念抑制了联想过程，例如如果新的思想与过去建立的观念情结有冲突，则这些联想一定会成为病理性的。我们怀疑许多服从宗教和过去更多地服从宗教的人们所受的折磨就是如此。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病人的某些意志兴趣发生作用，兴奋及其伴随的心理痛苦（不愉快的情绪）反而可达到某个相当的高度。例如，一个多疑的人感到自己在幸福和灵魂的拯救上受到威胁。然而，当某人成长中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情结与某些事情的回想有冲突或只是某人自己的想法与一些事不相容时；换句话说，当某人感到良心上的一阵极度悲痛时，则这样的一个因素始终是存在的。出于个人自己的人格和被满足的意志兴趣在这里发生作用，由于它抑制了联想而使兴奋增加达到最高程度。在日常生活经验中像这种不可调和的观念之间的冲突有其致病的作用。问题主要出在观念和过程与性生活有关联：一个道德敏感的青年会有手淫；一个严格谨慎的已婚妇女会意识到一个不是她丈夫的男人的诱惑。事实上，性欲感和观念的初次出现极其经常的是其本身就足以产生一种兴奋的强烈状态，而这是由于它与根深蒂固的道德纯洁观念存在着冲突的缘故。254

在这类兴奋状态后通常接着出现心理并发症，诸如病理性的抑郁和焦虑状态（弗洛伊德，1895b）。然而，有时同时发生的情况产生一种异常的躯体症状，在这时兴奋被释放。因此，当不清洁的感觉产生一种恶心的生理感觉时可能出现呕吐或神经性呕吐，就像安娜·O这个病例中（病例一），道德的焦虑激起了会厌的痉挛等。255

这里我们所具有的只是病理性癔症现象产生的生理模式，而这个现象是由于强烈的、相互不相容的观念之间共存的结果。

对因极其强烈和不可调和的观念所致的兴奋做出一个正常的适当反应是用言语说出来。一个敦促这样做的有趣的逾常情景可用米达斯的理发师的故事来说明，他向不可信的人大声说出自己的秘密。256我们遇到同样的冲动就好像主要的历史风俗中的基本因素之一，即罗马教堂的忏悔。诉说事情是一种宽慰，即使当这个人不是对神父诉说或即使诉说后没有罪恶的赦免，但这发泄了紧张。如果不是这样释放兴奋，则有时它转变成躯体现象，就像附属于创伤情感的兴奋一样。以这种方式所产生的全部癔症现象，弗洛伊德描述为郁积性癔症现象。257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癔症现象产生的机制上的说明受到的批评是太公式化和太简单化了。因为一个原来没有神经病变的健康人，他有独立的思想和自以为身体很好，但他可能发展成真正的癔症症状，这其中必然有许多同时存在的情况。

下述病例可作为该过程复杂性质的一个例子。一个12岁的男孩，以前曾有夜惊，其父有高度的神经质。一天他从学校回家感到不适。他诉说吞咽困难和头痛。

家庭医生以为其原因是喉部发炎。但甚至在数天后，他的情况并没有改善，该男孩拒绝进食，当逼着他进食时便呕吐。他无精打采地到处走动，没有精神没有欢乐；他想要整天躺在床上，体力上损耗很大。当我5周后见到他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害羞的和自闭的儿童。我开始相信他的情况有心理基础，在接二连三的询问下，他提供了价值不大的解释——他父亲对他的一次严厉责备，这很清楚不是他得病的真正原因。也没从他的学校学习中得到任何有关的信息。我允诺在催眠术下我可能会获得信息。然而结果却证明这是没有必要的。在他那聪明和精力充沛的母亲的强烈要求下，他突然哭了起来，并说了以下的故事：当他从学校回家的路上，他去了厕所，有一个男人对着他掏出自己的生殖器，要他把生殖器放在嘴里。他在恐怖之中逃跑了，没有发生其他的事。但从那次偶然事件后他得病了。当他一说出这些情况后，他就完全恢复健康。在产生厌食、吞咽困难和呕吐上，需要有几种因素：这个男孩天生的神经质、他严重的惊恐、性行为以极粗暴的方式闯入他那幼稚的气质中，而作为特别的决定性因素是厌恶的观念。该病的持续存在是由于这个男孩的沉默阻止了兴奋的正常释放。

其他所有的病例和这个病例一样，在癔症症状产生前，某个人仍还正常时，必然聚集有几个因素，用弗洛伊德所表达的，这样的症状总是“多因素决定”（overdetermined）。258

可以做这样的假设，即一系列激发因素唤起了同样的情感时，则这样一种多因素决定也就存在着。病人和他周围的人都把癔症症状只归因于最后一个原因，虽然那个原因在疾病的作用上并不大，而几乎是由其他一些创伤产生的作用所致。

一个17岁的女孩259，当一只猫在黑暗中跳跃到她肩上时产生第一次癔症发作（其后由许多其他原因引起发作）。该发作似乎就是惊恐的结果。但是进一步的调查表明那个外表长得特别好，而没有受到适当照顾的女孩最近碰到许多他人多少带有的对她的兽性企图，这引起她性欲的兴奋（这里我们说有素质的因素）。在几天前，一个年轻的男子在同住的黑暗的楼梯间袭击了她，她很困难地摆脱了他。这是真正的心理创伤，而猫的作用则使其成为特征。但恐怕在许多病例中，猫往往被认为是作用因素。

一种情感的重复产生了以这种方式的转换，但它不总是一定有许多外部的激发因素，如果回忆迅速而又频繁地重复出现在创伤后的即刻和情感削弱之前，则记忆中的情感再现也常足以产生转换。而如果情感是非常强烈的话，则足以产生转换。用较狭义的话来说，这就是创伤性癔症。例如，在一次铁路意外事故之后的数天内，受害者在睡眠中和醒来时都害怕再回想起他惊恐的经历，并总是重复着惊恐的情感，直到最后，这个（用沙可的话）“心理性消耗”[精心制作]时期或“潜伏”期转换成产生躯体现象（虽然有另一个有关的因素，我们将在以后讨论）。

然而，作为一种规律来说，一个情感的观念易迅速地磨灭。在我们的《绪言》中涉及其所有的影响，这个情感量是一点一点地被剥夺去的。而它的再现引起一个已减少的兴奋量，因此，回忆损失了有助于产生躯体现象的能力。异常反射的促进作用消失，而平衡状态重又建立。260

然而，其“磨灭”的影响是包括联想作用、思维作用和有关的其他观念的矫正作用在内的全体作用。如果情感性观念从“联想性联系”中退缩，这个矫正过程就变得不可能了。当发生这个过程时，该观念保持着情感的总量。由于在每一次再现中，最初的情感兴奋总量被再次释放，促进那时出现的异常反射最终完成；或者，如果这种促进作用已经完成，则其保持和稳定下来，癔症转换现象便以这种方式持久地建立起来。

我们的观察表明，情感性观念被联想排斥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即“防御”，指有意的压抑令人痛苦的观念，这些观念似乎使病人的快乐或自尊心受到威胁。在他第一篇关于《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文章中和现在本卷的病史中，弗洛伊德讨论了这个过程，这无疑具有相当大的病理意义。我们确实无法理解一个观念怎么能在意识中被故意地压抑。但是我们完全熟悉其相应的积极过程，即集中注意在一个观念上，而我们却说不出我们是怎样对此起作用的。然后，来自观念的意识被转移；但这是些没有考虑到的观念，它们也从磨灭过程中退缩，而且保持着没有减少的情感总量。

我们进一步发现另一种未被思维磨灭的观念。其发生并不是因为某人不想要回忆这个观念，而是因为他不能回忆起来：因为他最初的出现并赋予情感是在清醒意识中有记忆缺失的状态下，即在催眠或类催眠的状态下。后者似乎是癔症理论的最重要方面，因此值得较充分的审查。261

四、类催眠状态

在我们的《绪言》中，当我们提出癔症的基础和主题是类催眠状态存在时，我们忽视了莫比斯在1890年说过的完全同样的事实：“观念产生（病理）作用的必要条件，一方面是一种天生的癔症的素质；另一方面是一种特殊的心境。我们只能对这种心境形成一个不太精确的观念。它必须类似于催眠的状态，必须符合某种意识的空白，在这种状态下出现的一个观念未受到任何其他的抵抗。这就是说，在这个范围里就是允许第一个观念的出现。我们知道这类状态不仅由催眠引起，而且由情绪震惊（惊恐、发怒等）和使人筋疲力尽的因素（失眠、饥饿等）而引起”。（莫比斯，1894，第17页）

莫比斯在这里用尝试性的方法来解决的问题是通过观念产生躯体现象的问题。他回忆到催眠下产生的这种放松现象，他看作为类似情感的作用。我们自己对情感作用的观点稍有不同，这在上面也充分解释过了。因此我无须再开始研讨莫比斯假设中有关的难点，即发怒中有“意识空白”262（认为存在于惊恐和长时间的焦虑中），或描述一种情感兴奋状态和催眠安静状态之间相似处这样更为一般的难点。然而，我们将回到莫比斯对这些难点的评论上，我认为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实际情况。

对我们来说，类似于催眠的这些状态——“类催眠”状态，其重要性还在于，而且是更特别的在于随之而出现的记忆缺失和在其作用下产生我们不久将讨论的心理的分裂，而这对“癔症大发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仍将这个重要性归因于类催眠状态。但我必须对我们的主题补充一个实际有价值的情况。转换——躯体现象的意念性产物，也能在除了类催眠状态之外而产生。弗洛伊德已在防御性的有意的记忆缺失中发现了第二个来源，这个来源有别于类催眠状态，构成排除在联想性联系之外的观念情结。但是，在接受这样的说明中，我仍认为类催眠状态是许多、实际上是大多数癫痫样抽搐发作和复合型癔症的原因和必要条件。

当然在类催眠状态（hypnoid states）中，首先并且最重要的要数是真正的自我催眠（auto-hypnoses）了，它与人工催眠（artificial hypnoses）的区别仅仅在于是自发地产生的。我们发现许多充分发展的癔症中就有这样的现象，其发生的频度和持续时间各不相同，而且常在正常清醒状态下迅速改变（见病例一和二），因为其内容似梦样的性质，他们常因此被称为是“谵妄性癔症”（delirium hystericum）。在自我催眠状态中所发生的情况或多或少属于清醒生活中的完全记忆缺失（而在人工催眠中有完整的回忆）。记忆缺失剥夺了这些状态下的心理产物和在这些状态中形成的联想，而这些在清醒思维下无论哪一个均有矫正作用；并且由于在自我催眠中批评和参照其他观念的监督减少了，一般来说，几乎完全消失了，由此可能引起最广泛的妄想，并且长期来维持原样。因此几乎只有在这些状态中才可引起“诱发因素和病理现象之间的某些复杂的不合理的”象征性关系，这实际上是根据声音和言语联想的最荒唐的相似性。自我催眠状态中缺乏的批评正是引起自我暗示如此频繁的一个理由。例如，麻痹在一次癔症发作后仍遗留下来。但是，这仅仅可能是偶然的，我们的分析中很少碰巧遇到一个出于这种方式的癔症现象的例子。我们始终发现其更多地是发生在自我催眠中，而不是在自我催眠之外，有着同样过程的结果，即一种情感兴奋的转换。

在任何情况下，这种“癔症转换”在自我催眠下比清醒状态更易发生，正像在人工催眠中，暗示性的观念更为容易地从生理上理解成各种幻觉和运动一样。然而兴奋转换过程与上述基本上相同。当其一旦发生，如果情感和自我催眠是同时发生的，则躯体现象便重复发生。而在那种情况下，催眠状态似乎由情感本身所引起。因此，只要催眠和完全清醒的生活之间有清醒的交替，癔症症状便只限于催眠状态中，并通过重复而加强；再者，由此引起的观念没有了清醒思维的矫正及其批评，这恰恰是因为它从未出现在清醒的生活中的缘故。

因此，安娜·O（病例一）的右臂挛缩在她的自我催眠中与焦虑的情感和蛇的观念有关，其症状持续4个月，尽管经常复发，但只限于她处在催眠状态中出现（或者说，如果我们考虑这个术语不适用于极短时期的失神，是一种类催眠的状态）。在她的类催眠状态中发生同样性质的其他转换，在这种方式下，癔症现象的重大情结在完全隐伏的条件下逐渐形成，当她的类催眠状态成为永久性时，则完全公开暴露。

只有在心理中的分裂已完成时，这个问题我将在后面讨论，并且当清醒和类催眠状态之间的交替被正常的和催眠样的观念情结之间的共存所取代时，以这种方式产生的现象才会清楚地进入意识中。

这种类催眠状态是否在病人病前存在？他们是如何发生的？对此我能说的几乎很少，因为除了安娜·O的病例外，我们没有资料可用来说明这一点。似乎肯定的是她的自我催眠通过习惯化的幻想为此铺平了道路，并且一个持久焦虑的情感使其充分建立起来，实际上它本身就可能是类催眠状态的基础。这个过程似乎可能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有许多不同的状态导致“心不在焉”（absence of mind），但只有少数状态倾向于自我催眠或不注意地即刻进入了自我催眠。一个深陷于某一问题的研究者也无疑麻木到一定的程度，他具有一大群他没有组成意识知觉的感觉。同样，任何一个正在活跃地利用他创造性想象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参看安娜·O的“私人剧院”）。但在这样的状态下所进行的是消耗能量的智力活动，在这种活动中，神经系统的能量被释放、被耗尽；另一方面，在心不在焉和做梦的状态下，脑内兴奋低于其明显清醒时的水平。这些状态近似于睡眠，而且不知不觉地进入睡眠。如果在这样一种专注的状态中，当观念的流动被抑制，带有情感色彩的一群观念便活跃起来，产生高水平的脑内兴奋，而这又在心理活动中没有被耗尽，并且它用于异常功能方面，诸如转换中。

因此，在消耗能量的工作期间，“心不在焉”和缺乏情感的边缘状态都不属于病理性的；另一方面，充满情感的幻想和源于持久性情感所致的耗竭状态却是病理性的。一个忧虑坐车人的沉思、一个守候在他心爱的人病床前的焦虑、一个情人的白日梦，这些均属于第二类状态。把注意集中于观念的情感群上便开始产生了“心不在焉”。观念的流动渐渐慢了下来，最终几乎停滞不前；但是情感性的观念及其影响仍保持活跃，结果是没有被功能性耗尽的大量兴奋也保持着活跃。这种情况与催眠决定因素之间的相似性似乎是清楚的。被催眠的病人必须不是真正的进入睡眠，也就是说，他的脑内兴奋必须不下沉到睡眠的水平，但他的观念流动应当被抑制。当处于这种情况下，整个兴奋被用于暗示性观念方面。

在某些人中，似乎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病理性的自我催眠——即情感被引入一个习惯化的幻想中。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在癔症的既往病历中，我们常常遇到最多的是陷入爱情和照顾病人这两个重大病理因素的原因之一。前者是患者渴望地想着他不知不觉所爱的一个人时，这使他产生心理上的“销魂”（rapt）状态，使其真正的环境变得模糊不清，然后使其思想由于充满了情感而停滞不前；而在照顾病人时，患者被寂静包围着，他集中精力在一个对象身上，他的注意放在病人的呼吸上，所有这种刻板建立的情形正是许多催眠程度所要求的，以这种伴有焦虑情感的方式产生的是一种半麻醉的状态。可能这些状态与真正的自我催眠之间仅仅是数量上的区别，而且是前者不知不觉地进入后者。

一旦发生同样的情形，当出现同样的情境时，催眠样的状态就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不是有两种正常的心理情况，患者却有三种心理情况：清醒、睡眠和类催眠状态。当经常对患者施行深度人工催眠时，我们发现有同样的情况发生。

我不能说是否在没有情感干预的情况下，由于一种天生素质的结果而可能产生自发的催眠状态；但我认为这很有可能。当我们看到人工催眠在健康人和病人中间易感性的差别时，以及在某些人中是何等的容易时，则似乎合理地假设为这些人中也可能会自发地出现催眠状态。在幻想能转成一种自动催眠前，一种自我催眠的素质或许是必需的。因此，我远不能把我们在安娜·O病例中所获得的产生机制归因于所有的癔症病人。

我说的是类催眠状态，而不是说催眠术本身，这是因为这些状态很难做出清楚的分界，在癔症的产生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我们不知道是否幻想，这在上面描述为自动催眠的初步阶段，可能本身并不能产生和自动催眠相同的病理作用，焦虑的持久情感是否也不可能如此。惊恐肯定是这样的。由于惊恐抑制观念的流动，与此同时，一种（危险的）情感性的观念非常地活跃，它提供了一种完全相当于充满情感的幻想，由于不断地被更新的情感性观念的回忆，保持着这种心理状态的再建立，即“类催眠惊恐”（hypnoid fright）得以存在，由此或产生转换，或转换稳定存在。这里我们用精确的词义来说就是“创伤性癔症”（traumatic hysteria）的潜伏期。

鉴于这些心理状态是这样不同，虽然这些状态在最重要的方面是一致的，能被归类为自我催眠，但采用“类催眠”来表示似乎较合适，因为它强调了这种内在的相似性。它总结了上面所引证的由莫比斯提出的观点。然而，最重要的是它表明了自我催眠的本身，即在癔症现象产生方面的重要作用在于它使转换较容易发生，并且（通过记忆缺失）保护转换的观念不被磨灭——这种保护最终导致心理分裂的增加。

如果一种躯体症状是由一个观念所引起，并且通过它而反复出现，我们应当期望聪明的病人能通过自我察究而意识到两者的联系。他们可能通过经验而知道躯体现象出现的同时正是对一种特殊事件的回忆。确实，基本的因果关系对他们来说是不知道的，但我们所有的人总知道什么样的观念使我们哭、笑或脸红，纵然我们对这些意念性现象的神经机制一点都不理解。但有时病人确实已注意到这个关系，并意识到这一点。例如，一位女士可能说她有轻度的癔症发作（或许是颤抖和心悸）来自于某些大的情绪障碍，并且只有在记起某一意外事件时重复发作。但许多症状或癔症症状的大多数确实并不是这样的情况。即使聪明的病人也觉察不到他们症状的出现是一个观念的结果，而按照他们自己的解释，把这些看作是生理现象。如果他们不这样认为的话，则癔症的心理理论必定达到一个相当水平的时代。

似乎有可能相信的是：虽然症状的本质最初是意念性的，但是症状的重复，用朗姆伯格的话来说（1840，第192页）是把它们“印刻”在身体中，至此这些症状不再以心理过程为依据，而以神经系统的改变为依据，在其发生的同时，它们可能会变得自我满足，觉得是真正的躯体症状。

这个观点本质上既非站不住脚，也非未必确实。但我相信我们的研究阐明癔症理论的新见解正在于显示了这个观点至少在许多病例中不符合实际。我们认识到，“当我们在引起患者对意外事件的清晰回忆和引起其伴随的情感这两个方面取得成功时；当病人已最能够详细描述那个意外事件，并把情感置于言语之中时，我们见到大多数各种不同的、已持续多年的癔症症状立即和永远地消失”。在这些页中所报告的病例为支持这些断言提供了一些证据。“我们可以把这个格言反过来说：‘当原因停止时，结果也停止。’从这些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起决定作用的过程（即对意外事件的回忆）持续数年在操作着——不是间接地，通过一系列中间因果的联系，而是作为一种直接释放的原因——就像一个意外事件过去很久以后，在清醒意识中回忆起这个心理痛苦时仍激起泪腺的分泌一样。癔症发作主要来自于回忆。”但倘若是这样——如果心理创伤的记忆无疑被看作一个当时的动因，就像一个异物强行长期进入后，并且如果病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记忆及其出现，那么，我们必须承认存在着潜意识的观念，并起着作用。

再者，当我们开始分析癔症现象时，我们不只是去发现这些孤立的潜意识观念，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现实中，就像法国研究者的有价值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大的观念情绪和伴随着重要后果的心理过程在许多病人中完全是潜意识地保持着，并且与意识的心理生活共同存在着；我们必须认识到存在着心理活动的分裂这样一件事，而这对我们理解复杂的癔症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我或许该承认我较为充分地探究了这个既困难而又模糊的领域。需要明确已在使用的术语的意义，这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讨论下述理论的理由。

五、潜意识观念和不能纳入意识的观念——心理分裂

我们称那些我们觉察到的观念为意识性的观念。人类存在着自我意识的奇怪事实。我们能看到和观察到宛如物体一样的观念存在于我们之中，而且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这种情况不总是发生，因为很少有理由要做自我观察。但是每个人存在着这个能力，因为每个人都能说：“我认为是这个或那个。”我们描述为意识的那些观念是我们观察到的我们中的活跃的部分，或者是如果我们注意了它们，我们应当能观察到它们。在任一特定的时候，它们几乎不存在。除了上述的那些观念之外，如果同时有其他观念，我们应称它们为潜意识观念。

似乎不再有必要去争论有关支持时下潜意识或下意识观念的存在。它们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事实。如果我忘了我的一个医疗访视，我就有很不安的感觉。我从经验中知道这种感觉的意义：我忘记了某事。我徒劳无益地去搜寻我的记忆；我没有发现原因，直至突然间，可能数小时后，它进入到我的意识中。但我已整天不安。因此，访视的观念已整天在运行着，就是说存在着，但不是在我的意识中。另一个例子是，一天早晨一个忙碌的人因某事而烦恼。他完全被他的办公室工作所吸引着；当他在工作时，他的意识思维完全被占据着，他没有把思维放在他的烦恼上。但是他所做的决定受到烦恼的影响，他可能对此说：“不。”事实上他应当说：“是。”因此，不管在每件事中，这个记忆总是在运行着，也就是说存在着。有许多我们称为“心境”（mood）的就来源于此，来源于存在的观念并且在意识阈下运行着。实际上，我们生活中的全部行为是不断地受到下意识观念的影响。我们能看到每天心理怎样及在何处退化。例如在一般麻痹的最初阶段，正常地限制某些行为的抑制作用愈来愈弱并消失。这时病人会在女士面前开下流的玩笑，但是在他健康的日子里却不是这样的。他受到意识的记忆和反思对这样做的阻止，他“本能地”和“自主地”避免着。就是说，他通过冲动所唤起的观念约束着他表现出这样的行为，但是观念仍保持在意识阈（threshold of consciousness）之下，并且压抑着冲动。所有直觉活动都受观念的支配，而这些观念大都属于下意识。只有最清晰和最强烈的观念才能被自我意识所察觉，而普通大量又微弱的观念仍属于潜意识。

于是对“潜意识观念”的存在和所起的作用提出的反对意见似乎大部分是在玩文字游戏。毫无疑问，“观念”是属于意识思维的一个术语，因此，“潜意识观念”是一个自我矛盾的表达。但是构成一个观念之基础的生理过程，无论观念是在意识阈之上或之下，其内容和形式是相同的（虽然不是数量方面）。只是可能有必要建立某些这样的术语，如“观察形成的基础”，以避免矛盾和抵制反对意见。

因此，似乎在承认潜意识是病理现象的原因方面无理论上的困难。但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深入到其本质时，我们就会遇到其他的困难。一般来说，当一个潜意识观念的强度增加时，它就进入到意识中。只有当其强度微弱时，它才保持在潜意识中。似乎难以理解的是一个观念怎么能足以增强到激起一个活跃的运动性行为，并且同时又不增强到足以成为意识的。

我已经提到过一个或许不应当忽略的观点。根据这个观点，我们观念的清晰性及通过我们的自我意识所观察到的——就是说意识到的——观念的作用，主要是受它们所激起的快乐或痛苦的感觉，即情感总量263决定的。当一种观念立即产生活跃的躯体并发症时，这意味着所产生的兴奋溢出流入到与这些并发症有关的通路中，而不是像否则会发生的那样在脑中弥散开来；正是因为这个观念有生理性的并发症，因为心理刺激总量已“转换”成躯体总量，所以它失去了原来在观念流中明显标志出来的清晰性，而代之以沉浸在其他观念中。

例如，假设某人在用餐时有强烈的情感而没“发泄”出来。其后当他要吃时，他突然出现噎塞和呕吐，这对他来说纯粹是躯体症状。他的癔症性呕吐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在催眠中，当情感被回忆、描述和释放后，则症状消失。这无疑地能够说明每次他试图吃的时候，唤起了有关的记忆。这种记忆开始了呕吐，但没有清楚地出现在意识中，因为当时没有情感，而呕吐又完全引起了注意。

刚才给予的理由解释了为什么释放癔症现象的某些观念不能看作是其病因。这理由是可信的，不过这个理由——因为观念已经发生转换，而失去了它们的情感，这些观念被忽略了——在其他病例中，不可能解释为什么不是情感的观念性青结不能进入意识中去，在我们的病例中有许多这方面的例子。

在类似的这些病人中，我们发现一般地说情绪障碍——担心、发怒的激惹、悲伤——先于躯体症状出现，或在其后立即出现，并且增加，直至通过词语的叙述而消除，或者直至情感和躯体现象再次逐渐消失，前者发生的情感性质总是相当能理解的，即使其强度似乎没能降低到一个正常人（对一个已清醒的病人来说）的程度。而正是这些观念足以强烈到不仅引起明显的躯体现象，而且也唤起了相应的情感，并通过使有密切联系的观念的结合突出表现出来，而影响其联想过程。但尽管如此，它们仍在意识之外，为了使它们进入意识中，催眠术的施行是必需的（如病例一和二或病例四和五），一个费力的探究必须得到医生的尽力帮助。

像这样一些观念，尽管是流行的，但却是潜意识的，这不是因为它们的活跃程度相对较小，而是尽管它们有很大的强度，但被描述为是“不能纳入意识中”的观念。264

这类不能纳入意识的观念的存在是病理性的。正常人中，如果所有观念足够强烈，它们常常完全能进入意识中。在我们的病人中，我们发现能纳入意识的观念的大情结与那些不能纳入意识的观念较小的情结是并存的。因此，在它们中，观念性的心理活动领域与潜意识是不协调的。后者较前者更受限制。而它们的心理观念性活动分为意识的和潜意识的两部分；它们的观念分为某些能纳入意识和某些不能纳入意识两组。因此，虽然我们能说成是心理分裂（splitting of the mind），但我们不能说是意识分裂（splitting of consciousness）。

相反，这些下意识观念不受意识思维的影响或矫正。它们经常地与当时失去其意义的经历有关，如在救援后没有发生可怕的意外事件，惊恐转变成笑料或快活。这些后来发展的结果被认为由于意识的缘故而剥夺了其所有的情感记忆，但他们遗留下下意识的观念，完全可以原样地激起躯体的现象。

请允许我引证另外一个例子。一位年轻的已婚妇女有时非常忧虑她妹妹的前途。结果，她原来正常而又规则的月经却持续了两个星期；她的左下腹一触即痛，有两次她发现自己因“昏厥”而僵直地躺在地上，接着出现左侧卵巢的神经痛，伴有严重的腹膜炎体征。不发热，左腿（和后背）的挛缩表明该病是假性腹膜炎；几年后，当病人去世后做了尸体解剖，所发现的全部结果是两个卵巢的“小囊变性”，而没有陈旧性腹膜炎的任何痕迹。其严重症状是逐渐地消失的，留下的是一种卵巢神经痛和背部肌肉的挛缩，造成她的背部僵直如板和左腿挛缩。后者在催眠下通过直接暗示而消失。她背部的挛缩没有受暗示的影响。其时，她妹妹的困难已完全消除，她对此的所有害怕也消失了。但由此而引起的癔症现象却持续未变。我们做此诱人的假设：我们所面对的是神经支配的改变，而它是一种独立的状态，不再依附于引起癔症现象的观念。但是病人在施行催眠术中，被驱使说出她患“腹膜炎”以来的所有情节后——她很不情愿这样做——她立即从床上坐起来而无须帮助，而且她背部的挛缩永远地消失了（她的卵巢神经痛无疑出现早得多，仍保持不变）。于是我们明白她的病理性焦虑观念以活跃的方式持续数月，而这完全难以通过真正的经历而得到任何矫正。

如果我们有必要承认存在着从未进入过意识而且不受意识思维影响的观念情绪，则我们将承认，即使在我刚才描述的这样一个简单的癔症病例中心里也分裂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我并没有断言我们称为癔症性的每件事都有这类分裂，把它看作基础和必要的条件；但我确实断定“在所熟知的病例中，如此明显的心理活动分裂构成了‘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癔症大发作病人中，这种‘双重意识’达到起码的程度，”而这样“一种分裂的倾向和趋势是该神经症的基本现象。”265

但是在对这个主题进行讨论前，我必须对产生躯体作用的潜意识观念增加一个评论。许多癔症现象持续很长时间，就像上述病例的挛缩一样。我们是否应该和可以假设在整个期间，致病因素的观念一直很活跃并当前存在着？我想是如此。确实在健康人中，我们看到他们的心理活动的发生伴随着观念的迅速变化，但我们发现患严重抑郁症患者也长期持久地沉浸在同样令人痛苦的观念中，这些观念持续活跃着和存在着。事实上我们会确信甚至当一个健康的人十分注意着他的心理时，它便整天存在着，因为即使他的意识中充满了其他的思想时，这样的心理也控制着他的面部表情。但是癔症病人的心理活动有所不同，我们认为一般是充满潜意识观念，而且很少保存下来，因此不能与外部印象互相交换，很容易使人相信是一个独立的观念能持久活跃地存在着。

如果我们所做的似乎与比奈和让内的一样，即癔症的关键在于心理活动方面的分裂，则我们的责任在于尽可能清楚地阐明这个主题。我们太易陷于一种思维的习惯性，认为每一件事物的背后都有它的实质，那么就逐渐会认为“意识”是某些真实事物的象征；当我们习惯于隐喻地使用空间关系诸如术语“下意识”时，我们发现随着时间的迁移，我们已实际形成的观念失去了它隐喻的性质，而且我们很易把它看作是真实的，我们的神话学便这样形成了。

我们所有的思想往往伴随着和受助于空间的观念，我们用空间的隐喻说话。因此，当我们说到在清楚的意识领域中所发现的和从未进入清楚的自我意识领域中的潜意识观念时，我们几乎不可避免地构成这样一些画面，即一棵树的树干在亮处，它的根在暗处；或一个建筑物有着黑暗的地下室。然而，如果我们始终记住所有这样的空间关系都是隐喻性的，不要使我们自己误以为所有这些空间关系刻板地存在于脑中，那么，我们可能谈论的是意识和下意识。但只限于这种情况。

如果我们总是记住意识和潜意识观念一样有它们的源处，266它们毕竟存在于同一个大脑中，甚至很可能在同样的皮质中，我们将会避免使我们受自己的修辞手段所哄骗。我们不能说这怎么会可能，但正是由于我们对大脑皮质的心理活动知道得太少，因此对那些很少见到的、扑朔迷离的复杂情况更显出我们的无知。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即在癔症病人中，他们心理活动的一部分不能由清醒的个体自我意识而纳入知觉中，因此他们的心理是分裂开来的。

像这种人所共知的心理活动分裂的例子可在癔症发作中的某些形式和阶段中见到。在其开始时，意识思维常消失，然后渐渐恢复。许多聪明的病人承认在发作期间他们的自我意识相当清楚，好奇和惊奇地看待所有他们做的和说的发狂的事。进而这种病人产生（错误的）信念，认为他们的意志力不足，不能制止发作，为此，他们趋向于自责。“他们无须有那样的行为表现。”（他们这种看上去有内疚的自责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也是基于这种感觉）267但是当下一次发做出现时，意识的自我仍不能控制与早先发生一样的那种情形——这里我们有一个危局，在这个危局中，意识的思想和清醒的意识自我所形成的观念与正常情况下在暗处的潜意识观念并肩在一起；但后者此时获得了对肌肉器官和言语的控制，甚至还控制了大部分观念形成活动本身，于是心理的分裂明显地表现出来。

可以这样评论：比奈和让内的发现值得描述为不仅是心理活动的分裂，而且是意识的分裂。正如我们所知，这些研究者成功地触及到病人的“下意识”，触及到清醒的意识自我一无所知的心理活动部分；他们已能在他们的某些病例中证实所有心理功能的存在，包括自我意识的存在，这是由于该部分的心理功能已进入较早的心理事件的记忆里。因此，心理的这一半本质上是相当完整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在我们的病例中，已分裂的心理“陷入黑暗”268，犹如泰坦（巨人）关进爱塔娜的陨石坑中，能够震撼地球，但决不能见到光明。在让内的病例中心理王国的分裂，是完全的分裂。不过，仍存在着状态的不平衡。但是，当这两半意识发生交替，就像熟知双重意识的病例中所表现出的那样，以及当它们功能方面的能力没有差别时，这种分裂便消失了。

但是让我们回到我们病人中已显示的，作为他们癔症现象的病因的观念上来。我们远不能把这些观念简单地描述为都是“潜意识的”和“不能纳入意识的”。他们构成一个几乎完整的等级，对每一个模糊不清的级别做了区分，在释放不寻常反射的完好的意识观念与那些在清醒生活中从未进入意识，而只在催眠下才进入意识的观念之间做出各个等级的区分。尽管如此，我们认为这种建立的心理活动分裂是发生在较严重程度的癔症中，这一点似乎单独就能构成癔症的一个心理理论。

那么，有什么可以断定或疑及可能是这个现象的原因或缘由呢？

有许多有关癔症的理论应该归功于让内，我们赞同他的大多数理论，但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接受。

让内的观点如下269：他认为：“人格分裂”在于天生的心理薄弱（“心理缺陷”）。所有正常的智力活动都预先假设有某种“综合”的能力，能够把几种观念联合成为一个情结。把各种感知觉结合成为环境的图像就已经是这类综合活动了。癔症病人中，这种心理功能远低于正常人。如果一个正常人尽可能把注意集中在某一点上，例如放在一个感官的知觉上，则他确实暂时失去能力去统觉从其他感官而来的印象，也就是说，把这些感觉纳入他的意识思维中。但是在癔症患者中，没有注意这种情况的任何特别的专注就会发生这种现象。一旦他们察觉到任何什么事，他们不易进入其他的感知觉中去。实际上他们甚至不能把一种感官所得的许多印象综合在一起。例如，他们只能统觉身体一半的触觉，而身体另一半的触觉到达中枢，用作运动的相互协调未被统觉到。这样的一个人是半麻痹的。在正常人中，通过联想，一个观念唤起意识中许许多多其他的观念，而这些观念可能与第一个观念有关。例如，在采取一个肯定或抑制的方式时，只有最活跃的那些观念有着非常强有力的作用，而这些观念之间的联合仍保持在意识阈之下。在癔症病人中总是有这样的情况。每一个观念占据着他们有限的心理活动的全部，这说明了他们有极度的易感性。让内描述他们心理的这种特征为癔症病人的“意识领域的受限”，它类似于“视觉领域的受限”。大多数未被统觉的感觉印象和激起的但未进入意识的观念停息下来，没有产生进一步的后果。然而，有时他们积聚起来并构成情结，270即从意识中撤退的心理层；他们构成了一种下意识。基本上基于这种心理分裂的癔症是一种由于缺陷所致的疾病。这就是为什么一种天生薄弱的心理易于遭受某些影响而变得更薄弱，或面临过度要求时更薄弱，容易发展为癔症。

正如总结的那样，让内的观点已对癔症素质这个重要的问题给予了回答，即癔症类型（typus hystericus）的本质（这个术语在本质上如同我们所说的痨病型，我们理解为它是长而狭窄的胸廓、小的心脏等）。让内认为癔症的素质为先天性心理薄弱的一种特定的形式。对此，我们愿简要地提出我们自己的观点如下：这不是因为病人的心理薄弱而发生意识分裂，他们所表现的薄弱心理是因为他们的心理活动被分割，只有其一部分能力受他们的意识思维支配。我们不能认为心理薄弱癔症类型，是癔症素质的本质。

我们试图举个例子使这两个句子的第一句变得意思清楚起来。我们常能在我们的一个病人（凯瑟琳娜·M夫人）身上观察到意外事件的如下过程。当她感到相对较好的时候，一种癔症症状就可能出现了，即痛苦的、强迫性的幻觉、神经痛，或其他类型，其强度可能在某时也增加。同时，病人的心理能力持续降低，过了数天后任何一个非第一位观察者都会有可能认为她是心理薄弱。然后，她可能缓解这种潜意识观念（常常属于遥远过去的一种心理创伤的记忆），这或者通过医生对她的催眠，或者她在活跃情绪的烦躁状态下突然描述意外事件的方式。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她不只是变得安静和快活，而且摆脱了痛苦的症状；这时总是令人惊奇地观察到她智力的广度和清晰性以及她理解和判断的敏锐性。她能很好地下棋，这是她消遣的爱好，她喜欢每次下两盘棋，很难把她看成是缺乏心理综合能力的人。但不能回避的印象是在意外事件过程中，正像我已描述过的，潜意识观念本身激起她的那一部分心理活动的不断增加，这种情况发生得愈多，则意识思维所起的作用这部分就变得愈小，直至降低到完全的低能；但在那时，我们用很聪明的维也纳人的说法，她是“在一起”（字面上意思是“一起”，意指“一个人的正确心理”），她具有相当非凡的心理能力。

我们还要引申出的是正常人中的一个可以比较的状态，即不是注意的集中，而是全神贯注。如果某人因一个活跃的观念而“全神贯注”时，如担忧，则他的心理能力同样会降低。

每一个观察者大都受到他所观察的患者的影响，我们倾向于认为让内的观点形成主要是在对心理薄弱的癔症病人的详细研究过程中，这些病人因为疾病和由此而引起的心理薄弱而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所以是在医院和相应的机构中发现他们的。而我们自己对有教养的癔症病人的观察迫使我们对他们的心理持有根本不同的观点。我们的观点是：“在癔症病人中，可能发现头脑最清晰、意志最强、最有个性和最高水平批评能力的人。”癔症中不排除有大量天才、可靠的心理天资的人，但是由于疾病的缘故，而使他们不可能有真正的成就。然而，毕竟癔症的最高典范圣·特丽萨就是一个天才并有伟大的实干能力的女人。

但是，在另一方面，极傻、无能和意志薄弱的人也不是抵抗癔症的受保护者。纵然我们不认为这仅仅是疾病的一个结果，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心理薄弱的癔症类型是常见的一类。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这里所发现的不是麻痹的、冷漠的愚蠢行为，而是一种过度的心理活动所导致的无效。我将在后面讨论天生素质的问题。这里我只是提让内的观点，即心理薄弱无论如何是癔症的根子，而心理分裂是站不住脚的。271

与让内的观点相反，我相信在许多病例中，其分裂的根由是过度效应，即两种异类的观念系列习惯性地并存着。已经频频指出的是当我们的意识思维被一系列和我们的活力毫无共同之处的观念所占据时，我们常常表现的不只是“呆板性”的活动，而且当我们的思维“忙于别处”时，我们毫无疑问也能够有心理功能。例如，当我们正确地大声朗读并有适当的语调时，但过后我们对自己所读的没有哪怕是一点的印象。

无疑有许许多多的活动，从机械性的活动诸如编织衣服或去水锈，到某些至少只需较少程度的心理功能的活动，许多人只要花一半的心思在所有这些工作上就行了。特别是对那些有非常活跃素质的人来说，他们对单调乏味的、简单的和无趣的职业感到痛苦，他们实际上有意使自己思考一些不同事情而自娱（参看安娜·O的“私人剧院”）。另一个相似的情况是发生在当一系列有趣的观念产生时，例如这些观念从书本和戏剧中而得到的，则会吸引患者的注意，并闯入他的思想中。如果这外来的一系列观念是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的话，则这种闯入是非常有力的（如，忧虑或渴望某人的爱）。这时我们便处于上述的全神贯注状态，然而这并不妨碍许多人执行相当复杂的活动。社会环境常常使某些活动必须重复，但即使处于这样的状态中，其思维也是正确的。例如，当一个正处于极度忧虑的痛苦中的女人，或一个处于强烈兴奋的女人，她能够履行她的社会责任和发挥一个和蔼可亲的女主人的作用。在我们工作的过程中，我们所有人在这类工作中所得到的成就是较小的，而自我观察似乎总是表明观念的情感群不仅仅通过联想而不时地被激起，而且它始终存在于心理，并进入意识中，除非它被某些外部的印象或意志行动所占有。

即使习惯上不容许白日梦掠过人们的心理，并出现在人们的日常活动中，某些情况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可一方面引起从外部生活而来的印象和反应的改变，另一方面引起一组带有情感色彩的观念，如同坐在骑马人后面的盲目忧虑。在这些情况中，最突出的是对我们亲近的病人的照顾和恋爱。经验表明照顾病人和性欲方面的情感多半在对癔症患者病史较仔细的分析中起着主要的作用。

我怀疑心理功能的重复，无论是习惯性的，还是由生活中的情绪性环境所引起，它对心理的真正的病理性分裂起着一个实质性的倾向作用。如果两个相互并存的观念群的内容不再是同一类的，如果观念群中的一个观念不能进入意识中，则这种重复不知不觉进入另一种状态，就是说或被挡开，或在类催眠样的状态下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把这两个暂时分裂的趋向再合并起来，就像健康的人经常出现的那样，而潜意识的心理活动领域变成永久的分裂。这种心理的癔症性分裂与一个健康人的“双重自我”有同样的关系，就像类催眠状态与正常的幻想的关系一样。在后一对关系中，病理性的决定因素是记忆缺失，而在前一对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观念不易进入意识。

我们第一份病史，即安娜·O病例，我有必要继续回到这个病史上来，对其所发生的情况提供一个清楚的洞悉。这女孩有这样的习惯，当她完全健康时，在她日常的消遣中，允许一系列想象性观念掠过她的心理。而在她处于所偏爱的自我催眠的情况下，焦虑的情感进入她的幻想中，并产生类催眠的状态。在那种状态下，她有着记忆缺失。这种情形在不同的场合重复着，并且其观念性内容逐渐越来越多；但是它继续与完全正常的醒觉思维状态交替着。4个月后，类催眠状态增强，完全控制了患者。出现一次又一次的发作，由此引起一个病态，一个最严重类型的急性癔症。这样的状况持续了数月，伴有各种形式表现（梦游症期）；然后强制性地阻止它，接着再次与正常的心理行为交替着。但是，即使在她行为表现正常期间，仍有持续存在的躯体和心理症状（挛缩，一侧麻痹和言语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这是基于观念的作用，而这些观念属于类催眠状态下产生的。这证明即使在她正常行为期间，属于类催眠状态的观念性情结，即“下意识”也存在着，并且她的心理分裂是持久存在的。

我没有第二个例子提供癔症发展的类似过程。然而，我想那份病史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创伤性神经症的发展。在创伤性意外事件发生的最初几天后，每次类催眠惊恐状态的重复均回忆起那个意外事件。当这种状态愈来愈多地重复时，其强度如此减弱，它不再与清醒的思维状态交替，而只是与之并存着。这样的情形变为持续性的，而早先仅仅在惊恐发作时存在的躯体症状却得到永久的存在。然而我只能怀疑是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从未对这一类病例做过分析。

弗洛伊德的观察和分析显示了心理的分裂也可由“防御”引起，由令人痛苦的观念而造成意识的故意偏差而引起。然而，这仅仅发生在某些人中，我们因而把这些人归因于心理的特异反应。在正常人中，这样的观念或成功地被压抑住而完全消失；或它们未被压抑住而一直在意识中出现。我说不出这种特异反应的性质是什么。我只斗胆地提出如果防御不只是导致简单的转换性观念进入潜意识状态，而且导致思维的真正的心理分裂时，则类催眠状态的帮助是必要的。所以说，自我催眠创造了潜意识心理活动的空间或领域，驱使观念被挡开。但是，这可能就是我们必须认识的“防御”的病理意义。

然而，我不认为心理分裂的产生是我们讨论的一知半解的过程。因此，在它们的初级阶段，严重的癔症通常呈现出当时的一个综合征，可能描述为急性癔症（对男性癔症病例的回忆中，我们通常对这种表现形式诊断为“脑炎”，对女性病例的卵巢神经痛诊断为“腹膜炎”）。在癔症的急性阶段，心理特征是非常明显的，诸如兴奋的躁狂和发怒状态，迅速变化的癔症现象、幻觉等。在这种状态下，心理的分裂可能以上面我们试图阐述的不同形式发生。也许这整个阶段被看成是一个长的类催眠状态，这个状态的残余为潜意识观念情绪提供了核心，而在这种状态下的清醒思维却表现的是记忆缺失。由于我们对这种急性癔症的病因不甚理解（因为我不能冒昧地把安娜·O意外事件的过程进行一般化的应用），有可能还有一类，与上述讨论大不相同的心理分裂，被称为是不合理性的。272然而，毫无疑问地存在着这个过程的其他形式，它们仍隐藏在我们年轻的心理学科学之中，要肯定的是我们在这个知识领域中跨出了第一步，而我们目前的观点将实质性地改变未来的研究。

现在让我们探究最近几年对心理分裂这方面知识的进展，这是理解癔症方面已取得的成就。而这个成就在意义和重要性方面似乎是伟大的。

首先，这些发现使我们有可能从明显纯粹的躯体症状追溯到观念，而这些观念在病人的意识中是不能发现的（没有必要再进入这方面的讨论）。其次，他们告诉我们去理解癔症的发作，至少一部分是由于一个潜意识观念情结的产物（参看沙可）。但是，除此之外，他们也解释了癔症的某些心理特征，这点可能值得做更详细的讨论。

确实，“潜意识观念”从未或少有和难得进入清醒思维中，但它们影响着清醒的思维。它的影响首先是通过其并发症。例如，一个病人受到完全难以理解的无意义的幻觉折磨着，但在催眠中，幻觉的意义和动机却变得清楚起来。再者，它们通过做出某些观念来影响联想，这些观念比起它们没有受到潜意识强化的观念更活跃。因此，特殊的观念群持续地、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作用于病人身上，迫使病人去想他们。（这种情况类似于让内的一侧麻痹病人。当他们麻痹的手反复被触摸时，他们什么也感觉不到，但是当要求他们说出感受到的触摸次数时，他们对多次的被触摸总是说成是一次。）再有，潜意识观念控制着病人的情调和他的情感状态。在展开她的记忆过程中，安娜·O对过去最初伴有活跃情感的意外事件的相应感觉使这一再现持续了数天之久，并且在她的催眠意识中，也呈现了清晰的回想。

这使我们对病人的“心境”明白易懂——他们似乎在清醒思维但没有动机的情况下具有莫名其妙和不合理性的情感变化。癔症病人的敏感性实际上很大程度简单地取决于他们内在的兴奋性，但是如果我们把“分裂心理”看作一块发音板发出像音叉一样的音调，则我们对那些较微不足道的原因所致的活跃情感就更容易理解了。任何激起潜意识记忆的意外事件均会释放尚未磨灭的这些观念的全部情感力量，而这种被唤起的情感与意识心理中所引起的情感是极不相称的。

我已在上面说到，一个病人的心理功能总是与她的潜意识观念的活跃性成反比。她意识思维的减少部分地是，但仅仅是部分地基于一种奇怪的心不在焉。在每一次她那一瞬间的“失神”后——这是不断地发生的——她不知道在这过程中想过什么。她在原发和继发状态之间，在意识的和潜意识的观念情绪中摇摆着。而这不仅说明她的心理功能的减退，而且说明占优势的情感是来自于潜意识。当她处于这种状态下时，她的清醒思维没有能量，她的判断幼稚，正如我所说的，她显得完全的低能。我认为这是由于下述的事实，即：如果大量心理兴奋被潜意识所占用，则用在清醒思维的能量就较少。

如果事情的这种状态不仅仅是暂时的，如果分裂的心理处于持续的兴奋状态，就像让内的半身麻痹病人一样，在这些病人中，不少于一半的身体所有的感觉只是由潜意识心理察觉到的，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么清醒中大脑功能所剩无几，这是让内描述并认为思维的减弱是天生的原因。只有像尤兰德的柏特·德·邦那样的极少数人从不需要他们多一半的心理。273他们这种心理能量的减少确实造成许多人的薄弱心理。

因为心理分裂造成的心理削弱似乎也是某些癔症病人暗示性这一重要特征的基础。（我说“某些”是因为肯定在癔症病人中也有非常健康和最富有判断力的人。）

首先，我们通过暗示性理解到不能对出现在患者自己的意识中或从外部的口头词语或阅读中闯入的观念和观念情结（判断）做评价。对这样一些活跃闯进意识中的观念的总的评价，是基于他们通过联想而唤起了其他的观念，而这些观念中，有一些与新的观念是不相容的。因此，抵抗这些新的观念取决于潜在的意识中对抗性观念的储存，而抵抗的力度取决于新观念的活跃性和激起的记忆中观念的活跃性之间的比例。即使在正常心理的人中，这个比例也有很大的差异。我们所描述的智力气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比例。一个“多血质”（sanguine）的人总是为新人新事感到高兴，这无疑是因为他们较之安静、“黏液质”（phlegmatic）的人，记忆意象的强度要小于新印象的强度。在病理状态中，新观念的优势和对其缺乏抵抗使激起的记忆意象成比例地减少。也就是说，他们的联想能力相应地削弱和贫乏。这种情况发生在睡眠和梦中，发生在催眠中，也发生在心理能量减少的任何时候，但这并不减少新观念的生动性。

癔症中潜意识的心理分裂非常明显地提示了其观念内容的贫乏和不完整性。但是在某些癔症病人中意识心理易受暗示似乎也是由于这一点的缘故。他们天生的素质是兴奋的；在他们中间，新的观念是非常生动的。与此相反，他们智力活动本身及联想功能却减少，因为他们只有一部分心理能量受其清醒思维支配，而这又是“潜意识”分裂的缘故。结果，他们的自主暗示和紧密相连的暗示这两种抵抗能力减少，有时甚至完全消失。而他们意志上有暗示性似乎也归因于此。另一方面，幻觉的暗示性迅速改变感知觉中的每一个观念，使之成为一个实际的知觉，像所有的幻觉一样，它需要一种兴奋性达到异常程度的知觉器官，而这不能单独追根究底为心理的分裂。

六、先天素质——癔症的发展

几乎在这些讨论的每一个阶段，我不得不承认我们所热衷理解的大多数现象是根据人的天生特性。但忽视了去寻找超越这些事实陈述的任何解释，而获得癔症的能力也无疑与患者的一种特性有关联。因此，试图对它下更为正确的定义或许是有益的。

我在上面已解释了为什么我不能接受让内的观点，即癔症方面，其素质是基于天生的心理薄弱。医学实践者，如果作为一个家庭医生，他就有可能观察到癔症家庭所有年龄的成员，其必然倾向于认为这种素质是一种超越，而不是欠缺。在后来才得癔症的青少年，在病前大多数是活跃的、聪颖的和充满智力兴趣的，他们意志力常常是很好的。这包括女孩们晚上从床上起来，偷偷地学习，而他们的父母不让她们这样做，怕她们过度劳累。他们用来形成健全判断的能力比起其他人来并不充足，但是在他们中间很少发现是头脑简单、智力迟钝和愚笨。他们的心理的过度个性使我的一个朋友下此断言：癔症发作是人类的花朵，是无果实的花，无疑却又美丽得像是重瓣的花一样。

这样便可能形成了他们的活跃、烦躁、渴望感觉和心理活动、不耐单调和乏味。可以说他们是这样一些人，其神经系统在静止时释放需要使用的过量兴奋。在青春发育期间及以后，这种最初的超越是由性的觉醒，即从性腺而来的兴奋的强力增加而补充的。因此，过剩的自由神经质能量产生了病理现象。

但是这些现象以癔症症状出现还必须明显地需要另一个条件，即个人的特异体质。毕竟大多数活跃和兴奋的人确实没有患癔症。因此我只能用含糊的和不明显的短语来描述这种特异体质，即“神经系统异常的兴奋性”。但也可进一步说这种异常性在于这个事实，即在这些人中，中枢器官的兴奋可流入正常情况下只受周围刺激影响的感觉神经装置，也可流入生长性器官的神经装置中，而后者因强力抵抗的作用而与中枢神经系统是分隔开来的。可能有过量兴奋的这个观念持续地存在着，并已进入感觉，血管舒缩和内脏器官中，故显示出某些病理现象。

像这类人，一旦当他们的注意力强制性地集中在身体的某部分时，正如坦克斯纳（1894，第165页以下）所说的，有关行为的感觉通路中，“注意力推进”超过了正常量。这种自由的、浮动的兴奋转入这个通路，产生局部的痛觉过敏。而结果是所引起的每一个疼痛达到最大的强度，每一种不适都是“可怕的”和“不能忍受的”。再者，在正常人中，一定量的兴奋在导入感觉通路后，总是将同样的兴奋留在感觉通路中，但在癔症病人中不是这样。另外，那些兴奋量不仅留下来，而且通过新的兴奋的流入而不断增加。因此，一个关节的轻微损伤会导致关节痛，由于卵巢肿胀所致的疼痛感会导致慢性的卵巢神经痛；并且这些人比正常人在循环系统方面更易受大脑的影响，因此我们发现有较多的神经性心悸、易晕倒、脸潮红和苍白等。

然而，对于周围神经器官较易兴奋这一点，我们不只是考虑为中枢性的影响。他们也是对适宜的功能性的刺激有一个过度和反常的反应。因适度努力所继发的心悸不亚于情绪兴奋所致的心悸；而血管舒缩神经引起动脉的收缩（“死亡手指”）却不是心理的影响。就像是关节轻微损伤留下了关节痛一样，急性的气管炎发作留下了神经性哮喘，消化不良留下了经常的贲门疼痛。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源于中枢性的兴奋总量的使用不外乎是一般的异常兴奋这一特殊情况274这却是我们介绍该主题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

因此，对我们来说，似乎这些症状的老一套的“反射理论”（reflex theory）不应当完全推翻，可最好把它简单地描述为“神经质”（neurotic）的，而这构成了癔症的经验性的临床症状。当然，呕吐是随着妊娠时子宫的扩大而出现，可能是因为有异常的兴奋引起微小的子宫刺激的反射方式，或甚至可能是卵巢大小上的周期性改变所致。我们于是了解来自器官变化所致的如此之多的间接影响，如此之多“有关疼痛”的奇怪例子，我们不能否定这样一个可能性，即一群有时由心理引起的神经症状可能在其他情况下受反射性行为的间接影响。确实，我大胆提出十分旧式的异端观点：甚至腿的运动薄弱有时可能是由生殖器的感染引起的，它不是心理性的，而是由直接的反射性行为所决定的。我想我们要做的不是过多地坚持我们新的发现排斥其他观点或者寻求把他们应用在所有病例上。

我们对其他异常的感觉兴奋形式仍未完全理解：例如一般的疼觉缺失、麻痹区域、视野的真正受限等。经过进一步的观察来证明这些症状的一个或其他的心理来源，并因此解释其症状，这是可能的，或许有可能，但至今尚未做到这一点（因为我确实不敢把我们第一例病史中所发现的结果概括化），而且我不认为在适当地对此做追踪之前，就假设其起源的做法是正当的。

另一方面，我们已讨论的神经系统和心理的特性解释了许多癔症患者一两个非常熟悉的特征。在休息状态时，他们神经系统所释放的过剩的兴奋决定了他们不能耐受一种单调乏味的生活——即在疾病发生后，驱使他们渴望各种感觉，用各种“事仵”打破他们无效生活的单调，而最突出的事件是取决于事情病理现象的性质。他们常常用自我暗示而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因病态的需求，导致愈来愈沿着这途径发展，就像疑病症的人害怕生病一样，这是判断癔症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我熟悉一个癔症女士，她常受到非常严重的健康损害的折磨，这只不过是她自己认为如此，她周围的那些人或她的医生都不这样认为。如果她没什么事，她常玩弄各种诡计，而当她一个人在自己房里时，她会自我验证自己是不正常的。因为她的情绪实际上明显的不健康，又不能满意地卸脱她的责任，因而她试图以自己的眼光，用这样的行为为自己辩护。另一个病人，是个非常病态的女士，有病态的良心感，对自己完全不信任，对某事愧疚的十足的癔症现象，因为她说过，如果她确实不要做什么的话，她无须使其存在。当她的左腿麻痹被误诊为脊柱疾病时，她感到极大的解脱，当告知她这“仅仅是神经质”的并能消失时，就足以使她产生良心上的一阵严重的剧痛。由于病人期望自己有病的需求促使她信服自己，她使他人相信她真有病。当这种需求进一步与病房的单调所致的痛苦联系起来时，则产生愈来愈多的新症状这一趋向得以最充分的发展。

然而，如果说这是转变成欺骗和实际上的假装（我想我们现时所犯的错误是否定假装，这与过去我们认可假装一样是犯错误），这不是基于癔症的素质，而是莫比斯很贴切地所说的：是基于复杂的其他形式的退化——即固有的道德上的自卑感。同样，当某人存在天生的兴奋而情绪不好时，也成为一个具有自私自利方式为特征的受害者，这种特征就是容易产生慢性的健康问题，即“恶液质的癔症”。顺便说一下，“恶液质的癔症”患者比起痨症后阶段的恶性病人要少得多。

兴奋的过剩也引起运动方面的病理现象。有这种特征的儿童很容易发展为抽动样的动作，这现象可能开始是由于眼睛或面部的某些感觉对某些质地的衣服感到不舒服而引起的，除非及时地制止，否则这类现象可成为永久性的。而其反射通路是相当容易又很快向纵深发展的。

但也不能忽视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无关乎任何心理因素的单纯运动抽搐性的发作。在这种发作中，所积聚的大量兴奋被释放，就像一次癫痫大发作中，由于解剖学上的改变引起大量刺激的发放。对此，我们称为非观念性的癔症抽搐。

因此，我们常发现过去曾经健康的青少年，（尽管他们是兴奋的）但到青春发育期间却患了癔症，我们必须反躬自问，是否不是天生存在的发育过程可能不产生癔症的倾向。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归因于较多的因素，而不只是因为兴奋量的简单提高。性成熟作用于整个神经系统，普遍地增加了兴奋性和减少了抵抗性。我们是从观察没有患癔症的青少年中明白这一点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性成熟也确定了癔症的倾向，也因此而构成了神经系统的这种特征。说到此时，我们已认识到性是癔症的主要因素之一。我们明白其所起的作用还是相当大的，并且以特别不同的方式构成了此病。

如果癔症直接有天生发展的基础，而不是来自于观念性的因素，那么其特征也不可能像现今有些癔症所表现的是以观念性为主的方式。那么什么才是较真正的癔症性的而不是特征的？它们是能够用来建立诊断的一些特殊症状的发现物，但它们又恰恰不是观念性的；但是，如果癔症的基础是整个神经系统的一个特性，则观念产生的情结，即由心理因素所决定的症状，犹如一个建筑物有赖于地基一样，是患癔症的基础。这是一个几层楼的建筑物。正像我们如果要区分出不同层楼的设计，我们只可能去理解这个建筑物的结构一样，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为了理解癔症，我们注意症状因果关系中不同类的并发症是必要的。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些，试图用简单的因果关系解释癔症，我们将会发现总是留下相当多不能解释的现象，这就像我们试图在多层楼房的每层楼面上要插入不同的房间一样。

和病的特征一样，许多其他的神经性症状，比如疼痛、血管舒缩现象以及甚至单纯的运动抽搐性发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不是由观念所引起的，而是因神经系统基本异常的直接后果。

与其最接近的观念性现象是情感兴奋的简单转换。它们的引起对有癔症素质的人来说是情感的并发症，而最初他们只是“情绪的异常表达”275（奥本海姆，1890）。经过重复，这成为真正的和明显的纯粹躯体性的癔症症状，而引起这些症状的观念竟不受人注意或被挡开，因此而受到意识的压抑。被挡开和转换的观念中，最多和最重要的是带有性欲成分的观念。它们是许多青春期癔症的起因。接近成熟的女孩——主要考虑的就是她们——对涌入的性欲观念和情感有着很不同的行为举止。有一些女孩对此完全不感到窘迫，在她们中间，少数女孩不理会并忽视其全部的主题。其他的女孩则像男孩一样的对待，这无疑是农民和劳动阶层女孩的规则。另外有一些女孩多少带有荒谬的好奇心，她们从言语或书中得到任何性欲方面的内容后便自己干了起来。还有一些文雅的女孩，尽管她们的性兴奋很高，但她们有相应很高的道德纯洁性，她们感到任何性欲方面的事与她们的道德标准不相容，感到是一种肮脏和玷污名誉的事。276她们在意识中压抑性欲，挡开引起躯体现象的常有这种内容的情感观念，并因此变成潜意识的。

挡开性欲的这个倾向进一步强化的情况是：在未婚年轻女子中，肉欲方面的兴奋搀和着焦虑、害怕即将出现的事，对不知道的和半信半疑的事感到害怕，而在正常和健康的年轻男子中，肉欲方面的兴奋纯粹是一种进攻性的本能。女孩对爱的感觉非常强烈，这控制和决定着她的命运，她也为此而受到惊吓。而更重要的是她倾向于着眼别处，在意识中压抑惊吓她的事。

婚姻带来新的性创伤。令人惊奇的是结婚之夜较少产生病理性的作用，尽管遗憾的是它常常不是一种性爱的魅力，而是一种侵害。但实际上我们发现不少年轻的已婚妇女，她们的癔症可追溯到这个原因，如果在这个时间的过程中出现了性欲的欢乐，则可扫除性的创伤，而癔症也随之消失。性创伤也发生在许多婚后阶段的过程中。从已发表的病史中，我们有责任制止许多这样的情况——丈夫的不正当要求，不自然的操作等。我不以为当我断言妇女中绝大多数严重的神经症起源于她们的婚床是在夸大其词。277

某些性欲上的病因，基本上是由于不够满意（如性交障碍、早泄等），根据弗洛伊德（1895b）的发现，其结果引起的不是癔症，而是一种焦虑性神经症。然而，我的观点是即使如此，性情感的兴奋十分经常地转换成癔症性的躯体现象。

这是不言而喻的，通过我们的观察也足以证明了惊吓、焦虑和发怒这些非性欲情感导致了癔症现象的发展。但是或许值得再三坚持的是，性的因素是病理结果中最重要的和最富有成果的。我们前辈的天真的观察，保留了这个保守的术语“癔症”（来自希腊语的“子宫”一词），比起最近的观点把性作为几乎是唯一的因素，倒是更接近现实。这是为了把病人从道德责备上拯救出来。癔症患者的性需求无疑与健康人一样，个体之间在程度上有很大的差异，并且不比健康人强，但前者为此而得病，大部分正是由于与性的斗争，由于针对性所做的防御而造成的。

与性癔症并举的，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回想起由惊恐所致的癔症——创伤性癔症本身，这是最熟识的一种癔症形式。

由情感兴奋的转换所引起的，我们可称为同一层次的现象是那些天生易受暗示影响，因为暗示的缘故而引起的现象（大部分是自我暗示）。一个高度的暗示性，就是说，新近激起的，不受限制的优势观念不存在于癔症的基本特征中。然而，它可作为并发症而存在于有癔症素质的人中，在这些人中，他们神经系统这种相当的特异反应性有可能使过高评价的观念成为躯体的现象。278再者，在大多数多余观念中，也只有情感性观念受暗示的影响能成为躯体现象，结果是这过程常被认为是惊恐或焦虑所伴随的情感转换。

现在我们必须考虑到情感转换和暗示的这些过程即使在癔症的复杂形式中仍保持相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们只是寻找更方便的条件，即总是通过这两个过程中的一个而表现出由心理因素起决定作用的癔症现象。

除了上述已讨论的那些之外，癔症素质的第三个组成要素是类催眠状态，即自我催眠的倾向。这种状态最大程度上利于和助长转换和暗示，以这种方式引起的癔症，我们可说成是处于癔症小发作的顶端，处于癔症大发作的较高层。自我催眠的倾向是一种仅仅短暂开始，并与正常状态交替的状态。我们在人工催眠观察中，认为它增加心理对身体的影响。这种影响而且更强烈、更深，因为它作用在甚至外部的催眠也异常兴奋的神经系统上。279对于自我催眠是有机体的一种天生的特性这一点，我们不能说出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它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我已在上面表示了这个观点，即它是从受情感支配的幻想中发展而来的。但毫无疑问，天生素质也在其中起着一部分的作用。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则再一次清楚的是性欲在癔症发展上有多么大的影响。因此，除了照顾病人之外，没有一个心理因素会与渴望一个人的爱一样，被重视为产生受情感支配的幻想。除此之外，性的性欲高潮本身280再加上大量的情感和意识的限制，是与类催眠状态非常相近的。

在癔症发作中，类催眠成分有最明显的表现，在那些可描述为急性癔症的状态中，似乎这些成分在癔症发展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这些明显的心理状态长时间地存在着，常常持续数月，常有必要将此描述为幻觉样混乱。即使病的情况尚不严重，也会出现许多不同的癔症现象，有少数现象在类催眠状态过后实际上还继续存在。这些状态的心理成分有一部分组成了清醒生活中被挡开的、意识中被压抑的那些观念。（参看“基督教徒和修女、欧洲大陆妇女和受到良好教育的儿童的癔症谵妄”。）

由于这些状态的重要性如此经常地不亚于精神病，直接地只派生于癔症，因此我不能赞同莫比斯的观点，即“除了发作时有谵妄之外，否则就不能说成是急性癔症性精神病。”（1895，第18页）在许多病例中，这些状态构成了这样一类精神错乱，而与这相似的精神病也在癔症的进一步的过程中复发。的确，基本上他们充其量无非是一次发作的精神病状态，但由于他们持续数月之久，因此很难将他们描述为多次发作。

急性癔症中的其中之一是如何会引起的？在最著名的病例（病例一）中，它是因类催眠发作的积累而发展起来的；在其他病例（已存在复杂癔症的病例）中，它的发生与不再使用吗啡有关联。这个过程的大部分完全模糊不清，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和弄清。

因此，我们可把莫比斯的见解应用于已在此讨论过的癔症：“在癔症中发生的基本改变是癔症病人的心理状态暂时或持久地变得类似于被催眠者的心理状态。”

在类催眠状态所引起的症状能在正常状态中持续多久，这完全与我们催眠后的暗示经验是相一致的。但这已意味着不能进入意识的观念情绪与意识过程中的一系列观念是并存的，即发生心理的分裂。似乎能肯定的是即使不在类催眠状态下也能发生这样的情况，这是出自在意识中被挡开并受到压抑的许多丰富思想，没有被压抑住而引起的。他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入存在于心理生活领域中，有时表现观念贫乏或退化，有时多少与清醒思维相同。总之，我们对此所具有的知识应归功于比奈和让内。心理的分裂是癔症的顶峰。我在上面已表明如何解释该病的主要特征。病人心理的一部分处于类催眠状态，持续存在，但伴有其观念的不同程度的活跃性，总是准备着无论何时清醒思维消失时（或一次发作或谵妄时）去控制整个的人。当强烈的情感阻断观念的正常过程时，患者处于半麻醉和筋疲力尽的状态下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些出于持久的类催眠状态中的无合理动机的观念与正常的联想不相容，强制性地进入意识中，幻觉闯入知觉系统，运动性行为单独地受到有意识意志的神经支配。该类催眠的心理最易受情感转换和暗示的影响。因此，容易出现新的癔症现象，若没有心理分裂，则其很难出现，此外还要有反复的情感压力。心理的分裂是病魔，早期迷信时代的天真的观察者认为这些病人有病魔。确实，一种与清醒意识不相容的精神左右着病人；但实际上这种精神并非异己的，而是他自己拥有的一部分。

我们已尝试对癔症做了当今就我们所知的综合性解释，这个尝试公开责备了折衷主义，如果这样的责备，还可以说是合理的话。有如此多的关于癔症的系统阐述。从过去的“反射理论”到“人格分裂”（dissociation of personality）均在癔症理论中有他们的地位。但对许多杰出的研究者来说，他们用自己敏锐的心灵去考虑癔症。没有事实，就没有他们的理论。而对该真实事态的进一步展示将肯定包括他们所有的观点，而且只把该主题所有片面的观点汇合成现实。因此，这一折衷主义对我来说似乎无羞愧可言。

但是我们今天距离对癔症的全面理解可能还相距很远啊！在上述的叙述中对不肯定的突然发作已勾画出了它的轮廓，对笨拙的假设已填上了知识面的空白，而不是逾越！在某种程度上唯独使人安慰的是：这种缺陷是依附于，而且必须依附于复杂的心理过程的生理表现。我们总把他们说成是提修斯在《仲夏夜之梦》中说的悲剧：“这大部分只是因为阴影的缘故。”纵然是最微弱的阴影，如果它真实地试图维持着未知的真正的事物投在墙壁上的话，则这种阴影并非没有价值。因为不管怎么说，在真正的过程和我们对他们的观念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和相似性，这种希望一直是正当的。

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

弗洛伊德与弗利斯

沙可在巴黎“硝石库”医院上癔症临床示范课，弗洛伊德将此课复制的照片挂在自己的诊疗室里。

目录

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

新版编译说明

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

新版编译说明

一、版本出处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是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西方现代弗洛伊德主义哲学学派的巨擘，被誉为“与牛顿、达尔文、马克思、爱因斯坦一样的世界伟人”。他身前留下丰富的精神分析著作，不断再版加印，并被译为各国文字，流传全世界。1956～1974年，英国伦敦霍格思出版社（The Hogarth Press）出版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这套书由英国精神分析学家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1887～1967）和奥地利心理学家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1895～1982，弗洛伊德最小的女儿）共同主编，共24卷，是当今世界最权威最完整的弗洛伊德作品集，也是世界广泛流行的最佳版本。这套英文版由德国Gesammelte Werke公司出版的德文版翻译而来，但增加了关键的脚注（标准版编者在德文版的基础上所添加的内容一律用[]标识以示区分）。

本套中文版《弗洛伊德文集》即由英文版《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以下简称“标准版”）翻译而来，是中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关于弗洛伊德文萃性的经典恢宏译著。我们将标准版中凡是带重点符号的弗洛伊德代表著作全部译出，还把无重点符号但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潜意识论、性欲论、梦论三大理论支柱和七大基本理论（潜意识学说、人格结构学说、本能学说、性欲学说、释梦学说、焦虑与自我防御机制学说和社会文化学说）有关的心理玄学的论著也一并译出。

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我们将标准版中有关弗洛伊德论著的一些编者导言、弗洛伊德生前为其著作出版所作的序言（精选部分版次）及部分注释一并译出。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保留了标准版的[]体例，保留了英文文献中年份后的字母顺序标注，书内页码也按标准版的页码显示。我们在标准版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注释，此部分以“——中译者”为标识。中文版编者还根据内文增加了插图，来帮助读者理解弗洛伊德的著作。此外，在弗洛伊德的每部（篇）著作之前，中文版主编车文博亲自撰写了“按语”，扼要介绍该著作的要点及其在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二、编译分工

《弗洛伊德文集》是我国建国以来翻译弗洛伊德的第一部经典性的世界名著，是国家教委七五重点教材规划和吉林省九五重点图书规划的项目，也是中文版主编车文博主持的心理学、哲学、精神医学界学术共同体40年来协作科学研究的成果。

参加本书译校的学者共有吉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等12所院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教授、博士等40余人。

1.车文博，中文版主编，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学术界公认的弗洛伊德研究权威，我国为弗洛伊德“平反”的人。主要工作：（1）选定翻译版本。20世纪70年代选定标准版24卷为底本进行复印，并选定翻译弗洛伊德的论著。（2）组成翻译团队。聘请老一辈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哲学家为领衔，中青年教授、副教授、博士为主体的学术共同体。（3）提出编译原则。包括精粹性原则，代表性原则，信、达、雅原则，历史性与专题性统一原则。（4）编辑小词典。特请著名精神病学家贾谊诚教授主编《精神分析小辞典》，由车文博教授审订，以保证全书中翻译的人名、术语的统一。（5）全书终审定稿。车文博主编除亲自编制《弗洛伊德生平活动一览表》、撰著《导论》和《弗洛伊德略传》外，还对全书做了通读、审订和定稿。

2.杨韶刚，中文版副主编，本书主要译、校者，原为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主任，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论著有《超越快乐原则》、《自我与本我》、《一个幻觉的未来》、《文明及其缺憾》、《摩西与一神教》、《为什么有战争？》、《抑制、症状与焦虑》（合译）、《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合译）。此外，校审、修改了诸多篇章。

3.高申春，中文版副主编，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除翻译《释梦》（下卷）、《论梦》、《释梦》（上卷，部分）、《抑制、症状与焦虑》（合译）外，还校审并修改《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释梦》（上卷）、《超越快乐原则》、《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自我与本我》。此外，还协助主编编审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目录》、《英汉人名对照表》、《英汉专业术语对照表》。

4.邵迎生，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除翻译《图腾与禁忌》外，还参加校订《精神分析新论》，修订《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戏剧中的变态人物》、《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作家与白日梦》、《达芬奇的童年回忆》、《米开朗基罗的摩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等。

5.宋广文，曲阜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博士，翻译并修订《性学三论》、《儿童性理论》、《“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爱情心理学》、《论自恋：导论》、《本能及其变化》、《压抑》、《力比多类型》，并校《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精神分析纲要》。

6.吕俊，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除翻译大部分《释梦》（上卷）外，还参加修订《释梦》（下卷）、《论梦》、《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

7.郭本禹，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精神分析新论》（合译），并修订《精神分析五讲》。

8.汪凤炎，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精神分析新论》（合译）。

9.郑希付，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

10.张爱卿，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导论》。

11.葛鲁嘉，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纲要》。

12.彭运石，湖南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合译），并校审《抑制、症状与焦虑》、《一个幻觉的未来》。

13.高峰强，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论潜意识》（合译）。

13.贺岭峰，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心理学系主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梦的理论与实践》。

14.熊哲宏，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

15.金星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癔症研究》。

16.赵国复，吉林大学出版社编审，参加修订《癔症研究》，并对《弗洛伊德文集》全卷德、英、法文译注做了译校。

三、卷次划分

早在20世纪80年代，车文博主编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参考书《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集》（上、下卷），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88～1989年出版，后经长春出版社先后出版中文版《弗洛伊德文集》5卷本（1998）和8卷本（2004），台湾知书房又将此书11卷精装本出版（2000）。现在由九州出版社出版最新修订版。本版的主要特点：（1）由原8卷本改为12卷本。（2）新增《弗洛伊德自传》（1925）和《补记》（1935）两部分，以凸显弗洛伊德的伟大贡献和精神分析运动的国际化。（3）对赵国复先生译校的德、英、法等几种语言的注释，又做了审订和补漏。（4）增补了车文博教授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09FZX004）《弗洛伊德主义新论》撰著的《导论》、《弗洛伊德略传》，作为学习和研究弗洛伊德文集的导引。

本套《弗洛伊德文集》分为12卷，各卷内容如下：

卷1《癔症研究》。此卷包括中文版主编车文博所著的《导论》和《弗洛伊德略传》，以及由弗洛伊德与约瑟夫·布洛伊尔合著的《癔症研究》三部分。《癔症研究》最初于1895年在德国出版，书中对癔症的症状、病因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说，开始提出癔症创伤理论。这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形成时期的重要著作，是其精神分析的理论奠基和正式起点的标志。

卷2《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此卷仅收录《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一部著作，此作于1901年被发表在杂志上，1904年出版了单行本，是弗洛伊德用动力心理学观点解释日常生活事件的一部重要著作。

卷3《释梦（上）》。此卷收录《释梦》的前五章内容。《释梦》最初于1900年在莱比锡和维也纳出版，是弗洛伊德一生中最得意和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体系形成的一个主要标志。他在广泛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病人的梦的临床研究和有关梦的自我分析，深入探讨了梦的实质、释梦的方法、梦的伪装、梦的材料和来源、梦的工作以及梦的过程的心理等有关的重要理论问题。

卷4《释梦（下）》。此卷收录《释梦》第六、七章内容，以及《论梦》、《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论梦》是弗洛伊德于1901年应德国一位编辑之约而撰写的，它以简洁的形式概述了《释梦》一书的基本观点和内容。《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是在《释梦》出版11年后发表的，它不是探讨有关释梦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专门研究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如何运用释梦的艺术问题。《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发表于1923年，此文不是对《释梦》一书的修正，而是弗洛伊德对该书问世20多年来一些想法的评论。

卷5《爱情心理学》。此卷收录八篇论文。1.《性学三论》于1905年发表，内容涉及“性变态”、“幼儿性欲”及“青春期的变化”三部分。2.《儿童性理论》于1908年发表，该文对儿童期的性表现，以及与其他心理活动、神经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揭示了一些常见的但缺乏研究的儿童期性现象。3.《“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于1908年发表，文中论述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强调了性的因素是现代社会文化危机、人的焦虑与神经症的主要根源，抨击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观，提出了改善文明与发展文艺的性本能升华作用说。4.《爱情心理学》共包括三篇文章：（1）《男人对象选择的一个特殊类型》（1910），主要分析了男人的性变态（或性倒错）问题；（2）《论性爱领域最普遍的衰退趋势》（1912），专门探讨了男人的“心理性阳痿”问题；（3）《处女的禁忌》（1918），从历史与文化的视角分析了女性的“贞洁”问题。5.《论自恋：导论》发表于1914年，该文对自恋的起源、本质、表现形式及其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分别做了说明。6.《本能及其变化》发表于1915年，该文从不同角度分析本能这一基本概念所涵盖的内容，使用这一概念所涉及的问题，如本能的原动力、目的、对象和来源，以及描述性本能的一般性质所采用的方法等。7.《压抑》发表于1915年，该文对压抑的本质、原因、结果及其与神经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8.《力比多类型》发表于1931年，该文从身体特征与心理特征相结合的观点出发，以力比多为基础，将人分为性欲型、自恋型和强迫型等三种，并认为混合型远多于纯粹型。

卷6《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此卷包括三篇论文。1.《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发表于1905年，该文分别就诙谐的技巧、目的、动机、心理起因及诙谐与梦、潜意识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2.《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发表于1912年，该文简明扼要地揭示了潜意识的含义及其在精神分析中的地位和意义。3.《论潜意识》发表于1915年，是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一篇重要论文，也是他论述心理学基本理论方面的代表性文章之一。

卷7《精神分析导论》。此卷仅收录《精神分析导论》一部著作，内容由弗洛伊德1915～1917年两个冬季在维也纳大学讲授精神分析的讲稿组成。全书包括失误动作、梦和神经症等三篇，共分28讲。该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引导听众领会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卷8《精神分析新论》。此卷收录四部分内容。1.《精神分析新论》完成于1933年，虽然是弗洛伊德在他1932年所做的演讲基础上成书的，但却是他在《精神分析导论》发表后经过15年研究实践和反思的成果。2.《精神分析五讲》于1910年首次刊出，是由弗洛伊德1909年应邀为美国克拉克大学20周年校庆所做的五次演讲稿汇集而成，它从叙述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作研究癔症开始，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和观察事例，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精神分析关于宣泄法、压抑、梦、失误、性欲和移情等重要思想和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3.《精神分析运动史》发表于1914年，该文是对精神分析产生、发展和分裂过程的历史总结。4.《精神分析纲要》发表于1940年，它既是向读者介绍精神分析基本原理的指南，又是弗洛伊德对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精神分析理论全面而精辟的总结。

卷9《自我与本我》。此卷收录四部分内容。1.《超越快乐原则》完成于1920年，弗洛伊德在这部著作中，修正了他早期的本能学说，第一次提出人存在着死的本能与生的本能，并把这两种作用相反、同时并存的力量的斗争视为整个生命运动历程的决定者。2.《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完成于1921年，系统论述了关于“群体的本质就在于它自身存在的力比多联系”的理论。3.《自我与本我》1923年出版，书中谈及意识、前意识、潜意识，阐述了自我从本我、超我从自我分化的过程。4.《抑制、症状与焦虑》出版于1926年，是弗洛伊德对压抑与焦虑及心理防御机制关系理论进行修正与补充的主要论著。

卷10《达·芬奇的童年回忆》。此卷包含七部分内容。1.《戏剧中的变态人物》1942年面世，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观点对戏剧活动所作的解释。2.《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1907年出版，它紧紧围绕《格拉迪沃》一书中幻觉与梦的关系，揭示了压抑、幻觉与精神错乱的起因、梦的形成与解释、性欲生活的作用、治疗心理疾患的方法等一系列理论问题。3.《作家与白日梦》发表于1908年，弗洛伊德在对创作与白日梦的关系作出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幻想活动，其目的是在幻想中实现其未能满足的愿望。4.《达·芬奇的童年回忆》1910年面世，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传记研究的方法，详尽介绍了达·芬奇童年以来的感情生活，深刻分析了他的性心理历史的发展过程，着重阐释了他的艺术与科学活动的心理起源。5.《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发表于1914年，该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对米开朗基罗所创造的摩西这一艺术作品的解释。6.《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1928年面世，该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阐释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创作的一篇心理美学的论文。7.《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发表于1926年，弗洛伊德在该文中指出，精神分析技术既不是神秘的、难以捉摸和掌握的，更不是医生的专利。

卷11《图腾与禁忌》。此卷包含两部作品。1.《图腾与禁忌》1913年出版，该书由四篇论文组成，通过蒙昧人与强迫神经症患者的比较，推断了图腾崇拜的本原意义。2.《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出版，是弗洛伊德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它由三篇论文组成，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一神教的本质和起源，揭示了上帝不是神，而是被后人神化了的人；它说明宗教问题并非神秘不可测，揭开宗教欺骗人的虚幻面纱，人们不难发现其真实本质。

卷12《文明及其缺憾》。此卷主要包含四部分内容。1.《一个幻觉的未来》出版于1927年，主要讲了两个问题：文明的内涵及其同本能的关系；宗教的本质、演化及其作用。2.《文明及其缺憾》出版于1930年，书中弗洛伊德从文明发展与人性的本能之间的联系和对抗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对文明社会的本质、起源、作用和弊端等问题做了集中的阐述。3.《为什么有战争？》是1932年9月弗洛伊德就战争问题答复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他依据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4.《弗洛伊德自传》1925年面世，这不是描述个人家庭、生活和工作的一般性自传，而是一部精辟地总结精神分析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学术性经典，主要阐述了弗洛伊德本人在精神分析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此卷还附录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目录》、《弗洛伊德生平活动一览表》、《英汉人名对照表》、《英汉专业术语对照表》等。

《弗洛伊德文集》编委会

2014年4月1日

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

郑希付　译

宋广文　校

郑希付　修订

按语

本书是弗洛伊德用动力心理学观点解释日常生活事件的一部重要著作。1901年发表在杂志上，1904年出版了单行本，其后再版多次，每次均有修改和补充。他从分析人们日常生活中大量的、常见的遗忘、口误、笔误、失误行为等现象入手，挖掘了潜意识过程对人的行为的制约性.说明了潜意识的活动和对潜意识的压抑不仅存在于变态心理活动当中，而且广泛存在于正常人的心理活动当中。由此提出了精神决定论的思想，认为人的心理行为的千变万化都有其原因，即内在的、深层的、潜意识的精神决定因素。

英文版编者导言

目前这本全新的译著是由艾伦·泰森所译。

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只有《精神分析导论》可与这本书——《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相媲美，二者在德文版的印刷次数和其他文字译本的版数上都几乎相同。281目前这个版本几乎把该书以前每一版本所新增加的材料都包括了进去。在这方面，它很像《释梦》与《性学三论》，这两本书，弗洛伊德用其毕生的精力不断加以补充。但实际上，它们的情况并不相同。后两本书增补的新材料，大部分属于对临床发现与理论结论的重要扩展与修正，而《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其基本的观点与理论在最早的版本中282都已经有所描述，后来补充的大量材料仅仅是一些相关的例子与说明（部分是弗洛伊德自己的，大部分则是他的朋友和学生的），用来进一步阐明他曾论述的问题。毫无疑问，弗洛伊德对那些例子本身和以实例来验证其观点的阐述方式特别感到愉悦。但读者有时会感到大量新的实例切断了基本论断的流畅性，甚至把理论的主干弄得模糊不清。

与翻译弗洛伊德关于“梦”和“诙谐”的书籍情况一样，或许在极大程度上，译者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对大部分材料的论述要依赖于如何使用（处理）那些完全不能翻译的文字。在以前的版本中，这个问题被布里尔以极端的方式解决了。布里尔省略了那些含有无法转换成英语词汇的实例，插进了一些他自己可以对省略的部分做相似解释的例子。毫无疑问，在那种情况下，这种做法完全是无可非议的。在布里尔翻译弗洛伊德著作的时期，弗洛伊德的著作在英语国家几乎无人知晓，此后因没有设置不必要的障碍，使弗洛伊德自己特意为一般读者所写的这本书得以传播是很重要的。布里尔成功地达到了这个目的，这可由他的译本到1935年发行了16次的事实来证明，而且随后又发行了很多次。他自己的例子大部分是极好的，实际上其中有两三个例子为弗洛伊德在后来的德文原版所引用。不过，也有意见反对把这种情况保持下去，尤其是为那些对弗洛伊德作品要求更严厉的大学生们所设计的一些版本更是如此。在某些情况下，例如，省略了一则弗洛伊德的带解释性的例子，就会不可避免地省掉伴随该例子的具有一定重要性和令人感兴趣的理论评述。此外，虽然布里尔在书的前言中宣称，他的意图只是更正或替代作者的某些实例，但译著本身通常没有揭示出哪些实例被替换了，读者有时或许不能确定他是在读弗洛伊德还是在读布里尔的书。布里尔的译著（肯定需要补充），是译自1912年的德文版本，而在所有后来发行的版本中一直没有改动，因此它完全忽略了弗洛伊德在随后10年或更多年对该书所做的极大量补充。由于这种种不同原因，省略的整个影响是令人吃惊的。该书的最后版本共有305页，其中有90页到100页（几乎占此书的三分之一）至今没在英文版本中出现过。所以现在的这个译本把重心移到了注重译文的完整性上，反对标准版《全集》对不能译成英文的地方保留德语原文，并借助加方括号和注释的方法对德语原文加以解释，这种处理文字的方法给译文清晰性带来的明显损失。

我们发现弗洛伊德在1898年8月26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1950，信94）首次提到“失误行为”283。在这封信里，他谈道：“我终于抓住了我怀疑已久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一种方式：一个名字有时被避开了，在适当的地方，可用一个完全错误的名字代替那个被避开的名字。284一个月以后，9月22日（出处同上，信96），他又向弗利斯举例说明了这种方式，这次他用的是“西格罗瑞里”这个熟悉的名字。在同一年，他把这个例子作为研究失误行为的预备性材料发表在《精神病学与神经病学》杂志上。后来，他在目前这本著作的第一章里使用了这个例子。第二年，弗洛伊德在同一刊物上发表了关于《掩蔽性记忆》的论文（1899），在本书的第四章，他用很不同的词汇进一步讨论了这一主题。但是，他当时的全部时间，一是用于完成《释梦》（1900），一是用于为另一项研究《论梦》准备材料。直到1900年底，他才认真地为《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这本书花费时间。在这一年10月（弗洛伊德，1950，信139），弗洛伊德征得弗利斯的同意，引用了浮士德（Faust）的话做其著作的题词，实际上浮士德画像也出现在他著作的扉页上。1901年1月30日（信141），他报告说：“写作正停顿着，已完成一半，但很快会继续写下去。”2852月15日（信142），他说，再过一些日子，他的著作就完成了。实际上，他于7月和8月，在《柏林期刊》上仅发表了两期他的初步研究成果。

三年以后，1904年，这本书第一次以分卷形式发行，内容几乎与发表在《柏林期刊》上的没有任何改变。但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却在不断地加以补充。1901、1904年，该书有十章。1907年首次增加了两章（即现在的第三章、第十一章）。在弗洛伊德图书馆里，我们发现了1904年版本的一张插页的拷贝，弗洛伊德在这上面对补充的例子做了一些初步的注释。这些注释绝大多数被收编在后来的版本中，其余的则在它们令人感兴趣的范围内，在适当的地方做脚注。

弗洛伊德怀着特别的感情去看待“失误行为”（parapraxes），毫无疑问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它们与梦一道能够把他与神经症有关的重要发现扩展到正常心理生活之中。由于同样的原因，他常常利用“失误行为”作为把非医学人员引进精神分析领域的最好的预备性（入门）材料。这种材料既简单（至少表面上看）又不惹人讨厌，同时又与每个正常人都体验到的状况相关。在弗洛伊德的某些带说明性的文章中，有时，他对“失误行为”甚至比“梦”更偏爱，因为梦涉及更复杂的机制，势必导致较深的领域。于是，当他出版他在1916～1917年间的《精神分析导论》的系列文章时，也发表了3篇专门论述“失误行为”的文章。顺便提一句，在这3篇文章中的许多例子在本书后面都被赋予了新的面貌。并且，他在给《科学》杂志（1913）和马尔库斯的百科全书（1923）投稿时，对“失误行为”的稿件予以同样的优先考虑。尽管“失误行为”是简单的、容易解释的，但弗洛伊德还是论证了究竟它们的基础是什么，这就是他在《释梦》中建立的即心理功能的两个独特模式，他把它们描绘成原发性与继发性心理过程。此外，弗洛伊德还有一个基本信念——他相信“决定论”普遍适用于心理事件，该信念是通过他对“失误行为”的考察而令人信服地得到了证实。在该书的最后一章，他捍卫着这样的真理：发现心理过程中的每一细小事件的心理决定因素，在理论上应该是可能的。或许“失误行为”的事例更易获得心理决定因素这一事实，就是为什么“失误行为”对弗洛伊德特别有吸引力的原因。的确，这使他在他的晚期作品之一——《偶发行为的奥妙》（1935）的短篇论文中又重新提到了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一章 专有名词的遗忘

1898年，我曾在《精神病学与神经病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题目为《遗忘的心理机制》的短文（弗洛伊德，1898b），现在我想旧话重提，以便对此做进一步的探讨。文章中，我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对生活中人们所熟悉的专有名词的暂时遗忘的现象进行了分析，通过观察，我找出了很多有关的事例。经过多次尝试，我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这种特殊的现象（似乎微不足道，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实际价值），即，记忆拒绝操作的心理功能，并非仅仅可以用普通的方法加以说明，我们完全可以有一个崭新的解释。

如果人们让一个心理学家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会突然记不起一个专有名词，而我们又明明知道这一名词是不应该遗忘的？如果我的估计不错的话，他对这样的解释是满意的：专有名词比其他种类的记忆内容更容易遗忘，并且，他会列举出很多理由来说明对专有名词进行特殊的记忆加工的必要性。但他却没有发现在这一现象背后，还有另一个因素在起重要作用。

这一发现源于我对一些典型的专有名词的暂时遗忘现象的观察分析，在这些遗忘现象中，绝大多数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虽然这些特点并非适合所有专有名词的遗忘情况。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不仅会遗忘一个名字，而且还会出现“错误回忆”（wrongly remembered），即在一个人突然回忆一个名字时，尽管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企图回忆已经遗忘的名字，但这个名字却没有出现，这时出现在其意识中的是其他的名字——替代名字（substitute name），虽然他自己当时也知道肯定不是这个名字，但这个名字却以极大的力量强迫性地出现在他的脑海。我们将这种用另一个名字取代遗忘的名字的过程称之为“替代”（displacement），不过这种替代是一种错误替代。我的假设是：这种替代并非是一种不确定的心理选择；相反，这种替代服从一定的规律，有可预测性。换言之，替代名词和遗忘的名词之间以一定的方式发生着联系，而这一方式我们是可以察觉到的。如果我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成功的，那么对专有名词遗忘的解释就有新的希望了。

我还是选用1898年文中的例子来对此加以说明。我虽做出了很大努力还是没有回忆起来的那个名字是一个画家的名字西格诺内里（Signorelli），欧威特屋顶上的巨幅壁画“四种最后结局”286便是他创作的。当时，我虽然没有回忆起来这个名字，但另外两个画家的名字——鲍蒂赛里（Botticelli）和博尔特菲奥（Boltrafrio）却冒了出来，我也很清楚地知道这两个名字是错误的。当其他人将这个名字告诉我时，我毫不犹豫地确认了。那么，是什么影响了替代名字的产生呢？替代名字Botticelli、Boltraffio和真正的名字Signorelli之间存在什么联系呢？我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后得出了如下结论：

1.我所以对Signorelli产生遗忘，原因并不在这个名字本身，因为这个名字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而且当时这一名字出现的背景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心理特征。实际上我对这个被遗忘的名字和其中的一个替代名字Botticelli一样熟悉，而且就Signorelli和Boltraffio两个名字而言，我更熟悉前者，对后者我实际上并不了解多少，只知道他是一个属于米兰学派的艺术家。再者，就当时的情景而言，对这个名字的遗忘，实际上对我没有什么伤害，对我也没有什么进一步的影响。我当时和一个陌生人驱车行驶在达尔马希亚的拉古沙到荷杰格维纳某地的路上，我们的话题转到了意大利的旅行，我问我的同伴是否去过欧威特，是否看过由……画的著名的壁画。

2.当我回忆起来在此之前我们谈论的话题时，我才豁然开朗，原来对这一名字的遗忘反映了一种特殊的现象：正在谈论的话题受到了先前谈论的话题的干扰。在我问我的旅伴是否去过欧威特这一问题之前，我们谈论的是居住在波斯尼亚和荷杰格维纳的土耳其人的风俗。我对我的旅伴说：在那里工作的一个同行曾对我谈起过当地人的一些风俗，他们都十分信任医生，而且相信命运。如果一个医生告诉人们，他对这个病人已经做出了他能做的一切，他们都会做出这样的回答：“先生（Herr），还能说些什么呢？如果他有救的话，你一定会救活他。”在这些句子中，我们首先涉及到了Bosnia Herzegovina和Herr这些单词和名字，而这些词又可以介入Signorelli和Botticelli、Boltraffio之间，使其联系起来。

3.我认为，关于居住在波斯尼亚的土耳其人的风俗的一系列的思想，等等，获得了一种干扰后继思想的能量，因为在这一话题结束之前，我的意识已经从这些思想系列移开了。我又回忆起来我讲的第二件事情，而这件事情与前面谈及的有关风俗的记忆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土耳其人认为性快乐（sexual enjoyment）的价值高于一切，如果出现性障碍，无法完成性行为，他们会感到极度地失望，这等于命运让他们去死。我的同行的一个患者曾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先生（Herr），你要知道，如果没有这种快乐，便意味着生命的结束。”我当时将这一特殊的思想抑制了起来，因为不想和一个陌生人谈论这样的话题。但是，我是将我的注意从关于“性和死亡”的思想上移开。当时，我还没有摆脱数星期以前我获得的一些信息的影响，那时，我在查否伊（Trafoi）287做过短暂的停留，我付出很大的努力为一个性障碍的患者进行治疗，由于难以治疗，他还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也清楚地知道，在去荷杰格维纳的旅途中，这种悲惨事件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记忆并没有进入我的意识，但“Trafoi”和“Botraffio”的相似迫使我认识到，这种记忆在我们谈论那些话题时已经在活动，尽管我故意设法避开这种记忆内容。

4.对我而言，我不可能将对“Signorelli”的遗忘作为一种偶然事件看待，我不得不承认“动机”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这种动机扰乱了我的思绪（关于土耳其的风俗，等等），也正是在这个动机的影响下，我将与之有关的思想——那种与在Trafoi的经历有关的思想——赶出我的意识。这样，我便想遗忘一些东西，压抑一些东西。实际上，我要忘掉的、要压抑的，并非是欧威特的那个画家的名字，而是其他的内容，因为这个画家的名字会使我联想到这个内容，因此我便做出努力消除了这个靶子，忘掉了与我的意志不一致的东西，同时忘掉与此有关的内容。不想回忆的目的是避开与此有关的内容，不能回忆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不想回忆和不能回忆涉及的是同一内容，那么问题就简单了。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这种替代名字的出现并非如我以前的解释，是一种不合情理的现象，实际上这个替代名字一方面向我提示了我要尽量遗忘的内容，另一方面，又向我提示了我要回忆的内容。同时它也向我说明，我设法忘掉某些东西既不完全成功，也非完全失败。288

5.遗忘名字和压抑话题（出现于Bosnia、Herzegovina和Trafoi的名字的关于死和性的话题，等等）之间的联系方式是很明确的，我用1898年文中的图解来说明这一问题会更清楚些（图1-1）。

Signorelli这个名字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是与替代名字中的音节完全一样的音节“elli”；二是在意思上替代“Herr”的“Signor”289，它与被压抑的话题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这一原因仍不能说明我（有意识）的替代问题，但它却暗示了一种有关名字“Herzegovina, Bosnia”和替代名字之间联系的方式，而不考虑其音感等；这些我们涉及到的名字就像象形文字组成的句子，或这些句子转化成了一种图谜（或谜画）。

就整个过程而言，意识并没有得到任何关于这种替代的信息，初看起来，除了它们有一个相同的音节外，将这个名字Signorelli出现的话题和先前被压抑的话题联系起来似乎不太可能。

或许，这样的说明并非多余：心理学家一般认为这种再现和遗忘是一种必然现象，这是一种联想，是一种心理追踪，我的上述解释实际上与此并不矛盾。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在某些情况下在引起遗忘的因素中增加了一个动机因素，而且还进一步说明了回忆错误的机制。这种特质对这种情况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使这一过程的实现成为可能：被压抑的内容控制遗忘的名字，其方式主要是联想和抑制。当然，如果我们对这个名字十分熟悉的话，这种再现现象也许不会发生。因为，在有些情况下，如果我们有一种压抑的内容时刻寻找机会表现出来，那么这种压抑的东西也只有在这样一种半隐半露的情景中才能够较成功地表现出来。在另一些情况下，压抑的内容也会表现出来，但没有机能上的混乱，或没有表现出什么症状。

图1-1

当遗忘一个名字相伴以错误回忆的时候，对名字遗忘的必要条件如下：（1）遗忘这一名字的特定意向；（2）在此之前不久产生的一个压抑过程；（3）名字和先前压抑的因素建立“外在”联系的可能性。满足最后一个条件似乎不太困难，因为，如果建立这种联系的标准较低的话，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建立这样的联系（不管是否需要两者间更密切的关系）。但这里的问题是，建立的这样一种外在联系是否是这一结论的充分条件，即压抑的材料干扰了这个名字的再现。也许人们会说，两个话题之间的细微的联系是不存在的，但经过深入思考，我们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两个话题之间存在着暂时的连续性，即使两个话题的内容完全不同。通过仔细的审视，人们越来越会发现由外在联系（被压抑的内容和新的内容）联系起来的两个材料在其内容上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这一点在我们上面列举的关于对Signorelli的遗忘的例子中也有明显的表现。

通过对上面例子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内省的价值实际上依赖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即，这种现象是典型的还是特殊的。我们必须肯定，在上面的Signorelli例子中表现出的这一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对我自己观察到的几乎所有的这种情况，都可以用上述的方式去解释和描述，即人们存在压抑的动机。我还注意到另外一种解释，这一解释也支持我们对这一典型特点的分析。我认为，对同一现象——相伴以错误回忆的遗忘和并非出于己愿的这种错误的替代——在理论上做出不同的解释是不合理的。290这种替代在很多情况下均是自发的、自然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非自发性的替代，一般在人们做出意志努力时才有可能；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和自然出现的情况一样，被压抑的材料和遗忘的名字之间也存在特定的联系。在使替代名字进入意识方面，上述两种情况是有区别的，具体表现如下：（1）注意力；（2）与心理材料有关的内在条件。对自然出现的替代而言，两种内容之间的联系是在人们做出或大或小的努力的基础上建立的。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对名字的遗忘并没有相伴以错误的回忆，我们对Signorelli的例子中对遗忘机制的解释，也适于这种情况。当然，我绝不敢断言所有的名字遗忘都是一样的，肯定会有简单的情形。我想我们会有充分的理由对这一情况做出这样的解释：就这种对专有名词的简单的遗忘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遗忘，这种遗忘是由压抑的动机驱使的。

第二章 外语单词的遗忘

我们自己的本土语言中的词汇很少出现较多的遗忘现象291，因为我们日常使用的频率很高，但外语中的词汇的遗忘却屡见不鲜，遗忘外语单词的倾向涉及到言语的各个部分。由于外语的不规则性，我们对外语的掌握有很多困难，再加上我们本身的健康状况和疲劳程度的影响，这种遗忘似乎是一种初级的心理功能混乱。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这类遗忘和上一章我们谈到的对“Signorelli”遗忘的机制是一样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将分析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很有代表性，很典型，是对拉丁文中的非名词性的单词的遗忘。或许我应该对这一不起眼的事件做充分而具体的说明。

去年夏天，也是一次假日的旅行，我遇到了一个熟人，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的朋友。不久我发现，他对我的著作十分了解。我们在争论一些事情，至于如何引发的，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争论的问题是我们所在的民族的社会地位。强烈的抱负和责任感，使他产生了对现实的不满，他悲观地认为，我们正在走向衰落，我们的才华得不到展现，我们的需要无法实现。最后他用维吉尔（Virgil）的著名诗句的最后一句结束了这个令人伤感的话题。这句诗的意思是：不幸的帝多（Dido）要让她的后代向阿尼斯（Aeneas）复仇。我的朋友用了“Exoriare……”，或者说他要以这种方式结束，因为他已记不清这个完整的句子了，由于他改变了词序，他便企图对此予以掩盖，他说出的句子是这样的：“Exoriar（e）ex nostris ossibus ultor。”最后他生气地说：“请别吹毛求疵了，你好像在欣赏我的窘迫，为什么不帮我一下？在这个句子中，我肯定漏掉了什么，这个完整的句子实际应是什么呢？”

“我很高兴帮你，”我回答，并将正确的句子告诉他，“Exoriar（e）ALIQUIS nostris ex ossibus ultor。”

“忘掉这样一个词真是太蠢了！顺便问一下，你说一个人不会毫无原因地遗忘一些事情，我很好奇，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将这个不定代词aliquis忘掉呢？”

我准备接受这种挑战，因为正想收集这方面的材料，因此我说：“这并不会占用我们多少时间，我必须问你一些事情，你要不带任何偏见地告诉我出现于你头脑的一切，你需要做的只是没有任何目的的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遗忘的单词上。”292

“好，出现在我的大脑的是一个奇怪的念头，将遗忘的那个单词分成两个部分，即a（无的意思）和liquis（液体的意思）。”

“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

“还有什么？”

“接下来是Reliquien（圣物），liquefying（溶解），fluid（液体），现在你发现了些什么吗？”

“没有，没有任何发现，请继续。”

他笑了，带着嘲讽，“我想到了‘村特的西蒙’（Simon of Trent）。两年前我在村特的教堂看到过其圣物。我想到了对血祭仪式的指责，现在人们用这种仪式来反对犹太人，我想到了克勒保罗（Kleinpaul）的书（1892），他在这本书中指出，所有这些灾难都是救世主（耶稣）经历的翻版，是他的旨意。”

“这一点和我们刚才谈到的关于拉丁词遗忘的话题并非完全没有联系。”

“的确，下面的思想是我最近在意大利的报纸上读过的，我想它的题目是‘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谈女人’，你有什么发现吗？”

“我听你说。”

“现在出现的思想似乎与我们的话题没有任何联系。”

“请不要拒绝这些思想，不带任何评价地说出来。”

“好，我懂了，我想到了我上周旅行时遇到的一个很不错的老绅士，他是一个真正的处男，其外表看上去像一个寻找食物的大鸟，如果你对此感兴趣的话，他叫本尼迪克特（Benedict）。”

“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圣人和教会之父，St.Simon, St.Augustine, St.Benedict，其中有三个名字都是姓，如Kleinpaul中的Paul。”

“现在，我头脑里又出现了圣·简纳利斯（St.Januarius）的名字和他的神奇的血，这个思想似乎是自动出现在我的大脑的。”

“稍等，St.Januarius和St.Augustine二者都与月份有关，你能告诉我一下有关神奇的血的事情吗？”

“当然，你从来没有听说过吗？他们将圣·简纳利斯的血装入一个瓶子，把它放到那不勒斯的一个教堂里面，每当节日来临，它会神奇地变成液体。人们认为这种神奇的变化是很重要的，如果这种变化推迟了，人们会很激动。在法国军队侵占这城镇的时候，这种现象曾出现过。因此，当时的指挥官——叫加利鲍帝，或许我记错了——他把这个虔诚的绅士叫到一边，一边向外面的士兵做着什么手势，一边设法使这个绅士明白他很想马上看到这个奇迹的出现，事实上，这个奇迹确实出现了……”

“好，继续说下去，为什么停下来呢？”

“好，又有一些东西出现了……不过，这是我的隐私，很难说出；而且，我认为这与我们谈论的问题没有什么联系，也没有必要说出来。”

“它们的联系由我来考虑，当然，你要强迫你自己将那些使你不愉快的事情讲出来；否则，我就很难解释你对aliquis的遗忘。”

“真的吗？你真是这样想的吗？好，我说，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女士，我从她那里得到了使我们两个都烦恼的消息。”

“是她没来月经的事吗？”

“你怎么猜到的？”

“这并不难，你给我提供了这方面的足够的信息，如与月份同名的圣人，在一个特殊的日子才开始流出的血，失败的时候出现的干扰，奇迹没有出现时的公开的威胁，等等……实际上，你利用圣·简纳利斯的奇迹来形象地表示女人的月经。”

“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你的意思是说，这种焦急的期待使我忘掉了像aliquis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单词，是吗？”

“对我来说，这是不可否认的，只要你回忆一下你对这个词的区分——分成a和liquis——以及由此产生的联想就明白了，如圣物、溶化、液体。圣·西蒙在孩子的时候就牺牲了，我还继续说下去吗？你是否还让我告诉你他是怎么出现的？是你提及的圣物这个话题引导我想到了他。”

“不，请不要再说了，如果我真的存在这些想法，我希望你不要把它看得那么严重，我承认这位女士是个意大利人，我和她一起去的那不勒斯，这会不会是巧合呢？”

“这种联系是否是巧合，还是留给你自己判断吧，但我要告诉你的是，对所有的诸如此类的现象的分析，都会遇到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巧合。”293

我有理由看重这个简单的分析，也因此很感谢我的这个旅伴向我提供了这个分析素材，原因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首先，这个素材是我平时很难得到的，我收集的关于日常生活中心理机能混乱的例子，几乎都是依靠我的自我观察得到的。我实际上也很担心这些例子的使用，因为这些例子都是由我的神经症患者提供的，也怕他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我的分析结论只适用于这些患者，而不是所有的人。因此，我希望我的分析能够在神经症患者以外的人的身上取得成功，对他的分析最终使我如愿。其次，这也再次说明，我们的理论可以用来说明没有伴随错误回忆的遗忘现象，这证明了我们前面的观点[第4、5页294]：遗忘时是否表现出错误替代并无多大的区别。295“aliquis”这个例子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它与“Signorelli”这个例子的区别上。对后者而言，一个名字的再现被先前话题产生的一系列思想的后效干扰了，阻断了，其内容似乎与“Signorelli”这个名字没有明显的联系；但时间上的接近使被压抑的话题和被遗忘的名字的话题联系起来。这足以能够用外部联系的方式使两个话题联系起来。296另一方面，在“aliquis”的例子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这类被压抑的话题，这种话题在此以前是有意识的，之后又反应在这种干扰上。在这个例子中，再现的干扰表现在引用的拉丁文的话题的内涵，因为，潜意识地从相反的方面表现出了这种欲望，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做如下解释：讲话者已经表达出这样的思想，他这一代人的几乎所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他预言，像帝多一样新的一代将会向这些统治者复仇，他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出他对后代的期望。在这一时刻，他突然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思想，“你真的对后代有这样的期望吗？并非如此。如果现在得到这样的消息，你对自己熟悉的群体的后代有这样的期望，那么你是何等的窘迫，不，即使我们很需要他们为我们复仇。”这种矛盾本身也恰好说明了在“Signorelli”例子中表现出的相同的含义，即建立理想的东西和被拒绝的欲望之间的外部联系。事实上，这次的做法似乎很强硬，因为我们使用了间接联想的途径，这种途径也很有人为的性质。现在分析的这个例子的第二个意思和“Signorelli”的情况是一样的，矛盾源于被压抑的思想，源于分散人们注意的愿望。

就单词遗忘的这两个典型的例子而言，二者之间既有相同之点，又有相异之处，我们从中了解了遗忘的第二种机制——遗忘是由于被压抑的内容产生的内部矛盾的思想引起的。对这两种过程而言，理解起来并不困难，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还会涉及这一问题。

第三章 名字和词组的遗忘

正如前面一章（第二章）所述，对外语单词中词组的部分遗忘和对本土语言中词组的部分遗忘，二者之间是否有本质的差异呢？对这一问题我们一直十分关注。对这样的现象我们并不感到奇怪，我们曾下工夫记住的一个公式或一首诗歌，在以后回忆的时候却总是出现错误，会出现别字或出现漏字现象。这种遗忘虽然对我们整体的学习和记忆没有什么影响，或者说这仅仅是部分阻断，但这种错误再现很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

一次谈话中，我的一个年轻的同事对我说，他更确认这样的解释：对本土语言的诗歌的遗忘和对外语词组的部分遗忘的动机是一样的。同时，他自告奋勇做实验被试。我问他用什么诗歌做测验材料，他选择了“科林斯的贵族布朗之死”（Die Braut yon Korinth），是他很喜欢的一首诗，而且他认为他至少对这首诗的某些段落很熟悉。再现的时候，从一开始他就很软弱，因为他很不确定。他问我，这个句子是“从科林斯到雅典的旅行”（Travelling from Corinth to Athens）还是“从雅典到科林斯的旅行”（Travelling from Athens to Corinth）？片刻的迟疑后，我兴奋地观察到，诗的题目——科林斯的大桥——无疑是他的旅游路线。他对诗的第一节的再现比较顺利，因为，没有任何明显的错误。我的同事思考了一会儿后，回忆起了第二节的第一行，不久回忆出其他的内容，并把它朗读了出来：

Aber wird er auch willkommen scheinen，

Jetzt, wo jeder Tag was Neues bringt？

Denn er ist noch Heide mit den Seinen

Und sie sind Christen und-getauft.297

在此之前，实际上我已经对此十分留意了，在他背完最后一行时，我们两个都认为其中的某些部分被扭曲了。我们并没有马上对此予以纠正，而是很快地到书架上去找歌德（Goethe）的诗，使我们吃惊的是，我们发现，第二行的词与此完全不同，而这些词好像完全从我的那个同事的记忆中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完全不属于这里的一些东西，正确的应是这样的：

Abet wird er auch willkommen scheinen，

Wenn er teuer nicht die Gunst erkauft？298

最后一行的“Getaut”和“erkauft”押韵，使我难以理解的是，在记忆这首诗时，这一组词——heathen, Christian, baptized——没有给他任何帮助。

我问我的同事：“既然你认为你对这首诗记得很好，你能否解释一下为什么你把其中的一行完全改变了？你能找到这种替代的理由吗？”

尽管有些不太情愿，但他还是提供了一个解释，他说：我对这一行——Jetzt, wo jeder Tag was Neues bringt（他是否真的会受到欢迎）——更熟悉一些，在做这个练习之前，我好像使用过这个句子。你知道，我对现在所取得的进展极为满意，但为什么这个句子会插到这里？我好像想到了一点联系，我对这一行“如果他不买一个可爱的礼物”不太满意，这使我联系到我对一桩婚姻的反对。而且，一有机会我就拒绝，就我掌握的情况来看，这又是一次拒绝。其他好像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但是，如果接受这样的解释，我当然不会高兴，因为似乎是我的这种算计使它发生了改变。

我对他的解释感到很惊奇，尽管无须他提供更详细的细节，我还是提出了我的问题：“你的隐私是否包括在‘科林斯大桥’的内容里面？包括在这首诗里的有关宗教信仰分歧的内容是否很重要？”

Keimt ein Glaube neu，

Wird oft Lieb’und Treu,

Wie ein b?ses Unkraut ausgerauft.299

我的猜测并不正确，但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一个中肯的问题会突然开启他的思路，这样他才逐渐地将我引入在此之前尚未触及的答案，他表现出痛苦和带有愤怒的表情，结结巴巴地读出了下面的诗句：

Sieh Sie an genau！

Morgen ist sie grau.300

不久他又说：“她的年龄比我大得多。”为了避免让他产生不好的情绪，我们没有将这个话题深入下去，但这已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真正使我吃惊的是，了解这种毫无伤害的回忆失败的原因的企图或动机，不得不追踪个体的生活隐私，这种隐私是如此的遥远和隐秘，而且荣格（Jung，1907）提供给我另一个例子，也是关于名诗中词组的遗忘问题，下面我们引用作者的一段话：

“一个人正在企图背诵一段名诗，其开头的一句是‘Ein Fichtenbaum steht einsam……’301，当他背诵到开头是‘Ihn schl?fert’302的时候，他突然陷入困境，他完全忘掉了这样的一些词‘mit weisser Decke’（盖着白色的褥子），使我吃惊的是，他会将这么熟悉的句子忘记。我让他再现与‘盖着白色的褥子’有关的一切，这时他产生了一系列的联想：白色的褥子使我想到了一个单子——一种亚麻布做的盖尸体的单子，（停顿）我想到了我的一个很熟悉的朋友——他的哥哥前不久突然死了，据说死于心脏病——他很肥胖——我的朋友也很肥胖，在此之前我也曾想到过，现在这种事会不会发生在他的身上——或许他平时很少锻炼——当我听到他哥哥的死讯后，我突然感到很焦虑，我怕同样的事会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们家族的人都有肥胖的倾向；而且，我的爷爷也是死于心脏病。我已经注意到，我也很胖，最近我应该减肥，使自己变得瘦一些。”

“荣格解释道：‘如此说来，这个人潜意识地将自己认同为被尸衣覆盖着的枞树。’”

下面例子的获得应感谢我在布达佩斯的朋友费伦茨（Sdndor Ferenczi），这也是关于词组的遗忘，不过与上面的例子有些区别。他遗忘的不是其他诗人写的著名的诗句，而是他自己的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因为我们发现，这种遗忘往往与人们的良知密切联系。当人们的良知害怕屈从于暂时的欲望时，这种对片断的遗忘便发生了很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冷静下来，仔细地想一下，就会发现这种内在过程的正确性，即人们通过这种失败的回忆表达了自己的思想，一种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表达的思想。

“在一次聚会上，有人引用了这样的诗句，‘Tout comprendre c'est tout pardonner’303，我认为句子的第一部分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因此，‘pardoning’（宽恕）似乎是多余的，它好像应留给上帝和牧师。其中的一个在场者，认为我的看法是对的，于是我很受鼓舞，因此我接下去又说——或许自己不想使某种善意的批评干扰自己的观点——随即我想出了一句更好的；但当我要把这句话说出来时，它突然溜掉了，我立即从这个聚会中退出，并写下了这一幕联想（替代思想）。首先出现的是我在布达佩斯的另一个朋友，想起了布达佩斯的那个街道，我所寻找的那个句子就是在那里出现的，然后是这个朋友的名字，马科斯（Max），我们平时都叫他马科西（Maxi），这使人想到了‘格言’（maxim）这个词，以及与此有关的很多东西，如我最初的谈话内容，对一句名言的修改。使我感到很奇怪的是，接下去的思想并非一个格言，而是一个句子‘上帝通过想象创造了人’和另一个意思相反的句子‘人也用同样的方式创造了上帝’，这时，我全力寻找的记忆内容马上出现了。当时，在安竹斯街，我的朋友对我说：‘关于人的一切我并不陌生！’我回答他时引用了精神分析的观点：‘你应该做进一步的阐述，应承认，动物的一切对你来说并不陌生。’”

“当我最后想起我所要的东西时，我再不能在这个聚会上说出来了。我的朋友的年轻妻子，也在这个聚会上，她实际上已经无意识地注意到了这种动物本性，而且我注意到，她对这种观点持反对态度。我的遗忘使我摆脱了她有可能向我提出的一些令人不快和不切论题的问题，正是这一点——并非其他的什么——使我产生了‘暂时遗忘’的动机。”

“有趣的是，这种情景联想是由一个句子引发的，这里将上帝也降为人类的一种发明之列，这个遗忘的句子暗示了人的动物本性。Capitis diminutio（一个人的地位的剥夺）成为二者共同的成分。很明显，整个主题都是对讨论引发的内容的理解和宽恕，并由此产生一系列的思想。”

“在这个例子中，我之所以能够很快地找到我所需要的内容，可能也与我离开这个群体有关。在群体中，我是在监督之下，而在一个空房子里，这种监督是不存在的。”

我已经分析了很多有关词组的遗忘或错误再现发生的例子，其分析结果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从前面“aliquis”和“格林斯大桥”例子中揭示出来的遗忘机制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实际上，对这些情况的分析并不容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材料往往与我们的隐私以及令人不快的内容相联系。在这里我不准备分析更多的例子，所有这些材料——不管是什么样的材料——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通过自由联想就会发现，遗忘和被歪曲的材料都与潜意识的思想内容相联系——这种潜意识的思想内容是产生这些遗忘的源泉。

我们将话题再转到对名字的遗忘上。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没有充分认识这种遗忘背后的个案材料或动机。如我本人一样，我经常对自己做仔细的观察，从不放过任何可供分析的机会。我有轻微的偏头疼，而且一般发生在我对名字的遗忘之前，有时可持续几小时，特别是在我并没有强迫自己放弃这种尝试时，头疼的程度更大，这往往使我会忘掉所有的专有名词。这个情况似乎说明，我原则上反对这种为分析所做出的努力。通过这些观察，是否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遗忘的原因，尤其是对专有名词的遗忘，是否与循环系统和神经功能紊乱有关呢？我们是否就不再需要对这一现象的心理原因进行分析了呢？就我而言，绝对不是的，这会将我们通过很多例子找到的一般的机制和自己的个人情况混淆，因为这种个人情况差别很大，而且不是实质性的表现。对此，我不再赘述，我只想用类比的方式对此加以说明。

假设一天晚上，我在一个城市散步，很轻率地来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结果遭到了歹徒的袭击，手表和钱包被抢走。我到最近的警察局报了案，对警察说：“我在如此、如此的街道上，‘孤独’和‘黑暗’抢走了我的手表和钱包。”尽管我的表述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我的这番话却会使人们认为我的神经出了问题。正确的描述应该是这样的：由于地点的偏僻和夜幕的笼罩，毫不相识的歹徒抢走了我的手表和钱包。在这种情况下，对名字的遗忘也没有什么不同，这时我可以说是疲劳、循环系统的功能紊乱、饮酒和自己不清楚的心理动力等促使我将记忆中的专有名词遗忘了，实际上在我们身体健康、精力旺盛的情况下，特殊的心理力量也会使我们表现出类似的失误。

如果我对自己观察到的这种名字遗忘的现象进行分析的话，我几乎总会发现：被我遗忘的这个名字总是与个人的重要内容有密切联系，这个内容有较强的后效，而且经常使我感到不安。这与苏黎世学派（布洛伊勒、荣格、黎克林[Riklin]）的观点一致，他们更简单明了地对此做出了如下解释：名字的遗忘与我的“个人情结”（personal complex）有关。名字和我自己的联系是我本人无法揭示的，只有通过表面的自由联想才能够找到（如同音联想和同意联想），一般而言，这是一种间接的联系，我们可以用下面的例子说明其特点。

1.一个患者让我在里维耶拉为他推荐一个疗养院，我知道有一所疗养院距热那亚很近，我也记得一个在那里工作的德国同行的名字，但我却忘记了这个疗养院的名字。我自己也知道，自己对这个名字记得很好，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这个名字。我不得不让这个患者等一下，同时，我匆忙地问家里的女士，“N先生所在的那所位于热那亚附近的疗养院到底叫什么名字？某某曾在那里治疗了很久。”“难怪你会忘掉这个名字，这个地方叫‘Nervi’（神经）。”我必须承认，我和神经问题的联系很密切。

2.我和另一个患者曾谈论附近的一个避暑胜地，他宣称，除了这两个著名的旅馆外，在他的记忆中还有第三个。一会儿，他说出了这个旅馆的名字。我当时认为这个旅馆并不存在，并坚持说，我在这里度过了7个夏天，因此一定比你更了解这里。由于我的反对，他讲出了旅馆的名字，哈奇瓦特（Hochwartner），这时我才不得不认输，并承认，我在这个旅馆的附近生活了7年，但却否定了它的存在。为什么我会将这个旅馆以及名字忘掉？我相信其原因是这样的：这个名字在发音上和我的一个同行的名字很相似，他是维也纳的一名专家，这好像又触及到了我的“职业情结”（professional complex）。

3.还有一次，当我在雷森哈尔火车站的售票处要预订一张车票时，下一个主要车站的名字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对这个车站很熟悉，我经常从这里经过，最后我还是从时刻表上找到了它，原来是“罗森赫姆”（Rosenheim），我立刻找到了遗忘的原因。一个小时前，我去看望了我住在雷森哈尔的妹妹，她的名字叫“罗森”（Rosa），这个车站则叫“Rose-home”（罗森的家），原来是我的“家庭情结”（family complex）促使了这种名字的遗忘。

4.我还有很多说明“家庭情结”发生作用的例子。

一天，一个年轻人来到了我的咨询室，他是我的一位女患者的弟弟，我见过他很多次，通常喊他的姓。当我要谈他的这次来访时，我发现我忘掉了他的姓（我知道这个名字并非普通），怎么也无法使我回忆起这个名字。后来我走到了一条街上，当我读商店的名字的时候，才想出了这个年轻人的姓。对这一情况的分析使我发现，我将他与我的弟弟联系起来，产生了类比，我似乎存在这样被压抑的问题：“在同样的情况下，我的弟弟是否也会和他一样？是否会做一些不合常规的事情？”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我的母亲和这个年轻人的母亲的姓是一样的，都是阿玛莉（Amalia），这一事实。使我将我的这种思想和我自己以及其他的家庭联系起来。后来，在我进行内省的时候，我想到了那些替代名字，蒂奈尔（Daniel）和弗朗茨（Franz），这些名字不明原因地强迫性地进入了我的大脑，这些名字和阿玛丽一样都来源于席勒（德国剧作家）的戏剧《强盗》，而这部作品又受到了维也纳旅行家蒂奈尔·斯皮策（Daniel Spitzer）的嘲讽。

5.有一次，我忘掉了我的一个患者的名字，这种情况与我对自己的青年联想有关。在我找到这个名字前，我的分析途径很曲折。这个患者表现出对失明的恐惧，这唤起了我对一个年轻人的记忆，这个人曾经被枪打瞎了眼睛，这又使我联想到另一个年轻人，他也被枪打伤过，后者和我的这个患者同名；然而，他们之间没有其他什么联系，当我意识到是我的这种焦急的期盼从这两个受伤的年轻人转移到了我的一个家人身上时，才想起了这个患者的名字。

这是我通过对一系列“个人资料”的思考完成的，我对个人资料也没有什么了解，但这种个人资料却从对名字的遗忘这一现象中，潜意识地显示出来，似乎我被迫将他人的情况和我自己的情况相比较，当另外一个人进入我的注意范围时，我的个人情结便表现得十分敏感。这并非是我个人的特殊情况，这是在我们理解“我们之外的材料”时所表现出的共性，我有理由相信，他人在同样的情况下与我的表现是极其相似的。

最近，理德尔先生（Herr Lederer）也报告了一个同类型的例子。这是他自己的经历，当时他正在威尼斯度蜜月，他巧遇了一个绅士，他们之间的交往并不深，他不得不向他引见他的年轻妻子。然而他却忘掉了这个绅士的名字，他唠唠叨叨地想了好半天，也于事无补。在他第二次遇见这个人时，他将这个绅士拉到一边，问了他的名字，以帮自己摆脱这个尴尬的局面，因为他已经将这个名字忘掉了。这个绅士的回答为他提供了一种关于人的本性的非凡的观点，他说：“我可以想象出你对我的名字的遗忘，我和你的名字一样，都叫‘Lederer’”，当在一个陌生人面前听到自己的名字时，一个人会有不愉快的情绪。最近，一个名叫‘Herr S.Freud’的人在咨询中向我介绍自己的时候，我也有同感，因此我对这一点有了更明确的认识（然而，我必须对此提出不同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情感和我的相反）。

6.在下面由荣格报告的例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由个人资料引发的效应（1907，第52页）：

“Y先生（Herr.Y）爱上了一位女士，但他并不成功。因为，不久她和X先生（Herr,X）结婚了。尽管他和X先生已经是老相识了，而且还和他有生意上的来往，但从此以后，他却再三地忘掉他的名字，以至于在很多情况下，当他要与X先生联系时，他必须向他人核实他的名字。”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遗忘的动机比前面的例子中表现出的由个人隐私引发的遗忘更加明显。这里造成遗忘Y先生的直接原因是他对幸运的竞争对手的憎恨，他不愿知道关于对方的一切，“绝不考虑他未来是什么样子。”

7.对名字的遗忘动机有时会更微妙，它可能是一种升华，憎恨情绪的升华，布达佩斯的I小姐（I.Fr?ulein）曾描述了这样一个例子：

“我曾提出过自己的一个小理论，我注意到，有绘画才能的人往往乐感较差，反之亦然。不久前，我就这一观点同某人展开争论，当时我指出：‘到现在为止，我的观察一直和我的理论一致，但只有一个例外。’当我要回忆这个人的名字时，我发现我已经将?这个人的名字彻底地忘掉了，尽管我知道这个人是我的好朋友。几天后，当我非常偶然地听到这个人的名字时，我马上意识到，遗忘的原因是因为他是我的理论的毁灭者，我对他的这种潜意识的怨恨通过我将他的名字的遗忘表现出来，而在此之前，我对这个名字一直有很好的记忆。”

8.下面的例子是由费伦茨报告的，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出个人隐私所引起的名字的遗忘。这个分析具有很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是通过替代联想来解释的（像Botticelli, Boltraffio作为对Signorelli的替代一样）。

“一个女士也了解一些精神分析的理论，她无法回忆起来精神分析学者荣格的名字。”

“相反，闯入她的大脑的是下面的名字——K1——（一个名字，我没有将荣格的名字告诉她，而是请她按名字出现的顺序进行自由联想）Wilde, Nietzsche, Hauptmann。”

“从K1这个名字开始——她马上想到了‘K1夫人’——一个一本正经，甚至有点做作的女人，就她这个年龄而言，看来还不错，‘她似乎并没有衰老’。她认为Wilde和Nietzsche的共同特点是‘疯狂’，接着，她嘲弄地说：‘你们这些弗洛伊德学派的人将会去探讨疯狂的原因，直到你们自己也发疯为止。’然后又说：‘我无法容忍Wilde和Nietzsche，我对他们难以理解，我听说他们两个都是同性恋者，而且Wilde的对象往往是年轻人。’（尽管她用匈牙利语唠唠叨叨地说出了这个正确的名字，很明显地出现在一个句子中，但她仍不能将它回忆起来）”

“从Hauptmann开始进行的自由联想，使她想到了Halbe304，然后是Jugend，当我将她的注意转向Jugend这个词时，她第一次认识到，她在追踪‘荣格’（Jung）这个名字。”

“在她39岁的时候，这位女士已经失去了丈夫，从此没有再婚的打算，这样她当然会有足够的理由去避免使她联想到与‘年轻’或‘衰老’有关的东西。很明显，掩蔽这个遗忘的名字的思想完全与其内容有关，由发音引起的联想是不存在的。”

9.下面例子中表现出的对名字的遗忘，其动机也很微妙，他自己对此做了如下的解释：

“当我考哲学辅修课时，考官让我回答关于伊壁鸠鲁的理论这个问题。之后又问我，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谁继承了他的理论，我回答说是皮尔·加森蒂（Pierre Gassendi），几天前，我在一个饭店听人说他是伊壁鸠鲁的弟子。对这个奇怪的问题——我怎么知道，我固执地回答，我很早以前就对加森蒂感兴趣，结果我的成绩很好。但不幸的是，以后我出现了遗忘加森蒂这个名字的倾向，我想是我的这种负罪感使我不能记住这个名字，尽管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因为我当时对此的确一无所知。”

在对回忆这次考试所产生的厌恶情绪的程度做出评价时，读者应明确，这次好的成绩使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这种代价替代性地表现在其他的事情上。

10.这里我再增加另外一个例子，关于对一个镇的名字的遗忘。或许这个情况并非如上述例子那么简单[第6～7页]；但是如果你精通于研究这种真实可靠，且有价值的例子的特点，那么你会对此产生深刻的印象。案例中的人之所以忘掉了这个意大利城镇的名字，是因为这个名字在发音上和一个女人的姓的发音很相似，而这个女人会使他产生很多有关的记忆联想。毫无疑问，这些东西无法完全说出。布达佩斯的费伦茨观察到了自己的这种遗忘现象，他用释梦的方式来对此进行分析，而且认为这是一个完全适宜的恰当的方式。

“现在，我和一个我熟悉的家庭在一起，话题转到了意大利南部的城市问题，有人观察发现：这些城市仍有一点奥地利的风格，大家提到了其中的一些城市；但是当我要说出一个城市的名字时，这个名字却溜掉了，尽管我知道我在那里度过了两天愉快的时光——这一点似乎和弗洛伊德的关于遗忘的理论不太相符。从我遗忘的名字的那个地点开始，我迫使自己进行自由联想，这些名字强迫性地进入了我的大脑：Capua, Brescia（布雷沙，意大利北部城市），The Lion of Brescia（布雷沙市的狮子）。”

“这个‘狮子’的画面出现在我眼前，有点像大理石的石雕。我立即注意到，它不太像布雷沙的自由纪念碑前面的狮子（实际上我只看过描写它的画册），更像另一个著名的大理石狮子——我在瑞士琉森市的死人博物馆前看到的狮子，这个博物馆主要是纪念在这个皇宫（Tuileries）阵亡的瑞士卫兵，在我的书架上有一个小的复制品，现在这个被我遗忘的名字终于出现了，它就是威洛纳（Verona）。”

“同时，我也很快发现谁该为我的记忆丧失负责，除她之外不会是其他人，她就是我的那家亲戚的前任女佣，当时我曾在他们家做客，她的名字叫威洛尼克（Veronika）（等同于匈牙利语的威洛克），我非常讨厌她，因为她面孔冷漠，声音沙哑，以及她的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武断个性，厌恶她因在这家做佣人的时间长而产生的那种自信。同时，我另一个难以忍受的地方是，她经常用专横、残暴的方式（tyrannlcal way）对待这里的孩子，现在我理解了这些替代联想的意义。”

“我由Capua直接联想到的是caput mortuum（死人的头），我经常将威洛尼克的头比作一个死人头，这个匈牙利词‘kapzsi'（贪婪的）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明这种替代，当然我也发现，将Capua和Verona直接联系起来的方式是地理意义上的联系，此外这两个意大利词的发音也是一样的。”

“对布雷沙而言也是如此，这里也存在曲折的观念上的联系。”

“有时，我的敌对情绪是那样的强烈，甚至感觉威洛尼克实在令人作呕，只要人们表现出对她的爱，我便不止一次地流露出对她的憎恨情绪，我会问自己，为什么别人吻她会使自己感到恶心305，无论如何，从此以后，我确实总将她和瑞士阵亡卫兵的思想相联系。”

“布雷沙是我们经常提起的城市，然而在匈牙利，这个城市与狮子并无什么联系，但却与另外一个野生动物有关。在这个城市，甚至在意大利南部，人们最憎恨的动物是‘大土狼’（General Haynau），即著名的‘布雷沙土狼’，我的思想中流露出的一种恐惧来源于这个残暴的土狼（tyrant Haynau）。通过布雷沙又转到了威洛克城，其他的恐惧——通过这种发出沙哑的叫声，且出没于坟墓的动物（这些决定了我大脑中的死者纪念的产生）——导致了死人头和威洛尼克的不愉快的声音的出现。威洛尼克成为我潜意识地表达这种愤怒的对象，她在家里表现出的这种残暴与奥地利将军在匈牙利和意大利的自由之战失败之后所表现出的残酷毫无二致。”

“琉森与那个夏季的思想有关，那时，威洛尼克和她的主人一起在琉森城附近的一个湖畔度假。瑞士卫兵进而又使我想到：她不仅知道如何残暴地对待孩子，而且也知道如何残暴地对待这个家里的成人，她因自己有‘Garde-Dame’（奶妈，‘女人的卫士’）的地位而兴奋。”

“我必须明确指出，我对威洛尼克的这种敌对或厌恶情绪——有意识地——实际上是一种长期被超越的东西。这几次，她的外表和态度有了变化，这对她极为有好处，我要去见她，即使我很少有机会真正友好地对待她。通常，我的潜意识会固执地附着于我的最初印象；即‘往事的回忆’和憎恨。”

“皇宫暗示另一个人，一个上了年纪的法国女人，她曾经无数次地‘保护’家庭妇女，人人都尊敬她，无论大人还是小孩——无疑我也怯她三分，有一段时间我是她的élève（学生），主要学习法语对话。这个单词élève使我回忆起这样一件事，我去看望在波西米亚的一个表哥，使我感到有趣的是，这里的人将élève叫做‘L?wen’（狮子），这段有趣的记忆对于从土狼到狮子的替代也发挥了一部分作用。”

11.下面的例子也表明，在一定时期起决定作用的个人情结，由于微妙的联系，会导致我们对名字的遗忘。

“两个男人，一个老人，一个年轻人，6个月前，他们一起到西西里岛做了一次旅游，现在他们相互交换了在那个愉快和令人留恋的时期收集的东西。‘让我想一下，’年轻人说，‘在我们去西里纳特旅游前的那个晚上，我们所在的地方的名字是什么？是不是卡拉塔弗米（Calatafimi）？’老者否定了：‘不是，肯定不是，但是，我也忘掉了这个名字，尽管我仍清楚地记得我们在那里停留的所有细节，当我发现其他人忘掉了一个名字，这也会使我将这个名字忘掉。让我们想一下这个名字，但是，出现的是卡塔尼塔（Caltanisetta），这肯定也不是’。‘不是，’年轻人说：‘这个名字好像是以一个‘W’开头的或中间有一个‘W’。”“但是，意大利文中没有‘W’，老者表示反对，‘实际上可能是一个‘V’。之所以说成‘W’，因为在我自己的语言中，我对这个字母非常熟悉’。老者仍然不同意这是字母‘V’，‘事实上，’他说，‘我相信我将西西里岛上的很多名字都忘了，这或许是一个做实验的好机会，在古人称之为埃纳（Enna）的地方，那个山上的一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噢，我知道了——Castogiovanni。’接着这个年轻人回忆起来那个被遗忘的名字，他说：‘是Castelvetrano。’他很高兴他们提到了‘V’字母。一时这个老者仍没有表示认同，但当他接受了这个名字后，他开始解释他遗忘这个名字的原因。‘很明显’，他说：‘它的后半部“-vetrano”听起来很像是“veteran”（老的），我不喜欢想到衰老，而且每当我涉及到这一问题，我便会有很奇怪的反应。’如最近我曾用这种最奇怪的语言攻击我的一个很亲密的朋友，‘你的青春一去不复返了’，因为有一次在奉承我的时候他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我‘不再是一个年轻人了’。表明我抗拒这个名字‘Castelvetrano’第二个部分的另一个信息表现在替代名字‘Caltanisetta’的发音上，‘这个年轻人问：Caltanisetta本身又有什么意义？’老者承认：‘它很像我的一个年轻女友的爱称。’”

“过了一会儿，他补充说：‘当然，埃纳也是一个替代名字，现在我明白，Castrogiovanni——在理智的帮助下，这个名字被迫出现——听起来很像‘giovane’（年轻）这个词，就像遗忘的Castelvetrano听起来像单词‘veteran，（老的）一样。”

“老者认为，用这样的方式可以解释他关于名字的遗忘问题，但他们并没有说明这个年轻人的同一遗忘现象的动机。”

不仅仅是动机，而且控制遗忘产生的机制也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在很多情况下，对名字的遗忘，并非因名字本身唤起了我们的这种动机，往往是因为——由于发音上的相似，或者由于谐音等——它触及到了另一个名字；而我们的动机又反对这个名字的活动。如果这个决定性的东西通过这个方式得到了一丝放松，那么这个现象的解释就容易了，如下面的例子。

12.这个例子由黑奇曼（Eduard Hitschmann）博士报告（1913a）：“N先生企图说出书商吉福尔（Gihofer）和兰奇博格（Ranschburg）的公司的名字，但他冥思苦想，想到的只是兰奇博格的名字，尽管他非常熟悉这个公司。回到家里后，他感到有点不太满意，认为有必要问一下他的哥哥（他已经睡了）该公司名字的前半部分是什么，他的哥哥毫不犹豫地就将这个公司的名字告诉了他，这样，通过对‘Gilhofer’的联想，‘Gallhof’这个单词马上闯入了N先生的大脑。Gallhof是一个地方，数月以前，他曾在这里和一个很漂亮的女士一起散步，作为纪念品，这个女士送给他一个礼物，上面刻着这样的字样，‘纪念在Gallhof度过的快乐时光。’就在这个名字被忘记的前几天，这份礼物被彻底地打烂了。看来很偶然，在他用力地合上抽屉时，这种不幸的事件发生了。他似乎有了一种内疚感，因为他知道这种表征行为的意义，当时，他对这个女士的感情具有矛盾性，当她提出他们应结婚时，他犹豫了。”

13.汉斯·萨克斯（Hanns Sachs）博士说：“在谈论热那亚及其周围的环境时，一个年轻人要提出一个叫Pegli的名字，但他做出了很大努力仍无法将它回忆起来。在回家的路上，他想到了导致这个熟悉的名字溜掉的令人不安的动机，这时他想到另一个发音很相似的单词：Peli。他知道，在南海有一个岛就叫这个名字，这里的居民仍保留着一些非常著名的习俗。最近，他在一本人种学著作中读到过这方面的材料，那个时候，他想用这个材料来支持自己的理论假设。接着出现的思想是：Peli是一部小说里的一个地方，小说的名字是Van Zantens glücklichste Zeit（Van Zanten’s最幸福的时刻），小说的作者是路易斯·布朗（Laurids Bruun），我津津有味地读过这部小说。那一天，控制我的大脑思想一直围绕着一封信展开，这封信是同一天早上收到的，是一个他较喜欢的女士寄来的。信里说明了原因，恐怕他不得不放弃他们事先约定的一次约会。白天，他一直闷闷不乐；晚上，他出去散步，想摆脱这种使人厌烦的思想而去享受摆在自己面前的社会机遇。事实上，他对自己确定的标准太高，因此他企图尽可能使自己的情绪平定下来。很明显，他的这些想法都是由单词Pegli引发的，因为在发音上它与Peli是如此的接近。同时，通过自己对人种学的兴趣，Peli与自己的个人资料相联系，包括Van Zanten’s和自己的‘最幸福的时刻’，以及那一整天出现的恐惧和焦虑。当他收到女友的第二封信后，他又变得非常兴奋，因为不久他就可以再见到她了，这样，我们的解释就很清楚了。”

这个例子使我们想起地理上接近的因素的影响，如那个被遗忘的叫“Nervi”的那个地方的名字（例1）。这样，我们发现两个发音相似的名字影响效果和一个名字的两个含义的影响效果是一样的。

14.1915 年，和意大利的战争爆发后，我对自己的观察发现，很多意大利的地名被忘记了，虽然这些名字在以前记得很好。我有和其他德国人一样的习惯，部分假期是在意大利度过的，毫无疑问，对这些地名的大范围的遗忘，表明了我对意大利的敌对态度，这种情绪占去了我以前的记忆内容。除了这种遗忘名字的直接动机外，还应注意到这些间接的动机，它对人们有同样的影响。我当时还表现出一种遗忘非意大利地名的倾向，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时，我发现，这些名字似乎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他们在发音上和敌人军队的名字很接近。这样我折磨自己去回忆在比森兹（Bisenz）的摩拉维亚镇（Moravian）的某个地方的名字，当我最后想起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种遗忘与在欧威特（Orvieto）的比森支大厦有关，比利·阿提（Belle Arti）旅馆就位于这个地方，我的所有的欧威特之行都住在这里，最美好的记忆被我的情绪严重地破坏了。

还有一些例子也可以用来说明这种名字遗忘的动机和目的。

15.斯托福（A.J.Storfer）报告说（1914）：“一天早上，一个住在比斯尔（Basle）的女士得到消息，她年轻时的一个柏林朋友在度蜜月时将路过比斯尔，但只停一天。这个女士径直来到她的旅馆，当她们要分开时，她们约定下午再见一次，直到柏林女士离开为止。”

“到了下午，比斯尔女士却忘记了这个约会，我不知道是什么使她忘掉了这个约会。当然，在这个特殊的场合（和自己刚刚结婚的中学朋友的聚会），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这可能是促使她拒绝或忽略再次约会的决定因素。深入的分析后，从这个例子我们会发现一点有趣的东西，这一点表明这个女士有一种潜意识的安全防卫。当她要会见她的柏林朋友时，她还在地处另一个地方的公司里，当时正在谈论一个维也纳剧中的婚姻、单身的可兹（Kurz）成为争论的内容，比斯尔女士流露出对这个婚姻的批评的言词，但当要提出这个单身者的名字时，她却陷入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困境，因为她已经忘掉了她（单身者）的姓（众所周知，一般情况我们倾向于只讲姓，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姓都是单音节的），这种记忆受阻使她感到困惑，因为她经常听到可兹的歌声，而且她对她的名和姓都记得很好。在某人提醒她这个名字后，谈论的话题却改变了。”

“同一天的晚上，比斯尔女士和很多人在一起，有不少是下午讨论那个话题的人。很偶然，谈话的话题又转到了这个维也纳单身的婚姻，这时这个女士很容易地就想起了这个名字‘Selma Kurz’。‘哦，天那！’她惊叹到，‘这真使我吃惊，我完全忘掉了今天下午和我的朋友赛尔曼（Selma）的约会。’她瞟了一下表，这时她的朋友已经离开了。”

我们在此不想对这个恰当的例子评头品足，下面我们提供的例子不是对名字的遗忘，而是对一个外语单词的遗忘，而遗忘的动机产生于当时的情境（我们从此也可以看到，这些过程的机制很相似，同样的解释既适合于专有名字的遗忘，也适合于外语单词或词组的遗忘）。这个例子是说一个年轻人忘掉了一个英语单词“黄金”（gold）——这个词和德语中的词是一致的——目的是找一个满足自己欲望的机会。

16.这个例子由汉斯·萨克斯报告：“一个年轻人在一所公寓认识了一个英国女士，他似乎爱上了她。在他们认识的第一个晚上，他用本国语言和这个女士交谈，而且他们双方都感觉良好。但在他们用英语谈话的过程中，他要使用英语单词‘黄金’，任凭他做出多大努力，就是想不起来，而出现在他的大脑的是法语or，拉丁语aurum和希腊语chrysos，这些词强迫性地作为替代词出现了，以致他不得不下功夫抛弃这些词。尽管他明确地知道这些词和他所要的单词没有任何联系。最后，他发现，唯一使他理解这种遗忘的方式是他抚摸这个女士手上的金项链。使他感到不解的是，他发现，遗忘的这个英语单词和德语的单词是完全一样的，都是‘gold’。抚摸的最大价值——由于遗忘创造的机会——并不仅仅在于在女士不拒绝的情况下满足了自己的本能欲望，因为对恋人而言还有其他的机会。其主要意义可能在于，用这种方式表明他在向她求爱，这个女士的潜意识会从这种遗忘中推断出他的性爱目的，而这个目的又被清白的面具隐藏起来，特别是在她谈话时，她的潜意识又引起了他的注意。她对待他抚摸的这种方式，以及她对这个动机的接受，就成为表明她的态度的一种方式——这对双方都是潜意识的，但却很重要——通过这种爱的行动，他们达成了谅解。”

17.斯塔克（J.St?rcke，1916）报告了另一个有趣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专有名词忘掉了，但随后又恢复了记忆，这个例子的典型特点是：这个名字的遗忘与错误地引用一首诗的诗句相联系，与前面的“科林斯大桥”的例子一样。

“Z，一个老法学家和哲学家，在一家公司讲述他在德国的经历，他认识一个很愚蠢的学生，有很多轶事都可以说明他的愚蠢。然而，他却想不起来这个学生的名字，他感觉这个学生名字的开头一个字母是‘W’，但后来他收回了这个想法。他想起来这个傻学生后来成为一个酒商。接着他讲了这个学生的另一个蠢事，然而，使他惊奇的是，他仍不能想起这个名字，‘他是这样一个愚蠢的家伙。’接着他说，‘我不知道我是如何成功地将这些拉丁语装入他的脑袋的。’过了一会儿，他想起来这个被他遗忘的名字好像是以‘……man’结尾的，这时我们问他是否想到一些以‘……man’结尾的其他的名字，他说出了埃德曼（Erdmann），（Earthman，地球人）这个名字，我们问：‘他是谁？’他说：‘也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学生的名字。’他的女儿发现，一个教授的名字也叫埃德曼，通过仔细的询问我们发现，这个埃德曼教授是一个杂志的编辑，最近他拒绝了Z先生所建议的一项工作，而Z对此不太满意，因此他只好考虑放弃这里的工作（此外，后来我们发现，几年以前，Z有很大的可能被接受为埃德曼任教的那个部门的教授，这可能是他产生遗忘的另一个原因，因为这触及到了他较敏感的地方）。”

“这时这个傻学生的名字突然出现了，他叫‘林德曼’（Lindeman）。自从想到这个名字的结尾是‘……man’，很久没有回忆起来的是‘Linde’（一种树，菩提树）。当我们问他，这个‘Linde’使他联想到了什么？他首先说：‘什么也没有。’当我们坚持说，你头脑里肯定出现了与这个词有关的东西时，他向上看了一下，并挥动了一下手，说：‘是一个菩提树——对，菩提树是一种很漂亮的树。’此外，他再没有想到其他什么。这时没有人讲话，人们继续看书或做其他的事，过了一段时间后，Z先生梦呓般地引用了这么一段诗：

Steht er mit festen

Gefügigen Knochen

Auf der Erde，

So reicht er nicht auf

Nur mit der Linde

Oder der Rebe

Sich zu vergleichen.306

“我好像获得了胜利似的叫了起来，‘这里有我们的埃德曼（地球人）。’我说：‘那个站在地上的人，这就是说地球人或埃德曼，并不能忍受与菩提树（Lindeman）和葡萄树（酒商）媲美。换句话来说，我们的林德曼，这个愚蠢的学生——后来成为一个酒商，仍然是一个愚蠢的家伙，但是我们的埃德曼要伟大得多，就是这个林德曼也是无法比拟的。’这种表现在潜意识中的讥讽和攻击性的语言非常普遍，这样我好像发现了这种情况下名字遗忘的原因。”

“我这时又问，这段诗是从那里引用的，Z说是歌德的诗，他认为这首诗的开头是这样的：

Edel sei der Mensch

Hilfreich und gut！307

后面还包括这样的句子：

Und hebt er sich aufwf?rts

So spielen mit ihm die Winde.308

“第二天我查阅了歌德的这首诗，结果这个故事表现得比原先更加动人（尽管比较复杂）。”

（1）这首诗的前几行是这样的：

Stehn er mit festen

Markigen Knochen……309

‘Gefügige Knochen’（柔枝弯曲）是一个很特殊的组合，对此我不准备细说。

（2）接下来的诗句是：

……Auf der wohlgegründeten

Dauernder Erde，

Reicht er nicht auf，

Nur mit der Eiche

Oder der Rebe

Sich zu vergleichen.”310

在整个诗里，根本没有提到菩提树，而他却将“橡树”换成了“菩提树”（在潜意识中），目的是做这样一种文字游戏：“地球——菩提树——葡萄树。”

（3）这首诗的题目是：‘Grenzen der Menschheit（人类的局限）’，将上帝的全能和人的渺小进行比较，但诗的开头却是：

Edel sei der Mensch，Hilfreich und gut！

“这是另一首诗，全诗有几页长，诗的题目是‘Das G?ttliche’（神奇的自然），也包括了神和人的思想。随着对此的深入探讨，我发现这似乎触及到了生和死的思想，触及到暂时的和永恒的东西。人们脆弱的生命以及将来的死亡在这个例子中发生了较大的作用。”

在我们列举的很多例子中，为了解释人们对名字的遗忘，我们几乎使用了精神分析技术中所有的精髓。如果你想对此有更多的了解的话，建议你看一下伦敦的琼斯（Ernest Jones，1911a）的文章，这篇文章已被译成德文。

18.费伦茨的观察表明，对名字的遗忘有时可能是一种癔病症状的表现，在此情况下，其机制可能与其他表现遗忘的机制很不相同。下面的描述可能会看出这种区别：

“当时我正在接待一个患者，一个老处女，她经常记不起来一些很熟悉的名字，尽管她的记忆力表现很好。在我们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种遗忘是存心的，以此来表明她的忽视，而这又是表现她反对其父亲的方式，因为她的父亲不让她接受好的教育。她所以痛苦地清除一些内容（‘家庭妇女’的紧张）也是基于这一原因引起的，通过这种方式她表达的思想是，是你把我变成了家庭妇女。”

如果我想在第一阶段证明所有这些观点的话——我们以后将对这些观点进行讨论——我会列举更多的例子来对名字的遗忘现象做深入全面的探讨，但是请允许我用几句话将我们分析过的例子做一下总结：

名字遗忘的机制（更确切地说是名字溜出人们的记忆的机制，或暂时遗忘的机制）是人们存心干扰这个名字的出现，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存在一系列的反对它出现的思想。被阻止的名字和这种干扰情结（interfering complex）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联系，或这种联系是通过人为的、外在联想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在这些干扰情结中，个人情结（如，个人的、家庭的、职业的情结等）发挥的作用最大。

一个名字有多重含义，这样它就分属不同的思想（情结）系统之中，当它与另外一个更强烈的情结联系时，它的出现就会受阻。

对这些干扰动机而言，避免唤起痛苦的情绪是最明显的动机之一。

总之，名字的遗忘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情况是，名字本身触及到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东西；另一种情况是，它与另一个发生作用的名字相联系，这样出于自己的考虑，名字的再现被阻止了，或由于他们引起的密切的联系，产生了遗忘。

对这些现象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确为什么在几乎所有的失误行为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名字的暂时遗忘现象。

19.然而，我们远没有列举这一现象的所有特点，这里我想说明另一点，名字的遗忘具有很强的感染性。在两个人谈话时这一现象经常发生，如他们中间的一个人突然忘记了某个名字，结果往往是这样的，这个名字也会从另一个人的大脑里溜出去，在很多情况下，这种遗忘都是被引导出来的，然后被遗忘的名字又会很快地出现。这种“集体遗忘”（collective forgetting），严格地说是一种群体心理现象，并没有成为精神分析的主题，我们仅举一例（一个很精妙的例子）对此加以说明。赖克（Reik，1920）曾对这一有趣的现象做过分析。

“在大学里的一次小型聚会上，有两个哲学系的女大学生，大家正在讨论有关宗教领域的问题和从基督开始的文明历史问题，其中一个年轻的女士加入了讨论，她说在她最近读到的英国小说中发现了一幅带有很多宗教色彩的有趣的画。这里的年龄好像被打乱了，她补充说，小说描绘了基督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但是她怎么也想不起来作者的名字（她关于这本书的封面以及标题的每一个字母的视觉记忆都是十分清晰的），其中的三个参加讨论的男大学生也说知道这本书，但奇怪的是他们也无法回忆起作者的名字。”

这个年轻的女士迫使自己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并企图发现这个名字被遗忘的原因。书的题目是《我是一个妓女》（Ben Hur），作者是路易斯·威拉斯（Lewis Wallace），她发现另外一个思想替代性地出现在她的大脑：“Ecce homo”—“Homo sum”—“Quo vadis”？这个女孩自己认识到，之所以将这个名字遗忘掉，是因为这是一种自我表现——和其他女孩一样，不小心使用的方式——尤其是在这么多年轻的男同学中间。在这种有趣的分析的基础上，可以产生较深刻的解释，如上所述，“homo”（男人）的替代，其意义似乎也不太体面。瑞克的结论是这样的：“这个年轻的女性对待这个单词的方式是这样的，她首先在这些男性面前提出一个疑问，表明她已经认识到这种欲望，而她本人对这个欲望是排斥和拒绝的，或这个欲望会引起她的不满。简单地说：说出这个词‘Ben Hur’，潜意识中等同于她要有性方面的提供，而她由此产生的遗忘，说明她拒绝了这种潜意识的欲望。同理，我们可以推断，这些年轻的男大学生的遗忘也是由同样的机制所决定，他们的潜意识已经理解了这个女士产生遗忘的真正含义，他们的遗忘表明了对这个女士礼貌行为的尊重……好像这个女士在和他们对话，通过这种记忆的丢失表达出一种明确的信息，同时，男士们的潜意识也对此有了足够的理解。”

有时，我们会连续遗忘一类名字，这一系列的名字从我们的记忆中逃了出去，如果要恢复这个遗忘的名字，必须首先寻找与此相联系的其他很多名字，通常发生的现象是这样的，这些新的名字——作为另一个名字产生的基础——也以同样的方式消失了，遗忘从一个名字转移到另一个名字，好像证明，这个障碍不是轻易就可以清除的。

第四章 童年记忆和掩蔽性记忆

在《精神病学与神经病学月刊》杂志上发表的第二篇文章中（1899a），我对记忆活动本质做了不同寻常的解释。我从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开始讨论，这个事实便是：人们童年早期保留下来的记忆似乎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和不重要的东西。另一方面（通常如此，尽管不敢肯定都是如此），成年的记忆印象中没有任何线索能够说明这些早期的记忆哪些是重要的及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的。或许从此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因为众所周知，记忆对提供给它的印象具有选择性——童年时期的这种选择性的规则与智力成熟时期的选择性的规则是完全不同的。对此的仔细研究表明，这种假设是没有必要的，这些琐碎的记忆似乎存在一个移置（displacement）过程：这些内容是对另一些重要的记忆内容的替代，或是这些内容的再现。这些重要的记忆印象可以通过精神分析的方式来发现；但是有一种阻抗的存在促使它们不能直接地表现出来，这些不重要的记忆不仅对它保留的印象负责，而且还要对其内容和联想到的另一些被压抑起来的重要的东西的联系负责，因此我们将这种记忆称之为掩蔽性记忆（screen memory）。

在我提到的这篇文章中，我仅仅点到这种掩蔽性记忆，但对它和其内容之间的关系未做深入的探讨，文中我曾举一例对此予以较详细的说明，我特别强调了掩蔽性记忆和它掩蔽的内容在时间顺序上的特殊性。在那个例子中，掩蔽性记忆的内容是童年最早期的记忆，那些心理经验却被这种记忆内容所取代了；但它被保留在潜意识之中，然后又在人们后来的生活中表现出来，我将这种替代称之为倒摄性（retro-active）或退行性（retro-gressive）移置。另一种移置与此相反，其表现更为常见：现在形成的不重要的记忆印象是掩蔽性记忆，这种记忆与被压抑的不能直接表现出来的早期的经验相联系。这种掩蔽记忆叫前推性（pushed ahead）或前行性移置（displaced forward），这里的关键是，被掩蔽的内容在时间上是靠前的。最后，还有第三种可能性，这种掩蔽记忆不仅通过其内容来掩蔽，而且也通过时间的持续性来掩蔽，这种掩蔽记忆叫同时性掩蔽记忆（contemporary screen memory）或接近性掩蔽记忆（contiguous screen memory）。

在我们的记忆中，这种掩蔽记忆到底占多大比例，它在我们的神经——思维过程起什么样的作用等等，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并没有予以讨论，在此也不想涉及。我关心的只是专有名词的遗忘和掩蔽性记忆的构成之间的共同之处。

初看起来，这两种现象更多地表现出差异性而不是共同性，前者与专有名字相联系；后者与整个记忆印象相联系，与早期的现实经历和思想经历相联系。前者表现出明显的记忆功能的失败；后者的这种记忆虽然看来陌生，但对我们却发生着影响。前者表现出暂时的混乱——这个在以前可以成千上万次地再现出来的名字被遗忘掉了，但第二天有可能又出现了；后者则是一种永恒的、固定的记忆，因为这种似乎微不足道的童年记忆有巨大的力量与我们伴随相当长的时间。因此这两种情况下问题的焦点很不相同，就前者而言，是一种遗忘，后者则是应唤起我们的科学好奇心的保持。仔细的研究表明，尽管在这些心理材料以及保持的时间上，两种情况存在很多差异，但我们讨论的远非如此。两种情况都与记忆的失误有关：记忆再现的东西并非是它应该正确再现的东西，相反出现了替代这一内容的东西。在名字遗忘的情况下，尽管出现了替代的形式，但是记忆确实在活动。另一方面在掩蔽记忆形成的过程，也存在着重要的记忆内容的遗忘现象。在两种情况下都涉及干扰因素，理智、情感提供给我们这种干扰的信息，但是它在两种情况下采取的形式是截然不同的。对名字的遗忘而言，我们知道这个替代名字是错误的；但对于掩蔽性记忆而言，当我们拥有所有的材料后，我们又会感到非常吃惊。如果精神分析能够发现这两种替代过程的方式是一样的，即通过表面的联想的移置来实现，但它们在材料及持久性和焦点上存在差异，这又使我们期望从中发现更重要的东西及一般的确定性，发现具有一般价值的东西。我们认为这种一般性的规律是：当再现的机能失败，或误入歧途时，通过有目的性的因素——其目的是认同一种记忆而对抗另一种记忆——这种干扰便出现了，而且这种干扰往往是我们难以预料的。

对我而言，关于童年的记忆这一问题非常重要，也很感兴趣，我期望超脱我以前的观点对此进行一些观察研究。

我们的记忆可以扩展到童年的什么时期？对此问题的研究材料我还略知一二，如亨瑞·C和亨瑞·V（1897）的研究以及帕特温（1901）的研究等。他们的研究表明，在这一问题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相当大：有的童年记忆可以扩展到6个月时的生活经历，有的人关于6岁甚至8岁以前的记忆均是一片空白，那么这种童年记忆的差异与什么因素有关？其重要影响因素是什么？显然，通过问卷的方式来收集这方面的材料是不够的；除此之外，我们应对这一过程进行仔细的研究，这时必须有本人参加并向我们提供希望得到的信息。

就我来说，我将婴儿时期的遗忘这一事实——即关于早期生活经历的记忆缺失——简单化了，因此我并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奇怪的谜。我忘记了一个4岁的孩子具有的智力成就是多么的高，具有的情绪冲动是多么的复杂。我们应该感到惊讶的是，在后来的生活中，我们保留的这种童年的心理过程是如此的少，特别是在我们有很多理由认为这种童年遗忘的东西不会消失，而且会给我们的发展带来明显的影响时更应如此，甚至我们已经证明这些东西会影响我们的一生。尽管，他们忘记了这种独特的影响效果，这也暗示出：对特殊类型的材料的记忆（在意识状态下的再现）是有条件的，现在我们有待于认识这些条件。根据我们最近的发现，童年时期的遗忘可能是我们理解这些遗忘症的关键，而遗忘症又是构成所有神经症症状的基础。

对我们获得的那些童年记忆而言，有一些是我们可以理解的，而另一些则是奇怪和非理智的；对这两种情况而言，我们纠正其中的某些错误并不困难。如果这种童年的记忆是通过分析发现的，那么其准确性就无法验证了。有些记忆形象显然是错误的、不完整的，或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是不一致的。如果通过对其的研究发现，一个人声称其第一次回忆起来的材料可以追溯到两岁，这一点也是很难令人相信的。而且，我们不久就会发现这种歪曲的、替代的记忆经验的动机所在，这种错误的记忆或回忆也并非由可训练的记忆所引起。后期生活中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在活动着，它控制着童年时期的记忆——或许也是同一种力量使我们对童年早期的记忆难以理解。

众所周知，成人的记忆需要利用很多心理材料。有的人以视觉材料为主进行记忆，他们的记忆具有视觉性的特点，而另一些人在他们的记忆中则很少有视觉的形象，据沙可（Charcot）的假设，这样的人是听觉性的，以区别于视觉性的人。但在梦中，这种区别是不存在的；我们梦中的材料绝大多数是视觉性的。但这种差异的形成则与童年记忆的情况不同甚至相反；童年的记忆是有形的视觉性记忆，即使那些后来失去视觉性记忆功能的人也是如此。视觉记忆是婴儿记忆所保留的类型，就我的情形而言，我最早的童年记忆内容是视觉性的；他们是固定的情景中的有形的东西，就像出现于舞台上的一幕幕场景。在这些童年情景中，无论被证明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里包括的永远是作为孩子的自己，是孩子的形体，穿孩子的衣服。这种情况一定会使我们惊异；后来成人收集的这些视觉性记忆材料中，很难看到自己本人，这与孩子的情况正好相反，即在孩子的经验中，孩子的注意指向的是自己本身，而非外界的形象。基于上述的种种认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所谓的童年早期记忆中，我们拥有的并非是真正的记忆印象，而是后来对它的翻版，这种翻版或改装是由后来生活中的心理力量所决定的。这样，个体的这种童年记忆便是掩蔽记忆，这些童年记忆很类似于一个民族保留于传说和神话中的记忆。311

任何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对人做过研究的人，在他们工作过程中，都会收集很多各种类型的掩蔽记忆；然而，正如我们上面讨论的，由于童年记忆和后来生活的这种联系的特点，对这些例子的报告是很困难的。为了说明童年记忆就是我们所谓的掩蔽记忆，有必要对一个人全部的个人历史进行考察；但我们也很少能够将这种单一的掩蔽记忆从整个背景中分割出来，以便供我们讨论，如下面的例子。

一个24岁的男人保留着5岁时的一个情景记忆：他正坐在花园的亭子下面的一个小椅子上，旁边是她的姑姑，她正在教他认识字母。他很难区分字母m和n，因此问她如何将这两个字母区分开，她的姑姑对他说，m比n整体上多了一笔——第三笔。对这种童年记忆的真实性没有必要去怀疑，它本身肯定已经具有了后天生活的意义，这也表明一个男孩的好奇心。当时他要了解m和n的区别，后来他便急于知道男孩和女孩的区别，而且想让他的姑姑告诉他这些区别。他也会发现男孩在整体上比女孩多了那一部分，当他懂得了这样的知识后，他便唤起了这段与童年的好奇相应的经历。

这里还有一例。从童年后期起，一个男人便强烈地抑制了他的性生活。现在，他已40多岁，在9个孩子中，他是老大。在他最小的弟弟和妹妹出生时，他15岁。他有这样的一个肯定而固执的印象：他从来没有注意到他母亲怀孕时的情景。当我对此表示怀疑时，他产生了这样的回忆：在他11岁或12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看到妈妈在镜子的前面很快地解下了裙子的带子，现在他好像感觉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妈妈刚刚从街上回来，好像做过很痛苦的体力活动。解下裙子是对分娩的掩蔽记忆，我们应该将这种“言语桥”（verbal bridge）用于同类例子的分析。

我再举一例，在此例中，这种童年的经验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是通过分析我们便可以发现其意义之所在。在我43岁时，我开始将自己的兴趣指向我的童年记忆中所保留的东西，有一个记忆情景已经保留很长时间了（对我来说好像是久远的过去），经常出现于我的意识；对这种记忆，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我3岁后期的记忆。我看到自己站在一个衣橱前面大叫着要找什么东西，大我20岁的异母哥哥把这个门打开了，突然我的母亲——看起来很漂亮、很苗条——走进了房间，好像她是从街上回来的。我对这种有形的画面的文字描述就是这样的，但我不知道从中能得到些什么。无论我的哥哥是打开还是要关闭这个衣橱——我第一次对此进行解释的时候，我将它称之为双门衣橱——一为什么我要哭叫，母亲的到来与此有什么关系——我对这些一概不知。我给自己的解释是这样的：要讨论的问题是被我的哥哥取笑的记忆和妈妈将这个情景结束的记忆。我们对这种保留下来的童年记忆的误解并不少见：回忆出一种情景，但是很不清楚其中心何在，人们也不知道这个心理落脚点的成分是什么。经过努力的分析，我对此画面产生了一个全新的观点：我失去了母亲，因此认为她被关在衣橱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要求我的哥哥打开这个衣橱；当他按我的要求做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母亲没有在里面，因此我便开始哭，这时的记忆场景过得很快，接下来便是我妈妈的出现，这缓和了我的焦虑。但是，为什么这个孩子要在衣橱里寻找不在面前的妈妈？在我对此进行分析的时候，我做了一些梦，梦中模糊地涉及到一个保姆，我对这个保姆也存在一些记忆，如她经常让我将别人作为礼物送给我的硬币交给她，这个细节或许有一种对后来经历的掩蔽记忆的价值。这一次我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了能够较容易地对此做出解释，我便去向我的母亲请教这个保姆的一些事情，当时她年事已高。从她那里我得到很多细节，这个精明但不忠实的人在母亲分娩期间经常偷我们的东西，为此我的异母哥哥将她送上了法庭，这个信息对我解释自己童年的记忆带来新的希望，使我能够较好地予以解释。这个保姆的突然消失对我并不重要，为什么我将注意转到了我的哥哥，并问他母亲在哪儿，原因可能是我注意到，母亲的消失部分与他有关，他的回避、俏皮的方式——这是他的特点——告诉我，她被关了起来。那个时间，我以孩子的方式理解了这种回答；但是我不再问其他什么问题，因为我知道也不会得到什么。当我的母亲离开我不久，我就会认为我的这个可恶的哥哥用对待保姆的方式在对待我的母亲，因此我逼迫他将衣橱给我打开。现在理解了为什么在我的记忆情景中，我特别强调母亲的苗条：给我很深的印象是，她好像刚刚恢复，我的一个妹妹是在那时出生的，我比她大两岁半，当我3岁的时候，我和我的异母哥哥就不在一个地方生活了。312

第五章 口误

我们使用本土语言讲话时不太容易出现遗忘现象，但却很容易出现另一种混乱，即众所周知的“口误”（slip of the tongue）。我们的观察发现，出现于正常人的口误似乎是病理状态下“语言错乱或失语症”（paraphasias）的初期表现。

这个课题使我对前人的研究价值有了特殊的认识。1895年梅林格尔（Meringer）和迈耶尔（Mayer）发表了一项关于《讲话和阅读过程的失误》的研究报告，其思想观点和我的大不相同，其中一个作者——文章的代言人——实际上是一位哲学家，是他对语言学方面的兴趣引导他企图发现控制这些失误的一般的规则，他希望能从这些规则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里存在“一种固定的心理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单词的发音，句子的发音以及整个单词都以很特殊的方式联系起来”。

他们将自己收集起来的有关口误的例子，以纯描述性的方式分成一定的类别，这些类别有：换位（transposition）（如用维纳斯的米罗[the Milo of Venus]代表米罗的维纳斯[the Venus of Milo]）；前移（anticipation）（如es war mir auf der Schwest……auf der Brust so schwer313；后移（perseverations）（如ich fordere Sie auf, auf das Wohl unseres Chefs aufzustossen替换anzustossen314）；混合（contamination）（如er setzt sich auf den Hinterkopf，将er setzt sich einen Kopfauf和er stellt sich auf die Hinterbeine315混合）；替代（substitution）（如ich gebe die Pr?parate in den Briefkasten替代Brütkasten316）。除了这些主要的类别外，还有其他一些无关紧要的类别（或我们看来不太重要）。根据上述的分类，并没有找到什么很有差异性的东西，也未能说明这些换位、前移、后移、混合等与单词的发音、音节、组成句子的所有的单词有什么联系。

为了解释他观察到的多种类型的口误，梅林格尔提出这样的假设：不同的语音有不同的心理价值。当我们要说出一个单词的第一个音节，或一个句子的第一个单词时，这个兴奋过程已经扩展到这个单词后面的音节或这个句子中其他的单词，这种神经活动是同时进行的，而且相互发生着影响。语音的激活——从心理的角度而言，其活动的强度较大——也就预示着后面的部分相应地也将被激活，这样就干扰了一些不太重要的神经过程，这里需要澄清的问题是：单词的什么发音有最大的价值。梅林格尔的观点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要知道单词的什么发音强度最大，我们就必须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自己做仔细的观察一当我们寻找一个遗忘的单词如一个名字时。在想起这个单词之前，首先进入我们意识的东西（语音）就是强度最大的语音。”“这个具有很大强度的语音是这个基本音节的第一音，是这个单词的第一音，是重读元音。”

这里，我不得不对此予以反驳，名字的第一音是否是最有价值的因素呢？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在遗忘的单词中，最先进入我们的意识的是第一音，但是这一规则没有普遍实用性。在寻找一个遗忘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对自己进行观察，我们被迫经常表达出这样一种信念：它是以一个特殊的字母开头的，说我们有这种信念，这是没有证据的。我认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发出的第一音往往是错误的，在我们列举的例子“Signorelli”中，事实上，替代名字并没有被遗忘的名字的第一音和基本的音节，相反，一个不太重要的音节——elli——在替代名字Botticelli中首先出现了。

在分析替代名字时，遗忘的名字的第一音根本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如下面的例子：

一天，我发现怎么都想不起来一个小国的名字，虽然我知道其首都是蒙特卡洛（Monte Carlo），但出现于大脑的是这些替代名字：Piedmont, Albania, Montevideo, Colico，不久Albania被另一个词Montenegro取代了。后来我发现，除了最后一个词之外，所有的替代词都有一个“Mont”音节（发音为Mon）。这样，从艾伯特王子（Prince Albert）入手，比较容易地想出了这个国家的名字，摩纳哥（Monaco）。Colico好像很好地模仿了这个遗忘的名字的音节和发音。

如果让我们做出这样的假设：表现在名字遗忘的机制，同样也在我们的口误现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这会引导我们对这些情况做出更深刻的解释。表现在口误上的言语障碍可能首先是由这些因素引起的；另一个相同的语言成分的影响，前移语音的影响，包括在句子中的意义组成的影响，或自己要表达的语意环境的影响。这些也即梅林格尔和迈耶尔涉及的产生口误的原因；但是，这种言语障碍还有第二类原因，类似于在Signorelli这个例子中出现的机制，即口误也可能是由于存在于这个单词、这个句子、这个语意环境之外的东西引起的，是因为存在一些人们不愿表达这些内容的动机，这些动机干扰这些部分的兴奋。上述的产生口误的这两种方式既有共同之点，也有差别之处，其共同之点是，口误和这种干扰过程是同时产生的，差别是关于干扰的来源，即源于这些词、句子、语意的内部还是外部。初看起来，这些差异并不像从口误表现出的症状推断出的那么明显，但很显然，只有第一种情况，通过对口误现象的分析能够说明单词、发音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的机制，但这是一个哲学家在研究口误时想要得出的结论。但是当这种干扰或影响来源于这些单词、句子等之外时——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很多例子——主要的问题就应该是了解这些干扰因素到底是什么，之后，我们便可以揭示这些言语组成的规律。

我们也不能说梅林格尔和迈耶尔忽略这种机制：言语的干扰是由于产生于这些单词、句子或语序之外的因素表现出的“复杂的心理作用”的结果，他们通过观察发现的理论——语音有不同的心理价值——严格来讲只能用来解释语音障碍（Sound disturbance）（如单词的替代和混合等），他们并非不想在言语本身之外寻找口误产生的原因——他们也通过很多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这一过程，下面我将摘录几段：

鲁（Ru）谈到这种情况，他要发单词‘Schweinereien’（令人作呕的）的音，他企图谨慎地将这个意思表达出来；但是这句话却是这样的：‘But then facts came to Vorschwein……’317迈耶尔和我出现后，他仍坚持说自己在思考‘Schweinereien’，想用这个词；这个词通过另外一个词‘Vorschwein’无意地表现了出来，它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这两个单词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正如在混合以及替代——表现更为明显——情况下一样，“浮动”（floating）或“摇摆”（wandering）的言语表象起着重要的作用，即使它们存在于通往意思的入口之后，但它们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它们会很容易地被与这个情结相似的东西激活，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用词失误，或出现阻断现象。“浮动”或“摇摆”的言语表象通常在言语过程开始之后蔓延开来。

“当另外一个熟悉的单词半隐于意识之后，同时也没有做出决定是否将它讲出来，这样与情结相似的东西或副本就会引起言语的失误或异常，如替代往往是由此原因引起的。我希望我的规则经得起任何检验，为此，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如果讲话者是其他什么人），即我们应该获得存在于讲话者思想中的所有明确的观点。下面的例子很有意义，李是一个中学校长，他在我们的面前说：‘Die Frau Würde mir Furcht einlagen。’”318我吃了一惊。因为我很难理解这个L的出现，我故意让他注意到他的这个失误，说应该是‘einjagen’，而不是‘einlagen’；但他马上回答：是的，原因是这样的，我想我不应该in der Lage（在一个层次或位置上）。

再举一例。我问斯奇德（Schid），他的那匹病马现在怎样，他回答说：‘Ja, das draut……dauert vielleicht noch einen Monat.’319我不理解这个词‘draut’，因为里面有一个r，在‘dauert’里的r没有这样的效果，这样我将他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个地方，然而他解释道，他是这样想的：‘das ist eine traurige Geschichte’（一个伤感的故事），在他的头脑中有两个答案，而他将这两个答案混合在一起了。

很明显，对“摇摆”的言语表象——存在意识之外，无法被讲出来——的认识，对讲话者头脑中所有的信息的获得，是对这一现象进行仔细分析的主要方法或程序。我们同时也在寻找这些无意识的材料，沿着这个途径不停地寻找。此外，为了揭示隐藏于这些干扰因素之后的意念，我们不得不走这条漫长之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自由联想去寻找。

我还想对另一个有趣的过程做一下说明，梅林格尔的例子也证明了这一点。作者他自己坚持：要讲出的单词和不想讲出的单词存在相似之处，这时，后者会通过转换、混合以及拼写错误等设法使人的意识感觉到：

jagen, dauert, Vorschein

lagen, traurig，……schwein

我在《释梦》一书中已经指出这一方面的重要性，即在内隐的梦的基础上组合外显的梦时，有一个凝缩（condensation）工作，当任何两个潜意识材料——两种东西或两种言语表达——相似的时候，它便会创造第三个东西——将两个材料混合起来的东西——来取代这两个材料。在梦的内容里，第三个因素或成分是这两个部分的代表，由于这个原因，梦经常会表现出矛盾的特点。在口误中表现出的替代和混合等也是这种凝缩工作的开始，与梦的组成极为相似。

在一篇通俗文章中，梅林格尔（1900）指出，这种情况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个单词被另一个单词所取代，或一个单词被另一个意思相反的单词所替代。“你可能还记得，”作者写道，“在开幕前几分钟，澳洲众议院主席所说的一句话，他说：‘先生们，应出席的人都到了，因此我宣布会议闭幕，’大家的笑声使他注意到了自己的失误，并立即做了纠正。我们对这个特殊的情形的解释是这样的：这个主席很希望自己处于会议闭幕的状态，或希望这个会议闭幕，因为这次会议对他不利。正如平时所见到的，这个伴随的思想闯了进来，至少闯入了一部分，结果是‘闭幕’替代了‘开幕’——与自己很想表达的意思相反的词。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意思相反的词经常发生相互替换的现象，它们已经在我们的言语意识中形成了联系，相互之间非常接近，这样就促使了这种失误的产生。”

我们也不能说，在所有的情况下，这种替代都是反义词的替代，如上述例子所示，主席表现出的这种口误是由于他头脑中产生的反对这个词出现的思想诱发的。我们在分析“aliquis”[第8页]的例子时，也发现了同样的机制；但是这种内在的矛盾表现在单词的遗忘上，而不是由一个反义词去替代它。但为了缓和这种差异，我们应注意到，“aliquis”不可能有一个像“开幕”、“闭幕”这样的反义词，而且“开幕”这个词不会被忘掉，因为人们对这个单词是非常的熟悉。

如果这些由梅林格尔和迈耶尔列举的例子表明：言语障碍一方面是由于前移语音以及同一个句子中我们要说出的其他单词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在这个要表达的句子之外的其他单词的影响——而这一点却不太容易揭示。我们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这两类口误是否可以很严格地区分开来，如何将与此有关的例子也区分开呢？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应记住冯特（Wundt）的观点，他在讨论言语的形成和发展时对口误现象的发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冯特看来，所有的心理现象中都表现出的一个基本的特质是特定的心理影响力。“首先，这种影响力作为积极的因素决定着‘声音联想’（sound-association）和‘单词联想’（word-association）的形成——这种联想由讲话的声音唤起，自由地流动。而且也作为消极的因素放松目前意志的控制，放松其注意力——形成注意是意志的功能。因此，这种联想不论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语音前移，语音重复，或一个语音插入其他的语音中间，或说出一个由这个音联想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词——所有这些都是表现在联想的方向和联想的范围方面的差异，但在本质上他们没有什么差别。在有的情况下，人们似乎不知道将某种言语障碍归于哪一类，或人们不清楚按照导致这些症状的原因的规则去追踪这些动机是否合理。”（冯特，1900，第380～381页）

我认为冯特的看法是很正确的，而且很有启发性。或许应比冯特更强调这一点：对于口误的形成而言，积极的因素（促使联想流[stream of associations]的产生）和消极的因素（放松这种注意力或抑制力）共同发生作用，或者说这两种因素成为同一过程的不同的表现方式。随着这种注意力或抑制力的放松，更明确地说，由于这种放松的作用，这种自由的联想之流便付诸行动。

在我自己收集的口误例子中，我几乎找不到一个例子能将言语障碍单纯地归于冯特所谓的“声音的联系”（contac offect of sounds），我几乎毫无例外地发现，言语障碍的原因还在于那些存在于要表达的东西之外的某些东西，干扰的因素或者是存在于潜意识的一个单一的思想——这种思想通过口误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这种思想只有通过追寻分析的方式才能够进入意识；或者这个干扰因素是反对这种表达的一种一般的心理动机。

1.当她啃了一口苹果时，我的女儿对我做了一个鬼脸，这时我想引一首诗给她：

Der Affe gar possierlich ist，

Zumal wenn er vom Apfel frisst.320

但是我在诗的开头却用了“Der Apfe……”（一个并不存在的词）这个词，这好像将“Affe”（猴子）和“Apfel”（苹果）两个词混合起来了（一种妥协构成），或者可以说是已经准备好的单词“Apfel”的前移。然而，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在此之前，我已经将这首诗读了一遍；但并没有出现口误；而我第二次读它时却出现了口误。我之所以要重复，是因为听我讲话的另一个人使她转移了注意，她并没有听清我在说什么。我想，对诗的重复以及对要说出的句子缺乏耐心是出现这个口误的原因，这种口误以凝缩的方式表现出来。

2.我的女儿说：“我在给Frau Schresinger……写信”，这个女士的名字叫“Schlesinger”，之所以出现这种口误，可能是因为，这样发音更容易些，在L后面再有一个r时，L的音很难发。然而，我要补充一点，我女儿的口误出现于我的“Apfel-Affe”口误的几分钟之后，像名字的遗忘一样，口误也有相当程度的感染性——在后面的例子中，梅林格尔和梅尔也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对这种心理感染性，我暂不做解释。

3.当治疗一开始，一个女性患者就对我说：“我像一把小刀一样合上了（I shut up like a Tassenmeseher），我是说一把小刀（Taschenmesser）”，这里也存在发音上的困难，这可能是这种发音替换的原因；但当我让她注意到这个失误时，她马上回答说：“是的，这是因为今天你说了‘Ernscht’这个词”，我接待她时确实说过这样的话：“今天，我们应该坦诚相见”（Today we shall really be in earnest‘Ernst’）（因为这是假日前的最后一次治疗），将“Ernst”扩展到“Ernscht321）。在治疗过程中，她不断地出现口误，我最后发现，她不仅仅是在模仿我的失误，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在她的潜意识中，她很留恋作为名词的单词“Ernst”322。

4.还有一次，同一个患者对我说：“我感冒得很厉害，我不能durch die Ase natmen，我是说Nase atmen”323，她马上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失误。“每天我都要在海森尔大街乘电车，今天早上，在我等某人通过的时候，一件事使我吃惊，如果我是个法国人，我应该说‘Asenauer’，因为，如果一个单词以h开头的话，这个h音是不发的。”接着她谈了很多她熟悉的法国人的往事，用这种婉转的方式触及到了这种记忆。在她还是一个14岁的小姑娘时，她在法国文学家皮卡尔（Picarde）戏剧中在其中担任一个角色的戏，戏的名字是Kurm?rker und Picarde（《库尔马可与皮卡德》），她扮演的皮卡德在舞台上说出了断续的德语。在她的法国客人的公寓里，这种记忆被唤起了，这种语音的替换是由于潜意识中对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内容的思考造成的。

5.在另外一个女性患者身上，口误表现出了同样的机制。这个患者无法回忆起来很多童年的记忆内容，她的记忆不能告诉她，自己身体的哪一部分被一个色狼的手抓住了。之后她突然回忆起来她的一个朋友，她们一起讨论过夏天的住所问题，当她问起M的小屋在哪里时，她回答：“在Berglende（山腰）”，而不是Berglehne（山侧）。

6.在治疗就要结束时，我问我的一个女患者她叔叔怎么样了，她回答道：“我不知道，这些天我仅仅在flagranti（现场）见到他。”第二天见到我时她说：“给了你这样一个愚蠢的答案，我感到很窘迫，你一定认为我是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经常在话里夹杂一些外语单词，我的意思是说en passant（顺道）。我仍然不知道她错误地使用这个外语单词的原因，在同一个治疗过程，我们又继续了前一天的话题，她回忆起来一些材料，这些材料在这种失误（in flagrenti）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前一天的口误是她的这种记忆的前移，而当时她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记忆内容。”

7.就某一个问题，我对一个女性患者进行了分析。我告诉她说，在我们涉及到你的家庭时，我猜想你对你的家庭感到羞愧，好像涉及到你父亲的有关内容我们还尚不清楚。她什么也想不起来，而且坚持说，这是不可能的。然后，我们的谈话又继续了，这时她谈到了她的家庭，“这样说他们是不过分的；他们都拥有Geiz（贪婪）——我是说‘Geist’（聪明才智）”，这可能是她的记忆实际要表达的，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当一个观念要压制另一个观念的出现时，这个观念便被迫以口误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可以和梅林格尔的“zum Vorschwein gekommen”例子做一下比较，唯一的区别是，在梅林格尔的例子中，讲话者要压制存在于意识中的某些东西。相反，我们的患者并不知道自己要压制的内容是什么。换言之，她不知道自己想压制什么东西，也不清楚这些东西是什么。

8.下面的口误例子也与人们存心的压制有关。有一次，我在达拉米兹遇到两个女士，她们都穿着旅行服，我陪她们走了一段路，我们讨论的是用这种方式度假的苦和乐。一个女士说，像这样过一天太痛苦了，“如果一个人天天在太阳底下走来走去，汗水湿透了内衣和外衣，这一点也不愉快，”她说。在这个句子中，她不得不克服一个在某处的小小的停顿，然后接着说：“但是，如果能够得到‘nach Hose’，情况就不同了……”，我想，已没有必要询问发生口误的原因了，这个女士的意念已经转向了去展示她的服装：外衣，内衣，Hose（内裤）；她的思想阻止她提到第三种衣服（内裤），但是在下面的句子里，这个单词却以另外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因为这个被抑制的单词的出现不符合她的意志，这样它便通过对另一个相似的单词“nach Hause”（房子）的扭曲表现出来。

9.一位女士对我说：“如果你要买地毯的话，你一定要到玛修大街（Matth?usgasse）的Kaufmann（一个专有名词，指商店）店去买，我想我可以为你推荐一个。”“在玛修大街……”，我重复了一下，“我是说Kaufmann的商店。”我重复这个名字好像是因为我的精神被分散了，我的思想确实被这个女人的话分散了，因为她将我的注意转到了比地毯更重要的东西上了。事实上，我妻子住的房子就在玛修街上。那时，她还是我的未婚妻，房子的人口在另一条街上，我现在发现，我忘掉了这个街道的名字，仅仅能通过间接的方式使我意识到这一点，这个萦绕于我脑际的名字玛修是我忘掉的那个街道的名字的替代名字，因为这个名字比Kaufmann更合适，玛修更像一个人的名字，这条街也是以一个人名命名的，这个名字就是：Radetzky。

10.下面的例子实际上应该是后面的章节中应讨论的“误差”（第十章），但是，我这里使用它，是因为这种语音联系——一个单词取代另一个单词的基础——非常明显。一个女性患者告诉我一个梦：一个孩子决定用一条毒蛇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她下定了决心，她看见这个蛇盘绕在一个地方，等等。她发现这个梦与她前一天的经历有关，她马上回忆起来，前一天晚上，她听了一个报告，内容是毒蛇咬伤以后如何进行第一次保护。如果一个成人和一个孩子同时遭到蛇咬，这时应首先处理孩子受伤的地方。她也回忆起来，讲课的人还描述了处理的方法。这时我打断了她，问道：他一定说了这样的话，现在这类毒蛇已经很少了，他一定也告诉你哪一种蛇最危险？“是的，他特别提出了‘Klapperschlange’（响尾蛇）”，我的笑声使她注意到她说错了，她并没有纠正这个名字，而是收回了她说的话：“是的，当然，这些蛇在这里见不到了，他谈到了蝮蛇，我怎么会说到响尾蛇呢？”我想这可能是隐藏于她的梦之后的思想的干扰引起的。用毒蛇自杀的方式只能是暗示漂亮的埃及女王Cleopatra（德语为：Kleopatra），这两个单词在发音上有极大的相似性，有相同的发音字母的顺序也是一样的，即“Kl……p……r”，都有一个重音“a”。这两个名字——“Klapperschange”和“Kleopatra”——之间的这种联系，导致了她的判断暂时受到限制。因此，对这一点她并无异议：这个讲课的人向维也纳人讲了一堂如何对待响尾蛇咬伤的课。通过这种方式，她和我都明确了这一点，有很多蛇类我们国家都没有。我们不会去指责她用响尾蛇指埃及人，因为，通常我们也会将任何非欧洲人的东西与之联系起来，而且我也将响尾蛇指新世界。

对此继续分析，我们得到了更多的信息。在此前的那天，她第一次观看了斯塞尔创建的马克·安托尼（Mark Antony）纪念馆324，这个纪念馆在她家的附近。这可能是这个梦产生的第二个原因（第一个是关于毒蛇的讲座）。后来的梦是这样的，她摇着怀里的孩子，这个情景使她想到了Gretchen325，然后她又想到了Arria und Messalina326。从此我们看出，这些剧名也在她的梦的思想里表现出来，我们由此也可以推断，这个做梦的人，在童年时期很想成为一个职业演员。梦的开头——一个孩子要通过被蛇咬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其含义实际上是这样的：当她是孩子的时候，她就下定决心，某一天自己要成为一个著名的演员。最后，从这个名字“Messalina”开始，她的思路岔开了，转到了梦的根本内容。最近的一些情况对她可能也有影响，她的唯一的哥哥要有一个不太符合社会习俗的婚姻，即和一个非印欧语族人的门户不当的婚姻。

11.我下面提供的这个例子并非多余（或许是因为其动机不太明确），因为其机制是明确的。

一个在意大利旅行的德国人需要一条绳来固定他的损坏的箱子，因此他查了字典，发现绳子的意大利文是“coreggia”，他认为，这个词比较好记，因为这使他想到了一个画家“Correggio”，之后，他来到了商店，但他却要买“una ribera”。

在他的记忆中，他用意大利文对德文的取代显然是不成功的。他知道，他只要记住一个画家的名字就可以了，但保存在记忆里的却不是这个画家的名字——他的名字的发音和意大利的绳子的发音相似——而是另一个和这个德文单词发音相似的画家的名字，我认为这个例子作为名字的遗忘之例也较合适。

在我为写本书的第一版而收集口误方面的例子时，我对有关的几乎所有能够收集到的例子都进行了分析，即使有些例子并不太典型。从此以后，很多人对收集口误方面的例子很感兴趣，这样我便可以从众多的例子中进行精选。

12.一个年轻人对他的妹妹说：“我现在和D彻底吵翻了，我们已经不再谈了。”她回答：“这很好，他们家的人都是Lippschaft。”她的意思是指Sippschaft（暴徒）；但在这个口误中，她浓缩了两层意思：一是她的哥哥曾经向这家女儿求爱；二是据说最近这个女儿的恋爱（Liebschaft）不太正常。

13.在大街上，一个年轻人向一个女士说了这么一句话：“女士，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很愿意‘begleit-digen’你。”他的思想很明确：他很乐意和她做伴（begleiten，做伴的意思），但害怕他的这种举动会‘beleidigen’（伤害）她。这两个矛盾的情绪表现在一个单词里面，表现在这个口误上。事实上，这也表明，这个年轻人的动机并非完美，对他而言，似乎有点冒犯这个女士。但是在他企图向她掩盖这一点时，他的潜意识通过这种方式和他做了个游戏，以此表达出他的真实思想。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方式他也预感到了她的反驳：“好啊，你要对我怎么样？你怎么竟敢侮辱我！”（由兰克报告）

下面的两个例子是从斯泰克尔的文章中引用的，文章的题目为《潜意识的闯入》，载于《柏林日报》杂志，1904年第四期。

14.“下面的例子揭示了我的潜意识思想中的不愉快的部分。我以一个医生的身份说，我从不考虑自己的报酬，考虑的仅是患者的利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康复中心，我曾告诉一个刚患过重病的患者应注意些什么问题，我们一起度过了那些艰难的昼夜，高兴的是，我发现她的病情好转了。为了使她很愉快地留在阿巴利亚，我给她画了一幅画，并告诉她：“我希望你不久不会下床……”（实际上是说，我希望你不久就会下床），这很明显地表现出了我潜意识中存在的自我动机，也就是说，我要再治疗这个很随和的患者一段时间——这是一个存在于自己的意识之外的愿望，对此我是无法否认的。”

15.另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我的妻子今天下午预约了一个法语家庭教师，在授课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后，要求她留下这些证书，而这个法国女人却请求自己携带这些证书。她的理由是：Je cherche encore pour les après-midis, pardon, pour les avant-midis（今天下午我还要找工作——我的意思是说上午）。她的意思很明显，她还要到周围看一下，或许能找到更好的——一个她准备付诸行动的动机。”

16.同样来源于斯泰克尔的文章：“我不得不为一个家庭主妇做一个颇为棘手的讲座，她的丈夫——我是在他的邀请下做此讲座的一站在门外听。在我的说教结束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说了这么一句话：‘再见，先生。’对任何一个精明的人而言，我事实上是说，我的这些话是说给这个丈夫听的，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他。”

17.一次，斯泰克尔自己也报告了这么一件事。他当时在治疗两个来自利雅得的患者，但他在他们面前经常说错话，他对Askoli说：“早上好，Herr Peloni。”而对Peloni却说：“早上好，Herr Askoli。”最初他倾向于将这种失误归于这两个绅士在很多地方有相似之处，但后来他发现，这种将名字混淆的方式和他的自我吹嘘的动机有关，通过这种方式，他要让每一个意大利人都知道，他是唯一的来自利雅得的来访者，他到这里是为了听取自己的医学方面的建议。

18.斯泰克尔报告说，在一次有激烈争论的会上，他说：“对讨论的问题，我要streiten（争吵）（替代schreiten，[提出]）四点。”

19.一位教授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讲：“我不geneigt（愿意）（替代geeignet[有资格]）去说明我尊敬的前任的功绩。”

20.斯泰克尔对一个患有突眼性甲状腺肿大疾病的女士说：“你大约比你的妹妹高一‘Kropf’（甲状腺肿）（替代‘Kopt’[头]）。”

21.斯泰克尔报告：“某人想说明两个朋友之间的联系，并显示出这个事实：他们中间有一个是犹太人。他说：‘他们像卡斯特（Castor）和波洛克（Pollak）327一样生活在一起。’这当然不是在说笑话，因为在我们提醒他后，他才发现了这个失误。”

22.偶然的口误会代替详细的描述。一个正在房间洗裤子的女士告诉我，她的有病的丈夫去问医生，为了他的健康，在饮食上应注意些什么，这个医生说，特殊的饮食是不重要的。她补充说：“他可以吃喝我需要的任何东西。”

23.一位绅士向一位刚刚死了丈夫的女士说了一些悼念的话，他要补充这样的意思：“你可以通过将自己的精力用在（devoting，德文为widmen）孩子身上而得到一些安慰。”但他却用了“widwen”（这个词是一个并不存在的词）这个词，实际上他在此想表达的思想是：年轻漂亮的寡妇（Witwe）不久就会享受到新的性快乐。

24.在一次晚会上，还是这位绅士和同一位女士谈话，话题是对复活节的准备。他问：“你看过今天在维赫姆商店的展销（德文为Auslage）吗？这个地方完全被decollated（斩首）了。”他不敢表达这种愿望：他很喜欢这个漂亮女士的这个半裸的胸脯（décolltage），因为单词Auslage在他的潜意识中有两层含义。

25.“一个女士给我谈了她的一个一般性的熟人。她说她第一次看见他时，他和以往一样衣着华贵，尤其是他的那双漂亮的棕色Halbschuhe（短靴）。当我问她在什么地方见到他时，她回答说：‘他在我的房子的外面按响了门铃，我是通过放下来百叶窗看到他的，但我没有开门，假装家里没人，因为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已经回到了镇上。’当我听她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她在向我隐瞒什么，事实可能是这样的：她不为他开门的原因是表明她并不孤独，而且她的衣着也不适合接待来访者。我略带讥讽地问她：‘你很羡慕他的Hausschuhe（拖鞋）——Halbschuhe（短靴），我的意思是说通过落下的百叶窗看到鞋？由Hausschuhe，我想到了她的Hauskleid（拖鞋），对此我压抑着不说出来。另一方面我也企图消除单词‘Halb（半），原因是这样的：这个单词中包含着被压抑的答案的核心，这个答案就是，‘你仅仅对我讲了实情的一半，你隐藏了另一事实，即你穿着半裸的衣服。’这个口误可能也与这个情况有关，在此之前，我们谈论了这个很特别的绅士的婚姻生活和他的h?uslich（家庭）幸福，这无疑促使了我的这种替代（对Haus）的产生。最后，我必须承认，我的妒嫉使这个衣着考究的绅士‘穿上了拖鞋’。最近，我自己也买了一双棕色的短靴，但看起来并非那么漂亮。”

现在这样的战争时代使人们表现出了很多口误，对这些失误我们也是不难理解的。

26.“你的儿子在什么部队？”有人问一个女士，她回答：“第24杀手”（德文M?rder替代M?rser, Mortars）。

27.海曼在前线写道（1917）：“在我读一本很吸引我的书时，有人让我暂时做侦听电话操作员，当炮兵部队发来消息说，要检测一下线路时，我回答：‘测试结果正常，Ruhe（安静）。’常规的反应应该是这样的：‘测试结果正常，Schluss（完毕）。’我的这种失误很好解释，因为在我读书的时候讨厌别人的打扰。”

28.一位中士让他的战友给家里人留下确切的地址，这样“Gespeckstücke”就不会寄错地方了。328

29.下面这个例子非常好，就不幸背景对人有很大的影响的观点而言，这个例子尤其重要。我应感谢佳斯尔（Czeszer）博士，战争时期，他生活在瑞士中部，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观察，并对此做了详细的分析，下面我就精选其中的一部分：

“我现在将我对口误的分析送给你，这是O大学的教授N的口误。在暑假结束前他开了一个情绪心理学方面的讲座，我还是从这个讲座说起。讲座的地点是在奥拉的那所大学，对象是被拘押的法国战犯以及一些学生，他们中有很多是法籍瑞士人，他们的同情心偏向协约国（Entente）。在O镇，就像在法国一样，‘boche，（德国兵）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专门用来指德国人。但在公开的场所，诸如讲座之类的，高级公务员、教授以及负责一定工作的人，出于中立的考虑，都会尽量避免使用这个不吉利的词。”

“N教授在讲话时讲到了情绪的实践意义，他的意图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人们有意识地使用情绪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肌肉活动——人们对这种肌肉活动本身并不感兴趣——它被愉快的情绪激活。为说明这个问题他讲了一个故事——当然，他讲的是法语——这是从地方报纸上引用的一个例子，这份报纸是从一个德国人那里弄到的——说的是一个德国中学校长，他让他的学生到公园参加劳动，目的是鼓励他们以较大的热情去工作，校长让学生想象，用地上他们打碎的每一块泥土，他们可以打烂法国人的脑袋。在他的故事中，每当有‘德国人’这个词出现的时候，N教授会很清晰地说‘allemand’，而不是‘boche’；但当他的故事讲到这个校长对学生说的话时，他却是这样的说的：Imaginez—vous qu’en chaque moche vous écrasez le crane d’un Francais，用moche替代motte（法语是clod[块]）！”

“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这个谨慎的学者对自己控制得很好，从故事一开始，他就避免使自己使用这些习惯了的词语，避免政府使用的词汇出现在奥拉大学的讲台上。最后，他很成功地说出了‘intituteur allemand’（德国中学校长）这个词，这时，一个内在的东西表现在了他的结论里，这个表现似乎没有什么危险性。他曾努力压抑着这个单词，但由于和单词‘motte’的发音相似冒了出来，这样就不存在什么危险性。由于害怕自己不小心说出这个有政治色彩的字眼，他对这个平时习惯用的单词进行了限制。人人都知道这个单词，而且一个共和党人和一个民主主义者因为不能在一个地方自由地发表言论而表现出的愤恨等，所有这些干扰了他的意图——做一个谨慎的演讲。这种干扰对讲话者而言是明确的，不难判断，这种思想在他讲话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N教授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失误，至少他没有去纠正它，口误的出现非常自然。另一方面，这个失误被大多数法国人接受了，他们得到了真正的满足，其效果是很明显的，尽管这是一个文字方面的游戏。我自己也对这个似乎很微不足道的口误感到兴奋，虽然我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没有用精神分析的观点向教授提出什么问题。不过，我把这个材料作为验证你的理论的例子，即失误有内在的决定因素，在口误和玩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30.下面的口误例子是由一个奥地利官员里特南特（Lieutenant）报告的，其原因也与悲愤的战争时代有关。

“我作为一个战争罪犯在意大利关押了几个月，我们有两百人被关押在一个小房子里。当时，我们中的一个人死于流感，这件事给人的印象很深，因为当时缺少医疗服务，因此这种流行病很可能会很快蔓延开来。我们将这个死者放在了外面的一个小房间里。那天晚上，我和我的一个朋友在房子的周围散步，我们两个都想去看一下死者，走进小房子时我们对看到的那一幕使我们极为震惊（当时我在前面）。万万没有想到，棺材距门口很近，我几乎就要接触到死者的脸了。放在活动的东西上的蜡烛发出的光线投射在死者的脸上，使这张脸完全变了形。之后我们又去绕着这所房子散步，但看到的那个情景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我们来到另一个地方，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笼罩在月光之下的公园，以及月光下明亮的草地，草地的上面还浮着一层薄雾，这好像是招呼死者的地方，我似乎看到了拿着绳索的小鬼儿在附近的松树下面翩翩起舞。”

“第二天下午，我们埋葬了死者，走在路上——被关押的地方到邻近小村的哀悼死者的地点——我们既感到悲痛，又感到屈辱，因为这个被愚弄的人群是由这些尚未成熟的青年组成。这些粗鲁、喧闹的村民利用这种机会将自己的情绪宣泄出来，这种情绪是好奇和愤恨的混合。我感到，即使在这样一种不设防的情况下，我们也无法逃避这种侮辱，对这种粗鲁表现的厌恶到晚上仍一直袭击着我。同一时间，和前天一样，我和我的那个朋友又沿着我们的房子散步，我和前一天发生的一样，当我们路过这个曾存放着尸体的那个小房子门口时，记忆中的那个情景又非常清晰而强烈地出现在我的脑海，在我们看到那个明亮的公园的那个地方，同样的月光在笼罩着。我停下来，对我的同伴说：‘我们在这个坟墓（Grab）上坐一下——草（Gras）和下沉（sinken）的小夜曲’（意思是坐在草地上唱一个小夜曲），直到我出现了第二次失误后，我才注意到了自己的口误，我马上纠正了第一个错误，完全没有意识到它所包含的意义。现在，我要对此进行分析，把这两个口误连起来就是这样的：‘在坟墓——下沉。’这种画面又在我的脑海闪现：跳舞的小鬼儿，和笼罩在他们身上的月光；躺在棺材里的那个同伴，当时的那种活动的印象；埋葬他时的场面，以及我当时出现的那种厌恶的情绪；关于那种传染病的谈论场面，表现在这些官员脸上的恐惧等。后来，我记得这是我父亲去世的日子，我的记忆本来很差，能够记住这个日子确实使我感到吃惊。”

“接着的反应使我注意到两个晚上的情况的相似性：一天的同一时间，月光普照，同一地点，同一个同伴。我记起我们谈论那种传染病扩散的可能性时我表现出的烦躁的情绪；我想了我的那种发自内心的要求——不能让这种恐惧吓倒。我逐渐意识到我的这句话的词序的重要性：‘我们——在坟墓——下沉329，我认识到，仅仅将‘坟墓’纠正为‘草地’——我已经谨慎地这样做了——仍导致了我的第二个失误（用‘下沉’[sink]替代‘唱’[sing]），目的是使自己的这种压抑的情结充分地表现出来。

“我再补充一点，当时我正受着噩梦的困扰，经常梦见我的一个亲戚，在她生病的时候，我经常去看她，也知道她已经死了。就在我被关押之前，我已经得到消息，毒性很大的流感正从她所在的那个地方蔓延开来，我向她表达了我对此的恐惧情绪。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和她接触过。几个月后，我得到消息，她已经成为这次流感的牺牲品。两星期后，这里也有了流感！”

31.下面的口误例子与一个医生的痛苦冲突有关。一个男人得了一种可能是致命的疾病，由于对他的确切的诊断尚未确定下来，因此他来到维也纳等待结果。他恳求他的一个朋友——他年轻时认识的，现在成了一个著名的内科医生——对他进行治疗，对此，他的朋友虽然不太情愿，但最后还是同意了。一般而言，这样的病人应待在护理室，因此这个医生建议这个地方应成为他的一个‘哈里’（Hera）疗养所。这个患者反驳道：“当然，这仅仅是特殊患者应待的地方（像一个产房）。”“噢，不，”这个医生匆忙回答：“在这个疗养所，他们可以umbringen（结束）——我是说，unterbringen（接收）各种患者。”他对自己的这个口误进行了辩解，“当然，你不要认为我对你有什么敌意。”一刻钟后，这个医生和一个照看病人的护士一起出去了，他说：“我还没有发现什么，对此我仍不相信，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建议用大剂量的吗啡和安眠药，让他平静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很明显，他的医生朋友坚持：只要证明他得的是这种不治之症，他（医生）要通过药物来减少他的痛苦，实际上这个医生要结束他的这个朋友的生命。

32.这个例子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我不想把它删去。据我的记忆，我已经把它保留了大约20年。在一个聚会上，一个女士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从这些词语可以看出，这些词语的出现是出于一系列的神秘的冲动或动机：是的，如果一个女人要取悦男人的话，她就必须漂亮。男人就好多了，只要他five straight limbs（五肢健全）（德文为fünf gerade），他再不需要其他什么了。’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与此密切联系的导致口误的机制，即浓缩和混合，我们有理由将这两个意思相同的句子融合起来：

只要他有four straight limbs（健全的四肢）

只要他有five wits about him（健全的五官）

‘强健’（straight）是两个句子共有的意思，这样这两个句子的格式便是：

只要他有straight limbs

to treat all five（s）as even numbers。330

（将所有的5都做整数对待）

“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可能阻止我们做出这样的设想：句子的这两种格式——一个是关于他的五官，一个是关于‘整数的5’——在导致她说出第一个数字上，分别有不同的作用，神秘的五对简单的4的替代，引入句子用来说明健康的肢体。但是，如果这种融合以口误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仅仅表示一种不愿接受的具有讽刺性质的事实，而这个表达来自一个女士——这种融合也不会发生。最后，我们也不要忽略这个事实，这个女士从字面上表现出的那种表达，也可以看作一个玩笑，和看作有趣的口误一样。这里的一个简单的问题是，她以这种方式表达是有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如果讲话者本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意图，那么这就纯属口误而非玩笑。”

在兰克（Rank，1913）报告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玩笑和口误的接近程度到底有多大。这个女士对她表现出的这种失误作为玩笑看待的，她因此大笑了起来。

33.“一个刚刚结婚的男人，其妻子很注重保持她作为一个女孩的外表，因此不愿和他做频繁的房事。他给我讲了他和自己妻子之间的一件事，他和妻子都感到很有趣。那个晚上，他再次违背了妻子固执的规定，到了早上，他在他们两个的房间里刮胡子，他的妻子仍躺在床上，为了安全起见，他和平时一样使用了妻子放在床头柜上的粉扑。很关心自己肤色的妻子几次告诫他不要用她的东西，这次看到后生气地吼道：‘你怎么还这样，powdering me（mich）with your（deiner）fuff（你怎么用你的粉抹我）！’她丈夫的笑声使她注意到了自己的失误（她的意思是说：You are powdering yourself[dīth]again with my[meiner]puff[你怎么又用我的粉抹你的脸]），她自己也因此大笑了起来。每一个维也纳人都知道，‘抹粉’是指‘做房事’，粉显然代表男性生殖器。”

34.下面的例子是由斯塔福提供的，也可以将此视为一个玩笑：

“弗洛患有心因性疾病，人们经常劝说她去看心理医生X博士，但总是遭到她的拒绝，她说这样的治疗没有任何价值，因为这个医生将任何问题都和性联系起来。这一天终于来了，当她准备接受医生的建议时，她问道：‘Nun gun, wann ordin?rt also dieser Dr.X.？’”331

35.实际上，从玩笑和口误的联系来看，口误是一种缩略。

中学毕业时，一个女孩根据当时人们的普遍看法，她选择了医学。但几个学期的学习后，她又转而学习化学。几年以后，在她回忆这种变化时，她用下面的话表达了当时的思想：“总体上，我的这种改变并非荒唐，当我不得不拔出尸体上的手指甲时，我完全失去了对‘化学’的兴趣。”

36.在此，我插入另外一个口误的例子，这个例子不难解释。在解剖学课上，一位教授要讲鼻腔，这是众所周知的关于肠病学（enterology）上的难点。当他问学生是否听懂了他讲的内容时，学生说听懂了。最后，这个以自己有独到的见解而出名的教授说：我几乎不能相信，虽然维也纳有几百万的居民，但理解鼻腔的人只能用“一指”（on one finger）来数，我是说屈指可数。

37.还有一次，这个教授还说：“如果是女性生殖器，尽管有很多Versuchungen（诱惑），但请原谅，Versuche（实验）……”

38.我应感谢维也纳罗波斯科·A博士，他使我注意到了由一个法国老作家录下的两个口误例子，现在我不做翻译地将这两个例子摘录如下：

Brant?me（1527～1614），Vies des Dames galantes, Discours second：‘Si ay-je cogneu unetrès-belle et honneste dame de par le monde, qui, devisant avec un honneste gentilhomme de la cour des affaires de la guerre durant ces civiles, elle luy dit：“J’ay ouy dire que le roy a faict rompre tous les c……de ce pays là.”Elle vouloit dire les ponts.Pensex que, venant de coucher d’avec son mary, ou songeant a son amant, elle avoit encor ce nom frais en la bouche；et le gentilhomme s’en eschauffa en amours d’elle pour ce mot.

‘Une autre dame que j'ai eogneue, entretenant une autre grand'dame plus qu'elle, et luy louant et exaltant ses beautez, elle luy dit après：“Non, madame, ce que je vous en dis, ce n’est point pour vous adultérer”；voulant dire adulater, comme elle le rhabilla ainsi：pensez qu’elle songeoit à adultérer.’332

39.当然，现代有很多口误例子都涉及到性问题。弗洛描述了她第一节英语课时的情景：这很好玩，老师是一个漂亮年轻的英国男子，他上的第一节课是让我理解“durch die Bluse”（通过上衣）——我是说“durch die Blume”（通过精华，也就是“间接”），他很愿意单独给我讲课。（来自斯塔福）

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我企图消除那种神经症症状。这也是我一直努力的目标。从患者说出的原因，以及对其的自由联想来看，压抑着的思想内容一直没有向我展示出来，但又通过很多方式来说明它的存在。口误在这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一点可以从一些例子中看出。如，一个患者讲到他的阿姨，他却叫了“妈妈”，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失误。另一个则把她的丈夫称做“哥哥”，用这种方式，他们让我注意到这个事实：他们把这个人当做另外一个人，一个在他们的生活中有很重要的意义的人，他同时也表现了与此相应的情绪。我们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个20岁的年轻人在咨询时间对我做了如下的介绍：“我是你治疗的某某的爸爸，请原谅，我是说我是他的弟弟，他比我大4岁。”我从他表现出的这个口误推断，他通过这个口误来表达这样的意思，像他的哥哥一样，由于他爸爸的影响，他也是一个患者，他想得到治疗，而实际上最需要得到治疗的是他的爸爸。有时候，单词的排列听起来很不合常规，其表现也似乎是被迫的，这也足以说明患者被压抑的思想已经前移到患者的语言表达上，虽然人们关于这种前移目的还有分歧。

从粗略的言语混乱和精巧的言语混乱中（主要由口误组成），我们发现，并非“声音接触的效果”，而是存在于这些言语表现之外的内在思想的影响决定着这些失误的产生，或只有这样才能对这些失误做出合理的解释。我不想对声音相互影响的理论或规则提出质疑，但是就这些规则本身而言，很难对正确的言语表达有足够的影响和干扰效果。从我们精心研究的和探索的例子来看，这些规则并不代表其发生机制，而这种机制通过遥远的心理动机则更易于解释，尽管这些心理动机与声音规则的联系不大。很多有替代表现的口误例子中，我们完全没有发现声音的规则，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冯特的观点，冯特和我都认为：控制口误的是情结，是远在这些声音接触之外的东西。

虽然我接受了这种“遥远的心理影响”（remoter psychical influences）（冯特用语）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没有什么障碍可以阻止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匆忙讲话的情况下，注意在很大程度上指向的是它所表达的内容本身，控制口误的条件很容易限制于梅林格尔和梅尔的规则333。作者对收集的很多例子的分析都是有道理的。如我们上面举过的一个例子[第53～54页]：“Es war mir auf der Schwest……Brust so schwer.”

在这一句子中，“schwe”的发音是否把这个人有同样价值的发音“bru”通过本身的“前移”逼迫到后面呢？当然，我们也不能否定这样的观点：由于某种特殊的联系，组成“Schwe”的发音本身以这种方式突出出来。这种联系只能是这样的：“Schwester”（妹妹）——“Bruder”（弟弟），也许还可以这样解释：“Brust der Schwester”（妹妹的乳房），是这种联想使人们与另外一组思想联系起来。正是这种隐藏于这些现象之后的无形的东西供给了“schwe”这个词出现的能量，这样就产生了讲话时的失误。

通过对其他的一些口误的分析，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假设：这种真正的干扰因素，在发音和意思上和这个隐藏的单词有很多相似之处。人为歪曲和重组这个单词或表达——这个单词或表达与人们的粗俗的欲望相联系——其根本目的是：利用这种机会来暗示这种被压抑的思想或欲望的存在。另一方面，对单词的这种操作是如此的频繁，以致很难找到突出的东西，即使它并非意指人们的欲望。归于这一类的很多，如Eischeissweibchen（替代，Eiweissscheibchen）334，Apopos Fritz（替代，à propo）335，Lokuskapit?l（替代，Lotuskapit?l）336，等等。或许，圣玛丽·玛度兰的337Albüsterbachse338（替代，Alabüsterbüchse）以及“Ich fordere Sie auf, auf das Wohl unseres Chefs aufzustossen”[见第54页]等只能是一种潜意识的文字游戏，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人们存心要表达的东西。如果我是那个受到人们敬重的首长，在庆典仪式上，讲话的人表现出了口误，我会考虑使用罗马人的智慧，让这些士兵庆祝胜利的时候用唱讽刺歌曲的形式表达出他们对这个所尊敬的人内心存在的谴责。——梅林格尔也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和一个人讲话，由于这个人是这里最年长的一个，因此他用了一些礼貌用语，这主要出于对他的敬重，使用了这样的称呼：“Senexl”339或“altes（老）Senexl”，“Prost（保重身体），Senex altesl！”他对自己的这种失误感到震惊（梅林格尔和迈耶尔，1895，第50页）。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对他的这种情绪就不难解释了，“Mtesl”与这个侮辱性的表达“alter Esel”（老蠢驴）有密切的联系。他可能由于对长辈的不敬行为而受到过强烈的惩罚（是童年时期使用过的词语的再现，这源于对他的父亲的尊敬）。

我希望读者不要忽视这些解释——对这些解释是无须证明的——及我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对我收集的例子的解释在价值上的差异。如果我仍然坚持我的看法：即使明显很单纯的口误也追踪到这种存在于表达的内容之外的半压抑状态的思想，那么我就企图用同样的方式去观察梅林格尔的发现——这些发现本身也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位作者说，一种使人感到奇怪的事实是，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自己出现了口误；而且，对一些敏感和诚实的人而言，如果我们告诉他出现了失误，他还会表现出不满的情绪。但是我不会像梅林格尔一样说得那么绝对，即“没有一个人会……”对在口误发生后的情绪进行具体的分析，就不难发现，其本质上是一种羞耻情绪。这会使我们联想到在我们无法回忆起来一个名字时出现的烦恼情绪[第6页]。使我们感到奇怪的是，我们会坚持回忆这种似乎是微不足道的记忆内容[第30～31页]。这表明，某种动机在这种干扰的出现上起着重要作用。

当对一个名字的歪曲有存心侮辱人的性质，那么，用潜意识口误的方式表现的情况则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迈耶尔报告说，有一个人在说“Freud”（弗洛伊德）时，却说成了“Freuder”，因为不久前他提到了“Bleuler”340（梅林格尔和迈耶尔，1895，第38页），还有一次他把这种方法说成是“Freuer-Breudian”治疗方法，他或许是一位学者，但他肯定不会热衷于我们的方法。在下面关于笔误一章里，我会报告有关名字的歪曲方面的例子，当然我们不会用其他的方式对此进行解释[第76页]。341

在这些情况下表现出干扰因素是人们的一种指责态度，而且，由于它与讲话者的意图不一致，这种指责不得不搁弃一边。

另一方面，用一个名字替代另一个名字，错误地说出了另一个人的名字，以及通过口误的方式对一个名字的认同等，都表明人们存在一种情感，而且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又不能完全地将这种情感表现出来。费伦茨描述了他在上中学时的这方面的经历：“当我在吉纳西姆（中学）第一班时，我有生第一次要在公众面前（在全班的前面）朗诵一首诗歌，我做了充分的准备，但很害怕一开始就被爆发出的笑声打断，老师也告诉我安排我这么做的原因。我给这首诗歌取名Aus342der Ferne（来自远方），但我并没有说出原作者的名字，而用了自己的名字。作者的名字是亚历山大·皮特，更换名字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的姓是一样的，但其真正的原因无疑是这样的：在潜意识中，我已经将自己和这个英雄诗人等同起来，尽管在意识中，我对这个诗人的爱和尊敬已经接近于崇拜，在这个失误的背后隐藏着可怜的抱负情结（ambition-complex）。

一个年轻的医生报告的口误例子也表明，这种认同也通过更换名字的方式表现出来。他非常谦虚和恭敬地向这位著名的法球（著名的病理学家）介绍自己说：“我是法球博士。”这位教授非常惊异，问道：“哈！你的名字也是法球？”我不知道这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如何为自己的失误进行辩护的——是否是由于他对这位教授的讨好，使他发现在这个伟大的人物面前自己显得是如此的渺小，因此他自己通过口误使自己表现出来；或是否他有勇气接受这一点：他希望有一天，自己也会和法球一样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因此在和教授谈话时，希望他不要以这种傲慢的态度对待自己；或者是二者共同起作用，使这个年轻人在做自我介绍时出现了失误。

从这种极端个人特质的动机出发，我对另一个例子做公开的分析，当然我也不知道同样的解释是否适合这种情况。在1907年的阿姆斯特丹国际会议上343，我的癔症理论引发了人们激烈的争论，在针对我的一次激烈争论中，我的一位精力旺盛的对手，不断地出现口误，他使他自己站在我的立场上，以我的名义讲话，他说：“大家都知道，布洛伊勒和我证明……”，他的意思实际上是说：“布洛伊勒和弗洛伊德……”而我对手的名字和我的名字没有一点相似之处。这个例子以及其他的一些例子——在这些情况下都表现出名字交换的口误——都使我们注意到，这些口误并非由于发音上的相似引起，而唯一的解释是，个人资料中的隐含的因素在发生作用。

在其他的一些很重要的例子中，我们会发现，人们对自己说出的内容的自责倾向也会促使人们产生口误，甚至去替代与表达的思想相反的内容。在观察过程中，你会惊奇地发现，文字表达本身往往抵消了它本身的含义，而口误则暴露出人们的这种虚伪。344口误模拟了这种内在过程的具体表现——通常的情况是这样的，有些内容人们不希望说出来，这时口误便成为人们自我表现的一种方式。如下面的情况就是如此，一个男人对所谓的正规的性交方式不以为然，并因此和一个女子展开了争论，而据说这个女子是一个喜欢卖弄风情的人。他说：“如果她要和我同房，她不久就会放弃她的‘ko?ttieren’（一个不存在的词）。”毫无疑问，他要说的是另一个词，即koitieren（性交），实际上这种替代的真正意图是表达出这个词kokettieren（卖弄风骚）。再举一例：“我们的叔叔由于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月很少去看望他而表现出不满的情绪，我们让他搬进了一个新的房子，同时我们对他做了一次长时间的探望，他显得非常高兴，要分别的时候，他充满情感地说：‘从现在起，我希望比过去更少地见到你们。’”

当某种言语材料碰巧是有帮助的，这通常会导致口误的发生。据此来将这种材料显示出来，或以此来产生一种玩笑的讽刺效果。下面的这个由瑞勒报告的例子便属于这种情况。

“你自己会‘aufgepatzt’这个时新的帽子吗？（替代‘aufgeputzt’[装饰]）一个女士以羡慕的口吻对另一个女士说。她无须将她的真实想法进一步表达出来，因为她有指责对方的动机，这一点悄悄地使人们感觉到了：帽子的装饰（Hutauf-putz）是一件‘Patzerei’（笨拙的作品），这种指责从她的这个不友好的口误中明显地看出来，这种解释是令人信服的。”

下面例子中包含的指责虽然非常轻微，但很明确。

“一个女士被一个熟人邀请小坐，她对与这个人的喋喋不休和令人讨厌的谈话很不耐烦。最后，她终于得以脱身，她的熟人去送她，这时她还是用一些新的话题和她不停地说，到了走廊要分手的地方，她又一次被迫停下站着去听她长篇大论，最后她用这样的问题打断了她的女主人的谈话：‘在前面的走廊你在家吗？’直到看到对方惊奇的表情，她才留意到了自己的失误。她讨厌站在这个地方听这个女主人讲话，这使她在走廊上停留了很长时间，她想通过这样的问题打断对方：‘早上你在家吗？’这种口误表明了她对这种强迫性停留的不耐烦情绪。”

由格拉夫博士目击的这个例子表明，人们应对自己高度警惕。

“在‘康扣底亚’的一次一般性聚会上，社会杂志的一个年轻记者——他急需要一笔钱——发表一个攻击性很强的讲话，他激动地谈到了‘Vorschussmitglieder’（借款给他人的人）（替代‘Vorstandsmitglieder’[官员]或‘Ausschussmitglieder’[委员会成员]），后者有权力批准贷款，这个年轻人事实上正在申请贷款。”

通过对“Vorschwein”[第37页]这个例子的分析表明，在我们做出努力压抑一些侮辱性的言词出现时，口误很易于发生，以这种方式表达出自己的这种情感。

一个摄影师下决心要求他的愚笨雇主停止使用动物学方面的术语。一次他对自己学生——他企图将盛满东西的大盘子空出，在这么做的过程，不小心泼到地上一些——说：你看，小伙子，首先‘sch?psen Sie345，一些。此后不久，他又批评了一个女佣，因为由于她的粗心大意，她打碎了一打很值钱的盘子，他说：“难道你是如此的hornverbrannt……’？”346

下面的口误例子可以使人们看到，口误是如何导致突出的自我暴露的。其中的一些细节做了调整，全文参看布里尔（Brill）发表在Zentralblatt für Psychoanalyse第2卷上的文章。

“一天晚上，我和弗兰克博士外出散步，我们讨论了一些精神分析协会事务方面的问题，这时我们遇到了我的一个多年未见到的同事R博士，对他的私人情况我一概不知。再次碰到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在我的邀请下，我们到了一个咖啡馆，在这里我们兴高采烈地谈论了两个小时。他似乎对我的情况很了解，因为在我们做了一般性的寒暄后，他问到了我的小孩的情况，并告诉我，他不时地从彼此的老朋友那里听到我的情况。他说，自从在一些医学杂志上看到我的研究后，他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我问他是否结婚，他否定了，并且说：‘为什么像我这样的男人要结婚？’”

“离开咖啡馆后，他突然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很想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怎么去做：我认识一个护士，在一个离婚案中，她以有通奸罪而闻名。这个妻子起诉了他的丈夫，并指控与她犯有通奸罪，他’获准离婚，我打断了他，‘你的意思是她获准离婚吧？’他马上对此予以纠正，‘是的，当然，她获准离婚。’接着，他说这件事对这个护士的情绪打击很大，因此，她便到酒馆去喝酒，变得有点神经质，等等，他要我提供对待她的建议。”

“当我纠正了他的错误后，我要他对此予以解释，但我得到了一个使人感到吃惊的答案：难道任何人都没有出现口误的权利吗？这很偶然，在此背后没有任何东西，等等。我回答，任何言语失误都有原因，而且，他事先也没有告诉我他没有结婚，因此我企图这样设想，他就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因为，从这个口误中可以看出，想获得离婚的是他，而非他的妻子，这样他就可以不支付婚姻赡养费（根据我们的婚姻法），他就可以在纽约州再次结婚。他大吼着企图否定我的推断，但他的情绪表现太过分了，他明显很激动，继而又大笑起来。在我的一再要求下，让他出于对科学的考虑，把真相说出来，他说：‘除非你希望我说谎，你必须相信，我从来没有结过婚，因此你的精神分析式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他还说了这样的话，注意这些很细小的东西的人是很危险的，这时，他突然想起来，他还有一个约会，便匆忙离开。”

“弗林克（Frink）和我都坚信我对这个口误的解释的正确性，我准备对此做进一步的验证。几天后，我邀请了我的一位邻居，也是R博士的老朋友，他的话肯定了我的解释，这桩离婚案发生在几星期以前，这个护士被控有通奸罪，现在R博士很信服弗洛伊德对这种机制解释的正确性。”

下面这个由兰克报告的例子中，自我暴露的表现也很明显。

“一个缺乏爱国情感的父亲，企图教育他的孩子们摆脱那些不必要的情绪的纠缠，他斥责他们的孩子参加了爱国游行。他的孩子却说，他们的叔叔也在游行的队伍。他回答：你们怎么能学他呢？他是个白痴。当他发现孩子们对自己的回答表现出惊异的表情时，他才注意到自己出现了口误，马上抱歉地说：‘当然，我是说他是一个爱国者。’”

这个口误也可以解释为一种自我暴露，此例是由斯塔克报告的，而且他自己增加了一些中肯的解释，尽管对口误的解释并非他的任务。

“一个女牙医答应为她的妹妹检查一下她的牙齿，看是否在两个臼齿之间有什么Kontakt（附着物）（或者说，看一下这两个臼齿的表面是否接触很好，有没有什么食物残渣留在里面）。她的妹妹抱怨她的检查用的时间太长，开玩笑地说：‘她好像在治疗一个同事，而她的妹妹不得不等着。’这个牙医终于给她做完了检查，并发现在其中的一个臼齿上有一个小洞，她说：‘我想还不算太坏——尽管你没有Kontant（现钞）——我说的是附着物。’‘你看，’她的妹妹笑道，为什么你让我比你的付费患者等的时间长，你的贪婪是唯一的原因。”

“当然，我不应该把我自己的联想强加于她，或据此得出什么结论；但是，当我听到这个口误后，这种想法突然闯入了我的脑子：这两个快乐、聪明的年轻女子还没有结婚，她们和年轻的小伙子的接触很少，因此我自问，如果她们有足够的现钞，是否她们会和年轻的小伙子有更多的接触呢！”（参见斯塔克，1916）

下面的这个由瑞克（1915）报告的口误例子，也表现出人们自我暴露的倾向：

“一个女孩处了一个男友，但她对他不太满意。为了使这两个年轻人有机会在一起，他们父母双方特意安排了一个由他们两人都参加的晚会。年轻的女孩对这个求婚者表现出了足够的自控和戒备，并设法不让对方看出自己的厌恶情绪，而这个求婚者则对她表现得很亲近。但是，当她的母亲问她是否较喜欢这个年轻人时，她礼貌地回答：‘很喜欢，他非常liebenswidrig！’”347

同样，下面的口误也是一种自我暴露，兰克（Rank，1913）将此称之为“机智的口误”。

“一个已婚妇女，她很喜欢打听一些趣闻轶事，据说她非常喜欢打听那些婚外风流韵事，即使别人要求送给他们什么礼物作为回报，她也并不感到讨厌。一个很想和她发生关系的年轻人，通过自己的设计，为她讲了这么一个老故事。有两个生意上的伙伴，其中一个对他的合作伙伴的老婆很感兴趣，很想和她发生关系。最后，这个有点保守的夫人也同意了他的要求，但作为交换，必须付给她一千金币作为礼物（相当于400美元）。当她的丈夫要去旅行的时候，他的合作者向他借了一千金币，并答应第二天将这笔钱还给他的妻子。当然，他将这笔钱还给了他的妻子，但他说这是给她的满足自己需要的礼物。但是，她想，当她的丈夫回来向他要这笔钱时，就会发现这件事，从而会伤害到他。当这个年轻人讲到这里，即这个引诱者说‘明天我会把钱还给你的妻子’时，这个听者用非常明显的话打断他：‘让我想一下，你不是已经付给（repaid）我了吗——抱歉——我是说你已经告诉（told）我了吗？’她已经不能再给什么更明确的暗示了，这难以用实际的言语表达出来，即她已经接受了这个年轻人的要求。”

另外一个关于自我暴露的生动例子——这并没有导致什么严重的后果——是由塔斯克（Tausk，1917）报告的，其名字为“父辈的信仰”。A先生说，“我的未婚妻是个基督徒，她不愿意接受犹太教，因此我自己就被迫将自己的信仰从犹太教转化为基督教，这样我们才能够结婚。若我不改变我的宗教信仰，这并没有什么内在的阻力；但我发现，其背后的目的在起作用，表面上看来我不再坚持犹太教了，因为犹太教也并非一种宗教信仰。然而，我一直坚持，我仍是一个犹太人，而且我熟悉的人中，很少有人知道我受洗了。我的两个儿子的婚姻也是如此，他们都给予了基督教的洗礼。当孩子们都长大后，我才将我们的犹太背景告诉他们，主要是为了保护他们在学校免受反闪族（anti-semitic）思想的影响，也不使孩子因为一些不必要的原因来反对他们的父亲。几年以前，我的孩子还在读小学，我和孩子们到D地的避暑胜地度假，我们和一个做老师的一家人在一起。一天，我们和这个本来很友好的一家人在一起品茶，房子的主人并不知道他的客人的犹太血统，他用很尖刻的语言指责犹太人，本来我准备坚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说明我就是犹太人，以便以后向自己的孩子举例说明‘一个人应有坚定的信念’。但我害怕自己坦白的表露自己后的不愉快变化，除此之外，我们有可能被警告离开这个避暑的地方，这不仅伤害到我本人，也伤害了孩子。因为，孩子们的假期是很有限的，这个主人会不会因为我们是犹太人变得对我们不友好。如果再听我们继续谈下去，我怕孩子们会坦诚老实地将这一重要的事实不小心说出来，因此，我便设法让他们离开这里到公园去玩，我说：‘到公园去吧，Juden（犹太人），’然后很快地纠正，Jungen（年轻人），用这种方式，‘我的坚定的信念’从这个失误中表现了出来。其他人并没有从我的口误中发现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这很不重要，但我从此吸取了一次教训，如果自己是一个孩子，或有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的孩子，不妨承认这种‘父辈的信念’。”

下面的例子是一个法官在判案的过程中记录的一个口误，其作用是为了表明一个人是无罪的。

一个士兵被控犯有私闯民宅罪，他说明了下面的事实：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从部队退役，Diebsstellung348，因此，现在我仍然是部队的人。

如果口误作为向医生提供信息的方式，在精神分析过程中，这种口误有较悦人的效果。因为，患者好像认为，如果他能够就此和医生展开讨论，他就会受到欢迎。曾经有一次，我不得不对一个患者的梦进行解释，在他的梦中出现了‘Jauner’这个名字；做梦者也知道某人叫这个名字，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名字会出现在自己的梦中。我冒险地这样暗示他，仅仅是因为这个名字听起来像“Gauner”（骗子）这个词，他匆忙和我激烈地争论起来。这时，他出现的第二个口误证明了我的设想，因为他又一次将同样的字母搞混了。他的答案是：“对我来说，这太jewagt了（替代gewagt，意思是‘牵强’）。”349当我让他注意到了这个失误后，他接受了我的解释。

如果双方正在激烈地争论，其中一方出现了口误，其意义和要表达的意思相反，这会使他处于不利地位，其他对手也往往从中获利。

人们会给予这些口误或其他失误同样的解释，即我在书中提出的这种解释，即使他们并不认可我提出的理论，即使他们能够容忍这种失误。在特定时刻，由这些口误唤起的幽默和讽刺，显然和我们平时的解释——这仅仅是一种言语方面的失误，没有什么心理学方面的意义——是不相同的。德国的皇宫大臣、布龙（Bülow）太子也是人，也出现口误。在下面的一段话里，他企图保住自己的地位，当谈到要保卫他的君主（1907年11月）这样的字眼时，他表现出了一个口误，这和他要表达的意思正好相反。他的话是这样说的：“就目前而言，是威赫姆大帝的新纪元，我再次重复我几年前说过的话，说君主周围有一帮可信任的顾问，这是不公正的，不合理的……（大叫‘不负责任的’）……不可信任的顾问，抱歉把话讲错了。”（大笑）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否定词较多，布龙说出的话不太明显，而且由于对讲话者的同情以及出于对他所处的困境的考虑，人们并没有深究他的失误。几年后，也是在同一个地方，另一个讲话者则就不那么幸运。他企图表明自己对君主的毫无保留的支持，但在表达这个意思的时候却出现了口误，而这说明在他忠诚的胸怀中还保留着另外的情绪，他的话是这样说的：“党员们（德国国家党）：我要讲的问题是，我们的立场有赖于议会的议事通则，据这些通则，议会有权力向君主发表讲话。我们的信条是：德国人民团结的思想和愿望是决心在这件事上形成一种联合声明，如果我们完全充分地考虑到君主的感情，这样我们应该spinelessly（无骨气）（德文为rückgratlos）地这么做。”（笑声持续了几分钟）“先生们，我说的不是rückgratlos，而是rückhaltos（无保留地）”（大笑），“在这个困难时刻，即使君主也会接受人民的这种声明——这个无保留的声明——这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1908年11月12日的《社会民主报》不会放弃注意这个具有重要的心理学意义的口误的机会：“在任何国会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一个成员像这个反闪族的党员一样，通过言不由衷的自责，来表明自己以及其他大多数人对君主的态度。在第二天的争论中，在表现如此严肃的情绪时，他却失误地接受了这一点：他和他的朋友希望对君主无骨气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四周的笑声淹没了这个不幸的人随后的言词，他想有必要对此表示歉意，说自己的真实意图是‘无保留地’。”

我再举一例，这个口误具有神奇的预言性。1923年早期，在世界金融界发生了很大的震动，一个年轻的银行家X——或许是W地区的最新的暴发户，他是当时最富的人，也是最年轻的——在经过短期的抗争后，获得了银行的绝大多数拥有权。之后便是一次著名的会议的召开。在这次大会上，这个银行的老董事长，老一代的金融家，却没有被选上，年轻的X成为这家银行的主席。在发表告别演说时，这个经营董事Y先生向老主席对银行做出的贡献表示敬意——这个老主席没有被选上。听众们发现，这个讲话者一再地表现出痛苦的口误，他不断地谈到这个任期已满的（dahinscheidend）老主席，而不是杰出的（ausscheidend）老主席，结果是，这个没有被选上的老主席，在这次大会的几天后去世了，不过他已经八十多岁了（来自斯塔福）。

另外一个精彩的口误例子，其目的更多的不是讲话者的自我暴露，而是为剧场的听众埋下伏笔。这个例子来自席勒的话剧《华伦斯坦》（比科洛米尼，第一场，第五景），这也表明这个剧作家了解这种口误技巧，熟悉口误的机制和意义。剧情是这样的：马克斯·比科洛米尼热情地支持公爵（华伦斯坦）的理想，并富有激情地描述了和平的美好，这是在他送华伦斯坦的女儿回营时才明白这一点的。在他就要离开舞台时，他的父亲（奥克塔维奥）和奎斯登贝格——皇宫的密使——惊恐地闯了进来，接下来是这样的：

奎斯登贝格：天哪！怎么能容忍这样呢？

朋友们呀！我们就这样让他走吗？

如此地愚弄——让他走掉？

不马上把他叫回来，不要让他睁眼看这里。

奥克塔维奥：（从深思中恢复过来）

他现在打开了我的眼睛，

我看到的东西比我想象得还要多。

奎斯登贝格：你看到了什么？

奥克塔维奥：那段旅行之路！

奎斯登贝格：但是，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

奥克塔维奥：来，过来，朋友，我必须乘机马上赶上这段不吉利的路，

现在我的眼睛已经睁开，我必须使用我的眼睛，来！

（拉着奎斯登贝格）

奎斯登贝格：现在做什么？我们要去哪儿？

奥克塔维奥：到她那儿。

奎斯登贝格：到……

奥克塔维奥：（马上纠正自己）到公爵那里去，我们走。

在这个口误中，“她”取代了“他”，其意思是向我们揭示：这个父亲已经看出了他的儿子赞赏公爵理想的真正动机，同时，这个朝臣抱怨，他好像在对他“打哑谜”。350

另外一个例子是，一位剧作家将口误用在了他的戏里，这是由兰克（1910）发现的，我引用兰克的表述如下：

这个口误出现于莎士比亚的戏剧《威尼斯商人》（第三场，第二景），从戏剧的观点来看，口误的使用是由一定的动机驱使的，而且使用得非常巧妙，像被弗洛伊德注意到的《华伦斯坦》中出现的口误一样，这表明作者非常明确口误机制的内涵，而且观众对此也是了解的。剧情是这样的，出于父亲的意志，珀霞必须通过抽签的方式来选一个丈夫，幸运的是她逃脱了很多自己不喜欢的人。最后，她发现巴萨尼奥是自己喜欢的人；但是她又怕他摸错了彩盒，她很想告诉他，即使摸错了，她仍会将自己的爱给他。但她要信守诺言，在这种内心冲突的情况下，她用一首诗表达出了对他的爱：

我乞求你留下来，哪怕一两天，

在你冒险之前：因为，选错了，

我失去了你的陪伴，我要暂时忍受：

总像有什么在向我诉说（但这不是爱），

我不要失去你……

……我会教你

如何去做出正确的选择，但这样我就违背了诺言；

因此我不会这么做，这样你可能会失去我；

如果你这样做了，你会使我有负罪感，

因为我已经背约，诅咒你的眼睛，

它们迷惑着我，要把我分开；

一半是你的，另一半是你的，——

我是说，我自己的，但如果我的也是你的，

就都成了你的了。

这里她想给他一个巧妙的暗示，因为她已经向他表明了一切。换言之，即使他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我完全是他的，并且会全身心地爱他——由于这种极端的心理敏感性，这一点从这首诗迸发出的口误里表现出了，通过这种艺术手段，作者成功地减轻了这个恋人的难以忍受的迷茫和富有同情心的观众对这种选择结果的焦虑程度。

出于对这位伟大的作家利用这种口误的兴趣，我想再举一例，这个例子是由琼斯报告的（1911b，第496页）：

“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兰克让我们把注意转向了莎士比亚的另一个精彩的例子，坡提亚通过口误向敏感的观众揭示自己内心的秘密。我想将这个例子和自私的本性相联系，这正是这位伟大的英国作家的绝妙之作。小说的剧情是这样的：威伦比·帕特先生是一个颇受周围人羡慕的贵族，他钟情于康斯提亚·达哈姆小姐，但她发现他很自私，这种自私的本性被他很巧妙地掩盖了起来，为了逃避这个婚姻，她和奥斯福德船长私奔了。几年后，帕特又爱上了克拉拉·米德尔小姐。书中绝大多数内容是详细地描写她在发现他的自私后的内心矛盾和冲突。外界的压力和关于名誉的观念，使她不能违背誓言。同时，从她的眼睛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变得越来越令人讨厌了。她比较信任她的表兄和秘书瓦龙·威福德，她最终和这个秘书结婚。但出于对帕特的忠诚，她将其他的动机掩藏了起来。”

“在描述她的内心痛苦的自白中，克拉拉是这样说的：‘如果一个高贵的绅士看到现在的处境，不鄙视我，而帮助我，嗨！让我从这个痛苦的地狱中挣脱出来，我对此再也无法忍受了。我是一个懦夫，甚至弹指之力就会改变我，我相信，我会伤痕累累、痛苦呻吟着飞向一战友……康斯提亚遇到了一个士兵；但是，啊，因此我爱她！他的名字是海瑞·奥斯福德……她没有犹豫，她砍掉了锁链，为自己找到了归宿。啊，勇敢的姑娘，你是如何看待我的？但是我没有海瑞·奥斯福德，就我自己……’这突然使他想到了另一个名字，因为奥斯福德这个名字震动了她，她面色变红。”

“由于这两个名字都有‘福德’，因此很容易联系起来，人们一般认为这是主要的原因，即作者据此揭示其真正的动机。在另一段，有一个同样的口误的出现，之后是一个迟疑，然后转变了话题——这是人们在精神分析以及荣格的自由联想的理论中所熟悉的，当人们触及到自我情结时往往有这样的表现。威伦比先生和蔼地谈到威福德：‘大惊小怪，解决你所不熟悉的办法是超脱可怜的老瓦龙。’克拉拉回答：‘但是，奥斯福德先生一威福德……你的才子，他们从湖那边漂泊过来，当他们表现出愤慨，他们是何等的美妙！我要问你，诚然证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羡慕，难道这会使人悲伤吗？’威伦比先生好像突有所悟。”

“在另外一段，克拉拉通过口误表露自己内心的秘密，即她和瓦龙·威德福的关系很密切。她对她的一个男友说：‘告诉瓦龙先生一告诉威福德先生’。”

我们在这里提出的关于口误的观点，即使很小的例子也可以得到验证。我多次看到，这些重要且明显的口误都有其本身的意义，正如我们列举的很明显的例子，这些口误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解释。一个女患者强烈地反对我到布达佩斯短期旅行的计划，她决定按自己的路线旅行，她给我说了这么一段话来为自己辩护，说她只计划去三天，但说走了嘴，说成了只计划去三周。她暴露了一个事实：为了表示对我的不满，她宁可陪我三周而非三天，因为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合适的。一天晚上，我因为没有到剧院去接妻子而向她表示歉意，说：“我到剧院时已经10点差10分了。”她马上纠正说：“你的意思是说10点过10分吧。”当然我是说10点差10分，因为在10点以后就不用道歉了。当我到剧院时，大门已经在黑暗中关闭着，剧院空空如也，我从剧院的广告上看到，演出在10点前结束。但实际上演出结束得要早，我妻子当时并没有等我，当我看一下表，发现已经是10点差5分了。但是我决定证明我愿意的立场，当我回到家说话时，已经10点10分了，不幸的是我的口误打乱了我的计划，表明我并无诚心，这就迫使我认错而不是主动认错。

有时，有些言语混乱不能说是口误，因为它影响的不是单一的词，而是句子的结构和对句子的完成，像结巴或口吃这样的言语混乱往往出现于人们紧张或发窘的时刻。但是，正如前面的例子所示，引起言语混乱的是内心冲突，这种冲突通过口误暴露出来。实际上，我并非认为，在君主这样的听众面前说话时，在表达爱的时候，在保护自己的名声或名誉的时候，总之在自己全身心地投入的时候，任何人都会出现口误。但是在我们对作者的风格进行评价的时候，我们会不可避免地使用这方面的规则来对其深层的原因进行剖析。这种写作方式很明显地告诉我们，作者针对的是他自己，同时我们又会发现，这种被迫出现的表达（使用一个巧妙的句子）其目标不只一个，我们会认识到这种制造出来的、复杂的思想，或我们会听到作者压抑的自责声。

自从这本书首次出版以后，朋友和同事们在讲话的时候都开始留意这些口误，他们都对自己本土言语中出现的这一现象进行观察，正如我们所期待的，关于决定这些口误的规则并不以语言的种类为转移，他们的解释和我们在上面所列举的讲德语的人出现的口误例子的解释完全相同，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这里我仅举一例：

布里尔（1909）自己报告：“一个朋友向我描述了一个患者的病情，希望知道是否我能使他的状况有所改善，我说：‘我相信我会通过精神分析方式及时地消除他的所有症状，因为这种病是durable（顽固的）。’”——实际上他想说“可治疗的”（curable）。

总之，为了给对精神分析不太熟悉的读者提供帮助，我还要再举一例，以便让他们能从这些口误中领会其深刻的心理根源。本例是由杰克尔报告的（1913）。

12月11日，我认识的一位女士，用有些挑战的口吻对我说（用波兰语）：‘为什么我今天说我有12个手指头？’在我的要求下，她说出了缘由。她准备和她的女儿一起外出旅游，她让她的这个女儿——时而有点痴呆——去换一下上衣，她就去房间换。在她的女儿回来后，发现她的妈妈正在修理指甲，出现了下面的对话：

女儿：‘看，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你却没有！’

妈妈：‘是的，你更换一件衣服，而我有12个指甲。’

女儿：‘什么？’

妈妈（不耐烦地）：‘是的，当然我有，我就是有12个手指。’

“一个同事同时也听到了她讲的这件事，问她由12联想到了什么，她迅速快而明确地回答：‘12没有任何意义——它是一个不重要的日期。’”

“稍微迟疑后，她对手指进行了自由联想：‘我丈夫家族中的有些成员一只脚生来就6个脚趾头（波兰语中没有表示脚趾头的特定词），当我的孩子出生后，我们马上检查一下他们是否是6个脚趾头，’由于其他外在原因，联想没有继续进行。”

“第二天早上，12月12日，这个女士又来看我，很激动地告诉我：‘你猜怎么了？在过去的大约二十年里，在我丈夫的叔叔生日时，我都不会忘记给他寄去一张生日贺卡，今天正是他的生日，我一般在生日给他写信，这次我忘记了，只好现在给他发个电报了。’”

“我记得，昨天这个女士拒绝回答我的同事提出的关于‘12’的问题——实际上这使她想到了这个生日——也就是说出‘12’这个日期对她来说并不重要。”

“接着她说，她丈夫的这个叔叔很富有，她也期待着从他那里继承到什么遗产，特别是目前在她生活很清贫的情况下。因此，是他，或是他的死在几天前曾闯入过她的脑海，她的一个熟悉的朋友通过扑克牌预言，她会得到一笔钱。她突然闪现出这样的念头，这个叔叔是她和她的孩子唯一有可能得到钱的机会，同时她也记起来，这个叔叔的妻子曾向她的孩子许诺过；但是她死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也不知道她是否向她的丈夫提起过这件事？”

“这种让叔叔死的欲望强烈而明确地表现出来，因为她对这个为她作预测的朋友说：‘你鼓动人们去抢别人。’在这个预测后的四五天，也就是这个叔叔的生日，她不断地看这个叔叔所在地的地方报纸的布告栏，难怪她期望他死的愿望是如此的强烈，原来要表达的对他的生日的祝贺的愿望被强烈地压抑起来，而她在此以前从来没有忘记过他的生日。但这次，尽管这个同事对此进行了提示，也没有能使她回忆起来这个生日。”

“在这个12脚趾的口误中，被压抑的‘12’闯人了大脑，这有助于我们对原因的确定。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我们通过自由联想发现，除此之外还存在其他动机。为什么她要用这个无聊的言语方式来表示‘12’呢，本应该是10个手指。她的自由联想又继续：‘她的丈夫的家族中，有的成员是6个脚趾头。’6个脚趾代表异常。这样6个脚趾代表一个异常的孩子，12个脚趾代表2个异常的孩子，实际的情况正是如此。这个女士结婚的时候尚很年轻，由于她的丈夫古怪而异常，他在他们结婚后不久便自杀了，丈夫留下的唯一遗产是这两个孩子，医生多次说这两个孩子不正常，这都是遗传她们父亲的基因的缘故。大女儿由于有严重的心理紧张问题而回到了家里，不久，正处在青春期的小女儿也患上了严重的神经症。”

“孩子异常这个事实，期望叔叔死的欲望等都被强烈地压抑起来，也成为一个强烈的心理因素，这便是这种口误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关于由12引发的死的愿望表明这样的事实：叔叔的生日和她心目中关于叔叔的死的欲望相联系，因为她的丈夫也正是在13日自杀的——在叔叔生日的后一天，而且叔叔的妻子也对这个年轻的寡妇说过：‘昨天他还热情洋溢地发来贺卡，但今天……’”

“我补充一点，这个女士有足够的理由希望她的女儿死掉，因为她们给她带来的都是不幸，都是对她自由的限制。由于这一原因，她放弃了对自己的幸福的追求，包括对爱的追求等；而且，在这次旅行中，她还处处受女儿的气，她想在这个漫长的旅行中，她是不会开心的。可以想象一个人对痴呆患者要求的忍受程度，自我否定程度，在这一过程，要压抑很多愤怒的冲动。”

“由此可见，这个失误的意义如下：‘这个叔叔应该死掉，这些异常的女儿应该死掉（整个异常家庭），我要得到他们的钱财’。”

对这个失误，我想从几个方面说明其非凡的结构：

（1）表现出的两个决定的因素被浓缩到一个因素上。

（2）这两个决定方面反映在这两个失误中（12个指甲，12个脚趾）。（3）一个突出的特点是：‘12’的意义之一是间接地代表两个异常的孩子，心理的异常通过生理的异常表达出来，最高部位通过身体的最低部位表现出来。

第六章 读误和笔误

当分析读误和笔误时，我们发现我们分析口误的方式同样适用对读误（misreading）和笔误（slip of the pen）的分析。其实这样并不奇怪，因为他们在机能上联系甚密。我不想涉及这一现象的所有方面，只想报告几个经过仔细分析的例子。

一、读误

1.我坐在一个咖啡店，翻看着《莱比锡周报》（我斜拿着报纸）。在整版的大幅图画下面我看到了这样一个说明：“在奥德斯（奥德塞）举行的婚礼”，它一下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我把报纸拿正以后，才发现自己看错了，实际上是“在奥斯奇（巴尔德海）举行婚礼。”我怎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明显的读误呢？我思绪一下子转到了鲁斯（Ruths，1898）的一本书，书名为Experimentaluntersuchungen über Musikphantome351。我用了很长时间来读这本书，因为它涉及到我所关心的心理问题。作者还说，他的另一本书《梦的原理与分析》不久就要出版，考虑到我已经出了一本《释梦》就不奇怪，我正在以极大的兴趣等待这本书的出版。在鲁斯关于音乐幻影的著作中，我发现前面的引言部分详细地说明了这一论断：古希腊神话和传说的主要源泉是睡眠和音乐幻影，是存在于梦幻以及神经错乱时的幻想。因此，我便在书的内容中寻找，看他是否认识到这一情景：奥德塞出现于瑙茜卡公主做的一个裸体梦。我的一个朋友让我注意到凯勒的小说《绿色的亨里奇》中的一段很好的描述，作者认为，奥德塞这个人物客观地代表了一个海员漂泊他乡时的梦幻，而且我也指出过，它与裸体梦有关。352在鲁斯的书中我并没有发现对此问题的论述内容，在这个例子中，主要是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在左右着我。

2.一天，在我读报的时候，怎么会将“Zu Fuss（徒步）”误解为“Im Fass（在木桶）across Europe（跨越欧洲）”呢？解决这一问题时，我遇到了很多困难。很明显，第一个联想是存在于我大脑中的狄奥根尼（古希腊哲学家）的木桶（tub）。最近在艺术史上我了解到了亚历山大那个时代的艺术，由此我想到亚历山大的名言：“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那我愿是狄奥根尼。”我也收集了很多哈曼·瑞顿（Hermann Zeitung）的照片，他曾坐在树干上去旅行，后来的联想很慢，我没有找到艺术史上有这句名言的那一页。直到几个月后，在我把这个问题放置脑后时，这个问题突然又闯入了我的脑海，这次终于得到了解决。我回忆起来一份报纸，在一个标题下说明的是到巴黎看国际大展（1900）时选用的奇怪的交通方式（Bef?rderung）。而且，我相信有这么一段有趣的说明，说的是一个先生自己钻进一个大桶里，让另一个先生滚动着去巴黎。无须证明，这些人的动机是通过这种愚蠢的方式来引人注目。哈曼·瑞顿事实上就是第一个提供这样的奇特交通方式的人。这又使我联想到我治疗的一个患者，他的病理性焦虑，主要表现于他读报的过程，这是对他的野心——希望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印出来，或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的一种反应。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王无疑是健在的最有野心的人之一，他曾抱怨说，不会再有像荷马这样的诗人为他歌功颂德；但是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另外和我非常接近的亚历山大呢？这也是我的弟弟的名字，我马上发现我这种关于亚历山大的思想被压抑了起来，直到现在才出现；我的弟弟是征税制度和交通方面的专家。有一次，由于他在商学院教这方面的课程，被确定为在某日获取教授的头衔。几年前，我在大学的一次晋升时，校方考虑到了我，但最后并没有获得晋升。当时，我的母亲表现出惊奇的神色，小儿子已经成为教授，而大儿子却还没有。这便是我当时没有能够解决读误的原因。但我的弟弟也遇到了困难，他作为一个教授挣的钱远比我少。这时我对这个读误的意义突然清楚了，我的弟弟在这方面的不足好像消除了我的一个障碍，我好像在读我弟弟的任命书，而且对自己说：“一个人因为如此愚蠢（这是他的职业所带来的）地出现在报纸上（如，被任命为教授）是何等的奇怪！”之后，我便很容易地在艺术史的书里发现了说明亚历山大那个时代的艺术作品的那一页。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尽管在我以前找的时候，多次翻看了这些页码，但每次遇到同样的句子时，我好像被迫地处于消极的睡眠状态。然而，这些句子并没有任何使我感到新奇的东西——没有任何值得我遗忘的东西。我想形成这一症状——不能找到这本书中的这一段描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我误入歧途。从我在这里遇到的阻碍出发，我还想进一步发现其他什么思想，这个阻力可能是有些思想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有关，通过这种方式，我便有效地将自己的注意从与我的弟弟同名的名字上移开，实际上，这个手段是很成功的，我的所有的注意都由此集中到寻找在艺术史这本书上失踪的段落。

在这个例子中，“Bef?rderung”具有双重的意义（“交通”和“晋升”），它便是使这两个情节联系起来的桥，其中的一个不重要的部分使我联想到这个报纸的一个标题，另一个是我感兴趣但又很反对的，它以干扰我阅读的方式出现了。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对误读的解释并不容易，很多次都是这样的，人们不得不暂时放弃对此问题的解决，而等待适当的时机。但是，你解决这些问题时，遇到的困难越多，你越会坚定地认为，这种最终被发现的干扰思想往往是被意识的思维判断为排斥和反对的东西。

3.一天，我从维也纳的邻居那里收到一封信，信里有一条使我震惊的消息，我马上叫来我的妻子；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我说“die arme（可怜的）353Wilhelm M.患上了严重的疾病，医生说已经没有希望了。”为了表达我的悲伤，我肯定误入了词汇的怪圈。由于我的妻子对此表示怀疑，要求看一下信，并说她敢肯定信上并不像我说的那样，因为没有人用丈夫的姓去称呼妻子，而且这个写信的女士也肯定知道这个妻子的姓。我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引证说，自己收到的一张卡片上，一个女士用丈夫的姓称呼自己。我最后被迫将信拿了出来，实际上信的这个部分是这样写的“der（定冠词）arme W.M.”，而且还明确地这样写着：“W.M.博士”，而这个部分被我完全忽略了。我的这个读误的动机是企图将这个悲伤消息中的丈夫转移到妻子，在冠词、形容词和名字之间的小点与我的这个需求——这里指的应是妻子——不相符合，由于这个原因，便出现了读信时的失误。我的读误的这种动机并非是我对这个丈夫比对这个妻子更热情，而是因为，这个不幸的男人的命运唤起了我对另一个有密切来往的人的恐惧。据我所知，他们两个的病是一样的。

4.有一些读误有点可笑，也令人烦恼。这些读误经常发生在假日我到一些陌生的城市的街道上散步的时候。这时，我发现店里的每一块招牌都很像单词“古玩店”，这正说明我作为一个收藏爱好者的探询精神。

5.布洛伊勒在他的一本重要的著作《易受暗示性的妄想狂》（1906，第121页）中写道：“有一次我正在读书，我有一种很明确的感觉，下面将看到我的名字，但令人奇怪的是我只发现了单词‘Blutk?rperchen’（血球），我曾分析过数千例的读误现象，无论读误出现于视觉的中心还是视觉的边缘，但是这一次是最离奇的。一般而言，当想象着要看到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在这个环境中一般有一个词与我的名字很相似，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是这样的，当我有这样的失误的时候，在这些单词里包括我的名字的所有字母，而且这些字母的距离很近。在这一情况下，对这个迷惑和失误的解释是很容易的：我刚刚读到的是一个论文的结论部分，其观点是指出科学作品中的一类不良风格，而我对此感到不太自在。”

6.萨克斯（Hanns Sachs）报告，他在阅读这么一段：“那些给人很深印象的东西被他以‘炫耀博学’的方式忽略了。”他说：“最后的一个词使我感到惊奇，因此我又仔细地看了一下，发现原来是‘文雅的方式’，这一段是由我敬佩的一个作者说的话；但是他过度夸耀一个历史学家，而我对这个学者不太赞同，因为他过多地表现出‘德国教授的风格’。”

7.埃本斯（Marcell Eibenschiitz）博士描述了一个他在完成一个研究时的读误例子。我在研究马太斯的著作中的文学传统问题，这是一个由威森顿出版社出版的德国中古传奇故事集，我的目的是编辑一个德国中古原文系列。我对这方面的工作不太熟悉，从未见到这方面的文字资料。现存的文章只有一篇，是由豪颇特（Joseph Haupt），（1872，第101页以下）写的。豪颇特的文章并非基于老的手迹，而是基于一个从重要的原材料上复制下来的复制品，即C的手迹。这个复制品是近期搞出来的（19世纪），它保存在哈比西克帝国图书馆。在复制品的最后可以看到一段这样的说明：

“Anno Domini MDCCCL in vigilia exaltacionis sancte crucis ceptus est iste liber et in vigilia pasce anni subsequentis finitus cum adiutorio omnipotentis per me Hartmanum de Krasna tunc temporis ecclesie niwenburgensis custodem.”354

“现在，在他的文章中，豪颇特引用了这段说明，目的是为了证明它来自作者本人，说明C写于1350年——存在一个关于罗马数字上的读误，将时间读为1850——尽管这个复制品复制得很清晰、准确，尽管出版印刷得也很准确（如MDCCCL）。”

“从豪颇特这里得到的信息使我处于尴尬的境地。首先，在学术界，我完全是一个新手，我完全被豪颇特这个权威所支配，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读到了放在我面前的这个手迹上的时间——这个时间印刷得清晰且准确——是1350，而非1850，正如豪颇特说的那样。尽管在手迹C上没有发现什么关于这个说明的线索，尽管也没有发现在14世纪生活在卡罗伯格这个地方的和尚没有叫哈特曼的，我还是出现了这样的读误。最后，我终于揭开了我面前的面纱，我想到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进一步的研究就更证明了我的判断。这个经常提到的说明实际上仅仅见于豪颇特的复制品，是复制者哈特曼·P.Z自己作的。他本人出生于摩拉维亚的拉斯诺，是卡罗伯格奥古斯丁唱诗班的主持，他作为一个寺院的监护者搞了这个对手迹C的复制品，在说明的最后又以古代的风格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个说明的中古措辞和古字组合促使豪颇特将1850读成1350，他的愿望是尽可能地让读者了解他所论述的作品，并说明其时间（这便是他失误的原因）。”

8.在莱顿伯格（Liehtenberg）的《讽刺诙谐的思想火花》（Witzige und Satirische Einf?lle）（1853）一书中，有一段基于对细微之处观察的描述。这个描述包含了整个读误的理论：“在他读荷马诗的时候，多次将‘angenommen’（假设的）读做‘Agamemnon’（希腊神话中的统帅）。”

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改变都是由于读者的准备状态造成的，这往往与读者的期望或他在思考的问题有关。此外，也与文章本身有关，由文章本身造成的读误一般与相似单词造成的文字想象有关，这样读者便根据他本人的状态对此加以改变。初看文章时，特别是看一些尚未校对的文章时，毫无疑问，这种失误出现的机会更多，但这并非一定是由准备状态引起。

9.我发现，没有任何失误能像读误一样受战争条件的影响这么大。战争带给我们长期而强烈的影响，是一种恒定的准备条件或状态。我所观察到的这种情况很多很多，但不幸的是记录下来的却寥寥无几。一天，我拿着一份晚报在看，只见上面醒目地写着：“Der Friede yon G?rz”（加瑞兹亚的和平），而实际并非如此，上面写的是：“Die feinde vor G?rz”（加瑞兹亚面临的敌人）。如果一个人这时有两个儿子在战场打仗，那么出现这种读误是很容易理解的。一个人在某文中发现有“old Brotkarte”（面包卡）的字样，当仔细去看时发现上面实际上写的是“old Brokate”（绸缎）。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特殊的房子里面，这个人很希望顾客的光临，他客气地接待人的方式习惯上是让女主人将面包卡给他们。一个工程师，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地将自己的设备闲置在一个建筑物底下的地道里，惊奇地读到一个使他赏识的商品广告，广告上说这种商品是由“Sehundleder”（劣质毛线）制造的。商人岂能说得这么明白，实际上面写的是：“Seehundleder”（海豹皮）。

读者的职业或目前的状态也是读误出现的重要决定因素。有一个哲学家，他最近的学术观点和他的同行有冲突，错将“sprachstrategie”（语言策略）读为“Schachstrategie”（下棋的对策）。一个男人在就要做结肠手术时，到一个陌生的小镇上去散步，在一个高层的商业大厦一楼的招牌上他读到了这样的字样“Closet-House”（厕所间），他对此既感到满意又感到有点吃惊，厕所确实应该建在这些特殊的场所；但接下来他的满足感消失了，招牌上写的实际上是“Corset-House”（紧身胸衣）。

10.第二类读误主要与上下文有关。有时文中的东西唤起了读者的防卫——某些信息使他感到不安——这样读者便通过读误来纠正它，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认识一般是这样的：在纠正这个失误之前，读者认为最初的理解是正确的，尽管他的意识并没有从第一次阅读中得到什么，上面的例3就属于这种情况。在这里的另外一个例子也是值得一提的，这个例子是由艾丁根（1915）提供的，当时他正在埃格鲁的一家部队医院。

“理南特因患有创伤性战争神经症而住进了医院，有一天他给我读一首由海曼（Waher Heymann）写的诗。海曼在很小的时候就参加了战争。在他读到最后一节的最后几行时，表现出明显的情绪色彩。”

Wo aber steht’s geschrieben frag’ich dass yon allen

Ich übrig bleiben soll, ein andrer für mich fallen？

Wer immer von euch ffillt, der stirbt gewiss fur mich；

Und ich soll tibrig bleiben？warum denn nich？

（难道注定在这里吗？我问：我应该独自留下吗？我的战友为我倒下了。你们到底是谁，这个人是为我而死的；而我——我还要独自活着吗？为什么我不这样独自活着？）

我的惊奇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有点迷惑地读出了正确的句子：

Und ich soil abrig bleiben？warum denn ich？

（而我——我还要独自活着吗？为什么我要这样活着？）

“我要感谢凯斯对创伤性战争神经症的深入的心理分析，尽管在这个战争时期，医院的情况不太好——医生很少，而患者则越来越多，当时的条件对我们的工作也很不利——但这也给我一个机会去揭开这些症状的外壳，以便去洞察这些疾病的深层‘原因’。”

“同时，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患者表现出强烈的情绪波动，他们有很相似的情绪表现，初看起来，他们焦虑、恐惧，爱发脾气，而且还相伴以类似婴儿的发作和痉挛表现，甚至呕吐（他们至少都情绪激动）。”

“上述这些特殊症状的心因特点——属于这种疾病的第二类症状——留给人们很深刻的印象。部队长官到医院视察这些伤者的康复情况；熟人在街道上的寒暄，‘你看来身体相当好，现在你完全恢复了’——都足以使他们引发呕吐的行为。”

“‘恢复……回部队……我为什么要……’”

11.萨克斯博士（1917）报告了另外一个“战争”读误的例子。

“我的一个要好朋友近来不断地向我宣称，当征兵令到的时候，他不准备用他的专家资格，这种资格有证书为证。他要放弃依靠这种资格来选择职业，他要到前线去。就在征集令到的前不久，一天，他很礼貌地告诉我，也没有说明任何原因，他向有关权威递交了自己的专业训练方面的材料，结果不久，他被分配到了一个邮局。第二天，我们碰巧在邮局见到了，我站在桌子旁边写着什么，这时，他走了进来，仔细地看了字眉一会儿，然后说，‘啊，上面的这个单词Druckbogen（印刷证明）——我把它读成了Drnckeberger（躲避者）’。”

12.“我坐在电车上，正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我的很多朋友，年轻时候不能吃苦，身体虚弱，意志不坚定；但是现在却能够忍受巨大的艰难困苦——我遇到的艰难困苦是很多很多的。在我心烦意乱地思考的时候，我半意识地读到一个词‘Iron Constitution’（钢铁体格），一晃而过，它以很大的黑字母写在商店的招牌上。过了一会儿，我想这个单词写在商店的招牌上似乎不太合适，我马上转了回去，又仔细地看了一眼，原来上面写的是：‘Iron Construction’（钢铁结构）。”

13.晚报上发了一条路透社的消息，不久我发现我读错了，我对这个消息的印象是：哈斯当选为美国总统。之后我便想到总统的生涯，想到有关哈斯的一些材料，他是在波恩大学完成他的学业的。使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一周的报纸上并没有对此事发表任何评论，然后我再一次看了我看到的那份报纸，我发现，整个报纸上仅仅提到布朗大学（在美国罗德岛的普洛维顿）。对这种失误的解释——由读误引发了严重的曲解——除了自己看得太快外，主要与我的思想有关，即新总统对中欧列强的同情为未来良好的关系奠定了基础，这既有政治原因，也有个人的动机原因。

二、笔误

1.在我记录日常事务的一片纸上，我吃惊地发现，台历上明确地写着是9月份，而我却错误地写成了“10月20日，星期四”。对这种期望的解释是不困难的——这是一种愿望的流露。几天前，我刚刚完成一个假日的旅行回到家里，我感到我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患者并不多。在我刚回来的时候，我接到一个患者的来信，说她要于10月20日来这里，但我将日期写到了9月份的同一天的台历上，这与我的这种思想有关：“X本应现在来，浪费了我整整一个月时间”，由于在我的头脑里有这样的想法，因此我将日期提前了整整一个月。在此情况下，这种干扰的思想并非是自己所反对的，正是由于这一点，我才很快地注意到了我这个笔误原因。第二年秋天，我又产生了一次笔误，其动机基本相似。琼斯（1911b）对像这样的日期笔误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笔误都有其心理原因。

2.我收到了《神经学和精神病学》稿子的校样，很自然，我对作者姓名的校对很仔细，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这使排字人员遇到很多困难。我也发现有一些外国名字印刷错了，仍需要校对，奇怪的是排字人员将我写的一个名字也改正了过来，当然，他修改的是对的。我实际上写的这个名字是“Buckrhard”，而排字人员认为应该是“Burckhard”。有一个产科医生曾写过一篇关于出生对儿童麻痹影响的文章，我很赞赏这篇有价值的论文，这个医生就是Burckhard。我不明确为什么我对他不满。但是，维也纳的另一位作者和他同名，他因对我梦的解释提出一些不明智的观点而令我烦恼。好像在我写这个产科医生的名字的时候，我产生了对另一个Burckhard——那个作者——的敌对情绪，通过写错他的名字来将这种反对表达出来，这正如我们在对名字产生的口误的解释。

3.这一论断是斯塔福（1914）通过自我观察得出的，他坚信自己的这一解释的正确性。作者在写错一个名字时，其动机明显是这样的：这个名字使他回忆起来另一个有敌意的名字，因此便通过笔误的方式将此表现出来。

“1910年12月，我在苏黎世的一家书店的窗口看到了一本由Eduard Hitschmann博士写的书，其主题是弗洛伊德关于神经症的理论，这在当时是较新的。而我也在写一个关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原理的讲稿，不久我就要在一个大学发表演讲。这个讲稿的导论部分我已经写出，我谈论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历史发展，从应用研究到基本原理。在说明基本原理时，我遇到了一些困难，而且到现在为止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几乎没有。当我在窗口看到这本书时（本书的作者我并不认识），我并没有想到首先买下它。几天后，我还是决定去买下它，但在窗口已经看不到这本书了，因此我便去向店员要这本书，并说作者的名字是‘Eduard Hartmann’博士，这个店员马上纠正说：‘我想你说的是Hitschmann’，并给我拿出了这本书。”

“这个失误的潜意识动机是明确的，可以这样说，我相信自己已很深刻地将分析理论的原理这个部分写了出来，当看到Hitschmann的这本书时，明显地产生了一种妒嫉和烦恼，因为它将我对自己的信任消除了。我对自己说：《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中曾说，改变一个人的名字是一种潜意识的敌意的表现。正当我对自己的分析表示满意的时候，我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Eduard Hitschmann要被Eduard Hartmann这个名字所取代，我提到这个著名的哲学家的名字，是否是因为它与另外一个名字相同？我首先联想到梅尔兹教授——叔本华的狂热崇拜者——曾经说过的一段话：‘Eduard Hartmann是一个拙劣的叔本华的信徒，应将他排斥在叔本华的追随者之外。’这个影响倾向——决定了对这个遗忘的名字的替代——就是：‘不，这并非如此，即我的讲稿并非在追随Hitschmann而他追随弗洛伊德就像Hartmann追随叔本华一样’。”

“如我所言，我记录下了这个例子，我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对遗忘的名字的替代促使了遗忘的产生。”

“6个月后，我又翻开了我对这个情况的记录，我发现自己写下的不是Hitschmann，而是Hintschmann。”355

4.本例是一个很严重的笔误现象，这实际上同样可以归于“失误行为”（第八章）：

我想从邮局的储蓄所取一笔300金币的钱，然后寄给一个并不重要的亲戚让他去治病。同时，我发现，账面上的钱还有4380金币，我打算留一个整数4000，以后在短期内不会动这笔钱。在我写了支票，剪下与取的钱数一致的数码后，我突然注意到，我要的不是想要的380金币，而是438金币，我很惊奇我的这种不确定行为。不久我认为这没有必要大惊小怪，现在我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贫困了。但是我要知道是什么影响我改变了初衷，而且并没有让我意识到。首先，我从写错的这一行开始进行联想，我是不是要从438里面扣除380，但我没有发现这有什么区别。最后，一个想法突然冒了出来，这使我看出了真正的联系，438是这一笔钱的十分之一呀！我想起来，一个书商给过我十分之一的折扣。几天前，我挑选出一些我不再感兴趣的医学书，并给一个书商说要卖300金币，他说我的要价太高，并答应说过几天给我消息。如果他接受了这些书，那么我便可以补偿我给病人亲戚的这笔钱，毫无疑问，我对支出这笔钱有点后悔。实际上可以这样理解我失误时的情感：由于付出了这笔钱，自己害怕再穷困潦倒。这两种情感——一种是对自己付出这笔钱的后悔，一种是对自己穷困的焦虑——我是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实际上在我决定要给这笔钱的时候并没有感到后悔，在我发现这个原因后感到很可笑。如果我不熟悉压抑的心理活动的作用——通过对患者的精神分析；如果我前几天没有做过一个梦——当时我用精神分析的方式进行解释，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那么，我也不会相信我会有这样的动机和情感。

5.下面的例子是我引用斯泰克尔（Wilhelm Stekel）的，当然，其准确性是可以考证的。

“这个笔误的例子令人难以置信。这个笔误发生在对一份拥有众多读者的周报的校对上，这个报纸的主人被公众评论为一个‘可以收买的人’。因此，报纸需要一篇文章对此予以辩护，这样的文章已经准备好，而且文章的写作投入了很多的情感。一般当主编读这篇文章时，作者自然已经将手稿读过多遍，而且还要校对一遍清样。这样，经过这么多遍的校对，每一个人都应比较满意，突然，印刷厂的读者来到这里指出了一个小的失误，这个错误任何人都没有注意到，而且这个错误还很明显：‘我们的读者会证明这样的事实，我们会自私地（selfseeking）对待我们的社会。’很明显，这句话应是这样的：‘我们会大公无私地（unself-seeking）对待我们的社会’，但是，其真正情感从这个失误中流露了出来。”

6.Pester Lloyd报（布达佩斯著名的德语报纸）的一个读者勒温也发现了这种相似的情感的流露，这个笔误出现于发表在1918年10月11日报纸上的由维也纳发来的一份电报上，电报内容如下：

“由于我们和德联邦在战争中的完全相互信任，这两个大国会在很多方面达成完全的一致，更不要说在当前状态下外交家们之间的积极的、中断的合作了。”

仅仅几星期以后，这种“相互信任”的观点便更公开地表现了出来，这时再无须利用笔误来做掩护了。

7.一个美国人由于与他的妻子的关系不好，便离开他的妻子生活在欧洲。现在他想和他的妻子重归于好，因此让她在某一天跨越大西洋和他生活在一起，他写道：“你最好和我一样乘坐蒙塔尼亚号客轮。”但是他没有将写有这些句子的信发出，他想再写一遍，因为他不想让她注意到他改动过船的名字，他开始写的是“鲁塔尼亚号”。

这个笔误无须解释，其意思很明显，我要指出的一点是，战前，她的唯一的妹妹去世后，她曾来欧洲旅游过一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蒙塔尼亚号是鲁塔尼亚号的姊妹船，但鲁塔尼亚号在战争中沉没了。

8.一个医生在对一个孩子做过检查后，正在开处方，其中包括单词“酒精”（alcohol）。在他正在写的时候，孩子的母亲问了他一个毫无必要的愚蠢的问题，他自己不想对她发脾气，因此他很好地对自己进行了控制，但在这个打扰过程中，他出现了一次笔误，他写的不是“酒精”而是“愤怒”（achol）。

9.下面的例子是由琼斯报告的一件有关布里尔出现笔误的情况，这个例子很贴近我们的问题，因此我将它插入这里。尽管习惯上他是一个彻底戒酒者，但在朋友的劝说下也喝一点酒，第二天早上他又会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后悔，这时他在写一个叫“Ethel”的患者的名字，但却将这个名字写成了“Ethyl”356。很明显，他的这个笔误与此有关：这个女士喝酒太多，并且已经有害于她的健康。

10.医生在开处方时的笔误，其重要性或意义远超过了一般日常的失误，现在我利用这个机会报告一些已经发表的由医生出现的这种笔误。

赫兹曼博士报告：一个同事告诉我，在以前的几年里，他在为上年纪的女患者开药时多次出现一种失误，有两次，他开的药的剂量比正确的剂量大了10倍。后来，他又会突然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发现这是被迫性的，每当这时他都会非常焦虑，因为这会伤害到患者，并使自己陷入困境，他不得不狼狈地去将这个处方再找回来。这个特殊的症状值得我们通过分析几个具体的例子来予以说明。

“例1：在对一个年龄很大的患有痉挛性便秘的女性患者治疗时，这个医生给她开了颠茄栓剂，但10倍于正常的剂量，然后他离开了观察室。一个小时后，在他家里边读着报纸边吃饭时，他才突然发现自己出现的这个失误。他十分焦虑，首先跑到这个观察室去找这个患者的地址，然后急急忙忙从这里赶到这个患者的家里。这是一段相当长的路，使他感到轻松的是这个老妇尚未将药取回来，他回到家里后才松了一口气。他认为造成这个失误似乎是合情理的，因为在他开药的时候，该观察室的那位喋喋不休的头头正看着他并和他讲话，是这个人导致了他的分心。”

“例2：一个有点魅力并卖弄风情的女人在喋喋不休地向这个医生咨询什么问题，这个医生想抽身去看一个患者——一位老处女。他的时间很紧，他便打了个的士，因为他还与一个自己喜欢的女孩在固定的时间有一次秘密约会。这次他开的药也是颠茄，情况与上一次很相似。这一次也出现了同样的错误，这个患者向他提出了一个有点兴趣但与病情毫无关系的问题，这个医生很不耐烦，尽管他没有说出来。他离开了这个患者，正好到了去和那个女孩约会的时间。大约12个小时后，到了早上7点钟，这个医生睡醒后才发现自己出现了笔误，因此感到很焦虑。然后很快地给这个患者送了个信儿过去，期望药还没有从药剂师那里取出来，他让这个患者将这个处方送回来修改一下。但是他得到的消息是药已经取走，他存在一丝侥幸地来到药店，这个药剂师给他解释说，他已经配了药，但剂量很小（或许是一次失误？），这时他才放心一些。”

“例3：这个医生要给他的老阿姨——他的母亲的妹妹——开一种酊颠茄和另一种药的混合药，使其剂量对她没有什么伤害，他马上让人到药店取药，不久他想起来他写的好像是‘浓缩性的’而非‘酊’配剂，这时药剂师也给他打电话询问这个错误。医生表示了歉意，并不切实际地解释道：他并没有写完这个处方，没有想到被人从桌子上拿去了，因此这是他的失误。”

“这三个处方失误有一些很相似的特点，到现在为止，这个医生只有在开一种药时出现失误，每一次的患者都是年龄很大的女性患者，每一次的剂量都很大。通过简单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医生和他母亲的关系对他的这个失误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回忆起来这么一种情况，在他出现的这个症状之前，他给他的母亲开过同样的药，他用的剂量是0.03；尽管他知道正常的剂量应是0.02，他对自己说，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些。他的母亲很虚弱，吃了他开的药后，反应很强，出现头部充血、喉咙干燥的症状表现。他的母亲有点抱怨，半开玩笑地说这种危险来自她的这个儿子。他的母亲——她也是一个医生的女儿——有几次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半开玩笑地说，这个做医生的儿子给她开的药使她中了毒。”

“现在，作者完全明确了这个儿子与他母亲的关系，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具有本能情绪的孩子，但他个人对母亲的尊重并未增加。他和比他小一岁的弟弟、母亲共有一个家庭，这些年他一直感觉到这样的家庭影响了他的性生活的自由。凭精神分析经验，我们知道，这种乱伦亲情是导致他的这些行为的主要原因。这个医生较满意地接受了我们的分析，他笑着说，这个单词‘belladonna’（有漂亮女人之意）也与性有关系。”

我认为，和前面提到的这些严重的失误一样，那些无关紧要的失误也有其深层原因，这种失误也是值得研究的。

11.下面的这个很特殊但无关紧要的失误是由费伦茨报告的，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由焦急引发的浓缩行为（和前面的口误例子，“Der Apfe”做比较[第40页]），如果这种失误的发生并未发现存在什么强烈的干扰因素，我们就更坚信我们的看法。

我想到了Anektode357这个词，我曾经将它写在日记本上，当然其意思是‘Anekdote’（轶事），这是关于一个吉卜赛人的故事，这个吉卜赛人被判死刑（Tode），在吊死他之前，他自己要求选一棵吊自己的树（尽管煞费苦心地去选，但没有找到合适的）。

12.另外一些情况下的笔误与人们内在的危机或危险有关。一个无名氏报告：

“我用这么一句话结束了我写的一封信：‘Herzlichste Grasse an Ihre Frau Gemahlin und ihren Sohn’358，当我要把信装入信封时，注意到了这个错误：我把‘ihren’的第一个字母写错了，并把它改了过来。在我最后看望了这对夫妻回家的路上，这个女士和我都认为，这家的这个儿子和另一个朋友的家人长得非常相似，这无疑是他的儿子。

13.一个女士要写信给她的妹妹，祝贺她喜迁漂亮宽敞的新居。在场的一个朋友发现她将地址写错了，她写的地址甚至不是她的妹妹搬出的旧家，而是他们刚刚结婚后就搬至的第一个家，这个房子他们已经长时间不用了。这个朋友使她注意到了这个失误，“我承认你是对的”，她说，“为什么我的头脑里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她的朋友说：“我想，可能是因为你嫉妒自己的妹妹拥有这么大的房子，而你的住房仍这样拥挤陈旧，你将她又放回比你现在的家还差的第一个家。”“我当然嫉妒她的这个新房子”，她坦然地承认这一点，并补充说：“人们在乎这样的琐碎之事，这真可悲。”

14.琼斯（1911b，第499页）报告了一个由布里尔提供的一个例子：“一个患者写信给他，信上谈及他患病的情况，说患病原因与棉花危机引起的财政问题有关。他写道：‘我的烦恼与那个强烈的波动有关，这使我没有种子可种’（‘波动’实际上是指货币市场的一种趋势）。但他在写的时候他用的不是‘波动’（wave）而是‘妻子’（wife）。在他的内心深处实际上在半公开地指责他的妻子性冷淡和不能生育，他似乎已经认识到他的禁欲生活对他的这些症状的产生起着很大的作用。”

15.瓦格纳（R.Wagner，1911）博士报告了他自己的一件事：“我在翻看一个老笔记本上记录的一些东西，发现由于自己记录匆忙，出现了一处小的笔误。我本来要用‘Epithel’（上皮细胞）这个词；但写的时候却写成了‘Edithel’，如果我将重音放在第一个音节，这便是一个小写的女孩的名字。通过外在联想分析的方式就会发现，当时在我出现这个笔误的时候，我刚刚认识一个叫这个名字的女孩，直到后来很长时间，我们关系才密切起来。这个失误是我的潜意识欲望的一种表露，即我被这个女孩所吸引；但我本人当时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因此这是我当时的情感的一种流露。”

16.来自海尔纽斯（von Hug-Hellmuth，1912）博士：

“一个医生在给一个女性患者开药的时候开了‘Leviticowasser’（未利用的水）而不是Levicowasser，（一种矿泉水），这个失误使药剂师有机会对他提出批评，而且我们也可以从中发现其潜意识深处的可能的动机，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失误的出现并非偶然——尽管这是一个并不熟悉这个医生的人的主观推断，尽管这个医生会用讽刺的话指责那些离谱的节食患者。他要发表一席讲话，或者可以这样说，这个医生有很高的声望，在治疗开始前和治疗期间，他的接待室总是挤满了人，因此他就产生了一种愿望，希望他的患者尽可能快地说明情况——vite, vite，（法语意思是：快，快）。如果我记忆准确的话，他的妻子是一个法国人，这就支持了我的这个假设，实际上他用法语表达出了自己的这个愿望：让这个患者讲话的速度快一点。在很多情况下，很多人习惯于用外语单词来表达自己的某种愿望。我的父亲在路上往往这样催促孩子‘avanti gioventù’（意大利语，意思是：年轻人，向前走）或‘marchez au pas’（法语，意思是：前进）。我曾和一个老内科医生一起对一个女孩进行过治疗，这个医生在阻止我的某些行为的时候——这些行为对他而言太快了——总是平和地说‘piano, piano’（意大利语，意思是：慢点来，慢点来）。可以想象，这个医生也有同样的习惯，因此就出现了用‘Leviticowasser’取代‘Levicowasser’的笔误。”

在同一篇文章，作者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是对青年时期的一次笔误的回忆（用“fraz?sisch”取代“franz?sisch”，在写“卡尔”这个名字的时候出现的失误）。

17.我要感谢J.G先生，他为我们提供过做笔误分析的例子，就内容而言，这与众所周知的恶作剧有关，但在这种情况下，本人拒绝将这个动机解释为成人的玩笑。

“当我在疗养院住院的时候，我遗憾地发现，我的一个很近的亲戚和我患的是同一种疾病——是这种疾病迫使我住院治疗。在给这个亲戚的信中，我建议他去看一个专家，一个知名教授，他正在对我进行治疗，我对他的学术权威性非常满意。但另一方面我也有理由对他表示憎恨。原因是这样的，前不久，我让这个教授为我开一张证明，但被他拒绝了，这个证明对我来说很重要。我的这个亲戚在给我的回信中指出了我的一个笔误，我马上就意识到出现这个笔误的原因了，在我的信中有这样的句子：‘因此，我建议你马上去insult（侮辱）X教授。’”当然，我本来要用的词是“consult”（咨询）。我要指出的是，就我的拉丁语和法语的水平而言，即使疏忽也不会出现这样的失误。

18.写作时的漏字自然也是笔误的一种。塔纳尔（Dattner，1911）报告了一个“历史失误”的有趣例子。在一次立法会议上，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代表在讨论金融方面的问题，两个国家于1867年达成了“一致”。但在匈牙利语的译文中，“实际的”这个词被漏掉了，达纳尔认为这个漏字现象似乎是可以理解的，这表明匈牙利国会法案的起草人对奥地利的一种潜意识的愿望：通过这个失误表明奥地利不可能有什么发展。

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在书写或抄写的过程中对同一个单词的重复——“经验重复”（perseveration）——同样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书写的人重复写了一个他已经写过的词，这说明，他不能轻易地摆脱这个词，在这一点上，他应该多做些说明，但他却忘记了这样去做。在抄写时出现的经验重复的现象可以解释为对这种说法——“我也如此”——的替代。在我面前的一份材料上，作者长篇大论地阐述着自己的医学观点，在对一个重要的段落的抄写的部分，我发现了一处经验的重复，我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是这样的：透过他的这种非人格的作用，这个抄写者是在表明自己的观点：“就是我的观点”或“和我们的一样”。

19.此外，我们有理由认为，有些失误是排字工人的“笔误”。我们也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失误都是由一定的动机所驱使的。我还没有系统地收集过这方面的例子，这方面的工作也是重要和有趣的，对此我曾多次提到。琼斯（1911b，第503～504页）在分析误排（misprint）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

这种失误经常发生在电报上，这是电报员的笔误。在一个夏日的假期里，我收到了我的出版商的一封电报，电报的内容使我费解。它是这样写的：“Vorr?te erhalten, Einladung X.dringend.”（校样收到，急需邀请X）揭开这个谜底还需从提及的X这个名字开始，X是一本书的作者，我给这本书写了一个序言（Einleitung），“前言”这个词却变成了“邀请”（Einladung）。同时，我想起来，几天前，我给我的出版商寄去了另一本书的‘Vorrede’（说明），这次要告诉我的是这个东西收到了，其实际的内容应该是这样的：“Vorrede erhalten, Einleitung X.dringend.”（说明收到，急需X的序言）。我们认为，这种结果是由于电报员的篡改引起的，应归咎于其饥饿情结（hunger-complex）。在这个过程中，电报员将这两个一半的句子紧密地联系起来，而其意思并非发报人的本意，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明“第二次翻版”的例子，这一点在很多梦中可以见到。

西尔伯勒（Herber Silberer，1922）讨论过这种有“目的的误排”现象。

20.很多时候，有些作者发现，这种有目的的误排有时很难改正过来。如斯塔福（1914）写过一篇题目为“通过误排的政治庇护”的文章，我将他的一个说明摘录如下：

“在今年3月25日的报纸上，我发现了一处政治误排。这是一封来自阿基斯顿的电报，电报上说明了扎丰斯的一些看法，扎丰斯是阿尔巴尼亚的埃波鲁斯叛党的领导人（或者，也可以这么说，他就是埃波鲁斯独立政府的主席）。上面有这样的句子：相信我：自治的埃波鲁斯对威德王子很有利，他会因此失败（‘sich stürzen’是一个误排，应是‘sich sttitzen’，意思是：支持他自己）。即使没有这个至关重要的误排，这个阿尔巴尼亚王子无疑也会明确，他接受埃波鲁斯对他的支持，就意味着他的倒台。”

21.我自己最近读到《维也纳日报》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罗马尼亚统治下的布卡维尼亚》。这个标题似乎不太成熟，因为当时的罗马尼亚并没有将自己暴露给敌方。就文章的内容而言，这个单词很明显应该是“俄国”而非“罗马尼亚”；然而，监督员一点也没有对此感到惊奇，因此疏忽了这个失误。

在一个著名的印刷厂——塔尘的卡尔·普罗奇卡印刷厂（原来是帝国和王室印刷厂）——印刷的一份传单上，有一个排印失误，在此，将此作为一个“政治”误排是在所难免了：

根据协约国的一项法令，要固定奥沙河边界，不仅西尔西亚，而且塔尘也被分为两个部分，其中的一个zuviel，（较多的部分）359归波兰，另一部分归捷克斯洛伐克。

丰唐被迫采取行动对付一个误排，因为这个误排意味深长。1860年3月29日，他在给出版商斯普兰格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先生：

看来注定不会看到我的这个小小愿望的满足了。看一眼校样——我已经封好，准备寄出——就会知道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不仅如此，我仅仅得到一份校样，尽管我需要两份，其原因我已经指出。我要求尽快将第一校的稿子给我，以便做进一步的修改——一特别用英语注明这一句，但我的这一要求并未得到答复，我对此极为重视。校样的第27页，在卡纳克斯和王后之间有这么几个字：‘worauf Maria aasrief’360。面对如此攻击性的失误，如果知道这个失误被消除了，这将是一种解脱。“aas”对“aus”的这种不幸的替代，使这里的一切变得更糟了，这无疑是说，她（王后）好像真的如此称呼他。

祝安

T.丰唐

冯特（1900，第374页）对这个事实的解释值得我们重视，这个事实（很容易证明）是：我们的笔误比口误出现得要快。“在正常的讲话过程中，意志的抑制机能一直是指向产生意思的过程和与发音有关的相互协调的运动。如果出现在我们的思想之后的表达活动由于机械的原因变得迟钝，这正如在写作的过程……，那么，这种前移的出现是很容易的。”

对出现读误的情况进行观察后，我们会对此提出疑问一一对此我不能搁置不提，因为，我想这可能是我们富有成果的研究的开端。人人皆知，在大声朗读的时候，注意迂回于材料和他自己的思想之间。如果由于其他的干扰而离题，那么他通常不能说明他读的内容是什么。他好像在自动地阅读，但通常是准确的。我想，在这样的阅读情况下，读误也不会表现得很明显。我们认为，在人们阅读的时候，有一系列的机能在自动地、准确地活动着——或者说，很少有意识的注意。由此可见，决定在读误、口误、笔误中表现出的注意因素的方式与冯特的描述很不相同（冯特描述的是注意的终止和减少）。我们从对上述的例子分析并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注意在量的方面有所减少，但我们发现了与此并非完全相同的另一种东西：外来思想的干扰，这一点应予以重视。

在“笔误”和“遗忘”之间，我再插入一个例子。一个人忘记了对支票签名，忘记给支票签名和忘记支票属于同一情况，为了说明同类情况遗忘的重要性，我从一篇小说上抄写下来一段（沙奇提供）：

“这是一个明显且很有意义的例子，而且可以肯定，这个富有想象力的作者知道如何使用失误的机制，以及通过精神分析表现出的症状行为。这些都在高尔斯华绥的小说‘法利塞教徒之岛’中有所表现。小说的主题一直围绕着一个思想徘徊的年轻人，他生活在一个较富有的中产阶级的家庭，一方面他有很强的社会同情心，另一方面又保留着本阶层的态度。在小说的第十六章，作者描述了他对一封信——来自一个年轻的无能之辈——的反应方式。在最初的生活态度的驱使下，他曾帮助过这个人两三次。在这封信中，并没有直接向他要钱，但描述了其悲惨的境遇，因此其意思也是明显的。开始他想，与其说将钱给了这个毫无希望的人，还不如用它做些慈善事业。但他还是拒绝了这种思想：‘如果仅仅因为他贫困潦倒就伸出援助之手，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或说一些鼓励的话，这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还要拿出主意！在他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他受到了良心上的谴责，‘全是废话！你只不过是不想出钱罢了，正是如此！’”

“这样，他很友好地写了一封信，在信的结尾用了这么一句话：‘我在里面放了一张支票。你可信赖的，理查德·修顿’。”

“‘在他写好支票之前，一个在蜡烛边飞舞的小蛾分散了他的注意，这时他抓住了这个小蛾，并将它扔到了外面，但他已忘记将支票放在信封里面。’信就这样发出去了。”

“在这笔钱上的失误的动机比他剖析自己自私的目的更加微妙，很明显，他还是不想捐钱。”

“住在他岳父的家里，修顿被他的未婚妻、她的家人及亲戚包围着，他感到很孤单，其失误表明，他渴望他的保护人，而这个保护人，由于其过去的经历和对生活的观点，与他周围的人形成明显对比，尽管这些人无可指责，但他们却一成不变地接受着同一传统的影响。事实上，这个保护人如果没有得到他的资助的话，也不会无动于衷。几天后，他收到他的一封信，信上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将支票放在里面。”

第七章 印象和意向的遗忘

如果有人要过高地估计自己对现代心理生活的了解，只要提到记忆的机能就足以使他谦虚起来。没有任何一个心理学理论能够成功地对记忆和遗忘这一基本现象做出说明。事实上，对实际观察到的东西的分析才仅仅开始，今天，就识记和遗忘而言，遗忘更是一个难解之谜。尽管我们在研究梦和其他心理现象时了解到，我们思考的一些东西很久就被遗忘了，但突然某一天它又闯入了我们的意识。361

诚然，我们已经获得的一些认识已经被人们广为接受，我们认为，遗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我们强调这样的事实，遗忘对我们获得的印象材料有特定的选择性，同样，对每一个印象或经验的细节也有相应的选择性。我们知道，一些被遗忘的东西又被人们想起来，或又被唤醒，这是有条件的。然而，在很多日常生活的情况下，我们对这些条件的理解是多么地不完善和难以令人满意。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两个人的情况，他们接受的是相同的外部印象——他们结伴外出旅行，如前面的章节中的一个例子[第21页]——在以后的某一天交换他们的见闻，结果往往是这样的，对一个人有很深印象的东西被另一个人完全忘掉了，好像他从来没有经历过似的。这一点是肯定的，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一定的印象在心理上的重要性对一个人比对另一个人大。那些决定我们对记忆的东西进行选择的因素，很明显仍未被我们认识到。

为了能够对了解决定遗忘的这些因素做出一点贡献，我将对我自己的遗忘情况进行心理分析，以此作为我的一种实际行动。通常，我关注过很多类似的情况，由于我自己期望了解一些想得到的东西，因此对这种情况下的遗忘感到颇为惊奇。再加上我很难忘掉什么东西（是我经历过的东西，并非我学习的东西）。年轻的时候，我的记忆超群，在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我就将能记住阅读过的每一页作为我的一种功课。在我上大学之前，当我听完一个自然科学方面的讲座后，我几乎可以逐字地将它们写下来。在最后的医学考试的紧张关头，我再次充分利用了我固有的这个能力，因为就很多科目而言，我都能很自动地写出了答案，就像是对我以很快的速度读完的课本内容的回忆。

从此以后，我对记忆的控制变得黯然失色了，但到目前为止，我仍一再地告诫自己，只要使用一些策略，我仍能记住一些本以为不可能记住的东西。例如，在会见时间，一个患者说以前我见过他，但我既想不起来这个事实，也记不起来什么时间，我便通过猜测回忆很快地想到几年前，然后再追溯到现在，在很多情况下，通过对患者的记录以及来自患者的一些确切的消息和我回忆起来的内容进行对照，结果发现，我对以前的咨询细节记得很清楚，我对10年内的时间的记忆误差很少超过半年。有一次，我遇到一个较陌生的朋友，出于礼貌我问到了他的小儿子，如果他描述一下其成长过程，我会想到这个孩子的年龄，然后我将我的猜测和这个父亲告诉我的加以对比，我的误差几乎没有超过一个月，对他的大儿子的评价也没有超过三个月，尽管我说不出我评价的基础。后来我就很大胆了，我会很自然地说出我的猜测，这样就不会使这个父亲因为我不关心他的孩子而认为我忽视他。通过唤起潜意识记忆的方式，我扩展了自己的有意记忆，由此可见，这种潜意识记忆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

我想报告一些典型的遗忘例子，有很多是对我自己的观察。我将遗忘分为两种：一是对印象的遗忘（forgetting of impression），或对知识的遗忘（forgetting of knowledge）；二是对意向的遗忘（forgetting of intention），或对要做的事情的忽略。我先说明我通过一系列的研究所得出的一个普遍的结论：在任何情况下，不愉快的动机是遗忘产生的基础。

一、印象和知识的遗忘

1.一个夏天的假日，我的妻子使我非常生气，尽管事情的起因微不足道。我们在一个餐馆吃饭，对面是一个我认识的来自维也纳的先生，毫无疑问他也认识我；但我有足够的原因不想和他恢复关系，我的妻子仅仅听说过这个有点名气的人的名字，她很关切地倾听他和他身边的人的谈话，并不时地接着他们的话题向我提出一些问题，我忍无可忍，最后终于爆发了。几周后，在我向我的一个亲戚抱怨我的妻子的这一行为时，竟回忆不出来他们当时谈话的任何内容。我是一个较嫉恨别人的人，不会将使我烦恼的细节忘掉，我的这次健忘的表现的动机出于对妻子的考虑。前不久，我又有了一次相同的经历，我很想将几小时前妻子讲的一个笑话讲给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听，但无论如何也讲不出，因为，我忘记了妻子说了些什么，当我问了妻子才想了起来，其原因也不难理解，因为它与我们关心的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密切相联。

2.我要给维也纳的一个不认识的女士带一个装文件和钱财的小型保险柜，当我答应了这件事后，位于这个市区中心的这家商店的店面便很清晰地浮现在我面前，而且我肯定在这里见过这类保险柜。但实际情况是，我却无法回忆起这个街道的名字，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在这个地方走一下，我就会找到这个商店，因为记忆告诉我，我在这里走过无数次。但不幸的是，尽管我在这个地区从各个方面走了数遍，仍没有找到有这个保险柜的店面。唯一的一条线索是查一下安全备忘录上的商号，确定了这个商店后再去这个区域寻找，而像这样大动干戈似乎没有必要，当我翻了这个指导书，我马上就认出了我忘掉的这个地址。显然，我在这个店面前面走过无数次——每一次，我都去拜访M一家人，他们在同一栋楼居住了好多年，后来我们的关系疏远了；但毕竟形成了习惯——我从来没有深究过其原因，可见我是想避开这个房子和附近的地方。当我在这个地区寻找有这个保险柜卖的商店时，我几乎走遍这里所有的区域，但唯独这个区域我没有去，好像强迫性地要避开这个地方似的。从这个例子中，我们会很容易地发现，我们不愉快的动机是造成遗忘的原因。然而，遗忘的机制并非像前面的例子表现得那样简单，我的厌恶并非是针对这个保险柜，而是针对另一个人，是一个我不愿想的人，正是这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作用，因此产生了我的这种遗忘现象。在“Burckhard”的例子中[第117页]，也表现出类似的情况，我对叫这个名字的人的怨恨导致了我在写与之同名的另一个人的名字时产生笔误。在这个例子中，由于两个名字的相似，引发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而在保险柜这个例子中，这个不愉快的思想是由两个地方的接近引发的。就后者而言，这个症结更顽固。此外，还有另一原因，这与钱有关，实际上与住在这个楼的朋友的关系的恶化也正是由钱引起的。

3.我应B和R的公司的邀请，要对这里的职员做一次职业巡访。在去这个地方的路上，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必须在这个大楼——公司的基地就在这里——反复地寻找。当我到了这个大楼后，上到高一层楼时，总觉得这家公司应在下面的一层，我既记不起来这个公司的房子是什么样子，也不记得我在这里见到过谁，尽管这些事情对我很不重要。虽然如此，我还是将自己的注意集中到这里，然后以间接的方式，将与此有关的思想联系起来，最后我发现，这个公司的总部在费施尔寄宿学校的下面，在这个地方我曾多次看一个患者。同时，我又回忆起来，在这个楼里居住着这个公司和寄宿学校的职员。但是什么促使我产生这个遗忘呢？这仍然是个谜。在我的记忆中，就这个公司、寄宿学校和居住在这里的患者而言，并没有伤害到我的地方。而且，我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使我感到焦虑的东西，在此情况下，如果没有外界的支持，我不会知道我到底忘掉了什么，这和前一个例子不太一样。当我在去看另一个患者的路上，这个原因最后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个患者存在认知困难，他在这个街上遇到过我，在我看来，这个人的病情很严重，并给他诊断说，他会逐渐瘫痪。但是，后来我听说，他已经好了，这说明我的判断是错的。这是一个例外的诊断，因为，我对其他的痴呆性麻痹的诊断都是正确的。因此，决定我忘掉这个公司地址的因素与这个人有关，我对于此类遗忘问题的兴趣，促使我找到了遗忘的原因——矛盾的诊断。但是，这个联想（其内部联系很微妙——这个不期康复的人也是一个大公司的职员，这个大公司经常向我推荐患者）是由名字的相同实现的；另外一个内科医生和我一样将这个情况诊断为麻痹，这个医生的名字也叫费施尔，和这个寄宿学校的名字一样，但当时我却将这个名字给忘掉了。

4.东西的误置实际上是对这个东西放的地点的遗忘。像其他人一样，在看书和写作时，我对桌子上放的东西是很熟悉的，会信手将自己想要的东西拿过来，对其他人来说是无条理性的东西，而对自己来说则是有条理的，因为人们的习惯不同。但最近我将刚刚寄给我的一个书的目录给误置了，结果是我再也找不到这本书，实际上我正想找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关于语言》，其中有对这本书的宣传，书的作者很有头脑且风格活泼，我较喜欢这样的风格，他对心理学的看法以及其关于文明史的知识我认为很有价值。我认为误置这本书根本的原因可能是这样的：我习惯于将这个作者的书借给我的熟人，以便使他们有所启发。前几天，当一个人还我书的时候对我说：“我感觉他的风格很像你，他思考的方式简直就是你的。”这个讲话者并不知道他的这番话触及到了什么。几年前，在我尚年轻的时候，很需要与外界接触，我很赞赏我的一个老同事的作品，他也是一个著名的医学著作的作者，他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这是你的方式，你的风格。”受这个同事的这番话的影响，我给这个作者写了一封信，以求有密切的交往；但信发之后杳无音信，或许是这种先前产生的不愉快的经历使我出现了这个误置，因此没有找到这个目录，我要找的这一本书因为有其他书的宣传而使我产生了误置，尽管这个目录的丢失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记得书的名字和作者。

5.另一个误置的例子也很有趣，因此我们将找到这个东西的情况分析一下。一个年轻人给我讲了下面一个故事：“几年前，在我和妻子之间有些误解，我认为她太冷酷无情。尽管我同时认为她有不少优点，但是我们生活在一起几乎无感情可言。一天，我们散步回来，她将一本刚买的书送给了我，认为我会感兴趣，我感谢她这种‘留心’的信号，因此答应读一下这本书，就将它放在一边。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找到这本书。有几次，我也想到它，但就是找不到。几个月过去了，没有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母亲突然生病，我的妻子离开家去照顾我的母亲，母亲的病情很严重，这给我的妻子表现自己的机会。一天晚上，我充满热情地回到家里，感谢我的妻子所做的一切，我无意地走到我的桌子边，梦游似的拉开一个抽届，这本书就放在最上面。”

6.这个例子和上面的例子的特点非常相似，当误置的动机被揭露出来后，便很肯定地找到了被误置的东西，这个例子是由斯塔克报告的（1916）：

“一个女孩要做一个衣领，但在裁剪时不慎将布料搞坏了，因此她不得不将裁缝请过来将此搞好。当裁缝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女孩就取弄坏的衣领，她来到这个放衣领的抽屉，但衣领并不在里面。她将里面的东西都翻了出来，仍没有找到，她生气地坐下来，责问自己为什么东西会突然不见了呢，是什么原因使我找不到它呢？最后她终于找到了这个难以使人启齿的结论：如果这个裁缝看到，自己将如此简单的东西都做坏了，这会使她多么难堪。了解了这个原因后，她站了起来，走到另一个壁橱，直接就将这个做坏的衣领找了出来。”

7.下面的这个“误置”例子是每一个精神分析学者都熟悉的，我声明一点，这个误置东西的患者最后自己又将他误置的东西找到了。

“一个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的患者被暑假中断了，当时他出现了抵抗的状态，因此感觉不好。他将他的一串钥匙放在一个平常放置的地方一或许他是这么想的——当他脱衣服准备过夜的时候，忽然觉得应为明天的旅行准备必需品——前一天是最后一次治疗，他的治疗费用也已经到期——他将这些东西从写字桌里取出来，他的钱也放在里面，但是他发现钥匙不见了，他仔细地寻找了几乎所有的放东西的地方，但一无所获。当他认识到他的这种‘误置’可能是一种症状行为时——即存心在做些什么——他让他的用人继续寻找，因为这个人不存在什么‘偏见’；但一个小时后他终于放弃了，心想，这个钥匙肯定是丢掉了。第二天早晨，他要从这个桌子的制造商那里领取新的钥匙，他们很快就将钥匙给他了。回到家下车的时候，同车的两个朋友听到了金属落地的声音，朋友说是不是钥匙从口袋里掉了出来。这天晚上，用人终于将钥匙找到了，钥匙就在一本薄书和一本小册子之间（是我学生的作品），这些都是他需要在旅行时的路上阅读的。这些书放在很明显的位置，但谁也没有发现钥匙在里面。他也认为自己不会将钥匙放在看不见的地方。这个误置完全是一种潜意识的机灵（dexterity），这只能用隐藏的强有力的动机解释，这好像是一种‘梦游确定性’（somnambulistic certainty）。如我所言，我的动机来源于他糊暴地终止这个治疗，因为他不愿意付出这么高的治疗费用。”

8.布里尔（1912）报告：“一个男人在他妻子的强迫要求下要去参加一些应酬活动，而他对此实在不感兴趣……”在他的妻子的再三恳求下，他才从他的衣柜里面找他的礼服，这时他突然想到应该刮一下脸。当他刮完脸后，再到衣柜拿衣服时，发现衣柜已经锁上了，尽管他长时间很耐心地寻找钥匙，但就是找不到，周六的晚上又没有配钥匙的，因此这对夫妇不得不很抱歉地取消这次应酬活动。当他最后将这个衣柜打开后，发现钥匙在里面，这个心不在焉的丈夫将钥匙锁在了衣柜的里面，他自己认为这完全是无意的，但我们知道，他不想参加这样的社交活动，因此他的误置并非没有动机。

琼斯对自己的观察发现，当他吸烟较多并感觉不佳时，经常误置自己的烟斗，这个烟斗往往放在使人料想不到的地方，很难找到。

9.玛勒尔（Dora Maller，1915）报告了一个很普通的例子，但其动机是显而易见的。

“埃纳在圣诞节的前两天告诉我：‘你能想象得到吗？昨天晚上，我从包里取出一块馅饼吃，当时我想应给弗洛林一些（她的母亲的同伴），当她要给我说再见时，我虽然不太乐意；但我还是要给她一些，当我去取桌子上的包时，包却不见了，我找了片刻，发现包就在我的餐橱里，我无意识地将包放在了里面。’这无须分析，这个叙述者自己也理解这个结局。其动机明显是将所有的馅饼占为己有，而这个动机被压抑着，但又通过自动的方式达到了目的，尽管这个行为后来被她意识到了。”

10.萨克斯也描述了同样的一种误置行为，有一次他忘记了自己的工作职责：“上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我去做一次拜访之前，我对是工作还是散步犹豫不决；但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觉得自己还是工作的好。一个小时后，我突然想起来，自己的稿纸用完了，我知道在某个抽屉里还放有一部分存有多年的稿纸，但在我的写字台的抽屉里以及我能够想到的抽屉里我并没有找到这些稿纸，尽管我大费周折，找了几乎所有可能的地方——旧书堆里、影集和信件里等，但仍一无所获。最后，我发现，自己实际上是强迫性地打断自己目前的工作，因此便走了出去。晚上我回到了家里，坐在沙发上，漫无边际地思考着什么，两眼看着面前的书橱，一个箱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马上记起来，我好长时间没有清理里面的东西了。于是便走了过去，将这个箱子打开，一些没有使用的稿纸就放在最上面。但是，在我将它取出，正要放进我写字台的抽屉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些稿纸就是下午我要找而没有找到的。这里我要说明一点，尽管我并不太节俭，但我在用纸上很谨慎，充分使用每一页可以使用的稿纸。显然，我的这个遗忘的经历是由自己的一种本能动机所支配的，当这个动机消失的时候，这个遗忘便得到了纠正。”

如果对这些误置情况进行分析的话，除了潜意识的动机，很难对这一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

11.1901 年夏日的一天，我对自己的一个朋友——我经常和这个朋友交换学术观点——说：“如果我们完全依靠个体原始的两性本能的假设，这些神经症问题便可以得到解决。”对此，他回答道：“你说的这些两年半前在布勒斯劳我就对你讲过，但当时你并没有听进去。”用这样的方式去放弃自己的初衷是痛苦的。我回忆不起来这次对话，也回忆不起来我的这个朋友说的这番话，我们两个中肯定有一个出现了失误，根据“谁受益”的原则，出现失误的肯定是我。在此后的一个星期，我想起了整个事件，情况正如我的朋友所言，而且我也回忆起来自己对他说了这番话的回答，即：“对此我现在尚不能接受，我不想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从此以后，在我阅读医学资料时，发现有自己的观点但没有提到自己的名字时，我变得有一点容忍性了。

发现自己妻子的错误，朋友之间的反目，医生的诊断失误，同行之间的相轻，借用他人的观点等情况的遗忘——这并非是偶然的遗忘，通过研究，在对他们的这一现象进行解释时，我都会发现其痛苦的经历。另一方面，我认为，任何一个想研究隐藏于这种记忆失误背后原因的人都会发现类似的情况，人们遗忘这些不愉快的经历的倾向在我看来是相当普遍的。这种遗忘的能量就不同的人而言其程度是不等的。我们在医务工作中遇到的许多否定现象，可能也属于这种遗忘。362很明显，这两种行为（否定和遗忘）的区别纯粹是心理方面的，而且我们也会看到这两种行为的动机是同一的。关于患者的亲属对不愉快的记忆的否认的例子，我收集得很多，其中有一例很突出。一个母亲在向我说明有关她的患有神经症的儿子的童年经历，现在他处在青春期。这时她说，和他的哥哥、姐姐一样，他有尿床的毛病一对神经症患者的分析而言，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几星期以后，当她要我说明有关治疗的过程的时候，我让她注意这个年轻人的体质情况，这时我提到了病历中记录的尿床习惯，使我吃惊的是，她矢口否认他和其他的孩子有尿床的行为这个事实，并问我怎么会知道这个。最后，我告诉她，是她自己在不久前告诉我的，她将这个完全忘掉了。363

健康正常的人也会有很多类似的表现：当这种印象与不愉快的经历相联系时，这些印象便通过抵抗被遗忘了。364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只有当我们去研究神经症患者的时候才会得到准确的评价。我们不得不认为，支撑癔病症状表现的主要机制是这种“基本努力”（elementary endeavour），通过这种努力来阻止那些能够引发不愉快情绪的意念的产生，这种努力类似于痛苦刺激出现时的防御反射。人们也许会发现，一个人消除这些萦绕自己的痛苦记忆，以及由此产生的诸如悲伤和良心的谴责这样痛苦的情绪是不可能的，即使这样人们也不能否认这种防卫倾向存在的假设，因为我们不能肯定这种防卫倾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或许在其他心理因素的参与下，这种防卫并不反对具有相反效果的其他动机，因为不管防卫是否出现，这些目的也一定会产生。我们的假设是这样的：心理机制的构建原则置于一个层次——一个在心理材料之上构筑的层次。很可能这种防卫的努力属于较低的心理材料的层次，它被更高级的心理材料层次所控制。就我们上述所有的例子而言，如果我们要追踪遗忘过程到防卫倾向，这些事实都会说明这个倾向的存在力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很多事情因其本身的原因而遗忘，如果其本身的遗忘是不可能的话，这种防卫会改变目标，促使那些与此相联系但又不太重要的材料的遗忘。

痛苦的记忆易于遗忘这一观点值得应用于其他方面，但我们对此尚无足够的注意。在法庭上，人们对证词的评价就忽略了这个方面，人们相信誓言的力量，认为誓言会有纯化人们心灵的三大威力。这一点是可以广为接受的：在涉及到民族的风俗以及历史的传说时，我们会发现，风俗、传说延续的动机是这样的：人们以此来消除民族记忆中的那些令人不快的东西。通过仔细的研究，我们会发现，一个民族的民族习惯的存在方式和个体的童年经历的存在方式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伟大的科学家达尔文在洞察了不愉快的情绪是人们遗忘的动机这一现象后提出了针对科学工作者的“黄金律”365。

与对名字的遗忘方式相同[第1页]，印象的遗忘也往往相伴以错误的回忆，这描述为错误。病理状态下回忆错误——在偏执狂状态下，回忆错误是造成妄想的主要原因一一的资料很多，但很少涉及到这一动机。仍然遵从目前的研究构想已经不适应了，因此从我们涉及的这个新的方面来探讨神经症患者的病因是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我要做的只是描述我自己单一的回忆错误，这些来自潜意识的动机压抑着这些遗忘的材料以及与此有关的态度和思想，这些被压抑的东西会被我们明确地认识到。

在写《释梦》的最后一章时，我碰巧在一个避暑胜地，因此无法到图书馆查阅有关的资料，我迫使自己在笔记里通过记忆来找到所有这些参考资料以及引用的文献，以后再对此进行校对。在写白日梦这个部分时，我想起了一个很精彩的例子，这个例子出现于都德的《总督大人》一书，作者借助一个贫困的书贩来表达自己的幻想。我很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一个幻想，其内容是这个叫加斯林（Monsieur Jocelyn）的人想象着自己在穿过巴黎的街道散步，如何奋不顾身地站在受惊奔跑的马车的前面，使马车停了下来，这时马车的门打开了，一个伟人从车里走了出来，握着加斯林的手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是你使我得到了再生，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

这一想象的内容即使有什么出入，我相信也可以通过到家里查阅该书而得到校正。然而，在我的这个稿子准备付印时，我翻开了《总督大人》这本书，校对我的这段手稿，使我感到难堪的是，我根本找不到关于加斯林的这个想象的部分。事实上，这个人也不叫加斯林，而是简易斯（Monsieur Joyeuse）。我找到的第二个错误使我发现了自己出现第一个失误的原因。我的名字Freud的法语翻译是“Joyeux”，而其阴性词是“Joyeuse”。那么，我原来错误地将这个归于都德的幻想究竟出自何处呢？它只能是我自己的作品，我自己的白日梦，我本人并没有意识到，或曾经意识到过但又被完全遗忘了。或许这是我在巴黎街道上散步时的一种想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很孤独，很希望有一个帮助自己和保护自己的人。后来，沙可让我加入了他的圈子，在他的家里，我多次遇到《总督大人》一书的作者。366

另一个错误回忆可以得到较满意的解释，这是关于“fausse reconnaissance”（错误搜寻）错误回忆，这一点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讨论[第256页]。我有一个患者，有抱负，有能力。有一次，我对他谈到我的一个学生，由于他致力于一本很有意义的著作——《艺术家，试论性心理》——而成为我的弟子。一年多以后，这本书出版，我的这个患者坚持说，在我第一次对他提到这件事以前的一个月，或许是6个月，他很确定地记得在什么地方（或许是书店的广告）见到过这本书的说明。当时，他的头脑里出现了这本书的广告说明，而且又说，作者对题目做了一些改变，把“试论”改为“论”。仔细地询问了作者，并比较了所有这些资料后，我发现，这个患者声称回忆的这些东西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在出版前，从未有过这本书的预告，当然，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在这本书出版前的一年多时间没有这本书的广告。当时，我并没有对这个患者的这种回忆错误进行分析，但这个患者这时又出现了一个类似的失误，他说最近在书店的柜台上看到过一本关于广场恐怖的书，现在想查询一些出版社的出书目录，然后向这个出版社购买一本，但一无所获。我向他解释了他的这种无效工作的原因，这本关于广场恐怖的书仅仅出现于他的幻想，他的潜意识的动机是，这本书是他写的，他有和那个年轻人竞争的抱负，也企图通过一本科学著作而成为我的弟子，这便是他出现这两种回忆失误的原因。他回忆起来，这个导致他出现回忆的书店广告与一本书名为《创造及其产生规律》的书有关。另外，他所提到的题目的变化与我有关，在我谈到这个书名的时候经常将“论”说成“试论”。

二、意向的遗忘

没有任何现象比意向的遗忘更适合解释这种失误行为了，因为就意向遗忘的本身而言，无法解释这种失误。意向即做某种活动的欲望，其程序是：首先认可一种欲望，然后在适当的时机付诸行动。这种意向遗忘的情况往往发生在愿望的认可到付诸行动这段时间，如果动机发生一些变化，意向就不能实现。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意向并没有被遗忘，这仅仅是被掩盖了。在每一时刻、每一地点都可能产生意向的遗忘，但并不能简单地用动机平衡变化的习惯解释来加以说明。一般地，我们对此不予解释，或者我们企图对此做出这样的一种心理说明：当这种意向要实现的时候，没有获得对活动的必要注意。注意是意向来临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在活动到来的那一时刻必须获得这种注意。通过对与意向有关的正常活动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解释是如此的肤浅和牵强。如果我早上形成一种晚上活动的意向，在这一天时间内，我要提醒自己两到三次，当实现的时间就要到来的时候，这个意向会突然闯入我的大脑，使我做好必要的行动准备。如果我计划去散步，散步的时候顺便发一封信，如果我是一个正常人，我就没有必要一直把信拿在手里，眼睛不停地寻找着信箱。相反，我习惯将信装进口袋，自在地散步，让自己的思绪自由地浮现，我相信自己，在遇到第一个信箱的时候就会引起我的注意，我会将信从口袋里拿出，放进信箱。在意向出现后的正常行为和催眠情况下的“长时间催眠后效”极为相似，即在这种状态下出现的实验诱发行为。我们对这一现象的描述如下：一旦向一个被催眠的人暗示一种意向，在这个意向完成前，它一直处于“睡眠”状态；但在意向就要实现时，这个意向便马上活跃起来，唤醒他或她去强迫性地做出某种行为。

日常生活有两种情形，即使外行也会意识到，这种与意向有关的遗忘不能被看作一种不能复原的基本现象，他会发现，这种遗忘有意识不到的动机的存在。这两种情况就是恋爱关系和军队纪律。如果一个恋人没有去赴一个约会，他向他的太太道歉说他完全忘掉这件事情，这根本不能得到太太的原谅，她往往会这样针锋相对：“一年以前你怎么没有忘记过，很明显你已经不在乎我了。”即使他用上述的心理方式对此加以解释，或说自己由于繁杂的工作把这件事给忘掉了，其结果也往往是这样的，这个太太以不亚于精神分析医生的敏锐的洞察力反驳：“奇怪的是，这些繁杂的工作在过去怎么没有出现！”当然，这个太太也不能完全否定对方遗忘的可能性，问题是，无论是有意的推托，还是无意的遗忘，其结论都是一样的，即他对这个约会不太情愿，这个解释不无道理。

同样，在部队服役的情况下，由于遗忘而没有执行部队的有关命令和有意地忽视这些规章，二者之间似乎区别不大，这和上述恋爱情况的表现一致。一个士兵是不能够忘记部队有关自己行动的命令的，如果他确实忘掉了，尽管他知道这些命令，这是因为，促使他执行命令的动机被另一个与之相反的反动机所阻止。一个要服一年兵役的新兵，如果在长官面前忘记擦亮自己制服上的纽扣，他注定是要受惩罚的，这种惩罚比起他因为在长官的面前说他不执行命令的原因是“我讨厌这种无休止的训练”要小得多。为了逃避惩罚，或者也可以说出于经济的原因，他将遗忘作为借口，或将此作为一种妥协的方式。

对女人的爱恋和对军队的服务，都要求我们不要忘掉与此有关的每一件事情。通过这样的方式，也暗示了这样的观念，重要事件的遗忘是不可避免的，对这个被遗忘的重要事情而言，实际上并没有将它作为重要的事情看待，或否定其重要性。367如果我们用心理的方式对此加以分析，就会发现我们不能拒绝这样的解释。没有人会忘记对他来说极为重要的事情，如果他心理正常的话。我们的研究仅仅是那些或多或少引人注意的意向的遗忘，我们并非认为所有的意向都没有意义；否则，意向就没有产生的必要。

正如我们前面的章节对机能混乱的解释，对这一现象我也收集了很多亲身经历的例子，并企图对此加以分析。我发现，这些遗忘都可以追踪到潜意识的动机的干扰——或者说与“对立意志”（Counter-will）有关。在很多情况下，我发现自己的情况和上述两种生活状态下表现出的情况是一样的，如果我强迫自己去做一件并未完全放弃的活动，我的这一状态便通过遗忘的方式表现出来。下面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我很容易忘掉给一些朋友寄生日、婚礼或庆典贺卡，我曾下决心消除自己的这一失误，但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现在，我只好放弃这种努力，有意地屈服于自己的这种对立动机。在我的这一观念发生转折的时期，我的一个朋友让我在某一天以他和我的名义各发一封贺电；但我警告他说，或许我会将这两件事都给忘掉，结果事实的确如此，这当然也不会使我感到意外。由于生活中自己经历了很多艰难困苦，因此很不善于表达同情，在那些需要自己表达同情的情况下，很难将这种同情表达出来。由于我经常将他人虚伪的同情误认为真实的感情，因此我对传统的表达同情的方式十分反感，尽管我也认为同情的表达有一定的社会作用。当然，对人们失去亲人时的哀悼应另当别论，当我决定将表达自己哀悼的电报发出去的时候，我是不会忘记的。这时，我的情绪活动并非是一种社会责任，因此它的表达从来没有被遗忘所阻止过。

里南特报告过一个来自战俘营的例子，也属于这一类遗忘。这种被压抑起来的意向以“对立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他处于尴尬的境地。

“这个战俘营主要是为官员而设的，一个级别最高的官员受到了他的战俘同伴的攻击或羞辱，为了避免类似的纠纷再次出现，在他重新分配人员时，想利用自己的权威手段将这个人转移到其他的战俘营。但在几个朋友的劝说下他决定放弃自己的计划，采纳这些朋友的意见——虽然这不符合他的真实欲望——尽管其结果不能使自己满意。同一天上午，作为一个高级军官，在营警卫的监督下，需要对这些官员点名，他对这些官员早就很熟悉了。在点名时，以前从未出现过失误，但这一次他却漏掉了这个攻击过他的人的名字，因此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当所有其他人都解散了的时候，唯独这个人还留在这里，直到最后发现这个失误时为止，这个被忽略的名字很清楚地写在名单上。有的人将这个偶然事件解释为一种存心的攻击，而另一些人则将此解释为可能会被误解的不幸事件。后来，在熟悉了弗洛伊德的《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之后，这些当事人才对这一情景有了正确的解释。”

传统的责任和我们同样拥有的潜意识愿望之间的冲突也可以对这些情况做出解释：如我们忘记了我们原本答应要做的活动等，结果使这个可能的受益者相信，遗忘有表达歉意的力量。那个要求他去做的人无疑会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他对这件事情不感兴趣，否则他也不会忘记。”那些被人们普遍认为爱健忘的人，如果在街道上忘记给我们打招呼，用同样的解释来表示自己的歉意，说他是一个近视眼。368这些人忘掉了他们所有的小许诺，忘记他人委托自己的事情，通过这样的方式向自己表明，在一些小的事情上自己不是不可信赖的，他们认为对这样的失误不应见怪——或者说我们不应将这样的行为归于他们的品性，而应归于机能特性。369我本人不属于此列，因此没有分析这种行为的机会。通过有选择地考察这些遗忘现象，我也可以发现其动机。通过推理，我就会得出这样的假设：在这些情况下，其动机是掩蔽了的对其他人的相当程度的蔑视，遗忘成为达到这个目的的合法方式。370

在另一些情况下，发现这种遗忘的动机并非易事，一旦当发现了这个动机，自己往往会感到非常吃惊。例如，去年我注意到这一现象，对我探访的患者而言，我忘记去探访的或者是没有付费的患者，或者是我的同事，当我发现这个污点后，我便设法将每日的探访记录下来，以避免这种失误的出现。我不知道其他的医生是否有同样的经历。通过这种方式，我找到了一个神经衰弱（neurasthenic）患者忽略记录一些东西的原因，在他的声名狼藉的“笔记”中，他往往忽略告诉医生的东西，其原因表面看来是这样的：他对自己的记忆的再现能力没有信心，这也许是正确的。但事情的进展往往是这样的，患者以流水账的方式阐述着他的许多表现和要求，在他说完并做了片刻的停顿后，拿出他的记录，很抱歉地说：“我做了一些记录，因为这些我很难记住。”他会发现他记录的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不过还是不断重复这一句话：“对了，这个问题我已经问过了。”这种记笔记的方式或许仅仅表明了他的这些症状之一，或说明了他的意向被他的这种潜意识的动机干扰的频率。

和大多数健康的朋友一样，我很难避免这种遗忘，我承认——尤其是在过去的岁月里——我很容易忘掉归还借了很久的图书，很容易在做完一些事情后忘记付钱。很久以前的一天上午，在我经常买烟的店里，我买了烟后没有付钱就离开了，这种忽略并无多大妨害，因为这里的人都认识我，只要以后提醒我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我的这个微不足道的疏忽，我的这个压缩开支的企图，和前一天产生的、现在仍起作用的关于生活预算的想法不无关系。在这些所谓的德高望重的人当中，在涉及到钱财的时候，他们都会流露出这样的行为。这或许源于原始的吃奶时的贪婪，他们想拥有每一件物品（目的是将此放入口中），现代的文明和教育也不能将此完全消除。371

我上面所列举的这些例子非常普通，但是这正合我的意图，这些事例众所周知，且能够被每一个人所理解，我的目的在于将这些材料收集起来进行科学分析。如果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结晶的智慧在获得科学知识时拒绝这种提炼，对此我是难以理解的。科学工作的本质特点并不在于所研究的事物的特殊性，而在于用这样的方式收集事实，然后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对于重要的意向来说，我们发现，其遗忘一般来说是在潜在的反对其表现的动机干扰时产生。对一些不太重要的意向而言，我们认为与另一种遗忘机制有关，即在另一种材料与这个意义上的意向的内容在表面上形成联系时，它就转化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意向，这里有一个例子正说明了这种情况。我十分珍视高质量的吸墨纸（Léschpapier）。一天，我决定下午在外出散步时买一些这样的纸；但是，我连续4天都将这件事忘在脑后，直到我开始分析这种失误的原因，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我通常将这个词写成“L?schpapier”。但我在说话时则将之说成“Fliesspapier”（吸墨纸的另一种叫法），Fliess是我柏林的一个朋友的名字，这些天他使我出现了一些焦虑、厌烦的思想，当时我无法摆脱这些思想的影响，这种防卫倾向由于其单词的相似通过转移的方式表现出来，原来的意向转化为另一种不重要的意向，而这种意向不会遇到阻碍。

在下面的这个拖延例子中，这种对立意志和隐蔽的动机都有很明显的表现。我写了一本关于梦的小册子（1901a），文中总结了我的《释梦》（1900a）一些观点，这属于《心理和生理生活的边缘问题》系列丛书的一部分。威斯巴登的伯格曼（出版商）将书的清样寄给了我，并让我尽快将校对好的清样寄过去，因为要赶在圣诞节前争取见书。当天晚上我就校对好了清样，将它放在了我的抽屉里面，以便第二天早上再将它取出来。第二天早上，我将这件事忘掉了，直到下午在我看到桌子上的包装纸时才想起来。但是，这天下午、晚上，甚至第二天的上午，仍然将寄这个清样的事忘得干干净净，直到这天下午，我才强迫自己将这个清样放到信箱。我当时一直不明白我的这种拖延的原因，很明显，我并不想将这个清样寄出，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一次散步的时候，我给我的维也纳的出版商——这个出版商出版了我的《释梦》一书——打了一个电话，我谈了我的一些要求，然然后说——好像是强迫性的——“我猜想你已经知道我又写了一本关于梦的书。”“什么，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回答，我说：“你不要大惊小怪的，只不过是属于劳温费德卡拉系列的一本小册子。”但他仍对此感到不满，他担心这个小册子的出版会影响《释梦》一书的发行，我不同意他的这个看法。问道：“如果我将这件事提前告诉你，你会拒绝这本书的出版吗？”“不会，我当然不会。”他说。无论是在人格上，还是在实践上，我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什么过错，然而对这个出版商的歉意是我拖延清洋的动机。前不久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将我的关于婴儿麻痹的著作中的一些章节原封不动地搬到《纳森格尔手册》上相应部分，这一做法不大合情理，因此我很坦诚地将这件事告诉了我的第一个出版商（也即出版我的《释梦》的那个出版商），这件事情也使我感到焦虑。沿着这个回忆线索，我又想起另一件事，在我翻译一本法语书时，我实际上侵犯了原出版方的权益，未征得原作者本人的同意就在译文中加上了些注释，后来我认识到，这个作者肯定会对我的这种武断的做法很不满意。

有一句格言揭示了意向的遗忘并非偶然这个常识：“如果一个人忘掉一次，那么，他会忘掉多次。”

诚然，我们可能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的印象：关于遗忘和失误的这些情况是众所周知的。然而，使我们吃惊的是，这仍需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别让我去做这件事，我肯定会忘记的。”如果结果的确如此，人们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以此方式说话的人实际上已经产生了不去履行诺言的意向，而他自己又不想承认这一点。

通过所谓的“虚假意向的构成”，我们对意向的遗忘会有进一步的了解。我有一次答应为一个年轻的作者写书评，但出于内在的抗拒，我一再地将这件事情拖延下去，直到有一天屈服他的一再要求，答应晚上将它写出来。我实际上是想做这件事的，但是，我又将这件事给忘了，因为这天晚上我不得不准备一个不能拖延的报告。由此，我便发现，我的这个意向是虚假的，因此，我放弃了我的这个抗拒的斗争，拒绝了这个作者的要求。

第八章 闪失动作

我将从前面已经提到的梅林格尔和迈尔的著作中摘引下面一段话：

“口误并非单一的失误行为，与此对应的还有其他经常发生的失误，对此人们通常冠以‘疏忽’（oversights）这个可笑的名字。”

关于日常生活中健康人出现微小的机能混乱，其背后必然存在特定的目的，我并非是第一个提出此论断的人。

如讲话时的失误——这明显是一种活动机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解释，这个解释当然也可以进一步扩展到运动行为的失误。我将这些运动失误行为分为两类，我用“闪失动作”（bungled action）来表示第一类，是指那些主要与错误的结果——如和意向有很大出入——相联系的动作。第二类称之为“症状动作和偶发动作”（symptomatic and chance actions），是指整体上都不太适宜的动作。但是，二者之间又没有明确的界限，这种区分仅仅是一种描述，在研究上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有时这个区分可能与这一现象的内在统一相悖。

如果我们仅仅将这些“闪失动作”标之为“混乱”或“大脑混乱”，这种心理学意义上的解释是没有什么帮助的。还是让我们分析一些个别例子，然后追踪其背后的决定因素，出于这样的目的，我再一次使用了自我观察的方式，尽管其中的一些例子并不常见。

1.与现在相比，早些年，我更多地到家里去探望患者，在很多情况下，当来到这些患者的门前时，我没有敲门或按门铃，而是从口袋里拿出钥匙，在茫然的状态下又将它收了回去。当我分析了出现这一情况的患者后，我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失误——取出自己的钥匙而不是去按门铃——实质上是对这家人敬重的表示，等于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在这里我感觉像自己的家”，因为自己很喜欢这里的患者（当然，在自己的家门前是用不着按门铃的）。

这种失误是人们的一种思想的表达，因为这种思想毕竟不能实实在在地被我们的意识所接受。对一个神经学方面的专家而言，他应明确，患者很客气地对待你，是因为患者期望你能对其疾病有好的治疗；另一方面，患者感到了你对他的热情和兴趣，这在心理上对治疗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其他人在这些方面也做过很多自我观察，结果发现，这种关于钥匙操作上的失误绝非我本人所独有。

料德（Maeder，1906）描述的经历和我的非常相似。“每个人都有在好朋友的家门口错误地取出自己的钥匙的经历，好像在自己家里用钥匙开门一样。在他按响门铃前，虽然因此出现延迟，但这是一种信号的表现，即自己好像和好朋友在自己的家里。”

琼斯（1911b，第509页）：“关于这种钥匙使用上的失误，其材料很多，这里我举两个例子。当我在家里正忙于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不得不停下来到医院处理一些H常事物，我经常会发现，我在用家里的钥匙开实验室的门，尽管这两个钥匙的差别很大。这种失误潜意识地表明：我宁愿待在家里。”

“几年前，我在一个大的机构工作时，职位并不高，这个单位的大门经常是锁着的，我要进去前，必须按门铃。有几次我发现自己企图用家里的钥匙去开这个大门，当时，单位仅为几个职位较高的人分配有这个大门的钥匙；显然，我想成为其中的一员，以避免在门前等待的痛苦。我的这个失误同时也表明我的一个愿望：在这里进出，应该像在自己的家里。”

汉斯·萨克斯博士报告了同样的经历：“我自己身上经常带有两把钥匙，一个是我办公室的，一个是我家里的。这两把钥匙是很不容易搞混的，因为，办公室的钥匙至少比家里的钥匙大3倍。而且，我通常将办公室的钥匙装在裤子的口袋里，而将家里的钥匙放在上衣的口袋里，然而，我经常发现，在我站在门前时却将钥匙拿错了。我当时决定将这些经历记录一下，既然我站在这两个门口时的心态基本上一致的，错误地使用这两把钥匙的机会也应该是一致的，如果正如前面讲的，这些失误是由一定的心理因素来决定的话。但是，我后来的观察表明，在这些失误中，更多的是用家里的钥匙去开办公室的门，而相反的失误只有一次，这次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很疲倦地回到家，自己知道有个客人在家里等着自己，当我到了门前时，却用办公室的钥匙去开家里的门——当然，这个钥匙太大了。”

2.我曾经在一个房子里住了6年，每天都要进去两次，我已习惯于站在二楼的门前等候开门，在这一为期很长的时间内，有两次出现了闪失，而且这两次的时间间隔很短，这个失误即在我回家的时候上到了三楼，多上了一层楼——我“爬得过高”。第一次是我回家的时候正沉醉于我一个白日梦抱负，在这个白日梦里，我计划使自己“更上一层楼”。第二种情况是，我在登上三楼的第一个台阶时，甚至连二楼的开门声都没有听见，这时我正在冥思苦想一个问题，当我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后，企图发现我在思考的问题，我发现我被对我的作品的批评激怒了，有人批评我的作品“离题太远”，而这一点被较温和的表达“爬得太远”所取代。

3.一个反射锤和音叉并排放在我的写字台上多年了。一天，为了去赶一趟火车，咨询结束后便匆忙离开，在明亮的日光灯下，我将音叉装进了口袋，而非反射锤。由于感到自己的口袋很重，我注意到了这个失误，一个人如果没有解释这些细小行为的习惯，无疑会将这个失误解释为当时的忙乱，然而，我一直这样问自己，为什么我拿了音叉而不拿反射锤？我的匆忙应该是我拿正确的东西的动机，而不至于以后还要浪费时间去更正失误。

“谁是最后使用音叉的人呢？”当时，这个问题突然闯入我的脑海，这是一个低能孩子，我曾用音叉去测试其对感觉印象的注意；但他被这个音叉强烈地吸引了，我大费周折才将音叉从他手里要了回来，这是否说我是低能的？显然是这样的，因为我首先由“锤子”联想到了“蠢驴”。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侮辱性的语言？首先，我们对这种情况做一下分析。我要到西部铁路沿线的一个地方去治疗一个患者，根据寄给我的病历，他几个月前从阳台上摔了下来，以后便不会走了。这个通知我的医生写信告诉我，他尚无法确定这个患者患的是脊髓损伤还是创伤性神经症，即癔症，这正是要我确定的，并建议我小心地做出一个差异诊断。我的同事都认为我做出的癔病诊断太轻率了，这有可能导致严重问题的发生。但这也不至于使我使用这个侮辱性的言词。为什么会用这样的言词呢？我想到了这个小车站，几年前我就是在这个地方见到了一个年轻人。他在经历了一次情绪折磨后不能走路了，当时我诊断为癔病，并用心理的方式对他进行了治疗；但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尽管我的这个诊断并非不正确，但也并非正确。患者有很多癔症的症状，这些症状在治疗过程中消失了，但是在此背后的其他的症状却无法通过我的治疗消除。这个症状只能被解释为多发性硬化，在我之后的人是很容易看到这种器质性的影响的，但我却没有能够做出这个差异诊断，留给我的印象是，我似乎出现了严重的失误，我曾许诺这个患者我会将他治好，但这个许诺没有兑现。

我错拿了音叉而非锤子这个失误，如果转化为文字的话，就是这样的：“你这个白痴！你这个蠢驴！这一次诊断时，你可不要再次将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诊断为癔症，正如几年以前在同一地方对一个可怜的人的诊断。”这个小小的分析使我发现，这个诊断也与我当时的情绪有关，因为我是在对这个低能孩子治疗的第二天见到这个患有严重的痉挛性麻痹的患者的。

这次的观察发现，在这次闪失动作中，我听到了自己的自贵声，闪失行为是表现自责的一种很恰当的方式：通过这个失误来再现以前的过失。

4.当然，闪失动作还有其他意识不到的目的，如下面的例子。我很少打碎东西，虽然我的动作并不特别灵便，但我的神经一肌肉组织还较完整，因此不会无缘无故地做出这类笨拙的行为，并造成难堪的结局。我回忆不起我曾在我这个房间里打烂过什么东西，虽然由于我的工作室的狭小，我收集的这些陶器、异石放的地方很不恰当，参观过的人都表现出这样的焦虑：我可能会撞着这些东西并将其打碎。但这种事情并未发生，然而，为什么有一天我却失手将我的一个普通的大理石墨水瓶盖子碰到地上打碎了呢？

我的墨水瓶架是由一块安特伯格的大理石做成的，瓶架向下凹出一个槽，玻璃做成的墨水瓶正好放在里面，墨水瓶的上面有一个用同一块石头做成的盖子。在这个瓶架后面，围了一圈铜雕和陶塑，我正坐在桌子前面写东西，拿笔的手莫名其妙地移动了一下，将这个放在桌子上的瓶盖撞到了地上打碎了。

对这一过失行为的解释并不太困难。几小时前，我的妹妹到我的房子里看了我的这些收藏，她非常喜欢这些东西，并且说：“你的这个写字桌现在太有吸引力了，只是这个瓶架不太相称，你应该有一个漂亮的。”我和她一起出去，几个小时后才回来。当我回来后，也带回了对这个可憎的墨水架的责难。从我妹妹的话里，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下一个节日里，她要将一个漂亮的墨水架作为礼物送给我，我打碎这个使人讨厌的旧的墨水架的目的是否是要她实现隐藏在背后的这个意图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仅仅是表面的闪失，事实上这是一种很巧妙的、有很好的指导的失误；而且这个失误是很容易被理解的，因为你并没有打烂周围其他的贵重的东西。

事实上，我认为，我们必须接受这种对表面看来是笨拙的偶然行为的解释，粗看来，人们做出的行为很粗鲁，像痉挛性的失调动作；但这些动作却由一种意向或动机所控制，而通过有意识的行为，人们一般又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样的行为有两个特点——粗暴和无过失的目的——与癔病神经症的行为表现是一致的，部分类似于梦游症的动作特点。但是，在3种情况下，决定这个活动的神经过程仍不明确。

另一个自我观察是由安德-卢姆夫人（L.Andreas-Salomé）报告的，这个例子表明，在这个“笨拙”的行为中，一些隐藏的动机在顽固地活动着：

“有一个时期，牛奶吃紧且价格昂贵，但我发现在煮奶的时候一再地将奶溢出，这使我感到非常吃惊和烦恼。我力图改善这一行为，但收效甚微，尽管我在做其他事情时并没有心不在焉的表现。如果在我可爱的小狗（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为它取名叫‘Druzhok’，俄语是‘朋友’）死后，我做出这样的行为尚有情可原；但是，使人惊讶的是，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从没有泼过一滴奶。我对此的第一个联想是：‘那很幸运，因为那些泼到地上的牛奶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同时，我眼前出现了我的‘朋友’，它眼巴巴地看着我做饭，它的头倾向另一侧一点，尾巴在期望地摇摆着，很有信心地等待着这个壮观的失误的发生。现在，一切都清楚了，而且我认识到，我比我意识到的还要喜欢它。”

最近几年，当我收集这些观察到的现象的时候，我出现了较多的打烂贵重物品的经历，对这些情况的研究发现，对我而言，这并非偶然。例如，一天早上，当我披着睡衣，穿着拖鞋穿过一个房间的时候，我屈服于一个突发的冲动，将一只拖鞋甩到了墙上，结果使挂在墙上的漂亮的维纳斯大理石像打烂在地上，在它摔成碎片后，我引用了布奇的这句诗：

“Ach！Die Venus ist perdü——Klickeradoms！——von Medici！”372

我的这一粗暴行为，以及对这个破坏的平静的接受可以通过当时的情景得到解释。我的一个家人患有重病，我已经对他的康复失去了信心；但那天上午，他的病情却有了明显的好转，我对自己说：“他好歹活了过来。”我的这个破坏性的愤怒情绪表达出我自己感谢命运的这种安排的心情，而且要让我做出一些“祭祀活动”——好像我做过这样的许诺：如果他能够恢复，我一定要以特定的方式表示感谢。选择麦第斯的维纳斯作为祭祀品正是对这种感激的表达，但是使我感到惊异的是，我做出的决定是如此的迅速和果断，目标又是那样的准确；同时，又避免了附近其他东西的损伤。

关于打碎东西，我还有一例。有一次，我在用墨水瓶的时候，这个瓶子却掉在地上打碎了，同样也有做祭祀品的意义。但是，在这个情况下，打烂这个东西是作为安慰性祭祀品，以避免厄运的产生。情况是这样的，我曾经指责我的一个忠实的朋友，我依据的是他潜意识表现出的一些信息。这却把他激怒了，他写信给我说，不要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对待你的朋友。我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并写信去安慰他，在我写信的时候，我的这个最近的收藏品——墨水瓶——就在我的前面，一个玻璃制作的漂亮的埃及雕塑，结果将这个东西失手打破了。之后，我马上发现，我做出这个闪失行为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幸运的是还能够将这些碎片组合起来——友谊有如这个雕塑——因此它的破坏并不太重要。

第三次打碎的东西似乎微不足道，它只不过是一种伪装的“歉意”——借用了维奇尔（Vischer）在小说“Auch Einer”的表达方式——对待不再欣赏的物品的方式。有段时间，我一直用着一个有金属手柄的拐杖。有一次，这个很薄的金属柄被打坏了，尽管不是我的过失，但这个金属的东西几乎无法修补了，可我还是去修了。当这个拐杖回来后，我用它做自己的腿很顽皮地去追我的一个孩子，结果又打破了，这样我不得不将它放弃。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接受这一破坏性结果的平静心态，只能表明，在这一特殊的行为背后存在着潜意识的目的。373

通过对打破东西这一细小的行为原因的调查，人们会发现，除了这与当时特定的环境有关系外，这一行为还与其以前经历有关系，下面的这个由杰克尔（Jekels，1913）分析的例子便是如此：

“一个医生有一个陶瓷花瓶，虽然，它并不值什么钱，但却非常漂亮；这是它的一个女患者（已结婚）送给他的很多礼物中的一个。当然，还有不少其他很贵重的礼物。当她患了一种心理疾病的时候，除了这个花瓶外，他将她送的所有的礼物都给了她的亲戚，而这件礼物是如此的漂亮，因此，他舍不得送给他人。但是，对这个花瓶的占有使这个谨慎的人产生了强烈的内心冲突，他自己也完全明确他的这一行为是不适宜的；但他安慰自己说这个花瓶并不贵重，而且很难携带，以此来消除良心的指责。几个月以后，当需要让律师发表一个声明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患者拖欠自己治疗费用，这再一次使他表现出了自责行为。如果这个患者的亲戚知道他私自占有这些东西，他们会通过法律程序指责自己，这使他很烦恼。有一段时间，他的这种内心谴责是如此强烈，以致他想放弃这个患者的比这个花瓶的价值多100倍的欠款，以此作为一种补偿，以使他对这个东西的占有合理化。然而，他的这一想法并没有占上风。”

“当他处于这一状态的时候，他碰巧要给这个花瓶换水。尽管他很少打破东西，而且他对自己的身体活动有很好的控制，但是，他仍表现出了一个超乎寻常的闪失动作——而且这个动作与他要完成的活动，在机能上没有任何联系，结果是这个花瓶从这个桌子上掉了下来，四分五裂。实际上，就在前一天的晚上，他还决定——当然，并非没有迟疑——将这个装满花的花瓶放到餐厅客人的面前，当这个花瓶破了后，他想到了这件事，而且，他很焦虑地注意到，这个花瓶本不在卧室，是他从其他地方拿进来的。惊奇之余，他捡起了这些碎片，心想或许它可以修复；但不幸的是，几个大的碎片又从自己的手里滑落，又摔得粉碎。这样，这个花瓶就完全报废了。毫无疑问，这个失误行为的潜在目的是，通过消除他私自占有的东西，来支持这个医生的法庭辩论，使他避开了私自占有他人东西之嫌。”

“除了这个直接的决定因素之外，每一个精神分析学者都会发现，在此行为背后还有更深刻、更重要的决定因素，这个花瓶很明显是这个女人的象征。”

“这个故事的主人已经失去了他的年轻、漂亮、自己又疯狂地爱着的妻子，他因此患了神经症，主要症状是抱怨自己的命不好，认为自己很不幸（‘他已经打破了一个可爱的花瓶’）。而且，他和女人不再有什么联系，对婚姻以及保持恋爱关系也不再有兴趣，在他的潜意识中，他认为这样做是对他死去的妻子的不忠。在他的意识中，还存在这样的想法，他给女人带来了不幸，一个女人会因为他害了自己，等等（自然，他就不愿意长久地将这个花瓶保持下去）。”

“据Libido能量的观点，他的这种行为产生也不足为奇。最恰当的联系是和已婚女人的联系（这样，可以保留他人的花瓶）。”

“这个症状表现可以被下面两个因素所证实。由于他有这种神经症，他便开始了精神分析治疗。在治疗的过程中，他说打破了这个‘陶瓷’花瓶，但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才说了与这个女人的关系。他认为自己很难兴奋起来，因为，他要求女人要有‘超自然的美’，这不难看出，他很依恋他的（死去的，即超自然的）妻子，为使自己不与这种‘超自然的美’发生任何联系，因此，就打破了这个陶瓷的（超自然的）花瓶。”

“同时，在这个移情过程中，他产生了和他的内科医生的女儿结婚的幻想，他是为这个内科医生准备的花瓶，并且暗示，让他将这个花瓶转赠给他的女儿。”

“或许，这个失误行为的表征意义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如他不想在花瓶里面装什么东西，等等。然而，使我们感到惊奇和有趣的是，这些动机，至少两个（或许他们在前意识和潜意识中独立地活动着）反映在这两次失误动作中——将花瓶打在地上和将碎片滑落。”

5.失落、撞倒、打破东西等行为，通常用以表达一些潜意识的思想，正如一些分析所看到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对这样的行为披上了一层迷信和神秘的色彩，诸如打破盐罐，碰倒酒杯，以及将筷子失落到地上等这样的事，我们将在下一章对这一问题——认为这些行为包含着深刻的意义的迷信解释——予以说明。这里我要说明的是，个别的闪失动作并非都具有同样的意义，在不同的情况下，它作为一种方式来服务于不同的目的。

最近，我们房间里的杯子和陶瓷制品经常被打破，其中，有不少是我打破的。但是，只要做一些心理分析，我们就不难对这样的行为做出解释。过几天以后，我的大女儿就要举行结婚典礼了，在这个庆典时期，人们习惯的做法是故意打破杯子或盘子，并说一些吉利的话以祝福他们。这个习俗除具有祭祀的意义外，同时它还有另一个象征意义。

当用人失手将这些易碎的东西掉在地上并打破了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解释肯定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潜在的动机仍起着很大的作用。对于那些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而言，没有什么东西比艺术欣赏和艺术作品更使他们感到陌生了，我们的用人往往对这些艺术表现充满仇恨，尤其是他们的工作与这些艺术品（这些艺术品的价值他们无法理解）有关时。另一方面，这一教育层次的人们，如果在科研机构工作，一旦他们认同了他们的主人，将自己看做这个机构的一个成员，他们的活动就会非常地谨慎和灵活。

这里我插入一个年轻技师的一段话，这会使我们看到在这一情况下，这个机制的作用：

“前不久，我和我的一些同学在一个技术院校的实验室工作，完成一系列有关弹性的实验，这些工作对我们虽然是自愿的，但却占去了比我们预想到的要多得多的时间。一天，我和我的一个朋友F一起回到了实验室，他说，把时间浪费到这个上面是多么使人感到烦恼，因为，在家里有很多事情等着他去做，我对此有同感，半开玩笑地提到了上一周的事故：‘我真希望这台机器再出现毛病，这样我们可以停止工作，早一点回到家里。’在安排工作的时候，让F控制压力阀，也就是说，他要小心地打开这个阀门，让有压力的液体缓慢地流进水压辊筒里。那个管理实验的人就站在压力表的旁边，当压力达到一定的要求，他大声地喊‘停！’听到这个号令后，F却用力将这个压力阀向左推！（所有的阀门都毫无例外地通过向右推来关闭的）这样水压筒里的压力剧增，其压力超出了设计要求，因此，其中的一个就裂开了。这个事故虽然对机器并没有什么大的损害，但足以延误今天的工作，因此就让我们回家了。奇怪的是，在此以后的一段时间，我有一次向F顺便提到了这个事故，但他将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而我却能够很清楚地将它回忆出来。”

同样，跌倒、绊倒和滑倒等并非像我们通常的解释——这种行为是运动机能的偶然失调。与这个表达相联系的双重含义足以表现出类幻想的存在，这些幻想又通过使身体失去平衡的方式表现出来。我发现一些轻微的妇女和女孩神经症患者，她们的这些症状往往是在摔了一跤后出现，即使当时并没有什么损伤，创伤性癔症也往往由摔跤后的打击引起。即使在那个时候，我的印象是：这些事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联系，摔跤是神经症的产物，是与性内容有关的潜意识想象的表达，这些东西隐藏于背后，但却操作着这些症状的表现。下面的格言说的岂不就是这个意思：“女孩跌倒，背先落地。”

错将金币当铜币或银币给乞丐，这也属于一种闪失行为。对这一失误的解释并不困难，这是一种祭祀行为，目的是祈求自己有好的命运，并避免灾难和痛苦等。一个仁慈的母亲或大婶儿，在外出之前，往往表现出类似的慷慨，以此表明自己对子女健康的担忧。毫无疑问，这个慷慨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通过这样的方式，这种失误使我们从事这些迷信的习俗有了可能，这些习俗可以避免意识状态下的反面推理使我们产生的疑虑。

6.对任何领域来说，认为偶发事件是存心的观点不会博得很多人的认同，因为，人们似乎更相信这样的观点：偶发行为与性行为有很大的联系，实际上这两种观点的分界线是不明显的。几年前，我自己经历的一件事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失误行为是很巧妙地为性目的服务的。在我的一个朋友的家里，我遇到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她也是这个朋友的客人，她唤起了我多年未有的愉快情绪，当时我变得很兴奋，很健谈，很和气。我企图发现我的这个状态出现的原因，一年以前，这个姑娘对我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当这个姑娘的叔叔——一个很不错的绅士——进了这个房间以后，我们都跑过去给他拿放在角落的椅子，她比我要敏捷；而且她距这个椅子要近一些，因此她首先拿到了椅子，将它放在她的前面，她对着椅子的背，并双手抚着椅子的两侧。当我也回到原处后，我突然发现我就站在她的后面，双臂还绕着她，我的手就在她的胸前。自然，我很快地使自己摆脱了这一状态，没有人注意到我是多么灵巧地使用了这个闪失动作。

有时，我自语：当在街道上躲避迎面而来的人时，你总是和这个人出现在同侧，这样反复数次，直到最后，其中的一个人停下来为止。这一过程是多么的笨拙，令人恼怒。我不得不告诉自己，这种“挡道”行为也是早期的不适行为的重演，以使自己在闪失行为的掩护下，去追求性的满足。通过对神经症的患者的表现的分析，我发现，年轻人和孩子的所谓的天真通常也是一种掩护，由于这种掩护，人们在说一些话或做一些事时，自己不会感到窘迫。

斯泰克尔（W.Stekel）报告了一个类似的自我观察。“当我来一个人的家里后，向女主人伸出了右手，奇怪的是，我企图去解开将宽松的睡衣系在一起的弓形结，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带有侮辱性的企图；然而，我却以魔术师一般的熟练完成了这个闪失动作。”

通过一些事实，我已经一再地想表明，那些有创造性的作家认为，这些失误有一定的意义，是由特殊的动机所支配的，正如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当我们看到一个作家在他的作品里插入了一个闪失动作，以衬托以后将要发生的事件，这不会使我们感到奇怪。下面是丰唐（T.Fontane）的小说《淫妇》中的一段：“梅尼跳起来，将一个大球抛给她的丈夫以示问候，但她并没有将球扔准，球偏向了一边，被鲁苯接住了。”当他们从外面回来的时候，梅尼和鲁苯的对话表现出了他们之间的暧昧迹象。最后，这种情感便一发不可收拾，梅尼最终离开了她的丈夫而完全投身于她所爱的人的怀抱（由沙奇斯提供）。

7.一般而言，正常人失误所带来的后果并没有多大伤害性，由于这个原因，如果我们涉及一些能够引起严重后果的重大失误，这也是一个使人感兴趣的问题。

我很少在医学治疗上出现失误，在我的记忆中，我仅仅出现过一次这样的闪失。有一个上年纪的女士，曾有几年，我一天要去看她两次。374早上去的医务活动有二：一是给她的眼里滴几滴眼睛清洗液，二是给她注射一针吗啡。我通常准备两个小瓶子：一个是蓝色的，装洗眼剂；一个是白色的，装吗啡溶液。在从事这两种操作的时候，我一般还在思考着其他什么事情，到现在为止，因如此经常地做这样的动作，这个动作已经非常娴熟和自由了。一天早上，我发现，我的这个自动化的活动竟出现了失误，我将清洗液倒进了白色的瓶子里，而非蓝色的瓶子，结果将吗啡错误地当做滴眼液滴到了她的眼睛里。我很害怕，然后，安慰自己说，几滴2%的吗啡溶液不会对她有什么危害，即使溶液进入结膜囊里。这种恐怖情绪的出现，明显还有其他原因。

在企图分析这个小的失误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了这句话，“向老妇人施暴”，这为我找到问题的答案带来了一线光明。当时我还在受一个年轻人前一天晚上做的一个梦的影响，梦的内容涉及到他和他的母亲的性交行为375，这个奇怪的事实——在这个传说中，王后纠卡斯特在这个年龄，她并没有表示任何反对——在我看来与这样的结论很吻合：在恋上自己的母亲的时候，一个人从不会以她现在的情形考虑到她，而她好像是带着童年时期延续下来的青春的记忆幻想出现的。当这种迂回于两个幻想之间的梦幻被意识到时，这种不协调才会出现，并确定地附着于一个时期。当我萦绕于这种思绪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这个患者，她已年逾九旬，我发现俄狄普斯神话普遍适用于人类，我的这种行为好像是一种神谕，并与命运有关，因为，当时，我在向这个“老妇人”施暴。这里的闪失动作也没有什么伤害，对于这两种可能失误而言——用吗啡溶液滴眼睛和用洗眼液注射，我还是选用了伤害最大的一种。这里的问题是，是否和我们以前讨论的例子一样，我们能够承认是这种潜意识的动机在起作用呢？

到现在为止，我占有的材料使我陷入困境，这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不得不用推理的方式。我们都知道，严重的心理病患者有时表现出自残的症状，在这种情况下的自杀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自杀是心理冲突的结果。我通过很多例证可以证明，那些发生于这些患者的明显的偶然性伤害事件，实际上都是一种自残行为。人们有一种自我惩罚的冲动，但是这种冲动被严格监督着，一般情况下通过自我谴责的方式表现出来，或促成人们形成一定的症状。这种自我惩罚的冲动还会巧妙地利用周围的环境，以期寻找表现的机会，或者以人为的方式使环境发生一些改变，直到最后所期望的伤害效果出现为止。对于这样的适度伤害而言，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少见。同时，这种情况下所表现出的很多特点也流露出这种潜意识动机的作用，如人们在这种意外的伤害面前显得非常冷静。376

我不准备举更多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我将对我医务实践中所经历的一个例子做详细的分析。一个已婚的年轻女士在一次车祸中摔断了小腿，这样她不得不卧床几星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没有表现出痛苦，对这种不幸表现得异常的平静。这个事故导致了她的严重的心理疾病，这个疾病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最后还是通过精神分析的方式治好了。在对她进行治疗的时候，我了解了有关这次事故的背景材料以及前期事件。这个少妇在她的嫉妒心很强的丈夫的陪同下，到她已婚的妹妹的农庄小住，陪伴他们的还有她的很多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丈夫、妻子等。一天晚上，在这个亲密的圈子里，她显露了一下自己的才气，跳了一曲康康舞377，亲戚们对她的这个精彩的表演拍手称赞，唯一不满意的是她的丈夫，他对她低声说道：“又在做婊子！”这句话伤透了她的心——我们不去考察这句话是否仅仅指她跳舞——她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早上，她感觉自己应该驾车去放松一下，马是她自己选的，说这对马不行，特选了另一对马。她的妹妹让她的小孩和保姆一同前往，她表示强烈反对。坐在车上走的时候，她显得很不安，她叮嘱车夫小心惊了马。果然，一刻也没有停止的马真的出现了问题，她惊恐地从车上跳了下来，结果摔断了腿，而其他待在车里的人则安然无恙。我了解了这些细节后，不得不承认，这种意外是设计好的，我们也不得不佩服她的这种技能，即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找到一个恰当的惩罚机会的技能，因为，她在以后很长时间无法再跳康康舞了。

至于我自己的自我伤害行为，所能报告的寥寥无几，但在一次很特别的情况下，我发现我也无法逃脱这种自我伤害。当我的家人抱怨说自己咬了舌头，或夹了手指此类的话，他通常无法得到他希望得到的同情；相反，人们会反问：“你怎么会这样的？”当一个年轻的患者在一次治疗过程中表现出要娶我的大女儿的愿望时（当然，并不是认真的），我夹了我的大拇指，当时感觉很疼痛。我知道，当时她由于重病而住在医院里。

我的一个儿子，脾气暴躁，生病的时候很难护理。一天，当告诉他今天上午要待在床上时，他很气愤，威胁说他要自杀——这种方式可能是他从报纸上了解到的。到了晚上，他让我看了他胸部一侧的一个肿块，这是他撞门柄时留下的。我感到很奇怪的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其用意何在，这个11岁的孩子的回答好像能够让我明白一些：“我早上说过我要自杀的。”这样看来，我的观点对解释我的这个孩子的情况似乎不太适用。

如果你相信有半存心的自我伤害行为存在的话，那么，你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有意识的、存心自杀外，还有半存心的自我毁灭（在潜意识动机支配下的自我毁灭），其表现是巧妙地利用一些对生命的伤害事件，或将它伪装成偶然的不幸的事件。这样的自我毁灭为数并不少，因为有自我毁灭倾向的人比已经做出这种行动的人要多得多，自我伤害实际上正是这种自我毁灭的动机和阻止它表现的力量之间的一种妥协，即使这种自杀已经成为事实，这种自杀的倾向实际上也以被压抑的方式在无意识中存在了很长时间。

即使是有意识地自杀的人也要选择自杀的时间、方式和机会，对于潜意识的自我毁灭而言，在完成这种活动时也要等待机会，一方面逃避监督，另一方面利用个体防卫的力量，将这种被压抑的动机力量释放出来。我的这个观点远非无稽之谈，我从很多这种偶然的不幸中了解到（从马背上摔下来，或从车上摔下来），自杀是由于潜意识的默许而表现出来的。例如，一个官员在和他的同事骑马比赛的时候从马上摔了下来，由于这次他的伤很重，几天后便死了。清醒的时候，他的行为在很多方面都是正常的，但他在事故发生前的行为则很不寻常。他很爱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死后，他变得一蹶不振，多次在谈到此事时，在同事或朋友的面前都泣不成声，在他的好朋友面前多次说他对生活已经厌倦了，并要辞职去非洲战场，而他以前对此则没有兴趣。378379以前，他是一个熟练的骑手，现在他则避免骑马，即使有此可能。最后，在赛前，他也并不退出，但表示出一种悲哀的预感，根据我们所阐述的观点，这个预感变为现实是不足为怪的。有人还这样告诉我，一个人在这样一种悲伤的状态下无法控制一匹正常的马也是很值得怀疑的。我很同意这种看法，但是由这种“神经（nerves）”状态所引发的运动机能的抑制也应该被看作一种自己所坚持的自我毁灭的动机。

布达佩斯的费伦茨为我提供了一个可以公布于众的观点，他分析了偶然的枪伤事件，他把此解释为一种潜意识的自杀的企图，我同意他对这个事件的看法：

J.Ad，22岁，一个熟练木工，他于1908年1月18日拜访了我，问我说，1907年3月20日，一粒子弹穿透了他左侧的太阳穴，这个子弹能否通过手术取出。除了偶然有一点轻微的头疼外，他感觉很好；而且客观的检查也表明，除了左侧有一个子弹疤痕外，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因此，我建议不要动手术。当我了解到当时的情况时，他解释说，这是一个偶然的伤害事件，他正在玩弄他哥哥的左轮手枪，心想里面可能没有子弹，因此用左手对着自己的左侧太阳穴扣动扳机（他并非是左撇子），结果子弹射了出来。在这个能容纳6颗子弹的弹膛里竟然有3颗子弹。当我问他拿起这个手枪时是怎么想的时，他回答说，那时他正要进行服役体检。就在前一天晚上，他还拿着枪到了酒吧，因为他害怕打架。在体检的时候，由于他的血管肿大，他被认为是不合格的，他对此感到羞愧。回到家后，他便玩起了这个左轮手枪，但并没有伤害自己的意图，结果不幸却发生了。经过我的询问，我发现他对自己的生活不太满意，他爱上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也很爱他，但她却离他而去。由于钱方面的原因，她移民到了美国，他要和她一起去，但是他的父母阻止了他。他的恋人是于1907年1月20日走的，两个月后就发生了这个不幸的事件。尽管有这么多可能的因素，但这个患者仍坚持枪伤自己是一个“意外”。不过我还是顽固地认为，他玩弄这个自己确信没有压子弹的左轮手枪，并伤到自己，是由内在的心理动力决定的，在这种失恋的悲伤情绪的打击下，他也在做出努力，也许自己可以在军队“将这一切忘掉”。但是，当自己的这个希望也破灭时，他去玩弄这个手枪——或者，出现了一种无意识的自杀动机。他用左手而非右手来拿这个左轮这一点明显揭示出，他仅仅是“玩”；或者，在他的意识中并没有自杀的愿望。

还有一个对这种明显的偶然性自我伤害分析的例子，对这个例子的考察，使我想起了一句格言：“自掘坟墓。”

“弗拉，中产阶级出身，已婚，有3个孩子。她患有神经过敏的疾病，但是，她并不需要什么治疗，因为她能够应付日常生活。一天，她将脸弄伤了，虽然是暂时的，但却使她很难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她在一个正在整修的路上行走时，不小心踏在了一个石头上，结果脸摔到了一个房子的墙上，整个脸都搞伤了，眼也青了，她怕自己的眼会有什么问题，便去看医生。当她的情绪从这个情形中平定下来以后，我问她：你为什么会这样摔伤呢？她回答说，就在这之前，她曾警告过她的丈夫要小心一点，因为他关节炎已经几个月了，在街上走路的时候很困难，而且要十分谨慎。她的经验表明，当自己警告别人不要做什么的时候，这件事往往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我对她关于这个行为原因的解释不太满意，因此便问她是否还有其他什么事情要告诉我，她说是的，就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她在这个街道的另一侧的商店里看到了一幅很漂亮的画，她突然想，要有一幅挂在婴儿室就好了；她想立即将这个画买下，便径直向这个商店走去，并未留意周围的环境，结果踏在了石头上，摔倒在房子的墙上，她甚至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去用手保护自己的脸。买画这件事被她完全忘掉了，她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家里——‘为什么你这么不小心呢？’我问，她回答：‘这或许是一种惩罚，我不是给你讲过吗。’——‘这件事现在仍使你烦恼吗？’她说：‘是的，我对此感到懊悔，我认为自己邪恶，不道德，似乎在犯罪，但是，在那个时候，由于我的神经过敏，我几乎要发疯了。’”

“她谈到这件事，她和她的丈夫商量，她曾经流产了一个孩子，因为，他们当时经济很困难，再有孩子的话，可能负担不起。流产最初由一个女庸医来做的，但后来不得不由一个专家完成。”

“我经常自责自己，‘是你杀死了你的孩子’，我害怕这样的事会招来报应。现在，你已经向我保证说我的眼睛不会有什么问题，我想，这已使我受到了足够的惩罚。”

“这个不幸事件是一种自我惩罚，一方面是出于她的那种犯罪感，另一方面是为了逃避困扰了她几个月的越来越严重的莫名惩罚。当她急匆匆地走向那个商店买画时，所有这些恐怖记忆——当她警告她的丈夫时，她的这种潜意识的动机表现得较活跃——又复苏了，她当时的心情或许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表达：‘为什么你要装饰这个婴儿室？——你已经毁掉了自己的孩子，你是个刽子手，你就要受到惩罚！’”

“但这种想法并没有进入意识，并且，除了这个思想外，她利用了这个环境。我认为这具有重要的心理意义，在这个环境，借助于这个石头，她谨慎地惩罚了自己，这正是其目的所在；她在摔倒时没有用手保护，而且她并不那么害怕，其原因也正是如此。决定这个不幸事件发生的，还有另一个小的因素，即这也是对她丈夫产生的一种潜意识愿望的自我惩罚。对于她的这个犯罪行为而言，她的丈夫也是同党，由于她丈夫的腿不太舒服，因此走路时十分小心，她劝告她丈夫在街上时要加倍小心是毫无必要的，这实际上正是对她丈夫的这一潜意识愿望的流露。”380

对下面的这个例子做仔细的分析后，你将会发现斯塔克（1916）将这种自我伤害行为看作是一种“祭祀行为”（sacrificial act）是有道理的：

“一个女士在她的女婿就要离开家里到德国服役的时候，烫伤了脚。具体情景是这样的：她的女儿不久就要分娩，而且残酷的战争使家人心情沉重。在他就要出发的前一天，她请她的女婿、女儿前来吃饭，她亲自下厨房做菜，很奇怪的是，她首先换掉了这个需要系带的长筒靴，靴子内还有一个拱形的支撑架子，穿上这个靴子走起路来是很舒服的，她经常在室内穿一下；但今天却穿上了她丈夫的拖鞋，而这个拖鞋穿起来较大，而且前面还开着口。当她去端一盆煮开的汤时，这个盆子掉了下来，这样就烫伤了她的一只脚，伤主要在脚背上没有被拖鞋保护的地方。每一个人似乎都会认为这是由于她‘过度紧张’造成的，因为就在她烫伤前的几天，她对热的东西十分谨慎，但这也无法使她免除几天后的烫伤事件的发生。”381

在人们狂怒的时候，人们做出的行为有时会伤害到自己甚至生命，用这种方式，这种伤害也是隐藏于明显的意外失误或动作的失误上。同样，我们也不难得出这样的推论，人们也可能通过同样的失误来伤害他人的健康甚至生命。从我对神经症患者治疗的实践中，我发现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我不准备将所有的材料都陈述出来，因为这些例子并不完全适合我们的要求，我仅举一例。在这个例子中，严格来说，这不是失误行为，而应是症状行为或偶然行为，而这种行为使患者冲突的解决有了可能。一个很机警的男人和他的妻子之间经常出现分歧，我当时的任务是改善其目前的婚姻状况。他们之间的冲突无疑是有原因的，但是，正如他所说的，自己也不完全明白其原因到底何在。他一直存在离婚的念头，但是，每当看到自己的这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尽管如此，他还是有离婚的想法，但并没有做出努力改变状况。在我看来，他对待冲突的无能是在他潜意识中压抑的动机的保护下的，是他的这种动机促使他们之间产生冲突的。在此情况下，我想通过精神分析的方式阻止他们之间的冲突。一天，他告诉我一个使她极度惊恐的小的闪失。他正在和他的大孩子嬉戏，他也特别喜欢这个孩子，他将他抛到空中，然后再把他接住，反复数次。有一次，他将孩子抛得太高，差一点将孩子的头撞到屋顶上的那个很笨重的吊灯，是几乎撞上，但并没有撞上……或者说太玄了！孩子并没有伤着，但是被吓得昏了过去。父亲惊恐地搂着孩子站在那里，而母亲则歇斯底里似的发作开了。他的这个轻率的动作的准确性、熟练性以及父母的强烈的反应促使我寻找这种偶然事件中的症状行为——一种目的在于表现对自己所喜欢的这个孩子的怨恨的行为。我想我能够解决这个矛盾，他这种对孩子的怨恨可以追溯到孩子的出生时期，当时只有一个孩子，他谈不上对孩子的感情和兴趣，这一点是不难推断的。他对自己的妻子已经不太满意，从那个时刻起，他就有了伤害这个孩子的冲动，他想：“这个小生命对我一点也不重要，如果他死了，我就可以自由地和妻子离婚了。”在他的潜意识深处，他一方面希望这个小生命死掉；另一方面，由于时间的延续，他又深深地爱着这个孩子，这种潜意识的冲突一直折磨着他。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很容易找到其潜意识愿望产生的途径，这个决定因素与这个患者的童年记忆有关，在他的弟弟死掉的时候，他的母亲指责说这是由于他的父亲的粗心造成的，他们之间便发生了强烈的争吵，几乎因此而离婚。我的这个患者的婚姻状况，以及我的成功的治疗都证实了我的判断。

斯塔克（1916）也列举了一个类似的例子，他认为，一个有创造性的作家会毫不迟疑地使用闪失行为，以衬托其最后的结果：

“在赫格曼（1914）的一个短剧中有一个使用闪失行为的例子，或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失误行为，作者以此作为作品的主题。”

“这个短剧名为《汤姆和堤德》，他们两个是一对潜水夫妻搭档，曾出现在很多的戏剧中。他们要做的是进入一个铁箱里，箱子的四周罩上玻璃墙，墙内是水，他们要待在里面很久时间来表演一些技巧。最近，他的妻子有了外遇，他是一个驯兽员，就在她的潜水员丈夫要上场表演的时候，在卧室抓住了他们，他沉默片刻，以威胁的面孔说：‘走着瞧。’表演开始，这个潜水员要表演他的难度最大的技巧：他要在水下的一个密封的箱子停留二分半的时间。他多次表演过这个技巧，箱子是上了锁的，而且‘堤德通常还要让观众看一下钥匙，并用他们的表对一下时间。’她通常先要将钥匙丢到水里，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潜水将钥匙取出，以保证在规定的时间内打开箱子而不致推迟时间。”

1月31日，在这个特殊的晚上，和平时一样，人们看到汤姆被他的妻子用娴熟的手把他锁了起来，他微笑着从观望孔的后面看着人们——她玩弄着这个钥匙，等待着他的信号。驯兽员站在侧面，他穿着整洁的晚礼服，系着白色的领带，拿着马鞭，这就是“另一个男人”。为了引起她的注意，他吹了一下口哨，她笑着看他，她的注意力已经被分散了，她用很笨拙的动作使劲地将钥匙抛向空中，在过了2分20秒时才弹落下来，结果掉在了覆盖底座的一个旗布中间，没有人能够看到它。从剧院里，每一个看到的人都认为，这个钥匙掉在了水里，而且剧场里的帮手也没有听到响声，因为这个旗布无法使声音发出。’

“堤德大笑，毫不迟疑地趴在了这个箱子的边上。她笑着——汤姆将要从里面出来——走下梯子，她笑着消失在旗布底下，她看了一下，但是却找不到钥匙。她弓着身子在底座的前面做着奇怪的手势，从她的面部表情来看，好像在说：天哪，这真令人讨厌！。”

“同时，汤姆则在观望孔的后面用滑稽的方式做着鬼脸，他自己好像也很兴奋，观众可以看到他的雪白的假牙，看到在浅黄色的胡须下活动的嘴唇以及滑稽的气泡，正如他们以前看到的一样，他还在吃着苹果。在他攀抓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到其淡红色的指关节，和以前一样，他们大笑着。”

“2分58秒……”

“3分零7秒……20分……”

“好！好！好！”

“接着，剧场的人开始恐惧，出现了混乱，这时剧场的助手和驯兽员才开始检查，在箱子的盖子要开前就匆忙将幕布落了下来。”

6个英国舞女出场了——接着这个男人带着小马、小狗和猴子也出场了。

“‘直到第二天早上，人们才知道出事了，堤德成了寡妇。……’”

“很明显，从我们引用的这一段可以看出，作者自己肯定了解这种象征性行为的特点，因为，他已经向我们揭示出这个致命的闪失行为背后的原因。”

第九章 症状行为和偶然行为

前面我们描述的行为（第八章）——我们已经认识到了其潜意识动机的作用——以混乱的有意识行为的方式出现，或以闪失行为为借口而表现出来。我们就要讨论的偶然行为（chance action）和闪失行为的区别仅仅在于这样的事实：偶然行为忽略意识动机的支持，也无须什么借口，它们因自己的原因而发生，没有什么目的和意图。偶然行为常冠以这样的解释：“没有想到会这么做”，“纯粹是偶然的”，“好像要有点事情可做”等等。正因如此，人们也不会去深究其行为的重要性。为了确立偶然行为所具有的这种特殊地位，或它不需要以闪失做借口，这种行为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偶然行为必须是不冒犯他人的，其效果必须是不明显的。

关于偶然行为，我从自己和他人那里收集了很多有关的例子，通过对这些例子的仔细分析，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行为称之为“症状行为”（symtomatic action）似乎更适合些，这说明，当事人本人预先并不知道这个行为的发生，通常也不想告诉他人，而只保留于自己。更确切地说，我们所讨论的这种行为，起着症状的作用。

我们获得最多的关于症状行为的例子来源于我们对神经症患者的治疗过程，我从这些众多的例子中列举两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潜意识思想对人们的影响是多么深远、多么具体。症状行为和闪失行为是这样的难以区分，这两个例子同样也可以放在上一章。

1.在一次分析过程中，一个年轻的已婚妇女通过联想的方式提到这样的事：前天“在她修剪手指尖上的松弛的表皮时，剪伤了自己的手指”。这样的事件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因此我很吃惊地问她为什么会想到这件事，并推测这是一种症状行为。事实上，剪伤的手指正是她戴结婚戒指的那个手指，而且那一天正是她结婚周年的纪念日。沿着这个线索，就会发现，剪手指具有明确的意义，且这个意义也是不难解释的。同时，她还提到一个梦，这个梦暗示了她丈夫的愚笨和她本人的麻木；但是结婚戒指（在他们的国家）本是应该戴在右手的，为什么她的结婚戒指戴在左手，而且正好伤着这个手指？原来她的丈夫是个“法学博士”（从字面上有“右手博士”的意思），在她做姑娘的时候，她暗恋一个内科医生（人们都戏称他为“左手医生”）。这样“左手婚姻”便有明确的意义了。

2.一个年轻的未婚女士A对我说：“昨天，我无意间将一张100元的钞票撕成了两半，而将其中的一半给了一个来看我的女士B，我能将此也作为一种症状行为吗？”经过仔细考察，谜底终于揭开。我们从这个100元钞票说起，A曾和这个B女士一起用一些时间从事慈善活动，这个B女士主要是负责孤儿的收养的。这个100元钞票是另一个女士的捐赠，她将这张钞票装在了一个信封里，放在桌子上。

这个来访的B女士很有名望，也支持慈善事业，她想要一个捐助者的名单，由于当时找不到纸，我的这个患者A便顺手拿起了桌子上的信封，丝毫没有考虑里面装有什么就将它撕成了两半，一半自己留底，以便以后查阅这些名单，一半交给了这个B女士。可以想象，尽管她的这个行为有些失误，但她的行为没有损伤任何东西。即使这个100元钞票撕成两半，我们知道，其价值一点也没有变化，只要我们将它粘好就行了，由于在这张纸上有一些重要的名字，这可以保证B女士不会将它丢掉，而且可以肯定，一旦发现，她就会将它送还。

那么，包含在这个偶然行为——由于遗忘，它的出现才有了可能——这之中的潜意识思想是否意味着要表现一下呢？这个来访的B女士对我的这个患者A女士的治疗有特殊的意义，正是这个B女士将我推荐为她的医生，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A女士当时急需要这个推荐，这半张钞票是否意味着对B女士的这个中间服务付的小费呢？这好像使人感到有点奇怪。

我们又进一步获得了一些材料。不久前，一个女士C，一个完全不同的中间人，向A女士的一个亲戚了解这个年轻的小姐（A女士）是否希望和某一个绅士结交，这天上午，就在那个B女士来访问她前的几个小时，A收到了这个求婚者的情书，这使她激动万分。当这个来访的B女士开始谈话并问及A女士的健康状况时，A女士可能在想：你已经为我找到了一个好医生，你也会帮我找到一个好丈夫（或进一步想：“生一个孩子”），这样我将会更加感激你。由这个被压抑的思想，她将这两种中介合而为一，将想象中应给另一个女人（C）的小费给了B女士。下面的材料可能对我的这个解释更有帮助，就在前一个晚上，我曾经和这个患者谈到过这种偶然行为或症状性行为，这可能是她第一次想使用这种类似的行为。

这种十分常见的偶然行为或症状行为可以分为三组，其依据是，他们是否是习惯性的，或在某种条件下才发生的，或孤立发生的。382第一组行为（如玩弄自己的表带，抚摸自己的胡子等）可以考虑为一个人的性格特征，接近局部的肌肉活动，无疑这值得将它们联系起来。在第二组，包括玩弄手杖，拿起偶然得到的铅笔随便地涂写，摇晃自己口袋里的硬币，将面包片或其他有柔性的东西捏成什么形状，以不同的方式随便地摆弄自己衣服的一个部分等等。在心理治疗过程中，这种常见的随便摆弄都包含着相应的意义，而且这种意义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表现出来。一般而言，一个人对自己的这一行为往往是意识不到的，或他不知道自己在以某种方式控制着这些行为，而且也看不到、听不到这种行为的效果。如，在他将自己口袋里的硬币弄得叮当作响的时候，如果没有人提醒他，他是听不到由此发出的噪音的；一旦有人指出，他往往感到惊恐和难以置信。一个人在玩弄自己的衣服的时候，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虽然看来微不足道，但很值得医生的注意。其服装上的每一个变化，每一个粗心的细节——如忘记扣住纽扣——都是在表现一些东西，这种着装体现出了人不能直接表达出来的东西，是其本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对这些细小的偶然变化的解释以及在咨询过程获得的对这些解释的验证材料出现于我们讨论的话题，出现于应引起我们明显注意的偶然行为。因此，我不准备列举更多的例子来支持我的观点，我之所以提到这些行为，是因为，和患者一样，正常人出现的这种行为也具有同样的含义。

这里我至少要举一例来说明通过习惯的力量而形成的象征性行为（symbolic action）和健康人生活的重要方面有密切联系383：

“弗洛伊德教授教导我们，象征化在正常人童年时期的作用比我们早期的精神分析经验中所了解的要大得多，下面的这个短短的分析很有趣，也正是说明这一点，尤其是从医学的观点来看。”

“一个医生要将他的这些家具安排到一个新的房间，这时他发现了一个古老的木制直式听诊器，那么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他似乎强迫性地将它放在他的写字台的一侧，位于他的椅子和他的患者之间。这个行为很有点怪，其原因有二，首先，他从来就不用这个听诊器（他实际上是一个神经学专家）。即使要用的话，他也会用双耳听诊器。其次，他的所有的医疗器械和工具都放在他的抽屉里，唯独这个听诊器例外。然而，他本人并没有对此有过多的考虑，直到有一天，一个从没有见过这种听诊器的患者询问他这是什么东西，在听到回答以后，她又问他为什么将这个东西放在这里，他含含糊糊地说放在哪里都一样。这使他对此产生了思考，他想，他的这个行为是否有什么无意识的动机呢，由于他本人熟悉精神分析方法，因此他便企图对此进行探讨。”

“由此引发的第一个记忆是，在他还是一个医学院校的学生的时候，他对一个实习医生有很深刻的印象，他的一个很突出的习惯是在查房的时候拿着一个这种直式听诊器，他当时非常崇拜这个医生，一度很依恋他。后来，当他自己也成为一个实习医生的时候，他也形成了同样的习惯，如果出门后忘记携带这个听诊器就会感到很不舒服。他的这个习惯并没有什么目的性，因为这个听诊器他从来不用，即使使用的话也会用双耳的，而且他通常将这个双耳听诊器放在口袋里；同时，在他以后做外科的实习医生的时候，即使在这里根本用不着听诊器，但是他的这个习惯仍然保留着。如果我们涉及到生殖器的象征行为，你马上就会明白这个习惯的意义所在。”

接下来回忆到这样的事实，在其早期的童年时期，他对他的家庭医生有很深刻的印象，他也习惯携带这种直式听诊器，只不过他是将它放在他的帽子里。使他感到有趣的是，这个医生在看患者的时候总是带着这个听诊器，但使用的时候不得不将帽子脱下来将它取出（即是衣服的一部分），而且“要将它掏出来”。作为一个小孩子，他很依恋这个医生。简短的自我分析后，他又发现，在他五岁半的时候，他出现过有一个小妹妹的双重幻想——她首先是自己和他的母亲的孩子，其次，是自己和这个医生的孩子。在这种幻想中，他扮演了男人和女人双重角色。他还回忆起来这样的经历，6岁的时候，这个医生为他做检查，他在离他很近的地方用听诊器压着他的胸部，很有节奏地来回移动着。在他5岁的时候，他曾患有慢性气管炎，因此需要经常为他检查，但是他对此已经回忆不起来了。

“8岁的时候，他对人们对这个医生的一些传说印象很深刻，传说他经常和他的女患者上床。这个传说也是有根据的，附近的女人，包括他的母亲在内，都很爱恋这个年轻漂亮的医生，这也使我的这个当事人在做医生的时候，有几次也出现了对他的女患者的这种企图，有两次爱上了他的女患者，最后终于和其中的一个结了婚。毫无疑问，他潜意识中对这个医生的认同是他选择医生职业的主要动机。对其他方面的分析也使我们得出这样的假设，这无疑是最普遍的动机（尽管我们很难确定其普遍性程度）。就我们列举的这个情况而言，它是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首先，由医生的这种权威性决定，这种权威性甚至超过了他的父亲。其次，由这个医生关于一些难以启齿的话题的知识以及有满足性需要的机会所决定。”

“接下来是一个梦，这个梦曾在其他什么地方发表过（琼斯，1910b），似乎有同性恋一受虐狂的特点。在这个梦里，有一个男人，他好像是这个医生的化身，用‘剑’袭击他，这个剑使他想起维伦·尼兰根传奇中的一段描写，斯加德将出鞘的剑放在他和熟睡的布丽赫德之间。同样的传说也出现于他非常熟悉的亚瑟的传说中。”

“这个症状性行为的意义现在似乎更明确了，我们这个医生将直式听诊器放在他和女患者之间，实际上就像斯加德将剑放在他和他不能碰的女人之间一样。这种行为已经达成一种妥协：满足两种愿望，首先满足他想象中的和漂亮女患者发生性关系的被压抑的愿望；同时又提醒他，这个愿望不能真正得到满足，或者说，不能屈服于这种诱惑。”

“我还要补充一点，在莱顿（L.Lytton）的诗里可以看出里查留（Richelieu）对他的童年有很大的影响。”

在那些伟人的统治背后。

笔的威力超过了剑……384

“他成了一个多产的作家，毫无疑问，他使用的是一个大的自来水钢笔。当我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笔时，他给了我一个非常典型的答案：‘我有那么多的东西要表达。’”

“这个分析又提醒我们这一点：对这些所谓‘微小的’和‘无意义的’行为的分析，可以使我们洞察生活中的真谛，而且发现，象征化的倾向出现得是那么早。”

我还想从我的精神分析经验中列举一例，其典型表现是用手玩弄一个面团。我的患者是一个不到13岁的男孩，在近两年里，他患上了严重的癔症，在经过长时间的水疗无效后，我最后让他进行精神分析的治疗。我想他一定有性方面的体验，并且被这方面的问题所困扰，这在他的这个年龄是很有可能的。但是，我不能用我的这种解释去帮助他，我必须对我的这个解释进行验证。很自然，我对他表现出的行为方式很好奇。有一天，他留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在用右手的手指捏着什么东西，他有时将手放在口袋，并且在里面玩弄着，一会又将手拿出来，如此反复多次。我并没有去问他手里拿了什么这样的问题，但是，他突然伸出他的手给我看，是由面包粉捏成的面团。在以后的一次治疗时间，他仍然带着这个面团，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他将这个面团捏成了很多的形状，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他在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活动的速度是惊人地快，而且眼睛是闭着的。这无疑是一些小人儿，一个脑袋，两个手臂和两条腿，就像史前原始的崇拜物，在两腿之间还有一个向外延伸了很长的突起。在他还没有弄好之前，就又将它揉在一起，然后继续玩弄着；但是，这个突起出现在了身体的其他什么地方，如背上，以便掩盖其最初的含义。我要向他表明，我已经理解了他；但是他装出什么都没有想的样子，若无其事地制作着这些形状。洞察到这一点以后，我突然问他是否记得罗马国王的一个故事，说的是这个国王将给他儿子的答案隐含在他在花园做的动作里。这个孩子没有回忆起来这个故事，尽管我知道他最近学过。他说这是关于一个奴隶的故事，将答案写在他的头顶上，我说不是的，这是一个希腊故事，我就将这个故事讲给他听。国王斯帕斯让他的儿子沙塔斯潜入他的敌国拉丁城。这个儿子在这个城市聚集了一批追随者，他让人带信给国王，请示下一步的行动。这个国王没有回答，到了花园后，在回答同样的问题时，他不动声色地将花园里最高、最后的一棵罂粟树的头砍掉了。所有这些信息传给了沙塔斯，他理解了他的父亲的用意，安排人暗杀了这个城市最显赫的人物。

在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观察这个孩子捏这个面团的动作，在我说到这个国王在花园里的活动时，我提到了“不动声色地砍下”，这时他做了一个很快的动作，将他手里的小人儿的头给掐掉了。他实际上已经理解了我的意思，而且向我表明，他已经被我理解了。从此，我就可以用直接的方式向他提出问题，并给他所需要的信息。不久，我就治好了他的神经症。

使我们感到有趣的是，正常人表现出的症状行为并不比患者表现出的少。对医生而言，他们通常能从此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以便使他们了解一些不熟悉的情况。对于善于观察人类的特性的人来说，这些症状行为常常能够说明很多东西——在很多情况下，他甚至会收到料想不到的效果。如果一个人熟悉这种方式的重要性，会有所罗门王的感觉，传说这个国王懂得动物的语言。有一天，我要给一个我不认识的小伙子做检查，检查是在他妈妈的房间里进行的。当我走近他时，我发现他的裤子上有一大块污迹，好像是蛋白物弄成的，周围还有硬边，我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窘迫了片刻后，这个年轻人抱歉说这是在他打鸡蛋时，蛋清流在了上面，并指了一下还能够看得见的放在盘子上的蛋壳以示证明。这个解释显然是一种搪塞。当他的母亲出去后，房间只有我们两个人时，我对他使我这么容易就做出了诊断而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这时他承认他被手淫的习惯所困扰，但他说到这一点时并没有多少窘迫。还有一次，我去看一位很富有的女士，她吝啬又愚蠢，她通常在医生的面前乱发牢骚，很少涉及与她病情有关的东西。当我来到她家后，她正坐在一个小桌子旁，忙着堆积一些银币，在她抬手的时候，将一些银币撞到了地上，我帮她捡了起来。这样就打断了她的诉说，我问她：“你那高贵的女婿是否又挥霍了你很多钱？”她很生气地否定了这一点，但不久她又说她的这个女婿多么浪费，这使她感到气愤。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找过我。因此我说，如果你要和一个人交朋友的话，最好不要说明这种症状行为的意义。

艾姆登（J.E.van Emden）博士（海牙）报告了另一个“通过失误而承认真情”的例子。“我在柏林的一个小店用餐，付账的时候，这个服务员说，有一盘菜的价格由于战争的影响上涨了10个小币。当问他为什么在菜单上看不到，他回答说可能是他们忽略了——价格确实上涨了。这个服务员在装钱的时候，无意间将10个小币丢在了我的桌子前面。”

“现在我敢肯定，你多收了我的钱，你是否让我到服务台核实一下？”

“‘请原谅，……等一下，请……’然后，他就离开了。2分钟后，他回头给我道歉说，错将这种菜当成了另一种菜。我离他而去，将这10个小币作为他对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贡献的一种奖赏。”

任何一个人，只要细心观察自己同餐的伙伴，就会发现很多极有启发性的症状行为。

沙奇斯博士谈及这样的一件事：“在我的一对老夫妇亲戚做晚餐的时候，我碰巧去他们那里。这个女士有胃病，在饮食上有很多限制。当一片烤肉放在她的丈夫面前的时候，他要不能吃这种菜的妻子将作料递给他，他的妻子打开了壁橱，用手去拿，结果将她的一小瓶胃药放在了她的丈夫面前。佐料瓶和这个药瓶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她不会因此搞错的，她并不知道拿错了，直到她丈夫大笑的时候才注意到自己的失误。这个症状行为的意义是无须解释的。”

下面是维也纳的医生塔纳尔（B.Dattner）博士提供的一个精彩的例子：

“我和我的一个同事H一起进餐，他是一个哲学博士，在他谈及实习生的艰难时，说到这样一件事，在他完成学业之前，曾为一个大使工作，更确切地说，是为智利的全权代表做秘书。‘但是，不久这个大使就被调走了，我也没有向继任者介绍自己。’在他说最后一句话时，正夹着一块肉往嘴里送；但却不精心将这块肉掉了下去，我立即明确了这个症状行为所隐含的意义，我对这个不懂精神分析的同事插入了我的看法：‘肯定是你自己将就要到嘴的肉给弄丢。’然而他并没有注意到，我的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他的这个症状行为，他只是惊奇地重复着我说的这句话，好像这句话出自他的口：‘是的，这当然是我丢掉了到嘴的肥肉。’然后，他如释重负地仔细地描述了他的那个使他失去这个职位的闪失行为。”

“如果你了解下面的情况，你就更能理解我的这个同事这个症状行为的意义。我和这个同事的交情并不太深，因此他很忌讳在像我这样交情并不深的人面前暴露使自己难堪的事情，因此，他用症状行为做掩护，将自己被压抑的思想表达出来，从而使他从这种潜意识的折磨中得到解脱。”

下面的例子说的是人们无意间将一些东西带来或带走，这种行为也有其深刻的含义。

塔纳尔医生报告：“一个同事去拜访他的一个朋友，一个他年轻时很崇拜的女士，这是在她结婚后第一次拜访。谈到这次拜访，他的脸上露出吃惊的神色，在去之前，他决定不要和她待的时间太长，但他并没有做到。然后他说了他在那里出现的一个失误。他朋友的丈夫也加入了会谈，当他找一盒火柴时，怎么也找不到。实际上，在他进来的时候，这盒火柴很明显就放在桌子上面。我的同事自己也摸了一下自己的口袋，看是否是自己无意间装进了口袋，但是没有找到。之后不久，他发现这盒火柴就在他的口袋里，使他惊奇的是里面只有一根火柴。几天后他做的一个梦说明了这个火柴盒的象征意义，这个梦也涉及到他的这个朋友，因此，我便有了对这个象征行为的解释：我的同事的这个症状行为企图表明，他有优先占有权，而且这也只能由自己拥有（盒里只有一根火柴）。”

萨克斯博士报告：“我的一位女佣很喜欢一种肉饼，毫无疑问，这是她做得最好的一种。一个星期天，她将这种肉饼送了上来，先将它放在托盘里，然后回收桌子上其他吃完菜的盘子，又将这个装有肉饼的盘子堆积在其他的盘子的上面，而没有将它放在桌子上，然后消逝在了厨房。最初我们以为她可能发现什么问题，然后回去更正，但是她再也没有出来。这时我的妻子摇铃问她：‘贝蒂，肉饼怎么了？’‘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女佣回答，不理解我的妻子的问话。我对她说，她将肉饼又拿了回去。她将这盘肉饼放在盘子的上面拿回去，居然‘一点也没有注意到’。第二天，在我们吃前一天剩下的肉饼时，我妻子注意到，肉饼和前一天剩下的一样多。换句话说，这个女佣并没有共享她的这个美味肉饼。当问她为什么不吃，她有点窘迫地回答说，她不想吃。在这件事里，孩童的态度出现了两次：首先，她有婴儿的贪婪，她不想让他人共享她喜欢的东西。其次是婴儿的拒绝反应：‘如果你因此而怨恨我，那你就自己留着吧，我现在什么也不要了。’”

婚姻生活中的偶然行为和症状性行为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一些不了解潜意识心理学的人也会因此相信预兆的存在。如果一个新娘在度蜜月的时候丢掉了自己的结婚戒指，这绝不是什么好兆头；但通常情况下发生的是对戒指的误置，然后又将它找了回来，这也不是好的预兆。我认识一个女士，现在已经与她的丈夫离婚了，她在用钱时，通常签署她婚前的名字，这事实上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我有一次在一对年轻的夫妇家里做客，听见这个少妇在说她最近经历的一次笑话。度蜜月回来的第二天，她和平时一样叫上她的妹妹上街购物；同时，她的丈夫也正在上班的路上，突然，她发现一个绅士站在街道的对面，她推了一下她的妹妹说：“看，L先生从那边过来了。”她已经忘记了，这个绅士在几星期前已经成为了她的丈夫。在我听到这个故事后，打了个冷战；但是并没有对此作任何推断。几年后我听说，他们已经结束了其不幸的婚姻。下面的这个观察例子摘自梅德尔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这个例子曾用法语发表过（1906）。我引用本例如下，这同时也属于遗忘方面的问题：

Une dame nous racontait récemment qu’elle avait oublié d’essayer sa robe de noce et s’en souvint la veille du mariage à huit heures du soir；la couturière désespérait de voir sa cliente.Ce détail surfit a montrer que la fiancée ne se sentait pas très heureuse de porter une robe d’epouse, elle cherchait à oublier cette représentation pénible.Elle est aujourd’hui……divorcèe.385

一个正在学习观察这种信息的朋友告诉我说，伟大的演员度斯曾将这种症状行为引入其角色，这说明她已经深深地为这个角色所吸引。这是一场关于女人偷情的事，她刚和她的丈夫争论完，现在站在一边陷入沉思，等着她的情人的到来。在这段时间，她不停地玩弄着自己的结婚戒指，取下来，然后再戴上，又取下。她在迎接另一个男人的到来。

这里我再插入赖克（1915）关于戒指的症状行为的一些说明。

“我们熟悉的已婚者的症状行为一般是他们将结婚戒指取下来和误置他们的结婚戒指。我的同事M就出现了一系列这样的症状行为。他收到了一枚戒指，是一个他喜爱的女孩送给他的；与戒指一起的还有一个条子，上面说，别把它丢了，否则说明他不再爱她了。结果，他越来越害怕将这个戒指丢掉。如果是暂时将这个戒指取下（如在洗澡的时候），这个戒指经常发生误置的情况，而且通常要用很长时间才能够找到。在他寄信的时候，他往往抑制不住这样的恐惧：这个戒指或许会顺着信箱的边上掉下去。有一次发信的时候，他很笨拙地控制着自己的行为；但这个戒指还是掉进了信箱。他这时要发的信是给另一个他原来喜欢的女孩的断交信，他对她有一种负疚感；同时，他还深爱着另一个女孩，这两种情感便出现了冲突。”

那些有创造性的作家对戒指这个主题的描述，已很难使一个精神分析学者再从中发现什么新的东西，原因是这些作家已经有足够的说明了。在丰唐的小说Vor dem Sturm中，塔甘尼·J在一次赌博游戏中宣称：“你要坚信，女士们，人们下的赌注可以揭示出他们内心最深层的秘密。”其中有一例支持了他的这个论断，这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我想起了一个教授的妻子——她已经到了发福的年龄——她一再地将自己的结婚戒指脱下作为赌注，因此，我不能说她的婚姻生活是幸福的。”他还说：“在这个圈子里，一个绅士将一个袖珍的刀具——有10个刀锋，还有起子和火石等——不停地丢置在女人的大腿上，结果这个锋利的怪物割坏了几件丝绸衣服，在人们的指责声中，这个刀子消失了。”

诸如戒指这样的东西表现出丰富的象征意义——这种表征往往通过失误表现出来——我们是不会感到奇怪的。当然，它们有时代表的并不仅仅是色情方面的联系。下面由卡度斯（M.Kardos）博士提供的这个例子就是属于这一类：

“几年前，一个地位较低的小伙子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从事一些研究工作，他对我就像学生对老师一样。在一次特殊的场合，我送给他一枚戒指，有几次他都通过这个戒指表现出症状行为或失误。每当我们之间出现不愉快时，这种症状行为就会表现出来。不久前，他报告了如下情况，这件事实际上特别简单明了。我们通常每周约见一次，一般是他来看我，并给我谈些什么。但是，有一次，他抱歉说他不能来了，因为他要去和一个很吸引他的女孩约会。第二天早上，他发现——他离开家后不久——这个戒指没有戴在手上，他当时并没有担心。因为，他想可能将它放在桌子边上了，因为他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回家后就会找到。而他这次回到家后，却没有找到；然后，他仔细地搜寻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仍一无所获。最后，他想起来，这个戒指就在桌子的边上——一年以来一直如此——就放在一个袖珍小刀的旁边，这个小刀一般是放在他的背心口袋里的。他猜想，可能是自己‘粗心大意’了，将戒指和小刀放在了一起，因此，他摸了一下口袋，发现这个戒指就在里面。‘放在口袋的结婚戒指’是一句俗语，是指这样的情况：如果一个丈夫想对自己的妻子不忠，这个丈夫就会将结婚戒指放进口袋。由于这种负疚感，我的朋友首先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了自我惩罚（‘你不再值得去佩带这个戒指’）；其次，这也表明了他的不忠实，尽管是通过无意识的失误的方式。用这种委婉的方式，他描述了这个失误——一种可以预测的事件——他也承认了自己的这种‘不忠实’。”

“我还认识一位老人，他和一个年轻的姑娘结了婚。他决定，在一个镇的旅馆度过新婚之夜，然后去做蜜月旅行。在他还没有到这个旅馆之前，他吃惊地发现没有带钱包，这个钱包里装有度蜜月的所有费用。他或者将它放在了其他什么地方，或者是丢掉了，他匆忙打电话让用人去找，用人在他脱下的结婚礼服里找到这个钱包，然后前往旅馆将这个钱包送给了这个正在等待的新郎。由此，你可以得知，他陷入了一桩无可奈何的婚姻。第二天，他和他的年轻的新娘出发去做密月旅行去了，到了晚上，正如他所预料的，他的性功能突然丧失了。”

丢失东西也是症状性行为的扩展，丢失东西的行为与失主的隐蔽动机密切联系。这种行为一方面表明人们对这个东西的评价较低，或者反对它的存在，或者对送他这个东西的那个人有反感，或者通过这种症状行为赋予这个东西特定的意义。丢失贵重的东西也是为了表达一系列的冲动，一方面作为压抑的思想的象征，即发出一个信号，他很高兴忽略这个东西；另一方面（最普遍的原因）这是对自己的难卜的命运提供一种供奉品，以表明现在自己忠诚于自己的命运。

下面我们列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来对我们的这些论断予以说明。

达特纳博士报告：“一个同事告诉我说，他很意外地将他的‘盘克拉’铅笔丢失了，这支笔他已经用了两年，而且这支铅笔的质量很好。就在这前一天，我的同事收到一封他姐夫寄来的信，这使他非常生气，因为信的最后有这么一句话：‘现在我既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去谈论你的无聊和懒惰。’这封信给他的情绪带来很大的影响。第二天我的同事就将这支铅笔丢掉了，原来铅笔正是他的姐夫送给他的礼物，这样他似乎感到有点轻松了。”

我很能理解我认识的一位女士在哀悼她的母亲的日子拒绝去到剧院看戏的失误。距哀悼的结束还有几天时间，朋友劝她去买张票看看戏，放松一下，因为这个戏很有意思。但是，到剧院后她发现，她将票丢失了，她想起来，一定是从电车上下来扔车票的时候一起扔掉了，这个女士以前一直为自己没有丢失过什么东西而自豪。

她还有一次丢失东西的经历，公平而论，她的这个行为也是有原因的。当她到一个疗养院的时候，她决定去参观一个寄宿学校，因为上一次她去过那里。当她提出付费的时候，人们告诉她，你就当这是来做客好了，但她认为这似乎不太恰当。她想给这个服务员留些什么东西作为补偿，因此她从钱包里掏出一马克放在桌子上。晚上，这个学校的服务员给她送来了5马克，说这些钱丢在了桌子下面，这应该是这个女士的，可能是在她向外掏小费的时候带出来的，这可能是她想付账的愿望的表示。

兰克曾写了一篇长文章，他试图用梦的分析的方式来说明这种行为，认为丢失东西的基础是人们的供奉心态，并企图揭示这一行为的深层动机（deeper motives）。有趣的是，在文章的最后他还写道，不仅人们丢失东西是由一定的心理因素来决定的，而且人们拾到东西也是有一定的心理原因的；这一点可以通过他收集的一个例子予以说明。很明显，在丢失东西的情况下，这个东西是事先提供的，而在拾到东西的情况下，这个东西往往是首先要寻找的。一个在物质上依赖父母的女孩很想买一个便宜的首饰，她在一个商店询问那个她很喜欢的首饰的价格；但使她失望的是，就她目前的积蓄，她还买不起，距她满足这个愿望还差两个金币。

她心情悲伤地向家走去，穿过街道上喧闹的人群。尽管她说自己陷入沉思，但她突然发现，在这个忙乱的广场有一片纸；虽然她从上面走过，但并没有注意到它。她又转了回去，将它捡了起来，她吃惊地发现，这是两个金币的单子，她想：这是上帝的安排，这样我就可以去买那个首饰了。她很兴奋地返回去，心里想着要买那个小一点的首饰。但同时，她又告诫自己，她不能这样做，因为一个人捡到的钱是幸运钱，幸运钱是不能花的。

“即使我们缺少有关这个女孩的个人资料，从这个描述的情景我们也可以推断，显然这也是一种‘偶然行为’。在她回家的路上，她的大脑思考着很多东西，如自己的贫困，自己在选择物品时所受的限制等无疑是她思考的主要问题。此外，我们猜想，她一直想改变这种贫困状态，当然，她还在想怎么以最容易的方式得到一笔钱，以满足自己的这个与兴趣有关的小小的愿望。可以猜想，这是最容易的解决方式——拾到钱。通过这种方式，她的潜意识（或前意识）显然是倾向于‘拾到’，尽管——她说自己当时正在思考其他什么事情（陷入沉思）——她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这个思想。对此情况做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发现，这种潜意识中存在的‘拾到什么东西的准备’比有意识的准备更容易获得成功。否则很难对这样的情况做出解释：街道的灯光那么黯淡，人群那么嘈杂，在这么多人中，唯独她捡到这些钱。从这种实际的情景中，我们可以感到这种潜意识的或前意识的准备的实际力量。但在她有了这次幸运之后——当这种态度成为不必要的时候，往往就会从人们的意识中消除一这个女孩在回家的时候，在街道的一个黑暗、偏僻的地方拾到了一块手绢。”

我必须指出，正是这种症状行为提供给我们理解人们深层心理生活的最好的方式。

现在我们转向孤立的偶然行为。下面我列举的这个例子，无须解释，你便可以明确其深刻含义，我将详细描述这种症状行为产生的情景，这将为我的分析增添现实意义。在一次夏天度假的时候，我碰巧要在某个地方为等一个朋友而不得不逗留两天。这时，我认识了一个年轻人，他很孤独，很想与我结交。因为我们在一个旅馆，很自然地，我们一起用餐，一起散步。第三天的一个下午，他突然告诉我说，今天晚上他的妻子就要乘火车到这里来。我的心理学的兴趣被唤起了，因为他留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今天早上他就拒绝我们走远路，并且在做短途散步时，他拒走某条小道，说这条路太陡峭，太危险。在下午散步的时候，他突然说我肯定饿了，由于他的这个说法，我在用晚餐时一点也没有迟到。他要等他的妻子的到来，并和她一起用晚餐，我明白了他的用意，自己就在餐桌旁边坐下来，而他则到车站去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在旅馆的大厅遇到了，他介绍了他的妻子后对我说：“你和我们一起进餐好吗？”由于我得先到另一条街上去办点事，我答应他们马上赶回来和他们一起吃饭。当我回到餐厅，我看到这对夫妇坐在靠窗子的桌子的一侧，他们的对面有一把椅子；但这个丈夫的又笨又大的雨衣就放在椅子的靠背上，把整个椅子都盖住了。我理解了他这样放置雨衣的用意，虽然这并非是有意的，但表现得却很明显，意思是说：“这儿没有你的地方了，你是一个多余的人。”这个丈夫并没有看到我站在桌子的旁边；但他的妻子看到了，推了一下她的丈夫，对他说：“看你，占了这个先生的位置。”

我的很多类似的经验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无意问做出的动作无疑是人们交往中产生误解的源泉。那些并不知道这样的动作与其内在动机相联系的当事人，认为他们是无可指责的，他们不能对这样的行为负什么责任。而看出这样的行为的人，由于他经常在分析这些偶然行为的基础上来说明其动机，因此他了解的心理过程，比当事人说出或承认的要多。如果用这种从潜意识行为推出的结论来反对或指责他，这当然会引起当事人的不满。他会说这种分析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在做这种行为的时候，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有这样的动机的存在，因此抱怨另一个人误解了他。严格说来，这类误解依赖于细致和深入的理解，两个人越是“敏感”，两个人之间因此发生的误会就越多，他们都会推脱自己的责任，并据自己的分析去指责另一个人。当自己的不忠实通过这种遗忘、闪失行为和潜意识做出的一些行为表现出来，而且自己又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或在掩盖不住的情况下，在别人的面前也承认自己的这一动机，这无疑是对他的不忠实行为的惩罚。这实际上也就是说，在生活中，人们都在对自己的邻居进行着心理分析，对邻居的了解比对自己的了解要多。要对自己有所了解，就必须研究自己本人的偶然行为和疏忽。

对于那些能够通过这些小的症状行为和失误来表现人物的内在动机的作家而言，没有谁能够像斯特林堡那样如此清楚地理解这种隐蔽的特点，并能够用神奇的生活方式将它表现出来。斯特林堡的天才就在于能够认识这些东西是什么，当然这也是由其深层的心理异常来支配的。维也纳的魏斯（K.Weiss，1913）博士注意到他的作品的一段：

“过了一会儿，坎特真的来了，他悄悄地走近伊瑟尔，好像和她有个约会。”

‘你等好久了吧？’他低声问道。

‘6个月，这你知道，’伊瑟尔回答，‘你今天要见我吗？’

‘是的，就现在，就在这里，我看穿了你的眼睛，感觉我在和你交谈。’

‘自从上次以后，很多事情都变了。’

‘是的，我相信这都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怎么会这样？’

‘你给我的所有的小礼物都打碎了——而且，打得很神秘。但是，这些事情我很早以前就注意到了。’

‘天哪！现在我想起了所有这些偶然发生的事件。有一次，我的奶奶送给我一副眼镜，当时我们还是好朋友。这副眼镜是由光滑的无色水晶制成的，很适合于验尸时使用（在斯特林堡的小说中，伊瑟尔是个医生）。一天，我和这个老太太绝交了，她非常生气。在下一次验尸的时候，这副眼镜无原因地跌落了下去。我想，这仅仅是损坏了，因此就送去修理；但是，他们拒绝修理，后来不得不把它放在抽屉里，最后还是找不到了。’

‘天哪！奇怪的是，关于眼镜还有更有意思的事。我的一个朋友曾送我一些看戏用的眼镜，这些眼镜很适合我，戴上去很舒服。这个朋友最后和我吵翻了，你知道并不因为什么，但谁也不想让步。在我下一次使用这个眼镜的时候，我看得很不清楚，眼镜之间的连接好像太短，我看到的是重影。不用说，这个连接并没有变短，我的两个眼睛之间的距离也没有变宽！发生这样的事真使人感到奇怪——如果不仔细观察是不会注意到这一点的。我们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呢？心理上的这种憎恨的力量比我们想象的要大。而且，你给我的那个戒指，上面的宝石也不见了，好像也不能修理了，你想和我分开吗？……’（《歌德的房间》，德文版，第258页下面）。

在症状行为这一领域，必须承认，有想象力的作家优先使用了这种精神分析式的观察。斯特洛斯（W.Stross）注意到了斯特恩（L.Sterne）的著名幽默小说《罗斯罗姆·山蒂》中的一段（第6卷，第五章）：

“……我一点也不奇怪，在乔治看到朱丽安的那个一晃而过的不吉利的姿势时，预言：他将来某一天会变成一个叛党。圣·阿布洛斯将他驱逐出门，因为他的这个不忠实的脑袋动了一下，像一个链枷一样前后摇摆；当看到他在捆一束柴，并向里面插小枝的时候，底姆特斯欺骗坡洛拉斯说自己是一个学者；在我父亲的后面有上千个空位置，一个独具慧眼的人一定会看穿这个男人的心灵；我坚信，一个有辨别力的男人不会在进入一个房间的时候放下自己的帽子，或在出去的时候将它拿走；但是，如果观察一下他的话，就会发现一些东西不见了。”

我这里简单插入一些健康人和有神经症的人的症状性行为：

我的一个老同行，打牌时经常输，一天晚上，他又输掉了一大笔钱。当时，他并没有抱怨，只是心情很沉重。在他离开后，人们发现，他将带在身上的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忘在了他的座位上：眼镜、烟盒和手绢。这无疑是说：“你们这些强盗，你们算是抢劫了我。”

一个暂时患性无能的人——主要是由于在童年时期和他的母亲过分密切造成的一一说，他有这么一个习惯，用字母S装饰他的影集和笔记本，这是他母亲名字的开头一个字母。他不能容忍那些与污浊的东西相联系的字母摆在自己家里的桌子上，因此，他将第一个字母和其他的字母分开。

一个年轻的女士突然打开了咨询室的门，尽管那个在她前面的女士还没有离开。她抱歉地说自己是“无心的”。不久表明，她表现出的这个好奇，使她闯入了她父母的卧室。

因自己有漂亮的头发而自豪的女孩，她们往往这样控制她们的发卡，即在谈话的时候，她们的头发突然散落下来。

一些男人，在躺下来做检查的时候，往往会从他们的裤袋里掉出一些零钱，用这样的方式表明，这是这次治疗应付的费用。

有的人在治疗时会忘记带走他们带来的东西，如眼镜、手套以及钱包等，用这种方式表示：他还舍不得离开这里，他不久就会回来。琼斯（1911b，第508页）说：“人们可以通过检查一个医生一个月收集的东西的多少——如伞、手绢、钱包等一来判断这个医生的治疗水平。”

一些习惯的小的行为往往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如睡前给表上发条，离开房间时将灯关掉等等，这些行为通常受制于一些混乱。这种混乱说明潜意识情结还在对这些固定的习惯发生着很大的影响。梅德尔在杂志Coenohium上讲了一个家庭医生的事，有一天晚上，在他当班不允许离开的时候，他决定到一个镇上去赴一个重要的约会。在他约会回来时，他发现他家里的灯没有关，而在以前，他是从来不会忘记关灯的。但他马上了解到了这种遗忘的动机，这个医院主管住宅区的医生的官员从这个亮着灯的房间就会很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家庭医生在家里。

有一个过度烦恼并有些抑郁的男人很明确地告诉我说，如果这一天的生活很枯燥无味，人们之间残酷无情，那么晚上他就会忘记给自己的表上发条。通过这样的方式象征性地表明：第二天的生活与此没有区别。

有一个我本人并不认识的男人写道：“在命运折磨了我之后，生活看来就是如此的残酷无情，以至于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完成第二天的生活。这时我注意到，几乎每天我都会忘记给我的表上发条，而在以前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上发条，这是在我上床前要做的一件事，好像是一种机械的和无意识的行为。但是现在很少能够记住这么去做，只有在我第二天有很重要的或自己感兴趣的事的时候，才能够记起来。这也是一种症状行为吗？我自己对此无须解释。”

一个人在配音的时候，正如荣格（1907）和梅德尔所为，他会发现自己的发音似乎是无意识的，他通常意识不到自己在这么做，他能够很好地将这个单词的音调和自己大脑里的意思联系起来。

在人们口头或书面表达思想的时候，有很多微妙的决定因素，这应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相信，一般而言，我们可以自由选择适当地表达我们思想的词，可以自由地选择掩盖这些思想的想象。仔细地观察表明，我们还应考虑其他决定这种选择的东西，在表达这种思想的形式背后，无意的一瞥往往包含深刻的含义。当一个人形成对自己的判断的时候，他表现出的对句子的幻想和转折很少没有深刻含义的，其他的均作为背景，仅仅是对这个主题的描述，但这对讲话者也有很大的影响。在做理论上争论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人不断地重复这样的表达：“如果一些东西突然穿过一个人的脑袋。”（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想法突然闯入一个人的脑海”），我碰巧知道，他最近得到一个消息，一个俄国人的子弹穿过了他的儿子戴在头上的帽子。

第十章 误差

记忆误差与相伴以错误记忆的遗忘的区别主要在于这样一个特征：前者并没有被人们认识到，除非发现证据。我们对“误差”（error）这个术语的使用有赖于另一个条件，我们说的是“出现误差”（being in error）而不是“记忆错误”（remembering wrongly），这里我们更强调再现的心理材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特点——或者说，在这里我们企图记忆的是那些与我们自己的心理生活的实际不同的东西，是易于招致他人的记忆验证或反驳的东西。记忆误差的反面在这种状态下是未知的。

就我的《释梦》（1900a）一书而言，在这本书出版后，我惊奇地发现，我对其中出现的很多错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错误的内容涉及的大都是历史方面的，一般都是事实的东西。经过仔细的检查，我发现这些错误并非都源于我最初的疏忽；但是这些错误是可以被追查的，通过分析也是可以被解释清楚的。

1.在第266页（第1版）[标准版，第5卷，第456页]，我提到一个叫玛格波的镇（在德国的赫斯州）——在斯特利亚也可以发现这个名字，我将这个镇当做席勒的出生地。误差发生于我对一个梦的解释，这是我在旅行时的一个晚上做的一个梦，而且在我做梦的时候被管车的人报玛格波站名的声音惊醒了。梦里有这样的一个内容，有人问关于席勒的一本书的问题。事实上，席勒并非出生于（在赫斯）大学城玛格波，而是在斯瓦比亚的玛格奇，而且我敢肯定，我对此是清楚的。

2.在第135页[标准版，第4卷，第197页]，我将汉尼拔的父亲称作汉斯保尔，这个误差尤其使我烦恼，但这个误差却可以为我提供关于误差的观点的有力证据。我的这本书的很多读者可能比我更熟悉巴卡家族的历史，而我却出现了这个误差，虽经3次校对也没有发现。汉尼拔的父亲的名字是汉米卡尔·巴卡——汉斯保尔是汉尼拔哥哥的名字，也是他的表哥及其前任共有的名字。

3.在第177页和第370页[标准版，第4卷，第256页；第5卷，第619页]两处，我都谈到宙斯阉割他的父亲克罗诺斯，并让他的父亲退位，然而，我却错误地将这种暴行前推了一代。据希腊神话，这样的暴行是克罗诺斯对他的父亲乌兰纳斯所为。386

在这一点上，我的记忆提供给我的是不准确的信息，如何解释这种误差呢？——正如读者对我所了解的——我通常能够对自己的记忆进行很好地控制，而且我的记忆会提供给我很多不寻常的东西；但是，为什么发生如此误差呢？为什么经过三次仔细的校对，仍像一个瞎子一样没有发现这些错误呢？

歌德在谈到里奇伯格时说：“在他开玩笑的地方，总是隐藏着一个问题。”同理，在谈到我书里的这些部分时也可以这样说：“在出现误差的地方，其背后总是有压抑的东西存在。”——或更确切地说，这种虚假和歪曲源于被压抑的材料。在我分析我报告的那个梦的时候，由于这个梦与另一些被压抑的东西相联系，我一方面被迫在这个分析完满地结束前终止了分析；另一方面，被迫通过歪曲来掩盖这些不慎重的细节。我不能不这样做，如果我要举例对此加以说明的话，我便别无选择。我的这个难堪的做法与梦的特殊的角色有很大关系，而这个角色又会使那些被压抑的材料表现出来——换句话说，这些材料是不允许进入意识的（尽管如此，这也足以表明，这是对敏感的心理的反击）。然而，在歪曲或掩盖这些思想的时候，我并没有成功，我知道这些思想仍在继续活动着，而且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通常，我想压抑的东西往往能成功地阻止我的意志进入要表达的内容，也通常以误差——这种使人们注意不到的误差——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同一主题是我列举的3个例子的基础：即决定这些误差的被压抑的思想均与我已故的父亲有关。387

1.仔细地阅读过第266页这段关于梦的分析材料的读者，有的会明显地发现，也有的可能从这些暗示的信息中推断出来，在出现了对我父亲不友好的指责的思想的时候，我的分析中断了。随着这些思想和记忆的继续，必然会有一些不幸的故事出现，其中有较大影响的是我父亲的一个生意上的朋友，他的名字也叫玛格波——和那个唤醒我的车站的名字一样。在分析的时候，我企图将这个玛格波先生隐藏起来，不让自己和读者知道，作为报复，在介绍席勒的时候，将席勒的出生地由玛格奇换成了玛格波。

2.这个关于将哈米卡尔换成汉斯保尔的误差，或将哥哥的名字取代父亲名字的误差，其发生与我童年时期产生的关于汉尼拔的幻想有关，也与对父亲的不满有关，这种不满主要来源于父亲对待“我们人民的敌人”的态度。388我要谈一下我和父亲的关系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这种变化源于我到英格兰的一次旅行，在那里我认识了我的同父异母的哥哥，他生活在这里，是父亲和第一个妻子的孩子，他大儿子的年龄和我差不多。由于年龄上这种特殊的联系，使我突发奇想，如果我不是我父亲的孩子，而是我的这个哥哥的孩子，情况是何等的不同。这种压抑的幻想使我的著作在这个地方出现了错误，在此我中断了分析，迫使我将哥哥的名字取代父亲的名字。

3.同样是由于我关于这个哥哥的记忆的影响，我将希腊神话中的这种暴行向前推进了一代。我的这个哥哥对我的一句劝告仍滞留在我的记忆里：他对我说：“有一件事你不要忘记，对于你生活中的言行来说，在与你的父亲联系时，你实际上不属于第二代，而属于第三代。”我的父亲在晚年再婚，在他第二次结婚时，他比他的儿子要大得多，而这个误差是在我讨论子女对父母的孝敬时出现的。

有时还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在我报告中叙述朋友或患者的梦时，他们会指出这样的事实，说我复述的梦有些细节和他们原来叙述的不同。这也可以归于历史方面的误差，当我的误差被校正以后，我通过对这些情况的仔细的观察和分析发现，在分析的时候，当我有意地歪曲或掩盖一些事实时，这种记忆的失误就会出现，在此我又一次发现：一个没有被察觉到的误差取代了一个存心的掩盖或压抑。

这些源于压抑的思想的误差和那些基于疏忽造成的误差是截然不同的。例如，在我到瓦丘旅行时，我认为我到了革命领导人费萧夫的家乡，这便是疏忽。这仅仅是因为这两个地方的名字相同，但费萧夫的埃姆道夫在卡因西亚。

4.使我感到羞愧的还有一处误差，这也许是一个关于暂时疏忽的例子。一天，一个患者提醒我给他两本书，这是我在维也纳答应他的，因为他准备在复活节外出旅行时使用。“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回答，并去图书馆取书。但实际情况是，我忘记了去找这两本书，因为我实际上是不赞成我的患者这次旅行的，在我看来，就这样中断治疗是很不明智的，这也使我失去一次收集材料的机会。我不得不很仔细地在图书馆查找这两本书，一本是《威尼斯——艺术之城》。除此之外，我记得在同一个系列还有一本关于历史方面的书，对了，是《麦地斯》。我把它拿了回去，并带给了我的患者；但是，使我羞愧的是，我发现自己出了差错，实际上我当然知道，《麦地斯》与威尼斯没有任何联系；但在一段时间里，我却没有发现这个差错。现在，我不得不诚实一点，因为在分析患者的症状行为时，我通常以权威的态度要求患者要诚实。这时我不得不告诉患者我的这个疏忽的动机（只有我自己知道）是不赞同他的这次旅行。

总的来说，我讲真话的动机的力量比我预想的要大得多，这使人感到非常吃惊。或许是因为自己从事精神分析的缘故，我很少能够说谎。当我企图歪曲一些事实的时候，我便会出现暴露我内心秘密的这样或那样的误差或失误，这正如前面及下面的例子所表现的。

在所有的失误中，误差的机制是较脆弱的。也就是说，误差的发生更能够表明，涉及到的心理活动不得不与这样或那样的混乱倾向做斗争，但是误差所使用的特殊形式并非都是由所掩盖的混乱思想的特质决定的。回顾以前的讨论，这里我再补充一点，这一解释同样也适合于很多口误和笔误行为。每当我们出现口误或笔误的时候，我们就会推断，在我们的意识之外存在着某种混乱，但是也必须承认：口误和笔误通常也服从相似律、怠惰律或是人们图一时之便而表现的加速的倾向，这种混乱因素并没有继续将其本身的特点强加于说和写的错误。有时是语言材料的和谐决定了这种错误的发生，同时这也限定了发生失误的程度和界限。

为了避免局限于我自己一个人的误差，我将再列举他人的一些误差的例子，这些例子也可以放人口误、笔误和闪失行为一章；但还是与前面章节的失误有点差别，因为这些失误的形式是相似的。

5.我劝告一个患者不要给和他恋爱的一个女孩打电话——当时，他自己想和她断绝关系。因为，每次约会，都使他产生放弃她的念头。他要写信将他的这个决定告诉她，尽管发出这样一封信有一些困难。1点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说，他找到了克服这个困难的方式，问我是否可以引用我这个作为内科医生的权威人士的话。2点的时候，他正忙于写这封中断关系的信，这时他突然停了下来，对和他在一起的母亲说：“对了！我忘了问这个教授我是否可以在这封信中提到他的名字。”他冲到电话机旁，拨通了电话，说：“我能和教授讲话吗？他是否吃过了晚餐？”对方的回答使他大为惊奇：“阿道夫，你疯了吗？”这是我劝告他不应再听到的声音，他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误差”，即拨的不是教授家里的号码，而是这个姑娘的号码。

6.一个年轻女士要到Habsburgergasse（哈普斯堡大街）去看一个朋友，一个新近结婚的女士。当一家人围在桌子边的时候，她谈起了这件事，但讲话时出现了误差，她说要去Babenbergergasse（巴苯伯格大街）。桌子周围的一些人的笑声使她注意到了她的这个误差——或是一种口误（据选择）——一个她并没有意识到的误差。事实上，在两天前，共和国在维也纳宣布成立了，黄、黑的色彩被由红、白、红组成的老式的奥斯马克彩色所取代，哈普斯堡皇族被赶下了台。这个讲话者将王朝的变更引入了她的朋友的住址。在维也纳，有一个很著名的Babenbergerstrasse，但是没有一个维也纳人会将此说成“Gasse”389。

7.一个当地中学教师，虽然家境贫寒，但却是一个很漂亮的小伙子。在一次暑假里，他拼命追求一个居住在别墅里的小姐，这个小姐来自大都市。最后，这个小姐还是向这个教师敞开了心扉，并劝说她的家人同意他们结婚，尽管他们存在地位和种族的差别。一天，这个教师给他的哥哥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这个女孩并不是个美人儿，但却很甜，我们将会处得很好。但是，我是否能下决心要娶一个犹太人，尚不能告诉你。”这封信被他的未婚妻收到了，结束了他们的关系；同时，他的哥哥很奇怪地收到了一封充满甜言蜜语的信。叙述这件事的教师向我保证说，这是一次误差，绝非存心计谋。当然，这样的计谋我们在戏剧小品中经常会看到。

8.布里尔（1912，第191页）谈到一个女士，她向他打听他们共同熟悉的一个朋友的消息。他发现她错误地称呼这个朋友做姑娘时的名字，当让她注意到这个失误后，她被迫承认，她不喜欢这个女士的丈夫，认为她的这桩婚事是不幸的。

9.这个误差也可以称作一个口误。一个年轻的父亲在为他的二女儿去做出生登记的时候，当问他孩子的名字时，他回答：“汉娜。”工作人员告诉他，他已经有一个孩子叫这个名字。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对这两个女儿来说，他更喜欢大女儿。

10.一个女士，婚后有3个女儿，其中两个很久以前已经结婚，小女儿还没有自己的归宿。在两次婚礼上，这家人的一个朋友——一个女士——送的礼物都是一套昂贵的银制茶具。每当话题转到品茶的时候，这个母亲总出现误差，说这是自己三女儿的茶具。很明显，从这个母亲表现出的这个误差表明，她希望看到自己的小女儿的婚礼，并且推测，也会收到同样的结婚礼物。

通常情况下，对母亲搞错女儿的名字，或搞错儿子和女婿的名字这样的现象是较容易解释的。

11.下面也是一个弄错名字的很好的例子，这是我从赫尔那里借用的，是他自己在一座疗养院观察到的例子。

“一天，在吃饭的时候（在疗养院），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女士和我谈论一些传统的话题，而我对这样的谈话不感兴趣。在谈话过程中，我还要很礼貌地插上一两句。这个老处女不停地说，我通常对她并非这么殷勤。这句话不仅包含着一层遗憾，而且也包含着对另一个年轻女人的讥讽——我们都认识的这个女人，而我对她尤其注意。自然，我马上明白了她的用意。随着我们谈话的继续，使我感到羞愧的是，我的同桌的人一再地指出，我不断地用那个年轻女人的名字称呼这个女士。但是这个女士则认为那个年轻女人是她的克星。”

12.我再报告一个有复杂背景的“误差”，这是一个亲身参与了这件事的见证人告诉我的。一个女士在户外和她的丈夫以及两个陌生人待了一个晚上，在这两个“陌生人”中，其中一个是她的相好，但其他人对此并不了解。这些朋友伴着这对夫妇来到了他们的门前，等开门后他们便可以离开这里。这个女士向一个陌生人鞠躬致谢，并将自己的手给他，说了一些礼貌的话。然后，她挽住她的相好的手臂，转向她的丈夫，用同样的方式对他说再见。她的丈夫，走了过来，脱掉帽子，很礼貌地说：“再见，亲爱的女士。”这个女士很惊愕地放下了她的相好的手臂。到了门房，她才说：“天哪！自己做的这件事多么愚蠢！”这个丈夫是那种很相信自己的妻子根本不会做出这种事的人。他不断发誓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的生活处于危险状态，他因此有一种很强的阻力，这种阻力使他不去注意到来自失误的挑战。

13.这是我的一个患者的一个误差：在人们要表达与事实相反的意思的时候，这种情况往往耐人寻味。经历了一次思想斗争后，这个很谨慎的小伙子决定和一个姑娘结婚，他们都很喜欢对方。他护送他的未婚妻到家里，和她道别后，非常高兴地上了电车，并向售票员买了两张票。6个月后，他结了婚，但他无法适应这种婚姻生活，他怀疑自己的婚姻是否正确。因为，他不能再像从前一样和他的朋友来往，而且他的岳父岳母还经常刁难他。一天晚上，他要将他的年轻的妻子从她的父母那里带回家去，和她一起上了电车，买票的时候却只买了一张。

14，下面的这个由梅德尔（1908）描述的例子说明了一个勉强压抑起来的欲望是如何通过“误差”的方式得到满足的。一个有一天假期的同事，在休假期间，他不想有人打扰。但是，他不得不去琉森看一个人，虽然他很不情愿。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他决定利用这个假期去那里，在从苏黎世到奥斯卡顿的路上，他一直在看那些日报，以此来消磨时光。在下站他换了车，然后继续读他的报纸，直到检票员来查票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坐错了车——是从奥斯卡顿到苏黎世的车——他又从奥斯卡顿回到了苏黎世，尽管他拿的是到琉森的车票。

15.塔斯克（1917）描述了一个类似的例子，即人们企图通过误差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压抑的思想，尽管不完全成功。他将此命名为“旅游方向的错误”。

“我离开前线回维也纳。一个老患者听说我在镇上，就邀请我去给他看一下病，因为，他还在因病卧床。我应邀去看他，在那里停留了两小时。当我要离开的时候，这个有病的男人问我应付多少诊费。‘这是在我回家的路上，现在并非行医，把我当做来看你的朋友好了。’我回答。这个患者犹豫了，毫无疑问，他感到自己无权利将这种职业服务当做朋友间的探视；但最后，他还是很感激地接受了我的好意，并为自己能够节省一些钱而高兴。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医生，这么做无疑也是正确的。几分钟后，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这种慷慨举止的真实性——我难以对此加以解释——我上了x路电车，之后，又要换乘Y路电车。当我在换车的地方等车时，我完全忘记了收费的事情，心里想的只是这个患者的症状。我要等的车来后，我上了车，但是到了下一站，我不得不再下车，事实上，在上车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是X路电车而不是Y路电车，因此我又回到了最初出发的那个地方——即我没有接受诊费的患者居住的地方：在我的潜意识中我明显是想收取诊费的。”

16.我也玩弄过和例14同样的戏法。我答应我的那个一向严厉的哥哥：今年夏天，我要长途跋涉到英国的一个海滨避暑胜地去看望他，他接受了。由于时间比较仓促，我必须走最近的路线，并且不在路途上耽搁时间。我问他是否能在荷兰停留一天，但他认为最好是在回去的时候在荷兰停留。这样我便坐车由慕尼黑出发，经过科伦到鹿特丹和荷兰湾，再由此出发于星夜乘船去哈维奇。途中，我要在科伦换车，下车后，我便去找到鹿特丹的快车；但是怎么也找不到，我问了很多铁路上的工作人员，从一个站台到另一个站台，仍没有找到，我完全失望了，心想我一定是错过了这趟车。事情已经如此，我想是否应在科伦住一晚上，经过一番思考后，我认为，出于子女的一片诚心——因为据我的家族的历史，我的祖先在犹太人受到迫害的时候从这个城市逃了出来——我决定乘下一班车到鹿特丹去。车到达后的时候是深夜，我不得不在荷兰停留一下。这一天的时间满足我的这个夙愿，我可以在海牙以及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馆看到雷姆卜兰特的巨幅绘画。到了第二天上午，当我要乘车跨越英国的时候，我回忆起来，在科伦车站的时候，我清晰地记得我看到过一个大的标牌，上面写着“到鹿特丹、荷兰湾”。这个标牌就在我下车的站台几步远的地方，那里停着我要等待的继续我的旅行的车。尽管这个标牌非常醒目，而我仍像一个瞎子一样在其他地方寻找。对这种行为的解释只有一个：与我哥哥的要求相反，在我的潜意识中，一方面出于子女的孝心，想在科伦停留一个晚上；另一方面，出于对雷姆卜兰特的崇敬，这些都促使了我的这个失误行为的发生，由此使自己的愿望得到了满足。

17.斯塔克（1916）谈了自己经历的一个通过“遗忘”满足内心压抑的欲望的事件。

“一次，我要用幻灯片为一个村的村民做一次讲座，但这个讲座因故推迟一周。我在回信中说明了推迟的原因，并在笔记本上记录下了这次讲座的时间。我很想下午到达这个地方，这样我便可以抽出时间去拜访一位我认识的居住在这里的作家。但遗憾的是，我没有空余的时间，因此，我只得放弃这次拜访的念头。”

就在我要去讲课的那个晚上，我匆匆忙忙拿着幻灯片到车站去赶火车，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了火车站（一般，在我因事耽搁而要赶车的时候，都是叫出租车的）。当我到了目的地，我感到有点奇怪，没有一个人到车站接我，这时我突然想起来，这个讲座推迟了一个星期，这一天是原来确定的讲课日期。我抱怨自己怎么会如此的粗心，那么，是否要赶下班车回家呢？经过仔细的考虑，我想这正好使我有机会去拜访一下我很想拜访的作家，因此，我便去了。在回家的路上我才发现，是我的那个原本无法实现的愿望，促使我做出了这样的行为。携带着幻灯片及自己的匆忙，将自己的这种潜意识的动机很好地伪装起来。

或许可以这样想，我们已经对此做出解释的这些误差的例子，为数并不太多，也不特别重要。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供大家思考，是否可以将我们的这一分析推广到对一些重大判断的误差的解释上，如人们生活中的重大的抉择或科学上的关键判断。只有那些为数很少的，有最好的适应性的人，才有可能防止外界客观画面的歪曲，这种歪曲往往发生在那些有辨别力的个体身上。

第十一章 混合失误

前面提到的两个例子——关于《麦地斯》这本书的例子和那个年轻人违背我的意愿而和他的未婚妻打电话的例子——并没有得到准确的描述。仔细地考察后就会发现：这是遗忘和误差的混合。我在这里举一些例子更明确地说明这种混合失误（combinded parapraxes）。

1.一个朋友给我谈了他的一次经历：“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个文学协会，并被选为委员，我想这个组织或许对上演我的剧本很有帮助。我每周五都抽出时间参加这里的活动，尽管我对此不感兴趣。几个月前，我得到许诺，我的剧本可以在F剧场上演了。从此以后，我经常忘记这个协会的例会，当我读过你有关这一问题的书后，我很羞愧自己的这种遗忘，我指责自己的这一做法，怎么能在不需要这些人时就将他们甩开。因此，我想下一个星期五的例会无论如何不能错过。在此之前，我不断地提醒自己，最后我准时到了那个举行活动的地方。到门口后，我吃惊地发现，门是锁着的，会议已经结束了，我实际上晚了一天，现在已经是星期六了！”

2.下面的例子是症状行为和误置行为的混合。虽然这是以很间接的方式得到的，但却是很可靠的。

一个女士和她的姐夫到罗马旅游，她的姐夫是一个知名的艺术家。罗马的德国人给了他们很高的荣誉，并赠送了很多礼品，其中有一个有古典风格的金质奖章。女士发现，她的姐夫并不欣赏这些很可爱的礼物。回到家后（在罗马的家被她的姐姐暂用了），在她从包里向外拿东西的时候，她发现将这个金质奖章带了回来——她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她马上给她的姐夫寄了一封信，说明情况，并说第二天送还给他。但是，到了第二天，这个奖章不见了，她怎么也找不到，因此无法将这个奖章送去。到这个时候，她的这种“疏忽”才引起了这个女士的注意：她发现她想自己拥有这个奖章。

3.有些情况下，失误会很顽固地重复出现，只不过失误的方式被改变罢了。

有一次，琼斯（1911b，第483页）莫名其妙地将一封信放在桌子上好多天而没有发出，最后，他决定要把这封信发了。但是这封信又从“死信办公室”退了回来，因为，他忘了在信封上写地址。他马上在上面写了地址，但是，当他将这封信带到邮局的时候，他发现他忘记在上面贴邮票了。这时，他才不得不重视这种反对发这封信的力量。

4.由于内在的抵抗而无法将一种愿望付诸行动，这一点维也纳的魏斯博士曾有所描述：

“下面的一个经历说明，人们的潜意识有时是多么强烈地阻止人们去做某种行为，而人们对这种阻力的克服又是何等的困难。一个熟人让我借给他一本书，我当时爽快地答应下来，但我感到有一种原因不明的不快。稍后我才知道，这个人几年前曾借过我一笔钱，但到现在仍没有归还的迹象，我对此并没有多加考虑。但是，第二天早上，我仍想起了这件事，同样感到很不愉快，我马上对自己说：你的潜意识企图使你忘掉这本书，你千万不要这么小气，你一定设法不要把这件事给忘了。我到家里，将书包好，并将它放在了桌子的边上，然后我就趴在桌子上写信。之后我便出了门，才走了几步，我想起来自己忘记了桌子上写好的几封要发出的信（其中一封是给一个朋友的，上面有一些难以启齿的话，因为，我在一些事情上要得到他的帮助）。我折了回去，拿了信后又出去了。上了电车我才想起来，我答应给我的妻子买些什么东西给她，当时我想，所有的东西也只不过有一小包。这时，我由这个‘小包’联想起‘书’，这时我才注意到，自己忘记带那本书了。我不仅最初出门时忘记了这本书，而且第二次返回拿放在桌子上的信时也完全忽略了这件事。”

5.兰克也对一个与此相似的情况进行过详细的分析。

“一个拘谨古板、有点迂腐的男人报告了自己的一次很不寻常的经历。一天下午，他走在大街上，突然想看一下时间，发现他竟将自己的手表忘在了家里——他以前从没有忘记过——由于他晚上有一个约会，而自己又不能迟到，回去取表显然已经来不及了，因此他准备提前去一个女士那里借一块表用一晚上。因为他本来就准备第二天去看她的，因此他便可以顺便将表给她送去。然而，当第二天他要将借来的表还给这个女士时，他才吃惊地发现，他将这块表放在了家里。这次他戴的是他自己的表。因此，他不得不于当天下午再次将表送还。这次，从她的家里出去，他需要看时间的时候，他吃惊而懊恼地发现，他又将自己的表忘在了家里。”

“如此反复多次地出现失误，他怕这样的表现是否是病理性的。因此，他很想了解自己的这种行为的心理动机。我问他第一次忘记戴表的那一天有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如果有的话其细节如何，然后我们通过精神分析的方式揭示出他的动机。他回忆起来，吃过午餐——在他忘记戴表出去前不久——他和他的母亲在谈话，他的母亲说到他们的一个亲戚很使她烦恼，她已经在他身上花了不少钱，现在又将他（亲戚）的表当了。由于表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必需的，她让他（叙述者）借钱给自己将这个表赎回。他因为这种被迫借钱给别人而很烦恼，他还回忆起来，这个亲戚已经如此打扰他好多年了。由此可见，他的症状行为是由几个因素所决定的，首先，这表明了他的这种思想：‘我不想就这样将自己的钱毁掉，如果他需要一块表，把我的表留下就是。’但是，因为他晚上的约会还需要手表，这个动机只能通过潜意识的渠道发生作用，以症状行为的方式表现出来。其次，他的这个遗忘行为说明：‘为这个人花钱，就像去填一个无底洞，总有一天会把自己拖垮，因此，我不会再为他做任何事情了。’尽管对他而言，这个动机是暂时的，但是这种症状行为的反复出现表明，这个动机还在其潜意识的深层发生着作用，好像在说：‘这件事总是萦绕在我的脑海，难以消除。’390据这种潜意识的态度，他借了那个女士的表忘记归还也不会使我们感到奇怪。他将这种动机转移到‘无辜的’女士，或许另有原因，其明显的动机是，他想自己拥有这块表，以取代自己失去的手表，因此第二天便忘记了这块手表。他也可能将这块手表作为从女友那里获得的纪念品而将它保留下来。而且，忘记这块手表又给他创造了一次拜访这个女士的机会。本来他是因为其他什么事情于那天上午去看望这个女士的，由于他忘记了手表，这次为归还表的拜访似乎令他蒙羞，这本来应安排在更早一些的时间。而且，他两次将自己的表忘在家里，并以这种方式使他能够归还另一块手表。这足以表明，在他的潜意识中，他力图避免一次同时与这两个表接触，以此表明自己没有多余的手表，自己和那个亲戚就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但是，另一方面，他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抵抗和这个女士结婚的念头，他警告自己，他无法和自己的家庭（母亲）分开。最后，遗忘这个女士的手表的另一个原因是，前一天晚上，作为一个单身汉，在众多朋友的面前看女士的表，使他感到难堪。因此他只好偷偷地看时间，为避免这种难堪局面的重复，他不愿再戴上这块表了。但是，他不得不将这块表归还，结果就产生了这种症状行为，而且通过妥协的方式解决了这两种情绪冲突，他通过潜意识的方式取得了可贵的胜利。”

下面的3个例子是由斯塔克（1916，第108～109页）观察发现的。

6.误置、损坏和遗忘作为压抑的对立意志的表现。

“我保存有很多科研方面的插图，有一天，我的哥哥让我借给他一些，以供他为一个讲座而做幻灯片使用。尽管我当时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费尽心血制作的这些图片最后没有能够展出或发表，那么就这样让人们看一下也是好的。我答应哥哥为他找出他需要的这些图画的底片，并将它们制成幻灯片。然而，我却找不到这些底片，我翻看了一大叠装有底片的盒子，看了足足有两百多个底片，每一个都仔细过目，但是，没有发现我要找的底片。我怀疑自己可能不想将这些图片借给哥哥，当我意识到自己的这种不友好的思想，并力图消除这种思想的时候，我才想起来，我将这叠盒子最上面的一个放在了一边，我拿起这个盒子时并没有看里面的东西，这个盒子装的就是我要找的东西。在盒子的盖上有一个简短的对其中内容的说明，很可能是粗略瞟了一眼上面的说明后，就将它放在了一边。但是，这种不友好的思想看来并没有完全屈服，在我将这些幻灯片送去之前，又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件。我在用手压其中的一个幻灯片时，由于用力太大，将它弄破了（以前，我从来没有像这样弄破过幻灯片）。当我重新做了一个幻灯片后，这个新的幻灯片从我的手里滑落到了地上，幸亏我及时用脚将它接住，才没有将它摔坏。我将这些幻灯片叠在一起；但是这一叠幻灯片又都掉在了地上，幸运的是没有幻灯片损坏。最后在我将这些东西包好准备发出时，几天时间已经过去了，尽管我一直想尽快将它发出，但我总是一再地遗忘。”

7.反复遗忘——最后出现闪失行为。“一天，我要给我的一个熟人寄一张贺卡，但我将这件事一再地推迟了好几天。我认为其原因有下面几个：他曾用信通知我说，某人要在某一星期来看我，我实际上并不期望这个人来访。随着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来访的日期越来越接近，我决定写个贺卡通知他，让那个人在我方便的时候再来。贺卡写好后，我想再加上一句，说明我由于工作繁忙而没有早一点写信；但是，后来我想，这并非是我拖延这么长时间的原因，因此就没有加这句话。但是，在我就要将贺卡放人信箱的时候，我却将它放在了下面的一个入口，上面写着：‘打印材料’。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由于我当时的那个小小的说谎动机引起的。”

8.遗忘和误差。“天早上，天气极好，一个女孩想到瑞克博物馆画那里的石膏像，尽管她很想去散一下步，但是，她想今天的天气这么好，还是去多画一些画。首先，她要买些画纸，她到了商店（从博物馆到这里走路要用10分钟时间），买了笔和其他一些材料，但是唯独忘记了买画纸。然后她就回到了博物馆，当她放好画架准备开始的时候，她才发现缺少画纸，因此她不得不再去商店。她将纸取回后便专心地画了起来，画的速度很快。一段时间后，她听见博物馆的大钟敲了好多下，她想，‘已经12点了。’她继续画画，直到一刻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她认为是12点过一刻），她包起这些绘画的材料，决定步行穿过温德尔公园到她的姐姐家去喝咖啡（在荷兰这就相当于午餐）。在苏沙博物馆，她吃惊地看到，现在才12点，并非12点半！欣赏好的天气胜过了她勤奋工作的动机，结果她忘记了这样的事实：大钟在11点半的时候也是敲12下的，钟塔的大钟也同样是这样敲的。”

9.从上面列举的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潜意识的干扰动机可以通过反复多次同样的失误来达到其目的。我再从一个小册子引用一个相似的有趣例子，这个小册子的名字叫《弗兰克·韦德金德和剧院》，是在慕尼黑由喔拉格出版的。但是我必须将责任归于这本书的作者，这是一个以马克·吐温的方式讲的故事。

“在维德肯德的一幕剧《审查》中，在一个很庄重的时刻有这样一句表白：‘对死亡的恐惧是理智的错误（Denkfehler）。’作者很重视这一段，他让这个表演者排练的时候在单词Denkfehler这里停顿一下。到了晚上，这个演员专心致志地进入了角色，并且很注意这个停顿；但是，他却无意中以庄重的语调说：‘对死亡的恐惧是Druckfehler（排印错误）’。表演结束后，在对演员的表现进行评价的时候，这个作者肯定地说，他的表演无可挑剔；但是其中的那一段不是‘对死亡的恐惧是排印错误’，而应是‘对死亡的恐惧是理智的错误’。当下一个晚上《审查》重演，到了这一段的时候，这个演员还是用庄重的口气说：‘对死亡的恐惧是Denkzettel（备忘录）。’维德肯德再一次表扬了这个演员的演出，但也指出美中不足的是，这句话的最后不是备忘录，而是理智的错误。第二天晚上，这场戏仍在上演，这个和作者建立了良好友谊的演员，在交换了对表演的观点后，到了这一段时，又用最庄重的面孔说：‘对死亡的恐惧是Druckzettel（打印的标签）。’演员同样得到了作者的绝对褒奖，而且这个剧本又多次上演；但是这个作者已经下定了决心，这个‘理智错误’的概念永远是一个令人困惑的东西。”

兰克（1912和1915b）也注意到，在“失误和梦”之间存在着有趣的联系。但是，如果不深人分析与失误相联系的梦，这种联系是无法发现的。在一个很长的梦里，我梦见自己丢了钱包。早上，在我穿衣服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钱包真的不见了，虽然在我做梦的那个晚上睡觉前，在脱衣服的时候，我忘记将钱包从裤子的口袋里取出，并将裤子放在常放的地方。我并没有忽视我的这种遗忘，它又在潜意识中表现了出来，即在梦中使它表现出来了。391

我的意思并非是说，与那些单纯的失误相比，这些混合失误会教给我们一些新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只不过是失误的形式发生些变化，其结果仍是一样的，仍是为了表现一个确定的目标，或用很活跃的方式来抵抗一种思想。这时如果发生失误，一方面达到了目标，另一方面人们对此也无须做什么解释。我们很惊奇这样的事实，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人们有意识地防止这种失误发生的动机失败得多么彻底。我的朋友尽管付出很大的努力，最终还没有能够参加那个协会的活动；而那个女士发现自己无法与这个奖牌分开。在压抑人们的意识倾向的过程中，当一个方式行不通的时候，这种莫名的因素又会通过另一个方式来达到目的。我们用来消除这个意识的只不过是这种有意识的对立意志，这需要做出心理努力，使那些不被我们意识的东西进入意识。

第十二章 决定论、机遇和迷信——几个观点

通过对前面个别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心理机能的某些缺失——我们后面将对这些共同特点进行讨论——以及某些明显的非存心的操作，如果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对此加以研究，就会发现，这些缺失和操作都有其确切的动机，或者说是由人们意识不到的动机所决定的。

如果你要将某种行为归于这些类别，它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1.它不能超出我们的判断范围，其表现出的特点必须在“正常的界限之内”。

2.它必须是一种持续时间很短的暂时性混乱。在此以前，我们的同一种心理机能必须是很准确的，或者说，我们在所有情况下都坚信我们能够很准确地完成它。如果他人对我们的这一行为予以纠正，我们必须立刻认识到其纠正的正确性和自己的这一心理过程的错误。

3.如果我们完全知觉到了这种失误，我们自己却认识不到这种行为的动机所在，我们一定会将它解释为一种“粗心”，或将它作为一种“偶然”。

属于这一类的行为包括：遗忘（Vergessen），自己明确意识到的失误（Versprechen）、读误（Verlesen）、笔误（Verschreiben）、闪失行为（vergreifen）和所谓的偶然行为。从字面上来看，这些词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都有一个德文的前缀“ver-”392。

我们对用这种方式定义的这些心理过程的解释引起了我们对一系列的使我们极感兴趣的问题的观察。

一

如果我们否定这样的观点：部分心理机能是不能被人们的意识所解释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对心理生活中的决定论的范围做出评价，无论在这一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这种决定论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深远得多。1900年我看到文学史学家梅尔在《维也纳日报》的文章，他列举事例说明自己的观点：人们不可能存心和随意地生成一些无意义的言语或举动。我早就发现，在要人们做出自由选择的时候，一个人不可能毫无原因地生成一个数字或名字，对这种明显的存心生成的数字的研究——一个人在开玩笑的时候说出的一个数字，或在做高智力活动时生成的一个数字——表明：这些数字的出现也是由人们实际认为似乎是不可能的方式所决定。我将简单地讨论一下人们对名字的随意选择的例子，然后仔细地分析一个“不加思索地甩出”一个数字的例子。

1.在发表一篇东西时，我要准备我的一个女患者的病历，这时我首先想到的是给这个患者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393，当然选择的范围很广。有些名字一开始便被我排除了——首先是其真名，然后是我的家人的名字，以及其他的与此发音接近的名字。对我而言不可能找不到一个名字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我自己在期待一个名字——我头脑中有很多女人的名字，但唯独出现这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就是“杜拉”（Dora）。

我扪心自问，这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谁叫杜拉？我本来想抛弃由此而来的一个思想——这是我妹妹保姆的名字，但是我在精神分析的实践中有很好的自我训练，我还是很坚定地指向这一思想，然后让我的思绪由此展开。马上，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一个很小的偶然事件进入了我的脑海，这便是我要寻找的决定因素。我在我的妹妹的餐桌上看到了写给弗洛林·罗沙的一封信，我惊奇地问叫这个名字的是谁呢，我被告知我原认为叫杜拉的这个人实际上叫罗沙，但是，当她被雇用做保姆的时候，不得不放弃这个真名字。因为，我的妹妹也叫“罗沙”。“可怜的人”，我遗憾地说，“他们甚至不能拥有自己的名字。”我现在回忆起来，在此之后，我沉默了片刻，然后静静地思考一些严肃的问题，这些内容便很容易地进入了我的意识。第二天，当我要为这个不能使用真名的人取一个名字的时候，出现的恰恰是“杜拉”这个名字，完全没有其他的替代名字的出现。这种情况也与另一个主观事件有固定的联系，一个受雇于另一个家庭的家庭教师对我的这个患者的病情有决定性的影响，对其治疗过程也有很大的影响。

几年后，这个小小的偶然事件又发生了。有一次，我正在做一次讲座，经常引用这个叫杜拉的患者的例子。但我突然想起来，其中的两个女士听众中有一个也叫杜拉。我便转向我的这个年轻的同事，向她道歉说，我忘记了你也叫这个名字，并说在我的讲座里，我会将这个名字改掉。这时，我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尽快找一个合适的名字，我首先想到的是避免使用另一个女性听众的名字，以避免让我的那些有精神分析基础的同事将此作为一个例子加以分析。当我决定要用“埃纳”这个名字取代杜拉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高兴。讲完课以后，我问自己，埃纳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呢？当我注意到这个名字的来源的时候，我忍不住大笑起来，我在选择名字的时候力图避免另一个女士的名字，当然我很好地避免了这种可能性；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种可能性，但是另一个女士的姓是鲁埃纳，埃纳正是其中的一部分。

2.在给我的朋友的一封信中，我通知他说，我刚好校对完《释梦》的清样，而且不想对此做较大的修改，“即使里面包括2467个错误”394，我立即想解释这些数字的来源，并在信中附上了我的一个小小的分析。我还是将我的这个分析全文摘录下来：

让我再对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做一次贡献。在这封信中，你会发现我随意使用了2467这个数字来评价《释梦》这本书中出现的错误的多少，我的意思仅仅是指这个错误数字很大，但是唯独这个数字出现了。然而，头脑中任何东西的出现都不会是没有原因的，你肯定也期望是潜意识决定了这个数字进入我们的意识。就在此之前我在报纸上看到，将军E.M从工兵署退休，我对这个男人很感兴趣，当我作为军医在军队服役的时候，有一次他因病来病房（当时他还是一个团长），对一个军医说：“你必须在一周内让我好起来，因为皇上有很多事等着我去做。”从此以后，我决定效仿其职业；但是现在，他的这个职业已经走到尽头——一个工兵署长，并且已经（1899）列入退休人员之列。我想计算一下他从事这种职业的时间，从我1882年在医院见到他时起，到现在已经有17年了。我对我的妻子讲了这些后，她回答说：“是否你也该退休了？”“上帝不会同意的。”我说。我们谈完以后，我便坐下来给你写信。但是，这一系列的思想仍萦绕在我的脑海。经过仔细推断，我发现算错了。在我的记忆中的一个很明确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我是在监禁中（不能外出）庆祝自己24岁生日的，那是1880年，或者说是19年前。这样就出现了2467中的‘24’这个数字，现在，在我现在的年龄——43——加上24，这样就有了67这个数字。换句话说，在回答是否我要退休这个问题时，我希望自己还能够工作24年。自从我要追随这个M团长那时起，很明显对自己没有取得什么大的成就感到厌烦，然而与他在这个时候就结束其生涯相比，我庆幸自己还是一个胜利者。这样人们就会很公平地说，这个不假思索出现的数字2467，并非没有潜意识的根源。

3.自从我第一次解释了这个随意出现的数字后，我又反复地做过类似的实验，其结果仍与此一致。但是，其中涉及很多隐私的东西，因此我不想在此予以说明。

由于多种原因，我要增加一个有关的例子，这是维也纳的医生阿德勒（1905）从一个“完全健康的”人那里获得的资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关于“数字”联想的例子。向阿德勒提供资料的人报告说，“当我正在潜心阅读《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很偶然的干扰，我会将这本书读完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我读到这一段论述，即那些随意闯入我们意识的数字都是有确定的意义的，我决定做一个实验。这时出现于我头脑的记忆是1734，与此相联系的意念很快地出现在我的面前：1734÷17=102；102÷17=6。然后我将这个数字分成17和34，我现在34岁，我曾经对你说过，我认为34岁是青年的最后一年，由于这个原因，我的最后一个生日过得很不愉快。在我的人生经历中，一个17年的结束将看到一个愉快而有兴趣的时代的开始。我将我的人生以17年为单位分开，那么这个区分有什么意义呢？在想到数字102时，我想到了雷卡姆万国图书馆的编号102，这是考塞卜的剧本《厌恶和悔恨》。”

“我现在的心理状态便是厌恶和悔恨，这个图书馆里的编号6是（我熟悉地记得这里的所有的编号）穆勒的《罪过》，由此想到的是我自己的罪过，因为，我并没有表现出自己的能力。接下来出现的是这个图书馆中的第34号，包括穆勒的童话《枪口》（Der Kaliber），我将这个单词分‘Ka’和‘Liber’两个部分。接下来出现于我的脑海的是，这个单词包括‘Ali’和‘Kali’（钾）两个部分。这使我想到有一次和我的儿子（6岁）的押韵游戏，我让他找出和单词‘Ali’压押的词，但是他一个也没有找到。当我一定要让他说出一个的时候，他说：‘All reinigt den Mund mit hypermangansaurem Kali’（Ali用高锰酸钾清洗了他的嘴）。我大笑了起来，因为Ali是很温和的。在最近几天，我遗憾地发现，它并非是温和的Ali。”

“我问自己：这个图书馆里的17号是什么呢？但我并没有想到什么。不过我敢肯定，对此我很早就知道的，因此我认为我是想忘掉这个编号，我的任何思想似乎都是徒劳的。我开始阅读本书，但我的阅读很机械，无法理解书中的内容，因为17这个数字仍萦绕在我的脑海。这时，我将灯关掉，继续我的思索。最后，我意识到，17这个编号是莎士比亚的剧本，但是哪一本呢？我想到了《希洛和黎安德》——很明显是我的愚蠢的企图使我误入歧途。最后，我不得不放弃，查阅了这个图书馆的目录，发现17号是《麦克白》。使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我根本不了解这个剧本，尽管我对它重视的程度和莎士比亚的其他剧本一样。我想到的仅仅是：凶手，麦克白女士，巫婆，‘公正即邪恶’；想到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席勒的《麦克白》译本非常好。毫无疑问，我希望忘掉这个剧本。接下来想到的是17和34可以被17整除，得l和2，在这个图书馆的l和2好像是歌德的《浮士德》，我越来越感觉我和浮士德有很多相似之处。”

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从这个医生的分析中我们并没有发现什么重要的东西。阿德勒认为，这个男人对他的这些联想的综合并不成功，如果不从这些对1734数字的联想中获得一些理解这个数字的关键，那么很难对此做出有价值的解释。

“我今天早上的经历有力地证明了弗洛伊德的观点的正确性。当我晚上下床时候，惊醒了我的妻子，她问我为什么要找这个图书馆的目录，我对她讲了当时的情况，她认为我是小题大做——但观点很有意思——在我一再坚持下，她还是接受了对《麦克白》进行联想，她说在她想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她什么也联想不起来。我回答说：‘让我们测试一下。’她说了一个数字117，我马上回答说，‘117是指我告诉你的那个数字，而且，我昨天对你说过，一个82岁的妻子和一个35岁的丈夫在一起的确不协调。’前几天我取笑我的妻子说她是一个82岁的小老女人，82+35=117。”

这个原没有找到决定他生成数字的因素的男人，当他的妻子给他一个随意生成的数字的时候，他马上就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实际上，他的妻子很明确她丈夫生成这个数字的症结所在，因为她选择的数字也是出于一个情结——这是他们同有的情结，因为这种情况涉及到他们相互的年龄。现在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对出现于这个丈夫头脑中的数字做出解释了，阿德勒认为，这个数字表明了他的一种压抑的欲望，这个欲望便是：“像我这样34岁的男人应该有一个17岁的妻子才合适。”

如果你认为这是无稽之谈，那么我要补充一点，最近我从阿德勒那里得到消息，在他的这个分析出版一年之后，这个男人和他的妻子离婚了。395

阿德勒对强迫生成的数字给予了同样的解释。

4.人们选择的所谓的“吉祥数字”并非与这个人的生活毫无联系，或它的出现也并不是没有什么特定的心理原因的。一个男人承认自己特别偏爱17和19这两个数字，在稍做思考后，他便发现，在17岁这个年龄，他考上了大学，并从此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科学研究的自由。19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做长途旅游，之后不久便有了重大的科学发现。但是这个偏爱的固定化还是在10年以后，即在他发现这个数字在婚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之后。即使是人们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偏爱的数字，或明显以很随意的方式生成的数字，都可以通过分析追溯其料想不到的含义。我的一个患者在这方面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天，当他很不愉快的时候，他很特别地甩出一句这样的话：“我已经告诉你17到36次了。”我问他这么讲话的动机所在，他说他的脑海马上出现的是：他生于那个月的27日，而他的小弟弟生于这个月的26日。他抱怨说，命运从他的生活中剥夺走了美好的东西，并把这些东西给了他的弟弟，因此他便在弟弟的出生日期这个数字上加上10来表示命运对自己的这种不公，“我虽然年龄较大，但我却要矮人半截。”

5.我还要进一步阐述一下对数字现象的分析，因为，我知道没有其他什么独立的观察事件能够像数字这样强烈地证明这种不被我们的意识所知的、高度混合的思想过程的存在。同时，我也找不到比医生提供的材料更好的例子。在这里我报告一个出现于我的一个患者（征得他的同意）的数字情形的分析。我要说明的是，他是一个生活在一个大家庭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他非常尊敬的父亲。当他心情很好的时候，426718这个数字就会闯入他的脑海，他问自己：“由此联想到的思想是什么呢？首先是我听到的一个笑话：‘一个人如果患了感冒，而要医生治疗的话，病症会持续42天；如果不要医生的治疗，则要持续6星期。’”这已在该数字的前面部分反映出来（42=6×7）。在此之后，他停顿了片刻，我让他注意到他选择的这个6位数中缺少3和5两个数，他马上对此解释道，“我们兄妹7人，我是老小，就年龄顺序来说，3是我的姐姐A，5是我的哥哥L，他们是我的敌对方。在孩子的时候，我就向上帝祈祷，请他将这两个令人烦恼的家伙赶走。在我看来，我选择的这个数字满足了我的欲望，3和5——我的邪恶的姐姐和哥哥——被清除了。”“如果这些数字代表你的姐姐和哥哥们，那么最后18的含义是什么呢？因为你们毕竟有兄妹7人。”——“我常想，如果我的父亲还活着的话，我就不会是最小的，如果再有一个孩子的话，我们就是8个了，我就会是一个小孩的哥哥了。”

除了对这个数字的解释，我们还必须能够在前后数字之间建立联系，从最后的数字就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其含义：“如果我的父亲仍然活着”。“42=6×7”表示对那个没有医治好他父亲的医生的讽刺，用这样的方式表现出他希望他父亲还活着的愿望。这个数字（426718）与他在家中产生的两个童年愿望的满足相联系——一个愿望是希望他的那个姐姐和哥哥死去，另一个是希望在他之后再有一个孩子，或简单地表达为：“要是我的这两个敌人死了而我的父亲还活着多好！”

6.这是从一个记者那里得到的一个小例子。在L地的电信局工作的经理写道：他的19岁半的儿子想学医，而且熟悉《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并企图向他的父母说明我的观点的正确性。我将他所做的一个实验不加任何评判地引用如下：

我的儿子对我的妻子谈了有关所谓的‘偶然事件’问题，并对她说，这些出现于其脑海的名字和数字都不是‘偶然的’，他们的对话是这样的：

儿子：‘给我一个你喜欢的数字。’

母亲：‘79。’

儿子：‘由此你想到了什么？’

母亲：‘我想到了我昨天看到的那个美丽的帽子。’

儿子：‘它卖多少钱？’

母亲：‘158马克。’

儿子：‘可以这样解释：158÷2=79。你认为这个帽子太贵了，无疑你在想：如果便宜一半，我就会将它买下。’

对我儿子的这个结论我首先提出了反对意见，女人一般对数字很不在行，他的母亲也不会想到158的一半是79。他的理论主要依据的是这个不太可信的东西：下意识中的数学表现比意识中的数学表现要好。‘不对，’我得到的回答是这样的，‘也许我的母亲不能很好地计算出158÷2=79，但是，她却碰巧看到了这个等式——她可能在做梦的时候想起了这个帽子，然后认识到其便宜半的价格。’

7.我从琼斯（1911b）那里再引用一个对数字进行分析的例子。一个他熟悉的绅士想到986这个数字，对琼斯说，他不会与他想到的东西有任何联系。“用自由联想的方法，他首先出现了这样的记忆——一种以前没有出现过的记忆：6年前，在一个炎热的日子里，他在晚报上看到了一则笑话，这个笑话说的是，现在温度计的读数已经不是986℉了，明显超出986℉。我们当时坐在一个很热的火炉旁边，而我则刚刚从这个地方退出。他说他很清晰地记得这种炎热唤起了他的那种沉睡的记忆。然而，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个记忆会如此清晰地存在着，就像以前出现过似的。对很多人而言，如果这种记忆不与其他什么重要的材料相联系的话，人们很难将它回忆出来。他告诉我，在读这个笑话的时候，他笑得前仰后合，以后又多次想起来，每次都倍感愉悦。实际上，这个笑话很贫乏，并不令人可笑，这使我认识到，在此背后一定存在着重要的东西。他接下来的思想是，热量这个概念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热是宇宙的一种很重要的东西，是所有生命的源泉，等等。一个很普通的年轻小伙子有如此鲜明的观点，的确需要对此进行一下解释，因此我让他继续他的自由联想。下面联想到的是一个工厂的烟囱，他从他卧室的窗户正好可以看到这个烟囱。他经常在晚上站在那里看从里面冒出的烟火，认为这实在是能量的一种浪费。热，火，万物生命之源，巨大的能量从这个耸立的空心柱子里面流走了——从这种联想中，我们不难推断出：在他的潜意识中，这种关于热和火的思想和他头脑中性爱的思想密切联系，或者这是一种象征性的思想。他现在有强烈的手淫情结，他自己已经承认了这一点。”

如果你要对这个观点——数字材料在人的潜意识中发挥作用——获得更深刻的印象，你就应该了解一下荣格（1911）和琼斯（1912）的文章。

在对这类问题进行分析的时候，我发现有两种东西给我的印象特别深：首先，人们似乎像梦游的确定性一样，为了达到一个意识不到的目的，进行了一系列数字的思考，这种思想马上便表现于所期望的数字，而且其计算速度之快令人惊异。其次，在我的潜意识里，我可以很自由地支配这些数字，但在我的意识状态，我对数字的推断能力则很差，很难记住日期、房间号码等诸如此类的数字。而且，在这些潜意识状态下，对数字的思维操作有一种迷信的倾向，我很长一段时间不明确其根源。396如果你发现，不仅这些生成的数字，而且这些生成的文字材料也是有一定的根源的，这都不足为怪。

8.这是一个关于强迫性的单词的消除的很好的例子，强迫性的单词，即那些无论做出多大努力也无法从我们的脑海里消除的总是出现的单词。这是由荣格观察发现的（1906）：一个女士告诉我说，在这些日子，‘Taganrog’（塔干洛，俄国北部的一个地方）经常挂在嘴边，但又不知道它的意思。我问她这些天是否有一些刺激她的事件发生，是否有不愉快的情绪，她犹豫片刻后对我说，她很喜欢一件睡衣（德文，Morgenrock）；但是她的丈夫对此不感兴趣，‘Morgenrock, Tag-an-rock’（字面意思为“白天一穿一睡衣”）——很明显，他们在发音和意思上相似。之所以用俄文的方式，是因为当时这个女士刚认识一个来自塔干洛的人。

9.我很感谢赫奇曼博士，他提供了另一个类似的例子。在个特殊的地方，一行诗歌不明原因地、强迫性地反复出现了。

E，一个法学博士说道，6年前，我从比瑞兹到圣塞瓦斯坦旅行，在铁路线跨越比沙河的这个地方是法国和西班牙的边界，从边界桥上看，这里的景色很优美——一侧是一条宽阔的大峡谷和比利牛斯山，另一侧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这是一个美丽清爽的夏日，万物被阳光普照，我在做假日的旅行，碰巧要去西班牙。在这个美丽的地方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下面的诗：

Aber frei ist schon die Seele，

Schwebet in dem Meer von Licht.397

“我回忆起来，当时我正在想这个铁路的起点在哪里，我无法回忆起这个地方。从韵律上来判断，这些词一定来自一首诗歌，但这首诗歌我完全忘掉了。后来，当这句诗反复地出现在我的脑海的时候，我问了很多人，但是一无所获。”

“去年，当我从西班牙回来的时候，也经过了这个相同的铁路线，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而且天在下雨。我看着窗外，看是否能看到边防站，我发现我正在比沙桥上。这句诗马上又闯入了我的记忆，而且我仍回忆不起来它的出处。”

“几个月后，我回到了家里，我发现了一本乌兰特（法国诗人）的诗集，打开后，这句诗映入眼帘：‘Aber frei ist schon die Seele, Schwebet in dem Meer von Licht’，这是诗歌‘Der Waller’（旅客）的结尾部分。读这首诗的时候，我隐隐地意识到，很多年前我读过这首诗。在西班牙的情景好像与这首诗的这一句有密切的联系，这很符合我对这个地方的描述。我对这个发现，只有一半的满意，然后我继续翻看着这本书。这句诗‘Aber frei ist schon……’印在这一页的最下面，翻过这一页，我在另一页发现了名字为‘比沙大桥’的诗。”

我要补充说明的是，与前面的内容相比，我对这首诗的内容更不熟悉，其开头是这样的：

Auf der Bidassoabrücke steht ein Heiliger ahersgrau，Segnet rechts die span’schen Berge, segnet links den fr?nk’schen Gau.398

二

对决定随意生成的数字和名字的因素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对另一个问题的解决。人们知道，很多人反对这种彻底的心理决定论（psychical determinism），因为他们确信自由意志的存在。当然，这种确定的感觉确实存在，即使你相信这种决定论，也不能否定自由意志的表现。和其他正常的情感一样，这种感觉也是有证可寻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据我本人的观察，这种自由意志的感觉并不会在需要做出重要决定的紧要关头表现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我们拥有的感觉好像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心理力量，我们很希望它能够代表我们的意志（我出现了，我不在做其他的）399。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无足轻重的决定，情况则与此不同。这时我们的活动往往出于我们的自由意志——没有什么动机驱使的意志。据我们的分析，我们无需讨论这种自由意志的感觉的正确性，如果我们要考虑到这种有意识和潜意识的动机的话，这种确定的自由意志的感觉会提醒我们，有意识的动机不能扩展到我们所有的动作方面，即有些动作无须劳驾意识动机，“小事不去惊动法官”。但是，这个所谓的自由的活动，却在另一方面——潜意识方面——获得了动力，通过这种方式，决定论彻底地表现在整个心理领域。400

三

尽管在前面章节里讨论的失误动机，在意识状态下难以认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很多的证据来证明它的存在。事实上，随着我们对这种潜意识原因的揭示，我们便有可能来发现这些证据。在两个领域，有可能验证这种潜意识的动机的存在，在这样的状态我们有可能认识这种动机。

1.我们观察到偏执狂（paranoia）患者的一个典型特点是：他们将我们通常忽略的细小的行为赋予深刻含义，或者说，在他们观察到他人的这些细小的行为时，总是说这些行为意义重大，并据此得出重要结论。例如，我最近见到的一个偏执狂患者说，周围的人们好像都达成了共识，因为，当火车驶出车站时，人们都是挥动一只手。另一个患者注意到，人们走路的方式，使手杖的方式等等都有重大意义。401

这些无须动机的、偶然的行为——正常人也具有的这种心理操作，或是正常人的失误行为——一旦被偏执狂患者在他人身上看到，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心理表现。他们在他人那里观察到的任何东西都意义深刻，每一个行为都可以做出这样或那样的解释，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如此呢？或许，和在其他类似的情况下一样，他将自己意识不到的东西投射到了他人身上。对偏执狂患者而言，他们被迫让出现于正常人潜意识中的东西进入意识，而要让正常人意识到这些东西必须通过相应的心理分析。402在某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偏执狂患者的认识有一定的正确性，因为他们洞察到了正常人认识不到的东西，他们比有正常心智能力的人在这个方面看到更清楚；只不过，他们将这种看法以替代的方式投射到他人身上，这使他们的这个认识变得毫无价值。我希望自己不相信这些偏执狂患者的解释，但是，偏执狂患者对这种偶然行为的解释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这种认识有助于我们对这种确信的感觉的理解，即偏执狂患者确信其解释的正确性。事实上，在这些解释中有一些是符合实际的东西。我们的那些非病理性的判断失误也应有这样的确信感觉，即确信这些失误是有一定意义的，或这些失误是有一定原因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本章的其他部分将详细论述。

2.对偶然和失误行为的潜意识动机的这种替代还表现在迷信现象中，我将通过我自己的小小经历来阐明我的观点。

在我度假回来后，我的思绪马上回到我的患者身上，在新的一年开始后，我要注意的是哪一个患者呢？首先，我要看望的是一个老妇人，多年来我一直是坚持每天为她服务两次[第112页]。由于这是例行的服务，且单调乏味，在我去看她的路上和探视她的过程中，我的潜意识的思想就会表现出来。她已年逾九旬，每年开始时，我都会很自然地问自己，她还能支持多久。就在这一天，我匆匆叫了一辆车赶往她家，在这里的每个车夫都知道这个老妇人的家，因为我经常坐他们的车。但这一天却发生了一个很偶然的情况，这个车夫在她家的门口没有停车，而在附近另一个与此平行的街道上的同一个门牌号前停了下来。当我看到走错了路后，斥责了这个车夫，他急忙对我道歉。那么，我在另一个没有居住这个老人的家门口停车是否有重大意义呢？当然，这并非对我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我迷信的话，从这个偶然事件我可以看出一种预兆，今年将是这个老人的最后一年。历史上记录的很多预兆也只不过是依据这种象征，我当然将这种情况解释为一种偶然，没有其他的意义。

但是，另一种情况则完全不同，如果我步行前往，当自己“陷入沉思”或“心不在焉”，也到了另一个与此平行的街道的这个房子，而不是这个老妇人的家门口，这就不能解释为偶然，而是值得解释的、有无意识目的的行为。我对这种“误入歧途”的解释是这样的：我不久就不会再看到这个老妇人了。

我和那些迷信的人区别如下：

我不相信心理生活中的那些无足轻重的事件的发生会预知我们将来在现实中隐藏的东西；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心理活动的偶然表现会揭示一些隐藏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也属于心理方面的（不属于外在现实）。我相信外在的偶然性，但是，我不相信内心的（心理的）偶然性。而迷信的人的看法则相反，他们对这种偶然和失误行为的动机一无所知，相信这种心理的偶然事件，另一方面，他们赋予外在的偶然事件以特定的意义，一种对将来现实的预兆，认为这种偶然事件的发生是表达外在现实中隐藏的东西的一种方式。由此可见，我和迷信的人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首先，他寻找外在的动机，而我则寻找内在的动机；其次，他将这种偶然解释为一种事件，而我将这种偶然解释为一种思想。但是，隐藏于他的东西和隐藏于我的东西相对应，而且，都不想将这个偶然解释为偶然事件，而宁肯对它做其他的解释，这是我们的共同之处。403

我认为，意识的疏忽和潜意识中对这种偶然的心理事件的动机的认识是迷信产生的心理根源。因为，迷信的人并不知道他们的偶然行为的动机，但是又要求能够认识到这个动机，这样他就不得不在外界寻找其替代根源。如果这样的联系确实存在，它就不可能局限于这个单一的情景。在这一点上，我相信世界上迷信的大部分观点——经过漫长的演化，形成了现代的宗教——只不过是心理向外在世界的投射。对这种心理因素以及在潜意识中的联系的模糊的认识——对此很难表达，用偏执狂患者做类比有助于我们的理解——都反应在超自然的现实的构成上。这些超自然的现实最终会被潜意识心理学这门科学所取代。人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解释天堂和地狱的神话，去解释上帝和不朽的灵魂，去解释善良与丑恶，将这种形而上学转化为心理玄学（metapsychology）。初看起来，偏执狂患者的替代和迷信的人的替代并没有多大区别；但人类开始思考的时候，众所周知，他们被迫以人神同形的方式去对此加以解释，或用自己想象出来的众多人格的力量来对此予以解释。他们将这些偶然的事件神秘地解释为是那些有神秘力量的人们所为，其所作所为有时像偏执狂患者，即从他人的细小的行为得出重要的结论，有时又像很多正常人，他们据这些偶然的和不存心的行为来判断邻居的性格。在我们的现代科学中，这种迷信的世界观将失去其存在的根基，但在前科学时期的世界观里，人们坚信他们解释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罗马人看到门口飞过一只小鸟，便认为这不是好的兆头，他们就会放弃去做那些不论多么重要的事情，他们用这种洞察力来判断自己的活动，这样的行为与他的前提便达到了一致。但是，如果他放弃去做这件重要的事情是因为他在出门的时候摔了一跤，他们的这种洞察力比我们这些无宗教信仰的人还要优越，他们比我们这些心理学家更像心理学家。因为这一跤向他们表明，他们还有疑虑，还有反面的力量在对他们发生作用，这种力量在涣散意识的努力。因为，如果我们把所有心理力量联合起来去达到这个共同的目标，我们肯定会取得成功的。这正如席勒笔下的泰尔，在让他用箭去射他儿子头上的苹果时，官员问他为什么抽出两根弓箭？他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用第二根箭射穿你，如果我伤了我亲爱的儿子的话，这根箭就是你的，我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席勒的《维赫姆·泰尔》，第三场，第三景）

四

任何人只要有机会用精神分析的方式研究一下人类隐藏的心理冲动，他们都会发现，在迷信里，这种潜意识动机的特点得到了表现。我们可以在那些患有强迫性思考或其他状态的神经症患者那里——这些人的智力一般都很高——清楚地看到：迷信来源于压抑的敌对冲动404，迷信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灾难的期望。如果一个人经常有对付他们的邪恶欲望，但他又想变好，他就不得不将这个欲望压抑在潜意识之中，并期待着通过灾难的方式来惩罚这种潜意识的邪恶。

尽管这几句话不能完全阐明迷信心理学，但是我们至少触及到了这样的问题：迷信到底有没有现实根源，或者说，诸如真实的预感、梦的预见、心灵感应以及超自然力量的表现等等，这些说法是否完全是假的。我的意思并非是对这些说法一概否定，因为，很多哲人名士对此都有详细的观察，并确认其存在，当然对此还有待于进行深入的研究。我所希望的是，其中的一些部分能够通过人们对潜意识过程的认识而得到解释，从而使我们今天的观点更加巩固。如果像招魂术这样的现象仍然存在，那么我们就应该能够用我们对这一现象的新发现来进一步限定我们的“定律”，而不使我们动摇关于世界上事物之间的一致性的信念。

对此问题的讨论，我只能提供一个主观性的答案——据我个人经验的答案。遗憾的是，我必须承认我也是一个凡夫俗子，我出现的时候，神灵停止活动，超自然的力量也隐身而去，因此我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验使我相信这种奇迹的存在。和其他人一样，我也有预感，并经历了一些烦恼；但是二者总是联系不起来，预言的事件总不出现，而一些不幸的事件经常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在我孤居其他城市的日子里当时我还年轻——我经常误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声音倍感亲切，然后仔细地记下这个时刻，并追查在这个时候我的家人是否真的叫过我的名字，或有无什么事件发生，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与此相应，有一次，在我忙于为一个患者看病的时候，我的一个孩子突然患病，几乎因此死去，当时我仍没有烦恼的预感。到目前为止，我所遇到的患者中，没有一个能够证明自己的预感应验。我也必须承认，在最近几年，我的一些经历也可以用心灵感应的假设对此予以解释。

很多人都坚信梦有预见性，因为人们可以用很多事实对此予以论证：在梦中出现的愿望，在以后的生活中得到了满足。但是，一点也不感到奇怪的是，通常，在梦和愿望的满足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往往被做梦的人给忽略了。一个聪明、诚实的女患者提供给我一个很好的关于梦的预见性的例子。事情是这样的：她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梦，梦见自己在某个街道的某个商店遇见了她以前的一个朋友——她的家庭医生。第二天早上，当她来到市中心梦里梦到的那个地方的时候确实遇到了他。我发现，这种奇迹般的巧合并不是什么重大事件，对此我以后将予以论述。

在仔细地询问了她一些问题后，我发现，在她做梦的那个早上，她并没有回忆起来这个梦——直到她出去散步并遇到这个人时才回忆起晚上的梦。她对这样的解释并不反对：这种事件的发生并非神秘，只不过是一个有趣的心理问题。那天她走在街道上，遇到了她的家庭医生，见过以后，她感觉到前天晚上自己在梦里梦到过在这个地方遇到了他。对她做具体的分析后，就会发现她的这个确定感觉是如何出现的，一般而言，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否定其真实性。一个期待已久的在某个特殊的地方相遇，实际上等同于一种约会。这个老家庭医生唤起了她对以前经历的回忆，她通过这个医生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曾经是她生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从此以后，她继续和这个绅士有密切的联系，就在做梦的那天晚上，她还在期待着他的到来，但是他并没有来看她。如果对这种情况做进一步的分析的话，我便会很容易地发现，当她见到她以前的一个老朋友的时候，她表现出的做过这个预见性的梦的幻想等于在说：“啊！医生，你使我陷入了过去的回忆，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安排一个约会，我从来不会失望的。”

这种“明显偶合”（remarkable coincidence）——说到某人时，他确实出现了——也是有的。我也观察到自己的一次这样的小小经历，这或许代表了很多类似的经历。在我获得了教授头衔后的几天（1902年3月）——在当时的专制时期，教授是有一定的权威性的——当我走到市中心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一种童年的幻想，即想去报复一下那对夫妇。几个月前，这对夫妇请我去给他们的小女儿看病，这个女孩在做了一个梦后，出现了有趣的强迫症状。我对这个病例很感兴趣，对其病因我是知道的。但是，这对夫妇反对我给他们的女儿提供治疗，而让她转到了一个外国权威那里，这个权威以有效的催眠疗法著称。我的这个报复性的幻想是：在这个权威的治疗彻底失败后，他们会再来求我进行治疗，并且向我表示，他们对我的治疗很有信心，如此等等。然而我就会这样回答：“是的，现在你们对我有信心了，因为现在我也是教授了。这个头衔并没有改变我的能力，我当大学讲师的时候，你们没有用我，那么我现在做了教授，也可以不用我。”这时，我的幻想被一个声音打断，“教授，你好！”我一看，站在我的面前的正是我正在想着要报复的那对夫妇。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便是，这并非奇迹，我在这个宽阔、笔直、几乎没有什么人的街道上走，迎面而来的正是这对夫妇。在我们相距20码的时候，我可能偶然的一瞥看到了他们的身影，并认出了他们；但是我却将这个感觉放到了一边，或被消极地忽略了。很明显是情绪的因素在这个幻想中发挥了作用，于是就出现了这种巧合。

兰克（1912）也报告过一个“预言应验”的例子。

“几年前，我也经历过一次‘明显偶合’，正在我想某个人的时候，偏偏就遇到了这个人。圣诞前不久，我到奥匈银行兑换货币，想用一些零钱兑换10个新银元作为送人的礼物。在路上，我一直陷入自己的野心幻想：自己一贫如洗，而这个银行则有堆积如山的存款。我来到了那个银行所在的小街，看到有一个小车停在那里，很多人从银行进进出出的。我对自己说：无疑，出纳是有时间兑换新的银元的，我很快就办完事了。我写了要求兑换的单子，对出纳说：‘请给我金币。’我马上注意到了我的失误，应该说给我银元，这使我从幻想中惊醒。我距入口仅有几步之遥，我看到一个年轻人进来后向我走来。我想我认识这个人，由于我眼睛近视，并没有确定他到底是谁，当他走近一点后，我认出他原来是我哥哥中学时的一个叫金的朋友。金的哥哥是个著名的作家，在我的文学生涯初期，我很想得到他的帮助。但是，这种帮助我最终也没有得到，结果我并没有像期望的那样获得成功。在我去银行的路上还在想着这件事。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在我沉迷于我的幻想的时候，我一定是无意问看到了这个金先生，表现在我的意识上，便是向出纳要金币，而不是这个价值较小的银元（这说明自己梦想获得成功）。另一方面，对这个失误事件——我的潜意识最初知觉到了一个物体，后来又被自己的意识认识到了——布洛伊勒将之解释为‘复合准备’（complexive preparedness）。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与自己的看法相反，我用事实说明了自己的愿望，这个事实便是到银行后用纸币兑换金币。”

下面的经验也可以归于此列。在某一时刻，或某一地方，我们会发现，这个地方这么熟悉，好像以前我们到过这里，但是经过努力回忆，发现自己以前确实没有来过这里。我也明白，人们在言语的表达上，将此习惯上称之为“感觉”，但实际上这应是一种判断，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知觉判断。这些情况有其本身的特点，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事实，他无法回忆起来他想要的东西。这个“似曾相识”的现象是否可以证明有前世的存在呢？当心理学家注意到这个问题后，便企图用特殊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目前提出的解释，在我看来，没有一个是正确的。他们没有人能够透过这个现象的表面而看到其深层的东西。据我观察，这些心理过程可以对这种“似曾相识”——即潜意识幻想——的现象做出解释，但当代的心理学家仍然忽略这一点。

我认为将这种似曾相识的经验看作幻觉是错误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当时的情景确实触及到了他以前曾经经历过的东西，只是我们无法将这种经历回忆起来，因为它还没有被意识到。简而言之，似曾相识的感觉与一种潜意识幻想的再现相对应。这里存在着的潜意识幻想（或白日梦），就像我们意识中产生的同种创造一样，对后者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经历中了解到。

我想对此问题应该给予认真对待，但这里我能做的只不过是对一个具体的“似曾相识”的例子进行分析。在这个例子中，这种感觉是那样的强烈和持久。一个37岁的女士对我说，她对她在12岁半时的一次记忆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是到乡村去看她的几个同学，当进了大院，她马上感觉自己以前来过这里，来到客厅时，她的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她感到自己原来就知道这个房子的结构以及这个房间的隔壁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并且知道从这里会看到些什么。当时她想，之所以会有这种熟悉的感觉，可能是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到过这里；但是，询问了父母后，这个看法就被否定了。这个女士并没有从心理学方面对此予以深究，但是她认为这种感觉的出现是她的重要情绪生活的预见，因为这些同学对她以后的生活意义重大。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到她当时的处境，就会对这一现象有另外的解释。在她去看望她的同学的时候，她知道，她的一个女同学只有一个哥哥，当时他病得很重。她来到他们家后，也瞟了他一眼，他已经病入膏肓，她对自己说，他将不久于人世。现在，她自己唯一的哥哥也患有重病几个月了，在他生病期间，她不得不和她的父母分开几星期，而和她的一个亲戚待在一起。她相信，她的哥哥和她一起去了乡下，而且她认为这是他病愈后的第一次旅行。但是，奇怪的是，她对其他的很多细节都很不确定，唯独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是，还记得自己那一天穿着一件很特别的裙子。了解到这些信息后，任何一个人都不难从这些暗示中得出结论：她有一个期望，这个期望就是期望她的哥哥死去。这一点对这个女孩的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她对这个愿望意识不到，而且，在她的哥哥恢复健康后，她又将这种思想更强烈地压抑了起来。但是，如果情况恰恰相反，她的哥哥没有恢复健康，那么她就要穿孝服了。她在自己同学的家里发现了一个很类似的情景，她的哥哥也濒临死亡，事实上他不久就死了。她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几个月前，她本人也有同样的经历；但是，她并没有回忆起来这件事，相反，代之而起的是对这个地方的似曾相识感，如这个环境，这个房子，这个花园等，自己又成为这个“虚假的探索”的受害者。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她对哥哥死的期望还没有从她的幻想欲望中消除，她希望自己成为家里唯一的孩子。后来，她患有严重的恐怖性神经症，害怕失去自己的父母，这种症状的潜意识根源也是同一个内容。

我的一次类似的似曾相识的短暂经历也可以追溯到当时的这种情绪的聚集。“在这种情况下，也唤起了我原来形成的改良自己处境的幻想欲望。”关于这种似曾相识的现象，我们认为费伦茨博士的解释是值得考虑的，他对本书的第3版提供了很多帮助。在这个问题上他写道：“就我自己的情况而言，和其他人一样，我自己深信，有无数的似曾相识的经历都可以追溯到潜意识的幻想，在当时的情景中，人们又潜意识地联想到了这种幻想。我的一个患者的具体情况虽然不同于其他人，但是，实际上也是其他人的翻版。这种感觉经常出现，后来发现，这种感觉来源于以前做的一个梦的一部分，而这个梦的内容他早就忘掉了。由此可见，似曾相识不仅可以源于白日梦，同样也可源于夜间梦。”

后来，我发现格拉斯特（1904）也对这个现象做出过解释，他的解释和我的观点极为相似。

1913年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来论述另一种很类似于似曾相识的现象（1904a），这便是“似曾谈及”，即在自己前来治疗时，幻想着自己已经报告过那些很感兴趣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患者主观上坚信，他在很久以前就说过这些记忆材料，医生则很确定地说他并没有讲过，并肯定地告诉患者他一定是记错了。对这种有趣的失误的解释可能是这样的：这个患者在说明这个材料上有压力，因此他便试图将这些材料说出来；但是，他并没有真的说出。在治疗的时候，他将原来的这种记忆当成了已经发生了的事件，这样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另一种类似的情况，其机制可能是一样的，费伦茨（1915）将此称之为“信以为真的”失误。我们相信，我们会遗忘、误置或丢失一些事情、事物，但是有时我们却坚信自己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并认为事情本来就如此。例如，一个女患者又返回到医生的家里，说她是回来取伞的，因为她将伞丢在了这里；但是这个医生发现，这个伞就在她的手里。这个失误的发生显然与一个冲动有关，这个冲动便是，她想将这个伞放到这里。由此可见，“信以为真的”失误与真正的动作相对应。这正如人们所言：这太便宜了，因此便想回报一下。

五

最近，我将名字遗忘例子的一个分析报告给一个学哲学的同事看，他马上反驳说：“这很有意思，但是，我对名字的遗忘则不是如此。”对我的观点，当然不能用如此简单的方式予以反驳，我不认为我的这个同事以前曾对名字的遗忘这一现象进行过分析，也不能说他对名字的遗忘现象的解释完全不同。然而，他的这个说法涉及到了一个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即关于这些失误、偶然行为的解释是仅适用于个别情况，还是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如果仅适用于个别情况。那么其条件是什么？是否还有其他的解释呢？对此问题的回答很困难，或使我进退维谷。但是，我要声明一点，我们所报告的这种联系绝非少数，每次对自己或患者做实验的时候，在这些例子中都会明显地看出这些联系，或者说我们的看法是有基础的，是站得住脚的。当然，如果你没有发现这种隐藏的思想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在你设法找到这些思想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内在的抗拒。同理，我们也不可能对自己或患者的梦都做出解释。为了证明这个理论具有普遍性，只要你用这样的方法去寻找这些隐藏的联系就足够了。对前一天做的一个梦进行解释的时候，你可能感觉非常曲折，难以理解，但往往在一个星期或一个月以后，你会揭示其秘密，因为在这一段时间，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种反面的力量减少了，这样你的解释就容易了。这也适用于对失误和症状行为的解释，在（英文版）第70页的那个读误例子中，我有机会看到了这种现象的发生。最初我对这种失误无法解释，但是当我对这种压抑的思想的兴趣消失后，情况却明朗开来。405只要这种痛苦——我的哥哥比我获得教授头衔的时间早——存在，那么，对这个读误的分析就需要我付出很大的努力。但是，当我发现这一点并不能说明他比我优越时，我便突然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当然，我们也不能这样认为：这种持续时间的分析都是由于这个机制，而非所揭示出的心理机制导致。如果对这种假设并没有得到反面材料，人们就准备相信对失误和症状行为——这些可能是发生在正常人身上的行为——的其他解释，这便使这种假设失去了现实价值。也正是同一种心理力量使人们产生了一些秘密，并促使自己去探究这个秘密，最后对此做出解释。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个事实：仅仅通过其本身的力量，压抑的思想和冲动尚无法通过失误和症状行为获得表现。因为，在此情况下，这种一边倒的可能性，就其神经机制而言，必然是孤立的。而这一点正好被压抑的思想所利用，据此使人们的意识有所感觉，即仅仅是想让人们有所意识。在言语失误的情况下，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企图确定的是，造成这种失误产生的结构和功能上的联系。如果我们将这些失误和症状行为产生的原因区分为潜意识的动机和心理一物理联系，那么就出现了一个公开的问题：在正常人的范围内，是否还有其他的因素——像潜意识这样的因素，并取代潜意识——能够说明这些失误的产生；但对此问题的回答并非我的任务。

尽管在精神分析和关于失误的一般观点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我也不想夸大这种差异，我宁可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那些差异不明显的例子上。对于那些简单的、不引人注意的口误和笔误而言——仅仅是一种压缩，或少了一个词，缺少一个字母——这是不会有什么复杂的解释的。按照精神分析的观点，我们必须坚信：对意识的某种干扰仅仅是表明它的存在，但是，我们说不清楚这种干扰来自哪里，其目的是什么。事实上，这除了说明它的存在外，并没有其他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语音的相似和接近的心理联想对失误的作用，对这个事实我们从来没有争辩过。一个合理的科学要求是，对那些尚未解释的口误和笔误的解释应该依据那些有明确分析的例子，依据那些通过分析得出相应结论的例子。

六

从我们对口误的讨论开始，我们就已经证明：失误是有隐藏的动机的。借助精神分析的方式，我们可以追踪并认识这个动机。但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尚未归纳出其一般特点，以及在失误中所表现出的心理因素的特殊性。我们尚不想对此做很明确的解释，或将此总结成一种规律并加以验证。同时，我们也不想用很直接的方式来处理这些材料，因为，对此完全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进行探讨。我们第一步所要做的不久大家就会看到。406这里我们首先提出几个问题，我至少应当提出来并对此加以描述。（1）表现在这些失误和偶然行为中的思想、冲动的内容和根源是什么？（2）确定这种思想和冲动使用如此的活动作为其方式的因素是什么？是什么决定了它用这种特殊的方式？（3）在失误和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的内容之间是否可以建立明确的固定联系？

我将收集有关材料首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在讨论口误的例子时，我们发现，超脱其要表达的内容是很有必要的。这样我们被迫要在这个意图之外来寻找言语混乱的原因。在很多情况下，讲话者对这些原因也是有意识的。即使在那些简单明了的例子中，也只不过是同一个思想的翻版，这个思想看来同样有表达的权利，因而使这些表达合而为一，阻碍了思想的表达。但是，我们却无法解释为什么用这个叙述，而不用另一个叙述（这是梅林格尔和梅尔所讲的“混合”）。第二组例子中，摆脱一种叙述的动机是出现这种失误的一个原因；但这个动机并不很强烈，以至于无法将其叙述方式完全摆脱，而且这种被压抑的叙述也是完全有意识的。只有在第三组例子中，这种干扰的思想才毫无保留地和要表达的意思区别开来，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看出明显的区别。在这样的情况下，或者干扰思想由于思想联想使二者之间形成联系（由于内在的矛盾而形成的干扰），或者这些思想之间并没有本质的联系，联系发生在干扰的单词和干扰的思想之间——而这些联系是意识不到的（潜意识的外在联系）。在我们列举的分析过的例子中，整个言语过程受这个思想的影响。在人们讲话的时候，这种处于潜意识状态的思想被激活，或者它们通过自身的干扰而表露出来（“Klapper-schlange”“kleopatra”[第43页]，或者通过使要表达的言语部分之间相互干扰的方式间接地发生作用（在‘Ase natmen’这个例子中，对其发生作用的是‘Hasenauer Street’和那个法国人的记忆）[第42页]。引起这种干扰产生的压抑的潜意识思想与言语的干扰本身有很大区别，对这些思想的探索不可能找到一个概括的东西。

将这些分析与对读误、笔误的分析进行比较研究后，我们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如对口误而言，有的时候，这种口误仅仅是一种简化或凝缩，并没有什么其他动机存在[如，Apfe这个例子，第40页]。梦的凝缩和清醒时候产生失误时的凝缩，是否需要一定的条件呢？从获得的例子来看尚无法对此做出解释。但是，我不会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意识的松弛外，没有其他什么条件，因为，就其产生而言，这是一种自发的活动，而且有准确可靠的特点。我更强调这样的事实：正如在生物学领域的表现一样，正常人或接近正常的人与那些有病理性问题的人相比更不愿探讨这种混乱的根源，我希望对那些轻微的混乱——人们仅仅对此有一个模糊的解释——也当做严重的混乱来解释。

在读误和笔误的情况下，我们通过分析可以确定其深刻而复杂的动机。“坐木桶（tub）跨越欧洲”这个例子说的是一个读误，这是由一个很深层的动机或思想的作用引起的，在本质上和要表达的意义是不同的，它产生于压抑的嫉妒和野心冲动，然后通过“转换单词”（Bef?rderung）表现出来，形成与此完全不同的联系。在‘Burckhard’这个例子中[第70页]，这个名字本身组成了这一类转换单词。

无疑，这种对言语功能的干扰是有原因的，它也需要一定的干扰力量，虽然这种力量比其他心理活动的力量要小。

对遗忘而言，情况可能与此有所不同，因为遗忘是对过去的经历的遗忘[为了与严格意义上的遗忘做区分，我们将对专有名词的遗忘和对外语单词的遗忘——如第一和第二章所描述的——称之为“记忆溜失”（slipping the memory）加以区分，将意向的遗忘称之为“遗漏”（omission）]。决定这种正常的遗忘过程的根本因素是我们所不明确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我们对遗忘的每一种记忆并非都予以承认，只有当这种记忆使我们感到吃惊的时候，才会察觉到自己的遗忘，因为这时它打破了一般的规律，即遗忘的总是一些不重要的东西，而重要的东西仍保存在记忆里。对那些值得很好地解释的遗忘实例的分析表明：遗忘的动机都来源于一个方面，这些材料可以唤起人们痛苦的情感，因此人们就不希望这些材料出现在人们的记忆中。我们由此可以猜想，这种动机一方面想在心理生活中处处表现出来；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另一种反对力量的作用，这种表现又很难奏效。就人们不愿记忆那些引起痛苦的材料而言，其重要性和范围值得做详细的心理界定，而且，要使我们的说明适用于具体的例子，我们不能将这一问题——遗忘的特殊条件是什么——和我们在整文中的说明分开。407

在意向遗忘的情况下，需考虑另一个因素，那种压抑在潜意识中的冲突——由不愿记忆那些痛苦的东西而引发的冲突——变得非常真实可见，在对这些具体例子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了这种对立意志的存在，这种对立意志反对那种还没有付诸行动的意向。我们在失误行为的例子中也描述过，在这种行为中，我们也认识到了两种心理过程，或者是对立意志对抗这个意向（在这些例子中，后一个目的较为重要），或者是在本质上与这个意向本身没有什么联系，但是通过外在联想使二者联系起来（在这些例子中，这些意向很不相同）。

同样的冲突也在控制着人们的闪失行为。阻碍这种活动的冲动也是一种对立冲动，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对立冲动与我们的那种活动冲动毫不相干。在做出这个闪失行为的过程中，使这个冲动有机会得到表现。那些由内心冲突引起的干扰的例子更为重要，这往往出现于一些重要的活动之中。

在偶然行为和症状行为中，内在冲突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在这些动作表现中，人们的意识变得更无价值，而且人们似乎完全忽略这样的行为。因此很值得我们在潜意识和压抑的冲动那里对此进行解释，因为这些症状的表现有很多都代表了人们的幻想和欲望。

对于我们前面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表现在这些失误中的思想和冲动的根源是什么——而言，我们敢说，在很多情况下你都会很容易地发现，这些干扰的思想来源于心理生活中压抑的冲动。对于健康人而言，自私、嫉妒、敌对等都是存在的；但是出于道德教育的巨大压力，这些东西只能利用失误等方式提供的机会来予以表现，这些冲动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具有高级的心理生活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这些失误的默许实际是我们对不道德的东西的容忍。在这些冲动中，我们似乎没有发现性冲动的作用，在分析的例子中，很少发现这方面的动机实属偶然。原因可能是这样的，这些例子绝大多数源于我自己的心理生活，这些材料首先是经过选择的，选择的过程删除了与性有关的材料。同时，这也可能是自己内心的反对干扰了这些思想的出现。

现在，我们来回答第二个问题——这些思想不能以完整的方式表现，则被迫依据其他的方式来寻求表现，如限定、干扰另一种思想。造成这种局面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很多典型的失误例子表明，这种决定因素必须与意识许可度相联系，即与意识对这种压抑的思想的许可程度有关。但是，如果我们通过一系列的例子对这个特点进行分析，则很难对此做出明确的说明。由于耗费时间而将某些东西退避开来，或认为这种思想与当前的问题没有联系，将这些作为推开一个思想的动机（这个思想保留下来，通过干扰另一种思想来寻求表达），其作用类似于这种情况：犯上的情绪冲动要遭到道德的谴责，这时要将它退避开来；或者，它完全来源于潜意识的思想。要探讨决定这些失误和偶然行为产生的一般的决定因素，沿着这个线索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由此分析产生的一个事实是，失误的动机越是微不足道，这种思想表现的阻力就越小，就更易于进入意识，当人们的意识留意到这个现象时，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就越容易。如我们一旦注意到自己的口误，便会立即予以纠正。当动机来源于真正压抑的冲动时，这时就必须通过进行仔细的分析才能够得到解释，有时还要渡过很多难关才会最终找到问题的答案。

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分析，我们无疑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寻找决定这些失误和偶然行为产生的心理原因时，必须沿着其他的途径、用不同的方法去寻找。通过我们的讨论，读者会看到破壳的迹象，即这个学科乃属于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

七

最后，我想对这个广阔的领域予以简单的说明。正如在前面很多例子的分析中所看到的，失误和偶然行为的机制与梦的形成机制的核心是一致的，对后者我们在《释梦》一书中梦的工作一章做过详细论述。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发现凝缩和妥协形成（混合）都是存在的，其共同之处是：通过不熟悉的途径，通过外在联系的方式，潜意识的思想作为对另一种思想的限定而表现出来。梦的内容中的不和谐、荒谬和错误——这些很少被认为是心理活动的产物——也是以同样的方式产生的，尽管这和在日常生活中一样随机使用了现成的方式。在两种情况下，一种错误的机能表现可以由两种或几种正确的机能的特殊交互干扰来解释。

从这种一致性，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个特殊的工作形式——其工作成绩可以在梦的内容中看到——不能归结为心理生活的睡眠状态，因为我们已经占有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都表明，除此之外，这种工作方式同样也以失误的形式表现于觉醒的生活状态。同样的联系也说明，这些使我们感到异常和奇怪的心理过程并非是由心理活动中根深蒂固的衰败的东西所决定，或者并非是由心理机能状态所决定的。

如果我们没有了解到这些心理神经症状，尤其是这些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其机能是和我们在前面谈到的在失误、梦的工作等所表现的机能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就无法正确理解这些奇怪的心理的工作方式——也正是在这个方式的作用下，才出现了日常失误和梦的想象。研究在病理状态下的这种工作方式将是我们今后研究的起点。利用这种类比的方式考虑失误、偶然行为、症状性行为的时候，我们还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与精神神经症（psychoneurosis）的表现（如神经症症状）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下面这些人们经常谈及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即正常和异常没有严格的界限，它们都存在一些神经症的表现。即便没有任何医学经验，我们也可以说明多种这一类型的神经症表现，这仅仅说明，这是神经症的退化：症状少，表现的机会少，或不太严重。换言之，这些情况下的神经症的表现很轻微，其症状的数量、症状的程度和持续时间都是很轻微的。但是，我们可能从来没有对这种类型进行过推断，人们通常表现出的这种神经症行为实际上构成了正常—疾病的中介。对于我们涉及的这个特殊的类型——其病理表现便是失误和症状性行为等——其特点是这样的：这些症状存在于不太重要的心理功能中；同时，在那些具有较高价值的心理功能中，这种混乱是不存在的。如果症状的出现与此相反——这些症状表现在最重要的个体或社会机能中，这就有碍于我们的饮食生活、性生活、职业工作和社会生活——这便是严重的神经症的标志，这比那些有丰富的病理性表现的情况更为典型。

但是，对最严重的和最轻微的神经症的表现而言，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当然也表现在失误和偶然行为中：它们都可以追溯到这些压抑的心理材料，这些材料尽管把人们的意识排除在外，但是仍然没有被剥夺表现的能量。

释梦（上）

梦幻驿站　达利　画

梦中景象　傅斯利　素描

目录

释梦（上）

新版编译说明

按语

英文版编者导言

第一版序言

第二版序言

第三版序言

第四版序言

第五版序言

第六版序言

第八版序言

英文第三版（修订版）序言

第一章 有关梦的问题的科学文献

第二章 释梦的方法：一个梦例的分析

第三章 梦是愿望的满足

第四章 梦的伪装

第五章 梦的材料与来源

新版编译说明

一、版本出处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是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西方现代弗洛伊德主义哲学学派的巨擘，被誉为“与牛顿、达尔文、马克思、爱因斯坦一样的世界伟人”。他身前留下丰富的精神分析著作，不断再版加印，并被译为各国文字，流传全世界。1956～1974年，英国伦敦霍格思出版社（The Hogarth Press）出版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这套书由英国精神分析学家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1887～1967）和奥地利心理学家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1895～1982，弗洛伊德最小的女儿）共同主编，共24卷，是当今世界最权威最完整的弗洛伊德作品集，也是世界广泛流行的最佳版本。这套英文版由德国Gesammelte Werke公司出版的德文版翻译而来，但增加了关键的脚注（标准版编者在德文版的基础上所添加的内容一律用[]标识以示区分）。

本套中文版《弗洛伊德文集》即由英文版《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以下简称“标准版”）翻译而来，是中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关于弗洛伊德文萃性的经典恢宏译著。我们将标准版中凡是带重点符号的弗洛伊德代表著作全部译出，还把无重点符号但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潜意识论、性欲论、梦论三大理论支柱和七大基本理论（潜意识学说、人格结构学说、本能学说、性欲学说、释梦学说、焦虑与自我防御机制学说和社会文化学说）有关的心理玄学的论著也一并译出。

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我们将标准版中有关弗洛伊德论著的一些编者导言、弗洛伊德生前为其著作出版所作的序言（精选部分版次）及部分注释一并译出。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保留了标准版的[]体例，保留了英文文献中年份后的字母顺序标注，书内页码也按标准版的页码显示。我们在标准版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注释，此部分以“——中译者”为标识。中文版编者还根据内文增加了插图，来帮助读者理解弗洛伊德的著作。此外，在弗洛伊德的每部（篇）著作之前，中文版主编车文博亲自撰写了“按语”，扼要介绍该著作的要点及其在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二、编译分工

《弗洛伊德文集》是我国建国以来翻译弗洛伊德的第一部经典性的世界名著，是国家教委七五重点教材规划和吉林省九五重点图书规划的项目，也是中文版主编车文博主持的心理学、哲学、精神医学界学术共同体40年来协作科学研究的成果。

参加本书译校的学者共有吉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等12所院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教授、博士等40余人。

1.车文博，中文版主编，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学术界公认的弗洛伊德研究权威，我国为弗洛伊德“平反”的人。主要工作：（1）选定翻译版本。20世纪70年代选定标准版24卷为底本进行复印，并选定翻译弗洛伊德的论著。（2）组成翻译团队。聘请老一辈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哲学家为领衔，中青年教授、副教授、博士为主体的学术共同体。（3）提出编译原则。包括精粹性原则，代表性原则，信、达、雅原则，历史性与专题性统一原则。（4）编辑小词典。特请著名精神病学家贾谊诚教授主编《精神分析小辞典》，由车文博教授审订，以保证全书中翻译的人名、术语的统一。（5）全书终审定稿。车文博主编除亲自编制《弗洛伊德生平活动一览表》、撰著《导论》和《弗洛伊德略传》外，还对全书做了通读、审订和定稿。

2.杨韶刚，中文版副主编，本书主要译、校者，原为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主任，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论著有《超越快乐原则》、《自我与本我》、《一个幻觉的未来》、《文明及其缺憾》、《摩西与一神教》、《为什么有战争？》、《抑制、症状与焦虑》（合译）、《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合译）。此外，校审、修改了诸多篇章。

3.高申春，中文版副主编，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除翻译《释梦》（下卷）、《论梦》、《释梦》（上卷，部分）、《抑制、症状与焦虑》（合译）外，还校审并修改《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释梦》（上卷）、《超越快乐原则》、《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自我与本我》。此外，还协助主编编审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目录》、《英汉人名对照表》、《英汉专业术语对照表》。

4.邵迎生，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除翻译《图腾与禁忌》外，还参加校订《精神分析新论》，修订《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戏剧中的变态人物》、《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作家与白日梦》、《达·芬奇的童年回忆》、《米开朗基罗的摩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等。

5.宋广文，曲阜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博士，翻译并修订《性学三论》、《儿童性理论》、《“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爱情心理学》、《论自恋：导论》、《本能及其变化》、《压抑》、《力比多类型》，并校《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精神分析纲要》。

6.吕俊，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除翻译大部分《释梦》（上卷）外，还参加修订《释梦》（下卷）、《论梦》、《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

7.郭本禹，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精神分析新论》（合译），并修订《精神分析五讲》。

8.汪凤炎，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精神分析新论》（合译）。

9.郑希付，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

10.张爱卿，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导论》。

11.葛鲁嘉，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纲要》。

12.彭运石，湖南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合译），并校审《抑制、症状与焦虑》、《一个幻觉的未来》。

13.高峰强，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论潜意识》（合译）。

13.贺岭峰，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心理学系主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梦的理论与实践》。

14.熊哲宏，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

15.金星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癔症研究》。

16.赵国复，吉林大学出版社编审，参加修订《癔症研究》，并对《弗洛伊德文集》全卷德、英、法文译注做了译校。

三、卷次划分

早在20世纪80年代，车文博主编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参考书《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集》（上、下卷），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88～1989年出版，后经长春出版社先后出版中文版《弗洛伊德文集》5卷本（1998）和8卷本（2004），台湾知书房又将此书11卷精装本出版（2000）。现在由九州出版社出版最新修订版。本版的主要特点：（1）由原8卷本改为12卷本。（2）新增《弗洛伊德自传》（1925）和《补记》（1935）两部分，以凸显弗洛伊德的伟大贡献和精神分析运动的国际化。（3）对赵国复先生译校的德、英、法等几种语言的注释，又做了审订和补漏。（4）增补了车文博教授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09FZX004）《弗洛伊德主义新论》撰著的《导论》、《弗洛伊德略传》，作为学习和研究弗洛伊德文集的导引。

本套《弗洛伊德文集》分为12卷，各卷内容如下：

卷1《癔症研究》。此卷包括中文版主编车文博所著的《导论》和《弗洛伊德略传》，以及由弗洛伊德与约瑟夫·布洛伊尔合著的《癔症研究》三部分。《癔症研究》最初于1895年在德国出版，书中对癔症的症状、病因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说，开始提出癔症创伤理论。这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形成时期的重要著作，是其精神分析的理论奠基和正式起点的标志。

卷2《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此卷仅收录《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一部著作，此作于1901年被发表在杂志上，1904年出版了单行本，是弗洛伊德用动力心理学观点解释日常生活事件的一部重要著作。

卷3《释梦（上）》。此卷收录《释梦》的前五章内容。《释梦》最初于1900年在莱比锡和维也纳出版，是弗洛伊德一生中最得意和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体系形成的一个主要标志。他在广泛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病人的梦的临床研究和有关梦的自我分析，深入探讨了梦的实质、释梦的方法、梦的伪装、梦的材料和来源、梦的工作以及梦的过程的心理等有关的重要理论问题。

卷4《释梦（下）》。此卷收录《释梦》第六、七章内容，以及《论梦》、《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论梦》是弗洛伊德于1901年应德国一位编辑之约而撰写的，它以简洁的形式概述了《释梦》一书的基本观点和内容。《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是在《释梦》出版11年后发表的，它不是探讨有关释梦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专门研究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如何运用释梦的艺术问题。《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发表于1923年，此文不是对《释梦》一书的修正，而是弗洛伊德对该书问世20多年来一些想法的评论。

卷5《爱情心理学》。此卷收录八篇论文。1.《性学三论》于1905年发表，内容涉及“性变态”、“幼儿性欲”及“青春期的变化”三部分。2.《儿童性理论》于1908年发表，该文对儿童期的性表现，以及与其他心理活动、神经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揭示了一些常见的但缺乏研究的儿童期性现象。3.《“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于1908年发表，文中论述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强调了性的因素是现代社会文化危机、人的焦虑与神经症的主要根源，抨击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观，提出了改善文明与发展文艺的性本能升华作用说。4.《爱情心理学》共包括三篇文章：（1）《男人对象选择的一个特殊类型》（1910），主要分析了男人的性变态（或性倒错）问题；（2）《论性爱领域最普遍的衰退趋势》（1912），专门探讨了男人的“心理性阳痿”问题；（3）《处女的禁忌》（1918），从历史与文化的视角分析了女性的“贞洁”问题。5.《论自恋：导论》发表于1914年，该文对自恋的起源、本质、表现形式及其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分别做了说明。6.《本能及其变化》发表于1915年，该文从不同角度分析本能这一基本概念所涵盖的内容，使用这一概念所涉及的问题，如本能的原动力、目的、对象和来源，以及描述性本能的一般性质所采用的方法等。7.《压抑》发表于1915年，该文对压抑的本质、原因、结果及其与神经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8.《力比多类型》发表于1931年，该文从身体特征与心理特征相结合的观点出发，以力比多为基础，将人分为性欲型、自恋型和强迫型等三种，并认为混合型远多于纯粹型。

卷6《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此卷包括三篇论文。1.《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发表于1905年，该文分别就诙谐的技巧、目的、动机、心理起因及诙谐与梦、潜意识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2.《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发表于1912年，该文简明扼要地揭示了潜意识的含义及其在精神分析中的地位和意义。3.《论潜意识》发表于1915年，是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一篇重要论文，也是他论述心理学基本理论方面的代表性文章之一。

卷7《精神分析导论》。此卷仅收录《精神分析导论》一部著作，内容由弗洛伊德1915～1917年两个冬季在维也纳大学讲授精神分析的讲稿组成。全书包括失误动作、梦和神经症等三篇，共分28讲。该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引导听众领会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卷8《精神分析新论》。此卷收录四部分内容。1.《精神分析新论》完成于1933年，虽然是弗洛伊德在他1932年所做的演讲基础上成书的，但却是他在《精神分析导论》发表后经过15年研究实践和反思的成果。2.《精神分析五讲》于1910年首次刊出，是由弗洛伊德1909年应邀为美国克拉克大学20周年校庆所做的五次演讲稿汇集而成，它从叙述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作研究癔症开始，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和观察事例，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精神分析关于宣泄法、压抑、梦、失误、性欲和移情等重要思想和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3.《精神分析运动史》发表于1914年，该文是对精神分析产生、发展和分裂过程的历史总结。4.《精神分析纲要》发表于1940年，它既是向读者介绍精神分析基本原理的指南，又是弗洛伊德对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精神分析理论全面而精辟的总结。

卷9《自我与本我》。此卷收录四部分内容。1.《超越快乐原则》完成于1920年，弗洛伊德在这部著作中，修正了他早期的本能学说，第一次提出人存在着死的本能与生的本能，并把这两种作用相反、同时并存的力量的斗争视为整个生命运动历程的决定者。2.《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完成于1921年，系统论述了关于“群体的本质就在于它自身存在的力比多联系”的理论。3.《自我与本我》1923年出版，书中谈及意识、前意识、潜意识，阐述了自我从本我、超我从自我分化的过程。4.《抑制、症状与焦虑》出版于1926年，是弗洛伊德对压抑与焦虑及心理防御机制关系理论进行修正与补充的主要论著。

卷10《达·芬奇的童年回忆》。此卷包含七部分内容。1.《戏剧中的变态人物》1942年面世，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观点对戏剧活动所作的解释。2.《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1907年出版，它紧紧围绕《格拉迪沃》一书中幻觉与梦的关系，揭示了压抑、幻觉与精神错乱的起因、梦的形成与解释、性欲生活的作用、治疗心理疾患的方法等一系列理论问题。3.《作家与白日梦》发表于1908年，弗洛伊德在对创作与白日梦的关系作出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幻想活动，其目的是在幻想中实现其未能满足的愿望。4.《达·芬奇的童年回忆》1910年面世，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传记研究的方法，详尽介绍了达·芬奇童年以来的感情生活，深刻分析了他的性心理历史的发展过程，着重阐释了他的艺术与科学活动的心理起源。5.《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发表于1914年，该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对米开朗基罗所创造的摩西这一艺术作品的解释。6.《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1928年面世，该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阐释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创作的一篇心理美学的论文。7.《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发表于1926年，弗洛伊德在该文中指出，精神分析技术既不是神秘的、难以捉摸和掌握的，更不是医生的专利。

卷11《图腾与禁忌》。此卷包含两部作品。1.《图腾与禁忌》1913年出版，该书由四篇论文组成，通过蒙昧人与强迫神经症患者的比较，推断了图腾崇拜的本原意义。2.《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出版，是弗洛伊德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它由三篇论文组成，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一神教的本质和起源，揭示了上帝不是神，而是被后人神化了的人；它说明宗教问题并非神秘不可测，揭开宗教欺骗人的虚幻面纱，人们不难发现其真实本质。

卷12《文明及其缺憾》。此卷主要包含四部分内容。1.《一个幻觉的未来》出版于1927年，主要讲了两个问题：文明的内涵及其同本能的关系；宗教的本质、演化及其作用。2.《文明及其缺憾》出版于1930年，书中弗洛伊德从文明发展与人性的本能之间的联系和对抗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对文明社会的本质、起源、作用和弊端等问题做了集中的阐述。3.《为什么有战争？》是1932年9月弗洛伊德就战争问题答复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他依据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4.《弗洛伊德自传》1925年面世，这不是描述个人家庭、生活和工作的一般性自传，而是一部精辟地总结精神分析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学术性经典，主要阐述了弗洛伊德本人在精神分析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此卷还附录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目录》、《弗洛伊德生平活动一览表》、《英汉人名对照表》、《英汉专业术语对照表》等。

《弗洛伊德文集》编委会

2014年4月1日

按语

本书是弗洛伊德一生中最得意和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体系形成的一个主要标志。他在广泛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病人的梦的临床研究和有关梦的自我分析，深入地探讨了梦的实质、释梦的方法、梦的伪装、梦的材料和来源、梦的工作以及梦的过程的心理等有关的重要理论问题。他提出以象征论为其理论基础，认为梦是愿望的满足，它不仅提供了开启神经症患者心扉的一把钥匙，而且还成为了解正常人潜意识活动的一条最重要的途径。尽管这部书刚出版时曾受到很大的冷遇和责难，第一版共印了600册，头6个星期只卖了123本，花了8年时间才全部卖完。但《释梦》毕竟是弗洛伊德的主要代表著作，其重要性终于被人们所承认。在弗洛伊德去世前，共出了8版。《释梦》已成为精神分析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三大理论支柱之一。目前，西方学者有的将《释梦》誉为“揭开人类心灵的奥秘”。甚至美国全国图书馆协会前任主席唐斯博士把此书视为“改变世界历史面貌”的16部名著之一。

英文版编者导言

一、关于《释梦》一书出版的情况

（一）德文版

1900《释梦》（DieTraumdeutung）在莱比锡和维也纳由FranzDeuticke出版

pp.iv+375

1909第2版（增补修订版）由同一出版社出版

pp.vi+389

1911第3版（增补修订版）由同一出版社出版

pp.x+418

1914第4版（增补修订版）由同一出版社出版

pp.x+498

1919第5版（增补修订版）由同一出版社出版

pp.ix+474

1921第6版1922第7版（为第5版重印版，另增新前言并对参考书目做了修订）

pp.vii+478

1925《弗洛伊德全集》（GesammelteSchriften）之第2卷及第3卷之部分在莱比锡、维也纳、苏黎世由InternationalerPsychoanalytischerVerlag出版

pp.543和1～185

1930第8版（增补修订版）在莱比锡和维也纳由FranzDeuticke出版

pp.x+435

1942《弗洛伊德全集》第2、3卷（为第8版重印版）在伦敦由ImagoPublishingCo.出版

pp.xv+1～642

（二）英文版

1913译者A.A.Brill。在伦敦由GeorgeAllen&Co.出版，在纽约由TheMacmillanCo.出版

pp.xiii+510

1915第2版，在伦敦由GeorgeAllen&Unwin出版，在纽约由TheMacmillanCo.出版

pp.xiii+510

1932第3版（全面修订并由若干非指定人员重写），仍由上述两公司出版

pp.600

1938《弗洛伊德主要著作》出版（该书为第3版重印，其中第一章基本上删除）出版单位是纽约RandomHouse出版社

pp.181～549

目前这一全新版本是由JamesStrachey所译。

实际上，《释梦》一书的成书是在1899年，弗洛伊德曾在他《我与约瑟夫·波普-林库斯的交往》的第二篇论文（1932c）中提到过这件事。他说：“关于《释梦》的这本书在1899年冬天终于展现在我的面前（尽管扉页标明的日期属于下一个世纪）。”我们还可以通过弗洛伊德与威廉·弗利斯（W.Fliess）的通信（弗洛伊德1950a）中得到更为准确的信息。在1899年11月5日（信123）的信中，弗洛伊德宣布：“昨天，这本书终于问世了。”而且在此之前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似乎曾提到他在半月前已获得两本样书，其中一本他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弗利斯。

弗洛伊德的《释梦》和《性学三论》这两部书已经多次再版修订，他一直使它们在体系上“跟得上时代”。在本书第3版之后，书中的改动没有以任何形式进行说明，这给以后几个版本的读者造成了困惑，因为新的材料有时涉及弗洛伊德对最初写书时一些观点修订方面的知识。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弗洛伊德的第一部文集（《弗洛伊德全集》）的编者们在第一卷中重印了《释梦》的第1版原文，并在第2卷中增补了后来补充的新材料。但遗憾的是这项工作做得不够周密，所增补的材料没有标明日期，以致这项计划事倍功半，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使得随后的几个版本不得不又回到最老的、无争议性的孤卷本上去。

由于有相当数量的增补内容都和梦的象征意义的各种题目有关，弗洛伊德在他的《精神分析运动史》一书中，以及在本书中的第六章开头解释说，他对这一课题的这一方面内容的重要性的全面认识来得较迟。在第1版中，关于梦的象征意义的讨论只占几页，并在第六章关于表现力考虑的结尾部分（通过几例性象征的例子）举了一个典型梦例。在第2版时（1909）对这一部分内容也没有做任何的增补。但在第五章“典型梦”中又插入几页关于性象征的内容。这些内容在1911年的第3版中都有相当的扩充，而第六章的原来内容仍然没有做任何变动。显然，重新改写的工作拖得太迟了，在第4版（1914）第六章中加上了关于象征意义的全新内容的一节，并将原来第五章中有关这一问题的材料移至本节，同时增加了大量新材料。在以后的诸版本中这本书的结构没有变化，尽管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在两卷本的版本（1925）之后（即1930年第8版中），第五章“典型的梦”一节中原已删除的一些段落在这里又重新写了进去。

在第4、5、6、7各版（即1914～1922）中，在第六章结尾处曾增加了奥托·兰克（OttoRank）的两篇文章（其一是《梦与创作》，另一篇是《梦与神话》），但后来被删去。

关于参考书目的问题。第1版中参考书目只列了大约80本书，其中大部分弗洛伊德都曾在正文中有所援引。在第2版与第3版中，这些书目没有变动；但在第3版中，弗洛伊德又增加了一个新书目，包括1900年以来出版的大约40本书。在这以后，这两个参考书目的数量不断增加，到第8版时，第一个书目已增至260部著作，第二个也增至200多部。到了这个阶段，第一个书目（1900年以前出版的）中仅有少数书目是弗洛伊德在书中真正提到的；而另一方面，第二个书目（1900年以后出版的）也不能跟上当时关于分析或准分析方面有关著作出版的步伐（这第二个书目很可能是人们从弗洛伊德在各个序言中提到的内容里整理出来的）。而且，弗洛伊德在正文中援引过的许多著作，都没有包括在这两个书目中。看来从第3版以后的参考书目编列工作主要是由奥托·兰克负责的。

二、关于《释梦》一书的史料

通过已发表的弗洛伊德与弗利斯的一些通信，我们可以了解到关于《释梦》一书写作过程的一些细节。在《精神分析运动史》一书中，弗洛伊德曾回顾最初写作时那种悠闲的步调，说：“以《释梦》为例，早在1896年这本书的主要部分就已完成，但全书告竣却拖到了1899年的夏天。”再如，他在《两性解剖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1925j）一文的前言中曾写道：“我的《释梦》和《一例癔症分析片断》（1905e）……是我压而不发的（即使没有霍勒斯的9年禁止），无论如何我也拖了四五年时间才把它们出版。”

我们目前能够做些增补，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根据新近发现的作者本人所提供的证据，来订正后来的一些不当说法。

除了关于这一题目的一些零散参考材料（从他的通信中可以看出，这些材料至少可以追溯到1882年）外，最主要而且已发表的关于弗洛伊德对梦最早产生兴趣的证据，是在他和布洛伊尔合著的《癔症研究》一书中他在第一个病例上所做的长长的脚注（即埃米·冯·N夫人的病例，日期是5月15日）。他讨论的是这样一种情况：神经症患者似乎总有一种把在心灵中同时出现的任何观念都联系起来的要求。他还写道：“不久之前我才通过对不同领域中现象的观察，使自己相信这种指向联系的强制性力量。几周来我总是换一张更硬一些的床睡觉，结果我的梦也就更多了，而且也更为逼真，或许我也不再如以往睡得更沉稳。在刚刚醒来的大约一刻钟内，我能记得夜里做的所有梦，我不厌其烦地把它们记下来，并试图解释它们。我成功地寻找到两个因素：一是出于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的需要，这些想法白天仅仅是粗略地考虑过，或刚刚接触到并未完全想出来；二是出于把在同一意识状态下出现的任何观念都联系起来的压力。那种无意义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梦的特征，可能与这后一因素的力量无限增加有关。”

遗憾的是关于这一篇章的准确日期不能明确标出。这一卷的前言写于1895年的4月份。1894年6月22日的一封信（信19）透露出那时这些病历业已完成，1895年3月的一封信更证实了这一点。弗洛伊德这一封信（信22）非常有意义，它已显示出愿望满足理论的端倪。在信中，他引用了这位医科学生的“方便梦”的例子，这段文字在本卷第三章中提及。但他的这一理论在脑海中明确形成是在1895年的7月24日，他是通过对自己关于伊尔玛打针的梦的分析（见第二章释梦的方法：典型梦例分析）才得出这样的结果的（参看1900年6月12日的信）。同年（1895）9月，弗洛伊德完成了《科学心理学设计》的第一部分（在弗洛伊德与弗利斯通信集的附录中发表），并在《科学心理设计》一书的第19、20、21节中对有关梦的一系列理论做了最初的探讨。它已包括了许多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在本书中也再次出现，如：（1）梦的愿望满足特征；（2）梦的幻觉特征；（3）心灵在梦和幻觉中的退行作用（布洛伊尔在《癔症研究》一书的理论贡献中已明确提出这一问题）；（4）睡眠状态包括运动麻痹这一事实；（5）梦中移置作用的本质；（6）梦与神经症症状在机制上的相似性。当然，还远不止于此，《科学心理学设计》还清楚地说明了《释梦》一书向世人揭示了一个重大发现，即两种不同类型的精神作用（即原发性心理过程和继发性心理过程）的区别。

以上这些也不足以穷尽《科学心理学设计》一书及弗洛伊德与弗利斯直到1895年底有关信件的重要意义。如果我们说正是《科学心理学设计》的出版才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释梦》的第七章和弗洛伊德后来对心理玄学的研究，是毫不夸张的。

从弗洛伊德学生们的理论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使在弗洛伊德深蕴心理学的思考中，他对经常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也不做或者很少做出讨论，如“精神能量”（mentalenergy）、“刺激总和”（sumsofexcitation）、“精力贯注”（cathexis）、“量”、“质”、“强度”等等。在弗洛伊德全部著作中，最为明晰的概念分析大概莫过于他对在《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第一篇论文中倒数第二句话的分析。在分析中，他提出一个假说，即“在精神作用中，有些必须区分的东西（如情感释放、刺激总和），它们具有量的所有特征（尽管我们无法对之加以测量），但可以增加、减少、转移或消除。它可以如电流传遍全身一样扩散到整个对某事的记忆痕迹中去”。在弗洛伊德后期著作中，这样的一些基本概念都极少有解释，是由于弗洛伊德认为读者理解这些概念应是理所当然的事，正如作者本人可以理解它们一样。我们真应感谢在弗洛伊德去世之后他与弗利斯的通信公开发表，对我们理解这些令人费解的术语有所帮助。

当然，在此我们不可能对这一题目展开深入细致的讨论，读者必须去读原著（1950a）和克里斯（Kris）博士为这卷著作所写的卓有见地的序言。408不过，指明困难的处境是十分容易的。弗洛伊德《科学心理学设计》的精髓在于他打算把两个完全不同来源的理论结合成一个理论。其一是赫尔姆霍茨（Helmholtz）的生理学派，弗洛伊德的老师、生理学家布吕克（Brücke）正是这一学派的核心成员。根据该派的理论，神经生理学因而发展为心理学，并完全被化学和物理的规律所支配。如“守恒定律”就是常被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也是赫尔姆霍茨学派的门徒）引用的，并在1892年用这些术语来说明问题（见1940年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死后出版的一些手稿）。“神经系统努力保持某物在发挥功能时恒常不变，这可以被描绘为‘刺激总和’。”布洛伊尔对《癔症研究》一书的大部分理论贡献也是沿这些思路的精心构建。被弗洛伊德引入到《科学心理学设计》一书中并起到作用的另一种主要理论，是神经元的解剖学理论，这一学说在80年代逐渐被神经解剖主义者所接受（“神经元”这一术语只是在1891年才被沃尔德耶[Waldeyer]所介绍）。这一学说认为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单位是一个独立的细胞，它与相邻的细胞没有直接的解剖学联系。在《科学心理学设计》一书的开篇句子中就明确地说明，这部著作是在以上两种理论的结合基础上写出的。弗洛伊德写道，它的目的是“把精神过程描述为特殊物质粒子的定量决定状态”。他还继续推定说，这些“物质粒子”就是神经元，并指出那种区别它们处在活动状态和处在休眠状态的东西就是“量”，这种“量”是受“运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这样，这些神经元就可能有时是“空的”，而有时就“充有一定的量”，即“被贯注了”。409“神经兴奋”将被解释为一个“量”流经神经元系统，这个流受到阻止或得到推动取决于神经元间“接触屏障”的状态（后来在1897年，“突触”这一术语才被福斯特[Foster]和谢林顿[Sherrington]所使用）。整个神经系统的功能是受“惯性”总原则支配的，根据这一原则，神经元总有摆脱“量”的倾向，因为它们会被“量”所充满——这一原则与“恒定性”原则是相关的。弗洛伊德就是以这样一些概念或类似的概念为材料，构筑起一个作为一部神经学机器的十分复杂而又特别天才的关于心灵的工作模式。把神经元假定地划分为三类或三个系统在弗洛伊德的理论构架中是起到很大作用的。其中第一和第二系统分别与外部刺激和内部刺激有关，它们都只在量的基础上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它们的活动完全受冲击它们的神经刺激的量值所决定。第三个系统与量差相关，量差区分意识的感觉和情感。这种把神经元划分为三个系统的方法为许多精确的心理学解释提供了依据，如记忆机制、对现实的知觉、思维过程、做梦以及神经症等现象。

但是在写《科学心理学设计》之后的几个月里，费解现象和难题又接踵而至，弗洛伊德不断地修订他的理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兴趣也发生了转移，开始从神经的和理论的方面转向心理学和临床问题的研究，以至于后来终于全部放弃了原来的理论构架。几年之后，在本书第七章中他再一次地回到理论问题（他当然不会放弃这样的信念：心理学的物理基础终将建立起来）。这也正是为什么《科学心理学设计》一书对《释梦》的读者十分重要的原因。因为早期理论框架的一般模式，许多基本点都在这一新的著作中再次运用。神经系统已被精神系统（或精神动因）所代替；物理的“量”被假设的精神能量的“贯注”所代替；惯性原则变成了快乐原则（或如弗洛伊德所谓“痛苦”原则）的基础。除此以外，一些精神过程的详细论述在第七章中也已给出。由于心理学先驱者们的论述可以作为阅读这一章的参考，所以读者会感到更容易理解了。例如，对找出“记忆系统”中的记忆痕迹的描绘，对愿望的性质及满足愿望有不同方式的讨论，以及对言语的思维过程在适应现实要求中的强调等。

所有以上都足以证明弗洛伊德的《释梦》“在1896年初时一切基本内容均已完成”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不过，我们现在需要做一些补充说明。例如，俄狄浦斯情结理论只是在1897年的夏秋之间才得以确立的（信64～67）；虽然它本身对梦的研究并不直接有关，但它毕竟对隐藏在梦背后的潜意识愿望的幼儿期根基有很大关系。有更明显重要理论意义的是对梦中有睡眠愿望的普遍性的发现。这件事弗洛伊德直到1899年6月9日（信108）才宣布。而润饰作用的说法似乎是在1897年7月7日的一封信（信66）中首次提出。我们已经知道，梦和神经症患者的症状在结构上有相似之处已在1895年中的《科学心理学设计》中提出，并在1897年秋之前曾几次又提到过。不过奇怪的是后来似乎把这个术语给忘掉了，因为在1899年1月3日的信（信101）中，他又宣称有了一个新的发现，而且把这件事作为对为什么这本书迟迟未能完成的解释。

弗利斯给弗洛伊德的信也可以使我们了解写作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打算写这本书的念头是弗洛伊德在1897年5月最初提到过，但很快就放到一边了，这大概是因为他的兴趣又转移到了自我分析，而这种分析又在那年的夏天导致了俄狄浦斯情结的发现。直到那年年末，这本书再次提到日程上来，而且到了第二年（1898）初的头几个月里，第一份手稿就已完成，但在这份手稿中没有第一章。410这件工作在那年的6月曾中止一段，即使在暑假中也没有继续下去。1898年10月23日，弗洛伊德在一封信（信99）中写道，这本书“依然放在那里，还是老样子；目前，尚没有出版的打算。心理学上的不足（指第七章）和由于删除梦例的完全分析所留下的空缺（指第二章），是我目前完成这本书的尚未克服的困难”。这样一搁就是几个月，直到1899年5月底，突然有一天，弗洛伊德写道，“不知什么原因”完成这本书的想法又在他的心中涌动。在此以后，工程进展迅速，第一章（即有关以前梦的研究状况）终于在6月完成，并将开头的几页寄给了出版社。这一章始终是令弗洛伊德无端生畏的。到了8月末，中间的一些章节的校对工作已完成，而最后一章（心理学的一章）几乎是完全重新写过，最后几页在9月初才寄出去。

无论是手稿还是校样，弗洛伊德都按时送给弗利斯，让他提出批评。弗利斯似乎对这本书的最终定型有相当的影响，同时也对弗洛伊德自己的一个梦的分析删掉负有责任，这当然是出于审慎的缘故。但是最严厉的批评还是来自作者本人，这些批评主要指向那种文学的风格与形式。“我认为，”他在1899年9月21日（信119）该书已完成时写道，“我的自我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也隐隐约约地有一种形式零乱感和追求完美的审美感，书中一些句子喜欢用间接性词语，而对它们的主题缺乏正视。这样，有一些内心的想法就没有明确表达出来。形式上的不足是对材料掌握不完全的表现，在这方面，我几乎犯了错误。”

尽管弗洛伊德自己对这本书有如此严厉的批评，尽管这本书在问世后受到外界的冷落（出版后头6年中总共只卖出351本），给弗洛伊德精神上造成较大的压力，但他仍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他在英文第3版的前言中写道：“如果一个人偶有这样的洞察力，恐怕一生也只有一次。”

三、关于目前这个英文版

目前这个英文版本是根据1930年德文第8版翻译的，它是弗洛伊德尚在世时最后的一个德文本。同时，它不同于以前任何版本（无论德文的，还是英文的），因为它具有集注本（Variorum）的性质。编者曾努力把从第一版最初出版以来的每一重要改动都标明日期并予以说明。无论后来各版删掉了什么，或修改了什么，这一版本把删除部分或早期版本的原来内容在注中一一给出。唯一的例外就是兰克在第六章之后的两个附录去掉了。这在当时也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最后决定还是删掉。这两篇文章基本上是自成体系的，与弗洛伊德的这本书没有直接关系。如果加上，就等于又增加50页的内容，但是它们都说的是德国文学和神话方面的事，对英文读者没多大意义。

参考书目又重新排过。第一个书目中所列出的书都是弗洛伊德这本书正文和脚注中引用过的。它也可以作为一个作者人名索引。第一个书目包括了德国1900年以前的所有有关著作，这些书未必都是弗洛伊德曾引用过的。但印出来还是有价值的，因为关于1900年以前有关梦的研究的材料，这是最全的一个书目，在其他地方很难找到这方面较老的参考书目。1900年之后的有关资料，除了在第一个书目已列入或常在弗洛伊德著作中被引用的以外，也很少有人问津。但我们也必须提请读者注意，即德文版的这两个书目，据调查有相当一部分是有错误的。在英文版中已尽可能地进行了修改，但有些书目也难以在伦敦找到。所以，凡是带有星号的书目只能存疑了。

编辑所增加的内容放在方括号中。毫无疑问，许多读者对如此浩繁的参考书目和其他一些解释必定会十分恼怒，但这些参考基本上是来自弗洛伊德自己的著作，很少涉及其他作者（当然弗洛伊德自己列出的除外）。无论如何，我们得面对这样的事实：《释梦》是一部科学经典，经受过时间的考验，这一点是更加得到了证明。编者相信，也希望这些参考以及这部著作与弗洛伊德其他著作间的互相映衬、参照，实际上能有助于认真的学习者，使他们更容易理解弗洛伊德错综复杂的材料。对于那些只是作为消遣的读者（如果有的话），可以不去理会这些注解或解释。

关于翻译本身还得再说上两句。对于梦的那些文字、措词、行文等细节，译者是花了大气力的。凡是那些读起来很晦涩的地方，应该这样去理解：那是因解释上的需要而不得不这样做。如果对同一个梦的文本的不同译本有不一致的地方，应该理解为原文本身就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协调之处。语言本身的困难常常表现出这样一些例子，它们的解释可以说是双关的。但我们可以有三个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译者可以把这个梦省略去，或以其他相似的梦代之，这种梦可以来自自己的经历，亦可人为编造。以上两种方法是以前翻译这本书时曾采用的方法。但这种做法受到强烈的反对。我们还得重申一点，即我们是在翻译一部科学经典！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弗洛伊德自己所选择的例子，而不是其他什么人的。本书译者所采取的是近乎迂腐和令人生厌的方法：保持原来德文中的双关语，然后再在方括号中或注释中去解释。当然，这样一来，原来所有的幽默性可能会丧失掉，而这又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在本书烦琐的校对工作中，巴特里治（R.S.Partridge）夫人和里克罗夫特（C.F.Rycroft）博士曾做出慷慨的贡献。巴特里治夫人还做了大部分的索引工作。参考书目的校阅工作主要是由泰兰德（G.Talland）先生承担的。

最后，编者还必须感谢厄内斯特·琼斯（ErnestJones）博士，他给我们许多良好的建议，并给以热情的鼓励和支持。他所编写的弗洛伊德传记的第一卷，给本书提供了难得的背景知识，同时对许多细节问题也提供了重要参考。

第一版序言

在本书中，我试图阐述一下释梦问题。我认为这样做并没有超出神经症病理学（neuropathology）的范畴。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梦是许多变态心理现象之首，尽管其他如癔症性恐怖（hystericalphobia）、强迫观念（obsession）、妄想（delusion）等也属此类，但因为它们有实际意义，所以成为医生们所关注的问题。正如我们在以后的篇幅中会看到，梦没有类似的实际方面的重要性，但如果作为一种范例来研究则又颇具理论价值。无论是谁，如果不能解释梦相，就很难了解恐怖、强迫观念和妄想等，更不可能给病人进行治疗。

然而，形成这一论题重要性的原因也恰是本书因某些不足会受到批评的原因。本书中思路不连贯的地方很多，以致我常常不得不中断论述，这些地方一般是梦的形成问题与那些更具有综合性的变态心理学问题的相关点。对于这些问题我不拟在此书中讨论，如果以后有时间和精力，并能获得更多的资料，我会继续讨论的。

阐述中更多的困难是我在描述释梦过程中所选用材料的特殊性。在读此书时你会明白为什么不能引用那些已在文献中刊载过的梦，或来源不明的梦。可供我选择的只有我本人的梦或正在接受我精神分析治疗的患者的梦。但患者的梦也不能选择，因为患者形成梦的过程由于神经症特征的缘故而使梦变得更为复杂，这种变化是不利于作为释梦的例证的。而如果我选用自己的梦又不可避免地要将许多我私人的精神生活公布于众，这超出我的意愿，也可以说，超乎任何一个科学家在写作时所必须做的。当然，诗人不在此列。这样做虽然痛苦，但又不可避免。我不愿意放弃为我心理学发现提供证据的可能性，我已屈从于这种需要。当然，我也难以避免用省略或替代的手法隐去我有失检点的行为。尽管这样一来，例证的价值就会降低，我只希望读者能设身处地为我着想，并给以宽恕。另外，如果有人认为我的梦与他有了牵连，也请恕我有自由思想的权利——因为那只是梦而非真实生活。

第二版序言

如果不到10年我这本书（绝非易懂之书）就需再版，那并不是我在初版序言中所说到的专业同行们的兴趣所致。我的精神病学同行似乎很容易就克服了我对梦的研究新方法所制造的迷津。职业的哲学家们把梦看作是意识状态的一种附属物，所以常常用同样的三言两语将梦生活中的问题一带而过。显然，他们没有注意到我们是从中得出一些推论，而它们肯定会改变我们的心理学的理论。在一些科学杂志上，评论家们采取了这样的态度：我的这部作品必定会默默无闻。而那一小群勇敢的支持者，他们在我的指导下从事医学的精神分析，并用我的范例进行释梦，再用他们的解释去治疗神经症患者。尽管他们需要此书，但他们也不可能把第一版买光。因此，我应感谢那些更广泛的读者，那些受过一定教育而又有好奇心的读者，是他们的兴趣让我在9年之后又一次担负起这个艰难而又具有多方面基础意义的工作。

我很高兴地看到，在这里所要修订的地方并不多。只是偶尔增加一些新材料，以及由于经验增加而发现的一些更详细的新内容。只有极少的地方我放弃了原来的论述，但我释梦中的一些精髓主旨和所遵循的心理学原理是没有改变的，所以从我个人看来，这部著作经住了时间的考验。凡是读我其他（关于精神神经症的病因与机制方面的）著作的人都知道，我从不提出非结论性意见的，尽管它可能是已确立的事实，而且我也不断修订我的论述，以让它跟上我不断增长的知识。在梦生活方面我能使我最初的推断保持不变。在我研究神经症问题的这些年中，我也曾怀疑甚至动摇过我的信念。而在此时也总是《释梦》让我再次坚定下来。也正是这种坚定的本性使得我的科学界的反对者们拒绝赞同我的观点，尤其是在关于梦的研究方面。

在修订过程中，能经得起时间考验并不做重大改变的是我书中所选择的材料——我自己的梦。虽然随着事件的发展而过时或失去意义，但毕竟是我曾用来阐述了释梦的原则。这本书对我个人来说还有一种主观方面的意义，这个意义是我在写完它才发现的。我发现它是我的自我分析的一部分，即我对我父亲去世的反应，亦即对一个人一生中最重大事件、最令人伤心的损失的反应。虽然已发现这种情况，但我又无法把这经历从记忆中抹掉。411但对于读者来说，用怎样的材料去学习评价梦的重要性或如何解释梦是没有区别的。

凡是我感到无法把一些新的很重要的材料加进原来作品的时候，我已标明了更近的日期并放在方括弧中。412

1908年夏于贝希特斯加登

第三版序言

本书第1版与第2版之间相隔整整9年，而仅仅不到一年之后又有必要出第3版。这种转机令我十分高兴。但正如我曾说过的，我不愿把从前读者对这本书的忽视看作是这部书的无价值；同样，我也不认为现在人们对它产生兴趣就是因为这本书如何优秀。

即使是《释梦》一书也受到科学知识进步的影响。1899年当我写此书时，我的性学理论还没有形成，而对精神神经症的一些复杂形式的分析也才刚刚开始。我希望梦的解释能有助于使人们对精神神经症（psycho-neurosis，与神经症同义——中译者）的精神分析成为可能。从那以后，对神经症的深入理解又反作用于我关于梦的观点。释梦的理论自身也在一个第1版中并未十分强调的方面有所发展。我自己的经验（还有威廉·斯泰克尔[WilhelmStekel]以及其他人的著作）告诉我对梦中象征的程度和重要性做更准确的估计。这样，这几年里我积累了不少很值得注意的材料。我已经努力考虑把这些新观念加进作品中去，或在行文中增加一些内容，或用脚注来增加一些内容。如果这样做的结果有时破坏了书的完整性，或者如果我尚未能把原来的论述提到目前知识发展的水平，那么我必须请读者原谅这些不足之处。这是目前科学飞跃发展的结果与迹象。如果还要说些什么的话，我甚至可以大胆预言今后的版本会在哪些方面与目前这个版本有所区别。一方面，今后的版本将不得不提供与来源于充满想象力的小说、神话、语言惯用法、民间传说等更丰富的素材更为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它们还应论述比这里可能谈到的更多和更详细的有关梦与神经症及精神疾病的关系问题。

奥托·兰克先生曾在增补内容的选择上给我很大帮助，同时还在修改校样上负全面责任。我也要对那些对此书做过贡献和提出更改意见的人表示感谢。

1911年春于维也纳

第四版序言

去年（1913），纽约的布里尔（A.A.Brill）博士把这本书译成了英文（TheInterpretationofDreams, G.Allen&Co.，London）。

这一次奥托·兰克不仅参加了校样工作，而且写了两个独立的章节，附在第六章之后。

1914年6月于维也纳

第五版序言

尽管在大战期间，人们对《释梦》一书的兴趣都有增无减。现在又需要发行一个新的版本。自从1914年以来我一直未能充分注意出版情况，我和兰克博士对从那时以后在国外出版的有关作品知之甚微。

由霍洛斯（Hollós）博士和费伦茨（Ferenczi）博士翻译的匈牙利文版的《释梦》即将问世。在1916～1917年期间我的《精神分析导论》由HugoHeller出版社在维也纳出版。这本书的核心部分包括了涉及梦研究的11讲，目的是使之更为精要，并涉及比目前这本书与神经症理论更为密切的联系。从总的性质来看，它是《释梦》一书的浓缩，尽管有些地方写得更为详细。

这一版的修订，我基本上没做较大的变动。那样做虽然可能会使它与当前精神分析观点更接近，但也难免破坏了它的历史特点。我想在它存在了近20年后的今天，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1918年7月于布达佩斯-斯泰思布拉奇

第六版序言

由于目前图书业正处于困境，不然这一新的版本早该问世，所以目前这一版本第一次没做任何修改就重印再版。只是本卷之后的参考书目已完备，将最新书目也列了进去。这项工作是由奥托·兰克博士完成的。

我原来推测在这本书问世近20年后，应已完成使命。现在看来，我这种推测并未证实。相反，我可以说它还有一个新的任务。如果说本书先前的作用只是为梦的本质提供一些知识，那么现在应该是解决那些对这一知识的顽固误解的时候了。

1921年4月于维也纳

第八版序言

从1922年该书上一版的出版（第7版）到目前这一版出版期间，我的《全集》已由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在维也纳出版。《全集》的第2卷中刊载了第1版的《释梦》，一字没动，原文照载。第3卷中刊载了从第1版发表以来所有的增补内容。其间各国也都有《释梦》一书的各种译本出版。它们都是依据最常见的独卷本来译的。其中法文版由迈尔逊（I.Meyerson）翻译，书名为Lasciencedesrêves（1926）；瑞典版是由约翰·兰奎斯（JohnLandquist）所译书名为Dr?mtydning（1927）；西班牙版是LuisLópez-BallesterosydeTorres所译，（1922）并收在ObrasCompletas之第6、7两卷。匈牙利文译本我想在1918年时就已译完，但到目前尚未见到出版。413

在这一次修订过程中，我仍基本上把它看作是一种历史性文献，只是在我认为可以使我的观点更为清晰和深入之处做了修改。根据这样一个宗旨，我放弃了编一个书目以包括该书出版以来有关梦的著作的想法，因此这一部分删掉了。此外，奥托·兰克（在上一版中）的两篇文章（《梦与创作》及《梦与神话》）也删去了。

1929年12月于维也纳

英文第三版（修订版）序言414

1909年，斯坦利·霍尔（G.StanleyHall）第一次邀请我去伍斯特的克拉克大学做精神分析讲演。同年，布里尔博士出版了第一部英译本，后来又陆续出版了几部我的著作。如果说精神分析现在在美国人的理性生活中起到一些作用，或将来也会起到作用，那主要应归功于布里尔博士的翻译之功，也与他其他一些活动有密切关系。

他最初翻译《释梦》是在1913年。从那以后，世界发生很大变化，而我们关于神经症的观点也有很大改变，这本书在1900年出版时曾因对心理学有新的贡献而使世界震惊，现在这本书也仍没有什么更改。根据我目前的眼光来判断，这本书仍包含了我有幸能做出的发现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这种洞察力即使能让人有幸碰上，一生也不过一次而已。

1931年3月15日于维也纳

第一章　有关梦的问题的科学文献415

以下我将证明有一种心理学方法，它可以使释梦成为可能，而且一旦运用这一程序，每个梦都能呈现为一个具有某种意义的精神结构，并能在梦者清醒生活的精神活动中找到它指定的位置。我还将努力阐明梦中产生的一些莫名其妙或令人十分费解现象的过程，并从这些过程中推导出精神力量的性质，由于这些精神力量的同时存在和互相抵触，而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梦。说到这里，我的描述将先停一下，因为到这里梦的问题又衍生许多更为复杂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建立在另一种性质的材料基础之上。

我将通过一种前言之类的方式把在我以前的一些作者关于这一题目的著作做一番回顾，同时也看一看目前科学界有关梦的研究，因为我一旦展开论述就再也难有机会提到这些话题。因为，尽管人类对梦的研究已做了几千年的努力，但对梦的科学理解却没有多大进展。这一点已为许多有关材料所证实，成为公认的事实，没有必要再举例说明。在这些著作（已在我的书后列出）中有许多饶有风趣的观察，提供了许多涉及这一题目的材料，但却没有或几乎没有触及梦的根本性质的内容，也没有提供任何解决这类怪异现象的办法。当然，它们也难以传输给那些虽受过良好教育却不是这方面专家的人以任何知识。

人们会问416，在史前原始部落的人对梦是怎么看的，以及梦对他们关于世界和灵魂观念的形成起到怎样的作用。这是一个十分富有魅力的题目，但在此我不得不忍痛割爱。我很愿意把约翰·卢波克（JohnLubbock）爵士、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和E.B.泰勒（E.B.Tylor）等人的著作推荐给我的读者。但我必须提醒读者：在我们尚未解决我们的任务——释梦以前，我们是难以对这些问题以及推测所涉及的广泛领域有所认识和理解的。

关于梦的史前观点无疑会反映在古代人们对梦所持有的态度上。417他们公认梦与他们所相信的神的世界有着联系，梦来自神灵的启示。而且，毫无疑问对于梦者来说，梦是十分重要的，是对未来的喻示。由于梦的内容庞杂，多姿多彩，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也各不相同，所以难以对它们形成一致看法，也无必要把它们按照重要性和可信度分门别类。古代一些哲学家对梦所采取的态度是在某种程度上按其预兆凶吉进行大体上的划分。

在亚里士多德两部关于梦的著作中，梦已成了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我们从中得知梦并非来自神灵，也不具有神圣的性质，而是一种“半人半神”（daemonic）性质的，因为自然就是半人半神的，而不全是神的。梦并非超自然的表现，而是遵循人类的精神规律，尽管精神与神的确有相似之处。梦可以定义为梦者在睡眠时的一种精神活动。418

亚里士多德意识到梦生活的一些特征。例如，他知道，梦是睡眠时发生的微小刺激的放大结构，“人们以为在火里走感到很热，而实际上只是在某个地方有一件热的东西。”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清醒生活中根本观察不到身体上的一些细微变化会给医生以错觉。419

如我们所知，在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古代人不把梦看成是心灵做梦的产物，而看成是神派来的使者向你昭示着什么。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具有影响力的两种不同思潮在不同历史阶段都有所表现。它们的区分在于，一种是真实和有价值的梦，它带给梦者警告或卜示未来；而另一种梦则是无价值、骗人和空洞的梦，这种梦只能将梦者引入歧途或毁灭。

格鲁勃（Gruppe，1906，第2卷，第930页）引用了马可罗比斯（Macrobius）和阿尔特米多鲁斯（Artemidorus）所做的划分方法，“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受现在或过去的影响，但没有未来意义，它是某种想法或其相反想法的再现，如饥饿或餍足。也许是这种念头的漫无边际的延展，如梦魇。而另一类则相反，它决定着未来，包括：（1）从梦中得到的直接预言启示；（2）某些未来事件的情景；（3）有待解释的象征梦。这种理论曾流行几个世纪。”

这种按梦的价值来划分梦的类型就已同“释梦”有关了。420梦的重要性一般说来是可以判断出来的，但也有的梦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被理解的，因而也不可能说出一个十分特别而又难解的梦可能在告诉你一些怎样重要的事情。这就鼓励人们找出一种方法，用这种方法可以将梦的不可理解的内容代之以可理解且重要的内容。古代后期达尔狄斯的阿尔特米多鲁斯被认为是最了不起的释梦权威，目前他所流传下来的著作《详梦》一定能对已遗失的有关梦研究的著作做一个很好的补偿。421

古代人对梦的前科学观念当然与他们对宇宙的一般看法相一致。这种观念使他们把只是在他们心灵中所享有客观真实性的事物投射到外部世界中去，似乎它们是现实。此外，他们对梦的观念还把早晨醒来后由残留在记忆中的梦所产生的总体印象也考虑进去：一种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奇怪印象，它与我们心灵中的其他内容形成一种对照。也许今天有人会认为那些以为梦是来自神灵的理论是不会再有支持者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们暂且不要去理会那些虔诚而富于玄想的作者们，在现代科学仍不能很好地解释的广泛领域里，曾长期被神灵主义所统治，他们这样认为也是自然的。除了这些人以外，我们还会碰到这样的人，他们头脑清楚，没有任何奢念，但他们通过梦难以解释这一性质来寻求他们认为的确有神灵的存在与活动的宗教信念（参看哈夫纳，[Haffner]1887）。一些哲学学派如谢林[Schelling]422的追随者）也把梦生活奉若神明，很显然也反映了自古以来人们对梦的神灵性质无可争议。人们对梦的预警性和预示未来的性质的讨论也没有结束。无论那些具有一定科学头脑的人如何同情与支持，由于到目前人们尽管努力对梦做出心理学的解释，但都不足以解释清楚一些人们所遇到的所有情况，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去接受这样一些观念。

要想写有关梦的科学研究的历史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无论这一研究在某些要点上多么有价值，但却无法从中理出一条线索来。那些研究者企图借助十分可靠的发现来建立起一个基础的愿望还没有实现，但每一个新的研究者都重新探讨相同的问题，似乎这项工作刚刚开始。如果我试图按编年顺序把前人已写出的这方面研究做一个总结，我就不得不放弃做一个关于目前这方面研究的总体状况描述的想法。因此，我决定选择按题目而不是按作者的程序来组织我的论述。在我提出各种梦的问题时，我将提供各种解决这一问题的所有材料。

但是，由于我不可能涉及这一题目的所有文献（因为文献十分零散，涉及许多其他领域），只要一些基础的或关键性的材料没有受到忽视，我就让读者能够满意。

直到最近，许多作者才认识到必须把睡眠和梦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来研究才好。遵循一般性规律，他们已经讨论了关于病理学、似梦非梦状态如幻觉之类的类似情况。而相反，最近出现的一些著作的做法是把课题局限起来，只限于梦生活领域的某些孤立问题的研究。在这种态度改变的同时，我高兴地看到他们所表达的坚定信念：在这些模糊的问题上，一定能通过一系列的细微的调查找出答案，并达成一致性结论。我在本书中所要提供的也正是这样一份十分详细的带有明显心理学特征的调查。我几乎没有机会去考虑睡眠问题，因为那基本上是属于生理学问题，尽管睡眠状态有一个特征是由于它给精神机构发挥功能的条件做了改变，因此在本书中对睡眠问题不予阐述。

由梦的科学研究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将以下列标题一一讨论。当然，其中一些重叠之处在所难免。

一、梦与清醒生活之间的关系

一个刚从梦中醒来的人做出的简单判断常常是，尽管他的梦并非来自另一个世界，但的确把他带到了另一个世界。下面我们将引用一位老生理学家布达赫（Burdach，1838，第499页）关于梦现象的十分小心谨慎的论述，他说：“在梦中，我们白天中的劳作与娱乐、欢乐与痛苦是从不重复的。而且相反，梦的唯一目的是让我们从中得到解脱，即使有时我们的头脑装满了一些事情，或我们受痛苦的折磨，或我们的精力全部投入一件关注的事情，梦也是以某种象征的方式进入我们的头脑。”费希特（I.H.Fichte，1864，第1卷，第541页）也有相同的认识，他在谈到“补足性的梦”时曾描述为它有一种精神上神秘的自我修复功能。斯图吕贝尔（Strumpell，1877，第16页）在一本研究梦的性质与起源的享有盛誉的著作中也谈到类似看法。他说：“做梦的人在梦中被从清醒的意识世界中迁走。”还说：“在梦中，对我们在清醒中所记忆的有序内容及其正常行为都已消失。”以及“在梦中我们几乎没有记忆，我们的心灵已和清醒生活的日常内容和事务割断了联系。”

不过，有相当多的作者对梦与清醒时的关系持有相反的观点。如哈夫纳（1887，第245页）就说“首先，梦是清醒生活的继续，梦与我们不久前存在于意识中的想法有关，准确的观察总会找到梦与白天的经历有些关联”。而另一位学者威根特（Weygandt，1893，第6页）对我刚才引用的布达赫的阐述持有针锋相对的看法：“因为常有一些梦很明显地被观察到确实引导我们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而不是与它隔绝。”默里（Maury，1878，第5页）进一步提出一个简明的公式：“我们梦见我们所见、所闻、所思或所为。”而詹森（Jessen）在他关于心理学的一部著作中（1855，第530页）说得更为详细：“梦的内容毫无例外地在某种程度上受梦者本人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并同他整个生活中的事件与经历有关。”

对这一问题所采取最不妥协态度的是哲学家J.G.E.马斯（J.G.E.Maass）（1805[第1卷，168和173]）。423下面是温特斯坦（Winterstein）在1912年所引用的内容，“经验更证实了我们的观点，我们最常做的梦，其内容常与我们最热情关心的问题有关，这就表明我们精神最集中的问题会对我们的梦有影响。如雄心勃勃的人梦见他赢得了桂冠（或想象中他已赢得），或是那些他将要赢得的桂冠；而情人却充满他的甜蜜的希望……心里所潜伏的所有感官上的欲望或厌恶，只要有所触动，都会引起与之相关联的梦，并且把这些想法、念头编织到梦境中去。”

在古代，类似认为梦以现实生活为依托的观点就已存在。拉德斯托克（Radestock，1879，第134页）告诉我们在波斯王薛西斯一世开始远征希腊之前，有人曾经坚决地向他提出忠告，劝阻他放弃这个念头。这一忠告在他的梦中曾反复地出现。对此，阿塔巴鲁斯（Artabanus），一位波斯有名的释梦者观察他很长一段时间，发现梦中景象总是有规律地包含了梦者在清醒时所思虑的事情。

卢克莱修（Lucretius）《物性论》中有这样一段：“不管我们热切追求的是什么，不管我们过去关注的是什么，心灵总是意在追求的对象；我们在梦中遇见的往往正是这些事情。如辩护人寻觅证据、推究法律，而将军则运筹帷幄，投身战斗。”

西塞罗（Cicero）（《预言》，Ⅱ，1xvii，140）所写的和多年之后默里（Maury）所写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同：“特别是那些梦者清醒时的想法或行为的残余总是进入我们的灵魂并使它不得安宁。”

看来关于梦与清醒生活的关系的矛盾是难以解决的。在此，我们不禁想起了希尔德布朗特（Hildebrandt，1875，第8页以下）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他认为，如果我们不通过“一系列（三组）似乎会使这对矛盾更加激化的对比，我就绝无可能解决这一矛盾”。他说：“第一组对比一方面是能把梦与现实生活分离开的完整性，而另一方面则是梦与现实的互相侵染性与依赖性。梦与清醒时所经历的现实生活完全分开，就像人们说的隐士般地与世隔绝，而且中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它把我们从现实中解脱出来，不同于我们的正常记忆，并把我们置于另一个世界，有着另一番生活经历，这种生活经历与我们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希尔德布朗特继续论述道，当我们睡眠时，我们“似乎通过一扇活动门逃遁消失，整个不存在了”，然后，梦者可能航海去了囚禁拿破仑的圣赫勒那岛，去和拿破仑商量以摩哲尔酒来换自由的事儿，而且他的确从这位前皇帝那儿得到不少的酒，以致醒来时他还很懊悔美梦的破灭。那么，让我们来比较一下梦境与现实，希尔德布朗特继续写道，这位梦者从没做过酒商，而且将来也无此打算；他也没做过海上航行。如果他真的做过海上航行，那么圣赫勒那岛也是他最不可能去的地方，他对拿破仑也从没有过同情心。相反，出于爱国他对他怀有仇恨，更为重要的是当梦者出生时，拿破仑已死在那座岛上了。所以，与他有私人情感之说绝不可能是事实。这样就说明梦的经历是一种十分怪异的东西嵌入我们连续一贯的两段生活之中。

“然而，”希尔德布朗特又说道，“一些与此相反的东西似乎也同样是对的、真实的。”无论怎么说，我相信，最密切的关系总是与孤立和隔绝有关。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无论我们梦中出现了什么，它们总是从现实中提取材料，从围绕现实的智力生活中取得素材……不论出现怎样奇怪的结果，它们绝不可能完全脱离这个真实的世界。而梦的最辉煌或最相关的结构一定得从在我们眼前感官世界或从我们清醒的思想所经过的地方——换句话说，必须从我们的外部或内部世界所经历过的内容中去借用基础材料。

二、梦的材料——梦中记忆

组成梦的内容的所有材料都是以某种方式来自于人的经历，又在梦中浮现或回忆起来，我认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梦的材料与现实的材料之间的联系，只要把它们的结果比较一下就可以揭示清楚，那就错了。相反，这种联系需要努力去寻找，在许多梦例之中，它们都是长期隐藏起来。其原因就是梦中记忆功能所展示的一些特点（尽管简单地论述过）一直难以解释。我们十分有必要更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些特点。

偶尔有这种情况，即在清醒时，我们不把梦中发生的事情当作是我们的知识或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当然记得曾梦见过这件事，但我们却又忘记或记不清我们是否经历过这件事或何时经历的。于是我们就困惑了，怀疑梦中事情的来源，并可能相信梦有自产性。于是，通常是在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一件新发生的事勾起了在记忆中已失去的往事，这样一下子又找到了梦中之事的来源。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知道并且记得一件在清醒时不知道的事。424

德鲍夫（Delboeuf，1885，第107页以下）曾以自己的经验举过一个例子，这例子十分说明问题。在一个梦里，他看到在白雪覆盖的院子里有两只半冻僵的小蜥蜴，它们被埋在雪中。由于他天生就喜爱动物，他把它们拾起来，温暖它们，并把它们送回这座砖石建筑的一个小洞里，那就是它们的家。他又从墙上摘一些蕨草的叶子，他知道它们很爱吃这种植物。在梦中他知道这种植物的学名叫Aspleniumrutamuralis。这时梦还在继续，但中间有一段离了题，后来又回到这两只蜥蜴上。这时德鲍夫十分惊讶，他又看到另外两只蜥蜴在吃剩下的蕨草，他一转身又看到第五只、第六只蜥蜴也正向墙边洞跑去，这时越来越多的蜥蜴排成了队都向着这个方向跑，如此等等。

德鲍夫在清醒时知道的植物拉丁语名称少得可怜，其中绝不包括Asplenium。令他惊奇的是他证实了蕨的拉丁语名称的确如此。现代这个词的全称是Aspleniumrutamuraria，这与他梦中出现的词几乎相差无几。这不大可能是偶然的巧合；于是在梦中出现Asplenium一词就成了德鲍夫的一个谜。

这个梦是1862年做的。16年后，这位哲学家去看望一个朋友，他看到有一个如影集般的小册子，里面装的是压平的干花，是瑞士一些地方制作的一种专卖外国旅游者的纪念品。这件东西吸引了他，他打开这个腊叶标本集，他发现了Asplenium这个曾在梦中出现的词，而且还发现在标本下面这个拉丁语的名字竟是他的手迹。于是这个事实建立起来了。在1860年（即蜥蜴梦的前两年），这位朋友的妹妹曾在蜜月旅行时访问过他，当时她带着这个标本集，准备送给她哥哥，而德鲍夫则在一位植物学家口述的指导下给每种植物写上了拉丁语的名称。

梦可以根据本身的需要拥有那些白天根本不进入记忆的内容，这一事实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对其重要性我还打算再列举一些所谓“记忆增强”的梦例，以使人们有更深的认识。默里（1878，第142页）告诉我们，有时“Mussidan”这个词在白天进入他的头脑。对于这个词，他除了知道是法国一个小镇的名字以外，就一无所知了。一天夜里，他梦见同一个从Mussidan来的人谈话，当他问他这个地方在哪儿时，他说它是多尔多涅的一个小镇。当他醒来后，他不相信使这个梦例很值得一记的另一部分事实又十分幸运地建立起来了。1877年的一天，他无意拿起一本插图期刊，在里面，他看到一大队蜥蜴，正如1862年他梦中情景一般。那本期刊是1861年出版的，而他一直是这个刊物的订购者。

梦中的这一事实，于是他到地名词典上找，果然不错，正是与梦中所说的一样。这一事实又一次说明梦是有知识能力的，但是人们没有发现遗忘这一知识的原因。

詹森（Jessen，1855，第551页）也曾讲述过相似的事件，只是时间更为久远一些。“除此以外下面的梦也属于此类。在老斯卡利格的一个梦里（曾被海林斯[Hennings]所引用，1784，第300页），他写过一首诗，诗中歌颂维罗纳（意大利）的一些名人，突然一位自称叫布鲁诺鲁的人出现在他的梦中，向他抱怨说诗中没有提到他。尽管斯卡利格不记得听说过这个人，但也还是给他写了几首。后来斯卡利格的儿子去维罗纳，听说的确有这个人，而且是个很有名气的批评家。”

圣丹尼斯的赫维侯爵（1867，第305页）有过一段关于记忆增强的梦的描述。425瓦奇德（Vaschide，1911，第232页以下）曾经引用过。这种梦有一种十分特殊的性质，它常常后续另一个梦，而后续的梦会对最初出现的模糊不清的记忆做出完全的识别。“我曾梦见过一个金发女人，我看见她同我姐姐谈话，并给她看一件刺绣。她看起来很面熟，似乎我以前常见到她。我醒来以后，她的模样我仍记得很清晰，可就是认不出她是谁。后来我又睡着了，梦境又出现了……在这第二个梦中我同这位秀发女人谈话，问她我以前是否在什么地方曾见到过她，‘当然，’她回答说，‘难道你忘了波尼克海滩了吗？’我突然又醒来，并能清楚地记起与梦境相关的许多细节。”

瓦奇德还引用了这位作者的另外一段（同书，第233～234页），这段叙述了他认识的一位音乐家一次在梦中听到一首曲子，对他来说这首曲子是从来没听到过的。几年后他发现在一本旧的乐曲集中就有这首曲子，尽管他仍不能记得他是否曾把这本乐曲集从头到尾翻过。

我知道梅厄斯（Myers，1892）曾在心灵研究协会的《公报》上刊出过一整集的这类记忆增加的梦。可遗憾的是我手中没有这份材料。

我想，专心研究梦的人都会发现，梦可以给知识或记忆提供根据，而这些知识或记忆在清醒时我们却没意识到它的存在。在我对神经质病人进行精神分析的工作中（这个题目我后面将有论述），我一周有几次都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要从他们的梦证明他们的确与那些语录及下流的语言等等很熟悉，并在梦中使用，尽管他们在清醒时已不记得这些语言。下面我还将举一个关于记忆增强方面的梦例，因为它可以使我们很容易找出为什么有些知识只在梦中出现的原因。

我的一位病人有天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见在一个咖啡馆里，他要了一个什么“Kontuszówka”。然后，他问我这是一种什么东西，因为他从未听说过。我告诉他这是一种波兰烈性酒，而且这个名字绝不是创造的，因为这个名字在街上的广告牌上有，我早就熟悉了。开始，他不相信我说的话，但几天以后，当他在咖啡馆里真的实现了他的梦之后，他注意街头的广告牌。就在牌上，果然有这种酒名，而这条街，他每天上下班至少经过两次，广告牌立在那里已有几个月了。

我也已从自己的梦例注意到，一个人能发现梦中一些事情根源的机会究竟如何。426例如，在完成本书之前的几年中，一个教堂钟楼的图景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之中，它的设计十分简单，但却一直想不起来曾在哪儿见过。突然，有一天我认出来了，确定无疑，就在从萨尔茨堡到赖兴哈尔之间铁路沿线的一个小站上。那是在19世纪下半叶，1886年，我第一次乘车在这个线上旅行。在以后的几年里我潜心于梦的研究，一幅很独特地方的图画在梦中就时时浮现并困扰着我，那个地方在我看来非常广阔，在我的左手一侧，我看见一个黑暗的空间，其间有一些奇形怪状的沙岩图形在熠熠闪光。一个模糊的记忆（我不愿相信的）告诉我，那是一个啤酒窖的入口处。但是我冥思苦想难以解释梦中所包含的意义，也找不到它的出处。1907年我恰巧在帕多瓦，这个地方我还是在1895年来过的。我第一次去这座可爱的大学城访问十分失望。我没有看到圆形剧场里乔托的湿壁画，我又沿着去那儿的街往回去。半路上，有人告诉我那天教堂也不开门。所以，我第二次重游故地时，决心把上次的损失补回来，所以我就先去教堂。当我在去那儿的街上走时，就在我当年转身折回的地方，在我的左手一侧，我找到了后来常在梦中看到的那个地方，还带有沙岩的图形。实际上，那正是一家餐馆的花园入口。

另一种梦常常摄取材料并在梦中复现的源泉是童年的经历，这种材料在某种意义上既不是记忆的，也不是清醒时所从事的活动。下面我将引用几位作者关于这种情况的论述。

希尔德布朗特（1875，第23页）说：“我已明确承认，梦有时以其惊人的再现力，把非常久远甚至早已忘记了的童年早期的事件带回我们的心灵。”

斯图吕贝尔（1877，第40页）论述说：“这种情况会显得更为引人注意，那就是我们注意到，梦有时就好像从最深层的瓦砾堆中把儿时最初的记忆都翻出来，当时地点、事件、人物等等都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一一浮现在眼前。这倒不仅限于那些当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令人十分愉快的事情，或后来不时在清醒时回到我们的记忆中的事情。相反，梦中所发掘的记忆的深度往往涉及那些发生得最早、既没有什么情感方面的重要意义，也缺乏生动性的事情，以致使我们感到十分陌生甚至奇怪，直到最后找到最初根源时才恍然大悟。”

沃凯尔特（Volkelt，1875，第119页）说：“孩提或青年时期的记忆常常很容易进入梦境，这一点颇为引人注意。梦常使我们回想起一些我们已不再想的，而且对我们也不再重要的事情。”

由于可以从童年的记忆中去提取材料以供使用，并因为，如我们所知，这些材料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记忆的意识功能的间断性而变得模糊不清，所以，这种场合就产生了令人感兴趣的记忆增强性的梦。这一点我们下面还有一些例子作为佐证。

默里（1878，第92页）曾说到他在童年时常从莫城（他的出生地）去特利尔波特村。当时他父亲正在那个村子负责督建一座桥梁。一天夜里他梦见自己又到了特利尔波特村，而且在村里的街上玩耍。一个穿短上衣的人走近他，默里问他叫什么，那个人回答说叫作C，是那座桥的守夜人。默里醒来对此事有些怀疑，就问他家的女仆，这位女仆从小就一直照顾他。他说：“你记得有叫C这个名字的人吗？”女仆回答说，“当然记得，怎么？他就是你父亲建桥时那座桥的守夜人啊。”

默里（同书，第143～144页）还给出一个与上例相同的梦例，说明儿时记忆出现在梦里时那种准确性。这个梦是F先生的，他幼年时住在蒙特布里森。在离开故乡25年后他又想重访故里，并访问一直再未见面的亲友。就在动身的前一天夜里，他梦见自己回到了蒙特布里森，在离城不远的地方，他遇到一位绅士，他并不认识他，但这位先生告诉他他叫T先生，是他父亲的一位朋友。这位梦者知道他小时候就听过这个名字，但他在清醒时根本记不得这个人长什么模样。几天后，他终于真正到了蒙特布里森，到了那个在梦中似乎完全陌生的地点，而且的确碰见一位先生，他马上认出这就是梦中的T先生，只是比梦中那位先生年纪显得老些。

说到这里，我应该说一个自己所做的梦。在这里我要寻找的不再是印象而是联系。我曾梦见过一个人，他是我故乡的一位医生。他的相貌没有什么明显特征，和我在中学时的一位老师很相像，这位老师我还偶然见过。醒来之后，我不知道这两个人有何联系。我问我母亲关于这位我在童年认识的医生的情况，母亲告诉我他只有一只眼，而我们这位老师不仅相貌与这位医生相近，而且也是独眼龙。我和这位医生已有38年没见过面了，而且在清醒时我也从未想起过这位医生。也许我下巴上的一块伤疤还使我想起有过这么一位医生。427

另一方面，一些作者认为大多数梦见几天前所发生的事，有些梦的元素是可以在梦前的生活中寻找的。这似乎贬低了儿童时期的经验给梦所造成的影响。罗伯特（Robert，1886，第46页）就宣称说正常梦的一般规律是只浮现前几天的印象。不过，我们会发现，是罗伯特关于梦的构建理论使得他只把最近的印象带进梦中而把早期记忆摒弃在一边；但是，无论如何，他的这个理论是有道理的，我可以以我的梦作为佐证。一位名叫纳尔逊（Nelson，1888，第380页以下）的美国作家也持相似观点。他认为，最常出现在梦中的印象是在做梦前两三天的事情，似乎当天所发生的事还不够淡薄和遥远。

有几位对梦的内容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不抱怀疑的作者一定对下面的事实印象颇深：占据白天思想的印象已被白天紧张的工作所排挤，只有在夜里才浮现出来。正如一位亲人去世了，人们并不立刻就梦见他，而是被悲哀所控制（德拉格[Delage]，1891，第40页）。而另一方面，最近的一位观察者哈勒姆小姐（HallamandWeed，1896，第410～411页）已收集到一些与此相反的材料。这就说明人们在这方面有不同的心理个性特征。

梦中记忆的第三个特征，也是最为明显和最难理解的特征，表现在梦中再现的材料选择上。因为在梦中值得记起的事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而且恰恰相反，常常是一些无足轻重和无关痛痒的琐事。关于这一点我将引用那些已对此做出了明确表述的作者的话，他们所注意到的事也令他们吃惊。

希尔德布朗特（1875，第11页）曾说：“因为最让人注意的事是，梦并不从那些最重要、最动人的事件中提取材料，也不从前一天最有趣的事情中提取，而是从一些近期经历的或遥远过去的一些偶然小事，一些支离破碎的琐事中摄取。一个家庭有亲人丧生，使人们情感很受打击，就在这种情绪的阴影下人们睡着了。此时这种悲痛似乎已从记忆中删除，直到醒来时，这种情感才又十分强烈地回到我们的思想之中。而与之相反，一个前额长了一个小肉瘤的陌生人在街上与我们擦肩而过，过后我们对此事想也不会想，可居然可以进入我的梦境。”

斯图吕贝尔（1877，第39页）也说：“几个梦例分析显示，梦的一些内容的确与前几天的经历有关，但这些事若以清醒时的观点看，如过眼烟云一般，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小事。如，偶然听到的一句什么话，某人的一个漫不经心的动作，一瞥即逝的人或事，读到的一件趣闻，等等。”

哈夫洛克·霭理士（HavelockEllis，1899，第727页）也说：“我们清醒生活中的深切情感，占据我们大量精力的各种问题，都不是常常浮现在梦中的东西。就刚刚发生过的事情而言，都是日常生活中那些鸡毛蒜皮、偶尔发生的或转瞬即忘的小事常在梦中再现，而那些白天让人们心力交瘁的精神活动在夜里却‘睡得最香’。”

宾茨（Binz，1878，第44～45页）正是因为梦中记忆的这一特征，才表现出对他过去曾支持过的释梦方法表示不满。他说：“梦总是提出一些相似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很少梦见那些我们刚刚经历过的记忆印象？为什么我们总是毫无动机地回忆起那些十分遥远甚至已从记忆中消失的事情？为什么我们的意识常在梦里接受那些与我们关系不大的记忆影像，而对已经历过的事有着大量感性标记的大部分脑细胞，却默不作声、保持平静，莫非它们在不久前清醒时又被激活投入到新的活动？”

梦对这样一些无关紧要、而且很容易忘掉的小事明显偏爱，往往导致人们从总体上忽视梦对清醒生活的依赖，并很难找出例证来证明这种依赖关系。例如，惠登·卡尔金斯小姐（WhitonCalkins，1893，第315页）通过对自己和合作者的梦的统计研究发现，有11%的梦与清醒的生活没有明显联系。希尔德布朗特（1875，第12页以下）认为，如果我们肯花时间和精力去追根溯源，我们是能够解释每一梦中意象的形成原因的。他的这一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他说这是“一种非常费力而不讨好的事。因为，作为一种规律，这只能以从记忆的角落里翻找出一些完全无价值的心理事件而告终，或以把那些刚一发生就被埋葬于记忆之中毫无意义的过去再度回忆起来为结果”。我十分遗憾地看到这些很有眼光的作者使自己停止了脚步，让这条从开始就预兆不祥的路吓了回去，如果他们勇敢地走下去，他们会找到释梦之根本。

记忆在梦中的表现方式对任何记忆理论当然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它告诉我们“一切我们思想所拥有过的东西都不可能完全失去的”（肖尔茨[Scholz]，1893，第59页）；或如德鲍夫[1885，第115页]所说：“即使是最不重要的印象，也留下不可更改的痕迹，而这种痕迹不知何时就可能复活。”这也是我们从许多心理病理现象中得出的结论。我们后面还将提到一些关于梦的理论，它们会对由于白天记忆的部分遗忘而产生的梦的荒谬与混乱做出解释。只要我们把刚才所看到的梦中记忆所展示的非凡功效记在心里，我们就会深切感到这些理论所包含的矛盾。

我们或可将做梦现象完全还原为记忆现象，如我们可以假设，梦是某种再现活动，这种活动在夜间也照常工作，它本身即是自己的目的。这种说法与皮尔斯（Pilcz，1899）所做的论述相一致。根据这种理论，在梦发生的时间与其内容之间有一种可以观察到的固定联系——在熟睡的梦中所再现的是遥远过去的印象，而天明之前出现的印象是最近所发生的事。但这种理论有着内在的不可能性，因为这样梦就要处理那些需要记住的材料。斯图吕贝尔（1877，第18页）正确地指出，梦并不复制经验。这些理论只向前迈进了一步，在这整个环节中的第二步就省略了，或以改变了的形式出现，或被完全无关的东西代替了。梦只能复制一些支离破碎的内容，这是非常普遍的规律，任何理论、结论都只能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当然，例外的情况也是有的，有时梦把一次经历完全复制出来，似乎可以让清醒时的记忆伸手可触。德鲍夫（1885，第239页以下）告诉我们他的一个大学同事428做了一个梦，那个梦把他的一次交通事故经历的每个细节都复制出来，在那次事故中他奇迹般地死里逃生。卡尔金斯（Calkins，1893）也提到过两个梦，其内容也简直是前一天发生事情的翻版。我自己也有过把儿童时的经历毫无改变地搬到梦中去的经历（参看第五章第二节）。429

三、梦的刺激和来源

有句俗语说：“梦来自消化不良。”这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刺激和梦的来源的含义。在这些概念之后隐藏着一个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我们说梦是睡眠被打扰的结果。如果不是睡眠受到打扰，我们是不会做梦的，梦就是对打扰的一种反应。

关于刺激成为梦的来源的讨论占据了这类文献相当大一部分。显然，这个问题的产生一定是梦成为生物学研究主题之后的事。古代人认为梦是神所托，所以没有必要从刺激上去找原因。梦起源于神灵的意志，或来自半人半神的力量，它们的内容也是源于这些力量的目的和对它们的认识。科学随即面临这样的问题：使人们做梦的刺激总是相同的呢？还是有多种刺激呢？而这又涉及另一个问题，即对梦的诱因的解释是属于心理学范畴还是属于生理学范畴？许多权威人士同意打扰睡眠的原因——即梦的来源——可能有许多种，而且肉体上的刺激和精神上的刺激都同样可以导致梦的产生。但是在梦的产生过程中哪一种重要一些，人们更倾向于哪一种因素，则分歧很大。

如果把致梦的原因全部考虑进去，人们会发现共有四种来源，这些来源也可以用来对梦进行分门别类。它们是：①外部（客观的）感觉刺激；②内部（主观的）感觉刺激；③内部（器官的）躯体刺激；④纯心理刺激源。

（一）外部感觉刺激

哲学家斯图吕贝尔的那本关于梦的著作已给了我们多种启示。他的儿子小斯图吕贝尔[第1813～1814页；英译本（1912），第2卷，第160页]发表了一篇著名的关于他的一个病人的观察记录。这位病人患有全身体表感觉缺失病，并有几个高级感官陷于麻痹。如果这位病人剩下的几个感觉通道也对外部世界关闭，这个人就会休眠。当我们自己要睡觉时也尽量使我们自己处于类似这个病人的状态。我们关闭所有的感官通道，如闭上眼睛，尽量阻止外界对其他感官的刺激或刺激发生了变化。这时我们睡觉了，尽管有时我们并没能使所有的感官免受一切刺激。因为这样做是十分困难的或不可能的。一个相当强的刺激会使我们醒来，这一事实说明“即使在睡眠中我们的灵魂也和外部世界保持着联系”。430而这种感觉刺激在我们睡眠中出现就可能成为梦的来源。

这种刺激有很多，包括睡眠状态必然伴随的或必须忍受的种种刺激，一直到偶然的唤醒刺激。唤醒刺激既可以终止睡眠，亦可以不影响睡眠。例如，强光可能免不了对眼睛有所刺激，噪音不想听也会听到，强烈的气味也会刺激我们的鼻黏膜，睡眠时无意的移动会使我们身体的某一部位露在外面受到冷空气的侵袭，我们翻身时会压住身体的某一部位，我们也可能被蚊虫叮咬，或许还有其他干扰会刺激我们的感官。一些细心的观察者收集了相当多的一些梦例，在这些例证中，有一种在清醒时注意到的刺激和梦的部分内容之间一种牵强的对应关系，这有可能把刺激看作梦的原因。

我将引用詹森（1855，第527页以下）的论述。他收集了相当多这类的梦，这些梦都可以把我引向客观的、带有一定偶然性的感觉刺激上来。

“隐约听到的每一个声音都可以引起相应的梦意象。一声响雷可以把我们送到激战的战场；公鸡的啼鸣可以成为梦中某人的惊叫声；门声嘎嘎可以引起梦见盗贼；夜间睡衣脱落，我们可能梦到赤身裸体在行走或落入水中；如果我们双腿相压，或把脚蹬到了床沿，我们会梦到如临深渊，或从悬崖落下；如果我们头从枕上滚下来，我们会梦见一块大石头悬在我们头上几乎把我们压在下面；精子的积累可以导致淫荡的梦，局部的疼痛会梦到受虐待、遭到攻击或受伤……”

“迈耶尔（Meier，1758，第33页）曾梦见有几个人把他制服并把他拖了出去，然后把一根木桩从他大脚趾和二脚趾中的缝隙钉进土里。他醒来之后琢磨这个梦，发现在他的脚趾中间夹了一根稻草。还有一次，根据海林斯（1784，第258页）的记载，当迈耶尔把衬衣的扣子扣得太紧了，他梦见他受了绞刑。霍夫保尔（Hoffbauer，1796，第146页）梦见他年轻时从高墙上掉了下来，醒来时发现原来是床腿坏了，他从床上滚落到地板上……格雷戈里（Gregory）也说有一次他脚蹬着一个热水袋睡着了，他梦见登上了埃特纳火山顶，脚下的地面十分热。还有一个人，他睡觉时头上敷了热的泥罨剂（poultice），结果梦见一伙印第安人在剥他的头皮。还有一例是他穿了一件未干透的睡衣睡觉，结果梦见他被人从河里捞上来。睡眠时如有痛风发作，会使病人认为他在绞刑架上受着严厉的拷问（马可尼希[Macnish]，1835，第40页）。”

如果给睡者施以感觉刺激，而睡者却会做一个内容与这一刺激相应的梦，那么，关于梦的刺激与内容相似性的论点会更有说服力。从詹森（1855）对马可尼希的引证来看，吉罗·德·布萨连（1848，第55页）曾做过这类实验。

“他没有把膝盖盖严，他梦见他乘坐邮车在旅行。他说，所有坐过邮信马车的人都知道他们的膝盖是多么凉。还有一次，他的头部后面没有盖上被子，就梦见在户外参加宗教仪式。但这里我们必须解释一下，他所在的乡下，有一种总是把头部遮掩起来的习惯。”

默里（1878，第154～156页）提供了一些关于对他自己所做的梦的观察结果（其他一些实验并不成功）。

（1）他的唇和鼻尖上粘了一根羽毛，他梦见他带上一只漆制的面罩，戴上后又被摘掉，结果把面部的皮都揭掉了。

（2）一把剪子在一把钳子上磨来磨去——他梦见听到了铃声，后来又是警铃，他于是在梦中回到了1848年6月份的动荡的岁月。

（3）有人给他科隆香水闻——他梦见了他在开罗的一家商店里，后来又有一些离奇的历险，他记不得以后的事情了。

（4）有人在他脖子上轻轻捏了一下——他梦见有人给他芥子硬膏，想到小时候一位医生给他治病的情景。

（5）一个热熨斗靠近了他的脸——他梦见一伙匪徒闯进家里，并把人的双脚插进很烫的煤块里，逼他们把钱全部交出来，这时阿布兰特公爵夫人出现了，在梦中他是她的秘书。

（8）一滴水滴在前额上——他梦见他在意大利，他大汗淋漓，同时温着奥维多白葡萄酒。

（9）烛光透过红纸不时地照在他身上——他梦到炎热的天气，一会儿又遇到暴风雨，正如他在英吉利海峡所经历的情形一样。

赫·维·德·圣丹尼斯（Hervey，1867，第268页以下和第376页以下）、威根特（Weygandt，1893）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曾做过这方面的实验，并有所论述。

许多作者都评论过梦的这种十分明显的功能，即它能把一种突然出现的来自现实感官世界的印象编织进梦的结构中去，以致好像一切都事先做好了安排，就等着这一场灾难的到来一样（希尔德布朗特，1875，第36页）。“在我年轻的时候，”作者继续说，“我常常用闹钟早晨准时叫醒我，这样的事发生不下几百次，铃声响起的时候恰与梦境相接，好像整个梦境的发展到了这时候正应该结束，它恰是梦境的高潮。”（同上书，第37页）

现在，我再引用三个类似闹钟的梦，但其引发物却不一样[第27页以下]。

沃凯尔特（Volkelt，1875，第108页以下）写道：“一位作曲家一次梦见他在给学生上课，他想要说清楚一个关键问题。讲完之后，他向一个男学生问他是否听懂了。这个学生大声喊着回答，就像个疯子一样：‘是的，听懂了！’他十分生气，批评这个学生不该大声喊叫。不料全班都一齐大喊起来，‘是的，听懂了！’喊着喊着，喊声变成‘着火了’。这时他醒了过来，他真的听见街上的人在喊‘着火了’。”

加尼尔（Garnier，1865，第Ⅰ卷，第476页）讲述了拿破仑一世如何在车里睡觉时被炸弹爆炸震醒的故事。他梦见他正率军渡特里亚门托河，当时奥军正在用大炮阻止，最后拿破仑一世突然惊喊道：“我们中计了！”431

默里（1878，第161页）做过一个梦，后来这个梦成了一个有名的梦例。他病了，在他的房间的床上躺着，母亲坐在他身边，他睡着了，梦见他处在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时期。在他目睹了一些谋杀打斗场面之后，他终于被带上了革命法庭，在那儿他看见了罗伯斯庇尔、马拉、富基埃-坦维尔等当时的风云人物。他们审问他，问了几个他现在也记不清的问题之后，就给他判了死刑。他被带到行刑场，周围围满了暴民。他爬上了断头台，被刽子手捆在木桩上，木桩倾斜了，刀已落了下来，他感到已经身首异处。这时突然惊醒，仍然惊魂未定，这时才发现是床头板倒了下来，正如刽子手的刀一样打在他的颈椎上。

这个梦引起了勒·洛林（LeLorrain，1894）和埃格尔（Egger，1895）的一场有趣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梦者是否可能和如何能把内容如此丰富的材料安排组织进那从刺激开始到苏醒之间这样一刹那的。432

所有这类例子都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在所有梦的来源中，最确凿的是睡眠中客观的感官刺激。而且对于外行人来说，它们是唯一的来源。对于一个受过教育但对梦的研究缺乏知识的人来说，如果人们问他梦是怎么产生的，他肯定会举自己所做过的梦为例，说他醒来之后发现是来自外界的感官刺激。而科学的探索不可能到此止步。科学会发现这里还有问题，即进入梦境的刺激在梦中却不以其实在的形式出现，总是以与它相关的其他形式呈现。但是这种连结梦中刺激和所产生的梦之间的关系，引用默里的话来说（1854，第72页）是“某种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这里，我们再去考虑希尔德布朗特（1875，第37页以下）的三个与闹钟有关的梦，他们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相同的刺激会产生三个不同的梦，而且为什么只产生这类的梦而非其他。

“那时，我梦见一个春天的早晨，我打算出去散步。我穿过了绿色的田野，来到邻村，发现这里的村民都穿着讲究，腋下夹着赞美诗，向教堂走去。当然，今天是礼拜天，早晨的礼拜马上就要开始。我也决定去参加。但我走得很热，我先走进教堂的围墙，进了院子先凉快一下。当我在看那些墓碑时，我听见敲钟人爬上钟楼，就在钟楼的顶上，我看到了这个乡村教堂的小钟，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那钟静静地一动不动。我知道一会它就会摇摆起来发出响声，宣布礼拜活动的开始。这时钟开始晃动起来，并发生清脆刺耳的响声，声音是那么响，它结束了我的梦。我醒来发现原来是我的闹钟在响。

“还有一个例子，那是一个冬日，天气晴朗，地上铺着一层厚厚的白雪。我已答应乘坐单人雪橇去参加聚会活动，但是我必须在家里等候有人把雪橇送上门来，我先做些准备工作，把皮毛毡展开，备好暖脚套，然后坐在座位上等候，但这时雪橇迟迟不走，直到一抖缰绳催马上路才算离开家。这时突然雪橇猛地一震，雪橇的铃铛才叮叮咚咚地响起来。实际上这时我也正醒来，发现又是闹钟在作响。

“下面说说第三个例子。我看见一个厨娘，抱着几十只盘子，从过道走向厨房。我发现这摞瓷器有点失去平衡，便喊道：‘当心，不然你会把这些盘子全打碎的。’可是她爱理不理地说：这类事儿她干得多了，如此等等。可我还是焦急地注视着她，突然——正如我所料的，她绊在门槛儿上，一大摞瓷器都跌落在地板上，叮当作响，几十个盘子成了上百个碎片。但是这响声仍然不停，而且声音不再是打碎盘子的声音，变成了铃声——的确是铃声，这时我醒来了，还是闹钟在尽它的职责。”

关于心灵在梦中为什么会误解客观感觉刺激的性质这一问题，斯图吕贝尔（1877，第103页）和冯特（1874，第659页以下）给出了几乎完全相同的回答：在睡眠中，心灵是在有利于形成幻觉的条件下接受来自外界刺激的。一个感官印象被我们所认识并正确地给以解释——即根据我们以往的经历，它被放在它应属于的那类记忆群中去，但这种印象必须有一定强度、清晰度和持续时间，而且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这件事。如果上述条件得不到满足，我们就会误把上述的客体当成他物：我们形成关于它的幻象。“如果有人在开阔的田间散步，看到远方有什么东西，但看不很清，他首先相信的是那可能是一匹马。”走近些时一看，又可能发现那倒像是一头牛卧在那里。最后，才知道那不过是一群人坐在地上。心灵在睡眠时接受的外部刺激有一种性质，既熟悉又模糊。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形成幻觉。因为人们的记忆意象或多或少，都是由印象引起，而且也正是通过这些记忆意象，印象才获得其心理价值。至于与意象相关的众多记忆群中，哪一组会被唤起，以及在各种可能的联想中，哪一种联想联系会发生作用——这些问题，根据斯图吕贝尔的理论，也是不定的，并且完全由心灵进行任意选择。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方面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无法再遵循决定梦形成的规律法则，并且，我们由此也不再去追问是否还有其他决定梦者根据感官印象引起的幻觉对梦进行解释的因素。另一方面，我们会怀疑，影响睡者的感官刺激在梦的形成过程中起到很小的作用，而其他因素决定了在他梦中将要出现的记忆意象的选择。实际上，我们观察一下默里的实验性的梦（正因为如此，我已详细地说过这些梦），我们将禁不住会说，这个实验实际上说明了梦的一个元素的来源，而梦的其他内容则太具独立自足性（selt-contained），并在细节上太确定，以致不能仅靠与从外界引进的实验性的成分相适应得到解释。的确，人们开始怀疑幻觉理论和外界印象的力量能形成梦这件事，尤其是当人们发现在梦中这些印象是那么奇特和解释起来那么牵强。于是西蒙（Simon，1888）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梦，在梦中他见到一些巨人坐在桌子旁，而且可以听到他们嘴巴一动一动地嚼东西时发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他醒来才知道，那是一匹马从窗前跑过时马蹄的有节奏的响声。马蹄的声音可以让人联想到一组与《格列佛游记》有关的记忆，如巨人国和慧驷国。当然，这是在没有梦者帮助的情况下我的一种大胆解释。类似这种很不常见的一组记忆的选择是由动机导致的，而不是仅由外部刺激造成的，难道这不可能吗？433

（二）内部（主观）感觉刺激

无论有何种反对意见，我们必须承认，客观刺激在引起梦中的作用仍是不可否认的。如果这些刺激无论从性质上或从频率上显得不够充分，不足以解释所有梦意象的现象，我们就须去寻找与它们在运作上相似的其他来源。我不能说出从何时产生了把内部（主观）感觉刺激同外部感觉刺激相提并论一起考虑的想法。但实际上在讨论梦的起源方面我们已经这样做了，而且还比较明确。冯特（1874，第657页）说：“我相信，主观的视觉和听觉在梦的幻觉的形成中还起了一个很基本的作用。梦中幻象是由我们所熟悉的主观视觉与听觉形成的。这些感觉在清醒状态中是无形的，但当我们视野变得黑暗时就能显示出来了，耳中铃铃或嗡嗡的声音也同样如此。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视网膜的主观兴奋。正是以这种方法才能解释梦能魔幻般地在眼前出现大量相似或相同事物的明显倾向。我们看到眼前有无数只鸟，或蝴蝶、鱼、五颜六色的甲虫和花等。在这里，黑暗中的光尘就变成了千奇百怪的幻觉形状，而无数组成它的斑点就构成梦中相同数量分离的意象。这些意象又由于移动的原因而被看作移动的物体。这无疑也是梦中最爱展现各种动物形象的基础。因为这些形式的大量不同种类最容易把自己调整为主观明亮形象所认定的特定形式。”

作为梦中意象的来源，主观感觉刺激不像客观刺激那样，它有不依靠外部机会的明显优点。只要需要，可以随时提供解释。但是和客观刺激相比，它也有不足之处，它们在促成梦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不如客观刺激那样容易通过观察或实验得到证实，或根本得不到证实。对主观感觉刺激最主要的有利证据是我们所知道的“入睡前幻觉”所提供的，或用约翰内斯·缪勒（JohannesMüller，1826）的术语是“幻视现象”。这些意象生动，变化迅速，很容易在睡前出现（有些人有这种习惯性），而且在眼睛睁开时仍能保持一段时间。默里就常有这种情况，并曾对这些情形做过一个十分细心的实验，缪勒在他之前也做过这种实验[同上书，49页以下]，证实了它们的联系和它们的带有梦意象的特征。为了产生这种现象，他说（默里，1878，第59页以下）一定的精神被动性或注意力的放松是十分必要的。为了产生出入睡前幻觉，只要处于昏昏欲睡状态一秒钟即可（只要有这种需要的倾向）。在这之后人们可能会醒来，然后这种过程就会重复几次，直至最终入睡。默里发现，如果他在不长的间隔后醒来，他就能在他的梦中把作为入睡前幻觉所浮现在眼前的意象分辨出来（同上书，第134页以下）。这正是一次在入睡前出现的有一些奇形怪状的人，十分讨厌地纠缠他的那个情景，这些人面目扭曲，发式奇特，他在醒来之后仍然记得。还有一次，由于节食，他感到饿了，于是出现了一次入睡前的幻象：有一只盘子和一只拿着叉子的手，这只手用叉子取食物喂它自己。接着在梦中他坐在餐桌旁听到就餐的人们吃饭时叉子的碰撞声。还有一次，在他入睡前，他的眼睛不舒服，有些痛，于是出现了一种入睡前幻觉，看到许多非常细小的符号，他得仔细观察才能看清楚。一小时后他醒了过来，记得在梦中他在读一本文字细密的书，他十分痛苦地在读这本书。

听觉幻觉（如对词、名字等等）也同视觉幻觉一样时有发生，也会接着在梦中出现，就像歌剧的序诗先说明主题之后歌剧才正式开始一样。

近期的一位入睡前幻觉现象的观察者赖德（G.T.Ladd，1892）也同缪勒与默里一样，经过一番实践之后能做到突然醒来而不睁开眼睛，过2至5分钟后再继续睡下。这样他可以有机会比较视网膜上刚消失的感受和保持在记忆中的梦意象之间的关系。他宣称在任何情况下，认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都是可能的，因为自身视网膜光的亮点和亮线为梦中精神所接受到的事物形体提供了轮廓。例如，在视网膜上亮点的排列呈平行线形，在梦中就形成了他所读的书中的一行行铅字。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梦中正读的清清楚楚的那页书渐渐消退为我清醒意识中的这样一个情景，它就像我们在暗处透过纸上一个椭圆形的小孔所看到的远处的一页书”。

赖德认为（尽管他不想贬低中枢[大脑]因素在这一现象中的作用），如果没有眼球中视网膜刺激所提供的材料，视觉性的梦是不会产生的。这很适合那种在黑暗的屋子里刚入睡时所做的梦，而在天亮时醒前所出现的梦的刺激源是在变亮的屋里刺进眼睛的客观的光线。视网膜光的这种变化不定、不断转换的性质与梦中不断变转的意象过程是相一致的。注意到赖德观察的重要性的人中，没有人会低估主观刺激源所起的作用。因为，如我们所知，视觉意象是我们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他感觉（除听觉以外）则在梦的形成中是间歇性的和次要的。

（三）内部躯体刺激

由于我们现在在讨论机体内部的梦源问题而不是外部的，所以我们应记住，几乎我们所有的内部器官在受到刺激时，或者说它们不舒服，或者说生病时，都会成为梦的来源，尽管在它们正常工作时似乎不向我们传达任何信息。这些刺激和我们所受到感觉或疼痛刺激有相同的作用。例如，这类历史很久的实验在斯图吕贝尔的作品中有所反映（1877，第107页）：“在睡眠中心灵对躯体事件有着比清醒时更深更广的感觉意识，它必须接受身体各部位刺激的印象，并受它们影响。例如，身体姿势的变换，清醒时我们可能根本不注意，而在睡时却不然。”所以，最早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就曾说过，很可能在刚一得病时，信息首先是来自梦中，而不是人的清醒状态，因为梦有一种对印象的放大作用（参看上文第3页）。一些医学界的作者虽然不相信梦的预言作用，但对于梦对疾病的预兆性却没有相反的意见（比较西蒙，1888，第31页及一些早期作者的作品）。434

关于梦的诊断作用的例子似乎是近些年来才在一些书中有所引证。如蒂茜（Tissié，1898，第62页以下）引用过阿提古（Artigues，1884，第43页）的一个例子，一个43岁的妇女近年来一直在夜间做焦虑性的梦，后来她去做医学检查，发现是心脏病早期。再后来她最终死于心脏病。

在很多情况下，内部器官的明显不适显然构成梦的诱因。人们一般已认识到，多做焦虑梦是心脏和肺部疾病的征候。的确，疾病生活的这一侧面已被许多权威作者给以强调，此处我只提一下拉德斯托克（Radestock，1879，第70页）、斯皮塔（Spitta，1882，第241页以下）、默里（1878，第33页以下）、西蒙（1888）、蒂茜（1898，第60页以下）就足够了。蒂茜甚至认为受到感染的器官不同会决定梦的不同性质。如那些心脏不好的病人常做短梦，醒来之时常常也正是一个梦的可怕的尾声，它的内容一般总是涉及某人死去的可怕情景。而肺病患者总是梦见有窒息、拥挤、飞翔等场景，常做熟悉的噩梦（可以说，鲍纳[B?rner，1855]对后者有很成功的探索，他曾做实验：面朝下躺着，或盖住呼吸器官）。在消化系统的疾病方面，梦多涉及对食物的享受与厌恶等内容。最后，性兴奋对梦内容的影响，在这方面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来做出很适当的说明，也可以为梦受官能刺激所影响的理论提供最有力的证据。

此外，凡是读过这个问题的材料的人都不会不注意到默里（1878，第451页以下）和威根特（1893）等人，他们之所以研究梦都是由于他们本身的疾病影响了他们梦的内容。

不过，尽管这些事实已毫无疑问地建立起来了，但是它们对梦的产生的重要性问题并非如我们希望的那么理想。因为梦是人人都做的，健康人也会做，而且每夜都可能做梦。因此，很明显，器官的疾病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并不是某些特殊梦的起源问题，而是引起正常人做普通的梦的根源问题。

要探讨比上面提及的更丰富更广泛的梦的来源，我们只需向前再走一步，这种来源真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果说体内机制的不适状态可以导致梦的产生这一理论成立，并且我们也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睡眠时我们的心灵从外部世界转移开来而能更多地关注我们身体内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假定内部器官不必处在病态就可以产生刺激并能传到休眠状态的心灵，而这种刺激就可以成为梦源，这种推理应该说是合乎情理的。当我们清醒时，我们意识到一种分散的、一般的感受性，或称“存在感觉”，它只有一种情绪的模糊性质，对于这种感受，根据医学界的意见，身体的各种器官系统都有所贡献。在夜里，情况就不同了，同是这种感受性这时就变成一种强大的影响，并通过各种组成成分发挥作用，因此成为产生梦意象最强大和最普通的刺激源。如果这一推论成立，那么剩下的工作就是研究器官刺激如何产生梦意象的规律了。

我们现在已在讨论医学界权威们所关注的有关梦的来源的理论问题了：我们生命中心的模糊性仍不是目前我们的知识足以能解决的，对围绕梦的起源的模糊性认识也不是十分充分，以致可以建立起它们之间的联系。把植物性器官的感受作为梦的构建者的思路对医学界的人来说是有特殊吸引力的，因为它是梦的病因学和精神方面疾病的一种解释，其表现又有如此多的共性；由于由内部器官引起的普遍存在性的变化和刺激也与精神病的起源有很大关系。因此，躯体刺激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多个不同的根源，这是不足为奇的。

这种争论还在继续，1851年哲学家叔本华（Schopenhauer）提出的看法就对一些作者有决定性的影响。在他看来，我们对宇宙的认识是通过我们的智力从外部世界摄取印象并以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进行梳理之后形成的。白天，来自我们体内神经系统的刺激对我们的情绪作用是非常之小，以致我们常常没意识到。但在夜间，当我们的思想不再为白天众多纷纭复杂的印象所包围，从身体内部来的刺激才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像夜间我们可以听到小溪潺潺的流水声，而白天却听不到一样。但为什么是智力对这些刺激产生反应而不是发挥自己的特殊功能作用于它们？这些刺激重新塑造自己，形成占据时间和空间又遵守因果关系的形式，因而产生了梦[参见叔本华，1862，第1卷，第249页以下]。施尔纳（Scherner，1861）以及他之后的沃凯尔特（1875）随后又致力于更细致地研究躯体刺激和梦的关系。而我暂时不在此就去考虑这一问题，我们将在谈到关于梦的各种理论时再说[参见下文第83页以下]。

克劳斯（Krauss，1859，第1255页），这位精神病医生从事一项持续很长时间的调查，结果也表明，梦或谵妄435和妄想的根源在于同一因素，即器官决定性的感觉。很难想象感官的任何部分不会成为梦或妄想的起源点。器官决定性的感觉“可以分为两类：（1）那些构成一般心境（普通感觉）；（2）主要内在的植物性有机组织系统中的特殊感觉。而后者中又分为五种：a.肌肉的；b.呼吸的；C.胃的；d.性的；e.皮肤的感觉。”克劳斯认为由躯体刺激产生梦的过程如下所述。已引起的感觉唤醒相对的意象，这是联想规律所决定的。它同意象结合起来进入器官结构，不过意识对它的反应都是病态的。因为它根本不注意感觉问题，而是把它的整体引向伴随的意象上去，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真正的事实总是被误解的原因。克劳斯有一个专门的术语来描绘这一过程：进入梦境的感觉的“超具体化”（trans-substantiation）。

今天，器官的躯体刺激对梦形成的意义已被普遍接受，但是支配它们之间关系的规律问题却有着不同说法，而且谁也说不清。以躯体刺激理论为基础，梦的解释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把梦的内容追溯到引起它的器官刺激上，如果人们不接受施尔纳（1861）所提出的解释规律，又会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正是梦的内容揭示了器官刺激的存在的。

关于所谓“典型”的各种梦的解释的争论就有很多，因为它们发生在许多人身上，而且内容相似。诸如从高处掉下来、掉牙、飞翔或赤身裸体令人尴尬的梦，以及穿得少或没盖被子等的梦都是大家所十分熟悉的。这最后一种梦可以简单归结为睡者的感觉，他把被子蹬开了，或把身体某一部位露了出来。梦见掉牙可以追溯到“牙刺激”，尽管这也不一定就意味着牙刺激就是病理方面的刺激。根据斯图吕贝尔（1877，第119页），飞翔梦是心灵中所产生的一种幻象，是对当胸部皮肤有时停止感觉肺叶的张合活动所产生的刺激时的结果，这时肺叶活动就使人产生一种漂浮的感觉。从高处掉下来据说是当皮肤有压力的感觉不再感受到时，我们的手臂突然甩离身体或屈着的腿突然伸直的原因。我们刚才提到的动作使得触觉恢复了知觉，这种知觉的转变在梦中就产生跌落下来的幻觉（同上书，第118页）。尽管这些解释听起来头头是道，但其弱点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下面的事实：不需任何其他证据，人们可以提出一系列的假说，说这种器官或那种器官的感觉从精神接受中消失或出现等等，最终建立起一个释梦的整个体系。我以后再去论述典型梦和梦的来源问题。

西蒙（1888，第34页以下）曾试图通过一系列相似梦的比较，来归纳出一些器官刺激必然会引起某些梦的规律。他断言，如果在表达情绪中功能正常的器官在睡眠时被来自外界的刺激激活，而这种激活状态平时又只能是由情绪引发，那么，就会做梦，这个梦将包含与那种情感相适应的意象。而另一项规律则是在睡眠过程中某一器官处于活动、激奋或受打扰的状态，那么梦就会产生与这种器官所执行的功能有关的意象。

穆里·沃尔德（MourlyVoid，1896）也打算在某一特殊领域通过实验来证明由躯体刺激理论所提出的产生梦的因素。他们的实验是通过改变睡者的睡姿（四肢的位置）来比较他们的梦有何不同。他对他的发现做了下列的陈述：

（1）在梦中一个肢体基本与现实生活中大体位置相同。这样，我们梦见自己这个肢体处于静止状态（实际上也是如此）。

（2）如果我们梦见自己的这个肢体在活动，那么在完成这一动作过程中的某一个位置必定与这个肢体实际位置相一致。

（3）这位梦者自己肢体的位置可能在梦中归于其他人。

（4）梦中的这个动作可能受到阻碍。

（5）处于这一位置上的肢体可能在梦中以动物或怪物的形式出现，这种情况下，它们之间有一种相似性。

（6）肢体的位置可能在梦中引起一些思想，而这些思想与这一肢体有一些联系。于是，如果手指也涉及，则可以梦见数字。

根据这类研究发现，我认为，即使是躯体刺激理论，也不能完全成功地排除关于决定梦意象的任意性。436

（四）刺激的精神来源

当我们在解决梦与清醒生活的关系和论述梦的材料问题时，我们发现关于梦的最古老与最现代的研究者们都相信，人们做梦会梦到白天所做的事和他们白天感兴趣的事[第7页以下]。这种带入睡眠中的兴趣不仅与精神有关，构成梦与生活的连结纽带，同时也提供给我们进一步的梦源，而且是一个不可等闲视之的梦源。的确，结合睡眠时发展起来的兴趣（刺激进入梦者引起的），它可能足以解释所有梦意象的来源。但是我们也听到了反对派的观点。即，梦把睡者从白天的兴趣中拖出来，而且，这似乎是一条规律：只有那些当时曾深深打动过我们，但后来在现实生活中又都失去兴味的东西才进入我们的梦境[第7页和第18页]。这样，在我们分析梦时的每一步上我们都感到，如果我们不用很多如“经常地”、“作为一个规则”或“在大多数情况下”等修饰性词语或准备去承认某些例外是很合理的，我们就无法做出一个概括。

如果清醒中的兴趣再加上睡眠时内部与外部的刺激就足以说清梦的原因，那么我们就能把梦的任何一个成分的根源给出满意的解释：梦的来源之谜就可以解释，而剩下的工作就是给在各种梦中由精神和躯体刺激所起的作用确定下来。实际上，人们从来也没有如此完整地解释梦，每一个在这一领域做过努力的人都会发现对于梦的来源的有些（常常是许多）部分，他是一无所知的，白天的兴趣不可能对梦如此重要，以至于可以说人们每天夜里都在继续白天所从事的事情。

除此以外，人们就不知道有其他的精神方面来源了。于是我们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所有我们已在资料中给出的全部解释（施尔纳的论述除外[关于他的论述我们将在第83页提到]），在给那些观念性的梦意象进行寻找根源时就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空白或缺口，而正是这些观念性的梦意象构成了梦的有特征的材料。在这种窘迫的情况下，这方面的大多数作者都倾向于把促使梦形成的精神因素的作用减少到最低程度，因为这些因素实在太难接近。的确，他们把梦分为两大类，即“由神经刺激”和“由联想”所引起的梦。在两者之中联想性的梦是唯一能使来源（已经历过的材料）复制的（参看冯特，1874，第657页以下）。但无论如何，他们都难免遇到这样的疑问：“是否任何的梦都能在没有躯体刺激的情况下发生？”（沃凯尔特，1875，第127页）要描述一个纯粹的联想性的梦实在是很困难的，“在联想性梦的本身中，可能根本没有这样真实的核心（来自躯体刺激的），即使是梦的中心也不过是松散地集中起来的。任何梦的思维过程都不是受着理性或常识的支配，甚至不是被相关的躯体或精神的刺激连结在一起，而完全听任于它们自身的千变万化和自身的紊乱无序（同上书，第118页）。”冯特（1874，第656～657页）也力图把精神因素在梦形成中的作用减小到最低程度。他宣称，把梦的幻影看成是纯粹的幻觉，这似乎不合理，大多数梦的意象实际上大概就是幻想，因为它们来自不清晰的感觉印象，这种印象在睡眠时也从未停止过。威根特（1893，第17页）也持有这样的观点，并广泛地应用这一观点。他在谈到所有的梦意象时断言：“它们的最初来源是感觉的刺激，而只是后来才有复制性的联想，并附着于它们。”蒂茜（1898，第183页）甚至走得更远，给刺激的精神源划定了一个界限：“纯粹精神来源的梦是不存在的，我们梦中的想法是从外部世界进去的。”

那些作者如著名的哲学家冯特，采取了折衷的立场，说在大多数的梦中，躯体和精神方面的刺激是合作工作的（不管精神刺激在白天作为兴趣来说是意识到或根本没有注意）。

我们在后面将会发现梦的形成之谜是可以通过揭示一个出乎意料的精神刺激源来解开。同时，对于并非源于精神生活的刺激对梦的形成的作用，我们给与了过高的估价，这也是不足怪的。这不仅是它们易于发现，况且也易于通过实验得到证实。况且梦的躯体来源的观点是与日前盛行的精神病学的思想相一致的。的确，关于大脑对有机体的主导作用，人们是确信无疑的。不过任何可以显示精神生活能独立于明显的肌体变化或精神生活可以自动表现自身的想法都会令当代精神病学家大吃一惊，似乎承认这些必然把我们带回到自然哲学或玄学时代。精神病学者的怀疑好像把心灵置于一种监护之下，而且现在仍坚持认为精神的任何冲动都不可以有自己的任何方式手段。他们的这种做法只表示他们对躯体与精神之间偶然联系的确实性的信任度是相当低的。甚至当调查表明一个现象最初激动的原因是精神方面的，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必将有一天会把这条路延伸而发现精神事件的有机基础。但是，如果在我们不能超越心理而看得更远时，也没有理由否认这种存在。437

四、为什么醒后会产生梦的遗忘

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梦在早晨醒来后就被淡忘。它们当然是可以被记住的；因为在醒来后，我们只是通过记忆去知道它们。但是我们常有一种感觉，我们只记住了梦的一部分，而梦的内容是很多的。我们也会注意到，早晨仍然记忆犹新的梦的回忆却很快就消失，除了其中支离破碎的片断仍在白天的记忆中，其他的则渐渐消退。我们常常注意到我们的确做过梦，可又不知梦了什么。我们对梦是十分容易遗忘的这一事实实在太习以为常了，以致没有感到这件事竟是如此之怪，怎么可能一个人夜间做了梦而到了白天即忘了梦到什么，甚至忘了自己究竟做没做过梦。相反，偶尔也有这种情况，梦在记忆中却永远不忘。我曾分析过我的病人在25年前或更早做的梦，我自己的梦也有的已相隔至少37年，但仍记得，而且就如刚刚发生的一样记忆犹新。所有这些都是非常明显的，但又不是很容易说得明白的。

最早关于梦的遗忘的论述是斯图吕贝尔所做的[1877，第79页以下]，它很明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因为斯图吕贝尔也不是只找到一个原因，而是相当多的原因。

首先，所有这些导致白天把梦遗忘的原因都在其中起到作用。我们在白天清醒生活中会忘记无数个感觉和知觉，这是因为它们太微弱或因为它们所引起的兴奋太小。许多梦意象也是如此：它们被人们容易遗忘是因为它们太微弱，而只有较强的才被记住。不过，强度因素仍不完全是梦能否记住的全部因素。斯图吕贝尔[1877，第82页]以及其他一些作者也都承认，梦境情景十分生动的梦却被忘记了，而大量的只是影幻般的或根本没有感觉力量的梦却保留在记忆中这一事实。还有，当我们醒来时，我们容易忘记只发生过一次的事情，而习惯上注意多次反复发生的事情。而大多数梦的意象只发生一次，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经历。438这一事实让我们忘记梦也是合乎情理的。第三个使我们忘记梦的原因可能显得更为重要。如果感觉、念头、想法等等将得到对记忆的某种程度的感觉性，很基本的一点是它们不应保持孤立，而应在一种适当的连结与组合之中。如果一句短的诗句被打乱使之无序也会让人难以记住，“若按适当的顺序组合起来，一个词会帮助另一个词，甚至整个包含意义的句子，那么，它就易于记住并长久不忘。一般说来，记住一些混乱而无序的东西和记住那些没有意义的东西同样是困难的和不同寻常的”[斯图吕贝尔，1877，第83页]。梦就是缺乏可辨认性和无序的。组成梦的内容的东西就是这样缺乏实际内容而不易记住的。它们易被忘记就是它们用不了多久就支离破碎了。拉德斯托克（1879，第168页）曾说过他曾观察到，最容易记住的梦一定是十分独特的梦，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承认与上述所说的很难合拍。

斯图吕贝尔（1877，第82页以下）相信关于梦与现实生活关系的某些其他因素仍对梦的遗忘有很大作用。在清醒中容易忘掉梦中之事显然只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第21页）的事实的易忘性的翻版，即，梦极少从现实生活中提取有序的整体，而只是从中挑选一些细枝末节，那些从现实的精神生活的整体中拆取下来的琐碎的事，却常常在白天清醒时被记住。这样，梦的组成在心灵的精神秩序的组织中就难以找到位置。因此，我们就没有可以帮助记忆它们的东西。“梦的结构就好像是从我们心理生活的地上升起，飘浮在精神的空间，犹如天上的云朵，又被一阵风吹散。”（斯图吕贝尔，1877，第87页）而在醒来之后，我们感知的实在世界又向我们迎面而来，占据了我们的注意力，这股力量绝不是任何梦的力量所能抵御的。这样，我们又有了另一因素可以说明这一问题。梦让位于新的一天的众多印象，正如太阳出而群星隐退一样。

最后，还应记住一个事实，即人们多数都对梦没有多大兴趣，所以容易把它们忘掉。任何人，如一位科学研究者，只要他注意自己的梦一段时间，就会发现他比以往的梦多了，这一事实说明他更容易、也更多地记住了自己的梦。

还有两个导致梦的遗忘的原因，即贝尼尼（Benini，1898，第155～156页）曾引用的鲍纳特利（Bonatelli，1880）作为对斯图吕贝尔论述补充的那两点。它们是：（1）清醒状态和睡眠的存在感觉（coenaesthesia，又译普通感觉）的交替不利于两者间的互惠性再现；（2）梦里有意念的材料的不同安排使得它们无法转换到清醒的意识中。

尽管上述诸原因都是说梦是容易遗忘的，实际上，（如斯图吕贝尔自己所坚持的[1877，第6页]）许多梦还是保留在记忆中了，这是很明显的。关于这一题目，有许多人做了反复不断的努力，试图寻找支配梦回忆的规律，但结果我们还得承认，在我们面前仍有些令人困惑的和难以解释的问题。对于某些关于梦回忆的特征在最近有人做了强调，（参看拉德斯托克，1879，第169页，以及蒂茜，1898，第148页以下），如这样的事实，当有的梦在早晨时似乎已忘记，但在白天中又回忆起来了。如它的内容，尽管已忘了，而又因为偶然的感触而想起来。

但是，总的来说，梦的回忆说是很容易受到反对的，这肯定会降低它们的价值。由于如此大量的梦都被遗忘，我们很怀疑记忆中所留下的东西是否被歪曲了。

关于梦的再现的准确性的疑问，斯图吕贝尔（1877，第197页）也曾论述过，“于是，很可能是这样，清醒的意识不明智地在梦的记忆中增加了一些额外的内容；我们说服自己说，我们梦见了许多东西，而实际上我们根本就没有梦见”。

詹森（1855，第547页）曾着力强调过这一点，“此外，在研究和解决连贯一致的梦时，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个特殊的环境。在我看来，这一环境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这些情况里真实总是被这样的事实所蒙蔽，即，我们在回忆这类梦时，我们几乎总是（但是无意的，而且也没注意到有这种情况）填补梦意象之间存在的空隙。在我们记忆中十分连贯的梦实际上很少或根本就不是连贯的。就是最实事求是的人在叙述那些最值得注意的梦时也难免添油加醋。人的心灵有一种很强的关联地看事物的习惯，以致不明智地把原本并不连贯、无关联的梦也连续地看待了。”

埃格尔[Egger，1895，第41页]有些话，虽然是他完全独立写出来的，这点毫无疑问，却如同从詹森的书上翻译下来的一样：“观察梦有一种特殊的困难，在这类事情上，要避免错误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你所经历的和观察到的一刻不缓地写在纸上。否则遗忘，无论是部分的或整体的，很快就会发生。全部遗忘并不严重，但部分遗忘却是危险的。因为，如果我们要描述没有忘记的内容，便易于用想象来弥补记忆中的那些不连贯的片断……我们无意之中变成创造性艺术家；而描述出来的梦的内容，如果一次次地重复，便会使我们自己相信所描述的内容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斯皮塔（Spitta，1882，第388页）表达过几乎完全相同的意见，他认为直到我们要复述我们的梦时，我们才把某种秩序引进那些松散地连结着的各个成分：我们“把事物原来只是并列关系改变为有先后顺序和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给缺乏逻辑关系的梦引进了逻辑”。

由于我们对记忆的真实性的唯一检查是一种客观的证据，又由于这是梦所得不到的，而梦又是我们自己的经历而且其根源就在我们的回忆之中，那么我们对于梦的记忆又有什么价值呢？439

五、梦的显著心理特征

我们对于梦的科学考察是从它们是我们心理活动的产物这一假定开始的。不过，已做过的梦对我们来说又是那么陌生。我们很少承认我们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们常常说“我碰到一个梦”（“mirhatgetr?umt”），就如同说“我做了一个梦”（“ichhabegetr?umt”）一样自然、习惯。我们认为梦是从外界进入我们心灵的这种感觉，其根源何在呢？根据我们对梦的来源的讨论，我们一定得出如下结论：陌生性不会归因于梦内容的材料，因为这些材料无论是在梦中还是在清醒的现实生活中都是那么普通。问题在于，心灵的加工过程是否有所改变或修饰，由此产生了我们目前讨论的这种印象。因此，我们需要就梦的心理特征做一描述。

在对梦与现实生活的根本区别和从此得出影响深远的结论方面，谁也没有费希纳（G.T.Fechner）在他的《心理物理学基础》（1989，第2页，第520～521页）一书中说得更尖锐，强调得更有力的了。在他看来，“既不是仅仅降低有意识的精神生活”，也不是把注意力从外部世界的影响下拉开，就可以解释同现实生活相比照之下的梦生活的特点。他甚至怀疑，梦中动作的场景与清醒观念生活场景是不同的。“如果心理物理活动的场景在梦中与清醒生活中是相同的，那么梦，在我看来，只是清醒观念生活的一种低强度的延伸，而且必须是同一材料和同样的形式，但事实却恰恰相反。”

不清楚费希纳在讲这种心理活动地点变化时头脑在想些什么，就我所知，也不知是否还有别的什么人沿着他的话所指出的道路走。我认为我们可以放弃给这句话一个解剖学的解释的可能性，也不以为它是指生理上的大脑功能定位、甚至是指大脑皮质的组织分层。不过，如果它能应用到一种精神机制上去，这个机制是由一个接着一个的一连串动力因素构成，440这一建议也可能是充满智慧的或有生命力的。

其他一些作者已满足于对更实际的梦生活的区分特征的注意，并且把它们作为起点以取得更深刻的解释。

这种说法还是合理的，即梦生活的一个主要特征就出现在刚刚入睡的那一时刻，可以把它称作预睡眠现象。根据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1862，第351页）的说法，清醒状态的特点是这样一种情况：思想活动以概念（concept）形式出现，而不是以意象（image）形式发生。梦基本上是用意象思维，而且随着睡眠的到来，我们可以看到自主活动相应地变得困难，而非自主念头滋生，所有这些非自主念头变成意象群。无力去做那类我们感觉有意去做的观念活动以及意象的涌现（常常伴有出神的状态）——这两个特征会在梦中保留下来，梦的心理学分析又迫使我们把它们看成是梦生活的基本特征。我们已经看到[参看第31页以下]这些意象——入睡前幻觉——本身在内容上与梦意象是一致的。441

所以，梦主要以视觉意象进行思维，但也并非毫无例外，它们也用听觉意象，并且，也在更小的程度上用其他感觉印象。在梦中也还会有许多事情作为思想或意念发生（正如在白天一样）——这大概可以说是一种言语表达的残余。然而，梦的真正特点只是以意象活动为内容要素的，这更有点像一种知觉而不像是记忆的呈现。我们先把关于幻觉性质的所有争论（对此，精神病学家十分熟悉）放在一边。我们先和这方面权威人物讨论一下他们所断言的梦产生幻觉的问题——即以幻觉代替思想。在这一方面，视觉和听觉表现没有区别：人们观察过，如果人入睡时头脑中有一连串的音符记忆，记忆会把它们变成同样曲调的幻觉，而当这个人醒来时（这两种状态在临睡前不止一次地互相转换），这种幻觉又让位于记忆的表现，但这种记忆表现立刻会变弱，而且在质量上也与前面不同。

将观念转换成为幻觉并不是梦与白天相应思想的唯一区别方面。梦通过意象创造一个情景，它们呈现一个事件，就和真正发生的一样。正如斯皮塔（1882，第145页）所说，它们使一个观念“戏剧化”。但是梦生活的这一特征只有当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它时才有可能更全面地理解（这似乎是一条规律，事情总有些例外需要特殊观察）。在梦中，我们似乎不是在思考而是在体验；也就是说，我们对幻觉给予完全的相信。直到我们醒来才意识到，我们什么也没有经历过，只是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思考。正是这一特点才区别了真正的梦和白日梦，白日梦与现实从不混淆。

布达赫（1838，第1502页以下）总结梦生活的特点为以下几点：“梦的基本特点有：（1）梦中，心灵的主观活动表现为客观形式，因为我们的知觉官能把我们想象的产物看成感觉印象……（2）睡眠象征着我们自我权威的结束，因此，睡眠带来某种程度的被动性……伴随梦而出现的意象只有在自我权威性消退后才可能产生。”

下一步要解决的是心灵对梦幻觉信任的问题。这是一种自我“权威性”活动停止之后才产生的一种信任。斯图吕贝尔（1877）坚持认为，在这方面，心灵在正确地施行它的功能，并与它的机制相一致。梦的成分绝不仅是一种表象，而是如清醒生活中通过感官媒介产生的心理经验一样真实（同上书，第34页）。清醒的心灵以言语意象和话语来产生观念、思想，而在梦中，它是以真正的感官意象做这样的事（同上书，第35页）。此外，梦中具有空间意识，因为感觉和意象也占据外部空间，就如它们在清醒时一样（同上书，第36页）。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心灵在梦中同清醒时一样，与意象和感觉有相同的关系（同上书，第43页）。但是，如果这种关系出现差错，也是因为在睡眠状态缺乏一种尺度，只有这种尺度才能把感官感觉是来自内部还是来自外部区分开来。它不能把它的梦意象交给证明它是客观实际的唯一检验。除此以外，这是忽视有互相转变任意性的意象和没有任意性存在的情况之间的区别。它的错误是因为它不能把因果律应用于梦的内容（同上书，第50～51页）。简言之，它转离外部世界的这一事实也正是它相信梦的主观世界的原因。

德鲍夫（1885，第84页）在经历一番不同的心理学争论之后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说，我们相信梦意象的真实性，因为在睡眠中，我们已与外部世界相脱离，因而没有其他印象可与之比较。但是，我们相信这些幻觉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不能在梦中对之加以检验。一个梦似乎提供给我们这样的检验：它可以让我们触摸到我们看见的玫瑰，尽管我们尚在梦中，根据德鲍夫的观点，我们只有一个检验我们是梦是醒的有效标准，那就是我们醒来的这一经验事实。我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在将睡和将醒之间所经历的任何事都带有幻觉性质，当醒来时我发现我没穿衣服躺在床上。在睡眠中，由于我的心理习惯（这种习惯是不休眠的），也把梦的意象当成真实事物，它想当然地认为存在一个与自我相参照的外部世界。442

与外部世界的脱离似乎可以被看作是决定梦生活最明显特点的因素。因此，我们有必要引用布达赫很早以前的一些精辟论述，这对于说明睡眠中的心灵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会很有启发，并应考虑进去以免在这最后几页做出结论时把我们的论述搞得大而无当。他写道，“只有在我们的心灵不受感官刺激的条件下，睡眠才能发生……但是睡眠的真实先决条件并不是感官刺激的缺乏，而更是对这种感官刺激的兴趣的缺乏443。一些感官印象可能是很必要的，这是为了使心灵平静下来，磨粉工只有听着磨还在转动的响声他才能睡觉，夜间习惯点着灯才入睡的人一旦在黑暗之中却难以入睡。”（布达赫，1838，第482页）

“在睡眠中，大脑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并从自己的外周部分撤回。……但与外部的联系并未被完全切断。如果当我们实际睡着时，我们就什么也听不到或感觉不到，而只有在醒后才听得到声音，感觉到事物，那么我们可能就永远不会被唤醒了。……这种感知的存在可以通过下面的事实得到更清楚的证明，即唤醒我们的并不只是印象的感性强度，还有它的心理环境：一个睡着的人可能不会被与他无关的词语所唤醒，却可以被他的名字所唤醒……因此，心灵在睡眠中也能区别不同的感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撤去感觉刺激也可以唤醒某人，只要这一感觉刺激与对他具有某种观念重要性的事物相关联。例如，当灯熄灭时也可以唤醒习惯开着灯睡觉的人，磨声停止也可以唤醒看磨的磨工。他是因中止感官刺激而醒来的。这就说明这个活动仍被他所感知。但是由于这种活动无关紧要或令他满足，所以就对他不形成打扰。”（同上书，第485～486页）

即使没有讨论那些不同的意见（它们绝不是无足轻重的），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已讨论过的梦生活的特征，那些归因于与外部世界隔离的特征是不能完全解释梦的奇特性质的。因为不然的话梦中的幻觉就可以变回观念，梦中情景也可以变回思想，释梦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了。而实际上，当我们醒来之后从记忆中再去搜寻梦时也正是在这么做的，但不论我们是否成功地复制了全部的梦或只是部分梦，这个梦也不会比以前更容易解释。

的确，所有权威们也都毫不迟疑地断定，清醒生活的观念内容一定在梦中发生了别的更深刻的变化。斯图吕贝尔（1877，第27～28页）就着手对其他这样一种变化进行了研究：“随着感觉功能以及正常重要意识的中止，心灵失去了情感、愿望、兴趣和活动等植根的土壤。精神状态各种情感、兴趣、价值判断等（它们也都与清醒生活的记忆意象相联结）也屈服于……一种模糊不清的压力，结果它们同以上意象的联系也中断了；清醒中的人、物、事件、动作等的知觉意象再现为许多分离的意象，但任何一个意象也不再带有精神价值。这种价值已离开了它们，于是它们就在心灵中到处浮动、自由自在……”根据斯图吕贝尔意象被剥夺了精神价值这一事实（这又回到了与外部隔离的理论）在创造可以区分梦与记忆中的现实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

我们已经看到[第49页]，入睡立即就涉及一种精神活动的失去，即对观念秩序的有意识导向的能力。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无论如何是很有道理的建议，即睡眠状态的影响会扩散到心灵的所有功能上去；而且其中一些功能几乎全部暂时停止了发挥作用。但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是否其他功能仍可以正常工作。而在这里有人会问，梦的区分特征是否不能被睡眠降低精神效率这一理由所解释。这一观念在白天判断的基础上找到对梦所形成的印象的支持。梦是不连贯的，它们可以毫无反对地接受相当矛盾的内容，它们承认那些现实中不可能发生和出现的事，它们对那些白天对我们十分重要的知识置之不理，它们向我们揭示人类低能和愚蠢的一面。谁如果按梦中的方式行事都会被看作是疯子，有谁像梦中说话那样来讲话也会被认为是头脑发昏或弱智。我们对梦中心智活动评价颇低，或断言在梦中一切高智能的功能已经暂停发挥作用或所有的事件都是受到严重扭曲破坏，这种说法似乎是说出了真理。

在表述对梦的这类意见时，权威们取得了高度的意见一致性（例外情况在本章中也将论述[第59页以下]）；这种判断会直接导致一种特殊的理论，即释梦。但现在我要暂时停止一般性论述而转入对一系列作者关于梦的心理特征的论述，他们有的是哲学家，有的是医生。

根据莱蒙（Lemoine，1855）的看法，“不连贯性”是梦的基本特征之一。

默里（1878，第163页）也同意他的观点：“没有一个梦是完全合理的，总有一些不连贯、时代误置、荒诞等。”

斯皮塔[1882，第193页]引用黑格尔的话说，梦是毫无客观、合理的连贯性的。

杜加斯[1897a，第417页]写道：“梦是精神、情感和心理的无政府状态，是一种随意的功能发挥，是既无目的又无控制的活动；在梦中人们的精神变成了一种精神的自动化形式。”

甚至沃凯尔特（1875，第14页）（他的理论与把梦看作无目的一种精神活动相去甚远）也说到（梦的）“松弛、不连贯和对观念生活的混淆，而这些在白天生活中则被中心自我的逻辑力量所控制并连结起来。”

对于梦的荒诞性的评论没有比西塞罗（《占卜》，Ⅱ，[Lxxi，第146页]）说得更为一针见血：“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事能比我们梦中的事更难以想象、更为混乱或更为反常的了。”

费希纳（1889，第2卷，第522页）写道：“似乎是一个有理智人的心理活动被移置到一个傻子身上去了。”

拉德斯托克（1879，第145页）说：“实际上，似乎想给这种疯子般的活动制定规律是不可能的。在离开那些理性意志和注意力作用白天观念上严格管束之后，梦就溶入了千变万化混乱的漩涡之中。”

希尔德布朗特（1875，第45页）说：“一个梦者在进行推论时他的跳跃能力真是令人吃惊。当他看到那些十分熟悉的经验被完全颠倒时，他是那么镇静，在他尚未被那些无稽的笑话和漫无边际的胡说八道把他弄醒之前，即使是最违反自然和社会规律的矛盾，他也毫不犹豫地去准备接受。我们可以无顾虑地把3乘以3算做20。对于小狗背出一句诗来也不会吃惊，或者死人也步行走向自己的坟墓，或看到石头漂在水面上。也许我们正向波思勃格公爵领地前进去完成一件严肃的使命，或者去列支敦士登公国去视察他们的海军，或者有人在波尔塔瓦战役前不久劝我们加入到查理十二世的军队中去。”

宾茨（1878，第33页）已形成关于梦的理论，它是基于这样的印象的，他写道：“梦的内容十有八九是无意义的，我们把本无联系的人与物放在一起。接着，就如万花筒一转一样，我们又换上了新一批人与事物，比前者更荒诞无稽、更缺乏意义。就这样，这种没有完全睡眠的大脑继续换着节目，直到我们醒来，拍拍脑门，怀疑我们的脑袋是否还能够进行正常的思维。”

默里（1878，第50页）给梦意象和清醒的思维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比拟，这对医生来说是很有意义的。“这些意象的产生（这些意象对于清醒的人来说是由意志唤起的）在智力领域与在舞蹈病和瘫痪症中可看到的在活动领域所占的地方相一致……”他进一步把梦看作“一连串的思维能力和推理能力的退化”。（同上书，第27页）

几乎没有必要再去重复与默里相同或类似的关于各种高级心理功能的论述了。例如，斯图吕贝尔（1877，第26页）说，在梦中即使没有明显的无意义，但心灵建立在关系与关联上的逻辑操作能力也已完全蒙上了阴影。斯皮塔（1882，第148页）也宣称梦意象的产生似乎完全离开了因果律。拉德斯托克（1879，[第153～154页]）和其他一些作者也都坚持梦是缺乏判断与推理特征的。根据约德勒（1896，第123页）的看法，梦是没有批判功能的，也没有参照意识的一般内容去矫正某种感知的力量。这位作者还说：“在梦中发生的每种有意识的活动，也都是以不完全的、约束性的和孤立的形式进行的。”梦中也涉及我们清醒意识的一些知识，但它们是不同的，在这方面，斯特里克尔（1879，第98页）和其他一些作者都做了解释，他们认为是由于梦里事实的被遗忘和观念之间逻辑关系的消失，云云。

虽然从总的来看，这些作者的观点对梦中精神功能作用是不赞同的，但也承认精神活动的残余仍保留在记忆之中。这一点冯特说得最为清楚，他的理论对许多这方面专家都有决定性的影响。人们会问，那些仍保留在梦中的正常精神活动残余，其性质如何，在这方面大家的意见几乎是一致的，再现功能、记忆功能所受到的影响最小，并显得比清醒生活的同样功能更为优越，（参看上文第二节）虽然梦的一些模糊不清的部分可以由它的遗忘做出解释。根据斯皮塔（1882，第84页以下）的观点，心灵中不受睡眠影响的那部分是思想情感的生命，正是它指挥着梦。这里的“思想情感”[“Gemüt”]，是指“构成人类最深的主观本质的稳定的情感集合”。

肖尔茨（1893，第64页）相信有一种精神活动在梦中发挥作用，它是一种让梦的材料屈从于“以寓意方式再解释”的倾向。西贝克（1877，第11页）也看到，在梦中有一种心灵功能可以做“扩大解释”，它作用于所有的感觉和知觉。要估价梦中显然是最高级的精神功能，即意识功能的地位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事。因为我们关于梦所知道的又都是从意识中得来的，所以毫无疑问梦中有意识；而斯皮塔（1882，第84～85页）认为梦中存在的只是意识而不是自我意识。德鲍夫则认为对这种区分不敢苟同。

支配观念顺序安排的联想规律对梦意象同样适用，而且这些规律的支配作用在梦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和有力。斯图吕贝尔（1877，第70页）说，“梦似乎是或按赤裸裸的思想规律，或按照伴随这些思想的器官刺激规律进行的，也就是说，根本不受反思或常识或审美品位、判断力的影响。”[参看第54页以下和第222页]

以上作者关于梦的形成过程的观点基本上如此。我在第三节已经列举了来自各种来源的梦中所产生的感官刺激的总体，首先在心灵中产生一些思想观念，它们呈现为幻觉形式，或根据冯特[见本章第41页]更确切的说法，一种错觉形式。它们都是从内部和外部刺激中产生的。根据大家所熟悉的联想规律，这些思想联结起来，又是根据相同的规律，唤起更进一步的一系列思想（或意象）。所有这些材料在可能的情况下被残留在心灵中的组织与思维的功能所加工（可以参看冯特[1874，第658页]和威根特[1893]）。现在仍未得到发现的是决定从非外部来源唤起的意象是按一个联想链发展、还是另一个联想链发展的动机问题。

不过，我们经常说到，把梦意象一个个联结起来的联想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种类，它同清醒思维中的联想不同。沃凯尔特（1875，第15页）写道：“在梦中，联想是根据可感知的偶然性和联系性而任意发挥的。每个梦都充满了这样的复杂凌乱的联想。”默里（1878，第126页）认为梦中这种思想的联结方式十分有意义，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可以从中找到梦生活与一些精神病症的类似性，从而进行类比。他给délire（法语词，德语写法也相似，意即“错觉状态”）归纳了两条特点：“（1）一种自发性或者说自动式的精神活动；（2）一种病态的或不规律的思想联想。”默里本人也举了两个自己所经历的梦作为例子，这两个例子是很说明问题的。梦中意象只是通过两个词的声音相似就联系到一起了。他梦见他去耶路撒冷或麦加朝圣（pélerinage），半路上他遇见了化学家佩尔蒂埃（Pelletier），这位化学家给了他一个锌铲（pelle）；而在后来的梦中这把锌铲变成了一把剑，又大又宽（同上书，第137页）。在另一个梦里，他沿着公路走，一边读着里程碑上的公里数（kilometres），然后他来到杂货店，店里有一只很大的天平，一个人正在向天平的一方加放以公斤（kilogramme）为单位的砝码要称一称默里。店主对他说：“你不是在巴黎，而是在吉洛洛（Gilolo）岛。”在后来的几个梦中他又看见了半边莲（lobelia），然后又是洛佩兹（Lopez）将军，这个人物的死是他前不久才从报上读到的，后来又去玩了六合彩（lotto）的游戏，然后醒了过来（同上书，第126页）。444

不过，我们无疑会发现，这种对梦中精神作用的过低评价不会是没有争议地顺利通过的，而且这种争论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例如，斯皮塔（1882，第118页）（一位对梦生活抱轻视观点的人）坚持认为对白天生活起作用的心理学规律同样适用于梦。另一位专家杜加斯（1897a）宣称说：“梦与理智并不矛盾，或甚至完全不缺乏理智。”不过这些论断没有多大分量，因为这些作者没有对在梦中起作用的每种功能的精神上混乱和分裂进行自己的描述，来证明它们的一致性。似乎他们只是从其他作者那里得到些启示就认为梦中的混乱也并非无序和甚至可能是一种模仿的，正如梦传递给那位丹麦王子的那个聪明的判断。这些后来的作者一定没有从外表进行判断，或者梦向他们所展示的一定与原来的情况不是一码事。

于是，哈夫洛克·霭理士（1899，第721页）并没有专注梦的表面的荒诞性，他指出：梦是一个无政府的世界，里面有大量的情感和不完整的思想，对它们的研究可以向我们揭示精神生活进化的原始阶段的情况。

詹姆士·萨利（JamesSully，1893，第36页a）表达了相同的观点，445他讲述得更为全面，也更加深刻。他比其他心理学家更加坚定地认为梦有与众不同的意义，因此，他的话也更会引起我们的注意。“现在，我们的梦是保存我们连续的（早期）人格的方式之一。当我们睡觉时4，我4们又回到了我们看待事物和感受它们的老路4，回到了很久以前曾左右着4我们的冲动和活动中去4。”

睿智的德鲍夫（1885，第222页）曾称（尽管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对不同观点进行反驳而使自己不受重视）：“在睡眠中，所有的精神功能（除感知以外）如智力、想象、记忆、意志和道德等都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它们只应用于想象的和不稳定的事物。一个梦者就如同一个演员以他自己的意志来表演，可以担任疯子、哲学家，刽子手以及被砍头的人、或巨人或侏儒、或魔鬼或天使等等角色。”

与之针锋相对的强有力的对手是赫维·德·圣丹尼斯[1867]，他认为梦中是没有精神功能的。在此，默里与之观点相左。而他的著作虽然我几经努力但也未能获得。446默里（1878，第19页）曾经写过：“赫维侯爵赋予睡眠的智力以全部的行动与注意的自由，而且他似乎认为睡眠仅存在于感官的阻隔之中，存在于它们与外界的隔绝之中。所以根据他的观点，一个睡者与一个封闭了自己所有感官的人几乎没有区别，仍可以使自己的思想自由活动。清醒者与睡梦者的思想的唯一区别，仅在于后者的思想承担了一个看得见的和客观的形状，而记忆呈现了现实事件的表象。”对此默里还补充说：“还有一个区别，而且是重要的区别，即睡眠者的智力功能不再展现清醒者所具有的平衡。”

瓦奇德（1911，第146页以下）447对侯爵这本书做了一个更清楚的解释，并引用了一段文字[1867，第35页]说明梦中出现的明显的不衔接现象，“梦意象是思想的复制。关键还是思想，幻象只是从属的。当形成幻象时，我们必须知道如何找到思想的顺序，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分析梦的结构，它们的不衔接性才能得到解释，许多奇怪的概念才能变成简单的有逻辑的事实……只要我们知道如何去分析它们，对一些莫名其妙的梦也可以做出合理的解释。”（这段文字并不是一字不漏地从赫维的著作上摘录下来的，而是瓦奇德的转述。）

约翰·斯塔克（1913，第243页）曾指出，关于梦的不衔接性的解释早就有人提出过，而且内容也很接近。那就是沃尔夫·戴维森（WolfDavidson，1799，第136页），他的著作我没有读过。他说：“梦中我们思想的跳跃性是以联想规律为基础的，不过，有时这些联系在我们心灵里显得很模糊，以致实际上并没有间隔，而我们却以为有。”

有关这一题目的文献对于梦作为一种精神产物这一评价上有着很不相同的观点。从对梦的极度贬低（对这一类观点我们很熟悉，它们只是简单地提了一下却一直没有深入展开）到过高的评价，以致把梦的功能看得比在清醒中的功能都更高。希尔德布朗特（1875，第19页以下）（我们已提到过，见上文第9页）曾对梦的心理学特征做过总结，他以三组对立的形式提出来，并用这一价值范围的两个极端对立来解释第三组矛盾：“这是对精神生活的一种强化，（这种强化经常发生以致成为一种精湛的技巧）与另一方面的衰退与弱化（而这种衰退与弱化甚至达到一种低于人类水平的程度）之间的对比。对于前者，我们没有谁不能通过自己的经验给与证实：在梦的创造和构成中不时会有十分天才的梦，其中有深切的感情、细腻的感觉、清晰的图像、细微的观察、聪慧的才智，这些甚至在清醒的生活中也不会产生。梦中甚至会产生一首惊人的好诗，贴切的比喻、无比的幽默、罕见的讽刺。梦是以一种奇怪的理想主义观点来看待世界，并将它对自然本质的深刻认识的效果在梦中强化。它把我们眼睛所见的朴素的美描绘成神圣的壮丽，把体面装扮成庄严，把我们日常的害怕变成了恐惧，把我们平时认为有趣的东西变成了饶有兴味的笑话。甚至有时，我们已醒来仍在回味梦中的这些事情，感到我们眼前世界真的无法与梦中世界相提并论。”

我们很可能要问，对这同一件事为什么会如此褒贬不一？是不是我们的一些权威忽视了那些没有意义甚至荒诞的梦，而有一些忽视了那些深刻而敏锐的梦呢？如果两种梦都发生，那么证实两种估测都合理的梦是不是再去探讨区别心理特征就是一种时间的浪费呢？是不是说梦中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也不够呢（因为从对梦的最厉害的贬低到对它推崇得比现实都高）？不管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多么方便，对它不利的事实却是，所有这一切对梦进行的努力都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的基础上：梦的确存在着某种显著的特征。这种特征在梦的基本轮廓上是普遍适用的，而且可以清除一些明显矛盾的问题。

毫无疑问，关于梦的精神方面的研究成果在过去的理智时代中会受到更容易和更热情的承认，在那个时代，人们的头脑已不受自然科学知识所左右，而是受哲学所支配。诸如舒伯特（Schubert，1814，第20页以下）所说的梦是精神从外界自然力中的解放，灵魂从感觉中的解脱，以及小费希特（1864，第1卷，第143页以下）448和其他一些作者所讲的梦是精神生活升华到一个更高层次等类似的话，在现在似乎是很难理解。今天这些说法只为神秘主义者和虔敬派的教徒们所经常说起，449思维的科学模式引入也会带来对梦的评价的新反应。特别是从事医学研究的一些作者倾向于把梦中的精神活动看作没有意义的琐事；而哲学家和非专业性的观察者（业余心理学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却不容轻视（他们的看法和常识是相一致的）。他们认为梦有一种精神价值。任何轻视梦的精神功能的人都很自然地把梦的来源归因于躯体上的刺激，而那些认为梦仍保存着清醒时大部分能力的人当然没有理由去否认产生梦的刺激也会来自做梦的心灵本身。

在这些连清醒的比较能力都有意加入其中的梦生活的高等功能之中，最为明显的是记忆功能。在本章第二节我们已充分地讨论过，并提出过一些支持该观点的非凡证据。梦的另外一个十分优越之处在于它能超越时空的这一特点（这一点早期一些作者已有论述），但这一特点并未被事实的基础所展示。正如希尔德布朗特（1875，[25]）所指出，这一优势目前尚属臆测，因为在清醒之中人们也完全可以做到，因此只可看作是思想的一种形式。据称在与时间的关系上，梦有一种比清醒生活更具优势之处，它在另一方面有独立于时间通道的特征。以默里自己所做的上断头台的梦为例，梦似乎可以把比处理清醒中的观念事件长得多的梦中感受事物的时间压缩到一个很短的时间段中。这一结论已受到不少意见的反对。由于勒·洛林（1894）和埃格尔（Egger，1895）发表了关于梦的明显持续性的论文，引发了一次持续时间较长又很有意思的讨论，但目前还很难说有了定论，因为这一问题的确很微妙并意义深刻。450

有许多实例的报告，再加上卡巴尼克斯（1897）所列举的实例集，似乎把梦可以完成白天那样的智力工作这一点放到了一个无可辩驳的地位上，并且白天尚未解决的问题在梦中都得到了解决。不仅如此，还能解决疑难，处理问题，成为诗人灵感以及作曲家灵感的源泉。虽然这种事实是无可辩驳的，它的含义还是有许多可疑之处，而这些疑问都是十分关键的问题。451

最后，关于梦预言未来的能力问题。这里我们有一个矛盾，一方面人们对此不可避免地持怀疑态度，而另一方面又有人在不断地做出这样的断言。毫无疑问，我们将公正地处理，不坚持说这种观点毫无事实根据，因为在不久我们引用的一些例子里，我们会在自然心理学领域之内给它找到一个解释。452

六、梦中的道德感

我把道德和情感是否进入梦生活以及在什么样的程度进入梦生活这一特殊问题与梦的心理学问题分开来论述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我尚未对梦进行深入研究之前，这些原因也看得不明显。在这方面，我们也同样会遇到一些截然相反的观点。说来也怪，我们发现在涉及心灵在梦中的其他功能的观点上，不同作者的看法又是那样的相左。一些人认为道德在梦中是没有支配地位的，而另一些人也以同样坚定的态度认为，人的道德特点在梦中也是如白天一样存在于梦生活中的。

借助于梦的普通经验，我们毫无疑问地会认为前者的观点是正确的。詹森（1855，第553页）写道：“在梦中我们不会变得更好更有道德。相反，意识在梦中似乎保持了沉默，因为我们在梦中没有同情，还可能干最坏的事，如盗窃、暴力或谋杀，对这些我们都感到无动于衷，并没有悔恨。”

拉德斯托克（1897，第164页）说：“应记住，在梦中无论是联想的产生还是思想的联结，都不会考虑到反省、常识、审美情趣或道德判断。判断是十分微弱的，而道德的冷漠居主宰地位。”

沃凯尔特（1875，第23页）说：“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梦中关于性的问题更是没有控制的，梦者自己根本没有羞耻之心，更不必说道德性感和判断；甚至他看见任何别人，其中包括他所最尊敬的人，在发生着性行为，对于这些在清醒时他只要想一想都会感到可怕。”

与上面观点完全相反，我们会发现叔本华[1862，第1卷，第245页]等人的观点却认为每个人在梦中无论是行为还是谈话都完全与他的性格一致。费舍（K.P.Fischer，1850，第72页以下）主张主观情感或愿望，或情绪和热情，在梦生活的自由中展现出来，而且人们的道德特征也在他们的梦中反映出来（见斯皮塔，1882，第188页引文）。

哈夫纳（1884，第251页）：“几乎很少有例外……一个有道德的人在梦中也表现得道德高尚，他总是远离仇恨、忌妒、气愤和其他不良的事情；但是一个罪恶的人也规律般地在梦中得到同样的映象，与白天时一样。”

肖尔茨[朱伊特（Jewett）译，l893，第62页]：“梦反映真实；在梦中我们逐渐了解我们自己的真实，尽管我们对世人蒙上伪装，[无论我们是受尊重或是受屈辱]……正直的人在梦中也不会犯罪；或者，如果他犯了罪，他也会感到恐惧，正如对于任何违反他本性的事情一样感到恐惧。那位罗马皇帝处死了一个人，因为这个人做了个梦，梦中他谋杀了国王，这位皇帝认为处死他是有道理的。如果这样推理一个人梦中能做的事，他清醒时也会做得出的。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我做梦都想不到’，这在用来指那些从来不占据我们心灵和脑海的某些事情实在是太有意义了。”（柏拉图却相反，他认为最好的人是那些只梦见别人在清醒时所做的事的人。453）

斯皮塔（1882，第192页）曾引用普法夫（Pfaff，1868，第9页）的话，它改动了大家所熟知的一句俗语：“告诉我你的梦，我就知道你的内心。”

梦的道德问题是希尔德布朗特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我从他的一个小册子中引用了不少东西，因为，在所有关于这一问题的著述中，我感到它是形式上最完美、内容上最丰富的一本书。希尔德布朗特[1875，第54页]也写下过一条规律，即生活越纯洁，梦也就越纯净；生活越肮脏，梦也就越污秽。他坚信人的道德本性在梦中仍然持有。他写道：“而即使是最严重的运算错误，即使是对科学规律最浪漫的违反，或者最可笑的年代错置，也不会引起我们怀疑或使我们不安，但我们从来不会忽视好与坏、正与误、道德与罪恶的区别。无论白天在我们周围的事物在梦中有多少遗漏，康德的类别区分必要性的意识却如影随形，一刻也不离开我们，哪怕是在睡梦之中……但这仅可以被这一事实所解释，即在人的本性和道德观中最基本的那些东西是相当牢固地植根于人的思想，虽然想象、推理、记忆和其他功能在梦中都受影响，但它们却不受千变万化的变化所影响。”（同上书，第45页以下）

随着对这题目讨论的不断深入，这两种不同看法的作者们也开始显示出明显的观点转变或改变。那些主张人的道德人格在梦中不再发挥作用的作者，从严格的逻辑上来说应失去对不道德的梦的兴趣。他们可能会把任何探讨梦者应对梦负责的问题的努力都排除在外，也不会再去从自己梦中的邪恶去推导自己性格深处有邪恶的痕迹，也正如他们会信心十足地反对从梦的混乱无序推导现实生活中智力活动是没有意义的类似努力一样。而另一些认为“类别区分必要性”意识会延伸到梦中的人，也应理智地接受这一观点，即产生不道德的梦的责任也可能不是由他们本质的恶而引起的。我们为他们着想，希望他们不要做那些该受斥责的梦以动摇他们对自己人格道德的坚定信念。

不过，似乎没有任何一个人那么确定他到底好到或坏到什么程度，也没有可以否认他从没做过一个不道德的梦。不论他们对梦的道德问题有何等的对立，两种作者都对梦的不道德问题做了来源的解释。但是，由于对这种来源应从心灵的功能上去寻找，还是从躯体原因对心灵的不良影响上去寻找，新的分歧又出现了。于是，事实的逻辑强制性又迫使这两种不同意见的支持者（即道德对梦的责任性与非责任性）又在承认梦的不道德性是有着特殊的精神源这一点上联合了起来。

那些认为人的道德观也同样存在于梦中的人也十分小心不断言人的道德完全对梦负责。例如，哈夫纳（1887，第250页）写道：“我们对梦不负责任，因为我们的思想和意志在梦中已被夺去了，它们是我们生活所拥有的真理与现实的唯一基础……正因为如此，梦的愿望就无所谓道德的与邪恶的。”不过他又接着写道，人应对他们罪恶的梦负一定责任，因为至少是他们间接地使这样的梦产生。他们有义务对心灵做一番道德的洗涤，这在睡前尤为必要。

希尔德布朗特[1875，第48页以下]在人的道德对梦的道德内容责任方面既反对又接受，他做了一个十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在考虑梦的不道德情况时，我们应体谅它们在表达时的那种戏剧化形式，即把思维的极其复杂的进程凝缩到一个非常短暂的时间，而且还要考虑到它们所进行的方式，他甚至承认，梦的观念成分变成如此混乱甚至失去意义。但是，他在考虑道德对梦中的罪恶、错事负责这一观点应受批判时，他承认他是相当犹豫的。

“当我们急于否认与被指责的事有关系时（特别是当此事牵扯目的、企图时），我们常说：我连做梦也不会想到去做这件事。”我们这么说，一方面是我们觉得梦境是我们能对我们的思想负责的最遥远和最偏僻的地域，而且在那里我们的思想又是与现实的自我有那么松散的联系，以致我们很难认为那些思想竟是我们自己的思想；但无论如何，由于我们必须明确地否认在这一地域存在着这样的思想，我们又同时在间接地承认，如果不是它延伸得那么远，我们的自我辩解也不那么完全。而且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在说实话，尽管是不自觉的。（同上书，第49页）

“认为梦中的行为没有经过白天中的任何原始动机（无论是愿望、欲望或冲动）的支使是不可想象的。”希尔德布朗特继续说道，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原始的冲动不是梦创造出来的；梦只是复制并把它编织出来，梦只是把我们内心中的一小片历史材料以夸张的形式细致地表述出来，它只是把耶稣基督使徒（Apostie）的那句话“仇恨他的兄弟的人就是凶手”（Ⅰ约翰iii15）加以戏剧化。而在我们醒来之后，我们意识到了道德的力量，我们会对梦中所编造出来的罪恶情节付之一笑，但对产生这些情节的原始材料本身却始终笑不起来。我们感到应对梦者的错误负责，当然不是负完全责任，但应负部分责任。“简言之，如果我们在这一几乎无可质疑的场景中理解耶稣的话‘恶念源于心’，我们就很难不相信梦中所产生的罪恶至少也带有一丝犯罪感。”（希尔德布朗特，1875，第51页以下）

于是，希尔德布朗特发现梦中不道德的源头在于罪恶冲动的萌芽或暗示，它在白天以诱惑的形式经过我们的心灵；而他毫不犹豫地把这些不道德的因素都列入对自己的道德价值衡量之中，所以在历代那些虔诚和神圣的人都以有过这种一闪而过的念头的原因而视自己为可怜的罪人。454

当然，这种不协调的想法无疑是普遍存在的，大多数人都会有这种情况，这倒不一定在伦理范畴之中，而是在其他领域。但有时人们没有很严肃地判断它们。斯皮塔（1882，第194页）曾引用过泽勒尔[Zeller，1818，第120～121页]的一些话，与此十分有关，“心灵很少组织得那么令人愉快，在任何时刻都具有完全的力量，使我们正常的和清晰的思路不被一些无关紧要的、稀奇古怪的以及非理智的东西所打断。的确，伟大的思想家们已不得不抱怨这种梦幻一般既可笑又令人难以忍受的乌七八糟的念头，这些念头打扰了他们深入的反省、最严肃和最真诚的思想。”

希尔德布朗特（1875，第55页）的另一段话对这种不协调念头的心理学位置有更大的启发性。其大意是，梦偶尔可以让我们窥见到人类本性最深入和最隐秘的地方，这些地方我们白天的思维活动很少深入进去。康德（Kant）在他的《人类学》[1798]a中也表达了几乎相同的思想。他说梦的存在目的就是向我们揭示隐藏起来的人性，它向我们揭示的不是我们现在如何，而是我们如果在不同环境下成长起来将可能会成为的样子。拉德斯托克（1879，第84页）也说梦只不过常常揭示出那些我们自己不愿意承认的事情，所以，我们说梦是说谎者，是骗人的，这是不公平的。埃尔德曼[Erdmann，1852，第115页]写道：“梦从来不告诉我应该怎样去思考人，而是怎样确实地思考人，而且对他的感受如何，这是我偶尔从梦中学到的，这也使我十分吃惊。”同样，I.H.费希特（1864，第1卷，第539页）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梦的确给人们的整个气质禀性做了一个比清醒中自我观察更为真实的反映。”455我们将会看到，为我们道德意识难以相信的冲动的出现仅是与我们已知道的事实相类似而已，这一事实是：梦已进入我们的意念材料中，而这种材料在清醒时是不出现的，或出现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所以贝尼尼（1898）写道：“我们某些愿望似乎在一段时间内被窒息或消失，这时又被唤醒，一些我们平时不会想的人或物又出现在你的眼前。”而沃凯尔特（1875，第105页）说：“已进入我们清醒意识中的一些想法几乎不为我们所注意，甚至再也想不起来，可是常常通过梦展示出来。”最后，就这一点，我们又想到了施莱尔马赫的论断[参看上文第49页]，在入睡时人们伴随着“不随意观念”或意象。

这样，我们可以把整个观念材料归于“不随意观念”标题之下进行分类。这些材料的出现不像在不道德梦和荒诞梦中那样，会引起我们很大的困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道德领域里这种不随意观念与我们平时的道德态度相抵触，而另一些则仅仅令我们感到奇怪和陌生。目前人们尚未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研究并取得最终的解决。

接下来提出的问题是，在梦中出现这些不随意观念的意义是什么，以及夜间出现这些道德不和谐的冲动对清醒以及梦中心理的启发性。在这里又出现了新的意见分歧和另外一批权威。希尔德布朗特和其他一些与他基本观点相同的人的思路自然会导致这样的看法，即这种不道德的冲动即使在白天也具有某种力量，尽管这种力量是受管束的而不能变成行为。但在睡梦中，它就引出一些行动来，而我们白天时受到心理压抑，意识不到这种冲动的存在。这样，梦就揭示了人的真正本性，尽管不是他的全部本性，并构筑了一种把隐藏起来的内心世界通向我们认识的途径。正是依靠这样的一些前提，希尔德布朗特[1875，第56页]才能提出梦的预警作用（力量），它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心灵中道德薄弱的地方。正如医生所承认的梦能够把观察不到的身体上的疾病变成为人们意识可以注意到的。所以斯皮塔[1882，第193页以下]在说到影响大脑的兴奋源时（如青春期），一定也是接受了这种观点。他带保证的安慰梦者，如果他在白天过着严格的道德生活，如果每当犯罪的念头刚一萌起他就小心地把它压抑下去并不让它变为行动，他就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可以把“不随意观念”定义为在白天中“被压抑”的观念，我们将不得不把它们的出现看作一种纯精神现象。

另一些作者则认为刚才这个结论是不合理的。詹森（1855）就认为这种不随意观念无论在白天还是在梦中，或是在发烧或谵妄状态中，“都有一种自主活动被迫休息的特点和或多或少由内在冲动引起的机械性连续的观念和意象的特点。”所有不道德的梦，作为对梦者的精神生活来说，根据詹森的说法，都证明是在某些时候他有对这一理念内容的觉察；而又当然没有梦者自己的精神冲动的证明。

而另一位作者默里似乎也对梦的形成赋予了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当然是为了把梦分析成为组成成分，而不是为对精神活动的任意破坏。他在写那些逾越道德界限的梦时说：“那是我们的冲动在说话，在指导我们的行动，而理智却无法把我们拉回去，尽管有时它会警告我们。我也有时出毛病，产生邪恶的冲动，在我清醒时我能抵御它们，而且常常是制服它们。但在夜里我却向它们屈服，甚至在它们的压力下行事，也不感到害怕，也不后悔。……在我脑海里展现的图景构成的梦，我感到是一种冲动所促成，但我不在场的意志却又无法把它们驱走。”（默里，1878，第113页）

没有一个相信梦具有揭示人的非道德倾向（尽管这种倾向被压抑着和隐藏着）的作者会比默里揭示得更清楚精确了，他说：“于是在梦中一个人自我暴露地站在那里，完全是原始、赤裸裸的毫无装饰的样子，一旦他摆脱了意志的控制，他立刻就变成了各种激情的玩物。可是在白天，良心、荣誉感、恐惧等把他同各种激情隔离开来并把他保护起来。”（同上书，第165页）在下面一段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话：“梦所揭示的人是原始本性的人。可以说人回到梦中就是回归到自然状态。一个人的心灵受到后天学得的观念侵蚀越少，他在梦中受到与之性质相反的冲动的影响就越大。”（同上书，第462页）他还以自己的梦为例继续说明这一问题，说他在梦中就很少成为这种迷信的牺牲品，对于这种迷信，他在著作中曾予以猛烈的抨击。

默里的这些深刻反省失去了对梦生活探讨的价值，因为他把自己如此仔细地观察的现象仅仅看成是“自主心理”（automatismepsychologique）的证据。根据他的观点，正是这种自主心理支配着梦，并构成精神活动的对立物。

斯特里克尔（1879，第51页）写道：“梦并不仅仅是幻觉。例如，如果一个人说在梦中很怕强盗，强盗的确是想象的，但是恐惧却是真实的。”这句话使我们注意到，梦中情感不能同梦的内容残留物以同样的方法来判断；而且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发生在梦中的精神过程哪一部分被看作是真的，也就是说，哪一部分有必要被归类于清醒生活的精神过程。456

七、做梦及其功能的理论

任何从某一角度对观察到的有关梦的特点寻找解释，同时又对梦所占据的位置从更广的领域进行界定的阐述都可以被称做关于梦的理论。人们会发现各种理论是如此不同，这主要在于它们选择了梦的不同特征作为最基本特征，并把它作为解释及相关性的出发点。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从这些理论中推论出一个梦的功能（无论从功利主义出发或其他什么方面）。不过，由于我们习惯于找到一些目的性解释，我们将更容易接受那些把某种功能归之于做梦过程的理论。

我们实际上已经熟悉了几种观点，这些观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或多或少可以称之为梦的理论。古代人们所持有的信念，认为梦是神给人的启示以指导人的行动，这就是一种地道的理论，它给我们各种有关梦的事情的信息，而这些事情都是值得我们知道和了解的。随着梦的研究已成为一个科学研究的题目，有相当多的理论也随之发展起来，包括那些目前还很不完整的论述。

没有必要去做一个详尽的统计，我们仅根据它们对梦中精神活动的数量与性质的基本假定把梦的理论粗略地分为三大类。

（1）有这样一些理论，例如德鲍夫（1885，第221页以下）的理论，根据他的说法是白天的精神活动完全继续到梦中，他们假定心灵并不入睡，它的机能仍保持不变；但因处于睡眠状态之中，它们和清醒时不同，在睡眠中它的正常功能必然产生不同的结果。对于这种理论，人们不禁要问，它是否能够从睡眠的条件下找出梦与清醒思想之间的所有区别。此外，它也不可能为梦找到任何功能；不能说明为什么人要做梦的理由，以及回答为什么精神结构的复杂机制如何能在似乎没有预设的条件下继续运作的问题。无论是无梦的睡眠或是由干扰刺激的介入而清醒过来，似乎都只是合宜的反应，而不会是梦的第三项选择。

（2）还有一些理论与前者相反，认为梦是精神活动的降低，是联系的松弛，是材料进入的减少。这些理论必然提出一些与前述理论如德鲍夫有所不同的关于睡眠的特征。根据这些理论，睡眠对心灵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它不仅存于与外界隔绝的心灵中，它还挤进精神机制并使它暂时停止工作。如果我大胆地引用一个精神病学方面的比喻，可以这样说，第一组理论是按偏执狂的模式来建构梦，而第二种理论则将梦理解成与心理缺陷和精神错乱相类似。

那种认为睡眠使精神活动处于瘫痪状态，所以只有这种活动的片断在梦中才有所显示的理论，在医学界和科学界是相当普遍的。从对梦的解释的普遍兴趣来说，这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它叙述简便，避开了释梦过程中的一个最讨厌的绊脚石——即必须处理涉及其中的许多矛盾的困难。它把梦看成是部分清醒的结果，用赫尔巴特（Herbart，1892，第307页）的话来说是“一种逐渐的、部分的、同时又是不正常的清醒”。这样一来，这个理论就可以利用从逐渐清醒到完全清醒的各种条件来解释梦中精神功能效率的一系列变化，即从由它们偶尔的荒谬所显示的无效性一直到完全清醒注意力集中的智力功能的变化（参看第180页）。

对于那些认为不能不用生理学术语来表述梦，而且这样的表述更富科学性的人而言，他们可以读宾茨（1878，第43页）的阐述，这种（迟钝）状态在一大早就结束了，但是，这一过程是逐渐的。在大脑蛋白中所积累的疲劳产物渐渐消失，它们被不断流动的血液一点点消融瓦解，各处分散的细胞开始出现清醒状态，而迟钝状态仍在这些细胞周围残存。这些分散的细胞群的孤立工作出现在我们朦胧的意识面前，尚未经受主管联想的那部分大脑的检验。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产生的意象大部分都是与最近的过去材料印象相对应，并以一种十分紊乱和荒诞的形式涌现。随着走出朦胧的脑细胞数量的增加，梦的无意义性就逐渐消退。

持有这种将梦看作一种不完全的、部分清醒状态的观点的人很多，我们可以从每个现代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中发现。其中最详细的论述莫过于默里（1878，第6页以下）的著作。在这里，我们常常注意到作者想象清醒状态和睡眠状态可以从一个解剖学区域转换到另一个解剖学区域，而每个特定的解剖学区域又同一种特殊的精神功能相联结。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尽管部分清醒状态的说法是毫无疑问的，但许多细节方面仍然有不少该讨论的问题。

这种观点自然拒绝一切功能进入梦的过程。在此之后最合逻辑的关于梦的地位与意义的结论，宾茨（1878，第35页）说得比较正确：“每一个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都迫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梦必须带有躯体过程特点，而这些过程又在每种情况下是没有用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明显病理性的……”

“躯体的”一词用于梦（而且这个词宾茨还用了斜体字）不止有一个含义。它首先是指梦的病因学，这一点在宾茨看来很说明问题，他曾通过使用药物研究过梦的实验结果，因为这类理论有一种尽可能限制把梦的诱因指向躯体的倾向。如果以极端的形式说，这个观点可以做如下阐述。一旦我们排除一切刺激而打算入睡，那么就没有必要也没有机会去做梦，可以一直到早晨，当新的刺激引起觉醒过程时才被反映到梦的现象中去。不过，在睡眠中不受到刺激是不实际的，它们会从各个方面侵入睡者（就如摩菲斯特所抱怨的生命的胚芽那样），457从内部和外部、甚至从那些清醒时根本不注意的部位侵入身体。这样睡眠就受到干扰，先是心灵的一角落产生了清醒，然后又是另外一角落。在一个很短的时刻，心灵在清醒那部分发挥了作用，接着又睡着了。梦就是由刺激而引起的对睡眠的干扰的一种反应。这种反应是多余的。

但把做梦（它终归是心灵的一种功能）描述为一种躯体过程还具有另外一层意思。它意欲显示梦是不值得列为一种精神过程的。做梦曾被人比喻为“一个不懂音乐的人的十个手指在钢琴键盘上滑过”[斯图吕贝尔，1877，第84页；并参照本书第222页]。使用这种比喻或持有类似观点的人，大都是严谨科学派代表。依据这种观点，梦是完全不可能进行解释的，因为一个不谙音乐的人的十指怎么可能弹奏出一首美妙的乐曲？

即使在很早以前也不乏对梦的部分觉醒理论的批评者。布达赫（1838，第508页以下）写道：“有人说梦是一种部分清醒，这首先既没有对清醒也没有对睡眠产生任何的启示作用；其次，这不过是说在梦中有的精神力量是活跃的，而有的在休息，实际上，在我们整个一生中，这类情况都不同程度地发生着。”

这种居统治地位的理论（即把梦看作一种躯体过程）隐含了罗伯特（Robert）在1886年提出来的一个十分有意思的假说。由于这个假说能够暗示做梦的一种功能或实用目的，所以十分吸引人。罗伯特用两个所观察到的事实作为他理论的基础。这些事实我们在前面讨论梦的材料时已考虑过了，即我们梦中只梦见那些白天印象中最没有意义的琐事，和我们在梦中很少梦见白天中非常感兴趣的重要事情。罗伯特（1886，第10页）指出，那些经过我们深思熟虑的事从来不会成为梦的诱因，而只有那些在白天思考不成熟或一闪而过的观念才进入梦，这是普遍正确的情况。梦通常难以解释也正是因为它是由前一天没有引起我们注意的感觉印象所引起的。[同上书，第19～20页]这样，决定一个印象能否进入梦的条件在于印象形成过程是否受到干扰，以及这个印象是否太不重要以致没有必要重新加工。

罗伯特把梦描绘成“一个躯体的疏泄过程，而这种过程在我们精神反应中感觉到了”[同上书，第9页]。梦是思想的疏泄，因为这种思想在刚一产生时就受到了窒息。“一个人如果失去做梦的能力，他渐渐会变得精神错乱，因为大量不完整、没加工完的浮浅印象就会在心灵中积累，形成一团混乱以干扰应作为完整吸收的思想。”[同上书，第10页]梦可以作为头脑负荷过重的安全阀，具有恢复和排放的能力[同上书，第32页]。

如果我们要问罗伯特，梦中出现观念怎么就会使心灵疏泄，那我们就误解了他。罗伯特显然是从梦内容的这两个特征推导出这样的道理，即通过某种手段可以在作为躯体过程的梦中排除一些没有价值的印象；以及做梦并不是一种特殊的精神过程，而仅仅是我们从驱逐这些印象所得到的信息。此外，排放并不是夜间在心灵中所发生的唯一的事件。罗伯特自己补充道，除此以外，白天出现的一些想法被加工出来，“没有被排放的思想的任何一部分都被从联想借来的思路缠绕在一起，并进入记忆形成一个没有害处的想象图景”（同上书，第23页）。

但是在评价梦的来源的性质问题上，罗伯特的理论同前面我们所说的占统治地位的理论是完全相反的。根据后者，如果心灵不是反复受到来自内外刺激而唤醒的话，我们根本就不会做梦。但罗伯特的观点是，梦来源于心灵本身——在于它超负荷而需释放出一些东西的事实。而且他还十分合乎逻辑地得出下面的结论：来自躯体的这些原因作为梦的决定因素只起到一种从属作用，没有心灵从清醒生活中获得材料这些因素是不可能产生梦的。他所提出的唯一限制条件是，承认梦中心灵深处所产生的荒诞意象可能是受到神经刺激的影响（同上书，第48页）。不论怎么说，罗伯特并不认为梦是完全依赖于躯体事件的。但根据他的观点，梦也不是精神过程，在做梦过程中是没有清醒生活的位置的；它们是在与精神活动有关的器官里每夜所发生的躯体过程，而且它们有保护这些器官免受过度紧张的功能——或换个说法，就是清洗心灵的功能。458

另一位作者德拉格（YvesDelage）根据梦的这两个特点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他的理论对引导我们注意他对同样事物稍微改变的方式，这种微小的变化也会导致他得出具有很不相同含义的结论。

德拉格（1891，第41页）曾以自己亲身经历的一次亲人亡故事件告诉我们这样的事实：我们梦不见白天占据我们思想的事，直到它让位于其他事时我们才能梦见。他对别人的一些调查更使他坚信了这样的事实。他曾做过这方面很有意义的观察，来证明这是一个普遍有效的规律。他观察了一对年轻夫妇，“如果他们在结婚前和蜜月期间彼此相爱，那么他们是不会梦见对方的；如果他们做了色情和表现性欲的梦，他们是不忠于对方的，而且是和不相干的人甚至是令人讨厌的人在一起”。[同上书，第41页]那么，我们梦到什么呢？德拉格认为出现在梦中的材料是前一天或更早时候的一些琐事或残留物。尽管有时我们认为梦中的事是我们梦生活的一种创造，但实际上在仔细研究之后才发现是没有辨认出的无意识记忆的复制品，这种复制品的材料我们已经经历过了。但是这种有意义的材料有一个特点：它来自那些影响感官比影响智力更强的印象，或来自那些刚刚一出现我们的注意力很快就分散了印象。印象越不受到意识的关注而且越有力，那么这种印象在梦中出现的机会就越多。

这样，我们按罗伯特的划分就有两种同样的印象类别：其一是无足轻重的，其二是未经处理的。可是德拉格又把笔锋一转，认为是因为这些印象未经处理，所以它们才能产生梦，而不是因为它们无足轻重。不错，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些琐碎印象的确也未完全经过处理；由于具有新印象的性质，它们“是处在压力下的弹簧”，在睡眠中被释去压力。在被加工中的强烈印象如遇到阻碍或被有意的克制而受抑制，则会比那些微弱而不受注意的印象更能在梦中发挥作用。在白天受拘谨与压抑而没有得到释放的精神能量积蓄起来，在夜里就成了梦的驱动力量，原来受到压抑的精神材料就在梦中出现[同上书，1891，第43页]。459

不幸的是德拉格在这一点上中断了他的思路。他只将梦的成因中极少部分归因于独立的精神活动，因此他按梦是心灵的部分清醒的思路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简言之，梦是既无目的又无方向的一些思绪，又过于附着记忆，而记忆已保留了足够的强度挡在路上截断这一过程，并把它们以一个时强时弱、时模糊时清晰的纽带连结起来，这要取决于当时大脑活动被睡眠所驱除的强弱程度。”[同上书，第46页]

（3）凡是把白天清醒心灵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或完全不能从事某一精神活动的能力和倾向归于做梦心灵的理论，均可划归第三类。把这些能力投入工作就会产生梦，这种梦带有功利作用。以心理学为基础的许多早期关于梦的评价多属于这一类。只要引用布达赫（1835，第512页）的一句话就足够了。他说，做梦“是心灵的一种自然活动，它不受个性力量的限制，不受自我意识的干扰，也不听从自我决断的指挥，而是一种各感官中心的自由操作的活力”。

心灵可以自由使用其力量的狂欢性，显然被布达赫等人看作是这样一种状况，即心灵恢复疲劳、积蓄力量，为新的一天的工作而做准备，也就是说在这种状态中等于心灵在度一个短假。因此，布达赫[同上书，第514页]赞赏地引用诗人诺瓦利斯对梦的一段赞美词：“梦是躲避单调枯燥生活的避难所。它让想象力摆脱束缚而自由驰骋，它打乱每天客观存在的刻板模式，驱散人们心头无休止的烦忧，让满面愁容的人像孩子一样欢乐地玩耍。假若没有梦，我们必定会很快衰老，所以，我们不应该仅仅把它们看作上天送给我们的礼物，还应看作我们黄泉路上的佳伴良朋。”

普金耶（Purkinje，1846，第456页）则更坚定地主张梦有恢复脑力和修复功能，“这些功能更多是由创造性的梦所发挥，它们是一种轻松的游戏，与白天的事没有关系。心灵并不想把白天的紧张带到睡眠之中，它只想使紧张得到缓解并使心灵从紧张与疲劳之中恢复过来，它首先是创造一种与工作状态相反的条件。它用欢乐来治疗忧伤，以希望和欢乐治疗忧虑，用友谊和爱治疗仇恨，以勇敢和远见克服恐惧，以信心和信念战胜疑虑，以实现代替无希望的期盼。白天中经常被撕裂的精神创伤可以在梦中弥合，梦可以保护它们不再受到新的伤害。所谓时间作为最好的弥合剂，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了梦的功能。”我们都感到梦对于精神活动有一定好处，而且，心灵默默无闻的活动也不愿意失去对梦的信任，那是睡眠分给心灵的一份利益。

把梦作为一种只有在睡眠时才能自由扩张的心灵的特殊活动，这一最初、最有远见的看法是施尔纳在1861年提出来的。他的这本书写得有些浮夸、有些不切实际，他对这一题目具有强烈的激情，这种激情是当时的人十分难以理解的。在分析的过程中，施尔纳语言艰涩，道理深奥，令人难懂，所以我们可以转而看看哲学家沃凯尔特对施尔纳理论的阐释，这样看起来会更简洁明了。“从这神秘的大部头著作里不时如闪电般地出现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闪光，透出这光辉灿烂的云团。但这闪光却未能照亮一位哲学家的路。”这是施尔纳的弟子们评价老师的这部著作的话[沃凯尔特，1875，第29页]。

施尔纳并不相信心灵的能力在梦生活中仍然不消失。他本人[按沃凯尔特的话来说（同上书，第30页）]揭示了人的自我核心（一种自发能量）在梦中如何被剥夺了神经力，成为一种失去集中力的结果，人们认识、感情、意志和观念作用的过程如何受到改变，以及这些精神功能的残余如何不再有真正的精神特征而只是一种机制。但是，相比之下，这种精神活动（被描绘为“想象”的活动）从推理和任何其他形式的节制性顺序中解放出来，跳到了没有限制的主权位置上来。尽管梦的想象利用近期的清醒记忆作为自己的建构材料，但它把这些构建成一种结构，它一点不像现实生活中的样子。它在梦中表现出一种创造力，而不仅是再现的能力。[同上书，第31页]它的特征因而也构成梦的特征。它更多出现一些无节制、夸张和恐怖的情景。但同时，由于不受思想范畴的限制，它又有灵活性、易变性和反复无常的特征。在细微之处它又十分容易受到一些微妙而强烈的感情变化的影响，并把内心世界的内容大量地溶入外部可变的图景中去。梦中的想象没有概念性言语表达能力。它不得不以描绘的图景向我们展现。而且由于梦没有节制的概念，所以它就尽可能地充分利用图像形式，而且是非常生动的图像形式。因此，不论图像多么逼真，它还是含糊、笨拙的。它的表达还特别受这样的事实影响而不可能太清晰，即它不喜欢以原原本本的形式传达客观事物，而喜欢用新异的形式来传达。这样一来，它只显示出客观事物的它要表现的某一方面特征，于是才有想象的“象征活动”……[同上书，第32页]另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是梦的想象从来不给事物一个完整的描述，往往只是一种轮廓，甚至是十分粗犷的轮廓。由于这一原因，它的图像就如一幅受灵感所驱动的素写。它也不止于对客观物体的再现，在内在需要的驱使下把梦中的自我在不同程度上建立起与事物的联系并构成一个事件。例如，一个视觉刺激在梦中显示为街上的几枚金币，而梦者就高兴地把它们拾起来并带走。[同上书，第33页]

梦的想象在完成这一艺术工程时所借助的材料，根据施尔纳的说法，主要是由躯体刺激所提供，但这些躯体刺激在白天很不清晰。所以，施尔纳所提出的十分奇异的假说，与冯特过分清醒的理论，还有其他生理学家的理论相比都是各个方面的极端情况，但在关于梦的来源与刺激物方面却是完全相同的。根据生理学的观点，精神对内部躯体刺激的反应全部用来诱发与刺激相应的某些思想了，这些思想再沿着联想的思路引起其他的思想，在这里，梦中精神活动的事件就似乎结束。而根据施尔纳的说法，则与此相反，躯体刺激仅仅是提供材料给心灵，心灵再用这些材料达到想象的目的。在施尔纳看来，梦的形成时刻恰是其他作者认为是梦的结束的时刻。

当然，梦的想象对躯体刺激的反应不能被视为有任何有用的目的。它只是同它们玩耍，勾勒出躯体来源，我们所讨论的梦的刺激就从中以某种可塑性的象征形式产生。尽管沃凯尔特[1875，第37页]和其他一些作者与施尔纳观点不一致，施尔纳仍认为梦的想象还是有一种再现有机整体的偏好，即一所完整的建筑。幸运的是它也并不局限于这样一种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用这所建筑来表示某一有机部分。例如，一长街的房子可能表示由一根肠子所给予的刺激。还有，一个房子的各个局部可以指身体的某一部分。于是由头痛所引起的梦中，头可能由一个房子的天棚来表示，而天棚上有一些令人讨厌的癞蛤蟆一样的蜘蛛。[同上书，第33页以下]

除房屋象征外，任何事物都可以用来表示身体的那些可以产生梦的刺激的部位。“如呼吸的肺可以用火焰闪闪的高炉来象征，心脏可以用空匣子或篮子来代替，膀胱可以用圆袋形的事物或任何中空的物体作为象征。由男性生殖器的刺激而产生的梦会使梦者梦见竖笛的上部、烟斗的含嘴部分或一块皮毛。这里，竖笛和烟斗可能代表男性生殖器，而皮毛可能代表阴毛。如果这类梦发生在女人身上，那么大腿中间狭小的区域可能被表现为四周是房屋的小院，阴道可能表现为通向院子的又窄又滑的小道，梦者必须通过这小道去给一位先生送一封信。”（同上书，第34页）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由躯体刺激引起的梦的结尾，梦的想象通常是抛开面纱而直接揭示器官本身或其功能。所以由牙刺激引起的梦常常使梦者感到牙被拔掉而惊醒。[同上书，第35页]

梦的想象或许也不仅注意到受刺激器官的形状，而且还可能象征这一器官所涉及的物质。例如，肠受到刺激会使梦者沿着一条泥泞的街上走，而泌尿方面的刺激会使梦者走到一个泛着泡沫的小溪。或类似的刺激，或所引起的兴奋的性质，或它们想得到的东西等都会以象征形式表现出来。或者梦中自我进入象征的状态中去。如，受到疼痛刺激的人会梦见自己受到一群狗的围攻，或同一群公牛搏斗，而受性欲刺激的女人可能梦见自己在受到裸体男人的追逐。[同上书，第35页以下]除了手段丰富以外，想象的象征活动还是每个梦的中心力量。[同上书，第36页]沃凯尔特还继续深入地探索梦的想象的本质，并努力为它在哲学系统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但是，尽管他的这本书写得很好，也充满情感，它对那些哲学基础薄弱、概念不很清楚的人来说还是十分难懂的。

施尔纳的象征化想象没有功利性的功能。心灵在睡眠中与影响到它的刺激游戏。人们很可能会怀疑它是在捉弄他们。但是人们还可能会问，我对施尔纳的理论的细致研究是否带有功利目的的性质，因为这一理论的任意性和不符合任何规律的性质看上去是太明显了。不客气地说，我对那些置施尔纳的理论于不顾的傲慢态度十分不满，他的理论是建筑在他所做的梦的基础上的，是建筑在一个十分关注梦而且似乎有一定个人天赋去研究心灵中那些模糊不清的东西的人的基础上的。此外，它在研究一个数千年来一直被人们认为是神秘的题目，但其本身和含义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这一题目长期以来被严格的科学所忽视，而且也没有做过任何的研究而令人失望，这一点科学本身也不否认。最后，我们也必须老实地承认，要对梦进行解释的确有些不可思议。人们把施尔纳对释梦的努力看作如同神经节细胞一样不可思议，也和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如宾茨那样严谨的研究者所提出的理论（这一理论描述了逐渐清醒的黎明溜进了大脑皮质中正在睡眠的细胞群）一样不可思议。我希望在后者的背后有一些现实的成分，尽管人们对它仍然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并缺乏一定构成梦的理论基本特点的普遍性。同时，施尔纳的理论与医学界的观点对比可以让我们看到，直到今天，对梦的解释仍在两个极端观点之间不断摇摆。460

八、梦与精神疾病的关系

当我们说到梦与精神疾病的关系时，我们会想到三个方面的问题：（1）病因学和临床上的联系，如当一个梦显示或引起一种精神病状态（psychoticstate）或是梦后留下精神病状态；（2）在患有精神疾病（mentaldisease）的情况下，梦所发生的改变；（3）梦与精神病（psychoses）的内在联系，亦即可以说明它们是家族的相似性。这两种现象的几种关系成了早期医学界作者所热心的题目，而现在重又成为关于梦的作者们关注的焦点，这可以从斯皮塔[1882，第196页以下和第319页以下]、拉德斯托克[1879，第217页]、默里[1878，第124页以下]和蒂茜[1898，第77页以下]等人所列的书目中看得很清楚。近年来，桑特·德·桑克堤斯（SantedeSanctis）也把注意力转移这一题目上来。461如果我不想进一步深入这一课题，那么以上所引就已足够了。

关于梦与精神病的临床方面和病因学方面的联系，下面的一些观察可以作为实例。克劳斯[Krauss，1858，第619页]曾引用霍恩鲍姆[Hohnbaum，1830，第124页]的话，说妄想型精神病（delusionalinsanity）最初源于焦虑或恐怖的梦，其中心观念同梦是有联系的。桑特·德·桑克堤斯在偏执狂等病例中也有类似的观察，并说，在这样一些病例中，梦是“精神病（folie）的真正原因”。桑克堤斯[Sanctis]说，精神病可能由于这种关键性的梦的出现一下子就会发生，因为这种梦帮它发现了妄想性的材料；或者，精神病是从一系列进一步的梦中一点点发展起来的，但这种说法如能成立尚需除去一些疑点。在他的一个病例中，起作用的梦之后总是伴有几次轻微癔症发作，并在后来产生焦虑性抑郁。费里[1886]（蒂茜，1898，第78页引用）报告了一个梦，这个梦导致了癔症性麻痹。在这些例证中，梦都成了心理障碍（mentaldisorder）的病因。但是，如果我们说精神障碍首先在梦中出现，即从梦中突破，对这一事实我们也应以同样的公允态度对待。于是，托马雅（Thomayer，1897）开始注意一些焦虑梦，他认为就应把它们视为癫痫病发作。阿利森[1868]（见拉德斯托克，1879，第225页所引）曾描述了一种“夜发性精神病”（nocturnalinsanity），病人在白天显得完全健康，但一到夜间就有规律地发生幻觉、狂乱性发作等等。桑特·德·桑克堤斯[1899，第226页]也报告了一些类似的观察（一个醉酒者的梦和妄想症很相同，说了许多责骂他的妻子不忠的话）。蒂茜也有这样的观察。后者（1898，第147页以下）还提供一些近期的、内容翔实的例子，其中病理性质的行为都是由梦派生而来的，如各种以幻觉前提或强迫性冲动为基础的行为。吉斯莱恩[1833]也描述了一个病例，其睡眠被间歇性的疯狂所取代。

毫无疑问，随着梦的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医生们将有一天会把注意力移向梦的精神病理学方面。

从精神疾病的康复的例证观察可以看出，虽然白天功能发挥正常，但梦生活依然处于精神病的影响之下。根据克劳斯[1859，第270页]的说法，是格里戈利首先注意到了这样的事实。蒂茜[1898，第89页]曾引用马可里奥[1847]的一段描述，一个躁狂病人在完全康复一个星期之后，在梦中仍有想象的突发性，而且这种突发性正是他疾病的特征。

关于梦在慢性精神病中发生变化的研究目前尚不多。462另一方面，人们对梦和精神障碍之间的内在关系很早就给予关注，这从有关问题的广泛争论中可以看出来。默里（1854，第124页）告诉我们，卡巴尼斯（1802）是第一个提到这些问题的，在他以后有莱鲁特（Lelut，1852）、J.莫鲁（1855），特别还有哲学家梅茵·德·比兰（MainedeBiran）[1834，第111页以下]。无疑这种比较恐怕更早就有了。拉德斯托克（1879，第217页）的书中有一章就讨论这一问题，其中引用不少材料都是把梦与精神疾病做类比的。康德在[1764]的著作中写道：“疯子是清醒的梦者。”克劳斯（1859，第270页）也称：“精神病是感官处于清醒时所做的梦。”叔本华[1862，第1卷，第246页]把梦称作短暂的疯狂，又把疯狂称为长时间的梦。哈根[Hagen，1846，第812页]把谵妄描述为一种梦生活，这种梦生活不是由睡眠而是由疾病引起的。冯特[1878，第662页]写道：“事实上，我们自己在梦中能够体验到我们在疯人院所能体验到的一切现象。”

斯皮塔（1882，第199页）几乎以和默里（1854）相同的方式历数了关于这两者比较的不同观点：“（1）自我意识被悬置起来，至少是受到阻止，这样就导致对这种状态的本质缺乏洞察，因此不能产生惊讶感，因而也就失去了道德意识。（2）各种感官知觉的变化：在梦中降低，但在精神疾病中却总是极大地增加。（3）观念完全按联想律和再生律发生相互联结，因而形成自发的序列，并导致观念之间的关系失去比例（夸张和幻觉）。这一切导致了一种改变，或在某些情况下一种人格的逆转和偶尔性格特点的变化（变态行为）。”

拉德斯托克（1879，第219页）又增加了几个特点——两种情况材料的类比：“大多数幻觉（hallucinotion）与错觉（illusion）发生在视觉和听觉领域，或普通感觉领域。在梦中，嗅觉和味觉几乎不起作用。——发烧的病和梦者记忆都起于遥远的过去；无论是睡眠中的人还是病人，能把清醒和健康人已忘掉的事都回忆起来。”梦与精神的类比只有当扩大到每个表情动作的细节和面部表情的特殊特点被观察到时，才被人们所重视。

“一个忍受身体和精神痛苦的人从梦中得到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健康和快乐。所以，在精神疾病中也一样，那里有快乐的光明前景，有财富、地位和荣耀。这种虚幻的财富占有和愿望的满足——而这些东西的占有或被剥夺实际上就构成了精神错乱的心理学基础——常常构成谵妄（delirium）的主要内容。一个失去爱子的母亲在谵妄中享受到做母亲的愉快，一个失去金钱的人相信他十分富有，一个上当受骗的女孩感到她自己十分受宠。”

（拉德斯托克的这段话实际上是对格雷辛格尔[1861，第106页]所做的细致观察的一个总结。格雷辛格尔十分清楚地指出，梦中和精神病中的一些观念在愿望满足这一特点上是一致的。我自己所做的研究也告诉我，在这一事实中存在着解决梦和精神病的心理学理论问题的关键。）

“梦与精神错乱的主要特点在于它们一连串令人难以捉摸的怪念头和判断力减弱这一方面。”在两种状态中，（拉德斯托克继续说）我们发现对这一题目本身的精神成果估价过高，这种估价在清醒者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在梦中一个一个的念头迅速展现是与精神病的思想的突发相一致的，两者都完全没有时间的感觉。在梦中，人格可能会分裂。例如，当梦者的知识分属于两个人，并且，在梦中一个外在的自我在纠正真正的自我。这与我们所熟悉的幻觉型偏执狂（hallucinatory-paranoia）没有什么两样。梦者同样可以听到另一个自我在议论他自己思想的声音。即使是慢性妄想性观念与刻板、反复发生的病理性梦也有类比之处。从谵妄中复原的病人会说，整个病程就像一个不无快乐的梦；的确，他们有时会告诉我们，在病中，他们有一种感觉，好像是在做一个梦——恰如在睡眠中做梦一样。

在做了以上论述之后，拉德斯托克自然就开始总结他自己和别人的观点，认为“精神错乱作为一种变态的病理现象，应被看成是对周期性的正常做梦条件的强化”（同上书，第228页）。

克劳斯（1859，第270页以下）试图在梦与精神错乱之间建立起一个比它们外部表现的相似性更为本质性的联系。他是在其病因学方面，或更确切地说是在其刺激的来源中看出这种关系的。在他看来，亦如我们所知[第36页以下]，这两者之间共同的基本因素是在于机体决定的感觉上，在来自躯体刺激的感觉上，在于以各器官为基础的普通感觉上（参看佩斯，1857，第2卷，第21页；默里，1878，第52页所引用）。

梦与精神错乱之间无可争议的类似性，乃至它们细致特征的相似，是有关梦生活的医学理论的一个强劲动力，这一理论把梦看作是一种没有用的干扰过程，和心灵活动减弱的表现。但是，我们不能期望沿着精神障碍这条路找到对梦的终极解释，因为，众所周知，我们目前关于精神障碍根源的知识还很不足。相反，我们对梦的态度的转变会同时影响到我们对精神障碍内部机制的观点，而我们在给梦之谜的解释带来一点启示时，我们正在对精神病进行解释。463

后记（1909）

在第一版和第二版之间的整个期间，我对梦的探讨的内容没有增加任何东西，是完全有理由的，这在读者看来似乎是令人不满意的，但是对我来说，仍然是需要如此决断的。促使我把早期作者对梦的讨论方法做了一个阐述，其动机我已经在第一章中说得一清二楚了，继续这一任务需要我花费相当的精力，而其结果也不会有多大成效或指导意义。因为在相隔的9年中，无论在实际材料上，还是在见解上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在此期间所出版的大多数书中，对我的观点几乎无人提及，人们也没有给予考虑。当然，在那些所谓“研究”梦的人中，我的著作根本没有引起注意，他们还认为这是一个十分明显讨厌学习任何新东西的例子，而学习新东西才是科学工作者的特点。用阿纳托尔·法郎士（AnatoleFrance）的讽刺是Lessavantsnesontpascurieax（博学者不好奇）。如果在科学界也有权进行报复的话，我对我的书出版以来所出版的那些东西置之不理也是无可厚非的。一些期刊上发表的几个短评显示出对我这本书缺乏理解，甚至完全是误解，我要回答他们的是，请他们回去再看一看这本书——或许只是建议他们去读一下。

已有不少医生决定用我的精神分析疗法去治疗病人，并已对大量的梦进行了分析，把结果在一些刊物上发表。除医生以外，还有其他一些作者。464[参看英文编者导言第xiii和xxi页。]465由于这些作品已超出仅仅是肯定我的观点，我在我的阐述中已包括了他们的发现。我在本书之后又增加一个新的参考书目，其中已包括了自这本书第一次出版以来的大部分的重要著作。b桑特·德·桑克堤斯（1899）关于梦的宏著（出版后不久就有了德文版的译文问世）几乎同我的《释梦》同时出版，所以，无论是我还是那位意大利作者，都无法评论对方的作品。我很遗憾没有能摆脱得出以下结论的处境：他所苦心经营的著作完全缺乏思想——实际上它甚至都不能让人对我所讨论的问题有所觉察。只有两部作品是很值得一提的，它们的看法与我对这问题的处理方式几乎一致。赫尔曼·斯沃博达（HermannSwoboda，1904）这位年轻的哲学家把威廉·弗利斯[1909]466所发现的生物周期（23天和28天）扩大到精神事件中去。在他十分富有想象力的著作中努力用这把钥匙去解破梦之谜。他的发现似乎低估了梦的意义。据他看来，梦这个东西可以被解释为一种记忆的集合，而做梦那天夜里所有这些记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物周期，不论它是第一次还是第几次。与作者的个人通讯使我最初以为他本人对这一理论不再很严肃对待，但后来发现这是我的错误的结论。467下文[第166页以下]我还将报告一些观察结果，这些观察与斯沃博达的建议有关，但并没使我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可是令我喜出望外的是在一次偶然的场合，我偶然发现一种与我的核心理论完全相吻合的关于梦的观点。从时间上来看，这种论述是不可能受到我的著作的影响的。我因此必须为这位在梦的研究方面有独特见解并具有发明性的独立思考者而欢呼，因为他的看法与我的理论精髓相一致。这本关于梦的论述与我观点相一致的书是“林库斯”（LynKeus）所写，1900年出版第二版，书名是《一个实在论者的幻想》[1899年第一版]。468

后记（1914）

前面辩护理由是1909年所写。我必须承认，从那以后，形势已经改变，我有关释梦的作品不再被人忽视。目前的情况使得我无法再进一步发展前面的工作，《释梦》引发了人们不少的思考，也引出了不少问题，人们对这些问题用各种方法去讨论。不过在我尚未阐明我的观点之前暂不能讨论他们的观点，因为他们的观点是以我的观点作为基点的。我已研究了那些最新文献中我认为有价值的内容，这些内容人们可以在下面几章中相应的地方发现。

第二章　释梦的方法：一个梦例的分析

我为本书所选择的题目就已说明对于梦的问题我将采用怎样的传统方法去讨论。我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是向人们显示，梦是可以被解释的。我在上一章中如果说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贡献的话，它们在我完成任务本身的过程中只能看作是一种副产品。我认为梦是可以解释的这一论断的提出，就使我站到了几乎所有居统治地位的梦的理论的对立面，只有唯一的例外，那就是施尔纳的理论[第83页以下]；因为“解释”一个梦就意味着给它一种“意义”，即用与我们精神活动链中其他环节一样有效而且同等重要的环节去代替它、置换它。正如我们所见，梦的科学理论没有留给梦的解释以容身之地，因为在那些理论看来，梦根本不是一种精神活动，而只是一种躯体过程，只是在精神器官上显示出它们曾发生过而已。而外行的观点历来与此不同。它有不同看法是它无可辩驳的权利；而尽管承认梦是不可理解的，是荒诞的，但也不能就此宣布梦是毫无意义的。受一些说不清的情感的指导，我们似乎可以假定，无论如何，每个梦都有一定的意义，尽管是隐蔽的意义。梦是其他思想的替代物，要挖掘出它隐含的意义，我们只有先解决这个替代物。

非科学界很早以前就关心“解释”梦的问题，在他们的探讨中采取了两种从本质上不同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把梦看作一个整体，并试图用另一内容去替换它，这一内容应是可理解的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要同梦有相类似的性质。这就是“象征”释梦，但这种观点在遇到那些既难理解又十分混乱的梦时就显得无能为力了。在《圣经》中，约瑟夫给埃及法老解释他的梦就是一例。有7头犍牛后面跟着7头弱牛，而弱牛把犍牛给吃掉了。这就是在7个丰收年之后要有7年灾荒并将耗光前7年的盈余这一预兆的替代物。大多数有想象力的作家所编造出来的梦都是这类象征性解释：它们再现在伪装之下的作者的思想，而这种伪装又与梦的性质特点相一致。469梦的意义主要同未来有关，并能预言未来（这是一种古老的预言梦的残余），但谈象征性的梦并涉及未来时，也就提供了置换梦的意义的原因。当然，关于如何得到这种象征性解释的方法方面是不可能有任何说明的。要达到成功，那需要聪明的头脑、敏感的直觉，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要通过象征去释梦并把它上升到一种艺术的境界则非异禀者莫属。470

而第二种通常被采用的释梦方法就不需要如此的禀赋。它就是“解码”法，因为它把梦看作一种密码，在这种密码系统里，每一个符号都可以根据固定的方法转换成另一种我们有已知意义的符号。例如，我梦到一封信，还有一个葬礼。如果我查一查“测梦的书”，我发现“信”必须译成“麻烦”，而“葬礼”则是“订婚”，然后我要把关键词连结起来进行解码，以此结果预示未来。在达尔狄斯有个阿尔特米多鲁斯的人471，他曾写过一本释梦的书，对译码过程做了很有意义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原来译码的机械性。这种方法不仅把梦的内容考虑进去，而且也把梦者的性格和环境考虑了进去。这样，同样的梦成分对一个富人、已婚者或演说家和对一个穷人、单身汉、或商人会有不同的含义。解码过程的实质并不是把梦作为整体来解，而是单独地解释梦的组成部分。就像对待地质上的混合物一样，组成它的每一块石头都需单独检验。很显然，这种解码法释梦是由于梦的不连续和混乱而造成的一种结果。472

毫无疑问，这两种流行的释梦方法都不能当作对梦的科学处理。因为象征法在应用中有局限性，不能定下总的规则，而解码法则一切全靠《解梦书》这一关键事物是否可靠，而对于这一点，我们又没有任何把握。这样一来，人们就不得不考虑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看法，即把释梦看作是纯粹的异想天开，因而根本不去考虑它！473

但是我更清楚，我再一次被迫认识到，在我们十分常见的一些情况里，一种古老的、人们坚持不肯放弃的观点似乎比当今普遍流行的科学判断更接近真理。我必须坚持这样的看法：梦的确有一定的意义，而且用科学的办法去解释它是可能的。

关于这种方法的认识我是通过下述方式得到的。我多年来抱着寻求治疗的目的，致力于阐明某些精神病理结构（如癔症性恐怖、强迫性观念等）。我之所以这样做，实际上是因为我听了约瑟夫·布洛伊尔的一次重要谈话，他把这些结构看作是病理症状，一旦这种结构被解开，这些症状也就会获得治愈（参看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如果把这种病理观念追溯到产生疾病的病人之精神生活的成分中，它就会消解，而病人就可以摆脱疾病的困扰。考虑到其他治疗方法的无能为力以及这些障碍令人困惑的性质，我很想按布洛伊尔所指的路走，尽管我知道要做一个完全的解释，我们的困难是很多的。关于采用这种方法的形式以及我努力的结果，我将在以后详述。正是在这种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我遇到了释梦问题。我要求病人把每一个与某事件有联系的观念或思想都告诉我；此外，要告诉我他们所做的梦，这就使我了解到，从病理学的思想出发，去追溯记忆的一系列精神活动中，梦一定在里面起作用。这样一来，把梦当作一种症状来看，到把释梦当作解除症状的方法，其间只隔一步之遥。

这种做法需要病人有心理准备。我们要使病人有两种改变：一是增强对精神感受的注意力；二是减少那些对每天滤过自己头脑中各种思想的批判。这样他才能全力以赴地进行自我观察，这时最好心平气和地躺在床上并闭上双眼。474这时必须做到对一切感受到的想法放弃批判。这样我们告诉他，精神分析能否成功全靠他的注意并向我们报告他头脑中所浮现的一切，而绝不可以压制某些想法，认为它不重要、不相关或似乎对他没有意义的内容。他必须放弃一切偏见地去对待他头脑中的一切念头。正是因为他平时总抱着一种批判态度才使他不能对他的梦、强迫观念或其他什么病症做出满意的解释。

我已在我们精神分析工作中注意到，一个正在反省的人的心灵结构完全不同于一个正在做自我精神过程观察的人的心灵结构。反省比密切注意自身观察要多一种精神活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反省者那紧张的脸色和头上的皱纹和做自我观察者平和的表情的区别中看出来。这两者的注意力475都是集中的，但反省仍要有批判功能，这种功能会使他排斥一些感知后并进入意识的观念，切断另外一些不跟随向他敞开的思想流的观念，而且对于另外一些根本不能意识到的观念则采用另一种方法，即在感受之前就把它们抑制下去。而自我观察者则不然，他只需去抑制他的批判功能而已。如果他做到了这一点，那些用批判的方法将无法捕捉到的无数观念就会进入他的意识之中。自我观察者利用以这种方法获得的新材料就可以解释他病理观念和梦的结构了。很明显，现在的问题是某种精神状态的建立，这种精神状态在分配精神能量（即不断转移的注意力）时带有一些睡眠前状态的相似性（毫无疑问，也同催眠状态有相似性）。当我们入睡时，由于我们某些思考活动（当然带有批判性）松弛下来，一些“不随意观念”就出现了，在清醒时，我们是用这种思考活动去影响我们的思想进程的。（我们通常把这种松弛归因于“疲倦”）随着这种不随意观念出现，它们变成可视和可听的意象。（参看上文所引施莱尔马赫的论述以及其他人的说法，第49页以下及第71页以下）在用于分析梦和病理观念的状态中，病人要有目的地刻意摈弃这种活动，并利用这种节省下来的能量（或其部分能量）去注意追随这时产生的不随意思想，而且这些思想（目前这种形势不同于睡眠状态）仍保留观念的性质。这样476，“不随意”观念就变成了“随意”观念了。

但是让人们采取这样一种对待观念的态度是相当困难的，477因为这些观念的出现“完全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且要放弃批判官能也同样是困难的，因为这种官能在正常情况下总是对这些观念发生作用。这种“不随意观念”很容易释放出一种企图阻止它们出现的十分强大的抵抗力。如果我们相信大诗人、大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的话，那么，诗歌创作也必须要求相似的态度。他在给哥尔纳的一封信（我们应感谢奥托·兰克发现了这封信）中回答那些抱怨缺乏创造力的朋友们时说：“在我看来，你们缺乏创造性的原因在于你们用理性限制了想象力。我可以用一个比喻更具体地说明我的观点。如果理性过于严密地检查源源不绝地涌入自家门口的各种观念时，似乎并非好事，这样只能损害我们的创造力。孤立地看，一个思想可能微不足道，甚至十分荒谬，但当另一个同样荒谬的思想接着出现，就可能使它变得重要起来；如果再有其他同样的思想出现并与之结合，就可能使它变成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对于所有这一切，理性不能形成任何意见，除非它保留这一思想直到它与其他思想发生联系。另一方面，只要有创造性的状态出现，理性（在我看来）就会放松对大门的把守，于是各种观念才会蜂拥而入，这时理性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审视和检查。无论你是批评家或是别的什么人，你都会对这种短暂、稍纵即逝的放纵现象感到惊怯，而正是这种放纵现象是任何创造性的头脑都有的，只不过它在头脑中停留的久暂才是艺术家与梦者的分野。你抱怨自己缺乏创造力，正是因为你对这种放纵现象过早地给抵制，或严格地进行辨别。”（写于1788年12月1日）

席勒所描述的理性把关松懈、采取无批判的自我观察态度并不难做到。我的大多数病人在听了一次课后就都能做到这一点。通过记下所有浮现心中的观念，我本人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借以减少批判活动和增加自我观念强度的精神能量则会因我们注意的目标不同而有很大区别。

我们应用这一方法程序的第一个步骤告诉我们，我们注意的对象不是梦的整体，而是它的各部分的内容。如果我们问一个不了解这方面知识的病人：“你想到了什么与这个梦有关的事？”一般情况下，他的精神世界是一片空白。但是，如果我把他的梦分割成一个个片断，他就会说出许多与它们有联系的事情，这些联系就可以称为与某片断相关的“背景思想”。这样一来，我所采用的释梦的方法与通俗的、古老的传说中的象征释梦法已有重要的区别，而与第二种方法即“解码法”有些相似。其相同之处在于把梦分解成片段，而非做整体来看。它从一开始就把梦看成是复合性的，看成是众多精神构成物的混合体。[参见第418页以下及第449页]478

在我对神经症患者的精神分析过程中，我已分析过不少于1000个梦例，但是在目前对释梦的技术及理论介绍中，我尚不能采用它们作为材料。因为这会招致反对，说它们都是精神神经症患者的梦，不足以推断正常人所做的梦。此外还有一个理由迫使我必须做出这样的决定，那就是我的患者的梦的主题必然会与他们的病史有关，那么每个梦都得先对精神神经症的性质和决定的病因做一番介绍和探讨，加之这些问题又是那么新奇和令人费解，这样势必会分散我们对梦本身的注意。而我的目的恰恰与此相反，我是利用对梦的解释作为最初的步骤，去解决更为困难的神经症的心理学问题。479但是，如果我要放弃这些主要材料，即我的精神症患者的梦，那么我所应做的事也就没有什么特殊内容了。那么留给我去做的就只是听一听我所认识的一些正常人不时向我报告的一些梦，或在一些关于梦生活文献材料中所引用过的作为例证的梦。但遗憾的是，这些梦都没有分析，而没有分析我就无法发现它们的意义。我的释梦程序并不像流行的解码式释梦那么便利，只要有一本解码书就可以译出梦的内容的任何一个片断。我的方法与之相反，我是试图发现相同的梦的片断在不同的人与不同的背景下隐含着不同的意义。于是我只好分析自己的梦了，这些梦提供了既丰富又方便的材料，它们来自一个正常人并与日常生活中的事有种种联系。当然，有人会怀疑这种“自我分析”的可靠性，而且有人会说我可以对它们做出任何结论。但据我的判断，自我分析要比分析别人更为有利。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进行实验，看一看我们的自我分析能对释梦起多大作用。但这样一来，我得克服另外一些困难。把自己的许多隐私揭示出来不能不让人感到犹豫，也难免有人不会对这些内容产生误解。但克服这些困难还是可能的。德鲍夫[1885]曾说过：“每一个心理学家都有责任甚至承认自己的弱点，只要他认为有助于解决某个困难的问题。”而且我也肯定，读者们最初对我的轻率言行的兴趣不久就会让位给对由它们来帮助解决的心理学问题的关注。480

接着我将挑选一个自己的梦，并说明释梦的方法。每一个这类的梦都需要一个前言。所以我让我的读者暂时以我的兴趣为己趣，同我一起分析我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因为这种转变是我们对梦的隐义发掘的兴趣所需。

前言——1895年夏，我曾给一位年轻妇女做精神分析治疗，这位女士与我和我的家庭的关系都很好。这十分明显，作为一个医生处在这样的关系之中意味将有许多麻烦的情感产生，尤其对精神分析医生来说。医生个人兴趣越大，他的权威性就越小；任何治疗上的失败都会影响两家长久建立起来的友谊。这次治疗只是部分的成功：病人的癔症性焦虑症状消失，但有些躯体症状并未完全消除。由于那时我对标志癔症结束的标准并不太清楚，所以提出了一项病人不太愿意接受的治疗方案。这样我们彼此之间就有些不快，在暑假时就中断了治疗。一天，有一个年轻的同事来访，他是我的老朋友，曾同我的病人伊尔玛和她的家人在一处乡间度假村度过一段时间。我问他她的病怎么样了，他回答说：“她好些了，但没有全好。”我感到我的朋友奥托的话、或许是他的语调使我不快。我从话中听出了不满的意思，如我对我的病人承诺得太多等等。不管对还是错，我把奥托不站在我的立场归因于他受了我病人亲属的影响，因为他们，在我看来，从来没有对我这次治疗持赞成的态度。但当时我这种不愉快的心情也没有明显意识到，当然更没有任何流露。那天晚上，我在写伊尔玛的病历，想把它送给M博士（他和我是普通的朋友，当时也是我们这一界的头面人物），以证实我的观点。那天夜里（很可能是下半夜）我做了如下一个梦，第二天一醒来，我马上记录了下来。481

1895年7月23～24日的梦

一个大厅——我们正在接待很多客人，伊尔玛也在其中，我立刻把她带到一旁，好像是回答她信中的问题，并责怪她还没有采用我的“治疗方法”。我对她说：“你现在还有疼痛感，责任全在你自己。”她回答说：“你知道现在我的嗓子、胃和肚子是多么痛吗？简直痛得我透不过气来。”我大吃一惊，看了看她。她脸色苍白，而且有些浮肿。我自忖道，我一定是忽视了某种器质性的疾病。我把她领到窗前，检查一下她的喉咙，但她显得很不情愿，就像那些安了假牙的女人一样。我想她大可不必这样。——这时她张开了嘴，我发现在她的喉咙右边有一大块白482斑，在另外一个地方我看到很大的一片灰白色的斑点群，就在那像鼻内鼻甲骨一样奇特的卷曲结构上。——我立刻把M博士叫来，他也检查了一遍，证实的确如此……M博士看上去同以往不一样，脸色苍白，走路似乎有些跛，而下巴刮得很干净……我的朋友奥托也在她旁边，我的朋友利奥波尔特隔着衣服叩诊她的胸部，说：“她的左胸下方有浊音。”他还指出她的左肩上的皮肤有一处皮肤有浸润性病灶。（虽然她穿着衣服，我也注意到了）……M博士说：“这肯定是感染了。没关系，就要得痢疾了，一拉肚子，毒物就会排除掉。”我们都知道她是怎么感染的。不久前，她感到不舒服，我的朋友奥托给她打了一针丙基制剂，丙基……丙酸……三甲胺（我看到这些药名在我面前十分清晰），这种药不应轻易注射，也许注射器不卫生。

这个梦比其他许多梦有一个有利之处，就是它非常清楚，而且就以前一天的事件作为起点。我的前言说得很清楚。奥托告诉我关于伊尔玛的病情，我一直写到深夜的病历都一直占据着我的思维活动，甚至到我睡觉后这些事也仍萦绕着我的头脑。但是仅读了我的前言和只知道这个梦的内容的人，是不可能看出这个梦的意义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其含义。我对伊尔玛在梦中向我抱怨的症状也感到吃惊，因为这并不是我给她医治的那种病。对于丙基注射之事与M博士安慰之词，我更是一笑置之。在梦的结尾时我感到比开始时更模糊，而且内容也更凝缩。为了发现其中的意义，我必须进行细致的分析。

分析——一个大厅，我正在接待许多客人。当时我们正在贝尔维尤度夏，那是一座孤立地耸立在卡伦贝格483附近山顶上的房子。那所房子原是设计为娱乐场所的，所以其客厅特别大，就像大厅一样。我做这个梦时正是在贝尔维尤，就在我妻子过生日的前几天。就在梦的前一天，我妻子告诉我说，她打算邀请一些客人来参加生日庆祝，其中包括伊尔玛。于是我的梦就预先展示了那个情景：我妻子生日那天，来了许多客人，其中包括伊尔玛，聚在贝尔维尤的大厅里。

我责备她还没有采用我的“治疗方法”。我对她说：“你现在还有疼痛感，责任全在你自己。”我可能在清醒时对她说过这话，而且确实就这样说的，我当时就是这个看法（尽管从那以后我认识到了那种看法是不对的），认为我只要能对病人说出隐藏在她症状背后的意义，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至于她是否采用我的方法，那就是她的责任了，尽管治疗的成功与之关系重大。正因为我有这个错误的观点（幸运的是我现在已改正了这一错误），所以有一段时间过得很轻松，那时，尽管我不可避免有些失误，人们仍期望治疗的成功。——我注意到我在梦中对伊尔玛说的话正是急于向她表明，她仍感到痛其责任并不在于我。如果是她的责任就当然不再是我的责任。这个梦的目的不正是如此吗？

伊尔玛抱怨：她的嗓子、肚子和胃都痛，痛得她透不过气来。胃痛是伊尔玛原来就有的症状，但是不很明显；她常抱怨说感到恶心，要呕吐。而嗓子痛、肚子痛以及喉咙有阻塞感却是她几乎没有过的症状。至于为什么我梦中会出现这种症状，至今我也困惑不解。

她看起来脸色苍白，有些浮肿。伊尔玛面色红润，我怀疑是在梦中另一个人代替了她。

我大吃一惊，心想我必定是忽视了某种器质性疾病。这不难相信，一个专治神经症的专家常有这种担心，深怕把其他医生都归之器质性疾病的许多症状习惯上当作癔症来治。而另一方面，我也暗自怀疑，但不好说出来，我的吃惊是否真的发自内心。如果伊尔玛的病痛并没有器质性原因，那么，我又一次可以不为治疗它们而负责，因为我是专治癔症病痛的。实际上，我倒是真的希望我的诊断有误。因为果真如此，我就是治不好这个病也不必受到责备了。

我把她带到窗前，看看她的嗓子。她有些不情愿，就像那些装了假牙的女人一样。我想，她大可不必这样。我从来没有检查过伊尔玛的口腔。但梦中发生的事让我想起了不久前我给一位政府女官员检查的情景：乍一看去，她就像画上的美人；但要她张开嘴时，她就想方设法掩饰她的假牙。这又让我想起其他的一些医学检查，尽管这些检查中也没什么隐秘可以揭示，但也都使双方很不满意。我想伊尔玛本来大可不必这样，首先，无疑是想对伊尔玛的称赞，但我怀疑是否还有其他什么意思（如果一个人全神贯注地进行分析，他总是有一种感觉，是否他已经挖掘出所期待的一切背景思想）。伊尔玛站在窗口的样子使我突然想起了另一次经历。伊尔玛有一位亲密的女友，我对她的印象十分好。一天晚上我曾拜访这位女士，当时她正在窗口站着，就是梦中再现的那个情景。当时也是这位M博士说她有一个白喉状的膜。于是M博士和斑膜的形象就再现到了梦中。我现在想起，近几个月来我有十足的理由认为她也是个癔症患者。一点不错，是伊尔玛亲自向我透露了这个消息。那么我知道她的什么情况呢？有一件事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像我梦中的伊尔玛一样，她也患有癔症性窒息，所以在梦中她俩的位置调换了一下。我想到我现在也常常捉摸这个想法：她也可能会找我，让我帮她解除症状。但我又想这也不一定可能，因为她是一个很保守的女子。就像梦中那样，她很固执。另一个理由是对她没有必要那么做：她身体很好，不必别人的帮助，自己完全可以掌握状况。还有一些特征，我尚未找到对象，它们既不是伊尔玛的，也不是她的朋友的：那就是脸色苍白、浮肿和假牙。假牙的事我已归因于那位女官员，这我已提到了；我现在倒倾向于是坏牙而不是假牙更会令我满意。然后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人倒很符合以上几个特征。她也不是我的患者，而且我也不愿意接收她为我的患者。我感到她在我面前忸怩不安，所以我想她未必是一个很听话的病人。她平时脸色苍白，而且当她身体相当好时，也有些浮肿。484于是我就是用了另外两个其他的病人比作了伊尔玛。当然，那两个人也是不肯就医的人。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我在梦中把伊尔玛换成了她的朋友呢？大概是我喜欢她们调换一下，也许我对她的朋友更为同情，或对她的智力有更高的评价。伊尔玛在我看来是愚蠢的，因为她没有接受我的治疗方法。她的朋友可能比她更聪明一些，也就是说，她会更容易接受一些。所以，她会张开嘴巴，而且对我讲话要比伊尔玛讲得要多些。485

我在她的喉咙上看到的是：一大块白斑，并且鼻甲骨上附有小白斑点。那块白斑使我想起了伊尔玛朋友的白喉什么的，也想起了我大女儿两年前得的重病，还有在那些焦虑的日子里心中的害怕心情。那些鼻甲骨上的小白斑点使我想到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当时我常常服用可卡因以减轻鼻部的肿痛。几天以前，我听说我的一个女患者学习我服用这种药，结果引起了鼻黏膜的坏死。我是1885年486向人们介绍可卡因的用途的。而且这种介绍引起了人们对我的谴责。这种药品的误用曾使我的一个好友死去。这些事是在1895年（在做梦日期以前）。

我立即叫来M博士，他又检查了一遍。这正是反映了M博士在我们这一界中的地位。但“立即”却需要做进一步的解释。b这使我想起了我治病中的一件悲惨事件。有一次，我给一位女病人治疗，要她服了过量当时认为没有副作用的索弗那（sulphonal），结果引起严重中毒，于是立即喊来比我年长的同事，求他的帮助。当时我还有一个附带的细节让我证实了我是记得这件事故的。我那位病人（中毒而死了）同我的长女同名。这事以前我没有想过，但现在想来似乎是一种命运的报复。这种梦中人物的调换似乎还有另一层含义：这个玛蒂尔塔替换了另一个玛蒂尔塔，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也似乎是让我想起一切我缺乏医德的事例，让我做一番自我谴责。

M博士面色苍白，下巴刮得很干净，走路有点跛。这倒是真的，他那不健康的脸色的确叫朋友们担心。而其他两个特征只能归结到别人身上。我想到了我的哥哥，他侨居国外，总是把胡子刮得净净的；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与梦中的M博士长得也很像。几天前我听说他的腿有些跛，是因为患了髋部关节炎。我想我在梦中把这两个人混在一起总是有些原因的。接着我又记起，我对他们都不太高兴是因为他们最近都拒绝了我给他们提出的一个建议。

我的朋友奥托现在站在病人身旁，我的朋友利奥波尔特正在为她检查，并指出她左胸下方有浊音。我的朋友利奥波尔特也是医生，和奥托有亲戚关系。由于两人同操一行，所以两人也成了竞争对手，人们也常把他俩做个比较。当我在一家儿童医院门诊部负责神经科时，他俩都做过我的助手多年。487梦中的情景在那里常常发生。每次我同奥托在讨论一个病例，利奥波尔特总是再检查一遍，往往会提出一些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他俩的关系就像法警布拉西格和他的朋友卡尔一样。488一人以敏慧见长，一个以稳重取胜。如果我在梦中把奥托和谨慎的利奥波尔特相比，我肯定更看重的是后者。这个比较也有些类似于我那不甚顺从的病人伊尔玛和她那更聪明一些的朋友之间的比较。我现在又发现与我梦中的思想有关联的另外一条思路。左胸下方有浊音使我想起了另一个特殊的病例，其细节都十分相同。利奥波尔特再一次显示了他的细心。我又产生一个转移性感染的想法，但这次是用这位病人代替伊尔玛，就我的判断来看，这一次她又成了肺结核患者的一个替身。

她的左肩皮肤上有一块浸润性病状。我立刻就联想到我自己肩上的风湿病，每当我工作到深夜时我都会明显地感到它的发作。还有梦中“就和他一样，我也注意到……”这样的话也十分含混。我在我身体上注意到它，即我注意到“皮肤上有一块浸润性病灶”这句话，我习惯上讲“左上后部浸润性”，这应指肺部，可能又一次涉及肺结核。

尽管她穿着衣服。这无论如何也只是一句额外的话。我们在检查儿童时一般都叫他们脱掉衣服，但对成年女患者一般不脱衣服检查，这可能只是一种对比。我记得，据说有一位很有名的医生，他从不叫人脱掉衣服检查。对此，我只能分析这些。说实在的，我也不想就此做更深入的分析。

M博士说：这肯定是感染了，但没关系，就会得痢疾了，病毒会排泄出去。我一开始感到这句话有些可笑。但也和其他情景一样，必须认真分析一下。当我仔细一观察时，发现同其他情况一样，也有一定意义。梦中病人患的是局部性白喉。我记得从我女儿患病之后，我曾讨论过局部性白喉和白喉，后者是由于前者引起的全身性感染。利奥波尔特指出，全身性感染是由于浊音部位引起的，因此浊音部位可以被看作是转移源。但我又想，这一点是真实的，即浊音不会发生在白喉这类病症上，这使我想到了脓毒症。

没关系。这可以看作是一句安慰的话。其语境可能如下。我的梦前面的内容是，我的病人病痛是因为严重的器质性感染。我这种感觉是这样可以推卸我的责任。因为精神治疗并不对白喉的长期不愈负任何责任。不过我为了洗清自己而把这样一种严重的疾病加到伊尔玛身上又显得有些笨拙。这看起来未免有点残酷。于是，我就需要一种让人放心的话，一切都会好的。这样，我就借M博士的口说出了这样一句安慰性的话。而选择M博士是没有错的。但在这里我又对梦产生一种超越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本身也需要解释。

那么，为什么这句安慰之词是如此荒谬呢？

痢疾。似乎有一种古老的理论观念，认为致病物质可以从粪便中排除出去。难道我在取笑M博士吗？因为他好对一些现象做一些牵强的解释并提出出人意料的病理联系。这时又有一些想法使我感到和痢疾有关。几个月前，我曾接手一个青年患者，他的病很难同排泄方面疾病有任何联系，一些医生诊断为“营养不良性贫血”。我认为是癔症，但也并不愿意给他进行心理治疗而劝他去做一次海上旅行。几天前我收到他的一封十分沮丧的信，是从埃及寄出的，说在那儿他又发了一次病，一位医生说他是得了痢疾。我怀疑是这位开业医生的无知而做出的误诊，他没有看出这是癔症。但我也不禁责备自己不该把病人推到这种境地，让他在癔症性肠道不适的剧烈发作期又产生了器质性疾病。再有，在德文中“痢疾”（dysenterie）和“白喉”（diphtheria）这两个词发音又很相近。但“白喉”这个带有凶兆的词并未在梦中出现。

是的，我想，M博士说“会得痢疾……”时我一定是在取笑他。因为这使我想起几年前他亲自向我讲述的一个关于另一位医生的类似故事。那位医生请M博士去看一个当时病得很重的患者，M博士感到不得不向那位乐观的医生指出他在病人的小便中发现白蛋白。那位医生虽然没明显说“没关系”，但他也还是说：“白蛋白是可以很快排泄掉的！”因此我不再怀疑，我那个梦的这一部分正是嘲笑我那些对癔症一无所知的同行们。好像是为了证实这种想法，我又想到一件事：“M博士是否意识到，他病人（伊尔玛的朋友）的症状是在癔症的基础上又产生了结核病呢？他是否注意到了癔症？还是被这种现象所欺骗了呢？”

但是，我对朋友抱有这种态度，其动机又是什么呢？这很简单，M博士也同他的病人伊尔玛一样对我的治疗办法不甚赞同，所以，我在梦中对这两个人实施报复；对伊尔玛说：“如果你还有疼痛感，那可不是我的责任。”而对M博士，则是让那种信口胡说的安慰话由M博士说出。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是怎样感染的。梦中知道这种情况是很奇怪的。在这以前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感染的情况也是利奥波尔特发现的。

当她感到不舒服时，我的朋友奥托给她注射了一针。奥托事实上告诉过我，他在伊尔玛家小住时，附近的一个医生曾请他去给一个突然感到不适的人打过针。这些注射又再一次让我想到我那可卡因中毒的不幸朋友（前面刚刚提到过），我曾劝他内服（口服）这种药，可是他竟然用可卡因进行注射。

打了一针丙基制剂……丙基……丙酸。我怎么能想到这个呢？前一天晚上，也就是在我写病历和做这个梦之前，我妻子打开一瓶酒，上面写着“安娜纳斯”489，酒是奥托送来的礼物。他有个习惯，只要有机会，他就送礼。我希望他将来娶一个能治他这个毛病的妻子。490这种酒有一股强烈的戊醇气味，所以我从来不饮它。我妻子曾建议把这瓶酒送给仆人，但是我（出于谨慎）没有同意，而且以一种十分慈悲心肠说，没有必要让他们去中毒。戊基（amyl……）也使我联想到丙基（propyl）、甲基（methyl）等一系列药物，这样，梦中丙基制剂就得到了解释。的确，在梦中我实行了替换，我嗅到了戊基，而梦到了丙基。这种替换在有机化学中也是容许的。

三甲胺。在梦中我看到了这种物质的化学结构式，这足以说明我的记忆力是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的。另外，这个结构式是以粗体字印刷的，似乎要显示某种特殊的重要性。那么这三甲胺要把我的注意力引向何方呢？这使我想起了同另一位老朋友491的谈话，他对我的作品都很熟悉，就像我对他的作品也十分熟悉一样。他那一次向我透露一些关于性交活动中的这种化学物质的情况，此外还提到他相信性的新陈代谢的产物之一就是三甲胺。这样，这种物质就让我想到性欲，这正是我所要医治的那种神经错乱的根源。我的年轻患者伊尔玛是个寡妇。如果我要为我没有治好她的病而寻找借口的话，她的孀居正是一个很好借口。当然，她的朋友是不高兴她寡居这一事实有所改变的。奇怪的是，我想，我在梦中的那个女患者也是一个年轻的寡妇。

我开始考虑为什么三甲胺的化学结构式是如此突出的问题。许多重要问题都集中到这个词上来。三甲胺不仅是暗指性欲的强有力的因素，它还让我想到一个人。每当我感到孤立的时候，我总是十分满意地想到他同我的观点一致。这样一个在我一生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人，不论在什么样的思路中都必然会再次出现的。的确，他对鼻腔和鼻窦性病症具有专门知识，并叫人们注意鼻甲骨与女性性器官之间某种显著关系（见伊尔玛喉部三个曲状结构）。我曾请他给伊尔玛检查过，看她的胃痛是否与鼻腔有关。但是他本人当时正患着化脓性鼻炎，这使我很担心；无疑，梦中脓血症对此形成暗指，它因与梦中转移有关而潜入我的内心。492

这种药不应轻易注射。这句话是直接针对我的朋友奥托的，责备他做事不假思索。这使我联想到我记起的一件同类的事。一天下午，当他的言词和表情都显出是反对我，其中似乎有这样的概念：“他的思想是多么轻易地就受到影响！”、“他多么轻易地就下结论！”除此以外，这句话还让我想到我那位因太轻易地注射可卡因的已故朋友。正如我已说过的，我从没有认真考虑过这种药用于注射的问题。我也注意到在我指责奥托轻率处理这种药的时候，我又想起了不幸的玛蒂尔塔的故事。这里我显然是在收集例子以说明我的谨慎，但同时也说明了相反的一面。

注射器可能不太干净。这又是针对奥托而言的，但是却另有其来源。我有个82岁的老妇人患者493，她每天来打两针吗啡，在做梦的前一天她的儿子碰见我。他告诉我说她现在在乡下，患了静脉炎。我想这一定是注射器不干净所致。同时我也庆幸两年来还从未引起过这类感染。总之，我还是谨慎的。静脉炎又一次让我想到我的妻子，她在一次怀孕时患过血栓。这样就有包括我妻子、伊尔玛和死去的玛蒂尔塔三个类似情形进入我的脑海。这三种情形的一致性使我能在梦中把这三个人互相置换。

现在我已解释完这个梦。494在解释过程中，我在控制由梦的内容与背后隐含的意义的比较而产生的所有意义方面是有一定困难的。同时，梦的“意义”也是被我所认识的。我渐渐地意识到一种意图，这种意图是通过梦来实现的，而且我梦到什么也是由我的动机决定的。梦满足了我某些由于前一天晚上一些事情所引起的某些愿望（奥托带来的消息和我写病历）。梦的结论，即伊尔玛依然有疼痛感并不在我而在于奥托。奥托说伊尔玛的病未治愈的话惹恼了我，而梦就给我以报复他的机会。这个梦还通过其他一些理由让我摆脱难辞其咎的困境，而且有很多理由。这个梦还呈现出一些我所希望出现的事情，因此梦的内容乃是一种愿望的满足，而它的动机就是愿望。

这样，从总的来说，梦已清楚，但许多细节是由我的梦是愿望的满足这一观点才使我认识得更清楚的。我报复奥托，因为他站在我的对立面，我不仅抓住他在医疗上的不慎重（注射的问题），还抓住他送给我带戊醇味的劣质酒一事，而在梦中我把两者合在一起找到一种表达的方式：即注射丙基制剂。但我仍不满足，而要继续寻找报复。于是，我把他同他的一个更有竞争力的对手相比。我似乎在说：“我认为他比你强。”当然，奥托并不是我发泄愤怒的唯一对象，我对不听从我的治疗的病人也没有放过，并且用一个比她更聪明更听话的人置换了她。M博士也没有逃脱报复，由于他的看法与我相左，于是我就明显暗示说他对病的常识无知（就会得痢疾）。的确，我也想用一个更有学问的其他人来代替他（即告诉我三甲胺的那位好友），正像我用伊尔玛的朋友代替伊尔玛，我用利奥波尔特代替了奥托。“把这些人统统赶走！让我另选三个人，以摆脱我本不该受到的谴责。”这样，梦就使我很巧妙地证明了对我的责备是毫无根据的。对于伊尔玛的病痛该受责备的不是我而是伊尔玛本人，是她不接受我的治疗方法。对于她的痛感也不关我的事，因为那是器质性的，无法应用精神疗法。伊尔玛的病痛该归咎于她的寡居（参看三甲胺一段），而这种状况也无法改变。伊尔玛的痛苦是奥托造成的，他打针不注意而且用的药也不适合（他那种药我是从不用的）。奥托的针头不洁净，就像我那位老妇人患者得了静脉炎情况一样（而我在注射时从没给患者带来如此的危害）。我也注意到了，的确，对于伊尔玛病痛的这些解释（这与开脱我的责任是一致的）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而且是互相排斥的。整个的辩护（此梦没有他意）使人想起一个人的辩护，一个邻居告他借了一把好水壶，却还回一把坏水壶。这位辩护者先是说，他还的水壶并没有坏，然后又说他借水壶时，壶上就有个洞，接着又说，他从来没向这个邻居借过水壶，如此等等。如果任何单一的理由被认为有效，那么这个人就没有罪了。495

梦中一些其他的主题也起了一定作用，但它们与伊尔玛的病没有什么关联。我女儿的病，和那个与我女儿同名者的病，可卡因的副作用，我那个在埃及旅行的患者的不适，对妻子的关心，我兄长的情况，以及M博士，我自身的病痛，对那个在梦中并未出现的患化脓性鼻炎的朋友的忧虑，当我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考虑时，它们似乎显示出：“关心自己也关心别人的健康——这个做医生的职业感。”当奥托告知我伊尔玛的病情时我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而梦中起了作用的这一组思想促使我把这些稍纵即逝的思想转化成反驳性的语词。好像奥托在对我说“你做医生不够尽职，你缺乏医德；你没有做完你应做的事。”而我那组思想就替我表示不同的意见，这样就提供了证据说明我是有高度医德的，我对我的朋友、我的病人的健康是十分关心的。这个材料还有一个支持奥托对我的指责而不为我开脱的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实，即如有人所说，这些材料是不偏不倚的；但无论如何，在隐含于梦中的广泛思想与我在伊尔玛的病痛问题上是无辜的这一期望之间，毫无疑问有着一定的联系。

我不想佯称我已揭示了此梦的全部含义，也不能说我的释梦是无懈可击的。我还可以花再多的时间去发现更多的信息，并讨论它所提出的新的问题。我也知道该从何处去寻找新的思路，但是，考虑到我每一个梦的种种情况，我不打算再继续这种解释工作。如果有人说我言犹未尽，我可以劝他做比我更为坦诚的实验。现在我对我自己取得的新认识感到满意。如果我们以这种方法来解释梦，我们会发现，梦真的是有意义的，而不是如某些权威所说只是心灵散乱无序活动的表现。当我们的解释告一段落的时候，我们认识到：梦是一种愿望的满足。496

第三章　梦是愿望的满足

当我们穿过崎岖小径之后，我们眼前突然展现一片高地，这里道路向不同方向延伸，美景尽收眼底。我们不得不停下来，考虑一下我们该选择哪条路。497我们的处境正是如此。现在已做了一个梦的解释。我们觉得面对一个突然的发现而眼前一片光明。梦并不是外力作用于乐器所发出的毫无规律的声响，而是音乐家所弹奏出的声音。[参照第78页]它们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们也不是荒谬的；它们也不意味着我们一部分观念处于休眠而另一部分却醒着。相反，它们是完全有效的精神现象——愿望的满足。它们可以嵌入可认识的清醒心理活动中去。它们是由十分复杂的精神活动所构成。

但是，我们还没来得及感到兴奋就又遇到了一连串的问题。如我们从解释梦中得知，如果一个梦是一种愿望的满足，那么表达满足的突出而又令人困惑不解的形式的来源又是什么呢？它们在变成在我们醒来后仍记起的梦之前都经过了怎样的变化？形成梦的材料的来源又是什么？梦念中所观察到的一些特点的来源又是什么？例如，它们可以互相矛盾的特点等等（参见前面刚提到的水壶的例子）。梦是否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新的心理过程的内容？它的内容是否可以纠正我们白天所思考的内容？

我建议我们暂时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边，继续追寻一条特殊的路。我们知道，梦表达了一种愿望的满足。我们首先关心的问题是，这是梦的一种普遍特征，还仅仅是我们刚刚分析过的那个梦的特征（即伊尔玛的注射一梦）？因为，尽管我们打算证明每一个梦都有一种意义或精神价值，但也不存在每个梦都具有相同意义的可能性，另一个梦可能是恐怖的实现，还可能有些梦的内容只是沉思，也有的只是对记忆的复现。除此以外我们是否还能找到一个表达愿望的梦？或者说所有的梦都是表达愿望的呢？

要证明梦常常是不加伪装地表示一种愿望的满足并不困难，但梦的语言长期不能被人理解倒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例如，我常常做一个梦，就好像一种实验一样。如果我晚上吃了鳀鱼、橄榄或其他很咸的食物，在夜里我就会渴醒，但醒前往往有一个梦，而且内容相似：即我在喝水。我梦见我在开怀畅饮，那水的滋味甘甜无比如清泉一般。当我醒来时我将真的要喝点水。这种关于干渴的梦是我在醒来之后意识到的。口渴便产生了要喝水的愿望，而梦却把这一愿望表现为得到满足了的。在这个过程中，它是在执行一种功能——这种功能是不难勘察的。我睡觉比较沉，不易因一些身体的需要而醒来。如果我能在梦中梦到我在喝水解了渴，那么我一般是不会醒来真的去喝水了。这个梦是一种方便的梦。梦代替了真实行动，在生活中也有这种情况。遗憾的是，我饮水解渴需要的满足，不像我对我朋友奥托和M博士所进行的报复所得到的满足那么令人愉快。但两个梦的意向都是相同的。不久前我的这个梦又有了一些变化。我在睡前就感到渴，于是喝了放在床边桌上的一杯水。几个小时后，在夜里我又一阵口渴，结果给我带来了麻烦，我不得不起来到我妻子床边的桌子上去取水杯，于是我又做了一个与情景十分适合的梦。我妻子把花瓶里的水给我喝，那花瓶其实是我去意大利旅行时带回来的伊特拉斯坎人的骨灰瓮，后来又把它送给别人了。但瓮里的水很咸（因为瓮里有骨灰），这时我醒了。我们可以注意到，梦中一切安排起来都是那么便当。因为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满足愿望，而且全是以“我”为中心。贪图舒适和方便与为别人着想真的是水火不相容的。梦中出现骨灰瓮可能是另一种愿望的满足。我对那个骨灰瓮不再归我所有而感到遗憾，就像那杯在妻子床边的水我却够不到一样。那装满骨灰的瓮还有那嘴里的咸味越来越重，这肯定会使我醒来。498

像这样方便的梦在我青年时期是经常做的。我记得我那时工作至深夜已成习惯，早晨不易早起，我常常梦见我已起床，站在洗脸架旁，可过了一会儿我会发现原来我仍在床上，还在睡觉。我有一个年轻的医学同事，他也有这种早晨睡懒觉的习惯。他曾讲过一个十分有趣而且很有条理的这类梦。他住在医院附近一个公寓里，要女房东每天早晨一定叫醒他，以免上班迟到，可女房东发现这件事做起来可真不容易。一天早晨，他觉得睡得很甜，这时女房东叫他起床：“佩比，快醒醒，该去医院了。”这时他正在做梦，他发现他住了院，病床上还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佩比，医科学生，22岁。”这时他顺口答道：“我已经住进医院了，还用上什么医院？”说着又翻身睡了过去。这样，他就承认了他做梦的动机。499

还有一个梦例，也是实际睡眠中的刺激产生了作用。我有一个女患者，她不得不做一次下颚部位的手术，手术不太成功。医生叫她在下颚的一侧戴上一个冷敷器，而且日夜都不得取下。可是每当睡觉时她就把它扔到一边。一天她又这样做了，医生叫我狠狠说她一顿。“这回我可真不是故意的，”她回答说，“这是因为我昨天夜里做了个梦，梦见我坐在剧院的包厢里，看剧正看得来劲。但是住在私人疗养院的卡尔·迈尔先生却抱怨他的下巴痛得厉害。我想，既然我的下巴不痛，又何必戴这玩意儿！于是我就把它扯下来扔了。”这位可怜人的梦正体现了人们在不愉快的场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该说我能想出一些比这更令人愉快的事来。”这个梦正是描绘了一个更令人愉快的事情。而她疼痛转嫁给了那个叫卡尔·迈尔的人，只是她当时能想起的一位她所熟悉的年轻人。

梦是愿望满足这种情况，在我所收集的其他正常人的梦中，也是同样常见的现象。我的一位知道我这一理论的朋友也把它告诉了他的妻子，一天他对我说：“我妻子叫我告诉你，她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来了月经。你说说看，这是什么意思？”我的确能猜到是怎么回事：一个已婚的年轻妇女梦见她来月经意味着她希望来月经。我完全可以相信她希望在担负起做母亲的责任之前能有再长一些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这就是在明白地宣布她已经怀孕了。还有一位朋友写信告诉我他妻子做了一个梦，梦见她的内衣前襟上有奶渍。这也是说明她怀孕了，但不是第一胎，这位年轻的母亲希望第二个孩子能比第一个孩子有更多的奶吃。

一位年轻妇女因为护理一个患传染病的孩子一连几个星期没有参加社交活动。孩子康复之后，她做了一个梦。她参加了一次晚会，在那里她遇见了阿尔冯斯·都德、保罗·布尔热以及马尔赛·普雷沃斯特；他们对她都很友善，而且十分开心。这些作家都很像他们的肖像，只有马尔赛·普雷沃斯特，她也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画像；而且他有点像……前天来病房消毒的防疫官员，这是她多天来见到的第一位来访者。因此，这个梦可以翻译为：“现在该是停止长期护理工作来进行一些娱乐的时候了。”

这些例子足以表明，作为愿望满足或在表面就不加伪装地表示一定意义的梦在各种不同情况下是十分常见的。它们都是一些短小而简单的梦，这与混乱纷繁的梦形成一种对比，引起学者权威注意的主要是后一种梦。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先在简单的梦上短暂停留一会儿。我们希望找到那些儿童所做的、形式上非常简单的梦，毫无疑问，他们的精神活动要比成年人简单。正如研究低等动物的结构或发展有助于理解高等动物一样，儿童心理学的研究也一定有助于对成人心理学的理解。但至今还很少有人利用儿童心理学来达到这一目的。

幼儿的梦常常是纯粹的愿望满足500，但在这种情况下501，与成年人的梦相比又显得没有多大意思。它们提不出任何需要解决的问题。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在证明梦的基本性质即梦是愿望满足这一点上，却又是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我曾从我自己孩子那里收集了一些这类梦的材料。

我必须感谢1896年夏天我们去一个可爱的乡村赫尔斯泰特502的旅行，在那里我得到两个梦，其中一个是我女儿做的，她当时8岁半，另一个则是我儿子做的，他当时5岁零3个月。但事先我得说一下，我们原来在奥西附近的山里度夏，从那儿我们可以在晴天看到达奇斯坦山的秀丽景色。山上的西蒙尼小屋可以用望远镜看到。孩子们常常这样用望远镜来看它（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看清楚没有）。在出发旅行之前我曾告诉孩子，赫尔斯泰特就在达奇斯坦山的山脚下。他们十分兴奋地期待着这一天。我们从赫尔斯泰特爬上埃契恩塔尔山，一路上不断变化的景色使孩子们十分高兴。但是不久，5岁的儿子有些不耐烦了，每看到一座山他就问这是不是达奇斯坦山，而我每次都得说：“不，这只是它下面的一座小山。”这样，几次以后，他就再也不做声了，甚至干脆拒绝同我们一起去一个陡坡上看瀑布。我想他一定是累了。但第二天一早他就满脸高兴地跑来说：“昨天晚上我梦见我到了西蒙尼小屋。”我这时明白了。当我们谈论达奇斯坦山的时候，他期待着在我们去赫尔斯泰特旅行中爬山时能离得小屋近一些，他们在用望远镜看它时曾谈论过许多关于小屋的事。所以当我们用小山、瀑布等东西去搪塞他时，他感到很失望，所以显得无精打采。而这个梦就成了一种补偿。我想知道一些这个梦的细节，但其内容都十分空洞：“你得爬6个小时的山路。”——这全是他从别人那儿听来的。

这次旅行也激起了8岁半的女儿的一些愿望，这些愿望也只能靠梦来实现。那次我们也带了邻居的一个12岁的儿子一起去赫尔斯泰特。这个男孩已长成了一个风度翩翩的小伙子，对小姑娘已有吸引力。第二天一早，她告诉我说：“真是有趣！我做了个梦，梦见埃米尔成了我们家的人，也管你们叫‘爸爸’，‘妈妈’，像男孩子一样同我们睡在一个大屋子里。后来妈妈进来扔了一大把巧克力糖在我们床下，糖上包着蓝色和绿色的纸。”她的弟兄们当然没有释梦能力的遗传，所以自然跟着那些权威们的观点说，这都是胡说。但这个女孩自己至少对梦的一部分做了辩护，而且从神经症理论来看，可以知道是为那一部分的辩护。“当然，埃米尔是我家人这一点是胡说，但是巧克力糖的事儿可不是胡说。”也正是这一点我不知道是为什么，这时她的妈妈做了解释。在从车站回家的途中，孩子们在一个自动售货机前停下了，他们已习惯于从机器里买出那种类型的巧克力，包着光闪闪的锡纸。所以，这次他们也希望买一些，但是他们的母亲却认为今天他们的愿望都已满足了，还是留下来一个到梦中去满足吧。我本人却没有注意这件事情。但是对被我女儿没有说出的那部分梦我却是明白了，我本人曾听到那个举止端庄的男孩告诉他们俩，要等等爸爸妈妈跟上来再走。这个小女儿就把这种临时性的亲属关系当成了永久性的关系了。对于她的情感来说，尚不足以勾画出超越梦中那种兄弟关系的任何其他形式的关系。但对于为什么会把巧克力糖扔在床下，如果我不问她，我是不可能知道的。

我的一位朋友也曾向我报告了一个与我儿子十分相似的梦。梦者是一个8岁的小女孩。她的父亲带着几个孩子步行去维也纳附近的多恩巴赫山区看洛雷尔小屋。但因动身太晚只得中途返回，但答应孩子下一次一定补上，以不致使他们太失望。在他们回去的路上，他们看到一个标明去哈密奥的路标，孩子们提出去那里也行；但父亲还是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并也许诺下次再说。第二天一早，这个8岁的女孩十分满意地对父亲说：“爸爸，昨天夜里我梦见你和我们一块儿去了洛雷尔小屋和哈密奥。”她已急不可待地事先完成了她父亲的许诺。

还有一个这样直截了当的梦，那是我另外一个女儿被奥西的美丽风景所唤起的梦。那时她才3岁零3个月。她第一次穿越奥西湖，但在湖上的时间太短了，所以下船时她不肯下去，而且哭得挺伤心。第二天她说她做了个梦，在梦里她又去了湖上。但愿她于梦中在湖上待的时间更长一些。

我8岁的大儿子已经能把幻想在梦中变成现实：他梦见他同阿喀琉斯同乘一辆双轮战车，为他们驾车。原来是前一天他的姐姐送他一本《希腊神话》，他读完之后兴奋不已。

如果把儿童的呓语也算在内的话，我可以举出一个我所有梦例中年纪最小的孩子的梦。我最小的女儿在19个月的时候，一天早晨她呕吐不止，一天也没吃东西。饿了一天之后，她夜里高兴地在梦中喊道：“安娜·弗（洛）伊德，草莓，野（草）莓，煎蛋（饼），布登（丁）。”那时，她总是习惯上先说出自己的名字，然后再说想要什么东西。她梦中说出的一大串食物的名字一定是她最想吃的食物。“草莓”一词她重复了两遍，而且有一定变化，实际上是表示对家庭中卫生习惯的抗议。它是依据这样一个背景，她的保姆把她身体有时的不舒服归咎于草莓吃得太多。因此她在梦中就表示出对这不受欢迎的判决的不满。503

虽然我们认为儿童期因没有性欲而非常快乐，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两大本能的另一个方面也能提供大量的失望和不足，并因而构成做梦的有效刺激物。504下面就是这种情况之一例。我的侄儿今年22个月，大人叫他在我生日那天给我祝贺生日，并送我一小筐樱桃作为贺礼，但每年的那季节樱桃还没有上市。他似乎感到这项任务并不好完成，因为他总是叨咕着“樱桃在里面”，可就是不把手伸出来递给我。不过他提出一个补救的办法。他有个习惯，每天早晨都告诉他母亲他梦见了“白兵”——他曾在街上羡慕地看着一个身穿白斗篷的军官。在他奉献生日礼物的第二天一早醒来时，他十分愉快地说：“赫尔曼把樱桃吃完了。”这个消息显然是从梦中得来的。505

我不知道动物都梦到什么。但我一个学生所说的一个谚语却引起了我的注意，谚语是：“鹅梦见什么？它梦见玉米。”506关于梦是愿望满足的理论整个都包含在这两个谚语之中。507

可以看出，在这样一些语言中我们都可以很快证实我们关于梦的隐义的理论。不过，普通语言对梦时有贬义（如“梦是空谈”这句话似乎就是对梦的科学评估的支持）。但从总体上看，有关梦的日常语言离不开表达愿望的满足。如果事实超出意料之外，我们会兴奋地说：“这件事我连做梦都没想到。”508

第四章　梦的伪装

如果我继续坚持主张每一个梦都是愿望的满足，即除了表示愿望的梦以外别无他梦，肯定会招致强烈反对，这我早就知道。

人们会告诉我：把一些梦看作是愿望的满足，这一点也不新鲜。一些权威们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了。这可以看拉德斯托克（1879，第137页以下）、沃凯尔特（1875，第110页以下）、普金耶（1846，第456页）、蒂茜（1898，第70页）、西蒙（1888，第42页，关于特伦克男爵被囚禁时挨饿的梦）以及格雷辛格尔（1845，第89页）的一段论述。509但是断言除愿望满足的梦之外别无他梦只是更为不公正的普遍看法，尽管所幸的是它仅是一个不难驳倒的问题。毕竟，许多梦只包含了令人不快的主题，而并没有愿望满足的迹象。悲观主义哲学家爱德华·冯·哈特曼是最不赞同梦是愿望满足这一理论的了。他在《无意识哲学》（1890，第2卷，第344页）中写道：“当我们入梦时，我们感到生活中的一切烦恼都进入我们的睡眠，而唯一不能进入梦乡的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得到科学和艺术的乐趣。”但即使是不那么悲观的观察者也发现，痛苦和不愉快的梦比愉快的梦更为普遍。例如肖尔茨（1893，第57页）、沃凯尔特（1875，第80页）和其他一些人都持此看法。的确，两位女士弗洛伦斯·赫拉姆和萨拉·韦德（1896，第499页）根据对自己梦的观察曾列举了数据，统计出不愉快梦所占优势地位。不愉快的梦占57.2%，而愉快的仅占28.6%。除了这些把生活中的各种不快带入其中的梦以外，还有一些焦虑梦。梦中充满不愉快的情绪，一直到把我们弄醒。其中最普通的焦虑梦者是少年儿童。510你却把他们的梦描写为不加伪装的愿望满足。

焦虑梦看上去似乎的确使我们不能作为总的命题来断言（根据上一章所引）梦就是愿望的满足，实际上，它们也把任何这类命题看作是荒谬的。

不过，要对这些看似结论性的反对意见予以反驳，却不是很困难的。只需注意一下这个事实，即我的理论并非基于对梦所显示的内容，而是基于利用梦的解释工作去揭示隐在梦后的思想。我们必须对梦的显意（manifestcontent）与隐意（latentcontent）进行对比。毫无疑问，有些梦所显示的内容是十分令人沮丧的，但是否有人对它的内容进行过解释，揭示隐在其后的思想呢？如果没有人做过，那么，反对我的观点的两种意见就站不住脚。仍然可能的是，焦虑梦与不愉快的梦一经解释，结果也是一种愿望的满足。511

我们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有时会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这时，我们不妨沿着原来问题的思路再寻找另一个问题去解决，就如一个核桃不好剥去硬壳，把两个放在一起反而更容易一样。这样，我们不仅面对“沮丧的梦和焦虑的梦怎么可能也是愿望的满足”这一问题，经过反思，我们还会再增加一个问题：“梦的那些证实为愿望满足的无关紧要内容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表现出它们的意义？”例如，我曾做过很长分析的那个关于伊尔玛注射的那个梦，其内容并不是沮丧性的，但其解释结果却向我们展示了愿望满足的性质。但为什么非得需要解释不可呢？为什么不能直接说出它意味着什么呢？乍一看去，伊尔玛注射的梦并没有给我们留下梦者有什么愿望要满足的印象，我的读者不会有此印象，就是我本人在分析之前也没有发现这种迹象。我们且把梦需要解释这种做法称作“梦的伪装现象”，接着我们就可以有第二个问题：梦的伪装现象的根源是什么？

我们可以有几个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例如，在睡眠中我们没有直接表达梦念的能力。但对一些梦的分析又迫使我们采纳梦的伪装这另一种解释。我再以自己的梦做一个范例。这使我不得不再次暴露我有失检点的行为，但如能把问题说得清楚，也可以看作我个人牺牲的一点补偿。

前言——1897年春天，我听说我们大学的两名教授已推荐任命我做临时教授512。这一消息令我又惊又喜，因为这说明两位杰出人物对我的承认，这里丝毫不涉及个人情感问题。但是我立刻警告自己千万别抱太大的希望。在最近几年里教育部根本不考虑这类推荐，我的同事中有好几个年纪比我长而造诣与我不相上下的都空等了几年。我没有理由相信我比他们更幸运，因此我对此事抱听天由命的态度。对于我自己，我知道我没有野心，即使没有什么头衔，我照样对我的成功感到满意。此外，我也不想评论葡萄是甜还是酸，因为它们挂得太高了。

一天傍晚，我的一位朋友来访，我一直把他视为我的前车之鉴。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都作为教授的候选人。教授头衔在我们社会对病人来说，就如半人半神的人物一样。他不像我那么对此事听之任之，而是不时地去教育部办公室，希望尽早实现任命。就在来访我之前，他还去了部里，他告诉我他把部里的一位高级官员逼得走投无路，一针见血地问他，他的迟迟不任命是否出于教派考虑，答复是：鉴于目前的情绪，阁下目前提升此职不合时宜，云云。“至少我知道我目前的处境”，我的朋友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对我已不算是新闻，尽管这更让我对此事抱听其自然态度。因为所谓教派考虑，对我也不例外。

就在他来访的第二天一早，我做了如下一个梦，其特殊之处在于其形式。它有两个思想和两个形象，每个思想后都跟着一个形象。在此，我只能向读者报告梦的第一个部分。因为第二部分与我在这里讨论这个梦的目的无关。

1.……我的朋友R是我的叔叔，我对他感情深厚。

2.我望着他的脸，有点变形，似乎有些变长了，黄色胡须历历在目。

接着又有两个片断，此处略而不谈，这两个片断也是一个思想续以一个形象。

此梦解释如下：

早晨我想到这个梦，我笑道：“这个梦真是胡说八道。”但这个梦却始终萦绕在脑海里，挥之不去。直到晚上我开始责备自己：“如果你的患者在解释自己的梦而一无所获并说这只是胡说八道，你一定会批评他，并怀疑梦中隐含一个不愉快的事情，他企图对之加以回避而不加意识。对待你自己也该用同样的办法。你认为梦是胡说八道，意味着你内心有一种不愿解释的倾向。你不能就这样算了。”于是我开始了解释工作。“R是我的叔叔。”这是什么意思？我只有一个叔叔，那就是约瑟夫。关于他有一件令人不愉快的故事。有一次（30年前）他急于挣钱，结果卷到一宗非法的交易之中，因此受到法律的严惩。我父亲为此而悲伤，几天之中头发都变得花白了。我父亲总是说叔叔约瑟夫绝不是坏人，而只是头脑简单而已。他就是这么说的。这样，如果梦中我的朋友R就是我的叔叔约瑟夫，那么我的意思是说R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这实在难以置信，且令人不愉快——但还有我梦中看到的脸，是个长脸而且长满黄色胡须，我叔叔的脸的确如此，长脸配上黄须，很漂亮。我的朋友R原来是很黑的须发。但当黑须发的人变得花白时是以丧失青春神色为代价的。他们的黑色须发一根一根地变得花白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变化，先是红棕色，然后又变得黄褐色，最后才是灰白色。我的朋友R当时正经历着这样的变化过程。很凑巧，我当时也是如此，所以我也感到这种令人不快的情绪。我梦中见到的脸既是朋友R的脸，也是我叔叔的脸。正如高尔顿复合照相法为了使家庭成员之间相似性突出，高尔顿常用一个底片照几个面孔[1907，第6页以下，以及第221页以下]。所以，我可以肯定，我确实是说我的朋友R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就像我叔叔一样。513

我仍然无法知道这种对比的目的又是什么，所以我继续冥思苦想。但进展并不大，因为我的叔父是个罪犯，而我的朋友R却为人无可指责……只是有一次他骑自行车撞倒了一个小孩而被罚过款。难道我想到的是他的这次过错吗？这又似乎是对上述对比的一种嘲笑。这时我突然想起几天前我和朋友N在街上的一次谈话。他也被推荐晋升教授，在他听说我也有同样的荣幸时，就向我表示祝贺，但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说：“你是最不该向我开这种玩笑的人了，因为以你自己的经历体验，你知道这种推荐有什么价值。”“那也难说。”他答道，但有点开玩笑的样子。“我是绝对不行了。你知道，有个女人到法院把我给告了。我不必让你相信这个案子已被驳回。那完全是一个无耻的敲诈，我很难使原告免受法律的制裁，但是这件事部里肯定会用做不批准我晋升的借口。而你就不一样了，你的人格无可指责。”这就告诉了我谁是罪犯，同时也告诉了我梦该怎样去解释。我的叔父约瑟夫代表了我的两个同事，他们没有晋升为教授，其中一个头脑简单，而另一个则涉嫌犯罪。我现在也明白了他们为什么以这种形式来呈现。如果我的朋友R和N都因“教派”的原因而未被提升，那么，我的晋升也同样成了问题。如果我的两个朋友不能晋升有与我不相同的理由，那么，我晋升的希望还是有的。这就是我梦的程序：首先让其中一个即R成为头脑简单的人，而另一个即N让他成为罪犯，而我既不傻又没犯罪，因而我们之间就没有共同之处了。于是我就可以庆幸我的提升，可以避开当局给R所下的不幸结论。

但是我感到应继续分析这个梦，我尚未取得满意的结果。我为贬低我所尊敬的两位同事以求得晋升教授时所抱的轻松心情而感到不安。但我认识到我梦中行为所表现的价值时，我对自己的不满也就消失了。我准备不顾一切地否认我真的以为R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以及我真的不相信N对敲诈一事的解释。我也真的不再相信伊尔玛病情转危是由于奥托注射丙基。在两个梦例中，我的梦所表达的只是我的愿望，即事情可能就是如此。我的愿望在梦中得到满足这一观点在后一个梦例中听起来比在前一个梦例中更少些荒谬性，它在梦的建构中更巧妙地利用了客观的事实，就如精心编排的一个诽谤之词，让人相信“其中自有道理”。因为在学校里有一位同行教授投了反对R的票，而我的朋友N又在无意中向我提供了正中下怀的材料。但无论如何，这个梦似乎还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我于是又记起梦中还有一个片断尚未触及到。梦中，当R是我的叔父这一观念产生后，我对他有了一种亲切温暖的情感。这种情感又是从何而来呢？我平时对叔父约瑟夫并没有任何情感而言，而我却很喜欢我的朋友R，而且对他多年来心怀敬意。但是如果我走到他面前把梦中的情感向他表白，他一定会感到大吃一惊。我对他的情感显得不真实、太夸张——就如我对他的智力素质的判断一样。我把他的人格与我叔叔的人格掺合到一起了，虽然这种夸张是逆向的。但此时又有一种新的启示触发了我。梦中的情感并不属于隐梦，不属于梦后所隐藏的思想。这一情感与隐梦恰相对立，而且企图掩盖对梦的真正含义的解释。大概这正是梦存在的真正理由。我回想我是怎样不愿意对这个梦进行解释的，我又把这件事拖了多久，以及我又是怎样说这个梦是纯粹的胡说八道。我的精神分析治疗告诉我，这种否认态度本身就需要分析解释一番。这虽然没有判断价值，但却是一种情感表达。如果我的小女儿不想吃苹果，那么你如果给她，她可能说苹果酸，其实她根本没尝一口。如果病人表现也像这孩子一样，那我便知道，他们正与某一试图加以压抑的观念有关。我的梦也是如此，我不想解释它，是因为这个梦包含了一些我一直所要压抑的东西。在我已完成解释之后，我便知道了我一直要压抑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R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这一论断。我对R的那种情感不可能是从梦的隐患中产生出来的，而是来源于我对梦的压抑。如果我的梦在这方面进行了伪装而不同于原来的隐梦——并伪装成它的对立面——那么梦中所表示的情感应服务于这种伪装的目的。换句话说，这种情况所表示出来的伪装是十分巧妙的，是掩饰的一种手段。我的梦念包含了对R的诽谤；而且为了让我也不注意到这一点，梦中还出现了与之相反的情况，即对他充满了情感。

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有普遍有效性的发现。的确，在第三章中我们所举出的例子中，有一些梦毫无伪装地表示一种愿望满足。但在那些愿望满足不易认出的梦例中（即已伪装了的）则一定存在着一种提防这种愿望表达出来的意向。而且，由于这种提防，除非以伪装的形式，否则愿望便不能加以表达。我试图在社会生活中寻找一个与这种心灵深处的事件相对应的情况。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到哪儿去寻找这类似的伪装呢？只有当两人彼此有关系时，其中一人有一定权力，而第二个人又非得依靠这种权力时，这种情况的第二个人就可能伪装他的实际行为，或我们可以说，将做一些掩饰。我每天所表现出来的礼貌谦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类伪装的一种。当我向我的读者解释我的梦时，我也不得不做类似的伪装。诗人抱怨这种伪装的必要性：

能贯通的最高真理，却不能对学生直说出来。514

那些要写一些令当局不愿看到的事实真相的政论作家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如果他们不做一些掩饰，那么当局就会压制他的言论，如果他是口头发表则事后要受到制裁，如果是以印刷形式则不等它出版就被封杀掉。作家必须警惕这种稽查（censorship）。515因此他必须语调温和，所表达的手法也必须经过一番改装。他发现不得不根据稽查作用的宽严、敏感程度来约束自己进攻的方式，有时用暗喻而不用直接推论，有时还必须采取故作天真的姿态，以避免制裁。例如，他可以以两个中国满清官员在争辩的形式暗指本国两位官员的争辩，而明眼人一读就会心领神会。稽查作用越严厉，其伪装手段就越应广泛，而让读者体会真意的手段也就越要高明。516

稽查现象和梦的伪装在细节上相同这一事实向我们证明，它们是受相同因素决定的。我们可以因此假定，个体的梦都是由两种精神力量的作用而赋予它们的形式（这两种精神力量我们也可以描述为流或系统）。其中之一构成梦所表达出来的愿望，而另一种力量对梦愿望施行稽查，而正是这种稽查的使用迫使梦在表达愿望时采用伪装的形式，仍有待于追问的是行使这种稽查作用的第二种力量的性质如何。我们还记得，在对梦做分析之前，潜隐的梦念是不被意识到的，而梦所显示的内容是有意识的、被记忆的，因此，如果假定第二因素所享有的特权是允许思想进入意识之中，这似乎是合理的。看来，不通过第二种因素，什么东西也不可能从第一个系统进入到意识中去。而第二个因素又行使自己的权利，把寻求进入意识的思想改变为它认为合适的形式。这样，我们对意识的“实质”也就取得了明确的概念：我们把事物变成意识的过程看成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它有别于、并独立于形成表象或观念；我们把意识看作一种感观，它感知来自别处的资料。可以看出，这些也是心理病理学所不能缺少的基本假定，对此，我们将于下文详加考察。（见第七章，尤其是第六节以后。）

如果对两种因素和它们与意识的关系的描述可以被我们所接受，那么，我在梦中对R有一种特殊感情而在醒后的解释中又对他如此无礼，这种情况就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类似之处。让我们设想一个斗争中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一方面是统治者维护自己的权力，而另一方面有着觉醒的公众舆论。人民反对不得人心的官员并要求他下台，而统治者为了表示他无视群众的愿望，不但不撤去其职务，反而在这一时刻又把该官员加以提升，并给予更大的权力，尽管也没有什么真正的理由值得他这样做。我的第二因素也有这种情况，它控制着对意识的接近，并因一种过分的情感把我的朋友R突显出来，就是因为愿望的冲动属于第一因素系统，由于自身的一些特殊原因而有意把他说成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517

这些考虑可以让我们感到，释梦可以使我们得到一些从哲学上所不能得到的关于我们精神机制结构的结论。目前我不想沿此思路深入讨论下去[第七章时再继续讨论]，而是在弄清梦的伪装这件事之后再回到我原来讨论的问题上去。原来的问题是，令人不愉快的梦的内容是如何通过愿望的满足来解决的。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如果梦出现了伪装，如果令人不快的内容的作用只是为了去掩饰一个欲求的对象，那么，这种解决是可能的。要记住我们存在两种因素的假定，我们可以进一步说，令人不快的梦的确包含了对第二因素来说是令人不快的一些东西，而正是这些内容同时为第一个因素实现了愿望。如果说每一个梦都是源于第一个因素，那么一切梦都可是表示愿望的梦。而第二个因素对于梦来说是防卫性的，而不是创造性的。518如果我们仅限于考虑第二因素对梦的作用，我们永远也不会理解梦，一些权威们在观察梦时所注意到的难题将无法解决。

梦具有表达愿望满足的神秘意义，这必须通过每一个具体梦例的分析才能得到新的证明。因此，我将选择一些含有令人不愉快内容的梦，并对它们进行分析。其中有一些梦是癔症患者的，所以有时还要离开本题去探讨癔症特征的精神过程。这就需要一个较长的前言。但为了证明我的理论，这样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参看第104页]。

上文[第100页以下]已指出，在我对一个精神神经症患者进行分析治疗时，我们之间必定要讨论他所做的梦。在讨论过程中，我必须对他做各种心理解释，以了解他的症状。结果我常常受到患者的无情反驳，其程度绝不亚于我的同行们。我的患者必然会反对我关于梦是愿望满足的说法，下面就是几个这样反驳我的梦例：

一个聪明的女患者说：“你总是对我说，梦是愿望的满足。那么，我要告诉你一个截然相反的梦，在梦中我的愿望并没有得到满足，这用你的理论又如何解释？梦是这样的：

我打算举办一次晚宴，但家中只有熏鲑鱼，其他食品都没有。我想出去买些东西回来，但想到这是星期六下午，所有的店铺都关了门。接着我又想打电话订一些菜送上门来，但电话又出了故障。因此，我只好放弃了办晚宴的打算。

我回答说，当然，分析是唯一能确定梦的意义的方法。虽然乍一看，这个梦是明显而连贯的，且与愿望满足相背，“但是是什么引起了这个梦？我知道，梦的诱因常与前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有关”。

分析——我病人的丈夫是个很诚实、能干的肉商，前一天他说他越来越胖，该减肥了，于是决定每天早起，做晨练，遵守严格的饮食规定，更重要的是拒绝一切晚宴的邀请。——说到这儿，她笑着补充说她丈夫在他常常用午餐的地方结识了一位画家。这位画家强烈地要他允许画一幅他的肖像，因为他从未见过这样富有表情的面孔。她丈夫以一种十分直率的态度答应了这位画家，说他十分感谢，但是他心里明白这位画家宁可去画一个女郎的一半屁股也不愿去画他的整个脸。519她很爱丈夫，而且常同他开玩笑。她也曾求他再不要给她鱼子酱。

我问她这是什么意思，她说她有很长一段时间很想吃鱼子酱三明治，可又舍不得花钱。当然，如果她向她丈夫提出这一要求，她丈夫会立即给她买来。但是，正相反，她让他别给她买鱼子酱，这样她可以继续拿他来取笑。

这个解释我听起来认为不够说服人。这种不充分的理由常常掩盖着没有承认的动机。它们使我们想起了伯恩海姆的催眠患者。当一个患者接受催眠后的建议，并被问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时，他没有回答不知道，而说他感到不得不编造出一个明显不令人满意的理由。我的病人与鱼子酱之间无疑存在着与此相似之处。我可以看出，她是在现实生活中被迫编造出一个未被满足的愿望；她的梦表达了这个没有得到满足的愿望。但是她为什么要坚持一个未得到满足的愿望呢？

她所产生的联想尚不足以解释这个梦。我要她再说一些。稍停一会儿后，就好像要克服一种阻力，她继续告诉我在那天的前一天，她去访问了一个女朋友。她承认她很忌妒这位女友，因为她（我的病人）的丈夫总是称赞她。幸亏她的这位朋友长得很瘦，而她丈夫更喜欢丰满的体型。我问她都对她那个瘦朋友说了些什么。自然，她回答说谈到那个女士希望长得丰满一些的愿望。她的朋友还问道：“你什么时候打算请我们再吃一顿饭？你的饭菜总是那么可口。”

现在，这个梦的意思清楚了，我可以对我的病人说：“其实，在她要你请客时，你是在对自己说，‘想得倒好！我请你到我家吃饭，吃胖了好更能勾引我丈夫。我才不再搞什么晚宴呢！’这个梦说的是你不能搞晚宴，这就满足了你不想帮助你的朋友长得丰满的愿望。你丈夫为了减肥而决定不接受任何赴宴的邀请也使你明白了一个事实，即一个人在别人家的餐桌上会吃胖的。”现在除了证实这个结果的某些巧合外，一切都清楚了。梦中没有得到解释的还有熏鲑鱼。我问她：“熏鲑鱼是怎么入梦的？”她回答说：“噢，那是我女友最喜欢的佳肴。”我碰巧也认识所谈及的女士，她的确舍不得吃熏鲑鱼，就像我的这位病人宁可省钱不去买鱼子酱。

这同一个梦还可以有另一种更为精妙的解释，如果我们把一些附加的细节考虑进去，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这两种解释是互不矛盾的，但是两者都基于同一基础，同时可以证明梦同其他心理病理结构一样，有着不止一种意义）。大家一定会记得，我的病人在梦中放弃一个愿望的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也试图放弃一种愿望（鱼子酱三明治）。她的女友也表示了一种愿望（即变得丰满一些），因此，我的病人梦见女友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是一点不奇怪的。因为我病人自己的愿望就是，她女友的愿望（增加体重）不应实现。而代替这一点的是她自己的愿望没有实现，这样这个梦就获得一个新的解释，如果我们假定梦中的那个人并不是她自己而是她的朋友，即以她自己代替了她女友的位置，或，我们也可以说，她已把自己“等同于”女友了。我相信，实际上她已经这样做了。她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愿望得不到满足，正是这种“同一性”的证明。

那么什么是癔症同一性（hystericalidentification）呢？这个解释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同一性是癔症症状形成机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可以使一个病人在症状中不仅表示出他自己的体验，也表现出许多其他人的体验，就如在一出戏里，一个人担任众多角色一样，感受着众人的痛苦。人们会告诉我说这不过是常见的癔症模仿，即癔症能模仿其他人的症状的能力，以引起别人的注意——同情，似乎已强化到再现的程度。不过，这只是告诉我们癔症模仿的心理过程。这条道路与沿其发展的精神活动还有不同。后者比一般癔症模仿更为复杂一些，它在于潜意识的推论。可以通过下例说明。假如一位医生给一位女患者治疗，她患有一种特殊的抽搐病，她与其他一些病人住在同一个病房里。如果一天早晨这位医生发现房间病人都模仿这种癔症抽搐，他并不感到奇怪，他只是说：“其他的病人看见之后模仿而已，这是一种精神感应。”这的确不错。但精神感应是这样发生的。一般说来，病人之间的互相了解比医生对他们的了解更多。当医生查房之后，他们就关注其他病友。比如有一天一个病人突然发了病，别人很快就可以得知，这是由于一封家信或不幸的婚恋或其他事情引起的。他们的同情心被唤起，并得出如下推论，尽管它不能进入意识：“如果像这样一个原因就可产生如此的发作，那我也会犯病的，因为我的情况也一样。”如果这种推论能够进入意识，就会产生对这种发作的恐惧。然而实际上，这种推论是在不同的精神领域发生的，结果，恐惧的症状便真的产生了。因此，这种同一性并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成了在同病相怜基础上的同化作用（assimilation）。它表现为一种类似性，是由留存在潜意识中的共性因素所引起。

同一性在癔症中常常用来表示一种共同的性因素。一个患癔症的妇女在症状中最容易（尽管不是唯一的）把自己等同于那些与她有性关系的人或是同这些男人发生过性关系的其他女人。在语言中我们常说的两个恋人“宛如一人”就是这个意思。在癔症幻想中，就像在梦里一样，患者只要有性关系的思想而不一定真的发生性关系，同一性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我正在进行分析的那位患者正是遵循这样表达思想的方式去表达对她女友的忌妒（她自己恰好也认为是不公正的），便在梦中以她自己取代了女友，并以自己等同于她而编造出一个症状——放弃的愿望。这一过程可以描述如下：我的患者在梦中把自己放在了她朋友的位置，因为她朋友正在替代她同她丈夫的关系，还因为她想代替她的女友而取得丈夫对她的好评。520

我的另一位女患者（在所有我的梦者中最聪明的一个）做了一个与我的梦理论相对立的梦，但是很容易就解释清楚了。其方式是这样的：即一个愿望的未满足意味着另一个愿望的满足。一天，我正向她讲解梦是愿望的满足。第二天，她告诉我一个梦，梦中她与她的婆母要一起去乡下，并打算在那儿度假。现在我知道她最不喜欢在婆母身边度过这个夏天，几天前她为避免与婆母住得太近而在离她们度假地很远的一个度假村租了个房子。现在她还没有满意地解释这个梦：这不是与我关于梦是愿望满足的理论背道而驰的吗？毫无疑问，为了解释这个梦，我们必须沿着梦的逻辑顺序进行。这个梦表明我是错的。因此我的错误正是她的愿望，她的梦表示她的愿望已得到了满足。但是她希望我是错的，这一愿望在与度假相关的事情上得到了满足，它实际上与另一件更为严重的问题相关。因为大约在同时，我已从对她进行分析的材料推论出，在她生活的某一阶段一定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这件事严重地决定了她的病。她否认这一点，她说一点也想不起来有什么事发生过。但不久证实我是对的。于是她希望我发生错误的愿望在梦中转换成同婆母一起去度假这件事，以引来满足她有充分、合理的理由这一愿望：她最初意识到的事件从未发生过。

我大胆地解释（没有任何分析，而只是猜想）一个小的插曲。这件事发生在我的一位朋友身上，他与我同班一直到中学毕业。一天他听了我一次小规模讲演，讲述我关于梦是愿望的满足这一新观点。他回家后做了个梦，梦见他（他是个大律师）在所有的辩护中都失败了。他事后用这个梦来反驳我的观点。我只是避开这个问题说了一句，一个律师不可能全部是胜诉的吧。但我心里想：“我们同窗八载，我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遥遥领先，而你不过始终在中等生上下浮动而已。他很难不产生这样的愿望：（在离开学校之后）我总有一天会一败涂地。”

还有一个悲惨的梦，是我一个病人做的，也与我的理论相左。

这个病人是位年轻女子。她说：“你可能会记得我姐姐现在只有一个孩子了，那就是卡尔。她的另一个大些的男孩奥托在我还和她一起生活时就死去了。我很喜欢奥托，他几乎是我给带大的。对他的弟弟我也喜欢，但不如对奥托更好。昨天夜里我梦见卡尔在我眼前死去，他躺在一个小棺材里，双手交叉，周围全是蜡烛，就像当年小奥托死去时一样，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现在请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了解我的，难道我那么恶毒希望我姐姐把剩下的这个孩子也失去吗？或者这个梦意味着我希望的是卡尔，而不是我更为喜欢的奥托死去吗？

我向她保证，这后一种解释是不可能的。沉思片刻之后我给了她一个正确的解释，她后来也承认了这个解释。我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我对这位患者从前的历史有全部的了解。

这个女孩幼年丧失父母成为孤儿，由比她大得多的姐姐抚养成人。在去过她姐姐家的朋友中，有一个男人曾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段时间他们之间的这种难以被人们所接受的关系有导致婚姻的可能性，但由于姐姐的干涉而没有什么结果，究竟出于什么动机，她的姐姐也没有说过。从那以后，那个男人再也没有来访；于是她就把情感转到小奥托身上。小奥托死后不久，她就开始独立生活，但始终未能走出对姐姐家的那位朋友的情感。她的自尊心使她躲避他。但她的爱却从没有转向后来的其他求爱者。他成了她的感情对象。他是一个文学教授，每当他要做一次讲演，她一定要去听；她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远远看他一眼的机会。我记得她曾告诉我前一天那位教授要去参加一个专场音乐会，她也想去，这样就可以再一次看到他。那正是梦的前一天，而音乐会就在她说出她的梦的那一天。这就很容易使我构筑起我对梦的正确解释。我问她能否记起在小奥托死之后发生过什么事。她立刻回答说：“当然，教授在相隔很长时间之后又来访，就在小奥托的棺材旁，我又一次见到了他。”这正是我所期待的。于是我这样地给梦释义：“如果现在另一个孩子也死了，还会发生相同的事，你要同你姐姐待在一起，而教授肯定会来致哀，于是和上次一样，你又可以在同一环境下见到他。这个梦只不过表现你要再次见到他而已，这个愿望一直在你心里挣扎着。我知道今天你有一张音乐会的入场券，你的梦是一个急切的梦，它在你今天能见到他前几个小时就事先发生了。”

为了掩饰她的愿望，她显然选择了一种愿望通常受到压抑的场景，即人们如此悲痛而无心想到爱的场景。但这个梦还是完全地再现了真实情景，她站在她所钟爱的孩子的棺木前，也仍不能抑制对这位长久未见的访问者的脉脉柔情。521

另一位女患者的相类似的梦却有不同的解释。当她年轻时，她才智敏捷、性情开朗活泼，现在这种气质也依然在治疗期间所发生的观念所联想中隐约可见。在一个长长的梦中，这位夫人似乎看到她的15岁独生女死了，躺在一个“木箱”（case）中。尽管她自己也怀疑“木箱”的一些细节一定是涉及梦的另一种解释，但也有用这个梦来反驳我关于梦是愿望满足理论的用心。522分析中，她回忆起在前一天的晚会上，人们谈论起英语“box”（箱子）这个词译成德文时的几种可能方法——如“箱子”、“包厢”、“胸脯”、“耳光”等。梦的其他部分可以使我们进一步发现，她以为英语box这个词与德文Biichse（容器）有关，而且她还知道，Biachse也有指女性生殖器的粗俗用法。如果她再有一些解剖学的知识，那就可以假定，那个孩子躺在箱子里意味着他还是子宫里的胚胎。分析至此，她再也不否认这梦中景象与她真实愿望是毫无二致的。像许多怀孕的年轻已婚妇女一样，她对怀孕是不愉快的，甚至不止一次希望子宫里的孩子死去。的确，在一次与丈夫的激烈争执之后，她曾用拳头击打自己的身体要把婴儿打死在腹内。这样，死孩子就成了一个愿望的满足。但是这个愿望是15年前曾有过的，后来就已搁置一边。如果一个愿望被搁置如此长久才得到满足而未被认出，这并不奇怪，因为其间发生了许多变化。523

包括我刚刚讲过的这两个梦例在内的一组梦，我将在“典型的梦”一节[第248页以下]中继续讨论。现在，我将用新的梦例来证明，尽管有些梦的内容是不幸的，但它们还应解释为愿望的满足。

下面我要讲的梦不是我的病人的，而是一位我所熟悉的律师的梦。这个梦是他告诉我的，其目的又是劝我不要轻易地概括梦就是愿望的满足。我的这位报告者说：“我梦见我挽着一位女士走近我的家，一辆关着门的马车停在房前。一个男子向我走来，掏出警官证件给我看了一看，然后叫我跟他走。我请他给我一点时间把事情安排一下。”你认为4我有被警察捕起来的愿望吗？——当然没有。我只能这么说。你知道你为什么要被捕吗？——“是的，可能是杀婴罪。”——杀婴罪？不过你肯定知道这种罪行只能是母亲对新生婴儿犯下的罪呀？——“一点不错。”524——你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做这个梦的？头一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想告诉你，这件事有点微妙。”——但无论如何，我想知道，不然我们无法对梦进行解释。——“好吧。听着，我昨天夜里没有在家过夜，而是和一位女士在一起，她对我很重要。当我们早晨醒来时我们发生了关系，接着又睡了，于是就做了这个梦。”——她结过婚吗？——“是的。”——你不想让她生个孩子？——“噢，当然不，那样我们俩的事情就败露了。”——那么，你们俩不是进行的正常性交了？——“我提防着呢，没待到射精就抽出来了。”——我想我可以肯定你夜里这种方法不止用了一次，而早晨这一回你不敢肯定你是否成功地进行体外排精。——“很有可能，这没有疑问。”——在这里，你的梦就成了一个愿望的满足，它在向你保证你没有生出孩子，或者是说，你杀死了婴儿。那些中间环节是很容易指出的。你记得几天前我们谈到结婚的一些困境，其中最大的矛盾就是：性交时采用什么方式避孕都是合法的，但一旦精子和卵子结合形成胎儿，那么任何方法的干预都成了犯罪。这使我们回忆起了中世纪的争论，那时认为，正是在这样结合的瞬间，灵魂进入了胎儿体内，只有在这以后才可以用谋杀这一概念。你肯定记得莱劳那首令人不快的诗《死者的幸福》，这首诗认为杀婴与避孕是一回事。——“真是奇怪，今天早晨我想到了莱劳，好像是很偶然的、无意的。”——这是你的梦的一种反响，现在我还可以告诉你，你梦中同时还有另一个愿望的满足。你挽着那位女士走到你的家门，因此你是要带她回家525，而不是像现实生活那样在她家过夜。构成这个梦的核心的愿望满足为什么采用这样一种令人不愉快的形式作为掩饰，其原因可能不止一个。可能你会从我的一篇关于精神神经症病因学的论文（弗洛伊德，1895b）中了解到，我把不完全的性交也看作是形成焦虑性神经症的一个病因。这与你的情况相符，因为反复采用这种方式性交，你就会感到心情抑郁，这后来也成了你梦的构成元素之一。而且，你用这种心情帮助掩盖愿望的满足。[参看第487页]顺便提一下，关于杀婴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释，你为什么会想到只有妇女才会犯这种罪呢？——“我得承认，几年前我出了这样一件事，我与一个少女发生了性关系，为了避免不幸的后果，她堕了胎，我对此负有责任。对于她这样做我也束手无策，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十分紧张，怕万一这件事情让人知道。”——我很理解这一点。这段回忆可提供另一个原因：由于你怀疑你的手段不可靠而一直很担心和焦虑。526

有一个年轻的医生听了我在一次讲演中描述了这个梦，想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以致他回去后用这同一模式分析了他的另一个主题的梦。在这前一天，他把所得税的报表寄了回去，那一张表他是老老实实地填写的，因为他需要申报的并不多。他于是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一个熟人，他刚刚参加完税务委员会的会议。他告诉他说，其他所有的税表都没有异议而通过，但他的申报却存在着普遍的怀疑，并课以很重的罚金。这个梦对愿望满足这一点几乎不施以伪装，因为他想要成为收入颇丰的医生。这使人们想到一个大家所熟知的少女故事，人们劝她不要接受一位求婚者，因为他的脾气很暴。如果他们结了婚，他一定会打她。“我但愿他能揍我”，她结婚的愿望是如此强烈，甚至已把这种不幸结果考虑进去，并把它变成了一种愿望。

有一些常见的梦似乎与我的理论相反527，因为它们的主题要么是愿望得不到满足，要么是发生不愿意发生的事情。这些梦可以归于“事与愿违的梦”这一标题之下。如果把这类梦看作一个整体，我认为可以追溯到两个原则。尽管其中一个原则对人们的梦、甚至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起很大作用，但我还没有开始论及。导致这种梦的动机之一，是期望我的理论是错的。这在我对病人的治疗过程中是常有的事，特别是当我的病人不肯接受我的理论时。而且在我初次向病人解释说梦是愿望满足这一理论时，几乎总会引发这类梦。528的确，可以预料，在本书的一些读者之中，也一定会发生这样的现象：他们很快就有一个愿望未能得到满足的梦产生，只要他们希望我的理论是错的这一愿望能得到实现。

下面我再举一个病人在治疗中所做的梦来说明这同一项原则。这个梦是一位年轻姑娘的，她曾极力反对她的亲戚和专家们的意见，坚持由我来治疗。她梦见她的家人不让她来找我治疗，她提醒我我曾对她做出过的许诺，如果必要，我可以免费提供对她的治疗，我的回答是：“在钱的问题上我不会做出任何承诺。”必须承认，这个梦很难认为是一种愿望满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发现另一个谜，它的解决可以帮助人们去解释原来的问题。她梦中引用我的话，这从何而来呢？因为我从来没对她说过这样的话。但她有一个对其影响很深的哥哥，她把对他的情感转到我的身上。这个梦是为了证明她的哥哥是对的。而且不仅在梦中她坚持认为他是对的，这种意念还左右了她的整个生活，甚至成了她的致病原因。

奥古斯特·斯塔克（1911）曾报告了一个他曾做过而且做了解释的梦。这个梦乍看上去很难用愿望满足理论来解释：我看到我的左手食指指尖上有梅毒的最初症状。这个梦除了梦者所不希望产生的内容以外，几乎是十分清晰的，无须分析。但是，如果我们不怕麻烦再深入思考一下就会发现，“最初症状”一词Primaraffekt与“初恋”（Primaaffectio）相同。这样，那令人厌恶的溃疡，用斯塔克的话来说，则“证明代表着一种具有强烈情感的愿望满足。”

产生与愿望相反的梦的第二个原因是十分明显的529，以致它常常被忽视。有很长一段时间，连我自己也把它忽视了。许多人的性构成结构中都有一种受虐狂的成分，它是进攻性的虐待成分反向转化的结果530。那些不是从身体痛苦得到快感而是从羞辱、精神折磨获得快感的人，可以称为“精神受虐狂者”。我们可以立即看出，这些人会产生对立愿望的梦或令人不快的梦，这些梦同样是愿望的满足，因为它们满足了梦者受虐的倾向。我可以引证一个这样的梦。梦者是一个年轻人，早些年他曾把哥哥折磨得很苦，他对他哥哥有同性恋的依恋。在他性情发生根本变化之后，他做了如下一个梦，共分为三个部分：①他哥哥正嘲弄他；②两个成年人互相以同性恋为目的爱抚对方；③他哥哥卖掉了他一直盼望当经理的那个商行。他从梦中醒来后情绪十分低落。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个受虐狂的梦，它可以翻译为：“如果我哥哥要卖掉商行来作为对我以前行为的惩罚，这对我来说是活该的。”

我希望我上面所提出来的梦（如果没有新的反对意见）足以说明，即使是令人沮丧的梦，也可以构成一种愿望的满足。531也不会有任何人认为，每次解释这种梦都会使我们面临那些我们不愿谈起也不愿想起的题目的情况总是一种巧合。由这种梦所唤起的痛苦情感，无疑与阻止我们去讨论或提到这种题目的抵触情绪（这种抵触倾向往往是成功的）是相一致的，但一旦情况迫使我们非干不可，我们就必须去克服这种情绪。但是，在梦中产生的这种不愉快的情绪并不证明这样的梦就没有愿望的存在。每个人都有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甚至连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愿望。另一方面，我们已经证明，可以把这些梦的不愉快性质与梦的伪装这一事实联系起来。我们也有理由下结论说，这些梦是经过伪装的，而且伪装得难以辨认，这正是由于对梦的主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愿望存在一种强烈的反感，很想把它压抑下去。因此可以说，梦的伪装实际上就是梦的稽查作用的应用。如果我们把我们已得出的梦的性质的公式做一修正，那么我们就把我们在不愉快的梦的分析中所揭示出来的一切问题都考虑进去了：梦是一种（被抑制或被压抑的）愿望的（伪装的）满足。532

带有令人不愉快内容的梦中还有一个分支尚未讨论，即焦虑梦。对于外行人来说，把焦虑梦纳入愿望满足这类中很难得到同意。但无论怎么说，我可以以十分简单的言语解决这一问题。它们并未向我们提出任何新的问题；它们向我们展示的仅仅是神经症焦虑。我们在梦中所感到的焦虑仅仅是梦在表面上所解释的内容。如果我们也把这一内容进行一下分析，我们会发现，梦的内容所证实的焦虑，与恐怖症中有关观念所证实的焦虑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譬如，从窗子上可能会掉下去无疑是事实，所以在窗口处我们就要格外当心。但令人不解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恐怖症中害怕跌下去的焦虑为什么强烈而且无休止地紧紧缠着病人不放。533因此，我们发现，对于恐怖和焦虑的梦都可能做同样的解释。在这两种情况中，焦虑都是表面上依附于与焦虑相伴而生的观念上，而实际上则另有来源。

由于梦中的焦虑与神经症焦虑之间存在着如此紧密的联系，我们在讨论前者时不可能不涉及后者。我在论焦虑性神经症（1895b）时，认为神经症焦虑来源于性生活，相当于一种离开自身目的而又无所适从的力比多。534自那时以来，这一论断经历了时间的考验，现在我们可以由此推论，焦虑梦是带有性内容的梦，原属于性内容的力比多已转变为焦虑。在以后分析到几例神经症患者的梦时，还将再次论及这一思想。535我在进一步探索梦的理论的过程中，还将再次讨论焦虑梦的决定因素，并阐明它们同愿望满足这一梦理论的一致性关系。

第五章　梦的材料与来源

我们在分析伊尔玛打针的梦例时，知道梦可能是一种愿望的满足。于是，我们的全部兴趣都集中在是否已找到了梦的普遍特征，而压抑了在分析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对其他科学问题的好奇心。在沿着一条路达到目的之后，我们现在将踏着来时的脚印寻找一个新的起始点去看看其他关于梦生活的问题。所以我们暂时把梦是愿望满足这一问题放到一边，尽管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尚未敢言已穷其究竟。

既然对释梦过程的应用已使我们发现梦的隐意远比其显意更为重要，那么我们当务之急是要对梦所提出的问题重新一一进行审视，是否已能对从显意中获得似乎难以解决的难题和矛盾，达到可以满意解决的程度。

在第一章中，我们已详细列举了一些权威关于梦与清醒生活之间关系问题[第一节]，以及关于梦材料的来源问题[第三节]的论述。毫无疑问，读者也不会忘记梦中记忆的三个特点[参看第二节]，当时虽多次提到，但尚未解释：

（1）梦总是偏重于选择最近几天的印象。参见罗伯特[1886，第46页]、斯图吕贝尔[1877，第39页]、希尔德布朗特[1875，第11页]以及哈勒姆和韦德[1896，第410页以下]。

（2）梦依据与清醒记忆不同的原则选择材料，因为它忆起的不是本质且重要的事，而是次要且不受注意的琐事[18页以下]。

（3）梦总是为我们童年时期最初的印象所左右，甚至在那时一些琐碎小事，以及在清醒时根本想不起来的事情也时时入梦[15页以下]。536

关于梦在材料选择方面的这些特征，早期作者虽已研究过，但都是联系它们的显意进行的。

一、梦的近期和无关紧要的材料

以我个人的经验观察梦内容中的各种元素的起源，我立刻就可以断言，它们在做梦前一天的经验中一定能找到接触点。这已被我所调查过的每一个梦所证实，无论是我自己的梦还是别人的梦。有时，只要记住这一点，我就可以通过考察做梦前一天的事件开始进行解释工作。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这都是最简便的方法。537我在前几章详细分析的两个梦（一个是伊尔玛打针的梦，另一个是我的叔叔长着黄胡须的梦），其内容与前一天的联系是十分明显的，几乎无须多做评论。但是为了论证这种规律的可遵循性，我将通过自己的梦并给出例证，我只需引用能够说明我们所寻找的来源即可，不必是全梦。

（1）我去拜访一个不愿接待我的家庭，……我不得不令一位女士一直等候着。

来源：就在头一天晚上，我曾和一位女亲戚谈话，我告诉她，她所要购买的东西必须等到……等等。

（2）我已写完一本关于某种（不很明确的）植物的专著。

来源：那天早晨，我在书店橱窗里看到一本樱草属植物的专著[参见下文第169页以下]。

（3）我在街上看到两位妇女，她们是母女，女儿是我的病人。

来源：头一天晚上，我的一位患者向我解释说，她母亲不让她在我这儿继续治疗。

（4）我在SR书店订了一种期刊，订费是每年20费洛林。

来源：做梦前一天，我妻子提醒我，我还欠她20费洛林的每周家庭开支。

（5）我收到一封社会民主委员会的来信，似乎把我当作会员看待。

来源：我几乎同时收到自由选举委员会和人权同盟理事会的来信，我是后一个组织的正式成员。

（6）一个人站在海上突起的一个悬崖上，样子很像柏克林。

来源：《妖岛上的德赖弗斯》以及我同时听到英国亲戚所说的消息。

人们不禁要问，这些与梦相关的接触点，究竟是做梦前一天的事件，还是可以追溯到近期一段时间内的印象呢？这个问题似乎没有理论的重要性。但我还是倾向于把它定在做梦的前一天，我称这一天为“梦日”（dream-day）。每当梦的来源乍看似乎是两三天前的印象时，细一观察，我们就会明白，是在前一天又回忆起了几天前的事件，从而形成印象的再现。这种再现就发生在做梦前一天，它夹在事件与梦之间，而且它还能够指出导致前一天回忆起以前印象的偶然事件是什么。

另一方面，我不相信在激起白天印象和在梦中再现之间存在着什么538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固定时间间隔（斯沃博达1904年的著作曾说过，这方面的时间间隔不超过18个小时[这一段为1909年所增补]）。

哈夫洛克·霭理士（1911，第24页）也注意到这一问题，539但他说尽管曾努力寻找这类周期性也还是没有发现。他曾记录了自己的一个梦，梦见在西班牙，想去一个叫达劳斯、瓦劳斯或者是扎劳斯的地方。可醒来以后就根本想不起这些名字来，于是就把这个梦放到了一边。几个月后，他发现果然有扎劳斯这个地名，它是从圣塞瓦斯蒂安到毕尔巴鄂沿线的一个车站名，在做此梦的250天以前他曾途经于此。

因此，我相信每个梦的刺激因素都可以在尚未“睡着”前的经验中找到。所以一个梦的内容与最近印象的关系（做梦当天是唯一的例外）与任何遥远时间的关系并没有区别。只要思想链能把梦日（最近的印象）经验与早年的经验连结起来，梦就可以从梦者一生中的任一时期提取材料。但是，为什么梦更偏爱于从最近的印象中选择材料呢？如果我们对刚才提及的一系列梦中的任何一个做更细致的分析，我们就会形成一些概念。为此我选择了：

植物学专著的梦

我曾写过一本关于某种植物的专著。书摆在我的面前，这时我正翻一页折叠的彩色插图，书的每一页都有一个干了的植物标本，就如同从植物标本册中取出的一样。

分析——那天上午，我在书店橱窗里看到一本新书，上面写着《樱草科植物》的书名，显然是这类植物的一本专著。

我记得樱草是我妻子最喜爱的花，我常常责备自己总忘记给妻子带回一些她所喜爱的花。——“带回花”这一题目令我想起了常向朋友们讲的一件轶闻趣事，同时也用来说明我的理论：遗忘是常常受潜意识目的支配的，它可以使我们推测到遗忘者内心中的意图。540一个少妇已习惯于在她生日那天收到她丈夫送来的一束花。一年，这种情感的象征物没有出现，她哭了起来。丈夫回来后不明白她为什么哭，这时她告诉他说今天是她生日。他拍了一下头说：“真对不起，我全忘了，我马上就去给你买花。”但是她并没有感到一丝安慰，因为她意识到，丈夫忘记这件事，证明她如今已不再在他心目中占据着从前那样的位置了。这位少妇即L夫人就在做梦两天前来看我的妻子，说她现在好多了，并向我问候。几年前她曾接受过我的治疗。

我现在谈一个新的线索。我想起来，我真的写过一本关于一种植物的专著性质的东西，也就是关于古柯植物的文章，是我的毕业论文[弗洛伊德，1884e]。它引起了卡尔·科勒对古柯碱（即可卡因）麻醉性质的注意。我在文章中已提到生物碱的这方面作用，但是我未能深入阐述。这让我想起做梦的次晨（因当时没有时间去分析，所以直到傍晚才进行分析），我就像做白日梦一样想到古柯碱。我想，如果我得了青光眼，我就去柏林动手术，但不暴露我的身份，去我的朋友弗利斯的家，让他给我找一位外科医生。这位动手术的医生也不知我是谁，准会向我吹嘘自从用了古柯碱麻醉之后，手术进行得多么容易，而我心里想这个发现也有我的一份功劳，但表面上我却不露声色。这种幻想又使我想到，不管怎么说，让人知道一位医生请一位医学界同行为自己治疗又是一件多令人尴尬的事。这位柏林的外科医生不知道我是谁，所以我也将像其他病人一样付给他医疗费。直到我想起这一白日梦时，我才意识到梦后所隐藏的对这一特殊事件的记忆。在科勒（Koller）的发现之后不久，我父亲真的患了青光眼，我的一位眼科医生朋友柯尼希斯坦为他做了手术。当时科勒负责古柯碱麻醉，而且评论了这件事，说这一病例把三个曾对古柯碱有贡献的人联系到一块儿了。

接着，我又想到我上一次想到古柯碱是在什么时候。那是在几天前，我正看一本学生出于感谢而编写的纪念他们的老师和实验室主任工作50周年的一本《纪念文集》。在文集列举的与实验室有关的杰出人物中，我注意到其中提及科勒在发现古柯碱的麻醉性能的事。我突然想到我的梦与前一天的一件事还有联系。当时我正和柯尼希斯坦教授一起回家，我们谈论着一个每次提起都会令我兴奋的话题。当我们走到门厅时，加特勒教授和他的年轻妻子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我不禁说了几句称赞他们动人容貌的话。加特勒教授是刚才我提到的文集的编者之一，这可能是使我想到文集的原因之一。另外L夫人，就是那个生日发生不愉快的女士，在谈话中也被提到了。虽然只提了一下，但没有错，又使我有了另一种联系。

我还试图再探讨一下梦内容的其他一些决定因素。在专著中还夹着一些干的植物标本就如同从植物标本册中取出的一样。这又让我想起了中学时的一段往事。一次校长把学校植物标本册交给一些高年级学生，让他们检查清理一下并除去灰尘。一些小虫子（蛀虫）已钻了进去，他对我的工作似乎不放心，因为他只给我几页。我记得其中包括几种十字花科植物。我对植物学从没有亲切感。在植物学的一次考试中，给我的题目就是辨别十字花科植物，结果我没有认出。如果不是我的理论知识部分答得好，我真不敢想象成绩会如何。从十字花科我又想到菊科植物。我记得法国百合就是菊科植物，而且我十分喜爱这种花，我妻子比我大方，她常从市场上给我买回这种花。

我看到专著放在我面前。这也令我想起了一些事情。我在前一天接到弗利斯从柏林来的一封信，信中他向我述说他的想象能力：我对你关于梦的这本书十分着迷，我看到它已写完就放在我面前，而且我自己一页一页地翻着。541我是多么羡慕他这种预言家的天赋，如果我要能看到我的书已写好，就放在我面前该多好啊！

折叠的彩色插页。我还在医学院读书时，就对专著十分着迷，常常有一种冲动。尽管我当时囊中羞涩，但我还是订了不少医学期刊，并为其中的彩色插图所吸引，也颇为我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而自豪。当我自己也开始发表文章时，我不得不为自己的论文作些插图。我记得有一次，我的插图画得很糟糕，遭到同事们的嘲笑。后来又不知怎么想起了幼年时的一段经历。一次我父亲递给我和妹妹一本有彩色插图的一本书（波斯旅行记），让我和妹妹撕着玩，这令他很开心。作为教育方式，这说不上是一种有益的方法。那时我只有5岁，妹妹才3岁。我们撕碎的书（一片一片的，就如法国百合的花瓣。我似乎自言自语地说）的景象是我当时一段不十分清晰的记忆。后来我上学了，养成收藏书的癖好，就有点类似我对专著研究的喜爱。（“喜爱”这个联想到樱花科植物和法国百合时已浮现了。）我又成了书虫，自从我第一次想到自己时，我就已认识到这个童年景象记忆是我后来爱书成癖的“屏蔽记忆”542。而也是在很早我就发现，当然，这种癖好会导致悲伤。当我17岁时，我已欠了书商一大笔钱，而且无力偿还。我的父亲也不因为我爱书而原谅我花了这么多的钱。后来我到了青年时期，回忆这段往事又使我想起同格尼希斯坦的谈话。因为我们的谈话又谈到了我过分沉溺于购书而受责备的老话题。

因为与我们无关，我将不再深入解释此梦，但须指出它的方向。在释梦的过程中，我想起了与格尼希斯坦的谈话，而且不仅从一个方向谈起。当我考虑到谈话的一些主题时，对梦的意义也就显得明显了。所有由梦出发的思想链——当想到妻子和我自己喜爱的花，想到古柯碱，又想到同事间求医的尴尬，又联想到我对专著的偏爱以及对某一学科分支如植物学的忽视，等等——所有这些，一旦继续深追，最终将成为我和格尼希斯坦谈话多个支流中的一两项内容。谁知这个梦又将如我们对第一个分析的梦（伊尔玛打针的梦）那样，变成自我辩解的性质，变成一种为自己的权利而申辩。的确，这将会把早先梦中出现的材料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并参照两梦中间所出现的新的材料来讨论，以致使本来与梦显然无关的表达形式也变成有意义的东西了。它所意味的是：“毕竟，我是那篇有价值、有纪念意义的（关于古柯碱）论文的作者。”就如我早些时候的释梦一样，为自己说话：“我是自觉、勤奋的学生。”在两个梦中我坚持的都是：“我容许我做这件事。”这样我就没有必要再继续解释下去了，因为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用例子来描述一下梦的内容与前一天引起梦的刺激诱因的关系问题。只要我只注意到显梦，它就显然跟梦日的某一件事有关联，这就可以了。但当分析时，梦的第二个来源就会从同一天的另一个事件中涌现出来。而这两个印象中的与梦相关的第一个印象是无关紧要的一个，是个次要环境；我曾在书店的橱窗中看到一本书，它的题目一时吸引了我的注意，但它的内容几乎不会引起我的兴趣。而第二个经验则更有心理学的重要性；我同我的朋友、那个眼科医生谈了足足一个小时。在谈话过程中我告诉他一些对我们两人都有密切相关的信息，并使我的记忆受到激发，使我注意到我自己心灵中各种各样的内部受重视的内容。而且，谈话尚未结束，又被我们共同的熟人的加入所打断。

我们现在必须要问，梦日的这两个印象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又同夜间所做的梦是什么关系。显梦涉及的几乎都是无关紧要的印象，似乎是要证明梦只从白天的一些琐事中去寻找材料。另一方面，所有解释中的线索却又归结到一些重要印象上去，归结到那些合理地激发我们情感的印象上去。如果梦的意义只能靠通过分析得出的隐意来判断（似乎只能如此），那么，一个新的、有意义的事实就会出乎意料地显示出来。于是，为什么梦只涉及白天那些无关紧要的琐事的难题就失去了意义，而白天的生活也不必追寻人梦，梦也就成了浪费愚蠢的材料的心理活动。但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的梦念受同样材料的支配，那些材料在白天占据着我们的思想，我们只能去梦见那些在白天能让我们引起回忆的事情。

但是，即使梦是由那些在白天确实让我感到兴奋的印象所引起，为什么我实际上只梦见那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呢？无疑，最明显的解释就是梦的伪装（dream-distortion）现象。我在上一章中把它看作是一种起到检查作用的心理力量。因此，我关于《樱草科植物》专著的回忆可以暗指我和我的朋友交谈的目的，正如在放弃晚宴那个梦中的“熏鲑鱼”是暗指梦者对她女友的想法一样。现在，唯一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心环节能使专著的印象形成与眼科医生谈话的暗指，因为从表面看，两者并无联系。在放弃晚宴的梦例中，联系是不难看出的，作为女友最喜爱的食品“熏鲑鱼”是众多观念中最为直接的成分，这一点很容易由她朋友的人格在梦者心灵中引起。在这后一个梦中，乍一看来，有两个不相关联的印象，其共同之处只有一点：两者都在同一天发生，即我上午看到了那本专著，而在傍晚进行了谈话。经过一番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解答：这种联系开始并不存在，而在事后的回忆中，一种印象的观念和另一种印象的观念交织起来，从而形成联系。我已注意到这个梦中的一些中间环节，并在分析的记录中对这样的字句加上加重号。如果没有其他的因素影响，我想关于樱草花植物学专著这个概念就会引起它是我妻子所钟爱的花这一概念，也可以引起夫人没有接到鲜花的概念。我几乎没有料到这样一些背景性思想居然引起了一个梦。正如莎剧《哈姆雷特》所说：

我的主啊，不需要有鬼魂从坟墓中出来告诉我们真情。

但是，且慢，我在分析中又想到打断我们谈话的人叫加特纳（Gardener，即园丁之意），而且我看到他妻子长得很动人（blooming，即如花之开放），当我写下这些词的时候，我又想到我的一个患者，她叫作芙萝拉（Flora），罗马神话中的花神，一个非常迷人的名字，而这正是我们讨论的关键。这些一定曾是中间环节，是从植物学那组概念中生发出来的，它们形成了那天两个经验之间的桥梁，即无关紧要的和激发梦的两个印象之间的桥梁。一组更为进一步的联系随之建立起来——那组围绕古柯碱的思想，它足以作为格尼希斯坦这个人物和我所写的植物学专论的联系；而这些联系又增强了两组观念的融合，结果便可使一种体验变成对另一种体验的隐喻了。

至于有人会批评这种做法带有任意性和人为性，我是有思想准备的。有人会问，如果加特纳教授和他那如花似玉的妻子并没有到场，如果我们谈到的那个女病人并不是叫芙萝拉，而是叫安娜等，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答案很简单，如果这些思想链并没有出现，肯定会有其他的思想链被挑选出来。组成这样的链是十分容易的，正如人们每天为娱乐而搞的谜语、双关语一样。笑话的领域是没有边界的。或者，再进一步说，如果没有可能铸造这两个印象之间的中间结的话，那么梦可能就一样了，同一天中的另一个无关紧要的印象（每天都有大量这样的印象进入我们心灵，但很快就忘掉了）就会代替“专著”在梦中出现，也会联结对话的内容并在显梦中有所表现。因为是“专著”而不是别的思想被挑选出来并起到这个作用，我必须认定它是作为中间环节的最佳选择。我们不必像莱辛（Lessing）笔下的《狡猾的小汉斯》那样，对“只有最富有的人才拥有最多的钱财”543而感到惊奇。

根据我们的说明，无关紧要的经验取代有意义的精神经验的心理过程不能不引起怀疑和困惑。我在下一章（第六章第二节）中再对这表面上看来不合理的操作特征说得更容易理解一些。在此，我们只关心这一过程的结果，而对于它的真实性，我只能通过分析梦的过程中的天数经常有规律的观察来假定。我们是否可以说其间所发生的事情似乎是一种“移置（displacement）”性质的作用，有一种精神方面的强调。通过中间环节，用这种方式，原来强度不高的一些原始观念从那些原来欲力集中544的强烈观念中提取能量，终于获取足够的力量并使它们进入意识。在我们讨论情感的性质问题，或讨论一般的运动问题时，这类移置作用并不令人奇怪。当一个老处女把自己的情感转移到动物身上，或一个单身汉成为收藏癖，或者是一个战士用鲜血和生命去保卫一块彩色的布——旗帜，或当一个人与他的爱人用力握手数秒钟以表示祝愿，或在《奥赛罗》剧中，一个失落的手帕所引起的狂怒，等等，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精神移置作用的例子。但是，如果我们听到决定哪些内容将出入于我们的意识，也就是说，决定我们应思考什么，也要采取这样的方式和原则，我们就会感到这是一种病态，如果这种病态发生在清醒生活之中，我们也会认为是思想上出了问题。这里，我必须先把后文中能得出的结论提前到现在来说，即我们在梦的移置作用中所发现的精神过程，虽然不能说是病理障碍，但也不同于正常过程，它可以被看作一种更具原发4性质（primarynature）的过程[参见第七章第五节，595页以下]。

这样，梦的内容包括琐碎经验的残余这一事实可以被解释为（通过移置作用的）梦的伪装的表现，并能让我们想起我们已得出的结论，即梦的伪装乃是两种精神动因之间通道上的稽查作用的产物。可以预料，每个梦的分析都能揭示其真实的、且在精神上具有重要性的清醒生活来源，尽管其重点已从对这个来源的回忆移置到了无关紧要的其他来源的回忆上了。这种解释使我们同罗伯特的理论[见78页以下]完全对立，他的理论现在不再有用了，因为他开始解释的依据是不存在的。他之所以接受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完全是出于误解，他不能用梦的真实意义去替换梦的表面意义。不同意罗伯特的理论还有一个理由，即如果梦的作用真的是利用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去释放我们白天记忆中的“残渣”，那么，比起我们清醒时的心理活动来，我们的睡眠工作就要更艰难和痛苦。因为我们为了保护记忆要有相当大量的无关紧要的印象都应驱除出去。其数量之大可能一整夜的时间都不够用。更有可能不需要任何精神力量的干预，对无关紧要的印象的遗忘过程就已经进行完了。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应不进一步考虑罗伯特的理论就把它放弃。[参看579页以下]因为对于清醒时、尤其是做梦前一天无关紧要的印象为什么总是构成梦的内容？这一问题尚未得到解释。这个印象与梦在潜意识中的真正来源之间的联系往往不是现成的，据我看来，它们是后来才建立起来的，是在梦的工作（dream-wor）545过程中，似乎是使有意的移置作用（displacement）变得更方便可用。因而，在建立同最近期（虽然是无关紧要的）印象的联系方向上，一定存在着某种强制性的力量，而且这种印象一定具有某种属性，特别适合于达到这种目的。因为如果不是如此，梦念（dream-thought）就会同样容易地将重点移置到它们自己4观念范围内的不重要成分上。

下面的观察可能帮助我们把这一点搞清楚。如果在一天内我们有两个或更多经验都适合导致梦的产生，那么梦就会把两个经验结合起来作为单一的整体。把它们结合成一个整体是有必然性的。下面就是一例。夏天的一个午后，我进入了火车的一个车厢，在那里我遇到两个熟人，而这两人之间却互不相识。其中之一是我的一位十分杰出的医学界同事，而另一个是与我有职业联系的显赫家庭的成员。我给他们双方做了介绍。但是在整个旅途中他们俩仍以我作为中介来交谈，于是我很快就发现我得不时地变换着不同的话题，轮流与他们俩分别交谈。我请我那位医生朋友利用他的影响为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位刚从医的年轻人多加推荐。他说，他对这位年轻人的能力很赏识，但是他相貌平平，难以跻身上流社会的家庭，成为他们的家庭医生。我回答说这也正是我要求他利用他的影响的原因。然后我又转向另一个同行旅伴，问他姑母的身体如何（她是我一位病人的母亲），她已是卧床不起的重病患者了。在旅行后的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我所推荐的那个年轻人正在一间十分豪华的客厅里，在我的一群有钱有势的熟人之间，以一种老练世故的姿态为一位老夫人（即我第二个旅伴的姑母）致悼词（我必须承认我和那位老夫人向来不和）。这样，我的梦又一次把头一天的两组印象编织到了一起，而且把它们构成了一个场景。

许多类似的经验使我确信，梦的工作出于某种需要把所有刺激诱因在梦中结合成单一的整体。546

现在我将继续讨论通过分析揭示出来的梦刺激的来源总是一个最近的（且有意义的）事件，或者是否一种内心体验，即重要精神事件的回忆（一串思想链），能够起到梦的刺激物的作用。根据大量的分析，答案显然是倾向于后者。梦可能是由内部过程引起，这种内部过程似乎是由于头一天的思想活动而变成一个最近的事件。

现在似乎到了将梦来源的不同条件加以整理的时候了，梦的来源可以是：

（1）一个最近的、且在精神上有重要意义的经验在梦中直接呈现。547

（2）几个最近的而且有意义的经验由梦把它们联合成一个单一的整体。548

（3）一个或更多的最近有意义的经验通过一个同时的但并不重要的经验在梦中呈现。549

（4）一个内部的重要经验（如一个记忆或一个思想链）在梦中总是以一个最近的但不重要的印象呈现出来。550

可以看到，在释梦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一个条件总是得到满足：梦内容的一个组成成分总是前一天最近印象的重复，这一将在梦中呈现的印象，或是属于梦的真正刺激诱因周围那个观念群（不管它是它的一个基本成分或是无关紧要的成分），或是属于无关紧要的印象领域，而这个印象又被或多或少的中间环节与围绕着梦的刺激诱因建立起种种联系。控制条件的明显多样性实际上只依靠两种选择：即移置作用产生或否。应指出的是，利用这种选择就可以使我们解释梦之间的差距范围，其容易程度不亚于医学理论用脑细胞的从部分觉醒到全部觉醒的假说去解释。

如果我们考虑这四种可能情况，还可以进一步注意到，一个具有重要意义但又不是最近的精神元素（如一个思想链或记忆）为了形成梦，可以被新近的但又无关紧要的元素所代替，只要满足下面两个条件：①梦的内容必须与一个最近的经验相联系；②梦的刺激必须是一个仍具有意义的精神过程。在上述四种情况中，只有第一种情况可以用同一个印象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凡是新近的无关紧要的印象都可以用来构成梦，只要过了一天（最多不过几天），这种能力就会丧失掉。因此，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一个印象的新鲜性对形成梦具有某种精神价值，在某些方面就如同感情色彩的记忆或思想链的价值。这种与梦构成相联系的、附着于最近印象价值基础，将仅仅在我们以后的心理学讨论中才能变得更为明显。

就这一方面而言，人们会偶尔注意到，在夜间不被意识所注意时，这种记忆的和观念的材料还会发生变化。所以人们常说在重大决策之前最好先“睡一觉”，这个劝告不无道理。但现在我们已从梦的心理学跑到睡眠心理学上去了。但这决不是我们最后一次做这样的探讨。551

不过，又有反对意见对刚才这一结论提出质疑，并大有颠覆之势。如果无关紧要的印象必须是最近的才有可能入梦，那么为什么梦也包括着一些早期生活的元素呢？用斯图吕贝尔的话[1877，第40页以下]来说，这些元素在最近发生时并没有精神价值，而且也应早已忘记了的，这些元素，可以说，岂不是既不新鲜，也没有精神方面的意义了吗？

这种反对意见可以通过参照对神经症患者的精神分析结果得到解释。其解释如下：在所说的情况下，用无关紧要的材料（不论是梦中还是在思考时）对有重要性的精神材料已进行了移置，而且在早期生活中已经发生并固定在记忆之中了。这样，这些原来并不重要的元素已经不再是无关紧要的了，因为它们已通过移置作用取得了重要的精神材料的价值。在梦中再现出来的任何东西都不再真是无关紧要的了。

从上述争论中，读者可能已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是在断言既然没有无关紧要的梦的刺激物——因此，也就没有“纯真清白”的梦。除了儿童的梦以及夜间梦中对感官刺激的简单反应之外，我是绝对相信这个结论的。除此以外，我们的梦要么是可以明显认得出的具有重要的精神意义，要么就是伪装之后的、必须经过解释才能发现其重要的意义。梦关心的决不是琐碎的小事，我们不会让那些琐事去干扰我们的睡眠。552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清白无辜”的梦，经过我们细心分析，就会变得恰恰相反。我们可以说梦是“披着羊皮的狼”。因为我料到会有人反对这一说法的，所以我很乐意利用这一机会让大家看一看梦的伪装是如何工作的。我将从我的病例记录中选出一些梦例进行分析。

（一）

一位聪明、有教养的年轻女人，性格内向，沉默寡言，曾叙述一个梦：“我梦见我去市场太晚了，从肉店和女蔬菜商那里已买不到什么东西了。”这无疑是清白纯真的梦，但一个梦不可能这么简单。于是我就向她追问，她又说，她梦见她正和她的厨子一起去市场，厨子挎着篮子。她问了几句话之后，卖肉的说：“那再也买不到了，”并递给她另一样东西，说：“这也挺好的。”但她拒绝了，又来到女菜贩面前，女菜贩想让她买一种特别的菜，那菜捆成了捆儿，颜色发黑，她说：“我不认识它，不想买。”

这个梦与头一天的事有明显的联系。她的确去了菜场，而且晚了，所以一无所获。整个情况似乎是说：“肉店关门了。”我想了想，不会是这样，而应是反面，这不是说男人衣帽不整的隐语吗？553但梦者本人却没用这句话；她或许是想回避这种粗话。因此我又追寻这个梦的细节以求解释。

每当梦中的任何事物以直接引语出现，无论是说出的或是听说的，而不仅仅是想起的（通常比较容易区分），一般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来的，即现实中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当然，尽管这类东西只能作为一种原材料，可以节选，也可以被略微改变，特别是脱离了原来的上下文。554在解释时，一个方法就是从这句话开始。那么，肉贩子说的“那再也买不到了”是怎么来的呢？答案是：它正是来源于我自己。几天前，我曾向一个病人解释说童年的那些早期记忆“再也想不起来了”。但在分析中已被“移情”和梦取代了。所以555我就是那个肉贩子，而她是在拒绝这些移情，是使之不进入旧的思想和情感的表现。那么，她自己在梦中说的“我不认识它，我不想买”又是源于何处呢？为了分析，我们先得把它拆开。“我不认识它”是她前一天对厨子说的话，她和他争吵；但她同时又接着说：“你行为要检点一些！”这里显然是发生了移置。她与厨子说的两句话之中，她只取了一句入梦。但恰恰是被压抑下去的那句话才更适合梦内容的情节。只有当一个人胆敢用不妥当的暗示而且忘了“关肉铺门”，人们才认为这话是适当的。这种解释还可以用女菜贩这件事加以证实。卖的菜捆成了捆儿（后来又被补充说，捆得长长的），又呈黑色，那就只能是芦笋和黑色（西班牙）小萝卜在梦中的混合物了。凡是有知识的男女都不会从芦笋上去求解，但是另一种蔬菜“黑萝卜”（德文SchwarzerRettig）都可以暗示一种呼喊——“小黑，滚开”（Schwarzer, rettdich！）。556因此，它也很可能是指我们一开始就猜测到的那同样有关性的主题，那时我们就认定肉店关门这句话是梦的原意。我们无须探求梦的全部意义，我们已经清楚这个梦具有一种意义，但绝不是纯朴天真的意义。557

（二）

下面还有一个纯真无邪的梦，也是同一个病人做的。但是角色已做调换。她的丈夫问她：“难道你不认为我们的钢琴该调调音了吗？”她回答道：“那倒不必，倒是音锤无论如何该调一调了。”

这又是前一天真实事件的重复。她的丈夫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而她又做了这样一个回答。那么，又应如何解释这个梦呢？她曾告诉我说那个钢琴是个令人讨厌的旧箱子，而且发出的是难听的噪音，而结婚前那是她丈夫的物品，558等等。但解释的关键是她说的“那倒不必”。这句话是从前一天她去访问一位女友中产生出来的。她的朋友让她脱掉外衣，但她没有脱，说道：“谢谢，那倒不必，我呆一会儿就走。”当她向我讲述时，我记起了在前一天的分析中她突然抓紧了她的外衣，有一个纽扣已经解开了。因此，她仿佛在说：“请不要偷看，那倒不必。”另外，盒子（德文为Kasten）与“胸部”（德文为Brustkasten）相近，它代替了后者。对这个梦的解释使我想到在她青春发育期时，她认为自己的身材不好而感到不快。如果我们考虑到“令人讨厌的”和“难听的噪音”这样的字眼，如果我们记得（在双关语或在梦中）妇女身上较小的半球无论是用于对比还是用于代替，总是暗指较大的半球时，我们无疑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

（三）

说到这里，我必须先打断一下这个系列，插进一个年轻男子做的清白的短梦。他梦到他又一次穿上冬天的外衣，那真是件令人可怕的事情。引起这个梦的表面理由是寒冬的到来。如果我们再仔细注意一下，会发现组成梦的这两件事并不和谐。因为寒冬到了，穿上一件厚厚的外衣怎么会“可怕”呢？再者，在分析时梦者第一个联想就使这个梦的单纯性站不住脚了。他回忆起前一天一个女子向他吐露一个秘密，说她生最后那个孩子是因为避孕套破裂而受孕的。他就在这个基础上重构了他的思想。一个薄的避孕套是不安全的，但太厚的也不舒服。这样外套（衣）就很适当地代替了保险套，因为人们都穿（戴）它们。那位女士向他吐露的这件事，对于一个未婚男子来说当然是一件“可怕的事”。

现在我们再回到那位清白的女士那里。

（四）

她把一根蜡烛插到烛台上去。可是蜡烛断了，不能直着立起来。学校的那个女孩说她笨，但是这位女士说这并不是她的错。

这个梦也同样是一个真实事件。在头一天她真的往烛台上插蜡烛，尽管那根蜡烛并没有断。一种很明显的象征在梦中得到了应用。蜡烛是可以使女性生殖器产生兴奋的物体，如果它断了，即不能挺立起来，对男子来说就是阳痿（“这并非是她的错”）。但是，一个在家教很严的环境中长大的女士能知道蜡烛还会派上这种用场吗？幸好，她还能够指出她是如何获得这种知识的。一次他们在莱茵河上划船，旁边有一只船划过，上面坐着学生，他们兴高采烈，大声唱着一首歌：

当瑞典皇后，躲在紧闭的百叶窗后，

用阿波罗蜡烛……559

当时她可能没听清，也可能是不明白那最后一个字，就让她丈夫给她解释。在梦内容中，诗句里的内容被在学校时笨手笨脚地做的那件事所代替，这种替代可能是由于紧闭的百叶窗这一共同因素所引起。手淫与阳痿之间的联系是十分明显的。“阿波罗”在梦的隐意中与以前出现的处女智慧雅典娜的梦又产生了联系。所以说，这个梦也远非清白纯洁。

（五）

为了防止我们从梦轻易地就得出结论，如从梦者真实生活中可以容易得出结论那样，我将再引用同一梦者的另一个梦。这个梦也是同样貌似清白。“我梦见，”她说，“我昨天真正做的一件事。我往一个小箱里装书，装得太满了以致很难盖上盖儿。结果我真的梦到了这件事。”在这个梦中，梦者强调梦和现实的一致性[参看第21页注以及第372页]。虽然对这一类梦的判断和评论在清醒思想中占有一定地位，实际上照样也是形成一部分隐意的。本书后面还有梦例可以证实这一点[参看第445页以下]。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个梦的确描述了白天发生的事实。要想解释这种思想是怎么发生的，恐怕要花费不少口舌。但我们只要说这个梦又是和“箱子”有关就够了（参考“小箱子”里躺着一个死小孩的梦）。这可以得到充分的解释，而且已无以复加。不过幸好，这一次没有什么坏事。

在以上所有这些“清白单纯”的梦中，稽查作用的对象很明显是性因素。这个题目很重要，我必须先把它放一放。

二、作为梦的来源的幼儿期材料

与除罗伯特以外的其他作者一样，我也提出了梦的第三个特征。即它可以包括儿童早期的一些印象，它们看上去似乎根本不进入清醒时的记忆之中。所以很自然，我们难以确定它们是多么经常或多么不经常地在梦中发生，因为我们讨论的梦元素的来源在醒来后是辨认不出的。所以要证明我们的印象是来自童年必须建立起外部证据，然而能够这样做的机会并不多。一个十分有说服力的例子曾被默里[1878，第143页以下，上文第16页以下曾做引用]提出。一个人在离别故乡20年后想回去看一看，就在他临行前的一天，他梦到他到了一个很陌生的地方，在街上他遇到一个人，并与之交谈。当他到了家，他发现那个陌生的地方原来与故乡毗邻，而那个不认识的人竟是他死去的父亲的朋友，他还健在。这是一个十分确凿的证明：他在小时候看到过这个地方，也见过这个人。这个梦也像衣袋里装有音乐会入场券的梦一样可以解释为一个迫不及待的梦，也同前面所提过的那个父亲答应女儿去哈密奥的梦一样。梦者重现了他们童年时的某个特殊印象，而不是别的，其动机不经过分析是难以发现的。

有一个曾经听过我课的人总是说他的梦很少经过伪装。一天他向我报告了一个梦，他说不久前他做了一个梦，看见他以前的家庭教师同他家的保姆同床而卧，那个保姆一直呆到他11岁。在梦里他还能认得出事情发生的地点。他感到好奇，就去问他的哥哥。他哥哥笑着说他梦到的是确有其事的。他的哥哥记得十分清楚，那时他已6岁。这对情人每当方便时就用啤酒把这位哥哥灌醉，那时梦者才3岁，同保姆住在一个屋里，但他们认为他并不碍事。[这个梦在本节后面仍会提到]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不借助于解释而说明梦可以含有童年时期的元素。这种类型的梦叫作“反复呈现型”梦，即在儿时做过的梦又常常复现于成年期间的梦中。560我可以再增加一些这类梦的例子，其中一些是来自我自己的记录，尽管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这种梦的经历。一个30岁的医生告诉我说从他小时候一直到成年，常常有一只黄色的狮子进入梦中。他可以给这只狮子做一个很详细的描述。后来他终于发现他梦中这只狮子的实物是什么，原来是一只早已丢失的瓷制装饰品。这个年青人后来从他母亲那里得知，那是他小时候非常喜爱玩的东西，尽管他把这件事早已忘到脑后。561

如果我们从显梦转向只有通过分析才能发现的梦念，那我们会吃惊地看到，我们童年的经验也会在梦中起到作用，而对于它的内容我们却不易想到。我这位梦到黄狮子的同事还告诉过我一个在这方面十分典型的梦例，它很有教益也很有趣。在读完奈森的极地探险报告之后，他梦见他在一片冰原上，正在为这位勇敢的探险家用电疗法医治他的坐骨神经痛。在分析这个梦时，他想起了童年时的一个故事，可以说，单凭这个故事就可以对这个梦做出很好的解释。他在三四岁时，一次听到大人们在讲航海探险的事，他问父亲航海是不是一种病，他肯定是把Reisen（航海）和Reissen（腹绞痛）混为一谈了。他的哥哥和姐姐注意到他以后再也没有忘记过这个令人难堪的错误。

在我分析我那个植物学专著的梦时也有过一个类似的例子，我想到了我小时候关于我父亲的一段记忆。当时我5岁，他给我一个带彩色画页的书撕着玩。关于这个记忆是否真的在决定梦的内容所采取的这一形式中起到了作用，或者是在分析过程中才建立起了这样的联系，这仍是值得怀疑的。但是丰富的互相交织着的联想环节使我们认为前一种情况应是对的。让我们看一下这些联想环节，樱草花科植物——喜爱的花——喜爱的食物——法国百合；像法国百合一样一片一片地撕碎（当时我常听说一句话，瓜分中国）——标本收藏册——书的蛀虫，它所喜爱的食物是书。不过，我可以告诉我的读者，这个梦的终极意义我还没有说出，它与我童年这一方面的一个场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在另一组梦中，分析会告诉我们真实的愿望所激发的梦，这种愿望的实现在梦中的再现都可以从童年中产生。令我们吃惊的是：我们发现童年和童年时的冲动仍然在我们的梦中存在。

在这一方面我将再次提到我们已经分析过的一个梦，我们已从中获得过教益，即我的朋友R（是我的叔父）的梦[参看第137页以下]。我们曾跟随分析的思路得到了一个清晰的动机，那就是我有晋升为教授的愿望，同时我们也解释了在梦中我对我的朋友R的情感，并把这种解释作为在梦念中反对对我两位同事诽谤的产物。这个梦是我自己的，我因此可以说已得到的结果并不能令我满意，所以还应继续分析下去。我知道，我的两位同事的形象在梦中受到了不当的使用，如果在清醒时我对他们绝不会做出那样的判断的。在晋升问题上，我不希望有和他们相同的命运、遭遇，这种愿望的力量尚不足以解释我对他们的评价在梦中与现实中的矛盾。如果对晋升教授的愿望果真如此强烈，表现为一种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病态的野心，那是连我自己都感到很意外的。我不知道那些熟悉我的人在这方面会如何地评价我。也许我真的有野心，但是如果真的如此，那么我的野心也早就该转移到其他事物上去了，而不是在副教授之类的头衔和级别上。

那么，到底什么是这种可以产生梦的野心的根源呢？这时，我想到了童年时常常听到的一件轶事。当我出生时，一位老农妇曾对我很骄傲的母亲预言说，她的第一个孩子将成为一个伟人。这类预言一定是很普通的，因为有太多的母亲对她们的子女充满幸福的期待，又有多少农妇或其他人为弥补他们自己失去控制命运的能力的损失而寄希望于未来呢？而且这么预言也不会给她带来任何损失。这会不会就是我追求名誉地位的一种源泉呢？但是这又让我想到了另一次经验，这一次经验比刚才那个要稍晚一些，但也是童年的经验，这可能会给我们一个更好的解释。我在十一二岁时，父母习惯带我去维也纳郊区的一个很有名的公园，即普拉特公园去玩。一天晚上，我们正在公园的一个餐厅里，我们注意到有一个男人，他从一张餐桌上移到另一张餐桌上，他只需考虑片刻就可以即席对任何题目都作出一首诗来。父母叫我请他到我们桌来，他当时对我表示了感谢。但是他还没有问我们要选怎样的题目，他就先送给我一首小诗。他当时十分兴奋地说我长大后很可能成为内阁部长。我现在对第二个预言记忆犹新。当时正是“比格尔”内阁时代562，在那不久之前我父亲还买回家一些中产阶级职业家的肖像，其中有赫布斯特、吉斯克拉、昂格尔、伯格尔等，我们用它们装饰居室并表示对他们的尊敬。因为其中还有犹太人，所以自此以后每个勤奋的犹太学生都在书包里放一个比格尔部长式的公文夹。当时的这些事情一定对我上大学前不久的一段时间有很大影响，因为我一直想学习法律。但在上大学前不久我改变了主意，我选择了医学，部长的事业肯定与医学无缘。但现在，我们再回到我的那个梦上去。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的梦实际上已把我从枯燥乏味的现在带回到充满希望的比格尔内阁时代，而那个尽力要实现的愿望就是要回到那一时代去的愿望。我在梦中不适当地对待我那两个有学问又很杰出的同事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我把其中一个说成是头脑简单的，另一个是罪犯，我这样做是说我才是部长，我已把自己置于部长的位子上了。现在转向我对部长的报复了！他不让我当副教授，我现在在梦中接替了他的位置开始向他施加报复。563

在另一例中，更明显地说明：尽管激起做梦的愿望是现在的，但是延伸到儿童时期的记忆会成为它强有力的加强力量。我想起一系列基于渴望去罗马访问的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要在梦中满足这种愿望。由于在时间允许我出去旅行时，而这一季节如果住在罗马又对我身体不利。564例如，我立刻就梦见我正从火车的窗口向外望，看见了泰伯河和安基洛桥。火车开动了，我才发觉我根本就没有到这个城市来过，而我在梦中所看到的景象原来是我曾注视过的一位病人家客厅里的一幅有名的版画。还有一次有人把我领到一座小山顶上，让我看云雾弥漫的罗马城，当时离城很远，我很惊讶看得却十分清晰，梦的内容十分丰富，我在此不能一一尽述。但是“远眺向往之地”的主题却十分清晰。我在梦中初次看到的那座云雾半掩的城市是吕贝克，而那座小山的原型是格利欣山565。在第三个梦中，我终于到了罗马，正如梦向我显示的那样；但是我十分失望地发现，这里的景象根本没有城市的特征，一条狭窄的小河，流着黑色的浊水，河的一侧是黑色的峭壁；另一侧是草地，长满大朵的白花，我注意到一个叫朱克尔的人（我与他有一面之交）并决定问他去城里的路该怎么走。我想要在梦中看到我在现实生活中都没有见到过的城市简直是徒劳的。于是，我把梦中的景物分解成一个个元素，发现白花将我带到了意大利的拉文纳，我曾去过那里，而且曾有过一段时间代替罗马做了意大利的首都。在拉文纳城外的沼泽地中有可爱的水百合花，就生长在黑色的水里。因为我们难于从水中去摘取它们，梦就把它们安排在草地上了，就像我们家乡奥塞湖的水仙花。那座石壁与水靠得那么近，使我记起了卡尔斯巴德（著名矿泉疗养地）附近的泰伯尔河谷。“卡尔斯巴德”使我能够解释向朱克尔先生问路的细节。编入梦的材料在此处包括了两个滑稽可笑的犹太人故事，这里既有丰富的人类智慧又有人世的辛酸，我们也常在书信和谈话之中引用它们。566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体质”方面的，一个贫穷的犹太人无票偷乘去卡尔斯巴德的快车，他被发觉了，每次验票时他都被赶下去，而且罚得也更厉害。在这次悲惨的旅途中，在一个车站他遇到一个熟人，问他乘车去哪儿，他答道：“只要我的体质能坚持得住，我要去卡尔斯巴德。”我由此又想到另一个故事，一个不懂法语的犹太人，在巴黎问路，问去里希尼大街该怎么走。巴黎也是我另一个向往之地，当我第一次踏上巴黎的人行道，我也有一种幸福的感觉，似乎我其他的愿望也都得到了满足。“问路”又一次暗示了罗马，大家都知道“条条道路通罗马”这句谚语。另外，朱克尔[德语意为糖]又暗喻了卡尔斯巴德，因为凡是患体质性糖尿病的人都去那儿疗养。这个梦的起因是我与一位柏林的朋友约好于复活节在布拉格相会。我们在那里要讨论的问题就是“糖”与“糖尿病”的进一步联系的内容。

在上一个梦后不久我又做了第四个梦，这个梦又一次把我带到罗马。我看到我面前有一个街的拐角，惊奇地发现有许多德文的招贴。567在前一天我曾写给我那朋友一封信，信中预言说我认为布拉格未必是个适合德国人旅游的地方，同时也表示在罗马会晤而不在波西米亚的城市会晤的愿望。这一个愿望可能要追溯到我做学生的时代，那时，布拉格还可以容忍德文的使用。顺便说一下，我一定是对捷克语有所掌握，因为我从小在摩拉维亚的一个小镇长大，那里有不少斯拉夫人居住。我在17岁时听到过一首捷克的民谣，我很容易地就把它记住了，而且我现在还能背下来，尽管我不知道它传达了怎样的概念。因此，这两个梦与我童年早期的生活不乏某些联系。

我上一次去意大利旅行，首先到了特拉西美诺湖。最后在望见泰伯河之后，在离罗马还有50英里处时我十分遗憾转向他处，我发现，这条通往这不朽之城的路的印象更被我童年时的记忆所增强，我实际上是计划第二年经过罗马去那不勒斯，这时我想起一位古典作家568的句子：“虽然去罗马的计划已定，但他却更加不安，在书斋里踱来踱去，这是这两个人中的哪一个呢：是温克尔曼副校长，还是汉尼拔大将军？”我实际上是跟随着汉尼拔的足迹。像他一样，我命中注定看不见罗马，而他也在众人期盼他进军罗马时却移师坎伯格纳。但是汉尼拔却是我在学校时期所崇拜的英雄，因为在这些方面我很像他。在我们那个时代，像许多孩子一样，在三次布匿战争中，我同情迦太基人而不同情罗马人。到了高年级时，我才第一次知道作为异族意味着什么，其他学生中反闪情绪告诉我，我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立场。这位闪族英雄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也变得越来越受尊敬了。在我年轻的心灵中，汉尼拔和罗马就象征着犹太人的顽强不屈与罗马天主教会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反闪运动日益严重的影响使我早年的思想情感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因此去罗马就已成了我梦生活中的一种其他殷切愿望的伪装和象征，要实现这些愿望必须有腓尼基人一样的决心与毅力，而其结果也会和汉尼拔一样终因未能进入罗马而抱恨终生。

这时，我又想起了童年时期的一件事，其力量至今仍时时显示出来影响我的情感与梦。那时我大约有10岁或12岁，父亲带我出去散步，其间他向我讲述他对我们生活世界的一些事物的看法。一次，他讲到今天我们许多情况比他年轻时代要好多了。“当我年轻时，”他说，“我在你出生地的街道上散步。那是一个星期六，我穿戴整齐，头上戴着一顶新皮帽子。这时一个基督徒走了过来，一巴掌把我的帽子打掉泥里，喊道：犹太人，从人行道上滚开！”我问道：“那你怎么回答的呢？”“我当时走到路上拾起我的帽子。”他平静地回答说。这时我对这位手挽小孩的强壮汉子的怯懦行为感到震惊。我把这一情景和一个更适合我的场景做了一个对比：汉尼拔的父亲，汉米尔卡·巴卡让他儿子在家庭的神坛前发誓：一定要向罗马人报仇！从那以后，汉尼拔在我的幻想中就占据了一席之地。569

我相信我对这位迦太基将领的热情还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时代。这又一次是我把已形成的情感移置到另一个新的事物上的问题。在我刚开始学习阅读时我有一本书，是退耳写的《执政与帝国史》，我至今还记得我把拿破仑麾下的元帅的名字写在标签上，贴在我那些玩具木兵的背后。我当时最喜爱的是马赛那（他的犹太名字叫马拉赛）。570（毫无疑问，这种情感也是因为我与他生日相同，而且恰隔100年。）571拿破仑以汉尼拔自诩，是因为他们俩都越过阿尔卑斯山。而这种尚武精神还可能要追溯到我童年的更早时期。那时，我才3岁，我与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孩子常在一起，我们之间时而友好，时而打架。在这一强一弱的关系中，有这种愿望的往往是弱者一方。572

人们越是深入地分析一个梦，就会有更多的机会找到童年经验的踪迹，它们在隐梦来源中起着一定作用。

前已述及[第21页]，梦极少这样地复现记忆：即既不缩减也不变化地和盘托出、显示其内容。然而也有一些这样毋庸置疑的梦例：对此我可以再增加（又一次）与儿童有关的情景。我的一位病人在梦中出现了一次几乎没有任何伪装的性活动事件，而且立刻被认为是一次真实的回忆。实际上在他清醒的记忆中，这件事从没有完全消失过，尽管记忆有些模糊了。但它的复活是由于事先做了分析的结果。在12岁时，梦者躺在床上，由于一个偶然的动作，他的身体露在了外面。看到他朋友的生殖器，我这位病人受到了某种冲动也把自己的暴露出来，并且用手握握对方的生殖器，他的朋友当时十分气愤地瞪着他，也十分吃惊。由于尴尬他放了手。在23年后这一幕又重新回到记忆中来，而且还有当时细腻的情感感受。不过这也已经过了某种程度上的改变，他学校同学的形象已被现在生活中的某人所代替了[参见第189页]。

的确，一般说来，童年期的景象总是通过隐喻进入显梦，往往需要解释才能揭示出来。这样的例子，即使我们已把它们记录下来也难让人信服。因为一般说来这种童年期经验不好找到其他的证据说明已经发生，如果追溯得太早，它们作为记忆来说已经太模糊难以辨认了。作为总的解释理由一般是由精神分析工作提供全部的因素来推论这些童年经验的确发生过。如果我脱离背景地记录一些由推论得来的童年期经验，以达到释梦的目的，它们可能不会给人们留下什么印象，特别是当我不能引用作为解释基础的全部材料时，不过我还是得举几个这样的例子。

（一）

我的一位女患者所有的梦都是以“匆忙”为特点的：她要去某处，生怕误了火车，等等。在一个梦中，她要去访一位女友，她的母亲叫她坐出租车，不要走着去，但她没听话，而是跑着去的，结果一路上不断。对这材料的分析使她想起儿时的奔跑嬉耍的游戏。还有一个特殊的梦让她回忆起儿时常说的一种绕口令似的句子“牛在跑，跑到倒”，越说越快，直到说成像一个（无意义）的单词。这实际也是一种“匆忙”。所有这些同小女友们玩耍的清白无瑕的经验被记住了，因为它们取代了一些不那么清白的东西。

（二）

下面是另一个女患者的梦：她置身于一个到处都是各式各样机器的大房间，好像是外科整形室。人们告诉她我没有时间，她必须同其他5个人一起接受治疗。她拒绝了，她不肯躺在床上，或任何其他她认为可以躺下的地方。她站在角落里，等着我说那不是真的。这时其余5人都嘲笑她这种愚蠢的行为——同时，似乎她在画许多小方格子。

此梦内容的第一部分与治疗有关且是对我的移情作用。第二部分是暗指童年时的一个情景。这两部分由于提及床而联结起来。

整形室暗指我对她说过的一句话，我在向她解释我的治疗时曾把它时间长度和性质方面与整形治疗相比较过。刚开始给她治疗时，我不得不告诉她，尽管以后可以每天给她一个小时的治疗时间，但暂时我没有足够的时间。这就触发了她原来的敏感性，这也是儿童癔症倾向的一个很主要的特征，他们对爱从不满足。我的病人是家中6个孩子中最小的（所以，同时有5个其他的），因此也是父亲最为宠爱的孩子。但尽管如此，她还是感到这位敬爱的父亲分给她的时间与关心太少。——她等我说那不是真的有下列的根源：一位年轻的服装店学徒给她送来一件衣服，她也付了钱。事后她问丈夫，如果那个孩子把钱丢了，她是否要再付他一份。她丈夫同她开玩笑，说是要再付一份的。（就是梦中的嘲笑她）她于是就不断地问，希望他告诉她那不是真的。因此可以推断，她认为，如果我给她双倍的治疗时间，是否要付我双倍的诊费——这种思想她认为是贪财，或是肮脏的（不干净在儿童时期常常在梦中以贪财代替，因为它们两者可以用“肮脏”联系起来）。573如果梦中等着我说等等一整段都是“不干净”这个词的迂回说法，那么“她站在角落里”和“不肯躺下”都符合童年的一个场景：她弄脏了床，被罚站在角落里，并被威胁说她父亲不再爱她了，她的哥哥姐姐会嘲笑她的，等等——小方格子则是指她的小侄女在她面前玩的一种（我认为是正确的）使横竖相加都等于15的9个方格子的算术游戏。

（三）

一个男人做了如下一个梦：他看见两个孩子在打架——从丢在地上的工具判断是桶匠的孩子。其中一个把另一个摔倒在地，倒在地上的孩子戴着蓝宝石耳坠儿，他手举棒子向打倒他的那个孩子冲去，要严惩他。而那个孩子跑到一个妇女那里寻找保护，那个女人靠着一个木栅栏站着，看上去像是他的母亲。她是个劳动妇女，背对着梦者。她转过身来，样子很可怕，把梦者吓跑了。可以看见她的眼皮下面有块红肉，突出出来。

这个梦把前一天的一些琐事充分地利用起来。他的确在街上看到两个小孩，一个把另一个打倒在地，当他匆忙前去劝架时，两个人都跑开了——桶匠的孩子。这只能用后来一个梦中的谚语来解释：“直把桶底捅穿。”——从他的经验来看，他相信蓝宝石耳坠多为妓女所戴。然后又想起了一首关于两个男孩的打油诗，另一个男孩叫玛丽（即是个女孩）——女人站着。在看到两个孩子后，他沿多瑙河散步，在周围无人之际，他冲着木栅栏撒泡尿。这时一个穿戴讲究的老妇人冲他笑着，并十分客气地要送给他一张名片，因为这个女人也在他刚才撒尿的那个位置上，所以她一定在撒尿。这就和可怕的样子与突出的红肉相吻合了，这只能意味着下蹲时阴户的张开。这个情景，在他童年时期也见过，后来记忆中以“浮肉”作为伤口而浮现。

梦把他小孩时期两次见到女孩生殖器的情景结合起来。一次是女孩被打翻在地，而另一次是小女孩在撒尿。从梦内容的其他部分可以产生出他小时因对性的好奇而受到父亲恫吓和严惩的回忆。

（四）

在下面这个梦（一位老妇人的梦）的后面，许多童年记忆被巧妙地编织在一个单一的想象当中。

她匆匆忙忙赶出去买东西。在格拉班大街574，她好像垮掉了一样双膝跪倒。四周围上来许多人，特别是出租车司机；但没有人帮助她。她努力几次想站起来，但都没有成功。后来一定是站了起来，因为她被放进一辆出租车里，把她送回了家。有人把一个装得满满的篮子（就像商店里的购物篮子）从她身后的车窗扔了进来。

这还是那个总是感到“匆忙”的女士，就像她小时一样总是跌跌撞撞，风风火火。[参见第一个梦]梦中的第一个景象明显地是从马跌倒的景象中产生出来的。“垮掉”是指赛马中马坚持不住。她小时候常骑马，毫无疑问，在更小一些时候，她本人就是一匹马。跌倒与童年期的一个记忆有关。她很小的时候，记得马夫17岁的儿子由于癫痫发作而在街上从马上跌下，后来用马车给拉回了家。她当时当然只是听说而已，但是癫痫症（跌倒的病）已在想象中形成，后来又影响到她自己癔症发作时的形式。如果一个女人梦到跌下，几乎和性意识有着不可避免的联系：她想到自己是一个“堕落”的女人。而我们所说的这个梦几乎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余地。因为我的病人跌下的地方是维也纳著名的妓女聚集之地。而购物篮[德文Korb]又可以有多种解释，这可以导致她想到对求婚者的多次拒绝[Kobe]575，同时也可以想到自己后来向别人求婚而遭到的拒绝。这又与没有人帮助她联系起来，在她看来这也是一种拒绝。而购物篮又可以在她的分析中解释为她下嫁出去以后不得不亲自去购物。最后它也可以作为仆人的一种标记，这让她想起小时候的事。首先，是一个厨师因偷东西而被解雇。而且她曾跪下来请求宽恕。她那时已12岁。然后又想起一个女仆因和马车夫有了恋情而被解雇（后来车夫还是娶了她）。这样，梦中马车夫这一概念又成了出租车司机（驾车人）的来源576（而车夫又与现实相反，他们没有扶起沉沦的女人）。其余有待解释的就是把篮子从她身后的窗子扔进去了。这使她想起了把行李递进去火车把它运走这种常见的事，还有乡间习俗：情人从窗户爬进心上人的房间，以及她在乡间所经历的轶事，如年轻的男子如何把青梅从窗子扔进情人的房间，以及她的妹妹被从窗口向屋里看的傻子给吓了一跳等等。这时一个10岁时的模糊记忆又浮现出来。在乡下时，一个女佣和一个男仆在屋里行云雨之事（这个小姑娘也可能看得出来），结果这两个人一起被解雇（扔了出去）（与梦中“扔了进来”恰恰相反）。这个故事我们已从多方面进行了解释；一个仆人的行李衣箱在维也纳被叫作“七个梅子”，所以有句俗话是“捡起你的七个梅子，滚蛋吧”！

我的记录包括了许多病人的梦，对它们的分析可以导致童年期的一些模糊甚至已完全忘记的印象，这些印象多是童年期头三年的。但如果把这些梦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用于一般情况，可能就不一定可靠了。因为这些人都是神经症患者，特别是癔症患者，很可能梦中儿童时候的景象所起到的作用是他们神经症的性质所决定的，而并不是梦的性质所决定的。然而我自己的梦倒是没有神经症状的，但在我对自己的分析中，也常常在梦的隐意中意外地发现我童年的某些景象。而且我的整个一系列的梦立即与我来自童年经验的种种联想结合起来。我已举了几个这样的梦例，我还将再列举几个有多方面联系的梦例。如果我不再报告一两个新近事件与长期忘记的儿时经历走到一起而形成梦源，就很难令人满意地结束这一节的内容。

1.一次旅行之后，我又累又饿，便上床睡觉，但人生的这样一些基本需要在睡梦之中也要强烈地表现它们自己，我于是做了如下的梦：

我走进厨房找点布丁，3个女人站在屋里；其中一人是小客店的女主人，她手中搓揉着什么东西，好像是在做汤圆之类的东西。她告诉我要等她做好（这些话并不十分明确），我感到我受到伤害，不耐烦就离开了。我穿上大衣。但我穿的第一件大衣太长。我把它脱掉，惊奇地发现衣服上镶着皮边。我穿的第二件有一个长带子，带子上绣有土耳其图案的花纹。一个陌生人走上来不让我穿，说衣服是他的，这个人脸长长的，短短的硬须。我给他看上面绣的土耳其图案。他问道：“土耳其（图案，条纹……）与你何干？”但不久我们又友好相处了。

当我开始分析这个梦时，我出乎意料地想起了我所读的第一本书（当时我大约13岁），实际上我是从第一卷的结尾处开始读的。至于书的名字和作者的名字我一无所知。但是我对其结尾却记忆犹新。主人公发疯了，他不停地呼喊着给他一生既带来最大幸福又带来巨大不幸的三个女人的名字，其中一个叫比拉姬（Pélagie）。我当时仍不知这一回忆能对释梦有何作用。联系到那3个女人，我想到了3位掌管人类命运的女神，而且我知道3个女人中的一位（梦中小客店的女主人）是赋予生命的母亲，并（以我自己的情况而论）给生命以营养。我想，爱与饥饿这两者都汇聚到了女人的胸脯上。一个爱慕女性美的青年男子有一次谈到他小时候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奶娘时说，“很遗憾，我当时没有充分把握住我的机会。”我经常在精神神经症机制中利用这件轶事来解释“推迟动作”的因素。577——当时，其中一位女神正在双手搓揉，好像正在做汤圆；一种对女神来说是很奇怪的职业，就是需要解释的。而这种解释又被我更早一些的童年记忆所提供。当我6岁时，母亲第一次给我上课，她要我知道人类是由泥土制成的，而最后也必归于泥土。我母亲双手搓揉，就像揉面团一样，而实际上手掌之间没有面团。然后把搓出来的表皮鳞屑形成的黑色汗泥团给我看，以此来证明人是泥土制成的。目睹这种证据，我大为惊奇。后来我也默认了这句话：“生命复归自然。”578所以，当我走进厨房时，在屋里的真的是命运女神。这正如我童年时一样，每当我饿了，我就去厨房，母亲总是站在火旁，告诉我必须等到晚饭准备好才吃。——现在再谈谈汤圆（Kn?del）吧。Kn?del是我大学时的一位老师的名字，他教过我组织学知识（如表皮知识），他曾控告一个与他名字相近的人Kn?dl剽窃了他的作品。剽窃即把别人东西据为己有，因此这样就把梦的第二部分引导出来，我成了在演讲厅里常常偷大衣的窃衣贼。我没有思索地就写出了“剽窃”这个词，因为它自动浮现在我脑海之中。但是现在我注意到，它在梦的不同显意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它把以下一连串的联想串连起来，比拉姬（pélagie）、剽窃（plagiarizing）、横口鱼（plagiostomes）579（或鲨鱼）、鱼鳔（fish’sswimming-bladder），以及把旧小说与克诺德（Kn?del）和大衣（德文überzienher有大衣、外套、避孕套等义）联系起来。其中一些涉及性技术的用具[参看默里头韵梦第59页]。无疑，这是一长串本互不相干的思想，如果不是梦的工作，在清醒生活中是绝不会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但是，似乎有必要建立起一个不把任何事物视为神圣的强制性联想。布吕克580（Brücke，德文与桥同义）这个令人尊敬的名字又让我想起了我度过没有任何欲望的快乐学生时代的学院——

于是，我们匍匐在智慧的胸膛（Brüsten），

每天都有无限的欢畅。581

这又与在梦中折磨着（plaguing）我的欲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后我又想起了一位非常可敬的老师，他的名字叫弗莱契尔（Fleichl与Fleisch“肉”同音），和克诺德的名字一样，听起来好像是一种食物，还表现出了表皮鳞屑引起的不快的景象（我母亲与客栈主人），还有疯狂（小说）和从药房582中买来可以治饥饿的那种药：古柯碱。

我还可以沿着这条错综复杂的思想链继续追踪下去，以达到对所有未经分析的梦内容做出充分解释，但是我必须放弃这一打算，因为这将让我付出太大的个人代价。因此，我只选择其中之一，一个足以把我们引向在混乱外表之下的一个梦念。不让我穿大衣的那个长脸短须的陌生人，其外貌很像在斯巴拉多那个商店的主人，我妻子曾在那儿买了不少土耳其东西。他叫波波维（Popovic）583，这是一个意义含混的词。幽默作家斯太滕海姆曾做过一次评论：“他告诉我他的名字时，脸涨红了，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我发现我又一次滥用别人的名字，我已经用过比拉克姬、诺德、布吕克、弗莱契尔等名字了。无疑，用别人的名字开玩笑是儿童常搞的恶作剧。如果我这样搞下去，我会得到报应的，因为我的名字也是容易成为打趣对象的。584我记得歌德曾在什么地方谈起过人们对自己名字所具有的敏感性。他曾说赫德曾用他的名字（Goethe）写了一首诗：

你们是神（G?ttern）的子孙，或是野蛮人（Gothen）的后代，抑或是粪土（Kote）的产物，——你们是高贵的形象，最终仍复归于尘土。585

我知道，我这样离题地去讨论名字的滥用问题会引起抱怨。所以我必须在此转回我的话题。我妻子在斯巴拉多的购物使我想到了在卡塔罗586的另一次交易。那次我过于谨慎，结果失去一次赚钱的好机会（参见失去抚摸奶娘乳房的好机会）。由饥饿引起的梦念是“一个人不应坐失良机，即使犯点小错也不要紧，但一定要抓住机会。一个人不应放弃任何机会，因为人生短暂，死亡不可避免”。由于这种“及时行乐”有一些性的含义，又因为它所表现出来的欲望并不能阻止犯错误，所以有理由惧怕检查而不得不把它隐藏在梦中。所有的思想都有一个相反的感觉，然后再找到表达的方式，如梦者得到精神满足之时的记忆、各种制约性的思想甚至对最令人厌恶的性惩罚的威胁等，都会呈现在梦中。

2.第二个梦需要一个很长的前言：

我驱车前往维也纳西站赶火车，我要去奥赛湖消夏。结果到了站台之后，发现应比它早开的去伊希尔的车还停在车站、尚未开出。我遇到了图恩伯爵587，他又去伊希尔朝见皇帝。虽然下着雨，但他却坐了敞篷马车。他径直从区间车入站口走进车站，门口的验票员不认识他，所以向他索要车票。但他十分傲慢地把他推开，也不做任何解释。在去伊希尔的车开走后，我理当离开月台回到候车室去，但我有一些事情要处理，要花些时间，所以我被允许留在月台上。这段时间我时刻注意是否有人用行贿的手段取得已预订出去的包厢。我要遇到这种情况就打算大声抗议，要求平等的权利。同时我哼着自以为是《费加罗婚礼》的费加罗咏叹调：

如果伯爵想跳舞，

如果伯爵想跳舞，

我十分乐意为他奏一曲……

（我相信别人谁也听不懂这个曲子）

那天晚上我心情不静，总想与人争吵，和仆人或车夫抬杠（但愿不要伤害他们的情感）。这时，各种无礼的、反常的想法一股脑儿涌入我的心中，什么费加罗的台词，在法兰西剧院观看博马舍的喜剧，关于那些自以为天生就是大人物们的格言，阿尔玛维瓦要对苏珊娜行使领主的初夜权，以及恶意的反对派记者如何利用图恩伯爵的名字开玩笑，称他为“无所事事的伯爵”588。我不是嫉妒他，他正小心翼翼地去朝见皇上，而我却正在度假，才真正是无所事事呢。接着我又盘算着如何安排度假日程。这时一个我认识的绅士走到月台上来，他是政府医务监考官，因为他的能力表现而赢得了“与政府同床共枕”589的雅号。他以官员的身份要求给他半个头等包厢，我听到乘务员对另一个乘务员说：“我们把这位半票头等票590的先生安排在哪儿呢？”我想，这可真是个特权的典型例子。而我买头等厢，就得付全费。实际上我已有了一个包厢，但不是通廊包厢，所以夜里上厕所不方便。我向列车长抱怨此事，但也没有结果，所以我回敬他说，那么你们就该在每个包厢的地板上凿个洞，以备乘客不时之需。而且我真的在凌晨二点三刻时醒来小便，在醒来之前做了如下一个梦：

一群人，一群学生在集会——一位伯爵（图恩[Thun]或是塔弗[Taaffe]）正在讲演，有人挑战似的要他谈谈对德国人的看法。他态度十分傲慢地宣称说，他们最喜欢的花是款冬（colt’sfoot），并把一片破损的叶子——实际上是一片干叶——插进他衣服纽扣孔里。我勃然大怒——勃然大怒591，虽然我对自己采用这样的态度也很吃惊。

（然后，变得不很清晰）我似乎在一个大学的礼堂里（Aula），门口设了警戒。我们不得不逃出去，我一连穿过好几个陈设华丽的房间，显然是部长级的套房或其他公用房，家具为棕色或紫色。终于我来到走廊，看门人坐在那里，是一位健壮的妇人。我想避开她不与她说话。但她显然以为我有权从这里通过，因为她还问我要不要用灯给我照路。我告诉她，不知是用手势还是用话语，让她等在楼梯口，我感到我很聪明避开了出口处的检查。我下了楼，发现一条又窄又陡、向上去的小路，我沿着路走上去。

（又变得不清晰了）似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逃出这座城市，就和刚才逃出房间一样。我乘着一辆出租车叫马车夫把车赶到火车站。车夫好像累坏了，有些不高兴，说了几句不同意的话，我说：“我不会让你沿着铁路赶车的。”但似乎我们已经沿着铁路走了通常需坐火车的一段距离了。所有的车站都有警戒，我不知该去克雷姆斯还是去赞尼姆592。但是想到宫廷就设在那儿，我还是去格拉茨或类似的地方。现在我坐在火车的包厢之中，就好像坐在斯塔特巴恩（郊区铁路）的客车车厢里。在我的纽扣孔内有一条长形瓣状的东西，旁边有一种用硬挺的料子做的紫棕色紫罗兰花，很引人注目。（在此处，梦中断了。）

我又一次来到火车站前，但这一次有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陪着我。对其余不能辨认的部分我想出一个计划；后来看到这个计划就已实施，似乎思想和经验就是同一回事。他看上去是个瞎子，看什么总是用一只眼睛。我递给他一只男用玻璃便溺器（这一定是在城里要来或已买来的），于是我就成了护士，并且一定要给他递尿壶，因为他是瞎子。如果验票员看到我们这个样子一定会让我们过去，不会注意我们。现在这位老人的态度和泌尿器官变了形。（就在这时，我醒来要去小便。）

整个梦是一种想象，它把梦者带到1848年革命时代。对那一年的记忆是由1898年[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50周年纪念会，以及去瓦休的短期旅行所引起的。在那次旅行中，我曾访问过爱默斯多夫593，革命学生领袖费肖夫的退隐之所。我的联想又把我带到英格兰和我兄弟的住所。他常常用（但尼生爵士的题为）《五十年前》594那首诗中的话去逗弄妻子，孩子们常常改为“15年前”。这一革命的幻想是因看到图恩伯爵所引起的，这就如同意大利式的教堂，其正面和背后的结构并没有什么有机联系一样，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背后的混乱和充满裂隙，在于其内在结构的许多地方都暴露在外面。梦的第一部分似乎是几个景象的混合，我可以把它们一一分开。伯爵十分傲慢的样子是来自我中学时的一个印象，那时我15岁。我们合伙阴谋整治一个不受欢迎、无知的男老师。主谋是我们班上的一名同学，他以英格兰亨利八世自诩。他把攻击的领导权交给我，定下以关于多瑙河对奥地利（参见瓦休）的重要性的讨论作为发起攻击的信号。班上这批反叛分子之中有一个男生出身贵族，因瘦高个而被同学叫作“长颈鹿”。在受到德文老师的批评时，他笔直地站着，其神态很像我梦中的伯爵。喜欢的花和插在纽扣孔里类似花的东西（使我想起我在那同一天送给一位女友的兰花和一种耶利奇的玫瑰）595，特别让我想到了莎士比亚《亨利四世》的第一幕第一场中所写的玫瑰战争的开始。（亨利八世接通了这一回忆）——由此出发就离红白康乃馨只有一步之遥了。有两节小诗，其一为德文，其二为西班牙文，悄悄地汇入分析之中：

玫瑰，郁金香，康乃馨；

每一种花都不免凋谢。

伊莎贝拉，不要

为花儿凋谢而垂泣。

第二段西班牙文诗曾在《费加罗婚礼》中出现过。在维也纳，白色康乃馨是反犹太人的象征，红色康乃馨则代表社会民主党人。在这后面隐着一段在可爱的萨克逊乡间（比较盎格鲁-萨克逊）乘火车旅行时所遇到的反闪族的挑衅。构成梦的第一个情景的第三个景象要追溯到我的大学时代。那是在一个德国大学生俱乐部里，当时在进行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讨论。在那里我是一个初出茅庐不知深浅的年轻人，深信唯物主义，我冒失地提出一个很偏激的观点。听到这，一个比我年长也比我年级高的男生站了起来，他那时就已显示出作为领袖或一个大团体的组织者的能力。顺便说一下，他的名字也是一种动物的名称。596他狠狠地斥责了我们一顿，并说他小时也养过猪，后来迷途知返又回到父亲的家中。我勃然大怒（像梦中那样），粗鲁地[德文saugrob一词有“猪一般粗暴”之意]回驳说，我现在知道他从小就和猪打过交道，所以，对他刚才讲话的那个声调也就不吃惊了。（在梦中，我对我自己的德国民族主义者的态度感到吃惊[比较第323页]。）这时全场一片哗然，人们纷纷叫我收回刚才的话，但我拒绝收回。幸亏那位受了侮辱的同学很有理智，没有把这看成一种挑战，所以这件事也就平息了。

梦的第一个场景中还有一些元素将涉及更深的层次。伯爵所提到的款冬是什么意思呢？为了寻找答案，我又想起一大串联想：款冬[德文Huflattich，英译为hooflettuce（马蹄莴苣）]——莴苣（1ettuce）——沙拉[salad]——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英译为dog-in-the-manger，德语Salathund，即为saladdog]。同时对Giraffe也有一连串的侮辱性的词，长颈鹿[Giraffe，德文中Affe意为“猴子”]、“猪”、“狗”，我还可以根据这些推出“驴”等词用来侮辱另一位大学教师。此外，我还可以把款冬（不管对错）译成法文蒲公英（pisse-en-lit），这种想法是从左拉的小说《萌芽》中学来的。书中一个小男孩听说蒲公英可以制成沙拉。“狗”的法文是“chien”，这常叫我想起身体的一种重要功能（法文chier是大便，较之较小的功能pisser是小便）。我接着还要从物质三态（固体、液体、气体）中收集一些不雅的例子。还是在《萌芽》这本书中，它充满了对即将来临的革命的描写。其中有一段描写一种十分特殊的竞争，即涉及气体排泄的“放屁”（flatus）597。这时我才看清，导致“屁”的路径早已铺设好：从花，西班牙小诗，伊莎贝拉，《伊莎贝拉和斐迪南》，亨利八世，英国史，与英国抗衡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以及在无敌舰队失败之后，英国人在一块勋章上刻上“他把它们吹得七零八落”。598由于是暴风吹散了西班牙舰队。我曾不太严肃地想，如果我对癔症理论和治疗加以详述，我就用这句话做“治疗”一章的标题。

现在再谈一下梦的第二部分情景。出于稽查作用的考虑，我不能做详细的分析。因为我曾设想把自己置身于那个革命时代的一个很高的位置上。要有一段同鹰[Adler]有关的冒险经历，并且有大便失禁的毛病，等等。尽管这个故事的大部分是由霍夫拉特[宫廷枢密官（consiliariusaulicus）——比较Aula（宫廷，礼堂）]讲述的，我认为这方面仍不可能合理地通过稽查作用。梦中那套房间（rooms）是来自那位爵爷的客厅或车厢（我曾有幸目睹）。但是“房间”（德文词是Zimmer）在梦中也常指女人[Frauenzimme]599——在此例中指妓女。在女管家的形象上，我表现了对一位十分机灵的妇女的忘恩负义。当我在她房间逗留时，她对我殷勤招待，而且讲了不少好听的故事，可是我却给她以恶意的报答。——灯则暗指格里巴泽尔600根据亲身经历所写的关于希罗和黎安德的一段动人故事，题名《怒海情波》——由此又联想到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和风暴。601

对于梦的其他两段内容我不准备详细分析602，我仅选择导致童年期两个景象的一些元素。因为我正是由此开始对此梦进行讨论的。人们认为令我产生压抑的是性材料，但这并不完全。尽管每个人都有许多事情瞒着别人，但什么事情也瞒不过自己。现在的问题并不是我为什么必须隐藏这种结果，而是探讨对我隐藏梦的真正内容进行内部稽查的动机。所以我必须解释，对这梦的三个情节（最后）表现出它们都是一种无理的自夸，那种在清醒生活中一直压抑着而只在一些梦的显意中表现出来的荒谬的妄自尊大。（例如“我感到自己非常机灵”）这也说明我在做梦前一天晚上的精神亢奋。这种自我炫耀已波及到不少方面。例如在提到格拉茨时说出了“格拉茨有什么了不起！”这是当一个人对自己的富有而感到自满时常说的话。人们如果记得伟大的拉伯雷对高康大和庞塔格吕埃父子的生活及其功绩无与伦比的描述，就当然可以理解梦的第一个情节中所包含的那些自夸了。

下面是与童年景象有关的一些材料（我曾许诺给读者的）。为了旅行，我买了一只新衣箱，颜色是棕紫色的。这一颜色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梦中：用一种挺实的布料制成的棕紫色紫罗兰及旁边的一个“少女饰品”（girl-catcher）603，以及部长套房里的家具。儿童一般认为，凡是新的东西都能吸引人。有人向我描述了我童年时的一个情景，而我对这一描述的记忆代替了对这个情景本身的记忆。据说我两岁时还有时尿床，每当我受到责备时，我就安慰我父亲说将来给他在附近的城里买一张红色的新床。这是梦中“我们在城里要买或已买来的便壶”这句插话的来源。这是在说，一个人必须遵守诺言（注意男用便壶与女用衣箱或木箱[参见第154页]的象征并列）。我的这个诺言显示出我童年的自大与狂妄。我们已经涉及儿童小便困难在梦中的重要作用[参见第201页的梦]。我们从对神经症患者的精神分析中也发现尿床和有野心的性格特点的联系。604

我还清晰记得我在七八岁时的一件家庭小事。一天晚上，睡前，我忽视了谦虚的准则，听从了野心本性的呼唤，结果受到父亲的责备，说：“这个孩子将来不会有出息。”这对我的野心一定是当头一棒，因为这一景象一直不断出现在我的梦中，而且总是与我的成就与成功同时出现，好像我在说：“你看，我到底还是有出息的。”这一场面实际上为梦的最后一个情节提供了材料。但是角色已做了调换（也是为了报复）。老人（显然是我的父亲，他的一只眼瞎暗指我父亲一只眼患有青光眼）605在我面前撒尿，正像我小时在他面前撒尿一样。由青光眼又使我想起古柯碱，它在动手术时帮了忙[见前面关于古柯碱一段]，仿佛我这样做就是履行了诺言。此外，我还和他开玩笑；因为他瞎了，我必须递便壶给他，这也是一种暗喻，表明我发现了癔症理论，而且为此自豪。606

我童年时两次小便的情景无论如何都与我的妄自尊大有密切关系。但是它们在我去奥塞湖旅行时出现，又由于我的包厢没有洗手间这一偶然情况以及由于我已料到第二天一早必定会出现无处方便的困境的实际情况，更促使这种景象在梦中出现。我由于这种生理上的感觉而醒来，我想，人们会认为这种生理上的感觉才是梦的真正的诱因。但我却愿采取另外一种观点，即排尿的欲望只是因梦念而引起。我在睡眠中因为生理需要醒来的情况很少，尤其是这次旅行中被唤醒的那么早——凌晨二点三刻，更为罕见。我还可以进一步地驳斥这一种说法，那就是我在其他舒适的旅行环境中，很早醒来从来没有小便的感觉。不管怎样，这一点我们暂时不能解决也无大碍。607

我的释梦经验使我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是一些很容易解释的梦，它的思想链也可能追溯到童年时期，因为它们的来源和富于激发愿望不难发现。这样，我不得不问一下自己，这个特征是否可以构成梦的基本先决条件。如果这个说法成立，它就会有如下的意义：每个梦的显意都与最近的经验有关，而其隐意都与最早的经验有关。事实上，我在对癔症的分析中已得到证明，一些最早的人生经验仍未加改变地持续到现在。这种设想要得到证实是很困难的，在下文中[第553页以下]我将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童年早期经验在梦形成中所能产生的作用。

在本章开始时列举的梦中记忆的三个特征中，其中一个是梦内容多半为不重要的材料，而且这一点已经由梦的伪装而获得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们已能证实其他两个特征的存在，即梦强调最近的材料与童年期的材料。但我们尚未能从致梦的动机方面对它们做出解释。应该记住，对这两个特征及其评价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它们的适当位置必须从别的什么地方去寻找，或从睡眠状态的心理学中去找，或从今后将进行的有关精神机制的构造的讨论中去找。不过这要等到我们认识到释梦就可以像一个可以窥见精神内部机制的窗口时才能做到。

但是，从这后几个梦的分析中，还可以做出另外一种推论。梦似乎常常有不止一个意义。正如我们所列举的梦例证明，梦不仅可以包括几个愿望的同时满足，而且梦的意义或愿望的满足可以重叠，最后，追溯到童年早期的一种愿望的满足。但这又一次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把这种现象的发生说成是“不可避免地”而不是说成“常常地”，是不是更为正确。608

三、梦的躯体来源

如果我们要让一个有文化的非专业人员对梦的问题产生兴趣，并因此问他梦的来源是什么，那么我们一定会发现他对回答这类问题是有信心的。他马上会想到，对梦的构成影响最大的是消化方面的障碍或困难，“梦来自消化不良”[参看第22页以下]。——由于身体的姿势不当或睡眠中发生的一些细微小事。他们从未想过，即使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也总还是有些事情有待解释。

我在第一章中（第三节）已充分讨论了科学家们如何看待躯体刺激对梦的形成的作用，所以在此我们只需回顾一下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有三种互不相同的躯体刺激来源，来自外部世界的客观感官刺激，仅有主观根据的感官内部兴奋状态，以及来自体内的感觉刺激。我们还注意到与躯体刺激相比[参看第41页]，这些权威们有把精神来源作为背景或干脆把它排除在外的倾向。在考察了有关躯体来源方面的主张之后，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感官的客观刺激部分（包括睡眠中的偶然刺激，部分包括影响睡眠的心灵兴奋）的重要性，已由无数观察所确认并通过实验得到证实。[参见第24页以下]而主观感觉的刺激作用可以通过梦中再现入睡前的感觉意象[参见第31页以下]而得到证明。最后，尽管梦中出现的意象和观念与所说的内部躯体刺激的明显关系不能得到证明，但是我们的消化、排泄和性器官的兴奋状态对梦会产生影响并作为一种梦的来源的看法已得到普遍的承认和支持。[参见第37页以下]

这样，“神经刺激”和“躯体刺激”似乎是梦的躯体来源，甚至许多作者都认为除此以外别无他物。

而另一方面，我又发现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其中一种批评不是怀疑躯体来源的正确性问题，而是这一理论是否充分的问题。

不管这一理论的支持者们对其事实依据的可靠性如何自信——特别是那些偶然的和外部的神经刺激，因为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由此追溯到梦的内容——尚不能使他们认为梦中的大量观念材料仅仅来源于外部刺激。玛丽·惠顿·卡尔金斯小姐（1893，第312页）曾对自己和另外一人的梦做过长达六个星期的观察研究，发现归因于外部感官知觉元素的分别为13.2%和6.7%；在她收集的梦例中，只有两例来源于肌体感觉。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统计学方面的证实，说明我对原来通过自己经验所做的匆忙考察的怀疑是有道理的。

常有人建议把“源于神经刺激的梦”同其他形式的梦分开，把它作为一个分系（subspecies），在这方面已做过较详尽的研究。斯皮塔（1882，第233页）就把梦分为“源于神经刺激的梦”和“源于联想的梦”。然而，只要不能说清楚躯体来源和观念内容之间的联结关系，这种区分也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解答。所以除了第一种反对意见（即，外部刺激来源并不多见）以外，还有另外一种反对性意见，即利用这种来源来释梦的理由也不够充分。我们有理由要求这种理论的支持者对这两点做出解释。第一，为什么外部刺激在梦中总不是以其刺激的真实性质被感知，而是被误解。[参照第27页关于闹钟的梦]第二，为什么感知的心灵对这些被误解的刺激所做的反应又是各式各样。

针对这样的问题，斯图吕贝尔（1877，第108页以下）是这样说的；因为心灵在睡眠时已脱离开外部世界，所以它不能对客观感官刺激做出正确解释，而且不得不根据多方面不确定的印象构建错觉。引用他的话是“只要在睡眠中，由于外部和内部神经刺激而引起的一种感觉或一种感觉的复合物，一种情感或任何一种精神过程在心灵中产生并为心灵所感知，这个过程便从清醒状态遗留给梦的经验范围内唤起各种感觉意象，即唤起了不是赤裸裸的就是伴有适当精神价值的那些早期知觉。这一过程的周围，似乎围满了或多或少的这类意象，并通过这些来自神经刺激的印象就取得了它的精神价值。在这里我们谈到的（正如我们在清醒的行为中所做的那样）是睡眠的心灵在‘解释’神经刺激所造成的印象。我们把这种解释的结果称之为‘源于神经刺激的梦’，就是说，梦是其组成成分根据复现法则受到产生精神作用的神经刺激所决定的。”[参看第29页以下，第54页及第58页]

冯特[1874，第656页以下]的说法与这一说法基本相同，他认为梦中出现的观念至少大部分来源于感官刺激（特别是包括一般肌体感觉），因而，这些观念主要是一些想象的错觉，只有很少一部分纯粹记忆观念因强化而变成幻觉。[参见第40页以下]斯图吕贝尔（1877，第84页）曾据此做过一个适当的比喻来说明梦的内容与其刺激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不懂音乐的人用十指在钢琴上弹奏。”[见第78页和第122页]。于是，根据这种观点，梦就不是源于精神动机的心理现象，而是一种生理刺激的结果，这种生理刺激由于其所影响的机构找不到适当的其他表达方式，就以精神状态表达出来。这里也隐含了一个类似的预先假定，如梅耐特（Meynert）在试图解释强迫性观念时所用的一个著名的比喻：“就如一个钟面上的某些数字比其余的数字更为突出。”609

不管梦的躯体刺激理论如何流行，也不管它如何具有吸引力，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每一种需要睡眠中的精神机制靠构筑错觉来对梦进行解释的躯体刺激，都会产生无数种解释的企图与尝试——即刺激在梦内容中可以表现为大量不同的观念。610但是斯图吕贝尔与冯特所提出的理论并不能提出任何动机可以制约外部刺激和为解释而选择的梦念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不能解释李普斯[Lipps，1883，第170页]所描述的由这些刺激“在其创造性活动中往往做出的明显选择”。反对意见还针对整个错觉理论所依据的这种假设，即睡眠的心灵不能识别客观感官刺激的真正性质。生理学家布达赫早已向我们说明，即使在睡眠中，心灵仍能对抵达的感觉印象有很好的解释能力，并能依据这些解释做出反应。因为他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对睡眠者似乎是很重要的特殊感觉印象就不会像其他一般印象那样在睡眠中受到忽视（如奶妈和吃奶的孩子的例子）；还有这样的事实：人们在睡眠中很容易被叫自己的名字所唤醒，而对其他听觉印象就不那么关心。所有这些都说明心灵在睡眠中对感觉也有一定辨别能力。[见第53页]布达赫根据这些判断作出推论，认为我们必须假定：在睡眠状态中并不是不能解释感官刺激，而是对它们缺乏兴趣而已。布达赫在1830年作出这个论断，在1883年被李普斯在对躯体刺激理论批评时再一次原封不动地引用。这样一来，心灵的作用就好像一则笑话中那位睡眠者，当有人问他是否睡着了时，他答道：“没睡着。”但当那个人又说：“那你就借我10个弗洛林吧。”他却装着睡着了说：“我已睡着了。”

梦的躯体刺激理论之不充分也可从其他一些方面看得出来。通过观察不难看出，做梦时外部刺激尽管也进入梦的内容，但外部刺激不一定非得使我们做梦。例如，首先，我在睡眠时感受到了一种触觉刺激，我对它的反应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我可以置之不理，而醒来时，我才发现我的腿露在被子的外面，或什么东西压住了我的手臂。病理学提供了许多例子说明一些强烈的兴奋刺激或运动刺激在睡眠时并不起什么作用。其次，我可以在睡眠中察觉到某种感觉——有人说我可以“通过”梦来感觉它——（特别是疼痛感），但我却没有把疼痛刺激编织进我的梦中。第三，我还可以对这种刺激做出觉醒的反应，然后摆脱它。611只有第四种可能性才让我们做梦，即神经刺激。而其他的可能性至少与最后这一可能性具有同样的机会形成梦。如果不是躯体刺激来源的动机，梦是不会发生的。

其他一些作者如施尔纳[1861]以及接受施尔纳观点的哲学家沃凯尔特[1875]，对我上面指出的梦源于躯体刺激的这种解释漏洞也曾做出过正确的评价。这些作者试图从躯体刺激所形成的各式各样的梦的幻象中更精确地界定精神活动。换言之，他们力图再一次把梦基本上看作一种心理活动，即一种精神活动。[参见第83页以下]施尔纳不仅对梦形成时所展示的各种心理特征给予富于诗意和生动的描述，而且也自信他已发现了心灵处理所呈现给它的刺激的原则。在他看来，当想象摆脱了白天的桎梏时，梦的工作便试图以象征的形式再现出产生刺激的器官的特征和刺激本身的性质。他于是提供了一种“梦书”，用以指导释梦工作。这样，人们便能从梦象中推论出躯体感觉、器官的状态以及有关刺激的性质。“因而猫的意象代表愤怒或坏脾气，而一块光滑色浅的面包则表示赤身裸体。”[沃凯尔特，1875，第32页]人的整个身体被梦描绘为一幢房子，人体的各种器官被描绘为房子的各个部分。在“牙刺激”梦中，高大的拱形门厅象征着口腔，下降的楼梯代表咽喉食道。在“头痛刺激的梦中，头顶表现为一间房屋的天花板，上面布满了令人厌恶如蟾蜍般的蜘蛛。”[同上，第33页以下]还有一些其他的类似象征代表同一器官，如“因此，呼吸的肺以炉火的风箱的呼呼鼓气来象征，心脏以空盒或空篮为象征，膀胱以圆形袋状物或中空的物体为象征等等”。[同上，第34页]特别主要的是，“在梦结束时，上述各种器官或其功能往往会明白地显示出来，而且一般都与梦者自己的身体有所关联。如一个牙痛引起的梦往往以梦者想象自己的一颗牙被拔掉而结束。”

这种释梦理论很难说受到这方面其他作者的青睐，因为这一理论大有夸张之嫌，起码在我看来，它所提出的论证是难以接受的。不难发现，这是一种古代就已采用过的方法——象征主义释梦方法的复活，所不同之处在于其解释范围仅限于人体。施尔纳的理论由于没有提供科学解释的任何技术，必然大大限制了它的应用性。根据它我们可以对梦做出任何解释，特别是因为同样的刺激在梦内容中可以表现为各种不同的方式。所以，就是施尔纳的弟子沃凯尔特也很难证实一座房子就可以表示人的身体。反对这一理论的意见还会从这样的事实中产生，即这一理论认为心灵的功能在梦的工作中既无功效也无目的，它仅满足于当躯体遭遇刺激时构成心灵的想象物，而看不出心灵能够处理刺激的任何迹象。

对于施尔纳的躯体刺激象征理论还有一种很重要的批评意见，可以说是对这一理论具有毁灭性的打击力量。这些刺激是无时不有的，而且一般认为人们在睡眠中更比清醒时容易感受到，那么，对下面的情况就很难理解了：为什么心灵不彻夜做梦，而且每夜都梦到所有的器官？为了不致遭受这样的批评，就必须要有一个附加条件，即为了唤起梦的活动，必须依赖眼、耳、手、肠等器官所产生的特殊的兴奋。但随之而来的是难以证明这些刺激增加的客观性质——只有在少数梦例中才可能得到证实。如果梦到飞翔是肺中翕张的象征化[参看第37页以下]，则如斯图吕贝尔[1877，第119页]已经指出，要么这种梦就会更频繁地出现，要么就必须证明这时呼吸活动在梦中更为急促。当然，也还有第三种可能性，而且是最大的一种可能性，即当时有某种特殊动机在发挥作用，它将梦者的注意力引向平时恒定存在的内脏感觉。但是，这种可能性已经超出了施尔纳的理论范围。

施尔纳和沃凯尔特所提出的观点，其价值在于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对梦内容中若干有待解释的特征上，而且很有希望导致新的发现。梦包括一些身体器官与功能的象征是完全正确的。梦中的水往往暗指排尿的刺激，直立的棍棒或柱子可以表示男性生殖器，等等。与单调乏味的梦相比，那些充满活动和色彩鲜明的梦不难解释为“视觉刺激所形成的梦”。我们也很难否认那些以噪音和嘈杂的话语声为特征的梦中幻觉所起到的作用。施尔纳[1861，第167页]曾报告过一个梦：两排秀发漂亮的男孩分坐在桥的两侧，在互相攻击后又回到原位，最后，梦者梦见自己也坐在桥上，从下颌拔出一颗长牙。沃凯尔特[1875，第52页]也做了一个类似的梦，梦见的是一个橱柜的两排抽屉，其结果也是梦见拔了一颗牙。这两位作者记录了不少这类梦例，因此我们不能说施尔纳的理论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发明，而不去寻找其真谛。[见第346页以下]因此，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给牙刺激这类象征寻找另一种解释。

在关于梦的躯体来源理论讨论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没有使用我的释梦观点。如果可以利用一种其他作者尚未在他们的梦材料上应用过的方法来证明，梦有一种精神活动的价值，愿望是梦构成的动机，梦的前一天所提供的最近材料作为它的内容，那么，其他任何忽视这种重要性的方法而把梦只看作是对躯体刺激的一种无用而且令人费解的精神反应的理论，都无须特别的批评就可以否定。否则的话——这看来是很不可能的——将会有两种很不相同的梦，一种是来自已观察的梦，而另外一种则是早期权威们所观察的梦。因此，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在我的梦理论中为基于躯体刺激所产生的梦寻找一席之地。

当我们提出这一论点，即认为梦的工作势必将同时活动着的所有刺激编织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时，我们已经朝着这一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参见第178页以下]我们发现，如果做梦前一天有两个或更多能够形成意象的经验遗留下来，从它们产生出的愿望就形成了一个梦，而且总是精神上重要的印象与前一天无足轻重的经验被带到一块儿形成梦的材料。而且，只要在它们两者之间有一些经常沟通彼此的意念，这种梦就像是在睡眠中向心灵所同时呈现的一切活动的材料的任何事情的反应。就我们所分析过的梦材料而言，我们已经看出，它们是精神残余和记忆痕迹的集合，对于它们（特别是最近期和童年期的材料），我们不得不赋予一种迄今尚难以确定的“当时活动”的性质。这样，我们不必做很大努力就可以预见，如果有新的材料以感觉的形式出现在梦中加入了这些当时活动的记忆，就会产生出什么样的梦来。这样，这些感官刺激由于其当时的活动性，再一次说明了它们对梦的重要性，它们同其他当时运动着的精神材料结合起来，为构成梦提供有用的材料。换句话说，在睡眠中产生的刺激与我们十分熟悉的精神上的“日间残余”结合起来，共同完成了愿望的满足。但是这种结合也不一定非发生不可，如我前面所指出的，对于睡眠中的躯体刺激的反应并非仅有一种方式。若它真的发生，则意味着有可能出现观念材料充当了梦的内容，这种梦可以表现出梦的两个方面的来源——躯体的和精神的。

梦的基本性质不会因为躯体材料加入精神来源而改变：梦仍然是一种愿望的满足，不管这种愿望满足因受当时活动着的材料的影响而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

我打算在此留出篇幅，对几个特殊因素加以讨论，因为它们可以改变外部刺激对梦的重要性。我们已经说过，个人生理的和偶然的因素的瞬间结合，决定着梦者在睡眠时受到比较强烈的客观刺激这一特殊情况下，将如何采取行动。一个人睡眠的深度（无论是习惯性的抑或是偶尔的）在一定强度的刺激结合进来时，他可能把它压抑下去而继续沉睡，也可能被唤醒，或克服了它并把它编织进梦中。由于结合的情况不同，外部刺激在不同个体身上表现次数的多寡也不会一致。就我自己而言，我睡眠的情况相当好，我可以顽强地排除干扰不让它们进入我的睡眠，所以外部的兴奋来源很少进入我的梦，而精神动机就很容易使我做梦了。实际上，我只记录了一次来源于客观痛苦的梦，考察一下从这个不可多得的梦中外部刺激是如何产生影响的，这不无益处。

我骑在一匹灰色的马上，心惊胆战的，样子很笨拙，似乎我快要爬在马背上了似的。我遇见了我的同事P，他却在马上腰杆挺得直直的。他穿着一身花呢制服，提醒我注意一件什么事（也许是关于我骑马的姿势不正确）。我于是发现我越来越稳、也越来越舒服地骑在我那极通人性的马上，而且感到十分自在。我的马鞍就像一个大垫子，从马颈到马臀。就这样，我在两辆拉货的车中间走了一段路。走过一段路之后，我转过身打算下马。起初我想在临街的一个开着的门的小教堂前下马，实际上我是在另一个教堂前下马的。我的旅馆就在这一条街上。我本可以骑着马一直走到旅馆，但我还是下来牵着马走，因为我如果骑着马回旅馆去会感到难为情的。一个旅馆的杂役正站在门口，递给我一个纸条。那纸条是我的，他找到并拿我开玩笑，字条的底下都画了双线，写着“没有食物”，接着又写了一句话（不清楚），似乎是“没有工作”，接着又是一片模糊概念。我仿佛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没有工作可做。

这个梦初看上去不能认为是源于一种痛苦刺激的影响，或更确切地说是压迫，但是就在几天前我因长疖子而痛苦不堪，每走一步路如受刑一样，最后在阴囊的根部长了一个苹果大小的脓疱，令我寸步难行，难以忍受。由于发烧而全身乏力，没有食欲，加之工作的重荷以及疮疖的疼痛令我沮丧万分，而我又不能停止我的医疗工作。由于我的身体和工作的性质和情况，骑马比任何活动都更不宜。所以正是骑马的活动进入了我的梦境，这可能是我对我的疾病所能想象出的最强烈的否认。我实际上不会骑马，也从未梦到过骑马（除这次以外）。我一生只有一次坐在马背上，而且马也没上鞍子，所以骑上去也不舒服。而梦中这次骑马好像我屁股上根本没有长什么疮疖，这或者是说我希望没有生疮疖。从上述情况来看，马鞍就好像是一种催我入睡的安抚剂，在它缓解痛苦的影响下，我似乎不感到睡眠初几个小时的痛苦了。然后那种疼感又不断袭来企图把我唤醒，于是就产生了梦，并在安慰我：“不必醒来，接着睡吧！没有醒来的必要，你并没有生疮疖，因为你正骑在马上，如果你屁股上生疖，你肯定是不能骑马的。”于是梦胜利了，疼感被压抑下去，我又沉睡过去。

但是梦并不满足于以一个与病情不符的顽强意念就将我的疮疖“三言两语搪塞”过去，像母亲丢了孩子和商人赔了钱后产生的幻觉般妄想那样。612被否定的感觉细节和被用来压抑该感觉的景象的细节都在这里作为梦的一种手段，把我心中正在活动着的其他材料与梦中情景联结起来，并使该材料得以再现。我正骑在一匹灰色的马上，它的颜色与我最后一次在乡下见到我的同事P时他所穿的芝麻呢套装的颜色相同（芝麻呢的颜色总体看上去是灰色，实际上是黑白相间混杂而成）。一般说来，患疮疖的病人不应吃调味品太多的食物——它至少是易于引起糖（糖尿病）的病因而与生疮疖也有关系。我的朋友P自从从我手上接过一个女病人以来，喜欢在我面前趾高气扬地炫耀。实际上我对那女患者的医治已有明显效果。她就如同周末骑士的马，非常理解我地驮着我走。因此马就获得了女病人的象征意义（在梦中是通人性的马）。我感到很自在，是指在P接替以前我在女患者家中的感觉。不久以前，城里医学界领导层中我的一位监护人也对我谈起这个家庭，他说：“我觉得你就像稳坐马鞍。”而我在忍受痛苦的情况下一天坚持工作8至10个小时也是一大功绩。我也知道，除非我完全恢复健康，否则不能继续坚持如此艰苦的工作。我在梦中充满抑郁，实际上是暗指自己的困难处境（那便条上写的就像神经衰弱患者向医生所说的那样“不要食物”、“不要工作”）。在进一步的解释中，我发现梦的工作已成功地开辟了一条途径，把骑马的愿望情景转移到我很小时同一个比我大一岁的侄子争吵的场面。[参看第424页以下]当时这个侄子在英格兰。此外梦中的一些元素来自意大利的旅行：梦中的街道就包括了维罗纳和锡耶纳的印象。如果再深入一层，就会引向性的梦念。我想起关于意大利的有关意义，记得一个从未去过意大利的女患者在梦中说“去意大利”（德文为GenItalien——与德文“生殖器”Genitalien相似），这也与我作为医生比朋友P去那座房子更早，和我生疮疖的情景有联系。

在另一个梦中613，我也同样成功地避免了一次来自感觉刺激对梦的干扰。在这一梦例中，我也偶然发现梦与其偶然刺激之间的关系，从而对此梦有所了解。盛夏的一个早晨，我正在蒂洛尔的山上避暑消夏。我觉得我梦见教皇死了，因而惊醒过来。我对这个梦（非视觉性梦）无从解释。作为梦的唯一根据是不久前读报时读到教皇有微恙。上午妻子问我是否在清晨听到吓人的钟声。我当时没有听到，但现在我明白了我的梦。这是我因睡眠需要而对虔诚的蒂洛尔人企图用钟声把我催醒所做的一种反应。我用虚构出来的梦内容对他们施加报复，因而不再去关注钟声而一心睡觉了。

在前面几章我曾引用一些梦，其中也包括几个可以作为研究所谓神经刺激的例子。我大口饮水的梦就是一例[见第125页]，它的唯一来源显然是躯体刺激，而且来自感觉的欲望（即口渴）又显然是唯一的动机。它同其他一些简单的梦相似，梦中某个躯体刺激本身就似乎可以构成一种愿望。那位夜间扔掉颊上冷敷器的女患者所做的梦[见第125页]表现的愿望满足，是以一种不寻常的方法对痛苦刺激做出的反应：病人似乎暂时忘记了自己的疼痛，而把自己的痛苦推到了别人身上。

我那关于三位命运女神的梦[第204页以下]明显是一个饥饿梦。但是它把对营养的渴求转移到了儿童对母亲乳房的渴求。而且用一个天真无邪的愿望掩盖了一个不能公开的更为感兴趣的欲望。我关于图恩伯爵的梦[第208页以下]表明了偶然的躯体需要如何能与最强烈的（同时也是最难压抑的）精神冲动结合起来。在加尼尔[1872，第476页]所叙述的一个梦中，拿破仑一世在一次被炸弹声惊醒前把爆炸声编织进一次作战的梦[第26页]中，这就清楚地说明其唯一动机的性质是把精神活动引向对睡眠中感觉的干预。一位初次办理破产诉讼案的年轻律师，在中午时睡了一觉，其表现形式与拿破仑毫无二致。他梦见在诉讼案中结识的赫斯廷（加里西亚的一座城镇）的一位赖希先生。赫斯廷（Husyatin）这个名字不断引起他的注意，他被迫醒来，发现患支气管炎的妻子正在激烈地咳嗽[德文为Husten]。614

让我们把拿破仑一世（顺便说一下，他也是一个睡觉很香的人）的梦与这位好睡的大学生的梦相比较一下。他拒绝了女房主唤醒他叫他去医院，而是接着睡下去，他采取的借口是他已经在医院了，无须再起床去医院，因为他已梦见自己躺在医院的床上[第125页]。这后一个梦明显是一个方便的梦。梦者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做梦的动机，但也暴露出做梦过程的一个谜。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梦都是方便的梦，其目的是延长睡眠而不是从睡眠中唤醒。梦是睡眠的保护者，而不是睡眠的干扰者。这一点我们将在讨论精神因素的唤醒作用时再行论述。[下文第578页以下]但是我们目前已能证明，它可以用于客观外部刺激所起的作用。心灵要么对任何强度和意义的外部刺激在睡眠中引起的感觉不予注意，要么就用梦否认刺激，要么就是由于不得不承认这些刺激，只好寻找一种解释，于是就把当前的一些生动感觉编织进有所欲求的一部分情节，并让它同睡眠相一致。把当前活动的感觉编织进梦的目的是为了剥夺感觉的现实性。拿破仑可以继续睡下去，是因为他深信，那企图唤醒他的干扰，不过是对阿柯尔战役枪炮声的梦记忆而已。615

因此，睡眠愿望（意识的自我对这一愿望的全神贯注，加之梦的稽查作用，以及我将在后面[第488页以下]讨论的“润饰作用”构成了意识的自我在梦中的部分）在任何情况中都必须被视为形成梦的动机之一，而每一个成功的梦都是愿望的满足。616关于这个普遍存在、亘古不变的睡眠愿望与其他不时被梦内容给予满足的愿望之间的关系，我将在以后[第570页以下]进行讨论。但是我们却在睡眠欲望中发现了可以填补斯图吕贝尔和冯特[第223页以下]理论的漏洞的因素，并解释了对外部刺激解释的反常性和任意性。睡眠的心灵对外部刺激完全可以做出正确的解释，它包括一个主动兴趣和要求睡眠的结束。正因为如此，在对外部刺激的解释中，只有那些与睡眠愿望所行使的稽查作用相一致的解释才能得到认可。“那是夜莺，不是云雀。”因为云雀意味着情人之夜的结束。在可以认可的对刺激的解释当中，再被挑选出来的才是最符合于潜伏在内心的欲望冲动的那种解释。这样，梦中的每一件事都可以毫不含糊地被决定下来，没有任何事情带有任意性。错误的解释并非来自错觉，可以说是一种遁词。不过，在此我们再一次指出，作为梦的稽查作用的结果，移置导致某种替代，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面临着一个偏离正常精神过程的作用。

如果外部神经刺激和内部躯体刺激的程度足以引起心灵对它们的注意，只要其结果不是唤醒睡眠者而是引起梦，它们就构成了梦的形成的焦点，亦即梦材料的核心；正如在两个精神刺激之间寻求中介观念一样，从材料的核心也可以寻求一种适当的愿望满足。在某种程度上说，有许多梦确实是受躯体因素支配的。在这种极端的例子中，甚至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即某个愿望当时并未活动，只是为了形成梦而被唤醒。不过，梦别无选择，只能是愿望在一定情景中满足。似乎梦所面临的问题，就是通过当时活动着的感觉材料来寻求一种得到了满足的愿望。如果这种直接的材料带有痛苦和失望的性质，也不会影响它们用来构成梦。心灵对于那些其满足并非愉快的愿望是有自由支配权的。这看起来自相矛盾，但当我们考虑到存在着两种精神动因和在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稽查作用时，这种矛盾也就可以理解了。

如我们所知，心灵中存在着一些“被压抑”的愿望。这些愿望属于原发系统，而它们的满足遭到继发系统的反对。我说存在这种愿望，并不是对曾经有过而后来又放弃了的愿望做历史的陈述。对精神神经症研究至关重要的压抑理论认为，这些被压抑的愿望依然存在——尽管有一个与之同时存在的制约力量把它们抑制下去。用语言学的说法就是把这些冲动“压下去”（“pressingdown”）。促使这种冲动得以实现的精神机构始终保持着存在状态和工作秩序。如果这种受压制的愿望一旦发挥效力，那么继发系统（这一系统可以进入意识）就遭到失败。这种失败表现为痛苦和不愉快。我们的结论是，如果在睡眠中产生了一种源于躯体的不愉快感觉，梦的工作就会利用这种感觉使某种原来受压制的愿望获得满足，尽管它要或多或少地受着不断出现的稽查作用的制约。617

正是这种事态使一组焦虑梦的出现成为可能——即梦的结构不利于愿望理论的观点。另一组焦虑梦则显示了不同的机制；因为梦中的焦虑可能是精神神经症的焦虑：它起源于心理性欲的兴奋，在这种情况下，焦虑与被压抑的力比多相一致。如果是这样的话，焦虑就如同整个焦虑梦一样，具有了神经症症状的意义，而我们也就临近梦的愿望满足目的失败的临界限度。[见第160页以下及第579页以下]但也有一些焦虑梦（如第一组），其焦虑感来自躯体，如呼吸困难是来源于肺病或心脏病。在这种情况下，焦虑可以利用梦的形式来帮助那些遭受强烈压抑的愿望得到满足，这些愿望如果由于心理原因而入梦，也会导致焦虑的缓解。然而要调解这两种表面上不同的焦虑梦，也并非难事。这两类焦虑梦都包含了两种精神因素：一种是感情倾向，另一种是观念内容，两者又密切相关。如果其中一种因素当时异常活跃，它可以甚至在梦中唤起另一种因素。在一种情况下，受躯体决定的焦虑唤起了被压抑的观念内容；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伴有性兴奋的观念内容从被压抑中释放出来，从而导致了焦虑的缓解。我们可以这样说，在第一种情况下，由躯体决定的自我感情得到了精神上的解释；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尽管整体上是精神决定性的，但受压抑的内容不难被与焦虑相符合的躯体因素所替代。影响我们理解的所有困难都与梦没有什么关系。这些困难的产生是因为我们触及了焦虑的发生和压抑问题。

在内部机体刺激中，无疑包括了身体的一种普遍感受性[见第35页]（或弥散的一般感受性），它能支配梦的内容。这并不是说它本身提供了梦的内容，而是说，它强迫梦念去选择梦中出现的材料，取其与它性质相适合的部分而阻止另一部分。除此以外，前一天遗留下来的肌体普遍感受性也无疑会把它们自己同对梦具有重要影响的精神残余物联系起来。这种总的心境可以在梦中保持不变，也可以发生变化，这样，如果是不愉快的，也可以变为其对立面。618

因此，在我看来，睡眠中的躯体刺激源（即睡眠中的各种感觉）除非具有非常不一般的强度，否则在梦的形成中，其作用与最近几天中遗留下来的那些新近但却无关紧要的印象所起的作用是很相似的。我相信，如果它们与来自梦的精神来源的观念内容相契合，便会帮助梦的形成，否则就不能帮助梦的形成。它们被看成是随手可取的便宜材料随用随有，不像那些珍贵的材料在用时非以指定的途径方能获得。打个比方说，就如一位艺术爱好者请一位艺术家将一块宝石如条纹玛瑙雕成一件艺术品，那么这块材料的大小、颜色、纹理都可以帮助表现某种主题和景物。如果材料只是大理石或沙岩等普通材料，艺术家只凭他自己当时想象的观念就可以加工了。所以在我看来，按这种方法我们就可以解释这样的事实：由普通强度的躯体刺激所提供的梦内容为什么并不在每晚或每一梦中都出现。[第226页]619

我最好还是举一个例子来进行解释，这样更会让我们回到释梦问题上去。

一天，我想发现手脚滞碍、动弹不得、力不从心等现象含义是什么，这些感觉经常在梦中出现，与焦虑梦十分相似。当晚我做了如下一个梦：

我穿戴不整，正在上楼，上楼时一步三个台阶，并为我的精力而感到高兴。突然，我看到一个女仆下楼，向我走来，这使我很不好意思，企图加快走上去。可是我觉得脚叫什么东西绊住，动弹不得，一步也离不开原地。

分析——梦中的情景来自现实生活。在维也纳，我拥有一幢楼房的两层，但是只有公用楼梯。我的诊室和书房在一楼，我的起居室在楼上。每天很晚时，我完成了下面的工作，上楼去卧室。在做梦前一天，我的确衣帽不整走过这段路程——即我已取下了硬领、领带和硬袖。在梦中我则穿得更少，但和平常情况一样，又有些印象不清楚[参见第245页]。我通常上楼也是一次迈两三级，这在梦中可以认出是一种愿望的满足：我轻松地上楼说明我自己的心脏功能很叫人放心。还有，这种上楼的方式与后来梦中受滞碍的感觉形成鲜明的对照。它告诉我——无须证明——梦的运动动作表现得完好无缺。（人们只要回想一下飞行梦就可以了。）

但是，我上的楼梯并不是我家的楼梯。开始我没有认出来，后来向我迎面走来的那个人的身份帮我弄清那是什么地方。这个人就是我一天都去打两遍针的那位老妇人家的女仆[参见第118页]。楼梯也就像她家那个我一天走两遍的楼梯。

那么，这个楼梯和这个女人怎么进入我的梦呢？由于衣冠不整而感到羞愧无疑与性有关，但是我梦见的那个女仆比我岁数还大，而且丝毫没有吸引力。所以，这一问题的答案我想是这样的：我每天早晨去访问这户人家，在上楼时总有一个要清清喉咙的愿望，于是就把痰吐到了楼梯上。因为这楼上上下下没有痰盂，所以我认为如果楼梯不能保持清洁，那错不在我，而在于没有痰盂。那个女管家是个稳重的老妇人（也是一个很有清洁习惯的人）。她对我这种做法很有看法。她常常窥探我是否又弄脏了楼梯。如果她发现我又这样做了，她就会大声抱怨。而且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们见面时，她都不问候一声。在梦的前一天，女管家的形象又以女仆的形象得到加强。同以往一样，我匆匆看望了我的病人，这时女仆在厅里拦住我说：“你应该擦擦你的靴子，你的脚把红地毯弄脏了。”这正是楼梯和女仆出现在梦中的原因。

在我匆忙上楼和吐痰之间还有某种内在联系。咽炎和心脏病被认为是对吸烟恶习的两种惩罚。由于我吸烟，所以我家的女管家对我也不比另一家的强。所以这两件事在梦中就成了一个。

在能够解释衣帽不整这典型的梦之前，我必须先把这个梦的进一步解释推迟。我只能从现在这个梦得出一个暂时性的结论：梦中运动被禁制的感觉只能在前后特殊情节需要时才能发生。梦内容中这部分原因不会是睡眠时我的运动能力发生了变化，因为在此前不久，（似乎就是为了证明这件事，）我还轻快地跑上楼呢。620

四、典型的梦

一般情况下，如果别人不把隐藏在梦背后的潜意识思想告诉我们，我们便无法对他的梦进行解释。因此，我们释梦方法的实际应用性也就受到严重的限制。621我们已经看到，作为一般规律，每个人都可根据自身特点自由地构建自己的梦世界，因而对别人来说是难以明白的。不过，现在看来，与此形成完全对比的，是有这样的一些几乎人人都做的很相像的梦，而且我们断定它们一定有着相同的含义。这些典型的梦就会有更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们很可能有同样的来源，而且都很好地显示了它们的来源。

因此我们特别期望能将我们的释梦技术应用于这样典型的梦，同时我们又很情愿地承认，我们的技术在对这些材料的应用上又会辜负我们的期望。如果我们试图去解释一个典型的梦，常常是梦者不能像在其他情况那样产生可以导致我们理解的联想，或者即使有，也很模糊或无足轻重，不能对我们解释问题有多大帮助。在本书的后面[第六章第五节]我们会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以及我们该如何弥补这一技术上的不足。读者也会发现在这一点上我只能涉及这组典型的梦，而且必须延迟对其他梦的考虑。[参见第384页以下]622

（一）令人尴尬的裸体梦

梦见赤裸身体或在陌生人面前衣不遮体的情况会时有发生，而且伴随着这样的特点，即梦者并不感到羞愧。我们在此只讨论这样一些裸体的梦，梦中梦者的确感到羞愧或尴尬，并想躲藏起来而又发生了奇怪的滞碍让你无法逃避这种窘境。只有伴有这种现象的梦才算是典型的梦，否则，梦内容的主题便可包括在不同的情节之中，并因人而异。它的本质在于有一种羞愧性质的痛苦感情，在于有躲避的愿望，而又照例以移开的方式躲避却又无能为力。我相信大部分读者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这里所谓裸体，其性质往往不很明确。梦者可能会说：“我穿着内衣的”，但这也极少是一幅清晰的图景。这种不穿衣服通常是含混的，对它的描述可能是选择性的：“我穿着内衣，或可能是穿着衬裙。”一般情况下，梦者衣着不全并没有达到令人羞愧的程度。在一个身着皇家军装的士兵身上，往往以不合风纪而代替裸露，如“我没有戴佩刀在街上行走，这时看见几个军官向我走来”，或者“我没有系领带”，或“我穿着花格裤子”等等。

感到羞愧的人常常是在陌生人中间，这些人的面目很难辨认。在典型的梦中，这种衣冠不整很少引起旁观者的反对或注意。相反，他们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或（如我所观察的一个十分清晰的梦）面容严肃、冷峻。这一点是很值得考虑的。

当我们把梦者的尴尬同旁观者的冷漠放在一起时，我们会看到梦中常见的矛盾情况。如果旁观的陌生人表现出吃惊、嘲弄或愤怒，那倒会符合梦者的感情。但是这种情况的反对性特征，在我看来是让愿望的满足给一笔勾销了，而梦的某种力量却使其他特征保留下来，梦的这两个部分就经常变得彼此不协调。我们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证，这一类梦由于愿望得到了满足而部分地进行了伪装，所以使我们不能很好地理解。因此它也成了汉斯·安徒生那家喻户晓的童话《皇帝的新装》的根据。最近路德维希·弗尔达623在他的童话剧《吉祥物》中对它也有所表达。安徒生的童话告诉我们，两个骗子如何为皇帝织了一件昂贵的长袍，而且说只有有道德和忠实的人才能看得见。皇帝就穿着这件看不见的长袍走了出来，所有的旁观者害怕这件丝织物有着试金石的魔力，都装着看不见皇帝的赤身裸体。

我们梦中的情境正是这种情况。我们不能轻易地假设存在于记忆中的梦内容的不可理解性已导致重铸一种使情景合理的形式。不过，这种情景处在已被剥夺了原来意义而被用于新奇的用途。但是，正如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对第二精神系统的有意识的思想活动这样地误解梦的内容是个常常发生的事情，而这种误解必须被看作是梦所假托的最终决定形式的因素之一。624此外，我们还将发现这种误解（也发生在同一精神人格之内）在构成强迫观念和恐怖症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在我们的梦中，我们能够指出产生这种误解的材料是什么。骗子就是梦，而皇帝就是梦者自己。梦的道德目的揭示了对这样一种事实的模糊认识，即梦的隐意与沦为压抑牺牲品的被限制的愿望有关。在我对神经症患者的分析中，从梦的情节看来，这类梦无疑以儿童早期记忆为基础。只有在儿童期才有在家人或保姆、女佣、客人等外人面前不因裸露而感到羞耻。625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儿童年纪已稍大一些时也以不穿衣服感到快乐而不是羞耻。他们又蹦又跳，拍打自己的身体，这时他们的母亲或旁的什么人会斥责他们：“嗨，不许这样！以后不许这样！”儿童常保持一种裸露的愿望。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乡村都可以看到一些二三岁的孩子向你撩起小衬衫，或许这也是一种友好的表示。我有个患者还清楚记得他8岁那年的情景。晚上，他想跳着舞进入隔壁小妹妹的卧室中去，当时他只穿着睡衣，但被保姆阻止了。在神经症的早期，对异性儿童裸露自己也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在脱衣或穿衣时觉得有人在窥视的偏执性妄想中，也可以找到这样的根源。停留在性欲倒错阶段中，有一类人的这种幼稚冲动已发展到病态程度，即“暴露狂（癖）”。626

当我们回顾童年期没有羞耻心的那个阶段，我们就如同在天堂一般，天堂本身就是个人在童年期的一组幻想。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天堂里可以裸体而并不感到羞耻的原因。一旦羞愧与焦虑觉醒，人类就被逐出天堂，性生活和文化生活也就开始了。但是在每天夜里的梦中，我们仍可以重返天堂。我曾做过一个揣测[第218页]，童年期[即3岁末以前的阶段]印象力求再现而不考虑其活动的内容如何，而这种再现就构筑了一个愿望的满足，所以，裸体梦就是一种表示裸露的梦。627

裸体梦的核心在于梦者自身的形象（不再是儿童期而是当时的本人）和他的衣着不整（这方面往往表现不很清晰，或由于后来不穿衣服的多重印象的叠加，或是由于稽查作用的原因），除此以外，还有那些令梦者羞愧的在场的别人的形象。我没有遇到过在儿童时梦中裸露有真正的旁观者出现，所以，梦绝不是一种简单的记忆。奇怪的是，我们在童年期的性兴趣的对象在梦、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中复现时全部被省略掉，而只有在妄想症中才出现，尽管他们看不见，但在幻想中仍然认为他们存在。在梦中代替他们的是“一群陌生人”，他们根本不注意这种不敬的行为。实际上，这正与梦者的愿望相反，梦者希望的只是想对他们所熟悉的人做出一种裸露的表示。顺便说一下，“一群陌生人”常常出现在梦中，是与其他方面有许多联系的，他们总是代表一种反愿望的“秘密”。628人们会注意到，即使在妄想症中，一切事物得到复原，也可以看到这种颠倒的情况。病人感到自己并不孤独，身边还有许多人，他受到窥视，但这些旁观者都是“一群陌生人”，他们的身份是模糊不清的。

除此以外，压抑也在裸露梦中起到一定作用。因为人们在这样的梦中所感到的压抑是对作用于裸露内容的继发系统的反应，那种裸露的愿望尽管受到禁止，但仍想办法表现自己。如果这种压抑可以得到避免，则这种裸露的场面也就不会复活了。

我们以后还会回到受禁阻的感觉的讨论上，它令人敬佩地表示了意志及其否定的冲突，潜意识的目的要求这种裸露的出现，而稽查作用却极力遏制。

毫无疑问，典型的梦和童话，以及其他文学创作的材料之间的联系绝不会为数很少，也不会是偶合。有时目光敏锐的创作家能把这一种转换过程加以分析展现出来，在这过程中他起到一个工具的作用。果真如此，他就会沿着这个过程相反的方向而追溯这一想象的图景而回到梦。我的一个朋友叫我注意一下哥特弗莱德·凯勒尔的《年轻的海因利希》中的一段文字[第三部之第二章]：“亲爱的李，我希望你在切身的经验中决不要体验到奥德赛浑身尘土、赤身裸体地出现在瑙西加和她的女伴面前的那种特殊而有趣的困境。我来告诉你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好吗？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例子。如果你流浪在异国他乡，远离故土、亲人和朋友，如果你看到、听到许多事，而且经历了辛酸与焦虑，无依无靠，孤苦伶仃，那么，你准会梦到你返回家园，你会看到它闪耀在迷人的光芒之中，许多你最亲爱、敬重的人都向你走来。这时你突然意识你衣衫褴褛，赤身裸体，仆仆风尘。你会有一种无名的羞耻心和恐惧感。你想找到什么东西遮掩自己或躲藏起来。这时你大汗淋漓，从梦中醒来。这是每一个游子，只要他一息尚存，所必然做的令人不快的梦。荷马正是从最深刻的永恒人性中挖掘出这一幅困窘的图景。”

诗人赖以唤醒其读者的人类最深邃和永恒的人性，在于那些植根于已变成记忆前期的儿童时期的心灵冲动之中。来自童年的那些被压抑和被禁止的愿望在梦中冲破阻力进入游子合法化的梦的背后而进入意识。这就是为什么在瑙西加的传说中，梦总是能找到具体的形式，而又以一种焦虑梦作为结局的原因。

我那个急步上楼而突然发现自己动弹不得的梦，同样也是一种裸露梦，因为它带有共同的基本特征。因此，它也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经验。如果这些经验能够被发掘出来，它们也会帮助我们通过那个女仆对我的行为（责怪我弄脏地毯）确立她在我梦中的地位。有时，我能提供一些细节。在精神分析中，人们学会把时间临近性解释为主题的连接性。[参见下文第314页]两个思想没有间隔地发生，而没有明显的联系，实际上它们是一个单一整体的一部分，这要有待于发现。这就像我们先写一个a，又接着写一个b，在发音上我们会把它们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音节“ab”。梦也是一样。当我明白了上楼梦的其他成分之后，便知道它是由一连串梦组成的。因为这一梦被其他梦包围着，所以它也是对同一题材的处理。这些其他的梦都以从我出生到2岁半期间照顾我的保姆的回忆为基础。我甚至保留了一个关于她的比较模糊的有意记忆。根据我母亲不久前对我讲的一个情况，她虽然又老又丑，但她却精明有能力。从我自己的梦我可以推断出她对待我并不很亲切，如果没有按她的清洁标准去做，她对我说的话是很粗暴和尖刻的。这样，那位女仆，由于担负了这项教育我的任务也就成了我有记忆之前我的保姆的化身。有理由认为这个孩子是爱这个教训他的保姆的，尽管她那样粗鲁地对待他。629

（二）有关亲人死亡的梦

另一组可以称为典型梦的是关于亲人如父母、兄弟、姊妹或孩子等死亡的梦。这种梦中的两种不同类型必须事先区分开来：一种是梦者本人并不感到悲恸，因而醒来时对自己缺乏应有的情感而惊讶；另一种是梦者悲痛不已，甚至在梦中就痛哭起来。

我们无须讨论第一类的梦，因为它们算不上“典型”。我们如果分析这些梦，会发现它们有与显梦不同的含义，而且它们有意隐藏其他一些愿望，如那个看见自己姐姐独子躺在棺材里的梦（第152页）。它并不意味着她希望自己的小侄子死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隐藏了一个愿望，即她想见她非常喜爱的人，他们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她曾在另一个侄子的棺材旁与他见过面，而且相隔也是很长时间。这个愿望（这是梦的真实内容）没有机会表示悲哀，所以，梦也没有表示出悲哀。可以注意到梦里所感受到的情感属于隐意而不属于显意。因此梦的观念内容仍然保持未变。630

第二类梦则很不相同，在这些梦中，梦者想你亲人真的死去，而且的确十分悲伤。这些梦的内容是一种愿望，所梦到的人可能会死。因为我预料到我的读者尤其是有类似梦经历的人都会反对我的看法，所以我必须把我的证据放在尽可能广泛的基础上。

我曾经讨论过一种梦，它告诉我们在梦中表现得已满足的愿望往往不是目前的愿望，它可以是过去被抛弃、被掩蔽或受到压抑的愿望。因为它们又重现于梦中，所以我们承认它们继续存在。它们并没有像字面上所说的死去了，而是如《奥德赛》中的那些鬼影，一旦喝到鲜血又会复活。那个躺在“木箱”中的死孩的梦就涉及15年前的一个愿望。而且梦者本人也承认那时的确有过这种愿望。我还可以补充（这也带有梦的这一理论的特点），就是在这个愿望的背后也还隐藏着梦者童年早期的记忆。当她还是个孩子时（准确日期已经不能记得了），她曾听到母亲说，在她怀着她的时候，她正在深深的忧郁之中，因此曾有过胎儿死去的愿望。当这位梦者长大成人并且也怀了孕时，她效法了她母亲的榜样。

如果人们做了带有任何痛苦迹象的梦，如父母、兄弟、姊妹死去，我决不会以梦为例证明梦者希望亲人现在死去。梦的这一理论并不要求如此，但我可以推断，梦者童年期曾有过希望他们死去的愿望。而且我仍担心这种保守的说法不足以说服我的反对者。他们会否认曾经有过这种想法，正如极力反对他们现在有这种想法一样。因此我必须在现有证据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已消失的儿童心理生活的那一部分。631

让我们先分析一下儿童与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把这种关系假定为一种亲爱的关系。从我们经历过的成年兄弟姊妹之间不和睦的例子，我们可以建立这样的事实，即这种不睦在童年期就已存在。但在许多成年人中，这种情况也同样存在，即他们现在互相友爱、热情支持，而小时候却互相为敌。年长的孩子欺侮比他小的弟弟、妹妹，侮骂他们，或抢夺他们的玩具。而年幼的则敢怒不敢言，忌妒和害怕他们，向他们表示最初的自由和正义感。父母总是抱怨孩子的不和，但又不知是何原因。其实不难发现即使是性格再好的孩子，他们的性格也不会如成人所期待的那样。孩子们几乎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他们强烈地想到自己的需要，不顾一切地要满足这些需要，特别是与自己的对手，其他儿童，而且首当其冲的是自己的兄弟姊妹，互相竞争。我们并不因此说这个孩子是“坏”孩子，而只说他“调皮”。他们对其恶劣行为是不负法律责任的，在我们的眼里也是如此。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即他们理当如此，因为在他们尚未结束我们所说的儿童期以前，利他主义的冲动和道德意识已在这个小利己主义者和（用梅耐特的话来说）第二自我的意识中萌醒，并会掩盖原发性自我。当然，毫无疑问，道德意识并非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就同时一起增长，其发展期也不完全一样。如果这种发展未完成，我们说是一种“退化”，尽管实际上是一种发展中的受阻。在这种原发性性格被后期发展所掩盖后，它仍然可以再次暴露出来，在许多事件中会部分地显露出来，或在癔症中表现出来。在癔症病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与调皮儿童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之间，简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与之相反的是强迫性神经症，它与强加在蠢蠢欲动的原发性性格的一种超道德观念相一致。

许多人看上去很爱他们的兄弟姊妹，而且当他们死去时也感到悲痛，但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仍存有邪恶的愿望。这种愿望起源于童年期，而且有时会在梦中得到实现。

观察两三岁或更大一点的儿童对待他们小弟弟、小妹妹的情况也是十分有趣的。例如，一个孩子始终是独生子，现在听说鹳鸟给他带来一个新的婴儿。他仔细看了看这个新来的婴儿，然后毅然地说：“鹳鸟还会把它带走的。”632我对这样的看法是很看重的，即儿童会对新添的弟弟妹妹可能给他带来的不利有正确的估价。我认识一位妇人，她现在与小她岁的妹妹相处很好，但是她告诉我当她最初听说一个新生的弟妹即将降临时，她这样描述：“不管怎么说，我不会把我的红帽子给她！”即使一个孩子后来才意识到这种情况，他的敌意也是从那时就开始了。我知道一个事例，一个不到3岁的小姑娘要和摇篮里的婴儿去拼命，因为她感到这个婴儿的继续存在对她不会有好处。此时，儿童的忌妒心已十分明显和强烈。而且如果婴儿期的弟弟妹妹一旦夭折，这个大一点的孩子就会发现全家人的宠爱又会重新集中在他的身上。但是，如果在这之后鹳鸟又给他带来一个小孩，那么这个小宠儿会产生一种愿望，希望他也会遭到与前一个一样的命运，这样他又可以如没有他们时一样快乐633，这是合乎逻辑的。当然，正常情况下，儿童对待弟妹的态度在不同年龄段也有所不同。如果长幼间隔相当大，则年长的姐姐会对无助的新生弟妹有一种母亲本性的涌动。

儿童时期对弟妹的敌意情绪是常常发生的，而粗心的成年人往往不注意。634

我的孩子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生，让我没有时间在这一方面观察他们。我现在观察我的小外甥以补这方面的缺欠。我这位小外甥在专横统治15个月后，这种统治被一个女性小对手的降临所颠覆。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小男士对他的小妹妹的确有点骑士风度，亲吻她的小手，抚摸她。但我敢说，在不到两岁时，他就会用他的语言能力来批评她是个多余的人了。当大人提及她时，他总是说：“她太小，她太小。”近几个月，这个女婴已长大一些了，不能再说她太小了，于是这个小男孩又寻找出别的理由，说明不需要对她有多关照。一有机会就会向大人提醒她还没有长牙。635我们还都记得我另一位姐姐的大女儿，当时她6岁，用了整整半小时逐一地向她的姑姑姨母们讲一个问题，并非得让她们同意她的看法：“露西还不懂这些，是吧？”她的小对手露西是她才2岁半的小妹妹。

以我的女患者为例，在她们之中我没有发现一例在其兄弟姊妹死亡的梦中不包含敌意的。仅有一个例外，但它也不难解释为这一规则的佐证。有一次，我在上分析课，向一位女患者解释这一原则，因为我认为她的病症与此有关。可是令我奇怪的是她从未做过这类梦。她在四岁时做过一个与此显然无关的梦。当时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以后那个梦曾反复出现：一大群儿童，都是她的哥哥姐姐，还有堂兄、堂姐什么的，在一个大操场上玩耍。突然，他们都长了翅膀（飞上天不见了）。她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但不难看出，这个梦的原始形式也是她的哥哥姐姐们都死亡的梦。但几乎没受到稽查作用的影响。我想对这个梦做一个大胆的分析：有一天，这一大群的孩子中有一个死去了（从例子看，这一家兄弟俩的所有孩子都在一个大家庭中抚养成长），这个不满4岁的孩子（梦者）去问一个聪明的大人，孩子死了是怎么回事？想必回答是：“他们长了翅膀变成了小天使。”听了这话之后，梦者就梦见了所有的兄长、姐姐都长了翅膀——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天使般地飞走了。只有我们的小凶手留了下来。说来也怪，在一大群中只留下一个。我们猜测十有八九是在操场上玩耍的那群儿童在飞走之前是一群蝴蝶。我们的那个梦者的思想是受古代传说的影响，认为人类的灵魂长着蝴蝶般的翅膀。

说到这里，有人或许会打断我：“即使孩子们对兄弟姊妹存有敌意冲动，但怎么可能会坏到这个地步，甚至希望比他强的对手死去？似乎死就是唯一的惩罚方式。”凡是讲这种话的人都没有注意到，儿童对死亡概念的理解与我们对它的理解简直是大相径庭。儿童对腐朽、冰冷的坟墓，一种永恒的虚空等概念一无所知，所以也无从畏惧，而成年人对这些概念则认为是无法忍受的。因为小孩子对死亡不心存恐惧，所以可以把这恐怖的事当作儿戏，并用它吓唬同伴：“如果你再这样，就让你死，就像弗朗兹那样！”可怜的母亲听到这话会吓得浑身打颤，可能她想到，世界上的人类大部分都活不过童年期。一个8岁左右的孩子在参观完自然历史博物馆之后很可能会对母亲说：“妈妈，我太爱你了，如果你死了，我也把你制成标本，放在我房中，我可以随时看到你。”所以，儿童关于死亡问题的看法与成人的看法是没有什么相同之处的。636

此外，对从未见到过死前痛苦景象的儿童来说，“死亡”大概的意思就是“走了”——不再打扰活着的人。儿童不了解是什么带来这种“不在”，不知是旅行、失业、疏远，还是死亡。637如果一个小孩年龄非常小时，保姆就被解雇了，而不久，他的母亲也死了，他就会把这两件事叠合成一个单一系列留在记忆之中。当大人不在时，孩子们并不很想念他们。母亲们常常很伤心地说，在她们出去度假几个星期回来，听到的消息竟是孩子们并没有问起过他们的妈妈。如果有一天他们的妈妈真的去了“未知世界”，从那里从未有过返回者，儿童最初似乎是忘记了她，只是在以后才又想起母亲。

这样，如果一个孩子有理由希望另外一个孩子不在场的话，他就可能不加限制地以那个孩子的死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了。而对包括死亡愿望的梦的精神反应证明了，尽管儿童在这种情况下，愿望的内容不相同，它们无论如何在其表达愿望的方式上是与成人相同的。638

如果一个小孩有希望兄弟姊妹死去的愿望用儿童的自我主义来解释，是因为他把他们看作是竞争的对手，那么，我们又如何去解释对自己父母亲死亡的愿望呢？父母对他无微不至地关怀爱护，满足他的种种要求，难道他为了保持这种自我主义就可以导致这种愿望的产生吗？

这个难题的解决要靠对父母死亡的梦进行观察，而且死亡的父母多与梦者是相同性别。即男子常常梦见自己的父亲死去，而女人则梦到母亲死去。我不敢说这是普遍的，但我可以指出，这种倾向十分明显。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因素才能对此做出解释。639说得直率一些，这是一种早年性偏爱的体现。似乎男孩视父亲为情敌，女孩视母亲为情敌。如果排除了对方，显然会对自己更有利。

在把这个想法斥之为荒诞之前，最好是先考虑一下父母和儿童之间的真实关系。我们必须区别孝顺这种文化标准对这种关系的要求和我们每天在日常生活实际中所看到的事实。在许多情况下，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着一种敌意，这种关系为一些无法通过稽查作用的愿望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让我们先看一下父亲与儿子的关系。我认为我们给予基督教十戒教规的尊严模糊了人们对真实生活实际的观察能力。我们似乎不敢承认，我们大多数人已违背第五条戒律。人类社会的最底层和最高层里，孝顺已被其他兴趣所代替。人类社会早期的神话和传说传递给我们的模糊信息，给了我们一个令人不愉快的图画：父亲大权在握，冷酷无情，君王般的统治着。克罗诺斯吃掉了自己的孩子，就像公野猪吞食了母野猪刚生下的幼崽。宙斯阉割了他的父亲并取而代之。640在古代家庭中，父亲的家规越不严厉，作为指定继承人的儿子就越感到自己与父亲处于一种敌对的位置，他也越不耐心地盼望通过父亲的死来取代父亲的位置成为统治者。即使在中产阶级家庭之中，习惯上父亲也不愿儿子们独立，并不提供给他们独立的手段，这个过程就增强了敌对意识的滋长。一个医生就常会注意到儿子在丧失父亲时的悲痛，同时又由于终于获得自由而产生的满足。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父亲仍抱着陈腐的父亲权威观念不放，而易卜生则把父子冲突矛盾写入作品中，从而使他的作品产生轰动效果。

母女之间的冲突情况则表现在随着女儿一天天长大，越来越渴望在性方面的自由，但她发现自己处在母亲的监视之下；而母亲则从女儿的成长中看到自己芳华已逝，不得不放弃性满足的欲望。

所有这一切都是有目共睹的，但人们却因孝顺观念根深蒂固而没有用这些现象去解释梦。此外，上述的讨论使我们了解到，希望父母死去的愿望实际上可以追溯到童年期。

这种假设在精神神经症的分析中更进一步地得到证实。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儿童的性欲望——如果在其萌芽期我们也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很早就已萌醒了。女孩的最初情感是针对她的父亲，641男孩则是针对他的母亲。这样一来，父亲就成了干扰儿子的对手，母亲则成了女儿的对手。我曾在兄弟姊妹间的情况中分析了产生死亡愿望的情感是多么容易发生。父母也往往显示出性的偏爱，一般地自然地倾向是父亲偏爱自己的小女儿，而母亲更偏向儿子。只要他们的判断力没有被性的魔力所干扰，他们还都是关注子女教育的。孩子们对这种偏爱是敏感的，因而对不表示偏爱的父母一方表现出对立情绪。被成年人所爱尚不能给儿童带来特殊需要的满足。它意味着在各个其他方面都得到满足，这样他就会受性本能的驱使并在他的选择与父母所显示的偏爱相融合时更增添新的力量。

这些幼稚偏好的迹象，大部分被人们忽视了。而有些则需在童年的最初几年中观察到。我一个熟人的8岁的女儿常常抓住母亲离开餐桌的时机宣称是她的继承者：“现在，我就是妈妈了。你还要点蔬菜吗，卡尔？好，那就自己动手吧！”等等。一个非常聪明、活泼的4岁小女孩在这方面的心理特征十分明显，曾公然说：“妈妈应该离开了，然后爸爸一定娶我，我要成为他的妻子。”但是这种愿望在一个小孩心理上产生与她对母亲的依恋并不矛盾。如果一个小男孩当父亲不在时允许睡在母亲身边，但一旦父亲回来，他又不得不回到他不大喜欢的保姆或其他什么人的身边去睡，他很容易产生一种愿望：最好父亲永远离开，这样他可以总在最亲爱的妈妈身边。达到这一愿望最明显的方法是父亲死去，因为在孩子的经验中，只有“死去”的人，如爷爷，是永远不回来的。

尽管我们对幼小儿童的这类观察与我的分析完全吻合，但在对成年神经症患者进行分析的医生未必完全相信。在后者情况中，我们所考虑的梦引入精神分析中，我们不能不把它们看成是一种愿望的梦。

一天，我的一位年轻的女病人心情十分沮丧，而且泪流不止。她说：“我再也不想见我的亲戚们了，他们一定认为我很可怕。”她接着又向我讲述了一个梦。那是她4岁时的梦。当然她不明白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一只猞猁或狐狸642在房顶上走，突然有什么东西倒下了，或她自己倒下了；接着她的母亲被人抬出房子死了。——这时她哭得很伤心。我告诉她说，这个梦意味着她小时候曾希望她的妈妈死掉，所以她的亲戚才认为她可怕。我还没等说完，她又补充了一些有助于释梦的材料。“猞猁眼”是在她很小的时候一个街头顽童骂她的话。当她3岁时，一片瓦从房顶上滑落，打破了她妈妈的头，当时血流如注。

我曾有机会对一位经历过几种不同精神状态的妇女做过详细的研究。她一开始处于一种混乱的兴奋状态，对母亲显示出特别的厌恶，只要母亲走近她的床边，她就又打又骂，而她对比她大得很多的姐姐却百依百顺。接着她又处于一种清醒但很冷漠的状态，而且睡眠很不安稳。就是在这个阶段，我开始了对她的治疗，并分析她的梦。其中大量的梦都或多或少带有伪装，并与母亲的死亡有关。有一次是参加一位老妇人的葬礼，又有一次是她和姐姐都身穿丧服坐在桌子旁。这些梦的意义是很明显的。在她病情好转一些之后，又出现了癔症恐怖症。在各种恐怖之中最折磨人的是担心她母亲会发生什么事。不论在哪儿，她都急于要回家，以证实她母亲的确还活着。这一病例，结合我们从其他来源所知道的内容，是非常有指导性的。它展示了心理机制对同一兴奋观念的各种不同表现形式，就如同译成不同的语言一样。在混乱的状态中，我相信，继发性心理动因被原来被压抑的原发性动因所推翻。她对母亲的潜意识敌意找到了一种强有力的运动性表现，当安静下来之后，即反叛被镇压，稽查作用又重新建立起来，唯一敞开的领地是可以使她的母亲死亡的愿望得到实现的做梦的境域了。当更为正常的状态更坚定地建立起来时，作为一种癔症性逆反应和防御现象又会导致她过度的悲伤。根据这种观点，为什么这个患癔症的姑娘又常常表现出对母亲的依恋之情就不难解释了。

在另外一次机会里，我对一个年轻男子的潜意识有了很深刻的了解，他因患强迫性神经症几乎无法生活。他不敢上街，因为他怕他会杀掉任何在街上遇到的人。他整天准备各种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以防他被控告与城里所发生的谋杀案有牵连。顺便补充一句，他是受过良好教育也有良好道德的人。对他的分析（顺便提一下，分析导致了他的康复）表明：这一症状的基础是来自杀害他有些过分严厉的父亲的冲动。令他惊讶的是，这种冲动在7岁时就已有意识地表达出来，而实际萌发时间比这个时间还要早得多。当他的父亲因病而痛苦地死去之后，病人的强迫性自责就出现了，他（当时31岁）采取了一种转移到对陌生人的恐怖形式。他觉得一个想把自己亲生父亲从山顶上推下去摔死的人怎么可能去尊重那些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人的生命呢？所以，他把自己闭锁在房间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643

根据我的经验（这个经验已很广泛），在所有后来变成精神神经症患者的儿童的精神生活中，父母起到了很大作用。爱其中一个而恨另外一个是诸多心理冲动中的一个基本的构成因素，它在儿童时期形成而在现在的病症中起主导作用。

我并不相信精神神经症患者在这方面与正常人有多大的差别，即他们可以创造出新的特殊东西来。更有可能的，是他们的区别在于他们比其他大多数儿童表现出对父母更明显以及更强烈的爱和更深切的恨，这在偶尔对正常儿童的观察中便可得到验证。

这一发现也被一个古老的传说所证实，但是这一传说的普遍感人的力量，只有在认为我关于儿童心理的假说同样有普遍效力的前提下才能被理解。我所要讲的是俄狄甫斯（Oedipus）王的故事以及索福克勒斯所写的同名剧本。

俄狄浦斯是底比斯王拉伊俄斯和伊俄卡斯忒的儿子，幼年遭抛弃，因为拉伊俄斯受到神谕的警告：这个未出生的婴儿将来会杀死他的父亲。但这个孩子获救了，长大后成了另一个国家的王子，他对自己的身世有疑虑，他也求神谕，神谕告诉他一定不要回家，因为他注定要杀父娶母。在一条他自认为是离开家乡的路上，他遇到了拉伊俄斯王，由于发生争执而杀了他。他接着去了底比斯国，解答了斯芬克斯之谜，出于感激被底比斯人拥戴为王，并让他与伊俄卡斯忒结了婚。他统治底比斯很长时间，而且治理得很好，和平安宁，深受爱戴。而伊俄卡斯忒（他不知其为己母）又为他生了两儿两女。但不久，底比斯瘟疫流行，人们又求询神谕，正是从此处索福克勒斯展开情节写下一出悲剧。信使带回神谕说只要把谋杀拉伊俄斯王的凶手驱逐出境，瘟疫就会止住。

但是他，在哪儿？我们到哪儿

去寻找古老罪恶的蛛丝马迹？644

这出剧主要在于揭露凶手的过程，情节延宕，高潮迭起——这一过程与精神分析有密切的联系。他既是杀死拉伊俄斯的凶手，又是被害人和伊俄卡斯忒的儿子。他在得知这一切后，极为震惊，自戕双目，离家出走，神谕得到实现。

《俄狄浦斯》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命运悲剧，据说，它的悲剧效果在于神的最高意志与人类无力摆脱厄运控制的对照。那些深受感动的观众所应从中吸取的教训，是人力必须服从神的意志，并认识到自己的无能。现代的剧作家也据这一原则通过把类似的冲突编入到自己所编造出来的情节里，以达到相同的悲剧效果。但是，观众对那些剧中某个无辜的角色尽最大努力而没有阻止神谕的实现的情节，却无动于衷，所以后来的命运悲剧都没有达到悲剧的效果。

如果《俄狄浦斯》像感动当年希腊观众那样感动当代观众，我们只能做这样的解释：它的感人之处并不在于命运与人的意志之间的冲突，而应在于那些构成冲突的材料的特殊性质。在我们内心一定有一种什么东西时刻准备承认这种强加到俄狄浦斯命运上的力量，而认为（格利帕译尔的）“女祖先”或其他现代命运悲剧是无稽之谈。而这种因素实际上在俄狄浦斯王这出剧中也有。他的命运能感动我们，只是因为那可能也是我们的命运，它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是它使我们把最初的性冲动指向了我们的母亲而把最初的怨恨和第一个谋害的愿望指向了父亲。我们的梦证实了这一点，俄狄浦斯弑父娶母仅是告诉我们，自己儿童时期的愿望得到了满足。但是我们比这位国王更为幸运，因为我们成功地克制了对母亲的性冲动，忘却了对父亲的嫉恨，没有成为精神神经症的患者。我们的原始欲望在俄狄浦斯身上获得了满足，我们又以整个的压抑力量从他那里缩退回去，从而也压抑了原来心中的那些欲望。诗人展示了过去，揭露了俄狄浦斯的罪恶，同时又迫使我们去认识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这种冲动虽然被压抑下去，但仍可以发现。我们在剧本末尾的合唱中会看出这种对照：

……看吧，这就是俄狄浦斯，

他解开黑暗之谜，智慧超群，位达至尊。

他吉星高照，光华四射，羡煞世人，

而今蓦然身陷苦海，怒浪排天，难保自身。645

——这是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骄傲所敲起的警钟，警示我们这自以为从童年时起就如此聪明如此强有力的人类。正如俄狄浦斯一样，我们对这些欲望一无所知，缺乏道德，这些一切都是天性强加于我们的，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些，我们一回想起童年的一幕，都会闭上眼睛不好意思再去回顾。646

在索福克勒斯的剧本正文中清楚无误地指出，俄狄浦斯这个传说源于一些古老的梦的材料。由童年早期的性冲动导致的与父母关系的痛苦的紊乱，并以此作为剧本的内容。此时，当俄狄浦斯（尽管他尚蒙在鼓里）已经为神谕之事感到不安，可是伊俄卡斯忒安慰他说这只是个梦，许多人都做梦的，因为，她认为梦是没有意义的：

在此以前有许多人做梦，

梦见与孕育他的人成亲，

尽管他们也曾有过预兆，

却从未因此而心急如焚。647

今天，就和从前一样，许多人曾梦到与自己的母亲发生性关系，而且每谈到这件事都既气愤又吃惊。这也正是这个悲剧的关键和给梦见父亲死去的一种补充说明。俄狄浦斯的故事是对这种典型梦的想象性反应。正因为即使是成年人做这样的梦都感到厌恶和恐惧，所以这个传说也一定包括了恐惧与自责。经过对梦材料不恰当的润饰作用，梦产生进一步的改变，变成了以神学为目的。（参看裸露的梦，第243页以下）这种企图把神明万能与人类责任心协调起来的努力，同与其他任何事物联系起来一样，势必会失败的。

另外一个悲剧创作，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与《俄狄浦斯》一样，是植根于相同的土壤中的。648但是对于同样的材料的处理方法已有改变，从而揭示出两个相差很大的文明时期在精神生活上的全部差异。在《俄狄浦斯》中，潜藏于儿童心理的欲望以幻想形式公开表露，并可以如在梦中一般得到实现。而在《哈姆雷特》中，欲望却受到压抑，就和神经症的情况一样，我们只能从其压抑的结果窥知它的存在。奇怪的是，这一更为近代的悲剧所产生的震撼效果居然与人们始终捉摸不透的主人公的性格并行不悖。该剧以哈姆雷特在复仇过程的犹豫不决为基础，但剧本身却没有犹豫不决的原因和动机，令人们以各种方法去解释，可始终没有结果。根据歌德所提出的观点（今天这一观点仍很流行），哈姆雷特代表了这么一种类型的人，他们的直接行为能力被高度发达的智慧所麻木。（他因“苍白的思考而神情显出病容”。）根据另一种观点，剧作家试图描绘的是一种病态的犹豫不决，可结果却归于“神经衰弱”的性格。不过，从剧本的情节可以看出，哈姆雷特绝不是一个不敢作不敢为的人。我们从两个例子可以看出：首先是他一时性起把躲在帷幔后面的偷听者一剑刺死，其次是他蓄意地、也十分巧妙地以文艺复兴时期王子般的无情处死了参与谋算他的大臣。然而他在完成父王鬼魂托付他的使命时却犹豫不决。我们只能再一次把它归因于这项任务的特殊性。哈姆雷特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只是对除掉自己的父亲又取代他作为国王和丈夫地位并表现了实现童年欲望的人复仇一事例外。因此，促使他复仇的憎恨心理为内心的自责所代替，出于良心上的顾忌，认为自己也并不比那个杀君娶后的罪犯强多少。这里，我把哈姆雷特的潜意识转换成有意识的言辞表达出来。如果有人认为哈姆雷特是癔症患者，我只能说他就包含了我所做的解释。哈姆雷特与俄菲丽娅谈话时所表现出的对性欲的厌恶，也与这种推论相符合。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直盘踞在诗人心中的这种厌恶心理变得越来越明显，终于在《雅典的泰门》一剧中达到高潮并充分表现出来。当然，我们在哈姆雷特身上看到的是诗人自己的心理状态。我曾读过一本乔·布朗狄斯（1896）论莎士比亚的一本书，其中谈到《哈姆雷特》写于莎士比亚父亲去世后不久（1601），即是在丧父悲痛的直接影响下写成的。由此，我们很有理由推论，他对父亲的童年情感又复活了。我们也知道，莎士比亚自己也有一个独子早夭的经历，他叫哈姆奈特（Hamnet），与哈姆雷特（Hamlet）几乎同名。正如《哈姆雷特》涉及的是父子关系的主题，《麦克白》（几乎是同时期所作）写的是无子嗣的主题。但是，正如所有的神经症症状一样，梦也可以做多重解释（over-interpreted），而且，如果要对它们充分理解也一定要做多重解释，一切有天赋的文学创作也都不是单一的动机和诗人心灵的一次冲动，因此也不可能只有单一的解释。在我所写的内容里，我只想解释有创造性的作家最深层的心理冲动。649

在离开亲人死亡的梦之前，我必须再补充几句，以说明它对一般梦理论的意义。在这些梦中，我们发现一种极不寻常的情况，一个被压抑的欲望构成了梦念，而避开了稽查作用，原封不动地进入了梦。这种情况必须有一种特殊的因素发挥作用时才能实现。我相信，有两个这样的因素才能使这样的梦产生。首先，它必须是非常久远的愿望，甚至“连做梦都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原因，梦的稽查作用对它毫无戒备，正如梭伦法典上没有设杀父罪条款一样。其次，在这种情况下，受压抑的和未受怀疑的愿望往往与做梦前一天的残余意念汇合，对亲人的生死安危采取了一种忧虑的方式。这种忧虑只能利用与之相符合的愿望才能进入梦。而这一愿望又躲在忧虑的后面伪装起来，它在白天是十分活跃的。[参见第555页以下]我们往往把事情想得太简单，认为日有所思才夜有所梦。如果这样认为，就等于把我们亲人亡故的梦搁置一旁，不再与释梦有任何联系，把一个本可以得到解释的东西看成没有必要花费脑筋去解的谜。

它也有助于我们去考虑这些梦与焦虑梦的关系。在我们一直讨论的这些梦里，一个受压抑的愿望找到了躲避稽查的方法，以及稽查所涉及的伪装。随之而来的必定是在梦中经历一种沉痛的感情。如果稽查作用全部或部分地受到压制，则焦虑的梦就会产生。另一方面，因躯体来源而引发的真实焦虑则促使稽查作用的增强。[参见上文第235页以下]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稽查所履行职责以及产生伪装的目的：它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产生焦虑或其他形式的痛苦。

前面我已提到儿童心灵的自我中心性[第250页]，现在我还想说一下这两个事实间的可能联系，即这些梦有着相同的特征。所有这些梦都全部带有完全的自我主义倾向650，可爱的自我形象在所有的梦中出现，尽管有时已经过伪装。梦中所满足的愿望不可避免地全是自我的愿望。如果有的梦显示出利他主义的兴趣，那肯定是我们受了蒙蔽所致。下面有几个梦例分析，它们似乎与这种论断相抵触。

（1）一个不满4岁的儿童报告说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看见一只大盘子，里面有烤肉和蔬菜，可一下子就被人吃光了——那块肉整个被吃掉，连切都没切。可他却没看见是谁吃的。651

在这个孩子的梦中，吃掉这块烤肉的人会是谁呢？他在梦日这天的经历对我们一定会有启发。前几天，他遵照医嘱只吃牛奶，做梦那天晚上，他因淘气而被罚，不让他吃晚饭就去睡觉了。他以前也经受过这种惩罚，而且能勇敢地面对它。这一次他也知道他什么食物也不会得到，所以决定不说一个“饿”字。教育开始发挥作用；它在梦中找到了体现形式，开始展现一种梦的伪装。毫无疑问，那个想吃掉这盘美餐的人就是他自己，但他知道，父母不会让他吃。所以，不像其他饥饿的儿童在梦中那样，大胆地坐在餐桌旁。（比较我的小女儿安娜吃草莓的梦，见第130页）所以，进餐者就一直是一个匿名者。

（2）一天夜里，我梦见在书店橱窗中看到一套丛书专集。我有买这种书的习惯，这套专集是关于大艺术家、世界历史、名城的册子。这个新集子叫《著名演说家》或《讲演》等，第一卷上写着莱契尔博士的名字。

在分析这个梦时，我感到我不大会关心莱契尔，这个德国国会反对党成员长篇大论的演说家的声望。事实是，最近我新接受了几个需要精神分析的病人，我每天要同他们谈10至11个小时。所以，实际上，那个长篇大论发表演说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

（3）还有一次，我梦见我所认识的一位大学同事对我说：“我的儿子，近视眼。”接下来的是包括简短的评论和回答的对话。后来的梦又出现了我自己和我的几个儿子。就梦的隐意而言，M教授和他的儿子只不过是幌子，他们的背后是我和我的长子。我把这个梦留给后文，因为它还有一个特点。[参见第441页以下]

（4）下面的梦是一个真正卑劣的自我主义情感如何隐藏在关切背后的例子。

我们朋友奥托看上去病了，他脸色红褐，眼球突出。

奥托是我们的家庭医生，我对他十分感激，无以为报。他多年来照顾我孩子们的健康，他们病了，他总是很快为他们治愈，而且一有机会就给他们买礼物[第116页]。就在做梦那天，他来访我们家，我妻子说他看上去很疲倦，太紧张。那天夜里，我就做了这个梦。他看上去像是患了巴塞杜氏症（Basedow’sdisease）。凡无视我的理论的人对这一梦例解释都会说，我做这个梦是表示对他的关心，而且这种关心在梦中得到体现。这不仅与我关于梦是愿望满足这一观点相左，而且同另一个观点，即梦是自我主义的冲动不相符合。但是，如果有任何用这种方法释梦的人好心地向我解释，我对奥托的担心已注意到巴塞杜氏症，那我将是很高兴的。——其实，他的这个诊断没有任何根据。与之相反，我的分析是从6年前所发生的事上提取材料的。我们一小组人（其中包括R教授）在一个漆黑的夜里穿过一个N地的森林，这个森林距我们度假的驻地乘马车要一个小时。马车夫不大清醒，把我们连人带车都从一个堰坝上翻了下去。幸好我们都没有受伤，但不得不在一个附近的旅馆住下。听到事故的消息，许多人都同情地来看望我们。其中一位绅士明显带有巴塞杜氏症的迹象——与梦中的情景一模一样，面色红褐，眼球突出，只是没有甲状腺肿——极力听从我们的吩咐，问他还能为我们干些什么。R教授直截了当地回答：“我别的不需要什么，只是需要一件睡衣。”可这位绅士答道：“对不起，我不能借。”说罢转身离去。

我继续分析。我想到，巴塞杜不仅是那位发现这种病的医生的名字，有一个教育家也叫巴塞杜（我清醒时，对此感到不是那么肯定652）。但是，我的朋友奥托也正是我所托付的人，要是有什么不幸，我让他负责照顾我的子女教育，特别是青春期时期（因此想到睡衣）。在梦中把那位高贵的帮助者的病症安排在奥托身上，我是明显地说，如果我有什么不幸，他就会和L男爵一样，口惠而实不至，对孩子没有多大帮助。这就可以证明这个梦与自我主义是有联系的。653

但是，这个梦的愿望满足在哪儿才能找到呢？它不表现在我对奥托的报复上，他的命运在我的梦中似乎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654；而是表现在下面的情况中。在我把奥托贬低为梦中的L男爵的同时，我就把自己比作另外一个人，即R教授。因为正如R对L男爵有所请求一样，我对奥托也有所请求。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一般说来，我不敢与R教授相比。但在学术界另辟蹊径这一点与我相似，他直到晚年才获得应有的头衔。的确，“晚年”这个字眼就成了愿望的满足。因为它隐含着我能活得很久，足可以亲自照料我的孩子度过青春期。655

（三）其他典型的梦

我自己没有做过其他典型的梦，如在梦里梦者在空中飞翔，伴以惬意或怕掉下来的焦虑情感。关于这方面我所要说的都来自精神分析。656从精神分析所获得的材料迫使我得出如下结论：这些梦也是复制了童年期的一些印象。或者说，它们同一些涉及运动的游戏有关，这些游戏对儿童十分有吸引力。没有一个叔叔不用伸开的双臂带着他在屋里冲来冲去，告诉他们如何飞，或把孩子放在双膝上，然后突然把腿伸直，让他从膝上滚下来，或把他举得高高，然后突然假装把他跌下来。孩子们都非常喜欢这样的游戏，而且不厌其烦地要求重复，特别是在有点害怕或眩晕时，孩子更会喜欢。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们仍会在梦中重复这种经验。但在梦中，他们已没有手在托着他们，而是自己飘浮在空中了。小孩子从类似秋千、跷跷板等游戏中获得的乐趣是众所周知的。当他们在马戏团中看到杂技表演又会使他们的记忆复活。657孩子们的癔症发作有时就是这种技巧的重复，有时还模仿得很像。这类运动游戏，虽然本身是无辜的，但常常引起一种性快感658儿童们“嬉戏玩耍”，如果我可以用一个最常用来描写这类活动的词的话，就是梦中飞翔坠落、晕眩等等。与这些活动相伴的愉悦情感则转变为焦虑。但常如每个母亲都知道的，儿童们这种嬉戏玩耍往往以吵架和哭泣而告终。

因此，我有充分的理由反对这种理论，即认为引起飞翔和跌落的梦的原因是睡眠时的触觉状态和肺部活动感觉等。[见第37页以下]我认为这些感觉是梦所追溯的一部分记忆的重现，即它们是梦的部分内容，而非来源。

我不能掩饰我尚不能对这类典型的梦做出充分解释这一事实659，我的材料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让我陷入困境。不过，我必须坚持这一主张，这些典型梦中的触觉和运动感觉，当精神的原因要利用它们时，它们可以被立即唤起，如果不需要时，它们则被忽视。[参见第237～238页]我还认为，从我对精神神经症的分析情况来看，这些梦与童年期经验肯定已建立了某种关系。不过，我尚不能说，在人生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这些感觉的回忆是否会增加上别的什么意义，它们尽管也仍表现为典型的梦，但意义很可能因人而异了。我感到高兴的是，我通过对清晰梦例的认真分析填补了这一不足。如果有人感到奇怪，认为飞翔、跌落、拔牙一类的梦是经常发生的，为什么我还抱怨缺乏这方面的材料呢？我对此解释是，自从我把注意力转向释梦以来，我自己从未做过这类梦。此外，神经症患者的梦我倒是可以得到的，但有些是难以解释的，至少在许多情况下不能把全部的蕴含解释出来。有一种特殊的精神力量阻止我们发掘梦的最深层的隐秘，这种精神力量与最初形成神经症有关系，同时在医治过程中会再一次发挥作用。

（四）考试的梦

凡是通过中学结业考试的人无不曾有过怕考试通不过而担心的情况，或梦见因不得不为参加补考而忧虑。考取大学并已获得学位的人又把这种典型梦的内容变成了另一种类型，他们梦见没有通过大学毕业的结业考试。尽管他们还在睡梦中，他们也会反驳说他们已经从事多年的医疗实践和做了大学讲师，或已经是教研室主任了。我们童年时期因顽皮、淘气而受到惩罚的难以抹去的记忆，在我们两次学业上关键的考试中会再一次活跃起来。神经症患者“考试焦虑”也是由于这种童年期恐惧的增强。当我们已经结束学生生活后，父母或抚养者、老师等的惩罚已不复存在，但现实生活中那无情的因果关系链对我们实行了继续教育。每当我们做了错事或失职时，我们都担心因此而受到惩罚，尤其是我们感到应负责任时，我们就会做梦，梦到升学考试或结业考试（即使有的人准备得很充分，又有谁不为考试而紧张呢）。

如果进一步解释考试梦660，我就不得不感谢一位很有经验的同事[斯泰克尔]。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说就他所知，考试梦仅发生在那些考试成功的人身上，而从不发生在考试失败者身上。那么似乎是，焦虑的考试梦（这种梦往往发生在那些次日需负责某项活动又怕完不成任务的人身上，这一点已多次证实）在寻找过去的某种情况，而过去这种类似的情况又证明是不合理的，或与实际情况相反，这样一来，它就成了一个被觉醒动因所误解的梦内容的明显例证。[参见第243～244页]对梦所提出的那种愤怒的抗议“我已经是个医生了！等等”，实际上是梦所提出的安慰之词。所以，应该是这样的话：“别害怕明天的事，你想想升学考试的事，不是啥事也没有吗？可考前你不也是那么紧张、担心吗？现在你已经是医生了，等等。”所以，梦中的焦虑只是由于白天的残余经验所产生。

尽管我对自己或别人所做的解释的检验并不多，但却可以证实其有效性。例如，我的法医学课从未考及格过，因此，我在梦中也从未为此事操过心。我有过无数次植物学、动物学和化学的考试，也曾为准备这些课程而焦虑过，但不知是命运好还是考官的仁慈，我每次都过了关。在我梦到中学考试的梦中，历史考得最多，每次考试成绩都很好。只有一次，因为[在口试中]我那好心的老师[就是在另一个梦中的独眼好人，见第17页]注意到我在交卷时在三个题中的中间一题上划的指甲印，告诉他别在这个题目上太挑剔。我的一位病人曾告诉过我，他不想放弃第一次升学考试的机会，结果通过了。后来在军队里又参加考试，结果没通过，所以没有得到委任。他说他只梦见第一次考试，而第二次考试却从未入梦过。661

关于考试的梦的解释面临这样的困难，这一点我已在典型梦的特点里提到过。662即梦者所提供的材料不足，不易做出充分的解释。前不久，我得出结论：“你已经是医生了”等这样的话不仅是一种自我安慰，同时也有自责之意。可以解释为：“你现在已经老了，有生之年不多了，又何必继续做那些幼稚的蠢事呢？”这种自责与自慰的复杂情感应当是符合梦的隐意的。果真如此，那么，如果考试梦中出现“愚蠢的”、“幼稚的”自责与应受斥责的性行为的反复性相联系，也就不足为怪了。

威廉·斯泰克尔。663把考试梦首先解释为它们照例同性体验和性成熟有关。我的经验经常证实他的观点。664

释梦（下）

三浴女　保罗·塞尚　画

从精神疾病的康复的例证观察可以看出，虽然白天功能发挥正常，但梦生活依然处于精神病的影响之下。

吊床上的金发女郎　古斯塔夫·库尔贝　画

梦揭示了人的真正本性，尽管不是他的全部本性，并构筑了一种把隐藏起来的内心世界通向我们认识的途径。

目录

释梦（下）

释梦（下）

论梦

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

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

按语

释梦（下）

（1900）

第六章　梦的工作665

迄今为止，人们在解决梦的问题时所做的每一种努力都是直接涉及呈现在记忆之中的梦的显意。所有这些努力都致力于通过显梦来释梦，或不想释梦的话，则以显梦为基础对梦的性质做出判断。只有我们才着手考察一些新的问题。我们已在梦的显意和我们所要探求的结论之间介入一种新的精神材料：“即梦的隐意或梦念。”我们是通过梦念（dream-thought）而不是梦的显意来解释出梦的意义的。因此，我们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即研究梦的显意与潜隐的梦念之间的关系，以及寻找后者变为前者的轨迹。

梦念与显梦就如同同一主题的一本书的两个不同译本。或更确切地说，显梦就如把梦念变成另一种表达模式，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比较原文和译文，发现其字符和句法规律。只要掌握了这些规律，梦的隐意就不难理解了。显梦就如一篇象形文字的手稿，其字符必须一个一个地译成梦念的语言。如果我们企图按其图像价值读这些字符，而不是根据它们象征关系去读，则必然会犯错误。假设我的面前有一幅画谜，它描绘的是一所房子，其屋顶上有一条船，一个孤立的字母，还有一个被砍了头的人在跑，等等。我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说这幅画无论从总体上看还是从组成成分看，都不合逻辑。因为船不可能在屋顶上，没头的人也不能跑，人也不可能像画那样比房子还大。而且，如果整幅画是风景，字母在里面就不对劲了，因为自然中没有这种现象。相反，如果我们抛开对整个画面及其组成部分的批评，而代之以适当的字母和单词去代替每一个独立成分，我们就会得出这个画谜的正确判断。以适当的方式组合起来的字句就不再没有意义，而可以构成富于诗意的句子，很美而且很有意义。梦就如这样的画谜，而我们释梦的先辈们误把它当作一种图画的复合体，这样，梦自然就变成没有意义和没有价值的了。

一、梦的凝缩作用

凡是比较过梦的显意与隐意的人，首先了解到的事情就是梦的工作（dreamwork）包含了大量的凝缩（condensation）工作。与隐意相比，梦的显意简短、贫乏、语言精练，而隐意则范围广泛，内容丰富。如果把一个梦写出来，可能只有半页，但要将其潜隐梦念的分析写出来，则可能要写六倍、八倍甚至十几倍这样的篇幅。对不同的梦，这种比例关系也不一样。但就我的经验而言，这种关系的方向是没错的。一般说来，我们总是过低估计凝缩的量，因为人们总是把已经分析出的梦的隐意作为全部材料，而实际上，若继续分析，在梦的后面还会有更多的材料发现。我已指出[第218页以下666]，实际上，我们不能保证已把一个梦的全部意义都解释出来了。667尽管有时结果似乎很令人满意，无懈可击，但这样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即梦完全可能另有一番意义。简言之，梦的凝缩作用的量难以估测。

对于这样的争论有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在梦的形成过程中，由于精神材料经历了广泛的凝缩过程，所以造成梦内容与梦念之间的比例失调。我们经常有一种印象，似乎一整夜都在做梦，梦到许多事情，可是醒来以后却忘掉了大部分内容。这样看来，我们醒来时仍然记得的梦只是整个梦工作的一些残余和片断。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片断全部收集起来，那么它将和梦念相差无几。这种说法无疑有几分道理，如果我们刚刚醒来就努力回忆，梦是可以十分精确地回忆起来的。但如果到了晚上再去回忆，就很难使之完全了。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这种印象，即梦得多，记得少。这种印象基于一种错觉，对其根源我们将在后文中讨论[参见第489页和第517页]。再者，梦工作中发生凝缩作用的这一假说并不受梦的遗忘可能性的影响，因为这一假说的正确性是通过与保留下来的梦的各个片断有关的观念数量所证实。即使一个大片断的梦未能回忆起来，它也只能影响我们进入另外一组梦念之中。认为未能记起的梦的片断与从记忆的片断中所找出的同样观念有关联的假设，也是没有道理的。668

鉴于梦内容的各个独立部分在分析中都产生了大量的联想，一些读者会产生疑问，作为原则性问题，我们把所有随后的分析中发生的联想都看作是梦念的一部分，这样是否合理，——即所有这些观念在睡眠中都很活跃并在梦的形成过程中都起作用的假设是否合理。如果说在分析过程中产生的思想链没有在形成梦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不是更合理吗？对于这样的争论我只能做一个有限制的回答。在分析过程中，一些新的思想链第一次出现，这毫无疑问是对的。但是在所有这些情况中人们会说服自己，新的联系只能在梦念中已在其他方面有联系的观念之间产生，这些新的联系就如环路或短路的电路，只有存在一种其他的也是更深层的联结才能够建立起来。我们必须承认，分析中所揭示出的大量观念在梦的形成过程中就已十分活跃，因为在对一连串似乎与梦的形成无关的观念工作之后，人们突然发现一个在梦的内容中出现而且在释梦中又是不可缺少的观念，但是这个观念如果不是以一种特殊的路径是难以获得的。这里，我可以回顾一下那个关于植物学专著的梦，它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数量惊人的凝缩作用的成果，尽管我尚未报导对它的全部分析。669

那么，我们该如何描绘产生梦的睡眠阶段的精神状况呢？是不是所有梦念一个个并排地出现呢？或是一个个相继地出现呢？还是许多思想链从各自的中心同时出发而后又汇为一个整体呢？在我看来，目前在梦的形成过程中，精神状态尚没必要形成什么弹性的概念。不过，不要忘记，我们现在在讨论思想的无意识过程，它与我们在意识伴随下的有目的的自我观察过程是很容易区分开的。

无论怎样，一个毋庸置疑的问题是，梦的形成是建立在凝缩过程基础上的。那么，这个凝缩作用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当我们意识到梦的隐意中仅有一小部分被其中一种合理的成分表现在梦中，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即凝缩作用是通过省略来实现的。也就是说，梦并不是梦念的忠实译文，也不是它原封不动的投射，而仅是它的很不完整、支离破碎的复制。我们不久就会发现，这种观点也很不充分。但是我们不妨以它作为一个临时的出发点，从而进入另一个问题。如果梦的隐意中仅有少数几个元素进入了显梦之中，那么决定这种选择的条件又是什么？

为了有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转向那些已满足这些条件的梦内容的元素上。对这种研究最有利的材料，莫过于那些在形成过程中显示出特别强的凝缩过程的梦。据此，我有目的地选择了我曾在第169页已记录的梦。

（一）植物学专著的梦

梦的内容——我曾写过一本关于某种植物的专著。这本书摆在我的面前，我在翻阅一页折叠起来的彩色插图，在这本书上附有一个枯干的这种植物的标本。

这一梦中最突出的元素是植物学专著。它起源于梦日的印象：实际上我是在书店的橱窗中看到一本论樱草科植物的著作。在梦的内容里并没有提到植物的科属，梦中存留下来的只是关于植物学的，以及是一本专著。这个“植物学专著”立刻揭示出它与我曾写过的关于古柯碱的著作的联系。“古柯碱”这一思想链，一方面与《纪念文集》和在大学实验室的几件事相联，另一方面又与我的朋友克尼斯坦——那位也为介绍古柯碱有一份功劳的眼科医生相联。克尼斯坦的形象又使我想到昨天晚上与他断断续续的谈话，也想起了同事之间如何付医疗费的种种考虑。这个谈话才是真正当时活跃的梦的激发因素，关于樱草科植物专著也是十分活跃的一个印象，但它却与此无关。因为我认识到，梦中的“植物学专著”在前一天的两个经验之间起到一个“中间共同实体”的作用：它来自无关印象的原来形式，而通过大量的联想性联结与精神上有意义的事件联系起来。

不过，不仅是它们的复合概念“植物学专著”可以引起许多联系，让我们一步深似一步地探求梦的隐意，就是它们的分别独立的概念，“植物学”和“专著”，也会如此。“植物学”与加特纳[G?rdener]有关，他妻子如花般的容貌与我的病人芙萝拉[Flora，花神]相联，而且也和我曾谈到过的忘记买花那个故事中的L夫人相联。加特纳又让我想到实验室，和我与克尼斯坦的谈话。我的两个病人[芙萝拉和L夫人]在谈话中曾被谈到。又有一连串的思想被这位与花有关的少妇所引起，想到我妻子最喜爱的花，因此又想到白天我曾注视过的那本专著的书名。此外，“植物学”又让我想到中学时的一个情节和大学时的一次考试。谈话中还出现一个新的话题，即克尼斯坦医生——这是我的习惯——通过我所喜爱的花朝鲜蓟（the artichoke）这个中间环节而与忘记送花的一连串观念联系起来。一方面，在朝鲜蓟后面又隐含了我想到意大利670的念头，另一方面又使我回忆起童年期第一次与书发生密切关系的情景。这样，“植物学”在梦中成了一个固定的交叉点。无数联想在此聚集，而这些联想，我敢说又都进入到了同克尼斯坦医生的谈话中。这里，好像我们已身处在一个思想的加工厂，正如歌德《浮士德》中第一部分第4幕《织工的杰作》所说的：

一踏足就牵动千丝万缕，

梭子飞一般匆匆来去，

纱线目不暇接地流动，

一拍就接好千头万绪。

就这样，“专著”在梦中触及了两个主题。我学习的片面性和我爱好的昂贵代价。

这一初步的研究就导致我们产生下面的结论，“植物学”和“专著”这两个元素进入了梦的内容，是因为它们具有与梦念大多数材料的大量接触点。也就是说，因为它们构建了无数梦念汇集的“交叉点”，还因为它们在释梦中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对于这一基本事实的解释，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予以表达，梦内容的每一元素都可以证明是多重决定的，即在梦念中可以多次出现。

当我们仔细研究与在梦念中出现的有关梦的构成成分时，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发现。那个彩色画页又导致一个新的题目，我同事对我的活动的批评；导致已在梦中复现过的一个问题，即我的癖好；而且还导致了我童年把带有彩色画页的书撕成碎片的回忆。那个枯干的植物标本又使我想到中学时的那个植物标本册，而且特殊强调了这个记忆。

梦的显意和隐意之间关系的性质现在已变得明显可辨了。不仅是由梦念多次决定的梦的各元素，而且还有各个梦念都由几个元素使它们在梦中复现。联想的路径不仅把一个梦元素引向多个梦念，而且由一个梦念引向多个梦元素。这样梦就不是由一个单独的梦念构成而是由一组梦念构成，在梦的内容（以简略的方式）找到各自的表现形式，就如分区选举国会议员一样在梦中挑选代表。相反，梦是由一大群受操纵过程控制的梦念构成，在这一过程中，那些得到最大多数支持而且是最有力量的元素才有权进入梦的内容，就如联名投票那样。在我所分析的每一个梦例中，我都从中使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得到证实，即梦的各个元素都由整个梦念所构成，而每一个元素都表明是由有关梦念多次决定的。

还应该再举一个例子以进一步描述梦内容与梦念之间的联系。这一梦例的特征是把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做了十分巧妙的编织。这是我的一个患者的梦，这位患者患的是幽闭恐怖症，一会儿你就会发现我为什么给这个精巧的梦结构取了一个如下的名字。

（二）“一个美梦”

他乘车同一大群人去X街，街上有一个很普通的小旅馆（事实上并没有），里面正在上演一个剧目。他一会儿是观众，一会儿又是演员。当演完以后，他们得换装，以便赶回城。这群人中的一部分被带到了一楼的一些房间，而另一部分人被带进了二楼的一些房间。然后发生了争吵。楼上的人十分生气，因为楼下的人没有准备好，他们没法下楼。他的哥哥在楼上，而他在楼下。他对他哥哥很生气，因为他们太急了（这一部分很模糊），而且，他们在到来之时就已安排好谁在上面谁在下面。然后他就独自沿上坡的X街向城的方向走去。他举步维艰，后来几乎挪不动脚步。一个上了年纪的绅士向他走来，并开始咒骂意大利国王。到了坡顶之后，他开始感到走起来轻松了。

他上坡时那种艰难的感觉太真切了，以至在醒来以后很长时间都难辨是真是幻。对这个梦我们根据显意不应给予很好的评价，我们可以一反常规，从描绘得最清楚的部分着手分析。

他梦见的那种艰难，也可能是在梦中真正经历的那种艰难——伴有气喘的上坡的劳累——是梦者在几年前的确出现过的一种病症，还有其他症状，当时曾被诊断为肺结核病（也可能是疑似癔症）。这种梦中活动受到阻碍的特殊感受我们在裸露梦中已经熟悉了。这一次我们再次看到这类材料，可以用于其他表现目的。[第335页以下]这一段爬高时的困难以及到达顶端时轻松的梦，当我听到之后，使我想起了阿尔冯斯·都德的《萨福》中的一段文字。那段有名的段落描写一个青年男子抱情人上楼，开始时，她轻如鸿毛，但是越爬越重。这整个情景影射了他们爱情的过程，都德的本意是警告那些青年人不要对出身低微而背景不明的女子陷入很深的感情。671尽管我知道我的这位患者曾爱过一个演员，后来摆脱了，我不知道我的这一解释是否合理。而且《萨福》的情况也与梦中的情况相反。在梦中上坡开始时困难而后来轻松，但小说中的象征主义只对那些开始轻松而后来成为沉重负担的事情有意义。使我吃惊的是，我的病人回答说，我的解释与他前天晚上剧场所看到的情况完全吻合。那个剧名叫《维也纳巡礼》，描写一个开始受人尊重的少女，后来成了私娼，因与上层人物勾搭，所以爬上了社会上层，但后来又跌落下来。这一段又让他想到了另外一个几年前看过的剧，名叫《步步登高》，当时广告上画的就是一段楼梯。

下面继续解释。那个最近与他勾搭的女演员就住在X街，这条街上没有旅馆性质的房子。但当他为那个女演员的缘故在维也纳度过夏天的时候，他就“下榻”（德文abgestiegen，有“停留”、“走下”之意）附近一家小旅店。当他离开时，他对马车夫说：“还好，在这儿我没有抓到跳蚤（这也是可以引起他恐惧的东西）。”对于这句话，马车夫回答说：“有谁会住在这里！这不叫旅馆，只能叫客栈。”

而“客栈”这个词又叫他想到一句诗：

最近寄宿一客栈，

主人待我忒和善。

在乌兰德的这首诗中，店主是一棵苹果树，因此又在思想链中引出了歌德《浮士德》的一段文字。

浮士德（跟年轻的魔女跳舞）：

有一次我做了一个美丽的梦，

梦中双手将一棵苹果树抱定。

两只可爱的苹果在树上闪光，

它们引诱着我，让我爬到树上。

美丽的魔女：

苹果一直是你的欲求，

从前只在乐园中才有。

今天我的心情是多么欢畅，

因为在我的园中它也生长。672

关于苹果树和苹果的寓意可以说不言自明。使梦者神魂颠倒的包括女演员的那对诱人的乳房。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假定，这个梦包括了梦者的童年印象。如果是这样，它一定涉及到梦者（现在已30岁了）的奶妈。对一个幼儿来说，奶妈双乳无疑就是他的客栈。那个奶妈，还有萨福，似乎暗指病人最近抛弃的那位情人。

梦者的哥哥在梦的内容中也出现了，哥哥在上，病人本身在下。这又是实际情况的颠倒。因为据我所知，病人的哥哥已失去了社会地位，而是病人本身取而代之了。在反复陈述梦的内容时，他避免用他哥哥在上而他在“底楼”，这样一来就把地位说得太清楚了，因为在维也纳，如果我们说某人在“底楼”就意味着他失去了钱财和地位，换句话说，就是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了。而且，这个梦的某些部分还有理由以颠倒的情况表现，这种颠倒一定表现了梦的隐意与显意之间的另一种关系。[参见下文第326页以下]而且，我们业已发现理解这种颠倒的线索，它明显是在梦的结尾处，这里又有如在《萨福》中所描写的上坡时的困难。这种颠倒的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萨福》中，那个男人抱着与他有性关系的女人，而在梦念中位置颠倒过来，是一个女人抱着一个男人。这种情况只能发生在童年时期，又一次指向奶妈：抱着婴儿。这样一来，梦的结尾既影射了萨福，也影射了奶妈。

正如小说的作者在选择书名《萨福》时他心目中就已有了影射女同性恋做法的意图，所以，梦的那些片断所说的“在下面”、“在上面”也是病人性关系的幻想，而作为受压抑的愿望也不能不与神经症有关。（梦的解释本身并不告诉我们，梦中所表现的内容是幻想而不是真实事件的回忆，分析只给我们思想的内容，然后让我们去判断它的真实性。乍一看，梦中的真实与虚幻事件同样有效，而且不仅梦中如此，就是在更为重要的精神结构的产生中亦如此。）673

我们已经知道[第245页以下]，“一大群人”意味着一个秘密。他的哥哥不过是后来情敌的一个代表（由“回顾性幻想”引入的童年景象）。那位绅士咒骂意大利国王的那段插曲是最近发生却又与此没有关系的一个经验。它指下层人挤进上层社会。都德给一个年轻人以警告，就好像是给一个吃奶的婴儿一个警告一样。674675

为了给梦的形成中的凝缩作用的研究提供另一个机会，我下面分析正接受我治疗的一个老妇人的梦。从病人所忍受的严重焦虑状态上看，她的梦包含了大量的性意念。她在刚一认识到这一事实时相当惊讶，甚至震惊。由于我不能把这个梦解释彻底，所以其材料显得散在几组没有联系的材料之中。

（三）金龟子的梦

梦的内容——她回忆起她有两只金龟子放在盒子里。她必须把它们放掉，不然，它们会闷死。她打开盒子，金龟子已经奄奄一息了。一只从窗子飞了出去，当她应某人要求关上窗户时，那另外一只已经在窗框上被碾死了（显示出厌恶的表情）。

分析——她丈夫临时外出，她的一个14岁的女儿与她同寝。女儿在傍晚时叫她看一个飞蛾落进水杯中，但她并没有把它取出；次日清晨，她对这个小生物感到可怜。那天晚上，她曾读一本书，书上写几个孩子把猫扔进沸腾的水里，并描写了这只猫在水中痉挛的样子。这是梦前发生的两件事，其本身并无意义，但却向她提供了对动物残忍这一线索向前探索。几年前，他们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度夏，她的女儿对动物表现得很残忍。她捕到一些蝴蝶，向这位病人要砒霜用来杀死蝴蝶。还有一次，她给一只飞蛾身上穿上一只大头针，让它在屋里飞了很长时间。再一次是把她养的待变蛹的毛虫活活饿死。比这还早些时候，她就习惯去撕掉大甲虫和蝴蝶的翅膀。但现在她对这种残忍的行为已感震惊——她变得仁慈了。

这位病人思考着这样一个矛盾的问题。它使她想到一个外表与品格之间的矛盾，正如乔治·艾略特在《亚当·贝德》一书中所描写的那样：一个女孩外表漂亮，但内心空虚、愚蠢；另一个女孩是外表丑陋，但品格高尚。一个公子哥儿会去勾引那个愚蠢的女孩，而一个工人会从情感与行动上都站在品格高尚的女孩一边。她说，要认识人的这一点真是很难的啊！看她这样，谁会猜想到她正在受着性欲望的煎熬折磨呢？

就在这个小姑娘开始收集蝴蝶的同一年，她们所在的那个地区闹起了虫灾，这种虫就是金龟子（may-beetle）。所以孩子们都很恨这种甲虫，把它们碾碎，毫不留情。同时，我的这位病人看到一个男人把金龟子的翅膀扯掉，然后把身子吃掉。她自己生于5月份（May），而且也在5月结婚。婚后3天，她写信给父母，说她如何如何快乐，但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做梦那天晚上，她翻出一些以往的信件，读了几封给孩子听，有些是认真的，有些是戏谑性的。其中一封最为有趣的是一位钢琴教师写的求婚信，那时她还没结婚。还有一封是一位出身高贵的676追求者的信。

她因一个女儿读了莫泊桑的一本“坏”书677而自责。女儿向她要砒霜，让她想起了都德《富豪》一书中莫拉公爵返老还童的药丸。

“把它们放开”使她想起了《魔笛》中的一段话：

不要怕，我决不强迫你去爱，

但是现在就把你放开也未免太快。

“金龟子”这个词又让她想起卡申的一句话：“你像甲虫一样疯狂地爱恋着我。”678

这其中她又想到《坦豪斯尔》中的话：

因为你被那邪恶的欢乐所激动……679

她一直为外出的丈夫担忧，她怕他在旅途中遭遇不幸，因此在白天都产生大量的幻觉。不久前在对她的分析中，发现她在潜意识中抱怨丈夫“变得衰老了”。这种隐藏在梦中的欲念会奇迹般地出现，如果我提到她在做梦前几天的事情。一天，她在做家务时突然命令似的对丈夫说：“你去上吊吧！”当时，她也吓了一跳。因为就在几个小时前，她不知在什么地方读到，如果男人上吊，就会形成强有力的勃起。对勃起的欲望正是从这种吓人的掩饰下的压抑中挣脱出来。“去上吊吧！”就等于说“你要不惜任何代价达到勃起！”《富豪》中詹金斯医生的药丸在此最为合适。因为病人清楚，最有效力的春药就是斑蝥（又称西班牙蝇），也是由碾碎的金龟子配制的。这就是梦内容中最中心部分的要旨。

开窗和关窗是她与丈夫吵架的一个题目。她有开窗睡觉的习惯，因为她喜欢空气流通。而她丈夫却要关窗睡觉，他不喜欢空气流通。筋疲力尽是她梦中抱怨的主要症状。

在我刚刚记录的三个梦中，我已用加重符号标示出在梦念中反复出现的显梦元素，从而可以清楚地看出梦念与梦内容之间的关系的多重联系。但是这三个梦我们没有一个是一直分析到底的，因此，我们如果把一个梦彻头彻尾地分析一下并记录下来，想必是值得的。这样我们可以看出梦内容是如何被多重决定的。为此目的，我还得再次使用伊尔玛注射的那个梦。在这一例子中，我们可以更容易看出凝缩作用是如何利用多种方法来构成梦的。

梦内容中的主要人物是我的病人伊尔玛。她显得和现实中的特点一样，所以，第一步，她代表了她本人。但是我在窗边给她检查时的那副样子却是来自另外一个人，即如梦念所示，是来自我希望代替她的另一位女士。因为伊尔玛看上去患了白喉性黏膜病，以致引起了我对我大女儿的忧虑，于是她便代替了我的大女儿。由于她与我女儿同名的关系，在这背后又隐藏了我的一位因中毒而死亡的病人的形象。在这个梦的以后过程中，伊尔玛这个形象又有了其他几个含义，但她的视觉形象却始终没有任何改变。她变成了我们在儿童医院神经科诊断过的一个儿童的形象，在这个过程中，我的两个朋友显示出截然不同的性格特点。而我的孩子显然成了这种转换的一个跳板。同是这个“伊尔玛”不愿意张开的嘴，暗指了我曾为之检查过的另一位女性，而且通过她，也暗指了我的妻子。同时，我在她喉部发现的病理变化也隐含了这一类的其他人。

在梦中“伊尔玛”之后所出现的人物之中，没有一个以自己的形象呈现，他们都躲在“伊尔玛”的身后，因此她成为一个集合的形象，甚至有一些互相矛盾的性格，这一点必须承认。伊尔玛成了这些为凝缩作用被略去的人物的一个代表，所以，我把其他人的一点一滴的印象都通过她想了起来。

为了达到凝缩的目的，还有一种途径可以产生“集合形象”，即把三两个甚至更多的实际形象合为一个梦意象。我梦中的M医生就是如此构想出来的。他的名字叫M医生，而且言谈举止都像他，但是体质特征和病状却属于另外一个人，即我的大哥。只有一个特征，即苍白脸色系由二人所决定，因为实际上他们两人都有这一特征。

关于我长着黄胡子叔叔的梦中的R医生，也同样是个复合的形象，但在这一梦例中，梦的意象是以另一种方式组成的。我没有把一个人的特征与其他人的特征结合起来，而是在形成过程中从记忆形象中删除每个人的某些特征。我所采用的方法是高尔顿绘制家族肖像的办法，即把两个形象投射到一块底版上，这样两者的共性特征得到突出，而那些互相不一致的地方则彼此抵消，在画面上就模糊不清了。在关于我叔叔的梦中，漂亮的胡须在面孔上十分突出，但因为脸却是属于两个人的，因此脸部最终变得含混不清了。顺便提一下，胡子经过变灰的中间观念，也暗指了我的父亲和我自己。

建构集合形象或复合形象是梦的凝缩作用在梦中运作的主要方法之一，下文[第320页以下]我将从另一背景对此加以讨论。

在伊尔玛打针梦中出现的“痢疾”（dysentery）也是多重决定的：首先是由于它与diphtheria（白喉）一词谐音，其次是由于它与我送到东方去的那个我尚未辨认出癔症的病人有联系。

在这个梦中，关于凝缩作用的另一个有趣例子是因为曾提到了丙基（propyls），但梦念中包含的是“戊基”（amyls）而不是丙基。我们会想，在梦构成的这一点上发生了单一移置作用，情况的确如此。但移置在此是为了凝缩的目的，对此，下面的分析将给予证明。如果我在“丙基”这个词上可以多思考一会儿，我就会发现它与“圣殿入口”（propylaea）很相近。但圣殿入口并不仅在雅典，在慕尼黑也有。680在此梦的一年前，我曾去慕尼黑看望一个朋友，他病得很重。在梦中紧接着丙基后出现的“三甲胺”（trimethylamin）一词，显然是把这位朋友引入梦中的那个词。

我将忽略这个非常引人注意的方法，即如在梦的分析的其他方面一样，有各种各样十分重要意义的联想被用来建立观念的联系，似乎这些观念有着相同的分量。我也将不得不屈服诱惑，给在梦内容中丙基移置隐梦中的戊基过程做一个弹性的描绘。

一方面，我们发现许多观念集中到我的朋友奥托身上。奥托不理解我，站在我的对立面，而且他送给我一瓶带有杂醇（戊基）味的酒。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通过对比与前面一组相联系——又一组观念同我在柏林的一位朋友相联结（即威廉·弗利斯），他很理解我，他将站在我的立场上，而且他提供过我许多关于性过程化学方面的有用信息。

最近的刺激源——梦的实际刺激物——决定了在奥托那组观念中是什么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首先是戊基，它决定了梦内容的形式。而威廉那一组之所以被激活，只是为了与奥托这一组的观念形成对比。而且这一组中的那些被激活的元素也只是为了附合在奥托那组已被激活的元素。在整个梦中，的确，我不断从那个让我生气的人转向另一个与他相比更令人满意的人身上，一点一点地，我是在唤起一个朋友，来反对我的对手。这样在奥托那组里的戊基从另外一组中的化学领域中产生了记忆，也以同样形式产生了“三甲胺”的记忆。受多方面的支持，三甲胺终于进入了梦的内容，“戊基”本身可以不经改变地进入梦的内容，但它却是在“威廉”一组的影响下才进入的。在整个威廉这一组的全部记忆中，进行了一次普遍的搜寻工作，为了找到可以为戊基提供多重决定的元素，而“丙基”与“戊基”是十分相近的联想。在威廉一组中的慕尼黑又以它的“圣殿入口”在中途与“丙基”相遇，这两组就以“propyls-propylaea”连结形式结合在一起。似乎是以折衷的方法，中介元素就是进入梦内容的那个成分。一个容许多重决定的中间公共实体由此形成。因此，显然多重决定性一定能使一个元素更容易进入梦的内容。为了建立起一个这样的中间环节，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将注意力从真正的意图转向与之邻近的联想上。

关于伊尔玛打针的梦的研究，已经使我们能够对梦形成过程中的凝缩作用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已经能观察到它的一些细节，如为什么会给那些在梦念中反复出现的元素以偏爱，新的联合体是如何形成的（以集合或复合的形式），以及中间公共实体是如何形成的，等等。至于凝缩作用的目的，以及容易导致凝缩作用产生的因素，必须等我们对梦形成中发生作用的精神过程有全面讨论后才能再做阐述。[参见第330页及第595页以下]现在，我们必须满足于认识到，在梦的显意与隐意中间，梦的凝缩作用是一个显著的特征。

梦的凝缩作用在处理词和名称时显得最为清楚。一般情况是，词在梦中被看作是个具体事物，正因为如此，它们很容易以与具体事物完全相同的方法结合在一起。681这类梦可以产生出最有趣、最古怪的新词语。682

（1）一次，一位医学同事给我寄来一篇论文。在我看来，论文对最近一个生理学发现评价过高，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对这一问题也太感情化。第二天我做了一个梦，其中一个句子明显是指这篇论文而言，“这篇文章是用很norekedal的风格写成的。”开始时，我感到分析这个词很困难。我想它一定是对德文“巨大的”（kolossal）或“拔尖的”（pyramidal）等词的笨拙模仿生造出来的，但我猜不出它的字源。后来，我发现它是两个名字组成的，即“Nora”（诺拉）和“Ekdal”（埃克达尔）。他们是易卜生著名剧本《玩偶之家》和《疯狂的公爵》的主人公。不久前，我看到报纸上有一篇评论易卜生的文章，正是同一作者所写，我在梦中批评的正是他最近的作品。

（2）我的一位女患者向我讲述一个短梦，其结尾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词句组合。她梦见与丈夫一起参加一个农民的喜庆宴会。她说：“这将以一般的‘Maistollmütz’来结束。”她在梦中模糊地感到，它是一种用玉米做成的布丁——一种玉米糊。分析把这个词分成Mais（玉米）、toll（疯狂）、mannstoll（慕男狂）和Olmütz（摩拉维亚的一个镇名）。所有这些支离破碎的词语都是她在餐桌上与亲戚们谈话时的记忆残留物。在Mais这个词后面（此外要提到最近开幕的50周年庆典展览会）683还隐藏着下面一些词：“Meissen”（一种迈森[德莱斯顿]的鸟形瓷器）；“Miss”（她亲戚的一位英语女教师刚刚去奥尔缪兹[Olmütz]；“mies”（一个犹太俚语词，意为“令人讨厌的”）。这个词的复杂组合的每一个音节都可以引发出一连串的观念和联想。

（3）一天深夜，一个年轻人家的门铃响了，原来是他的一个熟人来访并留一张名片给他。他当晚做了如下一梦：一个人一直工作到很晚，修理家用电话。他走以后，电话铃仍不停地响——不是连续不断，而是间歇地响。仆人又把那个人找了回来，那个人说：“真是可笑，连一个tutelrein的人都不会处理这样的事！”

可以看出，梦的这个无关诱因仅构成它的一个元素。只有梦者把这一情节放在先前经验的类似情况中，它才有重要意义，这个先前经验尽管本身也与此无关，却被通过想象赋予一个替代性意义。当他还是个孩子时，同父亲住在一起。有一次，他半睡半醒中把一杯水晃洒在地板上，水浸透了电话线的花线，结果电话响个不停，吵醒了父亲。不停地响与浸湿相对应，间歇地响与滴水相照应，而tutelrein则可以从三个方向去分析，从而连结了梦中所代表的三个事物。“Tutel”是法律术语，“监护”之意[tutelage]。“Tutel”（或可能是Tuttel）又是俗语中妇女乳房的意思。这个词剩余部分rein（纯洁、干净）再加上Zimmertelegraph[家用电话]形成了zimmerrein（家务训练）——则与把地板弄湿相联结，同时，还和梦者的家庭成员之一的名字有关。684

（4）在我自己的一个长而且混乱的梦里，其中心点似乎是航海。下一个停泊地好像是Hearsing，再下一个是Fliess。第二个地名是我在柏林的朋友的名字。他那里我是经常去的。Hearsing则是一个复合性质的词。其中一部分来自维也纳郊区的一些铁路沿线的地名，它们多以-ing结尾。如Hietzing, Liesing, Modling（其旧名为meae deliciae，意为“我的快乐”）。这个词另一部分是从英语“hearsay”发展而来。它表示了一种诽谤，并与前一天对梦无足轻重的刺激物有关联。在Fliegende Bl?tter这一期刊上有一首侮辱侏儒的诗歌，诗名叫Sagter Hatergesagt。如果把ing这个音节加到Fliess的名字上，我们就得到了“Vlissingen”一词，这实际上是我兄弟每次从英国来访问我们时在海上航行中的一个停泊地，在英语中就是blushing（脸红）的意思。它使我想起我诊断为“红色恐怖症”（ereutophobia）的病人。而且也令我想起了（Bechterew）最近所写的那篇令我恼怒的关于这种神经症的论文。

（5）还有一次我做了一个梦，似乎由两个分离的片断组成。第一个片断是个词“Autodidasker”，我记得十分清晰。第二个片断是前几天我产生的一个简短而无害的幻想，它的复现非常准确。幻想的大意是当我下一次再见到N教授时，我一定对他说：“我最近向你请教的那个病人的病症，正如你所猜测的，是神经症。”因此，Autodidasker这个新词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必须带有或代表一种复合意义；第二，这一意义必须与在现实生活中我想纠正N教授的说法有牢固的联系。

Autodidasker这个词很容易分解成Autor（author，作者）、Autodidakt（自学者）和Lasker（拉斯克），后者又使我想起Lassalle（拉萨尔）这个名字。685

这几个词中的第一个词是引起梦的诱因——这次是有意义的。我给妻子几本奥地利著名作家的著作，这位作家是我哥哥的朋友，而且也与我是同乡，名叫J.J.大卫。一天晚上，她向我谈起她如何被大卫的一个悲剧故事所感动以及一个有才华的人如何堕落。后来我们的话题又转向孩子，讨论他们是否具有天赋的迹象。受她所读的书的影响，她表现出对孩子的关心。我安慰她说，那些危险是可以通过良好教育避免的。那天夜里，我思绪连篇，想得很远。我想到妻子的忧虑，又把许多其他事情掺杂进去。这位作家曾向我哥哥谈论过婚姻问题，这又给了我的思想一条旁道，从而使这种想法也进了梦中。这条路把我引向布莱斯劳，在那里有一个与我们很要好的女士，她后来结了婚就在那里定居下来。我对危险的忧虑变成了我对女人的悲哀。

这正是我梦念的核心——这一点我从布莱斯劳寻得了一个例证。在拉萨尔和拉斯克的例证中可以看出两条道路的同一情景；这种至关重大的影响是可以奏效的。686这种思想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即“追逐女人”（Cherchez la femme）。它的另外一种意义使我想到我那尚未结婚的弟弟。他的名字叫亚历山大（Alexander）。我发现他名字的简称亚力克斯（Alex）几乎和“拉斯克”（Lasker）换音造字后的声音很相仿，这一因素对于把我的思绪从布莱斯劳引入旁道起了一定作用。

我在这里玩弄名字和音节的把戏还有进一步的意义，它包含了我兄弟可以获得幸福的家庭生活的愿望。这是按如下方式表达出来的。在左拉的一本关于一位艺术家生活的小说作品中，其主题一定与我的梦念有相同之处。我们知道，它的作者也在作品中引入了自己的情况以及家庭生活。他在书中假托的名字是桑多兹（Sandoz）。这个名字可能是这样变化来的：如果Zola（左拉）这个名字倒过来写（儿童总愿这么做）就得到Aloz。当然，这还不算隐蔽，他于是又改动了Al，并将Alxander中与之相同的第一个音节代之以第三个音节Sand，结果就成了Sandoz。我刚才提到的Autodidasker也是用这种方法构造出来的。

现在我们必须解释，我要去告诉N教授我们共同检查的那个病人患的是神经症这个幻想是如何进入梦的。在我将结束在那儿工作前不久，我接手了一位新病人，对于他的诊断我遇到了麻烦，该病看上去很像一种严重的器质性疾病——可能是脊髓的某种病变——但一时无法确诊。它本可以诊断为神经症（这样一切困难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但由于患者极力否认有过性病史，我只好否定了自己的诊断。这时我左右为难，举棋不定，我只好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去求教于大家都很敬佩的一位医生，对于他的权威，可以说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听了我的怀疑后，认为很有道理，说：“继续观察下去，它一定是一种神经症。”我知道他并不赞成我的关于神经症病源学的观点，我虽然没有反驳他的说法，但也仍心存疑虑。几天后，我通知病人，说我已无能为力，并建议他去另请高明。这时，令我吃惊的是他开始向我道歉，说他向我说了谎。他说原来他不好意思说出真相，现在原原本本地向我讲述了他的性病病因。这正是我所期望的，没有这一点，我就不能确定他为神经症。这时我既感到松了一口气，同时也感到技不如人。我必须承认，我那位顾问医生的确比我高明，没有被病前史引入歧途。因此我决心在下次遇到他时告诉他，他是对的，而我是错的。

我在梦中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承认我是错的又是怎样的一种愿望的满足呢？须知，我是错的正是我所期望的。我希望我的担心是错误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希望我在梦念中已经承认的我妻子的那些担心是错误的。梦中围绕正确与错误的主题与梦念中真正关心的问题相距并不远。由女人所引起的器质性和机能性损坏之间，或更适当地说，就性的问题而言，在梅毒性瘫痪和神经症之间不也同样存在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关系吗（拉萨尔死的方式大概归于后者）？

在这个编织紧密、一经仔细解释之后就十分清晰的梦中，N教授所起的作用不仅是解释了这种类比，也说明了我希望我是错的。不仅使梦与布莱斯劳产生了偶然联系，也同我那位婚后定居在那儿的家庭产生了联系，也把随后在会诊后发生的小插曲串联起来。在我们谈完医疗之后，他又问起了一些私人问题：“你现在有几个孩子？”“6个。”他做了个姿势表示羡慕，也表示关心，“是男孩还是女孩”？“三男三女，他们是我的骄傲和财富。”“好，不过你也要当心，女孩子没有什么问题，可是男孩带大就会有麻烦了。”——对此我反驳说，目前我孩子的行为举止都很好。显然，他的第二次“诊断”（对我孩子的未来）并不比他的第一次诊断（对我那位神经症病人）更令我愉快。因此，这两个印象由于它们的接近性以及它们是同时感受的这一事实而联系到了一起。我把神经症的故事带进梦中，并用它代替了关于教育孩子的谈话，这一点与梦念有着更多的联系，因为它与我妻子后来表示的担忧更为密切。甚至我担心N教授关于男孩教育会有麻烦的话会被他不幸言中，这种担心也在梦中找到了它的位置。在梦中它也隐藏在但愿我是错的这一愿望之后。于是，同一幻想保持不变，却又代表了两种相反的选择。

（6）“这天清晨”687，在半睡半醒之间，我体验了一次言语凝缩作用的梦例。在若干我几乎记不得的梦的片断中，我记得在我面前有一个字，似乎是一半手写，一半印刷。这个词是erzefilisch，它在一句话里，这句话没有任何上下文。我记得这句话是：“它对性的情感有erzefilisch的作用。”我立刻意识到这个词应该是erizeherisch[educational，教育上的]。我犹豫了一会，是否erzefilisch中第二个“e”的音不应该是“i”。与之相联的是syphilis（梅毒）这个词马上又进入我的脑海。仍在半睡之中，我又开始分析，绞尽脑汁思考这个词是如何进入我的梦的，因为我个人与我的职业都与这种病无缘。我突然想到erzehlerisch（又是一个无意义的词），这样就可以解释erzefilisch第二个音节中的“e”，我是通过回想到前一天晚上我们的家庭女教师[Erzieherin]要我向她讲解一些关于卖淫的问题，我给了她一本赫斯有关卖淫方面的书以影响她的感情生活，因为她在这方面不太正常。后来，我又向她讲了许多关于这个问题的[erz?hlt]事情。这时我突然发现syphilis（梅毒）这个词不应从字面上去理解，它就表示“poison”（毒害）——当然它与性生活有关。这样，梦中的句子就合乎逻辑了，它是“我的话[Erz?hlung]是想对我的女家庭教师[Erzieherin]的情绪生活产生一种教育[erzieherisch]的作用；但我又怕因此而引起毒害作用。”“Erzefiliseh”这个词乃是由“erz?h-”和“erzieh-”合成的。688

梦中杜撰词语与我们熟知的妄想症情况相似，但也出现在癔症与强迫性观念之中。儿童所做的文字游戏689有时把词语当成客观实体，有时还创造出新的语言和人造的句法形式，这些都成了梦和精神神经症这类现象的来源。

对梦中出现的无意义词语的分析690特别能揭示出梦的工作中的凝缩作用。读者不应该从我在这方面举例少而认为这种材料稀少和这种现象很偶然。实际上，这种现象是经常出现的。但由于这类梦依赖于精神分析的治疗，所以，只有为数不多的梦例受到观察并被记录下来，而且，这类梦例的分析只有心理病理学专家才能理解。例如，冯·卡宾斯卡医生（1914）就报告了一个出现Svingnum elvi这个古怪字的梦。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词在梦中出现时并非没有意义，而是失去了它正常情况的意义，并与其他有关意义结合起来，结果就变得“没有意义”了。被塔斯克（Tausk，1913）所记录的一个10岁男孩的梦，出现了“category”（类别）一词，可在梦中它却变成了“女性生殖器”，而“to categorate”（分类）却变成了“小便”的意思。

如果梦中出现说出的话并与思想明显一致，那么，一般来说，这些话是来源于对梦材料中的话的记忆。这种话可以是未经改变地照搬出来，也可以是稍加移置后说出来。梦中说的话往往是从不同话语背景中挑选出来的，并拼读而成。其上下文的关系可能没有改变，但可以表达几个意思，或与原来的话有完全不同的意思，梦中所说的话常常就是所说的话的环境的暗示。691

二、梦的移置作用

在收集有关梦的凝缩作用的梦例时，我们越来越明显地发现另一种关系的存在，其重要性可能绝不亚于凝缩作用。我们注意到，那些在梦的显意中作为主要组成成分的、很突出的元素，在其隐意中却远非如此。作为推论，这种说法的反面也是对的：即那些在梦的隐意中十分清楚的本质性的东西，也根本不必在显梦中展现。似乎是梦可以离开梦念而另有中心，即它的内容有不同的元素作为其中心点。这样，在植物学专著的那个梦中，梦内容显然是以“植物学”为中心，而梦念所关注的却是同事之间由于职业责任心而引起的纠纷与冲突，或更进一步，我为我的癖好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在梦的隐意核心中，“植物学”的元素根本没有任何地位，除非它出于对应关系而与梦念的核心有某种不紧密的联系。事实上，植物学从来就不是我所喜爱的学科。在我的病人那个萨福梦中，其中心位置被爬上和爬下、在上与在下这些内容所占据，而梦念却说的是与地位低下的人发生性关系的危险性。所以，梦念中只有一个元素似乎进入了梦的内容，尽管这个元素被扩大到不适当的程度。同样，在金龟子梦中，梦的主题是性欲与残忍的关系。的确，残忍这一因素进入了梦的内容，但它却产生了另外的联系，而与性欲毫无瓜葛，就是说，脱离了原来的上下文而变成了某种异己的内容。在关于我叔叔的梦中，那个形成梦内容中心点的漂亮的黄胡子似乎也与我怀有野心的愿望这个意义脱离了关系，而那野心的愿望才是梦念的核心。类似这样的梦给我们一个合理的印象：即“移置”（displacement）。在与上述梦形成完全对照的梦如伊尔玛打针的梦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元素在梦的构成中可以保持它们在梦念中大致相同的位置。在梦念与梦内容之间这种变化莫测的意义与方向的进一步关系上，乍看上去会令我们惊讶，但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在我们正常生活的一个心理过程中，在众多观念中会有一个被挑选出来，并在意识中被赋予生动性。我们往往也会认为，这种效果可以证明这个占优势地位的观念得到了较高的精神价值，即更会引起人们对这一主导意念的兴趣。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在梦念具有不同元素的情况下，这种价值在梦的形成中并不持久，或被置之不理。在梦念的诸元素中，哪个元素有最高的精神价值是不存在疑问的，我们可以直接做出判断。在梦的形成过程中，这些似乎是具有最强烈兴趣的基本元素却只有最小的价值，它们在梦中的位置被其他元素所取代，而后者在梦念中有着很小的价值，这是毫无疑问的。初看起来，在诸多观念中进行选择而形成梦时，对于精神强度（psychical intensity）692似乎没有加以任何的注意，而只是决定的多重性程度的大小才是考虑的问题。我们可以假定，在梦中出现的并不一定是在梦念中重要的，而要看在梦念中出现次数的多寡。但是，这种假说并无助于我们理解梦的功能，因为从事物的本质来看，多重决定性和固有精神价值这两个因素，必须在同一意义上起作用。在梦念中最为重要的观念一定就是那些在梦念中出现的，因为不同的梦念似乎是由它们向外辐射的。不过，梦可以对高度强调和受多方面强化了的那些元素予以拒绝，而选择在属性上次于它们的那些元素作为梦的内容。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将利用在[上节中]探讨梦内容的多重决定作用而得到的另一个印象。可能那些已经读过这一探讨的人会得出独立的结论，认为梦元素的多重决定作用算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发现，因为它是不证自明的。我们对梦的分析总是从梦的诸元素出发，并记录下由它们而引发的各种联想，在由此而得到的梦的材料中，我们会经常遇到这些同样的元素是不足为怪的。虽然我自己说起来也与此无甚差别，但我还是不能接受这种反对意见的。由分析揭示出来的思想，有许多与梦的核心相距很远，而且有的似乎是为了某种目的而人为制造出来的增加物。这种目的性也很容易猜测。然而，也正是它们构成了梦的内容与梦念之间常常是牵强附会的和强制性的联系。如果在分析时，我们删除了这些元素，其结果往往是梦内容不仅失去多重决定性，而且得不到满意的决定性。因此，我们不得不做出下面的结论：决定什么可以进入梦的多重决定并不总是构成梦的决定因素，而往往是一种目前我们尚不知道的一种精神力量的副产品。不过，在选择哪些特殊元素可以进入梦这一方面，多重决定性作用仍不失为重要因素，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些孤立无助的梦材料中，它如果不出现，我们必须要花费大力气才能使其出现。

这样，我们似乎有理由假定，梦工作中有一种精神力量在发挥作用。它一方面可以消除具有高度精神作用的那些元素的强度，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多重性决定作用（overdete rmination），从低精神价值的元素中创造出新的价值，然后再寻找途径进入梦中。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梦的形成过程中必然会有一种精神强度的转移和移置，这些差异就形成了梦内容（显）与梦念（隐）的差别。我们所假设的这一过程也是梦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称之为“移置作用”。梦的移置作用和凝缩作用可以说是在梦的活动形式中的两个支配因素。

我认为，要认出在梦的移置作用中显示出来的精神力量，也并非难事。移置作用的结果是使梦的内容不再与梦念的核心相似，梦所表现的不过是存在于潜意识之中的梦的愿望的一种伪装。而我们对梦的伪装已经很熟悉。我们把它追溯到心灵中一种精神动因作用于另一种精神动因的稽查作用。[第114页以下]移置作用也是梦的伪装能实现的重要方法之一，用法律上的话来说就是“生效者得益”。所以，我们可以假定，梦的移置作用是通过同一稽查作用的影响而产生的，即内心防御的稽查作用。693

关于梦的形成过程中的移置、凝缩和多重决定性等因素的相互作用问题及其主次问题，我们都将在下文[第405页以下等]探讨。我们现在要指出的是，梦念中得以进入梦的那些元素，必须还要具备一个条件：它们必须逃脱由抵抗施加的稽查作用。694在以后的释梦中，我们将把梦的移置作用视为无可否认的事实。

三、梦的表现方式

在梦的隐意向显意转变时，我们已经发现了两个因素在起作用，即梦的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如果我们继续探讨，除上述两者以外还会发现两个决定作用，它们对于选择什么样的材料进入梦中具有毋庸置疑的影响。

（见前文，1909年的后记到第一章第94页以下；又见弗洛伊德1923f和1932c）故事的题目是：“虽梦犹醒。”“下面所叙述的人有一种从不做无意义梦的特异性质……你有虽梦犹醒的非凡本领是因为你道德高尚，仁慈心肠，具有正义感，热爱真理。也正是你天性的道德宁静才使我对你有全面的了解。”“那个人回答说：‘不过，当我把这个问题认真地想了想之后，每个人都和我一样，都不会做无意义的梦。’任何梦，只要人们后来能清楚地回忆起来并加以描述，即只要不是发烧的梦，总是有一定意义的，而绝不可能有例外。因为互为矛盾的事物不能结合为一个整体。时空的混乱也不影响梦的真正内容，因为它们与梦的真实性质并不发生重大的关系。我们想一想，对于那些神话作品和富有想象力的其他作品，只有傻子才说：‘这太荒唐了，因为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他的朋友说：‘但愿每个人都能把梦解释得像你给我讲的这么清楚就好了。’”“‘那当然并不容易，不过，只要梦者本人留心一下也不难做到。你问我为什么大多数人总难做到吗？在你们看来，梦里总是隐藏着某种东西，一种特别难以名状的龌龊的东西。或者内心有一种深不可测的秘密，连你自己也难以捉摸的秘密。这就是你会认为梦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荒诞的了。但如果你深入地发掘下去，就不一样了，因为梦者无论睡觉还是清醒，总归是同一个人。’”

但是，即使冒着可能使我们的研究中断的危险，我也认为有必要先对释梦过程做一初步介绍。我知道，要说清这一过程并使批评者能心悦诚服的最好办法就是采用某些特殊的梦例，对它们进行详细的分析（如在第二章对伊尔玛打针梦所做的分析那样），然后收集发现的梦念，再用它们去重建梦形成时的过程。换言之，用梦的综合来完成梦的分析。实际上，我已经用自己的方法分析了几个这样的梦例，但现在我不能再重做一番，因为一些与之有关的精神材料的性质的缘故，我不能这样做。这些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会认为它们是有效的。这些考虑在梦的分析中干扰不大，因为分析并不完全，即使它们进入梦的一部分结构，也不会使分析失去价值。但是梦的综合情况就不同了，我知道，人们只能对完整的梦才相信。我只能对读者不熟悉的人所做的梦进行完整的综合。不过，由于这种条件只有我的神经症患者能提供，因此，我只好暂时把这一问题搁下，直到我能够——在另一本书里——把我对神经症患者的心理阐述进行到能与这个问题结合起来时再进行讨论。695

我在将梦念加以综合以构成梦的努力中，发现在释梦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材料并不具有相同的价值。其中一部分是由基本梦念构成，即那些完全可以取代梦的，而且，如果没有梦的稽查作用，它们本身就足可以整个取代梦。材料的另一部分通常被认为不很重要，也不认为所有这第二类的思想能参与梦的形成。[参见第280页和第532页]相反，它们之中可能有联想，其中一些与梦后的事件有关，介乎梦与释梦之间。材料的这一部分包括所有联结显梦与潜隐梦念之间的通道，也包括中介的、有联结作用的联想，在释梦过程中，我们要通过这些联想来发现联结的通道。696

我们在此只对那些基本梦念有兴趣，这些基本梦念通常以比较复杂的思想结构和记忆的复合物出现，它们都具有与我们清醒生活所熟悉的思想链的属性。它们常常是从一个中心出发的思想链，但有许多的接触点。每一串思想几乎毫不例外地有矛盾的对立面，形成对立联想的连结。

这个复杂结构中的不同部分之间，当然，有着十分明显的逻辑关系。它们可以表示前提、背景、偏离、说明、条件、例证、反驳等等。当所有这些梦念处于梦的工作的压力之下时，梦念的元素就会像冰块那样翻滚、破碎、拥挤在一起——这就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如迄今为止已形成框架的那些逻辑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梦对于“如果”、“因为”、“正如”、“虽然”、“要么——或者”以及其他一些连接词是如何表示的？如果没有这些连接词，我们对句子或言语就无法理解吗？

首先，我们必须回答：梦本身没有处理这些逻辑关系的手段。大部分的梦都置这些连接词于不顾。梦所表达和操纵的只是梦念的实质内容。697而恢复梦工作所破坏的种种联系乃是释梦过程所必须完成的任务。

梦之所以不能表达这些关系在于其精神材料的性质。的确，如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与可以运用语言的诗歌相比，都有类似的局限性。绘画和雕塑这两种艺术由于其材料的原因，在表达事物方面也受着同样的局限。绘画艺术在创立其表达法则以前也曾努力弥补其不足，如在古代绘画中，所表现的人物的嘴上常挂着一小段说明性文字以写上画家难以用图画表达出来的内容。

在梦不能表达逻辑关系这一点上，可能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因为在一些梦里，有着十分复杂的智力操作，对一种观点的陈述与反驳、嘲笑与比较，就如清醒中一样。但是，这里表面现象又一次地蒙骗了人们。如果我们深入地解释梦，我们会看到，整个这类思想都属于梦念的部分材料，并不是智力活动在梦中的表现。在梦中看似思想的东西只是梦念题材的重现，而不是题材之间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推定才是思维。[参第441页以下]但是在这些联系中，最易建立起来的，是在梦中说出的并加以特殊描述的话语都是那些出现在梦念材料的记忆中未经修改或稍加修改的言语的再现。这类话语常常不过是梦念之中某一事件的暗指，而梦的意义可能与之完全不同。[参看第418页以下]

但是，我并不否认，批判性的思想活动并不只是梦念材料的简单重复，它也的确参与了梦的形成。这一因素的作用将在本部分将结束时再行讨论。那时，会更明显地看出这种批判性的思想活动并不是由梦念引起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梦本身在已经完成时所产生出来的。[参见第448页]

因此，我们姑且可以说梦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梦中并没有获得任何单独的表现，如果梦中出现一种矛盾，它要么是梦本身的矛盾，要么就是某个梦念的题材所派生出来的矛盾。梦中的矛盾只能以最间接的方式与梦念之间的矛盾相符合。正如绘画终于发明了一种有别于在嘴上挂着一小串说明文字的办法，来表示温情、恫吓、警告等原来要用文字来表达的意图，梦也可能发明一种手段用来表达梦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方法是通过在表示梦的特征方法上做一些修改。经验表明，不同的梦在这方面有很大区别。有些梦完全忽视材料上的逻辑关系，也有些梦则给予尽可能的说明。在这样做的时候，梦与其操纵的材料之间的距离就会时大时小。如果在潜意识中这种时间顺序已经建立起来（如在伊尔玛打针的梦），偶然梦在处理梦念的时间顺序上也有同样的差别。

那么，梦的工作又是以怎样的手段能指出如此难以表达的各种关系呢？下面我一一加以说明。

首先，梦总是通过把整个材料结合成一个单一的环境或事件的方法，把那些毋庸置疑地存在着的梦念各部分之间的联系考虑进去，它们以时间上的同步关系再现逻辑联系，这就如雅典学派画家帕纳萨斯在一幅画上表现各时期的哲学家和诗人一样。的确，他们不可能同时聚在一个大厅里或一座山顶上，但他们的确在某种概念意义上可以形成一个群体。

梦就是把这种重现的方法用到淋漓尽致的程度。每当梦向我们展现在一起的两个元素时，就可以肯定在梦念中有与之相应的部分存在着某种特别密切的关系。就如我们的书写系统一样，“ab”是在一个音节里发音的两个字母，如果a和b中间有间隔，那就表示a是前一个词的最后一个字母，而b则是后一个词里的第一个字母。698所以，梦中的搭配也不存在侥幸及梦材料各部分的互不相关，而是在梦念中密切相关联的各部分。

为了表示因果关系，梦有两个程序，但其本质相同。假设梦念是这样的：“因为这是如此，所以那就必然发生”，梦的比较普通的表现方法是先出现从句作为序梦，然后再出现主句作为主梦。如果我们解释得恰当，则时间顺序可能是颠倒的。但梦的比较详尽的部分大都是与主句相当。

我有一位女患者，她曾做过一个反映非常典型的因果关系的梦，下文我将详细记录这个梦[见第347页以下，以及本节第319页和325页]，它包括一个短小的序梦和一个冗长的主梦，其内部高度集中到一个主题上，可以起名为“花的语言”。

序梦：她走进厨房，她的两个女仆在那里，她找茬儿，说她们没有把“那份食物”准备好。同时她看见许多坛坛罐罐都倒放着，以控干里面的水。它们已叠放成堆，两个女仆去挑水，她们必须在河里涉水，那河流向房子或流进院子。接下来便是主梦，是这样开始的：她从高处跨越一些结构奇特的栅栏向下走来，她很高兴，她的衣服没有被栅栏挂住……

序梦与梦者父母的家有关。梦中的话无疑是她常常听到她母亲所说的。那堆坛坛罐罐来自同一建筑物的一家小杂货店。梦的另一部分与她父亲有关，他常常调戏女仆，后来在一次洪灾中患重病而死。（因为住宅旁有一条河。）因此，隐藏在序梦之后的是这样一种思想：“因为我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条件是这样的贫困低贱……”主梦接过这同一思想，改变为一种愿望的满足：“我出身高贵。”这样，真实的隐意是：因为我出身低下，我的一生只能如此这般。

就我所知，一个梦分为两个不相等的部分，并不总是意味着这两部分背后的思想就是因果关系。经常的情况是，似乎同一材料从不同的角度在这两个梦中被表现出来。（一晚上所做的一系列以射精或性高潮结束的梦当然居于这一类情况，在这一系列梦中肉体需要得到越来越清晰的表达。699）或者这两个梦可能来源于梦材料的不相同的中心，而其内容却重合，所以一个梦的中心内容仅是另一个梦的一种启示，反之亦然。但是在一定数量的梦中，如果分成一长一短两个部分，这的确标志着这两部分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

对于内容不太广泛且其中一个意象（无论是人或是物）转变成另一个意象的梦，其因果关系的表达方式又有所不同。只有当这种转变真的在我们眼前发生，而不是仅仅注意到了一个人或物代替了另一个人或物时，我们才认真考虑其因果关系的存在。

我上面已说过，表示因果关系虽然有两种方式，但它们的性质是同样的，即以时间顺序表达。其一是通过梦的顺序来表示，其二则是意象的直接转换。在大多数梦中，我们必须承认，因果关系已消失在梦过程中各元素之间不可避免的混乱之中，无法表达出来。

“或……或……”这类二项选择在梦中无论如何是无法表达的。这两项选择已插入到梦的整个前后关系中，似乎有同等的效力。伊尔玛打针的梦就包含了一个这样经典性的例子。它的隐意显然是：“对伊尔玛的痛苦不止我不负有责任。其责任在于，或是她不肯接受我的治疗方法，或是她的性生活不遂心，而对此我是无法改变的，或是她的痛苦不是来源于癔症而是器质性病症。”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个梦满足了所有这些可能性。（而且这些可能性是互相排斥的。）而且毫不犹豫地根据梦的愿望增加了第四个解决方案。在解释了这个梦之后，我才进一步把“或……或……或”加入到梦念中去。

不过，如果在重现梦时，梦的叙述者有使用“或者……或者……”的倾向，如“或是在花园，或是在客厅”。实际上，在梦念中这种情况不应是“或者”，而应是“和”这种简单的内容增添。在描绘梦元素时，用“或……或……”的大多数情况是这些梦元素有些模糊性，但这种模糊性也是可以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解释原则可以是：对这两项明显的选择看作有同等效力，并用“和”把它们连接起来。

例如，我的一位朋友在意大利逗留，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没有他的地址。于是我做了一个梦，接到一封电报，上面有这样一个地址，我看到电报上用蓝色的字体印着下面的字，但第一个词很模糊，Via（经过），也许是Villa（别墅），甚至可能是Casa（房子）。第二个词很清楚，是Secerno。这第二个词听起来倒像个意大利的名字，并让我回忆起我与他共同讨论词源学的事。同时我也表示了生他的气，因为他把地址向我保密那么长时间。另一方面，对这第一个词的三种选择可能性中的任何一个，在分析中都证明可以是作为同等有效的思想链的起点。700

在我父亲葬礼前的那天夜里，我梦见一个告示、招贴或海报之类的印刷品——很像车站候车室里禁止吸烟的告示牌——上面写着：

“请你闭上双眼，”

或是：

“请你闭上一双只眼，”

我通常写作：

“请你闭上一眼。”

这两个说法各有各的意义，并在释梦时会引致不同方向。我选择了最简单的安葬仪式，这是先父的意愿。但有些家庭成员却不同情这种清教徒式的葬礼，认为这样会叫人瞧不起。因此就出现了“请你闭上一只眼”这句话，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做没看见”。这里通过“或……或……”所表达的含混意思特别能看得出来。梦的工作不能建立起统一的用词系统用于梦念，而梦念本身又是模棱两可的，因此思想的两条主线甚至在显梦中就已分道扬镳了。701

在少数一些例子里，表达这种选择的困难是通过把梦分成等长的两个部分来解决。

梦处理对立或矛盾的方式十分特别，它干脆置之不理。就梦而言，“不”字似乎不存在702。梦有一种偏好，把对立的双方结合起来，或以完全同一的事物表达出来。而且梦还感到它有把任何一个元素任意地表现为它欲表达的对立面的自由，所以在梦念中被允许出现的任何相反的元素，初看上去是难以决定它是正面还是反面的意义。703

在我们上面刚刚记录下来的梦中，第一个从句已经得到解释（因为我的出身如此如此……），梦者梦见自己跨越着栅栏向下面走，手里拿着盛开的鲜花。与这一意象相联，她想到天使手持百合花向圣母玛利亚报告耶稣诞生的那幅画（这个姑娘的名字也叫玛利亚），又联想到身穿白长袍的姑娘们穿过长青树枝装饰的街道，参加基督圣体节游行的景象。这里，梦中盛开的花无疑暗示纯洁无邪，但枝头上开的是红色的花，如山茶花一样。当她走到头时（梦仍在继续），花已凋谢。因而又有一些无疑象征月经的内容。因此，这个天真无邪的少女，手捧类似百合花的同一枝条的这一形象又暗指茶花女。我们知道，茶花女除在来月经时，总是戴一朵白山茶花的，只在月经来潮时才戴红山茶花的。这同一盛开的花枝（参看歌德的《磨坊主的女儿》一诗中的“少女之花”）既代表贞洁，又表示其反面。这同一个梦既表现了梦者对她成功地度过纯洁无瑕的那段生活感到高兴，也可以让人们在几点上瞥见她相反的一串思想，即为（自己童年时代）在性纯贞这方面的过错而感到愧疚。在分析梦时，这两串思想链是可以区分开的。自我安慰的思路似乎更浮于表面，而自责的思路则深入潜层，两条思路截然相反，但是它的既相似又相反的元素都由显梦中的同一元素表达出来。704

梦形成的机制所最钟爱的逻辑关系只有一种，即相似、一致或接近关系，亦即恰似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其他关系，它可以在梦中表现为种种不同关系。705梦念材料中固有的平行性与这种恰似现象构成了梦的最初基础。梦的相当一部分工作在于创造新的平行关系。这里，那些平行关系已经存在却又由于阻力强加于稽查作用的原因而不能进入梦中，梦的工作的凝缩作用则有助于相似关系的表现。

相似性与一致性具有共同的属性，它们在梦中都表现为统一性。或表现于已有的梦念材料之中，或以新的构造形式表现。第一种可能性我们称之为“同一作用”（identification），第二种我们称之为“复合作用”（composition）。“认同作用”用于人，而“复合作用”用于事物的统一材料。但复合作用有时也用于人，把地点和人同等看待。

同一作用就是与共同元素有联系的单一一个人在显梦中不断出现，第二个或其余的人在梦中都似乎受到压抑。但在梦中所出现的这个人是有覆盖性的，在一切关系和环境中不是明指这个人本身，就是暗指他所覆盖的其他人。而复合作用则可以扩展到许多人，梦中的情景可以将有关人的特征综合起来，但并不表现为一种共同特性；所以，这些特征结合为一个新的统一体，即一个复合人物。复合的真实过程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实现。一方面，梦中的人物可以采用与其有关的某人的姓名，这种方式与我们清醒生活中的认识很相似，即我们想要认定的某人，其外貌特征都像是另外一个人。另一方面，梦中人物本身所表现的复合外貌特征，实际上一部分是一个人的，而另一部分又是另一个人的。或者梦意象中另一个人所参与的成分也可以不在外貌特征上，而是在他的姿势、姿态、言语或所处的情境中表现出来。在这最后一种情况下，同一作用与复合作用的人物结构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别。706但是也有可能出现人物复合失败的情况。如果这样，梦的情景就会归于所说的其中一个人，而另一个人（通常是更为重要的人物）则表现为无关的旁观者。梦者会对这种情况解释说：“我的母亲也在场。”（斯泰克尔）梦内容的这类元素可以被比作用于象形文字手稿中的“决定性因素”，它的作用不在于发音而在于说明其他符号。

用于证明，或更确切地说，用以结合两个人的共同元素在梦中可以删除掉。一般规律是，同一作用和复合人物的结构产生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共同元素的出现。为了避免说“A仇视我，B也仇视我”，我便在梦中制造出A和B的复合人物，或者我想象A完成B所特有的某种动作。这样，如此构成的梦人物就会以某种新的联系出现在梦中，或在新的环境中出现，而这种既代表A又代表B的环境证明了我在适当的地方增进了两者共同性的元素，即对我的仇视态度。在梦的内容中，这种方法常常取得大量的凝缩作用。如果我能在另一个人身上找到能等同使用的某些情况，我就不再需要直接表现与一个人有关的复杂情况。也很容易看出，这种利用同一作用的做法是多么有效地逃避由抵抗而产生、并施加给梦的工作以苛刻条件的稽查作用。稽查作用所反对的可能就存在于某些观念之中，那些属于某人所有的某些特定观念之中。因此，我必须继续寻找第二个人，他也与所反对的材料有关，虽然只是部分地相关。这两个人之间在这一稽查点上的接触，使我有理由利用他们的一些无关紧要的特点构成一个复合人物。这个经同一作用或复合构成的人物便不再经受检查作用而被允许进入梦的内容；因此，由于利用了凝缩作用，我便满足了梦的稽查作用的要求。

当两个人的共同元素出现在梦中时，通常是暗示我们去寻找另外一个隐藏起来的共同元素，这种共同元素因稽查作用的结果而不能表现出来。移置作用是为了促进这个共同元素的表现。复合人物在梦中总伴随着一个无关紧要的共同元素，从这一事实我们可以推断出，梦念中必定还隐藏着另一个远非不相关的共同元素。

这样，同一作用或复合人物的构成是为多种目的服务的：一、表现了与二人有关的一个共同元素；二、表现了一个移置了的共同元素；三、也表达了一个仅仅是所欲求的共同元素。因为愿望有一个共同元素能经常符合于二人之间的互相变换。所以，梦就利用同一作用来表达这种关系。在伊尔玛打针的梦中，我希望把她换成我的另一位患者，换句话说，我希望另一个女人像伊尔玛一样成为我的患者。梦满足这一愿望的方式是梦中出现了一个叫伊尔玛的人，但是她接受我检查时的位置，恰是我曾经见过的另一个女病人的位置。[参见第109页以下]在关于我叔叔的那个梦中，这种变换成了梦的中心点，我对我的同事的态度和判断并不比部长更好，借用这种方法，我以部长自居。[参见第193页]

根据我的经验，我发现，梦毫无例外地涉及梦者自己，梦是完全自我主义的。707如果梦中的自我没有出现在梦内容中，而只有一些不甚相关的人，我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我这个自我隐藏了起来，是通过同一作用隐在了其他人的背后，但我还是能把自我插入梦的上下文中。在另一种情况下，我的自我出现在梦中时，我可以得知又有别人通过同一作用躲在了我的背后。在这种情况中，梦不啻在警告我，在我释梦时必须把与这个人有关的共同元素转移到我自己身上。还有一些梦，我的自我与别人同时出现，在发生认同作用之后，那个人也仍然会显示出我的自我。这种同一作用会使我把某些稽查作用所不接受的观念与我的自我发生接触。这样，我的自我就可以在梦中数次出现，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通过与他们的认同。通过多次这样的同一，大量的梦材料可能凝缩在一起。708梦者的自我在梦中可以多次以不同形式出现，这件事也不足为奇，它和自我意识中出现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或不同关系的情况是一样的。例如，我们可以说出这样的句子：“当我想到我曾经是一个多么健康的孩子。”709

在表示地点的专有名词情况中的同一作用比用于人的情况更容易解释，因为在这里不涉及在梦中起着很大支配作用的自我问题的干扰。在我关于罗马的一个梦中，我发现我所在的地方叫做罗马，但我却吃惊地发现在街角上竟看到许多德国的标语、广告。这后一点正是我愿望的一种满足，它使我立即想到布拉格。这个愿望本身或许要追溯到我在少年时期作为一个德国民族主义者的那段时间，但这早已过去了。710

梦中我曾希望与我的朋友[弗利斯]在布拉格相会。所以，罗马和布拉格二者的同一作用可以用一个所欲求的共同元素来解释，即宁愿在罗马，也不愿在布拉格与我的朋友相会。也许正是为了这次会晤的目的，我宁愿把布拉格换成罗马。

创造复合结构的可能性在经常能导致想象出现的特征中最为突出，因为它把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感受不到的元素引入梦的内容当中。711梦中创造复合意象的心理过程与现实生活中我们想象半人半神的怪兽或龙之类的东西有共同之处。其唯一的区别在于，在清醒生活中，决定这些想象形象的是这些新的结构本身有意创造的印象，而在梦中，复合结构的形成是与真实形状无关的因素所决定，即由梦念的共同元素所决定。梦中的复合结构可以形成各种各样的形式，其最为朴实者莫过于将一件事物的属性附加到对另一事物的认识上。比较耗费精力的技巧是把两个事物的特征合并到一个新的形象中，并在此过程中巧妙利用两个事物所可能拥有的在现实中的相似之处。根据材料或其拼组的技巧性，这种新的结构可能会显得十分荒谬，也可能是个天才的成功。如果有待凝缩成为一个单独统一体的各个对象不很协调，梦的工作往往仅满足于创造出这样一个复合结构，它有其相对清晰的核心，同时也有一些不太清晰的特性。在这种情况下，统一过程可以说是已经失败了。这两种表象互相重叠，产生出相当于两个视觉形象互相竞争的某种东西。在绘画上，如果画家想要把若干个别的视觉形象组成一个总体概念，在画面上也可以得出类似的表现。

当然，梦是一大堆这样的复合结构。我在已分析的梦中已举出几例，现在可以再举几个例子。我在下文第347页以下所报告的梦（亦见上文第319页）中，描述了病人在“花的语言”中走过的人生历程。梦中的自我手持盛开的鲜花，我们已说过，它代表天真无邪的贞洁，也代表了性的罪恶。梦者从花在枝条上的顺序位置便想起了盛开的樱桃花。这些盛开的花，单个看去就像一朵朵的山茶花，而总的印象则像一种外来植物。这个复合结构的各个元素由梦念而得到证实。盛开的花枝由暗示着她所喜爱的各种礼物组成。例如，她童年时得到的是樱桃花，后来是山茶花，而“外来”植物则暗指一个四处旅行的自然科学家，他画了一幅花之画企图讨她的喜欢。我的另一位女患者梦见了一座类似海滨更衣室、又像乡村的室外厕所、或城市住宅顶楼之类的建筑物。前两个元素都和裸体或脱裤子的人有关，而这两个与第三个元素相结合则导致（她童年期）在顶楼上脱衣服景象的结论。另一名男子梦见由两个“接待”他的地方组成的复合地点，一个是我的诊室，一个是他与妻子第一次相识的地方。712一个女孩梦见当她哥哥答应请她吃一餐鱼子酱之后，她梦见她哥哥的腿上长满了黑色鱼子酱状颗粒。这种“传染病毒”元素（道德意义上的）和她小时候曾患过一次“皮疹”的回忆（她的双腿布满了红色而不是黑色的斑点），再加上鱼子酱颗粒，结合成一个新概念——即“她从哥哥那里得到的东西”。在这一梦中，与其他梦一样，人体的各部位被当作物体看待。费伦茨（1910）713曾记录过一个梦，梦中的复合意象是由一位医生和一匹同样穿了睡衣的马组成。这三个成分的共同元素是在分析时才发现的，那位女患者承认，睡衣暗指她童年时看到父亲的一个景象。所有这三个情况都可以归结为她的性好奇。在她幼年时，保姆常带她去军队的种马场，在那里她有很多机会可以满足她那时尚未受到压制的好奇心。

我在上文[参见第318页]曾认为，梦无法表达矛盾、相反或“不”内容。但现在我开始初步否定这种说法。714我们已经看到[上文第322页]，列于“相反”名下的一组梦，单纯地由同一作用来表现，即在这些梦中，梦念的转换和替代能通过对比而形成联系。对此，我已举过不少例子。另一组在梦念中的相反观念可以归于“颠倒的”或“恰恰相反”的名下。它们以下面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进入梦中，这几乎都可以看成是一种笑话。“恰恰相反”本身在梦内容上并不呈现，而是通过下面的事实来显示它在材料中的存在。这一事实是已经构成的某段梦内容，或（由于其他原因）恰巧与之相邻的内容，就像是一种事后的回想，转向相反的方向。这一过程以例证说明，这比描述起来更为容易。在那个有趣的“上与下”的梦中，向上爬的表现实际上是与梦念的原型相反，——即在都德《萨福》的序幕中：在梦中向上爬是先难后易，而在都德的这一幕中是先易而后难。进一步来说，“在楼上”和“在楼下”这一表示兄弟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以相反的方式在梦中表现出来。这说明在梦念的两段材料之间有颠倒和相反的关系。我们发现在梦者童年想象被奶妈抱着上楼的幻想与小说中主人公抱着情妇上楼的情境是恰恰颠倒的。同样，我梦见歌德攻击M先生（见下文第439页以下）也表现类似的“恰恰相反”。所以，想要成功地解释这个梦，必须先把它恢复正常。在梦中，歌德攻击一个年轻人M先生；而在梦念中的真实情况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作者对一个重要人物、我的朋友（弗利斯）进行攻击。在梦中，我根据歌德死亡的日期计算，而在实际中却是从瘫痪病人生日算起。梦念中的决定性的思想是把歌德看作是疯子的思想颠倒过来。梦（的潜在意义）是说：“恰恰相反，如果你不理解这本书，那是你（批评家）头脑简单，智力低下，而不是作者本人。”而且我还认为，所有这些把事情颠倒过来的梦都含有轻蔑之意（如“萨福”梦中兄弟关系的颠倒）。此外715，值得注意的是，在受压抑的同性恋冲动的梦中，这种颠倒的手法是经常使用的。

顺便说一下716，颠倒或是把事物转向反面是梦的工作最喜欢使用的表现手法之一，也是使用最广泛的方法之一。首先，它可以用于表达与梦念中某个特定元素有关的愿望满足。“但愿情况与此相反。”这往往是不如意的往事记忆片断的最好自我反应方式。再有就是它对应付稽查作用十分有效，因为颠倒可以使有待表现的材料进行大量的伪装，而且它对任何理解梦的企图都有一种积极的麻痹作用。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如果一个梦顽固地拒绝显示它的意义，都值得去观察一下梦内容中的某一元素颠倒作用。一旦这样做，整个梦的意义就会豁然明朗。

除了题材颠倒以外，时间的颠倒也一定不能忽视。梦的伪装常常使用一种技巧，把一件事的结果或一连串思想的结论表现于梦的开始，而把结论的前提或导致事件的原因置于梦的结尾，任何对梦的这种伪装技巧不注意的人，都会在释梦时茫然不知所措。717

的确，在一些梦例中718只有当我们把其中的内容通过几方面的颠倒之后才会得到它的意义。例如，一个年轻的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在其梦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从童年起就希望父亲死去的愿望，因为他怕他的父亲。梦的内容是：他的父亲责骂他，因为他回家太晚。但是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梦中所发生的前后关系以及梦者的联想表明这句话原来的意思必定是他对他的父亲很恼火，在他看来，他的父亲回家总是太早（即太快）。他倒希望他的父亲根本就不回家，这就与希望父亲死去的梦所表达的愿望相同。因为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他因在父亲不在时对另外一个人做了性侵犯动作而感到负罪，并被警告：“等你爸爸回来再说！”

如果我们希望更进一步研究显梦与梦念之间的关系，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用梦本身作为出发点，考虑梦中表现方法的那些形式特征与它们背后的梦念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形式特征中，在梦中给我留下最为突出印象的，是各个特殊梦象之间的感觉强度差异，以及梦中各特殊部分或梦与梦的比较之下而产生的清晰性的差异。

各个特殊梦象之间的强度差异包括从我们所希望的但又不甚合理的、大于现实的清晰度直到我们认为梦的特征必然出现的、令人心烦的模糊性，而这种模糊性又与我们感知的真实对象的不清晰在程度上不能相比。另外，我们通常把梦中不清楚的对象称为“稍纵即逝的”。同时，我们认为对那些更为清晰的梦象感知的时间更长一些。现在的问题是，梦内容中各片断的清晰性差异到底在梦材料中是由什么决定的。

尽管我们自然会有一些预期的想法，但我们必须从反对这种做法着手。由于梦的材料包括睡眠时体验到的一些真实感觉，我们于是可以假设：这些感觉或可引起梦的各元素，由于它们有相当的强度，在梦内容中也一定占有突出的地位。反过来，凡是特别清晰的梦象可以追溯到睡眠时的真实感觉。但这一事实我在自己的体验中尚未得到证实。如果在睡眠时的真实印象（如神经刺激）而产生的梦的元素比由记忆而产生的元素在清晰度上有所差别，那决不是事实。在决定梦象的强度上，现实因素并不起什么作用。

同样，人们可以预期，某些特殊梦象的感觉强度（即生动性）与梦念中相应元素的精神强度可能有关。就后者而言，精神强度相当于精神价值：强度最大的元素就是最重要的元素，正是它们构成梦念的核心。我们知道，的确，由于稽查作用，这些元素无法进入梦的内容，代表它们的直接派生物在梦中可能获得很大的强度，但不一定因此就成为梦的中心内容。这样，通过梦与其构成材料的比较研究又一次令我们的预料失望。此方面的元素强度与彼方面的元素强度是没有关系的。事实上，在梦念材料与梦之间发生了如尼采所说的完全的“全部精神价值的转换”。在梦念中占支配地位的直接派生物，只有在被更强大的意象荫蔽的梦的过渡性元素中发现。

梦元素的强度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决定的，即由两个互相独立的因素所决定。首先，我们不难看出，通过愿望的满足所表达的元素被特别大的强度所表达。[见第561页以下]其次，分析表明，梦中最生动清晰的元素是大多数思想链的起点，它也是拥有决定性因素最多的元素。如果我们用下面的说法，我们并没有改变其经验性的意义：最大的强度是由那些在其构成的基础上，最大的凝缩作用得以发挥的梦元素来显示的。[参见第595页以下]我们期望最终能以一个公式来表达出这个决定因素和（与愿望满足有关的）其他因素。

我刚才所讨论的问题——即某个梦元素强度与清晰度大小的产生原因——不应与整个梦或梦中各片断的清晰度混为一谈。前者所谓的清晰是与模糊性相比较而言，而后者则是与混乱相比较而言的。不过，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两种尺度在质的增减上是平行的。一段显明的梦一般包含着强度大的元素。反之，模糊的梦总是由强度小的元素构成。然而，梦从清晰到模糊或含混的尺度问题仍然比梦元素的不同清晰度问题要复杂得多。因为后面还将提出理由，因此前面一个问题还是留给下文[第500页以下]讨论。

在少数情况下，我们惊奇地发现，梦的清晰与模糊的印象与梦本身的构造无关，而是由梦念的材料引起，并且是梦念一个组成部分。于是我想到了我自己的一个梦，当我醒时我记得它构造精巧、十分清晰、无懈可击，以致我还在半睡的状态之中就急于介绍这一类新型的梦。它们不受凝缩和移置机制的影响，因之可以称之为“睡眠中的想象”。然而，仔细观察证明这种罕见的梦仍然与任何其他的梦一样，有漏洞和毛病，因此，我放弃了“梦想象物”这一分类。当这个梦经分析之后，它向我表明在我和我的朋友[弗利斯]面前摆着一个艰难而长期探索的问题，即雌雄同体的理论。而愿望满足的力量却使我们认为这个理论（顺便说一下，它并未表现在梦中）是清晰和无疵可寻的。因此，我原来关于梦是完整的这一判断实际上只是梦内容的一部分，而且的确是一个基本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梦的工作已浸入了我刚刚醒来时的思想，而且使我以为我是在对梦做出判断，其实不过是没有在梦中精确表达出来的梦念的一部分。719有一次，我分析一个女患者的梦，就遇到和它一样的情况。一开始她不愿讲，只是搪塞说：“因为它太模糊，混乱不堪。”后来她在反复声明说她所说的不一定正确之后，终于告诉我说，她在梦中梦见好几个人，有她自己、她的丈夫和她的父亲。而且她好像看不清她丈夫是否就是她的父亲或谁是她的父亲，如此等等。这个梦在分析时常常会让人联想到女仆常说的故事。她不得不说她想要一个孩子，但又搞不清“孩子的真正父亲究竟是谁”。因此，这里又一次证明梦缺乏清晰性只是梦的刺激材料的一部分，即这一部分材料表现在梦的形式之中了。梦的形式或梦见的形式常常被用来表现其隐含的720题材。721

对梦的注解或是对梦明显无害的评论往往用来掩饰梦中以微妙方式出现的部分，尽管实际上掩盖不了真相。例如有一个梦者说，梦的某一部分被“擦掉了”，在分析中却引出一段童年的回忆，他在大便时注意大人说话，而那个人正在给他“擦”屁股。还有一个梦很值得详细记录，一个青年男子做了一个十分清晰的梦，这个梦使他想起童年的一个想象。他梦见他在一个避暑胜地的一家旅馆。他记错了房间号码，结果走错了房间，看见一个年长一些的妇女和她的两个女儿正在脱衣就寝。他后来说：“这个梦在这儿有些空隙，似乎少了些东西。后来，那个房间里走出个男人把我赶了出去，我和他扭打起来。”他对梦明显暗示的童年幻想的要点始终也没弄明白，后来才弄清楚，他所努力思索的内容已包含在他所说的梦的隐晦部分里了。“空隙”是指这几个女人脱衣时所裸露出的生殖器，而“少了些东西”正是女性生殖器的特征。他在小时候有窥视女性生殖器的好奇心，根据幼儿期性理论，他认为女性生殖器应和男性生殖器一样。

还有一个梦者有极相似的方式的梦回忆。722他梦见：“我和K小姐走进一个公园餐厅……然后是一个模糊部分……中断……然后我又发现自己在一家妓院的客厅里，那儿有两三个女人，其中一个只穿内衣内裤。”

分析——K小姐是他以前上司的女儿，他承认她是他妹妹的替身，他没有什么机会与她交谈，只有一次谈话，似乎双方都意识到各自的性别，好像我在说：“我是男的，你是女的。”他只去过一次梦中的那个餐厅，和他一起去餐厅的是他姐夫的妹妹，她对他毫无吸引力。另一次是他和三个女人路过这里，这三人中有他自己的妹妹、表妹和他姐夫的妹妹。虽然她们都是他的“姐妹”，但他却对她们毫无兴趣。他也很少去妓院，一生只去过两三次。

这个梦的解释要基于梦的“模糊部分”和“中断”，从而得出下面的观点，他曾在幼时出于好奇，偶然（虽然为数不多）窥见比他小几岁的妹妹的生殖器。几天之后，有意识地回想起了这梦中所暗示的不端行为。

同一天夜里的所有的梦构成了一个整体的不同部分。它们分成几个段落，这些段落及其组成方式和数量都具有意义并可视为梦的隐意中的信息。723在解释这样包括几个主要段落的梦或一般发生在同一夜的梦时，有一种可能性是不容忽视的，这些梦虽然分开却可能具有相同的意义，而且可以以不同的材料表达同一冲动。如果不错的话，在这些同源的梦中，第一个梦往往是经过伪装了的而且不够大胆，而接下来的就会更为明确、清晰。

《圣经》中约瑟夫给法老解释的关于母牛和玉蜀黍的梦便属此例。约瑟夫所著《古犹太史》第2卷第五章中曾提到此梦，但比《圣经》记载更为详细。法老在讲完第一个梦后说：“我看到这个梦象后就惊醒了，在一时摸不到头绪之际，我暗想这个梦象到底有何意义时，我又睡着了。可接着又做了第二个梦，而且比第一个更令人惊奇；使我惊恐不安，困惑不解……”约瑟夫听了法老的讲述之后对他说：“啊，国王，尽管这个梦有两个形式，但指同一件事情……”[惠斯顿英译本，1874，卷1，第127～128页]

荣格在他的《谣言心理学的贡献》（1910b）中曾描述一个女学生所做的一个伪装了的怀春梦，结果不经任何解释就被她的同学所识破，而且描述了这个梦如何做了进一步的改动和润饰。他在评论一个与之有关的梦的故事时说：“一系列梦象的最后思想包含的正是这一系列梦象要描写的最初意象。稽查作用利用一连串的象征符号、移置作用、无害的伪装，尽可能让这一最初意象与这一情结保持一定距离，等等。”（同上，第87页）施尔纳（1861，第166页）对这种表现方法的特征很熟悉，并把它与自己的器质性刺激理论[见85页以下]联系起来，作为一条特殊法则：“最后，在由某种神经刺激所引起的一切象征性的梦结构中，想象遵守这样的总原则：梦在开始时只用最遥远不明确的隐喻来描绘引起刺激的对象，但到后来，当描绘已近尾声时才开始把刺激本身赤裸裸地呈现出来。有的情况是，直接呈现这种器官或这种器官的功能。这样，梦在指出了真正的器质性原因后，也就达到了目的……”

奥托·兰克（1910）为施尔纳提供了一个十分简单明晰的证据。他报告了一个女孩子在同一夜里所做的由两个单独部分组成的梦，中间有时间间隔。第二个梦以达到性高潮而告终。不需梦者提供什么信息，我们对第二个梦也能做出详尽的解释，而从两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上，也不难看出，第一个梦不过是以一种羞涩的形式表达着与第二个梦完全相同的内容。所以，以性高潮结束的第二个梦帮助了对第一个梦的解释。兰克还根据这一理论正确地讨论了性欲高潮和遗精梦对梦理论的普遍意义。[见第402页以下]

然而以我的经验来看，人们利用梦材料所表现的明确与否来解释梦的清晰与混乱的机会很少。后面[第500页以下]我将揭示一个在梦形成中迄今尚未提及的因素，它对任何特殊的梦的清晰和混乱程度都具有决定性作用。

有时一个梦中的情境和背景在持续一定时间后出现中断，并用类似的这样的话来描述：“但是好像又是另外一个什么地方，发生了如此这般的事。”过一会儿，又回到梦的主线上去。这个在梦中中断的内容在梦材料中不过是一个从属句，即一个插入的思想。梦念中的条件从属句是用同时性来表示的，即“如果”（if）变成了“当……时”（when）。

在梦中经常出现而且十分接近于焦虑的那种被禁止运动的感觉是什么意思呢？一个人在梦中想向前走，却迈不开步；企图做成某事却又障碍重重；火车刚刚启动，可又无法赶上；受辱后正要挥拳还击，却又发现抬不起手来，如此等等。我们在裸露梦一节谈到了这种感觉，但没有认真做出解释。一个简便但不成熟的答案是睡眠中普遍出现运动麻痹，因而出现动作受限制的感觉。但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我们不会持续地做这样运动限制的梦呢？因而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虽然在睡眠中可以随时唤起的这种感觉有助于促进某种特殊表现，但也只有在梦念材料需要以此形式表现时，它才能被唤起。

这种“不能做任何事”并不一定总是以一种感受在梦中出现，有时简直就是梦内容的一部分。我有一个梦例特别适合用来说明梦的这一特点的意义。下面就是这个梦的简略了的内容，其中，我显然被认为是不诚实的。这是一个私人疗养院和其他几个建筑物的混合物。一个男仆出来叫我进去接受检查。我在梦中知道有人丢了东西，而检查我是因为怀疑我与失物有关。（分析表明“检查”一词有双重意思，也包括身体检查。）我想到我是无辜的，而且还是这个机构的顾问，所以就没说什么，跟在仆人后面。我们在门口遇到另一个仆人，他指着我说：‘你为什么带他来呢？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然后我一个人进了一个大厅，厅里停放着许多机器。这使我想到了但丁《神曲》第一部的《地狱篇》及地狱里的恐怖的刑具。在一个机器上躺着一位我的同事，他应该看到了我，但佯装未见。这时有人告诉我可以走了，可是我找不到我的帽子，也迈不动脚步。

这个梦的愿望满足显然是承认我是诚实的人，而且可以走开。因此，在梦念中必定存在包括与此欲望相矛盾的各种材料。我可以走了，是一种赦免的表示。如果在梦的结尾发生了阻止我走开的事，则似乎可以合理地假定，包括着矛盾的受压制的材料此时正力求表现自己。因此，“我找不到帽子”乃意味着“你终究不是一个诚实的人”，而梦中“不能做任何事”也是一种反面，即表示“不”的方式。至此，我以前说的梦不能表示“不”字，就需要加以修正。724

在其他的梦中，“不能完成”某动作不仅是作为一种情境，而且是作为一种感觉。运动受阻是对同一矛盾的更强有力的表达，它表达了一种遭对立意志强烈反抗的意念。因此，运动受抑制的感觉代表一种意志冲突。[见第246页]我们在后面[第567页以下]可以看到，睡眠时伴生的运动麻痹，正是做梦时精神过程的基本决定因素之一。这里，沿着运动道路传导的冲动不过是一种意志，而我们在睡眠中确能感到冲动遭受抑制的事实，更能表明整个过程能适当地代表一种意志动作以及与之对抗的“不”字。根据我对焦虑的解释，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意志受抑制的感觉会与焦虑如此接近，而且也在梦中常常与之联系在一起。焦虑是一种力比多冲动，它源于潜意识并受前意识的抑制。725所以，当梦中禁限感觉与焦虑发生联系时，它必定是在一定时刻产生力比多的一种意志动作问题，因此，也就是一种性冲动的问题。

梦中我们常说：“这不过是一场梦。”726对于这句话的意思和精神意义，我将在以后再讨论。[见第488页以下]但我现在应预先指出，这不过是想贬低梦内容的重要性。一个十分有趣而且与它相联系的问题是，梦中的一部分内容本身又被描绘为“梦见的”，即“梦中之梦”。斯泰克尔[1909，第459页以下]分析了一些令人信服的梦例之后，这一意义已有基本上的解决。其意图就在于贬低所“梦见的”事物的重要性，并剥夺其真实性。从“梦中之梦”醒来以后，梦中所见的内容乃是梦的愿望力求代替被抹煞的真实。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梦中“所梦见的”事物是真实的代表，是真实的回忆。相反，梦的继续才代表着梦者的愿望。因此，“梦中之梦”所包括的某事物等于希望被描述为梦的那件事根本没有发生。换言之727，如果梦的工作将一件特殊事件作为一个梦插入梦中，则可以最确切地证实这件事的真实性——是一种最确凿无疑的肯定。梦的工作利用梦作为一种否定形式，从而证实了梦是愿望的满足这一发现。728

四、梦的表现力

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研究了梦用以表现各种梦念关系的手段。但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我们已不止一次地触及到梦念的材料为形成一个梦所发生的改变的一般性质这一进一步的话题。我们知道，这种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剥除了各种关系的梦念材料，要经历一个凝缩过程，而同时梦念材料各成分之间强度的移置，也必然引起其精神的价值转换。我们前面所考察的移置作用，只限于用与其具有密切联系的观念来代替另一观念的过程，以促进凝缩作用的实现。利用这种方法并非是使两个元素入梦而是它们形成一个共同元素进入梦的内容。除此以外的任何种类的移置作用，我们尚未论及。分析表明，还有另外一种移置作用，它表现为有关思想在言语表达上的改变。在这两种情况中，移置作用都是以一连串的联想发生的。但是，移置作用可以发生于不同的精神领域，而且，第一种移置作用的结果以一个元素代替另一个元素，而第二种移置作用的结果，则是同一个元素以不同的言语形式相互代替。

在梦的形成过程中所发生的这第二种移置作用，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还特别能够解释作为伪装的梦的表象的荒谬与怪诞。这种移置作用的结果，通常是将梦念中单调而抽象的表现转变为形象而具体的表现。其转变的好处和目的是一目了然的。从梦的角度来看，所谓形象化了的事物，就是能够被表现出来的事物，即它能够被引入某种情境之中。在这种情境中，抽象的事物为梦的表现制造了种种困难，恰如一个插图画家如何用图画来表达报纸中的政治论文主题所面临的困难一样。这种置换，不仅有利于梦的表现，而且也使凝缩作用和稽查作用从中获益匪浅。抽象形式的梦念是很难被梦加以利用的，但一旦它被转化成形象语言，那么，这种新的表现形式与梦的其余材料之间的对比和等同，就比转化前更易于建立。（这里所谓对比和等同，是梦的工作所必须的，而且，如果它们不存在，梦的工作也会把它们创造出来。）这是因为，作为每一种语言的发展结果，其具体词汇比抽象词汇更富于联想。我们可以设想，梦在其形成过程中间所做的大量工作，正是循着为各单个思想寻求到适当的言语转换形式的路线展开的，其目的是尽可能将分散的梦念还原为最简洁而统一的表现。任何一种思想的表达方式，若受制于其他原因而被固定，那么它必将对其他思想的表达方式产生决定性的和选择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很可能从一开始就产生，正如诗歌的创作一样。如果一首诗要写得押韵，那么对偶句中的第二行就要受到两个条件的限制：它必须表达一个适当的意思，而这个意思的表达又必须符合第一行的韵律。最好的诗歌无疑是那种读者看不出刻意求韵的痕迹的诗作，其中构成两个诗句的文字，从一开始就由所要表达的两个意思及其相互影响被选定了，随后，只需对被选定的文字稍做调整，诗的韵律便呈现出来。

在少数情况下，表达方式的这种变化，通过寻求到一种意义模棱两可的语词形式而能够表达出多种梦念，因而更直接地有助于梦的凝缩作用。语言机智正是以这种方式为梦的整个工作所利用。语词在梦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语词作为无数观念的交汇点，必然是模棱两可的；在这个利用语词所提供的方便以达到凝缩和伪装方面，神经症（如强迫观念、恐怖症等）丝毫不亚于梦。729不难看出，表现方式的移置作用也为梦的伪装所利用。如果一个模棱两可的语汇被用以代替两个词义明确的语汇，其结果自然是混乱的；如果我们清醒的日常表达方法被形象表达所取代，那么，我们的理解活动就无法进行，特别是因为梦从来不告诉我们，它们是按字面意义还是按比喻意义来解释，以及这些元素与梦念的材料是直接发生联系还是通过某些中介语词发生联系的。730在解释任何梦元素时，我们总疑惑不定的是：

（1）它应在积极意义上还是在消极意义上被理解（作为对立关系）；

（2）它是否应被做出历史的解释（作为回忆）；

（3）它是否应被做出象征的解释；

（4）它的解释是否应依其字面表述而定。

然而，尽管有这些歧义，我们也可以公正地说，作为梦的工作的产品，梦给释梦者带来的困难，并不比古代象形文字书稿给它的解读者所带来的困难更甚。而梦的制作并无意于让人理解，这一点必须记在心上。

我已举出若干例证，表明梦的表现只是由其模棱两可的语词表达接合而成。如在有关给伊尔玛打针的梦[第111页]中“她大大地张开了嘴”以及刚刚引证的梦[第336页]中“我根本不能走”。下面我再记录一个梦，其中由抽象思维向图像的转变起了关键的作用。这种释梦方法与梦的象征解释仍可做出清晰的划分。在梦的象征解释中，象征的关键在释梦者的任意选择，而对言语伪装的梦的解释，其关键线索一般而言是已知的，并以牢固建立起来的语言习惯用法为基础。如果释梦者在适当的时刻随意地拥有正确的观念，那么他就可以完整地或部分地解释这一类梦，甚至不必依赖于来自梦者的信息。

我认识的一位女士做过这样一个梦：她在一家剧院看一出瓦格纳歌剧，演出持续到早晨7点45分。剧院正厅的前排摆有桌子，人们正坐在桌子边吃早点。她那刚度完蜜月回来的表兄和表嫂坐在一张桌子旁，他们身边坐着一位贵族。看来，是她的表嫂很公开地把他从蜜月中带回来的，就像带回一顶帽子似的。正厅的中央有一座高塔，塔的顶部是一个平台，四周围着铁栏杆。指挥长相酷似汉斯·里希特。他站在塔顶平台，在铁栏杆内不断跑动；大汗淋漓地指挥着塔底的乐队。她自己和一个女友（此人我认识）坐在一个包厢内。她妹妹想从正厅前排给她递上一大块木炭，因为她不知道会如此之长，现在一定是冻坏了。（就像在长时间演出过程中，包厢需要加热似的）。

虽然这个梦完全集中于一个单一情境，但在其他方面仍是荒谬的：试想在正厅中央竖起一座高塔，指挥在塔顶指挥乐队！而她妹妹竟然递给她一块木炭！我故意没有要求对这个梦做出分析，但是，由于我对她的私人关系有所了解，所以不依靠她我也能对梦的某些片断做出解释。我知道，她曾深深同情于一位音乐家，这位音乐家因发疯而过早地结束了他的音乐生涯。所以我决定把梦中的塔作为隐喻来理解，于是明白了，她希望看成是汉斯·里希特的那个人，凌驾于乐队其他成员之上。这个塔可以描述为一个并置而成的复合画面，其底部代表那个人的伟大，顶部的栏杆代表那个人的最终命运，他在栏杆内跑动恰似一个囚徒或笼中困兽——这也暗指着那个不幸的人的名字。731这两个观念由“Narrenturm”732一词合而为一。

我们既已发现这个梦所采取的表现方式，便可依此解决其另一个明显的荒谬——她妹妹递给她的那块木炭。这里，“木炭”一定意味着“偷偷的爱”：

没有火焰，没有木炭

却燃烧得如此炽烈

就像偷偷的爱

无人知晓。733

她自己和她的女友都尚未婚嫁[德文“Sitzen gebleiben”，字面解为“仍然坐着”，意为“坐冷板凳”]。她那仍然有指望结婚的妹妹递给她一块木炭，是“因为她不知道它会那么长。”究竟是什么那么长，梦中并未指明。如果它是个故事，指的自然是“演出”，但因为它是一个梦，我们便可以把这一短语看成一个独立的实体，断定它是模棱两可的，并加上修饰语“在她结婚之前”。梦中提到的梦者的表兄和表嫂一起坐在正厅里，以及关于她表嫂的公开的爱情事件，进一步支持了我们关于“偷偷的爱”的解释。梦的主题是偷偷的爱和公开的爱之间、以及梦者自己的火热和年轻妻子的冷酷之间的对立。而且，在两种情况下都有人“身居高位”——既可指那个贵族，也可指那个被寄予很高希望的音乐家。734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最终发现第三个因素735，它在将隐梦转变成显梦的过程中的作用决不可低估。这个作用就是，梦对所用之特殊精神材料的表现力的考虑（consideration of repesentability）——大多为视觉形象表现力。对依附于主导梦念的各种次要思想而言，那些易于被表现为视觉形象者优先进入梦境，而对于那些不适合的思想，梦的工作也努力把它们转变成一种新的——甚至是奇特的语言形式——只要这一过程有助于梦的表现并因而能减缓由被约束的思想所引起的心理压力。将某一思想内容铸成另一模式，同时也有助于激活凝缩作用，并有可能造成与另一本来不会出现的思想之间的联系；而这第二种思想，可能因为要迎合这第一种思想而预先改变了它的原始表现方式。

赫伯特·西尔伯勒（1909）736为直接观察思想在梦的形成过程中转变成图像提出了一个好的方法，从而有助于单独地研究梦的工作中的这个因素。他发现，如果在困倦时给自己提出智力任务，那么思想总是隐而不现，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图像的呈现，而且他能看出，这个图像正是思想的替代品。西尔伯勒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术语“自我象征”来描述这种替代。在此我想引用西尔伯勒[同上，第519～522]的几个例子。而且，由于这种现象的某些特征，后面还将回过头来讨论这些例子。[第503页以下]

例1——我寻思着修改一篇论文中的不尽如人意之处。

象征——我看见自己在刨平一块木板。

例5——我努力想弄明白我所进行的某些形而上学研究的目标。我想到，这些研究的目标，是在寻求存在的基础过程中，探出一条通往更高意识形式和存在层次的道路。

象征——我把一柄长刀插入蛋糕底下，像是要切下一块似的。

解释——我的插刀动作意味着“探出一条路”……下面是对象征的解释。我常常把蛋糕切开并分给就餐者。我用的是一把长的柔软的刀，因此需要小心。特别是把切好的蛋糕取出更为困难，因为我必须把刀小心地插入糕底（相当于慢慢“探出道路”以达到“基础”）。但在这个图像中还有更多的象征（dream symbolism），因为象征中的蛋糕是千层糕，刀子需要切过许多“层次”（意识和思想之“层”）。

例9——我失去了一连串思想的线索，试图重新找回，但无可奈何，思想的起点已彻底消失。

象征——印刷工人印版的一部分，最后几行字已散落了。

从笑话、引语、歌曲、格言在有教养的人的精神生活中的作用来看，如果这一类伪装经常被用来表征梦念，那是毫不足怪的。例如，梦见几辆双轮马车，装满了各种蔬菜，这是什么意思？这代表了一种鲜明的对照，如“青菜萝卜”即“乱七八糟”之意，并因而表示“混乱或失调”。我很惊奇，这种梦只听过一次。737一个普遍有效的梦的象征，并以共同熟知的暗示及其言语替代物为基础却只产生于少数题材中。而且，这种象征的绝大部分，是梦与精神神经症、传说、习俗等所共有的。738

的确，当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时，我们会发现，事实上，梦的工作进行这种替代并非创新之举。为了达到目的——这里就是不受稽查作用的阻碍而得到表现的可能性——梦只是因循在潜意识中已经存在而被它发现的通路而已；而且，它对那些遭受压抑但可以在笑话或暗示的形式中变成有意识的材料给予优先的转换，这些材料往往也充满了神经症患者的幻想。在此，我们突然理解了施尔纳对梦的解释。施尔纳的释梦基本上是正确的，对此我已做过辩护[第83页以下和227页]。一个人对自己身体的想象具有优先性，这决不是梦所特有的，也不只是梦的特征。我的分析已表明，它经常呈现于神经症患者的潜意识思想之中，且派生于性的好奇。对正在成长的少男少女，性的好奇既针对异性生殖器，也针对同性生殖器。正如施尔纳[1861]和沃凯尔特[1875]正确坚持的那样，房屋决不是用以象征身体的唯一观念，对梦和神经症潜意识幻想而言，情况亦如此。确实，我知道有这样的患者，他们对身体和生殖器保持着建筑物象征。（性兴趣的范围远不限于外部生殖器官）。对这些患者而言，梁、柱之类代表大腿（如《所罗门之歌》中就是如此），门代表身体的开口处（“洞穴”），水管代表泌尿器官，等等。但是围绕植物生命和厨房的各种观念也很容易被选用，以遮掩性的意象739在前一种情况下，象征已沉淀为语言学的用法，而语言学的用法本身就是远古以来富有想象力的积累，如《所罗门之歌》中的上帝的葡萄园、种子以及少女的花园等。性生活中最丑陋、最神秘的细节，都可以通过对貌似无邪的厨房活动的梦想而影射出来；如果我们不切记，性的象征可以在最平凡、最普通的事情中寻得自己的藏身之所，那么癔症的症状就无法理解。神经症儿童无法忍受鲜血或生肉，或一看见鸡蛋、空心面之类就呕吐，神经症患者将人类对蛇的正常害怕极度夸张等等，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都隐含着真实的性的意义。神经症患者所用的这一类伪装方式，在人性发展的早期文明阶段就已形成了，并延续至今。在语言的使用、迷信、风俗习惯等面纱的背后，有大量证据表明这种方式的存在。

我在前面说过[第315页]要记录我的一位女病人所做的“花”梦，我把它插入此处。在这个梦中，凡需要做性的解释的元素，我都用正体字表明。对这个美妙的梦，在我做出解释后，梦者的兴味便荡然无存了。

（1）序梦：她走进厨房，看见两个女佣，并责备她们到现在还没有做好饭。同时看见一大堆坛坛罐罐，倒放着，正在控水。后来梦见：两个女佣出去取水，她们走进一条似乎穿房而过流入庭院的小河。740

（2）主梦741：她从一个构形奇特的栅栏或篱笆的高处742走下来。它是由一些方形小栅堆在一起形成的大堆。743这一堆栅栏并不是供攀爬使用而搭起来的。她好不容易找到立足之处，又因衣服未被剐破而高兴，所以很体面地爬了下来。744她手里拿着一根大树枝745；这树枝实际上像一棵树，上面开满了红花。细枝交错地向外伸展。746这些花好像是樱花，但看上去也像是山茶花，虽然山茶花不会长在树上。她往下走时，先是拿着一枝，然后突然变成两枝，后来又变成一枝。747当她下来时，底部的花大都已经凋谢。下来后，她看见一个男佣。这个男佣，她觉得应该说是在梳理着一棵同样的树，他正在用一块小木片把夹在树枝中像苔藓一样垂着的一束发状物刮下来。其他一些工人已从一个花园中砍下了同样的树枝，并把它们扔在路上，满地都是，所以有很多人从中拿走了一些。但她问能否拿走——她是否可以也拿走一枝748。一个年轻的男人（她认识的一位仆人）站在花园里；她上前问他，这种树枝如何才能够移植到她自己的花园。749他拥抱了她，但她却挣脱了，并质问他想干什么，他是否认为人们都可以这样拥抱她。他说这并无妨害，拥抱是被允许的。750随后他说他愿意带她到另一个花园去，教她如何移植花木，并说了些她不太懂的话，“无论如何，我需要3码（后来她说成是：3平方码）或3土地”。他好像是在向她索要什么，作为他情愿教她的回报，好像是要在她的花园中补偿自己，或者也像是他想避开某些法律以获得好处，又不伤害她。他是否确实给她显示了什么，她一无所知。

我提出这个梦，是因为其象征元素。它可以被称为“自传”梦。这种类型的梦经常发生于精神分析期间，此外则很少出现。751

关于这类材料752，我当然可以随意提出很多，这里无须一一报告，否则对神经症状况的考察就显得过于臃肿。所有这些材料得出的是同一结论，即我们没有必要假设，心灵对梦的工作并没有进行一种独特的象征活动。梦只是利用潜意识思维中已经存在的象征，因为，这些象征由于其表现力及其对稽查作用的逃避，能够很好地满足梦的建构的需要。

五、梦的象征表现——若干典型梦例再示753

上述自传梦的分析清楚地表明，我从一开始就看出了象征在梦中的存在。但是，对于它的范围和意义，由于经验的积累以及威廉·斯泰克尔（1911）的影响，我才逐步达到一个全面的认识。这里，我必须约略论及斯泰克尔。[1925]

斯泰克尔对精神分析也许可以说是功过各半。他大胆地提出大量的象征解释。这些解释起先遭到怀疑，后来得到证实并被接受。他的解释遭受怀疑并非毫无道理，我这么说倒不是要贬低他的学术价值。因为，他用以论证他的解释的梦例往往不可信，他的方法也不具有科学性。他是通过直觉，以直接理解象征的独特天赋而做出其象征解释的。但是这种天赋并非人皆有之，其有效性亦无法评估，因而它的发现也就难以令人信服了。这就像医生坐在病人身边，通过嗅觉印象来诊断其传染病一样——虽然无疑有这样的医生，他的嗅觉比别人好（一般而言，人的嗅觉已退化），而且确实能够用嗅觉诊断出伤寒病。[1925]

精神分析的经验进展使我们注意到，有些患者对梦的各种象征显示出极大程度的直接理解力。由于这些患者多是早发性痴呆病患者，所以人们曾一度认为，凡对梦的各种象征有直接理解力的人，都是早发性痴呆病患者。754但事实并非如此。对象征的直接理解力是一种个人天赋或个人特质的问题，它没有明显的病理学意义。[1925]

当我们知道了象征在梦中被广泛用于表达性内容后，便产生一个必然的问题，即这些象征，是否像速记符号那样，具有永恒的固定意义，并由此觉得有必要就象征的解码原则写一本新的“梦书”[第97页以下]。对此，我们必须说明：这种象征作用并不为梦所独有，它是潜意识观念作用的特征。除了梦之外，它也存在于民俗、神话、传说、语言典故、谚语机智、大众笑话等之中。[1909]

如果我们要正确说明象征的意义并讨论那些大量的并在很大程度上尚未解决的与此相关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已大大超出了释梦的范围。755这里我们只限于指出，象征的表现只是各种间接表现方法之一，但各种迹象表明，切不可把象征与其他间接表现方式混为一谈，而不能看出它们之间相互不同的特征。象征与它们代表的事物之间的共同性，在很多情况下是明显的，但在某些情况下也隐而不现，因而使得象征的选择显得不可思议。正是在后面这些情况下，象征关系的终极意义才必须得到说明，而且这些情况表明象征关系具有发生的性质。今天以象征关系相联系的许多事物，在史前时代很可能具有概念的或语言学的同一性756，象征关系似乎是先前同一关系的残留或痕迹；由此可见，在大多数情况下，共同象征比共同语言的使用范围更广，正如舒伯特（1814）所指出的那样。虽然许多象征和语言同样久远，但有些象征（如“飞艇”、“齐柏林”）则是自古以来不断创造出来的。[1914]757

梦是为了伪装其隐意而使用这种象征的。非常巧合的是，在习惯上，许多象征习惯于或几乎总是用以表达同样的事情。但我们切不可忘记[梦中]精神材料的独特可塑性。虽然一个象征需按其本来意义加以解释的情况并不少见，但有些时候，梦者可能从记忆中获得力量，将通常不能代表性的事物用作性的象征。758若梦者可以对若干象征加以选择，那他必定会选择其主题与他思想的其余材料有联系的象征。也就是说，除了典型的象征外，这个象征的选用还有梦者的个性差异。[1909；最后一句为1914]

虽然自施尔纳以来的近期研究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梦的象征的存在——甚至哈夫洛克·霭理士也承认，梦无疑充满了象征——我们也必须承认，象征的存在一方面促进了梦的解释，另一方面也为解释带来更多的困难。一般而言，在释梦中，如果采用梦者的自由联想技术，象征解释就会遭到失败。科学的批判性不容我们回复到古代释梦者的那种任意判断，而斯泰克尔的盲目解释似乎使之复活。因此，在处理梦中那些必须被当作象征的元素时，我们必须采用一种综合技术，一方面利用梦者的联想，另一方面用释梦者的象征知识来弥补联想之不足。在处理象征问题时，我们必须持谨慎态度，同时对那些清楚地揭示了象征的使用的梦例详加研究，并将二者结合起来，以避免任何有关释梦任意性的批评。作为释梦者，我们对梦的解释的不确定性，虽然一方面起源于我们知识的不足，这可以随着研究的进展而得到改进，但另一方面也起源于象征本身的不确定性。象征往往有多重意义，就像中国文字一样，因而每次解释工作都必须依据上下文背景，才能得到正确解释。象征的这种歧义性与梦可以做“过度解释”（over-interpretation）[第279页]的特征相关，即梦的单一内容可以代表性质上完全不同的思想和愿望。[1914]

说明了这些限制和保留条件，下面我就开始论述。皇帝和皇后（或国王和王后）一般象征着梦者的父母；而王子或公主则象征着梦者自己。[1909]但是，由于伟人被赋予与皇帝同样的崇高权威，因此在某些梦里，像歌德这样的人物也就成了父母的象征（希西曼，1913）。[1919]——所有长形物体，如手杖、树枝、雨伞等都可以象征男性生殖器（其中雨伞的张开可比为勃起）[1909]——同样，长而尖的武器如刀、剑、矛等亦如此[1911]。男性生殖器的另一种常见但不太好理解的象征是指甲锉——可能由于它可上下摩擦。[1909]——盒子、箱子、柜子、小橱、烘炉代表子宫[1909]，以及中空物体、船、各种器皿亦如此[1919]。——梦中的房屋通常代表女人（Frauenzimmer）[见第214页注]；如果进进出出的房门也在梦中得到表征，那么这一解释便正确无疑。[1909]759从这一点来看，关心房屋是开着还是锁着，那是很好理解的。（参见我1905e《一例癔症分析片断》中杜拉的第一个梦[第二节开始处的脚注]）关于开锁的钥匙是什么，自不待言；古民谣《爱伯斯坦伯爵》中，乌尔兰德用锁和钥匙的象征，编织了一段动人的奸情。[1911]——梦里走过一套房间，是妓院或后宫的象征。[1909]但是，正如萨克斯的几个简洁的梦例所示，它也可以（通过对立关系）代表结婚。[1914]——有趣的是，若梦者把本来的一个房间梦成两间，或在梦里看到一个熟悉的房间被分成两间，或者是相反，这与他童年期的性好奇具有某种关联。童年期，女性生殖器和肛门被当作一个区域即“底部”（与婴幼儿“泄殖腔理论”相一致）760；直到后来才发现，身体的这个部位是由两个分离的腔道和开口组成的。[1919]——台阶、梯子、楼梯以及上、下阶梯，都是性活动的象征。——梦者攀爬着的墙壁和在焦虑中从上往下爬的房屋正面，都代表矗立的人体，并可能在梦里重复着婴儿爬到父母或保姆身上的回忆。“光滑的”墙壁代表男人，由于害怕，梦者常常抓住房屋正面的“凸出物”。[1911]——各种桌子、餐桌、会议桌等，也代表女人——这肯定是通过对立形成的，因为在象征中，它们的形体轮廓不见了。[1909]从其语义联系来看，“木材”（wood）似乎普遍代表女性“质料”（material）。在葡萄牙语中，“madeira”岛的名字意为“木材”。[1911]因为“床和桌子”关系密切，所以桌子在梦中往往代替了床，而观念的性情结往往转成吃饭的情结。[1909]——至于衣物，一顶女帽可以肯定地解释为性器官，而且是男性器官。大衣（德文“mantel”）亦如此，只是不能肯定发音在象征中起了多大作用。在男人的梦中，领带往往是阴茎的象征。这不仅因为领带是长而下垂之物，并为男人所独有，而且也因为它可依爱好被取舍——对被象征的对象而言，这是一种为自然所不容的自由。761762在梦中使用这种象征的男人，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对领带情有独钟，并收集了各种领带。[1911]梦中出现的复杂机械设备，极有可能代表着生殖器官（而且是男性生殖器）[1919]——它表明，梦的象征与“诙谐工作”（joke-work）一样地频繁[1909]。763所有的武器和工具，如犁、锤子、来复枪、手枪、匕首、军刀等无疑也都用做男性生殖器的象征[1919]。同样，梦中的风景，特别是含有桥梁或山峦覆以森林的风景，显然可以看作是对生殖器官的描绘。[1911]马西诺夫斯基（1912a）发表了大量梦例，并配以梦者的图画作为说明。这些表面上画出他们梦中风景和地点的图，清楚地揭示了显梦与隐梦之间的区别。这些图画，虽然乍看起来不过是一些地形平面图，但仔细研究却可发现，它们代表着人体、生殖器等。只有这样，这些梦才是可理解的。（这方面可参见普菲斯特[1911～1912，1913]有关密码和画谜的著作。[1914]对于奇异的新词语，我们也可以考察它是否是由若干具有性的意味的部分组成的。[1911]——梦中的小孩往往代表生殖器。实际上，无论男女，都习惯于亲密地把自己的生殖器称为“小东西”。[1909]斯泰克尔（1905，第473页）认识到“小弟弟”象征阴茎是正确的。[1925]梦中和小孩玩耍或打他，通常代表手淫。[1911]——对于阉割，梦的工作用秃头、剪发、掉牙、砍头等来象征。若阴茎的常用象征之一在梦中两次或多次出现，则可视为对阉割的防卫764。梦见蜥蜴具有同样的意义，这种动物的尾巴在被切断后又能复生。（参见第11页的蜥蜴梦。）——神话和传说中许多用做生殖器象征的动物如鱼、蜗牛、猫、鼠（由于阴毛），在梦中起同样的作用，特别是用做男性生殖器的蛇尤为如此。小动物和害虫代表小孩——如不受欢迎的弟妹。受到害虫的骚扰表明是怀孕。[1919]——值得一提的是，在现代生活中，飞艇被用做男性生殖器的象征，这可能是由于其形态及其能飞行的特征。[1911]

斯泰克尔还提出了其他许多象征并辅以例示，但尚未得到完全证实。[1911]斯泰克尔的著作，特别是其《梦的语言》（1911），对象征解释进行了全面论述。这些解释大多富有洞见，进一步考察也表明是正确的，如关于死亡的象征。但由于他缺乏批判精神，又过于以偏概全，从而使他的其他解释及其适用性遭到怀疑。所以，对他的结论，我们要慎之又慎。我也只满足于接受他的少数发现。

在斯泰克尔看来，梦中的“左”、“右”具有某种伦理意义。“右行道路是正义的，而左行道路则是邪恶的。所以‘左’也能代表着同性恋、乱伦或性倒错，而‘右’则代表着婚姻，与妓女性交等，依个人道德标准而定。”（斯泰克尔，1909，第466页以下）——亲属在梦中通常代表生殖器（同上，第473页）。对此，我只承认儿子、女儿、妹妹是如——只要他们被归入“小东西”的范畴。另一方面，我曾碰到一些明确无疑的梦例，其中“妹妹”象征乳房，而“兄弟”则象征更大的乳房。——斯泰克尔把赶不上马车解释为无可弥补的年龄差异的憾事（同上，第479页）。——他说，旅途中的行李是一种把人压倒的罪恶负担。但事实上，行李往往明确无误地是梦者自己生殖器的象征。[1914]——斯泰克尔也赋予梦中经常出现的数字以固定的象征意义（同上，第497页以下）。但这些解释既未充分证实，亦非普遍有效，虽然在个别梦例中似也不无道理。[1911]在很多方面，数字3在梦中的出现已被证实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1914]765此766

斯泰克尔以偏概全的表现之一，是关于生殖器象征的双重意义。[1914]他说：“哪有一个象征（只要能够想象）不能既用于男性器官、又用于女性器官的呢？”[1911，第73页]无论如何，括弧里的从句大大降低了这个主张的确定性，因为并非每个象征都可想象。但是我要说，就我的经验看，在那些更复杂的事实面前，斯泰克尔的概括是站不住脚的。除了那些能够同时代表男女生殖器的象征外，有些象征主要或仅用于某一性别。如长而尖的物体或武器就不能被用做女性生殖器的象征，而空心物体如柜、箱、盒等则不可以用做男性生殖器的象征。事实上，梦和潜意识幻想在性的双重意义上使用性象征的倾向，揭示的是一种原始特征，因为在童年期，生殖器官的两性分化不为幼儿所知，而以为两性具有同样的生殖器。[1911]但是，如果我们忘记了某些梦具有普遍的性倒错，从而使男性表现为女性，或使女性表现为男性，那么我们也可能误认为，性象征具有性的双重意义。例如，这一类梦可能表达了一个女人想变成男人的愿望。[1925]

性器官在梦里也可以由身体的其他部位来代表，如手、脚可以代表男性器官，而口、耳朵，甚至眼睛可以代表女性生殖器的洞口等。人体的分泌液如黏液、眼泪、尿液、精液等在梦里可以互相代替。斯泰克尔[1911，第49页]这最后一个主张，虽然基本上是正确的，却受到里特勒（Reitler，1913b）合理的批评，认为还需要某些条件，即事实上是重要的分泌液如精液往往被无关紧要的分泌液所代替。[1919]

这些不完整的线索应该激起其他人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1909]767在《精神分析引论》（1916～1917[第10讲]）中，我自己曾尝试对梦的象征作用作了更为详尽的探讨。[1919]

下面，我将就这些象征在梦里的应用附加若干梦例，目的是想说明，如果我们不承认梦的象征作用，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梦，而且，在许多梦例中，我们不得不接受象征作用。[1911]然而，我必须同时强调，象征在释梦中的重要性千万不可夸大，我们切不能把释梦工作仅仅看成是对象征的解释，并放弃自由联想技术。象征和自由联想是相辅相成的；但是，无论对实践还是对理论而言，释梦程序中首要的是描述，并且赋予梦者的评价以决定性的意义，而对象征的解释，我已说过，只是一种辅助方法。[1909]

梦例1：帽子用作男人（或男性生殖器）的象征[1911]768

（一个年轻妇女的梦的摘录，她因害怕诱奸而得广场恐怖症。）

“夏日里我走在街上，戴着一顶形状奇特的帽子。帽顶向上翘起，帽沿向下垂落，”——说到这里，她显得有些迟疑——“而且一边比另一边垂得更低一些。我心情愉快，充满自信，当我走过一群年轻军官时，心想，‘你们谁也不敢对我怎么样！’”

因为她记不起梦中任何与帽子有关的事，所以我说：“帽子肯定是男性生殖器，它的中间部分翘起，两边下垂。可能你会觉得奇怪，帽子怎么会是男人？但是你想想这句话，‘unter die Haube kommen’[‘找一个丈夫’，字面意为‘走到帽子下面’]。”关于帽子两侧不对称地“象征的若干实例——在我看来，对精神分析程序的所有反对意见，其最强烈和最无知者，莫过于怀疑梦和潜意识中的象征的存在，因为任何从事精神分析的人都无法不对这种象征的存在做出假设，而且，用象征来释梦古已有之。另一方面，我已承认，鉴于象征的极其多样性，象征的发生必须加以严格的证实。”

下面是我最近汇集的若干梦例，其中象征是最富解释力的。通过象征，我们可以理解此外无法理解的梦的意义。象征产生于梦者的思想流，它的解释也为梦者自己所承认。

从技术上看，我可以指出，梦者的自由联想往往恰恰易于与梦的象征因素失去联系。在下列选录的几个梦例中，我试图在患者（梦者）的工作与我的干预之间做出严格的区分。

论文以几个短梦结尾，这些短梦重印于本章第六节（第408页以下第2、3、4例）。原文对这几个梦是这样介绍的：

“表现的若干形式——我已说过，‘表现力的考虑’是影响梦的形式的因素之一。在将思想转换成视觉形象的过程中，梦者揭示了一种特殊的功能，而释梦者依其猜测却很难理解。因此，如果梦者——即这些表象的创作者——的直觉知识能解释其意义，那么分析者将会真正感到满意。”]

下垂，我有意对她不做细节的解释；尽管这种细节是解释的关键所在。我继续说，因为她有一个生殖器完美无缺的丈夫，所以她自然无需担心那些军官——也就是说，她无需从他们那里得到些什么。通常，由于她怕受诱奸的幻想，在没有人保护和陪同的情况下，她不会出去散步。关于这一点，我已基于其他材料对她做过多次解释。

梦者对这一解释的反应最引起我的注意，她再也不对帽子加以描述，并坚持说她从未谈起帽子两侧下垂的事。我确信无疑听她说过，所以便坚持说她谈过这事。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鼓足勇气问我，她丈夫的睾丸一边比另一边低意味着什么，是否每个男人都如此。这样，帽子下垂的细节便得到解释，她也接受了这个解释。

在此之前，我早已熟知帽子的象征。另一些不太明显的梦例使我猜想，帽子也可以代表女性生殖器。769

梦例2：“小东西”象征生殖器“被车碾过”象征性交[1911]

（同一位广场恐怖症患者的另一个梦）

她母亲把她的小女儿送走了，所以她只得独自出门。然后她和母亲一起上了一列火车，并看到她的小东西径直走在铁轨上，肯定要被火车碾过。她听到了她骨头被辗碎的声音。（这使她稍感不安，但决不真地感到恐惧。）然后她从车窗探头回望。看是否可以在后面看见那些部分。然后她责怪母亲，不该让她的小东西独自走开。

分析——彻底解释这个梦绝非易事，它是一组循环梦的一部分，只有与其他梦相互参照才能完全明白。要在完全孤立的情况下获得构成一个象征作用的材料是困难的。首先，患者声称，火车旅行应做历史的解释，这暗指她离开神经疾病疗养院的一次旅行。不消说，在疗养院她爱上了她的医生。她母亲接她走时，她的医生去火车站送她，并献她一束鲜花作为分别礼物。如果她母亲看到这一场面就糟了。因此，她母亲在这一点上成了打扰她的一次风流韵事的角色；事实上，这位严厉的母亲在这位病人做姑娘时确实干扰过她。她的第二个联想与这句话有关：“她四下张望，看是否可以在后面看见那些部分。”梦的外表当然使人想到她那被碾得血肉模糊的小女儿的那些部分，但她的联想却另有所指。她想起，有一次看见父亲在浴室里的裸体背影；她继续谈论着两性的差异，并强调如下事实，即男人的生殖器，即使从后面也可以看到，女人则否。在这一点上，她自己把“那小东西”解释成男性生殖器，而把“她的小东西”——她有一个4岁的小女儿——解释成她自己的生殖器。她责备母亲曾希望她过无生殖器的生活，并指出，梦的开头的那句话，即“她母亲把她的小女儿送走了，所以她只得独自出门”，表达了同样的责备。在她的想象中，“独自走在街上”意味着没有一个男人，没有任何性的关系[拉丁文“coire”字面意为“一起走”，性交coitus一词即由此派生出来]，而她却不喜欢这样。她的全部主诉表明，她在做姑娘时由于父亲对她表示的偏爱而遭到母亲的忌妒。770

梦者当晚做的另一个梦揭示了本梦更深一层的解释。在那个梦中，她以弟弟自居。事实上，她的确是个假小子式的姑娘，而且经常听父母说，她要是个小男孩就好了。以弟弟自居更清楚地表明，“小东西”意味着生殖器。她母亲以阉割恐吓他（或她），这肯定是对她自己玩弄阴茎的惩罚；所以，以弟弟自居表明她在小时候手淫过——这个记忆，在我做出解释之前，她一直认为是关于弟弟的。这第2个梦也表明，她必然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男性生殖器，而后来却忘记了。此外，这个梦还暗指了一种婴儿期性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女孩是被阉割了的男孩。[参见弗洛伊德，1908c]当我向她指出，她曾经有过这种幼稚信念时，她立即肯定了这个事实，并告诉我，她曾听说这样的传说，说是一个小男孩对一个小女孩说：“割了吗？”小女孩回答说：“没有呢，还是老样子。”

因此，第一个梦的支开那小东西（生殖器）也与阉割的威胁相联系。她对母亲的埋怨最终就是没有把她生成一个男孩。

“被车碾过”象征性交这一事实在这个梦中还不甚明显，虽然它已被许多其他资料所证实。

梦例3：建筑物、梯状物、洞状物代替生殖器[1911]771

（一个受父亲情结抑制的年轻男子的梦）

他和父亲一道出去散步，散步的地方一定是普拉特公园，因为他看到了大圆塔。塔前有一小屋，小屋上拴着一个气球，气球显得无精打采。父亲问他这是怎么回事；这一问使他感到吃惊，但还是回答了。然后他们走进一个庭院，院内放了一张巨大的锡片。他父亲想割取一块，但四下张望，怕有人看见。他告诉父亲，只要跟门卫打声招呼即可。庭院由台阶通向一个洞穴，洞穴四壁盖着软垫，好像一个真皮靠背椅。洞穴的末端接一长形平台，平台的那一端是另一个洞穴。

分析——这类梦者的治疗效果不会太好：在治疗初期，他对分析没有抵抗，但后期分析工作很难进行。对这个梦，他做了自我解释：“大圆塔就是我的生殖器，前面拴着的气球是我的阴茎。但我不明白它为什么没有生气。”如果做细节的解释，我们可以把大圆塔看成臀部（儿童习惯上把这一部位看成是生殖器），前面的小屋是阴囊。梦里，他父亲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即生殖器的目的和功能是什么。这个情境似应倒转过来，使梦者成为发问者才是。因为事实上他从未向父亲这样发问过，所以我们应将梦念看成是一个愿望或条件从句，即“如果我曾向父亲问过有关性的启蒙知识，……”下面我们将会在梦的另一部分看出这一思想的连续性。

关于锡片问题的前一部分，不能做象征解释，它出于他父亲的商务场景。为保密的谨慎起见，我用“锡片”代替了他父亲实际经营的物品。但除此以外，我对梦的表述未作任何改动。梦者已进入父亲的企业，但对父亲的经营手段极为不满。所以，上述关于梦念的解释应如此接读：“（如果我问过他，那）他肯定会像欺骗客户那样欺骗我。”至于梦中代表他父亲商务不诚实的“割取”，梦者又做了自我解释——即象征手淫。这个解释不仅我早已听说过（参见上文第348页注），而且还以如下事实为证：手淫的隐私性被以相反的方式加以表现，即手淫可以公开化。这里很自然，手淫行为又被移植到他父亲身上，正和梦的第一幕中发问的情形一样。梦者立即将洞穴解释为阴道，并参照洞穴四壁的软垫。以我的知识，我想补充一点，即下台阶和上台阶一样，都象征着阴道里的性交活动（参见上文第355页注的引语[弗洛伊德，1910d]）。

关于第一个洞穴通过长的平台续以第二个洞穴，梦者自己做了自传式解释。他曾一度有过性交，但后因受到抑制而中断，现在想通过治疗重新获得性交。然而，梦的结尾变得模糊不清。熟知此事的人都能看出，从梦的第二幕，另一个主题的影响已开始呈现。其他线索也暗示了这一影响，如梦者父亲的商务、他的欺诈行为以及梦者将第一个洞穴解释为阴道，所有这一切都是指向与梦者母亲的关联。772

梦例4：人象征男性生殖器；风景象征女性生殖器[1911]

（一位丈夫当警察的下层妇女的梦。B.达特纳报告）

“……然后有人闯进门，她非常害怕，便叫警察。但警察却领着两个游民平静地走进教堂773。教堂前有数级台阶774。教堂后是一山丘775，山上是茂密丛林776。警察头戴钢盔，项佩钢领，身披斗篷777，嘴生棕须。静静跟随警察的两个游民，腰系袋状围裙778。教堂前有一条通山小径，两边长满青草和丛林，越往上越浓密，到山顶则变成一片森林。”

梦例5：儿童的阉割梦[1919]

（1）一个3岁零5个月的小男孩，听说父亲要从前线回来，显然很不高兴。有一天早晨，他醒后情绪激奋，不断叫嚷：“爸爸为什么把脑袋盛在盘子里？昨天晚上爸爸脑袋盛在盘子里。”

（2）一个现在患有强迫性神经症的学生，记起他在6岁时反复不断地做的一个梦：他到理发店去理发，一个高大的相貌严厉的女人走过来割下了他的头。他把这个女人当成是他的母亲。

梦例6：小便的象征作用[1914]

这里复制的一组画，是费伦茨在匈牙利一家叫《引火纸》的漫画报上看到的。他立即发现这组漫画可以很好地用来说明梦的理论。这组画已被奥托·兰克在一篇论文（1912a，第99页）中转载过。

虽然这组画的标题叫“法国保姆之梦”，但只是最后一幅由于画的是保姆被婴儿的尖叫声惊醒，才表明前7幅代表一个梦的各阶段。第一幅描绘的是本该惊醒睡者的刺激：小孩已感到某一需要并请求帮忙。但在梦中，梦者不是在卧室，而是领着小孩去散步。在第二幅画中，她已把他领至一街角，他就在那里小便——因而她能继续睡觉。但唤醒刺激仍在持续并不断增强。小孩因发觉自己未受照料而大哭大闹。小孩要保姆起来帮她的要求越强烈，梦者在梦里就越觉得一切已安排妥当，无须她醒来。同时，梦把越来越强的刺激转换成各种象征，小孩的尿变成越来越大的河流。在第四幅中，河流已涨得可以划小船。随后是平底船、帆船乃至一艘客轮。在这组漫画中，天才的画家聪明地描绘了嗜睡与无休止的唤醒刺激之间的争斗。

一个法国保姆的梦

梦例7：楼梯梦[1911]

（由奥托·兰克报告并解释）

“我十分感激这位为我提供牙刺激的梦[录于下文第388页以下]的同事，他为我提供了一个同样明显的遗精梦。”

“‘我追逐一位小女孩跑下（绕着楼梯井的）楼梯，她对我做了某事，我想惩罚她。有人（一个成年妇女？）在楼梯底为我拦住了这小女孩。我抓住她，但不知是否打了她，因为我发现自己在楼梯中央和这小孩性交（像是飘在空中似的）。那其实不是性交，我只是用阴茎摩擦她的外生殖器。摩擦时，我把她的生殖器看得清清楚楚，同时也看到她仰头看向侧面。在性事过程中，我看到在我左侧悬着两幅小画（也像是飘在空中）——画的是树木环绕房屋的风景。在较小一幅画的底部，我看到的不是画家的签名，而是我自己的教名，就像这幅画是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的。然后我看到，在两幅画前有一签条，说是还有更便宜的画。（这时我模糊看到，好像我自己正躺在楼梯平台的一张床上）并因遗精引起的潮湿感而醒来。’”

“解释——做梦的那天晚上，梦者在一家书店里。在排队的时候，他看了墙上挂的一些画，其主题与梦中景象相似。其中有一幅小画他很喜欢，便上前去看画家的名字，但他对这个名字很生疏。”

“随后他和几个朋友在一起，听到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波西米亚女仆吹嘘自己的私生子是‘在楼梯上怀上的’。梦者详细追问了这一稀罕事的细节，原来那位女仆带了她的情人回父母家，但未得性交的机会。她的情人于性急中和她在楼梯上发生了性交。梦者当时引用了一个讽刺掺假酒的俏皮话，并说那孩子实际上是‘从地窖台阶上的葡萄酒里’生出来的。”

“这就是与梦有关的前一天的事情。这些事情以不可阻挠之势进入了梦的内容，梦者也不费吹灰之力把它们编进梦里。但是，同样出现于梦中的一段儿时记忆，却使梦者颇费了一番功夫。梦里的楼梯是他小时候度过很长一段时光的那个屋子的楼梯，而且正是在那里，他最初意识到了性的问题。那时，他经常在楼梯上玩耍，还经常骑在楼梯的扶手上往下滑，从中得到一些性的快感。在梦里，他也是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冲下来——据他自己的描述，事实上是如此之快，以致双脚未曾踏上梯阶，而是‘飞’了下来。如果考虑到这一幼时经验，那么梦的开头部分似乎就代表了性的兴奋因素。——但是，梦者也常和邻居家的孩子在这同一楼梯或邻居楼梯上玩带有性的意味的游戏，并以和梦中完全相同的摩擦方式满足了他的欲望。”

“如果我们记得弗洛伊德对性的象征作用的研究（1910d[下文第355页注]），它曾论述过，在梦中，楼梯和爬楼梯几乎无例外地象征着性交，那么这个梦就清晰易懂了。它的动机力量的性质纯粹是力比多的，正如其结果——遗精所揭示的那样。梦者的性兴奋在睡眠中被激起这在梦里表现为冲下楼梯。他那基于儿时游戏产生的性兴奋中的施虐欲倾向，在梦中表现为追逐和制服那个小女孩。力比多兴奋的增强及其促使性动作的产生，在梦里表现为抓住小女孩并把她带到楼梯中间。就此而言，梦中的性欲只是象征性的，这对于没有经验的释梦者很难理解。但是，从力比多兴奋的强度看，性的这种象征满足还不足以保证睡眠的安稳。性兴奋最终导致性欲高潮，并由此揭示了整个楼梯的象征作用代表着性交这一事实。——这个梦为弗洛伊德的观点，即把爬楼梯当作性的象征，其理由之一是这两种活动都具有节律特征，提供了一个极为清晰的证明，因为梦者富有表情地指出，在整个梦中，最肯定的因素就是性活动及其上下动作的节律。”

“关于那两幅画，我必须补充几句。除其实际意义外，这两幅画还在象征意义上代表‘Weibsbilder’（荡妇）”779，这可以从两幅画的一大一小明显看出来，它们正代表了梦中出现的那个大的（成年）女人和那个小的女人。此外，“还有更便宜的画”指的是妓女情结（prostitute-complex），而另一方面梦者教名在小幅画上的出现及其作为他的生日礼物的想法，都是指父母情结。[‘在楼梯上怀上’=‘由性交而怀孕’]

“梦的模糊的最后一幕，即梦者梦见自己躺在平台上的床上，而且有一种潮湿的感觉，似乎指返回到比儿时手淫还要早的幼儿期，其原型是由尿床引起的类似快感。”

梦例8：变相的楼梯梦[1911]

我的一位患者反复不断地梦见和母亲一起上楼。他因一次严重的神经症而节制性欲。他的[潜意识]幻想总是集中在他母亲身上。有一次我对他说，与强迫性自我克制相比，适度的手淫对他可能是无害的。这激起他做了下面这个梦：

他的钢琴老师责备他没有进行练习，责备他没有演练莫斯切尔斯的练习曲和克莱蒙蒂的“高蹈派练习曲”。

在评论过程中，他指出，“高蹈派练习曲”也是“阶梯”；琴键本身就是一个梯级，因为它含有不同音阶（梯状物）。

这么说恐怕不会错，即没有哪一组观念不可以表现性事及其愿望。

梦例9：真实感和重复的表现[1919]

一个35岁的男性报告了一个梦。这个梦他记得很清楚，而且肯定是在4岁时做的。执行他父亲遗嘱的那位律师——在他3岁时父亲去世了——带来两只大梨，其中一只给他吃了，另一只则放在起居室窗台上。他醒后深信梦见的事实，并固执地向母亲要那第二只梨，并坚持说它是放在窗台上的。对此，母亲付之一笑。

分析——那位律师是个乐天派绅士。梦者似乎记得，有一次他确曾带来两只梨，窗台也确是他所梦见的样子。除了母亲不久前告诉过他一个梦外，再没发生其他与梦有关的事情。她梦见两只鸟落在她头上，她暗想它们何时飞走。鸟并未飞走，而其中一只飞到她的嘴上并吮吸她的嘴。

由于梦者不能联想，我们尝试对此做象征的替代物解释。那两只梨便是她母亲那一对喂养过他的乳房，窗台则是他母亲的前胸所形成的投射——与房屋梦中的阳台相似。他醒后的真实感是事出有因的，因为他母亲确曾用母乳喂养他，而且他断奶时间很晚，以致他到4岁时还可以吃母亲的奶780。这个梦应解释为：“妈妈，请把你过去让我吮吸的乳房再给（或显露）予我。”“过去”表现为他吃了一只梨，“再”表现为他对另一只梨的渴求。一个动作在时间上的重复总是表现为梦中某一物体在数量上的多次表现。

在4岁儿童的梦中象征作用就已起作用，这当然为人们所始料不及。但这却是通则而非例外。也许我们可以肯定，一个人从他能够做梦时起，就开始使用象征了。

下面这个未经任何改动的一位现已27岁女士的回忆，表明从很小的时候起，象征作用就开始在一个人的梦及其现实生活中起作用了。在她三四岁时，保姆就带着她和小她11个月的弟弟，以及年龄介乎他俩之间的表妹一起上厕所，待小解后再出去玩。她由于年龄最大而坐便桶，弟、妹则坐便盆。她问起表妹：“你也有钱包吗？沃尔特有一根小香肠，我有一只小钱包。”她表妹答道：“我也有一只小钱包。”听了这话，保姆甚感有趣，并把这一对话告诉了女主人，却遭到女主人一顿痛骂。

这里我想插叙一个梦（为阿尔弗雷德·罗比柴克1912年的一篇论文所载），其美妙的象征作用，只需梦者稍加提醒便可得解。

梦例10：“正常人的梦的象征作用问题”[1914]

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们经常提出的一个反对意见是，认为虽然神经症患者可能有梦的象征作用，但正常人却不可能有。近年来，哈夫洛克·霭理士（1911，第168页）也提出这一点。现在精神分析研究却发现，正常人与神经症之间只有量的差异而没有质的区别；而且，梦的分析确也表明，对健康人和病人而言，被压抑的情结以同样的方式活动着，其机制和象征作用完全相同。与神经症患者的梦相比，健康人质朴的梦的象征作用确实是内容更简单、特征更明白易懂，因为对患者而言，稽查作用更严格，梦的伪装广泛，因而其象征作用也就更模糊难辨，不易解释。下面记录的梦将证明这一事实。这个梦是一个女孩做的，她不是神经症患者，但生性拘谨，多少有点保守。交谈中我得知，她已订婚，但尚有某些困难致使婚期拖延。她主动把下面这个梦告诉了我。

“我在桌子中央摆了些生日鲜花。”作为对我提出的一个问题的回答，她告诉我，梦里她好像是在自己家中（现在不住那里了），并有一种“幸福感”。

象征作用的“通俗”解释使我很容易理解这个梦。它是想当新娘的愿望的表达：桌子及其中央的花饰象征着她和她的生殖器。她把未来的希望表达成已经实现了，因为她已有了生孩子的想法，所以她自以为已结婚很久了。

我向她指出，“桌子的‘中央’”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表达（她同意这一点）。但是我当然不好进一步论及此事，而小心地回避向她提示象征的意义，只是问她对梦的各部分作何感想。她由于在分析过程中对解释发生兴趣而不再拘谨，更由于谈话的严肃性而表现坦然。

当我问她是什么花时，她先回答是“珍贵的花，任何人都必须为之付出代价”。后又说是“山谷百合、紫罗兰、石竹花或麝香石竹”。我说“百合”这个词是以其通常意义即象征着贞洁出现于她的梦中的；她证实了这一假设，因为她对“百合”的联想是“纯洁”。在梦里“山谷”是一个常用的女性象征，因而这两个象征通过这种花在英文名称（lilies of the valley）偶然结合在一起，是用以强调她的贞操的珍贵——“珍贵的花，任何人都必须为之付出代价”——并表达她对丈夫的期望，期望他能知道如何欣赏其价值。“下文将看出‘珍贵的花……’这句话在3种不同的花的象征中具有不同意义。”

“紫罗兰”从表面看是无性的；但我们似乎感觉到，这个词具有一层潜藏的意义，包在潜意识中与法文“viol”[“强奸”]相联。使我惊奇的是，梦者做出了“violate”[“暴力”]这一英文词的联想。这里，梦者利用“violet”和“violate”两个词之间的巨大相似性——发音的差异只在最后一个音节的重音不同——以便用“花的语言”来表达她对奸污处女的暴力（violence of defloration，又是一个用花作象征的词）的想法，或许也还表达了她性格中的受虐特征。这是由词桥（verbal bridge）[参见第341页注]通向潜意识的绝好例证。“任何人都必须为之付出代价”这句话表明了必须以自己的生命作为成为妻子和母亲的代价。

至于她后来又称为“麝香石竹”和“石竹花”，我想到了这个词与“肉体的”（carnal）一词之间的联系。但梦者的联想却是“颜色”（colour）一词。她补充说，“麝香石竹”是未婚夫送她最多的花。在谈话末了，她突然主动供认她没有说出实情：实际上她联想到的不是“颜色”而是“incarnation”（肉体化）——如我所料想。顺便说一句，“颜色”也不是一个不着边际的联想，但它是由“肉体”意义决定的联想（肉色）——也就是说，“颜色”联想和“肉体化”联想是由同一情结决定的。梦者表现得不够坦诚，表明这里是抵抗最大的一点，并与下列事实相应，即这里是象征最明显、而力比多与其压抑在男性生殖器这一主题上的斗争最激烈的地方。关于未婚夫最常给她送这种花的意义，梦者的评价是，它不仅表明了“肉体”一词的双重含义，而且也表明了它们在梦里的男性生殖器意义。梦中花的礼物这一激动人心的因素，作为其日常生活的派生物，是用以表达性礼物的交换：她以自己的贞操作为礼物，并希望得到充满激情的性生活作为回报。在这一点上，“珍贵的花，任何人都必须付出代价”这句话必然也会有真正的金钱意义。——所以，花在这个梦中的象征作用，包含着女性贞操、男性力量以及暴力强奸的暗喻。就此而言，值得一提的是，花的性象征作用，在其他方面也很常见，是以作为植物的性器官的花，来象征人的性器官。也许情人之间以花互赠普遍具有这一潜意识意义。

她在梦中准备的生日无疑是指一个婴儿的降生。梦中，她把自己认同为未婚夫，并代表着他为她“安排”一次生产——亦即与她性交。梦的隐意可能就是：“如果我是他，我就不会等待——我就会强奸我的未婚妻而不必求得她的许可——我会采用暴力。”“暴力”一词暗示了这一点，力比多的虐待欲成分亦可由此得以表达。

在梦的更深层面，“我安排了……”这句话无疑必定也具有一种自淫意义，即幼儿期性欲。

此外，梦者还揭示了对自己身体缺陷的觉知。这只有在梦中才可能：她觉得自己像一张桌子而没有凸起，并因而把所有重点放在“中央”的珍贵之处——有一次，她说是“花的中央部分”——亦即强调的是她的贞操。桌子的平面性质想必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必须指出的是这个梦的集中性，其中没有任何多余的成分，每个词都是一个象征。

后来，梦者做此补述：“我给花装饰以皱状绿色纸片，”并补充说是那种遮盖普通花瓶的“装饰纸”，“用来遮掩任何不整洁的或看着不顺眼的东西。花中有个裂隙，一个小空当。纸片看起来就像是绒布或地衣。”她对“装饰”（decorate）的联想是体面（decorum），正如我所料。她说绿色特别显眼，她的联想是“希望”——这是怀孕的另一个关联。——在梦的这一部分，占主导地位的不是对男人的认同，而是害羞和自我展现。她为他装扮自己并承认身体的缺陷，羞于启齿却努力矫正。她的“绒布”和“地衣”的联想，指的明显是阴毛。

因此，这个梦表达了梦者在清醒生活中几乎意识不到的思想——有关性爱与性器官的思想。她正在被“安排着以迎接一个生日”——即她正在性交。被强奸的害怕得到了表达，或许遭到强奸的快感也得到表达。她承认了身体的缺陷，却由高度评价自己的贞操而得到补偿。她的害羞为肉体的性欲提供了借口，即其目的是要生一个小孩。物质的考虑也找到了表达的方式，虽然未婚夫对此一无所知。依附于这个简单的梦的情感——一种幸福感——表明：强烈的情感情结在这个梦中得到了满足。

费伦茨（1917）781正确地指出，正是在那些不知道精神分析的人的梦中，象征的意义和梦的重要性才最易于被看出。

下面我要插叙一位当代历史人物所做的梦。这样做是因为这个梦中的一个物体。在任何梦中，这个物体都可以恰当地代表男性生殖器。而在这个梦中，它更具有一种特征，从而使它以最清晰的方式成为男性生殖器的象征。这个物体就是马鞭。一条马鞭无限地伸长，除象征勃起外，很难再象征别的什么。除此之外，关于那些与性毫无关系的严肃思想如何能够通过幼儿期的性材料表现出来，这个梦也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例证。

梦例11：俾斯麦做的一个梦[1919]782

在其《男人与政客》[1898，第2卷，第194页；A.J.巴特勒英译，《俾斯麦：其人及其政》，1898，第2卷，第209页以下]一文中，俾斯麦援引了他自1881年12月18日写给威廉一世的一封信，其中一段如下：“陛下赐函鼓励我把1863年春季做的一个梦禀告陛下。（次日凌晨，我将此梦告以妻室及随从。）那是战争最严酷的日子，前途未卜。我梦见骑马独行于阿尔卑斯山的一条羊肠小道。右侧是悬崖，左侧是陡壁。道渐窄，马拒行，窄至难以回转或下马。时急以左手挥鞭击石，呼上帝赐以生路。忽马鞭无限伸长，陡壁如布景之碎片崩裂，一条坦途展现眼前。遥望山林，似是波西米亚；普鲁士的军队和旗帜正在那里行进。甚至在梦里，我便想将此事报告陛下。这个梦十分圆满，致醒后异常欣喜，精力充沛……”

这个梦的运作分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梦者发现自己身陷绝境，在第二部分他奇迹般地绝处逢生。显而易见，马及其驾御者所处的困境，是政治家进退维谷的危机处境的梦象。做梦当晚，梦者在思考他的政策问题时可能经受着特别的痛苦。在上述引文中，俾斯麦自己使用了同样的比喻[即没有“出路”]来描述他当时的困境，所以，梦象的意义对他必然是显而易见的。这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西尔伯勒关于“功能现象（functional phenomenon）”[参见第503页以下]的梦例。梦者内心所发生的过程——即他所想出的每一解决办法都碰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但又不可能不思考这些问题而解脱出来——被骑马者表现得淋漓尽致：既无前途又无退路。他那不容他考虑投降或撤退的傲气，在梦中通过“难以回转或下马”一句加以表现。俾斯麦以其为他人福祉而不断操劳的品性，必定觉得很自然地把自己比作一匹马；事实上，他在很多场合确实如此，譬如他的一句名言曰：“好马死于挽具中。”从这个意义来看，“马拒行”这句话正意味着这位劳累过度的政治家需要从眼前各种事务的纠缠中解脱出来，或换句话说，他是在通过睡眠和做梦来摆脱现实原则的束缚。在梦的第二部分变得非常突出的愿望实现，已经从“阿尔卑斯山的羊肠小道”一句话中暗示出来。其时，俾斯麦无疑已经知道，他将去阿尔卑斯山的加斯坦度下一个假期；于是梦便把他带到那里，一举解脱了他所有的国事负担。

在梦的第二部分，梦者的愿望满足同时以无伪装的明显方式和象征的方式加以表现。就象征方面说，他的愿望满足表现为岩壁障碍的消失和坦途的呈现——这是他努力寻求的最便利的“出路”。而图像中普鲁士军队的行进则是其无伪装的表现方式。弗洛伊德愿望实现理论足以解释这一预见性梦幻，而无须做出任何神秘的假设。在做这个梦的时候，俾斯麦已经期望通过在战争中击败奥地利作为解决普鲁士国内冲突的最好出路。因此，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当梦者梦见普鲁士的军队和旗帜行进于波西米亚这块敌国的土地上时，梦就把他的这个愿望表现为已经实现。此例唯一的独特处是，我们这个梦的主人公，他并不满于梦中的愿望实现，而是知道如何在现实中实现它。熟谙精神分析释梦技术的人不能不注意到一个特征——那“无限伸长”的马鞭。我们深知，马鞭、手杖、长矛及类似物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但是，如果马鞭又具有男性生殖器最显著的特征，即它的可伸展性，那么其象征意义便毫无疑义了。伸展现象的夸张，即伸至“无限长”似乎暗示了源于幼儿期的过度贯注783。梦者手执马鞭显然是暗指手淫，尽管这当然不是指现在的场合，而是指他遥远童年的儿童欲望。斯泰克尔医生（1909，第466页以下）发现的这种解释，即“左”在梦中代表错误、禁止、罪恶的事物，在此非常贴切，因为它能很好地用以说明儿童期受抑制的手淫行为。在幼儿性欲这个最深层次和这位政治家目前的计划这一表层之间，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与二者均有关联的中介层次。由击石并同时祈求上帝而奇迹般地获救，整个这一幕，与《圣经》中摩西为干渴的以色列儿童击石取水那一幕惊人地相似。我们完全可以假设，俾斯麦对这一段细节一定很熟悉。因为他生于爱读《圣经》的新教徒家庭。在那个政治危机的年代，俾斯麦很可能把自己当作摩西——一个解救人民的领袖，却被报以反叛、仇恨和忘恩负义。所以，这里我们必须考虑到梦者当时的愿望。但另一方面，《圣经》的这一段还包含了某些完全适用于手淫幻想的细节。摩西不顾上帝的命令而手执棍棒，上帝则惩之以宣布，他死后不得进入天国。棍棒（梦中万无一失地指男性生殖器）被禁止抓握、挥棒产生液体、死亡的威胁——从中，我们发现幼儿手淫的所有主要因素集中表现于这一段话。我们还可以有趣地发现那把两幅异质图像融为一体的修正过程（其中一幅起源于这位天才政治家的心灵，另一幅起源于幼儿原始心灵的冲动），两幅图像中令人困扰的成分都要被这一过程所消除。在融合后的图像中，作为被禁止而带有反叛性质的棍棒执握行为，只以“左”手的执行加以象征的暗示。另一方面，显梦中还祈求上帝，好像是对拒绝禁事或隐秘尽可能加以虚饰。至于上帝对摩西的两个预言——他能看到天国，但不能进入——第一个预言被表示为得到实现（“遥望山林”），而第二个令人痛苦的预言，则根本未提及。水可能因为润饰作用[参见第488页以下]的需要而被删除，以求成功地使这一图景与前一图景融为一体。水虽未出现，但代之以山岩的崩落。

我们可以预想，儿童在幼儿期手淫幻想包括禁忌的主题结束之后，总不希望他生活中的权威人物对此有所觉察。这一愿望在梦中表现为其对立面，即表现为立即想把所发生之事禀报皇帝的愿望。但这一倒置却以极巧妙的方式与梦念表层的，以及作为显梦的一个部分的胜利幻想结合起来，而不觉显眼。这类胜利和征服之梦，往往是成功地征服性爱对象这一愿望的面纱，这个梦的某些特征，如前进的道路有障碍，但马鞭却打出一条坦途，可能就具有这层意思；但这些特征尚不足以推论，这些具有明确倾向性的思想或欲望贯穿全梦。所以这个梦是完全成功地进行梦的歪曲的绝好例证，其中，任何令人不快的东西都要经受检查，从而不会透过作为保护面纱的梦的表层而呈现出来。结果是使梦者有可能避免任何焦虑的释放。对于愿望成功地得以实现而不抵触稽查作用而言，这是一个理想的梦例，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梦者醒后“异常欣喜、精力充沛”。

最后一个梦例为：

梦例12：一位化学家的梦[1909]

这是一个年轻男子的梦。他正努力戒除手淫习惯而打算建立与女性之间的性关系。

开场白——在做梦的前一天，他指导了一个学生做格氏化学反应。反应是镁在碘的催化作用下溶解于纯乙醚中。两天前，有人在做这一化学反应时引起了爆炸，烧伤了一个工作人员的手。

梦——（1）他似乎正要合成溴化苯镁。实验设备历历在目，但自己却变成了镁。现在他觉得自己正处于极其活跃的不稳定状态。他对我说：“一切都正常，反应开始了，我的脚开始溶解了，我的双膝正在变软。”然后，他伸手并摸到了双脚。同时，他的双脚（他也说不清如何）伸出了器皿，并又一次对自己说：“这不对头啊。噢，是该这样的。”做梦至此，他有些醒意，并把梦回忆了一遍，因而能向我报告。他对梦的解决十分害怕，在半醒半睡中非常激动，不断地说着“苯，苯。”

（2）他家住在一个叫词尾为ing的地方，并正准备于11点半到肖腾特784去见一位特别的女士。但11点半时他刚醒来，并对自己说：“太晚了，12点半也赶不到那儿。”随后，他看见全家围坐在餐桌边，他看母亲还看得特别清楚。他又看到女仆正端上汤碗，于是想，我们既已开饭，再出去恐怕太晚了。

分析——甚至第一个梦也与那位他准备会见的女士有关，对此他确信无疑。（梦是约会的前一夜做的）他想，他指导的那个学生是个非常不受欢迎的人。他说过“这不对头啊”，因为镁并未产生任何反应。那学生好像漠视地答道：“不，这不对。”学生肯定代表了他自己（患者），他对分析的漠视，正如学生对化合物的漠视一样。梦中执行操作的“他”代表了我。他如此漠视结果，我自然会认为他不受欢迎！

另一方面，他（患者）正是我用以分析（或化合）的材料，问题是使治疗获得成功。梦中出现他的脚使他想起头晚的一次经历。那天晚上，他去舞蹈班，遇到一位他想追求的女士。他把她搂得很紧，致使她尖叫了起来。当他放松了对她双腿的压力时，他感觉到了她对他大腿乃至双膝的强大压力——双膝是梦中提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曲颈瓶中的镁正是她——事情终于发生作用了。他对我而言是女性，但对那位女士而言却是男性。对那位女士的作用，实质上就是我对他的治疗。他的自我触摸和对双膝的感觉，指的是手淫，并与前一天的疲劳相吻合。——他与那女士的约会恰巧是11点半，而他以睡过头而错过约会，并与性对象一起待在家里（即保持手淫），则与他的抵抗相对应。

至于他反复念叨的“苯（phenyl）”这个词，他说他总是很喜欢各种以“-yl”结尾的化学基团，因为它们易于使用，如benzyl（苯甲基）、acetyl（苯己基）等。这其实什么也没解释。但当我把“Schlemihl”作为这类基团系列之一向他提出来时785，他会心地笑了，并告诉我，他夏天读了马歇尔·普雷沃斯特写的一本书，书中有一章“被拒绝的爱情”，其中有些话实际是数落“无能之人”的。他在读到这些话时对自己说：“这正像我。”——他错过约会，是他的“无能”的另一表现。

看来，梦中出现性的象征作用已被施罗特（K.Schr?tter）的某些工作加以实验证实，他的工作以H.斯沃博达（H.Swoboda）提出的方法为基础。施罗特给深度催眠的被试者以暗示，这些暗示导致被试者做梦，并决定了梦的大部分内容。如果他暗示被试梦见正常的或异常的性交，那么梦便利用我们通过精神分析而熟知的各种象征来代替性的材料，以服从暗示。例如，向一女性被试者发出暗示，让她在梦里与一朋友发生同性恋，那么梦里呈现的，便是这个朋友提着一只破旧的手提包，上有标签曰“女士专用”。而这一女性被试，对有关梦的象征作用及解释的知识则毫无所知。但是，由于施罗特医生实验后不久便不幸自杀，对这些有趣实验的价值，我们便无法评估。这些实验的记录，也只发表于《精神分析公报》中的一篇原始报告（施罗特，1912）[1914]。

罗芬斯坦（Roffenstein）1923年发表了类似的报告。特别有趣的是贝特海姆与哈特曼（1924）做的实验，因为他们未用催眠技术。他们向柯萨科夫氏综合症患者讲述具有猥亵性特点的传奇故事，然后观察这些患者在发作状态下复述这些传奇故事时所产生的歪曲。结果发现，我们在释梦中所熟知的各类象征（如作为性交象征的爬楼梯、刺杀和射击以及作为阴茎象征的刀和香烟等）亦呈现于他们的复述之中。这些作者还赋予楼梯象征以特殊的意义，因为，正如他们所正确指出的那样，“任何有意的曲解都不可能达成这种类型的象征。”[1925]

我们已经对梦的象征作用的重要性做出了恰当的评估。现在，我们就能够回过头来讨论上文第276页所中断的那个典型梦的主题[1914]。我认为我们可以把这种梦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总是具有同样的意义；另一类虽然具有同样或相似的内容，其意义则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关于第一类典型梦，我已以考试梦为例做了相当细致的探讨[第273页以下][1909]。

未赶上火车的梦，由于其情感的相似性，可以与考试梦归入一类。从其解释来看，我们这样归类是正确的。这些梦是对睡眠中体验到的另一种焦虑——即死亡恐惧——的安慰。旅行的“离别”是最常见、最充分得到证实的死亡象征之一。这些梦具有一种安慰的基调：“别担心，你不会死的（不会离开）。”正如考试梦的基调：“别害怕，这一次对你也不会有伤害。”理解这两种梦的困难都在于如下事实，即正是在安慰的表达之中伴有焦虑感[1911]。786

患者经常做的，包含“牙刺激”[参见第227页]成分的梦787，长期以来我一直未能理解其意义，因为患者对这些梦的解释的抵抗太过强烈，为我所始料不及。大量证据最终使我相信，对男人而言，这些梦的动机力量是源于青春期的手淫欲望，此外别无其他。下面我要分析两例这种梦，其中一例也是一个“飞翔梦”。这两个梦为同一人所做，他是一个具有强烈同性恋倾向但在现实生活中抑制着这种倾向的年轻人。

他正坐在剧院前排观看《费德里奥》的演出，身旁就坐着他情趣相投的L先生。他很想与他成为朋友。突然，他飞了起来，飞向舞台，并伸手放进自己嘴里，拔出自己的两颗牙齿。

关于飞起来，他自己说好像是他被“抛”向空中。因为上演的是《费德里奥》，所以，下面一句台词似乎是恰当的：

他赢得了一位可爱的女人……

但是，即使得一位最可爱的女人也不会是梦者的愿望。所以另外两句台词更贴切：

他完成了伟大的抛掷，变成朋友的朋友……788

事实上，梦所包含的正是这“伟大的抛掷”。但这“伟大的抛掷”决不只是一个愿望满足，它还潜藏着痛苦的反思，即梦者在交友方面总是不幸而被“抛弃”，也潜藏着他的恐惧，即这种不幸也许又会发生于他和身旁一起观看《费德里奥》演出的这位先生之间。至此这位不幸的梦者承认，有一次遭朋友拒绝后，在由欲望引起的性的兴奋状态下，他连续手淫两次。对此，他自感羞愧。

第二个梦是：他正在接受他所认识的两位大学教授而不是我的治疗。其中一位教授对他的阴茎做了些什么，他害怕是一次手术。另一位则用铁棒顶着他的嘴，他因此掉了一两颗牙。他被4条绸布裹了起来。

毫无疑问，这个梦具有一层性的意义。绸布使他认同于他所认识的一位同性恋者。梦者从来没有性交过，在现实生活中，他也从未想与男人发生性关系。他是按照他在青春期曾有过的熟悉的手淫模式来想象性交的。

我想含有牙刺激因素的典型梦的许多变式（如被别人拔出一颗牙的梦等等），应该按同样的方式加以解释。789然而，“牙刺激”如何获得这种意义呢？这也许使我们感到困惑。这里我请读者注意，梦用以表现性的身体部位往往发生由下向上的移位。790正因为如此，癔症才可能有下列现象，即本来是与生殖器相联的各种感觉和意向，却表现于那些至少不受非议的其他身体部位。如此移位的实例之一是生殖器在潜意识思维中被脸面象征所代替。语言学因把臀部[“Hinterbacken”]，字面意为“后脸颊”，与脸颊看成是同一个系，并把“阴唇”对等于口腔的嘴唇而在用法上遵循这同一方式，将鼻子比做阴茎也很常见，这两个部位都出现的毛发则使它们的相似性更加彻底。唯一不能与生殖器进行比照的身体结构是牙，但正是这种相似与不相似的结合，才使牙最适合于性压抑的压力作用下的表现目的。

关于把含有牙刺激的梦解释成手淫梦——虽然我对其正确性没有疑义——我不敢妄称已探讨得非常清楚791，我已尽可能做出了解释，但必定留有未解决的问题。这里，我想指出语言学用法中的另一种比较。在我们的语言中，手淫动作被粗鄙地称为“sich einen ausreissen”或“sich einen her unterreissen”[字面意为“拔出来”或“拔下来”]。792我虽不知道这些话源出何处及其基于何种意象，但“牙齿”倒可十分贴切地用于第一句话。

在通俗观念看来，拔牙意味着一位亲人的死亡，但精神分析至多只能在上述玩笑意义上肯定这种解释。就此而言，我想引证奥托·兰克向我提供的一个梦例。793

“我的一位同事近来对释梦问题产生强烈兴趣。他写信给我，探讨有关牙刺激为主梦的问题。”

“‘不久前我做了一个梦：我去看牙医，他给我下颚的一颗后牙打钻。他钻过了头致使废了这颗牙，于是用镊子把它拔出。这颗牙拔得不费吹灰之力，使很我吃惊。他把牙放在桌上，让我别为它操心，因为这不是那颗要医治的牙。这颗牙（现在想来，好像是一颗上门牙）在桌上变成了好几层。我从手术椅上起来，好奇地走近它，并提出一个我感兴趣的医学问题。牙医一边把这颗拔得出奇的牙的各部分分开，并用仪器将之碾碎（成粉末），一边回答着我，说那个问题与青春期有关，牙齿只有在青春期以前才易于拔出，但对女性而言，关键因素是是否生过小孩。’”

“其时（我相信是半睡半醒）我意识到，这个梦伴有一次遗精，但我不能肯定遗精与梦的哪一细节相联。我觉得好像在拔牙时就遗精了。”

“随后我又做梦了，梦的是什么已记不清；但其结尾是：我把帽子和上衣丢在什么地方了（可能是牙医的更衣室），并希望会有人给我送来。匆忙之中，我只穿了外套去赶正要开动的火车。最后我赶上了火车，跳上最末一节车厢。那里已经有人站着了。虽然我挤不进车厢里头，只得忍受旅行的拥挤，但最终还是躲开了拥挤。我们进了一条大隧道，迎面开来的两列火车从我们车厢穿过，就好像我们的火车是隧道似的。我对着车窗看，好像是站在车厢外面。”

下面记述的是做梦前一天的经历和想法，为这个梦的解释提供了材料：

“（1）最近几天我确实在治牙，做梦那时，我下颚的一颗牙一直疼痛着，梦中牙医钻的正是这颗牙。实际治牙时，牙医对这颗牙的处理时间也确实很长。做梦的当天上午，我因牙疼又去看过牙医，他说我应该拔掉患牙同一侧的另一颗牙，因为可能正是这颗牙引起了患牙的疼痛。这是我当时正在长出的一颗‘智牙’。就此，我提出了一个有关他的医德的问题。”

“（2）同一天下午，我由于牙疼对一位女士发了脾气，并因此向她道了歉。随后她对我说，她有一颗牙，牙冠几乎全已碎落，但害怕将其牙根拔出。她认为，拔‘上颚大牙’特别疼痛且危险，虽然她的一位熟人曾告诉过她，拔上牙是很容易的，而她的患牙正位于上颚。这位熟人还曾对她说过，有一次在麻醉状态下，她被错拔了一颗好牙，这更增加了她对必要手术的恐惧。然后她问我‘上颚犬牙’到底是磨牙还是犬牙，它们到底有些什么特征和分别。我一方面向她指出所有这些意见中的迷信成分，但同时我又强调了某些通俗看法中的合理内核。这时她向我讲述了一个她以为是古老而广泛流传的观念——即一个孕妇要是牙疼，那么她怀的便是男孩。”

（3）这一说法激起了我对弗洛伊德在《释梦》中把牙刺激梦的典型意义说成是手淫替代物的兴趣，因为在上述（那位女士）引证的通俗说法中，牙与男性生殖器（或男婴）之间发生了联系。于是，那天晚上我读了《释梦》的有关章节，其中，下面的论述对我的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正如前述两个经历一样。关于牙刺激的梦，弗洛伊德写道，‘对男人而言，这些梦的动机力量源于青春期的手淫欲望，此外别无其他。’（第385页），又写道，‘我想，含有牙刺激因素的典型梦的许多变式（如被别人拔出一颗牙的梦等），应该按同样的方式加以解释。然而，“牙刺激”如何获得这种意义呢？这也许使我们感到困惑。这里我想提请读者注意，性压抑常常利用梦用身体部分由下向上地移位’（对本梦而言，就是由下颚向上颚的移位）。‘正因为如此，癔症才可能有下列现象，即本来是与生殖器相联的各种感觉和意向，却表现于那些至少不受非议的其他身体部位。’（第387页）‘这里，我想指出语言学用法中的另一种比照。在我们的语言中，手淫动作被粗鄙地称为“拔出来”或“拔下来”。’（第388页）在我刚步入青少年期时，我就熟知这是描述手淫的术语，任何有经验的释梦者都不难由此发现梦所潜藏的婴儿期性欲材料。这里我只想补述一事。梦中拔牙之容易及其拔出后变成一颗上门牙使我想起，我在童年时，自己曾轻易地拔出了一颗松动的上门牙而没有疼痛。这件事，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其全部细节。我第一次自觉手淫想法亦产生于这同一早期阶段（这是一种掩蔽记忆）。

弗洛伊德对C.G.荣格的一句活的援引，即妇女做的牙刺激梦，具有分娩的意义[第387页脚注]，以及对孕妇牙疼意义的通俗信念，说明了对（青春期）少男少女的梦的决定因素进行区别的理由。关于这一点，我想起了以前做的一个梦。那是在我看牙医后不久做的。我梦见刚镶上不久的金牙冠脱落了。这使我在梦中很恼火，因为我为此花了相当一笔开销，其时这笔开销中仍然使手头很紧。现在，（由于我有了一定的经验）这个梦是可以理解的，它意味着手淫在物质利益方面比对象爱更有优势：从省钱的角度看，后者无论如何都不如前者（参照牙金冠）。我相信，那位女士关于孕妇牙疼意义的说法，重新唤起了我的这一系列想法。794

这就是我那位同事的解释，它很有启发性，而且，我想它是无可反驳的。这里我只想补充一点，即指出第二个梦的可能意义的线索。它似乎代表着梦者由手淫向性交的过渡，这一过渡显然伴有很大的困难——（参照火车从不同方向出入隧道），也代表着性交的危险（参照怀孕和大衣[参见第186页]）。为此，梦者使用了词桥‘Zahn-ziehen（Zug）和Zahn-reissen（Reisen）’。795

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讲，这个梦例在两个方面使我产生兴趣。第一，它为弗洛伊德的发现提供了证据，即梦中射精伴以拔出一颗牙。不管射精以何种方式呈现，我们都应视之为不借助于任何机械刺激而实现的手淫满足。此外，在这一梦例中，和通常情况不同，伴以射精的满足并不针对某一对象，甚至不针对想象的对象。相反，我们也许可以说，它没有对象，而完全是自体性欲（autoerotic），或者至多只是表现出（与牙医相比）轻微的同性恋倾向。

“第二，在我看来，值得强调的是，我们必须反对下列观点。有人认为，根本没有必要把这个梦例看成是对弗洛伊德观点的证实，因为前一天发生的事情正足以使人理解这个梦的内容。梦者去看牙医，他与那位女士的对话，以及他阅读弗洛伊德的《释梦》，完全足以解释他为什么会做这个梦，特别是在他的睡眠受困于牙痛时。如果需要的话，这些事情甚至还能解释这个梦如何被用以处理干扰他睡眠的牙痛——即通过拔掉痛牙的观点，并同时以力比多来冲淡梦者所恐惧的疼痛感。但是，即使我们最大限度地承认所有这一切，严格地讲，要说仅仅是阅读弗洛伊德的解释就使梦者在拔牙与手淫动作之间建立起联系，或者说是使这种联系产生作用，那是站不住脚的，除非是这种关系早已建立，如梦者自己（在‘拔出来’一句中）所承认的那样。这一联系之所以被激活，不仅是因为他与那位女士之间的对话，还因为他随后所报告的一个情况。在阅读《释梦》时，他由于理解上的困难而愿意轻信牙刺激梦的这一典型意义，并产生一个愿望，想知道是否这一意义对所有牙刺激梦都适用。至少对他而言，这个梦证实了确实如此，并向他表明他何以会对这个问题产生怀疑。所以，从这个方面看，这个梦也是一个愿望的满足——即满足了他要使自己确信弗洛伊德这一观念的适用范围及其可靠性的愿望。”

第二类典型梦包括那些梦者在其中飞翔或漂浮、跌落、游泳等的梦。这类梦的意义是什么？对此不能做出一个普遍的回答。我们将会知道，这些梦在不同情况下会有不同的意义。只是其中所包含的原始感性材料同出一源。[1909]

精神分析所提供的信息迫使我得出结论认为，这些梦也再现了儿童期的印象，即它们与含有运动成分的游戏有关，这种游戏对儿童极富吸引力。哪个叔舅不曾伸出双臂把儿童举向空中，不曾让儿童坐在膝上然后突然伸直双腿，或是把他高高举起然后突然放下像是跌落的呢？孩子总是喜欢这种体验，乐此不疲，并不断央求成人和他玩这种游戏，特别是当游戏使他感到些许惊吓和晕眩时更是如此。日后，他们就在梦中重复这种体验；但在梦中，不是别人用双手把他们举上举下，而表现为毫无任何支撑的漂浮起来或跌落下去。他们也常从儿童伙伴的这种类型的游戏（以及荡秋千或跷跷板）中获得这种快乐。看马戏团的杂技表演时，这种游戏记忆又在他们心中浮现。男孩的癔症发作，有时只是对这类技巧极其娴熟的复现。这些运动游戏，虽然本身天真无邪，却往往引起性的感觉。“顽皮嬉耍”[“Hetzen”]一词常用以描述这类活动。如果我可以使用这个词，那么，飞翔、跌落、晕眩如此等等，这种梦所复现的正是儿时的顽皮嬉耍。但伴随这种体验的快感则转为焦虑。然而，做母亲的都知道，事实上，儿童的顽皮嬉耍往往以口角和眼泪而告终。[1900]

因此，对那种认为飞翔与跌落之梦系由睡眠时的触觉或肺部运动觉等所引起的理论，我有充分的理由加以反对。在我看来，这些感觉本身就是作为梦所追溯的记忆的一个部分被再现的，也就是说，它们是梦的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梦的来源。[1900]796

正因为如此，各种由类似的运动觉所构成并同出一源的材料，便被用以表现各种可能的梦念。飞翔或漂浮于空中的梦（往往带有愉悦色彩）需要做多种不同的解释。对某些人而言，这些解释必须带有个人特征；对另一些人而言，这些解释甚至具有典型性。我的一位女性患者曾一度梦见自己是飘行于街上而不是走在街上。她很矮小，害怕与其他人接触而弄脏自己。飘行梦满足了她两个愿望，即双脚抬离地面和高人一头。我发现，有些妇女的飞行梦表达的是“像一只鸟”的愿望；还有一些妇女在梦中变成天使，是因为她们在生活中未曾有此美称。飞翔与鸟的观念之间的密切相关，为男人飞翔梦往往具有猥亵性性欲意义提供了解释，所以，当我们听说某位梦者非常得意于自己梦中飞行能力时，当不必惊奇。[1909]

维也纳[后居纽约]的保罗·费德恩医生提出了一个有趣理论797，认为飞翔梦大多表示勃起，因为勃起这一经常令人产生想象的奇妙现象，不能不给人以深刻印象。勃起时，万有引力定律显然暂时失效了。（参照古人制作的带翅阴茎。）[1911]

一个人引人注目的事实是，穆里·沃尔德作为一位思想严肃、无意于对梦作出任何解释的梦研究者，也支持关于飞翔和飘行梦的性欲解释（沃尔德，1910～1912，第2卷，第791页）。他说，性欲因素是“飘行梦最强有力的动机”，并指出，这种梦伴以身体振动的紧张感，经常与勃起或遗精相联系。[1914]

另一方面，跌落梦更以焦虑为特征。对女性而言，其解释并不难。她们几乎总是承认，跌落是屈服于性欲诱惑的象征。关于跌落梦的幼儿期根源，我们尚未彻底探明。几乎每个婴幼儿都曾跌落过，被抱起、爱抚；或在夜间掉出婴儿床又被母亲或保姆抱进她们的被窝。[1909]

经常梦见游泳并从其破浪前行中感到极度欢欣的人，一般都曾是尿床者，并在梦中重温过去由尿床带来的快乐。从下文（第399页以下）若干梦例中，我们将会明白，游泳梦最易于用以代表什么。[1909]

对有关火的梦的释义，为幼儿园的一条禁令提供了解释，即不许儿童“玩火”以免夜间尿床，因为这些梦也潜藏着对儿时遗尿的回忆。在《一例癔症分析片断》[1905e，第二节，杜拉的第一个梦]中，我已通过梦者个案史对这类火梦之一例进行了彻底的分析和综合，并就这种幼儿材料在成年生活中能用以代表何种冲动做出了说明。[1911]

如果我们把在不同人的梦中经常可以发现相同的显梦内容理解为“典型”一词的含义，那么我就可以提出大量其他“典型梦”。例如，穿过一条胡同或一整套房间的梦（参见第214页）；遇见盗贼的梦——顺便指出，神经质的人在睡前总要加以防备（参见第403页），被野兽（或公牛、马等）追逐的梦（参见第410页）；受到刀、匕首、长矛威胁的梦——这后两种情况更为焦虑者的显梦所特有——如此等等。对这类材料进行专门的研究是完全值得的。这里我只想指出两点，虽然这两点并非只适用于典型梦。

一个人越关注于梦的解释，就越得承认，成人的梦大多涉及性的材料，并对性欲愿望加以表达。只有那些真正对梦加以分析的人，亦即那些通过显梦达到隐意梦念的人，才能做出这一论断。而那些仅仅满足于记录显梦的人（如纳克关于性梦的著作）则不会这样。我同时要指出，这一事实毫不足奇，而是与我的释梦原则完全一致。没有哪种本能像性本能及其各成分那样，从儿童期起就受到如此强大的压制（参见我的《性学三论》1905d）；也没有哪种本能像性本能那样遗留下如此众多、如此强烈的潜意识欲望，随时准备在睡眠中制造梦。在释梦中，我们切不可忘记性欲情结的重要性，尽管我们应当避免扩大化，不要把它们看成是梦的唯一重要因素。[1909]

对多数梦而言，如果我们详加分析，便可断言它们具有双重的性意味，因为它们无疑都允许“多重解释”，从中体现出梦者的同性恋冲动——即与其正常性活动相对立的冲动。然而，如果像斯泰克尔（1911，[第71页]）和阿德勒（1910）等那样，认为所有的梦都应做双重性欲解释，在我看来同样是不可证实和不可取的。特别是，我不能否认这样的明显事实，即有许多梦满足的不是性欲需要，如饥渴、方便之梦。因此，诸如“在每个梦的背后都可以发现死亡的幽灵”（斯泰克尔[1911，第34页]），或“每个梦都显示着由女性向男性的发展路线”（阿德勒[1910]）等论断，在我看来也都远远超出了释梦的合法范围。[1911]

批评家们一直无休止地加以抨击的一个观点是认为所有的梦都需做性的解释。我的《释梦》一书从未做此主张，而且，这一主张与本书所表达的其他观点显然是相冲突的。[1919]798

我在别处（第183页以下）已表明，最天真无邪的梦也可能体现着粗俗的性欲愿望，我还可以提出许多新的梦例为此作证。还有许多梦，看似无甚奇特之处并显得漫不经心，但分析却表明都可追溯到充满欲望的冲动；而这种冲动肯定无疑是性欲冲动，且是意想不到的性欲冲动。例如下面这个梦，在对它进行解释之前，谁会怀疑它呈现着一种性欲愿望呢？梦者这样描述：在两座雄伟宫殿后不远处，有一间门户闭锁的小屋。我妻子领我穿过一条小街到达此屋并推开门，我于是迅捷溜进一个有斜坡的庭院内。任何稍有释梦经验者都会立即想到，穿越小径和打开闭锁的门户都是性的最常见象征，且很容易看出，此梦表达的是企图从背后性交（从女性两半丰满的臀部之间）。斜坡上的小径自然是指阴道。梦者梦见妻子的帮助，其实只是他对妻子的顾虑而抑制了梦者从背后性交的企图。事实上，做梦当天，有一姑娘住在他家。这位姑娘使他动心，并给他留下一个印象，即她可能不会反对背后性交方式。两座宫殿间的小屋使人想起布拉格的哈拉钦（城堡）。同时也指这位姑娘，她就生于那里。[1909]

当我对一位病人坚持说，与自己母亲性交的俄狄浦斯梦会经常出现时，他总是答道：“我从未记得做过这种梦。”然而不久，患者就回忆起一些他经常做的、不甚明显且漫不经心的梦。分析却表明，这些梦具有同样内容——即是俄狄浦斯梦。我敢肯定地说，与自己母亲性交的梦，更多的是经过伪装而不是直接呈现的。[1909]799

在某些有关风景和其他地点的梦中，重点在于梦本身，即以前曾经到过这里的确信感（梦中出现“似曾相识”具有一种特殊意义800）。这些地点固定不变地意指梦者母亲的生殖器；确实，再没有别的什么地方能使人如此确信以前曾到过的了。[1909]

只有一次，我对一位强迫症患者的梦困惑不解，他说他梦见去了一个他曾两次去过的一幢房子。但一段时间以前，这位患者曾告诉过我一件在他6岁时发生的事情。有一次，他和母亲睡在一起，却在母亲熟睡时误把手指插进母亲的生殖器。[1914]

大量伴有焦虑、并以有关穿越狭窄空间和浸于水中的主题为内容的梦，是基于宫内生活，即存在于子宫内以及生殖行为的幻想而形成的。下面是一位年轻男性的梦，在他的想象中，他曾利用宫内生活的机会来观看父母的性交。801

他置身于一深坑里。坑内有一窗口，窗口似塞默林隧道802的窗口。透都带有英雄主义色彩，并使其拥有者获得成功。

[本注开头提到的弗洛伊德的那篇论文（1910），1925年摘印于此。]

“伪装的俄狄浦斯梦之典型例证：一个男人梦见，他与另一男人想娶之为妻的女士私通。他担心这一私通会被那人发现而使他们的婚约解除，因此特别亲热于他。他拥抱并亲吻他。这个梦与梦者的生活只在一点上相联系。他曾与他的一个朋友的妻子有过奸情，而他的朋友的一句含糊其词的话使他怀疑，这位丈夫可能已觉察到了什么。但实际上还有其他事情纠缠其中，虽然梦中对此只字未提，但它对梦的解释却至关重要。这位丈夫患有不治之症，妻子已为丈夫可能的猝死做好准备，而梦者却有意于在其丈夫死后娶这位寡妇。这一外在因素使患者置身于俄狄浦斯的情境中。他的愿望是杀这位妇女的丈夫以娶之为妻，梦以伪善的歪曲方式表达了这一愿望。梦把她表现为未婚，有一个人想娶她为妻，这正是梦者自己不可告人的想法。他对她丈夫的敌对愿望潜藏于表面的亲热之下，这产生于他对幼时与父亲关系的记忆。”[伪善梦论述于第145页注以及第471页以下。]

过窗口，他先看到一片空地，然后在空地上想象一幅图画，它立即呈现并填满空隙。图画描绘的是一块正被什么工具深耕着的土地。伴随此情景的清新的空气，黑色的泥土以及辛勤劳作的感觉，给他留下一种愉快的印象。接着，他又看到一本有关教育的书展现在眼前……他惊奇地发现，书中大量论及（儿童的）性欲；这使他想起了我。

这里还有一个美丽动人的关于水的梦，系一女患者所做，对治疗具有某种特别的功用。在她的避暑胜地，某某湖畔，乳白色的月亮倒映湖面。她纵身跳入深深的湖水之中。

诸如此类的梦是分娩梦，将其显梦所报告的事实加以颠倒便可得其解释，如从“跳入水中”，我们解得“从水中出来”，亦即被生出。803只要想起法文“lune”[即“底部”]一词的俚俗含义，我们便可能发现婴儿出生的地点。于是乳白色的月亮便是那白色的底部，儿童都猜想他们出于那里。患者希望出生于度假胜地的愿望，其意如何？我就此发问，她毫不犹豫地答道：“这不就像我通过治疗重获新生一样吗？”于是梦便是她对我的邀请，要我在她的度假胜地继续为她治疗——亦即去那里会她。或许，梦里还有一个非常羞怯的暗示，即患者自己想变成一位母亲。804

关于分娩梦及其解释，下面从厄内斯特·琼斯的一篇论文（1910b）中再引一例。805她站在海边，看着一个小男孩涉水入海。这小男孩像是她自己的孩子。他涉水愈深直到海水淹没了他，她只能看到他的头在水面上下浮动。随后，梦境变成一家饭店拥挤的大厅，她丈夫离开了她，她便和一位生人“攀谈起来”。分析中，梦的第二部分表示她想离开丈夫而与第三者建立亲密关系……梦的第一部分很明显是一个出生幻想，和神话一样，在梦里，从羊水中分娩出婴儿，通常通过伪装表现为使儿童进入水中；阿多尼斯、奥斯里斯、摩西、巴克赫斯等的出生，均为此提供了著名的例证。头在水面上下浮动使患者立即回忆起在她唯一一次怀孕时所体验到的胎动感觉。想象孩子走入水中引起她的一个幻想。即她看见自己把孩子从水中带出、送入育婴室、为他洗理穿戴、并把他安顿在家里。

“所以，梦的第二部分表达了有关私奔的念头，它属于第一部分的隐梦；而梦的第一部分则与第二部分的隐意即分娩幻想相对应。除了这种顺序的颠倒外，梦的两个部分之间更有其他颠倒。在第一部分，小孩涉入水中，然后是头浮动于水面；在潜在的梦念中，先是出现胎动，然后是儿童脱水而出（双重颠倒）。在第二部分，她丈夫离开她；在隐梦中则是她离开了丈夫。”

阿伯拉罕（1909，第22页以下）报告了另一个分娩梦，系由一个首次临产的年轻妇女所做。从她家地板某处，有一条地道直接通向水中（生殖道——羊水）。她掀开地板上的一道阀门，立即看到一只浑身棕毛、貌似海豹的动物，结果是她弟弟。她一直如母亲一般待弟弟。[1911]

兰克[1912a]通过一系列梦例揭示，分娩梦与小便梦使用着同样的象征作用。对后者而言，情欲刺激表现为小便刺激。这些梦的意义的分层，与自婴儿期起象征物的意义所发生的变更紧相对应。[1914]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前一章（第237页）所中断的一个论题806，即在梦的形成过程中干扰睡眠的肌体刺激的作用问题。由肌体刺激所形成的梦，不仅直接显示出愿望满足的通常倾向及其方便性，而且也常常显示出极明显的象征作用；因为，这样的刺激在梦中以象征的伪装来应对，它遭失败后才惊醒梦者，这种情况绝非罕见。不仅遗精或性欲高潮的梦如此，由小便或大便需要所引起的梦亦如此。“遗精梦的独特性不仅使我们能够直接揭示某些现已被认为是典型的性欲象征，也能揭示那些激烈争论的性欲象征；它还能使我们确信，梦中某些表面天真无邪的情境，也不过是赤裸裸的性欲景象的象征序幕。一般而言，后者在相对少见的遗精梦中被无伪装地表露，但常常足以导致焦虑梦，而焦虑梦则同样具有惊醒睡者的效应。”[兰克，同上，第55页]

尿刺激梦的象征作用尤其明显，且早已为人所知。希波克拉底就已表达过这一观点，认为梦见喷泉或泉水，就表明膀胱失调（哈夫洛克·霭理士[1911，第164页]）。施尔纳[1861，第189页]研究了尿刺激象征的多元性，并断言：“任何强烈的尿刺激都必然要转为性感带的刺激及其象征表现……尿刺激梦通常也是性梦的代表。”[同上，第192页]

奥托·兰克在那篇讨论象征唤醒梦的分层作用的论文[兰克，1912a]中表明，大多数尿刺激梦事实上很可能是由性刺激引起的。其中性刺激试图通过尿刺激梦在婴幼儿的尿道性欲形式中寻求一种退行的满足[同上，第78页]。对此我表示赞同。特富启发性的情况是，由此建立的尿刺激导致惊醒和排尿，但梦仍然继续着，此时，性的需要就会以毫无伪装的性欲想象加以表达。

肠刺激梦以类似方式揭示了其所包含的象征作用，并同时证实了为社会人类学所充分证实了黄金与粪便之间的联系。（参见弗洛伊德，1908b；兰克，1912a；达特纳，1913；以及里克，1915。）“例如，一位正在医治肠疾的妇女患者梦见，有人在一间看似乡间厕所的小木屋埋藏黄金。梦还有一个部分，说的是她正为刚拉完大便的小女儿揩屁股。”[兰克，1912a，第55页]

援救梦与分娩梦密切相关，在妇女的梦中，援救，特别是从水中援救，与分娩具有同样的意义。但是，男人水中援救梦的意义就不同了。807

强盗、窃贼、鬼怪等使某些人在睡前担惊受怕，他们也往往在人们熟睡之后袭击人们。所有这些梦，都起源于同一种类的童年回忆。他们作为夜晚来客，唤醒孩子以免尿床，或是揭开被子以看看孩子双手的摆放位置。对某些焦虑梦的分析使我更有可能确认这些夜间来客的身份。在所有的梦中，强盗代表睡者的父亲，而鬼怪则代表身穿白色睡袍的女性。[1909]

六、若干梦例——梦中的计算和言语808

在赋予控制梦的形成的第四个因素以合理地位（参见第488页以下）以前，我想摘录我所收集的一些梦例。其目的部分地在于说说前面已知的三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部分地在于为前面尚未得到证实的论断提供证据，或指出从它们之中必然得出的结论。在说明梦的工作时，要用实例来证实我的发现，我觉得很有难度，因为任何用以支持个别论断的实例，都只有在对一个梦进行整体解释的背景中才具有说服力。实例若脱离整体背景，便失去了原有价值。但是另一方面，对一个梦即使做不甚深入的解释，也会变得十分纷冗，从而使我们失去本想用以支持的思想头绪。因此，下文论及的、仅以本章前几节内容为共同联系的诸事，若显得松散，只是由于这一技术困难造成的。[1900]

首先，我想就梦的特殊表达方式列举实例若干。

一位女士梦见：一个女佣站在梯子上，好像是在擦窗户，身旁有一只黑猩猩和一只猩猩猫（梦者后来改正为安哥拉猫）。她将两只动物抛向梦者；黑猩猩紧贴着身体和她睡在一起，使她感到很恶心。——这个梦以极简单的设计达到了目的：即采用言语的质朴形象来表达其意义。“猴子”以及动物的名称，常被用以代表恶骂；这个梦境所意味的正是“抛来恶骂”。关于梦的工作使用这种简单设计，在下面各梦中我们将遇到大量其他实例。

另一个梦采用了非常类似的方法：一妇女生下一个颅骨极度畸形的男婴。她听说这是由胎儿在子宫中的位置造成的。医生说通过挤压术可以使婴孩颅形好转，但这可能会伤及其大脑。她想，因为他还是婴儿，挤压技术不会伤他太多。——这个梦含有对“儿童印象”这一抽象概念的一种造型表现，“儿童印象”是她在治疗过程中知道的。[1900]

下例梦的工作采用了稍有不同的方法。梦境是一次去格拉茨附近的希尔姆泰克809郊游。外面下着大雨，有一个破旧的旅馆，四壁滴水，被褥潮湿。（梦的后半部分没有我记得这么直截了当）此梦意为“过剩”。梦念中的这种抽象观念先是被迫扭曲，后被表现为“泛滥”、“溢满”或“液体”等形式——进而表现为一系列类似图景：外面的雨水、墙壁漏水、被褥湿水——一切都在流动或“泛滥”。[1900]

毫不奇怪，对梦的表现形式而言，词的写法远不如其读音重要，尤其在我们想起韵文时更是如此。兰克（1910，第482页）详细论述并分析了一个姑娘的梦。她梦见自己走过一片田野，割下丰满的麦穗[“?hren”]。儿时的一个朋友走过来，她想躲避他。分析表明，此梦涉及到一次接吻——一次“体面的接吻”[“Kuss in Ehren”，其发音与“?hren”同，字面意为“体面的吻”）。810在这个梦中，应被切割而不是拔除的“?hren”表现为麦穗，而与“Ehren”凝缩一体，代表了其他许多[隐意的梦]思想。[1911]

另一方面，对某些梦而言，语言的进化过程已使梦的工作轻而易举。因为梦可以使用大量的语言词汇，而这些词汇最初都具有形象的和具体的意义，只是现在已变得无色彩和抽象的了。梦的工作只是赋予这些词汇以原有的充分意义或在其发展的某一阶段所具有的意义。例如，一位男性曾梦见弟弟在Kasten[“箱子”]之中。在解释过程中，Kasten被置换为Schrank[“碗柜”——在抽象意义上也被用做“障碍”或“约束”]。梦的隐意是，他弟弟应自我约束[“sich einschrmlken”]——而不是由梦者来约束他。811[1909]

另一男性梦见自己爬上一座山巅，可以俯视特别辽远的景观。这里，他把自己认同为一个兄弟，而这位兄弟正是一份远东事务《评论》（survey，有“眺望”之意）杂志的编辑。

《绿衣亨利》中叙述了一个梦：一匹精神饱满的马正在一片美丽如画的麦田里打滚，每颗麦粒都是“一粒甜蜜的杏仁、葡萄干或一枚新币。……用红绸布包着，并由一束猪鬃捆在一起。”作者（或梦者）对这一梦境给我们提供了直接的解释：马被麦穗刺得惬意并叫喊：“Der Haler sticht mich！”812[1914]813

汉森（Henzen，1890）指出，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古代传说中，有大量使用双关等语言修辞手段的梦。在他们的传说中，很少有不使用双关语或字词游戏的梦。[1914]

收集这些表现方式并依据其内在原则加以分类，这本身就可以写成一本书。[1909]这些表现方式，有些几乎可以看成是机智的笑话，并使人觉得，如果没有梦者的协助，便无法对它加以理解。[1911]

（1）一位男士梦见，有人向他问起某人的姓名，但却想不起来。对此梦的意义，他自己解释为“他根本不梦见这种事情”。[1911]

（2）一女性患者告诉了我一个梦，说是梦见所有的人都特别高大。她说，“此梦肯定与我童年有关，因为那时，所有成年人对我自然显得异常高大。”（参见第30页注）她自己并未呈现于显梦中。——梦意指童年亦可表现于其他方式，即将时间转换为空间，其中，人物和风景看起来似乎非常遥远，或像是在路的尽头，亦或似倒过来用看戏用的望远镜所看到的景象。[1911]814

（3）一位在职业生活中喜用抽象而不确定词语的机警男士，有一次梦见，他到达车站时一列火车正在进站；但随后发生的是站台向火车移去，而火车却静止不动——这是对事实的荒谬颠倒。这个细节不过是一个暗示，它要我们在梦的内容中寻找另一种颠倒。[参见第326页]这个梦的分析使患者想起一些画册，其中有男人倒立用手行走的画幅。[1911]

（4）这同一患者另一次又告诉我一个短梦，令人想起猜字画谜的技术。他梦见叔叔在汽车（automobile）里给他一个吻。之后对此作出我怎么也想象不到的解释，即它意味着自淫（auto-erotism）。此梦之内容若是发生在清醒生活中，那只能是一个玩笑而已。815[1911]

（5）一位男士梦见把一位女士从床后拉出来。此梦的意思是，他对她有所偏爱[1914]。816

（6）一男士梦见自己是一位与皇帝对桌办公的官员。这表明他把自己置于与父亲对立的位置。

（7）一男士梦见自己在为某人医治断肢。分析揭示，骨折[“Knochenbruch”]代表婚姻破裂[“Ehebruch”，正确地说是“通奸”][1914]。817

（8）梦中的一天的时刻往往代表梦者童年某一阶段的年龄，例如有一个梦，“早晨5点一刻”代表5岁零3个月的年龄。这个年龄很重要，因为这正是梦者在弟弟出生时的年龄。[1914]

（9）下述是在梦中表示年龄的又一方法。一位妇女梦见，她和两个小孩一起散步，这两个女孩年龄相差15个月。她想不出梦中女孩是谁家的。她自己解释说，梦中两个女孩都代表她自己，而且梦使她想起，她在童年有过两次创伤事件，一次发生于3岁半，另一次发生于4岁零8个月，其时间相差正好15个月。[1914]

（10）正在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人会梦见这种治疗，并在梦中表达许多由这种治疗所引起的思想和期待，实不足奇。用以表现这种治疗最频繁的意象是旅行，而且往往是以汽车这种现代的和复杂的工具为手段的旅行。汽车的快速于是便被患者有机会表达讽刺性评论。——如果“潜意识”是患者清醒生活的一个元素，而须在梦中加以表现，便可以恰当地被某些地下区域所代替。——这些区域与精神分析治疗没有任何关联，并代表着女性身体或子宫。——梦中的“下面”通常与生殖器相关，而“上面”则与脸面、嘴或胸乳相关。——野兽一般被梦的工作用以表现梦者所害怕的激情冲动，无论是他本人的或是别人的。（于是，用野兽来代表拥有这些激情的人只需稍做移置即可。对于那些用猛兽、狗或野马来表示令人敬畏的父亲——这是一种使人回想起图腾的表现方式——的梦，我们也不难理解。）818也许可以说，野兽用来代表力比多，它是一种为自我所畏惧并以压抑手段与之对抗的力量。梦者将他的神经症或“病态人格”从他自身分离出来，并把它描绘为一个独立的人，这种情况也经常发生。[1919]

（11）以下是汉斯·萨克斯（1911）记录的一个梦例：“我们由弗洛伊德《释梦》中知道，梦的工作用不同的方法赋予词或短语以感觉的形式。例如，假若要表达的是一个歧义词，那么梦的工作便可将其双方歧义用作转换点，从而使其意义之一表现于梦念之中，其意义之二则介入显梦。下面这一短梦即如此，它为了表达的目的而机智地使用了前一天的恰当印象。做梦当天，我身患感冒，于是晚上决定，如果可能，就整夜不下床。在梦中，我似乎只是继续着白天做的事，即将剪报分类贴入粘贴簿。我梦见正在把一张剪报贴进簿子，但它却粘不上[‘er geht nicht auf die seite’]，这使我很痛苦。我醒了，并觉得梦中之苦仍萦绕未消，于是放弃睡前的决定。作为我睡眠的守卫神，通过‘er geht nichtauf die Seite’[‘但不要上厕所’]这一歧义短语的可塑性表达方法，给了我不想下床的愿望以幻觉性满足。”[1914]

我们可以说，为了给梦以视觉的表现，梦的工作使用着它可使用的任何方法，而不管清醒的批判力视之为合法或不合法。正是这个原因使得那些只是听说、但从未实践过释梦的人，对梦的工作产生怀疑和嘲弄。斯泰克尔《梦的语言》（1911）一书对此提供了特别丰富的例证，但我未加援引，是因为作者的判断缺乏批判性及其技术的任意性。即使对于毫无偏见的人而言，这也会引起怀疑。[参见第350页][1919]

（12）（1914）以下梦例引自V.托斯克（1914）关于梦中使用服饰和颜色的文章。

a.A梦见他以前的一位家庭女教师，身穿黑色[Ltister]衣服，臀部绷得很紧。——这被解释为女教师的淫荡（lüstern）。

b.C梦见在某某大道上看到一位姑娘沐浴白光之中，身穿白色外套。——梦者曾在这条马路上与一位姓白的小姐初次发生暧昧关系。

c.D夫人梦见80岁的维也纳老演员布拉塞尔全身披甲[“in voller Rüstung”]躺在沙发上。他开始在桌椅上蹦跳，拔出短剑，对镜自顾，在空中挥舞短剑，看似在与一位想象的敌人角斗。——解释：梦者患有慢性膀胱[blase]病。她躺在沙发上接受分析；当她对着镜子看自己时，她私下想，尽管年老有病，她仍然矍铄健壮[rüstig]。

（13）[1919]一个梦中的“伟大成就”——一男士梦见他是一个孕妇，躺在床上。他觉得处境很不舒服，叫道：“我宁愿是……”（在分析中，当想起一位护士后，他以“破碎的石头”完成了这个句子）。床后挂有一张地图，地图的下沿由一条木片铺展开。他抓住木片的两端想把它拔下，结果木片没有折断而是裂成两半。这一动作解除了他的痛苦，同时帮了他的分娩。

他在未受帮助的情境下将折裂木片[Leiste]解释为一次伟大成就[Leistung]。他试图通过脱离女性态势来逃避（治疗中的）困境。……关于木片不是折断而是纵裂这一荒谬细节，梦者解释如下：这使他想起，翻倍和破坏的结合是阉割的一种隐喻。梦往往用两个阴茎象征的呈现来代表阉割，作为一个对立愿望的大胆表示[参见第357页]附带指出，“Leiste”[“腹股沟”]是生殖器附近的身体部分。梦者将其解释概括为，他战胜了阉割恐惧，正是这一恐惧才导致了他采取女性态势。819

（14）[1919]有一次我用法文进行分析一个梦。梦中，我呈现为一头大象。我自然要问梦者，为什么我被表现为大象，他的回答是“Vous me trompez”[“你在欺骗我”]（“trompez”=“trunk，象鼻子”）。

通过各种罕见的、牵强附会的联想，梦的工作常常可以成功地表现那些难以驾驭的材料如专有名词等。在我的一个梦中，布吕克老先生委托我一项解剖任务820。……我从中捞出某种看似皱缩的锡纸的东西。（后面我还将论及此梦[见第452页以下]。）我对此（不无困难地）形成的联想是“stanniol”821。随后我便知道，我想的是Stannius的名字，他是我年轻时十分佩服的一篇关于鱼类神经系统的论文的作者。实际上，我的老师[布吕克]第一次交给我的科学任务，就是对有关一种叫Ammocoetes的鱼类的神经系统的研究[弗洛伊德，1877a]。很显然，在梦的画谜中是很难使用这类鱼的名称的。[1900]

这里我禁不住要记录一个非常奇特的梦，而且也值得一提的是，它是一个小孩的梦，易于进行分析解释。一位女士说：“我记起在小时候总是梦见上帝头戴一顶纸质三角帽。那时，我在餐桌上总是戴着那样的帽子，以避免看见其他孩子盘中食物的多少。因为我已听说上帝是全能的，所以这个梦的意义便是我无所不知——尽管我头上戴着一顶帽子。”[1909]822

考察梦中出现的数字和计算823对于我们认清梦的工作之本质及其如何处理其材料即梦念，极具启发性。而且，由于梦中的数字被迷信地认为对未来具有特别的意义824，所以，下面我就从我的梦例积累中选举若干这种实例。

（一）

一女士在治疗结束前不久做了一梦，摘录如下：她正要去付账。她女儿从她（母亲）的钱包里拿出3弗洛林65克鲁斯，梦者问她：“你做什么？那只需21克鲁斯。”825由于我熟知梦者的情况，所以无须她做出任何解释，我便能理解这个梦。这位女士是外国人，她女儿正在维也纳上学。只要她儿女留居维也纳，她就能继续接受我的治疗。女儿的学年再过3个星期即告结束，这也意味着她的治疗亦将告终。做梦前一天，女校长前来问她，是否考虑让女儿再续读一年。这一提示自然使她想到，如果那样的话，她的治疗亦可继续。这就是梦的所指。一年等于365天，学年和治疗所剩之3星期等于21天（虽然治疗时间短于此）。梦念中指时间的数字在显梦中被用以指钱数——其中含有更深一层意义，“时间就是金钱”。365克鲁斯只合3弗洛林65克鲁斯，梦中钱数之少显然是愿望满足的结果，梦者希望上学和治疗的费用都要缩减。

（二）

另一个梦中出现的数字，情况更复杂。一女士虽然还年轻，却已婚多年。她听说一位几乎和她同龄的熟人艾丽斯·L则刚订婚，于是做了下面这个梦：她和丈夫在剧院看戏。剧院前排另一边座位全空着。丈夫告诉她，艾丽斯本也想和未婚夫同来，但只能买到不好的座号——3张票1弗洛林50克鲁斯——于是当然没买。她想，如果她们买了其实也无妨。

1弗洛林50克鲁斯是怎么来的呢？它来自前一天发生的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那天，丈夫给了他妹妹150弗洛林，他妹妹很快用这些钱买了一件珠宝。需注意的是，150弗洛林是1弗洛林50克鲁斯的100倍。3张戏票这个数字又源起何处呢？唯一与此相关的是她那刚订婚的朋友恰比她小3个月。如果找到剧院前排座位空着的意义，梦便得到解释。空着的座位不加掩饰地暗指一件小事，这件小事曾引起丈夫的嘲弄。她想去看定于下周上演的一出戏，并于数天前就忙于购票而多付了一些订票费。当他们到达剧院时却发现座位的另一半几乎全空着。其实她根本无须着急买票。

下面我要指出此梦的梦念。“这么早地结婚实在荒谬，我根本不必如此着急。从艾丽斯·L的情况看，我最终会得到一个丈夫的。的确，如果我耐心等待的话”（与小姑子的性急构成反题），“我应该能找到一个比现在好100倍的丈夫”（一件珠宝）。“这样的丈夫，凭我的钱”（或嫁妆）“可以购得3个。”

可以看出，此梦出现的数字，其意义和背景的变动程度均比上一个梦大得多，其伪装和歪曲的过程亦更深入。这应解释为，为了表现它们，在这种情况下梦念需克服特别强烈的内部精神抵抗。此梦还有一个带荒谬色彩的事实不该忽视，即两个人占有3个座位。这里，我要预先提及对梦的荒谬性（absurdity）的讨论[第426页以下]，并指出，此梦的这一荒谬细节，意在表达梦念中最受强调的成分，即“这么早结婚实在荒谬”。需在梦中加以表现的荒谬，恰被3这个数字巧妙地完成，它本身起于2人相比之下的一个很不重要的差别——即年龄相差3个月。梦中将150弗洛林表现为1.5弗洛林，实为梦者潜意识思想中对其丈夫（或珠宝）的轻蔑。826

（三）

下例展示的是梦使用的各种计算方法。这些方法使梦深受非议。一男士梦见，他在B家——他以前认识的一家人——就坐，并对他们说：“你们不让我娶玛丽是一个大错。”——然后问玛丽：“你多大了？”——她答：“我生于1882年。”——“噢，那你28岁了。”

由于梦是1898年做的，其中计算显然错了。如果不能另做解释，梦者的运算能力之差只能比作全身麻痹患者。我的这个患者属于那种见了女人就想追的男人。数月以来，前来我处就诊并排在他后面的总是同一位年轻女士，他由此认识了她。他总是不断探问她的情况，并急于给她留下一个好印象。正是这位女士，他估计为28岁了。所以梦中的计算便可得解。至于1882年，正是梦者结婚的那一年。——可以补充交待的是，他总是禁不住要和在我的诊室碰见的另外两位女性攀谈——即经常为他开门的两位女佣（她们怎么看也不显得年轻）。她们待他不冷不热，他对此解释说，是因为她们把他看成是上了年岁有固定习惯的人。

（四）827

以下是有关数字的又一梦例，其特点是决定方式——或毋宁说，是多重决定——的异常清晰。此梦及其解释均来自B.达特纳医生。“我住的公寓的主人是一名普通警员，他梦见在街上执勤（这是一个愿望满足）一位巡官走过来，领章上的号码是2262或2226，总之有好几个2。”

梦者在报告此梦时将2262这个数字分开。仅此事实而言，便表明这个数字的不同成分有不同的意义。他记起梦的前一天，警察局内同仁议起各位服役年资，其中一位巡官在62岁时领取养老金退休。梦者只服役了22年，离领取90%养老金的资格还差2年零2个月。此梦首先表达了梦者长期怀抱的想达到巡官警衔的愿望满足。领章上带有“2262”的那位上级警官，其实就是梦者自己。他正在街上执勤是他的另一美好愿望——他已服满所剩2年零2个月的役期，现在能像那位62岁的巡官一样，领取全额养老金退休了。828

统观这些及下文将提出的梦例，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梦的工作事实上并不做任何计算，也无所谓正确与否，它只是把数字放入计算的形式之中。而这些数字则为梦念所有，并能够用以暗指那些无法用其他方式加以表现的事情。从这方面看，梦的工作只是把数字作为表达其目的的一种媒介，恰如它用其他方法来表达其他任何观念一样，包括作为语言表现方式的专有名词和言语。

虽然梦不可能真实地产生言语[见上文第183页以下和第304页]，但梦中却可以呈现大量言语和会话，不管其本身是否有意义。分析总是表明，梦的工作只是从梦念中抽取若干说过或听过的言语片断，以极其任意的方式加以使用。它不仅把这些片断从其背景中抽取出来加以取舍和分割，而且还往往以新的次序把它们组织起来。所以梦中出现的一个言语整体，经分析，表明是由三四个分离的片断组合成的。在构成新的言语形式时，梦往往放弃字词在梦念中所具有的原始意义而赋予以新的意义。829我们如果仔细考察梦中一番言语，便会发现，它一方面含有一些相对明晰且紧凑的部分，另一方面又有一些可能是后来加上去的连结成分，正如我们阅读过程中补上偶然遗漏的字母和音节一般。因此，梦中言语之结构似角砾岩，其中大小不同的岩石块由黏合剂凝于一体。

严格地讲，这种说明只适用于梦中那些具有感性特征且被梦者自己称为言语的言语部分。而其他那些梦者不觉得是听到或说过的言语（即在梦中不伴有听觉和运动感觉），则只是和我们在清醒思维活动中所发生的同样思想，而且往往能够不加改变地进入梦中。这种不加改变的言语之另一丰富源泉，似乎是由阅读材料提供的，虽然对此难以追溯。但是，任何在梦中明显作为言语呈出的东西，都可以追溯到梦者真实听过或说过的内容。

在我为其他目的而引证的梦例中，其分析已揭示了梦中言语的这一起源。例如，在第183页所报告的那个“天真无邪的”梦中，说出的话“那再也买不到了”，将我等同于肉贩子，而使之成为“天真无邪”的梦的，事实上是另一番言语的一个部分，即“我认不出，不买了”。我们当记得，梦者在前一天受到厨师的某些暗示后说：“我不认识，请你检点些！”这句话中，前半部分听起来天真无邪，它之介入梦中，是由于它暗指着后半部分。而后半部分则极巧妙地与梦的潜隐幻想相吻合，但同时也把它泄露出来。

如果下一例可以代表很多梦，它们都指向同一结论。

梦者在一个正焚烧死尸的院里，说“我得走，我看不得这个。”（这不是一个明确的言语）随后，他遇见屠夫的两个儿子，便问：“味道好吗？”其中之一答：“不，一点不好。”——这对话似乎把死尸当成人肉。

此梦之质朴起因如下：晚饭后梦者和妻子走访一家邻居。邻居虽是些好人，但绝非完全合胃口。好客的老夫人正在吃晚饭，并想强迫他（在男人中有个用来开玩笑的带有性意味的短语来表达这一观念830）尝一尝。他谢绝了，说没有胃口。她说“来，尝一点”或类似的话。他于是被迫尝了一口并奉承道：“味道很好。”对邻居的执拗及其饭菜的味道，他在回家的路上向妻子大加抱怨。在梦中亦未能呈现为严格意义上的言语的一个想法，即“我看不得这个”，是对邀请他的老夫人之体态的一个暗指，而且必定也意味着不想看她。

另有一梦更富启发性，我在此提及是因为言语在此梦中的以极其明确的形式构成其核心，但全面解释则留待下文讨论梦中情感时[第460页以下]。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我晚上去了布吕克实验室，听到轻轻的敲门声。开门后只见（已故的）弗莱切尔教授带着一群陌生人进来。寒暄几句他便坐到他的桌子旁。接着做了第二个梦。我的朋友弗利斯7月间毫未兴师动众地来到维也纳。我在街上看见他和我（已故）的朋友P在交谈，并随他们一同来到一个地方。他们相对而坐，好像是在桌子边，我在桌子一角坐下。弗利斯谈着他姐姐，说她刚去世不到45分钟。并说了诸如“这就是阈限”之类的话。他因P听不懂他的话，831便转身向我告诉了P多少有关他的事。其时我心头涌起异样的感情，并试图对弗利斯解释，P（自然什么也听不懂，因为他）已去世。但我实际说的——而且我还注意到了其错误——是：“Non vixit”。随后我狠狠瞪了P一眼。这一瞪使他脸色发白、身影模糊起来、眼睛病态地发蓝——最后消失不见了。对此我很欣慰，并认识到，恩斯特·弗莱切尔也只是一个幽灵、一个“亡魂”；我又觉得，这种人很可能会只因别人的喜欢而存在，又因别人的期望而消失。

这一精巧的梦包含了梦的许多特征——如我在梦中的批判能力，当我说“Non vixit”而不说“Non vivit”[即说“他未曾活过”，而不是说“他已故去”]时我能觉察其错误，我对死人和在梦中认为是死去的人的无所谓态度、我最后推论的荒谬及其给予我的巨大满足等。此梦展示了如此多的谜一般的特征，以至于我确该花更多的笔墨对之做出全面的解答。但事实上我不能这么做——既不能像在梦中那样，为了我的野心而牺牲我极尊重的人。然而，任何隐瞒都必将损及我对梦的意义的理解；因此，此处及下文[第480页以下]中，我都将满足于只选择其若干成分加以解释。

梦的核心特征是我一瞪眼使P消失的那一幕，他的双眼变成奇怪的蓝色，他也消失不见了。这一幕明明白白地是我亲身体验过的一个场景的翻版。我记得在生理研究所当演示实验员时，我一大早就开始工作。布吕克听说我去学生实验室时有时迟到。一天早晨，他于开门时准时到达并等着我。他那简短而切中要害的话倒没什么，使我诚惶诚恐的是他那双蓝眼睛对我的凝视，它使我无地自容——正如P在梦中那般，只是梦中角色的调换使我稍感安慰。任何记得这位大师甚至年老时还十分美丽的双眼，并见过他发怒的人，都不难体会这位年轻过失者当时的情感。

然而，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未弄明白梦中判断“Non Vixit”源起何处。但最终我想到，这两个字不是作为听过或说过，而是作为看过的字才在梦中获得极高清晰度的，于是立即明白了其出处。在维也纳霍夫堡[皇宫]凯瑟·约瑟夫纪念碑的基座上，镌刻着下列感人的碑文：

Saluti Patriae vixit

non diu sed totus.832

我从碑文中摘选了几个足以表达梦念中敌意观念的字，它们也足以暗示，“他对此事没有发言权，——他甚至不存在。”这又使我想到，关于我把“publicae”误为“patriae”的原因，威特尔斯[1924，第86页；英译本（1924），第100页以下]的猜测也许是对的。

此梦是在弗莱切尔纪念碑揭幕833于大学走廊后不几天做的。其时我又一次看到布吕克纪念碑，而且必定（在潜意识中）不无惋惜地想到我的朋友P之英年早逝。他毕生献身于科学，却不能在这些走廊上赢得一座纪念碑。于是，我便在梦中为他树起这座丰碑，他的教名恰是约瑟夫834。

从释梦原则来看，即使这样，仍不能说明从凯瑟·约瑟夫纪念碑碑文记忆中抽取的Non vixit何以过渡为梦念所要求的Non vivit。因此梦念中必然还有其他成分，从而使这一过渡成为可能。于是我不禁注意到，梦境中，我对朋友P有两种情感合为一流地同时表现于Non vixit这一短语之中，即敌意和温情，其中前者浮于表面，后者隐而不现。我因他曾献身于科学而为之树起丰碑，又因他怀有恶意的愿望835（表现于梦的结尾处）而使之消失。我注意到，这最后一句调子奇特，我内心必定对此已有一个模式。对同一个人具有并列的两种对立反应，其中两个反应都完全合理又相互不容，像这样的反题（antithesis）在哪里才能找到呢？只有在一段文字中——一段给读者以深刻印象的文字，即莎士比亚《恺撒大帝》[第三幕第二场]中布鲁特斯的一段自我辩白：“因为恺撒爱我，我为他哭泣；因为他幸运，我为他高兴；因为他勇敢，我赞美他；但是，因他野心勃勃，我杀死了他。”这些句子的形式结构及其对立意义，和我梦念之所揭示，不正完全相同吗？所以在梦里，我扮演了布鲁特斯的角色。如果我能在梦中找到另外的证据，来证实这一令人吃惊的间接联系纽带就好了。我想到一个可能的证据是“我的朋友弗利斯7月间来到维也纳”。梦的这一细节并无事实根据。就我所知，我的朋友弗利斯从未在7月间来过维也纳。但7月这个月份是根据恺撒大帝提出来，因而可能很好地表达了我的一个中介思想，即扮演布鲁特斯的角色836。

说来奇怪，我还真扮过一次布鲁特斯这个角色。有一次，我为孩子们表演了席勒一出戏837中有关布鲁特斯和恺撒的一幕。那时我14岁，和长我1岁的侄儿同演。他是从英国回国顺道来看我们，因而也是一个归魂，因为他带回来的是我早年的游戏伙伴。在我3岁以前，我俩一直形影不离。我们彼此爱护又相互打斗；正如前文所暗示[第198页和231页]，这种童年关系对我后来与同龄人之间的所有关系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那以后，我的侄儿约翰有了很多化身，这些化身不时地重现了他的人格的不同方面，但在我的潜意识记忆中却一直未变。他一定曾对我很不好过，而那时我肯定也不示弱，因为后来我多次听说，当我父亲亦即约翰的祖父责备我说“你为什么打约翰？”时，我总是辩道：“我打他是因为他打我”——那时我还不到2岁。将“Non vivit”转换成“Non vixit”的必定就是这一童年景象，因为童年后期的小孩用“wichsen”[发音和英文“vixen，（泼妇）”相同]这个词来表示“打”。梦的工作并非不屑于使用这样的关联方式。我对朋友P的敌意毫无理由，他比我优越得多。而正是因为如此，他很适合于呈现为我儿时游戏伙伴的替代。所以，我对P的敌意必然根源于我对约翰那复杂的童年关系。[参阅第483页以下]838

前已交待，下文还将回过头来讨论此梦。

七、荒谬的梦——梦中的理智活动839

在释梦过程中，我们如此频繁地碰到梦的荒谬性，以致我们不能不对其起源和意义加以研究。因为如前所述，对那些否认梦的价值的人而言，正是梦的荒谬性为他们的主要论据，即把梦当成微弱而支离破碎的心灵活动的无意义产物，提供了论证的基础。

我先提出若干梦例，表明其荒谬性只是表面现象，一旦梦的意义被仔细研究，其荒谬性便烟消云散，下面是几个（看起来好像是偶然地）涉及到梦者已故父亲的梦。

（一）

这是一个6年前丧父的患者做的梦：他父亲遇到一次严重灾祸，所乘夜班火车脱轨了。车座挤压到一起，他的头被夹在中间。梦者看见他躺在床上，左眉上方有一条纵向伤口。他父亲会遇上车祸使他惊奇不已（因为他已经死了，他在叙说梦时补充道）。他的双眼是那么明亮！

根据梦的流行理论，我们或可解释此梦内容如下。首先我们可以假设，梦者在想象这一车祸时必定忘记其父已故数年；但是，随着梦的进行，这一记忆必定重现，使其对梦的内容自感吃惊。然而分析告诉我们，寻求这种解释显然无济于事。梦者已委托一位雕塑家，为他父亲制作一座半身塑像。塑像于做梦前两天雕好，其时梦者第一次看了一眼。他认为这件事正是灾祸。雕塑家从未见过他父亲，便只得根据照片进行雕塑。就在做梦前一天，出于孝道，他派了一位老管家去雕塑室，看他对大理石头像是否有同样的看法，即头部是否雕得太窄了。现在，他又从记忆中想起构成梦的诸多材料。他父亲每当受困于商务危机或生计困难时，总是习惯于用双手挤压前额两侧，好像他的头太宽了，想把它压缩些。——患者4岁时曾看到一次手枪走火事件，弄黑了父亲双眼（“他的双眼那么明亮！”）——他父亲生前每当沉思或悲伤时，前额总会形成一道深深的皱纹，位置就在梦中出现伤口处。皱纹在梦中被伤口代替这一事实，又引出梦的第二个诱因。梦者曾为小女儿拍照，底片从他手中滑落，捡起来时，小女前额眉上被纵向划了一道裂痕。他不禁对此产生迷信，因为他也曾弄碎母亲的一张照相底片，之后不几天，母亲便去世了。

因此，此梦之荒谬，不过是言语表达上的一个疏忽所导致的结果，它未能把半身塑像及照片与真人区分开。我们每个人[在看一张照片时]都有可能说：“你不觉得父亲出了什么问题吗？”梦中出现的荒谬其实很容易加以避免；若仅就这个梦而言，则我们会认为，其荒谬性是可接受的，甚至是有意设计的。

（二）

以下是我自己做的一个几乎完全相似的梦。（我父亲故于1896年）我父亲死后在马扎尔人（匈牙利的主要民族）中起着重要的政治作用，使他们在政治上团结一致。这里我看到一幅不甚明确的小画：有一群男人，好像是在德国国会大厦；有人站在一两只椅子上，其他人围在周围。我记起他去世时躺在床上极像加里波第，并因诺言的实现而感到高兴。

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呢？此梦做于匈牙利因国会作梗而陷入混乱和危机之时，其后苛洛曼·泽尔840拯救了他们。梦中呈现为一幅小画的细节情境与梦的解释并非不相干。梦念往往被表现为同真实情况一样大小的视觉图像。但我在梦中看到的那幅小画，是一本奥地利史书中一幅木刻插图的再现。那幅木刻描绘的是在那著名的“Moriamur prorege nostro”841事件中，玛丽亚·特里萨在普雷斯堡议会上。和画中玛丽亚·特里萨一样，梦中我父亲被一群人围着。但他是站在一两张椅子上[“椅子chair”=“Stuhl”]。他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因而是主裁判[“Stuhlrichter”，字面意为“主席裁判”]。（德文习语“我们不需要裁判”为此提供了一个联系纽带。）——我父亲去世时，我们围坐在床边，确曾说过他看起来很像加里波第。他死后体温回升，脸颊越涨越红，……每忆起这些，我就不禁想到：

Und hinter ihm in wesehlosem Scheine

Lag, was uns alle b?ndigt, das Gemeine.842

这些振奋人心的思想还在另外一层意义[为分析理解]“共同命运”[“gemain”]上做好了准备。我父亲死后体温回升高与梦中“他死后”的说法相对应，他死前几个星期内最大的痛苦是由肠道完全麻痹（梗塞）引起的。各种不敬的想法均由此而出。我的一位同龄人在读中学时便失去了父亲——那次我自己也深受感染，并向他伸出友谊之手——有一次，他轻蔑地告诉了我他的一位女性亲戚的一次痛苦经历：她父亲死于街头，抬回家解衣时发现，他在临死或死后排了大便[“Stuhl”]。他女儿对此很悲伤，以至于这一丑陋的细节损坏了她对父亲的记忆形象。此处我们找到了表现于梦中的愿望，“死后应在孩子面前保持伟大和圣洁”——谁会不这么想呢？梦之荒谬情况又怎样呢？其表面的荒谬仅在于它给一个比喻以字面的形象。虽然比喻本身是合理的，但我们总是习惯于忽视比喻中各部分之间的矛盾所包含的任何荒谬性。此例使我们又一次感到，其表面的荒谬是有意而精心制作的。843

梦中经常出现死人844，他们好像活人一样和我们发生联系并一起活动，这引起了种种不必要的惊奇，并导致一些颇有影响的解释。这些解释使我们对梦的意义之不可理解为一些坚定的信念所取代。其实这些梦的解释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经常会想，“如果我父亲还活着，他会怎么说呢？”梦表达不了这种“如果”，而只能把他表现于某一具体情境之中。例如，有位继承祖父大笔遗产的年轻人，一次因花钱过度而感到自责时做了一个梦：他祖父又活了，并要他作出交待。如果我们知道并且断言，他祖父毕竟是死了，那么我们就会认为，此梦之批判性，事实上不过是一种安慰的想法，即他祖父不可能看到他花钱过度；或者是一种满足感，即他祖父再也不可能干涉他的花钱了。

遇见已故亲属的梦还另有一种荒谬性，它表达的不是滑稽或嘲弄845，而是一种极端的否认，并由此使梦有可能表达梦者认为不可思议的、被压抑的思想。除非记住梦对所希望的事和真实的事不加区分这一事实，否则我们无法阐明这种梦。例如，一位在父亲病危时照料他、并对父亲的死深感悲伤的男士，在父亲死后不久做了一个毫无意义的梦：他父亲又活了过来，并以惯常的方式同他谈话，但（明显的事实是）他真的已死了，只是他不知道而已。只有我们在“他真的已经死了”后面加上“是梦者愿望的结果”，并把“他不知道”解释成梦者已怀有父亲之死的愿望，这个梦才可理解。他在照料父亲时曾反复希望父亲死去，即是说，他确曾有过一个仁慈的想法，认为死亡可以结束父亲的痛苦。甚至在父亲死后哀悼期，这一同情的愿望仍然是他潜意识自责的主题，好像真的因为他的愿望而过早结束了父亲的生命。这种自责在梦中得以表达，是因为梦者早年反抗父亲这一幼儿冲动的复活；但促成梦之荒谬性的，正是梦的刺激因素与日间清醒思想之间的巨大差异。846

梦见生前为梦者所喜爱的死人，确实为释梦带来困难，而且很难得到满意的解释，原因在于支配梦者与死者关系的特别强烈的情感矛盾。在这种梦中经常出现的梦境是，死者最初像是活人，后突然变成死人，后又变成活人。这使人迷惑不解。我逐渐明白，梦中死、活的交替，意在表现梦者对梦见者死活之无所谓。（“他是死是活，对我都一样。”）当然，这并不是真的无所谓，而只是一种愿望，意在帮助梦者否认他那强烈而往往是对立的情感态度，从而构成其矛盾心理的梦的表征。——对其他与死人发生关系的梦而言，如下规律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如果梦中未提及死者已死的事实，那么梦者便是把自己等同于死者：即他是在对自己的死亡做梦。如果在做梦过程中，梦者突然惊奇地对自己说：“嗨，他已死许多年了”，那么他便是在否认这一等同，即否认梦意味着自己的死亡。847——但我愿意承认，释梦还远未揭示这类梦的全部秘密。

（三）

在下面这个梦例中，我抓住了梦的工作蓄意制作荒谬的活动，这种荒谬从梦的材料是绝难理解的。它是我准备度假遇见图恩伯爵后不久做的。[参见第208页以下]我租了一辆马车，令车夫送我去火车站。道上，他提出一些反对意见，好像我已使他疲惫不堪，我便说，“我当然不会与你一起驾车沿火车道走。”我好像和他驱车走过了一段通常要乘坐火车的旅程。对这个混乱而没有意义的梦的分析，得出如下解释。前一天，我租了一辆马车去多恩巴赫848的一条偏僻街道。但车夫不知道这条街在哪里，便自作聪明地驾车兜来兜去，直到我最后发觉并告诉他正确路线，同时说了他几句。在后来的分析中，有关车夫的一缕思绪转向了贵族。当时，我们中产阶级百姓对贵族的印象是，他们喜欢坐在车夫的位子上。图恩伯爵其实就是奥地利国家这部大车的御者。梦的第二句是指我的哥哥，我因此也把他当成御者。那年我取消了一次和他同去意大利的旅行。[“我不会与你一起驾车沿火车道走。”]这个取消是对他的一种惩罚，因为他总是抱怨我在这种旅行中惯于使他疲惫不堪（这一点未加改变地呈现于梦中），说我坚持要马不停蹄地从一处赶往另一处，在一天内看完太多的风景。做梦当晚，我哥哥陪我去火车站，但尚未到站时，他就在郊区站跳下车，要乘郊线车去伯克斯多夫849。我跟他说，他可以和我多呆一会儿，乘干线车去伯克斯多夫，而不是乘郊线车。这就引起梦中我坐马车走过的那段通常要乘坐火车的旅程。这是对事实的一种颠倒——是那种“你也一样”的争辩。我对哥哥说的是：“你坐郊线车的那段路，可以相当于陪我一起坐干线车的路程。”全部混乱就产生于我在梦中用“出租马车”来代替“郊线车”（但这一代替却大大有助于把御者和我哥哥的形象联结起来）。于是我成功地在梦中形成一些看似难以理解的事情，而且与我在梦中说的话（“我不会与你一起驾车沿火车道走”）直接矛盾。然而，由于我没有任何必要混淆郊线铁路和出租马车，所以我必然是在梦中有意安排了这整个谜一般的事情。

但目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必须探明梦之荒谬的意义以及允许甚至有意制造荒谬的动机是什么。此梦获解如下。对我来说，此梦必须具有某种与“fahren”850一词有关的荒谬或不好理解的内容，因为梦念中含有一个要求表达的特别判断。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在一位好客而风趣的女士——她在同一个梦的另一部分呈现为“女管家”——的家里，我听了两个猜不出的字谜。由于在场其他人都熟知谜底，所以当时我企图瞎猜一定显得荒唐可笑。两个字谜依“Nach-kommen”和“Vorfahren”二字的语意双关形成，谜面是：

Der Herr befiehlt's，[御者遵照了，

Der Kutscher tut's.主人的吩咐：

Ein jeder hat's，它躺于坟墓，

Im Grabe ruht's.为所有人拥有。]

（谜底：“Vorfahren”[“驾驶到”和“祖先”；更接近字面的意思是“来到……之前”和“前辈”。]）

尤其迷惑人的是，第二个字谜的前半部分与第一个字谜完全相同：

Der Herr befiehlt's，[御者遵照了，

Der Kutscher tut's.主人的吩咐：

Nicht Jeder hat's；它躺于摇篮，

In der wiege ruht's.不为所有人拥有。]

（谜底：“Nachkommen”[“跟随”和“后裔”；更接近字面的意思是“来到……之后”和“后继者”]。）

当我看到图恩伯爵庄严地驾驶在前面，并因听他赞誉伟大绅士不避其烦地被生出（或变成后裔）而陷入费加罗式的心境时，这两个字谜便被梦的工作采纳为中介思想。由于贵族很容易被混淆为御者，而且我们又曾一度称驾车人为“schwager”[“车夫”和“堂兄弟”]，所以凝缩工作便能将我哥哥介入梦中。然而，运作于这一切背后的梦念是，“为祖先而自豪是荒谬的，倒不如自己就是祖先。”正是以为某事“是荒谬的”这一判断，才导致了梦中的荒谬。这同时也澄清了梦之其余不明处，即为什么我会认为我已与车夫驾过一段路程了[vorhergefahren（“已驾过”）——vorgefahren（“驾到”）——Vorfahren（“祖先”）]。

于是，如果梦念中包含有某事“是荒谬的”成分，即如果梦者任一潜意识思想是以批判或嘲弄为动机，那么所做之梦便为荒谬的梦。因此，和在显梦中将某种梦念关系加以颠倒[第326页以下]或利用运动抑制的感觉[第337页以下]等方法一样，荒谬也是梦的工作用以表达矛盾的一种方法。然而，梦之荒谬并不能简单地译之为“不”，它意在重现梦念的心境，正是梦念把嘲弄与矛盾结为一体。梦制作任何荒谬之事，目的就在于此。通过这种方法，隐梦的一个部分又被赋予显梦的形式。851

事实上，关于这种意义的荒谬梦，我们已碰到过一个令人信服的实例，即那个我未经任何分析便解释了的梦：梦者梦见一出瓦格纳歌剧演至早晨7点45分，指挥站在塔上指挥乐队等等[参见第342页以下]。其意义显然是：“这是一个混乱的世界，一个疯狂的社会；该有所得的人却无所得，而不想得到的却得到了。”——梦者在梦里将自己的命运与表妹相比较。——前述梦例与已故父亲发生关系亦绝非偶然。在这些梦例中，制作荒谬的条件具有共同的特征。早在梦者童年时，父亲行使权威就引起梦者的反感；而从梦者说，父亲要求的严格使他们细心注意父亲的任何弱点。但是，特别是在父亲死后，他的形象引起的是孝心，从而加强了稽查作用，使任何这种反感不得以意识的形式加以表现。

（四）

以下又是一个有关已故父亲的荒谬梦。我收到故乡市政务会的一封信，说的是1851年某人在我家突然发病而住院的医护费用问题。我对此颇觉蹊跷，因为第一，1851年我还未出生，第二，此事可能与我父亲有关，但他已去世。我走到隔壁房间把此事告诉那人，他正躺在床上。令我吃惊的是，他想起1851年，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而被禁闭或拘留。那时他正在公司工作。我问他：“那么你是常喝酒了？你是否不久后就结婚了呢？”我算了一下我的生日，当然是1851年，那好像就是紧接信中提及年份后的一年。

从前述讨论我们当可推论，此梦一定要展现荒谬，只能是暗示着梦念中某一特别痛苦且强烈的争论。更为奇异的是我们发现，梦中的争论是公开进行的，而我父亲正是嘲弄的直接对象。这种公开性似乎与我们关于稽查作用与梦念关系的假设相矛盾。但是，只要我们认识到，此梦中，我父亲的出现只是一个假面形象，而争论的对象实际上只是一个在梦中以某种引喻表现出来的人时，问题就变得更清晰了。虽然在通常情况下，梦表现着对其后隐藏的是梦者父亲的人物形象的反抗，但在此梦中，情况正好相反。此梦把我父亲当作一个稻草人，来掩饰另外一个人；梦因此能够以这种不加伪装的方式来处理一个通常被认为是神圣的人，因为这时我肯定无疑地认识到我父亲并不是此梦真正意指的对象。之所以如此，乃在于梦的有趣起因。我听说，对于我的一位患者的精神分析治疗已进入第五个年头852这一事实，我的一位年长同事表示惊讶和不相信，随后便做了这个梦。梦的最初几句以明显的伪装方式暗指了一个事实，即这位同事一度曾接替了我父亲未能完成的职责（“住院的医护费用”），而且，当我们不再友好时，我陷入了一种情感冲突，正如当父子之间因误解以及父亲的地位及其以前所提供的帮助而必然导致的情感冲突一样。梦念是强烈抗议那位同事指责我进展太慢，他的指责先针对我对病人的治疗，后又泛及他事。我倒想，难道他知道有谁比我的疗效更快吗？难道他不明白，这种病患是很难治愈且持续终生吗？四五年与终生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何况病人在治疗期间还觉得生活好转了许多呢？

此梦之荒谬印象，大多起源于把不同梦念部分的句子不经任何转换过渡地拼凑到一起。例如，“我向隔壁房间的他走去”诸句与前面句子的主题相脱节，并准确地再现了当初我未经征求父亲的意见而告知他我准备结婚时的情境。所以，这句话向我表达的是我那位老父亲的宽宏大量，并与另外某人的行为形成对比。必须指出，此梦之被允嘲弄我父亲，是因为在梦念中他被敬为他人的楷模，而稽查作用的本质在于允许对被禁止的事物说谎，而不许说出其实情。往下一句，即他想起“一次因喝醉酒而被禁闭”，在事实上不再与我父亲有任何关联。这里，他所代表的人物是权威梅纳特853而不是别人。我曾满怀敬意地追随他的足迹。而他对我的态度除初期有过一段赏识外，一转而为赤裸裸的敌意。此梦使我忆起，他自己告诉过我，他年轻时曾一度耽于氯仿中毒并因而住进疗养院。它还使我忆起他临终前的一件事件。关于男性癔症问题，我曾和他进行长期论战，论题是是否存在男性癔症854，对此他一直是否认的。在他临终住院期间，我去探视过他。他详细说明了他的病情，最后说：“你知道，我真算是男性癔症最典型的一个病例。”他于是承认了自己一直固执反对的事，这使我惊喜交加。此梦之能够用我父亲作为梅纳特之屏蔽，并不在于他们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而是对梦念中一个条件从句简洁而充分的表达，即“如果我是第二代，是一位教授或枢密顾问官的儿子，那么我肯定能进展得更快。”所以在梦中我把父亲当成是枢密顾问官或教授了。——梦中最显眼、最迷惑人的荒谬，是1851年这个年份，它似乎与1856年无甚差异，好像5年的差异不算什么似的。这正是梦念所要寻求表达的。四五年时光正是上文提及之梅纳特支持我的时间，也是我让我未婚妻等待我们结婚的时间，而且说也奇巧，这也是梦念急切利用的使患者完全治愈的最长时限。“5年算什么？”梦念问道。“对我来说，它算不了什么，可以忽略不计。在我面前还有足够的时间，而且，正像我最终实现了你所不相信的那件事一样，我也同样能实现这件事。”此外，除了表示世纪的数字，51本身是在另一种对立意义上决定的，这也是其为什么在梦中多次出现的原因。51是一个对男性特别危险的年龄数字；就我所知，有好几位同事突然死于这个年龄，其中一位是在被晋升为他期待已久的教授头衔后不几天去世的。

（五）

这又是一个与数字有关的荒谬梦。我的一位熟人M先生受到一篇文章的过激抨击，我们都认为抨击者是歌德。M先生自然是被击垮了。对此，他在餐桌上大加抱怨；但是，他对歌德的尊敬并未因个人经历而受到影响。我想弄清年代，又似乎不可能。歌德死于1832年。由于他的抨击自然是在此之前，所以当时M先生一定很年轻，我想很可能是18岁。然而我对我们自己的年代却不很确信，从而使整个计算变得模糊不清。顺便指出，抨击见于歌德《论自然》那篇著名文章中。

我们很快便会发现了此梦为其荒谬加以辩护的方法。我是在一次就餐时认识M先生的。不久前，他为他那位有全身瘫痪迹象的弟弟做检查。他的怀疑是正确的。检查过程中发生了一次尴尬局面，因为患者无缘无故地谈起他哥哥的幼时蠢事。我问起他的生日并要他做些简单的算术以测验其记忆力的缺陷，但他却很好地完成了作业。我已看出，我自己的行为就像是在梦中的一个瘫痪病人。（我对我们处在什么年代都不很确信。）梦的另一些材料取自另一个新近来源。我的一位医学杂志的编辑朋友，对我的柏林朋友弗利斯的近著发表了一篇很不友好的“毁灭性”批评文章。文章出自一位缺乏判断力的年轻评论家。我想我有权对此加以干预并要求编辑消除影响。编辑对发表这篇批评文章深表遗憾，但无法做出任何更正。我于是断了与这家杂志的联系，但在断交信中却表达了一个希望，即我们的个人关系不应受此影响。此梦第三个来源，是我的一位女患者对她弟弟精神疾病及其如何在狂乱中呼喊“自然！自然！”的描述。医生们相信，这种呼喊缘起于他阅读歌德那篇《论自然》的抨击文章，并表明他在自然哲学研究方面的过度劳累。但在我看来，即使对未受教育者而言，此词之使用也带有性的意味。至少有一个事实不能否认我这个想法，即那位不幸的患者不久就割下了自己的生殖器。发作时他正18岁。

此外，我朋友那本受到严厉批评的著作（另一位评论家说，“不知是作者疯了，还是读者自己疯了。”）是关于生命之编年资料的，并表明歌德漫长的一生对生物学具有重大意义。所以很明显，我在梦中是把自己放在我的朋友的位置上了。（我想弄清年代）但我却像一个瘫痪病人，且梦中充满了荒谬，所以梦念是在说反话：“自然啦，疯狂的傻瓜是他[我的朋友弗利斯]，你们评论者才是博学的天才。但为什么不能是相反呢？”这种颠倒在梦中有大量例证，例如，歌德抨击年轻人是荒谬的，但一个年轻人抨击不朽的歌德则是正常的。又如，我从歌德的卒年算起，却使那位瘫痪病人从他生年算起。[此梦前已述及，参见第327页]

然而我也已表明，没有哪个梦不受利己主义动机的驱使，所以，对于梦中我把朋友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并代替他的位置，我还必须做出解释。我在清醒生活中的批判力不足以对此加以解释。但那位18岁患者的故事以及医生们对他呼喊“自然！”的不同解释，都是暗示我关于精神神经症的性的病因论与大多数医生之间的对立。我可能是在对自己说：“你朋友遇到的那种批评对你也可能发生——事实上已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因此，梦中的“他”可以用“我们”来代替：“是的，你对了，我们才是傻瓜。”此梦还以暗示歌德那篇短小精悍的论文使我想起“我正在思考”，因为我在中学毕业时对职业选择犹豫不决，正是在一次公众演讲中，我听到有人大声朗读这篇文章，才使我决定研究自然科学855。

（六）

前面我曾提到过一个梦，其中并未呈现我自己的自我，然而它仍然是自我主义的。第269页的短梦中，M教授说：“我儿子是近视眼……”，我将此解释为一个序梦，意在引出一个我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的梦。以下就是当时未述的主梦，它将荒谬和不好理解的言语形式引入梦中，对此需加以解释。

罗马城由于发生了某些事件而必须把孩子们转入安全地带，并顺利完成了。随后，梦境变成了在一个古式双扇大门（梦中觉得是西恩纳的“罗马门”）前，我坐在一个喷泉边，十分忧伤，几欲落泪。一位妇女——侍女或是修女——带来两个男孩并交给他们的父亲，这位父亲并不是我。其中大孩子显然是我的长子，但没看清另一孩子的脸面。带来孩子的妇女要他与她吻别。她的鼻子红得十分显眼。孩子拒绝吻她，却挥手相别，并对她说“Auf Geseres”，然后又对我们两人（或一人）说“Auf Ungeseres”。我觉得这最后一个短语表示了一种偏爱。856

此梦建构于我看过一出叫《新犹太人区》的戏后所产生的纷乱思绪。犹太人问题关系着他们子女的未来命运，他们不能拥有自己的国家，又关系到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使他们能自由地跨越国界——所有这些，都易于在有关梦念中加以识别。

“我们坐在巴比伦河边哭泣。”和罗马一样，西恩纳以其美丽喷泉而闻名。要使罗马在我的梦中出现，我就必须选择一个熟知的地方来代替它（第193页以下）。在西恩纳罗马门的附近，有一座巨大而明亮耀眼的建筑，那是曼利柯米欧疯人院。做梦前不久，我听说有个宗教信仰和我相同的人，被迫在一个国立疯人院辞去辛苦得到的职位。

短语“Auf Geseres”（梦中情况使我们联想到“再见Auf Wiedersehen”）及其无意义反义词“Auf Ungeseres”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我从语言学家那里获知，“Geseres”是一个真正的希伯来词汇，由动词“goister”派生而来，最好译成“受苦”或“厄运”。从俚语用法来看，它的意思好像是“哭泣和哀悼”。“Ungeseres”是我自己杜撰的一个词，最初引起我注意的就是这个词，但起初我不明白其意如何。然而，梦的结尾处那句说“Ungeseres”表明比“Geseres”更加偏爱的短语激起了我的联想并同时澄清了此词的意义。这种关系亦产生于鱼子酱，不咸的[“ungesalzen”]鱼子酱比咸[“gesalzen”]鱼子酱更受人喜爱。“将军的鱼子酱”是贵族的虚荣，这背后潜藏着我对一位家庭成员的玩笑性暗喻，因为她比我年轻，所以我希望她将来能照看我的孩子。这也符合以下事实，即我家另外一位成员、我们精干的保姆，在梦中呈现为那位侍女或修女。而且，在“咸——不咸”和“Geseres-Ungeseres”之间没有任何过渡观念，这可以从“发酵——不发酵”[“gesfiuert-ungesfiuert”）关系中得到理解。在逃离埃及时，以色列人来不及使生面发酵，他们便于复活节这天吃未发酵的面包来纪念这件事。这里我想插叙我在这部分的分析过程中突然产生的联想。我想起去年复活节，我和柏林的一位朋友来到陌生的小镇布累斯劳。我们在街上散步时，有一位小姑娘问我去某条街怎么走，我只好说不知道。随后我对朋友说，“但愿这小姑娘长大后能获得敏锐的眼力来选择指路人。”不久，我看见一个门牌上写着“海罗德诊所。就诊时间：……”我说，“但愿这位同行不是儿科医生。”同时，我的朋友谈起了他关于两侧对称的生物学意义的观点，并说道：“如果我们能像独眼巨人那样在前额中央有一只眼睛……”这便引起了序梦中那位教授的话“我儿子是近视眼……”，于是我就理解了“Geseres”的主要来源。M教授的这位儿子现在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家。多年以前，当他还是中学生时，他患了一种眼疾，医生说正是这种眼疾引起了他的焦虑。他解释说，只要眼疾只限于一侧便无关紧要，但若波及另一只眼，那就严重了。患病那只眼很快治愈了，但不久另一只眼却出现了感染的迹象。这下孩子的母亲急了，便把医生请到他们乡下的偏僻的住所。但医生这次却转向另一边，他对孩子母亲大声喊：“你怎么说这是‘Geseres’[‘厄运’]呢？如果一边好了，另一边也会好的。”结果他说对了。

现在我们对这一切与我和我的家庭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M教授儿子上学时的课桌后来由他母亲作为礼物送给了我的长子。我在梦中正是通过他道出告别词的。由这一转换所产生的愿望不难猜出。但梦建构桌子也意在防止孩子出现近视和单侧视力，因此梦中才出现“近视”并提及两侧对称。我对单侧性的关注不止有一种意思，它同时意指身体的单侧性和智力发展的单侧性。梦中出现的情境不正是以荒谬的形式与这一关注相矛盾吗？孩子转向一侧说完告别的话后，又转向另一侧说相反的话，好像是要保持一种平衡。他的行为方式好像是要对两侧对称加以注意！

所以，表现得最荒谬的梦同时也是寓意最深刻的梦。每一历史转折时刻，那些想说些什么但又不能说的人总是自称自己是蠢人。对于那些犯禁的话，听众若能认为那只是胡言乱语并能一笑置之，那么他们就会很容易宽恕这些冒犯了。那位不得不装疯的戏中王子，其行为正像现实生活中的梦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将哈姆雷特的自白用之于梦，在机智和晦涩的外衣之下掩盖着真相：“只是刮西北风时我才发疯，当风向南转时，我就能分清苍鹰与手锯！”857

至此，我已解决了梦的荒谬问题。梦念决不是荒谬的一无论如何，正常人的梦念决不是荒谬的——当梦的工作面临着表达呈现于梦念之中的各种批判、滑稽或嘲弄的任务时，它便制作荒谬的梦或包含荒谬成分的梦。858

我下一步的任务在于揭示：梦的工作不过是将我们已经提到的三个因素——以及下面将要提到的第四个因素[第488页]加以组合而已；它的功能无非是按它所服从的四个条件对梦念加以翻译；以及心灵是以其全部官能还是以一部分官能参与梦的活动，这是个不参照事实而错误地提出的问题。然而，因为在大量梦中，其内容包含作出判断、提出批评、表示赞赏，对梦的某些成分表示惊讶，还出现企图解释和争辩等，所以，下面我必须通过例证来答复由这些事实所导致的各种反对意见。859

[简而言之]我的答复如下：任何在梦中呈现为判断功能的显在活动，都不能被看作梦的工作的理智结果，而只能被看作梦念的材料，它是作为现成的结构而从梦念进入显梦之中。我甚至还能对此做进一步引申，即使在醒后对梦之回忆所做的判断，以及因梦的重现而引起的情感等，也都在很大程度上构成隐梦的一个部分，并都应包括在对梦的解释之中。

（1）关于这种梦，我已引用过一个显著例证[第332页以下]。860有一个女患者拒绝告诉我她所做的一个梦，是因为“它不够清晰”。她梦见一人，但弄不清是她丈夫还是她父亲。随后又梦见一只垃圾箱[Misttrügerl]，这引起了下列回忆：有一次她刚收拾好屋子时对一个来访的年轻亲戚说，她下一步工作是要弄到一只新垃圾箱。第二天早晨她收到一只，但里面却装满了山百合。梦的这一片断是用以表达一个常见的[德国]谚语“不是长在自己的粪便上”。861分析表明，梦念与梦者小时候听过的一个故事有关，说是有个姑娘生了一个小孩，却不知这小孩的真正父亲是谁。因此，此梦之表现已渗入清醒的思想，即一个梦念成分在对整个梦的清醒判断中得到了表现。

（2）这里是一个类似的梦例。我的一位患者做了一个他认为很有趣的梦，醒后即对自己说：“我必须将此告诉医生。”分析表明，此梦明显地是对一种通奸关系的暗指。这一关系开始于治疗初期，他还决定不告诉我。862

（3）以下是我自己做的一个梦：我和P一同去医院，途经一片房屋和花园，同时产生一个想法，即我经常梦见此地。这条道我并不很熟。他指给我一条道，一拐弯便到了一个餐厅（在室内而不在花园）。其时我又问及多妮夫人，得知她带着三个孩子住在后面一间小屋里。我走过去，但到达之前看见一个不太清晰的人影带着我的两个女儿；我和她们在一起站了一会便把她们领走了。我因妻子把她们留在那里而责备了几句。

醒后我有一种极大的满意感，因为我觉得通过这一分析便能理解“我经常梦见此地”的意义。863然而事实上，分析并未告知我这种原因，它向我揭示的是，这种满意是隐梦的一部分，而不是对梦的任何判断。我所满意的是我的婚姻为我带来了子女。P的生活经历起初和我十分相似，后来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物质条件都远远超过了我，但他婚后却没有子女。引起此梦的两个事件，虽不能对梦做出完全分析，却指出了它的意义。做梦前一天，我在一份报纸上看到多娜·A-Y（梦中改为多妮）夫人死于难产的讣告。妻子告诉我，为多娜接生的，正是为我们最小两个孩子接生的那个人，多娜的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是因为不久前我在一本英语小说中才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此梦第二个原因是做梦的日期，那正是我大儿子生日的前一夜——他似乎有点诗人的气质。

（4）在做完关于我父亲死后在马扎尔人中起着政治作用的那个荒谬梦醒来后，我有过同样的满意感，而且自认为它是梦中最后一幕伴随而生的情感在醒后的继续。[见第426页]我记起他去世时躲在床上极像加里波第，并因诺言的实现而感到高兴……（梦还有一个后续部分，但已忘了）。分析使我能够弥补梦的这一空白，它是对我二儿子的述及。我以一个历史伟人[克伦威尔]的名字为他取了教名，这个伟人从童年时起，特别是从我访问英国后，一直强烈地吸引着我。在孩子尚未出生前，我就已决定，如果是个男孩，就给他取这个名字。出生后果真是个男孩，使我有一种高度的满意感（由此显见，身为人父的那种被压抑的自大狂倾向是如何以思想的方式传递给子女的。很可能，当在现实生活中成为必要时，这就是那种感情的压抑得以实现的途径之一）。小孩之能够呈现于此梦，源于以下事实，即他具有和濒死老人同样可以原谅的同样不幸——在床单上拉屎撒尿。从这方面看，可以将Stuhlrichter[“主裁判”，字面意义为椅子+裁判]比之为要在子女面前保持伟大和圣洁的愿望[参见下文第478页]。

（5）下面我要转而考察在梦中表现的判断，而不是醒后继续或进入其中所做的判断。为了对此提供例证，我可以使用我为其他目的而记录的梦例。在歌德抨击M先生的梦中[第439页以下]，似乎含有大量判断活动。“我想弄清年代，又似乎不可能。”从各方面看，这都是对歌德竟然会对我所认识的一位年轻人发动文字抨击这一荒谬观念的批判。“我想他很可能是18岁”，这尽管糊里糊涂，但听起来也极像是一个计算的结果。最后，“我对我们自己的年代却不很确信”，也像是梦中的一次疑惑不定。

所有这些，乍看起来都像是梦中作出的判断活动。但分析表明，这些话都可另作解释，从而为释梦所不可缺少，并消除梦的任何荒谬迹象。“我想弄清年代”一句将置于我的朋友[弗利斯]的位置，而事实上他正试图弄清人生的编年资料。这就剥夺了它作为反对前面数句之荒谬的判断意义。插入成分“又似乎不可能”应属于下面“我想很可能是18岁”的句子。对那位向我诉说其弟弟个案史的妇女，我用了几乎同样的字句。“要说他呼喊‘自然！自然！’与歌德有什么联系似乎不可能。在我看来，更有可能的是它具有大家熟知的性的意义。”这里确实有一个判断——但不是在梦里，而是在现实中，且被梦念忆起并利用。显梦利用这一判断与它利用其他梦念片断并没有什么两样。梦中判断赖以呈现的“18”这个数字，却还含有来自真实判断的痕迹。最后，“我对我们自己的年代却不很确信”，其意旨不过是要进一步将我与那位瘫痪病人相等同。在我对他检查时，这一想法确曾出现过。

对梦的表面判断活动的解析，可以使我们想起本书卷首[第103页以下]为释梦工作所立下的原则，即我们必须把梦的表面连贯性看成是非本质的假相，分别追溯梦的不同成分的各自起源。梦是一个聚合物。为了加以研究，我们必须再把它分解成各片断[参见第419页]。但另一方面又必须指出，梦中有一种精神力量在起作用，正是这种精神力量造成了其表面的连贯性，亦即把由梦的工作提供的材料加以“润饰”。这又为我们提供了另一重要力量的表现证据，下文[第488页以下]我们将把它作为建构梦境的第四个因素加以研究。

（6）下面又是一个我已记录过的梦中发生判断过程的例证。在那个关于市政务会寄来信件的荒谬梦[第435页以下]中，我问道：“你是否不久后就结婚了呢？”我算了一下我的生日，当然是1856年，那好像就是紧接信中提及年份后的一年。这一切似乎都是一套逻辑的结论。我父亲是在他发病后不久于1851年结婚的。当然，我是家中长子，生于1856年，这些都是事实。我们已知，梦中错误结论源自愿望满足；其主导梦念是：“四五年不算什么，可以忽略不计。”上述结论，不管其内容和形式多么像是逻辑的，都可以按照由梦念决定的另一种方式进行解释。正是我的同事认为治疗时间太长了的那位患者，决定在治疗结束后立即结婚。我在梦中与父亲交谈的方式很像是问讯或考试，也使我想起一位大学老师，他总是习惯于记录下每位选他课的学生的详细细节：“生日？”——“1856年”——“父亲名字？”对于这一项，学生要给出自己父亲带拉丁文字尾的教名。我们学生认为，这位教授从学生父亲教名中作出某些从学生本人姓名中不可能作出的推论。所以梦中的作出推论无非是对作为梦念材料的做出推论的一个重复而已。这里出现一个新的问题：梦中出现的结论无疑是梦念派生的，但在梦念中，它既可以表现为一段回忆材料，也可以逻辑的形式把若干梦念联结起来。但不管如何，显梦中的结论都代表着梦念的结论。864

由此我们可以继续分析上述梦例。那位教授的问讯使我想起大学的学生注册表（我上大学时要用拉丁文填写），并进一步想起我主修的课程。医科需5年才能毕业，这对我来说又太短了。我于是又默默地学了几年。熟人当中，我被认为是个混子，他们还怀疑我是否能及格。其后我立即决定参加考试，而且尽管耽搁了，我还是考及格了。这是对梦念的崭新强化，从而使我以挑战的姿态面对我的批评者：“虽然你们因为我浪费了时间而不相信我，但我还是及格了。我的医学训练最终也会得出一个结果，过去的事实表明，事情总是这样。”

此梦开头几句显然具有论证的性质。这一论证甚至不是荒谬性的，在清醒生活中亦完全可能发生：我收到故乡市政务会的信而颇觉蹊跷，因为第一，1851年我还未出生；第二，此事可能与我父亲有关，但他已经去世。这些陈述不仅本身是正确的，而且，如果我真的收到这样的信，我也会提出与此完全相同的论证。前面的分析已揭示，此梦产生于内心深处痛苦和嘲弄的梦念。如果我们同时假设，稽查作用完全有理由运作起来，那么我们就会理解，梦的工作自有其动机以梦念所包含的模式来制造一个对荒谬暗示完全有效的否决。然而，分析表明，梦的工作不能随意制作这种对应，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利用梦念材料。这就好像有一代数方程式，其中（除数字外，还）含有加、减、根、幂等符号，而有人要抄录这个方程式却不懂其意义，结果把数字和符号完全混淆了。[显梦中的]两个论证可溯源如下：我关于精神神经症的心理学解释的某些基本前提，总是遭到那些初次听说的人的怀疑和嘲弄，每想起这些，我就非常痛苦。例如，我不得不假定，对那些后来发病的人而言，他们人生第二年甚或第一年的印象，对他们后来的情感生活产生着持久的影响；而且，这些印象——尽管被记忆以各种方式加以歪曲或夸大——可能构成了癔症症状的最初且最深刻的基础。当我就此选取适当时机向患者做出解释时，他们总是以嘲弄的口吻模仿说，可以去寻回他们尚未出生时的记忆。我关于父亲在女性患者早期性冲动中起着意想不到的作用的发现，自然也完全可能遭到同样的冷遇（见第257页以下的讨论）。然而，我有充分的根据深信这两个假设是正确的。作为证据，我想起了几个实例，其中，孩子在非常幼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但后来的事件却表明，他仍潜意识地保留了很早就去世了的父亲的种种记忆。这种现象非精神分析无法解释。我知道，我的这两个论断所依据的推论，其有效性难免要受到争议，因此，梦的工作利用的恰恰是我害怕受到争议的结论的材料，来得出一个无可争议的结论，乃是愿望的一个满足。

（7）在一个到目前为止我还很少论及的梦[见第413页]的开头部分，明显地有对突然出现的问题的惊讶表示。布吕克老先生一定给我安排了什么任务；真奇怪，这与解剖我自己身体的下部有关，解剖我的骨盆和大腿。我好像在解剖室看到了我的骨盆和大腿，但却没感到自己身体的缺失，也没感到丝毫的恐惧。路易斯·N站在我身边和我一起坐着。骨盆已被取出，现在既可看到它的上部，又可看到它的下部，两部分合为一体了。还可以看到厚厚的肉色凸起（梦中，它使我想起痔疮）。它背面覆盖着某种像皱折的锡箔865似的东西，也必须小心剔出。其时我重获双腿，并在城里走路。但（由于劳累）我要了一辆马车。令我吃惊的是，马车冲向一处房屋的大门，而大门居然开了，使马车能够通过并在另一端转了一个弯后又出来了。866最后我做了一次旅行，穿越一片变幻不定的风景区，有一位阿尔卑斯山向导帮我拿着随身物品。由于体恤我的双腿，他有时还背我。道路泥泞，我们靠边行走。地上坐着许多人，像是印第安人或吉普赛人，其中有个女孩。此前我一直感到惊奇，在解剖后我还能在泥滑的路上走得这么好。最后我们来到一座小木屋，后面开了一个窗户。向导把我放下，并将原有的两块木板搭在窗台上，作为跨越窗台后的深沟的桥梁。其时我真的担忧起我的双腿来。我们没有跨越木板，相反，我看到两个成年男人躺在墙边的木凳上，旁边好像还睡着两个男孩。好像帮我们跨越深沟的不是木板，而是两个小孩。我在恐惧中惊醒了。

任何对梦中凝缩作用程度稍有了解的人都不难想象，此梦的全面解释必将占用大量篇幅。幸好此处我只需论其一点，为梦中惊奇提供一例，如插入成分“真奇怪”所展现的那样。梦的起因如下。梦中协助我工作的路易斯·N女士有次来访时说：“借我点东西看看。”我把赖德·哈加德的《她》递给她，并解释说：“这是本奇书，但充满了隐意，永恒的女性，不朽的情感……”她打断了我，说：“我知道。就没有你自己的东西吗？”——“没有，我的不朽之作尚未写成。”——“那么你什么时候才能把你的那些所谓终极解释写出来呢？你说过要写一本甚至我们都能读懂的书。”她带着讽刺的口吻问道。其时我发现，这不过是有人借她的口向我发出警告而已，于是我就不说什么了。我想，即使我要出版有关梦的书，也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因为在书中我必然要将自己的大量隐私性格公之于众。

Das Best was du wissen kannst，

Darfst du den Buben doch nicht sagen.867

因此，梦中要我解剖自己身体的任务，实际上就是对我自己的梦进行自我分析。布吕克老先生在梦中的出现是恰当的；甚至在我刚开始科学研究工作时，就曾有一个发现，但被搁置起来，直到他有力督促，我才予以发表。和路易斯·N谈话所引起的深层想法由于太深了而不能进入意识，却分散于由赖德·哈加德《她》一书所引起的各种材料之中。“真奇怪”这一判断不仅适用于这本书，也适用于同一作者的另一本书《世界之心》。此梦的大量成分都来自这两本富有想象力的小说。泥泞小道和道上深沟取材于《她》；印第安人、女孩和木屋取材于《世界之心》。那个向导在两本小说中都是女性，都涉及到一次危险的旅行。《她》描写的是一条过去无人问津的冒险旅途，结果通向一片新天地。梦中的双腿疲劳感，是白天的一种真实感受，它可能还伴有倦意和疑惑：“我的腿还能走多远！”《她》的冒险旅程的结局是，向导不仅未能为自己和他人找到永生，却葬身于神秘的地下火海。这样的恐惧肯定在梦念中起着作用。木屋也无疑是一副棺材或一座坟墓；但这一最不期望的梦念通过梦的工作而表现为一次愿望满足，因为我曾进过一次坟墓，但那是奥尔维托附近的一座伊特拉斯坎人的空墓，是一个狭窄的小室，墙边放有两条石凳，上面躺着两具成年男人的骷髅。梦中木屋的内部恰似这个墓穴，只是用木头代替了石头。梦好像是在说：“如果你必须留在梦中，那就但愿是一座伊特拉斯坎人的墓穴吧。”通过这一置换，梦便把最伤感的期待变成最令人向往的了。868不幸的是梦虽然可以把伴有某种情感的观念转变成对立面，但却不能转变情感本身。下文[第460页以下]将对此加以揭示。因此，尽管子女能够获得父亲所失败了的成就这一观念——这就是对小说中关于一个人的身份可以世代相传两千余年的离奇情节的一个新的引喻——成功地呈现后，我还是在“恐惧”中惊醒了。869

（8）在我的另一个梦中，也包含了对梦中出现的事件表示惊奇。此梦的惊奇还伴有一种非常明显、牵强附会甚至很明智的解释企图，仅就这一点而言，即使梦不具有另外两个吸引人的特征，我也抑制不住要对整个梦加以分析。在7月18日至19日的夜间，我乘坐南线火车旅行。睡梦中我听到“霍尔松870（Hollthurn）站到了，停车10分钟。”我立即想到海参类动物（holothurian），又想到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又想到，这就是那些勇敢的人们徒劳地反抗国家统治权力的地方——是的，奥地利的反改革运动——好像是斯蒂里亚或蒂罗尔的一个地方。随后我看见一个模糊不清的小博物馆，里面陈列着这些人的尸骨和遗物。我想出去，但又犹豫不决。站台上有妇女在卖水果，她们蹲在地上，举着篮子叫卖。——我犹豫着，怀疑是否有时间，但火车仍未启动。——我突然又置身另一车厢。里面座位非常狭窄，使得人的后背紧贴车厢壁。871这使我大吃一惊，但又想，我可能是在睡眠状态中换了车厢。这里有人，其中还有一对英国兄妹。书架上有一排书清晰可见，我还看到了《国富论》和（克勒克·马克思韦尔的）《物质与运动》，那是一本棕色封皮的厚书。那个男的问起他妹妹是否还记得席勒的一本书。这些书有时像是我的，有时又像是他们的。我想以一种证实的口气介入他们的谈话……我浑身冒汗地醒来，因为所有窗户都紧闭着。火车停在[斯蒂里亚的]马尔堡站。

我在记录过程中，又想起此梦的一个新的片断，我的记忆企图要把它忘掉。我就一本书（用英语）对那对兄妹说：“这本书是某某的，”但又改口说，“这本书是某某写的。”那男的对他妹妹说，“他说得对”。872此梦始于一个站名，站名肯定把我弄得半醒。但我却用霍尔松代替了马尔堡站名。我听到的站名肯定是马尔堡，这可由梦中提到席勒为证，因为席勒生于马尔堡，虽然不是斯蒂里亚的那个马尔堡。873那次旅行我虽然买的是头等车票，却很不舒服。火车里挤满了人。在我乘坐的那节车厢里，有一对很有贵族派头的妇人和绅士，他们显得没有教养，对我的进入显示出不加掩饰的不悦。我很有礼貌地向他们打了招呼，但他们却没有回答。虽然这对夫妻是并排坐着（背对车头），但她却在我的眼皮底下抢先用雨伞占着对面靠窗户的座位。车门很快关上了，他们交谈了几句，说是要把窗户打开。他们可能已看出我正渴望着新鲜空气。在这炎热的夜晚，车厢完全封闭，很快就令人窒息。旅行经验告诉我，像这种冷酷和傲慢的行为，表明他们必定是那种免费或半价乘车的人。当检票员走过来，我向她呈示我以高价买的车票时，这位女士用嘲讽甚至带有威胁性的语气说：“我丈夫有免费通行证。”她外表庄重，神情不满，已近红颜将逝的年纪。那男的则肃然安坐，一言不发。我困得几欲入睡。梦中，我对讨厌的旅伴采取了可怕的报复；谁都不会怀疑，在梦的前半部分不连贯的片断的背后，隐藏着强烈的羞辱。这个需要满足后，又产生了第二个愿望——更换车厢。梦境经常会完全不受阻碍地发生变换，所以，如果我迅速在记忆中找到更为可爱的人来替换旅伴，一点也不稀奇。但此处却有某事在抵抗梦境的改变而需要解释。我为什么突然到了另一节车厢呢？对此我并没有任何记忆，因此只能有一种解释，即我必定是在睡眠状态中换了车厢——这种事情虽少见，但作为一个神经病理学家，我可以找到例证。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人，在恍惚状态下乘火车旅行而不表现任何病态迹象，直到突然完全清醒过来而对记忆的缺失茫然不解。因此，梦中我是在宣布自己就是这种“自动漫游症（automatisme ambulatoire）”之一例。

分析还可以得出另一种解决办法。对调换车厢做出解释的企图，在我看来似乎明显是梦的工作之事；但事实上它不是源于我自己，而是源于我的一位患者的神经症。我在别处[第260页]曾提到一个教养良好又在现实生活中心地善良的人，他在父母死后开始谴责自己具有谋杀倾向，并因而在生活中采取各种防御措施而成为神经症的牺牲品。这是一例完全具有自知力的严重强迫症。起初他不敢上街，因为在街上一碰到单身行人，他就抑制不住要弄清他在何处消失；如果有人突然从他的视野中消失，他就会感到不安，并觉得可能正是他使这个人消失掉。除去别的不谈，这背后还隐藏着“凯恩幻觉”——因为“人皆兄弟”。（圣经中凯恩杀死了其兄弟阿伯尔即谋杀者之意）由于执行这种任务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便足不出户，闭门度日。但报纸却不断地把外界谋杀案件的消息送到他家，于是他的良心便开始怀疑，他可能就是谋杀案的凶手。如果他确信，事实上，自己几个星期以来从未离家外出，这会暂时使他稍安，但终有一天他又想到，他可能在一种潜意识状态下离开家并犯了谋杀罪而毫无自知。从那以后他便锁起大门，把钥匙交给管家并严格吩咐，即使他要钥匙，也绝不给他。

这就是我企图将调换车厢解释成发生于潜意识状态下的起源：它是将梦念材料现成地搬入梦中，其意旨明显地是要在梦中将自己的形象等同于那个患者。我对他的回忆起源于随便的联想。我最后一次夜间旅行发生于数周以前，正是与此人同行。他已痊愈，陪我去外省访问他那些请我去看病的他的亲戚。我们同坐一个车厢，整夜都把窗户全打开，而且只要不睡觉，我们就玩得很开心。我知道，他的病根始于童年并与某种性情境有关的对他父亲的敌意冲动，所以，只要我把自己认同于他，便是在承认某种类似的情感。事实上，梦的第二幕以某种夸张的幻想结束，即认为那两位年长旅伴以那种冷淡方式待我，是因为我的存在妨碍了他们事先计划好的夜间调情。然而这种幻想却起源于儿童早期生活之一幕，其中小孩可能是受性好奇心的驱使而闯进父母卧室，结果被父亲赶了出来。

我想，提供再多的梦例，也不过是证实我从前述梦例中所取得的结论——即梦中的判断活动不过是对梦念中某些原型的复现而已。一般而言，这种重复往往不甚贴切，并被放入不恰当的背景之中，但偶尔也会像最后一个梦例那样被使用得十分巧妙，并首先给人留下一个印象，似乎在梦中有独立的理智活动。从这一点看，我们下面应将注意力转向精神活动。它虽然并非固定不变地伴随梦的建构而呈现，但只要它呈现，它就负责把同一梦中具有不同起源的各成分融为一体，从而使梦显得有意义而不自相矛盾。然而在研究这一主题之前，我们必须先考察梦中出现的情感，并将梦中情感与由分析而揭示的梦念中的情感加以比较。

八、梦中情感

斯泰克尔[1879，第51页]的敏锐观察使我们注意到梦中表达的情感，我们不能像通常习惯的那样，清醒以后便轻易地忽视其内容。“如果我在梦中害怕盗贼，那么盗贼当然是想象的——但害怕却是真的。”[第74页]梦中的高兴当然也如此。我们的感觉表明，梦中体验到的情感强度绝不逊色于清醒生活中所体验到的情感强度；与其观念性的内容相比，梦投入更大的能量使其情感成为我们的真实心理体验。当然，在清醒状态下我们不可能这样体验情感，因为，如果一种情感不与某一观念性的材料相结合，我们便无法对这种情感进行精神性的评估。清醒生活中，情感如果与其相应的观念内容在性质或强度上不相一致，我们也会感到茫然。

观念内容在梦中往往不伴有我们在清醒生活中必然伴有的情感结果，这总是一个令人惊奇的问题。斯图吕贝尔[1877，第27页以下]声称，梦中的观念被剥夺了精神价值[参见第53页以下]，但梦中相反情况并非少见，其中强烈的情感与某一主题内容相联，虽然这一主题内容似乎不应该引起这种情感。在梦中，我可以处于一种可怕、危险或讨厌的情境之中却没有恐惧感或厌恶感，或者相反地，对无害的事情表示恐惧或对幼稚的事情表示高兴。

梦生活的这一特别之谜，一旦我们由显梦进入隐意，便会比其他任何梦的难题更突然、更彻底地消逝。在隐梦中，我们无须去理会它，因为它已不存在了。分析表明，在梦的形成过程中，观念材料经受移置和替换，而情感则保持不变。正因为观念材料经受了梦的伪装作用，它与未加改变的情感不相和谐也就不足为奇了；若分析发掘出原先的正确材料，这种奇怪亦自然消解。874

对接受稽查作用的抵抗影响的精神情节而言，情感就是其构成成分之一，它几乎不受影响，且仅它本身就能指导我们如何补上缺失的思想。这在精神神经症中比在梦中更显而易见。神经症的情感，至少在性质上是妥贴的，虽然其强度可能会因神经症注意的移置作用而增大。若一个癔症患者惊奇于为什么对微不足道的小事担惊受怕，或一个强迫症患者对自己无中生有的痛苦自责感到惊异，那他们就错了，因为他们把观念内容——微不足道或子虚乌有——看成是基本的东西。而且，由于他们把这种观念内容作为其思想活动的起点，他们的抗争亦徒劳无益。精神分析通过向他们指出，情感是合理的，并通过被压抑或置换了的替代物找回原来属于这一情感的观念，把他们引向正确的道路。这一切的必要前提是认识到，和我们通常习惯认为的相反，情感和观念内容并不构成有机统一体，相反，它们是两个分离的实体，只是被糅合在一起，因而精神分析又可以把它们相互分离开。梦的解释表明，事实确实如此。

下面先给出一个例梦，其中观念内容本应引起的情感，都在表面上缺失了。分析对此做出了解释。

（一）

她在沙漠里看到三只狮子，其中一只正在大笑，但她并不害怕。其后，她肯定离开了狮子，因为她在往一棵树上爬；但她发现她那位当法文教师的表姐已经在树上了，等等。

分析发掘出以下材料。此梦之无关诱因是她英文习作中的一个句子：“鬃毛是狮子的饰物。”她父亲留着的胡须看起来很像鬃毛。她的英文教师是莱昂斯小姐（Miss Lyons）。一位熟人送了她一本洛伊[loewe，德文字意为“狮子”]的民歌集。这就是梦中三只狮子的来历，她有什么可怕的呢？——她曾读过一本小说，说的是一个黑奴因鼓动同伴造反而遭猎犬追捕，并爬到树上逃命。在极度兴奋中她又继续想起一些记忆片断，如《飞叶》这本杂志中描写如何捕捉狮子的方法：“把沙漠放在筛子上筛，就会筛出狮子。”还有一则极有趣但并不十分恰当的轶闻，说是有人问起一位官员他为什么不巴结顶头上司，他回答说已尽力了，但上司已经高高在上了。做梦当天，这位女士拜访了她丈夫的上司，这一事实使整个梦变得好理解了。丈夫的上司对她彬彬有礼并吻了她的手。虽然他是一个“名人”[“big bug”，德文为“grosses Tier”=“大动物”]，并是她故乡首府的“社交名流”，但她对他丝毫没有害怕可言。所以，这只“名流”狮子和《仲夏夜之梦》中的那只狮子一样，揭示的是志同道合。所有梦中出现的、梦者又不害怕的狮子均如此。

（二）

作为第二个实例，我可以引证那位梦见其姐的儿子死了并躺在棺材里的年轻女子的梦[第152页以下及第248页]。这里要补充的是，她对此既无痛苦又无悲伤。分析揭示了为什么会如此。此梦不过伪装着她想再次见到那位恋人的愿望，而情感又必须与愿望而不是与其伪装协调一致，因此才不会有悲伤。

在某些梦中，情感确实至少与置换它最初产生于其中的事件的观念材料保持着某种关联，但在另一些梦中，情结的分离则更深入，从而与它相属的观念完全脱离，而与梦境因素的新成分相配合。这种情况与我们对梦中判断活动[第445页以下]的发现完全相似。如果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在梦念中得出的，那么这种结论也被梦所包含；但梦中的结论却被置换于完全不同的材料。这种置换往往遵循着反题对立原则。

下面的梦例体现了这种可能性，我已对这个梦做过最彻底的分析。

（三）

有一座城堡，先是靠近海岸，随后又不是直接靠海，而是靠近一条狭窄通向海的运河。城堡司令是P先生。我和他一起站在大接待室里，——接待室有3个窗户，窗前有雉堞般的扶垛。我属于驻防部队，类似志愿海军官员。由于处在战争状态，我们害怕敌舰的到来。P先生正要离去，并就如果出现敌舰我们应如何应付做了交待。他那伤残的妻子也带着孩子们住在危险的城堡内。一旦轰炸开始，就必须把大厅撤空。他呼吸沉重，转身要走；我问他在必要时如何和他联系。他说了几句后突然倒毙地上。我的问题无疑增加了他不必要的负担。我对他的死印象不深，其后我在考虑是否将其遗孀留在城堡内，是否将他的死报告上级，以及作为第二长官，我是否接管城堡司令。我站在窗前，看着过往船只。这都是些商船，在深色水面上疾驰，有的竖有烟囱，有的筑有甲板（与序梦中的车站相似——此处对序梦未作报告）。其时我弟弟站在我身边，都看着窗外的运河。有一只船使我们惊慌地叫道“战舰来啦！”结果却只是我们自己船舰的返航。又过来一只小船，从中间被截断，显得滑稽。船上装着奇怪的杯形或箱形物体。我们同声说道：“早餐船来了！”

船舰的疾驰，海水的深蓝色，烟囱的浓烟——这一切交织起来，给人以紧张和不祥的印象。

梦中的地点由我在亚得里亚海上几次航行目的地（米拉梅、杜伊诺、威尼斯、阿奎雷尔）混合而成。我还清楚记得几个星期以前和我哥哥一起去阿奎雷尔的那次短程但愉快的旅行。875关于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海战以及因此而引起的对我的那些美国亲戚命运的担忧，在梦中亦有暗指。梦中有两处情感值得注意。一处是本应出现情感的却没有出现，即我对城堡司令之死没有印象。另一处是我以为看见战舰时吓坏了，并在睡眠中一直有恐惧感。此梦建构完善，情感的分布没有任何冲突。我没有理由对司令之死表示害怕；而作为城堡总指挥，在看到战舰时我自然会感到害怕。分析表明，P先生只是我自己的替身而已。（梦中我成了他的替代者。）我就是那位突然死亡的司令，梦念关涉着早亡之后我家人的未来命运，这是梦念中唯一使人痛苦的事情。梦中的害怕肯定是被从此事中分离出来，并转而与我看到战舰发生联系。分析在另一方面表明，战舰得以产生的梦念处所却充满了欢乐的回忆。一年前我们去过威尼斯，住在奇尔沃尼河岸。一天，风和日丽，我们凭窗远眺湖面，那里比往常热闹很多。英国的一个舰队即将到来，为此准备了盛大的接待仪式。突然，我妻子像小孩似的惊讶：“英国舰队来了！”这同样的话在梦中却使我大为惊骇。（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梦中言语来源于现实生活[参见第418页以下]；下文即将表明，我妻子惊呼声中的“英国”一词亦未逃脱梦的工作。）因此，在将梦念转换成显梦的过程中，我已将欢乐转为恐惧，而且，这里我只想指出，这一转换本身也表达了隐梦的一个部分。此例表明，梦的工作可以随意地把情感从它与梦念的联系中分离出来，并随意地安插于它们所选择的任何显梦内容之中。

在此，我想对“早餐船”做一详细分析，因为它的出现使一直保持合理连贯的梦境以毫无意义的方式结束。后来我更详细地回忆起梦的对象，并惊奇地发现，船是黑色的，而且，由于它从最宽的中部被截断，它与伊特拉斯坎博物馆里的一些引起我们兴趣的东西十分相似，即具有两个把柄的黑色长方形陶制托盘，上面放有像咖啡杯或茶杯之类的东西，跟我们现代餐具有点相似。我们打听得知，这是伊特拉斯坎妇女的梳妆盒（toilette=toiletset），带有装胭脂和香粉的小盒。当时我们还打趣地说，要能带回去给太太用就好了。因此，梦中餐船意指黑色的“礼服”即丧服（toilette=衣服），直接表示死亡。它还使我想起葬船876，古代用这种船装运死尸以进行海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船在梦中返航：

老人安坐船头，

静静地驶回海港。877

这是失事后的返航[“Schiffbruch”，字面意为“ship-break，船断裂”]——餐船从中部断裂了。但“早餐船”的名字源起何处呢？它来自“英国船舰”中的“英国”（又“英语”，English），因为英语“早餐”（breakfast）一词意为“打破斋戒”（“breaking fast）”，而“打破”又与船只失事（“船只破裂”）发生联系，斋戒则与黑色礼服或丧服相联。

只有早餐船这个名字是由梦念建构出来的，而梦中的事物则早已存在，并使我想起最近一次旅行中最愉快的事情。我们因不相信阿奎雷尔的饮食，便自己从格里齐亚带着食品，又在阿奎雷尔买了一瓶伊斯特里安名酒。当小邮船经过德拉密运河和咸水湖缓慢驶向格拉多时，游客中只有我们兴味甚浓地在甲板上吃早餐。我们很少吃得那么开心。这便构成梦中的“早餐船”，正是在这最高兴的生活乐事的背后，梦隐藏着对变幻莫测的未来的最忧郁的思想。878

虽然在梦的形成过程中，情感与产生它的观念材料相分离是十分显著的，但这并不是从梦念向显梦过渡时唯一且最核心的变化。如果我们把梦念的情感与梦中情感加以比较，那么很清楚，凡梦中情感均为梦念所有，但反之则未必。梦与作为梦的源泉精神材料相比，在情感方面要贫乏一些。当我重新建构梦念时我总是发现，其中最强烈的精神冲动一般都企图压倒其他相对立的冲动而力求进入梦境。再回过头来看梦，它就显得不那么鲜明，且缺乏任何强烈的情感色调。梦的工作不仅把梦的内容而且也把思想的情感色彩降至平淡无奇的程度。也许可以说，梦的工作造成了对情感的压制。试以那个植物学专著的梦为例。与梦相对应的思想，包含着对行动自由和命运自主权的强烈激动的要求，但由此而产生的梦却使这一要求显得平淡无奇：“我写了一本专著，就摆在我面前。里面有彩色插图，且每册都夹有植物标本。”这使我想到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突然降临的和平，战斗痕迹丝毫不见了。

事情亦非尽然如此，梦本身也可以有生动的情感表现，但这里我想说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即虽然梦大多显得平淡无奇，但若深受感染，则很难进入梦念之中。

关于梦的工作过程中情感压制问题，这里还不能给出全面的理论解释，因为这需要首先对情感理论和压抑机制做最艰辛的研究[参见第604页以下]。我只想指出两点，由于其他一些原因，我不得不把情感的释放描绘成是向身体内部的输出过程，与运动和分泌的神经发动过程相类似，专向外部世界发送的运动冲动在睡眠中受到阻抑一样，由潜意识思想在睡梦中唤起输出的情感，可能也更困难。这种情况下，发生于梦念过程中的情感冲动可能原本就很微弱，因而进入梦中的情感也就微弱。879由此看来，“情感压制”（suppression of affect）并不是梦的工作的结果，而是睡眠状态造成的。这可能有正确的一面，但不可能完全正确。我们必须同时记住，任何相对复杂的梦，都是各种精神力量相互抗衡的妥协产物。因为一方面，构成愿望的思想不得不同稽查作用的对立面做斗争；另一方面，我们经常发现在潜意识思维自身内部，各种相互对立的思想亦相互抗衡。因为所有这些思想都可能各伴有某种情感，如果我们把情感压制看成是对立各方交互抑制以及稽查作用对各种冲动进行压制的结果，大概不会有错。所以，我们必须把情感抑制看成是梦的稽查作用的第二结果，正如梦的伪装是其第一结果一样。

下面给出一个梦例，其内容平淡可由梦念之间的反题对立加以理解。此梦是每一读者都会感到恶心的一个短梦。

（四）

一个小山丘上有看似露天厕所的东西：一条很长的座板上有一个很大的洞，座板的后缘厚厚覆盖着一层大小不等、新旧各异的小粪便堆，背侧长满草丛。我对着座板小便，长长的尿流把一切冲得干干净净，粪堆很容易被冲入洞内，只是座板末端好像还残留一些。

做梦过程中我为什么丝毫不感到恶心呢？

这是因为，正如分析所示，此梦是由一些最愉快、最惬意的思想产生的。分析中，我立即想到奥基斯王的牛厩被海格立斯冲洗得干干净净。这海格立斯便是我，山丘和草丛来自奥塞湖，当时我的孩子们正住在那里。我既已发现神经症的幼儿期病因学，让他们住在那里是为了避免他们患病。我的一位女性患者为表示谢意作为礼物送给我一件家具，座板（当然没有那个孔洞）便是对这件家具的精确复制，因而使我想起这位患者是如何地尊敬我。甚至大便的呈现亦能做出令我高兴的解释。不管在现实中我会对此多么的恶心，但在梦中它却是意大利美丽国土的回忆。我们知道，在意大利小镇，厕所设施与此完全一样。把一切冲洗得干干净净的尿流，无疑是伟大的象征，格利佛正是以这种方式扑灭了利利普特的大火——尽管这使他在那个小人国王后那里失宠。大师拉伯雷笔下的超人高康大也是用这种方式对拜火教徒实行报复的，他跨在巴黎圣母院上，把尿流灌向这座城市。只是在做梦前一天晚上，我临睡前翻阅了加尼尔为拉伯雷作品作的插图。说也奇怪，这里有证据表明我就是那位超人。巴黎圣母院的平台是我最喜欢的巴黎风光。每天下午只要有闲，我总爱上大教堂的塔楼，在妖魔鬼怪之间上下攀爬。尿流将粪便冲洗殆尽使人想起如下格言：“它们正在消失。”我想，将来有一天我会把这一格言作为癔症治疗著作某一章的标题。

下面是引起此梦的真正令人兴奋的原因。在夏天一个炎热的下午，傍晚我就癔症与性倒错的关系做了一次讲演。讲演的每件事都使我深感不快，并对我而言似乎毫无价值。讲演使我疲劳，也对我的困难工作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渴望着摆脱对所有这一切有关人类龌龊之事的絮叨，而和孩子们在一起，并去欣赏意大利的美景。带着这种仙境，我从讲堂来到一家小餐馆吃了点露天快餐，因为我没有胃口吃别的什么。但是，有一位听众跟随着我，正在我就着咖啡吃卷饼时他要和我坐到一起，并开始奉承起来，说从我的讲演中学到多少东西，他现在开始以新的眼光来看每件事物，以及我如何通过这种神经症理论清洗了奥基斯王牛厩式的错误和偏见。总而言之，他说我是个伟人。我的心境和他的赞美很不协调；在厌恶中我努力使自己不作呕，并早早回家以摆脱他。临睡前，我翻了一下拉伯雷的书，并读了康拉德·费迪南·迈尔的短篇小说《一个男孩的悲哀》。

梦就是从这些材料中呈现出来的，迈尔的小说还勾起我一段童年往事的回忆。（参见关于图恩伯爵的梦的最后一个片断。）白天的苦恼和厌恶的心境在梦中持续着，并为梦的显意提供了几乎全部材料。但晚间产生了一种相反的心境，即强烈甚至夸张的自我肯定，并取代了前者。显梦必须找到一种在同一材料中同时表达出自卑和自大妄想的形式，二者的妥协使显梦模棱两可。但这些对立冲动的相互抑制，也产生了一种淡漠的情感基调。

根据愿望满足理论，若作为反题的自大妄想（虽然被压制着，但却有一种愉快的情调）又与厌恶感同时呈现，那么此梦便不可能形成。因为，令人痛苦的事情不大可能在梦中得到表现；而梦念中的痛苦，若不同时披上一层愿望满足的伪装，便难以进入梦中。

对于梦念中的情感，梦的工作除了承认或将之化为乌有外，还有另外一种处理方式，即把它们转化为其对立面。为释梦起见，我们已建立了一条解释原则，即梦中的每一成分本身都可以尽可能代表其对立面[见第318页]。至于它代表着什么，只能依其上下文背景来决定，我们事先一无所知。对此，一般人有一种怀疑意见，认为“梦书”在释梦时总是采纳对立原则。事实上，由于我们的思想很容易在一事物与其对立面之间形成密切的联想，将一事物转化为其对立面是完全可能的。它和其他移置作用一样，也可为稽查的目的服务；但它经常也是愿望满足的结果，因为愿望的满足无非只是将一个令人不快的事物用其对立面来取代。正如有关事物的观念可以通过转化为对立面而呈现于梦中，梦念的情感亦如此；而且很可能，情感的倒转总是由梦的稽查作用实现的。在社会生活中，主要是为了伪装的目的，我们也使用情感的压制和反转，和梦的稽查作用十分类似。在和别人交谈的过程中，如果我想说一些对他怀有敌意的话，却又不得不在表面上表示恭维，那么最重要的是不向他泄露出我的情感，其次才是选择表达思想的言语形式。如果我用并非不恭的话和他交谈，同时却表达出仇恨和轻蔑的神情和姿势，那么其效果与我当面表示轻蔑并无不同。所以，稽查作用要求我首先压制情感；而且，如果我善于伪装，那么我就会表现出相反的情感——发怒时假装微笑，想损害他人时却好像情意绵绵。

情感的这种倒置，我们已经遇到过一个精彩的梦例。在“我叔叔的黄胡子”的梦[第137页以下]中，我觉得对朋友P情深意浓，同时我的梦念把他看成是傻瓜。正是从情感倒置的这一梦例中，我们得到了梦的稽查作用存在的第一个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无须假设是梦的工作凭空制造了对立情感；一般地说，梦的工作只是发现了现成地存在于梦念材料中的对立情感，并利用产生于防御动机的精神力量使之强化，直到为了梦的形成，它们占有了支配的地位。在上述关于我叔叔的梦中，反题对立的绵绵情意可能产生于某种幼儿期材料（正如梦的后半部分所示），因为我在儿时最早体验到的叔侄关系的性质（参见第424页以下[以及下文第483页以下]的分析）已经成为我所有友谊和仇恨的源泉。

费伦茨（1916）所记录的一个梦为情感的这种倒置提供了极好的例证，“一位年长绅士在夜间被妻子唤醒，因为他在睡梦中大笑不止，使妻子感到十分惊恐。他随后说他做了这个梦：我正躺在床上，一位熟识的绅士走进卧室。我想开灯，但怎么也开不了。于是妻子起床帮我，但也未能打开灯。妻子因在那位绅士面前半裸着身体而觉得尴尬，便终于放弃了，又钻进被窝。这一切显得那么滑稽，使我忍不住尖声大笑起来。虽然妻子问我：‘你笑什么？你笑什么？’但我还是笑个不停，直到醒来。——次日，那位绅士很沮丧，并开始头痛：他想，大概是笑得太多而累着了。880

“从分析的角度看，此梦就不那么滑稽可笑了。进入卧室的那位‘熟识的绅士’，在隐梦中是作为‘伟大的未知’的死亡形象——这一形象是前一天在他心目中唤起的。这位老绅士患有动脉硬化，因而在前一天完全有理由想到死亡，梦中放声大笑便是代替对死亡念头的悲伤和哭泣，他所打不开的灯正是生命之灯。这种忧郁心情可能还与他的阳痿有关。不久前他曾想性交，但尽管有妻子半裸着身体的帮助，性交还是失败了。他认识到自己正日暮西山了，梦的工作成功地把他的阳痿和死亡念头转变成一幕滑稽剧，并将哭泣转为大笑。”

有一类梦完全可以被称为“伪善的（hypocritical）”，并构成对愿望满足理论的严峻考验。881当希尔费丁夫人把有关彼得·罗塞格下列梦的记录提交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讨论时，就已引起我对这类梦的注意。

罗塞格在小说《解雇》中写道：“我一直是个酣睡者，但有很多夜晚却失去了安宁——因为多年来，在作为一个文人的平凡生涯中，裁缝的生活阴影一直纠缠着我，使我失去安宁。”

“在白天，我好像并没有太多或太强烈地反省过往事。一个摒弃世俗外衣而试图征服地球和天国的人尚有其他事情要做，甚至作为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时，我也没有思考过夜间做的梦。只是到后来，我形成了凡事必思考的习惯或世俗习气稍有抬头时，我才开始反问自己，为什么只要一做梦，梦中我便是一个受人雇佣的裁缝，并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在师傅的店里无报酬地工作。当我在他身边裁缝洗熨时，我充分地认识到，作为一个城里人，我不该这样坐在他身边，而应寻求别的什么工作。但我总是在度假，总是有暑假休闲时光，并因而总是坐在他身边充当他的助手。这常常使我恼怒，使我感到浪费时间的悲哀，我应该有更好更有用的事情可做。有时工作出了差错时，我还必须忍受师傅的斥责，尽管从来没有报酬可言。当我弯腰躬背地在黑暗的店里工作时，我常想引起他的注意并提出要离去。有一次还真的这么做了，但师傅却毫不在意，我又只好坐在他身边开始裁缝了。”

“在这样令人厌烦的梦中醒来是一件多么高兴的事啊！于是下决心，如果这种挥之不去的梦再出现的话，我便用力摆脱它并大声呼叫：‘这只是骗局，我正躺在床上要睡觉……’但第二天晚上我又梦见坐在裁缝的店里。”

“事情就这样持续了好几年，而且还不可思议地具有规律性。一次，我和师傅在阿尔贝霍夫（我第一次当学徒时在他家干过活的农民）家工作，师傅对我的活特别不满意，脸色阴沉地说，‘我倒要看看，你心不在焉地想些什么。’我想，最合理的事情莫过于站起来对他说，我和他在一起只不过是取悦于他，然后离开。但我没这么做，当师傅领来一个学徒并要我给他让出地方时，我并没有反对。我走到一个角落继续缝纫起来。同一天师傅又雇了一位短工，是个伪君子——他是波西米亚人——他19年前曾在我们这里干过活，并且曾在从小旅馆回家的路上掉进小河里。当他想坐下来时已没有座位了。我疑惑地看着师傅，他说，‘你没有天赋，你走吧，你被解雇了！’我听了这话就惊醒了。”

“黎明的曙光透过未拉窗帘的窗户射入我熟悉的房间。我置身于艺术品之中，我那精致的书架上矗立着永恒的荷马、伟大的但丁、无与伦比的莎士比亚、光辉灿烂的歌德——他们都是流芳百世的人物。隔壁传来孩子们清脆的声音，他们刚醒来正和母亲玩耍。我似乎又重温了那田园般的甜蜜，那宁静的富有诗意的生活，我常从中深深地感到一种沉思的人生乐趣。然而，不是我先向师傅提出辞呈，而是师傅解雇了我，这又使我深感懊恼。”

“我又是多么的惊喜！自从师傅解雇我的那天晚上起，我就开始享受宁静，我再也没有梦见那长长的裁缝生活了——那种朴实无华的生活确实令人快乐，但也给随后几年的生活投上了长长的阴影。”

在这位年轻时曾是雇佣裁缝的作家所做的这一系列梦中，我们很难看出愿望满足的主导地位。梦者的全部乐趣都在于他白天的存在，而他在梦中却被不幸生活的阴影所困扰，虽然他最终摆脱了这种生活。我自己做的一些类似的梦使我能够对这一主题做出若干说明。作为一个年轻医生，我曾长时间在化学研究所工作，却未能掌握这门科学所要求的娴熟技术；正因为如此，在清醒生活中我从来不愿想到这种贫瘠而真正使人丢脸的初学时期；另一方面我却经常梦见在实验室里工作、进行分析及其种种经验。这些梦和考试梦同样使人不快且从来不甚清晰。在我对其中之一进行分析时，我的注意力逐渐集中于“分析”一词，它为我理解这些梦提供了一把钥匙。从那时起我就变成了一位“分析家”；现在我从事的正是被给予很高评价的分析，尽管这当然是“精神分析”。现在很明白，如我对白天进行的这种分析工作感到自豪并自我吹嘘我是多么的成功，那么我的梦便是在提醒我那些无从自豪的不成功的分析。它们是对暴发户的惩罚梦，就像那位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雇佣裁缝所做的梦那样。但是，在暴发户的自豪和他的自我批评之间，梦如何能够与后者站在一边，并选择理智的警告而不是非法的愿望满足作为其内容呢？我已提出，这个问题的回答具有若干困难。我们可以认为，梦的基础首先形成于一种夸大了的雄心幻想，但那些给这一幻想泼冷水的各种谦卑思想亦进入梦中。我们当记得，心灵中有受虐狂冲动，可能正是这些冲动造成了诸如此类的倒置。我并不反对把这类梦与“愿望满足的梦”区分开来，称为“惩罚梦”，也不意味着我所提出的梦理论有什么欠缺，它只不过是一种语言学上的权宜措施，以应对某些人认为对立面可以聚为一体实在奇怪的问题。882但对若干这种梦的仔细研究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在做的一个实验梦的一个不甚明确的背景部分，我处于医学生涯中最忧郁和最不成功的年龄，我仍没有获得一个职位，也不知道如何获得生计，但同时却突然发现我可以在好几个女性中选择婚姻对象！于是我又一次年轻了，更主要的是她又一次年轻了——这位多年和我共患难的女性。于是此梦的潜意识诱因被揭示为一个步入暮年的老人的痛苦愿望。虽然发生于心灵其他层次上的冲动也确实决定着梦的内容，但惟有更为根深蒂固的愿望，即向往年轻，才使这种冲动有可能呈现为一个梦。甚至在清醒时我们有时也对自己说：“今天事事顺利，往事不堪回首；然而那时也很好——我是那么年轻。”883

我自己经常做的另一类梦也可以看成是伪善的884，其内容为与多年断交的朋友言归于好。但分析却表明，总有些原因使我与这些往日朋友彻底断交，并把他们当作陌路人甚或敌人，但梦表现的却宁愿是相反的关系。[参见第145页注]

要对富于想象力的作家记录的梦做出判断，我们完全可以假设，他在记录过程中也已省略了他自己认为不重要的内容细节，由此造成某些问题。只要梦的内容被详加报告，那么这些问题自然会很快得到解释。

奥托·兰克曾向我指出，格林童话《小裁缝》中含有一个完全类似的暴发户的梦。那个裁缝现已成为英雄，并且是国王的乘龙快婿。一天晚上和公主同床就寝时梦见过去所学的手艺。这引起公主的怀疑，便于第二天晚上派武装警卫窃听他的梦话并要逮捕他。但这位小裁缝却在梦中受到警告，便注意改正自己的梦。

梦念中的情感要变为梦中情感，需通过删除、减缩和倒置这些复杂过程。这些过程可以在详尽分析后适当加以合成的梦中看出。对此，我再引几个梦中情感的例子加以验证，人们将发现我所列举的几种可能性在其中得到了实现。

（五）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那个关于布吕克老先生要我解剖自己骨盆的奇怪任务的梦[第452页]，我们应当记得，在梦中我没有本来应该有的恐惧感。现在看来，这在若干意义上是一种愿望满足。解剖意味着我在出版本书时所进行的自我分析——这种分析实际上对我来说是如此痛苦，以致我将书稿付印推迟了一年多。于是产生一种愿望，即能够克服这种厌恶感，因而在梦中我没有恐惧感。但我已因头发不再变得灰白而感到高兴——这是就“Grauen”一词的另一意义而言。我的头发已变得相当灰白，这也提醒我不能再拖延了，而且在梦的结尾处还呈现了这一思想，即我必须让孩子们来达到我艰苦旅程的目标。

下面我们再考察两个梦，其中满意感一直持续到醒后。在第一个梦中，满意的原因是我预感到，我现在该知晓“我以前就梦见过这个”意味着什么，而满意实际上指的是我第一个孩子的出生[第446页以下]。在另一个梦中，满意的原因是我认为“被预兆”的事情正在实现的信念，而实际指的与第一个梦十分相似，这种满意与我第二个儿子的降生相一致[第447页以下]。这里，梦念的主导情感在梦中持续着，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任何梦都不会如此简单。如果我们对这两个分析稍加细究，便会发现，这种逃脱了稽查作用的满意，还受到另一来源的加强。这另一来源有种种理由害怕稽查作用，如果它不以产生于某种可能允许的来源、并因而是合法的类似情感作为伪装，并以此为庇护，悄悄溜入梦中，那么它本身的情感在梦中出现肯定要遭到反对。

对此，遗憾的是我不能用实际梦例加以证实。但是，我可以用其他生活领域的事例来说明我的意旨。假设有一个熟人，我很恨他，因此，如果他有什么不幸，我会很高兴的。但我的道德本性又不容许这种冲动的流露，因而不敢表达希望他不幸的愿望，压制着对他的不幸的满意，并装出遗憾的样子。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现在的情况是，假若被憎恨的人因自己做的坏事而遭到不幸的报应，那么我就可以充分地表示满意，认为他是遭到了应有的惩罚，这样就可以和其他不抱偏见的人保持一致了。这里可以指出，我的满意感也许比别人更强烈，因为我的满意感还受到另一来源的加强，即我对他的憎恨。社会生活中，当受到反感的人或某个不得人心的少数群体的成员犯有某种过错时，这种情况亦普遍发生。他们遭受惩罚一般说来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过错，而且还因为人们对他们的反感，这种反感在他们犯过之前是无从产生作用的。毫无疑问，执行惩罚的人在这样惩罚他们时是不公正的，但他们由长期以来所保持的压制被解除所带来的满意而对此不自知。这种情况中的情感在质的方面是正当的，但在量的方面则不公正。自我批评在一个问题上的松懈只能导致它疏忽对另一个问题的考察，宛如大门一经打开，便有比原计划所允许的更多的人蜂拥而入。

对神经质的人的一个显著特征——即能够引发某种情感的原因，在他们身上所引发的情感虽然在质上适当、但在量上却过度的事实——在心理学解释许可的范围内也可以作出同样的解释。量上的过度起因于这种情感的原因过去一直处于潜意识压制（suppression）状态。这些来源成功地与真正的释放原因建立起联想关系，从而通过情感的其他原因而获得正当的表现途径。这是不受反对的和合法的。因此我们应注意到，在考察被压制的和起压制作用的各动因时，不能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对立的相互抑制，正如有时它们因相互合作而得到加强，从而产生某种病理效果一样。

下面我们就可以把关于精神机制这些启示应用于对梦中情感表达的理解。梦中呈现的、并很容易在梦念中找到适当位置的满意情感，往往不能仅从这种关系中得到充分的说明，而需要从梦念中找出它的另一个来源，而这一来源正处稽查作用的压力之下。作为这种压力的结果，这一来源在正常情况下所产生的不是满意，而是对立情感。但是，由于满意情感的第一个来源的出现，这第二个来源就可以把自身的满意情感从压抑中解脱出来，并强化着第一个来源所产生的满意情感。因此，梦中情感是由若干来源共同决定的，即从梦念材料看，是多因素决定的。在梦的工作中，能够产生同一情感的来源，往往联合在一起共同产生这一情感。

从那个以“Non vixit”（已经死的）为中心的绝妙梦例[第421页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对这些复杂关系有所洞见。在那个梦中，不同性质的情感集中于梦的两点上。当我用两个词使我的对手和朋友消失——梦本身使用的语言是“被奇怪的情绪所压倒”——时，敌对和痛苦两种情感汇聚在一起。在梦的结尾，我非常愉快，并继续相信那种在清醒生活中认为是荒谬的可能性，即存在着仅用愿望就可以被消灭的亡魂。

对这个梦的有趣原因我尚未述及，这个原因十分重要，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梦的意义。柏林的朋友[弗利斯]告诉我，他正要进行一个手术，有关病情可以问他住在维也纳的亲戚。手术后的头几个消息不确切，使我感到不安。本想亲自去看他，但那时我已疾病缠身，不能启程。梦念告诉我，我所担忧的是朋友的生命。他只有一个妹妹，虽然我不认识，但知道她在年轻时的一场小病中丧生。（梦中，弗利斯谈论着他的妹妹，并说她在45分钟内就去世了。）我肯定想到，他的体质不会比他妹妹好多少，如果接到不好的消息，我无论如何也要前去看他——但去得太晚了，对此我将永远不能原谅自己。885因来晚了而遭受的这种谴责成了梦的中心主题，但却被表现为这样一幕情境，即我学生时代所尊敬的老师布吕克通过可怕的蓝色眼神责怪了我。造成这幕[关于弗利斯]的情境变动的原因很快就清楚了。梦不可能以我所体验的方式来再现[关于布吕克]的情境，却由另一人物保持了蓝眼睛，而消灭的角色却由我来承担——这显然是由愿望满足工作所造成的倒置。我对朋友康复的挂念，我对未去看他的自责和羞愧——他毫未兴师动众地来到维也纳（看我）——我借口自己生病——所有这一切汇聚在一起，形成了梦中我所清晰感觉到的情感风暴，并在梦念的这个区域激荡不已。

但是，梦还有另一起因，对我却产生了相反的效应。在手术后最初几天接到不好消息的同时，我被告诫不要和任何人谈论此事。对此，我很不高兴，因为这表明对我的谨慎的不必要怀疑。我很清楚，这些告诫绝非来自我的朋友，而是出自传递消息者的笨拙和谨小慎微。然而它所伪装的指责却使我很不快，因为它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我们知道，只有实质性的指责才有伤害性，也只有这种指责才使人不安。我所想的事情其实与这位朋友无关，而涉及到我早期生活的一个阶段。有次我在两个朋友之间引起了麻烦（他们两人都很尊敬我），是因为我在一次谈话中把一个朋友说的话不必要地告诉了另一个朋友。当时我也遭受了谴责，而且现在还记忆犹新。这两个朋友之一便是弗莱契尔教授，另一个朋友的教名为约瑟夫——也就是我梦中的朋友和对手P。

不能保密的谴责，在梦中由“毫未兴师动众地”的成分以及弗利斯问我告诉了P多少有关他的事情所证实。但是，正是这个[关于我早年的不慎及其后果的]记忆的介入，才使我目前因来晚了而受到的责备，转变为在布吕克实验室工作时受到的责备。而且，通过把第二个人变成梦中消失一幕中的约瑟夫，梦境中的指责就不仅是指我来晚了，而且也是指不能保守秘密。这样，梦中的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过程及其原因都变得清晰可辨了。

我目前关于被告诫不要谈论[关于弗利斯病情]的愤怒，虽然轻微，却受到内心上的其他原因的强化而膨胀为对我实际上喜欢的人的一股仇恨。这一强化的原因来自我的童年期。我已说明[第424页以下]，我与同龄人之间的友谊或敌意，是如何地起源于童年期与我那位比我大一岁的侄儿的关系；以及他如何地优越于我，我又是如何地很早就学会反抗他以自卫；我们既是密不可分的朋友，同时据长辈的说法，又互相打斗、互相埋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所有的朋友都是这第一个人物的化身：他们都是亡魂。在我的孩提时代，我的侄儿重又出现，并和我一起扮演恺撒和布鲁特斯。我的情感生活总要求我同时有一个亲密朋友和一个敌人。我总能得到新的朋友和敌人，而且，我童年时的理想情境又总能完全重现，使朋友和敌人集于一人之身——虽然不能像我童年早期那样同时发生或不断交替。

关于引起某种情感的近期原因，如何能够回复到某一童年情境并为这一情境所取代，这里我不想加以讨论[见第546页]。这属于潜意识思维心理学问题，应在关于神经症的心理学阐释中得到说明。就释梦而言，我们可以设想，童年期的回忆可以在下列内容中唤起或以幻想形式加以重构。两个小孩争执某件东西（这东西是什么无关紧要，虽然记忆或虚假记忆中很明确），每个小孩都声称是先到并应该拥有它。他们于是打了起来，结果强权战胜了公理。由梦的证据看，我可能自己意识到错了（我自己注意到错了），但这次我是强者并占领了场地。那失败的对手便跑向他祖父——我的父亲——去抱怨我。我的父亲告诉我，我却以“我打他，因为他打我”这句话来自卫。这一记忆也许是幻觉，是在我分析此梦时想起的，它构成了梦念的一个中介因素，将梦念中的各种情感汇聚起来，就像一口水井把流入其中的水蓄积起来一样。梦念以此为出发点，按下列方式进行：“你对我让步是活该，你为什么要推开我？我不需要你，我可以找到别的玩伴”，如此等等。这些思想于是就获得了进入梦中的途径。我也曾用这种“叫人让开”的态度而责怪过我的朋友约瑟夫，他接替我在布吕克实验室做了演示员。但这里的晋升十分缓慢而令人厌烦。布吕克的两个助手在这个位置上都不像有提升的可能，年轻人是不那么耐心的。我的朋友自知命数将尽，又与上司关系不那么密切，于是不时地公开表示不满；又因为他的上司[弗莱契尔]病重，所以P希望他离开，其意恐怕不仅在于希望他晋升，不免还有更丑恶的意味了。并不奇怪，我自己在几年以前也曾强烈希望填补这个空缺。只要有晋级的机会，那些应受压制的愿望就不免抬头。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王子，即使在他父亲的病床边，也抵挡不住试戴王冠的诱惑。可以料想，梦因为这个无情的愿望所惩罚的是我的朋友而不是我。886

“因为他野心勃勃，我就杀了他。”他因等不及别人的退位，便自己退位了。这就是我在参加另一次大学揭幕仪式后立即产生的想法。因此，我在梦中体验到的满意可部分地解释为：“这个惩罚是公正的！你活该！”

在我的朋友P的葬礼上，一个年轻人说了些似乎不大合时宜的话，意思是说，主持人的悼词好像是说，这个人死了，世界将不复存在。这话表达了一种真实的感受，即他的悲痛心情被夸大的言辞所扰乱。但他的话也激发了我如下梦念：“的确，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我已送走了多少人！但我还活着，我比他们都活得长，只有我才拥有这个位置。”我害怕，如果我去探望朋友[弗利斯]却发现他死了，这一想法只能被解释为我很高兴，因为我比别人活得更长，因为死的是他而不是我；而且，和我幻想中的童年景象一样，我独占了这块地方。这一起源于幼儿期的满意感构成了梦中情感的主要部分。我因为活着而高兴，并以传说中那对夫妇似的素朴的利己主义把我的高兴表达了出来，这对夫妇一方对另一方说：“如果我们之中有谁死了，我就要去巴黎。”在我看来很显然，我不会是将死的那一个。

不容否认，一个人在解释和报告梦时需要高度的自制力。他在与他同享生命的一群高尚的人之中，必然把自己呈现为唯一的坏人。所以在我看来，很自然，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使亡魂存在或消失。我们已看到，我的朋友约瑟夫都是我儿时朋友的一系列再现。我能够不断地以替身来再现这一朋友，也是我满意情感的来源之一；而且我觉得，对于我现在正要失去的朋友，我也应该能找到替身：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

但梦的稽查作用又是什么呢？它为什么不对这种麻木不仁的利己主义思想加以最有力的反对呢？它为什么不把与这一想法相关的满意转变为极度的痛苦呢？我想原因在于，针对同一个人的其他无可反对的思想同时也得到满足，并由他们的情感来隐蔽被压制着的童年体验的情感。在揭幕仪式上，我在思想的另一层次上想：“我已失去了多少珍贵的朋友！他们有的死了，有的断交了。幸运的是我能为他们找到一个替身，这一替身比他们所有人都更重要，而且，在这种不易建立新的友谊的年纪，他的友谊永远不会失去，这又是多么值得庆幸！”我因能够为这些失去的朋友找到一个替身而产生的满意感，可以不受干扰地进入梦中。然而，随之进入梦中的还有由童年原因所产生的敌对满足。毫无疑问，童年期的情感强化了我现在的正当情感，但童年期的仇恨也趁机进入了梦中。

此外，梦还包含着对另一思绪的明确暗指，而这一思绪却可以产生正当的满意情感。不久前，我的朋友[弗利斯]在等待许久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女儿。我深知，他对妹妹的早逝悲伤不已，便写信劝慰他，说他一定能将对妹妹的爱转移到女儿身上，而且，他的幼女一定能使他忘怀妹妹之死所造成的无法弥补的损失。

因此，这一组思想与隐梦的中介思想[参见第483～484页]又发生了联系，而联想的道路却走向反面：“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惟有亡魂是真的：所有失去的都将回来！”这样，梦念之对立成分之间的联想链就由下列事实建立起来，即我的朋友为幼女取的名字恰好与我儿时经常在一起玩耍的女孩的名字相同，她与我同龄，而且是我最早的朋友和对手的妹妹[见第425页注]。当我听说朋友为幼女取名“保琳”时，我感到极大的满意。作为对这一巧合的暗指，我在梦中以一个叫约瑟夫的人来代替另一个同名者，并觉得无法压制“弗莱契尔”和“弗利斯”这两个名字的头几个字母的相似性。由此，我的思绪转向自己孩子的名字。在给孩子们取名时，我坚持不流于俗套，而要以他们的名字来纪念我曾爱过的人们，因而孩子们的名字便使他们成了亡魂。总而言之，我是想，难道生儿育女不正是我们走向永恒的唯一途径吗？

关于梦中情感这一主题，我还要从另一个角度稍做补充。睡者心灵的支配因素之一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心境”——或某种情感倾向——而它可能又对睡者的梦产生决定性影响。这种心境可能起源于前一天的体验或思想，也可能起源于躯体因素[参见第237页以下]。这两种起源都可以伴生其他的相关思绪。不管是梦念的这些观念内容以原始的方式决定了心境，还是以某种躯体因素为基础而解释的情绪倾向次生地唤起了这些观念内容，从梦的建构这一角度看，这种分别是无关紧要的。在两种情况下，梦的建构都服从一个条件，即梦只能表现那些作为某一愿望之满足的事情，而且，只有从愿望中，梦的建构亦无区别（参见第235页）。从愿望满足意义上讲，这种差异既可忽视，亦可做新的解释。睡眠中的痛苦心境，可以通过产生梦所要实现的强烈愿望而成为动机力量。至于心境被附以何种材料，则取决于材料能否表达愿望的满足。梦念中的痛苦心境越是强烈并处于支配地位，那么最强烈地被压制着的欲望冲动就越要利用这一机会试图在梦中得以表现。因为，本来不愉快的情感已经存在，欲望冲动的表现所要完成的艰苦工作亦已完成。这里，我们又碰到了焦虑梦的问题，我们不久将于下文[第579页以下]看到，这些焦虑梦构成了梦活动的边缘性质。

九、润饰作用887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有关梦的建构的第四个因素。如果我们继续延用前面的方法来研究梦的内容——即将梦内容的显在事件与其梦念来源加以比较，我们就会碰到另外一些因素，其解释需做出一个全新的假设。我指的是这样一些梦例，其中梦者感到惊奇、痛苦或厌恶，而且是由梦内容本身的某一片断引起的。我在上一节的许多梦例中已表明，梦中的这些不满情感，大多不是针对显梦内容，而是梦念的构成部分，并被用来服务于某一适当目的。但其中某些材料还不能做出如此解释，我们不能在梦念中找到其对应物。例如，梦中经常出现的一句批判性的话，即“这不过是一个梦而已”[第338页]意味着什么呢？这里，我们发现了梦的一个真正的批判性，恰如在清醒生活中我们也这么说。通常，这也是从梦中醒来的序幕，而且还伴有某种痛苦的感觉，直到明白它是个梦。当梦中出现“这不过是一个梦而已”的想法时，与奥芬巴赫滑稽剧中美丽的海伦所说的话888具有同样目的：即减低刚刚体验到的情感的重要性，以使之可以忍受。它的功能是平息某一完全有可能激动起来的动因，并阻断梦的继续——或阻断剧中一幕。但是，继续睡眠或做梦会更舒适，因为毕竟“它只是一个梦而已”。在我看来，“它只不过是一个梦”这一带有轻蔑意味的批判性判断，只有当稽查作用发现不小心让一个梦发生之后才能做出。因为梦已经发生，再抑制它是来不及的，于是稽查作用便以这种话来平息由此导致的焦虑或痛苦情感。这只是精神稽查作用的马后炮式的表现。

这一实例为我们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表明，并非梦中所有事情都来源于梦念，与我们的清醒思想难以区分的某种精神活动亦可以为梦提供内容。这里引起的一个问题是究竟这种情况只发生于少数特殊梦例之中，还是起着稽查作用的动因也在梦的建构中起着某种一贯的作用。

我们可以肯定地采取后一种观点。虽然在前面我们只述及稽查动因对梦的内容的限制和删除作用，但它无疑也对梦增加或插入某种内容。我们不难在梦中发现这种插入的内容。梦者对这些内容的报告往往迟疑不决或说成是“好像什么什么”；这些内容本身也并不特别鲜明、生动，并且往往作为联结成分介于梦内容的两个部分之间，或用来填补梦的两个部分之间的空当。与梦念材料的派生成分相比，这些内容不易记忆；在梦的遗忘过程中，这一部分最先消失。人们常说做了很多梦，但大多已忘记，只记住了某些片断[第279页]。我总觉得，这种说法正是基于这些中介思想的迅速消逝。在一例彻底的分析中，如下事实揭示了这些插入内容的存在，即梦念中根本没有与之相关的材料。但进一步的细致分析使我相信，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一般而言，中介思想最终都可以追溯到梦念材料，只是这样的梦念材料或者是由于其自身的缘故，或者由于它被多种因素决定，因而，很难进入显梦。似乎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我们现在正要考察的这种精神功能才在梦的形成中进行新的创造。只要有可能，它就会利用在梦念中发现的适当的任何材料。

将梦的工作这一功能区分并同时揭示出来的，是梦的工作的目的。这一功能的活动方式，正像诗人恶意地形容哲学家那样：“用笨拙的碎片来弥补梦在结构上的漏洞”。889其结果是，使梦不显得荒谬和不连贯，并与理智的经验模式相近似。但它的努力并非总能成功，因为从表面看，梦的发生似乎是合理的而不出现逻辑错误，它们从某一合理的情境开始，经过一系列连贯的变化——虽然这并不常见——然后引向一个合理无奇的结论。这种类型的梦经受了与清醒思维十分类似的精神活动的广泛修正；它们似乎具有意义，但这种意义却与梦的真实意义相去甚远。如果进行分析，我们便可坚信，正是在这些梦中，润饰作用最为随心所欲地对梦的材料加以润饰，并使其关系丧失殆尽。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梦在做清醒解释之前，在梦中已被解释过一次了。890891在另一些梦中，这种有意的润饰只获得部分的成功，其连贯性似乎能保持一段时间，但随后梦就变得混乱而无意义了，尽管它往后可能又一次表现出合理性。还有一些梦，其中润饰作用完全失败，致使我们直接面对着一大堆毫无意义的材料片断。

关于梦的建构中的第四种力量，我并不想绝对地加以否认，不久，我们将发现对它早已熟悉。因为事实上，从其他方面讲，它是四种力量中我们唯一熟知的一个。我也不想否认，这第四种力量也能够对梦做出新的贡献。当然，和其他几种力量一样，它也主要是通过对梦念中已经形成的精神材料的偏好和选择而发挥作用的。有一种情况，即梦的门面工作已在很大程度上被省去了，因为这种工作在梦念材料中已被完成而只待使用。我习惯于将这种梦念成分看作“想象构成物”892。如果我指出，清醒生活中的“白日梦”与此相类似，这或许可以避免误解。893关于这些结构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的作用问题，精神病学家们尚未充分认识到并加以阐明，虽然M·本尼迪克特（Benedikt）打开了一个在我看来是很有希望的开端894。白日梦的重要性也被富于想象力的作家们所洞察，例如，阿尔冯斯·都德在小说《富豪》中对一个小人物的白日梦有一段著名的描述[参见第535页]。精神神经症研究的一个惊人的发现是，这些幻想或白日梦是癔症症状的直接前兆。癔症症状虽然不依附于真实的记忆，但却依附于以真实记忆为基础的想象构成物。895自觉幻想的频繁出现使我们认清这些结构；但除了这些自觉的幻想外，还有大量潜意识幻想，它们仍处于潜意识之中是由于其内容及其起源于被压抑的材料。对这些白天的幻想的深入研究表明，它们应被赋予与夜间思维的产物即“梦”以同样的名称，它们与梦拥有大量共同特征，事实上，对它们的研究可以作为理解梦的最便捷、最理想的途径。

和梦一样，这些幻觉也是愿望满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童年经验的印象为基础，它们也会因稽查作用的松懈而获益。如果我们考察其结构便可发现，影响到它们的形成的愿望，是如何地混合了它们赖以形成的材料，重新加以组织并形成种新的形式。它们起源于童年期记忆，它们与童年期记忆的关系，似若罗马的巴洛克式宫殿与古代废墟的关系，正是古代废墟的石径和圆柱为其现代结构提供了材料。

我们把润饰作用作为形成梦的内容的第四个因素，它在不受任何抑制地创造白日梦的活动中亦发挥作用。我们可简单地说，它把那些提供给它的材料塑造成类似白日梦的东西。但是，如果这种白日梦在梦念范围内已经形成，那么，梦的工作的第四个因素便直接采用现成的白日梦，并试图使之进入梦的内容。有些梦，其内容仅仅是白天幻想的重复，如那个小男孩所做的与特洛伊战争的英雄们同坐一辆战车的梦[第129页以下]在我那个“自学者”梦[第298页以下]中，第二部分完全是白天幻想的重现，说的是N教授的质朴对话。从梦的产生必须满足的复杂条件来看，更常见的是，现成的幻想只构成梦的一个部分，或者只是幻想的某一部分才能进入梦。其后，幻想便受到普遍与隐梦其他材料相同的处理，尽管它在梦中仍然可以被识别为一个实体。在我的梦中，经常有一些部分突显出来，让人产生一种与其他部分不同的印象。我觉得这些部分比同一梦的其余部分更流利、更紧凑。同时也消逝得更快。我知道，这些都是进入梦中的潜意识幻想，但我从未成功地阻止过这种幻想进入梦中。此外，和梦念的其他成分一样，这些幻想也要经受精练、凝缩并相互叠置。但是，虽然幻想既可以原封不动地进入显梦内容，在另一极端上也可以只以其成分之一或以关系遥远的暗指在梦中表现，其间也有各种过渡情况。存在于梦念中的幻想将如何变化，显然也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稽查作用和朝向凝缩作用的要求。896

在选择解释梦例时，我尽量避免那些潜意识幻想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梦，因为对这一特殊精神因素的介入，必然要求对潜意识思维心理学的长篇大论。但就此而言，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回避对幻想的考察，因为它经常完整地进入梦境，而且更常见的是，我们从梦中可以清楚地窥见它的存在。于是，我想到引证一例，它似乎由两个想象物构成。这两个想象物虽不同且相互对立，但在某些方面上却相互吻合，而且其中之一浮于表面，另一个幻想则是对它的解释[参见上文第490页]。897

这是我唯一未做细致记录的一个梦例，内容大致如下。梦者是一个未婚男青年，梦见他坐在一个经常光顾的餐馆。随后出现了几个人，想带他走，其中有个人甚至想逮捕他。他对同伙说：“我一会儿就回来，我来付账。”但他们嘲弄道：“我们都知道，人们总是这么说。”一个顾客在他身后叫道：“又走了一个！”他随后被带到一个小屋，里面有一个女人带着小孩。与他同来的一个人说：“这是缪勒先生。”一位警官或类似的官员一边翻着一堆卡片或文件一边说着：“缪勒，缪勒，缪勒。”最后他向梦者提了一个问题，梦者回答说：“我愿意。”他又回头看一眼那女人，却发现她长着大胡子。

此梦不难分出两个成分。其表面成分是逮捕想象物，似乎是由梦的工作新制作的。但在它的背后可以看出一些仅被梦的工作稍加修改的材料，即结婚想象物。两个想象共同具有的特征非常明显，类似高尔顿的合成照片。这个年轻人（其时还是个单身汉）说他还会回来与同伴一起吃饭的承诺，他的酒友们的怀疑，他们说“又走了一个（去结婚）”的叫喊——所有这些特征都适合于另一种解释。他对警官问题的回答“我愿意”亦如此。翻阅一堆文件并喊着同一个名字，与婚礼的一个不太重要、但依稀可辨的特征相对应，即宣读一堆贺电，所有这些贺电都标有同一个名字。新娘在梦中的出现这一事实表明，结婚幻想战胜了表面的逮捕幻想。询问得知……此梦未作解释——在梦的结束时新娘为什么会长上胡子。做梦前一天，梦者和一个与他同样怯于结婚的朋友在街上散步，看到一位黑发美女迎面走来，他的朋友说，“但愿这位美女几年后别像她父亲那样长出胡子来。”当然，此梦亦不乏被进一步伪装的成分，例如“我以后付账”的说法可能是指他担心岳父在嫁妆问题上的态度。事实上，各种疑虑不安都阻止着梦者幻想满心喜悦地结婚，这种疑虑之一就是担心婚姻会使他失去自由，梦中体现为一幕逮捕景象。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问题，即梦宁愿采用现成的想象物，而不从梦念材料中重新拼凑，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解决有关梦的一个难解之谜。本书第26页提到一个众人皆知的轶事，即默里在睡梦中被一块木板击于后颈部，因而从一个长长的梦中惊醒，梦好像是充分展现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一个故事。因为梦的结构紧凑，好像是为惊醒他的刺激做一解释，而他对这个刺激的出现又无法预料，所以唯一可能的假设就是，梦是在木板击中他的颈椎和他由此惊醒这一短暂时间内制作并表现的。对于清醒生活，我们怎么也不敢相信，思维活动能如此之快，因而我们必须假设，梦的工作能够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上加速我们的思维活动。

这一迅速流行起来的结论，受到了某些现代作者（勒洛林，1894及1895；艾格尔，1895等）的强烈反对，他们一方面怀疑默里对他的梦的叙述的精确性，另一方面又试图证明，就此梦而言，如果排除其夸张成分，那么清醒的思维活动在速度上并不比它慢。他们的讨论所引起的一些原则性问题，我认为并不能立即解决。但我必须承认，他们（如艾格尔）所提出的论证，特别是关于默里断头台的梦的论证，并不能令人信服。我想对此梦做出如下分析。默里的梦表现了多年来在他的记忆中形成并保存的幻想。这一幻想在他被木板惊醒的那一刻被重新唤起了——或者说是被“暗示”了。难道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如此长的故事及其全部细节如何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构成，这一理解上的困难便不存在了，因为整个故事早已形成。如果默里是在清醒状态下遭到小木板的撞击，那么他的思维活动当会如此进行：“这就像在断头台上被斩首一样。”但因为他是在睡眠时被击中颈部的，梦的工作便利用这一击中刺激的机会迅速地表现一个愿望满足；（从纯粹比喻的意义来讲）梦的工作好像是在想：“机会来了，这下可以表现某时某地在阅读过程中所形成的愿望冲动幻想了。”对于年轻人在令人激动的强烈印象的作用下编造出这样的梦故事，我想是无可辩驳的。在那个恐怖时代，无论贵族男女还是民族英雄，都能够满怀希望地视死如归，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能保持头脑清醒、风度高雅。对这样的描述，至少就法国人或研究人类文明史的人而言，谁能不为之振奋呢？试想自己与一位小姐吻别后勇敢地走向绞刑架，作为一个年轻人，沉浸在这样的想象中是多么诱人！或者，如果幻想的主导动机是野心，那么想象自己是那么可怕的人物之一又是多么富有魅力，正是他们仅凭思想和辩才就控制了整个人心狂乱的城市，正是他们通过他们的信念把成千上万的人送上断头台，并为欧洲的变革运动铺平了道路，而他们自己的命运却朝夕难保，终有一天他们自己的头颅也会落于铡刀之下！或者把自己想象成吉伦特党人或英雄丹顿，这又是多么富有诗情画意！在默里对此梦的回忆中有一个特征，即他是“在众人簇拥下被带上刑场”，表明了他的幻想正属于这野心一类。

这一久已准备好了的想象物在睡梦中也未必非要全景复现不可，它也可以一触即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人演奏出几个音乐小节，并有人说是取自莫扎特的《费加罗》，那么许多回忆便立即同时呈现于我的内心，而不是一个一个地进入我的意识。某些关键词就能使整个网络同时进入兴奋状态。潜意识思想亦可完全如此。一个唤醒刺激就可以使某种精神入口兴奋起来，从而使整个断头台幻想得以呈现。但是，这一幻想并非在睡梦中逐幕展示，而是只存在于睡者醒后的记忆中。醒后他记起了幻觉的全部细节，而在梦中，这一幻觉只是作为一个整体被激活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确信，所有忆起的事情都是梦中发生的。这一解释——即现成的幻想作为一个整体被唤醒刺激所激活——也适用于其他一些集中于唤醒刺激的梦，如拿破仑在饵雷爆炸前所做的战役梦[第26页及第233页以下]。

J.托波沃尔斯卡（Justine Tobowolska）在她的博士论文中收集了大量梦例，用以说明梦中时间的久暂。在这些梦中，我觉得最富启发性的是马卡里奥[1857，第46页]报告的剧作家卡西米尔·博佐所做的梦。一天晚上，博佐想去参加他的作品的首演式，但他太疲困了，以致帷幕刚揭开时他就打起瞌睡来。他在睡梦中将全部前5幕在脑海里过了一遍，并观察了观众对各幕的情绪反应。演出结束时，他高兴地听到，观众以热烈的掌声欢呼他的名字。突然间他醒了，他无法相信他的视听，因为演出才刚刚开始；他睡着的时间还不过两分钟。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在这一梦例中，梦者将剧的前5幕过一遍并观察观众对其中每一段落的态度，并不需要在梦中制作任何新的材料，而只是（在我上述意义上）对已经完成了的幻觉活动的一个片断的复制。和其他作者一样，托波沃尔斯卡强调，观念加速流动的梦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与其他梦相比，它们显得特别紧凑，而且对这种梦的回忆是概括的而不是细节的。这一特征确实为已经完成的这种幻觉在被梦的工作激活之后所拥有，虽然上述作者并未能够得出这一结论。当然，我并不断言，所有被唤醒的梦都能做出这种解释，或者说，梦中的观念加速流动问题都可以以这种方式完全消解。898

讨论至此，我们不能不考察梦内容的润饰作用与梦的工作的其他几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我们能否假设，梦的建构因素——如凝缩倾向、逃避稽查作用的必要性，以及对梦所能利用的精神手段的表现力的考虑等——首先将所提供的材料聚合为一个暂时的显梦，然后对这一暂时性的显梦重加安排，以尽可能适合第二种动因的要求呢？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我们必须假设，这第二个因素的要求从一开始就构成了梦必须满足的一个条件，而且，和由凝缩作用所设置的条件、由抵抗所引起的稽查作用以及表现力一样，这一条件在诱导和选择的意义上，同时对梦念中的大量材料产生作用。然而无论如何，在梦的形成的四个条件中，我们最后讨论的这个条件对梦的影响最小。

以下考察将表明，对梦的内容进行润饰作用的精神功能很可能与清醒的思维活动是同一码事。我们清醒的（前意识的899）思维活动对它所接受到的感知材料的作用方式，与润饰作用对梦内容的作用方式完全相同。我们的清醒思维，其本质在于为感知材料建立秩序和关系，并使之符合我们对一个可理解的整体的期待[参见第28页以下及第46页]。事实上，我们这样做时往往做过了头，一个变戏法能手就能利用我们的这一理智习惯来欺骗我们。在我们试图使呈现给我们的感觉印象变成一个可理解的模式时，我们经常陷入种种奇怪的谬误之中，甚至歪曲材料事实的真相。

这一过程的证据尽人皆知，无需进一步强调。对于阅读过程中的印刷错误，我们总是给予忽视，并认为自己的阅读是正确的。据说，一位法国通俗杂志的编辑打赌说，如果让排字工人把“之前”或“之后”这两个字插入一长篇论文的每个句子，那么任何读者都不会有所觉察，结果他赢了。多年以前，我在报纸上读到一个错误联系的滑稽实例。有一次，在法国议院开会期间，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扔进一颗炸弹，并在议院引起爆炸。杜普伊富有勇气地说：“会议继续进行。”并由此平息了慌乱。有人向边座上的来宾问他们对这一事件的印象。他们中有两个人来自外省，其中一个说，他在一篇讲演结束后确实听到了爆炸声，但同时又说，每个人讲演结束后都鸣炮是议会的惯例。另一个人可能已听了好几次讲演，他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只是他认为鸣炮大概是对特别成功的讲演表示敬意。

因此，毫无疑问，正是我们正常的思维活动，才是对梦的内容提出必须是可以理解这个要求的精神动因，这使梦的内容服从于最初的一种解释，并因而导致了对梦的内容的彻底误解[见第490页]。对我们的解释目的而言，必须坚持一个不变的原则，即不把梦的表面连续性视做可疑性的起因，而是沿着同样的途径追溯到梦念材料，不管梦本身是清晰还是混乱。

顺便说一句，我们在第330页以下讨论过梦的清晰度问题，现在便知道其基础是什么了。对一个梦而言，凡润饰作用影响所及的部分是清晰的，不及的部分则是混乱的。由于梦的混乱部分同时也不那么生动，我们可以认为，润饰作用也影响到梦的不同成分在强度上的变化。

对于经受过正常思维过滤的梦的最后形式，如果我要为之找一个对照物，那么最好的对照莫过于扉页上那些长久以来吸引着读者的谜一般的铭言了。这些铭言旨在使读者相信，某一句子——为对照起见，这种句子是尽可能低俗的方言——是一句拉丁文铭言。为此，单词中的字母被分开，而按音节重新加以组织。其中还不时出现一两个真正的拉丁文字或拉丁文字的缩写形式。铭文中还有些地方字母不清或留有空隙，致使我们受骗而看不出被分离的字母之无意义。如果我们想不受骗，就必须看破所有使之看似一句铭言的那些因素，将注意力放在字母本身而不是其表面结构，并将这些字母组合成我们母语的单词。900

有关梦论题的大多数作者论及梦的工作中的润饰作用，并评价了它的重要意义901。哈夫洛克·霭理士（1911，第10～11页）对它的作用进行了有趣的描述：“我们甚至可以把睡眠中的意识想象为是在对它自己说，‘我们的主人清醒意识来了。因为它太重视理性和逻辑的重要性，所以在它进来之前，快把一切按秩序整理好——什么秩序都可以。’”

关于润饰作用和清醒思维在作用方式上的一致性，狄拉克罗伊克斯（Delacroix，1904，第926页）做出了特别清晰的论述：“这一解释功能并非为梦所特有，我们在清醒时对感觉材料所做的逻辑协调工作亦如此。”詹姆士·萨利[James Sully，1893，第355～356页]亦持同样观点。托波沃尔斯卡[1900，第93页]也持同样的看法：“心灵试图对这些散乱的幻觉加以逻辑的协调，正如它在白天时对各种感觉加以逻辑协调一样。它用想象的环节把所有这些分离的意象联结起来，并填补其间的巨大裂隙。”

根据某些作者的说法，这种整理与解释的过程从梦中开始，并在醒后持续。例如保尔汉（Paulhan，1894，第546页）说：“但我总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梦在记忆中被误构了，或更确切地说，是被重构了。……想象具有系统化倾向，在睡眠过程中产生的系统化，很可能在醒来时已经完成了。这样，思维的真实速度，可能就因醒后想象的改善而表现为梦中的表面加速。”伯纳德-列罗伊和托波沃尔斯卡（1910，第592页）也说：“相反，梦中的解释与协调工作不仅要借助于梦中呈现的材料，而且也要借助于清醒生活中的材料。”

于是，梦的形成过程中的润饰作用，其重要性不可避免地被夸大了，以致有人认为，整个梦都是润饰作用的结果。戈布洛特[Goblot，1896，第288页以下]，甚至福柯（Foucault，1906）都认为，梦的形成活动是在觉醒的那一刻完成的，因为这两位作者都相信，清醒思维能够从在睡眠过程中所发生的思想中建构出一个梦来。伯纳德-列罗伊和托波沃尔斯卡（1901）对此做出评述：“有人认为，梦可能发生于觉醒的那一刻，[这些作者]赋予清醒思维以一种功能，即能够从在睡眠过程中所呈现的意象中建构出梦。”

关于润饰作用的这一讨论，要求我继续进一步考察梦的工作的另一个因素。近年来，这一因素已因赫伯特·西尔伯勒的敏锐观察而有所阐明。如前所述（第344页以下），西尔伯勒在疲困状态下强制自己进行理智活动，这正好体现了将思维转变为意象的活动过程。此时，他正从事的思想消失了，并被视像所代替，而这种视像总是作为抽象思维的替代品而出现的（参见上述引页段落中的例证）。现在看来，在这些实验中所引起的似可视为梦的一个成分的意象，其表现的内容有时并不是正在进行的思想，而是疲倦本身，以及工作中的困难和不快。或者也可以说，它表现的是主体的主观状态及其机能状况，而不是主体的对象。西尔伯勒经常把这种情况称为“机能现象”，以与所谓“物质现象”相对照。

例如，“一天下午，我躺在沙发上，感到十分疲倦，但却强迫自己思考一个哲学问题，想对康德和叔本华的时间观点加以比较。由于疲倦，我无法同时思考他们两人的论证，因而也就无法进行比较。在数次努力的失败后，我又尽力记住康德的推论，以期能够将之应用于叔本华的论述。于是，我又开始思考叔本华的观点，但康德的论述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突然间，遁失于脑海某处的康德的观点，以一种具体而可变的符号形象浮现在我紧闭的双眼之前，就像是一幅梦境：我正向一个不那么和蔼的秘书打听一些信息，他伏在写字台上，不想因我的追问而干扰他自己。他半直起腰来，不满地瞥了我一眼。”（西尔伯勒，1909年，第513页）

西尔伯勒还提供了如下几个在睡眠与觉醒之间摇摆不定的实例：

“例2——环境条件：早晨散步。当我在某种程度的睡意（一种恍惚状态）中回想前一天做的一个梦并以某种方式继续这个梦时，我觉得正在一步步趋近清醒意识，但我却想继续保持那种恍惚状态。”

“梦境：我正要涉过一条小河，一只脚已跨进河水，但立即又缩了回来，想继续留在河的这一边。（西尔伯勒，1911年第625页）”

“例6——环境条件：同例4”（“他想在床上多躺一会儿，但不要睡得太深”），我想再睡一会儿。

“梦境：我正和某人告别，并约定不久再见。”（同上，第627页）

西尔伯勒主要是在入睡和觉醒两种情况下观察到所谓“机能”（functional）现象的，亦即“是状态而不是对象的表现”。显然，与释梦有关的是后一种情况。西尔伯勒提供的例证有力地表明，对多数梦而言，显梦的最后一幕所表现的正是觉醒的意向或过程，随后便是从睡梦中醒来。这种表现可以有多种意象实现，如跨门槛儿（“门槛儿象征”）、从一个房间出来进入另一个房间、离别、回家、向朋友告别、潜入水中等等。但我必须指出，在我自己的梦和我分析过的别人的梦中，我所碰到的与门槛儿象征有关的梦的成分，远比西尔伯勒所说的要少。

门槛象征有助于理解梦的结构中的某些因素，这并非不可思议或是不可能的，例如关于睡眠深度的波动问题以及梦的中断倾向等。然而，在这方面尚未发现令人信服的证据。更为常见的似乎是多因素决定的梦例，其中梦的某一部分来源于梦念范围内的材料，但此外也被用以表达精神活动的某些状态。902

西尔伯勒的这种非常有趣的功能现象在很多方面引起了滥用，虽然这不是西尔伯勒自己造成的。因为，这被当成是为一个古老的倾向提供了证据，即对梦做出抽象的和象征的解释。有些人如此热衷于“功能类型”，以至于只要梦念中出现理智活动和情感过程，便称之为功能现象，但实际上，和其他任何材料一样，这种材料也完全可以是前一天的经验残迹在梦中的呈现。[参见第244页注4及第412页注]

这里可以看出，西尔伯勒现象构成了清醒思想影响梦的建构的第二个方面，虽然与我们称之为“润饰作用”的第一个方面相比，它的出现不那么规则，其意义亦不那么重要。现已证明，白天的注意活动部分地在睡眠状态中持续着，并指向于梦，对梦实行监督和批评，并能阻断梦的进行。看来有必要在精神动因中分辨出一种力量，它促使稽查员903保持觉醒。关于稽查员，我们已认为，它对梦所采取的形式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西尔伯勒对此做出的贡献是观察到，在某些情况下，自我观察在其中起着作用并影响到梦的内容。这种自我观察动因也许在哲学家的心灵中尤为突出，它与精神的内部知觉、被监视妄想良心以及梦的稽查员等之间的关系，更适合于在别处加以讨论。904

现在我将尝试对上面关于梦的工作的长篇论述做一总结。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在建构梦的过程中，我们的心灵是毫无保留地动用了其全部官能还是仅有限地用其某一部分的官能。我们的研究结果完全否定了这种提问方式，因为这一问题不适合所研究的事实。如果我们必须对这个问题就它本身的意义又做出回答，那么我们只能肯定两种方式都是对的，虽然两种方式看起来相互对立，在梦的建构过程中，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精神活动，即产生梦念的精神活动和将梦念转换为显梦的精神活动。梦念完全是合理的，其建构使用于我们能够使用的所有精神能量。它们处于潜意识思维过程一我们的意识的思维正是通过某种变化产生于其中。不管梦念可能会含有多少有趣而令人不解的问题，这些问题总的来说都与梦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而且不需要在有关梦的问题中加以解决。905从另一方面讲，梦的建构过程中的第二种精神功能，即将潜意识思想转换为显梦的活动，是梦生活所独有的特性。梦的工作与我们的清醒思维之间的分歧远比我们所想象得要大，即使对梦的形成中的精神功能做最低估价亦如此。与清醒的思维相比，梦的工作并不只是更粗心、更不合理、更健忘、更不完善，它们在性质上根本就完全不同并因而不可比。它并不做任何形式的思考、计算或判断，它只是给事物以新的形式。对于它要达到其结果必须满足的各种条件，我们已给出充分的说明。它的结果就是梦，首先必须逃脱稽查作用，还要利用各种精神强度的移置作用，达到了对所有精神价值加以转换的程度。梦念必须完全地或主要地以作为视听记忆痕迹的材料加以再现，这就要求梦的工作在进行新的置换时做出具有表现力的考虑。夜间也许需要产生比梦念所能提供的更大的强度，对梦念各成分广泛的凝缩作用正服务于这一目的。我们无需注意梦念的逻辑关系，这些关系最终以梦的某些形式特征而得到伪装的表现。与其观念内容相比，梦念中的情感较少变化。这种情感往往都是被控制着的，而当它们得到表现时，就与其原属的观念相分离，并与性质类似的情感结合起来。梦的工作只有一个其活动不甚规则的部分，即以半清醒的思维对材料加以修正，才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他一些作者试图用于梦的建构的全部活动的观点相吻合。906

的区分。在本质上，梦不过是思维的一种特殊形式，只是在睡眠状态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发生。正是梦的工作创造了思维的这种形式，做梦过程的实质就是梦的工作——即对它的独特性质的解释。我这样说是为了纠正那种认为梦具有“预测目的”的看法[参见第579页以下注]。梦只是解释我们的精神生活所面临的问题的一种企图，正和我们意识的清醒生活一样不值得大惊小怪。除此之外，它们告知我们这种活动也产生于前意识——对此，我们早有所知。

第七章　梦的过程的心理学907

在别人向我报告的梦中，有一个梦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它是一个女患者告诉我的，是她在一次有关梦的讲演中听说的，其真实来源是什么，我至今仍不清楚。然而，梦的内容却给这位女士留下深刻印象，以致她自己“重做”了这个梦，即她在自己的梦中重复了它的某些内容，并因而以这种方式在某一方面表达了她对这个梦的赞同。

这一梦例的序幕如下：一位父亲在他儿子病床边守候了几天几夜。儿子死后，这位父亲到隔壁房间躺下休息，但把门开着，以便能看到儿子被蜡烛环绕的尸体。他已雇了一位老人来看护尸体并低声祈祷。睡了几小时后，这位父亲做了一个梦，梦见儿子站在他的床边，抓住他的胳臂低声责备：“爸爸，难道你没看见我在燃烧吗？”他醒了过来，看到邻屋传来耀眼的火光，便匆匆跑过去，发现那位老年看护已睡着，心爱儿子的裹尸布和一只手臂被倒下的一根蜡烛点燃了。

这个感人的梦，其解释很简单，患者也说，那位讲演者做出了正确的解释。门外的火光照射在睡者的眼睛上，使他得出一个与清醒时会同样得出的结论，即肯定有一根蜡烛倒了下来点燃了尸体周围的某些东西。甚至他在入睡时也完全可能顾虑到那位老人能否尽了他的看护职责。

我对于这个解释没有什么不同看法，只是想补充一点，即梦的内容必然是多种因素决定的，梦中孩子的话必然来源于他在实际生活中说过的什么，并与这位父亲认为很重要的事情有关。比如，“我正在燃烧”可能就是孩子上次病中发烧时说的话；又如，“爸爸，难道你没看见？”可能与某种我们所不知道的高度情感化的情境有关。

我们已经知道，梦是一个具有某种意义的过程，而且能够构成梦者的心理体验，但还有一个问题，即梦为什么恰恰在急需醒来的情况下发生？在此我们要指出，此梦也含有一种愿望的满足。已死的孩子在梦中表现得像一个活着的孩子：他自己提醒了他的父亲，走到他床边并抓住他的胳臂，正如他在前一句话所由产生的情境中所可能做的一样。正是为了实现这一愿望，父亲才延长一会儿睡眠。父亲宁愿做梦而不愿做清醒的反思，因为只有在梦中，小孩才能再一次复活。如果父亲先醒来然后做出推论才走进隔壁房间，那么他儿子的生命就会短了这一时间差。

引起我们注意这一短梦的特征亦很明确。迄今我们主要讨论了此梦的隐意、发现这一隐意的方法以及梦的工作用以伪装的手段。梦的解释问题，到目前为止，一直是我们描述的核心。现在我们来看一个梦。它的解释不成问题，意义亦明确，但我们也看到，此梦仍有某些关键特征使之与清醒生活完全不同，这种差异需加以解释。如果我们考察与释梦有关的全部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关于梦的心理学是如何不完善。

但在做此研究之前，我们需回顾在前面是否疏忽了什么重要事情。必须明确，走过的道路是我们前行的基础。如果我没有错的话，那么前面的道路将把我们引向光明、解释和更全面的理解。但如果我们更深入研究做梦的心理过程，那么所有道路都陷入暗淡之中。我们无法把梦解释为一个心理过程，因为所谓解释，就是将某一事物回溯到某些已知的事物，而现有的心理学尚不能为我们提供作为释梦基础的确切知识。相反，我们还必须就心灵的结构及其内部诸力量的作用提出大量全新的假设，同时这些假设又不能离开逻辑太远，否则便会因不确切而失去意义。如果前提不完善，那么，即使我们顾及到全部逻辑可能性，并在推论中不犯错误，其结论也可能是错的。若把梦及其他任何精神机能孤立起来，那么即使做最细致的研究，我们也不能就精神机能的结构及其工作机理得出任何结论，或者至少不能得到完全的证实。要得出这种结论，就必须把在对全部这类机能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所获得的知识联系起来。所以，我们不得不把通过对做梦过程的分析而得出的心理学假设暂时悬置起来，直到这些假设能够把从另一角度对同一问题的核心进行研究的发现联系起来。

一、梦的遗忘

因此我建议，我们应首先转而研究一个引起某种困难的问题。这一困难虽然我们至今尚未考察，但却能够侵蚀我们全部释梦工作的基础。一种经常出现的反对意见认为，我们对要做出解释的梦根本就一无所知，或者更精确地说，我们无法保证所知道的梦发生的真相。（参见第45页以下）

首先，我们对梦的记忆以及在此基础上作出的解释，已因我们记忆的不可信而变得支离破碎。我们的记忆似乎特别不能记住梦，而且忘记的往往正是梦的主要内容。当我们试图回忆所做的梦时，我们经常无奈地发现，虽然做了很多梦，但却只能记起某一片断，而且就是这一片断本身，我们的记忆也不完全肯定。

其次，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对梦的记忆不仅是片断的，而且是记忆很不准确或是被歪曲的。我们一方面可以怀疑，真实的梦是否真的像记忆的那样混乱而不连贯，另一方面也可以怀疑，梦是否真的像我们描述的那样连贯；在对梦加以回忆时，我们是否添加了任何新的、任意选择的材料，或是用以弥补遗忘了的部分，以及我们是否对梦做过润色、修饰，乃至无法断定其原始内容如何。一位作者斯皮塔（1882，第988页）确曾指出梦的任何条理性或连贯性等，都只能是在回忆时所添加的。（参见第47页）因此存在着一种危险，即我们要确定其价值的事物恰恰被完全忽视了。908

在前述释梦过程中，我们尚未顾及这种危险。相反，我们认为，对梦的内容中最琐屑、最不明显以及最不确定的成分做出解释，与对梦中记忆得最清楚、最肯定的成分做出解释是同等重要的。例如，伊尔玛注射的那个梦[第111页]中含有这样一个句子：“我立刻把M博士叫进来”；而我们的假设是，若没有某种特殊的起源，即使是这一细节，也不可能进入梦中。我们于是才想起那个不幸患者的故事，正是在他的病床边，我叫进我的年长同事。在那个认为51和56这两个数字无甚差别的明显荒谬的梦中，51这个数字多次被提到[见第435页]。我们没有把梦的这一内容看成是理所当然或无关紧要的；相反，我们却由此发现梦的隐意中的第二条思路，并探出我害怕51岁是我的生命之限，这与梦中夸耀寿命之长的主导思路形成鲜明对照。在“Non vixit”那个梦[第421页以下]中，有一个插入的内容起先被我忽视了：“弗利斯因P不理解他，便转而问我”，等等，在解释受阻时，我开始回味起这些话，并因而才想起作为梦念中介点的童年期幻想。[参见第488页]它是经由下列诗句想起来的：

你从未理解我，

我也从未理解你。

直到我们双双落入泥淖，

才彼此顿然相识。

每一个分析中都可以找到大量实例表明，正是梦的这些琐屑成分是其解释所不可缺少的，若不及早对此加以注意，解释工作便无法进行。在释梦过程中，对梦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字词的形式，我们都赋予应有的意义。即使在梦的内容显得毫无意义或不足以做出解释——好像我们无法对它做出正确的描述——时，我们也对这种不足本身给以应有的考察。简而言之，对于先前作者们认为是临时编造出来以避免混乱的即时之作，我们都已奉为圣典。这一矛盾必须加以解释。

这一解释虽然未必把其他作者判定为错，但对我们是有利的。从我们新近获得的关于梦的起源的知识来看，矛盾便完全消解了。在回忆时，我们确实伪装了梦；这里，我们又一次发现被称为梦的润饰作用（通常遭到误解）的过程在起作用，它是由正常思维的动因执行的[第488页以下]。但是，对梦的伪装本身正是润饰作用的一个部分，作为梦的稽查作用的结果，梦念必须经受润饰作用。就此而言，其他作者注意到或怀疑梦的伪装的显在部分；但在我们看来，这个不甚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在隐藏的梦念转变为梦的过程中，已经有一个虽不那么明显、但却更为深入的伪装过程在起作用。先前作者们的错误仅在于认为，在记忆和描述的过程中，梦的伪装是任意的、不能解决的，并因而使我们对梦的理解误入歧途。909他们于是低估了精神事件被决定的程度。精神事件的发生决不是任意的，我们可以相当普遍地证明，若一个成分不为某一思路所决定，那么我们便很容易发现决定它的另一思路。例如，我可以任意想象一个数字。但是，若说所想到的数字毫不含糊且必然地由我的思想所决定，不管这些思想与我当下的意向相去多远，那是不可能的。在清醒生活的编辑作用下，梦所经受的种种变化亦不是任意的，这些变化与它们所取代的梦的材料具有某种联想联系，并向我们指明了通向这一材料的途径，而梦的这一材料可能是其他事物的替代物。910

在对患者的梦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有时对上述主张做如下检验，结果很少有失败的。如果患者第一遍对梦的描述使我难以理解，我便让他复述一遍。复述时，他很少采用原话进行。而他用不同的话所描述的梦的那部分内容，正是梦的伪装的弱点所在，对我而言，描述上的这些变化，其作用正如哈根眼中齐格菲上衣绣标一样911，可以作为释梦的起点，我要求患者对梦加以复述，这便向他表明，我准备不惜苦心来解决他的梦；于是，在抵抗的压力作用下，他便仓促地采用一些相对无关紧要的话来代替那些更富揭露性的话对梦加以复述。这样，他在复述时不再使用的表达引起了我的注意。患者设法阻止梦的解释，而这正好为我提供了一个基础，来评估其伪装的用意所在。

先前的作者们过分强调要以怀疑的态度来接受患者对梦的描述，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种怀疑没有理智基础。对于记忆的准确性，我们当然没有万无一失的保证，但我们仍需对它持有更大的信心。关于梦及其部分细节的报告是否准确的怀疑，也是梦的稽查作用的派生物，是对梦念进入意识的抵抗产物。这种抵抗并非耗尽于它所产生的移置作用和替代，它仍然以怀疑的形式产生于允许通过的材料之中。对这种怀疑，我们尤其易于产生误解，因为它从不产生于梦的强烈成分，而只产生于梦中微弱且不显著的成分。不过，我们已经知道，在梦念与梦之间，一切精神价值均已发生全面倒转[第330页]。伪装只能产生于精神价值的贬值；在多数情况下，它正是以此方式加以表现，但偶尔也满足现状。因此，如果梦的某一成分因怀疑而不确定，我们便可断言，这一成分正是被禁止的梦念的一个直接派生产物。这种情况类似于古代某个共和国所经历的一场全面革命或文艺复兴。过去处支配地位的豪门贵族遭到放逐，所有的高官厚禄被新兴阶层所占据。其时，在豪门贵族方面，只有他们那些最贫困的成员或关系遥远的依附者才被允许留居城邦；但即使是他们，也不能享有全面的公民权且不被信任。这一比喻中的不信任就相当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怀疑。这就是我为什么坚持在梦的分析中，要放弃确定性的全部标准；某一内容只要有可能在梦中出现，就须以完全的肯定性加以分析。在追溯梦的任何成分时，我们都发现，除非坚持这一态度，否则分析便无法进行。如果怀疑所要分析的梦的成分的价值，那么这对患者产生的精神结果，便是使患者永远想不到潜藏在这一成分背后的不自主观念。这一结果并非不证自明。如果有人说：“我不敢肯定梦中是否出现了什么什么，但我对它联想到的是什么什么。”这话亦非常无意义。但实际上没有人说这种话；正是怀疑中断了分析这一事实表明，怀疑是精神抵抗的产物与工具。精神分析就是合理的怀疑，它的原则之一是，任何干扰分析工作的过程都是抵抗。912

同样，除非考虑到精神稽查作用的力量，否则梦的遗忘也是不可解释的。在很多情况下，梦者觉得夜间做了很多梦，但只记得很少一部分，这可能在事实上具有别的意义，如它可能表明，梦的工作通宵机警，但只留下一个短短的梦[参见第279页以下；第489页；第576页]。无疑在醒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梦的遗忘越来越多；尽管我们努力地回忆，梦还是被遗忘了。但我认为，这种遗忘一般地说是被夸大了；而且，梦中被遗忘的空隙限制我们理解梦的程度也同样被夸大了。一般而言，梦被遗忘的成分都能因分析而重新忆起；至少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由梦的残片重构整个梦念，虽然不能重构梦本身——但这是无关紧要的。这就要求在分析工作中保持一定的注意力和自制力，仅此而已——但也表明，梦的遗忘并非没有敌对的[如抵抗]目的在起作用。913

如果在分析中能够观察到遗忘的早期阶段，我们便能获得充分的证据表明，梦的遗忘是有倾向性的，并服务于抵抗的目的。914在解释的过程中，梦者突然想起梦中被疏漏的部分，并说是被遗忘了，直到现在才想起来，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以这种方式从遗忘中重新唤回的梦的成分往往是梦的最重要的部分；它往往也处于得到解释的边缘，并因而也比梦的其他任何部分面临着更大的抵抗。在散见于本书的各梦例中，有一个梦就是以这种方式事后补上一段内容的。915这就是那个旅行梦，其中两个讨厌的旅伴使我恼怒。对梦的这一情节我几乎未做解释，因为它令人憎恶[参见第455页以下]。此梦被遗漏的部分是，我[用英语]谈到席勒的一本著作，说“它是从……”，但当我意识到说错了时便改正说“它是……写的”。那男的便对他妹妹说：“是的，他说得很对。”916

梦中的自我纠正在某些作者看来显得十分奇妙，但我们可以不必加以注意。我倒想指出我的一个回忆，这正是我梦中语句错误的原型。我在19岁时曾去过英国，并在爱尔兰海的岸边度过一整天。我自然着迷于海边拾贝之类，并被一只海星吸引着——那个梦就是以“Holhhurn”和“holothurians”[海参类]这些词开始的——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走过来问我：“这是海星吗？它还活着吗？”我说：“是的，它还活着。”随即我因说错了而十分窘迫，并重新正确地说了一遍。梦用德国人常犯的一个错误代替了我的语误。对“Das Buch ist von Schiller”的翻译应该用“由”字而不是“从”字。在知道了梦的工作的目的及其不择手段以达成目的之后，我们便对此梦完成这个替代不感到惊奇了，因为英文“from”和德文“fromm”[“虔诚”]之间发音的相同使凝缩作用成为可能。但是我关于海滩的记忆又是如何进入梦的呢？它表明我误用了一个词的性，即在不存在性的地方使用了性（“he”一词）。这是解释此梦的关键之一。再者，凡是听说过克拉克·马克斯韦尔[在梦中提到的，第456页]“Matter和Motion”这个标题的词源的人，都会毫无困难地做下面的填空：“MoliIre’s Le Malade Imaginaire”（幻想病）——Le matiere est-elle audable？（事情顺利吗？）917肠的蠕动（motion）。

此外，我还能用亲眼所见的事实来证明，梦的遗忘在很大程度上是抵抗的产物。我的一位患者告诉我，他做了一个梦，但已忘得无影无踪，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我们于是开始分析工作。在分析中，我遇到了一个抵抗，便向他做出某种解释，并鼓励和催促他与某些不愉快的想法相妥协。在我就要成功时他喊道：“我想起梦见什么了。”使他忘记这个梦的正是那天干扰我们的分析工作的同一抵抗。通过克服抵抗，我使他回忆起所做的梦。

以同样的方式也可以使患者想起在四五天甚至更长时间以前做的，但一直忘记了的梦。

精神分析经验还为我们提供了另一证据表明，和某些权威所强调的相反，梦的遗忘主要产生于抵抗，而不是清醒与睡眠两种状态之间的相互不同[第45页]。我们经常在被梦惊醒后，立即动用全部心智力量对之做出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对梦获得全面理解就决不人睡，然而在早晨醒来之后，虽然我记得做过梦并对之做过解释，但却完全忘记了梦的内容和我的解释活动。经常地，梦把我的解释发现一同带入遗忘，而不是我的理智活动成功地使梦保持在记忆之中。但和权威们对梦的遗忘的说明不同，在我的解释活动与我的清醒思维之间并不存在这种精神的鸿沟。

莫顿·普林斯（Morton Prince，1910[第141页]）反对我关于梦的遗忘的解释，认为梦的遗忘只是分裂性精神状态所具有的记忆缺失的一种特例而已，我对这种特殊记忆缺失的解释不能推广应用于其他类型，因而我的解释即使就直接目的而言也是毫无价值的。在他对这些分裂状态的所有描述中，他从未试图对这种现象寻求一种动力学阐释。如果他做出动力学阐释，那么必然会发现，压抑（或更准确地说，由压抑造成的抵抗）同时是构成分裂和与其精神内容有关的记忆缺失的原因。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有机会做过一次观察，表明梦并不比其他精神活动更易于遗忘，就其记忆而言，梦完全可与其他精神活动相媲美。我对自己的梦做了大量记录。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梦未能在当时做出全面解释或根本未做解释。一两年后，我试图解释其中一些梦，以为本书提供例证材料。在各梦例中，这些解释都非常成功，甚至可以说，过了这么长时间后再做解释比在做梦当时做出解释更顺当。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我已克服了做梦当时所具有的内心抵抗。在这种事后解释的过程中，我把做梦当时的梦念与现时更为丰富的梦念相比较，并发现旧时的梦念总是包含在新的梦念之中。对此我感到惊讶，但当我想到长期以来，我已习惯于解释患者向我报告的、在数年以前做的梦——用同样的方法获得了同样的成功——时，好像这些梦就是前一天做的，于是就不感到惊讶了。下文讨论焦虑梦时，我将就这种延宕解释提出两个实例[第583页以下]。我最初做这种实验，起因于一个合理的预期，即梦在各方面都与神经症症状相似。我在用精神分析方法治疗精神神经症患者如癔症患者时，我不仅要对他现在的病症做出解释，而且还总想对他先前的、现已消失的症状做出解释，并发现，早期的问题比现时的问题更容易解决。早在1895年，我在《癔症研究》[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病例5凯瑟琳娜·M夫人]中就能够对一个现已40多岁的妇女在她15岁时首次发作的癔症做出解释。918

下面我想就释梦问题谈几点不那么连贯的看法。这对于有些读者以后想通过分析自己的梦来检验我的观点，或许不无助益。

切不要以为解释自己的梦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即使没有任何精神动机的干扰，要观察自己的内心现象或其他平时未加注意的感觉，也需要有实践的经验。要理解“不自主观念”就更加困难了。任何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熟悉本书所提出的各种要求，并根据本书的原则努力在分析过程中克制任何批评意见、任何先入之见，以及情感的或理智的任何偏见。他必须铭记克劳德·伯纳德919给实验生理学家们提出的忠告：“travailler comme une bête”，也就是说，仍必须像动物一样地耐劳且不计较工作的得失。如果遵照这一忠告，那么分析工作就不那么艰难了。

梦的解释往往不是通过一次分析就能完成的。在对一个梦进行一系列联想后，我们经常感到精疲力竭，因而在当天对这个梦的分析就很难再有进展。此时最明智的做法是暂时中断分析，过些天再重新开始，于是我们就有可能注意到梦的另外一些内容，并由此达到梦念的另一个层次。这种方法也可以称为“分段”释梦法。

对于从事释梦工作的初学者而言，当他对一个梦做出了全面的解释时，即他解释既有意义、又连贯且理解了梦的内容的每一成分时，要使他相信他的工作并未就此结束，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同一个梦也可以做出另外的解释，即所谓“多重解释”，对此他却未加注意。要理解潜意识思想线索的丰富性确属不易，所有这些思想都在我们的心灵中积极活动着以求得以表现。而要理解梦的工作的机敏，它往往用同一表现形式来表达多种意义，更非易事——就像童话中那个小裁缝一拍打死七个苍蝇那样。读者也许会责备我在释梦过程中介入太多不必要的机敏，但有过释梦亲身体验的人一定会对此深有感触。[参见第297页以下注]

另一方面920，我不能证实首先由西尔伯勒[1914，第二篇第五章]提出的一种观点，即认为所有的梦（或大多数梦，或某些类型的梦）都需要两种不同解释，而且两种解释之间具有某种固定的关系。西尔伯勒把这两种解释之一称为“精神分析”解释，它赋予梦以某种意义，而且通常是童年期性欲意义；另一种解释更为重要，被称为“神秘”解释，它揭示的是更严肃更深刻的思想，梦的工作正由此取材。西尔伯勒并未通过对大量梦例进行这两种解释以为他的观点提供证据。我必须对此加以反对，这个所谓的事实是不存在的。不管他怎么说，大多数梦并不需要“多重解释”，而且也无法做出神秘的解释。和近年来提出的其他许多理论一样，我们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即西尔伯勒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某种目的的影响，它试图掩盖梦的形成的基本条件，并分散我们对梦的本能根源的注意。在某些梦例中，我能够证实西尔伯勒的论断，但分析表明，在这些梦例中，梦的工作面临着一个问题，即把清醒生活中一系列高度抽象的思想转变成梦，而这样的思想是无法给予任何直接表现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梦的工作便抓住另一组与这些抽象思想关系松散的理智材料（通常是以一种隐喻的方式），从而能够较容易地加以表现。对于以这种方式形成的梦，梦者可以轻易地给出其抽象解释；但对于插入材料的正确解释，只有依靠我们现已熟悉的技术方法才能获得。921

关于是否每个梦都可以进行解释，我们必须给予否定的回答。922切记，在对一个梦进行解释时，我们会受到造成梦的伪装的精神力量的对抗。于是问题就变成两种力量之间的抗衡，即我们的理智兴趣、自制能力、心理知识以及释梦经验等能否战胜内心的抵抗。解释工作总能获得某种程度的进展，足以使我们相信，梦是具有某种意义的结构，并由此窥见其意义是什么。经常地，紧接着发生的第二个梦证实了我们对前一个梦的试探性解释并使之深入一步。持续数周乃至数月的一组梦往往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因此必须做出相互关联的解释[参见第193页和第362页]。就两个相互连贯的梦而言，一个梦的中心主题往往是另一个梦的边缘成分，反之亦然，因而这两个梦的解释也是相互补充的。我已给出若干例证表明，同一个晚上所做的不同的梦，应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参见第333页以下]。

即使在最彻底解释的梦中，往往也会留下一段晦涩之处，这是因为，在解释工作中我们发现，此处有一个难解的梦念丛（a tangle of dream-thoughts），它也无助于我们对梦的内容的理解。这就是梦的关键点，梦由此伸向未知的深处[参见第111页注]。我们由分析而知的梦念，在性质上是没有止境的；它们必然在各个方向上分枝展开，进入我们思想世界的错综之网。梦的愿望正是从这一错综之网的某一密集处产生，正像蘑菇从它的菌丝中生长出来一样。

但我们还必须回到有关梦的遗忘的问题上来，因为有一个重要结论尚未做出。我们已看到，清醒生活有一种肯定无疑的倾向，即将夜间所做的任何梦忘掉——或者是在清醒时将整个梦直接忘掉，或者是在白天逐渐地忘掉；我们又知道，造成这一遗忘的主要动因是对梦的抵抗，而抵抗在夜间对梦的形成已尽其所能了。于是便产生一个问题，即梦在这种抵抗作用下如何形成呢？我们且来考察其最极端的情况，即清醒生活把一个梦完全排除，就好像它根本未发生过。如果抵抗在夜间与在白天同样强有力，那么对这种情况中各种精神力量的相互作用就必然会使我们推定，梦根本就不会发生。所以我们必须得出结论认为，抵抗在夜间失去了部分力量，尽管我们已经知道，它不会失去其全部力量，因为我们已证明，它在梦的形成过程中仍作为伪装的动因在起作用。所以我们不得不认为，梦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夜间抵抗作用削弱了。这也使我们易于理解，清醒时当它恢复全部力量后便立即排除在它微弱时不得不允许进入意识而形成的梦。描述心理学告诉我们，梦的形成的基本条件是心灵处于睡眠状态，于是我们现在便能解释这一事实：梦之所以能够在睡眠状态中形成，是因为睡眠减弱了精神内部的稽查作用。

这一点易于被看成是从梦的遗忘事实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并当作进一步研究睡眠和清醒之间能量分布状况的基础。但眼下我们暂不做结论。当我们对梦的心理学有稍加深入的了解时，我们便会发现，对影响梦的形成的因素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加以理解。也许，在抵抗的力量未发生任何减弱的情况下，梦念也可以回避抵抗而进入意识。我们可以认为，即有利于梦的形成的两个因素——即抵抗力量的减弱以及对抵抗的回避——同时因睡眠状态而成为可能。对此，我暂且不论，留待后述（第573页以下）。

对于我们的解释方法还有另一组反对意见，我们现在必须作出反应。我们的释梦程序是，放弃任何在平时支配我们思想的有意观念，集中注意于梦的单个成分，并记录随后发生的任何与之相关的不自主联想。然后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理梦的另一个部分。我们任凭思想自由地发展，从一个主题跳向另一个主题，但同时坚信，不必对联想作主动的干预，我们最终必将能够出现梦所由产生的梦念。

批评者的反对意见是，梦的某一单个成分会引起某种联想，这不足为怪；因为任何观念都可以引起某种联想。不可理解的是，这种漫无目的的思想序列居然能帮我们导入梦念。这大概是一种自我欺骗。我们跟踪由某一成分引起的一串联想；直到它因种种原因而中断。假如此时捡起梦的另一成分进行联想，那么结果只能是原来无拘无束的联想变得越来越狭隘了，因为先前的联想还保持在记忆中，因此在分析第二个观念时，我们总是易于联想到与第一串联想有关的事情。于是我们便产生一种幻觉，好像在梦的这两个成分中发现了一个共同的联结点。因为我们允许完全自由的联想，并且在事实上，我们排除的只是发生于正常思维中的、由一个观念向另一个观念的过渡，所以我们最终不难编造出各种我们称之为梦念的所谓“中介思想”，而且认为这就是梦的精神构成——但这却没有任何保证，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知识知道梦念究竟是什么。所有这一切都是纯粹任意的，我们只是在利用某种巧妙的方式进行偶然的联结。通过这种方式，任何自寻烦恼的人都可以为任何一个梦编造出他所希望的解释。

如果我们真的碰到这种反对意见，便可做如下辩护，即我们的解释给人以深刻印象；对梦的某一观念的联想与梦的其他成分之间具有惊人的相关；以及除非遵循先前建立起来的精神联系，否则便无法对梦做出如此详尽的说明。在辩护中我们还可以提出，我们的释梦程序与我们治疗癔症症状的程序是同一的；就癔症治疗而言，其方法的正确性已由症状的呈现与消失得到证实。或者借用比喻的说法，本书论断是以旁证加以证实的。但是，关于任意而漫无目的的思想序列如何能达到先已存在的目标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理由回避。因为我们虽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但却可以使这个问题根本不成立。

因为，在释梦过程中，我们放弃反省而允许不自主观念自由浮现，若说这是漫无目的的联想，那是不正确的。我们可以证明，我们所能排除的只是已知的有意观念，其后，那些未知的——或不那么确切地说是潜意识的——观念便开始起作用并决定着不随意观念的过程。我们对自己精神过程所能施加的任何影响，都不可能使我们进行无意思想；就我所知，任何精神错乱状态亦如此923。在这个问题上，精神病学家们太草率地放弃了关于不同精神相互关联的信念。我知道的一个事实，在癔症和偏执狂中，与梦的形成及其解释一样，也不会发生漫无目的的思想序列。也许，在任何内源性精神障碍中都不会发生这种思想。若我们接受劳伊莱特[1834，第131页]的洞见，那么即使是谵妄的错乱状态也都具有某种意义，只是我们不理解而已。在我有了机会亲自观察这种错乱状态时，我也产生了同样的想法。谵妄是稽查作用不再自我掩饰时的产物；其时稽查作用不再为潜意识冲动制作一个可接受的新形式，而是直接删除它所反对的一切，从而使剩余的表现显得支离破碎。这种稽查作用就像俄国边界的新闻检查一样，他们把外国新闻大加删节后才送到他们所要保护的读者手中。

也许，在器质性脑损伤患者身上，会产生观念的偶然自由联想；但对精神神经症患者而言，这种联想可以解释为稽查作用对思想序列的影响结果，而这种思想序列正是被某些仍然处于潜意识之中的目的性观念推进到意识之中的。924如果联想（或意象）是以所谓“表面的”方式相联结——如在没有意义联系时通过谐音、歧义或时间巧合等，以及通过在诙谐、拼字游戏中发生的那种联想方式等——这一直被看成是联想不受目的性观念影响的确凿证据。从梦的不同成分到中介思想以及从中介思想到梦念之间的联想，就具有这种特征；我们在许多梦的分析中不无惊奇地看到过这种情况。在这些实例中，联系并不过于松散，诙谐亦谑而不虐，因而能够充当从一个思想向另一个思想过渡的桥梁。但是，出现这其中的真正解释并不难：当一个精神元素与另一个精神元素通过令人反感或表面的联想相联结时，其间必然有一个合理且更深刻、并经受稽查作用的抵抗的联系。925

表面联想的大量出现，其真正原因并不是对目的性观念的放弃，而是稽查的压力作用。当稽查作用使正常的联结渠道受阻时，表面联想便用以取代深层联想。我们可以用山区交通为比喻对此加以说明：当某种交通故障（如洪水泛滥）使主线干道受阻时，交通并不中断，而是以某些不方便的陡峭小路来进行，这样的小路平时只有猎人使用。

这里可以分出两种情况，虽然它们在本质上是同一的。第一，稽查作用只针对两个思想之间的联结，而这两个思想在单独时又都不受稽查作用的压制。这种情况下，两个思想可以相继进入意识，但它们间的联结仍被潜藏着，却代之以某种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很难想出来的表面联结。这种联结通常发生于复杂观念情节的某些部分，而不发生于那些以被压抑着的本质联结为基础的观念。第二，两个思想本身因其内容要接受稽查的作用的抵制。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思想都不可能以其真实面目出现，而只能以代替它们的某种变化形式出现；作为替代的两个思想的出现，是以其具有某种表面联结为选择条件的，而这样的联结又必须能够反映被替代的两个真实思想之间的本质联系。在这两种情况下，稽查的压力作用所造成的结果，都是正常的严肃联结被表面的并显得荒谬的联结所移置。

我们既已知道有这种移置作用的发生，于是我们在释梦过程中，依赖表面联想与依赖其他联想一样，可不必犹豫不决。926

以下两个准则在神经症的精神分析治疗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利用，其一为在意识的目的性观念被放弃时，潜隐的目的性观念就控制着观念流，其二为表现联想只是被压制的深层联想的移置性替代。实际上，这两个准则已成了精神分析技术的基石。在我要求患者放弃任何反省并将任何浮现于他的脑海的观念报告于我时，我正是坚定地依赖着这一假设，即他永远也不可能放弃内隐于治疗中的目的性观念，而且我可以肯定，他向我报告的事情，不管看起来多么幼稚、任意，都必然与他的疾病相联系。还有一种目的性观念是患者不怀疑的，那就是与我本人有关的观念。对两个准则的重要意义的全面评估及其详细论证，当属精神分析技术的论证范畴。因此，在这里我们已经涉及到一个前沿课题，根据我们的计划，我们必须在这里中断释梦这个问题。927

从这些反对意见中，我们倒可以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即我们不必假定，在释梦过程中所发生的每一联想，都会与梦的工作有关[参见第280页和第311页]。确实，我们在清醒状态下所执行的解释工作，是从梦的内容回溯到梦念，而梦的工作所执行的恰恰与此相反，而这两条路线极有可能是相通的。而在白天，我们依循的是一些清新的思想线索，而且这种思想线索往往触及到中介思想并不时地触及梦念。我们可以看出，白天的清新材料正是以这种方式介入解释系列，而且，由于抵抗在夜间的增强，这可能使我们的解释工作更加迂回曲折。从心理学意义上讲，我们在白天所产生的思想旁支[参见第280页以下注]，只要能帮助我们发现正在寻找的梦念是什么，那么其数量和性质在心理上是无关紧要的。

二、回归作用

我们既已驳斥了这些反对意见，或至少已显示了我们的防御武器，便不能再推延准备已久的心理学研究了，我们可先对业已取得的研究发现作一概述：梦作为精神活动，与其他任何精神活动同等重要；对任何梦而言，其动机力量都是一种寻求愿望的满足；梦之所以看不出是愿望以及它们的许多特征和荒谬，都是在其形成过程中所经受的精神稽查作用的影响结果；除了这种稽查作用外，其他影响到梦的形成的因素包括对梦的精神材料的凝缩、对其表现为感性形象的可能性的考虑、以及要求梦具有一个合理而可理解的外表结构（虽然这不是必不可少的）。上述每一命题都拓开了一个新的心理学研究领域；作为梦的动机力量的愿望与作为梦的形成条件的4个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这4个因素内部之间的相互关系，都需要加以研究；关于梦在错综复杂的精神生活中所占的地位，亦需要做出说明。

我们以一个梦的叙述作为本章的开始，其目的在于揭示仍需解决的是些什么问题。那个梦——即孩子燃烧着的那个梦的解释并不困难，但我们尚未做出全面解释。我曾提出过一个问题，即梦者为什么做梦而不醒过来，并指出，其动机之一便是想把他的儿子表现为继续活着。下文的分析将表明，其中还有一个愿望在起作用[见下文第570～571页]。因此，睡眠中的思想过程转变为一个梦，也仍是为了满足一个愿望。

如果不考虑愿望的满足，那么，区别梦念与梦这两种精神事件形式的，就只剩下一个特征了。梦念会是这样的：“我看到有火光来自停放尸体的邻屋，也许是有一根蜡烛倒下来烧着我儿子了。”梦毫无改变地复现了这些思想，只是把它们表现为实际存在的情境，就像在清醒时可以用感官加以感知的一样，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做梦过程的最普遍、最明显的心理学特征：一个思想，而且必然是表示愿望的思想，在梦中被客体化了，被表现为一个情境，或者也可以说，是被体验到。

但是，我们如何解释梦的工作所独具的这一特征呢？或者更中肯地说，我们如何理解它在复杂的精神过程中的作用呢？

如果我们对此梦做更仔细的考察，便会发现，有两个几乎相互独立的特征从梦所采取的形式中呈现出来。一是思想被表现为另一个直接的情境，只是不再有思想的“也许”成分；二是思想被转换成视觉形象和言语。

在这个具体的梦中，把思想所表达的可能性转变成现在时态，由此所导致的思想的改变并不特别明显，这是因为，愿望满足在此梦中只起着完全辅助的作用。我们可另外考察一个梦，其中，梦的愿望一直没有脱离延续到睡眠之中的清醒思想，如那个伊尔玛注射的梦[第106页以下]，那个梦所表达的梦念是一个祈愿句：“但愿奥托对伊尔玛的病负责！”梦压抑了梦念的祈愿成分而代之以直接的现在时态：“是的，奥托对伊尔玛的病负有责任。”因此，这便是梦对梦念所产生的第一个改变，甚至未受伪装的梦亦如此。对梦的这第一个特征，我们不必做过多的论述，而借用意识的幻想即白日梦来说明。白日梦是以同样的方式来处理其观念内容的。都德笔下的乔伊斯先生928，虽然因失业流浪巴黎街头（尽管他的女儿们以为他有一份坐办公室的工作），但却做着工业发展能对他提供有益的帮助，并使他找到一份工作的美梦——而且他是以现在时态做梦的。因此，和白日梦相比，梦以同样的方式和同样的权利使用着现在时态。现在时态正是愿望被表现成已实现了的时态。

但在第二个特征上，梦与白日梦是不同的，即由思想转变成的感性形象，作为梦的观念内容，梦者深信不疑并好像是正在体验着似的。当然，这里我必须指出，并非所有的梦都展现着从观念到感性形象的转变。有些梦只含有思想，但这并不能否定梦的本质特征。我做的那个“自学者”的梦就属于这一类，它所包含的感性成分，决不比我在白天思考其内容时丰富多少。每一个梦，只要足够长，就必然具有某些未给予感性形式的内容，这些内容只是被思考着或是知道了，其方式恰如我们在清醒生活中思考或知晓事物一样。这里还须注意，从观念向感性形象的转换决不仅仅发生于梦中，它也可以发生于正常人或作为精神神经症患者的症状的幻觉或幻象中，这些幻觉或幻象各自构成独立的实体。总而言之，我们这里所考察的这种关系决不是为梦所独具。当然，梦的这个特征一旦呈现，仍不免使我觉得它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所以，如果不考虑这一特征，我们便无法想象梦的世界。但要理解这一特征，我们就必须进行一次漫长的讨论。

作为研究出发点，我想从大量有关梦的理论著述中指出一位作者的说法。伟大的费希纳（1889，卷2，第520～521页）曾简短地讨论过梦的问题，认为梦境与清醒的观念生活是不同的[参见上文第48页]。这是我们理解梦生活的独特性质的唯一假说。929

这些话向我表达的是精神位置（psychical locality）的观念。关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精神机构（mental apparatus），往往被认为是一种解剖式的结构，对此，我将不予理会，并尽量避免在解剖意义上确定精神位置。我将站在心理学立场，仅仅遵循如下建议，即把执行我们各种精神功能的机构看成是类似于一架复杂的显微镜或类似于照相机之类的东西。在这一基础上，精神位置就相当于这类仪器中初步形象得以呈现的那一点。我们知道，在显微镜或望远镜中，这些初级阶段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于一些理想点，它不位于仪器明显可触处。我认为没有必要解释这种或类似形象的不完善，这种比喻仅仅在于帮助我们理解精神活动的复杂性，将各种功能加以解析，并各使之归因于机构的不同组成部分。就我所知，实验工作至今尚未采用这种解析方法，以研究心理机构如何组合起来的方式，我认为这种做法并没有什么不妥。在我看来，只要我们能保持冷静的判断，并且在基础上不犯错误，便可以使我们的思想自由地驰骋。由于对任何未知事物的最初研究都需要以某些暂时性辅助观念为基础，所以，我想首先提出一些最粗略但又最具体的假设。

因此，我们将把心灵机构看成是一部复杂的机器，并把它的每个组成部分称为“动因（agencies）”930或（为更清楚起见）称作“系统（systems）”。于是可以设想，各系统之间以有规律的空间关系相组合，就像望远镜中各棱镜之间的相互组合一样。当然，严格说来，我们没有必要假设各精神系统之间真的是以某种空间顺序相排列的。只要我们能够通过某一精神过程的兴奋在不同系统之间传递着时间顺序，建立起它的固定模式，那就足够了。其他精神过程也许遵循另一个模式，对此，我们暂且不论。为简洁起见，我们下面将把心灵机构的各组成部分比为“φ系统”。

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是这个由各φ系统构成的复合机构具有感觉或方向性。我们所有的精神活动都起于（内部的或外部的）刺激而止于神经传导（Innervation）931。因此，我们便赋予这个机构以一个感觉终端和一个运动终端。在感觉终端有一个接受知觉的系统，在运动终端有一个可以产生各种运动活动的系统。一般而言，精神过程从感觉终端逐步推进到运动终端，因此，精神机构的总图式可表示为（图1）：

图1

然而，这只不过是实现了我们早已熟悉的一个条件，即精神机构必然是一个反射机构。反射过程始终是每个精神活动的模型。

下面，我们可以指出在感觉末端所发生的第一级分化。作用于感官的知觉在精神机构中留下一个痕迹，我们可称之为“记忆痕迹”，而相应的功能则应称为“记忆”。如果我们急于实施我们的计划，即将精神过程赋予系统，那么记忆痕迹只能构成各系统成分的永久变化形式。但是，正如在别处已指出的932，做出下列假设是困难的，即同一个系统既能保持其成分的变化形式，同时又有持续地接受新成分的变化形式。因此，根据我们的实际原则，我们将这两个功能分别赋予不同的系统。我们假设，处于机构最前沿的那个系统只能接受知觉刺激，但不能保持知觉的痕迹，因而也就没有记忆；而紧接其后的第二个系统，则将第一个系统的短暂兴奋转变成永久的痕迹。因此，我们关于精神机构的示意图便如下所示（图2）。

图2

众所周知，我们永久地保持着的绝不只是作用于知觉系统的知觉联系。在记忆中，我们的不同知觉相互联结——首先而且主要地是按照发生的同时性。我们把这个事实叫做“联想”。因此很清楚，如果知觉系统没有任何记忆，它也就不可能保持任何联结痕迹；如果前一个联结痕迹对新的知觉成分施加影响，那么分离的知觉成分便无法执行其功能。因此，我们必须假设，联想的基础在记忆系统，联想也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抵抗减弱和方便途径的拓展，兴奋从某一给定记忆元素较容易地传到某一个记忆元素而不是另一个记忆元素。

更进一步的考察表明，我们必须假设，这样的记忆元素有若干个而不只是一个。由知觉元素传来的同一个兴奋，在不同记忆元素中留下的永久痕迹是不同的。其中，第一个记忆系统自然包含着有关时间同时性的联想痕迹；而同一个知觉材料在随后各记忆系统中分别以不同的耦合关系被处理，如有一个记忆系统记录的是类似关系，如此等等。若想用语言来说明这类系统的精神意义，那只能是浪费时间，因为它的本质特征取决于它与记忆原料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也就是说，取决于它对起源于那些成分的兴奋传导的抵抗程度。

这里，我想插入一段具有一般性质的话，它也许对我们具有重大的意味。知觉系统对变化没有保持能力，因而它没有记忆。正是知觉系统为我们的意识提供了全部感性多样性。另一方面，记忆本身是潜意识的，即使那些在心灵中印象最深者也不例外。虽然它可以变成意识，但在它处于潜意识状态时，它无疑也发挥着各种作用。我们的所谓“性格（character）”正是以我们的各种印象的记忆痕迹为基础；而且，对我们影响最深刻的印象——即人生最初几年的印象——恰恰极少变成意识。但是，当记忆变成意识时，与知觉相比，它就不再具有感性特征，或只具有极其轻微的感性特征。如果我们能够证实，在φ系统中，记忆与标示意识的性质相互排斥933，这将极大地有助于我们理解神经元兴奋的控制条件。

关于精神机构的结构，就其感觉末端而言，前面提出的这些假设还没有涉及到梦，也未涉及到我们能够从梦中推演出来的心理学知识。从梦的证据出发，我们可以理解精神机构的另一部分。我们已经知道[见第143页以下]，只有做出下列假设，才能解释梦的形成过程，即有两个精神动因，其中之一是批判动因，它对另一个动因的活动进行批判，包括将之排除于意识之外。我们的结论认为，批判动因比被批判动因与意识的关系更为密切，它就像是位于被批判动因与意识之间的一道屏风。而且，我们还发现[第489页]，批判动因与指导我们清醒生活并决定我们意识行动的是同一个动因。因此，根据我们的假设，如果用系统来代替动因，那么我们就必须把判断系统置于精神机构的运动末端。现在我们就将这两个系统引入示意图并给出名称，以示其与意识之间的关系（图3）：

图3

我们把位于运动末端的最后一个系统称为“前意识”（Pcs.），以表示其中发生的兴奋过程，只要满足其他一些条件便不受阻碍地进入意识，如达到一定强度、那个只能被描述为“注意”的功能以某一特定方式分配[见第593页]等。这一系统同时也是自主运动的关键所在。紧接着前意识系统之后的是“潜意识”系统，因为，除非经由前意识，否则，它无法进入意识。在通过前意识时，它的兴奋过程必须经受某种变化。934

既是如此，我们应把梦的建构力量置于哪一个系统呢？为简洁起见，置于潜意识系统。当然，在下文讨论中我们将发现，这并非完全准确，而且，梦的形成过程还必须涉及梦念，而梦念则属于前意识系统[第562页]。但当我们考察梦的愿望时，我们又发现，制作梦的动机力量是由潜意识提供的[第561页]；正是这个缘故，我们把潜意识系统当作梦的形成的起点。和其他所有思维结构一样，这个梦的激发因素也努力要进入前意识，并由此进入意识。

经验告诉我们，在白天，由于抵抗所引起的稽查作用，这条经由前意识通向意识的道路对梦念是阻断的。梦念在夜间才能够达到意识，但这却引出一个问题，即梦念如何达到意识并经受何种变化？如果说使梦念得以进入意识的原因，是警戒于潜意识与前意识之间的抵抗力量在夜间的放松，那么我们做的应该是在本质上属于观念性的梦，而不具有我们现在所要探讨的幻觉性质。因此，处于前意识和潜意识这两个系统之间的抵抗的放松，只能解释像“自学者”那样的梦，而不能解释像作为本章引言的那个小孩燃烧一类的梦。

我们唯一能够借以说明幻觉性梦的，是认为其中兴奋以反向传导，即它不是传向精神机构的运动末端，而是传向感觉末端，并最终达到知觉系统。如果我们把清醒生活中起源于潜意识的精神过程的发展看成是“前行”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梦具有一种“回归”性质。935

因此，这种回归作用无疑是做梦过程的心理特征之一；但我们须切记，它并非仅仅发生于梦中。意向性的回顾以及正常思维的组成过程，都包含着在精神机构中的反向运动，即从复杂的观念活动退回到记忆痕迹的原始材料。但是，在清醒状态下，这种反向运动绝不会超过记忆意象，它不会制作知觉意象的幻觉复苏。在梦中为什么会这样呢？在考察梦的凝缩作用时，我们曾不得不假设，梦的工作可以将某一观念的强度完全移置于另一观念[第330页]。也许，正是正常精神过程的这种改变，才导致了知觉系统的反向贯注：从思想开始，退回到高度鲜明的感觉。

我们切不可自欺欺人地过分夸大这些论点的重要性。事实上，我们不过是在给一种费解的现象以一个名称而已，我们把它叫做“回归作用”，用以表示在梦中，一个观念退回到它最初所由产生的感觉意象。但即使是这一步，亦需做出论证。这一命名有什么意义呢？我坚信，“回归”这个名称对我们不无助益，因为它联系到我们在上述示意图中已知的一个事实，即精神机构具有一种感觉或方向性。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绘制上述示意图才不是多余的，因为，只要对这个图看一眼而不必做深入的思考，我们就可以看出梦的形成过程的另一个特征。如果我们把做梦过程看作是发生于我们所假设的精神机构中的一种回归现象，那么我们便立即可以解释一个在经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事实，即梦念所具有的一切逻辑关系均在梦活动中消失不见，或者很难在梦中得到表现[第312页]。从我们的示意图来看，这些逻辑关系不包含于第一个记忆系统，而包含于后面的记忆系统；而且，在回归的情况下，除了知觉意象外，它们必然要失去任何表现手段。在回归作用中，梦念的结构消解为其原始材料。

梦念必须经受什么改变才使回归在白天就不可能呢？对此，我们只能提出一些设想。虽然，问题就在于对不同系统的能量贯注的变化，从而增加或降低了兴奋过程通过各系统的可能性，但在任何这种精神机构中，兴奋传导的同样结果可以由多种不同方式产生。我们首先想到的，当然是睡眠状态及其在感觉末端所造成的能量贯注的变化情况。在白天，从知觉系统向运动端活动的兴奋流是持续不断的；但这一兴奋流在夜间中断了，并因而不再能够阻止反向兴奋流的传导。这时我们似乎“与外部世界隔离了”，某些权威将此看成是对梦的心理特征的理论解释（见第51页）。

然而在解释梦中回归作用时，我们必须记住，回归也可以发生于病理的清醒状态；上述解释对这种状态下的回归现象是不适用的，因为这种状态下发生的回归，并不干扰前向的感觉流。对癔症和偏执狂患者的幻觉以及心智正常者的幻象，我的解释是：它们事实上就是种种回归——即是说，将思想转换为意象——但是，能够经受这种转换的，只能是那些与被压抑着的或仍旧处于潜意识中的记忆密切相联的思想。

例如，我的一位最年轻的癔症患者是一个l2岁的男孩，他因害怕一些“长着红色眼睛的绿色面孔”而无法入睡。这种现象的根源是他对4年前经常看到的一个小男孩的记忆，这个记忆虽曾一度是意识的，但后来却一直被压制着。这个孩子给他看了一张作为儿童不良习惯包括手淫的结果的吓人图片——我的这位患者正是因他过去的手淫习惯而自责。他母亲当时曾吓唬他说，坏孩子的脸将变绿，眼睛变红。这就是他心中鬼怪的来源。顺便指出，他心中产生鬼怪的目的只在于使他想起母亲的另一恐吓，即那样的孩子将会变成白痴而一无所成并且活不长久。这位小患者已经实现了他母亲恐吓的一部分，因为他的学业毫无进步，而且，正如他对他自己的不自主想法所描述的那样，他正担心着恐吓的另一部分。这里顺便交待一下，经过一个短期的治疗后，他不仅能入睡，他的神经质逐步消失，而且在年终还因学习成绩优异而获得一张奖状。

又如，另一位癔症患者（一位40岁的妇女）向我报告了她在病前发生的一次幻视。一天早晨，她一睁眼就看见弟弟站在屋里，虽然她知道他实际上正住在一个疯人院里。她的小儿子正睡在她身边，为了不让儿子看到舅舅受惊而发生抽搐，她用被单盖住他的脸，同时幻影也消失了。这个幻视是她童年期的一个记忆的变式，而且，虽然它是意识的，但却与她心灵中所有的潜意识材料相关。保姆告诉过她，母亲（她去世得很早，当时我的这位患者才1岁半）曾因她弟弟（患者的舅舅）装扮成鬼并用被单蒙着脑袋而受到惊吓，并发生癫痫的或是癔症的抽搐。患者们视所包含的成分与这一记忆完全相同：弟弟的出现、被单、惊吓及其结果，只是这些成分被安排在另一个背景中，并移置到别人身上而已。这个幻视的明显动机或它所代替的思想，是她害怕小儿子会步其舅舅的后尘，他和他舅舅长得非常相像。

这里引述的两个例证与睡眠状态都不无关系，因此对于证明上述观点也许并非完全恰当。所以我希望读者参阅我对一位患有幻觉型偏执狂妇女的分析（弗洛伊德，1896b[第三部分]），以及我对精神神经症的心理学研究手稿。它们所提供的证据表明，在思想的回归性转换条件下，我们绝不能忽视记忆、特别是童年期记忆的影响，这些记忆或遭受压制或一直处于潜意识中。与这种类型的记忆相关、并因稽查作用的禁止而得不到表现的思想，往往被记忆引入回归形式，它正是这种记忆本身的藏身之所。我还可以引证《癔症研究》（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如布洛伊尔的第一个个案史）所发现的事实之一，即为幼儿期的景象（不管是记忆还是幻想）被带入意识中时，这些景象看起来都像是幻觉，只是在报告过程中失去了幻觉特征。还有一个更常见的事实是，对某些人而言，虽然他们的记忆通常不属于视觉性，但他们童年期的最早记忆终生都保持着感性的鲜明性。

如果考虑到幼儿期经验或以此为基础所产生的幻想在梦念中起的重要作用，以及它们的某些部分经常在梦境中重现梦的愿望也经常地由它们产生，那么我们就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思想在梦中也转换为视觉形象，部分地是藏身于感性形式并急于重现的记忆的吸引结果。正是这种记忆对那些无法达到意识却又努力寻求表达的思想所施加的影响，才使之转化为视觉形象。就此而言，梦可以看成是幼儿期景象的替代，这些景象因被移置于某一新近经验而受到改造。由于幼儿期景象自身不能重现，它便满足于转化为梦的形式。

幼儿期景象（或其幻想产物）在某种意义上是作为梦的内容的模板而发挥作用，这一发现排除了施尔纳及其追随者们关于内部刺激源假设的必要性。施尔纳[1861]假定，当梦表现得特别鲜明或含有特别丰富的视觉形象时，就必然存在着一个“视觉刺激”状态，亦即在视觉器官内存在着内部兴奋[参见第227页]。我们不必反驳这一假设，但必须指出，这种兴奋状态只适用于视觉器官的精神知觉系统；而且，我们还可以指出，这种兴奋状态是由某一记忆引起的，它是某一原初直接的视觉兴奋的复现。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言，我还无法为幼儿期记忆产生这种结果提供恰当的例证。与我对别人的梦的设想相比，我的梦一般都缺乏感性成分。但是，在我近几年所做的最生动美丽的梦中，我能够轻易地把梦境幻觉性质的明晰回溯为或近或远的印象的感性特征。在第463页记录的那个梦中，深蓝色的水面、船上烟囱冒出的浓烟以及深褐色和红色的建筑物等，随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梦应产生于某一视觉兴奋，但究竟是什么使我的视觉器官进入这种兴奋状态呢？那是一个近期产生的印象，它又与一些早期印象发生联系。梦中看到的颜色首先来自于一堆玩具积木块。就在做梦前一天，我的孩子们用这些积木块搭起一座漂亮的房屋，并向我炫耀不已。大积木块均为深红色，小积木块或为蓝色，或为褐色。这还与我最近几次观光意大利时的颜色印象相关：环礁湖和伊桑佐的美丽蓝色以及卡索936高原的深褐色。梦中的美丽色彩只是记忆中的某些事物的复现而已。

下面，我们就有关梦倾向于用感性形象重构其观念内容的特性的研究发现做一总结。我们虽然尚未解释梦的工作的这一特征，也未把它回溯到任何已知的心理学定律，但已把它揭示出来，认为它对我们理解未知富有启发，并用“回归”（regression）一词来描述其特征。我们已提出一个观点，认为不管它发生于何处，这种回归都是反对某一思想沿着正常道路进入意识的抵抗的产物，同时也是具有强烈感性力量的记忆对这一思想的吸引结果。937对梦而言，回归还可能因白天产生于感觉器官的感觉流在夜间的终止而更易于发生；对其他形式的回归而言，这一辅助因素的缺失必然被回归的它种动机的巨大强度所代偿。我们切不可忘记，无论是回归的这些病理情况还是在梦中，能量的转换过程均不同于正常心理生活中产生回归作用的能量转换，因为在前两种情况下，能量转换过程能够造成知觉系统完全幻觉性的精力贯注（cathexis）。我们在分析梦的工作时所说的“表现力问题”可能与由梦念触发的感性回忆景象所产生的选择性吸引有关。

我们还应该指出，和在有关梦的理论中一样，回归在有关神经症症状形成理论中也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回归现象：（1）地形学回归作用（topographical regression），系就上述φ系统示意图意义而言；（2）时间回归作用（temporal regression），系指向旧的精神结构的倒退；（3）形式回归作用（formal regression），系指表达或表现的正常方法被原始方法所取代。但从根本上讲，这三种回归作用是同一的，而且总是同时发生，因为时间上的旧就是形式上的原始，在心理地形学（psychical topography）上也就更靠近感觉末端[参见弗洛伊德，1917d]。938

在结束梦中回归作用这一论题之前939，不能不确定一个观点，这一观点我们已多次碰到，而且当我们更深入地研究精神神经症时，它还会给我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这就是：从总体上看，做梦是梦者回归到早期状态之一例，是他童年期的一种复现，是支配梦的本能冲动及其在童年期得以表现的方法的复现。在个体童年期的背后，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发生学意义的童年期，即人类的发展历程，个体的发展不过是在生活的偶然条件影响下对人类发展的一个简化的复演。我们可以猜想，尼采的话是多么的正确，他说在梦中“残留着某种我们现在怎么也不能直接达到的原始人性”；而且，我们也可以设想，梦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的远古遗风，理解人的精神本质。梦和神经症对人类精神痕迹的保留，也许比我们所能想象得更多；所以，在所有试图重构人类起源最古老、最昏暗的历史时期的学科中，精神分析应获得一个更高的地位。

我们关于梦的心理的这初步研究也许不能令人满意，但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们已经在黑暗中摸索出一条道路。如果我们没有完全陷入谬误的话，那么其他的研究必将和我们殊途同归，那时我们将感到更加踏实了。

三、愿望满足

本章开头那个小孩燃烧的梦，为我们体会愿望满足理论（theory of wish-fulfilment）所面临的困难，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若说梦无非是愿望的满足，这不免使人感到吃惊，而且这还不仅是因为焦虑梦对此提供了一个矛盾。当分析初次向我们揭示，在梦的背后潜隐着一种意义或精神价值时，这种意义在性质上如此单一，肯定为我们所始料不及。根据亚里士多德准确而简单的定义，梦是在睡眠状态中进行的思维[参见第2页]。那么，既然思维在白天能够产生如此种类繁多的精神活动——如判断、推理、否定、预期、意向活动等等，它为什么在夜间只能产生愿望呢？不是有许多梦也表明，其他精神活动如担忧亦转换为梦的形式吗？本章开头的那个梦不正属于这一类吗？在那位父亲睡着时，火光照到他眼睑上，于是便得出一个担忧的结论，即可能有一支蜡烛倒下来烧着尸体了。通过赋予以感性情境和现在时态，他将这一结论转化为梦。愿望满足又在这里起了什么作用呢？难道我们看不出在梦中，有一个从清醒生活持续而来或是由某种新的感觉印象所激起的思想在起着主导影响吗？所有这些考虑都是有道理的，并迫使我们更深入地考察愿望满足在梦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持续入梦的清醒思想的重要性。

我们已根据愿望满足把梦分为两大类。我们已经发现，有些梦直接呈现为愿望满足，也有些梦看不出是愿望满足，并借各种可能的手段加以伪装。我们已经知道，在后一类梦中存在着稽查作用。我们也发现，虽然成人似乎（对这个条件，我要加以强调）也做短暂的、直接表现愿望的梦，但不伪装的愿望主要发生于儿童。

我们现在可以问，梦中实现的愿望起源于何处？在提出这个问题时，我们又想到了何种对比的可能性或选择呢？我想，这就是在有意识地感知到的白天生活与那种处于潜意识中、而且只有在夜晚才能被意识的精神活动之间的对比。对这种愿望，我可以分出3种可能的来源：（1）在白天被唤起、但由于种种外部原因而未得到满足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愿望已被认识到但未加处理而留待夜间处理；（2）可能在白天已经产生但却遭到贬抑的愿望，这种情况下的愿望不是被满足而是被压制了；（3）与白天生活无关，而是产生于心灵的被压制处并在夜间变得活跃起来的愿望。若参照前述精神机构示意图，那么我们可把第一种愿望归入前意识系统；第二种愿望由前意识系统被逐入潜意识系统并在潜意识系统继续存在；关于第三种愿望冲动，我们必须假定，它们永远也突破不了潜意识系统。于是这里又产生一个问题，即由这些不同来源所产生的愿望，对梦是否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和激发力？

如果我们为回答这个问题而检验所有已知的梦，那么我们立即就会感到，我们得为梦的愿望补上第4个来源，即夜间产生的当前愿望冲动（如那些由口渴或性的需要所引起的冲动）。于是我们便可认为，梦的愿望产生于何处，这对于它激发梦的能力也许没有什么影响。这里我可以引证那个女孩因白天中断而在梦中继续划船的梦以及其他孩子做的梦[参见第127页以下]，这些梦被解释为起因于前一天未实现却遭受压抑的愿望。一个愿望在白天遭到压抑，夜间却在梦中寻求实现，这样的梦例俯拾皆是。关于这种梦，我想补述极简单的一例。梦者是一位喜欢戏弄人的女士，她的一位比她年轻的女性朋友刚订完婚。一天来，她的熟人们总是向她打听，她是否认识那个年轻人，以及她认为他怎么样。对此，她只是以大加赞赏作答，并由此掩盖她的真实看法，因为她倒想说出实话，即他是个“Dutzendmensch”[字面解为“一打人”，意为极平常的人——这种人可以成打地数出]。当天晚上她做了一个梦，梦见被人问及同样的问题，并一律答道：“在以后订货时，只需说出号码足矣。”通过大量的分析，我们终于明白，凡经受伪装的梦，其愿望均产生于潜意识，而且这种愿望在白天是无法感受到的。所以初看起来，似乎所有的愿望在梦中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的诱发力。

这里，我提不出任何证据表明事实与此相反，但我可以说明，我坚定地认为，梦的愿望的决定是更加严格的。虽然儿童的梦确实毋庸置疑地证明，白天没实现的愿望在夜间可以作为梦的诱发因素起作用，但不要忘记，那只是一个儿童的愿望，是一种其冲动力量适合于儿童的愿望。我想，在成人而言，白天未实现的愿望，其力量是否强大到足以产生梦，那是很值得怀疑的。相反，随着我们的思维活动对本能生活的控制的不断成熟，我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形成或保持类如儿童的那种强烈愿望是不妥的。在这方面可能存在着个体差异，某些人对幼儿式精神过程比另一些人保持更长一段时间，就像在视觉意象的减弱方面存在着类似的个体差异一样，而视觉意象在生活的早期是十分鲜明的。总而言之，我认为，对成人而言，前一天未实现的愿望是不足以产生梦的。当然，我承认，起源于意识的愿望冲动有助于激发梦的形成，但仅此而已。如果前意识愿望不从别处获得强化，那么梦是很难实现的。

在事实上，这种强化来自潜意识。我的假设是，一个意识的愿望，只有当它成功地唤醒一个与它具有同样意旨的愿望并从中获得强化时，方能成为梦的激发因素。从对神经症的精神分析的发现来看，我觉得这些潜意识欲望总是十分活跃，随时都在寻找表达的出路，一有机会就和来自意识的冲动结成同盟，并将自己的巨大强度传递给较弱的后者940。所以看起来好像仅有意识的愿望在梦中得到实现；只是梦的构成中的某些细微特征，才使我们看出来自潜意识的强大联盟的蛛丝马迹。这些潜意识愿望永远是活跃的，并且可以说是永生不灭的，它们令人想起一个有关泰坦人的传说。自远古时代起，这些泰坦人就被胜利诸神镇压于群山之下，而他们的肢体仍不时地抽搐并震撼着镇压他们的群山。但是，正如我们关于神经症的心理学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这些被压抑着的愿望本身都起源于幼儿期。所以，我想取消刚才[第551页]所做的那个论断，认为梦的愿望起源于何处是无关紧要的，而代之以如下说法：梦中表现的愿望必然是幼儿期愿望。这种愿望对成人而言，起源于潜意识，对儿童而言，它就是清醒生活中未得到满足、且未遭受压抑的愿望，因为儿童尚未形成前意识与潜意识的区分或其间的稽查作用，或者说这一区分正处于形成之中。我知道，这一论断不可能得到普遍的证实；但即使对于未知梦例，它也经常是正确的，而且，作为一个普遍命题，我们也很难提出对立的例证。

因此我认为，对梦的形成而言，由意识的清醒生活遗留下来的愿望冲动，必须被降居次要地位。作为梦的内容的影响因素，它们只能作为其他因素的作用中介，如睡眠中使感觉材料活跃起来等[参见第228～229页]，除愿望以外，对于其他从清醒生活中遗留下来的梦的诱发因素，我们下面以同样的思路进行研究。当我们决定睡觉时，我们能够成功地暂时中断对清醒思维的能量贯注。凡能轻易做到这一点的人，其睡眠都非常好，拿破仑一世可算是这种人的一个典范。但我们往往不能够成功地或完全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未解决的问题、折磨人的担忧、深刻难忘的印象等，所有这一切都将思维活动带入睡眠之中，并保持着发生于我们称为前意识的那个系统内的心理过程。如果我们要对睡眠中持续着的思想冲动做出分类，我们可以分出5种类型：（1）那些在白天因某种原因未得出结论的思想；（2）因我们的心智能力的不足而未解决的问题；（3）在白天被排挤和压抑的思想；（4）由白天的前意识活动在潜意识所激起的强烈思想；（5）白天发生的无关紧要并因而未做处理的印象。

关于介入睡眠中的白天生活中的思想残余，特别是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我们不可低估其精神强度的重要性。这些兴奋在夜间肯定继续斗争以求表达，而且，同样可以肯定，睡眠状态致使这种兴奋不可能以在前意识中的惯常方式加以处理，并因进入意识而终止。如果思维过程在夜间以通常的方式变成意识，那么其时的状态便不是睡眠。虽然我不知道睡眠状态会在前意识系统中造成什么变化941，但可以肯定的是，睡眠的心理特征主要地只能表现在这个系统的能量贯注的变化方面——这个系统也控制着运动能力，而运动在睡眠状态中是处于瘫痪状态的。另一方面，有关梦的心理学研究表明，我们不能认为，除了继发性变化外，睡眠能对潜意识中发生的事件造成其他变化。因此在梦中，除了产生于潜意识的愿望兴奋外，不可能有前意识的兴奋产生；前意识的兴奋必须从潜意识中获得强化并且是伴随着潜意识兴奋，才能出现于梦中。但前一天的前意识兴奋残余与梦有什么关系呢？毫无疑问，它们具有大量的途径进入梦，并利用梦的内容，即使在夜间也要探入意识之中，它们有时也确实支配着梦的内容，使其表现白天的活动。和愿望一样，白天的活动残余也可以以其他性质出现；就此而言，考察白天活动残余必须经受什么条件才能被梦接受，必将对我们极富启发性，并对愿望满足理论具有正面的决定性意义。

我们可以从所记录的梦中选取一例，如关于我的朋友奥托显示出格罗夫氏病的症状的那个梦[第269页以下]。做梦前一天，奥托的病态面容就引起了我的担忧，而且，和任何有关他的事情一样，这一担忧密切地影响了我。我可以认为，这一担忧一直持续到睡眠中，很可能我是急于要发现，他究竟生什么病了。夜间，这一担忧在我所描述的这个梦中得到表达，而梦的内容既无意义，又与愿望满足无关。我于是想研究白天所感到的担忧在梦中的这种不适当的表达方式缘起何处。通过分析，我发现了一个联系，即我在梦中把他等同于某一位L男爵，而把我自己等同于R教授。关于我用这一细节来代替白天的思想，只能有一个解释，即我必须是在潜意识中一直想把自己等同于R教授，因为通过这一等同，我童年期的一个永久的愿望，即自大狂愿望，得到了实现。我敌视朋友的丑恶思想在白天自然遭到贬抑，却在夜间抓住这一机会与愿望一同在梦中得到表达。但是，我白天的担忧还通过梦的内容的一个替代而得到一定程度的表达[参见第267页]。白天的思想本身不是一个愿望，而是一个担忧，它不得不与一个童年期愿望发生某种关联。这个愿望现在是潜意识的，而且遭受压制，正是它使这一担忧——当然经受了适当的伪装——“产生”于意识之中。担忧的支配性越强，它所要建立的联系就该越牵强。因此，在愿望的内容和担忧的内容之间无需任何必然的联系；事实上，在我们的梦例中并不存在这种联系。

当梦念向梦提供一些与愿望满足完全相反的材料时942，如正当的忧虑，痛苦的反思或令人沮丧的现实等，梦将如何活动？从这一角度继续研究上述问题或许是有益的。其可能产生的多种结果可分为以下两类：（1）梦的工作可能成功地用相反的观念来代替所有的痛苦观念，同时压制与之相连的痛苦情感，结果便产生一个直接满意的梦，即一个明显的“愿望满足”，此外别无其他；（2）痛苦的观念经过或多或少的改变而进入梦境，但仍然可以分辨出来。这种情况引起对梦的愿望理论的怀疑而需进一步研究。这种带有痛苦内容的梦既可以以无所谓的态度加以体验，也可以伴有依其观念内容而合理的全部痛苦情感，甚至也可以导致产生焦虑和惊醒。

分析可以证明，这种不愉快的梦也都是愿望的满足。被压抑的潜意识愿望，由于其实现被梦者自我体验为痛苦的事情，便抓住因前一天痛苦残余而持续存在的精力贯注所提供的机会，支持这些精力贯注并由此使之进入梦。但是，在第一类梦中，潜意识愿望与意识的愿望是相互吻合的，而在第二类梦中，潜意识和意识之间（被压抑的内容与自我之间）的差距被揭示出来，从而实现了那个关于三个愿望的神话故事中的情境[参见下文第580页注]。由被压抑的愿望的实现所带来的满意感，其强度足以抵消白天残余的痛苦情感[参见第470页]。在这种情况下，梦的情感基调是无所谓的，尽管愿望和恐惧都得到了实现。或者，睡着了的自我在梦的建构过程中也可能起着更大的作用，即对被压抑愿望的满足表示强烈的愤怒，并以焦虑的爆发而终止梦。因此不难看出，在我们的理论中，和直接表示愿望满足的梦一样，那些不愉快的梦和焦虑梦也都是愿望的满足。

不愉快的梦也可以是“惩罚梦”[参见第473页以下]。我们必须承认，认识这些梦在某种意义上也为梦的理论增添了新意。在这种梦中实现的同样是潜意识愿望，即梦者因某种被压抑并被禁止的愿望冲动而应遭到惩罚的愿望。因此，这种梦也符合上述条件，即建构梦的动机力量必然是由属于潜意识的某一愿望提供的。但是，进一步进行心理学分析表明，这种梦与其他表示愿望的梦是不同的，因为在形成第二种梦中，建构梦的潜意识愿望属于被压抑的愿望，而在惩罚梦中，虽然建构梦的愿望同样是潜意识的，但我们必须认为它属于“自我”而不属于被压抑的材料。因此，惩罚梦表明，自我在梦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比我们想象得要大。如果我们把“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对立换成“自我”与“被压抑的材料”之间的对立，那么梦的形成机制便在总体上得到进一步的阐明。然而，如果不考虑隐藏于精神神经症内部的过程，我们便无法做到这一点。正因为如此，本书未做此探讨。我只想补充一点，即一般而言，惩罚梦不属于白天痛苦残余的那种情况，反而在相反的情况下最容易产生，即白天残余的思想在性质上是满意的，只是其所表达的满意是被禁止的。在显梦中产生的这些思想的唯一痕迹正好是其反面，就像在第一类梦中那样。因此，惩罚梦的基本特征在于，其中建构梦的愿望不是来自被压抑的材料（潜意识系统）的潜意识愿望，而是反对这一愿望并属于自我的一种惩罚性愿望，虽然它自身同时也是一种潜意识（即前意识）的愿望。943

对此，我想引证我自己的一个梦加以说明，特别是想说明梦的工作用以处理前一天痛苦预想残余的方式。944

“梦的开头不甚清晰。我对妻子说有一条很特别的消息要告诉她。她很吃惊并表示不听。我向她保证，这一定是她乐于听的事，并告诉她，我们儿子的兵团寄来一笔钱（5000克朗？）……还提到奖章……分配……同时我和她一起走进一间像储藏室的小屋要找什么东西。突然间我看到了儿子，他未穿制服而穿了一套紧身运动衫（像一只海豹？），还戴着一顶小帽。他爬上橱柜边的一只篮子上，好像是要把什么东西放到橱柜上。我喊了他一声，他却没有应答。他的脸上或前额上好像扎着绷带。他好像往嘴里放了什么东西并塞了进去。他的头发闪着灰光。我想道：‘他怎么这么疲惫不堪？难道他镶了假牙了？’我尚未来得及再叫他，便醒了。我醒来并未感到焦虑，但心跳却加快了许多。床边的闹钟正指向两点半。”

对这个梦我不可能做出全面解释，而只限于指出几个重点。此梦是由前一天的痛苦预想引起的：我们又有一个多星期没接到前线儿子的消息了。很容易看出，梦的内容表达了一个信念，即他受伤了或是牺牲了。梦的开头显然是努力用对立面来表达这一痛苦的想法：即找有一些非常好的消息要说，还有关于寄钱……奖章……分配之类的事情。（钱的数目来自我行医实践中的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出现在这里完全是为了颠倒话题。）但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因为我妻子在怀疑某些可怕的事情且不希望听我的消息。梦的伪装非常单薄，它所要表达的思想从各处穿破伪装。如果我儿子已战死沙场，他的同僚自然就会把他的遗物寄回来，而我又自然要把这些遗物分给他的兄弟姐妹以及其他人作为纪念。对于阵亡军官，通常都要颁发“奖章”。这样，梦便开始对它最初企图否认的思想给予直接的表达，虽然愿望满足的倾向仍然以伪装的方式在起作用。（梦中地点转移显然可以理解为西尔伯勒[1912]所谓的“阈限象征作用”[参见第504页以下]）。确实，我们无法知道是什么为梦提供了以这种方式表达我的痛苦思想的动机力量。在梦中，我儿子并不是表现为“倒下”，而是表现为“爬上”。事实上，他是一个迷恋登山运动的人。他没有穿制服而穿着运动衫，这表明我现在所担心的事件的地点被先前担心的事件的地点即运动地点所代替；因为他曾在滑雪运动中摔倒并跌断了大腿骨。另一方面，他衣着的方式像一只海豹，这立即使我想起另一个更年轻的人，即我们那位淘气的小外孙；而灰白的头发使我想起后者的父亲即我们的女婿，他曾在战场上受过重伤。这意味着什么呢？……对此我已说得够多的了。——储藏室的地点以及我想从中取出什么东西的橱柜（梦中的“他想把什么东西放上去”）——所有这些线索明白无误地使我想起我自己在二三岁时发生的一次事故。945有一次，我爬上储藏室里的一条板凳上，想够取放在橱柜或桌子上的某种好吃的东西，结果板凳翘翻了，正好砸着了我的下颌。后来回想，我差点儿把牙都磕掉了。这一回忆还伴有一种惩罚的想法：“你活该。”而这似乎又像是针对勇敢士兵的一种敌意冲动。我通过深入的分析，最终发现了在我儿子的可怕事故中寻求满足的潜意识冲动是什么：那就是老人对年轻人的嫉妒，而老年人则以为这种嫉妒已变得完全僵死了。而且毫无疑问，如果这种不幸真的发生了，那么正是由此所产生的痛苦情感的力量，才引起了那种寻求这类被压抑欲望满足的情绪，以求得某种慰藉。946

关于潜意识愿望在梦中所起的作用，我现在便可以给出一个准确的论述了。我完全承认，有一大类梦，其诱发因素主要地、甚至完全地产生于白天生活的残余；而且我想，如果我前一天对朋友健康的担忧不持续存在的话，那么，即使是我最终成为一名天才教授的厚望也不能使我安然入睡[第271页]。但担忧不可能单独地形成梦，梦所需要的动机力量还必须由一个愿望来提供；担忧要成为梦的动机力量就在于必须抓住一个愿望。

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解释这一观点。白天思想对梦所执行的是企业家的作用，但企业家虽然具有某一想法以及实现这一想法的创造力，如果没有资本，他也无能为力。因此，他需要一个资本家为他提供资本，而为梦提供精神资本的这个资本家，不管前一天的思想是什么，都不可避免地和无可争辩地是源于潜意识的某一愿望。947

有时，这个资本家自己就是一个企业家，而且在梦中，下列情况也确实更常见：某一潜意识愿望受到白天的活动激发并进而建构一个梦。同样，在上述比喻中，经济条件的各种可能变化在梦过程中都有其对应物。企业家自己可以拿出部分资本；几个企业家可能向同一个资本家申请资本；几个资本家也可能共同支付同一个企业家所需要的资本。同样，在梦中，有些梦是由几个愿望共同支撑的；其他情况亦不难一一列举，但对我们已没有意义。关于梦的愿望，我们留待后文论述。

上述比喻中的第三个比较成分，即企业家所能支配的适当资本的量，能够在更精细的水平上有助于阐释梦的结构。我在第305页已指出[又见第329页注]，在大多数梦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个具有特别感性强度的中心点。这个中心点通常就是愿望满足的直接表现，因为，如果我们剔除由梦的工作造成的种种移置作用，我们就会发现，梦念中各成分的精神强度已被梦的实际内容的各成分的感觉强度所替代。愿望满足的周围区域的成分往往与愿望满足的意义无关，它们实际上是与愿望相对立的各种痛苦思想的派生产物。但是，正由于它们往往以某种人为的关系与中心成分相联，因而获得了足够的强度而能够在梦中得以表现。所以，愿望满足所具有的表现力量便在一定程度上扩散到周围区域，使其中各成分获得表现的力量——甚至包括那些本身没有表现手段的成分，在那些由多个愿望促成的梦中，我们不难划出不同愿望满足所具有的领域，因而梦中的空白地带就可以理解为不同愿望领域之间的边界。948949

尽管上述讨论降低了白天残余在梦中作用的重要性，但白天残余仍值得多加注意。它们一定是形成梦的主要成分，因为经验向我们揭示了惊人的事实，即在每一个梦的内容中，都可以发现与当天印象——往往是最不重要者——的某些联系。我们至今尚不能解释这一附加内容对梦的构成的必要性[参见第181页]。为了对此做出解释，我们必须牢记潜意识愿望所起的作用，并从神经症心理学中寻求有关知识。我们从后者知道，潜意识观念本身是无法进入前意识的，它只有与已经属于前意识的观念建立某种关联，将自身的强度移置这一观念之上并以之为“掩饰”，才能在前意识中施加某种影响。这里我们就碰到了“移情”950事实，它为神经症患者的心理生活的许多惊人现象提供了一个解释。由此而获得不应有的强度的前意识观念，既可以不受移情作用的影响，也可以经受一个强加其上的改变！这一改变产生于引起移情的那个观念的内容。虽然我希望读者能谅解我用日常生活作类比，但我还是要打比方说，被压抑的观念的处境恰似置身奥地利的美国牙医：除非他找到一位法律认可的医生作为担保，否则便不能开业行医。但与医生结成联盟的恰恰不是那些业务最繁忙的医生，同样，为被压抑的观念选作掩饰的，往往也不是在前意识中非常活跃且吸引了大量注意的那些前意识的或意识的观念。潜意识更愿意与这样一些前意识的印象和观念建立联系，它们或者是无关紧要因而不受注意，或者是遭受排斥因而暂时不受注意。联想理论有一条法则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已受到经验的完全证实，即一个观念如果已经在某一方面形成了密切的联系，那么它就倾向于排斥所有其他的联系。我曾一度想以这一命题为基础来建立一种关于癔症性麻痹的理论。951

如果我们假定，我们在分析神经症时所发现的一个事实对梦同样适用，即被压抑的观念同样需要发生移情作用，那么有关梦的两个难题便立即得到解决：一是对每个梦的分析都表明有某些新近的印象被编入其中，二是这种新近成分在性质上往往都是最微不足道的[第180页]。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即（正如我们在别处已发现[第177页]）这些新近且不重要的成分能够频繁地进入梦中代替最古老的梦念，其原因是它们最不怕抵抗所施加的稽查作用。但是，虽然不重要成分的出现可以解释为它们不受稽查作用的影响，但新近因素的出现则经常表明需要有移情作用的存在。这两组印象都满足了被压抑观念对尚未形成任何联想的材料的需要——其中不重要成分是因为它们没有机会形成多少联想，而新近成分则是因为它们尚未来得及形成联想。

因此我们应该看到，作为微不足道的白天残余在成功地影响到梦的形成时，不仅从潜意识中借用某种东西，即由被压抑愿望所支配的本能力量，而且也为潜意识提供着某些不可缺少的东西，即为移情作用所必需的依恋点。其中，上述所谓不重要印象即属白天残余类。如果我们想就这一问题更深入地研究心灵过程，我们就必须进一步地理解前意识兴奋与潜意识兴奋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但这是精神神经症研究所必须解决的一个课题，而与梦的研究无甚关系。

关于白天残余，我最后想再补充一点。毫无疑问，真正干扰睡眠的正是白天残余而不是梦，梦相反地是要保护睡眠。这一点，我将在下文做出论述[第577页以下]。

至此，我们一直在研究梦的愿望：我们已考察了梦的愿望的潜意识起源，并分析了它们与白天残余之间的关系，而白天残余既可以是愿望，也可以是他种精神冲动，或者也可只是新近的印象。同时我们还充分考察了各种清醒思维活动在梦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我们的研究甚至也能为各种极端的梦例提供解释，如梦在执行白天活动的过程中，却意外地解释了清醒生活中尚未解决的问题。952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发现这样的梦例，以便对之加以分析，找出其幼儿期的或被压抑的愿望源泉，前意识活动正是借助于这种愿望的支持与强化，才获得如此成功的。但所有这一切仍未能使我们解决下列难题，即为什么在睡眠中，除了满足一个愿望的动机力量外，潜意识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研究愿望的精神本质。对此，我想参照我们关于精神机构的示意图来进行。

毫无疑问，精神机构只是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之后，才达到了现在这种完善程度。我们可以回溯到它的机能发展的某一早期阶段。一些在其他领域被证实了的假设告诉我们，精神结构的最初形式是为了尽可能免受刺激而保存自身，953因此，它的结构最初遵循着反射规律，从而使任何作用于它的感觉兴奋能够迅速地传至这运动末端加以释放。但生活环境的各种变化对这一简单机能发生着干预作用，而且，正是这种干预作用为精神机构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生活环境的变化最初是以基本的躯体需要的形式向它提出挑战的。由内部需要引起的兴奋，试图在运动中寻求释放，这可以称为“内部交换”或“情绪表达”。一个饥饿的婴儿会无助地哭叫或挣扎，但情况不会因此而有所变化，因为由内部需要产生的兴奋并不是因为某一暂时性的影响力量，而是一种持续作用着的力量。只有通过某种方式（如对婴儿而言是外部的帮助）获得“满足体验”时，情况才有所变化，因为这种体验使内部刺激告终。满足体验的核心成分之一是某种特殊的知觉（如上例中为营养知觉），这种知觉的记忆形象随后便与由需要引起的兴奋的记忆痕迹发生联系。作为这一联系的结果，在这种需要再次产生时，便立即出现一种精神冲动，以对知觉的记忆形象重新进行精力贯注，并重新唤起知觉本身，亦即重新建立当初的满足情境。这种冲动就是我们所谓的愿望，知觉的复现就是愿望的满足，而愿望满足最便捷的途径，就是从由需要引起的兴奋直接达到对知觉的完全精力贯注。我们完全可以假设，精神机构确曾有过一种原始状态，其中愿望终止于幻觉。所以，这种最初的精神活动的目标，就是建立起“知觉同一性（perceptual identity）”954——即与需要满足相联的知觉重现。

生活的苦难经历必定将这种原发性的思维活动改变为更适用的继发性思维。精神机构内由回归作用的捷径建立起来的知觉同一性，与同知觉在产生于外部时的精力贯注相比，其结果是不同的。对后者而言，不产生满足，但需要却持续着。内部的贯注只有在持续不断时才能具有与外部贯注同样的价值，如在幻觉型精神病和饥饿幻想中，它们将其精神活动全部耗尽于其愿望的对象。为了更有效地利用精神力量，就必须在回归作用完成以前加以制止，从而使之不超过记忆形象，并能够寻求其他途径达到所愿望的知觉同一性。955对于这种阻抑以及随后的兴奋转向，就构成第二个系统的任务，它控制着随意运动，并以事先的方式为记忆的目标而利用运动。但是，从记忆形象一直到知觉同一性由外部世界的建立这全部的复杂思维活动，仅仅构成因经验而必需的愿望满足的一条迂回通路。思维终究不过是幻觉性愿望的替代而已，而梦显然是愿望的满足，因为只有愿望才能制动我们的精神机构。梦通过退行的捷径来满足其愿望，它不过是对精神机构的原始工作方法，就这一方面而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样本，这一方面已因不适用而被放弃了。过去在心灵仍然幼稚不成熟时支配着清醒生活的方法，现在则被贬弃到夜间——正如956弓、箭之类的武器现已被成人抛弃，却在幼儿园中被儿童们玩着一样。做梦正是已被取代了的幼儿期心理生活的一个片断。精神机构的这些工作方法在清醒生活中通常都是被压制着的，但却在精神病患者中盛行起来，由此表明了它们不能满足我们对外部世界关系的需要。957

潜意识愿望冲动显然也试图在白天产生作用，而且，移情现象和精神病表明，它们主要是通过前意识系统而进入意识并获得对运动的控制力量的。因此，处于潜意识与前意识之间的稽查作用可以看成是我们精神健康的守护者，而梦则表明了稽查作用的存在。但是，我们能否认为，正是这一守护者在夜间放松了它的活动，才使被压制的潜意识冲动得以进入意识，并又使幻觉性回归成为可能呢？我认为不能，因为即使这个严厉的守护者去休息了——而且我们已经证明，它的睡眠不深——它也关闭了运动的能量之门。不管从通常被抑制的潜意识中有什么冲动闯入意识，我们都无须担心；它们是无害的，因为它们不能使运动机构运作起来，而它们只有通过运动机构才能改变外部世界。睡眠状态保证了必须加以守卫的城堡的安全。但是，如果导致力量移置的不是因为稽查作用在夜间的放松，而是这一力量的病理减弱或潜意识兴奋的病理加强，而前意识同时又不断地获得能量贯注且运动之门又为之大开时，这时情况就危险了。在这种情况下，守护者被压倒了，潜意识兴奋战胜了前意识，并因而获得了对我们言行的控制权；或者，它们迫使幻觉性回归作用的产生，并通过知觉对我们的精神能量分配的吸引而控制着精神机构的活动过程（精神机构并不是为它们设计的）。这种状态我们便称为精神病。

现在，我们便可以搭起在介绍潜意识和前意识这两个系统时所中断了的心理学骨架了，但在此之前，我们可以就愿望是梦的建构的唯一精神动机力量这一结论继续做些讨论。我们已经接受了一种观点，即梦之所以总是愿望满足，原因在于它们是潜意识系统的产物，而潜意识的活动，除愿望满足之外，不再有其他的目标，而且除了愿望冲动外，它也不再需要其他力量。如果我们坚持以梦的解释作为这种意义深刻的心理学推论的基础，那么我们便将梦置于一个可以包括其他精神结构的关系之中。若真存在这样一个潜意识系统之类的东西（或对我们的讨论目的而言，一个类似于它的东西），那么它的表现就不可能只有梦；虽然每一个梦都是愿望满足，但除梦之外，必然还存在着他种病态的愿望满足形式。事实上，有关精神神经症症状的全部理论，可以归结为一个命题。即这些症状也必须被看成是潜意识愿望的满足。958我们的解释只是使梦成为对精神病学家具有重大意义的首要因素之一，理解了梦也就意味着解决了精神病学问题的纯心理学的方面。959

但是，这种病态的愿望满足如癔症症状等，还具有一个为梦所不具有的本质特征。根据本书经常引证的那些研究结果来看，要形成癔症症状，则必须要求两股心灵流动的交汇。症状不仅是对某一实现了的潜意识愿望的表现，而且，其中还必然出现从这同样的症状中获得满足的前意识愿望。所以，症状的形成至少有两个决定因素，二者各自起源于相互冲突的两个系统。和梦一样，其中也可以出现多种决定因素，此即症状的“多因素决定”。960就我所知，其中不产生于潜意识的决定因素是一个反对潜意识愿望的思想，如自我惩罚等。因此，我可以做出一个普遍的论断，只有当两个分别起源于不同精神系统、且相互对立的愿望能够复合为同一表现时，癔症症状才能形成。（参阅我最近关于癔症症状起源问题的论述，见一篇有关癔症幻想及其与双重性欲关系的论文[弗洛伊德，1908a]。）961此处无须举出例证，因为只有对癔症症状的复杂性做出详尽说明才具有说服力。所以，我下面将暂且不作观点论证，而只引证一例。这倒不是为了论证，而是为了使观点更加清晰。我的一位女性患者，当时患有癔症性呕吐。结果发现，这是对青春期的一个潜意识幻想的满足——这个愿望就是：她能够不断地怀孕，并生出无数孩子来。同时，它还伴有另一种后来增加的愿望，即这些孩子是因与尽可能多的男人发生关系而生的。针对这一放荡不羁的愿望，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防御冲动。而且，由于呕吐必然有损她的形象，并因而使之失去对男人的吸引力，所以呕吐症状完全能够被惩罚的思想所接受。又由于它能够同时被双方认可，因而便成为现实。这与帕提亚皇后对罗马执政者克拉苏所采用的愿望满足方法相同。由于她相信，他是因为贪欲黄金才发动远征的，于是在他死后，便下令将熔化了的黄金注入他的喉咙，并说：“现在你可以如愿以偿了。”但我们在前面所得出的结论只是，梦表现的是潜意识愿望的满足，似乎处于支配地位的前意识系统在进行若干伪装后便对此加以默许了。一般而言，梦中也不可能有与梦念相对立的思想，并因而不能像梦念那样在梦中得到实现。我们在梦的分析中只是偶尔发现有反向形成（reactive creations）的迹象，如在我关于[黄胡子]叔叔的梦[参见第140页以下]中对朋友R的深厚感情。但是，我们也可以在别处发现前意识所遗漏的成分。当潜意识愿望能够在经历各种伪装后在梦中求得表现时，支配系统便退入睡眠的愿望之中，并通过改变精神机构内的精力贯注而实现这一愿望，使这一愿望贯穿于整个睡眠过程的始终。962

前意识的这种睡眠愿望对梦的形成起着普遍的促进作用。我们可以回顾前面那个梦，梦者通过从隔壁房间传来的火光推论，他儿子的尸体可能被燃着了[第509页以下]。那位父亲是从梦中做出这一推论的，而不是被大火惊醒。我们也指出，造成这一结果的精神力量之一，是他想在梦中延长儿子生命的愿望。也许还有其他一些产生于被压抑材料的愿望我们没有发现，因为我们无法对这个梦加以分析。但是我们可以假定，产生这个梦的另一个动机力量是那位父亲对睡眠的需要。和他儿子的生命一样，他的睡眠也因为梦而延长了一会儿。他的动机是：“让梦继续进行吧，否则我就得醒过来。”和此梦一样，在其他各梦中，睡眠的愿望也都为某一潜意识愿望提供着支持。在第125页以下，我描述了几个从表面看来是方便的梦，但事实上，所有的梦都包含了这一成分。在导致惊醒的梦中，我们最容易发现想继续睡眠的愿望的作用。这种梦以把外部感官刺激改变成能够与睡眠相适应的形式发生，即将这些感官刺激编织入梦，从而剥夺了它们提示外部世界的可能性。但在所有其他梦中，这种愿望必然也产生着同样的作用，虽然这种愿望有可能从内部唤醒梦者。在某些情况下，当梦境内容变得不妙时，前意识就对意识说：“别在意，继续睡吧，这不过是个梦而已！”[参见第488页以下]这在总体上反映了我们主导的心理活动对梦的态度，虽然这一态度并不能加以明显的表达。因此我不得不认为，在整个睡眠状态中，正如我们知道是在做梦一样，我们肯定也同样知道是在睡觉。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意识不可能知道自己是在睡觉，而且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当稽查作用觉得放松了警戒时，意识才知道是在做梦。这种反对意见不值得我们多加注意。

另一方面963，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是睡着了并在做着梦，甚至因此还能够对梦加以有意识的指导。例如，假若这样的梦者不满意于一个梦的内容，他可以在睡眠中打断这个梦而不必醒来，并重新开始做另一个梦，就像一个通俗剧作者在观众舆论的压力下将剧作的结局改得更富喜剧性一样。或者，如果梦的内容使他进入性的兴奋状态，他可以思忖道：“我不能让这个梦再做下去了，免得因遗精而消耗体力。不如把它留待一次真实情境吧。”

从瓦奇德（Vaschide，1911，第139页）的引证来看964，马奎斯·赫维[1867年，第268页以下]具有随意控制他的梦的能力，并能使梦朝向他所选择的任何方向发展。看来，他的睡眠愿望还给另一个前意识愿望留有余地，即观察并享受他的梦的愿望。睡眠能够与这种愿望和谐并存，正如它能够和某些条件得到满足时不想醒来的精神状态相和谐一样（如那个乳母之梦）[第233页以下]。而且，一个为人熟知的事实是，任何人只要对梦发生兴趣，便能在醒后对梦有一个更好的记忆。

费伦茨（1911）在讨论其他一些关于梦的指导的问题时指出965，“梦从各个角度对当时占据心灵的思想进行检查，排除那些阻碍愿望实现的梦的意象，并尝试给出一个新的解决办法，直到建立起一个愿望满足，能妥协地满足心灵的两个动因。”

四、梦中惊醒——梦的功能——焦虑梦

我们已经知道，前意识通宵都关注于睡眠愿望，于是，便可以进一步对做梦过程进行研究。但在此之前，我们先对上述认识做一概括。

做梦的情境是，要么前一天的清醒活动残余仍然持续着，而不能从中撤回对这些活动的全部能量贯注；要么白天的清醒生活中的活动激活了某一潜意识愿望；或者这两种事件偶然结合到一起。（我们已经讨论了所有这些可能性。）被激活的潜意识愿望与白天活动联系起来并对之发生移情，这种情况既可以发生于白天，也可以发生于睡眠之中。这样，或者是一个愿望因对新近材料的移情而产生，或者是一个新近被压制的愿望因受到强化而获得新生。这种愿望试图通过思维过程的正常途径经由前意识达到意识。但在此过程中，它却碰到了仍然活跃着的稽查作用并接受其影响。这时，它就呈现出伪装的变形，这种伪装已因愿望对新近材料的移情而铺平道路。至此，它要完成的是转变为一个强迫观念或妄想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即转变为一种因移情而受到强化、且因稽查的作用而变了形的思想。但它的进一步演进却因前意识的睡眠状态而受阻。（这种可能性是，前意识系统由于害怕潜意识的侵入而降低自己的兴奋性，以此自我保护。）于是，梦的进程便走上了回归之路，这条路正是由于睡眠的独特性质而对梦畅通无阻；而且，梦还接受对它产生的吸引作用的各组记忆的影响，这些记忆有的尚未转译成后继系统的术语，只以视觉贯注的形式存在着[参见第546页]。正是在回归过程中，梦的进程才获得了可表现的特征。（下文对压缩问题将有所讨论[第595页]。）至此，梦才完成了其迂回旅程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前行的过程，即从潜意识景象或幻觉进入前意识；而第二部分则从稽查作用的前沿退回到知觉。但是，一旦梦的进程内容变为知觉的，那么它就能够躲避潜意识之中的稽查作用的障碍和睡眠状态[参见第526页]。它于是成功地把注意力引向自身，并被意识所觉察。

我们把意识看成是理解精神性质的一种感官，它在清醒生活中能够接受两个方面的兴奋，一为来自整个精神机构的边缘部分即知觉系统的兴奋，此外还能接受快乐与痛苦的兴奋。业已证明，快乐和痛苦几乎是精神机构内部能量所具有的唯一精神性质。φ系统内所有其他过程，包括前意识在内，都不具有任何精神性质，并因而不能成为意识的对象，除非它们能为知觉提供快乐或痛苦。因此，我们必须做出一个结论，即这些快乐和痛苦的释放自动地调节着精力贯注的过程。但是，为了进行更精细的调节，观念的进程必须较少受到痛苦的影响。为此目的，前意识系统必须拥有自己的性质以吸引意识的注意；而且，它很可能是通过把前意识过程与语言符号的记忆系统联系起来才获得这些性质的，因为语言符号系统具有自己的性质[见第617页]。意识原来只是知觉的感官，现在通过前意识系统所拥有的性质，它也成为某些思维过程的感官了。所以，意识现在可以说是有了两个感觉面，一个指向知觉，另一个指向前意识的思维过程。

我必须假定，与意识针对知觉系统的感觉面相比，睡眠状态使其针对前意识的感觉面更为迟钝。而且，夜间放弃对思维过程的兴趣还有一个目的：使思想停止，因为前意识需要睡眠。但是，一旦梦变成知觉，就能够通过它所获得的性质刺激意识，并进而执行它的主要功能：它使前意识中的能量贯注部分地转向引起兴奋的原因[参见第593页]。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梦具有唤醒功能，使前意识中处于休眠状态的力量部分地活跃起来。随后，这种力量便使梦经受我们所谓的润饰作用的影响，从而保持其连贯性和可理解性。这就是说，这种力量就像对待其他知觉内容一样地对待梦；在其材料允许的范围内，梦也要接受预期观念的影响[第499页]。一旦梦进程的这第三部分具有了方向性，它就又成为前进性的了。

为了避免误解，我们还必须对这三种梦进程之间的时间关系略加说明。戈布洛特[1896，第289页以下]无疑受到了默里断头台梦[第26页以下]的启发而提出了一个富有魅力的设想，认为梦所占据的无非只是从睡眠到觉醒之间的过渡时间。觉醒总要经历一定时间，梦正发生于其中。我们总认为，梦的最后意象是如此强烈，从而迫使我们惊醒；但事实上，梦的最后意象之所以如此强烈，只是因为其时我们已经临近觉醒。他说：“梦就是刚开始的觉醒。”

杜加斯[1897b]已指出，戈布洛特为了对他的理论作普遍论证，竟不惜无视大量事实。梦发生于我们尚未觉醒时，如在某些梦中，我们梦见在做梦。从我们有关梦的工作的知识来看，我们不可能承认，梦只占据觉醒过程的那一段时间。相反，在白天前意识的控制之下，梦的工作的第一个部分可能已经开始了。毫无疑问，它的第二个部分——即由稽查作用促成的改变、由潜意识产生的吸引、以及趋向知觉的努力——贯穿通宵。就此而言，当我们觉得整夜都在做梦，但却又什么也想不起来时，这种感觉可能总是对的[参见第517页]。

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假设，梦进程在达到意识之前，必须保持上述时间次序，即首先出现梦念，然后接受稽查作用而产生伪装，再接着是方向上的回归变化等等。这一次序只是出于描述的需要，但在实际上无疑是同时探索着这一路径或那一路径，是一种摇摆不定的兴奋，最后才在某一最适当时刻，由一群在适当的方向上聚集形成一个永久性组合。我的某些个人经验使我觉得，梦的工作产生它的结果所需要的时间决不是一天或一夜。果真如此，我们就没有必要对梦的建构的无比巧妙感到不解了。在我看来，要求梦变成一种可理解的知觉事件的这个条件，甚至在梦引起意识的注意之前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此后，梦的进程便大为加速，因为，其时梦就和其他任何被知觉到的事物以同样的方式加以处理。这就像烟火一样，引火需要很长时间，但燃放起来却很迅速。

这样，梦的进程或者通过梦的工作获得足够的强度引起意识的注意并唤起前意识，不管睡眠的时间和强度如何；或者它的强度仍然不足以进入意识并唤起前意识而处于准备状态，直到在觉醒前夕，随着注意的活跃而注意到它。对大多数梦而言，其精神强度似乎都较低，因为它们往往需要等到觉醒的时候才能实现。这种情况正如在自发觉醒时那样，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由梦的工作所建构的知觉内容，其后我们才看到由外部世界向我们提供的知觉内容。

但是那些能在睡眠过程中把我们惊醒的梦具有更大的理论意义。如果我们记得在其他情况下照例存在的权宜之计，我们可以问，为什么一个梦，即一个潜意识愿望，具有干扰睡眠的能力，亦即能够干扰前意识的愿望？其原因显然在于某种我们尚不知的能量关系。如果我们掌握了这种知识，我们就会发现，与在白天对潜意识的严格控制相比，允许梦的发生并多少给予注意，乃是能量的一种节约[参见第578页]。经验表明，做梦与睡眠是相互协调的，即使它在夜间数次打断睡眠。我们经常在夜间醒一会儿，然后又立即入睡，就像在睡眠过程中赶走一只苍蝇一样，那是一种特定的觉醒。如果我们醒后又重新入睡，则干扰就已被排除。就像那个乳母的梦[第223页以下]所表明的，睡眠欲望的满足可以与在某些方面保持一定的注意相协调。

这里也产生了一个基于对潜意识过程更深入理解的反对意见。我已说过，潜意识愿望总是积极活跃的。但尽管如此，它们的强度仍不足以在白天被知觉到。但是，如果在睡眠中，一个潜意识愿望的强度足以建构一个梦，并以梦唤醒前意识，那么为什么这一力量在梦被知觉到后又失去了呢？难道梦就不能像被赶走的苍蝇又飞回来一样继续不停地发生吗？我们有什么理由说梦消除了对睡眠的干扰呢？

潜意识愿望确实总保持着活跃状态，它们表明，只要有一定量的兴奋对它们加以利用，那么梦的道路便畅通无阻[参见第553页注]。潜意识过程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其不可毁灭性。潜意识中的任何事物都不会被终结，都不会有过去或遗忘。对于神经症、特别是癔症的研究者来说，这一特征尤为明显。其中，导致癔症发作的潜意识思想，只要其兴奋积累到足够的水平，便立即重又畅行起来。30年前体验到的一次受辱，在这整个30年中，一旦它获得与潜意识情绪源泉接近的机会，便和一个新鲜的感受一样地起作用。若它的记忆被唤起，它便再度复活，并表现于兴奋对它的贯注而导致运动发作的释放。这正是心理治疗的干预点。心理治疗的目标就是使这一潜意识过程得到最终解决并被遗忘。至于不久以前的印象在情绪方面的减弱和记忆的淡忘，虽然我们总认为是自然的，并解释主要是时间对心理记忆痕迹的效应，但实际上却只能是辛勤工作所造成的次生变化。执行这一工作的就是前意识，心理治疗所能做的无非只是把潜意识置于前意识的控制之下。

因此，任一具体的潜意识兴奋过程，都有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潜意识过程不受触发，但在某一点上却自我突破，从而在运动中寻得兴奋的释放；二是它接受前意识的影响，从而其兴奋不是被释放，而是被前意识所束缚。做梦过程中所发生的正是这第二种可能性[参见第601页注]。在梦变成知觉的过程中，已经由潜意识兴奋引向梦的前意识贯注开始起作用，从而束缚梦的潜意识兴奋，使之失去干扰睡眠的能力。如果梦者果真醒来片刻，那么他就已经赶走了那只干扰睡眠的苍蝇。于是我们便明白了，允许潜意识愿望的发展并进行回归作用，从而建构一个梦，然后由前意识的稍许努力来中断梦，这是一种更便利、更节约的方式。我们可以预言，尽管梦在一开始是一个漫无目的的过程，但却在各种精神力量的相互作用中获得某些功能，而且，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功能是什么了。做梦过程将原先自由的潜意识兴奋带回前意识的控制之中，由此释放潜意识兴奋，使之成为一个安全阀，只需花费少量的清醒活动就能保证前意识的睡眠。因此，与精神结构的所有其他部分一样，做梦构成一种妥协，同时服务于两个系统，因为只要它能使两个系统的愿望相协调，便能同时实现这两个愿望。如果我们回过头来考察罗伯特[1886年]关于梦所提出的“排泄论”[参见第78页以下]，那么我们一眼便可看出，他关于梦的功能的论述在本质上是正确的，虽然在理论前提和对梦过程本身的理解上，我们与他的观点有所不同[参见第171页]。966

“只要这两个愿望可以相互协调”这一条件也隐含着一个可能的情况，即做梦功能的失败。做梦过程是作为对一个潜意识愿望的满足而得以开始的；但是，如果这个企图实现的愿望对前意识产生了过于强烈的刺激，以致睡眠无法继续，那么梦就破坏了妥协关系而不能继续执行其下一步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梦立即被打断并被一个完全清醒的状态所取代。此处，梦不得不表现为睡眠的干扰者而不是在正常情况下所承担的守护者的角色，这并不是梦的过错；而且，这一事实也不应导致我们对梦具有某种有用的目的产生任何偏见。对有机体而言，由于条件的变化而使原先有用的某种手段变得无用并产生干扰的现象，决非只此一例；而且，就干扰而言，它至少也具有一个新的目的，即引起有机体对条件变化的注意并发动有机体对这一变化的调节功能。这里，我指的当然是焦虑梦。为了不至于引起对我的误解，认为我是在回避与愿望满足理论相冲突的证据，只要我遇到它，我必须对焦虑梦的解释提供某些线索。

任何一个导致焦虑的精神过程，最终也是对某一愿望的满足。对我们的这一观点，已不再有什么冲突意见了。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情况可以解释为，愿望属于一个系统，即潜意识系统，而排斥并压制它的则是另一个系统，即前意识系统。967即使对于精神完全健康的人而言，前意识对潜意识的控制也不是完全彻底的；压抑措施可以标志我们精神健康的程度。神经症症状表明了两个系统之间的相互冲突，它们正是暂时平息这一冲突的妥协措施的产物。神经症症状一方面允许潜意识有一个释放兴奋的出口，另一方面又使前意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潜意识。这里，我们可以考察一下癔症恐怖症或广场恐怖症的意义。假设有一个神经症患者不敢单独穿越马路——我们可以正确地把这种情况看成是一个“症状”。如果我们强迫患者单独过马路以消除症状，其结果自然是焦虑发作；而在街上发生的焦虑发作，往往正是产生广场恐怖症的诱因。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症状的形成正是为了避免焦虑的发作，而恐怖就像是抵御焦虑的前哨。

如果不考察情感在这些过程中的作用，我们的讨论便无法进行下去。但就眼前而言，我们只能对情感做一粗略的考察。我们可以假设，对潜意识的压抑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潜意识中的观念自由发展，那么它必将引起一种原来属于快乐的情感，但在“压抑”过程发生之后却变成痛苦。压抑的目的及其结果，便是阻止这一痛苦的释放。由于痛苦的释放开始于潜意识内容，因此压抑便扩展到潜意识的观念内容。这就要求对情感产生的性质提出一个相当特殊的假设968，这种假设把情感看成是运动功能或分泌功能，其神经传导的关键在潜意识观念。由于前意识所行使的支配作用，这些观念便不能发出可以产生情感的冲动。因此，如果来自前意识的精力贯注中断的话，就可能导致一种危险，即（作为已经发生的压抑作用的结果）潜意识兴奋释放出一种只能被体验为与焦虑一样痛苦的情感。

如果允许梦的过程自由发展，这一危险就会实现。决定它的实现的条件，是压抑必须已经发生，以及被压制的冲动必须发展到足够的强烈。所以，这些决定因素就不是有关梦的形成的心理学研究的问题。与我们的讨论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潜意识在睡眠过程中的自由活动必将引起焦虑。如果不是这个原因，我们完全可以不讨论焦虑梦，因而，也就可以避免一切与之有关的模糊问题了。

我一再强调，有关焦虑梦的理论，构成了神经症心理学的一个部分。我们只要指出它与梦过程问题的接触点便足够了。下面只有一个问题尚须加以说明，因为我已说过，神经症焦虑起源于性，所以我想分析几个焦虑梦，以揭示其梦念中的性的材料。969970

在以下讨论中，我有充分的理由不去分析神经症患者所提供的丰富的梦例，而只引述由年轻人所做的一些焦虑梦。

大约在几十年前，我做过一个真正的焦虑梦。那是在我七八岁时做的，却在30年后对它进行解释。那个梦非常生动，梦中我看到我心爱的母亲，面带平静的睡容被两个（或三个）长着鸟嘴的人抬进屋内并放在床上。我从哭泣中醒来，并惊醒了父母。梦中那些穿着奇特、身材异常高大、且长着鸟嘴的形象，来源于菲力普逊《圣经》中的插图，我想它们必定是古代埃及墓雕中长着鹰头的神祇。此外，分析还使我想起看门人的那个没有教养的儿子，小时候我们经常一起在屋前的草坪上玩耍，他的名字我总觉得像是菲力普。我隐约记得，平生第一次正是从他那里听到有关性交的粗话，而有教养的人总是用拉丁文的“交媾”说法，梦中选用鹰头971也清楚表明了这一点。关于这个词的性意味，我一定是从这位老于世故的玩伴的面部表情中猜出来的。梦中我母亲的面部表情的来源，是我祖父在去世前几天于昏迷中打鼾时，我所看到的他的面容。因此，梦中由“润饰作用”执行的解释必然是，我母亲即将去世；梦中基调亦与此相吻合。我在焦虑中醒来，直到我惊醒了父母，这种焦虑才平息下来。我记得在我看到母亲的面孔时我才突然平静下来，好像我需要确保她没有死。但是，在焦虑的影响下，对此梦的这种“继发性”解释已经做出。我并不因为梦见母亲即将去世而焦虑，但我做出的这种解释是依据前意识对它的修正，因为这时我已处于焦虑的影响之下。如果考虑到压抑作用，则这一焦虑可以追溯到一种模糊的但显然是性的渴望，它在梦的视觉内容中获得了恰当的表达。

一个严重患病一年的27岁男性报告说，在他12岁左右时反复（伴有严重焦虑地）梦见，一个男人手拿斧头追赶他，他拼命地想跑，但却像是瘫痪了似的不能动弹。这是一类极常见的焦虑梦之一例，我们很难怀疑其中的性意味。在分析中，梦者首先想起他叔父告诉他的一件事（时间在做梦之后），说是他有一天晚上在街上遭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的袭击；梦者自己从这一联想得出结论说，他可能在做梦的那段时间听说过类似的事情。就斧头而言，他想起，大约就在那段时间，有一次他用斧头砍柴时伤了自己的手。随后他立即回想起他与弟弟的关系，他经常虐待这位弟弟并打他，而且还特别记得有一次，他用靴子踢弟弟的头并踢出了血，对此，他母亲说道，“我担心总有一天他会死在他手里。”在他似乎仍然沉浸在这次暴力事件中时，他又突然想起9岁时发生的一件事。有一次，他父母很晚才回家，他假装睡着了，父母也就上床就寝。随即他便听到喘息及其他一些显得很奇怪的声音，并能够判断出父母在床上的姿势。后来的想法表明，他已把父母之间的关系类比为他和弟弟之间的关系。他把父母之间的事理解为暴力和挣扎，而且还以经常在母亲床上看到的血迹作为这一观点的证据。

我们可以说，成人之间的性交使偶然看到他们性交的儿童感到奇怪并引起他们的焦虑，这乃是一种日常经验。我已通过如下论证解释了这种焦虑，即我们这里所针对的是性的兴奋，儿童对此还无法理解，并且毫无疑问因父母牵涉其中而加以贬抑，性的兴奋因此转化为焦虑。但在生命的更早期阶段，指向异性父母的性兴奋尚未遭到压抑，而且，如我们所知，这种性兴奋是可以自由表现的[参见第256页以下]。

对于在儿童中经常发生且伴有幻觉的夜惊现象，我毫不犹豫地给以同样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也只能是儿童尚未理解且加以贬抑的性兴奋。研究可以证实夜惊发生的周期性，因为性力比多的增强，不仅可以由偶然的兴奋印象造成，也可以由自发的连续发展过程而造成。

我还不能确证这种解释，因为尚缺乏充足的观察资料。972

另一方面，不管是就躯体方面还是就精神方面，儿科医生似乎也缺乏一条理解这些现象的途径。医学神话的蒙蔽作用因而能够导致观察者失去对这种现象的理解机会，对此我不禁想引证一例。此例转引自迪巴克尔（Debacker，1881，第66页）一篇有关夜惊的论文。

一个身体虚弱的13岁男孩开始变得焦虑而多梦。他的睡眠受到干扰，并因伴有幻觉的严重焦虑发作而几乎每周一次地被打断。对这些梦，他总保持着非常清晰的回忆。他说，梦中，魔鬼冲他喊道：“现在我们抓住你了，现在我们抓住你了。”随后闻到一股沥青和硫磺的气味，而他的皮肉被烧焦了。他惊恐地从梦中觉醒，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当他能够说话时，他清楚地听到自己在说，“不，不，不是我，我什么都没做！”或“别，我再也不干了。”有时又说：“阿尔伯特从来未干！”后来，他拒绝脱衣服，“因为火只有在他不穿衣服时才烧着他。”在他仍然做着这些魔鬼梦时，他被送到乡下。这种梦对他的健康是一种威胁。在乡下18个月后，他恢复了。他在15岁时，有一次承认，“我不敢承认；但我一直有针刺的感觉，我的那个部位总是过度兴奋，并最终使我神经紧张，以至于我常常想从宿舍的窗户跳出去。”

我们确实不难做出如下推论：（1）他在小时候手淫过，又对此加以否认，并害怕因此受到重惩；（2）随着青春期的开始，由于生殖器的兴奋，手淫的诱惑又开始了；（3）从他内心迸发出压抑的努力，从而压抑了他的力比多并将之转化为焦虑，并且，这种焦虑战胜了早先威胁着他的惩罚。

现在，我们来看看作者得出的推论（同上，第69页）。

从这一观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青春期对身体脆弱的男孩的影响，是使之更加脆弱，并导致相当程度的脑贫血。

（2）脑贫血引起性格变化、魔鬼狂幻觉以及非常强烈的夜间（甚至日间）焦虑状态。

（3）这个男孩的魔鬼狂幻觉与自我谴责可以追溯到他儿时受到的宗教教育的影响。

（4）在相当长的乡下生活中，由于身体锻炼和青春期过后的体力恢复，所有的症状均消失。

（5）这个男孩的大脑发育状况的先天影响因素，或许可以归结为遗传以及他父亲过去的梅毒感染。

作者的最终结论是：“我们将这一病例归类为虚弱型无热性谵妄，因为我们把这种特殊状态归因于大脑局部贫血。”

五、原发过程与继发过程——压抑

要更深入地探究梦的过程心理，我就为自己设定了一个艰难的任务，其艰难程度甚至超过了我的阐释能力。这其中的各种复杂成分，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但我只能逐个加以表述。而且，在提出每一观点时，我不想讨论其基础，因为这实在是太难以控制了。我必须承认，这里对梦的心理学阐释，不能依循我的观点的历史发展轨迹。虽然我关于梦的研究路线是由先前有关神经症心理学研究工作决定的，但我无意于在本书中以此作为参照基础。不过，我还是常常不得不如此，而不是老向相反的方向以梦作为研究神经症心理学的手段。我很清楚，这样会给读者带来诸多麻烦，但我只能如此[参见第104页注]。

鉴于对这种情况的不满，我想先给出另外一种考虑，或许使我的工作会更有价值。正如第一章所言，我发现自己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各家权威意见的尖锐对立。我对梦的问题的处理方式，已为大多数这类对立观点留有余地，只觉得其中有两个观点须加以彻底否定，即认为做梦是一种无意义的过程[第55页以下]和认为做梦是一种躯体过程[第77页以下]。除此之外，我发现，我的复杂论点能够在不同方面为所有这些对立意见提出论证，并表明它们都具有部分的真理性。

梦继续着清醒生活的活动与兴趣[第7页以下]，这一观点已因隐藏的梦念的发现得到完全的证实。对我们极端重要且引起我们极大兴趣的，似乎正是这些隐藏的梦念，梦从来不关心琐碎细节。但我们也发现有理由接受相反的观点，即梦捡起前一天所遗留下来的无关紧要的事情[第18页以下]，但只有当它在某种程度上从白天清醒活动中撤回来时，它才能对主要的兴趣施加某种控制[第18页]。我们发现，显梦尤其如此，它通过伪装的变化形式来表达梦念。我们已知道，由于与联想机制发生联系，对于清醒思维活动没有利用的新近或不重要的观念材料，梦的过程能轻易地加以控制，而且，由于稽查作用的缘故，它将重要但遭到拒绝的观念材料的强度，移置到其他不重要的观念内容之上。

梦具有记忆增强的性质[第11页以下]，并能够利用童年期的材料[第15页以下]，这一事实已成为我们的理论基石之一。在我们看来，起源于婴儿期的愿望，是梦的形成的不可缺少的动机力量。

自然，我们并未怀疑睡眠过程中外部感觉刺激的重要意义[第42页以下]，这一点也已被实验证实；但我们已揭示，这种材料对梦的愿望的关系，恰如白天活动所遗留下来的思想残余与梦的欲望的关系。我们也没有理由否认，梦对对象的感觉刺激的解释方式，与幻觉相同[第28页以下]；但我们也发现，这种解释具有一个动机原因，其作者却未对此加以说明。这种解释是以下列方式进行的，即被感知到的对象并不干预睡眠，并能为愿望实现的目标服务。至于睡眠过程中感官兴奋的主观状态，特鲁贝尔·赖德[1892，参见上文第32页以下]似乎已证实其存在。虽然我们没有把它看成是梦的一个特殊起因，但却能够对之做出解释，认为它是活动于梦的背后的记忆，在退行性复现时所产生的结果。

内部的肌体感觉通常被认为释梦的关键所在[第33页以下]。这种感觉在我们的理论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但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种感觉如跌落、漂浮、受禁等，如果需要，随时都可以向梦的工作提供材料以表达梦念。

在我们看来，认为梦是一个迅速而转瞬即逝的过程这一观点[第64页]，就意识对先已构成的梦的内容的知觉而言，是正确的；但梦进程的前几个部分似乎要经历一个缓慢而迂回的过程。我们已能够解释梦将大量材料压缩为一个极短暂的时间片刻这一难题，认为这是因为梦能够利用心灵中已经形成的某些结构。

我们承认梦经受了记忆的歪曲和肢解这一事买[第46页以下]，但认为这不构成释梦的障碍，因为它只不过是在梦的形成一开始就起作用的伪装过程的最后而明显的部分而已。

至于心灵在夜间是否入睡[第54页以下]，或它是否在夜间像白天一样地执行其全部功能[第60页以下]这一问题看似不可解决的争论，我们发现两种观点都有正确的一面，但又不完全正确。我们已发现，梦念包括着高度复杂的理智活动，几乎动用了心理机构内的全部资源。但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否认，梦念的形成开始于白天；也必须假定，心灵具有一种类似睡眠的状态。因此，即使是部分睡眠理论[第77页]，也具有一定的价值，尽管我们已经发现，只是这种睡眠状态的特征不是精神联结的解体，而是白天起作用的各精神系统转而集中于睡眠的愿望。在我们的理论中，心灵活动在夜间从外部世界撤回这一因素，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助于梦中回归作用的发生，尽管不是其唯一决定因素。放弃对任意流的控制[第49页以下]这一说法也不完全错，但这不能否认心理生活的所有目的，因为我们发现，在随意的目的性观念被放弃之后，不随意的目的性观念便起而代之。我们不仅承认在梦中，联结变得较为松散[第58页]，而且发现，其松散程度比我们想象的要甚；但我们也发现，这些松散联结只是对其他更生动、更重要的联结不得已而为之的替代。我们确也承认梦的荒谬，但事实也表明，即使是荒谬的梦，也具有某种意义。

关于梦的功能，我们没有什么不同意见。有人说梦是心灵的安全阀[第79页]，而且，用罗伯特[1886，第10页以下]的话来说，所有有害的事物在梦中都表现得无害，这种观点不仅与我们关于梦造成双重愿望满足理论完全吻合，而且这种方法对我们比对罗伯特自己更富有意义。认为心灵可以自由地建构梦[第82页]这一观点在我们的理论中亦有表现，即前意识活动允许梦自由地发生。诸如“心灵在梦中回复到胚胎状态”的说法，或哈夫洛克·霭理士[1889，第721页]用以描述梦的说法，即梦是“一个充满丰富情感但思维不全的世界”，与我们的理论推演亦完全一致，即在白天被压制的那些原始活动方式，与梦的建构具有密切关系。我们也完全同意萨利[1893，第362页]的观点：“梦是保持我们已形成的这些人格特征连续性的一种手段。在睡眠中，我们回复到对事物的古老看法和情感，回复到很久以前曾支配着我们的冲动和活动之中。”[参见第60页]和杜拉格[1891]的观点相同，我们也认为“被压制的内容”构成了梦的动机力量。

关于“梦想象”的重要性及其解释，我们完全赞同施尔纳[1861]的看法[参见第83页以下]，但不得不从问题的另一角度来理解它。关键不在于梦创造了想象，而是想象的潜意识活动在梦念的建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关于梦念的来源，我们也深受施尔纳启发；但他归之于梦的工作的所有事物，实际上几乎都可以归之于白天的潜意识活动，这种潜意识活动既是梦的诱发动因，也是神经症症状的诱发动因。关于“梦的工作”，我们不得不做完全不同的理解并缩小其含义。

最后，我们也绝没有放弃对梦和心理紊乱之间的关系[第11页以下]的研究，只是把这种研究牢固地奠定于新的基础之上。

由此可见，由于我们关于梦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因而能够对先前作者们提出的各种对立观点兼容并蓄，使之在更高层面上统一起来。他们的研究发现，多数为我们所用，只有少数被我们完全否定。当然，我们的理论大厦尚未完成，除了我们在涉足心理学的黑暗处所碰到的各种复杂问题外，我们似乎又面临一个新的棘手的矛盾。我们一方面假定梦念完成产生于正常的心理活动，但另一方面却又在梦念中发现了大量的病态思想过程，并扩展到梦的内容中，又在释梦过程中重复出现。我们称之为“梦的工作”的一切过程，都显得与我们所谓理性的思维过程具有天壤之别，从而使先前作者们认为梦中发生的是低水平精神活动的最尖刻判断，好像是完全合理的。

也许，只有将我们的研究更推进一步，才有助于我们对这一困难的理解和解决。为此，下面我将对导致梦的形成的联结之一作更深入考察。

我们知道，梦是对许多源于日常生活并完全符合逻辑秩序的思想的代替。因此，我们不能怀疑，这些思想都起源于正常的心理生活。在思想中，我们认为很有价值若因而使思想成为一个更为高度复杂的成就的那些特征，都可以表现在梦念中。但是，我们没有必要认为，这种思想活动是在睡眠中发生的，否则将会引起我们对睡眠的精神状态的理解发生混乱。相反，这些思想完全可能产生于前一天，只是从一开始就没有被我们意识到，并在入睡以前就已经完成了。我们由此所能得出的结论至多是，最复杂的思想成就，也可以在没有意识参与的条件下完成。在任何对癔症患者或强迫症患者的精神分析中，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一事实。这些梦念白天不能进入意识，当然不在于它们自身，而在于其他种种原因。要使梦念成为意识，还需要另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即注意的参与——注意是一种具有数量意义的功能，而且可以从一个思想转移到另一个思想。973阻止梦念进入意识的，还有另一种方式。意识的反思活动表明，我们对注意活动的利用依循着一个特殊的进程，我们如果在这一进程碰到一个不能经受批判的观念，便中断这一进程，亦即停止注意对这一观念的贯注。看来，以这种方式产生又中断了的思想，可以在未受注意的条件继续发展，除非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达到某一特别的强度而迫使意识对它加以注意。因此，一个思想如果一开始就因被判断为错误或对眼前的理智活动无用而被（有意地）拒绝，那么其结果可能是，这一思想在不受意识注意的情况下继续发展，一直到入睡前才被意识到。

此处做一小结：我们把这种思想叫“前意识”（preconscious），认为它是完全理性的，并相信它或可被忽视，或可被中断、被压制。我们可以对观念系列的发生过程做出更明白的描述。我们认为，当某一目的性观念产生后，一定数量的兴奋便被移置到这一观念所选择的不同联想途径上。这种兴奋就是我们所谓的“贯注能量”“cathectic energy”。因此，一种被忽视的思想序列就是没有接受到这种贯注的思想，而“被压制”或“被贬斥”的思想，就是这种贯注被撤回的思想。在这两种情况下，思想都要依其自身的兴奋而发展。在某些条件下，一个具有目的性贯注的思想能够引起意识对自身的注意，并因意识的作用而受到“过度贯注”（“hypercathexis”）。因此，我们就不得不对意识的性质和功能做出说明[参见第615页以下]。

以这种方式在前意识中进行的思想系列，既可以自发地中止，也可以继续进行下去。关于第一种结果，我们可以理解为，思想序列所具有的能量沿着所有的联想途径扩散开来，这种能量使全部思想网络处于兴奋状态并持续一定时间，又随着寻求释放的兴奋转变为静止的贯注而散失。如果发生这种结果，那么，就梦的形成而言思想过程对梦便失去了意义。但是，在前意识中却潜藏着种种目的性观念，它们来源于潜意识，也来源于经常处于警觉状态的愿望。这些观念可以起而控制自行发展的思想所具有的兴奋，并在思想与某一潜意识愿望之间建立联系，将潜意识愿望所具有的能量移置其上。这样，被忽视或被压制的思想便得以继续，虽然它所接受到的潜意识强度仍不足以使之进入意识。对此，我们可以说是前意识思想被“拉进了潜意识”。

导致梦的形成还有其他联结形式。前意识思想可以首先与潜意识愿望结合起来，并因而受到主导的目的性贯注所贬斥。或者，潜意识愿望也可以因其他原因（如躯体原因）而活跃起来，并主动对不受前意识贯注的精神残余发生移情作用。但所有这三种情况都导致同样的结果：一个思想系列在前意识中形成，但它没有前意识的精力贯注，但它却接受了来自潜意识欲望的精力贯注。

由此往后，这种思想便要经历一系列的变化而不能再看成是正常的精神过程，并导致一种使我们迷惑不解的结果，即一个心理病理结构。下面我将对这些过程加以阐释和归类。

（1）单个观念的强度可以整体地加以释放，并从一个观念传向另一个观念，从而使某些具有巨大强度的观念得以形成[参见第330页]。由于这一过程多次反复，所以，整个思想的全部强度可以逐渐地集中于某一单个观念成分。这就是我们在梦的工作中所熟知的“压缩”（compression）或“凝缩”（condensation）。正是凝缩作用造成了我们对梦迷惑不解的印象，因为在正常的心理生活中，没有任何与此相类似的现象。虽然在正常的心理生活中，我们也能发现一些观念，作为整个思想的联结点或最终结果，它们拥有高度的精神意义，但它们的意义并不是以对内部知觉具有明显感性特征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它们的知觉表征也不因其精神意义而更加强烈。另一方面，在凝缩过程中，每一个精神的内部联结都转变为其观念内容的强化。这种情况就像在出书过程中，由于某些字句对于理解全书内容至关重要，便用斜体或粗体印刷一样；或者也像是在演说过程中，把这样的字句说得又重又慢以示强调。其中出书的比喻立即使我们想起由梦的工作所提供的一例，即伊尔玛注射梦[第116页]中的“三甲胺”这个词。艺术史家使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即早期的历史人物的雕塑遵循着类似的原则：雕塑用其大小来反映人物的地位，国王被雕塑得比其侍从或战俘大两三倍。罗马时代雕塑用更精细的手段来达到这一效果，皇帝被雕于塑像中央且直立，雕塑手法也更细致，而敌人则伏卧在他的脚下。但是，置身于侏儒之中，他也就不那么高大了。在我们现代生活中，下级对上级施以鞠躬，也回响着这种古代的表现手法。

梦中凝缩作用的方向，一方面决定于梦念的理性前意识关系，另一方面决定于潜意识中视觉记忆的吸引力。凝缩作用活动的结果，是产生进入知觉系统所必需的强度。

（2）同样，由于强度能够自由转移，“中介观念”和妥协一样，也可以在凝缩过程中产生。（参阅我已给出的这类大量例证[第293页以下]。）这也是正常观念的活动所没有的，正常的观念活动所强调的，主要是对“正确”观念成分的选择和保持。另一方面，当我们用言语表达前意识思想时，复合结构和妥协出现得尤为频繁，并因而被认为是种种“口误”。

（3）强度可以相互转移的观念，其相互联系都很松散。发生于这种观念之间的联想，往往为正常思维所不屑，而只在诙谐中得到表现。特别是我们发现，基于同音异义和双关语的联想，与其他联想具有同样的价值。

（4）相互对立的思想并不企图消除对方，而是井水不犯河水地各自发展。它们往往结合而形成凝缩作用，好像不存在相互冲突似的，或者也可以达成妥协，虽不为意识思想所容，却也表现于行为之中。

这些就是先已理性地形成了的梦念在梦的工作的过程中所经受的最显著的异常过程。我们应当看到，这些过程的主要特征，是其全部重点在于使贯注能量能够流动并得以释放，而贯注所针对的精神成分的具体内容和意义，则是无关紧要的，或可有人认为，凝缩作用和妥协的形成，只是为了促进运行的作用，即将思想转换为意象，但对那些不包含意象回归的梦的分析和综合表明，它们也具有其他梦所具有的移置和凝缩作用，如那个“自学者”梦[第298页以下]。

于是，我们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即梦的形成涉及到两种完全不同的精神过程，其中，一个过程产生与正常思维同样有效、完全理性的梦念，而另一个过程则以最令人不解的非理性方式，对这些梦念加以处理。我们已在第六章中分离出这第二种精神过程，认为它就是梦的工作本身。现在，我们如何理解其起源呢？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已在有关神经症、特别是癔症的心理学研究中获得了某些进展，那么我们便无法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已经知道，同样是这些非理性的精神过程以及其他一些我们尚未细加论述的过程，控制着癔症症状的生成。在癔症中，我们也发现一系列与意识思想同样有效的、完全理性的思想；但我们在开始时却不知道这些思想以这种形式的存在，而只能在随后将其重构出来，只有当它们引起我们的注意时，通过对已经形成的症状的分析，我们才能发现，这些正常的思想已经经受了异常的处理；通过凝缩作用和妥协的形成，通过表现的联结而不顾其相互矛盾，而且还有可能通过退行作用，这些正常的思想最终转化成为症状。鉴于梦的工作和由神经症症状所导致的精神活动具有完全相同的特征，我们觉得，把由癔症研究得出的结论应用于梦，是合理的。

因此，我们从癔症理论中借用下列命题：一个正常的思想，只有当一个源于婴儿期并处于压抑状态的潜意识愿望移置其上时，才能经受上述异常的精神处理。与此相应，我们根据如下假设建构了梦的理论，即为梦提供动机力量的愿望，总是来源于潜意识。这个假设，虽然我自己也承认，它不能得到普遍证实，但也不能被否认。但是，为了解释我们已经多次使用的“压抑”一词的意义，我们还必须进一步研究我们的心理学基础。

我们已探讨了第一种虚构的原始精神机构[第565页以下]，其活动的调节是避免兴奋的累积并尽可能地保护自身不受刺激的影响，因而基础是反射原理，其运动能力作为改变体内状况的最初手段，受到它的支配并构成其兴奋释放的途径。我们进而讨论了“满足体验”的精神结果，并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提出另一假设，即兴奋的累积（可以有多种方式，但与我们无关）被体验为痛苦，从而使精神机构活动起来，以降低兴奋而重复满足体验，它包含兴奋的减弱和感觉到快乐。精神机构内的这种兴奋流就是我们所谓的“愿望”，它起于痛苦，止于快乐。我们还提出，只有愿望才能使机构运作起来，而机构内的兴奋过程则自动地受到快乐和痛苦体验的调节。最初的愿望似乎是对满足记忆的幻觉性贯注。然而，如果这种幻觉不能持续到能量耗尽的地步，就不能中止需要，因而也就不能实现因满足而体验到的快乐。

因此，第二种活动——或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第二个系统的活动——就成为必需，这种活动不能允许记忆贯注达到知觉的水平，并由此束缚其精神能量。相反，它将由需要引起的兴奋引上一条迂回的道路，最终通过自主运动的手段改变外部世界，从而达到对满足对象的真实知觉。我们已对精神机构示意图做了这种说明，其中的两个系统对充分发展了的精神机构而言，就是我们所谓的潜意识（Ucs.）和前意识（Pcs.）。

为了能够利用运动能力有效地改变外部世界，就必须在记忆系统内积累大量经验，以及由各目的性观念在这种记忆材料内唤起的各种联想的持久纪录[参见第539页]。现在，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假设推进一步。这第二系统的活动不断地探索着出路，交替地发出或撤回其能量贯注，它一方面需要对整个记忆材料加以随意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如果它不必要地在各思想方向上毫无目的地花费大量精力贯注，则导致无力改变外部世界。因此，从有效性角度出发，我们假设，这第二系统成功地将其主要能量贯注保持在一种休眠状态，而只使用很少的能量进行移置作用。对这些过程的机制，我还一无所知。任何人要想严肃地理解这些观点，就必须对此寻得物理学的类比，并发现一种方法，用以描述伴随神经兴奋的运动。我所坚持的观点是，第一个φ系统的目的是保证大量兴奋的自由释放，而第二个系统通过第一个系统发射的能量贯注，成功地抑制着这种释放，并使其能量贯注转入休眠状态，同时也无疑提高了能量贯注的潜力。因此我假定，由第二系统支配的兴奋释放机制，与第一系统支配的兴奋释放机制完全不同。当第二系统完成了探索性思想活动后，就解除抑制和对兴奋的束缚，并使其在运动中加以释放。

如果我们考察第二系统对释放的抑制和痛苦原则的调节作用之间的关系，便会产生一些有趣的想法。例如，我们可以考察一种基本体验即满足的对立面——对外部恐惧的体验。我们假设，原始的精神机构受到一种痛苦知觉的刺激，那么将会产生不协调的运动表现，直到其中一种运动释放知觉兴奋并同时终止痛苦体验。如果这种知觉再现，那么相应的运动就立即表现出来，直到知觉再度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机构便不再以幻觉或任何其他方式保持对作为痛苦来源的知觉的能量贯注。相反，如果在某些因素作用下，痛苦的记忆印象得以复活，它便立即予以消除，因为，如果让这一印象的兴奋进入知觉，则必然会引起痛苦。或更精确地说，便开始引起痛苦。回避记忆实际上就是对当初回避知觉的重复，这一过程还因以下事实而易于发生，即记忆和知觉不同，它不具有足够的强度来激活意识，并因而不能从意识中获得新的贯注。精神过程对痛苦记忆的这种轻易而规则的回避，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精神压抑的原型和最初范例。在成人正常心理生活中，基本上还保持着对痛苦的这种回避方式。

因此，作为痛苦原则的结果，除了愿望之外，第一个φ系统完全不能将任何不愉快的事物引入其思想之中。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引起这种状态的改变，那么第二个系统的思维活动势必受阻，因为它需要随时利用由经验建立的所有记忆。这里有两种可能性。其一，第二个系统完全不受痛苦原则的支配，并因而不顾及记忆的痛苦；其二，它也可以发现一种对痛苦记忆施以贯注的方法，从而能够避免痛苦的释放。我们可以排除第一种可能，因为和第一系统一样，痛苦原则显然调节着第二系统的兴奋过程。于是只剩下一种可能，即第二系统以抑制其释放的方式对记忆施以贯注，并因而也抑制了痛苦发展的方向（与运动的神经兴奋相类似）。所以，我们从痛苦原则和（上一段提到的）能量消耗最小原则这两个方向得出同一个假设，即第二系统的能量贯注意味着对兴奋释放的抑制。对此，我们需牢记在心，因为它是全部压抑理论的关键：对任一观念而言，只有当第二系统能够抑制其痛苦的发展时，才能对这一观念施以能量贯注。任何能够逃脱这一抑制作用的观念，都不可能进入第二系统，因为根据痛苦原则，它一产生便立即被排除。但对痛苦的抑制未必是完全彻底的，因为只有当痛苦产生之后，第二系统才能知道有关记忆的性质及其对当下思想过程目的的不适宜性。

仅为第一个系统所认可的精神过程，我称之为“原发过程”（primary process），而由第二个系统的抑制作用所产生的精神过程，则称为“继发过程”（secondary process）。974

第二系统要对原发过程加以修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原发过程努力产生兴奋的释放，以便能借助于积累起来的兴奋总量建立“知觉同一性”。但继发过程却试图放弃这一意图而代之以另一个意图，即建立“思想同一性”。思想不过是从满足的记忆到这一记忆的同一性贯注回路而已，它必须考虑到不同观念之间的联络通路，而不要被这些观念的强度引入歧途。但是很明显，观念的凝缩以及中介结构、妥协结构等，也必然阻碍着同一性的获得，因此，这些作用在不同观念之间造成相互替代。所以，继发性的思想必须慎重地回避这一类过程。我们也不难看出，痛苦原则虽然在其他方面为思想过程提供了重要的标志，却在建立“思想同一性”的道路上设置了障碍。所以，思想必须逐步地把自身从痛苦原则的排他性控制中解脱出来，并将思想过程中的情感发展控制在最低限度。这种高度精巧的活动结果，只有进一步借助于由意识提供的过度能量贯注才能实现[参见下文第615页以下]。然而，我们知道，即使在正常精神生活中，这一目标也很难完全达到，我们的思想总要受到痛苦原则的干扰而产生错误。

然而，这并不是精神机构中使思想屈从于原发性精神过程的功能缺陷，其中思想表现为继发性思维活动的产物，因为这就是我们目前用以描述导致梦和癔症症状的精神过程的基本方式。功能缺陷产生于我们发展历史中的两个因素的汇聚。其中一个因素完全依赖于精神机构，并对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而另一个因素则不甚稳定，它将器质性根源的本能力量引入心理生活中。这两个因素均起源于童年期，是从婴儿期以来所经历的躯体性和心理性变化的积淀。

当我把心理机构内所发生的精神过程之一称为“原发”过程时，我所考虑的不只是相对的重要性和有效性，这个名称也表明这一过程在时间上的先在性。我们知道，确实没有哪个精神机构只具有原发过程，这不过是一种理论虚构而已。但如下情况却是事实，即精神机构中最早产生的是原发过程，继发过程是在生命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并能抑制和掩盖原发过程；甚至只有到了壮年，它才能获得完全的支配地位。由于继发过程出现得较晚，因此，前意识永远也不能对我们的存在本质——由各种潜意识愿望构成——加以理解和抑制。前意识所起的作用，也只能永远地局限于为起源于潜意识的愿望冲动引导一条最便捷的道路。这些潜意识愿望向随后的所有心理倾向施加压力，而这些心理倾向却不得不屈从于这一压力，或者是对这一压力加以疏导并引向更高的目标。继发过程出现得较晚还有一个结果，就是使前意识贯注对很大一部分记忆材料不能施加影响。

这些起源于婴儿期的愿望冲动，既不能被毁灭，也不能被抑制。其中有些愿望冲动的实现是与继发思想中的目的性观念相冲突的，这些愿望的实现不再能够产生快乐情感，而只能产生痛苦情感；而且，正是情感的这种转变构成了我们所谓“压抑”的本质。压抑的问题在于，这种压抑是如何发生的？其动机力量又如何？但这个问题我们只需在这里稍加论述。975我们只须明白，在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发生这种转变，而且，它与继发系统的活动有关，这便足够了。既然潜意识愿望赖以产生情感的记忆永远达不到前意识，那么与这些记忆相关的情感释放也就不受抑制。正是因为这种情感的生成，观念即使通过将其愿望冲动转移其上的前意识思想，也不能达到前意识。相反，痛苦原则则起着支配作用，使前意识离开这些移情思想。移情思想因此被放弃了——即被“压抑”了——所以，从一开始就被阻止进入前意识的童年记忆的积累，构成压抑的必要条件。

在最理想的情况下，随着贯注从前意识中的移情思想撤回，痛苦的生成亦告终结，这一结果表明，痛苦原则的干预也服务于一定的目的。但是，如果被压抑的潜意识愿望受到器质性强化，并将这一强化传至移情思想，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愿望便使移情思想能够进入前意识，虽然它已失去前意识的贯注。这随后便产生一种防御性的抗争，因为前意识会反过来强化它对被压抑思想的对立（即产生反向贯注），于是，作为潜意识愿望之工具的移情思想，通过产生症状的某种妥协方式进入前意识。但是，从被压抑的思想受到潜意识愿望的强烈贯注，但同时又被前意识撤回贯注时起，这些思想便从属于原发性精神过程，它们的目标之一便是运动释放，或者如果可能的话，是所希望的知觉同一性的幻觉重现。经验表明，我们所描述的非理性过程只能发生于遭受压抑的思想，对此，我们现在能做出更深入的理解。精神机构内发生的非理性过程，实际上就是原发过程。每当观念被前意识贯注所放弃而自由发展，并能够从寻求出路的潜意识中获得不受压抑的能量，这些非理性过程就会产生。其他一些观察事实也支持这一观点，即这些所谓非理性的过程，实际上并不是正常过程的错误形式即所谓理智错误，而是精神机构的某些从压抑中解脱出来的活动模式。例如，我们发现，从前意识兴奋到运动的转移，也接受相同过程的支配，而前意识观念与语词之间联系也表现出同样的移置和混淆，其时则被归因为不注意所致。最后，我们可以在下列事实中发现证据表明，当这些原发性活动模式遭受抑制时，活动就必须有所增加：如果我们允许这些思想模式进入意识，则会产生一种滑稽效果，即我们要在放声大笑中释放多余的能量。976

精神神经症理论认为，以下事实是确凿无疑的，即虽然幼儿期性欲冲动在童年期发展阶段要经受压抑（即它们的情感转移），但在以后各发展阶段中，只有这种性欲冲动才能够复活（不管是作为个体从最初的双重性欲发展而来的性的体质成熟结果，还是作为其性的过程所经受的不良影响的结果），并因而能够为各种精神神经症症状的形成提供动机力量。977只有考虑到这些性欲力量，我们才能弥补压抑理论仍然存在的明显缺陷。至于这些性欲的和幼儿期的因素是否同样为梦的理论所必需，我暂且置而不论，目前我只能使梦的理论处于不完善状态，因为在做出以下假设时我已经超出了可验证的范围，即认为梦的愿望毫无例外地都起源于潜意识。978关于精神力量在梦的形成和在癔症症状的形成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其差异的性质如何，我也不想做进一步的探讨，因为我们尚缺乏有关梦的充分、正确的知识以及对此加以比较。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而且，正是这个原因，我在这里才进行所有这些有关两个系统及其活动方式和压抑的讨论。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我是否就有关心理因素得出了大致正确的认识，也不在于我是否对这些问题做了歪曲的和不完善的描述，虽然这是完全可能的。不管我们关于精神稽查作用及其对梦的内容进行理性和异常润饰作用的解释发生多少变化，毋庸置疑的是，在梦的形成中确实发生着这类过程，而且，这类过程在本质上与癔症症状形成中发生的极为相似。但梦却不是一种病理现象，它并不必然干扰精神的平衡，也不会造成功能缺陷。或许有人认为，从我以及我的患者的梦中，不能得出有关正常人的梦的任何结论；我认为这种反对意见完全不能成立。如果我们从现象回溯其动机力量，那么我们一定会发现，神经症所运用的精神机制并不是对心灵的病理性干扰影响造成的，而内在于心理机构的正常结构之中。两个精神系统以及其间的稽查作用，不同活动之间的抑制和交叠，两个系统与意识之间的关系——或者对观察到的事实做出更为正确的解释——所有这些，都构成我们正常心理的一个部分，而梦正为我们理解心理结构提供了一条途径。即使我们严格地以已经确证了的知识为基础，我们仍然可以说，梦表明，无论是对正常人还是对精神疾病患者而言，被压制着的材料仍然存在着，并能够保持其精神的功能活动。梦本身就是这种被压制材料的表现方式。从理论上讲，每个梦都应如此；从经验方面看，至少在大多数梦中都有所表现，而在那些具有梦的显著特征的梦例中，这一点显得尤为清楚。在清醒生活中，被压制的材料因出现的矛盾被消除（一方被处理时总有利于另一方）而使之与内部知觉切断了联系所以无从表达；但在夜晚，这些被压制的材料通过妥协等手段而得以进入意识。

即使我不能震撼神明，我也要搅动冥界。979

梦是理解心灵潜意识活动的一条光明大道。

通过梦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精神机构最神奇奥秘的产物。虽然这一步并不那么巨大，但终究是一个开端。这一开端必将有助于我们对梦的深入分析，并使所谓病理的结构成为分析梦的基础，因为疾病——至少那些“功能性”疾病——并不必然是机构的解体或机构内部新的分裂的产物。它必须在动力学（dynamics）基础上做出解释——在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中，有些力量得到加强，有些力量遭到削弱，其中许多力量执行着正常的功能，但效果却隐而不现。对正常心灵而言，精神机构中两个动机因联合作用比只有单一动因起作用，其功能活动要完善得多。对此，我希望另作论证。980

六、潜意识与意识——现实

如果细加研究，我们便会发现，根据前几节心理学讨论，我们应做出的假设不是在精神机构的运动端存在两个系统，而是存在着兴奋的两种过程或释放形式。但这对我们来说都一样，因为只要我们能够用更接近于未知现实的某种东西作为替代，那么我们随时都会放弃上述理论框架。所以，我们必须对某些看法做出修正，这些看法，像“压抑”和“强行进入”之类的说法所隐含的那样，只要我们在字面意义上把两个系统理解为精神机构中的不同位置，便易于引起种种误解。例如，我们可以说一个潜意识思想试图经前意识强行进入意识。这么说并不是指在一个新的位置形成了一个新的思想，宛若一个复本可以与原本同时并存；进入意识也绝不能为拉个位置的变化。又如，我们可以说一个前意识思想遭受压抑或被逐出而为潜意识所接管，这些意象来源于一组有关争夺地盘的观念，易于使我们设想，某一位置上的心理群集真的就字面意义而言被取消了，并代之以某一新的位置上的新的心理群集。下面，我们用更切合实际的方式来代替上述比喻，并把它说成是，某一具体的心理群集使某一能量贯注于它或是被撤回，从而使所谈论的结构接受某一特殊动因的支持，或是使这一动因从中撤除。我们这样做就是用动力学的表达方式来代替地形学的表达方式，这样，我们所说的任何变动，就不是指精神结构本身的变动，而是指受神经支配的活动。981

然而我认为，对两个系统使用这种形象化的比喻仍不失为便利合理，只要我们记住，一般而言，观念、思想、精神结构等都不能看成是神经系统内的器质性成分，而是在它们之间由于抵抗、联想等作用的产物，这样就能避免这种方法的滥用。任何能够成为内部知觉的对象的事物都是虚的，就像光线透过望远镜所产生的影像一样。我们有理由假定，这两个系统的存在（它们自身决不是精神实体，也不能为我们的精神知觉所知晓）就像望远镜形成影像的透镜一样，而且，借用这个比喻，则两个系统之间的稽查作用就可以比为光线进入中介质时所发生的折射作用。

至此，我们只限于讨论我们自己的心理学理论。现在，我们应对支配现代心理学的其他理论观点及其与我们的假设之间的关系加以考察。按照李普斯（1897）的激进说法，心理学中的潜意识问题，不是心理学的一个学术问题，而是心理学能否存在的一个问题。如果心理学只是通过文字解释将“精神的”视为“意识的”，并认为“潜意识精神过程”是明显的胡说，以这种方式来处理潜意识问题，那么我们便无法就医生对变态心理状态的观察结果做出任何心理学评估。对医生和哲学家而言，只有当他们都认识到，“潜意识精神过程”一语是“对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的适当而合理的表达”时，他们才能获得一致。如果有人确信“意识是精神事件不可缺少的特征”，那么医生只能耸耸肩，而且，如果他仍然对哲学家的话怀有敬意，那么他只能认为，他们谈论的不是一码事或从事的不是同一个学科。因为，哪怕对神经症患者的心理生活只做一次观察，或者只对一个梦做一次分析，都会赋予他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哪怕是最复杂、最理性的思想过程，都可以在不引起主体意识的情况下发生，而这些思想过程无疑都是精神过程。982当然，如果这些潜意识过程不对意识产生某种效应，那么医生也就无从探知这些潜意识过程，因为只有意识才能进行沟通和观察。但是，这些意识的效应可以表现出与潜意识完全不同的精神特征，所以内部知觉不可能将二者视为相互的替代。因此，医生必然觉得有权利通过意识的效应推论出潜意识精神过程，因而认识到，意识效果只是潜意识过程的一种间接精神结果，而且，后者不仅没有变成意识，还可以在不被意识觉察的情况下存在和活动。

必要的是不可过度地估计意识的性质，认为在形成来源于精神的正确观点之前都是有意识的。按李普斯的说法[1897，第146页以下]，潜意识必须被看成是精神生活的一般基础。潜意识是一个巨大的领域，意识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任何意识事件都经历过一个潜意识的初始阶段，而潜意识事件却可以保持在潜意识阶段，但却拥有精神过程的全部价值。潜意识才是真正的精神现实，对于它的内在本质，就像对于外部现实一样，我们尚知之不多，而且，就像我们通过感官对外部世界的把握一样，意识资料对潜意识的表现也很不完善。

随着潜意识精神现实的发现，意识与梦之间的古老对立已渐趋消失。以往作者们深切关注的许多关于梦的问题也就失去了意义。例如，某些成功地在梦中得到表现的活动，过去曾令人吃惊，现在已不再被认为是梦的产物，而是潜意识思维的产物。如果像施尔纳[1861，第114页以下]所说的那样，梦似乎要对身体加以象征性表现[第85页]，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些表现都是某些潜意识幻想的产物（可能起源于性的冲动），并且不仅能在梦中得到表现，而且也能在癔症恐怖症或其他症状中得到表现。如果梦执行并完成白天的活动，甚至导致有价值的新观点，那么我们只需剥除其梦的伪装，这种伪装只是梦的工作的产物，它也表明在心灵深处有某种隐秘的力量在起作用（参看塔梯尼的奏鸣曲梦中的魔鬼）。983梦中的理智成就正是导致白天成就的那些同样力量的产物。同样，对于智慧的和艺术的成就，我们可能也倾向于过高地估计了其意识性质。像歌德和赫尔姆霍兹这些最富有创造力的人告诉我们，在他们的创造中，真正本质而新颖的部分来自灵感，并且几乎是以现成的形式存在于他们的脑海之中。毫不奇怪，在某些需要集中全部理智功能的情况下，意识活动亦参与其中。但是，如果我们因意识活动的参与而看不到其他活动，则不免夸大了意识活动的功能。

把梦的历史意义当作一个独立的主题加以研究会得不偿失。一个领袖人物可能会在梦促使下从事一项大胆的事业并成功地改变了历史。但是，只有当梦被认为是一个与心灵其他熟知力量完全不同的神秘力量时，才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如果梦被理解为某种冲动的表现形式，只是这些冲动在白天遭受抵抗的压力，而夜间却从心灵深处的兴奋中获得强化，那么这种问题便不复存在了。984但是，古人对梦的推崇却是基于正确的心理洞见，是对人类心灵中无法控制、不可毁灭的力量的敬畏，是对产生梦的愿望并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活动的“恶魔般”的力量的崇拜。

这里我说是“我们的”潜意识并非是无意的，因为我所描述的潜意识与哲学家的潜意识不同，甚至也与李普斯的潜意识不同。对他们而言，潜意识只是用做意识的对立面，他们激烈争论的论题是，除意识外，还存在着潜意识精神过程。李普斯更进一步地主张，全部精神事件都以潜意识的方式存在，其中一部分同时也以意识的方式存在。但我们通过梦和癔症症状形成的现象所要证实的并不是这一论题，这一论题通过对清醒的生活观察便足以得到证实。通过对精神病理结构及其首要组成部分即梦的分析，我们获得的一个新的发现是：潜意识（亦即精神）是两个独立系统的功能，而且对正常生活和病理生活均如此。因此潜意识就有两种类型，心理学家们尚未把它们区分开来。这两种潜意识都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潜意识，但在我们看来，其中我们称之为潜意识的那一类是不能进入意识的，而另一类我们称之为前意识，是因为它的兴奋能够达到意识——这当然要遵循一定的规则，或许还必须经受新的稽查作用，尽管无须考虑潜意识。要达到意识，兴奋必须通过一个固定的或有层次性的动因系列（这些动因由稽查作用在兴奋中造成的种种变化揭示出来），这一事实使我们能够进行空间的变化。我们已经说明了两个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与意识之间的关系，认为前意识系统就像屏风一样介于潜意识系统与意识之间。前意识系统不仅阻断了通往意识的道路，而且还控制着随意运动的能量，支配着能量贯注的分布，其中一部分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注意[参见第593页]。985

近年来，在精神神经症文献中经常出现“超意识”与“下意识”之间的划分，对此，我们也必须回避，因为这种划分似乎恰好是在强调精神与意识之间的等同性。

那么在我们的理论框架中，意识还剩下什么作用呢？意识的作用曾一度被认为是万能的，并掩盖了其他一切作用，它的作用只是为感知精神的质986提供了一个感官而已。按照我们设计示意图的想法，意识知觉是某一具体系统的功能，因此，我们采用意识的缩写形式Cs.是合适的。就其机械性质而言，这一系统有别于知觉系统Pcpt.它易感于各种性质的兴奋，但不能保持变化的痕迹，亦即不能拥有记忆。以其知觉系统作为外部世界感官的精神机构本身，对潜意识感官而言也构成外部世界。这里，我们又碰到了动因的层次性原则，它似乎控制了精神机构的结构。兴奋材料从两个方面传至意识感官：一是从知觉系统，它的兴奋决定于各种性质，在它变为意识感之前可能要经受新的矫正；另一个来自精神机构内部，它们的量的过程以快乐和痛苦的质的不同程度被感知，并在经受某种程度的改变之后进入意识。

有些哲学家认识到，理性的和高度复杂的思想结构在没有意识参与的情况下也能发生，这使他们关于意识的功能陷入困境，意识似乎只是已经完成了的精神过程的一种多余的反映而已。而我们却通过意识系统和知觉系统之间的类比摆脱了这一困境。我们知道，感官知觉的结果，是将注意贯注于传人感觉兴奋引导感官扩散的道路上：即知觉系统的兴奋的质充当了精神机构内兴奋以量的形式释放的调节因素。我们可以认为，意识系统的感官具有同样的功能。通过对新质的感知，意识感官可以重新引导能量贯注的运动量，并以一种便宜的方式加以分配。又通过快乐和痛苦的感知，它影响到机构内部的精力贯注过程，否则，潜意识结构将会利用量的移置而产生作用。虽然痛苦原则可能先对贯注的移置作用产生自动的调节作用，但对这些性质的意识可能进一步引入更精细的调节，甚至与前一种调节相对立。由神经症心理学可知，这些调节过程对精神机构的功能活动产生巨大影响。痛苦原则的自动调节作用及其有效性的限度，均由感觉调节作用打断，而感觉调节本身也是自动作用的。我们发现，压抑对记忆的影响远远超出对知觉的影响，因为前者不可能从精神感官的兴奋中获得额外的贯注。一方面，遭受排斥的思想确实不能成为意识，因为它要被压抑，但另一方面，这种思想有时也因其他原因而遭到压抑，从而退出意识的知觉。这里，我们获得了一些可以应用于治疗的线索，以有效地解除压抑。

由意识感官对运动在量上调节影响而建立起来的过度精力贯注，若要评价其价值，以下事实是最明确的说明，即这种过度贯注创造了一个新质的系统，并因而创造了一个新的调节过程，从而构成人高于一切动物的优越性。思想过程本身无所谓质，它只伴有快乐和痛苦的兴奋，而且由于有可能干扰思想过程，这些兴奋必然受到限制。思想过程为了获得质的规定性，于是在人类而言，便与言语记忆发生联结。言语记忆痕迹在性质上足以引起意识的注意，并赋予思想过程以一种新的精神贯注[参见第574页及第611页注]。

意识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只有通过对癔症思想过程的分析才能把握。癔症思想过程表明，从前意识到意识的贯注过渡，也要经历类似于潜意识与前意识之间的稽查作用。987这种稽查作用也只有在达到一定量的限制时才发生作用，所以低强度的思想结构不受其影响。关于一个思想如何能够被阻于意识之外或在某些条件下进入意识，我们可以在精神神经症中找到大量实例。下面，我就用两个例子来结束这些心理学考察。

去年，我被邀去为一个聪明而神情自若的女孩进行会诊。她穿着很奇特。一般而言，女人对穿着都特别考究，但她的长筒袜却有一只未提上，外衣也有两只扣子没有扣上。她说她腿疼，并主动露出小腿给我们看。但用她自己的话说，她主要是在体内有一种感觉，好像是什么东西“刺了进去”，并在体内“前后抽动”不停地“摇动着”，有时又使她觉得全身“僵硬”。一位同去会诊的同事看着我，觉得不难理解她的主诉。但我们深感格外惊奇的是，她母亲竟对此中含义一无所知，虽然她自己也必然经常听到她女儿所描述的这种情境。患者对自己的话也不理解，否则，她就不会说出这些话了。在这一病例中，稽查作用很可能受到了蒙骗，遂使一个正常情况下应保留在前意识中的幻想以主诉的天真无邪的伪装形式进入意识。

另一个病例是一个14岁的男孩，因患有抽搐、癔症性呕吐、头痛等症状而前来我处进行精神分析治疗。我告诉他，如果闭上双眼，他便能看到一些图像或想到一些观念，然后向我报告，以此开始治疗。他说他看到了图像，他来我处之前的印象又以视觉形式在记忆中复现。当时他正和他叔叔玩跳棋，此时棋盘又在眼前浮现。他琢磨着各种走法。随后他在棋盘上看到一把匕首——这把匕首是他父亲的，他在想象中将之置于棋盘上，又看到一把镰刀，又变成一把长柄大镰刀。最后他看到一幅图画，是一位老农用一把大镰刀在他家屋草坪上除草。不几天，我就发现了这一系列图画的意义，这孩子是因家庭的不幸处境而困扰。他父亲性情刚烈，脾气暴躁，婚姻不幸，对子女的教育以威胁为主。他父亲后来跟他那性情温柔的母亲离了婚，又为他娶了一位年轻的后妈。就在他父亲再婚后不久，这个14岁的孩子发病了。他压制着对父亲的愤怒，正是这种被压制的愤怒构成了上述一系列图画，其意旨不难理解。这些图画的内容来源于对一个神话的记忆，期中镰刀正是宙斯用以阉割他父亲的工具，大镰刀和老农的形象是指克罗诺斯，他残忍地吞食了自己的子女，宙斯便对他施以如此不孝的报复[参见第256页]。在他的想象中，父亲的婚姻给了他以报复的机会。很久以前，他因玩弄自己的生殖器而受到父亲的诸多谴责和威胁。在这个病例中，长期以来被压抑并仍然保持潜意识中的记忆及其派生产物，通过一系列表面看来没有意义的图像这一迂回方式进入了意识之中。

因此，就其理论价值而言，我认为梦的研究增加了我们的心理学知识，并有助于我们对精神神经症的理解，即使是在目前的知识条件下，我们也能获得精神神经症的治疗效果。如果我们对心理机构的结构和功能有个彻底的理解，谁能预估到这些结果将会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呢？但是，有人提出疑问，作为理解心灵和揭示个体潜隐特征的手段，梦的研究又具有什么实际价值呢？梦中表现的潜意识冲动能体现心理生活中真实力量的意义吗？我们能忽视被压抑愿望的伦理意义吗？——这些愿望，正如能导致梦一样，终有一天或许也能导致其他什么结果。

我觉得回答这些问题尚无把握，我还没有考察梦的这一方面的问题。但是，我想，那位罗马皇帝就因为他的一位臣民梦见刺杀他而将之处死[参见第67页]，这种做法肯定是不对的。他应弄明白梦的意义何在，梦的意义很可能与它的内容完全不是一回事。而内容不是弑君的梦，其意义可能正是弑君。难道我们不应该记取柏拉图的格言，说善良的人总因梦见恶人行恶而满意吗[第67页]？所以，我们最好认为梦是无罪的。至于我们是否赋予潜意识愿望以现实性，我就说不好了。当然，任何中介的或过渡的思想都不应该认为是现实。如果我们将潜意识愿望还原为其最基本、最真实的形态，那么我们无疑要得出一个结论，即精神现实是存在的一种特殊形态，不应该与物质现实混为一谈。988因此，我们似乎没有必要为梦的不道德而不愿承担责任。如果我们正确理解了精神机构的活动方式以及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将会发现，梦和幻想生活中的伦理问题便不复存在。用萨克斯[1912，第569页]的话来说，“如果我们想在意识中寻求梦所表现的有关当前（真实）情境的某事，那么，若通过分析的放大镜发现，梦中的庞然大物原来不过是一只小小的纤毛虫，则一点不值大惊小怪。”

一般说来，对判断一个人的性格这一实际目的而言，他的行动和有意表达的思想就足够了。其中，行动应作为最主要的参考，因为许多冲动即使强行进入了意识，也有可能被心理生活中的种种力量抵消，从而不能发展成为行动。但事实上，这种冲动在其前进的道路上往往不会受到精神障碍的困扰，因为潜意识因素很明白，它们将会在另外一些阶段上被中断。无论如何，进一步理解我们的美德所赖以自豪地生长的这一片沃土，是大有裨益的。人性因受各种动力因素的影响而日趋复杂，它已不可能像古代道德哲学所说的那样，能以简单的二者择一的方式加以表现。989

对于我们认识未来而言，梦又具有什么价值呢？这类问题当然是不成立的990[参见第5页注]。或许更真实的说法是，梦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过去的知识，因为不管从哪方面说，梦总是来源于过去。当然，认为梦预知未来的这一古老信念亦非完全没有真理性。梦通过把愿望表现为已得到实现，从而将我们引向未来。但是，这个被梦者表现为现在的未来，却是由他不可毁灭的愿望按照与过去完全相同的方式塑造出来的。

论梦

（1901）

按语

《论梦》是弗洛伊德于1901年应德国一位编辑之约而撰写的。它以简洁的形式概述了《释梦》一书的基本观点和内容，收在《神经与精神存在的边缘问题》一书里。全文分13节，分别考察了有关梦的观点从前科学时代的神话形式向科学时代的心理学形式的转变过程、精神分析运动的兴起及其理论意义、梦的工作的诸种机制、释梦的本质和方法、做梦过程的精神分析研究对人类精神活动的动力结构的揭示、这种结构对患者和正常人的普遍性以及精神分析研究对科学心理学的挑战与革新等。《论梦》的出版是医学界第一次公开承认弗洛伊德在梦领域的研究工作，对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与传播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一

在所谓前科学时代，人们不难对梦做出解释。当他们醒后记起一个梦时，他们就将梦看成是某些恶魔般的或神圣力量的某种体现。在自然科学的思维模式兴起后，这些富于洞见的神话便演化为心理学。对现代受过教育的人而言，很少有人怀疑梦是梦者自己心灵的产物。

既然梦的神话假说遭到遗弃，那么梦便需要做出解释。数百年来，关于梦的产生条件，梦与清醒心理生活之间的关系，梦在睡眠状态中进入知觉所依赖的刺激条件，梦的内容与清醒生活大相径庭的诸多特征，梦的观念意象与某情感之间的不连贯性，以及梦倏忽即逝的特性，即清醒思想将梦视为某种异己产物而弃置一边并使之在记忆中消失的特性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未得到澄清，而且，我们至今也没有提出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但最使我们感兴趣的还是梦的意义问题，这一问题具有双重含义。首先，它要研究做梦的精神意义、梦与其他心理过程之间的关系，以及梦可能具有的生物功能；其次，它要探明梦能否被解释，以及梦是否和其他精神结构一样具有某种“意义”。

关于梦的意义的评估，我们可以划分出三种不同的思想路线，第一种思想路线反映在某些哲学家的著作中，它和古代一样，给了梦以过高的估价。这些哲学家认为，梦生活的基础是心灵活动的某一特定状态，甚至将这种状态美誉为向更高精神境界的升华。例如，舒伯特[1841]主张，梦是精神对外部自然力量的解放，也是灵魂对感官束缚的解脱。其他思想家虽不至于走得那么远，但也都认为，梦主要产生于心理冲动，并代表那些在白天不能自由展开的精神力量的表现（参见施尔纳[1861，第97页以下]的“梦的想象”以及沃凯尔特[1851，第28页以下]）。多数观察家都同意，梦至少在某些方面（如在记忆中）具有更高级的活动能力。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为多数医学家所采纳的观点，认为梦很少能达到精神现象的水平。在他们的理论看来，梦的诱发因素只是感官刺激或躯体刺激。这些刺激或者是从外部对睡眠者发生作用，或者是偶然地在其内部器官中活跃起来。他们认为，梦到什么毫无意义，就像“不懂钢琴的人用十个指头在琴键上乱拨时”发出的声音一样没有意义[斯图吕贝尔，1877，第84页]。宾茨[1878，第35页]认为，梦无非是“一些躯体过程，这些过程没有任何功用，而且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病理性的”。因此，梦生活的全部特征，可以解释为是由分离器官或尚未休眠的脑细胞群的不连贯活动造成的，这种活动由生理刺激引起。

关于梦的通俗看法很少受到这一科学论断的影响，也不关心梦的来源；它似乎坚信，梦无论如何都具有某种意义，而且与对未来的预测有关，这种意义可以通过对其扑朔迷离的内容的某些解释过程发现。解释的方法在于对所记住的梦内容进行转换，这种转换可以根据固定的线索对梦的内容逐一加以转换，也可以将梦作为整体转换为另一个与之具有象征联系的整体。对这种解释企图，态度严肃的人付之一笑，认为“梦是空谈”。

二

有一天，我惊奇地发现，在有关梦的观点中，与事实最为接近的不是医学观点，而是通俗观点，尽管其中仍含有迷信成分。因为，在我能够有效地解决恐怖症、强迫症以及妄想狂等问题的一种新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应用于梦时，我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从那以后，这种方法以“精神分析”的名义被整个一个学派的研究者们所接受。许多医学研究者正确地观察到，在梦生活与清醒生活中的大量疾病状态之间，确实存在着诸多类似。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心理病理结构研究中获得满意结果的方法，也可以用来研究梦。恐怖症和强迫症不同于正常意识，正如梦之不同于清醒意识；和梦一样，它们的根源亦不为意识所知。在这些病理结构中，实践目的导致了对它们的起源和发展模式的研究；因为经验表明，发现那些虽不为意识所知、但将病理观念与心灵的其余内容联结起来的思想，也就等于解决了症状，并导致对那些至今尚未受到抑制的观念的掌握。因此，心理治疗便构成了我用以解释梦的方法之起点。

这种方法不难描绘，虽然在付诸实施前还必须加以指导和训练。

如果将这种方法用于某人如恐怖症患者身上，我们就要求他将注意集中于有关问题的观念上，但不是对这一观念进行通常的思考，而是毫无例外地对任何发生于他的心灵中的事物加以注意并向医生报告。如果他说他的注意力不能抓住任何事物，那样我们就要尽力对他说明，在他的心灵中不可能不出现任何观念性的主观材料。事实上，在他的心灵中立即就会产生无数观念，并使他由此联想到其他观念；但这些观念往往会被患者认为是没有意义或不重要的，并与所探讨的问题毫无关联而是偶然产生的。我们于是很快就能知道，正是这种批判态度阻止了患者对这些观念的报告，而且，以前致使这些观念不能成为意识的，也正是这种批判态度。如果我们能诱导他，使他放弃对他所联想到的这些观念的批判态度，并要他继续注意其思想活动，那么我们就能获得大量精神材料，并很快发现这些材料与作为我们出发点的病理观念之间的明显联系。这些材料很快就能揭示病理观念与其他观念之间的联系，并最终使我们能够以一种可理解的方式用一个新的观念来代替这一病理观念。

关于这一实验的基础及其结果的理论前提，此处无法给予详述。我们只需指出，如果我们将注意力准确地集中于这些“不随意的”、干扰我们思考的、并往往被我们的批判官能贬为无用垃圾的联想，那么我们就获得了解决任何病理观念的材料。

如果我们将这一方法用于自己，那么我们就会因立即记下最初不可理解的联想材料而对研究大有裨益。

下面我将揭示，如果把这一方法用于梦的研究会得出什么结果。任何一个梦例实际上都能对此加以揭示，但因为某些特殊原因，我只选择我自己的几个梦为例。就我的记忆而言，其中有些显得模糊而没有意义，也有一些显得非常简明。我昨天晚上做的一个梦也许正符合这些条件，这个梦在我醒过来时便立即做了记录，内容如下：

我和同伴一起坐在餐桌边……我们吃着菠菜……E.L夫人坐在我身边；她把注意力全集中于我，并亲密地把手放在我腿上。我不客气地把她的手挪开。然后她说：“但你的眼神总是那么美丽。”……我于是想象出两只眼睛的模糊图像，看似一幅画或一副眼镜的素描……

这个梦全部就这些，或至少可以说我对它的记忆就这些。我对它的印象似乎是模糊且没有意义，但主要是惊奇。E.L夫人和我很难谈得上有什么友谊，而且就我所知，我也从来未想和她建立什么亲密关系。我很长时间没见到她了，而且在做梦前几天，也没有人向我提到她。整个梦过程也不伴有任何情感。

对这个梦的反思也未使我有任何新的理解。但是，我决定不带任何偏见和批判地将对这个梦的联想记录下来。我发现，对记录而言，最好是把梦分解为各组成部分，并分别对这些不同部分进行联想。

我和同伴一起坐在餐桌边。这立即使我回想起头一天晚上发生的一件事。我和一位朋友一起从一个小型宴会退席，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并要送我回家。他说：“我想叫一辆有计程器的出租车，这样我们就可以看着计程器跳动而想些心事了。”我们于是叫了一辆有计程器的出租车，司机将计程器打开，上面显示60赫勒991的起价。我接下他的玩笑说：“我们还刚上车，就欠他60赫勒了。有计程器的出租车总使我想起客饭（tabled’hote），它使我贪婪而自私，因为它总是提醒我所欠的账。我的债似乎长得太快，我怕在其中受骗。和吃客饭时一样，我总不免有一种滑稽的感觉，认为得到的太少，因而必须密切注意我自己的利益。”接着，我又多少有些文不对题地引述了下面的话：

你把我们引向生命，

你又使穷人去犯罪。

“客饭”又引起另外一个联想。几个星期以前，我们在泰罗尔避暑山庄度假。有一次在旅馆吃饭时我很恼怒，因为我觉得妻子对和我们坐在一起的人不够含蓄，这些人我根本不想与之相识。992我要她更关注我而不是那些陌生人。这又像是我在吃“客饭”的交易中吃了大亏。我妻子在饭桌上的行为与E.L夫人在梦中的行为之间的对照也使我震惊，其中后者“将其全部注意力集中于我”。

联想继续发生。现在我看出，梦中事件正是我当时向妻子秘密求婚时所发生的一次类似情景的复现。对于我的一封热烈的求爱信，她以在吃饭时于饭桌下面给我一次爱抚作为回报。但在梦中，我妻子却被一个相对陌生的人即E.L夫人所代替。

我曾经欠过E.L夫人父亲的债，这使我不禁注意到，在梦的部分内容和我的联想之间存在着无可置疑的联系。如果我们使由梦的某一成分所引起的联想继续下去，那么联想很快将把我们带回到梦的其他成分。我对这一个梦的联想揭示了许多在梦中看不到的联系。

如果有人指望别人顾及他的利益而不顾别人自己的利益，那么他的天真自然会激起一个轻蔑的疑问：“你以为我会为了你美丽的眼睛而做这做那吗？”因此，梦中的E.L夫人的话，即“你的眼神总是那么美丽”，只能有一个意思：“人们总是为了爱而为你做一切事情；而你总是对一切不付出代价。”当然，事实正好与此相反：不管从别人得到什么好处，我总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毕竟，前一天晚上我的朋友用出租车送我回家而不用我付账，这个事实肯定对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顺便指出，昨晚请我们做客的那位朋友总使我欠他的情。就在前几天，我还错过了一次回报的机会。他只接受我的一个礼物，那是一只古色古香的碗，四周画着眼睛，传说这种眼画可以免灾避难。而且，这位朋友正好是眼科医生，当天晚上我还就一位女患者问起过他，我曾要她到他那里去配一副眼镜。

现在我发现，这个梦的全部内容几乎都被带进一个新的背景中。但为了连贯起见，我们还得提出一个问题，即在那么多菜肴之中，为什么惟独菠菜在梦中出现？原因在于，菠菜与不久前我家饭桌上发生的一件事有关。那次，我的一个儿子坚决不吃菠菜，而他的眼睛确实非常美丽；我自己在小时候也正是如此。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愿吃菠菜，后来口味变了，菠菜成了我最喜好的菜肴之一。因此，梦中提及菠菜便将我的童年和儿子的童年结合到一起了。孩子他妈说：“有菠菜吃就不错了，有些孩子还吃不上菠菜呢。”于是我又想到了父母对子女的责任。歌德的话：

你把我们引向生命，

你又使穷人去犯罪。

在这里又获得了新的意义。993

这里我想稍做停留，以考察前面对这个梦的分析所得出的结果。通过对梦的各分离成分的联想，我获得了许多作为我的心理生活产物的思想和回忆。由梦的分析所揭示的这些材料均与梦的内容密切相关，而这种关系不可能使我从梦的内容中推出新材料来的。梦不具有情感，且不连贯、不好理解；但在我发现梦背后的思想时，我体验到强烈而合理的种种情感冲动；而这些思想本身则是合乎逻辑的，其中某些核心观念多次呈现出来。如“自私”与“大度”之间的对照以及“欠债”和“不付出代价”成分等，均是这类中心观念，但在梦中却未加表现。我还可以指出这些由分析而得的材料之间更密切的关联，并由此表明这些材料汇聚于一个结点；但由于某些隐私而不是科学的原因，我不能公开地这样做。否则我必将泄露许多隐私，因为对这个梦的分析揭示了许多我自己都不承认的事情。那么这里便产生一个问题，即我们为什么不选择另外一些更适合于将其分析公开的梦例呢？那样就能得到更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分析所揭示的材料具有某种意义和连贯性。原因在于每一个梦例的分析都必将产生一些同样不宜公开、同样引起我慎重的材料，这一困难也不能通过选择别人的梦加以分析而得到避免，除非条件允许我抛弃所有伪装而不致伤害那些信赖我的人。

至此，我相信，梦在被分析之后，可以看成是对充满意义和情感的思想过程的一种替代。虽然关于从这些思想引起梦的过程，我们尚不知其性质如何，但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把梦看成纯粹的物理过程而没有精神意义，或看成是在睡眠状态下各分离的脑细胞群的孤立活动过程，那是错误的。

还有另外两点也很清楚，即梦的内容比梦所代替的思想要短得多；分析已经表明，梦的诱因是做梦前一天晚上的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

当然，我不会仅仅根据这一个梦的分析就得出这些广泛结论的。但是，如果经验表明，对任何梦的自由联想都能得到类似的思想，其中某些内容正好是梦的不同成分的复现，且以合理而可理解的方式相互关联，那么我们就可以排除一种可能性，即认为在第一次实验中所观察到的关系纯属偶然。因此，我认为可以采用一个术语来集中体现我们的新发现。为了能够将记忆中的梦与通过对这个梦的分析所示的相关材料加以区分，我将前者称为“梦的显意”，而将最初未做任何区分的后者称为“梦的隐意”。因此，这里又出现了两个新的问题：（1）将梦的隐意转换为记忆形式的显梦的心理过程是什么。（2）造成这一转换的必要动机是什么？关于将隐梦转换为显梦的过程，我称之为“梦的工作”，而这一活动的对立面，即对这一过程进行反向转换的过程，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分析工作。由梦引起的其他问题——如梦的诱因问题、梦材料的起源问题、梦可能具有的意义、做梦过程可能具有的功能以及梦被遗忘的原因，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论述，都是基于新发现的隐意，而不是基于梦的显意。由于我把有关梦的研究文献中所有自相矛盾的或错误的观点都归咎于对由分析所揭示的梦的隐意的无知，所以下文我将竭力避免对显梦和隐梦之间的混淆。

三

从隐梦向显梦的转换过程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因为它是我们所知道的精神材料由一种表达方式向另一种表达方式转变的首要事实，是从一种我们能够立即理解的表达方式向一种我们需要通过努力和指导才能理解的方式的转换，虽然这种转换过程也必须被认为是我们的心理活动功能之一。

从其隐意与显意之间的关系来看，梦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是那些具有意义且同时可以理解的梦，亦即那些可以毫不费力地将之纳入我们的心理活动背景中的梦。我们有许多这样的梦，这种梦大多为时短暂，且一般不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因为这些梦没有什么奇异之处。顺便指出，这些梦构成一种强有力的证据，反驳了那种认为梦起源于分离的脑细胞群活动的理论。它们未提供任何迹象表明有所谓减弱的或零散的心理活动，但尽管如此，我们也从不怀疑它们是梦，且不会把它们与清醒生活相混淆。第二类梦虽然自身是连贯的且具有某种明显的意义，但却同时令人迷惑不解，因为我们不知其意义与我们的心理生活有什么关系。例如，梦见一位所喜爱的亲属死于瘟疫便是这类梦之一例。对于类如亲属之死这种事情，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期待、害怕或设想；于是我们会惊奇地问：“我怎么会产生这种念头呢？”第三类梦既没有意义又不可理解，这些梦显得松散、混乱且没有意义可言。我们所做的梦大多数都表现出这些特征，这些特征也构成了对梦加以轻视并认为梦是受到某种限制的心理活动产物的医学理论的基础。这种梦很少不表现出不连贯的特征，特别是在较长、较复杂的梦中尤其如此。

关于显梦与隐梦之间的分别，只对第二类梦、特别是第三类梦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在这两类梦中，我们才碰到种种难解之谜，必须将梦的显意代之以隐意才能理解；我在前面记述并分析的梦，便属第三类梦之一例。但与我们的预期相反，我们又遇到阻碍我们全面理解隐梦的种种动机力量。大量类似经验的重复使我们怀疑，梦的不可理解且混乱的性质与报告显梦背后的隐意的困难之间，存在着某种密切而有规律的关系。在探究这种关系的本质之前，我们可以先转而注意较易理解的第一类梦，这类梦的显意与隐意相互吻合，因而似乎较少有梦的工作参与其中。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对这类梦的研究亦有诸多优势，因为儿童的梦均为此类——重要但不令人迷惑。在此顺便指出，儿童的梦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的论证，以批驳认为梦起源于睡眠中分离的皮质活动。因为，精神功能的这种减退为什么仅为成人睡眠状态的特征而不为儿童所具有呢？另一方面，我们完全有理由预期，对儿童精神过程——当然是极其简单的——的解释，是研究成人心理学不可缺少的起步。

因此我将记述我所收集的儿童梦例若干。一个刚满19个月的小女孩因早上呕吐而一天未进食，她的保姆说这是由于吃草莓的缘故。饿了一天后，（保姆听到）她在夜间叫着自己的名字，并说着：“草莓，野草莓，煎饼，布丁！”可见她显然是在做吃饭的梦，并特别强调那些非常美味的食品。她完全有理由相信，最近几天是吃不到这些食品了。——一个22个月的小男孩同样梦见他吃不到的一顿美味佳肴。在做梦前一天，他要将一篮鲜樱桃作为礼物送给他叔叔，而他自己却只被允许尝一只。他在醒时报告了一条好消息，说“赫尔曼将全部樱桃吃了”。——一天，一个3岁又3个月的小女孩在一个湖上游玩，湖上的航行显然未能让她尽兴，因为她在下船时哭着不肯离去。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她说她一夜都在湖上旅行。实际上，她是在梦中继续白天被中断的湖上旅行。——一个5岁又3个月的男孩在达赫斯坦994山区的徒步旅行中表示不满，每看到一个新的山峰，他都要问那是不是达赫斯坦山，最后还拒绝和大家一起去看一个瀑布。他的这一行为被认为是疲劳所致，但第二天早上他报告的一个梦对此有了更好的解释，他梦见他登上了达赫斯坦山。很显然，他有一个想法，即这次旅行一定要登上达赫斯坦山，但这一想法一直未能实现，并使他深感沮丧。他于是在梦中补偿了自己在前一天未能实现的想法。——一个6岁的女孩995也做一个完全类似的梦。在一次旅行中，因天色已晚，她父亲决定不去计划中的目的地。在回家的途中，她看到另一个地方的路标牌，她父亲答应她下次也去那里。第二天早晨，她告诉父亲，说她梦见他带她去了这两个地方。

这几个儿童梦的共同要素是显而易见的，它们都满足了儿童在白天想要实现但实际上未实现的愿望。这些梦都是简单而未加伪装的愿望满足。

下面是另一个小孩的梦，初看起来似乎不好理解，但也是愿望的满足。这是一个不足4岁的小女孩，因患小儿麻痹症从乡下来到城里。晚上，她住在一位膝下无子的姨母家，睡在一张大床上——当然是对她而言太大了。第二天早晨，她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床太小了，她无法睡进去。如果我们记起孩子经常会表达出“高大”的愿望，那么我们也就不难看出，这个梦也是一个愿望满足。床的尺寸对她的幼小是个令人不快的提示，她应该是个高大的孩子。她于是在梦中纠正了这种不受欢迎的关系，并长得连这么大的床都容不下了。

儿童的梦，即使其内容变得复杂而微妙，我们也不难看出其是愿望的满足。一个8岁的小男孩梦见和阿喀硫斯同乘一辆战车，由狄奥米德驾御。结果发现在做梦前一天，他对一本有关希腊英雄时代的神话传奇书看入了迷，因而我们很容易看出，他把这些英雄当成了自己的榜样，并因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而感到遗憾。996

这些梦例进一步说明了儿童梦的一个特征，即这些梦与白天生活之间的相关。梦中实现的愿望是白天遗留下来的，而且一般都是做梦前一天的愿望，而且在清醒生活中伴有强烈的情绪色彩。进入他们梦中的内容没有不重要的，也不使儿童感到震惊。

在成人身上也可以发现大量这种幼儿型梦例，尽管其内容往往很简明。例如，很多人在睡眠中受到口渴刺激的影响而梦见喝水，以此摆脱口渴刺激并保证睡眠的继续。对有些人而言，这时起床的必要性已经很明白。他们于是梦见已经起床并开始洗漱，或是已经到了学校或办公室。在外出旅行的前一天晚上，我们经常会梦见已到达目的地；同样，在我们准备看一场戏或参加一个聚会之前，其中乐趣往往也因性急而先在梦中得到表现。有些梦的愿望满足以更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因而要看出其中愿望满足，就必须建立某种联系或发现某种意义，即必须进行解释工作。例如，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他年轻的妻子做了一个梦，梦见来月经了。我想，如果这位少妇月经不潮，那她应该知道是怀孕了。因此，她说出这个梦例表明她已怀孕了，而这个梦的意义就在于表达了她的一个愿望，即希望晚些时候再怀孕。在某些异常或极端条件下，这类幼儿型梦例尤其常见。例如，一位北极探险队的队长记述说，他的队员在冰天雪地过冬而饮食单调、给养不足时，总是像小孩那样梦见大吃大喝、堆积如山的烟草以及回到家中等。997

一种并非罕见的现象是，在那些较长、较复杂、且总体看来混乱不清的梦中，总有某一部分显得特别清晰。这一部分明确无误地包含有愿望的满足，但其中却纠缠着另外一些不好理解的材料。但对成人而言，任何稍有分析经验的人都会不无惊奇地发现，即使是那些表面看来极其清晰的梦，也绝不会像儿童梦那么单纯，而且，在明显的愿望满足背后，可能还潜藏着其他某种意义。

如果分析工作能使我们将成人那些没有意义且混乱不清的梦，能像幼儿型那样回溯到做梦前一天强烈感受到的愿望的满足，那确实是对梦这一难题的简洁而圆满的解决。然而毫无疑问，事实很少是这样的，梦通常都充满着各种无关紧要的怪异材料，其表面内容中没有任何愿望满足的迹象。

在结束有关幼儿型及其不加伪装的愿望满足的梦例讨论之前，我必须指出梦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一特征早已有所表现且在幼儿型梦例中尤为明显。这种梦可以用一个祈使句来代替，如“要是湖上旅行时间更长一点就好了！”——“如果我已洗漱完毕并穿上衣服就好了！”——“如果我能拥有这些鲜樱桃而不要送给叔叔就好了！”但梦向我们揭示的远不止这些祈使句，它把愿望表现为已经得到满足，又把愿望满足表现为真实和现在时态，而构成梦的材料虽不是绝对地，但也主要地是各种情境和感觉意象，尤其是视觉形象。因此，即使在这些幼儿型梦例中，也存在着一种可以认为是梦的工作的转换过程，从而使以祈使语所表达的思想转而用现在时态来表达。

四

我们倾向于认为，即使在混乱的梦中，也会发生某些这类转换，虽然我们无从知道，在这些梦中被转换的是否也是祈使语气。但在前面做过相当分析的一个梦例中，有两段表明我们有理由猜测这种可能性。分析表明，我妻子关注饭桌上其他一些人，而我对此感到不快。但梦所表达的内容恰恰与此相反，即代替我妻子在梦中出现的那个人将其全部注意力集中于我。但是，一次不愉快的经验所引起的愿望，莫过于希望其对立面的发生——这正是梦所表现的愿望满足。在分析所揭示的那个痛苦思想，即我从来没有不付代价也获得过什么，与梦中那个妇女说的话即“你的眼神总是那么美丽”之间，存在着完全类似的关系。所以，梦的显意与隐意之间的对立，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愿望满足。

但是，梦的工作的另一个结果，即制作不连贯的梦，更引人注目。就任何一个梦而言，如果我们在梦的观念成分的数量或其记录篇幅与由分析所揭示的梦念以及梦所隐含的各线索之间做出比较，那么我们将毫无疑义地发现，梦的工作已完成了大量压缩或凝缩工作。在分析刚开始时，我们很难就凝缩的程度做出判断，但随着分析工作的深入，凝缩作用的印象就越来越深刻。显梦的每一成分都能引起两条或多条联想线索，而每一梦境也似乎是两个或多个印象或经验结合而成的。例如，我曾做过一个有关游泳池的梦，其中游泳者分散各处，在各个方向上游着。在池边岸上一角，有一个人向另一个正在游泳的人弯下腰，好像是要拉她上岸。这一梦境是我对青春期时的一次经历的记忆和两幅画结合而成的，其中一幅是我在做梦前不久看到的。两幅画中，一幅来自施温从麦路辛传奇故事改编而成的连环画，表现了水仙子在池中受惊的场面。另一幅是意大利一位大师画的《洪水》。记忆中的那次青春期经历，是我看到游泳学校的一位教练帮一个妇女上岸，她一直在池内游到换场时间。——在前面那个选来说明分析的梦例中，对梦境的分析引起了我的一些细小回忆，其中每个回忆都对梦境的形成作出了贡献。首先是我求婚时的那段插曲，其中未婚妻在桌子下面抚爱我的手为梦中“桌子下面”这一细节提供了来源。关于这一细节，我不得不把它作为事后思考加入梦的记忆中。那段插曲中无疑还有“转向于我”的情节，分析表明，这一成分是通过对事实的反面表现而构成一个愿望满足，并与我妻子在吃客饭时的行为相关。但是，在这一近期回忆的背后，还潜藏着我在求婚时的一段完全类似但重要得多的情节，它使我们一整天都郁郁不欢。她亲密地把手放在我的膝上，这属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背景，并与别人有关。梦的这一成分转而构成两组不同记忆的出发点——等等。

为建构梦境的目的而组合到一起的梦念材料，其本身必然与这一目的相适应。在所有这些构成要素中，必然有某种或某些共同成分，梦的工作此时的所作所为就像弗朗西斯·高尔顿在建构其家庭照片时所做的那样。它由此将这些要素叠置一起。在组合而成的画面中，不同要素的共同成分必然尤显突出，而相互对立的细节则或多或少地相互抵消。梦的这种建构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梦的内容中的许多成分所具有的不同程度的模糊性。基于这一发现，释梦建立起如下规则：在对梦的分析中，如果某一不确定性可以分解为“要么……要么”，则为了解释的目的，我们必须代之以“以及”，并将每一种明显的选择作为一个联想系列的独立起点。

如果不同梦念之间不存在这种共同成分，那么梦的工作就会为之创造一个共同成分，从而使不同梦念能够在梦中得到共同的表现。将两个不具有共同成分的梦念结合起来的最便捷的方法，是对二者之一做出语言形式的变换，从而中途与另一个也可能类似的以新的语言形式出现的梦念相结合。押韵词的构思中也存在着一个与此类似的过程，其中必须找出一个音作为相互押韵的两个词的共同成分。梦的工作主要就在于创造这种中介思想。中介思想一般都非常精巧，尽管其间关系往往不能一眼看出来。它们随后便构成显梦与梦念之间的联结纽带，而显梦内容和梦念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本质上都是相互不同的，并都为梦的诱发因素所决定。我们前面分析的一个梦为此提供了实例，其中，一个思想为了能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思想发生联系而变换为一种新的形式。在分析过程中，我产生了下列想法：“我有时想不付代价地获得什么东西。”但是，以这种形式表达的梦念是不能进入梦境的，因此它又变换为一种新的形式：“我不想不用开销[“Kosten”]998就能获得某种享受。”这样，“Kosten”一词的第二种意义就适合“进餐”这一观念群了，并由此表现为梦中的菠菜。当孩子不吃这道菜时，母亲就会劝他“尝[kosten]一口”。梦的工作如此随便地利用语言的歧义性，这一点似乎显得离奇，但分析经验的积累将表明，这种事情是经常出现的。

梦境的某些成分为梦所特有而不可能发生于清醒的观念活动，凝缩过程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这里我指的是那些“聚合的”和“复合的”形象以及各种奇异的“复合结构”，就像东方传说中杜撰的复合动物似的。然而，后者早已成为我们思想中约定俗成的形式，而我们在梦中不断地建构无穷无尽的新的复合形式，对这些结构，我们从自己的梦中都非常熟悉。

这种复合形象可由多种方式形成，如我可以通过综合两个人的特征而构成一个人物形象；我也可以在梦中梦见一个人，却给了他另一个人的名字；或者是梦见一个人处于另一个人的角色之中。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不同个体的特征在梦中组合为一个单一的表征。这具有某种意义，意在指出“和”或“正如”之类的关系，或者是将两个原型人物在某些方面加以比较，而且这些比较甚至在梦中就已完成。然而一般说来，被组合的各人的共同成分只有通过分析才能发现，而且只有通过梦中的复合形象才能表现出来。

同样，梦中发生的大量复合结构也可以由多种方式形成，其解释也服从同样的规则。这里我无须引证任何实例。这些复合结构，只要我们下决心不把它们归之于清醒知觉对象而意识到，而记住它们只是梦的凝缩作用的产物，并且是在简洁而有效地强调以这种方式加以组合的各对象的共同成分，那么其奇异性便烟消云散了。这些复合结构的共同成分一般说来也只有通过分析才能发现。梦的内容仅仅是在说：“所有这些事物都有一个共同成分。”以分析的方法来分解梦的这些复合结构，是理解梦的意义的最便捷途径。——例如，我有一次梦见和上大学时的一位老师起坐在一条板凳上，周围还有许多板凳，我们坐的板凳正以极快的速度向前移动。这是一个报告厅和一条活动路面999的组合，此处不做进一步分析。另一次我梦见坐在火车上，腿上放着一件形如圆筒帽的东西，却是用透明玻璃制成的。这一梦境立即使我想起一句谚语：“手里拿着一顶帽子，你便可以走遍全国。”玻璃圆筒则使我想到炽热的煤气罩；于是我立即明白，我想做出一项能使我致富和独立的发明，就像我的同胞奥尔·冯·威尔斯巴赫博士那样，而且我应该外出旅行而不是呆在维也纳。梦中我带着我的发明、玻璃圆筒形的帽子去旅游——当然，这个发明还没有什么应用价值。——梦的工作尤其善于用同一个相同的复合结构来代表两个对立的观念，如一个妇女梦见自己拿着高高的花枝，就像《圣母领报》（the Annunciation）图中的天使一般（这代表天真无邪；恰巧，她自己的名字就是玛丽亚）。另一方面，花枝上长满了像山茶花似的大花朵（这代表了天真无邪的对立面，与《茶花女》相关联）。

我们所了解到的梦中的凝缩作用可以大致概述如下：梦境的每一成分都是由不同梦念材料“多因素决定的”；它并非来自某个单一的梦念成分，而可以回溯到全部梦念。这些成分在梦念中未必是密切相关的，而可以分属于相差甚远的梦念。从其最严格的意义上讲，梦的一个成分是梦的内容中所有这些互相关联材料的一个“代表”。但是，分析还揭示了梦的内容与梦念之间相互关系的另一个方面。正如梦的每个成分都与若干梦念相关一样，每个梦念也都可以由梦的多个成分加以表现；联系的线索并非单向地从梦念向梦的某一内容汇聚，而是在整个过程中双向相互交叠。

凝缩作用和由梦念向梦境的转化（“戏剧化”），构成了梦的工作的最重要、最特殊的特征。但我们至此尚未论及必须对材料加以压缩的动机。

五

就我们现在所关心的复杂且混乱的梦而言，光有凝缩作用和戏剧化还不足说明梦念与梦的内容之间的巨大差异。这其中还有第三个因素在起作用，我们需细加推敲。

首要的是当我们通过分析而对梦念有所了解时，我们发现，显梦的材料与潜隐梦念的材料大为不同。这肯定只是表面现象，若通过仔细分析，这一差异便不复存在，因为我们最终发现，全部显梦是由梦念派生出来的，而且，几乎全部梦念在显梦的内容中得到表现。但尽管如此，其间仍存在某种差异。在梦中突出而明显并构成其主要内容的东西，实际上在梦念中只起着极其次要的附属作用；而我们觉得最为突出的梦念，则完全可能不以观念材料形式在显梦中出现，或者只在显梦的某个模糊的边缘区域出现。我们可以将此描述为：在梦的工作的过程中，思想和观念的精神强度会转移到其他在我们看来不重要的事物上。其他任何过程都不能如此地掩盖梦的意义并使显梦与梦念之间的关系难以辨识。这一过程我们称之为“梦的移置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思想的精神强度即它的重要性和情感潜能，被转换成感觉的生动性。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显梦中最清晰的成分正是最重要的，但实际上，[由于移置作用的发生]往往正是那些不甚清晰的显梦成分，才是主要梦念的直接派生物。

[用尼采的话来说]我所谓的移置作用也可称为“精神价值的转换”。但是，对这种现象，我不想做出全面评估，而只想指出，这种移置作用或精神价值的转换在不同的梦中，其发生的程度相差甚远。有些梦完全不发生移置作用，这就是那些具有意义且可理解的梦，如那些不加伪装的愿望表达的梦。但也有一些梦，其中梦念的精神价值发生了全面转换，或者说，梦念中的全部重要因素均已被代之以琐屑之事。而且，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我们可以发现一系列过渡情况。一个梦越显得模糊和混乱，那么移置作用在它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

就我们前面的例梦而言，它所显示的移置作用达到如下程度，即它的内容具有一个与梦念不同的中心，那就是有一位妇女似乎要向我表示亲近，而梦念强调的重点是享受一次无私的爱的愿望，是一种“不付任何代价”的爱——这一观念潜隐在短语“美丽的眼睛”和联系松散的“菠菜”这一引喻的背后。

如果我们通过分析解除梦的移置作用，那么我们就可以对有关梦的两个争议最大的问题获得完全可靠的信息，即有关梦的诱因问题和梦对清醒生活的关系问题。有些梦直接表明是白天活动的派生产物，也有些梦根本看不出这种派生关系。我们借助于分析可以发现，每个梦都毫无例外地回溯到前几天发生的某一印象，或者更准确地说，回溯到做梦前一天的某一印象。作为梦的诱因的这种印象，可以是我们在白天最关心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梦是在继续完成白天的重要活动。然而，如果在梦的内容中有与前一天的某一印象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一印象一般而言都是琐屑而无关紧要的，回忆不起来的，只有费一番心思才能想起来。而且这种情况下，即使梦的内容就其本身而言是连贯且可理解的，它所关心的也只是那些在白天不可能引起我们任何兴趣的琐屑之事。人们之所以无视梦的重要性，就在于梦往往喜欢用无关紧要的琐屑之事为内容。

分析澄清了这种否定判断的假象。如果一个梦以某一无关紧要的印象为诱因，那么分析总会揭示出一个重要经验，梦者完全有理由受到它的激发而做梦。这一经验在梦中为一个不重要的经验所代替，它可以激起大量联想。若梦的内容是一些无关紧要、毫无趣味的观念材料，分析必定会揭示出大量与此相关的联想，而这些联想在梦者看来都具有极高的精神价值。如果进入梦中的印象和材料是无关紧要和琐屑的，而不是合理激发的和有趣的，那么这只能是移置作用的结果。如果我们将梦的显意代之以隐意，并以由此而获得的新的顿悟为基础来回答梦的诱因问题和梦与白天事物之间的关系问题，那么我们就会得出以下结论：梦绝不会关心那些我们在白天认为不值得关心的事，而在白天不会对我们产生影响的琐屑之事也不可能进入梦。

我们前面分析的那个梦例，其诱因是什么呢？正是我的朋友免费送我回家这一无关紧要的事件。梦中进餐一幕便隐含着对这一不重要的诱因的隐喻，因为我在交谈中将计程车与进餐做了对比。但我也可以指出这一琐事所代表的一次重要经历。几天前，我为我所喜爱的一位家人付了相当一大笔费用。梦念说，如果这位家人为此感激我，那也不奇怪，因为这种喜欢不是“免费的”。然而，居于梦念前沿的正是这种不付代价的爱。不久前，我曾带着这位家人坐过几次出租车，正是这一事实才使我有可能由和朋友坐车一事想到与另外一个人的关系。

因这种联想而构成的梦的诱因的不重要印象，还要受到另一个条件的限制，这条件并不是梦的真正根源，即它必须是从做梦当天派生出来的近期印象。

在结束讨论梦的移置作用之前，我不能不指出梦的形成中的一个明显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凝缩作用和移置共同起作用。在考察凝缩作用时，我们已经看到，具有某一共同成分某一联系点的两个梦念如何在显梦中被一个复合观念所替代的方式，其中一个相对明显的核心代表了它们的共同点，而不甚明显的次要细节则代表了它们的不同方面。如果在发生凝缩作用的同时还发生移置作用，那么所建构的就不是一个复合观念，而是一个“中介的共同实体”，它与两个不同元素都发生关系，就像平行四边形的两个分量产生一个合量一样。例如，在我的一个梦的内容中含有注射丙基（propyl）的问题。分析首先只是使我联想到一次无关紧要的经历构成梦的诱因，这次经历包含戊基（amyl）的作用。但我还不能肯定梦是在戊基和丙基之间发生混淆。然而，在这同一个梦的所有观念群中，还包括了我首次去慕尼黑的回忆。那次去慕尼黑，我对propylaea1000印象深刻。分析使我有理由设想，正是这第二组观念对第一组观念的影响，才造成了从戊基向丙基的移置作用。丙基构成了戊基与propylaea的中介观念，并通过同时发生的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而作为一种妥协进入显梦之中。1001

对于发现梦的工作的这些令人迷惑的努力，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而言，更迫切需要加以研究的是移置作用过程，而不是凝缩作用过程。

六

我们很难从显梦中发现或认出梦念，主要就是移置作用造成的，除非我们能够理解梦念发生化装的原因是什么。但梦念还要经受另一种较温和的转换，它使我们发现梦的工作方面的一个易于理解的新的成就。我们通过分析最初发现的梦念，往往以其不同寻常的表达方式使我们感到惊奇。它们不是以通常的思维语言形式表现，而是相反地以明喻、暗喻或类似诗歌语言的形象加以象征表现。对于梦念表现方式的限制条件，我们不难做出说明。梦的显意大多以图画式的情景来表现，因而梦念首先必须经历相应的改变以适合这种表现方式。如果我们想象用一些列图画形式来表达一篇政治性社论或法庭辩护词，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梦的工作因适应在显梦中的表现力考虑而做出的种种改变了。

梦念的精神材料通常都包含对印象经验的回忆——这种经验往往都回溯到童年早期——并以视觉形象表现出来。梦念的这一部分只要有可能，就会对显梦的形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它就像是结晶作用的核心，吸引着梦念材料并影响其分布。梦境无非就是这类印象深刻的经验的某种变化形式的复现，并因插入各种成分而复杂化。相反，真实情境很难以原来面貌直接呈现于梦中。

然而，梦的内容并非完全由各种情境构成，它也含有视觉映象和言语的不连贯片断，甚至还含有未加改变的思维片断。因此，或许我们应该对梦的工作以某种为梦所必需的独特表现形式来复现梦念的种种方式，做出简要的说明。

分析表明，梦念是一种结构非常复杂的精神情结，其不同部分之间具有多种逻辑关系：它们代表突出的地位和背景、各种条件、枝节和例证、一系列证据和反论。每一思路都必然伴有其对立面，清醒思维所具有的一切特征，均在这种材料中有所表现。所有这些，要变成一个梦，则其精神材料就必须经历巨大的压缩作用，经历导致某种新形式的内部分化作用和移置作用，以及对其中最适合于梦境建构的那些部分的选择。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材料的起源，那么这一过程就可以称为“回归作用”。但在回归这种转换过程中，精神材料失去了原有的逻辑关系。梦的工作接受过来加以处理的，似乎只是梦念的实质性内容。恢复被梦的工作破坏了的这些关系，则是分析工作必须完成的任务之一。

较之与理智的语言表达，梦所能利用的表达方式可以说是贫乏的；但是，梦再现梦念中存在的逻辑关系亦非完全没有可能。相反，它往往能成功地以其自身结构的形式特征来代替这些关系。

首先，梦因为要把梦念的全部材料结合为单一的梦境，它就必须考虑到梦念不同部分之间无可怀疑地存在的联系。它以时空的近似性来再现梦念的逻辑联系，恰似帕拉萨斯派画家用一组绘画来表达诗歌一样。确实，它们绝不会集中于某一座山头上；而是肯定要形成一个概念群。梦将这一再现方法贯彻到细节部分，而且，当梦念中有两个成分非常靠近时，这就表明与这两个部分相对应的梦念材料之间具有某种密切的关系。我们偶尔也可以通过分析看到，同一个晚上做的梦都来自同一组思想。

两个梦念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梦中或者可以不加表现，或者也可以代之以两个不同长度的梦之间的系列关系。这种系列关系与梦念的因果关系是相互颠倒的，梦的开头代表结果，而梦的结尾代表原因。一事物在梦中向另一事物的直接转换，似乎也代表着因果关系。

“要么……要么”的选择关系绝不会在梦中得到表现，二者在梦中表现为同样有效的内容。我们已经指出，“要么……要么”的选择关系在梦的记录中应转换成“和”的并列关系。

对立观念在梦中倾向于被同一成分加以表现。1002就梦而言，永远不会存在“不”，两个思想的对立即颠倒关系，可以在梦中以最显眼的方式表现出来，它能够以作为其对立面的另一段梦加以表现。这里我们又碰到另一种表达矛盾的方法：梦中常见的动作抑制感也能用以表达两个冲动之间的对立，此即意志冲突。

在所有这些逻辑关系中，只有一种即相似性、和谐或共同属性的拥有，为梦的形成机制所特别关注。梦的工作以此作为梦的凝缩作用的基础，把所有显示出这种一致性的材料结合成一个新的统一体。

关于梦用以表达梦念逻辑关系的形式方法，当然不是这一简略评述所能全面说明的。不同梦的建构在这一方面都是相当仔细的，它们与梦念保持着不同程度的密切联系，也或多或少地利用着梦的工作的方便手段。在第二种情况下它们也表现出模糊、混乱和不连贯的特征。然而，如果一个梦明显地表现出荒谬，如果其内容表现为显然的无稽之谈，这是有意为之的；那么，它对逻辑的全部要求的公然忽视，正表达了梦念中的一段理智内容。梦的荒谬性表现了梦念中的矛盾、奚落和嘲笑。由于这一论断与一种观点尖锐对立，即认为梦是分离的、且失去批判力的心理活动的产物，所以我想举一例以示强调。

我的一位熟人M先生受到一篇文章过分激烈的抨击，抨击者无疑是歌德。M先生当然是被击垮了。他在吃饭时向几个朋友大加抱怨，但他的这一个人经历并未影响到他对歌德的敬意。现在我想弄清时间关系，但又似乎不可能。歌德死于1832年，他对M先生的抨击自然是在此之前，因此，M先生那时一定很年轻，好像是18岁。然而，到底是哪一年，我却不敢肯定，从而使整个计算陷入混乱。恰巧，抨击包含在歌德那篇《论自然》的著名文章中。

M先生是个年轻的商人，对诗歌和文学毫无兴趣。这一情况使梦的荒谬性更显突出。然而我确信，如果我对此梦进行分析，我毫无疑问能成功地揭示在其荒谬中包含了多少“方法”。

这个梦的材料有三个来源：

（1）M先生是我在一次会餐中认识的。有一次，他要我对他哥哥进行检查，他哥哥具有[全身性麻痹]的迹象。在我和患者交谈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场面，因为他无缘无故地谈起了他弟弟年轻时的蠢事。我问起患者的生年（参较梦中歌德死期），并要他做一些数字计算以检验他的记忆力。

（2）我是一家医学杂志的编委之一。这本杂志发表了一篇“毁灭性”的批评文章，是一位年轻评论员对我的柏林朋友F的一本书写的书评。我要求编辑消除这篇文章的影响；但他虽然表示了歉意，却无法做出任何更正。我因此断绝了与这家杂志的关系，但在断交信中表示，希望不要因此而影响到我们的私人关系。这是做梦的真正来源。对我朋友的著作表示不欢迎，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看来，这本书含有一个重大的生物学发现，直到多年以后的现在，才开始受到专家们的注意。

（3）一位女患者告诉了我关于她弟弟发病前不久的一次经历，他是怎样疯狂地喊着“自然！自然！”他就诊的医生相信，这一叫喊来源于他对歌德有关这一问题的那篇著名论文的阅读，并表明他在这方面因学习过度而劳累。我已指出，在我看来，更合理的解释是，他对“自然”这个词的叫喊，具有未受教育的人用这个词时的性的意义。至少有一个事实不否证我的这一想法，即这位不幸的患者后来竟割断了自己的生殖器。他在发病时正是18岁。

就梦的内容而言，在我自己的自我背后，首先潜藏着我的朋友，他受到了批评者如此不公正的对待。“我想弄清时间关系。”我朋友的那本著作研究了人生的编年资料，并指出，歌德的寿命年数是若干在生物学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的倍数。但这个自我却与一个麻痹患者相比较：“我不敢肯定实际上是哪一年。”因此，梦把我的朋友表现得像一个麻痹性患者，这实在是荒谬。但梦念却嘲弄地说，“自然，他[我的朋友F]才是十足的傻瓜，而你[评论员]才是一个天才，而且无所不知。难道就不能是恰恰相反吗？”这种颠倒在梦中是常见的。例如，歌德抨击年轻人是荒谬的，但年轻人攻击伟大的歌德则是很自然的。

我认为，没有哪个梦不为利己主义动机所驱使。事实上，这个梦的自我不仅代表了我的朋友，同时也代表我自己。我在梦中将自己等同于他，是因为他的研究发现的命运，似乎预示了我自己的发现的未来命运。如果我要提出一种理论，强调性在精神神经症起源中的作用（参见那位18岁患者叫“自然！自然！”的隐喻），那么我将会遭到同样的批判，而我也已做好准备，以同样的嘲弄加以应对。1003

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梦念，我们会继续发现，嘲弄是显梦之荒谬性的关联。众所周知，歌德正是在威尼斯海滩浴场发现了羊的碎裂头盖骨，才使他产生了所谓头盖骨的“脊椎说”的想法。我的朋友吹嘘说，在他还是学生时就策动了一次风暴，导致一位老教授的辞职，教授虽曾（因在比较解剖学领域的贡献而）很出名，但因老年痴呆症不能再执教了。因此，我朋友的鼓动正好有助于对德国大学教育体制的斗争，根据当时的体制，大学里的学术人员没有年龄限制——因为年龄并不能抵御愚蠢。——在这所医院，我有幸在一位顽固且几十年来一直臭名昭著的弱智的领导人手下工作数年，而他却继续担任着领导职位。这一点使我想起了一个根据海滩浴场的发现而产生的说法。我在医院里的一些年轻同事联系这个人物，对当时流行的一首歌词加以改编说：“这根本不是歌德写的，这根本不是席勒编的……”1004

七

关于梦的工作，我们的讨论还没有结束。除了凝缩作用、移置作用和对精神材料的形象化处理外，我们还不得不指出梦的工作的另一活动，虽然这种活动未必在每个梦中都出现。关于梦的工作的这一部分，我不想做全面阐述，而只想指出，理解其性质的最简单方法是假定，这一活动只有在梦的内容已经形成之后才发生作用。因此，它的功能在于对梦的各成分加以组织，使之看起来像是一个连贯的整体。这样，梦就获得了一个外观（虽然它不能对梦的内容进行全面的掩盖），因而也就通过稍加修改而获得了初步的解释。顺便指出，对梦的内容的这种修改，只有在不过分拘泥于细节时才有可能，而它对梦念的表现仍可能有奇怪的误解。在对梦进行分析之前，我们必须对这种解释企图的背景加以澄清。

梦的工作的这一部分，其动机显而易见。即对梦的这最后修正是出于可理解性的考虑，而且，这一动机也揭示了这种活动的起源。它对梦的内容的处理方式，和正常精神活动对所呈现的知觉内容的处理方式相同。它以某些预期观念为基础来理解梦的内容，甚至在刚知觉到梦的内容时就以其可理解的假定对之加以安排；它在这样做时冒着歪曲梦的内容的危险。事实上，如果它不能使之与所熟悉的事物相一致，便会陷入最不可思议的误解中。众所周知，如果我们不根据已知的某些东西从可理解性的考虑去歪曲知觉，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看出一系列不熟悉的符号或听出一连串不懂的字词。

经历这种与清醒思维完全类似的精神活动修正过的梦，可称为“构造完好”的梦。在有些梦中，这种活动完全失败，甚至根本没有安排或解释梦材料的企图；而且，由于我们在醒后觉得自己与梦的工作的这最后一部分相同，因而做出梦是“完全混乱”的判断。但从分析的角度看，由一些不连贯的片断随便堆积起来的梦，与详加修饰并具有门面的梦，同样是有价值的。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确实还省去了消除梦内容的附加成分的麻烦。

但是，如果认为梦的外观只是我们心理生活的意识动因对梦的内容强加的误解或任意的修饰，那就错了。在构造外观时，梦的工作经常利用预先存在于梦念中的表达愿望的幻想，这种幻想与我们所熟悉的在清醒生活中的“白日梦”具有同样的性质。通过梦的分析所揭示出来的表达愿望的幻想，一般都是幼儿期某些景象的复现或修改形式，因此在某些情况下，梦的门面直接揭示了梦的真实核心，只是这一核心被其他附加材料歪曲了而已。1005

除上述四种活动外，梦的工作不再展现其他活动。如果我们把“梦的工作”定义为将梦念转换为梦的内容的过程，那么我们就会得出结论，即梦的工作不是创造性的，它本身不产生任何想象物；它不做任何判断和结论；除了对材料的凝缩、移置并将之转化为图像形式，外加最后一点解释性修正作用外，它不具有其他任何功能。的确，我们在梦的内容中发现有一些事物，并倾向于认为是其他更高级理智功能的产物；但在每一个梦中，分析都令人信服地表明，这些理智活动早已在梦念中完成，只是被显梦接受过来而已。梦中得出的结论无非只是梦念中某一结论的复现。梦念结论如果不加改变地进入梦中，便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梦的工作将某一梦念结论移置其他材料，则这一结论会显得荒谬没有意义。梦的内容中出现计算只是表明了在梦念中有计算；但是，虽然后者总是理性的，如果梦的成分受到凝缩或其数学运算被移置其他材料，那么梦中计算会产生最意想不到的结果。甚至梦中言语也不是原生的，它们实际上是说过、听过、读过的言语之大杂烩在梦念中复活，并完全再现于梦中，但它们的起源则被完全忽视，其意义也受到极大的改变。

关于这些论断，我们可以提供若干实例为证。

（1）一个女患者做了如下听起来天真无邪结构完好的梦：

她梦见和厨师一起去市场，厨师提着篮子。她想向肉商买些什么，但肉商说“那已经没有了”，并拿出别的什么东西说：“这也挺好。”她没有买，又走向一个卖蔬菜的妇女。这位妇女劝她买某种捆成束但已变成黑色的菜。她说：“我不认识它，不想买。”

“那已经没有了”一句话起源于治疗本身。几天以前，我用这同样的话向患者解释说，童年早期的回忆“已经没有了”。但这句话在分析中却被“移情”和梦所代替，因此我就是梦中的肉商。

另一句话“我不认识它”产生于完全不同的情境。在做梦前一天，她责备了同样出现于梦中的厨师，说：“你应行为检点些！我不认识它！”意思无疑是说，她不理解也不能容忍这种行为。作为移置作用的结果，这句话只有较为质朴无邪的一部分才进入梦中；但在梦念中起作用的只是这句话的另一部分。因为梦的工作已把一个想象的情境还原到完全不可理解和极端天真的程度，在这想象的情境中，正是我对这位夫人以某种不太检点的方式行为着。但是，患者在其想象中所期待的这一情境本身，只是她曾实际经历过的某一事件的一种新的变式而已。1006

（2）以下是一个包含数字、显然没有意义的梦。她要去付某种费用。她女儿从她的（母亲的）钱包里拿出3弗洛林65克鲁斯。她对女儿说：“你做什么？那只需21克鲁斯。”

梦者是外国人，她女儿在维也纳上学。只要她女儿在维也纳，她就能够继续接受我的治疗。做梦前一天，女校长向她建议，让她女儿再续读一年。如果这样的话，她也就能继续治疗一年。如果我们记起“时间就是金钱”，就能理解梦中数字了。365是一年的天数，对钱而言，365克鲁斯就是3弗洛林65克鲁斯。21克鲁斯的钱数正是3个星期的天数，也是女儿学期结束前所剩的天数，因而也就是她能继续接受治疗的天数，所以，患者拒绝女校长的建议，显然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这也是梦中提及钱数之少的缘故。1007

（3）一位虽年轻却已婚多年的女士接到一个消息，说她的一位几乎与她同龄的熟人艾丽斯小姐订婚了，因此她做了下面一个梦：

她和丈夫一起在剧院看戏。剧院另一边座位全空着。她丈夫告诉她，艾丽斯·L原也想和未婚夫一起来看戏，但未买到好座位——1弗洛林50克鲁斯3张的票——他们当然没有买这种票。她想，如果他们买了，也没有什么害处。

我们感兴趣的是梦念的材料中这些数字的来源及其所经历的变化。1弗洛林50克鲁斯是怎么产生的呢？它产生于前一天的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件。她丈夫给了小姑子150弗洛林，小姑子很快花了这些钱买了一件珠宝。150弗洛林就是1弗洛林50克鲁斯的100倍。梦中发现的戏票张数“3”，正是那位刚订婚的女友小她的月份，即比她小3个月。梦境是她丈夫经常用以取笑她的一件小事的重复。有一次，她非常急于预购一出戏的门票，结果发现有一半座位票尚未出售，因此她完全没有必要如此着急。同时我们不能忽略梦中有一种荒谬性，即两个人买3张票。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梦的梦念是：“这么早就结婚是荒谬的，我完全不必如此着急。”从艾丽斯·L的情况看来，我最终总会找到一个丈夫的。的确，“如果我耐心等待的话，我可以找到一个比现在好100倍的丈夫”（一件珠宝），“我的钱”（即嫁妆）“可以买到3个像我丈夫这样的男人”。1008

八

我们既已通过前面的讨论对梦的工作有所了解，不免会想，梦的工作是一种十分奇特的精神过程，而且就我们所知，还没有什么过程与之相类似。于是，我们似乎将过去对梦的惊奇全部转移到梦的工作上。然而事实上，梦的工作只是我们对一系列精神过程的初步发现，这些过程产生着癔症症状、恐怖症、强迫症以及妄想等。对这些精神过程而言，凝缩作用，尤其是移置作用，也构成了它们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向图像形式的转换仍然是梦的工作所独有的特征。如果这一解释置梦于一个独立的系列而与精神疾病所产生的其他结构相并列，那么我们就更有必要去发现诸如梦的形成这类过程的主要决定条件了。如果说，无论是睡眠状态还是疾病状态，都不属于这些决定条件，那么我们不免会感到惊讶。正常人日常生活的全部现象，如遗忘、口误、笨拙动作以及某一特殊类型的错误等，其产生的精神机制均与梦及癔症等其他症状的机制完全相类似。1009

问题的关键在移置作用，它是梦的工作的特殊成就之最为突出者。如果我们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就会认识到，移置作用最关键的决定条件是纯粹精神性的，即某种在本质上属于动机的因素。在梦的分析中，我们应考虑那些不可回避的经验。在分析我们那个样梦时，我不得不中断第640页上有关梦念的报告；因为，正如我所承认的那样，有些梦念我不可公之于众，而有些梦念则不免在某些重要方面造成对别人的伤害。我也曾指出，就对其分析的报告而言，选择其他任何梦例都会如此，即对每个内容模糊或混乱的梦的分析而言，其中都必然有些梦念需加以保密。但是，如果我继续分析我自己的梦而不涉及别人（的确，像我的那个完全属于个人经验的梦很少会有意涉及别人），那么我逐渐就会发现某些令我吃惊的梦念，而这些梦念的存在我却未意识到；它们对我不仅是异己的，而且也是令人讨厌的，我因而也必然会竭力加以反对，虽然这些梦念会在分析中坚持不绝。只有一种方法能说明这种普遍存在的事态，即假设这些梦念真的存在于我的心灵之中，并拥有一定的精神能量或强度，但却处于一种独特的精神情境中，从而不能进入我的意识（我把这种情境称为“压抑”的一种）。因此，我们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即在显梦的模糊性与某些梦念的压抑状态（即不能进入意识）之间，具有某种因果联系。梦必然是模糊的，从而不至于暴露被禁止的梦念。于是我们便获得“梦的歪曲”（“dream-distortion”）这一概念，它是梦的工作的产物，目的在于伪装。

对此，我可以用上述分析的样例进行检验，探究以歪曲的形式进入梦中的梦念是什么，而这样的梦念一旦被揭示，我便倾向于加以排斥。我记得，当时免费乘车使我想起最近一次带着我的一位家人乘车时花掉的巨大费用，对梦的解释是：“我想体验一次不付任何代价的爱”，而且在做梦前不久，正是为了这位家人的缘故，我花了相当一笔钱数。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即我为花去这一笔费用而痛心。我在梦中想要得到一次无偿的爱，只有在我认出这一冲动后，才获得了意义。当然，我可以坦白地承认，我在当时决定付出这笔费用时是毫不犹豫的。至于我自己因此而痛心，这一点我自己并未意识到。为什么未意识到，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它属于另一码事。

如果分析的不是我自己的梦而是别人的梦，那么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尽管相信这一结论的根据会有所不同。如果梦者是健康人，那么要使他认出已经发现了的被压抑的观念，除了向他指出梦念的背景外，别无其他方法。如果他拒绝承认它们，那我也无能为力：但对于神经症患者而言，例如癔症患者，他更易于接受分析所揭示的压抑观念，因为这种观念与他的疾病症状有关，且把这些症状代之以被压抑的观念有助于改善其症状。例如，在上述梦见3张戏票值1弗洛林50克鲁斯的那个女患者的病例中，分析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即她对自己的丈夫评价很低（如她认为可以找到一个“比他好100倍”的丈夫），她后悔嫁给她，以及她想换一个丈夫等。她确实声称爱她的丈夫，而且她的情感生活并不表明她看不起丈夫；但她的症状和她的梦一样，都指向同一个结论。而且，在她曾一度有意识地不爱丈夫这一被压抑的记忆恢复后，她的症状以及对梦的解释的抵抗就消失了。

九

我们既已建立起压抑概念，并揭示了梦的伪装与被压抑的精神材料之间的关系，因此能够就通过梦的分析而得出的基本发现做出一般的说明。我们发现，那些可理解且具有意义的梦，是不加伪装的愿望满足；也就是说，在这种梦中，梦境表达了对某一为意识所知的愿望的满足，它来自白天的生活，且必然引起梦者的兴趣。对那些模糊且混乱的梦的分析，也得出了完全类似的结论：其梦境也表达了一种愿望的满足，这种愿望均来源于梦念；但却以某种不可辨认的方式被压抑着，只有通过在分析中加以追溯才能解释。这种梦的愿望或者为意识所不容而被压抑，或者是与某些被压抑的思想有关并以此为基础。因此，这种梦的规律如下：它们是被压抑愿望的伪装满足。有趣的是，从这一点来看，那种认为梦预示未来的通俗信念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实际上，梦所表现的未来，并不是即将发生的未来，而是我们所希望的未来。因此，对梦的通俗看法和对其他事物的通俗看法一样：它希望什么便相信什么。

就与愿望满足的关系而言，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以不加伪装的形式来表达一个未受压抑的愿望，这种梦通常为幼儿型的梦，在成人身上很少发生。第二，以伪装的形式来表达一个被压抑的愿望。显然，我们所做的梦大多属于此类，且需要分析才能理解。第三类梦虽然也表达一个被压抑的愿望，但很少甚或没有伪装，一般都伴有焦虑并为焦虑所阻断。在这种情况下，焦虑代替了梦的伪装，而在第二种情况下，焦虑只是因为梦的工作而得以回避。我们不难证明，在梦中引起我们焦虑的观念内容，都曾是一个愿望，但却一直遭受着压抑。

还有一些带有痛苦内容的梦，虽然很清晰，但梦本身并不显得痛苦。正因为如此，这种梦不能算是焦虑梦，但一直被当作梦没有意义和精神价值的证据。对这种梦的分析将表明，它们是伪装完善被压抑愿望的满足，也就是说，这种梦属于第二类。分析也将表明，这种梦巧妙地采用了移置作用来伪装愿望。

一个女患者几年前曾亲眼看到她姐姐的第一个孩子死了，她姐姐的孩子只活下一个，而她却梦见这个孩子在同样情境中死去。她对此毫无悲伤，但却自然地否认这个梦境会表达她的任何愿望，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假设这类愿望的存在。然而，正是在几年前第一个孩子去世时，她看到了她所爱的人并与之说了话；因此，如果第二个孩子死了，她自然就能够又一次在姐姐家看到这个人。她渴望这种会见，但又不愿经历这种情感。在做梦前一天，她得到一张入场券，那是她仍然钟爱的那个人所做的一场报告。她的这个梦其实很简单，表达了一种迫不及待的愿望，和那些在旅游、看戏、娱乐等活动之前做的梦相似。但为了对这一愿望加以伪装，梦境被移置到一件最不适于产生欢乐感情的事件上，虽然实际上曾在这种事件中产生过欢乐。我们应该指出，梦中的情感行为适合于梦境背后的真实内容，而不是适合于梦境本身。梦境所预示的是她一直渴望的一次见面，而没有提供任何痛苦情感的基础。1010

十

迄今为止，哲学家们尚没有机会关注压抑的心理学。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梦的形成中事件的发展过程建立一种形象化的意象来先行研究一下这一尚未知的问题。我们已经提出的图示——当然并非仅仅取自梦的研究——的确相当复杂，但我们不能再简化了。我们的假设是，我们的心灵机构具有两个思想建构的动因，其中第二个动因的产物能自由进入意识，而第一个动因的活动本身就是潜意识的，并只能通过第二个动因才能进入意识。在这两个动因之间有一个稽查作用，它只允许与它相一致的材料通过，而阻止其他材料的通过。根据我们的定义，遭受稽查作用排斥的材料便处于压抑状态。在某些条件如睡眠状态下，两个动因之间的强度关系发生改变，从而使原先遭受压抑的材料不再受阻。就睡眠状态而言，这可能是稽查作用的松懈所致。在这种情况下，原先被压抑的材料便得以进入意识。然而，由于稽查作用从来不会完全被取消而只是被还原，所以被压抑的材料要进入意识，就必须经受某种改变以缓和其冒犯性，因而成为意识的东西就是一个动因的意图与另一个动因的要求之间的一种妥协。压抑——稽查作用的松懈——妥协的形成，这不仅是梦的形成的基本模式，而且也是其他许多心理病理结构的形成模式。而且，对后者而言，和梦的工作一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妥协的形成伴有凝缩作用、移置作用以及使用表面联想等过程。

我们没有理由否认一个事实，即我们为解释梦的工作而提出的假设中，有一种“超凡的”因素在起作用。我们已形成一个印象，即模糊梦的形象，就像是一个依赖于另一个人的人不得不说出的一些话，而这另外的第二个人却对此感到不快；正是在这一比喻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梦的伪装作用和稽查作用的概念，并试图将我们的这一印象转为一种心理学理论，虽不成熟，但至少是明白易懂的。不管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会使我们把两种动因看成是什么，我们都可以发现其中具有与我们的假设相对应的某种关系，即第二种动因控制着通向意识的途径，并阻止着第一种动因进入意识。

一旦睡眠状态结束，稽查作用就恢复其全部力量，并能够排除一切在它松懈时乘虚而入的东西。这至少构成对梦的遗忘的部分解释，且已被无数观察所证实。我们看到，在对一个梦的叙述或分析的过程，常有一段似乎已被忘记的梦境又重新出现。这些从遗忘中拯救出来的梦境，往往是我们理解梦的意义的最好、最直接的途径。而且，这必然正是某些梦境被遗忘却又一次遭受压抑的唯一原因。

十一

一旦我们认识到，梦的内容是愿望满足的表现，而它的模糊性是因稽查作用造成的被压抑材料的改变，我们就不难发现梦的功能。一般都认为梦干扰着睡眠，但奇怪的是，我们却得出一个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梦是睡眠的护卫者。

就儿童的梦而言，我们可以毫不困难地接受这一论断。不管睡眠状态或由睡眠状态所引起的精神变化是什么，它都是由入睡的决定造成的，这种决定或者是外部强加给孩子的，或者是由疲劳感引起的；而且还必须排除对精神机构的各种刺激，睡眠才有可能。排除外部刺激的方法是我们所熟悉的，但如何排除那些干扰睡眠的内部心理刺激呢？我们可以考察一下母亲是如何哄孩子睡觉的。孩子不停地提出各种要求；如他要求再吻他一下，或他还要玩一会儿等。母亲满足他的一些要求，但利用她的权威将另外一些要求推到第二天。显然，每一个愿望或需要都会对入睡产生阻抑效应。我们都知道格罗勒[19世纪奥地利通俗作家]所描写的一个淘气孩子的故事，他在夜间醒来，冲着保姆叫道：“我要那只犀牛。”一个好孩子不会这样大声叫喊，而是梦见自己在玩一只犀牛玩具。因为在睡眠中，梦者相信梦所表现的愿望满足，所以梦能够排除这个愿望并使睡眠得以继续。无疑，梦象正是以这种方式被相信的，因为梦象具有知觉的精神假象，而儿童尚未发展出对这些幻觉或幻想与现实加以区分的能力。

对成人而言，这种区分能力已经形成，他们也理解，愿望是无济于事的，并在长期实践中知道如何延缓愿望的满足，直到能够通过漫长而迂回的道路来改变外部世界。所以成人也就很少在睡眠中通过短暂的精神途径达到愿望满足，甚至根本不产生这种愿望满足；而且在我们看来可以依据儿童梦的模式建构的一切，其实都需要更复杂的解决方法。另一方面，对成人而言，就其各种感觉来说，其精神材料都产生了为儿童所不具备的分化。由于生活经验的作用便产生了一种精神动因，对心理冲动施加某种支配和抑制性影响，而且非常严格地保持着这种影响。此外，由于与意识和随意运动之间的关系，它又用最强有力的精神力量的手段加以武装。一些童年期冲动因对生活无用而受到这种动因的压制，而任何来自这些冲动的思想材料也因此处于压抑状态。

由于我们据以认识我们的正常自我的这一动因集中于睡眠愿望，它似乎受到睡眠的心理生理条件所迫而放松它习惯于在白天抑制被压抑材料的力量。对这种动因本身来说，这种放松无疑不会带来什么伤害。不论儿童心灵的压制冲动多么活跃，作为睡眠状态的结果，它们仍难以进入意识，它们通向运动的途径亦受阻。但是，必须防止睡眠受到它所阻碍的危险。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假定，即使在深度睡眠中，也有一定数量的注意在警惕着感觉刺激，这种警惕有时认为醒来比继续睡更好。否则就无法解释，我们如何能够随时在某种特殊性质的感觉刺激下惊醒。例如，生理学家布达赫[1838，第486页]早就指出，母亲会被婴儿的低泣唤醒，磨工在磨子停止转动时也会惊醒，大多数人在自己姓名被轻声呼唤时亦如此。这种处于警觉中的注意也会指向内部产生于被压抑材料的愿望刺激，并与之结合而产生梦。梦作为一种妥协，同时满足着两种动因。它一方面通过把愿望表现为已得到满足而为被压抑的或在被压抑材料的帮助下形成的愿望提供某种精神的满足，另一方面又使睡眠得以继续的方式满足了另一个动因。从这方面看，我们的自我就像个孩子，对梦象表示信任，似乎想说：“是的，是的！你很对，但让我继续睡吧！”我们醒后对梦的低估、并将这一低估与梦的混乱且显然不合逻辑的性质相联系，可能只是我们睡着的自我对被压抑的冲动做出的判断，这种判断或许还基于睡眠的这些干扰因素的运动无能。这些轻蔑的判断，我们有时在睡眠中也能感觉到。如果梦的内容过于跨越稽查作用，我们会想：“那不过是个梦而已。”并继续睡觉。

虽然有些边缘性的梦如焦虑梦不再能阻止对睡眠的干扰，反而立即中断睡眠；但这一事实也不构成对上述观点的反驳。在这种情况下，梦就像一个诚实的守夜人，他首先执行着压制干扰的职责，以保护市民的睡眠，但后来，如果干扰变得严重而不能由他单独来应付的，他就唤醒市民来执行他的职责。

当外部刺激影响睡者感官时，梦的睡眠守护功能显得尤为明显。一般都认为，睡眠过程中的感官刺激会影响梦的内容，这一点可以由实验证实，并构成对梦的医学研究的发现之一。但顺便说一句，这一点估计过高了，但这一发现却引起一个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因为实验者对睡者施加的感官刺激并不能在梦中加以正确识别，所以可能有无数种解释，因而解释的选择显然取决于任意的精神决定；但在心灵中自然不会有这种任意决定的事。对外部感官刺激，睡者可以有多种反应方式，他既可以因此醒来，也可以继续睡眠而不顾刺激。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可以用梦摆脱外部刺激，这也有多种方式。例如，他可以梦见自己处于与刺激完全不相容的情境之中，从而摆脱外部刺激。一个会阴部患有脓疮的患者就采用了这种方法。他梦见自己骑在一匹马上，把缓解痛苦的泥敷膏当作马鞍，从而避免干扰。1011或者更常见的是对外部刺激做出某种解释而使之进入当时正等待着满足的被压抑的愿望关系之中，从而剥夺其真实性，就像是把它当一种精神材料来处理。例如，有人梦见写了一本情节特殊的戏剧在剧院上演，第一幕过后，掌声雷动……在干扰中止之前，睡者一定已成功地延长了睡眠，因为他在醒后已不再有任何噪音了；但他正确地断定，必然有人拍打了地毯或床垫。睡者在被大声吵醒前所做的每个梦，都企图用另一个原因来解释唤醒刺激以延长睡眠，即使只是短暂的延长。

十二1012

任何接受稽查作用是梦的伪装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的人，都不会对释梦的一个结果表示吃惊，即成人的梦通过分析，大多可以追溯到性欲愿望。这一论断并非针对那些具有不加伪装的性内容的梦，即所谓“性梦”。即使是“性梦”，就其对性爱对象的选择而言，就其不顾梦者在清醒时对性欲的种种限制而言，就其在通常情况下被称为“性倒错”的诸多奇怪细节而言，也够令人惊奇的了。然而，对大量在其外显内容中没有性爱成分的梦而言，分析解释工作都表明它们是性的愿望满足；而且另一方面，分析表明，大量作为“前一天残余”的、清醒生活中的活动所遗留下来的思想，也只有借助于被压抑的性欲愿望，才能在梦中得到表现。

之所以如此，并没有什么理论的必然性；但要解释这一事实则必须指出，任何其他本能都不会受到文化教育要求如此深刻的压制，同时对大多数人而言，性本能也是最容易逃避最高心理动因控制的本能之一。我们已经知道，婴儿期性欲的表现一般都不那么显眼，而且往往受到忽视和误解，所以我们可以正当地说，几乎每个文明人都在这些方面保持着婴儿期的性欲形式，并由此能够理解，被压抑的婴儿期性欲愿望是怎样为梦的建构提供了最频繁而又最强烈的动机力量。1013

表达性欲愿望的梦要成功地在显意中表现得天真而没有性欲，那只有一种方法，即对有关性观念材料不加以直接的表现，而代之以梦的暗示、引喻及其他类似的间接表现方式。但与其他间接表现方法不同，梦所采用的材料必须不是直接可理解的。满足这些条件的表现方式通常都是事物的“象征”表现。因为一般认为，使用相同语言的人拥有同样的象征符号，而对同样象征的使用则未必采用同样的语言，所以象征受到特别的关注。又因为梦者自己都不知道他们所用象征的意义，所以要发现象征和它所代替或代表的事件之间的关系，开始时都比较困难。但这一事实本身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对释梦技术至关重要。因为，借助于梦的象征作用的知识，我们能理解显梦不同成分或不同片断的意义，在某些条件下，甚至能理解梦的全部，而不必请梦者谈谈他的联想1014。在这里我们接近了民间理想的释梦方法，另一方面则正回到古人所使用的释梦技术，古代人的释梦和用象征方法进行的释梦是一致的。

虽然梦的象征研究还很不完善，但我们已能够就此肯定地提出一些一般论断和专门知识，有些象征意义单一且具有普遍性。如皇帝和皇后（或国王与王后）代表父母，房屋代表女人1015，而房屋的出入口代表女人身体的各开口处。梦的象征大多用以代表人、人体部位以及与性欲有关的活动；特别是生殖器，可以用各种稀奇古怪的象征来表现，而各种各样的物体也都可以用来象征生殖器。锋利武器、长而硬的物体如树干、棍棒等，象征着男性生殖器；而柜、箱、炉灶、车厢等可以代表子宫。在这些情况下，替代物的共同成分是可以直接理解的，但也有其他一些象征，其中联系就不那么好掌握了。如楼梯或爬楼梯象征性交，领带或围巾象征男性生殖器，森林象征女性生殖器等。这些象征往往引起我们疑虑，直到我们能够用其他方法理解了潜藏于其中的象征关系。此外，还有大量梦象征具有双性意义，既可指男性生殖器，也可指女性生殖器，视其背景而定。

有些象征受到普遍传播，并能为同一语言或文化群体的全部成员共同拥有；但也有些象征只限于最严格的个人范围，是个体建构于自己的观念材料。就前者而言，我们可以辨出某些象征，它们对性观念的象征作用可从语言学的用法中直接找到证据（如从农业活动中派生出来的象征“施肥”、“播种”等）。另一些象征与性观念之间的关系可以回溯到蛮荒时代，甚至不能为我们的理智活动所把握。时至今日，在我从本段落开始时所划分的两类象征的任何一类中，我们构建象征的能力仍然没有衰竭。我们可以观察到，新发明的物体（如飞船）往往立即可能用做普遍适用的性的象征。

顺便指出，如果认为，只要我们对梦的象征作用（即“梦的语言”）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们就能不依赖于梦者对梦的联想而做出解释，并完全回复到古代的释梦技术，那是不可能的。除了个体象征与普遍象征使用的不稳定外，我们不能绝对地说某个梦的某一成分是否应做象征解释，也不能说一个梦是否其全部内容都应做象征解释。有关梦的象征作用的知识，只能使我们翻译显梦的某些成分，而不是要我们必须放弃前述释梦的技术规则。只是在梦者的联想不足或根本没有联想时，象征作用才为我们的解释提供有价值的辅助作用。

对于理解每个人都共有的所谓“典型”梦或在某些人身上“不断发生”的梦来说，梦的象征作用也是不可缺少的。

关于梦中的象征表达方式，如果上述简短的论述尚嫌不足，那么我可以提请读者注意我们在这个主题上所掌握的最重要知识的一个方面。象征作用绝不限于梦，它不是梦所特有的，它在童话、神话、传奇、笑话、民间传说等领域也起着类似的作用，从而使我们能够看出梦与这些产品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一定不要认为，梦的象征作用只是梦的工作的一种创造，它实际上很可能是潜意识思维的基本特征之一，正是潜意识思维为梦的工作提供了凝缩作用、移置作用和戏剧化的材料1016。

十三

我不敢妄称在这篇短文中已将所有有关梦的问题阐述清楚，也不敢说是以完全肯定的方式来研究我已讨论的这些问题。任何有意了解全部有关梦的研究文献的读者，可参阅圣·德·桑克提斯的一本著作（《论梦》1899）；若读者有意了解我对梦的全部论证细节，可参阅《释梦》（1900）1017。现在，我只想指出我对梦的工作的阐释所遵循的方向。

我已指出，释梦的任务是将梦代之以潜隐梦念，即揭开梦的工作所编织起来的面纱。在这一阐述过程中，我提出了大量有关梦的工作本身的机制，以及所谓压抑的性质和条件的心理学问题；另一方面我又肯定了梦念的存在——它是一切最高级精神结构的丰富储藏，其特点是具有正常理智功能的一切特征，但除非在显梦中以歪曲的形式加以呈现，否则它又无法进入意识。我不得不假定，每个人都具有这样的梦例，因为每个人，包括最正常的人，都能够做梦。潜意识的梦念材料及其与意识和压抑的关系，又进一步引起一些重大的心理学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必须等到分析澄清了其他精神病理结构的起源之后才有可能，如癔症症状、强迫症观念等。

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

（1911）

按语

本文是在《释梦》（1900）巨著出版11年后发表的。它不是探讨有关释梦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专门研究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如何运用释梦的艺术问题。在治疗中反对设定“有意识目标”和“为释梦而释梦”，强调“偶然性”和“潜意识”指导的价值。

创办《精神分析导报》1018不只是为帮助读者了解精神分析的最新发展，以及发表短篇论文，它的目标也在于就已有知识向学生提供一个清晰的提要，并为分析实践的初学者提供恰当的指导，以节约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今后带有指导性和有关技术问题的文章，即使不包含新的问题，本刊亦予发表。

我这里要探讨的不是有关释梦的技术性问题：既不是释梦的方法，也不考察这种解释的用途，而只探讨分析者在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治疗中应怎样运用释梦艺术。其中无疑有多种不同的起作用的方式。但关于分析中技术问题的答案从来就不是不言而喻的。虽然好的方法不只有一种，但坏的方法却有许多，对各种方法的比较即使不能决定去赞同哪种特定的方法，也不会毫无启发意义。

任何从释梦转向分析实践的人都会对梦的内容继续怀有兴趣，并乐于尽可能充分地解释与患者有关的每一个梦。但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正在完全不同的情境下工作，而且如果要将自己的意图付诸实施，便会陷入与最迫切的治疗任务的冲突之中。即使是患者第一个梦被证明非常易于做出初步的解释，但随即就会出现其他的梦，又长又隐晦，以至于其完整的含义无法在当天有限的治疗时间中抽取出来。如果医生随后几天中继续这种解释工作，这其间同时又会产生新的梦，这些梦就不得不被搁置一旁，直到他认为对最初的梦已做出了最终的解释。梦的生成有时是如此丰富，而患者对梦的理解又如此犹豫不决，致使分析者产生一种怀疑，认为以这种方式所呈现的材料可能仅仅是患者抵抗的表现，而这有助于发现这种方法无法完全把握所呈现的东西。而且，这时的治疗会远落后于现在，并失去与现实的接触。与这种技术相反的规则是，在治疗中最重要的是分析者要时时对病人心灵的表层保持警醒，他应该知道情结和抵抗此时在患者身上非常活跃，而患者对它们的意识反应则制约着他的行为。为释梦而牺牲治疗目标是完全不恰当的。

如果我们在心中遵循这一规则，那么我们对分析中的释梦会采取什么态度？如果梦的内容没有被完全发现，在一次治疗内所达到的解释量也应被看作是足够的，而不要当成是损失。在第二天，梦的这一解释不应当继续被视为自然之事，除非有证据表明其间没有其他的东西进入患者思想的突出部分。因此赞同中断的梦的解析便无疑成为一种规则，即第一件涌入患者头脑中的事是首先要被处理的事。如果在旧梦被处置完以前，又有新梦产生，那么我们应注意重新做的梦，并毫无疑虑地忽视旧梦。如果梦多而散乱，从一开始就要毫不犹豫地放弃彻底解决它们的想法。从总体上讲，我们必须注意不要太热衷于释梦，也不要使患者产生一种想法，认为没有梦治疗工作就无法进行。否则将会引起患者对治疗工作的抵触，从而使他中止做梦。相反，我们必须让病人相信，不管他是否做梦，也不管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强调梦，总能找到各种材料使分析工作得以继续进行。

如果释梦必须在方法上受到这些严格的限制，那么我们就要问，我们是否放弃了过去的材料，而这些材料是否都有助于我们对潜意识的理解？从表面看来，这样做必然会带来很大的损失。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严重神经症病例中，就其本性而言，任何复杂的梦都不可能得到完全彻底的解释。这类梦常是源于医生和患者均未认识到的致病原因。如所谓“程序梦”（programme-dreams）或“传记梦”（biographical-dreams）1019，有时相当于把整个神经症的内容翻译成梦的语言。在试图解释这种梦时，所有潜隐的、未被触及到的抵抗作用都被激活，并很快对梦的解释施以种种限制。对这种梦的充分解释与整个分析的完成是相一致的。如果在释梦开始时出现一个结（note），可能到几个月之后才能理解它。这就像对一个单独的症状（也许是主要症状）所做出的解释。整个分析都要用来解释它，在治疗过程中，我们必须努力地对各片断意义逐一加以把握，最后才能把它们都拼到一起。同样，对分析初期产生的梦，我们不能期望太多；如果释梦使我们理解到的哪怕是某一愿望冲动是致病原因，那也是令人欣慰的。1020

因此，如果我们不企图对梦做出彻底的解释也无妨，中止对一个旧梦的解释而转向一个新近的梦，按理也不会损失什么。我们从几个得到充分解释的梦例中发现，一个梦相继发生的若干梦境可能有着相同的内容，它们的表达方式也越来越清晰。我们也知道在同一个晚上发生的几个梦，也只不过是以不同的形式表达出同一个意义。1021总之，我们相信产生梦的每一个愿望冲动，如果没被理解且又摆脱于潜意识的束缚，它一定会在其他的梦里重现。因此，彻底解释一个梦的最好方式常常是离开它而集中注意一个新梦，新梦往往包含着同样的内容，却有更易理解的形式。我知道这意味着要求不管是患者还是医生在治疗中都要放弃有意识的目标，而听从于看起来像是“偶然性”的指导。但是我可以说，当一个人决心抱着自己的理论规则，说服自己在建立联系时不去阻止潜意识的指导，每次都可以得到回报。

因此，我认为在分析治疗中，不要为释梦而释梦，它的应用服从于在整体上支配治疗行为的技术原则。当然，偶尔一个人也可因自己的理论兴趣而做出自由的发挥，但他应时刻意识到自己的任务是什么。另一种需要考虑的情况是，当我们对梦的象征意义的理解越自信时，我们就越会感觉到必须不依赖于患者的联想。熟练的释梦者有时会发现自己无须经过冗长乏味、浪费时间的分析过程就能看透病人的每一个梦，并因而能够免受释梦要求与治疗要求的冲突之苦。他进而通过告诉他在其梦中发现的每一件事以使释梦的作用在各种情景下得到充分发挥。然而，这样做的时候，他可能放弃原有的方法而对治疗方法做出了修改，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那样。1022我建议精神分析实践的初学者，无论如何不要把这种例外情况当作学习的榜样。

正如我们所想象的，每一个分析者在学会释梦技术之前，当患者带来第一个梦的时候，就把自己放在一个高级释梦者的位置上。这些最初的梦可能被理解为简单的：它们像所谓健康人的梦一样，向倾听者泄露了大量的秘密。问题是，分析者是否应立即把他从梦中看出来的东西解释给患者听？本文不可能对此做出回答，因为这构成一个更大问题的一部分，即分析者应该在治疗的什么阶段和如何向患者介绍有关这些隐藏在他心灵中的东西的知识。1023一般而言，患者对梦的解释实践知道得越多，他后来的梦就变得越隐晦，所有有关的知识储备都使梦的建构过程变得更充满戒备。

在梦的“科学”工作中，虽然放弃梦的解释，却能从精神分析中获得新的刺激，会不断发现审慎的关注对于了解梦的结构中的准确的隐义是最为不利的。这可能是在清醒时避免歪曲（distortion）和消耗（attrition）的保护性需要。一些精神分析者，即使指导患者在清醒后立即记下每一个梦，看起来也不是很一致地依赖于他们对梦的形成条件的了解。在治疗中这条规则是不必要的，患者很乐于用它来扰乱睡眠，并在无用的目标上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因为即使是梦的内容以这种方式努力地从忘却中营救出来，对患者来说也是很容易相信自己什么也没有达到的。患者对梦的内容也不会发生联想，其结果与梦被忘掉是一样的。无疑，医生知道他没有完成什么。但分析者知道什么和患者知道什么是两回事，关于这一区分对精神分析技术的重要意义，将另文详述。1024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想提出梦的一个特殊类型，其特点是只发生在精神分析的治疗过程中，它可能会迷惑和误导初学者。这就是“尾随其后”的验证梦。它们易于分析，只是对在最后几天治疗里从日常联想中所涉及到的内容的解释。此时，患者看起来是如此和蔼可亲，他从梦的形式中提供给我们的恰恰是我们前面刚刚暗示给他的东西。有经验的分析者无疑会在把所有这些和善归于患者时遇到困难。他把这样的梦看成是希望得到证明，并且认为它们只有在治疗带来某种影响的情况下才被观察到。绝大多数梦在分析中都要加以伪装，因此在去掉已知的和已经理解的那些东西后，还剩下对迄今仍潜隐着的某种东西的或清晰或隐晦的暗示。

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

（1923）

按语

本文不是对《释梦》一书的修正，而是对该书问世20多年来一些想法的评论。共10个问题：（1）释梦的几种技术程序；（2）解释工作与抵抗压力的关系；（3）自上而下的梦与自下而上的梦的区分；（4）梦与清醒生活的关系；（5）梦的解析的两个阶段；（6）梦的整体评价；（7）梦的形成与前意识梦念、被压抑愿望冲动的关系；（8）分析中的梦与移情、暗示、强迫性重复之间的关系；（9）显梦与梦念的反向形成、伪装过程及其例证；（10）梦与自我的多元性。

《释梦》最后几版从铅版中印出来时，一些意外的情况促使我把以下想法独立陈述，而不是把它们写进正文作为修正和补充。1025

一

在分析过程中，释梦可以从几种技术程序中做出选择1026：

a.分析者可以按时间顺序进行分析，让梦者按他对梦的内容的陈述顺序来进行联想。这是原始、经典的方法，我仍然认为，它是我们对自己的梦进行自我分析的最好方法。

b.分析者也可以从梦中挑出某个因素，从这个特殊因素开始解释工作。例如，分析者可以选择最打动人的片断，或者那些最清晰或具有最大感性强度的片断；或者也可以从梦中所说的话开始，以期能与清醒生活中所说的话联系起来。

c.分析者还可以全然不顾显梦内容，而是问梦者就他对梦的描述而言，他由此联想到前一天发生了哪些事件。

d.最后，如果梦者对释梦技术已经很熟悉，分析者可以不给他任何指导，让他自己决定从哪儿开始谈他对梦的联想。我无法断言哪一种技术是完美的或通常会取得好结果。

二

更重要的问题是解释工作是否是在抵抗的压力（pressure of resistence）下进行的，这种压力或高或低，分析者不久便会感受到。如果压力很高，一个人可以成功地发现梦所关注的是什么事情，但是无法分辨出梦对这些事说明什么。就好像一个人试图听清楚远处的或小声的谈话。这种情况下，分析者可能确信与梦者合作无望，不必过多涉及其中，也不必提供什么帮助，只是满足于向他提供若干象征的可能解释。

在艰难的分析中，大多数均为此类，因此分析者不能从中得到更多关于梦的形成的性质和机制情况。分析者尤其不能从梦中得知那个一再出现的问题：梦的愿望满足可能藏在哪儿。当抵抗的压力太大时，分析者发现梦者的联想只有广度而没有深度，他对已描述过的梦并不是产生所希望的联想，而是连续不断地出现梦的新片断，它们不断出现却不引起联想。

只有当抵抗保持在适当水平时，解释工作才能正常进行，梦者的联想开始与显梦区分开来，从而触及到大量主题和观念，然后，从中出现另一列的联想，迅速集中（converge）到被寻找的梦念。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分析者与梦者的合作才成为可能，而在抵抗的高压力下却会一无所获。

分析过程中发生的梦，即使没有真正显示出抵抗，也是无法解释的。它们提供了对隐藏其后的潜在梦念的自由解释，这可以与成功的创作作品相比。这种作品虽已经过艺术加工，但其基本主题似依稀可辨，尽管这些主题已不同程度地受到调整和改变。这种梦在治疗中的作用，是在没有实际内容的情况下引入梦者的思想和记忆。

三

如果区分不是十分严格，大致上，我们可以在自上而下的梦和自下而上的梦之间做出区分。自下而上的梦是由（被压抑的）潜意识愿望引起的，这种愿望以某种方式在白天残余中得到表现。这种梦可以看成是被压抑材料向清醒生活的渗入。自上而下的梦与前一天的思想或意向相对应，并在夜间从受阻于自我的被压抑的材料那里获得强化。这种情况下，分析总是不考虑这些潜意识的联系而竭力将潜在的梦念嵌入清醒的思维结构中。这种区分并非是对梦的理论做出任何修正。

四

在一些分析中，或一个分析的某一阶段中，梦生活可能会与清醒生活发生分离，就像“持续故事”（白日梦小说）中的幻想活动和清醒生活相分离一样。这种情况下，一个梦总是始于另一个梦，后者以前者的某一次要成分作为中心点，如此等等。但是我们更经常发现梦与梦之间相互不涉及，但却加入了清醒思维的部分系列。

五

梦的解释分成两个阶段：翻译阶段和评判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分析者必须做到不受第二阶段中的任何考虑的影响。这就像阅读外文著作一样，如阅读列维（Livy）的著作，读者首先必须知道列维在著作中说的是什么，之后才能论及著作是历史、传说还是作者议论。1027

从一个正确翻译的梦中分析者能得出什么结论？我深切感到分析实践在这一点上是难以避免错误和过高的估计，部分是源于对“神秘的潜意识”的夸张看法。因为人们太容易忘记一个梦像其他方式一样，只不过是一种思维方式，在稽查放松和潜意识强化下就可能发生，在稽查运作和潜意识修正下就会歪曲。

让我们举个所谓恢复梦（dreams of recovery）做例子。如果患者做过这种梦，梦中他看起来已脱离了神经症的限制——例如，他已经克服了一些病态恐惧（phobia）或放弃了一些情绪依恋（emotional attachment）——我们倾向于认为他已经开始恢复了并进入正常的新生活了等等。可能确实如此，但这种恢复梦往往只说明了便利梦的价值：即表现出最终康复的愿望，以避免即将发生的另一部分分析工作。以这种方式，恢复梦发生得很频繁，如当患者即将进入新的、不情愿的移情（transference）阶段时。一些神经症患者在分析后的几个小时声称他们已被治愈一样（出现了这种梦），因为他们想要逃离那些将要在分析中讨论的不情愿的东西。战争神经症患者也是如此。他们放弃症状是因为军医所采取的治疗使他们感到比在前线打仗更不舒服。这些患者也遵循同样的经济法则，而这两种情况下的痊愈证明只是暂时性的。1028

六

即使对于正确解释的梦，其价值我们也很难做出整体评价。如果由于矛盾情结的冲突发生在病人身上，那么他的这种不愿继续治疗的想法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他的情绪冲动的永久平息。即，这种冲突已经解决。即使发生在一个含有类似的内容的梦之后也并无此暗示。梦者在处于这种冲动中时，每个晚上往往做两个梦，分别表达相对立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进展来自于这样的事实：把这两种相对立的冲突彻底孤立起来，在其潜意识强化的帮助下，每个梦都能获得最大程度的把握和理解。如果两个矛盾情绪的梦中的一个被忘掉了，分析者不要轻易下结论，认为可以仅凭对一方有利就可以做出决断。梦中的一个被忘掉，这表明在那一刻一种倾向确实一时占有控制权，但这种情况即使在同一天也可能发生改变，这也是事实。在第2天晚上就可能带来与以前的情况完全对立的表达。这种真实的冲突状态只有通过考虑所有其他的表现，包括那些在清醒生活中的表现才能确定。

七

关于梦应被赋予什么价值，是与另外一个问题密切相关的，即梦对医生“暗示”影响的易感性如何。对这种可能性，医生最初可能会感到惊奇。1029但通过进一步的思考，这种惊奇将会让位于一个认识，即对患者的梦的影响并非分析者的过错或耻辱，而是患者意识思想的指导结果。

显梦受到分析治疗过程的影响，这一事实无须证明。根据我们的知识可以知道，梦发源于清醒生活并从中抽取材料进行加工。在分析治疗中所发生的正是清醒生活的印象，并很快成为其中最强有力的部分。所以无须感到疑惑：患者将会梦到分析者与他们讨论过的东西及其从中所产生的期望。至少，不应对“实验”梦中熟悉的事实所揭示的东西感到疑惑。1030

但由此我们便转入另一个问题，即：我们通过解释而揭示的潜隐梦念是否也会受到分析者的影响或暗示？对此，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因为潜隐梦念中的某一部分与前意识梦念形成有关，恰好能被意识到，梦者会藉此对医生在他们清醒状态下所说的话做出反应，不论患者对那些话的反应是一致的还是相反的。事实上，如果我们用梦所包含的梦念来代替梦，那么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暗示梦的问题，就与一个更一般性的问题——即被分析的患者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暗示影响相一致。

关于梦的形成机制本身，关于严格意义上的梦的工作，分析者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这一点分析者会很清楚。

除了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梦的前意识梦念这一部分之外，每个真实的梦都包含着被压抑的愿望冲动的预示，这使梦的形成成为可能。怀疑论者可能会指出，它们之所以出现在梦中，是因为梦者知道他应该制作它们——这还是分析者所期望的。分析者自己可不这么认为。

如果一个梦可以被解释为梦者过去所经历的情景，那么追问下述问题就尤为重要了：是否医生的影响也能在这样的梦的内容中起作用？在所谓“验证”梦中，这个问题是最紧要的，1031因为这样一来梦似乎成了分析之后产生的东西了。对一些患者来说，这是他们获得的唯一的一种梦。只有当患者从他们的症状联想和其他信号中建构起来被遗忘的记忆，并把这些建构提供给他们时，患者才会再现那些被遗忘的童年经验。随后便会产生这种验证梦，人们正是对这种梦产生了一个怀疑，即它们是否完全没有证据价值，因为这种梦是因医生的话才被想象到的，而不是来源于梦者的潜意识。在分析中难逃这种模棱两可的境地，因为对这些患者，除非分析者做出解释、建构和提示，否则永远不能知道他们心中被压抑的是什么。1032

如果在对这类“紧随其后”的验证梦进行分析后，患者随即感到记起了迄今为止被遗忘的东西，情况就出现了可喜的转机。但即使这样，怀疑者也还可能争辩说，这种记忆是幻想，而且，这种感觉是很少出现的。这种被压抑的材料只一点一点地被通过；而任何不完善都会阻止或延缓确信感觉的形成。不仅如此，我们所面对的可能不是对真实且被遗忘的事件的记忆，而是一种潜意识幻想。这种幻想很难有什么记忆，尽管偶尔它有可能产生某种主观的确信感。

那么，验证梦真是暗示的结果吗？它们真是“回报性”梦吗？只做验证梦的患者，正是那些在其抵抗中怀疑起着主要作用的患者。人们不想凭着自己的权威或通过争论来削弱这种怀疑。直到进一步的分析过程看到它的结果，这种疑问会一直存在。分析者在一些特殊的阶段也可能会产生同样的怀疑。最终使他们确信的也恰恰是这种问题的复杂性，这有点像拼图游戏的解决。糊在一块薄板上的彩色图片刚好能放进一个木框中，它被分成大量极不规则的奇形怪状。如果一个人能成功地把这些令人迷惑、上面贴着难以辨认的图画的碎片排列起来，这时这幅画就获得了一种意义，它的设计中不再有任何缺口。所有这些碎片恰好嵌满框框。——如果这些情况都得以满足，那时一个人就知道他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这是唯一的答案。

在分析工作尚未彻底完成时，这种类比对于患者当然没有意义。在这一点上使我回想起曾与病人进行的一场讨论，他那不寻常的含糊状态在他强烈的偏执性怀疑中得到表达。关于我对他的梦的解释，他并无异议，并对我提出的假说与他梦的解释是如此一致而震惊。但是他问，这些验证的梦是否可以同我说的不一致？我指出，他的梦为我提供了一定数量我不曾怀疑的细节，但除此之外，他在分析中的行为表现并不是以依赖为特征的。接着，他转向另一个理论，问他把需要治疗的自恋（narcissistic）愿望是否没有减少他的这种梦，因为，如果他接受我的建构，我就能给他一个可以治愈的希望。我只能说，关于梦的形成，我还未见过这种机制，但是通过另一道路获得了确定。他回忆起一些分析之前做的梦，那时他对分析确实还一无所知。对这些梦的分析，是没有暗示嫌疑的，但却获得了与后者相同的解释。确实，早期的梦没有那些发生在治疗过程中的梦那么清晰，在这种思想中他的矛盾的强迫症又一次找到出路，但是我对它们之间的类似感到很满意。一般来说，我们应记住一个事实，即在精神分析产生之前，人们就有做梦的习惯。

八

很可能，发生于精神分析过程的梦与非精神分析条件下做的梦相比，能在更大程度上揭示被压抑的材料。但是这无从证明，因为这两种情况是不可比较的，在分析中梦的运用是一些远离其最初目标的东西。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在分析中被压抑的东西提示出来，用梦要比其他方法更有效。为了说明这一点，必须有一些潜意识的动机力量，它们在睡眠状态下比其他时间更有利于达到分析的目的。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患者对分析者的依赖，它来自于他的父母情结；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称之为移情的积极方面。事实上，在许多能回忆起被遗忘被压抑的东西的梦中，很难再找出可以归为梦的形成的动机力量的其他潜意识欲望。因此，如果有人坚持说在分析中有用的梦大多是回报梦（obliging dreams），而且来自于分析者的暗示，从分析理论的观点看并无异议。对那种情况而言，我只想就我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8讲）中所说过的做一点补充。当时我讨论了移情和暗示之间的关系，并表明了我们结论的可信性是怎样受到我们感觉中对暗示操作的认识的影响。

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标准版，第18卷，第18页以下]中，我讨论了关于幼年早期性发展阶段的痛苦经验如何成功地通向某种再现过程中的经济问题。我不得不把一种以“强迫性重复”形式出现的异常强烈的上升驱力归于这些经验——这种力量可以克服依快乐原则而施于其上的压抑——虽然不用等“治疗工作在半路上遇到它才能减轻压抑”。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正是积极的移情助长了强迫性重复。因此就在治疗与强迫性重复问建立了联盟，这种联盟首先是反抗快乐原则，但其最终目标是确立现实原则的支配作用。正如在我所提到的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常常是在这种联盟之下，强迫性重复放弃了它的责任，不满足于梦的图画形成中的压抑的回归。

九

就我目前所知，对梦指向愿望实现这一规则而言，发生在创伤性神经症中的梦才是唯一真正的例外，[同上，第8卷，第32页以下]而惩罚梦则仅仅是表面上的例外[同上，第5卷，第557页以下]。在后一类梦中，我们碰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任何属于潜隐梦念的材料均未被带入显梦之中。相反，显梦却出现了许多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们可能被看成是对梦念的反向形成，是对梦念的排斥和彻底对立。这种对梦的冒犯性行为只能被看成是自我的批评性力量，因而我们必须假定，即使在睡眠状态下，由于受到潜意识愿望满足的激活，自我的批判力量亦能暂时地重新建立起来。自我可以通过惊醒对梦的痛苦内容加以反应，但它也发现了一种方法，即通过建构惩罚梦来避免对睡眠的干扰。

例如，我在《释梦》中讨论诗人罗塞格（Rosegger）的那些著名的梦，其中我们一定会怀疑有一个被压抑的带有自大狂内容的变式存在，而实际发生的梦却对他说：“你是个无能的受雇用的裁缝。”当然像这样去寻找一个被压抑的愿望冲动作为一个显梦的动机因素是没用的；一个人可能会在自我批评的愿望实现中获得满足。

如果我们考虑到梦的歪曲是多么经常地在稽查制度下活动，用一些对立或相反的材料代替某一特殊成分，那么就不会对这种梦的结构感到吃惊了。这只是迈向用防御性的抵抗来取代梦的内容中特殊片断的一小步。下一步将会导致整个显梦完全被惩罚梦所代替。我将就显梦伪装过程的过渡阶段举两个典型梦例。

有一个女人对父亲具有强烈的情感固着（fixation），在分析过程中出现了交谈障碍。她的一个梦摘录如下：梦中她与一个女伴坐在房间里，身上只穿着晨衣，一位先生走了进来，这使她感到很尴尬。但是这位先生却说：“啊，这是我们以前见过的那个女孩，穿得真好看。”——这位先生代表了我，也代表她的父亲。但是这个梦说明不了什么，除非我们下定决心用相反的意义来取代这位先生话语中最重要的部分——“这是我从前见过的不穿衣服的女孩，那时她真好看。”她三四岁时曾一度睡在父亲的房里。梦中发生的每件事却在暗示着她曾睡觉时扔掉她的衣服来取悦父亲。后来对她在自我暴露中所获得的这种快乐的压抑，构成了她在治疗中讳言的动机，即她不喜欢公开地展示自己。

同一个梦的另一个梦境是，她正在读她自己的病志，摆在她面前的病志是打印的。其中有一段写着：“一个年轻人谋杀了他的未婚妻——可可——它来自于肛欲。”这是他梦到可可1033时在梦中所产生的想法。对梦的这个片断的解释比前一个更加困难。最后才发现她在睡觉之前正在读我的《一例婴儿期神经症的个案史》（1918），其中主要观点是患者真正或想象看到了她父母的性交。她曾有一次把这个病史与她自己的病史联系起来。这并不是唯一可以表明在她的案例中也存在着同样看到这类情景的问题。年轻人谋杀未婚妻清晰地表达了一种对性交情景的虐待狂式的看法。但是第二个因素即可可，离题很远。她对可可的唯一联想是她母亲曾说过可可能使人头痛，而且她坚持说她从别的女人那里也听到了同样的说法。进而，她曾经有一次因和母亲患同样的头痛病而把自己认同于她的母亲。现在除了假设她想要从看到性交的后果中转移出来外，我们在梦的这两个因素之间很难找到什么联系。不，她正在说性交与生孩子之间没什么关系，孩子是从人们吃的东西中来的（正如神话中所说的那样）。提到肛欲，看起来像是梦中的一种解释企图，通过将肛门出生加到其中，而补充了她所求助的婴儿期理论。

十

令人惊奇的是梦者的自我会在梦境中出现两次甚至更多，一次是作为自己，另一次则是隐藏在其他人物后面。在梦的建构过程中，润饰作用明显是想消除自我的多元性，多元的自我无法适合任何背景，但它是通过解释的工作进行重建的。在清醒思维中，这种多元性本身并不比自我的多种表现形式更引人注目，特别是当自我把自己分成主体和客体时，或者是将自身的一个部分作为观察的动因，而相应地将另一部分作为批判动因时，或者把当前的情境与回忆起来的过去相对照时，那也曾是自我。例如“当我想我对这个人都做了些什么，‘或’当我想我也曾是一个孩子”这样的句子。但是也应该反对那种认为梦中出现的所有人物都可以被看成是梦者自己自我的分裂或再现的观点，那是一种没有意义，没有根据的猜测。我们只需坚信这样的事实：在对梦的解释过程中，也必须考虑到自我从一个观察的、批评的、惩罚的动因的一个自我理想那里区分开来。

爱情心理学

弗洛伊德与儿子马丁（右）和恩斯特（左）

俄狄浦斯与斯芬克司　安格尔　画

目录

爱情心理学

新版编译说明

性学三论

儿童性理论

“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

爱情心理学

论自恋：导论

本能及其变化

压抑

力比多类型

新版编译说明

一、版本出处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是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西方现代弗洛伊德主义哲学学派的巨擘，被誉为“与牛顿、达尔文、马克思、爱因斯坦一样的世界伟人”。他身前留下丰富的精神分析著作，不断再版加印，并被译为各国文字，流传全世界。1956～1974年，英国伦敦霍格思出版社（The Hogarth Press）出版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这套书由英国精神分析学家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1887～1967）和奥地利心理学家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1895～1982，弗洛伊德最小的女儿）共同主编，共24卷，是当今世界最权威最完整的弗洛伊德作品集，也是世界广泛流行的最佳版本。这套英文版由德国Gesammelte Werke公司出版的德文版翻译而来，但增加了关键的脚注（标准版编者在德文版的基础上所添加的内容一律用[]标识以示区分）。

本套中文版《弗洛伊德文集》即由英文版《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以下简称“标准版”）翻译而来，是中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关于弗洛伊德文萃性的经典恢宏译著。我们将标准版中凡是带重点符号的弗洛伊德代表著作全部译出，还把无重点符号但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潜意识论、性欲论、梦论三大理论支柱和七大基本理论（潜意识学说、人格结构学说、本能学说、性欲学说、释梦学说、焦虑与自我防御机制学说和社会文化学说）有关的心理玄学的论著也一并译出。

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我们将标准版中有关弗洛伊德论著的一些编者导言、弗洛伊德生前为其著作出版所作的序言（精选部分版次）及部分注释一并译出。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保留了标准版的[]体例，保留了英文文献中年份后的字母顺序标注，书内页码也按标准版的页码显示。我们在标准版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注释，此部分以“——中译者”为标识。中文版编者还根据内文增加了插图，来帮助读者理解弗洛伊德的著作。此外，在弗洛伊德的每部（篇）著作之前，中文版主编车文博亲自撰写了“按语”，扼要介绍该著作的要点及其在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二、编译分工

《弗洛伊德文集》是我国建国以来翻译弗洛伊德的第一部经典性的世界名著，是国家教委七五重点教材规划和吉林省九五重点图书规划的项目，也是中文版主编车文博主持的心理学、哲学、精神医学界学术共同体40年来协作科学研究的成果。

参加本书译校的学者共有吉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等12所院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教授、博士等40余人。

1.车文博，中文版主编，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学术界公认的弗洛伊德研究权威，我国为弗洛伊德“平反”的人。主要工作：（1）选定翻译版本。20世纪70年代选定标准版24卷为底本进行复印，并选定翻译弗洛伊德的论著。（2）组成翻译团队。聘请老一辈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哲学家为领衔，中青年教授、副教授、博士为主体的学术共同体。（3）提出编译原则。包括精粹性原则，代表性原则，信、达、雅原则，历史性与专题性统一原则。（4）编辑小词典。特请著名精神病学家贾谊诚教授主编《精神分析小辞典》，由车文博教授审订，以保证全书中翻译的人名、术语的统一。（5）全书终审定稿。车文博主编除亲自编制《弗洛伊德生平活动一览表》、撰著《导论》和《弗洛伊德略传》外，还对全书做了通读、审订和定稿。

2.杨韶刚，中文版副主编，本书主要译、校者，原为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主任，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论著有《超越快乐原则》、《自我与本我》、《一个幻觉的未来》、《文明及其缺憾》、《摩西与一神教》、《为什么有战争？》、《抑制、症状与焦虑》（合译）、《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合译）。此外，校审、修改了诸多篇章。

3.高申春，中文版副主编，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除翻译《释梦》（下卷）、《论梦》、《释梦》（上卷，部分）、《抑制、症状与焦虑》（合译）外，还校审并修改《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释梦》（上卷）、《超越快乐原则》、《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自我与本我》。此外，还协助主编编审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目录》、《英汉人名对照表》、《英汉专业术语对照表》。

4.邵迎生，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除翻译《图腾与禁忌》外，还参加校订《精神分析新论》，修订《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戏剧中的变态人物》、《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作家与白日梦》、《达·芬奇的童年回忆》、《米开朗基罗的摩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等。

5.宋广文，曲阜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博士，翻译并修订《性学三论》、《儿童性理论》、《“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爱情心理学》、《论自恋：导论》、《本能及其变化》、《压抑》、《力比多类型》，并校《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精神分析纲要》。

6.吕俊，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除翻译大部分《释梦》（上卷）外，还参加修订《释梦》（下卷）、《论梦》、《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

7.郭本禹，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精神分析新论》（合译），并修订《精神分析五讲》。

8.汪凤炎，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精神分析新论》（合译）。

9.郑希付，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

10.张爱卿，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导论》。

11.葛鲁嘉，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纲要》。

12.彭运石，湖南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合译），并校审《抑制、症状与焦虑》、《一个幻觉的未来》。

13.高峰强，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论潜意识》（合译）。

13.贺岭峰，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心理学系主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梦的理论与实践》。

14.熊哲宏，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

15.金星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癔症研究》。

16.赵国复，吉林大学出版社编审，参加修订《癔症研究》，并对《弗洛伊德文集》全卷德、英、法文译注做了译校。

三、卷次划分

早在20世纪80年代，车文博主编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参考书《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集》（上、下卷），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88～1989年出版，后经长春出版社先后出版中文版《弗洛伊德文集》5卷本（1998）和8卷本（2004），台湾知书房又将此书11卷精装本出版（2000）。现在由九州出版社出版最新修订版。本版的主要特点：（1）由原8卷本改为12卷本。（2）新增《弗洛伊德自传》（1925）和《补记》（1935）两部分，以凸显弗洛伊德的伟大贡献和精神分析运动的国际化。（3）对赵国复先生译校的德、英、法等几种语言的注释，又做了审订和补漏。（4）增补了车文博教授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09FZX004）《弗洛伊德主义新论》撰著的《导论》、《弗洛伊德略传》，作为学习和研究弗洛伊德文集的导引。

本套《弗洛伊德文集》分为12卷，各卷内容如下：

卷1《癔症研究》。此卷包括中文版主编车文博所著的《导论》和《弗洛伊德略传》，以及由弗洛伊德与约瑟夫·布洛伊尔合著的《癔症研究》三部分。《癔症研究》最初于1895年在德国出版，书中对癔症的症状、病因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说，开始提出癔症创伤理论。这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形成时期的重要著作，是其精神分析的理论奠基和正式起点的标志。

卷2《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此卷仅收录《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一部著作，此作于1901年被发表在杂志上，1904年出版了单行本，是弗洛伊德用动力心理学观点解释日常生活事件的一部重要著作。

卷3《释梦（上）》。此卷收录《释梦》的前五章内容。《释梦》最初于1900年在莱比锡和维也纳出版，是弗洛伊德一生中最得意和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体系形成的一个主要标志。他在广泛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病人的梦的临床研究和有关梦的自我分析，深入探讨了梦的实质、释梦的方法、梦的伪装、梦的材料和来源、梦的工作以及梦的过程的心理等有关的重要理论问题。

卷4《释梦（下）》。此卷收录《释梦》第六、七章内容，以及《论梦》、《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论梦》是弗洛伊德于1901年应德国一位编辑之约而撰写的，它以简洁的形式概述了《释梦》一书的基本观点和内容。《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是在《释梦》出版11年后发表的，它不是探讨有关释梦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专门研究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如何运用释梦的艺术问题。《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发表于1923年，此文不是对《释梦》一书的修正，而是弗洛伊德对该书问世20多年来一些想法的评论。

卷5《爱情心理学》。此卷收录八篇论文。1.《性学三论》于1905年发表，内容涉及“性变态”、“幼儿性欲”及“青春期的变化”三部分。2.《儿童性理论》于1908年发表，该文对儿童期的性表现，以及与其他心理活动、神经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揭示了一些常见的但缺乏研究的儿童期性现象。3.《“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于1908年发表，文中论述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强调了性的因素是现代社会文化危机、人的焦虑与神经症的主要根源，抨击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观，提出了改善文明与发展文艺的性本能升华作用说。4.《爱情心理学》共包括三篇文章：（1）《男人对象选择的一个特殊类型》（1910），主要分析了男人的性变态（或性倒错）问题；（2）《论性爱领域最普遍的衰退趋势》（1912），专门探讨了男人的“心理性阳痿”问题；（3）《处女的禁忌》（1918），从历史与文化的视角分析了女性的“贞洁”问题。5.《论自恋：导论》发表于1914年，该文对自恋的起源、本质、表现形式及其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分别做了说明。6.《本能及其变化》发表于1915年，该文从不同角度分析本能这一基本概念所涵盖的内容，使用这一概念所涉及的问题，如本能的原动力、目的、对象和来源，以及描述性本能的一般性质所采用的方法等。7.《压抑》发表于1915年，该文对压抑的本质、原因、结果及其与神经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8.《力比多类型》发表于1931年，该文从身体特征与心理特征相结合的观点出发，以力比多为基础，将人分为性欲型、自恋型和强迫型等三种，并认为混合型远多于纯粹型。

卷6《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此卷包括三篇论文。1.《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发表于1905年，该文分别就诙谐的技巧、目的、动机、心理起因及诙谐与梦、潜意识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2.《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发表于1912年，该文简明扼要地揭示了潜意识的含义及其在精神分析中的地位和意义。3.《论潜意识》发表于1915年，是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一篇重要论文，也是他论述心理学基本理论方面的代表性文章之一。

卷7《精神分析导论》。此卷仅收录《精神分析导论》一部著作，内容由弗洛伊德1915～1917年两个冬季在维也纳大学讲授精神分析的讲稿组成。全书包括失误动作、梦和神经症等三篇，共分28讲。该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引导听众领会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卷8《精神分析新论》。此卷收录四部分内容。1.《精神分析新论》完成于1933年，虽然是弗洛伊德在他1932年所做的演讲基础上成书的，但却是他在《精神分析导论》发表后经过15年研究实践和反思的成果。2.《精神分析五讲》于1910年首次刊出，是由弗洛伊德1909年应邀为美国克拉克大学20周年校庆所做的五次演讲稿汇集而成，它从叙述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作研究癔症开始，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和观察事例，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精神分析关于宣泄法、压抑、梦、失误、性欲和移情等重要思想和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3.《精神分析运动史》发表于1914年，该文是对精神分析产生、发展和分裂过程的历史总结。4.《精神分析纲要》发表于1940年，它既是向读者介绍精神分析基本原理的指南，又是弗洛伊德对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精神分析理论全面而精辟的总结。

卷9《自我与本我》。此卷收录四部分内容。1.《超越快乐原则》完成于1920年，弗洛伊德在这部著作中，修正了他早期的本能学说，第一次提出人存在着死的本能与生的本能，并把这两种作用相反、同时并存的力量的斗争视为整个生命运动历程的决定者。2.《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完成于1921年，系统论述了关于“群体的本质就在于它自身存在的力比多联系”的理论。3.《自我与本我》1923年出版，书中谈及意识、前意识、潜意识，阐述了自我从本我、超我从自我分化的过程。4.《抑制、症状与焦虑》出版于1926年，是弗洛伊德对压抑与焦虑及心理防御机制关系理论进行修正与补充的主要论著。

卷10《达·芬奇的童年回忆》。此卷包含七部分内容。1.《戏剧中的变态人物》1942年面世，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观点对戏剧活动所作的解释。2.《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1907年出版，它紧紧围绕《格拉迪沃》一书中幻觉与梦的关系，揭示了压抑、幻觉与精神错乱的起因、梦的形成与解释、性欲生活的作用、治疗心理疾患的方法等一系列理论问题。3.《作家与白日梦》发表于1908年，弗洛伊德在对创作与白日梦的关系作出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幻想活动，其目的是在幻想中实现其未能满足的愿望。4.《达·芬奇的童年回忆》1910年面世，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传记研究的方法，详尽介绍了达·芬奇童年以来的感情生活，深刻分析了他的性心理历史的发展过程，着重阐释了他的艺术与科学活动的心理起源。5.《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发表于1914年，该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对米开朗基罗所创造的摩西这一艺术作品的解释。6.《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1928年面世，该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阐释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创作的一篇心理美学的论文。7.《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发表于1926年，弗洛伊德在该文中指出，精神分析技术既不是神秘的、难以捉摸和掌握的，更不是医生的专利。

卷11《图腾与禁忌》。此卷包含两部作品。1.《图腾与禁忌》1913年出版，该书由四篇论文组成，通过蒙昧人与强迫神经症患者的比较，推断了图腾崇拜的本原意义。2.《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出版，是弗洛伊德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它由三篇论文组成，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一神教的本质和起源，揭示了上帝不是神，而是被后人神化了的人；它说明宗教问题并非神秘不可测，揭开宗教欺骗人的虚幻面纱，人们不难发现其真实本质。

卷12《文明及其缺憾》。此卷主要包含四部分内容。1.《一个幻觉的未来》出版于1927年，主要讲了两个问题：文明的内涵及其同本能的关系；宗教的本质、演化及其作用。2.《文明及其缺憾》出版于1930年，书中弗洛伊德从文明发展与人性的本能之间的联系和对抗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对文明社会的本质、起源、作用和弊端等问题做了集中的阐述。3.《为什么有战争？》是1932年9月弗洛伊德就战争问题答复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他依据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4.《弗洛伊德自传》1925年面世，这不是描述个人家庭、生活和工作的一般性自传，而是一部精辟地总结精神分析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学术性经典，主要阐述了弗洛伊德本人在精神分析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此卷还附录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目录》、《弗洛伊德生平活动一览表》、《英汉人名对照表》、《英汉专业术语对照表》等。

《弗洛伊德文集》编委会

2014年4月1日

性学三论

（1905）

宋广文　译

戴淑艳　校

宋广文　修订

按语

本书是弗洛伊德专门论述性问题的代表性著作。由“性变态”、“幼儿性欲”及“青春期的变化”三部分组成。该书不仅进一步坚持性的本能冲动是一切人类行为、成就及神经症产生的根本原因的观点，而且对性变态的本质、表现、形成原因及人格心理性欲发展的过程和阶段等问题均作了重点探讨。它对于了解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一大理论支柱——性学理论具有重要价值。

英文版编者导言

毋庸置疑，除了《释梦》之外，《性学三论》也同样是弗洛伊德对人类知识最富创造性和永恒性的贡献。然而，在它刚出版之时，我们却很难对它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评价。这是因为，或许除《释梦》之外1034，在20年间出版的各个版本中，弗洛伊德对它做了更为完善的修订和补充。本版无论与以往的德文版，还是英文版相比，均有重大的差异。虽然它译自1925年的德文第6版，即弗洛伊德生前的最后一版，但从内容上看，已与第1版大相径庭。凡在以后版本中丢弃或作重大修订的部分，作者或以脚注的形式予以说明，或附上原文，这样可使读者更清楚地明了原版的基本思想。

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关于儿童的性理论及力比多性器欲前期性组织结构（pre-genital organization of the libido）的内容（均在第二篇中），直到初版10年后的1915年才加上。同一年在第三篇中增加了力比多理论，而生物化学的进展又使作者改写了性的化学基础部分，似乎是顺理成章的。然而，更让人惊奇的是，原文中的第一节（在此以脚注形式印出）却表现了弗洛伊德的先见之明，他的观点几乎未有任何改变。

不管初版后增加了多少内容，作者的基本思想已在1905年甚至更早的时间就确定了。《弗利斯通信集》的出版（1950a），使我们有幸可以追溯作者思想的渊源，在此仅指出其事略大概。对性因素重要性的临床观察，起初在焦虑神经症和神经衰弱中，此后在精神神经症1035中，率先使弗洛伊德对性问题进行了一般性考察。在19世纪初期，他的观点基本上是生理学和化学的，例如，在论述焦虑性神经症第一篇论文的第三部分中（1895b），他提出了性兴奋及其释放过程的神经生理学假设；几乎与此同时，在他写给弗利斯的信的原件中（G），他用图对这一假设做了精彩的阐述（一年前弗洛伊德已提出这一想法，见原件D）。弗洛伊德关于性的化学基础的观点至少可追溯到这一时间（同样可参考原件D，时间大约是1894年的春天）。就此而言，弗洛伊德非常感激弗利斯给他的建议，他在多处提到这一点，包括1895年夏天他所做的著名的伊尔玛（Irma）注射之梦。同样令弗洛伊德感激的还有弗利斯关于性错乱的家族问题的论述，他是在1896年12月6日的信中（信52）提到这一点的，后来将该因素视为决定性的。虽然在这一因素的活动方面，弗洛伊德的最后观点与弗利斯不同，正是在这同一封信中，我们初次见到了性感带（erotogenic zones）的提法（童年期对刺激的一种反应倾向，以后被压制了），以及它与性变态的联系。从这一年开始（1896年1月1日，原件K），我们可以发现弗洛伊德更侧重从心理学角度去进行研究，出现了对压抑力量的厌恶、羞怯及道德的讨论。

到1896年，虽然弗洛伊德性理论的一些观点已经形成，但其基本原理仍有待发现。从一开始，癔症的致病原因应追溯到童年期就值得怀疑，这可以在1893年布洛伊尔与弗洛伊德《绪言》开篇一节中看到。到了1895年（见《科学心理学设计》第二部分。它以给弗利斯的信的附录形式印行），弗洛伊德关于癔症的充分解释便以童年期性诱惑的精神创伤为基础。但在1897年之前，童年期性活动不过被视为一种主导因素，仅仅在成人的进犯之下才会导致毁坏性结果，明显的例子可从弗洛伊德关于癔病及强迫神经症病因的比较中找到：前者的病因源于童年期被动（passive）的性经验，而后者则与主动（active）的性经验有关。弗洛伊德在其《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的文章中对此做了明确区分：对强迫神经症而言，主动性经验必以被动性经验为先导，于是童年期性活动的煽起终究还是外部干扰的结果。直到1897年夏季，弗洛伊德才不得不放弃这种诱惑（seduction）理论，在9月21日写给弗利斯的信中（信69）1036，他提到了这一点。与此同时，他通过自我分析发现了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见10月3日、15日的信70和71），这使他意识到，儿童早期正常的性冲动并不需要任何外部刺激。至此，弗洛伊德的性理论才告形成。

然而，经过许多年之后，弗洛伊德才完全证实了自己的发现。比如，在《性欲在神经症病因中的地位》（1898a）一文中，他就举棋不定。一方面，他认为儿童“具有各种心理性功能及许多肉体性功能”，因此，说他们的性生活开始于青春期显然是错误的。但另一方面，他又声称，“人类的器官组织及其进化会尽力避免童年期明显的性活动”，因此，人类的性动机能量应贮存起来，直到青春期才予以释放，这样才能解释为何童年的性经验注定要致病。他进一步认为，由于这期间肉体及心理性器官都获得了发展，故成熟过程中这种经验的“后效”（after-effects）是重要的。甚至在《释梦》（1900a）的第一版中，在第三章的结尾部分也有令人好奇的一段（标准版，第4卷，第130页），“由于儿童对性欲望依然无知，故我们认为他们是非常幸福的”（在1911年的版本中，为这一段补充了一个更正性脚注）。毫无疑问，在该书的原稿中及其他地方（如第五章中关于俄狄浦斯的讨论）仍有这样的残迹，即使在正常的儿童中，也清楚明了地存在着性欲望。显然，到他对“杜拉”（Dora）的病史进行分析之时（1901年初），他关于性理论的主要思路已经确定了。

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急于发表这一结果。在《释梦》即将问世之际，他于1899年10月11日（见信121），写信告诉弗利斯，“或许在《释梦》后不久就会写关于性理论的书”。3个月之后，即1900年1月26日（信128），他又写道：“我正为性理论聚集材料，可以说万事俱备，只待‘东风’了。”然而“东风”却姗姗来迟，除了1901年秋季之前发表了一篇《论梦》的短文及《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之外，在5年之内他几乎未发表任何重要的作品。

然而，到了1905年，他忽然出版了三部重要著作：《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性学三论》及关于《对“杜拉”的分析》的病例。显然，“杜拉”一文的大部分内容在多年前就写完了，然而，实际出版的顺序却不明了。在“杜拉”一文的一个脚注中，说《性学三论》“出版于这一年”，同样，在《性学三论》的一个脚注中（第1版），说《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出版于1905年”，而在《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第三章第二部分的一个脚注中，却说《性学三论》“同时出版”。也许可以假定，这三部作品的问世顺序以本节开始时所说的为准。

在德文版中，只在第一论中是有序号的，而且在1924年版本中序号也只有一半。为方便起见，我们对第二和第三论均加了序号。

第二版序1037

作者不愿自我蒙骗，说这本小书完美无缺，见解明确。将最近5年来的研究成果添入本书固然极富诱惑，但作者不愿这样做，因为这会毁掉它的整体性及文献特征。因此，再版时仅做了些微的修改，作者以追加了几个注解为满足。1038更重要的是，他很想使该书早日成为古董——让任何新思想被人们普遍接受，让其缺陷为更好的东西所替代。

1909年10月于维也纳

第三版序

十余年来我一直关注本书所产生的影响及被认可的程度，趁第3版发行之际，我愿作一短序，以防止一些误解及无法实现的期望的发生。首先要强调的是，本书所阐明的观点完全建立在日常的医学观察之上，其中精神分析的研究结果增强了它的深度和科学性。《性学三论》除了依据精神分析的建构需要，不可能包含其他内容。因此，不可将其扩展为一种无所不包的“性理论”，许多性生活方面的重要问题未予处理也便很自然了。但读者切不要以为作者对此一无所知，或认为它们无关紧要。

事实上，本书不仅在选题上，而且在材料的安排上，均以精神分析的观察为基础。由于各种因素的重要性不同，因此，顺序的安排也有所区别：较之于素质（disposition）因素，偶发因素较为偏重；较之于种族（phylogenesis）特征，个体特征（ontogenesis）较为看重。在分析中，偶发因素起了最重要作用，分析时几乎完全受了偶发因素的影响；素质因素则处于次要位置，因为它只有通过经验才可显现，对它的充分考虑远非精神分析的范围所及。

种族特征与个体特征的关系亦如此，可将个体特征视为种族特征的再现。然而，种族特征不因近期经验的影响而改变，可以说在个体发展的背后种族特征起作用。个体特征是人类早期经验积淀的结果，加上近期的经验，便构成了偶发因素的总和。

然而，我必须强调的是，本书不仅全然以精神分析的研究为基础，而且尽量避免受生物学的影响。我十分小心地回避了任何先入之见，不管来自一般的性生物学或对某一物种的专门研究，本研究仅仅通过精神分析的技术探讨人类的性功能。的确，我的目的在于发现心理学的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丰富关于人类性生活的生物学知识。对我而言，合乎逻辑的做法是指出我的研究与生物学的接合点（points of contact）与一致处，但是，假如精神分析的研究在许多重要观点与发现上与生物学的研究差别甚大，那么就没有必要偏离我的研究方向。

在第3版中我增加了许多新材料，但与前一版不同的是，我并未将它们特别注明。目前我们学科的科学工作的进展相对缓慢，但要跟上精神分析文献的发展步伐，在本版中增加一定的新材料是必要的。1039

1914年10月于维也纳

第四版序

目前战争之祸水已经平静，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战争中人们对精神分析研究的兴趣总体上未受损害，但理论的不同部分却出现了不尽相同的发展。精神分析的纯心理学主题及发现诸如潜意识、压抑、作为病因的冲突、病愈后的发展及病症的形成机制等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承认，甚至引起了反对我们观点者的关注。然而，本书所包含的其他理论，即生物学前沿的知识及其功能，面临的反对之声仍未减少。某些曾一度对精神分析极感兴趣的人，甚至也摒弃了性因素在正常与病态的心理生活中所起作用的看法，转而寻求新的观点，以对性因素的作用予以限制。

然而，我并不认为精神分析理论的这一部分较之其他部分更远离现实，发现真实本为精神分析之己任。我对材料的不断再检验及回忆使我相信，这一理论同样建立在审慎及公正的观察之上，并且不难解释人们对我的观点何以有的接受有的反对。首先，要证实此处所描述的人类性生活之始，必须要由足够耐心和专业技术的调查者对病人童年早期生活进行分析。既然医疗通常要求（至少表面上）快速见效，故这样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然而，只有施行精神分析的医生，才能接近这种知识所形成的判断，才不致受自己好恶和偏见的影响，如果人类通过对儿童的直接观察早能学到这些知识，那么这三篇文章就不必去写了。

此外，还须记住的是，本书所包含的部分内容——坚持性活动对人类所有成就的重要性及性概念的扩展——从一开始就构成了反对精神分析的最强烈动机。人们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将精神分析的“泛性论”（pan-sexualism）当做不厌其烦的口头禅，甚至无端地指责精神分析凡事必说“性”。如果我们完全忘记了情绪因素（emotional factors）令人混淆和善忘，那我们当对此惊诧不已。哲学家叔本华（A.Schopenhauer）早就说明人类的活动决定于性冲动（就该词的一般意义而言）。毫无疑问，全世界的读者不可能完全忘记了这一惊世骇俗之作，至于通过对儿童及性变态者的分析而将性概念予以扩展，这对于任何自视清高，蔑视精神分析的人而言，都不应忘记，精神分析扩展了的“性欲”与先哲柏拉图（Plato）的“爱欲”（eros）是多么的相近。

1920年5月于维也纳

第一篇　性变态1040

生物学通常用“性本能”（sexual instinct）表达存在于人类及动物身上的性需要（sexual need），并将它比喻为营养需求本能，相当于饥饿感。然而，日常用语中却找不到在性方面与“饥饿”相对应的词，故科学采用“力比多”（1ibido）与此对应。1041

流行观点对这种性本能的实质与特征有着极为明确的态度。人们通常认为它并不存在于童年期，而是随着成熟的过程出现在青春期，它表现在男女两性间那种不可遏制的吸引中，而其目的是性的结合，或在于导致性结合的所有行为。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观点极大地歪曲了真实。如果仔细研究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充满了错误的、粗糙的和草率的结论。

在此我将提出两个技术性词汇。让我们把具有性引力的人称做“性对象”（sexual object）；而将性本能欲求的行为称做“性目的”（sexual aim），科学观察表明，许多变态均与性对象和性目的有关。因此，变态与正常的关系便有待研究才能揭示。

一、关于性对象的变异

关于性本能的流行观点很像一个美丽的诗歌传说，讲的是原始人被分成了两部分：男人和女人。他们奋力地通过爱情达到再度的结合1042，人们无不惊诧于这样的结果：男人的性对象不是女人而是男人，而女人的性对象不是男人却是女人。于是这种人便被描述为具有“矛盾性情感”（contrary sexual feelings）的人，或更确切地称为“性变态者”，这种现象则谓之“性变态”（sexual perversion，亦译性变态）。虽然难以准确地确定这种人的数量，但肯定不会太少。1043

（一）性变态

性变态的行为　这类人在以下诸方面表现出极其不同的行为方式。

1.他们可能是完全（absolute）性变态者1044，其性对象全然为同性，对异性从来没有性欲望，而表现出冷漠，甚至产生性厌恶。若是男人，这种性厌恶导致他们无法施行性行为，或无法从中获得乐趣。

2.他们可能是两栖（amphigenic）性变态者，即心理性阴阳人。性对象可以是同性，也可以是异性，故其特征不甚明确。

3.他们可能是偶然（contingent）性变态者，即在特定的外在条件下，诸如得不到正常的性对象，或者主要是模仿，于是他们便以同性为性对象并在与他们的性交中获得满足。

同样，性变态者对性本能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有些人认为这实属正常，正像正常的人可以接受他的力比多一样，并坚决要求使性变态合法化；有些人则反对性变态，并视其为一种病态冲动。

其他的不同则与时间有关。性变态的特征在有些人身上可凭记忆所及追溯到极早的时候，而在有些人身上则出现在青春期前后。1045性变态特征或许可保持终生，或进行暂时的中断以构成正常发展过程中的一段插曲。有些人在经过了长期正常的性生活后才出现变态；有些人则在正常与变态的性对象之间做周期性运作；最有趣的是，有些人是在经历了与正常性对象的痛苦体验后才将力比多转向变态的性对象。

这些性变态的不同类型是相互独立的，可以十分保险地假定，只有最极端的性变态者起始于童年早期，且这种人并不为自己的特殊感到不适。

许多权威人士不愿对以上所述的各种情形做出同一归类，为保持与自己偏爱的观点相一致，他们宁肯强调性变态者之间的相异而不是相同之处。然而，尽管性变态者间的不同是毫无疑义的，绝不能忽视在每一种类型中均有众多的中间型。因此，我们不得不指出，我们是在对相互联系的系列的类型做出分析。

性变态的实质　关于变态现象，最早将它作为一种先天性神经退化的标志。这是因为医生最初是在那些神经症者或欲患神经症者的身上发现这一现象的。这一特征的确涉及两种假设，必须分别予以考虑：即它是先天的和退化的。

退化　就此而言，反对使用“退化（degeneracy）”一词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通常它已被任意使用，似乎将非明显的创伤性或传染性症状当做退化已成了惯例。马格南（Magnan）关于退化的分类即属此类，他甚至用退化描述神经系统的高级功能。既然如此，“退化”有何价值或是否增加了新知，就值得怀疑了。明智的做法似乎是在下列情形下使用退化：（1）发现了偏离正常的几种严重变化；（2）有效工作和生存的能力受到严重伤害。1046

一些事实表明，就退化的这一意义而言，变态不应视为退化：（1）倒错者并不具有偏离常人的严重变化；（2）变态者的能力非但未受损害，而且智力发展及伦理修养成绩斐然1047；（3）如果我们不是从医疗实践的角度，而是从更广阔的范围看待我们的病人，那么，两种事实无法使我们将变态视为退化：其一，性变态是一种常见现象，它往往出现在文明发展顶峰期的人群之中，人们或许会说它具有重要的功能。其二，性变态在野蛮人及原始人中极为普遍，而退化概念仅适于高度文明（见布洛赫），即使在文明的欧洲人当中，气候及种族也对变态的分布及人们对它的态度产生重要影响。1048

先天特征　也许可以设想，只有第一类即极端的变态者，才与先天性有关，其证据也来自变态者自身，因为在他们的一生中性冲动从未采取过其他形式。其他两类，尤其是第三类（偶发的性变态）很难接受倒错的先天性假设。这可以解释为为何支持该观点的人试图将纯粹的倒错者与其他类型区别开来，并放弃关于变态的普遍性应用的观点。按照这些权威者的意见，只有一类变态是先天的，其他的变态自有他因。

与该观点相反的意见认为，性变态是性本能的习得特征。这种观点建立于下列理由之上：（1）在许多变态者身上，包括纯粹的倒错者，很早就出现了性印象，这一印象给他们带来了同性恋的永久效应。（2）在另外的许多变态者身上，强烈的外部影响，不管是有益的或压抑的，或早或晚引发了变态的固着（fixation）（比如与同性的关系、战争中的伙伴、狱中的监禁、与异性性交的危险、禁欲及性功能衰弱等等）。（3）催眠暗示可消除倒错，如果它是先天的，岂不令人惊叹不止。

考虑到这些因素，先天性性变态就值得怀疑了。可以认为（见霭理士，1915），如果对所谓的先天性性变态做更进一步的检查，不难发现，童年早期的经验或许对力比多的方向起了决定性作用，这种经验也许超出了个体的意识性回忆，但在特定的影响下又可召回到记忆中来。按照这些学者的观点，性变态不过是性本能的常见变异，由个体生活中一系列外部情形所决定。

这一结论看似明确，但不能不受到下列事实的冲击，即许多受到同样性影响的人（如发生在童年早期的诱奸或相互手淫）并未变成变态者或永久地倒错下去。因此，我们不得不怀疑，“先天”和“后天”的选择均不是绝对的，它无法囊括所有的性变态问题。

性变态的解释　性变态的本质，无论先天性还是习得性都无法解释。关于先天性，我们必须发问，从哪个方面看是先天的？否则，我们便会接受这种粗劣的解释：每个人天生将其性本能指向某一性目标。关于习得性，同样存有疑义，即如果不考虑到个体的因素，各种各样的偶发影响是否足以解释变态的习得问题。诚如前言，个体因素是不应忽视的。

双性（bisexuality）李兹顿（Lydston，1889）、科南（Kiernan，1888）和薛瓦利埃（Chevalier，1893）在解释性变态方面提出了有异于常见的观点。通常认为人非男即女。然而科学表明，有些人的性征是模糊不清的，很难辨别其性别。这一现象首先表现于解剖学领域：这种人的生殖器具有两性特征（即阴阳人），在极端的情形下，两种性器官均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真性阴阳人）；但在更多的时候两种器官均退化了。1049

这些反常性的重要性无意促进了我们对正常发育的理解，它表明，某种程度的解剖学双性是正常的。在每一个正常的男人或女人身上，都可找到异性器官的残迹，它们要么作为多余的器官不起任何作用，要么经过变化移作他用。

这些知之甚久的解剖学事实使我们认识到，人在生理上起初是双性的，进化使人变为了单性，退化的另一性便只有少许的蛛丝马迹了。

似乎可将这一假设扩展到精神领域，将所有的性变态视为心理阴阳人的表现。要确定这一点，所有要做的不过是要证明，性变态总是伴随着心理的和生理的阴阳人迹象。

然而这种设想却是令人失望的，因为心理阴阳人和解剖上的阴阳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不可能被证实。在性变态者身上（见霭理士，1915），常可发现性本能的降低和性器官的退化现象，经常发现并不意味着规律性，甚至总是这样。真实的情况倒是，性变态与生理阴阳人总体上是相互独立的。

人们也很注重所谓的第二性征和第三性征，并重视它们经常发生在性变态者身上的这一现象（见蔼理士，1915），无疑其大部分是对的。但我们绝不能忘记，通常某一性别的第二和第三性征经常出现在异性身上。它们虽然是阴阳人的标志，然而，却不需要像性变态者那样改变性对象。

如果伴随性对象的变态，至少主体的心理品质、本能及性格特征也与之相应地变为异性的特征，那么心理阴阳人才会被证实。但是只有在女性性变态者身上，性格的变态才具有规律性。而在男性中，最完全的心理性男性也会与变态相连。如果相信心理性阴阳人确实存在，那么有必要补充一句，即它在各个方面的表现似乎并不是相互决定的，这同样适于生理性阴阳人：根据哈班（Halban，1903）的观点，个体生殖器官的缺陷与第二特征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毫不相干的。

一位男性性变态者用最粗俗的形式表达了双性理论：“男人身体中的女人脑袋。”然而，我们仍不知女人的脑袋有什么特征，既无必要，也无理由用解剖学的术语替代心理学问题。尽管埃宾（Krafft-Ebing）的解释比乌尔里克（Ulrich）的解释更为确切，但本质上并无区别。埃宾认为（1895，第5页），个体的双性特征既影响到男女两性的脑中枢，也影响到男女两性的性器官。这些中枢直到青春期才获得发展，其大部分受到性腺的影响，性腺起初是独立存在的。然而，关于男性大脑和女性大脑的说法是否同样适用于男性“中枢”和女性“中枢”，我们尚无证据表明大脑具有像言语中枢一样具有性的功能分区。1050

无论如何，这一讨论引出了两个问题。首先，性变态者具有双性特征，尽管我们尚不知道在解剖学结构之外这种双性特征是如何构成的；其次，我们所讨论的是性本能在发展过程中的障碍问题。1051

性变态者的性对象　心理阴阳人的理论认为，性变态者的性对象正好与常人相反。男性性变态者，会像女人一样臣服于男性的体态与心理魄力：他觉得自己是个女人，正寻求所钟爱的男人。

然而，尽管这种理论适于许多性变态者，但它并未充分揭示出性变态者的普遍特征。毫无疑问，大部分男性性变态者从心理上保持着男子汉气质，只有少许的异性的第二特征，他们所寻求的性对象也是具有女性心理特征的人。如果事情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又如何对下列事实做出解释呢？从古到今，男妓们（male prostitutes）学着女人的样子，粉黛登场，拜倒在男性性变态者的威严之下。这种对女性的模仿无疑与性变态者的理想是大相径庭的。显而易见，古希腊时期，最富男性气质的人多是性变态者，他们所以爱上男孩，不是因为他的男性特征，而是他所具有的女性体态及女性神韵：腼腆、贤淑、求知与渴助。男孩一旦长大，便不再成为男性性变态的性爱对象，他们自己或许又会去爱别的男孩。这种情形与其他许多情况一样，性爱对象不是同性，而是具有双性特征的人。这实际上是追求男人和追求女人冲动的一种协调，只不过所追求对象的身体（生殖器）必须是男性的。因此，性对象便成了主体自身双性本质的一种反映。1052

女性性变态者的情形比较明确清晰，主动者往往具有男性特征——男性的体魄与心态，不断追求具有女性风韵的性对象。即使如此，若对事实加以深究，仍会发现许多明显的差异。

性变态者的性目的　需要记住的事实是，性变态者的性目的并不是单一的。在男性中，肛交（intercourse per anum）并非总相伴于倒错者，手淫恐怕是更常见的目的。甚至性目的的限制——即对情绪表现的限制，在同性中比在异性爱中更为普遍。同样，在女性中，倒错者的性目的也纷繁多样，似乎对口腔黏膜的接触更为偏爱。

结论根据目前手头的资料要对性变态的起源问题做出满意的解释尚欠火候。然而，我们的研究已提供了一些新知，这相对于问题的解决更为重要。我们已注意到，过去我们一向将性本能与性对象的关系看得比事实上更为密切。有关变态情况的研究表明，性本能与性对象只是松散地结合在一起，我们过去有一种过分看重两者紧密性的危险，好像性对象是性本能的一部分。现在我们不得不在思想上松散两者之间的关系。性本能似乎起初是独立于对象的，它的起源也非对象的吸引使然。

（二）以性发育未成熟者和动物为性对象

性变态者在对象的性选择方面不正常，而在其他方面并无异于正常人。但是，以未成熟者（小孩）为性对象的情况则是一种失常变态。诚然仅以孩子为性对象的现象并不多见，这类情况所以发生，乃是因为与小孩交媾者怯若懦夫，或者将孩子作为性替代，或强烈的本能（无法延迟）因找不到适当的对象而难以驾驭，可见，性本能竟可以有如此花样繁多的对象，并达到如此低廉的地步。相比之下，饥饿本能由于对其对象更为专注，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会有此事。由此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性本能的实质。另外人和动物的性交亦可对此进行说明。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尤其在农夫中，可见，性吸引似乎超越了物种的界限。

基于美学的考虑，我们或许很乐意将这些及性本能的其他严重变态视为精神错乱者所为，可惜并非如此。经验表明，精神错乱者的性本能障碍，并无异于健康人及所属的种族或职业。教师及保姆之所以常有在性方面凌辱孩子的现象，乃是因为他们更有机会接近孩子，精神错乱者只不过把这类变态行为表现得更为强烈，或具有特殊意义的是，这种变态完全取代了正常的性满足，变成了独一无二的方式。

这种性的多样性及健康人与精神错乱者之间的显明关系，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了足够的材料。我趋向于认为，可用这样的事实予以解释：性生活的冲动，甚至对于正常人而言，也难以用高级的心理活动加以控制。我的经验表明，不管从社会的或伦理的角度看，凡心理上不正常的人，其性生活也必定不正常。然而，许多性生活不正常的人却在其他方面与常人无二，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同样应付自如，只是性问题成了他们的怪癖。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似可得出这样的一般性结论：在许多条件下和在众多的人当中，性对象的本质及意义已不再重要了。在性本能中，起基本和主要作用的一定是其他一些因素。1053

二、性目的的变化

所谓正常的性目的，通常指性器的结合，它可以消除性紧张，去掉性本能，其满足类似于对饥饿的满足，但即使在最正常的性过程中，我们也可发现一些附属动作，若任其发展便会导致我们称之为“变态”（perversion）的变化。个体与性对象之间常有一些中间行为，如抚摸、观看，它们旨在为性交铺路，是性目的的前奏，它们一方面是令人愉快的，另一方面又增强了兴奋性，直到性目的实现为止。此外接吻，即两个人口唇的接触，被许多民族视为具有重要的性价值（包括最高度文明的民族），尽管口腔并不是性器的一部分，而只是消化道的入口。这些因素构成了变态与正常性生活的分水岭，同时也成了分类的基准。所谓变态，其性活动通常是：（1）性交使用的器官超越了解剖学确认的性交部位范围；（2）在实现最终性目的之前，延长了与性对象过渡性的肉体接触。

（一）解剖学的变化

对性对象的高估　作为性本能的目的，对性对象的心理评价几乎很少仅限于性器官上，而往往扩展至性对象的全身及由此产生的所有感觉。这种高估同样存在于心理领域：情人眼里出西施（判断力减弱），以为性对象心智卓越，完美无缺，对性对象听之任之。因此，对爱的盲从，即使不是屈从权威的最基本原因，也是权威形成的重要来源。1054

这种性的高估很难局限于作为性目的的性器的结合，它使得身体其他部位的活动也变成了性目的。1055

关于性高估因素的重要性，最好通过对男人的研究获得，因为可对其性生活进行直接探究。女人就不同了，一方面，由于文明的压制，另一方面，由于隐秘和虚伪，仍然令人难识庐山真面目。1056

口腔黏膜的性使用　如果一个人的口腔与另一个人的性器接触，充当了性器的角色，便被视为变态，而相互接吻便属正常了，这是正常与变态的分界点。视别人的行为为变态者（毫无疑问，自古以来，这种口腔对性器的现象就很普遍），会有一种厌恶感，无法使自己接受这种性方式。其实，这种厌恶的限度纯粹是习俗的，一个男人可以尽情吻一个美女的樱唇，但要想到用她的牙刷时不免厌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口腔就比这位美女的干净。这样，我们的注意力便聚集到了厌恶因素上，厌恶可以干扰力比多对性对象的高估，也可为力比多所战胜。厌恶感似乎是限制性目的的力量之一，这种力量并非总扩展至性器之上。然而，毫无疑问，异性的性器也能成为令人厌恶的对象，这是所有癔症患者，尤其是女性癔症患者的表现特征之一。性本能的力量乐于战胜这一厌恶感（详情见后）。

肛门的性使用　就肛门而言，它显然是令人厌恶的，因而以肛门作为性目的者，被视为一种变态行为。然而，当我陈述下列观点时，我不希望被人指责为偏见重重，即厌恶肛门的人仅仅因为它具有排泄功能，并总与排泄物相联系（这本身就令人作呕）。其实，这比一个癔症女孩因男性的阴茎有排便功能而厌恶它又高明多少呢？

肛门黏膜的性作用并不仅限于男人的性交之中：对它的偏爱并非就是性变态的情感特征。恰恰相反，与男人肛交其实很像与一个女人性交。在性变态者之间，性交时更多的还是相互手淫。

身体其他部位的作用　就性兴趣扩展至身体的其他部位而言，无论如何变异，都未为我们提供关于性本能的任何新知，充其量不过是说明性本能力图利用各种方式占有性对象。然而，除了性的高估之外，这种解剖学的扩展向我们展示了不为众人所知的另一种因素。身体的特定部位，如口腔和肛门黏膜，由于长期用于性功能，似乎已被当做性器官。此后我们会发现，性本能的发展史将证实这一点，并对特定的病理现状做出症状学的解释。

性对象的不适当替代——恋物癖（fetishism）有一些情形很特别，即性对象被其他的东西所替代，虽然它与性对象有关，但全然不适于性目的。从分类的角度上看，我们完全应将性本能的这种有趣变化放人性对象的变异范围内予以讨论。不过，在我们尚不熟悉性的高估之前，最好暂不提它，因为这些现象是在放弃性目的的基础上建立于性的高估之上的。

性对象的替代物通常为与性目的无关的身体部位（脚或头发），或与某人有关及某人性之偏爱者（如衣服或内衣）。这些替代品很像原始人的崇拜物，原始人相信神灵就在这些崇拜物之中。

不管性的目的正常还是倒错，恋物癖对其都将完全放弃。因而在向恋物癖转化过程中，要使性目的得以实现，性对象必须具有某些恋物的条件。如有特定的头发颜色，特定样式的服装或身体缺陷。就性本能的变异而言，再也没有这种现象的奇特性更能从病理学上引发我们的兴趣了。一定程度的追求正常性目的能力的减弱（性器在行房时变弱）似乎是导致这一情形的必要条件。1057正常人也会有此情形，即：对性对象心理上的高估，认为与性对象有关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因此在正常的爱恋中，肯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恋物癖，尤其在正常的性目的似乎还没实现或其实现受到妨碍时。

给我，她的胸巾，

她芳腿上的丝袜！1058

只有当对崇拜物的追求超越了对性对象的固着并替代了正常目的，或者崇拜物与某人产生了分离并变成了性对象时，病态现象才会出现。这是性本能的各种变异成为病态现象的一般条件。

比纳（Binet，1888）最先指出（已有许多事实证明其正确性），对崇拜物的选择受制于幼儿期的性印象（这与谚语关于初恋的描述颇为相似：初恋难忘On revient toujours a　ses premiers amours）。这种变异尤其在崇拜的条件与性对象无法分离的时候更为明显。此后我们还会对幼儿期性印象的重要性进行讨论。1059

在其他情形下，崇拜物之替代性对象，是由思想的象征性联想造成的，所联想的人往往是意识不到的，要确切地追踪这一联想过程的痕迹并非总能成功（比如，脚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性象征，它甚至出现在神话之中1060；皮毛之所以被作为崇拜物，恐怕与阴毛的联想有关）。这些象征本身也不会与童年的性经验毫无联系。1061

（二）性目的的预固着

新目的的出现　阻碍或延迟正常性目的达成的任何内在或外在因素，都会增强对预备活动的滞留，并将它们变成新的性目的，以替代正常的性目的。细致的观察总是表明，即使最怪异的新的性目的也早已隐藏于正常的性过程之中了。

抚摸与观看　在达到正常的性目的之前，一定程度地抚摸是不可或缺的（在人类的所有触摸之中）。众所周知，抚摸性对象的皮肤是快乐之源，可以使人产生极度的兴奋之感。因此，只要性行为可继续下去，抚摸时间的延迟并不能算做变态。

观看也是如此。它是衍生自抚摸的一种行为，视觉印象是挑惹力比多兴奋的最常见方式。的确，如果接受目的论的观点的话，1062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必然接受这种方式：性对象越美越好。文明渐渐使躯体被遮掩起来，然而性的好奇却从未停歇，这种好奇只有通过窥到性对象的隐蔽部分才能满足。当然，如果这种好奇能从性器转向身体全部，那就会变成艺术的（升华为艺术的）。1063对于大部分正常人而言，多少都会滞留于这种居间的性目的——观看之上。的确，它可以使部分力比多指向更高的艺术目的；另一方面，观看的快乐[窥视癖（scopophilia）]亦可能变成变态的：（1）只观看性器；（2）完全战胜了厌恶感（如喜欢看别人大小便的人）；（3）不仅不为正常的性目的做准备，反而将它排除。后一种是最典型的裸露癖，根据对一些例子的分析表明1064，裸露自己的性器的目的在于能够看到别人的性器。1065

在这种想看别人和被别人看的变态之中，我们遇到了极其明显的特征，下面我们将把它放在变异之中予以更深刻的讨论：这种变态的性目的表现为两种形态：主动型和被动型。

阻止窥视癖并将它战胜的力量是羞耻心（如同前面探讨的厌恶感一样）。

施虐狂和受虐狂　埃宾将性变态中最普遍和最重要的两种命名为“施虐狂”（sadism）和“受虐狂”（masochism）——使性对象遭受痛苦或使自己遭受痛苦，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动的。其他的学者（如Schrenck-Notzing，1899）则偏爱更狭义的术语“虐淫”（algolagnia），它更强调痛苦（残酷）中的快乐，而埃宾的术语包容了任何羞辱与臣服形式的快乐。

主动性虐淫，亦即施虐狂，其根基很容易在正常人身上发现。大部分男人的性活动中包含攻击性（aggresiveness）——征服欲，其生物学意义似乎在于，在向女人求爱时，这是战胜性对象抵抗的需要。因此，可以说，施虐狂是性本能中被独立和强化了的攻击成分，经过移置作用（displacement），而变成了主导性的。1066

在日常用语中，施虐狂的含义变化不定，既可以指对性对象的主动或进犯态度，又可以指使性对象蒙受羞辱和虐待的满足。严格说来只有后一种，极端情况才可归为性变态。

同样，受虐狂包括对性生活和性对象的任何被动态度，极端的情形则表现为，通过性对象使自己遭受到身体或心理的痛苦而获得满足。相对于施虐狂，受虐狂是更远离正常性目的的变态形式，究竟它一开始就有，还是经由施虐狂转变而来，是颇值得怀疑的。1067经常发现的事实是，受虐狂不过是施虐狂对自我的转向，用自我替代了性对象。对极端的受虐狂的临床分析表明，有许多因素（如阉割情结及罪恶感）相互作用才使原始的被动性态度得以强化和固着。

这里所要战胜的痛苦，如同厌恶感和羞耻感一样，都是反抗和阻止力比多的力量。1068

施虐狂与受虐狂在性变态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主动性与被动性是性生活的普遍特征。

人类文明史毋庸置疑地揭示，残酷与性本能之间关系甚密。然而，除了对力比多的进攻成了强调之外，几乎没有对这种关系做出任何解释。根据一些权威的意见，性本能中的攻击成分，实际上是同类相食欲望（cannibalistic）1069的残迹。也就是说，源于征服能力的这种欲望，既涉及到别人的满足问题，也有利于更原始的本能需要的个体发展1070；还有人认为，每一种痛苦本身都包含着快感体验。所需强调的是，尚没有一种关于性变态的解释令人满意，似乎有许多的心理冲动相互作用构成了这种单一的力量（resultant）。1071

不过，这种性变态最突出的特征是，主动性与被动性竟常常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在性关系中令对方痛苦而取乐者，同样也会在遭受到的痛苦之中享受快乐；施虐狂往往也同时是受虐狂，只不过主动的一面或被动的一面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并成为他主导的性活动。1072

因此，我们发现，在性变态者的冲动中，对立的双方常同时出现，结合此后将要探讨的问题，这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1073此外，一个引起联想的事实是，施虐狂与受虐狂的并行存在不能仅仅归结为进攻因素，我们宁肯将这种并行现象看做两性人（bisexuality）中的男性特征与女性特征的对立，精神分析常用主动性与被动性替代这种对立。1074

三、性变态的共同特征

变异与疾病　在特殊情形下，研究了极端性变态的医生，很自然地趋于像对待同性恋（inversion）1075那样，将他们视为功能下降或疾病。然而，这种观点甚至比对同性恋的看法更难立足。日常经验表明，大部分变异，无论轻重如何，总是出现在健康人的性生活中，并被认为无异于其他的亲密动作。若条件允许，正常人亦可长时间地用这种变态替代正常的性目的，或使两者并驾齐驱。没有一个健康人会在正常的性目的之外，不存在可称之为变态的附属目的。这一发现的普遍性足以表明，使用令人指责的“变态”一词是多么的不恰当。在性生活领域，要对变异做出生理和病理的明确划分是极为困难的。

不过，对有些性变态而言，其性目的的新异性确实需做出特殊研究。有些内容偏离正常如此之远，我们不能不称之为“病态”（pathological）。这种情况尤其在性本能战胜了羞怯、厌恶、恐惧或痛苦的抵抗之后更为昭然（如舔大便或奸污尸体）。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未必称这种人为精神错乱或变态。同样不可忽视的事实是，许多其他行为均正常的人，由于本能的放荡不羁占了优势，其性生活却是病态的；此外，生活的其他方面不正常的人肯定也有不正常的性行为。

在大多数情况下，性变态的病理特征并不是表现在新的性目的方面，而在它与正常性目的的关系。若一个变态者的性目的不是附着于正常的性目的和性对象，条件仅有利于变态性目的而不利于正常性目的，即完全替代了正常性目的，具有了排他性（exclusiveness）和固着性（fixation），那么，我们才可将这种变态视为病理症状。

性变态的心理因素　或许在最可憎的性变态之中，心理因素对性本能的转移起了最大的作用，不能否认性变态的表现是一种心理活动过程，尽管结果令人惊诧，但这种心理活动却可媲美于本能的理想化。或许再没有什么能比这种变异更能证明爱的全能性。就性活动而言，最高的最低的总是关系缜密：“穿过人间，从天堂到地狱。”1076

两个结论　通过对性变态的研究，我们发现，性本能必须与作为抵抗的某些心理力量做斗争，其中最主要的抵抗是羞怯和厌恶。可以设想，这些力量本来是限制本能的，使其不能正常发展，如果在性本能达到最强烈之前它们就获得了发展，那么，它们肯定会决定性的发展的。1077

另一方面，通过研究，我们还发现，只有把他们视做多种动机相互结合的产物才是明智的。若对他们进行分析，即解析他们，那他们一定具有复合的性质。这提示我们，或许性本能本身就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因素相互有机组合的，性变态者则是这些因素相互分离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这些变态的临床观察会使我们注意到，变态原是正常人的和谐行为丧失了其融合性的结果。1078

四、神经症者的性本能

精神分析　要认识与正常人不同的一些人的性本能，只有一个重要来源，并只有通过一个特殊渠道方可达成。也就是说要做到对精神神经症者[癔症、强迫症，命名不当的神经衰弱及早发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和偏执狂]的性活动准确认识，只有一个渠道，即由布洛伊尔和我于1893年提出的精神分析研究，当时被称为“精神宣泄法”，并被用于临床治疗中。

首先我必须说明（正像我曾经在其他作品中所做的一样），我的所有经验表明，这些精神神经症均源于性本能力量。我这样讲并不意味着性本能力量构成了病理特征（症状），而是想说明，性本能力量是神经症的最重要的唯一持续性的能源，于是这些人的性生活（无论全然，主要的或部分的）便在症状中表现出来。正如我在别处所言（1905e，手稿），这些症状便是病人的性活动。在过去的25年中1079，精神分析关于癔症及其他神经症的不断增多的研究便证明了这一设想，其中部分详情已经发表（并将继续发表）。1080

精神分析要消除癔症患者的症状，必须以下列假设为基础，即这些症状是替代物（如同文章的副本），与一系列心理过程、期望、欲望保持着情绪性联系，由于特殊心理过程的介入（压抑），它们无法在意识的水平上予以心理上的宣泄。于是，这些心理过程便在潜意识状态中依据其情绪的重要性寻求表达——宣泄。在癔症中便以身体症状予以表达（通过转换），形成癔症症状。若将这些症状系统地变成情绪性观念（借助特殊技巧），即意识性观念，那么，就可准确无误地认识原先潜意识心理结构的本质与根源。

精神分析的发现　由此可知，癔症症状是源于性本能力量的冲动的替代。我们对患病前这些人本质的了解（可将他们视为典型的精神神经症）及患病时机的把握，都完全符合这种观点。癔症患者的性格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性压抑，强烈地抵抗性本能（这种情况已在羞怯、厌恶及道德中表现过），本能地反抗对性问题的理智思考。其结果是，在一些极端的病人之中，直到性成熟时还对性问题一无所知。1081

乍看起来，这一特征虽为癔症的明显特征，但却常为它的另一结构特征所掩盖，那就是性本能的过分发展。然而，精神分析通过将两者的对立揭示出来——被夸大的性渴求和对性欲的过分逃避，并以此澄清令人费解的二者之间的矛盾。

对于注定要患癔症的人而言，完全可预测到其患病时机：要么是在渐趋成熟的过程中，要么在外在因素的影响下，不得不面对真正的性情景。在本能的压力及反抗性的矛盾之中，疾病成了逃脱之径。其实，冲突并未解决，只不过通过将力比多冲动转为症状而逃离冲突1082，例外的情况极少出现；比如一个男人，由于琐屑的情绪问题而患了癔症，这种冲突并非围绕着性兴趣。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分析总能显示疾病正是由冲突的性因素造成，它使得心理过程偏离了常态。

神经症与性变态　毋庸置疑，反对我这种观点的大部分人认为，我在精神神经症的症状中分析出的性行为是正常性本能的结果，然而，精神分析的研究却并不限于此。它表明，这些症状绝不是以牺牲“正常”的性本能为代价的——至少不是以它为唯一或主要代价的。如果它们可以在意识的幻想中及行为中得以直接表现，那么，还可以性变态的形式表现出来（从性变态的广义上讲）。因此，这些症状的形成部分是以非正常性活动为代价的；可以说，神经症是性变态的负面表现。1083

精神神经症的性本能展示了我们所研究过的所有变异，包括正常与变态性生活的变异。

1.所有神经症的潜意识心理生活（无一例外）均显示出变态的冲动，将力比多固着于同性之上。当然，若没有深入的研究，要证明这种因素在决定症状时的重要性是不可能的。我所坚持的不过是，他们总有性变态的潜意识趋向，这对于解释男性癔症尤为适切。1084

2.在精神神经症的潜意识趋向中，可以追溯到性行为的所有解剖学变异。这表明，正是这些趋向导致了症状的形成，在他们当中，最常发现的便是口腔与肛门黏膜代替性器之用。

3.在精神神经症的症状形成中，某些“组元本能”（component instinct）1085。起了特别突出的作用，它们往往成对出现，并不断引出新的性目的，如窥视本能与裸露癖、主动与被动的残暴本能。后者是理解症状的“痛苦性”（suffering）的基本的条件，它几乎总是部分地主宰了病人的社会行为。同时，正是通过力比多与残暴本能的结合，爱才转化为恨，柔情才转化为敌视，这构成了许多神经症的特征，偏执狂者更为普遍。

某些特殊事实更增强了这些发现的有趣性。1086

1.如果我们在潜意识中发现一种能与其对立面匹对而存的本能，其对立的本能必然也在活动。这就是说，每一个主动型性变态表现都有一种被动表现相对而伴：潜意识中的裸露癖同时也是窥视癖；受施虐冲动压抑的人，在决定其症状的因素中必然也存在受虐倾向的根源。我们在此阐述的和我们在“主动型”性变态中所发现的完全一致，这的确引人注目。但在实际的症状中，对立的倾向中只有一方占据主导地位。

2.在任何明显的精神神经症中，很少发现单一的性变态本能，而总是多个并存，且可规律地发现它们的踪迹，然而，每一特殊本能的发展程度却是独立的。关于“主动型”性变态的研究，再一次为我们提供了它的确切对立面知识。

五、组元本能与快感区1087

若我们将对主动与被动性变态的研究所得放在一起审视，就似乎有理由把它们视为若干个“组元本能”，它们不具有本能的最基本性质，还需做进一步分析。1088所谓“本能”，仅指躯体刺激的心理表征，以区别于来自外部的单一兴奋。因此，本能是介乎心理与生理之间的边缘概念之一。关于本能本质的最简单和可能的假设是，本能本身并无什么实质可言，说到心理生活，只可将它视为衡量心理活动的尺度。只有通过与身体的关系及其目的，方可将本能区别开来并赋予其实质。本能源于器官的兴奋过程，其根本目的在于消除器官刺激。1089

关于本能的理论还可做出更进一步的假设，这就是身体器官的两种兴奋建立于不同的化学性质之上，其中一种兴奋可描述为性的，所关联的器官谓之“快感区”，“组元本能”即源于此。1090

快感区的作用极易在赋予口腔与肛门重要性的性变态中发现，这些器官从各个方面看均酷似性器的一部分。在癔症中，身体的这些部分与黏膜的邻近部位变成了新的感受区，神经分布亦有所改变，其过程类似于勃起（erection）1091，好像实际的性器在正常性过程中的兴奋一样。

在所有的精神神经症中，作为性器附属物及替代的快感区的重要性，在癔症中表现最为显著。但这不意味着在其他疾病中就并不重要，而且因为它们较难辨认，比如在强迫症及偏执狂中，形成症状的心理器官远离控制躯体的特定部位，强迫症中这些冲动的突出意义在于，它所产生的新的性目的似与快感区无关。此外，在窥视癖和裸露癖中，眼睛便是快感区，而在性本能中渗入痛苦与残暴的情形下，皮肤则充当了快感区的角色——皮肤的特定部分变成了分化的感受器或变成了黏膜，成为独特的快感区。1092

六、精神神经症中性变态盛行的原因

上述讨论或许会对精神神经症的性活动产生错误理解，它给人的印象似乎是，精神神经症者注定要在性行为上变态并远离常人。的确，这些病人若从“变态”一词的广义上讲，存在着身体上的非寻常变态趋势（排除强化的性压抑程度与过盛的性本能）。然而，对于一些轻度病人的研究表明，这后一个结论未必可行，至少在判断其病态形成的过程时尚有其他的因素不容忽视。大部分精神神经症者，或是在青春期后正常性生活的压力之下患病的（压抑主要用于反抗正常的性生活），或是在力比多无法获得正常满足时致病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力比多像主流受阻的河流，向久已干涸的支流流去。同样，精神神经症者强烈的变态倾向（虽然是消极的）也是由支流所决定的，其功能便被强化。事实上，一个人之所以会脱离常态，除了自由受限、正常的性对象无法得到及正常性行为发生危险等外在因素必须考虑外，作为性压抑的内在因素亦不应忽略。

由此可见，不同的神经症者，行为必然迥异：有些人具有先天强烈的变态倾向；有些人则是在力比多被迫离开正常的性目的和性对象之后不得不更多地转向旁门左道的必然结果。将事实上相互联合的两种力量视为对立是不正确的。只有在身体与经验同向而行时，神经症才能有极强烈的表现。身体异常者，或许不必借助经验之力；而身体正常者，亦可能因为生活的强烈打击而变成神经症（巧合的是，这种先天与后天病因学的重要性观点也适于其他情况）。

然而，如果我们坚持认为，性变态强烈发展的倾向是精神神经症体质的特征之一，那么，我们就能依据“快感区”或“组元本能”先天数量的多寡区分出许多体质。然而，在变态体质与疾病的特定形式之间是否存在一种特殊关系，如同该领域的其他问题一样尚缺乏探讨。

七、幼儿性欲特征的提示

一旦证明了变态冲动在精神神经症症状形成中的作用，那么，可以称之为变态者的人数必然剧增。这不仅因为神经症者就数量而言极多，而且可以说，就神经症者的表现而言，他们与正常人本来就有着无法分开的联系。无论如何，莫比斯（Moebius）确凿地认为，所有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均是癔症患者。因此，性变态者的普遍存在促使我们设想，趋于性变态的体质并非少见，而是正常体质中的一部分。

究竟性变态决定于先天因素，还是如比纳（Binet）在分析恋物癖时一样，将其归结为偶然的经验，仍然是有争议的问题。我们的结论是，性变态的确存在着潜伏的先天因素，但每人都有先天因素，只不过强度不同，在生活的影响下会有所增强。问题的关键是性本能的先天体质根源。在有些人中（性变态），这些根源可能变成了性活动的实际渠道，另一些人则对它进行了并不充分的压抑，并以症状的形式迂回地吸引了相当部分的性能量；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存在着最有利的类型，他们通过有效的节制或其他的变化过上了正常的性生活。

当然，我们还须指出，这种包含所有性变态基因的先天体质，只能在孩子身上发现，尽管所有的本能表现尚不强烈。一个渐趋成型的设想是，神经症的性活动停在或返回到了婴儿形态。这样，我们的兴趣就转向了儿童的性生活，我们将追溯一下是使婴儿的性活动变成了变态的、神经症的或正常的性生活的影响因素到底有哪些？

第二篇　幼儿性欲

对幼儿期的忽视　关于性本能，流行观点的一个特征是，人们认为儿童期并无性活动，直到青春期它才觉醒。然而，这可不单单是一种简单的错误，而且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即我们对性生活基本条件的茫然无知。关于童年期性形成的彻底研究，或许有助于我们揭示性本能的基本特征、发展历程及根源。

显而易见，致力于对成人的特征与反应做出解释的学者们，过多地将注意力集中于个体祖先的远古阶段；也就是说，过多地强调了远古期对遗传的重要性，而忽视了个体的发展即童年期的重要性。当然，我们完全可以设想，童年期的影响更易理解，并比遗传更值得我们思索。1093的确，在关于性活动的文献中，偶尔也会发现关于幼儿的早熟性性活动，如勃起、手淫及类似于性交的活动。但这些常被视做意外、怪事或骇人的早发性堕落。据我所知，迄今尚无一个学者清楚地辨别出童年期性本能的规律性，在关于儿童发展的众多著作中，“性发展”一章总是弃之不顾。1094

幼儿的遗忘在我看来，造成以上奇怪的忽视现象的原因，一部分由于作者成长过程中对正统思维的屈从，另一部分由于同样尚待解释的心理现象。我认为，对大部分人而言（虽然不是全部），这种奇怪的遗忘覆盖了童年期的前6年或前8年。因此，虽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此疑虑重重，但我们对这种遗忘的事实已习以为常，人们告诉我们，我们是在幼儿期的后阶段才有对事物的不甚清楚和残缺不全的回忆，并且对所得印象产生活跃的反应；同时我们还可以像成人一样表达痛苦与欢乐，也可表现出我们的爱、嫉妒及其他强烈的情感，成人还会根据我们的言谈，判定我们具有明智的判断力。而我们一旦长大成人，竟对此变得一无所知！我们的记忆为何如此落后于其他心理活动？其实不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只有童年时期，获取和再现印象的能力才是最强盛的。1095

另一方面，通过对他人的心理研究，我们必然相信，我们所遗忘的印象，实际上在心理上留下了很深的痕迹，并对此后的整个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由此可见，童年期的印象并非真正的遗忘，而是如同神经症的遗忘一样，只能有近期记忆，由于压抑的作用，这些印象的基本方面已离开意识。但是，是什么造成了童年期印象的压抑呢？谁能解开这个谜，当然也便能够解释癔症遗忘的原因。

同时，幼儿的遗忘这一事实，使我们能从新的观点对儿童与精神神经症的心理状态做出比较。在前面我们已涉及到这一问题，即精神神经症的性欲或者滞留在幼儿期，或者又返回到幼儿期。那么，幼儿的遗忘是否也与童年期的性冲动有关呢？

此外，寻找幼儿期的遗忘与癔症的遗忘之间的联系，绝不是一种文字游戏，对由于压抑而造成的癔症性遗忘，可做出这样明晰的解释：患者已有某一现象的记忆，只不过是意识不到的；由于联想而将这一现象吸引过来，但压抑却将此排出意识之外。1096因此可以说，没有幼儿的遗忘就不会有癔症的遗忘。

因此，我相信，幼儿的遗忘之所以使人仿佛回到了史前期，并对自己性生活的初萌全然无知，这是因为，就性发展而言从未赋予童年期以重要意义。要填补知识的这一空缺，仅靠单个人是力不从心的。从1896年开始1097，我就坚持童年期在性生活重要现象起源中的重要性，此后，我从未停止过对幼儿期性问题的强调。

一、童年的性潜伏期及其中断

关于童年期异常与例外的性冲动，以及神经症者显露的关于童年期的潜意识记忆，已有了层出不穷的报道，这使得我们可以对这一时期的性行为作出描述。1098

性冲动的基因已存在于新生儿身上，并持续发展一段时间，然后才渐渐地被压制下去。当然，性发展还会因阶段性特征及个体的特征出现中断，这似乎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我们对这一发展历程的规律性与阶段性却一无所知，儿童的性生活似乎在3岁或4岁时才可观察到。1099

性抑制　正是在这段潜伏期的整个过程或部分过程中，形成了一种阻止性本能发展的心理力量，它如堤坝一样阻止了性本能的奔流，这些力量包括厌恶感、羞耻感、伦理及道德的理想要求。从这些文明化了的孩子们身上，人们得出的印象是，这些堤坝的构成是教育的结果。毫无疑问，教育确实对此起着作用，然而，事实上，这一发展过程是由遗传决定和固定的，有时在毫无教养的条件之下也会发生。如果教育顺应身体机能的发展，并使其变得更加清楚和深刻，那么，教育就可以适当地发挥功效。

反向形成与升华　这对个体文明的提高与正常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结构因素是怎样形成的呢？它们也许是以幼儿的性冲动为代价。因此可以说，即使在潜伏期，这些冲动活动也未停止，只不过其能量全部或部分地离开了性目的而转向他用。研究文明的历史学家似乎都认为，使性本能的力量脱离性目标并把它们用于新的目标——这个过程应该被称为“升华”。在此需补充的是，同样的过程对个体的发展也起了作用，而这一过程起始于童年的潜伏期。1100

由此就可形成一种关于升华过程机制的观点了。一方面，性冲动在童年期不可能利用，因为生殖功能后延了，这便构成了潜伏期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这些冲动似乎又是倒错的，即它始于快感区和源自本能（从个体发展的角度看），但却只能产生不愉快的情感。结果，为有效地压制不愉快，便唤起了相反的心理力量（相反情感），即我前面提到的心理堤坝：厌恶、羞耻与道德。1101

潜伏期的中断　既然潜伏期或延迟期的实质还仅是假设，且极其模糊，那就没有必要沉溺其中不能自拔了。但我们可以证据确凿地指出，婴儿性活动的应用代表着一种教育理想，个体在发展的某一点上会有相当程度的差异性，有些回避升华的性活动会有所突破，有些则持续于整个潜伏期，直到青春期才强烈地暴露出来。凡注意到幼儿性活动的教育家，似乎同意了我们的观点，认为道德防御力量的建立是以性活动的牺牲为前提的；他们甚至知道，性活动使得某个孩子无可教诲：由于孩子无法战胜它，所有的性表现便被视为“坏”的。与此相反，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将注意力指向这些令教育家害怕的现象，我们期望在他们的帮助之下，能够发现性本能的原始情形。

二、幼儿性欲的表现

吮吸拇指（thumb-sucking）我将以吮吸拇指（以吸为快）作为儿童性表现的例证加以讨论，理由后述（匈牙利的儿科医生林德纳[Lindner]对此做了精辟研究，1879）。1102

吮吸拇指通常出现在婴儿早期，但也许持续至成熟，甚或终其一生。这是嘴（或唇）的一种节律性重复吸吮动作，这一过程无疑是出于营养需要。嘴唇的一部分、舌头及其他可触及的皮肤部位（甚至脚趾）都可成为吮吸的对象。此时，抓物本能（grasping-instinct）也已出现，并同样节律性地抓自己的耳垂或其他人身体的一部分（抓耳朵最普遍），其目的同上面的相同。吮吸可成为一种全神贯注之状，或引人安眠，或引发一种性高潮的动作反应1103，经常伴有对身体敏感部位（如乳房或外生殖器）的按摩，很多孩子由吮吸转向了手淫。

林德纳本人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些活动的性本质，并不加任何条件地予以强调。1104在幼儿园，吮吸常被归为儿童的“性调皮”之类。然而，许多儿科医生及幼儿专家却极力反对这种观点，这部分是因为他们混淆了“性”和“性器”（genital）。他们的反对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儿童性表现的基本特征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精神分析的研究已使我们对这种现象的前后关系有了明晰的了解，吮吸拇指是性的表现之一，并成为我们研究幼儿性活动的基本内容之一。1105

自体性欲　我们有责任对此做出彻底研究。必须坚持的是，这种性活动的最突出特征表现为，本能指向他人，却从自身获得满足。我们用“身体性欲”代表它，颇含快乐之意，该术语由霭理士（1910）所创。1106

此外，显而易见，一个儿童沉湎于拇指吸吮，是为了寻求一种他所体验并且记住的快感。最简单的方式便是有节律的吮吸皮肤的一部分或黏膜以获得满足；同样不难猜测的是，它也会出现于孩子力求恢复快乐经验的时候，吮吸母乳或替代品是使孩子得此快乐的最早和最重要的活动。在我们看来，孩子的嘴唇像一个快感区，热奶的流入无疑会带来快感，快感区的满足最初与营养需要的满足不可分离。性活动的最初功能，旨在服务于自我保护，直到后来才变成独立的。1107当一个婴儿满意地离开母亲的乳房，脸颊绯红、笑脸盈盈地进入梦乡时，谁也不会否认这很像成年人性满足后的表情，只不过此时不断重复性满足的需要已区别于营养需要。当长出牙齿，吮吸被咀嚼所替代之后，这种分离当属必然。孩子已不再把别人的身体作为吮吸对象，而是吮吸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因为这更方便，同时也可使他独立于尚不能控制的外部世界。这样，他便具有了第二个快感区，虽然是相对次要的。此后，他寻找与自己嘴唇对应的他人嘴唇的缘故，便是这一快感区的次要性等因素造成的（真可惜，我再也无法亲吻自己，他似乎如是说）。

并非所有的孩子都吮吸拇指。可以设想，善吮者的嘴唇区具有对快感的先天敏感性，此一特征若持续下去，长大后便贪欲接吻，具有性变态接吻的倾向，若是男性，则有吸烟喝酒的强烈动机。然而，若对其压抑（repression），便会厌恶食物并产生癔症式的呕吐。由于嘴唇具有双重功能，因此压抑也扩展到了觅食本能。我的许多女病人1108，在饮食方面出现障碍，如“癔症球”[或译癔症性窒息感（global hystericus）]，喉部收缩及呕吐，这是因为在童年期她们有强烈的吮吸嗜好。

关于吮吸拇指或“为乐而吸”（sensual sucking）的研究使我们发现，婴儿的性表现具有三个基本特征1109：其根源与维持身体的特定功能有关；不具有性对象，故是“自体性欲”的；性目的直接受控于快感区。可以推知，这些特征同样适于幼儿性本能的其他活动。

三、幼儿性活动的性目的

快感区的特征　吮吸拇指的例子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了快感区的构成问题。通常是身体或黏膜的一部分，在特定的刺激下引起了具有某些品质的快感，毫无疑问，引起快感的刺激必须具备特定的条件，尽管我们尚不知道这些条件是什么。节律性特征肯定是起了作用的，搔痒的经验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只是由刺激引起的快感是否是“特殊的”，尚难确定。这种特殊性表现为性力量所起的作用，心理学对快乐与不快乐之类的问题依然在黑暗中探索，故最佳的设想应是慎而又慎的，快感确实具有特殊性的理由将在以后论证。

身体的某些部位对性的敏感性是极为明显的，就像在吮吸的例子中所看到的，有一些先天的快感区。不过在同样的例子中我们也可发现，皮肤或黏膜的其他任何部位亦可具有快感区的功能，即具有朝那个方向发展的能力。因此，快感更多地取决于刺激的性质，而不是身体的部位。惯于为乐而吸的孩子，实际上总是寻遍身体后选择一处进行吮吸，久之，习惯的力量便使他对此有了偏爱，如果他偶尔碰到了先天的快感区（如乳头或性器），那肯定会固定于此处。在癔症症状中亦可发现十分类似的替代趋向，在这种情形下，神经症的压抑对大部分实际的性器区产生影响，从而使对刺激的敏感性转移到了其他快感区（在成人生活中通常是被拒绝的），这些快感区便完全像性器一样活动。不过，除此之外，像在吮吸中一样，身体其他部位也可获得像性器一样对刺激的敏感性并成为快感区。快感区与癔症引发区具有相同的特征。1110

幼儿的性目的　幼儿的快感区通过某种方式接受适宜的刺激后，其本能的性目的才获满足。这种满足必然曾经经历过，否则难以重复。我们可以设想，“大自然”（Nature）对此一定有妥善安排，而不致使满足仅靠机遇。1111在嘴唇区的讨论中，我们已知道了这一“发明物”（contrivance）是怎样实现这一目的的：因为它同时具有摄食性。就性活动的来源而言，我们还会发现其他类似的“发明物”。这种要求满足重复的欲望以两种方式展现出来，一是由一种特别的紧张感展现出来，这种紧张感具有不愉快的特征；二是由一种痒感或刺激感而展现出来。它们开始居于中央，然后扩展至周围的快感区。描述性目的还可以做如下界定：因此通过外在刺激形成的满足感，替代快感区已形成的刺激感。这种外在刺激的活动与吮吸是相似的。1112

“需要”借助快感区的真实变化而使周围区域唤醒的事实，与我们的生理学知识极为吻合。所以感到惊奇，仅仅为了消除一种刺激，为何在同一区域必须产生另一种刺激。

四、手淫的性表现1113

我们将如释重负地发现，一旦理解了性本能的本质源于某一快感区，那么，儿童性活动的特点便几乎一览无遗了。快感区之间最明晰的区别取决于满足本能的“发明物”的性质，嘴唇区使用的是吮吸，其他区则使用另外的肌肉动作。

肛区的活动　像唇区一样，肛门的适宜部位使它具有了性活动及其他身体功能的作用。一般认为，肛门的快感意义远较唇区为盛。通过精神分析，我们惊奇地发现，它经历了性兴奋的演变，并终生保持着相当程度的性的敏感性1114。童年期常见的肠道障碍表明它常常受到强烈刺激。人们常说，肠炎会使如此脆弱的孩子形成“神经质”，它对神经症的症状也具有决定性作用，因为他们常患肠道不适之症。如果考虑到不管肠道发生了什么变化，它都具有快感作用，那么，传统医学在解释神经症时对痔疮影响重要性的强调就不应受到嗤笑了。

善于利用肛区快感刺激的孩子，常常等到肌肉强烈地收缩时才去大便，此时大便通过肛门会产生黏膜的强烈刺激。这除了会造成痛楚之外，还会产生怡然的快感。当一个孩子坐到便盆后却拒绝排清大便时（即当保姆要他这样做时），这可明显地预示着今后会很古怪或神经质。他并不关心是否会弄脏床铺，而只关心随大便而来的快乐，当教育家将这样的孩子视为“顽皮”时，他们再一次证明了自己是正确的。

肠内便物作为对黏膜性敏感区的刺激物1115，如同童年期后注定要活动的其他器官的排头兵，但对幼儿却有着其他重要的意义。它们被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并代表了他的第一个“礼品”：排便意味着与环境的主动妥协，拒绝排便则代表着对环境的反叛。通过这一“礼品”，孩子在以后了解了“幼儿”的意义——根据儿童的性理论，人吃了东西之后便会有“孩子”，他从肠中产出。

憋住粪便不排，是孩子对肛区施行自慰的一种意图，或者是左右他与保姆关系的手段，同时也是神经症者普遍便秘的原因之一。此外，肛区的所有意义还在于，几乎所有的神经症者都有特殊的排便习惯、仪式等，只不过被他们小心地保存为秘密而已。1116

在较大的孩子中，由于内在冲动或外阴引发的痒感，用手指对肛区施以自慰刺激的现象并非少见。

性器区的活动　在孩子身体的快感区中，有一个部位确实起初并不起作用，也未能成为性冲动的发泄渠道，但后来却注定变得非常重要。无论男孩或女孩，它都与排尿有关（龟头和阴蒂）。龟头被黏膜所包裹，于是受到分泌物的刺激，从而成为早期的性兴奋之源。作为性器的构成部分之一，这一快感区的性活动便成了后来“正常”性生活的开端。由于解剖上的特定性，分泌物不断溢出，孩子沐浴时的洗、擦及一些意外刺激（如肠虫在女孩阴部的蠕动），使得孩子在幼儿早期就留意到了这一部分定能产生快感，并产生了重复这一快感的需要。如果考虑到它的整个情形，并记住无论保持洁净或弄得肮脏均结果相同，那么，我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婴儿早期的这种自慰，为未来这一快感区的性活动功能奠定了基础，无人会例外。1117在这里，消除刺激和带来满足的方法通常包括用手擦摸或用手触压，抑或将双腿夹紧（无疑是一种预定反射）。在女孩中后一方法更为普遍，而男孩偏爱用手，表明占有本能（instinct for mastery）在未来男性性活动中的重要性。1118

如果我将童年的自慰分为三个阶段，那肯定会更加清晰。1119第一阶段为幼儿早期；第二阶段大约在4岁左右，出现性活动的短暂活跃；第三阶段则是被经常关注的青春期自慰。

幼儿手淫的第二阶段　幼儿早期的手淫似乎很快就消失了，但也许会延续到青春期，这恐怕是被文明人所唾弃的第一个变异。在幼儿早期之后的某一阶段，通常是4岁之前，快感区的性本能通常会复苏，并持续一段时间，直到被禁止为止；或者它也许会不受干扰继续下去。幼儿性活动的第二阶段表明情形复杂，唯有对个案的精确分析才能搞清楚。但它的细节却在个体的记忆中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潜意识），它决定了健康人性格的发展，也决定了青春期后神经症患者的症状。1120就后者而言，我们发现这一性阶段已被遗忘，意识性记忆已被取代（我已说过，我同样将正常的幼儿遗忘归结为幼儿的性活动）。精神分析的研究将使我们搞清楚，被意识遗忘的是什么，从而消除由潜意识心理资料所引发的冲动。

婴儿早期手淫的复归　在我所探讨的童年期内，幼儿早期的性兴奋会再次出现，要么因为痒感引起了通过手淫才能达到的快感，要么像一个遗精过程，类似成人的遗精一样，不必借助任何动作即可获得快感。后者在童年期第二阶段的女孩中更为常见，其成因尚不很清楚，但几乎可以说早期曾有过主动手淫的阶段。这些性表现的症状并不充分，泌尿器官的发展替代了尚未发展的性器，前者成了后者的“受托人”（trustee）。这一阶段大部分的膀胱障碍都是性方面的：除了癫痫病的夜晚遗尿之外，其他的遗尿均与遗精有关。

性活动的再现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这可以从神经症的症候中了解到，并通过精神分析研究加以确定。我将先阐述内部因素，在这个阶段，偶发的外在因素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作用。最重要的当属引诱，即把未成熟的孩子当做性对象，并充满情绪色彩地教他如何由快感区获得满足，以后他便不由自主地通过手淫获得这种满足，这种影响或源于成人，或源于其他孩子。在《癔症的病因》（1896c）一文中，我不承认自己夸大了这一影响的频率及重要性，尽管我当时仍不知道正常的人在童年期也有同样的经验，因而不时地将引诱的重要性与性结构及其发展的重要性等量齐观。1121事实上，要唤醒儿童的性活动，未必需要引诱，内在原因可能同时起了作用。

性变态的多样化　颇具启发性的事实是，在引诱之下，孩子会出现多种形式的变态，并形成各种可能的性异常。这表明孩子天生具有这些发展的潜力，在阻止性泛滥的堤坝（羞怯、厌恶及道德）根本未建立或正处在建立之中时，便很难抵抗变态的发展。就此而言，孩子的行为很像未受教化的一般女性那样始终具有多向变态的可能性。在正常情况下，她们也许会有正常的性生活，但一旦遭“聪明人”引诱，各种变态行为都可能颇顺口味，于是便构成了其性活动的一部分。妓女在其职业目的中同样具有这种幼儿式的多面性，考虑到如此多的妓女及虽未做妓女但天性风骚的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各种各样的变态倾向原是人类普遍的基本特征。

组元本能1122　另外，引诱的影响并无助于揭示性本能早期史的全貌，反而倒搅乱了我们对它的看法，因为它在孩子尚未需要时，却过早地为其选择性对象。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尽管幼儿的性生活主要受制于快感区，但从一开始就有视他人为性对象的现象。诸如窥视、裸露及残酷的本能，是以独立于快感区的形态出现的。这些本能虽到以后才与性生活关系甚密1123，可在儿童期它不同于性欲的性活动，而是作为独立的冲动表现出来。幼小的孩子还不知道羞耻，在一段时间内以暴露身体特别是性器为满足。与此相反的变态倾向，即对别人性器的好奇只是到稍大之后才出现，此时羞耻感已发展到相当水平。1124在引诱之下，窥视的变态在儿童的性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通过对正常人及神经症者早期生活的研究，我认为，它亦会在儿童中自发地形成。极留意自己性器的小孩子（通常喜欢手淫）往往在不受外力影响的条件下对同伴的性器表现出极浓厚的兴趣。既然这种好奇的满足通常在观看别人大小便时方可满足，那么，这类孩子会变成“窥视癖”极愿观看别人的大小便。这种倾向一旦受到压抑，窥视别人性器的（不管同性还是异性）欲望便成了令人烦恼的冲动，对一些神经症者而言，成了致病的最强烈动机力量。

至于性本能中的残酷成分，在童年期的发展距快感区的性活动更远。残酷通常很符合孩子的天性，因为控制自我，不致令他人痛苦的阻抗，即同情力，是在以后才发育起来的。诚如我们所知，关于这一本能的基本心理学分析尚不能令人满意。也许可以设想，残酷的冲动源于征服的本能，并出现在性器尚不能行使其角色的时期，它在一段时期内控制着性生活。我们以后将此阶段称做“前性器期”（pre-genital organization）。1125对待动物和同伴特别残酷的孩子，其快感区很可能有着强烈的性活动。尽管所有的性本能均可表现出早熟性，但快感区的性活动似乎更为根本。同情心的缺乏，会使童年期中残酷与性感本能的联系持续到后来的生活之中。自从卢梭的《忏悔录》问世以来，所有的教育家都知道，对臀部肌肉的痛苦刺激构成了被动残酷本能（受虐狂）的性感来源之一。他们得出结论，对这一部位的肉体惩罚决不能施于孩子，否则，在今后文化教育的要求之下，其力比多很可能会误入旁门左道。1126

五、关于儿童的性探究

求知本能（The instinct for knowledge）大约在3～5岁之间，当儿童的性生活达到第一次高峰时，其求知或探究的本能也出现了。这种本能并不能划入基本的本能之列，更不能归入性本能之中。它的活动一方面与征服欲的升华有关，另一方面又是窥视能量的推动。然而，它与性生活的关系却特别重要，因为我们通过精神分析的研究已经知道，儿童的求知本能出现得如此之早并与性问题有如此缜密的关系，故它很可能是由性本能唤起的。

狮身人面像之谜　对儿童的探究活动，不是来自理论的兴趣，而是由实际兴趣促使的。家里新生儿的到来对儿童产生了威胁，面对失宠失爱的恐惧使他们变得聪慧而机敏。与这种本能相伴的第一个问题倒不是两性的区别，而是孩子来自何处之谜（这与狮身人面像所提出的谜一样，虽已扭曲，但很容易复原）。1127恰恰相反，孩子可以毫无困难且毫无疑虑地接受两性的存在。男孩的自身现实使他认为每个人都像他一样有性器，很难接受别人没有性器的说法。

阉割情结与阳具嫉羡（castration complex and penis envy）当男孩子产生某种想法时，他会顽固地坚持，并极力地反抗与之形成矛盾的事实，只是经过严重的内部斗争之后才不得不放弃己见（阉割情结）。女性虽然没有阳具，但有东西替代的想法在许多变态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128

设想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性器，是儿童性理论中第一个最明显和重要的方面。生物科学对这一偏见的认可对孩子而言并无什么用处，他们只是承认女性的阴蒂便是对阴茎的替代。当小女孩看到男孩的阳具与自己不同时，并不否认这一事实，她们很容易接受并立刻对阳具产生嫉羡。这种嫉羡如此之甚，以致使她们希望自己也是男孩。

生育理论　许多人都记忆犹新，青春期前他们最感兴趣的问题常常是孩子从何而来。试图从解剖学上回答这一问题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孩子从胸部出来，或者将身体砍断后取出，抑或由肚脐挤出。1129除非研究，否则很难记起童年期的这些类似探究。虽然这些早期的探究很久就被压抑着，但所有的发现性质上都是相同的：是因为人们吃了某些东西才会有孩子（如神话传说），孩子像粪便一样由肠道产出。幼儿的这些性理论使我们想起了动物王国的普遍现象，尤其是哺乳类动物中的泄殖腔（cloaca）。

关于性交的虐待观　若成人认为孩子对性问题一无所知便让他们目睹了性交过程，孩子便注定认为性行为是一种欺压、侮辱的行为，总不免虐待之意。精神分析表明，儿童早期的这一印象很容易使后来的性目的为虐待所替代；此外，孩子还会更关心性交问题（或他们认为的婚姻问题），他们试图通过对大小便功能的了解找到这一神秘现象的答案。

幼儿性探索的典型失利　一般而言，孩子的性理论是他们自身性结构的反映，尽管不乏令人可笑的错误，但在对性过程的理解方面却是超乎别人想象的。孩子看到母亲怀孕后，亦会改变原先的一些看法，并对怀孕做出正确的解释。虽然常常静静地聆听关于“鹳”的传说，但总是对此深表怀疑。然而，有两个因素却是从未发现的：精液的传授功能与女性性孔道的存在，因为这些组织在婴儿身上尚未发展。结果，这种孩子似的探索总是毫无所获，终被弃置一边，且对求知本能产生永久性的伤害。儿童早期的这些性探索总是“独断而行”的，这是表现其独立意向的第一步，相对于过去他全然信任的人而言，这意味着一种严重的疏远。

六、性组织的发展阶段1130

关于幼儿性理论的特征，我们已强调了下列事实，即它是自体性欲的（从自己身上寻找对象），每一个本能相互独立，寻求快乐。性发展的结果导致了成人正常的性生活。其中，快乐源于繁衍后代的功能，“组元本能”在某一快感区的控制之下构筑了一个坚强的组织，通过外在的性对象寻找性目的。

前性器组织（pregenital organization）精神分析关于这一发展过程受到禁止及骚扰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组元本能的这一坚强组织具有“史前”阶段，且举步维艰。这些“史前”阶段本身就构筑了性的“王国”（regime），其发展极为顺利，几乎未留下蛛丝马迹。只有在病态条件下才变得活跃、进步，并易于观察到。

我们将性生活组织中生殖区尚未居主导地位的现象称为“前性器”。这样就可辨出两个组织，几乎与早期动物的形式类似。

第一个前性器组织是口唇的或同类相食的。此时性活动尚未与摄食活动区别开来，两性的活动也未分化。两种活动的对象是相同的，性目的便是将外物吸人体内——这一过程的原型（prototype），即认同作用，在以后起了非常重要的心理作用。这一组织的残迹之一（在病态条件下才引起注意），可以在吮吸拇指中看到，此时脱离了营养活动的性活动，开始用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替代了外在对象。1131

第二个前性器组织则为肛欲攻击的。此时，在所有的性生活方面，两性的分化已经明显：虽然尚不能描述为“男性”或“女性”的，但却有“主动”与“被动”之分。“活动”受制于征服的本能，由肌肉运动得以完成，最能代表被动性目的便是肛门的快感黏膜。虽然两种倾向各有其性对象，但却不是相同的。除此之外，其他的合成本能则以自体性欲的形式存在。因此，在这一阶段，性的两极性及外在对象都已清晰可见。不过，这一组织尚未臣服于生育的功能之下。1132

矛盾症（ambivalence）性组织的这一形式可持续终生，并永久地将大部分性活动吸引过来。虐待的盛行及肛门区的泄殖腔作用，无不显示出它的远古性色彩。另一个突出的特征是，本能的对立双方发展到了几乎相同的程度。布洛伊尔恰如其分地称其为“矛盾症”1133。

关于性生活中前性器组织的设想，建立于对神经症的分析之上。否则，则无法理解。我们期望今后的精神分析研究会提供更多的正常性功能结构及其发展的知识。

为对幼儿的性生活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还必须想到，像青春期发展的特征一样，对象选择甚至在童年期就经常或习惯地出现了。也就是说，整个性倾向都指向某一个人，并通过他实现自己的性目的，这是儿童接近青春期后性生活形式的最佳途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组元本能的聚合（combination）及对生殖区主导的臣服尚不完全，或根本不存在。因此，繁衍后代主导地位的确立，是性组织发展历程的最后一步。1134

对象选择的两个时期（diphasic choice of object）对象选择过程的双期性可以说富有典型性。也就是说，它出现两次高峰：第一次出现在2～5岁之间1135，到潜伏期之前暂停或减弱。其性目的本质上是幼儿式的。第二次出现在青春期，性生活的最终形式得以确定。

虽然由于潜伏期的出现致使对象选择两次出现，但就对最终结果的影响而言，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幼儿对象选择的结果会渗透以后的阶段，要么以原状持续下去，要么在青春期复活。但由于两个阶段之间的压抑作用，使它在青春期已无法发挥效力，其性目的已趋缓，如今所代表的可称为性生活的“情潮”（affectionate current）。只有经过精神分析的研究，我们才会发现，隐藏在这一情感（如钦佩和尊重）之后的是久远的幼儿组元本能的性渴望，只是现在不再起作用了。青春期的对象选择必须压服童年期的对象，以“情潮”而复起。若这两股潮流无法融合，那么性生活的理想，即专注于单一对象的情形就无法实现。

七、幼儿性欲的来源

关于性本能起源的追溯性研究表明，性兴奋源于：（1）与其他器官相联的满足经验的再生；（2）对快感区周围的适宜刺激；（3）特定“本能”（如窥视与残酷）的表现，只是其根源尚未彻底搞清。精神分析对童年期的回溯性研究及对儿童的直接观察，还向我们揭示了性兴奋的其他活跃源头。但直接观察的弱点在于资料易被误解，精神分析的困难在于要获取资料及结论则需绕很长的路，然而两者的结合必使发现获得满意的确信度。

对快感区的研究已使我们发现，这些区域对刺激有特定的敏感性，其实整个皮肤均具有一定程度的敏感性。因此，当对皮肤的一般刺激会产生性的效应时就不必大惊小怪了，在此尤应提到温度刺激，因为它的重要性可帮助我们理解热水浴的治疗效果。

机械性的兴奋（mechanical excitation）就此而言，我们还应提到由对身体的节律性刺激而引起的性兴奋。这类刺激一般有三种作用方式：对前庭神经（vestibular）感受器，对皮肤及对皮肤的深层部分（如肌肉及关节组织）产生作用。这些快感的存在（需要强调的是，在此处“性兴奋”与“满足”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区分。此后我们会专门解释）即由于对身体的机械性刺激而引起的快感，被儿童的下列活动所印证：即孩子特别喜欢被动运动的游戏，比如让人摇晃或抛入空中，并要求不厌其烦地重复。1136众所周知，摇晃可诱使仍在兴奋的孩子入睡。马车及火车的晃动可使大一些的孩子产生晕眩效应，故每个孩子，至少在其生命的某一时期想当司机或车夫。令人费解的是，男孩对与火车有关的事情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兴趣，以至于在幻想最富有的时期（青春期稍前），将这些事情当做了性象征的中心。与火车有联系的这种性冲动显然源于运动感的快感特征，由于压抑的作用，这种孩子的偏爱开始逆转，进入青春期或成人期之后，会对摇晃与旋转产生恶心的反应，火车旅行令他们精力衰竭，或在旅行中产生焦虑，竭力避免火车旅行痛苦经验的重演。

同样我们还应提到这样的事实，尽管对此尚未完全理解，即恐惧与机械刺激的结合造成了严重的癔症式的创伤性神经症。我们至少可以设想，这些影响本不强烈，若被夸大，就会变为性兴奋之源，导致性机制或性化学过程（sexual mechanism or chemistry）1137的极度混乱。

肌肉活动（muscular activity）我们都很清楚，孩子需要大量的肌肉活动，并从中获得极大乐趣。这种快乐是否与性有关，它是否包括性满足或能否引起性兴奋——所有这一切均受到公开的批评，前文中关于被动运动会产生快感，并具有性的性质或能产生性兴奋的观点同样可能受到批评。然而事实却是，许多人报告说，他们性器的首次兴奋正是在与玩伴打闹中产生的。这时，除了整个肌肉的紧张之外，双方有着大量的皮肤接触。与某人的体力之争，像成人善于与人发生口角一样1138，都表明对象选择正落在这人身上。虐待本能的根源之一便是肌肉活动所激起的性兴奋。儿童期的打闹与性兴奋的关系，决定了许多人性本能的方向。1139

情感过程　儿童性兴奋的其他来源就存疑较少了。无论是直接的观察还是以后的回溯性研究，都很容易地证明，所有强烈的情感过程，甚至包括恐惧，均与性有关，这肯定有助于对情感病理过程的解释。上学的孩子对考试的恐惧或由于作业较难引起的紧张，不仅会影响孩子在学校中的人际关系，还会引发激烈的性表现。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孩子会有触摸性器的冲动，或者导致类似遗精的过程，结果却令人难堪。对孩子的学校行为大惑不解的教师，的确该从行为与“萌芽的性”的关系认识他们。许多情绪的性兴奋结果本身就令人不快，如忧虑、害怕、惊恐等在许多人的生活中持续终生。无疑，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人寻求这种感受的机会，但条件（如幻想读书或看戏）是这种不愉快的感觉由于某些事实而被抑制。

如果相似的性效应中伴有强烈的痛苦体验，尤其在特定的条件下，这种体验会减弱或保持在一定的距离内，那么施虐与受虐本能的又一主要根源便发现了，对它的复杂性我们渐渐有了认识。1140

智力活动（intellectual work）最后，还有一个事实，无论在青年人中还是成人中，集中精力于一个智力任务和一系列智力活动通常也会产生伴随的性兴奋。毫无疑问，平时说的用脑过度（overwork）会导致神经性障碍便在这里找到了唯一的解释。1141

尽管我对婴儿性兴奋的起源尚未给予彻底而充分的描述，但仅以有限的假设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最充足的证据表明，幼儿的性兴奋来自运动。尽管我们承认对这一过程的实质仍不甚清楚。这一运动或多或少来自感受部位的兴奋（如皮肤及感官），最主要的来自快感区的刺激活动。对性兴奋的来源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刺激的“性质”（quality），当然，刺激的强度（如在痛楚中）也不能低估。除此之外，体内的许多生理过程若超过了一定限度也会引起伴随的性兴奋。所谓性活动的组元本能要么直接源于这些内部过程，要么由这些过程及快感区的合作造成。或许可以这样说，有机体的任何部分对性本能的兴奋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让我在此对这些结论做出更清晰、确定的陈述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原因有二：一是整个研究方法都很新颖；二是我们对性兴奋的实质尚不能全然了解。然而，以下两个方面对未来研究的扩展恐怕会有所裨益。

性构造的多样性　如前所述，由快感区发展的多样性我们可推知人的性构造先天具有多样性。此处我们亦可指出，性兴奋也有间接的来源。可以设想，虽然在每一个体中，这些来源均做出了贡献，但其强度却未必相同，于是，性构造的不同会使性兴奋的来源存在差异。1142

相互影响的渠道　如果我们现在放弃使用性兴奋“来源”（sources）的形象性比喻，那么我们就会推想，由其他功能导向性活动的相通渠道也可出现逆向性活动，如口唇区，两种功能并存，性满足可在摄取营养的过程中得到实现；同样，若这一共同区的性功能出现障碍，营养的摄取也会受到干扰。再者，我们知道集中精力会造成性兴奋，那么同一渠道若出现逆向，性兴奋就会干扰注意力的集中，神经症的诸多症状中，都表现为“非性的”（nonsexual）躯体功能障碍，由此我追溯为性过程的障碍。由此看来，若性兴奋原为反方向的影响所致，那么一定令人费解的情形就不致继续伤神了。

然而，性障碍干扰其他身体功能的同一渠道，对正常的人还有其他重要功能，即将性本能引向性以外的目标上去，也就是说，实现性的升华。不过我们必须承认，除了知道这些渠道的存在及可能按双方运动外，其他方面几乎就无法确定了。

第三篇　青春期的变化

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幼儿的性生活已销声匿迹，代之以正常的性生活形态的出现。在过去，“自体性欲”主宰了性本能，如今性本能则发现了性目标。于是，一系列相互分离的本能与相互独立的快感区的活动，便以寻求特定的快乐作为唯一的性目的。只不过在所有的组元本能寻求这一新的性目的之时，快感区的活动开始位于生殖区的主宰之下。1143既然新的性目的使男女两性的功能具有明显区别，那么，两性的发展也便差异显著。男性的发展更为直接而易于理解，女性则出现某种形式的退化。正常的性生活，只有在“情潮”和体质汇聚指向性对象和性目的之时方可实现（情潮包括幼儿性活动萌发的残余）1144，如同挖掘一条隧道，须从山的两侧同时动工。

在男性，新的性目的表现为精液的释放，当然，这与早先寻求快感的性目的并不相悖，恰恰相反，最大的快感是在性过程的最后动作上实现的。此时的性本能已臣服于生育功能，也就是说，开始具有利他性（altruistic）。只有本能的原始倾向及所有特征全部介入这一过程时，这一转变才能完成。众所周知，同生物体必须做出新的组合和调整才能实现新的复杂机制一样，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若没有新的调整就可能出现病理现象，而性生活中的任何病理现象都可视做发展受到抑制的结果。

一、生殖区的主导性与前期快感

我所描述的过程的起点与终点已清晰可见，然而，过程的许多中间环节我们仍不甚清楚，因此难解之谜不止一个。

一般认为，青春期最根本的变化，便是外生殖器的明显生长（在潜伏期，其生长几乎是停止的）。与此同时，内生殖器的生长也足以使它释放精液，也就是说可以制造新生命了。因此，一个十分复杂的器官已准备就绪，只待进行必要的活动了。

这一器官的活动由刺激引起。观察表明，刺激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外部刺激，由我们已熟悉的快感区的兴奋引起；二是内部刺激，其内容尚需探讨；三是心理生活，它贮存了外在印象和内在兴奋。所有的刺激均产生同样的效果，即“性兴奋”，以心理和躯体的指标为标志。心理指标表现为极度冲动的紧张感；在躯体指标中，起初和最重要的变化便是生殖器，随时准备性活动（男性性器的勃起及女性阴道润液的分泌）。

性紧张（sexual tension）性兴奋会引起紧张的事实，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难以解决但对理解性过程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尽管心理学家对此众说纷纭，但我坚持认为，这种紧张感带有不愉快性。对我而言，最具决定性的事实是，这种体验总伴随着改变心理情景的冲动，其急切的活动方式完全有悖于快感。然而，若将性兴奋的紧张视为不愉快，那么就与它快感的事实不符。在性过程引起的每一种紧张之中都有快感相伴，即使在生殖器的准备过程中，某种程度的满足感也清晰可见。这种紧张的不愉快与快感又是如何相安共处的呢？

任何一个涉及到愉快与不愉快的问题，都是今日的心理学所无能为力的。我的目的旨在从我们现在的讨论中了解到尽量多的东西，但我不会触及问题的所有方面。1145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快感区是怎样适于这种新的安排的。它们在引发性兴奋方面必须起十分重要的作用，眼睛也许离性对象最远，然而在追寻性对象时它却最常受到特定兴奋质的刺激。我们把发生在性对象身上的这一特质谓之“美”（同样，性对象身上的优点可称做“吸引力”）。这刺激一方面有快感相伴，另一方面又会引起性兴奋的增强，或使性兴奋产生。若这一兴奋扩展至其他快感区，如扩展到手，用手抚摸，效果也一样：一方面快感从准备性变化中产生并有所增强（生殖器）；另一方面性紧张也会增强。若这种紧张不伴有快感的继续产生，便会转向明显的不愉快。另一种情形也许更清楚，若一个并未性兴奋的人的快感区（如女性的乳房）被抚摸，那么快感就会产生；它同时又会要求快感的增强。问题在于，一种快感体验怎么会引起更大的快感需要。

前期快感的机制　快感区在此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这种情形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它们均是通过适宜的刺激引发一定程度的快感，快感则引起紧张度的增强，从而为性行为的完成提供必要的能量。这一行为的最后阶段再次需要适宜对象（阴道黏膜）对快感区（阴茎的龟头）的刺激。由兴奋引起的快感提供了能量，通过反射渠道释放性物质。这最后的快感最为强烈，其机制也有别于早先的快感。它完全由释放引发：得到完全的快感满足，力比多的紧张此时也烟消云散。

我认为，由快感区的兴奋所引起的快感，不同于性物质释放时所形成的快感，二者的区分只有明确其名方可清楚。前者要称为“前期快感”（fore-pleasure），后者则叫做“终期快感”（end-pleasure）。前期快感与幼儿性本能所曾产生的快感相似，只不过范围更小。后期快感是新型的，恐怕要到青春期的某些条件出现时才能产生。快感区的这一新功能或许可描述为：通过快感区的前期快感之途（像在幼儿生活中一样）达到更大快感的满足。

最近，在心理生活的另一领域里我还发现了类似的其他情形，即少许的快感却引发了更大快感的获得，如同“额外诱因”（incentive bonus）发挥了功效。由这种相同的联系我可以对快感的实质做出更深刻的探讨。1146

前期快感的危险　然而，前期快感与幼儿性生活的联系由于可能产生的病态现象而更趋昭然。正常性目的的实现明显地会受到前期快感的机制所威胁。在性过程的准备阶段，若前期快感较为强烈而紧张度太小，那么危险就出现了。此时，性过程继续推进的动机已经消失，整个过程被拦截，准备动作替代了正常的性目的。经验表明，这样情形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这一相关快感区或相应的组元本能在童年期曾有过大量不寻常的快感；若有新的因素介入，导致固着，那么以后生活中就很容易产生一种强制性行为，即抵抗前期快感进入更新的状态。许多性变态者的形成机制便是如此，在性过程的准备动作上滞留不前。

假如生殖器的主导性在童年期就初具形态的话，前期快感所引起的性功能失败就可避免。在童年期的第二阶段（从8岁到青春期），这种情形似乎已经出现了。此时，生殖区的活动已与成熟期形式相差无几了，每当其他快感区的快感得到满足之后，生殖区便会有兴奋感觉，并有准备性变化。只是它还没有目的，即不能使性过程继续下去。因此，在童年期快感被满足的同时，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性紧张，只是不够持久，数量较少。在讨论性的根源时，我们现在已能理解：为何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性满足的过程也就是性兴奋的过程了。我已注意到，在探讨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我夸大了幼儿性生活与成熟的性生活的区别，现在我想加以纠正。无论是变态的还是正常的性生活，均决定于幼儿性欲的表现。

二、性兴奋问题

快感区的快感在被满足的同时却伴有性紧张，对这种性紧张的根源及实质我们尚一无所知。1147说紧张源于快感本身虽最清楚，但这不仅全然不可能，而且难以立脚，因为在最大的快感到来之时，随着性物质的释放，紧张非但没有产生，而且还被排遣。因此，快感与性紧张只是通过间接的方式联系的。

性物质的作用　正常情况下，除了性物质的释放才使性兴奋趋于停止外，在性紧张与性物质之间还有其他的联系。过着禁欲生活（continent life）的男人，其性器在不同的间隔时间里并非总受制于清规戒律。比如在夜里就可释放性物质，并伴有快感，这是梦中幻化的性行为的产物。就这一过程而言[梦遗（nocturnal emission）]，恐怕不能不做出这样的结论，性紧张借助幻觉对真实行为的替代，将性物质中的精液释放了出来。性机制已枯竭的体验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若精液枯萎，不仅性行为无法产生，快感区对刺激也会变得迟钝，其相应的兴奋也便无快感产生而言。由此可见，一定程度的性紧张对快感区的兴奋也是必需的。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会导致一个已经广为流传的假设，即性物质的积聚产生并维持了性紧张。性物质的压力作用于性储存器的内壁，作为一种刺激传至脊髓中枢，更高的中枢接收了信号后便意识到了所熟悉的紧张感。如果说快感区的兴奋增强了性紧张的话，那么只有一种假设可能成立，即这些快感区早已与这些中枢建立了解剖学的联系，从而增强了兴奋的强度。性紧张达到一定水平后便产生性的动作，否则就刺激了性物质的产生。1148

这种理论虽被接受，比如埃宾在解释性过程时就采用了，其弱点却在于，它适于成年男性的性活动，然而却无法解释下列三种情形，即孩子、女性与被阉割的男性。在这三种条件下，都不存在性物质的积聚问题，这便使得该理论的应用陷入困境。不过还得承认，这一理论的某些方面也许还适用。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过分强调性物质积聚的作用。

内生殖器的重要性　对阉割后的男性的观察表明，性兴奋可独立于性物质的产生而达到相当的程度。阉割手术虽旨在对力比多加以限制，然而结果却往往不尽然。此外，人们早就知道，被疾病剥夺了男性性细胞的病人，虽然已无生育能力，但其力比多与性交能力却未受损害。1149因此，当里格尔（Rieger，1900）认为成年男性失去性腺后对其精神行为不产生作用时，我们就不必大惊小怪了。1150不过，若阉割在更柔弱的年龄即青春期前施行，或许会影响性特征的形成。然而问题在于，除了性腺的真实丧失外，对发展过程中其他因素的抑制（与性腺的丧失有关）也起了作用。

化学理论　性腺移植实验，包括动物睾丸与卵巢及人类中两性间的移植1151，多少使性兴奋的起源问题有了新的进展，同时也使性物质积聚的重要性有所消减。实验[如斯坦纳（Steinach）]已可使雄变雌或雌变雄。在这一过程中，随着身体性征的变化，心理性欲（又译性心理的）（psychosexual）行为亦出现相应改变。然而，性腺虽可产生特定的性细胞（精子和卵子），但性征却似乎与此无关，倒是被称为“青春腺”（puberty-gland）间隙组织的分泌物决定了性征，更进一步的研究或许将表明，青春腺也是双性1152的。果真如此，那么高等动物的双性（bisexuality）理论便获得了解剖学基础。同时，青春腺或许不是造成性兴奋和性征的唯一器官。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知道的甲状腺对性的作用与这种新的生物学发现是吻合的。因此，可能的情形是，性腺的间隙部位产生了特殊的化学物质，然后被带入血液系统，造成中枢神经系统某些部位的变化，形成性紧张（我们已熟知毒物进入人体的现象，特定的器官会出现类似的毒性变化）。性兴奋如何由快感区的刺激引起？纯粹的毒性刺激与生理刺激在性过程中会起什么样的作用？诸如此类的问题，即使在假设的层面上，也非我们目前的知识所能解释。我们要执意坚持的无非是性过程中最根本的是什么，即性代谢产生某些特定的物质。1153这种已为事实支持但不乏专断的设想虽很少引人注意，但却值得更进一步审视。在因性生活受到干扰的神经症患者身上，其临床症状与因吸毒或麻醉而引发的中毒现象或禁欲现象十分相似。

三、力比多理论1154

为理解性生活的心理表现（psychical manifestations），我们已建立了基本的概念，这与性兴奋具有化学基础的假设是极吻合的。我们已将力比多的概念，界定为一种量化力量，可对性兴奋的过程与变化进行测量。力比多作为精神过程的背后能量，由于其起源有别当然也就有量的差异，但我们同时认为也有质的不同。之所以对力比多与其他的心理能量做出区分，无非是要做出这样的假设：由于特殊的化学因素（special chemistry），有机体的性过程与营养过程是有区别的。关于性变态与精神神经症的分析表明，性兴奋不仅源于所谓的性部位，而且源自身体的所有器官。这样我们就有了力比多的量化概念，将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称为“自我力比多”，它的产生、增强或减少、分配与转移，无疑有助于我们对所观察到的性心理现象的理解。

然而，只有当自我力比多用于性对象的贯注，即变成对象力比多时，才适于精神分析的研究。此时我们看到，它聚集、固着于对象之上1155，或将对象放弃，游动于对象之间，由此导引着性活动趋向满足，即力比多实现了部分和暂时的消解。精神分析关于移情性神经症（癔症与强迫性神经症）的研究终于使我们对此茅塞顿开。

我们可以对对象力比多的变化进行追踪性的研究。当它从对象撤回之后，便进入了一种特定紧张的悬浮状态，最后又返回自我（ego），再次成为自我力比多。与对象力比多相对应，我们亦可称自我力比多为“自恋”力比多。以精神分析之见，我们只能在无法超越的边界的另一侧观望自恋力比多的活动，并在它与对象力比多之间建立某种观念性的联系。1156自恋或自我力比多如同一个大仓库，将对象贯注送出又收回。对自我的自恋力比多贯注，是在童年早期就形成的原始状态，虽为力比多的扩散所掩盖，但仍在幕后保持原色。

在神经症和心理障碍中，力比多理论应用“力比多”这一简单明了的概念去表述所观察到的现象和所推断的过程。不难设想，力比多的各种变化在解释疾病，尤其是深层的心理障碍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所面临的困难在于，我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即精神分析，只可为我们提供对象力比多转换（transformations）的确切知识1157，却不能对自我力比多与在自我中起动力作用的其他形式做出直接的区分。1158

因此，目前除了进行某些推论之外，力比多理论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发展。1159如果谁跟随着荣格将力比多的意思仅等同于一般的心理本能力量（psychical instinctual force），那么由精神分析观察所获得的所有成果都将毁于一旦。我已说过，性功能具有特殊的化学基础，这一设想对将性本能冲动与其他本能冲动区别开来，并使力比多概念保持在原来的有限范围提供了有力支持。

四、男女的分化

众所周知，男女两性特征的明显区分直到青春期才确定。自此之后，这种差异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活形态。的确，男女特性早在童年期就极易辨认出来。不过，在性压抑方面（羞怯、厌恶、同情等），女孩比男孩来得要早，且它受到的抵抗也较弱，女孩的性压抑倾向似乎更大，当性的组元本能出现时，也多采取被动形式。然而，快感区的“自体性欲”活动在两性间却无差异。有鉴于此，两性间的差异在青春期前是不可能发生的。就“自体性欲”及性活动的“自慰”（masturbatory）表现而言，我们或许可以说，小女孩的性活动全然具有男性特征。的确，如果对“男性”和“女性”概念给以更确切的定义的话，我们就会认为，力比多在本质上注定为男性的，不管它出现在男性身上还是女性身上，也不管其对象为男性还是女性。1160

既然我们已熟悉了双性概念1161，那么，我认为它具有决定性作用。若不考虑双性理论，那就不可能理解在男性和女性身上所观察到的性表现。

男性与女性的主导区　除此之外我只想再补充一点。女孩主导性（leading zones）的快感区在阴蒂，它类似于男性的阴茎。我的经验表明，所有小女孩的自慰行为均与阴蒂有关，而与以后在性功能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的外生殖器无关。我甚至怀疑，女孩是否会因引诱，而对阴蒂之外的部分进行自慰。这种情况即使出现，恐怕也是罕见的。小女孩常出现的性兴奋的释放总通过阴蒂的痉挛表现出来。即使不经指导，这一器官的经常勃起也会使女孩对男性的性表现做出正常判断，仅从自己的性过程她们就可猜出男孩的感受。

如果要了解小女孩如何变成女人的，我们必须对阴蒂兴奋性的变化做追踪性研究。青春期的到来，使男孩的力比多更加增强，而女孩此时却出现了新的“压抑”之潮，阴蒂的性活动尤其受到影响。因此，被压抑的便是她身上的男性的性特征，女人身上由青春期压抑所造成的性抑制的增强，对男人却成了一种刺激，并使力比多的活动得以加强。与此同时，若女人洁身自好，拒绝性活动，那么男人对其性的估价反而更高。当女人被允许有性活动，阴蒂被激动之后，它也仍保持着将兴奋传至邻近的性部位，如同一小堆细松木被点燃后引发一堆硬木燃烧起来一样。但在这种转移完成之前，常需要一段时间，只不过年轻的女子却是麻木不仁的。如果阴蒂区拒绝放弃兴奋，那么这种麻木不仁会持续长久，这往往是童年期阴蒂活动过度的结果。众所周知，女性的麻木常是表面的、局部的，她们的阴道虽然麻木，但这并不意味着阴蒂及其他区都不能兴奋。性的麻木除了生理因素外，心理因素也有作用，它们都由压抑造成。

如果性刺激能成功地由阴蒂转向阴道，那就意味着女性开始形成了新的性活动主导区，而男性的主导区却一直不变。主导区的变化及青春期的压抑，使女性失去了童年的男性特征，故极易患神经症尤其是癔症，这些因素与女性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1162

五、对象的发现

生殖区的主导性在青春期开始确立，男性的阴茎已能勃起，并开始寻找新的性目的，即进入能使生殖区兴奋的空洞。与此同时，从心理方面开始于童年早期的对象寻求已经结束。当最初的性满足与营养摄取密切相关时，性本能便把性对象指向孩子的身外，即母亲的乳房；当孩子完全意识到了给他带来满足的器官属于谁时，他的本能才会放弃这一对象。此后，性本能变成了自体性欲的，到了潜伏期之后，原先的关系才得以恢复。因此，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孩子吮吸母亲乳房的过程是所有爱情关系的原型，发现一个对象不过是对它的重新发现而已。1163

幼儿早期的性对象　即便在性活动脱离了营养摄取之后，这种性关系的最基本和重要的意义却依然存在，以有助于对象选择和恢复已经丧失的幸福。通过整个潜伏期，儿童学会了去同情那些于无望中帮助他们并满足了他们爱的需要的人，这不过是他们与喂其乳的母亲关系的模式的延续。有人或许不同意在孩子对其照料者的感情与尊敬之中介入性爱的成分，然而，我认为精神分析的更深刻研究肯定会证明这是真的。孩子的照料者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性刺激和快感区满足，尤其是孩子的母亲，总是以源于自己性生活的感情对待孩子：抚摸他，亲吻他，摇摆他，十分明显地将其视做一个完整性对象的替代品。1164如果母亲意识到自己的感情会唤起孩子的性本能并使其强度增加，那她肯定会惊诧不已。既然在照料孩子的过程中她总是避免让其生殖器更兴奋，那么她就会视自己的所为为“非性”的“纯洁”之爱；然而，我们已知道，性本能并非仅靠刺激生殖区而直接唤醒。我们称为“感情”的东西总有一天会表现出对生殖区的影响。此外，如果母亲理解了本能在整个心理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在所有的伦理和心理成就方面），那么即便在她领悟之后也不会自我谴责了。她不过是履行职责，教孩子如何去爱。总之，孩子必然长成为强壮大汉，充满旺盛的性需要，在本能的驱使之下完成人类应该完成的一切。诚然，父母的溺爱有害于孩子，使其出现性早熟，并且对孩子宠爱，也会使他无法忍受爱的暂时缺失或减少。孩子是否长大后会变成神经症的最明显标志之一，便是对父母无限度的感情要求。另一方面，具有神经症的父母，往往又善于表现出过分的感情，从而极容易使孩子形成神经症倾向。如此看来，具有神经症的父母在将疾病传染给孩子时，有比遗传更直接的方式。

幼儿焦虑（infantile anxiety）从很小的时候起，孩子的表现就显示出，他们对照料者的依赖的本质是性爱。孩子的焦虑不过是对失去所爱的人的反应而已。有鉴于此，他们害怕任何陌生人，他们害怕黑暗，因为在黑暗中看不到所爱的人；但若握住照料者的手，恐惧也就消解了。一般认为，保姆所讲的妖怪和吸血鬼的故事会使孩子变得胆小，这实际上是夸大了故事的作用。事实上，只有那些本身有胆小倾向的孩子才会受这种故事的影响，对其他孩子故事却毫无作用。易受影响的往往是性本能过度，或不成熟，或太依赖爱抚的孩子。就此而言，孩子会像成人一样，当力比多无法满足时就转向焦虑；同样，由于力比多未获满足而患了神经症的成人，其行为又像孩子：孤单一人时感到害怕，也就是说，当他离开所爱的人时就失去了安全感，他试图用孩子的方式驱逐害怕。1165

乱伦的屏障（The barrier against incest）1166　由此可知，父母对孩子的感情在其未成熟的条件下唤醒了性本能（如青春期的生理状况尚未出现之前），以致孩子的心理兴奋会弥漫于生殖系统；另一方面，若他们幸运地躲过了这一点，那么父母的感情便能导引孩子成熟后对性对象的选择。毫无疑问，对孩子来讲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选择自童年期起就用抑制的力比多去爱的人为对象。1167然而，由于性成熟的拖延，孩子们有时间去建立反对乱伦的屏障和其他的性限制，道德戒律使孩子绝对不能选择与其有血亲关系又曾爱过的人为性对象。对这一屏障的敬重完全是社会文明的要求，社会绝不愿家族庞大到威胁更高级的社会组织的程度。有鉴于此，对每一个体，尤其是少年男性，社会会竭尽所能松散其与家族的联系，这种联系在童年期是唯一重要的。1168

起初，对象的选择仅以观念的形式出现，就是成熟少年的性生活也几乎被局限于幻想之中，即观念的活动未必一定付诸实际。1169在这些幻想中，幼儿倾向会再次出现，但此时已受制于身体的强大压力。这些倾向中重要的便是对父母的性冲动，由于分化的原因反被异性所吸引，即儿子喜爱母亲，女儿则喜爱父亲。1170

与此同时，只有在乱伦的幻想被克服与遗弃之时，青春期最重要也是最痛苦的心理过程才能够摆脱父母的控制。这种使新老两代对立的本身，对文明的进展尤为重要。在人类必须通过的每一发展阶段上，总有一些人会滞留不前，即从未摆脱父母的控制，对父母的情感依恋只能部分撤回，或根本做不到。这主要集中在女孩身上，她们在青春期后还保留着对父母孩子式的爱，颇使父母欢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些女孩不能在婚后对其丈夫尽其所能，冷若冰霜，性爱麻木。由此可见，性爱与所谓的对父母的非性爱同根而生，也就是说，后者对应于幼儿的力比多固着。

对性心理发展的深层障碍研究得越深入，乱伦对象选择的重要性就越突出。在精神神经症患者中，由于性活动的遗弃，性活动的大部分或全部仍在潜意识中用于对象寻找。对感情过分渴求，同时也过分害怕性爱生活实际要求的女孩，一方面，在其生活中奋力实现非性爱的理想，另一方面又将力比多深藏于感情之后，并毫无自责地任意表达这种感情，终其一生将婴儿式爱恋指向父母或兄弟姐妹，并明显地再现于青春期，精神分析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这种人正爱恋着他们的血亲（此处爱恋表达的是它常用的意义）。根据他们的症状及其他病理表现，精神分析追溯到他们的潜意识思想并转换为意识性思想。当一个健康人因爱情的挫折而患病时，其患病机制肯定会表现为他的力比多又转向了幼儿期所爱的人。

幼儿对象选择的影响　即使有幸逃避了力比多乱伦固着的人，也很难全然不受它的影响。最常发生的是，一个男子初恋的第一个对象是一位成熟的妇女，而女孩则会钟情于一位具有权威性的老人。这显然是早期发展阶段的“余音”，因为这些形象可唤起父母形象的再现。1171毫无疑问，不管每次对象选择以何为基础，都必然与父母的原型有关，虽然有时显得不够密切。男人尤为明显，他们总是寻找能代表母亲形象的人，因为母亲的形象从童年早期就占据了他的心灵。如果母亲还健在，她或许对自己的“替身”表示怨恨并敌视她。说到亲子关系在决定未来性爱对象选择上所起的重要作用，那么也就不难看出这种关系的任何障碍都会对成年后的性生活产生严重影响。情人中的嫉妒总有婴儿期的根源或至少受到了幼儿期的强化，父母间的争吵，或父母的婚姻不幸，注定使孩子的性发展出现障碍或患神经性疾患。

孩子对父母的感情无疑是最重要的幼儿轨迹，经过青春期的复苏，指引孩子的对象选择之路。当然这不是独一无二的，具有同样早期渊源的其他因素，也以童年生活为基础，为男人的对象选择提供了更多的条件，使得他们发展出不止一个的性爱方向。1172

性变态的预防对象选择中的必要任务之一就是寻找异性。然而，如我们所知，这却不可能不经任何摸索地径直完成。青春期后最初的冲动常有偏颇，虽然未必留下永久的严重后果。德苏（Dessoir，1894）曾经正确地指出，少年期的男孩和女孩总是与同性建立充满柔情的友谊关系，毫无疑问，阻止永久性性变态的巨大力量只能是异性所展示的吸引力。此处我不想对这一问题发表任何看法。1173然而，这一因素本身并不足以消除性变态，显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其中最主要的当然是社会的权威禁止。在性变态不被视为犯罪的情况下，总有相当数量的人表现出性变态倾向。此外，我们还可设想，若男人在小的时候总受到母亲或其他异性的照料，那么对童年期这种情感回忆本身就会成为一种导引他们选择女性的巨大力量1174；另一方面，若在他们的早期经验中其性活动受到了父亲的干扰，或他与父亲有着竞争关系，则会使他们远离同性。这两种因素同样适于女孩，因为她们的性活动尤其受到母亲的严格监视，于是她们敌视同性，从而决定了她们的对象选择趋于正常。受男人教育的男孩（如古代的奴隶）似乎被鼓励同性恋，今日的贵族阶层之所以也常出现性变态，恐怕与雇佣男仆及母亲对孩子关照不够有关。在有些癔症患者身上，我们发现，早期父母一方的失去，无论由于死亡、离婚或是分离，都使剩下的一方将孩子的爱全然吸收，从而决定了未来性对象的性别，并造成永久的性变态。

总结

现在我对以上的论述总结如下：我们以性本能对象和目的的变态现象为起点，提出了它们究竟源于先天因素还是后天经验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建立在精神分析对精神神经症性本能活动的理解之上（这是具有相当规模的一群人，他们偏离健康的程度并不很重）。我们发现，他们之中的每一变态倾向都存在于潜意识之中，从而导致了症状的形成。因此可以说，神经症是性变态的负面表现。由于性变态的倾向如此广泛，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性变态倾向是人类性本能的原始而普遍的趋向，正常的性行为乃是有机体变化及成熟过程中心理抑制的结果。我们希望能在孩子身上发现这种原始趋向。在限制性本能发展方向的力量之中，我们尤其强调了羞耻、厌恶、同情以及社会所建构的道德结构与权威的作用。于是我们将任何偏离正常性活动的变态视为发展受到抑制和幼稚的结果。虽然有必要强调原始趋向多样性的重要性，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相互对立而是相互配合的。此外，既然原始趋向极为复杂，那么性本能本身恐怕也由多种因素构成，在性变态时它却变成了相互分离的要素。因此，既可将性变态视为正常发展中的抑制、又可视为发展过程中的解体。将这两个因素合起来我们就可设想，成人的性本能是童年期多种冲动合而为一的结果，最终指向了单一目的。

我们认为，在精神神经症中，变态倾向所以处于主导地位，乃是因为本能的主流在受到压抑之后不得不转向旁门左道之结果。1175解释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又讨论了童年期的性生活问题。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发现童年期性本能的事实被予以否定，儿童身上所经常观察到的性表现却被视为不正常。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儿童是带着性活动的基因来到尘世的，在摄取营养的过程中他们已体验到了性的满足，并坚持在吮吸拇指的活动中不断重复这一体验。然而，儿童性活动的发展似乎并不与其他功能具有同步性。在经过了2～5岁的旺盛发展之后1176，遂进入了所谓的潜伏期。在潜伏期间，性兴奋的产生并未中止，以便积蓄能量，并在很大程度上用于性以外的目的。具体来说，一方面将性要素贡献给社会情感（social feeling），另一方面（通过压抑和反相形成）建构起抵抗性活动的未来屏障。就此而言，将性本能固定于某一方面的力量主要形成于童年期，这既以牺牲性变态的性冲动为代价，又借助于教育的力量。幼儿性活动中的一部分或许会逃过这些而表现为性活动。此后我们又发现，儿童的性兴奋源于多种能量，其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是从快感区的适宜兴奋中得到满足。似乎身体的任何部分和任何感官——或许任何器官——都可以成为快感区1177，只不过有些快感区较为突出，其兴奋借助于某些机体机制很容易产生。此外，性兴奋似乎是一种副产品，产生于有机体的许多过程达到一定强度时，特别是产生于相对强烈的情绪出现时，尽管这种情绪本质上令人不快。源于所有这些能量的兴奋还未聚在一起，而是各有各的目的，旨在获取某种快感。因此，在童年期性本能并未汇聚起来，起初也无对象1178而是自体性欲的。

生殖快感区似乎在童年期就引人注目了。它或许以两种形式出现：要么像其他的快感区一样，由适当的感觉刺激带来满足；要么以尚未清楚的方式，满足具有其他的来源，同时产生的性兴奋与生殖区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我们不情愿承认的是，我们尚不能对性满足与性兴奋，或生殖区的活动与其他的，性活动之间的关系做出满意的解释。

通过对神经症障碍的研究1179，我们发现，性本能组织的起始之状在儿童性生活之初就能觉察出来。在第一阶段，口欲性欲居主导地位；在第二个前性器结构阶段，虐待狂和肛原性欲处于优势；只是到了第三个阶段，生殖区在性生活方面才开始具有决定作用，即只有到了这一阶段，阴茎的主导性才得以确立。1180

直到这时我们才不得不承认，我们最令人惊奇的发现之一，是在幼儿性生活的早期萌芽中已经开始了对象选择，且所有的心理活动都渗入其中。尽管在不同的本能成分之间还缺少系统性，性目的也尚未确定，然而，可将这一阶段视为最终性结构的重要先驱。

人类的性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中间由潜伏期所隔，这一事实尤其应引起注意。这似乎是人类走向更高文明的必要条件之一，当然这也会导向神经症。就目前所知，在人类的动物近亲中尚未发现类似的现象。因此，人类的这一独特性只能从人类的史前期找到根源。

现在还不可能断定童年期有多少性活动属于正常，对将来发展是否会产生危害。童年性表现在本质上具有自慰性。经验进一步表明外在引诱可造成潜伏期的中断甚至停止，所以，儿童的性本能具有性变态的多样性。此外，任何不成熟的性活动都会降低孩子的可教育性。

尽管我们关于幼儿性生活的知识仍有欠缺，但是我们仍旧试图对青春期所带来的变化予以检验。我们认为有两个方面具有决定性：一是性兴奋的所有来源都让位于生殖区的主导性；二是开始了对象寻找的历程。这两者在童年期已初露端倪。前者通过寻求前期快感的机制得以完成。过去的性行为既有快感也有兴奋，现在变成了服务于新的性目的的行为（性物质的排泄），这一新目的的快感性使兴奋趋于终止。就此而言，我们应考虑性活动的性别分化，我们发现，女孩要变成成年女性，必须经过一个压抑阶段，放弃幼儿性活动的男性方面，为生殖区的主导性做准备。至少在对象选择方面我们发现了趋向于父母及保姆的儿童性倾向（这一倾向在青春期复苏），只是由于反对乱伦屏障的建立，只好选择那些与父母或保姆相似的人。最后要补充的是，在青春期的变化过程中，身体与心理的发展相互独立，直到强烈的心理性欲冲动产生并支配了生殖器的神经之时，正常的性功能的身心统一体才得以建立。

影响发展的因素　正像我们在许多情形中已经看到的那样，在这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每一步都可能成为“固着”之点，汇聚中的每一个接点都可能造成性本能的分裂。1181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理清各种因素，看这些内在与外在因素在影响发展的过程中造成障碍的机制究竟如何。当然，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并非相同，要找到每一个因素的适当价值尚有困难。

肌体与遗传　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必须指明肌体的先天变异性（variety），也许这是最具原则性的，当然这也只能通过后来的表现才可清楚地推论出来，甚至并非总有把握。我们将这种变异性视为众多性兴奋源的突出特征，并认为先天的差异必然在后来的生活中表现出来，即便在不超出正常的范围内。毫无疑问，或许有一种变异在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下直接导致变态的性生活，可将此描述为“变性的”（degenerative），并把它视为遗传变性的表现。说到此我有必要举出一个突出事例。在我用精神分析方法治疗过的严重癔症患者和强迫症患者当中，一半以上病人的父亲在婚前染上了梅毒，不管是否已得过脊髓痨（takes）或全身麻痹症（general paralysis），抑或病历上表明曾患过梅毒病。我必须准确地声明，那些以后患上神经症的孩子，在身体上没有梅毒遗传的任何迹象，因此，只好把他们的变态性体质看做是对梅毒遗传的反响。我虽然并不主张父母的梅毒必然成为孩子神经性体质的条件，但我所观察到的这种关系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毫不重要的。

我们对主动型性变态者（Positive perverts）的遗传条件所知更少，因为他们知道如何逃避检查。但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设想，适于神经症的也一定适于性变态。因为我们常常发现性变态者与精神神经症者总出自同一家庭。从性别上看，男性成员（一个或几个）成为主动型变态者；女性成员则由于性压抑的倾向而成为被动型变态者，即癔症患者。1182由此可见，在这两种障碍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进一步的变化　当然我们也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性肌体的不同部分一开始就一劳永逸地决定了性生活的形式。恰恰相反，这一过程仍在继续，并取决于来自不同根源的性活动支流的变化。这一变化便决定了最后的结果，相同的肌体可导致三种不同的结局。

如果构成变态的各种先天性倾向的关系保持不变，且在成熟期变得更为强烈，其结果一定是倒错的性生活。迄今为止，关于这种变态肌体倾向的分析仍很匮乏。但我们已经知道有些例子可容易地对此做出解释。比如，研究这一问题的专家声称，所有性变态固着的必要前提存在于性本能的先天弱点之中；我认为这种观点难以立足。但是，如果这种观点指性本能中某一特定因素的肌体弱点，也就是指将分散的性活动汇聚起来用于生育的生殖区，它还有一定的意义。因为若生殖区产生弱点，青春期的汇聚必然失败，而性的其他因素则会变得强盛起来，并以性变态的形式继续下去。1183

压抑　如果在发展中某些变得强盛的先天倾向因素臣服于压抑过程（必然强调的是，这不同于取消），那结果就不同了。如这种情况发生，兴奋还会像过去一样出现；但由于心理上的障碍而难以实现目的，于是改辙进入别道，直到出现病状。这种结果也许非常接近正常的性生活（通常是有限度的），但同时却患有精神神经症。通过精神分析对神经症的研究，我们对这种情形已很熟悉。他们的性生活一开始就像性变态者，且相当一部分在童年期就充满了倒错的性活动，有些则持续至成熟期。由于内在的原因（通常于青春期前，有时则出现甚晚），压抑开始出现，然后神经症取代了性倒借，旧的冲动死灰复燃。如同一个谚语所言：“小妓女变成了老尼姑。”所不同的是小的时间变得更短了。神经症取代性变态的事实，如我们所提到的性倒借与神经症出现于同一家庭一样，再次证实了神经症是性变态的负面。

升华　异常先天倾向的第三种结局可能是升华过程。这使得源于某一性源的过强兴奋寻求出路，以在其他领域大展风采。因此，本身虽具危险性的素质，却可使心理效率大大提高。于是我们找到了艺术创作的来源之一。通过对升华或完全或不完全的分析，关于天资颇高尤其具有艺术素质的人的性格研究表明，他们是效率、倒错和神经症的混合体。关于升华的亚类可在反向形成的压制现象中找到，它起始于儿童的潜伏期，若条件有利会持续终生。我们所描述的人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于性兴奋的素材之上，它包括自童年期就固着的本能成分，由升华而获得的结构以及虽认为无用但却有效地阻止了性变态冲动的其他结构。1184童年期种类繁多的性变态天性可视为人类美德（virtues）的来源之一，因为通过反相形成，它刺激了这些美德的发展。1185

偶然经验　在影响性发展的诸因素中，没有哪个因素在重要性上可与性的释放、压抑与升华媲美，只不过我们对后两者的内在原因仍一无所知。我们或许可将压抑与升华视为机体素质的一部分，它们则是生活中的具体表现。持这种观点的人必然认为，性生活的最终形式必然由先天的肌体组织所决定。然而，明察秋毫者肯定会承认童年期及以后偶然经验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只是要对肌体与偶然因素的效应做出估价并不容易1186。从理论上讲，前者很容易被高估。然而，治疗实践却非常强调后者的重要性。不过，不应忘记的是，这两者的关系是相互配合而非相互对立的，肌体因素必须在经验的作用之下才能表现，而偶然因素则必然以肌体为基础。对大多数情形而言，我们可用“补充系列”（complemental series）加以概述1187，一个因素强度的下降必带来另一个因素强度的增强。然而，也不能否认在这一系列的两端会有极端的例子出现。

如果我们比较强调童年早期经验中的偶然因素，那么就要与精神分析的研究相吻合。这样，单一的病因就会分为两个方面：一为素质的（dispositional）；二为确定的（definitive）。前者包括肌体与童年偶然经验的相互作用，后者则指创伤性（traumatic）经验。所有这些因素对性发展的损害都造成了退化，即退回发展的早期阶段。

现在让我们回到原来的任务上，罗列一下在对性发展有影响的因素中哪些具有操作力量，哪些仅是这些力量的表现而已。

早熟（precocity）在这样的因素之中，自然的性早熟便属一种，无疑它是造成神经症的病因。当然，像其他因素一样，它还不是充足理由，会造成潜伏期的中断、缩短或中止。由于性抑制的不彻底及生殖系统的欠发展，其性表现的障碍必然是变态的，这种变态倾向要么如此持续下去，要么在压抑之后变成神经症的动机力量。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性早熟都会使更高级的心理机能对性本能的控制更为困难，使本能的冲动性更加增强，从而构成了本能心理表征的特征。性早熟常与智力早熟并驾齐驱，在许多名人和强人的早期生活中可发现这种现象。就此而言，它似乎就不像在单独存在时那样具有病理作用了。1188

时间因素　与早熟并列且值得注意的因素还有时间。本能冲动的活跃顺序似乎是物种所决定的；同样，在被新的本能冲动取代之前，或臣服于典型的压抑之前，它持续的时间长度也被决定了。然而，无论在时序方面，还是在持续性方面都有变异，这些变异必然对最终的结果起决定作用。一种倾向向其相反倾向转化的早或晚并非无关紧要，因为压抑的效果肯定显现，时序的多样化必然造成结果的不同。另一方面，具有特殊强度的本能冲动常常仅维持很短的时间，比如后来表现为同性恋的人对异性的依恋便是如此。其实没有理由担忧童年的强烈暴力倾向会永久地控制成人的性格，它们很可能消失或转向相反方向。

对于发展过程中时序障碍的原因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这恐怕涉及到许多的生物学甚至历史学方面的问题，而这对我们仍是遥不可及的。

早期印象的顽固性（pertinacity of early impressions）所有早期性表现的重要性，都因一个不知其因的心理因素所增强。在目前我们必须承认，这只能是一个假想的心理学概念，在我看来，为与事实相符，我们必须设想，凡以后成为神经症者或性变态者的人，其早期的性生活印象一定很顽固或对固着很敏感。同样的性早熟表现，若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就不会造成如此深刻的印象，他们既不会有重复的冲动倾向，也不会为终生的性本能铺就道路。造成早期印象顽固性的部分原因恐怕在于另一种心理因素，它在神经症的成因中不容忽视，即心理生活中充满了对往事的记忆，而很少形成新的印象。这一因素显然依赖于智力教育，并随着个体文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强，而野蛮人则常被称为“瞬间的不幸之子”。1189由于文明与性自由发展之间的颠倒关系，造成了我们的生存结构：在文明程度或社会阶层较低的条件下，孩子的性生活对以后的生活并不重要，否则就是重要的。

固着　以上所说的这些心理因素，如同偶然经验一样，对幼儿的性活动提供了有利的刺激。后者（最基本和重要的是受其他孩子或成人的引诱）所提供的材料，加上前者的相助，固着于永久的障碍之上。以后神经症者和性变态者身上所观察到的变态现象，在相当程度上是决定于童年印象的，而这一阶段竟被认为是没有性活动的。这些原因包括肌体脆弱、早熟、早期印象顽固性的增强以及对性本能的外在刺激。

然而，我们的结论只能是令人不满意的，因为就性生活障碍的探讨而言，关于性本质的生物学过程我们仍知之甚少。因此，试图通过这些片断的信息构筑理解正常与病态情况的理论大厦尚嫌不足。

儿童性理论

（1908）

宋广文　译

戴淑艳　校

宋广文　修订

按语

本文是弗洛伊德性理论的专论之一。它对儿童期的性表现，及与其他心理活动、神经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揭示了一些人常见的但缺乏研究的儿童期性现象。因此，本文对认识弗洛伊德的性学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对于了解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一大理论支柱——性学理论具有重要价值。

下面的综合基于几个资料之上，第一是对儿童所说与所做的直接观察；第二是成年神经症者在精神分析期间对童年生活的意识性回忆；第三则是在对神经症者精神分析的基础上，将其潜意识的记忆转化为有意识的材料，并进行推理和解释。

由于成人对儿童性生活的态度原因，第一个方面的资料本身并未提供足够的值得认识的问题。成人不相信儿童有任何性活动（sexual activity），因此绝不费神去留意这类事情，不仅如此，成人还压制（suppresses）要求他注意的任何性活动迹象。结果，这一最明确而丰硕的信息资源便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于是在对成人不施加任何影响的交谈中，他对童年生活的意识性记忆却受到了歪曲。此外，从事实上看，交谈者却变成了神经症者。第三方面的资料可以经受任何批评，比如习惯上对精神分析及所得结论可靠性的攻击。虽然我无法在此加以证明，不过我可以担保，凡是知道并实践了精神分析技术的人，对其发现是充满自信的。

对我的研究结果，我不敢保证是完善的，但对怎样得到这些结果的质疑我是可以回答的。

这里有一个难题不好确定，即关于儿童的报告在多大程度上是适于所有儿童的（每个具体的孩子）？教育压力及性本能的强度差异，毫无疑问地决定了儿童性行为的个别差异性，尤其影响了儿童性兴趣出现的时间。有鉴于此，我对材料的分类不是根据儿童发展的自然顺序，而是将不同儿童或迟或早的表现集中到一起。我相信，没有任何儿童，不管他是心理正常，还是聪慧，可以在青春期（puberty）前不为性问题所困扰。

我知道，大部分反对意见认为，神经症者为一特殊人群，天性（innate disposition）上是“退化”（degenerate）的，故我们不能由他们的童年推测其他人的童年。其实这并不正确，神经症者与其他人极为相像，很难将他们与正常人完全分离，与以后健康的人相比，他们的童年生活也是很难区别的。精神分析研究最有价值的结论之一是，神经症者的精神内容（mental content）并不特殊。如荣格（Jung）所言，他们的病源同健康人一样对情结抗争，唯一的不同在于，健康人知道如何在不完全损害实际生活的基础上战胜这些情结，而神经症者是通过替代形成（substitutive formation）去压制情结，从实践的意义上看，这当然会以失败告终。实际上，神经症者与正常人在童年期的相似性比以后更明显，因此，当通过与神经症者的交谈探知其童年生活，并与正常人的童年生活加以类比时，我认为这算不上一种方法论的错误。然而，既然神经症者在天性上具有特别强烈的性本能和早熟倾向，这使得他们对本能的表达欠成熟，我们更容易从他们身上观察到更鲜明、清楚的婴儿期活动（虽然这种观察仍显生硬）。当然，按照霭理士的做法，我们能够确定与神经症者交谈的真正价值。我们认为，搜集健康成人的童年记忆同样是有价值的。1190

由于不利的环境条件，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本质，下面的观察仅主要适于男性的性发展，我试图呈现给读者的资料汇总绝不想降为一种纯描写。关于婴儿性理论的知识可通过各种方式引起人们关于儿童问题的兴趣，甚至可以作为神话与童话的注释。当然，对于神经症者的理解也必不可少；因为在他们身上这些关于孩子的理论仍具有操作性，并对他们的症状形式产生决定性作用。

如果我们能够放弃自身的肉体存在，像从其他星球上用新目光审视地球上的一切，将它们当做纯粹的思维存在（thinking beings），那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我们留意于人类中两性存在的事实。虽然两性间在许多方面相似，但从外部看却有明显的不同。然而，儿童似乎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去选择这些基本事实和探寻性问题的，因为从他们记事起就认识了父母，这是一种无须继续深究的真实存在。同样，作为男孩，他认为他与妹妹的区别也不过是相差一两岁而已。儿童关于性问题的求知欲可能受到寻找原因的先天需要所促动，但事实上并非自发醒悟。它是在占主导地位的追逐私利的本能的刺激下而引发的，大约在他两岁末时往往便面临着另一个孩子的出生。即使自己家未有新生孩子，通过对其他家庭的观察，他也会使自己陷于同样的境况。无论是真的失去了父母的照料，还是害怕失去这种照料，抑或是预感到从此将与新生的孩子分享自己的所有，这些都能唤醒他的情绪和增强思维力。大孩子会毫无顾忌地表达对小孩子的仇视，结果往往会受到敌意的批评，只是期盼“让鹳再次把他带走”1191，并时常对襁褓中无助的孩子施以小小的攻击。年龄相差悬殊大些通常会削弱这种原始仇视的表达。同样，年龄稍大后若仍无弟弟或妹妹出现，孩子会期望在与游伴的竞争中占上风，如同他在其他家中所看到的那样。

在这些情感与担忧的刺激下，孩子开始被生活中第一个而且是重大的问题所缠绕，他不断地自问：“孩子是从哪来的？”1192进一步的问题无疑会是：“这个特殊的、突然闯入的孩子是从哪来的呢？”我们似乎在神话与传说中听到过无法计数的这种询问。这个问题本身像所有的探索一样是“危急”的产物1193，好像为了防止这种可怕事情的再现思维方有了依托。我们可以设想，孩子的思维很快变得独立起来，并作为一种自给本能持续地活动下去。如果孩子不是太受恐吓，他早晚会选择直接询问父母或其他照料者的方式，因为在孩子眼里，这些人是知识的源泉。然而，这种方法却失败了，因为孩子得到的答复要么含糊其辞，要么其好奇心受到斥责，或者答复充满了神话色彩。如在德国的农村，成人常说：“怀孕生了孩子，他们是从水中捞出的。”我有理由相信，有比父母所预料的多得多的孩子不满足于这种回答，并表现出难以遏制的怀疑，只是不愿意公开承认罢了。我知道一个3岁的男孩，在得到这种答复后就跑了，这使他保姆大为惊慌，人们在与乡村房子毗邻的一个大水池边找到他，他匆忙跑到这里是为了便于看到水中的孩子。还有一个男孩，用他知道的其他事情表达出他的怀疑，在他看来，不是“鹳”而是“鹭”带来了孩子。无数的例子使我相信，孩子拒绝接受关于“鹳”的理论，从第一次受欺骗后他们便不再相信成人，并认识到有一些成人知道的东西，他们是被拒绝了解的，于是他们只好用秘密的方式继续掩盖其探索。同时，他们还经历了第一次“心理冲突”（psychical conflict），即他感到了自己具有某种偏爱的本能，但在成人的眼中却是“不对”的，与他们相反的观点，却根本不顾是否被他们所接受，而得到了成人的权威性支持。这种心理冲突也许很快就会变成“心理分裂”（psychical dissociation）。那些被称为“好的”，但却不再深究的观点成了主导的意识性观点，儿童通过所见所闻自我寻觅到的观点却不算数，并被压制成了“潜意识”的。神经症者的“核心情结”（nuclear complex）1194便是这样产生的。

最近，一位父亲将其对5岁儿子的分析资料转给我欲求发表，这为我提供了无法辩驳的证据，表明精神分析对成人分析的正确性。我现在知道，母亲的怀孕根本逃不过孩子敏锐的眼睛，他很快就会在母亲不断胀大的腹部与孩子的出生之间建立联系。如上所言，这个男孩子3岁半时妹妹出生了，在他不到4岁时就对所接受的清楚明白的引喻有了较好的了解。然而，这种早熟的发现总是秘密的，以后统一于对性的继续探索之中，最终都被压抑和遗忘。

“鹳的传说”并不是儿童性理论的全部。相反，他们观察动物，动物的性生活很少遮掩，于是觉得人与动物极其相像，对鹳的不信任越发增强。根据孩子在母腹长大的知识，他便初次证明了他的思维能力，走上了正确解决问题的道路。然而，一种无法弥补的无知与强加于自身性活动的错误理论抑制了进一步的探索。

我将要讨论的这些错误理论，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尽管形式上荒唐，但在某一点上又是真实的。这与人类探寻宇宙规律的天才举动很相似，宇宙根本无法被人所认识。这些理论是否正确和合适的，只能用儿童肌体中已活跃的性本能组元加以解释，因为这些观念不是源于模棱两可的心理活动或偶然印象，而是决定于儿童心理性结构的必要性。这就是为什么可以说儿童性理论具有典型性，为什么具有性生活的每个儿童却具有相同的错误信仰。

正如我在本文一开始所强调的，这些理论首先无视性别差异。正像男孩知道自己有阳具（penis）一样，孩子们认为所有的人，包括女人，都有阳具。准确地讲，童年期阳具处于快感区（erotogenic zone）的首位和主要的自体性欲目标应被视为“正常的”性器官。一个男孩对阳具的价值估计，逻辑地使他很难想象像他这样的人竟没有这一器官。当一个小男孩看到其妹妹的生殖器（genitals）时，他所说的足以表明其偏见严重地歪曲了他的知觉。1195他并不评价阳具的缺少，却总是以看似安慰的口吻“更正”说：“她的……仍然很小，一旦她长大它就会长好了。”1196关于女性长大后会长阳具的想法在成人的梦中也会出现：梦者在夜里的性兴奋中将一女性按倒，剥去其服装欲性交，然而他看到的却不是女性的生殖器，而是一个发育很好的阳具，结果梦也醒了，兴奋也荡然无存了。古代无数的两性人（hermaphrodites）普遍地在童年期产生过这样的观念。人们也许注意到，两性人对大多数正常人并不犯罪，天性赋予他们的两性生殖结构使他们受到了最大的憎恶。

假如童年形成的女性会有阳具的观念在一个男人身上“固着”（fixated）起来，就会对以后的生活产生影响，使他在选择性目标时必须看到阳具。这样，虽然在其他方面他可以过正常的性生活，但他注定变成同性恋，作为性目标的男人，因为身体和心理的特征，使他将对方当做女性。1197他们以后接触的真正女性，由于缺乏基本的性吸引而不能成为性目标。的确，这一情形若与童年生活的其他印象相联接，他会厌恶女性。阳具的兴奋若成为某个孩子主导性的兴奋，他通常会通过用手摆弄它而获得快乐。不过，他会一直处于父母或保姆的监视之下，并受到阳具砍去的威吓。这一“阉割威胁”（threat of castration）的后果便影响了该器官的价值，其影响既深刻又久远。传说与神话均证实了儿童情绪生活的剧变及与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es）相联的恐惧，这种情结总是不情愿地被意识记住。若以后看到的女性生殖器“残缺不全”，他就会回忆到这种威胁，以致在同性恋中产生恐惧而不是快乐。作为同性恋者，只有在认识了科学，说明童年关于女性有阳具的想法是极其错误时，其反应才会有所改变。解剖学已证明，女性外生殖器中的阴蒂（ditoris）与阳具相似。有关性过程的生理学也表明，这个长不大的“小阳具”1198事实上在童年期像一个真正的阳具一样在活动：一旦接触就兴奋，这种兴奋使得小女孩的性活动具有了男性特点，为消除这种男性性活动而变成一个真正女性，女孩子在青春期前必须对此加以压抑。既然许多女性的性功能受阻，那么，不管她们顽固地坚持以刺激阴蒂获得兴奋，继续在性交中麻木冷漠，还是由于过分压抑而代之以癔症的补偿形成（hysterical compensatory formation），这都表明，在婴儿的性理论中有一种真理，女性像男性一样，也拥有阳具。1199

很容易看到，小女孩的观点与哥哥完全相同，他们都对男孩的这一部分极感兴趣。但这种兴趣很快变成了嫉妒（envy），她们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于是她们像有“大阳具”的男孩一样站着小便。当一个女孩宣称“她宁肯做一个男孩时”，我们就可以知道她多么希望补偿缺陷（deficiency）。

如果孩子能够懂得阳具的兴奋是怎么回事，他们就会更接近问题的解决，孩子从母亲的身体中长大显然不是充分的解释。孩子怎样进入母体的呢？怎么发展起来的呢？父亲会做某些事情也许是可能的，于是孩子会说：孩子也是他的。1200在这一神秘的事件中，阳具同样会起作用。伴随儿童思想的这种阳具兴奋证明了这一点。伴随这种兴奋的冲动孩子都无法理解，费解使他产生破坏性行为，挤压，将东西弄碎或在某些东西中挖洞；然而，一旦孩子预计到阴道（vagina）的存在，认识到母亲身体中孩子的产生是由于父亲的阳具进入母体的结果，那么疑问便在无助的困惑之中中止了。他认为，母亲像父亲一样拥有阳具，他只是尚未发现母体中接受阳具的穴（cavity），不难设想，正是他智力努力的失败使他很容易拒绝和忘记它们。思虑与疑惑变成了他以后解决所有问题的原型（prototype），初次的失败会对儿童的整个前途产生极有害的影响。1201

对阴道的无知还会使儿童相信他们性理论的第二个方面，既然孩子在母体中长大并离开了母体，那只有一个可能性的通道——肛门，孩子像大便一样是排泄出来的。年龄稍大后，孩子便常常自我发问或两两相议，最可能的解释往往是，孩子是从肚子出来的，要么自己冲出，要么将肚子切开，就像《红色的骑罩》中的狼一样。这些理论常被高声表达并有意识地记住，再也不会有什么不快之感。曾经相信其他生育理论的儿童[肛门性因素（anal sexual components）的压抑已成障碍]此时已将过去的想法全然遗忘。他们可以毫无羞色地在幼儿园讨论这一问题了，但他们仍然会想到“粪便”问题，因为他们对孩子像粪便一样来到人世并未在情感上引起厌恶。泄殖理论（cloacal theory）适于许多动物，而且是最自然的一种理论，仅它本身足以使儿童相信它的可能性。

有鉴于此，从逻辑上儿童应拒绝承认只有女性才有生育孩子的“痛苦特权”。如果孩子从肛门出生，那男性同样会生孩子。因此，孩子完全可能想象自己也会有孩子，并不因自己具有这种女性特征而受到谴责。1202肛欲期性欲（anal erotism）的存在足可以为他提供证据。

正像偶尔发生的那样，如果生育的泄殖理论在以后仍有意识的记着，那么自然会伴有一种结论（的确已不是最初的）：孩子的起源问题。这很像一个童话故事：吃了某种特殊东西后便有了孩子。这种关于生育的婴儿式理论会在精神病患者中复现，比如，一位躁狂的女性会让医生去看她刚拉的大便，并笑着告诉医生：“这是我今天生的孩子。”

性理论的第三个典型方面源于儿童偶尔发现的父母间的性交。不过他们的知觉注定是不全面的。他们所观察到的任何细节——不管是两个人的相对位置，还是发出的声音，抑或是一些附加的情形——都可以使他们得出同样的结论。他们会得到一种“性交的施虐狂观”（sadistic view of coition），认为这是强者对弱者的处罚，犹如他们童年时所熟悉的嬉闹——偶尔也会引发性兴奋。我尚不能确定儿童是否将他们所看到的父母间的行为作为解决孩子生成问题的必要条件，他们倒可能更经常地高估这种联系，因为他们把爱的行为解释为暴力行为。这种观点本身足以给他们一种印象，当他们初次考虑孩子从哪来的问题时，纯粹指向残暴行为的冲动却与阳具的兴奋联系了起来。同样存在的可能性是，就要导致发现性交的不成熟施虐狂冲动在对父母性交过程的记忆的影响下出现了，孩子已得到了这一工具（虽然他还未使用过），此时他正处在与父母同床的童年初期。1203

孤立地看，关于性交的施虐狂理论具有误导性，它再次可能提供可靠的证据，这是性本能内在要素的一种表达，对不同的孩子而言可达到或强或弱的程度。基于这种原因，该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正确的，它部分地悟到了性行为的本质及先于此的“性搏争”（sex-battle）。同样常见的是，孩子通过偶尔的观察支持了这一观点，以证明自己在某一点上理解正确，另一点上并不正确，甚至完全相反。在许多婚姻中，妻子的确从丈夫的怀抱中挣脱掉，为避免怀孕得不到任何快乐。因此，好像熟睡的孩子（假装睡着）便形成了一种印象，他将母亲的行为解释为反抗暴行的自我防卫。另外，对于善于察言观色的孩子而言，有些婚姻整个儿交战不休，高声吼叫、拳打脚踢习以为常，所以晚上的争吵便不会令孩子惊奇，解决的方式孩子也熟悉，如同他已习惯用的解决与姊妹兄弟或游伴之间矛盾的方式。

此外，若孩子发现妈妈的床上或内衣上有血点，他便会将此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他相信父亲在晚上还使母亲遭受了其他攻击（我们宁肯将新鲜的血迹看做是性交暂停的结果）。神经症者所表现的无法解释的“血恐惧”（horror of blood）也可对这种联系给以解释。然而，孩子的错误，再次证明了某些真理，因为在某些熟悉的情形下，血迹可被视为已进行过性交的标志。

与孩子从何而来并无直接关联的问题也令孩子困扰，如被称做“结婚了”的实质与内容是什么？孩子对该问题的回答取决于他对父母的知觉与他们充满快乐色彩的本能的关系。回答的共性方面表现为，结婚肯定会带来快乐的满足，但同时设想结婚会不顾廉耻。我经常遇到的观念是，已婚者一人在另一人前面小便，另一个看似更具象征意义的观点是，男人往女人的便器里小便。还有一种观念认为，两个人都将自己的背面给对方（毫无羞色）。有一个特殊例子，教育成功地延缓了一个14岁女孩的性知识，但她已开始行经，通过读书她了解到结婚包括“血混合”（mixing of blood），既然其妹妹还未开始行经，她便向一个声称正在经期的来访女性施以进攻，以使她参加“血混合”。

儿童期关于婚姻本质的观点，由于总被他们有意识地记着，因而对以后的神经症症状学（symptomatology）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们先是在游戏中按自己所理解的结婚形式一对一地做，此后，结婚的欲望使他们用婴儿的方式加以表达，使其恐怖症（phohia）的外形要么初看起来难以辨别，要么出现一些相应的恐怖症状。1204

在性本能组元的单独影响下，儿童早期所同时形成的这些典型的性理论是非常重要的。我知道，我并未将这些问题表述彻底，或在这些理论与婴儿生活的其他方面建立一种牢不可破的关系。但我会再增加一个或两个补充性观察，这也许会被有识之士注意到了。比如，有一种重要的理论认为，孩子由接吻而来——而这种理论显然是对口腔快感区主导性的偏离。我的经验表明，这一理论是纯女性的，有时成为某些女孩的病因，因为她们对性的探索在童年期受到了极为强烈的抑制。还有，我的一个女病人，通过偶然的观察得到了一种“拟娩”（couvade）的理论1205。正像大家都知道的，这是一些种族中的普遍习惯，也许旨在对抗永远难以战胜的“父系血统”（paternity）。这位女病人古怪的叔叔在孩子出生后在家里呆了许多天，并在卧室里接待客人。女病人见此后得出结论：父母都参与了孩子的出生，所以都必须睡觉。

孩子到了10岁或11岁就会听到有关性的问题。生活于压抑较弱的社会环境中的孩子，或有机会观察父母行为的孩子，会告诉其他孩子自己所知道的，因为这会使他有成熟感和优越感。儿童通过这种方式所学到的基本上是正确的，即阴道是存在的并为他们服务的。否则，他们相互得到的说法就不会常与错误的观点相混合，也不会总渗透着早先婴儿期的性理论，他们很难彻底或充分地解决这一原生问题。正像由于不知道阴道而难以理解整个过程一样，现在他们并不知道何为精子。他们无法猜到除了小便之外男性性器官还会产生其他物质，而一个“无知的”女人对于丈夫新婚之夜的“阳具人内”依然会十分愤慨。青春期前的有关知识会被进一步的探索所替代。不过，与早期婴儿的性组元会以放纵的、无掩饰的表现理论相比，他们现在产生的理论已不再具有典型性和原生性。在我看来，儿童后来解决性困扰的智力努力并不值得搜集，它们也没有什么病因学意义，其多样性毫无疑问地依赖于孩子所受教育的实质。不过，它们事实上可起到重新唤起孩子潜意识中最初性兴趣迹象的作用，因此，他们便常常在自己手淫（masturbatory）的性活动与对父母的某种情绪体验之间建立了联系。于是教师对该行为的谴责便使该年龄段的孩子形成“堕落感”。

让我再提供几个例子，看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孩子对性生活的看法。一个女孩子听同学说，一个丈夫给了妻子一个鸡蛋，她用身体将鸡孵了出来。听到该说法的一个男孩认为这是睾丸，在德语中这两个词是相同的（Ei）。这个男孩就在考虑阴囊中的东西是怎样更新的，孩子所获得的信息很难避免对性问题的不确定性，于是一个女孩可能认为，性交只进行一次，但持续很长时间（24小时），而一个个孩子的出生均源于这一次性交。有人也许认为，这个孩子的知识来自某些昆虫的再生过程，其实不然，而是孩子的一种创造（creation）。对怀孕过程一无所知的其他女孩（即不知道子宫中的生命）甚至会认为，晚上性交后孩子立刻就产生了。普瑞斯特（Marcel Provost）将女孩的这种错误编成了他《女人文学》中的故事。1206儿童后期对性的这些探索，或者说是童年受阻的这些少年们的探索，成了文学永不枯竭的主题，并令公众常开胃口。然而，这却远离我的兴趣，我必须强调事实，为了对抗潜意识和被压抑的旧的和更好的知识，孩子会产生许多错误的观点。

同时，孩子对所给信息的反应方式也有意义。有时性压抑如此严重，以致他们什么也不听，这就导致了以后生活的无知——至少到了对神经症施行精神分析时，童年早期所形成的知识才得以复现。我还知道两个10岁到13岁的男孩，虽然也去听关于性方面的知识，但却拒绝道：“你爸爸和其他人也许会这样做，但我敢保证我爸爸绝不会。”1207不管儿童对其性好奇满足的方式多么不同，我们可以假定，儿童在早期的态度极为统一；我们可以确定，所有孩子最早渴望发现的就是，为了能生孩子，父母究竟做了什么。

“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

（1908）

宋广文　译

戴淑艳　校

宋广文　修订

按语

本文是弗洛伊德泛性论文化观的一部代表作。它集中论述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强调了性的因素是现代社会文化危机、人的焦虑与神经症的主要根源，抨击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观，提出了改善文明与发展文艺的性本能升华作用说。

在埃伦费尔（Von Ehrenfels）新近出版的《性伦理学》（1907）中，作者对自然的和文明的性道德（sexual morality）作了区分。根据作者的观点，我们可对以上两者作如下的理解：自然的性道德指人类永久保持健康与效能的能力，而文明的性道德指旨在促使人类加强的生产文化活动。作者认为，只要比较一下人的内在特征与其文化成就的关系，二者的差异就可得到很好的说明。在对这一思想做更扩展的思考时我会向读者引介作者书中的观点，而我对作者观点的引用则仅仅作为我对该问题研究的起点。

可以设想，当文明的性道德占据主导地位时，个体的健康与效能会受到损害，而这种以牺牲自我为代价的损害若达到一定点则最终导致文化的目的本身也受到损害。埃伦费尔确实指出了这种性道德的一系列恶果，对于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这种性道德无疑应对这些恶果负责。虽然他也充分承认这种性道德对推进文明的巨大作用，但他同时也论证了改革的需要。在他看来，文明的性道德的特征表现为原本对女性的要求也带到了男性的性生活中：除了在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当中，所有的性生活（sexual intercourse）都要受到禁止。然而，考虑到两性间的天性差异，男性的偶尔偷欢却受到了更轻的惩罚，从而导致了事实上男性的双重道德标准。一个接受了这种双重道德标准的社会怎能产生对“真理、诚实与人道的热爱”？若超过了一定限度，必使人变得伪善，对错误麻木不仁、自欺欺人。不仅如此，文明的性道德在炫耀一夫一妻制的同时，损伤了性的选择（selection by virility），其实，在文明人之间，由于人道与卫生的考虑，性的选择已降至很低水平，岂不知性的选择本身足以导致个体内在结构的改进。

在文明的性道德所带来的恶果中，有一个特殊情形常被医生所忽视，而我将会在本文中作详细分析，因为我认为现代社会神经症的增多与蔓延均与此有关。偶尔，有的神经症患者提醒医生，对引发病症的个体现状与文明要求之间的冲突给予注意。他们说：“在我们家，所有的人都变得神经质，因为我们总想比我们的实际或我们能达到的更好。”同样，医生也经常发现，神经症患者的父辈曾过着简单而健康的田园生活，在他们过上大都市生活的极短时间内将孩子的生活提高到了很高的文化水平。但最重要的是神经科专家在大声疾呼：“神经症的增加与现代文明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关于这种联系我们将引用一些著名观察者的陈述作为证据。

厄尔布（W.Erb，1893）说：“对于现代生活使得神经（质）疾患（nervous illness）不断增长的问题可以做出毫无迟疑的肯定性回答，只要看一下现实就足够了。许多事实已清楚地表明，现代生活的出色成就，各个领域的发现与发明，为求进步而日趋增加的竞争，均需付出极大的心理努力方能取得与保持。为了生存斗争，个体不得不满足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而只有付出全部的心理能量（mental powers），这些需求才能满足。与此同时，所有阶层的需要及对生活的享乐需求都在增加，空前的奢侈蔓延到整个社会，而在过去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漠视宗教、不安与贪婪充斥于社会的每一角落，遍布全球的电报与电话网使得传播系统惊人地扩展，并彻底改变了商贸条件。一切都变得匆忙与狂躁：晚上旅游，白天经商，即使是‘假日旅行’也令神经系统紧张。严重的政治、工业与经济危机引起了空前的广泛躁动。人人都过问政治，政治、宗教与社会的斗争，政党、竞选及工联主义（trade-unionism）的恣意滋蔓撩人发火，令心灵更加紧张，连娱乐、睡眠与休息都不得安宁。城市生活愈发繁冗与焦躁。疲惫的神经试图通过增加刺激、陶醉于愉悦而得以复原，其结果则导致更大的衰竭。现代文学不厌其烦地关注激惹公众激情的话题，这只能激励纵欲，造成追逐快乐，蔑视基本的伦理原则及各种理想，呈现于读者面前的往往是病态人物、性变态行为、革命斗争等问题。强烈的噪音、不和谐的音乐震耳欲聋；剧场里令人激动的表演征服了我们所有的感官；造型艺术对令人作呕的、丑陋的、富有暗示性的内容情有独钟，并将现实中最令人惊恐的现象毫无迟疑与掩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这种一般性描述足以表明现代文明的种种危险，让我对此情景做更细致的补充。

宾斯万格（Binswanger，1896）说：“神经衰弱（neurasthenia）被描述为一种现代病。比尔德（Beard）作为第一个阐释该病的人，认为这种新的神经（质）病（nervous disease）特别容易在美国产生，当然这种假设并不正确。但既然是一位美国医生首先发现并描述了该病的特征，显然这是建立在广泛的经验之上的，它毫无疑问地表明，在神经衰弱与现代生活之间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贪婪的金钱追求，放纵的占有欲望，技术的巨大进步使人际交往产生了时空的幻觉性障碍。”

冯·克拉夫特·埃宾（1895）说道：“无数文明人的生活方式中充盈着大量的不卫生因素，难怪神经症会令人悲哀地加速增长，而这些有害因素会首先并严重地作用于脑。在过去的10年中，政治与社会，尤其是商业、工业和农业的改变，带来了职业、社会地位与财产的巨大变化。而这一切均须以损害神经系统为代价：人们必须付出更大的能量消耗（expenditure of energy）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与经济需求，而用于复原的机会又微乎其微。”

我认为，诸如此类及其他许多类似的意见倒没有什么错误，只是尚不能充分地解释神经（质）障碍（nervous disturbances）的详情，更忽视了病因学的最重要因素。如果不去考虑神经质的不确定的形式，而是考虑神经（质）疾患的具体表现，我们就会发现，正是施加于文明人（或阶层）的“文明的”性道德对性生活的压制而导致了神经症的产生。

我已在以往的一系列技术性论文中陈述过论证这一观点的事实1208，在此不再赘述。不过我会引用我研究中最重要的观点。

审慎的临床观察使我们对神经性（质）疾病1209（nervous disorders）可做两种分类：神经症（neuroses）和精神神经症（psychoneuroses）。前者的障碍（症状），不管是身体的或心理的，本质上是一种中毒现象（toxic），类似于神经毒素（nerve poisons）的过剩或缺乏现象。这些神经症统称为“神经衰弱”，绝无遗传的作用，而往往是性生活的有害因素使然。由于该症与这些毒素有关，仅凭临床观察就能立刻找到它与性问题的因果关系，然而，被权威人士所谴责的文明的种种有害因素，似乎与神经症没有任何规律性的联系，因此，我们可以将性因素视为神经症的基本原因。

而精神神经症，与遗传的关系较为明显，但病因尚不十分明确。不过，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特殊的研究方法，使我们认识到，这些疾病（癔症、强迫性神经症等）是心因性的（psychogenic），源于潜意识（压抑了的）观念化情结（ideational complexes）的活动。这种方法同样使我们知道，一般而言，这些潜意识情结具有性的内容，它们源于人未被满足的性需要，代表着一种替代性满足（substitutive satisfaction）。因此，我们应当将破坏性生活、压制性活动、歪曲性目标的因素视为精神神经症的病因学原因。

当然，关于神经症中毒性与心因性的理论区分并不否定以下的事实，大部分神经症患者都源于两方面的原因。

同意将性因素作为神经（质）疾患病因的人，同样会接受我的进一步分析。下面我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探讨神经（质）疾患何以会不断增多的问题。

概而言之，我们的文明建立在对本能的压制之上。每一个体都必须做出一定的牺牲，如人格中的权力欲、进攻性及仇恨性。正由于此文明才得以产生——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共享。

毋庸讳言，除非在危急时刻，正是源于性欲（erotism）的家庭情感（family feeling）才使得分离的个体甘愿自我克制。这种自我克制在文明的进化过程中是渐渐进行的，每一步都受制于宗教：放弃本能满足被视为神明，公众财产被视为“神圣”；生性刚烈，任本能狂喷者被视为“罪犯”、“歹徒”1210，不得不直面社会的冷面冷眼，除非他的社会地位或特殊才能使他向世人证实他是伟人、“英雄”。

研究表明，性本能包括许多方面或成分，在人类比在其他高等动物中发展得更为强烈，它几乎完全超越了动物的周期性而变得更加稳定。它可拿出巨大的能量用于文明活动，在实现这一目标中其物质强度并未减少，这种将原来的性目标转移到另一不具性特征的目标上的能力叫做升华。与升华的文明价值相对应，性本能还会出现顽固的固着倾向，使其不为它用，有时还会导致所谓的变态。性本能的强度在个体间存在差异，故有多大部分会用于升华也不尽相同，似乎是个体的先天特性决定了性本能升华比例。此外，经验及智慧活动对心理器官（mentalapparatus）的影响更强化了性本能的升华。然而，如同热不可能全然转化为机械能一样，性本能的扩展并非是无限度的。一定程度的直接性满足对大部分器官都不可或缺，否则将导致客观上的功能伤害和主观上的不快体验，出现一定的病症。1211

如果考虑到人类的性本能不仅仅为了生育，而且还为了获得某种快感，那么我们的视野就会更为扩展。1212这可从婴儿的活动中得到证明：在婴儿期，快感的获得不仅通过性器官（genitals），而且通过身体的其他部位（快感区），并可以不指向任何客体，我们将这一阶段称做“自体性欲”期。在我们看来，对孩子的这一行为应予以限制，否则持续下去会导致性本能的难以驾驭和毫无用处。性本能的发展便从自体性欲到“对象恋”（object-love），从快感区的独立存在到从属于生殖器的主导，此时才具有了生育的功能。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由于部分性兴奋（sexual excitation）不具备生育功能而有利于升华。因此，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用于文化活动的是那些被压制了的性兴奋的“倒错”因素。

考虑到性本能的进化特点，我们可将文明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性本能完全与生育无关而自由活动；第二阶段，除了生育之外其他的性本能均受到压制；在第三阶段，生育变成了“合法”的性目标。今日“文明的”性道德反映的就是第三阶段的特点。

如果将第二阶段视做发展的平均水平，我们必须看到，仍有一部分人由于生理结构的原因还是不能适应。如上所述，性本能应从自体性欲到联合性器官活动的对象爱恋，但尚无一人已正确并充分地完成了这一发展过程。发展中的障碍导致了两种有害后果及其关系（相对于用于文明的性欲），其实这两个方面利弊兼而有之。

其一是各种性变态（perverts）的产生（将性本能过剩和难以自制者排除在外），将性欲固着于婴儿水平，从而影响了生育功能的建立；其二是同性恋（homosexuals）或性变态（inverts），1213其性目标竟令人不解地离开异性，那么，为何这两种发展障碍所导致的恶果不如想象的那么严重呢？我们认为，即使性本能的一个或多个成分发展受阻，其他成分仍会联合起来使人的性生活指向最终的有用目标。性变态者（同性恋者）倒是常常因其性本能的文化升华而变得成就斐然。

性变态者和同性恋者若达到了极致水平，便被社会视为无用之辈，不免郁郁寡欢。必须承认，即使在文明的第二阶段，也会有一部分人因不能满足文化的要求而受尽苦难。这些体质异常人的命运将因其性本能的强度不同而迥异。对于强度较弱者（由于性倾向的被压制而形成），其冲突在于自身行为与所处文明阶段的道德要求。但从理想的角度去看，这恰恰是他们意欲获得的，因为他们不得不将本该用于文化活动的力量拿出来处理由性本能受压制所导致的结果：对内压制，对外麻痹。我们关于文明第三阶段上男女禁欲结果的分析也适于他们。

当一个人的性本能是强烈而倒错的，他便面临两种结果：第一种不再多述，他将冒偏离文明标准之大不韪而继续倒错下去。第二种更为有趣，在教育及社会要求的影响之下，他将压制自己的倒错本能（perverse instincts），然而，这种压制已不成其为压制，最好将其描述为失败了的压制。的确，被压制了的性本能已无外显的行为（就此而言，压制可以说是成功的），但却用其他的方式表现出来，其实这还不如不加掩饰的压制为好，因为它对个体产生的伤害是使该类人对于社会来说形同虚设。从长远的意义上看，短暂的成功将被失败所取代，压制的结果是替代现象，即神经（质）疾患或更确切地讲是精神神经症的产生。神经症者都有一个顽抗的肌体，在文化的要求之下只能对本能施以“明显”的压制，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因此，为满足文化的要求，他们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以内在的贫乏为代价，或对其本能予以干扰和患病。我已将神经症描述为性变态的“负结果”，因为神经症患者倒错了的冲动在受到压制之后又在心理的潜意识部分表现出来——神经症患者的趋势是相同的：“压抑”状态等同于积极的性变态。1214

经验表明，对大多数人而言，超过某一限度其肌体就难于满足文明的要求。因此，那些不顾肌体条件一味追求“崇高”的人，便成了神经症的光顾者，如果他们稍微表现得差一些，就会更健康些。对一个家族中一代人的观察常常印证了性变态与神经症正负关系的正确性。比如，若哥哥是性变态者，那其妹妹往往是神经症者，尽管作为女人她的性本能要弱一些，不过她却表现出与哥哥相同的倾向。同样，在许多家庭里，男人是健康的，然而从社会的观点上看却是极不道德的；同一家中的女人倒是崇高而优雅的，不幸却患上了重度神经症。

文明的标准要求每个人具有相同的性生活方式，这是社会不公正的明显现象之一。事实上，由于肌体的原因，有些人可以轻而易举地适应社会的要求，而有些人则须付出心理上的巨大牺牲。不过，由于道德规范时而被冒犯，其严重性也就不那么明显了。

以上所讨论的问题均是针对文明第二阶段的要求而言的，它表现为，凡被称做性变态的性行为都受禁止，而正常的性交可以自由进行。我们发现，即便对性自由与性禁忌做如此划分，仍然会有一些人因性变态而遭拒绝，另一些做出努力防止了性变态的人却患了神经症。如果性自由受到更多的限制，文明的要求提高到第三阶段的水平，即婚姻外的任何性行为均被禁止，那就不难预测其结果了。天性刚烈、公开反抗文明要求的人将剧增，而天性柔弱的人，一方面要承受文化的压力，一方面又要抵抗本能的冲动，这种冲突所导致的神经症也会猛增。

现在我们必须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1.在文明第三阶段的要求之下，个体的任务是什么？

2.被许诺的合法的性满足可否对其他性满足做出补偿？

3.禁忌的恶果与文化的关系如何？

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必然涉及性禁忌（sexual abstinence）。前面已多次讨论过，在此不做详论。文明的第三阶段要求男女两性婚前都要禁欲，独身者的禁欲则要保持终身。所有的权威人物都认为，性禁忌对人无害，且不难做到，医生也普遍支持这一观点。然而，可以断定，要控制住像性本能这样强烈的冲动，个体必须付出全部的力量。依靠升华，即将性本能由性目标移至更高级的文化目标，也只是极少数人间断地才能做得到的，在炽热强盛的青春期最难做到。因此，大部分人要么患了神经症，要么受到某种伤害。经验表明，社会上的多数人天性上不适于禁忌。在今日文化的性道德要求之下，轻微的性禁忌足以使人随时患病或犯严重的病。我们认为，如果正常的性生活因先天缺陷或发展障碍受到威胁，最好的消除办法就是性满足本身。一个人越是易患神经症，就越是难以忍受性禁忌。如前所述，脱离了正常发展的本能会变得更加移动不定。即使按文明第二阶段的要求保持健康的人，今日也会有许多患上神经症。性满足心理价值的提高是以性挫折为代价的，受挫的力比多随时查明性生活结构的“弱点”，然后寻找出路，用病态的神经症实现替代性满足。能够找出神经症原因的人很快会相信，我们社会神经症的增加乃是性禁忌被强化（intensification）的结果。

这将把我们带到下一个问题，即婚后的性交可否对婚前的禁忌做出充分补偿。反对这种观点的资料不胜枚举，在此仅做最简短的总结。首要的注意事项是，文明的性道德甚至对婚后的性交也施以限制，因为夫妻仅用少数的利于生育的动作达到相互满足，其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性交只有几年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不得不将由于考虑妻子的健康而节欲的时间扣除在外。如果从婚姻具有满足性需要的意义上看，3年、4年或5年之后，婚姻也就等于失败了，因为节育破坏了性快乐，伤害了夫妻间美好情感，甚至导致疾病的产生。对性交结果的恐惧，首先导致夫妻身体柔情的丧失殆尽，其次是心理情感的隔阂，原先激情似火的爱随即便荡然无存了。精神上的失望与肉体满足的被剥夺，使大部分夫妻又回到了婚前状况，只是幻觉的丧失使他们感到更糟糕。他们必须重新用自己的刚毅驾驭性本能或将其转移。我们无需追问一个成年男人会节制到何种程度，经验表明，即使在最严格的性戒律面前，他们也会暗暗地利用性自由的便利，放纵自我。这种对男人的双重道德标准使得社会本身也认为那种施于男人的清规戒律是难以奏效的。经验同样也昭示，担负繁衍人类的女性只能将很少的性本能用于升华，虽然婴儿吮吸时等于找到了充分的性对象替代，但孩子一长大替代便不复存在了。我一再声明，婚姻的幻灭会使女性患严重的神经症。并使她们的终生蒙上阴影。当今文化下的婚姻，早已不再是根治女性神经疾病的灵丹妙药。因此，作为医生的我们再也不要这样看待婚姻了；相反，能够忍受婚姻的女孩是健康的。我们急切地奉劝男病人一定不要与患过神经疾病的女孩子结婚。婚后的偷情倒可以医治神经症。然而，女性受到的教育越严格，对文明的要求就越服从，也就越害怕采取这种方式。为摆脱欲望与责任感的冲突，她仍需通过神经症加以“庇护”（refuge），疾病成了保护她美德的最安全的港湾。婚姻本应能满足文明人在青春期的性本能，但事实上它却毫无能力。因此可以说，它不能补偿婚前禁忌的结果。

承认了文明的性道德的危害，第三个问题也就可以回答了。对性的普遍禁欲导致了文化的进步，同时也导致了少部分人患有严重的疾病，似乎利大于弊。我必须承认，我不能就得失的轻重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我会对失的方面做出更多的考虑。说到禁欲，我坚持认为，它所带来的远不止神经症，而且神经症的严重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未被充分认识。

我们的教育和文明以延缓性发展和性活动为目的，这种延缓刚开始时当然无害处可言。考虑到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要到很晚才独立并自食其力，这种延缓是必需的（这提醒我们，我们的文化机构之间有极密切的关系，任何一方面的改变都必须顾及整体）。但对20岁以上的人仍实行禁欲，则不可能不受到年轻男子的反对。即便这样做不导致神经症，也会招致其他的危害。可以确切地说，对强烈的本能的抗争，及为了这种抗争而加强了的伦理及美学力量，“铸就”了人的性格，这对天性的某些方面确实是真实的。但同时还须承认，今日人们的性格差异，往往表现为对性的控制程度。在大多数情形下，当一个年轻人必须付出全力以赢得社会财产和地位时，对性的抗争却耗尽了他的能量。个体究竟会有多少性活动，能够将多少性本能用于升华，存在着明显的个别差异和行业差异。禁欲的艺术家实难想象，但禁欲的年轻学者却司空见惯。艺术家的艺术成就受到的是性经验的强烈刺激，而年轻学者则因对性的控制而专注于研究。总之，我认为禁欲不可能造就充满活力而自立的人，也难以产生创造性的思想家、勇敢的解放者或改革者，倒是容易造就一批“行为规矩”的弱者，他们在芸芸众生中失去了自我，并不情愿地听任一些强者的摆布。

尽管人们努力于禁欲，但性本能总是任性而难以改变的。文明教育只可起到对婚前性本能的暂时压制作用，此后就可让其任意而为了，一些极端的措施要比压制更为有效。由于不情愿的压制如此过分，以致当性本能放纵时它却受到了永久性的伤害。因此，对一个年轻男子而言，彻底的禁欲肯定不适于他结婚。意识到这一点的女子，倒是常选那些在其他女子身上证明是其男子气概的人为夫。婚前对女子所施行的严格禁欲，对女性产生的恶果更为明显。显然，教育之于婚前女子的性压制，岂止是低估，它几乎用尽了所有的强制手段，它不仅禁止性交，竭力宣扬性贞操的重要性，而且使她对婚后的角色也一无所知，强忍爱情的冲动，抵制成长中的任何诱惑。其结果是，当父母突然决定其女可以相爱时，她却难以适应这种心理成就（psychical achievement），在对自己的感情毫不确定的状态下缔结了姻缘。这种爱情功能的人为性延缓，使得她对十分钟情于她的男子只能表现出失望，情感上她仍属于父母，父母的权威使她产生了性压制，她表现出十足的性冷淡，致使丈夫难以获得真正的性快感。我仍不知道未受过文明教育的女子中是否存在性冷淡，尽管我认为这是可能的。然而，无论如何，是教育“孕育”了这一现象。这些从未尝过性快乐的女子，绝不情愿忍受接踵而来的生育痛苦。就此而言，这种婚前准备成了婚姻目的的障碍。许多年之后，虽然妻子克服了障碍，作为女人性爱的高峰期也被唤醒，但她与丈夫的关系早已破裂不堪。作为对以往驯服的奖赏，她的选择只有欲望的不被满足，对丈夫的不忠，或患神经症。

一个人的性行为常常规定了他对生活的其他反应方式。如果一个男子充满活力地去争取性爱目标，那他也会以同样执着的精神去赢得其他目标。然而，不管出自何因，如果一个人压制了强烈的性本能所带来的快乐，他的行为就会比较谦和、顺从，性行为与一个人其他生活方式的这种关系在女性身上更易识别。尽管她们对性问题充满了好奇，但教养却限制了她们对该问题的理智性思考，她们不时地受到恐吓，说这不仅不应当是女性所有的，而且还是罪恶的象征。于是，她们胆怯于对任何问题的思考，于是，知识失去了对她们的价值。这种性领域之外的思想压制，部分地形成于无法避免的观念性联系，部分则是自动的，就像人们关于宗教思想的压制，或忠实的人们关于忠诚问题的思考。我认为，女性“生理上的弱智”不能用生物学的智力活动与性活动对立加以解释。莫比斯即持这种观点，但遭到了广泛反对。我认为，众多女性的智力劣势是由与性压制有关的思想受压制造成的。

关于禁欲，有两种类型一直未作严格区分：禁止一切性活动，还是禁止与异性的性交。许多夸口成功地禁欲了的人，实际上是借助手淫和其他与婴儿期自体性活动有关的性满足实现的。然而，这些性满足的替代方式却是极为有害的，将性生活退化到婴儿时期必将导致各种神经症和精神神经症。此外，文明的性道德绝不允许手淫，于是年轻人便陷入了由教育理想所引发的同样冲突之中。更有甚者，这种放纵从多个方面败坏了人的性格：首先，它使人不经磨难，靠走捷径实现重要目标（即追随性欲决定行为方式的原则）；其次，伴随着性满足的种种幻想，使他们将性目标幻化到在现实中无法找到的优秀程度。诙谐作家克劳斯，在维也纳出版的刊物《火炬》中，曾以挖苦的口吻说出了这一矛盾的真理：“性交不过是对手淫的无法满足的替代。”1215

文明要求的苛刻及禁欲的困难，使得异性间的性交成了禁欲的焦点，其他的性活动却受了恩惠，这可叫做“一半清醒一半糊涂”。由于正常的性交受到了道德的严厉摧残，加之出于卫生的考虑害怕传染，异性间倒错的性交，即取代性器的其他部位的性活动，无疑会带来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此类行为，绝不能像对待爱情关系中的性目标一样，认为是毫无害处的。从伦理上讲这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将两个人之间的爱情关系降低为一种随随便便的游戏，既不富冒险性，也没有精神的渗透参与。正常性生活出现困难所导致的另一恶果便是同性恋的增多。同性恋，除了由于生理的原因或童年的影响之外，大部分都是在成年后发生的。力比多主流的受阻导致它寻求旁门左道的发泄，即同性恋。

所有这些无法避免、非人所愿的后果均是由禁欲造成的，它彻底瓦解了婚姻的基础。文明的性道德认为，婚姻是满足性冲动的唯一目的。手淫或其他性变态，使男人习惯了不正常的性满足，从而降低了婚后性能量的发挥；同样，为保贞操而借助相似方式的女人，必然对婚后的正常性交表示冷淡。双方若以很低的性能力进入婚姻，那么瓦解起来也就比什么都快。男人的性能力低下，令女人无法满足；强烈的性经验本可以使女人由教育形成的性冷淡得到克服，然而她却依然冷淡下去。这样的夫妻比健康的夫妻也更难施行避孕，因为性能低下的丈夫很难适应避孕工具。其结果是，性交由于一次次令夫妻陷于尴尬的境地而不得不放弃，这样婚姻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

我请求所有的学者能对我所描述的司空见惯的事实明察秋毫，我对这一事实毫无夸大之辞。对此一无所知的人很难相信，具有正常性能力的丈夫何其少，伴有性冷淡的妻子又何其多，婚姻对双方禁欲的补偿程度何其低，对幸福的实现又少得多么可怜。我已阐明，在这种情况下，最显明的恶果是神经症。我还要进一步指出，这样的婚姻还会将其影响波及到一个或几个孩子身上。粗看起来，还以为孩子的病是遗传的，其实进一步的观察就会发现，原来这是童年期强烈印象的结果。由于从丈夫处得不到满足，妻子会变得神经质。作为母亲，她会对孩子格外温柔和关心，这实际上是爱的转移，并导致孩子的性早熟。此外，父母间的恶劣关系又刺激了孩子的情感生活，使孩子在小小的年纪就感受到强烈的爱与恨。严格的训教，使孩子必须压制性活动，而这种压制足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种下终生患神经症的种子。

我将重申我的早期观点，神经症的严重性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我这样讲，并不仅指下列现象，即某人患病后，亲人们并不当回事，医生也只是夸口许愿，只要进行数周的冷水浴或休息几个月，病人即可恢复。这仅仅是一些无知的医生和外行人的意见，只能给患者以短暂的安慰。恰恰相反，长期的神经症即使不能结束一个人的生命，也会使患者背负重压，像肺结核或心脏病所带来的恶果一样。如果将神经症与文明活动分离，仅让一些天生的弱者患病，其余的人则充分施展才华，那情形倒好得多。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我必须坚持这种观点，不管神经症程度如何，也不管患于何时，总会破坏文明的目的，从而导致被压抑了的精神力量对文明的仇恨。因此，社会若以神经症的增加为代价换取人们对规范的广泛服从，那它就不能声言它得到了什么，事实上它一无所获。让我们讨论一种常见现象，比如，一个妇女本不爱她的丈夫，因为就她的婚前状况而言，她根本无任何理由要爱丈夫。但从教养所提供给她的理想婚姻上看，她又必须爱她的丈夫。必须压抑能够表达真情实感的每一种冲动，并尽力实现其理想。她会做出特殊的努力，以使自己成为一个可爱、温情而体贴的妻子。自我压制的结果无疑便是神经症，疾病等于是对不爱的丈夫的报复。其实，由于疾病，丈夫更不能满足，并对妻子更为担心，这还不如承认妻子不爱自己的事实更好，这一例子是说明神经症结果的最好事实。凡是不利于文明的冲动的压制，就其补偿性而言，像直接的性压抑一样，同样也不会成功。比如，出于对先天残酷倾向的强烈压抑，一个男人变得异常的温柔。为了压制其天性，他必须付出很大的能量，结果便不能充分地驾驭其补偿性冲动，最终他所做的远不如不压制的为好。

我们还应看到，在任何一个群体里，对性活动的限制，还会导致对生活的普遍焦虑及对死亡的恐惧，不仅干扰了人们享受快乐的能力，而且难以直面死亡。这两种结果均招致生育的减少，进而使未来的群体利益受到破坏。就此而言，我们必须质问：我们有必要为这种“文明的”性道德做出牺牲吗？尤其当我们仍将享乐主义（hedonism）作为文化发展的目标之一，并努力争取个人幸福之时。作为一名医生，本无提出改革建议的职责，埃伦费斯已描述了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增加之间的关系，我在此指出这种性道德对现代神经症的蔓延具有严重的影响，不过是对埃伦费尔急切建议的支持罢了。1216

爱情心理学

（1910～1918）

宋广文　译

戴淑艳　校

宋广文　修订

按语

本书是弗洛伊德泛性论的代表著作之一。共包括三篇文章：（1）《男人对象选择的一个特殊类型》（1910），主要分析了男人的性变态（或性变态）问题；（2）《论性爱领域最普遍的衰退趋势》（1912），专门探讨了男人的“心理性阳痿”问题；（3）《处女的禁忌》（1918），从历史与文化的视角分析了女性的“贞洁”问题。它提供了我们从性生理、性心理研究弗洛伊德泛性论的重要资料。

一、男人对象选择的一个特殊类型（1910）（爱情心理学之一）

迄今为止，一直由富有创造性的作家向我们描述“爱情的必要条件”，诸如对象的选择及人们将想象的需求协调于现实的方式，作家的确具备完成这一任务的特定品质：他们感觉敏锐，可知觉到他人内心深处的隐蔽冲动；他们勇敢无畏，可让自己的潜意识大声发言。但是有一点却降低了他们所讲内容的现实价值：他们在创造特定情绪效应的同时，还必须引发读者的理智与审美快感。有鉴于此，他们无法原封不动地再造现实，而必须将现实分割，去除那些干扰性联系，为协调全局不得不弥补所需，就是众所周知的所谓“诗人特权”的优势。然而，在他们对心理状态的完整描述之中，只显露出关于心理状态起源与发展的微小兴趣。数千年来，艺术家借助这一素材给人类带来了愉悦，科学当然对此不应等闲视之，尽管它的介入难免相形见绌，情趣锐减。如同人们所希望的，观察将向我们证实，我们完全可以以严格的科学方式对待人类爱的领域。总之，科学将使心理活动的快乐原则（pleasure-principle）受到遏制。

在精神分析的治疗过程中，我们有足够的机会搜集到神经症者的爱情行为方式，同时，我们亦可回忆到所见、所闻的类似行为，不管它们发生在一般健康者身上，还是一些杰出人物的身上。一俟某些素材经常出现并累积为共同印象时，一些明显的类型便更加清楚了。在此我首先描述一种发生在男人间的对象选择类型，因为此种类型的爱情必要条件很有特点，并令人迷惑和费解，同时也因为精神分析可以对此给予简单的解释。

1.对这种类型的人而言，爱情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可称之为特别：这一条件一俟出现，该类型的其他特征便可发现。我们可将这一条件叫做必须有“受伤害的第三者”，即这种男人绝不选择“无主”的女人为爱情对象，如未婚女子或未嫁的定过婚的女子，而只选择被其他男人占有的女人——有丈夫、未婚夫或男友的。在有些时候，由于这一条件变得如此强烈，以致这种无主的女人会被忽视，甚至拒绝，而一旦她与某个男人有了上述关系，这种男人即刻对她产生爱的情感。

2.第二个条件或许不如第一个条件恒定不变，但同样很突出。它经常和第一个条件联袂出现，当然第一个条件更经常地独立出现。这第二个条件表现为，这种人从来不把处女（名声极好者）当做爱情对象，倒是会爱上那些在性方面名声很坏的其忠贞与可靠性都值得怀疑的女人。就后一特征而言，也许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差异，她们可以是善于调情而艳闻于世的已婚之妇，也可以是公开过着放荡生活的妓女，还可以是玩弄爱人的高手。这种类型的人若没有与这些人的关系便得不到满足。说得苛刻些，第二个必要条件可称做“妓女之恋”。

应当说这种类型的人对所夺得的女人的原来男人存在着竞争与仇恨的冲动，这上述的第一个条件则使这一冲动获得满足。而第二个条件，即像妓女一样的女人，却与嫉妒的情绪相联系。嫉妒对这种类型的爱人是必需的。只有当他们能够嫉妒时，其情感才能达到极致，女人也才获得了充足的价值。他们绝不会放弃任何可以攫取这种最强烈情绪的机会。不过奇怪的是，所被嫉妒者往往不是被爱女人的合法占有者，而是初次接触就怀疑与所爱女人有关系的陌生男人。在某些明显的例子里，这种男人并未表现出独占某一女人的愿望，好像对三角关系极为满足。我有一个病人，对其女人的越轨行为惊恐不已，但却并不反对她结婚，反而尽其所能促成婚配，以后从未表现出对她丈夫的嫉妒。还有一个典型的病人，一开始对其爱者的丈夫表示嫉妒，并强迫该女子中断与其丈夫的婚姻关系，但在经过了许多事情之后，像许多这种类型的人一样，再也不把她的丈夫视为累赘之物了。

以上便是选择恋爱对象的必要条件，下面将探讨对所爱对象的所作所为。

3.在正常的爱情生活中，女人的价值以其性完善（sexual integrity）为衡量标准，其身价随接近妓女特征的程度而下降。1217而这种类型的人却视具有妓女特征的女人具有爱情对象的最高价值，这似乎明显地偏离了正常。他们与这些女人的爱情关系靠付出最大的心理能量得以维持，这是他们的唯一兴趣所在。他们认为这样的女人似乎是唯一可能被爱的，并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这样的女人保持忠贞，这在现实中经常会以破裂而告终。我在此所描述的这种爱情关系，清楚地展现了它的“冲动性”本质特征，虽然在任何涉入爱河的人当中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冲动。然而，人们不能因其忠贞和强度就做出如下期望：这种类型的人的单一爱情关系就可决定与某一女人的全部性生活，或仅仅发生一次这样的性生活。相反，这种情感依恋会以同样的特征反复出现：每一个女人都可完全替代原来的女人。事实上，由于居住及环境等外在事物的变化，所爱对象也会经常改变，以致与多个女人形成了“长长的系列”关系。

4.最令观察者惊奇的是，这种类型的人总表现出要“拯救”所爱女人的冲动。他们相信，这个女人需要他，若没他这个女人就会失去道德控制并很快陷入可悲境地。因此，为了拯救她，才紧紧抓住她不放。在某些个别情形下，可因女人的不忠和社会地位的危险为拯救的观念提供证据。然而，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基础却是毋庸置疑的。有一个这样的男人，深知如何使用伶牙俐齿、巧施妙计诱惑女人，对每一个所爱的女人通过展示自己的品性，不遗余力地要求她保持“忠贞”。

现在让我们审视一番这种类型的人的不同特征：所爱之女人必须有所归属并像个妓女；他对这样的女人评价极高；他有体验嫉妒的需要；他对这样的女人忠贞不二，而又可与多个女人更替地保持和谐之爱；他有拯救女人的强烈愿望。表面看来，这很难来自同一根源。然而，精神分析关于这种人生活史的探讨却可以轻松地找到这种单一根源。这种人对象选择的奇怪条件及示爱的单一方式，与正常人的爱具有相同的心理根源。它们源于对母亲柔情的婴儿固着，其表现乃是这种固着的结果。在正常的爱情生活中，就对象选择而言，仅有少许的母亲原型（maternal prototype）特征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比如青年男子对成熟女子的偏爱。可以说正常人很快就脱离了对母亲的力比多附着。而这种人就不同了，他们对母亲的力比多附着会持续很久，甚至一直到青春期后，母亲的特征渗透到以后的对象选择之中，所有这一切都变成了极易辨认的“母亲替身”（mother-surrogates）。就此而言，可将心理活动的这一方面用新生儿的脑壳作一比喻：孩子分娩时间若拖长了，其头形很像母亲骨盆的狭窄部分。1218

这种人的爱情条件及爱情行为确实源于与母亲有关的心理情结（psychical constellation），对此我们当然须有足够的证据。要找出第一个条件的证据似乎是最容易的，即这种人要爱有主的女人，或这个女人必须是受害的第三者。对于一个在家中长大的孩子而言，他曾经很清楚这样的事实，即属于父亲已成为母亲不能分离开来的特点之一，而第三个受伤者不过是父亲本身。对所爱者的高估以及将她视为唯一的和不可替代的特点，可以视做孩子经验的自然结果，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占有两个母亲，他与母亲的关系建立在毋庸置疑和无法替代的基础之上。

如果理解了这种人选择的爱情对象总是母亲的替身，那么要理解下面的事实也是自然的，即这种人会不断地变换爱的对象，与对某一人的忠贞不渝形成了矛盾。精神分析使我们在其他的例子中也发现了某些事物不可替代的现象，比如潜意识中活跃的观念经常表现为无终止的分割，之所以无终止，是因为任何替代都不能使原来的欲望获得满足，儿童在某一年龄表现出的无休止的追问也可以得到解释。他们原本想问一个问题，但是很少问了就算。1219神经症者表现出的喋喋不休亦可得到同样的解释：他们负着秘密的重压，虽然想揭开，无论如何都未获成功。

另一方面，爱情的第二个条件，即所选的对象应当像个妓女，似乎绝对不会源于母亲情结。成人的意识性思想喜欢坚信不疑地将母亲视为道德完善的人。无论自己心灵对母亲的怀疑还是别人对母亲的曲解，都会激起一些防御观念，然而，“母亲”与“妓女”间的鲜明对照，促使我们对这两种情结的发展史及其潜意识关系进行研究，其实我们早已发现，意识中对立的双方在潜意识中经常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1220调查使我们发现，大约在青春期前后，孩子第一次获得了成人性关系的或完整或不完整的知识。那些毫无掩饰地撩拨轻蔑与恶意的粗鲁信息，如今成了孩子所熟悉的性生活秘密，成人的权威受到了损坏，因为在孩子看来成人的权威与其性活动是水火不容的。刚刚受到这些“泄密”严重影响的孩子自然会将此用于父母，但他们往往用这样的口吻拒绝承认：“你们的父母及其他人也许会做那些事，我的父母绝不会做的。”1221

作为这种性启蒙（sexual enlightenment）的必然结果，孩子同时也了解到，一些女人需通过与他人性交来维持生计，因而遭到世人耻笑。孩子却根本体验不到她们为何有此耻辱，一旦他认识到自己也可能受她们的诱惑，而过上只有成人才许可的性生活时，便对她们既渴望又恐惧。此后，当他不再认为自己的父母是例外，从未有过令人作呕的性活动时，他便会以愤世嫉俗的逻辑告诉自己，母亲与妓女的区别并不很大，因为她们做着同样的事情。他所接受的这些启蒙信息，事实上唤醒了对童年早期印象与愿望的记忆，这些记忆则复苏了某些特定的心理冲动。他开始希望母亲成为他刚刚熟悉的“对象”，并仇恨父亲成为他愿望的障碍。正如我们所说的，他完全被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1222所占有，他不能原谅母亲只跟父亲而不跟自己性交，他并且将母亲的行为视为不忠。如果这些冲动不能迅速消失，那么只好通过幻想以极颠倒的形式将母亲的性活动引入而得到发泄，作为这一结果的紧张便只能通过手淫得以释放。这两种力量经常相撞，即占有欲望与报复欲望，导致在幻想中最多出现的是母亲的不忠。而与母亲发生关系的人又总具有孩子自我的特征，或更确切地讲，是孩子自己的理想人格，长大后可与父亲相抗衡。我在别处所描述的“家族罗曼史”（family romance）1223，便是由这一时期纷繁的幻想结果及多样的自我兴趣编织而成的。

现在既然对心理发展的这一方面有所了解，那么我们就不会视下列事实为矛盾的和不可思议的：被爱者必须像个妓女直接源于母亲情结。这种人的爱情生活带有明显的发展痕迹，很容易看出这是青春期男孩幻想形成的固着，这些幻想在此后的生活中真正表露了出来。当然不难设想，青春期的手淫在幻想的固着中也起了作用。

对主导了这些男人真正爱情生活的幻想而言，似乎与拯救所爱对象的愿望仅有松散和表面的关系，对所爱对象的关心仅出于意识性原因。由于她天性的水性杨花，三心二意，很容易使自己陷入危险之境，因此，关注她的贞操，阻止她变坏，使其摆脱危险便不难理解了。然而，关于掩蔽性记忆（screen-mimetics）、幻想及夜梦的研究表明，这是潜意识动机的特别合适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这一过程可与梦的成功的二级加工相比。事实上，“拯救动机”（rescue motif）有自己的意思及发展史，它是母亲情结或更确切地讲是恋亲情结1224的独立衍生物。当一个孩子听说他的生命是父母所给的，或他的母亲给了他生命时，他对父母的柔情与变得强大和独立的冲动合为一体，他们想用具有同等价值的礼物归还父母。男孩子对成人的挑战似乎在说：“我并不想要父亲的什么，我所欠他的会全部还清。”此时，他所形成的幻想是从危险中拯救父亲，救他一命，这样，父子的恩恩怨怨才算了清。幻想中的父亲常常变成了皇帝、国王或其他大人物，只有如上才能为意识所接受，这甚至成了创造性作家的创作素材，对父亲而言，最最重要的当然是拯救观念的挑战意义，而当涉及母亲时，却以柔情蜜意取而代之。母亲给了孩子生命，要以同价的礼物归还母亲绝非易事。但只要稍加变换一下意义，正像在意识中很容易出现的或意识中的概念相互渗透，拯救母亲便变成了还给她一个孩子或给她生个孩子——毫无疑问这个孩子会像他自己。这离拯救的原意并不甚远，而意义的改变也并非矛盾。他的母亲给了他生命——他自己的生命——作为交换他再还她一个生命，一个酷似他自己的孩子，儿子对母亲的感激表现为希望母亲生一个像他一样的孩子。换言之，在拯救幻想中他完全将自己认同于父亲。所有的本能，诸如慈爱、感恩、淫荡、挑战及独立，在将自己变成自己父亲的单一希望中获得了满足。即使在意义改变中危险的因素依然未变，生育本身也是一种危险，而母亲却努力拯救了他。生育既是所有危险中的第一个，又是以后引起我们焦虑的所有危险的原型，也许生育留给我们的情感便是可以称做焦虑的情感。苏格兰传说中的麦克达夫（Macduff），据说是从母亲的子宫中搜寻而出而非母亲所生，故根本不识焦虑为何物。1225

古代的释梦者阿尔特米道鲁斯（Artemidorus）认为，梦的意义依赖于做梦者是谁1226，这当然是正确的。受潜意识思想表达的规则制约，拯救的意义依幻想者的性别不同而有异。它可以同样地指（在男人）生孩子，比如促使孩子生育，或（在女人）让自己生个孩子。一旦这些梦及幻想中的不同拯救意义与水联系起来，其真正含义便可清楚地辨认出来。如果一个男人在梦中将一个女人从水中救了出来，那就意味着他使这个女人成为母亲，按照先前的讨论这意味着他要使她成为自己的母亲。若一个女人从水中将一个人（孩子）救出，那就等于承认自己是生这个孩子的人，如同摩西（Moses）神话中法老（pharoah）的女儿（兰克，1909）。偶尔也会有拯救父亲的幻想之意。在这种情形下，旨在表达主体要父亲成为儿子的愿望，也就是说，要有一个像父亲一样的儿子。1227

于是，拯救动机与恋亲情结的这些所有联结，都旨在拯救所爱的人，这成了我所讨论的这种类型爱的重要特征。

我觉得没有必要为我关于这一主题的工作方法做出论证，如同关于肛欲性欲的探讨一样（弗洛伊德，1908b）。在此，我的首要目的是通过观察找出极端的、可以清楚界定的类型。在这两种情形下，绝大多数的人仅有这种类型的几个特征，或仅有并不明显的一些特征，显然，在对这种类型的所有特征进行探讨之前，我们是不可能对他们产生恰如其分的认识的。1228

二、论性爱领域最普遍的衰退趋势（1912）（爱情心理学之二）

（一）

如果一位临床精神分析的医师问自己，是什么心理障碍使得病人常常来寻求他的帮助，他肯定会说，除了各种形式的焦虑之外，当然是心理性阳痿（psychical impotence）了。这种简单的障碍常对力比多能量很强的男人产生影响，使得性器官拒绝执行性行为1229，虽然事前事后他们均能证明自己是正常并能执行这一行为的，且不乏强烈的心理趋向。但理解这一情形的第一条线索来自当事者的自我发现，即它仅发生在与某些人的欲望条件下，与其他人却从未有过这种情况。他开始意识到，正是性对象的某一特征抑制了他的男性性交能力，有时他发现自己内部有一种障碍感，这种反意志（counter-will）的感觉干扰了他的意识性欲望。然而，他却无法辨认这种内在的障碍是什么，以及性对象的何种特征招致了这一障碍。如果他多次经历这种失败，那么他就可能将其归结为所熟悉的“错误联结”（erroneous connection）1230认为关于第一次的回忆唤起了焦虑观念，于是失败便接踵而至，而第一次的出现则被他归结为“偶然”的印象。

精神分析已对心理性阳痿做过研究，一些学者出版了其研究结果。1231每个学者均可用自己的临床经验证明自己的解释。实际上这是一个特定心理情结的抑制性影响问题，只不过当事者并不知道。当事者一直无法克服的对母亲或姐妹的乱伦陛固着（incestuous fixation），对这种病理反应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是最普遍的病理内容。此外，与婴儿期性活动有关的不愉快印象及对女性性对象的力比多减少等因素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1232

一旦精神分析对心理性阳痿的突出情形做出详尽的调查，那么这一性心理过程（psychosexual processes）的信息便可获得了。如同在所有的神经（质）障碍中一样，这一障碍也源于力比多发展史的抑制，本来它应按正常的方式达到预定的目的。对爱的完全正常态度依赖于两种趋向的结合，可将这两种趋向区分为“情感”的和“肉体”的，然而，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些情形中，这两者的结合却是失败的。

在这两种趋向中，情感趋向更早些，它源于童年早期，建立在自我保护本能的利益之上，并指向家庭成员及孩子的照料者。从一开始就伴有性本能的贡献（性欲兴趣组元），这在童年期几乎就可清楚地看到，精神分析则可在任何神经症中发现。它是对“儿童原始对象选择”的反应。我们认识到，性本能是按照自我本能的价值评判选择最初对象的，更准确地讲，最初的性满足是通过保护生命的身体功能实现的。1233父母及保姆对孩子流露出的“情感”很少不带有性欲本性（“这孩子真好玩”），这一性欲特征大大加剧了自我本能贯注，并注定了在今后发展中的作用，尤其当其他因素也助一臂之力时。

儿童的情感固着会持续整个童年期，并一直伴有性欲成分，这导致了对其性目的的最终偏离。到了青春期，强有力的“肉欲”趋向的加入便扶正了这一性目的。它会沿着早期途径，以更强大的力比多能量贯注婴儿选择的原始对象。不过，在这一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防止乱伦的屏障却成了它的挡头，它会奋力跨越这些在现实中不适宜的对象，尽快找到能真正享受性生活的外在对象。这些新的对象的选择仍建立婴儿期的模式（或意象，image）之上，只不过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对象的情感（早先与童年的对象相联）吸引了他们，按照《圣经》的旨意1234，一个男人就要离开父母而与妻共处，情感与肉欲便从此联手，肉欲色情的强大能量带给对象以最高的心理价值实际上男人一向对性对象给予过高评价。

有两个因素会决定力比多的这一发展之途是否会以失败告终。其一，是现实中阻止新对象选择的“挫折量”，它会降低所选对象的价值。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任何选择的机会或不能选择到合适的对象，那就根本不存在对象选择了。其二，是应当摒弃的婴儿期对象所引起的吸引力，它与婴儿期的性欲贯注是一致的。如果这两个因素强度都很大，那么神经症的一般机制便会开始工作。力比多从现实中逃离，代之以想象性活动（内向过程），最初的性对象表象得到加强并将力比多固着之上。然而，阻止乱伦的屏障却促使转向这些对象的力比多仍停留在潜意识中。肉欲冲动所激惹的手淫活动此时已成了潜意识的一部分，它对这种固着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现实中的这一错误导向发展为一种幻想，如果在导致手淫满足的幻想中原始的性对象具有了不同的替代，手淫活动就不会有任何改变。作为一种替代结果，幻想进入了意识，然而，力比多的分配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按照这种方式也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潜意识里1235，一个青年男子的全部肉欲都附着于乱伦的对象之上。换言之，附着于潜意识的乱伦幻想之上。其结果便导致了完全性阳痿（total impotence），与此同时，性器官在性活动时的“衰弱”更强化了这一现状。

较轻的情况便导致了我们特别描述的心理性阳痿。肉欲趋向并非注定要在情感趋向背后我行我素，它必须在表面上维持一定的强度或任意性，以便在现实中得以部分释放。不过，这种人性活动所表现出的最清楚特征是，其背后缺乏本能的全部心理驱动力，于是，其性活动变化无常，极易受到干扰，并不常常能适当地进行，缺乏足够的乐趣，不过最重要的是被迫与情感趋向绝缘，于是限制了对象选择。肉欲趋向依然活跃不止，仅仅寻找不致引起乱伦形象记忆的对象。如果某女子给人的印象造成了对她较高的心理评价，那么就不会对她产生任何肉欲兴奋，而只会产生无性欲结果的情感。这种人的爱情依然分化为两个方向：艺术中神圣的化身与世俗（profane）（或动物）之爱。所爱者往往不产生肉欲，有肉欲者又不爱。为避免对所爱者的肉欲，他们只寻找自己并不爱的人。为遵守“情结敏感性”（complex sensitiveness）1236和“压抑回归”（return of the repressed）1237的规则，无论何时，若在避免乱伦的条件下所选的对象具有了某些乱伦的特征，哪怕常常是极不明显的，心理性阳痿也会奇异地出现。

在男人这种分裂的爱情生活中，避免这种障碍的主要技巧在于从心理上“贬低”（debasement）性对象，将对性对象的高估转移为对乱伦对象及其表征（representatives）的高估。这种贬低一旦完成，肉欲便可畅行无阻，强烈的性能力及高度的快感也可获得发展。还有另外的因素有助于这一结果的出现。在情感倾向与肉欲倾向汇合不恰当的人当中，性行为方式通常无什么改变，他们保持着倒错的性目的，若得不到这样的性目的便觉着严重丧失了快感，好像只有贬低的和鄙视的性对象才能使他们获得满足。

现在我们便可理解隐藏在儿童幻想背后的动机了（前面已提到把母亲贬为妓女的幻想）。他们试图在爱的鸿沟之间架起桥梁：至少在幻想中将母亲贬低为可以成为肉欲的对象。

（二）

在前一部分，我们从医学心理学的角度对心理性阳痿进行了研究，这从本文的标题上并看不出来。不过，从适于本课题的意义上讲，这一引论的必要性会变得清楚起来。

我们已将心理性阳痿归结为情感与肉欲趋向在爱情中的汇合失败。同样，强烈的童年期固着的影响及在反乱伦的屏障面前所遭受的现实性挫折，也对这一发展障碍的形成起了作用。对此理论有一种强大的反对意见，即认为它未免太过分了。它解释了一些人心理性阳痿的原因，但其他人为何可逃脱这一障碍，对我们而言却仍然是个谜。既然我们承认，所有有关的因素，如强烈的童年期固着、反乱伦屏障及青春期后发展中的挫折，在整个文明人当中都存在，那么我们就应证明，心理性阳痿是文明社会的普遍苦恼，而不只是部分人的障碍。

如果我们同意量的因素对于疾病的形成与否有决定性的影响，不同因素的或多或少决定着疾病是否出现，那么要避开这种结论则易如反掌。不过，尽管我承认这种答复是正确的，但我无意将它作为反对这一结论的理由。恰恰相反，我宁肯指出，心理性阳痿远比设想的更为普遍，而且这一行为构成了文明人爱情生活的特征之一。

如果将心理性阳痿的概念予以扩大，不仅仅限于下列情形：本欲取得快感，性器官也正常但却无法进行房事，那么，首先要指出的是，所有被称为心理性冷感（psychanaesthetic）的男人——可以行房事，但从未获得过任何特别的快感，同样比人们想象得还要普遍。精神分析的研究表明，在对这一症状与狭义上的心理性阳痿做出区别性解释之前，两者具有相同的病因学因素。很容易找到这些性冷感的男人与众多性冷淡（frigid）的女人的相似之处，将女人的性冷淡与男人心理性阳痿的更明显障碍做一比较，是描述和理解她们性爱行为的最佳方式。1238

然而，如果我们不是从扩大概念的意义上看心理性阳痿，而是仅注意其症状的等级，那么，我们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今日文明的男人的爱情行为，总体上带有心理性阳痿的烙印，只有极少数有教养的人，才实现了情感与肉欲趋向的适宜融合。对女人的尊重总是成为男人性行为的障碍，只有与被贬损的对象在一起时，才使他们的性能力得以充分发展，这部分地是由性目的的倒错成分造成的，他不敢通过与自己尊重的女人交媾获得满足。只有当他全身心地寻求满足时，才能获得完全的性快感，然而，在他受过良好教育的妻子面前，岂敢妄为！于是，这便促使他去找被贬损的性对象，这样的女人往往道德败坏，与她在一起不必受道德谴责，因为她并不知道他与其他人的社会关系，无法就他的人品做出判别。只有面对这样的女人，他才会纵情享乐，尽管他所有的爱情（affection）都属于一个更高贵的女人。同样可能的是，诚如人们经常观察到的，社会上的上层男人选择一位下层女子作为永久情妇或娶其为妻，这也是对下等性对象需要的结果，因为从心理上讲，这才能获得彻底的满足。

我毫不回避，文明社会男人爱情的这种突出、普遍的特征——心理性阳痿，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同样与童年期强烈的乱伦固着及青春期在现实中的挫折有关。这不仅易招致相反意见，而且会被称做有悖常理。然而，可以肯定地讲，任何一个在爱情中真正自由和幸福的男人，必然是克服了对女人的尊重及与母亲或姐妹的乱伦观念的。任何一个屈从于严肃的自我检验的人，必然将性行为视为下流之举，它败坏与玷污的岂止是身体！对于这种卑劣观点的起源，男人们当然不肯承认，而只有在青春期中才能找到：肉欲趋向已变得强烈起来，而能够满足他的对象，无论是家庭之外的还是乱伦的，都被彻底地抑制了。

在我们文明的世界之中，女人同样受到了其教养的影响，并因之对男人行为的反应更胜一筹。对男人而言，一旦占有一个女人，对她的低度评价便代替了初识时的高估；而对女人而言，若接触她的男人不具备充分的性能力，便自然会令人不悦。女人很少流露出贬损性对象的迹象，因为她们从未像男人那样有对性对象的高估现象。然而，长期的性回避及性沉湎于幻想却导致了另一严重的后果。她们常常割不断肉欲活动与禁忌的联系，成为心理上的无能者，即性冷淡，虽然她们被允许从事性活动。这就是为何许多女人甚至对合法的关系也保持秘密，另一些女人则在禁忌的秘密性爱活动中产生了正常的体验：对丈夫不忠，却能对情夫保持第二种忠诚。

我认为，女人性活动的禁忌条件，可与男人贬损性对象的需要相比较。两者都是由于文明的原因，在教育的要求之下性成熟与性活动长期延缓的结果，两者均旨在取消由于情感与肉欲不良结合而导致的心理性阳痿。同一原因所导致的性别差异或许还可在其他行为差异上找到。文明的女人在等待期内通常不会跨越性活动的禁忌，因此保持着禁忌与性的密切关系；男人若能与被贬损的对象交媾获得满足就会打破这种禁忌，并将这种情况引入以后的性爱生活中。

在今天，文明的世界为改革性生活已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提醒一下读者并非多余，即精神分析的研究未必比其他研究更远离偏见。精神分析的目的仅在于根据事物的表现特征推知隐藏在背后的规律，如果改革能利用它所发现的更先进的东西替代对人有害的东西，那当然十分令人满意。然而，这种改革是否毫无所获，甚至以更大的牺牲为代价，就难以预测了。

（三）

文明施以爱情的限制导致了贬损性对象的普遍趋势，这一事实或许应将我们对对象的注意转向本能自身。性快感早期受挫所造成的损害在婚姻中会表现出来，使本可以自由获得快感的夫妻得不到充分的满足。当然，若性自由不加以限制，结果也不会更好。显而易见，若性满足变得非常容易，性欲需要的心理价值就会降低，为提高力比多能力，挫折是必要的。在男人中，若对性满足的自然抵抗做得不够，他们就会随时建立习俗的障碍，以便能够真正地享受爱情，无论对个人或是一个民族都是如此。在毫无困难就可实现性满足的时间里，如在古代文明的衰落期，爱情变得一钱不值，生活变得异常空虚，不得不通过建立强烈的反向形成以恢复爱情不可或缺的情感价值。就此而言，基督教的禁欲倾向确实创造了爱情的心理价值，这是古代的异教徒从未想过的。禁欲倾向赋予了苦行僧的生活以最重要价值，因为他们的生活几乎充满了与力比多诱惑的斗争。

毋庸置疑，这里所表现出的困难代表了我们生物本能的普遍特征，同样，从一般意义上讲，本能的心理价值与其受挫折的程度无疑也是一致的。设想有许多不同的人同样地进入了饥饿状态，随着择食需要的增强，个体间的差异将趋于消失，所有的人都表现出一种本能的共同特征，当然，同样真实的是，并非本能的满足必然带来其心理价值的迅速跌落，比如，嗜酒者与酒的关系便是如此。酒难道不是总能给嗜酒者以同样的中毒性满足吗？在诗歌中常将这种满足比拟为性欲满足，但这种比拟能为科学的观点所接受吗？是否有人听说，嗜酒者因习惯喝一种酒而不得不改变酒的类型呢？恰恰相反，习惯倒是常将嗜酒者与某一品牌的酒紧紧地捆在一起。是否有人听说过，嗜酒者需要到酒价更昂贵或禁酒的国度里去，用这样的障碍强化他想要得到的，但却退化了的满足呢？绝对不可能。如果倾听一下著名嗜酒者的观点，如柏克林（B?cklin）他们与酒的关系犹如十分美满和睦的婚姻，为什么爱者与其性爱对象的关系却如此不同呢？

虽然听起来很奇怪，但我相信，就性本能的实质而言，有些因素可能不利于它的充分实现。如果考虑到本能的漫长与艰难发展史，有两个因素也许与这种困难有关，首先是对象选择的双向结果及反乱伦屏障的介入，性本能的最终对象已不是原始对象，而为其他对象所替代。精神分析已经表明，当由于压抑而失去了愿望冲动的原始对象时，很容易有无休止的替代物取而代之，但没有一种替代可使人获得充分满足。这或许可对成人性爱的常见特点做出解释：他们的对象选择总是摇摆不定，不断“寻求刺激”1239。

其次，我们知道，性本能有多个原始组元组成，或者说由这些组元发展而来，但有些组元却无法变成后来的本能形式，在很早的时候它们就被压制或移作别用了。最突出的要算嗜粪本能组元（coprophilic instinctual component），恐怕自从人类直立行走，嗅觉器官不再贴近地面之后，它们就不能容于文明的审美标准了。1240作为性欲生活组元的施虐驱力（sadistic urges）的大部分也是如此。然而，所有的这些发展过程，仅对情结结构的上层部分产生了作用，促发性兴奋的基本过程却依然故我。排泄物与性有着太密切和难以分离的联系，生殖器的位置——介于尿和屎之间，是具有决定性和无法改变的因素。人们或许会引用拿破仑（Napoleon）的极其著名的论断：“解剖学是命中注定的。”在人类身体的发展过程中，生殖器却并未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它们仍保留在动物的水平上，因此，性爱在本质上也与动物无异。要对性本能施以教育是困难的，以往的教育要么太过分，要么就微乎其微。文明若不以牺牲可体验到的快乐为代价，要消除性本能几乎是不可能的，未派上用场的冲动会在性活动中以未满足的形式持续下去。

这样，我们或许不能不向这样的观念妥协：要使性本能适于文明的要求几乎是极不可能的。文明发展的结果，很难使人类避免克制、痛苦与未来的灭绝。诚然，这种沮丧的预测仅建立在单一的推测之上：在文明的压力之下，性本能的压制必然导致对文明不满的特殊后果，当性本能屈从于文明的起码要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时，人类便具有了创造最崇高的文明成就的源泉，这是通过本能组元的更广泛升华实现的。如果通过对性本能的任何分配均能保证充分的快乐满足，那么人们为何会将性本能力量移作他用呢？他们绝不会放弃这种快乐，当然他们也就无任何进步而言。因此，两种本能需要之间无法调和的区别（性本能与自我本能）似乎保证了人类可以取得更高的成就。当然，一种无法避免的危险同样存在：今日的弱者却患了神经症。

科学的目的既不在于骇人听闻，也不在于安抚人心。但我本人随时承认，我所得出的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结论应建立在广泛的根基之上，人类在其他方面的发展或许能够纠正我在此孤独沉思的结果。

三、处女的禁忌（爱情心理学之三）

在原始人的性生活细节中，很少有像对处女的态度（女人保持从未被人碰过的状态）那样令我们感到陌生的。今日女性的追随者对其贞节的高度重视似乎是根深蒂固的，好像这本该如此，以至于当别人问其理由时我们却不知所云了。要求女孩不应把与另一男人性关系的记忆带入自己的婚姻之中，这不过是男人对女人绝对占有权的逻辑性延续，这便是一夫一妻制的实质，整个历史都是如此。

从这一点出发分析女人的性生活，我们不会有任何困难就可证明一些现象看上去是颇有偏差的。在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之下，只有经过漫长、艰苦的自我控制，处女才能初尝禁果的美妙，而一旦与某个男人结合，她便委以终身，再也不能将爱的心扉向其他男人敞开。这一经验（即与某男人的结合）保证了女人为某一男人占有将永不受到干扰，使得她能抵住任何外界的新印象、新诱惑。

埃宾（Von Krafft-Ebing，1892）曾用“性臣服”（sexual bondage）来描述下列情形：一旦一个女人与某一男人发展了性关系，她就对他产生了不寻常的高度依赖，失去自我独立。这种“性臣服”有时会发展到极端状态，以致于失去所有的独立意愿，并对自我利益做出最大程度的牺牲。埃宾同时认为，“要使这种关系保持一定的时间、一定程度的依赖是绝对必要的。”要维护文明的婚姻，反对威胁这一婚姻的多偶制（polygamous）倾向，一定程度的性奴役绝对不可或缺，我们的社会群体应不时地对这一因素做出估计。

在埃宾看来，“性臣服”形成于这样的组合：“一个极易产生爱和性格软弱的人”与一个极度自我中心（egotism）的人产生了结合，然而，精神分析的经验却很难使我们满足于这种简单的解释。我们宁肯认为，决定性的因素是需要战胜的性抗量（amount of sexual resistence），以及这一战胜过程仅能集中精力一次，只能发生一次。这种臣服状态，女人的频度与强度都胜过男人，尽管在男人中发生的频度已超过古代。在我们所研究的男人性臣服中，它均源于通过某一女人对心理性阳痿的克服，他与这一女人的关系便固定下来1241。许多奇异的婚配和悲剧事件（有些事件甚至影响深远），似乎均可依这一根源予以解释。

现在让我们转向对原始人的态度问题。如果认为他们不看重童贞，并用女孩在婚姻中的性关系之前就已失去了童贞（defloration）的证据予以证明，是不正确的做法。恰恰相反，对女孩子来讲，婚前失贞同样是一种有意义的行为，不过这已变成了一种禁忌（taboo）——一种宗教性的限制。不让她们将童贞献给新郎及未来的婚伴，习俗要求他们避开这一行为1242。

我无意搜集所有的文献以证明这种习俗性限制的存在，也无意寻求它在地理上的分布及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我只想陈述这样的事实，在今日仍存在的原始部落中，这种在婚前弄破女孩处女膜的行为是相当普遍的。诚如克罗莱所说：“这种由丈夫以外的人穿破女孩处女膜的婚姻仪式，在文明程度较低的阶段是很普遍的，尤其在澳大利亚。”

然而，既然失贞不是婚姻中第一次性交的结果，那以，它一定发生在婚前——不管方式如何，也不管由谁操作。我将引用克罗莱书中的一些章节，以证明这一点，同时也为一些富有批判性的观察提供基础。

在第191页中，他写道：“在澳大利亚的笛里（Dieri）及邻近部落，在女孩进入青春期时弄破其处女膜是普遍的习俗（《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杂志》，第24卷，第169期），在波特兰和哥里尼格部落，通常由一位老妇人为新娘子做，有时则请白种男人让新娘失贞[见史密斯（B.Smith）1878年的著作，第2卷，第319页]。”

在第307页，他写道：“有时在婴儿期就弄破处女膜，但大多在青春期……在澳大利亚，它常与性交仪式合并进行。”

在第348页（摘自斯宾塞和吉伦[Spencer and Gillen，1899]的通讯。在澳大利亚部落中，异族间的婚姻限制是强制的。）他写道：“处女膜先人工穿破，然后男人们按顺序依次接近这个女孩（看来是仪式性的……）这一行为分为两部分：穿破与性交。”

在第349页，他又写道：“在马萨（Masai，赤道非洲的一个地方），婚前的一个重要阶段便是对女孩施行手术（见汤姆森[J.Thomson]，1887，第2卷，第258页）。在萨克斯（马来）、贝勒斯（苏门答腊）及西里伯斯岛的阿福尔斯部落，女孩的处女膜往往由父亲在其做新娘前弄破（见普洛斯和巴勒斯[Ploss&Barrels]1891年，第2卷，第490页）。在菲律宾，假如在童年期没有老妇人将处女膜弄破，那么某些职业男人将会去做（见费瑟曼[Featherman]，1885～1891年，第2卷，第474页）。在一些爱斯基摩人部落，让女孩失贞通常由巫医（angekok）或牧师予以操作（见克罗莱，第3卷，第400页）。”

以上所引的内容有两点是很关键的：第一，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报道未能将“无性交而简单地弄破处女膜”与“通过性交弄破处女膜”区别开来。只有一处说到将这一过程分为两部分：弄破（用手或其他工具）及紧接着性交。普劳斯及巴勒斯的材料尽管更丰富，但对我们却无助益，因为他们对“破贞”的描述仅有利于解剖学，而根本不谈其心理学意义。第二，若“仪式的”（cerenonial）性交（纯粹正规的或官方的）与一般的性交有何区别能为我们所知，那就令人高兴了。在我所援引的作者中，要么为讨论此事感到尴尬，要么再次低估了这些性细节的心理学意义。我真希望旅行家及传教士能为我们提供更完整和明确的第一手资料。然而，由于这类材料大部分是国外的，眼下我们还得不到，故我还不能肯定到底有多少适于这一问题。1243此外，如果我们承认，仪式的性交不过是代表了或完全取代了早先本该完成的行为，那么第二点中的疑问便可攻破。1244

下面我将简单地列举一些可适于解释对处女的禁忌的不同因素。处女一旦“破贞”必然会流血，因此，对视血为生命之源的原始氏族而言，这是恐惧的，这可以成为第一种解释。血禁忌（blood taboo）可在许多与性无关的活动中观察到，显然它与禁止谋杀有关，从而形成了反对原始人嗜血和以杀人取乐的防制措施。根据这种观点，处女的禁忌又与月经的禁忌有关，（月经几乎随处可见）。原始人很难将这种每月流血的困惑现象与施虐观念区别开来。他们把月经，尤其是第一次，解释为某些鬼怪动物（spirit animal）所咬的结果，或者是与鬼怪性交的迹象。偶尔的报道又证明这一鬼怪是一个祖先，其他发现便支持了这一结论。1245我们认为，所以视经期的女孩为禁忌，因为她身上附有祖先的灵魂。

然而，关于其他问题的思考提醒我们，不要高估惧血（horror of blood）的因素。因为在同一民族中，惧血尚未强烈到压制下列现象的出现，如割掉男孩的包皮，更有甚者，切除女孩的阴蒂和阴唇。这些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习俗，当然他们也不放弃其他涉及流血的仪式。所以，若第一次性交时对血的恐惧的克服是为了丈夫，那就没什么令人惊奇的了。

第二种解释也与性无关，只不过比第一种涉及的范围更广。如同精神分析理论所研究的焦虑性神经症一样，原始人长期受害于潜伏的恐惧。这种恐惧在所有不同寻常的情形下都表现得异常强烈，比如新事物或未料到的事情出现时，遇到不理解或无能为力的事情时。这种恐惧还是各种仪式的根源，后来被宗教所广泛采用。比如，在新的行业开始之初，在每一新时代的开始，在人和动物初添新子及植物新果来临之际，都会举行形式不同的仪式。对焦虑的人而言，对威胁自己的危险的期待远较实际的危险为甚。同样他们也只是通过期待来保护自己。因此，就其重要性而言，婚姻中初次性交前的预防措施不可或缺。“惧血”与害怕“第一次”，作为两种解释并不矛盾，而且是相互强化的。初次性交举足轻重，若发现流血，岂不惧之更甚了！

第三种解释（即克罗莱所偏爱的）强调，对处女的禁忌是整个性生活禁忌的一部分。不仅女人的初次性交受到禁忌，而且几乎所有的性交都受禁忌，我们或许可以说，女人整个都受禁忌。女人不单单在一些特殊条件下，诸如经期、孕期、生孩子及坐月子时，其性生活被限制，而且每次性交都受到严格的、多重的限制，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野蛮人性自由的说法。的确，在一些特殊条件下，原始人的性活动不受限制，然而，在大多数情形下，他们受到了比文明程度更高的人的更严格限制。当男人需要做一些特殊事情时，像出远门、狩猎或出征，他必须远离妻子，尤其不能与其性交。否则，她就会麻痹他的精力并给他带来厄运。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远离异性的趋势。女人与女人住在一起，男人与男人住在一起。许多原始部落根本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家庭。这种分离有时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至于连呼喊异性的名字都不允许，于是，女人便发展了自己的特殊词汇，当然性的需要会不时地冲破这种分离之障。既然如此，在一些部落中，甚至丈夫与妻子的相会也要在室外秘密地进行。

原始人的每一种禁忌都代表着一种恐惧。毫无疑问，在所有的回避规则中，都存在着对女人的概括化了的恐惧，这种恐惧也许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之上，即女人与男人不同，她们总是不可思议、神秘兮兮、奇异怪诞的，因此，也必然是充满敌意的。男人害怕因女人之故而软弱，因染上女人的特征而变得无能。性交释放了男人的紧张，使他变得软弱乏力，这可能是男人恐惧女人的原始心态。女人常通过性交获得力量，对男人施加影响，这种意识更加剧了恐惧。所有这一切并非已绝迹，而是仍活在我们当中。

许多人在对现存原始民族的观察后指出，他们的爱情冲动比较微弱，从未达到文明人的强烈程度。当然，另外的观察者会有反词。无论如何，我们所描述的每一种禁忌都证明，确实存在着反对爱的一种力量，那就是因为女人奇怪而有敌意。

克罗莱用几乎与精神分析的当代术语相差甚微的语言表述道，个体间的分离源于“个人隔离禁忌”（taboo of personal isolation）。更确切地讲，本该相同但却存在着细微差别的人们，会体验到对方的奇怪与敌视。由此很容易溯源至“细微差别的自恋”1246，人际间的敌视成功地战胜了同伴之情（fellowship）及人人互爱的训诫。精神分析学相信，它已发现了潜伏于男人自恋式的反对女人的许多背后原因，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及其影响下的对女人的看法，共同左右着对女人的鄙视程度。

然而，第三种解释已远离了我们的主题。对于女人的一般禁忌，并不能使我们明白它与处女的初次性交有何关系。就此而言，我们还是没有离开前两种解释，即惧血及害怕第一次性交。即使如此，也还未触及到对处女禁忌的核心。显而易见，隐藏在这一禁忌背后的意图是，对与未来丈夫第一次性交有关的事情予以拒绝或解除，尽管根据我们所介绍的观察，正是这种关系使得女人与某一男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我们现在无须对禁忌礼仪的起源及终极意义进行讨论，在《图腾与禁忌》（1912～1913）中，我已讨论了原始人的矛盾心理在禁忌形成中所起的决定作用；同时，从导致人类家庭的史前事件中追溯了禁忌的起源问题。从现存的原始部落中，这种禁忌的原始意义已无法辨认。我们很容易忘记，要在这些原始人身上找到这类事情是多么不易，因为这些原始人毕竟生活在一种远离古代的文化之中，虽然与我们可能有差别，但我们的祖先怎能与其后代完全相同呢？

今天我们已发现，原始人的禁忌已发展成了一种复杂系统，如同今天的神经症者在其恐怖症中所表现的那样；同时，我们也发现，原动机已为新动机所替代（保持和谐的动机）。撇开这些起源性问题不论，我们将转向原问题，即原始人害怕什么就建立什么禁忌，概而言之，这种危险都是心理性的，因为原始人不像我们这样对此必然做出区分，即物质的危险与心理性危险、真实的危险与想象的危险。在万物有灵论（animistic）观点支配之下，他们认为，任何危险都是像他们一样的有灵者的恶意使然，将来自自身的危险等同于来自他人或动物的危险；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习惯于将内在的敌视冲动投射于外部世界，也就是说，指向自认为不合意的或仅仅是陌生的对象。这样，女人便被视做这样的危险之源，于是，与女人的第一次性交便成了具有特殊强度的危险。

我相信，如果我们对今日文明阶段上的女人行为做更缜密的检查的话，那么，我们多少会清楚这种强烈的危险是什么，以及它何以威胁到未来的丈夫的。作为这一检查的结果，我预先声明，这种危险的确存在，因此，对处女的禁忌乃是原始人对真正感觉到的（虽然是心理的）危险的防御。

我们认为，女人在达到性高潮后拥抱丈夫，将其重重地压在自己身上，是一种正常的反应，将此视为女人感激与永远服从男人的一种表示。然而，我们也知道，初次性交却未必都有这种行为，经常出现的反而是女人的失望，她们保持着一种冷淡与不满之态，一般在经过了很长时间和多次性行为后，女人才会从性交中获得满足。就女人而言，情形也未必相同，有的性冷淡仅是暂时的，很快就会消失；有的却是永久和顽固的，无论丈夫如何温柔都无济于事。我相信，对女人的这种性冷淡仍缺乏足够的认识，如果这种性冷淡不是由于丈夫的性能不足造成的，那就需要综合性的研究予以阐释了。

在此我并不想对女人逃避第一次性交的现象做出分析（虽然经常这样做了）。因为这可有多种解释，最主要的（虽然不是全部）观点认为，这是一般的女性防御倾向表现。与此相反，我相信有关病理学的研究确实为解开女人的性冷淡之谜起了拨雾作用。有些女人，在第一次性交后，甚或每次性交后，都毫无掩饰地表达出对丈夫的敌意：辱骂他、举手打他或强攻他。有一个典型例子我曾做过全面分析。虽然这位女子极爱其夫，常主动求欢并能获得充分满足，但事后的敌意依然存在。我认为，这种奇怪的、矛盾的反应，是同一冲动的结果，只不过它通常表现为性冷淡。这种冲动使温情反应受到抑制而无法有效地表达出来。在这种病理条件下，正像我们早已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所发现的“双相症状”（diphasic symtoms）一样，这种情感分成了两部分，而在经常出现的性冷淡当中，两者联合起来产生了抑制效果。女人失贞所导致的危险便是使她对某人产生敌意的原因，而丈夫当然有足够的理由避免这种敌意。

分析已使我们毫无困难地认为，这种矛盾性行为是由女人的冲动造成的，我想用此解释性冷淡问题，第一次性交使得许多冲动超出了女性的态度范围，其中有些冲动便不会在以后的性交中出现了。我们认为，女人所遭受的“破贞”痛苦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没有必要再找其他因素了。但我们没有必要夸大这一痛苦的重要性，“自恋性创伤”（narcissistic injury）倒是重要的，它由器官的破坏生成，并以合理化的形式表征——失贞使性价值降低。然而，原始人的婚俗却反对对失贞的夸大。我们知道，在有些时候，这一仪式分为两阶段：弄破处女膜（用手或其他工具）和性交或与丈夫的代理者“假交”（mock-intercourse）。这表明，这种禁忌规定的目的仅仅通过解剖学的“破贞”是实现不了的，还需要女人对这种痛苦伤害的反应及丈夫对其他事情的宽恕。

至少对文明的女人而言，初次性交的失望原因还有它与女人期望的不一致。在此之前，性交总是受到严厉的限制，而合法允许的性交则不然。这种限制常以喜剧的形式表现出来，许多欲结婚的女孩努力将自己的爱情关系对外保密，甚至不让自己的父母知道。这实在无必要，当然也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可言。女孩们常说，若别人知道了她的爱情，其价值就丧失了。有些时候，这种情感会变成主导的，并彻底阻碍婚姻中爱的能力的发展。这种女人的温情体验只有在秘密进行的非法关系中才能恢复，仅仅在这种关系中她才可确切地知道：她的意愿是不受影响的。

然而，这种动机却不会发展得很深，此外，它仅发生在文明社会，无法对原始人的情形做出满意的解释。因此，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建立在力比多的发展之上。精神分析的研究已表明，力比多是多么的普遍，其早期分配又是何等的强烈。婴儿的性愿望（女子将力比多固着于父亲或接替父亲的哥哥、弟弟）常与这样的愿望相连：指向他物而非性交，或仅把性交作为一个模糊知觉到的目标。丈夫总是一位替代者，而不是正宗人选，正是父亲，才是女人第一个性爱对象，丈夫充其量只是第二人选。当然，这一现象取决于固着的强度及替代者是否因不满意而遭拒绝。因此，性冷淡便成了神经症的病源因素。女人性生活中的心理因素越强烈，力比多对第一次性行为的抵抗力就越强大，丈夫对其身体的占有就越无法忍受。性冷淡甚至会变为一种固定了的神经性抑制，为其他神经症的形成提供了基础，而男人轻度的性能力下降又会大大加剧性冷淡过程。

原始人的习俗似乎考虑到了这种早期性愿望动机，于是让老人、巫士或贤人作为父亲的替代行使“破贞”之命。在我看来，中世纪极为烦人的领主“初夜权”（jus primae noctis）似乎直接由此沿袭而来。斯托福（A.J.Storfer，1911）有过类似的见解，而荣格（Jung，1909）在他之前就对作为主教（patriarch）之特权的广泛流行的“多比亚司之夜”传统做过解释（指结婚前三天必须节制的习俗）。如同我们所期望的一样，只要父亲的替代者带有“神祗”的意象（images of gods），就可委以“破贞”之重任。在印度的一些地区，女人的处女膜被迫献给木制的男性生殖器像（lingam）。据奥古斯丁（S.Augustine）所言，这一习俗也有在于罗马的婚礼之中（是否指在他那个时代），只不过做了些改变，新娘只需在石制的普里阿普斯1247的巨大阳具上坐一下就行了。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还有其他的动机影响着女人对男人的这种矛盾反应，并对女人的性冷淡产生影响（我是这样认为）。这便是，初次性交激起了女人的其他冲动（以上描述的及长期存在的），这些冲动与女人的角色与功能是完全相悖的。

通过对许多女性神经症患者的分析，我们发现，在早期她们曾嫉妒其兄弟的男性生殖器，并因自己不具有它而感到自卑与羞辱（实际上是因为它太小）。我们将这种“阴茎嫉羡”1248视为“阉割情结”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所理解的“男性特征”（masculine）包含着想成为男人之意，那么，这种行为就可称为“男性抗议”（masculine protest）了，这一说法由阿德勒（1910）1249首创，并认为它可以解释所有神经症的起因。在这一时期，小女孩经常公开表露自己的这种嫉妒，并对所喜欢的兄弟表示敌意。她们甚至学着兄弟的样子站着小便，以证明自己与他们相同。在前述的例子中，即女人在性交后总是表现出对丈夫无法控制的攻击性，而丈夫又是她所爱的。在我看来，这一时期存在于对象选择之前，只是再往后，小女孩的力比多才直接指向父亲，此后，她不再想有阴茎，而只想有个孩子。

如果在其他情形中，这些冲动以相反的顺序出现，阉割情结的这一部分只是到了对象选择完成之后才起作用，那我并不感到惊奇。然而，女孩嫉妒男孩阴茎的这一男性时期总是先发展的，与原始自恋的关系更近。

不久前，我有机会对一位新婚妇女的梦进行了分析，这个梦是对其贞操丧失的反应。它同时暴露了自己的愿望：阉割年轻的丈夫，并把他的阴茎安在自己身上。当然，将其解释为原先行为的延续和重复并无不可，然而，梦的一些细节却不符合这一意义，这位妇女的此后行为与性格表明它有更严肃的意义。在阴茎嫉羡的背后，肯定存在着她对男人的敌意。这一敌意从未在两性关系中消失，这可以在女人的奋斗及表现“解放了”的女人的作品中明显看出来。费伦茨从古生物学的角度追溯了女人这一敌意的起源（我并不知道他是否是这样做的第一人），它产生于性别分化期。在他看来，交媾先是产生在两个相似的个体之间，以后，一方变得强盛起来并迫使弱者臣服于这种两性关系。这种臣服的痛苦体验依然存在于今日女性的天性之中。我认为，若我们不是太看重它的价值，这样的假设也无什么害处。

女人对破贞矛盾反应的动机，在性冷淡中总会留下痕迹。经过以上的仔细分析，我们可总结为：这是女人“不成熟的性心理”（immature sexuality）对与其发生第一次性关系的男人的释放。既然如此，那么对处女的禁忌也就有足够的理由；同时我们也可理解，这个禁律注定了要使与她共同生活的男人避免这些危险。在文明的较高阶段上，由于女人对男人的屈从及其他动机与引诱的原因，这种危险的重要性已有所降低，于是，贞操只能为丈夫占有而不能弃之。然而，关于问题婚姻的研究告诉我们，促使女人对破贞的报复动机，即使在文明妇女的心理生活中也未完全消失。我想下列情形不能不令观察者感到惊奇：许多女人在第一次婚姻中有性冷感，且不幸福，然而，在离异后即变得温情脉脉，极会使第二个丈夫幸福。因此可以说，女人的原始心理反应在第一个丈夫那里已消耗殆尽。

不过，撇开这一点不论，对处女的禁忌在文明社会也未彻底消亡。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作家不时地以此为素材进行创作。安泽鲁波（Anzengruber）1250曾写过一部喜剧，叙说一个单纯的农村青年，因担心自己的生命将被吞噬掉而不与所爱的人结婚，倒是同意她嫁给别人，只有到她成为寡妇，不再有危险时，才娶她。这部剧的名字为《处女之毒》，这使我们想起了驯蛇的习惯，为避免危险先让毒蛇咬一块布1251。

在赫贝尔的悲剧《朱迪思和霍洛芬斯》中，对处女的禁忌及其动机做了最有说服力的描述。朱迪思是一位受到禁忌保护的处女，其丈夫在新婚之夜由于神秘的焦虑而麻痹，从此再也不敢碰她。“我的美，有如颠茄”1252。她说道：“谁碰它，必疯必死。”当亚述的（Assyrian）将军带兵占领了朱迪思之城时，她便设想以其美色诱其上钩，并将其毁灭，于是用爱国动机掩饰了她的性动机。当这位以勇猛、鲁莽著称的将军强暴了她之后，她便愤怒地砍掉了他的头，成了人民的救星。我们都知道，砍头是阉割替代的象征。朱迪思（Judith）是阉割了使她失贞的男人，这如同我在前面提到的新婚妇女的梦。显然，赫贝尔1253有意赋予《伪圣经》1254的爱国式故事以性的色彩，因为据说朱迪思回去后仍夸口自己清白如初，整个《圣经》对她神秘的新婚之夜也只字未提。然而，赫贝尔以诗人的敏感，嗅到了古人的动机（这在《伪圣经》的叙述中已经绝迹），并在这一素材中复原了原始内容。

萨德格（Sadger，1912）对赫贝尔做过深入的分析，认为他所以选择这一素材，乃是恋亲情结所致，而且他在两性的不断斗争中站到女人一边，用自己的方式体验女人心理的隐蔽冲动。萨德格还引用了诗人自述的动机，说明为何对这一故事做了改编。他发现，这些动机是人为的，不过是在表层对外展示一下作者的潜意识，深层上却是将其掩蔽的。照《圣经》的说法，朱迪思是个寡妇，而赫贝尔何以使她成了保持童贞的寡妇？萨德格做了解释，对此我不想争辩。他认为，这是由于在童年的幻想中，孩子会否定父母间的性交，因而将母亲变成了保持童贞的处女。不过我要补充的是，诗人既然为其女主角建立了童贞，那么，他敏感的想象便对破贞后的敌意反应大做文章了。

因此，我们或许做出这样的结论，作为文明的结果，女人的破贞不仅意味着永久地屈从于一个男人，而且还产生了对男人的原始敌视反应。这种敌视反应可转为一种病态形式，使得婚姻的性生活受到抑制。这就是为何第二次婚姻远比第一次美好的原因，使我们感到奇怪的对处女的禁忌，即原始人的恐惧，使丈夫避免破贞的行为，完全可用这种敌视反应予以解释。

有趣的是，精神分析者竟遇到了这样的女人，在她们当中存在着屈从与敌视两种相反的反应，且能保持两者间的密切关系。这样的女人，一方面似乎很爱丈夫，另一方面又想努力摆脱丈夫。当她们试图去爱别的男人时，第一个丈夫的意象（虽然该女人已不再爱他）却常常干扰和抑制了她。精神分析告诉我们，这样的女人事实上仍屈从于第一个丈夫，只不过已不是情感之爱。她们之所以离之不去，只是尚未彻底报复，但即使在极端的例子中，这种报复冲动也未被自己意识到。

论自恋：导论

（1914）

宋广文　译

戴淑艳　校

宋广文　修订

按语

本文是弗洛伊德关于自恋问题的专论。自恋是弗洛伊德性学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该文对自恋的起源、本质、表现形式及其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分别做了说明。它对理解弗洛伊德以力比多学说为基础的泛性论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

自恋（narcissism），由临床描述引申而来，于1899年首次被纳克（Paul Nacke）使用1255，指个体像对待性对象（sexual object）一样的对待自体的一种态度（attitude）。自恋者自我欣赏、自我抚摸、自我玩弄，直至获得彻底的满足。达到这种程度后，自恋便具有了性变态（perversion）的性质，因为个体性生活的全部都为它所独占，所以具有我们所研究的性变态的特点。

观察的结果常令精神分析者为之震惊，具有自恋态度的许多人还遭遇了其他障碍，比如赛哲（Sadger）所指出的同性恋（homosexuals）。此外，自恋应得到的力比多或许有更广泛的表现，它也许会在人类性发展的正常过程中为自己保有一席之地。1256精神分析之于神经症者的困难导致了同样的设想，因为这种自恋态度似乎可以限制自恋者使之不易受到影响。就此而言，自恋不会是性变态，而是对自我保护本能的自我中心（egoism）的补充，可以作为适于所有生物体的标志。

如果我们将“早发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克勒佩林，Kraepelin）或“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布洛伊勒，Bleuler）纳入力比多理论的假设之中，我们就会产生研究原生与正常自恋概念的迫切动机。被我称为“精神偏执症”的病人（paraphrenics）表现出了两个基本特征：妄自尊大和转移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对人和物的兴趣。由于后一原因，使得他们难以接受精神分析的影响，我们的治疗努力当然也便付之东流，不过，精神偏执狂者对外部世界兴趣的转移尚需做更精确的描述。同样，癔症患者或强迫性神经症者也会视其病情放弃与现实的关系。分析表明，他们绝不会中断与人、物的性欲关系，仍在幻想中保持这种关系。比如，一方面，要么用记忆中想象的东西代替现实客体，要么把想象的东西与现实的客体相混淆；另一方面，他放弃运动神经的初始活动而去实现与其他客体建立联系的目的。只是在力比多的这种情形下，我们也许才可以合乎逻辑地使用被荣格（Jung）混杂使用的“力比多内向”（introversion of the libido）。1257否则，就会是“精神偏执症”的。病人似乎将其力比多从外部世界的人和物中撤回，而在幻想中不用他物加以替代。而一旦病人用幻想加以替代，整个过程就变成了第二位的，并成了试图恢复的一部分——将力比多带回到客体。1258

这样，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在精神分裂症中，从外部客体撤回的力比多会发生什么变化呢？这些情形中的妄自尊大特征为我们指点了迷津。毫无疑问，妄自尊大是以牺牲“对象力比多”（object-libido）为前提的。从外部世界撤回的力比多转向了自我（ego），并产生了可以称之为自恋的态度。然而，妄自尊大本身全无创新而言，相反，诚如我们所知，它是曾经存在着的条件的更清楚的表现。这使得我们把从“对象贯注”（object-cathexes）中撤回的自恋看做一个“继发过程”（secondary process），在此之上叠置着许多不同的影响。

请允许我申明，在此我并不试图解释或对精神分裂症问题做更深的探讨，我仅仅是把别处已经表述的观点集中起来，以为自恋的导论提供辩解。

在我看来，这种力比多理论合乎逻辑的扩展还受到了第三种资料的支持，即我们对儿童与原始人心理生活的观察与观点。我们可以把原始人的特征概括为一个方面：妄自尊大。表现为对自己愿望与心理活动能量的高估，思想是全能的，相信语词的魔力，具有对付外部世界的技巧——“魔术”（magic），它好像是这些浮夸的前提的逻辑应用。1259今日儿童的发展更令我们费解，我们期望发现他们与原始人完全类似的态度1260，于是我们便形成了关于自我（ego）的原始力比多贯注（original libidinal cathexis）的观念，以后由此生出一部分指向客体并坚持下去，它与“对象贯注”的关系如同身体中的变形虫（amoeba）与其伸出的伪足（pseudopodia）的关系。1261由我们的研究可以看出，作为神经症症状的起点，力比多的这种分配对我们而言却是隐蔽的。我们所注意到的仅是力比多的散发（emanation）——对象贯注，既可发出，又可收回。广而言之，我们同样看到了“自我力比多”（ego libido）与“对象力比多”之间的对立。1262一方面用得越多，另一方面则用得越少。对象力比多发展的最高方面可在爱情中看到：为了对象贯注，个体似乎放弃了自己的人格。同样，偏执狂关于“世界末日”（end of the world）的幻想或“自我知觉”则是相反的情形。1263最后，考虑到心理能量的分化，我们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自恋的情形中，心理能量本是聚集在一起的，我们的分析粗糙的尚不能将它们区别开来，在将性能力——力比多——从“自我本能，（ego instincts）能量中区分出来之前，这种对象贯注的区分是不可能的。

在做更进一步的分析之前，我必须触及到两个问题，这是该专题的中心困难所在。其一，我们所说的“自体性欲”（auto erotism）的自恋与作为力比多早期形态的自恋之间是什么关系1264；其二，如果将自我（ego）视为力比多的原始贯注，还有什么必要在自我本能中对性力比多与非性力比多做出区分。是否有一种单一的心理能量可以将自我本能能量从“自我力比多”中区分出来，将自我力比多从“对象力比多”中区分出来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可以指出，我们一定会认为，与自我相提并论的整体性（unity），不可能一开始就存在于个体之中，这是因为自我需要发展。而自体性欲本能却一开始就有，那么要实现自恋，在自体性欲之上一定还会有新的心理行为。

要对第二个问题做出确切的回答，对每一个精神分析者而言，显然是不容易的。有人出于对无效的理论争执的反对，讨厌放弃观察，但澄清事实却是必需的。的确，关于自我力比多，自我本能能量等观念，既不容易掌握，内容也不丰富。关于这些关系的纯理论必须建立在清晰限定的概念之上，然而，我认为纯理论与建立在经验之上的科学是有区别的。其实，后者不会嫉羡纯理论具有通畅逻辑的无可反驳的基础，而满足于自身具有模糊，几乎无想象性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会变得越来越清楚，有些则可以被其他概念所替换。当然，这些观念不是任何事件都可依据的科学基础：基础只能是观察（observation）。它们不是整个结构的基础，而是顶端，可以在不受损害的前提下被替换、被抛弃。这种现象在物理学中也一样，基本的概念如物质、引力等，并不比精神分析中的相应概念争议更少。1265

作为概念，“自我力比多”与“对象力比多”的价值事实上在于它们源自对神经症与精神病（psychotic）过程基本特征的研究。将力比多分化为适于自我与依附于对象的两个方面，是区分性本能与自我本能假设的必然结果。无论如何，对纯粹移情性神经症（癔症与强迫神经症）的分析促使我做出这种区分，据我所知，用其他方式对于这些现象做出解释的企图均彻底失败了。

在全然缺乏任何本能理论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自己的位置，我们会允诺或义不容辞地通过研究提出能够导致逻辑性结论的假设，直到这种假设要么崩溃，要么确定无疑。将性本能与其他本能如自我本能从一开始就做出区分的假设具有多种特点，不单是有助于对移情性神经症的分析。我承认，就后者而言可以做到十分清楚，因为这可能是一种中性的心理能量，通过对对象的攫取行为变成了力比多。首先，这一概念区分相当于饥饿与爱这种共同的、普遍化的现象的区分。其次，有必要从生物学角度进行考虑。个体的确是一种双重存在物：一面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另一面则是联结点，用于对抗自己的愿望（或至少是不情愿的）。个体将性视为目的之一，然而从另一种观点看，他又是“种质”（germplasm）的“附属物”（appendage），其目的在于用能量获得快乐“红利”。人是“永生物质”（可能的）的非永久性工具——如同限嗣财产的继承者，只能对该财产暂时地拥有。性本能与自我本能的分离也许基本上反映了个体的这种双重功能。1266再次，我们必须记住，我们这些有关心理学的暂时观点总有一日会建立在“机体基质”之上。正是某些特殊的物质及化学过程操纵了性活动，并使个体的生活扩展为种族的。考虑到这种可能性，我们将用特殊的心理力量取代特殊的化学物质。

总体上看，我试图保持心理学的纯洁性，以便使它与本质不同的现象甚至生物学的思想区别开来。有鉴于此，我乐意就这一点追加我的想法如下，关于自我本能与性本能的分化假设（即力比多理论）并非全部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之上，而主要衍生于生物学。然而，如果精神分析的工作本身产生出关于本能的其他更加适用的假设，我会一如既往地（根据我的一般原则）放弃这一假设的。可惜的是，迄今尚未有这样的假设产生。性能量——力比多——从最基本的和长远的观点上看，是心理中一般活动能量分化的结果。不过这样的结论并无实用意义，因为它远离我们所观察到的问题，我们对它认识的如此之少，以至于反对它或支持它都是毫无根据的。如同为了建立遗传的合法权利，人类所有的种族必须找到原始的亲属关系作为证据一样，这种基本的同一性（identity）似与我们的分析兴趣相距甚远，所有的推断都令我们无路可行。既然我们不能等待另一种科学为我们提供本能理论的最后结论，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应试图通过对心理现象的综合分析，去探讨和发现这一生物学的基本问题。当然，我们必须面对犯错的可能性。不过，这不应阻碍我们关于自我本能与性本能假设的逻辑应用（这种假设源于对移情性神经症的分析）1267，也不应阻碍我们看到，这种假设是否无矛盾且富有成效和这种假设是否适用于其他障碍，如精神分裂症。

如果力比多理论被证明在解释精神分裂症时是失败的，那情形当然就不同了。荣格（1912）已论述过这一点，故我不得不再讨论一番，否则我不会乐意再费笔墨的。如果不是荣格的原因，我会按照对一个偏执狂病人（Schreber）的分析顺序进行，而不必讨论其前提。然而，荣格的推断至少是不成熟的，他所提供的基础是贫乏的。首先，由于对这一病人分析上的困难，他似乎接受了我已经明示的扩展力比多概念（即放弃性内容）的观点，总体上将它等同于心理兴趣，费伦茨在对荣格的详尽批评中已经说到，对荣格的错误解释加以更正是必要的。我仅能论证费伦茨的批评，并重申我从未撤回力比多理论。荣格的另一观点，即力比多的撤回本身足以导致正常的功能的丧失1268，这真难以想象。与其说这是论证，不如说是声明。它“用假定去争辩”1269而不进行讨论，因为它究竟如何必须建立在准确的调查研究之上。在荣格的另一部重要作品中（1913，第339～340页），他对我早就明确的结论视而不见。他写道：“与此同时，还需更进一步探讨的是（弗洛伊德在对偏执狂病人分析时的要点），‘性力比多’的内倾（introversion）导致了对‘自我’的贯注，其结果便可能是‘现实的丧失’。当然，用这种方式对现实的丧失做出心理学的解释是不乏诱惑的。”然而荣格并未对这种可能性作出更深的探讨。1270在后来的行文中，他又舍弃了他的想法，为这种结果“会导致禁欲的隐士心理学，而不会是精神分裂症（dementia praecox）”。这种笨拙的类比对问题解决犹如杯水车薪：“这种试图根除性兴趣（就普遍意义的性而言）所有痕迹的隐士，根本不存在由于力比多的分配而成为病人的问题，他也许将对人的性兴趣彻底转移，也许将它升华（sublimated）为对神、自然或动物王国的更高兴趣，根本用不着将力比多内倾为幻想或返回到自我中，这种类比似乎预先已取消了兴趣分化的可能性：源于性欲的和源于其他的。让我们进一步分析一下瑞士学校的研究，尽管它很有价值，但不过仅阐明了精神分裂症的两个特点：我们所知道的健康人与神经症者都有的情结和指向普遍神话的幻想的相似性。然而这并未给疾病的机制增添任何新知。我们可以对荣格的推断予以否定，力比多理论既无法对精神分裂症做出解释，当然注定也对其他神经症无能为力。

二

在我看来，对自恋的直接研究导致了我们所面临的特定困难。我们涉入自恋的主要手段仍停留在对精神偏执症的分析之上。如同移情性神经症可使我们追溯到力比多的本能冲动，精神分裂症与偏执狂则可以使我们悟出自我心理学。进而言之，为了能够理解正常现象中的简单性，我们将转向病理学（pathology）来研究一些扭曲的或夸张的现象。同样，我们并不对其他手段弃之如履。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对自恋的更好认识。下面我将按以下顺序予以讨论：器质性疾病的研究（organic disease）、疑病（hypochondria）的研究与性欲生活的研究。

为估价器质性疾病对力比多分配的影响，我将按费伦茨给我的口头建议进行。众所周知的现实是，受器官疼痛和不适困扰的人，连自己的痛苦都不在意，怎么对外部世界的事物再有兴趣呢？缜密的观察表明，他甚至会撤回对“性爱对象”（love-object）的“力比多”兴趣：只要继续痛苦，就会停止爱。我们没有理由将这一事实的共同本质转译为力比多的理论术语。因此，我们会说：病人将他的力比多贯注撤回到自我，而一旦恢复又会将它送出。“在他臼齿的小孔中，全神贯注是他的灵魂”，遭受牙痛痛苦的诗人布克（W.Busch）如是说。1271在这里，力比多与自我兴趣命运相同，无法区分。病人所熟悉的“自我中心”将两者涵盖其中，我们发现这极为自然，因为在相同的情形下我们会有同样的表现。不管一个人爱的情感多么强烈，都会因身体疾病而放弃，强烈的情感突然被全然的冷漠而代替，可以说喜剧作家对此做了极尽细致的探索。

睡眠，在将力比多自恋式地撤回到自我身上时，与疾病也是相似的。或者更确切地讲，此时只有一种愿望，即睡眠，梦的自我中心很适于这种情景。在这两种条件下，我们都发现了自我中力比多分配上的变化。

疑病，像器质性疾病一样，也有痛苦的身体感觉，并同样地影响到力比多的分配，疑病患者将对外部世界对象的兴趣与力比多全部撤回（力比多的撤回更为明显），仅专注于引起他注意的器官。这样，疑病与器质性疾病的区别已昭然若揭了：后者的痛苦感觉建立在明显的（器官的）变化之上，而前者就不同了。然而，如果我们要坚持疑病是对的，即疑病患者也需有器质性变化，那我们关于神经症过程的一般概念就丝毫不能动摇。

究竟该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经验将为我们证明这一点，与疑病者相比，在各种神经症者身上都会出现不愉快的身体感觉。前已述及，我会将伴有神经衰弱和焦虑性神经症的疑病当做第三种“真正”神经症。1272同样，在其他神经症中一定程度的疑病现象也会同时规律地形成，这种设想也非离题太远的想象。我想，这方面的最好例证可从癔症上部结构（superstructure）的焦虑性神经症中看到。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个熟悉的器官原型——生殖器（genital organ），它曾经令人不快地柔软，然后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然而这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疾病，而是一种兴奋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它充血、膨胀、湿润，形成一种复合感觉。让我们以身体的任何部位为例，描述一下它是怎样将性兴奋刺激作为“性感性”（eroto-genicity）送至大脑。同时，我们的性理论早就使我们习惯于认为，身体的特定部位——性感区（erotogenic zones）——会作为生殖器的替代进行类似于生殖器的活动1273。这样，我们离问题解决就一步之遥了。我们决定将“性感性”视为所有器官的共同特征，其增强或减弱视特定的器官而定。器官动情性的任何变化都会导致自我中力比多贯注的相应变化。这些因素便构成了我们相信潜藏于疑病背后的活动，并对力比多的分配产生了类似于器官疾病产生的作用。

我们发现，如果按照这种思路考虑，我们不仅突然地碰到了疑病问题，而且还碰到了其他“真正”神经症——神经衰弱和焦虑神经症。让我们不妨暂停一下，因为，在生理学研究前沿曾进行这种深入的探索，这已超越了纯心理学（pure psychological）的研究范围。我要指出的是，从这种观点看，我们似乎可以认为，疑病与精神偏执症的关系类似于其他“真正”神经症与癔症和强迫神经症的关系，也就是说，疑病对自我力比多的依赖如同其他神经症对对象力比多的依赖一样，而疑病性焦虑（hypochondriacal anxiety）正好相反，因为它来自自我力比多。此外，既然我们已熟悉了生病的机制及移情性神经症的症状形成——从内倾到压抑——与对象力比多淤积（damming-up of object-libido）有关1274，那么我们就会进一步地认识到，自我力比多同样会受到淤积，我们就会将这一点带入对疑病现象与精神偏执症关系的探讨。

就此而言，我们的好奇当然会提出如下的问题，即经历自我中力比多淤积为什么是不愉快的。我认为较满意的答复是，不愉快总是较高强度的紧张的表现，因此，能量的一部分做了转移，变成了心理性质的不愉快。然而，倒不是纯粹的物质性对不愉快产生决定作用，而是这种物质性的特定功能。1275在此我们已触及了以下问题：什么使我们的心理生活对自恋的超越与力比多对对象的附着成为必需的？1276按我们的思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当力比多的自我贯注超过一定量时，对自恋的超越便成为必需，强烈的自我中心防止患病，而欲阻止患病，最后的手段便是开始爱；若不能爱，挫折便必导致患病。这颇符合海因（Heine）关于创造（creation）的心理发生学（psychogenesis）的描述：

我们想象着上帝会说：“疾病无疑是整个创造冲动的最后原因。只有创造，我才会得以康复；只有创造，我才会变得健康。”1277

我们已确认，我们的心理器官，首要的和最重要的目的在于控制兴奋，否则，就会感到痛苦或导致疾病。控制兴奋肯定会招致内在兴奋的消失，使之无法指向外部，或使释放暂时变得令人不快。不过，首要的问题是，这种内在过程究竟指向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对象是否毫无区别。这种区别直到后来才会出现，即当力比多对不真实的对象释放（内倾）导致自身受阻时。精神偏执症的妄自尊大，具有力比多内在释放的相似性，即返回到自我。也许只有在妄自尊大毫无效果时，自我的力比多受阻才会招致疾病，并开始了恢复过程，给我们造成了患病的印象。

我试图对精神偏执症的病理机制做更进一步的探讨，并将我认为值得考虑的观点集结在一起。在我看来，精神偏执症的情感和移情性神经症的区别在于，由挫折所释放的力比多，在精神偏执症中并未以幻想的形式附着于对象，而是撤回到自我，对移情性神经症而言，妄自尊大恰恰是对这部分力比多的心理控制，成为内倾于幻想的对立物。这种心理功能的失败便导致了精神偏执狂的疑病和移情性神经症的焦虑。我们知道，克服焦虑可借助更多的心理释放，如转换（conversion），反向形成（reaction）或自我保护的构建（construction of protections）（恐怖症）。在精神偏执狂中，其相应过程的目的在于修复（restoration），故疾病有着明显的症状。既然精神偏执症时而会（即使不总是）招致力比多从对象撤回，我们便可对临床情形做出三种分类：（1）保持正常状态或神经症状态（残留现象）；（2）表现出病变过程（力比多与对象分离，进一步表现为妄自尊大、疑病、情感障碍及各种压抑）；（3）在癔症（精神分裂症或精神偏执症）或强迫神经症（如偏执狂1278后，表现出修复现象，即力比多再次附着于对象。这种新的力比多贯注不同于起初，因为它开始于另一水平之上，并在某些条件下才可以。1279移情性神经症的这种不同导致了力比多贯注的新类型及相应过程的形成，这种自我的正常性使我们获得了我们心理器官结构的最深刻知识。

研究自恋的第三种方式便是对男女两性多种多样的性生活进行观察。正像对象力比多起初影响了我们对自我力比多的观察一样，我们对婴儿（及成长中的孩子）对象选择的观察最初表现为他们的性目标源于经验的满足。最初的自体性欲性满足对于自我保护（self-preservation）具有必不可少的作用。性本能外在地表现为对自我本能满足的附着，此后性本能才变得独立起来，即便如此，仍有迹象表明，最初的附着事实上仍然是孩子将喂养、照料、保护自己的人作为最早的性对象：即母亲或母亲的替代者。在这种可称之为“依恋”（anaclitic）或“附着”（attachment）的类型和对象选择的条件下，精神分析研究已经发现了尚未准备发现的第二种类型。我们已经发现，尤其在力比多发展遭遇障碍者身上，如性变态者和同性恋者，在他们对性爱对象的以后选择中，不是以母亲为模型，而是以自我为模型，他们明显地将自我作为性爱对象，其对象选择类型可称作“自恋的”。观察使我们有最充分的理由选择关于自恋的假设。

然而，我们尚不能得出结论，即根据对象选择是“依恋”的或“自恋”的，而将人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组。我们认为，对象选择的两种类型适于每个人，虽然个体可表现为对某一类型的偏爱。我们可以说，人最初具有两个性对象——自己及养育自己的女人，就此而言，我们假定每个人都有原始自恋（primary narcissism），在某些条件下，有些人的对象选择是以自恋为主导特征的。

关于男女两性的性比较研究表明，就对象选择的类型而言，两性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当然这种差异未必普遍存在。严格地讲，完全的依恋型是男性的特征。他们对性的估价过高，这显然源于童年期的原始自恋，然后将其转移到性目标上。对性的高估是爱的根源，在这种状态下出现的是神经症的冲动，由此可追溯由于力比多指向性爱对象而使自我变得贫瘠起来。1280在女性中，这种类型的过程就不同了，这也许是最纯和最真的类型，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女性的性器官达到了成熟，但一切都是隐蔽的，此时原始自恋开始加强，然而，伴随着对性的高估，这种原始自恋却不利于真正对象选择的发展。女性，尤其长相颇佳者，发展为一定的自鸣得意（self-contentment），补偿了强加于她们对象选择的社会限制。严格地讲，这样的女性只爱自己，与男性爱女性的强烈感情形成了显明的对比。女性的需要此时不是爱，而是被爱，满足了女性这一条件的男人便往往取悦了她们。就女性的性生活而言，这类女性的重要性是应当高估的。因为这类女性对男人魅力最大，这不仅因为她们俊美（尽管她们是最美的），而且还有一些令人陶醉的心理原因，显而易见，对一个部分恢复了自恋并寻找性爱对象的人，别人的自恋却有极大的吸引力。儿童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自恋，他的自鸣得意和不可理解，如同有些动物的魅力在于根本不在乎我们如何，像猫及食肉猛禽。的确，即使是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很大的罪犯和怪人，也是因为他的自恋持续性吸引了我们，他们借自恋将任何可能毁掉自我的东西远远抛开，我们似乎惊羡他们心灵的极乐状态——一种我们早已放弃了的无懈可击的力比多状态。当然，自恋型女性的巨大魅力还有相反的方面。爱她的男人相当程度地不满意，对她的爱的怀疑及对她神秘特性的怨言，在很大程度上种下了对象选择类型间不和谐的种子。

也许在此指出这一点是恰如其分的，就我而言，关于女性类型的性欲生活的描述丝毫没有贬低女性的意图，不仅如此，任何偏见对我都是格格不入的。我知道，发展中的这些差异是和更复杂的生物性功能差异相对应的。此外，我仍然承认，有相当多的女性依据“男性”类型去恋爱，并同样具有适合此类型的性高估。

尽管自恋型女性对男性的态度是冷淡的，但仍可找到实现完全对象选择的途径。怀孕的孩子本为身体的一部分，但可视为“外在对象”从自恋出发，完全可以帮其变为性爱对象。还有一些女性，不必等待孩子帮其实现从自恋（第二次）到性爱对象的转化。在青春期前，她们感到自己是男性的，并发展了一些男性特征。青春期后加快了女性成熟的步伐，她们仍保持渴望成为男性的理想——事实上这是她们曾经有过的男孩特征的再生。1281

以上所言也许可以得出导致对象选择的简短结论：

1.对自恋型的人而言，所爱的可能是：

（1）现在的自己；

（2）过去的自己；

（3）未来的自己；

（4）曾经属于过他的人。

2.对依恋型的人而言，所爱的可能是：

（1）养育过他的女性；

（2）保护过他的男性（此处也包括替代者）；

关于自恋型的人可能爱的第三种人（未来的自己）要到后面的讨论才能证明。

对男性同性恋而言，这种自恋的对象选择的意义还需做其他的思考。1282

尽管我们假定儿童具有原始自恋，并构成了力比多理论的一部分，但对这种自恋的直接观察却远不如对其他材料的引申更为容易。如果留意充满感情的父母对其子女的态度，我们便不得不承认这是他们早已抛弃的自恋的复活与再生。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对象选择中的自恋特征由于高估而成为可相信的要点，它主导了父母的情绪态度。这样他们便有了使孩子变得完善的冲动——掩盖、忘却孩子的缺点，冷静的观察绝不会如此（对孩子性活动的否定也恰与此有关）。此外为了孩子的利益，倾向于中止那些他们的自恋被迫尊敬的文化习得的行为，同时他们为了自己倾向于重新唤起他们早已放弃的特权。孩子将会有比父母更好的时光，父母不会再让孩子屈从于他们曾认为至高无上的东西。疾病、死亡、享乐克制与意志控制将远离孩子，自然与社会法则将以孩子之嗜好予以取舍，孩子将再次真正成为创造的中心——孩子陛下1283，如同我们幻想的自己一样。孩子将实现父母不曾实现的所有梦想——男孩成为伟人和英雄，以替代父亲；女孩与王子联姻，作为对母亲“迟到”的补偿。在自恋系统最棘手之点上，现实强加于父母自我的不朽性在孩子身上找到了避风港。父母之爱——动人而天真的——不过是父母自恋的再生，虽然将其转化为对象爱（object love），但却明白无误地显露了它的原本质。

三

我建议将下列问题暂置一旁，因为尚需更进一步的探讨。这些问题是，儿童的原始自恋遇到的障碍，儿童为保护自我对付障碍的反应及其不得不采取的方式。不过，最重要的问题可归结为“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男孩对阴茎的焦虑及女孩对阴茎的嫉羡），并将它视为性活动早期受阻的结果予以分析。精神分析的研究，使我们能够追溯到从自我本能中分化出来的力比多本能的变化。但在阉割情结的特殊情形下，我们可以推断存在着一种“新时代”（epoch）和一种心理情境，在它们的存在中，这两种本能依然相互融合地联合活动，以自恋兴趣的形式表现出来。正是在这种条件下，阿德勒（1910）发展了他的“男性抗议”（masculine protest）概念，他几乎将它视为性格及神经症形成的唯一动机力量（motive force）。不过，这不是建立在自恋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社会价值的基础上，并且仍然具有力比多倾向。精神分析的研究从一开始便确定了“男性抗议”的存在及其重要性，与阿德勒不同的是，我们认为它本质上是自恋的，并源于阉割情结。在性格形成方面，“男性抗议”与其他许多因素共起作用，根本不适于对神经症问题的解释，而阿德勒仅考虑了它服务于自我本能的方式。我发现，将神经症的形成建立在阉割情结狭窄的基础之上是根本不可能的，虽然在抵抗神经症的医治方面它随时力量十足。在我遇到的几例神经症中，“男性抗议”，或我们视做的阉割情结，根本不是致病的原因，甚至压根儿就未出现过。1284

对正常成人的观察表明，他们早先的妄自尊大已经消除，而我们欲从其心理特征中引申的婴儿自恋也不复存在。他们的自我力比多变成了什么呢？我们可以设想它的全部均变成了对象贯注吗？显然，这种可能性与我们论证的总趋势背道而驰。但在对压抑的心理分析中，我们也许会找到回答这一问题的其他思路。

我们知道，如果力比多本能冲动与一个人的文化和伦理观念发生冲突，那么，这些冲动便会出现病理性的压抑变化，就此而言，我们绝无意认为个体具有这些观念存在的知识，而是认为人能将这些观念作为自己的标准，并服从于这种标准的要求。我们说过，压抑来自自我，不过更确切地讲，压抑来自自我中的自尊。同样的印象、经验、冲动和欲望，一个人可以沉溺难拔或至少能通过意识的检查，另一个人则由于强烈的尊严而拒绝接受，甚至在未进入意识前就被扼杀了。1285两者压抑条件的不同可以用力比多理论加以描述。可以说，一个人为自己确立了一种理想（ideal），他以理想检验自己实际的自我；而另一个人根本就是没有这样的理想。对自我而言，理想的形成可成为压抑的生成因素。1286

理想自我此时成了自爱（self-love）的目标，童年时曾为真实的自我所陶醉。个体的自恋将自身展示给这种新的理想自我，理想自我像早期自我（infantile ego）一样，发现自己占有有价值的所有成就。就力比多的经常表现而言，个体再次表现出不能放弃曾经有过的满足，他不愿弃绝童年的自恋成就（narcissistic perfection），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为别人的告诫及自己评判力的唤醒而烦恼，于是，他再也不能保持原来的成就，并寻求自我理想的新形式将其恢复，他为自己树立的理想不过是童年失却的自恋的替代，在那种自恋中他就是自己的理想1287。

我们自然而然地到了检验理想的形成与升华的关系的时候。升华是一个与对象力比多有关的过程，它将本能指向远离于性满足（sexual satisfaction）的其他目标。在这一过程中，重点强调的是性的转移。理想化是一个关系到“对象”的过程，通过理想化，个体在不改变对象的条件下，在心目中将对象聚集和夸大。理想化既可产生于对象力比多中，亦可产生于自我力比多中，比如，对某一对象性的高估便是对它的理想化。既然我们一直将升华与本能相联系，将理想化与对象相联系，这两个概念当然是相互区别的。1288

将自我理想的形成与本能升华混淆，会有损我们对事实的理解。一个将自恋敬献给很高的自我理想的人，未必导致力比多本能的升华。的确，自我理想要求这样的升华，然而它却不能强加于升华。升华是一种特殊的过程，理想也许能促动它，但其过程却是完全独立于这种促动的。正是在神经症者中，我们发现了，在自我理想的发展与原始力比多本能的升华量之间存在着潜能的最大区别：要说服一个理想家力比多的不明智分布，远比说服一个虚荣心保持更适当的一般人更为困难。此外，在神经症的病因方面，自我理想的形成与升华也是极其不同的。正如我们所知，理想的形成增强了自我的要求，是导致压抑的最强大因素；升华则是一种出路，可以在无压抑的条件下满足自我的这些要求。1289

如果我们能发现一种特殊的心理器官，它负责观察自我理想怎样实现了自恋满足，并为了这一目标用理想检验真实的自我，那么就不必大惊小怪了。1290如果这样的器官真的存在，那我们遇见它就不是“发现”的结果。——我们只能确认它，因为我们所称的“良心”（conscience）具有我们所要求的特征。对这一器官的确认使我们能够理解“被视妄想”（delusions of being noticed），或确切地讲是“被观察”（being watched）。这是偏执狂疾病的显著症状，或作为一种独立的疾病出现，或在移情性神经症中夹带出现。这类病人抱怨他们所有的思想都为别人所知，他们的行为被别人所观察和监视，好像有第三个人告诉了他们这一器官的功能（“现在她又想那个了”，“现在他走了”）。这一抱怨是被证实了的，它描述了真实观察、发现和批评我们所有意图的力量的确存在，在我们每个人的正常生活中它确实存在。

由于“被视妄想”以退行（regressive）的形式展示了其能量，故病人试图抵抗它的过程与原因也便显露了出来。比如，是什么促成了病人自我理想的形成？监视其行为的良心是代表谁的？是父母的批评性影响（通过声音的传递），是随着时间的进展增加了训练者、教育者及环境中无法计量的人的影响（同伴及舆论）？

通过这种方式，同性恋力比多的大部分便形成了自恋的自我理想，并找到了保持该理想的途径及获得该理想的满足。良心的建立基本上是一个体现外在影响的过程——首先是父母的批评，其次便是社会的批评。这一过程会重复出现在下列情形中：来自外界的禁止或阻碍使个体出现了压抑的趋势。于是疾病便将无法确定的人群、声音带到了跟前，良心以退行的方式重新构建。然而，病人对“稽查器”（censoring agency）的反叛源于自身的愿望（与病的基本特征相适应）：免受所有这些影响的束缚，从父母开始，将同性恋力比多从他们身上撤回。这样，病人的良心便进入了在外界的敌对影响下的退行状态。

偏执狂病人的抱怨还表明，良心的自我批评与建立在此之上的自我观察基本上是共生的。这样，具有良心功能的心理活动还负责“内心探索”（internal research），从而在物质上增强了其智慧活动能力，这也许有助于偏执狂病人的特征趋向（characteristic tendency）构建思辨系统。1291

如果这种富有批评性的观察器活动（变成了良心和哲学性内省）可在其他领域中发现，那对我们来讲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在此我将提到西尔伯勒（Herbert Silberer）称为的“功能现象”（functional phenomenon），这是对梦理论少有的无可争辩的有价值的补充。众所周知，西尔伯瑞认为在睡眠与清醒之间的状态，我们可直接观察思想向视觉表象的转化。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常见的表征（representation）却不是思想内容的，而是反抗睡眠的人的实际状态（愿望、疲劳等）。西尔伯瑞同样指出，梦的结论或某些片断的内容不过是梦者对自己睡眠与清醒知觉的象征而已。这样，西尔伯瑞便明确了观察在梦的形成中的作用（从偏执狂病人被视妄想的意义上讲），但其作用并不是持久不变的。我之所以忽视它，也许因为在我自己的梦中它从未起过任何重要作用，对于天才的哲学家或习惯于内省的人，观察的作用也许是非常显然的。1292

在此我们可以回忆已经发现的事实，梦形成于“稽查”主导之时（强迫对梦的思想进行歪曲）。然而，我们并没有将这种稽查描述为一种特殊力量，而是用该术语表明控制自我的压抑倾向的一个方面，即指向梦的思想的方面。如果更进一步地探讨自我的结构，我们就会发现，在自我理想及良心的动力学言辞之中还有“梦稽查”（dream-censor）1293。即使在睡眠中若这种稽查警觉到一定程度，我们也会理解自我观察和自我批评何以会有这样的活动。比如，“他困得实在不能思考了”，“他现在已经醒了”。这些活动为梦的内容作出了贡献。1294

说到此我们便可以讨论正常人与神经症者的自尊问题了。

首先，在我们看来，自尊是自我规格（size of ego）的一种表达，而决定规格的因素是什么倒是无关紧要的。一个人占有的任何方面，所取得的所有成就，他的经验所确定的任何原始全能感（primitive feeling of omnipotence）的残余，都可以增强他的自尊。

在注意到性本能与自我本能的区别时，我们必须明确，自尊对自恋力比多有特殊的依赖性。支持这一点的有两个基本事实：精神偏执症的自尊是增强的，而移情性神经症的自尊却降低了。在爱情关系中，不被爱降低了自尊情感，就被爱增强了自尊。如我们已指出的，自恋对象选择的目的与满足恰恰在于被爱。1295

此外，很容易观察到，力比多的对象贯注并不会增强自尊，对所爱对象的依赖结果降低了自尊情感：恋爱中的人是低劣的。也就是说，爱别人者失去了自恋的一部分，只有被爱才能将其替代。在所有的条件下，自尊似乎总与爱的自恋因素有关。

由于心理或生理障碍而不能爱的人，一旦意识到丧失了爱的能力，便强烈地挫伤了自尊。依我之见，我们必须找到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移情性神经症者随时都告知于人的自卑情感（feelings of inferiority）。最主要的恐怕就是自我剥夺（inpoverishment），它源于大量的力比多贯注从自我中撤出的情况。也就是说，由于自我的性趋向再也不被控制而使自我受到伤害。

阿德勒（1907）在这一点上是对的，即当一个人活跃的心理生活使他意识到自己某一器官的缺陷时，他就会产生一种动力，产生一种更高水平的活动，以实现过度补偿（overcompensation）。然而，如果我们遵照阿德勒的例证，将任何成功的成就都归结为器官的原始缺陷，那无疑是言过其实的。并非所有的艺术家都视力不好，所有的演说家也并非先天的口吃者。倒是有足够的例子证明，杰出成就的取得源于“优越”（superior）的器质性天资。神经症的病因学（aetiology）研究表明，器官缺陷及不完善的发展并不起什么作用，正像当前主动知觉到的物质对梦的形成不起作用一样。神经症者倒是以缺陷为借口，这如同用任何其他适宜的因素做借口一样。我们或许可以相信一个女神经症病人的话，她说她肯定会得病，只因为她长相丑陋，缺乏魅力，于是没有人会爱她。但她的神经症会更清楚地告诉我们，她会坚持其神经症及对性的厌恶，尽管与一般的女性相比，她的欲望更强或更为别人所爱。大部分女癔症患者都是富有吸引力，甚至是漂亮的，而在社会较低的阶层中，女性的丑陋、器官缺陷及疾病（体弱）却并未导致神经症的增加。

自尊与性欲的关系，即自尊与力比多对象贯注的关系可用下列方式清晰地予以表达。有两种情形必须分清，即性欲贯注（erotic cathexes）是自我和谐的（ego-syntonic）还是受到压制的。在第一种情形下（力比多的活动表现为自我和谐），对爱的估价像对待自我中的其他活动一样，因为爱本身总与渴求和剥夺相联，故降低了自尊。但若被爱，爱被归还，占有所爱的对象，自尊则会再度增强。力比多一旦受压抑，性欲贯注体现为自我的严重枯竭，爱的满足毫无希望，自我的重新丰满只有通过力比多从对象的撤回才能实现。对象力比多对自我的重归及向自恋的转移，标志着（本应该的）幸福之爱的重现。1296当然，从另一方面看，真正的幸福之爱与原始条件是相符的：对象力比多与自我力比多根本无法区分。

为证实该主题的重要性及广泛性，我还必须再强调几点，因为在此之前这些方面总是松散地拼在一块的。

自我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以离开原始自恋为始然后再拼命地恢复。这种分离是由外力之下的力比多移置于自我理想造成的，而满足则源于理想的实现。

与此同时，自我又使力比多进行对象贯注。由于这些贯注而使自我贫乏不堪，如同它为了实现自我理想一样。同样，自我的丰满还必须再通过对象贯注的满足，如同它通过理想的实现一样。

自尊的一部分是原始的，即婴儿自恋的残余，另一部分源于个体经验证实了的“全能”（自我理想的实现），再一部分来自对象力比多的满足。

自我理想通过对象对力比多满足施加了严格限制，因为它使某些不相容的力比多通过稽查遭到拒绝。若这种自我理想没有形成，那么性趋向将以性变态的人格形式表现出来。相对于其他趋向，性趋向再次成为他们的理想，如同在童年期一样：这就是人们极力争取的幸福。

爱包括自我力比多向对象的移动，它具有驱除压抑和改变性变态的能量，它可以使性对象升级为性理想。既然对“对象型”（或依恋型）而言，爱产生于婴儿期爱的实现条件之下，那么我们可以说，不管是什么满足了这一条件，都是理想的。

性理想可以一种有趣的从属关系进入自我理想（ego ideal）。当自恋满足遇到真正的障碍时，性理想可以成为替代满足。如果一个人的爱与其对象选择的自恋型相一致，就会爱过去之我（尽管现在已不复存在），或爱自己从不曾有过的任何优秀品质。与此平行的公理可表述为：凡能成为理想而自我又缺乏的优秀品质均可以爱。这种权宜之计对神经症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神经症者的过分对象贯注导致了自我的贫瘠，以致无法实现自我理想，于是，他们便通过性理想的选择（作为自恋型者不可能具备这些优秀品质），将力比多指向对象的挥霍过程拉回至自恋，便是爱的治疗（cure by love），一种他们通常偏爱的分析性治疗。的确，他们无法信任治疗的任何其他机制，他们通常带着这种期望对待治疗，并将这种期望指向医生、病人由于过分压抑而导致的不能爱，实际上阻碍了这样的治疗计划。在治疗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不情愿的结果是，病人部分地解除了压抑：为了得到所爱对象，病人拒绝继续治疗，一种爱着某人的生活持续了原来的治疗。如果病人不会留下对帮助他的人的极有害的依赖，我们对这样的结果当然应满意。

自我理想为理解群体心理学（group psychology）打开了一条重要渠道。这种理想除了具有个体性的一面之外，还具有社会性的一面，它同时还是一个家庭、一个阶层或一个民族的共同理想。它不仅限制了个人的自恋力比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同性恋力比多1297，从而使力比多返回至自我。若这种理想不能实现，便会产生试图满足的愿望，从而解放了同性恋力比多，使之转化为罪恶感（社会焦虑）。这种罪恶感起初是害怕父母的惩罚，或更确切地讲，是害怕失去父母的爱，此后父母将被无数的同伴所替代。这样，在自我理想的范围内，对自我的伤害、满足的受挫，便成了精神偏执症的常见原因。并且这种原因也变得更加明白易懂，既同于理想形成和自我理想升华的汇聚，又同于精神偏执症中升华与理想可能转变的复归（involution）。

本能及其变化

（1915）

宋广文　译

戴淑艳　校

宋广文　修订

按语

本文是弗洛伊德关于本能问题的专论。他从不同角度分析说明本能这一基本概念所涵盖的内容，使用这一概念所涉及到的问题，如本能的原动力、目的、对象和来源，以及描述性本能的一般性质所采用的方法等。它对研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三大理论支柱之一——本能论具有重要价值。

英文版编者导言

本文译自1925年的版本，但此后已做了大量改写。

弗洛伊德于1915年3月15日开始撰写此文，于4月4日完成了该文及《压抑》一文的写作。

我必须在序言中声明，英语中的“本能”（instinct）相当于德语中的“Trieb”（整个标准版中均如此）。为何选择“instinct”而不用“drive”或“urge”，在本版第一卷的总导言中已有论及。无论如何，此处的“instinct”不是当前生物学家在通常意义上使用的“本能”，不过，弗洛伊德透过本文所表达的意思不能不使我们做如此翻译。而在《论潜意识》一文中，弗洛伊德却使用了德语的“Instinkt”，尽管意思已大不相同。

然而，弗洛伊德在使用“Trieb”（本能）和“Triebrepr?sentanz”（本能表征，instinctual representative）时是含糊不清的，为了达到更清楚的理解，这是必须注意的。在121～122页，他将本能描述为“介于心理与躯体之间的概念……是刺激的心理表征1298，这种刺激由有机体内部产生并触及精神（mind）”。在此之前他有两次用了几乎相同的词汇予以描述。几年之前，在讨论施莱伯（Schreber）病例第三部分接近结尾处（1911c），他写道：本能是“介于躯体与心理之间的概念……具有机体力量的心理表征。”同样，在早于本文几个月前的一段话及《性学三论》（1905d）第3版的追加语中（发表于1915年，但前言的时间为1914年10月）（标准版，第7卷，第168页），他写道：本能是“内渗（endosomatic）的、不断流动的刺激源（source of stimulation）的心理表征……是一个介于心理与生理之间的概念。”这三种说法均清楚地表明，弗洛伊德并未对“本能”及其“心理表征”作出区分。他已明确地将本能本身视为躯体力量的心理表征。但如果转向他以后的论文，我们似乎又能发现他对本能及其心理表征作了明确的区分，这在《潜意识》中表现得最为清楚：“本能始终不能变成意识的对象——只有代表本能的观念（idea）（德语为Vorstellung）才可以。此外，即使在潜意识中，本能也只能为观念所代表……当我们说道潜意识本能冲动（unconscious instinctual impulse）或压抑的本能冲动（repressed instinctual impulse）时，我们的意思只能是，本能冲动的观念表征是潜意识的。”同样的观点多次出现在其他章节中，比如，在《压抑》中，弗洛伊德说到：“本能的心理（观念）表征……这种表征毫无疑问会坚持不变，本能则总是附着于它之上。”在此文中他还写道：本能表征是“一个观念或一组观念，它们源于对本能的限定的心理能量贯注（力比多兴趣）。”接着他又写到：“除了观念之外，表征本能的其他因素也应考虑进来。”由第二组引文可以看出，本能已不再被视为肉体冲动的心理表征，而是非心理性的其他现象。关于本能本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弗洛伊德以后的著作中还可见到，只不过第二种观点占了上风。也许这种矛盾比实际的更明显，而解决这种矛盾的方法确切地讲依赖于概念本身的含糊上——介于生理与心理之间的边界概念（frontier concept）。

弗洛伊德在许多段落中表达了他对本能的心理知识的不满，比如，在此之前不久的论自恋的论文中（1914c），他埋怨道“我们缺少可以为我们指明方向的任何本能理论。”在此后的《超越快乐原则》中（1920g，标准版，第18卷，第34页），他写道，本能“曾经是心理学研究最重要和最费解的因素”。在他为《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所写的文章中（1926f），他承认，“对精神分析而言，关于本能的理论同样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领域。”相对而言，本文算是较早对这一主题进行综合分析的尝试。虽然他的继承者在许多方面对此做了更正和补充，但都认为这是弗洛伊德对本能理解的最清楚表述，弗洛伊德在此对本能的活动方式也做了最详尽的描述。虽然此后的外界反应，不得不使他改变了决定本能的更深层原因及本能的分类观点，但该文是理解这一理论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基础。

在此对弗洛伊德改变本能分类观点的历程做一总结恐怕是适宜的。令人惊奇的是，只是在他论文的较后部分他才对本能的复杂表现给以描述。“本能”一词很难在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Breuer）合写的著作或写给弗利斯（Fliess）的作品甚至《释梦》（1900a）中找到，只是在《性学三论》（1905d）中“性本能”（sexual instinct）才得以自由地表达。作为弗洛伊德最常用的术语之一“本能冲动”（instinct impulse）1299，似乎在《强迫性行为与宗教活动》（1907b）一文中才首次出现。然而这一术语总的来讲未超出“动词”范畴：本能当然还有其他的名称，在很大程度上它常被“兴奋”（excitations）、“情感观念”（affective ideas）、“愿望冲动”（wishful impulses）及“内源刺激”（endogenous stimuli）等所替代。例如，下面对“刺激”（stimulus）与“本能”做了区分：“刺激”是产生单一作用的一种力量，而“本能”却总是一种“稳定”（constant）的力量。其实，这种明确的区分，弗洛伊德在20年前就已做出，只不过他用的是相似的词汇：用“外源兴奋”（exogenous）和“内源兴奋”（endogenous excitations）替代了“刺激”和“本能”1300。同样，弗洛伊德在此后又指出，原始有机体（primitive organism）不能像对付外部刺激那样用逃避的行为对付本能需要。同样，这一想法在20年前也已有了，只不过他还是用了“内源刺激”（endogenous stimalus）。在《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1895]）第二编第一部分的第二节中，弗洛伊德说，这些内源刺激“有其身体细胞的根源并导致主要需要的产生：饥饿、呼吸及性”。但在这里却根本没有真正的“本能”词汇出现。

在这一时期，弗洛伊德认为，精神神经症（psychoneuroses）的冲突是“自我”（ego）与“性”（sexuality）的冲突。虽然“力比多”（libido）是一个常用术语，但作为一个概念却指“躯体性紧张”（somatic sexual tension），并认为是一个“化学事件”（chemical event）。只是在《性学三论》中，力比多才被明确地归纳为性本能的表达。而冲突的另一面“自我”却很久都未界定。关于自我的讨论主要是在与其功能的联结中进行的，尤其是“压抑”、“抵抗”和“现实检验”，但却很少说到它的结构（structure）及动力学（dynamics）[除了在《科学心理学设计》第一部分第14节中有过这样的企图1301。“自我保护”（self-preservative）本能几乎根本没有涉及过，只是在探讨力比多的理论时间接地提到过，即力比多在发展的早期会附着于自我保护本能1302。但若将自我视为神经症冲突的压抑器（repressive agent），似乎没有明显的理由可将它们与自我所起的作用联结起来。在《精神分析关于心因性视觉失调的观点》中（1910j），弗洛伊德突然地引入了“自我本能”（ego-instincts），一方面将它等同于自我保护本能，一方面又等同于压抑功能（repressive function）。此后，两种本能，即力比多与自我本能间的冲突便成了规律性的。

然而，“自恋”概念的引进却使问题变得复杂了。在关于自恋的论文中，弗洛伊德提出了“自我力比多”（ego-libido）（或自恋力比多narcissistic libido），与“对象力比多”（object-libido）贯注于对象相比，自我力比多是贯注于自我的。在该文的一节及之前的一处议论中，弗洛伊德向人表明他已为本能的这种“二元的”（dualistic）分类感到不安。的确，在关于“施尔伯”的分析中，他坚持将“自我贯注”（ego-cathexes）与“力比多”加以区分，将“源于性能的兴趣”与“一般兴趣”加以区分。后一种区分在弗洛伊德反驳荣格的论自恋一文中又出现过。本文也再次使用了“兴趣”（interest），而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6讲讲座中，“自我兴趣”（ego-interest）或更简洁的“兴趣”是作为“力比多”的对立物常常出现的。然而，这些“非力比多本能”（non-libidinal instincts）的真正本质却是模糊不清的。关于本能分类的转折点，出现在弗洛伊德的《超越快乐原则》中，在第六章中，他坦率地承认了自己遇到的困难，并清楚地表明，“自恋力比多当然是性本能力量的表现”，它必须支持“自我保护本能”（标准版第18卷，第50页）。然而他仍坚持认为，除了力比多本能之外，还有自我本能和对象本能。正是在此处仍同样坚持了“二元的”观点，引入了关于死的本能（death-instinct）的假设。在《超越快乐原则》（标准版第18卷，第60～61页）第六章结尾的一个很长的脚注中，弗洛伊德明确了他关于本能分类观点的发展。在《自我与本我》（1923b）第四章中，随着新的更复杂的心理结构的阐明，他再次讨论了这一问题。在《文明与缺憾》（1930a）第六章中，他再次更详细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全面探讨，并第一次专门讨论了“攻击”（aggressive）和“破坏”（destructive）本能。除了在涉及力比多因素（如在施虐狂和受虐狂中）时谈到这些本能外，早些时候他几乎根本没注意到。但他现在把它们当做一种“纯形式”（pure form）予以讨论，并把它们解释为死的本能的派生物（derivatives）。他关于该问题的更后期观点可在下列两部著作中找到：《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32讲及《精神分析纲要》（1940a）第二章1303《本能及其变化》。

人们常常坚持认为，科学应建立在清晰并明确限定的基本概念（concepts）之上，而事实上，即使最精确的科学，起初也不会有这样的定义。科学活动的真正开端无疑包括对现象的描述，然后对它们进行组织、分类及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即使在描述阶段，也难免出现使用某些抽象观念（abstract ideas）描述我们所掌握的资料，这些观念当然不是完全源于新近的观察本身，而是由别处而来。当我们对资料进行分析加工时，这些此后变成科学基本概念的观念仍然不可或缺。他们起初显然会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而且就内容而言可以毫无疑问地具有清楚的限定。只要它们继续保持这一状况，那么借助于对产生这些观念的观察资料的不断参照，就可达到对其意义的理解。不过，这些观念确实是强加于资料之上的。因此，严格地讲，从本质上它们是约定俗成的——虽然不是随心所欲选择的，而是由与经验到的资料的关系决定的，这些关系在我们能够清楚地辨认和论证之前似乎就被我们感觉到了。只有通过对观察资料的更彻底的检查，才可能使基本的科学概念变得更为精确并逐渐确定下来，这样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它们才变得可资利用和稳定。的确，到了此时才可能对它们下定义，然而，就知识的发展而言，即使是定义也不是僵死不变的。物理学对此做了极好的说明，即使是“基本概念”（即确定了定义），其内容也会持续地发生变化。1304

对我们而言，心理学中的“本能”便属于这种约定俗成的基本概念，虽然它目前仍不精确，但却是必不可少的。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内容进行探讨。

首先从生理学的角度看。我们已经知道，生理学中有“刺激”概念及反射弧（reflex arc）模式，生物体通过行为对作用于生物组织（神经物质）的外界刺激做出反应。因为这种行为是将刺激物移开，使它不再起作用，因而是适宜的。

那么，“本能”与“刺激”的关系如何呢？没有什么可以阻碍我们将“本能”纳入“刺激”的概念之内，可以说，本能是对心理的一种刺激，但我们却不能将本能等同于心理刺激（mental stimulus）。很明显，除了本能刺激之外，还有其他的刺激作用于心理，这些刺激更像生理刺激。比如，当强光作用于眼睛时，就不是本能刺激。然而，咽黏膜的干燥及胃黏膜的疼痛本身就会使人感觉到。1305

我们已掌握了一些必需的资料，以对作用于心理的本能刺激与其他刺激（生理学的）做出区分。首先，本能刺激不是来自外部世界，而是源于有机体内部。正因为此，本能刺激对心理的作用是不同的，而为了移开这些刺激所采取的行为也是不同的。其次，如果假定本能刺激具有单一性，仅靠某种单一的行为即可将其处理，那么，刺激的所有本质都被掩盖了，典型的例子便是刺激条件下的逃跑。当然，这些作用可能重复或累积，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一过程的认识，也不影响我们对于移动刺激条件的认识。从另一方面看，一种本能绝不仅仅产生一种暂时性的力量，而总是一种稳定的力量。再次，既然本能产生于有机体内部，那么要逃避它便是不可能的。描述本能刺激的更好的术语是“需要”，要消除需要就要“满足”，而满足只有通过对内在刺激的适当（足够）改变才能实现。

让我们把自己想象为几乎无助的生物体，在世界上毫无目标，其神经物质却在接受刺激。1306这一生物体很快就能够作出首次区分和选择方向。一方面它将意识到身体行为（逃跑）逃避的刺激，这是面向外部世界的。另一方面它还会意识到另一种刺激，逃避行为已毫无用处，这种刺激的特征便是恒定压力的持续。这些刺激是内部世界的信号，证明了本能需要的存在。这样，生物体便从身体行为的功效性上，对知觉物质做了“外在”与“内在”的分类。

这样，通过对本能主要特征的认识，即他们源于有机体内部的刺激并表现为一种恒定力量，我们首先认识了本能的基本性质。在此基础上我们又推测出了本能的其他特征，如无法用逃避对付它。然而，这种探讨过程并不能阻碍我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为保证我们对心理现象的探讨，我们不单单将特定的约定俗成作为基本概念用于表述经验中的资料，我们还需使用许多复杂的“科学心理学设计”（postulates）。我们对本能的最重要方面已做了假设，现在所要做的便是将其表达清楚。这一假设具有生物学本质，并使用了“目的”（purpose）概念（或适宜概念expediency），这意味着：神经系统是具有这种功能的器官，它可以去除刺激，或者将刺激降到最低的可能水平；如果可以，它会使自身保持在不受刺激的条件之中。我们现在不必找出这些观念的非限定性的例外，而是赋予神经系统这样的任务——用通常的术语讲——控制刺激（mastering stimuli）。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本能的引入使得生理反射的简单模式变得极为复杂起来。外部刺激只需神经系统避开就行，这是借助肌肉运动实现的，而作为一种适宜的运动，它变成了一种遗传素质（hereditary disposition）。然而，源于有机体内部的本能刺激却不能用这种机制对待，它们对神经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它不得不采取一些联合性活动，借助这些活动使外部世界产生变化，以满足内在刺激的要求。总之，这些活动使神经系统恢复了它躲避刺激的理想意图，因为对神经系统而言，外部刺激的流入是源源不断和无法避免的。因此，我们或许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本能和非外部刺激才是使神经系统得以发展的真正动机力量，神经系统的非极限能力使得它发展到了目前如此高的水平，实质上没有任何力量可阻止我们做出这样的假定，本能本身，或至少部分地是外部刺激促动的，这是在种系发展的过程中给生物体带来的诱发变异（modification）。

如果我们能发现即使是发展到最高水平的心理器官的活动，也服从于快乐原则，比如在愉快不愉快的维度上受情感（feelings）的自动调节，那么我们就不能拒绝做更进一步的假设。这些情感反映了控制刺激过程的方式，也就是说，不愉快的情感会与刺激的增加相联系，而愉快的情感则与刺激的减少相联系。然而，在我们有可能发现存在于愉快与不愉快之间的关系及影响心理生活的刺激量波动之前，我们最好谨慎地将这种假设视为一种极不确定的形式。毫无疑问，可能存在着许许多多这样的关系，但却不是简单的关系。1307

如果我们现在从“生物学”的观点来思考心理生活，那么，我们就会将“本能”当做介于心理与躯体之间的概念；当做刺激的心理表征，这些刺激源于有机体内部并触及心理；当做心理活动的需要量，这是身心相互联结的结果。

我们现在便可以讨论与本能概念有关的一些术语了，如本能的“压力”（pressure）、本能的“目的”（aim）、本能的“对象”及本能的“根源”（source）。

我们将本能的“压力”（Drang）理解为本能的动力因素（motor factor），是一种力量或它所展示出来的需要量。运用压力是所有本能的共同特征，事实上压力是本能的实质（essence）。每一种本能都是活动的一个方面。当我们不是严谨地说到被动的本能时，仅仅指本能的“目的”是被动的。1308

本能的“目的”（Ziel）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为了满足，而满足的获得仅能在本能条件下将刺激状态移开。不过，尽管每一种本能的终极目的保持不变，但却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达到目的。因此，我们可能会发现本能具有多种相近的、居间的目的，它们之间相互结合或相互交换。经验还使我们可以说，本能的目的是受到抑制（inhibited）的，这一过程表现为在本能满足获得后，本能便被抑制或被转移（deflected）。我们可以假设，即使这样的过程也渗透着部分满足。

本能的“对象”（Object）指本能所指的事物或本能为实现其目的所借助的事物，它们具有最大的可变性，与本能没有根本的联系，只是在使本能满足具有可能性时才与本能联系起来。本能对象未必是新异的，它也许是主体（subject）自身的一部分。在本能存在的整个过程中，对象可能会出现多次的变化，本能的移置（displacement）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同样的对象可以使多种本能获得同时满足，阿德勒将这视为“本能的汇集（confluence of instincts）（德语为Triebverschr?nkung）1309。本能与其对象的最密切关系明显地表现为“固着”（fixation）。它经常出现在本能发展的最早期，通过对分离（detachment）的坚决反对使本能的运动停顿下来。

本能的“根源”（Quelle）指的是身体过程，它产生于某一器官或身体的某一部分，其刺激以心理生活的本能表征出来。我们不知道这一过程是否必定具有化学性质，或对其他本能的释放作出反应（如机械的、力量的）。关于本能根源的研究显然超出了心理学范围，尽管本能完全是由身体原因决定的，而在心理生活中我们却只能通过其目的才能了解它。关于本能根源的确切知识，对心理学的研究或许并不是不可缺少的，有时其根源是根据其目的推断的。

难道我们可以这样设想：源于身体内的不同本能在作用于心理时，会根据其性质不同而进行区分吗？这就是为何在心理生活中它们以性质不同的方式予以表现吗？这种假设似乎是无法证明的。我们更喜欢找到更简单的设想就足够了；所有的本能在性质上是相似的，其结果取决于它们所具有的兴奋量，或许还要取决于那一兴奋量的特定功能。要区别不同本能所产生的心理效果，或许追溯到它们根源的不同就够了。无论如何，只有在以后的联系中我们才能清楚本能的性质问题意味着什么。

我们会设想有什么本能及有多少本能吗？当然我们有极多的机会做任意选择。只要符合主题需要，又不超出精神分析的允许范围，那么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反对一个人使用这样的概念，如游戏本能、破坏本能或合群（gregariousness）本能。不仅如此，我们还应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像这些如此专门化了的本能动机，是否从本能根源上可以做更进一步的切分，这样，只有原始本能——即不能再继续切分的——才具有重要性。

我已经说过，可对这样的原始本能做出两组区分：自我或自我保护本能与性能。然而，这一设想并不像关于心理器官的生物学目的的设想那样具有必要的先决条件。它仅是一种活动性（working）假设，有用时才用，若代之以其他的假设，对我们的描述及分类工作几乎无甚区别。这一假设产生了精神分析的发展过程，起初用于精神神经症，或更确切地讲，是用于“移情神经症”（癔症和强迫神经症）。这表明，这些情感的深处存在着性需要与自我需要的冲突。同样可能的是，关于其他神经症情感的详尽研究（尤其是自恋精神神经症和精神分裂症）或许会改变这一惯例，并对原始本能做出不同的分类。不过，在目前我们尚不知道任何这样的惯例，也没有遇到任何不同意性本能和自我本能分类的争议。

在对心理资料研究的基础上，对于是否可以找到本能区分与分类的任何决定性要点的说法，我是全然怀疑的。这种研究本身似乎就呼唤关于本能生活的限定性假设的运用，如果这些假设可从其他的知识领域中得到并运用于心理学，那当然是我们所期望的。生物学在此所做的贡献显然与性本能和自我本能的区分并无矛盾。生物学表明，性并不与个体的其他功能相同，因为它的目的已超越个体而包括新个体的产生，即人种的延续。生物学还进一步表明，两种似乎建立得同样好的观点，可以用于自我和性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个体是主要的，性仅为个体活动的一种，而性满足则是个体的需要之一；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相对于准永生（quasi immortal）的生殖原生质（germ-plasm），个体是一个暂时和过渡的附属物（appendage），它受生殖过程的委托。我认为，从化学过程上看，性功能不同于其他身体过程的假设，同时也是埃利希（Ehrlich）学校生物学研究的假设。1310

既然从意识层面上研究本能生活遇到了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那么我们关于本能生活的主要知识仍源于对心理障碍的精神分析学研究。然而，精神分析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仅为我们提供了性本能本质的相对满意的知识，因为在精神神经症中，通过分离的观察即可精确地将其观察到。但随着精神分析对其他神经症特性的研究，我们毫无疑问地会找到自我本能的知识基础，尽管期望在这种研究中要获得同样有利的观察条件未免失之轻率。

现在可对性本能的一般特性作出说明了，它们数量很大，源自许多的身体器官，起初互相间的行为具有独立性，只是到后期互相间才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完全综合（synthesis）。每一本能都旨在获得“器官快感”（organ-pleasure）1311，只是在实现了综合之后，它们才具有了重建（reproduction）功能，并作为一般的性本能被辨认出来。起初它们好像与自我保护本能相连，然后才渐渐分离出去，就是在对象选择上，它们也步自我本能的后尘。1312它们中的一部分毕生与自我本能相连，并从力比多组元（1ibidinal components）中获得营养，这样，其正常功能难以被人注意到，只是在疾病产生时人们才可清楚地看到它的真面目，对它们的区分依赖于其在广泛的范围内所具有的活动能力及是否随时可改变其对象。这种随时可改变其对象的结果使得它们具有了远离原始的性行为的功能——能够“升华”（sublimation）。

发展的过程及生命的过程对本能变化的探讨，必须限定在性本能之内，因为我们对此最为熟悉。观察表明，本能可能会出现以下变化：

变成对立的；

围绕主体的自我；

压抑；

升华。

既然我不准备在此探讨升华问题，而压抑则需要专门的章节予以讨论，我们也就只有描述和讨论前两点了。我们必须记住，当本能以不更改（unmodified）的形式进行时会受到动机力量（motive forces）的反抗，我们还可以将这些变化视为反抗本能的“防御”（defence）形式。

本能向其对立面的转化可分为两个过程：主动向被动的转化及本能的内容转化。由于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故必须分别予以讨论。

主动向被动的转化有两个例子：施虐狂——受虐狂（sadism—masochism）、窥视癖——裸露癖（scopophilia—exhibitionism）。转向仅仅影响到本能的“目的”，主动性目的（虐待、观看）代之以被动性目的（被虐待、被观看）。本能内容的转化仅有一种情况，即爱转化为恨。

本能向主体自身的转化看似合理，即受虐狂实际上是施虐狂对自我的转化，裸露癖包括自视自己的身体。分析性观察的确令我们毫无疑问地认为，受虐狂分享着对自我攻击的快乐，裸露癖则分享着展示自我的快乐。这一过程的实质便是“对象”的改变，而目的则原封不动。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这些例子中，无论是对主体自我的转化，还是主动向被动的转化，都是结合的或共生的。

为阐明这一情形，更彻底的研究仍是基本的。

在施虐狂和受虐狂中，这一过程可能表现为：

1.施虐狂以别人为对象，向其施以攻击或暴力；

2.若放弃对象便代之以自我。在转向自我的过程中，主动向被动的转化也受到了影响；

3.新出现的人会再次成为追求的对象，这个人是本能目的改变的结果，他代替了主体的角色。1313

第三种情况常被称做受虐狂。同样，其满足是按照原始的施虐狂途径实现的，被动的自我先被置于幻想之中充当角色，然后在事实上被外在的主体所替代。1314除此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直接的受虐狂满足却极令人怀疑。我曾描述过的在形式上并非源于施虐狂的原始受虐狂，似乎从未遇到过1315，看来通过对强迫神经症施虐本能（sadistic instinct）行为的观察，推测第二种情况的存在并非是多此一举。在这里存在着一种对自我态度的转化，而不必存在对他人态度的默认，这一变化仅仅在第二种情况下才出现。虐待的欲望变成了自我虐待（self-torture）和自我惩罚（self-punishment），而不是变成了受虐狂。主动的声音（voice）变成了反映性的中度声音，而不是被动之声（passive voice）1316。

由于下列情形的出现，我们关于施虐狂的观点显得更有偏见，即施虐本能伴随着其一般性目的（或就在目的之中）似乎旨在某一特殊目的的实现——不仅侮辱、控制他人，还要使其遭受疼痛。精神分析表明，在本能的原始目的性行为中，疼痛的增加并不起什么作用。一个有施虐倾向的孩子并不在于是否要给他人带来疼痛，他也不准备这样做。但施虐倾向一旦转为受虐倾向，疼痛便很容易满足被动的受虐目的，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痛觉，像其他的不愉快感觉一样，引发了性兴奋（sexual excitation）并产生了一种快乐的条件，正因为如此，主体宁肯经历这种疼痛的不愉快。1317一旦疼痛的感觉变成了一种受虐狂目的，那么，产生疼痛也便以退化的方式变成了施虐狂目的。在别人遭受疼痛的同时，主体通过与受虐者的认同（identification）而享受这种受虐状况。当然，在这两种情形下，并不是疼痛本身被享受，而是伴随疼痛的性兴奋——因此可从施虐的位置方便地得到。这样，享受痛苦便成了一种本为受虐的目的，但作为一种本能目的，仅仅出现在本能施虐的人身上。

为了全面起见，我可以说，同情不应被视为施虐狂者本能转化的结果，而应被看做是对抗本能的“反向形成”（reaction-formation）（此后可见到关于差异性的讨论）。1318

通过对另一对对立状况的调查——本能的目的分别是看别人和展示自己（用性变态的说法，指窥视癖和裸露癖），我们就可发现更不同但却更简单的事实。我们同样可以像在上例中一样假设三个阶段：（1）“看”作为一种指向外在对象（extraneous object）的行为；（2）放弃外在对象，将窥视本能转向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于是，在转向被动的同时建立了新目的——被别人看；（3）引进新主体，展示自己以让他看。毫无疑问，主动目的再次先于被动目的，即先自己看再让别人看。但在施虐狂中却有很大的不同，在窥视本能的情形中，我们可以辨认出早于刚才所描述的第一阶段。窥视本能的活动起初是身体性欲（auto-erotic）的：它有对象，但这一对象是主体自体的一部分。只是到了后期，通过比较这一对象才为他人身体的一部分所替代——进入第一阶段。这一预阶段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它是这一对对立状况的根源，其区别仅决定于在原始情形中哪一因素被改变了。以下的图示或许可表示窥视本能的情景：

这种一开始便指向外在对象的预阶段在施虐狂中是不存在的，虽然对儿童力图控制自体的这一阶段的构建（construction）并非毫无理由。

必须注意的是，以上所涉及到的两种本能的例子，其从主动到被动的转化及转向自我本身事实上从未卷入本能冲动的全部能量。即便转化过程本身是强烈的，本能早期的主动方向在某种程度上与晚期的被动方向也是相伴而行的。关于窥视本能的唯一正确表述应当是，其发现阶段，其自体性欲阶段与预阶段以及最后的主动或被动形式，均是相伴共生的。如果我们将自己的观点建立在本能满足的机制之上而不是本能所导向的行为之上，那么，这一观点的真理性就变得清楚了。不过，从另一角度审视及表征这一事实也是许可的。我们可将每一种本能生活分为一种分离的连续性系列，在其存在的任何时段内，每一系列都具有同质性（homogeneous），系列间的关系可比拟为熔岩的相继喷发。然后我们便可将本能的初始喷发描述为一种不变形态而不向任何方面发展。但在此之后的下一波（wave）便有所变化了——比如由主动变被动，伴随着这一新的特征，后一波便加到了上一波之上，等等。这时候如果对本能冲动从起始态观察到某一限定点上，那么，我们所描述的连续波动必然会呈现出本能特定发展的图景。

事实上，在本能冲动发展的后期1319，便可观察到它的对立面（被动性），这完全可用布洛伊勒引入的“矛盾（症）”（ambivalence）予以方便的表述。1320

关于本能的发展史及各阶段间的永恒性的知识，确实使我对本能的发展有了明晰的认识。经验显示，明显的矛盾表现在个体间、群体间及种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当代人身上所表现出的鲜明的本能矛盾，可视为远古的遗传，因为我们有理由设想，在原始人的本能生活中，以不改的形式所表现出的主动性冲动显然比当代人的一般水平更高。1321

在自我发展的早期阶段，性本能旨在寻找自体性欲满足，我们已习惯于把它叫做“自恋”（narcissism），但却从未就自体性欲与自恋的关系做过探讨。此后的问题是，窥视本能的预阶段（即主体的自身成为窥视的对象）必须在自恋条件之下予以分类，并被描述为一种自恋形成（narcissistic formation）。主动性窥视本能由此发展而来，而将自恋抛于身后；与此相反，被动性窥视本能却紧抓着自恋对象不放。施虐狂转化为受虐狂同样意味着对自恋对象的回归。在这两种情形下（被动性窥视狂和受虐狂），自恋性主体通过认同以另一外在对象予以替代。如果考虑到我们关于施虐狂的自恋性预阶段，我们就会得出一个更一般性的结论，即本能的变化（包括本能转向主体自我、主动性转向被动性）依赖于自我的自恋性组织并染上了自恋的色彩。它们以防御的方式对各种欲望做出反应，而在自我发展的更高阶段上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影响。

就此而言，我们必须清楚，迄今我们不过仅仅考虑了本能的两种对立现象：施虐狂——受虐狂、窥视癖——裸露癖，这是以矛盾方式表现出来的最显著的性本能，后期阶段上性功能的其他因素还没有进行很好的分析，因而无法用同样的方式予以讨论。一般而论，我们可以设想，它们的活动是自体性欲的，也就是说，与它们的根源——器官相比，对象是微不足道的，作为一条规则，对象与器官是一致的。然而，尽管窥视本能的对象一开始也是主体自身的一部分，但却不会是眼睛本身；而在施虐狂中，器官（或者是能够行动的肌肉组织）却直截了当的指向了另一对象，即便这一对象是主体自身的一部分，按照费德恩（Federn，1913）和杰克斯（Jekels，1913）貌似有理的建议，在自体性欲本能中，器官所起的作用既然是决定性的，那么，器官的形式与功能便决定了本能目的的主动性或被动性。

本能内容向其对立面的转化只在一种情形下被观察到了——爱向恨的转化。1322既然它们的共同特征表现为同时指向同一对象，那么，它们的共生性（coexistence）便成了矛盾情感的最重要例证。

爱与恨的这种情形无法归入我们关于本能的图式（scheme）之中，我们对此应特殊对待。尽管我们不可能怀疑在这对立的情感和性生活中存在着最密切的关系，但我们自然不愿意把爱同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其他要素等量齐观，把它看做性本能的某种特殊要素，我们宁肯将爱（loving）视为情感的“整个”性趋向的表达。然而这种观点并未清除我们的困难，我们尚无法看到这一趋向的相反内容具有什么意义。

爱其实不仅允许一个而是三个对立面，除了“爱——恨”（loving—hating）的对立之外，还有“爱——被爱（loving—being loved）以及爱与恨交加共同作为不关心（unconcern）、毫无兴趣（indifference）的对立面。爱与被爱的对立，完全适于主动向被动的转化，可以追溯到它的隐匿情景，就像在窥视本能的情形下一样。这是一种“自爱”（loving oneself）情形，可以视为自恋的特征。然后，根据是对象还是主体为外在对象所替代，导致了爱的主动目的或被爱的被动目的——后者接近自恋。

要更好地理解爱的多种对立性，只要承认我们的心理生活作为一个整体受制于“三个极端”就可以了。这三个对立物是：

主体（自我）——对象（外在世界）；

愉快——不愉快；

主动——被动。

我们已经说过，自我与非自我（non-ego）（外在）、主体与对象的对立，在个体发展的早期就出现了，经验表明，借助于身体动作，个体可将“外在”刺激引入“缄默”（silence），但对“本能”刺激却无能为力。这些对立物的存在对我们的智力活动而言无疑是神圣的，它为我们创造了对基本情景的研究，而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愉快与不愉快构成了一种情感的尺度（scale），它们对于我们行为（我们意志）的极其重要性前面已做过强调。主动与被动的对立不应与自我-主体（ego-subject）与外在世界客体的对立相混淆。自我对外在世界的关系是被动的，因为它接受外在世界的刺激并对这些刺激做出反应。在本能的促动下，自我对外在世界作出特殊的行为，至此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基本要点，即相对于外在刺激自我主体是被动的，但通过其本能活动它却是主动的。主动与被动的对立以后便和男性与女性的对立合并起来，在此之前，这种对立并无心理学的意义。男性与主动、女性与被动的结合，在我们看来的确是一种生物学事实，但它确实又不像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完全彻底、独一无二。1323

心理的这三种对立面以各种有意义的方式相互结合。在一种原始的心理情景中有两种对立曾经是一致的。在心理生活的最初阶段，自我贯注于本能，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自身满足本能，我们将此称之为“自恋”和获得自体性欲满足的方式既然自我是自体性欲的，那它就不需要外部世界，但作为自我保护本能的经验结果，它却需要外部世界的对象，否则，它就难免将内在的本能刺激理解为不愉快的。在快乐原则的主导之下，自我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既然呈现于自我的对象已成了快乐之源，于是对象便进入了自我，对对象进行“内向投射”（introjects）（费伦茨的术语，1909）1324，另一方面自我又使内在的任何对象变成不快之源（见以下的投射机制）。

这样，借助鲜明的客观标准将内在与外在区分开来的原始的“现实自我”1325，便成为了纯粹的“快乐自我”，从此将快乐置于万物之上。对快乐自我而言，外部世界被分成了部分，凡与自我一致的便是快乐的，其他的则成为“外在之物”。快乐自我还将自我的一部分分离出来，将其投射到外部世界，并体验为仇恨。通过这种新的调整，原来对立的两者重新趋于一致：自我主体与快乐相统一，外部世界与不快相一致（早先毫无兴趣的部分）。

在原始自恋期，当对象出现时，爱的第二个对立面——恨——也获得了自身的发展。1326

正像我们已看到的，对象最初是由自我保护本能将其从外部世界带入自我的，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引入外部刺激的同时，恨也表现为自我与外部世界的一种关系，毫无兴趣起初为恨或不喜欢的先导，现在则变成了恨或不喜欢的特殊情形。外部世界、对象及所恨的事物似乎在一开始都是相同的，如果对象后来变成了快乐之源那便被爱，同时也会并入自我之中。于是，对纯粹的快乐自我而言，对象再次变成了外在的和被恨的。

现在我们已注意到，正像爱与毫无兴趣的对立反映的是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对立一样，爱与恨的对立则重新产生了快与不快的对立，并与第一种对立相联系。当纯粹的自恋阶段让位于对象阶段时，快与不快才代表了自我与对象的关系。如果对象变成了快乐情感之源，一种动机便产生，使对象靠近自我，并使对象与自我一致起来。然后我们就可以说，提供快乐的对象具有“吸引力”（attraction），并说我们“爱”那个对象。相反，若对象引起了不快的体验，主体便会努力增大对象与自我间的距离，并通过对刺激的消除重复对外部世界的逃避。我们感到了对“对象”的“厌恶”（repulsion），我们恨它，这一仇恨此后会发展为对对象的进攻倾向——毁掉对象。

在紧要关头我们或许会说，当本能“爱”某一对象时，会努力求得满足；当说本能“恨”某一对象时却会令我们吃惊。因此我们意识到。爱和恨的态度（attitudes）并不能用于解释“本能”与其对象的关系，而只应用于解释“整个自我”（total ego）与对象的关系。但是，若考虑到语言的用法（当然这并非毫无意义），我们便会发现，爱与恨的意思具有更大的局限性。我们并不能说，若某一对象满足了自我保护的利益，我们就爱它。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需要它，或许用降低了爱的程度的词汇（比如像“喜爱”、“喜欢”或“感到惬意”）表达与对象的另外不同的关系。

这样，“去爱”（to love）一词渐渐进入了自我与对象的纯快乐关系，最终固定于性爱的狭义之上，以满足升华的性本能需要。这样，我们的心理学所设想的自我本能与性本能的区分，便与我们语言的精神相吻合了。事实上，我们并不习惯于说，某一单个的性本能爱其对象，而是将自我与其性对象的关系视为最适于用“爱”去表达的情形。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在生殖器的原始状态并用于生殖的条件下分析了性本能的所有要素时，“情形”（case）一词才可用于这一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使用“恨”一词时，并未出现与性快乐和性功能的亲密关系。“不愉快”的关系似乎是唯一具有决定性的关系。自我仇恨对象、憎恶对象，并试图毁掉任何带来不快情感的对象，而根本不考虑它们意味着性满足的受挫，还是自我保护需要满足的受挫。可以确定的是，恨与对象关系的真正原型（prototype）不是源自性生活，而是源自自我为保存自身的斗争。

于是我们发现，在我们看来内容上呈现彻底对立的爱与恨，绝不仅仅是这样的简单关系。它们并不是由原有共同物的裂变造成的，而是具有不同的根源，并在愉快与不愉快的关系影响之下形成对立之前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

现在剩下的问题概括起来便是我们所知道的爱与恨的起源问题。爱，源于自我，以自体性欲的形式满足其本能冲动的能力，这必须通过器官快乐才能实现。它起初是自恋的，然后指向对象，这一对象被引入扩展的自我之中，它将该对象作为快乐之源，表现出趋于对象的动机力量。它与后期的性本能活动保持密切的联系，一旦这些性本能被彻底合并，它才完全与性冲动相统一。爱的预阶段以区域性（provisional）性目的的形式出现，而性本能的发展却是复杂的。作为这些目的的第一个，我们发现有一个引入或吞并（devouring）某一爱的类型的阶段，它要彻底破坏对象的分离状态，因此可将此阶段描述为一种“矛盾”在性前期的肛欲攻击组织（sadistic-anal organization）的更高阶段上1327，对对象的追求表现为试图控制，对对象的伤害或毁灭便成了毫无兴趣的具体表现。在预阶段和这种形式中，就对对象的态度而言，很难将爱与恨分开。只是到了性组织建立之后，爱才变成了恨的对立面。

就与对象的关系而言，恨要早于爱，它源于自恋性自我通过排除其刺激，对外部世界进行原始否定，同时作为对对象引发的不愉快的反应，它总与自我保护本能保持密切的关系，因此，性及自我本能随时都可形成对爱与恨重复的对立。当自我本能占有性功能时，如同在肛欲攻击组织期，它们便赋予本能目的以恨的性质。

爱的起源史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使我们认识到，爱为何经常表现为一种“矛盾”，比如伴随着反对同一对象的仇恨冲动。与爱混在一起的恨部分也源于爱的预阶段，此时爱尚未处于超越一切的境地，同时部分地建立在自我本能对对象的毁灭反应之上，从自我利益与爱的利益经常冲突的角度上看，这种毁灭反应可在真实短暂的动机中找到根基。因此，在这两种情形中，混合的恨均以自我保护本能为根源。当与某对象的爱的关系中断之后，总是有恨代替其位，于是我们便形成了爱向恨转化的印象。这一情形导致了下列观点，具有自身真实动机的恨是由于爱退回到施虐的预阶段的结果，于是恨便具有了性欲（erotic）特征，爱关系的持续便有了保证。

爱的第三个对立面，即爱转化为被爱，是对主动与被动两极关系的反应，对它的判断如同判断窥视癖与施虐狂的情形一样。1328

我们或许可以做出这样的总结，本能变化的基本特征源于本能冲动对主导心理生活的三种强烈对立物的服从。就这三种对立物而言，可将主动——被动描述为“生物性”的，自我——外部世界为“真实”的，而愉快——不愉快为“经济”（economic）的。

关于“压抑”的本能变化将成为下文的研究课题。

压抑

（1915）

宋广文　译

戴淑艳　校

宋广文　修订

按语

本文是弗洛伊德关于压抑问题的专论。其中对压抑的本质、原因、结果及其与神经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该文和《论潜意识》、《有关移情的观察报告》等15篇论文，均系心理玄学方面的专论。它对领会精神分析学的基本概念和防御机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能冲动的变化之一是在抵抗（resistances）中使冲动不起任何作用。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在某些条件下，冲动便进入了“压抑”（repression）[Verdr?ngung]状态。如果问题是在于外在刺激的运作（operation）上，所采取的适宜方式无疑便是逃避（flight）。然而，对冲动而言，逃避是没有用的，因为自我（ego）无法逃避自己。此后，反抗本能冲动的较好方式便是拒绝（rejection），它是建立在判断（judgement，原文中对该词的注解为condemnation）的基础之上的。压抑是谴责（condemnation）的前期表现，处在逃避与谴责之间。关于压抑的明确阐释在精神分析之前是未曾有过的。

从理论上对压抑做出分析并不容易。本能冲动何以会有这种变化呢？这种变化的发生显然是有一定的必要条件的，即本能目的的实现应产生不愉快而不是愉快，而这种可能性却又很难想象。从来没有这样的本能：本能的满足总是愉快的。我们必须设想出一些特殊情形，有些过程使愉快性满足变成了不愉快。

为了更好地对压抑做出界定，让我们讨论一下其他的本能情形。有时候，有些外在刺激变成了内在的。比如，当饮食过度而伤害了某些器官时，一种新的兴奋源便产生了，并导致紧张度的增强。这种刺激与本能是十分相似的。我们这方面的经验可以用疼痛说明，不过，这种“假本能”（pseudo-instinct）的目的仅在于中止器官的改变及相伴的不愉快，疼痛的中止不可能获得其他的直接愉快。此外，疼痛具有强制性（imperative），要去除疼痛必须改变受伤的器官或克服心理伤害的影响。

疼痛之情形根本无助于我们对压抑的认识。1329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当类似饥饿的本能未获满足时会出现什么。此时，饥饿也变得具有强制性，除了得到满足，什么都是无用的1330，它进入了需要的持续紧张状态。然而，就压抑的实质而言，它绝不是轻而易举就排遣得了的。

因此，压抑绝不是在下列情形下产生的：本能未获满足的紧张达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所以，机体的防御方法必须在其他的联结中予以讨论。

还是让我们集中在精神分析实践中的临床经验吧。我们发现，被压抑的本能是很可能获得满足的，而且，在任何情形下满足就其本身来说都是愉快的。但它与其他的目标和要求都是不相容的，于是便导致了有时愉快有时不愉快。这种情况的后果是为压抑创造了条件，即由不愉快招致的动机力量超过了由满足而带来的愉快。精神分析关于“移情性神经症”的观察使我们得出如下的结论：压抑起初并不是一种防御机制（defensive mechanism），只有在意识与潜意识之间出现明显的“裂缝”（cleavage）之时它才会出现。压抑的本质在于将某些东西从意识中移开，并保持一定的距离。关于压抑的这种观点可做更彻底的说明，在心理组织（mental organization）达不到这一阶段之前，避开本能冲动的任务是由本能可能出现的变化承担的。比如，转向反面或曲解自我（self）。

要对压抑的范围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做出更深入的分析，我们必须先搞清心理结构的连续性及潜意识与意识的区别，然后再更深入地探讨压抑的本质问题。这样，我们就可对临床观察到的压抑的特点作出十分清晰的描述，当然我们仍不可避免地会重复别处讲过的旧话。

我们有理由假定有一种“原始压抑”（primal repression），它是压抑的第一阶段，由被拒绝进入意识的本能的心理（或观念的）表征组成。有了它才出现了“固着”（fixation），此后表征保持不变，而本能则附着其上。这是由潜意识过程的特性所决定的，我们会在后面加以探讨。

压抑的第二阶段才是固有压抑（repression proper），对压抑的表征的心理衍生物产生影响，或对与此有关的其他思想链（trains of thought）发生作用，这些观念或思想具有同样被原始压抑的命运。因此，固有压抑便成了一种“后压力”（after-pressure）1331。此外，仅仅强调意识对被压抑的东西的直接排斥是不正确的，重要的是，原始压抑的东西通过相互吸引可建立起新的联结。如果这两种力量不合作，如果被压抑的东西不随时准备接受被意识所拒绝的东西，那么压抑的目的也就毫无意义了。1332

有关精神神经症的研究，使我们注意到了压抑的严重后果，我们很容易高估它的心理压力，从而忘记了这样的事实，即压抑并不阻碍本能表征在潜意识中的继续存在，阻止它组织各种力量建立新的联结。事实上，压抑仅使本能表征与一个心理系统（psychical system）即意识的关系受到干扰。

精神分析还可使我们认识到压抑给精神神经症患者带来的其他严重后果。比如，本能表征在压抑下摆脱了意识的影响后，其发展更充分就更少受干扰。它在黑暗中扩散，用极端的形式表达，当它们转换成神经性的并呈现于神经症者时，通过让其看到奇异、危险的本能力量而使患者惊恐不已。这种本能的假象，源于未被抑制的幻觉发展和挫折满足的抑制结果。挫折满足的抑制与压抑的结合便导致了压抑真正意义的指向。

让我们再一次审视一下压抑的反面，如果认为压抑是对意识中所有原始压抑的克制1333，那也是不正确的。如果这些衍生物彻底脱离了压抑的表征，不管是曲解的结果，还是插入其间的联结数目所致，都可以自由地出入意识。对意识的抵抗似乎与原始压抑的距离（distance）有很大关系。在使用精神分析的技术时，我们总是要求病人尽量地释放被压抑的衍生物。这些衍生物或因其间接性或因其曲解性，都可以通过意识的稽查。的确，我们要求病人给出的联想是不受意识的目的性观念影响和批评的，通过这样的联想，我们便形成了被压抑表征的意识性转移——这些联想显然属于间接的和曲解的。通过这一过程，我们观察到，病人可以编织成一个联想的网络，直到他能够反对某些思想，那么受压抑的便昭然若揭，于是他便被迫重复他的压抑。神经症症状同样如此，因为他们也是压抑的结果，通过自身的努力，方可将被意识否定的东西带到意识层面上来。1334

究竟意识的抵抗去除之前观念的曲解性和间接性要达到何种程度，我们尚不能确定一个通则。显然有一种微妙的平衡发生了，只是遮掩了我们的视线。然而，它的操作方式却能使我们假定，当潜意识的贯注（cathexis）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中止——超过这一程度潜意识就会寻求满足。因此，压抑在个体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每一被压抑的结果也许都有自己的特殊变形，曲解或多或少的变化均会改变整个结果。就此而论，我们便可理解人为何对某些目标特别偏爱，而作为相同知觉与经验目标的理想又令他们深恶痛绝，原来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便是由很微妙的变形造成的。的确，正像我们在追溯恋物癖（fetish）的起因时所发现的1335，原始的本能表征很可能会分为两半，一半受到压抑，另一半由于这种密切的联结而理想化（idealization）。

同样，曲解程度的增强或减弱也可通过其他器官的活动获得，比如在产生愉快或不愉快的条件下，为了改变心理力量的活动，用愉快替代本该产生的不愉快，我们已采用了一些特殊技术，一旦使用了这种技术，被拒绝的本能表征的压抑便被消除了。截至到目前，关于这些技术的细节性研究仅在《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中出现过。1336作为一条规则，压抑仅是暂时性消除，它很快就会恢复原状。

然而，此类观察可使我们认识压抑的更多特征。如前所述，压抑的活动不仅存在着个体差异，而且具有极度的动态性（moble）。绝不能认为压抑的过程是一次性的，其结果是永久性的，像被杀的生物将永远死亡一样。压抑需要持续的能量付出，压抑一旦停止，人便受到伤害，因此，压抑以新的行为出现便成了必需的。我们可以设想，被压抑的观念在意识的持续压力下进行活动，要平衡这种压力必须有持续的反压力（counter-pressure）。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压抑的维持需要持续的能量付出，这样，压抑的消除才是节省能量的。压抑的动态性在睡眠状态中也能发现，压抑本身足以使梦产生1337，清醒之后，睡眠中的压抑性贯注便再次销声匿迹。

最后，我们必须记住，无论如何，我们对于压抑的本能冲动的论述是微乎其微的。若不片面对待冲动的压抑，此冲动的形态也许是千差万别的。它也许是不活泼的，仅需要少许的心理能量；它也许非常活跃，需要不同程度的心理能量。的确，它的活动不是导致压抑的直接消除，而是通过迂回的道路调动所有的过程使冲动打入意识，潜意识中未被压抑的观念常常是由它活动的程度或贯注所决定的。每天都发生的现象是，只要一种观念仅代表很小的心理能量，那么它就不会受压抑，尽管其内容会增强它与意识中主导观念的冲突。观念的数量对冲突具有决定性，一旦一个基本的有害观念超过某一力度，冲突便确定无疑了，并必然导致压抑。因此，就压抑而言，对潜意识的能量贯注越多，那么，将其从潜意识中移开或曲解的力量就越少。可以说，压抑的倾向会通过厌恶度的减弱找到压抑的替代（substitute for repression）。

以上我们对本能表征的压抑问题进行了探讨。我们认为，所谓本能表征，指的是一个观念（idea）1338或一组观念（group of ideas），它们源于对本能的限定的心理能量贯注（力比多或兴趣）。临床观察使我们可以对所谓的“单独存在物”（a single entity）做出划分。它表明，除了观念之外，表征本能的其他因素也应考虑进来；压抑的其他因素也许与观念有很大的不同，一般已将心理表征的其他因素称做“情感量”（quota of affect）。作为对本能的反应，它从观念中分离出来，与其数量相称，用情感的形式表达出来。以此为基点，在描述压抑时，我们将采取分离的方式，即作为压抑的结果，哪些变成了观念，哪些变成了附着于观念的本能能量（instinctual energy）。

当我们对两者的变化可以做出一般性的说明时，无疑令我们感到欣慰，只要稍加努力，我们便可以真正这样做了。代表本能的观念的一般性变化，如果曾经是意识的，便会从意识中消失；如果要转为意识的，它却要脱离意识而存在。差异倒并不重要，如同让不受欢迎的客人离开客厅（或前厅），在我辨认出他以后，拒绝他越过我的门槛一步。1339从数量上看，本能表征有几种可能的活动（从精神分析观察的角度）：要么本能全然压制（suppressed），以至于任何它的痕迹都找不到；要么以情感的形式出现但经过了性质上的伪装；要么转为焦虑。1340后两种可能性将令我们做更多的思考，即作为本能进一步变化的向情感转移（transformation into affects），尤其是向焦虑转移。

事实表明，压抑的动机和目的不过是为了避免不愉快。属于表征的情感量的变化远比观念的变化重要，这一事实对于压抑过程的估价具有决定作用。如果压抑不能避免不愉快情感或焦虑的出现，那么就可以说失败了，尽管从观念的意义上讲它实现了目的。当然，失败的压抑较之成功的更易引起我们的兴趣，因为成功的压抑在很大程度上会逃脱我们的检查。

现在该是试图探讨压抑过程的机制（mechanism）的时候了，我们尤其想知道究竟是一种还是一种以上的机制在起作用，精神神经症是否会因压抑机制的不同而不同。由于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尚不能有确切的答案，对于压抑机制的了解只能通过压抑的结果推测。如果将观察限定在观念层面的压抑结果，我们就会发现，它通常创造出替代形成（substitutive formation）。替代形成的机制是什么呢？或者我们是否应在此区分出不同的机制呢？我们知道，压抑总会在其背后留下症状的。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假定，替代形成与症状形成相伴而生，如果在总体上是这样的，那么症状形成的机制是否与压抑的机制相同呢？最一般的可能性是，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并不是压抑本身产生了替代形成和症状，替代形成和症状倒是回归压抑的标志1341，它们附着于其他的过程上。同样，在考虑压抑的机制之前，检查一下替代形成及症状的机制形成似乎也是可取的。

虽然，进一步的设想是不现实的，任何设想都必须建立在不同神经症压抑结果的审慎分析之上。不过，同样我会建议，在对意识与潜意识的关系形成可靠的概念之前，最好将这一分析往后推迟。1342为不致使现在的讨论毫无所获，我认为应先搞清以下问题：（1）压抑的机制事实上并不与替代形成的某一机制或所有机制相伴而生；（2）具有许多的替代形成机制；（3）压抑的机制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撤回能量贯注（a withdrawal of the cathexis of energy）或力比多贯注，专门用于对付性本能。

此外，将问题限制在精神神经症的三种著名形式中，我将用一些例子说明这些概念是怎样应用于压抑的研究的。

说明焦虑性癔症（anxiety hysteria），我将举一个经过认真分析的动物恐怖症（animal phobia）病例。1343压抑中的本能冲动表现为对父亲的力比多态度，并伴有对父亲的惧怕。经过压抑，冲动从意识中消失：父亲已不再作为力比多的对象，取而代之的是某些能成为焦虑对象的动物。就观念部分而言（本能表征），替代形成源于某种特殊方式下观念链（chain）的移置作用（displacement）。冲动在数量上并未消失，而是转移成了焦虑，用对狼的恐惧替代对父爱的需求。当然这一病例并不足以对哪怕是最简单的精神神经症的解释，总有其他的问题需要考虑。动物恐怖症这种压抑可以说是极不成功的，它所做的一切无非是对观念的转移和替代，但根本无法消除不愉快。正因为如此，神经症才不会停止活动，为实现其即时和重要的目的，它便走向了第二阶段：逃避——固有恐怖症（phobia proper）的形成，一系列的回避均旨在防止焦虑的释放。更进一步的专门研究将使我们理解恐怖症实现目标的机制究竟是怎样的。

当考察真正的转换性癔症（conversion hysteria）时，我们不得不换个角度审视压抑过程，此时，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情感量的全然消失。一旦如此，病人的症状便出现了沙可（Charcot）称做的“无所谓状态”（la belle indifference dés hysteriques）。1344在其他情况下这种压抑并非成功：有一些令人痛苦的感觉，会依附到症状之上，用以证明阻止焦虑的某些释放是不可能的，结果导致了恐怖症形成的机制。本能表征的观念内容已全部撤出意识，作为一种替代——同时也作为一种症状——过强的神经支配（典型的例子如躯体性神经支配）便出现了，有时是感觉的，有时是运动的，或者兴奋或者抑制。更进一步的观点表明，过度神经支配（over-innervated）的部分正是被压抑的本能表征本身——虽然经过了凝缩（condensation），但全然自我贯注。当然，以上所述并不能使我们对转换性癔症的全部机制都已明了，尤其是压抑的因素问题，这将从其他的联结中予以考虑。就扩散性的替代形成所引发的癔症（转换性）压抑而言，可以说是全然的失败；然而，说到情感量问题（压抑的真正任务）它却又总是全然成功的。在转换性癔症中，压抑过程完成于症状的形成，它不像在焦虑性癔症中那样发展到第二阶段，确切地讲，是无终止的发展。

为了阐述的需要，我们将讨论另一种不同的压抑，即强迫性神经症（obsessional neurosis）的压抑。首先我们将对什么样的本能表征附着于压抑表示怀疑——究竟是力比多的，还是敌意倾向（hostile trend）。所以会出现这种不确定性，是因为强迫性神经症以压抑为基点，用情爱（affectionate）替代了施虐倾向（sadistic trend）。正是对所爱的人的仇视本能导致了压抑，压抑的初期与后期往往有不同的结果。起初压抑是全然成功的，观念内容被拒绝，情感也消失了。作为替代形成，自我出现变化，意识成分明显增加，这很难称为症状。此时，替代与症状并不是相伴而生的。这一研究同样为我们提供了压抑机制的知识。无论在强迫性神经症中，还是在其他病症中，压抑导致了力比多的退缩，但这是通过反向形成（reaction-formation）实现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替代形成与压抑具有相同的机制，并压根儿是共生的，无论从顺序上还是从概念上讲，它都与症状形成不同。也许正是这种模棱两可的关系形成了整个过程，使得该压抑的施虐冲动得以出现。然而，压抑虽然起初是成功的，但它并不坚定，随着时间的进展，失败越发明显起来。矛盾通过反向形成导致了压抑，而被压抑了的矛盾又成功地将矛盾复归。消失了的情感又以社会焦虑、道德焦虑和良心谴责的转换形式出现，被拒绝的观点用移置作替代，经常移置到非常小的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去。1345一种重建完整被压抑的观念的趋势通常清楚无误地出现，正像我们在癔症性恐怖症（hysterical phobias）中所看到的那样；在数量和情感方面的压抑失败会招致同样的逃避机制，如回避和禁止。然而，被意识拒绝的观念却仍顽固地坚持着，因为它避免行动，使冲动的活动受到抑制。因此，对强迫性神经症而言，压抑变成了一种毫无结果，冗长不堪的斗争过程。

这些简短的比较不得不令我们相信，在彻底认识压抑的过程及神经症症状的形成之前，仍需更广泛的研究。因素的极端错综复杂使我们仅能用一种方式去理解，我们必须依序采用不同的观点，然后借助实际的材料穷追不舍，直至可以得到可资利用的结果。对病人的任何单独治疗，其本身都是不全面的，而那些仅触及皮毛，而未认真对待的方面不可能不令人费解。但我们希望，最终的综合研究一定会产生对压抑的正确理解。

力比多类型

（1931）

宋广文　译

戴淑艳　校

宋广文　修订

按语

本文从身体特征与心理特征相结合的观点出发，以力比多为基础，将人分为性欲型、自恋型和强迫型等三种，并认为混合型远多于纯粹型。而性欲——自恋型也许可视为最普遍的一种。这一分类有助于在正常与病理的沟壑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观察表明，人类个体可以通过几乎无法计数的方式达到对人性一般特性的认识。如果按照逻辑的顺序对人类众多的特性进行分类，首先必须确定分类的依据及观点。就此而言，身体特征毫无疑问地绝不逊于心理特征，最富价值的分类应该表现出身体特征与心理特征的有机结合。

然而，令人怀疑的是，我们现在是否能发现符合这一标准的类型——无疑我们以后能够做到，因为现在我们缺少依据。如果我们仅限于确定纯心理学的类型，力比多的情形应优先充当分类基础。当然，这种分类不应只建立于我们对力比多知识的掌握或假设，而应立足于现实的经验。现实的经验将澄清我们观察的混乱，并帮助我们达到对力比多的真正掌握。必须承认，这些力比多类型不应局限于身体的范畴，如果考虑到其他特征的话，我们可能会确立一套完整的心理类型，但是所有这些类型都不要顺应于临床现象。恰恰相反，它们必须包含根据我们实践判断属于正常范畴的一切变体情况。然而当它们发展到极端时，可能会接近临床现象，由此有助于在正常与病理的沟壑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既然力比多充满于整个心理器官，我们便可以区分三种主要的力比多类型。要对这三种类型给予命名远非易事，按照深蕴心理学（depth-psychology）的观点，我将它们分别称为性欲型（erotic）、自恋型（narcissistic）和强迫型（obsessional）。1346

性欲型特征很明显。属于这种类型的人其主要兴趣——力比多的大部分——在于爱，对他们来讲爱比被爱更重要。他们最怕失去爱，因此对他们所爱的人有特殊依恋。即便是从纯粹的类型上看，这种人也是极为普遍的。该类型与其他类型融合，并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进攻性，因而产生变体。从社会及文化的角度看，这一类型代表了本我（id）的基本本能需要，而其他心理因素就变成次要的了。

第二种类型，我称之为强迫型——一个初看起来很奇怪的名称。这种类型以其超我（super-ego）的主导性为主要特征（超我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从自我（ego）中分化出来）。该类型的人害怕失去良心（conscience）而不是害怕失去爱。他们对内在的东西具有更大的依赖性，他们发展成了高度自我依恋的人。从社会的角度看，他们是文明的真正而又卓越的“保守器”。1347

第三种类型，名正言顺地被称为自恋型，实在是贬义甚多的一个名称。在自我与超我之间没有紧张关系（的确，就这一类型的力度而言，很难对超我做出假设），并且没有性需要的优势。该类人的主要兴趣在于自我保护，他们具有独立性并不易受威胁，其自我中充满了大量的进攻性，并随时准备付诸行动；在性生活中对爱的偏好明显大于被爱。他们给人的印象是富有“个性”（personalities），尤其能帮助他人并充当领袖，为文化的发展提供新的刺激或摧毁已有的事态。

这些纯类型很难逃脱从力比多理论推论出的怀疑。但当我们转向混合型（mixed types）时（事实上观察到的混合型要比纯类型多得多），我们感到我们有坚实的经验基础。这些新类型——性欲强迫型、性欲自恋型和自恋强迫型——事实上似乎是对我们通过分析所了解的个体心理结构的最佳分类。如果研究这些混合型，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长期以来就熟悉了的特征。在性欲一强迫型中，本能生活的优势因超我的影响而受到限制；对眼前人们的物品和对父母、老师及榜样的遗留品的依恋达到了极致水平。性欲一自恋型也许可视为最普遍的一种，它将对立面联合在一起，从而使之互相调和。与其他两种类型相比，这类人的自恋中攻击性及其行为占据了主导地位。最后，从文化的角度看，自恋强迫型是最有价值的一种变体，它既有独立于外部世界的能力，又能满足良心的需要而从事各种充满活力的活动，并加强了自我对超我的抵抗。

也许当有人问到这里为什么没有提及另一种混合型——性欲—强迫—自恋型时，人们可能以为他在开玩笑，但给予这种玩笑的回答则是严肃的。尽管从理论上讲这种混合型是可能的，但它已不能作为一种类型而存在，它也许是一种极端的形态——理想的和谐体。因此我们意识到，类型现象完全源自现实，按照心理的经济性原则（economy），在利用力比多的三种主要方式中，一种或者两种受到青睐，其他的类型必然做出牺牲。

另一个问题同样可能会提出，即这些力比多类型与病理学（pathology）的关系中，是否存在某些类型具有导致神经症（neurosis）的特殊倾向？如果是这样，哪种类型将导致哪种类型的神经症呢？回答是，力比多类型的确定并未增加对神经症起因的新的理解。经验表明，任何一种类型均可以不患任何神经症而存在。以一种心理机能的主导性为依据所形成的纯类型，似乎在表现纯特征（pure characterological）方面具有优越性，而在考虑神经症的致病原因时，我们期望混合型能够提供更为有利的依据。但我认为，在未对这些类型做出仔细而认真的检验之前，还是不要妄下断言。

也许引证这样的材料是容易的，即性欲型易患癔症（hysteria），而强迫型易患强迫性神经症（obsessional neurosis），但我们同样认为这种引论是不确定的。自恋型的人受到源于外部世界的挫折后，仍会患精神病（psychosis），尽管他们富有独立性，他们也会表现出犯罪所具有的重要的先决条件。

一个并不令人陌生的事实是，我们尚不能确切地知道神经症的病因学先决条件。致病的原因无疑是挫折和内部冲突：三个主要心理因素之间的冲突；作为两性人特征结果的力比多的冲突；性欲及攻击性本能之间的冲突。神经症心理学，应该努力去发现使得本来正常的心理生活过程成为病症的致病原因。

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13年带17岁的小女儿安娜在多罗米特度假。

一只蜜蜂飞绕石榴旁而做的梦达利画

目录

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

新版编译说明

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

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

论潜意识

新版编译说明

一、版本出处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是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西方现代弗洛伊德主义哲学学派的巨擘，被誉为“与牛顿、达尔文、马克思、爱因斯坦一样的世界伟人”。他身前留下丰富的精神分析著作，不断再版加印，并被译为各国文字，流传全世界。1956～1974年，英国伦敦霍格思出版社（The Hogarth Press）出版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这套书由英国精神分析学家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1887～1967）和奥地利心理学家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1895～1982，弗洛伊德最小的女儿）共同主编，共24卷，是当今世界最权威最完整的弗洛伊德作品集，也是世界广泛流行的最佳版本。这套英文版由德国Gesammelte Werke公司出版的德文版翻译而来，但增加了关键的脚注（标准版编者在德文版的基础上所添加的内容一律用[]标识以示区分）。

本套中文版《弗洛伊德文集》即由英文版《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以下简称“标准版”）翻译而来，是中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关于弗洛伊德文萃性的经典恢宏译著。我们将标准版中凡是带重点符号的弗洛伊德代表著作全部译出，还把无重点符号但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潜意识论、性欲论、梦论三大理论支柱和七大基本理论（潜意识学说、人格结构学说、本能学说、性欲学说、释梦学说、焦虑与自我防御机制学说和社会文化学说）有关的心理玄学的论著也一并译出。

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我们将标准版中有关弗洛伊德论著的一些编者导言、弗洛伊德生前为其著作出版所作的序言（精选部分版次）及部分注释一并译出。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保留了标准版的[]体例，保留了英文文献中年份后的字母顺序标注，书内页码也按标准版的页码显示。我们在标准版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注释，此部分以“中译者”为标识。中文版编者还根据内文增加了插图，来帮助读者理解弗洛伊德的著作。此外，在弗洛伊德的每部（篇）著作之前，中文版主编车文博亲自撰写了“按语”，扼要介绍该著作的要点及其在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二、编译分工

《弗洛伊德文集》是我国建国以来翻译弗洛伊德的第一部经典性的世界名著，是国家教委七五重点教材规划和吉林省九五重点图书规划的项目，也是中文版主编车文博主持的心理学、哲学、精神医学界学术共同体40年来协作科学研究的成果。

参加本书译校的学者共有吉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等12所院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教授、博士等40余人。

1.车文博，中文版主编，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学术界公认的弗洛伊德研究权威，我国为弗洛伊德“平反”的人。主要工作：（1）选定翻译版本。20世纪70年代选定标准版24卷为底本进行复印，并选定翻译弗洛伊德的论著。（2）组成翻译团队。聘请老一辈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哲学家为领衔，中青年教授、副教授、博士为主体的学术共同体。（3）提出编译原则。包括精粹性原则，代表性原则，信、达、雅原则，历史性与专题性统一原则。（4）编辑小词典。特请著名精神病学家贾谊诚教授主编《精神分析小辞典》，由车文博教授审订，以保证全书中翻译的人名、术语的统一。（5）全书终审定稿。车文博主编除亲自编制《弗洛伊德生平活动一览表》、撰著《导论》和《弗洛伊德略传》外，还对全书做了通读、审订和定稿。

2.杨韶刚，中文版副主编，本书主要译、校者，原为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主任，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论著有《超越快乐原则》、《自我与本我》、《一个幻觉的未来》、《文明及其缺憾》、《摩西与一神教》、《为什么有战争？》、《抑制、症状与焦虑》（合译）、《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合译）。此外，校审、修改了诸多篇章。

3.高申春，中文版副主编，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除翻译《释梦》（下卷）、《论梦》、《释梦》（上卷，部分）、《抑制、症状与焦虑》（合译）外，还校审并修改《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释梦》（上卷）、《超越快乐原则》、《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自我与本我》。此外，还协助主编编审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目录》、《英汉人名对照表》、《英汉专业术语对照表》。

4.邵迎生，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除翻译《图腾与禁忌》外，还参加校订《精神分析新论》，修订《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戏剧中的变态人物》、《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作家与白日梦》、《达·芬奇的童年回忆》、《米开朗基罗的摩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等。

5.宋广文，曲阜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博士，翻译并修订《性学三论》、《儿童性理论》、《“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爱情心理学》、《论自恋：导论》、《本能及其变化》、《压抑》、《力比多类型》，并校《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精神分析纲要》。

6.吕俊，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除翻译大部分《释梦》（上卷）外，还参加修订《释梦》（下卷）、《论梦》、《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

7.郭本禹，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精神分析新论》（合译），并修订《精神分析五讲》。

8.汪凤炎，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精神分析新论》（合译）。

9.郑希付，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

10.张爱卿，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导论》。

11.葛鲁嘉，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纲要》。

12.彭运石，湖南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合译），并校审《抑制、症状与焦虑》、《一个幻觉的未来》。

13.高峰强，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论潜意识》（合译）。

13.贺岭峰，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心理学系主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梦的理论与实践》。

14.熊哲宏，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

15.金星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癔症研究》。

16.赵国复，吉林大学出版社编审，参加修订《癔症研究》，并对《弗洛伊德文集》全卷德、英、法文译注做了译校。

三、卷次划分

早在20世纪80年代，车文博主编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参考书《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集》（上、下卷），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88～1989年出版，后经长春出版社先后出版中文版《弗洛伊德文集》5卷本（1998）和8卷本（2004），台湾知书房又将此书11卷精装本出版（2000）。现在由九州出版社出版最新修订版。本版的主要特点：（1）由原8卷本改为12卷本。（2）新增《弗洛伊德自传》（1925）和《补记》（1935）两部分，以凸显弗洛伊德的伟大贡献和精神分析运动的国际化。（3）对赵国复先生译校的德、英、法等几种语言的注释，又做了审订和补漏。（4）增补了车文博教授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09FZX004）《弗洛伊德主义新论》撰著的《导论》、《弗洛伊德略传》，作为学习和研究弗洛伊德文集的导引。

本套《弗洛伊德文集》分为12卷，各卷内容如下：

卷1《癔症研究》。此卷包括中文版主编车文博所著的《导论》和《弗洛伊德略传》，以及由弗洛伊德与约瑟夫·布洛伊尔合著的《癔症研究》三部分。《癔症研究》最初于1895年在德国出版，书中对癔症的症状、病因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说，开始提出癔症创伤理论。这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形成时期的重要著作，是其精神分析的理论奠基和正式起点的标志。

卷2《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此卷仅收录《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一部著作，此作于1901年被发表在杂志上，1904年出版了单行本，是弗洛伊德用动力心理学观点解释日常生活事件的一部重要著作。

卷3《释梦（上）》。此卷收录《释梦》的前五章内容。《释梦》最初于1900年在莱比锡和维也纳出版，是弗洛伊德一生中最得意和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体系形成的一个主要标志。他在广泛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病人的梦的临床研究和有关梦的自我分析，深入探讨了梦的实质、释梦的方法、梦的伪装、梦的材料和来源、梦的工作以及梦的过程的心理等有关的重要理论问题。

卷4《释梦（下）》。此卷收录《释梦》第六、七章内容，以及《论梦》、《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论梦》是弗洛伊德于1901年应德国一位编辑之约而撰写的，它以简洁的形式概述了《释梦》一书的基本观点和内容。《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是在《释梦》出版11年后发表的，它不是探讨有关释梦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专门研究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如何运用释梦的艺术问题。《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发表于1923年，此文不是对《释梦》一书的修正，而是弗洛伊德对该书问世20多年来一些想法的评论。

卷5《爱情心理学》。此卷收录八篇论文。1.《性学三论》于1905年发表，内容涉及“性变态”、“幼儿性欲”及“青春期的变化”三部分。2.《儿童性理论》于1908年发表，该文对儿童期的性表现，以及与其他心理活动、神经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揭示了一些常见的但缺乏研究的儿童期性现象。3.《“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于1908年发表，文中论述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强调了性的因素是现代社会文化危机、人的焦虑与神经症的主要根源，抨击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观，提出了改善文明与发展文艺的性本能升华作用说。4.《爱情心理学》共包括三篇文章：（1）《男人对象选择的一个特殊类型》（1910），主要分析了男人的性变态（或性倒错）问题；（2）《论性爱领域最普遍的衰退趋势》（1912），专门探讨了男人的“心理性阳痿”问题；（3）《处女的禁忌》（1918），从历史与文化的视角分析了女性的“贞洁”问题。5.《论自恋：导论》发表于1914年，该文对自恋的起源、本质、表现形式及其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分别做了说明。6.《本能及其变化》发表于1915年，该文从不同角度分析本能这一基本概念所涵盖的内容，使用这一概念所涉及的问题，如本能的原动力、目的、对象和来源，以及描述性本能的一般性质所采用的方法等。7.《压抑》发表于1915年，该文对压抑的本质、原因、结果及其与神经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8.《力比多类型》发表于1931年，该文从身体特征与心理特征相结合的观点出发，以力比多为基础，将人分为性欲型、自恋型和强迫型等三种，并认为混合型远多于纯粹型。

卷6《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此卷包括三篇论文。1.《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发表于1905年，该文分别就诙谐的技巧、目的、动机、心理起因及诙谐与梦、潜意识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2.《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发表于1912年，该文简明扼要地揭示了潜意识的含义及其在精神分析中的地位和意义。3.《论潜意识》发表于1915年，是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一篇重要论文，也是他论述心理学基本理论方面的代表性文章之一。

卷7《精神分析导论》。此卷仅收录《精神分析导论》一部著作，内容由弗洛伊德1915～1917年两个冬季在维也纳大学讲授精神分析的讲稿组成。全书包括失误动作、梦和神经症等三篇，共分28讲。该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引导听众领会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卷8《精神分析新论》。此卷收录四部分内容。1.《精神分析新论》完成于1933年，虽然是弗洛伊德在他1932年所做的演讲基础上成书的，但却是他在《精神分析导论》发表后经过15年研究实践和反思的成果。2.《精神分析五讲》于1910年首次刊出，是由弗洛伊德1909年应邀为美国克拉克大学20周年校庆所做的五次演讲稿汇集而成，它从叙述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作研究癔症开始，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和观察事例，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精神分析关于宣泄法、压抑、梦、失误、性欲和移情等重要思想和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3.《精神分析运动史》发表于1914年，该文是对精神分析产生、发展和分裂过程的历史总结。4.《精神分析纲要》发表于1940年，它既是向读者介绍精神分析基本原理的指南，又是弗洛伊德对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精神分析理论全面而精辟的总结。

卷9《自我与本我》。此卷收录四部分内容。1.《超越快乐原则》完成于1920年，弗洛伊德在这部著作中，修正了他早期的本能学说，第一次提出人存在着死的本能与生的本能，并把这两种作用相反、同时并存的力量的斗争视为整个生命运动历程的决定者。2.《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完成于1921年，系统论述了关于“群体的本质就在于它自身存在的力比多联系”的理论。3.《自我与本我》1923年出版，书中谈及意识、前意识、潜意识，阐述了自我从本我、超我从自我分化的过程。4.《抑制、症状与焦虑》出版于1926年，是弗洛伊德对压抑与焦虑及心理防御机制关系理论进行修正与补充的主要论著。

卷10《达·芬奇的童年回忆》。此卷包含七部分内容。1.《戏剧中的变态人物》1942年面世，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观点对戏剧活动所作的解释。2.《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1907年出版，它紧紧围绕《格拉迪沃》一书中幻觉与梦的关系，揭示了压抑、幻觉与精神错乱的起因、梦的形成与解释、性欲生活的作用、治疗心理疾患的方法等一系列理论问题。3.《作家与白日梦》发表于1908年，弗洛伊德在对创作与白日梦的关系作出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幻想活动，其目的是在幻想中实现其未能满足的愿望。4.《达·芬奇的童年回忆》1910年面世，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传记研究的方法，详尽介绍了达·芬奇童年以来的感情生活，深刻分析了他的性心理历史的发展过程，着重阐释了他的艺术与科学活动的心理起源。5.《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发表于1914年，该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对米开朗基罗所创造的摩西这一艺术作品的解释。6.《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1928年面世，该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阐释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创作的一篇心理美学的论文。7.《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发表于1926年，弗洛伊德在该文中指出，精神分析技术既不是神秘的、难以捉摸和掌握的，更不是医生的专利。

卷11《图腾与禁忌》。此卷包含两部作品。1.《图腾与禁忌》1913年出版，该书由四篇论文组成，通过蒙昧人与强迫神经症患者的比较，推断了图腾崇拜的本原意义。2.《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出版，是弗洛伊德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它由三篇论文组成，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一神教的本质和起源，揭示了上帝不是神，而是被后人神化了的人；它说明宗教问题并非神秘不可测，揭开宗教欺骗人的虚幻面纱，人们不难发现其真实本质。

卷12《文明及其缺憾》。此卷主要包含四部分内容。1.《一个幻觉的未来》出版于1927年，主要讲了两个问题：文明的内涵及其同本能的关系；宗教的本质、演化及其作用。2.《文明及其缺憾》出版于1930年，书中弗洛伊德从文明发展与人性的本能之间的联系和对抗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对文明社会的本质、起源、作用和弊端等问题做了集中的阐述。3.《为什么有战争？》是1932年9月弗洛伊德就战争问题答复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他依据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4.《弗洛伊德自传》1925年面世，这不是描述个人家庭、生活和工作的一般性自传，而是一部精辟地总结精神分析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学术性经典，主要阐述了弗洛伊德本人在精神分析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此卷还附录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目录》、《弗洛伊德生平活动一览表》、《英汉人名对照表》、《英汉专业术语对照表》等。

《弗洛伊德文集》编委会

2014年4月1日

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

（1905）

彭舜杨韶刚译

宋广文校

杨韶刚修订

按语

本文是弗洛伊德论述潜意识的专论之一。全文分为三部分：分析部分、综合部分和理论部分。分别就诙谐的技巧、目的、动机、心理起因及诙谐与梦、潜意识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文中所涉及的诙谐、滑稽、幽默、梦等问题，不仅有助于对潜意识的了解，而且还具有更广泛的人类学、美学、语言学意义。

英文版编者导言

目前这个名为《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的全新译本是由詹姆斯·斯特雷奇翻译的。

在讨论诙谐与梦的关系时，弗洛伊德曾提到他“从事诙谐问题研究的主观原因”（第173页1348）。简言之，它起因于这样一件事：弗利斯（Fliess）在1899年秋阅读《释梦》的证据时，曾抱怨梦里有太多的诙谐。《释梦》（1900a，标准版，第4卷，第297～298页）的一个脚注已对这段情节做了阐释；由于我们拥有弗洛伊德1899年答复弗利斯抱怨的信件，所以我们能准确断定此事发生的年代。这封信写于1899年9月11日，地点为巴伐利亚州的贝希特斯加登。正是在这里，弗洛伊德为《释梦》进行了最后的润色，并宣布他打算在书中为看来是诙谐的梦里所呈现的稀奇古怪的事实做出解释（弗洛伊德，1950a，信118）。

无疑，这件事是一个催化剂，促使弗洛伊德更加密切地注意这个主题；但这却不可能是他对诙谐问题感兴趣的起因。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一课题早在几年前就存留于他脑海中了。从他立即答复了弗利斯的批评，以及他在《释梦》中（标准版，第5卷，第605页）论及“喜剧”效果的机制，并由此预先否认了该书最后一章的一个主要观点的事实，均证实了这一点。但不可避免的是，弗洛伊德一开始着手梦的严密调查，就对梦本身或梦的联想中频繁出现类似于诙谐的结构而深感震惊。《释梦》中随处可见这一事实的例证。但这一事实的最早的记录可能是卡西利·M夫人（Frau C?cilie M.）的“双关梦”（punning dream）。该梦在《癔症研究》（1895d，标准版，第2卷，第181页）的脚注中进行了报道，这是关于伊莉莎白·R小姐（Fr?ulein Elisabeth von R.）病历的脚注。

不过，除了梦以外，还有其他证据表明，弗洛伊德对诙谐表现出来的早期理论兴趣。在1897年6月12日写给弗利斯的信（弗洛伊德，1950a，信65）中，他先援引了一个有关两个“乞丐”的笑话，接着写道：“我必须承认，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编辑一本具有深远意义的有关犹太人的轶闻趣事的选集。”几个月后，即1897年9月21日，他又“从我的选集中”引用了另一个犹太人的故事（出处同前，信69）。此外，在弗利斯的信件及《释梦》（特别参见第五章第二节，标准版，第4卷，第194～195页）中，也有许多其他的故事。自然，正是从这本选集中，弗洛伊德衍生出了大量作为其理论主要依据的轶闻趣事的例子。

大约在这段时间，李普斯（Theodor Lipps，1825～1914）也给弗洛伊德以很大影响。李普斯是慕尼黑大学的一位教授，他撰写了一些心理学与美学的著作，并引进了“感情移入”（empathy）这一术语。弗洛伊德对他的兴趣可能最初始于1897年的一次心理学大会，李普斯在会上宣读了一篇有关潜意识的论文，弗洛伊德为之吸引。《释梦》，标准版，第5卷，第611页以下）最后一章的冗长讨论正是以此事为基础的。从弗利斯的信中我们可以发现，在1898年八九月间，弗洛伊德正在读李普斯的早期著作《心理生活的基本事实》（1883），再次对李普斯就潜意识问题进行的评论产生了深刻印象（弗洛伊德，1950a，信94、95、97）。不过，李普斯在1898年还出版了另一本著作，这一次它所探讨的是另一个更为特殊的主题——《喜剧与幽默》。诚如弗洛伊德在此问题研究一开始告诉我们的那样，正是这一著作，激发了他对这一主题的研究。

弗利斯的关键性的评论为弗洛伊德对此课题的研究撒下了希望的种子。不过，尽管如此，弗洛伊德亦是在好几年以后才摘取到丰硕的果实。

1905年，弗洛伊德出版了三部主要著作：《对“杜拉”的分析》，虽然此书在4年前就写了大部分，但直到是年秋季才出版；《性学三论》和《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后两本书的写作是同时进行的：厄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1955，第13页）告诉我们，弗洛伊德将两部手稿放在两张毗连的书桌上，依据其心境的不同决定到底写哪本。这两本书几乎同时出版，无法断定孰先孰后。《性学三论》的书号是1124，《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的书号则是1128；但琼斯（出处同前，第375页注）说后一数字是“错误的”。1349这也许意味着出版的先后顺序应颠倒过来。但在同一自然段中，琼斯确信《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出版在《性学三论》之后。其确切的出版日期肯定早于6月初，因为6月4日维也纳日报《时代报》（Die geit）刊登了一篇很长的赞扬性评论文章。

该书后来的经历与弗洛伊德这一时期写下的其他主要著作大不相同。《释梦》、《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及《性学三论》在其后的版本中均有增补或修改，乃至面目全非。《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12年再版时有6处小的增补，而没有更深刻的变化。1350

这种情况似乎有可能与该书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弗洛伊德的其他著作这一事实有关。弗洛伊德本人可能也持这种看法。在其他著作中，他相对较少地提及《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351；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5讲中，他说过《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曾导致他走过一段短暂的弯路；在《自传研究》（1925d），标准版，第20卷，第65～66页，谈及此事时似乎流露出些许轻视的口吻。出乎意料的是，间隔20多年后，他发表的《幽默》（1927d）的短文重新提出了这个一度中断的话题。在该文中，他运用新近提出的心理结构观阐明了有关一个费解的问题的新观点。

琼斯将这一情节说成是弗洛伊德著作的最鲜为人知之处。对非德国读者来说，这肯定是事实，而且根本无须惊讶。

“Traduttore-Traditore！”（翻译（家）—叛徒）这一单词——弗洛伊德下文讨论诙谐时用的一个词（第34页）——在本卷的扉页上应适当地饰以醒目的颜色。对译者来说，翻译弗洛伊德的著作难免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本卷却是一个特例。像翻译《释梦》、《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等著作那样，在翻译本卷时，我们或许会在更大程度上遇到大量的牵涉到其词汇无法翻译的情景。在此，我们只能像在其他情况下那样，仅仅对本版本所采用的相当坚定的策略进行解释。在过去处理某些棘手的事例时，我们通常采用下述两种方法中的一种——要么将这些棘手的事例完全抛弃，要么代之以译者自己的事例。然而，无论两种方法的哪一种，都不适于一个打算给英语读者尽可能准确地展现弗洛伊德本人思想的译本。因此，在这里我们将满足于提供德文原版中的关键词语，并尽可能简洁地在方括号里或脚注中对其做出解释。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诙谐不可避免地会消失。但应当记住的是，无论采取哪种方法，所消失的只是部分，有时是弗洛伊德论点中最有趣的部分。并且可以设想的是，所消失的部分不是作为一时的消遣的部分，而是已在读者视野中的部分。

然而，在翻译这本特殊的著作时，还存在着大量的更为严重的困难——贯穿全书的专门术语的困难。或许源于神秘的天意（探究其原因将非常有趣），涵盖本书所讨论的这些现象的英文和德文术语似乎从来就没有巧合：不是过于狭窄就是过于宽泛——彼此之间裂缝永存，或者重叠。对本书而言，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是标题“Der witz”。将它翻译成“Wit”势必带来令人遗憾的误解，在日常英语里，“wit”和“witty”含义极为有限，仅适于那种最精炼、最需智慧的诙谐。稍加审视就可发现，本书所举事例中所显示的“Witz”和“witzig”的含义要宽泛得多。1352另一方面，英文“诙谐”（Joke）一词似乎过于宽泛，也涵盖了德文“Scherz”的含义。在类似于这种困境中，唯一的解决办法似乎是选用一个英文词来代表某个相应的德文词，并使它们始终保持一致。即便遇到在某个特定的上下文中其含义总是错误的，也要如此。运用这一方法，读者至少能对弗洛伊德所用术语的含义形成自己的结论。因此，纵观全书，“Witz”就是“诙谐”的意思，“Scherz”则为“俏皮话”之意。翻译形容词“witzig”的麻烦更大。在多数情况下，“witzig”只是作为“Witz”的限定性形容词来使用。在《简明牛津词典》中，的确有形容词“joky”（诙谐的），但未加注解。此间省去了译者无数拙劣的迂回说法，但译者承认没有勇气使用它。“Witz”被译成“wit”的地方只有两三处（如原文第140页）。在这些地方，这个德文词被用做“心理功能”而非“心理产物”（如前面那个脚注所解释的那样），并且，似乎不可能找到相应的英文词加以替换。

翻译德文词“das Komische”与“die Komik”亦会遇到麻烦，虽然麻烦不那么大。人们试图区分这两个术语，以“comic”（喜剧）代表前者，以“comicality”（喜剧性）代表后者。但鉴于第144页该段末尾的情况，我们未用这一译法。在该段落中，前后相继的两个句子中出现了这两个不同的术语，它们的含义虽然相同，但仅仅是为了“致雅变化”（elegant variation）的目的才交替使用的，因此我们系统地采用了这个非常造作的英文词“comic”（喜剧）来代表上述两个德文词。

最后，还应看到，理当用来代表德文词“H u m o r”的英文词“humour”（幽默），在其处于某些上下文关系之中时，英国人听起来肯定不自然。这个词在今天已很少为人使用：除了在“幽默感”的短语中之外，它很难出现。然而，在这里读者又再次获得了一个由自己独立决定弗洛伊德所运用的这个词的含义的机会。

我们衷心希望，这些困难（毕竟只是表现上的困难）将不会从一开始就将读者吓住，本书充满了引人入胜的材料，其中许多是弗洛伊德其他著作所没有的。除《释梦》外，其所包含的对复杂心理过程的详尽阐释，没有任何著作能与之相媲美。它的确是同一个天才所迸发的产物——他为我们撰写了一部巨著。

第一章　分析部分

一、引言

（一）

凡是有机会随时考察美学与心理学中阐释诙谐性质及其所处地位的人，恐怕不得不承认，哲学对诙谐的研究远未达到诙谐在我们心理生活中所应该起到的作用。只有为数不多的思想家深入探讨过诙谐问题。但是，在讨论过诙谐的那些人当中，有小说家让·保罗（Jean Paul）（里希特）、哲学家费舍尔（T.Vischer）、费舍（K.Fischer）和李普斯等著名人物。但他们只是把诙谐这个主题作为陪衬，主要研究兴趣则转向于更具综合性、更有吸引力的喜剧（comic）问题上去了。

从这些文献中获得的第一印象是，除非将诙谐与喜剧联系起来，不然，对诙谐的任何处理都是非常不切实际的。

按照李普斯（1898）1353的说法，诙谐是“某种完全主观的喜剧的东西”——亦即某种由我们所创造，依附于我们的行动，依附于我们总是处于主体位置，而不是客体的位置，更不是有自由意志的客体位置的喜剧（同上书，第80页）。他还进一步对此进行了解释。他指出，一般说来，我们称诙谐为“喜剧的东西”的任何有意识的和成功的再现，不管喜剧是观察到的还是实际情境之中的（同上书，第78页）。

费舍（1889）借助于漫画来说明诙谐与喜剧之间的关系。按他所说，漫画处于诙谐与喜剧之间。喜剧同时与某种表现形式上的丑陋相联系：“如果它（丑陋的东西）被隐藏着，它一定会被人用观察事物的喜剧方式揭示出来；如果只被稍加注意或完全未得到注意，它一定会被人弄得明显，以便达到清晰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通过这种方式；漫画便产生了。（同上书，第45页）——我们整个的精神世界，我们的思想和观念的理智王国，在得到外部观察之前并未展现出来，它既不能直观地，也不能形象地直接为人所想象到和看到，它还包含着抑制、弱点和畸形——大量荒唐和喜剧的对比。为了突出这些对比，并使之接近于审美要求，就需要一种不仅能直接使人想见客体而且其本身就能对这些想象进行反思并使之澄清的力量：一种能阐明思想的力量。唯一的这样的一种力量便是判断。诙谐就是一种产生喜剧性对比的判断；它在漫画中发挥着无声的作用，但只有处于判断中它才能获得其特有的形式及其所展示的自由领域。”（同上书，第49～50页）

显然，李普斯在喜剧范围内将诙谐区分出来的特征归结为动作，归结为主体积极的活动，但费舍则将区分的诙谐的特征归之于它与对象的关系。在他看来，这种关系乃是思维领域内掩藏着的丑陋性。我们不可能测定诙谐的这些定义的有效性——的确，它们确实不易弄懂——除非把它们重新置于它们原来所处的上下文之中加以考虑。因此，我们有必要先读完这些作者对喜剧的描述，才有可能从中了解有关诙谐的凤毛麟角。不过，在其他章节里，我们又发现，无须关注诙谐与喜剧的关系，上述作家能描述诙谐的基本的、一般来说是有效的特征。

最令费舍满意的诙谐的特征似乎是如下所述：“诙谐是一种游戏性的判断（playful judgement）。”（同上书，第51页）为了更清楚地阐明这句话的意思，他进行了这样的类比：“恰如审美自由寓于对事物的游戏性的注视。”（同上书，第50页）在另一处（同上书，第20页），他又将对客体的审美态度的特点看做是由这种状况促成的：我们丝毫不问及这一客体的任何情况，特别是不问及它对我们强烈的需求的满足，但我们却满足于注视该客体的乐趣。和工作相比，审美态度是游戏性的。——“从审美自由里，还可能产生一种判断，一种摆脱了常规的判断，按其起源，我将它叫做‘游戏性的判断’（playful judgement）。这一概念包含着上述的‘第一个决定因素’。该因素即便不是完整的程式，亦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自由导致诙谐，诙谐亦导致自由’。”让·保罗写道：“诙谐仅仅是观念的游戏（同上书，第24页）。1354”

长久以来，有一个受人喜欢的定义：诙谐是在不相似的事物——亦即暗含类似性的事物——之间发现相似性的能力。保罗以诙谐的形式表达了这种想法：“诙谐是位乔装打扮的神父，他将每对夫妇都撮合在一起。”费舍尔又给这句话加了注解[1846～1857，第1卷，第422页]：“他最喜欢的是将亲戚们并不赞同的一对男女进行联姻。”然而，费舍尔却认为存在着没有比较的诙谐——因而无疑也是不必发现类似性的诙谐。因此，与保罗稍有不同，他把诙谐定义为，能够将一些实际上在内容和内在联系上互不相干的观念迅捷地联结在一起的能力。另外，费舍强调这样的事实：在大量的诙谐判断中，人们发现的不是相似，而是差异；李普斯则指出，这些定义和作为诙谐者拥有的一种能力的诙谐活动有关，而不是和他所制作的诙谐有关。

其他已提出的，或多或少有些相关的描述或定义诙谐的观点是：“观点的对比”、“胡说的意义”（“sense in nonsense”）、“困惑与启示”。

克勒佩林（Kraepelin）1355的诙谐定义所强调的是对比的观点：“诙谐是两种在某些方面相互对比的观念的任意联系和联结，其通常手段是语词联系”。李普斯之类的批评家毫不费力地指出了这一公式的所有不足；但他并不能使自己排除对比因素的存在，而仅仅是从其他方面对此做了解释。“对比是存在的，但不是某种附属于这些语词的观点之间的对比，而是语词的意义与无意义之间的对比或矛盾。”（李普斯，1989，第87页）他曾举例说明如何理解这一观点：“对比得以产生，仅仅是因为……我们可以赋予对比以词的意义，但却不能赋予对比以意义。（同上书，第90页）。”

假使最后这个观点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意义与无意义”之间的对比就变得重要了。“我们某时看起来有意义的东西，现在看起来却毫无意义了。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是构成喜剧过程的东西……当我们出自心理学的需要赋予某一说法以某种意义时，这个说法就显得很诙谐。但我们这样做，又把它取消了。借助于这种‘意义’（significance）我们得以理解各种事物。我们把‘意义’（sense）赋予一种表达，又知道从逻辑上来说它不可能有任何这种意义。我们发现其中有个真理，然而，根据经验法则或思维的一般习惯，我们又不能从中找到这一真理的存在。我们认定它具有超越其真实内容的逻辑的或实际的后果；但一旦清楚地识别这一表达的性质，我们又只有否认这些后果。在每一个例子中，诙谐的话语在我们身上所唤起的，同时也是喜剧感受赖以寄身的心理过程，存在于从意义的赋予、真理的发现、结果的认定到对相对无意义事物的意识或印象的瞬即转变之中”（同上书，第85页）。

然而，无论这场讨论听起来有多么精密深奥，但问题却会产生，即就诙谐与喜剧的不同而言，喜剧感受所赖以寄身的有意义与无意义事物之间的这种对比，是否也有助于对诙谐这个概念的界定。

“困惑与启示”的因素也促使我们深入思考诙谐与喜剧之间的关系问题。康德（Kant）1356对喜剧做过一般的探讨，他认为喜剧具有某种仅能蒙骗我们于一时的明显特点。海曼斯（Heymans，1896）则阐明了喜剧的效果如何产生于继迷惑之后而来的启示。他引证海涅（Heine）说的一个高明的诙谐来说明他的意思。海涅说他的一个角色可怜的彩票掮客，赫希·海厄辛斯吹嘘伟大的罗特希尔德男爵视他为同等人——相当地“famillionairely”1357骤然一看，这个表达该诙谐的词汇犯了构成法的错误，不可理解、不能接受而且莫名其妙。正因为如此，它使人迷惑。拨开困惑的迷雾，理解这一语词的含义，喜剧效果便产生了。李普斯（1898，第95页）进一步补充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继启示的第一阶段——即令人困惑的语词意味着这个或那个——之后是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意识到这一无意义的语词先令我们困惑，随后才将其真实的意义展现给我们。正是只有这第二次启示，这种发现，才使一个按普通语言学的用法，毫无意义的语词构成了整个事件的关键——影响到问题的彻底解决。只有这第二次启示，才导致了喜剧效果的产生。

对我们来说，无论这两种观念中的哪一个使问题变得更清楚，这场有关困惑与启示的讨论都能使我们更接近于一个特殊的发现。因为如果海涅的“famillionairely”的喜剧效果取决于外表毫无意义的语词问题的解决的话，那么，“诙谐”肯定无疑地归因于该语词的形成及由此而形成的该语词的特征。

诙谐还有另一个特征，这一特征与我们已经考虑过的上述特性毫无联系，但在权威们看来却是不可或缺的。让·保罗说（1804，第2部分，第42段）：“简洁乃妙语的形体与灵魂，它就是它的自我。”这句话不过是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中那个饶舌老人所言之语的更改而已：

既然简洁乃妙语之魂，

既然长篇大论会为他肢解

继而剩下外表华丽的词藻

那么，我还是言简为好。

在这一点上，李普斯（1898，第90页）所做的有关诙谐的简洁性的说明是非常重要的：“诙谐说它不得不说之事，并不总是用很少的词，而是用太少的词——亦即，所用的词未达到严密逻辑或普通思想和言语方式的最低要求。诙谐实际上是通过不说而说了它不得不说之事。”

从诙谐与漫画的联系中，我们已经看到，它们“一定要使暗含或隐藏之物显露出来”（费舍，1889，第51页）。我之所以再次强调这一决定性因素，是因为它与诙谐本质的关系比与诙谐是喜剧的一部分的关系更为密切。

（二）

我完全清楚，摘自作家们有关诙谐的这些不充分的只言片语并不一定是正确的。考虑到我在对如此复杂且微妙的思维做丝毫不差的正确描述时可能遇到的困难，我不能不使那些好奇的求知者花较大力气从原始资料中获取他们想要的信息。但我不敢保证他们将满意而归。上面罗列的那些作家所提出的有关诙谐的特征和标准——活动性，与我们的思想内容的关系，游戏性判断的特征，不相似的东西之间的匹配，对比的观点，“胡说的意义”，困惑与启示的相继发生，隐含意义的显露，妙语的独特简洁性——所有这些，在我们乍一看是如此中肯，如此容易为事例所证实，以致我们不可能有低估这些观点的危险。然而，它们不过是些只言片语，我们希望看到它们能够联结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有权要求一部传记通过一系列轶闻趣事对一个人的人格做出描述；然而，当一切都说了和做了之后，它们对于我们关于诙谐知识的增加并不会比一部传记做得更好。我们对于可能存在于那些分离的决定因素之间的联结仍一无所知，比如诙谐的简洁性与游戏性判断的特征之间究竟有何关系。我们还想了解，为了成为一个适当的诙谐，诙谐是否必须满足所有这些决定因素，抑或只满足部分即可。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哪些决定因素可为其他因素所替代，哪些决定因素又是不必要的。我们也希望依据看来是不可缺少的特征对诙谐进行分组和归类，我们从文献中所发现的归类，一方面基于诙谐中采用的技术性方法（如双关语或文字游戏）；另一方面，也基于诙谐在言语中的运用（例如，用于漫画、特征刻画以及冷落目的之诙谐）。

因此，对于阐明所有新的揭示诙谐奥妙的目的，我们不应该有什么困难。为确保成功，我们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要么导入新的视角进行研究，要么通过集中注意或增进兴趣，竭力洞察得更加深远一些。我们可以确保，至少在后一方面我们不会失败。令人惊讶的是，为达到他们的研究目的，权威们均满足于少量的已得到认可的诙谐事例。并且，他们每个人均从其先驱那里选取同一事例。我们一定不要推卸责任，即分析那些曾帮助第一流的权威研究诙谐问题的同样事例。但我们仍试图将目光对准新的材料，以便为我们的结论奠定一个更广泛的基础。因此，很自然，我们应该选择一些诙谐的例子作为我们研究的主题，在我们的生活过程中，我们自己曾被这些例子最深刻地打动，这些例子也使我们笑的最多。

诙谐这个主题值得如此劳神吗？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撇开激励我探索诙谐问题、照亮我研究之路的个人动机不谈，我提醒大家注意。所有心理事件之间均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一事实保证了，甚至在一个遥远的领域内所获得的心理学发现，也将在其他领域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我们还应记住诙谐在我们的社会中所具有的独特的、甚至激动人心的魅力。一个新的诙谐几乎能像一个普遍感兴趣的事件一样发挥作用；它能像有关胜利的最新新闻一样从张三传到李四，再从李四传到王五。即便是显赫人物，当他们认为值得讲述其出身、所到过的城市和国家、所接触过的要人的故事时，也绝不会为在其自传中报道自己曾经听到过某些精彩的诙谐而感到羞愧。1358

二、诙谐的技巧

（一）

我们还是循着机遇的引导，考虑一下前一章里我们所遇到的第一个诙谐的例子吧。

在题为“卢卡浴场”的《旅游图》那部分里，海涅介绍了汉堡的赫希·海厄辛斯——一个讨人喜欢的彩票掮客和爆米花制造商，他向诗人吹嘘他与有钱的罗特希尔德男爵过往甚密，最后他说道：“博士，如同上帝将会赠予我一切好东西那样真切，我和萨洛蒙·罗特希尔德并肩而坐。他视我为与他平等的人——非常famillionairely。”1359

海曼斯和李普斯运用这一诙谐（一个公认的绝妙而且最有趣的诙谐），来例证他们的有关诙谐的喜剧效果观。他们认为，诙谐的喜剧效果源于“困惑与启示”（同上，第12页）。不过，我们暂且不谈这一问题，而要问另一个问题：“是什么东西使赫希·海厄辛斯的这种说法变成了诙谐呢？”只有两个可能的答案，要么是句子所表达的思想本身拥有成为诙谐的特征，要么是诙谐存在于句子所给定的思想表达之中。无论诙谐的特征存在于哪一方，我们都要进一步探讨并试图予以查明。

一般说来，一种思想能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形式——也就是说，用各种不同的语词来表达，——不同的语词能同样恰当地表达某一思想。赫希·海厄辛斯的表白以一种特殊的表达形式呈现了他的思想。正如我们所见，这种形式非常奇特，且不那么容易为人理解。我们可以试着用其他语词尽可能精确地表达同样的思想。李普斯已经这样做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以哪种方式阐明了诗人的意思。他写道（1898，第87页）：“我们知道，海涅的意思是说，他（海厄辛斯）受到这一款待是以亲近为基础的——不是那种一般的亲近。这种亲近并非是具有百万富翁特点的人普遍接受的规范。”假如我们换个说法而又不改变其意思，那么下述说法可能更符合赫希·海厄辛斯的含义：“罗特希尔德视我为他的同等人，相当的友好——也就是说，尽了一个百万富翁之所能。”我们只想补充一句话：对于任何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来说，一个富翁的屈尊总包含着某种不那么非常令人愉快的东西。1360

迄今，不管我们坚持该思想的两种同等有效的表达方式中的哪一个，都可以看出，我们已经解答了我们给自己提出的问题。在该事例中，成为诙谐的特征并不存在于思想之中。海涅借赫希·海厄辛斯之口说出的是一种正确而敏锐的观察，一种显然是痛苦的观察。这种观察在一个面对如此巨大财富的穷人身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冒险把它描述为具有诙谐的性质。无论何人，在思考翻译的过程中，如果不能摆脱他对由诗人所赋予的该思想的形式的回忆，因而觉得思想本身也包含在诙谐的本质中，那么，我们就可告诉他一个确切的标准，即诙谐的特征在翻译中已经丧失了。赫希·海厄辛斯的话确实使我们捧腹大笑，然而李普斯的或我们自己对它的翻译，虽然能使我们愉悦和深思，却不能使我们发笑。

但是，倘若使我们的事例成为诙谐的东西不存于其思想中，我们就应该在形式上，在其表达思想的措辞中去寻找。我们只需研究其表达形式的独特性，就可了解什么可以叫做诙谐的言语或表达的技巧，什么是与诙谐的本质有密切关联的东西。因为假使代之其他的东西，诙谐特征与效果就消失了。此外，在将诙谐的言语形式看得如此重要这一点上，我们与权威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费舍因此写道：“首先是纯粹的形式（sheer form）才使一个判断变成了诙谐（1989，第72页）。”并且，我们还想起让·保罗的一句格言，在这句格言中，他阐明了诙谐的这一确定的特点：“无论是在勇士们当中还是在话语中，阵地（position）是沙场制胜的利刃。”

那么，构成诙谐的“技巧”是什么呢？思想，例如此处的事例所表达的那种思想，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才能变成使我们捧腹大笑的诙谐呢？通过将我们的译文与诗人的原文相比，我们发现发生了两件事情。首先，出现了相当多的缩写式。为了充分表达该诙谐所包含的思想，我们不得不将一句字数少得不能再少的附言“that is, so far as a millionaire can”（也就是说，尽了一个百万富翁之所能）加到原文“R.treated me quite as his equal-quite famillionarely”（R待我如同等人，相当的友好）之上。即便如此，我们仍觉得还有必要提供一个进一步解释的句子。1361诗人添加得更为简短：“R.treated me quite as this equal-quite famillionairely.”在这一诙谐中，由第二个句子添加到第一个中，说受到友好款待的所有限定，已经消失殆尽了。

但也不是根本没有保留一个能使我们重新建构它的替换物，因为又发生了第二个变化，1362在这种思想的非诙谐性表达的“famili?r（友好）一词，已被转换为诙谐性表达中的”famillion?r“famillionarely）一词；毫无疑问，诙谐之所以成为诙谐的特征及其引起大笑的力量正是取决于这种言语的结构。这个新合成的词的前一部分与第一句的”famili?r“重叠，其后面的音节则与第二句：Million?r”百万富翁）对应。它代表第二句的“Million?r”部分，因而也代表整个的第二个句子。于是，它促使我们去推断诙谐表达中所省略的第二个句子。它可以被视为由“famili?r”和“Million?r”两个成分合成的“复合结构”图解这一合成词从作为其成分的这两个词1363中派生出来的方式将是非常有趣的：

FAMILI ?R

MILION?R

FAMILION?R

这样，便可以用下述方式表示将思想转变为诙谐的过程。乍看起来，这一方式难以置信，然而却产生了活生生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准确效果：

R.treated me quite famili?r

that is, so far as a Million?r can.

（R待我如他的同等人，也就是说，尽了一个百万富翁之所能。）

现在，让我们设想在这两个句子上有一种压力作用，并且，由于某种原因，第二个句子具有较少的抵抗性。随即，第二个句子便消失了。但其最重要的成分，“million?r”一词，由于成功地抵抗了压力的作用，便被挤向第一个句子，并与第一个句子中非常类似于他的成分“famili?r”融合在一起。这样，便出现了第二个句子的基本成分得以保留的机遇。这一机遇更倾向于拆解其他次要的成分，于是，诙谐就产生了：

R.treated me quite famili on ?r.

（mili）（?r）

的确，我们对这种压力尚缺乏了解。但如果我们不阐明类似于这种压力的话，诙谐得以形成的过程——亦即，诙谐的技巧——在这一例子中就可能被描述为“伴随着替代词的形成的凝缩”；并且在眼下这个例子中，替代词的形成存在于“合成词”的构建之中。合成词“famillion?r”本身难以理解，但在其上下文关系中却能迅速获得理解，并被视为是富有意义的。它是诙谐致笑效应的中介——然而，诙谐致笑效应的机制却没有因为我们发现了诙谐技巧而变得更清楚。一个语言学的凝缩过程，包括以合成词为手段的替代词的形成过程，以何种方式才使我们高兴并发笑呢？显然，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在找到达到它的捷径之前，我们暂且撇下这一问题不管。就目前而论，我们将继续讨论诙谐的技巧。

我们希望，诙谐技巧的研究对诙谐本质的揭示而言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这促使我们立即查找是否还有其他类似于海涅的“famillion?r”之类的诙谐的例子。这类例子并不多见，但却足以构成一个小类以说明复合词形成的特点。海涅本人就已经从“Million?r”一词中衍生出了第二个诙谐——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的复制。在《思想观念》第十四章，1364他谈到了显然是由“Million?r”和“Narr”1365合并而来的“Million?r”，和第一个例子一样，它表达了一个被压抑的次要的思想。

下面是我偶尔碰到的其他例子——柏林有一座人造喷泉（Brunnen）。它的建造使福克贝克市长陷入了不利境地。柏林人称之为“Forckenbecken”，这一称呼肯定蕴含有诙谐，虽然有必要用废弃的对应词“Becken”来代替“Brunnen”，以便将它与“Burgomaster”连结为一个整体。“欧洲之声”曾基于一位君主一度与名叫克劳的女士过从甚密的事实，将其名字由“Leopold”改为“Cleopold”，因此造成了一个残忍的诙谐。这一诙谐无疑是凝缩作用的产物，它仅用一个字母便确保了一个令人讨厌的隐喻的鲜活——一般说来专有名词很容易成为这种诙谐技巧的牺牲品。维也纳有两个名叫“Salinger”的兄弟，其中一个是“B?rsensensal”（证券经纪人，Sensal=经纪人），这为人们称他为“Sensalinger”提供了把柄。与此同时，人们给他的兄弟取了一个难听的名字“Scheusalinger”，1366以与哥哥区别开来。这样做很方便，也的确能造成诙谐；我无法说这样做是否公正，然而，诙谐一般不对此进行过多的考究。

我还听说过下述的有关凝缩作用的诙谐。一个迄今一直在国外过着放荡生活的年轻人，在离开此地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回来拜访他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很惊讶地看到来访者手上戴了一只“Ehering”（结婚戒指）。“什么？”他大喊道，“你结婚了吗？”“是的，”来访者答道，“Trauring，但却是真的。”1367这是一个绝妙的诙谐。“Trauring”这个词兼有两个成分：变成“Trauring”的“Ehering”与句子“trauring, aber wahr”（悲伤，但却是真的）。这一合成词像“famillion?r”一样，不难理解，也是一种不存在的结构，然而却是一个与其所代表的两个成分中的一个完全重叠的结构。这一事实并没有妨碍诙谐效果的发挥。

在与人对话的过程中，我自己也曾不自觉地为一个非常类似于“famillion?r”的诙谐提供了素材。我向一位女士谈起一位受到不公正冷遇的科学家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噢，”她说，“这个人应得一块monument（纪念碑）。”“或许有一天他会得到，”我说，“但momentan（目前）他成就太少。”“monument”是“momentan”的反义词。该女士继续合并二者：“好吧，让我们祝愿他取得一项monumentan1368的成就。”

我还有几个外文的例子，1369它们得自布里尔（A.Brill，1911）用英语对这一课题所做的一次精心的讨论，其机制与我们“famillion?r”的凝缩作用相同。

布里尔告诉我们，英国作家德·奎西（De Quincey）曾经在某个地方说过，老年人倾向于陷于其“aneedotage”里。这个词是两个部分重叠的词的融合：

ANECDOTE（轶事）

DOTAGE（老年糊涂）。

布里尔还从一篇未署名的短篇故事里发现，圣诞节被说成“the alcoholidays”——一种由下列两成分构成的类似于前例的融合：

ALCOHOL（酒）

HOLIDAYS（节日）

福楼拜（Flaubert）的著名小说“Salammb?”《萨朗波》描写的是发生在古代北非迦太基（Cagthage）的故事，出版后，圣-彪维（Sainte-Beuve）基于其细节的描绘嘲笑过它，把它说成“Carthaginoiserie”：

CARTHAGINOIS（迦太基的）

CHINOISERIE（中国式装饰风格）

然而，在这组诙谐事例中，最好的一个当推奥地利的一位官员所制作的诙谐。这位官员过去从事的是重要的科学研究和社会工作，现在是国家的高级官员，由于很难找到更好的事例，我冒昧地运用了他制作的诙谐，作为研究的素材，1370事实上，他制作的所有诙谐均给我留下了同样的印象。

一天，N先生将注意力定位于一位因给一家维也纳日报写了显然是无聊乏味的系列文章而著名的作家。其文章所涉及的全是有关拿破仑一世与奥地利关系的芝麻小事。N先生一听到别人提起该作家的名字，立即就问道：“草率处理拿破仑家世（Napoleonids）故事的不正是这位‘roter Fadian’1371吗？”

欲探明这一诙谐的技巧，我们需要使用还原法（the process of reduction）1372。此法处理该诙谐的途径是，改变其表达方式，介绍其原有的全部含义。这些含义从一个好的诙谐中是能够推论出来的。N先生所做的关于“roter Fadian”的诙谐出自两个成分——一个是对作家的贬低性判断；另一个则是对一个著名的明喻的回忆，歌德（Goethe）曾运用该明喻介绍了“Wahlverwandtschaften”1373之《来自奥蒂莉厄的日记》的引申含义。不怀好意的批评可能会这样说：“所以，这就是那个除了写出拿破仑在奥地利的烦人故事外，再也写不出任何东西的人！”这种表达一点也不诙谐。歌德的那个漂亮的类比也是如此，也肯定不能引我们发笑。只有当两个成分被置于相互关联之中，并服从于凝缩（condensation）和融合（fusion）的特殊过程时，才会出现诙谐——而且是第一流的诙谐。1374

把在“Wahlverwandtschaften”中的巧妙类比和对烦人的历史学家的贬损性判断连结起来，比在其他类似的例子中来得更不简单（由于种种原因，我还不能使其明白易懂）。我将试图以下述建构来表征可能是事件的实际过程的东西。首先，这些故事中经常复现的同一主题的元素，可能唤醒了N先生对“wahlver-wandtschaften”中那一非常熟悉的段落的模糊回忆，这一段落常被人错误地引用：“它像一根‘roter Faden’（鲜红的丝线）一样发挥作用。”类比物“roter Faden”现在对第一个句子的表达发生了矫正性的影响。随机出现的结果是，使人受辱的情景也就变成了rot（红的）——也就是说有了红色的头发。于是，N先生的批评就转换为：“所以，正是那个红头发的人写了有关拿破仑的烦人故事！”至此，导致两个片断凝缩的过程开始了。其压力也因此在成分“rot”的类似物中获得了第一个支点。在这一压力的作用下，“boring”（枯燥乏味的）被吸收到“Faden（线）”中，进而转换为“Fad”（单调乏味的）；随后，这两个成分得以融为一体，成为该诙谐的实际表达。在这种情况下，该表达中的引语享有着较那个贬低性判断更大的分量，理所当然从一开始就单独出现。

So it is that red person who writes this fade stuff about N[apolean].

The red Faden that runs through

everything.

‘Is not that the red Fadian that run through the story of the N（apoleonids）？’

在其后一章里，当我开始基于某种观点而非纯粹的形式分析这一诙谐时，我将为上述说明添加一个正当的理由，同时也做出一定的校正。然而，无论上述说明还有什么其他令人怀疑之处，毋庸置疑的是，凝缩过程确实发生了。一方面，凝缩过程的结果再度表现为相当数量的缩写词。然而，另一方面，其所形成的已不再是一个明显的合成词，而是它的两个成分的构成物的一种相互渗透。的确，“roter Fadian”有可能仅仅作为一个滥用词而存在，但在我们的例子中，它肯定是凝缩过程的结果。

至此，如果读者对某种未能解释诙谐快乐的来源而威胁要破坏他对诙谐的欣赏的研究方法感到愤慨的话，那么，我应该恳请他暂时放耐心点。目前我们所处理的仅仅是诙谐的技巧；如果我们将这一问题钻研得相当深入，我们就有望获得很多新的成果。

最后一例的分析，已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其他的例子中，如果我们又碰到这种凝缩过程，我们就会发现，由于某种东西被压抑的替代词可能不是一种复合结构，而是其表达形式的某种其他转换，从N先生的另一个诙谐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替代词的这种其他形式可能是什么。

“I drove with him tête-à-bête”（我正与他tête-à-bête驱车前进）1375这一诙谐已被还原得不能再还原了。显然，它的意思只能是：“我与X tête-à-bête（面对面地）驱车前进，X是一头蠢驴。”

上面的这两句话没有一句是诙谐。我们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我与那头蠢驴X面对面地驱车前进，”然而这也不是诙谐。只是省去“蠢驴”二字，并将一个“tête”中的“t”转换成“b”1376使之作为蠢驴的替代词，诙谐才会出现。伴随这一微小的变更，被压抑的“蠢驴”又再次得到了表达。这组诙谐的技巧可称为“伴随着微小变更的凝缩”。或许还可设想，这种变更愈小，1377诙谐就愈好。

另一种诙谐的技巧尽管有其复杂性，却与上一诙谐类似。在谈论一个在某些方面应当受到表扬，而在很多方面应当受到批评的人时，N先生说：“是的，虚荣是他四个阿基里斯脚踵中的一个。”1378这句话的微小变更在于这样的事实，在这里，主人公应该拥有的不是一只阿基里斯的脚踵，而是四只。问题出现了。四只脚踵——只有动物（ass）1379才有四只脚踵。因此，在诙谐中被凝缩的两个思想就可以这样表达：“如果没有虚荣心，Y是一个杰出的人，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喜欢他——他是一头动物而不是一个人”。1380

在一个家庭圈子的对话中，我碰巧听到过一个与上面的诙谐类似但又比较简单的诙谐。兄弟俩都在学校读书，其中的一个成绩优异，另一个成绩一般。碰巧有一次那个模范生退步了，母亲谈及这个问题时，面显关切，担心这件事也许意味着她儿子的无休止的堕落的开端。一直生活在他兄弟阴影下的另一个男孩很快抓住这个机会说：“是的，卡尔正用四条腿往后退。”

这句话的变更在于，在他也认为其兄弟正在退步的自信中，有一个简短的增补成分。但这种变更却表达并取代了他为袒护自己而做的那种激昂的辩解：“你绝不该仅仅因为他在学校成绩好，就认为他比我聪明得多。毕竟他只是一头蠢驴——也就是说，比我还蠢得多。”

N先生的另一个非常著名的诙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简单明了的伴随着微小更改的凝缩的例子。他评论一位从事公务的要人时说：“He has a great future behind him.”（他身后前途无量）此诙谐所涉及的那个人相当年轻，他的家族、教养和个人素质似乎已注定他将来要做某个大政党的领袖，并进入政府担任首脑。但时代变了；该政党也变得不孚民望。显而易见，这位曾注定要做领袖的人物也将一事无成。所以取代这一诙谐的最简洁的还原1381应是这样的句子：“The man has had a great future before him, but he has it no longer.”（这个人前途无量，但他不会再有了。）作者除去掉了“had”（已经）和第二个从句外，对主句仅做了微小的修改，即将“before”（生前）变成了反义词“behind”（身后）。1382

在一个有关一位绅士的诙谐中，N先生几乎运用了同样的变更技巧。该绅士仅由于拥有做过农场主的资格而当上了农业部长，公众舆论有机会发现他是担任此公职的最无能的人，当他辞去公职，解甲归田时，N先生说起过他：“像辛辛纳图斯一样，他已回到了他的犁前。”

然而，这位也是从乡下应召来到办公室的罗马人，回到的是他的犁后。无论那时还是现在，走到犁前的只能是——an ox1383（一头公牛）。

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成功的伴随有微小变更的凝缩的例子。他写道，一本黄色刊物的记者去过巴尔干半岛的一个国家旅行，其所乘坐的是“Orienterpresszug”1384无疑，这一词合并了两个其他的词：Orientexpresszug（东方快车）和Expressung（敲诈，勒索）。由于上下文关系，“Erpressung”这个成分只能作为变更了的“Orientex-presszug”出现——动词“旅行”所需要的一个单词。这一假借印刷错误所引起的诙谐，还引起了我们对其他问题的兴趣。1385

与此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我以为，我们无须添加新的例子，以便使我们能清楚地把握这第二组凝缩——伴随着变更的凝缩的技巧特征。如果我们把第二组凝缩和第一组凝缩，即伴随着合成词的形成的凝缩做一番比较，我们马上就会看出二者的差异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它们之间的转化也是经常的。无论合成词的形成还是变更，均可纳入替代词的形成这一概念之内；同时如果我们愿意，我们还可以把合成词的形成说成是用第二个成分对基本单词的变更。

（二）

不过，我们的叙述可以在此做第一次暂停，看看我们的第一个研究结果与我们从这一课题的文献中所了解到的哪些因素有着完全或部分的重合。很明显，答案是让·保罗称为“妙语之魂”的那个简洁因素。但简洁本身并不构成诙谐，否则任何简洁的表达都成诙谐了。诙谐的简洁必须是一种特别的简洁。我们还记忆犹新，李普斯一直都在试图更准确地描述诙谐的这种特殊的简洁性。现在，我们的研究已揭示并阐明了诙谐的简洁乃是一个特殊过程的产物，该过程在诙谐的措词上留下了第二个痕迹——一个替代词的形成。但是通过运用旨在消除这一特殊的凝缩过程的还原法，我们也发现，诙谐完全依赖于通过凝缩过程构建的言语表达。当然，我们现在的全部兴趣都转移到了这种特殊的、但迄今几乎还没有被考察过的过程上。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理解，这一过程究竟怎样发生了诙谐中所有有价值的东西，产生了诙谐所带给我们的乐趣。

在其他领域的心理事件里，我们是否已经了解到和我们在此称为诙谐技巧相似的那些过程了呢？我们发现，在一个独特的，显然也是很遥远的领域里存在着这些过程。在1900年，我出版了一本书，就像其标题《释梦》所表明的那样，它试图阐明梦中令人费解的东西，试图将它们作为我们正常心理机能的产物来探讨。在该书中，我有机会将通常离奇的“显梦”（manifest content of the dream）与完全合乎逻辑的、作为梦源的“隐梦”（1atent dream-thoughts）进行比较；进而研究了从隐梦到显梦的转换过程，以及介入这一转换过程的精神力量。我将所有这样的转换过程称为“梦的工作”（dream-work）；而把凝缩过程描述为梦的工作的一部分。我发现，在梦中出现的凝缩过程与在诙谐技巧中发现的凝缩过程极为类似——二者均导致了简缩（abbreviation），并产生了具有同样特点的替代形成（substitute-formations）。回忆自己做过的梦，我们每个人都会熟悉梦中显现的人与物的复合结构。1386的确，梦甚至用言语建构它们，然后通过分析，这些复合结构能被解剖。（例如，“Autodidask er”=“Autodidakt”+“Lasker”。）1387在其他场合——事实上更经常——梦的凝缩工作所产生的不是复合结构，而是除了另一种资源——变更，也就是像N先生诙谐那样的变更——所导致的增补或改变以外，还产生了完全类似于某物或某人的心理图像。毋庸置疑，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所面对的是同样的心理过程，根据其完全相同的结果，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识别出来。将诙谐技巧与梦的工作进行如此意义深远的类比，无疑增进了我们对诙谐技巧的兴趣，使我们得以期望，比较诙谐与梦将有助于对诙谐的了解。不过，我们暂不进行这项工作，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迄今我们仅考察了为数非常有限的诙谐技巧，我们还不能确定导引我们行动的类比建议是否拥有实际的价值。因此，我们将撇开诙谐与梦的比较问题，回到诙谐技巧的研究上去。在这里，我们对这一研究先不收尾，以后我们或许会继续进行诙谐与梦的这一比较研究。

（三）

我们首先想要了解的是，伴有替代形成的凝缩过程，是否可以在每一诙谐中得到发现，是否因此可将其视为诙谐技巧的一个普遍特征。

在此，我回想起一个我在特定情境下听到后一直无法忘怀的诙谐。我年轻时曾碰到一位很好的老师，我们都以为他不能欣赏诙谐，也从未听他讲过一个诙谐。一天，他笑着走进学校，急不可耐地向我们说起他何以如此开心：“我刚读了一个很不错的诙谐，”他说，“一位年轻人被引荐进了巴黎的一个沙龙。他是伟大的让·雅克·卢梭Jean-Jacgues Rousseau的一位亲戚，他的名字也叫卢梭。另外，他有一头红发。但是，他的行为举止非常笨拙、呆板，因此，女主人一脸不快地向引荐他的那位绅士发牢骚道：‘你使我认识了一位roux et sot，1388但不是Rousseau。’”讲到这里，我的老师又一次忍俊不禁。

用权威的术语来讲，这一诙谐可归入“语音诙谐”（Sound-joke）1389范畴，且属较拙劣的一类，其所玩弄的是一个专有名字——例如，像《华伦斯坦的营地》这部著作中嘉布遣修士的布道中的诙谐一样，众所周知，后者是亚伯拉罕·圣·克拉拉（Abraham a Santa Clara）风格的模仿：

L?sst sich nennen den Wallenstein

ja freilich ist er uns allen ein stein

des Anstosses und ?rgernisses.1390

但这一诙谐的技巧是什么呢？我们马上就可发现，在首先出现的这一新场合，并不存在我们期望能够得到的普遍证实的那一特点（即伴随有替代形成的凝缩过程）。这里既没有省略，也几乎没有缩写词。该女士在诙谐中几乎一览无余地袒露了她思想的全部。你让我期待着会见一位让·雅克·卢梭的亲戚——可能是一个精神上的亲戚——没想到，他竟是一位红头发的傻小子：一个‘roux et sot’。我确实做了些改动，但这种还原的尝试并没有消除诙谐。诙谐存在并附丽于语词ROUSSEAU/ROUX SOT发音的同一性中。由此可见，伴有替代形成的凝缩过程在这一诙谐产生的过程中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技巧吗？还原新尝试使我相信，如果不用另一个词替代“Rousseau”这一名字，诙谐便难以出现。比如，假设我们以“Racine”（拉辛）代之，该女士的斥责仍像以前一样能表达出来，却再也找不到一丝诙谐的痕迹。现在我已知道我应该在什么地方寻找这一诙谐的技巧，虽然我仍犹豫是否该对它进行系统的阐述。我将试着阐述一下：这一诙谐的技巧在于，同一词——那个名字——以两种方式被使用了：一次是整体的使用；一次被分割成像字谜游戏一样的不相干的音节。

我还能举出几个技巧完全相同的例子。

据说，一位意大利贵夫人1391在报复拿破仑一世向她说的一句不得体的话时，曾运用一个词的双关技巧制作了一个诙谐。在一次宫廷舞会上，拿破仑一世指着她的同胞对她说：“所有的意大利人都跳得这么糟糕！”她很快回敬了一句：“不是所有的意大利人，而是”buona parte“布里尔，1911）1392

当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Antigone）在柏林一度上演时，评论家抱怨该戏缺乏适宜的古代风韵。柏林的才子用下面的话将该评论据为己有：“Antik1393？噢，没有。”费舍尔（1846～1857）第1卷，第429页，和费舍，1889[第75页]。

类似的肢解音节的诙谐在医学界随处可见。如果有人问一位年轻的病人他是否手淫过，回答肯定是“O na nie！”1394

在上述三个足以说明问题的诙谐例子中1395，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诙谐技巧：在每一个例子中一个名字被用了两次，一次是作为整体，一次则被分解成孤立的音节。在后一种情况下，原来的那个专有名词便有了另外的含义。1396

同一语词的多重使用，一次作为整体，一次被分解为不同的音节，是我们遇到的不同于凝缩的技巧的第一个例子。但只要稍加思考，从向我们涌来的大量例子中，我们就应该相信，很难把新发现的技巧局限于这种单一的方法之内，存在着大量的可能的方法——到底有多少很难猜出——在这些方法中，同一语词或同一言语材料在一个句子中就可能会有多种用法。所有这些可能性均能看做诙谐制作的技巧吗？似乎确实如此。接下来的这些诙谐事例将证明这一点。

首先，我们可取同样的言语材料，仅在其“排列方式”（arrangement）上做出某种改变。这种改变越小——我们对同样的语词表达不同的含义的印象就越深——该诙谐在技巧上就越好。

“X夫妇过着称心如意的日子。一些人认为，丈夫已赚了很多钱，所以他能够存下一点（sich etwas zurückgelegt）；另一些人仍然认为妻子能放松一点（sichetwas zurtickgelegt），所以她能赚回很多。”1397

多么巧妙的诙谐呀！效果的获得竟只用了如此简捷的方法！“赚了很多——存下一点（sich etwas zurükgelegt）；放松一点（sich etwas zurtickgelegt）——赚了很多。”仅仅颠倒了这两个词组，就把人们对丈夫的说法和对妻子的暗示分开来了。顺便说一下，该诙谐的全部技巧并不限于此（见原文第40、75页）。1398

如果我们扩展“同一材料的多重运用”的含义，使之适于这样的案例：诙谐赖以寄身的那个词（那些词）第一次出现时不予更改，第二次出现时才予以微小的变更，那么，诙谐的这一技巧就能进入一个广泛的游戏领域。在此，可以N先生的另一个诙谐为例：

他听到一位犹太出身的绅士说了句对犹太人的民族性格充满恶意的话：“霍夫纳特先生，”他说，“你的antesemitism（亲犹太倾向）我是清楚的，你的antisemitism（反犹太倾向）我以前是不知道的。”

此处仅改变了一个字母，在随随便便的对话中，人们几乎不会觉察这一变更。这一例子使我们回想起了N先生的其他变更性诙谐[第25页以下]，但不同之处在于，此处缺乏凝缩；不得不说的东西在诙谐本身中说出来了。“我知道早些时候你自己就是犹太人，所以，我对你竟然会讲犹太人的坏话感到吃惊。”1399

这种变更性诙谐的一个极好的案例是那句众所周知的感叹：“Traduttore-Traditore！”1400这两个词非常相像，几乎成了同一个词。这就给人留下一种极为强烈的印象：一名翻译不可避免的走向违背原文的“犯罪”道路。1401

在诸如此类的诙谐中，微小变更的可能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几乎没有完全类似的诙谐。

这里还有一个据说产生于法学考试期间的诙谐。考生必须翻译《法令大全》中的一段文字“Labeo ait……I fall, says he”[labeo，啊……我堕落了，他说。you fail, say I“我说，你考试不及格）主考官回答道，考试便结束了。1402任何一位将伟大的法学家的名字误解为动词形式，进而回答错了的考生，毫无疑问会名落孙山。但这一诙谐的技巧还在于这样的事实：主考官几乎是运用证明考生无知的同样语词来宣布他的惩罚。更有甚者，此诙谐是”敏捷的妙语应答（ready repartee）的事例，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种技巧与我们在此所例证的技巧是大同小异的。

语词是一种可塑性很强的材料，人们可将它塑造成任何形式。有些词在一定的语义联系中失去了它本来的全部含义，但在另一些语义联系中又能恢复其本来面目。利希腾贝格在他的一个诙谐中对语义环境进行了精心设计，在这一环境中，一些语义含糊的语词又重新获得了它们的全部含义：

“How are you getting along？”1403（你现在过得怎样？）一个盲人问一个瘸子。“就像你所看见的那样。”瘸子回敬道。

在德文中，有一些词可根据其含义的“丰满”与否理解为一种不同的含义，的确，不止一种含义。因为同一个词干可以派生出两个不同的单词，一个意义丰满，一个则成了意义苍白的音节或后缀。然而，二者的发音完全一致。意义丰满的单词和意义苍白的音节在发音上的一致性可能是偶然的。在这两种情况下，诙谐技巧均能利用在语言材料中流行的那些条件。

例如，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提供的一个诙谐便是使用了这些技巧1404的真实例证，因而它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重要的。“Eifersucht（忌妒）is a Leidenschaft（情感）which mit Eifer sucht（急切地寻找）What Leiden schafft（引起痛苦）”（忌妒是一种情感，它急切地寻找引起痛苦的东西。）

不可否认，这个例子是一种诙谐，虽然其效果并不特别明显。大量的因素在这里并不存在，它们就可能误导我们对其他诙谐进行分析。其措辞所表达的思想毫无价值；其所提供的忌妒定义无论如何难以令人苟同。不存在“无意义中的意义”，也找不到“暗含意义”或“困惑与启示”的任何踪迹。费尽心机，也难觅“观念的对比”：存在于语词间的对比及其含义踏破铁鞋方能得来。它没有缩略的迹象；相反，却给人留下一种冗长的印象。然而却是一个诙谐，甚至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诙谐。同时，它的唯一明显的特点就在于，缺乏下述事实诙谐就会消失。这一事实是，在此同样的语词得到了多种不同的用法。于是，我们便可确定是把这种诙谐纳入那种先把语词作为整体使用、随后将语词分解为不同音节的诙谐子类（Sab-Class）（例如，卢梭或安提戈涅），还是将它纳入那种由其言语成分的含义丰富与否所产生的多重运用的另一子类。除此之外，从诙谐技巧的角度看，只有另一个因素值得注意。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种不平常的既成事态：出现了一种“统一化”（unification），因为“Eifersucht（忌妒）”的定义是用它自己的名字——亦即它自己来界定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也是一种诙谐的技巧。所以，这两个因素本身就足以给诙谐的特点做出一个表达。

如果我们现在继续研究同一语词“多重运用”形式之变化的话，我们马上就会注意到，在我们面前有许多“双重含义”（double meaning）或语词玩弄（play upon words）的案例——长期以来受到人们普遍了解并承认为诙谐技巧的形式。那么，既然我们同样能从最浅显的诙谐论文里搜集许多现成的例子，为何还绞尽脑汁去发掘某些新玩意儿呢？一开始，我们只能这样自圆其说，我们现在讨论的仍然是语言表达的同一现象的另一侧面。权威们所揭示的作为一种“游戏”的诙谐的特点已被我们归类到“多重运用”的标题下面。

还有很多“多重使用”的例子，可纳入“双关含义”名下，作为一个新的第三组。这些例子也很容易分出一些子类。当然，这些子类的区分不是截然的，正如我们不能把作为整体的第三类与第二类截然分割一样。我们发现：

（a）由名字及由其表示的“某一事物”构成的双重含义。例如，将自己从我们的营地里发射出去，Pistol！1405（莎士比亚，[H.亨利四世第二幕，第四场]）

“Hof（求婚的）多于‘Freiung’（结婚的）！”一个谈吐风趣的维也纳人就许多貌美的姑娘多年来为人倾慕却永远找不到一位情投意合的丈夫而感叹道。其中，“Hof”和“Freiung”也是维也纳市中心两个相邻的广场的名字。

在汉堡，当权的不仅不是恶棍麦克佩斯，而是“Banko”（既指人名，又指银行里的钱）。（海涅[Schnabelewopski]第三章）

当一个名字无法未经改变就加以使用（我们也许应该说是“误用”）时，我们可以通过运用我们所熟悉的微小变更从中找出双重含义：

有人问道，在过去的时间里，“为什么法国拒绝了‘Lohengrin’？”“为了‘Elsa’（Elsass，阿尔萨斯）的缘故。”

（b）由语词的字面意义和隐喻意义产生的双重含义。对诙谐技巧而言，此乃最富有的资源之一。我仅引用一个例子：

一位以诙谐著称的医生朋友有一次对剧作家阿瑟·施尼茨勒1406说：“我对你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一点也不感到意外，毕竟你父亲hold a mirror up to his comtemporaries。”（用一面镜子照遍了他的同时代人。）剧作家的父亲，著名的施尼茨勒大夫使用的是一面喉镜。1407《哈姆雷特》中一句著名的台词告诉我们，戏剧的目的，同时也是剧作家创作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to hold the mirror up to the nature）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第三幕第二场）。

（c）双重意义本身或文字游戏。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多重使用”的一个理想案例。此处不存在对语词的曲解；没有将语词分解成独立的音节；亦未将语词从其所属的领域（如专有名词领域）转换到另一个领域。语词及其在句子中的位置一点没有改变，只是由于特定的有利情境，它能同时表达两种不同的含义。

此类例子很多，我们几乎可以随手拈来：

拿破仑三世夺取政权之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查抄奥尔良家族的财产。针对此事，当时流行着一句绝妙的双关语：“Cest le premier vol de laigle.”（此乃雄鹰的第一次vol。）其中“vol”既有“飞翔”之意，又有“盗取”之意。[费舍所引用，1889，第80页]

路易十五想验证他的一位大臣是否拥有如人们所说的机智才能，刚等到有这样的机会，他就命令该大臣制造一个应以他，即国王为sujet（主题）的诙谐。该大臣立即做出了一个聪明的回答，“Le roi nest pas sujet”[国王不是一个“subject”（主题；臣民）。转引自费舍，1889，第80页。]

当一名医生离开一位女士的病床时，他摇着头对女士的丈夫说道：“我不喜欢她的looks（脸色）。”丈夫连忙表示同意：“很久以来我就不喜欢她的looks（容貌）。”

医生指的自然是女士的病情。然而医生用来表达对病人的关切的话，却被该丈夫理解为他的婚姻令人生厌的一种证实。

海涅在谈到一部讽刺性喜剧时说道：“This satire would not have been so biting if its author had had more to bite.”（假如其作者有更多的东西可bite[讽刺]的话，那么，该讽刺作品就不会如此“biting”[辛辣]了。）这一诙谐与其说是一个文字游戏本身的例子，不如说是一个比喻与文字双重语义的例子。但此处做出这一明确的区分，能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呢？

权威们（海曼斯和李普斯）还以一种晦涩难懂的形式为我们讲述了另一个很不错的文字游戏的例子1408。不久前，我在一部诙谐集里偶尔发现了该轶事的正确译本和背景。除了这点外，这部集子，再无其他任何用处了。1409

“一天，萨斐和罗特希尔德相见了，他们聊了一会儿后，萨斐说：‘喂，罗特希尔德，我的钱已快用完了，你也许可以借给我100达克登。’‘噢，没问题，’罗特希尔德说，‘对我来说，这不成问题——但条件是你得讲个笑话。’‘对我来说这也不成问题，’萨斐回答道。‘好，那么，明天你到我办公室来吧。’萨斐第二天准时出现在办公室。‘噢，’罗特希尔德看到萨斐进来，便说，‘Sie kommenum Ihre 100 Dukaten.’（你是为你的100达克登而来的。）‘不，’萨斐答道，‘Sie kommen um Ihre 100 Dukaten.’（你将失去100达克登。）因为，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我将不想把钱还给你。”1410

“这些雕像vorstellen[象征（代表）或者表达]什么意思？”一位初来乍到柏林的陌生人在公共广场看到一排纪念碑时间一位当地人。“噢，”回答是“要么是他们的左腿，要么是他们的右腿。”1411

“此刻，我回想不起所有学生的名字（names），即便是一些教授们至今也没有什么名望（name）。”（海涅《哈尔茨山游记》）

“如果我们此时把另一个有关教授的著名的诙谐加进来，也许在特征区别方面，会给我们提供另一个练习的机会。普通（ordentlich）教授与杰出（ausserordentlich）1412教授之间的区别是普通教授没有做出惊人之举；而杰出的教授又做不来普通的事。当然，这是‘ordentlich’（普通的）和‘ausserordentlich’（非凡的、惊人的）这两个词意义上的玩弄，即一方面ordo（权力机构）‘之内’与‘之外’，另一方面是‘效率的’和‘杰出的’。但是，我们所提到的这个诙谐和另外其他的诙谐之间的雷同，使我们注意到，在这里‘多重使用’（multiple use）比‘双重含义’（double meaning）更为引人注目。在整个句子中，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连续不断反复出现的ordentlich（普通的）。有时是这么一种形式出现，有时则被修饰后具有了否定的含义”[参阅第33页]。另外，借助于本身的措辞又获得了给一个概念下定义的技法（参见“Eifersucht”（忌妒）一例），或者更明确地说，通过相互利用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后，又获得了给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即使只是否定地）下定义的技法。最后，“统一化”（unification）的这一面也能在此得以强调——在陈述的各成分之间能推导出一种比一个人有权从其本质所预期得到的更为密切的关系。

“教区助理1413Sch[?fer]（舍费尔）与我打招呼时就如同我的同事，因为他也是一位作家，而且在其半年的写作生涯中经常提及我。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引用（cited）1414我的话。如果他在我家找不到我，他总是很友好地把溢美之词（citaton）用粉笔写在我的书房门上。”（海涅《哈尔茨山游记》）“丹尼尔·斯比泽在《维也纳漫步者》（Wiener Spaziegf?nge）一书中，对（普法战争后）突然发生的投机买卖这样一种极为盛行的爆发式的社会势态做过一番简明扼要、切中时弊的传记体式的描述，这种描写无疑也是一种妙趣横生的诙谐。‘Iron front-Iron cash box-Iron Crown’（钢铁防线——钢铁钱箱——钢铁王冠）1415（最后一个词是一个带有高贵职衔的阶层）。该诙谐是‘统一化’的一个极好事例。每样东西可都是钢铁制成的！相互并不呈鲜明对照的形容词‘iron’的多重意思，使这种‘多重运用’（mutiple-use）成为可能。”

文字游戏的另一事例使我们更易于进一步对一种新的双重含义（double meaning）的亚类进行转换。在上面已提到过的那位爱开玩笑的医生同事，要对德勒福斯1416讼案时的那个诙谐承担责任：“This girl reminds me of Dreyfus.The army doesnt believe in her innocence.”（这位姑娘使我想起了德勒福斯。军队并不相信她的贞洁。）

这个诙谐是建立在“innocent”这个词的双重含义上的。这个词在一定的语境中是作为“过失”或“罪行”的反义词使用的；但在另外的语境中却有“性关系”的含义，其反义词是性经验。现在，这种双重含义的例子是很多的，在所有这些例子中，诙谐的效果特别要依赖于性的意义。对这类诙谐我们可称之为：“语义双关（double entendre[Zweideutigkeit]）。”

这种含义双关的例子中极出色的一个便是已提到过的斯比泽的那个诙谐：“一些人以为丈夫赚了很多钱，所以他能存一点了（sich etwas zurückgelegt），另一些人又认为妻子能放松一点（sich etwas zurückgelegt），所以她能赚回很多钱。”

如果把这种伴随有语义双关的双重含义（double meaning accompanied by double entendre）的例子与其他的例子做一番对比，从技巧角度来看，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便渐趋明显了。在“innocence”这个诙谐中，这个词的意思与另一个词的意思同样可以使我们理解；我们很难确定是其性的含义还是非性的含义更常用和更普遍。但斯比泽的例子则完全不同，在这个例子中，“Sich etwas zurückgelegt”这句话的含义才昭然若揭。而它们的性的含义却被掩盖和隐藏着，甚至可以完全逃脱无猜忌之人的注意。这里还有一个与此截然不同的双重含义的例子，其中没有任何掩盖性的意义的企图。比如，海涅对一位讨好别人的女士的性格描写道：“除了她的水分，她再也不能撒出（abschlagen）1417任何东西。”这句话听起来像一段淫秽的话，几乎不会给人以诙谐的印象。然而，在双重含义，那两种意思同样不明显的情况下，这种独特性也能在没有性的含义的诙谐中表现出来——不管是因为一种意思比另一种意思更常用，还是因为与句子其他部分的关系而被推到了最重要的位置。（比如：C‘est le premier vol de l’aigle，这是“鹰的第一次飞翔的例子”。）我建议将所有这些都称之为“带有隐喻的双重含义”。

（四）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了解了许多不同的诙谐技巧。因担心我们有把握不住它们的危险，所以让我们先大致概括一下：

Ⅰ.凝缩

（a）伴有合成词形成的凝缩。

（b）变更性凝缩。

Ⅱ.同一材料的多重运用

（c）整词使用和部分使用。

（d）在不同词序中的运用。

（e）伴有微小变更的运用。

（f）同一语词的丰满性和空洞性。

Ⅲ.双重含义

（g）名字含义和事物含义。

（h）隐喻含义和字面含义。

（i）双重含义本身（文字游戏）。

（j）（含有猥亵含义的）双关语。

（k）带有隐喻的双重含义。

技巧上的多样性和多变性会引起一定的混乱，因为我们已经花费了很多的时间来考察诙谐的技巧方法，所以落到如此境地会使我们感到恼火。这也许还会使我们对是否过高地估计了作为发现诙谐的基本本质的方法的重要性产生怀疑。但这种方便的猜测碰到了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即如果我们在表达时摒弃了对这些技巧的操作，诙谐就会荡然无存！尽管如此，我们还必须在这种多样性中寻找其一致性。唯有如此，方能将这些技巧归结到一个标题之下。正如我们以前讲过的那样，把第二组和第三组技巧联合起来并非异想天开，因为双重含义（文字游戏）的确是同一材料的多重使用的理想的案例。很显然，在这些案例中，同一材料多重使用是一种范围更广的概念。分成独立音节、对同一材料的重新组合和伴有微小变更的多重运用等所有的例子（e, d和e）——尽管有一定的困难——却可以归纳到双重含义这一概念之中。但是第一组（伴随着替代形成的凝缩）的技巧与其他两类（同一材料的多重运用）的技巧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共同之处呢？

我原以为它们的一致性是非常简单和明了的。同一材料的多重运用毕竟只是凝缩作用的一种特例。文字游戏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没有替代形成的凝缩。凝缩仍然是一个更为宽泛的范畴。所有这些技巧都受到压缩，抑或更确切地讲是一种节省倾向的支配。看来这纯粹是一个节省问题，用哈姆雷特的话讲：“节省，节省，霍雷旭！”

让我们检验一下在不同的例子中的节省吧。C‘est le premier vol de l’aigle，即这是鹰的第一次飞翔；但这是一次掠夺性的飞翔。幸运的是，为了这种诙谐的产生，“vol”不仅意味着“飞翔”，且又意味着“盗窃”，其间没有产生凝缩和节省吗？答案是肯定的，即它节省了第二种思想，没有留下一个替代物就消失了。“vol”一词的双重含义使得这种替代物成为累赘，或者同样可以说“vol”这个词无须增补或改变第一个句子，就包含了那个被压制想法的替代成分，这便是双重含义的优势所在。

另一个例子：“钢铁防线——钢铁钱箱——钢铁王冠”与“钢铁”无处扬威的其他相似的表达结构相比，“钢铁”一词便产生了巨大的节省效果：“借助于必要的胆识和昧着良心，要积攒大宗财产是不困难的，而一个头衔将是对做出这些贡献的一种当仁不让的奖赏。”

显然，凝缩以及随之而来的节省的确存在于这些例子中。但是，我们还将证明这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如此。在诸如：“卢梭——红头发傻小子或安提戈涅”——“古代风韵这类诙谐中，节省隐藏在何处呢？”“噢，没有”。这类诙谐中，我们首先注意到了凝缩作用的缺失，当我们提出同一材料的多重使用这种技巧时，我们的主要动机何在呢？的确，凝缩作用在这些事例中是无用武之地的；不过，假如我们借用节省这一更广泛的概念；就毫无困难可言了。要想指出在卢梭和安提戈涅等例中我们所省掉的东西，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们给自己省去了进行评论、做出判断的麻烦，这两种情况都已包含在其名字本身之中了。在“Leidensehaft-Eifersucht（情感忌妒）”这个例子中，我们免去了建构定义的劳作之苦：“Eifersucht（忌妒），Leidenschaft”（情感）——“Eifer sucht”（急切寻找），“Leiden schaft”（引起痛苦）。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加上连接词，我们的定义便轻而易举地畅行了。我们已经分析过的其他例子，情况大同小异。像在萨斐的语词玩弄“Sie kommen um Ihre 100 Dukaten”（你是为你的100达克登而来的，或你将失去100达克登）中，尽管节省得不多，但无论如何，还是节省了一个回答句的新措辞：提问的语词；也同样可用于回答问题。虽然节省只有一点点，但诙谐也正好存在于其中。在问题和回答中，多重运用相同的语词无疑是一种“节省”。请注意哈姆雷特是如何描述他父亲的死和他母亲的再婚这两件神速地连续发生的事件的：

葬礼中剩下来的残羹冷炙，

正好宴请婚筵上的宾客。（第一幕，第二场）

但是，在我们承认“节省趋向”（tendency to economy）是诙谐技巧的最一般的特性之前，在我们探问它源于何处、意义何在以及诙谐何以带来快意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接受一种合情合理的疑虑。或许每一种诙谐技巧在表达时都显示出一种节省的倾向。但此种关系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并不是表述中的每一种节省或缩写都是一种诙谐。当我们在过去仍然希望从每一个诙谐中寻找凝缩时，我们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对此表示过正确的异议，认为精练的话语并不足以构成诙谐。因此，诙谐的特点所依赖的一定是一种特殊的缩写或特殊的节省；因为我们对这种特殊性的本质知之甚少，所以，只有当我们发现诙谐技巧中的普遍因素后，我们才更接近于对问题的解答。此外，我们有勇气承认诙谐技巧所做出的节省并没有给我们造成多深的印象，这种节省使我们油然想起，许多家庭主妇因为某个市场的蔬菜仅便宜几分钱，而不惜花费时间和金钱远道求购的情形。一种诙谐通过其技巧能节省些什么呢？它为何不把几个不用费力便能拼在一起的生词拼凑在一起，而偏自找麻烦，去寻找那种包含有两种思想的词呢？事实上，它必须常常把一种思想转换成一种不同寻常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则为第二种思想合并提供了基础。当两种思想碰巧出现，即使并不含有共同的表达方式时，要想表达它们难道不更简单、更容易、事实上更节省吗？为了节省词语表达而非保持平衡，不是要破费更多的智力劳作吗？通过它，谁被节省了？它对谁有好处呢？

如果我们将这些疑惑转移到另一个位置上去，我们就会暂时避开和摆脱掉它们。我们真的已经发现了所有形式的诙谐技巧了吗？在搜集新例子并对之进行认真分析时，还是慎重一些为好。

（五）

实际上，我们至今尚未考虑许多——或许是最大多数的诙谐。这也许是受低估了这类诙谐的观点的影响而造成的。这类诙谐是那种众所周知的Kalauer（calembourgs）[“双关语”（puns）]，1418并且是作为言语诙谐最低级形式流传下来的，很可能是因为它们“最低廉”——编创起来最省力气。事实上，它们对表达技巧的要求也最低，正如文字游戏本身对表达技巧要求最高一样。在后者，两种意思总是用同一个词来表达，因为这一缘故，这个词通常只用一次。对于双关语来说，只要表示两种意思的两个词由于结构、同韵谐音、或者共有头几个字母等的组合，或其他类似的方面有某种难以言表的类似性，就解决问题了。在《华伦斯坦的营地》1419这本书中嘉布遣修士的布道里，像这样为数众多的并不适合于“Klangwitze（语言诙谐）”的例子比比皆是：

Kümmert sich mehr um den Krug als den Krieg

Wetzt lieber den Schnabel als den Sabel，

……

Frisst den Ochsen lieber als den Oxenstirn.

Der Rheinstrom ist worden zu einem Peinstrom

Die Kl?ster sind ausgemommene Nester，

Die Bistümer sind verwandelt in Wüsttiimer.

……

Und alle die gesegneten deutschen Lander

Sind verkehrt worden in Elender.1420

诙谐特别易于改变一个词里的元音。于是，赫维希（1888，第87页）记录了一位反帝国的意大利诗人，这位诗人后来被迫在六韵步诗行组成的诗中赞美一位德国皇帝：Since he could not exterminate the C?isaren[Caesars]，he at least eliminated the C?suren[Ecaesuras].（因为他不能消灭C?saren[恺撒]；他至少略去了一行诗中间的C?suren[停顿]。）

在供我们使用的大量的双关语中，举出一个真正拙劣的例子似乎特别有趣，看来海涅要难脱罪责了。1421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在自己的情人面前冒充“印度王子”，一天他拿掉假面具，并承认：“夫人，我欺骗了你。I have no more ever been in Kalkutta（Calcutta）than the Kalkuttenbraten（roast Calcutta fowl）what I ate for luncheon yesterday.”[我和昨天中餐吃的加尔各答烤鸡（Kalkuttenbraten）一样，并没有一直住在加尔各答（Kalkutta）。]这个诙谐的错误明显地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诙谐中两个类似的词不仅仅类似，而且还确实相同。他吃过的那只烤鸡叫做Kalkuttenbraten，因为它来自或者被人们认为是来自加尔各答。

费舍（1889，第78页）一直很注意这种形式的诙谐，并且尝试着把它们与文字游戏明确地区别开来。他说：“双关语是一种很拙劣的文字游戏。因为它不把一个词当做词，而是当成一个语音来利用。”但是，文字游戏则是“把自己从该词的语音转移到这个词的本身之中”。（出处同上，第79页）。另一方面，他把像“famillion?r”Antigone（antik？oh nee）等等这样的诙谐归入“语音诙谐”之中。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没有必要对费舍亦步亦趋。按我们的观点，在文字游戏中，单词只是这种意思或那种意思赖以栖身的语音表象（sound image）。但正是在此，语言学的使用方法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如果在处理语言时对文字游戏推崇备至，而对双关语嗤之以鼻的话，那么，这些价值的判断就似乎是由动机而非由技巧原因所决定的了。我们很值得记住那些被认定为双关语的诙谐形式。当人们兴致盎然时，能在很长时间里用双关语回答他们听到的每一句话。我的一位朋友是一位思考缜密之人，他在科学上的重大成就与此有关，所以他很为自己的这种能力而沾沾自喜。在某一场合中，他以这种方式搞得一群人屏息静气，人们对他的耐受力表示了由衷的钦佩。“是的，”他说，“我在这里耐心地注视着（auf der KaLauer）。”1422当人们最后恳求他停下来时，他表示同意，但条件是封他为“Poetd Ka-laureatus”（桂冠诗人）。不过，这两句话都是很出色的伴有合成词形成的凝缩作用的诙谐。（‘I am lying here auf der Lauer（on the look-out）for making Kalauer[rpuns].’）（“我是躺在这里专注地创作双关语。”）

总而言之，我们已能从界说双关语和文字游戏的争论中得出结论：前者无法帮助我们发现一种全新的诙谐技巧。在有双关语的情况下，假如我们放弃在不止一种意义上使用同一种材料的要求，其重点也总会落到对所熟悉的事物的重新发现和构成该双关语的两个单词之间的一致性上；所以，双关语仅仅构成这一组中的一个子类，它在真正的文字游戏本身达到了自己的顶点。

（六）

但是，还有一些诙谐，不过我们的确无法将它们的技巧归入迄今为止所考虑过的任何一组中去。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天晚上海涅参加了巴黎的一个沙龙。当时他正与剧作家、小说家苏利埃1423交谈。这时巴黎的一财政巨头走了进来，人们把他与迈克斯1424相比——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财富的缘故。很快地他便被一群人围了起来，这些人对他点头哈腰，摇尾争宠。“你瞧，”苏利埃对海涅说，“看看19世纪的人们是怎样崇拜金犊的！”海涅瞥了一下那个被崇拜者，似乎以纠正其朋友的话的口气讲道：“噢，他现在一定比金犊的年龄大一些？”（费舍，1889，第82～83页）

“这一精妙绝伦的诙谐的奥妙何在呢？”费舍认为它妙在文字游戏：“比如说，金犊这两个词既指财富又指崇拜物。在一种情况下，黄金是人们所追求的。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变成了这种动物的雕像；用一种不太恰当的话来讲，它还可以道破一种特性：有些人很有钱，但缺乏头脑。”（在上述引文中）如果我们做一个实验，把“金犊”去掉，那么诙谐同时也会立刻荡然无存。在此情况下，苏利埃可能会说：“瞧啊！那伙人仅仅因为那个呆子有钱便诚惶诚恐地麇集在他周围。”如此这般便没了诙谐的成分。海涅也只能默不作声了。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感兴趣的不是苏利埃的明喻——这也可算是一个诙谐——而是海涅的回答，他的作答要更为诙谐和风趣的多。所以我们无权乱动“金犊”这个词组：它是海涅的妙语（mot）的前提，我们的还原只能在后者中进行。如果我们把海涅的话扩展一下，那么：“噢，他现在一定比金犊的年龄大一些。”这句话只能用这样的话来取代：“噢，他不再是一头小牛犊，他已经长成一头成年公牛了。”所以，海涅的诙谐基于此；他不再取金犊一词的隐喻，而是把它作为一个人，并将之指向那个有钱人本身。其实这个双重含义在苏利埃的话里就已经有所暗示了。

还得稍等片刻！现在看起来，仿佛这种还原并没有彻底破坏海涅的诙谐，而是与之相反，它还没有触及这个诙谐的本质因素所在。照目前的情境，苏利埃会说：“瞧，19世纪的人们是怎样崇拜金犊的！”海涅回答道：“噢，他不再是只牛犊了，他已经成为一头公牛了。”用这种形式表达仍不失为一个妙趣横生的诙谐。但再想用另一种方式来还原海涅的话便不可能了。

很遗憾，这个绝妙的例子包含了如此复杂的技术条件，由于我们不能再进一步弄清楚些，所以只好先将它放下，寻找另一个我们似乎可以发现与前者有关系的例子来。

这是一个关于加利西亚犹太人厌恶洗澡的“洗澡的诙谐”。因为我们并不坚持我们所举的例子一定要温文尔雅，也不刻意去追溯其根源，而只是看它的实际效果——它们是否能逗我们发笑，能否为我们的理论兴趣服务。这两个要求正好可通过有关犹太人的诙谐得到最好的满足。

两位犹太人在澡堂附近不期而遇。其中一个问道：“Have you taken a bath？”（你已洗过澡了？）“什么？”另一个反问道：“Is there one missing？”（难道少了一个澡盆吗？）

当一个人听到一个笑话而开怀大笑时，因当时心绪极佳，不可能对笑话的技巧追根究底。所以当我们对其进行分析时，便会遇到很多困难。我们往往会说：“这是一个喜剧性的误解。”情况的确如此，但诙谐的技巧何在呢？很显然在上面的笑话中，“take”一词有两种意思，对问话者而言，“take”是一个平常的惯用动词，对答者而言，它却变成了一个意义丰富的词。现在的情况是，同一个词一会儿词义“丰满”一会儿又词义“贫乏”。如果我们用更简单的同义词“bathed”（洗过澡）来取代“taken a bath”，这个诙谐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回答也便文不对题了。所以，这一诙谐的可笑性便在于“take a bath”这一表达形式。

事实的确如此，但在这个例子中，还原似乎用错了地方。因为这个诙谐不在于问句而在于答句——即第二个问题：“What？is there one missing？”（什么，难道少了一个澡盆吗？）只要其意义不受干扰，那么不管人们如何扩展或改变，都无法剥夺答句的诙谐性。我们还有一个印象，即在第二个犹太人的答句中，对洗澡这一概念的忽视比对“take”一词的误解更显重要。不过，到此为止问题还没有弄清楚，我们还得求助于第三个例子。

这仍是一个犹太笑话。但这一次只有这个笑话的背景是犹太人的，其本质对所有的人都有意义，毫无疑问，这个例子也含有违人心愿的复杂性。但幸运的是还没有复杂到我们无法弄清楚的地步。

一个穷人在其贫困潦倒时，向一位富有的熟人借了25弗罗林，并有声有色地讲一遍他的窘迫困境。就在同一天，债主便在一家餐馆里遇见了他，在他面前放着一盘鲑鱼炒蛋黄。债主不无怨气地责怪他：“怎么？你向我借了钱，然后便自己来吃鲑鱼炒蛋黄了？你就是这样用我的钱的吗？”“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借钱人反唇相讥道：“没钱时，我无法吃上鲑鱼炒蛋黄，有了钱，我又不应该享用它，那么，如此说来，我什么时候才能吃鲑鱼炒蛋黄呢？”

在此，人们将不再能找到更多双重含义的痕迹了。甚至连“鲑鱼炒蛋黄”反复使用也不是该诙谐的技巧所在，因为这算不上是同一材料的多重使用，而是这个趣闻轶事的主题所需的同一材料的单一重复。对这一分析，我们或许会一度感到迷惑不解，有点狼狈，甚至会拒绝承认这个趣闻轶事具有诙谐的特征——尽管它使我们发笑。

那么，在这个穷人的回答中还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可供评论吗？很显然，其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的逻辑性。但就事实而言，这个回答是不合逻辑的，也是不合理的。借钱人竭力为自己用借来的钱吃美味佳肴而辩解，同时还装模作样地反问，他何时才可以吃上鲑鱼。但这显然是答非所问，债主责备他并非因为他借到钱的那一天便吃鲑鱼；而是意欲提醒他，就其目前的窘迫而言，他根本就没有权利去享受这种奢侈品。这位俏皮的穷美食家无视责备中这个唯一可能的意思，而是答非所问，仿佛他误解了这种责备似的。

这个诙谐的技巧是否在于这种回答是对责备之意的偏离呢？如果是这样，一种类似的观点变化和精神重点的转移也许可以从前面的两个例子中看出来，我们发觉它们与这个笑话如出一辙。

看哪！这一建议很容易成功，事实上也揭示了这些例子的技巧问题。苏利埃向海涅指出，19世纪的社会崇拜金犊，这如同住在荒野中的犹太人一样。海涅所应做的适当的答复似乎应当是：“是的，这就是人的本性，几千年来在这方面毫无改变。”或者诸如此类的表示赞同的话。但是，海涅用自己的方式偏离了向他提出的思想，而且，对此根本没有回答。他借题发挥利用了“金犊”一词可以从旁门左道上去理解的双重含义，抓住了这个短语中的一个词‘犊’，并煞有介事地回答：“噢，他不再是只牛犊了，等等。”1425好像苏利埃的话所强调的也正是这个词。

洗澡这则诙谐的转换更为明显，这个例子需要进行一番生动的文字描述。

第一个犹太人问：Have you taken a bath？（你洗过澡了吗？）其强调的重点在“bath”（澡）这个词上。

第二个犹太人回答时，仿佛问题为：Have you taken a bath？（你拿了一个澡盆吗？）其重点是“taken”（拿）。

重点的转移只有通过措辞“taken a bath”才成为可能，假如换成“Have you bathed？”（你洗澡了吗？）移置作用便不复存在了。那时不再诙谐的回答可能变成了：“Bathed？What do you mean？I dont know what it is.”（洗澡？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那是什么。）但这个诙谐的技巧在于重音从“bath”转到了“taken”上去了。1426

让我们再转到“鲑鱼炒蛋黄”的例子上来。因为这是一个最直截了当的转移式诙谐；其中的新东西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不同的方面。首先，我们必须先给这一例子中所发现的技巧取个名字，我建议将其称为“移置”（displacement），因为其实质在于思想序列的转移，在于心理上的重点转移到了另一个与开始不同的主题上。我们的下一个任务便是揭示移置技巧与诙谐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例子（鲑鱼炒蛋黄）向我们表明，移置式诙谐（displacement joke）在很大程度上与言语表达无关。它不依赖于语词而依赖于思想序列。只要保留了回答的意义，语词的移置将对去掉此类诙谐无济于事。只有当我们改变了思想序列，并让那位穷美食家直接回答他的诙谐中一直避而不答的责备，还原才有可能发挥作用。还原后的说法可能如此：“我抵挡不住美味的诱惑，不管从哪里搞到钱来结账，这无关紧要，现在你该清楚我为什么在借你钱的当天就在此吃鲑鱼炒蛋黄了吧。”这就不再是诙谐了，而只能算作一种挖苦嘲讽了。

将这一诙谐与另一个在意思上与之非常类似的例子比较一下，会给我们不少启示。

一位酒鬼靠在一个小镇上当私人教师聊以糊口。不过他嗜酒的毛病渐渐为人们所熟知，结果大多数学生都离他而去。一位朋友受人之托劝其改过自新：“你看，如果你戒了酒的话，你将获得本镇上最好的老师的称号，所以将酒戒掉吧！”“你认为你是什么？”他恼羞成怒地回答道，“我教书就是为了能喝上酒，我能以戒酒来换取私人教师的职位吗？”

这个诙谐装出一副我们已在“鲑鱼炒蛋黄”里注意到的符合逻辑的样子；但它已不再是一种移置式的诙谐了。此回答一览无余，隐藏在前一个诙谐中的冷嘲热讽在此被公开袒露：“对我来说，喝酒最为重要。”这个诙谐的技巧确实少得可怜，而且不能解释其作用。它仅仅在于对同一材料做了重新安排，或者更确切地讲，在于颠倒了喝酒与教书之间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一旦我的还原不再以其表达方式强调这一因素，诙谐就会消失。比如说：“这是多么愚蠢的建议！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喝酒，而不是当私人教师。毕竟当私人教师只是使我能得到更多美酒的一种手段而已。”因而，事实上这个诙谐取决于其表达方式。

在洗澡的诙谐中，诙谐对其措辞“Have you taken a bath？”的依赖是显而易见的。若改变这一措辞，诙谐便不复存在。因为在这个例子中技巧是一种更复杂的综合体——双重含义（子类别）1427和移置作用的结合。问题的措辞包含着双重含义，这个诙谐产生于这样的一个情境中：置原提问者的意思于不顾，而抓住一个与之不同的次要意思不放，因此我们能够找到一种还原，这种还原允许语词的双重含义继续存在，但破坏了诙谐，我们只有通过消除移置作用方能做到这一点。

“Have you taken a bath？”——“What do you think I‘ve taken？A bath？What’s that？”（“你洗澡了吗？”——“你认为我拿了什么？一个澡盆吗？那是什么意思？”）但这不再是诙谐了，而是一个恶意或玩笑式的夸张。

在海涅关于“金犊”的诙谐里，双重含义的确起到了完全类似的作用，它使回答能够从暗含的思想序列中转移开去。（这种转移在“鲑鱼炒蛋黄”中没有得到措辞的任何帮助便实现了。）如果假以还原，苏利埃的话和海涅的回答或许是这样的：“这里的人们仅仅因为他有钱而围在他身边的样子，使我生动地想起崇拜金犊的趣事。”海涅的回答便是：“由于他富有，人们崇拜他还不是最令我惊异的，倒是你没有看到，因为他富有，人们原谅了他的无知。”在这种情况下，双重含义将会继续保存着，而移置式诙谐将被排除。

不过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准备着会遇到一种反对意见，即认为我们企图把那些具有微妙的差异、实际上属于一个整体的东西割裂开来。难道不是每一个双重含义都为移置——为思想序列从一个意思转移到另一个意思提供了机会？难道我们准备同意“双重含义”和“移置作用”作为两种大相径庭的诙谐技巧的代表，而被供奉起来吗？在双重含义与移置作用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关系，但这与我们区分不同的诙谐技巧毫不相干。在双重含义中，诙谐除了包含一个能做解释的词之外，并不包含其他。它允许听者去发现从一种思想向另一种思想的转变——一种转变只要曲解一种观点，就可以等同于移置。不过，在移置式诙谐中，诙谐本身包括一系列思想，此间这种移置作用便完成了。在这里，移置作用已成为促使诙谐产生的一分子；并非是理解这一诙谐必要的一部分。如果对这一区别我们尚不清楚，我们还可以使用还原这个确证我们观点的方法。但是，这一反对意见，有其优点，它提醒我们注意，不能把构成诙谐（诙谐工作）1428的心理过程与包含在接受（理解的工作）诙谐中的心理过程混为一谈。我们目前的研究只能围绕着前者展开。1429

还有别的移置技巧的例子吗？发现它们并非易事，下面的这个诙谐却提供了一个浅显易懂的例子，而且不具有在我们的范例中过分强调符合逻辑性的特征：

一个贩马商在向一位顾客推荐他的一匹坐骑时说：“如果你买下这匹马，在早上4点骑上它，6点半你就到普雷斯堡了。”——“早上6点半我在普雷斯堡干什么呢？”

移置在这个例子中一览无遗，贩马商说骑上这匹马能尽早到达那座地方小城，只是为了用一个例子来证明这匹马的实力。这位顾客尽管对此不加怀疑，但对这匹马的实力置之不理，却偏偏离题而捡起下半句话来反问一句，所以这个诙谐的还原较易说明。

另一个例子的困难要更大一些。其技巧是最含糊不清的，不过可以通过双重含义与移置两者的结合来加以解决。这个诙谐描述的是一个犹太婚姻介绍人的含糊其辞，因此，它会成为我们经常关注的一类诙谐中的一个。

介绍人向那位求婚者保证，说那位姑娘的父亲已不在人世了。宣布订婚后，真相大白，姑娘的父亲仍然健在——正在监狱里服刑。求婚人向婚姻介绍人抗议。介绍人回答道：“Well, what did I tell you？you surely dont call that living？”（我告诉了你什么？你把那[坐牢]也叫生活吗？）

此处的双重含义在于“living”这个词。移置作用则在于介绍人避开了这个词的一般含义。即与“死”相对的意义，却取了“thats not living”（那不叫生活）中“living”一词的含义，如此一来，尽管这个多重使用在这个特殊情况下并不合适，但他借此而将前面的说法解释成了双重含义。就此而言，这一技巧很像“金犊”诙谐与“洗澡”诙谐的技巧。不过，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由于它的强行介入而扰乱了我们对该技巧的理解。我们可以称它为“性格化”诙谐（charactering joke），它试图用一个实例来说明这位介绍人既厚颜无耻、又巧言善辩的混合性格。我们将会发现，这只是这一诙谐的外壳和假面，其含义，即它的目的却有所不同，我们在后面将尝试着还原这一诙谐。1430

在领教了这些特难分析的复杂的例子之后，我们将怀着满意的心情，转而分析一个径直明了的移置式诙谐的例子：

一个犹太乞丐乞求一位有钱的男爵，资助他到奥斯坦德旅行一次，他说，大夫向他建议海水浴有助于他恢复健康。“很好，”这位有钱人说，“我将给你一些资助，但你非得去奥斯坦德不可吗？那儿可是所有海水浴胜地中最昂贵的地方。”“男爵先生，”乞丐用责备的口气回答道，“我认为相对于我的健康而言，没有什么更贵的了。”这种观点毫无疑问并没有什么错，但对这一个乞求者而言便有点过头了，这个回答纯粹应是一位一掷千金的富翁的回答。这个乞丐如此作答，似乎他是在为了健康而花他自己的钱，好像钱和健康是这同一个人所关心的事似的。1431

（七）

让我们再引用一下那个颇有教益的“鲑鱼炒蛋黄”的例子，它也向我们显现了一个假面，在这个假面中显示出一系列惊人的逻辑思想。通过分析这个例子，我们得知这种逻辑被用以掩饰一些错误的推理——即思想序列的移置。如果只借助于对比联系，我们就会想起与之相反的一些诙谐。这些诙谐表现某些无意义或者是愚蠢的迹象。我们非常想搞清楚这类诙谐的技巧所在。

我将从这一组例子中先取最有说服力、同时又是最易懂的一个作为开始，它还是一个有关犹太人的诙谐。

艾特齐格虽适合于在炮兵团当兵，他看上去是一个头脑聪明的小伙子，但很执拗，且对当兵不感兴趣。一位对他很友好的上司把他拉到一边对他说：“艾特齐格，你在这里是大材小用了，我建议你自己买一门大炮，自己独立干吧！”

这个令我们捧腹大笑的建议显然是无稽之谈。一个人既买不到大炮，也不可能作为一个军事单位单独作业，可以说是不能经商的。但是我们一时却无法怀疑，这个建议不是一般的胡言乱语，这是诙谐式的胡说，一个极出色的诙谐。那么，这个“胡说”（nonsense）是怎样变成一个诙谐的呢？

无须绞尽脑汁，我们便可从本书序言部分权威们的评论中推断出这一诙谐式胡说暗含的意义，而且正是这个意义才使胡说成为诙谐。上面例子中的意思很容易找到，给那个炮兵艾特齐格提这个荒谬建议的军官只是假装糊涂，以便让艾特齐格清楚自己的举动是何等的愚蠢。他是在模仿着艾特齐格的样子说：“我将向你提出一个与你一样愚蠢的建议。”他深知艾特齐格的愚蠢所在，同时通过把这种愚蠢当做一个必定会满足艾特齐格奢求的建议的基础，而使艾特齐格能意识到自己的实情：即使艾特齐格已拥有一门大炮，且可以独立地执行军事任务，他的聪明与抱负对他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他何以能得心应手地照料他的这门大炮，并通晓大炮的机械装置，以便和其他拥有大炮的人相抗争呢？

我将暂时放下对手头这个例子的分析，转而举出一个更短小、更简单且不太引人注意的胡说式诙谐的例子，看看与上例相同的胡说中的含义。

“非死不可者最好不要降生到人间。”1432《飞叶》1433杂志上的哲学评论还补充说：“不过，10万人当中很难有一个人会有这份儿福气。”

对这一古谚所加的现代式注解显然是一派胡言。并通过表面上的似乎谨小慎微的“scarcely”（几乎不，很少）一词，使之变得更加愚蠢。但这一补充与原话联在一起，毋庸置疑地起到了限制作用，它使我们明察秋毫。事实在于：这一被接受的至理名言并不比一句胡说好到哪里去。只有没有被生出来的人才根本不会死去。对其而言不是好，更说不上最好，所以，这个诙谐中的废话是以揭露或显示另一种废话，如同炮兵艾特齐格的例子中一样。

我在此还可附带加上第三个例子。从其内容上看，这个例子几乎不需要详细说明，但它有助于描述诙谐中胡说的使用方法，以便于说明另一些胡说。

一个即将远途旅行的人将其女儿托付给朋友，并恳求在他外出时保护好女儿的贞操。几个月后他回来了，却发现女儿怀孕了，当然就对其朋友大加责难。然而朋友似乎无法解释这一不幸。“唉，”那位父亲最后问道，“她一直睡在什么地方呢？”——“与我儿子住在一间屋里。”“在我如此恳求你关照她的情况下，你怎么能让她与你儿子同住一间屋呢？”——“毕竟他们之间有个屏风，你女儿的床在一边，我儿子的床则在另一边，屏风就放在他们之间。”——“假如他绕过屏风会怎么样？”——“对，就是那样。”那位朋友若有所思地答道，“可能就是那样发生的。”

且不说这一诙谐的其他特性，我们可轻而易举地对这个笑话进行还原。显然，这句话可以这样讲：“你无权指责我，你怎么会如此愚蠢，以至于将你女儿留在一个她肯定会和一个年轻人朝夕相处的人家里呢？在这样的环境里，如何让一位局外人来保证一个女孩的贞操！”在这里，这位朋友表面上的迂腐正好反映了那位父亲的愚笨。通过还原，我们已经去掉了这个诙谐中所含的愚蠢，同时也去掉了诙谐本身。但“愚蠢”这个因素本身尚保留，因为在被还原到其真意之后，它可以在句子的上下文中找到另一栖身之所。

现在我们可试着还原一下关于大炮的那个诙谐了。那位军官本应该这样说：“艾特齐格，我知道你是一位具有经商头脑的聪明人；但我必须表明，如果你搞不清一个人在部队里不能像在生意场上一样的话，你就太蠢了。生意场上是人人为己，不顾他人，而在部队里，军人的天职便是服从和合作。”

迄今为止，我们所讨论的胡说式诙谐的技巧实际上在于提出某些愚蠢而又荒诞不稽的东西，其意义在于可以揭示和说明另一些愚蠢而荒唐的东西。

诙谐技巧中荒诞的使用总是会有同样的意义吗？下面还有例子能对之做出肯定的答复。

“有一次，当福基翁1434演讲完受到听众的热烈鼓掌后，他回过头来问他的朋友：‘怎么，我说了一些愚蠢的话吗？’”

这一提问听起来很荒唐，但我们立刻便明白他的意思：“那么，我说了些什么话才使这群笨家伙如此高兴？我应该为这些掌声感到羞愧难当，如果我说的话使得这帮蠢人高兴，我的话本身便不会是聪明合理的。”

然而，其他的例子也告诉我们，荒诞常用于诙谐技巧之中，但目的并不在于揭示另一个胡说。

一位著名的大学教师，习惯于在讲授那门枯燥乏味的专业课程时用一些笑话增添些许趣味。他年迈之年喜得贵子，许多人前来道喜。“是啊，”他对贺喜者说道，“人类之手如此神奇，竟能完成如此壮举。”这句话似乎特别荒唐且不合时宜。毕竟孩子一般被认为是上帝的恩赐，与人的手工制品极不相同。但很快我们就会听到这句话的弦外之音，且具有猥亵之意。毫无疑问，这位欣喜的父亲是在装疯卖傻，以显示某些事、某些人的愚蠢的。如同权威们所说的那样，这个表面上毫无意义的回答给我们留下了令人吃惊、使人困惑不解的印象。像我们已看到的一样，他们会将诸如此类的诙谐的整个作用都归之于“困惑与启示”之间的更迭变换。我们将在后文对这一诙谐做出判断；眼下我们必须心甘情愿地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诙谐的技巧在于它显示了某些令人困惑而荒谬的东西。

下面的利希腾贝格的一个诙谐在胡说式诙谐中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

“令他感到惊诧不已的是，为什么会在两个洞正好开在猫的双眼所在的那两片皮毛里。”对一些实际上就属于本体的东西感到惊诧，毫无疑问是愚蠢透顶的事情。它使人们想起了米什莱特严肃而认真地发出的一句感叹1435，下面是我尽力而回想起的：“大自然把一切安排得多么奇妙啊！孩子一出世马上会有一位母亲来照料他！”米什莱特的这段话的确蠢到了极端，但利希腾贝格的那段话则妙不可言，它有目的地使用了荒诞手法，背后却另有所指。但那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必须承认目前我们还不能给予答复。

（八）

现在我们已经从以上两组例子中发现，诙谐作用的发挥是利用非常规思维的结果——移置与荒诞——作为产生一种诙谐表达方式的技巧方法。那么，人们期望发现其他类型的错误推理也具有类似的作用，这无疑也是合情合理的。事实上我们也能够举出几个这样的例子：

“一位绅士走进一家糕饼店，点了一块蛋糕；但他很快又把蛋糕退了回去，要求换成一杯酒。他喝完了酒，没有付账就想离开，店老板拦住了他。‘你想要什么？’这位顾客问道。——‘你还没付酒钱呢？’——‘但是我是用那块蛋糕和你换的酒。’——‘蛋糕的钱你也没付呀。’——‘可是我没吃蛋糕呀。’”

这则趣闻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那只是一种错误推理的貌似有理的幌子。其中的错误很明显地在于，这个诡谲的顾客在退回蛋糕和其换酒之间建立起一种并不存在的关系。这个情节事实上可以分成两个过程，这两个过程从卖方考虑是彼此独立的，只有从买方的意图角度考虑，它们才可以相互替代。首先他拿了蛋糕，然后又退了回去，因此他在蛋糕上并不欠什么；然后他拿了酒，于是他就欠了酒钱。我们可以说这位顾客在双重含义上使用了“交换”关系。但是更确切地说，他利用这种双重含义建立了一种现实中根本无效的联系。1436

借此机会，我们要做一次并非不重要的坦白。我们正致力对实例中的诙谐技巧进行研究；因此我们应该保证所选的例子都是名副其实的诙谐。然而，在一些例子中，我们很怀疑它们是否应被称为诙谐。在我们的研究能提供一个标准之前，我们尚无标准可用。语言学的使用方法是不可信赖的，其本身的合理性还需要考证。要做出我们的决定，我们只能基于某种“感受”，而不是其他东西。我们可以把这种感受理解为，用我们的判断做出决定时所依据的标准，是用我们的知识所无法把握的。在刚才的例子中我们一定感到怀疑，它是否应该被说成是一个诙谐，或者可能是一个“诡辩的”诙谐，或者只是一段诡辩而已。因为事实上我们尚不知道诙谐的特点到底在何处。

另一方面，下面的例子所表现出的错误推理或许可以说是对上例的一个补充，是一个毋庸置疑的诙谐。这又是一个婚姻介绍人的故事：

“小伙子很挑剔那个姑娘，介绍人护着他所推荐的姑娘而同小伙子争辩。‘我不喜欢我岳母，’小伙子说，‘她是个既刻薄又愚蠢的人。’——‘但是你毕竟不是娶你的岳母，你想要的是她的女儿。’——‘是的，但是她也不年轻了，而且确切地说也并不漂亮。’——‘没关系。如果她既不年轻又不漂亮，她就会对你更加忠诚。’——‘况且她又没多少钱。’——‘谈钱干什么？难道你要和钱结婚吗？毕竟你想要的是一个妻子。’——‘但是她还是个驼背。’——‘不错，可你想要什么？难道她不能有一点缺陷吗？’”

这确实是个问题，一个并不漂亮的姑娘，年纪也不小了，嫁妆很少，又有一位令人讨厌的母亲，而且还有着严重的身体畸形——这些对于订婚来说可不是什么诱人的条件。可是这位婚姻介绍人却能在谈到每一缺点时，都能指出那是可以安然处之的，然后他还能把那个不容辩驳的驼背说成是一个小缺点，而每个人都应该允许有一点缺陷。他再次打起合乎逻辑的幌子，这个幌子带有一点诡辩的特征而且意欲用来掩饰错误的推理。很显然，这位姑娘有许多缺点——其中有些是可以忽略的，但是一项却不容不考虑：她是不适宜结婚的。这位介绍人表现得好像每一个分离的缺点都可以通过他的托词除掉，而实际上每一个缺点都会造成对这位姑娘的一定程度的贬低，这种贬低的效果会累加到下一项缺点上。介绍人则坚持孤立地看待每一项缺点，而拒绝把它们整个地加在一起。

同样的忽略也是引起人们很多笑谈的另一类诡辩的核心，但它是否应被称为诙谐还值得怀疑。

“A从B那里借了一把铜壶。可是当A归还了铜壶之后，却受到了B的起诉，因为现在那个铜壶上有一个大洞，已经不能再用了，A的辩辞是：‘首先，我从没有向B借过那个壶；第二，当我从他那里拿到壶时，那个壶上已经有了一个洞；第三，我把壶完好无损地还给了他。’”每一条辩辞本身看起来都是无懈可击的，可是放到一起来看，它们就是相互排斥的。就像那个婚姻介绍人创造性地处理那位姑娘的缺点一样，A把那个本应该被看成是有联系的整体的东西孤立起来。我们也可能会说：“A在只能用‘或……或……’的地方用了一个‘和’。”1437

在下面这个婚姻介绍人的故事里，我们发现了另一种诡辩：

“要做新郎的小伙子抱怨新娘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路一瘸一拐的。介绍人反对说：你错了，假定你娶了一个两条腿都健康完好的女人，你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你会日复一日地担心，难保她不会跌跤，摔断一条腿而成为终生残疾。然后再想想那种痛苦、焦虑和医生的账单！但是如果你娶了这位姑娘，这些事儿就不会发生了，因为你得到了一个已经过去了的不幸（fait accompli）。”

这个例子中的逻辑表现很无力，没人宁愿接受一个“既成的不幸”，而这对他来说只是一种可能。这一系列思想中的错误在下一个例子中可能更容易说明——这个例子中的方言我还不能完全克服：

“在克拉科夫的寺庙里，大拉比N正和他的信徒坐在一起祈祷。突然，他发出一声大叫，信徒们匆忙询问出了什么事，他声称：‘就在刚才，大拉比L死于利沃夫。’于是，教区便为死者举行了哀悼仪式。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人们打听从利沃夫来的人：拉比L是怎样死的，他得了什么病？可那些人对此一无所知，他们离开拉比L时，他还健健康康。最后，确凿的事实证明，当拉比N通过心灵感应感觉到利沃夫的拉比L去世时，他并没有死，而且依然健在。一个陌生人趁机抓住这件事来嘲笑克拉科夫拉比的一个信徒道：‘当你们的拉比看到拉比L死在利沃夫时，他可出了一个大丑。因为那个人至今还活着。’‘那没关系，’这位信徒答道，不管怎么说，能够从克拉科夫一眼看到（Kück）1438利沃夫毕竟是很了不起的。

上面两个例子中的错误推理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与现实相比，幻想的价值被过分地提高了，使得一种可能性变得几乎和一个真实的事件相等同了。越过隔开克拉科夫和利沃夫的那一大片区域远眺，如果他真正发现了什么，那无疑是一项心灵感应的重大成就。可是这位信徒并不对此感兴趣。利沃夫的拉比有可能在克拉科夫的拉比宣布他的死亡时真的死了。但这位信徒却把强调的重点从令他的老师值得敬佩的条件上，转移到了对老师的无条件的敬佩上。“In magnis rebus voluisse sat est”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像在这个例子中一样，出于对可能的情况的偏爱而忽视了现实。在前一个例子中也是如此，婚姻介绍人向未来的新郎建议：由于意外而使新娘成为瘸子的可能性应该被看做是比新娘是否真瘸更重要的事情。1439

另一组有趣的诙谐与这种错误推理的“诡辩的”部分相类似，其中的错误推理被称为“自动的”。也许是出于某种巧合，我将要提出的这一组新的事例又都是婚姻介绍人的故事：

“一个婚姻介绍人带着一个助手去推荐一位被介绍的新娘，并让他证实自己所说的话。‘她像松树一样挺拔，’婚姻介绍人说。——‘宛若青松，’附和者重复道。‘她有令人倾倒的眼睛，’——‘双眸美妙，’附和者进一步证实。‘她受的教育比任何人都好。’——‘多么有教养！’‘不过，有一点是真的，’介绍人承认，‘她的背稍微有点驼，——’好大的驼背！附和者又进一步证实。”其他几个故事与此相似，但更有意思。

“当把新娘介绍给新郎时，新郎感到很诧异而且非常不满意，他把介绍人拉到一边，低声地抗议：‘你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来呢？’他责备道，‘她又丑又老，还是个斜视，牙齿龌龊，并且又烂眼睛……’——‘你不必放低声音，’介绍人插嘴道，‘她还很聋。’”

“新郎在介绍人的陪同下第一次去未来的新娘家拜访。当他们正在客厅里等候女方的家人出来时，介绍人注意到，在装有玻璃门的柜橱里陈列着一套精致的银盘。‘喂，看那个！从这些东西上就能看出这家是多么富有。’——‘可是，’小伙子疑心重重地问道，‘难道不可能是他们为了今天这种场合而借来的吗？这样是为了给人留下富有的印象。’——‘这种想法多荒唐呀！’介绍人反驳道，‘你认为谁肯借什么东西给这家人吗？’”

在这三个例子中，出现了同一种情况。一个连续好几次以同样的方式做出反应的人，在下一个并不恰当的地方也重复了这种表达方式，而且这样会使他自己的意思成为泡影。由于屈服于那个自动的习惯行为，他忘记了根据形势的需要来调整自己。因此，在第一个故事里，那位助手忘记了带他去的目的是为了使未来的新郎对被推荐的新娘产生好感。在一开始，他很出色地执行了自己的任务，当新娘的每一个优点被提到时，他都重复一遍以强调新娘的优点。可接下来他却继续夸大了新娘羞于承认的驼背，而他本该把这一点说成是极不重要的。第二个故事中的介绍人被新娘的缺点和毛病搞得晕头转向，以致他以自己所知的情况来结束了对那一长串缺点的描述。不过，那肯定不是出于他的本意。最后，在第三个故事中，他迫切地想让那个年轻人相信新娘家很富有，可是他被这种热切的愿望冲昏了头脑，为了使他的证据真实可信，他竟脱口说出了一句令他的所有努力都可能前功尽弃的话。在每个事例中，自动的行为都压倒了思想和表达方式的适当变化。

这些都很容易被看出来；不过，当我们注意到，正像我们不得不把这三个故事称为“诙谐”一样，我们也有同样的理由可以称之为“滑稽（comic），这样一来就必定会令人困惑了。和任何一种自我揭示及自我暴露一样，揭示心理上的不由自主性也是滑稽的技巧之一。说到这一点，我们突然发现自己面临着诙谐和滑稽的关系问题，而这恰恰是我们想要回避的问题。[见导言]这些故事或许只是”滑稽的“而不是”诙谐的吗？这里的滑稽与诙谐是采取同样方式而起作用吗？还有，是什么构成了诙谐的独特特征？

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观点，即我们最后研究的这组诙谐的技巧只不过是提供了“错误推理”。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对它们的考察使我们的费解多于理解。可是我们并没有放弃我们的期望，对诙谐的技巧的更全面的理解会使我们取得相应的结果，这一结果可以作为我们进一步探索的出发点。

（九）

下面用来进行研究的有关诙谐的事例都很容易理解。特别是它们所用的技巧能使我们回想起那些已知的东西。

首先，这是利希腾贝格的一个诙谐：

“1月份是我们向我们亲爱的朋友们表示良好祝愿的月份，而其他月份则是这些愿望无法实现的月份。”

由于这些诙谐都表达得长于精巧而短于夸张，达到效果的方式也不是很有说服力，所以我们在开始时多举几个例子以加强其效果：

“人生可以分成两部分。在头半生里，人们期待着后半生早日到来；在后半生里，人们期待着前半生能够回来。”

“经验就在于经历我们不想去经历的事。”

（这两个诙谐都出自费舍，1889[第59～60页]）。

这两个例子自然会使我们想起前边已经讨论过的那一组，而且是以“同一材料的多重运用”著称的那些诙谐。特别是最后一个例子会使我们产生疑问，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例子放到那一组中，而是在一种新的联结中来介绍它呢？就像我们前面用到的“忌妒”这个词一样，“经验”再次以自己的措辞加以表达。我不想很认真地对这种分类法提出异议。但是说到另外两个例子（它们具有同样的性质），我认为另一个因素远比同一词语的多重使用更突出、更重要，而在这种同一词语的多重使用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对这种双重含义辅以说明。我特别想强调的是：一旦一些全新的、没有预想到的统一体建立起来，那么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就要通过一个一般性的第三因素来下定义或做参照。我想把这一过程称为“统一化”（unification）。它很显然颇类似于压缩成同一词语的凝缩作用。因此，人生的两半是通过在人们在中间存在的相互关系所表述的：在前半生中我们期望后半生的到来，在后半生中我们期望前半生回来。更确切地说，作者选择了两个极其相似的相互关系来表述人生。由于词语的类似而造成了关系的类似，这确实会使我们想到同一材料的多重运用：“期望……到来”和“期望……回来”。在利希腾贝格的诙谐中，1月份和与其相对照的月份是以与第三因素的（重复的、修正的）关系为标志的；这就是良好的愿望，人们在1月份接受这些愿望，而在其他月份则无法实现。这样与同一材料的多重运用（它与双重含义很近似）的区别就很明显了。1440

这里有一个无须多加解释的、简单明了的统一性的诙谐：

“法国诗人卢梭写了一首《子孙颂》。伏尔泰（Voltaire）认为这首诗不可能流传到后世，就诙谐地说道：这首诗到达不了它的目的地。”（费舍，1889，第123页）

上一个例子使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是这种本质上的统一性构成了可以称之为“机敏妙答”性诙谐的基础。因为机敏妙答在于以攻为守，扭转局势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就是在于在攻击和反击之间建立一种意想不到的统一。例如：

“一个旅店的老板手指头得了脓疮，面包店老板对他说：‘你一定是因为把手指头伸到你的啤酒里去了，才得了这种病。’‘并非如此，’旅店老板说，‘是你的一块面包钻到我的指甲缝里去了。’”（选自于贝霍斯特的《滑稽者三世》，1900，第2页）

“Serenissimus（殿下）1441在他的国土上到处巡视，他发现人群中有一个酷似他的显赫的要人，他就招呼那个人过来，问道：‘你的母亲过去曾经在我的王宫里干过活儿吗？’——‘没有，阁下，’那个人答道，‘但我父亲曾在那儿干过。’”

“符腾堡的查尔斯公爵在一次遛马的时候，偶然碰到了一个正在干活的染匠。公爵指着他胯下的灰马喊道：‘你能把它染成蓝色的吗？’‘当然可以，阁下，’染匠答道，‘只要它受得了开水煮。’”（费舍，1889，第107页）

在这个绝妙的“也一样”的回答里，一个荒谬的问题碰上了一个同样不可能的条件。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技巧性因素在起作用，如果这个染匠回答：“不能，阁下，我怕马受不了开水煮。”那么这个技巧性因素就不存在了。

统一性还有另一个特别有趣的技术手段可供使用，那就是用“和”这个连词把各种事物牵扯到一起。如果以这种方式把事物牵扯起来，也就意味着它们是有联系的：我们常常会情不自禁地这样去理解。比如，海涅在《哈尔茨山游记》中谈到哥廷根市时写道：“一般说来，哥廷根的居民可分为学生、教授、市侩和蠢驴。”我们能准确地感觉到，海涅所强调的是这句话后面应该加上的那一句：“这四种人如出一辙，并无明显区别。”再如，当（同上书）他谈起学校时，他说他不得不忍受“那么多的拉丁语、听装罐头和地理课。”这个事例，由于把“听装罐头”的位置放在两门课程之间而特别显眼，它告诉我们，男生们对听装罐头的明确无误的态度也可以扩展到拉丁语和地理课上去。

在李普斯（1898，第177页）所提供的关于“诙谐的列举”（“并列关系”）的一些例子中，我们发现下面被引用的诗行与海涅的“学生、教授、市侩和蠢驴”非常近似：

Mit einer Gabel und mit Müh，

Zog ihn die Mutter aus der Brüh.

[用一把叉子和好大的劲儿，他妈妈把他从炖肉边拉开。]

（李普斯评论说）这里是Müh（麻烦，费劲儿）好像被看成了和叉子一样的工具。然而，虽然我们觉得这些诗行很滑稽，但却远远看不上是诙谐，而海涅的列举则无疑是一种诙谐。当我们再回避滑稽与诙谐的关系问题时，我们或许以后还会回想起这些例子。

（十）

在公爵与染匠的例子中我们观察到，如果染匠回答：“不能，我怕那匹马受不了开水煮。”那它仍旧是一个运用统一性的诙谐。可染匠的回答是：“当然可以，阁下，只要它受得了开水煮。”用“当然可以”取代了那个很恰当的“不能”，这样就构成了一种新的诙谐技巧方法。在某些其他例子中，我们将继续研究其使用问题。

下述的诙谐比较简单，它与我们刚才提到的例子（同样由费舍引述，1889，第107～108页）极为类似：

“腓特烈大帝听说西里西亚有一位以与鬼魂打交道而闻名遐迩的传教士。他便派人把这个传教士请来，刚一见面他就问：‘你能用魔法招魂吗？’传教士答道：‘奉陛下之命，但它们不来。’”很显然，该诙谐使用的方法只不过是用反义词替换了唯一可能的回答“不是”。要完成这种替换，必须把“是”加上“但是”，这样“是”加上“但是”在意义上就等于“不是”。

我们所谓的“对立物的表征”（representation by the opposite）以各种方式为诙谐工作服务。下面两个例子中的“对立物的表征”可谓完美无缺。

“这个女人在诸多方面与米洛的维纳斯十分相像。和维纳斯一样，她年逾古稀，牙齿脱落，淡黄色的皮肤上也有白色的斑点。”（海涅）

在这个例子中，丑陋的表征被当做与美相似的东西表述出来。的确，这些相似性只能存在于用双重含义的词语所表达的特征或不太重要的细节中。后一特征更适用于我们的第二个例子——利希腾贝格的《大人物》：

“他集所有伟大的特征于一身。他像亚历山大一样斜着头，像恺撒一样，总是不得不戴着假发（toupet）；他能像莱布尼兹一样喝咖啡；而且一旦安坐在扶手椅里，他就会像牛顿一样忘了吃喝，并且也像牛顿一样要别人叫醒；他像约翰逊博士一样戴着假发；同时像塞万提斯一样，裤子的扣子总有一个没扣上。”

冯·福尔克（1897，第271页）从爱尔兰旅行回来时带回来一个格外精湛的对立物表征的案例，其中绝对没有使用任何双重含义的词语。故事发生在一个蜡像展览馆里（好像是图索德夫人的），参观者有老有少，讲解员正挨个儿向他们，讲评：“这就是威灵顿公爵和他的马，”他讲解道。一个年轻姑娘随即问道：“哪一个是威灵顿公爵，哪一个是他的马？”“随你怎么想吧，我可爱的孩子，”讲解员答i道：“只要你付钱，你就可以随便选择。”

将这个爱尔兰诙谐进行还原，它将是这样的：“竟敢把这些蜡像拿出来展览真是无耻至极！人们根本分不清马和骑马的人！（玩笑似的夸张）但就是这样一个展览，还要人们花钱来参观！”这个愤慨的感叹通过一桩小事就栩栩如生地表达出来了。一位女性代替所有参观者站出来说话，同时骑士的形象也得到特别强调：他一定是威灵顿公爵，在爱尔兰是如此深受人们爱戴。然而展览馆老板或讲解员却只知道赚公众的钱，而从不给公众以任何回报。这一无耻之处通过反话——即通过他自诩是凭良心办事的生意人，其最大的愿望就是尊重公众通过付钱而获得的权利这句反话予以表征的。由此可见，这一诙谐的技巧并不简单。就此诙谐能使骗子坚持其凭良心办事来看，它就是一个对立物的表征的案例；就此诙谐导致骗子的这一行为是发生在要求骗子说出某些不同的东西的场合——以致他用我们所期待的、亦是生意人的同一性所要求的、类似于生意人的可尊重性话语来回答——它是移置作用的一个案例。此诙谐的技巧存在于这两种方法的联结之中。

该例子与另一组可称之为“夸大性（overstatement）”的诙谐非常接近。在还原这些诙谐时，较为贴切的肯定词“是”被否定词“不”取代了，不过，由于其内容的缘故，这个否定词同样含着一种强烈的肯定意义，反之亦然。否定常常可以取代一个被夸大的肯定。从下面这首莱辛的讽刺短诗里可以看出这种特点。1442

Die gute Galathee！Man sagt, sie schw?rzihr Harr；

Da doch ihr Haar schon schwarz, als sie es kaufte, war.

[好个加拉蒂！人们认为她总是把头发染成黑色；

其实她的头发买来时就是黑色的。]

或许利希腾贝格对哲学的蓄意防御也是如此：

“天堂和世上的东西比你在哲学里所向往的要多得多，”哈姆雷特王子轻蔑地说道。利希腾贝格完全明白这一谴责根本不够严厉，因为它并没有把人们对哲学所表示的所有反对意见都考虑进去。所以，他又补充了一句遗漏的话：“但哲学里还有许多在天堂和世上都找不到的东西。”他的话弥补了哈姆雷特在谴责哲学时的不足。但与此同时，这种弥补却暗含了对哲学的另一层更强烈的谴责。

更明显的是下面这两个有关犹太人的诙谐，它们没有任何移置作用的痕迹，不过它们都属于粗俗的诙谐一类。

“两个犹太人在谈论洗澡的问题。其中一个说：‘不管我需要与否我每年都要洗一次澡。’”

很明显，这种表明自己很爱干净的自吹自擂只能说明他不爱干净。

一个犹太人注意到了另一个犹太人的胡须上有饭屑。“我知道你昨天吃什么东西。”——“噢，你说出来让我听听。”——“小扁豆”——“你错了，那是我前天吃的！”

下述例子是一个极精彩的“夸大性”诙谐，我们很容易把它归结到对立物的表征一类。

“国王屈尊参观一个外科诊所，正碰上该诊所的外科教授在切除病人的一条腿。他饶有兴趣地看着手术的各个步骤，同时不时地满意地大声赞许道：‘很好！很好！我亲爱的教授！’手术完毕后，教授走到国王跟前，深施一礼，然后问道：‘陛下的旨意是否是要我把他的另一条腿也切除掉？’”

不管用什么别的词语都不能如此确切地表达出国王赞许时教授的想法。他当时想的是“从国王的赞许看来，他一定认为，我切除这个可怜的家伙的病腿，是受了他这个国王的指示，或者是为了使皇室满意。我做这个手术当然另有原因。”但他并没有这样说，而是走到国王跟前，说：“我做这个手术只是奉陛下的旨意。您的赞许令我深感荣幸，因此我在恭候您的旨意，把他的另一条健全的腿也截去。”这样，通过说反话，他就成功地说出了自己想说而又一定不能说出口的东西，这种反话其实就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夸张。

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对立物的表征是一种人们经常使用而且非常有效的诙谐技巧。但是我们不应忽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这种技巧并不仅仅与诙谐有关。当马克·安东尼1443在古罗马广场上做的长篇讲话改变了听众对恺撒葬礼的情绪态度后，他最后大声地再次宣布：

“布鲁特斯1444是一个品行高洁的人……”

这时，他完全知道听众一定会冲着他喊出他的话的真正含义：

“他们是叛徒：好个品行高洁的人！”

或者，当Simplicissimus1445用种种闻所未闻的野蛮和愤世嫉俗来描写一些“善感的人”时，这也是一种对立物的表征。不过，我们并不称此为诙谐，而把它称作“反语”（irony）。概括反语特点的唯一技巧就是对立物的表征。此外，我们也读过和听说过“反语诙谐”。所以，毋庸置疑，仅仅通过对立物的表征这一技巧并不足以说明诙谐的性质。除此之外，还需要某种我们尚未发现的东西。不过，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并不矛盾的事实，即要是去掉了诙谐的这一技巧，诙谐也便随之消失了。目前我们还很难把我们在解释诙谐时所获得的这两个固定的观点结合起来。

（十一）

如果对立物的表征是诙谐的技巧之一，那么我们可以设想诙谐或许可以利用其反面，即通过类似或同类的某个东西来表达。实际上，如果进一步研究，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组新的而且特别广泛的概念诙谐（conceptual jokes）的技巧。1446如果我们是通过“相关的”或“相联系的”，而不是通过“同类的”东西来表达，我们就能更恰当地说明这一技巧的特性。事实上，我们将用一个事例来研究并说明这后一个特性，作为我们的出发点。

下面是一则美国趣闻1447：两个心狠手辣的商人，通过一系列的冒险行为挣了一大笔钱。现在他们想挤进上流社会。他们想到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请城里最有名、收费最高，而且其作品也最有名气的画家给他们画张像。当那些昂贵的帆布油画首次在一次盛大的晚会上展出时，两位东道主亲自领着最有影响的鉴赏家兼艺术评论家走到并排挂着他们两个肖像的那面墙前，期望获得这位鉴赏家对他们的好评。这个鉴赏家在两张肖像前审视良久，接着摇了摇头，仿佛那儿有什么他想找却未找到的东西似的，然后他指着两张肖像之间的空隙静静地问道：“可是，救世主在哪儿呢？”（比如，“我怎么没有看见救世主的肖像。”）

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它也表述了某种不能直接表达的意思。这种“间接表征”（indirect representation）是怎样产生的呢？通过一系列极易证实的联想和推断，让我们返回去从诙谐的表征着手分析吧。

从“救世主在哪儿？救世主的肖像在哪儿？”这些问题中，我们可以推测出，看见这两幅肖像使说话人想起了一种与此类似、为他所熟悉的排列方式。不过，这种排列方式却包括一个这里所漏掉的成分一其他两幅的肖像之间救世主的肖像。而这种情况只能有一个：就是救世主的肖像挂在这两个窃贼之间。这个诙谐不仅强调了这个缺掉的成分，而且也强调了悬挂在救世主左右两侧的两张肖像，尽管该诙谐没有直接提及。所以，我们可以说，挂在墙上的两张肖像只能说明他们都是贼。评论家想说却不能说的话，“你们是一对无赖，”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于你们的肖像，我关心什么呢？我只知道你们是一对无赖！”当然他不能这么说，但是经过一番联想和推断，他还是把上面的话说出来了。我们把这种技巧称之为“隐喻”（allusion）。

讲到这里，我们马上就会想起我们在前边碰到过的隐喻——也就是说，它与双重含义有关。当同一个词表示两个意思时，其中一个意思由于较常使用的缘故，所以我们会立刻想到它。而另一个意思由于比较疏远，使用较少，所以毫不显眼。故我们建议把这种情况称为“带有隐喻的双重含义”（double meaning with an allusion）。在迄今为止考察过的所有事例中，我们已经说过，这种技巧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现在我们就意识到，“隐喻”就是其中的一个复杂因素。[参阅，比如：关于那个由于已经放松，所以能够赚很多钱的妻子的逆向诙谐（inversion joke）；或者关于那个教授用人类之手如此神奇，竟能完成如此壮举的话来答谢人们祝贺他老年得子的荒诞诙谐（nonsensical joke）。]

上面那则美国轶事就是一个不带双重含义的隐喻。同时我们可以看出，此隐喻的特点被概念联系中与之相联系的某种东西所取代。可以很容易地猜测出来，这里采用的联系不止一种。为了不致因举例太多而使人迷惑不解，我们将只讨论那些最显著的变化情况，而且只举为数很少的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用于移置作用的联系也许仅仅是语音上的类似，这样，这个亚类就与言语诙谐（verbal jokes）中的双关语相类似。然而，这里的联系却不是两个语词之间语音上的类似，而是句子与句子之间短语与短语之间等方面的类似。

例如，利希腾贝格编了这样一个谚语：“New spas cure well”（新的矿泉水能治好病）；它使人马上想起了“New brooms sweep clean”（新官上任三把火）这条谚语。这两句话的头一个半词、最后一个词及整个句子结构都完全相同。1448毫无疑问，这完全是这位风趣的哲学家仿照那条人尽皆知的谚语编造出来的一句话。这样，利希腾贝格的谚语就是对后者的暗示。用这种暗示，哲学家说出了某些不能明说的东西——即除了温泉的那些普遍特点之外，洗这种澡能治病还另有原因，新的矿泉水肯定还有其独特的作用。

利希腾贝格的另一个俏皮话（Scherz）或者妙语（Witz）1449使用了一个类似技巧的解释：“A girl scarcely twelve Moden（modes）old”（一个才12个式样大的女孩）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儿像“twelve Morden moons”（12个月亮）。比如说，12个月，这或许最初是由于笔误；或者在诗歌中允许这样表达。但是用式样的不断变换来取代月亮的不断变化，并以此作为计算女性年龄的一种方法，也是讲得通的。

除了“微小变更”以外，这种联系也可能在于相似性方面。因此，这种技巧也跟一种言语技巧相同。虽然这两种诙谐给人的印象几近相同，但假如从诙谐工作的过程方面来考虑，我们就能更好地把它们区分开来。

下面是一个言语诙谐或这种双关语的例子：玛丽·威尔特是一个著名的大歌星，不仅是因为她的嗓音洪亮、音域宽广。她还遭受着人们用从朱尔斯·维恩的著名小说改编的剧本之名所起的绰号的侮辱，而且还因肥胖而成了人们影射的靶子：“Round the Wilt in 80 Days.”1450（绕着威尔特（世界）走一圈要80天。）

又如，“每一英寸都是一位王后”，它是莎士比亚的名句“每一英寸都是一位国王”的变体。人们用它来暗指一个有贵族气派、体格大得出奇的女人。如果有人想把这一诙谐归之为“伴随有替代词变更的凝缩”（condensations accompanied by modifications as substitute）人们大概不会有很大的反对意见。（参见“tête-à-bête”[第25页]。）

一位朋友曾说起过一个有宏伟目标，并力求实现其目标的人：“Er hat ein ldeal vor dem Kopf.（他的头的前面总有一个理想。）”俗语是：“Ein Brett vor demKopf haben.”（字面意义：“某人的头的前面有一块木板”即“愚蠢的”。）这种变更隐喻了这句俗语，同时为了其自身目的而利用了这句俗语的含义。所以，在这里，这种技巧可称为“变更性凝缩”。

如果把变更限制在字母的变化上，那么，我们就很难把“变更性隐喻”（allusion by means of modification）和“替代性凝缩”（condensation with substitution）区分开来。例如：“Dich teritis”1451对Diphtritis（有喉）这种灾难的隐喻表明那些二流作家们的著述是另一种公害。

只要稍加变化，否定性词缀就能构成很好的隐喻：

海涅称斯宾诺莎为“my fellow-unbeliever Spinoza”（我的同样不信教的斯宾诺莎）。“We, by the ungrace of God, day-labourers, serfs, negroes, villeins……”（承蒙上帝之恩，我们这些工人、农奴、黑人、佃农……），利希腾贝格就是通过提到这些不幸的人们而开始他的演讲的（他没有提到更多的人）——他们比国王和贵族更有权利以不加变更的形式高呼“承蒙上帝之恩”。

最后，“省略”（omission）中还包含了另一种隐喻，我们可以把它比作没有替代形成的凝缩。实际上，每一个隐喻中都省略了某些东西，即导致该隐喻的一连串思想。它只取决于那个更明显的东西是隐喻措辞中的空白，还是部分地填补了这个空白的代替物。因此，我们只要通过一系列事例，就能从很明显的省略追溯到隐喻本身上去。

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发现了没有代替物的省略。1452在维也纳有一位风趣而好斗的新闻记者，他言辞犀利，出口伤人，所以多次遭到他的攻击对象对他进行的人身攻击。一次，在谈论他的老对手的一个新的不道德行为时，有人大声说：“如果XX1453听到了这件事，他又会挨耳光。”这个诙谐的技巧首先包括在其明显的胡说中的困惑，因为我们根本搞不清一记耳光怎能成为听到某件事的直接结果。如果我们在这个空白处加上下面这些话：“那么，他就会写一篇非常刻薄的文章攻击这个人，……”这样一来，这句话的荒诞就消失殆尽了。这样，通过省略隐喻，加上胡说，就成了该诙谐使用的技巧。

“他如此赞美自己，以致连消毒用的烟熏蜡烛都在涨价。”（海涅）这个空白很容易填补。在这里，被省略的成分被一个推理替换了，然后这个推理又反过来导致被省略成分：“自我吹嘘惹人嫌。”

我们再讲一个有关犹太人的故事。两个犹太人在一家浴室前邂逅相遇了。

其中一人感叹道：“一年又过去了。”

毫无疑问，这些例子都说明省略是隐喻的一部分。

下述例子包含着明显的省略，它才真正算得上一个名副其实、纯正无瑕的隐喻诙谐。继在维也纳举行的一次艺术家宴会之后，出了一本笑话集，下面这个警句就是该笑话集里一句最杰出的句子：

“老婆就像一把伞，男人迟早都会乘出租车。”

一把伞不足以挡雨。“迟早”一语的意思只可能指：“如果下大雨”，同时，出租汽车是一种公共交通工具。但是，由于我们在这里只关心这种类比的表现方式，所以暂且不深究其微，待后再议。

海涅的《卢卡浴场》里有一个十分螫人的真正隐喻，它极其艺术地使用了这种诙谐形式来辩驳普拉腾伯爵1454。远在读者想到有什么东西在起作用之前，通过对那种变化最多的材料的暗示，就把某个难以直接表达的主题表现出来了，例如赫希·海厄辛斯的绕口令：“You are too stout and Im too thin；you have a good deal of imagination and I have all the more business sense；I am practicus and you are a diarrheticus；in short you are my complete anti podex.”（你太胖，我太瘦；你的想象太丰富，我爱挣钱心眼活；我当医生，你害痢疾；总而言之，你是我的死对头。）——“venus urinia”（维纳斯小便）——“the stout Gudel von Dreckwall”of Hamburg（汉堡的那个矮胖的加戴尔·冯·德雷克沃尔）等等。1455作家在后面的话里转了个弯，刚开始，他似乎只是想展示一下自己顽皮的个性，但很快暴露出这句话与其辩驳意图的象征关系，同时他的话就完全变成了暗示。最后，1456对普拉腾的攻击愤然而出，而对伯爵热爱人类的种种暗示（我们早已熟悉）就像鼎沸之水，也从海涅针对其对手的才能及性格所给予的攻击的每一句话中喷射而出。例如：

“即使缪斯不支持他，他也有演讲天才。说得更确切一点，他知道如何诋毁他，因为他对这位天才缺乏仁爱。另外，他对这位年轻人一定是穷追不舍。同时他也知道怎样去抓那些表面形式，不管它们的曲线多么可爱，这些外部形式决不会高贵地说出来。”

“他就像鸵鸟一样，相信如果把头藏进沙子里，只把屁股留在外面，便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而我们的这种尊贵的鸟本来可以把屁股埋在沙子里，而把头露在外面给我们欣赏，这样它就会隐藏得更好些。”

隐喻（allusion）可能是最普遍、最容易使用的诙谐手段，而且是我们常常编织到我们的谈话中的大部分简短诙谐的基础，它们无法从原始土壤中分割开来，也不能独立存在。但是，隐喻再一次使我们想起了在研究诙谐技巧时使我们开始感到迷惑不解的事实。隐喻本身并不构成诙谐；有许多得到完美建构的隐喻并不具备诙谐特性。只有那些具有诙谐特性的隐喻才能称为诙谐。因此，那些我们甚至已经探究了其技巧的诙谐的标准又从我们跟前跑掉了。

我偶尔把隐喻称为“间接表征”（indirect representation）；现在我们也许已经注意到，各种各样的隐喻、对立物的表征以及我们将要提到的其他技巧均可以联合一个单一的一大类。把这类称做“间接表征”，大概更容易为人所理解。这样，“错误推理”、“统一性”、“间接表征”——就成了诙谐的不同类别，我们可以把我们已经熟悉的概念诙谐的那些技巧也归入这些类别之中。

如果继续研究这些材料，我们就会发现间接表征的一些新的子类别，尽管我们能准确地描绘其特征，但可以引证的例子却很少。它是某种很小的或极其微小的东西的表征。1457（representation by something small or very small）——它常常通过微小的细节来完成充分表达整个特征的任务。倘若我们认为这个细小的东西与要表达的东西有关，同时还认为它就是这东西演变来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组例子纳入“隐喻”一类。比如：

“一个加利西亚的犹太人正乘火车旅行，他已经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解开了大衣的扣子，并且把双脚都放在了座位上，这时一位衣着时髦的绅士走进了包厢，这个犹太人马上规规矩矩地坐好，并尽力摆出一副得体的姿态。这位陌生人把自己手里拿的笔记本翻了几页，嘴里念念有词地推算着，沉思片刻，突然对犹太人说：‘请问，我们离犹太赎罪日（Yom Kippur）还有多久？’‘哦嗬！’犹太人说，还没答话就把两只脚重新放到座位上去了。”

不能否认，这种通过微小事物进行的表征与我们在研究言语诙谐技巧时所发现的最后一种共同因素“节省倾向”有关。

下面的例子与此相似：

“一位大夫被请来给临盆的男爵夫人接生，他说时候还没有到，并建议男爵一起到隔壁去玩一会儿扑克。片刻之后，他们两个人听见男爵夫人惨叫一声：‘啊，上帝啊，疼死我啦！’男爵马上跳了起来，但大夫却示意他坐下来：‘没啥。咱们继续玩吧！’又过了一会儿，那位正在分娩的女人又叫了一声：‘上帝啊，上帝啊，疼死我了啊！’‘你不想进去吗，教授？’男爵问。‘不，一点儿也不想，时候还没到呢。’大夫回答说。最后，隔壁屋里传来了清晰可辨的哭声：‘呵咦，呵咦，啊咦！’大夫马上扔下手里的牌，大声说道：‘现在时候到了。’”

这个用正分娩的贵夫人连续变化的惨叫编成的有趣笑话，同时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是，疼痛怎样使男爵夫人原始的天性冲破她所受过的层层教育。其二是，怎样依靠一个显然是微不足道的现象恰当地做出一个重要决定的。

（十二）

还有另一种为诙谐所使用的间接表征，这就是“类比”（analogy）。我们这么长时间一直未讨论过这种技巧，因为一研究它就会遇到新的困难，或者说这样做将会暴露出我们在别的情况下已遇到过的一些特别明显的困难。我们已经承认，在一些已经研究过的例子中，我们还不能清楚这个疑虑，即它们是否真正算得上是诙谐[如，第50页和第61页]；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这种不肯定性严重地动摇了我们研究的基础。但与其他材料相比，我只在类比诙谐中更强烈或更经常地意识到了这种不肯定性。有一种感觉——在相同情况下，其他许多人或许也有同感——这种感觉常常告诉我，这是一个诙谐，甚至在这种隐藏着的诙谐的基本性质被发现之前，我也能断言它是诙谐。然而，就诙谐类比来说，这种感觉却经常使我陷入困境。如果一开始我就毫不犹豫地宣称类比就是诙谐，片刻之后我就会发现，它给我的乐趣与我经常从诙谐中获得的乐趣有着本质的差别。此外，许多诙谐很少能像一个好的诙谐那样使我们捧腹大笑。这种情况使我不能用平常的方式——即通过把我自己限制在那些最好的和最有效的例子中——来消除疑虑。

很容易举出一些特别优秀、特别有效的类比例子来，但它们根本不能给人留下诙谐的印象。《奥蒂莉厄日记》中的温柔与英国舰队的红线之间的类比就是一个极为出色的类比。这里，我忍不住还要引用同样意义的另一个例子，我对它一直赞美不已，而且关于它的印象也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中。费迪南德·拉萨尔关于它的印象也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中。费迪南德·拉萨尔就是用这个类比结束他的一个著名辩辞（科学与工人）的：“就像我刚才给你们说明的那样，一个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科学与工人’这条箴言的人给人的印象，正如一个专心致志进行科学实验的化学家受到责难时一样。一旦这种干扰消失，对棘手的材料眉头一皱，他又能一如既往，平心静气地继续他的工作与研究。”

在利希腾贝格的作品里，我们可以发现许多贴切而诙谐的类比（1853年的哥廷根版的第2卷）。我正是从那里选用我们的研究材料的。

“举着真理的火炬从人群中走过而同时又不烧焦别人的胡须，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毋庸置疑，这句话骤然一看似乎是诙谐的；但经过仔细检查，我们就会发现，其诙谐效果并不来自这个类比本身，而是来自一个次要的特征。因为“真理的火炬”这一表达根本不是什么新的类比，而是一个长期为人们所使用，已经变成了陈词滥调的类比——如果某一类比有幸在语言学上被广泛应用，便会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尽管我们几乎不再去注意“真理的火炬”这句话中的类比，但利希腾贝格却使它突然恢复了它原来的全部力量，因为他对这个类比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并从中推引出了一个结果。但是，我们早已熟悉了这样一个作为一种诙谐技巧，使一个语义模糊的表达恢复其全部意义的过程。它属于同一材料的多重运用这一范围。利希腾贝格这句话所产生的诙谐印象很有可能就是由于它对这种诙谐技巧的依赖。

同一种判断无疑也可以说明同一作家的另一个诙谐类比。

“诚然，这个人并不是一盏伟大的灯（licht），但却是一个了不起的烛台（leuchter）……他是一位哲学教授。”

把一个学问高深的人说成是一盏伟大的灯，即一个有才能的人（lumen mumdi）这早已不再是一个有效的类比了，不管它原来是否是一个诙谐。但如果对这个类比稍加变更，并由此建立起第二个新的类比，那么这个类比就会变得新鲜起来，同时也会恢复它的全部力量。第二个类比产生的方法似乎是决定该诙谐的条件，而不是这两个类比本身。这与火炬例子中的诙谐技巧情况大致相同。

下述事例可能因为另一个原因才具有诙谐的特征，但是，我们也必须以类似的方式来判断它。

“我认为评论是一种儿童疾患，新出版的书或多或少都会患这种病。据记载，最健康的书可能死于这种病，而最虚弱的书却往往能够活下来。还有一些书能完全逃脱这种疾病。许多书常常想用序言和献辞这些护身符来预防此疾患，更有甚者，有的书用作家本人的评价来给它作预防注射，但这样做均收效甚微。”

把评论比做一种儿童疾患，首先基于书籍问世后就很容易受到评论这个事实。到目前为止，我仍不敢冒昧地断定这种比较具有诙谐的特征。但如果继续这种比较，就会发现新书后来的命运可以在相同类比的范围内或者通过相关的类比表述出来。这样的继续比较无疑是具有诙谐性质的，但我们已经知道，它的诙谐风格是靠统一性和一种出乎意料的联系的确定等技巧来实现的。不过，这种统一性的特点并没有因为在这个例子里它是对第一个类比的补充这个事实而发生什么变化。

在另一组类比里，人们总想把无疑具有诙谐特性这种印象归因于另一个本身与该类比的性质毫无关系的因素。这些类比常常包含着一个特别醒目的并置（juxtaposition），这一并置常常是一种听起来很荒诞的组合，或者这些类比常常被作为类比的结果的某种东西所取代。利希腾贝格的绝大多数例子均属此类。

“很遗憾人们看不见作家们博学的肠子，否则就能发现他们都吃了些什么。”“博学的肠子”是一个使人困惑、荒谬绝伦的表述词语，而正是通过这个类比，它的意思才清晰明了。倘若把这个类比的诙谐印象完全彻底地归因于这个并置的令人困惑的特点，情况将会怎样呢？倘若如此，它将符合我们所熟知的一种诙谐手段——荒谬表征（representation by absurdity）。

利希腾贝格曾运用阅读和有教育意义的资料的吸收与物质营养的摄取之间的同样的类比制造了另一个诙谐：

“他高度评价在家里进行的学习，因此，他完全赞同习得的马厩喂养方式。”

由同一位作家创作的其他类比展示了这些表述词语同样荒谬，或者至少是引人注目的形容词的表述。我们现在开始意识到，这些形容词是这种诙谐的真正手段。

“那是我的道德素质久经风霜的一面，在那一面，我可以忍受一切。”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道德背面。除非特别需要，否则他绝不会把这一面暴露出来。同时他总是用体面这条马裤尽可能长久地把这一面掩盖起来。”

“道德背面”（moral backside）——这个引人注目的表述词语的属性就是这个类比的结果。但是，另外，这一类比还用一个真正的文字游戏——“需要”——再加上另一个更不寻常的本身可能就是诙谐的并置（体面的马裤）而得以继续，至于马裤，由于它们是体面的马裤，所以，可以说，马裤本身就是诙谐的。因此，如果整个叙述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诙谐的类比印象，我们也不必感到诧异。我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在评价事物时，我们常常倾向于把按理只属于部分的特点扩展到整体上。顺便提一句“体面的马裤”一语会使我们想起海涅的某些与此类似的且同样也令人困惑的诗行：

……Bis mir endlich

endlich alle Knopfe rissen

an der Hose der Geduld.

[……直到最后，

每一粒纽扣才最终

从我忍耐的马裤上崩掉了。]1458

毫无疑问，最后这两个类比都有一种我们在所有好的（也就是说，所有适当的）类比中找不到的特性。我们可能会说，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有贬低意义”，因为它把一个类属很高的东西，（如，这些例子中的“体面”和“忍耐”）和一个非常具体，类属很低的东西（裤子）相提并论。我们将在另一种关系中来考虑这个独特性是否与诙谐有关。现在先让我们试着分析另一个例子，其中的贬低特性表现得特别明显。温伯尔·内斯特雷的滑稽剧《他想痛痛快快乐一番》中的小职员，在想象中盘算着，如果有朝一日成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商人时，他将怎样回顾其青春的时光：“在一次诸如此类的推心置腹的长谈中，坚冰在记忆的仓库前被打得粉碎。”他说，“那时，过去的拱门再次被打开，想象的陈列柜里装满了昔日的商品……”1459这些当然是抽象事物和非常普遍的具体的东西之间的类比。但该诙谐或全部或部分地取决于这个事实：一个小职员用从他日常活动范围中得到的东西进行类比，而如果把这些抽象概念与他生活中的普通事物联在一起，那就是统一性了。

让我们回到利希腾贝格的类比上来吧。

我们做任何事情的动机可以像32种风[二罗经（方位）点]那样按顺序排列，而且它们的名字也可用类似的方法分门别类，如“面包——面包——名声”或者“名声——名声——面包”1460利希腾贝格的诙谐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对某个恰当、巧妙和机敏的东西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致我们对构成该诙谐的性质的判断常常被引入歧途。假使在一段这样的话里某种诙谐的东西掺合着绝妙的意义，我们很可能受它的欺骗，从而宣称整个叙述是一个很出色的诙谐。而且我敢冒昧地说，这段话中真正具有诙谐性质的东西都是由于我们对“面包——面包——名声”这一奇特组合感到诧异才产生的。因此，就诙谐而言，它是一种“荒谬化表征”。

奇怪的并置或者一个荒诞的形容词可单独作为一种类比的结果而存在。

利希腾贝格曾说过：“a zweisch?frige woman”（一个睡双人床的女人）。“An einsch?friger church-pew”1461（一个能睡一个人的教堂长椅）。在每层意思的背后，都有一个床的类比；在这两种类比中，除了“困惑”技巧以外，还有“隐喻”这个技巧因素在起作用——一个暗示的是讲道使人瞌睡的效果，而另一个影射的是永不衰竭的性关系这个主题。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发现，如果某一类比显得很诙谐，那这种现象往往是由于它和我们已经熟悉的某一诙谐技巧有关。不过，还有一些别的例子似乎最终能证明类比本身可能就是一个诙谐。

利希腾贝格就是这样来描述某些颂歌的。

“正如雅各布·伯姆1462的不朽著作是用散文体写成的一样，颂歌是用诗歌体写成的——它们是一种野餐，在这种野餐里，作者提供语词，读者提供意义。”

“当他进行哲学探讨时，他总是给他的话题洒上一片惬意的月光，这种月光总的说来相当宜人，但不会把任何单个的物体照得一清二楚。”

下面是海涅的一段描写：

“她的脸酷似一张（将原有文字擦去后）重新书写的羊皮纸。在这张纸上，在刚用黑体字书写的神父经文的原稿下面，潜藏着一首被涂掉了一半的古希腊爱情诗。”（《哈尔茨山游记》）

或者让我们来看看《卢卡浴场》（《旅游图》Ⅲ）中这个旨在侮辱人格的冗长类比：

“天主教牧师的举止更像在一家大商行中供职的小职员。教堂这个在教皇领导之下的大商行，在给他一份固定的工作同时也给他一份固定的薪水。他懒洋洋地工作着，恰如那些并不是为自己干活的人一样。他有许多同事，所以能够在别人忙碌时，偷懒而不致被人发觉。他唯一关心的是这个商行的声誉，同时更关心它的存亡，因为一旦商行破产，他将丢掉他的饭碗。另一方面，新教牧师自己是老板，他经营着自己负责的宗教生意，不像他的天主教商人老兄那样有大宗的批发买卖，而只是零售，而且由于独自经营，所以他无法偷懒。此外，他必须大肆宣扬自己的信条，同时也必须诋毁其竞争者的信条。他是个名副其实的零售商，站在自己的零售店里，对所有大商行，特别是给成千上万簿记员和包装工人发放薪水，而且对在世界各地都有自己工厂的罗马城里的那个大商行充满忌妒之情。”

和许多其他例子一样，面对这个例子，我们不能再对下面这个事实有任何争议了：一个类比本身就具有诙谐的特征，而且这种诙谐印象没有必要一定得依赖于那些熟悉的诙谐技巧。情况的确如此，但究竟是什么决定了类比的诙谐特征这一问题，我们还一无所知，因为这一特征肯定既不存在于作为一种思想表达形式的类比中，也不存在于做出一种比较的作用中。我们只能把类比归入诙谐技巧所使用的“间接表征”这一类别之中。同时，我们在类比中，而不是在早些时候发现的诙谐方法中所遇到的那个更明显的问题实际上还没有解决。另外，毫无疑问，要确定某些东西诙谐与否的问题何以会在类比中，而不是在其他表达形式中遇到更多困难，肯定还有某种特别的原因。

不过，理解中的这个空白并没有使我们抱怨前边的研究毫无成效。鉴于我们必须准备把这种内在联系归因于诙谐的不同特点，那么期望我们在匆匆地看一眼该问题的其他方面之前，就能充分说明它的某一方面，这就未免有些冒昧了。现在，我们无疑得从另一方面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能够肯定我们的研究没有遗漏任何一个诙谐技巧吗？当然不能这么说。但是通过对一些新材料的继续研究便可以使我们确信，我们已经了解了诙谐工作中的一些最常见、最重要的技巧。无论如何，这种继续研究对心理过程的性质做出判断都是不可缺少的。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做出这种判断；但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掌握了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信息，并可望对这个问题做出进一步解释。已被当做言语诙谐技巧的核心来看待的那个有趣的伴随有替代形成的凝缩过程，指向梦的形成，在这种形成的机制中，同样的心理过程已经被发现了。不过，对概念诙谐技巧来说，情况也是如此。概念诙谐的这些技巧即移置、错误推理、荒诞、间接表征和对立物的表征，也都在梦的工作的技巧中再次出现了。由于移置作用，梦显得离奇古怪，令人费解，这种现象使我们难以承认它是我们的醒觉生活的继续。在梦中运用荒诞和无意义已使它丧失了作为心理产物的尊严，而且也把权威们引入了歧途，使他们认为心理活动的衰变、批评的中断、道德和逻辑都是梦的形成的必要条件。对立物的表征在梦里如此常见，以至于连那些最畅销、但观点完全错误的关于《释梦》的书籍也对它推崇备至。间接表征，即用一个隐喻、用微小的事物或与一个近似于类比的象征来取代梦念，正好是区分梦的表达方式和我们的醒觉生活的表达方式的标志。1463这种影响广泛存在于诙谐工作的方法和梦的工作方法之间的一致性绝不是偶然的。因此，详细说明这种一致性并考查其基础便成了我们今后的任务之一《诙谐与梦和潜意识的关系》。

三、诙谐的目的

（一）

在上一章的末尾，当我在写海涅把那位天主教牧师比做一家大商行的雇员，把那位新教牧师比做独自经营的零售商时，我就意识到了一种抑制，这种抑制欲诱使我不做这种类比。我对自己说，在我的读者中，很可能有一些人不但笃信宗教，而且尊崇其政府首脑和助手。这些读者很可能会对这个类比感到愤慨，并因此感情冲动，进而使我们对究竟是类比在自己的描述中就具有了诙谐的外表，还是需要添加其他东西才成为诙谐的这一问题失去了兴趣。运用其他类比，比如上面谈到的那个某哲学遍洒宜人月光的类比，则不必担心它们会对我的某些读者起干扰作用。甚至最虔诚的人也会保持一种心态，在这种心态下他就能对我们的问题做出判断。

通过听者对诙谐所做的不同反应，就很容易推测出诙谐的特点。有时诙谐是为诙谐而诙谐，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有时却的确服务于一种目的，即它是有倾向性的。只有具备一种目的1464的诙谐，才有可能惹怒那些不想听它的人。

费舍尔把没有倾向性的诙谐称为“抽象性”诙谐。而我更喜欢把它们叫做“单纯性”（innocent）诙谐。

由于我们已根据诙谐技巧所涉及的材料把诙谐分为“言语诙谐”（verbal jokes）和“概念诙谐”（conceptual jokes），现在，我们就有义务来考查刚才提到的那种分类和我们现在提出的这种新的分类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言语诙谐和概念诙谐，另一方面是抽象性诙谐和倾向性诙谐，它们之间并没有相互影响的关系，而是两种完全独立的诙谐产物的分类法。也许有些人已经认为单纯的诙谐主要是言语诙谐，而概念诙谐的更为复杂的技巧绝大多数是为明确的目的服务的。然而，有很多单纯性诙谐是通过文字游戏和语音的类似性而起作用的，恰如单纯性诙谐利用概念诙谐的所有手段一样。就其技巧而论，要证明倾向性诙谐只不过是言语诙谐，这是轻而易举的事。譬如，那些“玩弄”专有名词的诙谐往往带有一种侮辱和伤害性目的，不用说，它们也属于言语诙谐。但是绝大多数单纯性诙谐都是言语诙谐。比如，最近极为流行的互换叠韵，1465其技巧就是用一种非常独特的变更，通过同一材料的多重运用而表现出来的：

Und weil er Geld in Menge hatte，

lag stets er in der H?ngematte.

[因为他有很多钱，所以他总是躺在吊床上。]

我们希望没有人会怀疑，从这些毫不装腔作势的韵律中获得的快乐，正好具有我们认为是诙谐的那种性质。

在我们已熟悉的利希腾贝格的类比中，抽象的抑或单纯的概念诙谐的精彩案例比比皆是。我再补充几例：

“They had sent a small octavo volume to G?ttingen, and had got back something that was a quarto in body and soul.”

“他们已把一个小小的八开本寄到了哥廷根，并收到了一个从头到脚一点不差的四开本。”

‘In order to erect this building properly, it is above all necessary that good foundations shall be laid；and I know of none firmer than if, upon every course of masonry pro, one promptly lays a course contra.’

“要建造好这座楼房，人们首先必须打好地基。而且我知道最坚固的方法就是铺好前一层之后立刻铺上后一层。”

‘One person procreates a thought, a second carries it to be baptized, a third begets children by it, a fourth visits it on its deathbed and a fifth buries it.’（Analogy with unification.）

“第一个人产生一种思想，第二个人给它施洗礼，第三个人用它生孩子，第四个人在它临终时去看望它，第五个人埋葬它。”（“统一性”的类比）

“他不仅不相信鬼，而且也不怕鬼。”这个例子中的诙谐完全在于这种荒诞的表征形式。这种表征形式把通常认为不太重要的部分放在比较的位置上，而把以为更重要的成分放在了肯定的位置上。假如剥去这个诙谐的伪装，其含义就是：“用我们的理智来消除我们对鬼的恐惧，要比出现这种恐惧时才去保护自己不受其恐吓容易得多。”不过，这种释义就不再是一个诙谐了，它只不过是一种正确的而且极不为人注意的心理学的发现。莱辛在下述这句众所周知的话里也表达了这种发现：

“并非所有嘲笑其枷锁的人都是自由的。”

我想借此机会来澄清一个可能导致某种误解的问题。因为“单纯的”抑或“抽象的”诙谐非但不是说它们的“浅薄的”或者“空洞乏味的”，相反，恰恰说明它和待会儿将要讨论的“倾向性”诙谐刚好相反。就像前面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一个单纯性诙谐——即一个没有倾向性的诙谐——也可能有很丰富的内容，同时它也可能插入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但诙谐的意旨与诙谐无关。在此，它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安排用诙谐表达了思想。无疑，正如钟表制造商竭力搜罗极有价值的样品一样，诙谐中也常发生这种情况：诙谐方法中的最杰出成就被用来作为反映最根本意旨的思想的外表。

倘若我们现在严格地将概念诙谐的思想意旨与外表区分开来，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中到底哪一个可能会阐明我们在诙谐判断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因为它令人惊异地证明了，诙谐的乐趣取决于这一诙谐的内容及其作用的组合印象，同时它还说明我们很可能会受这两个因素之一的欺骗，从而对另一个因素一无所知。只有对该诙谐进行还原，才能使我们了解这个错误的判断。

另外，对言语诙谐来说，情况也是一样。当我们听到“经验就在于经历我们不想经历的事”时，我们常常感到迷茫，并且认为我们已掌握了一条新的真理。片刻之后，我们才会认识到这个伪装下面的陈词滥调：“受伤使人明智。”（逆境是智慧之母，[费舍，1889，第59页]）这个极为贴切的说法仅仅使用了“经验”一词来给“经历”下定义的诙谐把我们欺骗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这个句子的实质。还有利希腾贝格关于“一月份”的统一性的诙谐，它只不过表达了某个我们早已熟知了的事实而已——即和别的祝愿一样，新年的祝愿极少实现。在许多类似的例子中，情况莫不如此。

我们发现别的诙谐的情况却与此相反，在这些诙谐中，正是思想上的那些恰当而正确的东西吸引着我们，因而我们把谚语俗话都叫做精彩的诙谐——但在这些诙谐中，其思想才是最卓越的，而其作用则常常是软弱无力的。正是在利希腾贝格的诙谐中，思想内容往往要比诙谐的外表更有价值，但极不公正的是，我们却常常重视后者，而忽视前者。所以，关于“真理的火炬”这个评论很难说就是一个诙谐类比。不过，由于它如此恰当，以至于我们倾向于坚持说，这个句子是一个极好的诙谐。

利希腾贝格的诙谐首先是因其思想内容及它们确定无疑地击中要害而著称的。歌德说这位作家诙谐而俏皮的思想里肯定隐匿着许多问题。他的这种说法非常正确；也许这样说可能更正确一点：它们触及了这些问题的答案。比如，他曾以开玩笑的方式说，他通读了《荷马史诗》，以至于他总是把德语单词“angenommen”（假定的）读成“Agamemnon”（阿伽门农）——这句话中所用的技巧是“荒诞”加上“语音的类似性”——这样，利希腾贝格发现的只不过是误读的秘密。1466

下面这个技巧可能令我们大为不满的诙谐也具有类似的性质：“令他惊诧不已的是，为什么会有两个洞正好开在猫的双眼所在的那两片皮毛里。”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愚蠢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这句简单的话里隐藏着动物结构中的一个重大的目的论问题。眼皮裂缝恰好开在显示角膜的地方，这一现象决不完全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除非进化论能给我们阐释这种偶合现象。

我们应该记住这个事实，即一句诙谐的话常常给我们留下一个整体印象，而单凭这种印象我们是无法把思想内容所起的作用和诙谐工作所起的作用区分开来的，或许以后我们会发现一个更加重要且与此类似的现象[参见第135页]。

（二）

从理论上来阐释诙谐的性质，单纯性诙谐对我们来说肯定要比倾向性诙谐有价值得多。浅显诙谐比深奥诙谐也更有价值。单纯的和浅显的诙谐可能会以最纯正的形式向我们提出诙谐问题，因为有了这些诙谐，我们不仅能避免自己被其目的弄糊涂，而且也能避免其合理的含义把我们的判断引入歧途。通过使用这种材料，我们的发现就能得到新的发展。

我来挑选一个可能是言语诙谐中最单纯的例子：

“一个女孩正在梳妆打扮，这时有人向她禀报来访者已到，她抱怨道：当一个人在anziehend1467时却不能让别人看到，真是太遗憾了！（克勒保罗，1890）”

然而，对于我是否有权把这个诙谐称为无倾向性诙谐（nontendentious jokes），我仍不能肯定。我再选一个十分简单而且也不致遭到反对的事例。

我曾应邀出席一次宴会。宴会结束时，端上来一种名叫“Roulard”1468的甜点心。制作这种点心，厨师必须有高超的技巧；故一位客人问道：“它是自制的吗？”“呵，是的，”主人答道，它是“home-roulard”1469

[“自制的肉卷”，亦是“地方自治”（homerule）的谐音]。

这一次我们将不去研究该诙谐的技巧；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上。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个即兴编出来的笑话使所有在场的人都很开心，而且也使我们大笑不止。和其他不胜枚举的例子一样，在这一例子中，听者的快乐感不可能从诙谐的目的或者思想内容中产生；因此，我们不得不把这种快乐感与诙谐的技巧联系起来。我们早些时候已描述过的那些诙谐技巧方法——诸如凝缩、移置、间接表征等等——都有一种使听者产生快乐感的能力，尽管现在我们无法看出它们是怎样获得这种能力的。通过这个简单的方法，我们就获得了阐明诙谐的第二个论点。第一个论点主张，诙谐的特点取决于其表达方式。假如我们仔细考虑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第二个论点实际上什么新东西也没告诉我们。它仅仅分离出一个我们前面早就注意到的事实。我们还会记得，在还原诙谐时（亦即，用另一表达方式来取代该诙谐的表达方式，同时谨慎地保留其原意），我们不仅会使它们失去其诙谐特性，而且也会使其丧失使我们大笑的能力，即丧失带给我们快乐的能力。

现在，在我们继续讨论这个论点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我们的哲学权威们的看法。

那些认为诙谐是喜剧的一部分，并且把喜剧放在美学领域里进行探讨的哲学家们，常常通过下述条件来界定一个美学观点：我们并不试图从这些对象中得到什么或者用它们来达到某种目的，我们也不需要这些对象来满足我们的主要的生命需求，但只要这些对象能引起我们的深思，只要该观点本身有乐趣，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这种乐趣，这种思维模式是纯美学性的。它完全依赖于它自己，其目的也只是它自身而已，而且它也不能实现生活中的其他目的。”（费舍，1889，第20页）[参阅前面第10页以下]

其实，我们根本不想反驳费舍的这种观点。也许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把他的思想转换成我们的表达方式——不过，我们仍坚持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诙谐活动说成是无所指或无目的的，因为它有在听者身上引起快乐这毋庸置疑的目的。我怀疑我们是否能够毫无目的地干任何事情。倘若此刻我们并不需要我们的心理结构来达到某种我们必需的满足，我们就会准许它为快乐服务，同时我们也会想方设法从其本身的活动中获取快乐。我认为，这正是影响所有审美思维的一个普遍条件。然而，由于我对美学所知甚少，所以我无法详细说明这种理论。不过，至于诙谐，基于前面所注意到的两个事实，我可以断言，无论它是否有思想，都是一种旨在从心理过程中获得快乐的活动。毋庸置疑，还有其他的活动也具有同样的目的。只不过它们或许在从心理活动领域中设法得到快乐这个方面互不相同。抑或它们在为达到这一目的所采用的方法上各有不同。虽然我们暂时还无法明确这一点；但我们仍坚持认为，我们已把部分地受节省倾向控制的诙谐技巧和快乐的产生联系起来了。

但是，在我们试图解开诙谐工作的技巧方法是怎样在听者身上产生快乐这个谜之前，我们得先回忆一下这个事实，即为了更简单明了的缘故，我们一直都把倾向性诙谐完全置于一边了。不过，我们还是得把诙谐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以及诙谐是如何为其目的服务的这个问题解释清楚。

首先，经过观察，我们已得知，在研究诙谐乐趣的起源时，我们再也不能把倾向性诙谐束之高阁了。单纯性诙谐的快乐效果通常是温和型的；一般地说它在听者身上所取得的全部效果，也只是一种明显的满足感和一阵淡淡的笑声。从几个适当的例子中，我们就已看出，这种效果的一部分可能是由诙谐的思想内容而引起的。倾向性诙谐常常能使人忍俊不禁，而无倾向性的诙谐却很难做到这一点。1470由于这两种诙谐的技巧可能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怀疑：由于其目的的缘故，倾向性诙谐必须有快乐的根源供其使用，而单纯性诙谐则得不到这种根源。

现在来评述诙谐的目的就是轻而易举的了。假如诙谐本身不是一种目的一也就是说，如果它不是单纯性诙谐，那么，它就仅仅为两种本身可以归纳为一类的目的服务。它要么是（服务于攻击、讽刺或者防御的）敌意诙谐（hostile joke），要么是（服务于显示性欲的）淫秽诙谐（obscence joke）。不过，我们必须事先重申一下，诙谐的技巧种类一不论它是言语诙谐，还是概念诙谐——都与这两种目的无关。

与此相比，要说明诙谐是如何为这两种目的服务这个问题则要复杂得多。在这项研究中，我想首先论述裸露诙谐（exposing jokes）而不是敌意诙谐。的确，极少有人认为裸露诙谐值得研究，仿佛人们对裸露诙谐本身的反感情绪已经转移到了对其进行讨论这方面来了。但我们决不允许自己因此而张皇失措，因为我们很快就会接触到一个边缘诙谐的例子，它有可能帮助我们澄清一些疑难问题。

我们都知道“猥亵语”（smut）的意思是什么，它就是通过言语有意识地突出性事实和性关系。然而，这个定义和别的定义一样也并不令人满意。尽管有了这个定义后，一次关于性器官解剖学或生殖生理学（physiology of procreation）的演讲就根本无须与猥亵语联系起来了。但我们必须注意一个更有关的事实，即猥亵语常常是针对这样一个人的，他对别人有性刺激，听了这些猥亵语后，人们预料，他就能意识到说话人的性兴奋，与此同时，自己也产生了性兴奋。另一个听到淫言秽语的人也许不会产生性兴奋，其反应可能是羞涩抑或难堪。这种现象只不过是反对这种兴奋的一种反应，也是对这种刺激的一种间接承诺。其实，猥亵语起初是针对女性的，类似于试图勾引。倘若男人们中有一个喜欢说或听淫语，这种由于社会抑制而不能实现的原始环境就自然而然形成了。听了猥亵语就发笑的人，其笑声仿佛表明他就是性攻击活动的旁观者。

组成猥亵语内容的性题材不仅包含了男女各自特有的东西，而且也包括了男女两性所共有的东西，它还和引起羞涩的一切事物有联系一就是说，它甚至还包括整个排泄领域。然而，这是与厕所想象有关的儿童时代的性领域。故可以说，在这种想象中，性欲的东西与排泄的东西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甚至可以说毫无差别。1471在神经症心理学（psychology of neuroses）的整个领域内，性欲仍把排泄包括在内。从老年人和婴儿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

淫语就像是它所针对的那个异性的裸露状态。通过说出那些猥亵话，被攻击者被迫想象出这些话中所谈到的那部分肉体或性行为的某个程序，并向她表明，攻击者本人也在想象着同样的事。毋庸置疑，想亲眼看见所显示出来的性的东西而产生的那种乐趣正是淫语的原始动机。

假如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一些基本事实，将有助于我们澄清一些问题。想看看男女特有的暴露在外的性器官，正是我们力比多的原始成分之一。这种力比多本身可能早已取代了早些时候的某个欲望，并且又恢复了在设想中去接触性器官的那个原始欲望。在这里，像经常发生的一样，这种想看见的欲望已取代了想接触的欲望。1472我们发现，每个人身上的这种看和触的力比多都以两种形式存在着：主动的和被动的，雄性的和雌性的；并且根据性欲特征所占的优势比例，总有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占主导地位。在少儿身上，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自我暴露的癖好。如果这种癖好没有被消灭或压制在萌芽之中，它就会发展成一种裸露癖（exhibitionism），一种在男人们中常见的性变态行为。女人身上被动的裸露癖常常被一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性羞怯反应掩饰着。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从女人们的穿着打扮上看出这种裸露癖的痕迹。至于灵活多变的习俗及环境是如何允许女人们仍旧保留着那一点裸露癖这个问题，我只需做点暗示即可。

男人身上的裸露趋向，大多是作为力比多的一部分而继续存在着的，而且它还用来引起性行为。假如这种冲动在第一次与女人接触时就想表现出来，那么它就必须通过说话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原因有二：其一，向女人表白自己；其二，通过说话所唤起的那种想象，能够使女性置于一种与自己相对应的兴奋状态中，同时也能唤醒女性身上那种被动的裸露欲。虽然这种求爱语言还不是猥亵的，但却可以发展成为猥亵语。倘若女人很快表示愿意，淫秽语言的寿命就很短暂；因为它很快就被性行为所取代。相反，如果女人表现的不是这种快速顺从而是防御反应，那就是另当别论了。在这种情况下，引起性兴奋的言语就变成了作为它自身目的的猥亵语。由于受到阻挡的性攻击不能付诸行动，所以它就只能停留在性兴奋的召唤阶段，并从女人身上的性兴奋表示中获得快感。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这种攻击性和别的任何受到阻碍的性冲动一样无疑都在改变着自己的特性。它变得明显地带有敌意和残酷，同时竭尽全力用性本能的那些施虐狂（sadism）成分来反对这种障碍。

因此，女人的不顺从就构成了猥亵语发展的第一个条件。诚然，这种不屈服似乎仅仅意味着稍微延迟，却并不表明进一步的努力会徒劳无益。对女人来说，这种抵抗的理想环境就是同时有另一个男人——一个第三者——在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女人根本就不可能表现出即刻顺从。因此，这个第三者很快就成了猥亵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从一开始，女人的存在就是不容忽视的，在乡下人中或在比较简陋的客栈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女招待或女掌柜一出现，猥亵语就源源不断。只有在一个较高级的社会场合，才会出现正好相反的情况，在这种场合，女人一出现，男人们的猥亵谈话就会戛然而止。而他们则往往保留那种他们认为会使女人脸红的谈话，直到他们“孤居独处”时为止。所以，旁观者，亦即现在的听者就渐渐取代了作为猥亵对象的女人的位置。而且由于这个变化，我们很快就可以猜测出诙谐的特征了。

从这个观点起，我们的注意力可以集中到两个因素上：第一，第三者，即听者所起的作用。第二，限制猥亵语题材的条件。

一般说来，倾向性诙谐需要三个人在场：除了诙谐的制作者外，还必须有充当敌意或性攻击对象的第二者和使产生快乐这一诙谐目的得以实现的第三者。我们以后会研究这种事态的更深层次的理由的；不过，目前我们必须先定位这样一个事实，即因某一诙谐而发笑并能欣赏其快乐效果的不是该诙谐的创造者，而是那个无所事事的听者。在讲猥亵语的情况下，三人处在相同的关系中。因此，其发展过程可以表述为：一旦第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力比多冲动由于该女人的不顺从受到阻碍，他便立即对这第二个人产生一种敌意态度，同时，他把最初介入的第三者当成他的同盟。通过第一个人的淫言秽语，该女人就被赤裸裸地暴露在第三者面前。而现在作为听者的第三者，由于自己的力比多轻而易举地就得到了满足，而被第一个人收买了。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普通人中这种猥亵交流是如此普遍地流行，并能确定无疑地引起他们快乐的心境。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涉及到如此之多的有倾向性诙谐的特点的复杂程序中，没有任何概括诙谐特征的正式要求是由猥亵本身所构成，赤裸裸的猥亵语的说出既给第一个人带来了快乐，又使第三者开怀大笑。

只有当我们进入一个由受过更好教育的人们组成的社会时，诙谐的正规化条件才会起作用。也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淫言秽语才会变成诙谐，而且也只有当它具有诙谐的特点时，它才能为社会所容忍。它最常使用的技巧是隐喻——即通过某个微不足道的东西，某个无关的东西来取代，这样就能够使听者在想象中重建一幅完美而直观的淫秽图像。以淫秽语的形式直接提供的东西和它在听者头脑中势必引起的东西之间的差异越大，这个诙谐就越精彩，而且它为上流社会的人们所接受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除了使用粗俗的抑或优雅的隐喻外，具有诙谐特点的猥亵语也使用言语诙谐和概念诙谐的所有其他方法，这一点极易用事例加以证明。

现在我们终于能够理解诙谐在为其目的服务时的所作所为了。尽管障碍重重，但诙谐还是有可能让一种本能（无论是淫秽的，还是敌意的）得到满足。它们设法绕过这种障碍，而且以那种方式从该障碍一直无法涉及到的根源中诱导出快乐。这种挡道的障碍不是别的，实际上就是女人所受到的那种更高级的教育及良好的教养。正是这种良好的教育和教养相应地使她无法忍受赤裸裸的性行为。一开始就在想象中出现的女人后来仍被认为就在眼前，或者说她对男人所起的威胁作用的影响甚至在她不在场时依然存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些有教养的男人是怎样受到一群地位低下的姑娘们的引诱，从而把淫秽诙谐变成了露骨的淫词秽语。

我们常常把那种使女人，同时在较小程度上也使男人很难抑或不可能欣赏赤裸裸的淫秽的那种力量称为“压抑”；同时我们还从这种压抑中认识到同样的心理过程。在严重的病例中，这一心理过程总是使所有的冲动情结（complexes of impulses）及其派生物都远离意识，阻止意识的产生，结果成为我们常说的引起精神神经症的主要因素。我们相信，文明和较高的教育对压抑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而且我们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作为一种遗传天性而发展起来的）心理组织也经历了某种变化，其结果就是，我们曾经觉得令人愉快的东西，现在却变得无法忍受了，而且它还遭到了所有可能的心理力量的拒绝。但是，由于文明的压抑活动的影响，许多原始的乐趣都被稽查作用抛弃了，并且永远丧失了。但对于人的精神来说，要摒弃所有这些乐趣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发现，倾向性诙谐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废除摒弃行为、并使我们重新得到那些已经丧失了的乐趣的手段。当我们因一则精彩的淫秽诙谐而发笑时，我们所笑的东西与那些无教养的人听到一个粗俗淫秽的笑话而笑的东西完全相同。在这两种情况下，快乐的根源完全一样。然而，这种粗俗的猥亵语不能使我们发笑，相反，它会使我们感到难堪，抑或令我们作呕。只有在诙谐的帮助下，我们才会发笑。

这样，我们一开始就表示怀疑的东西[第96页]现在似乎已得到了证实：也就是说，与所有的快乐都或多或少地依赖于其技巧的单纯性诙谐相比，有倾向性的诙谐更能通达其他各种快乐根源。我们还可重申，凭直觉，我们根本不可能区分在倾向性诙谐中，哪一部分快乐来自其技巧，哪一部分来自其目的。因此，严格说来，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在笑什么。在所有淫秽诙谐里，我们常常会做出对某些诙谐的“好处”大加赞赏的错误判断，而诙谐的优劣与否则常常取决于正常的决定因素。其实，这些诙谐的技巧通常都很拙劣，但是它们引人发笑的作用却非常巨大。1473

（三）

现在我们来考查一下诙谐在服务于敌意目的时所起的作用是否与此相同。

一开始，我们在这里就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从我们每个人的童年时代起，如从人类文明的童年时代起，我们对自己同类的敌意冲动就像我们的性冲动一样，一直受到了同样的限制和同样与日俱增的压抑。然而，我们尚未进步到能够爱我们的敌人，或者说尚未进步到右脸挨打后又把左脸伸过去的程度。此外，所有限制主动仇恨的道德规范至今都清楚地说明，它们本来就是为了一个小小的氏族社会而制定的。只要我们仍认为自己是某个族类的成员，那么在与外来民族接触时，我们就会准许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忘掉这些限制。但是，在我们自己的圈子里，我们在控制敌意冲动方面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利希腾贝格在讲下面这句话时措词极为严厉，他说，“在现在人们说‘请原谅’的场合里，过去人们都要给对方一个耳光。”法律所不容许的野蛮的敌意已为口头谩骂所取代；同时对人类种种冲动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更好地了解——通过始终如一地坚持“理解一切，原谅一切”——越来越剥夺了对妨碍我们行为的同伴感到气愤、愤慨的能力。在儿童时代，我们天生就有一种强烈的敌意的遗传气质，但后来高级的个人文明教育我们说骂人是可耻的；甚至在格斗仍然允许的场合里，那些可以用作格斗的种种手段亦明显地受到了限制。既然我们不得不放弃用行动来表达敌意——受到其兴趣旨在保护人安全的冷漠的第三者的阻碍——恰如性攻击案例中的情况一样，我们也发展了一种其目的在于把这个第三者争取过来共同对付我们的敌人的新的谩骂技巧。通过对敌人的蔑视、贬低、鄙视或愚弄，我们借助于第三者，即那位没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极大乐趣的旁观者的捧腹大笑，直接从我们敌人的失败中获得了乐趣。

接下来我们准备弄清楚诙谐在敌意的攻击性中所起的作用。诙谐允许我们使用那些由于重重阻碍我们公开或有意地说出来的东西，而使我们的敌人滑稽可笑。换言之，诙谐会规避种种限制并开放那些变得难以企及的快乐资源。此外，听者由于得到极大的快乐而毫不犹豫地袒护我们。恰如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如果单纯性诙谐迷住了我们的心窍，我们就会过高地估计那句以诙谐形式表达出来的话的要旨。“随我欢心，偏袒其笑”，这个德国成语用在这里是再恰当不过了。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前一章里N先生的诙谐，其性质全都是侮辱性的。N先生似乎想要大声疾呼：“农业部长本人就是头公牛！”“别跟我提起×××！他虚荣心极强！”“我所读过的文章没有比这位历史学家所写的‘拿破仑在奥地利’更枯燥乏味的了！”但是作为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人，他不可能以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看法。所以，他便求助于诙谐，诙谐保证使他的观点为听者欣然接受。但假使作者用的是一种非诙谐的方式，那么尽管他讲的是真理，听者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那个关于“红头发傻小子”的诙谐是极有启发意义的诙谐，也许称得上是所有诙谐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诙谐。但该诙谐中到底是什么使我们纵声大笑，并使我们的兴趣从这样做是否会对这位可怜的作者太不公平这个问题上转移开去？当然就是诙谐形式——亦即这个诙谐本身；但是听了这个诙谐后，我们又为何而笑？毫无疑问，我们是笑那个被介绍给我们的“红头发傻小子”，特别是笑他长着一头红发。诚然，有教养的人早已改掉了取笑他人生理缺陷的毛病，况且他们也并不把长着一头红发看成是可笑的生理缺陷。但是毫无疑问，学校男生及普通人仍这样认为——甚至市政和国会代表中持这种看法的也不乏其人。N先生用最巧妙的方式，使成年人和对生理缺陷很敏感的人都能像男学生一样取笑历史学家X先生的红头发。当然，这并非N先生的本意；但令人怀疑的是，开玩笑的人是否一定要知道他所开玩笑的确切意图。

倘若在这些事例中，诙谐帮助避开了的那个攻击性的障碍是一种内部障碍一种对辱骂的审美抵抗——在其他事例中，这种障碍就有可能是外部障碍。下述事例的情形就是如此。殿下问那个酷似自己的陌生人：“你母亲曾在王宫里干过活儿吗？”他的确得到了一个机敏的回答：“没有，但我父亲在那里干过。”这样回答，被问者肯定会击败这个胆敢用隐喻来卑鄙地暗示他所爱戴的母亲的轻浮发问者。但这个无礼的人是殿下，他不仅不会被击败，甚至也不会感到耻辱，除非某个人想豁出命来进行报复。相反，如果不这样回答，陌生人就只能默默地忍受这种侮辱。但幸运的是，诙谐给他指出了报复这种侮辱而又不危及个人安全的方法，即采用“统一性”这种技巧，把该隐喻反过来用在攻击者身上。此例中的诙谐印象完全是由其目的决定的。所以在这个诙谐的反击的作用下，我们往往会忘记攻击者所提的问题本身就具备了那种使用隐喻技巧的诙谐的特点。

通过外部环境来阻止谩骂或侮辱性的反驳，这种情况是如此常见，以至于人们特别喜欢用倾向性诙谐来攻击抑或批评那些自称为权威的显贵们。因此，诙谐便代表着对这种权威的反叛并逃避其压力的手段。同时，这个因素也具有漫画的魅力：即使它十分蹩脚，我们也会因它而笑，其原因就在于我们认为反叛权威是一种很了不起的美德。

假如我们记住了这个事实，即倾向性诙谐非常适合于攻击那些常常有内部抑制和外部环境保护他们不受直接诋毁的头头们及有尊严、有势力的达官显贵们，我们就会形成一种特别的印象，似乎某些类型的诙谐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和那些社会地位低下、无权无势的人联系在一起。我现在指的就是那些关于婚姻介绍人的轶事，其中有几个我们在研究概念诙谐的种种技巧时已经谈过了。在诸如此类的例子中，比如在下述事例中：“她还很聋呢！”和“谁会愿意借东西给这家人呢？”介绍人就被当做头脑简单和粗心大意的人而备受嘲笑。他们完全变成了喜剧人物，因为正如例子中所表明的那样，事情的真相从他们的嘴里自动地跑了出来。但是，我们所了解到的倾向性诙谐的性质，以及这些故事所带给我们的极大乐趣，与这些诙谐所嘲笑的那些人的悲惨境遇相符合吗？它们是诙谐的劲敌吗？为了抨击某些更重要的东西，诙谐就把婚姻介绍人摆在一个更显眼的位置，事实难道不是如此吗？这难道不是正如谚语所说的，意在赶骡，却把鞭子抽在鞍垫上吗？要想否认这种观点的确是不可能的。

虽然关于婚姻介绍人的趣闻轶事的阐释还可以继续下去，但在我看来，继续下去却毫无必要。只要把这些轶事当做Schwanke[滑稽故事]来看待，我就心满意足了，而且我也就能够否认它们的诙谐特征了。不过，这些诙谐也可能具有这种主观决定因素。我们现在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以后还要对此加以研究[第五章]。这就意味着只有那些想当然的东西才是诙谐。我认为是诙谐的东西在别人看来也许只不过是滑稽故事而已。但假使一个诙谐允许这种怀疑，其原因只可能是它有一个幌子（facade），在我们的例子中正好就是那个滑稽的幌子。在这个幌子下，有的人会满足于一瞥，而另一个人则试图明察秋毫。而且，我们还隐约觉得，此幌子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研究者眼花缭乱，因此这些故事里肯定还有一些隐秘的东西。

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这些关于婚姻介绍人的轶事全是诙谐的话，那么它们肯定就是比较好的诙谐，因为在幌子的影响下，它们不仅能够隐瞒住自己想说的话；而且还能隐瞒住某些想说而又不准许说的话。但是，对这些轶事的进一步阐释不仅会暴露出那些隐蔽部分，而且还会揭露出这些打着滑稽幌子的趣闻轶事正是倾向性诙谐，所以，对它们的进一步阐释将如下述：任何由于疏忽而失口说出事实真相的人，事实上都很乐意把自己从这种因假话而造成的思想压力中解脱出来。这是一种正确而又意义深远的心理学洞见。假如心里不愿意，没有人会允许自己被在这些情况下使真相原形毕露的自动现象所征服。1474这样一来，婚姻介绍人就从一个滑稽可笑的角色转化成了一个值得同情和怜悯的对象，因为他利用第一次机会就把事实的最后一点真相大声讲了出来，所以他最终卸下了那个因说谎话而背上的思想包袱，此刻他该是多么高兴啊！因此，他一旦看到大势已去，即这位未来的新娘不会令这位年轻人满意，他马上高兴地把年轻人不曾注意的这位姑娘的另一个缺点兜售出来。也可以说，为了对聘用他的人表示轻蔑，他就趁机提出一个可以解决这一细节问题的理由：“我问你——谁愿意借东西给这家人呢？”现在，该故事中所有的嘲笑奚落都逆转到该处几乎没有提及的姑娘的父母身上去了。他们认为为了给女儿找个丈夫，这种欺骗完全是正当合理的。同时它还暗示着那些靠这种手段结婚的姑娘们的不幸处境，也影射着以此方式订婚的一种不光彩的行为。而借介绍人之口来表达这种批评是再恰当不过了，因为他最熟悉这些谩骂；但他又绝对不能把这些谩骂大声说出来，因为他的生活还得靠这些人来维持呢。在产生这些以及与此类似的故事的大众心理（popular mind）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冲突；因为它明白，由于某些撮合婚姻的方法，神圣的姻缘就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在研究诙谐的技巧时所注意到的一个事实：在诙谐中，胡说常常取代了诙谐背后那种思想上的嘲弄和批评。（在这方面，诙谐工作所起的作用碰巧与梦的工作所起的作用雷同。）而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证实。这里的嘲弄和批评并不是针对那个在前面的例子中充当替罪羊的婚姻介绍人的。它们是通过另一类诙谐来说明的，相反，其中的婚姻介绍人被描述成了一位能言善辩的上层人物，其实，这些嘲弄与批评都是一些打着逻辑幌子而不是滑稽幌子的趣闻轶事——它们是诡辩的概念诙谐。在其中的一个诙谐里，介绍人通过说明新娘的跛足至少是一个“已经过去了的不幸”来搪塞她的缺陷，进而狡辩说，娶另一个两条腿都健康完好的女人将永远处于可能摔断一条腿的危险之中，接踵而来的是疾病、痛苦和医疗费。如果娶了这个已经跛了脚的女人，就可以避免所有这一切麻烦。在另一个轶事里，介绍人机敏到能用极为合理的证据来反驳求婚者对新娘的全部异议，只有在谈到新娘的最后一个缺点——驼背——这个叫他无法辩驳的缺点时，他才辩解说：“可你还想要什么呢？难道她不能有一点缺点吗？”似乎求婚者早些时候提出的其他异议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要挑出这两个例子中论据的弱点其实并不难，而且我们在研究其技巧时已经这样做了。但现在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别的东西，倘若介绍人说的话表面上看来似乎同样是很合乎逻辑的，但经过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这种表面上合乎逻辑其实只是一种伪装而已。这时，诙谐中的事实真相就必定会使人判定介绍人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这种思想不敢冒昧地以严肃的口吻宣布介绍人是对的，于是就以诙谐这种外表取而代之。但是，正如所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俏皮话往往暴露出它的严肃性。如果我们假定，所有表面上合乎逻辑的轶事实际上都指的是它们所主张的东西，即使在这些主张是故意错误地诱导出来的情况下也依然如此，那么，我们就不会出差错了。正是为了隐蔽地表现事实真相而使用诡辩法，才使它获得了诙谐的特征。因此，这种诙谐主要取决于其目的。这两个趣闻轶事想表明的是，当求婚者如此孜孜不倦地搜集新娘的那些转瞬即逝的优点，而同时却忘记了他必须准备娶一个有种种不可避免的缺陷的人做妻子时，实际上他就把自己搞得十分可笑了。而另一方面，那种可以与一个多少有点美中不足的女人凑合结婚的美德——互相爱慕和为了爱情而全然不顾——在整个轶事中根本没有提及。

在这些介绍人都恰如其分地装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的事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求婚者的嘲笑，这一点在别的例子中描述得更为清楚。这些故事越简单，它们所包含的技巧就越少；也可以说，它们只不过是一些边缘诙谐的事例。由于其技巧的缘故，它们除了都构建了一个诙谐的幌子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了。不过，由于它们的目的相同，也由于它们都隐藏在幌子之后，这样它们已产生了诙谐所能产生的全部作用。此外，技巧方法的不足也已清楚地阐明：“如果这些诙谐不想使其作用受到影响，它们就得使用这种与诙谐技巧类似的‘行话’（dialect）这一因素。”

下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它凭借着倾向性诙谐的全部力量，抹掉了那种技巧上的全部痕迹。婚姻介绍人问：“你对你的新娘有何要求？”——回答是：“她必须漂亮，必须有钱，而且还得有教养。”“好极了，”——介绍人回答说，“但我认为你的要求须由三个介绍人来满足。”在此，这种斥责不再作为一个诙谐而体现出|来，而是直接指向求婚者的。

迄今为止我们所考虑过的事例中，伪装的攻击一直都是针对着这些人的——在那些关于婚姻介绍人的诙谐里，它所针对的是与安排婚姻有关的所有各方——新郎、新娘及其父母。但诙谐的攻击对象同样可能是机构、能够操纵这些机构、道德或宗教教义以及人生观的人。这些人如此受人尊重，以至于仅有在诙谐的面具及掩藏诙谐真相的条件下才会遭到拒绝。尽管这些倾向性诙谐所表现的主题可能极少，但其形式和外表（envelope）却多种多样。我相信，我们将会很恰当地给这类倾向性诙谐取一个很特别的名字，但只有等到我们分析了几个这种例子之后，我们才能确定取什么名字最为恰当。

我想起了那个吃“鲑鱼炒蛋黄”而又一文不名的美食家[第49页以下]和那个经常喝酒的教书匠的故事[第52页]。现在，我将继续阐释这些经过研究我们认为是诡辩的移置式诙谐（sophistical displacement jokes）。我们后来才知道，如果这个故事的幌子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合乎逻辑的，这种思想活动就会严肃地宣布“那个人是对的”，可是，由于一个相反的矛盾，这种思想却不敢宣布这一事实，除了在那个极容易证明他是错误的这一点以外。所选择的这个“点”正是在他的正误之间的一种适当的妥协；的确，这种选择不是一种结论，但它与我们身上的冲突相符。这两个趣闻轶事都是谈论吃喝的。它们说：“是的，那个人是对的。人生在世，没有比享乐更重要的了，但一个人怎样享乐，却或多或少地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骤然一听，这种说法极不道德，而且也的确如此。但从本质上来讲，这与主张生活无常和赤裸裸地摒弃道德的诗人们的“及时行乐”并无多大区别。假如我们对“鲑鱼炒蛋黄”这个诙谐中的那个人是对的这种想法感到反感，那也只是因为这种享乐是最低级的，在我们看来，不享受这种乐趣似乎也是过得去的。而事实真相正是通过这种看法才得以说明的。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种时刻，即一方面承认这种生活哲理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又斥责我们的道德规范只知道向我们索取却不偿还给我们任何东西。既然我们已不再相信来世的承诺，亦即，不再相信以前所抛弃的东西在来世都将得到满意的报偿——顺便提一下，如果我们把抛弃看做信仰的标志，那也还是会有极少数虔诚的信徒的——所以，“及时行乐”就成了一条严肃的劝诫。我将非常高兴地推迟享受那些使人满意的东西：但我怎能知道我明天是否仍活在这个世上呢？“Di doman‘non c’e certezza。”1475

我非常乐意宣布放弃所有为社会所禁止的满足方式，但我能肯定社会为我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即使在延迟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来报偿我的摒弃吗？诙谐窃窃私语说的话可以大声地说出来了：与严厉而又无情的道德一样，人类的希望和愿望有权得到社会的承认。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已经用既具说服力又能鼓舞人心的措辞来特别强调，这种道德不过是极少数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立即满足自己愿望的、有钱有势的人制定的、一项自私的规章制度。只要医术还不能保障我们生命的安全，只要社会的种种安排还不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快乐，我们内心反抗道德要求的呼声就永远不可能被镇压下去。每一个诚实的人最终都会承认这一点，至少对他自己来说是如此。关于这一冲突的结论，只有在走过了一段迂回曲折的理解道路之后，才有可能得出。一个人必须把自己的生活与他人的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必须能够与他人建立起一种亲密关系，这样才能战胜自己生命的短暂；每个人都不能非法地满足自己的要求，而应当使需要得不到满足，因为只有如此多的未满足的需要继续存在，才能产生改变社会秩序的力量。但并非所有个人要求都能够以这种方式得以推迟和转移给他人，所以，还没有一个解决这种冲突的确切方法。

现在，我们知道了怎样给我们刚才阐释过的那些诙谐命名了，它们是愤世嫉俗的诙谐（cynical jokes），而且它们所掩饰的也是愤世嫉俗。

在愤世嫉俗的诙谐惯常攻击的种种制度中，没有一种制度比婚姻制度更为重要，或者说没有一种制度比婚姻制度受到了道德法规的更严密的保护，但同时也是婚姻制度最容易受到人们的攻击。因此，绝大多数愤世嫉俗的诙谐都是针对它的。这类诙谐与性自由一样也没有个人要求，而且文明对任何地方施加的压制都没有对性领域所施加的压制严厉。仅举一例就足以说明我们的种种目的——这便是“卡尼沃尔王子集锦簿里[第78页]提到的一个条目”。

“老婆就像一把伞——男人迟早会去乘出租车的。”

我们已经讨论过该例子中的复杂技巧：它是一个令人困惑而且显然是不可能的明喻。不过，我们现在能看出来，它本身并不是一个诙谐；更明确地讲，它是一个隐喻（出租车就是公共交通工具）；由于其强有力的技巧方法，它还是一个增加了晦涩难懂性的省略。此明喻可以这样理解：男人结婚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自己不受性色的诱惑。但结果是婚姻却不能满足婚后那种更强烈的欲求。这犹如一个人带着一把伞以使自己不淋雨，然而他还是被雨淋湿了。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必须四处寻找更好的保护；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必须乘公共交通工具；在前一种情况下，寻找为钱卖身的女人。现在，这个诙谐几乎全部被一种愤世嫉俗取代了。人们不敢大声而又公开地讲婚姻不是打算满足男人性欲的一种安排，除非他是一个酷爱真理、热衷改革的克里斯蒂安·马·厄棱费尔似的人物。1476这个诙谐的力量在于，尽管它绕了许多弯子，但还是把这种思想表述出来了。

当蓄意的反抗性批评是针对对象本人时，或更审慎地讲，是针对人们感兴趣的人，即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如，对像自己的民族）时，就会出现一种对倾向性诙谐特别有利的情况。作为一个决定因素的自我批评的产生，可以清楚地说明为什么许多最贴切的诙谐（我们已经列举了许多这样的实例）都生长在犹太人普普通通的生活这块土壤上。它们是犹太人自己创造的故事，而且针对的是犹太人的特点。由非犹太人创造的有关犹太人的诙谐几乎全都是残忍的滑稽故事。在这些故事中，由于外国人把犹太人看成是滑稽对象，从而使诙谐变得毫无必要。由犹太人自己创造的犹太人的诙谐也承认这一点；但他们既知道自己真正的缺点，也知道缺点与他们的良好素质之间的关系，而且正是对象本人批评的那些东西产生了诙谐工作的主观决定因素（这种因素通常很难获得）[参见第140页以下]。顺便提一下，我不知道是否还有许多别的民族也这么喜欢拿本民族的特征取乐。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还可以选用前面引用过的那个轶事为例。在这个故事里，那位火车上的犹太人一发现走进他的包厢的新来者是自己的同教者时，就马上摒弃了所有得体的行为举止。我们已经很熟悉，这种轶事证明，某些事情是通过细节进行说明，通过琐碎事情进行表述的。其实，它想要表现那种不承认主仆之分的犹太人的民主思维模式，但不幸的是，这样做的同时也扰乱了戒律和合作。

另一组特别有趣的诙谐描述的是贫富犹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的主人公是“Schnorrer[乞丐]”和仁爱的户主或男爵。

一天，一位经常在每个星期天到同一家餐厅做客的乞丐带来了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年轻人一进门就准备在餐桌旁就座。“这是谁？”主人问道。“他上周就成了我的女婿，”乞丐回答道，“同时我已答应供他一年的伙食。”

这些故事的目的往往是相同的；而在下面这个故事中，目的表现得最清楚：

“乞丐恳求男爵给他一些钱去奥斯坦德；他的医生曾建议他洗海水浴来治病。男爵认为奥斯坦德是一个特别费钱的去处；而换一个便宜一点的地方照样能治他的病。但这个乞丐竟用下面的话拒绝了这个建议：‘男爵先生，为了我的健康，我认为世界上没有太费钱的东西。’这是一个绝妙的移置式诙谐，我们可以把它当做这类诙谐的典范。1477显然男爵是想省钱，而乞丐对男爵的回敬仿佛男爵的钱就是他自己的钱似的，因而他认为，与自己的健康相比，男爵的钱就是次要的了。这里，我们情不自禁地因这个无理要求而捧腹大笑。但这些诙谐几乎都有一个使人产生误解的假面具，隐藏在其背后的事实真相是，按照犹太人的神圣法令，这个想把男爵的钱当做自己的钱的乞丐，实际上完全有权犯这样的错误。由这个诙谐引起的愤慨理所当然就指向了那个连虔诚的人都觉得难以忍受的法律了。”

另一则轶事是：

“在一个有钱人家的楼梯间，一个正上楼的乞丐遇到了一个同行，后者劝他不要再往前走。‘今天别上去了’，这位同行说，‘男爵今天情绪不好，至多只会给每个人一弗罗林。’——‘我还是要上去，’第一个乞丐回答说，‘为什么我该给他一弗罗林呢？他给了我什么东西吗？’”

这个诙谐运用了荒谬技巧，因为它让这个乞丐声称，正当他准备向男爵索取赠品时，男爵却没有给他任何东西。不过，这种荒谬只是表面上的，这位有钱人什么也没有给他。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法律强制他给乞丐布施，而且严格说来，他应该感谢这个乞丐为他提供了一个行善的机会。可见，普通的中产阶级关于善举的观点和宗教关于它的观点是不一致的；下面这个故事则是公开反对宗教观点的：由于深深地被一乞丐的悲惨遭遇所打动，男爵只好按铃叫仆人：“把他给我撵走了！他把我的心伤透了。”其目的的公开暴露又一次构成了一个边缘的诙谐例子。只有把问题放在单个事例中来考虑，最后的这些故事才不同于已不再是诙谐的抱怨：“如果是犹太人的话，做一个有钱的人其实根本就没什么好处，别人的痛苦使他不能享受自己的幸福。”

从技巧上来讲，同样属于边缘诙谐例子的其他故事也证明一种极度悲观的愤世嫉俗。比如：

“一个耳朵背的人找医生看病，医生正确地诊断说：病人可能是因为白兰地喝得太多，所以耳朵聋了。他劝病人戒酒，病人答应遵循医嘱。过了一些时候，医生在街上碰到了他并大声询问他的病情。‘谢谢您，’他答道，‘大夫，您不必这样大声讲话了。我已经戒酒了，所以我能听得很清楚。’过了一些时候，他们又碰面了，这次大夫用一般声调询问他的病情，但注意到病人根本就听不清他的话，‘啊！你在讲什么？’——‘在我看来，你似乎又在喝白兰地了，’大夫贴着病人的耳朵大声喊道，‘这就是你的耳朵又聋的原因。’‘算你说对了，’聋子回答道，‘我又喝上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吧，只要我不喝酒，我就能听见。但我听到的没有一件比白兰地好。’”从技术上讲，该诙谐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客观教训：叙述过程中的方言抑或技巧对引起哄堂大笑是不可或缺的。但其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令人悲伤的问题：这个人做出这样的选择难道不对吗？

正是由于这些悲观的故事不言自明地提到了犹太人各种各样毫无希望解脱的痛苦，所以我必须把它们归人倾向性诙谐一类。

其他诙谐同样具有愤世嫉俗性质，但不仅是关于犹太人的趣闻轶事的，这些诙谐攻击宗教的信条，甚至也攻击对上帝的信仰。其技巧在于把幻想与现实相提并论的错误思维（也可以认为是移置）的那个关于“法学博士的心灵感应”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愤世嫉俗的诙谐或批评性的诙谐。该诙谐的矛头不仅指向奇迹创造者，而且也指向相信奇迹这件事本身。据说，海涅在弥留之际讲了一个亵渎上帝的笑话。当一个好心的牧师提醒他上帝会饶恕他的罪孽并给他希望时，海涅答道：“Bien sur qu‘il me pardonnera：c’est son métier.”（“他当然会饶恕我：那是他的职业。”）这是一个诽谤性的比较（从技术上讲，其价值与隐喻的价值类似），因为职业或行业（metier）是工人或医生所从事的一并且他只有一种职业。不过这个诙谐的力量在于其目的，它想说的不是别的，而是：“当然啰，他会饶恕我的，他就是干那一行的，那就是我请他来的唯一原因（正如人们请大夫或律师一样）。”所以，当这位生命垂危的人软弱无力地躺在那里时，他就觉得自己已经创造了上帝，并且赋予了他力量，以便时机一到就可以利用他。只是在他湮灭之前，这个假想出来的人（the created being）才表明自己就是造物主。

（四）

除了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研究过的三种倾向性诙谐——

裸露的或淫秽的诙谐，

攻击的（敌意的）诙谐，

愤世嫉俗的（批评性的、亵渎上帝的）诙谐——

我想再加上第四种、也是最不常见的一种，其性质可以用一个很好的例子来阐明：

“两个犹太人在加利西亚火车站的一列火车上邂逅了。‘你去哪里？’一个人问。‘去克拉科夫，’另一个人回答。‘你真会说谎啊！’第一位生气地叫道。‘如果你说去克拉科夫，实际上你是想让我相信你是去莱姆堡。不过，我知道你实际上是要去克拉科夫。那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上面这个给人一种过于难以捉摸的印象的精彩故事，显然是用荒谬技巧来表达的。第二个犹太人因说谎而受责备，只是因为他说出了自己的真正目的地——克拉科夫。不过，在这个例子中，这种强有力的荒谬技巧方法是与另一种技巧即相反表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按照第一个犹太人的无矛盾的说法，第二个犹太人讲实话时就是在说谎，而且是用谎话来说实话。不过，该诙谐更重要的实质应该在于，究竟是什么决定事实真相这个问题。此外，它还说明了一个问题，同时也在利用我们最普通的概念之一的不肯定性大做文章。倘若我们只按事情的本来面目来描述它，而不考虑我们的听者怎样去理解我们说的话，这就是事实的真相吗？或者说这就是诡辩的真相吗？难道事实真相不就在于把听者考虑进来并如实地向他描绘我们的所见所闻吗？我认为这类诙谐完全不同于那些处于特殊地位的其他诙谐。它们所攻击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种制度，而是我们的知识本身，即我们的理论财富之一的这种肯定性。因此，给这类诙谐取名为“怀疑性”（sceptical）诙谐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五）

在我们讨论各种诙谐的目的过程中，或许我们已经阐明了不少问题，但同时我们也获得了许多进行进一步研究的启示。但本章研究的结果和前一章的研究结果结合起来就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由诙谐产生的快乐一方面取决于其技巧，另一方面又取决于其目的，如果情况属实，那么，诙谐中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快乐根源，在什么共同的观点下面才能联合起来呢？

第二章　综合部分

一、快乐机制与诙谐的心理起因

（一）

我们确信，我们已经了解了诙谐所提供的特殊的快乐根源，所以，现在又可以从这种确定的知识开始我们的研究了。我们知道，我们可能会被引入歧途，从而把我们从所说的思想内容中获得的欢乐与从诙谐中诱导出来的乐趣本身混为一谈；不过，我们也知晓，快乐本身实际上还具有两种根源——诙谐的技巧和诙谐的目的。然而，我们现在想发现的是快乐是怎样从这些根源中产生出来的，它是怎样从使人快乐的作用这种机制中产生出来的。

我想，我们在倾向性诙谐中比在单纯性诙谐中更容易找到我们想要的解释。因此，我们将从前者人手来进行分析。

在倾向性诙谐中，快乐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不可能以其他方式获得满足的目的实际上已经得到了满足。这种满足显然是快乐的一个根源，这点无须进一步加以评说。但诙谐导致这种满足的方式与某些特殊的条件有关，从这些条件里，我们或许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在此必须区分两种情况。比较简单的一种情况是目的的满足受到了诙谐所避开的那种外部的阻碍而不易实现。我们已经发现了这种情况，譬如，殿下询问那个正与之交谈的人，他母亲是否曾在王宫里干过活时所得到的回答，以及当那两个有钱的无赖让那位评论家看他们的肖像时，评论家的回答：“救世主在哪儿？”就属于这种情况。在前一个例子里，目的是打算用一个侮辱来回答另一个侮辱；而在后一个例子里，目的是想用一个侮辱来取代所需要做出的评价。在这两个例子中，目的都受到了纯外部因素——侮辱所针对的那些人的强大地位的阻碍。然而，我们也许觉得奇怪，因为不管这两个诙谐及与之相似的倾向性诙谐如何使我们感到满足，它们却总是不能产生使人大笑的强烈效果。

但是，如果在直接实现这种目的的过程中没有外部障碍而只有内部障碍。也就是说，如果只有内部冲动妨碍着目的，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按我们的猜测，这个条件在N先生的诙谐中，即在那个想痛痛快快大骂一顿的强烈欲望被高度发达的美学文化所抑制的诙谐中似乎得到了满足。借助于一个诙谐，这个特别情况下的内部抵抗就被克服了，抑制也被解除了。通过这种方法，正如在外部障碍的实例中一样，目的的满足就会成为可能，而且目的的压制及这种压制所引起的“心理积郁”（psychical damming-up）1478就会得以避免。如果到了那个程度，快乐产生的机制在这两种情况下就会完全一样了。

不过，谈到这里，我们感到我们应当更进一步研究外部障碍和内部障碍这两种情况下心理情境之间的差别，因为我们隐约觉得，内部障碍的排除很可能对快乐有巨大的影响。但我建议，在这一点上我们应适可而止，暂时满足于确立对我们来说仍是本质性的东西，外部障碍和内部障碍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唯一不同在于这样的事实：在后一种情况下（一种业已存在的抑制已被解除，而在前一种情况下则避免了一种新的抑制的形成）如果情况属实，当我们断定，在形成并维持精神抑制的过程中需要一种“心理消耗”（psychical expenditure）1479时，我们就会不假思索，不会过多地依赖于思辨。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使用倾向性诙谐的两种情况都能产生快乐，那么就可以这样设想，这种快乐的产生与所节省的精神消耗相对应。

这样，我们又一次碰到了我们在讨论言语诙谐的技巧时第一次遇到的节省原则（principle of economy）这一问题了。不过，尽管我们在前面例子中碰到节省时，它的意思是使用尽可能少的语词或尽量使用同样的语词，但现在我们对从综合性心理消耗这个要广泛得多的意义上来说的一种节省产生了怀疑。同时，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更仔细地了解“心理消耗”这个迄今仍很费解的概念，我们就能更透彻地了解诙谐的基本性质。

我们承认，在研究倾向性诙谐的快乐机制的过程中，仍有一些无法驱散的迷雾。这些迷雾是对我们试图在未阐明比较简单的问题之前就阐明更复杂的问题，或在未阐释单纯性诙谐前就想阐释倾向性诙谐的一种适当惩罚。我们还注意到，抑制或压制消耗的节省（economy in expenditure on inhibition or suppression）似乎是倾向性诙谐的快乐效果的秘密。现在我们转向研究单纯性诙谐的快乐机制。

在分析了那些我们不必担心我们的判断会被其内容和目的所扰乱的单纯性诙谐的一些适当例子之后，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说，诙谐技巧本身就是快乐的根源；现在我们将尽力去发现，那种快乐是否可以追溯到心理消耗的节省上去。在这样的一组诙谐（文字游戏）中，其技巧就是把我们的心理态度集中在语词的语音上，而不是集中在词义上，也就是说，使（听觉的）语词表现（word-presentation）本身来取代由于它与事物表现（thing-presentation）的关系而产生的含义。1480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样做可以大大减轻心理工作的负担，在严肃地使用语词时，我们只有经过一定的努力才能克制自己不去利用这个方便的程序。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思维活动的变态（pathological states of thought-activity）是如何突出语词的语音，而不是语词的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把心理消耗集中到某一点上的可能性或许会受到限制，而且这类病人在他们的言谈中经常是按照语词表现的“外部”联想（external assciations）而不是“内部”联想（internal associations）进行思维的。我们也注意到，那些仍然习惯于把语词看成事物的儿童往往认为，这些相同或相似的语词背后都有相同的含义——这就是使成年人发笑的许多错误的根源。所以，如果我们在通过使用同样或类似的语词把诙谐从一个概念范围转到另一个无关的概念范围时，能够体验到一种明显的快乐（如在“自制的肉卷”的诙谐中[第94页]从厨房转到政治），我们就可以正确推论出，这种快乐来自心理消耗的节省。这种源于“短路”（short-circuit）所产生的诙谐快乐越大，通过同一语词互相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组概念就越不相同——它们相距越远，诙谐的技巧方法在思想系列中所产生的节省就越大。我们或许还注意到，在这种情况下，诙谐还使用了一种严肃思维避而不用的把事物联系在一起的方法。14811482

诙谐运用的第二组技巧方法——统一性、语音的类似性、多重运用、熟悉词组的变更、引语的暗示——都表现出一种共同的特点，即当我们想找到某些新事物时，总是在那里重新发现一些熟悉的事物。重新发现熟悉的事物是令人愉快的，而且我们仍然不难把这种愉快看成是节省产生的快乐，因此，完全可以把它归结为心理消耗的节省。

对熟悉事物的再发现——“再认”（recongnition）可以产生快乐，这种现象是人们普遍承认的。格罗斯（Groos，1899，第153页）写道：再认总是和快乐感密切相关的，除非它被搞得太机械化了（如，衣着方面……）。甚至连浮士德在一段毛骨悚然的经历之后重新进入他的书房时，所体验到的那种宁静的舒适感，也伴随着一种再认的快乐（浮士德；第一部分，第三场）……倘若这种再认行为能够常常产生快乐，我们便可以认为，为了这种能力的缘故，人们就会想方设法发挥这种能力——即，在戏剧中去试验此能力。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已把再认中的快乐看做是艺术乐趣的基础。但不容争辩的是，即使这个原理没有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那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也绝对不应忽视。

格罗斯接着讨论了游戏（games），其特点是用在道路上设置障碍的方法来增加再认的乐趣——也就是说，通过产生一种被再认活动抛弃了的“心理积郁”的方法。不过，他的解释企图放弃下述假设，即诸如此类的再认本身就是令人愉快的，因为在研究了这些游戏之后，他把与这些游戏有关的再认乐趣都归因于力量的乐趣，亦即归因于对某一困难的克服上。但我认为，这后一种因素是次要的，并且我还发现没有必要违背这种更简单的观点：再认本身就是令人愉快的——即通过解除心理消耗——而且建立在这种快乐之上的游戏利用了心理积郁的机制，也只是为了增加这种快乐的程度。

人们也普遍承认，韵脚、头韵、叠句甚至诗句中常出现的重复类似的词语声音的其他形式，都使用了同一快乐来源——对熟悉事物的再发现。“力量感”（senee of power）在这些技巧中并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这就表明，这些技巧与诙谐事例中的“多重运用”的作用非常一致。

考虑到再认与回忆（remembering）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所以，做出在回忆中也有一种乐趣一即回忆活动本身也伴有一种与此类似起源的乐趣——这种假设并不是轻率鲁莽的。格罗斯似乎并不反对这种假设，可他又从“力量感”中获得了回忆的乐趣，而且他把几乎所有游戏中的快乐的主要原因都归因于这种“力量感”（据我看，这是错误的）。

另一种至今尚未提到的诙谐中的技巧根源也依赖于“对熟悉事物的重新发现”。我指的是“时事性”（topicality）这个因素。这个因素给许多诙谐提供了丰富的乐趣来源，同时也解释了诙谐史话中的几种特殊现象。现在有一些与这个条件毫不相干的诙谐。如果写的是一部关于诙谐的专著，我们就得几乎全部使用这种事例。但我们不能忘记，与这些经久不衰的诙谐相比，其他诙谐或许更能使我们开怀大笑。而现在要应用这些诙谐将是很困难的，因为还需要对它们作系统的评注，而且即使这样，恐怕也很难达到先前的效果。后来的这些诙谐包含着对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人和事的暗喻，而这些人和事又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兴趣，并且使人们的兴趣有增无减。然而，在人们的这种兴趣停止以后，在被讨论的事情得以解决以后，这些诙谐就丧失了它们的一部分令人愉快的效果，而且是相当大的一部分效果。譬如，我那位友好的主人在把端上来的甜点心叫做‘Home-Roulard’时所说的那个笑话，现在对我来说，根本没有当时“Home Rule”（地方自治）问题继续作为各日报政治专栏的头条标题时那样好了。如果现在我想评价一下该笑话的优点，我就会把这些优点全部归因于这个事实：由于思考时没有兜圈子，仅一个词就使我们从厨房这个概念领域联想到了遥远的政治领域。但是在当时，我的叙述就会截然不同，我就会说这个词把我们从厨房这个概念领域引到了与此领域无关的但肯定会引起我们兴趣的政治领域，因为我们一直都关心政治。另一个笑话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位姑娘使我想起了德勒福斯（Dreyfus），军队并不相信她的贞洁。”虽然其技巧方法必定在不断地变化，但该笑话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由这种比较以及“贞洁”这个词的双重含义所引起的困惑无法弥补这个事实：当时提到的那个由于富有刺激性而将全部精力贯注于某一事件的隐喻现在使人想起的却是一个已得到了解决的问题。下述的是一个人们仍感兴趣的诙谐：“路易斯王妃到哥达的火葬场问Verbrennung（火葬）要花多少钱。管理员答道：通常是5000马克。不过，我们只收3000马克，因为你已经durchgebrannt（字面意义：‘被烧过’；俚语意思‘私奔过’）一次了。”这样的诙谐现在听起来很精彩；但不久，我们对它的评价就会每况愈下；再过一段时间，尽管它仍是一个很不错的文字游戏但最终还是会完全衰亡，因为在解释路易斯王妃是谁以及她durchgebrannt1483的意义时，不做系统的评注就重复这个笑话将是不可能的。

因此，许多流行的诙谐都有一定的寿命：它们的生命都要经过一个从兴盛到衰退的过程，然后就彻底地湮没了。人们感到的那种从它们的思维过程中获取乐趣的需要，将会继续产生基于当时时代新兴趣的新的诙谐。然而，这些成为当时热门话题的诙谐的生命力不是它们自己的；而是用隐喻的方法从别的兴趣中借用过来的。这些兴趣的湮没也决定着这些诙谐的命运。这个弥补了诙谐本身固有资源不足的时事性因素就是快乐的根源，尽管这种快乐极为短暂，但量却特别大。所以，我们不能把这种快乐与熟悉事物的重新发现简单地等同起来。这种快乐感兴趣的是某一范畴特别熟悉的事物，另外，该范畴必须是新颖的、最近的，而且必须是尚未被人们遗忘的。在梦的形成过程中，我们还发现自己对最新情况特别偏爱。1484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人们关于最新情况的联想受到了某种特别快乐的奖励和促进。

费希纳特别承认，实际上只有在有思想联系（thought-connection）的领域中而不是在题材（subject-matter）领域中的重复现象的统一性，才是诙谐乐趣的一种来源。他说（费希纳，1897，第17章）：“在我看来，多重性的一致连接原则在我们目前所考虑的这个领域里起着主要的作用。不过，为了使从这些事例中获得的乐趣及其独特特性能够超越其阈限，它还需辅助的决定作用的支持。”1485

在所有这些重复同样的联结，重复同样的语言材料以及重新发现熟悉事物或新近情况的事例中，要避免从心理消耗的节省中获得在这些事例中所感受到的那种快乐似乎是不可能的——假如这种方法既能卓有成效地解释那些细节，也能取得新的一般原则。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还必须搞清楚，这种节省产生的方式和“心理消耗”一词的含义。

对于大部分概念诙谐来说，其中包括错误思维、移置、荒诞、对立物的表征等等的第三组诙谐技巧，乍一看似乎具有某种很特别的印象，而与熟悉事物的重新发现或者与用语词联想（word-associations）取代对象联想（object association）这些技巧无关。然而，在这里，要使心理消耗的节省或减少这一理论发挥作用其实并不难。

毫无疑问，背离我们已开始研究的某种思想路线比坚持这种思想要更容易和更方便些，所以许多不同的东西混合起来比把它们进行对比更容易和方便一些，而特别方便的是承认为逻辑所不容许的各种有效的推理方法。最后，在词语或思想的联结过程中，不考虑这种条件也应该有意义。所有这一切都是毋庸置疑的；而目前我们正在讨论的诙谐技巧却正巧能说明这一点。不过，诙谐工作的这种行为提供了一种乐趣来源的假设，则会令我们感到奇怪，因为除了诙谐之外，我们在所有这些思想活动中只能体验到一些不愉快的防御感（defensive feelings）。

我们简称为“胡说的快乐”（pleasure in nonsense）的那种现象深藏于严肃的生活之中，现在却已经退缩到快要消泯的程度了。为了说明它，我们必须研究两种情况——在一种情况下，这种快乐仍然清晰可见，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它再次变得显而易见：我所指的是正在学习的儿童的行为和由于中毒而处于转变了的心理状态下的成年人的行为。

儿童在学习使用母语的词汇时，显然从“用文字游戏做实验”中得到了明显的快乐[格罗斯语（第121页）]。为了从语词中获得节奏或押韵这种令人愉快的效果，他把语词联在一起而不管它们应该有意义这个条件。渐渐地，人们就禁止他获得这种乐趣，只准许他把这些语词进行有意义的组合。但是，尽管如此，在他年龄更大一点时，他仍会企图忽视使用词语时后天习得的种种限制。他会对语词做些小小的扩充而使其大为逊色，并会通过某些使用法[如重叠或震颤语言（Zittersprache）]1486而使其形式发生改变，或在游戏伙伴中建立一种暗语。人们甚至可以在某些种类的心理疾病的患者中重新发现这些企图。

不管导致儿童开始这些游戏的动机是什么，我相信，在他们以后的成长过程中，他们仍会沉迷于这些游戏，同时也深知其中的荒诞，此外，他们还能从这种理智所禁止的刺激中找到乐趣。现在，他们通过游戏便能够从批评性理智（critical reason）的压力中解脱出来。不过，在训练儿童进行逻辑思维和区分现实中真实与虚假的东西的过程中，必然形成的种种限制力量仍很强大；所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逻辑和现实的强迫行为的反抗就是深入而持久的。甚至连想象活动这样的现象也属于这个（反抗的）范畴。在童年后期和一直延续到青春期的学习期这一相当长的时间里，批评的力量正变得如此强大，以致“被解放了的胡说”（liberated nonsense）之中的快乐很少敢于直接表现自己。人们不敢说任何荒诞的话。但我认为，男孩子们喜欢做一些荒唐可笑抑或愚蠢之事这种典型的倾向似乎就是胡说快乐的直接后果。在许多病理学案例中，我们仍可以看到这种趋向非常强烈，以至于它又能控制男生的谈话和回答。而在一些患神经症的高中男生的案例中，我确信，在导致他们的无能方面，他们因说废话而获得快乐的潜意识工作方式与他们的确实无知所引起的作用是相同的。

大学生们也没有停止过反对逻辑和现实中的这些强迫行为，但是，这些行为的支配越来越难以忍受，而且不受限制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学生们的“恶作剧”很大一部分是这种反应的表现。因为人是一种“永不疲倦的寻乐者”——我已经记不起来我是在哪里见过这个欢快的词句——而且要他放弃他所享受过的快乐是极其困难的。比如，和Bierschwefel1487时的快乐的胡说一样，学生们千方百计地挽救被学校教育越来越多地剥夺了的思想自由所产生的乐趣。的确，甚至很久以后，当这些老校友们在学术会上重逢而感到自己又回到学生时代时，尤其在散会以后，他们还会再次阅读“Kneipzeitung”，1488这种“Kneipzeitung”会使他们把话题由新的发现转向胡说，从而对于新加在他们身上的智力抑制提供了一种补偿。

Bierschwefel和Kneipzeitung证明了这样一个压抑着胡说中的快乐的批评已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不借助于毒物的帮助，即使想暂时把这种批评抛开也是不可能的。情绪上的变化是酒精在人类身上所取得的最有价值的东西，这正是这种“毒物”并非所有的人都不可缺少的原因。这种快乐的情绪，不管是内生的，还是在中毒以后产生的，都能减弱抑制力，即对它们的批评，而且还能够使处于重压下的快乐根源再次变得易于获得。观察诙谐的标准是怎样随情绪高涨而下降是极有启发性的，因为高涨的情绪经常取代诙谐，正如诙谐必须尽力取代高涨的情绪一样，在高涨的情绪里，在其他方面备受抑制的快乐的种种可能性——胡说的快乐——就会出现：“Mit wenig Witz und viel Behagen.”1489在酒精的影响下，成年人又变成了孩子，他在置逻辑的强迫作用于不顾而任其思维自由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快乐。

我希望，我现在也已经阐明了诙谐的荒谬技巧是快乐的一种根源这一问题。毋庸赘言，这种快乐来自心理消耗的节省，抑或来自批评的强迫作用的减轻。

倘若我们重新回顾一下三组不同的诙谐技巧，我们就会发现，当恢复昔日的自由的卸掉智力培养这副重担时，我们就可以把第一组和第三组诙谐技巧——用语词联想替代事物联想及荒诞的使用——合在一起进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可以与构成第二组技巧的节省进行对照的心理解脱（psychical reliefs）。减轻业已存在的心理消耗和节省将要付出的心理消耗是获得所有诙谐技巧，同时获得这些技巧中的全部乐趣的两个原则。这两种技巧以及获得快乐的两种方式——无论怎样大体上——都与言语诙谐和概念诙谐之间的差异相一致。

（二）

前面的讨论已使我们不知不觉地深入了解了我们将要更仔细考查的诙谐的发展或心理起因。我们已经了解了诙谐的预备阶段，一旦它们发展成为倾向性诙谐，就很有可能揭示出诙谐的不同特点之间的新关系。在诙谐产生之前，就存在着我们可以称之为“游戏”（play）或“俏皮话”（jest）的这种东西。

“游戏”——就让我们保留这个称谓吧——出现在孩子们学习使用词汇和运用思维的时候。这种游戏也许服从的是强迫儿童实践其能力的本能之一。[格罗斯语（1899）]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儿童可以体验到那些由相似物的重复、熟悉事物的再发现，语音的类似性等手段所产生的快乐效果。这些效果可以理解为出乎意料的心理消耗的节省。1490因此毫不奇怪，这些令人愉快的效果促使儿童进行游戏，并使他们继续这种游戏而置词语意思和句子的连贯性于不顾。这样，由节省中某些令人愉快的效果所诱发的文字游戏和思想游戏就成了诙谐的第一阶段。

这种游戏被应该称作批评性功能或理智这一因素的不断增长的力量扼制住了。这样，游戏就成了毫无意义的抑或实际上很荒诞的东西而遭到人们的拒绝；同时因批评之故，游戏的产生也不再成为可能。现在除了在偶然情况下之外，人们已不再有可能从熟悉事物的重新发现等等之中得到乐趣，除非成长中的个体碰巧感受到了那种像儿童的欢乐情绪一样解除了批评性抑制的快乐情绪。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会去进行过去那种使人快乐的游戏。但由于人们既不愿意等待去从过去的游戏中获得快乐，又不愿放弃他很熟悉的乐趣，所以，他们便四处寻找使自己不依赖于这种快乐情绪的方法。诙谐的进一步发展都是在下述两种尝试的指导下进行的：一种是尽力避开批评；另一种是为快乐情绪寻找一个替代物。

这样就产生了诙谐的第二个预备阶段——俏皮话。现在的问题是，要延长从游戏中获得的快乐，不过，同时也要压制由不允许快乐情绪出现的批评提出的种种反对意见。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一种方法：即语词的毫无意义的组合和思想的荒谬集中必须要有意义。为了找到能满足这个条件的词语和思想群，诙谐工作的全部聪明才智都被调动起来了。俏皮话使用了诙谐的全部技巧方法；而且，语言的使用也没有把俏皮话和诙谐明确区别开来。俏皮话和诙谐的区别在于：逃脱了批评的那句话的意义没有必要是有价值的、新颖的，或者甚至是好的；只需要允许它能用这种方式被表达出来，即使它说的话是不寻常的、多余的或无用的，也未尝不可。俏皮话最显著的特点是把被批评所禁止的东西变成可能获得的那种满足。

比如，当施莱尔马赫把Eifersucht（忌妒）解释为mit Eifer sucht（急切寻求）Leiden schaff（引起痛苦）的东西的那种Leidenschaft（情感）时，他只不过是在讲俏皮话而已。18世纪1491在哥廷根教授物理（且爱讲笑话）的卡斯特纳教授，在讲课时间一名叫Kriegk（克里克）的学生年龄多大了，学生回答说：“30岁。”卡斯特纳随即大声说道：“啊！这么说我有幸见到30岁的战争（Krieg）。（克莱因保罗，1890）”这也仅仅是一个俏皮话。当有人问伟大的罗基坦斯基1492他的四个儿子从事什么职业时，他正是用俏皮话回答了问话者提出的问题：“两个heilen[heal]（治病）和两个heulen[howl]（嚎叫）（两个医生，两个歌唱家）。”这个回答是正确的，因而也是无可指责的；可它给括号里语词的表达并没有增加任何新东西。显然，只是因为这种统一性和两个语词之间类似的语音可以产生乐趣，它才采用了另一种形式。

我想，我们现在终于清楚地看见了我们的研究道路。尽管，由于还原法的运用去掉了诙谐技巧并使诙谐的特点和乐趣也丧失殆尽，我们在研究诙谐技巧时受到了诙谐技巧不仅为诙谐所专有，亦为诙谐实质所依赖这一事实的妨碍。现在我们看到，那些被我们说成是诙谐技巧的东西——我们必须在特定意义上继续如此称呼它们——更确切地说是诙谐带来乐趣的资源所在；同时，我们还感到，为同一目的从同一资源中引出的其他程序并无丝毫令人奇特之处。作为诙谐特点的那个特殊技巧存在于他们的程序中，这些程序旨在保护运用这些产生乐趣的方法时免遭足以毁掉乐趣的各种批评所导致的拒绝。关于这一程序，我们一般没什么可多说的。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诙谐工作通过选择言语材料和选择允许昔日的文字游戏（play with word）和思想游戏（play in thought）能经得起批评考验的概念情境（conceptual situations）来表述自己；但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用最巧妙的方法来使用词汇的每一特性和思想序列的每一组合。以后，我们将可能会通过一个独特的特性来描述诙谐工作（joke-work）；但是现在，我们还不能马上解释怎样才能做出有利于诙谐的选择。诙谐具有保护形成乐趣的语词和思想序列不受批评的目的和功能——这已被人们看做是评价俏皮话的一个主要特征。从一开始，诙谐的功能就是解除内部抑制，并使那些由于抑制已经变得难以触及的乐趣来源恢复其生产能力。我们将发现，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这是诙谐的一贯特点。

现在，我们可以给“胡说的意义”[参见导言]这个权威们认为对认识诙谐和解释诙谐的快乐效果有很大意义的因素做恰当评说了。确定诙谐性质的过程中，我们曾建立过两个牢固的观点——诙谐继续进行快乐游戏的目的，和它保护这种目的不受理智的批评所做的努力——完全清楚地阐明了为何每个诙谐从一个角度来看似乎是无意义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则一定是有意义的，抑或至少是可以接受的。它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那是诙谐工作的问题；但如果它没有成功，那它只不过是作为“胡说”而遭到拒绝。我们并没有发现有必要从由于诙谐的既有意义又无意义而引起的[无论是直接引起的，还是通过“困惑与启示”这条途径而引起的（第12页以下）]情感冲突中获取诙谐的快乐效果。我们也毫无必要深究；乐趣怎样才能“认为它是无意义的”和“认识到它是有意义的”这种变换中产生出来这一问题。诙谐的心理起因（psychogenesis）已经告诉我们，诙谐乐趣是由文字游戏抑或胡言乱语而引起的，同时诙谐的意义仅在于保护这种乐趣不受批评的压制。

在俏皮话中就已经用这种方式解释了诙谐的基本特征了。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研究俏皮话的进一步发展，研究它们怎样在倾向性诙谐中达到最高点这一问题。当俏皮话给我们提供乐趣时，它就会促进这一目的；而当它的表达并非完全无意义或无内容之时，它就心满意足了。倘若俏皮话所表述的是具有实质性的、有价值的东西，那么它就变成了诙谐。这样，即使是在最质朴的形式下也值得我们感兴趣的那种思想，就获得了一种本身就能给我们提供快乐的形式。1493我们必须假定，这样的一种联合肯定不会是偶然产生的；我们必须尽力去发现作为这种诙谐的结构基础的意向（intention）。我们早些时候进行过的一次（附带性的）观察将会把我们引上正确轨道。我们在上文中就已经说过，一个好的诙谐绝对会使我们形成一种整体的快乐印象，而我们却不能马上判断出快乐的哪一部分来自诙谐形式，哪一部分来自其恰当的思想内容。我们总是在这种区分上出错。有时我们因为欣赏诙谐所包含的思想而过高地评价其优点；相反，有时我们又由于该诙谐外表给我们极大快乐而过高估计其思想的价值。我们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令我们快乐，也不知道我们在笑什么。假定我们判断中的这种不肯定性的确存在，那么，在这个词的恰当意义上说，它确确实实提供了诙谐形成的动机。思想企图把自己隐藏在诙谐里，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注意它，它也才因此而变得更加重要、更有价值，不过，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却是这种隐藏可以把我们的批评能力弄得神魂颠倒、晕头转向。我们倾向于把由诙谐形式所产生的快乐归因于它的思想；而且我们也不再去查找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才使我们快乐，并且因而损坏一个快乐来源了。然而，倘若诙谐使我们发笑，那么它同时也会使我们建立起一种对批评最为不利的意向；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就会被迫产生一种很早以前游戏就能产生的情绪，并且诙谐就会尽可能地去取代它。尽管我们一直坚持，这些诙谐可以被称为单纯性的而不是倾向性的诙谐，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严格说来，只有俏皮话才是没有倾向性的——即是说，只有它才为产生快乐这个目的服务。因为即使诙谐所包括的思想没有任何倾向性，因而它只在理论上为智力兴趣服务，然而诙谐实际上在任何时候都不是毫无倾向的。诙谐要达到的第二个目的是：通过着重强调这个目的并保护它不受批评来促进这种思想。这样，通过坚决反对某种抑制的和约束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现在的批评性判断，它们又一次暴露出自己的本性。

初次使用那些不仅仅只产生快乐的诙谐为对它们的进一步运用指明了方向。现在，人们已把诙谐看做是一种有力量的心理因素：如果把它放到天平的这一侧或那一侧，其重量就显而易见了。人们用诙谐为心理生活的主要目的和本能服务。无倾向性的原始诙谐起初就是游戏，后来人们才把它与目的间接联系起来，人们头脑中所产生的任何东西最终都离不开这些目的。我们已经知道了诙谐在服务于裸露目的、敌意目的、愤世嫉俗的目的和怀疑目的时所取得的成就。在起源于猥亵语的淫秽诙谐中，诙谐通过那些使女人因为第三者在场而感到羞辱的言语而给第三者带来极大乐趣，从而使这个原本打算干扰性场面的第三者变为同盟者。在攻击性目的中，诙谐用同一方法把原来漠不关心的听者变成了共同仇恨者或共同鄙视者，而且通过这种方法纠集起一伙反对者来对付自己的敌人。在第一种情况下，诙谐用它所提供的额外乐趣克服了羞怯和体面这些抑制。在第二种情况下，诙谐摧毁了那种否则就会对辩论横加干涉的批判性判断。在为愤世嫉俗的怀疑目的服务的第三种和第四种情况下，诙谐一方面加强这种议点；另一方面则采用一种新的攻击手段，把听者已经相信的对种种制度和真理的尊严击得粉碎。如果辩论想把听者的批评拉到自己一边，诙谐就会设法把该批评排除掉。毋庸置疑，诙谐选择了在心理学上更为有效的方法。

在概述倾向性诙谐的成就时，更容易看出的是，大多数的显著成就都是通过诙谐在听者身上所产生的作用而臆断出来的。可是，更重要的是，理解诙谐在自己的创造者的头脑中，或用唯一正确的方法来说，在自己的想象者头脑中所起的那种作用。我们在前面就已经提出过，——现在我们借此机会再重复一遍——我们应该尽力研究涉及到两个人之间的区分的诙谐的心理现象，目前我们可以暂时假定，诙谐在听者身上引起的心理过程，在多数情况下都是该诙谐的创造者心理过程的模仿。听者将要克服的外部障碍与诙谐创造者的内部抑制相对应，而且诙谐的创造者至少有想抑制外部障碍的期望。同时在某些情况下，分明还存在着在倾向性诙谐中已经被克服了的内部障碍。例如，在N先生的诙谐中，我们可以假定，诙谐不仅使听者能通过侮辱而欣赏攻击性的乐趣，而且最重要的是能使他产生诙谐。在各种不同的内在抑制或压制中，有一种特别值得关注，因为它的影响最为深远，我们称之为“压抑”（repression），其功能在于防止冲动，并防止冲动的结果进入意识。我们将会知道，倾向性的诙谐甚至能够把快乐从那些已经遭受过压抑的来源中解放出来。假如可以用上述方法把对外部障碍的克服追溯到内部抑制和压抑的克服上，我们就可以说，倾向性诙谐比诙谐的其他任何发展阶段都更加清楚地表明：诙谐工作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去除抑制将快乐解放出来。诙谐要么通过为被压制的冲动提供帮助而加强它所服务的目的，要么全身心地为这些被压抑的目的服务。

我们或许可以承认，这就是倾向性的诙谐所取得的成就；但是我们还必须记住，我们并不了解这些倾向性诙谐是以什么方法运用这些成就的。它们的力量在于从文字游戏和被解放了的胡说的那些来源中获得大量快乐；但如果我们想要根据那些从没有倾向性的俏皮话中获得的印象来判断，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认为，这种快乐的力量大得足以去除那些根深蒂固的抑制和压抑。事实上，我们这里所处理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力量的作用问题，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释放问题。现在我并不打算讲我在理解这个情形时所走过的漫长的弯路，相反，我将尽力对这一情形作一个简短的综合性说明。

费希纳（1887，第1卷，第5章）已经提出了“美学辅助或美学增强的原则”。他是这样说的：“那些单个的见效甚微的快乐的决定因素，在彼此间不发生抵触的合作状态下所产生的快乐结果，比这些决定因素在各自孤立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快乐价值不但要大，而且要大得多，或者说其效果比各个效果的总和大抑或大得多。的确，只要这些决定因素联合起来，它们就可以产生一种实实在在的快乐效果，并能越过快乐的阈限而自由地流淌，而单个决定因素由于力不从心，却做不到这一点：尽管与其他因素相比，它们必须在产生快乐方面显示出明显的优势。”（出处同上，第51页，斜体字是费希纳的原话。）

我认为，诙谐的主题并没有给我们提供验证这条在其他许多美学结构中可以说明此原则正确性的机会，但是，我们已经从诙谐那里学到了一些至少已经很接近这条原则的东西，即在好几个产生乐趣因素的合作中，我们根本无法给每个因素分派实际上属于它的那一部分效果[见第94页]。然而，我们可以改变在这条“辅助原则”中所假设的情况，同时对于这些新的情况，我们则可以提出许多值得回答的问题。如果在某种合作状态中快乐的决定因素与不愉快的决定因素同时出现，通常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种结果所依赖的基础是什么？又是什么决定了该结果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呢？

在这些可能性中，倾向性诙谐属于一种特殊情况。有一种冲动或欲望总是在尽力把乐趣从某种特殊的根源中解放出来。假使不限制其活动，它肯定能做到这一点。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正好与之相反的冲动，它总在竭力反对——抑制或压制着乐趣的产生。正如其结果所表明的，这种起压制作用的冲动流必须比被压制的冲动流稍强一些，但被压制的冲动流却并没有因为这个缘故而遭到任何破坏。现在我们不妨假定，出现了另一种通过同一过程但从其他的根源中把快乐释放出来的冲动，其意义与被压制的冲动极为类似。在这种情况下又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比起这个纲要性的讨论，下述实例将会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研究方向。我们假设，这里有一种想侮辱某个人的冲动；但它却遭到了礼貌或审美文化的强烈反对，以至于这种侮辱无法产生，譬如，如果由于情感状态抑或情绪的某种改变，侮辱能够脱口而出，那么，这种由侮辱性目的而引起的突破就会使人感到很不愉快。于是，这种侮辱就等于没有发生。不过，我们现在也可以假定这里还存在着这种可能性：我们能从为了侮辱而使用的语言和思想材料中产生出很好的诙谐——亦即快乐可以从未受到同一压制的阻碍的其他根源中解放出来。但是，快乐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此刻仍不会出现，除非这种侮辱得到允许可以产生；一旦这种侮辱得以产生，它就与快乐的重新释放融为一体了。倾向性诙谐的经验表明，在这些情况下，被压抑的目的在诙谐乐趣的帮助下就能得到足够的力量来克服抑制，否则这种抑制就会变得更加强大。之所以会有侮辱，是因为只有这样，诙谐才能产生。但如此得到的乐趣并不单单是由诙谐所产生的：这种乐趣无比强大。实际上，它比由诙谐引起的快乐要大得多，所以我们不得不认为，这个迄今为止被压制着的目的已经成功地冲破了一切禁忌，或许丝毫未损。正是在此情况下，倾向性诙谐最能使人们捧腹大笑1494。

研究人们发笑的种种决定性因素，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理解诙谐以及受压制时所发生的情况。[参见第145页以下]但即使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出，倾向性诙谐是这种“辅助原则”的一种特例，产生乐趣的某种可能性总是在另一种乐趣的可能性受到妨碍时意外产生的，以致它使后者本身不能单独产生任何乐趣，其结果是这种乐趣的产生比意外产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可以说，它的作用犹如一种“激励的额外津贴”（incentive bonus），用少量乐趣的帮助，即可得到大量的而且是几乎不能企及的乐趣。我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这一原则是与适用于心理生活中许多大相径庭的活动领域中的那种安排相关联的，同时我认为，我们可以把这种有助于释放大量快乐的快乐称为“前期快乐”（fore-pleasure），也可以把这种原则称为“前期快乐原则”（fore-pleasure principle）。1495

现在我们可以说明倾向性诙谐的操作方式的公式了。它们尽力为倾向性诙谐的目的服务，以便通过使用诙谐中获得的快乐作为一个前期快乐，通过解除压制和压抑从而产生新的快乐。倘若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诙谐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说，诙谐自始至终保持着其基本性质。它以游戏为开端，目的是从语词和思想的自由使用中得到乐趣。一旦理智的增强（the strengthening of reasoning）禁止这种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和荒谬的思想游戏，它马上就变成了俏皮话，以便它能够保留这些快乐资源，同时也便于自己能够从胡说的解放中得到新的快乐。同时，从诙谐本身来讲，它仍是一个无倾向性的诙谐，它帮助那些思想并加强它们的力量以反对批评判断的指责。此时“混合着各种快乐根源的原理”仍是一个对诙谐有用的过程。最后它又帮助那些正在与压制作斗争的主要目的，以便通过“前期快乐原则”1496来解除其内在抑制。理智、批评性判断和压制——这些都是该诙谐接连不断要反对的力量；而且它还坚定不移地坚持原来的那些言语快乐的资源，并从俏皮话阶段开始，通过解除压制来给自己开辟新的乐趣来源。所以，诙谐所产生的快乐，无论是游戏中的快乐还是解除抑制而产生的快乐，只要这种观点并不与快乐的基本性质相悖，并能证明自己在其他领域里同样富有成效，那么随时都可以追溯到心理消耗的节省上去。1497

二、诙谐的动机——作为一种社会过程的诙谐

我们现在似乎毫无必要再谈论诙谐的动机了，因为获得快乐这一目的应当被看做是诙谐工作足够的动机。但一方面我们不能排除别的动机也参与了诙谐产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考虑到某些众所周知的经验，我们必须提出诙谐的主观决定因素这个普遍问题。

有两个事实特别促使我们这样做。虽然诙谐工作是从心理过程中得到快乐的一种绝妙方法，但是很明显，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样能使用这一方法，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制造诙谐。一般说来，只有极少数人能制造大量的诙谐；而且他们都以“机智”（Witz）1498著称。在原来的心理“官能”领域里，“机智”似乎在这一方面是一种特殊的能力；同时它仿佛完全不依赖于诸如智力、想象力和记忆等其他技能就能出现。所以，在这些“机智的”人们身上，必须假定有一种特殊的遗传素质或者有一种允许或喜爱诙谐工作的心理的决定因素。

我担心我们不会深入探究这个问题。我们只能间或从理解某一诙谐开始，再成功地发展到了解诙谐创造者内心的主观决定因素。只有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我们开始用来研究诙谐技巧的诙谐事例，才会使我们窥到它的主观决定因素。我这里指的是海涅的那个曾经引起海曼斯和李普斯注意的诙谐。

“我和萨洛蒙·罗特希尔德并肩而坐，他完全把我当同等的人看待——相当地famillionairely。”（《卢卡浴场》）

海涅借一个喜剧性人物赫希·海厄辛斯——汉堡的彩票掮客、爆米花制造商、职业的估价员、贵族克里斯托福瑞·岗普利内（原名岗普尔）男爵的贴身男仆之口说出了这段话。很明显，诗人在创作该诙谐时获得了极大的乐趣，因为他让赫希·海厄辛斯大吹牛皮，并且通过他的嘴说出了这些最有趣、最坦率的话；甚至让他展现了桑丘·潘沙1499的实践哲学。可惜，对戏剧创作毫无兴趣的海涅很快就放弃了这个讨人喜欢的人物。只在少数章节中，诗人本人才在没有伪装的情况下，借赫希·海厄辛斯的嘴讲话。毫无疑问，这个人物只不过是自我嘲弄而已。赫希解释了他为什么不叫原来的名字，而改名为“海厄辛斯”的原因：“因为在我的印章上，已有了一个字母‘H’，所以我无需再另刻一个‘H’字母了。”但是海涅出于同一用词节省的目的，在受洗礼时，1500把自己的名字“Harry”改成了“Heinrich”。任何熟悉诗人传记的人都会记得，在汉堡（这个地名再一次使我们把它与赫希·海厄辛斯这个人物联系起来），海涅也有一位名叫赫希·海厄辛斯的叔叔。作为这个家族中最富有的人，他对海涅的一生影响很大。如老罗特希尔德非常famillionairely对待赫希的一样，他的这位叔叔也叫萨洛蒙。如果我们把在赫希·海厄辛斯嘴里仅仅是句俏皮话的这句话，认为是他的侄子哈里·海恩里奇说的，那么立即展示出一个极度辛酸的背景。毕竟，他也是这个家族的一员，同时我们也知道他非常想和这位叔叔的一个女儿结婚；但是他的表妹拒绝了他的求婚，而且他的叔叔也总是视他为穷亲戚，对他相当地familionairely。他在汉堡的那些有钱的老表们还从未正眼看过他。我还记得我的一个嫁进海涅家族的老姑妈给我讲过的一个故事。当她年轻漂亮时，在一次家宴上，她发现坐在自己身旁的是一个令人讨厌、而且其他人也都鄙视的人。她自己也觉得毫无理由要对他亲近友好些。只是在多年以后，她才知道那位不拘小节，为大家所忽视了的堂兄弟就是诗人海恩里奇·海涅。有很多证据可以表明，在他的青年时代和以后的许多年里，海涅忍受了阔亲戚们的许多冷遇。“familionairely”这个诙谐正是从这种主观情绪的土壤中产生出来的。

人们或许会猜想，在这个伟大的嘲弄者的其他诙谐中也有类似的主观决定因素；但据我所知，再也没有另一个例子能如此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一点。因此，要想对这些个人决定因素的性质进行更明确的解释并非易事。的确，大体说来，我们一开始就无意于给每一个诙谐的起源都规定如此复杂的决定因素。而且其他名流们创作的诙谐也很难被我们的考察所触及。事实上，我们的印象是：诙谐工作的主观决定因素与神经症疾患的主观决定因素并非没有关系——比如，当我们了解到，利希腾贝格是一个有种种怪癖的严重疑病（hypochondriasis）患者时，情况就是如此。绝大多数诙谐，特别是那些新产生的与当时所发生的事件有关的诙谐，都是在不知作者姓名的情况下流传开的；人们都想知道这些诙谐究竟是由什么样的人创造的。如果医生有机会结识这些尽管在其他方面并不很出色、但只有在他们那个圈子里却以诙谐闻名而且被公认是创造了许多绝妙的诙谐的人之一，那么他也许会惊奇地发现此人是一个分裂人格者（disunited personality），并有神经紊乱的倾向。不过，由于文字证据不足，我们当然要阻止我们确立这个假设，这种精神神经症的素质是否是诙谐形成的一个常见的或必要的主观条件。

许多有关犹太人的诙谐更能清楚明白地说明这一点。恰如我已提到的那样，这些诙谐通常都是犹太人自己创造的，而来源不同的许多关于他们的趣闻轶事很少超出滑稽故事或辛辣嘲弄这一水平。决定他们亲自参与诙谐的东西与海涅的“famillionairely”诙谐一例中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其含义似乎在于这个事实：诙谐的创造者发现很难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批评抑或攻击，因此，他不得不转而求助于迂回的途径。

决定或偏爱诙谐工作的其他主观决定因素，则非常明显。产生单纯性诙谐的动机力量往往是显示一个人的聪明，表现自己的一种强烈冲动——一种与性领域里的露阴癖几近相同的本能。存在着许多其压制均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中的遗传这一事实，这为有倾向性诙谐的产生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因此，一个人性欲结构中的某些单个成分可能表现为诙谐建构的动机。所以，一切淫秽诙谐都使人们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在这些诙谐创造者身上隐匿着一种裸露癖的倾向；他们的性欲里明显存在着强烈的施虐狂成分，但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抑制的人们，才最富有攻击性的有倾向性的诙谐。

使研究诙谐的主观决定因素成为必要的第二个事实是，没有人满足于仅自己讲诙谐。把诙谐讲给他人听的这种冲动与诙谐工作密不可分。实际上，这种冲动非常强烈，以致它常常无视重重疑虑而成功地传达了诙谐。在滑稽当中，虽然也给人带来乐趣，但要求却不是强制的。如果一个人碰巧看到了某个滑稽性的东西，他也可以独自欣赏它，然而，诙谐却必须传达。显然，当一个人想起一个诙谐时，构造诙谐的心理过程似乎并没有结束：这里还存在着某个东西，它试图通过传达这个观念来结束建构该诙谐的这个未知的过程。

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无法推测出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我们传达诙谐的这种冲动。但在诙谐中，我们却能看出它的另一个区别于滑稽的特性。倘若看到了某个很滑稽的东西，我自己就会因为它而开怀大笑。不过，如果我把它传达给另一个人而使他发笑，那我也会感到高兴。事实的确如此。但我却不会因我自己想起、自己创造的诙谐而发笑，尽管该诙谐肯定会给我明显的乐趣。这很有可能是因为我想传达该诙谐的这种需要，以某种方式与由此产生的笑有关。这种笑没有在我身上出现，但在别人身上却是相当明显的。

那么，我为什么不为自己的诙谐而发笑呢？另一个人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呢？

让我们首先考虑后一个问题。在喜剧中，通常涉及到两个人：除了我自己之外，还有一个我可以在其身上发现某种滑稽东西的人。如果无生命的事物对我来说似乎是滑稽的，那是因为在我们的观念生活中常常出现一种拟人化的缘故。这个滑稽过程就因为这两个人——自我和作为对象的那个人——而得到了满足。除此之外，第三者也可以参与进来，但他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作为文字游戏和思想游戏的诙谐，一开始并没有人充当对象，但在俏皮话的预备阶段，假如它成功地保护了游戏和胡说免遭理智的反对，那么它就需要另一个人来传达其结果。可是，诙谐中的第二个人并不和作为对象的那个人相对应，而是和第三者，即滑稽中的“另一个”人相对应。在俏皮话中，诙谐工作能否完成自己的任务，似乎是由另一个人来决定的，仿佛自我不敢确信自己在这个观点上所作的判断是否正确，单纯性诙谐，即那些用来加强一种思想的诙谐，也需要另一个人来检验它们是否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假如诙谐已经开始为暴露目的或敌意目的服务，正如在喜剧中那样，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三个人之间的心理过程，不过第三者在此起的作用有所不同。诙谐的这种心理过程是在第一个人（自我）和第三者（局外人）之间完成的，不像在喜剧中那样是在自我和作为对象的那个人之间完成的。

也是在有第三者的情况下，诙谐遇到了可能会使产生快乐的兴奋这个目的无法达到的种种主观决定因素。恰似莎士比亚在《爱的徒劳》（第五幕，第二场）中所说的那样：

一个俏皮话的成功在于听者的耳朵，而绝不是说者的舌头……

一个思想严肃的人，不大会证实俏皮话曾成功地帮助他获得过言语方面的快乐这一事实。作为俏皮话的第三者，他本人必须是快乐的或至少是处在一种冷漠的情感状态。虽然在单纯性诙谐和倾向性诙谐中均存在着同一种障碍，但在后者中，还有一个与诙谐正在尽力达到的目的相反的障碍。倘若所暴露的是第三者非常尊敬的亲戚，那么，他不可能因听了一个极精彩的淫秽诙谐而发笑；在一群牧师和教长面前，没有人敢冒昧地把海涅的那个比喻讲出来，即把天主教和新教牧师比做是零售商和经营批发贸易的雇员。如果听众有“我”的反对者的忠实朋友，那么“我”用来攻击他的最诙谐的痛骂就不会被认为是诙谐，而会被看成是辱骂，而且在听众的头脑中，这些最诙谐的痛骂所产生的将不是乐趣，而是愤怒。某种程度的善意或保持中立地位，即没有任何能够引起反对诙谐目的的情感因素，是第三者参与完成整个诙谐过程必须具备的条件。

只要诙谐操作过程中没有这些障碍，就会出现一种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现象：诙谐产生的快乐在第三者身上要比在诙谐创作者身上更为明显。我们必须满足于说更明显，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往往会问，听者所获得的快乐是否并不比诙谐创造者所获得的快乐更“强烈”，这自然是因为迄今为止，我们缺乏测量和比较手段。但我们还发现，通常在第一个人以一种紧张严肃的神态讲完诙谐之后，听者常用哗然大笑来证明他的快乐。倘若我重复一个我曾听到过的诙谐，要是我不想破坏其效果的话，我就得在行为举止方面跟原来说诙谐话的人一模一样，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从因诙谐而笑这个因素中给建构诙谐的心理过程下一个结论。

现在我们不可能把所有已经提出过和发表过的关于笑的性质的文章都考虑进来。这很可能是由于李博（Ribot）的一位学生迪加（Dogas）在为其《笑的心理学》（1902，第1页）一书作序时说的一段话，而使我们不敢这样去做。他写道：“Il n‘est pas de fait plus banal et plus ètudié que le rire；il n’en est pas qui ait eu le don d‘exciter davantage la curiosité du vulgaire et celle des philosophes；il n’en est pas sur lequel on ait receuilli plus d‘observations et bati plus de theories, et avec cela il n’en est pas qui demeure plus inexpiqué.On serait tenté de dire avec les sceptiques qu‘il faut être content de rire et de ne pas chercher à savoir pourquoi on rit, d’autant que peut-être la réflexion tue le rire, etqu‘il serait alors contra dictoire qu’elle en découvr?t les causes.”1501

另一方面，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利用一种与我们的思想路线绝妙一致的笑的机制的观点。我记得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他的《笑的生理学》（1860）一文中曾试图对此观点加以解释。据斯宾塞说，笑是一种心理兴奋的释放现象，同时也是这种兴奋的心理运用突然遇到一种障碍的证明。他用下面的话来描述以笑告终的心理状态。“只有当意识不知不觉由大事转向小事时——只有还存在着我们称之为下降的不协调时——人们才会自然而然地发笑。”1502

从某种极其类似的意义上讲，法国作家们（比如，迪加）把笑说成是一种“放松”，即一种紧张感松弛的现象。所以，在我看来，培因（Bain，1865，第250页）提出的那个准则——“笑是紧张感的一种解除”——比某些权威们的观点更接近于斯宾塞的观点。

然而，我们觉得有必要修正斯宾塞的这种观点，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给其观点中的某些思想下一个更为确切的定义，同时也是为了改变它们。我们应该说，如果先前为特殊精神道路的贯注所运用的那些心理能量的配额变得毫无用处，以致于它可以自由地释放时，笑才会出现。我们都知道，做出这种假设会招致什么样的“憎恶的面孔”；但为了捍卫自己，我们将冒险引用李普斯的专著《滑稽与幽默》（1898，第71页）中的一句很贴切的话，从该书中我们可以得到除滑稽和幽默以外的许多问题的启示。他说：“最后，特殊的心理学问题总是不偏不倚地引导我们深入到心理学中去，因此，从根本上说，人们不能孤立地处理任何心理学问题。”自从我开始从哲学的角度对心理病理学中的事实加以整理时起，就已习惯于使用“心理能量”、“释放”这些术语，以及把心理能量当做一种数量来处理。在《释梦》（1900a）里，我曾试图（和李普斯一样）证实“心理上真正有效的”（really psychically elective）东西本身就是潜意识的心理过程，而不是意识的内容。1503只有当我谈到“心理途径的贯注”（“cathexis of psychical paths”）时，我似乎才开始背离李普斯所通常使用的那些类比。我的经验是，心理能量可以沿着某些联想途径进行移置，以及心理过程的种种痕迹不仅是坚不可摧的，而且还是持久的，这些经验实际上已经向我暗示，我可以采用某种类似的方法来描绘那些未知的东西。为了避免产生误解，我必须再补充一点，我现在并不是想公开声明，细胞和神经纤维或者目前已有了自己地位的神经系统就是这些心理途径1504，即使这些途径可以用至今仍无法说明的某种方式以神经系统的有机元素来表示。

因此，根据我们的假设，在笑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允许迄今为止用于贯注的心理能量自由释放的种种条件。但是，由于笑——的确，不是所有的笑，但诙谐的笑却是肯定的——是一种快乐的象征，所以我们倾向于把这种快乐与先前所存在着的贯注的解除联系起来。如果我们发现诙谐的听者发笑，而诙谐的创造者却不能发笑，这就一定表明，在听者身上，贯注消耗皆已解除和释放；而在诙谐建构过程中，无论是解除还是可能的释放都存在着种种障碍。人们只能通过强调这个事实，即听者只用了极少的消耗就使自己获得了诙谐快乐，才能更恰当地描述听者，亦即诙谐的第三者的心理过程。人们或许会说，该诙谐是别人赠送给他的。他所听到的诙谐的词语必定会使他产生一种想法或一连串的思想，而巨大的内部抑制却反对他建构这种想法或这一连串思想。为了使该想法或思想能够像第一个人身上那样自然而然地产生，他可能已经做过了一番努力；或者说这样做时，他可能已经至少使用了与这种想法的抑制（inhibition）、压制（suppression）抑或压抑（repression）的力量相一致的精神消耗。不管怎么说，他还是节省了许多心理消耗。根据我们前面的讨论，我们应当说他的快乐与他的节省相称。对笑的机制的深入了解导致我们更想说：由于依靠听觉而提出了那种被禁止的观点，故用于抑制的贯注能量（cathectic energy）现在突然变得多余，并得到了解除，因此，现在它很乐意被笑释放出来。从本质上讲，以上两种论述殊途同归，因为被节省的消耗恰好与现在多余的抑制相对应。但是，后一种论述更富于启发性，因为它准许我们说，诙谐的听者是用通过抑制贯注的解除而变得自由的有限的心理能量来发笑的。我们可以说，他用笑消耗掉了这些心理能量。

假如制造诙谐的那个人不能发笑，正如在我们刚才说过的那样，这就表明，在诙谐创造者身上发生的东西与在第三者身上发生的东西是有差异的，而这种差异要么在于解除抑制贯注，要么在于释放抑制贯注的这种可能性上。但是，就像我们马上会看到的那样，这两种情况的前一种与目前所谈的情况不符。第一个人身上的抑制的能量贯注必须解除，否则，诙谐就不会产生，因为诙谐的形成正是为了克服那种阻力。同时，我一个人也不可能感受到这种诙谐快乐，事实上，我们只能在抑制解除时才能得到这种快乐。此外还有第二种情况，亦即，尽管第一个人感到了快乐，但他还不能发笑，因为释放的可能性被扰乱了。释放可能性的这种阻碍是产生笑的一个必要前提，它能从马上就可以适用于某个其他的内在心理应用的、被释放了的贯注的心理能量中产生。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可能性，这的确是个好现象；而且我们也会马上对它产生兴趣。但在诙谐的第一个人身上，还存在着另一个导致同样结果的条件。极有可能的是，尽管解除了的能量贯注抑制，但能够被展现出来的能量还是不能被释放出来。在诙谐的第一个人身上，诙谐工作实际上是以一种必须与某种限量的新的心理消耗相对应的方式进行的。这样，第一个人自己就产生了一种解除抑制的力量，同时这种力量无疑会给他带来极大的乐趣；甚至在倾向性诙谐中，这也会引起相当大的快乐，因为诙谐工作本身获得的前期快乐又会进一步解除抑制；但是诙谐工作的消耗却被从来自于抑制的解除所得到的快乐中扣除掉了——这种消耗与诙谐的听者所避免的消耗是一模一样的。我刚才说过的话，可由下述观察事实加以证实：一旦要求第三者把消耗花在与诙谐有联系的智力工作上，那么即使在他身上，该诙谐也会丧失令人发笑的这种作用。诙谐的隐喻必须是显而易见的，而且省略掉的东西也必须很容易就能补上。一旦有意识的智力兴趣苏醒过来，该诙谐的作用就不可能产生。这就是诙谐和谜语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总的来看，诙谐工作期间的心理丛（psychical constellation）可能对已获得的能量的自由释放不利。然而，我们现在还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已经能够更成功地阐明我们的问题的一个方面——即第三者何以发笑成功，但并不能说明另一个方面——即为什么第一个人不发笑。

然而，假若我们执意接受关于笑的决定因素以及在第三者身上产生的心理过程这些观点，那么我们就可以对我们业已掌握、但尚未理解的许多独特性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倘若要将第三者身上的能够释放的贯注的心理能量释放出来，使之成为起促进作用的东西，那么还有几个必须满足抑或值得拥有的条件：（1）必须保证第三者确确实实在做这种贯注的心理消耗。（2）当贯注的心理消耗获得自由时，有必要防止它去发现某个其他的心理应用，而不去为动作的释放出力。（3）如果第三者身上打算被解放出来的贯注事先得到了加强，并且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这必然是这种能量获得自由的一个有利条件。诙谐工作的某些特殊方法通常都是为这些目的服务的，而且我们可以把这些特殊方法作为次要的或辅助的技巧归到一起：

A.这些条件中的第一个条件，阐明了作为诙谐听者的第三者必须具备的资格之一，就是要具备诙谐工作在第一人身上已经克服掉的那种相同的内部抑制，他必须与第一个人保持心理状态上的和谐一致。对猥亵语很敏感的人不可能从妙趣横生的裸露诙谐中得到任何乐趣。那些以侮辱别人而恣意取乐的没有教养的人也不会理解N先生的攻击。所以，每个诙谐都要求有自己的听众，为同一个诙谐而纵声大笑，正好说明这些人在心理上是绝对一致的。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可以更准确地猜测出第三者身上发生的事情这个地步了。通常，第三者必须在自己身上建立起那种第一个人的诙谐已经克服了的同样的抑制，以便他一听到这个诙谐，这种抑制的准备状态就会强迫或自动地觉醒过来。我必须把它看做是一种与军事动员相类似的真正消耗。而且就在同一时刻，它就被确认为多余的或过迟的，因此，它常常还在萌生状态时（in statu nascendi）就被笑释放出来了。1505

B.使自由释放成为可能的第二个条件——阻止被释放的能量以另一种方式得到使用——似乎比第一个条件要重要得多。当诙谐中所表达的那些思想使听者产生种种非常激动人心的想法时，此条件从理论上解释了诙谐作用的这种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诙谐的目的与控制听者的那个思维领域是相符还是相悖，这个问题，将决定他是否仍注意诙谐的过程。然而，具有更大理论意义的是一组辅助诙谐技巧。它们的目的显然是想把听者的注意力从诙谐过程中引开，以便使该过程可以自动地向前发展。我之所以慎重地使用“自动地”这个词，而不是“无意识地”，是因为对后者的描述很可能把我们引入歧途。这只不过是一个在人们听到诙谐时，阻止日益增长的注意贯注（cathexis of attention），使之不去注意心理过程的问题，而且通过使用这些辅助技巧，我们就可以正确地设想，正是注意贯注在监督和重新使用被释放的贯注的心理能量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似乎很不容易避免在内心应用这些早已变得多余的贯注，因为在我们的思维过程中，总习惯于通过释放，在不失去贯注的心理能量的情况下，把这些贯注从一条途径移置到另一条途径上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诙谐使用了下列方法。首先，它们尽量使其表达简洁，目的是给注意力暴露较少的攻击点。其次，它们严格按照简明易懂的条件办事[见前文第150页]；因为一旦它们呼唤要在两个不同的思维途径之间有一个进行选择的智力工作，那就会由于不可避免的思维消耗和注意力唤醒而危及到诙谐的效果。除此之外，诙谐还通过在诙谐的表达方式中增添某些可以引起听者注意的东西，以便在此期间，抑制的贯注及其释放就可以毫无阻碍地解放出来。这个目的可以通过省略诙谐中的用词来达到，而且诙谐还促使我们去填补这些空白，这样我们就会成功地不去注意诙谐的过程了。在此，事实上那些吸引人们注意力的谜语技巧也常被用来为诙谐工作服务。特别是我们在某些倾向性诙谐中发现[第105页以下]，那些被用做幌子的东西在这方面效果更佳。那些诡辩的幌子通过采取分配任务的方式从而成功地达到了吸引注意力的目的。当我们还在纳闷这个答案还有什么不妥之处时，我们就已经在笑了；我们的注意力不知不觉问被吸引过去了，同时获得了解放的抑制贯注也就成功地释放出来了。那些打着滑稽幌子的诙谐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这些诙谐中，滑稽对诙谐技巧也起了辅助作用。滑稽的幌子用多种方式来提高诙谐的效果；它不仅通过吸引注意力来使诙谐过程的自动性成为可能，而且还通过把滑稽的释放先发送出来以促进诙谐的释放。在此，滑稽所起的作用与行贿的前期快乐所起的作用十分相似。现在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何某些诙谐完全放弃那些普通的诙谐方法所产生的前期快乐，而只把滑稽用做前期快乐了。在诙谐技巧本身之中，特别是移置作用和荒诞表现，除了它们的其他限制性条件之外，它们也常常导致对诙谐过程的自动性过程极为有利的注意力的分散。1506

我们已经做过这样的猜测，而且我们以后将会看得更清楚，在分散注意力的条件下，我们已经在诙谐听者身上发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心理过程的特征。1507关于这一点，我们仍然可以了解许多其他的东西。首先，尽管通过分析研究我们能够发现笑的原因，但是我们很少知道在诙谐中我们笑的是什么。这种笑实际上是我们通过疏远自己有意识的注意而使之成为可能的自动过程的结果。其次，我们也能够理解诙谐的特点就是，只有当它们新奇时，只有当它们使听者感到诧异时，它们才能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作用到听者身上。诙谐的这个特点（它决定了诙谐是短命的，并促使人们不断去创造新的诙谐），显然应归功于下述事实：正是这个使人诧异抑或出人意料的性质暗示着它只能成功一次。当我们重复诙谐时，唤醒了的记忆就会把注意力引回到首次听到这个诙谐时的情境中去。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了解，人们为什么总想把曾经听到过的诙谐告诉给还没有听到过它的人。因为他或许能够从这个诙谐给新的听者留下的印象中，重新获得由于缺乏新奇感而早已消失了的那部分乐趣。而且很可能还是一种类似的动机驱使该诙谐的创作者第一次把他的诙谐讲给他人听。

C.在第三个条件里，我将提出旨在增加获得释放的分量和因而将会增加诙谐效果的诙谐工作的一些辅助性技巧方法。不过，这次我不是把它们作为必要的条件，而是作为对诙谐过程起促进作用的东西才提出来的。的确，这些技巧主要也是用来引起人们对诙谐的注意的，但它们又通过既吸引注意力又抑制其活动来减弱这种效果。引起兴趣和产生困惑的一切事物都在这两方面发生作用——胡说和矛盾说法尤其如此，而且最典型的是“观念的对比”（contrast of ideas）。一些权威人士曾认为“观念的对比”是诙谐的基本特征，但我认为，它只是加强诙谐效果的一种手段。所有使人感到迷茫的东西都在听者身上唤起一种李普斯称之为“精神郁积”的能量分布状态。同时毫无疑问，他还可正确地假设，这种释放力量的大小是随着先前郁积量的多少而发生变化的。确实，虽然李普斯的解释并未专指诙谐，而是泛指滑稽；但是，我们仍可以认为，诙谐中的这种抑制贯注的释放很可能也是借助郁积的增高这种手段以同样的方式得到增加的。

现在，我们开始明白，诙谐的目的总的说来是由两种目的决定的——第一种目的是使在第一个人身上建构诙谐成为可能。第二种目的是保证诙谐在第三个人身上尽可能产生最大的令人愉快的效果。诙谐的这一类似于杰纳斯1508的双面特征，保护着他们的原有快乐领域不受批判性理智的攻击，与前期快乐机制一起同属于这些目的的第一种；而本章所列举的那些条件所引起的诙谐技巧的更复杂之处，其产生则看在诙谐的第三者的面上。这样，诙谐本身就是一个同时为两个主子服务的两面派无赖。诙谐中一切旨在获得快乐的东西都是眼睛盯着第三者而累积起来的，仿佛第一个人身上那许多不可克服的内在抑制使他无法获取快乐似的。因此，我们就有这样一种印象，第三者对于诙谐的完成是多么的不可或缺。但是，尽管我们已经能够很好地洞悉第三者身上这种过程的性质，但第一个人身上与之相对应的过程似乎仍很模糊，令人费解。在我们提出的这两个问题中[第143～144页]，“为什么我们不能因我们自己讲的诙谐而笑”和“为什么我们总想把自己的诙谐讲给别人听”，到目前为止，我们仍无法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只能猜测在这两个有待解释的事实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联系。我们之所以不得不把自己的诙谐讲给他人听，是因为我们自己不能因它们而发笑。从我们对第三者身上存在着的获得快乐和释放快乐的种种条件的洞见中，我们可以推断出，在第一个人身上，释放的条件是不充足的，另外，获得快乐的那些条件也并未完全实现。情况既然如此，我们便可以通过对发笑者的印象这种间接途径，获得我们自己不能笑的笑声，并以此来弥补我们的快乐，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正如迪加所说的，我们笑了，仿佛笑“par ricochet”（弹回来）了一样。笑是心理状态中极富感染力的表达方式之一。当我把笑话讲给另一个人听而使他大笑时，其实我也在利用他使我自己发笑；实际上，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讲笑话的人开始时表情很严肃，后来也随听者一块儿温和地笑了起来。因此，把我的诙谐讲给别人听，便可以达到几个目的，首先，它可以从客观上肯定诙谐工作已获得了成功；其次，通过另一个人对我的反应，它可以满足我自己的快乐。最后——如果一个人重复的不是他自己引起的诙谐——它就可以弥补由于该诙谐缺乏新奇感而失去的乐趣。

在总结关于诙谐的心理过程的这些讨论时，就它们在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作用而言，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节省这个因素。从我们第一次解释诙谐技巧时起，我们一直把它视为达到诙谐的心理学观点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然而我们却早已抛弃了这个最明显，同时也是最简单的节省的观点。总的说来，节省只是一个避免心理消耗的问题，例如，它包括最大限度地限制语词的使用和思想序列的建立。即使在那个阶段，我们也一再告诫自己简洁或精练都不足以制造诙谐。诙谐的简洁是一种特殊的简洁——“诙谐的”简洁。的确，文字游戏和思想游戏所所产生的原有快乐，只不过是从消耗的节省中获得的；但随着游戏发展成诙谐，节省的倾向也必须改变自己的目标，因为不管是使用同一语词还是避免用新的方法把观点联合起来，都可能会有所矛盾，但当和我们花在智力活动上的巨大消耗相比较时，它却算不了什么。或许我可以冒昧地把这种心理节省和一个贸易公司之间做一个比较。只要后者的交易额很小，那么其良策就是压低消耗，并且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管理费用。于是，节省就会步消耗之后尘而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后来，营业额增加了，管理费用的代价就会降低；此时，如果交易额和利润能得到足够的增加，消耗总数的增加就无关紧要了。减缩管理费用将显得过于保守，而且对公司也极为不利。不过，如果想当然地认为消耗巨大，那就没有什么节省的余地了，这种想法也不对。因此，一个管理者心里总想节约开支，这种想法最终导致将会在各种具体的事务上节省开支。假如一件工作能够以比以前更小的代价做完，不管节省的钱和总消耗比较起来如何微乎其微，他也会感到心满意足。在复杂纷繁的精神事务（psychical business）中，细节方面的节省以一种极其类似的形式也保留着一种快乐的根源，我们可以从日常发生的事情中看出这一点。一个过去常用煤气灯照明而现在改用电灯照明的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当他开灯时，他都会体验到一种明显的快乐；只要此时此刻他还记得为了点燃煤气灯而必须完成的那些复杂的工作，他就会感受到这种乐趣。同样，由诙谐所产生的心理抑制中消耗的节省——与我们的心理消耗的总量相比尽管微不足道——仍给我们保留着一种快乐根源，因为我们节省了一种我们常常习惯于花费掉的、而且这一次也准备好要花费掉的独特的消耗。这个消耗因素正是人们为了使自己准确无误地处于最突出的地位而期待和准备的那个因素。

我们刚才考虑过的那种局部性节省，肯定会给我们带来瞬间的快乐；但只要此时此刻所节省的东西能够应用于另一个场合，它就不会产生一种持久性解脱。只有在能够避免这种处理方法应用于其他场合时，这种特定的节省才能转换成一般的心理消耗的解脱。这样，由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了诙谐的心理过程，解脱因素就取代了节省，显然是前者给了我们更大的快乐感，第一个人身上的诙谐过程通过解除抑制和减少局部消耗来产生快乐；不过，直到通过最初介入的第三者从中撮合，直到它通过释放而得到普遍的解脱，这种快乐才会停止。

第三章　理论部分

一、诙谐与梦和潜意识的关系

在我关注发现诙谐技巧的那一章末尾，我曾论述过，不管是否形成了替代作用，这些凝缩过程，或者借助于胡说和相反之物而产生的表征过程，迂回的表征过程等等，我们发现，都在诙谐的产生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表明它们与“梦的工作”过程是极为一致的。我还曾表示，我们一方面要更密切地研究这些过程的类似性，另一方面还要考察由此而引发的诙谐和梦的共同因素。如果我可以假定，对这种比较的两个课题之一——“梦的工作”——已为我的读者们所熟悉的话，那么，我认为进行这种比较就容易多了。然而，不做这样的假定或许会更明智些。我有一种印象，我于1900年出版的《释梦》一书在我的同行专家们中间所引起的“困惑”（“bewilderment”）远远超过了“启发”作用（enlightenment），而且我知道，更多的读者满足于把这本书的内容缩减为一句流行语（“愿望的满足”），这可能更易于记忆，但确实也容易误用。

随着对所讨论过的问题的进一步关注——我作为一名心理治疗者在医学实践中曾有大量的机会，但并没有使我提出任何可以要求我的思路改变或改进的东西；因此，我可以默默地等待，直到我的读者的理解跟上我，或者直到颇有见识的批评能指出我的观点中的基本错误。为了达到与诙谐进行比较的目的，现在我要简明地重复梦和梦的工作的最基本情况。

我们所知道的梦一般说来不过是对醒后梦的片断记忆。梦看起来就像感觉印象的一个网络，多数是视觉印象，也包括其他感觉印象，它们相仿于某种体验，其中思维过程（梦中的“知识”）和情感的表达可能会交织在一起。我把我们由此而记住的梦称为“梦的显意”。它常常是非常荒谬可笑和混乱不堪的一有时则只是荒谬可笑或只是混乱不堪的。但是，即使梦做得很有条理，就像某些焦虑的梦那样，它把我们的心理生活看做是某种不相容的东西，我们用任何方式也都无法说明梦的起源。迄今为止，人们对于梦的这些特点的解释一直限于在梦本身中寻找，把梦看做是神经因素的一种无秩序的、无联系的、也可以说是“睡眠”活动的征兆。

相反，我已经指出，这种奇怪的梦的“显意”经常可以理解为一种残缺不全的和发生改变的理性心理结构的副本，这些心理结构可命名为“隐意的梦念”。我们把梦的显意划分成它的组成部分，而不考虑它（作为一个整体）可能具有的任何表面意义，这样，沿着从已经独立出来的每一个成分出发的联想线索，我们就可以对梦有所理解了。这些内容相互交织并最终形成一条思想链（tissue of thoughts），它们不仅是完全理性的，而且能轻而易举地进入我们心理过程的已知部分。在这种“分析”过程中，梦的内容必将把一切使我们感到困惑的东西抛弃。但是，要使分析获得成功，我们必须坚决拒绝那些无休止的反对意见，因为它们干扰了各种中介联想的再现。

把回忆起来的梦的显意和由此而发现的隐意的梦念相比较，就可以得出“梦的工作”这一概念。梦的工作是对全部转换过程的总称，它把梦念转换成显梦。我们以前对梦的惊讶现在变成了对造梦的工作的惊讶。

不管怎么说，造梦的工作的成就可如下述。在白天建立起来的而且尚未完全解决的——“日间残余”——一条思想链，通常是非常复杂的，在晚上继续保留着它所要求的那份能量——那种“兴趣”——并且威胁着要干扰睡眠。这种“日间残余”通过梦的工作转变成梦而且对睡眠并无妨害。为了给梦的工作提供一个支撑点，“日间残余”必须能建构起一种愿望——这不是一个很难实现的条件。从梦念中产生的愿望先形成梦的最初阶段，而后形成梦的核心。从分析中获得的经验——不是指梦的理论——告诉我们，在儿童醒觉生活中留存的任何愿望都足以使他做梦，这种梦的出现是有联系而又精巧的，但通常很短暂，而且易于被视为一种“愿望的满足”。在成人中，一般地说梦是有制约条件的，创造了的梦的愿望将是一种不能与意识思维（conscious thinking）——一种被压抑的愿望——相容的愿望，或者至少可能具有意识所不知道的强化作用。如果不假设存在着在上述意义上进行解释的潜意识，我就无法进一步提出梦的理论，或者解释在梦的分析中遇到的材料。这种潜意识愿望对梦念的有意识的理性材料发生作用就产生了梦。在发生这种情况时，可以说梦被拖进潜意识中，或者更确切地说，犹如在潜意识思维过程的水平上得到了一次加工，并具有该水平的特点。到目前为止，只有从“梦的工作”的结果中，我们才在事实上熟悉了潜意识思维的特点，以及它和能够成为有意识的思维——即“前意识”思维——的差异。

一种崭新而复杂，且与我们的思维习惯相反的理论，是绝不可能从简洁的表述中明确获得的。因此，在这些论述中我的整个目的只能是把注意力转向更全面地描绘我在《释梦》中提出的潜意识问题，以及注意李普斯的著作，这些在我看来似乎是最重要的。我发现，任何一位受过良好的正统哲学教育的人，或者一位长期从某种所谓哲学体系中阐发其意见的人，将反对在李普斯和我所使用这一术语意义上的“潜意识心理”的假设，而宁愿根据一种心理的定义来证明它的不可能性。不过定义是一种习俗问题，而且是可以改变的。我经常发现那些认为潜意识是荒唐可笑和不可能存在的人，并没有从这些根源中形成他们的印象，这些根源至少使我认识到潜意识存在的必要性。这些潜意识的反对者们并没有目睹过催眠后暗示的作用，而当我向他们讲述了我对无催眠的神经症者的分析案例时，他们感到极大的惊奇。他们从未认识到这种观念，即潜意识是我们确实不知道的一种东西，但也是我们乐意做出推论的东西。他们把潜意识理解为能够成为有意识的，不过当时并没有被意识到的，它并没有居于“注意的焦点”（the focal point of attention），他们也没有尝试通过分析自己做的梦来使自己承认在自己的心灵中存在着诸如此类的潜意识思想。而当我力图对他们如法实施时，他们只能惊讶而混乱地觉察到他们自己的联想。我还形成了一种印象，基本的情绪抵抗阻碍着人们承认“潜意识”，这些抵抗所依据的事实是，谁也不想知道他的潜意识，最便利的计划不过是全然否认其存在的可能性。

因此，梦的工作——在讨论了这些枝节之后我又言归正传了——使那种以祈使语气提出的思想材料受到了最奇怪的修正。首先，它采取的步骤是从祈使语气到现在陈述语气；它用“这是”取代了“噢！要是……就好了”。正是这个“这是”得到了一种幻觉的表征；我把这种情况称为梦的工作的“退行”（regression）——这是一条从思维通向知觉意象的道路，或者使用尚未众所周知的心理结构地形学（topography）术语（这不是解剖学上采用的术语），是一条从思维结构通向感知觉领域的道路。这是一条与复杂的心理发展过程相反的道路：梦念被赋予了形象化的特征；最后达到的是一种可以塑造的情境，它是显意的“梦画”（dream-picture）的核心。为了使梦的思想能以感觉的形式表现出来，其表现形式就得发生深刻的变化。但是，在这些思想变回到感觉意象时，在它们身上还会发生一些变化，有些变化可以看做是必要的，而另一些变化则令人吃惊。我们能理解，作为退行的一种附加结果，把它们联结在一起的思想之间的一切内部关系都几乎在显梦中消失殆尽了。我们可能会说，梦的工作只能用来代表这些观念的原材料，而不能代表它们相互遵循的逻辑关系；或者无论如何都保留着无视这些逻辑关系的自由。另一方面，梦的工作还有另外一部分，我们不能把它归结为退行，不能归结为变回到感觉意象；而正是这一部分才对我们类推诙谐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梦的工作过程中，梦念的材料易于受到不同寻常的压缩（compression）或凝缩。它的一个出发点是由可能存在于梦念中的任何共同因素提供的，不管是碰巧还是从其内容的性质中提供的。由于这些因素通常都不足以使之考虑凝缩作用，于是便在梦的工作中创造了新的、人工的、短暂的共同因素。出于这个目的，人们实际上都喜欢使用那些听起来能表达几种不同意思的词。这些新创造的、具有凝缩作用的共同因素作为梦念的代表进入了梦的显意，这样，梦中的一个因素便和梦念中的一个节点或结合点一致起来，而且与后者相比，这个梦中的因素一般地说都必须描述成“多因素决定的”（overdetermined）。凝缩作用是最容易地被识别的梦的工作的片断。当通过分析以便获得扩展梦的凝缩作用的良好印象而把梦念的材料记录下来时，和梦的主题进行比较才是必要的。

要使一个人相信梦的工作造成的梦念的第二个重大变化是不太容易的——我把这个过程命名为“梦的移置作用”（dream-displacements）。它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处于梦念周围的和那些不太重要的东西在显梦里却占据了中心位置，且以很大的感觉强度表现出来，反之亦然。这就使梦表现为在梦念方面发生了移置，确切地说，这种移置作用就是梦把醒觉时的心理生活看做是一种毫不相容的和不可理解的东西。为了使这种移置作用得以发生，必须使贯注的精神能量不受限制地从重要的观念过渡到不重要的观念——在正常人的思想中，这种有意识的能量可能只能给人们一种“错误推理”（“faulty reasoning”）的印象。

由表征、凝缩和移置作用而导致的转变可以归结为梦的工作的三个主要成就。第四个成就在《释梦》中或许做过很简短的探讨，它和我们当前的目的无关。1509假如把“心理结构地形学”和“退行”的观点坚持不懈地探究到底（只有这样，这些工作假设才能有价值），我们就必须努力确定使梦念发生各种变化的退行的阶段。这些努力还没有得到严肃的实施；但是，至少可以明确地说明，虽然移置作用处在潜意识过程的阶段，但它必定会在思想材料中发生，而凝缩作用一定可以被描述为贯穿于事件的全过程，直到达到知觉领域的一个过程。但一般而言，我们一定都愿意假设，参与梦的形成的一切力量都是同时起作用的。我们即将认识到，虽然一个人必须在处理这类问题时要有所保留，虽然还有一些在此处无法涉及的根本疑问（不知道这种问题是否该以这种方式提出来），1510但我愿意冒险地断定，为梦做准备的梦的工作过程必定处在潜意识的领域内。因此大体上说，梦的形成可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前意识的日间残余变成潜意识的，在这里，支配着睡眠状态的条件必定起某种作用；其次，梦的工作本身是在潜意识中进行的；第三，经过这样修正过的梦的材料退行到知觉中，梦便在这里成为有意识的。

下述力量可以认为在梦的形成中起过作用：睡眠的愿望；在睡眠状态使之有所减弱之后；保持在日间残余里的能量贯注，在梦中构成潜意识愿望和反对“稽查作用”的心理能量，支配着日间的生活，而且在睡眠期间也没有完全被消除。梦形成的任务首先便是克服由稽查作用而引起的抑制；梦念材料中心理能量的移置所要解决的正是这个任务。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是什么使我们在探究诙谐期间而有机会考虑梦的问题的。我们发现，诙谐的特点和作用是和一定的表达方式或技巧相联系的，其中最令人称奇的是凝缩作用、移置作用和迂回表征。但是，导致同一结果的这些过程——凝缩作用、移置作用和迂回表征——已经作为梦的工作的特征而为我们所熟知。难道这种一致性还没有使我们得出结论，至少在某些主要方面，诙谐的工作和梦的工作必定是同一的吗？我认为，梦的工作已经向我们揭示了有关它的最重要的特点。在诙谐的心理过程中所隐瞒的那一部分，恰恰就是可以和梦的工作相比较的那一部分，即在第一个人身上形成诙谐时所发生的情况。难道我们不会为之所动，用类推梦的形成来建构该过程吗？有少数梦的特点和诙谐如此不相容，以致与那些特点相一致的梦的工作的作用无法转换成诙谐的形成。毫无疑问，思想序列向知觉的退行在诙谐中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能设想梦形成的另外两个阶段。即前意识思维下降到潜意识以及对其进行潜意识的修正，在诙谐形成中也出现过，那么，我们能在诙谐中观察到的同样结果就会出现。因此，我们不妨采纳这种假设，这就是在第一个人身上形成诙谐的方式：前意识思想暂时转交给潜意识修正，其结果即刻被意识知觉所掌握。

在详细考察这个假设之前，我们先考虑一个可能对我们的前提产生威胁的反对意见。我们是从这个事实出发的，诙谐的技巧表明了我们所知的和梦的工作特点相同的过程。现在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反驳这种观点，假如我们以前关于梦的工作的知识没有使我们关于诙谐技巧的观点产生偏见的话，我们就不会把诙谐的技巧描述为凝缩作用、移置作用等，也不会在诙谐和梦的表征方式之间形成这样广泛的一致性，结果我们最终只是在诙谐中发现了一个期待的证据，我们据此从梦中对它们做了探讨。如果这就是一致性的基础，那么，除了我们的偏见之外，没有任何迹象能保证它的存在。的确，凝缩作用、移置作用和迂回表征也就不会被任何其他作者用来解释表达诙谐的形式。这是一种可能存在的反对意见，但在这一点上却不是一种公正的反对意见。同样可能的是，在我们能够认识到真正的一致性之前，它也是使我们的观点被梦的工作的知识所加强而必不可少的。无论如何，一项决定毕竟只取决于某种批判性的考察是否能在个别案例的基础上证实，这种诙谐技巧的观点是强加的，而其他更合理和更深刻的观点则由此而被压制了，或者依赖于这种考察是否必须承认，从梦中获得的期待确实能在诙谐里得到证实。在我看来，我们毫无必要害怕这种批评，我们的“还原”（reduction）程序向我们可靠地展示了以什么表达形式来寻求诙谐的技巧。假如我们给已经预先发现了诙谐技巧和梦的工作之间一致性的那些技巧命名的话，我们是完全有权利这样做的，而事实上它不过是一种非常合理的简化过程。

还有另一种反对意见，虽然并不至于如此严重地影响我们的讨论，但也不能作为一种根本的反证来接受。可以说，和我们的图式如此珠联璧合的这些诙谐技巧确实应该被认识到，但它们既不是唯一可能存在的诙谐技巧，也不是只能应用于实际中的技巧。人们可能会争辩说，在梦的工作模式的影响下，我们只是寻找适合于它的诙谐的技巧，而其他被我们忽略的技巧则证明，这种一致性并不是永远存在的。我实在不敢冒昧地宣称，我在阐释每一种流行的诙谐技巧方面已经获得了成功；而且我必须承认，我所列举的诙谐技巧可能将显示出某些不完善性。不过，我并非有意地把我所清楚的任何一种技巧都排斥于讨论之外。我可以宣告，那些最普遍、最重要和最有特点的诙谐方法并未逃出我的注意。

诙谐还具有另一个特点，它和我们从梦中获得的梦的工作的观点有着令人满意的一致性。的确，我们谈的是“说个笑话”，但是我们发现，当我们说笑话时，我们的行为和我们做出一个判断或提出反对意见时的行为是大不相同的。一个笑话具有堂而皇之地成为一种观念的特点，这已经“不自觉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实际发生的情况并不是不久前我们就知道我们打算说个什么笑话，也不是说所需要的就是把它用语词表达出来。相反，我们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觉，我宁肯将这种感觉同“失神”（absence），1511即智力紧张的突然放松，进行最恰当的比较，于是诙谐便立即出现——一般是用语词明确表达出来的。除了在表达某种思想时使用诙谐技巧之外，在其他情况下也可使用一些诙谐技巧——例如类比或隐喻的技巧。我能够有意地决定做一个隐喻。在这种情况下，我起初先直接表达我的心灵中（我的内耳中）的思想，但由于对外部情况有所疑虑，便抑制了表达，而且几乎可以说决心要用另一种间接的形式来取代直接表达；于是我就做了一个隐喻。但是，以这种方式做的隐喻和在我的持续监督下形成的这个隐喻绝不是一种诙谐，无论它在其他方面可能有多么适合。另一方面，当诙谐的隐喻出现时，我却不能在我的思想上遵循这些准备阶段。我不愿把这种行为看得太重要；它很少起决定作用，虽然它和我们的假设完全一致，即在形成一个诙谐时，我们暂时放弃了某种思想序列，然后它却突然作为一种诙谐而从潜意识中浮现出来。

诙谐在联想方面也表现出其独特的行为方式来。当我们需要诙谐时，它们却往往难于被我们的记忆所支配；但在其他情况下，作为一种补充，可以说它们的出现并不是自愿的，而且在我们的思想序列的结合点上也看不到它们的关联。再说一遍，这虽然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特征，但却表明它们都源于潜意识。

现在我们不妨把那些可以推断说是在潜意识中形成的诙谐的特点收集在一起。首先是那些特别简洁的诙谐——的确，简洁性并不是主要的，但却是极其与众不同的特点。当我们初次发现它时，我们倾向于把它视为倾向于节省的一种表达方式，但由于有明显的反对意见，我们放弃了这种观点（第44页）。现在我们认为，它似乎像是诙谐思维所依附的潜意识修正的标志。因为我们不能把梦中与它相一致的东西，即凝缩作用，与并非定位在潜意识中的任何其他因素联系在一起；我们必须假设，这种在前意识中并不存在的凝缩作用的决定因素，却存在于潜意识的思维过程中。1512可以预料，在凝缩过程中，将失去少数依附于它的因素，而接受了前者的贯注能量的其他因素，将通过凝缩作用而得到加强或过度加强。因此，和梦的短促性一样，诙谐的短促性也是在两种情况下凝缩作用的必然伴随物——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凝缩过程的结果。这个起源也能说明诙谐简洁性的特性，这是无法进一步界定但却使人深感惊奇的特性。

在前文中，我们把凝缩作用的结果之一——同一材料的多种用途，文字游戏和语音的类似性——看做是一个有定位的结构，把一个（单纯性）诙谐所引起的快乐看做是从该结构中获得的，而后来我们推断，诙谐的最初意图是从语词中获得大量的这种快乐——这种事在游戏阶段是允许的，但在理智发展过程中却受到了理性批评的抑制。我们现在业已采纳这个假设，像这类服务于诙谐技巧的凝缩作用，是在潜意识思维过程中自动产生的，并没有任何特别的意图。那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就有两种似乎互不相容的对同一事实的不同看法了吗？我并不这样认为。的确，它们是两种不同的观点，而且它们也需要相互协调一致；但它们并不矛盾，其中一个观点只是和另一个观点无关；而当我们在它们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时，我们将有可能获得知识方面的某些进步。这些凝缩作用是产生快乐的根源，这个事实与它们的产生条件很容易在潜意识中发现这个假设绝非不相容。相反，我们可以为在这种情况下陷入潜意识找到一个理由，即需要诙谐的帮助才能产生快乐的凝缩作用，在那里是很容易产生的。此外，还有另外两个因素，乍一看似乎完全互不相干，而且像是由于某个偶然的机会而汇合到一起的，但是，经过较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它们是密切联系的，而且确实是基本的因素。我心里有两种看法，一方面，在游戏阶段的发展期间（即在儿童期的推理期间），诙谐能够产生这些快乐的凝缩作用；另一方面，在高级阶段通过把思想嵌入到潜意识中而实现着同样的作用。因为婴幼儿时期是潜意识的根源，潜意识的思维过程不是别的，而正是在童年早期所产生的那些过程——是一些独一无二的过程。为了形成一个诙谐而嵌入到潜意识中去的思想，只是在那里寻找它以前做文字游戏时的故居。思想暂时退回到童年阶段，以便再次获得童年期的快乐根源。如果我们不是通过对神经症心理学的研究业已对它有所了解，我们就会在诙谐的引导下产生一种怀疑，即奇怪的潜意识修正不过是思维活动的童年期标志而已。只不过我们很难在儿童身上瞥见这种童年期的思维方式，而在成年人的潜意识中还保留着童年期的特色，因为可以说它在出生时大部分都得到了纠正。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于是我们便嘲笑儿童“傻”。任何诸如此类尚未揭示的潜意识材料，一般地说都像喜剧一样打动了我们。1513

在某些心理疾病（mental diseases）的患者所说的话里，更容易发现这些潜意识思维过程的特点。假如我们对他们停止使用有意识思维的要求，假如我们像对待梦一样来对待他们，也使用我们的解释技术的话1514，我们就最有可能（像格雷辛格尔很久以前所建议的那样1515）了解这种精神错乱（insane）的谵妄，并且把它们作为信息的片断来使用。的确，我们已经证实了这一事实，即“梦中的心灵返回到胚胎的观点”。1516

在考虑凝缩过程时，我们已经如此深入地探讨了诙谐与梦之间十分重要的类似性，以致我们随后的论述可以更简短些。正如我们所知，梦的工作的移置作用旨在指向操作意识思维的稽查作用。因此，当我们发现诙谐技巧中的移置作用时，我们便倾向于假设，在形成诙谐时也有一种抑制力在起作用。而且我们已经知道，一般情况下确实如此。诙谐为了恢复胡说中旧的快乐或语词中旧的快乐所做的努力，发现自己在正常心境下却受到了批判理性提出的反对意见的抑制，而且在每一个别事例中都必须克服这一点。但是诙谐的工作借以完成这项任务的方式显示了诙谐与梦之间有一个总的区别。在梦的工作中它习惯上是用移置作用、用观念的选择来完成这项任务，这些观念为使稽查作用允许它们通过而与令人不快的观念保持着足够的距离，但它们仍然是该观念的派生物，并借助于一种完全的移情而接收了它的心理宣泄。1517出于这个原因，移置作用总与梦相伴且更容易理解。

应该包括在移置作用中的不仅有思想序列的转移，而且还有各种迂回表征，特别是还有一个重要的，但令人不快的因素被一个无足轻重，且看起来对稽查作用无害的因素所取代，这个因素似乎是对另一个因素的一种非常遥远的比喻——被一种象征作用，或一种类比，或某个小东西所取代。不容争辩的是，这种迂回表征的一部分已存在于梦的前意识思维中了——例如，象征或类比表征——因为否则的话，思维就根本不可能达到前意识表达阶段。这种迂回表征和引喻与所指事物的关系是容易发现的，的确是可以容许的，而且也是我们的意识思维中很有用的表达方法。但是，梦的工作把这种迂回的表达方法夸大得超出了一切限制。在稽查作用的压力下，任何一种联系都足以被引喻所替代，任何因素被其他因素所移置都是允许的。内部联系（类似性、因果联系等）被所谓外部联系（时间的同时性、空间的接近性、声音的类似性）所取代是梦的工作格外令人惊异的特点。

所有这些移置的方法看起来也是诙谐的技巧，但是，当它们出现时，通常都很重视它们在意识思维中所使用的限制性条件；它们也可能根本不存在，虽然诙谐也总有一个对付抑制的任务要完成。当我们回忆起，诙谐总有另一种技巧可供它们支配以驱散抑制，而且除了恰恰发现了这个技巧之外，我们确实没有发现其他更多的特点，唯此我们才能理解移置作用在梦的工作中所处的附属地位。因为诙谐并不像梦那样能产生协调；它们并不躲避抑制，但却坚持保留文字游戏或保留一成不变的胡说。但是，它们把自己限制在一种选择之中，其中这种游戏或胡说可以同时出现（在俏皮话中）是允许的，或者（在诙谐中）是合理的，多亏了语词的这种模棱两可性和概念关系的多重性。什么也不如言语的这种两面性和两重性能更清楚地把诙谐同其他所有的心理结构区分开来。从这种观点来看，当权威们强调“胡说的意义”时，他们至少最接近了对诙谐实质的理解。

考虑到这种独特技巧在诙谐中所具有的克服其抑制的普遍优势，可以认为，让它们在特殊情况下也运用移置作用的技巧是多此一举的。但是，一方面有些技巧对以快乐为目的和根源的诙谐来说是很有价值的——例如移置作用本身（思想的转移）就确实具有胡说的性质。另一方面，不应该忘记，诙谐的最高阶段即倾向性诙谐，往往需要克服两种抑制作用——与诙谐本身相对立的抑制以及与其目的相对立的抑制，引喻和移置作用完全有资格使后面这项任务成为可能。

在梦的工作中大量地、不加限制地使用迂回表征、移置作用，特别是使用隐喻，往往会产生一种我曾提到的结果，这不是因为它本身的重要性，而是因为它成了我着手处理诙谐问题的主观原因。如果我们要对一个无知的人或反常的人进行梦的分析，在分析中设计了奇怪的隐喻和移置过程——这在生活中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过程——梦的分析就利用了这些过程，那么，读者就会产生一种不舒服的印象，并认为这些解释“带有诙谐的性质”。但是，他显然未把它们看做是成功的诙谐，而看做是强迫性的，且以某种方式违反诙谐的常规。要解释这种印象是很容易的。它产生于这个事实，即梦的工作所使用的方法与诙谐的方法相同，只不过在使用这些方法时却超越了诙谐所重视的限度。1518我们很快将得知，由于第三个人发挥作用的结果，诙谐受到了在梦中并不适用的某种条件的限制。

在通用于诙谐和梦的那些技巧中，表现相对立的事物和使用胡说引起了我们的一些兴趣。前者是在诙谐中使用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在其他诙谐中用“过分夸大的诙谐”这类实例即可发现。顺便提一句，表现相对立的事物不能像大多数其他诙谐技巧一样逃避开意识的注意。一个试图使诙谐的工作尽可能有意地在自己身上发挥作用的人——例如一个职业小丑——一般地说都会很快发现，用诙谐来回击一种主张的最便利方法是说出与它相反的话，使之具有一时的激励作用，以便排除他的反驳有可能引起的反对意见，对他所说的话做出新的解释。表现相对立的事物也有可能把它所享有的好处归功于这个事实，即它成为表达某种思想的另一种快乐方式的核心，这是无须引进潜意识即可理解的。我正在考虑“讽刺”（irony）问题，它和诙谐有密切联系（见前面第73页）并且包含在亚类喜剧之中。其实质在于把一个人想对另一个人转达的话用相反的话说出来，但是当让他反驳时却使他明白——通过一个人的声调，通过某种相伴随的手势，或者（就写作而言）通过某些细小的风格化的表现方式——他的意思和他所说的话是相反的。只有当另一个人做好了听反话的准备时才能使用讽刺，这样他才不会感觉到有一种进行反驳的倾向。由于该条件所导致的结果，讽刺特别容易受到误解。它给使用它的人带来的好处是使他能很快地避开直接表达的困难，例如在骂人的话里。在听者身上产生了滑稽的快乐，这可能是因为讽刺使他在能量的消耗上产生了矛盾，他即刻便认识到这是不必要的。像这种在诙谐和与此紧密联系的滑稽之间的比较可以证实我们的假设，即诙谐所特有的东西是它和潜意识的关系，这或许也可以使诙谐与滑稽区分开来。1519

表征相反的事物在梦的工作中所起的作用甚至远大于在诙谐中的作用。梦不仅喜欢用一个相同的复合结构来代表两个对立面，而且经常地把梦的思想中的某些东西变成它的对立面，以致造成了解释工作的很大困难。“谁也无法第一眼便决定，任何容许对立的成分在梦念中是作为积极的或消极的成分而出现的。”1520

我必须强调说明，这个事实迄今为止尚未得到任何承认，但它似乎指出了潜意识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这种思维中很可能没有任何类似于“判断”（judging）的过程出现。若用判断来代替拒绝，我们在潜意识中发现的便是“压抑”。毫无疑问，压抑可以被正确地描述为防御反射和谴责判断之间的中介阶段。1521

在梦中如此经常地出现并受到如此不应有的轻蔑的胡言乱语和荒唐行为，绝不是通过那些混淆在一起的观念成分而偶然产生的，而是总能表现出受到了梦的工作有意的承认，并且被用来代表梦念中严厉的批评和轻蔑的反驳。这样，梦的内容中的荒唐行为便取代了梦念中“这是一派胡言”的判断。1522在《释梦》中我十分强调这种证据，因为我认为，这样我就能对相信梦根本不是一种心理现象的错误看法进行最有力的反击——这种错误看法阻碍了通往了解潜意识的道路。现在我们在解决某些倾向性诙谐问题的过程中已经获悉，诙谐中的胡说是为同样的表征目的服务的。我们也知道，一个诙谐的无意义的外表特别适合于增加听者的心理能量的消耗，并因此用笑声来增加能量释放的数量。但是，除此之外，一定不要忘记，诙谐中的胡说本身就是一个目的，因为重新发现胡说中旧有的快乐这个意图就在梦的工作动机之中。还有其他一些重新发现胡说并从中获得快乐的方法：漫画、夸张、模仿滑稽作品和歪曲模仿都是利用这种方法，并因此而产生“滑稽的胡说”。如果我们对这些表达形式做一个类似于对诙谐所做的分析，我们将发现，这些情况中没有一种能产生在我们为了解释它们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潜意识过程。我们现在也能理解，成为一种诙谐的特点是怎样作为漫画、夸张或模仿滑稽作品的附加成分而出现的；使之成为可能的东西，其实是“活动的心理景象”中的一种差异。1523

我认为，现在对我们来说尤为重要的是把诙谐的工作安置到潜意识系统中，它使我们能理解这个事实，即诙谐所公然坚持使用的这些技巧，在另一方面并不是它们的全部财产。有些我们只有推迟到后面对这些技巧做原始考察时才能解决的疑问，现在则找到了适当的解决方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随之而来的另一个疑问就更值得我们考虑。这种疑问认为，诙谐和潜意识之间不容否认的关系事实上只有对倾向性诙谐的某些范畴才是有效的，而我们则准备把它扩展到诙谐的每一种类和每一个发展阶段。我们一定不要回避对这种反对意见的考察。

可以明确地假定，诙谐是在潜意识中形成的，诙谐的问题在于此时它是服务于潜意识目的，还是服务于被潜意识强化的目的——这就是最“愤世嫉俗的”诙谐。因为在这些情况下潜意识的目的是把前意识的思想拖入到潜意识中，在那里赋予它一种新的形式——这是神经症心理学研究教给我们做了大量类比的过程。但是，在其他各种倾向性的诙谐、单纯性诙谐和滑稽性诙谐中，这种向下拖曳的力量似乎并不存在，诙谐与潜意识的关系因此便成了问题。

现在我们不妨考虑一下这种情况，一种本身并非没有价值的思想，在思想系列的过程中产生，并且作为一种诙谐而表达出来。为了使这种思想变成一种诙谐，就显然有必要从那些可能的表达方式中选择出一种精确的表达方式，以便同时产生一种言语的快乐。我们从自我观察中得知，这种选择不是靠有意识的注意来实现的，但是，如果前意识思维的精神贯注还原为一种潜意识的精神贯注，则当然有助于这种选择，因为正如我们从梦的工作中所知道的那样，从语词出发的连接道路在潜意识中是以和事物之间的联系相同的方式来对待的。潜意识的精神贯注为选择表达方式提供了更为适当的条件。此外，我们可以立即假设，包含着产生言语快乐在内的可能的表达方式，犹如早先情况下的潜意识目的一样，被拖入到前意识思维的不稳定的表达中去了。为了说明较简单的笑话的情况，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始终想获得言语快乐的意图抓住前意识中提供的机会，就能根据熟悉的模式把贯注过程拖入到潜意识中去。

假如我能一方面在我的诙谐观中较清楚地说明这个决定性的观点，另一方面用结论性的证据来强化它，我将会感到非常高兴。但实际上我在这里所面临的不是双重的失败，而是完全相同的失败。我无法做出更清楚的说明，因为我没有更多的证据来证明我的观点。我是在研究（诙谐的）技巧和把诙谐与梦的工作相比较的基础上，而并非任何别的基础上得出这个结论的。而且我因此发现，总体上它与诙谐的特点完全一致，所以这个观点是通过推理而获得的。如果从这种推理出发，不是把一个人引导到某一熟悉的领域，而是相反地，引导到一个与他的思想截然不同的崭新领域，他就往往把这种推理称为一种“假设”，并且正确地拒绝把这种假设和从中做出推理的材料之间的关系看做是它的一个“证据”。如果它还能通过另一渠道达到这种观点，如果能够表明它是一个还有其他联系的结点，那才能把它看做是“得到了证明”。但是，鉴于这个事实，即我们尚未开始获得关于潜意识过程的知识，因此这种证据是不可能有的。我们认识到，我们是立足于一个从未涉足过的处女地上，我们因而得到了满足，我们以观察为起点迈出了简短的、不确定的一步，走入那个尚未开垦的领域。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不可能有很多建树。如果我们把诙谐的各个阶段和适合于它们的各种心理状态联系起来。我们或许能够做出如下行动。从一种愉快心境出发的笑话，似乎具有倾向于减少心理贯注的特点。它已经通过选择言语材料或思想上的联系，以满足产生快乐的要求和理性批评提出的要求，而使用了诙谐的一切具有特色的技巧，并且已经满足了它们的基本条件。我们将得出结论：在愉快的心境推动之下，把思想贯注下降到潜意识水平，已经在笑话中存在了。在和表达一种有价值的思想相联系的单纯性诙谐中，心境的鼓励作用不复适用。这里我们必须假定一种特殊的个人能力倾向（personal aptitude）的出现，它可以轻易地表现为，前意识的精神贯注暂时被拖入到或改变为潜意识贯注。有一个目的始终注视着要更新最初从诙谐中产生的快乐，它对尚未确定的前意识的思想表达方式施加了一种向下拖曳的作用。毫无疑问，大多数人在心境愉快时都会说笑话，制造诙谐的能力倾向只在少数人身上才表现为不依赖于他们的心境。最后，当深入到潜意识中的强烈目的存在时，诙谐的工作就受到最强烈的刺激，这些目的代表了产生诙谐的特殊的能力倾向，还可以向我们解释诙谐的这些主观决定因素是怎样在神经症者身上如此经常地表现出来的。在这些强烈目的的影响下，就是那些最不具备这种能力倾向的人也能变得诙谐起来。

然而，严格说来，即便这还是假设性的，以这个最后的贡献来解释第一个人身上诙谐的工作，即我们对诙谐的兴趣至此也已结束。剩下的是我们还要进一步对诙谐和更熟知的梦做一个简短的比较。我们可能期望，除了我们已经考虑过的那种一致性之外，这两种不同的心理功能揭示的将只能是差异。最重要的差异在于它们的社会行为。梦是一种完全反社会的心理产物；它也没有什么可与任何人交往的东西；它在主体内部作为在他身上进行斗争的各心理力量之间的一个调和物出现，这是主体本人所难以理解的，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对其他人完全不感兴趣。重视它的可理解性不仅毫无必要，而且实际上必须避免被人们理解，因为否则的话它就要遭到破坏，它只能以伪装的形式存在。由于这个原因，它可以无所顾忌地利用那个支配潜意识心理过程的机制，达到一种再也无法纠正的歪曲程度。另一方面，诙谐则是所有心理功能中最具有社会性的，目的在于产生快乐。它常常需要有三个人在场，它的完成也需要有某个从一开始就参与其心理过程的人参加。因此，可理解性这个条件在制约着它，它只能通过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来利用潜意识中可能的歪曲，在这点上可以靠第三个人的理解力来纠正。此外，诙谐和梦是在各不相同的心理生活领域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必须划归为心理学体系中相距甚远的方面。梦仍然只是一种愿望，即使只是一种尚未得到承认的愿望；一个诙谐就是发展成熟的游戏。尽管梦有很多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但梦仍保留着它们与主要的生活利益的联系；它们寻求用幻觉的退行迂回来满足需要，之所以允许它们出现，是为了某种在夜晚活动的需要——即睡眠的需要。另一方面，诙谐则只从我们心理结构的不受需要限制的活动中获得少量的快乐。最后，诙谐试图把快乐作为该结构活动期间的一个副产品来掌握，并因而随之达到指向外部世界的并非不重要的功能。梦主要是为了避免不愉快服务的，诙谐则是为获得快乐服务的。但是，我们所有的心理活动却都汇聚于这两个目的之中。

二、诙谐与滑稽的种类

（一）

我们已经用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探讨了滑稽问题。在我们看来，通常被视为滑稽的一个亚种类的诙谐，似乎有许多可直接受到攻击的特性，因此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尽量避免把诙谐与更大范畴的滑稽联系起来，尽管我们未能领会到有可能顺便阐明滑稽的少数线索。我们毫无困难地发现，滑稽在社会上的行为不同于诙谐。它可以使两个人感到满意：第一个是发现什么是滑稽的人，第二个是在他身上发现了滑稽的人，第三个则是当把滑稽的事情告诉他时，会强化滑稽过程但未增加任何新事情的人。在诙谐中这第三个人却是完成产生快乐过程所必不可少的；但是，另一方面，除了在具有攻击倾向的诙谐中之外，第二个人可能并不存在。诙谐的制造，滑稽的发现——而且首先是在人身上，也只是通过随后对事物、情境等的移情而做到的。就诙谐而言，我们知道有待于培养的快乐的根源在于主体本身而不在于外面的人。我们还发现，诙谐有时能重新开放已难以得到的滑稽资源，而且滑稽还常常作为诙谐的一个门面并取代只能用熟悉的技巧才能产生的以前的快乐。所有这一切都未精确地阐明诙谐与滑稽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简单的。另一方面，滑稽问题已证明是如此复杂，哲学家们为解决它们所付出的全部努力又是如此不成功，以致我们根本不敢奢望我们能突然间通过从诙谐方面来研究它们并加以掌握。另外，我们在研究诙谐时带着一个迄今为止尚未有人用过的工具——关于梦的工作的知识，它在帮助我们理解滑稽方面同样毫无用处。因此，我们必须预料到，除了已在诙谐中发现的事情之外，我们将不会发现有关滑稽的本质的更多的东西，因为诙谐只形成了滑稽的一部分，而且只把某些不变化的或只修改过的特征把握住了。

与诙谐最接近的滑稽种类是天真（naive）。与一般的滑稽相同，天真是被“发现的”，而且和诙谐一样不是“被制造的”。的确，天真是绝不可能制造的，而在纯滑稽方面我们必须考虑到有些事情是制造成滑稽的——一种喜剧的引发。天真必须在没有我们的任何参与下在其他人的言语和行动中产生，这些人要站在滑稽或诙谐中的第二个人的立场上。如果一个人完全无视某种抑制，因为这在他身上不存在——如果他因而看起来毫不费力就能克服它，那么天真就会出现。这是使天真发挥其作用的一个条件，我们知道这个人并没有这种抑制，否则我们就不称其为天真，而称其为无耻了。我们不是取笑于他而是对其表示愤慨。由天真产生的作用是不可抗拒的，这似乎并不难理解。我们通常耗费在抑制上的力量由于我们听到天真的话语而突然失去了作用，并且通过笑声而释放出来。在这里没有必要使注意力分散，这可能是因为抑制的消散是直接出现的，而不是通过被引起的操作的中介。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行为犹如诙谐中的第三个人，是和抑制的节省一起存在的，无须他自己付出任何努力。

鉴于我们已经洞察抑制起源于从游戏到诙谐的发展过程，我们将毫不惊讶地发现，天真最经常地出现在儿童身上，然后遗留在未受过教育的成人身上，就他们的理智发展而言，我们可以将他们视为孩子气的。天真的话语当然比天真的活动更适合于和诙谐进行比较，因为诙谐借以表达的通常形式是话语而不是活动。我们深受启发地发现，像这些由儿童说出的话语也可以描述为“天真的诙谐”。诙谐和天真的话之间的一致性，以及它们不相似的理由，我们将用几个实例予以更清楚地说明。

一个3岁半的小女孩向他的兄弟发出警告说：“我说，别吃那么多布丁，要不然你就会生病的，就得吃巴比仁（Bubizin）。”“巴比仁？”她的母亲问道，“什么是‘巴比仁’？”这个小孩自我辩解地回答说：“我生病的时候，我就得吃几片麦地仁（Medizin）。”这个小孩认为医生开的处方叫“药”（发音为“麦地仁”“Madizin”），这时是为“麦地”（指小姑娘“Madi”）开的，因而得出结论认为，要是为“巴比”（指小男孩“Bubi”）开药，就得叫做“巴比仁”（“Bubi-zin”）。这种像言语诙谐的笑话是依靠声音类似性的技巧构成的，的确，它可能作为一个真正的笑话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半不情愿地用微笑来接受它。作为天真的话的一个实例，它非常出色地打动了我们并引起一阵笑声。在这里导致诙谐和天真的事物之间出现差异的是什么呢？显然既不是遣词造句也不是技巧，对这两种可能性来说它们是相同的。相反，它是一种乍一看似乎与两者都非常遥远的因素。它只是一个我们是否假设讲话者有意开个玩笑的问题，或者我们是否认为他——那个孩子——确实想以他被不正确地忽略了为由而得出一个严肃的结论。只有后一种情况才是一种天真的话。在此我们的注意力第一次指向另一个人，这个人把他自己置身于在说话者身上出现的心理过程中。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另一个例子，就会证实这种观点。弟弟和姐姐——一个10岁的男孩和一个12岁的女孩——正在表演他们自己编的戏，观众是叔叔和婶婶。布景表现为海边的一间小屋。在第一幕中两位编剧兼演员，一个贫穷的渔夫和他忠诚的妻子，在抱怨时世的艰难和他们微薄的收入。丈夫决定乘小船远涉重洋到别处去碰碰运气，在两人温情地告别之后，幕便落下，第二幕发生在几年以后。渔夫成了富翁，带着一大口袋钱回来了，他向在小屋外面等候他回来的妻子诉说，他在外国的土地上所交的好运。他的妻子骄傲地打断他的话：“我也没闲着。”她随即打开小屋的门，在他眼前出现了12个躺在地板上睡觉的大布娃娃……戏演到这儿，演员们的表演被观众一阵暴风雨般的笑声打断了，这是演员们无法理解的。他们困窘地瞪眼望着欢笑的亲戚们，此前他们的行为一直很得当且一直非常注意地听着。笑声可以用这种假设来解释：观众设想小作者们还不知道支配生孩子的条件，所以才会相信，一个妻子在丈夫长期不在身边时也能为所生的孩子而自豪，一个丈夫也能为此而感到高兴。作者们在这种无知基础上制造的东西可以被描述为胡扯或荒唐。1524

第三个例子将向我们展示另一种技巧，对此我们在关于诙谐与天真的讨论时已经熟悉了。一位“法国妇女”1525被雇做一个小女孩的保姆，但未征得小女孩个人的同意。新来的人刚离开屋子，这个小女孩就发出大声的批评：“那是个法国女人吗？她可以说她是法国女人，只因为她曾站在一个法国男人的身旁！”这可以算是个笑话——甚至还算是个不错的笑话（双重意义或隐喻，带有双关语），如果这个孩子对双重意义的可能性有最细微的概念。事实上她只是向这个陌生人转达，她不喜欢用一种滑稽的方式把一件东西描述为不真实的，她经常听人们说：“那是真正的金子吗？它可能曾经放在金子旁边。”这个孩子的无知完全改变了在她所理解的听者身上的心理过程，她的话变成了一种天真的话。由于这个条件的缘故（儿童必须是真的无知），有可能导致误导的天真的话。我们可以假设这个孩子身上不再存有无知；儿童们常常表现出天真的样子以便享有一种否则便不可能获得的自由。

我们可以从这些例子中阐明诙谐与滑稽之间的天真所占据的地位。在用词和内容方面（言语中的）天真是和诙谐一致的：它会产生词的误用，一种胡说，或一种淫词秽语。然而，在第一个人身上所产生的心理过程，曾在我们身上引起了这么多有关诙谐的有趣而又困惑的问题，在这里却全然不见了。一个天真的人认为，他正常而简单地使用了他的表达方式和思想序列，他的心中没有保留的想法；他也没有从他制造某种天真的事情中获得任何快乐。除了听者的理解之外，天真的任何特点都不存在——听者是和诙谐中的第三个人相同的人。另外，产生天真的人毫不费力地便做到了。在诙谐中用来使理性批评中产生的禁忌失去作用的复杂技巧在他身上并不存在；他还没有掌握这种禁忌，所以他能直接而毫不妥协地进行胡扯和说粗鄙的话。在这一方面，天真是诙谐的一种边缘情况；如果按照构成诙谐的这种公式，我们把稽查作用的值还原为零，天真便会产生。

鉴于两个人都应服从大体相同的抑制内部抵抗，这是诙谐有效性的一个条件，人们将发现，天真的条件是，一个人应该有抑制而另一个人则没有。对天真的理解在于提供抑制的那个人，而且他独自获得天真所带来的快乐。我们已接近于猜测到这种快乐产生于抑制的消散。由于诙谐中的快乐具有相同的起源一其核心是言语快乐和胡说中的快乐，其外表是解除抑制或释放心理耗费的快乐[第138页注]一与抑制的这种类似的关系可解释天真与诙谐之间的内在密切关系。在两者之中快乐是通过解除内部抑制而产生的。

但是，在天真情况下接受者的心理过程是相当复杂的，而和诙谐制造者相比它又是很简单的。（顺便说一句，在天真的情况下，我们的自我总是和接受者一致的，而在诙谐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同样占有制造者的位置。）当接受者听到某个天真的话语，它必定一方面像诙谐一样对他产生影响——我们的例子对此给以精确的说明——因为和诙谐一样，他只需付出倾听的努力就能解除稽查作用。但是只有天真所创造的一部分快乐能以这种方式来解释；而且即使如此，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很危险的——例如，当听到一句天真的淫词秽语时。如果不是有另一种因素使我们不感到气愤，并同时向我们提供了更重要的天真的快乐，那么我们就会感到像对真正的淫词秽语一样，有可能立即做出同样的愤怒反应。这另一种因素便是已经提到的那种条件，为了识别天真，我们必须知道，在制造天真的人身上是没有内部禁忌的。只有在明确这一点时，我们才以笑声来代替愤怒。这样我们才把制造者的心理状态考虑在内，使我们投身于其中，并试图通过把它与我们自己相比较来加以理解。正是这些感情移入（empathy）和比较过程，才导致我们把通过笑声来释放的消耗节省下来。

还可以做出一个更简单的解释——由于另一个人没有必要克服某种抵抗，这个事实使我们的愤怒变得多余了，在这种情况下，笑声的出现是以节省愤怒为代价的。为了阻止这种总起来说是误导的观点，我将对我以上同时处理的两个事例做一个更明确的区分。我们所遇到的天真既可能具有诙谐的性质，例如在我们的例子中，也可能具有淫词秽语的性质（或普遍令人不愉快的性质）；特别是当它不是在言语中而是在行动中表达出来时，后者才将出现。这第二种选择确实是误导：我们可以设想，就此而言，快乐是由节省下来的和经过转换的愤怒产生的。但是第一种选择能更清楚地说明事物。一句天真的话——例如“巴比仁”——其本身表现得就像一个小笑话，而且不会引起愤怒。这种选择当然是不经常出现的；但它是更纯洁的，迄今也是更有启发性的。我们所关注的是这个事实，这个孩子已经严肃而毫无保留地相信，在“药”这个词中的“Medi”等同于她自己的名字“M?di”，我们在听到这句话时的快乐得到了加强，它不再和诙谐中的快乐有任何关系。现在我们来看看来自两种观点的看法——一种是发生在这个孩子身上的方式，另一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方式。在进行这种比较时我们发现这个孩子找到了一种同一性（identity），1526而且她克服了我们身上所具有的障碍。然后我们似乎可以更深入地对自己说：“如果你选择要理解你所听到的话，你就能节省下你为保持这种障碍所耗费的东西。”在这种比较中，解放出来的消耗就是天真中的快乐的根源，它是通过笑声来释放的。顺便提一句，如果这种耗费没有被我们制造者的理解所排除，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被所说内容的性质所排除，那么，同样的快乐就会转变成愤怒。但是，如果我们把一个天真诙谐的例子用做另一种选择的榜样，把天真的事物看做令人不愉快的，那么，我们将会发现，抑制的节省也能直接从这种比较中产生，我们没有必要假设一种刚一开始就被抑制住的愤怒，事实上，这种愤怒只和以另一种方式使用被解放出来的消耗相一致——与此相反，在诙谐的情况下，复杂的保护性安排是必要的。

但是，若不是因为它们被发现了，那么，这种通过使自己投身于制造者的心理过程中去而进行的比较和这种消耗的节省，就只能说是对天真才是重要的。事实上，我们怀疑，这种与诙谐完全不同的机制或许是滑稽中的心理过程的一部分或一个主要部分。从这种观点来看——这无疑是天真的最重要的方面——天真表现为滑稽的一个种类。在我们关于天真话语的例子中，增加到诙谐的快乐中的额外因素是“滑稽”快乐。我们应该倾向于对此做出相当普遍的假设，它起源于在把某人的话和我们自己的话相比较而节省下来的消耗。但是，由于这将引发我们做出深刻的考虑，我们会首先对我们讨论的天真做出结论。由于其快乐起源于在试图理解某人时的消耗中的差异1527，因此天真便成为滑稽的一个种类；而且在依赖于下述条件方面它和诙谐相接近，这个条件是，在比较中节省下来的耗费必须是一种抑制的耗费。1528

我们不妨对我们刚刚获得的概念和在滑稽心理学中早已熟知的概念之间的一致和差异快速地补充几句。把自己置于另一个人的位置上并试图理解他，这显然不过是“滑稽的借代”，对此让·保罗和“心理学的对比”相一致的，我们终于可以在这里为他找到一席之地了，过去在诙谐中我们可不知道对它该怎么办。但是，我们在解释滑稽的快乐方面不同于许多权威人士，他们认为滑稽起源于前后相反的观点之间注意的波动。像这种快乐的机制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不可理解的。1529但我们可以指出，在相反事物之间的比较中会出现消耗上的差异，如果不是用做其他别的目的，这种差异就会表现出来，从而成为快乐的一个根源。

我冒险对滑稽本身的问题做些探讨确实不乏疑虑。在许多杰出的思想家都未能做出完全满意解释的情况下，指望我的努力能够对问题的解决做出决定性的贡献，真是太冒昧了。其实我的意图不过是，把诙谐研究中证明有价值的思想路线再进一步深入到滑稽的领域中去。

首先，滑稽产生于从人类社会关系中派生的一种不经意的发现。它是在人身上发现的一在他们的运动、形式、活动和性格特点中，最初很有可能只是在他们的身体特点中，但后来才在他们的心理特点中，或者也可能在对这些特点的表达中发现的。借助于一种非常共同的拟人化，动物也变成了滑稽因素，变成了非生物的对象。同时，由于我们认识到一个人借以成为滑稽因素的条件，因而滑稽能够和人分离开。情境滑稽就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通过把一个人放在使他的活动依赖于这些滑稽条件的情境中，这种认识便使一个人能够随意地成为滑稽因素。一个人可以随意地使另一个人成为滑稽因素，这一发现为一种梦想不到的滑稽快乐开辟了道路，并成为高度发展的技巧的一个根源。一个人也可以像别人一样容易地使自己成为滑稽因素。使人成为滑稽因素的方法是：将他们置身于滑稽情境中，模仿、伪装、脱下假面具、漫画、滑稽模仿、歪曲等。显然，这些技巧可用来服务于敌意和攻击的目的。一个人可以为了使某人为人所不齿而使他成为滑稽因素，并剥夺他获得尊严和权威的要求。但是，即使这种意图习惯上是使人成为滑稽因素的基础，但这却未必是所谓自发性滑稽的意义。

关于产生滑稽的这种不正规1530的看法将向我们表明，滑稽的起源极为广泛，例如，像我们在天真中所发现的这种特殊情况是不在其预料之中的。为了掌握决定滑稽有效性条件的踪迹，最重要的事情是选择一个入门的案例。我们将选择动作的滑稽，因为我们记得那种最原始的舞台表演——哑剧——就是使用这种方法使我们发笑的。我们为什么会对小丑的动作发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在我们看来他们表现得似乎太过分而且不太适当。我们在笑话一种过大的耗费。现在我们不妨寻找一下滑稽之外人为构成的决定条件——在那里不用存心去找就能发现。一个儿童的动作在我们看来似乎不滑稽，尽管他也踢也跳。另一方面，当儿童学习写字时，他追随着笔的移动而把舌头伸出来，那么这就是滑稽；在这些联想动作中我们发现有一种不必要的动作耗费，因为我们做同样的活动时不会做出这些动作的。同样，其他这类联想动作，或只是夸张的表达动作，我们认为若在成人中出现也是滑稽。这种滑稽的纯粹例子还可以在玩保龄球的人的动作中发现，他在把球扔出去之后，仍追随着球的方向，仿佛他仍然能够继续指导它似的。这样看来，所有的做鬼脸也都是滑稽，它夸大了正常的情绪表现，即便它们是不随意产生的，例如圣·维塔斯（St.Vitus）的舞蹈（舞蹈症chorea）患者。同样，一个现代指挥家的激情动作对任何不懂音乐的人来说似乎是滑稽，他们无法理解这些动作的必要性。的确，正是从这种动作滑稽中才分离出来体型滑稽和面部特征滑稽，因为人们将其视为一种夸张的、无意义的动作。目不转睛、垂到嘴边的鹰钩鼻子、耳朵突出、驼背——所有这些都有可能产生滑稽效果，因为人们想象到这些动作产生这些特征是必不可少的。在这里人们想象到鼻子、耳朵和其他身体部位竟然比实际上更易移动。毫无疑问，如果有人能来回摇动他的耳朵，这就是滑稽，如果他能够上下移动他的鼻子，那当然就更是滑稽了。许多由动物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滑稽效果，产生于我们在动物身上知觉到的这些动作是我们自己无法模仿的。

但是，当我们认识到某个人的动作夸张而又不适当时，我们怎么会发笑呢？我相信，这是通过把我在别人身上观察到的这种动作和我自己处在他的位置上所做的动作加以比较。相比较的两个事物当然要以同样的标准来判断，这个标准就是我所消耗的表达性神经支配，它和我对这两种情况下动作的看法有关。这种观点需加以解释和扩展。

在这里，我们所比较的一方是我们产生某种观念时的心理消耗，另一方是使我们产生该观念的事物的内容。我们的观点认为，前者一般说来在理论上并不依赖于后者，这种看法的内容，特别是对某些大事的看法要求比对小事的看法有更多的消耗。由于这只是对不同的大动作的一种看法，因此，要对我们的观点及通过观察所获得的证明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应当是毫无困难的。我们将发现，在这种情况下，观念的性质实际上和我们具有什么样的观念的性质是一致的，尽管心理学警告我们，一般不要产生这种混乱。

通过我自己做某种动作或通过模仿，我已了解了关于某种特殊动作的观念，通过这种活动我明白了我的这种受神经支配的感觉运动的一个标准。1531

现在，当我在某人身上感受到这种或大或小的动作时，对它加以理解（统觉）（apperception）的最安全的方式，在我看来，就是通过模仿（imitation）把它表现出来，然后，我就能从比较中确定我消耗在哪种动作上的更多。这种模仿的冲动毫无疑问存在于对动作的知觉中。但是，实际上我进行的模仿不过是和我学会拼读时把词拼出来一样。我不是用我的肌肉来模仿这种动作，而是通过我耗费在类似动作上的记忆痕迹的媒介而产生对动作的某种观念。观念或“思维”不同于行动或操作，主要在于它把较小的能量贯注转移并阻止主要消耗的释放。1532

但是，那个数量因素一即所感受到的或大或小的动作——在这种观念中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倘若在观念中没有数量表现，观念是由质量构成的，那么，我怎样才能区分大小不同的动作观念呢？我怎样才能做出使一切都有据可依的比较呢？生理学为此指出了解决之路，因为它教导我们，即使在观念形成过程中，也会有通往肌肉的神经支配，尽管这些神经支配确实相当于非常轻微的能量消耗。1533现在完全可以设想，这个伴随着观念形成过程的受神经支配的能量用来代表这种观念的数量因素：即当产生一个大动作的观念时要比产生小动作时更大。因此，大动作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更大的——就是说，它是伴随着更大能量耗费的观念。

直接的观察表明，人类习惯于借助观念模仿（ideational mimetics）形成时的不同耗费量来表达其观念内容的大小特性。如果一个普通的儿童或成人，或者某些种族的成员解说或描述某件事，人们很容易发现他并不满足于选择清晰的话语而使他的观点为听者所明白，他还会以其表情动作来代表其主题：他把模仿和言语表现形式结合起来。而且在说明数量和强度的事物时尤其如此：“一座高山”——他便把手举过头顶，“一个小矮子”，他便把手放在靠近地面的地方。他可以打破用手绘画的习惯，但由于这个原因他也可以用声音来绘画；如果他也在这方面进行自我控制，我可以打赌，当他描述某个大的东西时他会把眼睛睁大，而当他描述某个小的东西时就会把眼睛眯上。他如此表达的不是他的感情，实际上是他对事物的看法的内容。

那么，我们能够假设，这种对所模仿事物的需要只是由与某事交往的要求引起的，而不管这种表现方式的很大一部分是否逃避了听者的注意吗？相反，我相信，即便不太有活力，远离任何交往活动，这些事物的模仿依然存在，当主体为了他自己的个人利益而形成对某事的观念时，当他形象地考虑某事物时，它们也会出现，这时他就会像在言语中那样，以他自己的身体来表达“大”和“小”，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会发生其特征和感官在神经支配方面的变化。我甚至能相信，与他对某物产生观念时的内容相当的躯体神经支配可能是出于交往的目的进行模仿的起源和开端，为了能服务于该目的，它只需受到强化或引起别人的注意即可。如果我支持这种“情绪表达”的观点，它是众所周知的心理过程的身体伴随物，那么，就应该补充上“观念内容的表达”，我可以相当清楚地发现，我之关于大小范畴的说法并未损害这一主题。甚至在了解紧张现象之前我自己也能补充一系列观点，一个人是借助于这种紧张而在躯体上表达他的注意集中性和他当时进行思维活动的抽象水平的。我将此事视为确实非常重要的事，而且我相信，如果深入探究观念的模仿，那么，它们在其他美学分支中的用途可能和它们在此理解滑稽因素是同样有用的。

现在回到动作的滑稽因素。我再重复一遍，当某种特殊动作被感受到时，就会借助于某种能量的消耗而发出形成该动作之观念的冲动。因此，在“试图理解”和在统觉这种动作时，我付出了一定的消耗，在这一部分心理过程中，我的行为犹如我把自己置于我所观察的那个人的位置上。但与此同时，很有可能，我心中牢记这一动作的目的，我早期的经验使我能够估计为达到该目的所需要的消耗量。在这样做时，我并未考虑我正在观察的这个人，我的行为表现犹如我自己想要达到该动作的目的。在我的模仿中的这两种可能性相当于被观察的动作和我自己的动作之间的比较。如果另一个人的动作得到夸张而且不适当，那么，我为了理解它而日益增多的消耗在新生态，也可以说在发动该动作的活动中便会受到抑制；就可以宣布它是多余的，可自由地用于别处或者通过笑声而释放出来。这就是其他适当的情境、滑稽动作中的快乐得以产生的方式——当和一个人自己的动作进行比较时已变成无用剩余物的一种神经支配的消耗。

人们将发现，我们的讨论必然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前进：第一，建立支配剩余物释放的条件；第二，考察其他滑稽因素能否以和动作的滑稽因素相同的方式得到观察。

我们将先考虑第二个问题，并将从动作和活动的滑稽因素转向在其他人的理智功能和性格特质中发现的滑稽因素。

我们可以选择滑稽中的胡说作为该类别的一个样本，因为它是由考察中那些无知的候选者产生的；要想提供关于性格特质的简单实例无疑更为困难。如果我们发现，经常产生滑稽作用的胡说和愚蠢，却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未作为滑稽因素而被感觉到，我们不应该感到迷惑混乱，就像同样的特点在一种情况下可引人发笑，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令人感到卑鄙或可恨。我们一定不要忽略的这个事实，只不过想要指出，除了我们所知道的、能够在其他联系中追溯出来的比较因素之外，其他因素也与产生滑稽作用有关。

在某人的理智或心理特征中发现的滑稽因素仍然是他与我自己的自我之间一种比较的结果，尽管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种比较一般地说产生的是和滑稽动作或活动相反的结果。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另一个人付出了比我认为我所需付出的更大的消耗，那么它就是一个滑稽因素。相反，在心理功能的情况下，如果另一个人没有付出我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耗费（因为胡说和愚蠢是功能的无效表现），那么它也成为滑稽因素。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之所以笑是因为他克服了太多的麻烦，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因为他费劲太少。因此，滑稽的作用显然依赖于两种能量贯注的耗费之间的差异1534——即通过“感情移入”所估计出来的一个人自己的和另一个人的耗费之间的差异——而不依赖于差异更偏爱两者中的哪一个。但是，当我们牢记在心，我们的肌肉活动受限，和我们的理智活动增加与我们个人朝向更高文明水平的发展过程相适应时，这种乍一看会混淆我们判断的独特性便消失了。通过增加我们的理智消耗，我们就能获得因动作消耗上的减少而获得的相同的结果。这种文化成功的证据是由我们的机器提供的。1535

这样我们可以对下述事实做同样的解释，在与我们自己相比较时，如果一个人在身体功能上消耗太多而在心理功能上消耗太少，那么，在我们看来他就是一个滑稽因素，而且不可否认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的笑声都表达了一种快乐的优越感，这是我们在与他的关系中感受到的。如果这两种情况下的关系相反——如果另一个人的体力消耗比我们的体力消耗或比他的心理消耗更大，那么我们就不再发笑，而是充满了惊奇和赞赏。1536

在这里所讨论的这种滑稽快乐的根源——它起源于另一个人和我们自己的比较，起源于通过感情移入所估计到的我们自己的体力消耗和另一个人的体力消耗之间的差异——从发生学上讲可能是最重要的。但是，它当然不是唯一的根源。曾有一段时间我们学会了不考虑另一个人和我们自己之间的这种比较，而且只从一个方面获得快乐的差异，无论是从感情移入还是从我们自身的过程——结果证明这种优越感和滑稽的快乐基本无关。（但是），进行比较对于产生这种快乐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发现，这种比较是在两种能量贯注的消耗之间进行的，这些消耗是迅速连续出现的而且和同样的功能有关，这些消耗或者是在我们身上产生并通过感情移入而传给别人，或者是若没有任何这种关系，就会在我们自己的心理过程中发现。

当贯注的能量消耗中令人快乐的差异由于外部的影响而产生时（我们可把这些外部影响概括为一种“情境”），这些情况中的第一种情况就会出现——其中另一个人仍然起作用，尽管不再和我们自己的自我相比较。由于这个原因，这种滑稽因素也被称为“情境滑稽因素”。提供滑稽作用的这个人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并不起主要作用：即使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本应该在这种情况下发挥同样的作用，我们也会笑的。在这里，我们正从人类与经常是过分强大的外部世界的关系中抽取出滑稽因素；而且就人类的心理过程而言，这个外部世界也包含着社会习俗和必需品，甚至包含他自己的身体需要。如果在向一个人的心理力量提出要求的活动过程中，他突然被一种痛苦或排泄的需要所打断，那么，这后一种典型的事例就会出现。这种通过感情移入而向我们提供滑稽差异的对比，是在打断之前他感受到的高度兴趣和打断出现时他的心理活动所留下的最低限度的兴趣之间的对比，向我们提供这种差异的人又一次由于他的低劣而成为滑稽因素；但他的低劣只在于和他的早期自我的比较中而不是和我们的比较中，因为我们知道，否则的话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会做出这种行为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只发现有人处于具有感情移入的——即与某人有关的——低劣滑稽因素的境地：如果我们自己处于类似的困境，我们应该只意识到痛苦的感受。很可能只有通过使自己摆脱这类情感，我们才能享受到从这些变换的宣泄之间的比较中产生的差异而导致的快乐。

我们在我们自己精神贯注的转换中发现的滑稽的另一个根源，在于我们与未来的关系，我们习惯于以我们期待的观点来预期这些关系。我假设，一种数量上确定的消耗成为我们每一种观点的基础——这种消耗在令人失望的事件中可通过一种明确的差异来减少。在这里我再次回忆起我早期关于“观念模仿”的谈话。但在我看来，要证明期待条件下能量贯注的真正运动似乎更容易些。在许多情况下都显然极为真实的现象是，运动准备是形成期待表情的东西——首先，在所有的情况下所期待的事件向我的运动提出了要求——而且这些准备可以立即在数量上加以确定。假如我正期待着接一个扔给我的球，我便使我的身体处于紧张状态，以使之适应球的冲击力；如果球被接住时却实在太轻了，那么，我的多余的动作便使我在旁观者看来成为滑稽的。我使自己受我的期待的诱使而做出了过分夸张的动作消耗。例如，假如我从篮子里拿起一个我判断很重的水果，但令我失望的是，这是个假水果，中间是空的，用蜡做成的，那么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我的手一下子高举起来，这和我为此目的而准备的过大的神经支配相违背——我为此而成为笑料。至少有一种情况可以通过动物的生理实验用测量的方法直接证明对期待的耗费。在巴甫洛夫（Pavlov）的唾液分泌实验中，各种食物摆在狗的面前，在狗身上接着一个唾液管；分泌的唾液量根据实验条件是否满足狗期待吃到摆在它们面前的食物而变化。

甚至当所期待的东西对我的感官而不是对我的运动提出要求时，我也可以假设，这种期待是以某种运动的消耗表达出来的，这种运动消耗旨在使感觉紧张起来，并把其他未期待的印象收回来；一般说来，我把一种注意的态度视为等同于某种消耗的运动功能。我还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前提，即期待的准备活动将不会与所期待的印象的重要性无关。但是，我将用一种或大或小的准备性消耗模仿性地表现其大小，就像在进行交往时和在不伴随期待的思维中一样。然而，对期待的消耗是由几件成分聚合在一起的，在我感到失望的情况下也将包含着几个要点——不仅包含所发生的事情是否在知觉上比所期待的事情大或小，而且包含它是否和我消耗在期待上的很大兴趣等值。或许我将在这种方式引导下，除了考虑表现大小（观念模仿）的消耗之外，还要考虑使注意紧张的消耗（对期待消耗），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其他情况下用于抽象作用的消耗。但是，这些其他种类的消耗可以很容易地追溯到对大和小的消耗，因为那些更有趣的、更极端的甚至更抽象的事物只是一些带有独特性质的、更大事物的特殊案例。如果我们另外再考虑，根据李普斯和其他作者的看法，量的（而非质的）对比主要被视为滑稽快乐的根源，那么，总起来说我们将感到高兴，因为我们选择了动作的滑稽因素作为我们研究的出发点。

在这几页经常引用的书籍中，李普斯曾试图扩展康德的观点，1537滑稽是“变成了虚无的一种期待”，通常从期待中获得滑稽的快乐。（李普斯，1898年，第50页以下）但是，尽管这种尝试阐明了许多有益而又有价值的发现，我却愿意支持其他权威人士提出的批评，即李普斯把滑稽起源的领域弄得太狭窄了。为了把这些现象置于他阐释的范围之内而不得不付出很大的力量。

（二）

人类并不满足于欣赏他们经验中突然产生的滑稽；他们还寻求使之有意向性地产生，如果我们研究一下用来使事物成为滑稽因素的手段，我们就能对滑稽的本质有更多的了解。首先，为了把别人逗乐，要能够把滑稽与自己联系起来——例如，使自己显得笨拙或愚蠢。以这种方式，一个人通过满足导致消耗差异的比较这个条件而产生了一种滑稽效果，就好像一个人真的就是这些东西。但他并非以这种方式而使自己荒谬可笑或为人所不齿，而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获得人们的钦佩。如果另一个人知道这个人只不过假装如此，那么在他身上就不会产生优越感；而且这提供了来自优越感的滑稽的基本独立性的新证据。

使他人成为滑稽因素，主要的手段是把他们置于某些情境之中，因为一个人是否成为滑稽因素只依赖外部事件，特别是依赖社会因素，而与个体本人的特点无关——就是说，通过使用情境中的滑稽因素——而使一个人成为滑稽的。将某人置身于滑稽情境可以是真实的（一个实际的玩笑1538）——伸出一条腿把某人绊了一下，仿佛他脚步不灵活似的；通过利用某人的轻信而使他显得很愚笨，或者试图使他相信某件很荒谬的事等等——或者它也可以通过言语或游戏来模仿。使一个人成为笑料通常会有助于攻击性，下述事实给攻击性以很大的帮助，滑稽的快乐并不依赖滑稽情境的现实性，结果，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毫无防备地暴露在成为笑料的情境中。

但是，还有一些使事物成为滑稽因素的其他手段值得特别考虑，也部分地指明了滑稽快乐的新来源。例如，学别人的样子会给听者带来相当不寻常的快乐，即使这还远非对一种滑稽模仿的夸张，却足以使其对象成为滑稽的。要为滑稽模仿的滑稽作用找到一个理由要比为仅仅学样模仿的滑稽作用找理由容易得多。滑稽模仿，拙劣模仿和歪曲（以及与其实际相对应、摘下假面具之后的真面目）针对的是那些声称有权威和应受尊重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崇高的”1539人和物。它们是“Herabsetzung”这个恰当的德文词表述所具有的过程。1540崇高的事物是在比喻的、心理意义上很大的事物；而且我愿意提议，或者宁愿重复我的提议，像躯体上很大的事物一样，它是通过增加消耗来表现的。无须很多观察即可确定，当我谈到崇高的事物时，我的神经以某种不同的方式支配着我的言语，我做出不同的面部表情，我试图竭尽全力使自己和我对其有某种看法的事物的尊严相和谐。如果我想表现出一种地位很高的人格、一个最高统治者或一位科学王子，我会对我自己严加限制——并非与我应当采取的方式大相径庭。在假设我进行观念模仿时所做的这种不同的神经支配与一种增加的消耗相对应方面，我是不会有错的。这种增加消耗的第三个实例1541，无疑可以在我进行抽象思维而不是习惯性的具体而可塑的思想序列活动时发现。因此，这一过程，即我所讨论的把崇高的事物贬低之后使我对它产生了某种看法的过程，仿佛成了件很平常的事，在它面前我不必把自己紧缩成一团，而是可以用军事口令来说是“稍息”，我正在把用于严厉限制所增加的消耗节省下来。这种（受感情移入唆使的）新的观念形成方法，与以前试图同时确立它自己的习惯方法之间形成了比较——这种比较再次造成可以通过笑声来释放的消耗上的差异。

众所周知，滑稽模仿的贬低作用，是通过对拔高对象单一特性的夸张而使其成为一般印象中的滑稽因素的（否则这一特性将被忽略）。通过把这个特性分离开来，就能获得一种滑稽效果，扩展为我们对整个对象的记忆。它依赖的条件是，地位很高的人的实际在场不会使我们保持一种恭敬的态度。如果一个被忽略的这种滑稽特点在现实中很少见，那么，滑稽模仿将迅速地通过夸张一个本身并不滑稽的特点而制造它；滑稽模仿的作用基本上不会被这种现实的歪曲所消除，这个事实再次表明了滑稽快乐的根源。

拙劣模仿和歪曲则以另一种方式来达到对某件被抬高的事物的贬低作用：通过破坏我们所知道的人们的性格及其言语和行动之间存在的一致性，通过用低劣的东西来取代地位很高的人物或他们的讲话。在这一点上而不是在产生滑稽快乐的机制方面，它们不同于滑稽模仿。同样的机制也适用于揭露假面具，它只适用于某人通过欺骗而获得尊严和权威的地方，在现实中必须把这些东西从他身上摘下来。我们已经遇到过在诙谐中揭露假面具而取得滑稽效果的几个实例——例如，在一个贵妇人的故事中，当她第一次经历分娩的痛苦时，她叫喊着：“啊！我的天哪！”但是直到她喊出“啊—哦，啊—哦”的声音时医生才来帮助她。知道了滑稽因素的这些特点之后，我们就不能再怀疑这种轶事其实就是喜剧般地揭露假面具的一个实例，并且无可争辩地称之为诙谐。它只是通过其环境，通过“表现某件非常小的事情”这种技法而回忆起诙谐的——人们发现，在这种情况下这位病人的叫喊足以确定治疗的迹象。但是，我们的语言学意义，若我们要求用它来做决定，就不会反对将这种故事称为诙谐，这是千真万确的。通过反思，语言学的运用并非建立在我们对诙谐本质进行这种艰苦的研究时所获得的科学顿悟之上，我们就可以对此做出解释。由于诙谐的作用之一是使滑稽快乐暗藏的根源再次得到理解），因此，任何方法只要能把未明显表现出来的滑稽因素明朗化，即可通过松散的类比而称之为诙谐。但是，这更适用于揭露假面具以及使人成为滑稽因素的其他方法。1542

在“揭露假面具”这个题目之下，我们还可以包括一个我们已经熟悉的使事物成为滑稽因素的方法——即把注意力指向他们和所有人性都具有的弱点来贬低个体尊严的方法，但他们的心理功能特别依赖于身体的需要。对假面具的揭露，在这里等同于温和的责备：某某人是个被崇拜的人物，但毕竟也只是一个像你我一样的人。这里所付出的努力也是要揭示单调的心理自动作用，它隐藏于心理功能丰富而明显的自由的背后。在婚姻代理人的笑话中我们遇到过这种“揭露假面具”的例子，而且当时还怀疑这些轶事能否算做诙谐。现在我们可以更明确地确定，应声虫的轶事强化了婚姻代理人的所有主张，并最终肯定了他用“好大一个驼背”的感叹而承认新娘是个驼背——这件轶事基本上是一个滑稽的故事，一个揭露心理自动作用的假面具的实例。但是，滑稽的故事在这里只是作为一个门面来用的。对任何一个注意婚姻代理人轶事背后意义的人来说，全部的事情始终是一个令人赞赏的舞台笑话，而没有探讨这么深的人得到的是一个滑稽故事。同样的事情也适用于其他诙谐，那个婚姻代理人为了回答一个反对意见，最后用一声叫喊承认了实情：“但是我问你，谁会把东西借给这家人呢？”在这里我们又一次把滑稽的揭露真相视为诙谐的门面，尽管在这个例子中诙谐的特点更为清楚明了，因为婚姻代理人的话同时也表现为相反的事。在试图证明人们很富有的同时，他也证明了他们并不富有，而是非常穷。诙谐和滑稽在这里结合起来，并教诲我们同样的话可以同时一箭双雕。

有机会从揭露假面具的滑稽转向诙谐，是令人高兴的，因为我们的真正问题不是确定滑稽的性质，而是阐明诙谐与滑稽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讨论了揭示心理自动作用的问题，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对于把某事究竟是作为滑稽还是诙谐来感受，颇使我们左右为难。现在我们将补充另一种情况，其中诙谐与滑稽之间存在着类似的混淆——胡说的诙谐的例子。但是，我们的研究将最终向我们指明，关于第二种情况，诙谐与滑稽之间的趋同现象可以在理论上得到解释。

在讨论诙谐的技巧时，我们发现，通常处于潜意识之中，但在意识中只能作为“错误推理”的实例来判断的思维方式可以自由发挥，这是许多诙谐中采用的技法；对此我们再次感到怀疑，我们是否倾向于把它们仅作为滑稽故事来划分。我们还不能对我们的怀疑加以确定，因为我们当时还不了解诙谐的基本特点。后来，通过与梦的工作进行类比，我们发现，在诙谐的工作需要合理批评与不放弃在说话和胡说时古老的快乐这种欲望之间达成了妥协。当前意识的思想开端暂时留给潜意识予以修正时，以这种妥协的方式所产生的东西便满足了每一种情况下的这两种要求，但却使自己受到了各种形式的批评，而且不得不忍受对它的各种评价。有时一种诙谐可以成功地装出一种无意义的但却可以容许的主张而悄然溜过，有时它又会做出一种有价值的思想的表达而悄然返回。但是，在导致妥协的边缘情况下，它会放弃满足批评的企图。夸口快乐的根源受其支配，就会在批评面前表现为一派胡言，而且不担心会由此而引起矛盾；因为诙谐能指望听者通过潜意识修正来改正其表达形式上所毁损的形象，从而归还其意义。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诙谐才将在批评面前表现为胡说呢？特别是当它利用的思维方式通常处于潜意识之中，但在意识思想中却往往被排斥时——实际上是错误推理。某些潜意识所特有的思想方式也被保留在意识之中——例如，某种间接的表征、隐喻等——尽管它们在意识上的运用受到了大量的限制。当诙谐利用这些技巧时，它几乎不会引起批评者的反对。如果它还利用意识思维与其毫无关系的方法技巧，反对意见就一定会出现。如果诙谐能把它运用的错误推理隐瞒起来并且伪装成符合逻辑的样子，就像在鲑鱼炒蛋黄和烈酒的轶事中及类似事件上所发生的那样。但是，如果它不加掩饰地产生错误推理，那么，批评性的反对意见将必然接踵而至。

在这些情况下诙谐还有另一个根源。因其技巧而用作一种潜意识思维方式的错误推理，往往把批评视为滑稽因素——尽管并非总是这样。有意识地使潜意识的思想方式（它们被视为错误的东西而遭排斥）得到自由表现，是产生滑稽快乐的一种手段；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它必然要求耗费更大的能量来进行前意识的贯注，这比让潜意识自由表现耗费的能量更大。当听到一种思想可能已在潜意识中形成，我们把它与其更正相比较时，便会出现能量消耗的差异，在我们看来滑稽的快乐便由此而生。利用这种错误推理作为其技巧并因而表现为荒谬的诙谐，可以由此而同时产生一种滑稽效果。如果我们未能觉察到这种诙谐，留给我们的仍然只是滑稽或滑稽的故事。

借来的水壶在归还时却破了个洞的故事，是潜意识思维方式尽情发挥的纯滑稽效果的卓越事例。人们还记得，当借壶人受到追问时，他先是回答说他根本就没借过水壶，其次他说在他借壶时上面就有一个洞，第三次他回答说，他归还时并没有坏，也没有洞。这几种思想的相互抵消，其中每一种本身都是正当有效的，在潜意识中却显然是不会出现的。在梦中潜意识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很明显的，因此不存在“非此即彼”这类事1543只有同时并列。在一个梦的实例中，尽管这个梦很复杂，我仍在《释梦》中选做解释工作的一个样本，我试图解脱由于未能通过心理治疗解除一位病人的痛苦感受到的耻辱。我的理由是：（1）她自己应为其疾病负责，因为他不会接受我的解决方法；（2）她的痛苦源自器质性的，因此与我无关；（3）她的痛苦与她守寡有关，我显然不应为此负责；（4）她的痛苦是由于使用了一个受污染的注射器进行注射所致，这是由另外的人给她造成的。所有这些理由都是并列的，仿佛它们并不相互排斥。为了避免被指控为胡说，我被迫用“非此即彼”来取代这个梦的“和”。1544

有一个关于匈牙利村庄的类似的滑稽故事，村里的铁匠犯了死罪，但是，村长却决定应该把一个裁缝而不是铁匠绞死以示惩罚，因为村里有两个裁缝但却没有第二个铁匠，因而罪行必须得到宽恕。1545这种从一个罪犯转向另一个人的移置当然是和每一种有意识的逻辑法律相矛盾的，但却丝毫也不是潜意识的思维方式。我毫不犹豫地把这个故事叫做滑稽，但是我却把水壶的故事包括在诙谐之中。现在我承认，这后一个故事也可以更正确地描述为“滑稽”，而不是诙谐。但我现在明白了，我那通常如此肯定的感受是怎样使我怀疑这个故事是滑稽还是一个诙谐。这是我无法以我的感受为基础做出一个决定的情况——就是说，滑稽起源于对完全适用于潜意识的一种思维方式的揭露。像这样的故事可以同时是滑稽，也是一种诙谐；但是即便它只不过是滑稽，留给我的印象也将是诙谐，因为使用潜意识的错误推理使我想起了诙谐，就像揭露那种显然不是滑稽的东西时采用的策略那样。

我极其重视阐明我的论点中这个最微妙的观点——即诙谐与滑稽的关系；因此我将用几个否定的说明来补充我所说的话。我可以首先注意该事实，我在此处理的关于诙谐与滑稽之趋同的实例与前面的例子是不同的。的确，这种区别极其微小，但肯定能区别开来。在前一种情况下滑稽产生于对心理自动作用的揭露。然而，这却根本不是潜意识所独有的，它在诙谐的技巧中也不起重大作用。揭露假面具只和诙谐有偶然的联系，此时它服务于某种其他的诙谐技巧，例如用对立的事物来表现。但是，在充分发挥潜意识思维方式的情况下，诙谐与滑稽的趋同却是必要的，因为制造诙谐的第一个人，在这里把它作为释放快乐的技巧而使用的同一种方法，就其根本性质而言，必须在第三个人身上产生滑稽的快乐。

人们或许想从这后一种情况中得出结论，并寻找诙谐与滑稽的关系，认为在第三个人身上的滑稽效果是根据滑稽快乐的机制而产生的。但情况并非如此。与滑稽的联系绝对不能在所有的或大多数诙谐中发现，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诙谐与滑稽之间可以做出明确区别。每当诙谐成功地避免看上去像胡说时——就是说，在伴随着双重意义和隐喻的大多数诙谐中——不可能在听者身上找到与滑稽相似的效果的痕迹。这可以在我早期所举的几个实例中，或者在我所能提出的几个新例子中得到检验。

给一个赌徒70岁生日发来的祝贺电报：“Trente et quarante”（带有隐喻的划分）。

海维西曾在某个地方描述过烟草制造过程：“鲜黄的烟叶……被浸泡在酱汁中给这种溶液增加了风味。”1546（同一材料的双重用途）

门提农夫人（Madame de Maintenon）曾被称为“门提囊夫人”（Madame de Maintenant）（姓名的改变）。

卡斯特纳（Kfistner）教授对一位在示威期间站在一架望远镜前的王子说：“殿下，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您是durchlauchtig（尊贵的1547）’，但您却不是’durchsichtig（透明的）。

安特拉希（Andrassy）伯爵曾以“漂亮的外交部长”而闻名。1548

可以进一步认为，不管怎么说，表面上像是胡说的所有诙谐似乎都是很滑稽的，而且必定产生滑稽效果。但是，我必须记住这类诙谐往往以另一种方式影响听者，并引起困惑和一种否定的倾向[见第138页注]。因此，它显然依赖于诙谐的胡说，究竟是滑稽还是一般的胡说——我们还没有研究是什么决定这一点的。我们因此坚持我们的结论，诙谐从本质上讲可以与滑稽区分开，而且只有一方面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另一方面在其目的是从理智根源获得快乐时才与它相趋同。

在探讨诙谐与滑稽之间的这些关系期间，我们已经明白了这种区别，我们必须把这种区别视为最重要的来加以强调，这种区别同时也指出了滑稽的一个主要心理特点。我们发现我们被迫把诙谐中的快乐定位在潜意识之中；没有发现任何理由可把它们同样定位在滑稽的情况中。相反，我们迄今所做的一切分析都指出，滑稽快乐的根源是两种必须归于前意识的消耗之间的比较。诙谐与滑稽首先是在它们的心理定位中区分出来的；可以说，诙谐是从潜意识领域中对滑稽所做的贡献。1549

（三）

没有必要对这种离题表示道歉，因为诙谐与滑稽的关系是驱使我们研究滑稽的原因。但是，这当然是我们该回到前一个主题的时候了——讨论用来使事物成为滑稽的方法。我们首先考虑了滑稽模仿和揭露假面具，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两者当中为分析模仿的滑稽因素而获得某些启示。一般地说，模仿无疑渗透着滑稽模仿——即对那些否则不会令人惊奇的特点进行夸张——它还包含着贬低的特点。但这似乎并未详尽无疑地论述其本质。不容争辩，它本身是滑稽快乐的一个格外丰富的来源，因为我们特别会对一种模仿的可靠性发出笑声。要对此做出满意的解释绝非易事，除非一个人准备采纳柏格森（Bergson，1900）所持的观点，它使模仿的滑稽接近于由于发现了心理自动作用而导致的滑稽。柏格森的观点认为，在一个有生命的人身上发生的使他想到无生命机制的一切事物都有一种滑稽效果。他为此提出的准则是“生命的机制”。他解释模仿的滑稽作用是从帕斯卡尔（Pascal）在《感想录》中提出的一个问题为出发点，即为什么当人们比较两个类似的方面时会笑，而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面本身并没有滑稽作用。“按照我们的期待，活着的东西决不应完全相同地得到重复。当我们发现这种重复时，我们总是怀疑在有生命的事物背后存在着某种机制。”（柏格森，1900，第35页）当人们看到两张彼此非常相似的脸时，就会想到来自同一模子的两种印象或者想到某种类似的机械过程。简言之，在这种情况下，笑的原因就是有生命体与无生命体的趋同，或如我们所说，把有生命的东西贬低为无生命的东西（同上书，第35页）。另外，如果我们打算接受柏格森的这些似乎有理的看法，我们就应该发现，这并不难把他的观点包含在我们自己的程式中。经验已教给我们，每一种活的东西并不同于其他有生命的东西，而且需要为我们的理解付出某种消耗；如果由于完全的一致或靠不住的模仿，我们不需要做出新的消耗，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很失望。但是，我们是在宽慰的意义上感到失望，对已成为多余的期待的消耗则通过笑声而释放出来。同样的程式也包括柏格森认为的滑稽的僵硬（“raideur”）、职业习惯、固定观念（fixed ideas）以及在每一种可能的情况下一再重复的言语发生转变等情况。所有这些情况都要回到对期待的消耗和对实际要求的某个一直相同的事物的理解所付出的消耗之间的比较。而且期待所需要的更大的消耗量，是以观察有生命事物的多重性和可塑性为基础的。因此，在模仿的情况下滑稽快乐的根源就不是情境的滑稽作用，而是期待的滑稽作用。

由于我们一般是从比较中获得滑稽快乐的，我们有责任考察一下比较本身的滑稽作用。的确，这可以用做使事物成为滑稽的一种方法。当我们回想起在类比的情况下，我们也常常发现，我们的“感受”在把某事称为诙谐，或者只称为滑稽方面，令我们困惑不解时，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将会增强。

必须承认，这个主题应该受到比我们的兴趣所能为之付出的更仔细的对待。我们在类比中所探寻的主要属性是它是否恰当——就是说，它是否注意真正表现在两个不同事物问的一致性。重新发现同一事物时的原始快乐（格罗斯，1899，第153页[以及前文第121页以下]）并非是有利于使用类比的唯一动机；还有一个事实说明类比可能有用，它能对理智活动带来宽慰——就是说，如果一个人遵循着通常的方式，把不太熟悉的东西和较熟悉的东西加以比较，或者把抽象的事物与具体事物相比较，通过这种比较就能阐明较不熟悉的东西或较困难的东西。每一种这类比较，特别是抽象事物与具体事物的比较，都包含着一种贬低，和对（观念模仿意义上的）抽象作用的能量消耗的一种节省，但是，这当然不足以使滑稽的特点突显出来。它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逐渐从比较所产生的宽慰的快乐中出现的。有许多情况只是刚沾滑稽的边，它们是否能表现出滑稽的特点还令人们怀疑。如果在所比较的两个事物的抽象作用上的消耗之间出现差异水平的上升，如果某件严肃的和不熟悉的事物，特别是如果它具有理智的或道德的性质，同某件平常的和低劣的事物进行比较，那么，这种比较毫无疑问变成了滑稽。以前宽慰的快乐和观念模仿的决定因素所做的贡献；或许可以解释这种逐步的转变，它受制于数量因素，在比较期间从一般的快乐向滑稽快乐转变。如果我强调这个事实，我不是通过对所比较的两个事物间的对立面的相似性进行类比，而是对消耗在抽象作用上的两种能量问的差异进行类比而发现滑稽快乐的，那么，我无疑将避免误解。当一件难以理解的不熟悉的事物，一件在理智意义上十分抽象而且事实上非常异常的事物，被说成是与某件熟悉的且十分低劣的事物相符合时，认为完全不存在对抽象作用的任何能量消耗时，那么，抽象事物本身就作为同样低劣的事物而露出真面目。比较的滑稽作用便由此还原为一种贬低。

但是，我们已经发现，比较可以具有诙谐的性质，没有滑稽混合的痕迹——确切地说，是当它避免了贬低时。这样，用一个火炬对真理进行比较，而拿着火炬穿过拥挤的人群不可能不烧焦某人的胡子，这种比较纯粹具有诙谐的性质，因为它的言语（真理的火炬）就其全部意义而言进行了打折扣的转向，这种比较也不是滑稽的，因为尽管火炬作为一个物体是具体的，却并非没有一定的区别。但是，比较也可以很容易地作为一种诙谐和滑稽且相互独立，因为比较能够对某些诙谐的技巧有帮助。例如对一致或引喻。内斯特罗（Nestroy）以这种方式把记忆比做“仓库”，这种比较可以同时是滑稽和诙谐——前者是由于这种不同寻常的贬低，这是在把记忆比做“仓库”时心理学概念不得不容忍的一种贬低，而后者是因为运用这种比较的人是一个职员，他以这种比较在心理学和他的职业之间建立了一种完全不可预料的一致性。海涅的话“直到我的忍耐力的屁股后面的所有纽扣全都崩开”，乍一看似乎不过是滑稽性贬低比较的一个典型实例；但仔细考虑后，我们也必须承认它具有诙谐的特点，因为作为隐喻的一种手段，这种比较触及到淫秽的区域，从而成功地在淫秽之中释放了快乐。同样的材料如果公认不是完全偶然的巧合，就会向我们提供一种同时滑稽而且具有诙谐特点的快乐。如果一方的条件有利于产生另一方，他们的统一就会对“感受”具有混乱的影响，据说这种“感受”会告诉我们，我们是在提供一种诙谐还是某种滑稽的事物，而且决定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做出，即专心致志的研究摆脱了对特定快乐的任何预先安排。

无论对产生滑稽快乐的这些更深入的决定因素的探究多么吸引人，作者必须牢记，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日常工作都不能使他将其研究扩展到超出诙谐的领域之外；而且他必须承认，滑稽比较这一主题使他特别意识到他的无能。

因此，我们很容易想起，许多权威人士没有认识到我们业已发现诙谐与滑稽之间这种鲜明的概念与材料上的区别，他们认为诙谐只不过是“言语的滑稽”或“字词的滑稽”。为了检验一下这种观点，我们将选择一个实例，每一种在话语上有意和无意地具有滑稽作用，以此和诙谐进行比较。我们早就说过，我们相信自己完全能够把滑稽作用的话与诙谐区分开：

拿着叉子吵闹不休

他的妈妈把他从炖菜烦恼旁拉走

这只是滑稽作用。海涅关于哥廷根的居民中有四种社会等级的说法——“教授、学生、市侩和蠢驴”——却是个典型的诙谐。

对于某种有意成为滑稽的事物，我将以施特腾海姆（Stettenheim）的“Wippchen”1550为例。人们说施特腾海姆很机智，是因为他在引发滑稽作用的才智方面达到了特殊程度。实际上这种能力确实恰当地决定了一个人所具有的“智慧”，这是和一个人所“制造”的“诙谐”相比。1551不容争辩，Wippchen的字母，与其相应的Bernau也都指机智，因为每一种诙谐都丰富地夹杂其间，其中有些是真正成功的（例如，原始时代的人“在举行仪式的裸体舞”中表现出来的诙谐）。但是，给这些产物赋予独特特点的不是这些分离的诙谐，而是穿梭其间的几乎过分丰富的言语的滑稽作用。“威普岑”最初无疑指的是一个好挖苦人的人，是古斯塔夫·弗赖塔格（Gustav Freytag）的“无固定观念的记者”的一种变式1552，其中一类是未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把国家的文化贮藏加以误用和交易；但是，作者对在他的这幅特征图中获得的滑稽效果的喜爱，显然已把好挖苦人这个目的一点一点地推到了背景中。Wippchen的产物大部分都是“滑稽性胡说”。作者利用堆砌这些成功的事物而产生的快乐心境。（必须公正地讲），连同那些完全可以允许的材料一起，引进各种他们自己都不能容忍的灵机。威普岑的胡说因其独特技巧而产生了一种特殊效果。如果一个人更仔细地观察这些“诙谐”，就会因少数几个诙谐所引起的独特震惊而对整个产品打下印记。Wippchen主要利用的是结合（混合）、熟，悉的言语措辞特征和引语的改变，用更需要技巧的、更重要的表达方式来取代其中几个一般成分。顺便说一句，这已接近了诙谐的技巧。

下面有几个混合的例子（摘自前言和全书的前几页）：

“土耳其有钱wie Heu am Meere（像海边的干草）。”这句话由两个词句组成：“钱wie Heu（像干草）”和“钱wie Sand am Meere（像海边的沙子）”。1553

或者，“我不过是剥掉了树叶的木桩，1554它证明了其昔日的茂盛”——由“一棵剥掉树叶的树”和“一根……的木桩等”凝缩而成。

或者，“引导我从奥基尔王的牛厩的Scylla中走出来的埃里阿登之线何在？”其中有三个古希腊传奇，每个传奇构成一个成分。

这种改变和替代可以毫不困难地总结出来。它们的性质可以从下列实例中看出，它们表现了威普岑的特点，在它们背后我们还可以瞥见另一种更流行的、通常更普遍的说法，这已还原为一种陈词滥调：

“Mir Papier und Tinte h?her zu h?ngen（把纸和墨水给我挂得高一些。）”我们用“einem den Brotkorb h?her h?ngen（把某人的面包篮给他挂得高一些——使某人吃不饱）”，作为对“把某人置于更困难境地中”的隐喻。所以，为什么这种隐喻不能扩展到其他材料中去呢？

“在竞赛中俄国人有时抽短签（短签——即结果居第二位），有时则抽长签。”这些表达方式中只有第一种（“den Kurzeren ziehen”，“抽短签”）是常用的；但考虑到其派生物在使第二种也产生作用方面并没有荒唐之处。

“当我还年轻时，柏伽索斯（Pegasus）就在我心中激荡。”如果用诗人来取代柏伽索斯，我们便发现了传记中经常使用的陈词滥调。的确，柏伽索斯并不是“诗人”的一个恰当的替代词，但它与诗人有着概念上的联系，而且是个颇为夸张的词。

“我就这样度过了童年的荆棘丛生之路。”这个明喻可代替一个简单的说明，“Die Kinderschuhe austreten”（“穿破了童年的鞋子”，“把托儿所抛到后面”）这是与童年概念有联系的意象之一。

从威普岑的大量其他产物中，有些可以作为喜剧因素的纯粹实例。例如，“争吵此起彼伏数小时，直到最后也没有决定下来”，这就是滑稽的失望。或者，“克莱欧（Clio，主管史诗、历史的女神），历史的美杜萨（Medusa）”，这是滑稽的（无知的）揭露假面具。或者像“Habent sua fata morgana”1555这种引语。但是，我们的兴趣更多地是由混合与改变唤起的，因为它们是重复诙谐的技巧。例如，我们可以把这类诙谐如“他背后有着光明的未来”，或“er hat ein Ideal vor dem Kopf”，和改变加以比较，或者把“新的矿泉治好病”的诙谐和利希腾贝格的改变相比较等等。威普岑的具有同样技巧的产物现在要称为诙谐吗？或者他们是怎样与此相区别的呢？1556

要做出回答并不困难。我们不妨回忆一下，诙谐往往向听者表现两张脸，迫使他对其采取两种不同的观点。在一则胡说的笑话中，如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一种观点只考虑遣词用字，认为这是胡说；另一种观点则遵循所给的提示，通过听者的潜意识并在其中找到出色的意义。在威普岑的类似诙谐的产物中；诙谐的一张脸没有表情，仿佛它已退化：一个两面神的头却只有一面发达。若允许这种技巧把我们引诱到潜意识中，我们将一无所获。混合不会向我们提供两件相混合的事物，确实会产生新的意义的场合。如果我们尝试做个分析，它们就会完全区分开。如同在诙谐中一样，改变和替代会导致一种通常很熟悉的话语，但改变和替代本身并未告诉我们任何新的东西，而且一般地说，也确实没有什么可能的或有用的东西。因此，这些诙谐中只有一种观点遗留下来——即它们是胡说。我们只能决定把这类已从诙谐的最基本特点中解放出来的产物是称为“坏的”诙谐还是根本不是诙谐。

这种退化的诙谐无疑会产生一种滑稽效果，对此我们可以用不止一种方式来解释。滑稽产生于对潜意识思维方式的揭露，如我们早先考虑过的情况[例如，第205页]快乐则产生于和一种完整的诙谐所进行的比较。什么也不能阻止我们假设这两种产生滑稽快乐的方式在这里趋同了。在这里来自诙谐的不恰当支持恰好就是使胡说成为滑稽胡说的东西，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发生。

还有其他一些容易理解的情况，其中这种不恰当性和应该产生作用的东西相比较，便不可抗拒地使胡说成为滑稽。诙谐的副本——谜语[第67页注]——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比诙谐本身更好的实例。例如，这里有一个“滑稽问题”[第153页注]：“什么东西挂在墙上，人们能用它来擦干手？”如果回答是“一条毛巾”，那么就是一条愚蠢的谜语。但是这种回答被拒绝了。——“不，是一条鲱鱼。”——但是这会招来愤怒的抗议。“天啊，一条鲱鱼不会挂在墙上。你可以把它挂在那儿。”——但是究竟谁会在一条鲱鱼身上把手擦干呢？——“嗯。”回答是安慰性的：“你不必用它擦手。”借助于两种典型的移置作用而做的这种解释，表明了这个问题离真正的谜语究竟有多远；而且由于它的绝对不恰当性，我们不把它仅视为胡说的愚蠢，而看做是不可抗拒的滑稽。通过不遵守基本条件这种方式，诙谐、谜语和其他本身并不会产生诙谐快乐的事物，也变成了滑稽快乐的根源。

在理解言语的非有意的滑稽方面就更没有多少困难了，我们发现这种滑稽经常在我们所喜爱的弗里德里克·凯普娜（Friederike Kempner，1891）的诗歌中表现出来：

反对动物解剖

在人类与可怜的哑巴动物之间

伸展着一条看不见的灵魂之链。

可怜的哑巴动物亦有意志——因此也有灵魂——

尽管它们的灵魂小于我们。

或者在一对相爱的已婚夫妇间的对话：

对比

“我是多么幸运！”她轻柔地喊着。

“我也是，”她的丈夫高声地宣布：

你的众多品质使我充满了骄傲，

我竟做出如此精美的选择。

在这里没有什么东西会使我们想到诙谐。但毫无疑问，正是这些“诗歌”的不恰当性才使它们成为滑稽——其表达方式具有相当不同寻常的笨拙，它和最陈腐的或大多数新闻工作者的语言特色，其思想的最纯朴的局限性，不存在任何诗歌形式的痕迹都有联系。但是，尽管具有所有这些因素，那我们为什么发现凯普娜诗歌的滑稽却并不明显呢？我们发现有些类似的产物除了出奇的差之外什么也不是，它们不仅不能使我们发笑，反而让我们烦恼。但是，正是这种距离，才使它们和我们所期待的、向我们提供滑稽的诗歌区分开来；如果我们感到这种差别更小，那么，我们就更倾向于批评它们而不是发笑。再者，凯普娜诗歌的滑稽效果肯定是由一种附属的情况引起的——即这位女作家准确无误的良好意向和特别的情感忠诚，它消除了我们的嘲笑或我们的烦恼，我们在她那无助的话语背后感到这种情感。

在这里我们想起了一个我们曾经暂缓考虑的问题。能量消耗的差异无疑是滑稽快乐的基本决定条件；但是观察表明，这种差异并非一成不变地引起快乐。为了使滑稽快乐能从能量消耗的差别中实际产生，必须要有哪些更主要的条件或者必须克服哪些障碍呢？在我们转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将用一个清楚的主张对本讨论下个结论：言语的滑稽与诙谐并不一致，因此诙谐必然是某种不同于言语滑稽的事物。

（四）

既然我们即将对上一问题做出回答，即从能量消耗的差异中产生滑稽快乐的必要条件，我们就可以先使我们自己松一口气，这不可能不使我们感到快乐。对这个问题的准确回答与对滑稽实质的费力解释是一致的，为此我们既不需要能力，也不需要权威。只要这个滑稽问题能清楚地与诙谐问题形成对比，我们就能再次对它做出满意的说明。

关于滑稽的每一种理论之所以受到批评者的反对，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定义忽略了滑稽的基本东西：“滑稽是以观念之间的对比为基础的。”“是的，因为这种对比有一种滑稽作用而不是另一种作用。”“滑稽感产生于对某种期待的失望。”“是的，除非这种失望事实上是令人痛苦的。”无疑这些反对意见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我们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滑稽的基本特征迄今已逃避了检查，那么，我们将过高地估计这些反对意见。对这些定义的普遍有效性产生损害的是对产生滑稽快乐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我们无须在这些条件中寻找滑稽的实质。如果我们假设滑稽快乐的根源在于两种消耗之间差异的比较，那么，无论我们要想驳斥这些反对意见，并对滑稽定义中的矛盾之处加以说明，还是其他都是很容易的。只有当这种差异不可利用而且能释放出来时，滑稽快乐和众所周知的效果——笑声——才能产生。如果这种差异一被承认便移作他用，我们就不会获得快乐的效果，而至多有一种短暂的快乐感，其中，滑稽的特点并未出现。正如在诙谐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在别处使用这种被认为是多余的能量消耗而采用特别的诡计一样，滑稽快乐也只能在保证这同一种条件的情况下出现。由于这个原因，在我们形成观念的生活中出现这些能量消耗差异的情况是不同寻常的多，但从这些差异中产生滑稽的情况则相对较少。

即使对那些草率地研究了由能量消耗的差异中产生滑稽的条件的人来说，也会被迫获得两个观察发现。第一，在有些情况下滑稽是习惯性地出现的，仿佛有必要的力量推动，相反，在其他情况下似乎完全依赖于环境，依赖于观察者的立场。第二，巨大的差异往往突破不适宜的条件，这样，尽管有这些条件滑稽感也会出现。与第一种观点相联系，可以确立两大类别——不可避免的滑稽和偶然发生的滑稽——尽管必须准备从一开始便放弃在排除了例外的第一类别中发现滑稽不可避免性的看法。探究这两种类别的决定条件将是很吸引人的。

有些条件已被作为滑稽情境的“孤立因素”1557而聚集在一起，这些条件基本上适用于第二类别。更仔细地分析引出了下列事实：

1.产生滑稽快乐的最适宜条件一般地说是使人“想发笑”的喜悦心境。在一种有毒性的喜悦心境中几乎一切事物都有滑稽作用，这很可能是通过与正常状态下的能量消耗相比较。从某种单一的观点来看，当它不表现为一般的心理倾向时，诙谐、滑稽和所有类似的从心理活动中获得快乐的方法，确实都不过是重新获得这种喜悦心境——这种异常欣快——的方法。

2.一种类似的适宜效果是由一种滑稽的期待（expectation），通过与滑稽快乐相协调而产生的。由于这个原因，如果一种想使某事成为滑稽的想法由另一个人传达给别人，那么，这种低程度的差异便足以说明，如果它们无意向地出现在人的经验中，就有可能被忽略。任何一个人，在开始读一本滑稽的书或到剧院去看一场滑稽戏时，都会把这种意向归因于他能够对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很难向他提供滑稽场合的事情发笑。最后，正是在回想起笑过和期待发笑的情况下，当他看见喜剧演员一登台，不等后者做出一种使他发笑的尝试，他都会笑起来。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个人才会承认，此后他对于能使一个人在戏剧中发笑的事物感到羞怯。

3.滑稽的不恰当条件产生于某个人当时所具有的那种心理活动。追求严肃目的的想象活动或理智活动与寻求释放的贯注的精神能量相抵触——贯注是活动进行移置作用所要求的——因此，只有未曾预料的较大的能量消耗差异才能突破而形成滑稽快乐。那些特别不利于滑稽的事物是与知觉上中止观念模仿的事物相当遥远的所有各种理智过程。除了当某种思想方式突然中断之外，在抽象反思中根本就没有给滑稽留下任何地盘。

4.如果注意力恰好集中在有可能产生滑稽的比较中，那么，释放滑稽快乐的机会也会消失。在这种情况下那种否则会有最肯定的滑稽的作用的东西便失去了其滑稽力量。若一个人的兴趣指向把某种动作或功能与他头脑中明显具有的某种标准相比较，那么，这种动作或功能在这个人看来就不可能是滑稽。这样，观察者就不会发现说笑者在他不注意的时候而产生的胡说的滑稽，他会因此而烦恼，而说笑者的伙伴更感兴趣的是他将具有什么样的运气而不是他知道多少，对于这同一种胡说他们会开心地大笑起来。一个体操或舞蹈教练几乎看不出他的学生动作中的滑稽；一个牧师对喜剧作家能如此有效地阐明的人性弱点中的滑稽往往会忽略不见。滑稽过程不能忍受由注意引起的过度贯注（hypercathexis）；它必须能够使其过程相当受注意地进行——顺便说一句，在这一方面就像诙谐一样。但是，如果一个人想把滑稽过程说成是一个必要的意识过程，就会和我在《释梦》中有充足的理由加以运用的“意识过程”这一术语相矛盾。更确切地说，它形成了前意识的一部分，这些过程是在前意识中进行的，但缺少与意识相联系的注意的贯注，这些过程可以恰当地命名为“自动的”（“automatic”）。如果这种比较能量消耗的过程想要产生滑稽快乐，它就必须保持为自动的。

5.如果应该产生滑稽的情境同时产生了一种强烈情感的释放，那么，滑稽就会受到很大干扰。一般地说，在这种情况下操作性差异的释放是不可能的。个体在每一种特殊情况下的情感、性情和态度使人可以理解，滑稽是根据每一个人的观点而出现和消失的，绝对的滑稽只在例外的情况下才存在。因此，滑稽的偶然性或相关性要比诙谐大得多，它绝不是主动发生的，而是一成不变地制作的，使之能获得接受的条件在其建构过程中即可观察到。情感的产生是妨碍滑稽的所有条件中最强烈的，在这一方面其重要性从未被忽略。1558为此人们说滑稽的感受在多少有些淡漠的情况下最容易产生，在这些情况下往往不包含强烈的情感和兴趣。但正是在有情感释放的情况下，一个人才能观察到一种特别强烈的能量消耗的差异会产生释放的自动作用。巴特勒上校1559回答奥克塔维奥的警告时“大笑着”说：“来自奥地利议院的感谢！”他的怨恨并未阻止他发出笑声。这种笑适用于他对他相信自己遭受的失望所做的回忆；另一方面，戏剧家所描述的这种重大失望可能不如他所表示的在释放出来的情感风暴中强迫发出笑声给人的印象更深刻。我倾向于认为，这种解释适用于除了快乐的情境和伴有强烈痛苦或紧张情绪的情况之外的一切能产生笑的场合中。

6.如果我们对此做一补充，即产生滑稽的快乐可以受任何其他快乐的伴随情况的激励，仿佛是由某种感染力激励的一样（以和倾向性诙谐的前快乐原则同样的方式发挥作用），我们已经为我们的目的而充分地阐述了支配滑稽快乐的条件，尽管还肯定不是全部条件。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条件以及滑稽作用的不一致性和偶然性，用任何其他假设来解释都不如用差异的释放而产生滑稽快乐那样容易，在大多数不同的情况下，这种假设可用于除释放之外的其他方式。

（五）

性欲（sexuality）和猥亵（obscenity）的滑稽应受到更详细的考虑；但在此我们只能略述数言，稍加涉及。其出发点（和猥亵诙谐中的情况一样，第97页），将仍然是曝光。一次偶然的曝光对我们具有滑稽作用，因为我们把这种悠闲自在和我们以很大的能量消耗来欣赏的景色加以比较，否则人们就会用这种能量消耗来达此目的。于是这种情况便接近了天真的滑稽作用，但却更简单些。我们以第三者身份成为观众（在说淫词秽语的情况下成为听众）的每一次曝光都等同于成为滑稽的被曝光的人。我们已经发现，诙谐的任务是取代淫词秽语的地位，从而再次打开了通往已失去的滑稽快乐源的通路。与此相反，目击一次曝光并不是目击滑稽的情况，因为他自己这样做而付出的努力消除了滑稽快乐的决定条件：在所看见的事物中，除了性的快乐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如果把这种目击向某人做个解释，那么，被人目击者便再次成为滑稽，因为有一种最显著的感觉，即后者省略了为隐藏其秘密而取代了的能量消耗。除此之外，性欲和淫词秽语（smut）的领域提供了最充分的与快乐的性兴奋共同获得滑稽快乐的情况；因为它们可以向人们显示他们对身体需要的依赖（贬低），或者它们也能揭示隐藏在心里的爱的要求背后的身体要求（揭露假面具）。

（六）

令人惊奇的是，在柏格森那迷人而又富有活力的《笑》（Le rire）一书中，我们同样能发现吸引我们寻求理解滑稽的心理发生的吸引力。我们已经熟悉了柏格森关于掌握滑稽特点的准则：“生命的机械化，以人工代替自然的某种替代作用。”他从自动作用到自动机这样一种似乎合理的思想序列开始，并试图把许多滑稽作用追溯到对童年玩具的已淡漠的回忆。在这一方面他暂时获得了某种观点，确实，他不久便放弃了这种观点1560他力图把滑稽作用解释为童年期快乐的后效。“或许我们应该使这种简化再深入一步，回到我们最古老的记忆中去，追溯到游戏中，这种第一次相互结合起来的滑稽短剧使儿童感到有趣，使成人大笑不已。……但我们毕竟也常常认识不到，在我们大多数的快乐情绪中究竟有多少孩子气。”（柏格森，1900，第68页以下）既然我们已经把诙谐追溯到了儿童的文字游戏和思想游戏，这种游戏曾经受挫于理性批评，那么，我们禁不住感到也想调查一下柏格森猜想在滑稽中具有的童年期根源。

事实上，如果我们对滑稽与儿童的关系做些考察，我们会发现大量颇有希望的联系。儿童本身并未以任何滑稽的方式打动我们，尽管他们的本性充满了各种条件，如果我们把它与我们自己的本性相比较，这些条件就会产生一种滑稽性差异1561：动作的过多消耗和少量理智消耗，身体功能对心理功能的支配以及其他特征。当一个儿童的行为表现不像儿童，而像一个严肃的成年人时，他只能在我们身上产生一种滑稽作用，而且他也以和其他伪装自己的人同样的方式产生滑稽作用。但是只要他保持孩子的本性，对他的感知便使我们产生了纯粹的快乐，或许这种快乐使我们稍微想到了滑稽作用。我们把他称为天真，因为他向我们表明他缺少禁忌，我们把他说的话描述为天真的滑稽，而在另一个人口中讲出时，我们便判定为淫词秽语或诙谐。

另一方面，儿童并没有对滑稽的某种感受。这种主张似乎只是说，像许多其他1562物一样，滑稽感只是在心理发展过程的某一时刻开始的，而且这一点也不令人惊奇，特别是因为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情感在必须视为在童年时代的某一阶段就已经清楚地显现了。但这却可以表明，儿童缺乏滑稽感这种主张包含着许多不证自明的东西。首先，我们很容易发现，如果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即滑稽感是在理解另一个人的过程中发生能量消耗的差异而产生的，那就不可能是别的原因。我们不妨再以动作的滑稽作用为例。提供了差异的这种比较（以有意识的准则）已做了说明：“这就是他做事的方式”，以及“这就是我应该做事的方式，我已经做过此事的方式”。但是一个儿童却没有第二句话中所包含的标准。他只是通过模仿而理解了：他要以同样的方式做事。对儿童的教养向他提出了一个标准：“这就是你应该做事的方式。”如果他现在利用这个标准进行比较，他将很容易得出结论：“他做得不对”，“我能做得更好。”在这种情况下他便笑话另一个人，他以自己的优越感来笑话别人。什么也无法阻止我们从能量消耗的差异中发笑；但是，根据对我们所遇到的笑话别人的情况来类推，我们可以推论滑稽感并未表现在儿童优越的笑声中。它是一种纯粹快乐的笑。在我们自己的情况下，当我们对自己的优越性做出清晰判断时，我们只是微笑而不是大笑，或者如果我们大笑，我们就能把这种变得有意识的优越性与使我们发笑的滑稽区别开来。

我们或许能够正确地说，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儿童是由于纯粹的快乐而笑，我们觉得这是“滑稽”且找不到其动机，而一个儿童的动机却是清楚的和能够说明的。例如，如果有人在街上滑倒了，我们就会笑起来，因为这种印象——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是滑稽作用。在同样的情况下，一个儿童会由于优越感或幸灾乐祸而笑：“你摔倒了，我却没有。”在儿童身上某些快乐的动机似乎在我们成人身上早已失去，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们以“滑稽感”来代替失去的这种情感。

如果我们能够概括的话，那么，最吸引人的似乎就是，把我们所寻找的滑稽的独到特点置于婴儿期的唤醒之中——把滑稽视为重新获得的“已逝去的童年的笑”。那么，人们可能会说：“我笑的是另一个人和我自己之间的一种能量消耗的差异，每次我都能重新发现他身上的童稚气。”或者更确切地说，导致滑稽作用的全面比较的结果是：“这就是他做事的方式——我以另一种方式做事——他的做事方式就像我在孩提时代经常做事的方式一样。”

因此，笑声总是适用于成人的自我与儿童的自我之间的比较。即使在滑稽的差异中缺少一致性——这个在我看来似乎是滑稽的事实有时消耗能量大有时消耗能量小——这种缺乏也符合婴儿期的决定因素；实际上成为滑稽的东西总是在婴儿方面。

这与下述事实并不矛盾，即当儿童自己成为比较的对象时，他们给我留下的不是滑稽印象，而是一种纯粹的快乐印象；同样不矛盾的原因是，如果能避免这种差异的任何其他用途，那么，与婴儿期的这种比较就只能产生一种滑稽效果。因为这是一些与支配释放的条件有关的事情。无论什么事物，只要把心理过程与其他过程联系起来，就会不利于剩余的能量贯注的释放并使之转入其他用途；凡是把心理活动分离出来的事物就能促进释放。因此把儿童视为比较对象的意识态度将不可能产生滑稽快乐所必需的释放。只有当精神贯注是前意识的时候，才有可能近似于这种分离。顺便说一句，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分离归于儿童的心理过程。就中等强度的差异而言，如果没有其他联系能对释放出来的剩余能量进行控制，那就只能考虑是产生滑稽作用的这种比较的增加（“我在儿童时代也是这样做的”）。

如果我们想在与婴儿期的前意识联系中发现滑稽作用的实质，我们就必须比柏格森再深入一步，并且承认为了产生滑稽作用，一种比较无须引起孩子气的快乐和孩子气的游戏，只需涉及孩子气的一般本质，或者甚至只涉及孩子气的痛苦也就足够了。如果我们不是把滑稽的快乐与回想起来的快乐相联系，而是再次与比较建立联系，那么，我们在这里便远离了柏格森，而和我们自己相一致了。这或许是因为前一种情况（即与回想起来的快乐相联系的情况）可能总是与不可抗拒的滑稽相一致）。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我们早期得出的关于各种滑稽可能性的图示。我们曾经说过，这样也能发现滑稽的差异：即

a.通过另一个人与我自己之间的比较，或

b.通过完全在另一个人内部的比较，或

c.通过完全在我自己内部的比较。

在第一种情况下，另一个人在我看来像个孩子；在第二种情况下他把自己还原为一个孩子；而在第三种情况下我会在我自己身上发现这个孩子。

a.第一种情况包括动作和形式的滑稽，心理功能和特性的滑稽。相应的婴儿期因素则是促使动作和儿童低劣的心理和道德得到发展。这样一来，例如，一个愚蠢的人在我看来具有滑稽作用，因为他使我想起了一个懒惰的孩子，而一个坏人之所以具有滑稽作用，是因为他使我想起了一个淘气的孩子。在儿童自己获得动作快乐这种单一的情况下，只能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成人失去孩子气的快乐。

b.在第二种情况下，滑稽完全依赖于“感情移入”，它包含数量众多的可能性——情境、夸张（漫画式的滑稽模仿）、模仿、贬低和揭露假面具的滑稽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引进婴儿期的观点证明是最有用的。因为情境的滑稽作用大多建立在窘迫基础上，在这里我们重新发现了儿童的无助。最糟糕的窘迫，即自然需要的强制性要求和其他功能的冲突，与儿童不能完全控制其身体功能是一致的。在情境的滑稽借助于重复而发挥作用时，它依据的是儿童在不断地重复（问题或听讲故事时）产生的特殊快乐，使他成为令成人讨厌的人[参见，第128页注]。夸张仍然给成人带来快乐，因为它能发现其主要官能的正当理由，夸张与儿童特别缺乏比例感有关，与他无视一切数量关系有关，他对数量关系的认识要比对质量关系的认识晚。即使在容许冲动的情况下，适度而有限制的运用也是后来教育的结果，是通过对在结合中聚集在一起的心理活动的相互抑制而获得的。在这些结合被削弱的地方，例如在潜意识的梦中或在精神神经症的单一观念（mono-idea-ism）中，儿童的缺乏节制便再次出现。1563

由于我们没有考虑到婴儿期的因素，所以我们在理解模仿的滑稽作用时发现有较大的困难。但是，模仿是儿童最好的艺术，是其大多数游戏的驱动力（driving motive）。儿童的志向目标远不在于要超过同龄人，而是要模仿成年人。儿童与成人的关系也是贬低的滑稽作用的基础，它与成人对待儿童生活态度中所显示出来的屈尊态度是一致的。没有什么能比成年人使自己降低身份，放弃其烦人的优越性以及与他们平等地玩耍更使儿童感到快乐的了。这种向儿童提供纯粹快乐的放松，在成人中则以贬低的形式成为使事情滑稽的一种手段，成为滑稽快乐的一个根源。至于揭露假面具，我们知道，它可以一直追溯到贬低。

c.我们在发现第三种情况，即期待的滑稽作用的婴儿期基础时，遇到了最大的困难，期待的滑稽作用无疑能够解释，为什么那些首先把这种情况置于他们对滑稽作用的讨论之中的权威们，没有发现能解释滑稽中的婴儿期因素的场合。毫无疑问，期待的滑稽作用在儿童中是最遥远的；掌握它的能力是最晚才出现的。在成人看似很滑稽的大多数情况下，儿童可能只感到失望。但是，当我们遇到一种滑稽的失望时，我们可以把儿童极端快乐的期待和轻信的力量作为一个基础，来理解我们是怎样“作为一个儿童”来表现滑稽作用的。

我们所说的一切似乎表明，滑稽感的转换有一定的可能性，它可以这样进行：“那些对成人来说不适合的事物就是滑稽。”但是，由于我对滑稽作用问题的全部态度，我还不太敢像我早期那样严肃地捍卫后一种主张。我还不能确定，贬低为一个儿童是否只是滑稽性贬低的一个特例，或者所有滑稽的事物基本上都以贬低为一个儿童为基础。1564

（七）

探讨滑稽的研究无论多么粗略，如果我们不能为谈论幽默（humour）找到些微的余地，那么，这种研究都将是相当不完全的。两者之间的基本联系是如此毋庸置疑，以至于试图对滑稽作用进行解释必定会对理解幽默做出某些起码的贡献。在欣赏幽默方面，无论它有多么恰当和给人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它本身就是最高的心理成就之一，特别受到思想者的喜爱），但我们不能通过探讨诙谐和滑稽的准则而避开表达其本质的尝试。

我们业已看到，令人苦恼的情感的释放是产生滑稽的最大障碍。只要无目的的动作一发生损害，或者愚蠢一导致伤害，或者失望一引起痛苦，滑稽作用的可能性便告结束。对于一个无法躲避这种不快，一个其本人是牺牲品或被迫参与其中的人来说，这无论如何都是真实的；而一个无关的人则以其行为举止表明，这种情境包含着滑稽作用所要求的一切。现在，幽默成为获得快乐的一种手段，尽管有与其相抵触的令人苦恼的情感；它表现为产生这些情感的一种替代作用，它把自己置于它们的位置上。如果有这样一种情况，根据我们通常的习惯，我们应该倾向于释放令人苦恼的情感，如果压抑该情感的动机此时作用于我们，就会提供使它出现的条件。在刚才提到的这些情况下，一个成为伤害、痛苦等牺牲品的人很可能会获得幽默的快乐，而无关的人则因滑稽的快乐而笑。如果是这样的话，幽默的快乐是以释放未出现的情感为代价而产生的：它起源于情感消耗的节省——我们不可能有别的说法。

幽默是各种滑稽中最容易满足的。它是在一个人的内部完成其过程的，另一个人的参与并未对此增加任何新的东西。我可以不与人分享在我身上产生的幽默快乐，也不感到要被迫与人交流这种快乐。当幽默的快乐发生时，在一个人身上会出现什么情况，这是很不容易说清的；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把幽默与人交流或产生同感的情况，考察一下通过理解幽默的人我们获得了与他同样的快乐的情况，那么，我们就能获得某种顿悟（insight）。幽默的最粗野的情况——即所谓“绞刑的幽默”——在这一方面可能是有所启发的。一个在星期一被判处死刑的流氓说：“嗯，这个星期开始得不错。”1565这实际上是一种诙谐，因为这句话本身是非常恰当的，但另一方面，却以无意义的方式放错了地方，因为对这个人自己来说那个星期不会再有更多的事件了。但是，幽默和制作这样一种诙谐有关——就是说，不管把这个星期的开始与其他什么时间区别开，也要否认对可能产生相当特殊的情绪的那些动机加以区分。同样的情况还有，这个流氓在处以死刑的路上要一块围巾围在他赤裸的喉部，以便不至于患感冒——由于考虑到它围在脖子上的时间这么短，这种预防措施显然是多余的和不重要的，否则，这是一个应该受到称赞的预防措施。必须承认，在这个恶作剧（blague）中有一种像宽宏大量似的东西，这个人顽固地坚持其惯常的自我，而且对有可能推翻其自我并使其陷于绝望的事物置之度外。这种崇高的幽默显然出现在我们的钦佩不受幽默者的情境限制的情况下。

在维克多·雨果的《欧那尼》（Hernani）中，那个卷入阴谋反对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查理五世）的匪徒，落入了其强大敌人之手。他预见到，由于被宣判了叛国罪，他的命运肯定是掉脑袋。但是，这个预见并未阻止他使自己被公认为世袭的西班牙最高贵族，并且宣布他并不想放弃任何属于他的利益。一个西班牙的最高贵族可以在其君主面前盖住他的头。那么，好吧：

……我们的头有权利

在你盖住之前落下。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幽默，而且如果当我们听到时我们没笑，那是因为我们的钦佩包含着幽默的快乐。在那个被执行死刑的路上不想患感冒的流氓的情况下，我们却开心地大笑起来。应该使罪犯陷入绝望的情境却可能在我们身上引起强烈的怜悯；但这种怜悯之所以受到抑制，是因为我们明白，这个与此关系更密切的人对这种情境是无法解决的。由于这种理解，已经准备消耗在怜悯上的能量变得不可利用了，我们便一笑置之。可以说，我们受到了这个流氓的满不在乎态度的影响——尽管我们也注意到，这已耗费了他相当多的心理活动能量。

怜悯的节省是幽默快乐最经常的源泉之一。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幽默通常使用这种机制。例如，在对他兄弟的生活做的一次说明中，他向我们讲述了，他兄弟一段时间怎样受雇于一家筑路企业。一个地雷提前爆炸把他兄弟抛向了天，然后落下来掉在远离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我们肯定对这次事故的牺牲者感到同情，并且想问一下他是否因此而受伤。但是，当故事继续说道，他兄弟因为“脱离工作场地”而被扣了半天工资时，我们便完全不再有怜悯之心，而且变得几乎像包工头一样的硬心肠，并对可能伤害兄弟的健康也几乎漠然置之。在另一种情况下，马克·吐温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家庭树，他把这棵树追溯到哥伦布的一位航海伙伴。然后他描述了这位前辈的特点，以及他的行李是如何完全由许多换洗的衣物所组成，而每一件都有一个不同的洗衣房标记——在此我们禁不住对节省这种虔敬感而付出的代价大笑起来，我们原准备在这个家庭史的开始就讨论这种虔敬感的。幽默快乐的机制不受我们认识的干扰，我们认识到这个谱系是虚构的，这种虚构是为讽刺目的服务的，旨在揭示其他人以类似的描写所做的细节描述：和在使事情成为滑稽的情况下一样，它也不依赖于必须是真实的这个条件。在另一篇小说中，马克·吐温描述了他的兄弟怎样建造了一个地下洞穴住房，他带进去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盏灯，他用一大块帆布做屋顶，帆布中间有一个洞。但是，晚上在小屋建好之后，一头被驱赶回家的母牛却从屋顶开口处掉下来，落到了桌子上并把灯扑灭了。他的兄弟耐心地帮着把牛弄了出去，又重新把东西摆好。第二天晚上同样的麻烦再次发生，而他的兄弟一如既往。以后每天晚上都发生。重复发生使小说有了滑稽作用，但马克·吐温在结束时报告说，在第46个晚上当母牛又掉进来时，他的兄弟终于发话了：“这事开始让人厌倦了。”这时我们的幽默快乐再也止不住了，因为我们早就期望听到的是，这种难以排除的不幸会使他的兄弟生气的。的确，我们使自己产生的这些幽默的些许贡献一般地说是以生气为代价的——而不是变成了愤怒。1566

根据为支持幽默而节省下来的情绪的性质，幽默的种类是格外多样化：怜悯、生气、痛苦、敏感等。它们的数量似乎保持着不完整，因为幽默的领域在不断地扩大，每当艺术家或作家成功地把迄今不受控制的情绪置于幽默的控制之下时，通过我们给出的那些例子中的方法，把它们变成滑稽快乐的根源。例如，艺术家的简明（Simplicissimus）在以恐惧和厌恶为代价而获得幽默方面有惊人的成果。另外，表现幽默的形式是由与其产生条件有联系的两种特殊情况决定的。在第一种情况下，幽默可能与一种诙谐或其他种类的滑稽合并；在这种情况下其任务是驱除可能隐含在能产生某种情感的情境中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会干扰快乐的结果。在第二种情况下，它可以完全地或只是部分地中止这种情感的产生；这后一种情况实际上是更常见的，因为它较容易产生，而且会产生各种形式的“沮丧的”1567幽默——即含着泪的微笑的幽默。它将一部分能量从情感中撤出，使它具有一种幽默的味道以作为交换。

由上面的例子可见，从同情心派生出来的幽默的快乐起源于一种可与移置相比较的特殊技巧，借助于这种技巧，已经处于准备状态的情感的释放便落空了，能量贯注转向别的事物，常常转向次要之物。但这根本无助于我们理解这一过程，即通过这个过程而在幽默者身上发生了与产生情感相距甚远的移置。我们能够发现接受者在其心理过程中模仿幽默创造者，但是，对于在后者身上使这一过程成为可能的力量，它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只能说，如果有人成功地通过反思，把世界事物的巨大与他自己的渺小相比较而产生的痛苦情感置之不顾，我们不会把这视为获得了幽默，而是获得了哲学思想，而且，如果我们使自己置身于他的思想序列中，我们就不会产生快乐。因此，在意识注意的凝视下，幽默的移置就像滑稽的比较一样是不可能的；和后者一样，它和保持前意识或者自动的条件是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我们根据防御过程来看待幽默的移置，我们就能获得有关它的某些信息。防御过程是飞行反射的心理相关物，它执行的任务是防止产生来自内部根源的不快乐。在完成这个任务时，它们把心理事件作为自动调节作用来使用，顺便说一句，这种自动调节作用最终成为有害的，而且必须归属于意识思维。我已指出过这种防御的一种特殊形式，已经失败了的压抑，它是产生精神神经症的操作机制。幽默可被视为这些防御过程的最高级形式。它不屑像压抑那样把承担着痛苦情感的观念内容从意识注意中撤出，由此而超越了防御的自动作用。它使之产生，是通过发现一种把已处于准备状态的能量从不快乐的释放中撤出，并通过释放而将其转变成快乐。甚至可以相信，它可以再次和婴儿期联系起来，把这种获得手段置于其支配之下。只有在童年时期才会有使成人在如今微笑的那些痛苦情感——就像他作为一个幽默的人对其目前痛苦的情感而发笑一样。幽默的移置所亲眼目睹的其自我的提高，把它翻译过来毫无疑问就是“我太大了（太好了）1568以致不能因这些事情而苦恼”，这种提高完全可以从他将其目前的自我与其童年期的自我相比较而产生。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婴儿期在神经症的压抑过程中所起作用的支持。

总之，幽默和滑稽的关系比和诙谐更近。它和前者共享在前意识中的心理定位（psychical localization），而诙谐就像我们不得不假设的那样，是作为潜意识和前意识之间的一种妥协而形成的。另一方面，幽默不具备一种与诙谐和滑稽作用相同的专门特点，对此我们或许还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产生滑稽作用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我们应该被迫同时地或迅速连续地把两种不同的观念形成方法运用到同一种观念形成活动中，然后在这两种方法之间进行“比较”，滑稽作用的差异便由此而产生。这种能量消耗的差异产生于属于别人和属于自己的事物之间，产生于通常的事物和被改变的事物之间，产生于所期待的事物和已发生的事物之间。1569在诙谐的情况下，两种看待事物的同时性方法之间形成了差异，这两种方法以不同的能量消耗而起作用，适用于在听到诙谐的人身上发生的过程。这两种观点中的一个，遵循着包含在诙谐中的暗示，沿着这条思想通路穿过潜意识；另一种观点则停留在表面，它看待诙谐就像看待从前意识中浮现出来并成为意识的任何其他话语一样。我们或许应该合理地把听到一个笑话时的快乐描述为从这两种看待事物的方法之间的差异中派生出来的。1570在这里我们谈论的是诙谐，我们把它描述为一个具有两张脸的脑袋，而诙谐和滑稽之间的关系还有待于澄清。1571

在幽默的情况下我们刚才提出的那种特点已黯然失色。的确，当一种因为通常伴随着这种情境，我们应该期待的情绪被避免时，我们就会感到幽默的快乐，在这种程度上幽默也会在所期待的滑稽作用的扩展概念之下产生。但对幽默来说，它不再是用两种不同方法看待同一主题的问题。受那种想要回避的情绪支配的情境具有令人不快的特点，这个事实结束了把它与滑稽和诙谐的特点相比较的可能性。幽默的移置实际上是把释放出来的能量消耗用在别的地方——这是一种已经表明对滑稽作用如此危险的一种情况。1572

（八）

我们现在即将结束我们的任务，把幽默快乐的机制还原为与阐释滑稽快乐和诙谐相类似的一种论点。在我们看来，诙谐中的快乐似乎产生于用于禁忌的能量消耗的节省，滑稽快乐产生于用于观念形式（用于贯注）的能量消耗的节省，而幽默中的快乐产生于用于情感的能量消耗的节省。在我们的心理器官活动的三种方式中，快乐都是由节省而产生的。这三种方式全部都一致代表从心理活动中重新获得一种快乐的方法，这种快乐实际上是通过该活动的发展而消失的。因为当我们不考虑滑稽作用时，当我们不能开玩笑时，以及当我们没有必要在生活中用幽默使我们感到幸福时，我们力图用这种手段达到异常的欣快就不过是一段时期生活中的心境，在这段时期，我们习惯于一般使用较少的能量消耗来对付我们的心理活动——这就是我们童年时的心境。

附录　弗朗兹·布伦塔诺的谜语

弗洛伊德在第32页的脚注中对布伦塔诺（F.Brentano）的谜语所做的说明如此含糊不清，以致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解释。1879年，布伦塔诺（以Aenig-matias为笔名）出版了一本大约200页的小册子，书名为《新谜语》。它包括各种不同类型谜语的样本，最后一种被描述为“填补谜语”。他在这本小册子的引言中对这些种类做了说明。按照他的看法，这种谜语在德国中部地区是一种令人喜爱的消遣，但只是在最近才到达维也纳。这本小册子包括30个这种“填补谜语”的例子，弗洛伊德引用了其中的两个，不完全准确。把这些全部翻译出来将是使其结构明晰的最简单的方式：

第24个谜语

我们的朋友受到他所信奉的预感多么大的折磨啊！有一天，当他的母亲生病时，我发现他正坐在一棵高大的树下。风正从树枝问吹过，结果有些大树叶落下来，其中有一片恰好落在他的衣兜里。因此他哭了起来，他呜咽着说，他的母亲快要死了：das lasse ihn das herabgefallene.[字面意思是：这是落下来的那个那个那个……，带领着他去想的。]

答案：“梧桐树叶……去想。”

第28个谜语

“一个印度斯坦人生病了。他的医生正忙着为他开个处方，这时他突然被一个紧急的消息叫走了，医生尽可能快地写完处方又去看另一个病人了。此后不久他接到消息说，那位亚洲人还没来得及吃下为他准备的药，便因痉挛而死。‘真是个不幸的可怜人！’医生恐怖地对自己说。‘你都干了些什么？有没有可能当你在为那个那个那个药时？’”

答案：“印度人开……使你的笔画动得快一些。”

一个英语的样本可能会使事情更清楚些：

“窃贼们闯进一家大皮货商的仓库。但是他们受到了干扰，什么也没拿便离开了，尽管把陈列室搞得乱七八糟。当经理早晨来到之后，他向其助手们发出指示：‘不要管那些便宜的货物。当务之急是那个那个得到那个那个。’”

答案：“马上……最好的毛皮。”

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

（1912）

高峰强译

戴淑艳校

高峰强修订

按语

本文是一篇简明扼要地揭示潜意识的含义及其在精神分析中的地位和意义的论文。它不仅阐明了意识与潜意识、前意识与潜意识的含义和关系，而且着重论述了潜意识这一术语除在纯粹描述意义上使用之外，主要是指具有一定动力特性的潜伏的观念。本文在批驳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之后，得出了两点结论：（1）潜意识是一种正常的、不可避免的阶段；（2）每一种心理活动一开始都是潜意识的。该文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精神分析中所使用的这一基本概念的内涵及其意义。

我希望能用少量的语言尽可能清楚地阐明“潜意识”（unconscious）这一术语在精神分析中的意义，并且此意义仅限于精神分析领域。

一个概念或者其他心理1573成分（psychical element）现在显现在我的意识中，或许过一会儿就可能消失，再过一段时间又可能重新出现。我们由此可以说，它们在记忆中并没有改变，其再度出现并非我们感官重新感觉的结果。关于这一事实，我们习惯于如此解释：尽管潜伏于意识中，概念是间歇地呈现于我们脑海里的。至于，它如此运作时采取了何种形式，我们尚无法猜测。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准备遭遇哲学上的反对，即认为潜伏的概念并非心理学的对象，而是物理学的属地，是物理学对同一心理现象（即上述的概念）重现的研究。但是我们可以回答说，这是一种远远超越了纯心理学之范围的理论，这只是简单地以未经证明的假定来断言“意识”（conscious）与“心理”是同一个术语。否认心理学有权以自己的方式来解释本学科最普通的事实，比如说记忆，这样做显然是错误的。

现在让我们来界定“意识”这一概念：它出现在我们的意识中，我们能觉察到，这是“意识”这一术语的唯一含义。至于潜伏的构念，假如我们有诸多理由设定它们在心理中存在，就如同在记忆中那样，那么就用“潜意识”来表示它。

所以，一个潜意识的概念是我们无法觉察到的。但是，考虑到其他的证据和迹象，我们无论如何也应准备承认它的存在。

如果除了记忆的事实或与潜意识相关的联想之外，没有其他经验能使我们做出判断，我们的工作就只能是毫无趣味的描述或分类罢了。然而，众所周知的“催眠后暗示”（“post-hypnotic suggestion”）实验使我们认识到坚持区分意识与潜意识的重要性，这似乎增加了其价值。

在这个实验中，正如伯恩海姆（Bernheim）所进行的那样，把一个人引入催眠状态，然后再把他唤醒。当他处于催眠状态，医生要求他在醒后某固定的时候，比如半小时后，要完成一个确定的动作。他醒来后，虽看上去意识健全，处于正常状态，他已记不起催眠时的事情，然而在预定的时刻，他头脑中会突然产生做这样那样事情的冲动，然后意识清醒地行动起来，尽管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对于这种现象看来难以做出其他解释，只能说此时这个人心理中的指令是处于潜伏的状态，或者说是潜意识状态，直到给定的时候到来时才进入意识中。但它也并非整个地进入意识：只有要实施这一行动的概念。与这一概念相关的所有其他观念，即指令、医生的影响和对催眠状态的回忆，仍处于潜意识状态。

但我们还可以从这一实验中了解到更多的东西。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从纯粹性的描述转到了动态性的分析。在催眠中指令行动的观念不仅在某一时刻成为一种意识的对象，并且这一事实更为突出的一面便是观念变得具有主动性：意识一觉察到它的出现，它就会迅速转换为行动。这种行动的实际刺激就是医生的指令，不难确认，医生命令的观念也会变得更主动。然而这种观念不会像它的结果（即行动观念）一样，暴露于意识中，它仍是潜意识的。所以它既具有主动性，同时又是潜意识的。

催眠后暗示是一种实验室的产物，是人为的事实。但是如果我们接受由让内（P.Janet）首先提出，由布洛伊尔和我本人详尽阐述的关于癔症现象的理论，那么我们就不会对诸多自然的事实束手无策，这些事实更清楚、更明确地表现出催眠后暗示的心理性质。

癔症患者心中充满着主动的、潜意识的观念，其所有症状都根源于这些观念。事实上，癔症心理最显著的特点便在于受这些观念的控制。如果癔症的妇女呕吐，那很可能源于怀孕的观念，但是她并无关于这种观念的知识，尽管采用精神分析的技术程序很容易将这一观念从她的心理体验中测出来，并使她意识到。如同她产生了痉挛或者完成“发作”动作；她甚至无法设想要进行的动作，但她可以从旁观者的表情中感觉到这些动作。不管怎样，分析表明她完成的动作是其生命中某些意外的部分的戏剧性的再现，适逢发作之际，有关记忆便无意识地变为主动形式。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种主动潜意识观念的主导性，作为一个基本事实，也存在于其他形式的神经症的心理学中。

所以，通过对神经症现象的分析，我们了解到潜伏的，或者潜意识的观念并不一定就是微弱的，此种观念在心理中的存在就是一个最令人信服的间接证明，也可以说，它得到了意识的直接证明。我们以为，引进关于潜伏的，或者潜意识的观念这两种有根本差异的概念，从而增加我们的知识并加以分类是合情合理的。我们习惯于这样认为：每一种潜伏的观念都如此，因为它是微弱的，一旦它变得强大，就会成为有意识的。我们现在确信，有一些潜伏的观念无论它变得如何强大，也不会渗透到意识中来。因此，我们可以将第一种类型的潜伏观念称为前意识（foreconscious），1574而用潜意识来命名后一种类型，即我们在神经症研究中的那一种类型。潜意识这一术语以往只在纯粹的描述意义上使用，现在则蕴涵着更多的内容。它不但指一般的潜伏观念，而且特别还指那些具有一定动力性质（dynamic character）的观念；这些观念尽管强烈而活跃，但却仍不能进入意识。

在继续进行阐析之前，我想先谈谈在这一点上可能产生的两种异议。第一种异议可能这样讲：与其赞同关于我们对其一无所知的潜意识观念的假说，还不如假定意识是可以分裂的，这样，一部分观念或其他心理活动就可以独立地构成意识，以便与庞大的有意识的心理活动的主体相分离和疏远。著名的病理案例，比如阿扎姆（Azam）医生的病例似乎表明这种意识的分裂并非一种虚幻的设想。

我冒昧而强烈地反对这一理论，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假设，是对“意识”一词的滥用。我们无权将这个词的意义扩展到如此的程度，使其能涵盖那种自身无法觉知到的意识。如果哲学家们认为，接受潜意识观念的存在困难重重，那么在我看来一种无意识的意识的存在就更难以接受了。像阿扎姆医生所描述的意识分裂（splitting of consciousness）的情况，命名为意识转移（shifting of consciousness）就更好了。这种机能，或者随便称作别的什么，是在两种不同的心理情结间的摆动，它们交替成为意识和潜意识。

第二种异议可能产生于下面的情况：如果我们将理论应用于常态心理学（normal psychology）的结论，这些结论主要是从病理条件的有关研究中获得的。我们可以用其他的事实来加以解释，这便是从精神分析中得到的知识。经常在健康者身上发生的某些机能的缺陷，诸如失言、记忆和讲话出错、忘掉名字等等，这些与神经症的症状同样强烈地依赖于潜意识观念的作用，由此便可很容易地加以证明。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还会提供更具说服力的论据。

按照前意识与潜意识的观念的区分，我们就应离开分类的范围而形成一种有关心理活动的功能与动力关系的看法。我们已经发现有一种前意识活动和一种潜意识活动，前意识活动进入意识并不困难，而潜意识活动只能保持自身状态，并被排挤到意识之外。

我们现在还不清楚这两种形式的心理活动究竟是一样的，还是从它们产生时就存有根本的差别。但我们可以追问，它们为什么会在心理活动的过程中变得不同了。对于后一个问题，精神分析做出了明确而果决的回答：潜意识活动的产物进入意识并非绝不可能，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得付出极大的努力。当我们想做到这一点时，就会明显地觉察到一种拒斥感，1575必须先将其克服，它在患者身上产生作用时，我们会毫无疑问地捕捉到它的迹象，我们将其称为抵抗（resistance）。我们由此便明白了，潜意识观念是被一些活力（living forces）排斥到意识之外的，这些活力反对它们自己被意识所接受；但并不反对其他观念，即前意识观念。精神分析毫不怀疑，对潜意识观念的抗拒只是由它们的内容所体现的倾向引起的。用我们现阶段的知识可以建立起另外一种最可能实现的理论，即可表述如下：在构建我们心理活动的过程中，潜意识是一种正常的、不可避免的阶段；每一种心理活动一开始都是潜意识的，它或者保持一如既往的状态，或者发展成为意识，这取决于它是否遇到抵抗。前意识与潜意识活动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原来就有的，而是在抵抗产生后出现的。只有在此之后，能在意识中出现，并能在任何时刻重新出现的前意识观念和不能如此作为的潜意识观念之间的区分，才有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意识活动与潜意识活动的这种假设关系，可以用通常的照相中的显像来做一个粗略的但并非不恰当的类比。照相的第一阶段是冲“底片”，每一张照片都得进行“底片加工过程”，那些拍得好的底片，才能进行“正片加工过程”，最后洗出相片来。

但是有关前意识与潜意识活动的区别，以及重新认识到将它们分离的障碍，并不是对心理生活进行精神分析研究的最终或者最重要的结果，有一种大多数常人都会遇到的心理产物，它与精神错乱（insania）产生的最粗野的症状之间有明显的类似性，哲学家们在这一点上并不比精神错乱者更明智。我所要说的是梦，精神分析是以对梦的分析为基础的：释梦是一门新兴科学到目前为止所能进行的最为复杂的工作。一种最普通的关于梦境形成的形式可描述如下：白天的心理活动引发了一连串的思想，它们在人进入睡眠后仍保持着一定的活力，并躲过了为睡眠做心理准备的一般抑制。晚上，这一连串的思想成功地找到了与潜意识倾向之间的联系，这种倾向甚至在做梦人的童年就曾出现，但往往受到压抑，被排斥在其意识生活之外。借助于潜意识力量的帮助，这些思想，这些白天工作残迹1576便复活了，并以梦的形式出现在意识中，现在便发生了三件事情：

（1）这些思想已发生了变化，换上了伪装，产生了畸变，代表了伴随其的潜意识部分。

（2）这些思想在它们不该出现的时刻，出现在意识里。

（3）部分潜意识出现在意识中，它们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我们已学会了发现“残余思想”（residual thoughts）的技巧，即梦中的潜伏思想，当我们将它们与梦的显相1577进行比较时，就可以形成关于它们发生变化以及产生定型的判断。

梦境中的潜在思想与我们正常的意识活动的产物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们可称做前意识思想，在觉醒时的某些时刻也可被意识到。但是通过晚上与潜意识倾向取得联系，它们便变得与后者相似了，也似降格成为潜意识思想的条件，并且受制于那些用来支配潜意识活动的规律。这使我们有机会了解那些我们从思辨或者从其他经验信息来源无法猜想的东西，就是与意识活动迥然不同的潜意识活动的规律。如果详细总结一下潜意识的特点，可以使我们在深入研究梦的过程中得到更多有关它们的知识。

可是这种要求连一半都没有得到满足，对迄今所得结果进行解释，如果不能深入到梦的分析的最复杂的问题中去是鲜有可能完成的。但是，如果我没有指明要想理解潜意识的变化和过程，就得靠精神分析的方法研究梦，我是不会结束这次讨论的。

在我看来，潜意识起初只是一定心理活动的一种暧昧不明的特性。现在我们对它更了解了。有迹象表明，我们通过其他更重要的特征1578认识到，这种活动带有一种心理范畴的性质，它属于心理活动的系统，值得我们予以充分注意。潜意识的指示价值（index-value）远比它作为一种特性更为重要，有迹象揭示了这样一个系统：它的某些构成个人行为的部分是潜意识的。因需要一个更好的又不太含糊的术语，我们称这个系统为“潜意识”。在德文里，我准备用Ubw.这个词来标示这一系统，Ubw.是德文单词Unbewusst1579的缩写，它是“潜意识”这一术语在精神分析中所获得的第三种也是最有特殊意义的含义。

论潜意识

（1915）

高峰强廖凤林译

戴淑艳校

高峰强修订

按语

本文是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一篇重要论文，也是他论述心理学基本理论方面的代表性文章之一。主要包括：（1）对潜意识的概念的辩护。他认为提出“潜意识”的假说是必要的和合理的。（2）“潜意识”的各种不同含义。依据地形学的观点既界定了潜意识的内涵，又阐析了潜意识与前意识、意识之间的关系。（3）潜意识情绪。弗洛伊德指出了潜意识情绪、感情、情感的存在及其重要性。（4）地形学与压抑的动力，用地形学、动力学、经济学的方法对某种心理活动做了心理玄学的描述。（5）潜意识独有的特性。如相互不存在矛盾、原发性过程、无时间性、以心理现实代替外界现实等。（6）两种系统间的交流。阐述了Ucs.与Pcs.（或Cs.）系统之间交流的广泛性及其相互转化的过程和条件。（7）对潜意识的评估。从对神经症的分析中具体揭示了潜意识与前意识的区别与联系，并指出了人的心理活动两条运作途径（即本能——潜意识——意识：外部——意识和前意识——潜意识）。可见，本文对理解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支柱和心理地形学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由精神分析得知，压抑过程的实质不是取消或废弃本能的“观念性呈现”，而是迫使它不能进入意识。当此发生时，我们便说这种观念只能停留在“潜意识”（unconscious）中；但我们已有充分可信的证据证明，即使它是无意识的，却仍然在起作用，最终甚至会影响到意识。所有被压抑的东西肯定处于潜意识中，但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潜意识的全部内容是由被压抑的东西构成的。潜意识的范围要宽泛得多，被压抑的东西只是其中一部分。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对潜意识有个清晰的认识呢？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潜意识，仅仅是那些能经过变形和转化成意识的那部分。精神分析工作告诉我们这样一种转化是司空见惯的。为了使这种转化得以实现，被分析者必须克服一定的抵抗，就如同他早些日子为了把问题压抑到潜意识中，而采取的那种将问题从意识中排挤掉的方式一样。

一、对潜意识概念的辩护

不少持异议者对我们提出的人的心理世界中存在着一个潜意识系统的假设持反对意见，更不用说将这种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前提或目的了。面对这些，我们的回答是：关于潜意识的假设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因为我们拥有诸多证据证实它的存在。

说它是必要的，是由于目前有关意识的资料还极不完善，无论是健康者还是患者，他们的心理活动常常通过对其他活动的推测来加以解释，意识似乎难以承担此任。这些活动不仅包括健康者失误动作和梦，还包括心理疾病患者被称为心理症状（psychical symptom）或强迫观念的种种表现。我们某些最熟知的个人日常经验会导引我们突然产生某种令我们自身也感吃惊的观念，它从何而来，又如何成为这种观念，对此我们一无所知。还有一些心理活动会产生一些奇特的效果，令我们迷惑不解。所以，如果我们仍紧紧抱着原来的思路不放，以为我们心中任何一个独立的心理活动都能为意识觉察到，上述现象就无法解释了。如果我们坚持将它们归于意识的活动，意识活动便成为一种互不联系且毫无智慧之光的活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将推断出来的潜意识活动略加修改，它们很可能进入一种可被证明的联系之中。人们希望推导它们之意义的目的和动机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可以使我们突破直接经验的局限。除此之外，我们还假定有一个潜意识王国存在着，这种假设看起来有助于我们建立起一种可导致极具成效的实际方法，此方法将帮助我们对意识活动的进程施加有益的影响。同时这又会成为证明潜意识存在的毋庸置疑的证据。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那种主张凡是内心发生的一切均可为意识觉察到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足为凭的。

为了证实潜意识状态的存在，我们还可更进一步争辩，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意识在我们内心仅占据极少的内容，在大多数情况下，大部分被我们称之为意识知识的东西都长期地潜伏着，也就是说，都是潜意识的。当我们所有的潜在记忆都被考虑在内，那么否认潜意识的存在便显得不可理喻了。或许有人反对说，这些潜在的记忆不应再被当做心理活动，因为它们只是一些可继续从中榨取某些心理产品的身体残余。对此说法的一种清楚的答复是：一种潜在的记忆不仅不是身体的残余，恰恰相反，它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心理活动的痕迹。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种反对意见建立在一个错误的等式上：意识活动等同于心理活动，这一等式虽未明确地提出，却被一些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一等式要么被当做逻辑推导的预期理由，用以证明心理活动毫无疑问就是意识活动，要么就是一种习惯性说法，被当做一种专用术语使用。对于后者可以说不攻自破，因为它像许多习惯性说法一样漏洞百出。现在的问题是，这样一种说法是否已被证明有用，我们理当接受它。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这样回答，这种将心理与意识混淆的习惯性等式是完全不恰当的。它破坏了心理的连续性，使我们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心身平行论（psycho-physical parallelism）的泥淖之中1580，它还很容易遭到非议，因它在没有任何可靠根据的情况下，过高地估计了意识所起的作用，并且它还迫使我们过早地从心理学研究领域中退出来，连一个满可以作为这种损失之补偿的去处都无法找到。

很多迹象清楚地表明这一问题——这种其存在不容置疑地潜在的心理生活的状态，究竟被看做是一种意识的心理状态，还是一种身体的同一状态——迫使我们必须打一场笔墨官司。为此，我们最好要将注意力集中放在这些有争议状态的易于确定的性质上。一旦考虑到它们的身体特性，它们便完全不易接近：没有什么生理学概念或者化学过程可给出关于它们的性质的意见。另一方面，我们确切地知道它们和意识的心理过程有着举不胜举的连接点，在一定力量的帮助下它们可转变成意识的心理过程，或为之所替代。并且所有我们用来描写意识的心理活动，诸如观念、意向、问题解决等范畴，都可运用到它们身上。的确，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潜在状态与清醒状态唯一不同的地方便在于它们欠缺意识，所以我们理应毫不犹豫地将它们看做心理学研究的对象，而且将其作为意识的心理活动的最密切的“朋友”来对待。

拒不承认潜在的心理活动具有心理特性的观点或许出于这样一种氛围：大多数关于这一现象的考证还没有成为精神分析之外的研究的主题。那些无视病理学事实的人认为，正常人的失误动作是一种偶然事件，并且满足于用《释梦》1581出版之前的老眼光来看待梦，他们紧紧抱住意识心理学的一些问题不放，无力去关注一下潜意识心理活动问题。偶然地，即使在精神分析产生之前，催眠试验尤其是催眠后暗示就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潜意识1582心理的存在和它的活动方式。

再说，这种存在着潜意识的假说是完全合法的。这是因为当我们提出这种假说的时候，一点也没有脱离人们所习惯的那种普通思维方式。意识只能使我们每个人知道自己的心理状态，而我们对别人意识状态的了解，就只能靠类比加以推导出来，或者说只能靠观察别人身上相似的说法和行动方式而达到对别人行为和意识的理解。（在心理学中，无须怀疑的正确说法是：不必经过特殊的思考，就可认定别人与自己的构造相同，因而它也像我们一样具有意识。这种认同作用便是我们理解活动的绝对必要的条件。）这种推论（或认同作用）在人类早期就已经被自我扩大到别的人、动物、植物、无生命的物体，甚至于整个外部世界。简言之，凡个体自我感到与自己极为相似的身外之物都在这种认同作用之下与自我实现等同。但是，随着自我与其之外的其他人和物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大，这种作用就渐趋消失。到今天我们所具有的批评判断力已使我们怀疑认为动物也有意识的看法。我们更断然否定植物有意识，并认为那种认定非生物也有意识的假说乃是一种神秘主义。但是，即使在那些被原始的认同倾向阻滞了批判力发挥的场合——或者说，在那些把一切身外之物都视为与己同类的地方——这种认为身外之物都具有意识的假说，也是通过推论获得的，它绝不可能像自我意识一样，能迅速做出判定。

精神分析所要求的，无非是希望我们也应该把这种推论过程用于我们自身——这样一种方式的确不同于我们的天然倾向。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必须说：假如我在自己身上所看到的许多行为和表现无法同自己所能觉察到的自我心理活动联系起来，它们自然会被我视为他人的东西：这些行为和活动只能通过他人的心理活动来解释。进一步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最易于懂得怎样去解释或明白别人身上发生的那些与自己相同的活动（或者说，最懂得怎样把它们归之于论证心理事件的因果链条之中），同时又拒绝承认这种活动在自己心理中发生。很显然，这对我们所提倡的研究应从自己的自我做起的主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阻碍，因为它使得我们无法获得对它的真正的认识。

当我们运用这种推论过程于自己身上时，如看不到我们自身内部的二元对立，仍然无益于把这种潜意识活动揭示出来，它只能按逻辑推导，得出一种不同的假设：在自我中存在着第二种意识，它与我们所知道的那种意识结合为一体。但是这样一种观点，毫无疑问应当坚决批判。因为，第一，一种属于自己却又不为自己知道的意识，根本不能混同于那种既属于自己又属于别人的意识。这种没有最重要特征的意识，究竟该不该加以研究，本身便很值得怀疑。看来即便那些向来反对潜意识心理假说的人，也不准备用一种意识不到的意识来取而代之。第二，分析表明，我们所推论出的各种不同的潜在的心理活动，具有高度的相对独立性，它们之间似乎没有联系，或者说互不相识。果真如此，我们是否应该假定，我们不仅有第二意识，还应有第三、第四，以至于无穷无尽的意识。第三，也是最有分量的批驳，我们还应该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精神分析所进行的研究表明，某些潜在的意识过程本身便具有一些独到的性质和特征，对此我们还极为生疏，甚至认为它们难以置信，因为它们同我们所熟识的那种意识的性质完全相反或对立。鉴于此，我们必须对我们的推论加以修正，也就是说，我们所要推论或想要证明的，并非是我们存在着第二种意识，而是一种不能为意识所知的特殊的心理活动。我们有权利拒不使用“下意识”1583这个词，因为这一称呼是错误的，且易引起误解。有名的“意识分裂”（splitting of consciousness）病例，与我们的观点也不矛盾。我们对该病例所做的最恰当的描述是，这种患者的心理活动分裂为两种，它总是不停地在这种或那种意识中轮番交替。

在精神分析中，我们除断言心理活动本身是潜意识的之外，别无选择。意识只能像感官（sense-organs）1584觉知外部世界那样去觉知它。我们还希望从这种对比中获得新知。在我们看来，精神分析关于存在着一种潜意识心理活动的假说，一方面是原始的泛灵论（cenimism）的扩展，它使我们在周围事物中觉知自身，另一方面又是康德对于各种关于外部知觉的种种错误看法之批驳的延续。正如康德所警告过我们的那样，切不可忽视我们的知觉是受主观条件制约的，绝不可将其等同于被我们知觉到的不可知之物。精神分析同样警示，不要将意识的觉知混同于作为这种知觉之对象的潜意识的心理活动。如同物理事实一样，心理事实同样也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我们高兴地获知，对内在知觉的纠正并不像对外在知觉的纠正那样困难，相对于外部世界而言，内部对象的不可知程度要小得多。

二、“潜意识”的各种不同含义——一种地形学的观点

在做进一步分析之前，先让我们讲清一个重要却易令人困惑的事实：进入潜意识状态的本性仅仅是精神活动的一个特征，并且还非它的一个最典型的特征。此外，还有一些具有各种不同价值的其他心理活动，也具有潜意识的性质。由此看来，潜意识一方面包含着种种因潜伏而暂时不为意识所察觉，其余一切都与意识活动相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包含着种种被压抑的活动，这些活动如要变成意识活动，它们肯定与意识中其他种种活动形成极鲜明的对照。从现在开始，如果我们在描述各种心理活动时，不再追究它们是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在对其进行分类和联系时，仅仅依照它们与本能和目的的关系，它们自身的构成以及它们在自己所属的心理系统内的等级等等，就可消除对它的各种误会与曲解。然而，这样做的话，会有诸多理由表明是行不通的。例如当我们提及“意识”与“潜意识”这两个词时，有时是在描述意义上使用，有时是在系统意义上使用它们，在第二种意义上，它俩各自代表的是一个特殊的心理系统，而且还拥有自己独特的性质。这难免会造成意义含糊不清。为了免遭混乱，我们可以把某些经由我们区分的心理系统，以一些随意选出的名字称谓，这些名称最好不要使人们想到它们属于意识。这样做时，我们首先得阐明，我们是以什么依据来区分这些心理系统的，这又不可避免地要提到意识的种种属性，这些属性乃是我们进行一切调查研究的出发点。1585在以后的阐析中，当我们在系统意义上使用意识和潜意识时，一般用简写符号Cs.代表意识，而用Ucs.代表潜意识。1586

下面让我们对精神分析的一些肯定性发现做出解释。一般而言，我们会说一种心理活动要经历两个阶段或状态，在这两个阶段中，还穿插着一种“检验”或“稽查”（censorship）的步骤。在第一个阶段的心理活动是潜意识的，隶属Ucs.系统。如果在“检验”时，无法通过“稽查”的关口，就不可能进入第二个阶段，我们便说它受到了“压抑”，必须留在潜意识之中。然而，假如它通过了验收，它便进入第二个阶段，由此隶属于第二系统，即我们所称的Cs.系统。但事实上它尽管已属于这一系统，也不等于明确断定它就是意识的了。也就是说，此时它还不是意识的，而是有了转变成意识的可能（用布洛伊尔的解释）1587——现在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它才可以不受阻碍地成为意识的对象。从具有变成意识的能力这方面讲，我们还可以称这一Cs.系统为“前意识”。假如能证明还有一种稽查机构专门负责确定前意识成为“意识”，我们便可以更清晰地区分前意识和意识。就目前而言，我们理应先记住Pcs.（前意识）系统，它具有Cs.系统的特性，因为在Ucs.向Pcs.（或Cs.）过渡的连接点上，稽查总在行使自己神圣的职责。

由于精神分析承认有两个（或三个）心理系统的存在，它便在描述性“意识心理学”（psychology of consciousness）基础上向前迈了一大步，它提出了一些新问题，获得了一些新的内容和血液。在此之前，精神分析与意识心理学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它是以一种动态的观点来看待心理活动。目前在此区别基础上，精神分析又发展出一种可称为“心理地形学”（psychical topography）的理论，以区别于意识心理学，即在提到某种特定的心理活动时，总要提到它属于哪一个系统或者它是在哪些系统间发生的。这一种尝试可名之为“深蕴心理学”（depth-psychology），1588我们敢断言，如果我们进一步从另外的角度去考虑它，这种学说肯定会日臻完善和成熟。

如果我们要严肃地对待这一有关心理活动的地形学，我们必须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解答由此而产生的种种疑虑上。当一种心理活动（在这里我们将这一心理活动限定为一种观念活动1589）从Ucs.系统进入Cs.（或Pcs.）系统时，我们能不能认定这种转换含有上述观念的新的记载，也就是说该观念的第二次进入。这样它或许位于一个新的心理位置，并且原有的潜意识内容与它并存呢？1590或者我们是否还可认为，这种转换主要是此观念自身状态的变化，亦即同一种材料的变化并发生在同一位置上？这一问题看起来很深奥难懂，但如果我们希望获得关于心理地形学的较为确定的概念，或希望对心灵深处有较为清晰的透视，就必须提出上述问题。这一问题难就难在它超出了纯心理学的范围，涉及到了心理器官与解剖的关系。我们知道总体上讲，这种关系是存在的。研究已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无可争辩的证据，表明心理活动与大脑的各种机能密切相关。在人们已发现大脑的各个不同部位有着不同的作用，以及发现这些部位同身体的某一特殊部位以及同某种特殊的心理活动的关系时，我们会向前迈进一步——迈到何种程度尚难以得知。但是，由此而产生的任何一种想发现心理活动发生的具体位置的企图，任何一种设想观念储存在神经细胞内，兴奋是通过神经纤维传导的努力，都会注定要无功而返。1591同样的命运也等待着任何一种试图在大脑皮层区找到Cs.系统——有意识的心理活动——的解剖位置，或在大脑皮层下1592找到潜意识活动的解剖位置的做法，这是目前科学研究难以填补的空白，况且这也不是心理学该涉足的区域。我们的心理地形学目前与解剖学没有什么牵连，心理地形学与之有关不是解剖学上的位置，而是位于身体任何一个部位的心理器官的内部区域。

在这一方面我们研究工作是不受什么限制的，或者可随其自身发展需要而信马由缰。然而，我们有必要提醒自己，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提出的假设还只是一种图解性说明。我们提到的上述两种可能性中的第一种——某一观念的Cs.阶段，乃是它在原来状态不变的情况下，挪到一个新的位置——无疑是一种极不成熟却又较为方便的假说。第二种假说——在位置不变的情况下，这种观念本身的状态或功能发生了变化——则应优先予以考虑，因为它有更大的可能性，不过这一假设可塑性差，不易于驾驭。至于第一种假说或心理地形学，注定要从地形学角度，将其划分为Ucs.系统和Cs.系统。意即同一观念有可能同时出现在心理器官内的两个地方。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没有稽查阻滞的情况下，某观念就会从一个位置移到另一个位置；同时或许不会失去它，第一次心理位置并不否认它第一次的进入。

这一观念看上去很奇特，但可以通过精神分析的实践得到证实。如果我们同一位患者交流一些他原来有过，后来却压抑了又为我们发现的观念时，其心理状态乍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这种交流并没有帮助它冲破压抑的桎梏，或者说压抑仍起作用，所以，不能期望这种潜意识观念会变成有意识的。与之相反，我们一开始能获取的唯一的成果，便是对这一压抑的观念产生一种新的拒弃；在这个患者的心理机构中，上述观念实际上是以两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它的两个不同的位置上。第一种是他对我们传达给他的这一观念之听觉形式的有意识记忆，第二种则是他对早先经验到的这一观念的形式的潜意识记忆。1593事实上，在这一有意识的观念克服一切障碍与其潜意识的记忆痕迹联系起来之前，压抑形成的抵抗（resistance）是不会消除的，只有通过把潜意识记忆痕迹变成有意识的，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如果关于这一点仅从表面上思考，就会觉得意识的和潜意识的观念乃是同一内容在两个不同地形学位置上的不同显现。然而，只要稍加思考，就会看出患者此时所获信息，与他那被压抑的记忆之间的相同只不过是貌合神离；就心理的性质而言，听到某种事情与经验到某种事情是大相径庭的，虽然两者的内容有可能相同。

目前尚不到在两种可能性之间做出抉择的时候。或许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会遇到某些因素，促使我们喜欢其中的一种而放弃另一种；我们或许发现我们以上所提的问题本身就不恰当，这样我们似乎应该换成另一种方式1594对潜意识和意识观念做出进一步区分。

三、潜意识情绪

我们上面所讨论的仅限于观念，现在我们要提出一个新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同样是为了阐析我们所提出的理论观点。我们已经说明了存在着意识观念和潜意识观念，但是否还有潜意识的本能冲动、情绪和感情呢？能否将它们合并在一起加以分析呢？

我本人实际的看法是，潜意识与意识的对立并不适用于本能。本能永远不能成为意识的对象——只有能再现本能的观念才能成为意识的对象。进一步讲，即使在潜意识王国中，本能如不以观念的形式包装也无法被再现出来。如果本能不附着于一种观念之上，或者它自己的状态没有清晰地显现出来，我们也不能对它有所了解。我们平时常说某种潜意识的本能冲动或者某种被压抑了的本能冲动，这种不严谨的措辞无伤大雅。当我们提及本能冲动时，真正与其意识相当并能表达其含义的就是潜意识，其他的术语都会造成混乱。1595

考虑到上述意见，我们对潜意识感情（feeling）、潜意识情绪（emotion）和潜意识情感（affect）等就易于作答了。某种情绪的本质在于我们对情绪的觉知（aware），也就是说情绪应该被意识到。所以在阐析潜意识的性质时，应责无旁贷地把情绪、感情、情感等包容在内。但在精神分析的实践中我们习惯上称呼潜意识的爱、恨、愤怒等等；并发现我们常不由自主地使用某些奇怪的混合词，诸如“潜意识的犯罪意识”1596等；或者使用一些互相矛盾的词“潜意识的焦虑”等；这样一些称呼是否比人们常说的“潜意识本能”更富于深义呢？

上面两种说法并非完全一致。首先可能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即某种情感的或情绪的冲动被觉知到了，但对它产生了误解。由于真正适合于它的表达或用语受到压抑，它便不得不寻找另一种观念，我们想当然地误认为它就是这一观念的具体呈现。如果我们能够恢复它与那个真正适合的观念的联系，就会将原来的情感冲动称做“潜意识冲动”，然而它的情感效应从来不是潜意识的。其间真正发生的乃是它的“观念”经受了压抑。一般而言，“潜意识情感”和“潜意识情绪”等术语所指乃是本能冲动经过压抑后，在量的方面经历的变化。我们知道这种变化可能有三种1597：（1）这种情感经压抑后全部或部分地保留下来；（2）转变成一种不同质的情感，首先转变成焦虑（anxiety）；（3）被压制，或者其发展受到阻止（这样一些可能性通过梦来研究比通过神经症来研究容易得多1598）。我们也清楚，压制的真正目的在于压抑情感的发展，如果目的没有达到，它的工作便没有完成。在所有的事例中，每当压抑成功地抑止了情感的发展，我们称这些情感为“潜意识的”（当取消压抑时，它们又恢复原状），所以，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字眼的使用还是前后一致的。但是，在我们将其与潜意识观念相比较时，它们又有着明显的区别。潜意识观念在受到压抑后仍然在Ucs.系统中作为一个真实的结构存在，而位于这个系统中与之相应的潜意识情感仍处于压抑状态，得不到任何发展。严格地说，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潜意识观念意义上的潜意识情感。尽管这种语言称呼本身并未发现有错。但是，在Ucs.系统中有可能存在着某些可以转成意识的情感结构。事实上它们之间的全部区别就在于：观念基本上是记忆痕迹的贯注，而情感或情绪则是一种释放，其最终的形态被我们感知为感情。就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有关情感和情绪的知识而言，还不能将这种区别阐述得更清楚些。1599

我们极有兴致地确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压抑可以通过把本能冲动转化成情感表现而成功对地它进行抑制。这使我们认识到Cs.系统总是对情感施加控制，并且增加了活动的能动性。它极力显示压抑的重要性，因为压抑不仅能阻止事物进入意识，而且还在阻止情感表现的同时引发肌肉的活动，反之亦然。我们或许会说，只要Cs.系统控制了情感表现和肌肉活动，人的心理状态便是正常的。但是，这种控制系统同上面提到的两种相互邻近的释放活动1600（即发泄与运动）之间的关系，却迥然不同。Cs.对自动性动作的控制是稳定可靠的，足以抵挡住神经症的反复冲击，只有在患精神病之后，才受到破坏。而Cs.对情感发展的控制则不十分有力，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能觉察得到，在Cs.和Ucs.之间争取对情感优先控制的争斗，总是在不间断地进行着；有时某些领域的影响力会相互区分开来，有时各种作用力会相互交混，难以分辨。

Cs.（或Pcs.）1601系统在释放情感和身体动作时的重要性，使得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替代性观念（substitutive ideas）在决定病情的形式方面所起的作用。情感发展有可能径直从Ucs.系统中产生，在这种情况下，情感常常带有焦虑的特征，因为焦虑与所有“被压抑”的情感是可互换的。然而，多数情况下，本能冲动总是耐心等待，直到在Cs.系统中找到一个替代性观念。如此一来，情感就可以从意识领域内的替代性观念中发展起来，而这一替代性观念的特性又决定了由此而来的情感的质的特征。我们曾声明过，在压抑过程中情感与其所隶属的观念产生分离，之后，它们各自又经历自身特有的变化。从描述的视角看，这是不容置疑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情感活动并不能直接产生，只有当其冲破限制，在Cs.系统中找到一个新替代者后，才能成功完成使命。

四、地形学与压抑的动力

我们已经得出结论，压抑实际上是一个影响观念的过程，而且位于Ucs.系统和Pcs.（或Cs.）系统的交接处。现在我们将重新打算对这一过程做出更为详尽的阐析。

压抑肯定是贯注的撤回。但问题在于这种撤回发生在哪个系统？这种贯注一旦撤回后又回到哪个系统？由于那些被压抑的观念在Ucs.系统中仍留有活力，所以它肯定还能坚持贯注，因此所撤回的肯定是另外一种东西。让我们讨论一下前面所谈到的压抑，它影响处于前意识中的观念甚至是意识中的观念。此种压抑存在于前意识贯注从观念撤回之中。这种贯注属于Pcs.系统。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观念要么不能贯注；要么从Ucs.系统中接受贯注；要么保留它先前进行过的潜意识贯注。由此，我们所得到的结果可能要么是前意识贯注的撤回；要么是潜意识贯注的保留；要么是潜意识贯注代替前意识贯注。我们还注意到，我们所进行的上述反思，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基础之上的：从Ucs.系统向距其最近的系统过渡，并非通过制造一个新的替代物完成的，而是通过改变其自身状态实现的。也可以说是通过改变自身的贯注来达到目的，这种有效的假设使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了地形学。

但是这一力比多1602的撤回过程，并不足以令我们领会压抑的另一种特性。我们尚未搞清楚，为什么这种保留了贯注或从潜意识中接受了贯注的观念，不能借助于自身的贯注重新进入Pcs.系统呢？如果它能这样做，那么力比多的撤回就不得不重来一次，这一同样的活动或许会没完没了地重复下去，但其结果就不再会是压抑了。这样一来，我们刚刚讨论过的前意识贯注撤回结构形式，在解释“原始压抑”（primal repression）1603活动时便无法奏效了。因为在这里，我们还得考虑一个未曾从前意识系统中接受贯注的潜意识观念，而且这一观念是不可能有什么值得撤回的贯注的。

所以，我们真正要寻找的是另一种过程，它首先是维持压抑（即后压力状态），其次是保证压抑（即原始压抑）的形成和继续。这一过程只在反贯注1604活动中才能见到，通过这一过程，才能保证Pcs.系统不受潜意识观念的侵蚀。我们可以从临床病例中看到，这种在Pcs.系统中发生的反贯注活动的具体表现。它代表了原始压抑（能量）所需的活力的连续性和对自身持久性的维系。反贯注是原始压抑活动的专用机制，而在我们前面讲述过的压抑活动[后压力（“after-pressure”）]中还要再增添一种撤回前意识贯注的活动。很可能那种从观念中撤回来的贯注，正是供这一反贯注的投注。

随着阐述的逐渐深入，我们已经形成了关于心理现象结构的第三种观点，即继动力学观点和地形学观点之后的第三种观点，我们称之为经济学1605的观点，它将有助于我们探明兴奋能量的变化情况，从而对其量做出相对正确的估计。

考虑到我们研究的主题，为了精神分析研究的圆满成功，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我们整个的思路定一个特殊的名字。我建议，在我们将某种心理活动用动力学、地形学或经济学观点，全部成功地描述完之后，应该称这种描述为“心理学”1606阐析。我们现在必须承认，就我们现在掌握的知识而言，我们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仍是微不足道的。

让我们尝试着对我们已经熟知的三种移情性神经症（transference neuroses）做一番心理玄学的描述。在这里我们将用“力比多”代替“贯注”，1607因为就我们所知，我们下面将面对的是性冲动能量的变迁。

第一种是焦虑性癔症（anxiety hysteria），人们常常忽略或者漏掉了对这一病症最初发病阶段的观察。然而，如果仔细观察，它还是可清晰地辨认出来的。它主要表现为焦虑，在这种焦虑中，患者不知道自己害怕什么。我们的推断是，这时其Ucs.中肯定有某些爱欲冲动（love-impulse）要求换位于Pcs.系统中，与此同时，前意识中力比多冲动也正以逃离的方式，从此领域中撤出。这样一来，那已被拒弃的观念中所包含的潜意识的力比多贯注（libidinal cathexis），便以一种焦虑的方式释放出来。

当这一过程重复出现时，就向着控制这一令人厌恶的焦虑的发展方向1608迈出了第一步。那逃避的前意识贯注，将自己附着在一个替代性观念上，这一替代性观念一方面通过联想同已遭抑制的观念发生联系，另一方面又因为远离这一观念而摆脱了被压抑的束缚，这一替代性观念使得那个无法约束的焦虑合理地得以爆发。此时替代性观念便在Cs.（或Pcs.）1609系统中扮演着反贯注的角色：通过阻滞被压抑的观念进入意识，从而保护这一系统的安全；另一方面，它又是（或看上去它扮演着）阻止此时极不易控制的焦虑情感释放或爆发的关键点。临床观察表明，比如一个儿童患有动物恐怖症（animal phobia）时，会体验到两种不同条件下的焦虑：第一种是当被压抑的爱欲冲动加剧时；第二种是当其看到他所惧怕的动物时。在第一种情况下，替代性观念成了从Ucs.系统向Cs.系统过渡的要道；在第二种情况下，它便成了一种用以释放焦虑的自给自足的根源。由Cs.系统所做的进一步控制，一般以这样一种倾向呈现出来：随着第一种条件而非第二种条件所持续时间的增长，这种替代性观念的兴奋能量便易于出现。这个儿童最终的表现，或许要么一点都不偏爱他的父亲，并且更自如地摆脱他父亲的控制；或许要么他对那个动物的恐惧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恐惧，这种恐惧会不断积累和增长，直至与潜意识本能产生的恐惧相比肩。这是一种既顽固又放肆的恐惧，因为它蔑视所有来自Cs.系统的影响，只在Ucs.系统中才原形毕露。在焦虑性癔症的第二个阶段，那些来自Cs.系统的反贯注就堂而皇之地导致了替代形成（substitute-formation）。

很快同样的机制又会在新的地方派上用场。我们清楚，压抑过程这时仍没有结束，而是发现了一个新的目标，其任务是禁止由替代1610观念所激发的焦虑的进一步发展。这项任务通过下面的方式完成：与替代性观念相联系的整个环境，都被一种特别强烈的能量所贯注，从而展现出对兴奋的某种高度的敏感。在这一外在的结构中，每一点兴奋由于与替代性观念相联系，所以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焦虑的轻度增长；而这在此时又会作为一种信号，用来限制焦虑更进一步的加重1611，这种限制又是通过前意识贯注的新的逃避而完成的。这种敏感而活跃的反贯注在替代物周围扩展得越远，这种被用以孤立这个替代性观念，使其不受以新的兴奋侵犯的机制就越准确。显然，这种保护机制仅仅抑制那些通过感知外在地影响这一替代性观念的各种兴奋，它从不防范本能的兴奋，这种本能兴奋通过与被压抑观念的联系这一渠道来接近替代性观念。所以，只有当替代性观念成功地取代了被压抑的观念时，这种保护机制才开始运行，而且永远也不会在一种完全安全的情况下运行。这种本能兴奋每增加一点，围绕替代性观念的防护圈也随之向外扩展一点。这种以类似的方式在其他神经症建立起的整个结构，可称之为恐怖症。我们从焦虑性癔症中见到的退避、否认和禁止等症状，是替代性观念逃避意识贯注的表现。

纵观整个过程，我们满可以这样说，第三个阶段重复并扩大了第二个阶段上所做的事情。Cs.系统如今通过其范围内反贯注作用，阻止了替代性观念的活化，从而保护了自身。这正如起先这一系统通过替代性观念的贯注来制止那些被压抑的观念呈现以保护自身一样。这样，替代性结构通过移置作用而进一步发展，我们还必须进行补充说明，Cs.系统一开始只有一个很小的区域为被压抑的本能冲动所冲破，这便是替代性观念，但到了最后潜意识影响的包围圈扩展到整个恐怖症这一外在结构。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地强调一种有趣的思考：通过整个的防御机制，就可以将明显的本能的威胁投射（projection）出去。自我所展现的行为似乎表明，焦虑的增加所造成的对其的危害并非来自本能的冲动，而来自于外部的知觉。这样便使得自我试图通过逃避来应付这种外部的危险，即恐怖时试图做出的那种逃避。在这一过程中，压抑只在一个特殊的场合得以成功：焦虑的释放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而这种抑制是以丧失个人的自由这一重大的牺牲为代价的。然而，从本能需要中逃避的企图，一般而言用处甚微；当然，逃避恐怖所造成的结果，也难尽如人意。

我们从焦虑性癔症中发现的大部分症状，都适用于另外两种神经症。所以，我们下面的讨论想仅着眼于它们之间的不同点，以及反贯注所起的作用上。在转换性癔症中，被压抑观念的本能性贯注转变成了使其发病的神经支配。在多大程度上和处于何种条件下，潜意识观念通过转换成神经支配的方式被释放殆尽以致不再对Cs.系统形成压力。这样一些或许与之相似的问题最好留给有关癔症的专门性研究来解决。1612在转换性癔症中，来自Cs.（Pcs.）1613系统的反贯注所起的作用是很清楚的，并在症状的形成中表现出来。正是这种反贯注决定了整个贯注后来应当集中于本能表现的那些部分。经其选择出来用于形成症状的那部分，必须适合于表现本能冲动的目的，至少不低于Cs.系统自卫和惩罚活动所需要的分量。由此它就变成一种超级贯注，并且像焦虑性癔症一样，能同时从两个方面得以维护。鉴于此，我们可以不需再费多大的气力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Cs.系统对压抑的投入不必等同于症状出现时的能量贯注。因为压抑的力量是由反贯注所付出的力量来衡量的，而症状的出现不仅取决于这种反贯注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与之相交织的Ucs.系统中本能性贯注的支持。

提到强迫性神经症（obsessional neurosis），我们只需对前一章所列举的事例做一补充就足够了。在此种病中，Cs.系统的反贯注明显地突出出来，并占据最引人注目的位置，这也正是造成原始压抑的原因所在。它是以一种反抗的形式出现的，到后来便成为被压抑观念的突破口。我们可以大胆地假设，由于反贯注过于强劲且得不到释放，所以压抑的效果在焦虑性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中，看上去远不如在转换性癔症中表现得那么出色。

五、Ucs.系统独有的特性

我们已经对两大心理系统做了一定的区分，当我们审视其中一个系统，即Ucs.系统的流程时，会立即从中发现另一个系统所不具有的特性，它含有新的意义。

Ucs.的核心由本能表征性构成，它们追求释放其贯注。也就是说，Ucs.是由欲望冲动（wishful impulses）组成的。这些本能冲动并列存在着，它们各自独立，互不影响，也不发生冲突。即便在两种看起来目的各不相同的欲望冲动同时被激活时，它们也不会相互冲突或势不两立，而是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居间或妥协的目的。

在这一系统中不存在否定，不存在怀疑，也不存在某种程度的确定。因为只有经过位于Ucs.和Pcs.的稽查的检验后，上述一切才能出现。否定在一种较高层面上是压抑1614的替代者，而在Ucs.中只由或强或弱的贯注组成。

在Ucs.系统中贯注的强度更是变幻不定。通过“移置”过程，一种观念会连同其全部贯注配额转让给另一个；它还可通过“凝缩”过程，把属于多个观念的全部贯注集于一身。我曾提议将这两个过程作为“原发性心理过程”的典型标志。因为在Pcs.系统中“继发性过程”占主导。当原发性过程听凭自然与属于Pcs.系统中的因素相联系时，就显得相当滑稽可笑了。16151616

Ucs.系统的进程都无时间性，即它们不按时间顺序进行，也不因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与时间不发生任何关系。相反，在Cs.1617系统中的活动，与时间才建立起联系。

Ucs.过程很少顾及现实，它们遵循快乐原则，它们的命运只取决于其力量的强弱，也决定于它们是否服从快乐—痛苦规则。1618

总之，我们上面谈了如下几点，即相互不存在矛盾；原发性过程（贯注的活动性）；无时间性；以心理现实代替外界现实等。这些便是我们期望从Ucs.系统1619的活动中大致可发现的几个特征。

潜意识过程，我们只能在阐析梦境和各种神经症时才能透视到。也就是说，只有将更高级的Pcs.系统中的过程，通过某种退行作用，回复成低级层次上的活动时，才能认识到。这一过程不能独立地被发觉，事实上它们不能独立地存在。Ucs.系统出现后旋即被Pcs.系统所掩盖，只有Pcs.才拥有进入意识和导致活动的通道。Ucs.系统向外释放，是通过身体的神经支配导致情感的发展，但即使这样一个释放口，也被Pcs.占据了。Ucs.系统本身在一般情况下，连一种有目的肌肉活动都无法完成，它所能做的仅仅是那些惯常的反射动作。

为了充分理解我们已描述过的Ucs.系统的种种特性的意义，我们只能将它们同Pcs.系统中的各种特性加以对照和比较。但这样又使我们离题太远。所以，我建议我们最好先停留在目前这一步，等到我们讨论更高层的意识系统时1620，再做比较也为时不晚。目前我们只能就几个最重要的问题做出阐析。

Pcs.系统中的进程，不管它们已成为有意识的，还是仅仅具有成为意识的可能，都会展示出一种对贯注观念的倾向释放的抑制。当一种活动由一种观念转向另一种观念时，第一种观念会保留一部分贯注力，只有一部分发生移置。在一级过程中进行的移置和凝缩是极不可能或很少限制的。这种情境使布洛伊尔做出假设：在心理生活中，存在有两种不同贯注能量的阶段，其中一个阶段中，这种能量被软禁起来；而在另一个阶段中，它能自由活动并寻求向外释放。1621在我看来，这种区分代表了我们对神经能量（nervous energy）之本质特征的最深刻洞悉，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对它视而不见。为了对此问题做出更进一步的讨论，我们迫切需要一种心理玄学的描述，尽管这无疑是一个大胆举动。

另外，它还移交给Pcs.系统一个任务：使各种不同的观念性内容相互交流，这样它们便有可能相互影响，及时给它们指令、设置一种稽查或几种稽查；还有现实性检验1622和现实性原则（reality-principle）也归属它的管辖之列。以及有意识记忆似乎更全部地依靠Pcs.，这可以与那种Ucs.经验中固定的记忆痕迹（memory-traces）明确地区分开来。它或许对应于那种我们曾经提及（后又拒弃）的特殊的登记，这种登记我们曾用来解释意识观念与潜意识观念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或许还能找到一种办法，以消除我们对更高级系统命名的不知所措，对于这一系列我们尚难明确称谓，有时称Pcs.1623有时则称Cs.。

在这里我们有理由提出忠告，有关我们对两个系统间的各种心理功能归类的阐析，不必过于急着归纳。我们所描述和解释的是成人的心理状态，在成人那里，Ucs.系统严格说来其运行只能看做较高级心理系统的初始阶段。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中，这一系统的内容和联系是怎样的呢？在动物身上这一系统有何意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无法从我们描述中推论出结果：这些问题必须进行独立而专门的研究。1624此外，对于人类来说，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去探知上述两个系统的内容和特征等能够相互改变甚至相互交换的可能的病理学条件。

六、两种系统间的交流

假如认为Ucs.已经没有作用，心灵的所有工作都由Pcs.执行——Ucs.只是某种退化器官，是进化过程所遗留下来的痕迹，那毫无疑问就大错特错了。如果假定这两种系统间的交流仅限于压抑活动，Pcs.会无情地将令其不安的所有东西都扔进Ucs.的无底深渊，也同样是错误的。与之相反，Ucs.活力十足且能不断发展，与Pcs.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相互合作关系。简而言之，我必须声明Ucs.是一个不断向其衍生物转化的系统1625，它易于接受生活的影响，能持续不断对地Pcs.施加影响；同时反过来也能接受Pcs.的影响。

如果对Ucs.的衍生物悉心研究，我们就会对企图明确无误地区分这两个心理系统的设想感到彻底失望。无疑我们会对我们的结论倍感不满，同时也会对我们挖空心思划分心理过程的路子的价值产生怀疑。然而，我们的回答是，除了将我们观察所获得的结果转化成理论之外别无所求。我们也无责任去想方设法建立一种完美并以简单为特征的理论体系。我们将坚持维护我们理论的复杂性，因为它符合我们观察的结果，我们也期望通过这些复杂性最终能发现一种情形，它既简单又能对现实中的所有复杂性进行解释。

在我们已经描述过的Ucs.本能冲动的各种衍生物中，存在着一些既和谐又对立的特征。它们一方面高度组织化，没有自相矛盾之处，能充分利用从Cs.系统获得的所有东西，使我们很难通过判断将其从这个系统的结构中区分出来。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潜意识的，不可能一跃成为意识。所以从性质上讲它们隶属于Pcs.系统，但事实上却归属Ucs.。其出身决定了它们的命运。我们可形象地将它们与人类的混血儿相比较，乍一看，他们像白人；但又常表现出某些有色人种的这种或那种的明显特征，所以，他们受到白人社会的排挤，也不能享受白人的特权。上述特点正是正常人和神经症患者的幻觉所具有的，我们已经认识到，幻觉生成于梦和病症的初始阶段，尽管它们有着较高的组织性，仍然遭受压抑而不能进入意识。1626当它们没有受到强烈的贯注之前，它们接近于意识层面而不受侵扰；但一旦受某一强劲贯注的打击，它们便不战而退。替代形成与之类似，也是Ucs.中一种具有高度组织化的衍生物。所不同者，是它们能成功打破封锁进入意识领域，当环境条件适宜时，比如当它们碰巧与来自Pcs.的反贯注形成合力的情况下，便能完成此举。

当我们在别处1627更进一步考察进入意识的条件时，我们就有可能找到解决在这一接合处发现的困难的方法。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应从意识的角度来审视事件，以区别于我们以上从潜意识视角来行事的方法。意识总把全部的心理活动归属于前意识领域。由于来自于潜意识的相当一部分前意识的材料都具有潜意识衍生物的特征，所以当它们进入意识之前都被迫接受稽查。而另一部分前意识的材料可不受讯问，径直进入意识。我们原先的假设在这里遇到了困难，考虑到压抑，稽查便不可或缺，因为这种稽查决定着在Ucs.和Pcs.系统之间什么能进入意识。现在看来在Pcs.和Cs.1628之间又多了一道关卡。然而，我们最好不必纠缠于这种复杂情况造成的麻烦，但我们可假定，从每一个系统向更高一级的系统的过渡（即：每向更高一级的心理结构迈进一步），都得经受一番稽查。这样我们应放弃原来的假设，即在第二部分中所提到的，每一次转换都得进行一次新的登记。

我们所遇到的这些困难，究其原因都可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所能直接观察到的心理过程的唯一特征，就是其意识性，而意识本身又无法作为划分不同系统的标准。除了意识领域内的东西又不一定总被意识到这一事实之外，考察发现，许多具有Pcs.系统特征的东西，也不能成为意识。另外，我们也知道，能否进入意识还要依赖于从某一确定的指向性（directions）1629反转过来的前意识的注意。所以，意识与其他系统之间以及与压抑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简单。事实上，与意识相左的不仅是那些心理压抑，还有那些对自我指手画脚，从而成为被压抑的东西最强有力的对立面的各种冲动。如果我们越想争取成功地用心理玄学的观点来考察心理生活，我们就越应该想方设法将我们从极看重1630“成为意识”的症状中解放出来。

只要我们固守这一信念，我们所得结论通常要为例外情况所刁难。一方面，我们发现潜意识的衍生物1631作为替代形成和心理症状进入意识时，一般要经历极大的扭曲，尽管遭压抑后还保留一些特征，但与其原貌相比已面目全非。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许多前意识构造仍处于潜意识状态，虽然按我们的预想，就其性质而言，它们理应成为意识。或许，Ucs.对它们有更强的吸引力。下面我们要尽力寻找的重要区别，不再是意识与前意识间的，而是存在于前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区别。潜意识总是在前意识领域的边界上被稽查者挡回，但其衍生物可绕过关卡，从而获得更高的组织结构，并在Pcs.中达到一定强度的贯注。当强度经积累超出限度后，它们便迫使自己向意识领域进军，然而，当它们被认出是潜意识的衍生物后，就会被Pcs.与Cs.间一个新的关卡所稽查，重新被压抑回来。也就是说，第一道关卡上的稽查者专门对付Ucs.，而第二道关卡的稽查者则对付其在Pcs.中的衍生物。在个体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认为，这一稽查者也会向前迈进一步。

在精神分析的治疗中，这个位于Pcs.和Cs.系统间的第二种稽查的存在，已被证明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可要求患者产生出诸多Ucs.衍生物，还可保证他设法克服稽查对那些想进入意识的前意识结构的反抗。此稽查废弃后，来自第一种稽查所行使的压抑可消解的道路也便开通了。另外，我们还可补充如下：Pcs.与Cs.之间稽查者的存在，告诉我们，成为意识不仅是一种知觉活动，或许还是一种“贯注过强”（hypercathexis），1632也可能是心理结构中一个更高层次的展现。

让我们再转到对潜意识与其他系统交流的探析上，这并非为了获得什么新发现，而是怕忽略了另外一些更重要的细节。在本能活动的根基部位，各系统间的相互交流是极其广泛的。其中一部分活动较活跃地穿过潜意识，进入前意识系统，最后进入最高级的心理发展层——意识。其余的部分停留在Ucs.中，然而，Ucs.也会受到来自外部知觉所获经验的影响。正常情况下，从知觉到Ucs.的所有通道都敞开着，只有从Ucs.来的偷渡者才会遭受压抑的阻挡。

某人的潜意识在没有经过意识的情况下，对另一个人的潜意识产生影响，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情。这需要进一步研究，特别是要搞清楚，在造成上述结果的所有因素中，前意识活动能否排除在外；然而，用描述性的语言讲，这一事实是无可争辩的。

Pcs.（或Cs.）的内容，一部分来自于本能生活（通过潜意识媒介），另一部分则来自于知觉。我们还搞不清楚这一系统的活动究竟能对Ucs.产生多大的直接影响。对病理学病例检查常常发现，他们的Pcs.系统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独立性，并且对施加于Ucs.的影响缺乏敏感。他们完全不同的发展倾向和两种的系统完全分离，是这种病人的最重要特征。然而，精神分析治疗（psycho-analytic-treatment）却完全基于Cs.系统能对Ucs.系统施加影响的设想上。虽然费了不少力气，却收效不佳，结果可想而知。可是，像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作为两种系统中介者的潜意识的衍生物，却可以完成这种任务。但我们应注意到，通过Cs.作用于Ucs.而起的内部自动变化，确实是一种既困难又缓慢的过程。

前意识与某种潜意识冲动进行的合作，即使是后者受到强烈的压抑，只要这种潜意识冲动与其中一种控制的倾向相协调，合作的任务便能完成。在此情况下，压抑得以消除，那被压抑的活动也成了支持自我实现目的的强化。就此单一的结合而言，潜意识成了自我的谐振，除此之外，其所受的压抑没有产生变化。在这一合作中，Ucs.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这种加强或支持的倾向表明它们不仅与常态不同，还可使特别完善的功能得以形成有了可能性，而且它们能对类似于强迫症症状的各种相反倾向进行抵抗。

潜意识的内容可与心理王国中的土著居民相比。如果在人们的心灵中存在着由遗传而来的心理构成物——与动物本能1633相类似的东西——它们便是Ucs.的核心。那些在儿童发展期因没有多少用处而被抛弃的东西，在后来会补充进来，而这些补充物在性质上与遗传物没有多少区别。这两大系统的内容最终直到青春期时才截然区别开来。

七、对潜意识的评估

只要我们仅仅局限于对梦的生活和移情性神经症（transference neuroses）进行分析，我们对Ucs.所能做出的断言就不会超出上面所谈论过的东西。这显然是不够的，甚至还会造成模糊不清和令人误解的印象。特别重要的是，它使我们不可能把Ucs.同某种我们熟悉的东西联系起来或归于其中。现在让我们对自恋型精神神经症这一病症做一番分析，从中我们会对谜一般的潜意识形成一种明确的认识，获得一些确定的概念。

自从阿拉伯罕（Abraham）1908年发表其著作以来——这位真诚的作者将其归功于我的鼓励——我们就一直用自我与对象之间的对立来标示克勒佩林（1856～1926）命名的早发性痴呆[即布洛伊勒所称的精神分裂病（schizophrenia）]的特征。在移情性神经症（焦虑性癔症、转换性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中，这种对立的特殊的显著地位并没有被凸显出来。事实上，我们知道，来自对象方的挫折有时会导致神经症的发作，并且神经症都表现出对真实对象的否认。我们还知道，从真实的对象处撤离的力比多，首先恢复为一个幻觉的对象，继而又变成一个压抑了的对象（力比多内投）1634。但是，在这些混乱中，对象一贯注一般还保留着很大能量，对压抑过程做出仔细的检查后，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受到——或作为其结果——压抑，这种对象一贯注在潜意识系统中仍继续着。实际上曾被我们利用治疗这些神经症的移情能力是以未受损害的对象一贯注为先决条件的。

在精神分裂症病例中却不同，我们不得不假定在压抑过程后，撤销的力比多并没有找到一个新的对象，而是退回到自我中。也就是说，对象一贯注在此已被放弃，一种原始的对象自恋状态得以重新建立。这种病的种种临床症状，如患者对移情的无能为力，对治疗的无动于衷，对外部世界的弃绝与否认，还有患者自我展示出的那种“贯注过强”和最终达到冷漠无情等等，似乎都与我们提出的对象贯注被放弃的假设完全相吻合。当考虑到两种心理系统相互之间的联系，多数观察者都会对下面的事实感到吃惊。在精神分裂症中，这两系统问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大部分在意识中就能表现出来；而在移情性神经症中，只有通过精神分析，才能将其从Ucs.中揭示出来。但是，在刚开始时，我们还不能把自我对象的关系同意识内的关系清晰明确地联系在一起。

通过下面出人意料的方式，我们所寻找的东西似乎可以呈现出来。在精神分裂症中，我们观察到——特别是在具有启发意义的早期阶段——患者在谈吐方面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些变化值得我们用特别的眼光去对待。由于患者特别关心如何表达他自己思路的方式，结果变得言辞生硬、呆板和矫揉造作，因其句子结构太缺少组织性，使得我们完全难以理解，他们的谈话显得毫无意义，废话连篇。其实，这些谈话的内容常常与患者的某些身体器官或神经支配有关。关于这一点似乎还应加上一种事实：在精神分裂症的上述症状中，它们可以与癔症或强迫性神经症的替代性形成相对比，其替代物与被压抑的东西之间的关系，仍然可揭示出这两种形式的神经症都有一些令我们惊诧的特征。

维也纳的维克多·塔斯克（Victor Tausk）博士曾经将他对某一女精神分裂症患者初期阶段所观察到的一些结果供我自由使用。这些材料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它们表明了患者极力想解释清楚她所讲的话。1635我想借用他的两个例子来阐析我即将提出的观点，并且我深信，所有观察者都可以轻松地获得大量的类似材料。

塔斯克曾受理过这样一个病人，这位姑娘是在同其恋人争吵后被带到诊所的，她诉说道：她的眼睛不对劲，眼睛被扭歪了。为了解释这句话，她继而用一种连贯而清晰的语言来谴责其恋人：她根本不了解他，他每次看上去都不一样，他是个伪君子，他是一个骗子，他扭歪了她的眼睛。1636现在她的眼睛被扭歪了，不再是她的眼睛，她只能用另一双眼睛来看世界。

患者对她开始时那句令人费解的话的解释说明，很值得进行一下分析，因为它们是用一种更易于理解的形式表达了与开始时那句话相同的内容。与此同时，它们又展示出了精神分裂症患者字词结构的含义和起源。对这一病例，我与塔斯克的意见一致，即这一病例中值得注意的一点在于：她是用身体的某一器官（眼睛）来僭取（arrogate）或代替其思考的全部内容。在这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谈吐展示出一种疑病特征：它变成了一种“器官语言”（organspeech）。1637

这一患者所做的第二个陈述是：她站在教堂中，突然，她感到一阵痉挛，她不得不换一个位置，似乎有人将其推到了这一位置，似乎她是被迫站在某特定的位置上。

接下来又是一番解释，又重新开始了一轮对其恋人的非难：他很粗俗，尽管她生性文雅，现在也让他给带俗气了。他使她认为他高贵优越，从而促使她向他看齐。现在她变得像他了，因为她认为，如果像他，她就会变得更好一些。他给人一种地位优越的虚假印象，现在她变得完全像他（通过认同），他已使她处于一个虚假的位置。

塔斯克指出，改变她的位置的这一身体动作，代表或指出了把她推向一个虚假的位置和她与其恋人的认同。我提醒人们要更加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其思想内容对身体的神经支配（或者说对它的感觉）控制了整个思维链条。更进一步，第一个例子中那位女癔症患者或许真表现为眼睛的剧烈震颤，第二个例子则表现为痉挛，以取代这样做的冲动或者感受。但不管是哪一个例子，都没有伴随有意识的思维，即使过后，她也无法表达这样的想法。

这两种观察结果的讨论证实了我们所说的疑病语言或“器官—语言”，然而，对我们来说似乎更重要的是，它们也点明其他一些事情：关于这些事情我们有举不胜举的例子（比如在布洛伊勒的专题研究报告中所收集的病例），它们似乎可以归纳为一种确定的公式。精神分裂症式的言语可归属于从梦的思维中提取梦念这一类似的过程，这一过程我们称之为原发心理过程。它们经历了凝缩，然后通过移置方式，将它们的贯注完全地加以转换。这种过程有时会走得很远，这样便可以用一个单一的词，假如它特别适用表达其无数的联系的话，来再现一个整个的思维过程。1638布洛伊尔、荣格和他们的学生们所做的工作，以丰富的材料，富有成效地证实了这一断言。1639

在我们利用类似上述的印象来得出一些结论之前，让我们先来更进一步考虑一下在精神分裂症中替代形成与在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的替代形成之间的区别——这是一种微妙的区别却能产生奇特的印象。我目前正在观察一个患者，因其脸部皮肤已经得病，而声称对生活中的一切都不再感兴趣了。他讲他生有黑头粉刺，且脸上有很多深坑，这谁都能一眼看出。经分析显示，他是将自己的阉割情结转到了皮肤上。一开始，他在对付这些黑头粉刺时并不知懊悔，甚至每当把它们挤出来时，还感到极度快活和舒适。因为像他所说，每当他这样做时，一些东西会喷射而出。后来他注意到，每挤掉一个黑头粉刺就会在脸上留下一个深坑，为此而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甚感懊悔，感到“经常用手无聊地挤弄”，已经将自己的皮肤搞坏了。很显然，对他而言，将黑头粉刺的内物挤出来，无疑是手淫的替代品。由其错误举动所产生的坑或孔洞则象征着女性生殖器。由其手淫而引起了阉割威胁的真正形成（或者在幻觉中这种威胁的扮演）。这种替代形成，尽管带有疑病的特征，但与转换性癔症有极相似的地方。但我们关于这一点似乎感到有一些差别，因为癔症不该有像这样一类的替代形成，即使在我们能指出它们问存在的差别之前也是如此。像皮肤上的小坑这样一个小小的孔洞，在癔症患者身上，是很难被视为阴道的象征的，只有那周围裹起来的孔洞这样可展开想象的物体才可令患者视为阴道。另外，我们还可想到，由于脸上的小坑数目太多，这也无形中阻止了患者用它们来替代女性生殖器。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塔斯克几年前向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所提供的另一个年轻患者的病情报告。这位患者的许多行为表现表明他患有强迫性神经症，他往往一连几个小时不停地忙着洗或者穿衣服。然而，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他能够不受什么抵抗就可讲出自己的禁忌。比如说在穿长袜时，他会为这样的观念所困扰：必须将袜子的针脚拉开，显出一个孔洞来，因为在他看来所有的洞都是女性生殖器孔洞的象征。所以，我们便无法将这一患者归于强迫性神经症之列。瑞特尔（Reitler）也遇到过一个类似的患者：他也总花很多时间来穿袜子。这个患者在克服抵抗后，做出这样的解释，他的脚象征着阳物，穿上袜子的动作则意味着手淫活动。他之所以忙于将袜子穿上又脱下，部分是想再现手淫活动，部分是为了破坏这种动作。

如果我们问自己，究竟什么原因使得精神分裂症会有如此奇特的替代形成和症状，我们最终认识到原因在于洞孔间的关联超越了物质间的关联。尽管从黑头粉刺中排挤出异物与阴茎射精之间上存在有微弱的相似性，而在脸上有数目众多的小坑洞与阴道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由于前一种情况中，两种举动都可用“喷射”一词表示，后一例中的两个事物都可用嘲讽性的“一个洞就是一个洞”来表达。决定替代物的并非是两种所提及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而是用来解释它们的词的等同性，由于这两种词和两件事物不相符，精神分裂症中的替代形成与转换性神经症中替代形成便大相径庭了。

我们曾谈到一种假设，即精神分裂症中对象贯注是被放弃的，如果我们把上述发现与该假设一起提出，我们就必须对假设进行修正补充，即物体语言表达的贯注仍被保留。我们以前被准许称谓的对象的意识表象1640，现在可区分为语词表象（Word-presentation）和事物表象（thing-presentation）两种。而后者在于贯注，如果不是指事物的直接记忆表象，最起码也指从其中源起的淡远的记忆痕迹。我们现在似乎突然搞清了意识表象与潜意识表象间的区别。这两者并不像我们设想的那样，是同一内容在不同的心理位置上的重复呈现，也不是位于同一位置上诸贯注不同的功能状态。但是意识表象是由事物表象和与之相关的语词表象共同构成的，而潜意识表象则只有事物表象一种。Ucs.系统包含着对象的事物贯注，这是一种最初而真实的对象一贯注。而Pcs.系统则产生于事物表象的贯注过强，且是与言语表象联合起来完成的。我们或许想到，正是有了这种过度贯注才产生了较高级的心理组织，继发性过程才有可能继原发过程后产生，并由之支配Pcs.。现在我们有可能准确地指出，压抑在移情性神经症中所否认的弃置表象：即那些可转换成言语，这些语词又依存于事物的表象是什么。那些没有转换成语词表象，或者那些没经贯注过强的心理活动，将以一种压抑状态保留在Ucs.中。

我在此想指明，在很早之前，我们就已经拥有了今天使我们知晓精神分裂症之最显著特征的那种洞察力。在1900年出版的《释梦》最后几页中，我就提到过这样一种观点：思维过程，即远离知觉的贯注活动，本身并没有“质”的东西，而且是潜意识的，它们要想进入意识，就只得通过与语词知觉1641的残留印象相联系方能实现。但是语词表象与事物表象一样，都在一定程度上来自感官知觉。现在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为什么对象表象不能由它们自己的知觉痕迹这一媒介而成为意识。或许是因为系统内的思维过程过于远离原始的知觉痕迹，所以，便不再保留这些痕迹的任何性质，为了进入意识，就需要由一些新的性质来加强其力量。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与语词相联法，贯注可装备某种性质，即使当它们仅再现各对象之表象间的关系，而无法从知觉中获得一些品质时也能完成。这些只有通过语词方可理解的关系，构成了我们思维过程的主要部分。如同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通过与语词表象的联结，只是有了变成意识的可能性，而与真正成为意识还不是一码事。所以它是Pcs.系统的特有部分，而且只能属于这一系统。1642通过这些讨论，我们已明显地离开了我们本来的主题，并且会发现我们已陷入前意识与意识的问题之中，这也是我们接下来加以区别对待1643的好理由。

有关精神分裂症，我们只谈到了对Ucs.一般性理解，因而对这种病症中的压抑过程与移情性神经症中压抑是否有共同之处，这一点存有疑虑。我们的定义是，压抑是在Ucs.系统和Pcs.（或Cs.）系统之间所发生的一种活动，其结果是使一些材料与意识保持一段距离。对这一定义，必须进行一些修正，以便使其能将早发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和其他自恋性情感（narcissistic affections）包括在内。在这两种典型的神经症中，自我试图逃避，在撤销的意识贯注中表现自己，毫无疑问是其共同的特征。这种最肤浅的见解告诉我们，这样一种自我逃避倾向，在自恋性神经症中表现得是多么的彻底和深刻。

如果在精神分裂症中，这种逃避表现为，从代表着潜意识对象之表象处来的本能贯注的撤销，那么看上去显得奇怪的是，属于Pcs.系统的这一对象的呈现部分——即与潜意识对象相符的语词表象——相反地会接受一种更为强烈的贯注。我们所更期待的是，属于前意识部分的语词表象，将不得不承受压抑的第一次撞击，压抑过后，当其迫近潜意识事物表象时，它会变得完全不能贯注。当然，这是很难以理解的。这表明语词表象的贯注并不是压抑活动的一部分，而是代表了争取恢复与痊愈的首次尝试，这十分明显地支配着精神分裂症1644的临床治疗计划。这些努力直接指向对已失对象的重新获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最好是通过运用表达这一对象的语词来捕捉它，但这时就不得不满足于以词代物。一般说来，我们的心理活动总是沿着两个相反的方向运作：要么是从本能出发，经过Ucs.系统，到达有意识的思维活动；要么始于外部的激励，经过Cs.和Pcs.系统，最终到达潜意识王国中的自我贯注和对象贯注。这两种途径，尽管必须经受压抑，仍能运转自如，且在很大程度上允许神经症患者重新找到其对象。当我们抽象地思考这一问题时，就有忽略语词同潜意识事物表象之间关系的危险，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沉思哲理所涉及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已经开始倾向于使用类似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所使用的不受欢迎的思维方式。1645但从另一个方面讲，如果我们认识到精神分裂症患者面对具体事物时总是以抽象的方式对待，那么这种奇异的思维方式的特征也就搞清楚了。

如果我们对Ucs.的性质做出合乎事实的评估，而且还对潜意识表象和前意识表象进行了准确的区分，那么，我们的研究将不可避免地将我们从其他研究角度带回到同一种领悟的世界，实现殊途同归。

精神分析导论

1911年9月，第三届国际精神分析学大会在德国魏玛召开。中为弗洛伊德，其右下方为费伦茨，左边为荣格。

弗洛伊德从1890年开始使用的著名的精神分析躺椅。

囚犯的梦　莫里茨·冯·施温德　油画

目录

精神分析导论

新版编译说明

精神分析导论

第一篇 失误动作

第二篇 梦

第三篇 神经症通论

新版编译说明

一、版本出处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是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西方现代弗洛伊德主义哲学学派的巨擘，被誉为“与牛顿、达尔文、马克思、爱因斯坦一样的世界伟人”。他身前留下丰富的精神分析著作，不断再版加印，并被译为各国文字，流传全世界。1956～1974年，英国伦敦霍格思出版社（The Hogarth Press）出版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这套书由英国精神分析学家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1887～1967）和奥地利心理学家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1895～1982，弗洛伊德最小的女儿）共同主编，共24卷，是当今世界最权威最完整的弗洛伊德作品集，也是世界广泛流行的最佳版本。这套英文版由德国Gesammelte Werke公司出版的德文版翻译而来，但增加了关键的脚注（标准版编者在德文版的基础上所添加的内容一律用[]标识以示区分）。

本套中文版《弗洛伊德文集》即由英文版《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以下简称“标准版”）翻译而来，是中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关于弗洛伊德文萃性的经典恢宏译著。我们将标准版中凡是带重点符号的弗洛伊德代表著作全部译出，还把无重点符号但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潜意识论、性欲论、梦论三大理论支柱和七大基本理论（潜意识学说、人格结构学说、本能学说、性欲学说、释梦学说、焦虑与自我防御机制学说和社会文化学说）有关的心理玄学的论著也一并译出。

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我们将标准版中有关弗洛伊德论著的一些编者导言、弗洛伊德生前为其著作出版所作的序言（精选部分版次）及部分注释一并译出。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保留了标准版的[]体例，保留了英文文献中年份后的字母顺序标注，书内页码也按标准版的页码显示。我们在标准版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注释，此部分以“——中译者”为标识。中文版编者还根据内文增加了插图，来帮助读者理解弗洛伊德的著作。此外，在弗洛伊德的每部（篇）著作之前，中文版主编车文博亲自撰写了“按语”，扼要介绍该著作的要点及其在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二、编译分工

《弗洛伊德文集》是我国建国以来翻译弗洛伊德的第一部经典性的世界名著，是国家教委七五重点教材规划和吉林省九五重点图书规划的项目，也是中文版主编车文博主持的心理学、哲学、精神医学界学术共同体40年来协作科学研究的成果。

参加本书译校的学者共有吉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等12所院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教授、博士等40余人。

1.车文博，中文版主编，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学术界公认的弗洛伊德研究权威，我国为弗洛伊德“平反”的人。主要工作：（1）选定翻译版本。20世纪70年代选定标准版24卷为底本进行复印，并选定翻译弗洛伊德的论著。（2）组成翻译团队。聘请老一辈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哲学家为领衔，中青年教授、副教授、博士为主体的学术共同体。（3）提出编译原则。包括精粹性原则，代表性原则，信、达、雅原则，历史性与专题性统一原则。（4）编辑小词典。特请著名精神病学家贾谊诚教授主编《精神分析小辞典》，由车文博教授审订，以保证全书中翻译的人名、术语的统一。（5）全书终审定稿。车文博主编除亲自编制《弗洛伊德生平活动一览表》、撰著《导论》和《弗洛伊德略传》外，还对全书做了通读、审订和定稿。

2.杨韶刚，中文版副主编，本书主要译、校者，原为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主任，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论著有《超越快乐原则》、《自我与本我》、《一个幻觉的未来》、《文明及其缺憾》、《摩西与一神教》、《为什么有战争？》、《抑制、症状与焦虑》（合译）、《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合译）。此外，校审、修改了诸多篇章。

3.高申春，中文版副主编，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除翻译《释梦》（下卷）、《论梦》、《释梦》（上卷，部分）、《抑制、症状与焦虑》（合译）外，还校审并修改《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释梦》（上卷）、《超越快乐原则》、《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自我与本我》。此外，还协助主编编审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目录》、《英汉人名对照表》、《英汉专业术语对照表》。

4.邵迎生，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除翻译《图腾与禁忌》外，还参加校订《精神分析新论》，修订《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戏剧中的变态人物》、《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作家与白日梦》、《达·芬奇的童年回忆》、《米开朗基罗的摩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等。

5.宋广文，曲阜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博士，翻译并修订《性学三论》、《儿童性理论》、《“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爱情心理学》、《论自恋：导论》、《本能及其变化》、《压抑》、《力比多类型》，并校《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精神分析纲要》。

6.吕俊，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除翻译大部分《释梦》（上卷）外，还参加修订《释梦》（下卷）、《论梦》、《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

7.郭本禹，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精神分析新论》（合译），并修订《精神分析五讲》。

8.汪凤炎，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精神分析新论》（合译）。

9.郑希付，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

10.张爱卿，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导论》。

11.葛鲁嘉，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纲要》。

12.彭运石，湖南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合译），并校审《抑制、症状与焦虑》、《一个幻觉的未来》。

13.高峰强，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论潜意识》（合译）。

14.贺岭峰，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心理学系主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梦的理论与实践》。

15.熊哲宏，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

16.金星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癔症研究》。

17.赵国复，吉林大学出版社编审，参加修订《癔症研究》，并对《弗洛伊德文集》全卷德、英、法文译注做了译校。

三、卷次划分

早在20世纪80年代，车文博主编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参考书《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集》（上、下卷），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88～1989年出版，后经长春出版社先后出版中文版《弗洛伊德文集》5卷本（1998）和8卷本（2004），台湾知书房又将此书11卷精装本出版（2000）。现在由九州出版社出版最新修订版。本版的主要特点：（1）由原8卷本改为12卷本。（2）新增《弗洛伊德自传》（1925）和《补记》（1935）两部分，以凸显弗洛伊德的伟大贡献和精神分析运动的国际化。（3）对赵国复先生译校的德、英、法等几种语言的注释，又做了审订和补漏。（4）增补了车文博教授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09FZX004）《弗洛伊德主义新论》撰著的《导论》、《弗洛伊德略传》，作为学习和研究弗洛伊德文集的导引。

本套《弗洛伊德文集》分为12卷，各卷内容如下：

卷1《癔症研究》。此卷包括中文版主编车文博所著的《导论》和《弗洛伊德略传》，以及由弗洛伊德与约瑟夫·布洛伊尔合著的《癔症研究》三部分。《癔症研究》最初于1895年在德国出版，书中对癔症的症状、病因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说，开始提出癔症创伤理论。这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形成时期的重要著作，是其精神分析的理论奠基和正式起点的标志。

卷2《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此卷仅收录《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一部著作，此作于1901年被发表在杂志上，1904年出版了单行本，是弗洛伊德用动力心理学观点解释日常生活事件的一部重要著作。

卷3《释梦（上）》。此卷收录《释梦》的前五章内容。《释梦》最初于1900年在莱比锡和维也纳出版，是弗洛伊德一生中最得意和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体系形成的一个主要标志。他在广泛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病人的梦的临床研究和有关梦的自我分析，深入探讨了梦的实质、释梦的方法、梦的伪装、梦的材料和来源、梦的工作以及梦的过程的心理等有关的重要理论问题。

卷4《释梦（下）》。此卷收录《释梦》第六、七章内容，以及《论梦》、《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论梦》是弗洛伊德于1901年应德国一位编辑之约而撰写的，它以简洁的形式概述了《释梦》一书的基本观点和内容。《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是在《释梦》出版11年后发表的，它不是探讨有关释梦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专门研究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如何运用释梦的艺术问题。《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发表于1923年，此文不是对《释梦》一书的修正，而是弗洛伊德对该书问世20多年来一些想法的评论。

卷5《爱情心理学》。此卷收录八篇论文。1.《性学三论》于1905年发表，内容涉及“性变态”、“幼儿性欲”及“青春期的变化”三部分。2.《儿童性理论》于1908年发表，该文对儿童期的性表现，以及与其他心理活动、神经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揭示了一些常见的但缺乏研究的儿童期性现象。3.《“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于1908年发表，文中论述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强调了性的因素是现代社会文化危机、人的焦虑与神经症的主要根源，抨击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观，提出了改善文明与发展文艺的性本能升华作用说。4.《爱情心理学》共包括三篇文章：（1）《男人对象选择的一个特殊类型》（1910），主要分析了男人的性变态（或性倒错）问题；（2）《论性爱领域最普遍的衰退趋势》（1912），专门探讨了男人的“心理性阳痿”问题；（3）《处女的禁忌》（1918），从历史与文化的视角分析了女性的“贞洁”问题。5.《论自恋：导论》发表于1914年，该文对自恋的起源、本质、表现形式及其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分别做了说明。6.《本能及其变化》发表于1915年，该文从不同角度分析本能这一基本概念所涵盖的内容，使用这一概念所涉及的问题，如本能的原动力、目的、对象和来源，以及描述性本能的一般性质所采用的方法等。7.《压抑》发表于1915年，该文对压抑的本质、原因、结果及其与神经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8.《力比多类型》发表于1931年，该文从身体特征与心理特征相结合的观点出发，以力比多为基础，将人分为性欲型、自恋型和强迫型等三种，并认为混合型远多于纯粹型。

卷6《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此卷包括三篇论文。1.《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发表于1905年，该文分别就诙谐的技巧、目的、动机、心理起因及诙谐与梦、潜意识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2.《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发表于1912年，该文简明扼要地揭示了潜意识的含义及其在精神分析中的地位和意义。3.《论潜意识》发表于1915年，是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一篇重要论文，也是他论述心理学基本理论方面的代表性文章之一。

卷7《精神分析导论》。此卷仅收录《精神分析导论》一部著作，内容由弗洛伊德1915～1917年两个冬季在维也纳大学讲授精神分析的讲稿组成。全书包括失误动作、梦和神经症等三篇，共分28讲。该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引导听众领会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卷8《精神分析新论》。此卷收录四部分内容。1.《精神分析新论》完成于1933年，虽然是弗洛伊德在他1932年所做的演讲基础上成书的，但却是他在《精神分析导论》发表后经过15年研究实践和反思的成果。2.《精神分析五讲》于1910年首次刊出，是由弗洛伊德1909年应邀为美国克拉克大学20周年校庆所做的五次演讲稿汇集而成，它从叙述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作研究癔症开始，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和观察事例，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精神分析关于宣泄法、压抑、梦、失误、性欲和移情等重要思想和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3.《精神分析运动史》发表于1914年，该文是对精神分析产生、发展和分裂过程的历史总结。4.《精神分析纲要》发表于1940年，它既是向读者介绍精神分析基本原理的指南，又是弗洛伊德对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精神分析理论全面而精辟的总结。

卷9《自我与本我》。此卷收录四部分内容。1.《超越快乐原则》完成于1920年，弗洛伊德在这部著作中，修正了他早期的本能学说，第一次提出人存在着死的本能与生的本能，并把这两种作用相反、同时并存的力量的斗争视为整个生命运动历程的决定者。2.《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完成于1921年，系统论述了关于“群体的本质就在于它自身存在的力比多联系”的理论。3.《自我与本我》1923年出版，书中谈及意识、前意识、潜意识，阐述了自我从本我、超我从自我分化的过程。4.《抑制、症状与焦虑》出版于1926年，是弗洛伊德对压抑与焦虑及心理防御机制关系理论进行修正与补充的主要论著。

卷10《达·芬奇的童年回忆》。此卷包含七部分内容。1.《戏剧中的变态人物》1942年面世，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观点对戏剧活动所作的解释。2.《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1907年出版，它紧紧围绕《格拉迪沃》一书中幻觉与梦的关系，揭示了压抑、幻觉与精神错乱的起因、梦的形成与解释、性欲生活的作用、治疗心理疾患的方法等一系列理论问题。3.《作家与白日梦》发表于1908年，弗洛伊德在对创作与白日梦的关系作出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幻想活动，其目的是在幻想中实现其未能满足的愿望。4.《达·芬奇的童年回忆》1910年面世，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传记研究的方法，详尽介绍了达·芬奇童年以来的感情生活，深刻分析了他的性心理历史的发展过程，着重阐释了他的艺术与科学活动的心理起源。5.《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发表于1914年，该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对米开朗基罗所创造的摩西这一艺术作品的解释。6.《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1928年面世，该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阐释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创作的一篇心理美学的论文。7.《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发表于1926年，弗洛伊德在该文中指出，精神分析技术既不是神秘的、难以捉摸和掌握的，更不是医生的专利。

卷11《图腾与禁忌》。此卷包含两部作品。1.《图腾与禁忌》1913年出版，该书由四篇论文组成，通过蒙昧人与强迫神经症患者的比较，推断了图腾崇拜的本原意义。2.《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出版，是弗洛伊德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它由三篇论文组成，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一神教的本质和起源，揭示了上帝不是神，而是被后人神化了的人；它说明宗教问题并非神秘不可测，揭开宗教欺骗人的虚幻面纱，人们不难发现其真实本质。

卷12《文明及其缺憾》。此卷主要包含四部分内容。1.《一个幻觉的未来》出版于1927年，主要讲了两个问题：文明的内涵及其同本能的关系；宗教的本质、演化及其作用。2.《文明及其缺憾》出版于1930年，书中弗洛伊德从文明发展与人性的本能之间的联系和对抗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对文明社会的本质、起源、作用和弊端等问题做了集中的阐述。3.《为什么有战争？》是1932年9月弗洛伊德就战争问题答复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他依据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4.《弗洛伊德自传》1925年面世，这不是描述个人家庭、生活和工作的一般性自传，而是一部精辟地总结精神分析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学术性经典，主要阐述了弗洛伊德本人在精神分析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此卷还附录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目录》、《弗洛伊德生平活动一览表》、《英汉人名对照表》、《英汉专业术语对照表》等。

《弗洛伊德文集》编委会

2014年4月1日

精神分析导论

（1915～1917）

按语

本书是弗洛伊德代表作中最重要的著述之一。它由弗洛伊德1915～1917年两个冬季在维也纳大学讲授精神分析的讲稿组成。全书包括失误动作、梦和神经症等三篇，共分28讲。该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引导听众领会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前两篇内容假定听众没有精神分析的基础知识，通过对日常生活中失误动作的分析和对正常人的梦的探索，为听众奠定学习有关神经症问题的基础。第三篇神经症通论是弗洛伊德讲解精神分析的核心，他通过对各种神经症的全面分析，深入地阐述了这个十分困难的新课题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全书较为完整地反映了精神分析这门学科的实质和内涵，对于读者把握精神分析的精髓颇有价值。

英文版编者导言

这里采用的是斯特雷奇的一个新译本。

在弗洛伊德的全部著作中，或许除了《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外，本书是流传最广的一部。1646本书的另一特征是其中含有大量的印刷错误，如第2版就以附页的形式纠正了40处错误。但事实上，本书的印刷错误远不止这40处，而且在正文的不同版本中可以发现大量的细微变化。本译本根据的是《全集》，其正文与《文集》中的正文几乎完全一致。这里只对以前各版本中较重要的变化加以注释说明。

本书三个部分的实际出版日期很难确定。第一部分肯定在1916年7月末以前出版，因为弗洛伊德在1916年7月27日致萨洛美（Lou Andreas-Salome）的一封信中已提到它（见弗洛伊德，1960）。在这同一封信中，弗洛伊德也谈到，第二部分正在排印之中。第三部分可能是在1917年5月出版的。

在维也纳大学，一个学年分两个部分：冬季学期从10月到翌年3月，夏季学期从4月到7月。《精神分析导论》所包含的各讲，是弗洛伊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两个连续的冬季学期发表的，即1915～1916学年和1916～1917学年的冬季学期。1647关于导致这些讲座出版的背景情况的详细说明，参见琼斯撰写的传记的第2卷（1955，第245页以下）。

虽然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新论》的序言中指出，他作为维也纳大学的教员只是一种“表面的关系”，但从他1885年被聘为维也纳大学讲师到1902年被晋升为副教授这个期间，他还是在维也纳大学讲了很多课程。这些课程的讲演均未作记录，虽然对它们的说明零星可见，如萨克斯（Hans Sachs，1945，第39页以下）、赖克（Theodor Reik，1942，第19页以下）以及厄内斯特·琼斯（Ernst Jones，1953，第375页以下）。弗洛伊德当时决定，讲完1915年秋季开始的这一系列讲座后，他就不再在维也纳大学讲课了。正是在奥托·兰克（Otto Rank）的建议下，他才同意将这些讲座付印出版。在前述《精神分析新论》的序言中，弗洛伊德说，这些讲座的“前半部演讲稿临时口授，事后立即撰写成文”，而“后半部系在萨尔茨堡度暑假时写就，冬季间逐字讲述”。他还指出，那时他“还有很好的记忆力”，因为不管他的讲稿准备得多么好，他的实际讲演不可能不脱稿。关于他的讲课方式有一个共同的反映，那就是他从不浮夸，总是语调平和，甚至像是促膝谈心。但我们切不可由此设想，他的课讲得乱而草率。事实上，他的每一次讲座都有清晰明确的形式——有引言，有主题，有结论——而且还给听众留下一个印象，即每个讲座都像是一个完美的整体。

有人指出（赖克，1942，第19页），弗洛伊德不喜欢讲课，但这很难令人相信，这不仅因为弗洛伊德在他的一生中讲过很多课程，而且因为在他实际出版的著作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以讲稿的形式完成的。对这种矛盾情况有一个可能的解释。分析表明，在他出版的著作中，大凡解释性的著作，主要以讲稿的形式出现，如早期关于《癔症的病因》（1896c）讲稿，稍后的《论心理治疗》（1905a），当然，还有后来在美国发表的《精神分析五讲》（1910a），以及这里所讨论的《精神分析导论》系列讲座。但除此之外，在多年以后，当他出版《精神分析新论》（1933a）以图对他的观点的后期发展做一阐解时，不知出于何种缘故，他也把它写成讲座的形式，而《精神分析新论》的内容却从来没有以讲座的形式在课堂上讲过。所以，以讲稿的形式作为发表见解的写作方法，显然对弗洛伊德富有吸引力，但这要从属于一个特殊的条件，即他必须与真实的或假设的听众有着活跃的接触。本书的读者将会发现，弗洛伊德总是保持着这种接触——他总是把各种反对意见写成是听众提出来的，书中还描写了大量发生于他和听众之间的假想争论。事实上，他把这种表达观点的方法推广应用于其他一些著作，而这些著作根本就不是讲座的讲稿，如《非专业者的分析的问题》（1926e）和《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的绝大部分都是以发生在他和某一批判性听众之间的对话形式写成的。也许和某些误解相反，弗洛伊德完全反对以权威和教条的方式提出他的观点。他在本书的某个地方（第431页1648）对他的听众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想直接告诉你们，而想让你们自己去发现。”弗洛伊德从来不压制反对意见，而是使之公开并加以考察。这实际上不过是精神分析技术本身所具有的特征的一种扩展而已。

《精神分析导论》可以公正地被认为是弗洛伊德的观点大全和精神分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状况。其时，阿德勒及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分离已成过去的历史，自恋概念亦已过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狼人”个案史也已于1915年秋以前完成（其中只有两个段落是后加的），尽管它的出版是后来的事。探讨基本理论的有关“心理玄学”的系列论文亦已于数月前写就，虽然其时只发表了3篇（在1917年冬以后又完成两篇，但另外尚有7篇却不知去向）。所有这些活动，当然也包括有关精神分析的讲演，都得益于因战争而造成的临床工作的萧条。这里显然形成了一个分水岭，而且时间似乎停滞了。但事实上，弗洛伊德此时正在酝酿一些新的创造性观念，这些观念预示了《超越快乐原则》（1920g）、《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和《自我与本我》（1923b）。当然，其间界限不可能划得十分明确，例如，“强迫性重复”观念（274页）的线索早已存在，对自我（ego）进行分析的开端亦很清楚（第422页和第428页），而由于“潜意识”一词的多重意义的困难（第227页注①），则逐步导致一种新的、对心灵的结构性说明。

虽然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导论》前言中谦逊地说这些讲演缺乏新意，但无论是谁，不管他如何熟悉精神分析文献，都不必担心它们会枯燥无味，也不必顾虑能否从中发现大量在别处发现不了的新观点。弗洛伊德在前言中指出，只有关于焦虑（第25讲）和原始幻想（第24讲）的材料是新材料，但实际上新材料决不限于这些。第10讲关于象征的概述也许是他所有关于象征论述中最为完备的；他对梦的形成的概述从没有像本书第14讲中说得那么清晰；第20讲和21讲中对有关性变态的理解亦比先前更深入；而且，在最后一讲对精神分析治疗过程的分析，是任何其他地方的分析都无法与之相媲美的。即使是那些看似老掉牙的论题，如变态及梦的机制等，本书都从意识不到的方面加以研究，而且给予清晰的说明。《精神分析导论》如此流行，实当之无愧。1649

序言

我在此为公众所提供的题为《精神分析导论》一书，并非是要对抗该知识领域中现有的一般论述，例如，黑奇曼（Hitschmann，1913）、普费斯特（Pfister，1913）、卡普兰（Kaplan，1914）、里吉斯和海森那德（Régis and Hesnard，1914），以及迈尔（Meijer，1915）的有关论述。这一卷是我在两个冬季（1915/1916和1916/1917）对两种性别的医生和一般听众所进行的演讲（在大学里）的忠实再版。

这本书可以引起读者注意的任何特色都可通过它所形成的条件而得到说明。在演讲中，我不能保持对一种科学论题的平静。相反，演讲者的职责是要在几乎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保持听众的注意力。演讲时的需要使之不可避免地要重复论述某个特定的论题——例如，它可能在涉及梦的解析时出现，随后在涉及神经症的问题时再次出现。这样安排材料的结果，使某些重要的论题（如潜意识）无法单独加以详尽的讨论，不得不重复多次地捡起、放下，直到有新的机会时再补充一些有关它的进一步的内容。

那些熟悉精神分析文献的人将会发现，这个“导引”中的内容，他们从其他很多更为深入详尽的出版物中大都已有所了解。然而，圆满结束和总结这个主题的需要迫使作者在某些方面（焦虑的病因学和癔症妄想狂）公布一些他已保密至今的材料。

弗洛伊德

维也纳，1917年春

第一篇　失误动作

第1讲　绪论

女士们，先生们：

我不知道你们各自从阅读或传闻中已经获得了有关精神分析的多少知识。不过我的讲题是《精神分析导论》，我不得不假定你们对此论题一无所知，因而需要一些初步的知识。

然而，我可以假定：你们知道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是治疗神经症患者的一种方法。这里我可以通过例子来说明，在这种治疗中采用了许多与其他医疗方法不同，甚至相反的方法。在别的地方我们给病人引入一种对他来说是全新的治疗技术时，我们通常掩饰它的不利，并使病人相信这种治疗的成效。我认为这个办法很对，因为这样做可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但是，在我们对神经症患者进行精神分析治疗时，我们并不这样做。我们向患者指出这种方法的困难：这种方法的疗程长，它还需要患者的努力和奉献；而对于它的疗效，我们告诉患者我们不能确定，这依赖于患者自己的行为、他的理解、他的适应性和他的忍耐力。当然，我们对这种显然是反常的做法有充分的理由，以后你们也许会明白这些理由的。

如果说我在演讲的一开始就把你们当作神经症患者对待，那么，请你们谅解。我劝你们下一次还是不来做我的听众为好，因为我只能告诉你们精神分析方面的教学肯定是不完整的，以及你们自己在形成对精神分析的判断过程中存在什么困难。我要使你们认识到，你们先前的教育和你们所有的思想习惯的倾向性是如何迫使你们反对精神分析的；为了减小这种本能的抵制，你们必须怎样努力来战胜自己。当然，我不能预言你们从我的演讲中能获得多少对精神分析的理解。但我敢保证：通过听讲你们学不会如何进行精神分析探索，或者如何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然而，如果你们有人不满足于对精神分析的肤浅了解，而要与精神分析结下不解之缘，那么我不仅不鼓励他这样做，而且实际上还要予以警告。因为就目前的情况来说，选择这样的职业会毁掉他在大学里可以拥有的成功，并且如果他开始成为一位开业医生，他就会发现自己所处的社会并不理解他的努力，不信赖他、敌视他，并把社会中隐匿的所有邪恶都冲着他。从目前欧洲战争的流毒，你们也许可以推断出会有多少的邪恶。

然而，尽管有这些不利之处，仍有许多人受到一种新知识的吸引。如果你们中有些人属于这类人，虽然受到警告却禁不住出现在我的下一次演讲课上，当然不胜欢迎。不过，你们都有权利知道我所指出的精神分析的困难的性质。

我首先谈一下精神分析的教学和训练问题。在医疗训练中，你们习惯于看到事物。你们看到解剖的标本，化学反应的沉淀物，神经刺激导致的肌肉收缩。随后，你们用感官来为病人诊断：他们患病的症状，病理过程的产物，甚至是许多情况下的隔离中的疾病的影响。在外科，你们可以亲眼目睹解救病人的一些积极的措施，并且你们可以自己去尝试。甚至在精神病学中，病人表现出的表情变化、语言和行为方式，提供了大量的给你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观察事实。这样，医学教师主要扮演指导者和说明者的角色，他们陪你们一起参观博物馆，而你们通过自己的知觉和所展出的对象发生直接的接触，并使自己确信新事实的存在。

精神分析则全然不同。在精神分析的治疗中，除了患者和治疗者之间的言语交流之外，别无其他。患者不断地讲，说出他过去的经验和目前的印象，诉苦并坦白他的愿望和他的情绪冲动。医生则只是静听，试图引导患者的思想过程，规劝并迫使他的注意朝向某些方向，向他进行解释并观察他由此而引起的理解或拒绝的反应。病人的没有受过训练的亲戚只对可看到的和可触到的东西，以及宁可是在电影中看到的那种动作留有深刻的印象，他们对“只通过谈话就能治疗疾病”无不表示怀疑。当然，这是短视的和不合思想逻辑的。这些人同时也相信这些患者是“纯粹地想象”他们的症状。话语和巫术最初本是一回事，并且在现代，话语仍具有许多古老的魔力。通过话语，一个人可使另一个人无比的快乐，或使他充满失望。通过话语，教师可向学生传授知识；通过话语，演讲者可吸引听众，并左右他们的判断和决策。话语引起情感，并常被用做人们之间相互影响的工具。所以，我们不应轻视在心理治疗中使用话语，并且如果能听到分析者和患者的对话，我们应感到高兴。1650

但是，我们根本无法听到对话。精神分析治疗的对话是不许旁听的，它不能被证实。当然，在精神病学的讲座中，我们可以向学生介绍一些神经衰弱或癔症的患者。但患者只叙述他的病情和症状，而不会涉及其他。只有在患者对医生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联系的条件下，他才能畅谈分析者所需的东西。在他看到有一个与他无关的人在场时，他会变得沉默无语。因为这些东西涉及他最隐秘的精神生活，作为一个社会上独立的个人，他必须对他人有所隐瞒。不仅仅如此，作为一个纯一的人格，有些东西连他自己也不愿承认。

所以，在精神分析治疗时，你不能成为一位听众。你只能被告知，严格地说，你只能靠道听途说来了解精神分析。这种间接接受讲授的结果会使你感到形成自己的判断十分困难。这显然主要依赖于你对提供资料的人所能给予的信任。

让我们暂且假定你们正在听历史演讲而不是精神病学（psychiatry）演讲，而且演讲者正在讲亚历山大大帝的生活和军事事迹。你们靠什么理由相信他所报告的是真实的呢？一眼就可看出，这种情况甚至赶不上精神分析的可靠性，因为历史教授和你们一样，也都没有进入过亚历山大的军营。精神分析者至少可以告诉你们他自己曾参与过的事情。但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可以证实历史学家所告诉你们的东西。他可以叫你们参考迪奥多罗斯、普鲁塔克、阿利安等古代作家的报告，他们或者与提到的事件同处一个时代或者至少是比较靠近。他还可以请你们看保存下来的钱币和国王塑像的复制品，并且他可以向你们展示庞贝人的有关伊索战争的镶嵌画的照片。然而，严格地说，所有这些证据只能证明，早几代的人已确信亚历山大的存在，确信他的事迹的真实性，而你们对此也许又要进行批评，你们会发现有关亚历山大的报告并非都是可信的，或者并非都能在细节上加以证实。然而，我敢说你们不会由于怀疑亚历山大大帝的真实性而离开教室。你们的决策基本上是受以下两点考虑的制约：首先，演讲者没有可以想象出的动机，来硬要你们相信他自己都不认为是真的东西。其次，所有的史书基本上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描述这些事件。如果你们要继续考证更古老的记载，你们也会把同样的因素考虑在内：提供资料者的可能的动机和见证人彼此的一致性。你们的考证结果无疑将再次证实亚历山大的情况，但对于摩西和尼罗特这些人物也可能出现不同的情况。随后，你们将有机会弄清你们对精神分析报告人的可靠性所抱有的疑虑。

你们将有权提出另外的问题。如果精神分析没有客观的证据，又不能证实它的可能性，那么人们如何学习它，并相信它的假设的真实性呢？当然学习精神分析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并且恰当地学习它的人又寥寥无几。但要学习精神分析仍然是有可行的方法的。一个人可以通过研究自己的人格来自学精神分析。这与所谓的自我观察不完全一样，不过，在必要的情况下，它也可以归于其中。在受过一些技术方面的指导之后，有许多日常的和普遍熟悉的心理现象，可以成为自我分析的对象。通过这种方式，一个人就会获得对精神分析所描绘的真实过程以及对精神分析观点的正确性所需的信任感。然而，由这种方法所取得的进步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一个人想要取得更大的进步，他可以在有实际经验的分析者指导下进行自我分析，体验自我分析的效果，并且可以找机会去学习掌握分析者微妙的技术。当然，这种好的方法只适合于单个人，而不适合于整个班级的学生。

精神分析的第二个困难在于你们与它的关系。女士们，先生们，我必须使你们自己对它承担责任，至少现在你们已成为医学方面的学生。你们的早期教育已使你们的思维产生了某种特殊的倾向，这使你们远离精神分析。你们受到的训练在于为有机体的机能及其失调寻找解剖学的基础，用物理的、化学的方法来解释它们，并用生物学的眼光来看待它们。但是，你们的兴趣从不稍稍指向精神生活，毕竟在精神生活方面复杂的有机体达到其最高成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思想的心理方式对你们来说仍然是陌生的。你们已习惯于怀疑它们，拒绝它们的科学特性，并且把它们交给门外汉、诗人、自然哲学家1651以及玄学家（mystics）。这种局限无疑会有害于你们的医疗活动，因为作为所有人类关系中的规则，你们的患者首先展示的是他们的心理面貌（mental facade）。你们本来轻视那些江湖术士和巫师，可是又不得不让这些江湖术士和巫师们收到一部分你所寻求的疗效。1652

我们不得不接受你们教育中的缺陷之处，我知道那是有情可原的。因为你们在学校里没有哲学的附属学科可以为你们的医学目的提供服务，没有在大学里所开设的思辨哲学、描述心理学以及所谓的实验心理学（它和感官生理学紧密相联），来帮助你们认识身心之间的关系，或为你们了解心理机能的可能的失调提供指导。医学中的精神病学固然专门描述各种心理障碍（mental disorders）并把它汇集成临床经验本体。但在某些时候，就连精神病学者自己也怀疑他们的这些纯粹的描述性假设是否可以称得上科学。对这些临床经验本体所包含的各种症状的起源、机制以及相互关系还是一无所知。在大脑的解剖构造中没有可观察到的变化与它们相应，或者这些变化无法解释它们。只有当这些心理失调被看作器质性疾病（organic disease）的间接结果时，才有治疗的可能。

这是精神分析所要填补的空缺。精神分析试图给精神病学提供它所缺乏的心理学基础。它希望为理解身心障碍发现一种共同的基础。要实现这个目的，精神分析必须放弃各种成见，无论是解剖学的、化学的或是生理学的，必须全部运用纯粹心理学的观念来操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想，在你们开始时，会感到很生疏。

第三个困难并不是由于你们的教育或你们的心理态度引起的。精神分析有两个假设触怒了全世界，并使之不受欢迎。其一是冒犯了理性的成见，其二是冒犯了美育或道德的成见。我们不应太轻视这些成见，它们很有势力，这些人类发展的沉淀物是有用的和基本的。它们通过情绪力量而存在，与它们斗争是很困难的。

精神分析所提出的第一个令人不快的主张是：心理过程自身是潜意识的，并且整个心理生活只有某些个别的活动和部分才是意识的。1653你们知道，我们反而习惯于把精神的东西当作是意识。我们把意识仅仅看作是心理的确定的特征，并且把心理学当作是研究意识的内容。这种看法是如此明显，任何对立的观点都会被认为是胡说。然而，精神分析又难以避免这种对立。它不能接受心理的即意识的提法。1654它把心理定义为情感、思维及愿望等的过程，并且它坚持认为存在着潜意识的思维和未领悟的愿望。这种主张一开始便失去了那些清醒的有科学头脑者的同情，而被怀疑为想要故弄玄虚和浑水摸鱼的荒谬巫术。但是，女士们和先生们，你们当然不易了解我为什么把“心理的即意识的”说法视为偏见。你们也无法推测，什么样的发展可以导致对潜意识的否认——假如这种东西真的存在——以及这种否认具有什么好处。于是，心理生活是否和意识同范围或超出于意识的范围之外，这种争论就像是一种空洞的文字之争。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存在着潜意识心理过程的假设为人类和科学的一种决定性的新取向铺平了道路。

你们还未能了解精神分析的第一个命题和第二个命题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现在来叙述第二个命题。这第二个命题也是精神分析的创见之一，它主张被描述为性的本能冲动——包括广义的和狭义的——都是神经性疾病和心理疾病（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s）的重要起因。进一步讲，正是这些性冲动为人类精神最高度的文化、艺术和社会创造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1655

在我看来，人们对精神分析研究结果的反感才是精神分析所遇到的抵抗的最为重要的根源。你们愿意听我如何解释这种事实吗？我们相信，文明是在生活要求的压力之下以本能的满足为代价而创造的；并且我们相信，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不断地重新创造的，因为新进入人类社会的每一个体重复地为公共利益而牺牲其本能的满足。而在所利用的本能力量中，性冲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得到升华，这也就是说，它舍弃性的目标，而转向其他的较为高尚的社会目标。但这种安排是不稳定的；性冲动不易控制，并且参与文化事业的各个人都不免有受性本能反抗的危险。社会相信，性本能一旦被解放，并且回复到它的原始目标，文明将会受到极大的威胁。1656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社会不愿意知道它的基础有这个不稳定的部分。社会对识别性本能的力量或证明性生活对个体的重要性不感兴趣。相反，出于教育的目的，关于性的问题，就完全避而不谈了。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容忍精神分析的研究结果，而宁愿将它视为丑恶的、不道德的或是危险的。但这种异议并不那么有效，因为精神分析的结论可称为科学研究的客观结果。如果矛盾公开的话，它必须有相当的理由。人们天生具有把不合意的事实看作虚妄的本性，并且很容易地找出论据来反对它。这样，社会把它所不能接受的东西看作是不真实的。它用逻辑的和事实的论据来诋毁精神分析的真实性，但这些证据是以情绪为根源，并且坚持这些异议使之成为偏见，不允许任何推翻这些偏见的尝试。

然而，女士们，先生们，可以说维护这个有争议的论题，我们并没有什么图谋。我们只想表达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相信自己通过艰苦劳动的所得。我们还坚持认为，在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内，不必照顾到个人实际上的成见，不论他们强加给我们的成见是否有理由。

以上是你们开始对精神分析感兴趣时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对一个初学者来说，它们也许太多了。但如果你们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对你们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将继续下去。

第2讲　失误动作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以调查研究而非以假设开始。我们选择那些很普通的、很熟悉的、却很少受到关注的现象，这些现象在一般健康人身上也能看到，而与疾病无关。它们就是所谓的“失误动作”（parapraxes）[[[[德语为“Fehlleistungen”，字面的意思是“错误的行动”或“错误的功能”。这个一般概念在弗洛伊德之前并没有。而且为翻译它还发明了一个英文术语。《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全文都致力于讨论它们。弗洛伊德在他的说教性的著作中（如他在此所做的）经常把它们用做介绍其理论的最合适的材料。它们确实属于他自己的心理学研究的最早的主题。他对此感兴趣的某些历史性说明将在标准版的第6卷的编者导言中找到。由于在这些演讲中有大量有关这本书的参考文献，因此，为了节省篇幅，在这里我们将使用“P.E.L”（指《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这个缩略词）。该书的页下参考文献出处都与标准版第6卷有关。]]]]，人们往往易于发生这种失误动作。例如，一个人本来想说一件事，却用错了词[这叫作“口误”（slip of the tongue）]，或者他可能在写作时犯同样的错误，他可能注意到或注意不到他写了些什么；或者一个人在阅读印刷品或手写稿时，将其所看到的东西读错[这叫作“读误”（a misreading）]；或者他听错别人对他所讲的话[这叫作“听误”（a mishearing）]。当然，这里假定他的听力没有器质性的病变。这种“口误”、“读误”、“听误”属于第一组失误动作。第二组失误动作现象是遗忘（forgetting），当然这种遗忘是暂时的而非永久的。这样的人也许一下子记不起他所熟悉的就在嘴边上的一个名字，或者他可能忘记要去做某事，尽管后来他又记起来了，而只是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忘了。在第三组失误动作中，并没有这种暂时的特点，如“误放”（mislaying）的情况，一个人把某件东西放到某处，却再也找不到了，或极为相似的情况是“遗失”（lossing）。这里我们有一种遗忘，它不同于其他种类的遗忘；我们对于这种遗忘感到惊奇或懊恼，而不是可以理解。除了以上这些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失误，它们具有暂时的特点。例如，我们只在某一时刻相信某事是这种情况，而在此之前和这之后则知道它并非如此。我们还知道名目繁多的诸如此类的现象。

这些失误动作彼此都有内在的联系，在德文中，它们都以“Ver”音节开始。它们大都是不重要的，多半是暂时的，并且它们在人类生活中不具有重大的意义。例如，丢失某种物件，实际上没有什么重要。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它们很少受到关注，也引不起更多的情绪等等。

我现在要把你们的注意力转向这些现象。你们也许会不耐烦地反对：“在广袤的1657宇宙里和在小一些的我们的心灵中有许多的大问题，在精神错乱领域中也有诸多的奇妙的事情，它们都需要并且值得重视，对这些无关紧要的过失花费精力，实在是太无聊了。如果你能够使我们明白，为什么一个耳聪目明的人在白天可以看见或听到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为什么一个人突然认为自己正在受到他最亲近的人的迫害，或者为什么一个人提出最精明的论据来证明一种连任何儿童都会视为荒谬的幻想，那么，我们就应该具有一些精神分析方面的认识。但是，如果精神分析只能用来说明为什么一个演说者在宴会上用错了字，或者为什么一个家庭主妇找不到她的钥匙等琐碎小事，那么，我们应知道如何更好地运用我们的时间和精力。”

女士们，先生们：我的回答是，请耐下心来！我认为你们的批评是文不对题。精神分析不能夸口说它自身从来不关心琐碎小事，这是事实。相反，它所观察的材料常被其他学科视为是琐碎的、不重要的，从而对它们不屑一顾，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现象界里的渣滓。但是，你们的批评难道不是把重大的事件与重要的表现混为一谈吗？难道重要的事情不能在某种条件、某种时刻借琐碎的事情表现出来吗？这很容易通过例子来说明。例如，如果你是个青年男子，你难道不是从一些小的方面得出自己赢得了某个女孩的欢心的结论吗？难道你一定要等待她明白地表示她的爱情或给你以热烈的拥抱吗？难道不是在别人难以察觉时的一个眼神、一个小的动作、一个瞬间的手的碰触，就足够了吗？假如你是个侦探，让你来侦破一个谋杀案，你难道期望杀人犯在现场能给你留下一张标有姓名地址的照片吗？难道你不会因为找到了你所要的小的线索而感到满足吗？所以，我们不要低估小的迹象；在它们的帮助下，我们可以成功地发现重大的事件。再者，像你们一样，也认为宇宙及科学的大问题应最先引起我们的兴趣。但是，你们如果决定从事于大问题的研究，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人们时常不知道如何迈出第一步。在科学工作中，更应先顾眼前，并为研究提供机会。如果你一丝不苟地和不带偏见或成见地这样做，如果你有运气，那么，由于一件事与另一件事的联系，包括小事与大事的联系，你就可以甚至是通过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深入到研究大的问题。当我们涉及像健康人的过失这种显然的琐事时，为了保持你们的兴趣，我谈了以上这些。

现在我想请一位对精神分析一无所知的人，问他如何解释这些事件。他最初的回答肯定是：“噢！它们只是些小事件，是不值得解释的。”他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他坚持有这些事件存在，可它们微不足道，脱离了事件的普遍联系，也许可有可无吗？无论何人片面地违背自然事件的决定论，就意味着他把科学的宇宙观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们可以使他知道，即使是宗教观，也表现出很强的连贯性，因为它明确地肯定，没有上帝的旨意就不会有一只麻雀从屋顶落地。我想我们的朋友会犹豫地从他的第一个回答中得出这样的种种符合逻辑的结论。他会改变自己的观点，并且说当他去研究这些事件时，他终究能得出对它们的解释。问题在于，小的机能障碍心理活动的缺陷，其决定因素是可以确定的。（1）如果一个人有点疲倦或不舒服；（2）如果他很兴奋；（3）如果他过多地注意其他事情，那么这个平时说话无误的人，也会出现口误。这些是容易证实的。在人们疲倦、头痛或周期性偏头痛时，时常出现口误。在同样的情况下，还容易忘记一些专有的名称。一些人习惯于根据记不起一些专有的名称而预知偏头痛要发作了。1658在兴奋时，我们也时常说错话，或做错事，并出现“拙劣的行动”。如果我们心不在焉——严格地说来，如果我们专注于别的事时，时常忘记我们的意图和许多其他的未曾计划的行动。连环漫画“布拉特”1659里的教授可作为这种心不在焉的例子，他因为正在考虑他的下一本书的有关问题，忘记了自己的雨伞而错拿了别人的帽子。我们都能够多少从自己的经历中回忆起这样的例子：在我们专心致志时，我们是如何忘记我们已形成的意图和许下的诺言的。

这听起来很有道理，并且也无可争议，但也许不能引起多大的兴趣，并且也不能满足我们的期望。现在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看一下这些有关失误动作的解释。这些失误动作现象发生的前提条件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循环系统的疾病和失调为正常机能的损伤（impairment）提供了生理根据；兴奋、疲倦及烦恼是另外一种因素，它们可被描述为心理生理因素。这些都容易转化为理论。疲倦和烦恼，以及一般的兴奋，都可以引起注意的分散，以致不能把注意力指向该机能。这样的话，该机能很容易受到干扰，或不能准确地执行。中枢神经器官供血的小毛病或变化也可能以类似的方式产生同样的效果，通过影响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即注意力分散（division of attention）。因此，在以上所有的情况下，注意障碍是各种失误动作的主要原因，不管这种注意力分散是来自于器质的还是心理的原因。

这种解释对我们的精神分析研究没有多少作用。我们想要放弃这个课题了。然而，如果我们对这些观察事实做进一步的探索，我们的发现与这种失误动作注意理论不尽相符，或至少不能自然地由此推论。我们发现，有许多人在没感到疲倦或兴奋或注意力分散，并且各方面都处于正常状态时，仍然发生这种失误动作和遗忘。除非是有了这些失误动作，我们事后才将这些失误动作归于一种兴奋状态，而他们自己却不承认这种状态。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对一种机能增强注意不一定确保该机能，而减弱注意也不一定损害该机能。人们可以自动地执行大量的程序，很少有注意参与其中，而照样可以确保实施。例如，一个散步的人，几乎没去想他要走到哪里去，尽管如此他走的仍是正确的路，并准确无误地到达目的地。所有这些可以看作是一个共同的规则。钢琴家可以不假思索地弹奏正确的琴键。当然他也可能偶尔出错；但是如果自动弹琴可以增加出错的危险，那么钢琴家越是不断地练习而使弹琴完全变成自动的，他越容易陷入这种危险之中。相反，我们知道，在没有给予特殊的高度注意时，许多程序仍能很好地执行1660；而在渴望成功，并试图保持注意力时，却往往导致失误动作。人们可能认为这是由于“兴奋”的结果，但是兴奋为什么不能反过来促进注意力指向他所期求的目的呢？如果某人由于口误在重要的讲话中或口头交流中把自己想要说的话说反了，可能很难用这种心理生理理论或注意理论加以解释。

在这种失误动作情况中，还有许多其他的小的附属的现象，我们还不能理解，并且至今仍没有对它进行很好的解释。例如，我们暂时忘记了一个名字，对此非常懊恼，并尽可能去记住它，可这没有这么简单。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虽然感到焦急，却总不能使我们捉住那个已经到了舌尖而有人提起便可立即记起的字呢？或者再举个例子说，在一些情况下失误动作会增多，互相连锁，并且相互替代。如第一次一个人先是错过了一次约会，第二次，他在努力记住约会时，却又发现自己记错了钟点。又如，一个人试图用种种方法记起一个已经遗忘了的字，而在思索这个字时却将作为第一个字线索的第二个字又忘掉了。如果他寻找这第二个字，第三个字又被遗忘了，如此等等。众所周知，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错误排印之中，它被看作是排字工人的失误动作。据说，这种错误排印曾出现于一家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上。它报道一次仪式，说：“到会的人有呆子殿下。”第二天在更正时，该报纸道歉说：“我们当然应该说‘Knorprinz’（公鸡殿下）1661。”这些过错，据说是由于排印中的怪物作祟的结果——这些说法至少是超出了心理生理理论对错误排印的解释。1662

或许你也熟悉这样的事实，通过暗示可以引起口误，产生口误。一个轶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有一个新演员在《奥尔良市少女》一剧中扮演一个重要的信使角色，他本应向国王禀报说：“The constable sends back his sword. ”（意为“总管送还了他的剑”）在排演时，主角开玩笑，多次地诱使紧张的新演员把这句话说成是：“the cab-driver sends back his horse. ”（意为“马车夫送还了他的马”）[[[[这里似乎有点混乱。实际上（在该剧的第一幕第二场中）是国王自己宣布了总管的背叛。]]]]公演时，这位不幸的新演员虽经多次告诫不要说错，却正因为受到告诫的缘故，偏偏禀报错了。

注意分散理论难以用来解释失误动作的这些小的特点。然而，我们也不必因此就说这个理论是错误的；可能只是缺少一些东西，如果加上某些东西，可能更完满无缺。但是一些失误动作自身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加以考虑。

我们选择口误作为最合于我们目的的那种失误动作——尽管我们也可以同样地选择笔误或读误。1663我们必须牢记，至今我们只讨论了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人们产生口误，并且我们只对于这种问题取得了答案。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兴趣转向别处，并且询问为什么只有这种错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发生而不是其他呢？并且我们可以讨论失误动作本身包含什么。要知道，只要这个问题得不到解答，对失误动作的结果又不明了，那么，虽然可以有生理的解释，而在心理方面却仍旧纯属偶然发生的现象。如果我产生口误，我显然可以用许多种方式这样做。这个正确的词语可用成千个其他的词语来代替，它可以在无数个不同的方向受到歪曲。在特定的情况下以特定的方式产生口误，这究竟是有某种东西迫使我们这样做呢，还是仅为一种偶然，一种任意的选择？这个问题或许人们还不能给出合理的答复。

梅林格尔（Meringer）和迈耶尔（Mayer）两位作者（一位是语言学家，一位是精神病学家），在1895年曾试图从这个角度来探讨失误动作问题。他们收集了许多实例，并且开始用纯描述的方式讨论它们。当然这还没有提供解释，尽管它可能导向解释。他们将各种各样的歪曲（distortion）分为：“倒置”（transpositions）、“前音”（presonances）、“后音”（postsonanes）、“混合”（fusions）、“替代”（replacements）五种。我将通过例子来说明作者所区分的这几类歪曲。一个倒置的例子是把“黄狗的主人”错说为“主人的黄狗”（词语位置的倒置）；一个前音的例子是：“eswar mir auf der schwest…… auf der Brust soschwer 1664；一个后音的例子是把“诸君，请大家干杯（anzustossen）以祝我们首长的健康”，错误地说成“诸君，请大家打嗝（aufzustossen），以祝我们首长的健康”。1665这三种形式的口误不很常见。较常见的是缩略或混合的例子。例如，一位先生在大街上对一位女士说：“小姐，如果你允许，我很高兴‘送辱’（begleit-digen）你。”“送辱”这个词是由“护送”（begleiten）和“侮辱”（beleidigen）这两个词混合而成的。这个编造的词除了护送的意思外，还隐含着侮辱之意（顺便说一下，这个年轻人并不想赢得这个女子）。梅林格尔和迈耶尔给出的一个替代的例子里，某人说：我把标本放到了“信箱”（letterox）而不是“培养器”里，而在字义上应为“孵化箱”（hatching-box）。

这些作者基于他们所收集的实例给出的解释是很不适当的。他们认为一个字的音和音节有不相等的音值，较高音值的音可以影响到较低音值的音。这里他们显然是基于不常见的“前音”和“后音”；这些对一些音而非其他音（假如它们实际上存在）的偏爱与其他的口误是用一个字代替另一个类似的字；而这种相似对许多人来说就足以解释失误了。例如，某教授在就职演讲时说：“我‘不愿’（geneigt）估量前任教授的优点。”这里“不愿”是“不配”（geeignet）之误。或者另一位教授谈道：“就女性生殖器来说，尽管有许多‘诱惑’（Versuchungen）——请原谅，是许多‘实验’（Versuch）。”

最常见并且在某些时候最明显的口误是人们把想要说的话说反了。当然，这里反映的不是音和相似的效果之间的关系；取而代之，我们可以依据这样的事实，即相反的词彼此之间有着较强的概念亲缘关系，并且彼此有特别密切的心理联想。这种情况的实例很多。例如，一位众议院议长在一次会议开始时说：“先生们，今天已达到法定人数，因此，我宣布散会。”1666

任何其他熟悉的联想也可能像相反的情况一样产生不快的结果，并且可能出现于不适当的场合。如，有一次，在赫尔姆霍茨（Helmholtz）的孩子和工业界领袖及发明家西门子（Siemens）的孩子结婚的宴会上，请著名生理学家杜·博瓦-雷蒙（Du Bois-Reymond）为新婚夫妇祝贺。他的演说词无疑是漂亮的，但在他结束时却说：“愿西门子和哈尔斯克（Siemens and Halske）百年好合。”原来，Siemens and Halske是一个旧公司的名称，柏林人全都熟悉它，正像伦敦人都熟悉“Crosse and blackwell一样。1667

因此，在失误动作的起因中，我们不仅要注意音与音节的相似性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注意语词联想的影响。但这还不够，就一些实例来说，如果我们不将前面所说过的或想过的语句一并研究，就不可能解释口误。我们在此再涉及“后音”的例子，这种例子和梅林格尔所主张的一样，只是起源较远而已。我必须承认从总体上来看，我们对口误的理解和以往相比并没有取得很大的进步。

然而，我想通过刚才的探讨，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对这些口误的例子形成一种新的印象，并且进一步考虑这些印象可能是值得的。我们前面讨论的是通常引起口误的条件，和决定由口误产生的歪曲种类的影响。但我们至今还没有注意口误的结果。如果我们决定研究口误的结果，便会发现有些口误本身就有一定的意义。也就是说，口误的结果本身可被看作是一种有目的的心理过程，是一种有内容和意义的陈述。前面我们谈的更多的是“失误动作（错误动作）”，现在看来似乎这种过失有时也是一种十分正常的动作，只是它代替了那些为人们所期望或想要实现的动作而已。

在某些例子中，失误动作具有自身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下议院议长在议会开始时就宣布闭会，我们可以根据引起失误动作的情形，认识失误动作的意义。议长认为开会没有什么好结果，还不如早点散会令人高兴。所以，我们不难指出这个口误的含义。又如，让我们假定，一位女士对另一位赞美说：“我想这顶漂亮的新帽子一定是你自己绞成（aufgepatzt）的。”这里aufgepatzt是一个不存在的单词，它代表aufgeputzt（意为“绣成”）。这个口误隐含的意思很显然是：“这顶帽子是外行人的作品。”再如，据说某女士以其刚愎著名，她说：“我丈夫请问医生他应吃什么食物，但医生告诉他，他不必有特殊的食品：他可以吃和喝我想要的任何东西。”这个口误的意义也容易理解。1668

女士们，先生们，如果弄清楚了并不是只有很少的口误和过失的例子通常拥有意义，而是它们大多数都有意义，那么我们以前从未注意到的失误动作的意义，便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兴趣，而其他的各点都不得不退居于次要地位。我们应能够把所有的生理的及心理生理的因素置于一边，而使自己致力于对失误动作的意义（即内涵或目的）进行纯心理的探索。我们现在可以根据大量的观察事实来验证这个期待。

但在执行这个意图之前，我想要请你们跟我一道沿另一个线索前进。人们常常看到作家利用口误以及他们的失误动作作为产生想象效果的工具。这个事实本身必然证明了他把失误动作（如口误）看作是有某种意义的。因为他是故意这么做的。他决不会偶然出现笔误，而让这个笔误成为剧中人物的口误。他想通过笔误来表示一种深意，并且我们可以研究其用意是什么——或许他想表示剧中人正处于分心、疲劳或头疼状态。如果作者确实想要用失误动作来表达意义，我们也不想夸大它的重要性。毕竟，失误可能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它只是精神上的偶发事件，或它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具有意义，但作家可以用文艺的技巧赋予过失以意义，以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很自然，我们研究口误与其求助于语言学家和精神病学者，不如求助于具有创造性的作家。

在席勒所著的《华伦斯坦》（比科洛米尼，第一幕第五场）中可找到这样一个例子。在前一幕中，少年比科洛米尼伴送华伦斯坦的美丽的女儿到营寨里，并且充满激情地为和平祈祷，以示对华伦斯坦公爵的拥戴。在他退出后，他的父亲奥克塔维奥和朝臣奎斯登贝格不禁大惊。在第五场中有下列一段对话：

奎斯登贝格：天哪！怎么能容忍这样呢？

朋友们呀！我们就这样让他走吗？

如此地愚弄——让他走掉？

不马上把他叫回来，不要让他睁眼看这里。

奥克塔维奥：（从深思中恢复过来）

他现在打开了我的眼睛，

我看到的东西比我想象得还要多。

奎斯登贝格：你看到了什么？

奥克塔维奥：那段旅行之路！

奎斯登贝格：但是，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

奥克塔维奥：来，过来，朋友，我必须乘机马上赶上这段不吉利的路，

现在我的眼睛已经睁开，我必须使用我的眼睛，来！

（拉着奎斯登贝格）

奎斯登贝格：现在做什么？我们要去哪儿？

奥克塔维奥：到她那儿。

奎斯登贝格：到……

奥克塔维奥：（马上纠正自己）到公爵那里去，我们走。

奥斯塔维奥本来要说“到他那里去，到公爵那里去”，但他出现了口误，由说“到她那里去”，他至少向我们暴露了他已清楚地认识到了使年轻人对和平充满热情的那种影响。1669

兰克（1910a）在莎士比亚的剧里发现了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例子。这个例子来自于《威尼斯商人》一剧中，幸运的求婚者巴萨尼奥在三个首饰盒之间做出选择的那一场里。在此，我最好读一下兰克的简短的叙述：

“一个口误出现在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第三幕第二场）中，这个口误从戏剧性的观点来看有着绝对精妙的目的，并属于精明的技巧运用。与弗洛伊德在《华伦斯坦》剧中提请注意的口误相类似，它表明剧作家对这种过失的机制和意义十分了解，并且假定他们的观众也同样能领会。剧中，珀霞按她父亲的意愿被迫靠抽签来选择丈夫。她靠着好运气逃脱了所有那些她不欢迎的追求者。最终发现巴萨尼奥是她所喜爱的求婚者。她怕他也选错了首饰盒。她很想告诉他即使他选错了，仍然可以博得她的爱情，但因她的誓言她不能说。在这种内心冲突中，诗人使她对她所钟爱的追求者讲道：

我乞求你留下来，哪怕一两天，

在你冒险之前：因为，选错了，

我失去了你的陪伴，我要暂时忍受：

总像有什么在向我诉说（但这不是爱），

我不要失去你……

……我会教你

如何去做出正确的选择，但这样我就违背了诺言；

因此我不会这么做，这样你可能会失去我；

如果你这样做了，你会使我有负罪感，

因为我已经背约，诅咒你的眼睛，

它们迷惑着我，要把我分开；

一半是你的，另一半是你的，——

我是说，我自己的，但如果我的也是你的，

就都成了你的了。

她在这里想给他的只是一个很微妙的暗示，因为她本应对他隐藏一切，也就是说，就是在他选择之前，她已全部属于他了，并且爱他——诗人以其杰出的心理敏感性，用口误来表示珀霞的情感，并且通过这种艺术手法，他成功地既使巴萨尼奥稍稍安心，又使观众耐心等待选择的结果。

请注意，珀霞在结束时是如何巧妙地将自己口误中所包含的两种陈述调和，如何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并且最终如何掩饰其错误：

“既是我的，那当然便是你的，所以一切都属于你了。”

偶尔也有某个医学界之外的思想家通过他所说的东西揭示了失误动作的意义，并预见了我们解释这些失误动作的努力。你们都知道，利希腾贝格（G. C. Lichtenberg，1742～1799），是一位滑稽的讽刺家。歌德说：“他在说笑话时，笑话背后就暗藏了一个问题。”有时，这种笑话还可带来问题的解决。在利希腾贝格的《机智和讽刺的思想》（1853）一书中，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他常将angenommen（假定）读为Agamenmnon，因为读荷马太多了。”这里我们拥有了误读的整个理论。1670

下一讲，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能否和这些作家一道来研究他们有关失误动作的观点。

第3讲　失误动作（续）

女士们，先生们：

在上一次演讲时，我们讨论了失误动作本身，而没有涉及它和被干涉的有意机能的关系；并且我们形成了一种这样的印象：在一些特殊的例子中，失误动作似乎表现出它们自己的意义。如果失误动作有意义这一结论能在更大的范围上得到证实，那么这种意义将比探索失误动作产生的条件更有趣。

让我们再次对心理过程的“意义”如何理解这个问题达成共识。我们认为意义就是它所借以表达的意向，及其在心理延续中的位置。在我们的大多数研究中，可以用“意图”或“目的”代替“意义”。1671那么在我们认为过失中有意向存在时，它只是欺人的幻想呢，还是对过失的诗意夸大呢？

我们将继续以口误为例。如果我们现在仔细研究这种相当多的观察事实，我们将发现，在各种实例中失误动作的意图、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存在着把自己所要说的话说反了的例子。如，议会议长在致开幕词时说：“我宣布散会。”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他的口误的意义和意图是他想要闭会。我们想引述的是：“他自己这么说的。”1672我们只需相信他的话。在这一点上请不要表示反对，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以为我们知道他不想闭会，而是想开会，并以为他自己（我们把他看作是终审者）可以证实，他是想开会的。你们忘记了我们已达成共识，我们将开始就过失论过失，而把失误动作扰乱它们的意图的关系留待以后讨论。所以你们由于逃避正在讨论的问题而犯了一个逻辑错误——这在英语中叫作“窃取论点”（begging the question）。

在另外的例子中，口误虽然不表示恰好相反的情况，但一种相反的意义可能产生。如“我不愿（geneigt，意为倾向于）评价前任教授的优点”。这里geneigt并非geeignet（意为配得上）的反面，但所能公开表达的东西与这句话产生的情境形成鲜明的对照。

还有一些例子，口误只是在所要表示的意义之外增加了第二个意义。于是这种句子听起来像是几个句子的凝缩。这样，在那个刚愎的女士说“他可以吃和喝我想要的东西”时，她的言外之意似乎是：“他可以吃和喝他想要的东西，但他想要什么呢？我就代他要了。”一个口误往往给予人这种凝缩的印象。例如，一位解剖学教授讲解鼻腔的结构。结束时，他问学生是否能理解他讲的东西，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他继续说：“我很难相信，因为即使在一个拥有几百万居民的城市里，充分理解鼻腔的解剖的人，也仅只一指可数……不，不，我的意思是屈指可数。”这个凝缩词语自有意义：也就是说，只有他一个人能真正理解它们。1673

上述的几组例子中，失误动作自身具有较明显的意义，与此相对照，还有一些例子，它们的意义是不易了解的，并因此直接违背我们的期望。如果某人由于口误读错了某个专有名词，或乱发一些无意义的音等，这些普通的事件对是否所有的失误动作都有某种意义的问题似乎提供了一个否定的答案。然而，对这些例子更为仔细地研究显示，这些曲解是不难理解的，并且，这些看似难以理解的例子和前面比较容易懂的例子之间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有人问马的健康状况，马的主人回答说：“啊，它可‘惨过’（draut，一个没有意义的单词），……它可再活一个月[it dauert（持续）another month perhaps]。”当再问他究竟是何意时，他解释说，他认为这是一件惨事（traurige）。“dauert”和“traurig”合起来形成“惨过”（draut）一词。

另有一人谈及一些他不赞成的事，他接着说：“于是事实‘显龊’（Vorschwein）了[一个不存在的单词，代替Vorschein（意为显露）]……”在回答他人询问时，他进一步确证说，他认为这些事实很“龌龊”[schweinereien（意为令人恶心的）]，“Vorschein”和“Schweinereien”合成产生这个奇怪的字“Vorschwein”。

你们回忆一下那个年轻的男子问一个不认识的女子是否他可以“送辱”（begleitdigen）她的例子。我们曾将这个音节分成“侮辱”（beleidige）和“护送”（begleiten），并且我们感到这个解释已足够肯定，而不需要任何证实。从这些例子来看，即使是这些更为含糊不清的口误也可解释为两段不同的想要说的话之间的混合或相互“干扰”。这些失误之间的不同仅来自于这样的事实，即在某些时候一个意向完全替代了另一个意向，像说话者把自己的话说反了；在另一些时候，一个意向仅仅只是歪曲或更改了另一个意向，结果产生的是有意义的或无意义的混合结构。

我们现在似乎已掌握了大量口误的秘密了。如果我们记住了这种发现，我们将能够理解另一组我们从前不能领会的口误。例如，名字歪曲的例子，我们不能假定它通常是两个相似的不同名字之间竞争的结果。然而，不难猜出这第二个意图。除口误之外，名字的歪曲也时常发生；这些歪曲的目的是要贬低某一名字；这是一种普通骂人的方式，有教养的人虽然不想采用，却也不愿放弃，它往往被伪装成笑话，虽然是很下流的一种笑话。这里有一个歪曲名字的粗俗的例子，法国总统Poincare的名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被歪曲为“Schweinskarre”（意为“猪样的”）1674。因此，很容易假定一些侮辱的意图表现在口误之中，并且试图在歪曲的名字中得到表达。如果这个假定是正确的，则因口误而造成的滑稽可笑的歪曲也可以有类似的解释。“诸君，请大家打嗝（aufzustossen），以祝我们首长的健康。”在此，因这个可以引起不快想法的词，庆祝的气氛一下子就被扰乱了。因为这些话语具有歪曲和讥讽的意思，所以我们不得不断定这个口误似乎想表达这样一个意思：“你们不要相信它！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想对这个人说粗话！”同样的解释适用于把完全无害的词变为粗俗污秽的词的口误。因此，就出现了用“Apopos”代替“a propos”或用“Eischeissweibchen”代替“Eiweiss-scheibche”1675。

我们知道许多人故意将无害的字变成粗野的字，从中取乐；这种歪曲称为滑稽，而在我们听到这种例子时，不免首先要问一下这是有意的笑话，还是无意的口误。

我们似乎毫不费力地解决了失误动作之谜。失误动作不是随便发生的事件，而是重要的心理活动；它们是两种意向同时引起或互相干涉的结果；它们是有意义的。我知道你们必定有许多疑问之处，我们必须先解决了这些疑难，才可使这种努力所得的结果引起大家的信赖。在此，我不想用轻率的结论来欺骗你们，我们将依次来讨论其中的每个问题。

你们有什么疑问呢？首先，你们要问的是这个解释是否可用于说明一切口误的事例？或只能说明个别少数的事例？其次，这个概念是否可同时用于许多种类的失误动作，如读误、笔误、遗忘及做错事和遗失物品等。再次，疲倦、兴奋、分散及注意力不集中等因素在失误心理学中究竟是什么地位？最后，失误动作中的两种互相竞争的意向，有一种往往是明显的，而另一种则不一定。那么我们何以推知后一种的意义呢？除了以上这些问题之外，你们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如果没有，我可要提问了。我要告诉你们，我们讨论失误动作，不只是为了要了解失误，而且还要通过这些来了解精神分析的要义。所以我担心下面的问题：干涉其他意图的究竟是哪种目的或倾向呢？干涉的倾向和被干涉的倾向之间究竟有何关系呢？在解决了失误动作之谜以后，我们还须作进一步的努力。

这就是对一切口误的解释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我们只要研究任意一个口误的例子，便可得出这个结论，虽然我们难以证明一切口误都受这个法则的支配。但是这样做也没有妨碍，因为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这一层在理论上是无足轻重的。然而，即使我们所解释的口误的例子仅仅是一小部分，而我们想要用来说明的精神分析的结论却仍然是有效的，何况我们所能解释的口误还不仅仅是一小部分的事例呢？对于这个解释是否适用于其他种类的失误动作这个问题，我们也可在此先给予肯定的回答。在以后讨论笔误、做错事等例子时，你们也是可以信服的。但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我想将这个工作暂时搁置起来，等我们对口误做了更充分的研究之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循环系统的扰乱、疲倦、兴奋、分心及注意力不集中等，这些受到一些学者重视的因素，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根据上述的有关失误动作的心理机制的分析，我们要对这个问题做更彻底的答复。我不否认这些因素的存在。说实在的，精神分析对于其他各方面的主张是没有更多的异议的；它只是要将从前已说过的话加入一些新的材料。有些时候，以前所忽视而现在为精神分析所补充的都正是事件中最重要的部分。那些因循环系统紊乱及疲倦等小病而引起的生理倾向，当然可以引起口误；日常生活的经验可以使我们产生这样的观念。但是，承认了这些究竟可以说明什么问题呢？它们并非失误动作所必须的条件。人们在完全健康及正常的情况之下同样可以产生口误，所以身体的因素只能算是额外的，只可能给产生口误的特殊的心理机制提供便利。我从前曾用过这样一个比喻：（现在一时找不到更好的，仍用这个比喻来说明）在黑夜里，我正在僻静的近处散步，流氓来了，把我的钱、手表抢去，当时看不清楚强盗的面孔，我向警察局控诉说：“僻静和黑暗抢去了我的钱物。”警官也许会告诉我说：“事实上，你似乎太相信极端的机械观点了。你的控诉应该是，有一个没有看清的窃贼胆大妄为，趁天黑和僻静，将你的钱物劫去。在我看来，这里最要紧的事是我们应当捉住贼。捉住贼之后或许可以取还赃物。”

像兴奋、分心、注意力分散等心理生理因素显然不能帮助我们进行解释。它们只是几个空洞的词语，需要我们看一看幕后的东西。这里的问题是，兴奋，特别是分心究竟带来的是什么。再者，我们必须认识到声音的影响、词的相似性以及由词引起的熟悉的联想的重要性。它们通过指明口误采取的途径而使口误更为便利。但是，如果我前面有一条道路，这样的事实能自动地决定我将走这条路吗？在我做决定之前，需要一个动机，以及一种力量推动我走这条路。所以这些声音和词的关系也像身体素质一样，只是易于导致口误，而不能提供对口误的真正解释。请注意，我在演讲时所用的无数词语中有许多词和别的词发音相似，或与其相反的意义密切相关或从中可以引出熟悉的联想，但我的讲演却并未受到干扰。或许我们可以从哲学家冯特那里找到答案，他认为假如因身体的疲倦而使联想的倾向影响到了说话人想要说的，便容易引起口误。这种观点似乎很令人信服，但它却和经验相矛盾。很多例子显示，口误并没有什么身体的或联想的原因起作用。

然而，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你们的下一个问题：如何揭示两种相互干扰的目的？你们可能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是多么重要。两种目的之一，即被扰乱的目的，是易于被认识的；出现口误的人知道它并且承认它。引起疑问和犹豫的只是另一种，即扰乱的目的。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无疑你们还没有忘记，在某些情况下另一目的也同样是显而易见的。它是由失误动作的结果标志出来的，我们有勇气承认该结果本身是确实的。还拿议会议长为例，他把要说的话说反了。他显然想要开会，但同样很明显他也想要闭会。这已很清楚，不需要我们再做解释。但在其他例子中，扰乱的目的仅仅扰乱了初始的目的，而没有将自己充分暴露出来，我们如何从这种扰乱中了解到扰乱的目的呢？

在第一组例子中，我们用很简单而安全的方法来进行。实际上，对于扰乱的目标，我们也用同样的方法。我们让说话者直接给我们信息。在他出现口误之后，让他立刻说出他原来想要说的字。如：“啊！它可惨过（draut）……不，它可再活（dauert）一个月。”我们以这种方式让他告诉我们扰乱的目的。我们问他：“为什么你说‘惨过’？”他回答说：“我想要说，这是一件惨事（traurige）。”同样，在另外一个例子中，口误是“显龊”（Varschwein），说话者说他本想说：“它是龌龊的（Schweinerei）。”但是不由自主地说走了嘴。这里歪曲的目的像被歪曲的目的一样都是很清楚的。我对这些例子的选择不是没有意图的，因为这些实例的起源和解释都不是我或我的同事编造出来的。然而在这两种例子中，为了使问题得到解决，一种积极的措施是必要的。必须询问说话者，为什么他出现这种失误，以及他如何解释这种失误。否则，他可以轻易地放过他的失误动作，而不想对它进行解释。但一经查问之后，他就将他所想到的第一件事情说出来。1676而这些小的积极的步骤及其成功的结果就是精神分析，就是我们将要讨论的精神分析的模式。

然而，如果我怀疑你们刚懂得精神分析的概念，不免立即对它产生一种抗拒力，我是太多疑了吗？你们不是竭力想要反对，说口误的人告诉我们的信息不能作为完整的结论吗？你们认为他自然很急于满足解释过失的要求，所以，他说出了他头脑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它似乎能够提供这样一种解释。但没有证据表明失误动作事实上是以那种方式发生的。它也许是这样的，也许不是。他也许还想得到某种其他的更好的解释。

奇怪的是，你们一点也不尊重心理事实。假如某人对某一物质做化学分析，并且测定出其中某一成分的重量为若干毫克。他可从这个重量推导出某一结论。你认为一个化学家会因为这个孤立的物质同样可以有别的重量，而批评这些推论吗？每个人都会同意这个事实，那物质只有这个重量，不会有其他的，并且通过它充满信心地进一步推论。但是当你们面对心理事实时，即面对发生于受询问者内心的特定事件时，你们却认为这个事实不可靠：认为他也许还有其他的念头。这其实都是你们不愿放弃你们心中的心理自由的幻觉。在这一点上，很抱歉，我和你们的认识不一致。

你们接受了这一点，但你们现在则有了另外一种抗议。你们继续认为：像我们所理解的一样，正是精神分析这种特殊的技术使人们通过对他们自己的分析使其问题得到解决。现在让我们再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位演说者在一个正式的场合提议敬酒，请大家“打嗝”以祝首长的健康。你们说这个例子中扰乱的意图是想污辱某人，这与演讲者表示的尊重正相反。但这只是你们一方的解释，它依据的是与该口误无关的观察。如果在这个例子中，你们对出现口误的人进行提问，他不仅不同意你们所认为的他有污辱之意，而且他还要强烈地否认它。鉴于这一明确的否认，为什么你们还不放弃你们无法证实的解释呢？

是的，这次你们提出了一种强有力的论据。我可以想象出那位不相识的提议干杯的人，他可能是那位受人尊敬的部门首长的下级，或许他自己已是一位助教，一位很有前途的年轻人。我试图迫使他承认，他感到了自己有点不太尊敬他的领导。但这使我有些难堪。他不耐烦起来，并突然对我叫道：“快停止这样拷问我，否则，请不要怪我不客气了。你的怀疑将毁了我整个一生的事业。我因为在一个同样的句子中先说了两次‘auf’，以至于误把‘anstossen’（意为‘干杯’）说成了‘aufstossen’（意为‘打嗝’）。这就是梅林格尔所称的‘后音’的例子，它不需要更多的解释。你理解吗？那便够了。”啊！这是一种令人吃惊的反应，一个真正有力的否认。我知道我们不必再怀疑这个青年人了。但是我想说，他坚持他的失误动作没有意义的时候，似乎不免太起劲了。你们也可能感到了，他对纯粹的理论探询如此的粗鲁是不对的。然而，你们会认为他自己总该知道想说的是什么，不想说的是什么。

他该知道吗？这可能仍是一个问题。

然而，现在你们认为我应得到你们的同情。“那就是你的技术，”我听你们说，“当口误的人说的东西和你的观点相吻合时，你便说他是问题的最后的决定者。‘他自己是这样说的’。但当他说的与你的观点不相吻合时，便立即宣告他说的话不重要——大家没有必要相信他。” 1677

这很正确，但我可以给你们举一个相似的例子，其中有同样的怪事发生在法庭上，被告认罪，法官便相信他；被告不认罪，法官便不相信他。如果不是这样，正义便不能维护了。虽然偶尔也会出错，但我们必须使法律制度正常运作。

“那么，你是个法官吗？说错话的人难道就是你面前的被告吗？出现口误难道就是罪过吗？”1678

或许，我们不必拒绝这种对比。对于失误动作问题，我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这种分歧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应如何才可以解决。因此，我在这里提出法官和罪犯的比喻作为暂时和解的基础。我认为你们会同意我的观点：如果当事人自己承认失误动作具有意义，那么它就是毫无疑问的。反过来，我承认，如果当事人拒绝我们的了解，我们就无法得到这种假定的意义的直接证据。当然，如果他不在跟前就能给我们提供信息，情况也是一样。于是，就像法官审查案子的情况一样，我们被迫转向利用环境证据，这些证据在一些例子中更有可能帮助做出判决，而在其他例子中则不然。在法庭上，为了实际的目的，也可以用环境的证据为被告定罪。虽然没有这种必要，但我们也未尝不可以考虑这种环境证据。你若认为科学由完全严格证实的命题组成，那就误解了，并且对科学提出这种要求也是不太公正的。只有那些有权威欲望的，甚至于要以科学教条代替宗教教条的人们才产生这种要求。其实，科学在其教条中只有极少数明白无疑的原则，其他的是根据可能性的一些特殊程度提出的假设。科学思考方式的一个实际的标志在于是从对确实性的接近中获得满足，在于虽缺乏最后的证明，仍能进行更深入的建设性工作。

但是，如果当事人不是自己向我们解释失误动作的意义，那我们从哪里寻找我们解释的起点——即环境的证据呢？我们可以有多种来源：首先，来自于过失之外的类似现象。例如，我们假定，无意说错一个名字与故意说错一个名字有同样的污辱之意。其次，来自于出现失误动作的心理情境，过失者的性格，及过失之前所具有的印象，失误动作或许就是对这些印象的反应。我们根据一般的原则来解释失误动作的发生：一开始只是一种怀疑，一种解释的建议，然后我们通过考察心理情境而发现证据。有时，我们还必须等研究了失误动作的意义的进一步表现之后，才能使我们的怀疑得到证实。

如果我把自己局限于口误领域，我就难以给你们这种说明，尽管可以找到一些好的例子。要“送辱”某女士的那位青年，实际上具有一种害羞的性格。说自己的丈夫可以吃和喝她想要的东西的那位夫人，如我们所知是位当家做主的妇女。或者再举一个例子说，在维也纳记者协会的全体会议上（Concordia）[[[维也纳记者协会。这件轶事将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88页上出现；最初是由马克斯·格拉夫（Max Graf）提供的。]]]，一个年轻的成员演说时猛烈地攻击他人，他把委员会称为“放债者”（Vorschussmitglieder），而这个词是由“指导者”（Vorstand）和“委员会”（Ausschuss）组成的。我们怀疑他有某个扰乱的目的影响到他的激烈对抗，并且其扰乱的目的与放债有关。实际上我们了解到这位演说者正处于金融方面的困难之中，并且当时正想借债。所以扰乱的意向可由以下念头表示：“对你的反对者体谅一点吧，这些人都是你想要向他们借钱的人。”

如果我讲到广泛领域中的别的失误动作，我便可以给这种环境的证据举许多实例。

如果一个人忘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虽然尽了努力也难以记住，那我们可以由此推测此人对拥有这个名字的人必无好感，所以不愿想他。例如，从下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失误动作发生的心理情境。

Y先生爱上了一位小姐，但他没有取得成功。不久，这位小姐与X先生结了婚。Y先生虽然早已认识X先生，并和他有业务上的关系，但是现在他却一再忘记X先生的名字，以至于每当要给他写信的时候，不得不向别人询问他的名字。显然Y先生想将这个幸运的情敌全部忘掉，“永远不想到他”。1679

又如，某女士向医生打听一个他们所共同认识的女朋友，但她用这位女友出嫁以前的姓氏。但她忘记了她结婚以后的姓氏。她随后承认自己很反对这桩婚事，并且不喜欢她朋友的丈夫。

我们以后再来详细讨论有关名字的遗忘问题，现在所要注意的是遗忘发生的心理情境（psychical situation）问题。

一般来说，意图的遗忘可追溯到一种相反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不愿意执行该意图。但是，这种观点不仅为我们精神分析者所拥有，而且它是一种普遍的认识，为日常生活中的每个人所接受，只是不肯承认它是一种理论而已。一个施恩者如果忘记了求恩者的请求，则施恩者虽然道歉也不能使求恩者无所芥蒂。求恩者认为：“对他来说这算不了什么，他答应了，这是事实，但他并非真的想要这样做。”1680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日常生活的某些情境中，遗忘是受到谴责的。精神分析有关过失的观点与一般人有关过失的观点之间的区别似乎消失了。假如有一位女主人迎接客人时说：“什么？你今天来了吗？我忘记了邀请你今天来。”或者设想一个年轻人对他的恋人说，他忘记了他们前次所定的约会。他当然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会在一刹那间找出种种荒唐的事实，说这些原因阻止了他践约赴会，他又没办法及时通知她。我们都知道在军队中，遗忘是不能作为借口求得宽恕而免于处罚的，并且我们也都认为它是公正的。这样一来，每个人都一致认为失误动作是有某种意义的，并且也知道这种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不将这个认识推广到其他种类的失误动作上，并且完全承认它们呢？当然这个问题也有答案。

就连外行人对这种意图遗忘（forgetting）的意义都毫无疑问，难怪作家也用这种失误动作来表达相类似的意义。看过或读过萧伯纳的《恺撒与克利奥佩特拉》的人可能会记得，恺撒在最后一幕中要离开埃及时，为自己想要去做却忘记做了的事情而感到不安。最后才想起他忘记了和克利奥佩特拉告别。剧作家想利用这个文学的技巧来描绘恺撒的优越感，而实际上恺撒既不拥有这种优越感，也没有这种愿望。从历史的有关资料来看，你们可以知道恺撒曾让克利奥佩特拉与他一道去罗马，在恺撒被谋杀时，她与她的小孩子还住在那里，并且她到后来才从这个城市逃脱。1681

这种忘记某种意图（intention）的例子显然对我们的目的没有多大用处，我们的目的是要从心理情境中获得失误动作意义的环境证据。因此，让我们现在转向讨论一种特别模糊而且晦涩难解的失误动作，即丢失和遗失。你们认为遗失东西可以引起痛苦，所以也许不相信遗失东西也有目的，然而这种例子是很多的。如，一个青年遗失了一支他很喜爱的铅笔。几天前，他曾收到一封他姐夫寄来的信，信的末尾是这样写的：“我现在既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鼓励你轻薄懒散。”这只铅笔原来就是他姐夫赠给他的，如果没有这个事件，我们当然不能说他遗失东西的背后有遗弃赠品的意图。类似的例子很常见。我们遗失一种东西，往往是由于我们和赠物者吵嘴而不愿记起它，或者是由于厌恶旧物，希望找个借口获得较新较好的物品。当然将东西失落、损坏或毁坏，也可以用来达到同样的意图。一个小学生在生日前一天弄坏了自己的所有物，如表和书包等，这难道能被看作是偶发事件吗？

一个曾经体验过因找不到他放置的东西而不安的人，往往不愿意相信这种遗失东西的行为是有目的的。然而，由失物的情境可看出一种暂时的或永久的遗弃物品的意图，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青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几年前，我和我妻子之间存在着许多误解。我发现她太冷淡了，尽管我愿意认识她的优秀的品质，但我们在一起生活却缺乏柔情。一天，散步回来后，她买了一本书送给我，并以为这本书可以使我感兴趣。我感谢她的‘关心’之意，并答应看这本书，并把它放到一边。然后，我再也找不到它了。几个月过去了，有时偶尔记起这本丢失了的书，却遍寻不得。大约过了六个月之后，我那跟我们没住在一起的母亲病了。我妻子离开家去照料她的婆婆。母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这使我妻子有机会展示其好的一面。一天傍晚，我回到家中，心中满怀对我妻子所作所为的感激之情。我走到书桌面前，毫无确定意图，但带着几分模糊的信心，将抽屉打开，在抽屉的上面我竟找到了我遍寻不得的丢失了很久的书。”1682可见，动机既已消失，失物便又找到了。

女士们，先生们，我可以举出无数个这样的例子；但我不愿这样做。你们在我的《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一书中，随处可以发现许多关于失误动作研究的大量的实例和材料。1683所有这些例子都得出同样的结果：它们表明失误动作有某种意义，并且它们表明意义是如何通过所处的环境而得到发现和实证。我今天只想简要地谈一下，因为我们现在主要目的是要以这些现象的研究作为精神分析入门的帮助。在此，我还需要深入谈一谈的只有如下两组观察事实：积累的和合成的失误动作，以及由随后的事件对我们的解释的证实。

积累的和合成的失误动作无疑是过失中最好的代表。假如我们只是为了证明失误动作有某种意义，那我们就应先关注这些失误动作，因为它们的意义就是极愚蠢的人也可以明白，吹毛求疵的人也可以确信无疑。这些现象的积累表明失误动作有用意，而不只是一种偶然的特点。最后，不同种类的失误动作之间的彼此可转换性证明失误动作中重要的和具有一定特征的东西：它不是失误动作的形式或失误动作所用的方法，而是失误动作服务并以多种方式可以获得的目的。我给你们举一个重复遗忘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琼斯（1911，第483页）曾对我们讲，他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把一封已写好的信摆在桌上放了好几天。后来，他决定把它寄出，但是，由于信封上忘记填写收信人的姓名、地址，以致被邮局退回。1684在他补填了姓名、地址之后，再送到邮局，可这次又未贴邮票。最终他不得不承认他根本不愿意将此信投寄出去。

在另一个例子里一种笨拙的行动合并了一个误放的情况。某女士和她的姐夫，一位著名的艺术家同游罗马。罗马的德国社团热情地接待了他，除了收到一些礼物外，他还得到一枚古式的金质奖章。这位女士因为她的姐夫不大看重这枚精致的赠品而很不高兴。她回国之后（她在罗马的位置已被姐姐取代），打开行李一看，竟发现自己把金质奖章带回来了——如何带回的，她并不知道。她立刻写信告诉姐夫说自己将于次日寄还她所误取的宝物。但是到了第二天，奖章突然遗失，到处都找不到而无法寄还。到这时候她才知道自己的“疏忽”是有用意的：她想要将这个物品据为己有。1685

我已经给你们讲过一个遗忘与过错相结合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某人忘记了一个约会，第二次，他下决心不再忘记了，但是她到达的时间却是错误的。我有一个朋友，他既爱好文艺，又爱好科学，他以自己的经验告诉我一个十分相似的例子。他说：“几年前，我被选入了某一文学会的委员会，由于我想该组织或许有一天能有助于我的剧本公演。尽管毫无兴趣，我还是每次都参加每周五举行的会议。然后，几个月之前，我被允许在F戏院公演我的作品；并且自此以后，我开始经常忘记该会的会议。读到你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以后，我为我的遗忘感到惭愧。我认为这些人对我不再有帮助了，我便不再到会，这未免太卑鄙了。我决意在下周五无论如何不要再忘记到会，我屡次暗自提醒自己，去实践自己的诺言。使我吃惊的是，在我到达会场门外时却发现门是关着的，会议早已结束。原来我把日期记错了一天，那天已是星期六了！”

我本想再增加一些类似的例子，但现在我必须往下讨论了，让你们看一下那些例子，在那些例子中，我们的解释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人们将认识到，这些例子的主要条件是我们尚不知道或无法测定的当时的心理情境。所以我们的解释只是一种假说，我们不能使其产生重要的作用。然而，某些事情表明，我们的解释是有充分的道理的。我有一次在一对新婚夫妇家里做客，并且听那年轻的妻子笑着描绘她最近的经历。在度蜜月归来后的第一天，邀请她的未婚的姐姐和她一道像往日一样去买东西，这时她的丈夫已上班去了。她忽然看见街道对面有一位先生，便轻轻地碰她姐姐说：“看，那是H先生。”她已经忘记了这位先生就是她结婚几星期的丈夫。在听到这个故事时，我感到十分不安。几年以后，这个婚姻的不幸结局不禁又使我回想起这个小故事。1686

梅特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某女士在结婚的前一天，竟忘记了试穿新婚礼服，这使她的裁缝感到失望，后来一直到深夜才记起。梅特将这种遗忘与她婚后不久就与其丈夫离开的事实联系到一起。我也知道一位与其丈夫离开的女士。她在金钱事务上，常用她未婚前的姓名签字。果然，多年之后，她又被称为小姐了。我还知道其他一些妇女，她们在蜜月中遗失了她们的结婚戒指，并且我也知道她们的婚史使这个事件具有某种意义。现在，还有一个结果较好的突出例子。这个故事讲的是有关德国的一位著名化学家，他没有结成婚，因为他忘记了婚礼的时间，没有到教堂而去了实验室。他智慧非凡，满足于单身生活，并且到年老去世一直未婚。

你们可能会想到，这些例子中失误动作好比是古时的预兆或预言。并且确实一些预兆就是过失，例如，一些人失足或者跌跤时的情况。其他种类的预兆固然具有客观事件的特点，而不属于主观的行动。但是，你们也许不相信有时是很难区别某一特定的事件是属于第一种呢，还是属于第二种。因为一种行动往往会装扮成为一种被动的经验。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以往的生活经验，可能会承认，如果我们有勇气、有决心把一些小失误动作看作预兆，并在它们还不明显时就把它们当作意图的信号，那么我们一定可以避免许多失望和苦恼。其实，我们不敢这样做，它可以使我们感到在经过科学的一个迂回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迷信。况且预兆也并非都能成为现实，而且你们从我们的理论中将明白，它们并非都需要成为现实。

第4讲　失误动作（续完）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至今还努力证实失误动作具有意义，并且这可作为我们进一步探索的基础。我再次声明，我不会为了我们的目的，当然也不需要这样做，而主张所发生的每一单个的失误动作都有某种意义，即使我认为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我们只须证明各种不同形式的失误动作比较普遍地有这样一种意义便够了。再者，不同形式的失误动作的表现也不同。有些口误和笔误等可能纯粹是生理变化的结果。而我认为那些基于遗忘的失误动作，如忘记名字或意图、遗忘东西等，则不是这样。遗失的情况很可能被看作是无意图的。一般来说，我们的理论观点只用于解释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失误动作。当我们进而假定失误动作是心理活动并产生于两种“意图”之间的相互干扰时，你们应在内心牢记这些限制。

这是精神分析的第一个结果。以往的心理学对于这种相互干扰或它们可能产生于这种现象之中的可能性的情况一无所知。我们已经将心理观察的范围大大地扩大，并且使心理学拥有了先前并不属于它的现象。

让我再来看一下失误动作是“心理活动”的假设。这句话比我们已说过的“失误具有某种意义”有更丰富的内涵吗？我认为不是，相反，我认为前面的假定（失误是心理行动）和后者相比更加模糊，更容易引起误解。心理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一切也许不常被描绘为心理现象。这里的问题是，特定的心理现象是否直接来自于身体的、器官的和物质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中，它的探索不属于心理学），或者是否起初来自于其他的心理过程，而在这些过程背后开始的是一系列机体的影响。在我们把一种现象描绘为心理过程时，我们所指的是后一种情况，所以我们最好这样假定，这种现象具有某种意义，通过“意义”，我们理解了“含义”、“意图”、“目的”以及“一系列心理情境中的位置”。

还有许多其他的现象与失误动作有很密切的关系，但不宜称为失误动作。我们将它们称为偶然和症状性动作。和其他现象一样，它们具有无动机、无意义和不重要的特点，而且它们显然是多余的。它们和失误动作不同，因为它们缺乏导致冲突和干扰的另一种意图。另一方面，它们毫无觉察地出现于我们视为情绪表达的姿态和运动当中。这些偶然的动作包括各种以我们的服饰、我们的身体部位或我们为达到目标而做出的行为举止，就似游戏一样，显然没有目的，有时会忽略这些行为举止，甚至还会进一步的哼哼哈哈聊以自娱等。我认为，所有这些现象都具有某种意义，并且能像失误那样以相同的方式加以解释，它们是更重要的心理过程的小的表现，并且是真正的心理活动。但是我不打算再详细讨论这些广泛的心理现象了，我现在要回到失误动作问题，因为与失误动作的讨论相联系，可以使许多精神分析的重要问题更为清楚。1687

我们所提出的并且还没有回答的有关失误的最有趣的问题可能是这些。我们已说过失误是两种不同的意图之间的相互干扰的结果。其一可称为被干扰的意图，其二可称为干扰的意图。被干扰的意图不会引起更进一步的问题，但关于后者，我们首先要知道那些干扰的其他意图是什么；其次要知道干扰的意图和被干扰的意图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

如果允许的话，我将再次用口误作为整个这一类的代表，并且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然后再回答第一个问题。

在口误中，干扰的意图在它的内容上可能与被干扰的意图有关，在这类例子中，干扰的意图会抵触、更正或补充被干扰的意图。但在别的更模糊而更有趣的例子中，干扰的意图在内容上可能和被干扰的意图没有任何联系。

从已知道的和相类似的实例中，我们不难发现前一种关系的证据。凡是把要说的话说反了的口误，其干扰的意图几乎都和被干扰的意图有相反的意义。并且失误动作是这两种相反的倾向之间冲突的表示。“我宣布开会了，但我宁愿闭会。”这是那位议长口误的意义。一个政治性的期刊被人指控它腐败，它便撰文进行申辩，文章结尾本想这样讲：“我们的读者可以作证，我们一向以最不自私（unself-seeking）的态度行动，来为社会谋福利。”但是受委托做此申辩的编辑不料竟将“最不自私的态度”误写为“最自私的态度”（in the most self-seeking manner）。这就是说，他在想：“这是我被迫要写的东西，但我有不同的观点。”又如，有一位德国的国会成员想把某事的真相直接禀告皇帝，但是他缺乏勇气，于是出现了口误，他把想说的“直告”（umreserveding）说成了“婉告”（spinelessly）。1688

在你们已熟悉的给人以凝缩和简约印象的例子中，也有更正、补充或引申的意思，其中第二目的与第一目的密切相连。例如，“事实已显露（Vorschein）——最好直接说出来——它们是令人作呕的（Schweinereien），那么说成是事实已显龊（Vorschwein）。”“懂得这个问题的人是屈指可数的——不，实际上只有一个人懂得它，所以，可以被说成是一指可数的。”又如，“我的丈夫可以吃喝他想要的东西。但，你知道我可不能忍受他想要这、想要那，所以，他只能吃喝我想要的东西。”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口误产生于被干扰的意图本身的内容或与这种意图有直接的关系。

两种相互干预的意图之间的其他关系似乎是令人费解的。如果干扰的意图和被干扰的意图之间毫无关系，那么干扰的意图究竟从哪里发生的呢？为什么恰好在那时表现出来呢？要答复这个问题，需从观察入手，观察结果表明，干扰来自于这个人不久前拥有的一个思想链条。不论它是否已得到了语言表达还是没有得到言语表达都会产生后来的效果。因此，这也可描绘为“后音”的一种，尽管不必是口头语的“后音”。在这种情况中，干扰的和被干扰的意图之间的联结也是存在的，但它不存在于它们的内容之中，而是人为建构的，并且联结常常是被迫发生的。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它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观察。我曾在秀丽的多洛米特山中，遇到过两位维也纳女人，她们身着轻便服装。我和她们同行了一段路，我们讨论到这样度假的快乐和劳苦。其中一个女士承认这样地度假会产生诸多的不舒适。她说：“如果一个人整日在太阳底下行走而使外衣和别的东西为汗湿透，这的确是件不愉快的事。”在这句话中，她已在某一点上表现出迟疑。接着她又说，“但是，如果有nach hose挨一挨……”这个口误不用分析，我想你们也许很容易理解。这个女士的意图很显然是列举她的一些衣服的名单：外衣、衬衫、衬裤等。由于要合乎礼仪，所以她没有提及hose（衬裤）。但在下一句中，这句的内容是完全独立的，那个未说出的字因声音相似而被歪曲为nach house（我家里）的近似音了。1689

我们现在可以转向拖延很久的那个主要问题了，那就是，用这种奇特的方式来干扰其他意图的究竟是什么意图。它们显然是各种各样的，我们必须从中找出共同的因素。如果我们用这种观点看待大量的例子，它们可分为三组。第一组包括的例子是说话者知道干扰的目的，并且在口误之前就已注意到这种目的。如“显龊”这个口误，说话者不仅承认他已形成这样的判断，即所说的事件是“龌龊的”，而且也承认他有要将此意表达出来的意图，只是后来收回了而已。第二组是由其他的例子组成的，即说话者同样认识到了自己有干扰的目的，但不知道这个目的在出现错误之前曾有一定的行动。这样，他虽然接受我们对其错误的解释，但对它仍然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惊异。这种态度的例子在其他种类的失误动作中比在口误中或许更容易发现。在第三组例子中，说话者激烈地反对对干扰意图的解释。他不仅拒绝在他出现错误之前它有所活动，而且坚持认为对他来说它是全新的。你们可以回忆一下“打嗝”的例子，在我说出他干扰的意图时，说话者竭力拒绝。像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对这些例子的看法还没有达成一致。我本应不关心说话者的否认，仍然坚持我原来的解释，而你们则深受他的抗议的感动，并提出我们是否应该放弃对失误动作的这种解释，而根据精神分析诞生前的见解把这种失误动作看成是纯生理的活动。我可以想象出你们为何有此见地。我的解释包含这样的假定：说话者自己所不知道的意图可以通过它表达出来，而我能够从环境的证据中推断出来。面对这样一个新奇的、关系重大的假设，不免使你们感到吃惊。我可以理解这些，并且我也明白你们的观点，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如果你们想要不断地应用这种被许多例子所证实的过失观点，你们必须下决心接受这种我已提及的奇怪的假设。如果你不能这样做，你们将再次放弃你们刚刚获得的对失误动作的理解。

让我们用一点时间来考虑一下这三组口误的三种机制的共同成分吧：幸运的是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前两组中，说话者知道了干扰的目的；再者，在第一组中，在失误之前，目的自身立刻表现了出来。但在两种情况下，干扰的意图受到了压制。说话者决心不将它变成话语，因此口误便出现了：也就是说，那些被压制下去的目的被转变为与说话者意愿相反的话语；或者改变他所允许的意图的表达；或者与它混合起来；或者实际上取而代之。这就是口误的机制。

在我看来，第三组的失误动作也可以与我们描述的机制完全协调起来。我只须假定这三组的不同在于压制意图的程度彼此不同。在第一组中，意图是存在的，并且在说话前已被注意到，只是在说话时被拒绝，在口误中它得以卷土重来。在第二组中，拒绝更进了一步：在说话之前意图已注意不到了。奇怪的是，这一点也没有阻止它在引起失误中发挥作用。但这种行为使我们易于解释在第三组中发生的情况。我大胆地假定一种目的即使受了长时间或许是很长时间的阻止，得不到表达，说话者因此极力拒绝，但它仍可以在失误动作中得到表达。即使你们撇开第三组的问题不管，你们也必定能从其他两组例子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对说话者说某事的意图的压制是口误发生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我们现在可以说在理解失误动作上已取得了大的进步。我们不仅知道失误动作是心理活动，而且我们还可以从中探测出意义和意图；我们不仅知道它们是通过两种不同意图的彼此干扰而产生，而且我们还知道这些意图中有一个想要凭借干扰另一个而得到表达，其本身便不得不在成为干扰者之前受到干扰。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对失误动作现象已取得了完满的解释。我们立即可以发现进一步的问题。一般来说，我们懂得越多，产生新问题的机会也随之增加。当然，我们可以问，为什么事情不能更简单些呢？如果某种意图压制一种特定的目的而不是使其发挥作用，那么压制应该是成功的，以至于目的根本没有表现出自己；或者另一个方面压制可以是失败的，以至于被压制的目的可以得到充分的表现。但失误动作是一种调和的结果：两种意图各有一半成功和一半失败。而除少数例子以外，被挑战的意图既没有完全受到压抑，也没有顺利地实现出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特殊的条件必须在前，以便这种干预或妥协出现，但我们还不能形成它们可能是什么的任何概念。我也不认为，通过对失误动作的更加深入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未知的因素。然而，首先对心理生活的其他模糊领域做彻底的研究是必要的：只有通过这些研究而得到的类比，才能使我们敢于对有关失误动作的进一步说明做出必要的假定。再者，用小小的迹象做研究的指导，像我们在目前的领域中所经常习惯做的一样，会带来自身的危险。有一种心理疾病叫“联合妄想狂”（亦译“联合偏执狂”，combinatory paranoia），该病对小的迹象的利用超过了限度，我当然并不主张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结论总是正确的。我们只能通过广泛依据于我们的观察事实，通过从变化多样的心理生活中积累类似的印象，来防止这些危险。

因此，就这一点来说，我们现在要离开过失分析。但有一点需要你们注意：你们要牢记我对待过失现象的方式，把它当作一种模式。从这个例子中，你们可以了解到我们心理学的目标。我们不仅描绘和区分现象，而且要把这些现象看作是内心各种力量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的标志，是彼此并存或彼此对立的有目的的意图的标志。我们关心心理现象的一种动力观（a dynamic view）。在我们看来，所观察到的现象在重要性上必须让位于仅仅是假说的倾向。

因此，我们不再更加深入地研究失误动作，但我们仍需要对这个领域的内容做概要的考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再次遇到我们已知道的东西，同时也将发现一些新的事实。在这个考察中，我将按照我开始时所提出的三组区分展开1690：（1）口误及其同类的形式（笔误、读误和听误等）；（2）遗忘（按照遗忘的对象分为忘记专名、忘记外语单词、忘记意图或印象等）；（3）贻误行为（bungledactions）、误放和遗失等。我们至今所关注的错误部分属于遗忘，部分属于贻误行为。

我们已详细讨论过口误，但现在还需要加上几点。口误有某些小的情绪现象相伴随，也是相当有趣的。人们都不愿意出现口误，而且我们尽管对别人的失误很清楚，但却时常听不出自己的口误。口误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传染性。人们很难只谈论口误而自己不犯口误。对于极为琐碎的失误，特别是那些尚看不出隐藏的心理过程的失误，人们也不难发现有其原因。例如，一个人在某一字上受到干扰，以致把长音发成短音，无论原因如何，他接着必将随后的一个短音发成长音，造成一个新的失误来补偿他前面所发生的失误。同样，如果他不正确或粗心地发一个双元音（例如把eu或oi发成ei），他将试图通过把一个随后的ei发成eu或oi来作为弥补。此处的决定性因素似乎在于考虑到了听者的印象，听者不会认为说话者怎样处理母语是无关紧要的。第二次补偿性的歪曲实际上目的在于将听者的注意力引向第一次歪曲，以及使听者相信说话者也已注意到了它。最普遍、最简单和最琐碎的口误是凝缩和前音，它们出现于言语的无足轻重的地方。例如，在一个长句中，一个人也许出现这样的口误，即先说的词影响到了他想说的后一个词，给人的印象是不耐烦地结束了句子，这通常也证明了对所做的交流或所说的话很反感。这样，我们就到达了边缘地区，其中精神分析的口误观和一般的生理学口误观之间的区分就彼此消融了。据我们的假定，这些例子中，干扰说话意图的目的是存在的，但这只能表明它的存在，而不能表明它的目的是什么。它所造成的干扰，或者是由于语音的影响，或者是由于联想的关系，都可以看作是将注意力从要说的话的意图移开的结果。但是这种口误的实质既不在于注意的分散，也不在于其所引起的联想的倾向，而在于干扰原来意图的其他意图的存在。这种干扰意图的本质不能从它的后果中猜测，这和其他很好确定了的口误的例子不同。

我现在来谈一下笔误。笔误和口误十分相近，我们对于它们没有什么新的观点。或许我们可以取得一点小小的进展。极为普通的小小笔误，包括凝缩和前词影响后词（特别是最后的词），同样表明写字者不喜欢写字或缺乏写字的耐心。更为显著的笔误可使人们认识到干扰目的的本质和意图。如果人们发现信中的笔误，人们一般知道写信者那时具有某些问题，但人们一般不能发现他内心到底如何。笔误和口误相同，时常被作者所忽视。下面是一个值得人们注意的观察实例。我们知道，有些人在发信前习惯于再看一遍。而有些人则不这样；假如这些人例外地重看一遍他们所写的信，他们便常常会发现显著的笔误而加以改正。这如何解释呢？似乎这些人知道他们在写信时犯了错误。我们真的相信这个吗？

一个有趣的问题与笔误的实际的重要性有关。你们可能记得杀人犯H的情况，他冒充细菌专家，从科学研究院里取得很危险的病菌，来毒害那些与他有紧密联系的人。有一次，这个人向某一研究院的院长抱怨说，他们送来的培养菌太无效力，但他出了一个笔误，把“在我对老鼠或豚鼠进行的实验中”写成了“在我对人类进行的实验中”。1691这个研究院的医生对这个失误感到震惊，但像我们所知道的，他们却没有从中推断出结论。你们以为如何呢？假若这个医生相反，把这个笔误看作一个口供，而对它进行侦察，及时阻止杀人犯的行动，那岂不是很好吗？在这个例子中，难道不是由于我们有关失误动作观点的无知应对忽视失误动作的实际意义承担责任吗？我认为这种笔误肯定会引起我的极大怀疑，但把它作为口供使用还有很大的困难。事情并非那么简单。这种失误当然是一种环境证据，但是它自己还不足以成为立案侦察的理由。由笔误可以看出，他有毒害人的想法，但不能知道这种想法究竟是一种害人的意图或只是一种无关实际的幻想。有这种笔误的人甚至还可能有很多的主观理由来拒绝这种幻想并且否认这种观念的存在。在以后讨论心理的现实和物质的现实之间的区别时，你们便能更好地理解这些可能性。1692但是，这再一次证明了过失可以从随后的事件中获得重要性。

对于读误来说，我们遇到的心理情境与口误或笔误的显然不同。这里两个相互竞争的目的有一个被感觉刺激所取代，并且或许因此具有较少的韧性。人们所读的材料不是他本人的心理生活的产物，这和他要写的东西是不同的。所以就大多数例子来说，读误由完全的替代组成。人们由另一个字代替要读的那个字，在原文和误读的东西之间不必有任何联系，只依赖于字形相同的规则。这组中最好的例子是利希腾贝格用“Agamemnon”代替“angenommen”。如果我们要想发现产生这种读误的干扰目的，我们必须把已错读的原文整个抛开，并且我们可以用下面两个问题作为分析探索的出发点：（1）对读误（misreading）的结果进行联想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2）读误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发生的？有时对后者的了解就足以用来解释读误。例如，某人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游览，在他急着要小便时，看到一个房子的二层楼上有写着“Closet-House”（厕所）的牌子。他正怀疑着这牌子为什么挂得那么高时，才发现这个字原来写的是“Corset-House”。1693在其他例子中，如果原文和读误在内容上没有关系，就必须加以彻底的分析，但如果没有精神分析技术的实践，如果没有对精神分析技术的信任，这是无法做到的。然而，对读误的解释并不如此困难。像在Agamemnon例子中，由它所替代的字不难推测引起干扰的思路。又如，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常常听到城镇和将军的名字以及军事术语，所以一看到相似的字，便往往误读为某城镇、某将军的名字或军事术语。每当有趣的、与我们有关的东西替代了那些陌生的和尚无兴趣的东西，[早先]思想的后像（after-images）扰乱了新的知觉。

对于读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其中所读的原文本身可引起干扰的目的，将原文改为相反的字样。如果我们要读的东西是我们所不希望读的，那么分析将会使我们相信反对我们所读的东西的强烈愿望应对改变它承担责任。

在前述的较常见的读误例子中，我们还有两种因素没有谈到。我们认为这两种因素在过失的机制中起重要作用：（1）两种目的之间的冲突；（2）两种目的之一被压制，它产生失误动作以求补偿。并不是所有与这相反的东西都出现在读误里。但是，导致读误的思想和前面它所经历的压制相比要显著得多。

在出现遗忘失误的不同情境中，我们遇到最多的是这两个因素。意图的遗忘是十分清楚的，像我们已看到的一样，甚至是对于一般人来说，它的解释也是毫无争议的。在每个例子中，干扰了意图的目的都是一种相反的意图和一种不愿意。我们还需要了解的是为什么它不以其他的并且较少装扮的方式表现自己。但这种冲突意愿1694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有时，我们也可以成功地猜出迫使这种冲突的意愿隐藏起来的动机。通过失误动作暗地里活动往往可以达到它的目标，然而，如果公开矛盾，必将受人指责。如果在形成意图和实现意图之间，心理情境方面发生了某些重要变化，以致不再有实现意图的任何问题时，那么忘记了意图，就不属于过失的范畴。忘记已不足为怪，而且我们还认识到没有必要记住它，从此，它就永久地或暂时地被勾销了。如果我们相信意图不能以后一种方式被阻止，那么一个意图的遗忘才能称为一种失误。

遗忘一种意图的例子一般来说是很一致的，并且是明白易懂的，因此不会引起我们探索的兴趣。但是，在两个方面我们可以从研究失误动作中学到某些新的东西。像我们所说过的，遗忘（即未能实现），一种意图表明了有敌视它的一种相反意愿。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们的考察显示出相反的意愿可能有两种——直接的和间接的。最好用一二个例子来说明我所说的间接的是什么。如果讲情者忘记了在第三者面前为求情者说好话，这也许是因为他对这个求情者没有真的好感，因此不想为他说好话。无论如何，这就是求情者将怎样理解讲情者的遗忘。但事情可能更为复杂。讲情者有想实现该意图的冲突意愿可能来自于其他方面，并且可能指向一个十分不同的方面。这可能与求情者无关，而也许是针对要向其讲情的第三者。所以，你们从这一点可再次看到我们的解释的实际应用过程中所存在的疑虑。尽管对这种遗忘有了正确解释，但求情者仍处于多疑和冤枉讲情者的危险之中。又如，假如某人忘记了他答应别人要遵守的约会，最常见的原因无疑是由于他不愿和这个人相见。但是，对这种情况的分析显示那种干扰的目的也可能和他无关，而却和约会的地点有关。他因为这个地方会引起他痛苦的回忆而回避它。又如，如果某人忘记了寄信，这种冲突的目的可能基于信的内容，但也许信本身并无什么妨害，之所以信被耽搁，只是因为可能想到以往的另一封信，并因此直接引起了厌恶之感。可见，这里冲突的意愿从早先的信被转移到当前的本无妨害的信上。所以，在应用我们的解释时，尽管它们是有根据的，我们也必须深谋远虑。应知道心理上相等的东西，在实践中可以具有许多不同的意义。

像这样的现象似乎会使你们感到奇怪，你们或许倾向于认为“间接的”冲突意愿可能已表明这个过程是病态的。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种行为也发生于正常和健康的范围之内。再者，你们别误会，我并没有承认我们的分析解释是不值得信赖的。只要我们还没有进行实例分析，只要我们仅仅是按照我们的一般性假设来进行解释，那么我所提到的对意图的遗忘就是含糊不清的。如果我们对问题中的个人进行分析，我们肯定能够知道这种冲突意愿是直接的或可能有其他的起因。

我记得的第二点是：如果大多数的例子已证实一种意图的遗忘产生于一种冲突的意愿，那么即使分析者否认我们的推断出的冲突的意愿的存在，我们也敢于把我们的结论扩展到这一系列的例子之中。有这样的最普通的例子，如忘记还书、忘记还债等。我们敢说忘记了还书或还债的人，一定有不愿还书或不愿还债的意图。虽然他拒绝承认有这种意图，但人们不能对他的行为做出任何其他的解释。因此，我们仍可以说他有这种意图，只是他不知道而已。通过他所产生的遗忘，我们可以很好地揭示它的存在。他可以向我们申辩他实际上是忘记了。你们现在认识到了这个情境是我们以前遇到过的。我们对过失的解释已多次被证实，如果我们想要把它引申为一个完整的结论，那我们便要假定人们有多种为自己所不知道的目的在起作用。但这使我们的观点与支配心理学和一般人生活的所有观点相对立。

忘记专名、外国人名及外语单词等同样可以追溯到某种冲突的意图，这种意图直接地或间接地反对所涉及的名字。我已列举过好多直接的嫌恶的例子。但是，间接的原因在这些情况中是特别常见的，并且通常只有通过仔细的分析才能加以确定。例如，在这次大战期间，我们不得不放弃许多以前的娱乐，我们记忆专名的能力由于最为怪诞的联想而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不久前，我发现我曾无法回忆起清白的摩拉维亚的比森茨（Bisenz）镇的名字，分析表明我对这个镇并没有直接的嫌恶，遗忘的原因在于我曾多次愉快地访问过欧威特的比森支大厦（the Palazzo Bisenzi），而比森茨和比森支的发音相似。1695这里，在反对记住一个名字的原因上，我们首次遇到了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后来在揭示神经症的起因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与不愉快情感有关的事情的记忆，回忆便将引起不愉快。人们具有逃避来自于回忆的不愉快，或避免来自于由不愉快产生的其他心理活动的意图，这种意图可以被看作是忘记名字及其他各种失误，像遗漏和错误等的最终起作用的动机。

然而，名字的遗忘似乎特别有利于心理生理的解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发生于其中的由不愉快动机干预的事例不可能被证实。如果某人有忘记名字的倾向，分析探索将显示其遗忘不仅因为他不喜欢这个名字，也不仅因为这个名字可以引起某种不愉快的回忆，而且也可能因为这一特殊的名字属于某种关系更为密切的联想系列。这个名字被固定在这里，并且不与其他已刚刚被激发的联想相关联。如果你们回忆一下记忆术的窍门1696，你们就会吃惊地认识到，有时为了要记住某些名字，故意使它们造成联想，可是因此造成的联想反而会促进遗忘。最明显的例子是个人的专名，它们对于不同的人有十分不同的心理意义。例如，提奥多（Theodore）这个名字。对某些人来说它不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它可能是父亲、兄弟、一个朋友或他自己的名字。分析的经验表明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不会忘记某个特定的陌生人拥有这个名字，另一部分人则是倾向于不把为其亲友所拥有的名字让与陌生人。如果你们现在记得这个联想的阻抑与痛苦原则1697的作用以及与间接的机制正相符合，你们便会知道暂时遗忘一个名字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然而，适当的分析将为你们揭示所有这些困惑。

经验和印象的遗忘比名字的遗忘更清楚和更广泛地证明了从记忆中排除不一致的东西的目的所起的作用。当然，这种遗忘的整个领域并非都属于失误，只有根据我们通常的经验标准测得是异乎寻常的、不合理的遗忘，才属于失误的范畴之列。例如，忘记了新的或重要的情感印象，或忘记了清楚记得的系列事件中的一部分。一般来说，我们为什么能够遗忘以及以何种方式遗忘，以及如何能忘记了那些印象很深的经验，如我们孩提时代的事件，那是另一回事。这其中对于不愉快冲动的抵御起到了某种作用，但不能用以解释一切。1698不一致的印象容易遗忘，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许多心理学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达尔文也深知这个道理，所以他以此为规则，把凡是和他的理论不一致的观察事实都仔细地记下来，因为他相信他很可能会忘记这些事实。1699

首次听到这个以遗忘抵制不愉快记记的原则的人都不免提出异议，认为根据他自己的经验，痛苦的事情特别难以忘记，而且不受他意志的支配，总是折磨着他，像对侮辱和羞耻的记忆。这也是事实，但这个反对是文不对题的，要知道心理生活是相互对立的目的的战场，或者用动力论的名词来表示，它是由矛盾和成对的相反倾向组成的。一种特殊目的的存在的证据并不反对对立一方的存在，两者是可以同时存在的。这里的问题是这些对立双方相互之间的态度，以及由它们所产生的效果是什么。

遗失和误放对我们来说具有特殊的兴趣，因为它们可能有许多意义，也就是说，这些失误动作可以服务于多重的目的。所有这些例子有一个共同点，即有一种失物的愿望。它们的不同在于这个愿望的基础和目标。我们遗失某种东西，是由于它被用旧了，由于我们想用一个好的代替它，由于我们不再喜欢它，由于我们已不再和给予此物的人有好的关系，或者由于我们不想回顾得到此物时所处的环境。遗落、损害或毁坏某物可能具有同样的目的。据说在社会生活中，不受欢迎的私生子和正常怀孕的孩子相比一般更为脆弱些。幼儿教育1700的粗暴方法并非产生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在照看儿童时某种程度的忽视已足够了。物品的保存和儿童的教养可能服从于同样的影响。

然而，有时一种东西虽然没有失去价值，却也可能被遗失，似乎由于有了一种牺牲它就可以逃避其他更可怕的损失的冲动。分析告诉我们这种消灾解难的方法是十分常见的，这样，我们的遗失时常是一种自愿的牺牲。同样，遗失也可以服务于泄愤或自我惩罚的目的。总之，对通过失物来除掉某种东西的意图的更深一层次的原因是不胜枚举的。

和其他失误一样，贻误常用来满足一个人应当自我否定的愿望。这里，这种意图把自己装扮成一种幸运。例如，我的一位朋友很不情愿地乘火车到乡下去访友，后来在某站换车时，竟然误上了回城的火车。又如，有人在旅行时想要在一中间站停一下，但因为已和他处有约而不能做到，于是他弄错或延误了时间，以致不得不如愿以偿地耽搁下来。再如，我所治疗的病人所遇到的情况：我禁止他给他所爱的女孩打电话，后来，在他要给我打电话时，他“弄错”了电话号码；或者他当时正在想到事情，并突然发现自己正在拨那个女孩的电话号码。1701下面是一位工程师的自述，他以其在物件损坏之前的说法提供了很好的例子：

“以前我曾在某技术学院的实验室中和好几个学生一起做关于弹力的一系列复杂实验。一部分工作我们是自愿从事的，但这花费了我们比预期更多的时间。一天，在和我的朋友F一起回实验室时，他表示出他对实验很反感，因为它花费了他大量的时间，而他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在家做很多别的事情。我禁不住同意他的意见，并半开玩笑地说道：‘我希望这机器再坏一次，以便我们可以停止工作能提早回家。’

“在安排工作的时候，F的职责是管理压力机的阀门，也就是说，他通过小心地打开阀门使储藏器内液体在压力的作用下慢慢地流入水压机的气缸内。进行实验的人站在水压计旁边，并且在压力适当的时候叫一声‘停止！’听到口令，F便将阀门用力向左旋转（所有的阀门毫无例外向右转关阀）。这引起储藏器内的全部压力突然转向压力机内，致使连接管不能负荷，其中之一立刻破裂，这尽管对机器来说是一个无害的事件，却足以使我们停工一天并且回家休息。

“不久以后在我们讨论这个事件时，我的朋友F已回忆不起我所说的话，而我却记得很牢固。”1702这可能使你们怀疑仆人们失手损坏家中的物品，并非完全是出于偶然，而且你们也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人们伤害他们自己或使自己陷入危险时，这是否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如果你们有机会，这些概念通过你们自己的分析观察，你们是可以仔细地检验它们的价值的。

女士们，先生们，关于失误动作所能说的还远不止这些。还有许多要考察和讨论的问题。但如果至今我们有关的讨论已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你们先前的观点，已使你们对接受新的观念做好了一些准备，那么我就满足了。我们不能从失误动作的研究中建立我们所有的学说，并且我们也不能被迫只从这些材料中得出我们的证据。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失误动作的巨大价值在于它们是很普遍的现象，它既为人们易于观察，又可能没有什么病态的含义。在结束之前，我想就一个未曾回答你们的问题再说几句。像我们从许多例子中所发现的一样。如果人们已对失误动作有了很好的理解，并且时常表现出他们好像已掌握了他们的意义，那么他们怎么可能还如此普遍地把失误看作是偶然的、无意义的现象，而且他们如此强烈地反对精神分析的有关解释呢？

你们是对的，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并且它需要解释。但我不给你们进行解释，相反，我将引导你们逐步地领会这个知识领域，由此，不需要我的任何帮助，你们自然会做出解释。

第二篇　梦

第5讲　困难和初步的探索

女士们，先生们：

有一天，我们发现了某些神经症患者的病理症状具有某种意义。1703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建立了精神分析的治疗方法。只是在这种治疗过程中患者提供的是他们的梦，而不是他们的症状。因此，我们怀疑梦也有意义。1704

然而，我们不遵循这个历史道路，而是沿着相反的方向前进。我们将证明梦的意义，并将它作为神经症研究的准备。这种颠倒是合理的，因为梦的研究不仅是神经症研究的最好准备，而且梦本身就是一种神经症的症状。再者，它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健康人身上所发生的这种现象的便利。1705确实，假定所有的人都是健康的，只要他们做梦，我们就可以从他们的梦里得到神经症探索所能给予我们的几乎所有发现。

那么，梦就成为了精神分析的研究对象。梦和失误动作一样也是常见的现象，它显然没有价值和实际的用途，并为健康人所共有。除此以外我们工作的条件还有很多的不利。失误动作只为科学所忽视，很少受到关注，但人们对它进行研究至少无害。人们会说：“无疑有比失误动作更重要的事情，但从失误动作中有可能得出某种东西。”但是，对于梦来说，它不仅不切实际，并且徒劳无益，而且还很不体面。它既不科学，而且还会引起个人神秘主义倾向的嫌疑。神经病理学和精神病学内有很多更重要的问题——如像苹果那么大的肿块压迫大脑的器官，出血，慢性炎症，这些组织的变化可以通过显微镜得到证实；医生能够对梦感兴趣吗？不！梦实在是太琐碎，太无价值，并且不值得作为研究的对象。

梦还有一些别的东西从根本上说不宜做精确的研究。在梦的探索中，人们甚至不能确定其研究的对象。例如，妄想具有一定的轮廓，人们对它比较清楚。“我是中国的皇帝”，患者可以直接说出。但是梦呢？通常根本无法给予说明。如果有人叙述了一个梦，他能担保他说的都对吗？或者相反，他没有在叙述的过程中改变它吗？或者由于记忆模糊而没有被迫对它进行增补吗？大多数梦不能记起，除了一些小的片段外都会被遗忘了。这种材料的解释能作为科学心理学的基础或者治疗患者的方法吗？

一种过分的批评可能引起我们的怀疑。这种对把梦作为研究对象的反对显然是太过分了。在与过失相联系时，我们已遇到了不重要的问题。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事情可以以小见大。对于梦的模糊性来说，像其他任何东西一样，它是梦的特点之一。我们是不能决定某物有什么特点的，况且有清楚确定的梦存在。再者，也有其他的精神病学研究对象具有同样的模糊的特点。例如，在许多例子中，许多有名望有地位的精神病学家对强迫症也曾进行过研究。1706我记起我在医疗实践中所遇到的一个新近的这种病例。这是一个妇女患者，她这样介绍自己：“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我曾伤害过或者想要伤害某种生灵——一个儿童——不，更像是一只狗，我好像把它扔到了桥下，或者别的某种事情。”梦不易确切地回忆，我们是可以克服这个缺陷的。只要把做梦者说出来的一切定为其梦的内容就可以了，对于他在回忆中所忘记的，或者改编的，一概不理。并且最终人们不能武断地认为梦是不重要的事情。从我们自己的经验可知，人们从梦中醒来时的情绪可以持续一整天。并且据医生的观察，心理疾病和妄想都可以起源于梦。据报道，历史人物也有因梦而开始从事一番大事业的。因此，我们可以问：在科学领域里梦受到轻视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我认为这是对于古时过分重视梦的反对。我们知道重新构建古时的情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开个玩笑），3000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做过和我们相同的梦。就我们所知，古人给梦赋予了重要的意义，并认为它具有实际的价值。他们从梦里寻求未来的预兆。例如，希腊人和其他东方民族，在他们作战时如果没有释梦者，就好像是现代战争没有空中侦察一样。在亚历山大大帝出征时，他的队伍中包括最著名的释梦者。泰尔城那时坐落在一个岛上，对国王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以致他有放弃围攻的意思。一天夜里，他梦到一个半人半羊的神似乎在为胜利而舞蹈，他将此梦告诉释梦者，释梦者告诉他这是他将占领这个城市的预兆。他于是命令发动攻击，并占领了泰尔城。1707伊特拉斯坎人和罗马人还用其他方法来预告未来。在整个希腊、罗马时期，梦的解释得到广泛运用并且受到推崇。有关这方面的文献得到流传，如达尔狄斯的阿耳特米多鲁斯生活在哈德里安帝时代，曾著有一部有关的书。1708后来这种释梦的艺术如何退化，以及梦又如何受到不信任，我无可奉告。启蒙运动并没有影响到释梦，因为在中世纪这个黑暗时期，比释梦术更荒唐的事物都忠实地被保存着。事实在于对梦的兴趣逐渐降低为迷信水平，并且只在文盲阶层中保留着。如今，释梦术的滥用使之最终沦为试图从梦中求得彩票中奖的数字。1709另一方面，现代的精密科学不断地将自己与梦相联系，但是它们总是带有把生理学的理论应用于它的单一目的。当然，在医生看来，梦是非精神的活动，是身体刺激在精神生活中的表现。宾茨（1878）把梦说成是“身体过程，它是无用的和病态的。这个过程和宇宙不朽灵魂等毫不相干”。默里（1878）把梦比作一种舞蹈狂的乱跳，与正常人的协调运动相对照。根据旧的分类，梦的内容和“一个不懂音乐的人用十个手指在钢琴的键盘上乱弹时”所发出的声音有些相似。

释梦是指发现其隐藏的意义，如果采纳前述的有关梦的机能的观点，这样做当然没有问题。请看冯特（1874）、乔德（1896）以及其他新近的哲学家对梦的描述。他们满足于列举梦的生活与人醒时思想的不同之处，总是贬低梦的意义，强调事实联想的破碎，批判力的丧失，所有知识的丢弃，以及机能减弱的其他特征。精密科学对于我们有关梦的知识的唯一有价值的贡献是有关人睡眠时身体刺激对于梦的内容所产生的影响。一位最近去世的挪威作家伏卫德出版了两大卷有关梦的实验研究成果（1910和1912年译成德文）。这些研究大都致力于手足位置变换的结果。他们被看作是对梦进行精确研究的模型。你们能否想象得到，如果精密科学知道我们想要试图发现梦的意义，它会怎样讲。或许它已对我们评头论足。但我们不会被吓倒。如果失误动作具有意义，那么梦也同样具有。并且在大量的例子中，失误动作具有意义，这避开了精密科学。所以，让我们抓住古人和现代人的偏见，并且步古代释梦者的后尘吧。

我们必须从发现所面临的任务的内涵开始，并且对梦这个领域做一概观。那么，梦究竟是什么呢？用简单的一句话很难回答。但是，当人们对梦十分熟悉时，我们不必追究其定义。1710然而我们应指出其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到哪里去发现呢？在组成我们的目标对象（它们在每个方向都不同）的范围中，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所以，这些基本特征或许是所有梦的共同成分。

当然，所有梦的共同的东西似乎是：做梦时我们都在睡觉。做梦显然是睡眠期间的心理生活——很像醒着时的心理生活的某种东西，但又与它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很久以前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可能梦与睡眠二者之间仍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可能被梦惊醒，在我们自动醒来时或者被吵醒，我们时常在做梦。这样，梦似乎是睡眠和醒来二者之间的一种瞬间状态。所以，我们的注意力可转向睡眠，那么，什么是睡眠呢？

这是一个生理学或生物学的问题，目前仍面临许多激烈的争执。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不能得出任何结论。但是，我想我们应该努力描绘睡眠的生理特点。睡眠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我不想知道外界的任何东西，也不想对外界发生兴趣。我使自己睡眠，与外界相脱离并且避开外界刺激。在我对外界感到厌倦时我也去睡觉。所以，在我去睡觉时我对外界说：“让我安静吧，我想要睡觉。”相反，儿童说：“我不要去睡觉，我不累，我想要更多的经验。”因此，睡眠的生物目的似乎是复原，它的心理特点是停止对外界的兴趣。我们本不想入世，因而和外界的关系只好时断时续，才可以忍受。这样，我们不时地回复到出世前的状态，回复到子宫内的生活。无论如何，我们为自己创造一些很像我们出世以前的条件：如温暖、黑暗，并且摆脱各种刺激。我们中的一些人还把自己蜷曲成紧紧的包裹似的东西，就好像是睡觉，和在子宫内的姿势一样。似乎现世并不包括我们所有的成人，而只包括我们之中的三分之二，我们之中的三分之一还没有出生。早晨每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就像是重新降生。确实，每当我们谈到睡眠后的状态时，我们说我们像是获得了新生（这样讲时，我们对于新生儿的一般感觉的假设可能是错误的，似乎相反，新生儿可能会感到很不舒服）。我们也说出生就好像是“初见天日”1711。

如果这就是睡眠，梦不可能成为睡眠过程的一部分，相反似乎是睡眠的不受欢迎的多余物。在我们看来也是这样的，没有梦的睡眠是最好的、最安适的睡眠。睡眠中应该没有心理活动，如果睡眠受到惊动，我们就不能成功地达到胎儿的安眠状态：我们不能完全避免心理活动的残余。做梦就在于这种残余。但如果是这样，梦似乎不必有任何意义。过失则不同，它们毕竟是在人醒着的时候活动的。但如果我在睡眠，并完全停止心理活动，只是不能压制它的一些残余，那么没有必要给这些残余赋予任何意义。我甚至不能运用任何这种意义，因为我余下的心理生活在睡眠。所以实际上它只是一种不规则反应的产物，或直接产生于身体刺激的心理现象。相应地，梦是干扰睡眠的清醒时心理活动的残余，并且由于它不适合于精神分析，我们最好决定把这个对象立刻抛弃。

然而，即使梦是无用的，它们确实存在，并且我们可以试图说明它们的存在。为什么心理生活不能够完全进入睡眠呢？可能是因为有某种东西不让心灵安静。刺激作用于心灵，而心灵必须对它们做出反应。那么，梦就是对睡眠中的刺激的反应。这里我们找到了通向梦的理解的一种途径。我们可以选取各种各样的梦，努力去发现究竟有何种刺激扰乱睡眠，而形成梦的反应。至此，我们讨论了各种梦的第一种共同的特性。

梦还有别的共同特性吗？是的，还有一种十分明白的特性，但很难把握和描绘。睡眠中的心理过程和清醒时候的相比，具有一种十分不同的特点。我们在梦中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并且相信它其实是我们所经历的或许只是单一的干扰刺激。梦中大部分的经历为视觉形象，情感也可能出现，同时还交织着思想；其他感官也可能体验某种东西，但总以形象为主。对梦进行叙述的部分困难在于我们将这些形象转化为语言。做梦者常对我们说：“我可以画出它，但不知道如何表达。”梦中的生活和清醒时候的区别不在于精神活动的降低，好像低能的人与天才的不同：它是质的不同，尽管很难说不同在哪里。费希纳曾提出疑问，认为梦的活动场景（在内心）和清醒的观念生活不同。1712尽管我们对此并不理解，不知道这句话的意义何在，但它确实可以表示出大多数梦给我们造成的奇妙印象。把梦中的活动和一位不懂音乐的人在钢琴上乱弹所产生的效果相比，这种比喻在此不能给我们以帮助。钢琴同样是以音调来响应键盘上的乱弹，尽管不能形成曲调。即使我们还未能理解这个关于梦的第二个特性，还是让我们在内心里仔细地记住它吧。

梦还有其他的共同特性吗？我再也找不出了。我只能看出种种方面的不同：如梦的长久和短暂，清晰性，伴随的情感总量，保存的可能性等等。这种变化并不像我们期望的那样，可以从对一种机械强加的刺激或一种无意义的事情像韦特斯舞的乱动等的单纯的防御活动中找得到。就梦的范围来说，有的很短，并且只由单一的形象或单一的思想或甚至单一的词语组成；有的内容十分丰富，呈现整个故事情节，并且持续很长的时间。有些梦和清醒时的经验一样清楚，以至于醒后很长时间我们还不能认识到它们是梦；而有些梦则异常模糊，不能追述和描绘。就同一个梦来说，可能有些部分十分清楚，同时伴随着一些不很清楚且稍纵即逝的部分。有些梦前后一致不相抵触，甚至机智奇妙，有些则混乱、愚蠢、荒诞。有些梦使我们十分冷静，而其他的则包含各种各样的明晰的情感，像痛苦到使人落泪，焦急到使人惊醒，或惧或喜，不能尽述。一些梦通常醒后很快就会忘记，或者可能持续一整天，记得愈来愈模糊直至晚上全部忘记；而其他的（如童年时的梦）则保存得很好，以至于30年以后它们像刚经历过一样仍然保存在记忆中。梦像个体一样可能出现一次，永不复返；或者它们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重复出现，或者有很小的改变。总之，夜晚心理活动的这种片段可支配的材料很多，实际上，它可能都是白天大脑的创造物，只不过它永远不是同样的东西而已。

我们努力来说明梦中这些不同，假定它们相应于睡眠与清醒之间的过渡状态，相应于不同程度的睡眠。是的，但如果这个解释成立，那么在大脑接近清醒状态时，不仅梦的价值、内容和清晰性随之增高，而且做梦的人也会渐渐明白这是在做梦，不可能梦里既有一个清晰合理的片段，同时又有一个不清晰合理的片段，紧接着又会梦到另外一个好的事情。大脑肯定不会如此快地改变睡眠的深度。所以这种解释是没有帮助的：我们没有解决这个困难的捷径。

我们暂时撇开梦的意义不谈，而从我们所发现的它们的共同特点出发，努力找到一条途径来更好地理解梦。我们从梦和睡眠的状态之间的关系来推断出梦是对干扰睡眠的刺激的反应。对此，我们也知道精确的实验心理学能够给我们提供帮助：它向我们证明睡眠时受到的刺激可以在梦中出现。人们进行过很多这样的探索，最新近的是我们已提到过的伏耳德的研究；无疑，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个人观察中证实这种发现。我将选择一些较早的实验谈一下。默里（1878）曾对自己进行过一些实验。他在睡眠时闻着科隆香水，于是他梦到自己来到开罗，在法林娜店内，接着是一些更为荒唐的冒险活动。或者，让某人在他的脖子上轻轻一拧，他便梦到在脖子上敷药，还梦到一位把他当作一个小孩对待的医生。或者，让人在他的额上滴一点水，他梦到自己在意大利，大汗淋漓，正在喝奥维托干白酒。1713

在另外一系列所谓的刺激梦中，有关这些实验所产生的梦的情况或许更容易看到。一位敏锐的观察者希尔布朗特曾报告以下三个梦，这些梦都是对闹钟声音的反应：

“我梦到，一个春天的早晨，我正在散步，穿过绿色的田野，一直走到邻村，在那里我看到村民们身着最好的服装，手持赞美诗向教堂走去。当然，这是礼拜日，并且晨祷将要开始。我决定参加，但由于我走得很热，就先到教堂的空地上纳凉。当我正在看一些坟墓上的碑文时，忽然看到敲钟的人正在往教堂的塔顶攀登，并且我看到塔顶的小钟，它将发出祈祷开始的信号。过了很久，钟挂在那里一动不动，然后开始摇晃，突然开始响起，声音清晰而尖锐。并把我从梦中惊醒，原来却是闹钟的声音。”

这里是另外一个例子。“在一个清朗的冬日，街道上是很厚的积雪。我已同意加入乘雪车探险的聚会，但我等了很久，才得知雪车放在门外。于是我准备上车，先将皮毡打开，将暖脚包取来，最终我坐在我的位置上。但是又略有耽搁，马正等待着发车的信号。然后它们出发了，随着剧烈的震荡，雪车的车铃发出一种熟悉的声音。这种声音惊醒了我的清梦。原来，这又是闹钟的尖锐声音。”

现在是第三个例子。“我看到一个厨房的女仆手捧几打摞起来的盘子，从走廊向餐厅走去。我看她捧着的瓷盘似乎有失去平衡的危险。我警告她说：‘当心！你的瓷盘会摔到地上的。’她的答复是：她已习惯了这种工作，等等。而同时我焦急地在后面跟着她。随后，正如我所预料到的，她碰着了门槛，并滑倒在地，瓷盘摔碎了一地。但那声音连续不断，并且不久似乎不再咔嗒咔嗒响了，而是变成了铃声。我醒时才知道，铃声原来是闹钟在尽其职责。”1714

这些都是很好的梦，它们易于理解并且前后连贯，这和通常的梦不同。我不反对这种说明。它们的共同点是各个例子的情景都以噪声结束，这在做梦者醒来时被认识到是闹钟所为。因此，我们在此看到了梦是怎样产生的，但我们知道的比这要多。做梦时并没有认识到是闹钟，闹钟在梦中不出现，而是由另外的东西代替了闹钟的噪音。这解释了侵扰睡眠的刺激，但在各个例子中都有不同的解释。究竟是为什么呢？对此我们没有答案，它似乎是反复无常的东西。要对梦有所理解，意味着能够解释在多种声音之中，为什么单独选取这一种来代表闹钟发出的刺激。我们可以对默里的实验进行同样的反驳：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梦中出现的侵扰刺激，但我们不知为什么它采取这种特殊的形式，并且它似乎与干扰睡眠的刺激的性质没有任何联系。在默里的实验中，还有很多别的梦境，也依附于那个刺激直接引起的效果。例如，那个科隆香水梦里的“荒唐的冒险活动”，我们还不能做出解释。

你们或许认为，唤醒那些梦就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机会来了解外在干扰睡眠的刺激的影响。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很困难的。我们不是从每个梦中醒来，如果我们早上记住前一晚上的梦，我们怎么知道它是来自于那晚的哪一个干扰刺激呢？我曾成功地在梦后识别出某种声音刺激，当然是由于特殊的环境。一天早晨，在蒂洛勒西山中某处，我醒来才知道我梦到教皇死了。我自己难以解释这个梦，但之后我妻子问我早晨是否听到过各教堂发出的可怕的钟声。没有，我什么也没有听见，我的睡眠要比她的酣一些；感谢她所提供的信息，使我理解了我的梦。有时睡眠者因受某种刺激而引起梦，可是醒来却不知道这种刺激是什么，这种情况是否经常发生呢？或许会或许不会。如果这种刺激不被指出，我们可能不会相信它的存在，并且我们很可能会转变我们对干扰睡眠的外在刺激的重要性的看法，因为我们认识到它们只能解释很小一1715部分的梦而非整个梦的反应。

我们不必因此彻底放弃这个理论，它能够进一步扩展。而究竟是什么刺激干扰睡眠，或者引人入梦，那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它不总是来自外部的感觉刺激，那么，可能有所谓的身体刺激存在，这种刺激来自于内在器官。这是一个很近似的概念，并且与最流行的有关梦的起源的观点相一致：人们时常说，“梦来自消化不良”。不幸的是夜里干扰睡眠的身体刺激，在人醒后并不出现，因此不能证明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大量的清楚的经验，这些经验支持梦起源于身体刺激。一般来说，毫无疑问内部器官的条件可能影响到梦。梦的内容有许多和膀胱的膨胀或生殖器的兴奋有关，这是人们熟知的情况。除了这些清楚的例子外，还有其他一些例子。从梦的内容来看，至少可以推断出它肯定有一些类似的身体刺激起过作用，因为从梦的内容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刺激的替代和解释。施尔纳（1861）对梦进行过研究，他十分赞成这种梦的起源，并且举出了很多好的例子。例如，在一个梦中他看到“两排漂亮的孩子，头发美丽，皮肤白皙，双方怒目相对而斗。起初，这一排和那一排相互攻击，接着松开，回到他们原来的位置，然后又开始对峙如前”。他把这两排小孩解释为牙齿，似乎说得过去，在我们得知梦醒之后做梦者“从牙床上拔出一个大牙”时，似乎可以证实其解释的可靠性。同样，把“狭长的曲径”解释为起源于小肠的刺激似乎是可靠的，并且证实了施尔纳的假设，即梦似乎总是用类似的目标对象代替发出刺激的器官。

这样，我们必须准备承认内在刺激和外在刺激在梦中起着同样的作用。遗憾的是，关于它们的重要性的估价受到同样的反对。在大多数例子中，对于身体刺激的解释是不确定的，或者是难以证明的。并非所有的梦，而是少数的梦才使我们怀疑其起源与内在器官的刺激有关。最后，内在身体刺激和外在感官刺激相同，都只能说明梦是对刺激的直接反应。其他的梦起源于哪里还不清楚。

然而，我们要注意梦的生活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出现在有关刺激的效果的研究中。梦并不简单地重视刺激，梦使刺激化简为繁，使刺激得到喻示，使刺激纳入一些情景之中，使刺激为别的东西所替代。这是梦的工作的一个方面1716，它使我们发生兴趣，因为它或许可以使我们更加接近梦的实质。当一个人构建作为刺激结果的某种东西时，这种刺激不必因此说明梦的工作的全部。例如，莎士比亚写《麦克佩斯》一剧来庆祝英王统一三岛，但是这个历史事实能说明全剧的内容吗？它能解释全剧的伟大和奥妙吗？对睡眠者产生影响的内外部刺激可能只是梦的“煽动者”，而不能给我们揭示梦的实质。

梦的第二个共同特性，即它们的精神特点，一方面难以掌握，另一方面又不足以为我们提供进一步研究的起点。我们在梦中以视觉形式体验某种东西。刺激能解释这种现象吗？我们经历的东西实际上是刺激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作用于视觉器官上的刺激很少，为什么梦的经验又多是视觉形象呢？或者，如果我们梦到讲话，难道在睡眠时真有会话，或者类似会话的声音进入我们的耳朵内吗？我敢毫不迟疑地否认这种可能性。

假如我们对梦的共同特性的研究难以取得进展，就让我们看一下它们的差异能否有助于我们。当然梦时常是无意义的、混乱的和荒唐的；但也有有意义的、符合事实的以及合理的梦。让我们看一下后者，即有意义的梦能否有助于理解无意义的梦。这里是我新近听到的一个合理的梦。一个年轻人梦到：“我沿着康特纳斯劳斯街1717散步，遇见某君X。和他同行一些时候之后，我走进一家餐馆。两个女士和一位先生走来坐在我的餐桌旁边。我开始很厌烦，并不去看她们。然后，我看她们一眼，并发现她们长得很好看。”梦者说自己前天晚上确实在康特纳斯劳斯街散步，他经常去这条路，路上也确实和X君遇到过。梦中的其他部分则不是直接的回忆，早些时候只有和此相似的经历。又如另一个真实的梦，某一女士梦到：“她丈夫问她：‘你不认为我们应该请人给钢琴调音吗？’她回答说：‘不值得，琴锤1718早该配新的了。’”这梦几乎没变地重复了她和她的丈夫做梦前一天所讲过的话。我们从这两个合理的梦中认识到了什么呢？所得到的不过是日常生活和其他有关的事情都可以在梦中出现。如果所有的梦都是这样，那么这一点也不无价值。但这是不可能的，它只能应用于少数的梦，大多数梦和前一天的事件没有任何联系，而且我们不能由此来理解无意义的和荒唐的梦。这表明我们遇到了一个新任务。我们不仅要知道梦的内容是什么，如我们以上所举过的例子，它说得已很清楚，而且还要知道为什么以及出于什么目的只有这些新近经历过的熟悉的材料在梦中重复出现。1719

我想你们也和我一样一定对我们至今所进行的追究厌倦了。只是所有人对某一问题的兴趣显然是不够的，除非人们也同时知道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们还没有找到这样一条道路。实验心理学只给了我们一些有关刺激这种作为梦的发动者的意义的有价值的信息。哲学除了讥笑我们课题的无关宏旨外，我们不能从它那里得到任何东西。同时我们也不希望从玄妙的科学中获取任何东西。历史和世俗的见解告诉我们梦具有一定的意义：它们预示未来——这难以接受，并且也无证实的可能。所以我们的初步努力使我们茫然不知所措。

出人意料地，我们从至今还没有注意到的方向得到了一种暗示。那就是俗语，它不是偶然的东西，而是古代发现的沉淀物，尽管它肯定不能轻率地使用——我们的语言使人们认识了某种具有奇怪名字的东西，即“白日梦”。白日梦是幻想（想象的产物）；它们是很一般的现象，在健康人和病人身上都可看到，并且容易在我们自己的大脑中进行研究。有关这些想象的结构的最值得注意的东西是它们被称为“白日梦”，因为这些想象没有梦的两个共同特性。它们与睡眠的关系已与它们的名字相矛盾，就第二个共同特性而言，又缺乏经验或幻想，只是一种想象而已，我们知道我们有幻想，我们不是看，而是想。这些白日梦出现在青春期之前，甚至时常出现在儿童后期，它们持续到成年时。之后，要么没有白日梦，要么一直保持到老。这些幻觉的内容由一个很清楚的动机所支配。白日梦的情景和事件，或用来满足白日梦者的野心或权力欲，或用来满足他的情欲。年轻男子最多的是野心的幻想，而女子的野心则指向恋爱的胜利，所以多做情欲幻想。但是情欲的需要也时常出现在男子幻想的背后：他们所有的伟大事业和胜利似乎只是想赢得女子的赞美和爱慕。在其他方面，这些白日梦有很多不同的种类，而且其命运也各异。它们有的短时间之后被一种新的取代，有的得到保持，形成长篇故事，并且适应于梦者的生活环境的变化。它们带有新情景影响所留下的烙印。它们是诗歌创造的素材，具有创造性的作家使用他们的白日梦，对它们进行某种改造、化装或缩减，来构建某种情景，他将这种情景引入他的短篇故事、小说或戏剧。白日梦中的主角通常是梦者自己，或者直接地，或者通过一个容易识别的他人出现。1720

或许是因为白日梦与现实的关系和梦相同，所以才有这样的名字——为了表明它们的内容和梦一样是不现实的。或许它们拥有这个名字是因为具有与梦同样的心理特征，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这个特征，我们还在寻求它。也可能我们试图使用这同样的名字代表某种有意义的东西是十分错误的。只有等以后我们才有可能弄清这个问题。

第6讲　释梦的前提和技术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途径和方法，它使我们能够开始对梦进行解释。我将向你们提出下面的建议，让我们从此开始承认这样的假定：梦不是一种躯体现象，而是一种心理现象。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做出这种假定有什么理由呢？什么理由都没有；但也没有什么阻止我们做出这种假定。我们的主张是：如果梦是躯体现象，那么与我们无关。只有假定它们是心理现象，才能使我们感兴趣。因此我们采纳这种假定，认为它们确实如此，来看一下会发生什么。我们工作的结果将决定我们是否坚持这种假定，以及我们是否继续把它们作为已证实的发现。但我们究竟要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工作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想要的东西和所有科学工作的寻求相同——那就是：理解现象，建立它们之间的关系；最终，如果可能的话，扩大我们把握它们的力量。

我们仍继续我们的工作，以梦是心理现象的假设为基础。这样看来，梦是梦者的产品和述说，只是这种述说没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也不理解。假若我对你们做难以理解的述说，你们会怎么办呢？你们会向我提问，难道不是这样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对梦者做同样的事情——向他询问他的梦是什么意思呢？

你们可能还记得，我们发现自己从前曾处于这样的境地，那时我们正在探索某些过失——即口误。某人曾说：“于是事实显龊了。”我们便问他——不，幸亏不是我们，而是一些与精神分析无关的人员——这些人问他这句莫名其妙的话是什么意思。他立刻回答说，他想要说“这些事实是龌龊的”。但他阻止了他的这种意图，因而采用了较温和的字眼：“于是显露了。”那时我曾向你们指出，这条信息是各种精神分析探索的模型，你们现在可能已明白，精神分析的技术就是尽可能地使那些被分析者自己得出他们的问题的答案。因此，正是梦者自己能够告诉我们他的梦的意义。

但是，正像我们所知道的一样，对于梦来说，事情并非这么简单。对于过失来说，这种方法可在大量的事例中应用，但对于其他例子来说，受询问者什么也不愿说，并且甚至愤怒地抗拒我们向他提供的答案。对于梦来说，第一种实例完全缺乏；梦者总是说他什么也不知道。他也不能拒绝我们的解释，因为我们不能提供任何答案。那么，我们要放弃我们的尝试吗？因为他什么也不知道，我们什么也不知道，而第三者知道得更少，所以似乎根本没有指望发现什么。如果你感到屈服了，那么就请你放弃这种尝试！但是如果你不以为然，可以和我一道继续前进。因为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是很可能的，梦者确实很可能知道他的梦的意义：只是他不知道自己知道它，并且由于这个原因，他认为自己不知道它。

你会向我指出，我又提出了一个假设，这已是这短短的讨论中的第二个假设了。这样做，我极大地降低了我所提出的方法的可靠性：“既承认梦是一种心理现象，又进一步认为人具有一些心理现象，他不知道自己原本知道它们……”等等。如果这样，人们只有认为这两种假设不可能并存，并且人们可能默默地将自己的兴趣从基于这两个假定的任何结论中转移开去。

女士们，先生们，我把你们带到这里不是要欺骗你们，或向你们隐藏某种东西。确实，在我的内容介绍中，我宣布的课程是“精神分析导论基础讲演”1721，但从我内心来说，我不想宣传神的指示1722，对你们讲些易于懂的事实，而将所有的困难隐藏起来，填满空白和消除疑虑，以便你们可以轻信你们已学到了某些新东西。不，正是由于你们是初学者的原因，我想要向你们显示我们学科的本来面目，包括它的累赘和粗浅，它的要求和疑惑。因为我知道所有的科学都是这样，而不可能是其他，特别是在其开端。我也知道一般的教学开始时努力向学习者隐瞒这些困难和不完满之处。但精神分析不会这样。所以我实际上已提出了两个假定，一个包含于另一个之中。如果有人发现这一切都太勉强或太不肯定，或如果有人习惯于更可靠的事实或更精细的推理，那么，他就不必再跟我往前走了。只是我认为他应整个放弃心理问题，因为在心理学范围中，要找到他们所走的那种切实可靠的道路恐怕是行不通的，而且对于一种要为人类有所贡献的科学来说，没有必要勉强学习者信服。相信不相信，与它的发现有关，它可以一直等到用自己的发现来引起人们对它的关注。

但是，对于那些想要坚持学习这门学科的人来说，我要指出的是我的两个假定并非同等重要。第一个假定，即梦是心理现象，可以通过我们工作的结果得到证实；第二个假设已在另一个领域中得到证实，我只是冒险将它从那里引入到我们自己的问题而已。

那么，我们究竟在哪里，在什么领域可以发现证据表明梦者具有他不知道自己具有的知识呢？毕竟，这是令人惊异的事实，它会改变我们有关心理生活的观点，并且无须隐瞒它自己。顺便指出，这个事实将它自己隐瞒于它的命名之中，却又是真实的东西——这是一种词义上的矛盾。但它没有隐藏自己。如果人们不知道它，或不够关注它，这并不是它的过错。这也不能责备我们，因为对所有这些心理问题的判断被这样一些人忽略了，他们抛开了起决定作用的所有的观察和经验。

这种证据可在催眠现象领域中发现，1889年，我在南锡参加由李厄保和伯恩海姆进行的一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实验1723，现举其中一例加以说明。如果使某人进入催眠状态，使他以幻觉的方式经历各种事情，然后叫醒他。他起初表现出对他催眠时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接着伯恩海姆要他直接报告出在催眠情况下所发生的一切。这个人坚持说他什么都记不得了，但伯恩海姆再三坚持，给他施加压力，坚持认为他知道，并且肯定记得它。那人变得不那么肯定，开始回忆，并开始模糊地记起催眠者所暗示的某事，接着又记起另一件事，他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完整，最终竟不再有任何遗漏。既然他后来知道发生了什么，并且这一切都不是从他人那里间接得到的，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他早就知道这一切，只是他没有掌握而已。他不知道自己知道它，并认为他不知道它。也就是说，这种观点跟我们所描绘的梦者的情况完全一样。

我希望你们会对这个事实的成立感到吃惊，并问我：“为什么你不早点把这个证据告诉给我们，在讲过失时，我们曾将出现失误的人说成有意图要说某事，只是他对此一无所知，那么他有自己所不知道的其他心理过程在他的内心不断进行，也就不是不可能的了。这种论点当然会给我们以深刻印象，并可能会对我们理解过失有所裨益。”是的，我那时本想提出这个论点，但我还是将它保留到更需要的地方来用。有一部分过失自身很容易解释，而另一部分过失，我们要想保持有关现象的连续性，最好假定有不为被试所知的心理过程存在。就梦来说，我们被迫从别的地方寻求解释，而且我希望你们能从催眠那里更容易接受我所提出的解释。使你印象深刻的是，出现过失的状态是正常的状态；这种状态与催眠状态不相似。另外，在催眠状态和睡眠状态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关系，而做梦的必要条件是睡眠。确实，催眠可被描绘为人工的睡眠。我们让被催眠者去睡觉，而我们做出的这个暗示可与自然睡眠时的梦相比。这两种情况中的心理情境十分相似。在自然睡眠中，我们将兴趣从整个外部世界转移开；而在催眠中我们也是如此，唯一的例外是我们和对我们进行催眠的人之间仍保持联系。顺便提一下，保姆的睡眠是与催眠相对应的常态睡眠，保姆在睡眠时仍与她的小孩保持着联系，并且会被孩子所唤醒。所以现在将一种情境从催眠转化成睡眠就不算是十分冒险了。而梦者对梦本有所知，只是得不到这种知识，所以不相信自己知道。这个假定也就不算是十分突兀了。再者，应注意到，从这一点来说对梦进行研究的第三条通道已被打开：通过用刺激对睡眠进行干扰，通过白日梦，现在还可通过催眠暗示所引起的梦。

我们现在或许可以怀着更强的信心回到我们的任务。很可能梦者知道他的梦；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能够使他发现他的知识，并把它传达给我们。我不需要他直接告诉我们他的梦的意义，但他能够找出它的起因、它赖以产生的思想和兴趣链条。你们可能会回忆起过失情况中有人错说出“显龊”一词，在问他如何产生这个错误时，他第一个想到的东西1724可给我们提供解释。从这个例子来看，释梦的技术很简单。我们可一再问梦者他如何做了这个梦，而他的第一种回答就可视为一种解释。这样，不用管他是否认为自己知道某事，我们可以对两种情况一视同仁。

这种技术当然很简单，但我怕它会引起你们的更为强烈的反对。你们可能会说：“又一个新的假设！这已是第三个假设了！并且最不可靠！如果我问梦者梦中发生了什么，他第一个联想起的就是我们所希望的解释吗？但是，他或许什么也想不起来，或许上天知道他会想起什么。我看不出这种预期基于什么。这也许过于相信天意，而这一点却要更多地运用批判力才是恰当的。另外，梦不像单个的错词，它由许多元素组成，那么我们采取哪一个联想呢？”

在所有小的问题上，你们都是正确的。在其元素的多样性方面梦与口误不同。我们的技术必须把这一点包括进去。因此我告诉你们，我们应当把梦分成元素，并且对每种元素进行逐一的探索。如果我们这样做，那么梦和口误的相似之处便可重新建立。若问到梦者梦中的单独元素，他可能回答说什么也没有发生，你们这样想也是正确的。就某些例子来说，我们可以接受这个回答，你们随后将会知道这些例子是什么。最为奇怪的是，对于这些例子，我们自己却有明确的见解。但一般来说，如果梦者坚持说自己一无所知，我们就会反驳他；我们给他施加压力，并坚持认为他肯定知道一些——我们最终是正确的。他将产生一种想法，至于这种想法是什么，那便不关我们的事了。他将给我们提供某些信息，这些信息可能被描绘为“历史的”特殊事例。他会说：“这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像我们前面所举的两个不费解的梦）或者说：“这使我想起不久前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发现梦往往与前一天的印象相联系，而且时常不是我们所能预料到的。最终他将能够以梦为起点开始回忆起过去的事件，或者可以忆及遥远的往事了。

但是你们的主要观点都是错误的。如果你们认为我假定梦者第一个想到的东西会带来我们所要寻求的或者引导我们得到它，如果你们认为梦者的联想可以随心所欲而与我们想要寻求的东西无关，如果你们认为我若预期别的不同的东西，就说明我盲目地信托天意——那么，你们就犯下了一个大错误，前面我已大胆地告诉你们，你们对于非决定的精神事件和自由意志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仰；但这是很不科学的，并且应当让位于支配心理生活的决定论的要求。我请求你们尊重这样一个事实：梦者受到提问时出现的是这种联想，而不是别的联想。但我不是反对人有另一种信仰。可以证明梦者产生的想法不是任意的，也不是不确定的，更不是与我们所寻求的东西无关的。确实，不久前我得知在实验心理学中也可以找到这种效果的证据。1725

这一点很重要，请你们特别注意。如果我要求某人告诉我，对应于梦的某个特定元素他想到了什么，我就要他自己进行自由联想，联想时以心中的一个念头作为起点。这需要一种特殊的注意态度，它很不同于反思，并且排除反思。一些人很容易获得这种态度，而另外一些人做出尝试时则表现得极其笨拙。然而，有一种较高的联想自由度。也就是说，我可以不再坚持要在头脑中保持一种初始的念头，而只说出我想要的那种或那类联想。例如，我可能要求实验者允许一个专有的名字或一个数字自由出现。那么他所联想到的东西比运用我们的技术大概更为任意，并且更为不确定。然而，它可以向我们显示，它总是受到重要的内在心理态度的严格决定，而这些内在心理态度在发生作用时并不为我们所知，这正如过失的干扰目的和偶发动作的引发目的很少为人所知一样。

我和许多跟我一道的人，曾对那些随意想到的名字和数字进行过多次的重复实验，而且有一些已经发表。1726其方法是对所出现的一个名字进行一系列的联想。这些随后的联想已不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有一种联系，像对梦的成分的联想一样。人们进行这样的联想，一直到发现冲动消失为止。但到那时，你可能已明白这个随意选择的名字的动机和意义了。这些实验往往导致同样的结果；因此得到的材料也非常丰富，并且需要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对随意选择的数字所进行的联想或许最为令人信服。它们彼此衔接得如此迅速，而且对一个隐藏的目标的趋向又如此的有把握；这真使人感到惊奇。我下面只给你们举一例像这样的对一个人名的分析，因为这种分析并不需要大量的材料。

在对一个年轻人的治疗过程中，我偶然谈论到这个话题，尽管在这些方面看起来好像可以注意选择，而实际上所想到的名字，无一不决定于当时的环境和实验被试者的性格特点以及他当时的状况。由于他表示怀疑，我就提议请他当场做个实验。我知道他与许多已婚的妇女和未婚的姑娘保持着各种各样的不同程度的亲密关系，所以我想如果要他随意记起一个女人的姓名，便有许多姓名可供他自由选择。他同意了。使我感到吃惊的是，他并未顺口举出大量女人的姓名。他继续保持静默片刻，然后承认他只想起一个名字“Albine”（其意为“白”），而没有任何其他的。“真奇怪！”这个名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你知道多少个“Albine？”我奇怪地问他。他并不认得什么人叫“Albine”，并且这个名字也不能引起他的进一步反应。因此，人们可能认为这个分析失败了。但并非如此，它实际上已经完成，并且不需要进一步的联想。原来这个人的肤色非常白皙，在治疗交谈时，我时常开玩笑地称他为“Albino”（意为“白化体”）。而且我们那时正在研究确定他性格中的女性成分。因此，他自己就是“Albine”，他自己就是那时候他最感兴趣的那个“女人”。

同样，一个偶然想到的曲调可因某些意念而起，不过这些意念在头脑中，人们却不知道其活动。那么很容易表明意念与这个曲调的关系是基于它的歌词或来源。但是我必须小心谨慎，不把这个假设扩展到真正的音乐家，因为我对他们没有切身的体验。对于这些人来说，或许曲调的音乐内容决定着它的出现。第一种情况当然较为普遍。例如，我认识一位年轻人，他在某一时期内嗜爱“特洛伊的海伦”中的巴黎之歌的曲调（这个曲调当然也很吸引人），到他后来接受分析时，他才注意到自己正同时恋着两个少女：伊达（Ida）和海伦（Helen）。1727

那么，如果一个人很自由地想到的事情都以这种方式被决定，并且成为一个有联系的整体的组成部分，那我们无疑将断定一个人从起点的观念联想到的事情，也能受到同样严格的决定。调查显示：实际上，除了我们指出的它们与初始观念之间的联系外，还发现它们也依赖于大量强烈的思想和兴趣，即“情结”。它的参与在当时是不知道的，也就是说，是潜意识的。

以这种联系出现的观念曾是很有价值的实验研究的材料，这在精神分析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冯特学派首创一种所谓的联想实验，其中，给被试一个指定的“刺激词”，被试的任务是尽可能地回答出他所想到的任何“反应词”。那么，有可能研究刺激与反应之间所经历的时间间隔，反应词的性质，以及重复实验时可能产生的错误，等等。布洛伊勒（Bleuler）和荣格（Jung）领导的苏黎世学派得出了对联想实验中出现的反应的解释，他们让被试明白他们由随后的联想而来的反应，如果这些反应展现出了显著特性的话，那么结果表明，这些显著的反应都严格地决定于被试的情结。这样看来，布洛伊勒和荣格架起了由实验心理学通向精神分析的第一座桥梁。

知道了这些之后，你可能会说：“我们现在认识到自由联想是被决定的，而不是像我们所假定的那样是任意的。我们承认有关梦的成分的联想也是事实，但这不是我们所要关心的。你们主张梦者对梦的成分的联想是由这种特定成分的心理背景（我们尚不清楚）所决定的。在我们看来，这似乎没有被证实。我们料定梦者对于梦的元素所联想到的东西决定于梦者的某个情结，但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像联想实验一样，这并不能使我们理解梦，而只能导致对所谓的情结的认识。但它们和梦有什么联系呢？”

你们是正确的，但你们忽略了一个因素。也正是这个因素才使我不用联想实验作为这个讨论的起点。在这种实验中，反应的唯一决定因素（即刺激词）是由我们任意选择的。这种反应则介于刺激词和所唤起的被试的情结之间。对于梦来说，刺激词由来自于梦者的心理生活和梦者不知道的其他源泉的衍生物所替代，因此，它自身往往容易被当作“某情结的衍生物”。所以我们如果假定梦的各成分的联想为产生这一特殊成分的情结所决定，那么由这些成分发现这个情结，这就不算是十分荒唐的了。

让我从另外一个例子来给你们说明事实，正如我们所预料的一样。专有名字的遗忘，实际上是释梦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种很好的范例，不同之处是释梦中两个人之间所拥有的事件，在过失中被合并于一个人身上。如果我暂时忘记了一个名字，然而我断定自己仍然是知道的，而由伯恩海姆的实验转了一个弯，便可对于梦者也有同样的断定。然而，我本来知道而又忘记了的名字，我却想不起来了。经验这时告诉我，努力思索是无用的。但我时常可以想起一个或几个替代的名字来取代遗忘了的名字。只有在这种替代的名字自发地出现之后，这种情境与释梦情境的一致性才显现出来。像这个替代的名字一样，梦的成分并非正确的东西，它只是用来代替我所不知道而想借助于梦的分析来追求的真实事件，不同的只是在遗忘名字的情形中，我完全知道那替代名字并非就是原名，然而在梦的成分情形中，我们必须经过苦心研究之后才能获得这种观点。现在，就遗忘名字来说，也有一种方法，通过它我们可以从替代物开始，最终到达潜意识的原有物，即被遗忘的名字。如果我直接把我的注意力转向替代的名字，并让它们在我内心引起一系列联想，迟早我们可以找到已经遗忘的名字，并且我发现在这一切发生时，自发出现的替代名字和我回忆起的名字不仅与遗忘的名字有一定的联系，而且还受到它的决定。

我给你们描绘一下这种分析。一天，我注意到我回忆不起在里维埃拉河上以蒙特卡洛为首都的那一个小国的国名。我费了很大劲儿，可仍然想不起来。我回想所知道的有关这个国家的事。我想到鲁锡南王室的艾伯特王子，想起他的结婚，他对深海探险的酷爱，以及我所能回忆的其他一切，但终归无效。这样，我放弃了回想，而让在我头脑中发现的一些替代的名字代替遗忘的国名。它们来得很迅速：先是蒙特卡洛（Monte Carlo），其次是Piedmont, Albania, Montevideo, Colico等。在这一系列名字中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Albania（阿尔巴尼亚），但很快被蒙特尼哥罗（Montenegro）取代，无疑这是因为白与黑的对比。1728接着，我看出来四个替代的名字包含同样的音节“Mon”，立刻记起那个被遗忘的国名，并大声叫出：摩纳哥（Monaco）！可见替代的名字实际上来自于遗忘的名字！四个代名来自原名的第一个音节，而最后一个代名恰好依照原名各音节的次序，而且还包括了末尾的音节，使原名的音节都齐全了。另外，我还发现是什么原因使我暂时遗忘了这个名字。摩纳哥（Monaco）在意大利语中也用来称呼慕尼黑（Munich），正是该城镇起到了抑制的作用。

无疑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它太简单了。在其他例子中，我需要对第一个替代的名字做更长的联想。我也有过这种经验。一次，一位陌生人请我和他一起共饮意大利酒，但当我们到达酒吧时才发现他已忘记了这种酒的名字。他有意订这种酒，是因为他对这种酒有一种愉快的回忆。有许多不同种类的替代名字不断地出现于他的头脑中，取代了被遗忘的名字，由此我可以推断出他想到了一位名叫赫德维（Hedwig）的人，由此使他忘记了酒名。他证实了这个事实，说他曾经在第一次尝这种酒时遇到了名叫赫德维的人，而且在这发现的帮助之下，他回忆起了这种酒的名字。那时他已愉快地结婚，而这个赫德维的名字属于他不愿再回首的往事。

如果对遗忘名字来说是可能的，那么对释梦来说也必定是可能的，即人们可以由替代物出发，利用一系列联想，最终可以得到被阻止的真正对象。从遗忘名字的例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梦的成分的联想不仅决定于梦的成分，而且也决定于它背后的潜意识中原有的东西。那么这样，我们似乎找到了释梦技术的一些理由了。

第7讲　梦的显意与隐意

女士们，先生们！

像你们所看到的一样，我们的失误动作研究并非是没有益处的。多亏了我们对过失的研究，从我向你们解释过的前提出发1729，我们已获得两种东西：（一）有关梦的成分的性质的概念；（二）释梦的技术。梦的成分的概念告诉我们，它们不是原有的东西，而是对梦者尚不知道的某种东西的替代（像失误动作的目的一样），是对梦者已知晓但又想不起来的某种东西的替代。我们希望有可能以同样的概念说明整个的梦，梦正是由这样的成分组成的。我们的技术在于对这些成分进行自由联想，以便引导出其他的替代结构，而这种替代结构能够使我们得出那些隐藏在背后的原有观念。

我现在建议将我们的名词加以修订，以便我们能更加自由地运用。我们不再说“隐藏的”、“不可即的”或“非原有的”1730，而代之以正确的描绘：“做梦者的意识不可即的”或“潜意识”（unconscious）。1731所谓潜意识与想不起一个词或者过失背后的干扰目的的含义相同。也就是说，我指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此刻没有意识到”（unconscious at the moment）。与此相对应，我们当然可以把梦的成分自身，以及由此通过联想而获得的替代观念都称为“意识”（conscious）。这个名词至今并不包含理论上的成见。谁能说“潜意识”一词不是一个合适的而又容易理解的描绘呢？

如果我们将我们的概念由单独的元素推广到整个的梦，那么作为一个整体的梦也为一个歪曲了的潜意识的某事或某物所替代，而对一个梦的解释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种潜意识的材料。因而在释梦时我们必须遵守三个重要的原则：

（1）不论梦的表面意义如何，无论是合理的或荒唐的，清晰的或含糊的，我们都不去管它，因为它肯定不是我们所寻求的潜意识材料（这个原则的一个明显的例外，后面我们再讲）。

（2）必须把我们的工作限定在去想各个成分的替代观念，我们不必去反思它们，或不必考虑这些观念的蕴含是否合适，我们也不必为它们与梦的成分相离太远而自寻烦恼。

（3）我们必须耐心地等待我们所寻找的那些隐藏的潜意识材料自然而然地出现，正如我所描绘的实验中对“摩纳哥”一词的遗忘一样。

我们现在也能理解到，我们的梦究竟能记得多少，或者是否记得准确，这都无关紧要。因为记得的梦并非原有的材料，而是一个被歪曲了的替代物，这个替代物通过唤起其他人的替代想象来帮助我们接近原有的材料，并使梦中的潜意识的东西带入意识之内。因此，如果我们的记忆不准确，它只是对这种替代物进行进一步的歪曲，而且这种歪曲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可以对自己的梦进行解释，就像对他人的梦一样。实际上，人们从自己的梦中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因为这个过程进行得更令人信服。那么，如果我们做这种尝试，我们就会注意到一些东西反对我们的工作。联想虽然不断出现，但我们对它们并不完全承认，而且是有所批判和选择的。对于一个观念，我们会对自己说：“不，这是无关的，它不属于这里。”而对于另外一个观念则会说：“这太无意义。”对于第三个观念则说：“这是不重要的。”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到，这种反对使观念在未十分明了之前已被压抑，而最终被全部排除。这样，一方面，我们与起点的观念即梦的成分自身靠得太近；另一方面，我们通过选择干扰了自由联想的结果。如果我们在释梦时不是通过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让其他的人来解释它，我们会发现我们所做的这种批判选择又另有一种动机，因为我们有时对自己说：“不，这个观念太不合意，我不愿或不能告诉他人。”

这些障碍显然是对我们工作取得成功的一种威胁。我们必须谨防它们，并且在我们解释自己的梦时下定决心不受它们的影响。如果我们是在分析他人的梦，我们可通过严格订立规则来进行，使他遇到上述的太不重要、太无意义、太无关系或太不合意等四种反对理由时，联想不被阻止。1732梦者答应遵守这个原则，随后我们会发现他在进行联想时难以信守诺言，这使我们感到恼火。起初我们对此这样解释，尽管我们做了权威性的保证，他仍没有认识到自由联想的作用。我们或许可以通过给他几本书看看，或送他去听听演讲，就会使他相信我们的观点。但是，在考虑到我们自己的情况时，我们就会不犯这种错误。因为尽管我们都深信这个学说，也不免同样反对某种观念的出现，而只有通过三思之后，才能克服。

取代梦者的不服从所引起的懊恼，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经验，从中学到一些新东西。这些东西越是难以预料，就越是重要。我们知道，释梦工作会受到抵抗（resistance），并且抵抗的表现形式是批判的反对。1733这种抵抗独立于梦者的理论上的信仰。我们要了解的还有很多。我们发现这种批判的反对永远是没有根据的。相反，人们试图以这种方式压抑的观念，结果总是最重要的观念，而且在我们寻求潜意识材料中是决定性的。事实上，如果一个观念由这样的反对相伴随时，就需要引起特别的注意。

这种抵抗是一种全新的东西：是与我们的假定相联系而得出的一种现象，但是它不包含于其中。在我们的推断中出现的这种新因素使我们大为惊奇和不快，我们立刻猜想它不会使我们的工作更容易。它可能错误地把我们引向放弃我们整个所关心的梦：这种东西和梦相比如此的不重要，而且，所有这些困难取代了一种简单的直接的技术。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这种困难可以准确地起一种刺激作用，并且使我们料定这个工作值得这么麻烦。在我们试图从梦的成分的替代物前进到隐藏在它背后的潜意识材料时，我时常遇到抵抗。所以我们可得出结论：替代物的背后必定隐藏着一种重要的东西。否则，试图寻求这种隐藏的东西何以有这些困难呢？如果一个孩子拒绝张开紧攥的手给别人看手中的东西，我们便可以肯定这种东西必定是他不该有的。

在我们把抵抗的动力学观点引入这种例子时，我们必须同时认识到这种因素是有量的变化的。有更大的和更小的抵抗存在，并且我们在工作期间也常看到这种不同。我们或许可以与我们在释梦时所遇到的另外一种经验相联系：就是有时梦只需要一个单一的反应，或很少几个联想，便可以引导我们从梦的成分到达它背后的潜意识材料；而在另外的时候，则需要一长串的联想和战胜许多批判的反对才行。我们可能得出结论认为，这些不同与抵抗的大小变化有关，我们将认识到这是正确的。如果抵抗小，替代物不可能距潜意识材料太远；但是，比较大的抵抗意味着潜意识材料将被极大地歪曲，于是，要从替代物回到潜意识材料，需要经过很长的道路。1734

现在或许该选一个梦，运用我们的技术对它进行分析，并看一下我们的预期是否被证实。是的，但是我们选择什么梦来达到这个目的呢？你们可能想象不出选梦作为例子的困难；我也不能使你们清楚了解这种困难的实质。显然有些梦从整体上说很少有歪曲，有人也许认为最好以这种梦开始。但是，什么梦被歪曲得最少呢？是那些意义明白，并且很少混淆的，像我前面给你们所举的两个例子一样的梦吗？这是十分错误的。研究显示，这种梦受到很大程度的歪曲。然而，如果我不顾特殊的需要，而任选一梦为例，你们很可能会大失所望。我们所须观察记载有关一个梦的成分的联想也许十分繁琐，以致不能对整个研究有明确的见解。如果我写下一个梦，然后记下在对它做出反应中所出现的所有观念，那么这些可能数倍地长于梦的内容。因此最好的方案似乎是选出一些短梦进行分析，每个梦至少告诉我们某种东西，并证实一些观点。所以，我们决心采用的就是这种办法，除非经验可以向我们表明，我们从哪里能够真正找到很少被歪曲的梦。1735

然而，我还可以想出其他一些办法，可使事情对我们来说更为容易——这种办法唾手可得。我们不从解释整个的梦开始，而是将自己限定于一些梦的成分，并且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例子看一下如何运用我们的技术来解释它们。

（1）一位女士报告说，她小的时候经常梦到上帝的头上戴一顶纸三角帽。在没有梦者帮助的情况下，你如何解释这个梦呢？它听起来完全是一派胡言。但是，我们从该女士那里听说她小的时候时常在吃饭时头上戴这样的帽子，因为她总禁不住想要偷看兄弟姐妹盘子内的食物是否比她的多。于是，帽子的意图是起遮盖作用。顺便说一下，这是一种历史的信息，并且不难得出这种信息。对这种成分，以及整个短梦的解释在梦者的进一步联想的帮助下变得更容易了，她说：“因为我听说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这个梦的意义只能是，尽管他们试图想阻止我，但我还是知道一切并看到了一切。1736或许这个例子太简单了。

（2）一位多疑的女病人做了一个较长的梦，梦中有人告诉她有关我的讨论诙谐的书，而且大加赞扬。然后便梦到有关水道（channel）的一些情况，或许它是另外一本提及水道的书，或许其他的一些有关水道的事情——她不知道，这一切都太不明确了。

无疑你们会倾向于认为，由于“水道”这个成分如此的模糊不清，所以不可能对它进行解释。你们猜想的困难是正确的，但这种困难并非来自于模糊性：困难和模糊性两者都来自于另外一个原因。与“水道”相联系，梦者什么也没联想到，而我当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过了一段儿——准确地说是第二天——她告诉我她想到某种东西可能与此有关。这也是一个笑话——她听说过的笑话：在多佛尔和加来之间的渡船上，一位著名的作家与一个英国人在谈话。这个英国人偶然引用一谚语说：“高尚和可笑之间仅一步之遥。”（Du sublime au ridicule il n′y a qu′un pas.）“是的。”作家回答道，“那就是Le Pas de Calais。”意为他认为法兰西是高尚，而英格兰为可笑。但是Pas de Calais是一个水道——即英吉利海峡。你们问我是否认为这与梦有关。我当然认为有关，而且它提供了对于梦的令人费解的成分的解释。你们可能怀疑这个笑话在做梦之前已出现，并成为“水道”成分背后的潜意识思想。你们可能会认为它们是后来捏造出来的。联想暴露了患者表面赞美的背后所掩饰的怀疑，而且她对揭示这一点的抵抗无疑成为她的联想的迟缓和梦的成分的模糊两者的共同原因。请注意梦的成分与它的潜意识背景之间的关系：它好像是背景的一个片断，取他物以为比喻，但由于梦的成分与潜意识思想隔离太远，所以变得难以理解了。1737

（3）一位病人做了一个长梦，这个梦的部分片段如下：“他家里的好几个成员围坐在一个形状特殊的桌子周围，等等。”他通过这个桌子联想到他曾在拜访一个特殊的家庭时看到过这样一种家具。然后，他继续联想到在这个家庭中父亲和儿子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并且他不久又说，在他自己和其父亲之间也有同样的一种关系；所以梦中出现的桌子，是用来指代这种类似的关系。

这位梦者早已对释梦的要求十分熟悉，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很可能会拒绝研究像这种有关桌子形状的琐碎事。但是，实际上，我们梦中的一切事情都绝非偶然，并且希望从这种琐碎和无所指的细节的解释中可获得准确的信息。你们可能又要感到惊奇，“我们的关系与他们的关系一样”的想法为什么特别地选取桌子（Tisch，意为桌子）来表示。但在你们得知了这个家族姓“Tischler”这一点，你们就会十分清楚了。通过梦到他的亲属坐在桌子旁，他想说他们也都是一些“Tischlers”。顺便指出的是，在人们这样来释梦时，你们会注意到这难免会受到轻率之讥。并且你可能会猜到这也是我前面所提示的选择例子的困难之一。我可以很容易地用另外一个例子来取代这一个，我或许可以避免轻率之嫌，却可能以产生另一种缺陷为代价。

这时似乎应该引入两个术语，它们是我们很久以前就已使用过的。我们将梦实际上告诉我们的东西称为梦的显意（The manifest dream-content），而将其背后所隐藏的，通过梦者的联想而得到的东西，称为梦的隐意（The latent dream-thoughts）。这样，我们在此来看一下上面各例中梦的显意与隐意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可能存在很大的不同之处。在例子（1）和（2）中，显意的成分是隐意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只是很小的一个片段。潜意识意念的复杂心理结构的一个小的片段进了显梦，成为梦的一个碎片，一个暗喻，一种解说词，或者是一种电报体的缩写。释梦需将这些片段或这些暗喻联合成一个整体，这在例子（2）中得以很好体现。从而，构成梦的工作的一种形式的歪曲被一个片段或一个隐喻所替代。在例子（3）中可观察到的是另外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在下面的例子中更可以明显地看出。

（4）梦者将某女士（他所认识的特殊的一位）从床后面拉出。他自己从他所想到的第一个观念中发现了这个梦的成分的意义：他偏爱这位女士。1738

（5）另一个男人梦到他的兄弟在一个盒子中（Kasten）。他的第一个反应是“Kasten”被“Schrank”（意为碗橱）取代，而第二个联想才给出这个梦的解释：他的兄弟约束自己（Schrankt sichein）。[[[这个例子和下一个例子摘自《释梦》]]]

（6）梦者梦到自己登上山顶，从而大开眼界。这个梦听起来十分合理，并且你们可能认为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研究引起这个梦的记忆及原因。但是你们是错误的。这个梦和其他的更混乱的梦一样需要解释，因为梦者记不起自己任何一个登山的事情；而是想到他的一个熟人是《环视》（Survey）的编辑，它讨论我们与地球的最遥远部分的关系。这样，这个梦的隐意为，梦者把自己视为一位“环视者”。

这里我们在梦的显意与隐意之间有了一种新型的关系。前者与其说是后者的歪曲，不如说是后者的代表，是后者的一种可塑的、具体的意象，它始于言语的表述，准确地说，它仍是一种歪曲；因为这个词起源于什么具体的形象，我们早已遗忘了，所以在它被形象所取代时，我们便认不出它。当你们认为显梦主要由视觉形象而较少由思想和文字组成时，你们可以想象得出在梦的构造中这种关系的重要性。你们也会看到一系列的抽象思想可在显梦里造成替代的意象，同时起到隐藏的目的。这是人们所熟悉的绘制谜画的技术。为什么这些意象以玩笑的形式出现，这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我们在此不必涉猎。1739

在显意和隐意之间存在着第四种关系，我现在仍不谈这种关系，到将来运用技术中遇到它的关键词时再说。1740甚至到那时，我也不会给你们讲所有的关系，只要它为我们的目的提供服务就行了。

你们现在敢于冒险对整个的梦进行解释吗？让我们来做个实验，来看一下我们是否已准备好去从事这种任务。当然我不会选择最模糊难解的梦，但是，它必须把梦的特点都很好地表现出来。1741

现在开始。一个女士，尽管她还很年轻，但她已结婚多年，她做了如下一个梦：她和丈夫一起在剧院里，正厅前排座位的一边完全空着。她丈夫告诉她，爱丽丝和她的未婚夫也想要来看戏，但只能买到不好的座位的票[一个半弗洛林（货币名）1742的钱买三张票]，他们当然不要这样的票。她想，如果他们买了这种票，将不会真的受到什么损失。

梦者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是在梦的显意中已触及了（引起梦的原因）。她的丈夫实际上告诉她与她年龄差不多的爱丽丝已订婚了。这个梦是对这个信息的反应。我们已知道，在许多梦例中，前一天发生的事件很容易成为起因，并且梦者时常能够很容易地为我们指出这些。在目前这个例子中，梦者也已为我们道破了显意里的其他一些同样的成分。有关一边还空着这一细节来自于哪里呢？它是对前一周的一件真实事件的暗指。她计划去看一个特殊的戏剧，并因此先买了她的票——票买得太早以致她不得不多花钱。当他们来到剧院时才发现她的担忧显然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一边的座位几乎都是空的。即使是演戏那一天买票，也一点不迟。她的丈夫嘲笑她太匆忙了。一个半弗洛林的起因又是什么呢？它与看戏的事没有任何关系，却来自于另外一种联系，那是前一天听到的消息。她的嫂子收到她的丈夫给她的150弗洛林作为礼物，便像一个傻瓜似的匆匆地冲到珠宝店，用这些钱买了一件珠宝。“三”这个数目来自于哪里呢？她想不出与此有联系的任何东西，除非我们把她的新近订婚的朋友爱丽丝这个观念也算进去；她已结婚10年，这位比她小3个月的爱丽丝才刚刚订婚。那么，两个人为何买三张票呢？她对此无话可说，并且拒绝说出任何更进一步的观念或信息。

在这些很少的联想中，她已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材料，我们有可能由此来猜测梦的隐意。我们注意到了这样的事实，即她给出的有关梦的信息中有好几次讲到了时间，而这些提供了材料的不同部分之间的一个共同因素。她太早拿到戏票了，票买得太匆忙以至于她不得不多花一些钱；她的嫂子也是这样匆忙地带钱到珠宝店，并用它来买珠宝，就好像是她不这样做就会错过它一样。除了我们已强调的“太早”和“太匆忙”外，如果我们考虑到梦的起因（即她的朋友只比她小3个月却找了个杰出的丈夫），考虑到她对嫂子的批评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她这样匆忙很愚蠢。那么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几乎自发地呈现出了如下的梦的隐意的构造，显梦是一种严重的歪曲替代物。

“我这样急于结婚实在太傻！从爱丽丝的例子可以看出，我晚些也可以找到丈夫。”（她自己的急于要买的行为，以及她嫂子急于买珠宝的例子代表这种匆忙。去戏院代表结婚。）这似乎是主要的想法。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尽管不十分肯定，因为如果没有梦者对此观点的评论，这种分析是不能进行的。如“我可以用这些钱得到百倍于此的好处！”（150弗洛林是1个半弗洛林的100倍。）如果我们用此款来代替她的嫁妆，那将意味着她的丈夫可用她的嫁妆所购得，那么珠宝和不好的票将成为她丈夫的替代。如果实际的成分“三张票”和丈夫相联系，那就可以更完满地解释了。但我们至今的知识还不足以使我们理解这个梦，我们只能发现这个梦表示她对她丈夫的评价很低，并且她懊悔这么早就结婚。

我想，我们对这第一次释梦的结果可能会感到更吃惊、更迷惑不解，而不是满足。我们一次被给予的太多了，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对付的范围。我们也可以看到对这个梦的解释还未终了。让我们先列出以下我们已能确认的新发现。

第一，显然这个梦的隐意重点在于太匆忙这一成分，这种成分在显梦中一点也未表现出来。如果不借助分析，我们必定不知道这个因素所起的作用。因此，潜意识思想的中心点在显梦中是不出现的。这意味着由整个梦所造成的印象必须彻底地改变。第二，在这个梦中有一种荒唐的结合：一个半弗洛林买三张票。我们在梦的思想中探查出这样的假定：“这么早结婚真是太傻。”这个“太傻”的隐意难道不是由显梦中的无意义成分而表示出来的吗？第三，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显意与隐意之间的关系并非十分简单，一个明显的成分替代一个潜在的成分是少见的情况。两层之间不是同一组之内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显意成分可以替代几种隐意，或者一种隐意成分可以由好几种显意替代。

对于梦的意义和梦者对它的态度，我们可以指出很多令人惊奇的同样事实。她固然同意这种解释，但她对此仍不免感到吃惊。她不知道自己给她丈夫如此低的评价，她同样不知道她为什么给他以这么低的评价。所以对于这个梦，还有许多不完全了解的地方。在我看来，我们对于释梦还未做好充分的准备，所以我们需要先做好进一步的训练和准备。

第8讲　儿童的梦

女士们，先生们：

在我印象中我们前进得太快了，让我们后退一点。在借助我们的技术做最后的尝试以克服梦的歪曲的困难之前，我们说最好的方案是通过没有或少有歪曲的梦（如果这种梦存在的话）来绕过困难。但如果这样的话，就意味着与我们所发现的历史发展相背离。因为事实上，只有持之以恒地运用释梦技术并对歪曲的梦进行彻底的分析之后，没有歪曲的梦的存在才为我们所关注。

我们所寻求的梦在儿童的梦中可找到。1743它们简短、清楚、一致、容易理解，而且不模糊，但是毫无疑问它们仍然是梦。然而你们也不必认为所有儿童的梦都是这样。在儿童的早期就会出现歪曲的梦，据报道，5岁到8岁之间的儿童所做的梦，已具有成人的梦的所有特点。但如果你们把自己定位于初具心理活动的四五岁之间的儿童，你们就会发现许多被称为“幼稚的梦”的特征，并且在童年后期你也可以发现一些这样的梦。确实，在某些条件下，甚至成年人也具有一些与这种特殊的幼稚的梦相类似的梦。

从这些儿童的梦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和很肯定地得出有关梦的基本性质的结论，并且我们希望这些结论能证明是明确的、普遍正确的。

（一）这些梦的理解不需要任何分析，也无需用释梦技术。我们没有必要向一个讲述其梦的儿童进行提问。然而，人们必须从儿童的生活事件中取得一些信息。总是有某些先前的经验可以解释梦。梦是儿童睡眠中的心理生活对这种先前经验的反映。

现举几个例子，作为我们得出进一步结论的基础。

1.让一个22个月的小男孩把一篮樱桃送给另一个孩子作为生日礼物。尽管答应给他自己一些樱桃，但他显然还是很不愿意这样做。第二天早晨，他报告说他梦见“赫尔曼已将樱桃吃光了”。

2.一个3岁零3个月的小女孩第一次被带到湖边游玩，在返回时她不想离开小船，并痛哭流涕。对她来说游湖时间太短了。第二天早上，她说：“昨晚我又去游湖了。”我们可以揣想她梦中游湖的时间一定较长。

3.一个5岁零3个月的小男孩被带去游哈尔斯塔特附近的厄斯彻恩塔尔，以前曾告诉他哈尔斯塔特在德克斯坦的山脚下，他对这座山很感兴趣。从他所停留的地方奥西看德克斯坦山是一个很好的角度，而西蒙尼的小屋则需通过望远镜观看。这个孩子曾多次尝试用望远镜看这个小屋（看见与否没法知道）。这次旅游处于一种愉快的期望气氛中。每当看到一座新山，他就问道：“这是德克斯坦山吗？”可在他多次被告知不是时，他变得越来越沮丧。最后他变得静默不语，并且拒绝和他人再往上攀登一小段路去看瀑布，大家认为他肯定是太累了。但是第二天早晨，他很高兴地说：“昨晚我梦到我们到西蒙尼小屋去了。”所以那正是他这次旅游想要去的。除了他先前听说过的一些情况外，他没有讲出更多的细节。“你们必须攀登6个小时才能到山顶。”1744

这三个梦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所有信息。

（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这些儿童的梦并非是无意义的。它们是可以理解的、完全正当的心理活动。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我曾经给你们讲的有关梦的医学观点，以及相类似的有人把梦比喻为不懂音乐者在钢琴的键盘上乱弹。你们肯定可以看出以上这些儿童的梦与这种观点的尖锐的矛盾之处。如果说儿童能在睡眠时完成心理机能，而成人在同样的情况下仅仅满足于“间断”的反应，这真是太奇怪了。况且，我们有理由认为儿童的睡眠比成人的更熟、更深。

（三）这些梦没有任何梦的歪曲，因此不需要解释活动。这里显意和隐意是互相一致的。因此，梦的歪曲并非梦的最本质的部分。我想你们是相信这些话的。但是，当我们经过仔细的研究，我们将会认识到，即使在这些梦中也有一小部分梦的歪曲，也有梦的显意与隐意之间的某种区分。

（四）儿童的梦是对先前经历的一种反应，这种经历留下了不曾实现的遗憾、渴望和愿望。梦使这种愿望得到了直接的和没有伪装的满足。现在让我们回忆一下我们的讨论，即体内或体外的刺激作为睡眠的干扰者和梦的唆使者所起到的作用。在这点上，我们逐渐认识到一些十分明确的事实，但这些事实我们只能用来解释很少一部分的梦。然而，在这些儿童的梦中，则难以看出这种身体刺激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不会弄错的，因为儿童的梦是完全明白而且易于掌握的。但这不是说我们要放弃梦是由刺激引起的观点。我们要问的只是怎么一开始我们就忘记了，干扰睡眠的刺激除了身体刺激之外，还有心理刺激。毕竟，我们知道干扰成人睡眠的大多是这种刺激，因为这些刺激常常阻止成人建立起入睡所需要的心绪——把兴趣从外界收回。他不想打断他的生活，而宁愿继续他所关心的工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不能入睡。然而，就儿童的情况来说，干扰睡眠的刺激是心理方面的——没有实现的愿望——他对此的反应就是梦。

（五）这给了我们一条最为直接的通路，以理解梦的机能。假如梦是心理刺激的反应，则梦就相当于以清除刺激的方式来对待刺激，并使睡眠得以继续。我们还不知道，这种通过梦来应付刺激的方式如何获得动力机制而得以实现。但我们已明白梦不是睡眠的干扰者，就像被人们所滥用的一样，梦是消除睡眠干扰的保护人。如果没有梦，我想我们应睡得更酣，但是我们承认，实际上，如果不借助于梦我们将不能睡眠。正是由于梦，我们才睡得那么酣。当然梦也不免会对我们产生一点干扰，就好像是守夜人在驱逐那些想惊扰我们睡眠的扰乱者时发出的一点声响一样。

（六）梦由愿望而引起，并且愿望的实现就是梦的内容——这是梦的一个主要特征。另外一个不变的特征是，梦并不仅简单地表达一个想法，而且以一种幻觉体验的方式代表愿望的实现。a“我想要继续游湖”是引起梦的愿望。梦的内容本身是“我正在游湖”。这样，即使在这些简单的儿童的梦中，在梦的显意与隐意之间仍存在着不同。存在着对隐意的歪曲，即将隐意转化为一种体验。在释梦的过程中，这种改变必须首先被还原。如果这就是梦的最普遍的特征，那么梦的成分，如我前面向你们所指出的“我看到我兄弟在一个箱子里”，就不会被转译成“我兄弟正在约束自己”，而是“我想要我约束自己：我兄弟必须约束自己”。在我前面所提到的两种梦的一般特征中，第二个显然比第一个更容易为大家所接受。只是通过更广泛深入的研究之后，我们才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引起梦的东西时常是一种愿望，而不可能是一种担心、一种意图或一种非难；但这并不会影响到另外一个特征：梦不是简单地复制这种刺激，而且是通过一种体验的方法替换它、消除它、对付它。

（七）根据梦的这些特征，我们可以再次回到梦与过失的对比上。前面我们曾辨别出干扰的目的和一个被干扰的目的之间的区别，并且过失是两者之间的折中物。梦可以适合于同样的模式。被干扰的目的可能只是睡眠的目的。我们可以用心理刺激来代表干扰的目的，或者我们称之为力求满足的愿望，因为我们至今还不知道有任何其他干扰睡眠的心理刺激。这里梦也是这种折中物的结果。人们睡眠，但人们还经历着一种愿望的满足；人们满足一个愿望，而同时人们继续睡眠。两种目的部分地获得，部分地放弃。

（八）在这一点上你们可以回忆一下。我们曾希望从我们所知道的a[人们将注意到，以下所考虑的两个“主要特点”或“梦的一般特点”，和上面第5讲所讨论的“所有的梦都共同具有的两种东西”并不相同。]

“白日梦”的某种想象结构中来寻求对梦的问题的理解。现在这些白日梦实际上是我们所熟知的愿望的满足，野心和情欲的满足。但它们是思想，尽管它被生动地想象为幻觉，可以不被体验为幻觉。那么在梦的两个主要特征之中，较缺乏确定性的那一个在此得到了保留，而另一个特征则完全缺失了，因为它依赖于睡眠的状态，并无法在清醒的生活中得到认识。因此，语言的使用猜想到了这样的事实，即愿望的满足是梦的首要特点。顺便说一下，如果我们梦中的体验只是在睡眠状态的条件下所产生的一种被修饰的想象，即一种“夜间的白日梦”（nocturnal daydream），那么我们就能理解做梦的过程如何可以消除刺激并且带来满足，因为白日梦也是与愿望满足有关的一种活动，而且这也是产生白日梦的唯一原因。

还有其他的语言使用表现出同样的意义。如人们所熟悉的谚语：“猪梦橡果，鹅梦玉米。”或“小鸡梦什么呢？当然梦谷粒。”1745这种谚语已从儿童降低到动物，并假定梦的内容是需要的满足。还有许多语句也指同样的东西，如：“像梦一样美好”，“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件事”，“在我荒唐的梦里，我也没有想到它。”可见，语言的使用也和我们的见解相呼应，也有焦虑的梦、痛苦的梦或无关紧要的梦，但它们却没有相应的成语。当然人们也知道“噩梦”这个名词，但一个简单而纯粹的梦只是一种愿望的完满实现。不论何种谚语都不会告诉我们猪或鹅会梦到被宰杀。

梦的愿望满足的特性竟然被这一方面的作家所忽视，这是令人费解的。实际上，他们也常常注意到这一点，但从来没有人把这个特点看作是一种普遍的东西，而且使它成为释梦的基础。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是什么影响到他们的行动，以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现在请看一下通过我们对儿童的梦的研究毫不费力地得出的大量的成果：作为保护睡眠的人的梦的机能，它们的起源来自于两个相互冲突的目的，一个是保持连续睡眠的需要，另一个是努力满足心理刺激，梦是有意义的心理活动的证据；它们的两个主要特性，即愿望的满足和幻觉的体验。在所有这些发现中，我们几乎能够忘记我们是在从事精神分析。除了它与过失的联系外，我们的工作还没有特殊的标志。任何心理学家即使一点也不知道有关精神分析的假设，却能够对儿童的梦做出这样的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这样做呢？

如果一切梦都这样幼稚，问题就解决了，我们的工作也就完成了，也不必对梦者进行提问，或引出潜意识，或采用自由联想的手段。这显然是我们的工作所应努力的地方。我们一再发现，有些被看作是普遍可靠的特性，最终被证明只能应用于特定种类的梦。因此，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从儿童的梦中所推导出的这些普遍的特性是否具有较坚实的基础，意识不明显而愿望也不易看到的梦是否也具有这些特性。我们认为这些梦已经受过深刻的歪曲，而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很难一眼看出。我也认为要解释这种歪曲，我们需要精神分析的技术，而在我们所获得的对儿童的梦的理解中，则没有这种需要。

至少还有一类梦像儿童的梦一样没被歪曲，这种梦很容易被看作是愿望的满足。这些梦都由迫切的身体需要——饥、渴、性需要——所引起，即它们是通过对内在的躯体刺激的反应而满足愿望。我曾记下这样一个梦，梦者是一位只有1岁零7个月的小女孩，她梦到一种菜单，上面有她的名字：“安娜·F、草莓、覆盆子、鸡蛋、奶油酥。”这是对一整天没有进食的反应，她因吃多了梦中两次出现的水果而消化不良。这个小女孩的祖母（她们俩合起来为70岁）同时被迫一整天没进食，因她患了肾疾病。当晚，她梦到她受到宴请，吃的尽是山珍海味。

对被迫挨饿的囚犯的观察，以及对断粮的旅游者和探险者的观察，使我们认识到在这些条件之下，他们需要的满足正是梦的内容。如，诺登斯基尔德（1904）在他讨论南极的书中，叙述他自己和探险队过冬的生活如下：“我们的最内在的思想方面通过我们的梦很清楚地显示了出来，我们的梦从来没有这时那么多，那么生动。甚至那些很少做梦的人，当我们早晨交换梦境的时候，也总是讲出很长的梦中故事。我们的梦大都涉及那些与我们很遥远的外部世界，尽管它们时常适应于我们的实际环境……然而，吃、喝是我们的梦最常涉及的对象。我们中的一位朋友，他往往晚上梦到他有幸去参加大的午宴聚会。他为早晨能说自己吃了三道菜而感到自豪。另一位朋友则梦到烟叶，满山遍野的烟叶，第三位朋友则梦到扬帆而来的船，穿越广阔的水域。还有一个梦值得一提：邮递员带来信件，并给我们反复解释为何使我们等了这么久：他把信先发错了地址，然后费了很多周折才发现了它。当然，我们还梦到很多的更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最令人惊奇的是：不论是我梦到的几乎所有的梦，或是听他人描绘的梦都缺乏想象。如果所有这些梦都被记录下来，可能会具有极大的心理学意义。我们多么地渴望睡觉，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它可以为我们每一个人提供他最急需的任何东西。”杜·普里尔的话也是如此：“帕克在他的一次非洲旅行中几乎渴死，这时他不断地梦到他家乡拥有丰富水源和草地的山谷。同样，特伦克在马格德波格的城堡内当囚犯时，忍饥挨饿，曾梦到被美食所包围；而乔治·贝克曾参加富兰克林的第一次探险活动，在他几乎被饿死时，时常梦到丰美的食物。”1746

无论谁如果晚餐进食过多，并在晚间发生干渴，都很有可能梦到他在饮水。1747当然，通过梦不可能真正去除饥渴的强烈需要。人们从这种梦中醒来仍感到干渴，不得不真的喝水。在这个例子中，由梦产生的效果从实际的观点来看是无用的。但它产生的目的显然在于保护人的睡眠，不使刺激把人惊醒，并采取行动。在需要的强度较低时，满足的梦往往能帮助人们克服它。

同样，梦也可以产生性刺激的满足，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满足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因为性本能的特点和饥、渴相比依赖于它的目标对象的程度比较小，在梦遗中梦者可得到真正的满足。不过与对象的关系也十分重要（这一点我随后再讲），真实的满足仍然与模糊的或被歪曲的梦的内容有一定的联系。梦遗的这个特性（像奥托·兰克所指出的一样，1912a）可用来作为研究梦的歪曲的适当的对象。1748再者，所有的来自身体需要的成人的梦除了满足外，通常还包含其他的材料，这些材料来自于纯粹的心理刺激源，并且我们要理解它就需要加以解释。

然而，我并不是主张成人的这种幼稚型的满足愿望的梦，只是对我所提到过的迫切需要的反应。我们也熟悉这种简短的清楚的梦，它们在一些占支配地位的情境的影响下，产生于确定的心理刺激源。例如，有焦急的梦存在：如果有人准备去旅行，或准备去看对他来说很重要的戏剧表演，或准备去演讲，或准备去访友等，他可能梦到他的期望预先实现，可能在事件发生的前一个晚上看到他自己抵达目的地，出现在剧院，与他要访问的人进行对话。又如，还有所谓的偷懒的梦，梦者想要睡更长的时间，结果梦到他已起床，并且正洗脸，或已经来到学校，然而实际上他仍在睡觉，他宁愿在梦中起床，而不愿真的起床。1749我们前面已经认识到睡眠的愿望常在梦的构成中起作用，这种愿望在这些梦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并且在它们中把自己表现为一般的梦的构造者。有很好的理由可以说明，睡眠的需要和其他的重大的身体需要同等重要。

这里是慕尼黑的沙克画廊中施温德的一幅画的复制品[见书首插图]，它显示了画家如何正确地把握了梦可由占支配地位的情境引起的方法。它的标题是《囚犯的梦》，这个梦的内容与他的逃跑愿望有关。这是囚犯从窗口逃出的幸福时刻，因为窗口射入的光线刺激，正在终止囚犯的睡眠。罗汉的侏儒无疑代表着囚犯自己向窗上爬时的连续位置；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并且对画家未牵强附会的话，最上面正在透过窗栏向外看的侏儒（即正在做囚犯想做的那位）与梦者自己具有同样的外表。

除了儿童的梦和那些幼稚型的梦以外，其他所有的梦，像我们说的那样，都经过了伪装，这使我们的道路受到了阻碍。一开始，我们不能说这些其他的梦是否像我们所料想的一样也是愿望的满足，我们不能从这些梦的显意中猜测到它们起源于什么心理刺激，并且我们不能证明它们也在梦中努力去除其刺激或以某种方式来对付它。它们必须被解释（即被翻译），它们的歪曲必须被取消，并且他们的显意应被它们的隐意所取代，然后，我们才可能做出判断：我们从幼稚的梦中所获得的结论是否可以用来解释所有的梦。

第9讲　梦的稽查作用

女士们，先生们：

对儿童的梦的研究已告诉我们梦的起源、基本性质和功能。梦是通过幻觉满足的方式去除干扰睡眠的（心理）刺激。然而，我们只能解释一部分成人的梦——这一部分我们把它描绘为幼稚型的梦。对于其他种类的梦我们还没有讨论，也不能理解它们。然而，我们已得出了临时的发现，并且这些发现的重要性不容低估。每当一个梦被完全理解之后，最终发现它是某种愿望的幻想满足。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也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根据多方面的考虑和我们有关梦与失误动作的相似性的观点，我们假定有其他种类的梦，它们是某种未知内容的一种歪曲的替代物，并且首要的事情是对这种未知内容加以追究。那么我们当前的任务是探索引导我们理解梦的这种歪曲作用的途径。

梦的歪曲使我们对梦感到奇异而不可理解。我们想要知道有关梦的歪曲的许多东西：第一，它来自于哪里（它的动因）；第二，它要干什么；第三，它是如何进行的。我们也可以说梦的歪曲由梦的工作（dream-work）执行；我们想先描绘一下梦的工作，并且追溯在其中起作用的所有力量。1750

现在来听这样一个梦。它由我们团体中的一位女士所记录，1751她告诉我们说，这个梦来自于一位德高望重和很有修养的老年妇女。这个梦没有被分析，记录者也认为此梦无需精神分析学家进行解释。梦者本人也没有解释这个梦，她只是对它大加批判和申斥，就好像是她知道如何去解释它一样。如她说，“对于一位50来岁的老妇人，她日夜只替她的孩子担心，做这样的梦，真是太荒唐，太令人厌恶了。”1752

这个梦是这样的，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爱情服务”（Love service）1753有关。“她到第一军医院去，并且告诉门警说，她想到医院进行自愿服务，要和院长谈一下（提到一个她不认识的名字）。她说话时，十分强调‘服务’二字，以致警官犹豫了一下就让她进去了。然而，没有找到院长，她却来到一个大暗室内，室中有许多军官和军医，他们正站在或坐在一张长桌旁边。她对一个军医说明自己的来意，她刚说出几个字，这位军医就明白了她的意思。她在梦中所讲的话是：‘我和维也纳的许多其他妇女和孩子都准备……’梦中讲到这里，她的话变为喃喃的声音，‘……供给军队——军官们和其他任何士兵。’她可以从军官的面部表情（半感困惑、半怀恶意）看出每个人都正确地理解了她的意思。这个妇女继续说：‘我知道我们的决定听起来很令人吃惊，但我们都十分热忱。没有人问战场上的士兵，他是否愿意去死。’紧接着是几分钟令人难堪的静默。然后军医就用他的双臂抱住她的腰，并说：‘太太，假如真的这样……（喃喃声）’她挣脱他，她想：‘他们可能都一样，’并且回答道：‘天啊，我是一位老妇人，我本不应来这里。另外，有一个条件必须注意到：年龄必须被尊重。一位老妇人总不会和一个小男孩……（喃喃声）真是太可怕了。’‘我完全理解了。’军医回答说。一些军官，其中一位是她年轻时的追求者，都大笑起来。然后，这位妇女要求见院长，她认识这位院长，以便把事情弄清楚；但使她吃惊的是，她发现她竟回忆不起院长的姓名。然而，军医很礼貌并很尊敬地给她指路，告诉她需通过一条很狭窄的螺旋形铁梯，由这个房间可直接上到楼顶。在上楼时，她听到一位军官说：‘做出这个决定真够惊人的，不论是一位年长的还是年轻的妇女，向她致敬！’她走向一个无止境的楼梯，感到自己只是在尽她的职责。”

“这个梦在几周之内重复了两次，这位妇女说，只做了一些很不重要的、无意义的变动。”1754

从其连贯的性质来看，这个梦很像一个白日梦幻。其中很少有间断，并且它内容上的一些细节只须一询问，便可解释。但是像你们所知道的那样，却没有这样做。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令人惊奇和感兴趣的则是这个梦表现出好几个间断——这些间断不属于梦者对梦的记忆，而属于梦自身的内容。梦的内容有三个地方被压抑，这些间断发生于其中的讲话被一种喃喃声所打断。由于我们没有对此梦进行分析，严格地说，我们对这个梦的意义没有发言权。然而，也有一些线索，我们根据它可以得出一些结论（例如，“爱情服务”这个词）；而在喃喃声之前的间断的话也需要根据意义来填充，如果我们进行了填充，便形成幻觉的内容，其含义是梦者随时准备为尽职献身，来满足军人中各种人员的性需要。当然，这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的羞愧无耻的性欲幻想模式，但在梦中没有完全出现。每当在上下文中需要这种表露时，这种显梦便出现模糊不清的喃喃之声：某种东西已被遗失或被压抑。

我希望你们不难认识到，这些细节可引起人们不快的性质才正是它们受到压抑的动机。我们从哪里可找到和这种事件相类似的东西呢？你用不着到处寻找，试取任何一种有政治色彩的报纸，你就会发现文章的空缺之处到处可见，在这些位置只可看到一些空白。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这是报纸的稽查作用之所在，在这些空白位置原有一些新闻稽查员所不赞许的东西，由于这个原因，它被去掉了。你们可能会觉得太可惜，因为它肯定无疑是报纸中最有趣的东西——“最好的部分”。

有时，当一段话经研究后，并不对它进行稽查。作者预先已看到哪些段落可能会受到稽查员的反对，所以事先将这些话的调子降低，或做小小的修改，或通过暗示、影射进行。于是，报纸中不再有空白，但是某些地方出现了婉转而欠明确的表示，能够使你们猜测出作者在写作时内心已做过一番稽查工作了。

根据这个类比，我们认为梦里去除的或装成喃喃之声的东西很可能是检验作用的牺牲品。我们多次使用“梦的稽查作用”这个词，并把它当作梦的歪曲的原因之一。每当显梦中具有间断之处，我们知道那是梦的稽查作用的责任。进一步讲，凡是在其他较明确的成分之中，出现了一种在记忆中较模糊、不明确，而且很可疑的成分，我们应把它视为是稽查作用的表现。但是，像在“爱情服务”梦里的那么直白而痛快的稽查作用是很少见的。梦的稽查作用时常按照第二种方法起作用，即通过修饰、暗示和影射来代替真正的东西。

梦的稽查作用还有第三种工作方式，这是报纸的稽查作用所无法比拟的。但我可以从上面分析过的一个梦例来证明这一点，你们可以回忆一下“一个半弗洛林买三张不好的戏票”的梦。在这个梦的隐意中，“过分匆忙，太早了”这些成分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样，它的意思是：结婚这么早太傻了——买戏票这么早也是太傻了，嫂子那么匆忙地用钱买珠宝太可笑。梦的思想的这个中心元素没有出现在显梦中。在显梦中，占有中心位置的是“去戏院”以及“买票”。由于这种移置的结果以及内容成分的重新组织，显梦变得与隐梦思想十分不同，以致没有人会怀疑隐意存在于显意的背后。这种重新的移植是梦的歪曲的一个首要的工具，并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梦如此奇异，使梦者不愿把它当作是自己内心的产物。

材料的省略、修改以及重组——这些就是梦的稽查作用的活动以及梦的歪曲的工具。梦的稽查作用自身是我们现在用于诊断梦的歪曲的起因或起因之一。我们习惯于把修改和重组概念合并成“移置”（displacement）一词。

在对梦的稽查作用的活动做了这些评论之后，我们现在转向其动力学。我希望你们不要太拟人化地看待稽查作用这个词，并且不要把“梦的稽查者”描绘为一个严肃的小鬼或精灵，住在人的大脑这个房间中，行使其职权；但我希望你们也不要认为该术语有“定位”（localizing）的含义，不要认为有一个“脑中枢”（brain-centre）产生稽查的作用，如果这个中枢一旦受伤，这种作用立即停止。现在我们只把它看作一个有用的词，来描绘一种动力关系。这个词并不能阻止我们质问这种影响通过何种目的1755被实施，以及它反对何种目的；并且如果得知我们曾经遇到过梦的稽查作用而竟对它熟视无睹，我们也不必感到吃惊。

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你们可以回忆一下我们在开始使用我们的自由联想技术时，曾得出一种令人吃惊的发现。我们认识到要由梦的成分试图找到其背后的潜意识思想，就会遇到一种抵抗。我们认为这种抵抗可能有不同的重要性，有时是重大的，有时则没什么意义。在后一种情况中，我们的解释工作只需通过很少的中介环节；但在抵抗大时，我们不得不从梦的成分开始经过一系列冗长的联想，并使我们远离它，一路上还需要战胜因联想而引起的各种批判反对。我们在释梦中所遇到的抵抗，现在以梦的稽查作用的形式被引入梦的工作。对解释的抵抗只不过是梦的稽查作用的结果1756。它也向我们证明，在引起梦的歪曲中稽查的力量不会枯竭，它因此也不会消失，它一直作为一个常设的机构，目的在于保持歪曲。再者，正如抵抗的力量随梦中各个成分的解释而变化一样，由稽查作用所引起的歪曲程度也跟着整个梦中的各成分而变化。如果我们把显梦与隐梦相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一些特殊的隐意成分已被完全去除，一些已得到了或大或小的修改，还有一些没有任何改动就被带入梦的显意之中，甚至可能被加强。

但是，我们想要探询的是施行这种稽查的目的是什么，以及它针对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是理解梦以及人们生活的基础，如我们将已解释的梦做一览观，就不难回答它了。实施稽查作用的目的是由梦者清醒时所能认识到的，并且梦者感到自己是与之相一致的。你们可以确定，如果你们反对就自己的一个梦所做的正确解释，那你们这样做就是由于相同的动机，即实施梦的稽查作用的动机、造成梦的伪装的动机和使解释成为必要的动机。就拿我们所举过的50岁老妇人的梦来说，虽然没有经过我们的分析，她已知道她的梦令人讨厌，并且如果冯·胡格赫尔穆斯医生将她的梦的无可怀疑的意义如实相告，她可能会更加暴怒了。梦中引起厌恶的交流被替换成了喃喃之声，这正是由于梦者的这种谴责态度。

梦的稽查作用所反对的目的首先必须由稽查机构本身的观点来描绘。如果是这样，人们只能说它们总是有令人不愉快的性质，与伦理的、审美的和社会的观点相违背——这种事人们根本不敢想，纵然想到也必然感到厌恶。这些愿望被审查，并且在梦中歪曲地表现出来，它们是无限制的、无情的自我中心主义（egoism）的首要表现。梦者自己的自我出现在各种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即使他十分清楚在显梦中如何隐藏自己。这种梦中神圣的自我中心主义当然与我们睡眠时所采取的态度不无关系，即在于把我们的兴趣从整个外部世界收回。1757

逃脱各种伦理束缚的自我，也就使自己的性欲的需求相合流，这些需求受到美育的谴责，并违背所有的道德制约。对快乐的需求——我们称之为力比多（libido）——任意地选取自己的对象，甚至是受到禁止的对象：不仅是他人的妻子，而且首先是乱伦的对象，即人类共同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对象，像某男子的母亲和姐妹，某女子的父亲和兄弟（前述的50岁老妇人的梦也是乱伦的，她的力比多错误地指向她的儿子）。我们以为远离人类本质的欲望也足以在梦中表现出来。憎恨无限制地泛滥。复仇的愿望和指向活着的至亲至爱的人的杀人欲望，以及指向梦者的父母亲，兄弟姐妹，丈夫或妻子，他自己的孩子的杀人欲望也屡见不鲜。这些被审查的欲望好像被一种恶魔所引起，在我们清醒时使它们得到解释之后，对它们的稽查对我们来说似乎都不算太严厉。

但是，你们不必因其邪恶的内容来谴责梦本身。不要忘记梦具有良性的和有用的功能，即保护睡眠免受干扰。因此，这种邪恶不属于梦的基本性质。确实，你们知道也有可视为合理的愿望和紧迫的身体需要满足的梦存在。这些梦没有梦的歪曲，它们根本不需要歪曲，因为它们可以在不损害自我的伦理和审美目的的前提下满足它们的机能。也请记住，梦的歪曲是两个因素之间的均衡。一方面，是受到稽查的愿望越发不可告人，则其歪曲程度越大。另一方面，当时的稽查要求越严厉，它的歪曲程度越大。一个受到严格管教和过分拘谨的少女常以一种严酷的稽查使其梦中的冲动得到歪曲，这种冲动在医生看来是一些许可的无害的力比多愿望，而对此，即使是10年后，梦者自己也会做出同样的判断。

再者，我们至今还不足以对我们这种解释工作的结果感到愤慨。我想我们还没有适当地理解它，但我们的首要职责是抵御某种可能的攻击。要找出这种研究的一个缺点是容易的。我们的释梦是建立在我们已经接受了的假设基础之上的——梦一般来说具有某种意义；由催眠而得的潜意识意念可用来解释常态的睡眠；联想是被决定的。如果基于这些假设我们从释梦得出了合理的发现，那我们就应断定这些假设是正确的。但如果所发现的只是像我所描述的那样，那又如何呢？当然，我们可能被诱使说：“这些是不可能的、无意义的或至少是很不可靠的发现，所以这些假设有某种错误。要么梦不是心理现象，要么在常态中没有潜意识存在，要么我们的技术有错。做出这种假定不是比接受那些根据我们的假设推导而得出的所有的可恶结论更简单和更满意吗？”

是的，确实更简单和更满意——但不一定就是更正确。让我们再等一下：这件事还不够成熟，不足以下判断。首先，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加强对我们的释梦的批评。来自于它们的发现使人感到很不愉快和厌恶，这个事实也许无须大肆渲染。更强有力的论点是，通过释梦，我们了解了梦者想达到的目的；而梦者却断然地和有理地拒绝它们。他们中的一位说：“什么？你们要通过这个梦使我相信，我后悔为妹妹的嫁妆和为弟弟的教育花了钱吗？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的整个工作都是为了我弟弟和妹妹，我生活中没有其他任何兴趣，只是对他们要尽我的职责，因为我是家庭中的长子，我已向去世的母亲做过保证。”或者一位女性梦者会说：“你们说我希望我丈夫死去吗？这完全是一句令人吃惊的废话！我们不仅婚姻很幸福（我这样说你们可能不相信我），但是他的死会夺走这个世上我所拥有的一切。”或者又一位男子回答我们说：“你们说我对我妹妹怀有性欲望吗？这太荒唐了！她对我来说无足轻重。我们之间素不和睦，并且我多年来从未跟她讲过一句话。”如果这些梦者既不承认也不拒绝我们归结的他们的目的，我们或许可能依然轻视它。我们可能说这些目的只是不为他们自己所知而已。但是，在他们感到自己内心有一种和我们的解释正好相反的愿望时，而且当他们能够通过他们的生活向我们证明他们是由这个相反的愿望支配时，这肯定会使我们知难而退。要是以为释梦的发现可以导致谬论的话，难道现在不正是抛弃我们整个的释梦工作的时候吗？

不，现在还不是时候，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即使是这种最强有力的论点也站不住脚。假定在心理生活中确实存在着潜意识目的，那么还是无法证明在意识生活中与此相反的目的占据明显优势。或许在大脑中有这样的空间，使两种相反的或矛盾的目的可以共同存在。确实，一种冲动占优势可能恰恰是使其对立面成为潜意识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么，我们毕竟还面临着一开始提出的反对意见：释梦的发现不是简单的。它们是很令人不快的。我们对第一点的回答是，尽管你们非常喜爱简略，但它不能解决任何一个梦的问题。你们必须在此习惯于承认事情的复杂状态。我们对第二点的回答是，你们若用好恶感作为科学判断的基础，那显然是错误的。如果释梦的发现对你来说似乎是令人不快的，甚至于恼羞成怒的，那会产生什么不同呢？“a n'empêche pas d'exister（这无害于存在）”，当我还是一位年轻的医生时，我曾听我的老师沙可（Charcot）这样说过。1758如果一个人想要发现这个世界上的真实存在，那么他必须谦卑、恭顺，并且把人们的同情和厌恶置之度外。如果一位物理学家能够向你证明，由于冰冻，地球上的有机生命不久便会灭绝，那你敢大胆地对他这样回答吗？“那不可能，这个预测太令人不快。”我想你可能会沉默不语，直到另外一位物理学家出来指出第一位物理学家的假设和估计有错。当你拒绝对你来说不愉快的东西时，你所做的是重复构成梦的机制，而不是理解并超越它。

或许你们现在答应对被稽查的梦的愿望的讨厌性质不再介意，并且转向这样的论点：认为在人类的素质中决不至于有这么大的部分是邪恶的。但是你们能用自己的经验证明你们所说的这句话吗？我不想讨论你们自己表现如何，但你们见过胜过你的人和与你竞争的人满怀好意，你的仇人富有侠义，你的社会环境中绝少嫉妒，所以你感到你的职责就是反对人性中具有利己主义的邪恶战争吗？难道你不知道一般的人在性生活方面如何难以控制和不值得依赖吗？难道你不知道我们夜间梦到的所有的过度和反常行为都是清醒的人每天在现实生活中所犯的罪恶吗？精神分析在此所做的也不过是证实柏拉图的格言：善人满足于做梦，坏人则身体力行。1759

现在，把你们的注意力从个体转移开来，请看一看仍在蹂躏着欧洲的大战。试想一下大规模的暴戾、残忍和谎言还在文明世界里横行。你真的相信如果没有几百万追随者的同流合污，几个丧尽天良的野心家和杀人犯就能发动所有这些邪恶战争吗？在这种情况下，你敢为来自人类心理构造的邪恶辩护吗？1760

你们可能向我表示，我对战争持有偏见：战争也引发人们的善良和高尚，他们的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以及他们的社会意识。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你们不要因为精神分析假定了一个方面，就诋毁说它否认其他的方面，这是我们常遇到的不公正待遇。我们的意图不是对人性的高尚表示异议，我们也不曾贬损人性的价值。相反，我不仅正在给你们展示受到稽查的邪恶的梦中愿望，而且还展示出压抑它们并且使它们不能再识别的稽查作用。我们特别强调人的邪恶只是因为他人对此加以否认，并且因此使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不能改善，反而使其更难以理解。如果我们现在放弃这种片面的伦理价值，我们无疑将发现一个人类本性中善与恶之间关系的更为正确的公式。

这个问题到此为止，我们不必放弃我们有关释梦工作的发现，即使我们认为这些发现不免奇特。或许我们随后能够从其他的方面进一步探索、理解它们。但目前，我们坚持认为，梦的歪曲乃是由于自我所认可的目的对于夜间睡眠时出现的恶念进行稽查的结果。为什么这特别容易发生于夜间，以及这些受到指责的愿望起源于哪里——这些问题无疑尚须进一步的研究。

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未能充分地重视我们的另一探索成果，那是不公正的。我们尚不清楚想要干扰我们睡眠的梦的愿望，并且我们确实通过释梦才了解到它们。像我们已讨论过的一样，它们被描绘为当时是属于潜意识的。但我们必须承认它们不仅仅当时属于潜意识，梦者通过对他的梦的解释虽已认识到了它们的存在，梦者却仍然否认它们，像我们在许多例子中所看到的一样。因此，我们再次遇到了我们在“打嗝”口误中所遇到的情况。餐后那位演说者曾愤怒地声称，自己当时或无论何时都从未有过对其首长的轻蔑之意。我们那时已对他的这种保证怀有疑虑，我们认为演说者永远不会知道他内心所存在的这种冲动。每当我们解释强烈歪曲的梦时便不免重复这相同的情境，结果使我们所持的观点又赢得了一层重要意义。我们现在准备假定在心理生活中有些过程和目的是人们根本不知道的，或很久不知道的，并且从来就不曾知道。这样，潜意识对我们来说就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当时”或“临时”的特点不属于它的基本本性。它包含着“永远的”潜意识之意，而不仅仅是“当时潜在的”。当然，我们只能等以后有机会时再来谈论这个问题。

第10讲　梦中的象征作用1761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发现干扰了我们对梦进行理解的梦的歪曲是一种稽查活动的结果，这种稽查活动反对难以接受的、潜意识的愿望冲动。当然，我们不认为稽查作用是对梦的歪曲负有责任的唯一因素。实际上，当我们对它们进一步研究时，我们可以发现其他一些因素在产生这种结果中也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也就是说即使梦的稽查作用被排除在外，我们仍然不能真正地理解梦，显梦仍然不能和隐意相互一致。

我们遇到其他的使梦不能清楚易懂的因素，这种对梦的歪曲的新贡献是通过注意到精神分析技术中所存在的一个缺陷而发现的。我曾经讲过，有时会遇到被分析者对于梦中的单独的成分不能引起任何联想的情况。当然这种情况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经常发生。在大多数例子中，通过坚持，他仍可引出某种观念，但是，仍有一些例子，不能引发联想；即使有联想，却不能使我们从中得到预期的东西。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于精神分析治疗期间，它就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我们在此暂不讨论这种意义。1762但这种情况也可以发生于对正常人的梦的解释之中，或对我们自己的梦的解释之中。如果我们使自己相信在这种例子中无论何种压力都不能起作用，开始时原以为我们只是在此遇到了一次罕见的技术失败，我们最终发现这种不希望发生的事件时常发生于与特殊的梦的成分的联系之中，并且我们开始认识到一种新的一般原则在起作用。

我们自己试图用这种方式解释这些“哑”梦成分，并着手用我们自己的经验来翻译它们。这时，我们逐渐认识到每当我们冒险进行这种替代的时候，我们便得出这个梦的一个满意的意义；然而，只要我们不采用这种方法，梦便仍然支离破碎，而且毫无意义。这种实验开始时，本来很谨慎，而许多相似的例子的积累最终使它具有了必要的可信赖性。

我正要把这一切置于一个图式之中，为了演讲的目的，这是许可的，虽然很简单，但不至于被误用。

这样，我们对许多梦的成分采用一种固定的翻译——正如通俗的“解梦书”（dream-books）对梦里的各种事物都采用的那种解译一样。当然，你们可能没有忘记在我们运用联想技术时，梦的成分却从来没有这种固定的替代物。

你们会立刻反对说，这种解释的方法似乎比自由联想的方法还不可靠。然而，我要进一步讲的是：我们已由经验收集到了足够的可以用这种固定解译的例子，我们开始认识到实际上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知识来解释一部分梦，它们能够不通过梦者的联想而被真正地理解。我们如何知道这些梦的意义，到本讲后半部分你们就会清楚。

我们把这种梦的成分与其解译、解释之间的固定关系称为一种“象征”的关系，而梦的成分自身被称为潜意识梦的思想的“象征”。你们回忆一下我们先前在探索梦的成分和它们背后的“真正的”东西之间的关系时，我曾区分出三种这样的关系：①以部分代替全体；②暗喻；③意象。我那时曾提醒你们还有第四种关系，但当时我没有给它命名。这第四种关系就是我现在介绍的象征关系。象征作用会带来一些十分有趣的讨论，在举出我们有关的特殊观察材料之前，我先带领你们转向这些最为有趣的讨论。

象征作用（symbolism）或许是梦的理论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首先，因为象征是稳定的解译，它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仅与流行的释梦，而且与古代的观念相吻合，尽管我们的释梦技术与流行的及古代的具有很大的不同。象征作用使我们在某些情形中无须询问梦者对梦进行解释，其实梦者无论如何也不能告诉我们有关象征的任何东西。如果我们熟悉了一般的梦的象征和梦者的人格，他生活的环境以及梦发生之前的印象等，我们时常可以直接地来释梦——就好像一见面就可以认出一样。这种释梦的成功既可以使释梦者满意，又可以使梦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与询问梦者的劳苦形成鲜明的对照。但是，请你们不要误会，耍花样绝不是我们的本行。基于某种象征知识的释梦并非是联想方法的替代或对抗，它是联想方法的一种补充，并且它所得的结果只有和联想方法合用才有效。至于对梦者的心理情况的熟悉，你们必须记住不仅仅要分析你们所熟悉的人的梦，一般来说你们也不熟悉引起梦的前一天的事件；但是，你要分析的人的联想会给你们提供我们所称的心理情况的准确知识。

再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梦和潜意识之间的象征关系的存在问题再次引起最为激烈的抗议（包括后文我们要谈到的几点）。甚至是那些善于判断的人，虽然在其他方面对精神分析已表示赞同，但在这一点上也不表示支持。下面的事实会令这种行为更使人感到惊异：第一个事实是，象征作用并非只是梦所特有，也并非梦的特征；第二个事实是，梦中的象征作用并非由精神分析所发现，尽管精神分析得出了许多其他令人惊奇的发现。如果要我们举出现代此说的先辈，那么哲学家施尔纳（K. A. Scherner，1861）应是梦的象征作用的发现者。精神分析已证实了施尔纳的发现，当然精神分析也对其中的某些材料进行了修正。

你们现在可能想要听听梦的象征作用的本质的东西，并且希望有一些这样的例子。我很高兴告诉你们我所知道的一切，尽管我必须坦白对它的理解并不像我们想要的那么深刻。

这种象征关系的实质就是一种比拟，尽管不是一种任意的比拟。特殊的限制似乎与这种比拟有联系，但很难说这些是什么。并非我们用于比拟一种物体或一个过程的任何东西都以它的象征出现在梦中。反过来说梦也并不象征着梦的隐意的每一个可能的成分，而只是某些确定的成分。所以在两个方向上都有限制。我们也必须承认，目前对象征的概念还不能明确地限定：它容易与替代、表征等概念混淆起来，甚至接近于暗喻。对于许多象征，比拟的基础是显而易见的，但还有一些其他的象征，则须仔细寻求其比拟中的共同成分和公比（the tertium comparations）。经过深入的思考，我们才能发现它，或它可能仍被隐藏。更为奇怪的是，如果象征是一种比拟，那么通过联想就不能使其显露，而且梦者也不熟悉它；但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它。所以即使在给他指出之后，梦者也不愿去认识这种比拟。可见，象征关系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比拟，尽管我们随后或许可以了解它，但我们现在还不能清楚地掌握其基础。

梦中给出其象征表示的事物范围并不广泛：整个人体、父母、儿女、兄弟和姐妹、出生、死亡、裸体以及除此以外的其他东西。通常整个人体的一种典型的代表是房屋，像施尔纳所认识到的一样，他甚至想要夸大这个象征的重要性。在梦中，一个人发现自己在房屋的前面攀缘而下，一会儿为此感到愉快，一会儿感到害怕。墙壁平滑的房屋代表男人，而带有人可以攀上去的壁架和阳台的房屋则指女人。父母在梦中的表现为皇帝和皇后，国王和王后，或者其他的尊贵人物；所以这里梦表现出十分恭敬的态度。梦中对待子女和兄弟、姐妹的态度则不那么温和；他们往往被象征化为小动物或害虫。出生几乎都表现为与水有关的某种东西：人们要么落入水中，要么从水中游出，人们把某人从水中救出，或被他人救出——就是说，这种关系是一种母亲对于孩子的关系。垂死在梦中表示为分离，或乘火车旅行；而死亡的状态则是通过各种隐晦的暗喻表示；裸体多用衣服和制服来表示。你们由此可见这里暗喻和象征之间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

与这种贫乏的列举相比，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每一个领域中，目标和主题被表示为十分丰富的象征作用。这个领域就是性生活——生殖器、性过程、性交。梦中绝大多数的象征是性象征。这里揭示的是一个令人奇怪的不均衡，我所谈及的这些课题很有限，但它们的象征却相当地多，以致各种东西都可以通过大量的几乎同等的象征来表达。结果，在它们被解释时，引起普遍的反对。因为和梦中种类繁多的表征相对照，这些表征的解释是很单调的，并且它会使听到它的每个人都不高兴。但事实如此，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由于这是第一次在这些演讲中谈到性生活的事物，我要对你们说明一下我对待这个话题的方式。精神分析不允许隐藏和暗示，并认为讨论这种重要的材料是无须感到羞愧的，不论任何事都要先正其名，并希望这是避免无谓争论的最好的方法。尽管听众是男女混合的，但这些演讲仍照常进行。正如科学不能有所隐瞒一样，对女学生也不能有所隐瞒，而你们中的女士出现在教室里已表明，她们希望受到与男子同等的对待。

男子的生殖器（male genitals）在梦中以多种被称为象征的方式出现，这里比拟中的共同成分是很清楚的。首先，“三”这个神圣的数目作为整个男子生殖器的象征意义。对于两性来说，更重要的、更令他们感兴趣的生殖器部分是“男性器官”（male organ），其象征首要的是形状相似的东西，可以是长形直立之物，如手杖、伞、竹竿和树干等。也可以是有穿刺性和伤害性的东西，如各种尖利的武器，小刀、匕首、矛、军刀；还可以是各种火器，如枪炮、手枪及左轮手枪等（它们的形状特别适合于这种象征）。女孩在焦虑的梦中，往往梦到被手持刀子或火器的男子所追赶，这可能是梦的象征作用最为普遍的例子，而且你们现在可以很容易地解译它。有时男子的生殖器官还可由能流出水的东西代替，这也是不难理解的，如水龙头、水壶或泉水等。有时它们以可以拉长的东西为象征，如吊灯，及可自由伸缩的铅笔等。另外，很显然男性器官的象征还可以是铅笔、笔杆、指甲锉刀、锤子及其他器具。

男性器官能够违反引力定律而竖起的显著特征，也即一种勃起现象，可以用气球、飞机以及最近的齐伯林飞船等象征事物表示。但梦能够以另外一种更为有力的方式象征勃起。它们可以把性器官当作梦者整个人，并使他自己能够飞起来。梦到飞行是大家所熟悉的并且时常是愉快的，现在要把它解释为一般的性兴奋梦或勃起梦，请你们不要太在意。精神分析的学者之中，费德恩（Paul Federn，1914）曾证明了这种解释的可靠性。而且沃尔德（Mourly Vold，1910～1912）经过探索也得出同样的结论。沃尔德以精明著称，他曾用臂和腿的不自然姿势进行了我前面提到过的实验，他的理论本和精神分析不同，或许他根本就不知道精神分析。你们不要根据妇女也有像男子一样高飞的梦，就来反对我们的学说。请记住，梦的目的在于满足欲望，而妇女时常有意识、潜意识地具有想成为男子的欲望。如果你们具有解剖学的知识，就不至于假定妇女不能有与男子相同的感觉，并由此实现自己的愿望。妇女拥有作为其性器官一部分的、并与男子的很相似的一个小器官，也就是阴蒂（clitoris）；阴蒂在童年期和有性交之前的时期与男子的大器官起着同样的作用。1763

有些男性的象征是不容易理解的，如爬虫和鱼，尤其是蛇这种著名的象征。人们当然也不易猜测为什么帽子、外套或大衣也同样被用做这种象征，但它们的象征意义是确定无疑的。最后我们还可以问自己，是否男子的肢体、手、足的替代可以被描绘为象征。我想，根据妇女例子中的前后关系和对应物，我们是被迫这样做的。

女性生殖器得到的象征性表达是由具有能容纳东西的空间的共同特点的物体。如坑、洞穴、罐和瓶，以及各种大箱和小盒、柜子、保险箱、口袋等。轮船也属于此类。一些象征与子宫的关系要比与女性生殖器的关系更为紧密：如碗柜、火炉尤其是房间。这里的房间象征与房屋象征相关联。门和门户则是阴户（genital-rifice）的象征。各种材料也是妇女的象征：如木头、纸张以及它们制成的东西，像桌子和书等。在动物方面，蜗牛及蚌肯定是女性的象征。在身体各部分中，嘴是阴户（或阴外部）的替代，在各种建筑中，教堂和小礼堂也是妇女的象征。你们知道，并非所有的象征都是同样明白的。

乳房也可归为性器官，像这些妇女身体的半球状部分，则以苹果、桃子及一般水果为其象征。梦中两性的阴毛则多以森林和竹丛出现。女性生殖器部分的复杂解剖部位则常被表现为带有岩石、树木和水的风景点。1764而男性器官的构造则往往象征为各种复杂而难以描绘的机器。

另外一种值得一提的女性器官的象征是珠宝盒。1765而“珍珠”和“宝物”在梦中用来代表现实生活中所爱的人。糖果则时常代表性兴奋。从个人自己的性器官中所获得的满足由多种游戏，包括弹钢琴表示。手淫则以滑动、溜动及折枝表征。掉牙或拔牙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梦的象征，它首要的意思无疑指以宫刑作为手淫的惩罚。我们遇到的有关性交的特殊表征并不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多。这里可举出的有：有节奏的活动，如跳舞、骑马、攀登，以及遭受暴力的深刻体验，如受到践踏，某些手艺和武器的威胁等。

你们不要以为这些对于某物的象征的用途或解释很简单。在这个过程中，各方面能遇见的都往往与我们的经验相反。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两性之间所用的象征物的不同时常是难以清楚地看到的。一些象征可兼用来代表男性或女性，例如，小宝宝，小男孩和小女孩。1766再者，男性的象征物可用于代表女性的性器官，相反亦然。我们一直到认识了人类性观念的发展，才明白了这些。在一些例子中，象征的模糊性可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最显著的象征，如武器、口袋和橱柜则不包含这种两性的用途。

我现在从象征而非从所表征的事物开始，继续谈论一下性象征的起源，并且我还要对共同成分相对不明确的象征稍加说明。帽子（一般地说是盖头的东西）就属于这种不明的象征。它既可具有男性的意义，又有女性的意义。1767同样，大衣、外套意味着男人，或许并不总是指生殖器的，这究竟是为什么，你们可以自由提问。1768领结下垂并且不为妇女拥有，往往被确定为男子的象征，而衬衣和内衣则常是女性的象征。衣服和制服，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样是裸体或身体形状的替代。鞋和拖鞋则是女性的生殖器。已提到的桌子和木头是女性的象征。登梯、登山以及上楼，或更准确地说在其上面行走显然是性交的象征。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攀登的节奏，或者说兴奋的增加和呼吸的短促两者之间有共同的成分。

我们前面已指出，风景可代表女性生殖器，小山和崖石可作为男性器官的象征。花卉通常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水果代表乳房而不是孩子；野兽指能使感官兴奋的人。再进一步说，它代表恶的本能或情欲。花卉则指妇女的性器官，特别是处女的生殖器。请不要忘记花卉实际上是植物的生殖器官。1769

我们已熟悉房间的象征意义。这种表征具有更深层的意义，如窗和门代表房间的出入口，用以指身体中的阴户。而房间被打开或关闭的问题则与这种象征作用相吻合，而开门的钥匙则是男性的象征。

以上所讲的都是梦中用于象征作用的材料。这还很不完备，还可以更深入、更广泛地挖掘，但我想这对我们来说已足够了，甚至可能已使你们深感不快。你们可能会问：“我真的生活在这么多的性的象征中吗？我周围的一切事物，所穿的衣服，我所接触到的一切东西，难道都是性的象征而非其他的东西吗？”提出这些令人吃惊的问题确有其足够的理由：首先，梦者对梦的象征没有给出足够的信息，或一点信息也不提供，我们究竟如何推知这些梦的象征意义呢？

我的回答是：我们从十分不同的来源来学习它的。如从神仙故事和神话，从笑话和戏语，从民间故事等，以及从各民族的习俗（习惯、风俗、格言和歌曲等）中，从诗歌和惯用的习惯用语中获得有关的知识。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遇到同样的象征作用，并且它们中的一些并不需要更深一步的指导就可以理解。如果我们对这些知识来源进一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与梦的象征作用的相似之处，这使我们不能不相信我们的正确理解。

像我们已经谈过的，在施尔纳看来，人的身体在梦中时常由房屋象征来表示。对这种表征的进一步研究，我们发现窗户、大门口、屋门都可以代表身体的开口部分，而屋的正面既可是平滑的又可是带有阳台和壁架的。在修楼用语中也常发现同样的象征作用：如我们问候一位熟人时说“老房子”，我们敲一下某人的头，说“屋顶来人了”，我们说某人精神不正常是“他的楼上出了点毛病”。在解剖学里，身体的洞口可用许多词语表示，像leibespforten（意大利语，意为“门”）。

一开始在梦中梦到自己的父母是帝王或皇后，可能会感到吃惊，但在神仙的故事中确有与其相类似的东西。我们知道许多神话故事这样开始：“从前有一个国王和王后。”其本意为，从前有一个父亲和母亲。在家庭中儿童被取笑为“王子”和“太子”。国王则自称为一国之主。我们把幼儿称为“小虫”，对一个儿童表示同情就说：“可怜的小虫。”

让我们回到房屋的象征作用。我们在梦中把房屋的突出部分用做攀登的抓手，我们由此想到句用来表示胸部发达的用语：“她有攀登的抓手。”还有这样的俗语：“她在她的房屋前放了许多木材。”这似乎证明了我们把木材解释为女性、母亲的象征。

关于木材，人们很难理解怎么用它来代表女性或母亲。但这里比较语言学能够给我们提供帮助。德语“Holz”和希腊语“vly”出于同一词根，意为“原料”。这似乎是一个由原料的通名后变为特种材料的名词的例子。在大西洋中有一个岛屿，名为马德拉（Madeira）。这个名字由葡萄牙人发现此岛时命名，因为那时它全部由森林覆盖，而你们可能注意到了“madeira”只是拉丁语“materia”的小小变式，通常还是意指“材料”。但拉丁语中的“materia”来源于“mater”即“母亲”，意为制造物品的原料都可以被看作是那种物品的母亲。所以，人们根据这个词的古意，便用木材作为女性或母亲的象征。

梦中表示的出生通常与水有某种联系：人入水或出水，也就是人分娩或自己出生。我们不能忘记这种象征指两种进化事实，不仅所有的陆生动物，包括人的祖先，都是从水生动物而来（这是两个事实中更远的一个），而且每一个哺乳动物，每一个人的第一阶段都在水中度过——在胚胎时生活在母亲子宫的羊水内，并且分娩时由水中而出。我不是说梦者知道这一点，相反，我认为他不必知道这个。也有某种东西梦者小时候可能听人说过，但我也认为这无关象征的构成。他在幼儿园里听说婴儿是由鹳带来的。但是鹳鸟又是从哪里把他带来的呢？从池塘、从小河中带来的，可见婴儿又是从水中出来的。我的一位病人，他小时候（他那时是一位小伯爵），听到此消息，后来不知他到哪里去了，整个下午都找不到他，最后发现他躺在池塘边，脸对着水面，正专注地往水中看，试图找到水中的婴儿。

兰克（1909）曾对神话中英雄的出生做过比较研究，最有趣的一个为阿卡德的萨贡国王（King Sargon of Agade，约公元前2800年）。在这种神话里把小孩抛入水中和把小孩从水中救出占据内容的主要成分。兰克认识到这些是出生的表征，梦中也有很多类似的东西。如果一个人梦到把某人从水中救出来，他便认为这人是他的母亲，或任何人的母亲；而在神话中，一个人把一个婴儿从水中救出是承认自己是此婴儿的真正的母亲。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笑话，有人问一个聪明的犹太小男孩，谁是摩西的母亲，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公主。”那人说：“不对，她只是把他从水中救出而已。”“那是她的说法。”男孩回答说，这说明他已找到了神话的正确解释。1770

离别在梦中意味着死亡。所以，当一个孩子问一个死者到哪里去了，在一般的托儿所里他会被告知那人旅行去了。剧作家也运用同样的象征，把死亡的地方说成是“旅行者一去不返的乌有之地”。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也通常把死亡说是“最后的旅行”。熟悉古代礼节的人都知道送葬的礼节是多么的隆重（如在古埃及的宗教中）。许多保存下来的《死者书》被赠给木乃伊，作为其最后旅行的指南。由于坟地和住所相分离，死者的最后旅行确实成了一种真实的事。

性器官的象征也不只在梦中发现，你们可能都知道有时候不礼貌地把妇女称为“铺盖”，或许你们不知道你们使用的是一种生殖器的象征。在《新约》中，我们发现妇女被称为是“脆弱的器皿”。犹太人的圣书，文体近于诗歌，其中充满了性象征的表达，人们对这些象征时常不能正确地理解，并且其注释（如，所罗门之歌的情况）1771曾引起一些误解。在后来的希伯来文学中，很容易找到由房屋代表妇人的例子，房屋的门代表性器官入口。例如，一个男人若发现妻子失贞，就说他“发现门已打开了”。在这些文献中，也有用桌子代表妇女的象征。这样一位妇女对其丈夫说：“我为他把桌子摆好，但他把它推翻了。”跛孩被说成是来自于男人“把桌子推翻”了的情况。这些例子引自布吕恩的列维博士（L. Levy，1914）的书。

船在梦中也代表妇女，这个事实也由语源专家证实。他们指出，“Schiff”（船）的原意为泥造的器皿，并且和单词“Schaff”（意为木桶或木制器皿）为同一个字。而火炉代表妇女或子宫，可由希腊科井斯的珀里安德尔与妻子里沙的故事得到证明。根据希罗多德的译文，这个暴君本来很爱自己的妻子，但由于妒忌而杀了她，后来他看到妻子的影子，为从她那里获得一些信息，他让影子诉说有关她本人的事，这位死去的妇女为证明自己的身份说：“他（珀里安德尔）把他的面包放入一个冷火炉之内了。”这是一句隐语，局外人是不太了解的。又如，克劳斯所编的《不同民族的性生活》这本书，收集了性人类学方面的一些珍贵的资料1772，从中我们了解到，一部分德国人在给女人接生时说：“她的火炉已经有了碎片。”（her oven has come to pieces）点火以及有关的事都包含有性象征作用。火焰时常代表男子的性器官，火灶则代表女性的子宫。

如果你对梦中常常用风景代表女性生殖器这一点感到惊奇，你可以从神话中知道“大地母亲”这种含义在古代宗教仪式里所占据的地位，以及有关农业的观念如何受这种象征的决定。你们倾向于从德国的俗话中追溯将梦中的房间代表妇女的事实，德语中Frau（妇人）由Frauenzimmer（妇人的房间）1773所替代，也就是说，人可由属于她的房子所替代。同样，我们说“Sublime Prte”1774（雄伟的土耳其宫廷），意思是指苏丹及其政府。还有古埃及法老也意味着“大宫廷”（Great Courtyard）的含义（在古老的东方，双重城门之间的宫廷是公众集会的地方，和希腊罗马时期的市场很相似）。然而这种推论显得太肤浅。在我看来房间成为妇女的象征是因为有人居住在其中的缘故。我们发现“房屋”也在同样的意义上使用。神话和诗歌语言使我们能够把“城镇”、“城堡”、“堡垒”、“炮台”作为“妇女”更进一步的象征。这个问题通过不说或不懂德语的人的梦可以很容易地解决。在过去几年间，我曾治疗的病人大多为讲外语的人，并且我似乎还记得在他们的梦中，Zimmer（房间）也是指Frauenzimmer（妇女），尽管在他们的语言中没有与此相似的用法。还有其他一些线索表明象征关系可以超越语言的限制——这是很久以前一位老释梦者舒伯特（Schubert，1814）的观点。然而，我所有的梦者对德语并非都一无所知，所以，最后的决定应留给那些可以从只懂得本国文学的外国病人中收集资料的精神分析学家来做出。

男性生殖器的象征表达几乎没有一个不出现于笑语、俗语或诗歌之中，特别是在古代经典剧作家的作品之中。但我们不仅遇到出现于梦中的象征，而且还遇到其他一些东西——如，在各种各样的操作中所使用的工具，特别是锄、犁等。再者，男性生殖器的象征还会把我们引向十分广泛和很多争议的领域，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将尽量避免这些领域。然而我想对一种象征谈一下自己的看法，这就是数字“三”的含义。1775这个数字被视为神圣是否由于它的象征意义，在此姑且不说，但可以肯定许多自然界发生的由三部分组成的东西如苜蓿叶等，被用做盾形纹章和徽章，就是因为这种象征意义。同样，法国的三瓣百合花，以及西西里岛和男人岛两地共用的小徽章（triskeles）（由中心点发出的三脚跪着的像）似乎也是男性生殖器的化装。和男性器官相像的东西在古代被看作是消灭灾祸的最强有力的工具（即防御工具），与此相一致，我们自己的幸运符很容易被视为生殖器或性象征。这种东西多做成小银质饰品，如四叶苜蓿、小猪、蘑菇、蹄铁形物、长梯、扫烟囱等。四叶苜蓿是来代替真正适合于象征的三叶苜蓿。猪是古代丰盛的象征。蘑菇无疑是阴茎象征（penis-symbol）：有一种蘑菇由于它很像阴茎，所以它的学名取为“phallus impudicus”。马蹄铁的轮廓很像女性的阴户，而扫烟囱和其长梯是性交的象征，因为人们往往把“扫烟囱”比作“性交”（参看《不同民族的性生活》）。我们也知道梯子在梦中表示性象征，这里德语的用法可以帮助理解这些，并且可以给我们显示“Steigen”（意为攀登或登山）一字被用做一种美好的性感觉，如我们说“den Frauen nachsteigen”（意为追逐女人）和“ein alter Steiger”（意为年老的攀登者）。在法文中，表示上楼梯的词为“marches”（前进），我们发现一个十分相似的词为“un vieux marcheur”（意为年老的攀登者）。这些内容或许以下列事实为依据，即有许多大动物须登上或爬上另一雌性的背部进行性交。1776

“折枝”为手淫的象征，这不仅是因为它与手淫的动作相似1777，而且还因为在神话里二者也十分相似。但特别应注意的是以掉牙或拔牙作为手淫的惩罚即阉割的象征。民族故事中也有与此相似的东西，只是很少为梦者所知而已。我认为，许多民族所进行的割包皮仪式是阉割的同类或替代。并且我们现在认识到某些澳大利亚的原始部落在成年时进行割包皮仪式（即对男孩获得性成熟的祝贺），而其他一些部落，包括他们的邻居则用拔牙仪式取而代之。

我对这些事例的说明到此为止，它们只是一些例子而已。但是，如果把这些事例加以收集整理的不是像我们这样一知半解的人，而是神话学、人类学、语言学、民族学各方面的专家，那么你们可以想象得出所收集的资料将会更丰富和更令人感兴趣，我们对这个问题也会知道得更多。

我们得出了一些结论，它们可能很不详尽，但它们可以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作为思考的食粮。

第一，我们面临这样的事实：梦者自己虽能做一种象征的表示，但他在清醒时对此不能识别。这太奇怪了，就好像你突然发现你的女佣人懂得梵语一样，尽管你知道她生长在波西米亚的一个村庄，并且从未学过梵语。我们的心理学观念很难说明这个事实。我们只能说象征作用的知识对于梦者来说是潜意识的，这属于其潜意识的心理生活。但就是有此假设，我们也不能使问题得以解决，因此我们有必要假定潜意识倾向的存在。这种倾向我们可能暂时不知道，也可能永远不知道。然而，现在的问题还不仅仅如此，我们实际上不得不相信潜意识知识，思想联系和不同事物之间的对比可能产生一个观念代替另一个观念的结果。这种比拟并非每次都是新的，而是现成的、随时可以应用的。这隐含着如下事实：尽管个体不同，语言不同，但他们却使用一致的比拟。那么这些象征关系的起源是什么呢？语言的使用只包含它们中的很小的一部分。其他方面与之相当的知识大多不为梦者所知，我们被迫艰苦地来收集这方面的材料。

第二，这些象征关系对梦者或对使它们得到表达的“梦的工作”（dream-work）来说并不是特有的，像我们已看到的一样，这些象征作用也见于神话和神仙故事，见于人们的俗话、民歌以及诗歌想象之中。象征作用的范围很广泛，并且梦的象征作用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只从梦的方面研究整个象征问题还是不够的。许多象征在其他地方经常使用，而在梦中却很少出现或根本不出现。一些梦的象征在其他领域中不出现，只出现于梦中，这是你们所看到的。我们深深地感到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古老的而现在又被废除的表达方式，其中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领域中保存下来，一部分只在这里出现，另一部分在那里出现，或许第三部分经过稍微的修正后在好几个领域中出现。这里，我不禁想起一位很有趣的精神病患者1778的幻觉，他想象一种“基本语言”，其中所有这些象征关系都是这种基本语言的遗物。

第三，你们可能感到我所提到的其他领域中的象征作用不只是性象征作用，然而，在梦中象征几乎都被用于性目标和关系的表达。这也不容易解释。我们能否假定原先属于性的象征后来被用于其他方面，或这方面的象征方式转化为他种表示方式呢？只要我们仅仅限于考虑梦中的象征作用，这些问题肯定不能回答。我们只能坚决主张在真正的象征与性之间具有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

对于这种联系，在过去的数年中，我们曾受到重要的启发。乌普拉的语言学家斯珀伯（Hans Sperber，1912）从事不依赖于精神分析的研究工作，他曾提出一个观点，认为性需要在语言的起源和发展方面起过重大的作用。在他看来，最初的语言的声音是为了交流，并且召唤讲话者的性伙伴。在后来的发展中，语言的基础就成为原始人工作时所伴发的声音。他继续指出，这些活动在执行中与重复发出的有节奏的声音相伴随。通过这种方式，性兴趣与工作相联系。这样，原始人通过工作作为性活动的替代，而使工作能够乐于被人接受。而工作时所发出的声音一般有两种意义：它们一方面和性的动作有关，另一方面则和性的动作的替代物或劳动有关。随着时间的流逝，字音逐渐失去其性意义并固定于工作之中。几代过后，有性意义的新的字音也出现同样的情况，并且被应用于新的工作形式之中。这样，许多所形成的基础音节本与性起源有关，随后即失去其性意义。如果我们在此描绘出的假设正确的话，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理解梦的象征作用的可能性。我们应理解为什么梦具有这么多的性象征，为什么武器和工具一般总代表男性生殖器，而原料和受到加工的事物总代表女性生殖器。这种象征关系是古代言语表达同一性的残余。古时和生殖器同名的事物可成为生殖器在梦中的象征。

我们发现的梦的象征作用的类似物也使我们形成一种对精神分析特点的估价。这使我们懂得精神分析为何能引起人们的普遍兴趣，而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则不能如此。精神分析的研究工作和许多其他的学科如神话、语言学、民俗和社会心理学以及宗教理论有密切的关系，其研究结果又可以给这些学科提供有价值的结论。如你们所说，精神分析学家开始编辑以促进这些关系为唯一目的的一种期刊，你们将不会感到吃惊。这种期刊称为《意象》（Imago）1779，它创刊于1912年。由萨克斯和兰克（Hanns Sachs and Otto Rank）任编辑。在第一个例子中，精神分析所拥有的这些关系是施予多于接受。这为精神分析带来了便利，即当精神分析的奇异的发现在其他领域也有的时候，这些发现会变得更为人们所熟悉。但总体来说，精神分析给其他领域提供了技术方法和理论观点。精神分析对人类个体精神生活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解释。借助于此，我们能够解决许多人类群体生活方面的问题，或至少为它们的解决带来一线光明。

顺便提一句，我还没有向你们谈到我们能够从中最深入地了解假定的“原始语言”的细节和大部分“原始语言”仍存活的领域。直到你们知道了这些，你们才能形成一种对它的整个意义的意见。因为这个领域属于神经症方面，并且它的材料就是神经症患者的症状和其他表现，精神分析就是要对这些现象进行解释和治疗。

第四，我们回到开始，并指导我们沿着先前描绘的道路前进。我说过即使没有梦的稽查作用存在，梦仍然不能很容易地得到解释，因为我们仍面对着把梦的象征语言转化为我们清醒时的思想这个任务。这样，象征作用是梦的歪曲中除梦的稽查作用之外的第二个独立因素。然而，显然可以认为梦的稽查作用通过使用象征作用而使自己更为便利，因为它导致同样的结果——梦的神奇和难以理解。

我们很快就会清楚对梦的进一步研究是否可以发现有利于梦的化装的另一个因素。但是在结束梦的象征作用这个题目之前，我还要提一下这种神奇的事实，那就是在神话、宗教、艺术和语言中毫无疑问具有广泛的象征作用，但梦的象征作用却受到教育者的强烈反对。这难道不是梦的象征作用与性的联系所引起的吗？

第11讲　梦的工作1780

女士们，先生们：

在你们已彻底地掌握了梦的稽查作用和压抑作用（repression）后，你们实际上还不十分了解梦的歪曲作用。但你们可以理解大多数的梦了。这样做时，你们要使用两种互相补充的技术：（1）让梦者进行联想直至你从替代物中求得原来的东西；（2）根据你自己的知识找出象征物的含义。随后我们将讨论这种联系所引起的一些不确定的东西。

我们前面曾研究梦的成分和它们所代表的原本的东西之间的关系，但那时找不到适当的方法。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任务。我们共举出过四种关系：（1）部分与整体的关系；（2）暗喻或近似；（3）象征关系；（4）意象。我们现在在更大的范围内讨论这些事情，对作为整体的显梦和得到解析的隐梦进行对比。

我希望你们不再使这两种东西相互混淆。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你们将比我《释梦》一书的大多数读者能够更深一步地理解梦。让我再次提醒你们把隐梦转化为显梦的工作被称之为梦的工作（dream-work）。在相反方向上的工作，即努力从显梦到达隐意，就是我们的“解释工作”（work interpretation）。这种解释工作寻求复原梦的工作，我们认为即使是明显的愿望满足的幼儿型的梦，也经历了一些梦的工作，即它们从一种愿望被转化为实际的体验，并且由思想转变为视觉的意象。这种梦不需要解释，而只须使这两种转化复原。发生于其他梦中的更多的梦的工作称为“梦的歪曲”（dream-distortion），这要通过我们的释梦工作来使其复原。

在对大量的梦的解释做了对比之后，我现在可以给你们从总体上描绘一下梦的工作是如何处理隐梦的材料的。然而，我希望你们不要对我所讲的期望太高，这仅仅是一部分描述，你们必须注意静心听讲。

梦的工作的第一个成就是凝缩作用（condensation）1781，通过凝缩，我们理解显梦比隐梦具有更少的内容的事实，并因此是隐梦的一种缩译。有时凝缩不存在，但一般来说它总是出现，并且时常凝缩的程度很大，从来不会有相反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从来不会发现显梦的范围比隐梦大，或在内容方面比隐梦丰富。凝缩产生的方法有：（1）某些隐梦成分整个失去；（2）只有一部分隐梦中的情结转化为显梦；（3）某些相同的隐梦成分在显梦中合成、混合为一体。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保留“凝缩”一词，只用来指上述的最后一种方法。它的结果很容易证明。你们从自己的梦中不难回忆起不同的人被合并到一个人身上的凝缩例子。这种合成的形象可能外貌像A，而穿着像B，行为则像C，同时我们可能把他当作D。这种合成的结构当然突出四人共有的某些东西。自然，也有可能以同人一样的方式由物件或地点形成这种混合的结构，只要这些物件或地点有一些共性的东西供隐梦支配就可以了。这个过程与构成一个新的并且不稳定的以这个共同成分为核心的概念相似，已被凝缩到一起的各部分混合之后的结果，常常形成一种模糊的不清楚的意象，与你把好几张照片同时投射到一个感光片上所发生的情况很相似。1782

像这样的合成结构（composite structures）的产物对于梦的工作来说必定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可以表明，合成所需要的共同成分一开始并不存在，它们都是被引入的。例如，选择一些单词，并通过这些单词来表达思想。我们已遇到这种凝缩和合成的结构，它们在一些口误的产生中起一定的作用。你们可以回忆一下那个年轻人说要“送辱”begleit-digen（由begleiten意为护送和beleidigen意为侮辱混合而成）一位女士。再者，也有一些笑话的技巧也是基于这样的凝缩作用。1783但是，除这些例子之外，我们可以说凝缩作用是很少见的和奇特的。当然某些创造性想象便相应于合成人物的结构，其中也有许多成分在实际上本不属于一起，而通过创造想象则可以使它们合为一体。例如，在古代神话和伯克林（B?cklin）的画中，有许多半人半马的怪物和巨兽。这种“创造”想象实际上并不能“发明”任何东西，它只能将彼此无关的成分合并起来而已。但是有关梦的工作过程的情况如下：为梦的工作提供的材料组成思想，其中一些可能是可摒弃的和不能接受的，但是它却被正确地构建和表达。梦的工作把这些思想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奇怪的、难以理解的是在这个翻译成为另一种文字或语言的过程中，使用的竟是混合、合并的方法。毕竟，翻译通常努力保存本文中所产生的区别，并且尤其是保存相似区分的事物。梦的工作正好相反，将两种不同的思想凝缩为一，其方法是找出（像开玩笑一样）一个一语双关的词，来表示两种思想。我们不必立刻试图去弄明白这些特点，但它对于我们鉴别梦的工作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尽管梦的凝缩可使梦变得模糊，但它并不使人们感到梦的稽查作用的效果。它似乎是由于机械的或经济的因素，但无论如何，稽查作用得益于它。

凝缩的成就可能会很不一般。有时可能在它的帮助之下把两个十分相同的隐意合并成显意，以便人们能够对梦有一个满意的解释，而这样做却会忽视了可能有的第二种解释。1784

另外凝缩还使隐梦与显梦之间的联系变得复杂。这表现于不同元素之间，一种显意成分可能同时与好几种隐意相对应，相反，一种隐意成分可能同时在好几种显意中起作用。也就是说，这里存在一个相互交叉的关系。那么，在释梦时，我们发现与一个单一的显意成分的联系不必依次呈现：时常我们必须等到整个梦得到解释后，才能使其显现。

这样，梦的工作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表现梦的思想：它不是逐字逐句地翻译，也不是有规则可循的选择作用（就好像只保留字的辅音，而除去元音），更不是一种常用某一成分来代表其他若干个成分的代表性选择。它是一种与此十分不同并且更为复杂的东西。

梦的工作的第二个成就是“移置作用”（displacemen）1785。有幸的是我们已做过一些这方面的初步考察，因为我们知道这完全是梦的稽查作用的工作。它以两种方式显现：第一，一个隐意成分不是由自己的一部分来替代，而是由较为无关的其他事物来替代，即由暗喻来替代。第二，精神的着重点从一个重要的成分转移到另一个重要的成分，以致梦以不同的中心和异样的形态出现。

我们在清醒的思考时，也常由暗喻代替某些东西，但这里存在着不同之处。在清醒的思考时，暗喻必定易于了解，并且其替代物的内容也和它所代表的原本的东西有相当的关系。笑话也时常地使用暗喻。它们省去内容联想这个前提条件，而用不常见的表面联想1786取代，像声音的相似性、言语的两可性等。但它们仍保存了可理解性的前提条件：如果从暗喻很难回到原本的东西，那么笑话将失去它所有的功用。1787用做移置作用的暗喻则完全不受这两者的限制。它们与所替代的成分的关系，是最为外在的和间接的，所以不易理解。在它们复原时，它们的解释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个糟糕的笑话1788，或是牵强附会的。如果成功地使之无法找到由暗喻回到原本的东西的途径，梦的稽查作用才算达到了目的。

重心的移置并非合理表达思想的方法。我们有时在清醒思考时为了取得一种喜剧效果而使用它。我可以通过回忆下面的一个轶事来说明这一点。在一个小村子里有一个铁匠，他犯了死罪。法庭判决应立即执行。但他是村里唯一的铁匠，并且是必不可缺少的。村里有三个裁缝，他们中的一个只好替他去死。1789

从心理学上来看，梦的工作的第三个成就是最有趣的。它在于将思想转化为视象（visual images）。1790我们应清楚这种转变不影响梦中思想的任何东西。它们中的一些保留了它们的形式，并同时以显梦中的思想或知识出现。变成视像也不是思想变形的唯一形式。然而，它们包含梦的形成的实质。这部分梦的工作像我们所知道的一样，是很有规律的，并且我们已熟悉个体梦成分情况中单词的易受影响的表征。

显然这种成就不是一种容易的方法。为了认识其困难之处，我们假定你们现在要通过绘图来说明报纸中的一篇政治性论文，并且要尽量把文字转化为图画。这样，你们把字母书写过程转化为图画时就会遇到重重困难。尽管文中的人物和具体的事物很容易转化，甚至有利于转化成图画，但在你们对抽象单词以及反映思考之间关系的词语（像关系词、联结词等）进行转化时，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就抽象词来说，你们能够通过各种方法来帮助自己，如，你们将文章的内容先翻译成其他文字，这些字或许比较少见，但它的语根的成分则较为具体，因此也比较容易画出这种表象。你们也许会想到这样一个事实：抽象的文字原本也是具体的，只是它们的原意已逐渐丧失了而已。因此，若有可能，你们便不免要去追溯这些字原有的具体意义。这样，你们会很高兴地发现，可以通过真实的或有形的占据来表示对一个物体的“占有”（possession）1791。而梦的工作正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很难要求你们的表征很精确。同样，你们将会原谅梦的工作难于用图示的成分来替代，如将破坏婚姻表示为另一种破坏，像一条断腿。1792通过这种方法，你们可比较成功地弥补化字为图的困难。

那些表示思想之间的关系的语言部分，像“因为”、“所以”、“然而”等，你们要用图来表示，就不那么容易，所以这部分内容只好遗失。同样，梦的工作将梦的思想内容减少为事物和活动等原始材料。如果有可能以某种方式用更精致的影像表示那些非图画所要形容的关系，你们会感到很高兴的。梦的工作也正是这样，通过显梦的形式特点（如它的明晰性或模糊性以及区分为几部分等）成功地表示出一些隐梦的内容。梦所分成的部分的数目通常与梦的主题或隐梦中的思想数目相当。一个简短的引导性的梦往往是后来更详尽的主梦的序幕，并可以为其提供动力。1793梦的思想中的从句将被显梦中情境的改变的插入物所取代。这样，梦的形式也具有一定的意义，它本身也需要解释。在同一晚上有几个梦发生时，它们时常具有同样的意义，并且表明梦者曾努力将一个不断加强的刺激加以渐趋完满的控制。1794在单个的梦中，一个特别困难的成分可能被几个象征——对偶物1795——表示。

当我们对梦的思想和取代它们的显梦之间进行一系列对比时，我们就会遇到许多出乎意料的东西，例如，梦中的废话和荒唐的东西也具有其意义。在这一点上，医生和精神分析者释梦的差别比以前更加明显。在前者看来，梦是无意义的，因为梦中的心理活动完全失去了其评判作用；而在我们看来，恰好相反，在梦的思想中所包含的一些评判作用（对“这是荒唐”的一种判断）出现时梦才变得没有意义。你们所熟悉的到剧院去看戏（一个半弗洛林买三张戏票）的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所表示的判断为“结婚这么早未免太荒唐了”。1796

同样，在我们的解释工作过程中，我们得知梦者时常怀疑某一成分是否曾经入梦，或入梦是否就是这个成分而不是其他成分。一般来说，隐梦思想中没有什么东西与这些疑虑和不确定相对应，它们完全是由于梦的稽查作用的活动，并且由压抑不十分成功所致。1797

最令人吃惊的发现之一是梦的工作处理隐梦中所发生的相反意念的方法。我们已经知道隐梦材料中的连贯性由显梦中的凝缩作用所取代。但是相反意念和相同意念受到相同的方法的处理，特别是要用同样的显梦成分表示出来。这样显梦中的一个成分，如果有正反两面，那么它所代表的意义有：它自己或它的反面，或它的正反两面。释梦时如何进行，应视前后关系来确定。因此梦中没有“否”字的代表，或至少没有清楚的词语来表示。

梦的工作这种奇怪的行为在语言发展上可找到很好的类似物。一些语言学家坚持认为在古老的语言中，相对的词语如“强——弱”、“明——暗”、“大——小”都由相同的词根来表示。（我们称之为原始文字的两歧之意（the antithetical of primal words），这样在古埃及语中“ken”原先意为“强”和“弱”。在说话时，由于音调和姿势的不同，人们避免了使两歧的字引起误会，但在书写时则须增加所谓的“限定词”，也就需要增加一幅图画。如在“ken”的后面画一个挺胸而立的人，表示其义为“强”；如果画一个屈膝下跪的人则表示“弱”，只是到了后来，同一原始文字的两歧之意才由于词根的变化而代表两种不同的含义。这样，“ken”这个原来兼有“强”和“弱”之意的字，派生出“ken”（强）和“kan”（弱）二字。不仅最古老的语言如此，即使是近代的，甚至于现代所使用的语言发展到了最近阶段，仍然还保留着许多早期的两歧字。从阿贝尔（K. Abel，1884）的著作中可找出这样的一些证据。1798

在拉丁文中仍保留有下边的两歧字：

ahus（高或深），sacer（神圣或邪恶）。

语根变化的例子有：

clamare（高呼），clem（静静地，默默地，秘密地）；siccus（干燥），suuus（液汁）。

在德文中有：

stimme（声音），stumm（哑）。

如果我们比较有关的语言，还有无数的例子。

英文中Lock（闭锁）；德文中Loch（洞），lücke（裂缝）。

英文中cleave（分离或粘附）；德文中cleben（粘着，附着）。

英文中单词“without”原先兼有正反两义（即with和with-out，而现在只使用without一个含义。但是，with则不仅有“偕同”之意，而且还有“剥夺”之意。这还可见于字：withdraw（取消），withhold（阻止），德文中的wieder一字也是一样。

梦的工作的另外一个特点也可对应于语言的发展。在古埃及语以及其他后来的语言中，一个单词中音的顺序可以颠倒，却保持同样的意义。英文和德文中都有这样的例子。如：

Topf——Pot（锅），Boat——tab（桶），Hurry（匆忙）——Ruhe（休息）。

Balken（横梁）——Kloben（棍），wait——t?uwen（等待）。

在拉丁文和德文中也是同样：

Capere——Packen（捉住），ren——Niere（肾）。

在梦的工作中，与单个字一起发生的像这样的倒置（reversals）以各种方式出现。我们已经知道意义的倒置由某物为对立面所取代。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有情境的倒置和亲属关系的倒置（像是置身于一个混乱的世界之中）。在梦中时常出现兔追猎人的情况，或者我们会发现事件次序的颠倒，以致在梦中先果后因——就像三流剧院所演的戏剧，主演者先倒地而死，然后使他丧命的枪声才从两边射出。或有些梦，其中个人成分的顺序都是颠倒的，所以在释梦时，我们必须把最后的成分放在前面，最前面的改到最后。你们从我们以梦的象征作用的研究中也记得入水和出水的意义相同，即，分娩或出生，并且爬楼梯或梯子与下楼梯代表相同的事物。不难看出梦的歪曲可以从这种表征的自由中派生出来。

梦的工作的这些特征被描绘为原始的（archaic），它们依赖于语言文字的原始表达方式，并且和原始的语言文字同样难以理解，关于这一点，我们留待以后再进行评论。1799

现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其他方面。在梦的工作情况中，所要完成的事显然是将字中所表达的隐意思想转化为知觉形象，尤其是视觉方面的。现在我们的思想最初就是来自于这种知觉形象：它们的最初材料和它们的最先时期是感觉印象，更准确地说是这种印象的记忆形象。只是后来才有单词和它们相联系，并且这些单词反过来联合到一起形成思想。这样，梦的工作使我们的思想有一种退行作用（regressive）1800，并且使它们的发展得以复原，在这种退行的过程中，记忆形象形成思想时一切新生物都不得不随之而消失。

这就是梦的工作。和梦的工作历程相比，我们对于显梦的兴趣就不得不退居次要的地位。但是，我还要对后者略加讨论，因为显梦是我们在梦里可直接获得的知识。

我们已失去对显梦的一些兴趣，那是自然的。不论它是组合到一起，还是分裂为一系列不相关的单独的图景，对我们来说都没什么两样。即使它表面上看起来很有意义，我们知道这只是来自于梦的歪曲作用，和梦的内容没有有机的联系，这也像是由意大利教堂的门面不足以推断其构造和布局一样。有时这种梦的表面也有意义，并且通过很少的歪曲或不歪曲再现隐梦思想的重要成分。但我们只有在经过释梦而明白其歪曲的程度之后，才能知道这一点。当梦中的两个成分彼此具有紧密的联系时，也可能产生相似的疑虑。这可能给我们提供一种有价值的暗示：在隐梦中我们也可以将与这些成分有关的东西合并到一起；但有时，我们可能使自己相信，隐梦中属于一起的东西在梦中变得支离破碎的。

一般来说，人们必须避免通过一部分显梦来解释另一部分，即使梦是相互联系的和表里一致的。相反，就大多数梦来说，其构造很像一块角砾岩（Breccia），通过一种连接媒介使各种岩石小块黏合到一起，以致其外观与组成它的原来的岩石小块不同。实际上有一部分的梦的工作称为“润饰组”（seconda ryrevision）1801，它的工作是使梦的工作的直接产物作用合成一个整体。在这个过程中，梦的材料在必要的地方被安排成和隐意迥然不同的次序，其中使用了交错穿插的方法。

另一方面，我们不必过分估价梦的工作，不必对它太夸张。它的活动成就也以前面所讨论的四种为限：即梦的凝缩、移置、象征（represent）和润饰1802。梦中所出现的判断、批评、惊异或推理都不属于梦的工作的成就，并且它们很少成为梦的回想的表达。它们大部分是隐梦思想的片断，通过或大或小的修改并适合于梦的情况，最终出现于显梦之中。梦的工作也不包括会话，除了极少数例外，梦中的对话是对梦者本人日前所闻所说的话的模仿和补充，它们进入隐梦思想，而成为梦的材料或诱因。梦的工作同样不能进行计算，梦中出现的这种情况大多是数目的合成，或者一种名不符实的估计，或者只是隐梦思想中计算的复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难怪人们对于梦的工作所发生的兴趣，不久就转向于隐梦思想，而隐梦思想则以歪曲的形式在梦中表现出来。但在理论探讨中，我们不应该使兴趣转移开来，以致用隐梦思想来代替全梦，并把适合于前者的断语施加于后者。奇怪的是精神分析的这些发现可能被误用，并引起这种混乱，人们只能将“梦”的名字赋予梦的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他。也就是说，这种方式是通过梦的工作使隐梦思想变形而成的。

梦的工作是一个十分别致的过程，在心理生活中也可算做是绝无仅有的。压缩、移置、润饰等都是新奇的发现，它们是对精神分析工作丰厚的回报。你们从与梦的工作相类似的现象中可再次看出精神分析研究和其他领域的研究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特别是那些与语言和思维发展有关的研究。1803在你们将来懂得梦的构造的机制是神经症产生的一种模型时，你们就会认识到这些发现的更深一层的意义了。

我也知道我还不能完全了解这些研究为心理学所带来的整个新贡献。我只想指出：这些研究提供了可用以证明潜意识的心理活动——即隐梦思想存在的论据；并且通过释梦，我们认识到了心理生活中的潜意识的范围之广，实在是出乎我们的想象之外。

现在时机已成熟，我将通过几个简单的梦例来说明前面讲过的各点。

第12讲　梦的实例分析

女士们，先生们：

如果我对你们讲的是些释梦的片断，而没有请你们参与对梦的解释，请不要失望。你们会认为，在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工作之后，你们有权参与对梦的解释，并且你们可能会确信在成千上万个梦已得到成功地解释之后，早就应该举出一些好的梦例，用来证明自己对梦的工作及梦的思想的假说。这当然是对的，但在满足你们的愿望的道路上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困难。

首先，我必须承认，没有人选择释梦作为其主要职业，那么人们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来释梦的呢？人们可能偶尔不带任何特殊目的地使自己对一位熟人的梦感兴趣，或可能一度研究自己的梦，以便在精神分析的工作中来训练自己。但是，人们必须处理的梦大多是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神经症患者的梦。这些神经症患者的梦是很好的素材，并且在各方面都不次于健康人的梦。但治疗的技术使我们不得不使释梦从属于治疗的目的。在我们从这些梦里获得有利于治疗的东西之后，我们的释梦工作就停止下来。1804治疗期间所发生的一些梦完全没有得到充分的分析：因为它们产生于我们尚不知道的大量的心理材料，在治疗完成之前，不可能理解它们。如果我要解释这样一个梦，就必须同时揭示神经症的一些秘密，我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我们解决梦的问题是为研究神经症做准备的。

然而，你们可能很高兴放弃这些材料，并且宁愿对健康人的梦或你们自己的梦进行解释。但是它们的内容，又是不允许解释的。梦的解释要彻底，就难免犯忌，这无论是对自己，或是对朋友来说都是不愿忍受的，因为正像你们所知道的，梦的细节往往与人格的最隐密部分有关。除了提供材料的困难外，释梦还有另外一种困难。你们知道，梦对于梦者本人尚且是面目不清的，而对于不熟悉梦者个人特点的任何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了。我们的文献中不乏精巧与详细的梦的分析。我自己发表过的一些局限于个案史的范围之内1805的分析研究。或许，最好的释梦的例子是兰克（1910）所报告的一个。它包括对一位少女的两个有关的梦的分析，梦的内容占据了两页纸的空间，但是它们的分析扩展到英文版第76页。所以，如果要详细讲它的每一个细节，恐怕需要一整个学期的时间。如果人们选取一个比较长并且具有很多歪曲的梦，就必须做出很多的解释，运用联想和记忆的方法来引发这么多的材料，经历许多曲折的道路，这样一来，一次演讲肯定是不够的，会产生很多混淆和不满足。因此，我必须请你们稍安毋躁，从较容易的开始，如解释神经症患者的梦的片断，从中可以分别了解这一点或那一点。最容易证明的是梦的象征。其次，是梦中的一些倒退表征的特点。在下列各个梦例中，我将说明为什么我认为它值得报告。1806

（一）这个梦只包含两个短的片断：梦者的叔父正在吸烟，尽管那天是星期六——一位妇女正在抚抱梦者，好像梦者是其孩子。

对于第一幅图景，梦者（一个犹太人）说他叔父是一位很虔诚的教徒，他从来没有在安息日抽过烟，将来也不可能做如此妄为的事情。第二幅图景中的妇人使梦者联想到他母亲。这两幅图景的思想显然是相互联系的。但究竟是如何联系的呢？由于他明白表示，他的叔父实际上决不会做梦中的动作，因此可以插入“如果”一词：“如果我叔父——这位如此虔诚的教徒，也在安息日抽烟，那么，我当然也可以让母亲抚抱了。”这虽然意味着受母亲抚抱和在安息日抽烟，对虔诚的犹太人来说，同样都是被严格禁止的。你们可回忆一下，我曾告诉过你们在梦的工作过程中梦的思想之间的所有关系都消失了。梦中的思想被分裂成它们的原始材料，释梦的工作就是重新插入这些被省略的关系。

（二）由于我发表了有关梦的论述，使我在社会上几乎成了梦问题的顾问。多年来，有各个方面的来信，向我诉梦，并且征求我的意见。这些人为我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使我有可能来进行释梦工作，有时候梦者还自愿提供一种有关的解释。我对他们当然十分感激。下面的梦属于这一类，梦者为慕尼黑医学院的一位学生，日期始于1910年。我引用这个梦是为了向你们表明，梦者如果没有将他所知道的内容详细告知，就很难理解他的梦。因为我想在你们内心，一定以为释梦的理想方法是填充象征的意义，并且你们宁愿抛弃梦的自由联想方法，而我则希望你们消除这种错误的认识。

“1910年7月13日，天要亮时，我梦到：我正骑自行车沿着杜平根的街道行走，有只棕色的猎狗突然从后面追来，并咬住我的鞋跟。过了一会儿我下了车，坐在了一个台阶上，开始打这只紧紧咬住我的狗（不论是狗咬住我或者是这整个经过都没有使我产生反感）。一些老太太坐在我对面，并且凝视着我。随后我醒来，和以前做梦时一样，醒来时，整个梦都很清晰。”

象征在此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但梦者报告说：“我最近爱上了一位女子，但我只能在街上看到她，却无缘与她相识。我只希望能通过她的狗为媒介而和她认识，因为我原是一位动物爱好者，并且这个女子也有同样的特点。”他还说，他曾几次见狗之间发生争斗，并运用自己的技巧而使它们平息，时常使旁观者羡慕不已。我们得知那时他所爱的女子时常带着这个特殊的狗散步。然而，就这个显梦而言，这个女子省去了，只有与她相联系的狗还存在。凝视他的老太太或许取代了这个女子的位置，他的进一步解释对这一点来说起不到什么作用。梦中他骑自行车的事实是他所记得的情境的直接重复。他只在骑自行车的时候才遇到过少女和她的狗。

（三）人们在失去自己亲爱的人时，往往在之后的一个时期里有一种特殊的梦发生，其中这个人已死的认识和自己希望他复生的愿望奇妙地掺和到一起。在一些这样的梦中，已死去的人有时是死的，却同时还活着，因为他不知他已死去，好像是只有知道了之后，他才算真的死去。在其他情况下，他则半死半活，并且这种状态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示。我们不能说这些梦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复活不论是在梦中或是在神仙故事里都是允许的，特别是在神仙故事中，它时常出现。就我目前已分析的这些梦来看，它们都能够有一种合理的解决，但是使死者复生的愿望由一些最奇异的手段操纵。我现在给你们举一个这样的梦例，它听起来十分荒谬和毫无意义。对它的分析可以给你们显示上面理论中指出的各点。这是一位其父几年前已死去的梦者的梦：

他的父亲已死，但又被掘出，并面带病容。从那时起他继续活着，而梦者尽最大努力阻止他注意（随后，梦到其他事情，是一些很遥远的事情）。

他的父亲已死，这一点我们知道。他被掘出，这与事实不相符，并且随后的事情在现实中都不存在。但梦者报告说，在给他父亲送葬回来之后，他的一个牙齿开始疼痛。他想要按照犹太人的格言去做，这个格言是：“如果你感到牙痛，就将它拔掉。”他去找牙科医生，但牙医说：“不要拔牙，牙痛贵在忍耐，我可以放入某些东西来杀死它，三天后再来，我可以把它取出。”

梦者突然说，“这一‘取出’，在梦中就成‘掘出’了。”

梦者这句话对吗？不完全合适，因为牙没被取出，只是其中一些坏死的部分被取出。根据我们的经验，梦的工作是可以有这种遗漏的。如果是这样，梦者已使其死去的父亲和坏死却仍然保存的牙压缩到了一起，并形成了一个单元。那么，难怪显梦是这样的荒谬，无意义，因为有关牙的一切情况根本不适合于其父亲。然而在牙齿和父亲之间究竟可能哪里存在一种公比成分（tertium comparations），并使凝缩作用成为可能呢？

但是，无疑他肯定是正确的，因为他接着说他知道如果一个人梦到掉牙，则意味着将要失去家庭中的某一成员。

我们知道这种流行的解释是不正确的，或至多是一种歪理。因此，我们能在梦的内容的其他部分背后发现梦的真意，便不能不使人更为吃惊了。

梦者这时在没有任何鼓励的情况下，开始谈论他父亲的病和死因，以及有关他自己与父亲的关系。他父亲病了很久，并且护理和治疗已花去了他（儿子）很多的钱。但是，花得再多也不在乎，他仍忍耐着，他不愿父亲死去，但毕竟他不久就去世了。他以不违背犹太人的孝敬观念和坚守犹太人的法则而自豪。这里，我们注意到了梦中思想的矛盾之处。他已将牙齿与其父亲等同起来，他想要以犹太人的法则来对待痛牙，如果它引起他疼痛和反感，他会命令自己把它拔掉。他也想要根据法则的告诫对待父亲，以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儿子不必顾惜金钱或精神上的损失，自己承担所有的责任，不允许对引起自己疼痛的东西表现出任何的怨恨和敌意。如果梦者对于有病的父亲和病牙有同样的感情，或者说，如果他希望父亲的病痛和医疗费用因为他的去世而早日了结，那么，这两种态度的一致难道不更令人信服吗？

无疑，这确实是梦者对久病的父亲的态度，并且他以孝顺自诩意味着他想阻止这种记忆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让父亲死去的愿望易于出现，并把自己隐藏在这种同情之下，以后“这对父亲是一种愉快的解脱”。但是，请注意，我们在此已超越了隐梦思想自身的一个障碍。无疑隐梦思想的第一部分为暂时的潜意识，也就是说，在梦的构建期间才是如此。但他对父亲敌意冲动则肯定是永久的潜意识。1807它们可能产生于他童年时期的情境，并且在其父亲生病期间经过化装而羞怯地偶尔进入意识。我们可以断定其他一些隐意思想，它们对梦的内容作出了贡献。确实在梦中没有发现任何对父亲的敌意冲动。但是如果我们从儿童时期寻找这种对父亲的敌意的根源，我们便可知道，他之所以害怕父亲，是因为父亲压制他在童年早期的性活动，而他在青春期之后才使性活动有了社会的目标。这种与父亲的关系也出现于梦中：他对父亲的爱包括敬畏和忧虑，这来源于他早年所受到的性威胁。

显梦中的其他词语现在可通过与“手淫情结”（masturbation complex）的联系得到解释。“他面带病容”实际上是暗指牙医的另一句话：如果嘴的这个部分掉了牙，那就不好看了。但它同时也与年轻人在青春期内表现出或害怕表现出其过剩的性欲活动有关。在显梦中，梦者所表现出的“病容”由自己转向了父亲（这是你们所熟悉的由梦的工作所产生的一种颠倒），梦者也如释重负了。“他继续活着”，既与复活的愿望，又与牙医对牙齿应保存下来的许诺相符合。“梦者尽最大努力阻止他（父亲）注意”这句话很巧妙地用来引导我们认为通过“他已死了”这几个字来完成这一句话。然而，句子的完成还可指手淫情结。这种联系证明了年轻人尽力向其父亲掩盖自己的性生活的事实。最后，请记住，我们时常把所谓“牙痛的梦”解释为与手淫和由手淫所招致的惩罚有关。

你们现在可以明白这种难以理解的梦是如何产生的。它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形成：（1）产生一种奇异的错误导向的凝缩作用；（2）抛开隐梦思想过程中的所有中心思想；（3）产生模糊的替代物，来代表这些思想中最远最深层的部分。1808

（四）我们曾多次试图理解那些直率而平凡的梦，它们并非无意义或怪诞。但这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会梦到这些琐碎的材料呢？因此，我在这里给你们提供另外一个这样的例子：一位年轻的女士在一个晚上梦到三个相互交织的梦。

（1）她正从房屋的大厅里走过，头撞到了挂得很低的灯架上，以致流出血来。

在她的过去和现在的经验中，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她对这个梦所提供的信息指向一个十分不同的方面：“你们知道我的头发掉得很厉害。我母亲昨天对我说：‘孩子，如果再这样下去，你的头就会秃得像屁股了。’”可见，这里头代表身体的另一端。无须任何帮助，我们就能理解灯架是一种象征：所有能够被拉长的物体都是男性器官的象征。因此，是指与阳具相接触而产生的身体下部的出血。这仍可能是模棱两可的。她的进一步联系表明这里的问题涉及月经来潮产生于与男子的性交的信念。这是少女所确信的一种性理论。

（2）她在葡萄园中看到一个深洞，她知道这个洞是由于树被拔去而留下来的。

她补充说“树不见了”意思是指她在梦中没有看到树。但这同样的一句话却表示另外一种思想，这使我们相信进行象征的解释是肯定的。这个梦指另外一种幼稚的性理论，即相信女孩起初和男孩有同样的生殖器，由于阉割的结果，成了现在的样子（树被拔出）。

（3）她正站在写字台的抽屉之前，抽屉是她所熟悉的，如果有人放东西进去，她会立刻发觉。

像所有的抽屉、箱子、盒子一样，写字台抽屉代表女性的生殖器，她知道性交的迹象（像她所想到的接触）可以从性器官上观察到，并且她素来害怕这种发现。

我认为，在这三个梦中，其重心在于“知识”。她在回忆小时候的性探索时期，对那时由探索而获得的结果曾感到十分自豪。1809

（五）这里还有一些象征作用。但这次我必须从对梦的心理情境做以下简单的概述开始。一位先生与一位女士同居一夜，他把她描绘成是有母性的特点，在同居过程中，她怀有生小孩的愿望。然而，这种幽会的情况需要设法避孕。次日醒来时，那位妇女讲述了如下的梦：

“一位头戴红帽的军官在街道上追赶她。她力图摆脱他，在上楼梯时他还跟在后面。她气喘吁吁地到达自己的房里，关上门，并上了锁。他停在外面，她从锁孔中向外窥视，看到他正坐在外面的凳子上流泪。”

无疑，你们可以认识到戴红帽的军官的追逐，和那位女人上楼梯时的喘气代表性行为。而梦者将追逐者关在门外，则是梦中常用的倒装作用的例子，因为正是男人逃避性行为的极至。同样，她的悲痛之情又转移到男子身上，因为梦中是男子在哭泣，而这又是射精的表征。

我可以肯定你们听别人说过，精神分析以为一切梦都具有性意义。那么你们自己现在可以判断出这种责难是不正确的。你们已熟悉那些满足愿望的梦，用以应付那些最明显的需要（饥、渴、自由的渴望等）的满足，还有安乐的梦、焦虑的梦和纯粹的贪欲和自私的梦。但是，同时你们也应记得，作为精神分析研究的一个结果，极大歪曲的梦大都是性愿望的表示（尽管也有例外）。

（六）我举出一大堆有关梦中象征用途的例子，是有特殊理由的。在第1讲中，我曾悲叹提供证明的困难以及要你们信服精神分析的教学的困难。无疑你们现在已开始同意我的意见了。但是，精神分析的各种观点之间都具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对一个观点的信服可以很容易地转移到整个理论的各部分。也可以说，如果人们举起一个小指头表示赞成精神分析，那么他很快就会举起整个手了。如果人们接受了过失的解释，那么通过逻辑的推理，他就会相信所有其余的。梦的象征作用提供了这种接受的又一条途径。有这样一个梦，一位未受过教育的妇女，她丈夫是一位警察，并且她肯定从未听说过任何有关梦的象征作用或精神分析方面的东西。通过此例，你们自己可以判断出，在性象征的帮助下梦的解释是否是胡言乱语或牵强附会：

“……有人破门而入，她很害怕并且大声呼叫警察。但警察已沿着石级进入教堂，两个游民跟随着他。教堂后面是一小山，山上像是茂密的树林。警察身着甲胄，留有棕色的胡须。两个游民静静地和警察一道前进，腰上系着围裙，形状像个袋子。教堂前有一条道路直通小山，路两旁长着绿草和灌木，变得愈来愈密，在山顶，则变成了茂密的森林。”1810

你们很容易就可识别这里所使用的象征。男子的生殖器由三个人代表，女子的生殖器由带有教堂、高山、密林的风景地表示。你们会再次发现上台级为性行为的一种象征。梦中称为小山的东西在解剖学中也叫作“阴阜”（the Mons Veneris[the hill of Venus]）。

（七）这里还有一个梦，必须用插入的象征来解释。尽管梦者没有先前释梦的理论知识，但肯定能解释所有的象征，所以这个梦更值得注意和信赖。这样一种态度很奇特，并且其决定因素也不十分清楚。1811

“他正和父亲一起散步，地点为维也纳公园1812，这时他看见一圆顶建筑，前面有一附属建筑，上面系着一个气球，气球看起来很柔软。他父亲问他这有何用，他对这个问题感到很吃惊，但对父亲做了解释。然后，他们来到一个院子，院内铺有一张大金属薄片。他父亲想撕下一大块，但首先向四周张望看是否有人注意到。他告诉儿子说他只须给管理员说一声，便可拿走一些。由院子下来，经过石级来到一个井穴，井穴的墙壁由软材料组成，很像一个皮坐椅。在井穴的底部有一长的平台，台后，又是另外一个井穴……”

梦者自己的解释是：“圆顶建筑是我的生殖器，而它前面系着的气球是我的阴茎，我曾抱怨它太软。”那么，更详细地说，我们可用圆顶代表臀部（儿童认为臀部是生殖器的一部分），前面的附属建筑则是阴囊（scrotum）。梦中他父亲问他这是什么——也就是说，生殖器的目的和功能是什么。这个情境显然颠倒了，把梦者变成了提问者。由于他实际上从来没有以这种方式提问过他父亲，我们应将梦的思想看作是一种愿望，或者把它看作一个条件句，如：“如果我要请父亲解释性兴奋……”我们不久就会发现这种思想在梦的另一部分中的持续。

铺有金属箔的院子，在第一个例中不能看作是象征，它可以从梦者父亲的营业场所中推导出。出于谨慎，我用金属箔来代替父亲的真正的营业品；但我对梦语没进行其他改变。梦者曾跟父亲学做生意，并且对其父亲用不正当手段来赚钱十分反感，结果我刚解释过的梦的想象以下述方式继续：“（如果我问他）他会像欺骗顾客那样来欺骗我。”“撕下”一块金属箔表示其父亲生意中的不诚实行为，梦者自己所做出的另外的解释则是：它代表手淫。我们不仅早就熟悉这种解释，而且手淫的秘密本质由它相反的观念（即它可以公开）表示，这也正和这种解释暗相符合。正像我们所预料到的，手淫活动再次被替换为梦者的父亲所为，这正和梦中第一幕中的提问相同。他还将井穴解释为阴道（vagina），认为它的墙壁是软垫。我自己还认为爬下，正像其他梦中的爬上一样都可以看作是性交的表示。

梦者自己根据本身的经验对更深一层的细节，即第一井穴的平台和平台后的第二井穴进行了解释。他曾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性交，但之后因太软被迫放弃，他现在希望通过治疗能够得以恢复。1813

（八）下面两个梦，梦者为一位有显著的一夫多妻倾向的外国人。我在此告诉你们，来向你们证明，梦者的自我出现于各个梦中，即使它隐匿在显梦的背后。梦中的皮箱是妇女的象征：

（1）她开始旅行，行李由马车送到车站，许多皮箱摞在一起，其中有两个大的黑色皮箱，是那种典型的箱子。他宽慰某人说：“只要把这些皮箱给我送到车站就行了。”

他确实带着许多行李旅行过，但他在治疗时提起许多有关女人的故事。这两个黑皮箱与两个黑人1814妇女相对应，她们在他那时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中一个还想随他到维也纳，而在我的劝告下，他打电报拒绝了她。

（2）这个梦发生于海关检查站：另一位旅行者打开他的箱子，毫不在乎地抽着烟，说：“里边没有违禁物。”海关人员像是相信了他，但是再次进行搜查时，却发现有严禁的物品。旅行者让步说：“真没办法。”

他自己就是这位旅行者：我是海关官员，他应对我十分坦率，但他想要对我保密，不想告诉我他新近和一位女士所建立的联系，因为他怕我认识她。他把被人发觉时那种羞愧的情境转移给一位陌生人，以使他自己看来没在梦中出现。

（九）这里有一个象征的梦例，我从前没有提到过：

他遇到他的妹妹与两个女友同行，这两个女友是姐妹关系。他与这两位姐妹握手，而没有和他的妹妹握手。

他想不起真的有过这样的事件发生。但他的思绪把他带回到一个时期，那时他的观察曾使他思考女孩乳房发育为何迟缓的问题。可见，这两个姐妹是指乳房，如果它是妹妹的，那么，他想要用自己的手去摸一下。

（十）这是一个梦中死亡象征的例子：

他与两位他知道名字的人散步，但醒来时他忘记了，他们穿过一个很高很陡的铁桥。突然，他俩都消失了，他看到一个鬼一样的男子，头戴一小帽子，身穿套裤。他问他是不是送电报的。那人说不是，是马车夫吗？那人又说不是。随后，他继续往前走……

他在做梦时感到十分焦急，而在他醒来时他还在幻觉中感到铁桥忽然中断，并且他坠入深谷之中。

人们坚持说自己不认识的人或忘记了他的名字的人，实际上梦者和他们的关系一定很为密切。梦者有一弟弟和一个妹妹。如果他曾希望这两人死去的话，这正好反过来是指他害怕自己死去。对于送电报的人，他认为这种人时常送来的是坏消息。由他的制服来看，他很可能是一位管灯人。他同样也能使灯熄灭，正像死神毁灭生命之火似的。马车夫使梦者想到乌兰德关于查理国王航行的诗，以及在海上与两个伙伴的危险航行，其中梦者扮演诗中的国王。1815铁桥使他想起最近的一个事故和一句俗语：“生命是一座吊桥。”1816

（十一）下面的梦可算做死亡的又一例子：

一位素不相识的先生给他留下一张黑边名片。

（十二）你们可能对下面的梦，从多方面都感兴趣，尽管梦中的神经症状态是一个前提条件：

他乘火车旅行。火车在一个开阔地停下，他认为可能有意外事故发生，必须努力逃脱。他在车厢中跑来跑去，遇人就杀——包括警卫人员、司机等等。

与此相联系梦者想到一位朋友告诉他的一个故事。在意大利的某条铁路线上的一列火车的小房间里，一个亡命徒被押送别处，由于疏忽，让一位旅客和他坐在一起。这个疯子杀了这位旅客。这样，梦者将自己等同于这位疯子，因为他不时地有一种强迫症，认为自己必须“除掉所有必要的罪证”。随后，梦者又找到一个很好的理由，而这是梦的起因。做梦的前一天在剧院里，他又看到他想要与之结婚的一个女孩，后因对她产生嫉妒，所以离开了她。他知道自己很容易产生嫉妒，想要与她结婚，那真是发疯了。这意味着他把她看作是不值得信赖的，出于嫉妒，他会杀死所有的与他竞争的人。我们已遇到过走入一系列房间（这里是火车包厢）是结婚的象征（一夫一妻制的倒置）。1817

对于火车在开阔地停下及害怕发生事故这个情节，梦者说，有一次，他乘火车旅行，火车还未到站时突然出现了这样的急刹车。和她一起旅行的一位年轻的女士说可能是发生了车祸，为了安全最好把双腿提起。而这句“提起双腿”使他联想到，他与上述女孩在以前相爱时的愉快日子里，曾多次在郊外漫步。这是一个新的论点，证明他现在要是娶了她，那简直是发疯了。根据我有关的知识，我敢肯定他仍然希望他能发疯地娶她。

第13讲　梦的原始特点和幼稚行为

女士们，先生们：

让我们再次从结论开始，我们讲过在梦的稽查作用的影响之下，梦的工作将隐梦思想转化为不同的表现形式。隐梦思想和我们所熟悉的清醒生活的意识思想没有什么不同。新的表现形式由于有许多特点，对我们来说很难理解。我们说过这种表现形式可追溯到早已过去的智慧发展状态——如象形文字，象征的关系，或者有可能是我们的思想、语言得以发展之前所存在的状况。正是因为这个，我们曾把梦的工作的表现形式描绘为原始的或退化的（archaic or regressive）方式。

你们可以从这一点总结出：如果我们要进一步研究梦的工作，我们肯定能对现在不很清楚的智慧发展的起点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结论。我希望它是这样，但这种工作至今还未开始。梦的工作引导我们追溯的史前时期有两种：一是个体的早期，他的童年期；二是种族的早期发展。因为每个个体都某种程度上简约地重演了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我们能成功地区分出潜在心理过程的哪些部分源于个体的早期阶段，哪些部分源于种族的初期呢？我认为这不是不可能的。例如，在我看来个体不能获得的象征关系正可被视为种族发展的残余。

然而，这并不是梦的唯一的原始特点。你们从自己的经验就可知道一个显著的事实——童年期记忆缺失，我是指生命的最初几年，大约到5、6岁或8岁之前的经验，它们和后来的经验不同，没有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痕迹。当然，我们也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可能自夸说他有自幼年到今天的连续记忆。但其他的人则时常相反，认为其早年记忆存有空白。在我看来，这些事实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小孩到两岁时，能流利地讲话，不久便能适应复杂的心理情境，如果有人几年后提起，他表示自己忘记了。再者，早年的记忆效果比较好，因为这时经验的负担比后来少。而且我们也没有理由把记忆的机能看作是特别高级的或特别困难的心理活动，相反，我们可以找出智力水平很低而记忆力却很好的人。1818

我必须要你们注意的第二个显著的事实，建立在第一个事实之上。这就是儿童早年的经验虽然已遗忘，但仍然保留一些回忆，它们大都形成意象，但人们还不能说明它们被保留下来的理由。我们的记忆所接受的种种印象材料，通过记忆能力加以选择，使重要的得以保留，并使不重要的遗忘。但是儿童早期保留下来的记忆则不是这样。它们不必与童年期的重要经验相对应，甚至也不是儿童自己认为重要的经验，这些经验时常很普遍和无意义，以致我们奇怪为什么这种特殊的经验偏偏被记住了。在分析的帮助下，我很早就试图研究童年期记忆缺失和干扰它的残余记忆问题。而且我得出结论，儿童同样是只有重要的经验才保留在记忆中。但通过你们已熟知的压缩过程和更为特殊的移置过程，记忆中重要的已被不重要的替代了。为此我把童年期的记忆称为“掩蔽性记忆”（screen memories），并且通过彻底的分析，已被遗忘的所有经验都可从它从它们那里召回。1819

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我们面临将童年期记忆空白补起来的任务。治疗如果有效，我们常能成功地将那些早已遗忘的童年期经验重新找回来，这些印象从来未被真的遗忘，它们只是潜隐的难以获得的、成为潜意识的一部分。但它们有时也可自发地从潜意识中显现出来，这多发生于梦境中。显然梦生活知道如何接近这些潜隐的、幼稚的经验。这种很好的例子在文献中已有报道，而且我自己也曾举出过这样的例子。我有一次梦见一个人，他肯定为我提供过了服务，并且我清楚地看到他站在我面前。他只有一只眼，身材矮小而肥胖，并且缩着头。我从这个情境推断出他是一位医生。幸亏我那时可以向我仍在世的母亲询问，我3岁时这位医生长得怎样（我3岁离开故乡）。而我从母亲那里得知：他只有一只眼，矮小肥胖并且缩头。我也得知他来帮助我做了什么事，而这一切我自己全已忘记。1820已遗忘的童年早期经验，在梦中被召回的事实，是梦的又一种“原始”特点。1821

这一同样的信息可进一步应用于另外一个我们到现在还未解决的问这一同样的信息可进一步应用于另外一个我们到现在还未解决的问题。你们可回忆起我们的发现所引起的惊异，这些发现是梦起源于邪恶，或过度的性欲，这使梦的稽查作用和歪曲作用成为必要。在我们向梦者解释这样的梦时，即使拿最成功的例子来说，梦者虽然对解释本身不进行争辩，但他必定要问这种愿望是从何而来的问题，因为这些对他来说都很陌生，梦者所意识到的却正是它们的反面。我们必须毫不迟疑地指出它们的起源：这些邪恶的愿望冲动产生于过去，并且时常来自于不很遥远的过去。可以证明梦者在某个时期熟悉和意识到了这些冲动，即使现在记不起来了。有一位妇女，她的梦意为她很想亲眼看着她17岁的女儿死去1822，在我们的指导下发现她确实在一段时间抱有愿女儿死去的恶念。她这个女儿是一场不幸婚姻的结果，她结婚不久，就离了婚。在她还怀着孩子时，她因和丈夫吵闹，盛怒之下，她用拳头猛击自己的身体，想要把孩子打死在肚里。有多少疼爱甚至溺爱子女的母亲，当初却不愿怀他们甚至曾希望中止体内的婴儿的进一步发育呀！甚至以各种各样的行动来表达这种愿望，幸亏这些行动是无害的。这样，她们想让所爱的人死去的愿望（这种愿望随后变得很神秘）起源于她们与这些人的早期关系。

同样，一个父亲做了一个梦，证实了他希望他最喜欢的大孩子死去。通过引导，他也记起曾有一段时间这种愿望对他来说并不奇怪。在这个小孩还只能抱在怀中的时候，他不满意他所选择的妻子，时常想如果这个小东西死去，这对他并不意味着什么，他反而可以再次自由、随心所欲了。1823还有许多与此相类似的憎恶的冲动，它们的起源都相同，都是对过去某事的回忆，而此事曾是有意识的，并在心理生活中曾起过作用。你们可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这种愿望或这种梦不应发生于两人关系没有变化或始终如一的情况。我承认这一点，但我要提醒你们必须考虑的不是梦的表面意义，而是须由解释得来的意义。要所爱的人死去的显梦可以只是一层可怕的面具，而其实际意义可能十分不同；或者所爱的人意指另外一个人的替代。

但是这同样的情境可引起另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你们会说“即使这种死的愿望在某时存在，并可由回忆所证实，这仍不是真正的解释。毕竟，这种愿望早已被克服，而现在只出现于潜意识中，并且是一种无情感的记忆，而不是一种强有力的冲动。没有证据支持这种假设的可能性。那为什么梦中又回忆起那个愿望呢？”这个问题提得有道理。若要试图回答这个问题，难免涉及面太广，而且使我们不得不确定在梦的理论中对于一个最重要的观点的立场。但是我不得不将问题限定于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暂不谈这个问题，所以请你们谅解。1824现在如果找到这种已克服的愿望可以成为梦的发动者的证据，我们就满意了，我们可以接着研究其他的邪恶愿望是否也同样能追溯到过去。

我们先以除掉某人的愿望为限，这可能大部分归于梦者无限制的利己主义。这样一种愿望可能时常成为梦的构建者。每当有人成为我们生活中的障碍时（就生活中人类关系的复杂性来看，必定时常发生！），梦中很可能准备杀死这个人，不管他是父亲或母亲、兄弟或姐妹、丈夫或妻子。这种人类本性的恶使我们感到吃惊，所以我们一定不愿意没有任何疑虑地接受释梦的结果。但是如果要我们从过去寻找这些愿望的起源，我们就会发现在个体过去的某一时期内，这种利己主义（egoism）和这种愿望冲动甚至指向其最亲爱的人，这是很常见的事实。儿童在幼小的时候常常表现出这种利己主义（这个经验到后来被淡忘了），因为儿童总是先爱自己，只是到后来才学会爱他人，并为他人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即使儿童表现出爱别人，也主要是因为他需要他们，没有他们就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这又是起源于自私的动机（egoistic motives）。只是到了后来，爱的冲动才独立于利己主义。因此，实际上“儿童的利己主义教会了他如何去爱”。

在这种联系中，将儿童对待兄弟姐妹的态度和他对待父母的态度进行对比是很有趣的。很小的儿童没有必要爱其兄弟和姐妹，他显然时常如此。无疑他恨他们成为他的竞争对手，并且这种态度时常保持很多年，一直到成熟甚至更靠后的时期，而且从不间断，这是人们熟知的事实。的确，这些常为亲情所接替，或宁可说为亲情所掩盖，但通常在早期则是敌意。这种敌视态度在两岁半到4岁的小孩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一个新的小弟弟或小妹妹出生时，他常常是不受欢迎的，并受到不友好的对待。常常可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不喜欢他，让鹳鸟将他再衔走！”1825这之后，一有机会就借故诋毁那位新来者，并且试图伤害他，或甚至施以致命的攻击，这也是屡见不鲜的。如果他们之间年龄差别不大，到孩子的心理活动有较大程度的发展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对手已经存在，并使自己渐渐地适应他。如果年龄差别比较大，新孩子可引起大孩子的某种同情心，而把他看作是一个有趣的对象，一种活的玩偶。而当年龄之差有8岁以上时，可引起大孩子，尤其是女孩保护性的母性冲动（maternal impulses）。但是，诚实地说，如果我们在梦中遇到想要兄弟姐妹死去的愿望，不必大惊小怪。因为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在儿童早期或更晚些时候找到其原型（prototype）。1826

在家庭养育中，手足之间难免发生激烈的冲突。其动机为争夺父母的宠爱，或共有的物品，或生活的空间。这种敌对的冲动不仅指向家庭成员中的幼小者，而且还指向年长者。萧伯纳曾说过：“一位年轻的英国小姐，若对某人的怨恨更甚于对自己母亲的，那么那人必定是对她的姐姐。”1827这句警言使我们感到惊奇。我们对兄弟姐妹问的怨仇、竞争难以理解。那么这种怨恨之情在母与女、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况又如何呢？

以儿童的观点来看，这种关系无疑是更为亲密的。这是我们所期望的。我们发现父母与子女之间缺乏爱的情感要比兄弟与姐妹之间缺乏爱的情感更为可恼。前一种情况的爱是神圣的，而后一种情况的爱则是世俗的。然而日常的观察可向我们显示父母和其长大的孩子之间的情感关系常常远不及社会所规定的那样理想和高尚。他们彼此之间存在敌意，如果一方面不遵守孝的观念，另一方面又不受制于仁慈的观念，那么这种敌意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这种敌视的动机是常见的，并且它们的倾向是使同性之间相疏远，如女儿与母亲，父亲与儿子。女儿怨恨母亲的权威限制了她的意愿，因为做母亲的时常根据其对社会的认识来限制女儿的性自由（sexual freedom），甚至有时母亲想与女儿争宠，不愿自己被冷落。父与子之间的关系也一样，甚至更为激烈。在儿子的眼中，父亲是他所不愿忍受的社会限制的代表，父亲会阻止他实施自己的意愿和早期性快乐；他也不能享受家庭财产的好处。如果父亲是国王，那么儿子可能更强烈地盼望父亲死去。父与女或母与子的关系似乎没有这么危险，因为这里有的只是纯洁的永恒的慈爱，它不受任何自私考虑的干扰。1828

我为什么讲这些尽人皆知的事实？因为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倾向否认这些事实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并过分夸大社会所需的理想的实现。然而最好由心理学家道出这种真理，而不应将此留给讲风凉话的人。实际上，这种否认也只应用于现实生活。富有想象的小说和戏剧作品可以自由地描写这种与社会理想相悖的主题。

因此，如果大多数人的梦都表现出排除父母，尤其是排除同性的父母的愿望，没有必要感到惊奇。我们可以假定这种愿望也出现于人们清醒的时候，甚至有时还存在于意识之中。假如它可以躲藏于其他一些动机之后，就像前面所述的第三个梦例中梦者将自己的真意隐藏于同情父亲的病痛背后的情况一样。这种敌意很少单独支配这种关系，它往往被温情所征服，一直等到在梦中才单独出现。当我们的解释给出它在真正的生活情境中所处的位置时，它在梦中单独表现出的夸大形式就恢复其真正的比例了（汉斯·萨克斯）。1829但是我们在以下情况也遇到这种梦的愿望，那是在这种愿望与现实生活无关的情况下，和成人在清醒时永不需要坦白这种愿望的情况下。因为这种根深蒂固的，尤其是两个同性人之间的敌视态度，在童年早期已被人们体验到了。

我所说的爱的竞争，显然是强调主体的性问题。在儿子还很小的时候，他已开始对其母亲形成一种特殊的情感，他认为母亲属于他，并且他开始感到父亲是争夺他所有物的唯一的对手。同样，小女孩把她母亲看作是干涉她与父亲之间情感关系的人，母亲占据了她自己很适合的一个位置。大量观察表明这些态度起源很早。我们把它们称为“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complex），因为俄狄浦斯的传说仅以略微温和的方式实现了根源于儿子处境的两种极端的愿望，即杀父娶母。我不希望假定俄狄浦斯情结已穷尽了儿童与其父母的所有关系：这些关系很可能要复杂得多。再者，俄狄浦斯情结可被发展为更大或更小的力量，甚至可以被颠倒；但它是儿童心理生活中固定的很重要的成分，我们往往低估其影响和早期发展，这是很危险的。有时父母自身也常常刺激子女，使其产生俄狄浦斯情结的反应，因为父母往往偏爱异性的子女，以致父亲选择其女儿，而母亲宠爱其儿子，或者，在婚姻已冷淡的情况下，孩子可替代已失去价值的爱的对象。1830

不能说世人都对精神分析研究所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表示出极大的赞同。相反，这种发现引起了成年人最为激烈的反对；有些人虽然不否认这种为大家所忌讳的情感的存在，但其结果无异于否认，因为他们的解释明显地违背事实，从而剥夺了这个情结的应有价值。1831我坚信这用不着否认或文饰。我们必须使自己承认这样的事实，希腊神话中已经在这些事实上认识到了人们不可避免的命运。很有趣的是，俄狄浦斯情结虽在现实生活中遭到拒绝，但却在富有想象力的作品中得以流传，并尽情地加以描绘。兰克（1912b）通过仔细的研究，表明了这个情结如何给剧作家提供了丰实的主题，这些主题经历了无尽的修饰、变化和伪装——也即歪曲，我们已由检查作用熟悉了这类歪曲。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有些梦者在后来的生活中没有和父母发生冲突，但也可以表现出俄狄浦斯情结。与这种情结紧密相联系，我们还发现了所谓的“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1832，即父亲对儿童早期性活动加以威胁阻止而引起的反应。

我们在对儿童心理生活的研究中学到的东西，将引导我们找到对另外一组禁忌的梦愿望（过度的性冲动）的类似解释，这样我们受到鼓舞去研究儿童的性生活发展，并且从许多方面我们得出下面的事实：

第一，不承认儿童具有性生活和假定青春期生殖器成熟时才有性欲，这都是十分错误的。相反，儿童很早就有内容丰富的性生活，虽然在很多方面与后来被认为是正常的性生活存在着不同之处。成人生活中被描绘为“变态”的性活动在下列几个方面与正常的性活动存在着不同。（1）不顾物种间的界限（人与动物之间的鸿沟）；（2）没有厌恶的感觉；（3）打破乱伦界限（从近亲那里寻求性满足）；（4）与自己同性成员的性关系；（5）将生殖器所起的作用转向身体的其他器官及部位。所有以上界限都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它们只是在发展和教育的过程中才逐渐形成。幼小的儿童不受这些界限的束缚，他们识别不出人和动物之间的巨大区别；只是到了年龄稍大时，才将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儿童一开始对粪便并不表现出厌恶，只是在教育的作用下，才慢慢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最初对于性别之间的区分也不特别重视，而且认为男女之间的生殖器有着同样的构造；儿童早期的性欲和好奇心都是指向他们最亲近的人，并且由于其他原因还指向自己最亲爱的人，如父母、兄弟和姐妹，或保姆；最后，儿童还表现出另一特性（这个特性在后来恋爱关系达到高峰的时候也可以表现出来），那就是他们不仅想从他们的性器官上得到快感，而且认为身体的其他部位也可有同样的感觉，也可给他们提供类似的快感，并且可起到性器官的部分作用。可见，儿童也可被描绘为“多形变态1833”（polymorphously perverse）者，并且如果这些冲动只表现出活动的迹象，那么这是因为一方面和后来的生活相比，这些冲动强度较小；另一方面，教育立刻强有力地抑制了儿童的一切性表现。这种抑制可扩展为一种理论；由于成年人竭力忽视儿童的一部分性表现，并且通过错误的解释掩饰其性本质的另一部分，所以到了后来，整个性事实就被彻底否认了。时常是同样的人，他们先在托儿所内对儿童在性方面的顽皮感到恼火，然后在他们的写字台边又为同样的儿童在性方面的纯洁而辩护。儿童在独处时，或在引诱的影响下，时常有表现出极端的性变态活动。当然，成人将这种活动称为“孩子气”或“玩花样”，而不对他们进行严肃的处分，这是对的。因为不能对儿童用道德或法律加以评判，好像他们已长大成人而要自己完全负责任似的。然而，这些情况是存在的。它们具有其重要性，一方面可成为儿童先天倾向的证据，另一方面又可作为引起后来的发展的起因和动力。它们可以给我们提供有关儿童性生活的信息，以及有关人类性生活的一般状态的信息。因此，如果我们能在被歪曲的梦的背后发现这些变态的愿望冲动，那只不过是说在这个领域中，梦也可以退行到幼稚的状态。

在这些被禁止的愿望中，应特别强调的是有关乱伦的欲望，也就是性交目标指向父母、兄弟和姐妹的欲望。你们知道，人类社会是多么憎恶，或者至少是宣称憎恶这种兽欲，并且严禁这种乱伦。人们做出了很大努力来解释对这种乱伦的憎恶。有些人认为这是造物主用以保存物种的一种方法，因为这种近亲婚姻的结果会影响到种族的特性。还有些人则坚持幼儿时期人们就已开始避免乱伦行为，那么为什么社会还要对这种行为严格地禁止呢？这一点尚不清楚，但这种禁止本身已足以证明这种强烈愿望的存在。精神分析的研究已清楚地表明，儿童必定先选取其亲属为性爱的对象，只是到后来才予以反对，可见，个体心理学肯定不能帮助我们找到这种反对的根源。1834

现在把有助于我们对梦进行理解的儿童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总结如下。我们不仅发现被遗忘的儿童时期的经验可以进入梦中，而且还发现儿童的心理生活及它的特点，它的利己主义，以及乱伦对象的选择等，都仍然存在于梦之中——即存在于潜意识中，而且梦使我们每晚都可以回到这种幼稚的水平。“心理生活中的潜意识也是幼稚的。”这个事实因此得到证实。对人具有如此之多的邪恶就不会感到奇怪了。这种可怕的邪恶只是心理生活中最初的、原始的以及幼稚的部分，我们可在儿童的实际生活中发现它们。一方面由于它们分量不大，所以我们对它们不太重视；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并不期望儿童有很高的道德水准，所以对它们并不太在意。因为梦退行到幼稚水平，似乎显露出我们的邪恶。但，这是一种骗人的表面现象，尽管这使我们感到吃惊。我们可没有像梦中所假定的那样坏。

如果这些梦中的恶的冲动只是幼稚的现象，或只是退回到我们的伦理发展的初期（因为梦只是使我们在思想和情感上再次成为儿童），那么我们有理由不为这些噩梦而感到羞愧。1835但是，合理的东西只是存在于大脑之中，所以，虽然我们知道其不合理，但我们仍然为这些梦而感到羞愧。我们使这些梦接受梦的稽查，如果这些欲望中的一种例外地以没有得到歪曲的形式直接侵入意识，并使我们认识到它的存在，我们便不免感到羞愧和恼怒；我们有时也对歪曲了的梦感到羞愧，就好像我们理解了它一样。请想一下那位体面的老太太有关对自己无法解释的“色情服务”的梦（见前面）的义愤评价。所以，问题还没有得到澄清，有可能进一步研究梦中的邪恶问题会使我们形成另一种判断，并且得出对人性本质的另一种估价。

我们整个探询的结果，使我们获得了两种发现，尽管它们只算是新的问题和新的疑虑的起点而已。第一，梦的工作的退行作用（regression）不仅是形式的，而且是实质的；它不仅把我们的思想转化为一种原始的表达形式，而且唤醒了我们的原始心理生活的一些特点——自我的古老的支配作用，我们性生活的原初冲动，甚至我们古老的智慧天赋，如果象征的联系可被看作这样的话。第二，所有这些古老的而且幼稚的特性，从前曾独具优势，而如今退居为潜意识，我们有关潜意识的观念现在已得到改变和扩展。“潜意识”不再是当时潜隐的东西的名字，它是一个特殊的心理王国，具有自己的愿望冲动，自己的表达方式和特殊的心理机制，这些在别处都是不起作用的。但是我们由释梦所发现的隐梦思想不属于这个王国，相反它们却像是我们清醒的思想一样。然而，它们是潜意识。那么，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呢？我们认识到在这里有辨别的必要。由我们的意识生活派生的，并具有其特点的东西（我们把它称为“日间余念”）与来自于潜意识王国的其他东西相合并，从而形成梦。梦的工作便完成于这两个成分之间。潜意识对“日间余念”（day's residues）所施加的影响无疑可成为倒退作用的决定因素。在我们对心理区域做进一步探索之前，这可被看作是对有关梦的基本本性的最深刻的了解。但是，我们不久就可为隐梦思想的潜意识特点提供另外一个名字，以便使它与来自于幼稚王国的潜意识材料区分开来。1836

当然，我们可以提出另外的问题：“在睡眠期间，是什么迫使心理活动产生这种退行作用呢？为什么没有这个退行作用便不能应付于干扰睡眠的心理刺激呢？如果为了梦的稽查作用的目的，心理活动不得不化装，而采用古代通用，而现在已难以理解的表示方式，那么这些现在已被克服了的过时心理冲动，过时欲望和过时特性为什么要复活呢？这些旧有的东西如今都被替代——除了形式方面外，还使用材料的退行作用。”我们所满意的唯一答案是：只有这种方式梦才有可能形成，否则就不可能有力地去引起梦的刺激。然而，至今我们还没有权利给出这样一种答案。

第14讲　愿望的满足

女士们，先生们：

还要我再次提醒你们我们至今已进行的研究吗？我刚开始应用我们的技术，就遇到梦中的歪曲作用，我们那时想应将歪曲问题暂时搁置起来，先从儿童的梦来获得我们有关梦的基本特性的认识。之后，我们用从有关儿童的梦的探询中获得结论来武装自己，直接地研究梦的歪曲，而且我希望我们能逐步地看清楚它。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由一个途径发现的东西与由另一个途径发现的东西不完全一致。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将两方面的发现联合到一起，并且使它们相互和谐一致。

我们从两种研究中发现，梦的工作主要包括将思想转换成幻觉经验。这如何发生是很神秘的。但这是普通心理学的任务，我们在此不必考虑。我们从儿童的梦中已了解到，梦的工作的意图是通过满足愿望的方式去除干扰睡眠的心理刺激。我们只有在弄清楚了如何解释歪曲的梦时，才能够这样谈论它。但是，我们开始就预期到我们能够将关于歪曲的梦的观念和有关儿童的梦的观念相互联系起来，这种预期的第一个证据来自于所发现的这样的事实：所有的梦实际上都是儿童的梦，它们都利用幼稚的材料，而且都以儿童的心理冲动和机制为特征。现在我们认为已掌握了梦的歪曲作用，我们必须继续探索作为愿望的满足的梦的观点是否也可以解释歪曲的梦。

前不久，我们刚刚解释过一系列的梦，但我们没有叙述愿望的满足。我相信你们必定多次向自己提这样的问题：“愿望的满足被假定为梦的工作的目标，这有根据吗？”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这已成为一般的批评家时常提出的问题。像你们所知道的，人类具有抵制新知创见的本能倾向。这种倾向表现的方式之一就是将任何创新减小到不可再小的范围之中，如果可能的话还把它简练成单个的标语。“愿望的满足”已成为梦的新理论的标语。人们常问：“愿望的满足在何处？”通常的回答是：梦被认为是愿望的满足。他们提出问题的行为本身，已表明他们对此持否定的态度。他们立刻会想起自己有关梦的无数经验，其中梦时常伴随着一系列情感，这些情感范围包括不愉快和严重的焦虑等，以致由精神分析的梦的理论所提出的假说对他们来说似乎十分不可能。我们不难回答这个疑问，因为在歪曲的梦中，愿望的实现不可能很明显，而必须去努力寻找，甚至在梦没有得到解释之前，是难以找到它的。我们也知道，在这些歪曲的梦中，愿望是受到阻止的（受到稽查作用的拒绝），它的存在正是梦的歪曲作用的起因和梦的稽查作用介入的理由。但是，我们却很难使一般的批判者理解：在梦得到解释之前，人们不能探询其定理的实现。他们总是忘记这一点。他们对愿望满足理论的拒绝实际上是梦的稽查作用的结果，因而人们用假象替代梦的真实愿望，并拒绝承认真实愿望的存在。

当然，我们也感到有必要解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梦带有不愉快的内容，尤其是为什么有焦虑的梦存在。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梦中的情感问题；这个问题值得特别加以研究，但是很遗憾，我们现在还不能对它进行讨论。如果梦是愿望的实现，不愉快的情感就不应在其中存在，一般在批评者这里似乎是正确的。但是为他们所忽视的以下三个方面的复杂情况必须加以考虑。

（一）梦的工作也许不能完全成功地实现愿望的满足，以致梦的思想中一部分不愉快的情感出现于显梦之中。因此，分析表明这些梦的思想的不愉快要比由它们所构成的梦强烈得多。这都是可以得到证明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必须承认梦的工作这时已不能达到目的，这正好比因渴而梦到喝水但又不能止渴一样。梦者仍然干渴，而不得不醒来饮水。然而这是一种真正的梦，它仍然保留着梦的基本特点。我们只能说：“尽管缺乏力量，但这种愿望值得赞扬”（Ut desint vire， tamen est Laudanda Voluntas）。至少这种可以清楚认识到的意图仍然值得赞扬。这种失败的例子是常见的。这可以由以下事实来说明：梦的工作改造梦的情感意义要比改造其内容困难得多，情感有时是很倔强的，因此工作进行时，梦的思想中不快的内容转化为欲望的满足，而其不快的情感则保持不变。在梦中，情感很不适合于内容，而我们的批评者可能说梦根本不是愿望的满足，甚至无害的内容也可被感受为不快。我们可以通过下面事实回击这种愚蠢的批评：正是在这些梦中，由于梦里的分离呈现，梦的工作的愿望满足目的才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错误产生的原因在于不熟悉神经症患者的人们，总认为梦的内容和情感的关系比实际的情况更为密切，所以不能想象出内容的改变，而其所伴随的情感则仍然保持不变。1837

（二）第二个因素更为重要和深刻，但它同样被一般的人所忽视。无疑，愿望的满足必定带来快感，但这时又有了问题：“对什么人引起这种快感？”当然，是那种有愿望的人。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一样，梦者与他的愿望的关系是十分特殊的。他摒弃这些欲望，并且稽查这些欲望——总之，他不喜欢这些欲望。这样，他的满足不能给他带来愉快，而恰恰相反，会使他们不快。经验显示这种不快以焦虑的形式出现，这仍需进一步解释。这样，梦者在与其梦的愿望的关系中宛若两个独立的人，因某些共同之处而合二为一。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想再加以引申，而只想提醒你们，在一个熟知的童话故事中也可以找到同样的情况。一位慈爱的仙女答应要满足一位穷人和他的妻子的三个愿望。他们两个十分高兴，并下决心仔细选择他们的三个愿望。妻子由于闻到邻居烧腊肠的香味，于是希望能有两根腊肠。立刻，两根腊肠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他们的第一个愿望得到了满足。但这个男人很生气，于是他希望将这两根腊肠挂在妻子的鼻尖上，腊肠立刻便挂在她的鼻尖上，不能移开，第二个愿望由此得到满足。但这位男人的愿望却使妻子深以为苦。可想而知这个故事的结局如何。由于他们毕竟是夫妻，所以他们的第三个愿望不得不使腊肠从妻子的鼻尖脱开。这个故事（fairy tale）可以被用于许多其他的情况，但这里可以用来说明如果两个人不一心一意，那么一个人愿望的满足可能给另一个人带来不快。1838

我们现在可以更进一步地理解焦虑的梦了。我们先讲一个观察事实，然后允许采纳一种假说来支持要讲的一些内容。这个观察事实是：焦虑的梦时常有一个根本未受到歪曲的内容，这个内容似乎已躲开稽查作用。焦虑的梦时常是毫无化装的愿望满足——当然，它不是一种可接受的愿望，而是一种已被摒弃的愿望。焦虑的成分取代了稽查作用的位置。然而，我们可以说幼稚的梦是一种允许的愿望的公开满足，而普通的被歪曲了的梦是被压抑的欲望的化装满足，适合焦虑的梦的唯一公式是被压抑的愿望的公开满足。焦虑乃是表明被压抑的愿望的力量大于稽查作用，所以虽然受到稽查作用的限制，但它仍然能够获得或大致获得满足。我们站在稽查作用一方，所有我们看到被压抑的愿望的满足，只能使我们产生不快的情绪，并引起我们的抵抗。所以梦中出现的焦虑乃是由于那时不能制服愿望的力量而引起的。为什么这种表现为焦虑的抵抗未能从梦的研究中得到揭示，显然还必须对焦虑进行研究。1839

我们可以假定，适用于未加歪曲的焦虑的梦的东西也适用于那些只有轻微化装的梦以及其他产生不快的梦，在这种梦中不快的情感又能与对焦虑的探索相适应。一般来说，焦虑的梦也是使人惊醒的梦；常在梦中在被压抑的愿望未通过稽查作用而得以实现之前，我们被惊醒了。在这种情况下，梦的机能是失败的，但其基本特点仍未变化。我们曾把梦比作睡眠的看守人或监护者，他试图保护我们的睡眠免受干扰。这种看守人在他感到他的力量不足以单独抵抗干扰物或危险时，也可能唤醒睡者。然而，我们有时即使在梦开始使我们感到不安和焦虑时，仍能继续酣睡。我们在睡眠中自慰说“这毕竟只是梦”，继而酣然入梦。

那么，什么时候梦的愿望才能胜于稽查作用呢？梦的愿望或梦的稽查作用都应满足其必要条件。这种愿望可能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在某个时刻得到加强。但是根据我们所获得的印象，二者的势力平衡时所发生的变化的原因，时常是梦的稽查作用的行为。我们已看到，这种稽查作用因不同梦的成分而随时改变其强度，它以不同的严厉程度来对待各种梦的成分。我们现在可对这种效果再增加一个假定：稽查作用一般来说是可变化的，并且对同一引起不快的成分不总是同样的严厉。如果稽查作用有时自觉无力反对某种梦的愿望，它便会舍弃歪曲作用，而采取最后的对付方法：那就是引起梦者的焦虑，同时使其惊醒。

这些邪恶的和被排斥的愿望，为何偏偏在夜间活跃起来，从而扰乱我们的睡眠呢？对此我们仍然知之不多。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须回到有关睡眠状态性质的假设之上。白天，稽查作用全部施加于它们之上，使它们不可能在任何活动中显现出来。夜晚，这种稽查作用，像所有其他心理生活的兴趣一样，可能会消退，或者至少大为减弱，以满足睡眠这个单一的愿望。正是这种晚间降低了的稽查作用，那些被阻止了的愿望就乘机再次活跃起来。有一些神经症患者不能入眠，他们承认他们的失眠开始是有意的。不敢入睡是因为害怕他们的梦——即害怕放松稽查所引起的结果。然而，你们可以很容易看出，尽管如此，稽查作用的消退并无大害。睡眠状态可以削弱我们的动力。如果我们的邪恶意图开始伺机而动，它们充其量也只能引发一场梦，从实际的观点来看这是无害的。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梦者可以在夜里自慰地说：“这只是一场梦而已，所以别去管他，只管睡好了。”

（三）如果你们回忆一下我们曾讲过的梦者反对他自己的愿望时，好像有两个不同的人，因有某种密切的关系而混在一起似的，你们就可知道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给愿望的满足带来不快的事件——这个方法就是惩罚。这里我们可以再现前述的三个愿望的童话故事来加以说明。盘子上的腊肠是第一个人，即妻子的愿望满足。鼻尖上的腊肠则为第二人，即丈夫的愿望满足，同时也是对妻子的愚蠢愿望的惩罚（在神经症中，我们发现和这个故事里第三个愿望相似的愿望）。1840在人类的心理生活中有许多这样的惩罚倾向，它们很强有力，并且我们可把它们看作是某些痛苦的梦的原因。1841你们现在可能会说这并没有给愿望满足提供多少根据。但你们如果仔细地研究一下，就可能会承认你们是错误的。和事物的复杂性（我随后要论述）相比，则愿望的满足、焦虑的满足、惩罚的满足等说法都是意义很狭隘的。我们还要说的是焦虑是和愿望直接相反的，这种相反的两方面在联想中彼此离得特别近，并且在潜意识中它们同为一物。进一步讲，惩罚也是愿望的满足——它满足的是稽查者的愿望。

因此，总体来说，你们反对愿望满足理论，而我却没有做出让步。然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能够在任何被歪曲的梦中指出愿望的满足，我们当然不能推诿这个任务。让我们再回到我们已解释过的那个一个半弗洛林买三张坏座位戏票的梦，我们曾由这个梦学到了许多东西。我希望你们仍能回忆起这个梦。那位妇人有一天听丈夫说，比她小3个月的好友爱丽丝已订婚了。她当晚梦到自己和丈夫一起去看戏剧，而剧场的座位有一边几乎全是空的。丈夫告诉她说，爱丽丝和她的未婚夫本也想来的，但由于他们一个半弗洛林买三张票的座位不好，终于没有来。她想，要是他们真的来了，也不会吃亏。我们知道她在梦的思想中对丈夫不满，并且对自己匆忙出嫁感到懊悔。我们也许很想了解这种懊悔的思想是如何转变为愿望满足的，这在显梦中可以发现其踪迹。我们已经知道梦的成分“太早了，太匆忙了”，已由稽查作用将其从梦中去除掉了。剧场中的空座位是代表这个成分的暗喻。“一个半弗洛林买三张票”这句话，则令人费解。但是现在已有了象征作用的知识时，这便很容易理解了。“三”这个数1842实际上代表男子，因此，这个梦的成分可以解释为：用嫁妆买一位丈夫（“我本可以用我的嫁妆，买一位好十倍1843的男子”），“结婚”显然由“去剧院”代替。“戏票买得太早了”实际上是“结婚太早”的直接替代。然而这种替代是愿望满足的工作。我们的梦者在有一天得知她的朋友订婚的消息时，对自己的婚姻感到很为不满。曾经她还为此而引以为豪，认为自己优于她的朋友。我们也常听说，天真的女孩，在订婚之后，以为自己不久就会可以去看以前所不允许看的各种戏剧，并为此而感到喜悦。这种观看或好奇的喜悦无疑起源于“窥视癖”（scopophilia）的性需要，它指向性对象，尤其是这位女孩的父母，并因此“窥视”成为她急于早点结婚的一个强有力的动机。因此到剧院去显然就是结婚的替代。这样，梦者现在对其过早结婚而感到恼怒，于是她回想起自己也曾用这样的结婚来满足其窥视愿望的时光，并在这种古老的愿望冲动的带动下，她用到剧院去来代替结婚。

我采用的例子似乎不能用做隐藏的愿望的实现的证据。在其他的被歪曲梦的例子中，其解释方法都必定是同样的。我现在无法向你们证实这点，而我只能表示我对这种研究方法的信心，这种研究时常是能够成功地完成的。然而，从理论上来看，我愿意再讲几句。经验告诉我们，这是梦的整个理论的一个最容易引起矛盾和误解的论点。除此之外，你们或许仍然觉得我已将假定减去了一部分，因为我曾说过可以是愿望的满足，也可以是愿望满足的反面，即焦虑或惩罚，并且你们可能认为这又是一个强迫我们做出让步的好机会。我还受到指责，说我将对我来说似乎很明了的事实用过于简约的方式呈现出来，结果难以令人信服。

虽然有些人至今一直和我们一起进行释梦工作，并且已接受了我们就此提出的一切结论，但他们常常不免在愿望满足这个问题上停下来，说：“即使同意梦总是有某种意义，并且这种意义可通过精神分析的技术被发现，但我们究竟为何要否认一切反面的证据，并竭力将这种定义置于愿望满足这个公式之中呢？为何夜晚的思想一定赶不上白天的思想那样种类繁多呢？为何一个梦者不能有时满足某种愿望，有时成为愿望满足的反面，像害怕；又有时成为一种决心、一种警告、一种指责、一种良心的刺痛，或一种为某个即将到来的任务做好准备的尝试，等等呢？为何它必定是一种愿望，或至多只是它的反面呢？”

如果人们在其他各点上都表示同意，而只在这个问题上持有异议，那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已发现了梦的意义和认识它的方法，可以说这就足够了。我们是否把梦的定义限定得很狭窄，这似乎不太重要。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这一点上的误解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有关梦的发现的实质，并且威胁到它们对于理解神经症的价值。再者，这种妥协（“迁就”在商业中虽具有很高的价值）在科学上是不合适的，甚至是相当有害的。

为什么梦不具有多种多样的意义呢？我对这个问题的第一个答案很平常：“我只知道为何它们没有，如果有的话，我将不会反对。就我来说，未尝不能如此。然而对于这个比较宽泛的梦的概念来说，这里还存在一个小小的障碍——即在现实中它不是如此。”我的第二个答案是这样一个假设：梦与各种形式的思考和智慧操作相适应，这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曾记载过一个连梦，这个梦持续了三个夜晚，后来就不再有了，我根据以下事实来解释这种行为：这个梦与一种意图相对应，而且在这个意图执行之后，没有必要再出现。1844随后，我发表了一个有关忏悔的梦，那么我为何要自相矛盾，假定梦是愿望的满足，而不是别的任何东西呢？1845

我这样做是因为我不允许承认一种愚蠢的误解，这种误解可以使我们丧失在梦的问题上所有的苦心研究结果——这种误解使梦与隐梦思想相混淆，并且认为前者正好适用于后者。梦确实可以代表并且替代你们刚刚所讲过的一切——一种意图、一种警告、一种反省、一种准备、一种解决问题的尝试等。但是，如果你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所有这些只能适用于可能变成梦的隐梦思想。你们从解释中可以得知人们的潜意识思想与这种意图、准备、反省等有关，然后通过梦的工作而成为梦。如果这时你们对梦的工作不感兴趣，而且对人的潜意识思想活动感兴趣，那么你们去除梦的工作，而称梦的本身可代表一种警告、一个决心或其他，这在实际上也是正确的。精神分析活动中时常也用这种方法：我们主要努力去除梦的表面形式，而代之以引起梦的相应的隐梦思想。

这样，我们在从隐梦思想的探查中，十分偶然地知道了，我们所讲过的所有高度复杂的心理活动都可以在潜意识中发生——这个发现既令人惊奇，又令人惶惑！

现在言归正题，只要你们清楚地认识到你们是在使用一种表达的简约方式，而且只要你们相信你们所指的各种思想方式与梦的基本性质无关，那么你们当然也是对的。在你们说到“梦”时，你们必定是指显梦（即梦的工作的结果）或最多也指梦的工作本身（即由隐梦思想形成显梦的心理过程）。这个词（即梦）的其他任何用法都是一种概念的混乱，并且很可能会导致谬误。1846如果你们所说的话是用来指梦背后的隐梦思想，那就请直接讲明，并且不要因说话不明确而增加问题的隐晦程度。隐梦思想是材料，梦的工作把材料转变成显梦。你们为何想要使材料与形成它的活动相混淆呢？一些人只知道这种活动的产物，而不解释它从何而来，或它是如何形成的，如果你们分不清显梦与隐梦思想，那么你们又比这些人优越到哪里呢？

有关梦的唯一基本的东西是影响到思想材料的梦的工作。我们无权在我们的理论中忽视它，即使我们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中可以不顾及它。分析观察进一步表明，梦的工作从不将自身限制于将这些思想翻译成你们所熟悉的原始的或退化的表达方式。另外，它时常占有一个虽然不属于前一天的隐念成分，但却是实际的产生梦的动力的事物，这个独立成分就是潜意识的愿望，梦的内容获得其新形式，正是为了这个愿望的满足。这样，如果你们只考虑梦所代表的思想，那么梦就可以是任何一种东西——一种警告、一种意图、一种准备等等；但是它也时常是一种潜意识愿望的满足，如果你们把梦看成是梦的工作的产物，那么它只能如此。因为，梦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意图，或一种警告，而时常是一种意图等，它们借助于潜意识愿望而转化成古老的思想方式，而转化成的结果则成为那一愿望的满足（见本讲末注①）。可见，愿望满足这一特点才是梦的主要特性，而其他的则可有可无。梦的一部分还可再次成为一种愿望，这种情况下，在潜意识愿望的帮助下，梦将表现为满足前天的一种潜在的愿望。

我可以很清楚地理解这些，但我不知道我是否成功地使你们也明白了这些，而且我也很难给你们加以证明。因为一方面如果不对大量的梦进行细致的分析，就不能进行证明；另一方面在我们有关梦的观点中最关键和最重要的一点，只有和其他各种现象放到一起加以讨论才可能令人信服。而对这些现象的讨论，尚有待于未来。由于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不可能假定人们只对一种事物的本质进行深入的探查，而不顾其他具有相似性质的事物。由于我们还不知道与梦最为密切的一些现象——神经症，我们必须再次停留下来，满足于我们所了解的部分。因此我再次给你们举例说明，给你们展示出一种新的认识。

我仍采用我们已几次提到的用一个半弗洛林买三张票的梦为例（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起初选这个例子并非出于特别的考虑），你们知道这个隐梦思想是：梦者听到她的朋友刚订婚，由此对自己结婚太早感到后悔，认为自己当初如果耐心等待的话，有可能会嫁给一个更好的丈夫，因此，她对于现在的丈夫内心中有点蔑视。我们还知道这些隐梦思想之所以成为梦的愿望，是出于一种窥视欲望，想因此可以自由地看戏，这也很可能是要看婚后有什么结果的一种古老的好奇心的产物。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儿童的这种好奇心通常指向其父母的性生活，它是一种幼稚的好奇心，并且成人若仍保留这种好奇心，一种本能的冲动，那么它起源于婴儿时期。但是这个例子中梦者前一天所得到的消息并不会引起窥视愿望，而是引起恼怒和悔恨。这个满足愿望的冲动在第一个例子中与隐梦思想无关，而且我们能够在分析时不考虑这种冲动，并得出释梦的结果，但是恼怒自身则不能产生梦。想到“结婚这么早真是太愚蠢”，决不足以形成梦，除非是这种思想引起了以前的那种要看结婚后有何结果的愿望。那么这种愿望构成梦的内容，而用去剧院来代替结婚，这种形式则是早期愿望的满足：“现在我可以去剧院看任何曾经被禁止的东西，而你不能！我已结了婚，而你必须等待！”梦者目前的状况以这种方式被转化成它的反面，而过去的胜利取代了她新近的失败。结果，窥视愿望和自夸的感觉同时都得以满足。而这种满足决定了显梦内容，就显梦来说，梦者坐在剧院内，而她的朋友则不允许进入。梦的另外一部分，则表现为这种满足情况的所有难以理解的变动形式，其背后却隐藏着隐梦思想。梦的解释必须置那些代表愿望满足的部分于不顾，而寻求其背后所隐藏的不快的隐梦思想。

我想要带给你们的这种新的认识是将你们的注意力引向现在要谈的隐梦思想。第一，我请你们不要忘记对于梦者来说隐梦思想是潜意识。1847第二，它们是完全合理的和关联的，以致它们可以被理解为对梦的起因的自然反应。第三，它们可能是任何心理冲动或智力活动的等价物。我现在可以比以前更严格地把这些思想描绘为“日间的余念”，不论梦者承认它们与否。现在我们可以在“日间余念”和隐梦思想之间做出区分，并和我们前面所使用的概念相一致。我把由释梦而发现的一切都称为隐梦思想，而“日间余念”则只是隐梦思想的一部分。于是，我得到的观点是：除了“日间余念”之外，还有一种强有力的被压抑的潜意识。愿望的冲动，正是这个冲动使梦的构建成为可能。这种愿望冲动对白天的遗念的影响产生了隐梦思想的更为深入的部分——它无须表现为像清醒时那样是理性的可理解的。

我曾使用过一个比喻，来说明“余念”与潜意识愿望之间的关系，我可在这里简要地重述一下，在任何企业中，必定有一位资本家支付费用和一位企业家出谋划策并加以贯彻。在梦的构建中，资本家时常充当潜意识愿望，它为梦的构建提供心理能量。企业家则是“白天的”“日间余念”，他决定这种费用如何使用。当然，资本家自己也有可能来出谋划策，并且拥有专门的知识，或者企业家自己也可以拥有资本。这本来可以使事实情境简化，但会使其理论理解更加困难。在经济学上，同一个人时常被区分为资本家和企业家两面，这种区分使我们的比喻有了相当的根据。在梦的构建中，也有同样的变化发生，这里，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们去思索。1848

到此，我不能再向前进了。你们可能早就产生了疑问，现在是提出来的时候了。你们可能会问：“‘日间余念’真的是潜意识吗？它和梦的形成所需要的潜意识愿望真的是相同的吗？”你们的疑问是有道理的。这是整个事件中的关键。它们不是同样意义上的潜意识。梦的愿望属于一种不同的潜意识——即我们所指的起源于婴儿期内，又有其特殊的机制的潜意识。我们如果能用不同的名称来表示这两种潜意识以示区别，固然十分方便。然而，我们都宁愿等到我们已熟悉神经症现象领域之后再说。你们把单一的一种潜意识看作是某种荒谬的东西，那么在我们指出潜意识共有两种时，便不免会引起更多的非难了。1849

让我们在此停住。这又是一段没有讲完的话。但是，难道我们不希望这种知识能够因我们自己或他人的努力而取得一定的进展吗？难道我们自己已学会的还不足以令人感到吃惊吗？1850

第15讲　疑问与批评

女士们，先生们：

在回答有关这个新学说所引起的普遍的疑问之前，我们还不能就此结束对梦的讨论。你们中注意听讲的人自己可能也已收集到一些有关的材料。

（一）即使释梦的技术正确地得到执行，你们也可能会形成这样的印象：我们在梦的解释工作中获得的发现有这么多的两歧之义，以致使显梦转译为隐梦思想时很难确保其正确性。你们可能提出自己的论点：第一，人们不知道对梦里的某一成分究竟应取其表面意义，还是取其象征意义，因为事物被用做象征之后，并没有停止表现自身。然而，如果人们没有客观的线索来决定这一点，这种解释必定会由释梦者任意选择。第二，在梦的工作中，两个相反的事物浑然一体，结果对于某一梦的特殊成分究竟采用正面的意义或是反面的意义（自身或它反面），却很难确定。这又为释梦者提供了进行任意解释的新机会。第三，梦中时常出现颠倒的情况，这使释梦者又可以自由假定有或无。第四，你们可能也听说过，人们不能肯定一种解释是否是唯一的。我们难免有忽视其他的完全可以允许的解释，在这些情况中，你们可以总结出，给释梦者留下这么大的任意决策的空间，那么其结果的客观性很难保证。或者你们也可能认为错误不在于梦，而在于我们释梦的不适当，这种不适当又归于我们的观点的假定的错误。

你们的材料都是无可指责的，但我认为这还不足以证明你们的以下两个结论：（1）你们认为梦的解释是由释梦者任意选择的；（2）结果的不确定，使人们怀疑其方法的正确性。如果你们指责释梦者的技术、经验和理解，而不是其任意选择，那么我还有可能赞同你们。然而，我们不能避免这种个人因素，特别是在解释特别困难的问题时。这种观点在其他科学研究中也是一样，同样一种技术，一个人运用起来或者好于他人，或者劣于他人，这是没有办法的。例如，在象征的解释中，看起来似乎武断，但是如果你们想一想梦的思想之间的彼此关系，梦和梦者及梦时的整个心境的关系，只允许我们做一种解释，而别的解释都是无用的，你们就可以更正原来的错误的印象了。通过指出两歧性或不确定性是梦所应有的特点，你们认为解释的不完全乃是由于假说的谬误，这个结论也就没有根据了。

让我们回忆一下，我们曾说过梦的工作是将梦的思想转译成和象形文字相似的原始表达方式。然而，所有这些原始的表达系统都具有这种两歧性或不确定性的特点，而我们则不能怀疑其应用价值。就像你们所知道的一样，梦的工作中将两种相反的东西混为一体，与最古老的语言所谓的“原始语言的对偶意义”（antithetical meaning of primal words）相类似。我们从语言学家阿贝尔（Abel，1884）那里获得这种知识，他告诉我们，不要以为人与人之间使用双关语互相说话会产生误会。相反，说话者内心的意图，究竟是正还是反，都可以通过说话者的声调和姿势，以及整个讲话的情境推测而定。在文字作品中，不存在姿势，它被并不试图讲话的插图所取代。例如，采取文字keen一词，可以附上一张下跪图，表示其意为“弱”，而附上一张直立者的图，则表示“强”。这样，尽管声音和符号意义不很明确，但我们却可避免误解。

古老的表达系统如最古老的语言形式，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其模糊性，这在我们的现代作品中是不能容忍的。这样，在一些闪米特文字中（Semitic scripts）多出现子音，而省去母音，则须由读者自己根据其所知和上下文关系加以补充。象形文字尽管不完全如此，但也十分相似。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古埃及文字我们至今仍弄不懂。这种神圣的古埃及文字甚至还在其他方面存在着不确定性。例如，一幅图画究竟应自左向右看，或者是自右向左看，这都由作者自己任意决定。作者还可任意地把图画排成直行，如果把题词刻到相对较小的物品之上，作者则更可以根据自己喜好物品的地位，来改变符号的排列次序。无疑，古埃及文字的最令人头疼的地方在于它的文字之间不留间隔。各页上的图画之间的距离相等，一般来说，人们很难确定一个符号究竟是前面文字的结尾，还是新一句的开头。相反，在波斯的楔形文字中，用斜线来分隔单词。

一种十分古老的语言文字是汉语，它至今仍为4亿人使用。你们不要以为我懂汉语，我只是因为想要从中发现与梦的不确定性相类似的东西，才对它多少有点了解。我并没有失望。汉语语言中充满了这种不确定性的例子，这使我们感到吃惊。众所周知，汉语由许多表示音节的音组成，有单音，还有合成的复音。其中一种主要的方言只有约400种这样的音。然而，由于这种方言有约四千个字，那么每一个音平均约有十种不同的意义——有些多一点，而有些则相应地少一些。有很多避免意义不明确的方法，因为人们不能通过上下文来推断出讲话者试图用语言向听众所传达的意义究竟是这十种中的哪一种。这些方法从总体来说包括：将两音合成一个字和四声的运用。更有趣的是，从我们的对比的观点来看，这种语言实际上没有语法。很难说这些单个音节的字究竟是名词、动词还是形容词。而且其语尾没有变化，来表明其性（gender），数（number），词尾变化（termination），时态（tense）或语态（mood）等等。这样，人们可能说这种语言只由原材料组成，正如我们用来表达思想的语言因梦的工作还原成为材料，而不表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汉语中，对于不确定情况的判断权往往留给听众，听众根据其理解和上下文关系来裁决。我曾注意到这样一句汉语中的俗语：“少见多怪”，这是不难理解的，它的意思可以译为“一个人所见得越少，那么其所怪越多”。也可以译为“见识少的人便不免有更多的惊怪”。这两句话只在文法结构上略有不同，我们不必在这两种翻译之间做出区分。尽管有这些不确定性，但可以肯定地说汉语不失为一种表达思想的很好的工具，可见，不确定性不一定必然会导致模棱两可。

当然，必须承认，梦的表达系统和任何古老的语言文字相比都处于十分不利的处境。因为语言和文字毕竟是为了交流；也就是说，它们总是以各种方式来千方百计地帮助人们理解，而这个特性是梦没有的。梦不想让任何人表达任何东西。它不是交流的工具，相反，它意味着不为别人所知。正是由于这一点，如果梦中有许多疑难之处无法确定，我们也不必感到吃惊或茫然若失。从我们的比较中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种不确定性应被看作是各种原始表达系统的通性，而人们则往往以这种不确定性来否认我们释梦的正确性。

我们对于梦的理解，实际上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只有实践和经验才有可能做出回答。1851我想我们已达到了很深的境地。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受过正规训练的分析者所得出的结果，我的观点就会得到证实。一般的人，包括科学家在内，在遇到科学成果的不确定性时，往往持怀疑态度，以此来表示自己的优越。我想他们在这一点上是错误的。你们也许不知道同样的情况也曾发生于巴比伦和亚述的碑文最初被译为现代文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时期人们普遍倾向于认为这些楔形文字的翻译者都是只凭幻觉做出判断，他们的整个研究被看作是欺人之谈。但是，1857年皇家亚细亚学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曾做过一种判定是非的实验。该会邀请四位当时最著名的从事这种研究的专家：罗井森，欣克斯，福克斯·塔尔波特和奥佩特，让他们将新发现的碑文各自独立翻译，译好后封寄到本会。在对这四种翻译进行了对比之后，乃宣布其判决，认为这几位专家的译文大致相同。所以，取得的成绩是可信赖的，而且还预见未来将会取得更大的进步。从此之后，人们渐渐地不再怀疑有关这种文字的翻译工作了，并且人们对那些楔形文字的翻译的信赖程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二）第二类疑虑源于这样的印象，即认为我们在释梦中所得的许多结果似乎是被迫的、人为的、任意的或滑稽可笑的。对这种效果的批判很多，以致我随便就可以找到一例。如在号称自由之国的瑞士，某校校长由于对精神分析感兴趣而被解除了职务。他虽然提出了抗议，但伯尔尼某报纸发表了校方对于此事的决议案。我将几句与精神分析有关的内容摘述如下：“我们对苏黎世大学费斯特尔教授的书内所列举的强词夺理的例子感到吃惊……因此，大学校长坚信不疑地接受所有这些理论和虚假的证据，这真的令人惊奇。”这几句话是作为他们冷静判断的结论出现的。我想这种冷静才真的是“捏造的”。让我们再对这个问题加以更细致的考察，我想再加上一些反思和专门知识，使其不至于对冷静的判断有什么不利之处。

个人对于深蕴心理学（depth-psychology）问题，只根据其第一次所得到的印象，就能迅速而准确地做出判断，这真使人精神振奋。这种解释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强词夺理的、不足为训的，所有这些解释是错误的，所有的这些解释工作也都是没有一点价值的。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这些解释之所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也许是因为有很好的理由，他们如果能想到这一点，也许会更加深入地去探求这些理由到底是什么。

梦的理解这个问题与移置作用结果有着实质的联系，你们已知道移置作用是梦的稽查作用的最强有力的工具。在移置作用的帮助下，梦的稽查作用产生我们称为暗喻的替代结构。但是，这些暗喻本身很难辨认出来的，也不大容易由此而追溯到其背后真正的东西。暗喻和真正的东西之间的联系是通过最奇特的、最不常见的、外在的联想而结成的。1852然而，在所有这些情况中，问题在于想把真正的东西隐藏起来，这就是梦的稽查作用的目的。但是，要找出这已被隐藏起来的东西，不能求助于它平常所处的地方。现在起作用的前线的稽查员在这一点上要比瑞士学校当局更为狡猾。在他们搜查文件和计划书时，他们不满足于检查书信和公文包，但他们会想到间谍和走私犯们或许会将禁止物品隐藏在他们极难发觉的最秘密的地方——例如，藏于双层靴底之间。如果隐藏的东西在那里，那肯定是“硬拉”出来的，但也不失为一种真正的大发现1853。

如果我们认识到隐梦成分和外显的替代物之间的联系非常离奇，或者是滑稽可笑的，我们对于梦的分析依赖于以往经验的指导，所以有很多例子的意义时常是不能由我们自己求证的。由我们自己进行的这种解释时常是不可能的，因为再敏感的人也不可能猜出这种联系。梦者可通过其直接联想来对梦进行解释——他能够这样做，因为是他自己产生的这种替代。或者他可提供大量的材料，以便问题的解决不再需要特殊的聪明才智，而使答案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如果梦者不能使用这两种方法之一，那么问题的显梦成分将永远不为我们所理解。我想在此给你们讲一个我最近遇到的例子。我的一位女性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其父亲去世了。从此以后，她时常梦到父亲复活了。在一个梦里，她梦到了父亲说：“十一点一刻了，十一点半了，十一点三刻了。”解释这种报时梦的方法是通过她的联想，她回想到父亲喜欢看自己长大的孩子能准时地在家中进餐。无疑这个联想与梦的成分有一定的联系，但它不能说明该梦的起源。根据治疗中的情境，可以怀疑她对于所敬爱的父亲暗中怀有批评的敌对之意，这在梦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她的进一步联想之中，虽然离梦很远，她讲到了前一天她如何曾对心理学进行过很多讨论，她的一位亲属曾说：“原始人（urmensch）在我们身上得以复活。”这似乎给我们提供了解释。她因此想到她死去的父亲也会再次复活。于是，在梦中，竟使她的父亲成为一个“报时者”（uhrmensch），使他来一刻一刻地报时，直至中午。

你们可不能轻易地放过这个例子与一种诙谐语的相似性。并且实际上，梦者的诙谐时常被看作是释梦者的。还有其他一些例子很难确定我们所面对的到底是一种诙谐语或是一个梦。但是，你们应知道有些口误也可以引起同样的疑问。有一个男子说，他曾梦到在自己和叔父一同坐在汽车（auto）里时，他的叔父曾吻过他。1854他自己很快补充解释说：“此梦有‘自体性欲’（auto-erotism）之意。”（“自体性欲”一词来自于力比多理论，表示不借助于外物而获得情欲的满足）。那么，这个人难道是在捏造一个笑语来欺骗我们，而把笑话又说成是他的一个梦吗？我想不会，我相信他真的做过这样的梦。那么这个令人迷惑不解的相似性又起源于什么呢？这个问题曾使我暂时偏离我的研究道路，迫使我对诙谐本身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1855，揭示了诙谐的起源：思想的前意识（preconscious）1856训练被暂时抛开，但其在潜意识中运转，并由此以诙谐出现。在潜意识的影响之下，它也受到压缩作用和移置作用的支配，也就是说，它受与梦的工作的相同作用的支配。这种共同的特征就是发生于诙谐和梦之间的相似性。但是，这种无意图的“梦的诙谐”（dream-joke）不能引起真正的笑话那样愉快的效果。如果你们再进一步地对诙谐进行研究，你们就会明白这是什么原因了。“梦的诙谐”是一种糟糕的笑话，它不能使我们发笑，而只能使我们感到冷淡。1857

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在步古代释梦者的后尘，他们的释梦方法除了很多糟粕之外，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好的释梦的范例，有的我们至今不能超越。我在此想给你们举一个历史上很重要的梦例，这个梦的报告者为亚历山大大帝，它和普鲁塔克和道尔狄斯的阿尔特米多鲁斯关于这个梦的记载略有不同。在国王围攻泰尔城的时候（322B. C. ），遭到很顽强的抵抗，亚历山大一次梦到他看见一个半人半兽的怪物在跳舞（a dancing satyr）。随后释梦者阿里斯坦德罗斯通过把单词“Satyros”分成“sà tupos（sa Turos）”意为“泰尔是你的了”来解释这个梦，认为亚历山大大帝能攻破该城。亚历山大因此连续攻城，并最终占领了泰尔城。虽然这个解释好像很牵强，但它无疑是正确的。1858

（三）我可以想象得出，当你们听说一些一直从事于释梦工作的精神分析者也反对我们有关梦的观点时，你们会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很难预料对这种理论所犯的新错误的极大的鼓励应忽视。作为概念的混乱和不合理的归纳的结果，所得出的假定便与医学上有关梦的观点犯有同样的过错。你们已知道这其中的一个，认为梦与试图适应现在的条件和试图解决未来的问题有关——也就是说它们具有“预知目的”（prospective purpose，米德，1912）。我们也指出这个假定建立在梦和隐梦思想之间的混淆的基础之上，并因此忽视了梦的工作。作为隐梦思想的一部分潜意识智力活动的一个特征，它一方面没有什么创新，另一方面它也不是详尽无遗的，因为潜意识智力活动除了为未来做准备外，还有其他许多内涵。1859还有一种更为混乱的观点，认为每一梦的背后都有希望他人死去的含义。我不十分清楚这个公式的准确意思，但我怀疑它隐含着梦与梦者的整个人格之间的一种混淆。

有人认为所有的梦都有两种解释：一种与我们所讲的精神分析解释相同；另一种是寓意（anagogic）解释，这种解释忽视本能冲动，目的在于表达更高的心理机能（西尔伯勒，1914）。1860这种见解是一种不合理的归纳，它建立在少数梦的特例之上。这种梦当然是存在的，但如果把这种观点扩展到大多数的梦，那便不免徒劳无功了。再者，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所有的梦都可进行两性解释，都可解释为男性倾向和女性倾向二者的混合（阿德勒，1910）。我曾给你们介绍过这种观点，可你们仍然不能理解。当然，也有一些这样的梦例，并且随后你们会认识到这与某种癔症的症状相似。我在此提及这些新发现的梦的一般特征是为了警告你们不要信以为真，或至少使你们不再怀疑我对它们的意见。

（四）人们认为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患者往往故意使自己的梦的内容和医师所推崇的理论相一致，结果一些人梦到性本能冲动，一些人梦到为权势而斗争，还有一些人甚至梦到再生（斯泰克尔），因此梦的研究的客观价值受到质疑。然而，这种观点是不堪一击的，因为人类在精神分析治疗可以影响他们以前已经有梦的现象存在，并且现在接受治疗的人也时常在治疗开始之前已有梦出现。这种新观点所包含的事实虽然是可以自我证明的，但它却与梦的理论不相干。因为引起梦的前一天的余念来自于对清醒生活的强烈兴趣。在医师的话和所施加的暗示对患者具有意义时，他们进入这种“余念”的圈子里，并且可以为梦的构建提供精神刺激，就好像是前一天没有对付得了的其他有情感色彩的兴趣一样，他们的作用和睡眠期间施加于睡眠者的身体刺激一样。由医师所引发的思绪像这些其他的梦的激发者一样，出现于显梦内容之中，或在其隐梦内容中可以被发现。确实，我们知道梦可以由实验而产生，或者更准确地说，一部分梦的材料可以被引入梦中。这样，精神分析者对患者所产生的这些影响正和实验者所引起的作用相同。例如，伏尔德在实验时，将被试者的四肢保持某种特定的姿势。

人们可以影响梦者梦到什么，但却从来不能影响他们为什么做梦。梦的工作的机制和潜意识的梦愿望是不受外界影响的。在考虑那些起源于身体刺激的梦时，我们已发现梦的生活的特点和其独立性，可以在反应梦者所受的身体刺激或精神刺激中显示出来。这样，我们正在讨论的和对梦的研究的客观性产生疑问的观点，正是建立在梦与梦的材料的混淆基础之上。1861

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我给你们讲的有关梦的问题。你们可以猜到，我曾省略了很多，而且你们也会发现我所讲的每一个问题都不够详尽。然而，这是由于梦的现象和神经症的现象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已研究过的梦可作为神经症理论的导引，而且和相反的顺序相比，这肯定是一个更为正确的顺序。但正因为梦是理解神经症的准备，所以，反过来，对梦的真正精确的理解只能等到有了神经症现象方面的知识之后才可能获得。1862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而我必须向你们保证：我将竭尽所学，以不辜负你们对这门学科的热爱和花费这么多的时间来讨论有关梦的问题。人们要迅速地达到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正确性的信赖，那么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好方法。需要许多月，甚至许多年的努力工作来表明神经症疾病的症状是有意义的，是有目的的，并且来自于患者的生活经验。相反，只需要几个小时的努力，就足以证明梦同样如此。梦起初虽然很杂乱，而且难以理解，但它可以用来证实精神分析的种种前提——心理过程的潜意识本质，它们所遵循的特殊机制，和其中所表现出的本能力量等的存在。如果我们记得梦的结构和神经症的结构之间有极大的相似性，同时考虑一下使梦者迅速转变成为一个清醒的合理的人。我们便可判定神经症也是建立在心理生活中各种力量的均衡有所改变的基础之上的。1863

第三篇　神经症通论

第16讲　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学

女士们，先生们：

在新学年的开始，我很高兴又看到你们来继续参加我们的讨论。去年我给你们讲了用精神分析来解释失误动作和梦的方法。今年我想使你们对有关神经症现象有所了解。你们将会看到，神经症现象和梦及过失两者都存在着很多共同之处。但我必须首先警告你们，我不会让你们再和我保持像去年一样的关系了。那时，我每前进一步，总是先征求你们的同意；我和你们一起讨论了很多，并且对你们的反对总是做出让步——实际上，我承认你们的“共同感觉”常起决定的因素。可是，现在我们不可能再这样了，理由很简单，过失和梦都是你们所熟悉的现象，可以说你们有很多的经验或可以很容易地获得和我一样多的经验。然而，神经症现象这个领域对你们来说是陌生的；你们自己不是医生，除了我要给你们所讲的之外，你们没有获得这方面经验的其他途径；如果你们对这方面的材料不熟悉，再好的判断能力又有什么用呢？

但是，你们不要以为我的警告意味着我要给你们以教义式的演讲，并且只许你们无条件地接受。这样一种误解将阻碍你们的进一步的学习。我不想让你们迷信，我只想激起你们的思考，并且打消你们的偏见。如果由于缺乏有关材料的知识，你们不能做出判断，那么，你们暂时不必相信，也不必拒绝。你们应静静地听讲，让我所讲的东西对你们发挥作用。信仰是不容易获得的，如果你们很快获得，它们不久就会失去其价值，并且没有抵抗力。只有像我这样对这种材料研究过多年，并从中获得一些同样新的和令人吃惊的经验的人，才有权对这些问题表示信仰。然而，在学问上，这些轻信，这些突然转变，这些即刻的反对又有什么好处呢？难道还不清楚“一见钟情”的爱源于一种很不同的情绪作用吗？我们甚至不需要我们的患者将其对精神分析的事实的信仰带入到治疗之中，或坚持下去，这样一种态度时常引起我们的怀疑。我们发现最需要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主义。因此，你们也应努力允许精神分析的见解伴随着一般的或精神病学的见解，默默地在你们内心发展起来，直至找到机会使两者相互影响、相互竞争，以形成某种结论。

另一方面，你们也不应该认为我所讲的精神分析观点是一种推测系统。相反，它是经验的——不论是直接的观察表达，或者是根据这些观察而得出的结论。这些推导出来的经验是否适当和合理，那要看这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情况而定。而实际上，我毫不夸张地说，经过了近25年的研究，现在也算是上了年纪了1864，这些观察是专心致志和详细钻研的结果。我时常感到我们的反对者不愿意讨论这个理论的起源，就好像是他们认为这个理论只来源于主观决定，所以别人可以任意地指责。我们的反对者的这种行为，我是完全不能谅解的。这可能是由于这样的事实造成的：作为医生时常很少与神经症患者联系，并且很少注意到他们的讲述，以至于不能想象出从他们的说法中可能获得有价值的东西。我借此机会向你们保证在这些演讲当中，我将不涉及相反的观点，尤其是个人的。我从不相信“辩论是真理之源”这句话。我认为它来自于古希腊诡辩派的哲学，而诡辩派就错在过分夸大辩论的价值。相反，在我看来，所谓科学的论辩，从总体上来说则是没有多大效果的，更不用说论辩几乎总是各持己见的这个事实。几年前，可以说我生平第一次从事过一次正规的科学争论——对手是一位工作人员（慕尼黑的洛温费尔德）。1865最后，我们成了朋友，我们至今仍是朋友。我很久没有再重复这样的实验，因为我不敢保证争论的结果会是同样的。1866

现在，我这样公开地拒绝讨论，你们肯定会认为我太固执己见，而且太不虚心。我想这样回答：在人们通过艰苦的工作而获得信仰的时候，他同时就获得了某种权利来顽强地保持这种信仰。我认为在工作过程中，我曾在某些重要的地方修改过观点，用新的观点改变它们，替换它们——当然，每次修改，我都会让公众知道。可这种坦诚得到了什么结果呢？一些人不顾我曾做过的自我修正，至今仍继续批评我原来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对我来说很久以前就已不再具有同样的意义了。还有其他一些人则批评我善于变化，并认为我不值得他们信赖。当然，屡次改变观点的人是不值得信赖的，因为他最新修改了的假设也许仍然难免是错误的；但是努力坚持己见的人，或不愿很快让步的人，则必定被认为是固执而不虚心的！面对批判者们的这些矛盾的反对意见，除了仍然保持己见并按照自己判断行事之外，人们还有什么办法呢？我决心这样做，我仍将根据我新近的经验的需要，来不断地修改或撤销我的任何理论，但是根据我的基本发现，现在还不觉得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动，并且也希望这在将来仍然是正确的。1867

因此，我现在给你们讲解有关神经症现象的精神分析观点。这样做，为了类推或对比，最好的方案似乎是一开始就与我们已遇到过的这种现象相联系。我先来讲一下症候性动作（symptomatic action），在我咨询时，常可以看到许多人表现出这种症候。一些人来我们的咨询室，用15分钟的时间向我们叙述他们多年的痛苦，我们这些分析者并不轻举妄动。医生会说：“没什么病。”并建议说：“你应接受点水疗法（hydropathic treatment）。”而分析者拥有更深入的知识，使之不会有这种表示。有人问我的一个同事，他是如何对付那些咨询患者的，他耸耸肩说：“我罚他们用很多的钱来赔偿时问损失。”因此，当你们听说即使是最忙碌的精神分析者也没有很多的病人咨询时，你们不会感到吃惊。我在我的候诊室与咨询或治疗室之间设有两个门，并装衬了粗纺呢。这种布置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时常发生的情况是，当我把一个人从候诊室带入咨询室时，他往往忘记关门，并且时常是让两扇门都开着。我注意到这一点，我就很不友好地让他回去，重新把门关上——即使是一位绅士，或一位时髦的女士。这可能给人以傲慢的印象。我有时在弄明白这个人自己根本不能关门时，也会认识到自己的这种要求是一种误会。而当和他一道的人能帮他做这一切时，我还是感到很高兴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是正确的，因为不论是谁这样做，将医生的候诊室和咨询室之间的门开着不关，那么他是行为习惯很差的人，并且应受到不友好的对待。但在你们听完我的演讲之前，请不要误会这一点。因为部分患者的这种粗心大意只发生于只有他一人在候诊室的情况，他才因此不关门，如果有其他陌生人在那里和他一起候诊，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在这后一种情况中，他很清楚地知道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在他与医生谈话时，最好不要让他人听到，这样他就不会忘记把两个门都关好。

这样，患者的疏忽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无意义决定的；并且它也确实不是无关重要的，因为，像我们所看出的一样，它会影响到新来者对待医生的态度。这样的患者是许多渴望世俗权威的人中的一员，他想要被推崇。他可以用电话安排一个他最方便的时间见面，他想象有许多人在寻求帮助的情景，就像欧战时杂货店外面所看到的情景1868一样。而现在他来到一个空候诊室，并且室内布置得很朴素，不免会感到失望。他认为医生应该对这种失敬负责：所以——他不去关候诊室与咨询室之间的门，他用这种行动向医生表明：“呸！这里现在没有别人，我在这期间恐怕不会有人来这里。”如果他的这种想法在开始时不受到打击，咨询期间他可能会表现得同样无礼和放肆。

对于这个小的症状性行动的分析不能告诉你们任何新的东西：（1）这种动作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动机、有意义和有意图的；（2）这种动作在可指定的心理背景中具有一定的位置；（3）这种动作通过小的线索可以提供更重要的心理过程的信息。但是，除此之外，发生这种动作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动作，因为留下两扇门不关的任何一位患者都不会承认他想要以此来表示其轻蔑，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还记得在他们进入空的候诊室时那种失望的感觉。但是在这种印象和症状行动之间存在着联系，这当然仍然不为他们的意识所知。

除了对一个症状行动所做的这个小分析之外，我们现在还要举一个对一位患者进行观察的例子。我选择这样一个例子，一方面是因为它使我记忆犹新，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比较简单便于叙述。然而这种叙述中，也有许多细节是必不可少的。

一位年轻的军官休假在家，请我给他岳母治病，这位老妇人尽管家庭环境很幸福，但她却以一种很无聊的想法使自己和家属生活得很苦恼。这样，我认识了这位保养得很好的53岁的妇人，她性情友善而诚实，她坦率地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她和丈夫幸福地结婚并一起住在乡间，丈夫是一个大工厂的经理。她说丈夫对她恩爱备至。他们已经结婚30年，从来没有发生任何烦恼、争吵或嫉妒。她的两个孩子已幸福地结婚，她丈夫尽职尽责却仍不愿退休。一年前，她接到一封匿名信指控其丈夫正和一位年轻女子相爱，她信以为真，从此以后她的幸福生活被毁坏了。事件的起因更详细地说是这样的：她曾经雇了一位女仆，她们时常亲密无间地谈很多话题。这个女仆有一女友，和这位女仆相比出身虽不高贵，但在生活上却比较幸运。她努力获得一种商业训练，并进入工厂，而没有去当女仆，由于男职员服兵役去了，缺乏人手，结果她就被提升到一个待遇优厚的职位上。她现在住在工厂里，与所有的男士都有一些社会关系，她因此被称为“女士”（Fr?ulein）。这样，那位在生活中很少成功的女仆当然就想要给她这位原先的同学捏造很多罪状。一天，老妇人与这位女仆谈论起一位来访过的男士。据说这位男士没和妻子住在一起，却与另一位女士同居。这位老妇人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但却突然说：“如果我知道我亲爱的丈夫也有这样的事情，那真是太可怕了。”第二天，她收到邮局送来的一封匿名信，就好像是变戏法一样，信中告诉她的正是这种信息，信的字迹是伪造的。她断定这封信可能是不怀好意的女仆所为，因为信中说她丈夫的姘妇正是那位女仆所痛恨的女人。尽管这位老妇人立刻识破其骗局，她还是深受刺激，终于因这封信而得病。她变得十分地激愤，立刻把丈夫叫回，并大加责备。她丈夫大笑，否认此事，并把此事处理得很好。他找来一位家庭医生（也是一位工厂里的大夫），这位大夫努力安慰这位不幸的老妇人。他们所做的第二步行动也很合理。立刻解雇了女仆，而不是那假定的姘妇。从此以后，患者（老妇人）多次考虑了这件事，似乎不再相信这封匿名信的内容。但不久，只要她听到有人提及这位年轻女子的名字，或在大街上遇到她，就会重新引起她的不信任、痛苦和责备。

以上是这位老妇人的病史。和其他神经症相对照，不需要很多的精神病学的经验就可以知道：她在叙述她的症状时太心平气和了——也就是她是在掩饰，另外她从来未真正忘却那封匿名信的内容。

那么精神病学者对于这种病例究竟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已知道他如何对待未关咨询室门的患者的症状行动。他说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没有心理学上的兴趣，所以他认为对此不必进一步研究。但这种态度则不能用于对待那种爱妒忌的妇女的病。这种症状行动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但症状本身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它由强烈的主观上的痛苦感受伴随，并且作为一个客观事实，它直接威胁到家庭生活，这样，它又无疑会引起精神病学的兴趣。精神病学者开始努力给这种症状赋予一些基本的特征。那折磨着老妇人的观念本身不能说是荒唐的；确实，年老的丈夫有可能与那年轻的女性发生关系。但有其他一些荒唐的东西，是很难理解的。患者除了匿名信中所讲的内容外，没有其他理由来证明她亲爱的忠实的丈夫也曾属于这一类人，显然不能算是普通的一类。她知道这类材料没有证据，并且她能够给出其来源的一种满意解释。因此，她应告诫自己没有根据的妒忌，她也确实这样告诫过自己。尽管如此，她仍然好像认为真有此事而深感痛苦。这种观念不基于现实的逻辑论证，它被通称为“妄想”（delusions）。那么这位老妇人的痛苦则来自于“妒忌妄想”（delusions of jealousy）。这无疑是这种病例的基本特征。

在这第一个观点确立之后，我们的精神病学的兴趣变得更为浓厚。如果一种妄想通过与现实的比照而未得到去除，那么无疑它便不是来源于现实。它来自于别的什么地方呢？有各种各样内容的妄想：为什么在我们的例子中特别以妒忌妄想为内容呢？哪种人才产生妄想，尤其是妒忌妄想呢？我们想要听一下精神病学者对此如何解释，但在这一点上，他仍不能使我们明白。他只讨论了我们所询问的很多问题中的一个。他要探查这个老妇人家庭史，并且给我们的回答很可能是：“如果一个人其家族史中曾发生类似的或其他的精神错乱，那么他本人也会产生妄想。”也就是说，如果这位老妇人有妄想发生，那么她具有引起这种妄想的倾向。无疑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但难道这就是我们所想要知道的一切吗？难道这是引起这种疾病的唯一原因吗？难道我们同意假定发生这种妄想而不发生另外一种妄想这一事实是无关紧要的，或任意的，或不可解释的吗？我们应认为遗传素质倾向也产生消极的影响——而不管老妇人一生遇到过何种经验和情绪，她最终不免在此时或彼时会出现这种妄想吗？而我给你们的回答则是：“他是一位以吹牛骗人的流浪汉。”精神病学者根本不知道如何来解释这样的问题。她尽管有丰富的经验，也只能满足于诊断和预测其将来的变化。

那么，精神分析能在此有所作为吗？是的，当然可以。我希望能够向你们表示，即使像这样难以理解的病例，精神分析也可以有所发现，从而使初步的了解成为可能。首先，我想让你们注意这难以理解的细节：患者自己招来了那封支持其妄想的匿名信，因为她前一天曾对那位狡诈的女仆说，如果她丈夫与一个女人私通，就会引起她的极大的痛苦。这样，她最初使那位女仆产生了送匿名信的念头。这样，这种妄想独立于这封匿名信而存在，它早已以害怕的形式存在于患者的自身——或以愿望的形式。现在再让我们看一下仅仅两个小时的分析而发现的各种迹象。患者确实表现得很不合作，在她告诉我她病情的经过后，再问她一些更进一步的思想、观念和记忆时，她说没有发生什么事，她已把一切都告诉我了。两小时后，分析被迫中断，因为她说她已经感觉良好，并且肯定这种病态的想法不会再发生了。当然她这样说，一是出于抵抗，二是害怕进一步分析。然而，在这两个小时的分析中，她曾说过几句话，使我们不仅有可能，而且确实也很有必要做出一种特殊的解释；这种解释揭示了她的妒忌妄想的根源。原来她对那位劝她到我这里诊断的女婿情有独钟。当然，她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或许只知道很少一点这种爱。处于这样一种家庭关系之中，她的迷恋易于被表现为无害的慈爱所隐藏。根据我们各方面的经验，不难使我们推断出这位53岁的好太太、好母亲的心理。这种爱，是怪异的、不可能的，不可能出现于意识之中，但它仍然存在，即使它处于潜意识之中，它仍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压力。这种压力既已产生，就必须寻求解脱，而最容易的解除法就是通常造成忌妒的移置作用的机制。如果不仅她这位老妇人与一位年轻的男子相爱，而且她的丈夫也与一位年轻女子私通，那么她就可以为自己的不忠实寻求到良心上的解脱。所以她对丈夫不忠实的幻想乃是对自己病痛伤痕的一种安慰。她自己的爱，她并未意识到，但由于妄想给她提供了种种便利，她的私爱在妄想中的“反影”（mirror-reflection）便成为使其烦恼的意识和妄想。任何对它的指责当然都无效，因为这些指责只指向这种反影，而不是针对那强有力的、而且深藏于潜意识之中的原物而来的。

现在让我们把精神分析对于此病的解释所取得的结果总结一下。尽管这种分析是简短的，并且受到阻止的，但它还是有助于我们对这个病例的理解——当然，我们假定所收集的材料都是真实的，你们对此也不必怀疑。第一，这种妄想不再是荒谬的或不可理解的了；它具有意义，具有合理的动机，并且它与患者的情感体验背景相吻合。第二，这种妄想是必要的，它是对我们从其他线索推断出潜意识心理过程的一种反应。而且妄想之所以称为妄想，以及它对现实的和逻辑的开端的抵抗，都是由于它和潜意识心理过程有这种特殊的联系。妄想来自于欲望，是一种自慰。第三，这种妄想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妒忌妄想，而非另一种事实，这显然是由致病的经验而决定的。1869你们当然记得：前一天，她曾对不怀好意的女仆说，如果她丈夫不忠实，那对她来说是最可怕的事情。你们也不会忽视在这个病例和我们所分析的症状行动之间存在着两个重要的相类似之处——对症状意义或意图的解释，以及症状与这个情境中所涉及的潜意识欲望的关系。

这自然不能回答我们对于这个病例的所有疑问。相反，问题远远不止这些——一些还未解决，而另一些则由于特定的环境限制而不可能解决。例如，为什么这位婚姻幸福的老妇人会爱上自己的女婿？而且即使发生恋爱，也可有各种各样的托辞，为什么偏采用把自己的心事硬推向丈夫这种寻求解脱的方式呢？你们可能认为这些问题不必提起。我们已掌握了一些材料，可以回答这些问题。这位老妇人已到了更年期，这时妇女的性需要出现突然的和莫名的亢进，这一点就可以用于说明这个事件。或者更进一步说，她的忠实的丈夫几年来已不再具有让这位保养得很好的老妇人要求得到满足的性欲望。经验告诉我们，世上只有这种男人才会忠实，才会特别抚爱妻子，并且非常体谅她们的不安。再者，这位老妇人其变态的爱竟以女婿为目标也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对于女儿的性爱关系，往往可以转移到她的母亲，因为母女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这种联系中，我可以提醒你们，岳母和女婿的关系，从远古以来，被人类看作是一种有特别意味的关系，而且在原始人中，还产生一种强有力的禁忌调节和“避讳”（参见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1912～1913）。这种关系往往超出文明社会正、反两个方面的标准的限制。这三个因素之中的哪个因素在起作用呢，或者是它们中的两个，或者也许三种都起作用呢？我确实不能告诉你们；但这是因为我仅做了两个小时的分析，实际情况不允许我继续分析下去。

我现在注意到我已给你们讲了许多你们还不准备理解的内容。我这样做是为了在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之间进行比较。但有一件事我现在要问你们，你们看到了二者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吗？精神病学不采用精神分析的技术方法，也不讨论妄想的内容，而是研究遗传问题，它给我们指出一种很一般的遥远的病因学理论，而不是首先指出更特殊的和更为新近的起因。但是这里存在矛盾和对立吗？难道它们不能相互补充吗？遗传因素与经验的重要性相抵触吗？难道这两种因素不能合并成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吗？你们可能会同意精神病学的研究确实没有什么和精神分析研究互相对立的地方。反对精神分析的不是精神病学，而是精神病学者。精神分析与精神病学的关系基本上类似于组织学与解剖学的关系：一个研究器官的外在形式，另一个研究由组织和细胞所形成的构造。很难想象出这两种研究之间存在着矛盾，它们两者相互联系，互为始终。你们知道，解剖学现如今是医学研究的基础。但是曾经有一个时期社会曾严禁医学通过解剖尸体来研究身体内部的构造，这正好像现在社会也严禁精神分析去了解心理内在机制一样。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人们将会认识到基于科学的精神病学如果没有关于心理生活的潜意识过程的知识，那是不可能的。

然而，或许你们当中存在屡受驳斥的精神分析的朋友。如果从治疗方面说，精神分析能够自圆其说，他们会感到高兴的。正像你们所知道的一样，我们的精神病治疗至今不能对妄想产生影响。精神分析既然深入到了这些症状的机制，那么，它能够对妄想产生影响吗？它不能。它和任何其他形式的治疗一样，对于这些病症是无能为力的（至少就目前来说）。我们确实可以理解患者发生了什么，但我们没有方法使患者自己理解它。你们已听我讲过，我只能对妄想做最初步的分析。你们很可能认为这种分析会受到拒绝的，因为它是无结果的。我则不这样想。我们有权利或者有责任进行我们的研究，而不管是否立即见效。最终（我们不能准确地说何时何地）零碎的知识将会转化为一种力量，转化成治疗的力量。即使精神分析不能治疗妄想和其他形式的神经疾病与精神疾病，它仍然被视为科学研究的一种不可替代的工具。我们确实还不能运用这种技术。我们寻求理解的资料是人，而人是有生命和意志的，并且要参与这种研究，需要有动机，然而他却没有这种动机。因此，我想用下面这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演讲：对于很多神经错乱者来说，我们把好的知识转化成为治疗力量并得以实施，而且这些病用其他方法是很难治疗的。在某种有利的条件下，我们已取得了成功，这在医术上算得上是首屈一指了。1870

第17讲　症状的意义

女士们，先生们：

在前一讲中，我曾给你们讲过临床的精神病学是不关心个人症状的内容或外在形式的，但是精神分析则以此为起点，认为症状具有意义，并且与患者的经验有关。神经症的意义是由布洛伊尔（J. Breuer，1880～1882）首先发现的，他曾研究并成功地治愈了一个癔症病例，此病从此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实际上，法国让内（Pierre Janet）也独立地取得了同样的证据，并且，让内发表其研究结果要早于布洛伊尔。10年之后（1893，1895）布洛伊尔和我合作时，他才发表了其观察结果。究竟谁先发现，这并不重要，因为你们知道，每一种发现都要经过多次的验证，而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而且除此之外，成功并不总是与劳绩成正比的：如美洲并不以哥伦布来命名。在布洛伊尔和让内之前，伟大的精神病学家劳伊莱特1871就谈论过疯人的妄想，认为如果我们能理解并翻译这些妄想的话，就会发现它具有其意义。我必须承认，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我都很重视让内对神经症状的解释。因为他曾把它们当作是支配患者的“隐意识观念”（idées inconscientes的表现。1872但是从那以后，让内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似乎他想要承认潜意识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单词形式，一个权宜的名词，并没有真正的意义。1873从此以后，我就不能理解让内的学说了；但我认为他已无缘无故地丢掉了他卓越的信誉。

这种神经症症状和失误动作及梦一样具有意义，并且也像它们一样都与患者的内心生活有一定的联系。我想用几个例子对这个问题加以说明。我只能假定（虽然还不能证明），无论何种神经症都是这样。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经验都可以发现这种证据。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我将不选取癔症的例子，而选取另一种很特殊的神经症作为例子，这种病的起源和癔症十分相近。对于这种病我必须先加以简单的介绍。

这种病称为“强迫性神经症”（obsessional neurosis），它没有大家所熟悉的癔症那么流行。或者我可以这样说，它没有这么吵闹，它更像患者个人的私事，几乎没有身体上的表现，只有心理上的症状。强迫性神经病和癔症都是神经症的表现形式。最初精神分析的建立也是基于这两种疾病的研究之上的。而我们的疗法在治疗这两种病中也取得了成功。但就强迫性神经症来说，心理的感受没有成为躯体的表示，所以它和癔症相比更容易通过精神分析的研究而使人理解，并且我们已知道它要比癔症表现出更为显著的神经症的本质特点。

强迫性神经症表现为：患者头脑中充溢着他并不感兴趣的思想，时常感到有奇怪的冲动，并且被迫去做一些毫无乐趣的动作，但这对他来说又不可缺少。这些思想（强迫观念）自身可能是无意义的，或对患者来说只是乏味的东西；它们时常是愚蠢透顶的，并且总是引起紧张心理活动的起点，患者常为这种思想精疲力竭，他虽不情愿但却控制不住自己而陷入其中。他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劳心苦思，就好像是遇到了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一样。患者自己认识到的冲动可能也会产生一种幼稚的和无意义的印象；但总的来说，它们都是些最可怕的内容，例如，犯重罪的诱惑，以致患者不得不承认对自己感到陌生，而且害怕地逃避它们，并且用种种预防的方法来阻止它们的执行。同时，这些冲动从来都没有得到执行；结果却总是预防和摆脱取得胜利。患者实际上执行的（他的所谓的强迫行动）是无害的和琐碎的事情，大部分都是日常活动的重复和再次演习。一些必要的活动（像睡觉、洗漱、穿衣或散步等）却成为极为艰难和最为繁重的任务了。在不同种类和形式的强迫神经症中，那些病态的观念冲动和行为并不以相同的比例合成；总的来说，这些因素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占据重要地位，由此也决定了神经症的名称。但所有这些形式中的共同成分仍是很明显的。

当然，这是一种古怪的病。我想最为荒唐的精神病学想象也不会成功地捏造出像这样的病来；如果人们不是亲眼看到这种现象，也肯定不敢信以为真。然而不要认为你们通过劝说患者努力摆脱，让他不要注意这些荒谬的观念，或用合理的动作取代那些无聊的动作，这就可以治愈他的病。这正是他自己想要做的，因为他头脑中完全清楚，也赞同你对于他的强迫性症状的意见，而且他自己甚至也会自动提出这些见解。这里的问题是他总是情不自禁。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所进行的行动受到一种能量的支持，这种能量在我们正常心理生活中是无可比拟的。患者唯一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他能够进行替代和交换，他可以用一个愚蠢的观念替代另一个比较缓和的观念，他可以从一种阻止或预防进入到另一种，他可以从事另一仪式来代替原来的仪式。他只能替换这种强迫性观念而不能消除它。将任何症状替换成与其原来形式根本不同的东西的能力是其疾病的一个主要特征。再者，这种病的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患者心理生活中交织着的矛盾似乎分化得更为明显。除了强迫的积极和消极内容之外，智慧领域中也出现了疑虑，甚至逐渐发展到对通常最为肯定的东西也产生了怀疑。所有这一切最终使患者变得日益犹豫不决，丧失其精力，并且减少其自由。同时，强迫性神经症开始时都具有旺盛的精力，时常是自我意志的，并且一般来说都具有超常的智力。他通常达到令人满意的较高的道德发展水平；他表现出过分的谨慎，其行为一般是正确无误的。你们可以想象得出，在人们对这种矛盾的性格特质和症状认识之前，还需要大量的工作。我们现在的目标是理解一些这样的症状，并且能够解释它们。

听了我们前面讲述的内容之后，你们可能想先了解一下现代精神病学对于这种强迫症问题所采取的态度。精神病学除了给各种强迫行为提供不同的名称之外，别无其他贡献。另外，它坚持认为具有这种症状的人是“退化的”（degenerates）。这不能使我们完全满意，实际上，它是一种价值判断——一种不适当的宣告而不是一种解释。我们认为各种可能的怪态都可能来自于这种退化。我们确实认为那些具有这种症状的人其本质与其他人存在着某种不同。但我们可以问：他们真的比其他的神经症患者——如比癔症患者或其他精神错乱者更为退化吗？这种特点显然太一般了。确实，当我们知道这种症状也发生于一些具有盖世奇才的知名人物身上时，我们便可能会怀疑这个特性是否妥当了。由于伟人们自己的谨慎和他们的传记作者的失实，我们通常很难了解他们的本性，然而他们中确实有爱真理如狂者，像左拉（émile Zola），并且我们从他那里了解到他终身有很多古怪的强迫性习惯。

精神病学只找到了把这种患者称为“退化的伟人”（dégénérés supérieurs）的方法就告完结。但从精神分析中发现，我们有可能永久性地消除这些奇怪的强迫症状，正像我们消除那些没有退化的患者的其他症状一样，我就多次取得这样的成功。

我在这里只举两个有关强迫症状分析的例子：一个是旧例，我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例子来替代它；另一个例子是新近遇到的。我只选这么少的例子，是因为在这种报告中，需要既明白又详尽。

一位女士，近30岁，她患有很严重的强迫症，我本可以治愈她，如果我的工作没有因命运的突变而受到影响的话（我或许以后可以更详细地告诉你们）。她每天总有多次重复下面的奇怪的强迫性动作：她从一个房间跑到临近的一个，站在房间中央的餐桌旁边的位置，按铃叫她的女仆来，或给她安排一些琐事，或无事又把她挥走，然后又跑回自己的房间。这当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强迫性症状，但却容易引起人们的好奇心。这种解释由患者以很直接很明确的方式就得到了，没有经分析者的任何可能的帮助。我根本不可能会猜出这个强迫性动作的意义，也不能对如何解释提供任何建议。然而，我曾问患者：“你为何这样做？它有什么意义？”她回答说：“我不知道。”一天，在我成功地劝说她在某种行为上不必心存疑虑后，她突然知道了答案，并且告诉我与这种强迫行动有关的一些情况。10多年前，她与一位比她大许多的男人结婚，而在新婚之夜，他阳痿不举。那一晚上，他曾多次跑到她的房间，尝试了一次又一次，但每次都未成功。第二天早晨，他生气地说：“女仆铺床时，我在她面前真是感到羞愧。”于是，他随手拿起一瓶红墨水倒在床单上面，但没有倒到合适的位置。我起初不能理解这种回忆与问题中的强迫行动有何关系；我可以找到的唯一的相似之处在于她从一个房间跑入另一个，或许还有女仆人进来这一幕。我的患者然后带我来到第二个房间的餐桌边，并且给我看桌布上的一个大斑点。她进一步解释说她站在桌边，让女仆一进来就能看见桌布上的这一斑点。尽管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有待研究，但无可怀疑这种强迫动作和结婚之夜的情景具有一定的联系。

很清楚，首先，患者将自己与其丈夫认同；她在其中扮演了丈夫的角色，从一个房间跑入另一个。其次，为了进行类比，我们同意床和床单由餐桌和桌布替代。这看来有点牵强，但我们可以用梦的象征作用来说明。在梦中我们也时常发现必须被解释为床的桌子。桌子和床一起代表结婚，所以床和桌子可以很容易地相互替代。

这似乎也证明了强迫行动具有意义；它表现为一种有意义的场景的再现和重复。但我们不必就此停下来。如果我们更为仔细地看一下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能获得有关某种东西的信息，这种东西进一步揭示有关强迫行动的意图。这个动作显然以叫女仆过来为中心点。在患者向女仆示以红斑点，与患者的丈夫说他会在仆人面前感到羞愧的这句话相对应。这样，患者所扮演的丈夫的角色不会在仆人面前丢脸；因为那个斑点处于适当的位置。因此，我们明白了她不只是简单地重复这个场景，而且她是在继续，并且同时纠正它；她正在把它改正过来。但是，她也是在修正另外一种东西，这就是那天夜里如此受到强迫，并使红墨水成为必需的东西——也就是他的阳痿。所以强迫行动是说：“不，这不是真的。他不必在女仆面前感到羞愧，他并不阳痿。”像是在梦中的情况一样，这代表这种愿望通过目前的行动得以实现，其目的是使她的丈夫从过去的不幸中修复过来。

我所告诉你们的有关这个妇女的所有情况与此相吻合。或者更准确地说，有关这位妇女所有的其他事实，都足以使我们对于她的令人费解的强迫行动做出上面这种解释。这位妇女实际上已和其丈夫分居多年，并且正想依法离婚。但她内心总也脱离不开他，她被逼仍然对他忠实，她逃避外部世界以便不受到诱惑。她在自己的想象中，宽恕了他，并使其本性理想化。确实，她的病的深层秘密在于使其丈夫不受到恶意的诽谤，使她与他的分居合理化，并且使他能够过上一个很舒心的单身生活。这样，对这种无害的强迫行动的分析直接把我们引向这种病的最为核心的部分，但同时又向我们显示了一般强迫性神经症的秘密。我很高兴让你们对这一病例进行更多的研究，因为它综合了我们在每个神经症病例中无法发现的条件。在此，这种症状的解释是由患者自己一刹那间发现的，没有经分析者任何督促或干预；并且它不是来自于小时候已被遗忘的事件，而是来自于患者成年时的生活，这种生活她仍然记忆犹新。批评家强加于我们对这种症状的解释的所有反对意见，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都站不住脚了。我们这样好的运气是不常有的。1874

还有一件事。你们难道不对这一无害的强迫性行动竟直接地引导我们接近患者生活的最隐秘部分感到惊奇吗？妇女不能告诉他人的最为隐秘的东西莫过于新婚之夜的故事。我们现在竟详细地了解了这位患者性生活的秘密，这难道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没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吗？无疑这可能是我特意选择此例的结果。让我们不要急于下结论，还是先来看一下第二个例子，这个例子与前一个十分不同，它是一个很普通的例子，是一种睡觉的仪式。

一位19岁的女孩，既聪明又漂亮，是父母的独生女，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智力上也优于他人。小的时候，她性情活泼、开朗，但是近几年来，不知什么原因她变成了一位神经症患者。她易于动怒，特别是对她母亲发火；她还时常抑郁，并表现出多疑和犹豫。到后来，她承认说她甚至不能独自走过广场或沿着较为宽大的街道行走。我们对于她复杂的病情不想多谈，这种病至少需要两种诊断——即广场恐怖症（agoraphobia）和强迫性神经症。现在请注意这个事实：她形成了一种睡觉仪式，这引起她父母的极大忧虑。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说每一位正常人都具有其睡觉仪式，或他已形成某种必要的条件，这种条件不满足就会影响入睡；他形成一定的方式，来由清醒状态而转入睡眠状态，并且每晚都要重复这同样的方式。但是，健康人睡眠所需要的条件可以理性地理解，并且如果外在的环境需要改变时，他能很容易地适应，并且不会花太多的时间。然而，病态的仪式则一成不变，甚至要花费很大的牺牲才能坚持下去。在表面上，它具有其合理的基础，和常态的不同之处只表现在它实行起来太过于小心。然而，通过更为仔细的检查，我们可以明白这种借口是不充分的，这种仪式的所有惯例也不能用这些理由进行掩饰，有些惯例还直接和理由相抵触。我们目前的患者为了能顺利入眠，说她需要夜间环境安静，一定要排除一切噪音。最终，她做了两件事：她把她房间里的大闹钟停了下来，房间中所有的其他时钟或手表移开，就连她的小手表也不许放到她床边的桌子里。花盆和花瓶被收集到写字台上，以便它们在夜间不至于跌落、摔碎，并且打扰她的睡眠。她认识到这些寻求安静的措施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即使小手表被放到床边的桌子上也不至于听到其滴答之声，并且我们都有这方面的经验，时钟有规律的滴答声是不会打扰睡眠的，而反过来还会起到催眠的作用。她也承认即使花盆、花瓶被放到原来的位置，它们也不可能会跌落并打碎，她的这种恐惧是没有道理的。就这个例子中其他的由仪式产生的动作来说，却又失去了求静需要的基础。确实，要她的房间与父母的卧室之间的门必须半开着的要求（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她把各种各样的障碍物置于开着的门口），似乎相反又起到了产生干扰噪音的作用。但是最为重要的行动都与床本身有关。床头的长枕必须不和木床架接触。小枕头必须放到这个大枕头之上成一特殊的菱形；然后她的头正好可放在这个菱形之上。在盖上鸭绒被（或者如我们在奥地利所说“Duchent”1875）时她必先抖动一下鸭毛，以便使绒被的下部变得很厚；然而，随后她又必须把这些累积起来的羽毛重新压平。

请你们原谅，我将有关这个仪式的其他一些琐碎的细节略而不谈，因为它们不会给我们提供任何信息，并且会使我们离题太远。但你们不要忽视这样的事实：所有这一切都并非很顺利地得到执行的。她每做一事，总是担心可能没有做好。一会儿怀疑这个，一会儿又怀疑另外一个，结果一两个小时被浪费掉了，而在此期间这位女孩自己却不能睡眠，并且也不让为其犯愁的父母休息。

对这些病情的分析不像对前面那个患者的强迫行动的分析那么简单，我被迫给这位女孩以暗示和一些建议性解释，这些时常受到这位女孩的拒绝，她或者肯定说“不”，或讪笑表示怀疑。但在起初拒绝之后，她接着对给她提出的一些可能性进行思索，努力地去联想，回忆所有可能的关系、结果，一直到后来她自愿接受了所有的解释。在这之后，她开始使其强迫行为表现得到放松，甚至在治疗结束之前，她已放弃了整个的仪式。你们也必须理解我们现在所做的分析工作不包括任何单个症状的系统治疗，直至它整个地被清除。相反，我们被迫继续放下那些特殊的课题，而在另一个有关的情形中又将它提起。我们现在给你们所做的有关这位女孩的症状的解释是许多相应分析的综合，这些结果要经过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获得，并时常被其他工作所打断。

我们的患者逐渐地认识到钟表在晚间被移到室外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闹钟和手表（尽管在别的地方，我们可以找到对它们的其他的象征解释1876）之所以有女性生殖器的意义，是因为它们也有同期的动作和有规律的间隔。妇女可以用像钟表一样有规律来自夸其经期的到来。然而，我们的患者的焦虑特别地指向钟表的滴答声会打扰其睡眠。钟表的滴答声可与性兴奋期间阴蒂的悸动、颤动相对应。1877她确实被这种感觉多次从睡眠中唤醒，这现在已成为对她的一种强迫；她由于对这种性兴奋有一种害怕的印象，所以她夜间把附近的钟表都移开。花盆和花瓶像所有的容器一样，也是女性的象征。这样小心不使它们夜间摔破、打碎并非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知道订婚时打破一个花瓶或盘子的习俗很流行。每个在场的男子都拿去一块小碎片，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表示不再认新妇为己有，这个习俗可以追溯到一夫一妻制的开始。1878与这种仪式相联系这位女孩也产生一种回忆和一些联想。从前，她小的时候，曾因跌倒，打碎了所拿的玻璃式瓷花瓶，并划破了手指，还流了很多血。在她长大后渐渐地知道有关性交的情况，很害怕在新婚之夜她可能会不流血，并表示自己已不是处女。可见，她怕花瓶摔碎是表示她要摆脱有关贞操和初次性交流血的情绪，这也就是说要摆脱既怕流血，又怕不流血的情结。她归之于避免噪音的这些预防与其顾虑之间几乎是无关的。

有一天，她找到了她的仪式的中心意义，她突然间理解了长枕不能接触床背这个规则的意义。她说长枕时常代表一个女人，而直立的木头后背代表一位男子。这样她想要（用一种魔法）使男人和女人分离开来，也就是说，使其父母亲彼此分隔开来，不让他们发生性交。在前几年，她还没有形成这种仪式前，她曾试图用更为直接的方法来获得这同样的目标。她曾假装害怕（或利用已存在的惧怕倾向），使其住室与父母的卧室之间的门不被关上。这个规则一直保持到她现在的仪式之中。她的这种方式使自己有机会听到父母的举动；这件事曾使她失眠数月。她有时还不满足于以这种方式打扰父母，她不时地还睡在父母之间。这样长枕和木床背真的不能连到一起了。最后，在她已长大时，她睡到父母之间已感到身体上的不舒服，她于是通过一种假装的焦虑，试图使母亲和她晚上交换位置，让母亲让出位置，以便病人可以睡在父亲旁边。这种情况无疑成为其幻想的起点，其后果可在这种仪式中看到。

如果长枕代表女人，那么抖动鸭绒被使羽毛积聚到下部，并使之隆起，这也确有其意义。它的意思是使女人怀孕；但她也曾希望能免于怀孕，因为她多年来一直害怕父母性交会再生一个孩子，给她带来一个对手。另外，如果长枕代表女人，代表母亲，那么小枕则只能代表女儿。为什么这个小枕斜放在长枕之上成一菱形，而她的头正好放在其中呢？很容易就会想到菱形常用于画内或墙上来代表女性的生殖器。果真如此，那么她自己扮演男人，由其头来代表男性性器官（参考杀头为阉割的象征1879）。

你们可能会说，这样可怕的思想会出现于一位未婚的女孩头脑中吗？我也承认这一点。但你们不要忘记，我并未创造出这些观念，而只是在对它们进行解释。像这样的一种睡眠仪式1880也是一种很怪异的东西，你们会清楚地看到这种仪式如何和这种由解释而揭示出来的幻想相对应。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你们要记住，在这种仪式中所看到的东西不是单个幻想的产物，而是许多幻想的混合物，尽管这些幻想总会汇合于某处。再者，仪式所遵循的规则一方面积极地、另一方面消极地再现了患者的性愿望——这些仪式的规则一部分是性欲的表示，另一部分则是对性欲的反抗。

如果这种仪式可以和患者的其他症状适当地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更多的对这种仪式的分析结果。但是，我们的道路并非在于这个方向。你们必须认识到患者小时候曾处于对父亲的一种“性依恋”（erotic attachment）的控制之下。或许这就是她如此不友好地对待其母亲的原因。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这种症状的分析再次将我们带回到患者的性生活。我们对于神经症症状的意义和意图了解越多，我们或许对此越不感到惊奇。

根据上述的两个例子，我已向你们表明神经症症状像失误动作与梦一样具有某种意义，并且这种意义与患者的经验有着密切的联系。我能让你们通过这两个例子的证据相信这个极为重要的观点吗？不对。但你们希望我再举些例子，一直到你们完全相信为止吗？同样不对。因为对每个患者都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治疗，所以我要充分地讨论有关神经症理论的这一部分内容，那就需要一周讲5个小时的课程，所以，我必须满足于我的论点只给你们提供这一点的论据；对于其他的论据，我建议你们参阅一些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如布洛伊尔对于他的第一个病例的症状（癔症）的经典解释1881，由荣格（1907）所进行的对于一种称为早发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的最为模糊的症状的出色解释（那时荣格只是一位精神分析者，还没有期望成为一位理论家），以及其他一些后来我们各种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这些方面的研究是不缺乏的。对神经症症状的分析解释和翻译引起精神分析者的极大兴趣，以致在某一时期他们忽视了神经症的其他问题。

无论你们中的哪一位对于这种问题进行过研究，他肯定会对丰富的证据材料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也会遇到困难。像我们所发现的一样，症状的意义在于与患者经验的某种联系。症状的形成愈因人而异，我们就愈可以清楚地了解这种关系之所在。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为每个无意义的观念和每一个无目的的动作寻找出这个观念之所以产生和这个动作之所以需要的过去的情境。我们那位患者跑到桌旁按铃叫女仆的强迫行为就是这种症状的一个完美的模式。但还时常有完全不同特点的症状。它们必须被描绘为某种疾病的“典型”症状；它们在所有的病例中几乎都是相同的，它们中的个别差异消失，以致难以找出其与患者生活或旧时特殊情境的关系。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强迫性神经症。我们的第二位患者的睡眠仪式可引以为例，尽管她也同时表示出许多个别特点可用来做一种我所称的“历史”解释。但所有这些强迫症患者都有一种倾向去重复，去使她们的表现呈现周期性，并使它们独立于其他动作。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停地洗这洗那。具有广场恐怖症的患者，这种症状我们现在已不再把它看作是强迫性神经症，而是把它称为“焦虑性癔症”（anxiety hysteria），他们时常不耐烦而单调地重复同样的病态特点：他们都害怕四周围起来的空间，或开阔的广场、长的路和街道。如果他们由一个熟人或一辆车等伴随时就会感到受到了保护。然而，在这同样的背景下，不同的患者仍表现出个体需要（怪念头），这在一些病例与另一些之中表现得截然不同。一位患者只逃避狭窄的街道，而另一位则害怕宽的街道；一个人只有在街上没有人时才敢走出去，而另一个则只有在有很多人时才可出去。癔症也是如此，除了许多因人而异的特点之外，还有许多为这种病症所共有的症状，这似乎难以用个人的历史作为解释的根据。而我们不应忘记，正是有了这些典型的症状，才可用来进行诊断。假如在一个癔症病例中，我们已知道它的某种特殊症状源于某一经验或一系列同样的经验（如：一种癔症的呕吐起因于一系列令人恶心的印象），那么在我们发现另一种呕吐症状却来自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验时，我们不免会感到迷惑不解了。癔症患者似乎总因为某种不可知的原因而呕吐，而且那些通过分析而找到的历史原因，似乎只是患者由于内心需要而随便捏造出的一些托辞，想用这来掩饰其目的。

因此，现在我们只好面对这种令人沮丧的发现，尽管我们可以根据患者的经验对神经症状所有因人而异的方式求得完满的解释，但是我们的技术还不能说明这些病例中很常见的典型的症状。再者，我还不能也不愿让你们了解在追寻症状的历史解释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因为尽管我不愿意对你们有所隐藏，但我却不能在我们的共同研究开始时就把你们置于惊异和迷惑之中。我们确实才刚刚开始努力去理解这些症状的意义，但我们却想坚持已获得的东西，并且逐步地寻求掌握我们还不明白的东西。因此，我试图用以下想法来鼓励你们：一种症状和另一种症状之间的任何基本区分都是难以假定的。如果个体的症状都这样依赖于患者的经验，那么与某一经验有关的典型的症状当然也可以解释为人类所共有的经验。神经症中时常发生的其他特征可能是普遍的反应，患者因病理变化而被迫将这些反应加重，例如，像强迫性神经症中的重复或动作和疑虑等。总之，我们没有理由灰心丧气，我们要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需要发现。

我们在梦的理论中面对着一种十分相似的困难。我在前面对梦进行讨论时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显梦内容是十分不同的，并且因人而异的，通过分析，我们已详细地表明了，从这种内容中所得出的是什么。但除此之外，也有些梦可称作是“典型的”，它为每个人所共有，梦的内容相同，这为解释带来了同样的困难。这些梦有：跌落、飞行、漂流、游泳、受到阻止、裸体以及其他种类的焦虑梦——这些梦随不同的梦者其解释也各异，至于为什么它为每个人所共有，这一点还没有得到任何说明。但在这些梦中，我们也观察到这个共同的基础渗透着各人所拥有的不同的特点，运用我们广泛的知识，或许不需要强制就有可能将这些梦的研究也包括到对梦的生活的理解中，我们已从其他的梦中获得了这种有关梦的生活的知识。1882

第18讲　创伤的固着——潜意识

女士们，先生们：

上一讲中我曾表达了一种愿望：我们的工作应以我们的发现，而不是以我们的疑虑为基础继续前进。下面我们来讨论前面所举两例的分析为根据的两个最为有趣的结论。

（一）两个患者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她们都“固着”（fixated）于她们过去的某个特殊地方，就好像她们都不能使自己从中解脱出来，并因此而与现在和将来都脱离了关系。她们好像欣然寄宿于其病中，正好比古时僧尼退隐于修道院中以度残年一样。这种命运带给我们第一位患者的是那实际生活中早已结束了的婚姻。通过她的症状，她继续和其丈夫保持着关系。我们学会理解这种为他辩护、宽恕他、赞美他和为他惋惜的声音。尽管她还年轻，并且能引发其他男人的要求，但她却借这真实的和想象的（魔术般的）理由仍然保持对他的忠诚。她不见生人，她忽视自己的个人外貌；而且她时常独自静坐1883，拒绝签名，不送礼，不让任何人从她那里得到任何东西。

第二位患者的生活也表现出同样的情况，这位少女从青春期前开始就对父亲产生一种性依恋。她得出结论，只要她有病，她就不能结婚，然而我们可能怀疑她病得这么重是为了不结婚，为了仍然能和父亲在一起。

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问题：一个人为什么，以何种方式，以及出于何种动机可以达到这样一种对待生活的特异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很不适当的——假定这种态度是神经症的一种普遍的特性，而不为这两个患者所特有。实际上这确实是各种神经症的普遍的和重要的特性。布洛伊尔的第一位癔症患者同样固着于她照料病重的父亲这一时期。尽管她已康复，然而从那时起，她总觉得脱离现实生活；她仍保有健康和效率，但她逃避女人生活的正常内容1884。分析向我们显示，我们的每一个患者的癔病症状和结果都可以追溯到她们过去的某个特殊时期。确实在大多数这样的例子中，这种过去的时期是生活的早期阶段，如他们的童年期，甚至于他们的哺乳期。

和这种神经症行为最为类似的是近来欧战时的一种名为“创伤性神经症”（traumatic neuroses）的流行病。当然，同样的病例也出现在战前，像在火车事故或其他危及生命的可怕事件之后。创伤性神经症实质上与我们常分析治疗的自然发生的神经症不同，我们也不能成功地应用有关他种神经病的观点来说明这种神经症，我想以后某个时期有机会再给你们解释这种限制的原因。1885[这已在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的《绪言》（1893a）的第四节得到承认，标准版，第2卷第14页。]1886但我们也可以认为两者之间在某一点上存在着完全相同之处。创伤性神经症很清楚地表明创伤发生时的固着是病源之所在。这些患者在其梦中时常重复这种创伤情境1887；而对于那些可以分析的癔症来说，似乎其发作就是完全召回这个创伤的情境d，好像这些患者没有完成这个创伤的情境一样，好像他们仍然面对着某种没有处理好的任务一样；我们必须重视这个观点，它向我们表明，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心理过程的所谓的“经济”的观点。1888确实，“创伤”一词只具有经济意义。某种经验如果在短时期内，给大脑提供强有力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应付或适应，从而使大脑能量的分配方式受到永久的干扰，我们把这种经验称为创伤经验。这个类比使我们试图把神经症患者固着的那些经验称为“创伤的”。由此，我们得到了有关神经症形成的一个简单的决定因素。那么，神经症与创伤疾病相类似，都来自于患者无能力应付某种具有强烈情感色彩的经验。这确实是我和布洛伊尔（1893和1895）在把我们新的观察事实归结为理论时而提出的第一公式。1889我上次讲演中的第一位患者（一位少妇与其丈夫分居）与这种观点十分吻合。她不能摆脱她失败的婚姻，而仍然依恋于这种创伤的情境。但我们的第二个病例（那位女孩固着于她的父亲）已向我们显示，这个公式是不足以用来理解这种现象的。一方面少女与其父亲这样的爱是一种十分普遍和常见的经验，并且它常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弱，“创伤”一词应用于它的话会使其失去所有的意义。另一方面，患者的历史向我们表明，第一个例子中她的性爱的固着那时并没有产生任何损害，只是几年后它重新出现于强迫性神经症的症状中。由此可见，这种病的成因是复杂的，是受许多因素决定的；但我们也可以认为没有必要把这种有关创伤的探索看作是错误的而加以抛弃，因为有可能在别的地方适合它。

那么，这里我们必须再次使已开始的课程停下来。因为这时课程已不能再继续下去，并且我们不得不在发现其适当的出路之前再来学习一些其他方面的所有种类的东西。1890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对象固着”（subject of fixation）这一问题，远远地超越了神经症范围。每一种神经症都包括这样一种固着，但并非所有的固着都导致神经症，都与神经症相结合，或都发生于神经症之时。一个完好的对过去某物有一种情感固着的例子可由悲伤提供，这种悲伤实际上与现在和将来完全无关。但是即使是一般的人也能判断出悲伤与神经症之间的明显区别。另一方面，有些神经症可被称为病态的悲伤。1891

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因遭遇到创伤事件而完全动摇了其生活的基础，他放弃了对现在和将来的所有兴趣，并毅然永久地沉迷于对往事的回忆之中。但这样的一位不幸者不一定因此成为神经症患者。因此，我们不应太重视这个特征，并把它看作是神经症的一个属性，尽管它是常见的和重要的。

（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通过分析所得出的第二个发现。在这种情况中，不必害怕我们的观点是否够格。我已给你们讲过，我们的第一位患者是如何地进行一种无意义的强迫行动，是如何地告知一段有关往事的记忆。我也曾谈到我是如何检查这二者之间的联系的，并从有关的记忆中发现强迫行动的意图的。尽管有一个因素值得我们充分地注意，但我完全忽略了它。患者虽然时常重复其强迫性行动，但她并不知道它来自于自己过去的经验。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对她是隐藏的，她只能诚实地回答说不知道什么东西使她做出这些动作。突然有一天，在治疗的干预下，她成功地发现这种联系，并将它报告给我。但她仍然不知道她表现出这种强迫性行动的意图——即改正其过去痛苦的事件，并想以此来抬高其亲爱的丈夫的身价的意图。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劳动，才能使她理解和承认这种动机可能是她的强迫行动的驱动力量。

我们将她不幸的新婚之夜以后的情景和患者所形成的情感动作联合到一起称为强迫性行动的“意义”。但在她表现出强迫行动时，她对这种意义的两个方面都不知道——即不知道它之所由起（whence）和它之所欲止（whither）。因此，她一直在进行某些心理过程，而其强迫行动是它们的结果；她以一种正常的心态知道这种结果，但这种结果的心理前提却没有进入她的意识之中，她的行为举止与伯恩海姆被催眠的实验很相似。伯恩海姆曾做过催眠实验，让被催眠者于醒后5分钟时在病房中打开一把伞，被催眠者醒后这样做了，但他对这种行动却没有任何动机。1892这就是我们在谈到潜意识心理过程”（unconcious mental processes）存在时所看到的那种事态。只要有人能对这种事态予以更正确的科学说明，那么我们将乐于放弃我们有关潜意识心理过程的假设。然而，在他们还没有做出这种证明之前，我们先来坚持这种假设。如果有人反对说这里的潜意识没有一点真正的科学意义，只不过是权宜之计，是有名无实的，那么我们只能表示遗憾，并把他所说的话斥为令人费解的。不真实的东西居然能产生出像强迫动作这样显而易见的现实效果！1893

我们在第二个患者身上也遇到了实质上同样的东西。她曾形成一个规矩：长枕一定不能与床背接触，她不得不遵守这个规矩，尽管她不知道这个规矩来自何处，它意味着什么，或其动力是什么。不论她把这个规则看作是无关紧要的东西，或者她竭力反对它，拒不执行它，这一切都不会影响到她最终执行它。她必须遵守，要问为什么，那也是徒然。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强迫性神经症的症状、观念和冲动，出自无人知道的地方，不受正常头脑的支配，给患者本人的印象是强有力的外星来客，或混在人间的鬼怪——这些症状表明大脑中有一个特殊的区域与其他的区域相隔离。它们使我们相信大脑中潜意识的存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些只承认意识心理学的临床精神病学，没有办法对付这些症状，而只能把它们称为一种特殊的退化现象。当然，强迫观念和强迫冲动本身不是潜意识的，只不过是逃入意识知觉的强迫行动表现。如果它们不进入意识，那么它们将不会变成症状。但是，我们通过分析所推知的它们的精神前提，和通过解释所发现的联系则是潜意识的，至少在我们通过分析工作使患者意识到它们之前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进一步考虑以下各点：（1）我们在前面两个例子中的所有事实都可被各种神经疾病的症状所证实；（2）患者无论何时何地都不知道这些症状的意义；（3）分析通常显示这些症状来自于潜意识过程，但在各种有利的条件下，这些过程又可变成意识。如果你们考虑到了这些，你们就会理解到在精神分析中，离开了心理的潜意识东西便不能进行，并且我们习惯于把潜意识当作实有的东西来对待。或许你们也要理解那些只知有潜意识一词，而从来没有分析、从未释梦、或从未探索过神经症症状的意义和目的的人，他们对于这一问题是没有发言权的。在最后，我想重申的是：由分析解释给予神经症状以意义的可能性，是潜意识心理过程存在的一种可靠的证据——或者，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有必要做出这样的假定。

但是，并非仅仅如此。感谢布洛伊尔的第二个发现，在我们看来，它比第一个更有意义，这是他一个人的功绩，我们由此更明白了神经症和潜意识之间的联系了。不仅症状的意义通常是潜意识的，而且症状是潜意识这个事实与症状存在的可能性之间有着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你们不久就会理解这一点的。我与布洛伊尔都假定：每当我们遇到一个症状时，我可以推知患者有某种确定的潜意识过程，这种潜意识过程包含症状的意义。但这个意义一定要先为潜意识的，随后才可发生症状。症状从不会在意识过程中构建；有关的潜意识过程一变成意识，这种症状必定消失。你们立即可以看出这就是治疗方法，就是使症状消失的途径。实际上，布洛伊尔正是用这种方法使其癔症患者恢复健康的——即使其从症状中解脱出来；他发现了一种将患者的包含症状意义的潜意识引入意识的一种技术，那些症状会随之消失。

布洛伊尔的这个发现并非推理的结果，而是由患者的合作而得出的一种幸运的观察。1894你们也不要勉强用已知的事来理解它；你们应当认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基础事实，在它的帮助之下其他很多别的东西可以得到说明。因此，请允许我将此事引申如下。

症状的形成是其他没有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替代。一些特殊的心理过程通常要发展到患者有意识地接受这些信息才罢。然而，如果不能这样发展，或这些过程突然受到阻止而成为潜意识的，那么症状就会出现。这样，实际上发生了某种替代；如果这一点能被扭转过来，那么神经症的治疗就会完成其任务。

布洛伊尔的这个发现还是精神分析治疗的基础。随后的研究结果可以证明，当潜意识过程成为意识时，症状得以消失，尽管我们在实际运用时，会遇到许多奇妙的和难以预料的复杂问题。我们的治疗通过将潜意识的东西转化为意识的东西来进行，并且只有这个转变产生之后，我们的这种治疗工作才算完成。

现在，我扼要地说几句题外话，以使我们避免错误地认为这种治疗工作太容易完成了。从我至今已谈的来看，神经症似乎是一种无知的结果——即患者对应当知道的心理事件一无所知。这很像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罪恶是建立在无知之上的。有分析经验的医生很容易猜测到特定患者的什么样的心理冲动仍是潜意识的。所以，治疗起来应当没有多大困难，治疗者只需要告诉患者这种知识，弥补其无知便够了。至少一部分症状的潜意识意义可以很容易地以这种方式来处理，尽管医生事实上不可能会猜测到另一部分——即症状和患者的经验之间的关系，因为治疗者自己不知道这些经验，他必须等到患者记起这些经验并将它们告诉他时才能知道。但即使如此，仍可在一些病例中找到替代。人们可以从患者的亲属那里询问这些经验，并且他们通常知道是什么事件引起患者的创伤的，并且他们有时可以报告出一些为患者本人所不知的经验，因为这些经验发生在患者的生活早期。这样，通过对这两种方法的合成，我们有望在短时间内消除患者无知的病源。

事情要是果真如此就好了！但是我们又遇到了起初没有预料到的问题。这种知识与那种知识并非总是相同：有不同种类的知识存在，它们在心理学中是不对等的。正如莫里哀所说：“人各不同。”（Il y a fagots et fagots）医生的知识与患者的不同，并且不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如果医生将自己的知识作为一条信息传达给患者，那么它是无效果的。不，这样说是不确切的。它不具有使症状去除的效果，但它有另外一种效果——使分析得以启动，而其第一个表现时常是拒绝。在这之后，患者知道了他以前不知道的东西——他的症状的意义；但他知道的还很有限。这样我们得知有多种无知存在。我们需要对心理学有某种更为深刻的理解，才能使我们明白这些不同由什么组成。1895但我们的论点：知道症状的意义就可使其症状消失，这仍然是正确的。我们想要说的还有：这种知识必须建立在患者内在的改变的基础上，而这种内在的改变又只能通过具有某特殊目标的心理工作来引发。这里，我们会遇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久就会被组合到一起成为症状构成的动力学。

先生们，我现在必须问你们我所讲的东西是否太模糊和太复杂。我经常地收回或修改我所讲的，这是否使你们感到迷惑不解——即引发一系列的思考，随后又取消它们？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感到十分的遗憾。但我很不喜欢以牺牲真理为代价来换取对事物的简单化。我不反对你们觉得我们的论题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我理解有许多东西你们一时领会不了，那也没有关系。毕竟，我知道每一位听众或读者都能将所听和所读到的东西整理排列为适合自己理解的方式，缩短或扩充它，并且从中选取他想要保存的东西。从某一点来说，这句话肯定是正确的：人们处置得越多，那么他所得的也越丰富。因此，我的话虽很繁杂，但我希望你们能清楚地掌握我所讲的基础部分——即有关症状的意义，潜意识以及有关它们之间的关系。无疑你们也理解我们的进一步努力将沿着两个方面展开：第一，发现人们如何得病，以及如何对生活采取一种神经症的态度——这是一个临床问题；第二，学习病症怎么由神经症的决定因素发展而来——这仍然是一个心理动力学问题。再者，必定在某处有一个点使这两个问题会聚到一起。

我今天不想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了。但是，既然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想要你们注意我们的两种分析的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患者记忆缺失（memory-gap），他们的健忘症（amnesicis），这又是以后才能完全理解的东西。正像你们已听过的一样，精神分析治疗的任务可以用这个公式来表示：它的任务是使病态的潜意识的东西都成为意识的。那么，这个公式可以被替换为另一个：它的任务是填充患者记忆中的缺失，去除其健忘症，对此，你们可能会感到吃惊。从总体来说这是同一回事。我们隐含着这样的意思：神经症患者的健忘症与其症状具有重要的联系。然而，如果你们考虑我们前面分析的第一个病例，你们就会发现这种健忘症的观点没有被证实是有道理的。患者并没有忘记其强迫性行动产生的情景，她清楚地记得它；在症状产生中起重要作用的其他因素也没有忘记。就第二个病例中举行强迫仪式的少女来说，尽管不是很清楚，却总体上十分类似。她并没有真正忘记她早年的行为——如她坚持将父母的卧房和自己的卧房之间的门开着，她将母亲从其父母的床位上赶走；她很清楚地记得这个，尽管回忆时显得迟疑和不情愿。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是第一位患者虽无数次地表现出强迫行动，但她从未有一次觉得这和新婚之夜的体验有什么类似之处；在要求她直接地寻求其强迫行动的动机时，她记不起这样的事情。同样，对于第二例中的少女来说，她的仪式不仅每晚都要重新排演，而且其仪式产生的情境也都是这样。在这两个例子中，不存在真正的健忘症和记忆缺失；但那可以引起记忆再现的线索却已被打断。

这种记忆的干扰便足以形成强迫神经症了；但这个病例与癔症有区别。一般来说，癔症以范围更大的遗忘为其特征。对各个单独的癔症症状的分析通常引起整个一系列的事件印象，患者在记起这些事件印象之前，可以说是真正地把它们遗忘了。一方面，这些线索回溯到生活的早期，以致癔症的健忘可以看作只是幼时健忘的延续，而对于我们正常的人来说，是不知道我们生活早期的这种健忘的。另一方面，我们吃惊地发现，即使是患者最近的经验也有被淡忘的，并且那些致病的或使病加重的诱因，即使不被完全遗忘，也必定至少有一部分记不起来。通常的情况是一些重要的细节从这种新近回忆的总体印象中消失，或被错误的记忆所替代。同时某些新近的经验实际上只在分析将要结束之前才出现——即被阻止的记忆一直持续到最后的时刻，并且在病情的连续性上留下一个可以看得到的空缺。

正如我所讲过的这种对记忆能力的限制是癔症的特征，其中状态确实也以症状（癔症侵袭）出现，也就是说，这不需要在记忆中留下任何可以回忆的痕迹。如果强迫性神经症的情况与此不同，那么你们可以推断出：这些遗忘的现象，乃是癔症的心理特征的一部分，而非一般神经症的通性。这种区分的重要性可通过下面的思考而被减小。我们已把两种东西包含于症状的“意义”之中：即它的“来源”（its“whence”）和它的“趋势”或“原因”（its“whither”or“whatfor”）——即症状所由发生的印象和经验，以及症状服务的意图。这样，某种症状的“来源”可以分解成种种印象，这些印象来自于外界，原先必定是意识的，并且后来通过遗忘而成为潜意识的。然而症状的原因或趋势则通常是一种内心过程，起初它可能是意识的，但也可能永远都不会成为意识，而可能从一开始就停留于潜意识中。这样，健忘是否发生于症状的来源或症状所赖以维持的印象，和癔症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都是不太重要的；对于症状的趋势和意图来说，它一开始就可能是潜意识的，所以它也依赖于潜意识——这在强迫性神经症和癔症中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对心理生活中潜意识的强调，不免引起人们对精神分析的最为恶毒的批判。请不要对此感到惊奇，我不认为对我们的抵抗是出于对潜意识的难以理解，或者难以理解潜意识存在的证据，我相信它的起源更为深刻。在几个世纪中，人类素朴的自恋曾先后从科学手中受到了两次重大的打击。第一个打击是：人们认识到我们的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只是无穷大的宇宙体系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这使我们想起哥白尼的名字，尽管亚历山大的学说也曾有过类似的假定。第二个打击是：生物研究剥夺了人有异于万物的创生特权，人沦为动物界的物种之一，和动物一样具有一种难以磨灭的兽性。这个价值重估由现代的达尔文、华莱士和其前辈完成，这同样也曾受到现代人最为激烈的反对。但是，人类的自大还受到来自目前心理学研究的第三次也是最为致命的打击，这一研究试图证明“自我”并不是自己家宅的主人，而必须满足于大脑中潜意识是如何进行的少许信息。我们这些精神分析者不是最先也不是唯一的提倡内省的人。我们只不过是坚定地主张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并且坚决地用被人们看作是神秘的经验证据作为对它的支持而已。正因为如此，这引起了人们对科学理论的普遍的反对，一些人甚至不顾学术活动的各种思考和严谨的逻辑。除此之外，我们还以另外一种方式扰乱了世人的安宁。你们不久就会听到有关这方面的内容。1896

第19讲　抵抗与压抑1897

女士们，先生们：

在我们进一步理解神经症之前，还要进行一些新的观察，这里我们有两种这样的观察，它们都是很特别的，并且开头还很令人惊奇。事实上，我们去年的讨论已为这两者做好了准备。1898

首先，在我们从事使患者恢复健康的工作，减轻其疾病的症状时，我们时常遇到患者的强有力的抵抗，这种抵抗贯穿于治疗的始终。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情形，令人难以置信。最好不要向患者的亲属谈论此事，因为他们会把这看作是我们的托辞，说我们想以此来掩饰治疗的漫长或失败。患者表现出这种抵抗，却不把它看作是抵抗；如果我们能够使他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承认其存在，那么我们在治疗上已取得了一大进步。你们只要想一下就会清楚，患者既然因其症状使自己和亲属十分地不安，为了治疗疾病又在时间、金钱和精神上蒙受这么大的损失，结果患者却拒绝帮助他的人，这样一种假定看起来似乎太不近人情了！然而，这都是事实；如果这种不近人情的责备是指向我们的，我们只需用一种类似的事情就可以做出答复。一位因难忍的牙痛去找牙医的患者，当牙医用钳子去处理他的坏牙时，他又很可能试图阻止牙医这样去做了。

患者的抵抗是多种多样的、极为巧妙的和时常是难以探查的，其表现方式也是多变的。医生必须抱有怀疑并时常小心提防。

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我仍使用你们从释梦所熟悉的同样的方法。我们教导患者自己先安静下来，进行自我观察，然后，向我们依次报告他能够内在觉知到的一切情况（包括情感、思想、记忆等）。同时，我们警告他，不要对联想到的观念有所选择或取舍，不论是由于那些观念太“令人讨厌”或是太“无聊”而难以出口，或者因为它们“太不重要”、“太不相关”、“太无意义”而不值得诉说等。我们促使他只注意其意识到的东西，不要对这些发现做任何形式的评价。并且我们要向他保证治疗的成功，特别是治疗时间的长短，都依赖于他是否遵守这个基本的分析技术规则。1899我们从释梦的技术中已知道引起疑虑和否认的联想，时常包含着导致揭示潜意识的材料。

通过建立这第一个基本的技术规则，我们获得的第一件事就是患者把它作为抵抗攻击的目标。患者以各种方式来逃脱它的束缚。一会儿，他表示他什么也不知道，一会儿又说想到的事情太多以致无从选择。接着我们吃惊地看到他忽而批驳这一观念，忽而又批驳另一观念。这可以通过他谈话时所出现的时间停顿推想而知。随后，他承认他确实有某种东西不能讲出来——即他感到很羞愧，于是由于这个理由他不再信守诺言了。或者他说他想到了某事，但它与另外一个人、而不是他自己有关，并因此不能讲出来。或者，他现在想到的实在太不重要、太愚蠢和太无意义，我不可能会让他想这样的事情。就这样用各种方法拖延着时间，他只是不停地说要讲出一切，结果什么也没有讲出。

我们遇到很多患者总设法将自己思想的某一部分隐藏起来，来阻止对他的治疗。一位男子十分聪明，他就曾以这种方式把他个人的爱情经历隐藏了数星期之久，在指责他破坏了神圣的规则时，他自我辩白说，他认为这个特殊的故事是自己的私事。当然，分析治疗不能容许患者有这种庇护权。要是这样的话，那就相当于我们一方面设法捕拘罪犯，一方面却又允许在维也纳城内设一特区，禁止在马克特广场或圣斯蒂芬教堂抓人。那么，我们肯定可以在这个避难所找到他。我从前也曾有一次允许给某男子以这种例子的权利，因为他须恢复其做事能力，而他是一位文官，由于受到誓约的束缚，他不能将某种事告诉外人。他对结果表示真正的满意；但我却不如此。我决定从此不再进行这种条件下的治疗工作。

强迫性神经症患者以其多心或怀疑知道如何使我们的规则成为几乎无用的东西。1900焦虑性癔症患者有时也成功地使这些规则变得荒诞可笑，他们只产生一些牛头不对马嘴的联想，这无助于分析的进行。但是，我不想让你们知道这些技术上的困难，你们只要知道通过我们的决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最终成功地使患者从抵抗转向遵守这些基本技术规则——然而，这种抵抗又转向另一个方面。

它现在以一种理智的抵抗出现，它将一般人所指出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困难和不可靠之处引为自己的论点，来反对这种理论。我们现在的命运是从每一位患者的口中听取科学界对我们所施加的一切批判和反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有这些从外界传入我们头脑中的呐喊没有一个听起来是新鲜的。这是小茶杯里的风浪。但是患者是愿意接受治疗的；他急于让我们教导他、指导他、驳倒他，给他介绍些文献，以便他可以得到更进一步的指导。他很易于成为精神分析的拥护者——在这种分析由他个人单独进行的条件下。但我们可以把这种好奇看作是一种抵抗，看作是他想借此逃避我们的特殊任务，这我们当然不能允许。在强迫性神经症病例中，我们预料到一种特殊的抵抗方法。患者时常会允许分析顺利地进行，以便能够使其疾病逐步明确。然而，直到最后我们才开始对这种分析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感到奇怪。最终我们认识到强迫性神经症的这种抵抗又回复到以怀疑为特征，这使我们束手无策。患者似乎在说：“是的，这都很好，很有趣，并且我很高兴能够继续下去。如果它真的有效，就会大大地减轻我的疾病。但我一点也不相信它真的有效；而只要我不相信它，它就不可能减轻我的疾病。”事情这样持续了很久，最终患者失去了耐性，终于又爆发出激烈的反抗。[[[关于强迫性神经症中怀疑所起的作用在上面第17讲提到过。弗洛伊德稍后在他的布达佩斯大会的论文中（1919a）提到了处理这种病例一些特殊的技术方法的必要性，标准版，第17卷，第166页。]]]

理性的抵抗并非是最坏的：人们仍然可以战胜它。但患者也知道如何在分析的框架之内坚持这种抵抗，对这种抵抗的征服乃是技术问题中最为困难的一个。患者不是记起而是重复过去生活中的某种情感和心境，并使它们复活起来，通过所谓的“移情作用”（transference）来反抗医生和治疗。1901如果患者是一个男子，他时常从他与其父亲的关系中选取一些材料，并用医生来取代其父亲的位置，他以这种方式努力争取个人独立和思想独立，以示反抗；他也可能由于野心而反抗，而野心的最初目标就是力争与父亲平等或超越父亲；或者由于他为不愿使自己在其生活中再次背上感恩图报的包袱而反抗。这样，有时我们感到患者反过来认为是医生的过错，认为是医生使他自觉无能，企图击败他，并完全消灭他的治疗疾病的良好意图。妇女们为了达到其抵抗的目的，具有移情于分析者的天赋。如果这种依恋达到一定的程度，那么她们对于实际治疗的一切兴趣及治疗时的一切束缚都削弱了，她们惯有的妒忌，以及无论受到多么婉转的拒绝后所产生的怨恨，都破坏了她与医生的私人关系。这样，分析的一种强有力的动机作用消失了。

这种抵抗不应片面地受到谴责。它们包含着很多的来自于患者过去的最为重要的材料，而且这种材料的表现方式如此地令人信服，如果分析家具有精巧的技术，知道如何使这种抵抗转化为对分析的帮助，那么这些材料会成为对分析的最好的支持。然而，还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这种材料时常成为一种抵抗、一种伪装，有碍于治疗。也可以说患者用来反抗治疗的就是他的性格特点和自我态度。在这种联系中，我们发现这些性格特点与神经症的决定因素有关，并是在与其要求的对抗之中而形成的。而且我们遇到的特性不可能正常出现，或者不能达到同样的程度，并且可能被描绘为潜隐的材料。你们不必形成这样的印象，认为我们把这些抵抗的出现视为是对分析治疗的意外冒险。不，我们知道这些抵抗是终究会出现的；实际上，只有当它们不能清楚地被唤起，并且能够向患者证明其存在时，我们才感到不满。确实，我们最终认识到战胜这些抵抗正是分析的基本任务1902，是保证我们已取得了治疗成效的那部分工作。

如果你们进一步地考虑患者时常以分析期间的偶然事件来阻挠分析的进行，如他利用分散注意的事物，或其所处环境中的权威人物对精神分析的指责，以及足以使神经症加剧的任一偶然的机体失调，甚至是他的境况的改善等原因。如果你们考虑到了所有这些，你们就已获得了一种近似的，尽管还不够完善的，有关抵抗的形式和方法的情况，每种分析都伴随着这种抵抗。1903

我之所以对这一点讲这么多，是因为我现在必须告诉你们，有关神经症的动力学观点正是基于我们经验到的神经症患者对治疗的抵抗。起初，我自己和布洛伊尔都分别用催眠法进行心理治疗。布洛伊尔的第一位患者1904完全在催眠暗示的状态中接受治疗。一开始，我也随着他用这种方法进行治疗。我承认这个时期，我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用的时间也较短。但结果却常出现反复，并且疗效不持久，由于这个原因，我最终放弃了催眠法。1905我这时认识到，只要采用催眠的方法，就不可能理解这些疾病的动力。1906因为在这种状态下，医生是观察不到患者的抵抗的。尽管催眠取消了抵抗的力量，为分析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但是，抵抗的力量以一种无法攻破的方式聚集于这个领域的边沿，正像强迫性神经症中疑虑所产生的作用一样。由于这个原因，可以说在我取消了催眠的帮助之时，精神分析才算真正开始。1907

然而，如果对抵抗的认识变得如此重要，我们不应太草率地假定它的存在，而应对它做慎重的考虑。或许真的存在由于其他原因而使联想失败的神经症病例，或许对我们的假设的驳斥真的值得我们注意，并且或许我们随便地把患者的理智的批评视为抵抗而置之不理，这对患者来说是不公平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做出这种判断，并非是草率的，我们有机会观察到的是这些批判的患者在他们的抵抗出现之时和消失之后的情况。因为抵抗在治疗期间逐渐改变其强度；在我们探索一个新问题时，它总是增强；在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它表现得最强烈；而在这个问题已处理完毕时，它即随之消失。如果我们不犯技术上的错误，我们也不至于立即引起患者有能力做出强烈的抵抗。因此，我们能够使自己相信在无数次情况下，在分析过程中，一位患者会忽而放弃其批判态度，忽而又重新恢复其抵抗。如果我们将患者感到特别痛苦的潜意识材料带入其意识，那么他会极力地表示抗议；他可能先前已理解和接受了许多，但现在就好像是这些获得一扫而光；在他极力地表示反抗时，他可能表现得像“情绪迟钝”（emotional imbecile）者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成功地帮助他战胜这种新的抵抗，他就会恢复其理解能力。这样，这种批判力不是一种独立的机能，不值得如此地重视，它是其情绪态度的工具，并且受其抵抗的指引。如果有某种他不喜欢的东西存在，那么他可能很巧妙地予以驳斥；而合乎其胃口的东西，他反过来会信以为真。或许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什么两样，接受分析的人，他的理智之所以明显地受情绪的支配，就是因为在分析的时候，他受到强大的压力。

那么，我们如何说明患者奋力反抗症状的解除和心理过程恢复常态这一观察事实呢？我们已成功地发现了这种强有力的力量，它反对患者状况的任何改变；它们必定是过去引起这种状况的同样的东西。在这种症状的形成过程中，必定也有过某种过程，其性质如何则可以通过我们治疗的经验推想而知。从布洛伊尔的观察中我们已经知道，这种症状的存在有一个前提条件：一些心理过程在常态时没有进行到底——以致没有形成意识。这种症状就是这种未完成的心理过程的替代物。我们现在知道那些猜测在起作用的力究竟在哪里。一种激烈的反抗必定要开始于反对可疑的心理过程进入意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仍然是潜意识的。作为潜意识的东西，它有力量形成一种症状。在精神分析治疗期间，这种同样的反抗又活动起来抵制我们将潜意识的东西转化为意识的东西的努力。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抵抗。我们建议把这种由抵抗所证明的致病过程称为压抑（repression）。

我们现在必须形成有关这种压抑过程的确定的观点。它是症状形成的前提条件，但它也是我们尚不理解的东西。我们举例来加以说明，某种冲动或心理过程想要转化为一种行动，我们知道它可以受到我们所称的拒绝或责难的抵制；这时，它能支配的能量得到削弱；尽管它可以保存于记忆中，但它也变得软弱无力。这整个的决策过程是在自我的知识范围内进行的。如果我们假定这同样的冲动受到压抑，结果将大为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冲动的力量仍然存在，并且不会留下记忆痕迹；再者，压抑的过程不被自我注意就得以完成。因此，这种对比并没有使我们接近压抑的实质。

我要先给你们讲一些理论概念，压抑一词可因这些概念而具有较为明确的意义。为了这个目的，首要的是我们应从“潜意识”一词的纯粹描绘意义前进到这一词的系统意义（systematic meaning）。[[[这里所遵循的抵抗和压抑的空间类比和他在《精神分析五讲》的第2讲中的类比非常相似（1910a），标准版，第11卷，第25～27页。]]]即我们认为一种心理过程是意识的或潜意识的，这只是其一种属性而不必是决定性的。如果一种这样的过程仍然是潜意识的，它不能进入意识可能只是它所经历的变化中的一个迹象，而不必是变化自身。为了形成这种命运的一幅图景，我们假定每种心理过程——我们必须承认一种例外，这我们以后再讲1908——起初都在潜意识状态或阶段之中，然后只有从这里进入意识状态，正如一幅照片起初是一张底片，只有印成正片后它才成为一张照片。然而，并非每张底片都有必要印成正片；每种潜意识心理过程也不必都转变为意识的。这最好可表示为：一个单独的过程起初属于潜意识系统，而随后，在某种条件下进入到意识系统。

对我们来说，最为便利的是把有关这些系统的最为粗略的概念比作一种空间概念。我们把潜意识系统比作是一个大的前厅，其中心理冲动像许多单个的人一样相互拥挤在一起。和前厅相连，有一个较狭小的房间（一种接待室），意识就停留于此。但是在两个房子之间的门口，有一个人站着在执行其机能：他审查不同的心理冲动，起到一个检查员的作用，如果这些潜意识使它不快，它就不允许它们进入接待室。你们立即就会看到，那位稽查者究竟是在门口逐出任何冲动，或究竟是等到冲动侵入接待室之后才将其赶回，那都不太重要。这只是一个他看守的严密程度，以及他怎样敏捷地识别出来的问题。如果我们保留这幅画面，能够进一步扩充我们的名词。前厅中的潜意识冲动是另一个房间中的意识所看不到的，起初它们必定呆在潜意识中。如果它们冲到了门口，并且被守门者赶回，那么它们不为意识1909所接受；我们把它们称为是被压抑的。但就是那些守门者让其跨越门口的冲动也不一定成为意识的；如果它们成功地引起意识的注意，那么它们才能成为意识，因此，我们应把这第二个房间称为“前意识”系统。在这种情况中，成为意识可保存其纯粹的描述意义。然而，对于任何特殊冲动来说，受到压抑意味着守门人不许它由潜意识系统进入前意识。这位守门者正是我们通过分析治疗的方法试图释放被压抑的意念时所知道的抵抗。

现在你们可能会说这些概念既粗略又荒诞，并且是科学叙述所不容许的。我知道它们确实很粗略，更有甚者，我还知道它们是不正确的。但是，如果不是我弄错的话，我已经用更好的东西取而代之了。1910我不知道你们那时是否仍然认为它们同样是荒谬的。它们只是初步的假设，正像安培1911的侏儒在电流中游泳的比喻一样，只要它们有助于使我们的观察为人所理解，那么它们不应受到蔑视。我想要向你们保证这些粗略的假设：包括两个房间，和它们之间门口的守门者，以及站在第二个房间尽头作为观察者的意识，它们都与实际情况十分地接近。我想要听到你们承认我们的术语，像“潜意识”、“前意识”、“意识”，和其他学者所提出的或使用的术语，像“下意识”（subconscious）、“并存意识”（paraconscious）以及“交互意识”（intraconscious）等相比较少偏见，并且更容易说明。1912

因此，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你们还可以告诉我，我用于解释神经症症状的心理系统的假设具有普遍的效用，也必定使我们得以了解正常的机能。当然，你们这是正确的。现在我们还不能进一步寻求这种含义，但是，如果通过对病态条件的研究，而有助于我们接近被隐藏的正常的心理事件的话。那么我们对形成症状的心理学的兴趣，必将大大地增加。

再者，你们可能认识到那些支持我们的这两个系统的假设的东西，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和意识的关系。毕竟，潜意识与前意识之间的守门者不是别的东西，而是检查员，我们已知道，它以支配显梦的形式出现。我们看作引起梦的白天遗留下来的经验，是前意识的材料，这在夜间和睡眠状态时受到潜意识以及受到被压抑的愿望冲动的影响；它们和这些冲动相联合，并借助于它们的能量，已能够形成隐梦。这些材料在潜意识系统的支配之下，受到加工（通过压缩作用和移置作用），其加工的方式就连正常的心理生活即前意识系统都不知道，也不允许。我们把这种操作方式的不同看作是两种系统的特征；前意识和意识的关系只被我们看作是属于这两个系统之一的一种线索。1913梦不是病态的现象；它们可以发生于任何睡眠状态的条件下的健康人身上。我们有关心理器官结构的假设可使我们理解梦和神经症的形成，无可争议地可以把正常的心理生活纳入其中。

对于压抑我们要说的就这些。但它只是形成症状的前提条件（precondition）。像我们能知道的一样，症状是通过压抑而被阻止的某种东西的替代。然而从压抑到理解这种替代结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外，还有一些问题来自于我们对有关压抑的观察：如，什么样的心理冲动受到压抑？它伴随着什么力量？以及出于什么动机？至今我们对于这些问题只略有所知。在探索抵抗时，我们已知道它的力量发源于自我的力量，发源于已知的和潜在的性格特点。因此，也正是这些力量造成了压抑，或者至少是它们在其中发挥着某种作用。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仅此而已。

在这一点上，我前面对你们提及的第二种观察可以给我们提供帮助。通过分析我们通常可以发现神经症症状背后的意图。这对你们来说并没有什么新的。在两个神经症的例子中，我已给你们做出了证明。1914但是，这两个神经症的例子究竟能说明什么呢？你们有权利坚持要用200个例子或无数的例子向你们证明。唯一的问题是我不能这样做。你们必须再次用自己的经验或信仰来代替，这种信仰则可用所有精神分析者所公认的证据为基础。

你们可以回忆到，在我对其症状进行了深入细致地探索的两个病例中，这种分析使我们深入到患者最为秘密的性生活。在第一个病例中，我们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了所考察的症状的意图或目的。在第二个病例中，这种意图与目的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被我们随后要讲的因素所掩盖了。由此可知，其他被分析的每个病例都会显示我们在这两例中所表现的同样的东西。在每个例子中，我们都可以通过分析而推知患者的性经验和性愿望；在每个例子中，我们都可以看出这种症状服务于同样的意图。我们发现这种意图是性愿望的满足；这个症状为患者的性满足提供服务；它们是患者生活中不能实现的这种满足的一种替代。

请想一下，我们第一位患者的强迫性行动。这位妇女和其深爱的丈夫分居，因为她丈夫的缺陷和弱点，不能和她享受正常生活。她仍然忠实于他，她不能让另外的人取代他的位置。她的强迫症正好满足了她的欲望；她可抬高丈夫，否认和纠正他的弱点，尤其是阳痿。这种症状正像梦一样基本上是一种愿望的满足，而和梦不同的是，它通常是一种性愿望的满足。在我们的第二位患者中，你们至少可以看出她的仪式的目的在于阻止父母间的性交，或阻止他们再生一个孩子。你们可能也已猜到她想从根本上取代母亲的位置。因此，这个症状的目的也在于想去除性欲满足的障碍，以满足患者自己的性愿望。我不久就会讲到我所暗示的复杂之点。

先生们，我想预见一下这些陈述的普遍有效性的限定条件，这我在后面还必须要说起，因此，我向你们指出，这里所说的压抑以及症状的形成和意义来自于三种形式的神经症：焦虑性癔症（anxiety hysteria）、转换性癔症（conversion hysteria）和强迫性神经症（obsessional neurosis）。第一个例子也是证实这些形式。这三种疾病，我们习惯于合到一起称为：“移情性神经症”（transference neuroses）[[[对这个术语的解释是在后面的演讲中作的，第445页。]]]也属于精神分析治疗可以起作用的范围之内。而其他的神经症还未得到精神分析的彻底研究；就其中的某一类病来说，之所以被人们所忽视，是因为没有受到治疗影响的可能性。你们不应忘记精神分析还是一门十分年轻的科学，它的研究还需要许多时间和花费很大的代价，而且不久以前，还只有一个人在实施这种方法。然而，我们现在正从各方面对这些移情性神经症的症状进行理解。我希望以后能够给你们介绍更广泛的假设和发现，它们来自于对这种新材料的适应，并且向你们表明这些进一步的研究并没有陷入矛盾之中，而是建立起了更高的统一性。1915那么，如果我这里所说的一切仅应用于移情性神经症，就让我首先通过一条新的信息来提高症状的价值。对于致病的决定因素进行比较研究，便可导致用以下公式表示其结果：在现实阻止人们满足其性愿望时，这些人会生病，或受到挫折（frustration）。1916你们会看到这两个发现是如何完美地相互补充的。只有这样，症状才可能适当地被看作对生活中的缺失的替代满足。

无疑，对于神经症症状是性满足的替代的假定可以引起各种各样的反对。我在此只谈一下当前的两种：当你们进行大量的神经症的分析诊断时，你们就可能会摇摇头告诉我，在许多例子中，我的假定都不正确；因为症状似乎有与排除或制止性满足相反的目的。我不想争辩你们的解释正确与否。精神分析中的事实一般都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为复杂。假若它们都很简单的话，或许就不需要精神分析来弄明白它们了。确实，我们把第二位患者的仪式的一些特点可看作具有这种禁欲的意味：例如她移开时钟和手表，表示她想避免晚间阴蒂勃起；她谨防花盆跌落打碎，是想保护其童贞。就我们前面已分析的上床的其他仪式来说，这种禁欲的意味更为显而易见；这种仪式可能只包含着对性记忆和诱惑的防御措施。然而，我们也时常发现精神分析中的相反之事并不隐含着矛盾。1917我们可以扩充我们的观点，认为症状要么以性满足为目的，要么是对性的制止，而总体上说，癔症以积极的欲望满足为主要特点，而强迫性神经症则以消极的禁欲意味为要点。如果症状能够服务于性满足和其反面两种目的，那么这种双面性（double-sidedness）或两极性（polarity）在症状机制的某一因素上有一种很好的基础，只是我们还没有机会提及这种机制。单我们所听到的，症状其实是两种相反的和相互冲突的倾向之间共同交涉的结果；它们不仅代表被压抑的倾向，而且代表起初的压抑力量，一方或另一方可能更强烈地表现出来；但很少有一种影响整个不存在的情况。在癔症中两种意图在同一种症状中融合到一起。在强迫神经症中，这两极则时常是分离的，因此，这种症状是双重的，包含两种相互抵抗的行动。1918

对于第二种抗议，我们就更难对付了。如果你们调查一下一系列的有关症状的解释，你们可能首先就会认为性的替代满足的概念，必须极大地扩充才能将这些解释包括在内。你们会强调这些症状不能提供真正的满足，它们时常被局限于复活一种感觉或实现一个由某种性的情结而引起的幻想。而你们会进一步指出这些假定的性满足（sexual satisfaction）时常以一种幼稚的和无价值的形式出现，近似于一种手淫行动（act of masturbation），或使人回想起在儿童时期已禁止的猥亵行为习惯。由此，你们可能也表示吃惊，认为我们把虐待的、令人恐怖的或反常的欲望满足竟然看作是性的满足。在我们对人类的性生活进行彻底的调查并规定“性的”一词的范围之前，我们不可能在这后一点上取得一致的意见。

第20讲　人类的性生活1919

女士们，先生们：

人们当然认为“性的”一词有什么含义是无可争议的。首先，“性的”是指某种不正当的东西，是人们不应谈论的东西。据说一位著名的精神病学者的学生，一次曾试图使他们的老师相信，癔症患者的症状常常表现出性意味。出于这个目的，他们把他带到一位女性癔症患者的床边，这位患者的症状显然是在模仿生孩子的过程。他这位老师摇头说道：“生孩子并不是性的呀。”很对，生孩子无论如何都不是不正当的事情。

我知道你们会抗议我对这么严肃的事情也开玩笑。但它不完全是个玩笑。严格地说，很难确定“性的”这个概念到底都包含什么内容。或许唯一合适的定义应是“与两性之间的区分有关的任何东西”。但你们可能认为这太空泛、太不确定了。如果你们以性的活动作为中心点，你们或许会用获得快乐的观点，把性的东西定义为与异性肉体有关，特别是与异性的性器官有关的东西；就最狭义的来说，意指生殖器的接合和性行为的表现。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就会真的认为“性的”和“不正当的”具有相同的含义，而生孩子就不属于性的东西。另外，如果你们把生殖机能看作是性的核心成分，那么你们就可能冒险地排除了许多目的不在于生殖，但却确定属于性的大量的东西，如手淫、亲吻等。我们可以猜想得到在“性的”概念的形成中会发生西伯尔勒所谓的“附加错误”（error of superimposition）1920的结果。

确实，总的来说，当我们仔细思考“性的”一词的意义时，我们发现它又是大家所熟知的。有时“性的”一词兼指两性之间的对照，寻求快乐，生殖机能和不正当的并且必须保密的东西——这种合成的意义可服务于日常生活中的实际目的。但对于科学来说，这是不够的。通过细致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只有通过无私的自我约束才有可能），我们认识到一些人的性生活与正常人相背离。我们可以说，一些“性变恋者”（亦译“性倒错者”，the perverse）似乎在生活中没有两性的差别。只有他们的同性成员才可以引起他们的性愿望，而异性，尤其是其性部位对他们来说并非是性对象，更有甚者还可成为一种令人厌恶的对象。当然，这也隐含着他们完全没有生殖机能。我们把这种人称为同性恋者。这些人时常（而不总是）在其他方面表现较高的智力和伦理发展水平，却成为这一命运偏差的受害者。科学家将他们称为是人类的一个特种——即所谓的“第三性别”（third sex），它与其他两性拥有相同的权利。我们以后或许有机会再来批驳他们的这种观点。当然，他们不是自己喜欢自诩的人类中的“优异者”（elite）；和其他两种不同性别一样，他们中也有很多低劣的和无用的个体。

无论如何，这类性变恋者以与正常人相似的方式来对待其性对象。但是，我们还遇到一系列的变态者，他们的性行为与一般人所感兴趣的相距甚远。他们的行为方式种类繁多，并且离奇古怪，可以比得上布劳伊格赫尔所画的用来表示圣安东尼的诱惑的各种怪物，或福楼拜所描绘的在他的忏悔者面前所走过一大队衰老的神像和崇拜者。如果要想不使我们的感觉陷入混乱，就需对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进行某种整理。因此，我们把它们分成：（1）像同性恋者一样，其性对象已改变；（2）其性目标已改变。第一类包括这样一些人：他们不需要生殖器的接合，以对方的其他器官或部位代替其生殖器（如用嘴或肛门代替阴道），既不管有无妨碍，也不管是否感到可耻。另外一些人虽然仍保持着以性器官为对象，但这并非因为其性机能，而是由于其他一些机能，如性器官因其排泄作用而发挥其性机能。还有些人则完全不以生殖器为对象；身体的其他部位，如妇女的胸部，抑或毛发等却成为情欲的对象。更有甚者，就是身体的部位也无意义，而转向用一件衣物、一只鞋、或一件衬衣来满足其性欲望，这些人就像是拜物教的信徒一样。最后，还有一些人，他们也不再需要性对象，但他们需求采取一种怪异的乃至可怖的方式——他们甚至转向不能反抗的死尸，他们受犯罪暴力的驱使竟以此作为欲望的满足。这种可怖的事情真是太多了！

第二组性变态者，他的性需要的目标只是正常人的性的引导或预备动作。这些性变态者希望观看他人、抚摩他人或窥视他人的隐秘行动表现，他或者使自己本应隐蔽的身体部位裸露出来，模糊地期望受到对方行动的回报。还有些虐待狂，他们不近人情，其性追求目标是引起对方痛苦。其程度从使对方屈服，直至使其身体受到严重伤害；与虐待狂相反的还有受虐狂者，他们唯一的快乐是忍受各种来自于象征的或现实的所爱对象的屈辱和痛苦。还有另外的情况，在他们身上好几种这样的变态前提条件被统一和交织到一起；最后，我们必须知道以上各组又各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在现实中寻求其性满足，另一种形式是仅在想象中寻求满足，根本不必有现实的对象，而由其幻想来取代。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癫狂的、古怪的、可怖的东西确实构成了这些变态者的性活动。他们自己不仅这样看待它们，而且还认为它们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我们必须承认它们在其生活中起到的作用与我们的生活中正常的性满足相同。他们为其付出同样的，并且时常是更为重大的牺牲。我们还可以大概地、细致深入地描绘出这些变态现象究竟在什么地方是基于常态，在什么地方偏离了常态。这里你们还可以再次注意到性活动所有的不适当的特性，而且有时其强度增加到令人厌恶的程度。

那么，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对这些异常的性满足持何种态度呢？我们要是对它们表示愤怒，并认为没有这些欲望，那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确实，这不是我们想要寻求的东西。我们这里所谈的现象与其他的相类似。如果借口说这些现象是古怪的，不常见的，而对它们置之不理，避而不谈，那是容易被驳倒的。相反，我们处理的是十分常见和普遍的现象。然而，如果这种现象被看作是性本能的变态，我们不必因此使我们对于性生活的观念被它们误导，那么就需要一种严肃的答案。除非我们能够理解这些性的病态形式，并且能够使它们与正常的性生活相协调，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正常的性问题。总之，建立一种完善的理论来说明这些性变态是如何发生的及其和常态的性生活的联系，这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工作。

我们通过一条信息和两种新的观察来帮助说明这个问题。这条信息应归功于伊凡·布洛赫（1902～1903）。他修正了所有的这些性变态者都是“退化的征兆”的观点，他认为无论从远古到现代，或无论由最原始的到现代文明的哪个民族，都表现出这种性的目标和对象的心理失常，并且这种变态有时也为一般人所容许和认同。这两种新的观察来自于有关神经症的精神分析探索；它们对于我们有关性变态的观点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我曾经说过神经症是性满足的替代，而我要向你们提出的是通过症状的分析证实这种假说将会遇到大量的困难。说实在的，我们应把那些所谓变态的性需要看作是一种性的满足，因为对这种症状的解释时常地迫使我们这样做。同性恋者或性变态者宣称自己与众不同，但当我们知道同性恋冲动总可以在每个单一的神经症中找到，并且大多数的症状又都是这种潜在的变态的表现时，这种宣称就站不住脚了。那些将自己称为同性恋的人只是那些有意识的和最为明显的同性恋者，他们的数目远远少于潜在的同性恋者。然而，我们一定要将这种选择同性为对象看作是日常性生活中的一种变异，并且我们愈来愈认识到其重要性。无疑这并非要混淆明显的同性恋和正常的态度之间的差异，它的实际意义仍然存在，只是其理论价值极大地削弱了。我们甚至发现，一种特殊的不属于移情神经症的疾病——妄想狂（亦译“偏执狂”，paranoia）时常产生于试图抑制其强有力的同性恋冲动。[[[在第26讲中对妄想狂做了进一步讨论。]]]你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的一位患者，其强迫行动表现得很像一位男子，即她已与之分居的丈夫；神经症妇女时常以这种方式表现出具有某男子特性的症状。即使实际上这不被看作是同性恋，它也与同性恋的前提条件具有密切的关系。

正如你们可能已知道的一样，癔症这种神经症可以在身体的各个器官系统产生症状，并因此扰乱其各种机能。分析表明，那些以其他器官来代替生殖器的所谓性变恋冲动都在这些症状中表现出来，因此，这些器官像所替代的性器官一样起作用。癔症的症状实际上可使我们产生这样的观念：身体器官除了它们原来所起到的作用外，还必须被看作具有性（快感）的意义，并且如果性的要求十分强烈，那么其原有的作用便受到干扰。1921我们发现与性无关的器官表现为癔症症状的大量感觉和冲动都不过是变态性欲的满足。我们也认识到，营养器官和排泄器官多大程度上可成为性兴奋的工具。那么，这里性变恋也表现出同样的情况；只是在性变恋的病例中这很容易见到，而对于癔症，我们则需经由解释症状而绕一大圈的路，因此你们不要将变恋的性冲动看作是与患者的意识有关，而应将它们归于潜意识。

在强迫性神经症的许多症状中，最为重要的是由于过强的性虐待冲动（因此，其目的是性变态）的压力所引起的那些症状。的确，根据一种强迫性神经症的结构，这些症状主要在于抵御这些欲望，或表达满足与拒绝之间的斗争。但这种满足并非是走捷径的；它成功地在患者的行动中经过迂回曲折而达到其目的，并使患者宁愿自讨苦吃。这种神经症的其他方式，如沮丧等与过分的性行为相对应，这些性行为通常将常态中只属于预备的动作视为性的满足——如窥视、抚摩及探索的欲望等过分的性要求。这里，我们可以对害怕触摸和强迫洗手的重要性做出解释。大部分的强迫行动都可追溯到手淫，它们是变了样的和化了装的手淫。一个熟悉的事实是，手淫尽管是单一的和单纯的活动，但它伴随着各种形式的性幻想。1922

我本不难给你们进一步说明性变态和神经症之间的关系，但我认为我讲的已达到了我们的目的。然而，我们必须谨防由于我告诉你们性变态的倾向在症状的解释中十分重要，你们便过分地估计人类的这种倾向的频度和强度。像你们所听到的一样，正常的性满足挫折的结果有可能形成神经症。但是当像这样的一种真正的挫折发生时，性的需要乃使性兴奋转向不正常的方式。你们随后会知道这种发生的方式。但无论如何你们会认识到这种“侧面的”拦阻（正常的性渠道）必将增强性变态冲动的力量，同样，正常的性满足实际上如果没有妨碍，那么性变态冲动的力量必将较弱。1923另外，在明显的性变态状态中还可看到一种相似的影响。在一些病例中，如果正常的性本能满足由于一时的原因或永久的社会调控受到很大的阻挠，那么就可引起性变态状态。1924在另一些病例中，性变态的倾向与这些条件无关，我们可以说，它们是某些特殊个体性生活的正常方面。

至此，你们可能觉得我混淆了正常性生活与性变态者性生活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在解释这种关系。但是，你们必须记住下面的情况。如果真正地增加现实生活中获得正常性满足的困难，或剥夺这种满足，确实能够使那些原先没表现出性变态倾向的人们现在表现出这种倾向，那么，我们必须假定这些人较容易招致性变态；或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说这种性变态必定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这些人身上。

这使我们得到了我前面给你们提及的第二种新证据。1925精神分析研究本身也必须关心儿童的性生活，这是因为分析症状而引起的记忆和联想时常可追溯到儿童的早期生活。我们从这些分析中所推知的东西随后可由对儿童的直接观察事实一点一点地证实。1926而这表明所有这些性变态的倾向植根于童年期，儿童不但有性变态倾向，而且还有性变态的行为，这和他们的未成熟程度相适应——总之，变态的性生活只不过是一种夸大了的被分割成单一冲动的婴儿性生活。

不论怎样，你们现在可以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性变态，并且能够认识到它们与人类性生活的联系。但是，这种令人吃惊的新发现可能会以引起你们不快的情感为代价。无疑你们首先会倾向于拒绝这一切；否认儿童有所谓的性生活，否认我们的观察事实，否认儿童行为和后来的性变态行为之间有联系的论证。请先让我来解释你们之所以反对的动机，然后再给你们略述观察事实。假定儿童没有性生活（性兴奋、性需要和某种性满足），只是到了12岁至14岁之间突然获得了这种性生活，这是不符合观察的结果的，并且在生物学上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同认为他们生来就没有生殖器，只是到了青春期内才生长出来同样荒谬。青春期所唤醒的是这种生殖机能，这种机能利用已有的生理的和心理的材料来实现其目的。你们犯了混淆性生活和生殖两个概念的错误，而且这样做，你们阻止了自己理解性生活变态和神经症的路径。然而，这种错误不只是有一定倾向性的。更为令人惊奇的是，这个错误的起因在于你们自己都曾是儿童，而在你们的儿童时代，都曾受到教育的影响。社会必须发挥其重要的教育职能来驯服和限制作为生殖机能的性本能，并使其受到与社会旨意认同的个体愿望的支配。这样，社会从事于暂时延缓本能的充分发展，直至儿童在智力上的成熟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为止，因为可教育性实际上是随着性本能的完全侵入而停止的。然而，本能也可能冲毁每一个堤坝，并且将人们辛勤建立的文明作品扫荡一空。驯服工作也是很困难的，其成功有时太小，而有时却又显得过了头。人类社会的基本动机是属于经济的，因为社会的成员如果不工作，社会就不能维持其生活，所以社会必定限制其成员的数目，并使其能力从性活动转向工作。总之，这种原始时代就存在的永久的生存竞争，直到现在我们仍然面对着。

教育者通过经验认识到，儿童的性意志的陶冶应及早开始，我们应在青春期之前控制儿童的性生活，而不能等到青春期风暴之后进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几乎所有的幼儿性活动都是受到阻止的，并且使儿童感到不快的；人们所树立的一种观念是使儿童的生活化为“无性的”（asexual），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真的相信儿童是无性的，就连科学也将此宣称为其信条。为了避免与其信仰和意图相矛盾，人们从此忽视儿童的性活动，或满足于科学采取的不同看法。儿童是天真无邪的，如果谁以别的方式描绘儿童，那么谁就是一位对人类神圣、温柔情感的无耻的诽谤。

只有儿童自己才不管这些传统常规。他们完全自发地表现出其动物权利，并且不断地提供证据表明他们还在朝着纯洁的道路前进。十分奇怪的是，那些否认儿童性生活存在的人，却最不愿意放松教育。虽然他们不愿意承认儿童有性生活的存在，但他们却用十分严厉的态度来对待儿童的各种性的表示——他们将其描绘为“儿童的恶作剧”。具有极高理论兴趣的还有：和儿童没有性生活的偏见相矛盾的时期是儿童到五六岁的时候，这时候则正好是大多数人所遗忘了的时期，虽然这段遗忘时期只有通过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召回意识，但它们也有可能在梦中出现。

我现在来给你们讲一些有关儿童性生活的确实的事实。为了方便起见，让我们同时引入“力比多”（libido）这个概念。和“饥饿”十分类似，我们用“力比多”作为本能自身由此得以显现的力量（这种情况中是性本能，而在饥饿时则为营养本能）。其他的概念，像性“兴奋”和“满足”是无须解释的。你们自己很容易就可看到，婴儿的性活动多成为解释的东西，或者你们可能会以此作为反对的一个理由。这种解释的获得建立在由症状向前追溯的分析诊断基础之上。对于婴儿来说，第一次性冲动似乎和其他重要的生活机能具有密切的关系。像你们所知道的一样，婴儿的主要兴趣指向吸取营养；在儿童吮乳之后入睡的时候，他们表现出的那种舒服的神情和成年人体验到性满足后的神情很相似。这当然还不足以做出推论。但我们可以观察到婴儿是如何地喜欢反复地做吸收营养时的动作，而不是真的需要更多的食物；也就是说，他不是真的受饥饿驱使。我们将此描绘为“享乐性吸吮”（sensual sucking）[[[这里所用的德文托儿所术语是“lutschen”或“ludeln”，没有明显的与之相应的英文同义词。]]]。而事实上，他这样做使他再次舒服地入睡，这向我们表明享乐吸吮行动本身会给婴儿带来满足。像我们所看到的一样，婴儿不经过吸吮动作就不能入睡。布达佩斯的儿科医生井德纳第一个主张这种动作带有性的意味。那些看管儿童的人，他们虽然并不懂这方面的理论观点，但他们似乎也对吸吮持一种相似的认识。他们都确信吸吮的唯一目的是获得快乐，并把这种动作称为是儿童的“恶作剧”，如果儿童不自动地放弃这种动作，他们就用严厉的方法迫使其取消。这样，我们知道婴儿做出这种动作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得快乐。我们认为儿童起初是通过吸取营养体验到了这种快感，但他们不久就学会了将它从所伴随的条件中分离出来。我们可以将这种快乐称为嘴和唇区域的兴奋；我们将身体的这些部分称为“性感带”（erotogenic zones），并认为来自吸吮的快乐具有性意味。当然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讨论这种观点是否全面。

假如婴儿能够讲话，那么他无疑会表示吸吮母乳的动作在其生活中是最为主要的事情。这是正确的，因为通过这种单一的行动，婴儿可以立刻满足两种具有重大生命意义的需要。因此，我们从精神分析中不无惊奇地知道这种动作在精神上的重要性是如何保留终生的。吸吮乳房是整个性生活的起点，是后来各种性满足的原型，在需要的时候，往往通过幻想来自慰。这种吸吮涉及使母亲的乳房成为首要的性本能对象。至于这首要的对象在以后各种对象的选择上究竟如何重要，它对于其他不同的精神生活究竟如何加以改造、替代并且具有重大的影响，我就不很清楚了。但是，婴儿在其吸吮活动中一旦放弃这种目标对象，他就用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取而代之。他开始吸吮自己的拇指或口舌了。他以这种方式使自己不必求助于外界的事物就会获得快感，并且将其兴奋区域扩大到自己身体的第二种区域，来提高快感的强度。性感带并不能产生同等的快乐；因此，像井德纳医生所指出的，婴儿在感觉周围事物的过程中发现了由其生殖器所提供的特殊的兴奋区域，并由此找到了从吸吮到手淫的途径，这是一个重要的经验。

在形成有关这种寻求快感的吸吮的看法中，我们已熟悉了有关婴儿性生活的两个要点。婴儿为了满足其主要的机体需要，乃表现出一种自淫（auto-erotically）行为——即在婴儿自己的身体上寻求和发现性对象。这在吸取营养上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某种程度上说，排泄作用也不例外。我们还断定婴儿在其大小便中可以体验到快感，并且他们不久便会故意来做这种动作，希望在这些性感带中引起皮膜兴奋，给他们提供最大可能的满足。然而，正像卢·阿德里安所指出的，外部的压力不允许儿童有追求这种快感的欲望，并对此加以干涉，由此婴儿约略地看到了后来的内外部之间的冲突。婴儿不得随时排泄，只有在他人允许的时候他才可以。为了使他放弃这些快感的源泉，成人告诉他有关大小便的行为都是不适当的，必须保持秘密地进行。在此他初次被迫牺牲这些快乐来换取社会的尊重。开始的时候，他自己对于排泄的态度是明显不同的。他对自己的粪便并不感到厌恶，并把它们看作是自己身体的有价值的部分而不愿遗弃，并想把它们作为他的首要“礼物”，送给他十分敬重的人。甚至是在接受教育的陶冶并放弃了这种倾向之后，他仍然赋予这种粪便以很高的价值，把它们看作是“礼物”和“黄金”，另外，他似乎还把尿看作是值得特别骄傲的东西。1927

我知道你们早就想打断我的话了，并声称：“真是胡言乱语！你告诉我们肠的蠕动乃是性满足的源泉，并且是用婴儿来说明的！粪便成了有价值的东西，并且肛门竟成了一种生殖器！我们不相信这一切，但是，我们却因此理解为什么儿科医生和教育家要强烈地反对精神分析及其发现了。”不，先生们。你们只是已忘记了我刚才试图想告诉你们的婴儿性生活的事实和性变态的事实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你们不知道对于大多数成人而言，无论是同性恋和异性恋都一样，他们都曾在性交时真的以肛门来取代阴道的作用呢？并且有许多人终身保留着排泄时的快感，并把它看成是一件要事。而且你们或许也听说过，年龄稍大的而能够谈论这些问题的儿童，谈论自己对大小便是如何地感兴趣，以及看着他人大小便又是怎样的快乐。当然，你们不应经常地吓唬这些儿童，否则，他们会明白对于这个问题他必须保持沉默。对于其他你们不愿相信的事情，我建议你们去看一下分析的发现，以及对有关儿童的直接观察。要知道对于这个问题要不受成见的束缚，能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它，那是需要真知灼见的。假如你们发现儿童的性活动和成人的性变态之间的关系令人感到惊奇，我并不引以为憾。它事实上是可以自我证明的：因为儿童除了一直模糊地暗示之外并没有将自己的性生活转化成生殖机能的能力，所以如果说儿童有一种性生活，那么这种性生活就必定是具有变态的性质。另外，摒弃生殖机能是所有性变态的共同特征。在性活动放弃了生殖目的并且把获得快乐作为独立于生殖的目标时，我们把它称为是变态的。正像你们所看到的，性生活发展的转折点在于从属于成为生殖目的。那些未发展到此程度的和不愿从属于这个目的而只以获得快乐为唯一目的的一切性活动，都被赋予“变态”这个不光彩的名字，并为人们所蔑视。

因此，请允许我回过头来扼要地叙述一下婴儿的性生活。我所讲过的两种器官系统（营养的和排泄的）可对其他各种器官做同样的研究时进行补充。儿童的性生活确实整个由各种本能活动组成，这些本能有的在本人身上寻求满足，有的则在外界对象上寻求满足，并且它们相互独立。在这些器官中，生殖器官不久就占据了优势。有些人从婴儿期一直到青春期或青春后期，不断地手淫1928，从而获得自身生殖器的快乐满足，而不利用其他生殖器或对象的协助。顺便说一下，手淫这个话题是很难尽述的，因为它需要从许多角度加以讨论。1929

尽管我急于缩小这个讨论的范围，但我必须在此给你们讲有关儿童的一些性研究；它们也是儿童性生活的特征，并且对神经症的形成有重要意义，所以我不能把它们略去不谈。1930幼儿性研究开始得很早，有时早在3岁之前。它们与性别的区分无关1931，因为这对于儿童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他们（至少就男孩来说是这样）把男子的生殖器归为两性所共有。如果一个男孩随后发现小妹妹或小女伴的阴户，他会马上否认他的感觉证据，因为他难以想象像自己一样的人竟会没有这个重要的器官。后来，他对呈现于自己面前的事实感到惊恐，并且感觉到了从前对于这个小器官的恐惧，因为他对其小器官怀有浓厚的兴趣，而现在产生一种推迟的效果。他于是处于“阉割情结”（the castration complex）[[[这已在第208页提到过了，而且在第268页及以下几页又出现过。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关于阉割情结的讨论是在弗洛伊德关于《对“小汉斯”的分析》（1906b）；虽然在早期《儿童性理论》（1908c）的论文中曾经提到过，标准版第9卷，第217页。在以后的几年里，特别是在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1924d）这篇论文中，以及在《两性解剖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1925j）中，关于阉割情结与俄狄浦斯情结的关系得到了全面的考察。]]]的控制之下，如果他要保持正常，那么这种情结会对其性格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如果他得了病，那么这种情结就成为其神经症的原因，而如果他接受分析治疗，这会成为其抗拒的源泉。对于小女孩来说，因为她们缺乏一个大的、可以观察得到的阴茎，我们可以说她们会感到极大的不利，她们于是忌妒男孩拥有这样一个东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们形成一种想要成为男子的愿望——这种愿望随后可再次出现于任何神经症患者身上，假若她们在扮演女性角色中遇到不幸之事的话。再者，在其童年期，女孩的阴蒂和男孩的阴茎起同样的作用：它也是一个特别富于刺激的区域，可用来获得自发的性满足。女孩成为妇人的过程极大地依赖于将这个刺激感受性适时地和完全地由阴蒂过渡到阴道口。所谓性迟钝的妇女，就是阴蒂顽固地保留着这种感受性。

儿童性兴趣起初产生于婴儿是从何而来的问题——这个问题与斯芬克斯的怪谜所基于的问题相同（希腊神话传说：斯芬克斯为一狮身女怪，她编造了一个谜语，来难倒行人。这个谜语是：“清晨用四足走路，中午用两足走路，晚上用三足走路，这是什么？”）。这个问题时常来自于对新孩子的到来的自我恐惧。托儿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时常是：小孩是由鹳鸟衔来的。然而，儿童对这句话的怀疑程度则往往在我们的意料之外。儿童感觉到自己受了成人谎言的欺骗，于是就想独自来寻求解决。但是，儿童还不能由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未得到发展的性构造限制了他的知觉能力。他开始假定婴儿来自于人们所吃的某种特殊的食物，他还不知道只有女人才会生孩子。随后，他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并不再认为婴儿来自于吃的食物——尽管这个理论为童话所坚持。在儿童长大一点时，他便注意到其父亲必定在生孩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他不知道到底如何起这种作用。如果他偶尔看到父母的性交行为，他即把这看作是男人试图制服女人；或者是一场斗争，并以虐待来错误地理解性交。起初，他并不知道这种活动与生孩子的关系。所以如果他又发现母亲床上或内衣上的血迹，他便把这作为父亲伤害母亲的证据。再往后，到儿童时代的后期，他确信男人的性器官在制造孩子中具有重要作用，但他还只知道这个器官的唯一机能是排尿。

儿童起初都认为婴儿的出生是通过肠子进行的；他们肯定认为婴儿的出生就像一团粪便。一直到儿童对肛门区的兴趣完全消退之后，他们才放弃这种理论，然而，他们又代之以另一种假设，认为肚脐或两乳之间的区域为孩子出生之处。儿童以这种方式渐渐地对于性的事实有所认识，或对其无知感到若有所失，他对这些事实不加注意，一直到青春期之前，他所接受的是一种不完全、不真实的解释，而这往往是产生创伤的原因。

先生们，你们无疑已经听到过，在精神分析中，性的概念被过度地扩充了其目的在于支持精神分析所有关于神经症的性起源和症状的性意义的论点。你们现在可以自己判断这种扩充是否有道理。我们只是将性生活的概念扩充到足以能够将变恋的和儿童的性生活包含于其中。也就是说，我们恢复了它的真实内容。精神分析之外所谓的“性”只限于狭义的性生活，它被称为是常态的，其目的在于生殖。

第21讲　力比多的发展和性的组织

女士们，先生们：

我感到我并没有成功地使你们确信性变态对我们的性欲观点的重要性。因此，我将尽可能地对我已说过的话进行修正和补充。

并非只是因为性变恋现象，才使我们改变性的概念，以致引起人们对我们的激烈反对。有关婴儿性欲的研究在这一点上关系更为紧密，而婴儿的性欲与性变恋二者的一致性对我们来说才是决定性的。然而，婴儿性欲的显现尽管在儿童后期是明确的，但其开始时的方式则似乎是难以捉摸的。任何不顾儿童发展历史和其分析情境的人都会否认它们有性的特点，并且认为它们只有其他的模糊不定的特性。你们不要忘记我们还没有一致的标准来确定一种观察是否有性意味，除非生殖机能可被看作一种标准，而这种标准我们又认为它太狭隘了，必须予以反对。弗利斯所提出的生物学标准，如23天和28天的周期也引起很大争议；我们所假定的性过程的化学特性仍待发现。另外，成人的性变态是确定而明显的。正如其名字已表明的一样，它们是众所周知的、具有确定无疑的性意味。无论它们被称之为退化现象或其他什么，绝没有人敢把它们归为其他的东西，而非性生活现象。只根据这种叙述，我们就可以断定性欲和生殖不是同一回事，因为很明显所有的性变态都拒绝生殖的目的。

这里我发现一个类似的东西很值得我们注意。对大多数人来说“意识的”（conscious）和“心理的”（psychical）是同样的，我们曾被迫扩充“心理的”概念，并且使其包含非“意识”的东西。同样，一些人声称“性的”即“与生殖有关的”（或你们可以更简单地说“生殖器的”），我们不可避免地假定有非“生殖器的”（与生殖无关）的东西是“性的”。这里只是形式上的相似，但也不无深刻的底蕴。

但是，如果性变态的存在在这个问题上有如此有力的理由，为什么这么久以来没有人完成这个工作，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真的不能说。我想这与性变态早已成为一个特殊的禁区有关，这甚至影响到理论，并且干扰了科学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似乎人们不会忘记性变态不仅是令人厌恶的，而且是荒唐可怕的——就好像人们觉得它们有一种诱人的力量，并且从根本上击毁那些喜欢它们的人的一种隐秘的妒忌。人们由此联想起著名的讽刺诗Tannh?user中表示谴责的伯爵的自白：

在爱神身上，良心、义务就这样都被遗忘！

注意，这种事是与我无关的！

在现实中，性变态者是个可怜虫，他们不得不为其难以赢得的满足付出代价。

性变态尽管有奇怪的对象和目标，但它显然是有性意味，因为事实上满足变态愿望的活动，时常到最后可以达到情欲的高峰，乃至于射精。当然这只是有关成人的结果。对于儿童来说，射精和生殖器兴奋是不可能的；尽管它们的位置由暗示替代，但这种替代也不能被看作是性的。

为了完善我们有关性变态的观点，我们还要补充一些其他的东西。这些东西虽然为一般人所鄙视，与正常的性活动明显不同，但仔细地思考可以看出正常人的性生活也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变态特性。甚至接吻也可看作是一种变态行动，因为它包含着用双方嘴唇上性感带的接触来代替生殖器的接触。然而没有人把它当作变态而加以拒绝；相反，在戏剧表演中，它还被看作是一种美化了的性动作。不过，真正的接吻很容易被转化为完全的变态——也就是说，如果它变得很强烈，那么可直接导致射精和情欲高潮，这种情况是常有的。我们也可能知道，某人触摸和窥视他的对象是性兴奋的独立的前提条件，而对于另一个人来说，在情欲高潮时，会出现手捏口咬的动作，还有些人的情欲高峰不是由爱恋对象的生殖器引起的，而是由其身体的其他部位引起的，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我们无意将有这种个体特征的人排除到正常人之外，而置于性变态者的队伍之中。相反，我们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性变态的实质不在于性目标的转移，也不在于生殖器的被替代，甚至也不总是在于对象的变换，而仅仅在于以变态的现象为满足，而将以生殖为目的的性行为置于一边。至于那些为了准备或增进正常性交的完成而表现出的性变态行为，则实际上并非真正的变态。正常和变态的性生活之间的鸿沟当然可由这种事实而大大地缩小。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正常的性生活是由婴儿的性生活演化而成的，这种演化的过程是先去除某些无用的成分，然后把其他成分集合起来，使它们从属于一个新的目标，即生殖目标。

在我们运用所熟悉的性变态现象再次来研究婴儿生活之前，我必须使你们的注意力转向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变态的性生活通常是十分集中的：它的所有的行动都指向一个目标——通常是单一的目标；一部分本能占据重要的位置，并且要么只有这个本能是可以观察得到的，要么为了它本能的目的而支配着其他的本能。在这一方面，变态和正常的性生活是没有区分的，只是其占优势的组元本能和其性的目标彼此不同而已。人们可能说，它们二者都建立起了富有组织的系统，只是两者统治的力量彼此不同。另外，婴儿的性生活一般缺乏这种集中和组织，它的独立的组元本能具有同等的权利，各走自己获取快乐的路径。当然，就这种集中的缺乏和存在来看，变态和正常的性生活二者都源于婴儿的性生活。还有些变态的性生活与婴儿的性生活极为相似，因为在它们中有无数的组元本能（component instincts）彼此独立地完成（更准确地说是坚持）它们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中，与其说是变态，不如说是性生活的幼稚症。

这样武装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一种我们当然不能省略的建议。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你们这么固执地把后来性生活赖以发展的童年期的表现根据你们自己的不确定的论据称为是性的呢？为什么你们不满足于只描写它们的生理方面，不满足于只说婴儿早已有了为吸吮而吸吮，或对粪便的依赖等活动，以此向我们表示他在追求“器官快乐”（organ-pleasure）1932呢？这样，你们就可以避免假定很小的婴儿就具有性生活以致引起人们的反感了。——确实，先生们，我并不反对器官快乐。我知道即使是性交的极度快乐也只是一种与生殖器活动有关的器官快乐。但是，你们能告诉我这种起初都是无足轻重的器官快乐究竟是什么时候才获得后来发展阶段中所拥有的性特点吗？我们对“器官快乐”的认识比对性生活的认识更多吗？你们会回答说在生殖器官起作用时它才获得了其性特点；“性的”与“生殖器的”相对应。你们甚至要拒绝由变态所引起的障碍，向我们指出尽管变态不必依赖于生殖器的接触，但毕竟它更多地是以生殖器来达到性欲顶峰的。如果你们根据变态的存在否定生殖与性的实质特征的关系，并且赋予生殖器活动以适当地位，那么你们就处于强有力的位置来决定什么是“性的”的特性。但是，如果真的如此，我们就不再有分歧了：它不过是生殖器官和其他器官之间的一个问题罢了。然而，其他器官可以用来代替生殖器官来寻求性的满足的论据很多，如就正常的接吻、淫荡的变态实践，或癔症症状来说，原属于生殖器官的刺激信号，感觉和冲动，乃至于生殖器的勃起等通常可由其他的器官或较远的身体区域所取代——如上至头和脸等。这样，你们看作性的主要特性的东西都不再存在了，于是，你们无疑会像我一样不得不下定决心将所谓“性的”的描述也扩展到童年期的寻求器官快乐的早期活动。

现在为了进一步合理化，还有其他两点必须请你们思考。像你们所知道的一样，我们把儿童早期所有寻求快感而不十分明确的活动称之为“性的”，因为在分析过程中，我们由症状而得出这种活动，我们所采用的都是无可争辩的性材料。请允许我假定它们自身不必是性的，但请让我用一个类似的例子来说明。假如有两种不同的双子叶植物，像苹果树和豆科植物，我们无法观察其种子发展的经过，但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都能够从充分发展的单个植物回溯其发展过程，直到起初为带有双子叶的种子植物。这双子叶很难辨别，它们在两种例子中十分相似。那么我是否因此可以断定它们最初真的很相似，只是到了后来植物发展时才产生苹果树和豆科植物之间的特殊差异呢？或者是否从生物学的角度更正确地相信这种差异虽然在双子叶里看不出来，但这种差异早已存在于种子植物之中呢？而我们把婴儿寻求快感的活动称作是“性的”，也是出于这个道理。这里我不能讨论是否各种器官快乐都应被称为性的，或除了性的以外是否还有另外的快感不能称为“性的”。对于器官快乐和其决定因素我知道得实在太少；根据一般的回溯分析的特点，如果现在对于最后所得到的东西是不确定的因素，我并不感到吃惊。

还有一件事，总的来说，你们想要做出的假设——儿童的性纯洁——缺乏论据，即使你们成功地使我相信最好不要以为婴儿的活动具有性意味。因为儿童的性生活从3岁起已确信无疑地表现出来了：大约在这个时候生殖器官已开始萌动，这个时期幼儿开始手淫，或经常地手淫来寻求生殖器官的满足。性生活的心理和社会观察也不容忽视；对象的选择，对特殊人的情感偏好、决策，甚至偏爱某一性别、妒忌等，所有这些都先于并独立于精神分析而为公正的观察事实所确立；并且它们还可得到留心观察幼儿行为表现的任何观察者的证实。你们会反对说你们从来都不怀疑情感的早期觉醒，只是怀疑这种情感是否带有“性的”特点。确实3至8岁的儿童已学会了隐藏这些情感。如果你留心的话，你会收集到足够多的有关这种情感的“性”目的的证据，而你们在此之后还缺乏的东西都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分析探索得以很好的补充。这一生活时期的性目标和我已给你们举过的一些例子中的性的窥探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当然，这些目标的变态特点依赖于儿童的组织成熟，因为他还没有发现性交的目的。

从6岁到8岁起，我们可以看到性发展的停滞或退化现象。这种情况是最为有利的文化作用的结果，应当被称为潜伏期。这种潜伏期也可以缺省：这个时期性活动和性兴趣不必完全停止。潜伏期开始之前的大多数经验和心理冲动现在成为幼儿健忘症的牺牲品——这就是幼儿期经验的丧失（我们已讨论过），因此，我们就不能再次回忆起早期的经验了。各种精神分析的任务都是将这种遗忘了的时期召回到记忆之中。我们不能不假定这时期的性生活从开始就为其被遗忘提供了动机——实际上，这种遗忘是一种压抑的结果。

从3岁起，儿童的性生活和成人的已有很多相同之处。就我们所知，与成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儿童的性生活由于生殖器尚不成熟而缺乏稳定的组织；变态特性的存在；以及整个倾向十分微弱。从理论的观点来看，这种最为有趣的性阶段或我们称之为力比多阶段（libidinal）的发展早于这个时期。这个过程发展得很迅速，我们甚至不能成功地通过直接观察把握其稍纵即逝的情形。只有在精神分析对神经症的探索的帮助下，才有可能辨别清楚更早期的力比多发展情况。这些都是构想，如果你们进行实际的精神分析工作，你们就会发现它们是必要的和有用的构想。你们不久就会知道它是如何得出的，病态的现象时常能够使我们弄清楚那些在正常的情况下容易忽视的情况。

这样，我现在可以给你们描述确立生殖器的主要地位之前儿童性生活所采取的形式。这在潜伏期之前的幼儿初期就已经有了基础，从青春期开始有了永久的组织。在这种生活早期，有一种松散的可称为“前生殖的”（pregenital）组织存在。在这个阶段处在前面的不是生殖部分的本能，而是虐待狂的和肛欲的本能。这里“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区别尚不起作用。它的位置由“主动的”和“被动的”之间的区别所取代，而这个区别可看作性的“两极性”（polarity）的先驱。我们从生殖器阶段的观点来看时，所有男性的表现容易转变为支配的冲动，并且有时还易于转化为虐待行为。带有被动目标的倾向则多与这个时期很重要的肛欲的性感带有关，窥视和好奇的本能强有力地在起作用；生殖器实际上在性生活中只起排尿的作用。这个阶段的部分本能并不是没有对象，但这些对象不必合成为单一的对象。这个虐待的、肛欲的组织是性器主导阶段的直接先导。深入细致的研究表明，这个组织在后来定型的状态中保存多少，并且研究也表明这些部分本能是被迫通过什么途径而能够在新的性器组织（genital organization）中占据其位置的。[[[弗洛伊德后来在施虐的肛门阶段和生殖组织之间插入了一个“生殖器”阶段（弗洛伊德，1923e）]]]在力比多发展的虐待的、肛门的阶段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早的、更为原始的组织阶段，其中嘴这个性感带起主要作用。你们可以猜测到，吸吮的性活动属于这个阶段。古代埃及人的艺术、绘画中的儿童都把手指放在嘴中，包括神圣的贺鲁斯（即埃及的鹰头神）也是如此，他们对人性的理解令人敬佩。最近的阿伯拉罕（1916）也通过例子说明，这种原始的口欲阶段在后来的性生活中依然得到了保存。

先生们，我可以假定这最后所讲述的性组织与其说是教你们，不如说是为你们设置障碍，这可能是由于我讲得太细的缘故。但你们一定要有耐心。刚才所讲到的内容对你们以后的应用是很有价值的。目前你们应坚信性生活（我们称作力比多机能）不是一经发生就有其最后的形式，也不是按照自己的样子发展起来的，而是经过了各种各样的不同阶段。因此，它的发展是重复多次的，正像毛虫变为蝴蝶的情况一样。这个发展的转折点是将所有的性本能组成部分从属于性器的支配，并且使性生活受生殖机能的支配。在此之前，性生活被描绘为错乱——不同的组元本能独立地活动寻求器官快乐。这个无政府状态受到“前性器的”（pregenital）组织的原始的调节——先于虐待、肛欲阶段的或许是更为原始的口欲期。另外，还有许多仍不完全知道的过程。这种过程从一个组织阶段过渡到随后一个更高的阶段。我们随后会知道1933力比多发展所经过的许多时期对于了解神经症究竟有什么意义。

现在我们接着谈这种发展的另外一面——即部分性本能与其对象的关系。但我们对这种发展只能做粗略的说明，以便多留些时间来论述它的后果。性本能的一些组成成分，起初具有对象并且坚持不变——例如，支配的本能（施虐狂）和窥视本能。其他的则与身体的某个特殊的性感区具有更为确定的联系，只有它们一开始仍与无性机能的身体部位相联系才有了对象。而当它们从这些机能中分离出来时，才放弃这个对象。这样性本能口欲部分的第一个对象是母亲的乳房，它满足婴儿的营养需要。在为营养而吸吮时这种情爱成分原也可以满足，但在为吸吮而吸吮的动作里则使其独立出来；它放弃了外部的对象，而代之以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口欲本能复为自淫的，这与肛欲以及其他性感本能一开始便为自淫的相类似。简要地说，进一步的发展具有两个目标：（1）放弃自淫，再次以外界的对象取代自己身体。（2）将各种单独本能的对象组合起来，由一单独的对象来取而代之。当然，这只有在目标对象再次为和自己一样的整个的身体时才可获得。除非许多自淫的本能被化为无用的东西放弃，否则这也很难奏效。

发现对象的进程是相当复杂的，并且至今对此还没有有关的详尽论述。为了我们的目的，可特别地指出以下事实：在青春期之前的童年期，当这一过程在某些方面已完成时，那么所发现的对象几乎与口欲的快感本能由营养而选取的最初的对象是一致的。1934尽管实际上不是母亲的乳房，但至少可以说是母亲。因此我们称母亲为第一个所爱的对象。因为我们所说的爱着重于性倾向的精神方面，而暂时不管或抛开这种倾向的身体的或“肉体”的本能要求。在儿童以母亲为爱的对象时，他们已开始受到压抑作用的影响，并且开始忘记自己性目标的某一部分。这种以母亲为爱的对象的选择称为“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这在对神经症的精神分析解释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成为人们反对精神分析的重要原因。1935

欧战时发生这样一个故事：在波兰的某个德军前线上，有一位信仰精神分析的医生，他由于有时对病人有出人意料的影响，引起同事们的注意。在人们问及他的时候，他承认自己使用的是精神分析方法，并说他准备将他的知识传授给其同事。这样，军队里的医生、他的同事和他的上级每晚都聚到一起听他讲精神分析。开始的时候，演讲进行得很顺利，但在他讲到俄狄浦斯情结时，一位长官对此表示怀疑，并指责他把这种事讲给为国捐躯的勇士及做父亲的人，不免使人感到低级趣味，这样，他被禁止再进行这种演讲。结果，这位分析家不得不转移到前线的其他部分。然而，如果德国的胜利要求科学以这种方式得到“组织”，这在我看来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并且在这种组织之下，德国的科学也不会繁荣起来。

你们现在可能急于知道这种可怕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内容。从它的名字就可知其意。你们都知道希腊传说中的俄狄浦斯国王的故事，受命运的决定，他要杀父娶母，他竭尽全力来避免这神谕所预言的命运，但最终当他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竟真的犯了这二重大罪，于是深悔不已，自己将双目刺穿来作为惩罚。索福克勒斯将这个故事改编为悲剧，我希望你们大都可以自己体会这个故事的动人之处。这位雅典的剧作家的作品展示了一种方法，即通过长时间巧妙的询问，以及新证据的不断发现，使俄狄浦斯很久以前的习性逐渐暴露出来，这种询问的经过与精神分析的进程具有某种相似之处。在对话中，不明真相的母亲和妻子约尤斯达对这种持续的询问表示反对。她表示有许多人都梦到与其母同居，但这种梦应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则认为不应轻视梦——尤其是许多人都做过的典型的梦。我们坚信约尤斯达所指出的梦与这种传说的怪诞可怕的内容具有密切的联系。

令人吃惊的是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并未引起听众的怒骂——这种反应与那位头脑简单的军医（army doctor）相似，但更有理由。因为它基本上是一种不道德的作品：它描绘某种神力指定某人要犯某种罪过，即使由道德冲动反抗这种犯罪的行动，也都无济于事，最终使个人逃脱社会的法律责任。很容易假设作者想借这个神话故事表示其对上帝和命运的控诉，在对上帝进行批评和表示敌对的欧里庇得斯的手中，很可能确实有这种控诉。但是，对于虔诚的索福克勒斯来说，他绝不会有这种含义。他认为尽管上帝可以预定我们要犯某种罪过，我们也必须顺从其意志，这才称得上是最高的道德，甚至在它助长罪恶时也是如此。我想这种道德不是这个戏剧的要点，而且它对剧本的效果并不产生任何影响。观众并不会因此受到感动；他的反应不在于此，而在于传说本身的神秘意义和内容。他的反应就好像是通过自我分析，他已认识到了自身的俄狄浦斯情结，并且上帝和预兆的意志就是他自己的潜意识的令人高兴的化装物。似乎他被迫记住两个愿望：去除父亲和取代父亲的位置娶母为妻。他又对这两个愿望感到可怖。他明白剧作家的声音就好像在对他说：“在与这些罪恶意图的对抗中，你对你的责任进行抗争和对你所做的一切进行反抗，这些都是徒劳的。你对无法打消这些恶念感到内疚；它们仍然存在于你的潜意识之中。”这其中包含着心理学的真理。即使将自己的邪恶冲动压抑到潜意识中，并且想要随后告诉自己他已不再对它们承担任何责任，但他仍然以罪恶感而意识到这一责任，尽管他并不知道这种罪疚感的基础。[[[参见第13讲近末尾处的一段话。]]]

无疑，俄狄浦斯情结可被看作这种罪疚感的最重要的源泉，神经症患者时常深受磨难。除此之外：我于1913年出版一本名为《图腾与禁忌》的书，书中探索了有关人类宗教和道德的起源问题，我提出一种假设，认为有史以来人类的罪恶感或许来自于俄狄浦斯情结，而这种罪疚感是宗教和道德的起因。我很高兴对此再多说几句，但最好暂时把它搁置一下。一旦人们提到了这个话题，就很难打断；而我们现在必须回到个体心理学上去。

在潜伏期之前，儿童选择对象的时候，通过直接观察我们可以从中收集到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什么东西呢？很容易看出小男孩想要独占母亲，而感到父亲的存在是个妨碍。他还时常直接地用语言表露自己的情感，答应其母亲长大后要娶她。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与俄狄浦斯情结不能相比，但事实上却足以相比了，从根本上说它是一回事。同一儿童有时也对父亲表示好感，这种观察事实时常使我们迷惑不解，但是，相反[或最好是说“两极性的”（ambivalent）]1936的情感态度在成人中可引起冲突，但在儿童身上则可以长时期地并行不悖，正像这种情感后来永远彼此存在于潜意识中的情况一样。你们也许会反对说小男孩的行为来自于自我动机，没有根据说是一种性欲情结，儿童的母亲关心他的所有需要，所以他就想阻止母亲去照顾别的人。这也是事实。但就这种或其他类似的情境来说，自我的兴趣1937也只是为有关的情欲倾向提供支持而已。小男孩对其母亲可以表现出最为明显的性好奇，他可能坚持晚上睡在母亲旁边，他可能坚持在室内看母亲更衣，甚至可能采取实际的试图诱奸的行动，作为母亲时常看到并笑着叙述这样的情况——所有这一切无疑表明他与母亲之间的性本质联系。我们不能忘记，母亲同样照看小女孩却没有产生同样的结果1938；同样，父亲对于男孩的照料也常和母亲一样无微不至，但却得不到男孩子对母亲那样的重视。总之，任何批评都无法取消情境中的性偏爱的因素，从儿童的自我兴趣的观点来看，小家伙如果只允许一个人而不是两个人照料他，那岂不是太过于愚蠢了吗？

像你们看到的一样，我只描述了男孩与其父母的关系。对于小女孩来说，情况也大致如此1939：她与父亲产生情感依恋，想要除掉母亲并取而代之，有时还仿效成年妇女的撒娇——这只会使我们感到她可爱，尤其是对于小女孩来说，这使我们忘记潜藏于这种婴儿情境背后的严重后果。我们应指出的是父母自己时常对唤起孩子的俄狄浦斯态度产生决定的影响。因为父母对孩子的宠爱也遵循性别吸引的选择，对于多个儿童来说，父亲对其小女儿表现出明显的偏爱，而母亲则偏爱其小儿子。但是，儿童中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自发本质甚至不可能受这个因素的严重影响。

在另一个新孩子到来的时候，俄狄浦斯情结被扩大为一种家庭的情结。这使自我的利益受到损害，于是对于接受新的弟弟或妹妹产生一种厌恶之感，并且希望去除他们。一般来说，儿童更容易口头上表达出这种恐惧的情感，而对由父母情结所引起的有关情感则较为隐蔽。如果这种愿望被满足，并且不久这种家庭所不需要的小东西死去了，那么我们从这随后的分析可以发现这种死亡对于儿童来说是一种重要的体验，即使这不必仍然固着于其记忆之中。如果一个儿童因母亲又生了一个孩子而使他处于次要的位置，并开始与母亲相隔离，那么他不会很容易地原谅母亲使自己丧失这个位置的；这时成人才有的被称为痛恨的情感在他心目中引起，并且时常成为一种永久的隔膜的基础。我们已提到过性探索及其所有后果通常和这种关键的经验有关。随着这些弟弟妹妹的成长，这位男孩对于他们的态度会产生十分明显的变化。他可能会把他的妹妹作为爱的对象，从而替代他那不忠实的母亲。如果属于有几个哥哥同时争夺一个小妹妹的情况，那么这种不友好的敌对环境（这对于以后的生活十分重要）在托儿所中就已发生。一个小女孩子可能用她的年长的哥哥作为父亲的替代，因为父亲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对她具有强烈的情感兴趣。或者她可能把小妹妹看作是她幻想为父亲所生的孩子的替代。

通过对儿童的直接的观察和通过对儿童所保留下来的不受分析影响的有关童年期的清楚的记忆的讨论，你们可以看出这种和其他很多种相类似的事实。从此你们可以推想到儿童在其兄弟姊妹中的排行会对他后来的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对于个人的生活史来说，这一点是值得考虑的。但更为重要的是，有关的信息随处可得，你们在回想起科学上对这种阻止亲属乱伦的理论的解释时，难免会哑然失笑了。这方面的发现是无穷尽的。据说性倾向会从同一家庭的异性成员身上转移开去，因为他们从小时起就居住在一起；再者生物学中具有反对纯种繁殖的趋向，所以人们在心理上对乱伦感到可怖。所有这些都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如果确实有一些抵抗乱伦的诱惑的自然障碍，那么法律和风俗便没有必要做出严重惩戒的规定了。事实恰好相反，人们的第一个选择对象通常属于乱伦范围的，男孩以母亲和姐妹为对象；为了避免这种幼稚的倾向得以实现，就需要严厉的阻止。在现在仍然生存的原始民族中，以及在野蛮人中，这种反对乱伦的禁忌甚至比我们所想的更为严厉。赖克（1915～1916）在其最近的著作中说，野蛮人把青春期作为“再生”（rebirth）的代表，而青春期所举行的仪式则表明了男孩已从对母亲的乱伦的依恋中解脱出来，并恢复了对父亲的情感。

神话会告诉你们，人们对这种乱伦感到恐怖，但却允许上帝这样。你们还可从古代历史中得知与姐妹的乱伦婚姻是统治者们的神圣义务（如在埃及和秘鲁），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则没有这种特权。

与母亲乱伦是俄狄浦斯的一种罪恶，杀父乃是另一种。而人类的第一个宗教制度，即图腾则禁止这两种大罪。1940

让我们现在从对儿童的直接观察转向对成为神经症患者的成人的分析考察。这种分析对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进一步认识有什么帮助呢？这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分析可以证实传说中所描述的所有东西。这些神经症患者自身都是俄狄浦斯，或者说，他们在对这个情结做出反应时都成了哈姆雷特。1941当然，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分析发现比起婴儿所有的更为显著而广泛。对父亲的怨恨，杀死他的愿望已不再被胆怯地隐藏起来，对母亲的情感公开承认其目的在于要占有母亲。我们真的应把这些浓厚强烈的情绪冲动归于童年期吗？或者是在分析时无意中引入了一些新因素而使我们受到欺骗了呢？这不难发现。每当有人叙述一件过去的事情时，即使他是一个历史学家，我们必定认为他不免无意中使过去的时期带有现代和近代的色彩，所以这些过去的事件是不可靠的。在一个神经症病例中，这种由现在解释过去是否是无意图的仍然是个问题；随后，我们将不得不为此寻找理由，而研究整个“追溯往昔的幻想”（retrospective phantasying）问题。1942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对父亲的怨恨由许多来自于随后的和环境的因素而加强，并且对母亲的性愿望也转化成为儿童十分陌生的形式。但是，通过“追溯往昔的幻想”和后来所引起的动机来寻求解释整个的俄狄浦斯情结，那是徒劳无功的。它的幼时的核心和其或多或少的附属物仍然保持着，这可以通过对儿童的直接观察来证实。

由分析俄狄浦斯情结所得到的临床事实具有很高的实际意义。我们知道在青春期性本能首次开始全力寻求其满足时，它再次转向过去熟悉的乱伦对象，来发泄其力比多1943。婴儿的目标对象只是虚弱无力的东西，但它却为青春期选择对象指明了方向。这样，青春期有一种十分强烈的情绪过程形成，并指向俄狄浦斯情结的方向，或对它表示反抗。然而，由于意识已知道严于防御，所以这些情绪过程还必须大部分都仍然存在于意识之外。从此之后，人类个体不得不使自己致力于摆脱父母束缚的重大任务之中，而且只有在完成了这个任务之后，他才可能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成为社会团体的一员。对于儿子来说，这个任务包括将其力比多愿望不再以母亲为目标，而且转向对真正的外界所爱对象的选择之上，并且如果他仍然敌视父亲，那么他必须尽力和解；如果他无法反抗而一味地顺从，那么他就必须尽力不受控制。这些任务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而且显然很少是以理想的方式得到处理，也就是说在心理上和社会上两方面都是正确的方式。然而，对于神经症来说，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儿子使其整个生活都仍然屈从于父亲的权威之下，并且他不能使其力比多转向外部的性对象。对于女儿来说也是同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俄狄浦斯情结可以被看作是神经症的病因。1944

先生们，像你们可以想象的一样，我只粗略地讲述了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大量的在实际上和理论上都很重要的事实。对于其他的各种变式，或可能的倒退，我就不讲了。1945对于它的较为遥远的联系，我在此只想做更深一层的提示：它对于文学作品具有深远的影响。在兰克（1912）的一本很有价值的著作中，他指出各个时期的剧作家多取材于俄狄浦斯和乱伦情结，以及其复式和化装。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远在精神分析产生以前，俄狄浦斯的两种罪恶的愿望就被看作是无法阻止的本能生活的真正表现。在百科全书学派狄德罗的著作《拉摩和侄儿》中，你们可以找到下面一段著名的对话，它由大诗人歌德译成德文：“如果这个小野蛮人（指小孩）自行其是，保持其一切愚蠢的东西，并且在其儿童时代除缺乏理性之外，再加上30岁成人所有的激情，那么他将与父亲搏斗，而与母亲同睡了。”1946

还有一些事情，我在此不能不讲俄狄浦斯的母亲并妻子可以用来对梦进行解释。你们还记得我们梦的分析的结果吗？——也就是，构成梦的愿望如何常有性变态和乱伦的意味，或梦者怎么表现出对于最亲爱的人的意外的敌对呢？那时，我们没有解释这些邪恶的冲动的起源。现在你们自己就可以找到。它们是力比多和对象能量贯注（object-cathexes）1947的分配，它们源于婴儿早期，并且早已在意识生活中被抛弃，但在晚间仍然出现，并且具有一定的作用。然而，由于不仅神经症患者而且每个人都体验过这些性变态、乱伦和杀人的梦，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现在正常人都曾经历过性变态的现象和俄狄浦斯情结，不同之处在于由正常人的梦的分析所发现的现象，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表现得更为严重、更为猥亵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讲神经症之前先来讲有关梦的研究的原因之一。

第22讲　有关发展和退化的一些认识：病因学

女士们，先生们：

你们已听过力比多机能要经过长期的发展，然后才可能起到其正常形式的生殖机能。我现在想要把你们的注意力转向这个事实在引起神经症中的重要意义。

我想我们同意一般的病理学理论，假定这种发展涉及两种危险——一是停滞（inhibition）；二是退化（亦译“退行”、“倒退”，regression）。也就是说，根据生物过程的一般变异趋势，并非每一个预备阶段都要经历同样的成功和完全的取代，部分机能可能永远在这些早期阶段被阻止，并且整个的发展就会有某种程度的停滞。

让我们从其他的知识领域中寻找与这些过程相类似的东西。像人类历史的早期时常发生的情况一样，一个民族离开他的故乡去寻求一个新的领地，我们可以肯定他们必然不会全部到达那个新的领地。除了一些死亡者外，通常总有一部分移民在中途停下，定居下来，而其他大多数的人则继续向前行进。或者，再如另一个就近的比喻，在高等哺乳动物中，你们都知道雄性的性腺本来深深地位于腹腔之中，而在胚胎的某一发展期中它开始一种运动，这使它们移植于盆腔顶端的皮肤之下。这种迁移运动的结果，我们发现一些雄性个体的这一对器官或其中的一个停留于盆腔之中，或永远滞留于他所必须经过的腹股沟管之中，或者这个腹股沟管在性腺通过之后，本应关闭却仍然打开着。再如，当我是个年轻的学生时，我在布吕克（E. W. Brücke）的指导下，从事我最初的科研工作，我关注于一个很原始的小鱼脊髓的背部神经根的起源。1948这些神经根的神经纤维由灰色体后角内的大细胞发展而来，这种情形在其他脊椎动物身上已找不到了。但是不久之后我也发现这种神经细胞出现于整个后根的脊髓神经节上的灰色体外，而由此我推断出这个小鱼的神经细胞在通过的路线上，也有许多在中途停留下来。这也可由它们进化的历史看出。但在这种小鱼中，它们移动的整个道路都仍留在后面的细胞来证实。1949

如果你们仔细地研究一下，就会很容易地发现这些比喻的缺点。因此我直言相告，各个性的冲动的单独部分都可滞留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尽管其他的部分可以到达他们的最终目标。这里你们会认识到每一个冲动都可看作一条溪流；从生命开始时起，就不断地流动着，并且这个流动可以看作不断的运动。你们感到这些观念需要进一步说明才是合理的；但这样做不免会离题太远。进一步讲，我们假定一部分的倾向在其较早阶段中的停滞叫作固着（fixation）或本能的固着。

这种发展阶段中的第二个危险在于那些已经向前进行的部分也可能很容易地向后退回到早期的发展阶段——我们把这称为退化。如果一种倾向的机能的实施（即获得其目标满足），在其随后的或更高的发展形式中遇到强有力的外界障碍，这种趋向便只有向后转，形成这种退化。我们可以认为固着和退化相互依赖。在其发展道路上固着愈强大，那么其机能也愈容易被外界障碍所征服，并退到那些固着之处；也就是说愈是新近发展的机能，愈难以抵抗发展道路上外界的困难。例如，如果一个迁移中的民族，在其迁移中有大多数人都停留于中途，那么，前进更远一些的人在遇到强有力的敌人或被打败时，很可能会退回到那些中途停留的地方。并且他们在迁移中留到后面的人数愈多，被击败的危险也就愈大。

你们不应对固着与退化之间的关系置之不理，它对于你们理解神经症十分重要。这会为你们解决神经症是如何引起的问题奠定稳固的基础。我们不久就会讨论神经症的病因学（亦译“病源学”，aetiology）问题。

现在我们进一步讨论退行问题。在你们学习了有关力比多机能的发展情况之后，你们接下来要学习两种形式的退化：（1）退回到力比多发泄的第一个对象，我们已知道这种对象具有乱伦的本质；（2）使整个性组织退回到更早的阶段。这两种退化形式都会在“移情性神经症”中找到，并且在其机制中起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退回到力比多的第一个乱伦对象这种形式是神经症患者常有的现象。如果还要讨论另一类“自恋性神经症”（the narcissistic neuroses），那么对于力比多的退化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讨论，但是，在此我不想多说。1950这些症状既可以给我们提供尚未讲到的有关力比多机能的其他形式的发展过程的结论，又可以向我们表明与这些过程相对应的新的退化形式。但是首要的，我想应警告你们现在不要混淆退化和压抑作用1951的区别，并且帮助你们形成一个有关两种过程的关系的一种清晰的观念。你们应记得压抑作用是指一种心理活动本可以成为意识的（也就是说，它本属于前意识系统），但却被改造成为潜意识，从而被推回到潜意识系统之中的过程。1952我们也可把压抑作用说成是潜意识的心理活动，是在意识阈限之处，受到稽查作用的阻止，而不能进入前意识系统的过程。可见，压抑概念不必涉及性欲，我必须请你们特别注意这一点。它只是一个纯粹的心理过程，我们最好把它称作是“地形学”的过程，我们想说的是，它是指我们所假定的心理区域；或者，如果我们放弃这些简陋的假设，那么我们可以再换一个说法，就是指由有关几种相区分的精神系统所形成的一种心理构造。

我们所提出的比喻使我们的注意力首次转向这样的事实：我们的退化一词是狭义的，而非广义的用法。如果我们赋予它广义的用法（即从更高的发展阶段回到较低的发展阶段），那么压抑作用也可能被附属于退化概念之下了，因为它也可以被描绘为一种心理活动发展中所有退回到较早或较低阶段的现象。然而，在压抑情况下，这种倒退运动与我们无关，因为在一种精神活动被阻止到更低的潜意识阶段时，我们也从动力的意义上来使用压抑作用。可见压抑作用是一种位置的、动力的概念，而退化作用则是一种纯粹的描述概念。然而，我们前面曾把退化作用与固着作用相提并论，这里的退化作用乃是专指力比多退回到发展的停顿阶段的现象——也就是说它在某种本质上与压抑作用完全不同，并且完全独立于它的东西。我们不能将力比多的压抑作用称为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过程，并且我们也不能告诉你们在心理构造中的哪个地方固定它。尽管它对心理生活确实产生最强有力的影响，但它作为主要的因素却仍然是机体的。

先生们，像这样的讨论容易使人感到乏味，所以，我们转向临床的材料，以便找出实际中的较有意义的东西。你们知道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是两种主要的移情性神经症的代表。就癔症来说，其力比多的退化已到达最初的乱伦性对象，并且这种情况时常发生；但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退回到性的组织的早期阶段。因此，癔症机制中的主要部分由压抑来起作用。如果可以采取大胆地推断来补充这种神经症的已有知识，我可以这样解释其情形：在原初的生殖器统治之下的部分本能，已经联合起来，但这种联合的结果，遭受到来自和意识有关的前意识系统的抵抗。这样，生殖器组织可很好地用于潜意识，但不能以同样的方式用于前意识；而且这种对前意识部分的拒绝引起一种类似于生殖区占优势前的状态。但这在实际上又是十分不同的东西。

在力比多的两种退化形式中，退回到性组织的前一阶段的那一种更令人感到惊奇。因为这在癔病中是不存在的，还因为我们对于神经症的整个观点，又过分地受到目前有关癔病研究的影响，所以我们认为力比多退化作用远比不上压抑作用重要。如果以后我们在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之外，再增加其他种类的神经症（如自恋神经症）的研究，那么我们现在还要做进一步的扩充和修改。

相反，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力比多退化到从前虐待的、肛门的组织阶段，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而且决定了症状应有的方式。这时，爱的冲动在发生时被迫将自己化装为施虐狂的冲动。这种强迫观念，即“我想要杀你”，当它摆脱了某些附加而不可省略的成分时，其根本意义则是“我想要享受你的爱！”如果你们进一步想到这个冲动既然又退回到原来的主要对象之上，同时只有最亲爱的人才能满足这个冲动，那么你们可以想象得到患者由这种强迫观念会引起什么样的恐怖，同时这些观念又怎么是他的意识所不能解释的了。但是，压抑在这些神经症的机制中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尽管我们的粗略介绍很难证明这种作用。一种没有压抑的退化不会产生神经症，但它会导致性变态现象。由此，你们可以看出压抑对神经症来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过程，并且是它们的最主要的特征。或许我后面有机会告诉你们我们所知道的性变态现象的机制，并且你们会看到这些现象并不像我们揣想的那么简单。1953

先生们，我想你们最好将我给你们所讲的有关力比多的固着作用和退化作用的知识看作是探索神经症病因学的准备，至此，我只给你们提供了一条有关的信息：如果人们的力比多满足的可能性被剥夺，那么他们会患神经症（也即我所说的由于“挫折”而引起疾病），而他们的症状正是其挫折满足的一种替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阻止力比多满足的每一挫折都会使人发生神经症，而只不过是说，挫折的因素可以在我们所观察的每一个神经症病例中被辨认出来。这样，像逻辑学家所说的，这个假定是不能翻过来讲的。无疑你们也一定会理解这种假说的意思，它不想揭示神经症病因学的全部秘密，只不过想用来对这样一个重要而不可缺少的条件进行强调而已。

为了对这个论题做进一步的探索，我们是讨论挫折的本质，还是思考受其影响的人的特殊性格呢？毕竟挫折极少是普遍和绝对存在的。为了进行病因学的探索，影响满足方式的必须恰好是那人所渴望的，而且可能是唯一的满足方式。一般来说，人们可以有许多方法来忍受力比多满足的剥夺，而不至于使其最终发病。首先，我们知道人们能够忍受这种剥夺，而不会受到伤害：尽管他们在忍受渴望时会感到不快，但他们并不会生病。其次，我们必须牢记性本能冲动是有极大的可塑性（plastic），如果我们这样表达的话，它们中的一个可被另一个所取代，一个可以接管另一个的强度；如果一个冲动在实际中受到挫折，那么另一冲动的满足，则可以提供完满的补充。它们彼此相互联系，就像一组装满液体的水管，相互连接成网状1954；尽管它们都受到生殖器官的原初控制（受控制的条件难以想象得出来），也不免如此。再者，性生活的组元本能和来自于它们的性冲动都可以彼此交换对象——也就是说，都可改换成一种容易获得的对象。而这种彼此变换和迅速接受替代物的能力，当然会对剥夺的结果产生一种强有力的相反的影响。在这些预防因剥夺而致病的过程中，有一种已获得了特殊的文化意义。由于有了这个过程，性冲动就能够放弃从前的部分冲动的满足或生殖的满足目的，而采用一种新的目的。而这个新的目的虽然其起源和第一个目的具有一定的联系，但它已不再被看作是性的，而应被称为是社会的。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为“升华作用”（sublimation），与一般的估价相适应，我们说过社会的目的置于性的目的（根本上说是利己的）之上。顺便说一下，升华作用只是一个特例，其中性的冲动与其他的非性的冲动相联系。我们以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1955

你们现在可能会感到由于有了这些忍受剥夺的方法，那么剥夺可能已无足轻重了。不然，它仍然是有其致病的力量。这些应对措施从总体上说还是不够的。人们所能承受的力比多不满足的程度毕竟十分有限。力比多的可塑性或自由灵活性并非每一个人都完全具有的。许多人的升华能力是十分微小的，而且即使有升华作用，这种方式也只能使力比多的一部分得到发泄。这些限制中最重要的是力比多的自由灵活性，因为一个人的满足依赖于很少数目的目标对象的获得。你们还记得力比多的不完满发展，有可能使其固着于早期的性组织（实际上大都不能满足）及对象的选择，这些固着的范围很大（有时数目也很多），并且你们可以认识到力比多固着这个第二强有力的因素与挫折结合到一起成为疾病的原因。你们可以概括地认为，在神经症的病因学中，力比多的固着表示内在的成因，而挫折则代表偶然的外在的成因。

我趁此机会警告你们，不要在没有必要的争论上表明你们的立场。在科学事业中，人们很喜欢选择一部分真理，而把它当作整个的真理，并因为支持这一部分，而对其他的表示蔑视。正是以这种方式，一些学派的观点已从精神分析运动中分裂了出去。一些人承认自我本能而否认性本能，而另一些人则只看到生活现实的影响，而忽视个体以往的生活经验的作用，诸如此类，不胜枚举。1956这里还有一个未能解决的争论，就是神经症究竟起自于内因呢，还是外因呢？它们究竟是某种身体构造的必然结果呢，还是产生于生活中的某种有害的（创伤）经验呢？更进一步讲，它们来自于力比多的固着（如性构造的其他特点）呢，还是来自于挫折的压力呢？这种困境在我看来正好像下面的一个疑问一样：即小孩是来自于父亲的生殖活动呢，还是产生于母亲的怀孕呢？你们可能会说这两个决定因素都是不可缺少的。神经症的例子虽然与此不尽相同，但都与此很类似。就起因来说，神经症例子可排成一个连续不断的系列，其中有两个因素（性构造和经验，或者力比多的固着和挫折），可以这样表示：如果一个较占优势，那么另一个就按比例而退到不显著的地位。而在这个系列的一端你们肯定可以说出一些极端的例子：这些人由于其力比多的发展与常人有区别，所以不管他们有什么遭遇或何种经验，或者不论他们生活如何地适意，最终总难免会得病。而在这个系列的另一端，还有另一类的极端例子，即生活不给他们造成很多这样那样的负担，那么他们肯定不会得病。对于处于二者之间的情况来说，性构造中的倾向的因素和他们生活中的决定性经验此消彼长混合到一起，如果他们没有经验，那么单靠性的构造不足以形成神经症，同样，如果他们的力比多有正常的构造，那么生活的变化也不足以使他们生病。在这个系列里，我或许某种程度地倾向于性的构造因素，但这依赖于你们究竟选择把神经症疾病的界限扩展到多远而定。

先生们，我提议我们应将这种系列称为“互补系列”（complemental series），并且我先告诉你们，我们还会有机会来建立其他这种同样的系列。1957

力比多依附于特殊的趋向和对象的固执性[我们将这称为力比多的“附着性”（adhesiveness）]，以独立的因素出现，随人而异，其决定因素我们尚不清楚，但其对神经症病因学的意义，我们则当然不能再低估。1958另外，我们也不应过高估计这种联系的密切程度。因为同样的力比多的附着性发生于正常人的很多种条件之下（不知为何），并且人们发现它是性反常者的决定因素。甚至在精神分析之前人们已经知道（如比纳，1888），在性反常者的记忆中，常清晰地保留着小时候所有的变态本能的趋向或对象选择的印象，后来力比多仍然附着于此，直至终生。这时常不可能解释这种印象对力比多为何能有这种强烈的吸引力。我想描述一个我亲自看到过的例子。

这个男子至今对于女人的生殖器及其他一切诱惑都无动于衷，但是，他对于穿某种特殊形式鞋的脚却具有难以遏制的性兴奋。他回忆起6岁时的一件事，这造成了他力比多的固着。那时他正坐在保姆旁的凳子上，跟保姆读英文。保姆是位年长的、干瘦的、相貌平常的老处女，眼睛是深蓝色的，塌鼻而向上仰。那天她因一只脚受伤而穿呢绒拖鞋，她把脚放到软垫上时，腿部十分得体地隐而不露。而到了青春期的他偷偷地尝试了正常的性行为之后，只有那种类于保姆的瘦削而且有力的脚才成为他唯一的性对象。如果与这种脚有关的其他特点能使他联想起那英国的保姆，他会深深地被吸引。然而，这种性的固着不会使他成为一位神经症患者，但可以使他成为性变态者——我们将此称为脚的崇拜者（foot-fetishist）。1959由此，你们可以看出尽管力比多的过分的未成熟的固着是神经症的必不可缺少的条件，但其影响远远地超出神经症的范围之外；但是这个决定因素本身也不一定致病，这正如我们已谈论过的挫折一样。

这样，神经症的起因问题似乎变得更为复杂了。实际上，精神分析的探索使我们认识到一个新的因素，这在我们的病因系列中尚未讨论过，而在那些由于突然患神经症从而失去健康的人们身上才最易于显示出它的存在。在这些人身上，我们时常发现充满愿望的冲动（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精神冲突）之间争斗的迹象。其人格的一部分拥护某种愿望，而另一部分则反对它们。如果没有这种冲突，就没有神经症存在。这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你们知道，我们的心理生活中时常有这种有待解决的冲突存在。因此，如果这种冲突要成为病因，无疑必须满足一些特殊的条件。我们必定要问这些条件是什么，这些病因冲突在什么心理力量之间起作用，以及这种冲突和其他的起因之间有什么关系。

我希望能就这些问题给你们以适当的回答，即使这种回答可能十分地简略，这种冲突由挫折引起，因为力比多得不到满足就会转向寻求其他的对象和途径。冲突的必要前提条件是，这些其他的对象和途径在部分人格中引起了不快，以至于施加了某种限制，使新的满足不可能实现。这便是症状的形成的出发点，我们随后再谈这个问题。1960然而力比多趋势受到阻止，它便成功地沿某种迂回的道路前进，而要打破这个阻力，还得采取各种化装的方式。这种迂回的道路是指症状的形成；这些症状是新的或替代的满足，由于挫折的事实，它已变得十分必要。

精神冲突（psychical conflict）的意义可以适当地以另外一种方式表示，即外部的挫折必须辅之以内部的挫折才能致病。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在与内在的挫折与不同的途径和对象相联系。外在挫折去除满足的一种可能性，并且内在的挫折又取消了另外一种可能性，而正是这两种可能性使冲突爆发。我以这种方式表示，是因为有一种秘密的内涵在其中。它隐含着内部的障碍在人类发展的史前时期来源于真正的外部障碍。1961

但是反对力比多趋势的力量来自哪里呢？致病的另一组冲突是什么呢？一般来说，这些力量是非性本能力量。我们将它们归结到一起就是“自我本能”（ego instincts）1962。对移情神经症的精神分析使我们还难以对这些本能做进一步的研究；至多我们从患者反抗分析中粗略地知道这些本能的性质。这样，致病的冲突在于自我本能和性本能之间的冲突。在许多的病例中，似乎在不同的纯粹的性趋向之间也可能存在某种冲突。但这实质上是一回事。因为在两个相冲突的性趋向中，我们可以说其中的一个为“自我调谐”（ego-syntonic）1963，而另一个则引起“自我防御”（ego’s defence）。因此，在自我和性欲之间仍存在着一种冲突。

先生们，当精神分析宣称一些心理事件是性本能的产物时，学者们都再三愤怒地提出抗议，以为精神生活中不仅仅是有性的本能和兴趣，还必定有其他的本能和兴趣存在，我们不能认为一切事件都来源于性等等。而人们如果发现自己曾以某种方式与其反对者达成一致意见，那也是令人十分愉快的。精神分析从未忘记也有非性的本能力量存在。这基于性本能和自我本能的清楚区分，无论受到他人怎样的反对，它能坚持的是神经症起源于自我和性欲之间的矛盾，而非性欲本身。精神分析虽然研究性本能在疾病和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但它从来都未否认自我本能的存在或重要性。只是精神分析始于对性本能的关心，因为移情性神经症使本能最易于研究，并且精神分析必须研究其他人所忽略的问题。

事实上精神分析也并非不关注人格的非性部分。从自我和性欲的区别来看，自我本能的发展有赖于力比多的发展，并且对力比多的发展也具有很大的影响。然而，我们对自我发展的熟悉程度远不及对力比多发展的了解，因为我们只有通过对自恋神经症的研究[[[在第26讲讨论。]]]才能对自我的结构有所认识。而在我们之前，费伦齐（1913）也曾试图从理论上来构建有关自我发展的阶段，并且至少有两点为我们判断这种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不相信一个人的力比多兴趣一开始就对立于自我保存的兴趣；相反，每个阶段的自我都力图与性组织的相应阶段互相协调而寻求适应。力比多发展的一系列不同阶段可能遵循一个规定的程序。但也不能反对这样的可能性，即这种事件的过程可能受到自我的影响，并且我们可以预料这两种发展阶段（即自我和力比多发展阶段）之间有某种平行或相对应的关系；确实这种适应的扰乱可能提供一种致病的因素。我们现在遇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果力比多在发展中强烈地固着于一个较早的阶段，那么自我会如何表现呢？自我可能接受这种固着，并且随后造成性变态的或幼稚的现象；然而，它也有可能对这种固着采取蔑视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自我在力比多经历一种固着的地方会体验到一种压抑。

这样，我们在神经症的病因学中发展了第三个因素，即冲突的倾向（tendency to conflict），它依赖于自我的发展，同样也依赖于力比多的发展。可见，我们对神经症起因的认识就更为完善了。首先，最为一般的前提条件是挫折；其次，迫使神经症朝某一特殊的方向发展的力比多固着作用；第三，冲突的倾向，它来自于反对这些力比多冲动的自我发展。那么这种情况并非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神秘而难以理解。然而事实上我们将会发现我们尚未完成这方面的工作。还有一些新的东西要增加，并且还有一些已熟悉的东西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为了给你们证明自我发展对于冲突的趋势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到神经症的形成，想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例子虽然出于想象，但并非就没有这样的事情。我将这个例子[根据内斯特罗的一个滑稽剧[[[约翰·内斯特罗（Johann Nestroy，1801～1862），在维也纳以其喜剧和滑稽剧而著称，关于内斯特罗的这个剧目的字面翻译是《底层和一层》；19世纪的维也纳和伦敦的社会习惯方面的差异需要加以改变。]]]名称，称为《楼上楼下》（In the Basement and on the First Floor）]。假如有管家住在楼下，而富有的主人住在楼上，他们都有自己的孩子，假定主人允许其小女孩与管家的小女孩在一起自由玩耍，并不对她们进行任何监视。那么，她们的游戏很可能是“顽皮的”，也就是说常带有性的意味；她们可能将自己装扮成父亲和母亲，相互窥视对方的大小便或者换衣服的动作，相互刺激生殖器官等。管家的小女儿或许会扮演诱惑人的女人的角色，虽然她只有五六岁，但已知道了很多有关性方面的事情。尽管这些游戏的动作通常时间很短，但足以引起这两个小女孩的性兴奋，而在她们的这种游戏整个地停止之后，这种冲动随后表现为多年的手淫行为。虽然她们的经历相同，但其结果却具有明显的差异。管家的女儿或许将继续其手淫行为，一直到月经期开始为止，她那时会毫无困难地终止手淫行为。几年之后，她或许会找到一位爱人，生一个小孩，她将从事这种或那种职业，并有可能成为一位著名的演员，以一位贵妇人的身份终其一生。当然，她也可能整个一生都默默无闻，但无论如何，她肯定不会因其未成熟时期的性生活而受到伤害，她不仅不会有神经症，而且还能够过上舒服的生活。然而，那位主人的女儿则可能大为不同。她很快在孩子时就会体验到罪恶之感；不久，她就想努力摆脱手淫的满足，但其心中总不免有郁闷之感；而到年纪大一点对性交有所认识时，不禁会产生一种难以形容的厌恶感并且宁愿自己仍然是无知的。现在她可能会屈服于手淫的难以抵制的压力，不过她不愿意将此告诉他人。而在她可施展其对男子的女性魅力时，神经症会突然爆发，使她逃脱结婚和对生活的希望。如果在此之后，一种分析成功地使她对其神经症有所认识，那么就会发现这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明的、理想的女子，其性冲动受到了完全的压抑；然而，这些潜意识仍然与她和童年时的朋友之间的邪恶体验有联系。

尽管这两个女孩具有同样的经历，但她们的生活却明显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她们中的一个女孩的自我经历了一种发展，而另一个女孩则没有。性活动似乎对于管家的女子来说，无论是在其幼小时或年长时，都是自然而无害的。主人的女儿受教育的深刻影响并接受了教育的要求。通过这种教育，她的自我建构起一种女性的纯洁和寡欲的理想，而这种理想与其性活动难以并存。她的理智教育减少了她对女性角色的兴趣，而这种女性角色正是她应尽的义务。由于她的自我得到这种高度的道德和理智的发展，她陷入与其性欲需要的冲突之中。

我再讲一下有关自我发展的另一个方面，这不仅是因为我看到一些更为远大的目标，而且还因为由此可以证明我们所确定的自我本能和性本能之间的严格而不易理解的界限是有其相当的道理的。在形成我们的有关两个发展过程（自我和力比多的发展）的判断时，我们必须强调以前所疏忽的一个方面。因为从根本上说它们两者都是由于遗传，都是整个人类在远古及史前的进化的缩影。在力比多发展的情况中，我敢说这种种系发生的（phylogenetic）起源是显而易见的。请考虑有些动物的生殖器与嘴有密切的关系，而另一些动物的生殖器则与排泄器官难以区分，还有一些动物的生殖器则与其运动器官有关——所有这些你们可以参考波尔希的名著（1911～1913）所描写的这些十分有趣的事实。在动物中，令人吃惊的是人们可以发现很多种性组织的变态现象。然而在人类中，这种种系发生的观点则不很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属于遗传性质的东西要重新在个体发展中获得1964，或许是因为原先引起这种获得的条件，现在仍然存在，并且不断地对每一个体产生影响。我想说的是后来又产生一种新的反应，而现在则引起一种倾向。除此之外，无疑那种既定的发展过程，可能由新近的外在影响在各个个体中引起混乱和变动。但我们已知道至今仍使人类不得不有这种发展，并能维持不变的力量，这还是现实的挫折，如果我们要给它一个真正的名称的话，可称为生存需要的压力——即必要性（necessity）。它是一位严厉的教育者，并且教会了我们许多事情。神经症则成为这种教育所带来的恶果，但所有的教育都有这样一种冒险。这种有关生活的必要性的理论不必削弱“内在发展趋势”（internal development trends）的重要性，如果这种趋势存在的话。

现在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事实，性本能和自我保存本能在面对现实的必要性[[[“Reale Not”，意即现实所施加的要求。至于后面的内容，参见《对心理活动的两个原则的系统论述》（1911）的第3段，标准版，第12卷，第222页。]]]时其表现方式不同。自我保存本能以及有关的东西比较易于教育：它们很早就学会遵照必要性的旨意，并且使其发展与现实的教导相适应。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们不可能以其他任何方式获得所需要的目标对象；如果没有这些对象，个体不免会死亡。性本能则难以教育，因为起初它们不需要对象，它们既像是寄生于他种生理机能之上，又好像可以自身获得满足。它们最初本不受现实必要性的教育影响，就大多数人来说，在其整个一生的某些方面，其性本能保持这种自愿的特点；并且不受影响（我们称为“非理性的”）。再者，一般来说，年轻女人的可教育性在其性需要达到最为强烈的时候已告结束。教育者知道这一点并且知道如何应付；但精神分析的发展或许也可以把教育的重心移到儿童的早期阶段，从婴儿开始。小东西时常在四五岁时机能已完善，之后只不过是渐渐地显现其已有的禀赋而已。

为了理解这种我们指出的两组机能间的不同的完整意义，我们要回过头来；并且介绍一种值得被描绘为“经济的”思考。这将我们引向一个重要的，但是也不幸是最不易明白的精神分析部分。我们可能会问：我们的心理器官的工作是否有一个主要的目的？我们可以做第一个近似的回答是这个目的指向快乐的获得。似乎我们的整个心理活动都是趋乐避苦的——也就是自发地受快乐原则（the pleasure principle）的调节。1965我们想要知道的就是什么样的条件可引起快乐，什么样的条件可带来痛苦，而这种知识正是我们所缺乏的。我们只能冒险地这样说：心理器官内刺激量的减少、降低或消灭，可引起快乐；而刺激量的增高，可带来痛苦。人类可获得的最强烈的快乐是完成性行为的快乐，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种快乐的过程与心理兴奋或能量的量有关，所以我们将这种考虑称为“经济的”。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描绘心理器官的任务和成就，还可以用更为普遍的方式，而非强调快乐获得的方式来描绘。我们可以说心理器官是用来掌握和处理从外部和内部附加于本身之上的刺激量和兴奋量的。1966很显然性本能从其发展的开始到其结束都是趋向于获得快乐；它们毫不改变地保持其原始的机能。其他的本能，自我本能，一开始也具有同样的目标。但在必要性的影响之下，它们不久学会用其他的原则来代替快乐原则。它们知道避免痛苦的任务与追求快乐的任务同样重要。这样，自我发现有时不得不舍弃直接的满足，延缓满足的享受，忍受某些痛苦，甚至被迫放弃某种快乐的源泉。受过这种教育的自我成为“理性的”，它不再让自己受快乐原则的支配，而是遵循现实原则（the reality principl）1967，现实原则最终也是在追求获得快乐，但是这种快乐通过现实来实现，尽管这种快乐被延迟并被减小。

从快乐原则转化为现实原则是自我发展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进步。我们已经知道性本能后来也很不情愿地进入这个发展阶段，并且我们后面会听到，人的性生活的满足是因为有了与外界现实的联系。现在在结论中还可以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一点，如果人的自我具有像力比多一样的发展过程，那么你们在听说也有所谓的“自我的退化作用”（regressions of the ego）时，就不会感到吃惊了，而且你们也会急于知道自我退回到发展的早期阶段在神经症中究竟起什么作用。1968

第23讲　症状形成的途径

女士们，先生们：

对于外行而言，症状构成疾病的实质，并且疾病的治疗在于消除症状。医师们将疾病与症状严加区分，并认为症状的去除并不意味着疾病的治愈。但是在症状消除以后，所余下的唯一可捉摸的东西是形成新症状的能力。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可暂时采纳外行人的立场，并假定揭示了症状，就相当于理解了疾病。

症状（symptoms）——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当然是精神的（或心因性的）症状和心理疾病——对于患者的整个生命来说是有害的或者至少是无益的；患者时常抱怨症状的可恶和给他们带来的痛苦。症状的主要伤害在于它本身所带来的心理消耗，以及对抗症状的进一步的消耗。在症状广泛地形成的地方，这两种消耗可能产生大大地削弱患者的心理能量的结果，以致患者难以应付自己生活中的重要任务。由于这种结果主要依赖于所消耗的能量的数量，你们很容易发现“患病”实质上是一个实用的概念。但是，如果你们从理论的角度出发，而不顾这个数量问题，那么你们可能会说我们“都”有病——即神经症——因为形成症状的前提条件在正常人身上也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知道，神经症的症状是一种冲突的结果，这种冲突来自于一种新的满足力比多的方法。两种相互抵抗的力量在这种症状中再次相遇，并且由所构成的症状的妥协而相互调和。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症状是如此的具有对抗性：它由双方所支持。我们也知道彼此冲突的一方是未满足的力比多，它正由现实所压抑，并且现在它必须寻求其他的满足途径。如果现实是毫不留情的，尽管力比多易于选择某一对象来代替被拒绝的那个对象，那么最终它将被迫选择倒退的途径，而努力在一种以前曾经克服过的组织或已被放弃了的对象中获得满足。于是，力比多通过固着而被引向倒退的途径，力比多在其以前发展中曾经历过这种固着。

性变态的途径和神经症的途径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如果这些倒退作用不引起来自自我的反对，那么也不会有任何神经症产生；力比多也将得到一些真实的满足，尽管这种满足不再是正常的。但如果自我不仅控制意识，而且要统治动作的神经支配和心理需求的实现，假若自我不同意这些倒退，那么冲突将继续发生。力比多既被阻止，它必定试图逃避某些方向，与快乐原则的需求相适应，从而可以找到发泄其精神能量的途径。它必定避开自我。这种逃避由其发展道路上曾经历过的固着所提供，要进入这种固着，现在需要通过倒退来实现。自我本身在过去曾通过压抑作用来防止这种固着。通过退回这些被压抑的“位置”（position）的发泄，力比多已摆脱于自我及其法则，并且还同时抛弃了以前在自我的影响之下所已获得的一切教育。只要力比多得到满足便易于控制；但在内外挫折的双重压力之下，力比多变得难以驾驭，而停留于以往美好的时光之中。这就是力比多根本的难以改变的特性。这对通过发泄改变其能量的想法属于潜意识系统，并且从属于这个系统所特有的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过程。这样看来其建立的条件与梦的形成的条件十分相似。梦是在潜意识中完成的，并且是一种潜意识充满愿望的幻觉的实现。它与一部分意识（或前意识）活动相对立，这种活动起稽查作用，并且只允许一种和解方式的显梦形成。同样，潜意识中力比多所代表的1969东西不得不认真对待前意识自我的力量。自我追求中所已产生的对力比多的反抗以一种“反贯注”（anticathexis）1970出现，并且迫使力比多选择一种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可同时成为反对本身的一种表现。这样，症状出现，成为潜意识的力比多的愿望实现的一种多重歪曲的满足和一种完全相互矛盾的两种意义的巧妙选择的混合。而就最后一点来说，在梦的形成和症状的形成之间存在着不同。因为在梦的形成中，前意识目的只关心保全睡眠，不让任何东西打扰它，使它进入意识；它对于潜意识愿望冲动决不高喊：“不！相反！”它可能更为缓和，因为某人睡眠的情境没有什么危险性。睡眠状态本身就足以使欲望不能成为现实。

你们应明白冲突条件之下的力比多的逃避由于固着的存在而成为可能。这些固着的倒退的发泄会巧妙地避开压抑作用，并导致力比多的释放（或满足），它从属于观察得到的一种和解条件。通过这种迂回曲折的道路，即通过潜意识和过去的固着，力比多最终成功地获得一种真正的满足——尽管这种满足极其有限，微乎其微。我想对这个结论再补充两点：第一，我想要你们注意，一方面力比多和潜意识，另一方面自我意识和现实，是多么紧密地交织到一起，尽管起初它们之间并没有这种联系。第二，我想要你们记住，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切，及随后要讲的东西只与癔症神经症中症状的形成有关。

那么，力比多为了冲破压抑究竟在哪里找到其所需要的固着呢？在婴儿的性活动和性经验里，在被遗弃的部分倾向里和童年期已被放弃了的对象里。力比多在这些地方得以发泄。这种童年期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在此期间儿童先天获得的本能倾向首次显现；另一方面，他的其他本能首次被外在的印象和偶然的经验所唤醒和激活。我想，无疑我们做出这种双重的区分是合理的。我们本不否认先天倾向的表达；但分析的经验实际上迫使我们假定，童年期纯粹偶然的经验能够导致力比多在此之后的固着。对于这一点来说也不存在任何理论上的困难。无疑，天赋素质也是过去祖先经验的遗产；它们也是从前所获得的，没有这种获得，就没有遗传。像这种获得的特性本可以传递给后代，怎么能认为到了后代就会完全消失呢？婴儿经验的意义不应完全被忽略，比照被试祖先的经验和他自己成熟的经验，人们喜欢忽视婴儿的经验；其实恰恰相反，儿童期的经验需要特别的注意。由于它们发生于个体没有完全发展的时期，更容易产生重大的效果，罗克斯1971和其他人对发展机制的研究已表明：用针刺入一个在分裂的胚胎细胞团，就可以使其发展受到严重的干扰。然而，同样的损伤则对幼体的或完全成长的动物就不会有损害。

这样，我们把成人的力比多固着引入了神经症的病因公式，代表构成的因素。现在为了我们的目的，还可以进一步分成两部分：即遗传继承的素质和儿童早期获得的素质，像我们知道的一样，学生们易于接受表格式的记载。所以，现在我将这种列表总结如下1972：

这种遗传的性组织为我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素质倾向，根据其侧重点的不同，有时为一部分冲动或另一部分冲动。有时只有一种，有时则联合成其他的，分别以特殊的力量得到遗传。性组织再次形成，当幼儿期的经验因素一道成为一种“互补系列”（complemental series），它与我们起初所知道的素质倾向和成人的偶然的经验之间的关系十分相似，在这两种系列中，我们可以找到同样极端的例子和所涉及的两种因素之间的同样关系。而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是最为显著的力比多退行（性组织较早阶段所产生的东西）是否不由遗传的体质因素所优先决定。但最好先将这个问题的答案暂时搁置起来，到我们讨论了更广泛范围中的神经症形式之后，再来回答。

让我们现在考虑这样的现实：分析研究表明，神经症患者的力比多与他们幼年的性经验有关。这样看来，这些经验在成人的生活和疾病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就分析治疗工作来论，这种重要性丝毫没有降低。但从另一种观点来看，我们不难认识到这一点时常有被误解的危险。这种误解会使我们完全根据神经症的情境来对生命进行观察，我们如果一想到力比多是在抛开其新的地位后，才倒退到幼儿经验的，那么幼儿的经验的重要性便被削弱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这些力比多的经验在其发生时一点也不重要，其重要性只不过是由后来的退化作用而获得的，你们要记住我们在讨论俄狄浦斯情结时曾考虑过一种相似的两者选一问题。

我们再次很容易地可以得出结论。幼儿经验的力比多发泄（并因此具有致病的意义）已极大地由力比多的退化作用增强，这个假设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只以此作为决定的因素，也可能导致误会。其他的思考也必须受到重视。

首先，观察显示，幼年的经验肯定具有其特殊的重要性，这在童年期可以找到很多证据。事实上，儿童也常具有神经症，在这种神经症中，时间上的倒置成分必定极大地减少，或一点也不存在，因为神经症往往紧随创伤性的经验之后发生。对婴儿的神经症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避免误解成人的神经症的危险，这就好像是我们可使用儿童的梦来解释成人的梦一样。1973儿童的神经症十分常见，甚至比我们时常所推想的更为经常发生。儿童的神经症常被忽视，人们常把它看作是恶劣或顽皮儿童的表现，并且，时常用抚育者的权威来制服它；但通过回想，它们时常可以很容易地被识别。它们通常以焦虑性癔症（anxiety hysteria）的形式出现。我们后面将会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一种神经症在个体后期的生活中爆发，分析的结果往往认为这种病是幼小时期神经症的直接延续，只是幼时它可能以具体而隐微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已。前面已经谈过，许多例子表明，童年期神经症的这些迹象会不间断地成为终生的疾患。对于少数的病例来说，我们固然可以在童年期分析这些儿童的神经症（在它们实际出现时1974），但对于大多情况来说，我们不得不由成年得病的人而推测他童年期的神经症，只是为了避免错误，在推测时应特别慎重。

第二，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童年期没有什么可以吸引力比多的东西，那么力比多如此经常地退回到儿童时期这一点就很令人费解。只有在我们假定发展的某阶段上的固着具有一定量的力比多能量时，这种固着才具有意义。最后，我可以给你们指出，在婴儿以及后来的经验强度与病源上的重要性之间存在着一种互补关系。这和前面所讨论的两个系列之间的关系很相似。对于有些病例来说，病因全在于儿童时期的性经验；这些经验往往具有一种创伤性的效果，只要辅之以一般的性的组织和不成熟的发展，就足以引起疾病。还有些病例，发病的原因主要在于后来所发生的矛盾冲突，之所以分析侧重于儿童期的经验，似乎仅仅是因为倒退作用的结果。这样，我们具有两种极端的情况：即“发展的阻止”和“退化作用”，并且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两种因素间的不同程度的合作。

这些因素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具有某种意义，如果教育能及时地干预儿童的性发展，就可以防止神经症的发生。只要一个人关注于幼儿的性经验，他就必定会假定只要性的发展被延缓，并且使其避免这种经验，那么他就算尽了最大努力来预防神经性疾病了。然而，我们也知道，神经症起因的前提条件是复杂的，如果我们只考虑单一的因素，一般是难以对它产生影响的。对年轻人进行严格的保护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对于组织因素来说是无能为力的。除此之外，它比教育者想象的更难以执行，并且它可能会带来两个新的不容低估的危险：其一是，控制得过于严密——它会造成过分的性压抑，并造成有害的结果；其二是，使儿童在对青春期产生的性需求毫无抗拒力的情况下步入生活。1975这样，在童年期就开始预防神经症的工作是否有利，或者一种改变了的对现实情境的态度是否奏效，这些都仍然存在着很大的疑问。

让我们现在回到症状上来。症状可使患者产生一种替代满足，满足的方式是使力比多退回到过去的生活，因为它和倒退是紧密地相联系的，也就是退回到有关对象选择或性组织的较早阶段。前面我们已谈过，神经症患者难以摆脱过去生活中的某一时期1976，现在我们才明白这个过去的时间其实正是他的力比多得到满足并感到快乐的时期。患者回顾过去的生活史，不断地追求这一时期，他往往只依靠记忆或想象的帮助，来努力回复到哺乳时期。症状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那种早期婴儿获得满足的方式，尽管这种方式，因冲突而带来的检查作用而不得不进行化装，或者尽管它也常常转化为一种痛苦的感觉，并且包含有致病经验的成分。症状所带来的这种满足具有许多奇怪的东西。

我们可能忽略这种事实：患者不但认识不到这种满足，反而深以为苦，并且抱怨这种满足。这种转化是心理冲突的一种机能，这种冲突正是处于症状形成的压力之下。从前对患者来说是一种满足的东西，现在却引起他的抵抗或厌恶。我们很熟悉这一心理变化的平常而有启发的模式。一个儿童原本是从母亲的乳房吸吮乳汁，但在几年之后，却对喝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厌恶感，这种感觉经过训练也难以消失；如果这种乳汁或他种含有乳汁的液体表面形成了一层薄膜，这种厌恶会增强为恶心。或许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这层薄膜使他记起了从前他曾十分喜爱的母亲的乳房。而且，在两种情境之间，存在着带有创伤效果的断奶经验。

还有一些东西使我们对于作为力比多满足方法的症状感到奇怪而难以理解。症状中出现的没有一事是我们日常视为满足的东西。症状大都无视对象，并因此而放弃了与外部现实的联系。我们知道这是放弃了现实原则而退回到快乐原则的结果。但这实质上也就是退回到了一种扩大了的自淫，即一种最早时期用来满足性本能的方法。这些替代通过被试自身的改变而代替对外部世界的改变，他们用内在的行为来取代外部的，用适应来取代行动——从物种史的观点来看，这又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倒退作用。如果我们把它与分析研究症状形成所发现的一种新的因素联合起来考虑，这一点就可能更为清楚了。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记住，与梦的形成一样，症状的形成有同样的潜意识过程在起作用，也就是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和梦相同，症状也表示一种幼稚的满足；但是，由于极端的压缩，这个满足可以转化为一种单独的感觉或冲动；或由于多重的移置，这个满足可由整个力比多情结而转化为一小段的细节。那么，我们在症状中难以看出力比多满足就不足为怪了，尽管我们时常毫不费力地就可以认识到这种症状的存在。

我前面已告诉过你们，我们还有一些新的东西要学习，这个东西确实令人感到惊奇。像你们所知道的一样，通过对症状的分析，我们已获得了有关幼儿经验的知识，力比多固着于这种经验，并且症状也来自于这种经验。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幼儿经验并不总是真实的。确实，它们在大多数病例中是不真实的，并且在一些例子中它们正好与历史事实相反。像你们所看到的一样，这些发现和其他的一切事实相比，更易于使我们得出这种结果的分析过程，或对整个神经症的分析和了解所依赖的患者本身产生怀疑。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更为令人大惑不解的事情。如果通过分析而得出的幼儿的经验都是真实的，那么我们会感到我们有了稳固的基础；如果它们都是患者虚构的和幻想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放弃这种不可靠的论据，而另寻出路。但是，这两者都不是真实的情况：就我们所知道的通过在分析中回忆而得出的幼儿时期的经验来说，有些属于虚构的，有些却确实可靠；对于大多数病例来说，分析所得的东西都是真假相混的。有时，症状代表真实发生的事件，我们可以将这些事件归于对力比多的固着的影响，并且有时它们代表患者的幻想，这种幻想当然不适于起病因作用。这里很难找出一条妥善的办法。或许，我们可以在下述的类似的事实中找到出路——即人们在记忆中所常保存着的有关童年期的模糊记忆，同样也可能是伪造的，或者至少可以是真假相混的；而其中的错误之处是易于识别出来的；所以，我们至少可以确信，对这种出人意料的失望承担责任的，某种程度上要归于患者，而非分析者。

在一些反省之后，我们将会很容易地理解这个问题的令人惊奇之处究竟是什么。它是对现实的低估，对现实与幻想之间区分的忽视。我们对患者用捏造的故事浪费我们的时间感到气愤。在我们看来，现实与幻想有着明显的区分，我们分别赋予它们以不同的价值。再者，患者在正常思考时，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当他提供一些素材，引导我们从其症状的背后到达所希望的建立于其幼儿经验之上的情境时，我们开始怀疑是在涉及现实还是在涉及幻想。只有根据后来的某种迹象才有可能了解这一点，并且我们还要想办法让患者知道真正的结果，哪些归于幻想，哪些归于现实。要完成这个工作是困难重重的。因为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告诉患者，说他所想到的是他想以此来掩盖其童年期经验的幻想，那么他对于这个问题的兴趣就会突然减小（这正好比每一民族都将远古时期已忘掉的历史混杂为种种神话一样）。他也想要体验真实的东西而蔑视所有的纯粹“想象”的东西。然而，如果我们暂且让患者相信我们所研究的是他幼时的真实事件，而到整个分析结束时再告诉他结果，那么我们就要冒后来出现错误的危险，同时他还会讥笑我们易于受他的欺骗了。患者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理解这个观点，即幻想和现实都可以同等对待。并且在分析的最初，所研究的童年期经验究竟是属于幻想的还是真实的，这都是无关紧要的。这显然又是对于这些心理产物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它们也是实在的一种。病人自己确实创造出了这些幻想，而且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对于神经症来说几乎不亚于他真正经历过的其他事实。这些幻想拥有与物质现实相反的心理现实，我们渐渐地明白在神经症领域中，心理现实乃是决定性因素。

在神经症患者早期的历史中所经常发生的事件，有几种特别重要，也值得我们思考，我想用下面这些事例来加以说明：（1）窥视父母的性交；（2）为成人所引诱；（3）被阉割的威胁。认为这些在物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年长一点的亲属们都能明确地证明这些。例如，在一个孩子开始玩弄自己的生殖器，而且还不知道要隐蔽这种动作时，其父母或保姆会恐吓他，说要割掉他的生殖器或他的罪恶的手。在人们问到父母的时候，他们时常承认这个，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威胁孩子是做了一件有用的事情；许多人对这种威胁有一种准确的意识记忆，特别是这种事情发生于晚一点的时期更是如此。如果进行威胁的人是母亲或其他女性，她往往把执行这种惩罚行为的人说成是父亲或医生。从前，有一位法兰克福的儿科医生霍夫曼（Hoffmann）曾写了一部著名的《斯特鲁韦尔彼得》（Struwwe/peter）（这本书因作者对童年期的性及其他情结有深入彻底的了解而驰名），你们可以从此书中找到作者提出以割大拇指作为对吮指头的惩罚的例子。这其实就是用来替代阉割的观念的。通过对神经症患者的分析可以看出，阉割的恫吓似乎十分平常，但事实上未必是这样。我们必须看到，在成人的暗示下，儿童应知道自淫满足是为社会所不容的，又由于窥视女性生殖器的构造而受其影响，于是就用这种知识作为编造上述威胁、恫吓的基础。就是那些非无产者的家庭里，小孩子在不曾有什么理解和记忆的时候，也可能亲眼看到父母或其他成人的性交行为；并且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通过后来的反省回忆（retrospect）他能够理解并对这种印象做出反应。然而，如果这种性交被描绘得十分详细，事实上很多细节很难观察得到，如果像时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这种性交是从背面进行的（像动物的方式一样），那么，他这种幻想无疑是由观察动物的交媾而来的（如狗），并且其动机是儿童的未满足的青春期的窥视欲。至于那种儿童在娘胎中观察父母的性交的幻想，则纯属极端的成果了。被引诱的幻想就更有趣了，因为它们时常不属于幻想而是真实的记忆。然而，幸运的是它们仍然不像分析的发现起初所表明的那样常常是真实的。大点的儿童或同龄人的引诱要比成人的引诱更为常见。假如由女子来叙述她自己孩提时代的这种事情，那么她常把父亲说成是引诱者，她引起幻想的性质和产生幻想的动机就十分清楚了。1977如果在儿童时期没有受到引诱，儿童便时常用幻想来掩盖其自淫行为；由于他因手淫而感到惭愧，于是他就在幻想中假定那时确实有一个心爱的对象存在。然而，你们也不要认为儿童由其近亲引诱的事都属于虚构的。大多数分析者在其治疗的病例中，都确实遇到这种事情；但尽管如此，它们与童年期后期有关，并且被转移到更早的时期之中。

我们所获得的唯一印象是这些童年期的事件无论如何都是神经症的必要的基本成分。如果它们在现实生活中已发生过，那很好；但如果它们由现实所阻止，那么它们必定起源于暗示，并为幻想的产物。不论是幻想或是现实，哪个在童年期事件中占有更大的份额结果都一样，我们至今也未能在结果中找到任何的不同之处。这里我们再一次具有了前面所讨论过的那些互补关系的一种，而且是我们所遇到的最为奇妙的一种。那么对这些幻想的需求和有关的材料究竟来自于哪里呢？无疑它们的源泉在于本能；那么同样的幻想是由同样的内容构成，这又如何解释呢？对此，我有一个对你们来说可能很荒唐的答案。我喜欢把这些幻想及其他幻想称之为原始幻想（亦译“原发幻想”，primal phantasies），我确信这些原始的幻想用自己的经验不能应付的时候，他往往利用前人所曾有过的幻想。在我看来，凡是如今在分析时所得出的幻想，如儿童期的引诱，窥视父母性交引起性的兴奋，以及阉割的恫吓（或阉割本身），这些在人类的史前时期都是事实。儿童在幻想中只不过是用史前的真实经验来补充自己的经验。我不断地产生疑虑、神经症的心理学无论和哪一门学科相比，都更有可能给我们提供有关人类发展的源泉的知识。1978

先生们，我刚才所讨论的东西迫使人更为深入地关注被称为“幻想”（或“想象”）的心理活动的起源和意义。1979像你们所知道的一样，幻想具有很高的名声，但它在心理生活中的地位却并不清楚。我下面就来谈论这个问题。你们知道，人类的自我逐渐受到评鉴现实的外界需要的压力，并遵从现实的原则。在这个过程中，它被迫暂时或永久地放弃各种求乐欲望的目标对象，而且不仅仅是性快乐。但人们时常发现放弃快乐是很困难的；他们在没有补偿的情况下是不能使自己这样做的。因此，他们保持一种心理活动，在这种心理活动中，凡是已被抛弃的快乐的源泉和满足的途径，都容许继续存在——在这种存在中，他们脱离现实的要求，并且脱离我们所谓的“现实检验”。1980各种愿望都立即成为满足的观念；在幻想中使欲望得以满足当然也可以引起快乐，虽然人们明白这并非现实。这样，人类仍然能够在幻想中继续地享受着不受现实束缚的自由，享受着这个实际上早已被舍弃了的自由。他这样一会儿成了寻求欢乐的动物，一会儿又成为理性的人类；因为来自于现实的那些微乎其微的满足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正如丰唐（Theodor Fontane）从前说过的一样1981，“我们要有所作为就会有附带的产物。”幻想这个创造的精神王国与这种情况相类似：在农业、交通、工业兴旺发达而使地貌迅速丧失原始形态的地区，可以建设一种“保留地带”和“自然花园”。保留下来的地带，目的在于保存那些任何地方因必要而不幸被牺牲了的旧有事物。任何东西，不管它是无用的、有害的都可以在这里任意生长和繁殖。幻想和精神王国也正是这种从现实原则那里夺回的停留区。

幻想的最著名的产物是所谓的“白日梦”，我们前面已讨论过这种白日梦，它是野心、夸大和性爱欲望在想象中的满足。实际上，越是谦虚，在幻想中就越是骄傲自满。可见，幻想的幸福的实质即是从现实的束缚中再次获得快乐自由，它准确无误地表现于它们之中。我们知道，这种白日梦是夜梦的核心和模型。夜梦从根本上说也不过是白日梦，它通过夜里的心理活动任意扭曲，并通过夜里的本能冲动的解决而成为可能。我们已经熟悉白日梦不一定是意识的——也有潜意识的白日梦。这种潜意识的白日梦不仅仅是夜梦的源泉，而且也是神经症症状的根源。1982

幻想在症状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你们通过我下面所讲的内容就可以明白。我说过力比多由于受到剥夺而退回到以前曾离开过、但仍有少许能力依附于其上的地方。我现在并没有修改或撤销这句话的意思，而只想在这中间增加一个起连贯作用的枢纽。力比多到底是怎样回到这些固着之处的呢？实际上，力比多并没有完全丢掉其对象和渠道，这些对象或其附带的东西仍然滞留于幻想之中，并且多少保存着原先的强度。力比多只要退回到幻想之中，就可以找到出路，从而回到被压抑着的固着之处。这些幻想原先为自我所容忍，尽管它们和自我相反，二者之间并没有矛盾，自我也因此而得到发展，这本来依赖于某种保持不变的条件（这是一种数量的条件），但是现在由于力比多回到幻想之中而被搅乱了。结果，由于幻想有能力附加进来，它勇往直前力求变成现实；这时，幻想和自我之间的冲突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无论这些幻想先前是前意识的还是意识的，它们现在一方面要受到自我的压抑，另一方面又要受到潜意识的吸引。力比多从现在的潜意识幻想的东西退回到潜意识中的幻想的起源——即退回到力比多自己的固着点之上了。

力比多退回到幻想之中是症状形成途径中的一个中间阶段，它应有一个特殊的名称。荣格曾提出了一个很适当的名字“内倾”（introversion），但是，他曾将这个词滥用于其他事物之上。1983[即，大量心理能量的释放。弗洛伊德一般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该术语的：例如，在《论潜意识》（1915e），标准版，第14卷，第197页；《超越快乐原则》（1920g），同上，第18卷，第31～32页；和《幽默》（1927d），同上，第21卷，第165页。另一方面，他有时更专门地把它用于潜意识与前意识观念之间的区别：还是在《论潜意识》一文中，同上，第14卷，第194页和第202页，以及在《精神分析纲要》[1940a（1938）]的第四节，也请参见1895年的《科学心理学设计》第一节的第三部分（弗洛伊德，1950a）。]1984我们将继续使用这个名字，把内倾称为力比多脱离现实的满足，而过度地贯注b于以前本无害的幻想之上的过程。虽然一个内倾的人还不属于神经症患者，但他正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况之下，如果他正在转移的能力一旦受到干扰，就足以引发症状的形成；除非他能够为被抑制的力比多找到其他的出路。神经症满足的不真实性和对幻想与现实之间区分的疏忽，就是由力比多停留于这个内倾阶段之上的事实而决定的。你们肯定已发现在最后的讨论中，我已为这个病源线索引入了一个新的因素——即一个有关数量的因素，我们必须经常地注意这个因素，因为仅对于病因的纯粹的质的分析是不够的；也就是说，有关这些过程的一个纯粹动力的概念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经济的研究线索。我们必须记住两种相反的力，即使早已具备实质性的条件，也不一定发生冲突，二者还需要有相当的强度。先天的成分之所以能引起人的疾病，是因为它的一部分本能有一种比其他的更占优势的缘故。同样可以假定，所有人类的素质倾向就质来说是相似的，只是由于这些数量条件而不同。就抵抗神经症的能力来说，这个量的因素是决定性的。一个人患不患神经症，要看他所有未发泄的而能自由保存的能量究竟有多少，究竟会有多大部分能从性的方面升华，并转移到非性的目标之上。就质来说，心理活动的最终目的可看作一种趋乐避苦的努力，就经济的观点来看，则表现为将心理器官中所保存的兴奋量（或刺激量）加以分配，不使它积聚起来而产生不快。1985

这就是我想要告诉你们的神经症的症状形成。但我必须再次强调我这里所讲的都只是就癔症的症状形成而言的。强迫性神经症的症状虽然在本质上与此大致相同，但还存在很大的差异。在癔症中，自我对于本能满足的要求已表现出抵抗，这种抵抗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则更为显著，并在症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于其他的神经症，这种差异的范围则更加广泛；不过我们还没有对这些神经症的症状形成的机制问题做彻底的研究。

然而，在结束本讲之前，我还想把你们的注意力转向大家都感兴趣的一种幻想生活之上，幻想也有回到现实的途径，那就是艺术。艺术家和神经症病人相距不远，也有一种反求于内的倾向。他受不了强有力的本能需要的驱使。他想要赢得荣誉、权势、财富、名望和妇女的爱；但他缺乏获得这些满足的途径。结果，像任何其他的不能满足的人一样，他逃避现实，并把他所有的一切兴趣和力比多转向对其幻想生活的愿望构建，这条道路有可能导致神经症。他之所以不得病，一定是由于有许多因素集合起来共同对付病魔的侵袭；实际上，艺术家也时常由于患神经症而使自己的才能受到部分的抑制。他们的禀赋也有一种强大的升华力量，并在产生冲突的压抑中保持一种弹性。然而艺术家往往以下述方式找到回到现实的道路。他肯定不是唯一的过幻想生活的人。幻想世界是所有人都容许的，任何一个愿望未能满足的人都往往到幻想中去寻求安慰。但对于那些没有艺术修养的人来说，他们来自于幻想的满足是很有限的；他们的压抑作用是十分残酷无情的，他们除了进入意识的白日梦之外，不允许自己享受任何幻想的快乐。而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则不是这样，首先他知道如何修饰其白日梦，并使它不带任何个人色彩，而为其他人所共同欣赏；同时他还知道如何进行充分的修改，使那些不道德的根源不容易被人们所发现。其次，他还有一种神秘的才能，他能够处理一些特殊的材料，直至忠实地表现出幻想的东西；同时，他还知道怎样通过把强烈的快乐依附于幻想之中，至少可以暂时使压抑作用受到控制而不能发挥。他如果能将这些事情逐个完成，那么他就可以使他人与其共享潜意识的快乐，并由此引起人们的拥戴；这时，他就（通过自己的幻想）赢得了以前只能从幻想中才能获得的东西——荣誉、权势和妇女的爱了。1986

第24讲　一般的神经症状态

女士们，先生们：

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处理了一个难题。现在我提议暂时离开这个题目，给你们留点时间，看看你们有什么意见。

我知道你们是不满意的，你们想象的“精神分析导论”可能与此十分不同。你们想要听到的是生动的事例，而不是理论，你们或许会对我说，那个有关“楼上楼下”的两个小孩的故事可以用来解释神经症的起因，遗憾的是这个例子是我臆造的，而非真实的。你们或许又要说，当我用起初叙述那两种症状（我们希望这次不再是想象的）来说明其经过及其和患者生活的关系时，你们由此稍微明白了症状的意义，并希望我接着如此讲下去。然而，我却没有这样做，而是给你们讲了许多冗长的而又难以领会的理论，并且这些理论总是没完没了，总要不断地进行补充；我讨论了很多以前未给你们提及过的概念：我还放弃了叙述说明，采用了动力的观点，并又将其抛开，再换成一种所谓的经济观点；这使你们对这些学术名词究竟有多少相同的内涵感到迷惘，而这种调换只不过是为了动听而已。我还列举了许多无关紧要的概念，像快乐原则、现实原则及物种发展的遗传等。对于这些概念，我在没有说明之前却已把它们抛开了。

为什么我不先用下列内容来开始讲解神经症理论呢？像用你们大家都知道的，并感兴趣的神经症状态，和使你们早已感兴趣的——神经症患者的特性，他们对人类交往和外部影响的难以理解的反应，他们的不可信赖、他们的无能行为等等呢？为什么我不逐步地引导你们由日常简单的神经症讲起，并进而讲解那些难以理解的极端的表现呢？

确实，先生们，我甚至不能不同意你们的观点。我对于自己的陈述能力还不至于如此夸耀，认为每一缺点都有特殊的用意。我原来认为换一种讲解方式，或许会对你们有利，这确实是我们的初衷。然而，一个人往往不能够实行一个合理的方案，有时材料本身会突然介入一些事实，使他不自觉地有违初衷。虽然这些材料很熟悉，但叙述起来不能完全地随作者之意，往往是话已讲过了，却不知为何这样讲而不那样讲，这令我们感到大惑不解。

一个理由可能是“精神分析导论”这个标题对于当前这一节来说不再适用，这一节主要讨论神经症问题，精神分析导论应由过失和梦的研究提供：神经症理论是精神分析本身。我相信，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给出有关神经症理论知识，在此我只能讲个大概，使你们可以借助一定的先后关系，了解症状的意义，以及症状形成时的内外部决定因素和它们的形成机制。这就是我试图要做到的；也就是精神分析现在所能教的要点。它包括有关力比多及其发展的许多论述。和一些有关自我的情况。我们的介绍使你们已了解了精神分析法的主要原则以及潜意识和压抑（抵抗）作用等概念的基本情况。从下面的演讲中（第26讲）你们将会发现精神分析的工作更进一步发展的基点。我多次明确地表示过，我能讲的一切都来自于对单一一组神经错乱——即所谓的“移情性神经症”的研究。确实，我只在癔症神经症的病例中详细地探索了症状形成的机制。即使你们没有获得全部的知识，并且没有留意各种细节，我仍然希望你们形成有关精神分析的方法以及它所涉及的问题和它所得出的结果的一些印象。

我曾使你们认为我可能从神经症患者的行为以及他如何患病，如何设法抗拒，又如何设法求得适应来开始描绘神经症。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论题，它既值得探讨又不是很难讲解；然而，我们或许有很多理由不允许我们这样开始讲解；它的危险是容易忽视潜意识，人们将因此轻视力比多的重要性，而且一切事件都将根据患者的自我的观点来判断。众所周知，患者的自我是不可信赖的。而且它不免有所偏袒，自我总是否认潜意识的存在，并使潜意识受到压抑；那么，我们怎么能相信自我对潜意识是公正的呢？况且受压抑最厉害的是被否定的性的要求；可见，如果我们用自我的观点，显然是不能弄清楚这些要求的范围和意义的。我们既已了解了压抑作用的这种性质，当然不再允许这个自我（即胜利者）来充当这个争端的裁判了。我们要防备自我告诉我们的话，它会使我们上当受骗。如果我们相信自我，那么它将始终成为主动的力量，那么症状的发生，也似乎来自于它的意愿；我们知道它主要处于被动的地位，它总是没法掩饰这个事实。它确实并不总是冒险做这样的尝试；在强迫性神经症的症状中，它不得不承认遇到了一些新的情况，并且必须努力地进行反抗。

不论是谁，如果他不注意这些警告，甘愿受自我表面价值的欺骗，那么，一切都可以很容易地进行了；而对精神分析所重视的潜意识、性欲和自我的被动性的对抗，他都可以避开。他会像阿德勒那样说“神经症性格”1987是神经症的原因而并非神经症的结果；然而他却不能解释症状形成的单一的细节或单一的梦。

然而，你们可能会问，是否可以既重视自我在神经症状态和在症状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同时又不完全地忽视精神分析所发现的其他因素呢？我的回答是：这当然很可能，终究会如此，然而精神分析目前要进行的研究，则不宜以这个结束作为出发点。我们当然可以先指出这一点，将其研究也包含在内。还有一种神经症，自我在其中比在我们所曾研究过的他种神经症中起更为主要的作用，这种神经症叫作自恋性神经症（narcissistic neuroses）。对这些错乱的探索将会使我们形成一个正确的和可靠的对自我在神经症中所占地位的估价。1988

然而，自我与其神经症之间的一种联系方式是显而易见的。一开始便可考虑它。这种关系似乎是各种神经症共有的。而以创伤性神经症（我们还不大了解这种神经症）最为显著。要知道在多种神经症的起因和机制中都有相同的因素，只是这种因素在这种神经症的症状形成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另一种因素则在另一种神经症中占重要地位。这正好像是剧团中的演员一样，每一演员都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如主角、亲友、恶徒等）；每个人都选择不同的角色以适合自己的表演特点。因此，形成症状的幻想不像在癔症中的那么明显；而自我的抵抗要数强迫性神经症最强，妄想狂的妄想则以梦中的润饰机制为特点，等等。

这样，在创伤性神经症中，特别是在那些由战争的恐怖引起的创伤性神经症中，我们会清楚了解到自我的自私自利的动机，即追求保护和优越；只有这些还不足以引起疾病，但在病已形成之后，则由它们来维持。这个动机趋于保护自我，使之不受疾病的威胁。它也不愿恢复健康，除非这种危险已不再有来侵袭的可能，或者虽然会受到危险，却能得到补偿。1989

然而，自我对于其他一切神经症的起源和延续都具有同样的兴趣，我已经指出症状也由自我支持，因为它们有一面是使自我的压抑的目的得到满足。再者，以症状的形成来解决心理矛盾，也是一种很常见的方法，而且最适合于快乐原则的精神；因为症状可以使自我免受精神上的痛苦。就有些神经症来说，连医生也不得不承认，用神经症来解决冲突，乃是一种最无害、并最能为社会所接受的方法。你们肯定不会因听到医生有时也承认他同情正在从事治疗的疾病而感到吃惊。一个人本来就不必在各种生活情境里把健康看作是最重要的事情。他知道世界上除了神经症的病痛之外，还有其他的痛苦，一个人为了需要的满足，也有可能以自己的健康为代价；他也知道一个人如果有了这种病痛，往往可以避免很多人的其他各种痛苦。因此，如果我们可以说，每当一位心理疾病患者已遁入疾病（flight into illness）1990时，我们还必须允许在一些事例中的这种逃遁是有其充分的理由，并且知道这一点的医师就只好默默地退却了。

但是，让我们抛开这些特殊的例子，继续我们的讨论。在一般环境中，我们认识到自我通过逃入神经症中，而在内心中“疾病性获益”（gain from illness）。在生活的一些环境中，这进一步由一种具体的外部的具有实际价值的利益所伴随。请看一下最一般的例子吧。一位被其丈夫暴力虐待的妇女，她往往会在神经症中找到出路。假如她的先天倾向使之成为可能，假如她太懦弱或太守旧而不敢偷情来自慰；假如她不够坚强，不敢公然反抗外界的攻击而和丈夫离婚；再假如她不具独立生活的能力并没有希望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丈夫；最后还假如她在性方面仍然对这个蛮横的丈夫有着强烈的依恋，那么她就只有逃入疾病这一条路可走了。疾病成为她对付丈夫的唯一武器，该武器她可以用于防御，也可以滥用来进行报复。虽然她不敢抱怨婚姻，却可以向医生诉说其病痛：医生成为她的好朋友，原来对她十分粗暴的丈夫，现在不得不宽恕她，为她花钱，让她离开家庭，并放松其压迫。当这样来自于疾病的一种外部的或偶然的收获非常明显，并且没有真正的相当替代物时，你们便肯定不会有通过治疗来影响这种神经症的机会了。

你们现在可能会认为我告诉你们的有关“从病中获益”的论点是整个地肯定了我曾拒绝了的观点——即自我本身意欲并且创造神经症。先生们！请不要着急！这句话或许只包含下述意义：即自我可能会欢迎那些自身无论如何却难以避免的神经症，如果神经症有什么可利用之处，那么自我会尽力地加以利用。这只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假若神经症是有益的，那么自我当然会与它很好地相处，但我们还应看到，在这种利益中还存在着种种不利之处。一般地说，自我要接受神经症肯定是会有所损失的。它虽然能解决冲突，只可惜代价会很大。症状所带来的痛苦和症状之前的冲突，其程度大致相当，也许还要大些；自我希望能够避免由症状带来的痛苦，但又不愿意放弃由疾病带来的益处；这正是自我难以两全之事。这表明自我实在不愿意如它原先所想的那样，要始终主动地关心这个问题，我们要把这一点牢记在心。

先生们，假如你们是神经症方面的医生，那么你们就不会再期望那些最强烈地抱怨病痛的人们会易于接受你们的帮助，实际上恰恰相反。但无论如何，你们总该知道，那些促进因病而获益的各个事件，都足以用来加强由压抑而引发的抗力，从而增加治疗上的困难。另外，还有一种由疾病而获得的利益，它不随症状出现，却发生于症状之后。如果像疾病那样的心理组织持续很长的时间，它便获得一种独立实体的性质；它具有与自我保存本能相类似的功用；它在自身与大脑的其他部分之间建立一种暂时的安排，甚至与根本相反的力量也是如此。它很少放弃那可以表现自身的有用和有利的机会，并获得一种“第二机能”（secondary function）来巩固自身的地位。不用举病理学的例子，让我们看一下日常生活。如一位有能力工作的人，在工作中因意外受伤而成残废。他不能继续做工了，但因此可按期领得少量的赔偿金，并且学会了利用自己的伤残来讨饭度日。他新的生活虽然比较低贱，但它正建立在对他先前的生活方式的剥夺之上。如果你治愈他的伤残，那就等于剥夺了他赖以生存的手段，因为他现在是否能够再做以前的工作，已成问题。如果神经症也具有这种附带的利益，那么我们就可以使它和第一种利益相并列，并将这命名为由疾病而获得的第二（secondary）利益。1991

然而，一般来说，我要劝你们不要轻视了由病而获益的实际重要性，但也不必过于重视其理论意义。除了我前面已认识到的特例之外，它还时常使我们想到奥伯兰在其《飞跃》（Fliegede Bl?tter）一书中所列举的用于说明动物智慧的一个实例。一位阿拉伯人骑一头骆驼，在狭窄陡峭的山路上行走，在转弯处突然看见前面有一头狮子正朝他猛扑过来。一边是深谷，一边是峭壁，无路可逃，只得束手待毙。骆驼则不然，它纵身一跳，和骑者一起跃入深谷——而狮子只好在那里干瞪眼了。神经症能提供的帮助也不能比这个结果好到哪里，这可能是因为由形成症状来对付冲突毕竟是一种自发的过程，它不能适当地应付生活的需求，并且患者在这个过程中已放弃使用其最好的和最高的势力。如果有一种选择的话，那么，情愿去和命运进行一种荣誉之战。

但是，先生们，我还要给你们做进一步的说明：我为何不是以一般的神经症状态来开始讲解神经症理论。你们可能会认为我如果由此讲起，将难以证明神经症起源于性，但你们在这里是想错了。就移情神经症来说，必须先对其症状进行解释，然后才可以看出它起源于性；而对于我们所称的真性神经症（actual neuroses）[[[“Aktual neurosen”。“Aktual”，和法文的“actual”一样，含有“现代的”、“当前时刻的”意思。这个表示性质、特征的形容词之所以用在这类神经症中，是因为它们的起因纯粹是现代的，与精神神经症的情况一样，不是起源于病人的过去生活。“现实神经症”是一个可接受的译名。]]]的一般形式来说，它的性生活根源是显而易见的、引人注意的事实。二十几年前我就知道这一事实，那时我就对检查神经症患者时为何不考虑他们的性生活有疑问。我还由于研究此事，而引起患者的不满，但在简短的努力之后，我能够认识到：“如果性生活是正常的，那么就不可能有神经症——我这里的意思是不会有‘真性神经症’。”1992这个结论虽然一方面忽略了个体的差异性，另一方面“正常”一词还缺乏固定的意义；然而，从总体上来说，这个结论至今仍有一定的价值。那时我已在某种神经症和某种创伤的性状态之间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如果现在还有这种类似的资料以供研究，那么我当然能够将这些关系再重复一次。我时常发现一个人如果陷入一种不完全的性满足，如手淫，他就会患某种真性神经症，而如果使他采取另外一种同样的不完全的性生活方式，那么这种神经症就会很快地变为其他的方式。这样我可以根据患者的病情的改变来推断其性生活方式的变化。1993我也认识到要固执地坚持我这种结论，直到我战胜患者的不诚实，并迫使他们证实我的观点为止。果真如此，那么他们就会情愿去找那些不热衷于询问他们的性生活的其他的医生了。

就是在那时，我未能注意到，这种疾病的原因并不总是在于性生活。确实，某人可由于其性的生活受到伤害而得病；但另一个人则可能因为丧失了财产而患了一种严重的机体失调的病。为这些变化的解释，到后面会自然明白，那时我们对自我和力比多之间的关系将会有深刻的理解，并且对这个问题认识得越深刻，这种解释就变得越满足。只有在一个人的自我丧失了以某种方式分配力比多的能力时，他才会陷入神经症之中，他的自我越强大，它就越容易去执行这个任务，而自我的能力的每一次“削弱”，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都可以使力比多增加要求，并因此使他具有患神经症的可能。在自我和力比多之间存在着其他的更为亲密的关系1994；但这些不属于我现在讨论的范围，所以，我在此暂不讨论它。对我们来说要注意的是：无论哪一种病例，也不论其发病的情境如何，维持神经症症状的能力都靠力比多来提供，并且结果证明力比多被不正常地使用了。

然而，现在我必须使你们注意“真性”神经症的症状和精神神经症的症状之间的严格区别。我们前面所讲的，大多是有关精神神经症的第一组，即移情性神经症。真性神经症和精神神经症二者的症状都来自于力比多；这样，症状就成为力比多的变态使用和替代满足。然而，真性神经症的症状，如头痛、痛苦感觉、某些器官的疼痛状态以及某些机能的衰退或停止等。它们没有任何“感觉”和心理意义。它们不仅主要在身体中显现（例如癔症症状的情况），而且它们自身还是整个的身体过程，它们的发生与我们所知道的复杂的心理机制不相干。因此，以往认为精神神经症的症状和心理无关，现在看来真性神经症的症状才确实与心理无关。但果真如此，那么它们是如何成为力比多的表现的呢？力比多不也是精神活动的一种能力吗？先生们，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现在重述一下人们反对精神分析的第一种理由。反对者认为我们的理论是想只通过心理学来说明神经症的症状，而由于从来没有任何一种疾病可以完全由心理学的理论来解释，所以希望是很渺茫的。但是这些人忘记了性机能不纯粹是精神的东西，正如它也不全是身体的东西一样。它同时影响身体和精神生活。如果在精神神经症的症状中我们已熟悉了性机能的心理操作中干扰的意义，那么我们对于发现“真性”神经症中性干扰的直接的身体后果就不会感到吃惊了。

临床医生已给我们指出了有关这些干扰的解释的一种很有价值的观点，这种观点为不同的研究者所公认。它可以用来了解真性神经症，就真性神经症的症状的细节及其身体的系统和机能的共同特点来说，都和异质毒素的慢性中毒或突然戒除（如喝醉酒或戒酒后的情况）后所出现的病态症状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这两种疾病的症状还可用巴西多病（Bosedouis disease）即突眼性甲状腺肿大（exophthalmic goitre）的病状来比拟，因为这种疾病是由于中毒的结果，只是这种毒物不是来自于体外，而是来自于体内的新陈代谢而已。从这些比拟可以看出，我们还必须认为神经症是性的新陈代谢作用受到了干扰的结果。它受到干扰的原因，要么是由于性的毒素产生得太多，已非患者所能应付，要么是由于内部的、心理的状况不容许他对这些物质做适当的处理。实际上，这种有关性欲性质的假定，早已被远古的人所认识，例如酒可以引发爱，爱可以被称为“沉醉”（intoxication），这些观点已将爱的动力转移于身体之外了。这可能使我们回忆起性感带（erotogenic zones）的概念，以及我们曾假定各种不同的身体器官都可以引发性兴奋。另外，性的新陈代谢或性的化学这些词语却还不具有实际内容，我们还对此一无所知，还不能断定性的物质是否有雌雄两种1995，我们只假定一种性的毒物为力比多的各种刺激的动因就算满意了。我们所创造的精神分析的理论结构实际上是一种上层的结构，终有一天还得为它建立起有机的基础，但我们仍然对此一无所知。

精神分析这门科学的特点不在于它所处理的材料，而在于它所使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被应用于研究文明史、宗教科学和神学，以及神经症理论，而都不会丧失其基本的性质。精神分析的目的和所得不是别的，而是发现了精神生活的潜意识。“真性”神经症的症状可能由直接的毒素的损害而产生。它的问题不是精神分析所要研究的，精神分析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并且必须将这个任务留给生物医学去研究。

你们现在或许更进一步明白了为何我不以不同的方式另外安排我的材料了。如果我答应你们的是讲“神经症理论引论”，那么我当然要先讲真性神经症的简单形式，然后再进一步讲那些由力比多干扰而引起的更为复杂的精神疾病，这才是正确的途径。那样的话，我要从各方来收集有关前者的知识，而把后者当作精神分析的导引，并作为了解这些病状的最为重要的技术方法。然而，我要讲的题目是“精神分析导论”，我认为给你们讲些有关精神分析的观点要比传授给你们一些神经症方面的知识更为重要；因此，那些无助于精神分析研究的真性神经症就不适宜放到前面讲了。我也相信我为你们做出了较好的选择。因为精神分析的知识值得每位受教育者注意，而神经症的理论则跟其他的一样只是医学上的一章。

不过，你们想要我对“真性”神经症感兴趣也是正确的，真性神经症和精神神经症二者之间在临床上具有密切的关系，这更迫使我们对它们加以注意。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分出了三种纯粹形式的“真性”神经症：即神经衰弱（neurasthenia）、焦虑神经症（anxiety neurosis）和疑症（hypochondria）[[[关于把疑症作为第三种“真性”神经症的讨论出现在弗洛伊德关于《论自恋》（1914c）这篇论文的第二节及以下几页。]]]。这种分类也不无矛盾之处。确实，这些名字都很有用，但其含义却很难界定。甚至有些医生反对在混沌的神经症现象界里进行分类，反对临床上有病症种类，并否认真性神经症和精神神经症二者的区别；我认为这太片面了，并且没有选择引向进步的道路。我所提及的神经症形式很少以其纯粹的形式发生，而通常的情况是相互之间彼此交错，并与精神神经障碍相混合。这并不必使我们放弃它们之间的区分。请考虑矿物学中的矿物和矿石之间的不同之处。矿物可以分类，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常常是结晶体，和环境有着明显的不同。而矿石则是矿物的混合体，但其混合都有一定的条件而不是纯粹依赖于机会。我们对神经症理论的发展历程的认识十分有限，远远赶不上对矿石的了解；然而，如果我们将可以辨别出来的一些临床成分（这些成分可比拟为个别的矿物质）先独立出来，这当然也是一种正确的研究方法。

“真性”神经症和精神神经症二者症状之间的有价值的关系，对于后者的症状形成的知识具有十分重要的贡献。因为“真性”神经症的症状时常是精神神经症的症状的核心和第一个阶段。这种关系不仅在神经衰弱症与称作转换性癔症（conversion hysteria）的移情性神经症之间，以及在焦虑性神经症与焦虑性癔症之间，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而且在疑病症与我们以后要讨论的一种称为妄想痴呆[（paraphrenia）——包括早发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和妄想狂（paranoia）]的神经症之间也可以看到。让我以癔症性头痛或背痛为例来加以说明。分析向我们显示：通过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这种疼痛成为力比多幻想或记忆的替代性满足；但是，有时候这种疼痛是性的毒物的直接症状和性兴奋在身体上的表现，而不是出于臆造。我们本不想认为一切癔症的症状都有这样一个核心，但这的确时常是一个事实，并且性兴奋在身体上所造成的任何影响（不论是正常的或是病态的）都特别适宜于作为形成癔症症状之用。在这种病例中，它们正好像是一粒砂土和由牡蛎用于制造珍珠母的原料一样。性行为所伴随的性兴奋的暂时表现被精神神经症用做构成症状的最方便和最适当的材料。

还有一种相似的历程，它具有特殊的诊断和治疗意义。虽然有些人具有神经症倾向，但大多不发展成神经症。可是如果他们在有病态的机体改变时（或许是一种发炎或一种损伤），则时常足以使症状形成，于是那些伺机有所表现的潜意识就以这些实际上的症状作为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医师将先试用一种治疗方法，接着再试用另一种治疗法；或者设法消除那些症状所依赖的机体的基础，而不管其有没有神经症的倾向，或者不顾机体的刺激，治疗已形成的神经症。结果将证明这一种或那一种治疗方法的正确或错误；对于这种混合的病例还不能找出一般的原则来遵循。1996

第25讲　焦虑1997

女士们，先生们：

上一讲中，我给你们讲的一般1998神经症状态（neurotic state）的内容肯定会使你们感到最不完满、最不适当。我知道这是事实，并且我想最使你们感到惊奇的莫过于在其中没有谈及焦虑（anxiety）1999问题。而焦虑问题是神经症患者抱怨最多的东西，焦虑被当作最可怕的负担，并且焦虑在实际上还可变本加厉，产生不良的后果，而我却似乎没有打算谈及焦虑一样。恰恰相反，我对神经症中的焦虑问题情有独钟，并且准备给你们详加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我没有必要给你们介绍焦虑本身。我们每个人都不时地亲自体验过这种感觉，或更准确地说，体验过这种情感状态。但我想，为什么神经症患者比其他人忍受更多、更强的焦虑？这个问题从来还没有得到认真的讨论？或许它已被看作是某种可以自我证实的东西：单词“神经过敏”（nerv?s）和“焦虑”（?ngstlieh）2000可相互通用，似乎指的是同样的东西，但这是不正确的：有一些焦虑的人却一点也不神经过敏，再者，那些症状很多的神经症患者反而没有表现出焦虑的倾向。然而，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即焦虑问题是个重要的核心问题，我们若是弄清楚了这个问题，就可以明白我们整个的心理生活了。虽然我不认为自己能就焦虑问题给你们一个完满的解决，但是人们可以期望精神分析运用一种不同于学院派医学的方法来讨论这个问题。学院派医学所关注的是引起焦虑的解剖过程。我们发现患者延髓受到了刺激，于是就说他在迷走神经上患了一种神经症。延髓是一个主要的并且很可爱的对象。我很清楚地记得多年前我研究延髓时曾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然而，现在我必须指出，如果你们要了解有关焦虑的心理学，那么最无关紧要的事情恐怕莫过于有关刺激所经过的神经通路方面的知识了。2001

人们可能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焦虑，而不认为它是一种神经症状态。当我将这种焦虑描绘为与“神经症”焦虑相对应的“现实”焦虑时，你马上就会明白我的用意了。现实的焦虑对我们来说是某种十分合理，并且很自然的事情。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对一种外部危险的知觉反应——即一种预料到的或预见到的伤害。和逃避反射相结合中，它可被看作是自我保护特有的一种表现。而大部分引发焦虑的对象和情境则随着个人对外界的知识与努力的感觉而有所不同。野蛮人害怕大炮或日蚀，而一个白人既能操弄大炮，又能预见天象，他在这些环境中就不会焦虑。但有时知识也反而可能引起恐惧，因为人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识预料到危险的来临。例如，常在丛林中生活的野蛮人看见丛林中有足迹，就会害怕并退避开来，但由于白人不知道这就是野兽在附近的标志，所以对白人来说则无关紧要。再如一位很有经验的航海家看到天际上有一小块黑云，并判断出暴风雨将要来临，于是万分惊恐，而对此一无所知的乘客则认为这似乎是不足为奇的。

通过深入的思考，我们自己就会认识到，我们有关现实性焦虑是理性的和有利的判断需要彻底的改变。在危险临近时，有利的行为首先使头脑冷静，来估计一下自己能够支配的力量，并和以前所遇到过的危险相对比，然后再来决定最好的办法是逃避、防御还是进攻。而那种恐惧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在没有恐惧的情况下效果会更好。你们可能知道过分的恐惧最为有害，它使人的行为变得麻木，就连逃避也不能了。通常，对危险的反应由焦虑的情感和防御行动组成。一只受到惊吓的动物表现出害怕和逃跑；但这里有利的成分是“逃避”而不是“害怕”。

这样，我们必定会以为焦虑对于生存来说，实在是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们只有对恐惧的情境做更为详细的分析之后，才有可能对这个问题有更为深刻的了解。首先要注意的是对于危险情况的“准备”，那时知觉比较敏感，而且肌肉也较紧张。这种事先的准备，对生存显然是十分有利的；如果没有这种准备，或许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其次要注意的是，一方面肌肉的活动大多表现为逃避，高一级的则是防御动作；另一方面没有我们所谓的焦虑或恐惧之感。如果恐惧之感的时间愈短，甚至短到一刹那只起信号作用2002，那么焦急的准备状态就愈容易过渡为行动状态，从而使整个事件的进行更有利于个体的安全。这样在我们所谓的焦虑中，似乎焦虑的准备（preparedness for anxiety）是有利的成分，而焦虑的产生则是有害的成分。

我们先不讨论焦虑、恐惧（fear）、惊悸（fright）等名词在习惯运用上是否有同样的意义。我认为焦虑是就情境来说的，它不管对象如何；而恐惧则关注于对象，至于惊悸则似乎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即它强调由危险所产生的效果，这种危险突然而来，没有焦虑的准备。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人通过焦虑从惊悸中保护自己。2003

你们可能感到：“焦虑”一词的用法有某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对于“焦虑”我们一般用它来指知觉危险时所引起的主观状态。我们通过观察到的“焦虑的产生”进入这种状态，并且我们将此称为某种情感。那么情感在动力的意义上是什么呢？它当然是很复杂的东西。首先情感包括特殊动作的神经支配或发泄；其次情感包含某些感觉，这些感觉有两种，即已发生的动作行为的知觉，和直接引起的快感或痛感，这种愉快或不愉快的感觉赋予情感以主要的情调。但我并不认为我们的这种叙述已达到了情感的本质。对于某些情感来说，我们似乎可以有更为深刻的了解，并且知道它们的复合结构的核心，是某种特殊的以往经验的重演。这种经验有着古老的起源，并带有一般的性质。它不是个体史中的所有物，而是物种史中的所有物。为了便于你们理解，我还可以说情感状态的构造和癔症的发作很相似，它们都是记忆的沉淀物。这样，癔症的发作可以比作一种新形成的个体的情感，而一种正常的情感可比作一种已成为遗传的一般的癔症的表现。2004

请不要认为我刚才给你们讲的有关情感的话是常态心理学的公共财产。相反，它们是建立在精神分析沃土上的观点，并且是精神分析的特产。你们从心理学中所获得的有关情感的东西——如詹姆士—兰格理论，无助于我们精神分析的有关讨论。但我们也不是说自己有关情感的知识是确切无疑的。我们的有关知识不过是精神分析在这个模糊的领域中所做的初步尝试而已。然而，我还要继续讲下去。我们相信我们知道这个在焦虑性情感中重新发现的以往的印象究竟是什么。我们相信它是有关出生的行动（act of birth），这种出生的行动包含有痛苦的情感，兴奋的发泄，以及身体的感觉等已成为构成生命有危险时的经验的原型，并且从此由我们再现于焦虑状态之中。出生时的焦虑经验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新血液的供给（内部的呼吸）已经停止；于是这种初次的焦虑是有毒性的。焦虑（Angst，即angustiae, Enge，意为狭小之地）2005这个词所侧重的是呼吸紧张的特性，即这种用力的呼吸乃是一种具体情境所产生的结果，而现在几乎总是与一种情感相伴随。我们还把它看作是与母体分离而产生的。2006这种最初的焦虑状态具有密切的关系。当然我们相信有机体经过了无数代，已深深地隐藏再次引发这种原初的焦虑的倾向，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焦虑情感；即使他像传说中的麦克达夫（Macduff）很早就脱离娘胎，以致不能体验到出生的活动，也毫不例外。至于哺乳类动物以外的其他动物，我们还不清楚他们焦虑经验的原型到底有什么性质。同样，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动物具有什么样的与我们的焦虑相当的复杂的情感。

对你们来说，有趣的可能是想知道我怎么会产生这么一个观念，认为出生是焦虑性情感的起源和原型。它得自于人们的直觉的启发，而非玄想。多年以前，在我和其他年轻的医生于一家小餐馆围坐在一起吃午餐时，一位产科医院的助理给我们讲了一些有关助产毕业考试中的趣闻。考官问出生时如果羊水中混有婴儿的胎粪，那意味着什么。一位考生立刻回答说：“它意味着这个小孩受到了惊吓。”她受到嘲笑，并因此没有通过考试。我却暗自同情她，并开始怀疑这个可怜的纯靠直觉的妇女，以其准确的知觉，已触摸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2007

如果我们现在转而考虑神经症的焦虑问题，那么神经症患者的焦虑是以什么新的形式和情境显现的呢？这里有许多东西要讲。首先，我们发现一种普遍的忧虑，一种称作自由浮动着的（floating）焦虑，易于与任何适当的思想相依恋，影响判断力，选择所期望的东西，并且等待着自圆其说的机会。我们将这种状态称为期待性焦虑（expectant anxiety）或焦虑性期望（anxious expectation）。受这种焦虑折磨的人总是预见到这种种可能的灾难，将各种偶然之事都说成是不祥之兆。这种邪恶的期望的倾向可在许多不能说是有病的人身上发现，并成为其一个特征；人们将他们称为过分焦虑或悲观的。然而，那种属于实际神经症中的焦虑性神经症，总是将这种过度期待的焦虑当作通常的特点。2008

第二种焦虑与我刚才所描绘的那种相对照，它在精神上受到束缚2009，并且常依恋于特定的对象或情境。它是极其多样的和常常十分古怪的“恐怖症”（phobias）的焦虑。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Stanley Hall，1914）最近曾用一些有意义的希腊语来命名这一系列恐怖症。这听起来像埃及的十疫（the ten-Plagues of Egypt），只是其数目远远超过于十而已。2010下列所有的东西都可能成为恐怖的对象或内容：黑暗、天空、空地、猫、蜘蛛、毛虫、蛇、鼠、雷电、刀剑、血、围场、群集、独居、过桥、航海和乘火车旅行等等，这些混乱的东西可分成三组。第一组的一些对象或情境就是由我们正常人看来也十分凶恶可怕，它们的确与危险有着某种关系；虽然这些恐怖症的强度看似有点过分，但仍能完全理解。例如，我们没有见到蛇不害怕并不躲避的。因此对蛇的恐怖症可以说是全人类所共有的。达尔文曾自称看见拦在一块厚玻璃板后面的蛇扑来，令他感到恐怖。第二组的对象与危险仍具有一定的关系，但我们常常忽视这种危险；此外，这一组还包括大多数的情境恐怖症。我们知道乘火车要比在屋子中更容易遇到危险——例如偶尔会有火车相撞事故发生；我们还知道沉船时乘客会遇到生命危险；然而，我们时常对这些危险熟视无睹。旅游时并不为乘车船担忧。再如，过桥时，桥突然断塌，我们也会从桥上落入水中，但是这种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其危险也就不值得特别注意了。还如独居也有危险；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不愿独居，但并非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忍耐独居。另外群集、围场、雷雨等都是这样。我们不能理解这些恐怖的与其说是其内容，不如说是其强度。伴随恐怖症而来的焦虑是难以形容的，而有时神经症患者对我们在某些情境中感到焦虑的和以同样的名字描绘的东西和情境则毫不害怕。

剩下的是第三组恐怖，我们很难理解这种恐怖。如一位强壮的成人在他自己家乡的熟悉的城区内竟然害怕跨过一条街道或广场，一位健康的妇女竟会由于一只猫擦身而过或一只老鼠在房子中跑过而大惊失色。我们如何将这些东西与这些人们所忧虑的危险相联系呢？就这种动物恐怖症来说，就不属于一般人的畏惧增加了强度的问题；因为有许多人一见到猫便不禁爱抚它，招呼它。老鼠原本是大多数妇女所害怕的动物，然而同时也用它来表示一个亲爱的东西的小名，虽然有许多女子喜欢爱人将自己称为“小老鼠”，但她一看见这个小动物，便不禁惊叫起来。对于一位具有广场恐怖症的人来说，我们唯一可做的解释是，他的行为就像是小孩子一样。小孩子由于受到教育才去避免这种危险的情境。而对于患广场恐怖症的人来说，如果有朋友和他一道走过广场，他就可以避免焦虑。

我刚才所描绘的这两种焦虑——即自由浮动的期待性焦虑和关联于恐怖症的焦虑——是彼此独立的。一个并非是另一个的更高的阶段，并且它们只在极少数特例中同时出现，也就是说，偶尔同时出现。最为强烈的一般性忧虑也不一定会造成恐怖症；反过来讲，终身患广场恐怖症的人也不见得就一定有悲观的期待性焦虑。一些恐怖症——如广场恐怖和铁路恐怖等——证明是长大时习得的；还有一些恐怖症——如怕黑暗、雷电、动物等——则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前者具有严重的病态意义，而后者则以个人的怪癖出现。如果一个人表现出这后者的一种，就可以怀疑他具有其他恐怖症。我还要补充的是，我们将把这些恐怖症都当作焦虑性癔症，也就是说，我将它们当作与熟悉的转化性癔症具有紧密联系的一种错乱。2011

第三种形式的神经症焦虑令人迷惑不解，这里在焦虑和危险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这种焦虑或者出现于癔症之中，与癔症症状同时产生；或者出现于不同刺激的条件之下，我们本来知道这种条件会有某种情感的表现，却决未想到是焦虑性情感；或者它和任何条件都无关，只是一种无因而至的焦虑症，不但我们对其难以理解，就是患者也感到莫名其妙。即使我们进行多方面的研究，也看不出有何危险或危险的迹象。从这些自发的病症来看，这种所谓的焦虑的复杂情况可分成多种成分。整个的病症可由单一的强烈发展了的症状来表示，如由战栗、衰弱、心跳或呼吸困难等来表示。而我们所认为的焦虑的一般情感则消逝不见了。然而，这些我们称之为“焦虑的同等物”的条件和焦虑本身具有相同的临床的和病理的原因。

现在又出现了两个问题：我们能将神经症焦虑（其中危险不起任何作用）与现实性焦虑（对危险的一种反应）联系起来吗？以及我们如何理解神经性焦虑？我们当然倾向于期望凡是有焦虑出现的地方，则必定有所害怕的东西。

临床观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理解神经症焦虑的线索，我现在略述如下：

（一）不难确立这样的事实：期待的焦虑或一般性焦虑与性生活中的某些事件或者说某些力比多的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此事实说，可列举那些表现出所谓的兴奋受阻的人们作为最简单、最耐人寻味的例子。他们强烈的性兴奋正体验着不充分的发泄，而不能得到最终的满足。例如，男人在订婚之后，结婚之前，而女人则因丈夫在性方面没有充分的能力，或为了避孕而匆匆地完成性交行为，就会发生上述体验。在这种情况之下，力比多兴奋消失，而焦虑代之而出现，或者形成期待的焦虑，或者形成与焦虑相当的症状。男人的焦虑性神经症多以不尽兴的性行为为原因，女人的更是如此。在医疗实际中，诊察这种病症时，应以探查这种病源开始。无数的病例说明，在性的弊病改正之后，焦虑性神经症就会消失。

就我所知，性的限制与焦虑状态之间的关系已为人们所承认，就是那些一向讨厌精神分析的医生们也不再对此加以否认了。但是他们仍然会错误地理解这种关系，认为这些人本来就有害怕的倾向，因此在性活动上也不免加以限制。然而，这与女人的行为相矛盾，她的性活动实质上是被动的——也就是说全由男子来决定。一个女人愈有激情——因此愈倾向于性交，就愈有能力满足——对男人的虚弱或不尽兴的中断愈容易有焦虑的表示。然而对于在性方面不感兴趣或性的要求不太强烈的女人，虽然受到同样的待遇，却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当然，性的节制现在已为医生所热心地提倡了，可是，如果力比多没有满足的途径，一方面要求发泄，一方面又无法升华，那么这种节制只会成为导致焦虑的条件。确实，确定结果是否致病有赖于数量的因素。撇开疾病不说，就性格形成这一点而言，不难认识到性的限制和焦虑时常同时出现，而冒险精神反而和性需要的任意放纵有着联带关系。然而，这些关系会因各种各样的文化影响而改变和复杂化，就一般人来说，焦虑与性的限制有密切的联系，这仍是事实。

我还没有告诉你们有关力比多和焦虑之间在发生上的关系，这方面的证据很多。例如某些时期，像青春期和停经期，力比多的产物异常增加，这对焦虑就会产生影响。在一些兴奋状态中，也可能会直接地观察到力比多和焦虑的混合，以及由焦虑最终替代力比多。人们从所有这些事实中所获得的印象是双重的：首先是力比多的增加没有正常的利用机会；其次，我们整个地处于机体过程的范围之中，我们只能认识到，力比多缺乏了，焦虑则取而代之。2012

（二）通过对精神神经症尤其是癔症的分析，可以发现第二个线索。我们看到这种病态的焦虑时常与症状一起出现，但没有对象的焦虑也可长期存在或表现于发病之时。患者不能说出他们害怕什么，并且通过润饰作用的帮助，可使它与起初的恐怖症如死亡、发疯、或灾难等相联系。如果对焦虑（或由焦虑所伴随的症状）赖以发生的情境进行分析，我们往往可以发现那些受到阻止而被焦虑的表现所代替的究竟是什么常态的心理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构建潜意识过程，就好像它从未受到压抑，不受任何阻碍地进入意识一样。这个过程由一特殊的情感相伴随，并且我们现在吃惊地发现这种伴随着事件的正常过程的情感由压抑发生之后的焦虑所替代，无论它的质量如何。这样，当我们处于一种癔症状态时，它在潜意识中的相应的东西，可以是一种特点和类似的兴奋——如焦虑、害羞、迷惑不安等，也可以是一种积极的力比多兴奋或一种反抗的进攻情绪，如愤怒、生气等。因此，假如相当的观念内容受到了压抑，那么焦虑就成了一种通用的货币，可以成为一切情感冲动的交换物。2013

（三）我们的第三个发现是苦于强迫性动作的患者似乎是以异常的方式来免除焦虑的。如果我们要禁止他们，使他们不发生这些强迫性动作，如洗手或其他仪式等，或者他们想自发地取消某种强迫行动，他们就会受迫于极度可怕的焦虑，而屈从于这种强制。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焦虑由这种强迫行动所隐藏，而这种动作表现只是为了避免焦虑。因此，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原来要产生的焦虑，也可以产生一种混有他种症状的焦虑，也可以产生一种无焦虑的症状。这样，抽象地说，一般的症状的形成只是为了逃避焦虑的产生，这似乎是不错的。如果我们采纳这种观点，焦虑在神经症问题中处于我们的兴趣的核心位置。

我们对焦虑神经症的观察引导我们得出结论：力比多在丧失自身正常的使用的情况下，就足以引发焦虑，它在身体过程的区域中发生。对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的分析产生另外的结论：心理方面的反抗也可以使力比多失去正常的使用而引发焦虑。因此，我们所知道的有关神经症焦虑的起源就只有这些。它虽然听起来相当地不确定，但目前我还没有找到进一步探索下去的道路。我们自己所确定的第二个问题——即求得神经症焦虑（即由于态度方面的力比多）和现实性焦虑（即对于危险的相应反应）之间的关系——似乎更难解决。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些是两个十分独立的东西；并且我们还没办法区分出神经症的焦虑和现实性焦虑二者之间的我们的感受。

如果将我们时常假定的自我和力比多二者之间的对立作为我们的出发点，我们最终会得出我们所寻求的这种联系。像我们所知道的一样，焦虑的产生是自我对危险的反应和逃避之前的信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再前进一小步，推想自我在神经症的焦虑中，也在试图逃避力比多的要求，并且像对付体外的危险一样来对付体内的危险。因此，这会实现我们的期望：有焦虑出现的地方，就有人们所害怕的东西。但这种类比还不止于此。正好像逃避外界危险的企图由站稳脚跟并采取适当的防御所取代一样，也好像是神经症焦虑的产生让位于症状的形成一样，这种症状的形成产生于有关的焦虑。

理解的困难现在存在于别处。原来焦虑既表示自我逃避自己的力比多，也等于假定焦虑起源于力比多。这不免更难理解，我们必须记住一个人的力比多基本上是其一部分，而不能看作是身外之物。这是焦虑产生的“拓扑动力学”（topographical dynamics），我们对此仍不明白——即在那个过程中产生的是什么精神能量，或这些精神能量出自什么精神系统等问题，这又是一个我不能许诺要解答的问题。但是，有两条线索，我们必须遵守，并且这样做时我们将再次使用直接观察和分析探询来帮助我们的推测。我们现在先来谈一下儿童焦虑的发生和与恐怖症有关的神经症焦虑的源泉。

忧虑在儿童中是很常见的东西，并且似乎很难区分它是神经症的还是现实性焦虑。确定通过儿童的行为做出这种区分的价值很成问题。因为一方面如果儿童对所有的陌生人或新情境和新东西都感到害怕，我们并不感到吃惊；我们很容易把这种反应解释为由于他的软弱和无知。这样，我们认为儿童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焦虑的倾向，并且如果这种忧虑是一种先天的遗传，那么我们应将它看作是一种十分有利的安排。儿童似乎只是在复演史前人及现代原始人的行为，这些人由于无知和无助而害怕新奇的及许多熟悉的现在已不再引起焦虑的东西，并且如果儿童的恐怖症至少有一部分被看作是人类发展初期的遗物，那么，这也正与我们的期望相吻合。

另外，我们不能忽略以下两方面的事实：第一，并非所有儿童的焦虑都具有同样的程度；第二，那些对各种情境都十分畏怯的儿童，长大时往往成为神经症患者。这样，神经症特质也通过直接的趋势变为现实的焦虑而显露自身。忧虑表现为是一种原始的东西，并且我们得出结论：儿童及后来的成人，之所以体验着对自己的力比多的畏惧，是因为他对于任何事物都畏惧。可见，焦虑来自于力比多之说可被取消；而且通过对于现实性焦虑的条件的研究，人们自然可以逻辑地推出下面的结论：对人自身软弱和无助的意识——即阿德勒所称的自卑惑（inferiority）——是神经症的最终基础，假如它可以一直从儿童时期保持到成年时。

这听起来是如此的简单而动听，以至于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用来研究神经症问题的观点将由此而动摇了。这种“自卑感”（以及决定焦虑和症状形成的东西）似乎确实可以持续到成年；但在这种特殊的病例中竟会出现健康，这需要做出解释。但是通过对儿童的忧虑的仔细研究会揭示什么呢？起初，儿童所害怕的是陌生人；这种情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涉及情境中的人，后来才涉及物。但是儿童害怕陌生人，并非由于他认为这些人不怀好意，而是他将自己的弱小与陌生人的强大相对比，从而认为这些人会危及自己的生存、安全和快乐。认为儿童缺少信任和害怕支配世界的攻击本能，是一种错误的理论建构。实际上，儿童之所以害怕陌生的面孔，是因为他已习惯于看到一个熟悉的和可爱的面孔——特别是其母亲。正是他的失望和渴望转变成焦虑——实际上，他的力比多既没有使用，又不能久储不用，于是就以焦虑的形式得到发泄。这个情景是儿童焦虑的原型，是出生时——即与母体分离时，原始焦虑条件的再现。2014

儿童与情境有关的首要恐怖是对黑暗和独居的恐怖。前者时常保持整个一生。不愿与保姆或母亲分开的欲望则是二者都有的，我听到一位害怕黑暗的儿童叫道：“妈妈，给我讲话，我很害怕！”“这有什么用呢？你又不能看到我。”儿童回答说：“如果有人讲话，天就会亮些。”2015这样一种在黑暗中感受到的渴望就变成对黑暗的害怕。我们还未发现神经症的焦虑只依附于真实的焦虑并成为其特殊的一种，相反，我们却感到儿童的行为似乎有点像真实的焦虑，其主要特性又与神经症焦虑相同——起源于没有用处的力比多。儿童生来似乎很缺乏真正的“现实性焦虑”。在那些后来成为恐怖的决定因素的情境（如登高，过水上的窄桥，乘火车、轮船旅游等）中，儿童表现出焦虑；并且一般来说，他们愈无知，他们的焦虑就愈少。如果他们能通过遗传获得这些保存生命的本能2016，那当然是好事情，因为这将极大地有利于照料他们，使其免遭种种的危险。然而，事实是儿童起初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并且由于他们不知道危险的存在而无所畏惧地行动。他们会沿着水边跑，爬上窗台，玩锐利的东西和火——总之，做一切有危险的事情，并且使看护者感到担忧。最终现实的焦虑被唤醒，这主要是教育的结果，因为不可能让他们自己在痛苦的经历中学习。

那么，如果有些儿童很容易通过训练而认识到焦虑，并且自己能预知那些未曾受过警告的东西的危险，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出他们比别人在体质内有更多的先天的力比多需求。难怪那些后来成为神经症的人，在当孩子时也属于这一类。我们知道最有利于神经症发展的东西是没有能力在很长的时间里忍受大量的被压抑的力比多。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种体质的因素在起作用——确实，我们对此从未有过异议。我们所反对的只是从观察及分析的一致结果来看，体质因素本无地位，或具有无足轻重的地位，而有些学者则特别重视这一因素而排斥其他的因素。让我来总结一下我们从对儿童忧虑的观察中所得出的东西；幼儿的焦虑与现实的焦虑无关，却与成人的神经症焦虑有着密切的关系。像后者一样，它来自于无处使用的力比多，并且它由外在的对象或情境替换失去的可爱的对象。

你们现在会很高兴地听到，对恐怖症的分析并没有告诉我们多少新东西，它们与儿童的焦虑都是如此：无处发泄的力比多渐渐地转化成为一种类似的现实的焦虑；于是把外界无足轻重的危险引过来代表力比多的要求。对于这种相互一致（恐怖症和儿童的焦虑之间的）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因为儿童的恐怖不仅是后来的焦虑性癔症所表现出的恐怖的原型，还是它的直接的先导。尽管每一种癔症都因不同的内容而有其不同的名称，但他们都可以追溯儿童的恐怖，并成为它的继承物。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所具有的机制。就成人来说，虽然力比多暂时得不到发泄，却不足以转化成为焦虑。因为成人早已认识到怎样保存力比多，或怎样使它们应用于其他地方。然而，如果他的力比多依附于一种受到压抑的心理兴奋之上，那么和儿童相类似（儿童还没有意识和潜意识的分别）的所有情形就会随之再次出现；由于这个人已退回到儿童时期的恐怖，所以他的力比多就十分容易成为焦虑。

你们可以回忆到，我们曾详细地讨论过压抑作用2017，但那时我们总是只关注被压抑的观念的命运——自然是由于这更易于识别和描绘。我们总是遗留一个问题，即附属于被压抑观念的是怎样的情感，并且现在才知道这个情感无论通常有何性质，它在这时的直接命运都是转变为焦虑。这种情感的转变是压抑过程的一个重要结果。这件事很难叙述，因为我们还不能主张潜意识情感的存在也像以前主张潜意识观念的存在一样。一种观念不论意识的或是潜意识的，都保持不变；我们可以说出和潜意识观念相当的东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一种情感是一种有关的能量发泄的过程；如果我们对有关心理过程的假设还没有彻底的考察和了解，就不能说和潜意识的情感相应的是什么东西。而我们在这里还无法加以讨论。不过，我们将强调我们现在已获得的印象：焦虑的产生与潜意识系统具有密切的关系。2018

我曾讲过，如果力比多受到压抑，就转变成焦虑，或以焦虑的方式得到发泄，这是力比多的直接命运。我现在必须补充一点：即变成焦虑还不是受到压抑的力比多唯一的或确定的命运。在神经症中，过程的目的在于要阻止焦虑的发展，并且用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在恐怖症中，神经症过程的两个阶段可以被清楚地区分。第一个阶段与压抑以及力比多转变成焦虑有关，它因此也与外在的危险有联系。第二个阶段包含建造各种防御的壁垒，以避免接触外界的危险。由于自我感觉到力比多的危险，于是以压抑作为逃避力比多压迫的工具；恐怖症可被比作一座城堡，用以对抗可怕的力比多这种外来的危险。当然恐怖症中的防御系统的弱点在于：城堡虽然可以抵御外在的危险，但仍不免会有来自内部的危险存在。把来自于力比多的多方面的危险投射于外，这是永远不能彻底成功的。2019由于这个原因，在其他神经症中，其他的防御系统用于反对可能的焦虑的产生。这是神经症心理学的最有意义的部分；但不幸的是，它未免离题太远，而且要以更为深刻的特殊化的知识作为前提。我现在只再补充一点。我已给你们讲过自我在压抑过程中所使用的“反贯注”（anticathexis），并且这个反精神贯注必须保全，以便压抑作用具有稳定性。这种反精神贯注具有以下任务：即运用各种形式的防御方法抵制压抑后的焦虑的产生。

让我们重新回到恐怖症。我可以安全地说你们现在已认识到了只解释恐怖症的内容，只研究其起源（像造成某种恐怖的这种对象或那种情境），而不管其他，那是很不适当的。恐怖症的内容与显梦（一种谜面）同等的重要。必须承认，无论怎样变动，在各种恐怖症的内容之中仍然有许多内容由于物种遗传的原因而特别适合于成为恐怖的对象，正像霍尔所主张的一样。确实，许多焦虑的对象只能通过一种象征关系建立它们与危险的联系。

这样，我们发现自己确信焦虑的问题在神经症心理学问题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我们还深刻地认识到焦虑的发展和力比多的命运及潜意识的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还有这样一个事实：现实的焦虑必须被看作自我的自己保存本能的显现。这个事实虽不可否认，却是一个不连贯的线索——即我们理论观点中的一个空缺。2020

第26讲　力比多理论和自恋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已多次地（不久前已讲过）讲过自我本能和性本能之间的区别。首先，压抑作用向我们显示：二者可以彼此对抗，性本能表面上被征服，并且被迫通过倒退和迂回曲折地寻求满足，这样做它们能够弥补它们在前进中的失败。我们接着认识到这两种本能与必要性（necessity）一开始就有不同的关系，所以，它们的发展过程不同，并且它们与现实原则具有不同的联系。最后，我们似乎发现通过观察而认识到的性本能与焦虑的情感状态比与自我本能有更为密切的关系——这个结论只在一个重要方面似乎不完满。因此，为了更为稳固地建立这个结论，我要再引入下面的更值得注意的事实：如果饥渴（自我保存本能的两个最重要的成分）得不到满足，结果不是它们转变成焦虑，而是将未满足的力比多转变成焦虑，这是我们最经常看到的现象。

无疑，我们将自我本能从性本能中独立出来的权利不能被动摇；说性本能的存在是个体的一种有区别的活动已隐含了这一点。唯一问题是这个区分究竟有什么意义，以及我们是否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区分。然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看以下两点：第一，性本能在身体上及心理上的表现与自我本能的区别究竟到了何种程度，我们能否加以限定。第二，由这些差异所引起的结果究竟如何重要。另外，我们当然没有要坚持这两种本能在本质上的差异，而且即使有了差异，了解也是很困难的。两者都只被描绘为个体的能量源泉，如果我们要讨论它们究竟为同一种，或分属于两种，那么，就决不能只以这些概念为基础，而必须以生物学上的事实为根据。我们对这些的认识还很少，即使我们认识的更多一点，它也与我们的分析任务无关。

根据荣格的例子，很显然，如果我们坚持所有本能都源于一个单元，并且它们所具有的能量都称为“力比多”，也不能使我们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因为没有方法能够在精神生活中去除性的机能，我们于是不得不谈到性的力比多和非性的力比多。但力比多的名字仍适合于留给性生活的本能力量，像我们至今实际中所用的一样。

因此，在我看来，对精神分析来说，性本能和自我保存本能究竟是否应加以区分的问题，是不太重要的。精神分析也没有能力来回答这个问题。然而，生物学在许多方面显然可以证明这个区别的重要性。确实，性生活是超越于个体之上的生命有机体的单一的机能，并且与物种有关。这个机能不仅像其他活动那样时常有利于个体，而且为了得到性的高度的快乐，还使生命面临危险和毁灭。由于个体的生命仍需保留一部分传递给后代，于是就有一种有别于其他的新陈代谢过程，作为达到这种目的的途径。最后，个体有机体将自己看成重要的东西，并且认为其性生活也像其他机能一样，只是为了自己的满足。但是，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个体有机体只是物种生产序列的一小段，和不朽的种质（germ-plasm）相比，它的生命是很短暂的，像临时作为种质的寄身之地一样。2021

然而，精神分析对神经症的解释不需要这种深远的考虑。沿着性本能和自我本能的区分，可以帮助我们发现理解“移情性神经症”的关键。我们已能够将它们追溯到某一基本的情境，而在这个情境之中，性本能和自我本能彼此矛盾，或用生物学的术语（虽不很准确）说：自我一方面作为独立的个体有机体与另一方面作为物种延续的成员彼此冲突。这种分歧或许只能发生于人类，并且一般来说，人之所以比其他动物优越，或许就在于神经症。人类的力比多的过分发展和其精神生活的异常复杂——这或许就是由力比多发展而来的——似乎创造了这种冲突发生的条件。显然，这些也是人类所取得的超越于动物的极大进步的先决条件，所以人类易患神经症的能力似乎只是其文化发展的能力的反面。但这些也只是推测，它使我们背离了目前的任务。

至今，我们的研究工作仍旧根据这样的前提：我们可以根据其表现将自我本能从性本能中区分开来。对于移情性神经症来说，这种区分是不难获得的。我们将自我指向其性需求对象的能量贯注称为“力比多”，而将来自自我保存本能的其他的能量贯注称为“兴趣”2022。通过追溯个体精神贯注，它们的转移和最终的命运的过程，我们可以获得对精神力量的机制的初步了解。为了这个目的，移情性神经症为我们提供了最珍贵的材料。但是，对于自我及其构造和其机能的各种组织，我们仍不清楚；我们不得不假定对其他神经症障碍的分析能够给我们带来某种必要的悟性。

我们很早就开始将精神分析概念扩展到这些其他的疾病之上了。在1908年，阿伯拉罕（Karl Abraham）就已和我在交换思想之后发表了一种主张，认为早发性痴呆症（dementia praecox）的重要特征是：缺乏力比多发泄对象。但那时曾引起这样一个问题：痴呆症患者的力比多既然已经离开了它的对象，那么会发生什么样的结局呢？阿伯拉罕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它又回到了自我，并且这种回复是早发性痴呆中夸大妄想（negalomania）的源泉。这种夸大妄想就好比是人们熟悉的恋爱时夸大对象的身价。2023这样，我们通过将它与正常的恋爱生活相联系这种方式，首次认识到了精神疾病的一个特性。

我要告诉你们，阿伯拉罕的这种最初的解释已被精神分析者所接受，并且成为我们对待精神病学的态度的基础。这样，我们慢慢地熟悉了这个概念；虽然力比多依附于某种对象，并且表现出一种要在这些对象上求得满足的欲望，但也可以抛弃这些对象，而转向自我本身。这个观点逐渐变得更为完善。我们从纳基（Paul N?cke，1899）所描绘的性变态那里借来了自恋（narcissism）这个有关力比多分配方式的名词。即一位成年人将通常施用于外在性对象之上的所有的爱抚转移到他自己身上。2024

我们稍加思索就会发现，如果这种力比多对自己身体和人格而非对客体的固着确实发生了，那么这种现象不可能是例外的或毫无意义的。相反，也许这种自恋乃是普遍的和原始的现象，有了这种现象，才会有对对象的爱，而且自恋也不必完全消失。确实，我们从力比多对象的发展历史中就可以回忆到，许多性本能始于在客体对象自身（像我们所谈的自淫一样）获得满足，并且这种自淫的能力是现实原则教育过程中性生活退化的基础。这样，自淫现象乃是力比多分配在自恋方向上的性活动。

总之，我们对于自我力比多（ego-libido）和对象力比多（object-libido）之间的关系已有了一定的印象，这个印象可借助于动物学方面的比喻进行解释。要知道最简单的生物由一团未分化的原形质（protoplasmic substance）组成。它们常借所谓的“伪足”（pseudopodia）向外伸张；并且能够使自己重新缩成一团。这些伪足就好像是力比多投射到客体之上，而大多数的力比多则仍然积聚在自我之中，我们假定在正常的环境中自我力比多可以顺利转化为对象力比多，并且这可以再次回到自我之中。2025

在这些观点的帮助之下，我们现在能够解释大量的心理状态，或更为保守地说，也可用力比多来描述正常生活的情况了，像恋爱者的精神行为、机体疾病或睡眠等状态。就睡眠状态来说，我们假定它基于从外部世界转移开，并接受睡的愿望。我们发现半夜里梦的精神活动也是以保持睡眠为目的的，并且纯粹受利己主义动机的支配。借助于力比多理论，我们现在还认为睡眠是这样一种状态，其中所有一切外在方面的发泄不论是力比多的或是利己主义的都被放弃，而退入自我之中。难道这还不能使我们对这种由于睡眠而导致的体力恢复及一般疲劳的性质有全新的认识吗？这既可以证实睡眠和胎内生活的相似之处，又可以扩大其心理方面的意义，力比多分配的原初状态可以在睡眠者身上得到恢复，力比多和自我的利益在整个自恋中仍统一起来，并难以区分，共处于自我满足的自我之中。

这里再讲下述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们如何区分自恋和利己主义概念？我认为自恋是对利己主义的力比多补充。在我们讲利己主义时，我们只看到个体的利益，而在我们讲自恋时，我们还把它的力比多满足考虑在内。就实际动机而言，二者各不相同。很可能一个人是绝对利己主义的，但是，如果他的自我要在一个客体对象上获得力比多的满足，那么，他的力比多对于客体对象也有很强的依恋；这时，他的利己主义就使他的自我不会由于对客体的欲望而受到损伤。一个人可以同时既是利己主义的，又是强烈自恋的——即不很需要客体。而自恋要么表现为直接的性满足，要么表现为所谓的“爱”，而与“肉欲”（sensuality）相对。在所有这些联系中，利己主义是自明的和不变的，而自恋是可变的成分。利己主义的反面是利他主义（altruism），利他主义这个概念与力比多的客体对象发泄不一致，利他主义和力比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在客体上谋求性的满足的渴望。然而在某人陷入爱河时，利他主义与力比多的客体对象贯注相融合。一般来说，性的对象可将自我和自恋吸引去一部分，并且自我对于客体的性做过高的估计。如果再加上利他主义，将来自于爱人的利己主义引向客体对象，那么，性的客体对象就成为十分强盛的东西，并完全吸收了自我。

在以上纯粹的科学想象之后，如果在此我给你们引入一段诗来说明白恋和恋爱的“经济”[[[即有关能量中的数量因素。见第374页。]]]对比，那么，我想你们就会发现它使人精神振奋。以下是从歌德的《东西歌女》2026（West?stliche Diwan）中引出的楚丽卡和她的恋人哈坦的对话：

楚丽卡：

奴隶，胜利者，

群众，在问到你们时，都承认

个人存在的意义是

天地之子的主要幸福。

如果我们没有失去我们的真我

我们就没有拒绝任何人的必要，

如果一个人仍然是他自己，

便可以忍受失去一切。

哈坦：

就算它是如此；

但我走的是另一条路；

我在楚丽卡身上，

发现了人世赋予我的一切幸福。

如果她对我有意，

我愿牺牲一切，

如果她舍我而去；

那么我失去我的真正的自我。

那些和哈坦在一起的日子已成过去，

而我仍然不变，

如果她很快爱上了某个幸运的人

我只好和他合为一体。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梦的理论的补充。我们不能解释梦的起因，如果我们假定潜意识中被压抑的观念某种程度地独立于自我，以便自我为了寻求睡眠，虽然它已撤回它在对象上的发泄，但这种观念仍然不受睡眠欲望的支配，而保持其发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潜意识如何能利用夜间检查作用的减弱或消失，而成功地获得对白天残余经验的控制，从而构建一种为本人所阻止的梦的愿望。另外，这种残余的经验和被压抑的潜意识的材料原先就有一种联系，由这种联系可以产生一种抵抗力，来反对睡眠的愿望和力比多的撤回。因此，我们通过这种补充，为我们有关梦的形成的观点插入这种动力的重要特点。2027

器质性疾病、痛苦的刺激或器官的发炎创造了一种条件，可明确地使力比多从对象上撤回。所撤回的力比多可在自我中再次发现，而对身体上病痛的部分增加贯注。人们确实可以大胆地假定，力比多在这些环境中从其对象上撤回要比个人主义兴趣从外界事物上的撤回更为明显。这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疑症的途径，其中有些表面上看不出病痛的器官都要求自我的关注。

但是，我这里不准备再讨论这一点，或者其他可用对象力比多返回自我来解释的情境——因为我会遇到已引起你们注意的两种反对意见。首先，你们想要让我说明为何在讨论睡眠、疾病等时，却一定要坚持力比多与兴趣的不同，以及性本能与自我本能的不同。实际上，如果我们要解释这些现象，只需假定每个人都有一种流动的一致的力，贯注到对象之上，和积聚于自我之中，就可以从属于一个或另一个本能。第二，你们想要知道我怎么能冒险地把力比多剥离开对象看作是疾病的起源，假如这种由对象力比多转为自我力比多（或更一般的自我能量）的变化是正常的和日夜重复的心理动力过程。

我现在进行回答。你们的第一种抗议听起来很有道理。请考虑一下睡眠、疾病和自己的恋爱就很可能不会使我们将自我力比多从对象力比多中，或将力比多从兴趣中区分出来。但这里你们忘记了我们起初的研究，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心理情境正是以这些研究为基础的。既然我们已弄清楚了由移情神经症所引发的冲突，那么就不得不对力比多与兴趣、性本能与自我保存本能加以区分。从此，我们就注意到了这种区分。如果要弄清楚所谓的自恋性神经症——如早发性痴呆症，并且说明它们和癔症或强迫症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就不得不假定有力比多的存在。只有这样，我们随后才能运用由此而得出的不可否认的理论来理解疾病、睡眠和恋爱。我们到处应用这些理论，看它们究竟在哪些方面可以行得通。而没有直接根据我们的分析经验的唯一的论题是：不论力比多依附于客体对象或自我，它仍然是力比多，而不会转变为自我的兴趣；并且自我的兴趣也一定不会变成力比多。然而，这还只是表示性本能与自我本能之间的区别；我们对这个区别已批判地思考过，并且出于启发性的原因，我们对此将继续坚持到它可能已消失为止。

你们的第二个观察也提出一个合理的问题，但它的目标方向是错误的。的确，客体对象的力比多退回到自我不是直接的病因；我们确实知道在我们就要入睡之前它时常发生，但在我们醒时，它又复原。这就好像原形质的微生物在收回其伪足之后，往往再次伸出一样。但是，如果有一种确定的、很有力的过程，迫使力比多从客体对象上撤回，那么结果就很不同。由此，成为自恋的力比多会无法找到返回客体对象的途径，于是，力比多在其自由运动上受到阻止，这就不免会引发疾病。如果自恋的力比多积聚到某种限度之上，就很可能会变得难以忍受。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客体对象的贯注才得以发生，而自我也只得放出力比多，以免过分积聚力比多而致病。如果我们要对早发性痴呆症进行更为特殊的研究，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们，使力比多脱离其对象而不能返回的那一个过程确实与压抑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应被看作是压抑作用另外的一种。不论怎样，如果你们能认识到这些过程产生的基本条件——就我们目前所知，几乎和压抑作用相一致，那么，你们就不难理解这些新事实了。冲突似乎是同样的并且在同样的两个因素之间进行。假如结果与癔症中的十分不同，那么其原因只能依赖于先天倾向的不同。这些患者的力比多发展中的弱点在于另一阶段；引发症状的固着之处也有不同的位置，或许是位于初期自恋阶段之中；早发性痴呆症最后返回到这一阶段。我们不得不假定自恋神经症的力比多在发展上固着的时期远远早于癔症或强迫症，但是，你们可能听说过自恋性神经症实际上要比移情性神经症更为严重，但是通过对后者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可以为前者的解释所用。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许多可以相互沟通的地方，它们基本上属于同一组现象。并且你们可以想象出：一个人如果不先有关于移情性神经症的分析的知识，那么他就难以对这些障碍（属于精神分析学范围之内的）做出相应的解释。

早发性痴呆症的临床表现（时常发生变化）不同，它的发作不是像自恋那样由于力比多由客体对象返回并积聚于自我之中。它还表现出其他现象，这些现象可追溯到力比多要再次返回于客体对象并力求恢复的结果。这些才真正是这种疾病的显著特征；这些特征和癔症的症状相似，极少数也与强迫性神经症的症状相似；但就总体来说，仍有不同之处。早发性痴呆症的力比多返回到客体对象或客体观念的努力，似乎的确有所得；但是这些所得只不过是它们的影子而已——我是指属于它们的词汇表达。我对此不能讲更多，但我相信力比多返回到客体对象的努力，可以使我们对真正构成意识与潜意识观念之间的区别的东西获得了解。2028

我现在已希望引导你们使分析工作再前进一步了。由于我们已冒险使用了自我力比多概念，使了解自恋性神经症有了可能；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要在这些疾病里求得动力的成因，同时，通过理解自我来扩充我们有关精神生活的知识。我们所寻求的自我心理学不必建立在自我知觉的资料之上（像力比多的情况一样），而是建立在对自我的干扰和破坏的分析之上。或许我们认为自我心理学要是能够成立，我们从移情神经症的研究中所获得的有关力比多的知识就会无足轻重了。然而，我们目前在这方面还未取得很大的进步。自恋神经症很难用我们在移情神经症中所使用的技术来解决。你们不久就会知道这是为什么。对于自恋患者来说，时常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在走了一段路之后，就会碰壁，使我们停下来。像你们所知道的一样，就是移情神经症，我们也会遇到抵抗的阻碍，但这个障碍可以逐个地冲破。而自恋的抵抗则是不能克服的，最多只能好奇地隔墙观望，看看墙那边发生的事情。因此，我们不得不改变研究的方法，而我还不知道是否能够成功地找到一个替代方法。我们并不缺乏有关这些患者的材料，即使不足以解决我们的疑难，但这些材料的分量却很可观，而且现在我们的任务是用我们得自移情神经症的症状的东西来帮助理解这些问题。这两种病症的一致之处足以保证我们有个好的开始。到底这种技术会对我们有多大帮助，还要留待以后再看。

另外，还有一些阻止我们前进的困难。只有那些对移情性神经症做过分析研究的人们，才可以去研究自恋性神经症以及和自恋有关的神经症。但是，我们的精神病学者不是精神分析的学生，并且我们精神分析者也很少看到过精神病病例。一批精神病学家必须首先受精神分析的训练。美国已开始在这个方向上进行努力了，有许多杰出的精神病学者用精神分析的理论给学生演讲。医院及精神病院中的主任医生也都用精神分析理论作为指导来观察病人。然而我们有时也在那里成功地看到了自恋背后的一些东西。下面将告诉你们一些我认为我们所看到的东西。

被称为慢性精神错乱的妄想狂（paranoia），在当今的精神病学的分类上，占据着一种不确定的地位。但是，它与早发性痴呆无疑有着密切的联系；我曾冒昧地提出过，二者都应归于妄想痴呆（paraphrenia）[[[关于弗洛伊德使用这个术语的某些评论将在对施莱伯的分析的最后一节，他对此所做的初次介绍时的一个脚注中找到（1911c），标准版，第12卷，第76页。]]]。根据其内容的不同，妄想狂的形式有所不同，例如夸大的幻想（megalomania）、被压迫的幻想（persecution mania）、被爱的幻想（erotomania）以及被妒忌的幻想等等。我们不希望精神病学试图以这种方式做出解释。这里有一个例子，精神病学也曾经依靠理智的努力，试图用这些症状来进行互相解释：患者深信自己受到迫害，因此猜测自己一定是个重要的人物，于是就渐渐地产生了妄自夸大的幻想。根据我们分析的观点，这种夸大的幻想是自我显现的直接结果，这主要是由于力比多从客体对象发泄上撤回——即属于早期幼儿形成回复的第二期的自恋（secondary narcissism）。然而，我们从对迫害的幻想的观察中得到了一个了解的线索。引起我们注意的第一个东西是在大多数事例中，迫害者和被迫害者是同性的，这仍然可有好意的解释；但是，对于某些已受到深入研究的例子来说，似乎患者在健康时对这个同性者本来十分亲爱，只是到了发病后，才把他当作迫害者。这使更进一步的研究成为可能：即可以把被爱的人更换成另外一个人，如把父亲换为严师或权威者。这种经验数目的不断增长使我们得出结论：被迫害妄想狂（paranoia persecutoria）是这样一种疾病，患者抵御自己变得过于强烈的同性恋冲动。2029爱可变为恨，这也许会严重威胁到既爱又恨的对象的生命，这个转变正好比力比多由冲动变为焦虑，通常都是压抑作用的结果。这里用一个最近看到的例子加以说明。

一位年轻的医生不得不离开他居住的城镇，因为他曾威胁一位住在那里的大学教授的儿子的生命，这个人当时是他的一位好朋友。他以为这位朋友有超人的魔力和邪恶意图；他认为正是由于他，才造成了近年来家庭中的各种不幸和自己在家里及在社会生活中的厄运。而且，不仅仅如此，他认为这种糟糕的朋友和其父亲（教授）还引起了战争，并且使俄国人侵扰边疆。他们曾用各种方法来威胁他的生命；他于是坚信只有这个罪犯的死亡才能使各种邪恶终止。然而他对他的情谊仍是那么深，以致虽然有枪杀他的机会，却总是手软不能开枪。在我与这位患者的简短的谈话中，了解到他们之间的友情可追溯到他们在学校的日子。他们至少有一次远远地超出了朋友的界限：他们曾一起过夜，并有机会发生过一次完全的性交。就患者的年龄及其有魅力的人格来说，那时都应有与女人有关的情感，但他却始终都没有这个意思。他曾与一个具有很高社会地位的美丽的女子订过婚，但由于她发现他冷酷无情，于是与他解除了婚约。几年后，在他初次能给一位女人以性的满足时，他却发病了。在这位妇女感激和忠心地拥抱他时，他突然感到了一种神秘的痛苦，像利刃切颅一样。之后，他把那时的感觉解释为，像是进行尸体解剖把头部切开时那种感觉一样。由于他的朋友是病理解剖学家，所以他逐渐认识到，只有这位朋友才会将这个女人送给他，并诱惑他。从此以后，他开始了解其他的来自于这个朋友的迫害的阴谋了。

但是，病例中的迫害者和被迫害者也可能是异性的，那么，这与说这种病是同性间的岂不是相矛盾吗？前不久，我曾有机会诊断过这样一个病例，并且从表面的矛盾中能够引申出一种证实。一个女孩想象自己受到一位男子的迫害，这个男子曾与她发生过亲密的关系。而事实上，她起初却妒忌一位妇人，这位妇人是可看作其母亲的替代者。一直到第二次和他相会后，她才将受迫害的幻想从那位妇人那里转移到那位男子身上。可见，在这个病例中，迫害者和被迫害者的性别相同之说，仍可成立。只是在向律师和医生诉说时，患者没有提及其幻想的这个最初阶段，于是，这使我们对妄想狂的解释表面上存在着矛盾。2030

同性对象选择比异性对象选择与自恋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当同性恋的冲动受到排斥的时候，就很容易退回到自恋。迄今为止，我还很少有机会把我们所知道的有关爱的冲动的基础全部告诉你们，而且现在来补充也已太晚。然而，我要给你们强调的是：对象的选择，即力比多在自恋阶段以后的发展，可按照两个不同的类型发生：要么按照自恋型（narcissistic type），这里患者自己的自我被另一个尽可能相似的自我替代，要么按照依恋型（attachment type）2031，这里力比多以能满足自己幼时需要的长者为对象，对于这种力比多强烈地固着于对象选择的自恋型也应属于有明显的同性恋倾向。

你们可以回忆一下在本学年第一次上课时，我曾描绘过一个女人患有妒忌的幻想。现在我们的演讲就要结束了，你们肯定很想听一下从精神分析上如何理解这种幻想。但对此我能告诉你们的要比你们所期望的少得多。幻想和强迫观念一样，它不受逻辑和实际经验的影响，可用它们与潜意识材料之间的联系来进行解释；这些材料一方面受到幻想或强迫观念的阻止，一方面又可借幻想或强迫观念表现出来。二者之间的不同建立在这两种疾病的地形学（topography）及动力学之间的差异之上。

对于妄想症和抑郁症（可分为许多不同的临床形式）来说，我们已发现某种线索，使我们有可能对这种疾病的内在结构获得某些了解。我们已发现，这些患者深为苦恼的无情的自我责备，实际上都与自己已失去的或因为某种过错而不再加以珍视的性对象有关。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抑郁症患者确实都把自己的力比多从对象上撤回了，但是，通过我们所称的“自恋性认同”（narcissistic identification）过程，这个对象在自我本身已建立起来，用自我替换了对象（这里我只能给你们一种叙述的观念，并且不用地形学及动力学名词进行说明）。2032于是，患者的自我被看作那已被抛弃了的对象；那些要施加于对象之上的一切攻击性行为和凶恶的表示都转加于自我。由此，抑郁症患者的自杀冲动可以通过下面的假设更清楚地得到了解：即患者对自我的痛恨，与其对那些既爱又恨的对象的痛恨一样地强烈。在抑郁症和其他自恋错乱中，患者情绪生活中有一种我们习惯于称为矛盾情绪（ambivalence）的东西出现（自布洛伊尔之后）。我们用这个词来表示对于同一个人有两种相反的情感——即爱和恨的情感2033。不幸的是，我在这些演讲中不能给你们讲更多的有关这种矛盾情绪的东西。

除了自恋神经症的认同之外，还有一种癔症的认同形式，这是我们早已知道的。2034我希望能用一些清楚的区分给你们说明两种形式之间的不同。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些有关抑郁症的周期或循环性，我保证你们会感兴趣的。因为在适当的条件下（我曾两度体验过）通过分析治疗有可能在患者神志清楚的时候阻止在同样的或相反的情绪状态中这种条件的再现。从这些病例中我们知道在抑郁症、躁狂症（mania）及其他病症中，都有一种特殊的解决冲突的方法在进行着。你们可以想象得出在这个知识或领域中还有多少需要精神分析去探讨。

我也告诉你们，我们希望有关自恋性障碍（narcissistic disorders）的分析会使我们了解一种方式，我们的自我以这种方式把不同的部分组合和构造成为整体，我们从前对这一点已做过初步的探讨。2035从对所观察的妄想的分析中，我们已得出结论：自我有一种官能，它不断地在观察、评判和比较，并且以这种方式和自我的另一部分相互对抗。因此，我们相信患者的抱怨，认为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受人监视，每一个思想都有人知道并且受到批评。这其实已给我们道出了另一个鲜为人知的真理。他的唯一的错误是把这种不舒适的力量看作是某种他自己很陌生的，存在于他自身之外的东西。他真实地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已创造出一种理想自我（ideal ego），他在自己的自我中觉得有一种官能的界尺，可利用这种理想自我来测量他的实际的自我和一切活动。我们也相信这种创造带有自我满足的意图，这种自我满足与幼时的主要的自恋有关，但从那时起便屡受干扰和阻止。我们知道这种自我观察的官能就是以前所称的自我稽查作用2036或“良心”，就是夜梦中表现为对不道德的冲动的抵抗。如果这种官能从被监视的妄想中分离出来，我们就能知道它起源于父母师长及社会的影响——即与这些模范人物的认同。

这些是精神分析应用于自恋神经错乱所获得的一些发现。无疑，这些还很不够，并且它们还欠准确，它们只能从建立起来、熟悉的新领域中获得。之所以能产生这些结果是因为使用自我力比多或自恋力比多的概念；由于有这些概念的帮助，所以我们能够将移情性神经症方面的结论推广到自恋性神经症。然而，现在你们可能会问是否自恋性神经症及精神病的所有一切失调都可以用力比多来进行解释，是否疾病的发展都是由于精神生活中的力比多因素，而与自我保存本能的失常完全无关。女士们、先生们，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似乎不需要马上回答，并且更重要的是现在做出判断时机还不成熟。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把它留待将来科学工作的进步来解决。那时一定能够证明：致病的力量乃是力比多冲动特有的，所以，力比多理论无论是“真性”神经症方面或是最严重的人格障碍方面，都可以获得胜利。我们毕竟知道力比多的特性就是不屈服于现实和必要性的支配。但我又认为自我本能在此也有联带的关系，既然力比多有致病的情感，那么自我本能的机能就不得不因此而受到扰乱。即使我们发现在严重的精神病中自我本能自身是首要的受害者，我也不认为我们研究的方向会因此而失败，无论如何，将来会给你们回答的。

然而，让我们再次暂时回到焦虑问题，来说明我们前面所留下的模糊不清之处。我曾说过焦虑和力比多之间的关系很明确，但难以与下面的假定相调和：面对危险而发生的现实的焦虑似乎是自我保存本能的表现。但是，如果焦虑的情感不来源于个人主义的自我本能，而是来自于自我的力比多，那么，我们应如何处理呢？毕竟焦虑状态时常是不适当的，并且它愈是强烈，这种不舒适就愈明显。在这些例子中，它时常干涉那唯一的可以保存自我的行动，不论它是逃避的或是防御的行动。因此，如果我们将现实性焦虑的情感部分归于自我力比多，并且把这种伴随行动归于自我保存本能，那么，我们将会摆脱这种理论困境。毕竟你们不会深信一个人逃避是由于他感到焦虑。一个人感到焦虑并且为一个由观察到的危险引起的同一动机而逃避。经历过许多致命危险的人告诉我们，他们一点也不害怕而只是行动——如他们用枪瞄准进攻的野兽——并且，这无疑是最有利的方法。

第27讲　移情作用2037

女士们，先生们：

由于我们的讨论现在已接近尾声，你们头脑中肯定会有一种期望，并且不应使之落空。你们无疑会认为我在讨论了精神分析的所有复杂的难题之后，决不会不讲治疗就结束演讲，毕竟精神分析的工作是以治疗为基础的。再者，这个问题我决不能略而不谈，因为与它相联系，我还要给你们讲一个新的事实。缺乏这个事实，你们对我前面所探索过的疾病，就不能有更为完整的理解。

我知道，你们不会期望我告诉你们有关实施精神分析治疗的技术，你们只是想要知道精神分析治疗法及其成就的大概情况。并且你们有知道这一切的权利，谁也不能否认。然而，我不把它告诉你们，而是坚持让你们自己去发现它。

请你仔细地考虑一下吧！你们已知道了所有的重要事实，无论是引发疾病的条件，还是患者患病后起作用的因素。这些究竟在哪里为一些治疗的影响留有余地呢？首先，有遗传倾向的存在。我们不常谈及这种遗传倾向，因为它在其他的科学中已得到了强调，我们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要说。但是请不要认为我们低估了它；作为治疗者我们对它的力量认识得十分清楚，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改变它。我们也必须把它看作是给定的东西，它对我们的努力加以限制。其次，有童年期的早期经验的影响的存在，在分析中，我们往往十分重视这些材料：它们属于过去，并且我们对它们也毫无办法。再者，是我们总结为“真实的挫折”的一切东西——生活中的不幸，它来自于爱的剥夺、贫穷、家庭争吵，婚姻中伴侣的错误选择，不利的社会环境，以及严格的伦理标准对个体的压制等。尽管这些方面有进行治愈的可能，但需要仿照维也纳传奇中的约瑟王（Emperor Joseph）2038施恩降祸的方法才行——即通过有权势的人的任意的专制，才可以使人们都顺从，使困难都消失；然而，我们这样的人能采取这种恩惠作为我们治疗的方法吗？我们在社会上只靠医术谋生，无钱无势，甚至不能像其他医生那样对贫苦的众生施展医术。我们的治疗也是很花时间和精力的。然而，你们或许坚持认为前面所提及的许多因素中必定有一种能得到治疗的可能。如果社会所要求的伦理限制在对患者所施加的剥夺中起作用，那么治疗能够给他们力量或劝告去打破这些障碍，以牺牲理想为代价来换取满足和健康。虽然这种理想为人所推崇，但世上也有人对此不能时常坚持。这样，通过性的完满生活（living a full life）患者会健康起来。这当然使分析治疗蒙上了违反一般道德的阴影。因为它给予个人的东西正是它从社会团体索取的。

但是，女士们，先生们，究竟是谁给你们留下这种严重的错误印象的呢？对患者完满性生活的劝告不可能会在分析治疗中起作用——如果只因为我们自己已宣布在力比多的冲动与性的压抑之间，在禁欲与肉欲的趋势之间会发生不易克服的冲突。通过帮助一种趋势战胜另一种是不能解决这种冲突的。我们确实看到禁欲主义占有上风，结果是被压抑的性冲动在症状中寻找出路。如果我们反过来使肉欲方面有胜利的可能，那么被忽视的对性生活产生压抑的力量就不得不到症状中去寻求补偿。这两种方法都不能解决这种内在的冲突，总会有一方不能得到满足。而那种由于这种冲突不很强烈，由医生的劝告就能起效的病例则很少，这些病例并不需要分析治疗。那些易于受医生影响的人，在没有医生的情况下也能够自己找到解决的办法。你们肯定知道如果一位禁欲的男子打算赞成非法的性交，或一位未得到满足的妻子要找另一位男子寻求放松，那么他们不一定要得到医生或他们的分析者的允许。

在这种联系中，人们时常忽视一个要点——神经症中致病的冲突不应与心理冲动之间正常斗争相混淆，因为这两种心理冲动有同样的心理根基。存在于同样的心理领域中。就致病的冲突来说，其两种力量中的一种进入前意识和意识阶段，而另一种则被压抑到潜意识阶段。由于这种原因，冲突不可能有个结局，冲突双方相距甚远难以会面。只有在双方处于同一场所时，才可能达成一个真正的协议。要使这成为可能，我想只有依靠我们的治疗工作。

再者，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如果你们在想象中认为分析也主要是劝导人生或指导行为，那你们就搞错了。相反，我们尽可能避免扮演导师的角色，只希望患者能够自己解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劝告患者在治疗期间暂时不要对生活做出重要的决断，而要到治疗完成后再说，如有关事业、婚姻的选择，或离婚等的决断。你们肯定会承认所有这一切都与你们所想象的不同。只有对于那些年轻而不能自立的人，我们才不进行这种限制。我们对于他们只能既为医生又为教育者。而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且谨慎从事。2039

但是，你们不要从我坚持分析治疗和不鼓励完满的生活中得出结论，认为我提倡传统的道德观念。这都不是我们的实际情况。确实，我们不是改革者，而只不过是观察者；然而，要观察就会有批判，所以，我们不可能拥护传统的性道德，不会赞成社会对于性生活问题的实际调整。我们可以证明，社会道德所需要的牺牲时常超越它本身的价值；道德行为既不基于诚实，又不免于呆板。对于患者，我们决不隐瞒这些批判，使他们对性问题也像对其他问题一样，都能习惯于做不带任何偏见的思考；在治疗完成之后，如果他们能在性的放纵和绝对的禁欲之间找到适中的解决办法，那么，不论结果怎样，我们都不受到良心的谴责了。不论是谁，只要他成功地了解了自己的真相，都会永远抵御不道德的危险，尽管他的道德标准在某些方面可以与一般的人不同。我们也不要过高地估价禁欲在引发神经症上的重要性。只有在少数病例中，病源性的挫折情境和之后的力比多积聚才可以通过不难获得的这种性交来治愈。

因此你们不能根据精神分析允许完满的性生活而解释其疗效。那么，你们必须寻求其他的解释。我记得在我反对你们的这个建议时，我曾提出一个观点，可使你们走上正确轨道。我们所使用的东西无疑是由意识的东西来代替潜意识，并把潜意识的东西转译成意识。是的，正是这一点。通过将潜意识的东西转译成意识的东西，我们取消了压抑。这就使症状形成的前提条件消除了。我们将病源的冲突转化成正常的冲突，这种冲突肯定可以找到某种解决办法。我们给患者带来的一切只是这种精神的改变：它达到的程度就是衡量提供的帮助的标准。在没有压抑（或类似的精神过程）等待解除时，我们的治疗就算完成了。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公式来表达我们努力的目的：使潜意识成为意识、消除压抑作用，或填补记忆的空缺——所有这些都指同样的东西。但或许你们对这种解释不满意。你们已形成了一个有关这种神经症患者恢复健康的不同的印象——即他在接受了精神分析的艰苦的治疗之后，他会变成另一个人。所以，似乎总的结果是使潜意识的材料较以前减少，而意识的东西较前增多而已，你们或许低估了这种内在改变的重要。虽然一个受到过治疗的神经症患者在本质上依然故我，但他确实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也就是说，他已成为了可以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所能成为的最好的人。但这就是一件极为重大的事情了。如果你们能知道我们的一切成就，能知道我们用很大的努力来引起这种个人精神面貌的显然是平常的改变，那么，你们就肯定开始认识到精神水平中这种不同的重要了。

我暂时离开本论题，来问一下你们是否知道所谓病因治疗（a causal therapy）的意义。病因治疗是指抛开疾病的表现形式，寻求突破点，以根除其病因的一种治疗方法。那么精神分析是不是一种病因治疗呢？回答这个问题并非一件易事，但我们由此却可以深信这类问题毫无价值。在精神分析的治疗不以消除症状为直接目的时，它很像病因治疗。而在其他方面二者则不同，因为我们早就通过压抑而将原因追溯到了本能倾向，它们的相对强度，它们的发展过程中的偏差。现在假如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化学方法干预这种机制，随时增减力比多的分量，或以牺牲另一本能为代价来增强一个本能——这就会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病因治疗，我们的分析也就成为寻求病因时所不可缺少的首要工作了。像你们所知道的一样，目前还没有这种影响方法可以深入到力比多的过程之中。运用我们的精神分析治疗，我们向另一点发动进攻——不是针对我们所知道的这种现象的根源之处，而是远离症状，这个地方只有在很特殊的环境下才有可能使我们接近。

那么，我们必须要做什么工作才可由意识的东西来代替患者的潜意识呢？有一个时期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十分简单：只需要找出这种潜意识的材料并将其告诉患者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现在已知道这是一个目光短浅的错误。我们有关潜意识材料的知识与患者的知识不是同一回事。如果将我们的认识告诉他，他不是接受它，并替代自己的潜意识材料，而是把它置于一边，并且很少改变自己的认识。我们不得不以地形学的观点来对待潜意识材料，我们必须从患者记忆中最初由于压抑而形成潜意识的地方去寻求它。压抑必须被消除——之后由意识材料代替潜意识材料的工作才能顺利完成。那么，我们如何消除这种压抑呢？至此，我们的工作进入第二个阶段。首先，是发现压抑，其次，是消除维持压抑的抵抗力。

那么，我们如何消除这种抵抗呢？方法是同样的：通过发现它并将其展示给患者。确实，这种抵抗也源于压抑——源于我们试图消除的，或早期发生过的压抑。它由反精神贯注建立，这种反精神贯注是为了压抑被拒绝了的冲动而产生的。这样，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和以前一样，即进行解释，发现并告知患者，但现在我们是真正做对了。抗拒或抵抗不属于潜意识，而是属于自我，自我一定会与我们进行合作；它即使不是意识的，那也无什么妨碍。我们知道，这里在两种意义上使用“潜意识”一词：一是作为一种现象，二是作为一种系统。虽然这听起来很难理解，并且模糊不清，但它毕竟只是前面所讲过的东西的重复。2040我们已为它做好了铺垫。在我们能由此解释辨别出抵抗的所在时，我们希望这种抵抗会被放弃，并且反精神贯注会退避。但是，有什么动机力量由我们支配以使此事有成功的可能呢？首先，是患者寻求恢复健康的欲望，使他愿意与我们合作；其次，是患者的智慧的帮助，我们通过解释来支持这种智慧。如果我们能够给患者一些提示，那当然更容易地用其智慧识别出这种抵抗力，并在潜意识中找到与这种抵抗相应的观念。如果我对你们说：“向天空看！那里有个气球！”这与我只让你们向上看，并看你们是否能看到某种东西相比肯定会更为容易地发现这个气球。同样，在学生初次学看显微镜时，教师必须告诉他要注意看什么，否则，尽管这种东西在镜下可以看到，学生却根本看不到它。

现在请看一些事实情况吧！2041就神经症的许多形式来说——如癔症、焦虑现象、强迫性神经症等，我们的期望都得以实现了。通过以这种方法来寻找压抑、抵抗及被压抑的观念，那么，我们就可以克服这种抵抗，消除这种压抑，并将潜意识材料转化为意识材料。我们这样做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在每一种抵抗力被克服时，患者的内心就在进行着一种激烈的斗争——一种正常的心理斗争，它建立在同样的心理基础上、发生于寻求维持反精神贯注和准备使之放弃的两种动机之间。前者是原先建立起的压抑作用的老动机；后者则为新近引发的动机，它可以用来帮助我们解决冲突。我们已成功地将前已因压抑作用而暂时平息的冲突再次引起，用来作为对此事的新的贡献。首先，我们必须向患者表明早期的决定足以致病，而新的不同道路可以导致健康的恢复；其次，告诉患者自从原初的拒绝之时起，所发生的情况已有了很大的变化。那时，自我柔弱、幼稚，也许无法抵御危险的、强加的要求。现在，自我变得既强大，又富有经验，并且还能够得到医生的援助。这样，我们就可以期望将再次引起的冲突引导到一个比压抑作用更好的结果；像我已讲过的一样，我在癔症、焦虑和强迫性神经症方面的成功可以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然而，还有其他形式的疾病，虽然情况相似，但我们的治疗方法却不见得有效。在这些病症中，自我和力比多之间存在一种原初的冲突，并引发压抑作用——尽管这个冲突和移情神经症的冲突有地形学上的不同之处，我们也可以在患者的生活中追溯到压抑发生之处；我们运用同样的程序，准备做出同样的许诺，并且给患者同样的帮助，为他提供先行的观念；再者现在和压抑之间的时距也会有助于这种冲突产生一个不同的结果。然而，我们仍没有成功地消除一种抵抗或一种压抑。这些患者，如妄想狂者、抑郁症者以及患早发性痴呆症者，从总体上说仍然不受精神分析治疗的影响，或抵制精神分析治疗。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肯定不是缺乏智力。当然患者需要具备某种程度的智力，但是就那些十分聪明并能进行演绎的妄想狂来说，难道是因为其智力赶不上他人吗？其他任何动机似乎也都不缺乏，抑郁症患者和妄想狂者不同，他们对患病和由此而忍受的痛苦具有很清楚的意识。但这并不使他们更有可能受到影响。我们在此又遇到一种我们难以理解的事实，并因此怀疑，我们是否真的明白了我们有可能成功地治疗其他神经症的所有决定因素。

如果我们现在继续专门讨论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马上就会遇到第二个出人意料的事实。因为不久，我们就注意到这些患者对我们表现出一种十分奇特的行为。我们确信，我们考虑了治疗所涉及的所有动机，并且还充分地估计到了我们自己与患者之间的情境，因而可以得出一个十分可靠的结论；但是，除了我们已估计到的这些之外，似乎还有什么没有估计到的，这种意外的新奇的东西自身以很多形式出现。我给你们讲一些较常见的而且较容易理解的形式。

我们注意到，病人本应只注意自身的精神冲突的解决，然而他们却忽然开始对医生本人发生某种特殊的兴趣。与医生有关的一切事情似乎比他自己的事情更重要，并且从此不再注意他自己的疾病。医生与他的关系一时也变得十分融洽，他特别地顺从医生的旨意，尽可能地表现出自己的感激之情，而且显示了出人意料的美德。医生也因此对患者形成一种好感，并且以能为这样一种有特殊价值的人格提供帮助而感到庆幸。如果医生有机会与患者的亲属谈话，他也会为听到患者对他的尊重而由衷地感到高兴。患者在家中不知疲倦地赞扬医生，并认为医生有种种美德。他的亲属会对你说：“他对你非常的热情，异常地崇拜你，你说的一切，在他看来都像是圣旨。”也许不时有眼光敏锐者说：“太令人生厌了，他除你之外别的东西一概不谈，并且一直把你的名字挂在嘴边。”

我们希望医生很谦逊，把患者对他的尊重归为希望自己能恢复患者的健康，并由于治疗的影响，使患者感到吃惊和愉快，增长了见识。在这些条件下，分析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患者理解医生的暗示，并把注意力集中于治疗工作，他源源不断地提供记忆和联想的材料。他的解释的正确可信使医生都感到吃惊，以为这些新的心理观念本来深为外界健康的人所驳斥，不料患者却如此愿意接受，这真使人感到高兴。再者分析工作期间的这种友好合作关系使患者的病情也不断地好转。

但这种好天气不能持久，总有乌云压顶的一天。这表现为治疗中的困难；患者表示自己再也回想不起什么了。他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他不再对这项工作感兴趣了，如果有时你让他说出他随时想到的东西，而不要加以批驳，他再也不愿意听了。他表现出自己好像是治疗的局外人，并且他好像从未和医生有过合作融洽的关系一样。他显然由什么东西占据了；并不愿讲给外人。这种情形对于治疗十分有害。我们必定是又遇到了一种强有力抵抗。但做何解释呢？

如果我们能够再次弄清楚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干扰的原因在于患者转移到医生身上的一种强烈的情感，这种情感不是通过医生的行为和治疗的关系所能够解释的，它表现的方式和所要达到的目标当然也会随着医生与患者两人之间的情况而有所不同。如果这里所涉及的一个为年轻的女子，一个为年轻的男子，那么我们会产生二人正常相爱的印象；我们会发现这是可以理解的：既然一个女子时常与一个男子见面，又常谈及内心之事，而这位男子又处于支配地位，她对他产生爱慕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一位患神经症的女子其爱的能力存在着障碍。两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与我们假定的情况相比愈是深入，我们就对发现这种情感关系的不断发生愈是感到吃惊。如果一位婚姻不幸的妇女受到医生的深深的吸引，而医生也还未有所爱，那么，她若愿离婚而委身于他，或这样做行不通，就和他私下相爱，这仍然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在精神分析之外，也常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但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吃惊地听到已婚妇女和女孩令人吃惊的自供，她们对于治疗问题有一种特殊的态度。她们说，她们已经知道除了爱情之外，没有别的可以治疗她们的方法；在治疗的开始，她们就已期望从这种关系中最终可以获得现实生活中所不能得到的安慰。正是这种愿望，给治疗带来了这么多的困难，并且克服所有这些困难来披露她们的思想——我们站在我们的立场上补充一句：很容易理解那些难以相信的东西。但是，这种承认使我们感到吃惊：它使我们的一切估计都化为乌有。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讨论中留下这最重要的成分吗？

确实，我们的经验愈丰富，我们就愈难以抵制做出这个修正，尽管这会使我们的科学的估计感到羞愧。在前几次，人们可能会认为分析治疗由于偶然的事件遇到了干扰——即一件非意愿的也不是治疗所引发的事件，但在这种患者对医生的情感——依恋一时常在各种新的病例中重复发生时，就连在最不合宜的或者可笑的情况之下，如老年女人和白发医生之间，根本没有引诱，这种相似的情感也不可避免，那么，这时我就不能再把它看作是一件偶然的事件，而必须看到这种现象与疾病本身的性质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十分不愿意承认这种新的事实，我们不得不把它称为移情作用（transference）。我们是指患者移情于医生，因为我们不能用治疗的情境来说明这种情感的发展。相反，我们认为这些情感的整个准备来自于其他地方，它们已先在患者的内心形成，然后借治疗的机会转移到医生身上。移情作用表现为一种爱的情感需求或较为缓和的形式；在一个女孩与一位老翁之间，可出现一种使女孩成为老人的宝贝女儿的愿望，来取代恋爱的愿望。力比多的愿望经过稍微改变而成为一种理想的柏拉图式的友谊愿望。有些妇女成功地使移情作用得到升华，并且对它进行模塑，使它获得一种存在的可能性。而另外一些妇女则只能使它以粗陋的、原始的并且几乎是不可能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一样的，请不要忘记它们有着同样的起源。

在我们探索这种新的事实的范围之前，我想去完成我对它的有关描绘。如果是男性患者会发生什么呢？人们不可能都希望逃避由性别不同以及性吸引所引发的令人讨厌的移情作用。然而我们的回答必定与妇女患者的情况极为相似。同样存在着对医生的依恋，他同样地过高估计医生的品质，同样地顺从他的旨意，同样妒忌现实生活中与医生十分亲近的每一个人。移情的升华形式在男子之间更为常见，而直接的性爱则为数较少，这正好像患者所表现出的同性恋倾向可以表现为其他的方式一样。分析者还发现男性患者时常具有另外一种表现方式，这种方式起初看来似乎与前者所描绘的相矛盾——一种敌意的或负移情作用（negative transference）。

我必须指出，移情作用在治疗的开始就存在于患者的内心，并且暂时是其有所进步的最强有力的动机。我们捕捉不到它的踪迹，也不需要打扰它，只要它有利于分析工作的进步。如果它之后变成一种抵抗，我们就必须关注它，并且表现出两种不同而且相反的心理：第一，已显示性需要的意味，所以它引起内心对自己的反抗；第二，敌意取代了情爱冲动。一般来说，敌意情感的发生较晚于友爱情感，并且用友爱情感作为掩饰；如果二者同时发生，就可作为情绪冲突的范例，这种情绪冲突支配着人们之间的所有的最为亲密的关系。这样，不好的情感和友爱的情感都属于一种依恋的情感，正如虽然反抗与服从意义相反，但它们却都有依赖于他人的存在一样。我们无疑可以将患者对医生的敌意的情感称为“移情作用”，因为治疗的情境不是引发这种情感的原因。因此，这种负移情作用的观点使我们确信我们对于积极的或友爱的移情作用的判断是正确的。

那么，这种移情作用究竟来自于哪里呢？它给我们造成了什么困难？我们如何才能克服这些困难？以及我们最终从它那里会得到什么好处呢？——这些问题只是在对分析做详细的技术性指导时才讨论的，我今天只简略地谈一下。由于受到移情作用的影响，患者才对我们有所要求，我们当然要顺从患者的这些要求，不然的话，如果不友好地加以拒绝他们，那就太不应该了。我们要克服移情作用，只有通过告诉他，他的情感不是来自目前的情境，也与医生本人无关，只不过是重现了先前发生于他身上的某些东西而已。2042以这种方式，我们迫使他将他的重演（repetition）转化为记忆。通过这种方法，不论是友爱的或是敌意的移情作用，均可以被转化为治疗的最便利的工具，来提示心理生活的隐秘部分。

但我想在此说几句话，以使你们对这种出乎意料的现象的出现所感到的惊奇得以缓解。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所分析的患者的病情还不能算是消除，它正像生物体那样正在继续发展着。在治疗的开始，还不能制止这个发展，但在患者接受治疗之后，其整个病情的变化都向一个方向——即他与医生的关系之上。这样，移情作用可被看作一棵树的木材层和皮层之间的新生层，只有通过它才会有新组织的形成以及树干半径的扩大，当移情作用发展到这种程度时，患者的回忆工作就退居于次要的地位。之后，我们就可以说已不再是关心患者先前的疾病了，而是在治疗随之而来的新形成的改造过的神经症了。我们可以追溯这种旧症的新版的起点，我们已观察到它的起源和成长，我们能够找到出路，因为作为移情的对象，我们处于它的核心位置。所有患者的症状都已抛开了它们原初的意义，并且适应于新近的意义，这个意义存在于与移情作用的关系之中；或者这些症状的持续只在于能够经受这样的改变。如果我们能把握这种新的人为的神经症，就相当于去除了原有的疾病——即完成了我们的治疗工作。如果患者能和医生保持正常的关系，克服了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的影响，那么在脱离了医生之后，他自己仍能保持自己的这种正常生活。2043

移情作用对于癔症、焦虑性癔症以及强迫性神经症等的治疗来说处于核心地位，具有重要作用。由于这个原因，可以把这些神经症一并归属于“移情性神经症”。无论是谁，如果他能通过分析的经验对移情的事实有一个全面的印象，那么他就不会怀疑那些在症状中求得发泄的被压抑的冲动的性质了，并且不再需要更强有力的有关其力比多特性的证据了。可以说，我们只是在研究了移情作用的现象之后，才深信症状的意义乃是力比多的替代满足。

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来改进我们从前有关治疗作用的动力解释，以使它与我们的新的发现相一致。在我们通过分析发现用抵抗解决通常的冲突时，患者需要一种强大的推动力，来帮助他达到我们所需要的决策，达到康复。不然的话，他也许会重蹈覆辙，使已进入意识的东西再次退回到压抑之下。从这一点看，斗争的结果并不取决于患者的智力顿悟——它既不强，也不自由，不足以肯定这样的成就——而只取决于他与医生之间的关系。如果患者的移情作用是积极的，他就会认为医生具有权威性，并转而深信他的话语和解释。如果没有这种移情作用，或者移情作用是消极的，那么医生以及他的观点就很难打动患者。这里的信任来源于爱，一开始并不需要任何理由。假定理由是由他所爱的人提出的，那么只是到了后来他才对它们加以审查。没有这种支持，论点就不足以使患者或一般的人受到影响。这样，一般来说，一个人就智力一方而言，也只有当他有能力使力比多贯注于客体对象时，才有受到影响的可能。我们有理由认为，自恋的倾向对甚至是最好的分析技术产生的疗效形成一定的障碍。

将力比多对象贯注转向他人身上的能力当然为一般的人所共有。我们谈的神经症患者的移情作用倾向只不过是这一普遍特殊的变本加厉而已。这么重要而又普遍的特性，竟没有人加以注意或利用，这确实令人感到奇怪。实际上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一点，伯恩海姆（Bernheim）以敏锐的眼光，曾将他的有关催眠现象的理论建立在这个每人都某种程度地受到暗示的理论基础之上。他的“暗示感受性”（suggestibility）其实就是移情作用的倾向，由于他某种程度上大大地缩小了这种倾向的范围，以至于没有将负移情作用包括在内。但是，伯恩海姆从未说明暗示是什么，以及它是从何而来的，对他来说，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他也没能说明其起源。他不知道他所谓的“暗示感受性”依赖于性生活和力比多的活动。我们认识到，在我们的技术中之所以放弃催眠，只是想重新发现移情形式的暗示。

但是，在此我要暂停一下，让你们有讲话的机会，我已看出你们这时已有一种强烈的抗议，如果我不给你们插话的机会，就难以让你们听下去了：“啊！你终于也承认了它，你在暗示的帮助下工作，正如在催眠的帮助下一样！这是我们思考很久了的东西。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又为什么迂回曲折地去寻求过去的记忆，发现潜意识，解释和翻译各种歪曲——这消磨了大量的精力、时间和金钱——而最终有效的东西却只是暗示呢？为何你不像别人（诚实的催眠者）一样直接用暗示来治疗病症呢？再者，如果你认为在这种曲折的方法和帮助下，可以使隐藏于直接暗示背后的许多重要的心理事实显露出来，那么，用什么来证实这些发现呢？难道它们不是暗示或无意图的暗示的结果吗？你难道不能迫使患者接受你的想法和在你看来是正确的东西吗？”

你们对我的这些抗议十分有趣，我必须予以答复。我现在不能回答：因为我们已没有时间了。到下一次再说吧！你们等着，我会回答你们的。但今天我必须结束我的话题了。我保证你们在这些有关移情作用的事实的帮助下，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的治疗努力对于自恋神经症是无效的。

我只讲几句话就够了，你们会明白这个谜是多么的易于解开，以及各种东西又是如何很好地吻合到一起。观察显示，来自自恋性神经症的痛苦在于没有移情能力，或者有很不充分的移情能力。他们拒绝医生，对医生不是怀有敌意，就是不感兴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也不能受到医生的影响；他们对医生说的话反应冷淡，没有印象，所以，对于其他人有很好疗效的治疗——如复活致病的冲突和克服由于压抑的抵抗对他们则不起作用。他们自我封闭，时常只是通过自己对导致病态结果的原因的分析努力来恢复健康。无论如何，我们都爱莫能助。

根据我们的临床经验，我们认为这些患者的精神贯注对象必须放弃，并且他们的力比多必须被转移成自我力比多。通过这个特性，我们使他们与第一组的神经症（癔症、焦虑性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相区分。这种揣测现在为这些患者受治疗时的行为所证实。他们由于没有移情作用，所以不能接受我们的努力，并且不能被我们治愈。

第28讲　分析治疗2044

女士们，先生们：

你们知道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在我们承认我们的影响主要依赖于移情作用——即暗示时，你们问我，为何我们不在精神分析治疗中使用直接暗示（direct suggestion）？而且你们还提出了一个疑问：既然我们承认暗示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还能保证心理发现的客观性吗？我曾答应你们，我会给你们以详细的答复。

直接暗示是针对症状显现的暗示，它是你们的权威性和患病的动机之间的一种斗争。在这种斗争中，你们自己不关心这些动机，而只要求患者克服它们在症状中的显现。不论你们是否使患者处于催眠之下，其原则都没有什么不同。伯恩海姆以他敏锐的目光再次认为暗示乃是催眠现象的基本成分，催眠自身已成为暗示的结果，或一种暗示状态2045，并且他还喜欢在清醒状态下运用暗示，这种暗示和催眠暗示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

对于这个问题，你们想要先听什么——是经验的东西呢，还是理论的思考？

我们以前者开始吧！我是伯恩海姆的一个学生。1889年，我在南锡拜访他，并且我把他的一本有关暗示的书译成了德文2046，我运用催眠治疗多年，起初用“抑制性暗示”（prohibitory suggestion），后来则与布洛伊尔的询问患者的方法相结合使用[[[见第292页。]]]因此，我可以根据广泛的经验来谈论催眠或暗示治疗的结果了。如果根据古人有关医学的见解，一个理想的疗法应迅速、可靠，并不为患者所厌恶，伯恩海姆的方法实现了至少两个这种要求。它能够迅速起效——或者说要比分析治疗快得多，并且它既不会引起患者的困扰，也不会引起其不愉快。但在医生看来，在长期的治疗过程中它显得很单调；因为无论对什么人，他都运用同样的方式，阻止各种各样症状的出现，而无法了解症状的意义。它是机械的工作，而非科学的活动，并且它具有江湖术士的意味，然而为了患者的利益，这一点可以不计较。要说明的是，这种治疗缺乏第三种品质：这种方法很不可靠。一些患者能使用这种方法，而另外一些则不能。对于一些患者来说，它很起效，而对于另外一些来说则不然，并且人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更为糟糕的是这种治疗结果不能持久；过了一段时间后，你就会听到患者又旧病复发，或得了新的病症。尽管可以再次给他催眠，但在其周围会有一些有经验的人告诉他，劝他不要再由于多次受到催眠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并像服用了麻醉药一样嗜此成癖。当然有时实施催眠法之后，也如人所愿，经过几次努力，获得了成功，并可以使疗效永久保持。2047但决定这种有益结果的条件仍然不清楚。有一次，我通过短暂的催眠治疗，完全治好了一位妇女患者，但她突然无缘无故地对我感到怨恨，并旧病复发。后来，我又再次医好了她的病，可是她又对我再次表示愤恨。还有另外一次，还是一位妇女患者，我曾通过催眠多次地使她摆脱神经症状态，但在我有一次为她治病时，她突然用双臂紧紧地抱住我的脖子。2048出现了这种情况后，人们不可避免地（无论你想或者不想）要探索暗示治疗中人的权威性的本质和起源的问题了。

以上这些都是经验。它们向我们表明去掉直接暗示，我们可以用其他方法来代替。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稍加说明，催眠治疗的实践对患者或医生的要求都很少。它与大多数医生所坚持的有关神经症的观点相吻合。医生对神经症患者说：“你没有什么毛病，这只是一个神经问题。可以用简短的几句话在两三分钟里消除你的困扰。”但是不花费力气，也不采用任何适当方法作为帮助，就能治好一个严重的病症，这与我们所持的有关能量规律的观点不符。只要条件是可比的，经验表明暗示方法不可能成功地治好神经症。但我认识到这种论点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偶然获得成功这样的事情也是存在的。

根据从精神分析中所获得的知识，我们可以将催眠的暗示和精神分析的暗示之间的区别描述如下：催眠治疗寻求掩盖和粉饰心理生活中的东西；分析治疗寻求揭露并去除这些东西。2049前者像是在化装，而后者像是在手术。前者使用暗示来阻止症状，它只增强压抑量并不改变导致症状形成的过程；分析治疗在引发症状的冲突中，寻找病源之所在，并通过暗示来改变这些冲突的结果。催眠治疗使患者处于不活动并无改变的状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遇到致病的新的诱因时，他就难以抵抗了。分析治疗则要求医生和患者的共同努力，以消除其内心的抵抗。这种抵抗的克服，使患者的心理生活有了持久的改变，有了更为高级的发展，并且具有了防止旧病复发的能力。2050克服抵抗的工作是分析治疗的基本功能；患者必须实现这一点，并且医生通过一种有教育意义的暗示的帮助为患者提供这种可能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精神分析治疗可以称为一种后教育（after education）。[[[见《论心理治疗》这篇论文（标准版，第7卷，第266～267页），在那篇文章中，德文词“Nacherziehung”（后教育）偶尔被错误地译做“再教育”（reeducation）。]]]

我希望我现在已向你们讲清楚了，我们分析治疗中的暗示和催眠治疗中的暗示在哪些方面存在着不同之处。从暗示可以追溯到移情作用的事实中，你们也可以认识到分析法以暗示来辅助治疗，而催眠法则只靠暗示的作用。因此，催眠治疗的结果就不那么可靠，而分析治疗的结果则较为持久。催眠的作用，依赖于患者的移情能力状况，我们却不能影响这种移情作用本身。受催眠的患者的移情作用也许是消极的，或通常的情况是模棱两可的，或者他可以采取特殊的态度来防止自己的移情，对此我们一无所知。在精神分析中我们则着眼于移情作用自身，使它能自由发展，并成为治疗的帮助。这样，我们有可能从暗示的力量中获取帮助，我们控制它，不论患者如何地喜欢，他都不能对自己进行暗示，我们引导他的暗示，使他有接受暗示影响的可能性。

但是，你们现在会对我讲：无论分析背后的动机力量是移情还是暗示，我们对于患者的影响使我们的发现的客观正确性产生了疑问。对我们的治疗有利的东西成为了我们的研究的损害。这是最常提出的对精神分析的反对意见，并且必须承认尽管这些话没有理由，但我们也不能置之不理。如果它果真有其道理，那么精神分析将不过是暗示治疗的特别方式，是其中最为有效的一种，这就不必再重视那些所有有关患者过去生活的经验、心理动力以及潜意识等的结论了。这正是我们反对者所认为的；并且他们还认为我们不过是先由自己设想出与性经验的重要性有关的东西，然后将这些经验的意义——甚至经验本身——灌输给患者。这些指控通过经验要比通过理论的帮助更易于反驳。不论是那一位亲自运用过精神分析的人，都能够使自己确信，在很多情况下，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对患者进行暗示。当然医生毫不困难地使他成为某个特定理论的支持者，并且这样会使他对自己具有某些错误的认识。在这一点上，患者会像其他人一样（像一位学生一样）行事，但这只影响到他的智力，而非他的疾病。毕竟，假如给予他的这种预先的观念与他实际具有的相吻合，那么他的冲突才会被成功地解决，并且他的抵抗才会被克服。而那些医生推想的错误，在分析过程中将会逐渐地被消灭2051，并被更为重要的和正确的东西取而代之。我们试图用一种很慎重的技术，来避免由于暗示所带来的过早的成功；但即使它们真的发生，也没有什么危害，因为我们并不满足于第一个成功。在疾病的疑难没有得到解决，记忆的缺失未能填补起来，并且压抑的原因也未被挖掘出来时，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分析就算完结了。我们把太快获得的成功看作是分析工作的障碍而非帮助。直到我们彻底解决了它们可依赖的移情作用，我们才算最后成功了。这个最终的特性就是使分析治疗有别于纯粹的暗示治疗，使分析可得的疗效不同于暗示所得的疗效。在各种其他的暗示治疗中，移情作用得到了细心的维护而未得到揭示。在分析中，它本身就成为治疗对象，并且不断地就其所有的形式进行剖析研究。在分析治疗的最终，移情作用本身必须被消除，如果这时成功是持久稳定的，那么这种成功不一定来自于暗示，而是由于患者内心已发生了改变，患者内在的抵抗这时已通过暗示被克服了。

个人意义上的对暗示的接受无疑受到以下事实的支持，即在治疗期问，我们不断地与能够将自己转化为负面的敌意的移情作用的抵抗做斗争。我们还必须指出，分析的许多单个的发现，虽然可以被怀疑为暗示的产物，却可以从另一个并且无可指责的源泉那里得到证实。这种情形可见于痴呆症和妄想狂患者，他们当然不会有受到暗示影响的嫌疑。这些患者为我们所提供的有关侵入意识内心的幻想及象征的转化等，都与我们从对移情神经症患者的潜意识的研究中所得出的结果相一致，这样证实了我们的解释的客观正确性，尽管对此时有疑虑。我想，如果你们在这些方面信赖分析，那么你们就不会陷入歧途。

我现在要通过力比多理论的公式来说明治疗的机制了。神经症患者既无能力享乐，也没有效率——前者是因为他的力比多本来就不能指向于任何真实的对象，而后者则因为他被迫使他有可能获得的能量用于维持压抑他的力比多，而没有力量来表现自己了。如果他的力比多和他的自我不再发生冲突，那么他的自我就可以控制力比多了，他也就不再有病了。因此，治疗的工作在于使力比多从其目前的避开自我的依恋物中解放出来，使其重新为自我服务。那么神经症患者的力比多究竟在哪里呢？很容易发现：它依附于症状，这种症状使他得到一时的替代的满足。因此，我们必须使自己把握这种症状并解除它们——这也正是患者要求我们去做的事情。为了解除这些症状，我们必须回到它的起源之上，我们必须诊断它们所产生的冲突，并且在动机力量的帮助下（这些动机力量过去不受患者的支配），我们必须将它引向不同的结果。要对压抑作用做这种考察，就必须利用引起压抑作用的记忆线索，才可收到部分的效果。这种工作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部分是在患者与医生的关系或移情作用中，即过去的冲突的新的表现；患者都喜欢做出与过去同样方式的行为，而我们则可以通过使他集中自己所有可能的心理力量而使他得到一种新的解决。这样移情作用就成为所有斗争的力量相互交锋的战场。

所有的力比多，以及所有的反对它的东西都只集中于与医生的关系之上。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剥夺症状的力比多。由人为建立的移情疾病来取代患者真正的疾病；而他的力比多的各种各样的不真实的对象也被医生这个想象的对象取而代之。但是，通过医生的暗示的帮助，围绕着这个对象的新的斗争被提升到了最高的精神水平：它以正常的心理冲突出现。由于一个新的压抑作用被避免，自我与力多比之间的隔阂被取消，并且患者的心理便恢复了统一。在力比多被再次从其暂时的对象即医生身上解脱时，它就不可能再回到其早期的对象之上了，而是交给自我掌握了。我们治疗工作期间在这个斗争中所遇到的抵抗，一方面由于自我对力比多倾向的厌恶，表现为压抑的倾向；另一方面则由于力比多的坚持性，不愿意离开它从前曾发泄过的对象。

这样，我们的治疗工作进入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所有的力比多都被迫由症状转向移情，并集中于这里；第二个阶段，斗争围绕着这个新的对象展开，并且力比多被从中解放出来。这种对有利结果具有决定意义的改变是在这种新的冲突中去除压抑作用，以使力比多无法通过逃入潜意识而再次摆脱自我。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患者的自我由于分析者的暗示的帮助而有了改变。通过这种解释工作，潜意识的东西被引入了意识；自我乃因潜意识的消逝而得到扩大；并通过教育而与力比多取得和解，这样，自我也愿意使力比多在某种限度内得到满足；由于自我能够使少量的力比多为升华之用，所以它对于力比多要求的惧怕也趋于减弱。治疗中的事件与这种理想的描述越相符合，精神分析治疗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它的限制在于：（1）缺乏力比多的灵活性，力比多不愿离开其对象；（2）自恋的稳固性，它不允许对对象的移情超过某种限度。如果说我们的移情作用吸引了一部分的力比多到我们身上，并掌握了脱离自我支配的力比多的全部力量，那么治疗过程的动力学或许就更为明确了。

值得注意的是，因分析而引起的力比多的分配，并不能使我们直接得出有关从前患病时的力比多倾向的性质的结论。假如我们成功地治愈了一位把对待父亲的情感转移到医生身上的患者，那么，我们不能认为他患病的原因只是由于他对父亲有一种潜意识的力比多的依恋。他的父亲移情（father transference）只是我们控制其力比多的战场；患者的力比多从其他的方向指向它。一个战场不必与一个敌人的关键的堡垒相一致。敌人防御首都，也不必只在城门前作战。而只在移情作用再次被解除之后，我们才能在思想中重新确立疾病背后的力比多的分配。

我们现在从力比多理论的观点对梦的问题再讲最后几句。一个神经症患者的梦，像他的过失和他的自由联想一样，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他的症状的意义，以及揭示他的力比多的分配方式。以愿望满足的形式它们向我们显示什么愿望冲动服从于压抑，以及摆脱自我的力比多又依恋于什么对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梦的解释在精神分析治疗中起巨大的作用，并且在一些病例中，它在很长的时期里是我的工作的最为重要的工具。我们已经知道睡眠状态自身导致有关压抑的某种放松。既然压抑的沉重压力得到减弱，于是被压抑的冲动在梦中要比在白天的症状中有更为明白的表示。因此，梦的研究成为了解被压抑的潜意识的最为便利的方法，这种脱离了自我的力比多形成了被压抑的力比多的一个部分。

但神经症患者的梦在任何主要的方面都与正常人的梦没有什么不同；确实，它们简直无法区分。要是说对于神经症患者的梦的解释不能用来说明正常人的梦，那就太荒唐了。因此，我们必须说神经症患者与健康人之间的不同只在白天成立。就梦生活来说，这种不同就不能成立。我们不得不将有关神经症患者的梦和症状之间所得到的那些结论适用于健康的人。我们不能否认健康的人在其精神生活中也有那些形成梦或症状的因素；并且我们必须得出结论：他们也可以构成压抑，而且要花费一定数量的能量来维持这种压抑的力量，他们的潜意识系统也储藏着富有能量的被压抑的冲动，而且他们的力比多的一部分已脱离了自我的支配。这样，一个健康的人实质上也可以算做是一位神经症患者；但是梦成为他能够形成的唯一的症状。实际上，如果你们对于健康人清醒时的生活加以仔细的观察，就可以发现与这一情况相矛盾的东西，即这个似乎健康的生活也有许多琐碎而实际上不重要的症状。

这样，神经质的健康人和神经症患者之间的区别可缩小为一个实践的问题，并且可由结果来决定——如通过这个人究竟能否留下足够的享乐和胜任能力。这个区别或许可追溯到仍然自由的能量和受到压抑束缚的能量之间的相对大小，并且是一个量的而非质的差异。有必要告诉你们这个发现是对下面的信念的一个理论说明：即神经症虽然建立在体质倾向的基础之上，但原则上有治疗的可能。

健康人和神经症患者的梦的一致性使我们能够推断出健康的特点。但就梦本身而言，我们可以做出进一步的推论：（1）我们不应使它脱离与神经症的症状的联系；（2）我们不应认为它们的基本性质可完全被压缩为“将思想转译成为古代的表现形式”这样一个公式；（3）我们必须假定它们为我们展现了力比多分配和实际存在着的对象精神发泄。2052

我们不久就要结束演讲了。你们可能会感到失望，认为对于这样一个精神分析治疗的主题，我却只给你们讲些理论，而不谈治疗时的情况和治疗的结果。我不讨论这两者：前者是因为我从来就没有给你们就如何进行精神分析做实际指导的意图；后者是因为好几个原因使我避开这个问题。我们在开始演讲时，我曾强调在有利的条件下，我们所取得的成功决不会次于其他方面的医学治疗所取得的最好成绩；我现在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补充——即其他的治疗方法是不可能取得这种成功的。如果我在此还要再夸大其成果，那就不免使人怀疑我是在自吹自擂，并想以此消除反对者的驳斥了。我们医学界的“同事们”曾多次反对精神分析（甚至是在公众的集会上也是如此），他们指出，如果将分析的失败和有害结果的情况公布于世，就使受害的公众明白这种治疗方法是毫无价值的。但是，避开这种做法的恶意不说，就失败材料的收集本身来说不可能形成对分析的治疗效果的正确判断。你们知道分析治疗还处于其年轻时期；它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来确定其技术，并且这只能在工作的过程中和在不断增长的经验的影响下才能实现。由于传授这种技术的困难，初学精神分析的医生要比其他专家更要设法发展自己的能力，他早年的分析治疗结果决不能用于作为判断分析治疗效果的依据。

在早期的分析期间，人们错误地进行了许多治疗的尝试，因为即使分析者对那些不适合于采用分析疗法的各种病症也要进行治疗，而现在根据我们有关治疗法的特征，我将这些病症不包括在这种治疗之中。但这些疗法也只能通过实验而获得。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不知道妄想狂和早发性痴呆症到了很严重的程度时，分析法就不能发挥其效能了，当然，我们有权利尝试用这种方法来治疗各种错乱现象。但这些早期治疗的大多数失败不是由于医生的错误，或对患者不适当的选择，而是由于不利的外部条件。这里，我们只讲过患者不能避免和战胜内在的抵抗。而来自于患者环境的外在抵抗虽具有很小的理论意义，但都具有最大的实际意义。精神分析治疗可以与外科手术相比，须施用于最适当的情形之中才有可能获得成功。你们知道外科手术采用很多前期的预备措施：合适的房间、好的灯光、助手、回避患者的亲属等等。现在请你们考虑一下，如果外科手术都处于患者全家面前，家人都来围观，看到手术就大声地哭叫，那么这样的手术能有几次收到疗效呢？在精神分析治疗中，亲属的干预是一个很大的危险，而且是一个人们不知道如何对付的危险。我们的目的在于患者内心的抵抗，并知道它不可避免；然而，我们应怎样防御这些外在的抵抗呢？我们既不能通过任何解释可以说服患者的亲属们，又不能劝说他们使其站在一边不管；并不能对他们以实相告，因为这样做，只能会失去患者对我们的信任。这样的话，患者将会要求我们这些他曾经信任的人要为他着想（这当然是正当的要求）。作为分析者，凡是知道患者家庭分裂内幕的，都会对患者的亲属不愿患者恢复健康，而宁愿他的病情不要好转感到惊讶。如果神经症来自于家庭的冲突，那么家中的那些健康人就会把自己的利益看得比患者健康的恢复更为重要。既然丈夫认为妻子在接受治疗时会暴露自己的罪恶，那么就难怪他对这种治疗不感兴趣，丈夫的这种外在的抵抗和患者妻子的内在抵抗相叠加，使我们治疗的努力遭到失败和中断，我们对此自然不感到惭愧，因为我们实际上在从事一件那时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工作。

我不想报告大量的病例，在此，我只给你们讲其中的一个。出于医疗职业道德的考虑，在这个病例中，我不得不逆来顺受。多年来，我对一位少女进行分析治疗，她由于焦虑的缘故，有时不敢上街或独自呆在家中。这位患者后来承认她曾偶然地看到母亲和她家的一位好朋友发生性关系。但她很不老练地（或很敏感地）将分析时的情况向她母亲进行了暗示，她向母亲表示这一点主要是通过以下方法：（1）改变自己对母亲的行为；（2）坚持除了母亲外没有人能使她摆脱独处的焦虑；（3）当母亲要外出时，她焦急地锁上门。她母亲本人过去曾患过神经症，但几年前已在本疗养院治愈了。或者进一步讲，她在那里结识了一位男子，之后二人过从甚密，并使她得到充分的满足。女儿的强烈的要求引起她的注意，并且她突然明白了女儿的焦虑的意义：女儿使自己患病是想将母亲软禁起来，并剥夺她和其情人的联系所需要的来往自由。母亲迅速地下决心，并结束这一对自己有害的治疗。她把女儿送入一个神经病疗养院，并且多年来一直用来证明她是一个“精神分析的可怜的牺牲品”。我也因此为人所诋毁，要为这个不幸的治疗结局承担责任。我之所以不作声，是因为我为职业道德所束缚。很久以后，我从我的一位同事（他曾访问过这个疗养院并看到过这个患恐惧症的少女）那里得知，这位少女的母亲和那位家庭的好朋友的深交已成为这个城市的公开的秘密，她的丈夫和父亲对此事可能已默许，这样，正是这个“秘密”使这个治疗成为牺牲品。

大战之前，各国的患者都纷纷前来求诊，这使我不管别人是否支持我们自己的城市。我遵守一个规则：凡属生活中的重要关系，如果患者未达到法定年龄，不能独立，就不为其诊治。然而并非所有的精神分析者都遵守这一点。或许你们会认为，因为有关患者亲属所发生的警告，我会为了使分析顺利进行，而要使患者离开家庭，只有离家别友的人才可受到治疗，然而，我不能赞同你们的这一认识。患者（至少不是精疲力竭的人）在治疗时，如果仍要对日常生活所施加于他的要求进行反抗，那么会更有利于治疗。但是，患者的亲属不应该以自己的行为破坏这种有利的条件，不应该对医生的努力抱有敌意。但是，你怎么才会影响到这些你无法触及的因素呢？当然，你会推测出，治疗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患者的社会环境和他家庭的教养水平。

这已使我们的精神分析治疗的效果逊色不少，难道不是吗？尽管我们可以通过把它们归于外界因素的干预来解释我们的大多数失败。精神分析的朋友们劝我们把通过分析能取得的成功加以统计来抵消我们的失败。我却不同意这样做。我认为如果相比的单元相差太远，并且我们进行治疗的神经症病例实际上在很多方面不具有可比性，那么这种统计毫无意义。再者，所能进行统计研究的时间太短，而难以判断出疗效的持久性。2053就许多病例来说都不可能加以报道：它们与患者对于他们的疾病及其治疗保守秘密有关，并且他们的恢复同样需要保密。对精神分析进行反对的最强烈的理由在于人们在治疗问题上表现得最无理性，以至于人们对用合理的方法完成治疗不抱任何希望。治疗的创新要么受到热烈的欢迎——如科克（Koch）首次发展有关结核菌的研究成果的情况2054，要么受到根本的怀疑——像杰纳（Jenner）的种痘术，它实际上是一种恩赐，至今仍受到人们的反对。有一种反对精神分析的明显的偏见存在。如果一个人治愈了一位严重的病例，就听到有人说：“这不能证明什么，这么长的时间患者自己也会恢复。”一位妇女患者已经历过四次抑郁和躁狂的交叠出现，当她在经历抑郁之后的间歇期到我这里来求治，过了三周后其躁狂症又发作时，她所有的家庭成员——以及一位名医，他曾为她进行过咨询——都认为这种新的病发乃是我试图分析的结果。我们对偏见毫无办法。你们今天仍可看到大战时，无论哪个盟国都对其他国家怀有偏见。最聪明的办法是等待，让这种偏见随时光而消失。终有一天这些人会用不同于以前的方式来思考；为什么他们早些时期没有这样思考，这仍然是一个谜。

也许反对精神分析治疗的偏见现在已经消退了。分析技术的不断传播，许多国家运用分析治疗的医生的日益增多都可证明这一点。在我还是一位年轻的医生时，我发现催眠暗示治疗正引起医学界的鄙视，其激烈程度正与现在“温和”（moderate）的人们对精神分析的驳斥十分相似。2055然而，催眠术作为治疗的媒介确实没有实现其原初的承诺。我们精神分析者可以说是它的合法继承人，我们不要忘记它给予我们多么大的鼓励和理论启发。归于精神分析的有害结果，大多仅限于患者冲突加剧后的暂时现象，而这种冲突的加剧或者是因为分析的过于呆板，或者是因为分析中途突然终止。你们已听过我们治疗患者的有关情况，你们可以形成自己的判断，看是否是由于我们的努力而导致了永久的伤害。分析的误用可能有多个方面，特别是在那些荒唐的医生手中，移情作用是很危险的。没有任何医疗工具或方法能确保其不被误用。如果刀子不能切割东西，那么它也就不可能用做医疗工具。

女士们，先生们，到此我已讲完了。我深深地认识到在我的演讲中存在着许多缺陷，这绝不是传统的客套话。我很惭愧我时常许诺要回到我讲得很少的话题，然而之后却找不到机会来实现。我要给你们叙述的东西现在尚未完成，正处于发展之中，而且我的简要的总结本身也不完全。在一些方面我已收集到可以得出结论的材料，而却又没有由我自己做出这个结论。然而，我的目的不是想要你们都成为专家，而只是想努力地激励和启发你们罢了。

精神分析新论

1909年在美国克拉克大学。前排左起：弗洛伊德、霍尔、荣格。后排左起：费伦茨、琼斯、布里尔。

1909年，弗洛伊德在美国克拉克大学与美国心理学会会员合影。此时，做了著名的《精神分析五讲》报告，并发表于《美国心理学杂志》。

1922年，与护卫弗洛伊德“委员会”成员合影。前排左起：弗洛伊德、费伦茨、萨克斯，后排左起：兰克、阿伯拉罕、艾丁根、琼斯。

目录

精神分析新论

新版编译说明

精神分析新论

精神分析五讲

精神分析运动史

精神分析纲要

新版编译说明

一、版本出处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是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西方现代弗洛伊德主义哲学学派的巨擘，被誉为“与牛顿、达尔文、马克思、爱因斯坦一样的世界伟人”。他身前留下丰富的精神分析著作，不断再版加印，并被译为各国文字，流传全世界。1956～1974年，英国伦敦霍格思出版社（The Hogarth Press）出版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这套书由英国精神分析学家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1887～1967）和奥地利心理学家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1895～1982，弗洛伊德最小的女儿）共同主编，共24卷，是当今世界最权威最完整的弗洛伊德作品集，也是世界广泛流行的最佳版本。这套英文版由德国Gesammelte Werke公司出版的德文版翻译而来，但增加了关键的脚注（标准版编者在德文版的基础上所添加的内容一律用[]标识以示区分）。

本套中文版《弗洛伊德文集》即由英文版《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以下简称“标准版”）翻译而来，是中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关于弗洛伊德文萃性的经典恢宏译著。我们将标准版中凡是带重点符号的弗洛伊德代表著作全部译出，还把无重点符号但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潜意识论、性欲论、梦论三大理论支柱和七大基本理论（潜意识学说、人格结构学说、本能学说、性欲学说、释梦学说、焦虑与自我防御机制学说和社会文化学说）有关的心理玄学的论著也一并译出。

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我们将标准版中有关弗洛伊德论著的一些编者导言、弗洛伊德生前为其著作出版所作的序言（精选部分版次）及部分注释一并译出。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保留了标准版的[]体例，保留了英文文献中年份后的字母顺序标注，书内页码也按标准版的页码显示。我们在标准版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注释，此部分以“——中译者”为标识。中文版编者还根据内文增加了插图，来帮助读者理解弗洛伊德的著作。此外，在弗洛伊德的每部（篇）著作之前，中文版主编车文博亲自撰写了“按语”，扼要介绍该著作的要点及其在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二、编译分工

《弗洛伊德文集》是我国建国以来翻译弗洛伊德的第一部经典性的世界名著，是国家教委七五重点教材规划和吉林省九五重点图书规划的项目，也是中文版主编车文博主持的心理学、哲学、精神医学界学术共同体40年来协作科学研究的成果。

参加本书译校的学者共有吉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等12所院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教授、博士等40余人。

1.车文博，中文版主编，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学术界公认的弗洛伊德研究权威，我国为弗洛伊德“平反”的人。主要工作：（1）选定翻译版本。20世纪70年代选定标准版24卷为底本进行复印，并选定翻译弗洛伊德的论著。（2）组成翻译团队。聘请老一辈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哲学家为领衔，中青年教授、副教授、博士为主体的学术共同体。（3）提出编译原则。包括精粹性原则，代表性原则，信、达、雅原则，历史性与专题性统一原则。（4）编辑小词典。特请著名精神病学家贾谊诚教授主编《精神分析小辞典》，由车文博教授审订，以保证全书中翻译的人名、术语的统一。（5）全书终审定稿。车文博主编除亲自编制《弗洛伊德生平活动一览表》、撰著《导论》和《弗洛伊德略传》外，还对全书做了通读、审订和定稿。

2.杨韶刚，中文版副主编，本书主要译、校者，原为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主任，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论著有《超越快乐原则》、《自我与本我》、《一个幻觉的未来》、《文明及其缺憾》、《摩西与一神教》、《为什么有战争？》、《抑制、症状与焦虑》（合译）、《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合译）。此外，校审、修改了诸多篇章。

3.高申春，中文版副主编，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除翻译《释梦》（下卷）、《论梦》、《释梦》（上卷，部分）、《抑制、症状与焦虑》（合译）外，还校审并修改《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释梦》（上卷）、《超越快乐原则》、《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自我与本我》。此外，还协助主编编审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目录》、《英汉人名对照表》、《英汉专业术语对照表》。

4.邵迎生，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除翻译《图腾与禁忌》外，还参加校订《精神分析新论》，修订《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戏剧中的变态人物》、《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作家与白日梦》、《达·芬奇的童年回忆》、《米开朗基罗的摩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等。

5.宋广文，曲阜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博士，翻译并修订《性学三论》、《儿童性理论》、《“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爱情心理学》、《论自恋：导论》、《本能及其变化》、《压抑》、《力比多类型》，并校《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精神分析纲要》。

6.吕俊，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除翻译大部分《释梦》（上卷）外，还参加修订《释梦》（下卷）、《论梦》、《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

7.郭本禹，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精神分析新论》（合译），并修订《精神分析五讲》。

8.汪凤炎，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精神分析新论》（合译）。

9.郑希付，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

10.张爱卿，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导论》。

11.葛鲁嘉，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纲要》。

12.彭运石，湖南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合译），并校审《抑制、症状与焦虑》、《一个幻觉的未来》。

13.高峰强，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论潜意识》（合译）。

14.贺岭峰，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心理学系主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梦的理论与实践》。

15.熊哲宏，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

16.金星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癔症研究》。

17.赵国复，吉林大学出版社编审，参加修订《癔症研究》，并对《弗洛伊德文集》全卷德、英、法文译注做了译校。

三、卷次划分

早在20世纪80年代，车文博主编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参考书《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集》（上、下卷），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88～1989年出版，后经长春出版社先后出版中文版《弗洛伊德文集》5卷本（1998）和8卷本（2004），台湾知书房又将此书11卷精装本出版（2000）。现在由九州出版社出版最新修订版。本版的主要特点：（1）由原8卷本改为12卷本。（2）新增《弗洛伊德自传》（1925）和《补记》（1935）两部分，以凸显弗洛伊德的伟大贡献和精神分析运动的国际化。（3）对赵国复先生译校的德、英、法等几种语言的注释，又做了审订和补漏。（4）增补了车文博教授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09FZX004）《弗洛伊德主义新论》撰著的《导论》、《弗洛伊德略传》，作为学习和研究弗洛伊德文集的导引。

本套《弗洛伊德文集》分为12卷，各卷内容如下：

卷1《癔症研究》。此卷包括中文版主编车文博所著的《导论》和《弗洛伊德略传》，以及由弗洛伊德与约瑟夫·布洛伊尔合著的《癔症研究》三部分。《癔症研究》最初于1895年在德国出版，书中对癔症的症状、病因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说，开始提出癔症创伤理论。这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形成时期的重要著作，是其精神分析的理论奠基和正式起点的标志。

卷2《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此卷仅收录《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一部著作，此作于1901年被发表在杂志上，1904年出版了单行本，是弗洛伊德用动力心理学观点解释日常生活事件的一部重要著作。

卷3《释梦（上）》。此卷收录《释梦》的前五章内容。《释梦》最初于1900年在莱比锡和维也纳出版，是弗洛伊德一生中最得意和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体系形成的一个主要标志。他在广泛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病人的梦的临床研究和有关梦的自我分析，深入探讨了梦的实质、释梦的方法、梦的伪装、梦的材料和来源、梦的工作以及梦的过程的心理等有关的重要理论问题。

卷4《释梦（下）》。此卷收录《释梦》第六、七章内容，以及《论梦》、《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论梦》是弗洛伊德于1901年应德国一位编辑之约而撰写的，它以简洁的形式概述了《释梦》一书的基本观点和内容。《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是在《释梦》出版11年后发表的，它不是探讨有关释梦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专门研究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如何运用释梦的艺术问题。《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发表于1923年，此文不是对《释梦》一书的修正，而是弗洛伊德对该书问世20多年来一些想法的评论。

卷5《爱情心理学》。此卷收录八篇论文。1.《性学三论》于1905年发表，内容涉及“性变态”、“幼儿性欲”及“青春期的变化”三部分。2.《儿童性理论》于1908年发表，该文对儿童期的性表现，以及与其他心理活动、神经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揭示了一些常见的但缺乏研究的儿童期性现象。3.《“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于1908年发表，文中论述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强调了性的因素是现代社会文化危机、人的焦虑与神经症的主要根源，抨击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观，提出了改善文明与发展文艺的性本能升华作用说。4.《爱情心理学》共包括三篇文章：（1）《男人对象选择的一个特殊类型》（1910），主要分析了男人的性变态（或性倒错）问题；（2）《论性爱领域最普遍的衰退趋势》（1912），专门探讨了男人的“心理性阳痿”问题；（3）《处女的禁忌》（1918），从历史与文化的视角分析了女性的“贞洁”问题。5.《论自恋：导论》发表于1914年，该文对自恋的起源、本质、表现形式及其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分别做了说明。6.《本能及其变化》发表于1915年，该文从不同角度分析本能这一基本概念所涵盖的内容，使用这一概念所涉及的问题，如本能的原动力、目的、对象和来源，以及描述性本能的一般性质所采用的方法等。7.《压抑》发表于1915年，该文对压抑的本质、原因、结果及其与神经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8.《力比多类型》发表于1931年，该文从身体特征与心理特征相结合的观点出发，以力比多为基础，将人分为性欲型、自恋型和强迫型等三种，并认为混合型远多于纯粹型。

卷6《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此卷包括三篇论文。1.《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发表于1905年，该文分别就诙谐的技巧、目的、动机、心理起因及诙谐与梦、潜意识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2.《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发表于1912年，该文简明扼要地揭示了潜意识的含义及其在精神分析中的地位和意义。3.《论潜意识》发表于1915年，是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一篇重要论文，也是他论述心理学基本理论方面的代表性文章之一。

卷7《精神分析导论》。此卷仅收录《精神分析导论》一部著作，内容由弗洛伊德1915～1917年两个冬季在维也纳大学讲授精神分析的讲稿组成。全书包括失误动作、梦和神经症等三篇，共分28讲。该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引导听众领会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卷8《精神分析新论》。此卷收录四部分内容。1.《精神分析新论》完成于1933年，虽然是弗洛伊德在他1932年所做的演讲基础上成书的，但却是他在《精神分析导论》发表后经过15年研究实践和反思的成果。2.《精神分析五讲》于1910年首次刊出，是由弗洛伊德1909年应邀为美国克拉克大学20周年校庆所做的五次演讲稿汇集而成，它从叙述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作研究癔症开始，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和观察事例，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精神分析关于宣泄法、压抑、梦、失误、性欲和移情等重要思想和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3.《精神分析运动史》发表于1914年，该文是对精神分析产生、发展和分裂过程的历史总结。4.《精神分析纲要》发表于1940年，它既是向读者介绍精神分析基本原理的指南，又是弗洛伊德对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精神分析理论全面而精辟的总结。

卷9《自我与本我》。此卷收录四部分内容。1.《超越快乐原则》完成于1920年，弗洛伊德在这部著作中，修正了他早期的本能学说，第一次提出人存在着死的本能与生的本能，并把这两种作用相反、同时并存的力量的斗争视为整个生命运动历程的决定者。2.《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完成于1921年，系统论述了关于“群体的本质就在于它自身存在的力比多联系”的理论。3.《自我与本我》1923年出版，书中谈及意识、前意识、潜意识，阐述了自我从本我、超我从自我分化的过程。4.《抑制、症状与焦虑》出版于1926年，是弗洛伊德对压抑与焦虑及心理防御机制关系理论进行修正与补充的主要论著。

卷10《达·芬奇的童年回忆》。此卷包含七部分内容。1.《戏剧中的变态人物》1942年面世，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观点对戏剧活动所作的解释。2.《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1907年出版，它紧紧围绕《格拉迪沃》一书中幻觉与梦的关系，揭示了压抑、幻觉与精神错乱的起因、梦的形成与解释、性欲生活的作用、治疗心理疾患的方法等一系列理论问题。3.《作家与白日梦》发表于1908年，弗洛伊德在对创作与白日梦的关系作出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幻想活动，其目的是在幻想中实现其未能满足的愿望。4.《达·芬奇的童年回忆》1910年面世，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传记研究的方法，详尽介绍了达·芬奇童年以来的感情生活，深刻分析了他的性心理历史的发展过程，着重阐释了他的艺术与科学活动的心理起源。5.《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发表于1914年，该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对米开朗基罗所创造的摩西这一艺术作品的解释。6.《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1928年面世，该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阐释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创作的一篇心理美学的论文。7.《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发表于1926年，弗洛伊德在该文中指出，精神分析技术既不是神秘的、难以捉摸和掌握的，更不是医生的专利。

卷11《图腾与禁忌》。此卷包含两部作品。1.《图腾与禁忌》1913年出版，该书由四篇论文组成，通过蒙昧人与强迫神经症患者的比较，推断了图腾崇拜的本原意义。2.《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出版，是弗洛伊德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它由三篇论文组成，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一神教的本质和起源，揭示了上帝不是神，而是被后人神化了的人；它说明宗教问题并非神秘不可测，揭开宗教欺骗人的虚幻面纱，人们不难发现其真实本质。

卷12《文明及其缺憾》。此卷主要包含四部分内容。1.《一个幻觉的未来》出版于1927年，主要讲了两个问题：文明的内涵及其同本能的关系；宗教的本质、演化及其作用。2.《文明及其缺憾》出版于1930年，书中弗洛伊德从文明发展与人性的本能之间的联系和对抗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对文明社会的本质、起源、作用和弊端等问题做了集中的阐述。3.《为什么有战争？》是1932年9月弗洛伊德就战争问题答复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他依据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4.《弗洛伊德自传》1925年面世，这不是描述个人家庭、生活和工作的一般性自传，而是一部精辟地总结精神分析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学术性经典，主要阐述了弗洛伊德本人在精神分析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此卷还附录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目录》、《弗洛伊德生平活动一览表》、《英汉人名对照表》、《英汉专业术语对照表》等。

《弗洛伊德文集》编委会

2014年4月1日

精神分析新论

（1933）

汪凤炎郭本禹　译

邵迎生　校

郭本禹　修订

按语

本书是《精神分析导论》的姊妹篇，也是弗洛伊德的主要代表作。它虽然是弗洛伊德在他1932年所做的演讲基础上成书的，却是他在《精神分析导论》发表后经过15年研究实践和反思的成果。其中，对梦的本质、形式的运作，人格结构中自我与本我、超我的关系，焦虑的性质与本能的种类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均有重要的修正、补充和发展，并对宗教、教育、宇宙观等问题发表了他心理玄学的独到见解。但对马克思主义和妇女等问题的看法则有明显谬误。

英文版编者导言

我们从琼斯（E.Jones，1957，第186～187页）的叙述中得知，尽管该书扉页的标期为“1933年”，实际上它早在1932年8月就已发行——因此，我们有必要重述一下《释梦》的历史。

1932年初，维也纳精神分析出版公司陷入财政困境，于是弗洛伊德产生用一组新《精神分析导论》（德文标题是“Neue Folge”）来资助它的念头。第1讲和最后一讲都是5月底准备的，但全书完成于8月底。

这些讲演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原来的《精神分析导论》，原因在于它们绝不是为讲演而作。正如弗洛伊德在他的序言中所指出的，它们不能自成体系，而基本上是补充性质的。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本身在性质上的区别。一方面，尽管第1讲（论梦）几乎完全是原来的《精神分析导论》中关于梦的部分的概略。但另一方面，第3、4、5讲（论心理结构、焦虑和本能理论、女性心理学）却引进了全新的材料和理论；并且，第3、4讲还深入到对一个回避了15年的难题进行心理玄学的和理论的探讨。剩余的3讲（第2讲和最后两讲）探讨一些仅间接与精神分析有关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并且是以一种通俗的方式进行探讨的。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毫无价值的——远非如此——但是，它们要求读者用不同于它们同伴的另一种态度来阅读它们。无论读者希望了解什么——是想了解弗洛伊德关于传心术、教育、宗教和共产主义的观点；还是想了解弗洛伊德关于超我、焦虑、死的本能和幼女的前俄狄浦斯阶段的最近期的观点，在这些讲演中，他一定都能找到大量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序言

我曾于1915～1916年和1916～1917年两个冬季学期在维也纳精神病诊所的讲堂讲演过《精神分析导论》，当时听众是大学教师。讲演稿的前半部分系即兴演讲，事后立即撰写成文；后半部分是在萨尔茨堡度暑假时写就的，并于冬季逐字讲述。那时我还拥有极佳的记忆力。

与以前的讲演稿不同，这些新讲演稿我从未讲述过。同时，我的年龄已使我摆脱因与大学相关戚——即使是表面上的关戚——而负有演讲的义务；而且，我曾接受的一次外科手术，也使我失去了向公众讲演的可能性。因此，在阐述下面的内容时，如果我要再次像上回那样置身于讲堂，那也仅仅是出于这样一种想法：它也许可使我在深入阐述我的主题时，不至于忘记我对读者所负的责任。

这些新讲演稿绝不是要取代早前的讲演稿。它们亦非任何意义上的独立实体，以期拥有它自己的读者圈；它们是旧讲演稿的续编和补充，依照它们与旧讲演稿的关系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15年前已论及的题旨，但因知识的深化、观点的更新，而不得不重新加以论述——即批判性的修订。另外两类则真正是旧讲稿的扩充，因为它们有第一次的讲演稿中没有论及或因当时所知太少而不能另列专章的材料。必须指出，如果新讲演稿中有些部分兼有这几类特点的话，那也是无可避免的，也不必遗憾。

我还将新讲稿接着旧讲稿的章节编排，从而表明它与《精神分析导论》的依存关系。譬如，此讲稿的第1讲被相应地标为第29讲。一如既往，此讲稿也极少为专职精神分析学家提供新的材料，它的对象是那些对这门新科学的发现和性质抱有好感甚或半信半疑的受过教育的人们。我的主旨仍是，不愿有所删节以求表面的简洁或完美，不掩饰问题，也不否定缺陷和疑问的存在。在其他的科学研究领域或许不需要标榜这种谦虚的意图，因为普遍认为它们是不证自明的，公众也不会对它们提出过分的要求。例如，天文学著作的读者就不会因为著作中有关宇宙知识的说明尚有含混之处而感到失望或轻视它。而心理学则不然，人类科学研究能力的匮乏将在此暴露无遗。似乎人们对心理学的要求，并不在于通过它来获得知识的进步，而是得到另一种满足。一切尚未解决的问题，一切谁都承认的疑难，都可化做反对心理学的理由。

任何热爱心理科学的人，都必须接受这些不公平的评判。

弗洛伊德

维也纳，1917年春

第29讲　梦的理论的修订

女士们，先生们：

相去15年多之久，我又能与你们会聚一堂，共同探讨精神分析在这15年里的新进展和新改进了。从好几个观点看，我们首先都应把注意力投向梦的理论，这是合理而适宜的，因为它在精神分析史中不但占有特殊的地位，更标志着一个转折；精神分析能从心理治疗法演化为深度心理学，这是与梦的理论分不开的。自其诞生以来，梦的理论也一直是这门年轻科学的最具特色的理论，我们的知识中没有任何别的内容可与之匹敌，它是从民俗和神话手里夺回来的新领域。它所必然提出的种种观点的奇特性，使它充当着判断标准的角色，依此辨别谁是精神分析的追随者，谁将永远不能理解精神分析。对我自己来说，在过去，每当我处于研究的困境时（即当一些精神症的不确定事实与我的缺乏经验的判断相混淆时），我发现梦的理论常是我最后的依恃。每当我开始怀疑这些摇摆不定的结论的正确性时，只要我能成功地把一个毫无意义且杂乱无序的梦转译为梦者内心的合乎逻辑且浅显易晓的心理过程时，我就会重新相信自己走的路是正确的。

所以，特以梦的理论为例，一方面探讨精神分析在这15年间的变迁；另一方面研究当代世界对精神分析的理解与评价的进展，这对我们具有特殊的趣味。但我也可以立即告诉你们，你们不久就会在这两方面大感失望。

不妨翻阅一下《国际（医学）精神分析杂志》各卷，自1913年以来，关于精神分析的权威性文章大多刊登于此。在较早期几卷中，你们将看到每卷都有一个“论梦的解析”的分标题，这之中包含着许多关于梦理论的种种观点的文章。但是，当你们越往后看，这类文章就越少，以至于最后这个分标题完全消失了。从精神分析者的行为来看，他们似乎不再对梦有所论述，似乎梦理论没有什么可以再补充的了。但是，若你问起梦的解析有多少已被外人所接受——包括许多利用我们理论的精神病学者和精神治疗学家（顺便提一下，他们对我们的好意不是很感激的）、那些惯于擅用科学中较新结论的所谓饱学之士、文人和普通大众——答案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关于梦的理论，其内容中有少数观点是大家普遍熟知的，这之中有些我们从未提出过，例如所有的梦都具有性的属性的论点；但关于梦的那些真正重要的观点，诸如梦的外显内容和梦的内隐思想的根本区别；焦虑的梦与梦的满足欲望的功能不相矛盾的认识；若非知道梦者在处理过程中的联想，就不可能解释梦；最重要的是，关于梦的本质即梦的工作过程的发现等等——正如30年前一样，这一切仍不为外人所认识。我这样说是有理由的，因为在过去的这15年里，我曾收到过数不胜数的信件。来信者呈述自己的梦以求获得解释，或者询问梦的性质。他们宣称已读过我的《释梦》，但从其字里行间可看出，他们对梦的理论缺乏了解。不过，这一切并不会阻止我们对梦再做一次详细的论述。你们会记得，上次我们关于梦的全部讲演，都是用来说明我们是如何逐步理解迄今尚未得到解释的心理现象。2056

随后，我们设想某人——例如一个接受精神分析的患者——给我们讲述了他的一个梦。我们将假设他正是通过这种途径同我们进行一次沟通，表明他决心开始接受一次精神分析治疗。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沟通所采取的方法是不恰当的，因为梦本身既非社会话语，也非信息传递方式。而且，我们并不知道梦者试图要对我们说什么，在这一点上，他自己也并不比我们更清楚。现在我们不得不立即做出一个决定：一方面，非精神分析的医生向我们断言，梦是做梦者睡眠不佳的征兆，它表示大脑的每一部分并非均能同样在休息，大脑的某些区域在未知的刺激影响下，力图继续工作但又仅能以一种相当不完全的方式进行。倘若如此，我们就可不必再从事这种毫无心理价值的、对夜间失调的产物的研究了，因为我们无法从研究中获得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很显然我们已做出了相反的决定。我们做出假定，并将它看成一种前提——必须承认，这个假定是非常独断的——那就是，即使是这种难以理解的梦也肯定是一种完全正常的、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心理活动，在精神分析中，我们能够像使用别的任何信息一样使用它。只有我们的实验结果才可以证明我们有无错误。如果我们成功地把梦转化为那种有价值的话语，我们就显然有希望了解到新的东西，并获得某种沟通，而此种沟通用其他方法是不易获得的。

可是，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却是此项任务的种种困难和题材上存在的种种迷惑性。我们该如何把梦转变为一种正常的沟通，如何解释在患者话语中所呈现的那种对他、对我们而言都是晦涩难懂的表现形式呢？

女士们，先生们，正如你们所知，这次我不拟解释这个问题的起源，而是采取独断的说明。第一步，我们要通过介绍两个新概念和新名词来建立对梦的问题的新态度。对于我们称作梦的东西，我们将描述为梦的内容或显梦，而对我们所寻找的，即我们所怀疑的梦的背后的意义，我们将描述为隐梦的思想。这一步完成后，我们再说说随后的两个任务：即我们必须把显梦转化为隐梦，并解释在梦者的内心里，后者是如何变为前者的。第一项是一个实践性工作，因为它需要靠对梦的解释来完成，它要求一项技术；第二项是一个理论性工作，其任务是解释假设的梦的工作，它只算做一个理论。释梦技术和梦的工作的理论都必须重新创立。

然后，我们应以上述二者中哪一个问题为起点呢？我认为应从释梦技术开始；它将把一个更为具体的形象呈现给你们，并给你们留下更生动的印象。

那好，患者给我们讲述一个梦，我们且来解释这个梦。我们静静地倾听，而无须进行思考。2057下一步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决定应尽可能少地关注我们所听到的东西，即显梦。当然，这个显梦所呈现的种种特性并非完全与我们无关。它可能是有如文学作品一样，前后一致，结构流畅；也可能是差不多像谵言妄语一样杂乱无章，不可理解；也可能像迷雾一样朦胧；各种差异非常大的特性可能在同一个梦中出现，分散在梦的不同部分；最后，梦可能伴随着一种漠不关心的情调，也可能伴随着最强烈的快乐或悲痛的情感。你们不要假定我们没有思考显梦的这种无穷无尽的变化性。在后面，我们再回头研究这种变化性，那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东西是可用以释梦的。但目前且把它暂置不论，而专注于梦的解释这一主线。也就是说，我们也要求梦者从显梦的印象中摆脱出来，而把注意力从作为整体的梦转向于其内容的各个不同部分，并把他所想到的每一件与上述各部分有关的事一一告诉我们。因为如果他把注意力分别集中于梦的每一部分，则梦自身的联想就会展现在他的脑中。

这是一种奇特的技术，不是吗？这不是那种对待沟通和话语的常用方式。毫无疑问，你们会揣测在这个过程背后是否存在着明确表述的种种假设。但还是让我们接着往下讲吧。我们应该让患者采取哪种顺序阐述其梦的各部分内容呢？摆在我们面前的，可能有多种顺序。我们可以简单地采取梦的各部分在梦的阐述中显现的先后顺序。这是一种可称为最严格的经典方法。或者，我们还可以直接引导梦者寻求梦中所有的“白天的残余”；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差不多所有的梦都残留着做梦的前一天中某些事件（或数个事件）的记忆或暗示；而且，我们若能追踪这些联系，通常就能很快地从虚无缥渺的梦境转向患者的真实生活。或者，我们还可以告诉患者从梦内容的这样一些元素开始陈述，这些元素由于特别清晰且具有感觉强度，而使患者产生较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元素是特别容易引起他的联想的。我们采取哪一种方法来探讨我们正在寻求的联想，这是无关紧要的。2058

接下来，我们得到了这些联想。这些联想带给我们丰富多彩的内容：有对做梦的前一天或当天的记忆，有对过去事情的记忆，有反思，有争论（伴随着赞成与反对），有自白或探究。患者讲述其中一些，同时对另一些又一时想不起来。其中大多数都表明了与梦的一些元素有一种清楚的联系，这不足为奇，因为这些元素正是联想的出发点。但有时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即患者用这些话来介绍他们的联想：“这个联想好像与我做梦根本没有关系，只是因为我想到了它，才把它告诉你。”

如果一个人能聆听这些丰富的联想，他很快就会注意到，与其说它们与梦的出发点有相同之处，不如说它们更与梦的内容相同。它们出人意料地解释了梦的各不相同的部分，填补了梦的各部分之间的空隙，并使各部分之间奇怪的排列得到清晰的解释。最后我们还应弄清楚它们与梦的内容的关系。梦被看作是这些联想的简缩部分，此种选择是依据我们仍无法了解的规则进行的，而梦的元素就像是从民众选举中产生出的代表。毫无疑问，我们的技术已使我们掌握了某种为梦所替代的东西，而梦的心理学价值就在于此，但这种东西已不再是令人困惑的、古怪的和混淆的了。

然而，你们也不要有任何误会。梦的这些联想还不是隐梦的思想。后者隐藏在这些联想中（就像碱之含于母液中），但又不完全包含在其中。一方面，这些联想所提供的材料远不止于我们阐述隐梦的思想所需——即它们包含了患者在其探索梦的思想过程中，智力所必定产生的全部解说、转化和联系。另一方面，一个联想通常恰巧止步于快要触及真正的梦的思想的时候：它仅仅是接近于梦的思想，并且仅仅是通过暗示与梦的思想发生联系。在这点上，我们就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了，我们追寻暗示，得出不可否认的结论，并把患者在其联想中仅能触及的东西明确表达出来。这乍听起来，我们好像在投机取巧随心所欲地处理梦者为我们提供的材料；又好像在滥用材料，以期把梦者的话解释为他所没有表达出来的言语。用抽象的话语来说明我们这种释梦的程序的合理性并不容易。但是，假设你们能亲自做一回梦的分析，或者在我们的著作中选一个好例子来研究，你们将会对用这种程序进行释梦表示信服。

假如说在解释梦的时候，我们一般主要是依靠梦者的联想，那么在处理有关梦的内容的某些特定元素时，我们则采用一种非常独立的态度，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不得不如此，因为在这种情况中，梦者通常不能对这些材料产生联想。从前我们就曾意识到，这种情形常与一些相同元素有联系；而这些相同元素通常不是很多。并且，我们的多次经验表明：这些元素应被看作或解释为某种别的事物的象征。在与梦的其他元素的对照中，我们可以将一种固定的意义赋予它们，但这种意义不必是明确的，其范围是由我们所不熟悉的特殊规则决定的。由于我们知道如何解释这些象征，故而下面这种情形很可能会发生：当我们一听完梦的内容，乃至在我们尚未试图去解释它们时，我们就已明了这个梦的意义，而对梦者本人来说，梦却仍是一个谜。但是，在我以前的讲演中，我已经详述了象征意义、关于象征的知识以及它所置于我们面前的问题，今天，我就不再赘述了。2059

上述所讲之内容，就是我们释梦的方法。然后我们来探讨有关问题。第一个合理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利用这种方法来解释所有的梦？”2060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能，根本不可能。但我们已用这种方法解释了许多梦，故而我们相信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和正确性。”“但为什么不能解释全部的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告诉我们某种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马上就要把我们引导到构成梦的心理上的决定因素：“因为在进行释梦的工作时要反对一种抵抗，这种抵抗或者无足轻重，或者不能克服（至少以我们目前的方法的力量是远不可及的）。”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是不可能忽略这种抵抗现象的。有时，患者毫不犹豫就可产生联想；并且，第一个或第二个观念就足以解释梦了；而有时，患者可能要先停顿或犹豫一下才能产生联想。如果这样，我们经常就须听取一长串观念，然后才能获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梦的东西。我们认为，联想的链锁越长越曲折，抵抗的力量也就越强，这种看法肯定是正确的。我们发现，在梦的遗忘中这些影响仍起作用。在患者身上经常会发生这种事：即无论患者怎样竭尽全力，他仍然无法回忆起他的某一个梦。但是，一旦在一项精神分析工作过程中，我们能够去掉干扰患者与这一精神分析相关的困难时，被遗忘的梦就会突然再现。在这里我们还要提及另外两种观察。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开始时梦的一部分内容被省略了，但随后又作为附录被补充进去。这种情况应被看作是一种遗忘该部分的企图。经验证明，这是最重要的特殊片断。我们猜想，在传送它的途中，它遇到的抵抗比梦的其他部分遇到的抵抗要更大些。2061而且，我们发现梦者为了防止其所做的梦被自己遗忘掉，常在醒后立即记录下他的梦。我们可以告诉他，这样做是无用的，因为尽管他想强制地摆脱抵抗而保有梦的原貌，但这种抵抗却会移植到梦的联想上，并且使显梦无法得到解释。2062从这些事实可见，假使抵抗进一步增强以至于完全压制了联想，从而使梦的解释彻底失败，我们亦无须感到吃惊。

从上述我们可推知，在释梦工作中我们所遇到的抵抗，也对梦的构成起着作用。事实上，我们可以将梦分为两类2063：一类是形成于轻微抵抗下的梦，一类是形成于高压抵抗下的梦。但是，这种压力也可在同一个梦里由一个部分移至另一个部分，它造成了梦的裂痕、晦涩和混乱，从而可能破坏甚至是最精巧的梦的连贯性。

可是，是什么正在形成抵抗呢？抵抗又旨在反对什么呢？嗯，对我们而言，抵抗是冲突的明确标志。梦中必然存在着一股力图表现某物的力量，同时又存在着一股企图阻碍其表达的力量。作为显梦，便是这种冲突的结果，它包括了这种冲突的所有结果，而且，这种冲突是以凝缩的形式存在于这些结果中。在某一点上，其中有一种力量可能成功地表达了它想说的东西；而在另一点上，其相反的力量或设法完全销毁其所欲表达的东西，或用某种不留痕迹的东西取代了其欲表达的东西。梦的构成的最常见且最有特色的情况是上述冲突以调和告终，致使那种要求表达的力量虽确实能言所欲言，却不是用它所想用的方式表达，而仅能用一种削弱了的、歪曲的和无法辨认的方式表达。因此，假如梦不能如实地表达出它的思想，假如需要用解释工作来填补梦与思想间的裂痕，那便是那种相反的、起约束和限制作用的力量造成的结果。而那种力量的存在，我们已从释梦时所感受到的阻力推知到了。如果把梦作为独立于类似的心理构成物的孤立现象加以研究，我们就可称这种力量为梦的稽查员2064。

你们很早就已意识到，这种稽查并非梦的生活所特有的机构。你们知道，两种心理作用间的矛盾支配着我们的整个精神生活（这两种作用我们可以大致地描述为“被压抑的潜意识”和“意识”）；你们还知道，对释梦的抵抗（即梦的稽查标志）就是这种因压抑而引起的抵抗。通过压抑，这两种心理作用被隔离开来。你们还知道，这两种作用的冲突可能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产生其他的心理结构，它们像梦一样也是调和的结果。我想，你们并不期望我在这里重述我在精神病理论的介绍中已讲过的内容，以论证我们对形成这种调和的关键性因素的认识。你们已知，梦是病理的产物，是包括癔症症状、强迫症和幻觉等在内的种类的第一号成员。2065但梦又因其短暂性和在正常生活中出现而有别于其他症状。让我们在心中牢记，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梦是我们睡眠状态过程中心理活动的一种方式。2066睡眠状态包括一种远离外部真实世界的状态，并且在那里我们找到了精神病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严重的精神病的最仔细的研究，并未给我们揭示出这些病理条件的更典型的特征。然而，在精神病中，患者通过两种方式脱离现实：或由于被压抑的潜意识变得过于强烈以至于压倒了依附于现实的意识2067；或因为现实太令人痛苦而不堪忍受，以至于受到威胁的自我在抵抗失败后，便投入潜意识本能力量的怀抱中。无害的梦的精神病是意识造成的、仅是暂时脱离外部世界的结果。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一旦恢复了，它就会消退。在睡觉的个体与外部世界相分离时，其心理能量的分配也发生了变化，通常用以抑制潜意识而消耗的压力，现在可以节省一部分下来，因为如果潜意识利用它的相对自由而积极活动，它就会发现其活动的通路已被关闭，而只有导向幻觉满足的无害的通路才是敞开的。因此，现在就可形成梦了，但梦的稽查这一事实表明，即使是在睡眠中，人们仍保留着足够的因压抑而引起的抵抗。

梦是否也有一种功能，是否负有一种有价值的任务？现在我们有了回答这些问题的方式。睡眠状态希望建立的免受刺激的休息状态受三个方面的威胁：由睡眠时外界刺激偶然引起的威胁，由尚未中断的前一天的诸种兴趣引起的威胁，以及由积极寻找发泄机会而尚未得到满足的被压抑的本能冲动不可避免地引起的威胁。由于在夜间压抑作用被削弱，就有可能出现下述情况。这就是每当来自外部或内部的刺激成功地与潜意识的本能能量发生联系时，由睡眠提供的休息就会受到干扰。做梦的过程允许这种形式的合作产物通过无害的幻觉经验得到发泄，并通过这种方式保证睡眠的继续。梦有时会使睡眠者伴随着焦虑醒来，这与梦的上述功能是不矛盾的；或者说，这可能只是稽查员认为其中情境过于危险而又自觉无力控制的信号。而更多的时候，当我们仍处于睡眠之中，我们常产生一种自我安慰的想法以免惊醒：“这毕竟不过是一个梦。”

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我要与你们讲的梦的解释，其任务就是引导我们由显梦去推求内隐的梦思想。就实际的精神分析而言，在这一切工作完成后，我们对于梦的兴趣就差不多结束了。我们把以梦的形式获得的信息补充到患者的其他信息中，并继续加以分析。然而，我们有兴趣对梦再详细论述一下。我们打算研究内隐的梦念转化为显梦的历程，我们称这一历程为“梦的工作”。你们会记得，我在较早期的讲演2068中就已非常详细地描述过，故而在此可以只做一最简单的概述。

梦的工作历程是完全新奇的，与过去所知的一切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它使我们第一次窥探到发生于潜意识系统内的历程，并可知道这些历程完全有别于我们从意识思维中所认识的历程，而且，与后者相比，它们必会显得非常荒谬。要是我们知道神经症症状的形成与把内隐的梦念转化为显梦有着相同的机制（我们尚不敢称之为“思想过程”），那么，这一发现就更加重要了。

对于接下来要讲的内容，我就不可避免地要采取一种提纲挈领的表达方式了。我们假设：在某种特殊情境中，我们观察到了我们面前所有的内隐思想，它们或多或少伴有情感色彩，当对外显内容的解释完成后，显梦就被这些思想所替代。然后，我们就可明显地看到，各种内隐的思想之间存在着一个差别，而这个差别可以给我们以帮助。几乎所有梦念都能为梦者认出或承认；他承认他在当前或别的时候一直有这种想法，或很可能有过这种想法。只有一种思想是他拒绝接受的，该思想对他来说是奇怪的，甚至可能是令人厌恶的；他可能伴随着一种强烈的情感反对它。现在就我们而言，很显然，其他思想是意识的各部分；或更确切地说，是思维的前意识系列的各部分。它们很可能也是在清醒时所思考过的，也很有可能是在前一天就已形成。然而，这种被否定的思想（确切地说是一种冲动）是夜间的产物，它属于梦者的潜意识，故而遭到梦者的否定和反对。它不得不等到夜间压抑放松时，才能获得某种表现。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这种表现都是微弱的、被扭曲的和伪装的表现，如果我们不做释梦工作，我们就无法发现它。这些潜意识的冲动幸而与其他的无可非议的梦念联系，因而能在难以觉察的伪装下，溜过稽查的屏障；另一方面，这些前意识的梦念也多亏有了这些联系，故而有能力在睡眠中也占据精神生活。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潜意识的冲动是梦的真正创造者；它提供了梦的构成所需的心理能量。与其他任何本能冲动一样，它也只是追求自身的满足；释梦的经验告诉我们，做梦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此。在每个梦里，本能欲望必须得到满足。心理生活入夜即脱离现实，并有可能因此退回到种种原始的结构中，这样就使梦者能在目前情况下，以一种幻觉的形式，体验到这种梦寐以求的本能的满足。由于同样的倒退作用，观念在梦中被转化为视觉影像；换句话说，也就是内隐的梦念变得生动和形象化了。

这种梦的工作使我们知道了梦的最显著、最独特的特征。关于梦的形成中的事件发展可复述如下。作为先导的是睡眠的欲望和脱离外界的意图。接下来，两个心理机能方面的结果便产生了：第一，在倒退过程中，出现了更为古老而原始的活动方式的可能性；第二，由于强加于潜意识之上的压抑而导致抵抗的削弱。由于后一个因素，便使梦的形成成为可能；并且各种突发事件、正在活动的内外刺激便利用了这个因素来制造梦。以这种方式制造的梦已是一个调和的产物。它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适应自我，因为通过排除干扰睡眠的刺激，它可以满足睡眠的欲望；另一方面，它允许被压抑的本能冲动以愿望在幻觉中实现的方式在这些情境中获得满足。然而，由睡眠中的自我所允许的整个制梦过程仍然受到稽查员的控制，这种控制是由仍在起作用的压抑的残余部分所施予的。我不可能将制梦过程描述得更为简单，因为制梦过程本身亦不太简单。但现在我可以继续描述梦的工作。

让我们再次回顾内隐的梦念吧。它们最有力的元素即是被压抑的本能冲动，这种冲动是在偶发刺激出现的基础上，通过向白天的残余物转移的方式，在梦念中为自己创造的一种表现形式（尽管这种表现形式是被削弱了的、被伪装了的）。与其他种种本能冲动一样，它也强烈希望通过活动得到满足，但其活动通道被隐藏在睡眠状态下的生理调节机制所堵塞，它被迫退回到一种相反的知觉途径，即只是一种幻觉的满足。这样内隐的梦念就被转化为感觉形象和视觉情境的混合物。沿循这条道路前进着的梦，其思想对于我们来说显得那么奇特和古怪。由于无法表达它们，所有那些我们用以表达比较微妙的思想关系的语言工具——连词、介词、名词、形容词、代词的变格和动词的时态及语态的变化——就都被省略掉了。这就像原始语言一样，在原始语言中并无语法，只有粗陋的思想材料可以表达出来，而抽象的术语则转化为构成其基础的具体的术语，这导致梦的剩余部分有可能缺乏联系。而梦中用以代表特定事物或过程的象征被大量采用，则是与心理机能的原始倒退和稽查员的要求相协调的，但与意识思维却水火不容。

但是，梦念元素中还有其他变化比上述变化更为重要。凡是在某一方面具有相互联系的元素都被凝缩为新的单元。在梦念被转化为影像的过程中，毫无疑问，这种组合与凝缩是优先采取的。犹如有某种力量在起作用，它使梦的材料受到压缩和聚集。由于凝缩作用，显梦中的某一元素可能相当于内隐的梦念中的许多元素；但反过来，梦念中的某一元素也可为显梦中的许多影像所替代。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梦的另一个过程，即移置或重点的转移，这在意识思维中，我们只在错误的推理或玩笑方式中才会遇到。诚然，梦念中各不相同的观念具有各不等同的价值，它们都各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情感性，并且各自的重要性和值得关注的特性也是不同的。在梦的工作中，这些观念与依附于它们的情感相脱离了。这些情感被独立处理，它们可能移置于他物上，也可能保留于原物上，还可能发生了变化，或者根本没有在梦中出现。由于梦的影响具有感觉强度，故而这些被剥夺了情感的观念的重要性又重新在梦中得到了恢复。但我们观察到，其重点已从重要的元素转移到了一般的元素上。这样，那些在梦念中仅起微小作用的东西似乎被推向了梦的前台，从而成为重要东西；相反，梦念的本质只有在梦中那些附带的、不清晰的表达中显现。正是梦的工作的这个部分，使得做梦者认为其梦是如此古怪，以至于难以理解。在梦的歪曲中，移置是一种常被采用的主要方法，而在稽查作用的影响下，梦念必须服从于这种梦的歪曲。

当施加在梦上的这些操作完成之后，梦就差不多形成了。一个不太稳定的因素——以“润饰”（secondary revision）为我们所知——在梦已作为一种知觉客体出现于意识面前之后，便开始作用。在这一方面，我们就像一般习惯于对待知觉内容那样对待梦：我们填补裂痕，增加联系；而这样做时，我们常因犯有严重的错误而感到内疚。但这个行为可能被描述为文饰行为，而它至多不过提供了一个不能符合于梦的真实内容的、平滑的外表，故而这个行为也可能被忽视，或仅仅在一个最为恰当的程度上得到表现。在这种情况中，梦就会公开地显示其一切缝隙与裂痕。另一方面，不应忘记，梦的工作并不总是以相等的能量展开的，它通常把自己局限于梦念的某些部分进行，而其他部分则允许原封不动地出现在梦中。在这些情况中，我们可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梦在进行着最精细、最复杂的智力活动；它从事思考、开玩笑、做出决定和解决问题的工作。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正常心理活动的产物，它们可能在梦的前一天和做梦的当夜就已形成了，与梦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表现梦的特征。在这里，再一次强调梦念本身的区别，即潜意识冲动和白天的残余物的区别，这不是多余的。后者显示了精神活动的多样性；而既然前者（即潜意识冲动）是形成梦的真正动力，则它无可避免地要寻求欲望满足的出路。

15年前我可能就已告诉你们上面这些内容了，而且事实上，我也相信，在那时我的确已告诉你们了。现在我想专门讲讲这15年来关于梦的理论的变化和新发现。我曾说过，恐怕你们会发现收获极少。或许你们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你们两次听同样内容的演讲，我自己又为什么要重述。这是因为15年的光阴过去了，我希望这是与你们重新建立联系的最佳方法。而且，我讲的这些内容对理解精神分析都具有关键意义，所以再次听听，可能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而15年来它们大多无所变动，可见它们具有为人了解的价值。

当然，在这一时期的有关文献中，你们可以找到大量的可证实材料和详细的论述。在此，我也只打算给你们提供一些例子。此外，我还可以顺便告诉你们一些早期已知的材料。我们所要讲的主要是梦的象征作用和梦的其他表现方式。现在请大家认真听听。仅仅在不久前，美国一所大学的医学师生就曾拒绝承认精神分析的科学地位，因为他们认为精神分析缺少实验证据。他们也许可以对天文学提出同样的反对，因为事实上，有关天体的实验是相当困难的，天文学家只能求助于观察。不过，维也纳的研究者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有关梦的象征作用的实验。早在1912年施罗特（Schr?tter）博士就发现，假如指示一个被深度催眠的人梦见性的材料，则这些在梦中出现的性的材料已为我们熟悉的象征物所替代。比如，让一个妇女梦见和一个女性朋友性交。在她的梦中，这个朋友是携带一个旅行包出现的，包上贴有“女性专用”的标签。贝特海姆（Betlheim）和哈特曼（Hartmann）1924年进行了一个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实验。他们对那些患有柯萨科夫（Korsakoff）紊乱性精神病（confusional psychosis）的患者进行实验，给他们讲述一些粗鲁的性行为故事，然后要求他们复述，并观察复述过程中的歪曲。结果，那些为我们所熟悉的性器官和性交的象征物再次呈现，其中还有阶梯的象征物。关于这些，正如这两位实验者的公正评论，它们从不可能通过有意识的歪曲愿望来形成。2069

西尔伯勒（H. Silberer，1909，1912）的一系列有趣的实验说明，在梦的工作将抽象思想转化为视觉影像时，一个人可以控制梦的工作。当他处于疲惫和昏昏欲睡的状态之中，如果勉强自己做一些理智工作，那么思想就会消失，而由一种显然是其替代物的幻象所替代。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西尔伯勒说：“我考虑过必须对一篇论文中的一段不通顺的文字加以修改。”其幻象是：“我看见自己在刨平一块木头。”实验中常发生这种情况：幻象的内容并非是被思考的思想，而是他正努力着的主观状态——这种状态替代了思考对象。这种情况被西尔伯勒描述成一种“功能性现象”。一个例子就可以使你马上明白这种现象的含义。这位作者力图比较两个哲学家关于某个特殊问题的观点，但在他处于睡眠的情境中时，他总是忘记其中一个观点，最后产生了幻象：他正在向一个伏案的冷漠的秘书打探消息，而这个秘书开始是不理睬他，然后又厌恶地白了他一眼表示拒绝。进行实验的条件自身就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实验所引起的幻象如此经常地代表一种自我观察的活动。2070

象征问题的讨论还没有结束。有些象征，我们相信我们已认识它们，但它们仍然困扰着我们，因为我们不能解释这种特殊的象征物怎样变成了那种具有特殊意义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于其他领域诸如语言学、民俗学、神话和宗教仪式的证实必然受到特别欢迎。外套或斗篷（德文“Mantel”）这一象征物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们说过，在女人的梦中，这代表一个男人。2071赖克（T. Reik，1920）为我们提供了如下信息，你们会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赖克说：“在贝陀因人（the Bedouins）的极端古老的结婚仪式中，新郎把名为‘Aba’的特殊斗篷披加到新娘身上，嘴里说下述礼节的话语：‘从此以后，除我外，不许有他人给你披戴。’”[引自艾斯勒（R. Eisler，1910）]我们也发现了几个新的象征物，至少可告诉你们其中两个。据阿伯拉罕（Abraham，1922）说，梦中的一只蜘蛛象征着一位母亲，但这是儿童的阳具欲期的母亲，是我们所害怕的母亲；故而对蜘蛛的恐惧，表明了害怕与母亲的乱伦及对女性生殖器的恐惧。或许你们知道，神话的创造物，美杜萨（Medusa）的头，能追溯到怕被阉割的同样动机。2072我想告诉你们的另一个象征物是桥，费伦茨（S. Ferenczi，1921，1922）曾对此做过解释。首先，它意指男性生殖器，该生殖器在性交中使父母相联结；但此后，它从第一个意义中派生出更深一层的意义。由于男性生殖器的功劳，我们才能够脱离羊水而来到这个世界上，故而桥即成为从另一个世界（未出生状态，子宫中）到这个世界（生命）的通道；而且，由于人们也把死描述为回归子宫（回归水中），所以桥也获得了某种通向死亡的意义；最后，在与其原始本意更远的意义上，桥代表在一般情况里出现的过渡或变化。所以，它与下述情况相符：如果一个女人没有克服成为男人的愿望，她就经常会梦到桥很短，以至于达不到彼岸。

在梦的外显内容中，我们经常发现令人想起童话、传说和神话中的那些熟悉题材的画面和情景。因此，对这些梦的解释，有助于理解创造这些主题的原始兴趣，尽管同时我们不应忘记，随着材料在此期间的改变，其意义理所当然也发生了变化。这样说吧，我们的解释工作就是揭示这种原始材料，它经常足以在最广泛意义上被描述为性的性质，但在后来的诸种适应当中得到非常多样化的应用。这类溯源容易引起全体非精神分析的学者对我们的愤恨，好像我们试图否定或低估后来建立于原始基础上的一切。但是，这种种发现是有意义的和有趣的。追溯雕像艺术中特殊题材的起源，情况也是如此。比如，艾斯勒（M. J. Eisler，1919）受其患者的梦的启发，就对普拉克西提（Praxiteles）创作的雕像《赫尔墨斯》中描绘的那个与小男孩戏耍的年轻人进行了精神分析性解说。最后，我要指出，我们经常用梦的解释阐明特殊神话题材的含义。例如，神话中的迷宫可被看作是肛门出生的象征：弯弯曲曲的小路是肠子，阿里阿德涅（Ariadne）2073线团是脐带。

随着研究的更加深入，梦的工作（即数不胜数令人眼花的材料）所采用的各种表征方法也越来越为我们所熟悉。我再给你们举一些例子。例如，梦中刺激物的重复象征着频繁性。下面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典型的梦。她梦见自己走进一个大厅，并发现厅中有个人坐在椅子上；这种情景反复出现了6次、8次或更多次，而每次这个人都是她的父亲。根据该女子提供的一些补充细节，在我们的解释中，发现这个大厅象征着母亲的子宫，那么，这个梦就易于理解了。该梦是少女们常有的幻想：认为当她的母亲在怀孕时，她们的父亲就参观了子宫，故而在她们处于胎儿期中就已遇见过她的父亲了。在梦中有些东西是颠倒的——其父的“进入”移置到她自己身上了，你们不要被这种情形所迷惑，顺便说一下，这种情形自身也具有一种特殊意义。父亲形象的反复出现仅可能表明，有关事件是反复发生的。最后，我们得承认，梦在通过反反复复2074表示频繁性时，其自身并无多大意义。我们只须找出后一个单词的原始意义；现在该词在我们看来意味着时间上的重复，而它却来源于空间上的堆积。的确，在一般情况下，只要有可能，梦的工作都把时间关系转变成空间关系，并这样表述它们。例如，在梦中一个人可见到这样的情景：其中两个人看起来非常小，并且离我们很远，就仿佛是把望远镜倒过来所看到的情景。在这里，空间上的微小与遥远具有同样的意义：所表示的是时间上的遥远；并且我们应该懂得，这个情景是来自遥远的过去的。

你们也许还记得，在早期的演讲中，我就已经告诉你们（并用例子阐明事实），为了我们的释梦工作，我们甚至已学会利用显梦的纯形式特性了。这就是，将它们转化为来自内隐的梦念的材料。2075就像你们已经知道的，凡同一夜晚所做的梦都属于同一体系。但是，对梦者而言，这些梦是连续一贯的，还是被分成几个部分及分成多少部分，这都不是无关紧要的事。这些部分的数目通常与内隐的梦念的结构形态中分离聚点的数目一致，或与梦者心理生活中的各种斗争倾向相一致，这些倾向的每一种都可在梦的某一特殊部分获得主要的、但又非唯一的表现。一个短小的序梦与一个紧接它而来的更长的主梦的关系通常是条件与结果（条件从句与结果从句）的关系，在旧的《精神分析导论》中可找到非常鲜明的例子。2076实际上，一个被梦者描述为“莫明其妙插进来”的梦可能相当于梦念中的一个从句。亚历山大（P. Alexander，1925）对成对梦的研究表明，若把同夜的两个梦合起来考虑，则它们是在两个阶段上实现对欲望的满足，从而分别完成梦的任务的，尽管每个梦独立时并不产生这种结果，但上述情况并不少见。例如，假设梦的欲望在其内容中对某个特定的人要做出非礼的行为，则在第一个梦中，此人将毫无伪装地出现，而对其欲采取的行为则被羞羞答答地暗示出来。在第二个梦中就完全不同了。这种行为将毫无伪装地显现，但该人或者无法辨认，或者被另外的毫不相干的人所替代。你们会承认，这种情形给人的印象确实巧妙。我们还可发现联成对梦的另一种类似关系：其一代表惩罚，另一个代表罪孽深重的对欲望的满足。这就相当于说：“如果一个人愿意为此接受惩罚，那么他就可以继续放任自己做出那种遭禁忌的行为。”

关于这些一般的发现或释梦在精神分析工作中的应用的讨论，我就到此为止吧。我相信你们急于听到，我们对梦的性质和重要性的基本观点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已经提醒过你们，正是关于这一点，我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在梦的整个理论中，争论最激烈的一点就是关于所有的梦都是对欲望的满足这一主张。门外汉不可避免地，而且已经提出反对：但还有这么多的焦虑梦呀。我想我可以说，关于这一点我在早期的演讲中已经彻底论述过。2077尽管我们把梦分为愿望的梦、焦虑的梦和惩罚的梦，但我们仍保持着理论的完整性。

惩罚的梦也是对欲望的满足，尽管它们满足的不是本能冲动的欲望，而是满足内心的批判稽查和惩罚机构的欲望。假如我们面前有一个纯粹的惩罚的梦，那么一个简单的心理推演就能将它还原为愿望的梦，因为惩罚的梦是对它的告诫性反驳，而且，由于这种指责，这一惩罚的梦被显梦所取代。女士们，先生们，正如你们所知，梦的研究首先有助于我们了解神经症，并且你们将会发现，关于神经症的知识反过来又可影响我们关于梦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不久你们就会知道2078，我们不得不假定，在我们内心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批判的和禁止的机构，我们称之为“超我”。由于认识到梦的稽查也是这个机构的一种功能，我们还应更加认真地思考超我在梦的构成中的作用。

梦的欲望满足理论仅有两大困难。尽管已很深入探讨这两个困难，我们仍未得出完全满意的结论。

其中第一大难题表现在下列事实中：那些经历过震惊、有过严重的心理创伤（trauma）——常见于战争中，并且是创伤性癔症的基础——的人们，在梦中通常倒退到创伤性情境中。依据我们关于梦的功能的假说，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以这种方式倒退到那种极端消沉的创伤性经历可能会满足什么样的欲望冲动呢？很难推测。

在精神分析工作中，我们差不多每天都遇到第二个难题，它所含的对我们理论的反驳并不如第一个那么重要。你们知道，精神分析的一个任务，就是揭开隐藏于童年最早期的遗忘症的面纱，并获得早期幼儿性生活的种种现象的有意识记忆。儿童的这些最初性经验，是与焦虑、禁忌、失望和惩罚的痛苦印象相关联的。我们能理解它们是正被压抑的；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理解，它们是如何自由地进入梦的生活的？是如何为如此之多的梦的幻想提供形式的？是如何使梦被那些来自童年景象的复制品和对它们的暗示所填满的？必须承认，这些性经验的令人不快的性质与对梦的工作中欲望的满足这一目的好像是相互排斥的。但也可能是，我们在这种场合中将这种困难人为地夸大了。毕竟，所有能消失掉却又无法满足的本能欲望，都与这些相同的幼儿经验相关，这些本能欲望终生为梦的构成提供了能量，并且我们毫不怀疑，这些欲望有可能伴随着把另外的令人痛苦的事件的材料有力地推向表面来。另一方面，这种材料的方式和形式的再现清楚地说明，梦的工作会努力通过扭曲的方式直接否认不愉快，并将失望转化为成功。

就创伤性神经症而言，情形就不同了。在这些情形中，梦通常以焦虑的产生而告终。我认为，我们不必害怕承认，在这里，梦的功能是无效的。我不想借用例外证明规律的说法：对我而言，这种说法的明智与否是值得怀疑的。但毫无疑问，这种例外没有推翻规律。如果我们为了研究而把某种特殊的心理功能（如做梦）从整体的心理机能中分离出来，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发现那些其所特有的规律；但若我们再次把它放回到整体关系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规律由于与其他势力相冲突而变得模糊不清或被削弱了。我们说梦是愿望的满足，但假如你们想要考虑到上述后两种相反情况，那么你们也可说梦是满足欲望的一种企图。凡是能正确理解心理动力学（dynamics of the mind）的人，都不会认为这两种说法有什么差别。在特定情形中，梦仅能获得极不完全的欲望满足，甚或完全抛弃这种意图。梦的功能的最大障碍好像是对创伤性潜意识固着。虽然睡眠者不得不做梦，但由于夜晚压抑作用的削弱，从而使创伤性固着得以进行向上冲的活动，这样梦的工作功能就失效了，而不能把关于创伤性事件的记忆痕迹转化为欲望的满足，在这些情形中，可能出现下述情况：一个人将会失眠，并会因害怕梦的功能失效而放弃睡眠。这里，创伤性神经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端例子。但我们也得承认，儿童期的经验也具有一种创伤性，而且，如果在其他情形中，梦的机能也出现一些比较细微的干扰，我们也不必感到奇怪。2079

第30讲　梦与神秘主义2080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们将沿着一条狭窄的小路前进，但这条小路却会引导我们走向一个广阔的前景。

下面，我将讲述梦与神秘主义（occultism）的关系，对此你们不必感到惊讶。事实上，人们经常将梦看作是通向神秘世界的门户，即使在今天，仍有许多人把梦自身视为一种神秘现象，甚至连我们这些以梦为科学研究对象的人，对梦与那些模糊事物有着一缕或多缕的联系也不加质疑。玄秘论（mysticism）、神秘主义——这些字眼是什么意思呢？你们不必期望我将试图用定义来表达这些模糊的概念。我们都大致了解，这些词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它们意指某种“别的世界”，这个世界存在于科学为我们构建的受无情的法则支配的明亮世界的背后。

神秘主义断言，事实上，天地间存在的东西比我们的哲学所能想象的要多得多。所以，我们无须受制于学院哲学的狭隘成见；而应该相信：凡呈现于我们面前的东西都值得信任，我们打算像处理其他任何科学材料一样来处理这些事物：一方面，弄清是否真能证实这些事物的存在；另一方面，只有在这些事物的真实性无可置疑之后，才能设法对其加以解释。然而，无可否认，就理智的、心理的和历史的因素而言，我们甚至很难把这种决定变为实际行为。这与我们探究其他问题时是不相同的。

首先，是来自于理智的困难。且看看我对我的想法做的粗略浅显的解释吧。假定我们所讨论的是地球的内部结构。你们知道，对此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我们怀疑它是由白热化的重金属构成的。然后，我们再想象某人提出的一种论断：地球内部是由饱含碳酸——即苏打水的液体构成的。对这一论断，我们会毫不迟疑地说，这绝不可能，因为它与我们的一切预期相矛盾，而且无视那一导致我们接受金属假说的已知事实。但这种论断又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有人能给我们提供论证苏打水假说的方法，我们会毫不反对地接受它。但是，假设现在有其他人郑重提出：地球的内核是由果酱构成的，我们的反应就会大不相同。我们将告诉自己：果酱并不是自然产物，而是人类烹制的东西，而且，果酱的存在是以果树和果实的存在为前提的，我们无法理解怎么能把植物与人类烹调术安放于地球内部。这些理智的反对结果将扭转我们的兴趣：不是立即着手研究地球内核是否真由果酱构成，而是思忖，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是什么样的？或最多只问他得出此观点的由来。倒霉的果酱理论提出者将深以此为忤，责怪我们因为抱守貌似科学的成见而拒绝对其观点作客观的调查研究。但这对他无济于事。我们认为，成见未必总会受到非难；相反，由于它们使我们避免了无益的劳动，有时却是正确而有利的。实际上，成见也仅仅是从其他可靠的判断类推而获得的结论。

神秘主义者的所有主张给我们的印象，与果酱假说给我们的印象相同；因此，我们有理由不假思索地排斥它们，而不必进一步深入研究。但同样的，这种观点也并非如此简单。我所提出的这种比较，证明不了任何东西；或者说与通常的比较一样，只能证明极少的东西。这种比较是否符合事实仍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很明显，它的选择早已由我们傲慢的态度决定了。成见有时是有用而合理的，但有时却是错误而有害的。没有人能辨明，它何时属于前者，何时属于后者。科学史上的许多事例告诫我们：切勿过早做出定论。我们现在称为陨石的那些石头可能是从太空落到地球上的；蕴藏着贝壳残骸的岩石山脉可能曾是海洋的床底。长期以来，这些假说都被认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顺便提一下，当我们的精神分析提出存在潜意识推论时，也出现了相差无几的情况。故而我们精神分析者在运用理智的思考驳斥新假说时，有特殊的理由采取谨慎的态度；而且必须承认，理智思考并没有使我们消除厌恶、怀疑和不确定感。

我已经说到了第二个因素是心理因素（这使我们难以接近研究课题）。我指的是人类普遍存在的轻信倾向和对奇迹现象的信仰。在很早以前，当我们还处于生命的严格法则之下时，我们就产生了一种反抗，反对思维规律的严酷性和单调性，反对实在性验证的需要。2081理性变成了敌人，剥夺我们享乐的种种可能。我们发现，只要我们脱离了理性束缚——哪怕只是暂时的——而非屈从于非理性的引诱，我们就会享受更多快乐。学童喜欢文字游戏，专家们在科学会议结束后拿自己的研究取乐；甚至最严肃的人也喜欢听听笑话。2082对“理性与科学——人类拥有的最强力量”2083的更深的敌意正伺机发作；它使人们宁愿舍弃“训练有素”的医生，而求助于巫医或自然疗法的治疗者；它对神秘主义的论断情有独钟，只要其所提供的事实能用以突破规律和法则；它使批判主义智昏，它歪曲人的知觉，把那些得不到证实的观点和意见强加在人的身上。假如考虑到人类的这些倾向，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对神秘主义著作中提出的信息置疑。

我把第三个因素称为历史因素。我意在指出神秘主义世界中实际上并不存在任何新的东西。那里一再出现的只不过是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并载于古书上的所有迹象、奇迹、预言及稀奇古怪的东西；长期以来，它们被认为是天马行空的想象或有意欺瞒的结果，是人类处于极端无知、科学精神尚在襁褓中的时代产物。如果我们接受神秘主义者宣称的、至今仍存在的所有事物的真实性，我们也就必须相信自古流传的那些传说的真实性。于是，我们必须考虑到，所有民族的传说与圣典都载有种种类似的神奇故事；宗教正是在这些神奇事件的基础之上，谋求着人们的崇信，并从中找到超人力量发生作用的证据。果真如此，我们就不禁要怀疑：神秘主义的兴趣事实上是一种宗教兴趣；神秘主义活动的隐秘动机之一就是，当宗教受到科学思想的先进性威胁时，给予帮助。而且，由于发现了这个动机，我们加深了对神秘主义的不信任，更不愿意着手研究这些想象的神秘现象。

然而，这种厌弃迟早是必须加以克服的。我们面临着一个实际问题：神秘主义者告诉我们的事情是真还是假？通过观察，这个问题毕竟还是可以得到明确解决的。说到底，我们还是感谢神秘主义者。现在我们还无法证实自古流传的种种奇闻轶事。不过我们认为，倘若它们不能被证实，则须承认，严格地讲它们也不能被证伪。但是对那些我们能亲历亲为的当代事件，我们应该能做出明确的判断。假如我们深信这样的奇迹不会发生在今天，我们就不必害怕它们可能发生在古代这样的相反意见；如此，其他解释也就更有道理了。这样，我们就消除了疑虑，并准备对神秘现象进行研究。

但不幸的是，我们在此又遇到了对我们这真诚的意图极为不利的情况。我们的判断所应依赖的观察是发生在令我们的感官知觉模糊、注意力迟钝的条件之下；经过遥遥无期的无望后，可供观察的现象才在黑暗或朦胧的红光中显现。据说，实际上我们的质疑——即批判——态度可能阻止了预期现象的发生。故而，这些现象发生的情境无外乎是我们进行科学探究的一般情境的滑稽模仿。这些观察的对象即所谓的“巫师”（mediums）——那些具有特殊的“敏感”能力的人，但他们的智力或性格品质不过尔尔，他们也不像古时创造奇迹的人一样，怀有伟大的见解和高尚的目标。恰恰相反，甚至那些相信他们神秘力量的人，也认为他们极不可靠；我们已揭穿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骗子；而且有理由认为，其余的也会遭受同样的下场。他们的行为给人以儿童恶作剧或魔术师变戏法的印象。2084在巫师的降神会上，还从未产生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比如，向人们提供一种新能源）。实际上，尽管魔术师通过魔术从其空帽子里变出了鸽子，我们也不期望从中获取孵生鸽子的启示。我很容易理解这样的人：为了获得无偏见的评价，他便去参加神秘的降神会；但他不久就感到厌烦，并厌恶地摆脱他所期望的一切，而退回到先前所抱有的成见之中。人们可能会指责这种人的行为方式是不正确的：人们不应该预先规定其所欲研究的现象应该是什么样的，并且应该在什么情况中出现。相反，他应该百折不挠，重点放在采用最新的预防和监督措施以抵制巫师的不可靠性上。但不幸的是，这种现代的防备措施使易于接近神秘现象的观察宣告破产了。这样，神秘主义的研究成为一个专门化的艰难行当——一种无法兼顾其他兴趣的活动。在从事这些研究的人们得出结论之前，我们只能保留怀疑和我们自己的臆测。

在这些猜测中，最有希望的，毫无疑问是下述猜测，即假设神秘主义中存在着尚未为人知的事实的实在核心，而且在这个核心周围，欺骗与幻想已编织成了难以窥入的面纱。我们如何才能接近这个核心呢？从哪一方面入手才能有效研究这个问题呢？这里，我认为梦可以给我们以帮助：它暗示我们应从这种混乱中摄取心灵感应（telepathy）这个主题。

你们知道，所谓的“心灵感应”是指这种妄乱断定的事实：在某个特殊时间里发生的事件，不经过我们所熟悉的种种交流途径，而能几乎是同时地进入到远处某人的意识中。这里暗含着一个前提：该事件涉及某人，且另一个人（信息接受者）对他有着强烈的情感上的关注。例如，甲遭受意外伤害或死亡，而与甲有密切关系的乙（如甲的母亲、女儿或情人），差不多可以在同一时刻通过视觉或听觉获知此事，就像有电话通知了他，而事实又并非如此；这就是一种心理上的无线电。在你们面前，我无须坚持这种事的可能性，并有很好的理由对大多数此类报告不加考虑；但所剩极少者却不能用这种方法轻易处理。现在，为明了我所述的内容，请允许我省略前面谨慎使用的“妄乱断定”一词，姑且认为，我相信心灵感应现象的客观真实性。但你们要牢记，事实并非如此，我并不是真的这么认为。

实际上，我可以讲述的内容很少——仅有一个不起眼的事实。如果我告诉你们，梦与心灵感应几乎根本没有关系，这马上会使你们更加失望。心灵感应没有给梦的性质提出什么新的解说，梦也没有为心灵感应的真实性提供任何直接证据。而且，心灵感应现象与梦绝无密切关系；它也可能在清醒状态中发生。探讨梦与心灵感应之间关系的唯一理由是，睡眠状态好像特别适合于接受心灵感应的信息。在该状态中，人们会做所谓的心灵感应梦；在对其分析中，人们会形成一种信念：心灵感应的信息作用，与白天的其他残余部分的作用相同，并以同样方式被梦的工作所改变，从而为梦的工作目的服务。

在分析这样一个心灵感应梦时，发生了一件微不足道但我却非常感兴趣的事，我把它作为本讲的出发点。1922年，我第一次论述此事时，手头上仅有一个观察实例。尽管此后我做了许多类似的观察，但我仍愿意采用第一个实例，因为它最易描述，而且由此我们将引导你们直接接触到这件事的核心。2085

有一个显然很聪明的人（他自称毫不“喜欢神秘主义”）曾写信告诉我，他做了一个对他而言似乎非同寻常的梦。他首先告诉我，他远嫁的女儿预期12月中旬生第一胎。他很爱这个女儿，而且也知道，女儿非常依恋他。在11月16～17日夜间，他梦见自己的妻子生了一对双胞胎。接下来他讲了许多实际上解释不了的详细情节，在此我就略而不讲了。在梦中双胞胎的母亲是他第二个妻子，即他女儿的继母。他说，他并未指望他现在的妻子生孩子，因为她没有细心抚育孩子的能力；而且，在他做梦的时候，他已很久没有与她发生性关系了。促使他写信给我的原由，不是他对梦理论的怀疑，尽管该梦的外显内容可能有理由使他产生怀疑，即那个梦为什么违背他的愿望而让其妻子生孩子呢？而且据他所说，他也并没有任何理由担心这件违心的事会发生。促使他把梦告诉我的是下述情况：11月18日早上他收到一份电报，电报上说他女儿生了一对双胞胎。电报是前一天发出的，双胞胎诞生于11月16～17日夜间，差不多就是他梦到妻子生双胞胎的时间。梦者问我，是否认为该梦与真实事件的巧合是偶然的。他没有冒昧地把该梦称为心灵感应梦，因为梦的内容与真实事件的区别，对他而言似乎是根本的东西生孩子的人的身份。但他的解释之一说明，如果这真是一个心灵感应梦，他可能也不会对此感到诧异，因为他相信，他女儿在生孩子时一定非常想他。

女士们，先生们，我相信你们已经能解释这个梦了，并且也明白我为何要讲述它了。这个男人对他第二个妻子不满意，而宁愿她是像前妻所生的女儿那样的妇人，诚然，在他的潜意识中，这个“像……那样”是被删掉的。那天夜里，传来了他女儿生下双胞胎的心灵感应信息，而梦的工作控制了这一信息，并让潜意识欲望——由他女儿代替他的现妻的愿望——对它发生作用，从而产生令人困惑的显梦，它掩盖了欲望并扭曲了信息。我们必须承认，只有对梦进行解释，才能向我们表明：这是一个心灵感应梦；精神分析揭示了一个非此无可发现的心灵感应事件。

但你们千万不要误入歧途。尽管如此，梦的解释并未向我们显示任何表明心灵感应事件的客观真实性的东西。同样，它也可能是一个可用另外方法解释的幻觉。这个男人的内隐的梦念可能是这样进行的：“若正如我所猜测的那样，我女儿的预产期确实弄错了一个月，那么今天就应是她分娩的日期。我上次见到她时，她看上去就像会生双胞胎。我那已故的妻子特别喜欢孩子，倘若她看到双胞胎，该会多高兴啊！”（最后这个因素基于梦者的联想，我未曾提及）由此看来，梦的刺激可能是梦者本身有依有据的猜想，而非心灵感应的信息；不过结果都是一样。至此，你们能理解，就我们是否应承认心灵感应的客观真实性这一问题，即使是对该梦的解释，也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该问题仅能依靠对相关所有情况所进行的全面研究才能解决。而遗憾的是，相对我们所接触的其他任何事例，对该事例进行全面研究的可能性并不会更大。即使心灵感应假说提供了最简单的解说，对我们仍无更多帮助。因为最简单的解说并非总是正确的；真理通常并不是简单的，在决定赞成这个重大假说之前，我们必须相当审慎。

现在，我们撇开梦和心灵感应这个主题，因为我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讲述。但是，请你们注意，并不是梦给予我们了解心灵感应的知识的，而是对梦的解释，即对梦的精神分析研究。因此，接下来我们可以把梦完全搁置一边，而寄希望于精神分析对其他的、被称为神秘的事件做一点解释。例如，有这样一种思维迁移现象，它非常接近于心灵感应，并且被认为就是心灵感应也不显冒昧。一个人的心理过程——观点、情感状态、意向性冲动——无须应用人们所熟悉的语言和信号等交流方式，就能够穿越无物空间迁移到另一个人那里。如果真有这样的事发生，你们知道，那将是多么非同凡响，甚至可能具有多么重大的实用价值啊！但我们偶尔注意到：非常奇怪的是，这种现象在古代奇闻轶事里却恰恰很少提及。

在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治疗时，我形成了一种想法：职业算命者的活动隐藏着一个可对思维迁移进行观察的机会，而这类观察又是极不易招致非议的。那些人是一群无足轻重乃至地位卑下的人，他们专心于这样一类活动2086——摆开纸牌、研究笔迹或手掌纹路，或运用占星术推算——同时，在表明他们了解问卦者的过去与现在后，进而预测其未来。尽管这些预言后来都落空了，但问卦者对此活动仍表现出极大满足和毫无怨言。我已遇到过几例，并运用精神分析研究它们。随后，我将会告诉你们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令人遗憾的是，我因受制于医疗职业道德，而必须对许多详细情况保持缄默，从而削弱了它们的可信度。但是，我将设法避免曲解事实。现在请听听我的一个女病人的故事，她与算命者曾有过这样一种经历。2087

她是一个多子女家庭中的长女，并一直强烈地依恋其父。她结婚早，并完全满意自己的婚姻。但唯有一事令她感到美中不足：她没有孩子。故而，她深爱的丈夫无法完全取代父亲在其心中的地位。当她经历多年失望之后而决定接受妇科手术时，她的丈夫却向她披露，责任在他：婚前一场疾病剥夺了他的生育能力。她深感绝望，患上了神经症，明显地陷入害怕被诱惑（对丈夫的不忠）的痛苦之中。为了使她振作起来，丈夫携她去巴黎出差。在巴黎的一天，他们坐在旅馆的大厅里时，她忽然注意到旅馆服务员中引起了一阵骚动。她询问出了什么事，有人告诉她算命先生蒙西厄·拉（Monsieur le）来了，而且正在那边一个小房间为问卦者解答疑难。她便表示想去试试。虽然丈夫反对这一想法，但趁他没留意时，她溜进了那个询问室，并见到那位算命先生。她当时27岁，但看上去显得更年轻，而且她取下了结婚戒指。算命先生蒙西厄·拉让她把手放在一个装满灰烬的碟子里，并认真地研究她的指纹。然后他向她描述横亘于她面前的各种困难，并以一个安慰性保证结束谈话：说她还会结婚，并在32岁时会有两个孩子。当给我讲述这个故事时，她已43岁，罹患重病，生育孩子毫无指望。因此，那个预言并未实现；但她谈及此事时，非但没有丝毫痛苦，反而带着明显的满足感，好像正在回忆一件令人快乐的事情。显而易见，她根本没有注意到预言中两个数字（2和32）可能意味着什么或者是否意味着什么。

或许你们会认为这是一个愚昧而费解的故事，并会问我为什么向你们讲述这个。如果——这是要点——精神分析尚不可能做到解释这个预言的地步，或预言的可信性恰恰不是来自于对这些细节的解释，我也会产生像你们一样的看法。这两个数字在我病人母亲的生活历程中可见。她母亲结婚晚——直到30岁出头——而且，她家人常说起母亲在急于补偿失去的时光上已取得了成功。她的头两个孩子（我的病人是其中年长者）是在间隔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即同一年里）相继出生的；事实上她32岁时就已有两个孩子了。因此，算命先生蒙西厄·拉对我病人所说的含义是：“你还年轻，不必发愁。你和你母亲的命运相同，她也不得不等很长时间才有孩子，所以等你32岁时，你也会有两个孩子。”拥有母亲同样的命运、取代母亲的位置、替代母亲与父亲的关系——这是她早年最强烈的愿望，而正是由于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她才开始患病。那个预言向她许诺，无论如何这个愿望都将实现；她怎会不对这个预言家感到亲切呢？但你们认为算命先生蒙西厄·拉有可能了解这个偶遇的顾客的家庭秘史吗？绝不可能。但他是如何获取信息，从而能够用涵括两个数字的预言表达出我的病人最强烈但又最隐秘的愿望的呢？我看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要么我所听到的故事是假的，其实是另一副样子；要么思维迁移是真正存在的现象。毫无疑问，人们可以假设，相隔16年后，病人把上述两个数字从潜意识中引入到她的回忆中。我做此假设毫无根据，但又无法排除，而且我想，你们将倾向于相信另一种解释，而不是相信思维迁移的真实性。假如你们的确相信思维迁移的真实性，那可别忘了：正是精神分析提示了这个神秘事实——当它被曲解到难以辨认时，精神分析恢复了它的原貌。

如果每个事例的问题都和我病人的那个例子一样，人们会一笑了之。任何人都不会仅凭一种观察就想建立一个意义重大的信念。但请你们务必相信我的保证：这并非是我遇到的唯一事例。我已收集了大量此类预言，并从中获得一种印象：算命先生只能根据问卦者的询问来表达问卦者的思想，尤其是问卦者的私欲；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这些预言分析为问卦者的主观产物、幻觉或人们所提及的梦。当然，不是每个事例都有同等的说服力，也不是每个事例都有可能去排除更具理性的解释；但从总体来看，存在思维迁移的现象，是有很大可能性的。这个课题的重要性使我本应把所有的事例都告诉你们。但是，鉴于其中描述的冗长和对我职业道德的违背，我不能这样做。故而，我将尽量在良心许可的范围内向你们再多提供几例。

一天，一个高智商的年轻男子来拜访我，他是准备参加博士学位最后考试的一名学生，但他抱怨说，他已丧失了一切兴趣、集中注意的能力，甚至丧失了有条理的记忆能力；因此，他无法参加考试。2088这种半瘫情况的历史很快就真相大白了：他在采取一种自我抑制的行动后就病倒了。他有个妹妹。他以一种强烈但又总是压抑的专注依赖着这个妹妹，正如妹妹对他一样。“我们不能结婚是多么遗憾啊！”他们经常彼此倾诉。但有个受人尊敬的男子爱上了妹妹，而且她也回报了他的爱情。可她的父母不同意这桩婚事。在为难之际，这对年轻人转而求助于她的兄长，而他也没有拒绝提供帮助。他使他们可以互相通信，最后还以其影响力说服父母同意了他们的结合。然而在婚约期间，发生了一件意外，而且其意义不难猜到。他和未来的妹夫进行了一次没有向导的、艰难的登山运动；在登山中，他们迷路了，并陷入不能安全返回的危险中。妹妹结婚后不久，他就跌落到这种心力枯竭的境地。

精神分析的作用恢复了他的工作能力，为了参加考试，他告别了我。但在那年秋天他顺利通过考试后，又回到我这里呆了一段时间。那次，他给我讲述了前一个夏季的非凡经历。他大学所在的那个城镇里，住着一个未来预言者，她非常受人欢迎，甚至皇宫王子在做重大事务前也去请教她。她的算命方式非常简单。她除了询问来访者的出生日期之外，其他什么也不问，甚至姓名也不问。然后，她开始查阅占卜书，仔细推算，最后向问卦者说出一个预言。我的病人决定求助她的神秘技术推测其妹夫的未来。他拜访了她，并提供有关日期。她推算后预言：“所算的人今年7月或8月会死于小龙虾或牡蛎中毒。”我的病人用这句话来结束他的故事：“这确实令人不可思议！”

开始时我非常生气。听完他这句感叹之后，便忍不住问：“你看这个预言有什么神奇的？现在已是深秋了，而你妹夫并没有死，否则你早就告诉我了。因此，这个预言并没有变为事实。”“毫无疑问是这样的，”他回答道，“但令人吃惊的是，我妹夫的确酷爱吃龙虾和牡蛎，并且在前一个夏季——换句话说，在我拜访未来预言者之前——他已发生过牡蛎中毒，并差点死掉。”对此我有什么可说的？我只是感到恼怒。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且做过满意的精神分析）居然不能弄懂事情的缘由。在我看来，我不相信能从占卜书中推算出小龙虾或牡蛎中毒，而更倾向于相信，我的病人仍没有消除对其情敌的憎恨，而对这种憎恨的压抑早先曾导致了他的疾患，未来预言者只不过表述了他的愿望：“千万不要放弃饮食上的这种嗜好，终有一天，他会因此而死。”我必须承认，对这一案例我想不出其他任何解释；除非我的病人是在与我开玩笑。但是，据与他前后两次的接触看，我没有理由怀疑他，且他的话似乎是严肃认真的。

下面再讲另一个事例。2089一个官居要职的青年与一妓女私通（liaison），这种隐私关系带有一种古怪的强迫特征。他时常被迫用嘲讽和侮辱的言语激怒她，直至令她彻底绝望。当达到这个程度后，他才感到轻松，便与她和好，送给她一件礼品。但现在他想要与她脱离关系，因为这种强迫似乎使他难以忍受。他也意识到这种私通正在损害他的声誉。他想拥有自己的妻子，建立一个家庭。但因为凭他自己的力量他无法摆脱这个妓女，所以他向精神分析者求助。在他已经开始接受精神分析期间，有一次，在辱骂妓女之后，他让她在纸上写了些东西，为的是将它拿给笔迹学家看。据笔迹学家（graphologist）的报告看，这是一个极端绝望、在以后几天极可能自杀的人的笔迹。实际上，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并且这个妓女仍然活着。但精神分析却成功地使他摆脱了束缚。他离开了这个妓女，而倾心于一个年轻的姑娘，他期望这位姑娘会成为他的好妻子。但不久，他做了一个梦，这个梦使他怀疑起这姑娘的人品。他弄到姑娘的手迹，并把它拿给同一位笔迹学专家看，专家对她笔迹的看法证实了他的怀疑。于是他放弃了娶这个姑娘为妻的想法。

为了对笔迹学家的报告——特别是第一个报告进行评论，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病人的一些隐私史。在其青年早期，他曾疯狂地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这与他的情感型性格相一致），尽管这女人仍然还年轻，但比他大得多。当她拒绝他时，他试图自杀，这个想法毫无疑问是发自他的内心。他能逃离死神已是奇迹，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护理，他才恢复过来。但是这疯狂行为给其所爱的女人留下了一个深刻印象，她开始喜爱他，于是他变成了她的情夫，从此，他与这个女人保持秘密的接触，并对她赤胆忠心。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都老了——当然，那个女人比他更老——他感到有必要离开她，让自己获得自由，过一种自己的生活，建一栋房子并组建自己的家庭，伴随着这种厌恶感，在他心中升起了一种长期被压抑的报复他情妇的渴望。既然他曾因为她拒绝自己而想自杀，故而现在他希望获得一种由于他离开她，而使她也想自杀的满足。但他仍然深爱着她，以至于这个愿望无法进入他的意识；而且，他也不会过分伤害她而使其自杀。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他把第二个情妇作为替罪羊，以满足其复仇的渴望。他纵容自己对第二个情妇进行种种折磨，而这种种折磨本来是他想施加在第一个情妇身上、而使她痛苦不堪的。他对第一个情妇的报复暴露无遗，并不隐瞒他的背弃，而且把她引为自己新恋爱史中的密友及参谋。这个可怜的女人已从施舍爱情降至乞求爱情，她受他信任的痛苦可能远远大于第二个情妇受虐的痛苦。使他抱怨替罪羊的那个强迫感，亦即导致他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那个强迫感，当然已从第一个情妇转向了第二个情妇。他想摆脱而又摆脱不掉的是第一个情妇。在笔迹研究方面我不是权威，对从笔迹推断性格的技术也不很重视；更不相信用这种方式有可能预知书写者的将来。然而，你们知道，不管一个人对笔迹学的价值做什么感想，这样一个事实是绝没弄错的：当笔迹学专家许诺他眼前的笔迹的书写者会于几天内自杀时，也不过再现了询问者强烈的私欲。后来第二个报告也是同类事件，但那里所涉及的并不是潜意识欲望，而是从笔迹专家口里清楚表示出来的询问者的初发怀疑与担忧。附带说一下，在精神分析治疗的帮助下，我的病人成功地走出了他曾沉溺其中的怪圈，并在此怪圈之外找到了他的恋爱对象。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你们听到了梦的解释和精神分析一般是如何帮助神秘主义的。我已用几个例子向你们表明，正是借助于上述两种方法，原尚不为人所知的神秘事实才被公众所理解。对于我们是否会相信这些发现的客观真实性的问题——毫无疑问，你们对此问题有很大兴趣——精神分析不能给予一个直接的答复。但是，借助精神分析所揭示出来的材料，易给人留下一个完全有利于做出肯定答复的印象。然而，你们的兴趣不会到此为止。你们想知道那些精神分析没有涉猎的更加丰富的材料证明了什么样的结论。但在这里我无法满足你们的兴趣，因为它已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围。我进一步能做的唯一事情是向你们报告几种观察，这些观察至少是和精神分析关系密切，是在精神分析治疗中，甚至是在它的影响下才可能得到的。我想举一个例子——后来该例在我脑中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我将详细地论述它，希望你们能留心其中许多的细节，虽然如此，可我不得不丢掉很多本可以大大增强该观察说服力的细节。在此例中，事实显而易见，而不需要借助精神分析进一步阐释。然而，在讨论它时，若没有精神分析的帮助，我们的讨论也无法进行。但我预先要告诉你们，在精神分析情境中，该例虽有非常明显的思维迁移，但并不排斥人们产生的各种怀疑，也不允许我们赋予某种资格以支持神秘现象的真实性。2090

那么且听听看吧：1919年秋的一天，大概在上午10点45分，我正在给一个病人看病，刚从伦敦来的弗西斯（D. Forsyth）博士2091递过他的名片拜访我（我确信，假如我以这种方式泄露下面这个事实：他在我的引导下，用了几个月时间研究我的精神分析技术，我的这位来自伦敦大学的令人尊敬的同事，将不会把其作为一件不慎重的事情来看待）。当时我仅有匆忙招呼他一下的时间，于是约定以后会见他。弗西斯博士引起了我特别的兴趣，因为战争缘故我与外界中断联系之后，他是来拜访我的第一位外国人，他给我带来了美好时光的希望。稍后，即11点钟，我的一位病人P先生来访。他是一个四五十岁、聪明而友善的人，他是以与女人有性交困难而开始拜访我的。他的病没有任何治愈的可能，很早以前，我就提议停止治疗，但他却希望治疗继续保持下去，这显然是因为他把对父亲的温柔的爱转移给我，并从中感到安慰。在那个时期诊金是毫不重要的：这种治疗费用很少。给他治疗的过程对我来说也是充满刺激和活力的，结果，没有考虑医疗实践的严格规则，精神分析工作往往延长到一个预定的时限。

那天，P有与女人发生性关系的意图，并又一次提到一个可爱、泼辣而身无分文的女孩，他觉得，要不是她仍是一个处女这一事实挫消了他的任何严肃企图的话，他有可能会与她性交成功的。以前他也常向我提及她，但那天他第一次告诉我，虽然她并不知道他发生性交困难的真正原因，但她经常管他叫“Herr von Vorsicht”（预知先生）。听到这个信息后，我大吃一惊，弗西斯博士的名片还在身边，于是我就将此名片拿给他看。

这些都是该例的事实。我敢说你们会认为它们是毫无价值的，但请继续听下去，后面还有更多的事实。

在他年轻时，P先生曾在英国待了几年，自那时起，他一直保留着对英国文化的不可磨灭的兴趣。他拥有一个藏书颇丰的英文藏书库，并且过去常常从那里带书给我看。因他之故，我结识了本涅特（Bennett）、高尔斯华绥（Galsworthy）之类的作家，直到那时，我才拜读了他们的著作。有一天，他借给我一本题为《有产者》的高尔斯华绥的小说。故事在一个作者取姓为“福尔赛（Forsyte）”的家庭中展开。非常明显，高尔斯华绥本人也深爱这个家庭，因为在其以后一些作品中，他不断地写到这个家庭中的成员。最后他将所有有关这个家庭的故事汇集成册，取名为《福尔赛世家》。仅仅在我提到的那件事发生前不久几天，他还给我带来这套书中新出的一册。“福尔赛”这个姓和作者力求刻画的所有典型事件在我和P先生的交谈中也起重要的作用，并且成为两个彼此了解甚深的人之间容易形成的秘语的一部分。这些小说中的姓——“福尔赛”（Forsyte）——与我的来访者的姓——“弗西斯”（Forsyth）——差别非常小；而且按照德国人的发音，二者之间的差别简直无法辨别；有一个具有意义的英文单词“foresight”（预见）的发音方式，与上面二词相同，将它译为德文就是“Voraussicht”或“Vorsicht”。所以，P先生从他私人所关心的事实中选出这个姓，结果这个姓恰恰是在同一时期我所关心的；关于这一点，他是没有意识到的。

你们将会同意，现在开始看得更清楚了。但是，我认为假如我们分析阐明了P在同一时期的另两个联想，我们就会对这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有更强烈的印象，甚至能明晰其决定意义。

第一个联想：在这次见面前一个星期的一天8点钟，我没有等到P先生，便外出拜访弗洛英德（Anton von Freund）博士2092。当我发现P先生恰好住在同一栋楼的另一层时，我感到很吃惊。由于这件事，我后来跟P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曾到他家去拜访过；但我清楚地知道，我并没有告诉他我去那个公寓拜访的人的姓。现在，即谈到“Herr yon Vorsicht”后不久，他问我，弗洛英德-奥特里格（Freud-Ottorego）——正在Volksuniversit?t 2093讲授英文课程——是否可能是我的女儿。在我们的长期交往中，他第一次如同我已习惯于被工作人员、官员和排字工误称的那样，将我的姓“Freud”误为“Freund”。

第二个联想：在同一时期结束时，他告诉我一个梦，他被该梦吓醒——他说这是一个十足的“噩梦”（Alptraum）。他补充说，不久前他忘了英文中“噩梦”是怎样拼写的，当有人请他说出英文“噩梦”一词时，他竞将“噩梦”一词说成是“马厩”（a mare's nest）。当然这是很荒唐的；他继续说，“a mare's nest”意指某种不可信的谎言而“Alptraum”应译为“nightmare”（噩梦）。这个联想与先前的那个联想间唯一的相同之处好像就是同为英文。然而，我却想起一件发生在大概1个月以前的一件小事情。当一个来访者——我在伦敦的好友琼斯（F）博士——在久别之后不期而至时，P和我正坐在房间里。于是，我暗示琼斯先到隔壁房间等一下，等我与P谈完。然而，P立即就从候诊室里挂着的照片中认出了他，甚至表示希望被引见。琼斯是一本论噩梦的专著的作者，我不知道P当时是否熟悉它，他避免阅读精神分析的书籍。

现在，我想探讨通过对呈现于你们眼前的，关于P的联想的背景和动机的研究可获得什么样的分析性理解。“Forsyte”或“Forsyth”这个姓对于我和对于P有相似的意义；我把我对这个姓的熟悉完全归功于他。显著的事实是，由于新出现的一件事——伦敦医生的到来，在另一个意义上，这个姓对我而言非常重要，而仅在此后极短的时间里，他就把这个姓带进了正在进行的精神分析之中。但是，这个姓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出现的方式可能与事实本身一样，是非常有趣的。例如，他不说：“我正好想‘Forsyte’这个你在小说中熟悉的姓。”他没有意识到这个姓的来源，却能把它引入自己的经历中，从而说出它——这是一件很久以前就可能发生、但直到那时才出现的事。他当时所说的就是：“我也是一个福尔赛，那个女孩就是这样喊我的。”我们不难知道这句话所表达的，是嫉妒的需要和悲哀的自我贬低的混合物。假如我们用下述方式把这句话表达完整，我们将不会误入歧途：“你的心思如此专注于这个新来访者，这使我受到了感情伤害。再回头注意我吧，毕竟我也是一个福尔赛——虽然像那姑娘所说，事实上我仅是一个预知先生。”随即他的思路沿着“英国人”这个联想的线索，追溯到上述两个事例，这两件事能使他产生同样的嫉妒感。“几天前您曾拜访了我的公寓——但不是去看我，而是去拜访弗洛英德先生。”这一想法使他将“Freud”扭曲为“Freund”。由于作为一位英文教师，她提供了最明显的联想，故而来自课程表上的“Freud-Ottorego”必定在此出现；并且，几个星期前的另一位来访者现在也出现在回忆中，毫无疑问，他对这个来访者也是同样嫉妒的，但又感到自己不是这个来访者的对手，因为琼斯博士有能力写两本论噩梦的专著，而他自己至多只能做这样的梦。他所提及的在“a mare's nest”一语的意义上所犯的错误也与此有关，因为它只能意味着：“毕竟我不是一个真正的英国人，就像我不是一个真正的福尔赛一样。”

这里，我不能用不合适或不明智等词语来描述他的嫉妒感。他曾被告诫过，只要外国小学生和病人返回维也纳，他的精神分析治疗，还有我们的联系便可能结束，而且此后不久，事实也确实如此。然而，我们取得了一次如此成功的精神分析工作：对由他在同一时间内提出的、并为相同的动机所激励的三个联想进行了解释；这个解释与下述另一个问题没有多大关系；若没有思维迁移，这些联想是否能够形成？这个问题都出现在三个联想中，并分为三个不同的问题：P能知道弗西斯博士刚对我进行了他的第一次拜访吗？P能知道我到他的公寓去拜访的那个人的姓名吗？P知道琼斯博士已写了一本论噩梦的专著吗？或者，这仅是我对出现于他的联想中的这些事的认识？我的观察是否能得出有利于思维迁移的结论，将决定于对这些不同问题的回答。

让我们把第一个问题搁置一下，因为另外两个问题更易于解决。我去他的公寓拜访一事，初看起来具有特别的说服力。我断定，我在简略而玩笑式地提到我曾拜访他的公寓时，并没有说到我拜访的人的姓。我想，P绝不可能在公寓里打听我拜访的那个人的姓名。我更相信他完全不知道那个人的存在。但这个例子所提供的证据价值被一偶然事件完全毁了。我去公寓拜访的人不仅叫“Freund”，而且还是我们大家的真正朋友。2094此人就是弗洛英德博士，他的捐款使我们创建出版社变为可能。他的早逝，以及几年后我们的同事阿伯拉罕（Karl Abraham）的去世，是精神分析发展中的最大不幸。所以，我有可能曾对P先生说过：“我在你的公寓里拜访了一个朋友（friend=freund）。”由于这种可能性，他的第二联想的神秘性便烟消云散了。

同样的，第三个联想在我们心中产生的神秘性印象也相当快地消失了。假如P从未读过任何精神分析的著作，他也能知道琼斯出版过一本论噩梦的著作吗？是的，他能。他拥有来自我们出版社的许多书，而且无论如何，他都可能看到过用于做广告的、登于封皮上的新出版物的标题。这无法证明，但也不可否定。因此，沿着此途径，我们不能得出结论。令我遗憾的是，我的这个观察像许多类似的观察一样，有着相同的弱点：记录得太迟，并且讨论时，我既不能再看到P先生，也不能进一步向他提问题了。

让我们再回头来看看第一个事件，该事件自身就支持了思维迁移这一显见的事实。P能知道在他来之前，弗西斯博士曾与我会晤了一刻钟吗？他能知道弗西斯博士的存在或弗西斯博士到了维也纳吗？对这两个问题，我们不必马上做出否定回答。我认为有一种说法可对此做部分肯定的回答。毕竟，我有可能告诉过P先生，我正在期盼着一位来自英国的博士——他是我在战后的第一个和平使者——接受精神分析训练。这可能发生在1919年夏季，早在来前的几个月，弗西斯博士就与我通信预约。我甚至当时就向P提到过他的姓名，尽管这对我来说好像是不可能的事。鉴于这个姓名对于我俩还具有另一种意义，我们当时就一定对它探讨过，而且其中某些东西本应留在我的记忆之中。然而，也有可能当时探讨过，可后来我完全忘记了。因此，在对P做精神分析治疗期间，他说出的“Herr von Vorsicht”使我大吃一惊而视为奇迹。假如一个人将自己看作是一个怀疑主义者，那么偶尔也怀疑一下自己的怀疑主义是有益的。也许我也有一种对神奇事物的隐秘倾向，从而制造出神秘事实。

这样，假如结果是我们已排除了一种神秘现象存在的可能性，仍有另一种可能性在等着我们，而且常难处理。假设P先生知道有弗西斯博士这个人，也知道弗西斯博士正被期望能在秋天来到维也纳，那么，怎样解释正好在弗西斯到达的那一天，并且是弗西斯进行他的第一次拜访后不久，他便立即知道弗西斯来了呢？有人会说这是一个偶然——无须加以解释。但是，我讨论P的另两个联想，正是为了排除偶然性，为的是说明他的确对拜访我的人怀有嫉妒的心态。或者，人们不应忽略一种极端的可能性，即假设P已观察到我显得异常兴奋（可以肯定，我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并由此得出结论。还可以认为，尽管是在那个英国人离开后一刻钟到的，P在他俩都必须经过的一条小街上遇到了弗西斯，从他典型的英国人外表认出了他，并在一种永恒的嫉妒状态中想到：“哦，这就是弗西斯博士；他来了，我的精神分析治疗就要告终了。他很可能是直接从教授那里来呢！”我不能再进一步做这些理性主义的假设了。否则，我们会再次落得个“不可证实”的结局，但我必须承认，我有一种感觉：该例也是赞成思维迁移的。而且，绝不只我一个人在精神分析情形中经历过像这样的“神秘”事件。在1926年，多伊奇（Helene Deutsch）曾发表了一些类似的观察报告，并研究了它们如何受病人与精神分析者之间的移情作用的影响。

我相信，你们将很不满意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不完全相信但又准备相信。你们也许会对自己说：“这就是下述一种人的另一个例子：作为科学家他终身尽职尽责；但到晚年却变得低能、对宗教虔诚而且轻信。”我意识到有一些伟人一定是被包括在这类人中，但你们不应把我归于其中。至少我并没有变为宗教狂徒，我也希望自己不会轻信。如果一个人终身信服现实，避免与其产生痛苦的冲突，那么此人晚年时也应时刻准备信服新的现实。毫无疑问，你们喜欢我能保持一种温和的信念，并毫不留情地反对一切神秘事物。但我不能曲意奉迎你们，并且我要奉劝你们，对思维迁移和心灵感应的客观可能性应有一种较友善的想法。

你们不会忘记，在此我只想尽可能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去处理这些问题。十多年前，当这些问题第一次进入我的视野，由于认为它威胁着我们的科学世界观，故而我也感到一种恐惧。我担心，若某些神秘现象被证明是真的，那么科学世界观必定为心灵主义或神秘论所取代。2095今天我的想法就相反了。在我看来，假如有人认为科学没有能力同化和重新产生在神秘主义者断言中的可能被证实为真的东西，那么就表明，我们的科学世界观不十分信任科学。特别是就思维迁移而言，实际上，它似乎是赞成科学的——或正如我们的反对者所说，机械的——思维方式扩展到难以把握的心理现象。心灵感应的过程被假定为：一个人的心理活动激起另一个人同样的心理活动的产生。联结这两个心理活动的东西很可能是一种物理过程，在心灵感应的一端、一种心理过程转化为这种物理过程；而在心灵感应的另一端，这种物理过程又还原为相同的心理过程。将这种转化看成是类似于诸如打电话中听与说的转化之类的过程，是不会错的。只要想想，假如某人能了解这种心理动作在物理上的对应，那该多好！我认为，精神分析在物理的和前面称为“精神”的事件之间插入潜意识，因而似乎为诸如心灵感应之类的转化过程的假设铺平了道路。一个人只要使自己习惯于心灵感应的观念，就可以借它来完成很多解释——事实上，就目前而言，这种想法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众所周知，我们还不知道在一个昆虫大群体中共同意图是如何形成的，可能是通过心灵感应之类直接的心理传递形成的。由此可猜想：心灵感应是个体间的原始而古老的交流方法；而且在种系进化中，它已被借助由感觉器官收到信号进行交流的更好方式所替代。但这种更古老的方式应该仍然存在，并在特定的条件下仍能起到作用——比如在情绪激动的公众中。所有这些尽管仍不能确定，而且充满着未解之谜，但我们也没有理由要害怕它。

假如心灵感应之类事物是一个真实的过程，那么，尽管难以证明，我们仍可假设它是一种相当平常的现象。假如我们能够证明它特别存在于儿童的心理生活中，那么它就与我们的期望相吻合了。这里，我们想起儿童频频出现的对这样一种想法所表示的焦虑：即父母知道他们未表露的所有思想——这与成人对上帝无所不能的信仰正好相似，或者是后者的起源。前不久，伯林汉姆（Dorothy Burlingham）——一个值得信任的见证者——在一篇论儿童分析与母亲的论文[1932]中发表了一些观察报告，假如它们能被证实，那么就能结束对思维迁移真实性所保留的怀疑。她利用一种不再稀奇的条件，对一位母亲及其孩子同时进行精神分析，并报告了下述一些值得注意的事件。有一天，在接受精神分析中，母亲说起一枚在她童年某一时期中具有特殊作用的金币。其后不久，当她回到家里时，她的10岁左右的小儿子跑到她的房间，带给她一枚金币，并求她代为保管。她惊讶地问他从哪里弄来的金币。他说是在过生日的那天得到的；但他的生日是在几个月前过的，没有任何理由让人相信，为什么恰好在那时她的孩子记起这枚金币。母亲把这个偶然事件报告给儿子的精神分析者，要求她找到孩子这一行为的缘由。但孩子的精神分析者并没有对这件事做出说明；孩子那一天的举动与其生活没有任何关系。几个星期后，当母亲正遵循医嘱，坐在写字台前记录下这一经历时，儿子走了进来，并想要回这枚金币，因为他想在下次做精神分析时，将这枚金币拿给精神分析者看。当然，孩子的精神分析者也不能对孩子的这一行为做出解释。

而这些就促使我们又回到了精神分析中去——这是我们一开始就想讨论的。

第31讲　心理人格的剖析2096

女士们，先生们：

我知道，无论是与人还是与物打交道，你们都明白出发点的重要性。这一观点对精神分析也是同样适用的。精神分析是从症状出发的，而症状在所有的心理内容中，最为自我所不知，这一出发点与精神分析的发展过程或其所得到的待遇并非无关紧要的事情。症状源于被压抑的欲望，可以说它们是被压抑的欲望在自我面前的代表；但压抑是与自我完全不同的领域，是内部的异质领域——这就如现实（请原谅我用这种非同寻常的表述）是外部的异质领域那样。从这条途径可使症状通往潜意识、通往本能生活、通往性行为；由此精神分析便遇到了堂而皇之的反对：认为人不仅仅是性生物，还有比性更高尚更高级的冲动。也许还可以补充说，由于受到更高级的冲动的意识熏陶，人们常以为有权利做无聊的思考，并无视事实。

这一切你们是非常了解的。从一开始我们就说过，由于抗不住对本能生活的要求与自身对本能生活的抵抗之间的冲突，人类病倒了，我们片刻都没有忘记这种抵抗、反抗和压抑的因素，我们认为这个因素是由特殊势力——自我本能——武装起来的，并与大众心理学中的自我相一致。事实上，从科学工作进展的艰难性看，即使是精神分析，也没有能力同时研究每个领域，一时间对每个问题都发表观点。但是，当我们有可能把注意力从被压抑的内容转向压抑的力量时，最后我们还是能接近上述目的的。我们面对的自我，看上去如此不言自明，我们深信在这里将再次找到我们未能充分准备的一切。但是，要找到研究的第一入口是不容易的；这就是今天我打算告诉你们的主题。

不过，我先要让你们了解我的疑虑：我的关于自我心理学（ego-psychology）的论述和关于潜意识的讲演，将会对你们产生不同的影响。我无法肯定为什么会这样。起初我想，你们会发现我先前告诉你们的主要是奇怪而特殊的事实，而现在你们将听到的则基本上是观点，即猜测。但这种想法并不正确。在进一步思考之后，我就应强调指出，我们在自我心理学中对事实材料所做的理性研究，比起神经症心理学来，其程度并不更高。对于我所猜测的结果，我也不得不放弃别的解释：现在我相信问题在于材料自身的性质，在于我们还不习惯应付它。无论如何，假如你们在判断时远比从前更谨慎和小心，我是不会大惊小怪的。

在研究伊始我们遇到的情形，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示了研究的方法。我们希望将自我，即我们每个人的自我作研究材料。但是，那可能吗？毕竟从本质上讲，自我是一个主体；它怎样才能变为一个客体呢？嗯，毫无疑问，它是能够变为客体的。自我可以其身为客体，一如对待其他客体那样对待自己，能够观察自己，批评自己，并且做无人知晓之事。这样，自我的这一部分是可以监督另一部分的。所以，自我可被分离；在其一些活动中，至少可暂时分离成不同的部分。随后，不同部分又可重新整合。这一看法其实并不新奇，虽然有时也还需对一种人所共知的观点做一不寻常的强调。另一方面，我们对这一观点并不陌生：病理现象可通过夸大或简化某些事情，而使我们注意到正常情形，否则我们将会忽略这些正常情形。凡在显示出裂口或缝隙的地方，在正常情况下是一个接合处。假如我们把水晶物体投掷到地板上，水晶的物体就碎了；但并不是碎成杂乱无章的碎片。它总是沿着一定的纹路裂成碎片的。这些纹路虽然是看不见的，但却已是由水晶的构造预先决定了的。心理病人（mental patients）就是这样一类的分裂体和破碎体。我们甚至无法不对他们产生某种类似过去的人对疯子所怀有的敬畏感。他们已从外部现实脱离出来，并为我们揭示许多通过其他途径我们无法知晓的事情。

我们将这些病人中的一类人描述为患有被监视的幻想。他们向我们抱怨说：甚至在他们最隐秘的活动中，也不断地受到莫名力量——可能是人——的监视和干扰，在幻觉中，他们听到这些人报告他们的监视结果：“现在他将要说这个了，现在他正穿衣服准备出门。”等等。这类监视虽然与迫害不同，但也与之相去不远，它说明人们不信任他们，并期望在他们进行违禁的活动时逮住他们，以便对他们进行惩罚。假如这些疯狂的人都是对的，假如在我们每个人的自我中都存在这样一个机构，用以实行监视，以惩罚相威胁，并且明显地从自我中分离出来，错误地移植到外部现实中，那么结果会怎样呢？

对此问题的看法，我无法知道你们是否和我相同。由于对这次临床经验具有强烈印象，从此我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监视机构从自我中分离，可能是自我结构的一个正常特征。这种想法从未离开过我，它促使我进一步研究分离出来的机构的特性和联系。我很快就要进行下一步研究。被监视的幻觉内容已经暗示：监视仅是一种为了评判与惩罚的准备，随即我们猜想，该机构的另一功能必定是我们称之为良心的东西。在我们身上，几乎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像我们的良心那样，如此频繁地让我们与自我分离，如此容易地与后者相对立。我倾向于做那些我认为会给我带来快乐的事情，但考虑到我的良心不允许，我放弃了。或者，我屈服于一个过于强大的谋求快乐的欲望，从而做了某种违反良心的事情，而后我的良心用令人痛苦的责备处罚我，并让我为此行为感到羞愧。我可简单地说，这个我开始从自我中分出的特殊机构便是良心（conscience）。但保持该机构的独立，并假设良心是其功能之一，而作为良心评判活动的基本准备的自我监视是另一个功能，这是一种更为审慎的做法。既然我们承认该事物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我们就赋予它自己的名字，从此以后，我将把自我中的这个机构描述为“超我”。

现在我准备着你们轻蔑地问我，我们的自我心理学是否沦落到只能在文字上或原始意义上去使用日常的抽象概念，使其由概念转变为实体——此外就一无所获？对于这一点，我的回答是：自我心理学要逃避普遍知道的东西是困难的；这与其说是关于新发现的问题，不如说是关于对事物采取新的观察方法和新的整理方法的问题。因此，你们尽可暂时保留着你们的轻蔑批评，静待我的进一步解释。病理现象和事实为我们的努力提供了基础，而在大众心理学中寻找这个基础是徒劳的。所以我将继续我的演讲。

假若我们已熟悉了超我这个概念，认识到超我具有一定的自主性，遵循自己的意图行事，并且在能量供给上独立于自我，我们马上就会注意到一种临床情境。它非常引人注目地表明了该机构所具有的严厉性、甚至是残忍性，表明了它与自我的关系的变化。我正在思考忧郁症的情境，更确切地说，是忧郁症发作的情境，即使你们不是精神病学家，你们也听过关于此症的许多事情，对该症的原因与机制我们仍知之太少，其最显著的特征是超我——你们可把它叫做“良心”——对待自我的方式。尽管在健康期间，一个忧郁症病人像其他人一样，对他本人表现出或多或少的严厉性，但在忧郁症发作时期，他的超我就变得过分严厉，责备、羞辱、虐待可怜的自我，以最可怕的惩罚威胁它，因自我在很早以前所做的轻率行为而责备自我——似乎在忧郁症两次发作的间歇期内，超我就在收集自我的罪名，然后一直等到现在力量变得强大时，才一并宣布这些罪名，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做出责备性的评判。超我把最严格的道德标准施加给在其控制下的无助的自我；一般而言，超我代表着道德要求，而且我们很快认识到，我们的道德内疚感是自我与超我之间紧张状态的流露。理解道德是一种非常不平凡的经验，因为这经验被认为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故而深植于我们心中，作为一个阶段性现象（在这些病人中）发挥作用。数月之后，由于道德上的全部纠纷都结束了，超我的批判也沉默了，故自我重获其位置，而且再次享受人的所有权利，直至下一次忧郁症发作。在此症的某些状态中，其发作的间歇期内的确会发生某种相互矛盾的事情；自我处于一种兴奋的快乐状态，它庆祝一个胜利，似乎超我失去了所有力量或消融进自我之中；这个被解放的、疯狂的自我允许自己所有的欲望得到真正的、没有任何约束的满足。这里就产生了很多的未解之谜。

毫无疑问，当我告诉你们，我们已发现了关于超我的形成——即良心的起源——的所有情况时，你们将希望我尽可能地多做一些说明。康德在一个著名的论断中，曾将我们的良心和繁星满布的天空相提并论：一个虔诚的人可能试图将良心与繁星满布的天空看作是上帝的两大杰作。星星的确是美丽的，但就良心而言，上帝却做了一件质地不均匀的和粗心的工作，因为绝大多数人与生俱来的良心为数甚少，甚或微不足道。我们绝没有忽视良心起源于神的论断中蕴含着心理学的片断真理，但这个观点需要解释。良心虽然存在于我们心中，但它并非在人生之初就已具有的。在这点上，它与性生活正好相反，性生活实际上是产生于生命之初，而非仅为后天形成。但是，大家知道，幼童是非道德的，对其追求快乐的冲动，幼童是没有内部抑制能力的。后来由超我负担的责任，一开始是由外部力量或父母权威来执行的。父母以示爱的方法和惩罚相威胁的方式支配着儿童，其中惩罚意味着儿童失去爱，而儿童为其自身利益考虑，必然害怕这种惩罚。这种现实的焦虑是后来道德焦虑2097的先河。只要现在的焦虑还占统治地位，儿童就不能形成超我或良心。只是到后来，第二种情形即道德焦虑才会逐渐发展（我们常言过其实地将其看作是一种标准状态），这里外部的限制内化了，超我取代了父母这一职能，并采取一种方式——此方式与以前父母对儿童所用的方式完全相同——监视、指导和威胁自我。

结果，超我接管了父母这一职能的力量、作用和方法，但它不仅是该职能的继承人，而且是合法的继承者。它直接产生于该职能并继续发展，现在我们就来认识它的发展过程。不过，首先我们须评述二者之间的不同。超我好像已作出片面的选择，只选择了父母的严格与严厉、限制和惩罚的功能，而好像并未继承和保持父母的爱的关心。假如父母的确是用严厉来增强其权威；那么，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儿童为什么会发展严厉的超我。但是，与我们预期相反，经验表明，即使父母的抚养是温和而友善的，并且尽可能避免威胁和惩罚，超我仍然会变得无情而严厉。后面，当我们处理超我形成过程中本能的转化时，我们会再来谈这个矛盾。2098

对于父母权威转变为超我的过程，我无法将我想说的全部告诉你们，一半是因为该过程如此复杂，以至于对它的表述不适于纳入现在这个介绍性讲演的范围中，而另一半也是因为我们自己也不肯定我们完全了解这个过程。故而，用下面的简单方式进行介绍，你们应感到满意。

该过程的基础就是我们所称的“认同”（或译自居）（identification）——即一个自我对另一个自我的同化2099，结果，在某些方面，第一个自我像第二个自我那样行动，摹仿后者，并在某种意义上将后者吸收到自己之中。人们不恰当地把认同比作是吞食别人的合并。这是一种依赖别人的非常重要的方式，可能是最早的方式，但认同与对象选择不是同一回事。二者的差别可用下列方式进行表达：假如一个男孩使自己认同父亲，他就想像父亲一样；假如他把父亲作为他的选择对象，他就想拥有他、占有他、在第一种情况中，他的自我是根据父亲的模型而变化的；而在第二种情况中，就没必要改变了。在很大程度上，认同和对象的选择是相互独立的；但一个人可能认同另一个人，并根据他的模型改变自己的自我，也可能把此人作为诸如性的对象。据说性的对象对自我的影响，尤其常发生在妇女身上，并成为女性气质的特征。在早期的讲演中，我已向你们论及认同与对象的选择之间最具指导性的关系。无论在儿童身上或者在成人身上，在常人身上或在病人身上，这种关系都同样地容易观察到。假如一个人失去了对象或被迫放弃对象，他常通过认同该对象和在自我中重建该对象的方式来补偿损失，因而可说对象的选择在此回复到了认同。2100

对认同的这些说明，我自己也感到不太满意，但是，假如你们赞同我的关于超我的构成能被描述为是对父母职能认同的成功事例的观点，那么上述说明也就足够了。明确支持该观点的事实是：这个产生于自我的更具有优势的职能与俄狄浦斯情结的命运有密切的联系，以致使超我以对儿童具有极大意义的情感依恋的继承者姿态出现。就像我们所能看见的，随着俄狄浦斯情结的消失，儿童放弃了初期对父母所形成的强烈的精神贯注；但是，作为对失去对象的补偿，儿童就会进一步加强对父母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是已被放弃的、对对象的精神贯注的沉淀物，它在儿童后期生活中如此频繁地发生；但它在自我中之所以能够获得一个特殊的位置，这完全与它在转化中的情感重要性一致。进一步的研究也向我们显示，假如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克服仅是不完全的成功，那么超我的力量与成长就会受到阻碍。在发展过程中，超我也接受那些步入父母位置的人——教育者、教师、被选做偶像的人——的影响。在正常情况下，超我与父母原型渐渐相背离；换句话讲，它变得更加非人格化了。人们也不应忘记，儿童在其生活的不同阶段对父母的评估各不相同。在俄狄浦斯情结让位于超我时，在儿童心目中，父母是相当伟大的；但后来，父母就大大失去了威信，而后，认同产生于后来这些失去权威的父母，并的确常对性格的形成起重要作用；但那种情况中，它们仅仅影响自我，而不再影响超我，这个超我已被最早的父母意象所决定了。2101

我希望你们已经形成一个印象：超我的假设已真实地描述了一种结构关系，而不仅仅是把诸如良心之类的抽象物进行人格化。还有一个归之于超我的更重要的功能没有提到。超我也是自我理想（the ego ideal）的载体，自我依照它来估量自己，竭力模仿它，力争满足它更加完善的要求。毫无疑问，这个自我理想是早年父母意象的积淀物，是那时儿童对父母所具的完美性的钦佩表现。2102

我确信你们已听过大量关于自卑感乃是神经症的特征的论述。“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尤常见所谓的纯文学作品中。使用“自卑情结”这一术语的作者认为，通过这样做，他才满足了精神分析的所有要求，并使其作品上升到较高的心理学水平。事实上，“自卑情结”是在精神分析中很少使用的一个技术术语。对我们而言，它不具有任何简单的、更不用说是基本的含义。如果像以“个体心理学家”（Individual Psychologists）著称的学派2103喜欢做的那样，将自卑情结还原为个体对感官缺陷的自我知觉，这似乎是一个鼠目寸光的错误。自卑感有强烈的性爱根源。假如一个儿童认为自己不被喜爱，就会产生自卑，成人也是这样。唯一被真正认为低下的肌体器官是萎缩的阴茎，即女孩的阴蒂。2104但自卑感的主要部分却来自于自我与超我的关系；犹如犯罪是自我与超我之间紧张状态的流露一样。概言之，自卑感与罪疚感是难以分开的。把前者当作是对道德自卑感的性爱补偿，这也许是对的。精神分析对这两个概念的界限问题注意得很少。

仅仅因为自卑情结变得如此流行，我们才敢冒昧地向你们提及一点题外话。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历史人物，尽管已退居幕后，但他仍活着。他的一条腿在他出生时就因受损而残废。一个相当有名的现代作家非常喜欢编辑名人传记，他就撰写了我正提及的这个人的生平。2105现在写传记，要压制剖析人物心理深度的要求，这可能是不太容易的。因此，我们的作家进行了一个大胆尝试：他把主人公性格的全部发展过程都建立在其因生理缺陷而导致的自卑感之上。这样做时，他就忽略了一个虽小却不是没有意义的事实：这就是那些不幸生下一个病弱或有其他缺陷的孩子的母亲，常常试图用超负荷的爱来弥补孩子所遭受的不公平的缺陷。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例子中，这个傲慢的母亲却行为异常：她因孩子的残缺而收回母爱。当孩子长大成为一个拥有强权的人物时，他用行动明确地表明，他从未原谅他的母亲。当你们认识到母爱对一个儿童心理生活的重要性时，毫无疑问，你们会对传记作家的自卑理论做一个心照不宣的修正。

但是，现在请你们重新回到超我上。我们已经分派给它三种功能：自我监视、良心和（保持）理想。2106从我们关于超我起源的讲演中，可知它是以一个重大的生物事实和一个重大的心理事实为前提的：即人类儿童对其父母的长期依靠和俄狄浦斯情结；这两个事实又是紧紧地交织在一起的。对我们而言，超我是每一个道德约束的代表，是追求完美的倡导者——简而言之，超我就是我们从心理学意义上所能把握的、被描述为人类生活更高层面的东西。由于超我本身可以追溯到父母和教育者等人的影响，故而，假如我们求助于这些起源，就可更加理解它的重要性。通常，父母和类似父母的权威者都按照他们自己的超我规范来教育儿童。无论他们的自我和超我达成什么谅解，在教育儿童时，他们都是严厉而苛刻的。他们已经忘记自己儿童时期的种种困难，而很高兴现在孩子能认同他们自己犹如认同他们的父母；在过去，他们的父母也是将这些严厉的约束施加在他们身上的。结果，儿童超我的形成实际上是以其父母的超我为模型的，而不是以其父母为模型。因此，超我的内容都是相同的，它成为传统的价值判断的载体，这些传统的价值判断以超我的方式代代相传。你们不难猜到，超我对于我们理解人类的社会行为——如过失问题——有何等重要的帮助，甚至可能对教育赋予了实际的启示。所谓的唯物史观很可能就错在低估了这个因素。他们摒弃超我这个因素，而主张人们的“意识形成”只不过是同时代经济条件的产物和上层建筑。这是事实，但它很可能并非真理的全部。人类从未完全生活于现在。种族和民族的过去即传统，是存在于超我的意识形态中的；并且，这种传统仅是慢慢地屈从于现实的影响和种种新的变化；而且它只有通过超我的活动，才能在人类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完全不依赖于经济条件[参阅第178页]。

1921年我努力利用自我和超我间的分化研究群体心理学。我获得了这样一个公式：心理群体是个体的集合，他们把同一个人引入他们的超我，并根据这个共同的成分在各人的自我中互相认同，那便成为一种心理的集体。2107当然，这只适用于有领袖的群体。假如我们拥有了更多的这类应用，那么超我的假设对我们而言，就失去了最后一点迷惑；而且，当我们熟悉了心理的底层领域，转而研究较高层面的心理结构时所产生的尴尬感，也就可以完全消除了。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分离出超我就完全解决了自我心理学的问题。这只不过是第一步；但这方面的困难，却不以第一步为限。

然而，现在我们应提出，在自我的相反一端还有另一问题等着我们解决。实际上在精神分析工作中，一个很早的观察已向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由于该问题频繁发生，故而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了理解其重要价值的关键所在。就像你们所知，精神分析的整个理论，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对抵抗的理解之上的。当我们试图使病人的潜意识变为有意识时，病人就向我们表现出这种抵抗。该抵抗的客观标志是病人的联想失败或远离所涉及的主题。通过这一事实——当他接近该主题时，会有种种痛苦的感情——他可能主观上认识到抵抗的存在。但也可能没有这最后的标志。因此，我们对病人说，我们从他的行为中推知他处于一种抵抗状态；病人则回答道，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点，只是觉得他的联想变得更加困难。这证明我们是对的；但在那种情境下，他的抵抗也是潜意识的，就像我们正在探讨如何提升的压抑是潜意识一样。我们很早以前就应该提出这个问题：这种潜意识的抵抗来自心理的哪一部分？精神分析的初学者将准备马上回答：当然，它是潜意识的抵抗。这是多么模棱两可而且无用的回答。假如它意味着抵抗产生于压抑，我们必定反驳：当然不是！相反，我们宁愿认为被压抑的内容具有一种强大的向上冲的驱力，具有闯入意识的冲动。反抗仅是自我的一种表现，自我最初实行压抑，并且现在又希望保持压抑。这就是我们早年一直采取的观点。现在因为我们已假定，自我中有一个特殊的职能即超我，它代表着各种约束和反对特性的要求，故而我们可说，压抑是超我的工作，或者由超我亲自实行压抑，或者由自我依其命令实行压抑，假如我们在精神分析中遇到的抵抗并未被病人意识到，这就意味着超我和自我在某些相当重要的情况中能够无意识地活动；或者——这可能更重要——自我和超我的某些部分本身就是潜意识的。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令人不快的发现：一方面，自我（包括超我）不完全与意识相一致；另一方面，压抑也不完全与潜意识相一致。

女士们，先生们，谈到这里，我觉得应该歇息一下——你们也可能希望如此——在我继续讲演之前，我应该向你们道歉。我想对我在15年前发表的精神分析导论做一些补充，我这样做，好像你们和我一样，在这15年里除了从事精神分析之外，别的什么也不做。我知道，这种假设是不恰当的；但我又别无他法，只好这样做。毫无疑问，这与下述事实有关联：一般情况下，要让一个非精神分析者深刻地理解精神分析，这是非常困难的。当我告诉你们，我们并不愿意给人一种是神秘团体的成员或从事神秘科学的印象时，你们应该相信我。但我们仍然得指出并表达我们这样一种信念：若没有亲身经受精神分析而获得那种特殊经验，他（或她）就无权加入精神分析的探讨。15年前当我向你们做讲演时，我试图省略我们理论中某些思辨部分；但是我今天要对你们讲述的新发现，正是来自于这些思辨部分。

我现在回到我们的主题。面对这样的疑问：是自我和超我本身就是潜意识的，还是仅仅产生了潜意识的结果？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去赞成前一种可能性。并且，这也是一个事实，即自我和超我的大部分能够保持在潜意识状态，并且通常是潜意识的。也就是说，个体对其内容一无所知，而且为了使它们变为意识必须做一定的努力。事实上，自我和意识、压抑与潜意识并非一致的。我们须将对待意识——潜意识问题的态度进行一次根本的修订。起初，由于意识已表明它自己是如此不值得信任，故而我们非常倾向于降低意识的价值。但我们这样做可能是不公正的。正如我们的生命一样，意识虽然没有很多价值，但它却是我们所拥有的全部。没有意识本质的启示，我们就会在深层心理学的黑暗中迷失方向；但我们必须努力重新找到我们的方向。

什么叫意识，这是无须讨论的，因为它的含义很明确。“潜意识”这个词的最古老而又最好的含义是描述性的，即，无论何种心理过程，我们若根据其产生的影响而不得不假定其存在，同时又无从直接觉察到，我们就把这种心理过程叫做“潜意识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与它的关系，和我们与存在于他人身上的心理过程的关系一样，不同的只在于前者是我们自身实际所具有的。假如我们想要一个更正确的解释，我们可按如下陈述来修改我们的论断。这就是假如我们一定要假定一种心理过程目前正在进行着，而目前我们又完全没有意识到它，那么我们将这一心理过程叫做潜意识。这个定义使我们想到，大多数的意识过程仅仅在极短的时间内是有意识的，很快它们就变成潜在的，但能够很容易地再次变成有意识的。假如可完全肯定，即使在潜在的条件下，它们仍然是心理的东西，我们也可以说，它们已变成潜意识的了。到目前为止，我们仍未了解到任何新的东西；也没有获得将潜意识的概念介绍到心理学的权利。但我们对动作失误已能进行一些新的观察。比如，为解释口误现象，我们觉得必须假定口误者心中有说出某种特殊的话的意图。从他言谈中出现的干扰，我们可以肯定地推论出这种意图；但这个意图本身并没有流露出来，结果它只是潜意识的。假如随后我们将此意图告诉口误者，他将觉得此意图对他而言是非常熟悉的，可见，对他来讲，此意图仅暂时是潜意识的。但假如他否认此意图，认为此意图与他没有任何关系，这便说明此意图将永远地成为潜意识。2108从这一经验，我们获得了将前面被描述为潜意识的东西宣称为潜意识的东西的权利。鉴于这些动态关系，现在我们可以把潜意识分成两类：一类可以在频繁发生的情况下，比较容易地转变为意识的东西；另一类的转变则很困难，而只有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才有希望，甚或根本就不可能。为了避免发生这类含糊性：即我们指的是前一类潜意识还是后一类潜意识？我们是在描述意义上使用该词，还是在动态意义使用该词？我们便利用了一种可允许的简单方法，我们称那类只是潜在的、因而容易变为意识的潜意识为“前意识”，而另一类仍称为潜意识。现在我们有3个术语：“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在描述心理现象时，我们可以妥善地运用这三个词。再重申一次：在纯粹的描述意义上，前意识也就是潜意识；但我们不能给它这个名词，除非在随便的交谈中，或者当我们不得不论证在心理生活中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潜意识过程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会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还不太坏，并且是便于理解的。但不幸的是，精神分析工作发现自己被迫在另一种即第三种意义上使用“潜意识”这个词，并且，这的确可能引起混乱。我们形成了一种新而深刻的印象：心理生活的广泛而重要的领域通常是没有被我们认识到的，以至于这些发生在心理生活中的过程在真正的动态意义上只得被看作是潜意识。根据这种印象，我们开始理解潜意识也具有形态学的或系统学的意义；开始谈起前意识的“系统”和潜意识的“系统”，以及自我和潜意识（Ucs.）系统的冲突；并且，“潜意识”这个词越来越多地用以指心理领域，而不是心理品质。自我和超我的诸部分在动态意义上乃是潜意识的。这一发现尽管实际上使用起来不便利，但在这一点上是令人欣慰的，它有可能排除问题的复杂性。我们觉察到，我们无权将异于自我的那个心理领域称为“潜意识系统”，因为潜意识的特征并不局限于此。既然如此，我们将不再在系统学意义上运用“潜意识”这个术语。我们将赋予它至今被认为是更好的名称，这样就无人再产生歧义。我们效仿尼采的用语，采纳格罗德克（Georg Groddeck，1923）2109的建议，将它叫做“本我”2110。这个非人称代词似乎尤其适用于表达心理的这个领域的主要特征——即不同于自我的这一事实。然后，超我、自我和本我——这便是三个王国、区域、范围，我们把个体心理结构就是分为这三个部分；还将在下面探讨三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2111

不过在此，我先插一小段话。我想你们并不满意我前面的论述，因为意识特征的三种特性和心理结构的三个领域并未合成和谐的三对；故而，你们可能认为这在某种意义上使我们的发现变得模糊不清。但我并不认为我们必须为此感到遗憾；而是应该告诉自己，我们无权指望有任何这样和谐的安排。让我给你们做个比喻；当然比喻无济于事，但可使人感到更加放心。比喻是：想象一个国家拥有各种不同构造的地形——如山区、草原和连串的湖泊——还有杂居的人口：德国人、马扎尔人和斯洛伐克人，他们从事不同的活动。现可将事情划分成这样：德国人居住在山区，以养牛为业；马扎尔人居住在草原，以种植谷物和葡萄为业；斯洛伐克人居住在湖滨，以捕鱼和编席为业。假如划分能像这样整齐而明确，威尔逊（W. Wilson）必将大为高兴2112，地理课的教学也必将便利；但假如你周游到此，你将发现的划分是缺少顺序而混杂的。德国人、马扎尔人和斯洛伐克人到处杂居；山区也有农耕地，而牛群亦可在草原上放牧。当然也有少数事情如你所料，因为山地无法捕鱼，水中无法种植葡萄。你所携带的区域图总体上的确与事实相符，但你必须包容细节上的偏差。

关于本我，除了这个新名称外，你们不要期望我有更多的东西给你们。本我是我们人格中隐晦而不易接近的部分；我们对它知之甚少，而且所知也来自于对梦的工作的研究和神经症状形成的研究；它们大多数具有否定的性质，只能被描述为自我的对立面。我们用比喻来研究本我：我们称之为混乱，是一口充满了沸腾着的兴奋剂（excitations）的大锅。我们没想到它的底端与躯体的影响相通，在那里本我吸取各种本能的能量，以找到它们的心理表现2113，但我们无法说明这在什么样的底层上找到。本我充满了来自本能的能量；但它没有组织，也没有产生共同的意志；而仅有一种遵循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以使本能需要得到满足的欲望。思维的逻辑法则在本我那里是不适用的，矛盾律更是这样。相互矛盾的冲突并肩共存，并不彼此相互抵消或减弱，至多在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法则的压力下，会聚在一起而做出种种妥协，以便能量的发泄。本我中没有东西能与虚无相比较；我们惊讶地觉察到，在哲学原理上空间和时间是我们心理活动的必要形式，而本我却是个例外。2114本我中没有东西能与时间的观念相对应，也没有时间推移的认识。而且——一件引人注意的和有待用哲学思维去思考的事情是——时间的推移并未引起其心理过程的变迁。2115种种从未超越本我的愿望性冲动，还有种种因压抑而陷于本我的观念，实际上都是不朽的；甚至过去几年后，它们的行动仍像是刚刚产生时的那样。它们只有经过精神分析工作而成为意识后，才可能被认出是属于过去的东西，才可能失去其重要性，才可能去掉其精神贯注的能量。精神分析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于上述情况。

我一直有这样一个印象，我们在理论上没有充分利用这个已确信无疑的事实，即被压抑的内容不随时间而改变。这个事实好像为通向最深奥的发现提供了一个研究途径。不幸的是，在这里，我自己并未取得任何进展。

当然，本我是不知道价值判断的：它没有善恶，无所谓道德。假如你们喜欢，也可说与快乐原则紧密联系的经济的或数量的因素，支配着其所有过程。在我们的观点中，寻求发泄的本能的精神贯注就是本我中存在的一切。这些本能冲动的能量所处的状态似乎与心理其他领域的状态不同，前者更加好动，更容易发泄。2116否则，移置和凝缩将不会发生，而它们是本我的特征，而且完全忽视受到精神贯注的事物——在自我中，我们将它叫做观念——的特性。对于这些事情我们愿意给予更多的说明。附带提一下，你们知道，我们可以将不同于潜意识的特征归之于本我，而且你们也可认识到，在不具备那种相同的原始和非理性的特征时，自我和超我的各个部分也有成为潜意识的可能性。2117

通过研究自我和心理结构的最表层部分即被称为“知觉意识”（Pcpt.-Cs.）2118部分的关系，我们可以把自我从本我和超我中区分出来，就这点而言，我们可以更好地揭示实际自我的特征。这个系统转向外部世界，它是知觉因此产生的中介物，在它进行活动的期间，意识现象便从中产生了。它是全部心理结构的感觉器官；并且它不仅感受到来自外界的刺激，而且也感受到来自心理内部的刺激。我们几乎不必寻找这个观点的论证：自我是本我中由于接近外部世界而为其影响所改变的那个部分，它适合于接纳刺激，并作为一种防止刺激的保护物，其功用可以比作环绕于一个生命物质周围的外层。对自我而言，与外层的关系变成了决定因素；它接受了将外部世界呈现给本我的任务——这对本我来说是幸运的，因为本我盲目追求本能的满足时，常常会忽略最强大的外部力量，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自身的毁灭。在完成这个功能时，自我必须观察外部世界，把外部世界的精确图景存贮在它的知觉记忆里，并且通过实行“现实检验”（reality-testing）2119的功能，去掉任何附加于外界图景中的、来自内部兴奋的东西。自我在本我的命令下控制着种种联系活动的途径；但在需要与行动之间，插进了一个起到延缓作用的思维活动形式2120，在这期间，它利用了经验的记忆残迹。用这种方式，它废除了无限制支配本我中事件的快乐原则，而代之以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该原则保证更强的确定性和更大的成功。

难以描述的时间的关系也通过知觉系统介绍进自我中，几乎毋庸置疑，该系统的运作模式就是提供了时间观念起源的东西。2121但是，自我与本我的区别特别在于，自我倾向于综合其内容，综合其心理过程，而这是本我完全缺乏的。当我们不久要开始处理心理生活的种种本能时，我希望我们能成功地发现自我的这个基本特征的根源。2122它独自产生高度的组织（这个组织是自我为取得最佳成果所必需的）。自我从知觉本能发展到控制本能；但自我只有通过作为本能2123的代表，并在一个相当大的集合体中为本能安置恰当的位置，再将它放进一个有条理的联系中，才能控制本能。用一句流行的话讲，自我代表理性和审慎，而本我代表桀骜不驯的激情。

至今为止，对自我的优点和功能，我们已有了一个印象；现在是开始思考自我另一方面的时候了。毕竟自我仅是本我的一部分，是因接近外部世界、受其危险的威胁而产生的有利于自我改变的那一部分。从动力的观点看，自我是微小的，其能量是从本我中借来的，而且我们并不是完全没有看到这些方法——可称其为诡计——它利用这些方法，从本我中攫取尽可能多的能量。例如，其中之一就是自我认同实际的或被抛弃的对象。对对象的精神贯注源自于本我的本能欲望。首先，自我必须注意到它们。但通过认同对象，自我便取代对象而使自己受到本我的欢迎，并力求使本我的力比多转向自我本身。我们已经看到[第64页]在自我的生命旅程中，自我常常从过去选中的对象的遗物中摄取大量的能量。总体看来，自我必须执行本我的意图，通过找到能使这些意图圆满实现的环境来完成它的任务。自我与本我的关系可以用骑手与马的关系来比喻。马提供运动能量，而骑手具有决定目标和引导这个强健动物的活动的特权。但在自我和本我之间，却常出现不理想的情形：骑手被迫引导马在马自己想走的路上奔驰。

本我中还有一部分，自我因压抑而产生抵抗，进而使自己从那一部分分离出来。但压抑并没有扩展到本我，于是被压抑的内容便并入到本我的其余部分。

有一句格言告诫我们，一仆不能同时侍二主。可怜的自我处境甚至更糟：它侍候三个严厉的主人，而且要尽力使三个主人的主张与要求达到彼此和谐。这些主张却总是背道而驰，且好像总是互不相容。因而自我经常不能完成任务，这也就不奇怪了。这三个暴君是：外部世界、超我和本我。当我们认识到自我在努力同时满足它们——或同时服从它们时，我们就不会对这个自我人格化并看作分离的结构而感到任何遗憾。自我觉得自己三面被困，受到三种危险的威胁。假如它难以忍受其压力，就会产生焦虑。由于自我起源于知觉系统的经验，所以它担任着表达外部世界需要的职责，但它也努力争取成为本我的一个忠实奴仆，保持与本我的良好关系，把自己作为对象推荐给本我，并把它的力比多吸引过来。在它企图调节本我和现实的过程中，它常常被迫用自己的前意识（Pcs.）的文饰作用来遮掩本我的潜意识要求，掩饰本我与现实的冲突，并且即使在本我仍固执己见而不愿屈服时，它也会用外交的巧妙手段宣称自己正在关注现实。另一方面，自我所采取的每一步，都受到要求严格的超我的监视；超我丝毫不考虑自我在本我和外部世界方面所遇的困难，为自我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准则；而且自我一旦不服从这些准则，超我就用强烈的自卑感和罪疚感来惩罚它。这样，自我被本我所驱使，受超我所限制，为现实所排斥，为完成其经济的任务而奋斗，以便使它遭受到的种种力量和影响达到和谐；我们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常会忍不住叹息：“生活不容易啊！”如果自我被迫承认自己弱小，它就会产生焦虑——有关外部世界的现实性焦虑、有关超我的道德性焦虑和有关本我中激情力量的神经性焦虑。

我想根据上面描述，以一种简单的示意图，描绘心理人格的构成关系，呈述如下：

正如你们此处所见，超我融入到本我中；作为俄狄浦斯的继承者，它的确与本我有着紧密的关系；它比自我距离知觉系统更远。2124只有通过自我，本我才能与外部世界进行交往——至少依此示意图看来是如此。当然，目前很难说清该图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在某一方面它肯定是错误的，即作为潜意识的本我所占据的空间应该无可比拟地大于自我或前意识所占据的空间。我必须提醒你们在思维中对此加以改正。

在总结这些听起来肯定令人兴奋的，但可能不很明确的论述时，我在这里向你们提出另外一些告诫。在考虑到将人格分为自我、超我和本我时，你们当然不会把它想象为具有明确的分界线，就像政治地理学中那些人工绘制图一样。我们无法像在图画或原始的绘画中那样，用直线的轮廓描绘出心理的种种特征，但我们可以像现代画家那样，用各种色彩区域相融的方法来描绘。在完成分离之后，我们应该使被分离的东西再次融合。对于采用图示表达像心理过程这样易变的东西的最初尝试，你们的评判不应过于苛刻。这种分化的产生极可能因人而异；在其实际活动中，它们也可能变化和经历短暂的停滞阶段。尤其对在分化发展过程中最后的且最微妙的分化——自我与超我的分化——这类情形来说，可能更是如此。无疑，心理疾病也可能导致同样的结果。也很容易想象，某些神秘的方法可以成功地扰乱心理各个不同区域间的正常关系。例如，知觉或许能够把握本来难以接近的、在自我深层和本我中发生的事件。然而，这个方法能否引导我们达到期望中的终极真理，却大可怀疑。但是，精神分析的治疗选择了一种类似的方法，对于这一点是可以承认的；因为精神分析的治疗目的的确在于增强自我，使之更加独立于超我，拓宽它的知觉领域，扩大它的组织，以使它能够占有本我的新领域。2125哪里有本我，哪里就有自我，这是一种矫正性工作——就像苏伊德海2126的排水一样。

第32讲　焦虑与本能生活

女士们，先生们：

关于焦虑和心理生活的诸种基本本能的假设（观点），我将向你们报告许多新东西，当听到这些内容时，你们不要感到奇怪；如果你们了解到这些东西中没有一个能为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提供最后的答案，你们也无须感到惊讶。这里我有特别的理由用“假设”一词。我们所面临的都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但其困难并不在于观察得不充分，因为伴随难题呈现我们眼前的，实际上是最普通、我们最熟悉的现象。困难也不在于这些现象所引起的种种思辨具有的晦涩性质；因为思辨性考察在该领域作用不大。真正的困难在于假设——即如何引入恰当的抽象观点，用以整理和说明观察所得到的原始材料。

在我以前的讲演集中，我曾以一讲（第25讲）专论焦虑；这里我必须简略重述那些内容。我们将焦虑描述为一种情感状态——即快乐痛苦的情感系列中的某些情感的混合。这些情感均有着与其相对应的外导神经冲动以及对于这种神经冲动的知觉。但我们也曾主张，焦虑可能是通过遗传表现的、某种特别重要事件的积淀物（precipitate）——也可比作为一次个体的习惯性癔症的发作。2127我们认为留下了焦虑性情感痕迹的事件即出生过程，因为在出生过程中对心脏的活动和呼吸变化所产生的具有焦虑特征的作用是有用的。因此，最初的那种焦虑一定是毒性的。随后，我们开始对现实性焦虑和神经性焦虑进行区分：前者是一种我们可以预见的对危险——即对来自外部的预料得到的伤害的反应；而后者则完全是神秘不测的，而且看上去全无意义。

在对现实性焦虑的分析中，我们将它一直还原到感觉注意和运动紧张增加的这种状态，并将其描述为“焦虑的准备”（preparedness for anxiety）。焦虑的反应正是由此产生。结果可能有两种：其一，焦虑的产生或曰早期创伤性经验的重演，只是一种信号，在这种情况下，焦虑反应的结果能调节自己以适应新的危险情境，并进而能够逃跑或抵御；其二，早期经验尽占上风，整个反应也仅止于焦虑的产生，在这种情形下，情感状态具有麻痹性，因而不利于当前的意图。

然后，我们又转向神经性焦虑，并指出我们观察到它有3种情况。首先，我们发现它是一种自由飘浮的、普遍的忧虑，它易于采取人所共知的“预期性焦虑”（expectant anxiety），使自己临时依附于任何新近出现的可能性上，例如，像发生在典型的焦虑性神经症中的情况那样。其次，我们发现在所谓的恐怖症中这种焦虑稳固地依附于某些观念，在这种恐怖症中，仍有可能辨识出它与外部危险的关系；但我们必须公正地说这种担忧被极度夸大了。最后，我们在歇斯底里或其他严重的神经症中发现了这种焦虑；在此，这种焦虑或者伴随各种症状，或者作为一次发作独自出现，或以更持久的状态独自出现，但总是没有以外部危险来作为明显的根据。于是，我们问自己两个问题：“在神经性焦虑中人们害怕什么？”“我们怎样把它与面对外部危险所感受到的现实性焦虑联系起来？”

我们的研究并非全无收获，我们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结论。关于焦虑的期望，临床经验表明，它与性生活中力比多经济原则（libidinal economics）有着稳固的联系。焦虑性神经症的最普通的起因，是那种发泄不了的兴奋。力比多兴奋被激起了，但没有得到满足和利用；于是忧虑出现，替代力比多，并在被利用的过程中被消磨。我甚至认为有理由说，这种未得到满足的力比多直接变成了焦虑。这种观点在幼儿常有的某些恐惧中得到证实。这些恐惧中许多是令我们迷惑不解的，但另一些，如对独处及对陌生人的恐惧，能够予以肯定的解释。孤独以及陌生的面孔，唤起了孩子对熟悉的母亲的渴求；他不能控制这种力比多兴奋，也不能使它中止，只能将其变成焦虑。因此，这种幼儿的焦虑不应该被看作是现实性焦虑，而应被看作是神经性的焦虑。幼儿的恐惧和焦虑性神经症中对焦虑的预期，是神经性焦虑产生的一种方式的两个实例，这个方式就是力比多的直接转化。我们马上还会知道，除此之外，还有第二种产生方式，但它与第一种产生方式并没有很大差别。

我们认为，导致癔症和其他神经症中焦虑产生的因素就是压抑的过程。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把与被压抑的观念有关的一切与依附它的那部分力比多区分开来的话，那就可以对这个问题做更全面的论述。这个观念很容易受到压抑，而且可能被歪曲到不可识别的地步；但它的情感部分通常转化为焦虑——无论这种情感可能具有何种性质，不论是攻击性还是爱，情况都是这样。因此力比多部分不能物尽其用或是由于幼儿自我的软弱（如幼儿的恐惧），或是由于性生活的各种躯体过程（如焦虑性神经症），或是由于压抑（如癔症）。然而，无论何种原因都没有根本的差异。因此，引起神经性焦虑的两种机制实际上是相吻合的。

在这项研究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焦虑的产生和症状的形成之间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即二者相互体现和互换。例如，一个广场恐怖症（agoraphobic）病人，很可能是由于在街上突然产生焦虑而开始得病。每次当他再走到这条街上，焦虑就会重复出现。于是他就会形成广场恐怖症的症状，这个症状也可以被说成是一种抑制，即对自我的功能的限制，凭借这种抑制，他可以避免焦虑的侵袭。假如我们能够干预症状的形成（就像我们能够干预强迫症一样），我们就可以看到相反的情况。假如我们阻止一个病人进行洗礼，他就会陷入一种难以忍受的焦虑状态中。显然，他是借助于这一症状而保护自己免受焦虑之苦的。好像的确是焦虑的产生在先，症状的形成在后，仿佛症状的产生就是为免除焦虑的突然发作似的。这一观点也被下述事实所证实：儿童期的最初神经症是广场恐怖症——在该状态中，我们如此清晰地看到，最初产生的焦虑是如何被后来形成的症状所替代的。我们得到一个印象，即最好是从这些相互关系中找到理解神经性焦虑的方法。同时，在回答一个人在神经性焦虑中害怕什么的问题时，我们也取得了成功；并且，还成功地证实了神经性焦虑和现实性焦虑之间的关系。显然，他在神经性焦虑中害怕的是自己的力比多。这与现实性焦虑的区别表现为以下两种：危险是内部的，而非外部的；其危险是意识不到的。

在恐怖症（phobias）中，我们很容易观察到这种内部危险转化为外部危险的方式——这就是说，神经性焦虑是怎样转化为明显的现实性焦虑的。为了简化通常是非常复杂的事情，我们不妨假设广场恐怖症病人始终害怕的是由他在街上遇到他人时所产生的诱惑感，于是他在恐惧中产生一种移置作用；从此以后，他害怕的是外界情形。这样，他得出的结论显然是，他认为自己能够通过移置作用更好地保护自己。人们可以逃之夭夭，以摆脱外部危险，但躲避内部危险却是很难的事。

在我早期论焦虑的讲演的结论中，我自己曾表述了这样的观点：虽然我们的这些研究结果并不相互矛盾，但它们却也不怎么彼此吻合。就其作为一种情感状态而言，焦虑好像是曾带来危险性威胁的早期事件的重演；焦虑服务于自我保存的目的，并且是一种新危险的信号；它产生于力比多，而这部分力比多又因某种缘故未被利用，它还可以在压抑的过程中产生。它被症状的形成所替代，就好像在治理上受到了约束。因此，我们不免感到这里好像缺少了什么，否则这一切就可以被整合成为一个整体了。

女士们，先生们，在上次讲演中，我把心理人格（the mental personality）分为超我、自我和本我，这一划分也迫使我们在焦虑问题的研究中更新我们的支承。根据自我是焦虑的唯一支承的命题（即是说仅有自我能产生并感觉到焦虑），我们形成了一种新的、稳固的立场；从这个立场看，许多事物将都展示出一个新的侧面。在谈及“本我的焦虑”2128或认为超我具有产生忧虑的能力时，我们的确很难明白这些说法的含义。另一方面，我们对这一事实中与我们希望相一致的成分表示欢迎：焦虑的三种主要类型（即现实性的、神经性的和道德性的），很容易与自我的三种依赖关系（即与外部世界的、与本我的和与超我的）发生联系[第78页]。此外伴随着这个新观点，焦虑作为预告危险情况的信号的功能（这正好是一种我们不无熟悉的说法2129）变得尤为突出了；而构成焦虑的材料是什么的问题则使我们失去了兴趣。而且现实性焦虑与神经性焦虑的关系出人意料地变得简单明了了。还需要指出的是，与从前被认为是简单的情况相比，我们现在对产生焦虑的各种明显复杂的情况有了更好的认识。

最近，我们一直在研究某些恐怖症（我们将之划归为焦虑性癔症）中焦虑的产生方式。我们选择了一些病案，在这些病案中，我们在研究那种对从俄狄浦斯情结中产生的愿望性冲动所作的典型的压抑。本来，我们指望能发现，是男孩把母亲作为对象所给予的力比多精神贯注在压抑下转变成为焦虑，并表现为（从症状的角度而言）附着于父亲的替代物之上。我不可能向你们陈述这类研究的详细步骤；但是可以说我们的研究得出了与预料相反的惊人结论，这就够了。并非压抑产生焦虑；焦虑早就有了，产生压抑的恰恰是焦虑。2130但到底是哪一种焦虑呢？这只能是那种面对具有威胁的外部危险时的焦虑——即现实性焦虑。诚然，在面对力比多的要求时，男孩的确感觉到了焦虑——在这种情况下，焦虑产生于对母亲的爱；在面对某种神经症焦虑时，情况也是如此。但是，这种爱在他看来，似乎是一种内在的危险，对此他应放弃对象以回避这种爱，因为它惹来了某种外部的危险。在我们研究的所有个案中，我们都获得了相同的结果。应该承认，我们并未料到会发现，内部的本能危险会成为外部的、实在的危险状态的决定因素和准备因素。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提到男孩因爱恋其母而恐惧什么样的现实危险。这种危险是被阉割的惩罚，是失去其生殖器的惩罚，当然，你们将反对：毕竟那不是真实的危险。我们的男孩并不会因为在俄狄浦斯情结阶段中恋爱其母而被阉割。但该问题并不能如此简单地被取消。首先，这并不是一个关于阉割是否真的被执行的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是，危险是来自外部的恐吓，而男孩也信以为真。男孩信以为真是有理由的，因为在阳具欲阶段（the phallic phase）2131，在他的早期手淫（masturbation）阶段，人们常常吓唬他说要割掉他的阴茎，而且，这种惩罚的暗示一定会常在他心中得到强化。我们怀疑，在人类家庭的早期，妒忌而残酷的父亲实际上常对正在成长中的儿童施行阉割。而且在原始民族的成人礼经常举行的“割礼”（circumcision），是这种阉割的清晰可辨的遗风。我们意识到，在此我们与一般人的观点大相径庭，但我们必须牢牢地坚持这个观点，即对阉割的恐惧是压抑，从而也是神经症形成的最普通、强劲的动机之一。而某些案例中，尽管确实不是阉割，而是割包皮作为对手淫的纠正和惩罚（这种现象在英美社会已不罕见），已经在男孩身上实施，因而对这些案例的分析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在此，尽管我有意更深人探讨“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但我却须扣紧我们的主题。

当然，对阉割的害怕并不是压抑的唯一动机。女人身上也的确不存在这种害怕，因为她们虽然也有阉割情结，却不可能形成对遭阉割的恐惧。在女人性活动中，这种恐惧被失去爱的恐惧替代了。2132对失去爱的恐惧，显然是幼儿发现母亲不在时所产生的焦虑的后期延续。你们会认识到，被这种焦虑所指示的危险状况是多么的真实。假如母亲不在了，或撤回了对孩子的爱，孩子就不再相信其需要会得到满足，从而可能陷入种种最悲痛的紧张情绪中。不可否认，这些决定焦虑的因素，实际上可能是出生时原始焦虑状态的重现，因为出生时的状态肯定也表现为与母亲的分离。的确，假如你们遵循费伦茨所提示的思想（费伦茨，1925），你们也可能将阉割的恐惧加进这些因素里，因为男性生殖器丧失的结果，就不能在性活动中再次与母亲（或其替代者）结合为一体，附带提一下，那种频繁产生的返回母体子宫的幻想，就是与母亲发生性交往的愿望的替代物。在这一点，这里有许多颇有趣味和令人吃惊的关系可以告诉你们：但我不能超越精神分析引论的框架。因此，我仅请你们注意这个事实：在这里，心理学的研究接近生物学的种种事实。2133

兰克（O. Rank）对精神分析有着许多杰出的贡献，也明确强调了出生行为与母亲分离的严重性。不过，我们发现，不可能接受他从神经症理论甚至精神分析治疗这个有关因素中得出的极端推论。他已提出了其理论的核心内容——即出生时的焦虑经验是后来所有危险情境的原型。2134假如我们花点时间详细论述这些危险情形，我们就会说，事实上，焦虑的特殊决定因素——即危险情形——已被分派到了每个适应于它的发展阶段。心理无助的危险，适应于自我的早期不成熟阶段；丧失对象（或丧失爱）的危险，适应于儿童期最初几年的缺乏自信阶段；被阉割的危险，适应于阳具欲阶段；而最后，超我的恐惧——它立于一种特殊立场——则适应于潜伏期。既然由于自我的强大，适应于这些因素的危险情形已丧失了其重要性，故而，在发展过程中，旧的焦虑决定因素将被摒弃。但这种情形仅是不完全地发生。很多人都无法克服对丧失爱的恐惧，这在正常情况下从未消失过，因为这是社会关系所不能缺少的，其形式为道德性焦虑；仅有少数的人能向社会宣告独立。有一些旧有的危险情境，通过对焦虑的决定因素作时代的修改，在后来的生活中保存其势力。例如，阉割的危险继续存在于梅毒恐怖症的面具之下。的确，成年人都知道，阉割不再是对放纵性欲的习惯性惩罚，而另一方面，他又了解到，各种严重的疾病威胁到这类本能的自由。毫无疑问，那些被描述为神经症的人，在对待危险的态度上仍然孩子气十足，而且没有克服焦虑的早期决定因素。我们把如上这些内容看作是对神经症特征研究的一个实际贡献，但很难说清它为什么这样。

我希望你们没有丢失我讲演的主线，并记得，我们正在研究焦虑与压抑的关系。在此，我们了解到了两种新事实：第一，是焦虑产生了压抑，而不是像我们一贯认为的，是压抑造成了焦虑；第二，那可怕的本能情境最终可还原于外部的危险情境。下一个问题是：现在我们怎样描述焦虑影响下的压抑过程呢？我认为答案如下。自我注意到对乍起的本能要求的满足，可能会招致一种现在还记得的危险情境。因此，自我必须以某种方式抑制、消除和减弱这种本能的精神贯注。我们知道，假如自我强大有力，能将上述本能冲动纳入自己的组织中，自我就成功地完成了任务，但在压抑的场合中，出现的情况是，该本能冲动仍属于本我，而且自我觉得自己弱小。因此，自我通过某种本质上同于正常思维的方式帮助自己。这种思维是一种实践性的活动，它只要少量的能量就能运作，采用的方式就像一位将军在行军时调动大批军队前，先在地图上移动士兵的小模型一样。2135因此，自我预感到对这种可疑的本能冲动的满足，从而允许思维重演因从前所畏惧的危险情境而产生的种种痛苦情感。于是，快乐—痛苦原则的自动机制发生了作用，并对危险的本能冲动进行了压抑。

“稍等片刻，”也许你们会喊道，“我们不能跟着你跑得太远了。”你们是相当正确的，在你们能接受上述观点之前，我必须作一些补充。首先，我应该承认，我已试图把这样一个实际过程转译为我们正常的思维语言，该过程既非意识过程，亦非前意识过程，它发生于某个不可想象的最底层的种种能量状态之间。但这并非你们严重抗议的要点，因为我们不可能以其他任何方式来研究这个过程。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清楚地区分：当压抑发生时，在自我中发生了什么，在本我中发生了什么。我们刚刚说过，自我所做的是：它利用实验性的精神贯注，通过焦虑的信号启动快乐—痛苦的自动机制。然后，就可能产生各种反应或这些反应在不同比例中的结合。或者，焦虑充分地产生，并且自我彻底摒弃令人不快的兴奋；或者用一种反精神贯注取代试验性的精神贯注，以对抗这种兴奋；这种反精神贯注与被压抑的冲动能量结合，从而形成症状；或者这种反精神贯注作为反作用一旦形成，就作为对某些自我意向的加强，和作为自我的持久性改变2136，被吸入自我之中。焦虑的发展若越能以一种纯粹的信号为限，自我若越能利用各种防御活动，达成被压抑欲望的心理约束，那么这个过程也就越能接近于冲动的正常改造标准。2137尽管它无疑未达到这一目的。

附带提一下，有一点我们在此应该花时间阐述一下。毫无疑问，你们自己已假设，那个难以定义的所谓“性格”，应完全归之于自我。我们对性格的构成成分已有了一些认识。首先，它包括受早期父母影响而形成的超我，无疑，超我是性格中最重要且具有决定性的部分；其次，性格还包括后期对双亲和其他对儿童具有影响力的人物的认同，以及作为被弃对象关系[参见第64页]的积淀物所形成的种种类似的认同。另外，我们应该对性格的构成成分再补充一些内容，即还有自我起初用压抑，后来采用正常的方法处理不良冲动时所获得的反应结构；此反应结构是性格形成的补充成分。2138

现在我们可再回过头来探讨本我。要猜测被反对的本能冲动在压抑时期发生了什么，这是较困难的。使我们感兴趣的主要问题是，那种冲动的能量，即本能兴奋的力比多能量到底怎么样了，即它是怎样被使用的？你们还记得，对此我较早的假设是，被压抑转变为焦虑的，正是这种力比多能量。2139现在我们不能再这样说了。最慎重的回答应是，本我发生的情况可能并不总是一致的。可能对被压抑的冲动而言，发生在自我中的情况和发生在本我中的情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一点我们应该是了解的。因为我们已认为，通过焦虑信号而在行动中建立起的快乐——痛苦原则，在压抑中起作用，故而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预测。该原则完全不受限制地控制着本我内所发生的一切情况。我们可以认为，该原则使正在谈论的本能冲动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变化。我们将会发现，压抑会产生相当不同的结果，其影响或大或小。在某些场合中，被压抑的本能冲动可能保存着力比多的精神贯注，并继续存在于未改变的本我中，尽管它常受制于来自自我的持续压力。在另一些场合中，所发生的情况好像是，这种本能冲动被完全破坏了，而它的力比多永久性地转移到了其他路径上。我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即正常处理俄狄浦斯情结时，情况正是如此。因此在这种适宜的场合中，俄狄浦斯情结在本我中不是被简单地压抑了，而是被毁灭了。2140临床经验向我们进一步表明，在许多案例中，并未出现惯常的压抑，而是发生了力比多衰退，即力比多组织倒退到一个更早期阶段。当然，这种倒退可能只发生在本我中，而且，假使这种倒退发生了，它就会受到由焦虑的信号所导致的相同冲突的影响。强迫性神经症提供了这类性质的最显著的案例，在该症中，力比多倒退与压抑是同时产生作用的。

女士们，先生们，我担心你们会发现这种解释难以把握，并猜想我并未穷尽其述。我很抱歉引起了你们的不快。但我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你们了解我们的发现所具有的性质，以及在取得这些发现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我们对心理过程的研究越深入，就越认识到它们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许多简单的公式，一开始好像是符合我们需要的，但后来都被证明是有欠缺的。我们不厌其烦地变化并改进它们。在我释梦理论的讲演中，我曾向你们介绍了这样一个领域，15年来，该领域鲜有新的发现。现在，在论及焦虑的地方，你们却看到每件事情都处于流动和变化状态之中。而且，新的发现没有得到彻底的探讨，这也可能增加了论证它们的难度。不过，要有耐心！我们将很快就结束焦虑这个主题了。我无法保证这个问题的解答会令人满意，却有希望取得一点小进展。同时，我们获得了各种新发现。例如，对焦虑的研究使人们对自我的描述增添了一个新特点。我们已说过，与本我相比，自我是软弱的，它是本我忠实的仆人，渴望执行它的命令，满足它的要求。我们没有收回这个观点的意图。但另一方面，这个自我又是本我中组织较好的部分，它面向现实。我们不要过于夸大自我与本我的区别，假如自我自身能对本我中的心理历程发生影响，我们也不必感到惊讶。我相信自我是借助焦虑的信号，通过使几乎全能的快乐—痛苦原则运作起来的方式而施加其影响的。另一方面，随后自我又马上暴露出它的缺点，因为它因压抑的行为而放弃了其组织的一部分，而且不得不允许被压抑的冲动永远脱离它的影响。

现在，关于焦虑问题只有一点还需指出，尽管在我们手中，神经性焦虑已变成了现实性焦虑，变成了对特殊的外部危险情境的恐惧。但我们不能就此裹足不前。我们还应采取下一步骤，尽管它可能是后退的一步。我们问自己，在这类危险情境中，真正危险的和恐惧的是什么？显然，不像客观性判断的那样，是对病人的伤害，因为这种伤害没有心理学上的意义，而是伤害在病人心中带来的某种东西。比如，出生是我们焦虑状态的原型，但就其本身而言，它毕竟鲜能被认为是一种伤害，尽管它可能包含有各种伤害的危险。像上述每一种危险情境一样，有关出生的基本情况是，它在心理体验中唤起了一种高度兴奋的状态，该状态令人不愉快，而且人们不能以发泄它的方式来控制它。这类状态我们称之为“创伤时刻”（traumatic moment）2141。在其面前快乐原则毫无作用，然后，假如我们依次沿循从神经性焦虑，到现实性焦虑，再到危险情境来看，就能获得这样一个简单命题：所恐惧的和成为焦虑对象的东西，常常是创伤时刻的呈现，不能根据快乐原则的正常法则处理它。我们马上明白，尽管我们拥有快乐原则的天赋，也不能保证我们免遭客观性伤害，而只能保证我们免受心理节制所导致的特殊伤害。从快乐原则到自我保护本能是很大的一步；这两者的意向从一开始就相当不一致。但我们也看到了其他某种东西，也许这是正在寻找的解决途径，即它是一个相对量的问题。把一种印象变为一个创伤时刻，使快乐原则的功能瘫痪并赋予危险情境以其重要性，这都仅仅是由于兴奋量的增强而已。假如情况真是那样，假如这些谜如此容易解开，那为什么类似的创伤时刻不在心理的生活中唤起而不与假定的危险情境发生关系呢？——在这些创伤时刻中，焦虑不是作为一种信号产生，而是因为某种新的理由重现。临床经验明确地表明，上述情况确属事实。只是后来的压抑才显示出我们描述过的机制，在该机制中，焦虑作为较早期的危险情境的信号而被唤起。当自我遇到某种过分强烈的力比多需要时，最初的和最原始的压抑直接来自于创伤时刻；它们重新构造它们的焦虑，尽管所依据的事实上仍是出生原型。在因性功能的躯体组织受损而产生的焦虑性神经症中，焦虑的产生过程也和上面所讲的一样。我们不再坚持认为，在这种场合中，正是力比多自身被转变为焦虑了。2142在这里，我认为焦虑存在着双重起源——一是创伤性因素的直接后果；一是预示创伤性因素即将重现的信号。关于这一点，是不会有反对意见的。

女士们，先生们，我确信，你们正为不要再听到关于焦虑的论述而高兴。但你们不会高兴太久，因为即将讲述的东西也不易让人感到高兴。今天我正打算带你们进入力比多理论或本能理论的领域，这些领域也同样有了一些新的发展，但我并不认为我们在这里已获得了很大进步，以致值得你们不辞辛苦地去学习它们。这种想法我是没有的。这里要讲的是这样一个领域：我们正在其中艰苦地努力寻找我们的方向和各种发现；你们将仅是我们努力的见证者。在此，我也不得不追溯一些从前我已告诉你们的事情。

本能的理论可以说是我们的神话。本能是一些神秘的东西，不确定性是很显著的。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一刻也不能忽略它们，但我们从不敢肯定我们正在清楚地观察它们。你们知道流行的想法是怎样去处理本能的。人们假定本能就像它们当前碰巧需要的东西那样多种多样——有自我肯定（self-assertive）的本能、模仿（imitative）的本能，游戏（play）的本能、群居（gregarious）的本能和许多其他类似的本能。可以说，人们利用这些本能，让它们中的每一个完成其特殊工作，然后再抛掉它们。我们的行动一直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在所有这些较为特殊的本能背后，隐藏着某种重要而强大的东西，我们须予以慎重考察。我们所采取的第一步是非常审慎的。我们告诉自己，假如一开始我们就能根据两种重要的需要——饥饿与爱——分离出两种主要的本能，或对本能进行分类，我们就可能不会误入歧途了。无论我们通常怎样小心眼地保护着心理学相对于其他各种学科的独立性，这里我们却立足于不可动摇的生物学事实的支配之下。这个事实就是，有生命的个体有机物受两种意向即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和种族保存（preservation of species）的控制。这两种意向似乎是彼此独立的，就目前我们所知，它们没有共同的起源；并且在动物的生命中，它们的利益通常处于冲突之中。实际上，我们现在正讲的，就是生物心理学，我们正在研究生物过程的心理附属物。把“自我本能”与“性本能”的概念引入精神分析中，就表现了问题的这一方面。“自我本能”（ego instincts）包括一切有关个体的保存、肯定和延续的东西；“性本能”（sexual instincts）包括对于幼儿的性生活和变态的性生活所需的大量东西。在对神经症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已知道自我是限制和压抑的力量，而性倾向则是被压抑和被限制的力量，故而我们相信，我们不仅掌握了这两种本能之间差别的明确证据，而且掌握了这二者间冲突的明确证据。我们研究的第一个对象仅是性本能，我们将它的能量命名为“力比多”。我们只有结合这些性本能，才能澄清有关什么是本能和什么应归于本能的种种观念。这里我们就来探讨探讨力比多理论。

本能不同于刺激，即本能起源于人体内的刺激，它作为一种经常性的力量发生作用，并且主体不可能像对待外部刺激一样，通过逃避的方式来避开本能。我们能够区分本能的起源对象和目的。其起源是人体内的某种兴奋状态，其目的是去掉这些兴奋，在从起源到目的的道路上，本能对人的心理产生作用。我们把它想象为某种向特殊方向前进的能量；本能依此而获得“Treib”2143的名称。人们谈论“积极的”本能和“消极的”本能，但我们认为说具有主动目的和被动目的的本能将更为准确。因为要实现一个被动的目的也需要积极的活动。这种目的可以在主体自己身上得到实现；而通常产生的是外部对象，本能通过与它打交道而实现其外部目的；本能的内部目的则总是身体上发生的令人满意的变化。本能与其在躯体上的源泉间的关系是否带给了本能一种特殊性质？关于这一些，我们不太清楚。假如是这样，那是什么性质呢？精神分析经验的证据显示，以下内容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从一种源泉产生的本能冲动，与另一个源泉产生的本能冲动紧密相联，共同经历着变化；而且，一般而言，可以用他和本能的满足来替代某种本能的满足。但必须承认，我们对此并未能很好地了解。本能与其目的和对象的关系都很容易发生变化；虽然本能与其对象的关系更易于松散，但二者都可转化为其他关系。考虑到社会上的价值观，我们把对目标的某种修改和对象的变化称为“升华”。此外，我们还有理由识别出目标受约束的本能——这些本能冲动产生于我们熟悉的源泉，并具有明确的目的，但它们没有得到满足便被阻止了，以致产生了一个持久的对对象的精神贯注和一种永恒的（情感）倾向。例如，性爱关系就是这样，毫无疑问，它起源于性的需要，但又总是克制其满足。2144

你们看到，对于这些本能的特性与变化，我们仍有许多是不能理解的。这里应提到表现于性本能和自我保存本能之间的进一步区别，假如从总体上说，该区别也适用于群体，那么它将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性本能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因为它具有可塑性，具有改变它们自己目的的能力，具有允许一种本能满足取代另一种本能满足的可替换性，并且能够被延续。在这些方面，我们上面所举的目标被阻的本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会很乐于否认这些特征是属于自我保存本能，因为自我保存本能是缺乏弹性的，对它们的满足不允许有丝毫延缓。在多种意义上，它们都是绝对必需的，并与压抑和焦虑具有非常不同的关系。但稍加考虑，我们就会知道，这种例外的观点是不适用于所有的自我本能的，而仅适用于食欲和渴欲，并且明显的是建立于这些本能源泉的特殊性质上。由此造成的混乱印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我们没有对有组织的自我的影响，在原本属于本我的本能冲动中所造成的那些变化，予以单独的考虑。

当我们研究本能生活适应性功能的方式时，我们发现自己找到了更坚固的基础。在此，我们得到了十分肯定的知识，你们对这些知识也已是熟悉的。但我们也认识到，作为从一开始就是指向性功能目标——两个性细胞的结合——的工具的性本能，情况就不同了。我们所考察的是大量产生于人体的各个区域和部位的组元本能，它们彼此相当独立地寻求满足，在我们可能叫作“器官快乐”（organ pleasure）的那种东西中找到满足。2145生殖器是这些“性感带”（erotogenic zones）中的最新玩意儿，“性快乐”这个名称完全可能适用于生殖器所产生的器官快乐。这些寻求快乐的冲动并没有完全被纳入性功能的最后组织之内。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被作为无用的东西通过压抑或其他某些方式而搁置一旁；它们中的一小部分则通过我已提过的[第97页]显著方式而离开了原有目的，并用以加强其他冲动；还有一部分以些微的作用继续存在，以利于做些前抚动作并产生事前快乐。2146你们已听说过，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几个预备性组织的阶段是怎样被识别出来的；也已听说，性功能发展史是如何解释性功能的各种变型和退化的。我们认为，这些“前性器欲”（pregenital）阶段的第一个口欲期（the oral phase），因为与婴儿在母亲怀中吃奶的方式一致，嘴的性感区支配着这一生命时期的那些可以叫做性活动的东西，到了第二个时期，虐待的和肛的冲动欲（sadistic and anal impulses）占据了前台，毫无疑问，这个阶段与牙齿的出现、肌肉器官的增强和对括约肌功能的控制有联系。关于这个值得注意的发展阶段，我们已了解到了许多令人感兴趣的细节2147，第三个阶段是阳具欲阶段（the phallic phase），在这个阶段中，两性中男性器官（和女孩身上相应于男性器官的东西）获得了不能再被忽视的重要性。2148我们已用性器欲阶段（the genital phase）这个名称来指定明确的性组织，该阶段建立于青春期之后，此时女性生殖器第一次得到识别，而男性生殖器在很早以前就被识别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讲述的全是老生常谈。但你们不要假定，我这次未讲到的许多事情是无效的。我这样重复是必需的，目的是将它作为起点，以报告我们知识中的进展。我们能够夸口说，我们已了解到了一些新东西，特别是关于力比多的早期组织，对旧东西的意义也获得了更清晰的理解，我将至少举几个例子以资证明。阿伯拉罕在1924年就说明施虐—肛欲期可分为两个小阶段，其中早期的一个阶段受毁坏和丢失诸破坏性倾向的控制，后期的阶段则受友善地指向对象的倾向——即保持和拥有的倾向——所控制。故而，在该阶段的中期，对对象的关心作为后期对性爱的精神贯注的先驱而首次出现。若我们对第一个即口欲期阶段进行类似的再划分，也是同样可行的。在第一个小阶段中，我们所讨论的仅仅是口唇的吞食，而与对象——母亲的乳房——的关系根本不存在矛盾心理。第二个小阶段则以咬的动作的出现为特征，它可以叫作“口欲施虐”阶段，第一次表现了矛盾心理现象，该现象在其后紧接而来的“施虐—肛欲”阶段中表现更为清晰。假如我们在诸如强迫性神经症或抑郁症（melancholia）等特殊神经症的案例中，去寻找力比多发展的各种倾向点，我们就尤其能够看到这些区分的价值。2149在此，你们必须回想起我们对力比多固着、倾向和倒退三者间的关系的认识。2150

从总体上看，我们对力比多组织的发展阶段的态度有了一点变化。过去我们主要强调的是，这些阶段中的每一个都在下一阶段的到来前就消失了；现在我们的注意力则转向这样一些事实：每一个前期阶段有多少成分与后期阶段并存，而且延续到它之后，并且在力比多的经济原则和主体的性格中得到永恒的表现。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告诉我们，在各种病理条件下，频繁出现了向早期阶段的倒退；特定的倒退是疾病特定形式的特征。2151但在此我们无法深入研究这些事实，它成为专门的神经症心理学研究的一部分。

我们已经能够研究本能的诸种转化，尤其是就肛欲性欲（anal erotism）而言。肛欲的冲动产生于性感肛欲区。我们曾对将这些本能冲动多样化地使用的情况感到惊讶。某种特定性感区在其发展过程中要想摆脱被抛弃的命运，也许是较困难的。因此，让我们回想一下阿伯拉罕的观点吧，他主张，从胚胎学上讲，肛门相当于原始的嘴，这个嘴后来才移到肠子的末端。2152然后我们了解到，当一个人的粪便（即其排泄物）对他失去了价值之后，则产生于肛门的这种本能的兴趣就转移到那些可以作为礼物赠送的对象。事实确实如此，因为粪便曾是婴儿能够赠送的第一件礼品，是某种他可能因对照顾他的人的爱恋而出让的东西。其后，准确地对应于在言语发展中所出现的类似变化，对粪便的原有兴趣不仅转变为对黄金和钞票的高度评价，而且也影响了对婴儿和阳具的充满感情的精神贯注。在那些长期保留厕所意识的儿童当中，普遍相信婴儿像一般粪便那样从肠子里生出来。2153大便是出生行为的原型。但圆柱状的粪便也被看作是阳具的先驱，这种粪便塞满并刺激着肠黏膜。当一个儿童非常不情愿地认识到还有许多不拥有阳具的人时，在他看来，那个器官是作为某种与身体可相分离的东西而出现的，因而变得非常类似于粪便，后者是其身上不得不抛弃的第一件东西。结果，大部分肛欲性欲都转变成了对阳具的精神贯注。但对人体阳具的兴趣，除了肛欲性欲的根源外，还有口欲的根源；口欲的根源或许仍是更为有力的，因为吮吸终结时，阴茎也变成了母亲乳头的继承者。

假如一个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些深刻的联系，就不可能在人类的种种幻想中、在人类受潜意识影响而产生的种种联想中和在人类的症状性语言中，发现一个理解这些问题的途径。在那里，粪便——金钱——礼品——婴儿——阳具，好像是意味着同一件事情，它们被同一些符号所代表。你们也不要忘记，我仅能够将很不完备的信息提供给你们。或许我可以匆匆加上一句，后来才被唤起的对阴道的兴趣基本上也是源于肛欲性欲。对此也不必奇怪，因为借助卢·阿德里安-萨洛梅（Lou Andreas-Salomé，1916）的一句适当的话说，阴道本身是从直肠“租借来”2154的：在那些同性恋者即性功能发展不正常者的生活中，肛门一直被用来代替阴道。我们在梦中，常常出现这种场所：它起先是一间简单的房间，而随后则被一堵墙或其他方式分成了两间。这种梦境常意味着阴道与肠的关系。2155也很容易理解下述情况：在女孩身上，那种期望得到阳具这一完全非女性的愿望，通常被转变成了想得到一个宝宝的愿望，然后又转化为想得到一个具有阴茎而又能给她宝宝的男人的愿望；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到，一部分起源于肛欲性欲兴趣的东西，是怎样获得进入后期的性器欲组织中的许可的。2156

在我们研究力比多的前性器欲阶段的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一些关于性格形成的新观点。我们注意到某种三者合一的、通常被同时发现于一人身上的性格特征：整洁、吝啬和固执；根据对具有这些特征的人的分析，我们推测这些特征起源于肛欲性欲，该性欲以不同方式被吸收和利用。因此我们提出“肛欲性格”（anal character）。在此种性格中，我们发现了上述值得注意的结合体，并在一定程度上将肛欲性格和未变化的肛欲期性欲做了比较。2157我们也发现在抱负（ambition）与尿道欲期性欲（urethral erotism）间也存在一种类似的、甚或更牢固的联系。对这种联系的一个显著暗示可见于下面这个传说中：相传在亚历山大大帝诞生的那一夜，一个叫赫罗斯特拉斯（Herostratus）的人仅为了出名，而放火烧毁位于以弗所的著名的阿耳忒弥斯（Artemis）神庙。古人好像已意识到这个联系。当然，你们已经知道，排尿和火及灭火有密切联系。2158我们自然期望也能证明：其他的性格特征也是同样起源于各种特殊的性器欲前的力比多结构，如有关的积淀物或反应结构。但目前我们还不能做到。

然而，现在我可要再注意较早的一个时期，并又一次提出本能生活的一些最普遍问题。起初，自我本能和性本能间的对立曾是力比多理论的基础。到后来，当我们开始更严密地研究自我本身并得到自恋概念时，这种区别本身就失去了基础。在稀有的场合中，一个人能够观察到，自我将自己当作对象，其所为就好像是自己爱自己。因此，术语“自恋”（narcissism）2159是从希腊神话中借来的。但这仅是事物正常状态的一个极度夸大。我们逐渐明白，自我总是力比多的主要储藏库，对对象力比多精神贯注源出于斯又返回于斯；而这种力比多的主要部分则在自我中被永久保存。2160因此，自我的力比多经常转化为对象力比多。但这种转变中，二者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并且把一种力比多能量与另一种力比多能量区分开来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可以抛弃“力比多”这个术语，也可把它用做一般意义上的“心理能量”（psychical energy）的同义词。

这个观点我们没有坚持很久。关于两种力比多在本能生活中成为一种对比势力的看法，不久我们就找到了另一种更为精确的表达形式。但这里我不打算详述我得到这个新观点的经过；它基本上也是基于生物学的思考。我将把这种观点作为一个现成的结论告诉你们。我们假设有两类本质不同的本能：一类是在最广泛意义上所理解的性本能——假如你喜欢，也可叫做爱的本能（Eros）；另一类则是攻击性本能，其目的在于破坏。当用下述方式提出这种观点时，你们几乎不会视其为新观点。这种观点看起来是一种尝试：它将爱与恨之间的日常对立作了理论上的升华，这种对立可能与物理学所假设的在无机物世界中的吸引与排斥的对立相符合。但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即这种假设仍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新观点，并且是一种应尽快抛弃的、人们最不希望见到的新观点。我认为有一种强烈的情感因素正在对这种否定产生作用。我们自己为什么需要花这么长时间才决定接受攻击性本能呢？为了自己的理论而利用那些显而易见并且众所周知的事实时，我们为什么会显得优柔寡断呢？如果我们试图把带有攻击性目的的本能归之于动物，或许根本就不会遇到什么反对意见了。但如果认为人类气质中包含这种本能，则显得对人类是大不敬了；这种观点也违背了许多宗教假说和社会习俗。因为从本质上讲，人类应该是天生善良的；或至少是本性善良的。即使他偶尔表现出野蛮、粗暴和残忍，这也仅仅是其情感生活转瞬即逝的失调，因为它们大部分是被煽动起来的，或者可能只是他迄今强加于身的那种不明智的社会制度的产物。

可惜，历史的教诲和我们的亲身经历都没有证实这一点，反而证实了这样一种判断：对人性“善良”的信仰是那些有害的错误观念之一。凭借这些观念，人们期望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而安逸，但在现实生活中，它们只会造成灾难。这场争论无须继续下去，因为我们赞成人类具有特殊的攻击性的和破坏性的本能，这并不是根据历史教训或我们的生活经验，而是依据我们考察施虐狂和受虐狂现象而引起的种种普遍性思考。正像你们所知，我们把性的满足与性对象遭受痛苦、施虐和践踏的条件相联系的现象叫做施虐狂；反之，把性的满足以自己遭受此种待遇为条件的现象叫做受虐狂。又如你们所知，正常的性关系包含着这两种倾向的一种特定的混合体；当这两种性倾向将别的性目标放进背景之中，而用自己的目的来代替它们时，我们将它叫做性变态行为。2161你们也许根本没有注意到，施虐狂与男性气质有更密切的关系，而受虐狂则与女性气质有更密切的关系，仿佛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秘密的亲缘关系；尽管我必须补充说明，沿着这一途径研究，我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施虐狂与受虐狂这两个现象对力比多理论而言，都是真正令人迷惑的问题，而受虐狂则尤为突出。这两种现象构成了力比多理论的障碍，而它们又恰恰能变成替代力比多理论的另一种理论基石。

然后，我们的观点是，在施虐狂和受虐狂中，我们得到了两个关于爱的本能和攻击性这两类本能的混合体的极好例子。我们再假定，这种关系是一种原型关系——我们能够考察的每一个本能冲动，都是由这两种本能的类似的融合或重合所组成。当然，这种融合的比例变化是很大的。结果，爱的本能将多种多样的性目的引进融合物中，而攻击性本能仅容许它们的单一倾向在融合物中趋于缓和或发生变化。这个假设为我们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前景，终有一天，它对我们理解病理学过程会有重大意义。由于融合物也可以分解，所以我们可以预料，这类分解作用会对融合功能产生最重大的影响。但这些概念仍太过新颖，也没有人力图将它们用于我们的工作中。2162

让我们回到受虐狂呈现给我们的那个特殊问题吧。假如我们将其性爱成分暂时搁置不论，受虐狂就会向我们证明一种以自我毁灭为目的的倾向的存在。假如自我——不过在此我们心里所指的更是本我，即整体的人2163——从起源上来讲包括所有的本能冲动，这对破坏性本能而言也是真的，那么我们就得出这样的观点：受虐狂比施虐狂产生更早，施虐狂是指向外部的破坏性本能，所以，获得了攻击性特征。一定数量的原始的破坏性本能仍可能存在于内部。好像我们仅能在下面两种条件下觉察到这种本能：当它与性爱本能结合而转化为受虐狂时；或者，当它拥有或多或少的性爱成分，作为攻击性本能指向外部世界时。现在下述可能性的重大意义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攻击性本能不能在外部世界中得到满足。因为它碰到了真实的障碍。假如这种情况发生了，它就可能退缩；而增加在内部占有稳定地位的自我破坏性。我们将会知道，这就是事实上所发生的情况，认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受到阻碍的攻击性好像包含了一种严重的伤害。为了不毁灭自己，为了打消自我毁坏的冲动，而去破坏他物或他人，对我们而言似乎的确是必要的。这对道德家而言，的确是一种可悲的披露。

但长期以来，道德家总以我们猜测的不可能性聊以自慰。事实上，一种古怪的本能甚至将破坏的目标指向自己栖身的躯体！诗人们的确提到了这样的事情，但诗人是可以不负责任的，他们享有诗歌式的豁免权。附带提一下，这样的看法甚至与生理学也有关联：例如，胃黏膜侵蚀它自身就是一例很好的说明。但我们得承认，自我破坏性本能需要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寻找证据。毕竟人们不能仅仅因为少数可怜的傻子将其性满足与某种奇特条件相联系，就冒险做出这样一个范围巨大的假设。我相信，对本能的更深刻的研究将会带给我们所需的东西。这种本能不仅统治着心理活动，而且统治着植物性神经的活动，这些有机体的本能展现出一种值得我们深感兴趣的特征（将来，我们才能判断这种特征是否为本能所具有的普遍特征）。因为本能显示了一种恢复事物早期状态的努力。我们可以假定，在事物已获得的某种状态被搅乱时，一种本能就会产生出来重新制造那种状态，并产生一种我们可叫做“强制性重复”（compulsion to repeat）的现象。整个胚胎学就是这种强制性重复的一例。在整个动物王国中，都存在再生已丢失器官的能力。除了治疗外，我们疾病的痊愈应归功于复原的本能，而这种复原的本能就是上述能力的遗迹，该能力在低等动物身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鱼类在排卵时的回游、鸟类的定期迁徙，甚至可能所有我们称为动物本能2164的行为表现，都是在强制性重复的法则下产生的，这个法则表明了本能的保存性。在心理领域，我们也不难看到该法则的表现形式。我们已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在对梦和反应——尤其是那些发生于移情中的梦和反应——的精神分析中，儿童期的被遗忘和被压抑的经验会重现，尽管这种重视与快乐原则的利益是相抵触的；通过这一途径——即假设在这些情形中，强制性重复甚至正在征服快乐原则——我们就可以对上述事情进行解释。不通过精神分析，我们也可观察到类似的现象。有些人在其生活中，不断重复相同的不正确行为以伤害自己；而另一些人则似乎被厄运缠身。但更进一步的研究又告诉我们，厄运却是他们自己无意识地惹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强制性重复具有“恶魔”的特性。

但本能的这种保存性特性如何能帮助我们理解自我破坏性呢？像这样的本能想要回复到什么样的早期状态呢？答案是容易发现的，并可开辟广阔视野。假如生命确实曾经产生于无机物——在某个无法推算的远古时期，以某个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产生——那么，根据我们的假设，那时就应产生一种一再企图毁灭生命并重建无机物状态的本能。假如在这个本能中，我们能识别出我们假设的自我破坏性，我们就可以将这种自我破坏性看作是一种“死的本能”（death instinct）的表现，这种“死的本能”在每个关键过程中都必将表现出来。现在，我们相信，这种本能可分为两类——爱的本能，它企图将越来越多的有生命的物质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更大的整体；和死的本能，它与上述企图相反，而是想使有生命的一切退回到无机物状态。生命现象就是产生于这两类并存但又矛盾的行动中的，直到被死亡带回到终点。

你们可能不以为然地说：“它不是自然科学而是叔本华的哲学！”但是，女士们，先生们，一个大胆的思想家为什么不能猜测到某种后来才被严肃而艰苦的细致研究所证明的东西呢？而且，没有什么东西没有被说过。在叔本华之前，就有人说过类似的话。更何况，我们所说的又确非叔本华的哲学。我们没有肯定死亡是生命的唯一目的；也没有忽视有死亡也有生命这一事实。我们仅是承认这两种基本本能，并承认它们各有自己的目的。在生命历程中这两种本能是如何混合的，死亡本能如何被用来服务于爱的目的，特别是在它作为攻击性转向于外部时，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将来的研究。我们还没有走得太远，以致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前景。保存性特性是否毫无例外地可以不属于所有的本能？性爱本能在努力综合有生命物而形成更大整体时，是否可以不试图退回到事物的早期状态之中？对这些问题我们暂时无法回答。2165

我们已离题太远了。我再和你们回顾一下有关本能理论思考的出发点。它也是那个导致我们修改自我与潜意识关系的出发点——这种观点来自于精神分析工作中，即病人产生抵抗但经常意识不到他在抵抗。病人不仅意识不到他抵抗的事实，而且也意识不到抵抗的动机。我们被迫去寻找这些动机或这种动机。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发现该动机是对惩罚的强烈需要，我们只能把这种需要归类为受虐狂愿望。这个发现的实践意义与其理论意义一样重要，因为对惩罚的需要是我们治疗努力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它通过与神经症相联的痛苦得到满足，并因此而使病人坚持处于患病状态。这个因素即对惩罚的潜意识需要好像存在于每一种神经症疾病中。在某些病例中，神经症的痛苦可被别种痛苦所替代，这些病例是完全令人信服的，我将向你们汇报这类经验。

我曾经成功地使一个不再年轻的未婚妇女免除了症状情结，该情结使她遭受了大约15年的折磨，并使她完全不能参加生活中的任何活动。现在她感到病好了，并积极从事各种活动，以发展她那较好的才能，获得一些承认、享受和成功，尽管这一时刻来得晚了些。但是，只要有人让她知道或她自己感到，她太老了以至于无法完成这个领域的工作，她的每一个努力便终结了。本来每次这类结果显然会使其旧病复发，但她再也不可能患那种病了。相反，每次她都会遇到意外事情，使她暂时终止活动并引起她的痛苦。在她正做某事时，她或者摔倒而扭伤脚踝，或碰伤膝盖，或碰伤手。若有人让她知道她自己应对这些明显的意外负责时，据说她就改变了方式，于是相同的烦恼不再导致意外事故，而是导致各种小毛病——如黏膜炎、咽喉炎和流行性感冒，或风湿性肿胀——直到最后，她下决心放弃所有尝试时，整个骚动才算结束。

我们认为，关于对惩罚的潜意识需要的起源，已是毫无疑问的了。这种需要看上去好像是良心的一部分，又像是我们的良心向潜意识的一种延伸；它必定和良心有共同的源泉，因此和一部分已被超越内化和接受的攻击性相符合。假如这些观点是对的，为了实践之目的，我们有理由将这种需要叫做“潜意识罪疚感”。在理论上，我们还怀疑，我们是否应假设所有已从外部世界退回的攻击性都受超我的约束，并因此反对自我呢？是否应假设这些攻击性的一部分作为一种自由的破坏性本能，继续在自我和本我中进行着沉默而怪秘的活动呢？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但是对于它，我们知之甚少。无疑，当超我最初形成时，超我这个机构所接受的是儿童指向其父母的攻击性，由于儿童性爱的固着作用和所遇到的外部困难，他无法向外发泄这种攻击性，因此，超我的严厉性并不与养育的严格性简单地相对应[见前面第62页]。很可能是当后来出现压制攻击性的场合时，这种本能就会采取每当在关键时刻就向它展开的那一途径。

潜意识罪疚感太强的人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是通过抗拒治疗的反应来表露自己的，从预测性观点看，这种反应是不协调的。2166当人们向他们提供了症状的解释时（正常情况下，至少应在其暂时消失后才能做出），他们所产生的情况反而是症状与疾病的暂时加重。要想使他们的病情加重，只需对他们的治疗中的表现加以称赞或说一些精神分析有望取得进展之类的话，就足够了。非精神分析者将说病人全无“康复意愿”。假如遵照精神分析的思维模式，你会在这种行为中看到潜意识罪疚感的体现（正是为此而病的），以及由此而遭受的痛苦和挫折，这一切都是病人的意愿所在。潜意识罪疚感所面临的问题及它与道德、教育、犯罪和过失的关系，在当前都是精神分析家所偏爱的领域。2167

在此，我们意想不到地从心理的地下世界步入了开阔的闹市。我不能再带你们向前去了。但今天在我离开你们之前，我要再耽搁你们一点时间，告诉你们我的另一个思考结果。我们已习惯于说，我们的文明是以性倾向为代价建立起来的。该倾向在社会抑制下，一部分的确被压抑了，另一部分则可以运用于其他目的。我们也承认，尽管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成就感到自豪，但是要实现文明所提出的要求或在此文明中感到舒服，实非易事。因为，强加于我们身上的各种本能的限制，形成了一个沉重的心理负担。我们关于性本能的诸种观点，同样甚或更适用于攻击性本能。毕竟，正是它们产生了人们正常生活的困难，威胁着社会的继续存在。对个体攻击性的限制，是社会要求他首先做出的，也可能是最巨大的牺牲。我们已学会一种精巧方法用以完成对难以驾驭之事的驯服。承接危险的攻击性冲动的超越的建立就好像在那些有反抗倾向的地方派驻了一个卫兵。但另一方面，假如纯粹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考虑，我们就必须承认自我如此牺牲自己以服从社会需要，不得不臣服于攻击性的破坏倾向（对此它原本是乐意用来反对人的），对此它是不会感到快乐的。这种情况就像是那些支配有机动物世界的“吃或被吃”的困境在心理领域中的延续。幸运的是，攻击性本能从来就没有独自存在过，而总是与爱的本能并存，而后者在人类创造的文明条件下具有延缓与防止攻击性本能的作用。2168

第33讲　女性气质2169

女士们，先生们：

我一直准备告诉你们，我正与内心的困难做斗争。可以这样说，我感到把握不住讲演的合理范围。在过去15年的工作中，精神分析的确发生了变化并且变得更加丰富了。但是，尽管如此，《精神分析导论》大可不必有所改变或增补。我心中一直认为，这些讲演是没有存在理由的。对精神分析学家而言，我既言之无物，又无丝毫新意（说得太少了，而且根本没有什么新东西）；而对于你们来说，我又说得太多了，且都是你们没有准备理解的或超出你们能力之外的东西。我为演讲找了种种理由，并试图根据不同的理由证明各个相互独立的讲演。第1讲，关于梦的理论。可以设想，这一讲将一举把你们送回精神分析的氛围中，并向你们显示我们的观点是多么经得起考验。由于我有机会毫无约束地讲出我对这样一个研究领域的看法，即在该领域中，许多偏颇的期望正与强烈的抵抗进行斗争，从而我被引导到第2讲，追溯了从梦走向神秘主义的道路；我希望你们在做出判断时，学会容忍精神分析的实例，不要拒绝与我一起探索这个领域。第3讲，关于人格的剖析，因其是不为你们所熟悉的题材，肯定对你们提出了最难接受的要求。但是，我不可能向你们隐瞒自我心理学的最初起源。如果15年前我们就掌握了这种剖析，那时我就会向你们提及。我的最后一讲，你们可能只有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理解它，该讲提出了一些必要的更正——即对解决各种最重要的问题的新的尝试；如果我对这些修改保持缄默，那么我的介绍就会把你们引入歧途。你们知道，在人们开始寻求辩解的理由时，结果也同时显露了出来，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命中注定的。我服从命运，并请求你们也这样做。

显然今天的讲演在导论中也没有任何地位。但它能够向你们提供一个详细的精神分析工作中的实例，我可谈两点情况来介绍今天的讲演。首先，它所提供的仅是可观察的事实，几乎没有任何思辨性的附加成分；其次，它所论及的主题比其他任何主题更能引起你的兴趣。从整个历史看来，人们对女性气质的性质这个谜一筹莫展——

那些戴着象形文字的便帽的头，

那些裹着头巾的头和戴着黑色方帽的头，

那些戴着假发的头和其他无数

不幸的、流淌汗水的人们的头……2170

你们无可避免地要为此问题而烦恼——这是指你们当中的男人；而对于你们当中的女人来说，却没有这种烦恼——你们自身就是这一问题。当你们遇到一个人时，你们所作的第一个区分是：“男人抑或女人？”并且习惯于以毫不犹豫的确定性进行区分。在这点上，解剖学与你们有同样的确定性，而且并不比你们更深刻。男人的性产物，即精子及其载体是雄性的；卵巢和含有卵巢的有机体是雌性的。在两性中，绝对为性功能服务的器官形成了；它们可能起源于相同的（遗传的）性倾向，进而发展为两种不同的形式。此外，两性的其他器官、体形和组织，都显示了个体性别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稳定，而且它的程度也是可变的；这些就是所谓的第二特征。其次，科学会告诉你们某种与你们期望相背，并且可能扰乱了你们的情感的事情。它使你们的注意力转向下述事实：男人性器官的某些部分也会在女人身体上出现，尽管是以一种发育不全的状态出现，反之亦然。这种观点把上述情况视为双性特征（bisexuallty）的表现2171，仿佛一个个体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而又始终既是男人又是女人——仅仅是某一种性别比另一种性别更明显而已。然后，我们要求你们熟悉这样一种观点：个体身上男性成分与女性成分相混合的比例，具有相当大的波动性。然而，除非是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中，因为一个人身上所呈现的只能是一种性产物——或者是卵细胞，或者是精液，所以，你们一定会怀疑上述成分的决定性意义，并推断出构成男性气质（masculinity）或女性气质（femininity）的东西是解剖学所无法控制的、不为人知的特征。

或许，心理学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习惯于把“男性的”和“女性的”作为心理品质来使用，并且以同样的方式把双性特征的概念引入心理生活之中。因此，我们谈到某个人时，无论是男是女，就说他在这个方面表现为男性的，而在另一个方面表现为女性的。但你们很快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只是对解剖学或习俗的让步。你们不能给予“男性的”和“女性的”这两个概念以任何新的内涵。这种区别不是心理学上的区别，你们说到“男性的”时，通常意指“主动的”；而说到“女性的”时，通常意指“被动的”。这种关系确实是存在的。男人的性细胞是积极活动的，它寻找女人的性细胞，而后者即卵子则是静止的，它被动地等待着。这种基本的性生物体的行为的确是性交中性个体行为的原型。男人为了性交目的而追求女人，占有她并穿入她体内。但就心理学而言，这种说法恰好把男性气质的特征变成为攻击性因素。但当你们想到，在某些动物中，例如蜘蛛，雌性更强壮而且更具有攻击性，而雄性仅在性交这一个行为中才具有主动性时，你们很可能会怀疑你们是否真正有权保持上述说法。甚至是那些抚育和照料幼儿的功能（我们认为这些功能是女性的优良美德），在动物中也并不总是与雌性相关。在相当高级的动物中，我们发现两性共同承担着照料幼仔的任务，或甚至由雄性单独承担。即使在人类性生活中，你们也很快会看到，把男性的行为与主动性等同，把女性的行为与被动性等同是多么不完善。母亲对孩子是主动的，哺乳这一行为可以等同地说是母亲给婴儿喂奶或被婴儿吮吸。你们越脱离狭隘的性交领域，这种“重叠性谬误”（error of superimposition）2172就暴露得越明显。女人可以在不同方面显示出重大的主动性，而男人只有养成大量的被动适应性，才能与其同类相伴生活。如果你们现在告诉我这些事实恰好证明了心理学意义所说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双性的，那么我将断定，你们心里已决定使“主动的”与“男性的”等同起来，“被动的”与“女性的”等同起来，但我劝你们不要这样认为。在我看来，这种见解对追求有益的目的毫无用处，也不能给我们的知识增加任何东西。2173

人们可能会考虑从心理学上把女性气质描述为偏爱被动性目的。当然，偏爱被动性目的与被动性不是一回事；实现被动性目的可能需要大量的被动性。情况可能是这样：对于女人来说，基于她所承担的性功能，她对被动性行为和被动性目的的爱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扩大到相应有限的或广泛的生活领域之中，她的性生活可作为这些领域的模型。但是，我们应该警惕在这个方面低估了社会习俗的影响力。还是这些影响力迫使妇女陷入被动状态。所有这些情况仍远未被澄清。在女性气质与本能生活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我们不可忽视的、特别稳定的关系。妇女对攻击性的压抑是由其体格规定并由社会强加给她们的。这种压抑有助于强力的性受虐狂冲动的形成，正如我们所知，这种压抑成功地约束了已转向内部的性欲的破坏性倾向。因此，可以说受虐狂确实是为女性所独有的。但是，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你们在男人中遇到了性受虐狂，你们除了说这些男人显示了非常痛苦的女性特征外，还能说什么呢？

现在，你们听到了，心理学也不能解开女性气质之谜。无疑，这个解释要到别处去寻求，而只有在我们大致认识到活着的有机体是怎样演变成两种性别之后，才能找到解释。我们对这个演变一无所知，而两种性别的存在是有机生命中最显著的特征，该特征明显地把有机生命与非生物自然界区分开来。然而，对于研究那些拥有女性生殖器而具有显著的或占优势的女性特征的人类个体而言，我们已发现了很多东西。按照精神分析的特殊性质，它并不试图描写什么是女人——那将是一件它几乎无法胜任的任务——而是已着手研究女人是怎样形成的，即女人是怎样从具有双性别倾向的儿童成长起来的。幸亏我们有几个优秀的女精神分析家已开始研究这一问题，故而我们近来对这方面也掌握了不少知识。该问题的探讨已从两性差别中获得了特别的吸引力。对于女士们来说，只要某种比较的结果似乎被证明为不利于她们的性别，她们就可能提出怀疑，我们这些男性的精神分析家无法消除对女性气质所抱有的某些根深蒂固的偏见，而且这种比较正在不公正的研究中受到损害。另一方面，立足于双性特征，我们毫不困难就避免了对女士们的失礼行为。我们只要说：“这种比较不适用于你们，你们是例外；在这点上，你们所具有的男性成分多于女性成分。”

我们在研究妇女的性别发展中，提出了两个预测。第一，妇女只有经过反复的斗争，她的体格才能适应其功能。第二，性别发展中的关键性转折点在青春期以前就已做好准备或已经完成。这两个预测很快就会被证实。而且，与男孩的情况的比较告诉我们，小女孩向正常妇女的发展更加困难，也更加复杂，因为它包括两个额外的任务；而在男人的发展中并没有与之相当的任务。让我们从两种性别的起源谈起吧。男孩和女孩的生理物质无疑是各不相同的，关于这一点，无须精神分析来确定。生殖器结构的差异伴随着其他一些身体上的差异，对于后者，大家如此熟悉，在此无须再提。差异也出现于本能气质中，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后来所形成的妇女的性质。小女孩通常缺少攻击性、对抗性和自我满足感；她似乎更需要给予爱抚，因而显得更具依赖性和顺从性。这种顺从性的结果可能是这样：她更容易也更快学会控制排泄；尿和粪便是儿童送给其照料者的一批礼物[见第100页]，而且控制大小便是儿童的本能生活所能诱导取得的第一个让步。人们还有一个印象：小女孩比同龄男孩更聪明更活泼；她们更常走出户外接触外部世界，同时形成更强烈的对对象的精神贯注。我无法说清，女孩在发展中的这种领先是否已被精确的观察所证明。但毋庸置疑，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不能说女孩在智力上落后于男孩。然而，这些性别差异并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可以被个性变化所超越。就我们当前目的而言，它们可以忽略不计。

两种性别似乎都以同样的方式经历了力比多发展的早期阶段。我们原本期望女孩在肛欲攻击阶段已表现出在攻击方面的落后，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女精神分析家对儿童游戏的分析已表明，小女孩的攻击性冲动在丰富性与猛烈性方面都完整无缺。当她们进入阳具欲阶段时，两性的差别就完全被两性的一致所掩盖了。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小女孩即是一个小男孩。正如我们所知，对于男孩而言，这个阶段的标志即下述事实：他们已学会如何从他们的小阴茎那里获取快乐感，并把其兴奋状态与他们性交的念头联系起来。小女孩则通过其更小的阴蒂做同样的事。看起来她们的一切手淫活动都是在这种阴茎的等同物上进行的，真正的女性阴道（vagina）则仍未被两性发现。一些关于阴道感觉的报告也确实存在，但是要把这些感觉同肛门（anus）或（阴道）前庭（vestibulum）的感觉区别开来，却是不容易的；而且这些阴道感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起重要作用。我们有权坚信我们的观点：在女孩的阳具欲期，阴蒂是主要的性感区。当然，情况不会一直如此。随着女性气质的产生，阴蒂就全部或部分地把其敏感性连同其重要性移交给了阴道。这是妇女在其发展中不得不完成的两个任务之一，而相比之下要幸运些的男人只需要在其性成熟时期，继续进行那个他早先在性欲早期旺盛阶段就从事过的活动。

我们以后再回到阴蒂作用的问题上来，现在让我们谈谈女孩在发展中肩负的第二个任务。男孩爱恋的第一个对象是他的母亲，在男孩俄狄浦斯形成时期依然如此。而且从本质上说，终生如此。对女孩而言，她的第一个对象也应该是她的母亲（还有与母亲融为一体的奶妈或养母）。儿童最初对对象的贯注表现于对满足某些既主要又简单的基本需求的依恋中2174，并且照料儿童的环境对两性而言也都是相同的。但在俄狄浦斯状态中，女孩的父亲变成了她的爱恋对象（love object），我们期望在正常的发展过程中，她将找到从亲本对象（paternal object）通向最后选择的对象的道路。因此，在该时期，女孩不得不改变她的性欲区和爱恋对象——而男孩则保持二者不变。于是便产生了这个问题：这种转变是怎样发生的？特别是女孩是怎样从对母亲的依恋转到对父亲的依恋的？她是怎样从男性阶段转向生理上注定的女性阶段的？

如果我们假定，从某一特定年龄开始，异性相吸这一基本力量便被儿童感觉到了，并使女孩趋向男人，而同样的法则则允许男孩继续与母亲在一起，那么，这种假设将会是一个理想的简单解释。此外，我们还可以假设，在这一时期，儿童遵循着父母性偏好所给予他们的暗示。但我们并不会这么容易地找到答案。我们几乎不知道，我们是否要确信这种吸引力，尽管诗人们以极大的热情赞美这种力量，而在精神分析上却无法进一步对它做出分解。通过艰辛的研究，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至少很容易地获得了答案所需的材料。你们可能知道，长大后仍然温柔地依恋亲本对象（确切地说是父亲）的女人，为数甚多。我们对这些女人有惊人的发现，她们对父亲的依恋程度很强，持续时间也很长。当然，我们都知道，在这之前女孩还有一个恋母阶段；但我们不知道，这一阶段内容如此丰富，持续时间如此之久，而且留下了如此之多的、造成固着与偏向的机会。在这一个时期，女孩的父亲不过是一个令人讨厌的竞争者；而且在某些实例中，对母亲的依恋持续到14岁以后。差不多我们后来在她与父亲关系中所发现的每一事件，都在早期的依恋中出现过，并被依次转移到父亲身上。简而言之，我们认为如果不懂这个依恋母亲的前俄狄浦斯阶段，那么就不可能理解女人。

那么，我们将乐于知道女孩与母亲的力比多关系的性质。答案是，这些关系各不相同。由于它们贯穿于幼儿性欲的全部三个阶段，故也具有各个不同阶段的特征，并通过口唇的、肛门施虐的和阳具欲期的愿望表现自己。这些愿望体现了主动的和被动的冲动；如果我们把它们与后来呈现的两性差别联系起来——尽管我们应该尽可能避免这样做——我们便可把它们叫做男性的和女性的。除此以外，它们是完全相矛盾的，既具有亲切的性质，又具有敌对的和攻击性的性质。后者通常仅在被转变为焦虑观念后才明朗化。要提出对这些早期的性愿望的明确阐述总是不容易的；女孩表达得最清晰的是让母亲怀上孩子和为她生个孩子的愿望——这两个愿望都属于阳具欲期，而相当令人吃惊的是，它们无疑都被精神分析的观察所证实了。这些研究给我们带来了令人吃惊而详细的发现，这是引人注目的。例如，我们发现，在这个前俄狄浦斯时期，被杀或被毒害的恐怖，（它们后来可能构成偏执狂疾病的核心）就已出现在与母亲的关系中了。又如另一个例子：你们可能会回想起精神分析研究史中的一件曾引起我许多苦恼的趣事。在那个时期，我们的主要兴趣在于发现婴儿性欲创伤，我几乎所有的女病人都告诉我，她们曾被自己的父亲诱奸过。但最后我被迫承认，这些报告都是失真的，因而开始明白，癔症产生于幻想而不是真实事件。只是到了后来，我才能够从被父亲诱奸的幻想中，辨认出它是女人典型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表现。现在，我们在女孩的前俄狄浦斯阶段中再次发现了关于被诱奸的幻想；但诱奸者通常是母亲。然而，这次的幻想涉及了真实的领域，因为确实就是母亲，在给孩子做身体卫生保健的活动中，无可避免地激起了，而且可能是第一次激起了女孩生殖器的快感。2175

我相信你们将会怀疑到：对于小女孩与母亲的性关系的丰富性和强烈性的说明是言过其实了。毕竟人们有机会可以观察小女孩，但没有注意任何这类情形。但这种反对并未切中要害。如果人们知道怎样观察，那么他们在儿童身上就可看到很多东西。此外，你们应该考虑到，儿童能够带到前意识中并加以表述或传达的性愿望是何其少，甚至没有。因此，如果有人在这个情绪领域出现明显的或者过度的发展，我们就完全有权借助他们的回忆，研究这个情感世界的遗迹和影响后果。病理现象总是通过分离和夸大的办法，帮助我们弄清仍然隐含在正常状态中的条件。而且，由于我们的研究是在那些绝对严重变态的人中进行的，所以我认为研究的结果是值得信任的。

现在，我们将把兴趣转向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导致女孩对母亲的这种强烈依恋消亡的呢？我们知道，这种依恋的通常命运是：它注定要让位于女孩对父亲的依恋。这里，我们偶然发现了一个引导我们进一步研究的事实。发展中的这一步骤并不仅仅包含对象的简单变化。对母亲的疏远是伴随着敌意的；对母亲的依恋以仇恨告终。这种仇恨可能变得非常显著而且终其一生；它可能在以后得到精心的过度补偿（over compensate）；通常它的一部分被克服，而另一部分则被保持。儿童后来发生的事件当然对这种结果影响很大。然而，我们将仅限于研究女孩在转向父亲时对母亲的仇恨；仅限于研究这种仇恨的动机。我们听到了一长串对母亲的谴责和抱怨，这些谴责和抱怨被认为证明了孩子的敌对情感，这些谴责和抱怨的有效性有很大差异，我们应该认真审查。其中一些显然是属于文饰作用（rationalizations）的，敌对的真正根源有待于发现。如果在此我让你们了解精神分析研究的一切细节，我希望你们会发生兴趣。

对母亲的责怪，追溯其最早的根源，是母亲给儿童太少的奶水——这被解释为儿童因丧失爱而反对母亲。在我们的家庭中，现在就存在着这种责怪。母亲经常没有足够的营养提供给她们的孩子，且仅满足于给孩子喂几个月、半年或9个月的奶。而在原始的民族中，母亲哺乳孩子的时间长达两三年。通常是为孩子哺乳的奶妈的形象会与母亲相融合；在这种融合尚未出现时，对母亲的这种责怪就会转变为另一种责怪——责怪母亲把热心喂养她们的奶妈过早地辞退了。不过，无论这些事件的真实情况原本怎样，儿童对母亲的责怪都是不可能经常被证明为合理的。相反，儿童对最早期的营养的需求似乎是贪得无厌的，他似乎从未克服失去母乳的痛苦。如果对那个已能跑会说却还吮吸母乳的原始人的孩子进行精神分析，并且结果表明他们对母亲也有同样的责怪，对此我不会感到惊讶。被毒死的恐惧也可能与断乳有关。毒药是使人生病的营养品，或许儿童把他们早期疾病的病因也归结到这种挫折（frustration）上。相当程度的智力教育是相信偶然之事的先决条件；原始人和未受教育的人，无疑还有儿童，都能够给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以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可能是以泛灵论为基础的。甚至今天在人类的某个阶层中，人们还相信一个人的死亡必与被他人——最可能是医生——所杀害有关。一个神经病患者对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的死亡的通常反应，是把引起死亡的责任归结到自己。

当婴儿室中出现了另一个婴儿，他就爆发了对母亲的另一种谴责。如有可能，这种谴责就与口欲挫折保持了某种关系：母亲不能或不会给这个孩子提供更多的奶水，因为她需要为新生儿准备营养。如果两个孩子年龄如此接近，以至于第一个孩子的奶水受到第二个孩子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对母亲的这种谴责就获得了一个真实的基础。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儿童并不会因为年幼而注意不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即使他只比新生儿大11个月。但是，儿童对闯入者和竞争者所妒忌的不仅仅在哺乳方面，还在母爱的所有方面。他感到自己的权力被推翻了、被剥削了、被损害了；他把妒忌的仇恨投向新生儿，并怨恨不忠实的母亲，这种怨恨经常表现为他的行为变得令人讨厌，他可能变得“淘气”、易怒和不听话，并放弃了他在控制排泄中的进步。人们很早就已熟悉了这一切，并承认这一切都是不言自明的，但我们对于这些妒忌冲动的强度，他们所持续存在的顽固性以及对其日后发展的影响的重要性，很少形成一个正确的观念，尤其是当这种妒忌在儿童后期不断地受到新的刺激（因而每次有小弟弟或小妹妹出生时，都会全面发作）时，更是如此。即便这个儿童碰巧仍为母亲所偏爱，结果也差不多如此。儿童对爱的要求是没有止境的，他们需要的是专一的爱，而不容许他人与之分享。

儿童对母亲所怀敌意的根源，在于他的多样化的性愿望。这些愿望随着力比多的发展而变化，而且大部分不能得到满足。如果母亲禁止孩子与生殖器有关的快感活动——经常采用严厉的威胁方式和各种令人不快的动作——而这些活动归根到底又是她自己介绍给孩子的，那么最强烈的挫折就会在阳具欲期发生。人们会认为，这些理由足以说明女孩疏远母亲的原因。如果真是如此，人们就会推断，这种对母亲的厌恶感必然起源于儿童性欲的特征、儿童对爱的要求的无节制性特征和他们性愿望的不可实现性。的确可以认为，儿童的第一个爱恋关系注定是要消亡的，其原因正是因为它是第一个关系，是因为这些早期的对对象的贯注，在很大程度上是相矛盾的。强烈的攻击性倾向总是伴随着强烈的爱，儿童对其对象的爱越强烈，对在那个对象上所遭受的失望和挫折就越敏感；最后，这种爱就必定会屈从于积累起来的仇恨。关于在性爱贯注中存在着一种诸如上述的原始心理矛盾的观点，可能会遭到反对。人们可能指出，正是母亲与孩子关系中这种特殊性质，以同样的必然性导致了儿童的爱的毁灭；因为即便是最温柔的抚养，也无法避免运用强制手段和采用各种约束，而且任何这种对儿童自由的干预，作为一种反应，都必定会激起儿童的叛逆性和攻击性倾向。我认为，关于这些可能性的讨论大概是最有趣的；但忽然出现了另一种反对意见，这使我们的兴趣有所改变。所有这些因素——冷遇、对爱的失望、妒忌、因禁忌而产生的诱奸——毕竟也都在男孩与母亲的关系中起作用，却仍不能使他疏远母本对象。除非我们能够找到某种东西，它为女孩所特有，而不存在或不以同样的方式存在于男孩身上，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女孩对母亲依恋的终止现象。

我相信我们已经发现了这种特殊因素，而且的确是在我们期望的地方发现的，尽管是以某种令人吃惊的方式发现的。这种特殊因素存在于“阉割情结”之中，正是我们所期望发现的地方。（两性间的）解剖学上的差别最终必将表现为心理学的结果。然而，精神分析表明，女孩坚持母亲要对她们丧失一个阴茎负责，而且为她们因此处于不利地位而不原谅母亲，这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

你们知道，我们认为女人也具有阉割情结。尽管该情结的内容在女孩身上与在男孩身上不同，但仍有足够的理由说女孩有阉割情结。男孩从对女性生殖器的观察中认识到，他们如此宝贵的器官并非一定要与身体相伴随，在此之后他们才产生了阉割情结。在这种情结中，当他想起因玩弄那个器官而招致威胁时，便开始信以为真，并处于受阉割的恐惧的影响之下。这种恐惧成为他以后发展的最强烈的动力。女孩的阉割情结也是产生于对异性生殖器的观察。她们马上注意到两性器官的差别，而且必须承认这种区别的意义。她们感到非常委屈，经常表示她们也要“有像那样的东西”，成为“阴茎嫉羡”的受害者，这种嫉羡将在其发展和性格的形成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即使是在儿童最受宠爱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消耗大量的心理能力，这种嫉羡也是不可克服的。女孩对她没有阴茎这一事实的承认，绝非意味着她很容易屈服于这个事实。相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会继续坚持希望自己获得像阴茎那样的东西，并且过了许多年后，她仍相信这种可能性；精神分析还表明，当儿童对现实的认识否定了这个愿望实现的可能性后，该愿望就继续存在于潜意识中，并保持着相当可观的贯注能量。这个获得阴茎的渴望，最终可能会不顾一切地形成某种动机，该动机促使一个成年妇女接受精神分析；而且她们在精神分析中合乎情理地可能期望得到的东西——如从事智力工作的能力——可能常被认为是这种被压抑愿望的升华的变型。

人们无法怀疑这种对阴茎的嫉羡的重要性。如果我断言，羡慕（envy）和忌妒（jealousy）在女人心理生活中比在男人心理生活中作用更大，你们可能以此为对男性不公正的一个实例。我并不认为羡慕和妒忌这些特征不存在于男人身上，也不认为它们存在于女人身上的根源只在于对阴茎的羡慕；而是倾向于主张，它们在女人身上更加重要的原因在于阴茎嫉羡的影响。然而，有些精神分析家则表现出一种贬低女孩初期的阴茎嫉羡在阳具欲期的重要性的倾向。他们主张，我们从女人这种态度中发现的东西，基本上是一个二次结构（secondary structure）。该结构是妇女在后期发生心理冲突并倒退到这种早期幼儿冲动的场合中产生的。不过，这是深蕴心理学的一般问题。在许多病理学的——甚或异常的——本能态度中（如在所有的性变态行为中），产生下述问题：这些本能行为的强度有多少应归因于早期幼儿的固着作用，又有多少应归因于后期经验和发展的影响？在这一种情况下，该问题几乎一直是我们在关于神经症病因2176的论述中提出的那种相互补充的问题。这两个因素以不同的重要性在病因中起作用；这方面的作用小些，另一方面的作用就会大些，以此达到平衡。幼儿期的因素在所有场合中都建立了模式，尽管通常是决定性的，但它并不总是决定着这个问题。正是在阴茎嫉羡这一场合中，我要坚决论证幼儿期因素的优势。

发现自己被阉割是女孩成长中的一个转折点。由此出发有三条可能的发展路线：第一条导致性约束（sexual inhibition）或神经症；第二条导致女性性格向“男性化情结”（masculinity complex）方向转变；第三条导致正常的女性气质。关于这三条路线，我们已经有了相当多的了解，尽管并没有全部认识。

第一条路线的基本内容如下：小女孩至此仍以男性方式生活，她能够通过使阴蒂兴奋获得快感，并把这种活动与她指向母亲的性愿望联系起来（这种愿望常是主动性的）；现在，由于受到阴茎嫉羡的影响，她失去了男性生殖器性欲意义上的快乐。因与男孩的那个远为优越的家仆相比，她的“自爱心”（self-love）受到了损伤，结果，她放弃了通过手淫从阴蒂中获得的满足感，否定了她对母亲的爱，与此同时，她还常常压抑大部分的一般性性倾向。无疑，她对母亲的疏远不是突然发生的，因为一开始她只是把阉割视为个人的不幸，后来才逐渐延伸到其他女人中，最后才延伸到她的母亲身上。她的爱是指向她的具有阳具欲望的母亲；由于发现母亲也被阉割了，她就不可能再把母亲作为对象，以至于她长时期积累起来的仇恨的动机占了上风。因此，这就意味着，对于女孩来说，就像对于男孩和后来可能对于男人来说一样，由于发现妇女缺少阴茎，她们的价值就降低了。

你们都知道，我们的神经症患者把其患病的重要原因归之于手淫。他们要手淫为她们所有的烦恼负责，我们很难使他们认识到他们错了。然而，事实上，我们应该向他们承认，他们是对的，因为手淫是他们幼儿期性欲发泄的动力，而他们的确饱受这种性欲的不良发展之苦。不过，神经症患者大多谴责的是青春期的手淫；他们大多忘记了早期幼儿的手淫，而这种手淫才是问题真正的症结所在。我希望日后有机会向你们详细阐明，早期手淫的所有真实细节对于个体后来形成的神经症或性格是多么重要。这种手淫是否被发现了？父母是怎样极力反对它或容忍它的？他自己是否成功地抑制了这种手淫？所有这一切都在儿童的发展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但总的来说，我很高兴我不必这样做。这是一件困难而沉闷的工作；而且，最后你们肯定会要求我向你们提供一些关于父（母）亲或教育者应该怎样帮助儿童戒除手淫的实践性建议，从而使我陷入尴尬境地。2177我能够从本讲所涉及的女孩的发展中，向你们提供儿童本人努力摆脱手淫的例子，但她并不能总是成功地摆脱手淫。如果对阴茎嫉羡激起了反对阴茎手淫的强烈冲动，而阴蒂手淫仍拒绝让步，于是就发生了一场争夺自由的激烈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女孩似乎自己接替了被其废黜的母亲的角色，并在反对从阴蒂获取满足的努力中，表现出自己对低劣的阴蒂的全部不满。许多年以后，她的手淫活动虽然很早就已被抑制了，但对手淫的兴趣仍然持续存在，我们应当把这种兴趣解释为一种抑制仍令人担心的引诱的防御。这种兴趣表现为对那些遇到类似困难的人的同情，它在缔结婚姻的行动中起动机的作用，而且的确可以决定对丈夫或爱人的选择。取缔早期幼儿手淫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或寻常的事。

随着阴蒂手淫的放弃，女孩也放弃了一定程度的主动性。现在被动性占了优势，而且在被动的本能冲动的帮助下，女孩基本上完成了向父亲的转移。你们可以发现，上述发展的浪潮把女孩在阳具欲期的主动性涤扫殆尽，从而为形成女性气质清扫了基地。如果主动性在这一涤扫过程中没有因压抑而丧失太多，那么这种女性气质就可能是正常的。女孩转向父亲的愿望最初无疑就是对阴茎的愿望，这种愿望已遭到母亲的拒绝，现在她寄希望于父亲。然而，如果对阳具的愿望被对婴儿的愿望所取代，也就是说，按照古代的象征性的“等同式”，幼儿代替了阳具，那么一种女性情势也就随之建立起来了。我们也注意到，早在平静的阳具欲期，女孩就希望有个宝宝，这当然就是她玩弄布娃娃的意义。不过，这个游戏实际上并非女性气质的表现，它是对母亲的认同，企图用主动性代替被动性。她扮演母亲的角色而玩偶则成了她自己，现在她能为宝宝做一切她母亲曾为她做的事情。一直到对阳具的愿望产生了，玩偶宝宝才变成了来自女孩父亲的一个宝宝，此后又变为最强烈的女性愿望这一目的。如果后来这种有个宝宝的愿望在现实中实现了，女孩就会觉得非常快乐；如果这个宝宝是一个具有女孩所渴望的阳具的小男孩，她就会尤其地快乐。2178在“来自父亲的宝宝”这一复合描述中，给予充分强调的是婴儿而不是父亲。那种对拥有阳具的古老的2179男性愿望仍然以同样的方式依稀可见于业已形成的女性气质之中。但是，我们或许反而应当承认，这个对阳具的愿望是一种十分典型的女性愿望。

随着对阳具—幼儿的愿望转移到她的父亲，女孩就已进入到俄狄浦斯情结的状态。她对母亲的那种无须重新产生的仇恨，现在大大加强了，因为母亲变成了女孩的竞争者，她从女孩父亲那里得到了女孩所想得到的一切。按照我们的观点，女孩的俄狄浦斯情结在她前俄狄浦斯时期对母亲的依恋中已隐藏了很长时间，但是它仍然十分重要，并在其后留下了种种长久持续的固着作用。对女孩而言，俄狄浦斯状态是她漫长而艰难发展的结果；它是一种初步的解决，一种不会马上放弃的宁静状态。特别是离潜伏期开端不远时更是如此。现在，我们注意到两性间的区别，对于俄狄浦斯情结与阉割情结来说，这种区别可能是十分重要的。对于男孩而言，他的俄狄浦斯情结是从阳具性欲阶段自然地发展起来的。在这一情结中，男孩对其母亲产生欲望而且希望摆脱作为竞争者的父亲。然而，阉割情结的恐惧却迫使他放弃这种态度。在认识到失去阴茎的危险后，俄狄浦斯情结遭到抛弃、压抑，在最正常的情况下，则遭到彻底的摧毁[见第92页]，而且严厉的超我作为继承者建立起来了。在女孩身上发生的情况几乎是相反的。阉割情结是为俄狄浦斯情结做准备而不是毁坏它；她因受阴茎羡慕的影响而放弃对母亲的依恋，并且进入俄狄浦斯状态，就仿佛进入了避难所一样。由于不存在阉割情结的恐惧，女孩便缺少了一种引导男孩克服俄狄浦斯情结的主要动机。她们在这一情结中停留了或长或短的时间；后来才摧毁该情结，而且，即使如此，也摧毁得不彻底。在这些情况下，超我的形成必定受到妨碍；它无法得到使它具有文化意义的力量和独立性，而且，当我们向男女平等主义者指出这个因素对一般女性特征所具有的影响时，他们并不高兴。

我们再回头谈谈；我们曾提到[第126页]把女人的男性气质情结的发展当作发现女人阉割后的第二个可能的反应。在此我们的意思是，女孩似乎拒绝承认这个不受欢迎的事实，她甚至夸大以前的男性气质，坚持阴蒂活动，进行挑战性的反叛，她逃避到对具有阳具欲期的母亲或对父亲的认同中。支持这一结果的决定因素会是什么呢？我们只能假定它是某种气质上的因素，是较高程度的主动性，诸如男性普遍特征那样的东西。然而，不管它可能是什么，这个过程的本质在于：在发展的这一阶段中，女孩避开了那股为转向女性气质开道的被动性浪潮。这样一种男性气质情结的极端发展，似乎会影响女孩对对象的选择，使之趋向于明显的同性恋。当然，精神分析经验告诉我们，女性同性恋很少是，或者绝不是对幼儿期男性气质的直接延续。即使对这种女孩而言，她似乎也必然在某个时期把父亲作为爱恋对象，并进入俄狄浦斯状态。但是后来，由于对父亲的不可避免的失望，她被迫退回到早期的男性气质情结中。这些失望情绪的重要性不应被夸大；命中注定要成为女性的女孩也会产生这些情绪，尽管这些情绪有不同的作用。气质因素的优势似乎无可争议；但女性同性恋发展的这两个阶段则充分反应在同性恋者的实践中，这些同性恋者经常而且明确地相互扮演母亲和幼儿，又扮演丈夫与妻子。

我在此跟你们所说的一切，可以描述为妇女的史前史。它是最近几年的产物，作为精神分析工作的一个详尽实例，它可能已经引起了你们的兴趣。因为这个例子的主体是妇女，所以，我们在此冒昧地提到几位妇女的名字，她们对这一研究做了有价值的贡献。布伦斯维克（R. M. Brunswick，1928）博士是第一个描述下述神经症案例的人，该疾病返回到前俄狄浦斯阶段的一个固着点，而且根本没有到达过俄狄浦斯状态。该例采取忌妒狂想症的形式，而且证明对其治疗是有效的。格鲁特（Jeanne Lampl-de Groot，1927）博士通过某些可信的观察，证实了女孩在阳具欲期中转向母亲的不可思议的活动。多伊奇（Helene Deutsch，1932）博士已证实同性恋妇女的性行为再现了母子关系。

追踪探讨女性气质从青春期到成熟期的进一步行为表现，这并不是我的意图。而且，对于这个目的而言，我们的知识还是不充分的。但我在下文将把一些特征综合起来。以妇女的史前史为出发点，我在此仅强调，女性气质的发展仍要受到早期男性化时期的残余现象的干扰；在一些妇女生活进程中，男性气质占优势的时期和女性气质占优势的时期反复交替存在着。我们男人称之为“妇女之谜”的某些部分，可能来自妇女生活中双性并存的表现。但是，在这引进研究的过程中，对另一个问题做出判断的时机成熟了。我们把性生活的动力称为“力比多”，性生活受男性—女性的对立倾向支配。因此，这种见解主张考察力比多与这组对立面的关系。如果能证明每一种性别都有适合于他自己的特殊力比多，因而一种力比多追求男性性生活目标，另一种力比多则追求女性性生活目标，那么这种观点也就不会令人吃惊了。但上述情况不是真的。实际上只有一种力比多，它同时服务于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功能。我们不能给力比多本身指定任何性别；如果按照主动性等同于男性的传统公式，我们倾向于把力比多描述为男性的，那么我们不应忘记，它也包含带有被动目标的倾向。然而，“女性力比多”这一词的对应出现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的主张是，当力比多被迫用于女性功能时，它受到的压力就更大；而且，比较起男性气质的情况看——在目的论上讲——大自然较少关心它的（女性功能的）要求。不关心的原因——再从目的论上讲——在于下述事实：生物学目的的实现已托付给男人的攻击性，而在某种程度上不依赖女性的同意便已完成了。

女性的“性冷淡”（sexual frigidity）（其频繁性似乎证实了这种冷淡）是一种尚未完全认识的现象。有时它是心理冲突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容易受到影响；而在其他情况中，它则暗示了这种假设：它是由气质因素决定的，甚至还有解剖学上的因素促成。

我答应要再告诉你们一些精神分析观察中见到的、成熟女性气质的心理特质（psychical peculiarities）。我们并不要求这些断言具有高于一般的效度；且要辨别这些特质中哪些应归之于性功能的影响，哪些应归之于社会的熏陶，也并不总是容易的。例如，我们把大多数自恋现象归之于女性气质，这种现象也影响到女性选择对象，因而对她们而言，较之于爱人，被爱则是一种更强烈的需要。而且，阴茎嫉羡对女性心理上的虚荣也发生影响，因为她们一定会更高地估价自己的魅力，以作为对其早期性缺陷的晚期补偿。2180害羞被认为是一种非常优秀的女性特征，但它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平常。我们相信，它有着自己的目的，即掩饰生殖器方面的缺陷。我们没有忘记，害羞在更晚的时期还负有其他功能。看起来妇女对文明史中的发现与发明没有作什么贡献；然而，她们可能已经发明了一种技术，即编织技术。果真如此，我们就应该有兴趣猜测这种成就的潜意识动机。大自然本身通过在人的成熟期生长阴毛以遮掩生殖器，似乎就已为这种成就提供了可资模仿的样式。在身体上，这些毛发长进皮肤里，而且彼此杂乱地交织在一起，这一步骤被保存下来，而成为使各线条相互交织的编织活动。如果你们把这个观点视为幻想而加以否认，并且认为我关于阴茎对女性气质的构成有影响的信念是一种偏见，我当然无力辩解。

女性选择对象的决定性因素，常常由社会条件造成而难以辨认。但只要她能进行自由选择，该选择就往往依照女孩希望成为的自恋性的男人形象做出。如果仍停留在对父亲的依恋中，即停留在俄狄浦斯情结中，她的选择就依照类似父亲的模式做出。这是因为，当她从依恋母亲转向依恋父亲时，当她对母亲怀有充满矛盾心理的敌意时，这种选择就可保证一个幸福的婚姻。但是，这种选择的结果常常表现出对消除因矛盾心理而造成的冲突的一种普遍威胁。这种保留下来的敌视紧随于对父亲的无可置疑的依恋之后而来，并且蔓延到了新的对象上。女性的丈夫首先是父亲的继承者，过了一段时间后也成为母亲的继承者。因此很容易产生下述情况：在妇女的后半生中，可能充满了对丈夫的反抗，正如她的更短的前半生中充满了对母亲的反抗一样。一旦这种反抗经历完毕后，第二次婚姻就很可能变得十分令人满意了。2181妇女性质中的另一个改变可能发生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的婚姻中，恋人对这种变化毫无准备。由于妇女自己成了母亲，她便可能恢复对自己的母亲的认同，而对这种认同她直到结婚后才停止反抗，并且这种认同可以把所有可获得的力比多吸引到自身中，以致这种强制性重复重演她父亲的不幸婚姻。母亲对子女的出生所产生的不同反应表明，即使到现在，“缺少阴茎”这个古老的因素仍没有丧失力量。母亲只有在与儿子的关系中才获得无限的满足；总而言之，这是最完美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摆脱了所有人类关系中的矛盾心理2182。母亲可以把她自己被迫压抑的抱负寄托于儿子，期望从他那里实现她遗留在男性气质情结中的所有愿望。甚至只有等到妻子成功地把丈夫当成儿子，并以母亲的身份对待他时，她的婚姻才会牢靠。

我们可以把妇女对母亲的认同区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前俄狄浦斯阶段，它根植于对母亲的深情依恋，并以她为模型；后个阶段来自俄狄浦斯情结，该阶段试图摆脱母亲，并以父亲取代她。无疑我们有理由这样说，这两个阶段的大部分内容都遗留到了妇女的未来发展中，而且在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一种内容是被完全克服的。但深情的前俄狄浦斯依恋对妇女的未来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该阶段为获得某些特征做好了准备，这些特征使她后来实现了性功能方面的作用，并完成了她无可逃避的社会职责。也正是在这种认同中，她获得了对男人的吸引力，并使男人对母亲的俄狄浦斯依恋爆发为狂热的激情。但是，常常发生的情况却是，只有男人的儿子才获得了男人自己渴望的一切，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在心理学上，男人的爱和女人的爱有阶段上的不同。

妇女可能被认为缺少公正感，这种情况无疑与妒忌在其心理生活中的支配作用有关；因为对公正的要求就是对妒忌的修正，而且规定了使人能够摒弃妒忌的条件。我们还认为妇女的社会兴趣较男人的小，而且她们升华本能的能力也弱于男人。前种情况无疑来自于那种确属所有性关系特征的反社会性质。恋人彼此获得完全满足，而且家庭也反对包含于更复杂的组织中。2183升华的能力造成了最大的个体差异。另一方面，我禁不住要提到一种在精神分析实践中不断获得的印象。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给我们的感觉是一个年轻的、有点不成熟的个体，我们希望他能充分利用精神分析为他揭示的发展可能性。然而，同龄妇女却常常因其心理上的僵化和不变性而使我们吃惊。她的力比多已固定在最后的位置，似乎难以为其他状态所更换。她没有别的道路通向进一步的发展，似乎整个过程都已完成了，此后再不易接受影响了——的确，在通往女性气质的艰难发展中，她似乎已耗尽了与人类有关的一切可能性。作为治疗者，我们对这种事态感到遗憾，尽管我们通过解除患者的神经症冲突（neurotic conflict）而治愈了她的精神失调（ailment）。

以上就是关于女性气质我应当告诉你们的一切。它们当然是不完善、也不全面的，而且听起来有时很不顺耳。但不要忘记，我对妇女所作的描述，仅仅限于她们的性质是由其性功能决定的这一点上。这种影响的确是很深远的，但我们不要忽视，个体的妇女也可以作为人生活于其他领域。如果你们想对女性气质了解更多，你们就去研究你们自己的生活经验，或求助诗人，或等待科学为你们提供更深刻更连贯的信息。

第34讲　解释、应用和展望

女士们，先生们：

权当是为减轻这些讲演的枯燥，或许你们会允许我再次与你们谈论一些没有多少理论意义的事情，但是只要友好地对待精神分析，你们就会对此乐有所闻。例如，假定你们空闲时候拿起一本德国的、英国的或美国的小说，希望从中发现关于现代人和社会的描写。读了几页后，你们便遇到第一个关于精神分析的评论，不久之后还会遇到其他类似评论，尽管该书内容似乎并不需要这些评论。你们不必认为这是一个应用深度心理学以求更好地理解书中的角色及其行为的问题——附带提一下，尽管有其他更严肃的作品也做此类尝试。但事实上，这些评论大部分都是作者的滑稽议论，借以显示他博闻广识和智力超群。你们也并不总会认为他的确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另外，你们也可能在娱乐时加入一个社团——不一定在维也纳。谈话的主题不久就转向精神分析，你们会听到各种不同的人在对此做出评判，大都带着坚决而肯定的口吻。他们的评判通常是傲慢的，或诽谤性的，至少也是玩笑性的。如果你们过于鲁莽，暴露了你们对该主题有所了解这一事实，他们就会蜂拥而至，要你们提供信息，做出解释，并很快使你们确信，所有这些严苛的评判都毫无知识依据。这些评论家们几乎无人翻阅过精神分析专著，即便读过，也未曾消除过初涉这新学科时所产生的反感。

你们也可能期望有关精神分析的介绍能为你们提供各种指导，能指导你们用什么样的论据去纠正这些关于精神分析的明显错误；能指导你们向人推荐什么样的书，以提供更明确的信息；甚至指导你们在讨论中应该从自己的知识或经验中引用什么样的例子来改变同行的态度。我请你们不要如此。因为这样做毫无意义。对你们而言，最好是完全隐藏你们的先进的知识。假使不能如此，你们应仅限于说明，就你们所知，精神分析是知识的一个特别分支，它难于理解，更难评判；它所研究的问题，非常严肃，是不能仅以几个玩笑去解释它的——因此，在社交娱乐中最好是选取其他题材为宜。并且即使不明智的人重述他们的梦，你们也不要参加解释，更不可夸说精神分析的治疗效果。

但你们可能产生下述疑问：为什么这些舞文弄墨、夸夸其谈的人行为如此恶劣？而且，你们可能不免有这样一种观点，即造成该局面的责任不仅在于这些人，而且还在于精神分析学本身。我也这样认为。你们所遇到的有如文学和社会中的偏见，是早期评判——即正统科学的代表者对年轻的精神分析学所做的评判——带来的一个副作用。我曾经在我写的一部史书2184中对此抱怨过，但我不会再这样做了——也许一次就已经是多余的了——不过，事实是，那种做法没有违反逻辑，没有无视礼节和背离高雅情趣，尽管当时精神分析科学的敌手并没有承认它。这令人想起在中世纪常见的情景：一个犯罪者，甚至仅仅是政治上的反对者被套上枷锁，并受到粗暴的虐待。你们或许无法清楚地认识到，暴徒特色如何在我们社会中做上行蔓延；而且，当人们觉得自己是群体的一部分，并感到不必承担个人责任时，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错误行为。在精神分析运动初期，我或多或少有些孤独。而不久就明白，反驳是没有前途的，但哀叹和乞求仁慈精神的帮助也同样毫无意义，因为那里没有受理我上诉的法庭。因此，我另辟蹊径。我对自己解释说，大众的这种行为正是我不得不与之抗争、出现在每个患者身上的那种相同抵抗的体现。这一自我解嘲成了精神分析的首次应用。我强制自己不去反驳，而且当我的继承者渐渐表露出反驳倾向时，我劝阻了他们。这步棋是正确的。那个年代对精神分析实行的封锁从此被化解了。但是，正如一个被弃的信仰作为迷信而残存着，或一个被科学摒弃的理论作为大众信仰而继续存在着一样，科学界对精神分析的早期拒绝，至今仍存在于那些舞文弄墨、高谈阔论的门外汉们的轻蔑讥讽之中。因此，他们的恶劣态度就不再会使你感到惊讶。

但你们也别指望会听到一些令人高兴的消息，说有关于精神分析的纷争已经结束，而且已被承认为一门科学并被大学采纳为一门教学课程。事实绝非如此。抗争仍然存在，不过是以一种更温和的形式存在而已。另一个新情况是，科学界中在精神分析和它的反对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缓冲层。它的组成者承认精神分析某些部分的合理性，并以种种最逗人的条件来苛待这些部分。但另一方面，这些人又排斥精神分析的其他部分，排斥一个他们怎么称赞也不过分的事实。要猜测使他们对此做出选择的决定因素是不容易的。这种选择似乎有赖于个人的同情心。一个人可能反对性欲，另一个可能反对潜意识；尤其不受欢迎的好像是象征主义这个事实。尽管精神分析的结构是不完善的，但它即使在今天就表现为一个整体，其中的元素不可能被任意地取舍拼凑：但这些折衷主义者似乎无视这一点。我从不认为，这些半吊子拥护者们，是把他们的反对建立在对事实的调查之上的。这类人中也有一些名士。诚然，由于把时间和兴趣都用于另一些他们非常精通的成就硕大的事业上面，这些人的反对还是情有可原的。但在那种情势下，他们不是最好应悬置他们的评判而不明确支持哪一方吗？我曾经成功地使其中的一位伟人的态度发生迅速的变化。他是闻名世界的批评家，具有仁慈的谅解之心和预言式的洞察力，他紧随着时代的精神潮流。我们认识时，他已是80高龄；但他的谈话仍具魅力。你们很容易就猜到我指的是谁。2185并不是我首先谈起精神分析这个话题，而是他在以极谦虚的方式拿自己与我做比较时谈起的。“我不过是一个文人，”他说，“但你却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和发明家。不过，有件事我必须对你说：我对我的母亲从未产生过性的情感。”“可是你完全没有必要意识到这些情感，”我回答道，“对于成人而言，那些情感是潜意识的情感。”“哦，这就是你所主张的呀！”他轻松地说，并握紧我的手。我们待在一起继续谈了好几个小时，气氛友好和睦。后来，我听说他在有生之年常以一种友好的方式谈到精神分析，并很高兴引用一个对他而言挺新鲜的词——“压抑”。

常言道，我们应该向自己的敌人学习。我承认我从未成功做到这一点。但同时，我认为，如果我对精神分析的反对者所提出的一切责难和反对进行回顾，如果我继续指出其间非常容易被揭露的不公正和对逻辑的违背，这对你们可能会有所启发。不过，“考虑再三”，我告诉自己，那样做也许毫无意趣，只会变得无聊乏味和令人生厌，而这恰恰是我这些年来非常小心避免的结局。因此，如果我不再继续讲这一套，如果我向你们略去了这些所谓科学批评家的评判，你们应该原谅我。这毕竟是困扰某些人的问题，这些人的一大资格是通过与精神分析的经验保持距离而做到不偏不倚。但我知道，在其他场合中，你们不会如此轻易地放过我。“不过，”你们会告诉我，“还有这样一些人，你的最后说法对他们并不适用。他们并不回避精神分析经验，他们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也可能自己接受精神分析；在某个时期，他们甚至是你的合作者。然而他们形成了别的观点与理论，并基于该观点与理论，他们与你分道扬镳，并建立了独立的精神分析流派。你应该向我们阐明这些在精神分析史上如此频繁发生的分离运动所具有的可能性和重要性。”

我会尽力去做的。但仅能简略阐述，因为他们对理解精神分析的贡献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少。我相信你们首先会想到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该书（例如在美国）被认为是与我们的精神分析学说并驾齐驱的一种思想，并且与之等价，它一般与精神分析学说相提并论。实际上，个体心理学与精神分析学相关甚少，但因为某种历史条件的缘故，个体心理学才得以寄生在精神分析之中。我们对这一群反对者的特征的论断，在有限的程度上适用于个体心理学的创立者。个体心理学就其名称而言也是不恰当的，该名称是某种困惑的产物。该术语可做“群体心理学”的对应词，我们不能让这一合乎情理的用法受到妨碍；此外，我们自己的活动也主要且大部分都是与人类个体的心理学相关的。今天我并不想对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做一个客观的批评，在这些介绍性讲演计划中，也没有安排这种批评。此外，我曾经尝试过，而且没有感到对我当时所言有进行某些改变的需要。2186不过，我将提及我在从事精神分析之前所遇到的一件小事，从而说明他的观点所给我的印象。

摩拉维亚的一个小镇是我的出生之地，在我3岁时我离开了这个小镇2187，毗邻该镇处有一个其貌不扬的疗养地，坐落林间，煞是美丽。早在学生时代，我在假期里去过那里几次。大约20年后，因一个亲戚生病，我得以再次光顾那里，在与那个疗养地的医生（即接待我亲戚的那位医生）的谈话中，我尤其询问了他如何治疗那些冬季来的农民，即那些斯洛伐克人。我相信，这些人是他在冬季的全部病号了。他告诉我他的治疗方法是这样的：在他门诊时间里，病人走进房间排成一行，一个跟着一个出列诉说病苦，抑或背痛抑或胃疼抑或腿酸等等，等等。然后医生对这些人依次检查，在满意地发现问题症结之后，说出某种诊断，每个病例诊断都相同。他向我翻译了这个词，意思近乎于：“中魔了！”我惊讶地问，这些农民是否对他这种千篇一律的诊断表示反对。“哦，没有！”他回答道：“他们对此很满意：这正是他们所期望的。当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归队时，都通过脸色和手势向别人示意，我是一个懂得各种事情的人。”当时我几乎没有想到，在什么条件下我会再次碰到这样的情形。

无论是同性恋者或恋尸癖者（necrophilic），无论是遭受焦虑之苦的癔症者，还是自绝于社会的强迫性神经症者，抑或狂言乱语精神病者（raving lunatic），“个体心理学”中的阿德勒流派都宣称，患者的动机都在于希望表现自己，弥补自卑，保持“优越”，从女性特征转向男性特征。在我还是年轻学生的时代，当人们介绍一个癔症案例时，我们曾在门诊部听到非常相似的情况：我被告知，癔症病人形成其症状，从而使自己显得有趣，以把人们的注意吸引到其自身上。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古老的聪明之举竟延续至今。然而即使在那时，心理学的这一细枝末节似乎也无奈于癔症之谜。它至今未得其解，例如，它未能说明病人为什么没有采取达到目的的其他方法。当然，“个体心理学”这个理论中肯定有某种东西堪称正确；所以管见被当作了整体理论。自我保存本能试图利用各种情境；自我甚至企图把疾病转变为有利条件。这在精神分析中被认为是“来自疾病的次要获益”。2188然而，尽管性受虐狂、受罚的潜意识需要和神经性的自我伤害等事实，似乎证实了与自我保存背道而驰的本能冲动存在的假设，但当我们考虑到这些事实时，我们甚至对构成个体心理学基石的日常真理的普遍有效性发生了信仰动摇。不过，如果有一个理论否认了复杂性，对潜意识一无所知，没有引进难以掌握的新概念，一笔勾销了性欲这个常常无事生非的问题，而把自己局限于发现人们试图借以生活得更好的技能，像这样的理论理应受到许多人的大加赏识。因为大多数人都把事情看得很容易：他们并不需要一个以上的关于原因的解释，并不感谢科学的深入研究，他们需要的是拥有简单的方法，以及知道问题已经解决了。当我们考虑到个体心理学多么出色地满足了这些要求时，不禁想起了《华伦斯坦》（Wallenstein）2189中的一句话：

“若此观点过于聪明而令人智昏，我当断然称之实属愚蠢之举。”2190

来自专家界的批评，尽管对精神分析是如此的粗暴，但对个体心理学一般而言，都是温和的。当然，在美国最有权威的一位精神病学家（psychiatrists）也发表了一篇名为《够了》（Enough）的反对阿德勒的文章，文中他强烈地表述了对个体心理学的“强制性重复”的厌恶。如果还有什么对个体心理学颇有好感的话，这无疑是与他们对精神分析的对抗有关。

我不必再叙述从我们的精神分析中分化出的其他学派。这种分化的事实，既无助于赞成也无助于反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有效性。你们仅需考虑到种种强烈的情感因素，它们使很多人难以与别人相适应，或服从于别人；考虑到更大的困难正如格言所说的：“有多少人就有多少观点”。2191当意见的分歧超越某一特定点时，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分手，随后沿着我们与众不同的道路前进——特别是当理论的分歧包含实践过程中的变化时，更应如此。譬如，假设一个分析者2192不重视病人过去经历的影响，而仅从现在的动机和对未来的期望中去寻找神经症的因果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他必将忽略对儿童经历的分析；他必将采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技术，并且通过增强他的说教性影响和直接指出某些特定的生活目标，来弥补对来自童年期分析的事件的缺失。随后我们将对此指出：“这可能是一个明智的学派；但它不再是精神分析。”或者，另一个人2193可能形成这样的观点：出生时的焦虑经历播下了后来所有神经性障碍（neurotic disturbances）的种子。因此，在他看来，把精神分析局限于这种单一影响的结果，以及向病人保证三四个月的治疗可获得成功是合理的。你们将会发现，我所选择的两个例子产生于恰好相反的前提下。这些“分离主义运动”（secessionist movements）的共有特征是，它们每一个都孤立地抓住了精神分析学说中丰富课题中的一个，并以此为依据独立出来——例如，或者选择支配本能（instinct for mastery），或者选择道德冲突（ethical conflict）；或者选择母亲（的重要性），或者选择生殖问题，等等。如果就你们看来，这种分离现象今天在精神分析历史中已变得比在其他理论运动中更为严重，我想我是不会苟同的。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其责任应当归之于精神分析中理论观点与治疗方法之间的本质关系。纯粹的观点分歧是能够长期容忍的。人们喜欢指责我们精神分析者排斥异己。这种讨厌的特征的唯一表现形式，恰恰是我们从那些想法异于我们的人中分离出来的。这对他们毫无害处。相反，他们却很有运气，而且比从前过得更好。因为，由于与我们相分离，他们通常也就摆脱了压在我们身上的负担——它可能是幼儿性欲的臭名声，或者是象征主义的荒谬性——而且被周围人认为是值得尊敬的，而站在背后的我们则恰好相反。而且，除了一个显著的例外，正是他们自己把自己排除在精神分析之外的。2194

你们以宽容的名义提出的进一步要求是什么呢？或许当某些人说出了一种我们认为完全错误的观点时，我们应该对他说：“非常感谢你们的反驳。你们保证了我们能避开自满的危险，并给我们机会向美国人表示，我们的确是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宽宏大量’。当然，我们并不相信你们所讲的东西，但没有关系。也许你们恰好与我们一样正确。毕竟，谁能知道谁是正确的呢？尽管我们相互对立，但请允许我们在我们的杂志上阐述你们的观点。我们希望，作为交换，你们也能够发表你所否定的我们的那些观点。”将来，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完全被滥用后，上述说法显然会成为科学活动中的惯常做法。但目前，我们确实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按照传统的方法，我们仅限于提出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甘于冒犯错误的危险，因为错误是防不胜防的，我们拒绝与我们相反的观点。如果我们认为发现了某种更好的东西，我们就会在精神分析中充分地运用它，从而改变我们的观点。

精神分析的最早运用，就是引导我们去理解因我们把精神分析用于实践，而由同时代人向我们提出的反对意见。其他的运用，因其具有客观性，可能会产生更为普遍的影响。当然，我们的首要目的，是理解人类心理的各种紊乱现象，因为一个显著的经验表明，认识与治疗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存在着一条从认识通向治疗或从治疗通向认识的道路。2195而且，这是我们长期以来的唯一目的。但我们后来发现，在病理学过程和人们认为是正常的过程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甚至存在着内部的同一性。精神分析成为一种深蕴心理学；因为没有心理学的帮助，人们所产生的东西或所做出的事情就令人无法理解；所以，人们自动地把精神分析应用于知识的无数领域中，尤其是应用于心理科学领域，并走向这些领域前沿，获得相互交流。不幸的是，我们所要完成的工作遇到了障碍，而这种障碍又是我们这种工作情境本质所应有，所以直至今日，这些障碍仍未被排除。这类应用是以专门化的知识为前提的，精神分析者没有掌握这些专门知识，而掌握这些专门知识的那些人即专家，又对精神分析一无所知，也可能根本不想对此有所知。结果在做了不知是否适当的仓促准备后，精神分析者便以业余人士的身份开始涉足诸如神话、文明史、人类文化学和宗教学等知识领域。在这些领域中的常驻专家们对待精神分析者并不比对普通的外来者更加客气些，他们的方法与成果如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专家照例是不屑一顾。但是情况在不断改善，每个领域中都涌现出一批人，他们研究精神分析，以便在其特殊课题中运用它，并以殖民者的身份，取代拓荒者。在此，我们可以期望获得极为丰富的新发现，精神分析的运用也总是进一步巩固了自身。而且，在那些科学研究远离实践活动的地方，那些无可避免的观点的分歧形式，无疑会更为和缓。

我强烈地希望指导你们理解精神分析在心理科学中的一切应用。这些应用都是值得任何具有理智兴趣的人知晓的；而且在一段时间里让你们听不到有关变态和疾病的内容，将会是一种很有价值的休息。但我必须放弃这个念头，因为它将再次使我们远离该讲的范围，我必须诚实地承认，我不能胜任这项任务。的确，在这些领域中的一些方面，我本人是最早采取行动的；但至今我已不再控制整个领域。为了掌握从我工作开始到现在为止已取得的成就，我将不得不做大量的研究。你们当中因我的这一拒绝而感到失望的人，可以从我们的期刊《意象》（Image）中寻求弥补，该刊物专门介绍精神分析的非医学性的应用。2196

但是，有一个主题我无法轻易略而不谈——不过，这并不是因为我对它特别了解，或对它作了很大贡献。恰好相反，我自己与它几乎毫无关系。2197我必须提及它，这是因为它极端重要，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可能是精神分析所有活动中最重要的。我所考虑的，就是精神分析在教育中的应用，在抚育下一代中的应用。我很高兴，至少我能够说我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2198已经把这种研究作为她的毕生事业，并以这种方式来弥补我的疏忽。

通向这种应用的道路不难找到。在对一位成年神经症患者的治疗中，当我们追踪其症状的决定因素时，常被引回到他的早期童年时期。我们对童年以后的致病因素的认识，既不足以了解该病症，也不足以形成治疗效果。因此我们被迫要熟悉病人童年时期的心理特质；我们认识了一定量的只有凭借精神分析才能了解到的事情，从而能够纠正许多通常是有关童年的观点。我们认识到童年期的最初几年——可能直到5岁——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其所依据的理由有好几个：第一，因为那几年是性欲的早期全盛时期，其后留下了各种对成人性欲生活有决定作用的诱使因素；第二，因为这一时期的各种影响冲击着幼稚的、微弱的自我，就像创伤对自我的冲击一样。他们除了以压抑的方式躲避内心激起的情感风暴别无他法；而正是依靠压抑的方法，他们获得了所有导致以后的疾病和功能性障碍的倾向。我们认识到，童年期的困难在于下述事实：儿童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掌握绵延几千年的文化发展的成果，包括对其本能的熟练控制和对社会的适应或至少是这两者的初步结果。他通过自身的发展只能完成这种变化的一部分；而更多的部分必须通过教育2199强加给他。孩子们通常不能理想地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在这些早期时期，他们大多数都经历了可以说是与神经症同步的阶段——而且在所有后来产生明显疾病的儿童案例中，情况尤其如此。在一些孩子身上，神经症疾病并不是等到成年时才产生，而是在童年期就已发生了，他们给双亲和医生带来许多麻烦。

无论是把精神分析疗法应用于那些已显示出明确的神经症症状的孩子，还是应用于那些尚处于性格发展不顺利状态中的孩子，我们都不曾有所顾虑。精神分析的反对者所担心的是，儿童会受到精神分析疗法的伤害，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的精神分析疗法表明，我们可以从这个活生生的主体身上证实我们在成人案例中（可说是从历史资料中）所推测的东西。而儿童也受益匪浅。实际上对于精神分析治疗而言，儿童是一个非常适宜的治疗对象，其疗效彻底而持久。当然，成人设计的治疗技术必须做大的改动，从而能适用于儿童。儿童在心理上迥异于成人。因为他尚未拥有超我，故而自由联想的方法还不能被他接受，移情作用也异于成人（因为生身父母仍然健在）。成人所反对的那种种内部抵抗，在儿童身上大部分都为外在的困难所取代。如果父母使自己成为这种抵抗的工具，那么精神分析的目的——甚或精神分析自身——经常会受到威胁。因此，通常有必要把对儿童的精神分析，与对其父母施加一定程度的精神分析影响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儿童精神分析与成人精神分析之间不可避免的分歧因下述情况而减小：我们的某些患者保持了许多婴儿的性格特征，以至于精神分析者（须重新使自己适应患者）必须对他们运用某种特定的儿童精神分析的技术。儿童精神分析自然成了精神分析者的领域，并且这种情况无疑将持续下去。

我们的大多数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神经症阶段。这一认识萌发了一个在卫生方面的挑战。可以设问：正如今天我们不能等到发现儿童已患上白喉病才给注射预防针那样，即使儿童尚未显示出失常的迹象，作为一种保证其健康的措施，对他进行精神分析是否有利？目前，对该问题的探讨仅具有学术意义，但我在此可以大胆地考虑它。然而，就这么一个建议，对我们大多数的同时代人来说，不啻受到残暴的奸淫，而且纵观大多数为人父母者对精神分析学的态度，我们眼下真是应该放弃任何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的愿望。这类针对神经症疾病的预防法可能是非常有效的，却也要以一个全然是另一种结构的社会为先决条件。把精神分析应用于教育这一口号现在只能在别的社会中找到。至于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什么，这要我们自己来弄清。儿童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本能，就不可能毫无限制地给他们实现所有冲动的自由。对儿童心理学家而言，上述给儿童自由的做法可能是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实验，但对父母来说，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并且儿童自己也将深受其害，这种危害有的很快就显示出来，有的则在以后的岁月里显示出来。因此，教育必须对儿童的冲动实行抑制、禁止和压抑，而且这种情况在历史的所有时期都充分可见。然而，我们从精神分析中得知，正是这种对本能的压制隐含着神经症疾病的危险。你们会想起，我们已经详细地考察过这种情况的产生2200。因此，教育必须在不干涉的斯库拉和挫折的卡律布狄斯诸间去寻找出路2201。除非该难题完全不能被解决，否则我们就一定能寻找到适合途径，以使教育取得最大成效，产生最小伤害。因此，问题在于确定对儿童本能禁止多少，什么时候禁止，用什么方法禁止。此外，我们必须考虑到下述事实：我们教育影响的对象，具有非常不同的天生的气质倾向，以至于同样的教育过程对所有的儿童不可能产生同样的效果。某种及时的反省告诉我们，迄今为止，教育在完成其任务方面是十分糟糕的，而且对孩子伤害很大。如果教育找到了合适的途径，并理想地执行其任务，那么它就有希望消除某种致病因素——即童年期的意外创伤的影响。如果现在我们考虑到教育者所面临的种种难题——例如他应该怎样认识到儿童的个性，怎样从微小的迹象推测儿童未成熟的头脑中所进行的活动，怎样给予儿童适当的爱而又仍保持有效程度的权威——我们就会明白，唯一适合教育者工作的准备是彻底的精神分析训练。最好的方法是教育者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因为即使有关精神分析的一切都听说过或做过，但没有亲自体验过，也不可能掌握精神分析。对教师和教育者的精神分析与对儿童本身的精神分析比较而言，前者似乎更是一种有效的预防措施，而且更易于付诸实践。

尽管只是作为一种附带的考虑，我们仍应提及一种间接的方法，该法通过精神分析有益于培养儿童，而且将日益产生更大的影响。凡亲身体验过精神分析、从中受益匪浅的，并且洞悉自己的培养方式的缺陷的父母，都将会更好地懂得如何对待他们的孩子，并在许多他们自己不曾被宽容的方面更宽容孩子。

在精神分析者致力于对教育施加影响的同时，另一些研究正在讨论过失和犯罪的原因及其预防。在此，我仅仅是再次向你们敞开精神分析的大门，并让你们看看大门后的那些房间，而没有引你们进入。2202我肯定，如果你们不放弃对精神分析的兴趣，你们就能够学到许多关于上述主题的新颖而且有价值的东西。然而，在尚未结束教育这个话题时，我必须谈谈它的另一个特殊方面。据说——这无疑是合法的一每种教育都有一个派别性的目标，它努力把儿童培养得适应已建立的社会秩序，而不考虑该秩序有多少价值和多少稳定性。如果（有人争辩说）人们承认我们目前的社会秩序中存在着缺陷，则教育与精神分析的结盟也就无法合理地为社会秩序服务：它必须赋予另一个更高目标，应当摆脱流行的社会要求的束缚。然而，以我看来，这种争论在此是不正确的。上述要求超出了精神分析的有效功能。同样，一个医生被请去治疗肺炎，他不必考虑患者是否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自杀者抑或一个罪犯，也不必考虑他是否值得活下去或者是否有人希望他活下去，因为这并不是医生的职责。上述人们期望赋予教育的另一目标，也将是一个派别性的目标；而在两种派别间进行取舍不是精神分析者的事。我完全没有考虑情况的这个方面，即如果精神分析容许与已存社会秩序相矛盾的目的，它对教育施加的任何影响就将被拒绝。但如果精神分析的教育打算把它的学生培养成叛逆者，它就将亲自承担一种多余的责任。如果它使它的学生尽可能健康而有才干地离开学校，它尽到了本分。这种教育包含了众多的革命因素，足以保证它所教育的任何人在今后的生活中都不会成为反动者和压迫者。我甚至以为，革命的儿童从任何角度看都是不可取的。

女士们，先生们，我打算与你们进一步谈谈作为治疗方式的精神分析。15年前我就论述了这一问题的理论方面2203，今天我还将以同样的方式阐述它；现在我必须告诉你们这15年间我们所取得的经验。你们知道，精神分析是作为一种治疗方法而诞生的。尽管它现在的内涵已超过了该范围，但仍未脱离它的原始基础，而且，为增加自己的深度、促进自己的发展，它仍保持着与病人的接触。导致我们理论产生的种种积累起来的观念，是不可能以其他方法获得的。我们在治疗中所遇到的失败，不断地向我们提出新任务；而现实生活的要求，则是一种防止过分推测——毕竟我们在工作中没有推测也不行——的有效保证。很早以前，当精神分析的确有助于患者，而且是作为一种方法有益于患者时，我就已经论述过它了2204；今天，我则要考察一下精神分析方法取得了多大成就。

你们可能知道，我从来不是一个治疗狂，故而也不存在我因沉溺于对精神分析的赞颂而滥用此讲的危险。我宁愿说得过少而不愿说得过多。在我是唯一的精神分析者时，那些对我的观点显然持友好态度的人曾对我说：“你的所有观念都是精密而且明智的，不过，让我看一看你用精神分析治愈的案例吧。”在人们排斥令人不舒服的新异观念时，有许多先后成功的手段，而上述说法就是其中之一。今天，它已像许多其他手段一样过时了，因为精神分析者也收集了大量来自被治愈的病人的感谢信。这种比较没有到此为止。精神分析法确实是像其他治疗方法，它有自己的优势和缺陷，自己的困难、局限和适应范围。曾经一度，有人对精神分析有所抱怨，认为由于精神分析不敢公布它的任何成功统计资料，因而不必认真地对待这种疗法。从那以后，艾丁根（Max Eitingon）博士创建的柏林精神分析研究院，发表了对精神分析最初10年的成就的评论。2205这些治疗上的成功既没有提供精神分析自夸的资本，也未提供它自惭形秽的依据。不过，这类统计一般而言不具有启发性，有作用的材料如此不纯，以至于其中大量材料反而证明了别的方法。考察一个人的个人经验是更为明智的。而且我在此想补充说，我不认为我们的治疗能够与卢德（Lourdes）2206的治疗相媲美。相信圣母玛利亚的奇迹的人远比相信潜意识存在的人多得多。如果我们要求助于我们的竞争者，就必须对精神分析治疗与其他心理疗法（psychotherapy）进行比较。现在几乎不必提及治疗神经症的器质性躯体疗法。精神分析疗法作为一种心理治疗步骤，与医学中这一特殊分支所用的其他方法并不对立，它既没有贬低它们的价值，也没有排斥它们。一个喜欢自称为心理治疗家的医生把精神分析疗法用于他的病人，同时又根据病例的特殊性和有利或不利的外部环境采用其他任何治疗方法，这并不存在理论上的矛盾。实际上，使医学实践必然趋于专门化的正是治疗技术。因此，外科术和矫形术不得不从同样的方式中分离开来。精神分析活动是艰苦而严格的；它不可能像一副眼镜那样好使：阅读时戴上它，而外出散步时取下它。因此，一个医生要么全盘照搬精神分析，要么丝毫不碰精神分析。就我所知，那些有时特别使用精神分析疗法的心理治疗家并不拥有坚实的分析基础，他们没有接受分析的整体，而是打了折扣的——也可能把分析的“毒牙”拔掉了；他们不能被认为是分析家。我想这是令人遗憾的。但在医学实践中，一个分析家和一个仅限于采用其他技术的心理治疗家的合作，将会有利于益处甚大的目的。

与其他心理治疗步骤相比，精神分析疗法无疑是最有效的。这样说也是合理而公正的，因为该疗法大都费力最大，花时最多；它不用于轻度病症的案例中。在适宜的案例中，使用这种方法有可能消除障碍，并引起变化，这些变化是在前分析时期人们不敢抱有希望的。但该疗法也有其相当明显的局限性。我的一些继承者们有着治疗上的抱负，他们最大努力地消除障碍，从而使每种神经失常都可能被精神分析治愈。他们致力于把分析工作压缩到一个更短的疗程，加强移情作用，从而使移情作用有可能克服任何抵抗，并把移情作用与其他的影响方式联合起来，使病人不得不接受治疗。这些努力当然是值得称赞的，但就我看来，又是徒劳无功的。它们还带来了一种危险，即迫使自己脱离分析方法而陷入无穷尽的实验过程中。2207这种期望每种神经症现象都能被治愈的愿望，我猜想是来自于门外汉的一种信仰，即神经症都是无权存在的、完全没有必要的东西。而事实上，它们是严重的、由素质（constitution）所构成的疾病，该病在个体身上不只是发作几次，而通常是持续很长时间乃至终身。我们的分析性经验表明，这些疾病可能广泛地受到影响，如果说我们考虑到了历史上积淀下来的疾病诱因和偶发的次要因素，却在实践中忽略了素质上的因素，而且在任何案例中，我们对这一因素都无能为力；但在理论上，我们还是应该始终记住它的。根据精神病与神经病的紧密关系看，由于分析疗法很难从根本上接近精神病，这使我们局限于对神经症的治疗。精神分析的疗效仍受缚于很多重要的而又难以掌握的因素。对于儿童，可能阻碍治疗获得成功的困难，都是与其父母相关的外部因素，不过，这些困难归根到底还是儿童自身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成人而言，困难则首先产生于两种因素：患者目前心理性僵直的程度和疾病的类型，而在类型中还含有更深刻的决定性因素。

人们常不公平地忽略上述第一种因素。无论心理生活的可塑性和恢复旧条件的可能性有多大，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会重新回复生活中的。当一个过程自然结束时，有些变化似乎是明确的，而且相应于已形成的心理伤痕。在另一些场合，人们则认识到患者心理生活的普遍僵化；人们完全可以为其另谋途径的心理过程，似乎没有能力放弃原有的轨道。但这可能与我刚才所提的是同一回事，只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它罢了。人们似乎一再发现，正是这种治疗缺乏必要的内在动力，因而阻碍了变化的发生。与我们所能动员起来的对抗力量相比，患者的特殊的依从关系，某种特别的本能成分，是过于强大了。就精神病而言，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对这些疾病真是太了解了，知道该在哪里运用这些杠杆，只是这杠杆尚无法撬起那堆重物。的确，未来的希望就在这儿：我们对激素作用（你们知道它们都是些什么）的认识可能会向我们提供一定的取胜手段以便与这些疾病所具有的数量因素进行抗争；不过，现在我们距离那天还远着。我明白，所有这些问题中的不确定性，正是使分析，尤其是移情趋于完善的一种恒常激励。精神分析的初学者们面对失败时，尤其搞不清到底应该抱怨案例的奇特呢，还是抱怨自己在治疗过程中的笨拙。但是，如前所述，我认为这方面的努力不可能取得很大成果。

限制分析法取得疗效的第二因素即来自于疾病的类型。你们已经知道，分析疗法的应用领域是各种移情性神经症——如恐怖症、癔症、强迫神经症——此外，还有各种已经形成并取代这些疾病的性格异常。而与此有别的所有其他疾病（如自恋的和精神性的症状）都或多或少是不适宜分析的。小心翼翼地排除这些案例以预防治疗失败是完全合理的。这种谨慎在分析的统计方面将导致一个重要的进步。不过，这里有一个陷阱。我们的诊断常常是在治疗之后才做出的，它们与我在雨果的作品中读到的苏格兰国王识别女巫的测验2208相似。这个国王声称，他掌握了一种识别女巫的万无一失的方法。他把这个女巫放进沸水锅里煮，然后品尝肉汤。随后他便可以说“这就是女巫”，或“不，那人不是女巫”。我们的情形与此相同，只是除了我们是受害者外。只有当我们对前来求医的病人用分析法考察了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后（或以同样的方式考察前来受训的考生），我们才能对其做出判断。我们实际上非常盲目。病人具有不明确的一般性不适，无法确诊。但经过这段预诊期之后，很可能明白该例不适宜于分析疗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此人是考生，我们把他送走；如果是病人，我们还要继续一段更长时间的诊断，以期能够对他的状况有更好的理解。病人已经通过增加我们的失败记录而报复了我们，而遭到拒绝的考生如果好猜疑的话，就可能通过亲自撰写关于精神分析的书来报复我们。恰如你们所见，我们的谨慎是徒劳的。

我担心这些详尽的阐述让你们感到兴趣索然了。但如果你们要认为我打算低估你们关于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疗法的观点，我将更感遗憾。或许我的开头的确没讲好。因为我想要做的是相反的事：通过指出分析法的局限性的不可避免，来为这种局限性辩护。考虑到同样的目的，我转向了另一方面：即对精神分析费时过久的指责。就这方面，应该说，精神的变化实际上是缓慢发生的。如果变化太快、太突然，反而是一种不好的征兆。对极严重的神经症的治疗，可能极易延续数年；但治疗一旦成功，我们则应该考虑，这种疾病若未治好，还会延续多久？也许治疗一年就缩减了患病的10年时间；换言之（正如我们在未得到治疗的案例中通常所见），这种疾病是根本不会自愈的。在有些案例中，我们有理由在许多年之后恢复分析法治疗，因为那时生命已对新沉淀下来的诱因产生了新的病理反应；但在同一时期，我们的病人还自我感觉良好。第一次分析实际上并没有阐明病人所有的病理倾向；而当分析疗法取得成功时，分析者自然就会停止继续进行分析。还有一些有严重障碍的病人，其一生都受到分析的监护，并不时地重新接受分析。否则他们就完全不能自立，我们应该高兴，通过逐渐地反复地治疗，他们能够恢复健康了。对性格异常的分析也需要很长的治疗时间；但通常是能成功的。你们知道还有其他疗法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吗？当然，仅有这样的疗效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不过我们已从肺结核和狼疮的例子中认识到，只有当某种疗法适合于疾病的种种特性时，该疗法才可能成功。2209我已经告诉你们，精神分析最初是作为一种治疗方法的。但我想使你们感兴趣的不是作为一种疗法的精神分析，而是精神分析所包括的真理，尤其是它向我们提供的有关人类的信息——即人的自身本性——以及它所揭示的人类各不相同的活动之间的关系。作为治疗方法，精神分析是许多方法中的一种，但它的确是最有效的。可以说，如果它没有治疗价值，不与病人相联系，它就不会被发现，不会持续发展达三十多年。

第35讲　宇宙观问题2210

女士们，先生们：

在上次的讲演中，我们谈的都是些日常琐事——就好比是在整理我们简朴的房宅。我提议，现在我们应该大胆地迈出一步，回答一个别人常常向我们提出的问题：精神分析会导致一个特殊的宇宙观吗？如果会，会是什么样的宇宙观呢？

我想，“Weltanschauung”（宇宙观）恐怕是德文所特有的一个概念，要把它译成外国文字恐怕有困难。假如我尝试着为你们给它下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在你看来必定是笨拙的。我认为，宇宙观是种理智的结构，它基于某种凌驾一切的假设，统一地解决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问题。因此，它没有留下任何尚未做出解答的问题，而且，我们所关心的一切事情都可在其中找到固定的位置。不难理解，拥有这样一种宇宙观，是人类美好愿望之一。信奉它，人们就能在生活中拥有安全感，就能知道追求什么，怎样才能最恰当地对待自己的感情和兴趣。

如果这就是宇宙观的性质，那么就极易做出有关精神分析的回答。作为一门特殊的科学，心理学的一个分支——一种深度心理学或潜意识心理学——精神分析建构一种自己的宇宙观是不合宜的，它应该接受一般科学的宇宙观。但是，科学的宇宙观已经很显然地异于我们的定义。诚然，它也规定了对宇宙解释的统一性；但其解释仅仅是作为一个纲领，该纲领的实现有待于将来。除此之外，它具有各种消极的特征，局限于目前所知的一切，并且强烈反对某些特定的异己成分。它断言，除了对认真检查过的观察资料所进行的理智研究——换言之，即我们称为调查研究的东西——就不存在其他获得宇宙知识的源泉了，同时。没有任何知识产生于天启（revelation）、直觉（intuition）或预卜（divination）。这个观点好像是在最近这几个世纪中才逐渐得到普遍的承认；而到我们这个世纪，却发现了一种自以为是的反对意见，认为像这样的宇宙观同样毫无价值，不受人欢迎；它忽视了人类理智的要求和人类心理的需要。

对于这种反对意见，再猛烈的抨击也不为过。它毫无根据，因为理智和心灵恰恰和任何非人类存在物一样，也同样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精神分析拥有一种特权，可在这一方面为科学的宇宙观辩护，因为人们无法指责它在宇宙图景中忽略了心灵事物。它对科学的贡献，恰恰在于把研究伸向了心灵领域。附带说一句，没有这样的心理学，科学就不会完整。然而，如果把对人类（和动物）的理智与情感功能的研究包含在科学中，那么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科学态度总体上没有改变，也尚未形成新的知识源泉或研究方法。即使存在直觉和预卜，它们也不会成为科学的源泉。但它们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幻想，是对愿望性冲动的满足。也不难看出，对某种宇宙观的这些要求仅仅是建立在情感之上的。科学注意到下述事实：人类心理产生了这些要求，并准备考察它们的源泉，但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些要求是合理的。相反，科学把这种情况视为一种警告，从而小心翼翼地把每种幻想以及类似的情感要求的产物，与知识区分开来。

这决不意味着，这些愿望将会被轻蔑地抛弃或其对人类生活的价值将会被低估。我们将描绘出这些愿望得到满足的状况，这些满足是人们在艺术作品以及宗教和哲学体系中自己创造的；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下述事实：允许这些要求进入知识领域，将是不合理的，也将是极不明智的。因为这样就会打开通向各种精神病——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精神病——的道路，而且将会把人们大量的宝贵精力从直接指向现实的努力中抽取出来，以便尽可能地去满足其愿望与需要。

从科学的角度看，在此人们无可避免地要运用批判的能力，继续做出反对和驳斥。有人声称，科学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一个领域，宗教和哲学是其他领域，它们至少与科学是等价的；因而，科学无权干涉其他两个领域：双方都有相等的权力成为真理，而且每个人都可自由地做出选择，并从选择中吸取信心，寄托信仰。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当然有人认为这种观点极其优秀、宽容厚道，摆脱了狭隘的偏见。但不幸的是，它站不住脚，而且具有完全属于非科学的宇宙观的一切有害特点，在实际上它也就等同于后者。事实很简单：真理不具有宽容性，它不容许妥协或限制。研究表明，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都属于它，如果其他任何势力试图接管它的任何一部分，它必将对之进行无情的批判。

在三种可能对科学的基本立场质疑的势力中，唯有宗教才被真正当作敌人。艺术几乎总是无害而有益的；它追求的只不过是一种幻想。除了制造出一些被说成是被艺术“迷住了”的人外，艺术并不企图侵占现实王国。哲学与科学并不对立，它像科学一样行事，并局部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研究。但它又有别于科学，坚持某种幻想，即人们有能力描绘出一幅天衣无缝的、连贯统一的宇宙图景，尽管随着我们知识的每一个新的进步，这种幻想一定会破灭。它过高地估计了我们的逻辑活动所具有的认识价值，承认了诸如直觉等别的知识源泉，结果在方法上误入歧途。当诗人谈到哲学家时，他所做的嘲弄性评论通常就显得不无道理：

“用睡帽和睡衣上的破布条，他在弥补着宇宙结构的罅隙。” 2211

但哲学对芸芸众生没有直接的影响；甚至在知识分子这一高层次中也只有极少数人对它有兴趣，而对其他人来说，哲学几乎是难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宗教则是一股巨大的势力，它支配着人类最强烈的情感。众所周知，在较早的时期，它包括了在人类生活中起理智作用的一切，在几乎还没有像科学那样的东西存在时，它扮演着科学的角色；它构建了一种具有无可比拟的连贯性和自足性的宇宙观。虽然受到了深深的震撼，这一宇宙观仍延续至今。

如果我们要说明宗教的自负性质，我们必须记住它为人类所做的一切。它为人类提供了关于宇宙的起源及其形成的资料；它向人们保证，在人生沉浮中给予人们保护和最终的幸福，它运用其全部的权威所制定的戒律来指导人们的思想与行动。从而它实现了三种功能。用其第一种功能，宗教满足了人类对知识的渴求；它用自己的方法去做科学打算做的事，并在这点上与科学分庭抗礼。宗教的最大影响无疑应归功于它的第二种功能。当宗教消除了人们对生活的险恶和沧桑的恐惧时，当宗教保证人们将获得幸福的结局并在不幸之中给予安慰时，科学全然不可与之匹敌。诚然，科学能够教我们去避免某些危险，它也能够战胜某些困苦。否定科学是人类有力的帮助者，这显然是极不公正的；但是，在许多情况下，科学不得不任由人们遭受苦难，而只能劝人们屈服苦难。第三种功能是，宗教发布戒律，制定禁忌和限制，在这种功能中，宗教与科学之间存在着最大差别。因为科学尽管也的确从其应用中，产生了指导人们生活的规则和告诫，但它热衷于调查研究和证实事实。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规则和告诫与宗教所提供的一样，但尽管如此，它们的理由却是各不相同的。

宗教这三个方面的联系并不很清晰。关于宇宙起源的解释与关于某些特殊的道德戒律（ethical precepts）的教诲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其中关于提供保护和幸福的保证与道德要求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道德要求是对满足这些需要的报答；只是那些遵守道德要求的人才可能指望得到好处，而惩罚则等待着遵守道德要求的人。附带说一下，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科学中。因此科学告诉我们，凡轻视其教诲的人都会受到伤害。

宗教中教导、安慰和要求的奇特结合，只有在接受发生学（genetic）方面的分析之后，才能得到理解。我们可以从最显著的聚合点，从关于宇宙起源的教导开始研究。人们可能会问：宇宙起源论（cosmogony）为什么会成为宗教体系的一个固定成分？宗教教义说，宇宙是由一个类似于人的存在物创造的，但该存在物在各个方面，如在力量、智慧和情感力量上都被夸大了——相当于一个理想化的“超人”（superman）。把动物作为宇宙的创造者（creator）表明了图腾崇拜（totemism）的影响，对此我们稍后至少会简略地说一说。这是一个有趣的事实：即使有许多神灵（gods）受到崇拜，但宇宙的创造者总是单个的存在物。同样有趣的是，尽管并不缺乏女性神灵，但创造者通常都是男性；实际上在有些神话（mythology）中，宇宙的创造开始于男性神灵废除被认为是女妖的女性神灵。2212这就展开了各种最有趣的细节问题；不过，我们无暇论及。我们所做的下一步易于识别，因为这个神性的创造者（god-creator）被直呼为“父亲”了。精神分析推断，他的确是父亲，曾披着所有的神奇出现于幼儿面前。宗教信仰者描绘宇宙的诞生，就像描绘出他自己的起源一样。

这样，我们就容易解释，安慰性的保证和严格的道德要求是如何与宇宙起源论结合起来的。儿童把自己的存在归之于与父亲具有相同特点的人，此人（或更确切地说，无疑是由父亲和母亲结合起来的父母亲机构）也在儿童弱小和无助的状态中向他们提供保护和监护。由于儿童面临着潜伏在外部世界的一切危险，故而他在父亲的保护下感到安全。当然，他知道，当一个人自己长大了，他就会拥有更大的力量。但他对生活中的危险的认识也变得更深了。他正确地断言，从根本上讲，他仍然像童年时一样无助和无法自我保护，面对世界，他还是一个孩子。因此，没有像在童年时代享受到的那种保护，他什么也干不成。不过他很早就认识到，父亲的能力极为有限，并不具备所有优秀特征。因此，他又返回到那个早在童年时就给予甚高评价的状态。记忆中的父亲形象，把这个形象抬高成一个神灵，并使之成为某种当代的和真实的东西。这种记忆中的父亲的强大力量和要求保护的执着性，一起支撑着他对神的信仰。

宗教纲领的第三个主要方面即道德要求，也很容易符合这种儿童状况。我可以提醒你们注意康德（Kant）的著名论断，他一直把星空与我们的道德规则相提并论[见前面第61页]。2213这种并列听起来是多么的奇怪啊！因为，天体与关于人类生灵间是彼此热爱还是彼此残杀的问题，有着什么关系呢？然而，它到底还是触及了一个重要的心理学真理。给予儿童生命和保证儿童避开危险的父亲（或父母亲职能），也教导他应该和不应该做什么，教导他必须习惯于限制自己的本能性欲望，并使他明白，如果他想成为家庭中和后来更大的社交圈中可被接受和受欢迎的成员，他就应该更加关心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姐妹。通过爱的奖惩体系，儿童受到教育，并从而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职责。他被告知，其生活中的安全感依赖于父母（后来是别的人）爱他以及他们相信他也爱他们。所有这些关系后来都被人原封不动地引入其宗教中。父母的告诫和要求作为一种道德意识，在他身上保留下来。借助于这种相同的奖惩体系，上帝统治着人的世界。分配给个人的保护及幸福的数量，取决于他满足道德需要的情形。他对上帝的爱和为上帝所爱的意识，是他的生活安全感的基石，他被这种爱及意识武装起来，得以抵御来自外部世界和人类环境的危险。最后，在祈祷中，他确信自己直接影响了神的意志，并在这种影响下，分享着神的全能。

我相信，你们在听我讲演的过程中，已被若干问题所困扰，而且你们乐于听取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此时此地我还无法着手去做，但我自信。这些详细的质疑中，没有一个能推翻我们的论点，即宗教的宇宙观取决于我们童年时的状况。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一点就更值得注意：尽管这个宇宙观仍具幼稚性，但它还是一个先驱。毫无疑问，有过一个没有宗教、没有神灵的时期，它被称为泛灵论（animism）阶段。那时世界充斥着类似于人的精神存在物——我们称之为“魔鬼”（demons）。外部世界的所有物体都是它们的栖息之地，或者也许可以说等同于它们的住所。但并不存在某种更卓越的势力，创造了所有的魔鬼，随后又统率着它们，并不存在这种人类能够向其请求保护和帮助的势力。尽管泛灵论中的魔鬼大多对人类持敌对态度，但人类那时似乎比后来更自信。他们肯定常常处于一种对这些邪恶精灵的极度恐惧之中，但他们却以种种行动（对之他们已赋予驱魔之力）来对付它们，保护自己。即便撇开这点不谈，他们也并不认为自己没有抵御能力。如果他们要向大自然企求某些东西——如企求降雨——他们并不直接向天气之神做祷告，而是做些法术动作，以期直接影响大自然：他们自己完成与降雨相似的事情。在他们与周围环境的各种力量做斗争中，他们的第一个武器就是“法术4”（magic）——现代技术的鼻祖。据我们猜测，我们对法术的仰赖来自于对自己的理智作用的高估，以及对“思想万能”（omnipotence of thoughts）的崇拜。附带说一下，这种信仰在我们的强迫性神经症患者身上也可看到。2214我们可以猜想，当时的人类特别对他们在语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而这种成就中肯定伴随着思维的重大发展。他们认为法术的力量产生于词汇。这个特征后来被宗教所继承。“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而且他们的法术行动的事实表明，泛灵论时期的人并不仅仅相信他们的愿望的力量。他们更期望的是采取这一行动的结果，这个结果可促使大自然模仿该行动之力。如果他们企求降雨，他们就自己泼水；如果想让土地果实累累，他们就在田间对土地演示戏剧性的性交行为。

你们知道，任何事物一旦在精神上得到了体现，就不易消失了。所以，如果你们听说许多泛灵论的话语一直保留至今（其中大部分类似于我们所说的迷信，与宗教并存或包含于宗教之中），你们也不会感到惊讶。更有甚者，你们几乎没法否认这样一种观点，即今天的哲学保留着泛灵时期的思维模式的一些本质特征——如过高地估价语词的神奇，相信世界上的真实事件都是按照我们的思维试图强加其上的方向前进的。因而，看起来的确存在着一个不具法术行动的泛灵论。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猜到，甚至在那时候就有了某种伦理，即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的戒律；但我们没有发现它们与泛灵论时期的信仰有任何密切的关系。它们可能是人们相对力量以及实际需要的直接表现。

值得我们去了解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从泛灵论到宗教的转变？但你们可以想象到，人类精神（spirit）演化的这些远始的时期，至今仍是模糊不清的。似乎是，宗教所表现的第一种形式就是图腾崇拜。即动物崇拜这个奇怪现象，而最初的伦理戒律即“禁忌”（taboos）都是这一现象的结果。在一本题为《图腾与禁忌》[1912～1913]的书中，我曾详细论述了一种观点，该观点把上述转变的原因一直追溯到人类氏族环境的一次变革上。与泛灵论相比，宗教的主要成就在于从精神上控制了人们对魔鬼的恐惧。不过，这个史前时期的残余即邪恶精灵，在宗教体系中仍占一席之地。

上述即宗教的宇宙观的史前史；现在我们转向研究那以后所发生的和仍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事情吧。凭借着对自然过程的考察而强大起来的科学精神，终于开始把宗教当作一件人类的事，并使之接受批判性的考察。宗教不能经受起这种考察。首先被怀疑的是宗教关于各种奇迹的传说，因为这些神话与严肃的观察所指出的一切相矛盾着，而且清晰地表现出人类想象活动的影响。随后，那些解释宇宙起源的宗教教义遭到了否定，因为它们表现出一种具有古代特征的无知。而且，由于人们日益增加了对自然法则的了解，他们知道这些法则比教义更为优越。关于宇宙是通过类似于人类个体起源的交媾或发生行为而形成的看法，已不再是最显然且为不证自明的假设了，因为具有心灵的生物与非生物自然界之间的区别已经给人类思想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区别使人类不可能再保留原始泛灵论中的信仰。我们也不应忽视各种不同的宗教体系的比较研究的影响，以及它们彼此排斥和不相容的作用。

科学精神凭借这些初步的论战而强大起来，最终获得了足够的勇气，以至于敢对宗教宇宙观中最重要的、最具情感价值的成分进行考察。人们可能始终看到——尽管敢于公开讲出来是很久以后的事——宗教向人们承诺，只要他们能遵守某些道德要求，就向他们提供保护和幸福，但这种种表态也已表明其自身是不值得信赖的。宇宙中似乎并不存在那种力量，它以父母般的关怀照管着人们的安康，并给他们的所有活动带来团圆的结局。相反，人类的命运可能既不符合“宇宙行善”（Universal Benevolence）的假说，也不符合与此有些相冲突的“宇宙公正赏罚”（Universal Justice）的假说。地震、海啸、大火，根本不分是善良与邪恶，虔诚与不敬。更何况，我们谈论的不是非生物自然界，而是人，其命运依赖于他人的种种关系，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绝不是规律。凶暴、狡猾或残忍的人往往占有令人羡慕的世间财富，而善良的人却一贫如洗。各种黑暗的、无情的和没有爱心的力量在支配着人们的命运；宗教赋予宇宙统治的奖惩体系似乎并不存在。这再次说明，我们有理由抛弃宗教从泛灵论那里获得的一部分理论。

通过证明宗教是如何起源于儿童的无助，通过在成人的愿望和需要中的童年残迹去探求宗教的内容，精神分析学对宗教的宇宙观提出了最新的批评。

确切地说，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宗教；但它仍然是我们认识宗教的一种必要的完善，而且至少在这方面，它是对宗教的一种否定，因为宗教自身表明宇宙起源于神。当然，假如我们对神的解释，可以被宗教接受，那么它在这方面肯定就没有什么错了。

总之，这就是科学对宗教宇宙观的评价。种种不同派别的宗教在为谁占有真理而争论不休，而我们却认为关于宗教的真理性问题无法获得彻底的回答。宗教是一种控制感性世界的企图。由于生理上的和心理上的必然性，我们在内心中产生了一个渴望的王国。而借助于这一渴望的王国，我们置身于感性世界之中。但是，宗教并不能实现这一点，其教条留有它们所产生的那个时代（即人类童年的无知时代）的印迹。它的安慰不值得信任。经验告诉我们，世界并非保育室。相反，宗教努力强调的那些道德要求应该给予另外的基础；因为它们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把对它们的服从与宗教信仰联合起来是危险的。如果我们试图确定宗教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那么，它看来并不是永恒的获取物，而是与个体文明者从童年到成人的发展中所必须经历的神经症相似的东西。2215

你们当然可以自由地批判我的这种观点；我甚至可能在来路上与你们相会于这点上。关于宗教宇宙观的逐渐衰弱，我所告诉你们的自然很简略，是不完善的。关于各种不同过程的秩序，我也说得很不清楚；我没有阐述各种力量在唤醒科学精神中的合作情况，也没有论述在宗教宇宙观实行绝对统治和后来受日益增强的批判的影响时它自身的变化。最后，严格地说，我的评论仅限于宗教的一种形式，即西方人的形式。可以说，为了便于说明，我构建了一个解剖学的模型，以期尽可能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我的知识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使事情做得更好、更完善，这一问题我们现在不妨暂时搁置一旁。我明白，你们可以在别处听到比我谈得更好的论述。尽管在我的讲演中没有什么新东西；但我坚信，即使是关于宗教问题的资料的最细心的研究，也不会动摇我们的结论。

众所周知，科学精神反对宗教宇宙观的斗争尚未结束，至今，这种斗争仍在我们面前进行着。虽然精神分析一般很少拿起论战的武器，但我并不反对研究这场争论。这样，我就可能进一步阐述我们对宇宙观的态度。你们将看到，宗教支持者所提出的一些论据是多么容易答复，而也有一些的确难以驳倒。

我们所遇到的第一个反对意见，认为科学把宗教作为它研究的一个课题是一种无礼行为，因为宗教是比人类理智的任何活动都崇高和优越的东西，是不可用琐碎的批判进行研究的。换言之，科学没有资格去评价宗教，因为它只要固守自己的领域，还是相当有用的，也是值得尊敬的。但宗教不在科学领域内，科学无权干涉。如果我们自己不被这种粗暴的排斥所吓倒，而是进一步质问：宗教提出的这种对在所有人类事物中的优越地位的要求依据是什么？那么，我们得到的答复（如果我们认为值得答复的话）就是，宗教不能用人类的量尺来衡量，因为它起源于神，是被圣灵作为启示赐予我们的，而人类精神是无法理解这个圣灵的。人们可能已经想到，没有什么比否定这个论据更容易：它显然是一个预期法则，即“用未经证实的假设来辩论”——我知道德文中没有一个好的相对应的表达方式。这里提出的实际问题是，是否存在神灵及它给予的启示？当然，不是下述说法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你们不能提这个问题，因为神性是不能被怀疑的。在分析工作中，我们也常遇到这种态度。如果一个平时很聪明的人竟用非常愚蠢的理由来反对某些特殊的建议，则这种逻辑的缺点就表明，在病人身上存在着一种特别强烈的拒绝动机——这种动机只可能是情感性的，具有一种情感上的联系。

我们也可能得到另一种回答，它公开承认这类动机：不可以对宗教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因为它是人类灵魂所产生的最高级、最珍贵和最崇高的事物；因为它表现了最深厚的情感。而且唯有它，才使世界对人们变得包容，生活对人们变得有价值。我们无须争论宗教的这种价值，而需关心另外的事。我们应该强调下述事实：问题的根本不是科学精神侵犯了宗教领域，而恰恰相反，是宗教侵犯了科学思想领域。无论宗教可能具有多少价值和重要性，无论如何，它都无权限制思想，——因而，无权拒绝对它进行思考。

科学思维本质上与一般的思维活动并无不同之处。而后者，则是我们大家，包括信教者和不信教者，用以照管日常事件的活动。科学思维形成了某些特点：它对那些缺少直接和实在效用的事情也感兴趣；它谨慎地避免个人因素和情感影响；它更严格地考察那些作为结论基石的感知觉的可行性；它用那些使用日常方法不可获得的新知觉来充实自己，并在有意识加以调整的实验中，把这些新知觉的决定因素分离出来。它努力达到与现实——也就是与存在于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的东西——一致。正如经验告诉我们的，这种努力决定着我们的愿望能否实现。我们把那种与外部真实世界的一致称为“真理”。即使我们不考虑科学研究的实践价值，它仍然是科学研究的目标。因此，当宗教宣称它可能取代科学的地位；宣称因为它对人是有益的，并使人高尚，所以它必定也是真的时候；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侵犯，而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应驳斥它。人们已学会如何根据经验法则和现实来处理自己的日常事务，现在若要求他们切身的利益完全托给自由行使职能而不受理性思维制约的一种权威，这未免有些太过分了。说到宗教向其信徒承诺的保护，我想，如果汽车司机宣称，他驾驶汽车绝不受交通规则的约束，而是根据他那异想天开的冲动，那么，我们当中甚至没有人会打算坐到他的车中。

宗教为保护自己而做出的限制人思想的禁律，不能不危及个人和人类社会。分析的经验已告诉我们：虽然像这样的禁律最初是局限于某个特殊领域，但它往往向外扩张，后来便成为患者日常行为中各种严厉抑制的起源。该结果也可在女性性生活中找到，这些女性甚至在思想上都不准涉及性。2216传记可以表明，几乎所有的已故名人，在其生活经历中都受到因宗教对思想的限制而引起的伤害。另一方面，理智（或用大家熟悉的名称——理性来称之）是一种力量，在对人类施加一种统一的影响方面，我们可以对它抱有极大希望——人类是很难团结一致的，因此几乎难以实行统治。可以想象，只要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乘法表和度量单位，人类社会的存在是不可能啊。我们对将来最好的希望是，理智——科学精神，理性——能够逐渐建立起在人类心理生活中的主宰地位，理性的本质是一种保证，保证它以后不会忘记给予人类情感冲动以及给予其所决定的东西以它们应有的地位。但是，这样一种理性统治所实行的普通制度，将被证明是团结人类的最有力的纽带，并将引向进一步的团结。无论是什么，只要它像制约思想的宗教戒律那样，反抗这样的进步，它对人类未来而言就是一种危险。

于是，人们会问，宗教为什么不以下述坦率的申明，来结束这场对它而言毫无希望的争论呢：“事实是，我不能给予你们一般所谓的‘真理’；如果你们需要那东西的话，你们就应坚守科学。但是，我要提供给你们的，相对你们能从科学中所获得的一切而言，是更美丽，更令人宽慰，也更使人高兴的东西。因此，我告诉你们，宗教是另一更高级含义上的真理。”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宗教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认，因为这将使它丧失所有对人类大众的影响。一般人只知道一种真理，即日常语言意义上的真理。他无法想象更高级的或最高级的真理会是什么样子。对他而言，真理似乎与死亡一样，是没有等级程度之分的；他无法从美飞跃到真。也许你们会像我一样，认为他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

因此，斗争尚未结束。宗教宇宙观的支持者信奉一句古老的格言：最好的防御是进攻。他们问道：“这种科学是什么？它竟倨傲地诽谤我们的宗教——我们的几千年来一直给无数的人带来帮助和安慰的宗教？它迄今为止实现了什么呢？今后我们能期望从中获得什么呢？它自己也承认，它无法带来安慰与兴奋。我们暂且不谈这些问题，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它的理论又怎么样呢？它能告诉我们宇宙是怎样产生的以及宇宙产生之前是什么样的吗？它能向我们描绘一幅清晰的宇宙图景吗？或向我们表明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无法解释的生命现象或说明心灵力量怎么能作用于无生命物质吗？”如果它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得不对它表示尊重。但至今它尚未解答任何一个问题。它向我们提供种种所谓的发现的碎片，而无法使之相互协调；它收集事件发展过程中一致性的观察材料，并把这种种一致性称为法则，提出其狂妄的解释。你们想想，科学赋予其发现的必然性是多么微小啊！它教导我们的一切都仅仅是暂时正确的：今天被称赞为最明智的东西，明天可能被否认，而代之以别的东西，尽管这东西将再次被证明仅仅是暂时的。于是，最新的错误被认为是真理。而且，为了这个真理，我们将牺牲我们的最高利益。

女士们，先生们，我想，只要你们自己是受上述言论冲击的科学宇宙观的支持者，这种批评就不会过于严重地动摇你们的信心。在此，我要提醒你们注意一段曾传遍奥匈帝国的话。有一次，那个“恶魔”2217对着他所厌恶的议会大声咆哮：“这不是一般的反对意见！它是派别性的反对！”与此类似，正如你们所知，宗教以一种不公正的、邪恶的方式，夸大地指责科学尚未解决有关宇宙的问题。科学的确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取得这些伟大的成就。因为科学非常年轻——是较晚形成的人类活动。仅选几个日期为例，我们应该记住，开普勒（Kepler）发现行星运动法则距今只有大约300年；把光分析为各种颜色的光谱，并建立万有引力定律的牛顿逝于1727年——也就是说，距今不过200多年；拉瓦锡（Lavoisier）仅是在法国大革命前不久才发现氧的。相对于人类发展的历程，个体的生命是极其短暂的；现在我是一个年事已高的老人了2218；然而达尔文（Darwin）出版其著作《物种起源》时，我却早已出生了。同年即1859年，镭的发现者居里（Piere Curie）也诞生了。即使你们再往前追溯，一直追溯到希腊时期精密科学的起源；追溯到阿基米德（Archimedes）；追溯到哥白尼（Copernicus）的先驱、萨姆斯岛的阿里斯塔恰斯（Aristarchus of Samos，大约公元前250年），甚至追溯到巴比伦时期天文学的最早开端，也只不过涵盖了人类学家所确定的人类从类人猿形态进化到人的、肯定有十几万年的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而且，我们应该记住，上个世纪产生了如此丰富的新发现，带来了科学如此之迅猛的进步，以至于我们完全有理由对科学的前景充满信心。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必须承认上述批评的正确性。科学的前进的确是缓慢的、摇摆不定的和艰辛的。这一事实无可否认或改变。难怪在另一个阵营中的先生们感到不满意。他们被宠坏了：“天启”使得他们过得安逸自在。科学研究的进展一如精神分析的进展。我们把各种期望带入工作中，而这些期望又必须严格地加以控制。在观察中，我们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会发现某种新东西；但一开始，它们只是一些不能黏合的碎片。我们提出推测，建立假设，倘若没有进一步证实，我们就必须放弃这些推测和假设。我们需要巨大的耐心和准备，用以等待任何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放弃了早期的信仰，以免因它们而忽视那些意想不到的因素。最后我们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有了回报，那些支离破碎的发现自行组合起来了，我们因而洞察到精神事件的全貌，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可以从事进一步的工作了。但在分析中，我们不得不在没有实验所提供的帮助下进行研究。

而且，在对科学的批判中存在着大量的夸张。认为科学盲目地从一个实验摇摆到另一个实验，它用一个错误取代另一个错误，这都不是真的。科学通常像雕塑家摆弄自己的泥制模型，孜孜不倦地修改着这一样稿或者往上加点什么，或者拿掉一些什么，直到达到一种满意的程度，即他感到作品与他所看到或想象的物体相似了。此外，至少在那些更古老和更成熟的科学中，甚至今天仍然存在着一种坚实的基本原理，它只被修改过和改善过，却没有被推翻。在科学活动中，情况看起来并不像批判中的那么糟糕。

对科学的这些猛烈的污蔑最终又是为了什么？尽管科学目前还不完善，而且困难重重，但对我们而言，科学仍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它，它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进步。而宗教的宇宙观则不然，它的要点完美无缺，如果它曾经是谬误，那么它肯定永远都是谬误。对科学的贬低绝不可能改变这样的事实：科学正在努力考虑到我们对外部真实世界的依赖性，而宗教却是一种幻想，它的势力来源于我们各种本能的欲望性冲动。2219

我有责任接着考察与科学宇宙观相对立的别的宇宙观；但我极不情愿这样做，因为我知道，严格地说，我没有能力评判它们。所以，在听以下论述时，你们必须记住这个限制条件；而且倘若你们对这种考察有兴趣的话，你们应当到别处寻找更好的指导。

在此，我必须首先提及哲学的各种不同体系，它们敢于根据那些多半是遁世的思想家的想法来描绘宇宙图景。我已经努力对哲学的特征作了普遍的考察[见第160页]，但我恐怕不具备少数人那样的资格，他们曾经建立了对哲学不同体系的评价。因此，我请你们一同考察另外两种现象，这两种现象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可能被忽视的。

第一种宇宙观好似政治无政府主义的复本，而且可能就来源于它。当然，过去就已有这种理智的虚无主义者（intellectual nihilists），而现代物理学的相对论似乎冲昏了当今虚无主义者的头脑。他们的确是从科学出发的，但他们设法迫使科学自我取消，乃至自绝；他们派给科学一项任务，即通过否认自己的各种权利来消除自身。在这方面，人们通常认为，虚无主义仅仅是一种暂时的态度，上述任务一完成，它就不复存在了。一旦科学被消灭了，这个虚空出的空间就可能被某种神秘主义填满，甚或被陈旧的宗教的宇宙观所填满。按照无政府主义理论（anarchist theory）来讲，并不存在像真理那样的事物，即对外部世界的确定认识。我们所公布的像科学真理的一切都不过是我们自身需要的产物，因为这些需要一定会根据外部条件来获得满足：这再一次证明，它们是幻想。归根到底，我们只能发现我们需要的东西，只能看到我们想看的东西，这是绝无例外的。因为真理的标准——与外部世界相一致——是不存在的，它与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观点毫不相关。它们都同样正确或同样错误。任何一个都无权指责另一个是错的。

对认识论有兴趣的人可能发现，探索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借以成功地从科学中得出上述结论的途径——即诡辩论（sophistry）——是富有诱惑力的。无疑我们将会遇到类似于那些来自众所周知的科里特人（Cretan）的悖论（paradox）中的情况，科里特人说所有的科里特人都是撒谎者。2220但我既不希望也没有能力对这个问题做深入的探讨。我所能说的一切就是，只要这种无政府主义理论涉及关于抽象事物的看法，它听起来就具有神奇的优越性，但它向现实生活迈出的第一步就是不成功的。现在，人们的行动是由他们的观点和知识所支配的；正是这个同样的科学精神推测出原子的结构或人类的起源；设计了一座能够承受重物的桥梁结构。假如我们信仰的一切均无足轻重；假如根本不存在知识因与现实相符而相悖于我们的观念的情形，那么，我们就可以用硬纸片而不是用石头来造桥，就可以把催泪瓦斯而不是乙醚当作麻醉剂。但即使是这些理智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将强烈地否认他们的理论在实践上的这种应用。

另一个反对意见更要严肃对待，在此，我对自己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而深感遗憾。我想，关于这件事，你们比我了解得更多，你们大概早就立场分明，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了。马克思社会的经济结构的研究，关于经济体系对人类生活的每个方面的影响的研究，在我们的时代已经取得了无可否认的权威性。我当然无法说清楚，他的观点具体有多少正确性或错误性。我明白，甚至是那些比我受到更好教育的人也不易说清。马克思的理论中包含着令我奇怪的主张，诸如，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阶层的变化按一种辩证的过程相继产生。我想我还远不能认为这些主张是正确的；对我而言，它们听起来也不是什么“唯物主义”，相反，倒像是晦涩的黑格尔哲学的积淀物，毕竟马克思曾有一个时期受过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抛弃自己的外行看法，即社会的阶级结构起源于那些早在历史发端之际差异微小的部落2221间所发生的斗争。我是这么想的，社会差别最初是氏族或种族间的差别。胜利不仅取决于体质上攻击性的程度等心理因素，同时也取决于部落内部组织的牢固性以及诸如拥有优越武器等物质因素。生活在同一领土上，胜利者就变成了主人，而被征服者就成了奴隶。在这种情况中，找不到任何自然法则或概念化的（辩证的）进化迹象。另外，由于对自然力量的日益控制，人们对人类社会关系的影响也更有成效，因为人们总是让他们新近获得的有威力的工具，为其攻击行为效力，并且用以彼此斗争。金属——青铜和铁——的采用结束了那一整个年代的文化及其社会制度。我的确相信，正是火药和火器废除了武士制度和贵族统治；而且俄国的专制统治也早就注定要败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不管欧洲的皇室如何盛行近亲繁殖，也生育不出在火器的爆炸威力前能够刀枪不入的沙皇来。

由于大战之后爆发的经济危机，我们的确可能正为此付出我们最近才获得的对大自然的胜利即对天空征服的代价。这说起来不太好懂，但至少是可清晰地辨认出这根链条的第一个环节。英国政治所据的安全，从海洋所冲刷出的海岸中获得了保证。但是在布莱里奥（Blériot）乘坐自己的飞机飞越海峡的时候，这种保护性的隔离状态就被打破了；而在德国人齐柏林2222（在和平时期的一次演习中）巡航于伦敦上空的那个夜晚，反德战争无疑已提前定局了。2223在这方面还不应忘记德国潜水艇的威胁。

我用上述极少的不充分的言论向你们谈及这个非常重要而且复杂的问题，这使我一直感到惭愧。我也知道，我并没有涉及任何对你们而言是新的东西。不过，我只想使你们注意到下述事实：人类与其对大自然的控制——他们从这种控制获得了打自己同胞的武器——的关系，也必然会影响到人类的经济活动。我们似乎远离了宇宙观问题，但我们不久就会言归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显然不在于它的历史观或以历史观为基础的对未来所作的预言，而在于它英明地指出了人类经济条件对其理性的、道德的和艺术的看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样就揭示了许多从前几乎完全被忽视的因果关系及其内涵。但不能假定，经济动机是社会中唯一决定人类行为的动机。不同的个体、种族和民族在相同的经济条件下表现各异，仅这个不容怀疑的事实就足以证明，经济动机（economic motives）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当谈论到活着的人的种种反应时，实在难以理解人们怎么能够忽视心理因素；因为这些反应不仅与经济条件的建立有关，而且，只有处于这些条件的控制之下，人们才能利用他们最初的本能冲动——如自我生存本能、攻击性、对爱的欲求和趋乐避苦的倾向。在较早的研究中，我还指出了超我提出的重要要求——这个“超我”（super-ego）代表着传统和过去的理念，而且将在一段时间里抵抗新的经济状况的刺激。2224最后，我们应该记住，大多数受到经济必然性制约的人也经历了这个文化发展——另一些人可能称为文明2225——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无疑受到所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但与有机物过程相比，它在起源上自然是独立于那些因素的，而且表现出完全有能力对其他因素施加影响。2226它转移了本能的目标，并促使人们开始反抗他们从前加以忍受的一切。而且，科学精神的日益强大似乎构成了它的一个基本部分。如果有谁能够详细地阐明这些不同的因素——如人类一般的遗传素质，人类的种族变异和文化变迁——在社会等级、职业和谋生能力的条件下彼此抑制和促进的情况，谁就能补充马克思主义，从而使它成为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因为社会学所探讨的是人类的社会行为，故而它也只能是应用心理学。严格地讲，只有两种科学：一是心理学包括纯理论的和应用的，一是自然科学。

经济关系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一新近的发现使得人们跃跃欲试，要亲自运用革命的手段来引起经济关系的变革，而不是听任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既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得到实现，便获得了一个宇宙观所具有的力量、自足性和非他性；但同时也获得了与其反对之物的不可思议的相似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最初是科学的一部分，也是建立在科学和技术之上的，但它却制造了一种对思想的限制，这种限制一如宗教昔日的冷酷。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考察都被禁止，对其正确性的质疑遭到了惩罚，其方式与天主教会对异端邪说的惩罚如出一辙。马克思的著作作为一种启示的源泉，取代了《圣经》和《古兰经》，尽管它们与那些古老的经书一样，不乏矛盾和晦涩之处。

虽然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情地抛弃了所有的唯心主义体系和幻想错觉（illusions），但它自身又产生了种种幻想，而这些幻想与前者相比，并没有减少其可疑性和不可证实性。它希望经过几代人的时间来改变人性（human nature），从而使人们在新的社会秩序中几乎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而且将自觉地承担起劳动的责任。同时，它把种种社会必需的对本能的限制转移到别处去；把威胁所有人类组织的攻击性倾向移向外面；并从穷人对富人和如今的无权者对过去的当权者的仇视中寻找支持。但是，像这样的人性改造是根本不可能的。由于新秩序尚不完善并遭受外部的威胁，布尔什维克党人目前所煽起的群众的这股热情使人们无法肯定，在将来这种秩序就能建立并不再处于危险之中。就像宗教一样，布尔什维克主义不得不弥补其信仰者现在所蒙受的痛苦和生活的穷困，于是，它向人们承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那时，一切需要都将得到满足。这样的天堂无论如何将在今生，在地球上建立起来，并在可预见的时间里展示出来。但我们应该记得，犹太人——他们的宗教无视来生——也期望救世主降临人世；中世纪基督教徒曾很多次相信，上帝的王国近在眼前。

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主义必将对这些反对意见做出答复。它会说，只要人性尚未被改造，就有必要利用如今这些对他们有影响的方法。没有对教育的强制，没有对思想的限制，没有对武力的运用，直至流血，是不可能办得到的。如果我们不给人以你所称的“错觉”，将无法使他们默认这种强制。有人会有礼貌地问我们，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一切呢？这就把我们问住了。我想不出有什么妙计。我应当承认，这种实验的种种情境足以吓倒我和像我一样的人，从而不敢一试；但是，在这一方面，我们不是绝无仅有的人。有些活动家，一旦着手于他们的雄图大略时，就信仰坚定，绝无疑虑，更无凡人所具有的痛苦感。我们应该感谢这类人。因为他们，使创建一个新秩序的惊人实验目前正在俄国实际地进行着。当很多国家宣称他们只是在保持基督教的虔诚中期待被拯救时，发生在俄国的革命——尽管尚有许多令人不快的细节——却似乎不失为一种传递更美好的未来的信息。不幸的是，无论是我们的怀疑，还是另一方的狂热信仰，对如何揣测这个实验的结果，都未提供暗示。这个实验的未来会回答我们；它可能会表明：这个实验进行得太早了；要对社会秩序进行彻底改变，成功的希望渺小，除非新的发现增强了我们对自然力量的控制，从而使我们的需要更易得到满足。可能只有到了那时，新的社会秩序才可能既消除群众的卑俗需要，仅把注意力倾向于个体的文化需要。当然，即使到那时，我们仍然不得不与种种困难做斗争；人性的不驯服的特征，向所有的社会都会显示出这些困难。

女士们，先生们：

请允许我在结尾处，就上述有关精神分析与宇宙观问题的关系，做一个总结。我认为，精神分析没有能力创建自己的宇宙观。它并不需要自己的宇宙观；它是科学的一部分，故而能够遵循科学的宇宙观。但是，论述这种关系几乎不值得用如此宏大的标题，因为科学宇宙观并非包罗万象，它极不完善，也不认为是自足的，能建构种种体系。人类的科学思想仍然很幼稚；还有太多的重要问题尚无法解决。建立于科学之上的宇宙观，除了对外部真实世界的强调之外，其性质主要是消极的（例如，服从真理，拒绝幻想）。我们的同胞中，若有人不满于现状，要求获得比现在更多的暂时安慰的地方，他们尽可以到他们所能得到这种安慰之处去寻找。对此，我们无可指责，也帮不上忙；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他们而改变我们的思考。

精神分析五讲

（1910）

贺岭峰　译

戴淑艳　校

郭本禹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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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亦称《精神分析的起源与发展》，是弗洛伊德1909年应美国克拉克大学校长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1844～1924）的邀请，为该校20周年校庆所做的五次演讲稿汇集而成。1910年首次用英文刊出。该文是弗洛伊德最早论述精神分析的主题和发展的一篇著作。它从叙述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作研究癔症开始，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和观察事例，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精神分析关于宣泄法、压抑、梦、失误、性欲和移情等重要思想和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第1讲

女士们，先生们：

当我来到这个新世界，面对着听众们真诚的求知期望来演讲，我心中既感到新奇又觉得有点儿勉为其难。无疑，我拥有如此殊荣仅仅是因为我的名字与精神分析有关；因此，我想要给大家讲的就是有关精神分析的问题。我将尽可能简要地介绍这种新的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历史概况和发展过程。

如果说使精神分析诞生于世是一大功劳的话，那么这功劳并不是我的。2227我并没有参与精神分析的最初创建。当一位维也纳医生，约瑟夫·布洛伊尔医生2228在一位患有癔症的姑娘身上最早（1880～1882）使用这种疗法的时候，我还是个学生，并且正在准备我的期末考试。现在让我们来直接看一下这个病例及其治疗情况，有关细节你们可以在后来布洛伊尔和我合著的《癔症研究》2229（1895）一书中找到。

不过，我想先做一说明。我听说我的听众中大多数都不是医学专业人员，这并没令我感到不快。无须担心听懂我讲的内容需要什么特殊的医学知识。的确，在我们旅程的开始阶段将与医生们同路而行，但我们很快就会与他们分手，而与布洛伊尔医生一道去探索一条十分独特的道路。

布洛伊尔医生的病人是一个21岁的才华出众的姑娘。她的病持续了两年多，这期间出现了一系列显然不容忽视的身心障碍。她的身体右侧两肢患有僵直性麻痹，伴有感觉丧失；而且左侧也不时受到同样病症的影响。她的眼睛运动失调，视力受到多种阻碍。她的头摆动困难，还患有严重的神经性咳嗽。她厌食，有一次尽管渴得难受，却一连几周无法喝水。她的语言能力下降，甚至到了无法听说自己母语的地步。最终，她陷入失神、错乱、谵妄，以及整个人格都发生改变的状态，这些症状是我们下面所要关注的。

当你们听了我所列举的这些症状时，即使你们不是医生，也可以满有把握地认为，我们所面临的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很可能会波及大脑，这使得治愈的希望微乎其微，并且可能会导致病人的夭折。然而你可能会听到医生们说，在一些有着同样严重症状的病例中，有理由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更加乐观的态度。如果一个年轻的女病人表现出这种情况：她的重要内部器官（心脏、肾脏等）经客观诊断均属正常，她却经常表现出强烈的情绪波动——而且，如果她的各种症状在某些细节方面与人们通常所期望的有所不同——那么，医生们不会把这个病例看得很严重。他们认为他们所面对的不是一种大脑的器质性疾病，这种莫名其妙的症状被古希腊医学称之为“癔症”（hysteria），具有产生一系列严重疾病的幻觉症状的能力。他们认为这没有生命危险，而且恢复健康——甚至百分之百的恢复——也是可能的。要把这样一种癔症同严重的器质性疾病区分开来并不都是很容易的。然而，我们无须知道对它们如何做出区别性诊断，只要确信布洛伊尔的病人恰恰就是那种任何一位合格的医生都会诊断为癔症的病例就足矣。这里，我们还可以从这个病人的病历报告中引证这样一个深一层的事实：她的病是在她护理病入膏肓的父亲期间发作的。她全心地爱着她的父亲，但她由于自己的病症而被迫放弃了对父亲的护理。

至此与医生同伴而行使我们受益匪浅，但是分手的时刻就在眼前。因为你们不要认为，通过把这种所谓的癔病转而诊断为大脑的严重的器质性疾病，就能使病人接受医学援助的前景得到本质性的改善。在多数病例中，医疗技术对严重的大脑疾病无能为力，而医生对癔病性失调也无计可施。这样医生只有听凭仁慈的造物主来决定他的乐观的预后效果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得以实现。2230

因此，把这种病看成是癔症对病人来说并不重要；但是对医生来说却恰恰相反。值得注意的是，医生对癔症患者的态度与患器质性疾病的病人的态度是迥然不同的。他对前者不像对后者那样怀有同情心，因为癔症事实上并没有那么严重，但却似乎要求把它当成严重的病来看待。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因素在起作用。医生通过研究，掌握了许多门外汉一无所知的东西，他能够对某种疾病的起因及其所带来的变化——如中风或恶性肿瘤患者大脑中的变化——形成一定的看法。由于这些知识使他理解了疾病的许多具体症状，所以他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必定是切中要害的。但是他所有的这些知识——他在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方面所受的训练——在他面对癔病现象的具体问题时却帮不上他什么忙了。他无法理解癔症，在癔症面前他自己成了门外汉。这对于任何一个通常重视自己知识的人来说，却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随之而来的就是癔病患者得不到医生的同情。医生把他们看成是侵犯他的科学规律的人——就像正教徒眼中的异教徒一样。他把所有劣迹都归于他们身上，指责他们夸大事实、故意欺骗、装病，于是他就通过不再理睬他们来施以惩罚。

但布洛伊尔医生对他病人的态度却不在此之列。即使在一开始他不知如何来帮助她时，也给予了她极大的同情和关注。正如他在她的病历记录中所说的，看起来好像是病人良好的智力和个性品质减轻了医生治疗中的难度。此外，他的热心而详尽的研究使他找到了帮助病人初期治疗的方法。

他观察到，当病人处于“失神”（absence，伴有精神错乱[mental confusion]交替人格）状态时，她会习惯地对自己嘟哝几句什么，这些话好像是产生于占据其头脑的某种思绪。医生在把这几个词记录下来以后，常常使她进入一种催眠（hypnosis）状态，再把那几句话重复给她听，以引导她以此作为开始。病人果然依计而行，并以这种方式在医生面前把那些在“失神”状态下占据其心灵的精神创造物再现出来，她讲出来的这些只言片语吐露出了这些创造物的存在。它们都是深沉而忧郁的幻想——我们可以称之为“白日梦”（daydreams）——时常有着诗一般的美丽，开头通常是一个姑娘坐在父亲病榻旁的身姿。当她涉及几个这样的幻想，就好像获得了自由，恢复了正常的精神生活。这种状况的好转会持续几个小时，但到第二天又会陷入“失神”状态。这种病状照样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让她把新建构起来的幻想用语言表达出来——来消除。这使我们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病人在“失神”状态下的心理状态是这些高度情绪化的幻想刺激的结果。说来奇怪，病人此时只能用英语理解和表述，并把这种新颖的治疗命名为“talking cure”（谈疗法），且常常戏称为“chimney-sweeping”（扫烟囱法）2231。

似乎是出于偶然，医生很快就发现这种把心灵打扫干净的过程所达到的成效远远超出了暂时缓解她反复出现的精神错乱。事实上，如果让她在催眠状态下，伴有情感的表达，回忆起某种症状最早出现的场合及相关的经历，就有可能消除这种痛苦的症状。“那是夏天最炎热的几天，病人受着干渴的折磨，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她突然发现自己不能喝水了。她端起水杯，非常想喝水，但是杯子一碰到嘴唇，她就像患了‘恐水症’（hydrophobia）的病人一样把杯子拿开了。每当她这么做的时候，显然有两三秒钟是处于‘失神’状态。为了减轻那折磨人的干渴，她只能以西瓜等水果为生。这样大约持续了6周，直到有一天她在催眠状态下嘟哝着谈到了她的英国‘女佣人’，这个人她并不喜欢。接着带有厌恶的神情讲起，有一次她走进这位女佣人的房间，看到她那只小狗——可怕的牲畜！——怎样在一个玻璃杯子里喝水。出于礼貌，这位病人当时没有说什么。当她把当时压抑的愤怒一股脑儿地发泄出来后，她就想要点什么喝，并毫无困难地喝了大量的水。她从催眠状态下醒来时，杯子尚在嘴边上。从此，这种心理障碍就消失了，再也没有复发。”2232

请各位允许我在这个问题上再多说几句。以前从未有人采用这种方法来消除过癔症的症状，也从未有人对病因有过如此深刻的洞察。如果能够证实病人的其他症状——也许是大多数的症状——是以同样的方式产生和消除的，那么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布洛伊尔不遗余力地来证明这一点，他进而对病人其他的更为严重的病症的致病原因做了系统的考察。事实确实如此，几乎所有的病症都是这样形成的，即形成于情绪体验（emotional experiences）的残留物或可称为“沉淀物”（precipitates）。据此，后来我们把这些体验称为“心理创伤”（psychical traumas），并利用病症与引发病症的创伤性情景的关系对病症的特性进行了解。用一个专业术语来说，这些病症是由那些记忆残留下来的创伤性情景所“决定的”，没有必要再把它们说成是神经症造成的变幻无常、神秘莫测的产物。但是有一个意料之外的问题值得重视。促使症状形成的往往并不只是一种体验；恰恰相反，这种结果通常是由几种创伤聚合所致，并常常是通过大量类似创伤的反复出现而导致的。因此，我们必须按照时间顺序，或者确切地说是相反的顺序，即从现在开始追溯过去来再现整个致病记忆的历程；要想跳过最后出现的创伤，以便更快地找出最早的、常常是最有说服力的创伤，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除了我已经给你们讲过的由于厌恶狗从玻璃杯里喝水而对水产生恐惧的例子，想必你们现在会要我多讲几个导致癔症发作的事例。不过如果我要按我的计划讲，就应该约束自己少举例子。例如，关于这位病人视功能障碍的问题，布洛伊尔描述了他和病人追溯到的这样一种情景：“当她眼含泪水坐在父亲的床边，父亲忽然问她几点钟了。可她看不清楚，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把手表贴近她的眼睛。表盘现在看起来非常大，在她眼里，表盘大得不能再大了，她又一次强忍住泪水，以免病中的父亲看到。”2233而且，所有病症的表现都来自于她护理生病的父亲那段时间。“一次她在半夜里醒来，心中非常焦急，因为病人正在发高烧。当时她正急切盼望着一位维也纳来的医生快来给她父亲做手术。她的母亲刚出门，安娜坐在床边，右手搭在椅子背上。她处于半梦半醒之间，恍惚看到一条黑色的蛇从墙角向病人爬去，要去咬他。（可能是房子后面的田地里确实有蛇，并且曾使这位姑娘受到过惊吓，因此这些都为她的幻觉提供了素材。）她试图把蛇赶跑，但是好像她的全身都麻木了。她搭在椅子背上的右手失去了知觉，像被麻醉了似的动弹不得。当她看自己的手时，发现手指都已变成了长着死人脑袋（指甲）的小蛇。（看来很可能是她想用麻痹的右手去赶走那条蛇，而它的麻痹就与关于蛇的幻觉联系起来了。）当蛇消失后，她在惊恐中想要祷告，却发现语言难住了她。她找不到自己能说的语言了，直到最后她想到了几句英语童谣，然后她发现自己只能用这门语言来思考和祷告了。”2234当病人在催眠状态下回忆起这一情境时，曾经在患病一开始就严重折磨她的右手臂麻痹一下子就消失了，治疗宣告结束。

当几年之后我开始在自己的病人身上运用布洛伊尔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时，我的经验与他的完全一致。一位四十多岁的小姐患有抽搐症，当她每次激动的时候，甚至有时并没有明显的原因，嘴里就会发出一种奇特的“喀喀咔咔”声。这种病症来源于她的两次经历，两次的共同之处都在于，每次当她决定不发出任何声音时，事实上都有一种反意志（counter-will）驱使她以同样的声音打破了沉默。这两次经历中的第一次发生的时候，她的一个孩子病了。当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最终哄她的孩子入睡后，她对自己说一定要保持安静，不要惊醒孩子。另一次，当她在一个雷雨天带着两个孩子驾车出门时，马惊了，她小心翼翼地尽量不发出任何声音，害怕加重马的惊慌。2235我这里所讲的只是《癔症研究》中记录的几个例子之一。

女士们，先生们，如果允许我简要概括一下的话——在如此简略的叙述中这是必不可少的——我想把我们迄今所学到的归纳为：我们的癔症患者受到来自记忆的折磨。他们的症状是特定的（创伤性的）体验的残留和记忆的象征。如果我们把这种象征同其他领域的一些象征做一下比较，那么我们就能获得一种对这类象征的深入理解。大城市中所装饰的那些纪念碑和纪念馆也是记忆的象征。如果你到伦敦的大街上散步，你会发现在一个大火车站前面矗立着一根雕刻精美的哥特式圆柱——查灵十字架（Charing Cross）。13世纪英国金雀花王朝的一位国王命令将他心爱的埃莉诺王后的遗体运往威斯敏斯特，并在王后灵柩停留的每一站都立起一个哥特式十字架。查灵十字架是这些纪念送葬仪式的纪念碑中最后的一座。2236在伦敦的另一个地方，离伦敦桥不远，你会看到一根高耸入云的、更为现代的大圆柱，它只是被简单地称为“纪念碑”。它是为了纪念1666年在此燃起并烧毁了大半个伦敦的那场大火而设计的。因此，作为记忆的象征，这些纪念碑同癔症的症状是相似的，在这一点上，这种比较看起来是合理的。但是，如果现在有一位伦敦人会在埃莉诺王后的葬礼纪念碑前停下来深切哀悼，而不是按现代工作条件的要求忙于自己的事务，也不是因心中想象的那个年轻貌美的王后而感到愉悦，我们会作何感想呢？再者说，如果一位伦敦人站在为了纪念被大火化为灰烬的心爱的城市而建立的那座纪念碑前黯然泪下，全然不顾现在的都市远比当初绚丽辉煌，我们又会作何感想呢？可是，每个癔病或神经症患者的行为就像这两个不现实的伦敦人一样。他们不但能回忆起久远的痛苦经历，而且在感情上对它们依依不舍。他们无法从往事中摆脱出来，但由于这些往事而忽略了真实的目前的生活。这种精神生活中对于致病的创伤的“固恋”（fixation）便是神经症最为重要、最有现实意义的特征之一。

我觉得此时基于布洛伊尔的病人的病史，你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异议，这是合乎情理的，我随时准备洗耳恭听。确实，病人所有的创伤都来自于她护理生病的父亲这段时间，而且她的病症只能被看成是她父亲的疾病和死亡所引起的记忆符号。因而它们相似于哀悼的表现，在一个人死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对死者的固着性记忆当然不能算是病态的。相反，这是一种正常的情感过程。我同意你们的看法，从布洛伊尔的病人的病历来看，她对于创伤的固恋并没有什么奇异之处。但是在其他病历中——正如我所治疗的抽搐症病例，其致病原因可以追溯到15年和10年以上——一种对过去经历的不正常的依恋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看起来如果布洛伊尔的病人在经历创伤和症状发作之后没有及时接受宣泄治疗的话，她也会出现类似的异常特征。

至此，我们只是讨论了癔症症状与病人生活事件之间的关系。然而，在布洛伊尔的观察中，还有另外两个因素，能使我们就患病过程和治疗过程形成某种看法。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布洛伊尔的病人在几乎所有的病态场合，都不得不压制一种强烈的情感，而不是让这种情感以适当的情感表现形式——如语言或行动——释放出来。在关于她的女佣人的狗和那段情景中，考虑到女佣人的感情，她压制了内心非常厌恶的情感，而完全没有外露。当她守护在父亲的床前，她始终注意不让生病的父亲看出她的焦虑和痛苦的抑郁。后来当她在医生面前重复这些情景的时候，当时被抑制的情感就像被贮存了好长时间似的，极其强烈地迸发出来。事实上，这些情景所遗留下来的症状，当接近其决定性病因的时候，就会达到最强烈的程度。只有当这一病因被充分地展示出来时，症状才会消失。另一方面，如果出于某种原因病人在回忆这些情景时没有触及任何情感，那么这种在医生面前的回忆就不会产生效果。因此情感就是这样的，它可以被看作是可替代的能量，成为致病和治疗决定性的因素。我们不得不这样假设，疾病发作的原因是病态中所表现出的情感的正常出口被堵住了。疾病的本质就在于这些“被窒息的”情感继而发生了一种变态的作用。它们一部分保留下来成为病人心理生活的永久的负担和产生持续性兴奋的源泉；另一部分则经历了向非正常的体内的神经分布和神经压抑的转化，成为疾病的生理症状。为后一种过程，我们创造了一个术语“癔症性转换”（hysterical conversion）。与此相区别的是，我们心理兴奋中的某部分正常地沿着神经分布的道路前进，就会产生我们平时所说的“情绪表达”。癔症性转换夸大了充满感情的心理过程中的宣泄阶段，它们代表了一种更强烈的情绪表达方式，并进入了一种新的途径。当河床被分成两个水渠时，如果其中的一条渠的水流遇到了阻碍，另一条就会立即溢出水来。正如你们所看到的，把情感过程优先考虑，我们就获得了一套关于癔症的纯粹的心理学理论。

布洛伊尔的第二个观察，再次迫使我们在一系列致病事件的特征中，要高度重视各种意识状态。布洛伊尔的病人处在正常的意识状态的同时，也表现出一些心理异常：失神状态、精神错乱和性格改变。在正常意识状态下，她对那些致病情景及其与症状的联系一无所知。她忘掉了这些情景，或彻底切断了这些事件的致病环节。当病人处于催眠状态时，付出可观的努力，就有可能回忆起这些情景，通过这种回忆工作，症状就消除了。要不是在催眠状态的体验和实验中找到了这种方法，对这种事实进行解释将是一件很棘手的事。对催眠现象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在同一个人身上可能有几种心理集合体，它们可能或多或少地彼此保持独立，也可能彼此“一无所知”，还可能在所控制的意识状态下相互转化。这些起初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现在已使我们感到司空见惯了。以上这一类现象有时会自发出现，便是被称为“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ence）2237的例子。如果发生这样的人格分裂，意识有规律地依附于两种心理状态中的一种，我们称之为有意识的心理状态；而另一种脱离这种心理状态的意识称为潜意识的心理状态。在一种类似的“后催眠暗示”（post-hypnotic suggestion）情况下，一个在催眠状态下发出的指令会在后来正常状态中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这个现象为了解潜意识状态对意识状态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例子，也为我们提供了阐释癔症现象的模式。布洛伊尔提出了一个假设：癔症症状产生于他称之为“类催眠”（hypnoid）的特定心理状态。根据这种观点，在类催眠状态下产生的兴奋很容易成为病因，因为这种状态不为兴奋过程的正常发泄提供机会。这种兴奋过程进而就产生了一种不寻常的产物——症状。症状像异质体一样进入了正常状态，转而就对类催眠的致病情境一无所知了。哪里有症状，哪里就有遗忘（amnesia）——一种记忆缺口，填补这一缺口就意味着消除了症状产生的那些条件。

恐怕我叙述的最后一部分使你们觉得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你们应该记住，我们讲的这些既新颖又有难度，把它们讲清楚也许是不可能的——这说明掌握有关这一课题的知识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且，布洛伊尔的“类催眠状态”理论已经表现出没有必要，甚至成为一种障碍，它已被今天的精神分析所抛弃。以后，你们至少会对布洛伊尔竖起的这道类催眠状态的屏幕后面所发现的影响和过程有所了解。你们还会形成一种正确的看法，即认为布洛伊尔研究的成功之处只在于为他所观察到的现象提供了一种很不完全的理论和一种并不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完整的理论不会是现成地从天上掉下来的，如果有人在其观察一开始就给你们提供了一套无懈可击的完整的理论，你们可能就更有理由怀疑了。这样的理论只能是他推测的产物，而不可能是对事实进行无偏见考察的成果。

第2讲

女士们，先生们：

大约在布洛伊尔对其病人使用“谈疗法”的同时，巴黎的杰出人物沙可（J. M. Charcot）也在萨尔拜特利尔医院开始了对癔症患者的研究，他的研究导致了对这种疾病的新的理解。当时，他的发现在维也纳是不为人所知的。但是10年后，当布洛伊尔和我合作发表关于癔症现象心理机制的《绪言》（1893a）时，我们已经完全被沙可的研究迷住了。我们把病人的致病经历看作是心理创伤（psychical traumas），并把它与躯体创伤（somatic traumas）等量齐观，而躯体创伤对癔症性麻痹（hysterical paralyses）的影响是在沙可那里得到最早论证的。沙可在催眠状态下人为地再现了癔症性麻痹，布洛伊尔关于类催眠状态的假说只不过是这种事实的反映而已。

我在1885～1886年曾做过这位伟大的法国实验家的学生，他本人不倾向采用心理学的观点。是他的学生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首次尝试对癔症中表现出来的特定的心理过程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把精神分裂和人格分裂作为我们的立足点是学自让内。你们会发现在让内癔症理论中，当时在法国盛行的遗传（heredity）与退化（degeneracy）观点占有重要位置。据他所言，癔症是神经系统的一种退化形式，本身表现为心理综合能力的先天薄弱。他相信，癔症患者在把复杂的心理活动统合为一个统一体方面是先天无能的，因此才表现出精神分裂倾向。请允许我打一个平常而明了的比方，让内的病人使我们想到一位体虚的女子，她出门去逛商店，回来时大包小裹的；可是她的两只胳膊和十只手指却拿不了这么多东西。所以，一开始是一样东西从她的怀里滑落了，当她弯腰去把它捡起来的时候，另一样东西又掉了，如此反复不已。这种分裂现象不能完全证实患者心理能力的削弱，因为当我们发现患者综合统一能力不足这一现象的同时，也观察到了其效能部分增加的例子，好像是一种补偿方式。当布洛伊尔的病人忘记了她的母语和其他语言，而只记得英语时，她对英语的掌握程度竟然如此之高，以至于给她一本德语书，她就能正确而流利地直接读出它的英语译文。

当我后来以自己的力量继续开展布洛伊尔所开创的研究工作时，我很快就对癔症性分裂（意识分裂）的根源有了另外的想法。这种分歧对其后的一切研究都具有决定意义，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不像让内那样从实验室里的实验出发，而是从我心中的治疗目的出发的。

我首先是从实际需要中获取前进的动力的。布洛伊尔所采用的宣泄法（cathartic procedure），首先必须使患者进入深度的催眠状态，因为只有在催眠状态下，患者才能触及他在正常状态下所遗忘的那些病因性关系。但是我很快就开始不喜欢催眠术了，因为它是一个变化无常、甚至可以说是神秘莫测的盟友。当我发现不论我怎么努力都只能使一小部分患者进入催眠状态时，我决定放弃催眠术，让宣泄法从它里面独立出来。既然我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改变我的多数患者的心理状态，我就开始研究正常状态患者。我必须承认，在最初，这看起来像一种既无意义又无希望的工作。我的任务是从患者那里了解对我来说连患者都一无所知的东西。一个人怎能期望了解到这些东西呢？这时对一项既出色又有指导意义的实验的回忆给了我很大启迪，那是当我和伯恩海姆（Bernheim）在南锡一起工作时（1889）亲眼目睹的。伯恩海姆告诉我们：那些被他带入催眠的梦游状态并在其间体验到了各种经历的人，只是看上去似乎对梦游状态下的经历丧失了记忆。但这些记忆却有可能在他们正常的状态下得到恢复。确实，当他问及患者那些梦游经验时，他们开始坚持说对此一无所知；但他拒绝让步，坚持追问，并使患者确信他们肯定知道，那些被遗忘的经历总能再现出来。

于是，我对我的病人也如法炮制。当我问到他们坚持说再也想不起更多的时候，我就明确指出他们对此肯定是知道的，只要说出来就行了。我甚至大胆宣称，只要我把手一放到他们的额头上，那些正确的回忆就会涌现出来。用这种方式，无须催眠，我就成功地从病人那里得到了我所需要的那些证据，以建立病人所遗忘的情景与这些情景所遗留的症状之间的联系。但这是一项费力的方法，时间长了会使人精疲力竭，不适合充当永久性的技术。

然而，在我用这种方法获得决定性的证据之前，我一直没有放弃它。我发现能证实如下事实：被遗忘的记忆并没有真正丧失，它们依然属于患者，并随时会在联想到那些还被记得的事情时再显露出来。但是，确实有一种力量在阻止它们进入意识，而迫使它们处于潜意识状态。这种力量的存在是可以确定的，因为当你试图把病人的潜意识记忆引入到他的意识中时，你会觉察到一种与此相关的力量在对抗它。这种保持致病条件的力量在病人方面是以抵抗（resistance）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正是基于抵抗的观念，我才建立了自己对癔症中心理事件的历程的看法。要取得治疗效果，事实证明消除抵抗是必要的。从治疗的机制出发，也就有可能对疾病的起源形成相当明确的看法。现在以抵抗的形式出现，阻止被遗忘的材料进入意识的那些力量，想必当初就曾导致了遗忘，并把那些致病的经验排除在意识之外。我把这个假设的过程称为“压抑”（repression），我认为抵抗的不可否认的存在证明了这一点。

下一步我们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如这些力量是什么？在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癔症的致病机制中的压抑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在宣泄法中我们逐渐认识到病因性情景，对此进行比较性研究就有可能对以上问题做出回答。所有这些经验都与一种愿望冲动的出现有关，这种愿望冲动与患者的其他愿望形成鲜明的对照，并被证明与其人格中的伦理标准和审美标准格格不入。它们发生过短暂的冲突，这种内在冲突的结果是，把这种不可调和的愿望输入到意识中的念头成了压抑的牺牲品，并把与此相关的记忆一起排除在意识之外，且从此被遗忘了。因此，与患者的自我不相容的愿望是压抑的动机；患者的伦理标准和其他标准是压抑的力量。接受这种不相容的愿望冲动或者延长这种冲动都会产生严重的不快，这种不快可以通过压抑的方式加以避免。因此，可以把压抑看成是保护心理人格的手段之一。

我不想举出很多的例子，只引用一个我本人诊治的病例，从中可以充分地证明压抑的决定性因素及其长处。针对当前的情况，我还要缩简其病史并省略一些重要的背景材料。我的病人是一个女孩2238，在她参与了护理之后，失去了敬爱的父亲——这与布洛伊尔的病人的情况很类似。在此后不久，她的姐姐结婚了，她的新姐夫唤起了她心中一种特殊的同情感，这种情感很容易在家庭亲情的幌子下被掩盖起来。又过了不久，她的姐姐生病去世了，当时病人和她的母亲都不在场。当她们被匆匆召来的时候，并不知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这位姑娘赶到她死去的姐姐床前，有一个念头在她脑海中瞬间闪过，大概可以用文字表达成：“现在他自由了，可以娶我了。”我们可以断定，这个念头把她自己不曾意识到的对其姐夫的深深的爱恋在其意识中暴露出来；但随后就被压抑了，这是因为出于感情上的反抗。这位姑娘出现了严重的癔症症状，当她接受我的治疗时，表现出完全忘记了在她姐姐床前的那一幕，以及曾在她脑海中出现的那种可憎的自私的冲动。在治疗过程中，她又都回忆起来了，并伴随着极其强烈的情感重现了那一致病的情景。治疗的结果是，她又恢复了健康。

也许我们可以从当前的实际情景中举一个粗略的比喻，来就压抑及其与抵抗的必然联系向你们提供一幅更加生动的图画。我们假设，在这个讲堂里，在这些听众中间，他们的安静和专心令我不胜感激；但是却有一个人在制造混乱，他的无礼笑声、叽叽喳喳的说话声、用脚在地上蹭来蹭去的声音干扰了我对所讲问题的注意，我不得不声明我无法继续讲演了。这时，你们当中有三四个身强力壮的人站起来，经过一场短暂的争斗，把这个扰乱者赶到了门外。于是他就被“压抑”了，我也能够继续自己的讲演了。为了防止干扰再次发生，为了防止被推出讲堂的人再次冲进来，那几位用行动实现我的意愿的先生用他们的椅子顶住了门，因而他们就在完成“压抑”之后又建立起了“抵抗”。现在如果你把门里和门外两个场所释译成精神分析术语“意识”和“潜意识”，在你的面前就呈现出一幅关于压抑过程的恰到好处的图景。

你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观点与让内的观点有何不同之处。我们并不认为精神分裂是由心理器官某一部分缺乏综合能力所造成的。我们从动力学角度来解释，即依据对立的心理力量的冲突来解决，把它看成是两个对抗的心理集合体积极斗争的结果，但是我们的观点又会引发大量的新问题。心理冲突的情境当然是相当普遍的；那种自我努力回避痛苦回忆而没有造成精神分裂结果的现象也是相当常见的。我们必定会认为，如果这种冲突最终导致了分裂，那么一定会有更深一层的决定因素存在。而且我也愿意向你们承认，压抑的假设并不是使我们面临着一种心理学理论的终结，而是面临着它的开端，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向前探索，要获得全面的知识还必须等待进一步、更深入的研究成果。

试图用压抑的观点来解释布洛伊尔病人的病例是不可取的。那一病史与这一目标是不适合的，因为它的发现都是靠催眠作用的帮助达到的。只有你排除了催眠的影响，你才能看到“抵抗”和“压抑”，才能对真正的致病事件的历程形成正确的看法。催眠掩盖了抵抗，并使得心灵的某一领域敞开，让人接近；但是，与此形成对立，催眠又在这一领域边界处，用抵抗筑起了一堵墙，使得墙后面的一切都变得难以接近。

我们从布洛伊尔的探索中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他所证明的，在症状与病因性经验或心理创伤之间所存在的关系。但我们现在一定不要忘了用压抑理论的观点来看待这些发现。一眼看上去，找到一条从压抑通向症状形成的道路确实好像是不可能的。我不想对此做复杂的理论阐述，倒愿意回到刚才用来解释压抑的那个比喻上去。你们不妨这样想，把捣乱者清除出去和在门口设置岗哨并不意味着事情的结束。也许那个被赶出去的人变得怒气冲天、不计后果，想给我们找更大的麻烦。确实，他已经不在我们中间了，我们已经摆脱了他的存在，摆脱了他的无礼笑声和无聊评论。但是在某一方面来说，压抑并不成功。因为现在他在门外肆无忌惮起来，大喊大叫，用拳头砰砰地砸门，比刚才的无礼行为更严重地干扰了我的演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尊敬的校长斯坦利·霍尔博士愿意充当调解者与和事佬的话，我们一定会感到高兴。霍尔博士会去与门外那个不守规矩的人谈一谈，然后回来要我们无论如何还是应重新接纳那个人，他亲自担保那个人会表现好些。鉴于霍尔博士的威望，我们决定解除压抑，并再次获得了和平安宁。对于描述心理医生在用精神分析法治疗神经症时所承担的任务来说，这个比喻提供了一幅不错的图景。

说得更直接些，对癔症患者和其他神经症的研究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未能成功地压抑那些不被容许的愿望所依附的观念。的确，他们已把它逐出了，意识和记忆之外，并且明显地使自己免除了大量的痛苦。但是这种被压抑的愿望冲动继续存在于潜意识之中。它们正在窥视着被激活的机会，一有机会，那些被压抑的观念就会以一种经过伪装、难以辨认的替代形式成功地进入意识之中，而原来认为可以通过压抑免除的不愉快情绪现在又与这些替代物联系在一起。被压抑的观念的替代物——症状——能够防止来自于防御性自我的进一步攻击。取代过去的短暂冲突，现在出现了一种不随时间的流逝而自行消亡的病症。以症状中歪曲的临床表现为依据和线索，我们就能从中找到与最初被压抑的那些观念相类似的残迹。替代物发挥作用的途径可以从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的过程中寻到踪迹。为了达到治愈的效果，必须使症状沿着同样的途径回溯，使其重新变成那个被压抑的观念。如果被压抑的观念再次被带回到有意识的心理活动中——这一过程以克服大量的抵抗为前提——在心理医生的指导下，病人竭力想避免的那种心理冲突会有一个较理想的结果，这会获得比压抑更好的结果。有很多这样适当的治疗方法，它们可以使心理冲突和神经症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而且在一些特定的病例中这些方法可以结合使用。我们使患者的人格相信拒绝接受致病的愿望是不对的，而且有可能引导他们全部或部分地接受这种愿望；或者也可能把这个愿望本身引向一个更高的、不会招致反对的目标（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升华”）；或者把对愿望的拒绝看作是正当的，但是那种自动的，因而也是无效的压抑机制，将在最高级心理功能的帮助下，被一种谴责判断所取代——这样就实现了对愿望的有意识的控制。

如果在现在被称之为“精神分析”治疗方法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我没能为你们做出清晰易懂的表述，请大家千万要原谅我。困难不只在于这一课题的新颖性。那些不可调和的愿望，尽管受到压抑，依然成功地存在于潜意识之中，它们有什么样性质？当压抑失败、替代或症状形成之前，必定会存在于一个人身上的那种主观的、构造上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我都将在以后做进一步的阐述。

第3讲

女士们，先生们：

不说错话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当一个人必须说得简明扼要的时候。因此，今天我不得不纠正我在上一次演讲中说的一句错话。当时我说，在放弃了催眠术之后，我仍然坚持让我的病人把一切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有关的东西都告诉我，并且使他们相信，其实他们知道每一件表面上看起来被遗忘的事，在他们脑海中出现的观念2239都确凿无疑地包含着我们正在寻找的内容。我接着告诉你们说，进入我病人头脑中的第一个观念确实产生了预期的效果，被证明是记忆中被遗忘部分的延续。但通常并非如此，我只是为了简捷起见才说得这么简单。实际上，只是在最初的几次，在我简单的坚持追问下，我想要的那些被遗忘的事得以揭示出来。当更深入应用这一方法时，不断涌现出来的观念不再是我想要的，因为它们不合适，连患者本人也觉得不对劲儿而摒弃了它们。在这一点上，坚持追问并不能给我更大的帮助，于是我发现自己又一次后悔放弃催眠术了。

在不知所措之际，我固守着一个偏见。这种偏见的科学合理性几年后被我的朋友荣格及其在苏黎世的弟子们所证实了。我不得不说，有些时候抱有偏见是极其有用的。我很重视心理过程是被严格决定的这种观点，我觉得很难相信患者在注意力高度紧张时产生的观念具有随意性，而且与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个观念毫无关系。两个观念并不同一的事实从事件的假定心理状态中可以得到满意的解释。在接受治疗的患者身上，总有两种力量在相互对抗：一方面，他的有意识努力把遗忘在潜意识中的观念带人意识中；另一方面，我们已知的那种“抵抗”正在竭力地阻止被压抑的观念或其衍生物进入意识。如果这种抵抗的力量很小或干脆就没有，被遗忘的观念就可以不受歪曲地进入意识。因此，如果抵抗这种观念进入意识的阻力越大，其歪曲程度就越大，这种假设是有说服力的。因此这种观念就像一种症状一样在患者脑海中出现了，它替代了我们正在寻找的那种观念，它是被压抑的观念的替代物：新鲜、造作、稍纵即逝，并且在由于抵抗的影响所造成的歪曲程度上也是与被压抑的观念极不相似的。但是，由于它的性质就像一个症状，所以必然与我们所寻找的那个观念很相似。而且，如果抵抗不是太强大的话，我们应该能够从前者中猜到后者。在患者头脑中出现的观念必定具有成为被压抑因素的某种隐喻（allusion）的性质，就像用间接的语言对其做出表述一样。

在正常的心理生活领域，我们知道好多这样的例子，其中那些与我们假设相类似的情形都产生了相似的效果。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诙谐。精神分析的技术问题迫使我去研究开玩笑的技巧。我可以给你们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巧得很，这是一个英语的笑话。

这是一段轶闻。2240有两位不很检点的商人在一连做了几笔风险很大的生意之后，成功地发了大财，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想挤入上流社会。有一个办法令他们非常动心，使他们觉得有了成功的希望，那就是请城里最有名望、收费最高的画家为他们绘制头像，而这位画家的画是非常出名的。两幅昂贵的油画在一个大型晚会上首次露面了。两位主人亲自把本城最有影响的鉴赏家、艺术评论家领到并排挂着两幅画像的墙前。这位鉴赏家兼评论家对这两幅画仔细地研究了好长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好像漏看了什么东西似的，用手指着两幅画之间的空档轻声问道：“可是耶稣基督在哪儿呢？”我看得出你们都觉得这个笑话很有趣。现在让我们接着分析一下。很明显，鉴赏家的意思是说：“你们是一对无赖，就像耶稣基督受刑时，在他一左一右被钉上十字架的那两个盗贼一样。”但是他没有那么说。相反，他却说了一句乍听起来很奇怪不合时宜而又毫不相干的话。但是，我们稍后一想，就意识到这是他心中鄙视的一种隐喻，而且是一种绝妙的替代。我们不能指望从诙谐中找到患者头脑中出现的观念所具有的全部特征。但是我们必须重视诙谐的动机与这种观念中动机的一致性。为什么这位批评家没有对这两个无赖直截了当地说出心中的想法呢？因为他的心中还有一种“反动机”（counter-motives）在抑制着他想把这些话当面说出来的欲望。耻笑招待你的主人，而且他们随时都可以召来一批挥舞拳头的打手，这自然是很冒险的事。很容易就会遇到和我上次讲演中用来解释压抑的那个捣乱者一样的下场。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批评家没有直接表达他心中的想法，而是以“伴以省略的隐喻”的方式来表达的原因。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的患者创造出一个或多或少被歪曲的替代物，来取代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个被遗忘的观念。

女士们，先生们，像苏黎世学派（布洛伊勒、荣格等）那样，把充满情感的一组相互依赖的观念性因素描述成“情结”，的确很方便。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如果我们从患者所能回忆起来的最后一件事入手，来寻找那个被压抑的情结，只要患者能为我们提供足够多的自由联想的材料，我们就完全有希望发现那个情结。相应地，我们允许患者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并坚信我们的假设，即只有那些与我们寻找的情结有着间接依存关系的观念才有可能进入患者的头脑。如果这种发现被压抑观念的方法并不令你们信服，我至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是唯一可实践的方法。

当我们把这个方法付诸实践的时候，又受到了另一种干扰。因为患者时断时续，甚至会停下来，声称自己想不起来什么可说的了，而且脑海中也不再有什么念头出现了。如果事实确实如此，如果患者说的是对的，那么我们的方法将再次被证明是无效的。但是进一步的观察表明，这种意识流的中断事实上永远不会发生。这种似乎发生的思维停顿只是因为患者受伪装的抵抗（即抵抗伪装成患者头脑中观念价值的各种批判性评断）影响而阻止或摆脱那些已经意识到的观念。我们可以通过事先提醒患者或要求患者不去注意这种批评来防止这种情况在患者身上发生。我们告诉他，他必须完全抛弃这种批评性的选择行为，把进入大脑的念头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即使他认为不正确、没关系和无意义的观念也要如此，特别是他发现进入头脑中的念头使他自己觉得难以接受也要说出来。如果这条要求得以贯彻实行，我们就能获得想要的材料，那就能指引我们找到被压抑的情结。

如果患者不听医生的话而是受到抵抗的影响，这种联想的材料就会被患者轻蔑地抛弃。而对于精神分析医生来说，它们就像是矿石，只需借助简单的解释，就有可能从这些内容中提炼出贵重的金属。如果你急于想对患者被压抑的情结有一个迅速而暂时的了解，而不想探索其前后的序列和相互联系，那么你可以采用“联想实验”（association experiment）的测验方法，这种方法是由荣格（1906）及其弟子发明的。这种方法提供给精神分析医生的就是定性分析提供给化学家的那种东西。在对神经症患者进行治疗时，也可以不用这种方法。但是在对情结的客观显示和心理变态的测验中，这种方法则是必不可少的。苏黎世学派在这一方面成就非凡。

研究那些遵从精神分析的主要规则而出现在患者头脑中的观念并不是我们发现潜意识的唯一技术方法，同样的目标也可以通过另外两种方法达到，那就是，对患者梦的解释和对失误和偶然行为的探究。

女士们，先生们，我必须承认，我曾犹豫了很长时间，与其就整个精神分析领域的概观泛泛而谈，倒不如详细地给你们讲一讲梦的解释。但我被一个纯粹主观上的、看起来次要的动机所阻止了。在我看来，在一个致力于追求实际目标的国度里，以“释梦者”的身份出现会很丢面子，尤其在你们还没有了解到这种古老而又备受讥讽的艺术的重要性之前更是如此。事实上，对梦的解释是了解潜意识的康庄大道。2241这也是精神分析学的最坚实的基础，这一领域中的每个人都应有此信仰并受训练。如果有人问我怎样才能成为精神分析学家，我就会回答：“去研究自己的梦。”每个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不是对《释梦》置之不理，就是以一种肤浅的拒绝态度来避开其内容，这就是他所谓良好的鉴别力。相反地，如果你能接受解决梦的生活中的种种问题的方法，那么，精神分析学在你面临新奇的问题时就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困难。

你们必须牢记，我们夜间所做的梦，一方面，与精神错乱时的创造有着外在相似性和内在亲缘性；另一方面，又与我们清醒状态下完全健康的情景相一致。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那些以惊讶而不是以理解的态度来看待“正常的”幻觉、妄想和性格改变的人并不比外行强多少，他们在理解病态心理状态的异常结构方面所知甚少。你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几乎所有的精神科医生都看成是外行。

现在我请你们随我到梦的王国中做一次短暂的旅行。当我们清醒时，我们总是习惯于轻视自己的梦，正如患者轻视精神分析医生要求他们所做的联想一样。我们照例迅速而彻底地忘掉了我们的梦，因而也就错过了它们。我们对梦的轻视，是基于那些梦即使不是混乱迷惑或毫无意义，它们的特性也是稀奇古怪，而另一些梦则显然荒谬绝伦、不合情理。我们对梦的摒弃与某些梦中公开展示无所顾忌的羞耻场面及不道德场面的倾向有关。众所周知，古人并不是这么轻视梦的。我们当今社会中较低阶层的人也不怀疑梦的价值，像古人一样，他们期望梦能预示未来。我承认，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了填补我们今天知识上的空白而去做一些神秘假设；相应地，我也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证实梦的预测性质。关于梦，还有许多同样引人入胜的其他问题值得讨论。

首先，并非所有的梦都与做梦的人无关、不可理解而且荒谬不堪。如果你考察一下从18个月开始的幼儿的梦，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梦极其简单而且容易理解。小孩子总是梦见前一天在心中激起的，但没有得到满足的愿望在梦中得到了实现。要发现这一简单的结论无须任何解释技术，你需要做的只是调查孩子在做梦前一天[梦日（dream-day）]的经历。当然，对梦之谜的最令人满意的解答不外乎发现成人的梦与孩子的一样，都是在梦想日激起的愿望冲动的实现。事实上确实如此，只要对梦进行深入的分析，在寻找这个谜底的道路上的困难就会逐步得到解决。

最早也是最严厉的批评认为，成人的梦的内容通常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不能被看作是愿望的实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样的梦已经受到了歪曲，梦背后的心理过程用语言表达出来时已经和原来大为不同了。你必须区分开梦的外显内容——即你在早晨模模糊糊地回忆出来并费力地（而且似乎是臆断地）用语言装扮起来的那些内容——和隐梦的思想——即我们必须假设存在于潜意识中的内容。梦的歪曲过程与我们探索癔症症状构成时所知的过程是一样的。它也表明，在梦的形成和症状形成的运作中有着同样的心理力量的相互作用。梦的外显内容是潜意识中梦念歪曲了的替代物，这种歪曲是自我防御力量的作用，即抵抗力量的作用。在清醒的状态下，这些抵抗一起阻止潜意识中被压抑的愿望进入意识中；在轻度睡眠状态抵抗虽有所减弱，但至少还有足够的力量迫使这些愿望戴上伪装的面具。于是，做梦的人就无法理解梦的意义，正如癔症患者不能理解其症状的联系及意义一样。

如果你采用与精神分析技术同样的方法来对梦做一番分析的话，你就会相信，确如我所说的那样，存在着隐梦思想这种东西，而且它与梦的外显内容之间确实存在着关系。你完全可以不考虑显梦中诸因素之间的表面联系，只要根据精神分析的原则进行自由联想，并把进入你头脑中的每一个独立的观念联结起来。从这些材料中，你就可以获得隐梦思想，正如你可以从患者对症状和过去经历的联想中找到其隐藏的情结一样。这样以这种方式获得的隐梦思想很快就会让你看到，我们把成人的梦回溯到儿童的梦是完全合理的。梦的真实含义已经代替了它的外显内容，而且清晰可辨。它的出发点是前一天的经历，并被证实是未被满足的愿望的实现。当你醒来时，根据记忆所了解到的是显梦，它只能被看作是被压抑的愿望的伪装的满足。

你们还可以通过一种综合工作来了解潜意识中梦的思想被歪曲成梦的外显内容的过程。我们称这个过程为“梦的工作”。它值得我们在理论上给予最密切的关注，因为我们能够从中探究在潜意识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像意识和潜意识这样两个彼此分离的心理系统之间，发生了什么无法预料的心理活动，而这在其他过程中是无法探究的。在这些新发现的心理活动中，凝缩和移置是特别值得关注的。梦的工作是两个不同的心理集合体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一种特殊情况——也就是精神分裂所造成的后果；它看起来在本质上与歪曲过程是相一致的，这种歪曲过程把被压抑的情结转变为症状，症状是压抑失败的表现。

在对梦的分析中（尤其是对自己的梦的分析），你们还会惊奇地发现，早期的童年印象和经历在人的发展中起着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在成人身上可以追溯到童年梦中经历的存在，而且它们还保持着原有的特性和愿望冲动，尽管这些特性和冲动在后来的生活中已失去了作用。许多发展、压抑、升华和反向形成会以不可抗拒的力量降临到你的身上，通过这种方式，一个有着不同天赋的儿童就长成了我们所说的正常人，成为历尽苦难才获得的文明的承担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文明的牺牲者。

我还想请你们注意，梦的分析向我们表明，潜意识利用一种特殊的象征，尤其用来代表与性有关的情结。这种象征一方面因人而异，另一方面却以一种典型的方式出现，这种典型象征与我们所假设的，作为神话与童话基础的那种象征是相一致的。看起来在梦的帮助下，对这种民间流传的心灵的创造做出解释也并非不可能的。

最后，我必须提醒你们，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焦虑梦的出现与梦是愿望满足的观点相矛盾。你们不要为这种观点所吓退。事实上，这些焦虑梦和其他梦一样，在我们对其做出评价之前，首先要解释它们。除此之外值得强调的是，焦虑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无须对神经症的决定因素有更多的了解，就认定它们简单地依赖于梦的内容。焦虑是自我在否认强大的被压抑愿望时的一种反应；如果梦的形成是因为过于关注被压抑愿望的满足，那么焦虑梦的发生就很容易解释了。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对梦的研究能够为我们提供多方面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通过其他途径难以获得的。这一点证明了梦的研究对其本身颇有价值。而我们是想把梦的研究与对神经症的精神分析治疗联系起来。从我所讲过的内容中，你们可能不难理解，如果病人的抵抗不给释梦带来很大的困难的话，释梦将怎样地使我们得以了解患者被隐藏、被压抑的愿望和由这些愿望培育出的情结。现在我可以讲第三组心理现象了，对它们的研究已经成为精神分析的技术手段之一。

我们要讨论的现象就是无论在正常人还是在神经症患者身上都会出现一些无关紧要的小过失。例如忘掉一些他可能知道或事实上确实知道的事（如偶尔想不起熟人的名字），谈话中出现口误，这在我们自己身上也是屡见不鲜的，类似的还有笔误和误读，做事笨手笨脚，丢失或打破东西等。所有这些行为都被看成是很平常的事，人们不会觉得有什么心理决定因素在里面，只是不加挑剔地将其看成是由分心或一时疏忽或其他类似原因所造成的结果。除此以外还有许多人们根本不加注意就做出的行为和动作，更不用说从心理角度去重视它们了。这些行为包括：摆弄东西、哼小调、触摸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或衣服，等等。2242这些区区小事，像失误行为和症状行为或偶然活动一样，并不像人们通常所默认的那样无足轻重。它们总是有某种意义的，通常可以从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境中得到轻易和明确的解释。这再一次向我们揭示出，这些小事儿也同样表达了那些被赶回或藏匿于潜意识中的冲动和意向；或者说，这些小事儿事实上来源于同样的被压抑的愿望冲动和情结，我们已经知道它们是症状的创造者和梦的建构者。因此可以把这些小事儿与症状等量齐观，如果认真地考察一下，这些小事儿就能像梦一样揭示心灵中隐秘的部分。一个人的最秘密的隐私往往借助于它们表露出来。如果它们在压抑其潜意识冲动很成功的健康人身上也特别容易，而且经常地出现，那主要是因为它们显得微不足道且毫不引人注意。但是，因为它们证明了即使在健康人身上压抑和替代的形成也会发生，所以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价值。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精神分析者的显著标志在于他们严格相信心理生活的决定性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是无足轻重的、随意的和偶然的。他们期望在每一件通常看来毫无动机的事件中找到充足的动机。确实，他们准备从一个心理活动中找出几个动机，而当同一个心理活动发生时，我们对因果关系的内在渴求仅仅满足于找到单一的心理起因。

现在，如果你们把我们已有的用来揭示心灵中被隐藏、被遗忘、被压抑部分的各种手段（对患者在自由联想中所想到的观念的研究，对患者的梦的研究，和对他们的过失行为和症状行为的研究）都结合到一起；如果再加上精神分析治疗中对其他现象的探索（就这一方面我将在以后论述“移情”（transference）时有所涉及）；如果你们把所有这些都铭记心中，你就会和我一样得出以下结论：我们的治疗技术很有效，足以完成任务，即把致病的心理材料带入意识中，进而消除由替代症状的形成所带来的烦恼。如果在我们治疗的过程中，加深和扩展了我们对人类健康和病态心理的了解，那当然只能被看作是我们工作中一件特殊的且令人可喜的“副产品”。

你们可能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要掌握我所介绍的这门技术特别困难。而我认为，这门技术的难易完全取决于它所要处理的材料。但至少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这门技术不是无师自通的，必须要像学习人体组织学或外科学专业技术知识那样来学习它。听到下面的情况你们可能会感到很惊讶，在欧洲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对精神分析大加评论，而这些人对这门技术一无所知，也不会应用。他们还带着讥笑的表情来追问我们如何向他们证明我们发现的正确性。在这些反对者当中，有些人无疑是相信科学思维模式的。他们不会因为没有得到肉眼观察的证实就轻易否定对解剖标本的显微镜观察，但他们要借助显微镜对事件做出自己的判断。然而，提到精神分析，要想得到这种确认的希望其实很渺茫。精神分析寻求使心理生活中被压抑的东西能在意识中获得确认，而每一个对此做出判断的人本身也是人类中的一员，也有类似的压抑，而且或许正在竭力地维持着这些压抑。因此他们会像我们的病人一样产生同样的抵抗，这种抵抗很容易把自己伪装成理智的拒绝，并提出辩驳，而这种辩驳在患者身上可以利用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加以避免。正如在我们的患者身上所发现的一样，我们在反对者身上也认识到，他们的判断力会明显受到一种被削弱的感觉的影响。意识的高傲（例如以这种蔑视来抛弃梦境）是最有力的武器之一，用它我们大家都可以保护自己免受潜意识中情结的侵袭。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难以相信潜意识这一现实，难以使他们学会认识那些与他们的意识相抵触的新东西的原因所在。

第4讲

女士们，先生们：

现在你们一定想知道，借助于我所介绍的这些技术方法，在神经症的致病情结和压抑的愿望冲动中我们都发现了什么呢？

首先我们发现了，精神分析的研究在回溯患者的症状时，总是遵循令人吃惊的规律，在病人的性生活印象中找到病因。它告诉我们这些致病的愿望冲动在本质上都是性本能的成分。它还迫使我们设想，在致病的诸因素之中，性障碍（erotic disturbances）是起着主导的作用，而且在男女两性中都是如此。

我意识到人们不愿意相信我的这种观点。甚至那些乐于追随我的进行心理学研究工作的人，也倾向于认为我过分强调了性因素所起的作用。他们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别的心理兴奋不会导致我所说的那种压抑和替代形成呢？我只能回答，我不知道它们为什么不会，我也不应该反对它们的这种行为。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它们不会起到这么重要的作用，它们充其量只是性因素运作中的辅助因素，而不能代替性因素。我绝不是一开始就在理论上形成了这一观点，在1895年我和布洛伊尔医生合作出版《癔症研究》时，我尚未采用这种观点。只有后来当我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的时候，我才转而相信这种观点。现在在座的听众中有几位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和弟子，他们和我一起来到沃斯特。问一问他们，你们就会知道他们在一开始也完全不相信我把性病因学（亦译性病源学，sexual aetiology）看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主张，直到最后他们自己的分析经验使他们不得不接受这一观点。

患者的行为并不容易使我们相信这种观点的正确性。患者并不愿意向我们提供他们性生活的有关信息，他们总是尽可能地隐瞒这些情况。在性问题上，人们普遍是不坦率的。他们不会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性欲，而是为了掩饰它而披上一件用谎言编织成的厚厚的大衣，好像在性的世界里天气永远是那么寒冷。也不能说他们是错的。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文明世界里，阳光和微风对性行为来说是不合时宜的。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向他人暴露自己的色情欲望。但是，当你的病人发现，在接受治疗中他们能对性问题坦然处之时，他们就会抛掉谎言的面纱，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有资格对这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做出判断。不幸的是，甚至医生在涉及他们个人的性生活时，也并不比其他人表现得更出色。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无法摆脱统治着多数“文明人”的对性问题的一贯态度：既想好色，又装得正经。

下面让我接着讲我们的发现。在另一类病例中，用精神分析调查去回溯其症状起源时，确实只追溯到一般性的创伤经验，而不是性经验。但是另外一种条件使这种区别失去了意义。因为分析工作要想获得对病例的透彻理解和完全治愈的效果，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患者发病时所发生的事件上，而是必然要追溯到患者的青春期和幼儿期。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决定后来发病的印象和事件。只有童年期的经验才能解释其对后来的创伤的敏感性，也只有通过揭示这些几乎总是被遗忘的记忆踪迹并使它们成为有意识的，我们才能获得消除这些症状的力量。这里，我们得出与梦的研究中同样的结论：童年期的长存不灭的、被压抑的愿望冲动为症状的形成提供了动力；没有它们，对于后来的创伤的反应就会采取一种正常的方式。但是这些强有力的童年期愿望冲动都可以无一例外地被视为具有性的意味。

说到这里，我想我终于可以确信你们会为此感到惊讶：“那么，真有像幼儿性欲（infantile sexuality）这样的东西吗？”你们会问：“难道童年期不是恰恰相反，是一个以缺乏性本能为标志的人生阶段吗？”不，先生们，性本能肯定不像《福音书》中魔鬼进入猪的躯体那样，在儿童发展到青春期才进入他们体内的。一个儿童在一出生时就有了性本能和性活动，他是和这些东西一起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它们是在经过许多阶段的重要发展历程后，才形成我们所谓的成人的正常性欲。在儿童身上观察到这些性活动的表现毫不困难，相反，要想观察它们并想解释得通，就需要有一定的技巧。

幸运的是，我现在有机会可以从你们中间找出一个证人来证实我的观点。我手头有一篇论文，是由桑福德·贝尔（Sanford Bell）医生所写的，发表于1902年的《美国心理学杂志》上。作者是克拉克大学的一名研究员，而我们此刻恰好聚集在这所大学的讲演厅里。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两性爱情初探》。它比我的《性学三论》（1905）早三年问世，作者所说的恰好与我刚才跟你们讲的相吻合：“性爱情感（emotion of sex-love）……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是在青春期首次出现的。”他这篇文章的写法在我们欧洲被称为“美国格调”，他收集了15年间的不少于2500个肯定性的观察实例，其中有800个是他自己的观察。这些恋爱的事例都是通过种种迹象表现出来的，就此他写道：“观察到上百名儿童情侣的表现，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把它们同性的根源联系起来。如果在这些观察上再加上人们的自述，这些人在童年期都经历过强烈的爱恋情感，而他们对童年期的记忆又较为清晰，那么，即使最苛求的人也会满意的。”不过，最令你们当中不愿相信“幼儿性欲”的那些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些早早就产生恋情的儿童中有不少竟是3岁、4岁和5岁的幼儿。

如果你们对这位最亲密的邻居的观察比对我的观察更加信任的话，我并不会感到惊讶。我自己最近也相当幸运，根据对一位患有焦虑症的5岁男孩的分析，我比较完整地了解到了儿童性生活早期的躯体本能表现和精神产品——这项分析是由孩子自己的父亲采用正确的技术进行的。2243而且我可以提醒你们，就在几小时前，就在这个大厅里，我的朋友卡尔·荣格博士向你们报告了一个对更小的女孩的观察，这个女孩有着与我的病人类似的沉积性病因（家中一个小弟弟的出生），这使我们可以确凿地推断这个病例中存在着几乎同样的肉欲冲动、愿望和情结。因此，我觉得有希望使你们相信乍看起来颇为奇怪的关于幼儿性欲的观点。而且我很愿意向你们介绍值得一提的苏黎世精神病专家尤金·布洛伊勒医生的例子，他在几年前曾公开宣称他无法理解我的性欲理论，但后来他完全根据自己的观察证实了幼儿性欲的存在。

要解释为什么多数人（无论是医学研究者还是其他人）宁愿对儿童的性生活置若罔闻是很容易的。在为文明生活所受的教育压力下，他们忘记了自己幼年的性活动，而且也不愿意再回想那些被压抑的东西。如果他们能够开始对自己童年的记忆进行自我分析、修正和解释，他们就会形成另一种信念。

那么，请抛开你的种种疑虑，和我一起从人生的最早阶段来思考一下幼儿性欲。2244儿童的性本能是由一系列因素组成的，因此，也就可以将其分成来源各不相同的许多部分。最重要的是，它仍然独立于生殖功能，直到后来才开始承担这一职责。它这时的职责是获得各种不同的快感，因为这些快感相类似或有联系，所以把这些情感统归于性快感。儿童性快感的主要来源是对刺激特别敏感的身体某些部位所产生的适当兴奋。这些部位除了生殖器以外，还有口腔、肛门、尿道、皮肤和其他感官表层。既然幼儿性生活最初阶段是从自己的身体上获得满足的，不关注外部对象，因此我们称这一阶段为“自体性欲”（auto-erotism）阶段（这个词是从哈弗洛克·霭理士那里借用来的）。我们又把获得性快感的重要的身体部位称为“性感带”。幼儿吸吮拇指（或肉欲吸吮）就是从性感带获得自体性欲满足的良好的实例。第一个科学地观察到这一现象的人是布达佩斯的一位儿科专家林德纳（Lindner），他已经把这种现象正确地解释为性满足，并且透彻地描述了它向其更高级的性活动形式过渡的过程（1879）。生命中这一阶段的另一种性满足是对性器官的手淫兴奋，它对一个人今后的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以至于许多人无法彻底地克服它。除了这些及其他的自体性活动以外，我们还在非常小的孩子身上发现了把某个外人当成对象而产生性快感的那些本能性成分（或如我们所说的力比多）。这些本能是以主动和被动相对立的形式成对出现的。可以一提的，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造成痛苦的欲望（施虐狂）及其被动的对立面（受虐狂），还有主动的和被动的寻求欲；前者后来派生出好奇心，后者演化成艺术和戏剧表现的冲动。一个儿童的性活动的其他方面意味着做出了“对象选择”，即把某个外人当成这种活动的主要特征，这个人在第一次出现时的重要性来自于自我保存本能的考虑。但是在儿童的这个早期阶段，性别差异还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如果你认为每一个儿童都有不同的同性恋现象，那并非是不公正的。在儿童的这种广泛、丰富而又分离的性生活中，每一种单独的本能都各自独立地获取自己的快感满足，而后来则会逐渐集中起来，形成两个主要发展方向，因此到青春期结束时，个人的最终的性特征通常就完全成型了。一方面，这些单独的本能从属于生殖器区的支配，因此整个的性生活开始服务于生殖，单独的本能满足的重要性只在于辅助和促进正当的性行为。另一方面，对象选择使自体性欲退居其后，因此在一个人的性生活中，性本能的所有成分都要寻求从其所爱的人身上获得满足。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原始的性成分都被允许参与性欲的最终确立。即使在青春期之前，一些本能的极有力的压抑就已经在教育的影响下发挥了作用，像羞耻、厌恶和道德这样的精神力量已经形成，它们像哨兵一样压抑着愿望。因此，当青春期的性要求达到高潮时，就会遇到水坝一样的反抗性和抵抗性的心理结构，它们使这股潮水流入所谓的正常渠道，令其无法再次唤醒那些被压抑的本能。特别是童年期的排泄冲动（coprophilic impulses）——也就是对排泄物的依恋欲望——总是受到最严格的压抑，对于儿童最初的对象选择所涉及的人物的固恋也同样是如此。

先生们，在普通病理学中有一定则，那就是每一个发展过程中都隐含有病态的倾向，因为这一过程有可能被抑制、被延迟，甚至可能半途而废。在性功能的极其复杂的发展过程中也同样如此。它在每个人身上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即使不陷入退化（involution）（如退行）的历程中，也会遗留下种种异常现象或导致以后发病的隐患。还可能会发生并非所有的本能成分都听凭生殖器官区支配的情况。以此种形式保持独立的本能会导致我们所说的性变态（perversion），而且它会用自己的性目标代替正常性目标。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自体性欲不能被完全克服的现象便屡屡发生，大量随之而来的紊乱现象证明了这一点。初始阶段把男女两性作为性对象具有同等价值，这种初始现象持续下去并将导致成年生活中的同性恋倾向，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就会深陷于单一的同性恋欲望中。这类紊乱现象代表了性功能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直接压抑，它们构成了性变态和那些并不罕见的在性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幼稚行为。

神经症的引发倾向可以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追溯到受到损害的性发展。神经症对于性变态就像被动对于主动的关系。出现在性变态中的本能成分可以在神经症中作为情结的载体和症状的建构者而被发现，只是在神经症中它们是在潜意识中运作的。因此，它们受到压抑作用，但在与压抑的抗争中，它们能坚持存留在潜意识之中。精神分析已经清楚地表明，这些本能在很小的年龄阶段的过度强烈的表现会导致一种局部的固恋。这种固恋继而在性功能的结构中造成了一个薄弱点，如果在成熟以后，正常性功能的发展受到阻碍，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压抑就会恰好在幼年固恋发生的地方被冲破。

但是你们可能会争辩说，所有这些都不是性欲。我所用的这个词的含义要比你们惯常理解的含义宽泛得多。如果在你们的定义内，我也乐于赞同你们的看法。但是问题是当你们把这个词的含义仅仅局限于生殖的范围内，它的含义是否太狭窄了呢？这意味着你们没有理解性变态，以及性变态、神经症与正常的性生活之间的关系；而且使自己无法在其真正意义上认识到儿童肉体和精神方面的性生活这些容易观察到的萌芽。但是，不论你们如何选择确定这个词的用法，你们必须牢记，精神分析是从完整的意义上，即出于对幼儿性欲的考虑而来理解性欲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儿童“性发展”的问题上来。因为我们一直给予性生活的肉体方面比精神方面更多的关注，所以就这个问题需要做一些补充说明。儿童最初的对象选择是源于对援助的需求，这种对象选择行为需要我们做更深入的研究。他最初的选择是直接指向照顾他的那些人，但很快就集中指向他的父母。正如我们对儿童的直接观察和后来对成人的分析考察中所了解到的那样，儿童与他们父母之间的关系并非丝毫不伴有性兴奋因素的。儿童把父母双方，尤其是其中一方，当成是自己性爱欲望（erotic wishes）的对象。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通常遵从来自父母的暗示，而父母的柔情常常带有明显的性活动特征，尽管这种性活动的目标受到了禁制。通常是父亲偏爱女儿，母亲偏爱儿子；而孩子对此做出的反映是：如果他是个儿子，就希望能取代父亲；如果她是个女儿，就希望能取代母亲。在这种亲子关系中，以及由此引发的兄妹关系中所激起的情感不仅是积极的和充满爱慕的，也有可能是消极的和充满敌意的。由此而形成的情结注定在很早就受到了压抑，但它仍会在潜意识中继续产生很大而持久的影响。由此可以推断，这一情结及其衍生物构成了每一种神经症的“核心情结”（nuclear complex），估计它在心理生活中的其他领域也是相当活跃的。关于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王的神话几乎完完全全地表达了幼儿的愿望，这种愿望后来遭到“乱伦阻障”（barrier against incest）的反抗和排斥。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也同样植根于乱伦情结的土壤，只是披上了更巧妙的伪装而已。

当儿童仍然受到未被压抑的核心情结支配时，他的那种大有性意味的精神活动便开始了。他询问婴儿来自何处，根据他所看到的迹象，猜测到比成人想象的真实情况还要多。他的这种探究的兴趣通常是由一个新生儿的降临给他带来的真正威胁而引发的，这个新生儿被他看成一个竞争对手。在受到其自身起作用的那部分本能的影响，他得出了一系列幼稚的性理论——如认为两性都有男性生殖器，或者认为婴儿是母亲吃饭时怀到腹中，在排便时生出来的；或者把性交看成是敌对的行为，看成一种暴力的征服。但是，由于他的性器官构造的不完善，以及他对女性性通道的隐秘性特征的知识匮乏，这位幼小的探索者一定会以失败而告终。这种幼稚的探究本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的幼稚性理论，在决定儿童性格的形成和其后的任何神经症的内容方面都具有极重要的作用。

儿童把他的父母当作自己第一个爱的对象，这是不可避免的和完全正常的。但是，他的力比多不会始终固着在这最初的对象上；以后，他只是把父母作为一个原型，并且当他们最后选择对象时机到来时，他会逐渐从父母身上转向旁人。因而，如果一个儿童的社会适应不会面临危险，那么儿童与其父母的这种分离就是一项不可避免的事。当压抑在各种本能成分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或者后来当父母的影响有所松懈时——这些影响是压抑中能量消耗的根本原因——教育的任务就会遇到极大的难题，而在当前，这种难题总是不能以一种理解和不会引起反对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不要认为，这些关于儿童性生活和性心理发展的讨论使我们偏离了精神分析和治疗神经性疾病的主题。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把精神分析治疗看成是旨在消除这些童年残迹的教育工作的序幕。

第5讲

女士们，先生们：

随着对幼儿性欲的发现以及把神经症症状追溯到性本能的成分，我们就神经症的性质和目的方面得出了一些出乎意料的结论。我们发现，由于外部的障碍和内部的不适应，人们的性需要的满足在现实中受挫，因此就患病了。我们还发现人们继而遁入疾病，以便在疾病的帮助下得到一种满足，以取代那种受挫的满足。我们认识到，病理症状构成了患者性活动甚至整个性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我们发现从现实中退缩（withdrawal）回来既是患病的主要目的，也是疾病所造成的主要危害。我们推测患者对康复的抵抗绝不是一件单纯的事情，而是包含着好几种动机。不但患者的自我反对放弃压抑，因为自我是利用压抑才从其最初的心理倾向中提升出来，而且性本能也不愿放弃这种替代性的满足，因为不知道现实能否为它们提供更好的满足方式。

从不满意的现实逃向伴有生物性损伤的、我们所说的疾病状态（虽然疾病从来不会给患者带来即时的快感），这种逃遁发生于退化、退缩和返回性满足不受阻碍的初始阶段这一条道路。这种退缩表现出一种双重性：一是时序性退缩，即力比多或性需要返回到时间上更早的发展阶段；二是形式性退缩，即在表现这些需要时运用原始的、最初的心理表达方式。但这两类退缩都是指向竞争的，而且在带来性生活的幼稚状态方面是统一的。

你对神经性疾患的病因挖掘得越深，你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揭示了神经症与人类心灵中的其他产物，包括与那些最有价值的产物之间的关系。你可能会领悟到，我们人类有着高标准的文明，却又承担着内心压抑所造成的巨大压力。我们普遍地发现现实并不令人满意，出于这个原因便热衷于一种幻想的生活，从中我们编织出种种愿望满足的情景来弥补现实中的缺憾。这些幻想中包含大量的构成一个人人格的真正要素和那些涉及现实而被压抑的冲动。有能力和有成就的人是那些能够凭自己的努力把愿望的幻想转变成现实的人。如果由于外部世界的抵抗和个人自身的弱点而使这种努力遭到失败，他就开始逃离现实而退缩到那个更令其满意的幻想世界中，而幻想世界中的内容就会转化成其患病时的症状。如果在有利的条件下，他仍然可以找到一条从幻想返回现实的道路，而不是以倒退回幼儿期来永远与现实隔绝。假如一个与现实冲突的人拥有艺术天赋（对我们来说，这仍是个心理学的难解之谜）他就可以把他的幻想转化为艺术创造，而不是转化成症状。以这种方式，他就能逃脱神经症的厄运，而且通过这种迂回的道路重新获得了与现实的联系（兰克，1907）。如果对现实世界的抗争不断，而又在可贵的艺术天赋方面匮乏或有缺陷，那么不可避免地，作为幻想源泉的力比多就会走上倒退的道路，重演幼儿时的愿望，并以神经症告终。寺院曾经是那些对生活感到失望、或觉得无力面对生活的人的避难所，而如今神经症已取代了寺院的位置。

现在让我讲一讲对神经症的精神分析探索所获得的主要发现。神经症患者并没什么与健康人不同的、独特的心理内容。或者，正如荣格所说的那样，导致神经症的那些情结也就是我们健康人与之斗争的那些情结。至于这场斗争是以健康告终，或以或神经症告终，还是以一种补偿性的成就优势告终，那就取决于定量（quantitative）的考虑，取决于相互冲突的力量的对比。

女士们，先生们，我还未来得及告诉你们证实我们关于神经症中性本能力量运作这一假说的最重要的观察。在对神经症患者的每一次精神分析治疗中，都会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我们称之为移情。也就是说，患者会直接对医生产生一定程度的柔情（不时混杂着敌意），这种情感并非建立在他们真实关系的基础上，正如它出现时的每个细节所表明的那样，它只能追溯到已成为潜意识的病人的那些过去幻想中的愿望。患者所无法回忆的一部分情感生活又在他与医生的关系中重新体验到了，而且也只有在移情中的这种重新体验才能使他相信潜意识性冲动的存在及其力量。借用化学上的比喻来说，他的症状就是在爱（用这个词最广义的含义）的领域中早期经验的沉淀物，只有在移情体验的加温过程中，这种沉淀才会溶解并产生出其他的精神产品。在这类反应中，我可以从费伦茨（1909）那里借用一个恰当的词，那就是医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他把这一过程中释放出来的情感暂时吸引到自己身上。对移情的研究也能为你提供理解催眠暗示的钥匙，我们最初曾把催眠暗示（hypnotic suggestion）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来考察患者的潜意识。那时我们发现催眠术有辅助治疗的作用，却妨碍科学地理解这些事实；因为它清除了某些领域的心理抵抗，并在这一领域的边缘上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另外，你们不要认为移情现象（遗憾的是，关于这一现象，我今天能告诉你们的实在太少了）是在精神分析的影响下才制造出来的。如同患者和医生的关系一样，移情是在人际关系中自发产生的。无论在哪里，移情都是传递治疗影响的真正媒介；而且你对它的存在了解得越少，它的作用就越大。因此，精神分析并没有创造移情，而只是使它呈现于意识之中，并获得对它的控制，以引导心理过程达到理想的目标。然而，在结束移情这一主题之前，我必须强调这样一个事实，移情现象在不仅为患者而且为医生提出一种信念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我知道，我的所有追随者的确是根据他们在移情方面的经验才相信我关于神经症病因的主张的。而且我很容易理解，在一个人实施精神分析并亲自观察到移情的作用之前，谁也不会做出如此肯定性的判断。

女士们，先生们，我认为，从理智上讲我们必须考虑到有两个特殊的障碍，使人们不易承认精神分析观点的价值。首先，人们不习惯把决定论严格而普遍地应用到心理生活中。其次，他们对区分潜意识心理过程和我们所熟悉的意识过程的特殊性一无所知。对精神分析工作最普遍的抵抗之一都能追溯到第二种因素（即潜意识），这对病人和健康人都是一样的。人们害怕受精神分析的伤害，害怕把被压抑的性本能召回到患者的意识中，好像含有一种危险，会压服其高尚的道德倾向和剥夺其彬彬有礼的习尚。人们注意到患者的心灵中有一些痛疤，但是不敢触及它们，怕加剧他的痛苦。我们可以接受这种比喻。如果这样做只能引起疼痛，那么无疑不去触碰这些伤疤更为仁慈。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如果一个外科医生想要采取一些积极措施，他认为这样做会产生永久的疗效，那么他肯定会检查和对付疾病的病灶。只要达到了最终的疗效，只要患者暂时的痛苦会换来长久的康复，那么没人会因为检查时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痛苦或手术所造成的各种反应而责怪医生。精神分析的情况与此相似。如同外科一样，它也可以做出声明：患者在治疗中痛苦加剧的情况要比外科医生所造成的痛苦轻得多，而且相对于隐藏的疾病的严重程度而言根本算不了什么。另一方面，人们如此害怕的最终后果——从压抑中释放出来的本能会导致患者文化性格的崩溃——是完全不会发生的。因为这种惊恐与我们从经验中所获得的确凿无疑的知识完全不符——即愿望冲动的精神力量和肉体力量，一旦对它们的压抑失败，那么它们在潜意识中要比它们在意识中强大得多。所以使这些力量进入意识只能削弱它们，潜意识的愿望不受任何影响，也不受任何相反倾向的奋力驱使，而有意识的愿望则受一切意识到的愿望和反对它的愿望的掣制。因此，精神分析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些最高尚、最有价值的文化倾向，本身就能更好地替代不成功的压抑。

那么，由精神分析所释放的潜意识愿望又会成为什么呢？通过什么途径我们才能成功地使它们不对患者的生活造成伤害呢？这样的途径有几条。最常见的结果是，当精神分析工作正在进行时，这些愿望被反对它们那些更好的倾向的理性心理活动所驱逐。可用这些最佳的方法以谴责判断（condemning judgement）来取代压抑。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必须放弃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起源于自我发展早期阶段的那些影响。因为个体在那时尚未完全发育成熟，还十分软弱。因此他过去只能成功地压抑那些无用的冲动。现在他已成熟和强壮，他可能会完全成功，他征服那些敌对的冲动而无伤于自己了。

精神分析工作的第二个结果是，分析所揭示出来的潜意识本能有可能被用于更有用的目的。如果发展不被阻断的话，这种目的很早就能被发现。因为消除竞争的愿望冲动绝不是发展的理想目标。由于压抑，神经症患者已牺牲了许多心理能量的资源，而这些能量的贡献本来对他们性格的形成和生活行为具有重大价值。我们还了解到一个目的更加明确的发展过程，叫做“升华”。在升华过程中，幼儿愿望冲动的能量不会消退而会得到应用——各种冲动的无用目的被一种更高尚的、也许不再是性欲的冲动所替代。碰巧的是，性本能的这些成分才特别显著地能进行这种升华，可以把它们的性目标转化成一个更远大的更具有社会价值的目标。也许我们把最高的文化成就归功于以这种升华作用的方式释放的能量。早期未成熟的压抑使被压抑的本能不可能升华；祛除了这种压抑，通往升华之路才重新畅通。

我们一定不要忽视精神分析工作的第三个可能的结果。被压抑的力比多冲动的某一部分要求获得直接的满足，而且也应该在生活中找到这种满足。我们文明的标准使生活对于人类的多数群体都显得过于艰难。这些标准随后会加剧脱离现实并导致神经症。过分的性压抑，不会使人类获得太多的文化成果。我们不应把自己抬得太高，以致完全无视我们身上原始的动物性。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个人幸福的满足也是我们文明所必须具有的目标之一。性成分的可塑性通过它们的升华能力表现出来，这可能确实提供了一个很大的诱惑，即通过更彻底的升华而寻求获得更高的文化成就。但是，正如我们不能指望我们的机器把全部热量都转化成有用的机械能一样，我们也只能利用性本能的一部分能量以达到较高的目的。如过多的利用，其实是不可能成功的。对性欲施加过多的限制，非但无益，反而会带来各种祸端。

在结束讲演的时候，我要向大家提出一个警告，在你们看来这恐怕是有些夸张。我只是想通过讲给你们一个古老的故事，来间接地描述一下我的信念，我就不管你们怎样来看待它了。德语文学中经常提到一个叫做希尔达的小镇，镇上的居民会施展各种聪明巧计。据说，希尔达的居民拥有一匹骏马，它的健壮令居民们引以为自豪，只有一个美中不足的缺点——它每天要吃掉大量贵重的燕麦。居民们决定每天减少一点它的食量，直到使它习惯于完全节食为止，这样就可以慢慢地改掉它的坏毛病。有一段时间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马最后的食量达到了每天只吃一根燕麦，甚至接下来就可以什么也不吃了。第二天早晨，希尔达的居民发现这可恨的牲畜死掉了，但人们不知道它是为什么死的。

我们可以认定这匹马是饿死的，而且不可能期望一匹一点燕麦不吃的马去干什么活。

我应该感激你们的邀请，感谢你们专心致志地听我讲话！

精神分析运动史

（在巴黎城的盾形徽章上2245）

（1914）

杨韶刚　译

高申春　校

杨韶刚　修订

按语

本文是对精神分析产生、发展和分裂过程的历史总结。主要包括三部分：（1）阐述了大约1902年前精神分析发展史。包括同布洛伊尔的合作与分离，独自提出迁移宣泄法，形成压抑和抵抗理论、幼儿性欲假说，以及作为潜意识来源的梦的解释和开拓。（2）阐述了大约1910年前精神分析的观点第一次开始扩展到更广泛的范围，包括以维也纳与苏黎世学派联盟为核心的精神分析学派的形成、主要贡献，以及精神分析运动在欧洲和美国的兴起。（3）阐述了精神分析学派的组织建设、学术活动和分裂，包括地方组织的建立、前四届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代表大会的活动、同阿德勒和荣格的根本分歧以及弗洛伊德对他们的严厉批评。

英文版编者导言

本译文是1924年版本的一个修改版。

在1924年之前的德文版本中，本书的末尾出现了“1924年2月”这一日期。事实上这本书似乎是在那一年的1月和2月写成的。在1924年的版本中做了少量字词修改，并且在第33～34页上增加了一个很长的脚注。到目前为止，这还没有在英文版中出现过。

在厄内斯特·琼斯编撰的《弗洛伊德传记》（1955，第142页以下）第2卷的第五章中，对导致撰写本著作的情况做了全面的说明。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非常简短地总结一下这种情况。阿德勒对弗洛伊德观点的不赞同在1910年达到了顶峰，而荣格的反对意见则是在大约三年以后。尽管存在着把他们和弗洛伊德分开的一些歧异，但是，他们都坚持把他们的理论描述为“精神分析”。本书的目的是想清楚地说明精神分析的基本假定和设想，指出阿德勒与荣格的理论和它们是完全不相容的，并且想做出推论，如果这些相矛盾的观点都被赋予同样的名称，那么，这样做除了造成普遍的混乱之外，将一无所获。而且，尽管多年来舆论继续坚持认为有“三个精神分析学派”，但弗洛伊德的论点最终取得了胜利。阿德勒已经为他的理论选择了“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这个名称，而此后不久，荣格也为他的理论取名为“分析心理学”（Analytical Psychology）。

为了完全清楚地说明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弗洛伊德追溯了这些原理从他们目前精神分析开始的发展历史。在本书第一章所包含的时期中他自己是唯一与此有关的人——就是说，一直到大约1902年。第二章将历史讲述到大约1910年——在这一段时间里，精神分析的观点第一次开始扩展到更广泛的范围。只是在第三章中，弗洛伊德才开始讨论那些持有异议的观点，首先是阿德勒的，然后是荣格的观点，并且指出了他们同精神分析的研究发现相分歧的那些基本方面。在这最后一章中，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本书的其他章节，我们发现弗洛伊德采纳了一种比他的任何其他著作都更好战的语调。鉴于他在前三四年的个人经历，这种不同寻常的心境不能被认为是令人惊奇的。

关于阿德勒和荣格观点的讨论将在弗洛伊德另外两本与本书同时代的著作中找到。在《论自恋》（1914c）一文中，该文和《精神分析运动史》几乎是在完全相同的时间里撰写成的，在第一章末尾（第79页以下2246）出现了与荣格发生争论的一些段落，而在第三章开始则出现了一段与阿德勒争论的类似的段落。关于“狼人”（1918b）的案例史主要是在1914年底写成的，尽管只是在1918年才出版（又增加了两段），这个案例史的构思主要是对阿德勒和荣格进行实证的驳斥，还包含着许多对他们理论的抨击。在弗洛伊德的后期著作中，有许多关于这些争论的散在的参考资料（主要是在说明性的或半自传式的作品中），但是这些材料总是较枯燥乏味，而且范围并不太广泛。但必须提到，在弗洛伊德关于“鞭挞幻觉”（beating-phantasies）《“孩子挨打”：写给性变态起源的研究》（1919e，标准版，第17卷，第201页以下）一文的最后一节，对阿德勒关于导致压抑的动机力量的观点做了严密推理的讨论。

关于本书的纯历史的和自传的部分，我们必须说明，弗洛伊德重述了他在《自传研究》（1925d）中所持的多少有些相同的立场，但在某些方面对本书做了补充。当然，关于这个主题的更全面的探讨，读者必须参考厄内斯特·琼斯的3卷本的《弗洛伊德传记》。我们并不想在本译文的脚注中重述那本著作中已经包含的同样观点。

第一章　

对于我打算在这里对精神分析运动史所做的这种阐述的主观性，谁都无需惊奇，同样，对于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无需任何人感到惊奇。因为精神分析乃是我的创造；十年来我是唯一关心它的人。我的同时代人对于这种新现象所提出的一切不满，统统以批评的形式倾注到我的头上。尽管长期以来我是唯一的精神分析学家，我却以为即使在今天，还没有人能比我更清楚地知道精神分析究竟是什么，它如何不同于研究心灵生活的其他方法，被称作精神分析的确切含义是什么，用什么其他名称才能更好地描述它。在这样驳斥了在我看来似乎是一种冷漠无情的侵权行为之后，我打算把引起这本《国际精神分析年鉴》的编辑和版式发生改变的那些事件间接地告诉它的读者们。2247

1909年，我有机会第一次在一所美国大学的讲坛上公开发表关于精神分析的演讲2248，这对我的研究是一次重要的机会，而且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我当时宣称，使精神分析得以存在的人并不是我：这个荣誉还应归于其他人，应归于约瑟夫·布洛伊尔。当我还是一个正忙于通过考试的学生时（1880～1882），布洛伊尔就已经进行了许多研究。但是，由于我做了那些演讲，一些好心的朋友便向我提出了一个疑问，是否我的感激在那种情况下没有表示得太过分？在他们看来，我应当像我以前习惯于做的那样进行下去：即把布洛伊尔的“宣泄法”作为精神分析的一个准备阶段，把我放弃催眠术和引进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作为精神分析本身的开始。无论精神分析的历史是否把宣泄法或我对它的变更作为开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很重要的；我提到这些毫无趣味的事情，只是由于精神分析的某些反对者们有一种习惯，他们时常认为，精神分析技术毕竟不是由我，而是由布洛伊尔发明的。当然，如果他们的观点允许他们发现其中某些值得注意的东西；如果他们没有对精神分析的否认加以这样的限制，那么，毫无疑问，精神分析始终是我独自的研究。我从未听说，由于布洛伊尔在精神分析中分担了大量工作，使他蒙受相当程度的批评和凌辱。正像我长期以来所认识到的，引起矛盾和产生痛苦是精神分析不可避免的命运。我已经得出结论，我必定是精神分析最具有独到特点的真正创立者。我很高兴能够补充说，企图最大限度地贬低我在创立这个备受凌辱的精神分析中所起作用的任何努力，都不是来自布洛伊尔本人，或者都没能得到他的支持。

布洛伊尔的发现如此经常地得到叙述，以至于我可以无须在此对它们进行详加讨论。这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就是说，癔症患者的症状是建立在他们过去的生活背景上的。过去的生活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却被遗忘了（创伤）；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治疗，就在于引起对它们的记忆，并在催眠状态下再现这些体验（宣泄）；而且理论框架也是由它推演而来的，这就是说，这些症状代表着对尚未得到安置的大量兴奋的一种变态的使用（转换）。每当布洛伊尔在他对《癔症研究》（1895）的理论贡献中提到这种转换过程时，他总是把我的名字放在后面的括弧内2249，好像在理论评价上这个第一次尝试的优先权属于我。我认为实际上这只是有关名义的区分，我还认为这个概念是我们同时一起发现的。

布洛伊尔第一次发现宣泄法之后，他在若干年里一直未使用这种方法，只是当我从沙可（Charcot）那里学习归来时2250，他才在我的鼓励下重新使用它，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沙可在对他具有很高要求的医学上进行了大量的咨询实践；我自己只是不愿从事医学这个专业，但在那时我却有一种强烈的动机，要帮助那些在神经过敏情感方面遭受痛苦的人们，或者至少希望了解他们的状况中的某些事情。我曾从事过生理治疗，并在对我做的埃伯的电疗（Erb's Elektrotherapie）（1882）的研究结果失望之后，曾感到绝对束手无策，这项研究竟提出了如此多的提示和建议。如果当时我没有独自获得这个后来由莫比斯（M?bius）得出的结论，即对神经症患者电疗的成功全是暗示（suggestion）的作用，那么，毫无疑问，只要完全放弃这些有希望获得的成功，就会受到责难。在深度催眠时用暗示进行治疗，这是我从李厄保（A. A. Liébeault）和伯恩海姆（Bernheim）的那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演示2251中学会的，这样，对于电疗的失败似乎提供了一种满意的替代。但是，布洛伊尔使我熟悉的这种研究催眠状态中的病人的实践（即把一种自动操作方式和满足科学好奇心相结合的实践），确实要比暗示治疗中使用的那些单调、强迫性的抑制具有更无可比拟的吸引力，这些抑制阻碍了所有研究。

新近我们接收到一个忠告，它声称代表精神分析的最新发展，大意是说，现时冲突和引起疾病的原因应该在分析中处于最显著的位置。2252这正是布洛伊尔和我在开始研究宣泄法时所经常做的。我们把病人的注意直接引向产生症状的创伤情景，我们力图发现创伤情景下的心理冲突，释放其中被压制的情感。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这个后来我称之为“退行”（regression）的心理过程，它具有神经症的特征。病人的联想从我们试图阐述的这个情景退回到早期的经历，并且被迫进行分析，而这种分析是想纠正现状，并专注于过去。这种退行经常引起进一步退化；开始时似乎有规则地把我们带回到青春期；后来，那些仍然躲避解释的失败和要点，便把分析的工作更进一步带回到迄今仍然无法做任何探究的童年期。这种退行的方向成为分析的一个重要特征。看起来，如果精神分析不涉及过去，就无法说明属于现在的任何东西；确实，任何致病的经历都包含有先前的经验，这种经验尽管不是病因本身，但已赋予后来的经验以病因的性质。但是，把人的注意力限制到现在已知的那种令人激动的原因的意图是如此强烈，甚至使我在以后的分析中也要给它让路。在1899年对那个我称之为“杜拉”的病人进行的分析中2253，我已知道引起这种病情爆发的情景。我曾尝试过无数次，想使这种经验服从于分析，但是，甚至直接提出这种要求，也总是使她对疾病做出同样贫乏和不完全的描述。直到经过长期的曲折，回到她最早期的儿童时期，一个梦在分析中使她想起了迄今已被遗忘的这个情景的细节时，才有可能理解和解决当前的这种冲突。

这一实例表明上面提到的这个忠告是何等的错误，表明在此推荐给我们的分析技术中，这种对退行的无视代表了多大程度的科学倒退。

布洛伊尔和我自己之间的第一个差异，表现在关于癔症的更精细的心理机制问题上。正如人们可能会说的那样，他更喜欢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生理学的理论；他试图用各种心理状态（当时我们称之为“意识状态”）之间缺乏交流来解释癔症病人的心理分裂，他因此而建构了“类催眠状态”（hypnoid states）的理论，据说这个理论的产物会像未同化的异体一样渗透到觉醒的意识中。我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更不科学；我似乎是要处处区分和日常生活的那些动机和倾向相类似的动机与倾向。而且，我把精神分裂本身看作是一种抵制过程的作用，当时我称之为“防御”（defence），后来叫“压抑”（repression）。2254我做了一个短暂的尝试，允许这两种机制并列地分别存在，但是，正如观察向我表明的那样，它们常常只不过是一件事，这是在我的“防御”理论采纳与他的类催眠理论相反的立场之前不久。

然而，我非常清楚，在我们的观点之间的这种对立和此后不久随之发生的我们的关系破裂无关。这里有更深刻的原因，但是，这种分裂竟是以这样的方式发生的，以至于刚一开始我还对此不理解；只是后来，从许多明显的迹象中我才知道了应如何解释这件事。应当记住，布洛伊尔在谈到他的著名的第一个病人2255时说，性欲成分在这个病人身上令人吃惊地未发育成熟2256，而且这对该病例非常丰富的临床描述毫无帮助。我常常感到惊奇，为什么批评者往往并不更多地引证布洛伊尔的这种主张，以作为反对我关于神经症中性病因学这个论点的一个证据，而且甚至在今天我也并不知道，我是应当把这种疏漏视为他们机敏的证据，还是视为他们粗心大意的证据。任何一个人，若依照过去二十多年来获得的知识来阅读布洛伊尔的病例史，将会立刻觉察到其中的象征作用——蛇、坚硬的、臂膀瘫痪——以及在考虑到那位年轻女士在患病的父亲床边所发生的情境时，将很容易猜测到对她的症状所做的真正解释；因此，布洛伊尔关于性欲在她的心理生活中所起作用的意见，将由此而和她的医生的意见大相径庭。在治疗她的症状过程中，布洛伊尔能够使用跟病人建立良好关系（rapport）的非常强烈的暗示，这种良好关系可以看作是今天我们所谓“移情”（transference）的一个完满的原型。现在我有强烈的理由怀疑，在她的一切症状得到解脱之后，布洛伊尔一定从进一步的迹象中发现了这种移情的性动机。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个出乎意料的现象的普遍性，结果，就好像他遇到了一件“麻烦事”2257似的，他放弃了所有进一步的研究。他可从未就此事对我说过如此多的话，但在不同的时候他却充分地告诉过我，对所发生的一切进行这种重建是有道理的。当我后来开始越来越坚决地提出性欲在神经症病因学中的意义时，他却第一个表现出厌恶和否定的反应，后来我对此已变得非常熟悉了。但在当时，我还没有学会把这种现象视为我不可避免的命运。2258

不管是温情的还是敌意的，在每次神经症的治疗中都会以粗略的性的形式出现移情，尽管这既非医生或病人所渴望的，亦非他们所诱发的，但在我看来，这个事实往往是最不可或缺的证据，即神经症的驱动力量的根源就在于性生活。这个论点从未受到过任何应有的注意，因为假如它受到了人们注意的话，那么，在这个领域中的研究就不会留下任何其他公开的结论。就我而言，这个论点一直是一个决定性的论点，而且是精神分析研究的更具有特殊意义的发现。

对于我关于神经症性病源学的论点，甚至我的较亲密的朋友们也不欢迎，这样一来倒有些安慰作用——因为在我这个人的周围迅速地形成了一个真空——人们都认为我正在为一个新的和原创的观点而进行战斗。但是，有一天，某些记忆涌上了我的心头，这些记忆扰乱了这种令人高兴的念头。但是，作为一种交换，这种记忆却使我真正领悟到人类创造活动的过程和人类知识的本性。过去一直由我来承担责任的这个观点绝不是起源于我的。那是由三个人传授给我的，他们的意见受到我最深切的尊重——他们是布洛伊尔本人、沙可和克罗巴克（Chrobak）。后者是大学的妇科医学家，也许是我们所有的维也纳医生中最优秀的。2259这三个人都传授给我一些知识，严格地说，他们自己并不具备这些知识。当我后来向他们提起这个事实时，其中两人否认这样做过；而第三位（伟大的沙可），如果我能再见到他的话，或许同样会予以否认。但是，这三种相同的意见我虽然听到了，却没有弄明白，多年来在我心中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直到有一天，这三种意见才以一种明显的原创发现的形式苏醒过来。

当我还是一名年轻的家庭医生时，有一天，我和布洛伊尔一起在城镇里走着。这时，有一个人突然走上前来，他显然有急事要和布洛伊尔说话，我落在后面。那人一离开，布洛伊尔就以他那友好的、讲授的方式告诉我，这人是他的一位病人的丈夫，向布洛伊尔提供了关于她的某些消息。布洛伊尔补充说，这位妻子在社会上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行动，以致她被送到布洛伊尔这里作为一种神经症病例来治疗。他得出结论认为：“这些事情往往是幽会的秘密（secrets d'alc?ve）！”我惊奇地问他是什么意思，而他则通过向我解释幽会场所（alc?ve，即婚床）这个词作为回答，因为他并没有认识到，他所陈述的这件事对我来说有多么不同寻常。

几年之后，在沙可举行的一次晚会上，我碰巧在这位伟大的老师身边站了一会儿，当时他好像正向布罗阿代尔2260讲述一件非常有趣的、在他白天工作时发生的事。我没有听到故事的开始，但是我的注意力逐渐被他所谈的吸引住了：一对来自东方远土的年轻夫妇——女的患有严重的疾病，而男人则在性方面要么无能，要么极端笨拙。我听到沙可反复地说：“继续努力，我相信你，你会成功的。”说话声音较低的布罗阿代尔一定是表示了他的惊异，像这位妻子这样的症状居然可能是由这样的情境引起的。因为沙可突然很激动地喊叫起来：“但是，在这种病例中往往总是生殖器的问题——总是，总是，总是。”当时他两臂交叉在胸前，用他自己特有的生动方式，踮起脚尖上下跳跃了好几次。我感到在那片刻我被惊异得几乎麻痹了，我自言自语地说：“噢，但是如果他知道了这种事，他为什么从未这样说过呢？”不过这种印象不久便被遗忘了；对癔症瘫痪的脑解剖和实验归纳吸引了我的全部兴趣。

一年以后，我作为神经性疾病的讲师在维也纳大学开始了我的医学生涯，并且在所有和神经症的病因学有关的事情上，我仍然像人们所预料的一个受过大学训练的有前途的大学生那样无知无识和天真无邪。一天，我从克罗巴克那里获得一条友好的消息，要我为他接待一位女病人，因为他新任一所大学的教师，不能抽出足够的时间。我在他之前到达病人家中，发现她遭受着无可名状的焦虑困扰，只有当她每日每时最精确地得知她的医生的消息时，才能使她减轻痛苦。当克罗巴克到达后，他把我拉到一边说，这位病人的焦虑是由于这个事实，虽然她已结婚18年了，她却仍旧是个完全的处女（virgo intacta），丈夫是绝对的性无能。他说，在这类病例中，医生是无能为力的，除非用他自己的声誉保护住这个家庭的灾难，并且忍耐下去，如果人们耸耸肩对他说：“要是这么多年后他仍然治不好她，那是他的不中用。”他补充说，对于这样的疾病的唯一处方我们都很熟悉，但却无法开出来。上面写着：

R Penis normalis（使阴茎障碍恢复正常）

dosim（的药剂）

repetatur！（反复练习）

我从未听到过这样的处方，而且总想对我这位善良的朋友的讥诮而摇头。

当然，我没有泄露这种可耻的观念来自名门显贵以使其他人为此负责。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仅用匆匆一瞥就表达出一种观念是一回事，而认真看待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说，从字面上看待它，在面临每一矛盾的细节时探究这种观念，并且使它在被人们接受的真理之中占有一席之地，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就是偶然调戏和负有其全部责任和困难的合法婚姻之间的不同之处。“和一个观念结婚”（Epouser les idéoes de……），不管怎么说，在法语中都是并非不同寻常的修辞手法。

在由于我的研究而添加到宣泄法当中去，并且把它迁移到精神分析中去的其他新因素中，我可以特别提到压抑和抵抗（resistance）的理论，对幼儿期性欲的承认以及作为潜意识知识的一个来源的梦的解释和开拓。

压抑理论当然是我不依赖于任何其他来源而得出的。我并不知道任何可能会向我提到这个理论的外部印象，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这一理论完全是首创性的，直到奥托·兰克（1911a）给我们看了在叔本华（Schopenhauer）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的一段话，在这本书中，这位哲学家寻求对精神错乱做出解释。他在书中所说的关于反对接受一种痛苦现实所做的斗争，竟然和我的压抑概念如此完全一致，以至于我把这次做出发现的机会归于我的知识不渊博。但是，其他人读过了这篇文章就过去了，并没有做出这种发现，要是我在年轻时更喜欢阅读哲学著作的话，或许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身上。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便放弃了阅读尼采著作的嗜好，存心想在精神分析中获得的印象方面不受任何预期观念的妨碍。因此，我曾做好准备——并且对这样做感到很高兴——要放弃在许多情况下对一切优先权的要求，在这些情况下，艰苦的精神分析研究只能确证这位哲学家通过直觉所认识到的那些真理。2261

压抑理论是精神分析的整个结构建立其上的基石，它是精神分析最重要的一部分；不过，压抑理论不是别的，而是对一种现象的理论阐述，如果我们没有诉诸催眠就对一个神经症患者进行分析，那么，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经常观察到这种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发现对分析工作的一种抵抗，并且为了阻挠分析工作而求助于一种记忆的丧失。若使用催眠就一定会把这种抵抗隐藏起来；因此，精神分析本身的历史只是从不使用催眠这项新技术才开始的。这种抵抗与某种健忘症相一致，对于这个事实进行理论上的考虑，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我们得出潜意识心理活动的观点，这是精神分析所特有的，也使它和关于潜意识的哲学思辨十分明显地区别开来。因此可以认为，精神分析的理论是试图说明两个惊人而又出人意料的观察事实，只要试图把一个神经症患者的症状追溯到他的过去生活中的起源，那么，两个事实就会出现：这就是移情和抵抗这两个事实。承认这两个事实和把它们当作研究的出发点的任何研究路线都有权自称是精神分析，即使它所得到的结果和我自己的并不一样。但是，任何一个人如果坚持自称是精神分析学家，却对这个问题采纳其他观点，而躲开这两种假设，那么，他也难以逃避通过尝试性的表现而滥用所有权的谴责。

如果任何人想把压抑和抵抗理论放在这些前提中，而不是放在精神分析的发现中，那么，我就会最强烈地反对他。这样一些具有心理学和生物学普遍性质的前提确实存在，而且在某个其他场合考虑到这些前提将会是有用的；但是，压抑理论却是精神分析研究的产物，是从无数的观察中合理地抽象出来的理论推断。

这种理论的另一产物是关于幼儿性欲的假说。然而，这是较晚时期才提出来的。精神分析在尝试性研究的早期并没有考虑到这样的事情。最初观察到的仅仅是，当前经验的作用必须追溯到过去的某件事。但研究者们往往发现一些他们所预料不到的东西。人们愈来愈被拖回到过去；最终人们希望能在青春期停止，人们通常认为性冲动在这个时期才会唤醒。然而，这全都是徒劳；这些痕迹一直追溯到童年，乃至它的更早期。在这条道路上必须克服对这门年轻的科学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种错误思想。由于受沙可关于癔症的创伤起源观点的影响，我们很容易倾向于把病人的陈述作为真实的和在病因学上有意义的来接受。在病人的陈述中，他们把症状归之于童年的最初几年中那些消极的性经验——直截了当地说，归之于“诱奸”（seduction）。当这种病因学在确实可以肯定的情况中受其自身的不可能性和矛盾性之压而破灭时，最初的结果便是无能为力的迷惑不解。精神分析通过正确的通路追溯到这些幼儿的性创伤，但这些创伤却是不真实的。现实的坚实基础已经消逝了。到那时我会乐于放弃全部的研究。正像我所尊敬的前辈布洛伊尔，在做出他那个不受欢迎的发现时已经做过的那样。或许我之所以坚持，只是因为我不再有任何选择，因此也不能重新开始任何其他事情。最后得出的想法是，一个人毕竟没有权力绝望，因为他已经在自己的期待中受过骗；他必须修正那些期待。如果癔症患者把他们的症状追溯到虚构的创伤，那么，出现的这个新的事实简直可以说，他们是在幻想（phantasy）中创造出这些情景的，而且这种心理现实需要连同实际现实一起加以考虑。在这种想法产生之后不久我们便发现，这些幻想打算隐匿儿童期头几年的自体性欲活动（autoerotic activity），对这种活动加以修饰并把它提到一种较高的水平。现在，儿童的全部性生活2262才开始从这些幻想的背后出现。

伴随着儿童期初年的这种性活动，个体的遗传结构也开始它自身的活动。在这里，素质和经验是以一种不可分解的病因学统一体而联结起来的。因为素质对印象起夸张作用，要不然这些印象就会完全是司空见惯的，而且丝毫不起作用，由于这种夸张，这些印象便成为引起刺激和固着的创伤；而经验则唤醒了素质中的诸因素，要是没有这些因素，素质就可能会长期潜伏着，或许永远也不会发展起来。对创伤的病因学这一主题的最后说明，是后来由阿伯拉罕（1907）做出的，当时他指出，儿童所特有的性结构，确实被认为是会引起一种特殊的性的经验——这就是“创伤”。

开始时，我对幼儿性欲的陈述，几乎完全是以对追溯到过去的成人的分析发现为基础的。我没有直接观察儿童的机会。因此，几年以后，当我通过对非常幼小的儿童进行直接观察和分析，几乎能够证实我的全部推论时，这可以说是一次非常大的胜利——当一个人逐渐认识到，这种发现的实质竟然是，他确实应该为他已经做出的这个发现而羞愧时，这个胜利才失去了它的一定量值。一个人越是对儿童进行这些观察，事实就越会不证自明；但是，对于人们费了这么大劲竟没有看出这些事实，人们也会感到愈加惊异。

然而，对于幼儿性欲的存在及其重要性的如此确信，只能通过分析的方法，通过把神经症患者的症状和特殊性追溯到它们的最终来源才能获得，因此，对它们的发现会解释其中能够解释的一切，并且使可以改变的一切都得到改变。我能够理解，就像荣格最近所做的那样，如果首先形成关于性本能实质的一个理论概念，然后在此基础上寻求解释儿童的生活，那么，我们就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这种概念一定会任意地或者根据一些不相关的考虑而被选择出来，并且对于人们寻求加以应用的这个领域，会冒着证明它是不恰当的危险。确实，分析的方法也往往会引起关于性欲及其与个体全部生活的关系的某些极端困难和晦涩难解之处。但是，这些问题并不能通过思辨而得到解决；而必须等待通过其他观察，或者通过在其他领域的观察来解决。

我需要对梦的解释做一点说明。释梦是作为我所采用的技术革新的一些最初成果而出现的。当时，我追随着一种模糊的预感，我决心用自由联想代替催眠术。我对知识的渴望在开始时并没有指向理解梦。对于把我的兴趣吸引过去，或者用任何有帮助作用的期待鼓舞我的任何外界影响，我一无所知。在布洛伊尔和我中断会面之前，我刚好有时间告诉他一句话，我现在懂得如何解释梦了。既然这就是该发现产生的原因，那么，随后在梦的语言中的象征主义（symbolism）就几乎成为我所获得的最后一项成果，因为梦者的联想对于理解象征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在从书中寻找关于这些象征的信息之前，我已经养成了总是研究事物本身的习惯，因此，在我受施尔纳（Scherner）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影响之前（1861），我已能够自己确定梦的象征作用。只是后来，我才开始对梦的这种表现方式大加赞赏。这部分是通过斯泰克尔的著作的影响，他最初做了这样一些令人赞誉的工作，但以后则完全走向迷途。2263在精神分析的释梦和在古代就实践过和受到过如此高度尊敬的释梦的艺术之间的密切联系，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后来，我发现了我的梦理论的主要特征和最重要的部分——是一种内部冲突，一种内在不真实的梦的歪曲的衍生物——说真的，这是在一个对医学一无所知，虽然不是对哲学一无所知的作者中发现的，他就是著名的大师波普（J. Popper），他曾以林库斯的名字发表了《一个实在论者的幻想》（1899）。2264

在精神分析的那些艰难的最初岁月里，我必须掌握这种技术，同时注意临床现象和进行神经症的治疗，那时，释梦便成为我的安慰剂和支柱。在那个时期，我是完全孤立的，而且问题成堆、困难重重，我时常害怕丧失我的耐性和自信。常常有病人，在我的假设被证明是真实的之前，使我把不可胜数的漫长时间消磨在他们身上我的假设是，神经症一定会通过分析而得到理解；但是，可以看作与病人的症状相类似的这些病人的梦，几乎总是证实这个假设。

这只是在使我能够坚持下去这一方面所获得的成功。结果是，我形成了通过心理学家对释梦的态度来测量其理解力的习惯；而且，我满意地观察到，精神分析的大多数反对者们都完全回避这个领域，或者，只要他们试图处理这类问题，便表现出明显的笨手笨脚。此外，我很快就发现了进行自我分析的必要性。我借助于我自己的一系列梦做到了这一点，这些梦把我带回到我的童年的一切事件中；今天，我仍然持这种意见，对每一个好的梦者而又不是太不正常的人来说，这种分析可能是足够的。2265

我认为，通过这样展开精神分析的发展史，我已说明了精神分析究竟是什么，这比通过系统地描述它更好。最初，我并没有觉察到我的发现的特殊性质。通过系统地探究我的神经症患者的患病原因中所包含的性因素，我便毫不犹豫地牺牲了我作为一个医生的日益增长的声誉，以及在我看病期间人数的增加；这使我获得了许多新的事实，这些事实终于使我对性因素的实际重要性坚定了信心。我曾天真地向以克拉夫特-埃宾2266任主席的维也纳精神病学和神经症学协会的会议致词（参见弗洛伊德，1896c），期望我自愿遭受的那些物质损失能通过我的同行们的兴趣和承认而有所补偿。我把我的发现作为对科学的普遍贡献来看待，并且希望这些发现会以同样的精神得到承认。但是，我的交流活动使我遭到的冷遇，我所形成的空虚感，人们传达给我的提示，都逐渐使我认识到，在神经症病因学上性欲所起作用的主张，不可能指望受到像其他交流活动一样的待遇。我明白了，从现在起，正如赫伯尔（Hebbel）所说2267，我是“扰乱了世界的沉睡”的那些人之一，我不能对人们的反对和宽容抱有任何指望。但是，我对自己的观察和结论的普遍精确性的坚信越加强烈，因为我对自己的判断的自信和我的道德勇气确实不小，所以，这种情况的结果是毫无疑问的。我下定决心，坚信发现某些特别重要的事实和联系是我的运气，我准备接受有时伴随这些发现而来的命运。

我对未来做如下描述：——借助于用新方法取得的治疗成功，我完全可以成功地保持住自己，但科学却会在我的有生之年完全置我于不顾；几十年后，别人也一定会碰到类似的事情——解决这些事情的时间现在还不成熟——也会获得对这些事情的承认，而且会把我作为一个遭到不可避免的失败的先驱，而对我表示尊重。同时，像鲁宾孙·克鲁索（Robinson Crusoe）那样，我尽可能舒适地在我的荒岛上定居下来。当我摆脱了今天的压力和混乱，回首这些凄凉的岁月时，仿佛这是一个光荣的英雄时代。我的“壮丽的孤立”（splendid isolation）2268并不是没有其优越性和魅力。我不必阅读任何出版物，也不必倾听任何反对者的坏消息；我并不容易受到任何方面的影响；什么也不能把我排挤掉。我学会了限制思辨倾向，并遵循着我那令人难忘的导师沙可的忠告：一遍又一遍地看待那些同样的事情，直到它们自己开始说话2269，虽然有麻烦，但还有一席之地的我的出版物，总是远远地落后于我的认识，只要我愿意就会被延误出版，因为无法保证那种不确定的“优先权”。例如《释梦》是1896年初完成所有主要部分的2270，但直到1899年夏才写完。对“杜拉”的分析是1899[1900]年年底写完的2271；又过了两个星期才写完了案例史，但直到1905年才出版。同时，我的著作也没有在医学杂志上得到评论，或者即使作为一种例外进行了评论，它们也是用表示嘲笑或怜悯的优越性草草了结。偶尔会有一位同行在他的出版物中对我做一些文献参考；那也是很简短的，而且决无奉承之意——倒会使用像“偏执的”、“极端的”或“非常特殊的”这样的词语。有一次，碰巧在我讲授大学课程的维也纳诊所的一位助理医师，要求我允许他听这门课。他很注意地听着，而且一言不发；在最后一节课结束后，他提出要在外面和我谈谈。当我们在外面走着离开时，他告诉我，他运用其长官的知识写成了一本反对我的观点的书。然而，他非常后悔没有先从我的讲课中对此有更多的了解，因为那样，他就会写出与这本书大不相同的东西。他确实曾在诊疗所里问过是否最好先读一下《释梦》这本书，但是他被忠告不要这样做——不值得如此麻烦。因此，他便自己把我的理论结构，根据他现在的理解，和天主教会的理论结构在其内部稳固性方面做了比较。按照他那拯救灵魂的观点，我将假设，这种陈述包含了一定的赏识。但是他最后却说，要改变这本书中的任何东西已经太晚了，因为这本书已经在排印了。我的同事们也认为，以后没有必要公开声明他改变了对精神分析问题的观点；但是，以他作为一个医学杂志的正式评论员的能力，他却愿意用轻率无礼的评论来追随精神分析的发展。2272

在那些年里，无论我所具备的对我的利益的个人敏感性有多么迟钝，但是，我被一种环境从苦难中拯救出来。这种环境并非总能表现出来，以帮助那些孤立无援的发现者们。一般地说，这样的人由于需要了解他们为什么缺乏同情，或者对他们的同时代人的嫌恶而感到苦恼，并且把这种态度作为担保自己的确信感的一种令人苦恼的矛盾。对我来说没有必要产生这样的感觉。因为精神分析理论使我能够理解我的同时代人的这种态度，并把它看作是基本分析前提的一个必然结果。如果这是真的，即我发现的这些事实会被一种带有感情的内部抵抗所阻止，而无法了解病人本身，那么，这些抵抗也一定会在健康人身上出现，只要某种外部根源使他们面对着受到压抑的东西。毫不奇怪，他们应该能够证明，在理智的基础上对我的观点进行这样的反对是有道理的，虽然最初它实际上是带有感情色彩的。同样的事情往往同样经常地发生在病人身上；他们提出的论据同样毫不令人赞赏。用福斯塔夫（Falstaff）的话说，理由简直“俯拾皆是”。b唯一的差别就是对病人必须施加压力，以便诱使他们洞察到自己的抵抗和克服这些抵抗。而在对付外表上健康的人们时，我们就没有这种便利了。如何强迫这些健康的人以冷静和科学的客观精神考察这个问题，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最好留待时间来解决。在科学史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在起先除了产生矛盾之外，什么也没有实现的命题，在后来却都得到了承认，尽管并没有提出支持它的新证据。

但是，很难期望，在我孤立地代表精神分析的那些岁月里，我会对世界舆论特别地尊重，或者对理智的满足产生任何偏见。

第二章　

从1902年起，许多年轻医生聚集在我周围，明确表示他们打算学习、实施和传播精神分析的知识。促使他们这样做的是一位亲身体验过精神分析治疗的有益效果的同行。2273有几个晚上在我家举行定期集会，按照某些规则进行讨论，参加者们努力要在这个新奇的研究领域内发现他们的位置和使其他人对精神分析发生兴趣。一天，一位技术培训学院毕业的年轻人，拿着一本表现出非凡理解力的手稿做了自我介绍。我们劝他上体育馆（中等学校）和上大学，并专心从事非医学方面的精神分析。这个小社团得到了他这样一位热忱可靠的秘书，我得到了奥托·兰克这样一位最忠诚的助手和合作者2274。

这个小社团迅速扩大，在以后的几年中它的成员也经常变动。总的说来，我自己认为，在人才的数量和种类方面精神分析并不比人们所能想到的任何临床教学的教员们低下。包括从一开始的那些人，他们到后来在精神分析运动史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即使这种作用并非总是受欢迎的。然而当时人们还无法猜测这些运动的发展。我有种种理由对此感到满意，我认为我尽了一切可能把我的知识和经验告知其他人。只有两次不幸的情况，最后使他们从团体内部离开了我。我既无法成功地在精神分析的成员中建立友谊关系，这种关系在所有从事同样困难工作的人中是应该获得的；也不能阻止关于优先权的争论，在这些共同工作情况下有如此多的获得优先权的机会。在传授精神分析实践方法上的困难特别大，这些困难对于目前出现的许多争吵是有责任的，而且这些困难显然已经存在于这个私立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之中了。我自己绝不敢提出一个尚未完成的技术和正在制订中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和一个能使其他人避免某些错误方向和最终灾难的权威一起制订的。知识分子的自恃和他们作为教师的早期独立性，从心理学观点来看常常是令人喜悦的；但是如果这些人获得了某些不同凡响的个人地位，那只会对科学有益。尤其是对精神分析来说，需要有一个长期、严格的纪律和自我约束的训练。鉴于他们对一个如此声名狼藉而又前景暗淡的课题的忠心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使我较倾向于对我否定的话应该表示反对的那些成员持容忍态度。除医生外，成员中还包括其他人——承认精神分析中某些重要方面的受过教育的人：作家、画家，等等。我的《释梦》和那本论诙谐的书等，从一开始就说明精神分析理论不仅限于医学界，而且能应用到其他各种心理科学。

1907年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竟大大出乎意料，好像精神分析客客气气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并且得到了知遇，甚至有些科学工作者也准备承认它。在此之前，布洛伊勒2275写了一封信告诉我，我的著作已在伯格尔斯立（Burgh?lzli）得到研究和使用。1907年1月苏黎世诊疗所的第一个成员艾丁根（Eitingon）医生2276来到维也纳。接踵而至的其他访问导致了生气勃勃的思想交流。最后由于荣格（当时他还是伯格尔斯立的助理医生）的邀请，于1908年春在萨尔茨堡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使维也纳、苏黎世和其他地方的精神分析友人们聚集在一起。第一次精神分析大会的成果之一是创办了一种名为《精神分析和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的定期刊物[见原版第46页]，这个刊物在布洛伊勒和弗洛伊德指导下，并由荣格编辑，于1909年创刊问世。这个刊物表现了维也纳和苏黎世之间的密切合作。

我已再三感谢过在传播精神分析中苏黎世精神病学派，尤其是布洛伊勒和荣格给予的巨大帮助，我毫不犹豫地再次表示感谢，即使在当前大大改变了的情况下也是一样。确实，并不是苏黎世学派的支持，才使当时科学界第一次对精神分析表示关注。情况是这样的，当时精神分析的潜伏期已经完成，精神分析处处都成为人们日益增长的兴趣的对象。但在所有其他地方，这种兴趣的增加最初导致的不是别的，而是非常强烈的拒绝接受；几乎是非常愤怒的拒绝接受；相反，在苏黎世占支配地位的特征是基本路线上的赞同，而在任何其他地方，这样密切的小团体门徒并不存在，也不可能有任何公共的诊疗所能为精神分析研究服务，也没有任何一位临床教师把精神分析理论作为他的精神病学课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苏黎世这个群体成了为承认精神分析而战斗的那些小团体的核心。学习这门新的技术和从事实践的唯一机会实际上是在那里奠定基础的。目前我的大多数追随者和合作者都是借道苏黎世才来到我这里的，甚至那些在地理上到维也纳比到瑞士更近的人也是如此。在和西欧的关系中（其中也包括我们文化的伟大中心），维也纳的地位处于边陲；许多年来它的声誉受那些强烈偏见的影响。一切最重要国家的代表都在瑞士聚集，这里的学术活动如此活跃，在这里一个起传播作用的中心必定会对传播像弗莱堡的霍奇所称的这种“精神流行病”（psychical epidemic）有巨大的重要性。2277

根据一位同事的证据（他曾目睹了在伯格尔斯立的发展情况），好像在那里精神分析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在1902年荣格发表的论神秘现象的著作中已经提到过我的《释梦》一书。从1903或1904年起向我提供消息的人说，人们对精神分析的兴趣名列前茅。在维也纳和苏黎世之间建立起个人关系之后，还出现了一个非正式的学会，1907年在伯格尔斯立，人们定期举行会议讨论精神分析的问题。在维也纳和苏黎世学派之间的联盟中，这些瑞士人绝不仅仅是接受者。他们已经写出了非常值得称赞的科学著作，其成果就是对精神分析的贡献。由冯特学派开始的联想实验（the association experiments），被他们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做了解释，并且证明可以通过许多意想不到的方式加以应用。借助于这种手段，人们已有可能达到对精神分析观察材料做出迅速的实验证实，并且能直接向学生们证实一个精神分析学家才能告诉他们的某些联系。联结实验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第一座桥梁已经建立。

在精神分析治疗中，联想实验使我们能对病例进行暂时的定性分析，但它们对技术并未作出基本的贡献，在实施精神分析时可以不用联想实验。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另一项成就，这是由苏黎世学派，或者它的领导者布洛伊勒和荣格做出的。布洛伊勒表示，借助于引用那些在梦和神经症（弗洛伊德的机制）中得到的、通过精神分析认识到的同一过程，就可以把许多纯粹的精神病弄清楚了；荣格（1907）成功地把精神分析的解释方法应用于性质最不相同和最含糊不清的早发性痴呆现象（精神分裂症），这样，这些病例，在病人生活史和兴趣中的来源便得到了清楚的了解。此后精神病学家再也不可能轻视精神分析了。布洛伊勒关于精神分裂症的伟大著作（1911）完成了这项成就，在这本著作中他把精神分析的观点和临床的系统观点置于相同的立足点之上了。

我将不会忘记指出，当时在这两个学派的研究方向上已经引起人们注意的一种分歧。早在1897年2278，我发表了对一个精神分裂症病例的分析；但这则病症具有偏执狂的特性，因此它的治疗方法无法摆脱荣格的分析所造成的印象。但是，对我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像解释这种疾病的神经机制那样来解释这些症状的可能性，而是首先使这种机制和已经发现的癔症的机制一致起来。那时我们还没有把这两种机制之间的差异弄清楚，因为我那时正致力于神经症的力比多理论（libido theory），该理论打算把所有的神经症和精神病现象都解释为从力比多的失常变化所发生的，也就是，解释为从力比多的正常使用中发生转移。这种观点都被这些瑞士的研究者们所忽视了。就我所知，甚至在今天，布洛伊勒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各种形式的早发性痴呆都有器质性的原因；在1908年萨尔茨堡会议上，荣格支持这种疾病的原因是一种毒素理论，而没有考虑到力比多理论，虽然它确实并没有把力比多理论排除在外。他曾于1907年发表专论这种疾病的著作。后来（1912），由于使用了他以前曾拒绝使用的过多的素材，因而在同一种观点上陷入悲境。

瑞士学派做出的第三项贡献可能完全归功于荣格，对此我的评价并不像其他那些对这些问题更不关心的人那样高。我指的是从《诊断的联想研究》发展起来的“情结”理论。它自身既没有产生一种心理学理论，也没能证明可把它轻而易举地结合到精神分析理论的复杂关系中。另一方面，“情结”这个词可以说已经成为精神分析的语言中很自然的东西了；对于描述性地概括某种心理状态来说，它是一个方便的、往往不可缺少的术语。2279精神分析为了本身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其他术语没有一个得到这样广泛的流行，或者受如此滥用而使较明白的概念结构受到损害。分析学家开始在他们中间谈论一种“情结回归”（return of a complex），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被压抑的观念回归到意识域”（return of the repressed），或者习惯上说：“我有一种反对他的情结。”在这里唯一正确的表达将是“一种针对他的抵抗”。

1907年以后，当维也纳和苏黎世学派联合起来时，精神分析形成了特别汹涌的浪潮，这种势头就是在今天也还能感觉到。这可以由精神分析文献的传播和那些实践与研究精神分析的医生人数的不断增加，以及在会议上和在学术界对精神分析的频繁攻击中表现出来。精神分析已渗透到最遥远的大陆，不仅处处使精神病学家们感到吃惊，而且还博得其他领域有教养的公众和科学工作者们的注意。霭理士（Haveloek Ellis）虽然从未自称精神分析的信徒，但却一直同情地追随精神分析的发展，1911年他在为大洋洲医学会议做的报告中写道：“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目前不仅在奥地利和瑞士，而且在美国、英国、印度、加拿大，我毫不怀疑还在澳大利亚得到了人们的拥护和实施。”2280一位智利的医生（很可能是个德国人）2281在191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支持幼儿性欲的存在，并高度称赞精神分析治疗对强迫性症状的效用。在印度中部（伯克利山）2282的一位英国神经学家通过一位访问欧洲的著名同事告诉我，他对穆斯林印度实施的分析表明，他们的神经症病因和我们在欧洲病人中发现的并无二致。

精神分析引入北美，受到非常特殊标记的尊敬。1909年秋，马萨诸塞州沃西斯特的克拉克大学校长斯坦利·霍尔邀请荣格和我参加庆祝建校20周年纪念日，在大会上我用德语做了多次演讲。使我们大为惊奇的是，我们发现，在这所小而精并受人敬重的大学里，研究教育和哲学的师生们竟然如此毫无偏见，他们对精神分析的所有文献都很熟悉，并且在他们给学生的讲课中也赋予精神分析以一席地位。自由和科学地讨论日常生活中每一件可能被认为是令人讨厌的事，在一本正经的美国人，至少在学院范围内是可能的。我在沃西斯特的五次即席演讲，用英语在《美国心理学杂志》（1910a）上发表，以后不久用德文以题为《论精神分析》发表。荣格宣读了一篇关于诊断学的联想实验论文和另一篇论儿童心理冲突的文章。2283我们得到了法学名誉博士学位的奖励。在沃西斯特纪念周期间，代表精神分析的五个人中除我和荣格外，还有和我一同旅游的费伦茨、厄内斯特·琼斯（当时他在多伦多大学[加拿大]，而现在在伦敦）和已经在纽约实行精神分析的A. A. 布里尔（A. A. Brill）。

从沃西斯特大会建立的最重要的个人关系是和普特南（James J. Putnam）的关系，他是哈佛大学神经病理学教授。几年前他曾表示了对精神分析不利的意见，而现在他却很快和精神分析一致起来，并且用一系列形式华美、内容丰富的演讲把精神分析介绍给他的同胞和同事。由于他的崇高道德品质和对真理毫不退缩的爱，使他享有全美国的尊敬，这构成了对精神分析的巨大支持，并且保护了精神分析，使之免遭由于各种反对意见而可能导致的灭顶之灾。后来，通过提出太多具有普特纳姆特点的强烈的道德和哲学倾向，普特纳姆提出了一项据我看来似乎不可能的要求——他期望精神分析能服务于一个特殊的关于宇宙的道德哲学概念——但是，他把精神分析运动的主要柱石保留在他的国土上了。2284

对于这个运动的进一步传播，布里尔和琼斯应该享有最大的荣誉：在他们的著作中，他们孜孜不倦地引导自己的同胞注意那些在日常生活、梦和神经症中容易观察到的基本事实。布里尔还通过他的医学实践和翻译我的著作而对传播精神分析作出了进一步的贡献。而琼斯则通过他的授课和在美国的各种会议上辩论的技巧作出了他的贡献。2285在美国，由于缺乏任何深厚的科学传统和官方权威的很不严格的规定，这对于斯坦利·霍尔促进精神分析的传播是个决定性的有利条件。那个国家的特点是，教授们和精神病医院的主管们，从一开始就对精神分析表现出像独立开业的医生们那么大的兴趣。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个表现出最大抵抗的古代文化中心才一定是对精神分析进行决定性斗争的地方。

在欧洲各国中，法国至今表现出最不欢迎精神分析，尽管苏黎世的米德（A. Maeder）为精神分析理论的入门在法国做了有益的工作。最初的同情表现在以下几处：墨里乔·布尚（Morichau Beauchant）是公开依附精神分析的第一个法国人。里吉斯（Régis）2286和海斯纳（Hesnad）最近（1914）曾力图通过竭力展示，来排遣他们的同胞对这些新思想的偏见，但这种展示并非总能得到理解，而且特别反对象征作用。2287在巴黎城有一种信念似乎仍然占优势，[让内（Janet）本人曾在1913年伦敦会议2288上雄辩地表达了这种坚信]认为在精神分析中一切好的东西都是对让内的观点加以细微改变的重复，但精神分析中其他的一切却是不好的。确实，在这次会议上，让内一定接受了厄内斯特·琼斯所做的一些更正，琼斯能够向他指出他对这个问题的不充分认识。2289但是，即使我们拒绝让内的若干主张，我们也不能忘记他的研究对神经症心理学的价值。

在意大利，经过几次有希望的开端之后，并没有出现对精神分析真正的兴趣。精神分析通过个人的联系发现了通往荷兰的早期途径：凡·艾姆登（Van Emden）、凡·奥佛逊（Van Ophuijsen）、凡·伦特吉姆（Van Renterghem）和两个斯塔克（Starke）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都积极地从事精神分析。2290英国科学界对精神分析的兴趣发展得很慢，但有理由期望，英国对正义的那种实际而又诚挚的热爱感，将会保证精神分析在英国有一个辉煌的未来。

在瑞典，成功地进行了海水浴治疗实践的皮埃尔（P. Bjerre），为了支持分析治疗而放弃了催眠暗示，至少在当时是放弃了。沃特（R. Vogt，基督教徒）在1907年出版的《基础精神病学》中表示欣赏精神分析；这样，提到精神分析的第一本精神病学教科书就是用挪威语写的。在俄国，精神分析已家喻户晓，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几乎我的所有著作和精神分析的其他拥护者的著作都译成了俄文。但在俄国真正透彻地理解精神分析的理论还不明显；所以俄国医生的贡献在目前还不太值得注意。在那里唯一受过训练的分析学家是在敖得萨开业的沃尔夫（M. Wulff）。主要是由于杰克尔（L. Jekels）才把精神分析介绍到波兰的科学和文化界的。在地理上如此接近奥地利，但在科学上却相距甚远的匈牙利，只出现了一位合作者费伦茨，但他确实是一个足以胜过一个完整的团体的合作者。2291

关于精神分析在德国的地位，只能说精神分析形成了科学讨论的焦点，并且在医生和外行人中都引起了最强烈的争执。这些争执不仅还没有终止，反而经常爆发争吵，有时还很激烈。直到现在，官方的教育团体还没有一个承认精神分析的。应用精神分析而获得成功的执业医生是少数；只有少数机构，像在克鲁斯灵根（在瑞士国土上）的宾斯万格（Binswanger）和在霍尔斯坦的马西诺夫斯基（Marcinowski）都为精神分析打开了大门。精神分析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一度曾是布洛伊尔助手的卡尔·阿伯拉罕一直坚持在柏林的那种批评气氛中。我们可能惊奇，这种情况竟连续几年不变，假如一个人并不知道我的说明只是代表外部现象，那么，这种情况就应该连续几年保持不变。不应认为官方科学的代表、某些机构的领袖以及依赖于他们的那些追随者们的拒绝对此有多么重大的影响。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们大声地表达了他们的观点，而它那些受到威胁的拥护者们则保持沉默，这是很自然的。最初对精神分析作出贡献而引起人们满意期待的几位拥护者，后来却在这些环境的强迫下从这项运动中撤退下来。这项运动本身的进步虽然是静悄悄的，但又是肯定的；它经常在精神病学家和外行者中找到新的拥护者，它为精神分析文献带来了日益增多的新的读者，也正是这个原因促使它的反对者们竟做出更凶猛的防卫。近几年来，我曾多次在某些会议和科学团体做的报告中或在某些出版物的评论中读到：精神分析现在已经死了，被彻底打败了。对这种说法的最好回答是马克·吐温对误发他的死讯的报纸拍去的电文：“对我死亡的报导大大地夸大了。”在每次发出这些讣告之后，精神分析会按期得到新的拥护者和合作者，或者开拓新的宣传途径。因此，宣告死亡和被静悄悄地埋葬相比毕竟是一个进步。

在精神分析向空间扩展的同时发生了内容上的扩展；从神经症和精神病学领域扩展到其他知识领域。我不想详细讨论我们这种学科在这方面的发展情况，因为兰克和萨克斯（Sachs，1913）已经在洛温费尔德的《界限研究》这本书中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本书详尽论述的恰恰就是精神分析研究的这一方面。另外，这种发展还处在它的幼儿期；它才刚刚获得一点成功，大部分是尝试性的开端，而部分地则只是一些计划而已。只要是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在这里找到任何责骂的根据。少数的研究者面对着大量的工作，其中大多数人都有自己主要的职业，只能以业余的资格来研究这些不熟悉的科学领域的技术问题。这些从精神分析中派生出来的研究者们不会对他们的业余性保密。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专家们充当路标和临时替补，等到该轮到他们从事这项工作时，他们就争分夺秒地随意使用分析的技术和原理。然而所取得的结果却不小，其原因部分地归功于分析方法的丰富，部分地则归功于这种环境，即有少数研究者，他们虽然不是医生，却已经把精神分析应用到心理科学中去，作为他们的终生职业。

对精神分析的这些应用，大多数当然都能追溯到我最早期有关分析的著作中的某种暗示。对神经症患者和正常人的神经症症状的分析考察，使关于心理状况的这个假设成为必要，我们不可能把这些状况限制在它们被得到发现的那个领域内。分析由此不仅向我们提供了对病理现象的说明，而且揭示了它和正常心理生活的联系，揭示了在精神病学和探讨心理活动的大多数其他各种科学之间不容置疑的联系。例如有些类型的梦能够解释某些神话和童话。黎克林（Riklin，1908）和阿伯拉罕（1909）就遵照这种暗示，开始对那些已有定论的神话进行研究，在兰克关于神话学的著作中甚至同意用专家标准进行研究（例如，1909，1911b）。进一步研究梦的象征作用则导致神话学、民间传说问题（琼斯[例如，1910和1912]和斯托弗[1914]）和宗教的抽象观念。在一次精神分析会议上，当荣格的一个追随者证实了早发性痴呆症幻想和原始时代与原始种族的宇宙创始论之间相符合时，给所有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2292神话学材料后来在荣格试图使神经症和宗教与神话幻想发生相互联系的著作中得到了更详细的阐述（尽管公开地受到了批评，但仍然非常有趣）。

由梦的研究导致的另一条道路是对想象作品的分析，并最终导致对其创作者——作家和艺术家——本身的分析。在早期阶段我们发现，作家们创造出来的梦常常会像真正的梦那样以同样的方法进行分析（参见“Gradiva”[1907a]）。潜意识心理活动的概念能够形成一种想象的创造性作品的预兆性思想；在对神经症和对本能冲动所起作用的研究中获得的认识，使我们能够感受到艺术作品的来源，也使我们面临着两个问题：艺术家怎样对这种冲动做出反应，以及他用什么手段来伪装他的反应行为。2293具有广泛兴趣的大多数分析家曾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贡献在精神分析的应用中是最迷人的。当然，在那些对精神分析一无所知的人里面也不是没有反对意见的，反对的形式和在精神分析研究的最初领域中采用的形式是同样的——同样的误解和激烈的否认。从一开始我们就只好期望，无论精神分析可能渗透到的同样的什么样的领域，它将不可避免地体验到和已经占有该领域的那些人进行斗争。但这些入侵的企图还没有引起在未来等待这些入侵的某些方面的注意。在精神分析对文献的严格的科学应用中，兰克关于乱伦问题的详尽研究（1912）堪称首屈一指。这个主题必定会极不受欢迎。直到现在，在语言学和历史科学中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研究几乎没有。我自己冒险用在宗教仪式和神经症仪式之间划一道平行线的方法第一次研究了宗教心理学问题（1907b）2294。苏黎世的牧师普费斯特（Pfister）医生在他关于孔德·冯·齐岑多夫（Count von Zinzendorf[1910]）的书和其他作品中，曾把宗教狂热的起源追溯到性欲变态。但是，在苏黎世学派最近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充满宗教观念的分析，而不是已经发现的那些相反的结果。

在书名为《图腾与禁忌》（1912～1913）的四篇短文中，我曾尝试根据分析来探讨社会人类学问题；这条研究路线直接导向我们的文明、国家结构、道德和宗教以及禁止乱伦和良心等最重要风俗的起源问题。毫无疑问，确定如此达到的这些结论能够经得住批评的程度还为时尚早。

思维的分析模式应用到美学问题的第一个事例包含在我的论诙谐的书中[1905c]。除此之外的一切仍有待于其他研究者开发，他们可望在这个领域获得特别的丰收。在所有这些分支知识领域中，我们完全没有专家的合作。为了吸引专家，1912年汉斯·萨克斯创办了定期刊物《意象》，由他和兰克任编辑。黑奇曼和冯·温特斯坦（von Winterstein）已开始阐明哲学体系和人格的精神分析观点，在这个领域中非常需要进行广度和深度上的研究。

精神分析关于儿童心理生活的革命性发现——即性冲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在生殖机能中已成为无益的那些性成分的命运——一定在很早就把注意力指向了教育，并试图把分析的观点引入到这个研究领域的突出地位中。这种认识应归功于普费斯特医生，他满腔热情地开始把精神分析应用到这个领域，并且使精神分析受到宗教牧师们和那些关心教育的人们的注意（参见《精神分析方法》，1913）2295，他在这方面成功地得到许多瑞士教师的同情和参与。他的其他同行据说和他持同样的观点，但却宁愿小心翼翼地待在幕后。当他们从精神分析中退却时，一部分维也纳的分析家似乎已经把医学和教育结合起来了。2296

我已经尝试用这种不完全的概述提出了某些有无数联系的观念，这些联系已在医学精神分析和其他科学领域显露出来。在这里有一些可供一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材料，而且我并不怀疑，只要对精神分析的抵抗在它的起源地得到克服，这项研究将得以进行下去。2297

我认为要在现时写下这些抵抗过程的历史是无益的，也是不合时宜的。这段历史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家来说是不值得称誉的。但我必须立刻补充一句，对我而言，绝不会仅仅因为他们是精神分析的反对者而轻视他们——除了少数不值得注意的个别人，和在论战时双方都会发现的那些冒险家和暴发户之外。我很熟悉如何说明这些反对者的行为，而且我也知道精神分析给这些人留下了最坏的印象。但我决心对我的对手们不予回答，只要我的影响还存在，我就不限制其他人成为我的论战者。在对精神分析进行论战的这些特殊情况下，我很怀疑，是否公开论战或书面论战会有什么益处；当然，在各种大小会议上大多数人要走哪条路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我对那些反对我的先生们的理由和良好行为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很信任的。经验表明，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在一场科学论战中保持文雅而不表示任何反对意见，但学术上的争吵给我留下的印象总是讨厌的。或许我的这种态度被误解了；或许人们认为我的脾气这么好，这么容易受恫吓，因此无须对我多加注意。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也能像别人一样会骂人，会发怒；只是我没有那种使我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表达这种潜在情绪的艺术，因而我宁愿完全闭口不言。

如果我纵容自己以及我周围那些人的激情，也许在某些方面情况会好一些。我们都曾听说过这个有趣的意图，有人企图把精神分析解释为一种维也纳社会环境的产物。就在最近的1913年，让内曾不知羞耻地利用了这种论点，尽管他本人无疑会对作为一个巴黎人而自豪，但巴黎几乎不能称为比维也纳有更严格道德规范的城市。2298意思是说，精神分析，尤其是它关于神经症可以追溯到性生活失调的主张，只能起源于像维也纳这样的城市——在不同于其他城市的荒淫和不道德的环境下——可以说这只不过是对维也纳的这些特殊状况的一种反思，是一种理论推测。现在，我当然不是一个狭隘的爱国者；但关于精神分析的这种理论对我来说总是显得特别没有意义——事实上竟使我有时这样设想，对于一个维也纳市民的谴责，只不过是谁也不愿公开提出的另一种谴责的委婉的替代说法。2299假如这个论点所依赖的前提就是其反面，那么，就值得让它做个申诉。如果有个城市，它的居民对自己性欲满足严加限制，而且，如果他们同时又表现出一种严重神经症紊乱的明显倾向，那么，这个城市当然会使一个观察者的心中产生一种想法，即这两种情况有相互联系，而且会认为，一种情况要视另一种情况而定。但这两种假设都不符合维也纳的情况。维也纳人比起任何其他首都的居民来，既不禁欲，也没有更多的神经症患者。在两性关系方面他们比为其贞操而自豪的西部和北部的城市更随便更不拘谨。维也纳的这些别具一格的特点与其说使观察者对神经症的原因有所启示，倒不如说是误导观察者。

但是，维也纳竭尽全力地否认它与精神分析的起源有关。对分析家而言，在其他任何城市，其居民中的有学问和受过教育的人对精神分析的敌意性冷漠，都不会像维也纳这么显而易见。

可能我的避免过于公开论战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应该为此负责。如果我鼓励或允许维也纳医学学会和精神分析进行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会把一切愤怒都发泄出来，把它的对手们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所有谴责和谩骂都公开出来——那么，到现在或许就会消除对精神分析的禁令，而精神分析也不再是其本土上的一位陌生人了。其实有位诗人在他的一首诗中写的诗句倒可能是对的：

但维也纳人所不能饶恕我的

是我欺骗他们莫要吵闹。2300

我所不能胜任的这项任务——向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们态度温柔地论证他们的不公正和专横——却由布洛伊勒在1910年写的论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一种防卫和几点批评意见》中最完满地完成了。我竟如此自然地赞誉这篇论文（它在两个方面都提出了批评），致使我要赶快谈到其中我所表示反对的东西。在我看来，它仍然表现出了偏心，对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们的错误太宽容，而对精神分析的信徒们的缺点则太严厉。这篇论文的这个特点可以说明，为什么一位如此深孚众望、有着如此不容置疑的能力和独立的精神病医生，其意见却不能承担他的同事们更多的重任。假如一本著作的影响不是由它的论证力量，而是由它的情调决定的话，那么《感情论》（1906）的作者就不会感到惊异了。这篇论著影响的另一方面——它对精神分析追随者们的影响——后来则被布洛伊勒自己破坏了。1913年他在《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批评》一文中表明了他对精神分析的相反态度。在该论文中，他对精神分析理论的结构竟然如此断章取义，致使我们的反对者们将非常高兴地得到精神分析的这位斗士所给予的帮助。但是，布洛伊勒的这些相反的判断不是以新的论点或者更好的观察为基础的。这些判断只依赖于他自己的知识状况，也就是他自己不再容许的那种不适当性，就像他在其早期著作中所做的那样。由此看来，一个几乎无法弥补的损失曾在这里威胁精神分析。但是，在他最后的一本书《对我的论早发性痴呆的批评》（1914）中，布洛伊勒集中全力对付向他发起的攻击，这些攻击说他把精神分析引进他的论早发性痴呆的书中，他还提出了他自己所谓的一种“放肆的主张”。“但是现在我将提出一个放肆的主张：我认为直到现在，心理学的各个学派对于解释心因性症状和疾病的性质几乎毫无贡献，但深蕴心理学却有助于这样一种心理学的创立，医生需要这种心理学以理解并合理地治疗他们的患者；我甚至相信，在我的《论早发性痴呆》一书中，我只是向着那种理解迈出了一小步。前两种说法当然是正确的；最后那种说法则可能是错误的。”

既然他指的所谓“深蕴心理学”不是别的，而正是精神分析，我们现在就可以对这种认识表示满意了。

第三章　

长话短说

所谓世界的末日无异于放屁！2301

——歌德

在精神分析第一次私立的代表大会两年之后，1910年3月在纽伦堡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之间，部分地是由于受到在美国时令人高兴的接待的影响，受到讲德语国家中日益增长的敌意的影响，以及得到苏黎世方面意外支持的影响，我构想出一个计划，在我的朋友费伦茨的帮助下，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付诸实施。我意欲组织好精神分析运动，把运动的中心转移到苏黎世，并为它物色一名能领导精神分析未来事业的领袖。当这项计划遭到精神分析拥护者们的竭力反对时，我将为此详述我的理由。我希望这些理由将证明我是正确的，虽然结果表明，我这样做实际上并不很明智。

我断定这个新运动和维也纳的联系毫无可取之处，相反倒是精神分析运动的障碍。像苏黎世这样位于欧洲中心的地方（在这里一位大学教师曾在他的研究机构中为精神分析打开了大门），对我来说似乎更有希望。我还认为第二个障碍在我自己。关于这个看法已被各个不同方面的赞同或反对意见搞得一塌糊涂了：人们要么把我比作哥伦布2302、达尔文和开普勒，要么辱骂我是个思想完全瘫痪的病人。因此，我倒希望把我自己和这座使精神分析第一次见到光明的城市退缩到幕后去。况且，我不再是个年轻人了；我发现前面还有很长的路，我为这种想法而苦恼，作为一个领袖的责任对我的一生来说为时太晚了。2303但我觉得必须有人做领袖。我非常清楚这种隐藏着的危险，它等待着任何一位从事精神分析的人。我希望，假如推选出一个准备发布命令和进行忠告的权威人士，就会使许多这种危险得以避免。这个地位最初只有我自己才能担任，这是因为我有任何人都无法抗衡的15年的经验这一有利条件。我感到需要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年轻人，在我死后他将理所当然地取代我的地位。这个人只能是荣格，因为就年龄而论，布洛伊勒是我的同龄人；荣格的有利条件是他非凡的才智，他已经为精神分析作出的贡献，他的独立地位和他的人格所表现出来的令人放心的能力印象。除此之外，他似乎愿意和我建立友好联系，甚至为了我而放弃了他以前所容许的某些种族偏见。在当时我还根本没有认识到，除了这些有利条件之外，这个选择竟是最不幸的选择。我所选中的这个人竟然不能忍让另一个人的权威，但他还是一个不会行使权力的人，他把他的能力坚持不懈地致力于研究他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我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官方的学会，因为我担心精神分析一旦流行起来，就会受到人们的滥用。应该有一些指挥机关，它们的任务就是宣称：“所有这一派胡言都和精神分析无关，这些都不是精神分析。”各地方组织的学会（这些地方组织合在一起将组成国际学会）应该对如何进行精神分析以及如何训练医生给予指导，地方组织的活动将因此而受到某种保护。另外，使我感到称心如意的似乎是，既然官方科学对精神分析宣布了严肃的禁令，并宣布对从事精神分析的医生和公共机构进行联合抵制，那么，精神分析的拥护者们就应该联合起来，进行友好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支持。

我曾经希望建立“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其所要达到的目的正在于此而别无他图。所能获得的东西可能还不止这些。正如我的反对者们所发现的那样，想要逆这场新运动的潮流而行是办不到的，因而我曾想发现，精神分析不会沿着我曾希望为它指定的方向前进。费伦茨在纽伦堡提出的建议确实被采纳了；荣格当选为主席，黎克林担任他的秘书；决定出版一种能把中央执委会和各地方组织联系起来的简报。学会的目的据称是“促进和推动弗洛伊德所建立的既是纯心理学（pure psychology），又适用于医学和心理科学的精神分析科学；促进其成员间的相互支持，竭尽全力地获得和传播精神分析的知识”。这个方案只受到维也纳小组的强烈反对。阿德勒非常激动地表示了他的担心，他指的是“对学术自由的检查和限制”。最后，在得到保证说学会的地址不会是苏黎世，而是任职主席的居住国时（任职主席每两年改选一次），维也纳小组才让步了。

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三个地方组织：一个在柏林，主席是阿伯拉罕；一个在苏黎世，该组织的首脑已成为整个学会的主席；一个在维也纳，我把指挥权授予阿德勒。后来在布达佩斯又成立了第四个组织。布洛伊勒因病未出席这次大会，他对于加入这个总会犹豫不决；确实，他是在和我做了一次私人谈话之后才被说服而加入了这个学会，但不久又由于在苏黎世一次不同的意见争论而退出学会。这就割断了苏黎世和伯格尔斯立机构之间的联系。

纽伦堡大会的成果之一是创办《精神分析中心杂志》，为了这份刊物阿德勒和斯泰克尔联合起来了。最初显然是想代表反对意见的：这就意味着想为维也纳争回由于荣格当选主席而受到威胁的盟主权。但是，当这个刊物的两位创办者在难以找到一个出版商的困难情况下，使我确信了他们的和平意图，并且把允许我行使否决权作为其忠诚的一项保证时，我便接受了对这个刊物的指导工作，并且为这个新的刊物而精力充沛地工作；第一期于1910年9月出版。

现在我将继续讲述精神分析代表大会的历史，第三次代表大会是1911年9月在魏玛召开的，在总的气氛和科学兴趣方面比前两次大会更加成功。曾出席了这次大会的普特南后来在美国声称，这次大会使他非常愉快，他对与会者的“心理态度”（the mental attitude）表示了他的敬意，他还引用了我曾用过的与此有关的一段话：“他们学会了忍受真理。”（普特南，1912）这是事实，凡是参加科学大会的人都会留下对精神分析学会的良好印象。我亲自主持了前两次大会，我允许每一个发言者有充分的时间宣读他的论文，把讨论留到以后在参加大会的成员之间私下进行。作为主席的荣格，接管了在魏玛大会的指导工作，并重新引入了在每次宣读论文之后进行正式讨论的做法，但是，这在当时还没有引起任何困难。

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完全不同了，这是两年以后（1913年9月）在慕尼黑召开的。所有与会者对此仍然记忆犹新。这次大会是荣格以一种不适当的错误方式主持召开的；发言者有时间限制，而且讨论以绝对优势压倒了论文的宣读。由于一次预谋的机会，碰巧那个恶魔霍奇（Hoche）2304进入召开大会的那座大楼。霍奇本来应该毫无困难地承认他是胡说八道，分析学家说他的胡说把精神分析描述为盲目追随其领袖的一个狂热的派别。使人疲倦、令人厌恶的议程在重新选举荣格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之后结束了，他接受了这一职务，虽然有五分之二的与会者不愿意让荣格作为他们的支柱。我们四散而去，没有任何再次相会的愿望。

大约在这次代表大会期间，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力量是这样的：维也纳、柏林和苏黎世的地方组织早在1910年纽伦堡大会时就已成立了。在1911年5月增加了慕尼黑的一个组织，主席是塞福（L. Self）博士。同年第二个美国地方组织在布里尔的领导下成立，名称为“纽约精神分析学会”。在魏玛大会期间批准成立美国的第二个精神分析组织；该组织是第二年成立的，命名为“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包括来自加拿大和全美国的会员；普特南当选为主席，琼斯为秘书。在1913年慕尼黑大会之前不久，布达佩斯成立了地方组织，主席是费伦茨。此后不久已经回到英国去的琼斯成立了第一个英国的组织。这些地方组织（现在共有8个）的成员状况，当然，我们未能提供任何手段来估计未组织起来的精神分析的学生和拥护者的人数。

精神分析杂志的发展情况也值得简述一下。其中第一种是一系列专题文章，题目是《应用心理科学论文集》2305，自1907年以来不定期出版，现已发行15期（出版者最初是维也纳的海勒，后来是F. 德提克）。这些专题文章包括弗洛伊德的论文（第1和第7期）、黎克林、荣格、阿伯拉罕的论文（第4和第11期）、兰克的论文（第5和第13期）、萨杰、普费斯特、格拉夫、琼斯的论文（第10和第14期）、斯托福和凡·哈格海尔缪斯的论文2306。当《意象》杂志创办时（过一会儿将要提到[第47页]），这种出版形式不再具有同样的价值。在1908年萨尔茨堡会议之后，创办了《精神分析学和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在荣格的编辑下出版了五年，现在又重新再版，有两个新的编辑2307，并且名称也有少许变动，称为《精神分析年鉴》。它的意图不再像近年来那样，仅仅是一个出版自用著作的仓库，而是通过编辑们的活动，使《精神分析年鉴》致力于完成在精神分析领域内所做的一切工作和所取得的一切进展这个目的。2308我已经提到的那个《精神分析中心杂志》（这是在1910年纽伦堡国际精神分析学会成立之后由阿德勒和斯泰克尔创办的），在短暂的发行期间经历了剧烈动荡的发展过程。早在第1卷的第10期上（1911年7月），有一条通知出现在头版上，内容是，由于和刊物指导者学术观点上的分歧，阿德勒医生决定自愿退出编辑工作。此后斯泰克尔医生留任为唯一的编辑（从1911年夏天开始）。魏玛大会（1911年9月）把这份中心杂志的地位提高为国际学会的官方刊物，并且适用于全体会员，这样又反过来增加了每年的订购量。从第2卷2309的第3期开始（1912年冬，12月），斯泰克尔成为唯一对其内容负责的人。他的行为（要对此发表一篇报导并非易事）迫使我放弃了对该刊物的指导，并且急忙为精神分析创办了一个新的刊物《国际医学精神分析杂志》。经过几乎所有工作人员和那个新出版商雨果·海勒（Hugo Heller）的齐心协力，第1期在1913年1月出版了；因此这份杂志就取代了《中心杂志》而成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官方刊物。

同时，早在1912年，一个完全是为了把精神分析应用于心理科学的新刊物《意象》杂志（海勒负责出版），由汉斯·萨克斯医生和奥托·兰克医生创办出版。《意象》杂志现正发行第3卷；读来妙趣横生，订户日益增多，有些订户几乎和医学分析毫无关系。2310

除了这四种期刊出版之外（即《应用心理学论文集》、《年鉴》、《国际医学精神分析杂志》和《意象》），德国国内外的其他杂志也发表了一些可在精神分析文献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文章。莫尔顿·普林斯（Morton Prince）指导的《变态心理学杂志》对精神分析作出了如此卓越的贡献，因而我们必须把这份杂志看作是美国精神分析文献的主要代表。1913年冬，怀特（White）和杰里佛（Jelliffe）在纽约创办了一个完全致力于精神分析的新刊物《精神分析文摘》。毫无疑问，应该记住这个事实，就是说，在美国大多数对精神分析感兴趣的医务人员都感到德语是个难关。2311

我现在必须提及在精神分析的信徒中发生的两次退出事件；第一次发生在1910年学会的建立和1911年魏玛大会期间；第二次发生在此后，并且在1913年慕尼黑大会上变得明显起来。假如我在分析治疗中更多地注意病人的这些反应，那么，他们使我感到的失望就可能会避免。我当然非常清楚地懂得，任何人在初次探讨精神分析这个不受欢迎的真理时都会逃跑的；我始终认为，每个人对精神分析的理解是受他自己的压抑（或者宁可说，受支持这些压抑的抵抗）制约的，这样，在他同精神分析的关系中就不能超越某一特定的界限。但是，我却未曾想到，一个已经在精神分析的理解上达到了一定深度的人竟然置这种理解于不顾，并把它丢弃了。不过，治疗病人的日常经验已经表明，每当在心灵的任何深度产生特别强烈的抵抗时，都会引起病人对分析知识的完全抵抗；一个人在费力地使病人掌握一部分分析知识，并使他像支配自己那样在支配这些知识方面，是可以获得成功的；但是，还可以看到，在他控制了下一步的抵抗之后，就会把他学会的一切都抛弃不顾，而且还进行防御，就像一个无忧无虑的初学者所做的那样。这使我不得不认识到，在一个精神分析学家身上所能发生的事和在分析中病人的行为如出一辙。

要写出这两次退出事件绝非易事，也不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部分的原因是，我没有如此强烈的这样做的个人动机——我既不奢望得到感谢，也不想在任何有效程度上施加报复——另一部分的原因是，我知道，假如这样做，我将会使自己受到人们的抨击，说我是一个不太严肃认真的对手，而且这样做会给精神分析的敌人提供这种他们非常渴望看到的情况——“精神分析学家们互相攻击，四分五裂”。在为了不至于受到精神分析之外的对手们的攻击而进行了极大的自我克制之后，我现在被迫奋起反击这些以前的精神分析追随者们，或者说是这些仍然愿意自称为精神分析追随者的人们。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别无选择；只有懒惰或懦弱才会使一个人保持沉默，而沉默所造成的危害比已经存在的、公开表现出来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任何一个追随其他科学运动发展的人都会知道，同样的动乱和意见分歧也会在这些运动中出现。也可能是这些动乱和意见分歧在什么地方更小心翼翼地隐蔽着；但是，拒绝接受这么多传统理想的精神分析，在这些事情上表现得也更加真实。

另一个非常严重的倒退是，我不能完全避免使这两个反对运动在分析之下原形毕露。但是，把分析用于辩论是不合适的；因为分析往往是以被分析者的赞同和有主有从的情境为先决条件的。因此，任何一个出于辩论目的而从事分析的人，一定期望那个被分析的人反过来用分析来反对他，这样，这个讨论将会达到一种不可能使任何不偏不倚的第三者确信的状态。因此，我将最大限度地克制轻率地使用对我的敌人才使用的那种分析的知识和攻击；我还要指出，我并没有把任何科学的批评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我对可能包含在我所反对的这些理论中的真理并不关心，我也不想驳斥这些理论。我想把这项任务留给精神分析领域的其他有资格的工作者去完成，事实上，这项任务已经完成了一部分。我只想表明，这些理论是反驳精神分析基本原理的（并且说明是在哪些观点上反驳的），为此这些理论是不应该称之为精神分析的。因此，我利用分析只是为了解释精神分析的这些分歧是怎样在分析学家中产生的。当我涉及产生分歧的要点时，我将不得不用某些纯批判性的言词来保卫精神分析的正当权益。

精神分析所面临的第一个任务是解释神经症；它把抵抗和移情这两个事实作为出发点，还探讨了第三个事实（遗忘症），用神经症中的压抑理论、性动机理论和潜意识理论对这些病况进行解释。精神分析从未要求全面提供关于人类心理的一般状况的全部理论，而只期望它所提供的理论应该用来补充和纠正用其他方法所获得的那种知识。但是，阿德勒的理论完全超出了这一点；他的理论寻求一举解释人类的行为和特点，以及人类的神经症和精神病。这个理论与其说适合于神经症领域，倒不如说更适合于任何其他领域，虽然有理由说，这个理论和它仍然十分重视的它的理论发展史是有联系的。多年来我有机会研究阿德勒医生，也从未拒绝承认他的不同寻常的能力，并且为他做了特别深思熟虑的安排。作为他声称受到我的“迫害”一事，我可以指出这个事实，在学会成立之后，我让他做维也纳小组的领导者。直到学会的全体成员提出迫切要求，我才被说服重新主持精神分析的学术大会。当我发现阿德勒恰恰是在判断潜意识材料上多么缺乏才能时，我就改变了想法，而期望他能成功地发现精神分析和心理学的联系以及精神分析和本能过程的生物学基础的联系——根据他所做的“器官自卑”（organ-inferiority）2312。这一有价值的研究来看，这个期望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合理的。他确实在某些事情上做得卓有成效；但他的工作给人一种印象，“好像”——用他自己的“难懂的话”来说2313——是想证明精神分析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错误的，由于精神分析轻率地听信了神经症患者的话，而把这么多重要的东西都归因于性动机的力量。我甚至可以公开指出他的研究的个人动机，因为他曾当着维也纳小组的一小部分人的面宣布：——“你以为使我的一生处在你的保护之下会给我带来那么多快乐吗？”当然，一个年纪轻轻的人自由地承认他的勃勃雄心，我看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会猜测，他的工作是应该受到鼓励的。但是，即使一个人受这种动机支配，他也应该知道如何用他的良好的社会机智来避免英语所谓的“不公平”（unfair）——这在德语中只能用一个更粗鲁的词来表达。阿德勒在这一方面几乎没有获得成功，这一点可以通过大量出现的有损于他的著作的微小恶意表现出来，并通过他的作品所包含的那种无法控制的渴望获得优先权的迹象表现出来。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中，我们确实曾经听到他要求获得提出“神经症统一”（unity of the neuroses）和神经症的“动力观”（dynamic view）概念的优先权。这使我大吃一惊，因为我始终认为这两个原则是我在认识阿德勒之前提出来的。

不过，和阿德勒进行的这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已经产生了一种必定会有益于精神分析的好处。在不可调和的学术上的意见分歧公开化之后，当我被迫让阿德勒辞去《中心杂志》的编辑职务时，他同时也脱离了维也纳学会，并创建了一个新的组织，最初采用了一个雅致的名称“自由精神分析学会”。但是，和精神分析毫无联系的局外人，在识别这两种精神分析观点之间的差异方面的不熟练，就像我们欧洲人在发现两个中国人的脸之间的那些差异一样。“自由”精神分析是受“官方的”、“正统的”精神分析保护的，并且只作为后者的一个附属组织来对待的。然后，阿德勒采取了一个使我们非常感激的措施；他断绝了同精神分析的一切联系，把他的理论命名为“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在上帝创造的这个地球上有足够的空间，任何人都完全有权在地球上毫无阻拦地到处闲逛；但是，要使已经不再相互理解并且互不相容的人住在同一个家庭里，却不是一件称心如意的事。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现在是许多和精神分析相对立的心理学派别之一，它的进一步发展与我们的精神分析无关。

阿德勒的理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体系”——这曾经是精神分析小心翼翼地想要避免的。他的理论也是“润饰作用”（secondary revision）的一个极好的实例。例如，就像在梦的材料接受清醒的思维活动支配的那个过程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就阿德勒的情况而言，梦的材料的地位被通过精神分析研究所获得的新材料所取代；其后，这些材料又纯粹是从自我的立场来看待的，被缩减到自我所熟悉的范围里而发生变化并被歪曲了——正如在梦的形成中所发生的那样——被误解了。2314另外，阿德勒的理论与其说具有它所主张的那种特点，倒不如说更具有它所否认的那种特点，这样，他的理论就是由三种完全不同价值的成分组成的：（1）对自我心理学有用的贡献；（2）虽然毫无必要但还可以接受的那种把分析事实转变成新的“难懂的话”；（3）当这些事实不符合自我的要求时，就歪曲和篡改这些事实。

精神分析从来没有忽视第一种成分，虽然这些成分不值得受到特别注意；精神分析更关心的是想表明，每一种自我倾向都包含着力比多成分。而阿德勒的理论所强调的却与此相反，是在力比多的本能冲动中自我的组成成分。如果阿德勒不是为了支持其自我中心的本能成分而否认力比多冲动，从而在每一种情况下都使用这种观察的话，那么，这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收获。他的理论所做的就是每一个病人所做的，也是我们的意识思维大体上所做的——就是说，正如琼斯（1908）所称的那样，为了隐藏潜意识动机而利用了一种“文饰作用”（rationalization）。阿德勒如此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个观点，他自信地认为，在性活动中最强烈的动机力量是，男人想表明自己对女人的控制——男人是“高高在上的”。我不知道他是否在他的论著中表述了这些荒谬的观点。

精神分析早就认识到，神经症的每一个症状都产生于可能存在的某种妥协。因此，每一种症状一定以某种方式遵循着进行压抑的自我的要求；它一定会提供某种好处，它一定承认具有某种用途，或者说，它一定会遭到像原始的本能冲动自身所已经避开的那种同样的命运。“从疾病中获益”这个术语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如果症状想要继续存在，那么，人们把自我的“原发性获益”（这一定是在产生症状时获得的）和“继发性获益”（这是在依恋于自我的其他目的时意外发生的）区分开来，也是有道理的。2315我们也早就知道，把这种获益从疾病中撤离出来，或者由于真实的外界环境所发生的某种变化使这种获益消失，实为治疗这种症状的机制之一。在阿德勒的学说中，主要强调的是那些容易证实的和明白易懂的方面，而完全置如下事实于不顾，即在无数情况下，自我由于其用途而在屈从于强加给它的非常讨厌的症状时（例如，把焦虑作为一种安全的手段），只是把非做不可的事装成出于好心才做的。自我在这里扮演的是马戏团里的小丑那个滑稽可笑的角色，这个丑角试图用他的手势使观众信服，在马戏团表演中的每一种变化都是在他的命令下进行的。但是，只有最年幼无知的观众才会受他的欺骗。

精神分析不得不对阿德勒理论的第二个构成成分加以支持，正如这个理论将会给它自己的某些东西提供支持那样。事实上，这个理论不过是精神分析的知识而已，这是那位作者在十年的共同研究期间从众所周知的根源中推断出来的，现在，他只是改换了一个术语就称之为他自己的了。例如，我自己认为“防卫”（safeguarding）是一个比“保护措施”（protective measure）更好的术语，这是我使用的一个术语；但是，我绝没有发现这两个术语在意义上有何差别。再者，当一个人用早期“幻想出来的”和“幻想”这样的术语来代替“虚构出来的”、“存在于想象中的”和“虚构”（fiction）时，在阿德勒的命题中又会发现许多熟悉的特征。精神分析是坚决主张这些术语的同一性的，即使这些术语的作者多年未参加我们的共同研究工作。

阿德勒理论的第三部分，对不合意的分析事实进行曲解和篡改，实际上就是把“个体心理学”，正如他现在所称的那样，和精神分析明确区分开来的东西。正如我们所知，阿德勒体系的原则是，个体的自我主张（self-assertion）的目标，或他的“权力意志”，是以“男性抗议”（masculine protest）2316的形式，在生命活动中，在性格形成和在神经症中起主要作用的东西。但是，这个“男性抗议”，即阿德勒的动机力量，不是别的，而是从他的心理学机制中分离出来的压抑，除此之外，它还是性欲化的——这和他自夸的把性欲从心理生活中排除出去完全不一致。2317“男性抗议”无疑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把它作为心理生活的（唯一的）动机力量，那么，被观察到的事实就会作为一个用来起跳之后而留下来的跳板。让我们考虑一个基本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感受到一种婴幼儿时期的愿望，即儿童观察成人之间性活动的愿望。分析表明，在医生后来将要对其生活史予以关注的那些人的病例中，未成年观察者在这时有两种冲动，在男孩中一个冲动是使自己处在主动的男人地位，而另一个冲动则与此相反，是想使自己和被动的女人一致的冲动。2318这两种冲动往往会在其中耗尽可能发生的快乐情境。第一个冲动可以在“男性抗议”的标题下出现，如果这个概念想完全保持任何意义的话。但是，第二种阿德勒所不予重视的和他一无所知的那个进一步的过程，却是在以后的神经症中变得更加重要的一个过程。阿德勒竟然陷入到自我那个妒忌的狭窄气量中，以至于他只考虑那些适合于自我，并受到自我鼓励的本能冲动；在神经症的情况下，冲动是和自我相反的，这正是超出他的见识的那种情境。

精神分析已使一项努力成为必要，即将其理论的基本原则与儿童的心理生活相联系。就此而言，阿德勒却表现出，他最严重地脱离了实际的观察，显示出他在概念上最基本的混乱。在这里他把“男性的”和“女性的”的生物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意义毫无希望地混杂起来。2319让一个儿童（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一出生就在蔑视女性的基础上制定他的生活计划，并把希望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作为他的“指导路线”（guiding line）2320，这是不可能的，也为观察证明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儿童没有区分性别意义的观念；相反，他们最初是这样假设的，认为两性都有同样的生殖器官（指男性生殖器）；他们并不是以区分性别这个问题开始其探索的2321，社会对女人的轻蔑对儿童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对某些女人而言，在她们的神经症中，想成为一个男人的愿望并不起作用。无论在男性抗议中可能表明存在着什么东西，都很容易追溯到由于害怕阉割或与性活动发生最早期冲突而产生的最初自恋的障碍。关于神经症的心理发生学（psychogenesis）的一切争论，最终必须在儿童神经症领域确定下来。对一个早期儿童神经症的认真分析，将会结束对神经症病因学（aetiology）的一切误解，结束关于对性本能在神经症中所起作用的一切疑问。2322这就是为什么在对荣格的论文《儿童，心灵中的冲突》（1910c）进行批评时，阿德勒（1911a）被迫转嫁罪责，认为该病例的这些事实无疑是（这个儿童的）父亲片面安排的。

我将不再详述阿德勒理论的生物学方面，也不再讨论究竟是实际的“器官自卑”[第51页注a]，还是对它的主观感受——人们并不知道是哪一个——真能作为阿德勒体系的基础。我只是附带地说明一下，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神经症似乎就是一切身体衰老的副产品，而观察却表明，大多数使人印象深刻的、丑陋的、畸形的、残暴的和可怜的人并不能用神经症来影响他们的缺陷。我将不再讨论这个有趣的主张，根据这个主张，自卑感可以追溯到作为一个儿童的情感。这表明在“个体心理学”中又出现了这种伪装，精神分析如此坚决强调的那种幼稚病（infantilism）的因素就是以此做伪装的。另一方面，我必须指出，精神分析所获得的一切心理学知识是如何被阿德勒抛到九霄云外的。但是，在他的《神经症的构成》（1912）一书中，潜意识仍然被作为一种与他的体系毫无关系的心理学所特有的东西提出来。后来他一直坚持声称，一个观念究竟是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这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阿德勒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他并没有理解压抑。他在维也纳学会（1911年2月）宣读的一篇论文摘要中写着，必须指出，在一个特殊的病例中有证据表明，这个病人从未压抑过他的力比多，而且一直在不断地保护自己免受压抑。2323此后不久，在维也纳学会的一次讨论中他说道：“如果你想问压抑来自何处，那么回答就是‘来自文明’；但是，如果你继续询问文明来自何处，则回答就是‘来自压抑’。所以请看，这完全是在玩弄文字游戏。”阿德勒据以揭露“神经症特点”的防御机制的那一点点敏锐和机智，将足以指明他的这种诡计多端的论点的出路。他的意思无非是说，文明是建立在前几代人产生的压抑基础上的，而要求每一代新人通过产生同样的压抑来保持这种文明。我曾经听说过这样的事儿，一个小孩认为人们在嘲笑他而哭起来，因为当他问鸡蛋来自何处时，人们告诉他“来自母鸡”，而当他继续问母鸡来自何处的时候，人们则告诉他“来自鸡蛋”。但是，人们并不是在玩弄文字游戏；相反，人们是在向他讲述真理。

阿德勒不得不说的关于梦（这是精神分析的术语）的一切都同样是空洞的和毫无意义的。起初，他把梦看作是女子气转向男子气的一个转折点——无非是把梦的愿望满足理论转变成“男性抗议”的语言。后来他发现，梦的实质在于使人潜意识地完成他们有意识否认的东西。阿德勒（1911b，第215页注）在把梦和潜伏的梦念（dream-thoughts）混为一谈方面，也一定具有优先权的——这是一种建立在发现他的“预期倾向”（prospective tendency）基础上的混淆。米德（1912）后来在这方面效法了他2324。这里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即对在表现形式上不可理解的每一种梦的解释，都是以这种梦的解析的根本方法为基础的，这种方法的前提和结论尚在争论之中。关于抵抗，阿德勒告诉我们，抵抗服务于把病人对医生的反抗付诸实施这个目的。这当然是真的；简直就等于说，抵抗服务于抵抗的目的。但是，关于抵抗来自何处，或者受病人支配的抵抗现象是怎样发生的，就不再深究了，因为这对自我是毫无助益的。关于疾病的这些症状和表现的详细机制，对那些各种各样疾病及其表现形式的解释也都完全不予理睬；因为一切类似的东西都被迫服务于这种“男性抗议”、自我主张和人格扩张。这个体系是完整的；要重新解释它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虽然这个体系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观察。我认为我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个体系是和精神分析无关的。

在阿德勒的体系中所反映出来的人生观，是完全建立在攻击本能基础上的；这个体系中并没有爱的立足之地。我们可能会感到奇怪，这样一种惨淡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竟会受到人们极大的注意；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人类由于受到性需要这个重担的压力，因此，只要把“克服性欲”作为一个诱饵提供给人类，人类就乐于接受一切。

阿德勒的退出发生在1911年魏玛大会之前；此后那些瑞士人也开始退出。非常可笑的是，这种退出的最初的标志是黎克林在瑞士的一些出版物上发表的一些流行的文章中的几句话，因而普通大众反而比最密切关注这个问题的人知道得还早。他们认为，精神分析已经克服了一些早先使它丢人现眼、令人遗憾的错误。1912年，荣格在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中夸口说，他对精神分析的改革已经克服了许多人的抵抗，这些人曾经拒绝承认和精神分析有任何联系。我回信说，这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他对辛辛苦苦获得的精神分析的真理牺牲得越多，就会越多地发现抵抗消失。那些瑞士人如此自豪地加以介绍的这种改变不是别的，也无非是使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性因素不再具有重要地位而已。我承认，从一开始我就把这种“进步”看作是对现实要求的一次过于深远的调整。

这两种和精神分析倒行逆施的运动（我现在必须对它们进行相互比较）表现出另一个共同点；因为它们都通过提出一些玄虚的观念而企求获得某种赞同的意见。可以说，这些玄虚的观念把一切事物都看作是旁门左道。在阿德勒看来，一切知识的相对性和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对知识资料进行人为建构的人格权力就起这个作用；在荣格看来，这是向年轻人呼吁摆脱桎梏的历史权力，在这种桎梏下暴政时代曾用它们墨守成规的观点寻求把它结合起来。因此我们必须说几句话来揭露这些观点的谬误。

我们知识的相对性是出于这种考虑，它的提出就像人们用以反对精神分析那样，可用来反对每一种其他科学。它是从当前对科学充满敌意的那些我们所熟悉的反动潮流中派生出来的，并要求得到一种谁也没有资格获得的优越感。我们谁也无法猜测，人类对我们的理论努力将会做出什么样的终极判断。在有些例子中，被前三代人所反对的东西却被下一代人加以改正并重新得到认识。在一个人仔细听取了对他本身的批评意见，并且稍微注意他的对手们的意见之后，他除了全力维护他自己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信念之外，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一个人应该为诚实地从事他的事业感到满足，而不应该奢望法官的判决，这是留待遥远的将来的事。在科学问题上强调武断的个人观点是不好的；这显然是企图剥夺精神分析要求作为一门科学来得到评价的权力——顺便提一句，这是在这种评价已经被前面所提到的东西（一切知识的相对性）贬低之后。任何一位对科学思想评价很高的人，都会尽一切可能在这门科学能起很大作用的地方，寻求每一种可能的手段和方法，来约束怪诞的个人爱好这个因素。此外，正好可以说明，在保护自己时的任何热情都是不合适的。阿德勒的这些辩解在本意上并不是严肃的——这些辩解只是用来反对他的对手的，而不涉及他自己的理论。这些辩解也没能阻止他的追随者把他拥立为救世主，因为许多前驱者已经为他的出现做好了预期的人性方面的准备。救世主当然不是相对的现象。

荣格的论点“为了获得良好意志这个目的”，是建立在一个过于乐观的假说基础上的，即人类及其文明和知识的进步总是沿着一条连续的路线发展；就好像没有衰败的时期，在每一次革命之后都没有反动和复辟，每一代人都没有后退和放弃他们前辈所获得的东西。荣格对群众观点的探讨，他对证明为不受欢迎的那种改革的放弃，都已先验地表明下述观点是不可能的：就是说，荣格对精神分析的修正不可以公正地称为一次朝气蓬勃的解放行动。对此起决定作用的，毕竟不是行动者的年龄，而是其行动的特点。

在我们正讨论的这两种运动中，阿德勒的理论无疑更为重要；虽然犯有激进的错误，却具有一致性和连贯性。此外，姑且不论其他的一切，他的理论是建立在一种本能理论上的。另一方面，荣格对精神分析的革新却松弛了这种现象和本能生活的联系。而且，正如该理论的批评者（如阿伯拉罕、费伦茨和琼斯）所指出的那样，这个理论太晦涩难懂，致使人们难以采纳它的任何观点。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一个人掌握了荣格理论的一点东西，他就必须做好准备，听到别人说他误解了荣格的理论，从而使人看不出怎样才能正确地理解它。这个理论是以一种特别踌躇不决的方式提出来的，一会儿作为“一种相当轻微的偏差，这种偏差并不能证明对该理论提出的强烈反对是正确的”（荣格）；一会儿又作为将要为精神分析开辟一个新时代的灵魂救助的新预言，而且确实，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新的世界观。

当一个人在思索荣格这场运动所做的各种公开和私人说明中表现出来的那些不一致时，就一定会自问，这个运动有多少应归咎于缺乏清晰感，有多少应归咎于缺乏诚意。但是，必须承认，这个新理论的阐述者们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困难的境地。他们现在所反对的东西正是他们以前所赞成的东西，另外，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以能教他们更多东西的新观察为基础的，而是由于这些新的解释使他们发现的那些东西，现在看上去和他们以前所看到的不同了。正因为如此，他们不愿意放弃和精神分析的联系，他们作为精神分析的代表已为世人所知，因而宁愿这样说，精神分析发生了变化。在慕尼黑大会上，我发现有必要澄清这种混乱。我是这样做的，我宣布不承认那个瑞士人的革新是由我发起的精神分析的合法继续和进一步发展。外界的批评家（像富特缪勒）已经发现究竟是怎么回事了，阿伯拉罕正确地指出，荣格已经完全放弃了精神分析。我当然完全愿意让每一个人都有权力随心所欲地去思考和写作；但他没有权力把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东西提出来。

正如阿德勒的研究给精神分析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对自我心理学的贡献——并因而希望我们为这份礼物付出太高的代价，即放弃精神分析的一切基本理论；与此相似，荣格及其追随者也以同样的方式，通过给精神分析提供一个新的东西，从而为他们反对精神分析的斗争铺平了道路。他们详细追溯了（就像普费斯特以前所做的那样）属于家庭情节和乱伦的对象选择的性观念材料，如何被用来代表人类的最高道德和宗教利益的方式——就是说，他们阐明了升华作用的一个重要实例。这种升华作用是指爱欲的力量及其转变为不再被称为爱欲的倾向。这和精神分析的一切期望完全一致，并且也和如下观点相吻合，即在梦和神经症中这种升华作用的退行分裂，就像所有其他分裂一样，变得清晰可见了。但是，全世界则会愤起抗议，道德和宗教被性欲化了。现在，我忍不住不止一次地从目的论上设想，并得出结论认为，这些创新者会敌不住这场愤怒的风暴。或许愤怒是从他们自己的心里发出的。这么多瑞士人的神话论的史前期并不能说明他们对精神分析的态度，正如阿德勒的社会主义史前期不能说明他的心理学的发展一样。这使人想起马克·吐温关于他的手表及其结论的著名故事：“而他常常感到奇怪，不知道所有那些不成功的补锅匠、枪炮修理工、鞋匠和铁匠们怎么样了；但却没有人告诉他。”

假设——让我们做一个明喻——在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中有一个暴发户（parvenu），他夸口说他是住在另一个地方的贵族家庭的后裔。但是，有人向他指出，他的父母就住在邻近的某个地方，是很微贱的人。对他来说只有一种摆脱窘境的方法，他会利用这种方法的。他可能不再否认他的父母，而是声称他们自己具有贵族血统，只是败落了而已；他从好心的官方那里得到了他的家谱。在我看来这些瑞士人似乎是被迫以非常相同的方式做事情的。假如道德和宗教不容许被性欲化，而必须从一开始就是某种“更高级”的东西，假如其中包含的观念虽然不可否认地来自俄狄浦斯情结和家庭情结，但却只能有一条出路：最初这些情结本身一定不会有它们似乎正在表达的那种意思，而是具有更高级的“神秘的”意义（就像西尔伯勒所称的那样），这就使他们能够把这种意义用在一系列抽象的道德和宗教神秘主义的思想之中。

我完全准备再次听到，我误解了这个新苏黎世理论的实质和目的；但我必须预先声明，我不服任何对我的观点的反驳，我可以提出我对这个理论的看法，但不能由该学派的出版物说三道四然后强加于我。我找不到任何别的方式来使我对荣格所改革的全部内容明白易懂，并掌握其全部含义。荣格对精神分析提出的一切改革都出于以下意图，即消除在家庭情结中应该反对的东西，便以使之不在宗教和道德中重新出现。一个抽象的概念已经提出，用来代替性欲力比多。关于它，人们这样说准没错，它的神秘和晦涩对于智者和蠢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俄狄浦斯情结只有一种“象征的（symbolic）”意义：母亲在这种意义上就意味着难以达到，这一点是为了文明的利益而必须反对的；在俄狄浦斯神话中被杀害了的父亲是“内部的”父亲，一个人为了使自己独立就必须摆脱父亲的限制。关于性观念材料的其他部分无疑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得到同样的重新解释。在自我毁灭的性倾向和自我保存的性倾向之间发生冲突的地方，出现了“生活任务”（life-task）和“心理惰性”（psychical inertia）[第272页]之间的冲突；神经症患者的罪疚感是和他的自我谴责一致的，这种自我谴责说他没有恰当地完成他的“生活任务”。以这种方式创造出一种新的宗教—道德体系，就像阿德勒的体系那样，这个新体系一定会重新解释、歪曲和抛弃那些事实上是精神分析所发现的东西。而真实的情况是，这些人从生活的谐音中挑选出几个文化的陪音，而且仍然没能听到本能的强大而原始的乐曲。

为了维持这个体系的原样，我们有必要完全不用观察、不用精神分析的技术。有时候对这个问题的热情甚至会使人不顾科学的逻辑——正如当荣格发现，俄狄浦斯情结对神经症的病因学来说还不够独特，并且开始把这种独特性归因于惰性时那样，这种惰性是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物质的最普遍特性。顺便说一句，人们还要注意到，俄狄浦斯情结只代表个体的心理力量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它本身并不是像“心理惰性”那样的一种力量。对个别人的研究已经表明（并将永远表明），性欲情结就其原始意义来说在这些人身上是很活跃的。因此对个体的研究（在这些新理论中）就被推到了后面，并且被从人类学研究中获得的证据基础上的结论所取代。冒着最大的危险起而反对这些得到重新解释的情结的原始而又不掺假的意义，是在每一个体的童年早期发现的；因此在治疗中提出的禁令是，应该尽可能少地细述这一过去的历史，并把强调的重点回复到当前的冲突上来。另外，在这个冲突中基本的问题绝不是偶然的和个人的，而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事实上，是没有完成生活任务。但是，如我们所知，只有当我们把一个神经症患者当前的冲突追溯到他的个案史，只有当一个人沿着他的力比多在生病时所走过的道路返回时，才能理解这个神经症患者当前的冲突并使之得到解决。

在这些影响之下，这个新苏黎世派的治疗所采取的形式，可以用一个亲自体验到这种治疗的病人的话来表示：“这一次丝毫也没有注意过去或者注意移情。凡是我认为我已经认识到后者的地方都被宣布是一种纯力比多符号。这种道德教育是相当不错的，我切实遵从过这种教育，但我却没有向前迈进一步。使我感到的烦恼比使他感到的烦恼更甚，但是我怎么办呢？……不是通过分析来解脱我，而是每天向我提出大量的新要求，要治好神经症就必须满足这些要求——例如，借助于内倾的内向反省、宗教沉思、和我的妻子重新开始爱情生活等。这几乎是一个人力所不能及的；其目的在于使一个人全部的内在性质发生根本的转变。我觉得这种分析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悔悟情感和最好的解决方法，但同时又是最令人沮丧的可怜的罪人。任何一位牧师都会提出他的忠告，但是，我上哪儿去找这种力量呢？”这位病人确实报告说他已经听说过，必须先对他进行过去的和移情的分析；但是他却被告知这种分析已经足够了。既然这第一种分析对他没有更大的帮助，那么，对病人的这种分析就是不够的，这个结论在我看来似乎是有道理的。当然，再也无权称为精神分析的随后进行的治疗并未使问题得到改善。显而易见，苏黎世学派的成员为了在附近的伯尔尼城振奋起来（杜博瓦2325就在这个城市里用一种考虑更周全的方式通过道德鼓励来治疗神经症），就必须取道维也纳做一次长途旅行。2326

当然，与精神分析完全不一致的这个新运动，也表现在荣格对压抑的态度（现在在他的论著中很少提到）上，表现在他对梦的误解（这一点和阿德勒一样[参见第57页]）上，表现在他完全无视梦的心理学，把梦和潜隐的梦念混为一谈，表现在他完全丧失了对潜意识的理解——简言之，表现在我认为是精神分析实质的一切方面。当荣格告诉我们，乱伦情结只是“象征性的”，并非“真的”存在，一个野人毕竟不会对一个老丑婆产生欲望，而会对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产生欲望的时候，我们很想下个结论，“象征性的”和“并非真的存在”只不过表示这样的意思，即由于它的表现形式和致病的作用，而被精神分析描述为“潜意识存在的”——这是对解决这种明显矛盾的一种描述。

假如一个人牢牢记住，梦和它们所加工的潜隐梦念是不同的，那么，对病人梦到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了。在治疗期间，病人的心灵中一直充满了这些事情，不论这是“生活任务”还是“高高在上”，抑或“地位卑下”。被分析者的梦无疑可以得到指导，就像为实验目的而施加的刺激所支配的方式一样。人们能够确定在梦中出现的一部分材料；这些材料并没有改变梦的实质和机制中的任何东西。我也不相信他们所谓“传记的”梦会出现在分析之外。2327另一方面，如果人们对治疗之前出现的梦进行分析，或者，如果人们考虑一下做梦者自己添加上的东西，这是做梦者添加到在治疗期间向他提示的东西上去的；或者，如果人们避免向病人布置任何这种任务，那么，人们就会探究梦究竟离它试图完成生活任务的目的有多远。梦只是一种思维形式；人们绝不可能通过提到这些思想内容就能达到对这种形式的理解；只有通过对梦的工作的评估才将导致这种理解。2328

人们不难发现对荣格误解和偏离精神分析所进行的实际反驳。每一种以适当形式进行的分析，特别是对儿童的每一次分析，都会加强精神分析据以建立的这些信念，都会驳斥荣格和阿德勒体系所做的重新解释。在荣格大彻大悟（启蒙）之前的那些日子里，他亲自进行（1910b[前面第31页]）并且发表了他对一个儿童的这种分析；至于他是否将借助于一种不同的“对事实的片面安排”（这是阿德勒在这方面所用的表达方式[前面第56页]）而对其结果做新的解释，人们正拭目以待。

关于“高级的”思想在梦和神经症中的性表达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古代的表达方式，这个观点当然和下述事实不相容。即在神经症中，这些性欲情结证明是从运用于现实生活中撤离出来的大量力比多的承担者。假如这只是一个关于性的“行活（jargon）”问题，那么，力比多的结构就不可能以任何方式被它所改变了。荣格本人在他的《精神分析理论的阐述》（1913）一书中承认这一点，并且把治疗的任务详细阐述为把力比多贯注从这些情结中分离开来。但是，通过把病人从精力贯注中引开并促使他升华，是绝不可能达到这一点的，而只有通过对这些贯注的详尽考察并使之完全成为意识的，才有可能达到。病人必须解决的第一个现实问题是他的疾病。病人为完成这项任务所花费的努力表明，医生在帮助病人克服抵抗方面，没能提供多少帮助，或者表明医生害怕这项工作的后果。

最后，或许可以说，荣格通过对精神分析的“革新”，给了我们一个著名的黎克顿堡刀（Lichtenberg knife）2329复制品。他把刀把换了，安上一个新刀片；但是由于刀上刻着同样的名字，他就希望我们把这把刀当作原来的那把。

我认为我已经说清楚了，相反，这个旨在取代精神分析的新学说意味着对精神分析的放弃和脱离。有些人可能担心，由于精神分析是那些在这个运动中起了如此巨大作用的人和对精神分析做了这么多工作的人们发动的，因此，这种脱离对精神分析的影响一定会比放弃更重大，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

只要人们代表一种强大的思想，他们就是强大的；当人们反对这种思想时，他们就会变得软弱无力。精神分析将经受住这种损失，并将获得新的追随者以取而代之。最后的结论是，我只能表示一种愿望，愿运气允许所有那些发现让他们待在精神分析的地狱中太不合口味的人们做一次愉快的向上旅行。我希望让我们剩下的人能够畅行无阻地把我们在深渊中的劳动进行到底。

1914年2月

精神分析纲要

（1940）

葛鲁嘉　译

宋广文　校

葛鲁嘉　修订

按语

本书是弗洛伊德最后一部极为重要的代表著作。他写于1938年（82岁），并以德英两种文字发表于1940年。虽书未写完他已去世，但全书的内容基本上是完整的。全书共分三部分：（1）心灵及其活动（五章），阐明了本我、自我和超我相继发展而形成的精神结构，具有根本性作用的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性功能从幼年到成年的发展过程，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的区别和联系，以及对梦的解析。（2）实践任务（两章），阐述了精神疾病的早期根源及其精神分析治疗技术。（3）理论成就（两章），揭示了精神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总之，本书既是向读者介绍精神分析基本原理的指南，又是他对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精神分析理论全面而精辟的总结。因此，《精神分析纲要》在弗洛伊德全部著作中具有独特的价值。

英文版编者说明

目前的译本是根据标准版译本校正重印的，并有一些编辑的增补。

当这本著作首次出版的时候，德文本和英文本中均附有两段很长的摘录，摘自弗洛伊德同时期未完成的《精神分析若干基础讲稿》（1940[1938]）。这些摘录在德文本中是作为第四章的脚注，在英文本中是作为附录。摘录源出的未完成稿不久之后便全文发表了，因而这本著作后来的重印便删去了该脚注和附录。

由于一个不幸的疏忽，作者的《序言》从《弗洛伊德全集》的重印本中被删去了，因此只有在《时代文献》的德文本中才能找到。应该指出的是，《弗洛伊德全集》第17卷作为遗作，也以不同的扉页和装订同时发行了，这在所出版的（1941）各卷中尚属首次。

这部完整的著作的手稿是以异乎寻常的简略形式写成的。特别是第三章（《性功能的发展》），绝大部分都是缩略的。例如，略去了定冠词、不定冠词以及许多主要的动词，这可以说是一种电报文体。正像德文版编辑告诉我们的，他们扩展了那些缩略的部分。总的意思是准确无疑的，尽管编辑在某些方面有点任意，但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接受它，并翻译《弗洛伊德全集》所提供的这个版本。

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的标题并不是作者给出的。德文本编辑采用的是《精神的性质》，理由在于这是上面提到的同期未完成稿《精神分析若干基础讲稿》中的小标题。目前的版本设计了一个要更为普通的标题。

对弗洛伊德开始写作《精神分析纲要》的时间，存在着一些争议。根据厄内斯特·琼斯的说法，“他是在维也纳等待期间开始写作的”——这应该是指1938年的4月或5月。可是，手稿首页上的日期却是7月22日，这证实了德文本编辑的说法，即这部著作开始写于1938年的7月——也就是说，是在弗洛伊德6月初到达伦敦之后不久。到9月初，他已写了63页纸的《精神分析纲要》，当时，他的写作工作被他不得不承受的一次大手术所中断了，他再也没有回头续写。尽管他不久又开始写另一部讲解性的著作（《精神分析若干基础讲稿》），但很快就再次中断了。

因此，《精神分析纲要》必须被看作是未完成的，但却很难认为它是不完整的。的确，最后一章比其他章要短，并且还可以继续讨论像罪疚感等，而这在第六章中已触及了。不过，总的来看，弗洛伊德在这本书里会走出多远和走到什么方向，这还是一个吊人胃口的问题。从作者在《序言》中所制定的步骤来看，他似乎已经很好地完成了。

在弗洛伊德的一系列讲解性著作中，《精神分析纲要》展示了独具的特点。其他著作无一例外，目的都在于向外界公众解释精神分析，公众通常接触弗洛伊德论题的程度和类型各异，但相对总是无知的。《精神分析纲要》就不能说是这样的。应该得到明确了解的是，这并不是针对初学者的书，它更像是针对高层次学生的“复习课程”。它处处期望读者不仅熟悉弗洛伊德对心理学的总的探索，而且熟悉他有关一些细节的发现和理论。例如，有两处很简短的提到语感印象的记忆痕迹所起的作用（第19页和第56页），对于不熟悉最后一章和论“潜意识”的心理玄学论文的结尾部分的一些艰深论点的人来说，就将不知所云。再者，有两三处论及自居（或译认同）及其与所放弃的对象之爱的关系的寥寥数语，就隐含着至少是《自我与本我》第三章的知识。但是，那些已经熟知弗洛伊德著述的人，会发现这本书是最为迷人的尾声。他重新审视了他所涉猎的内容——最基本的理论或者最详细的临床观察——每个方面都以最终的术语得到了讨论。甚至偶尔还有对全新发展的提示，特别是在第八章的后一部分，以恋物癖为例，更进一步地考虑了自我的分裂及其否认外部世界的某些部分的问题。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弗洛伊德在82岁的高龄仍然拥有惊人的才华，能对那些似乎是老生常谈的题目做出新的探讨。他的文笔也许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简明和透彻的更高水平。整部著作的阐述均给人以流畅自如的感觉，在一位大师对他所缔造的思想进行的最后说明中，这也许是不难意料的。

编者所做的增补，无论是正文还是注脚，都以方括号印出。

由诺顿出版公司出版的弗洛伊德著作的版本，下列书籍的页码与标准版相同：《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图腾与禁忌》（1912～1913），《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自我与本我》（1923），《精神分析新论》的单行本（1933）。

英文版再版说明

自从弗洛伊德著作的英译本初次出版以来，已经有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这一新的权威性版本。这是由詹姆斯·斯特雷奇与安娜·弗洛伊德担任总主编，由艾莉克斯·斯特雷奇、艾伦·泰森和安吉拉·理查兹协助，从德文翻译过来的。因此，精神分析学会认为，当库存不足的时候重印国际精神分析文库，使用这个新的版本是合适的。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版权有限公司的恩斯特·弗洛伊德先生、艾莉克斯·斯特雷奇女士以及霍格思出版社的热心合作下，这一目的已经达到了。而且，目前很有必要在国际精神分析文库中以《标准版》的版本重印任一新版的弗洛伊德著作。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纲要》的现在这个版本，就采纳了全面修订和全面注释的《标准版》版本。由安吉拉·理查兹提供了文献目录和索引，并从事了本卷书出版的准备工作。

出版委员会希望，这些带有注释的修订版会有益于不断增加的精神分析的学生和读者。

国际精神分析文库

编辑　M.麦萨德R.科汉

英文版封底说明

《精神分析纲要》是弗洛伊德逝世前写作的最后一部著作。作为一部透彻和简明的杰作，它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它既是精神分析基本原理的一般读者的指南，也是毕生科学研究和实验所得出的理论原则的总结。

弗洛伊德在《序言》中写到，本书的目的是“汇总精神分析的原则，并像教义那样以最简洁的形式和最明确的术语加以陈述”。该目的出色地达到了。本书的三个部分——心灵及其活动、实践任务、理论成就——共同构成了一个基本的文本，适合于所有那些想要了解弗洛伊德的毕生工作及其精神分析的基本原理的人。

序言

这部要论性著作的目的在于汇总精神分析的原则，并像教义那样以最简洁的形式和最明确的术语加以陈述。它很自然地不打算迫使信仰或强求信服。

精神分析的教学是基于大量的观察和经验之上的，只有那些在自己和他人身上重复了此类观察的人，才会对精神分析做出自己的评断。

第一部分　心灵及其活动

一、精神结构

精神分析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设想，对该设想的讨论虽然可以留给哲学的思考，但对它的证明却取决于其结果。

对我们所称的精神（或心理生活），我们知道两类事情：第一是精神的躯体器官和活动场所——脑（或神经系统）；第二是我们的意识活动，意识活动是直接的事实，任何描述都无法对其做出进一步的说明。我们对两者之间存在着什么还一无所知，事实材料也没有反映出我们的知识的这两个终结点之间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如果直接联系是存在的，那它至多会提供意识过程的精确定位，而不会有助于我们对意识过程的理解。

从我们的知识的这两个终点或者起点出发，我们有两个假设。第一是关于定位。2330我们假定心理生活是某个结构的功能，我们认为，这个结构的特点是占有空间并由几个部分所构成——也即我们将其想象为类似于一架望远镜或显微镜等等。尽管在相同的方向上早有某些尝试，但一以贯之地运用这样的概念是科学的创新。

我们通过研究人类个体的发展，得出了关于这个精神结构的知识。我们把其中最古老的部分称之为本我（id）。本我是遗传的，是生来就有的，而首要的是，本我是由本能构成的。本能源出于肉体组织，并以我们未知的形式在这里[在本我中]得到了最初的精神表现。2331

在我们周围的外部现实世界的影响下，本我的一部分经历了特别的发展。从而产生了一个专门的组织，它源于本我的表层，配备了接受刺激的器官，并配备了免受刺激损害的活动程序。这一特殊组织从此便成为本我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中介。我们把心灵的这一区域称之为自我（ego）。

自我的基本特征有如下述。由于在感知觉和肌肉活动之间预先建立了联结，自我具有自己控制的随意运动。它的任务是自我保存。就外部的事件而言，自我履行自我保存的任务，是通过意识到刺激，通过贮存有关刺激的经验（在记忆中），通过避免过度强烈的刺激（经由逃避），通过接触适宜刺激（经由适应），和最后通过学会有效的改造外部世界，使之利于自己（经由活动）。就内部的事件而言，与本我相关联，自我履行自我保存的任务，是通过取得对本能愿望的控制，通过决定是否允许本能愿望得到满足，通过延缓那种满足，直到外部世界中具备了有利时机实现，否则干脆压抑本能欲望的兴奋。自我的活动是由对刺激产生的紧张的考虑引发的，不管这些紧张是自发的，还是带进来的。这些紧张的出现一般被感觉为不快乐，而它们的减弱则被感觉为快乐。可是，很可能被感觉为快乐或不快乐的，不是这个紧张的绝对强度，而是其某种变化节奏。自我力求快乐，并设法避免不快乐。预期或预见到不快乐的增长，会伴有焦虑的出现。无论是来自外部还是来自内部，不快乐增长的时刻都会被当作危险。自我常常放弃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结，退缩到睡眠状态，在此状态中，自我对它的组织做出广泛的改变。从睡眠状态可推断出，这一组织就在于精神能量的特殊分布。

在漫长的童年期，成长着的人依赖他的父母而生活，使父母的影响得到延伸的特殊作用在自我中形成，并作为沉淀物留存下来，这被称之为超我（super-ego）。就此而言，超我是由自我分化而出，或者与自我相对立，构成了自我必须关注的第三种力量。

自我的活动在于同时满足本我、超我和现实的要求——也就是说，在于能够相互协调它们的要求。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具体联系，当其被追溯到儿童对父母的态度时，就十分易于理解。自然，继续发挥其作用的父母的影响，不仅包含着父母实际的人格，而且也包含着通过这些人格而世代相传的家庭、种族和国家的传统，和这些人格所体现的直接的社会环境的要求。在个体发展的过程中，像教师和公众生活中被视为社会理想的典范等，会作为他的父母的后来继任者和替代者，以同样的方式塑造超我。人们会了解到，虽然本我和超我有着基本的差异，但它们有一个共同之点：二者都体现着过去的影响——本我体现着遗传的影响，超我基本上体现着所承继的前人的影响——而自我则主要受个体自己的经验，即受偶然的和当下的事件的支配。

对该精神结构的这一概要的描绘，可以假定也同样适用于心理上与人相类同的高等动物。与人一样，超我的出现必须假定为存在着童年期的长期依赖。自我和本我的区分是个不可避免的设定。动物心理学还没有涉及此处提到的有趣问题。

二、本能的理论

本我的动力表达了个体有机体生命的真实目的，那就是满足它的先天需要。而依赖焦虑来维持生存或防止危险并不是本我的目的，那是自我的任务。自我的职能在于去寻求最有利和最少危险的方法，从而既能获得满足，又考虑到外部世界的要求。超我可以带来新的需要，并使之处于优先的地位，但它的主要作用一直是限制满足。

我们假定，在本我的需要所引起的紧张背后存在着的力就是本能。本能体现着作用于心灵的肉体欲求。本能虽是所有活动的终极原因，但其本质具有守恒性，有机体不论达到什么状态，均产生一种趋向，即那种状态一经消除，就会重新建立起来。从而，有可能识别出一群数目未定的本能，事实上在平常的实践中已经这样做了。可是，对我们来说，重要的问题在于，从所有这些大量的本能追溯到几个基本的本能是否是可行的。我们发现，本能能够改变其目标（通过移置作用）；我们同时也发现，本能能够相互取代——一个本能的能量会传递给另一个。这后一过程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了解。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不决之后，我们才毅然假定，只存在有两种基本的本能：爱欲本能和破坏本能（自我保存本能和种族保存本能相对，自我爱和对象爱相对，它们都属于爱欲本能）。爱欲本能的目标在于不断地建立更大的统一体，并极力地维护它们——简而言之，是亲和。相反，破坏本能的目标是取消联结，故而带来毁灭。就破坏本能来说，我们可以设想它的最终目标是使勃勃生机变成无机状态。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也可以称它为死的本能。如果我们假定，生物的出现晚于并且产生于无生物，那死的本能就适合于我们据此提出的准则，即本能趋向于重返更早时的状态，就爱欲（或爱的本能）来说，我们便不能应用这个准则。要效仿的话，则应该先假定，生物体曾经是统一体，后来被分离了，而现在力求重新联合。2332

在生物性功能方面，这两种基本的本能或者相互排斥，或者彼此结合。这样，吃的活动就是对对象的一种破坏，而破坏的最终目的是吸收对象；性活动是一种攻击活动，而攻击是为了最亲密的结合。两种基本本能共存和相互对抗的活动，造成了全部丰富多彩的生命现象。与我们这两种本能相类似的是超出了生物界的一对相对抗的力量——吸引和排斥——它们统辖着无机界。2333

本能之间融合比例的变更有着最为确实的效果。性侵犯的过剩会使一个情人成为一个性谋杀者，而侵犯因素的锐减则会使他害羞或软弱。

毫无疑问，能够把基本本能的任何一个限定于心灵的某一范围。但它们必定可见于它处。我们可以把初始的状态描绘为：爱欲全部有效的能量存在于仍没有分化的自我——本我之中，并用以抵消同时存在的破坏倾向。我们以后将把爱欲能量称之为“力比多”（我们还没有一个类似于“力比多”的术语来描述破坏本能的能量）。在后来的阶段，我们追踪力比多的变迁就要相对容易些，而追踪这些破坏本能就要困难得多。

作为死的本能，当其内在地活动时，便保持着沉静，只有它转向外部成为破坏本能，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能发生这个转变，对保存个体似乎是必要的，肌肉器官即是用于这一目的。当超我形成的时候，大量的攻击本能就被固着在自我的内部，起着自我破坏的作用。这是人类的健康在文化发展的道路上所面临的危害之一。压制攻击性，一般来说是对健康有害的，会引起疾病。常有这样的事，一个勃然大怒的人，当其攻击受阻时便转向攻击自身，进行自我破坏。他撕扯自己的头发或挥拳捶打自己的脸，尽管他显然更愿以此来对付别人。无论处于什么情况，总留有某些自我破坏，直到最后扼杀个体，除非个体的力比多被耗尽了，或者被固着于不利的方面。因此，一般可以猜想到，个体是死于其内部冲突，而种族如果获得了适应无法应付外部世界的变化，则会亡于它与外部世界的失败的抗争。

我们对力比多在本我和超我中的表现很难说出什么来。我们知道的关于力比多的一切都与自我相联系。起初，力比多的整个适用部分都蕴藏在自我中，我们称这种状态是纯粹的、原始的自恋（narcissism）。这种纯粹的、原始的自恋结束于自我开始将力比多贯注于对象观念，开始把自恋的力比多转变成对象的力比多。在整个一生中，自我都是个大贮存库，力比多的贯注由此遣出、达于对象，而又一再地退回于此。这正像一个变形虫在用它的伪足活动。只是当一个人处在热恋当中的时候，力比多的主要部分才转移到对象上，对象才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自我。力比多在生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它的流动性，这使它易于从一个对象转向另一个对象。必然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力比多固着于特殊的对象，并常常持续一生。

力比多无疑有肉体的源泉，它从身体的各个器官和部分流向自我。这从力比多的一部分看得最清楚。根据其本能的目标，可把这部分力比多形容为性兴奋。身体产生性兴奋的最突出部分，以“性感带”的称谓而为人所知，不过事实上，整个身体都是这种性感区。我们对性爱——也就是说对它的体现者力比多——的更多的了解，得自于对性功能的研究。当然，即使不是根据我们的理论，而是按照通行的观点，性功能也与性爱是一致的。我们已能够形成对此的了解，即注定会对我们的生活施加决定性影响的性驱力，是从组成它的一些本能的相继作用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些本能分别体现着特定的性感带。

三、性功能的发展

根据通行的观点，人类的性生活基本上就在于一个人设法使自己的生殖器与某一异性的生殖器相接触。与此相联系，作为附带现象和先导活动的是亲吻其外部躯体，寻视它和触摸它。这种努力被认为出现在青春期——并且服从于生育的目的。然而，已了解到的确凿事实总是与上述观点的狭隘不相吻合。（1）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人只被同性的个体以及自己的生殖器所吸引。（2）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人，他们的情欲行为极像是性行为，但他们同时又完全漠视性器官或它们的正常功用。这样的人被看作是“性变态者”（perverts）。（3）最后，引人注目的是，某些儿童很早就对他们的生殖器感兴趣，并显示出性兴奋（为此，他们被看作是性倒退者[degenerate]）。

可以使人相信，部分地依据于上述三个受到忽视的事实，精神分析对性欲的看法与所有流行的观念相矛盾，因而引起了惊异和否定。精神分析的主要发现在于：

（1）性生活并不仅仅开始于青春期，而是在出生后不久就有了明显的表现。

（2）在“性”的概念和“生殖器”的概念之间，必须做出明确的区分。前者是更为广泛的概念，它包括许多不涉及生殖器的活动。

（3）性活动包括从身体的某些区域获得快感的功能——这一功能后来才成为生育的辅佐。这两种功能经常是根本不一致的。

主要的兴趣自然集中在上述的第一个主张，这是最为出人意料的。现已经发现，在童年早期就有性活动的身体标志，只有古老的偏见才能对此矢口否认。这些标志与我们后来在成人的性爱生活中遇到的精神现象相联系——像执迷于特殊的对象、嫉妒等等。可是，进一步会发现，这些出现在童年早期的现象，构成了有序的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它们历经有规律的增长变化，至5岁末达到高峰，其后紧接着的是间歇。在间歇期间，进展停顿下来，许多都被忘却了，并有很大的倒退。在这个潜伏期结束之后，人们所谓的性生活便随着青春发育东山再起，可以说这是二度开花。在此，我们遇到了这样的事实，即性生活的发动是二相的（diphasic），它涌现出两个浪潮——除了人以外，有些内容还不为人知，并且它显然对人化（hominization）过程有很重要的影响。2334要紧的是，早期阶段的那些事件除了某些残余，都成了幼年记忆缺失的牺牲品。我们关于神经症病因的观点，以及我们的分析治疗技术都源于这些概念，我们对这个早期阶段的发展过程的追溯，也为其他的结论提供了事实根据。

从出生之日起，作为性感区出现的，并向心灵提出力比多需求的第一个器官是口腔。起初，所有的精神活动都集中为口腔性感带的需要提供满足。当然，这一满足主要服从于得到营养、自我保存的目的，但是生理学不应被混同于心理学。婴儿固执的坚持吮吸，证实了早期阶段追求满足的需要。这种满足尽管源于摄取营养并由摄取营养所引起，然而却是努力去获得超出营养的快感。为此，可以而且应该把它叫做性的。

在此口欲期，施虐的冲动已偶尔随着牙齿的出现而发生，其程度在第二个阶段会大大增长。我们把它描述为肛欲—施虐冲动。因为，那时会在攻击和排泄功能中寻求到满足。我们为包括力比多引导下的攻击驱力所作的辩护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即施虐狂是纯粹的力比多驱力和纯粹的破坏驱力的本能融合，这一融合从此以后就不断地持续着。2335

第三个阶段就是人所共知的阳具欲期。其实，这是性生活所采取的最终形式的前兆，并且已非常类似于最终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阶段起作用的不是两性的生殖器，而仅仅是男性的生殖器。女性生殖器长时间一直默默无闻：儿童试图理解性的变化过程时，他们崇信古老的肛娩幻想（cloacal）——这一论说的合理性有着发生学的证明。2336

随着阳具欲望的到来及其发展，童年早期的性欲达到顶点并临近终结。从此，男孩和女孩有了不同的历史。两性都同时开始把他们的智能活动用于性探索，都同样从阳具普遍存在的前提出发。但现在，两性分道扬镳了。男孩进入了俄狄浦斯阶段，他开始摆弄自己的阴茎，同时幻想以阴茎来实现某种与自己母亲有关的活动。直到由于阉割的威胁和看到女性缺少阴茎的双重影响，他经历到他生活中的最大创伤，其全部后果会进一步左右着潜伏期。女孩在徒劳地试图做与男孩同样的事之后，逐渐认识到她没有阴茎，或者更确切地说，认识到她的阴蒂是劣等的。这对她性格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竞争中第一次失意的结果，她开始经常全然回避性生活。

要是设想这三个阶段是以明确的方式彼此相继，那就错了。一个阶段可以接续另一个而出现，它们还可以相互重叠，可以比肩并存。在早期阶段，不同的、作为组成部分的本能彼此独立地开始它们对快感的追求。到了阳具欲期，则出现了组织，使其他的驱力从属于居首位的生殖器，这标志着追寻快乐的全部冲动开始彼此协调地转人性的功能。完满的组织是在青春期，即第四阶段性器欲期才达到的。那时所形成的状况是：（1）某些早期的力比多贯注得到了保留；（2）其他的活动则作为预先的、附属的活动被纳入性功能；它们产生的满足就是所谓的前期快乐；（3）还有一些驱力被排斥在组织之外，它们或者完全被抑制了（受到压抑），或者以其他方式为自我所运用，不是形成着性格特质，就是随其目标的转移而经历升华。

这个过程并不总是进行得完美无缺，其发展中的抑制作用本身就表现为性生活的多种失调。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会发现，力比多固着于早期的情境，它的驱力不受正常的性目标支配，这被形容为性行为异常（perversion）。例如，这种发展阻碍的表现就是同性恋（homosexuality）。分析表明，在每个案例中都存在着同性恋的对象关系，而在大部分案例中则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下面的事实使情况变得复杂化了。一般来说，达到正常结果所必要的那些过程并不是全有或全无，而是部分有之，以至于最终的结果总要依赖这些量的关系。在此情况下，生殖器的组织确实被完成了，但是它缺少部分力比多，这部分力比多没有随其余部分一道发展，而是仍然固着于前生殖器的对象和目标。如果没有得到生殖器的满足，或者在外部现实世界中遇到了困难，这个弱点就会表现为一种倾向，使力比多重回到早期前生殖器的贯注（倒退作用）。

在研究性功能期间，我们对两个发现已能够初步地加以确定，或者倒不如说是怀疑。其后将会看到，这两个发现在我们的整个研究领域中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所观察到的常态和变态的表现（即主体的现象学）需要根据有关它们的动力学和经济学的观点来描述（就我们来说，是根据有关力比多量的分布的观点）；其次，我们所研究的失常的病因要到个体的发展历史中去寻找——也就是说，要到个体的早期生活中去寻找。

四、精神的品质

我已经描述了精神结构的构造和其内部活动着的能量或力量，并以突出的实例探索了这些能量（主要是力比多）以某种方式把自己组织成其目的在于保存种族的生理功能。然而，这一结构和这些能量只是被描述为我们精神生活的那些功能的基础，除了这一经验事实之外，还根本没有论证过精神所具有的相当独特的特性。现在，我将转向的内容就是精神独具的特性，并且根据广泛持有的观点，这的确仅是精神所具有的，而无关其他。

这一研究的起点源自唯一不需任何描述和解释的意识事实。如果某人谈到意识，我们就会以个体的经验立即知道这指的是什么。2337无论是在心理科学之内还是之外，许多人都满足于这样的假定，即仅有意识才是精神。真若如此的话，那心理学的任务就不过是在精神现象当中区分出知觉、情感、思维过程和意志决断。不过，通常认为，这些意识过程并没有形成完全属于自身的完整序列。从而，就只能假定存在着生理的或肉体的过程，它们伴随着精神过程。我们必定会把它们看作比精神序列更为完全，因为它们其中有一些有意识过程与之相对应，其他的则没有意识过程相对应。如果是这样，那就有可能在心理学中强调这些肉体过程，把它们视为精神的真正实质，并寻求对意识过程的某些不同的评估。可是，大多数哲学家和其他许多人对此看法不一，他们宣称，把某种精神的东西看作是无意识的，是自相矛盾的想法。

但是，这恰恰是精神分析无可推卸的主张，并且是精神分析的第二个基本假设。2338它把猜想到的肉体伴随现象解释为真正精神的东西，因此，它一开始并不考虑意识的品质。无独有偶，某些思想家（例如李普斯）有着众口一词的主张。对什么是精神的常见观点的普遍不满，导致了一种不断增长的迫切需要，即把无意识的概念纳入心理学思想。当然，这一需要采取的是不确切的和模糊的形式，以至于它未能对科学产生影响。

此时，看起来好像精神分析和哲学之间的争论涉及的仅是并不重要的定义问题——即“精神的”这一名称是应当被运用于这一现象序列，还是应当被运用于那一现象序列的问题。然而，事实上这一步是最为重要的。意识心理学从未超出显然依赖于其他某种东西的不完整序列，而另一认为精神本身是无意识的观点，则使心理学能够取得像其他自然科学一样的地位。它所关注的过程本身就像其他科学，例如化学和物理学所涉及的过程一样是不可知的，但却有可能建立支配这些过程的规律，并有可能去追寻这些过程的长期持续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性——总之，有可能像所描绘的那样，获得对正谈及的自然现象领域的“理解”。不提出新的假设，不创造新的概念，上述就无法实现。不应小看这些假设和概念，认为它们标志着我们陷入了困境，而正相反，完全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对科学的充实。它们能够具有与其他自然科学近乎相同的价值，即都有理智的基础。当有了对经验的进一步积累和筛选之后，我们期望这些假设和概念能够得到修改、矫正和更准确的限定。我们料定，新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原则（本能、神经能量等）能像古典科学的那些概念和原则（力、质量、引力等）一样明确地得到长期运用。

任何科学都是建立在观察和经验的基础上，这些观察和经验是通过我们的精神结构的中介得出的。可是，我们的学科就是以精神结构本身作为研究的对象，所以，不同就出现于此。我们通过同一知觉结构做出的观察，正是借助于“精神”事件序列的中断。我们通过做出尽可能的推论并把它表现为意识材料，来填补漏掉的部分。以这种方式，我们就好像是在构造意识事件的序列，来补充无意识的精神过程。我们的精神科学的相对确定性就是基于这些推论的粘合力。任何一个深入到我们的工作之中的人都会发现，我们的技术立足的根基可以抵御任何批评。

在这一工作中，我们描绘为精神品质的那些区别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对我们所称的“意识”，无需去表明它的特性，它与哲学家谈论的以及通常认为的意识一样。意识之外的精神过程就是我们提出的“潜意识”。我们立即就会对这种潜意识做出重要的区分。某些潜意识过程很容易转变为意识，然后它们又可以退出意识，但能够再度顺利地转变为意识，正如常人所说，它们能够得到再现或者回忆。这向我们提示了，意识总的来说是非常变动不居的状态。成为意识的仅仅是暂时的。如果我们的知觉没有证实这一点，那矛盾也是表面上的，这可由下述事实得到解释，即引起知觉的刺激可以持续相当长的时期，以至于在此期间，对刺激的知觉可以得到重复。所造成的整个情形都很明显地与我们思想过程的意识觉知相联系，这些意识觉知也可以持续一段时间，而且同样可以转瞬即逝。所以，任何以这种方式活动，从而能很容易地从潜意识状态转换成意识状态的潜意识，都最好叫做“可以成为意识的”，或叫做前意识（preconscious）。经验告诉我们，即使前意识通常将像我们说的那样开通自己进入意识的道路，那也几乎没有哪一种精神过程不能伺机成为前意识，无论它多么复杂。其他还没有那么容易的机会成为意识的精神过程和精神材料，但它们必须得到推论、认识，并以上述的方式转变为意识形式。我们把这样的材料命名为严格意义上的潜意识（unconscious）。

至此，我们已赋予精神过程三种品质：它们或者是意识，或者是前意识，或者是潜意识。在具有这些品质的三种材料之间做出的区分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不变的。正如我们所知，前意识的东西转化为意识，可以没有我们的任何参与，而潜意识的东西要通过我们的努力才能变成为意识。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即我们常常要克服特别强烈的抵抗。当我们打算以此施于他人时，我们不应当忘记，对他的知觉裂隙的填充——我们提供给他以构造——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使他的潜意识材料进入了意识。到现在为止，完全可以确定的是，他所具有的材料有两种记录：一为我们给予它的有意识的重新构造，再一为它的原始的潜意识状态。我们的持续努力，最终会成功地把这种潜意识材料转变成为他自身的意识，其结果会导致两种记录的合一。我们必须做出多大努力因人而异，据此，我们会估量出对潜意识材料变成意识的抵抗。例如，在分析治疗中，由于我们的努力而达到的也能自发地出现：即平时为潜意识的材料会使自身转化为前意识的材料，然后又变成意识——这种事很大程度上出现于精神病状态当中。由此我们推知，保持某些内部抵抗是正常状态所绝对必须的条件。随着潜意识材料的推进，这种抵抗的放松有规律地发生于睡眠状态中，从而造成了建构梦的必要前提。相反，由于抵抗，前意识的材料能够暂时变得不可接近，并受到阻隔，此时发生的是某些事情被暂时遗忘了或者没有记住。要么，前意识的思想甚至能够暂时被遣回潜意识中，这似乎是诙谐的前提。我们将会看到，前意识的材料或过程转回到潜意识的状态是神经错乱的重要诱因。

以这种由繁而简的方式，对精神所具有的三种品质做出描述，很可能会引起极大的混乱，而不会有助于澄清问题。但是不应忘记，实际上它根本不是理论，而是对我们观察到的事实的初步盘点，它尽量与那些事实相符，并且不打算加以解释。它揭示出的复杂性会使我们的研究必须克服的特殊困难更为突出。不过可以设想，如果我们描述出精神品质与所假设的精神结构的区域或组成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些关系也远不是简单的——那我们将会更接近于理解这一理论本身。

某种东西变为意识的过程，首先与我们的感觉器官从外部世界得到的知觉相联系。因此，从地形学的观点来看，这是发生于自我最外层的现象。实际上，我们也从身体内部接受意识信息——体内感觉比外部知觉会对我们的精神生活施加更为决定性的影响。此外，在一定条件下，感觉器官除了传达专门的知觉外，也传达自身的感觉，像痛觉。然而，由于这些感觉（对它们的称谓是与意识知觉相对照的）也源于末端器官，并且由于我们把所有的这些感觉都看作是自我外层的延伸部分或者支流部分，我们仍旧能够坚持上面提出的主张（在本段的开头）。唯一的区别就是，就感觉和知觉的末端器官而言，身体本身就可以取代外部世界。

意识过程处于自我的边缘，自我中其余的是潜意识——这大概是我们可以描绘的最简单的事态。而且事实上，这可以是动物普遍具有的状态，但在人类则增添了复杂性。从而，自我的内部也可以获得意识的品质。这就是言语功能的活动，它使自我中的材料与视知觉，尤其是与听知觉的记忆痕迹牢固联结起来。此后，自我表层的知觉边缘更可能由内部得到同样的激发，像观念和思想过程的变迁这样的内部事件可以成为有意识的。为了在这两种可能性之间做出区分，便要求一种特殊的手段——它就是通称的现实检验。知觉=现实（外部世界）的等式不再适用。于是那些现在能够很容易就出现的并有规律地出现在梦中的错误，便被叫做幻觉。

在主要由思想过程构成的自我的内部，具有的是前意识的品质。这是自我的特性，并且为自我所独有。然而，不应该认为，与言语记忆痕迹的联结是前意识状态的必要先决条件。正相反，前意识状态不依赖于这一联结，尽管由这个联结的存在会可靠地推论出那一过程的前意识性质。前意识状态一方面具有接近意识的特征，另一方面又具有与言语痕迹相联结的特征。不过它还有独特之处，其性质不能由这两种特性包罗无遗。其根据在于如下的事实，即自我的大部分，特别是超我的大部分无可否认地具有前意识的特性，但它们从潜意识的现象含义上来看，又基本上是潜意识的。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必然如此。我们目前只打算解决前意识的真实性质的问题。

本我独有的主要品质是潜意识性。本我与潜意识就像自我与前意识那样紧密相联，实际上，本我与潜意识的联系甚至要更为密切。如果我们回顾个体和他的精神结构的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到本我的重要特点。最初，当然一切皆属本我，由于外部世界的不断影响，自我从本我中分化出来。在这个缓慢的发展进程中，本我的某些内容转化为前意识状态，因而被带到了自我当中。本我的其他内容则原封不动地保留在本我中，成了本我的几乎无法接近的核心。可是，在此发展期间，幼稚和脆弱的自我会把它已经得到的某些材料遣回到潜意识状态，排斥这些材料，并以此来对待本可以吸收的某些新印象，以至于这些受到抑制的材料反而能在本我中留下痕迹。鉴于它的由来，我们把本我后来的部分称作被压抑的。我们并不总能够在本我的这两类内容之间做出截然的划分，但这一点无关紧要。二者的大致区别在于，一个在起源上是生来具有的，一个是在自我的发展过程中获得的。

此刻，当我们决定对精神结构进行地形学剖析，把它分解为自我和本我之后，与此相平行的是前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不同品质的区分。并且当我们同意了这种品质仅会被看作是区别的标志，而不会被看作是其本质之后，我们又面临着进一步的问题。譬如，在本我中由属于潜意识的品质所揭示的状态的真实性质是什么呢？在自我中由属于前意识的品质所揭示的状态的真实性质是什么呢？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何处呢？

可惜，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而且，几点卓识的闪光几乎还没有照亮我们极为昏暗的无知背景。在此，我们接近了一直掩盖着的精神本性的奥秘。像其他自然科学使我们想到的一样，我们设想在精神生活中有某种能量在活动，但我们却没有其他形式的能量可作为依据，使我们能通过类推来加深对这一能量的了解。我们白认为神经的或者精神的能量存在于两种形式当中：一种是自由活动的，与此相比较，另一种是受约束的。我们谈到了精神材料的贯注和过度的贯注，我们甚至大胆假定过度的贯注会导致不同过程的一种综合——在综合过程中，自由的能量被转变成受约束的能量。我们知道的不比这更多。总而言之，我们坚持这样的观点，即潜意识状态和前意识状态的区别就在于这种动力关系，它可以说明一种状态如何能够自发地或在我们的帮助下转变成另一种状态。

然而，在所有这些不确定性背后，存在着一个新的事实，它的发现应归功于精神分析的研究。我们了解到，潜意识当中或本我当中的过程服从与前意识自我不同的法则。我们在整体上把这些法则称为原发过程。与此相区别的是继发过程，它制约着自我当中或前意识当中的事件进程。因此，对精神品质的研究最终表明是很有成效的。

五、作为佐证的释梦

在正常、稳定的状态下，自我的疆界通过抵抗（反贯注）防备着本我，简直固若金汤；同时，在这种状态下，超我也不会从自我分化出来，因为它们的活动和谐一致——因此，对正常、稳定的状态的研究使我们收效甚微。能够有助于我们的，只有冲突和扰动的状态。此时，潜意识本我的内容有可能强行闯入自我和意识，自我一再奋起反抗这一入侵。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进行观察，从而证实或改正我们有关这两个对手的陈述。我们夜里的睡眠就正好是这种状态，因此，睡眠期间我们觉知为梦的精神活动是最佳的研究对象。在此，我们也避免了一般的指责，即认为我们是基于病理学的发现来建造正常精神生活的。对梦来说，不论它们的特点有多少会不同于我们醒时生活的产物，它们也是正常人生活中有规则的事件。如同每个人所知的那样，梦可以是混乱的、难以理解的、或十分荒谬的。梦所告之的会与所有我们对现实的了解相矛盾，我们在梦中的举止就像个疯子。因此，只要我们在做梦，我们就会把梦到的东西看作是客观现实。

我们醒来之后回忆的梦，并非是真正的梦的过程，而不过是个表面，梦的过程就隐藏在这一表面的背后。根据这样的设想，我们发现了理解（“解释”）梦的途径。在此，我们对梦的显意和梦的隐意做出了区分。从梦的隐意制造出梦的显意的过程叫做梦的工作。对梦的工作的研究使我们得知，这是个绝好的例证，正是通过梦的工作，来自本我的潜意识材料（原始的潜意识和相似的被压抑的潜意识）闯入自我，成为前意识，并且作为自我反对的结果，经历着改变。我们把这些改变视为梦的伪装。所有梦的特征都能以此得到解释。

最好一开始就指出，梦的形成可由两种不同方式引起。一方面，或者是通常受压抑的本能冲动（潜意识的欲望）在睡眠中达到了足以被自我感受到的强度；另一方面，或者是醒时遗留的驱力——附有全部冲突着的冲动的前意识思想链条——在睡眠中得到了来自潜意识因素的强化。总而言之，梦或许由本我引起，或许由自我引起。无论以何种方式，梦的形成机制是相同的，这也是必要的动力前提。自我有时会丧失自己的功能，并任由自己退回到早期的状态，这表明它自己最初是源于本我。在逻辑上，这是由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的中断和从感觉器官撤出它的精力贯注而造成的。下述可证实我们是正确的，即人一出生时，便出现一种返回已离弃的胎内生活的本能——睡眠的本能。睡眠就是试图重返子宫。醒时的自我发挥着能动的作用，而这种作用会在睡眠中失去，因此，施加于潜意识本我的大部分抑制就变成多余的了。从而，这些“反贯注”的撤除或减弱，允许此刻的本我具有某些无害的自由。

证明梦的形成有潜意识本我的参与的证据是大量的和确凿的。（1）梦中的回忆比醒时的回忆要有多得多的内涵，梦所恢复的记忆是梦者已遗忘的，也是他醒时难以重现的。（2）梦无限制地运用语言符号，其意义绝大部分不为梦者所知，精神分析的经验使我们能够确定这些语言符号的意义，它们很可能源于言语发展的早期阶段。（3）梦中的回忆常常重现梦者幼年的印象，我们可以明确地肯定，这些印象不仅被遗忘了，而且也由于压抑变成了潜意识。这表明，梦给予了我们通常是必不可少的帮助，使我们在对神经症的分析治疗期间，可以尝试去重新建构梦者的早期生活。（4）此外，梦还显露了这样的材料，它不会是源于梦者的成年生活，又不会是源于他遗忘了的童年。我们只好把它看作是原始的遗产，它与生俱来，先于任何个人的经验，而受祖先经验的影响。在最早的人类神话和残存的习俗中，我们会发现这一种系发生的材料的原型。因此，梦成了不容忽视的人类史前的原始资料。

梦对于增长我们的见识所具有的不可估量的价值在于，当潜意识材料进入自我时，它也一道带来了活动方式。这意味着潜意识材料从中得到表达的前意识思想，就好像是本我的潜意识成分一样会在梦的工作过程中得到操纵。就形成梦的另一方式来说，从潜意识本能冲动获得加强的前意识思想会被降成潜意识状态。只有这样，我们才会了解制约着潜意识中事件变迁的规律，才会知晓与我们醒时的思想中所熟知的规则不同的方面。因此，梦的工作实质上是潜意识的活动假身于前意识思想过程的实例。打一个历史的比方，入侵的征服者统治着被征服的国家，他们实施的裁决并非遵循被征服国家的司法制度，而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司法制度。但明白无误的事实是，梦的工作的结果是一种妥协。自我的组织还未瘫痪，它的影响体现在对潜意识材料加以伪装，并体现在下述常常根本不起作用的尝试中，即试图赋予全部结果以一种勉强可为自我所接受的形式（文饰作用）。这就好比是战败的人表示要继续抵抗。

制约着潜意识中事件变迁的法则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足可以解释大部分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梦。首先，存在着明显的凝缩作用的倾向。这一倾向使我们醒时的思想中肯定会保持着分离的要素构成：新的统一体。其结果是，梦的显意中的单一要素常常代表着梦的全部隐意，仿佛它是全部隐意的综合性的隐喻。一般说来，与其来源的丰富内容相比，显梦的范围相当狭小。梦的工作的另一特性并非完全与前一特性无关，那就是精神强度2339（精力贯注）会很便利地从一个要素被移置到另一个要素。因此，在梦念中无关紧要的成分，常常会表现为显梦中最为明显并相应地最为重要的特性。反过来也是如此，梦念中的那些本质要素，在显梦中仅被轻描淡写的隐喻表现出来。此外，一般情况下，两方面的要素都存在着没什么意义的特点，在进一步活动中完全可由梦的工作使一个替代另一个。不难想象，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的这些机制，大大增加了我们解释梦和揭示梦的显意和梦的隐意之间的联系的困难。根据存在着凝缩和移置这两种倾向，精神分析的理论推测：在潜意识本我中，能量处于自由活动的状态，与其他考虑相比，本我更重视释放大量兴奋的可能性。2340我们的理论就是运用这两个特点来确定我们赋予本我的原始过程的特性。

研究梦的工作，还使我们了解了潜意识过程的其他许多值得注意的重要特征。但在此我们只能提及几个。支配性的逻辑规则在潜意识中不起作用，潜意识可称为无逻辑的王国。具有相反目标的驱力同时存在于潜意识当中，没有任何必要在它们之间进行调节。要么，它们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影响；要么，如果有影响，那也不是决定性的，而产生的妥协也没有意义，因为妥协容纳的只是一些互不相容的细节。与此有关的事实是，对立面并不会被分离，它们被看作好像是同一的，因此，在梦的显意中，任何元素都可以具有它的对立面的含义。某些语言学家发现，在大部分古代语言中，便具有很多与上述相同的地方，像“强—弱”、“明—暗”、“高—低”等对立面，最初都由相同的词根所表达。直到对原始词有了不同的修饰，区分了两种对立的意义为止。这种原始的双重意义似乎仍残存于甚至是高度发达的语言中，像拉丁语所运用的词汇“altus”（“高”和“低”）、“sacer”（“秘密”和“公开”）。

由于梦的显意与其背后的隐意之间的联系十分复杂和模糊，提出下述疑问自然是无可非议的，即由一面推演出另一面是完全可能的吗？依靠出现在显梦中的符号的转译，我们必须进行的一切是否都不过是一种侥幸的猜测呢？可以回答说，在绝大多数情形中，问题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但必须借助于梦者本人对显意的元素提供的联想。任何其他的程序都是随意的，并且不可能得到确定的结果。而梦者的联想却会显示出中介的环节，我们能够用它们来填补显意和隐意之间的空隙，并且我们可以借助它们复述梦的隐意并加以“解释”。如果这种解释工作（正与梦的工作相反的活动）有时不能达到完全的确定性，也是不足为奇的。

我们余下的任务，就是对睡眠时的自我为什么承担梦的工作的任务做出动力学的解释。幸运的是，这样的解释很容易做到。借助于潜意识，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每一个梦都对自我提出要求——如果梦源于本我，那就是为了满足本能；如果梦源于醒时的前意识活动的残余，那就是为了解决冲突、消除怀疑或形成意向。不过，睡眠时的自我集中于保持睡眠的愿望，它感到梦的要求是一种干扰，并寻求解除这一干扰。自我通过看起来像是顺从的活动，可以成功地做到：在无害于愿望的满足的情况下，满足梦的要求，从而也就解除了这个要求。以满足一个愿望来替换梦的要求，这一直是梦的工作的基本功能。也许有必要以三个简单的实例来证实这一点——一个是饥饿的梦，一个是寻方便的梦，一个是由性欲引起的梦。在睡眠时，做梦者对食物的需要会使自己感受到：他梦到一顿美餐，并继续睡觉。当然，他可以做出选择，或者是醒来吃点东西，或者继续他的睡眠。他选择了后者，并通过梦实现了饥饿需要的满足——无论怎样，这是暂时的，因为要是他的饥饿持续下去，他还是会醒来。再就是第二个例子。一位睡眠者必须按时醒来到医院上班，但他却一直睡了下去，并做了一个梦，梦到他已经在医院里了，——却是作为一个无需起床的人。再有，夜梦中，一个欲望会变成与受禁止的性对象的享乐活动，如与睡眠者朋友的妻子。他做了一个性交的梦——的确，不是与这个人，而是与他实际上不感兴趣的同名的某个人。或者，他对该欲望的抵抗，也可以表现为他的女主人公完全是匿名的。

很自然，每个案例都不是这么简单。特别是这样的梦，即梦的来源与前日的遗留物无关，以及只是在睡眠状态中才得到了无意识的强化。

要揭示出潜意识动机力量及其愿望的满足，常常是很艰难的任务。但我们可以假定，它始终是存在的。且不说大量的梦并没有任何确定的情调，就是当回想起许多梦实际上都有令人苦恼的内容，乃至梦者会在焦虑中醒来，梦是愿望的满足这一命题就很容易引起大家的怀疑。焦虑的梦并不能用来支持反对精神分析的异议。不要忘记，梦永远是冲突的产物，是一种调和的结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满足潜意识本我的东西可以引起自我的焦虑。

当梦的工作在进行时，有时潜意识会成功地向前推进，有时自我会以更大的能量来保护自己。焦虑的梦大都是那些内容伪装得最少的梦。如果潜意识对睡眠时的自我提出的要求太强烈，使自我无法自如地躲避它，那自我就会放弃睡眠的愿望而醒过来。如果我们说梦永远是一种依靠欲望的满足来解除睡眠干扰的企图，以至于梦成了睡眠的守护者，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到各种经验。这种企图很可能会圆满成功，它也可以失败，这时梦者就会醒来，显然，他正是被梦所唤醒的。因此，也有这样的时候，当那个杰出的伙伴，即责任在于保护小镇睡眠的守夜人没有选择的时候，他就必须拉响警报，唤醒沉睡的小镇居民。

在结束讨论时我要指出，我在释梦问题上所花费的大量时间是值得的。经验表明，我们在研究梦的工作中不断了解到的，并使我们解释了梦的形成的潜意识机制，也会帮助我们去理解神经症和精神病的令人困惑的症状，我们的兴趣也在于此。这种契合不能不激起我们的莫大希望。

第二部分　实践任务

六、精神分析的技术

梦便是精神病（亦译精神变态，psychosis），它具有精神病的全部荒谬、妄想和错觉。一种短暂的、无疑是无害的、甚至具有益处的精神病，是以当事人的认可而开始，并以当事人的意志活动而终止。这仍然是一种精神病。

我们从中会认识到，即使像梦一样深刻的精神生活的改变，也能够得到消除并代之以正常的功能。那么，希望可怕的精神生活的自发疾病也能接受我们的影响并得到治愈，这是不是太大胆了呢？

对于这样的任务，我们已经掌握了许多初步的材料。根据我们的假设，自我的职责是，既要满足它与现实、与本我和与超我的依赖性联系所引起的要求，同时还要维护自己的组织，保持自己的自主性。我们所讨论的病理状态的必要前提条件：只能是自我相对的或绝对的软弱，以至无法实现自己的职能。对自我的最强烈的要求，大概是控制本我的本能冲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得不保持大量消耗于反贯注的能量。但是超我提出的要求也可以变得非常强烈和严酷，致使自我可以陷入瘫痪，也就顾不上它的其他任务了。我们可以设想，在此时出现的经济性的冲突中，本我和超我常常联合起来反对受到紧逼的自我，而自我则试图依赖于现实，以保持自己的正常状态。如果本我和超我过于强大，它们就会成功地瓦解和改变自我的组织，使自我与现实的协调关系受到妨碍乃至终结。我们已由梦看到：一旦自我与外部世界的现实相分离，它就会在内部世界的影响下滑入精神变态。

我们的治疗计划就基于这些发现。自我为内部冲突所削弱，而我们又必须起用自己。这种情形好比一场内战，局面取决于外来盟友的援助。精神分析医生和患者的受到削弱的自我必须共同以外部现实世界为基地，联合起来一致反对敌人，即本我的本能要求和超我的良心要求。我们订立相互的契约。病态的自我答应我们尽量坦诚——即答应把自我觉知的一切材料交由我们处置，我们则向病人保证，听凭病人处理和使用我们的经验去解释受潜意识影响的材料。我们的知识要用来弥补患者的无知，使他的自我重新控制他失控的精神生活。这一契约构成了精神分析的情境。

当我们按约行事，就立即会感到失望，这首先给了我们的过分自信一个打击。如果患者的自我愿意与我们合作，那么，无论受到敌对力量多么强硬的胁迫，它都必定保持着对现实要求的某些连贯的和某些片断的理解。但是，不应该对精神病患者的自我抱有如此的期望。它不会遵守这种契约，实际上它几乎不理会契约。它将很快抛开我们和我们提供的帮助，把我们当成不再有任何意义的外部世界的一部分。从而，我们发现，我们必须放弃这样的想法，即尝试把我们的治疗计划运用于精神病患者——放弃也许是永久的，也许只是暂时的，直到我们找到了另一个更好的适合于精神病患者的计划。

不过，还有另一类病人，他们显然特别类似于精神病患者——其绝大多数患有严重的神经症。他们的致病因素及其致病机制肯定是相同的，或者至少是非常相似的。然而，他们的自我表现出了更多的抵抗和受到了更少的瓦解。虽然许多患者患有疾病并产生功能缺陷，但他们仍能够使自己应付现实生活。这些神经症患者会表示自己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我们将只对他们感兴趣，并将了解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和能用什么方法来“治愈”他们。

我们还要与神经症患者建立契约：一方开诚布公，另一方勿施于人。这看上去好像我们只是要做一个并不信教而聆听忏悔的神父。但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要从患者那里听取的，不仅仅是他所知道而对他人隐瞒了的事情，他还应该告诉我们他并不知道的东西。出于这一目的，我们要给患者对我们所指的坦诚做一个更加详细的说明。我们要他保证遵守分析的基本规则，这个基本规则会使他此后的行为有利于我们。患者不仅应该告诉我们他想说和愿意说的，像忏悔一样得到解脱，而且他同样应该告诉我们其他一切他自我观察到的，出现在他的脑海中的事情，即使这些是他讨厌说的，似乎对他是不重要的，或者实际没有什么意义的。如果患者在接受这种要求之后不再进行自我谴责，那他就将为我们提供大量的材料——思想、观念和回忆——这些材料已受到潜意识的影响，常常是潜意识的直接派生物，从而使我们能够推测到患者受到压抑的潜意识材料，使我们能够通过患者以信息来扩展他的自我对其潜意识的了解。

然而，这并不是患者的自我被动地和顺从地把我们所需的材料提供给我们，并相信和接受我们对材料的解释。还会发生许多别的事情，其中一些我们也许预见到了，另一些则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患者不满足于把分析者看作实际上的帮助者和劝导者。此外，他还因他所遇到的麻烦以获取报酬，并且他本人会满足于那种向险峰攀登的向导角色。相反，患者把分析者看成是自己童年或过去的某一重要人物的再现或化身，结果把无疑用于原型的感情和反应转移到了分析者身上。事实很快表明，移情作用是个意想不到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它是具有无法替代的价值的手段；另一方面，它又是重大危险的根源。移情是两极化的：它既包含着对分析者的积极的（温情的）态度，又包含着对分析者的消极的（敌对的）态度。分析者通常被患者当成自己的父亲或母亲。只要移情作用是积极的，它就会给我们以极好的对待。它会改变整个分析的情境，会把患者恢复健康、免除病症的理性目标置于一边，取而代之的目标是取悦分析者，赢得分析者的赞扬和喜爱。这成了病人合作的真正动力，他的软弱的自我变得坚强起来。在此影响下，患者会做到他平时做不到的事。他消除了病症，看上去已经康复——这仅仅是为了分析者。分析者本人也许羞于承认，他从事的是困难的任务，而没有任何随心所欲的权力。

此外，随着移情作用的关系，带来了两个更进一步的好处。如果病人把分析者看作自己的父亲（或母亲），那他就会把他的超我控制自我的权力给予分析者，因为我们知道，他的父母是他的超我的来源。现在，新的超我有了对神经症患者实施一种再教育（after-education）的机会。再教育能够矫正父母对他的教育造成的错误。但在这方面，必须防止滥用这种新影响。不论分析者多么想成为别人的老师、榜样和典范，以及多么想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去塑造别人，他都不应该忘记，这并不是他进行分析治疗的任务。实际上如果他随心所欲，那就将背离自己的任务。如果他这样做了，那就只会重犯父母以自己的影响压制孩子的独立性的错误，只会用新的依赖性去替代患者早年的依赖性。分析者在其治疗和教育患者的全部尝试中，都应该尊重患者的人格。分析者允许自己合理施加的影响有多大，取决于阻碍病人发展的程度。某些神经症患者保留了如此之多的孩子气，以至于在分析中只能被当作孩子对待。

移情作用的另一个好处也就是，在移情中，病人会以其独特的清晰性当面向我们展示他的重要生活经历。对此，要不是移情作用，患者向我们提供的很可能只是不充分的表述。患者几乎不是把它报告给我们，而是当着我们的面把它做出来。

现在来看另一面的情形。既然移情再现的是患者与其父母的关系，那它也会继承这一关系的两极性。终有一天，患者对分析者的积极态度会转换成消极、敌对的态度。这照例也是重复过去。患者对自己父亲的服从（如果谈到的是父亲的话），对来自父亲的赞赏的企求都植根于指向父亲的情欲。迟早这种要求会进入到移情作用中，并坚持要得到满足。在分析的情境中，这种要求只能遭遇挫折。患者和分析者之间真正的性关系则另当别论，甚至于更微妙的满足方式，像给予偏爱、亲昵等等，也很少为分析者所赞同。这一拒绝会成为转变的诱因，很可能这种事也以同样的方式在患者的童年发生过。

积极的移情作用所导致的成功治疗很容易有暗示（suggestive）之嫌。如果消极的移情作用占上风，那么上述的成功就会成为泡影。我们将惊恐地看到，我们以往的全部辛苦和操劳都已付诸东流。我们一度视为患者的持久的智力增进，即他对精神分析的理解和对分析功效的信赖，转瞬间消失殆尽。他的行为就像一个孩子，无力对他自己做出评判，盲目地相信任何一个他所爱的人，而不相信陌生的人。显然，这些移情状态的危险在于患者不理解移情作用的性质，强把移情作用当作新的现实经验，而不是当作过去经验的反应。如果他（或她）意识到了隐藏在积极移情背后的强烈性欲，他就会相信陷入了情网。如果移情走向另一极，那么他就会觉得受到了侮辱，受到了忽视，他就会恨分析者，将其当成敌人，并准备放弃分析。在这两个极端的案例中，他都忘记了自己在治疗之始达成的契约，使之变得对继续进行正常的分析毫无用处。分析者的任务是，坚定地使患者摆脱危险的错觉，反复地向他表明他自以为新的现实生活不过是过去生活的反映。为免于患者陷入不接受任何证据的状态，分析者要当心不使爱和恨达到极端。这取决于患者对这些可能性的充分准备，和分析者不忽略这些可能性的初始迹象。依此谨慎处理移情作用，一般会有极好的效果。如果我们像通常能够做到的那样，成功地启发患者认识到移情现象的本来面目，那我们就解除了患者进行抵抗的有力武装，并会化危险为收获。因为患者绝不会再次忘记他以移情的形式所经验到的一切，这比患者以其他形式能够得到的经验具有更大的取信力量。

我们最不希望的是，病人不是去记住移情，而是装作与移情无干。对我们来说，理想的行为应该是，患者在脱离治疗时表现得很正常，而只是在移情作用中才显示出他的变态反应。

我们用来加强受到削弱的自我的方法有，扩大自我的自知，这是个出发点。当然，这并非是全部内容，而仅仅是第一步。丧失对自身的了解，对自我来说意味着丧失自己的权力和影响，这是自我受到本我和超我要求的围困和制约的第一个明确的标志。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提供的帮助是我们理智的工作和鼓励患者予以合作。如我们所知，这种初步的工作意在为下一步更艰难的工作铺平道路。即使在最初阶段，我们也要看到这一工作的动力因素。为了治疗，我们从多种渠道收集资料——患者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和自由联想；患者在移情时向我们表明的内容；我们通过解析患者的梦得到的，以及患者的失言或动作错乱所泄露的材料。所有这些资料都会有助于我们解释病人遇到过而又被他遗忘的事情，和现在病人正遇到的而他又不理解的事情。但在所有资料中，我们务必在我们的了解和患者的了解之间做出严格的划分。我们不应立即告诉患者我们在初期屡次发现的事情，也不应告诉病人我们的全部发现。当我们要向患者透露由我们的解释得出的某一了解时，我们应周密思考并等候我们认为是适当的时机——这一时机并不总是很容易确定。通常，当我们把解释和说明告诉患者时，他自己几乎已经得出来了，仅差一步之遥。当然，这一步事实上是关键的综合。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在患者还没有准备时，就把我们的解释全部告诉他，那不是不起作用，就是引起爆发的抵抗，而抵抗会使我们进一步的工作更加困难，甚至有使工作完全停顿下来的危险。但是，如果时机成熟，那患者常常就会立刻进一步确证我们的解释，并主动回忆他所遗忘的内部或外部事件。我们的解释越是符合患者遗忘的事件的细节，患者就越容易接受。于是，就这一特定事件而言，我们的了解也就成了患者的了解。

提到抵抗，我们便进到了我们的任务的第二个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已经知道，自我凭借反贯注来防备自己受到来自潜意识和受压抑的本我的不良元素的侵害，如果自我要正常发挥作用，就一定要保持不受损害。自我越是感受到紧迫，它就越起劲地（好像很害怕地）依赖于反贯注，为的是使自己的剩余部分免受进一步的侵害。然而，这个防御性的目的根本不是我们的治疗所要达到的。相反，我们的愿望是，在我们的确切帮助下，自我变得大胆起来，敢于采取攻势，以重新夺回所失去的东西。我们在此才注意到抵抗我们工作的反贯注力量。自我会由于畏惧危险和不快乐而从与分析者的合作中退缩。但只要它不打算拒斥我们，那它就肯定会不断接受鼓励和安慰。把持续于整个治疗过程并随工作进展而更新的这一抵抗了解为压抑引起的抵抗，是不够正确的。我们将发现，它并不是我们面对的唯一抵抗。注意到这一点是很有趣的，即在分析的情境中，交战各方与我们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倒转过来了：自我变得反对我们的鼓动，而通常是我们对手的潜意识却成了我们的帮手，因为它具有自然向上的动机，并强烈要求冲破固定的前线进入自我，从而进入意识。如果我们达到了目的，能够引导病人的自我克服抵抗，发展中的斗争就会顺着我们支配的方向并且借助我们的帮助进行。在自我与本我的斗争中，无论本我战胜了自我，还是自我最终解除了本我，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无论谁获胜，永久的危险解除了，自我的范围扩大了，心理的能量无需再浪费了。

克服抵抗是最费时间和最麻烦的，然而又是最值得做的工作。因为这一工作产生有利于自我的转变，使自我能独立承担移情的后果并适用于生活。同时，我们努力使自我避免受潜意识的改变。只要我们能在自我中检查出潜意识的派生物，我们就指出其不合理的根源，并促使自我拒绝这些影响。应当牢记，潜意识元素对自我的改变不应超出一定限度，这是我们帮助病人抵御潜意识侵犯的契约的先决条件之一。

随着我们对神经症患者心理生活的工作越发深入和了解，作为抵抗的根源的两个新因素更清楚地引起我们的密切注意。病人对这两个新因素完全无知，而在订立治疗契约时，我们对它们也从未考虑过，并且它们不是出自病人的自我。尽管它们有不同的起源，但在其他方面具有类似性质，大致可包括在一个名称中，即“害病或要受苦的需要”。第一个因素可以叫做罪恶感或罪恶意识，但患者并没感到和有所知觉。显然，超我的抵抗部分变得特别强烈和残酷，患者注定不能好转，而是必须保持病态，因为他命该如此。这一抵抗实际上不妨碍我们的精神分析过程，但又使分析过程不起作用。它常常让我们消除了某一症状，却早已准备了另一症状取而代之，或者代之以某种身体疾病。罪恶感也能解释我们所见的某些严重神经症患者的治愈和好转：问题在于病人应该是痛苦的——以什么方式都无关紧要。患者明显地毫无抱怨地屈从厄运，忍受痛苦，但痛苦也流露了出来。为了防止这种抵抗，我们不得不限于患者意识到这一点，并努力逐步消除超我的敌意。

证明另一种抵抗的存在也并非易事，而且特别难以对付。有这样一些神经症患者，从其反应判断，他们的自我保存本能实际上是反向的。他们似乎在追求自我伤害和自我破坏。这类人最终有可能走上自杀道路。在这种人身上，产生了深刻的解除结合的本能，结果解放了指向内部的破坏本能的巨大力量。这类患者不能容忍我们的治疗，而且尽力反抗。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还不能完全解释这类病例。

让我们再一次审查我们企图帮助患者治疗神经症自我所已达到的情境。这一自我不再能完成外界（包括社会）提出的任务，他已不能控制自己的全部经验，并失去了大部分的记忆。它的活动受制于超我的禁令，它的能量无效地耗费在逃避本我的要求上。此外，由于本我的不断闯入，自我的组织受到了损害，再不能进行任何适当的综合，它为相互敌对的冲动、未解决的冲突和怀疑所分裂。由此出发，我们遂让患者的自我参加精神分析解释的纯智力工作，使他能暂时补充心灵资产的空隙，把他内心的超我权力转移给我们。我们鼓励患者的自我与本我的每一个别要求进行斗争，并战胜与之有关的抵抗。同时，我们通过检查挤入意识的来自潜意识的冲动和内容，恢复自我的秩序，并追溯它们的起源，使之受到批判。我们以不同的职能，以教师、教育家和父母的权威和替身为病人服务。如果作为一个精神分析者，我们使病人的自我上升到正常水平，并把潜意识和压抑的内容转变成前意识资料，使这些资料重新归自我所有，那我们就为病人尽了最大的努力。在患者身上也存在着某些有利于治疗的理性因素，如在其痛苦中具有动机力量的康复的需要，以及在精神分析理论和治疗中可以在病人身上唤醒的智力兴趣等。更为巨大的力量是患者的积极的移情作用。但另一方面，反对我们的是消极的移情作用，即自我因压抑（即必须以不愉快对待加诸自身的艰苦工作）而引起的抵抗；与超我有关而引起的罪恶感以及由于本能组织的深刻变化而引起的害病需要。病情的轻重与否是由后两个因素决定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对治疗工作可以有利或不利的因素：如精神的惰性，不愿放弃自身固执性的力比多的迟滞，这些因素难以对治疗有利。而使本能升华的能力可以使病人从自己的粗俗的本能生活中解脱出来，对治疗有一定的帮助。其他如智力功能的相对力量对治疗也很重要。

如果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最终的治疗结果有赖于量的关系——即有赖于我们在病人心中动员的对治疗有利的能量与反对我们治疗的能量的对比，那我们是不应失望的。相反，而是应当感到完全可以理解。在此，上帝又一次站在强者一边。当然，我们的治疗并非总是成功，但至少我们总可以知道为什么不成功。那些并非出于治疗兴趣而跟随我们讨论的人，在这种承认之后也许就会轻蔑地转身而去了。然而，我们在此讨论的只是心理治疗的方法，暂时还没有其他方法。也许未来，可以用特殊的化学物质直接影响心理的能量，直接改变精神结构的分布，也许还会出现其他一些意想不到的治疗可能性。但迄今为止，我们尚没掌握比精神分析更好的技术，因此，尽管精神分析还存在局限性，但仍然是不容忽视的。

七、精神分析工作的一个范例

对精神的结构，对构成这一结构的成分、组件和机构，对活动于其中的力量，以及对它的成分所具有的功能，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一般性的了解。神经症和精神病都是些状态，结构的功能失调正是以这些状态得到了表达。我们之所以选择神经症作为研究课题，是因为只有它适合于我们研究的心理学方法。当我们试图影响神经症的时候，我们便汇集了相关的观察。这些观察给了我们一幅神经症产生过程及其产生方式的图景。

在开始描述前，让我们首先说明我们的主要发现之一。神经症（不像传染病）没有特殊的决定因素，寻找病源之类的刺激物是徒劳的。神经症易于转变为一般所谓的正常。但另一方面，几乎所有正常状态都很少不能指出带有神经症的特性。神经症患者也像其他人一样拥有大致相同的先天倾向，拥有同样的经验，拥有同样的事情做。那么，为什么他们却生活得如此糟糕，面临着更大的难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遭受着更大的不幸、焦虑和痛苦呢？

我们没有必要因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而困惑。完全可以把量的失调看作是神经症患者的不适和痛苦的因由。的确，人的心理生活采取的所有形式的决定性原因，都可以在先天的倾向和偶然的经验之间的互动中找到。一个特定的本能也许先天太强或太弱，或者一个特定的能力也许在生命中发育不全或没得到适当的发展。在另一个方面，外部的影响和经验会对不同的人施以不同的影响，而一个人的素质所能处理的也许是另一个人所无法企及的。这些量的差异将会决定结果的不同。

可是，我们很快就会感到，这个解释并不令人满意。它太一般了，它解释的太多了。病因学适用于每一例心理的疾患、痛苦和无能，但是，并不是每一这样的状态都能被冠之以神经症。神经症拥有独具的特征，它们是特定种类的痛苦。或许我们可以采取这种假定，在心理生活必须涉及的任务中，有一些特别容易导致不幸。因此，神经症现象非常鲜明的特性就会从这而来，而无须我们收回早些时候的主张。如果神经症与正常人的心理特点的确没有差别，神经症的研究对我们了解正常人就有极大的价值。通过这一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正常人心理组织的“弱点”。

我们上述的假设得到了证实。精神分析的经验告诉我们：有一种需要对付的本能要求不仅最容易失败或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而且一生还存在着一个时期专门或最容易发生神经症。本能的性质和有关的人生时期尽管是有密切关系的两个因素，但我们将分别加以论述。

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论述这一生活时期的作用。神经症似乎只是儿童时期到6岁为止获得的，尽管其症状可以很久以后才表现出来。儿童期神经症的表现时间可以很短甚至被人忽略。在每一病例中，后期的神经症疾病都与童年的预兆有着密切的联系。有可能的是，所知的创伤性神经症（由于过度的惊吓或者严重的身体打击，像铁路事故、活埋等等）是例外，它们与童年期决定因素的关系至今未得到证实。阐明为什么在童年期的开始阶段容易得病并不困难。我们知道，神经症是自我的错乱，所以，儿童期的自我是脆弱的、不成熟的、没有抵抗力的，不能处理长大后很容易处理的事情，这是毫不奇怪的。在这种情形下，内部的本能冲动和外界的刺激可以作为“创伤”而活动，尤其是它们在中途与某种先天倾向性相汇合的时候，孤立无援的自我想借逃避（压抑）对它们进行防御，但这种方法变得无效了，而且对未来发展有永久性的妨碍。自我受到的最初经验的损害是极不相称的巨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而我们只是有必要做这样的类比，用针来刺细胞分裂活动中的细胞体（就像在Roux实验中那样）和用针来扎最终出自这些细胞的成熟的动物，结果是不同的。没有人不带有这种创伤体验，也没有人能逃脱创伤体验引起的压抑。然而，自我方面的这种有问题的反应也许是这同一时期提出要达到的另一人生目的所必不可缺的。在这短短的几年内，幼小的儿童必须成为一个文明人，要以不可思议的简缩形式走过人类文化发展的漫长道路。这可能是遗传组织造成的，但如果没有后天的抚育，作为超我的先驱的父母的影响，用禁令和惩罚对自我活动加以约束，鼓励或强迫压抑的机构等这一类额外帮助，实现这一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在神经症的决定因素中包括有文化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野蛮人很容易保证健康，文明人则不容易。所以，一个不受禁止的、有力量的自我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们生活的时代告诉我们，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这种要求是与文明敌对的。由于家庭的抚育代表着文明的要求，我们务必牢记人类种族的生物特性——儿童依存性的漫长时期——在神经症病因方面的巨大作用。

至于另一个特殊的本能因素，我们首先遇到的是理论和经验之间的有趣的分歧。从理论上讲，可以假设任何种本能都可以产生同一压抑和相应的结果。但是观察表明，就我们的判断而言，具有病理作用的刺激总是源于性本能。神经症症状可以说无一例外地不是对某种性冲动的代替满足，就是用以防止这一满足的手段。这些病症照例是两者的调和，而且符合潜意识中两个相反力量之间的运行法则。目前，我们理论中这一空白尚不能得到填补。我们的结论由于下列事实而变得更加困难了，即大多数的性生活冲动不是单纯的性爱性质，而是与破坏本能结合在一起的。然而，毫无疑问，在生理上表现为性欲的本能在神经症的起因中起着绝对主导作用——至于是否是唯一的原因，尚有待于确定。同时，务必牢记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其他的机能像性欲一样为人们激烈地和广泛地拒绝接受。理论必须依赖满足于下面揭示出来的深层联系的几点提示：首先，儿童早期，自我从本我分化出来，这也是早年性欲的旺盛时期，直到潜伏期才告结束；其次，这一短暂时期后来成为幼年健忘症的牺牲品很难是偶然发生的；最后，性生活中的生物变化（如上述提及的性机能的二相性、性兴奋的周期性的消失和女性月经与男性兴奋之间关系的转变），这些性欲的变革在动物向人类的进化中必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独立的数据有待未来的科学把它们结合成一种新的见解。此地的空隙不是心理学的，而是生物学的。也许可以说，自我组织中的弱点似乎在于它对性机能的态度，好像自我保存和种族保存之间的生物学的对立得到了心理上的表述。

精神分析的经验使我们深信这种说法，即儿童是成人的心理之父。出生后第一年的经历对人的一生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我们特别关注这一时期是否有可以描绘为主要经验的某些事件。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并非适用于一切儿童的某些影响，虽说也够普遍的了，如大人对孩子的性辱骂，来自稍大的其他儿童的诱惑，以及我们没料到的，儿童亲身耳闻目睹大人（父母）的性行为。在此时，大部分人总认为孩子们不感兴趣或不理解这一现象，或以后不会再记起来了。不难确定这种经验唤起了孩子的敏感性，并驱使孩子形成以后难以改变的释放性冲动的习惯到达何种程度。由于这些印象不是立即就是事后在记忆中受到压抑，所以，这些印象构成了神经症强迫行为的决定因素，从而使自我以后不能控制性的机能，而且很可能永远失去机能的控制。如果发生后一种反应，就会导致神经症。如果不失去控制力，各种性反常也会发展起来，或者，性机能将会成为完全不可控制的。这种机能不仅对繁衍后代极为重要，而且对整个生活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尽管这一类情况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的兴趣却更集中于每一儿童注定要经过的一种情境的影响。这一情境是由于儿童由别人主要是父母抚养的较长时期这一因素而产生。我想到了俄狄浦斯情结，之所以这样称呼，是由于其实质是在古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王身上发现的，一位伟大的戏剧家将这一神话在戏剧中保存下来。俄狄浦斯这位希腊英雄杀父娶母是无辜的，因为他不知道他们是自己的父母。这偏离了我们容易理解的精神分析事实。我们认为，这个杀父娶母的分析事实是不可避免的。

在此，我们必须分别描述男孩和女孩（男性和女性）的发展，因为现在首次在性别方面发现了心理表现的差异。我们在此遇见了性的两重性的生物事实之谜：它是我们要理解的一个最后的事实，不能用追溯到其他事实的任何企图加以解释。这是一个纯生物学的问题，精神分析对此无法阐述。在心理生活中，我们只是发现了这个巨大对立面的反映，但对以下的长期悬而未决的事实却难以做出解释：每一个体都不限于单一性别的反应模式，而是多少为异性的反应模式留有余地。正如男性和女性的器官得到充分发展，但常常有异性遗留下来的萎缩的无用器官的痕迹。我们在区别男女的心理差别时，用的只是显而易见的一种不适当的经验和传统的提法：我们把强壮的、主动的称为男性特点，把软弱的和被动的称为女性特点。而这种心理的双性化事实引起我们研究上的困惑，以致很难加以描述。

婴儿的第一个情欲对象是哺育他的母亲的乳房。爱起源于对得到满足的营养需要的依附。毫无疑问，婴儿最初不能区分母亲的乳房和自己的身体。当母亲的乳房必须与身体分开而转移到“外部”时，由于婴儿常常发现乳房不在，于是把一部分原始自恋的力比多贯注当作了一个“对象”。这第一个对象后来变成了儿童的母亲这一完整的人，母亲不仅哺育婴儿，而且照料婴儿，因而在婴儿心中引起了其他一些愉快或不愉快的生理感觉。由于母亲对婴儿的身体的照料，她变成了婴儿的第一个诱惑者。在这两种关系中，为儿童扎下了这样的根，即母亲的独特的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为孩子的整个一生建立了不可更改的第一个也是最强烈的爱的对象，并成为孩子以后一切两性爱情关系的原型。这种种系发生的基础远远超过个人的偶然经验，所以，是母亲亲自哺乳或是用奶瓶哺乳而从未享受母亲的爱抚，这种差异已变得无关紧要了。在这两种情形下，婴儿的发展都遵循着同一道路，也许在第二种情形中，婴儿以后的生长渴望还更强烈些。因为无论母亲哺乳期有多长，在断奶后，孩子总感到母亲的哺乳太短太少了。

这个前言并不多余，因为它有助于我们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强烈性的认识。当男孩（从2～3岁开始）进入力比多发展的阳具欲期时，他对性器官开始产生情感，而且学会用手使其兴奋。他成为母亲的爱恋者，他开始通过对性生活的直觉或猜测而渴望占有母亲，他通过炫耀男性器官引以为荣地去引诱母亲。总之，他那早期觉醒的男性化使他追求取代父亲的地位而占有母亲。男孩一直把父亲视为情敌，嫉妒父亲的健壮体魄和他的衣着所标志的权威。父亲现在成为妨碍男孩的敌手，甚至男孩想去之而后快。如果父亲不在，男孩就能与母亲同睡一床，而父亲一回家，他就得重新离开。父亲不在场他就感到满足，父亲出现他就感到失望，这已成为男孩深深感受的经验。这就是俄狄浦斯情结的主题，古希腊神话已经将它从儿童的幻想世界转译成假托的现实。在我们的文明条件下，俄狄浦斯情结注定是一个可怕的结局。

母亲非常明白男孩的性兴奋与自己有关。母亲迟早认识到放任自流是不对的。母亲认为自己禁止男孩摆弄性器官是正确的。然而，她的禁止并没有效，至多能改变孩子获得满足的一些方式。母亲终于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她威胁孩子，要割掉他满不在乎向她展示的性器官。通常为了使威胁更可怕可信，她扬言要让父亲来动手，她说要去告诉父亲，父亲会来阉割他的生殖器。令人奇怪的是，这种威胁只有当另一个条件或先或后得到实现时才发生效果。就事情本身而言，孩子并不相信阉割真会发生。但是，如果在威胁时，他能回忆女性的生殖器或威胁后不久他看到女性生殖器——女孩身上竟真正缺少这一有价值的部分，他就开始认真对待听到的威胁一事。于是他在阉割情结的影响下，体验到了童年生活的最大创伤。2341

阉割威胁的效果是多重的和不可估量的。它们影响着孩子与父母的整个关系，并且影响儿童以后与男女的一般关系。儿童的男子气概是经受不住这最初的打击的。为了保存性器官，他不再敢占有母亲，他的性生活永远为禁令所阻止。如果他身上存在着我们所说的强烈的女性成分，其力量就会因男性气概的屈从而增强。他对父亲也对母亲一样采取了被动的态度。阉割威胁确使他杜绝了手淫。但并没有使他放弃想象中的手淫活动。相反，因为这些现象是唯一满足性欲的方式，他比以往更加沉溺于其中。在幻想中，尽管他仍然继续以父亲自居，但同时或更以母亲自居。早期手淫幻想的这些派生物以及矫正结果，对后来自我以及性格的形成起着极大的作用。除了增强了他的女性倾向外，对父亲的害怕和憎恨也变得十分强烈了。男孩的男性气概退缩了，似乎转为对父亲的鄙视态度，这一态度将在人类社会中以一种强制的形式支配着他的行为。对母亲的性固着常常以对她的极度依赖的形式保留下来，持续而为一种对女性的依附。他既不敢冒险去爱母亲，也不敢让母亲爱自己，因为这样做，母亲就会把自己出卖给父亲而送去阉割。对于这种具有来龙去脉的整个经验，我们只对其一部分进行了有选择的描述。这种经验受到强有力的压抑，由于潜意识本我的法则可能在起作用，此时一切活跃着的相互斗争的情绪冲动和蠢蠢欲动的反应都保留在潜意识中，并且准备在青春期后搅乱自我的后期发展。当性成熟的生理过程把新生活重新注入童年已被克服了的原有的力比多固着时，性生活将会受到抑制，并因缺乏同性而分裂为相互冲突的冲动。

当然，阉割威胁对男孩萌发的性欲的影响并不总是具有可怕结果，最终的影响依赖所遭受的损失和所回避的量的关系而定。可以看作童年期的中心经验，幼时的最大问题和长大后不适的主要源泉的这一整个事件，后来被完全遗忘了。所以，在精神分析工作中，在成人身上重建这些经验时，成人是极不相信的。的确，人们对这些经验十分反感，以致对这个犯禁的主题保持沉默，那些最明显的暗示也由于不理解而被忽略了。例如，我们常常可以听到反对的意见，认为俄狄浦斯王传说与精神分析的解释事实上没有任何联系，二者截然不同，因为俄狄浦斯王并不知道自己杀的是父亲，娶的是母亲。在此所忽略的是，如果是在对材料进行诗化处理时做出的尝试，那么这种歪曲就是不可避免的，以及并没有加上更多的新异材料，而只是巧妙运用了主题所提供的因素。否认俄狄浦斯情结是潜意识状态的合理表达，对成人来说，整个经验都开始于此。使英雄无罪或应该使英雄无罪的神谕强制力，是对命运的必然性的认识，这宣告了每个儿子都要经历俄狄浦斯情结。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再次得到印证的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即另一个戏剧性英雄之谜，按照俄狄浦斯情结多么容易就能够得到解答。因为王子遭遇的不幸超出了对别人的处罚，这与他自己的俄狄浦斯愿望相吻合——因此，文学世界通常缺乏理解，表明了人类准备要牢牢掌握幼年的压抑。2342

然而，在精神分析诞生的一个多世纪前，法国哲学家狄德罗（Diderot）就通过表达原始世界与文明世界之间的不同，见证了俄狄浦斯情结的重要性。他是这样说的：如果幼小的未开化的人就剩下他自己，保留了他所有的愚昧，以及幼小儿童的贫弱理智加上30岁男人的狂热，那他就会勒死他的父亲，投怀他的母亲。我敢说，如果精神分析夸耀受压抑的俄狄浦斯情结是唯一的发现，光凭这一点就可以说对人类做出了宝贵的新贡献。

小女孩的阉割情结效果则较为一贯，但同样深刻。当然，女孩不必害怕失去阴茎，但她一定会想到自己为什么没有。她一开始就嫉妒男孩生有阴茎，她的整个心理发展可以说是在这种嫉妒阴茎的气氛下发生的。她开始徒劳地像男孩那样去做，后来她成功地做出了补偿自己缺陷的努力，最终导致形成了正常的女性态度。如果在阳具欲期，她想象男孩凭借手淫获得愉快，她往往不能获得充分的满足，从而把阴茎不发育带来的自卑感扩及于整个自我。通常她很快放弃了手淫，因为她不愿联想到兄弟和男伴的优越性，而且完全放弃了性欲。

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小女孩具有坚持要变成男孩的最初愿望，她最终将表现为同性恋，否则就在以后的生活中表现出明显的男子特性，如选择男子的职业等。女孩嫉妒的另一表现是放弃所爱的母亲，作为女儿，在阴茎嫉妒的影响下，她不能原谅自己的母亲，因为是母亲把她带到世界上来而缺少阴茎。由于对这件事的不满，她不再爱她的母亲，而用其他人（她的父亲）来代替母亲作为爱的对象。如果一个人失去了爱的对象，最明显的反应是认同于这一对象，通过认同作用从内部取代这一对象。现在认同机制帮助了小女孩。以母亲认同取代对母亲的依附。像在游戏中表现的那样：小女孩把自己置身于母亲的位置，她试图用父亲取代母亲，开始憎恨从前所爱的母亲。这出于两个动机而使她嫉妒和使她因缺少阳具而感到耻辱。她与父亲的新关系是能满足于控制她的阳具的愿望，但由此最终导致了另一愿望，即要与父亲生一个婴儿作为礼物。因此，怀有婴儿的愿望取代了具有阳具的愿望，或者无论如何与这个愿望分裂开来。

有趣的是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的关系在男女之间应当采取不同的形式，实际上是一种对立的形式。在男孩身上，正如我们所见，阉割威胁使俄狄浦斯情结趋于消失。而在女孩身上我们发现了相反的情况，正是由于缺少阳具，才迫使她们陷入俄狄浦斯情结。如果她保持着女性的俄狄浦斯态度（通常用“爱列屈拉情结”表示），并不妨碍她成为一个女人。在这种情况下，她将按照父亲的特点选择未来的丈夫，并准备承认他的权威。如果她能把对器官的爱推而及于器官的所有者，如同早年从对母亲乳房的爱扩及母亲本人那样，那么，她那不可遏止的占有阳具的渴望将可获得满足了。

如果人们问精神分析者，在他的病人的精神结构中，什么是他的经验的影响最难以触及的。回答将是：女人的企求阳具的愿望和男子的对自己性别的女性态度，当然这一态度的前提将会是阳具的丧失。

第三部分　理论成就

八、精神结构与外部世界

当然，我在第一章中提出的所有一般的发现和假设，都源于艰苦和细致的工作，对此我已在前面的章节中给出了实例。现在，我们也许很想对我们通过诸如此类的工作而实现的知识增长做出考察，并思考我们为未来的发展开辟了什么样的道路。在这一点上，我们会注意到下述的事实，即我们常常不得不大胆越过心理科学的界限。我们涉及的现象并不只属于心理学，它们也有器质性的和生物学的侧面。因此，在努力建立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我们也得出了某些重要的生物学发现，并且不可避免地提出了新的生物学假设。

但暂时还是让我们仅谈及心理学。我们看到了，要划出心理常态和心理变态的分界线，在科学上并不是行得通的，以致这种区分虽然实际很重要，但仅仅具有世俗的价值。因而，我们能够通过研究心理失常来理解正常的心理生活——如果这些病理状态，像神经症和精神病，有根本不同的独特原因，那就做不到这一点。

通过研究睡梦中出现的短暂无害、实际又起着作用的精神异常，给了我们一把理解生活中长期和有害的精神疾患的钥匙。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大胆地断言，意识心理学很难理解梦，也就同样很难理解正常的心理功能。意识的自我觉知纯属自以为是，事实证明了，它根本不足以探测心理过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足以揭示心理过程的相互联系，也不足以认识心理过程失常的决定因素。

我们的假设是采纳一个精神结构，它是扩展于空间、暂且汇集到一起、为生活的迫切急需而发展起来的，它仅仅在一个特定的点和在某些条件下才产生意识现象——这个假设使我们能够在类似于任何其他科学、像物理学的基础之上建立心理学。在我们的学科中，就像在其他学科中一样，问题是相同的。在经过检查而直接呈现给我们知觉的对象的那些属性（性质）背后，我们必须去探索某些内容，它们更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器官的特定感受能力，并更接近于被认为是真正的事态。我们无法达到真正的事态本身，因为很显然，我们推论到的任何东西都必定要被转换成我们的知觉语言，而我们要摆脱这一点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这个学科的本性和局限也就在于此。就好像我们在物理学中所说的：“假如我们能看得足够清楚，我们就会发现，表现为固体的东西乃是由这样那样形态和大小的粒子所构成的，并且占有这样那样相对的位置。”与此同时，我们试图通过人造的辅助物来最大可能地提高我们感官的效率。不过，可以设想，所有这样的努力都不能影响到最终的结果。现实将总是保持“不可知”。科学从我们最初的感官知觉中得到的收获，就在于洞悉外部世界中存在的联系和依从关系。这些联系和依从关系能以某种方式被如实地复制或反映在我们的思想和认识的内部世界中，使我们能够去“理解”外部世界中的某些事物，去预见它们和有可能去改变它们。我们在精神分析中采取的步骤就与此十分类似。我们发现了填补我们意识现象中的裂隙的技术方法，我们运用这些方法就像物理学家运用实验一样。以此，我们推论了一些其本身是“不可知的”过程，并把它们引进了我们意识到的过程中。例如，如果我们说：“在这一点上介入了潜意识的记忆”，那就意味着：“在这一点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对它还不能形成观念，但它如果进入了我们的意识，它才能够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得到描述。”

我们对进行这种推论和引进的合理性论证，以及相信它们的程度，其每一个体实例自然都是可以批评的。而不可否认的是，要得出一个具体结果常常是极其困难的——这表现为在分析者之间缺少一致性。问题的新奇性会因为缺乏训练而受到指责。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学科本身固有的特殊因素：因为心理学与物理学不同，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总是只能引起冷静的科学兴趣的事物。因此，我们对这一事实也将不会感到十分惊讶，即当一个女性分析者并不确信她自己对阳具的强烈愿望，那她也就不会强调这个因素对她的病人的重要性。错误的根源在于个人因素，但这样的根源从长远来看并不特别重要。如果一个人查阅关于显微镜的使用的旧教本，他就会惊奇地发现，当显微镜的技术还是刚刚出现的时候，它就对使用这种工具进行观察的人们的人格提出了特别的要求——对全部这些要求，直到今天也没有提出过疑问。

我不可能尝试去完整描绘精神结构及其活动。我会发现自己受到如下事实的阻碍，即精神分析还一直没有时间同等地研究所有那些功能。因此，我只满足于自己对在第一章中所谈到的内容逐一做扼要的重述。

我们生命的核心是由混沌的本我构成的，它与外部世界没有直接的交往，甚至只有通过其他作用的媒介，才会为我们自己的知识所理解。在本我中，肌体的各种本能在起作用，它们本身是两种原始力量（爱欲与破坏）以各种比例相融合的混合物，并且它们通过与不同器官或器官系统的联系而彼此分化开来。这些本能的唯一驱力是获取满足，这被认为是出自器官借助外部世界的对象而发生于其中的某种变化。但是，像本我的愿望这样的本能，其直接的和肆意的满足经常会导致与外部世界的危险冲突和引来灭顶之灾。本我并不知晓为确保生存而产生的担忧，因而也不知道焦虑。或许更正确地说，尽管它能产生焦虑的感觉要素，却不会利用它们。可能被假定存在于本我的精神要素之中或之间的那些过程（原发性过程），与存在于我们的智力和情感生活中、经由我们的意识知觉而为我们所熟悉的那些过程是大不相同的。它们不受逻辑的严格限制，因为逻辑会以不合理为由排斥其中的某些过程，并谋求消除它们。

与外部世界相隔绝的本我有它自己的感觉世界。它异常敏锐地觉察出在它内部的某些变化，特别是来自它本能需要的紧张性的波动。这些变化作为快乐一不快乐系列中的感受而变成意识。无疑很难说这些知觉是通过什么方法和借助于什么感觉终端器官而发生的。但已知的事实是，自我觉知——一般感觉和快乐——不快乐的感情——以专横的力量制约着本我中的事件变迁。本我服从于不可抗拒的快乐原则，但本我并不是单独如此。看来其他精神作用的活动也只能修正快乐原则，却不能取消它。快乐原则究竟何时和怎样才可能得到克制，这仍然是理论上最为重要的问题，并且还没有得到解决。快乐原则是要求减少，也许实际上是要求消除本能需要的紧张（即达到无忧无虑的境界），这一考虑导致快乐原则与两种原始力量（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之间仍未确定的联系。

心灵的另一构成部分是我们最为了解的和最容易认识到的——那就是众所周知的自我——它是从本我的表层中发展出来的，本我的表层通过适应于接受和排斥刺激而直接与外部世界（现实）相接触。自从有了意识知觉，它就不断影响到本我的越来越大的领域和越来越深的层次。但它一直保持着对外部世界的依赖，一直带着它的起源的不可磨灭的印记。自我的心理功能就在于把本我中的（事件的）变迁提到更高的能动水平（也许是通过把变动不居的能量转变成受约束的能量，可相当于前意识状态）。自我的建构功能就在于把思想活动引进到本能的要求和满足本能的行动之间，思想活动在确定了它当前的方向和估价了先前的经验之后，就努力利用试探性行动去预测所规划的行动过程的结果。以这种方式，自我就会做出决定：获得满足的企图是力求实现呢，还是加以拖延，或者也许它根本就不必要，因为本能的要求是危险的而完全受到了压抑（在此我们就有了现实原则）。就像本我单一地指向获得快乐一样，自我主要考虑的是安全。自我义不容辞地担负着自我保存的任务，而这正是本我所忽视的。它（自我）运用焦虑感作为信号，对威胁着自身完整的危险发出警告。因为记忆的痕迹，特别是言语残余能够变成意识，起着与知觉相同的作用，所以就有引起混乱的可能性，导致对现实的误解。自我通过建立现实检验来使自己避开这种可能性。由于睡眠状态的独特条件，这种现实检验才得以在梦中失去效用。自我寻求在机械力量占主导的环境中保存自己，会受到最初来自外部现实的危险的威胁。但威胁着它的危险并不单单来自外界，它自己的本我也是类似的危险根源，这是由于两个不同的原因：首先，过度强烈的本能会伤害自我，这与外部世界的过度“刺激”会伤害自我相类似。实际上，前者不能毁灭自我，但却能够毁灭自我特有的动力组织，使自我重新变成本我的一部分。其次，经验可以告诉自我，某些本身并非无法忍受的本能需要，其满足会带来现实世界中的危险，因此，这种本能需要也会成为危险。从而，自我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它必须既防止外部世界消灭自身的威胁，又要防止内部世界提出过度的要求，以求得自己的生存。它采取了相同的方法来防御二者，但它对内部敌人的防御是特别不利的。自我在起源上与这个内部敌人相一致，此后它们又以最密切的关系共同生存，结果自我极难逃避内部的危险。内部的敌人虽然能暂时受到压制，但却一直作为威胁而存在。

我们已得知，童年初期虚弱的和不成熟的自我在其努力避开那个生命时期特有的危险时，是怎样受到加之于它的压力和长久伤害的。儿童通过他们父母的关心而得到保护，以防止来自外部世界的、威胁着他们的危险。他们为这种安全感付出的代价是对失去爱的恐惧，失去爱会使他们面对外部世界的危险，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当一个男孩发现自己处在俄狄浦斯情结的境况中，从原始根源得到加强的阉割危险对他的自恋构成威胁的时候，上述的因素就会对冲突的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迫于当前实际的危险和有其种系发生基础而回忆到的危险这两种影响的共同作用，儿童开始尝试进行防御（压抑），这暂时是有效的。然而，当后来性生活重新活跃，从而对过去受到拒斥的本能欲望带来强化时，在心理上就变得不适宜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就必然会认为自我控制早期性兴奋的任务是完全失败的，也就是当时它的不成熟对此还难以胜任。我们从自我的发展落后于力比多的发展当中，会了解到导致神经症的基本前提。我们无法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儿童的自我不承担这个任务——就是说，如果儿童的性生活可以听其自由，就像在许多原始人中发生的那样，神经症就能够得到避免了。很可能神经症疾患的病因要比我们在这里描述得更为复杂，即便如此，我们也至少说明了致病情结的一个基本的部分。我们不应该忘记种系发生的影响，它以某种方式被表现在本我中，其形式我们还不能掌握。并且它必定会作用于自我，这种作用在早期比在后期更强而有力。在另一方面，我们逐渐认识到，那种压抑性本能的早期尝试，使得幼稚的自我产生支持外部世界而反对内部世界的强烈倾向。后一种态度是由禁止婴儿性欲所造成，它对个体后来为文化所做的准备不能不产生影响。被迫放弃直接满足的那些本能欲望不得不进入新的导向替代满足的渠道。在这些迂回的过程中，它们也许变得失去了性的特性，并且它们与其起初的本能目标的联结也会变得更松散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预期得出这种论点，即我们文明的许多具有很高价值的宝贵财富，都是牺牲了性欲和通过对性驱力的限制而获得的。

我们不得不一再地强调这样的事实，即自我把它的起因和它所获得的最为主要的特性都归之于它与外部现实世界的联系。因而我们可以进一步假定，自我又一次十分接近于本我的种种病理状态，是基于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的中断或松动。这非常符合我们从临床经验得到的认识——即精神病爆发的诱因或者是现实变成使人无法忍受的痛苦，或者是本能变得异常强烈——由于本我和外部世界竞相对自我提出要求，两者肯定会导致相同的结果。如果自我与现实能够始终保持分离，精神病的问题就会是简单明了的。但这种情况绝少或许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甚至只要远离外部世界现实，他就会陷入一种幻觉混乱的状态。一个人可以从愈后的病人那里了解到，当时在他头脑的某个角落（如其所说）还有个隐藏着的正常人，像个冷眼旁观者，观看着在他身边流逝着的病态喧闹。我无法确定我们是否可以设想一般情况都是如此，但我能报告出发病过程不很剧烈的其他一些精神病具有相同的表现。我想起一例慢性偏执狂，当每次忌妒发作之后，患者的梦境都会向分析者转达出爆发缘由的准确写照，而不受任何妄想的影响。这显示了一个有趣的对比：当我们习惯于从神经症患者的梦去发现与他们醒着的生活不相容的嫉妒时，在这个精神病病例中，白天支配着病人的妄想却在他的梦中得到了纠正。发生在所有这些病例中的精神的分裂，我们可以认为大体是真实的。形成的两种精神态度取代了单一的态度——一种是正常的态度，注意于现实；另一种态度则是在本能的影响下，自我与现实相分离。这二者相伴并存，其结果依赖于他们相对的强度。如果后一种态度是强有力的，或变得强而有力，那就出现导致精神病的必要前提。如果关系正相反，那么妄想性障碍就会有明显的好转。实际上，这仅仅是退回到潜意识当中——大量的观察使我们相信，当妄想明显表露之前，它早已预先存在了。

这种看法，即假定在所有的精神病中都有自我分裂的看法，如果不能实际用来说明其他更类似神经症的状态，以及最终不能实际用来说明神经症本身，那它就不能吸引广泛的注意。我最早是在恋物癖的病例中逐渐确信这一点的，这种变态可以被看作是性反常行为之一。如众所周知，它是基于病人（几乎总是男性）否认女性没有阳具的事实——这个事实对他是极不合宜的，因为这证明了他自己有受到阉割的可能性。因此，他拒不承认他自己具有关于女性生殖器缺少阳具这种感官知觉，并坚持相反的信念。可是，未被承认的知觉并不是没有一点影响，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断言他真的看到了阳具，他拿其他的什么东西去加以代替——身体的一个部分或某一别的对象——并委之以阳具的角色，这是他不能没有的。替代物通常是他在看到女性生殖器的时刻实际看到的某种事物，或者是能适当地作为阳具的象征性替代物的某种事物。此刻，把物恋的对象当成自我分裂来加以描述是不正确的，这不过是借助于移置作用而形成的妥协，在梦中就常有这种情况。但观察向我们进一步表明，创造出物恋的对象，是出于试图消灭阉割可能性的证据，从而能够避免对阉割的恐惧。要是女性像其他生物一样拥有阳具，一个人就没有必要担心会失掉自己的阳具。此时我们发现，有恋物癖的人发展了与没有恋物癖的人相同的阉割恐惧，并以相同的方式做出反应。因此，他们的行为同时表达了两个相反的前提。一方面，他们拒不承认他们的知觉事实——即他们看到了女性的生殖器没有阳具。另一方面，他们知晓女性没有阳具的事实，并从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两种态度并行存在于他们的整个一生，而却没有相互的影响。在此，才可以正确地把它称之为自我分裂。这种情形也使我们能够了解到，恋物癖怎么经常地得到有限的发展，它并不完全制约着对象的选择，而是或多或少地为正常的性行为留下了余地。实际上，有时它退而表示有节制的作用，或只限于暗示，因此，有恋物癖的人从没有做到过自我与外部现实世界的完全分离。

绝不应该认为，恋物癖提供的是有关自我分裂的特例，它仅仅是用来探讨问题的一个特别便利的论题。让我们回到自己的主题上来，儿童的自我在现实世界的支配下，会通过人们所称的压抑来摆脱不合宜的本能要求。现在，我们将通过进一步的主张补充这一点。在这同一生命阶段，自我经常发现还要抵挡来自外部世界而使自己感到苦恼的某种要求，这是依靠不承认对这一现实要求的知觉而做到的。这种不承认经常地发生，而且不仅仅为有恋物癖的人所具有。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去研究它们，均表明与现实相分离的尝试都是折衷的、不完全的。它们的不承认总是由一种承认所补充，两种相反的而独立的态度总是引起和导致自我分裂的局面，其结果再次依赖于二者哪一个能够具有更大的强度。

我们刚才论述过的有关自我分裂的种种事实，都不像它们起初出现时那么新奇了。这实际上是神经症的一般特征，它存在于主体的精神生活中，涉及某种特殊行为，即两种彼此相反而又相互独立的不同态度。可是，就神经症来说，这两种态度之一属于自我，另一相反受到压抑的态度则属于本我。这一情况和另一情况（上节已加以讨论）之间的区别，基本上是地形学的或结构上的区别。在个体的例证中，要确定两种可能性中的哪一个并不是很容易的。可是，它们通常有下列共同的特点，无论自我在其防御的努力中做了什么，不管它是否试图拒不承认外部现实世界的一部分，也无论它是否试图抵制来自内部世界的本能愿望，它的成功从来都不是全面的无条件的。结果总是取决于两种相对立的态度，二者不论强弱胜负都同样导致了精神的复杂性。最后，唯一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依靠自己的意识知觉对所有这些过程取得的了解是非常少的。

九、内部世界

我们尚没有办法转达一组复杂的同时性事件的知识，而只有按顺序地加以描述。因而，这导致了所有我们的解说都只好开始于片面的简单化，直到它们能够得到补充，得到发展，并得到完善。

自我的图景可写照如下：它介于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它接纳前者的本能要求，以便使其得到满足；它从后者引发出知觉，并作为记忆加以利用；它刻意自我保护，抵御来自两方面的过度要求；同时，它的全部决策都听命于修正了的快乐原则。自我的这幅写照实际上仅可应用于童年初期结束之时，即到大约5岁。就在这个岁数前后，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外部世界的一部分至少是部分地不再作为对象，而是通过认同作用被纳入了自我，变成了内部世界的组成部分。这个新的精神构成部分继续发挥着迄今为止是由外部世界中的人们（被放弃的对象）所起的作用：它观察自我，命令自我，评判自我，并以处罚来威胁自我，简直就如同它所取代的父母。我们把这个构成部分称作超我。我们能意识到它，是由于它作为我们的良心而起到的评判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超我常常表现得很严酷，真正的父母并未对此提供固定模式。超我要求自我不仅要说明自己的活动，而且同样要说明自己的思想和没有得到实施的意图，它似乎对这一切都有所觉察。这提醒我们，俄狄浦斯传说中的英雄也会对他的行为感到内疚，并使自己受到自我处罚，尽管由我们和他自己审判的罪过是由不可违抗的神谕力量造成的。超我事实上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它只是在情结得到解决之后才建立起来的。为此，它的过分严酷就不是照搬现实的模式，而是与用来抵御俄狄浦斯情结诱惑的力量相符合的了。对这一事实的某些怀疑必定是出自哲学家及其信徒的主张，即道德感并不是由教育逐渐灌输给人们的，或者并不是人们在其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而是从更深远的根源被注入给人们的。

当自我与超我非常协调一致地发挥作用时，要区别它们的表现很不容易。但它们之间的紧张和疏远却会使它们自身显而易见。良心的责备引起的苦恼与儿童对失去爱的恐惧十分一致，现在，这种恐惧已为道德的力量所取代。另一方面，如果自我成功地抵制了超我的诱惑，并做了一些反对超我的事，自我就会感到提高了自信心和加强了自尊心，好像取得了某些宝贵的收获。在这一点上，虽然超我已经变成了内部世界的一部分，但它对自我仍旧扮演着外部世界的角色。在整个后来的生活中，超我都体现着一个人童年期的影响，即父母对他的抚养、教育的影响，和他对父母的依赖的影响——由于共同的家庭生活，大大地延长了人类的童年期。而总的来说，超我感受的不仅是父母的个人品质，而且是对它自身可发挥决定性影响的一切。如他们从属的社会等级的趣味和标准，以及他们所属民族的固有意向和传统。喜欢高度概括和明确区分的人也许会说，个体与父母相分离之后所面对的外部世界代表着现实的力量；他的带有遗传倾向的本我代表着有机体的过去；后来逐渐把外部世界与本我联结起来的超我，更多地代表着文化的过去，这似乎是儿童在早期生活的几年期间作为遗留经验所必须重复的经历。这样的概括不可能是普遍正确的。文化产物的某些部分无疑在本我中会遗留下它们的沉淀物。超我所起到的大部分作用是在本我中唤起回响，许多儿童的新经验将得到加强，因为它们是某些早期种系发生的经验的重演。

你所拥有的来自于你的父亲，

获得它使之成为你的。

因此，超我在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占据了一个中间的位置，它本身合并了现在和过去的影响。在建立超我的时候，可以说在我们面前就有一种方式，以这个方式。现在被转变到了过去……

自我与本我

弗洛伊德把自我与本我的关系比作骑手与马的关系。

汉斯之战　科尔巴赫　油画

目录

自我与本我

新版编译说明

超越快乐原则

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

自我与本我

抑制、症状与焦虑

附录一 “压抑”和“防御”

附录二 弗洛伊德主要论及焦虑的著作目录

新版编译说明

一、版本出处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是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西方现代弗洛伊德主义哲学学派的巨擘，被誉为“与牛顿、达尔文、马克思、爱因斯坦一样的世界伟人”。他身前留下丰富的精神分析著作，不断再版加印，并被译为各国文字，流传全世界。1956～1974年，英国伦敦霍格思出版社（The Hogarth Press）出版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这套书由英国精神分析学家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1887～1967）和奥地利心理学家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1895～1982，弗洛伊德最小的女儿）共同主编，共24卷，是当今世界最权威最完整的弗洛伊德作品集，也是世界广泛流行的最佳版本。这套英文版由德国Gesammelte Werke公司出版的德文版翻译而来，但增加了关键的脚注（标准版编者在德文版的基础上所添加的内容一律用[]标识以示区分）。

本套中文版《弗洛伊德文集》即由英文版《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以下简称“标准版”）翻译而来，是中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关于弗洛伊德文萃性的经典恢宏译著。我们将标准版中凡是带重点符号的弗洛伊德代表著作全部译出，还把无重点符号但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潜意识论、性欲论、梦论三大理论支柱和七大基本理论（潜意识学说、人格结构学说、本能学说、性欲学说、释梦学说、焦虑与自我防御机制学说和社会文化学说）有关的心理玄学的论著也一并译出。

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我们将标准版中有关弗洛伊德论著的一些编者导言、弗洛伊德生前为其著作出版所作的序言（精选部分版次）及部分注释一并译出。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保留了标准版的[]体例，保留了英文文献中年份后的字母顺序标注，书内页码也按标准版的页码显示。我们在标准版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注释，此部分以“——中译者”为标识。中文版编者还根据内文增加了插图，来帮助读者理解弗洛伊德的著作。此外，在弗洛伊德的每部（篇）著作之前，中文版主编车文博亲自撰写了“按语”，扼要介绍该著作的要点及其在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二、编译分工

《弗洛伊德文集》是我国建国以来翻译弗洛伊德的第一部经典性的世界名著，是国家教委七五重点教材规划和吉林省九五重点图书规划的项目，也是中文版主编车文博主持的心理学、哲学、精神医学界学术共同体40年来协作科学研究的成果。

参加本书译校的学者共有吉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等12所院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教授、博士等40余人。

1.车文博，中文版主编，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学术界公认的弗洛伊德研究权威，我国为弗洛伊德“平反”的人。主要工作：（1）选定翻译版本。20世纪70年代选定标准版24卷为底本进行复印，并选定翻译弗洛伊德的论著。（2）组成翻译团队。聘请老一辈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哲学家为领衔，中青年教授、副教授、博士为主体的学术共同体。（3）提出编译原则。包括精粹性原则，代表性原则，信、达、雅原则，历史性与专题性统一原则。（4）编辑小词典。特请著名精神病学家贾谊诚教授主编《精神分析小辞典》，由车文博教授审订，以保证全书中翻译的人名、术语的统一。（5）全书终审定稿。车文博主编除亲自编制《弗洛伊德生平活动一览表》、撰著《导论》和《弗洛伊德略传》外，还对全书做了通读、审订和定稿。

2.杨韶刚，中文版副主编，本书主要译、校者，原为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主任，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论著有《超越快乐原则》、《自我与本我》、《一个幻觉的未来》、《文明及其缺憾》、《摩西与一神教》、《为什么有战争？》、《抑制、症状与焦虑》（合译）、《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合译）。此外，校审、修改了诸多篇章。

3.高申春，中文版副主编，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除翻译《释梦》（下卷）、《论梦》、《释梦》（上卷，部分）、《抑制、症状与焦虑》（合译）外，还校审并修改《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释梦》（上卷）、《超越快乐原则》、《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自我与本我》。此外，还协助主编编审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目录》、《英汉人名对照表》、《英汉专业术语对照表》。

4.邵迎生，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除翻译《图腾与禁忌》外，还参加校订《精神分析新论》，修订《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戏剧中的变态人物》、《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作家与白日梦》、《达·芬奇的童年回忆》、《米开朗基罗的摩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等。

5.宋广文，曲阜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博士，翻译并修订《性学三论》、《儿童性理论》、《“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爱情心理学》、《论自恋：导论》、《本能及其变化》、《压抑》、《力比多类型》，并校《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精神分析纲要》。

6.吕俊，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除翻译大部分《释梦》（上卷）外，还参加修订《释梦》（下卷）、《论梦》、《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

7.郭本禹，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精神分析新论》（合译），并修订《精神分析五讲》。

8.汪凤炎，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精神分析新论》（合译）。

9.郑希付，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

10.张爱卿，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导论》。

11.葛鲁嘉，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纲要》。

12.彭运石，湖南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合译），并校审《抑制、症状与焦虑》、《一个幻觉的未来》。

13.高峰强，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论潜意识》（合译）。

14.贺岭峰，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心理学系主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梦的理论与实践》。

15.熊哲宏，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

16.金星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癔症研究》。

17.赵国复，吉林大学出版社编审，参加修订《癔症研究》，并对《弗洛伊德文集》全卷德、英、法文译注做了译校。

三、卷次划分

早在20世纪80年代，车文博主编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参考书《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集》（上、下卷），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88～1989年出版，后经长春出版社先后出版中文版《弗洛伊德文集》5卷本（1998）和8卷本（2004），台湾知书房又将此书11卷精装本出版（2000）。现在由九州出版社出版最新修订版。本版的主要特点：（1）由原8卷本改为12卷本。（2）新增《弗洛伊德自传》（1925）和《补记》（1935）两部分，以凸显弗洛伊德的伟大贡献和精神分析运动的国际化。（3）对赵国复先生译校的德、英、法等几种语言的注释，又做了审订和补漏。（4）增补了车文博教授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09FZX004）《弗洛伊德主义新论》撰著的《导论》、《弗洛伊德略传》，作为学习和研究弗洛伊德文集的导引。

本套《弗洛伊德文集》分为12卷，各卷内容如下：

卷1《癔症研究》。此卷包括中文版主编车文博所著的《导论》和《弗洛伊德略传》，以及由弗洛伊德与约瑟夫·布洛伊尔合著的《癔症研究》三部分。《癔症研究》最初于1895年在德国出版，书中对癔症的症状、病因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说，开始提出癔症创伤理论。这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形成时期的重要著作，是其精神分析的理论奠基和正式起点的标志。

卷2《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此卷仅收录《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一部著作，此作于1901年被发表在杂志上，1904年出版了单行本，是弗洛伊德用动力心理学观点解释日常生活事件的一部重要著作。

卷3《释梦（上）》。此卷收录《释梦》的前五章内容。《释梦》最初于1900年在莱比锡和维也纳出版，是弗洛伊德一生中最得意和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体系形成的一个主要标志。他在广泛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病人的梦的临床研究和有关梦的自我分析，深入探讨了梦的实质、释梦的方法、梦的伪装、梦的材料和来源、梦的工作以及梦的过程的心理等有关的重要理论问题。

卷4《释梦（下）》。此卷收录《释梦》第六、七章内容，以及《论梦》、《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论梦》是弗洛伊德于1901年应德国一位编辑之约而撰写的，它以简洁的形式概述了《释梦》一书的基本观点和内容。《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是在《释梦》出版11年后发表的，它不是探讨有关释梦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专门研究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如何运用释梦的艺术问题。《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发表于1923年，此文不是对《释梦》一书的修正，而是弗洛伊德对该书问世20多年来一些想法的评论。

卷5《爱情心理学》。此卷收录八篇论文。1.《性学三论》于1905年发表，内容涉及“性变态”、“幼儿性欲”及“青春期的变化”三部分。2.《儿童性理论》于1908年发表，该文对儿童期的性表现，以及与其他心理活动、神经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揭示了一些常见的但缺乏研究的儿童期性现象。3.《“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于1908年发表，文中论述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强调了性的因素是现代社会文化危机、人的焦虑与神经症的主要根源，抨击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观，提出了改善文明与发展文艺的性本能升华作用说。4.《爱情心理学》共包括三篇文章：（1）《男人对象选择的一个特殊类型》（1910），主要分析了男人的性变态（或性倒错）问题；（2）《论性爱领域最普遍的衰退趋势》（1912），专门探讨了男人的“心理性阳痿”问题；（3）《处女的禁忌》（1918），从历史与文化的视角分析了女性的“贞洁”问题。5.《论自恋：导论》发表于1914年，该文对自恋的起源、本质、表现形式及其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分别做了说明。6.《本能及其变化》发表于1915年，该文从不同角度分析本能这一基本概念所涵盖的内容，使用这一概念所涉及的问题，如本能的原动力、目的、对象和来源，以及描述性本能的一般性质所采用的方法等。7.《压抑》发表于1915年，该文对压抑的本质、原因、结果及其与神经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8.《力比多类型》发表于1931年，该文从身体特征与心理特征相结合的观点出发，以力比多为基础，将人分为性欲型、自恋型和强迫型等三种，并认为混合型远多于纯粹型。

卷6《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此卷包括三篇论文。1.《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发表于1905年，该文分别就诙谐的技巧、目的、动机、心理起因及诙谐与梦、潜意识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2.《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发表于1912年，该文简明扼要地揭示了潜意识的含义及其在精神分析中的地位和意义。3.《论潜意识》发表于1915年，是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一篇重要论文，也是他论述心理学基本理论方面的代表性文章之一。

卷7《精神分析导论》。此卷仅收录《精神分析导论》一部著作，内容由弗洛伊德1915～1917年两个冬季在维也纳大学讲授精神分析的讲稿组成。全书包括失误动作、梦和神经症等三篇，共分28讲。该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引导听众领会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卷8《精神分析新论》。此卷收录四部分内容。1.《精神分析新论》完成于1933年，虽然是弗洛伊德在他1932年所做的演讲基础上成书的，但却是他在《精神分析导论》发表后经过15年研究实践和反思的成果。2.《精神分析五讲》于1910年首次刊出，是由弗洛伊德1909年应邀为美国克拉克大学20周年校庆所做的五次演讲稿汇集而成，它从叙述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作研究癔症开始，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和观察事例，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精神分析关于宣泄法、压抑、梦、失误、性欲和移情等重要思想和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3.《精神分析运动史》发表于1914年，该文是对精神分析产生、发展和分裂过程的历史总结。4.《精神分析纲要》发表于1940年，它既是向读者介绍精神分析基本原理的指南，又是弗洛伊德对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精神分析理论全面而精辟的总结。

卷9《自我与本我》。此卷收录四部分内容。1.《超越快乐原则》完成于1920年，弗洛伊德在这部著作中，修正了他早期的本能学说，第一次提出人存在着死的本能与生的本能，并把这两种作用相反、同时并存的力量的斗争视为整个生命运动历程的决定者。2.《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完成于1921年，系统论述了关于“群体的本质就在于它自身存在的力比多联系”的理论。3.《自我与本我》1923年出版，书中谈及意识、前意识、潜意识，阐述了自我从本我、超我从自我分化的过程。4.《抑制、症状与焦虑》出版于1926年，是弗洛伊德对压抑与焦虑及心理防御机制关系理论进行修正与补充的主要论著。

卷10《达·芬奇的童年回忆》。此卷包含七部分内容。1.《戏剧中的变态人物》1942年面世，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观点对戏剧活动所作的解释。2.《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1907年出版，它紧紧围绕《格拉迪沃》一书中幻觉与梦的关系，揭示了压抑、幻觉与精神错乱的起因、梦的形成与解释、性欲生活的作用、治疗心理疾患的方法等一系列理论问题。3.《作家与白日梦》发表于1908年，弗洛伊德在对创作与白日梦的关系作出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幻想活动，其目的是在幻想中实现其未能满足的愿望。4.《达·芬奇的童年回忆》1910年面世，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传记研究的方法，详尽介绍了达·芬奇童年以来的感情生活，深刻分析了他的性心理历史的发展过程，着重阐释了他的艺术与科学活动的心理起源。5.《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发表于1914年，该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对米开朗基罗所创造的摩西这一艺术作品的解释。6.《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1928年面世，该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阐释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创作的一篇心理美学的论文。7.《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发表于1926年，弗洛伊德在该文中指出，精神分析技术既不是神秘的、难以捉摸和掌握的，更不是医生的专利。

卷11《图腾与禁忌》。此卷包含两部作品。1.《图腾与禁忌》1913年出版，该书由四篇论文组成，通过蒙昧人与强迫神经症患者的比较，推断了图腾崇拜的本原意义。2.《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出版，是弗洛伊德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它由三篇论文组成，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一神教的本质和起源，揭示了上帝不是神，而是被后人神化了的人；它说明宗教问题并非神秘不可测，揭开宗教欺骗人的虚幻面纱，人们不难发现其真实本质。

卷12《文明及其缺憾》。此卷主要包含四部分内容。1.《一个幻觉的未来》出版于1927年，主要讲了两个问题：文明的内涵及其同本能的关系；宗教的本质、演化及其作用。2.《文明及其缺憾》出版于1930年，书中弗洛伊德从文明发展与人性的本能之间的联系和对抗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对文明社会的本质、起源、作用和弊端等问题做了集中的阐述。3.《为什么有战争？》是1932年9月弗洛伊德就战争问题答复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他依据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4.《弗洛伊德自传》1925年面世，这不是描述个人家庭、生活和工作的一般性自传，而是一部精辟地总结精神分析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学术性经典，主要阐述了弗洛伊德本人在精神分析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此卷还附录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目录》、《弗洛伊德生平活动一览表》、《英汉人名对照表》、《英汉专业术语对照表》等。

《弗洛伊德文集》编委会

2014年4月1日

超越快乐原则

（1920）

杨韶刚　译

高申春　校

杨韶刚　修订

按语

本篇是弗洛伊德后期主要著作之一。他提出，人的行为的主要动力，除了快乐原则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现实原则外，还有一条更基本、更符合人的本能的原则，它的作用超出了快乐原则，这就是强迫重复原则，它要求重复以前并回归到过去的状态。作为生物惰性表现的本能，正具有这一特征。像人这样的有机体，因本能固有的保守性，也有恢复原初的无机状态的倾向，可称为死的本能。因此，弗洛伊德在这部著作中，修正了他早期的本能学说，第一次提出人存在着死的本能与生的本能，并把这两种作用相反、同时并存的力量的斗争视为整个生命运动历程的决定者。

英文版编者导言

弗洛伊德在第2版中做了大量的补充，但是，后来的一些改动是无足轻重的。本译文是对1950年出版的版本的一个略有改动的版本。

正如在他的通信中所表明的，弗洛伊德于1919年3月开始撰写《超越快乐原则》的第一个草稿，在第二年5月他报告说，该草稿已告完成。就在同一年的5月，他完成了《怪人》（1919h）这篇论文，其中包括一段话，用几个句子陈述了这本著作中的许多要点。在这段话里，他提到“强迫性重复”是在儿童的行为中和精神分析的治疗中展现出来的一种现象；他认为，这种强迫性是从本能最内部的本性中派生出来的东西；同时宣称，不考虑快乐原则就会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他却没有提到“死的本能”。他补充说，他已经完成了对这个主题所做的一个详细的说明。他于1919年秋发表的《怪人》这篇论文就包含着这个总结。但是，弗洛伊德的《超越快乐原则》却推迟到第二年才出版。在1920年初，他再次对此进行研究，并且第一次，在2月20日给艾丁根的一封信中提到了“死的本能”。在5月和6月，他仍在修订这本书，到1920年7月中旬本书终告完成。9月9日，他在海牙的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发表讲话，题目是：“对梦的理论的一个补充”，在这个讲话中他宣布本书即将出版；而且此后不久便出版发行了。讲话的一个“作者摘要”出现在《国际精神分析年鉴》1920年第6期，第397～398页上。（这篇讲话的一个译本发表于《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1期，第354页。）虽然似乎还无法确定，本摘要就是弗洛伊德本人写的，但是，把它在这里（用一个新的译本）重印出来，或许是很有意义的。

“对梦的理论的一个补充”

演讲者用简单几句话探讨三个要点，它们涉及到梦的理论。这些要点中的前两个与“梦是愿望的满足”这个论题有关，并对此做出一些必要的改动。第三个要点与这份材料有关，该材料完全证实了他对宣称达到了梦的“预期”目的的否认。2343

演讲者解释说，在能够很容易地包括在这个理论中的、人们都熟悉的愿望的梦和焦虑的梦旁边，还有一些依据，使人们认识到第三个范畴的存在，他称之为“惩罚的梦”。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个可能合理的假设，即在自我中存在着一个特殊的进行自我观察的和批评的机构（自我理想、稽查员、良心），那么，这些惩罚的梦也应该被归入到愿望满足的理论中；因为它们代表的是这个批评机构一种愿望的满足。他说，这类梦与普通的愿望梦的关系，大体上和强迫性神经症的症状与癔症症状的关系相同，强迫性神经症的症状产生于反向作用（reaction formation）。

但是，对演讲者来说，另一类梦似乎表现出是对梦是愿望的满足这条规律的一个比较严肃的例外。这类梦就是所谓“创伤的”梦。它们在遭受意外事故的病人身上出现，但是，它们也在对神经症患者的精神分析期间出现，使他们回想起被遗忘的童年期创伤。关于把这些梦与愿望满足的理论相适合的问题，演讲者提到一本很快就要出版的著作，题目是《超越快乐原则》。

演讲者的讲话中的第三个要点与一项尚未发表的调查研究有关，该研究是根特的沃伦冬克博士（Dr.Varendonck of Ghent）进行的。这位作者成功地把处在半睡眠状态下大量的潜意识幻想的产生带入到他的意识观察中来——他把这种状态描述为“我向思维”（autistic thinking）的过程。从这项调查研究来看，展望第二天各种可能发生的事，准备尝试解决一些问题和进行适应等，都完全处在这个前意识活动的范围之内，前意识活动也创造了潜在的梦的思想，而且，正如演讲者始终坚持的，它和梦的工作毫无关系。2344

在弗洛伊德的一系列心理玄学的作品中，《超越快乐原则》可以被视为对他的观点的最后阶段的一个导言。他已开始注意到，“强迫性重复”是一种临床现象，但在这里它把这种现象归入一种本能的特点；还是在这里，他第一次提出了在爱欲和死的本能之间的新的二分法，这可以在《自我与本我》（1923b）中找到对它的全面阐释。在《超越快乐原则》中，我们也能发现对心灵的解剖学结构进行新的描述的一些迹象，这种描述将支配弗洛伊德所有的后期作品。最后，在他的理论著作中发挥愈益突出作用的破坏性这个问题，也第一次清晰地表现出来。本书所讨论的各个成分显然都派生于他早期的心理玄学著作——例如，《对心理活动的两个原则的系统论述》（1911b）、《论自恋》（1914c）、《本能及其变化》（1915c）。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书的某些较早的章节遵循的是《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这是弗洛伊德早在25年前，即在1895年就起草过的。

从本书的更早期的（1922）译本中所做的一些摘录包含在里克曼（Rickman）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作选》（1937，第162～194页）中。

第一章

在精神分析的理论中，我们毫不犹豫地认为，由心理事件所引发的过程是受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自动调节的。就是说，我们相信，这些事件的过程都来源于一种不快乐的紧张状态，并且确定了这样一条道路，即它的最终结果和这种紧张的放松是一致的——就是说，和避免不快乐或产生快乐是一致的。当我们考虑作为我们的研究主题的心理过程时，为了把这一过程也考虑在内，我们就把一个结构的观点引入到我们的研究中来了；而且，如果在描述那些过程时，除了对“心理地形学”和“动力学”因素进行估计外，还力图估计结构方面的因素，那么，我认为，我们将做出目前我们所能想象到的最完整的描述，并且应该用“心理玄学”（metapsychological）这个术语把它区分开来。2345

对于考察我们关于快乐原则这个假设距离历史上建立的任何哲学体系有多远，或者采纳了它们多少观点，我们并不感兴趣。我们通过努力描述和解释在我们的研究领域中那些日常观察范围之内的事实，就获得了这种思辨的假设。精神分析研究的目的并不是想确定它的优先性和原创性；快乐原则的假设所据以建立的印象是如此明确无误，因此万万不可小视。另一方面，对那些能告诉我们如此强烈地影响我们的快乐和不快乐感受之意义的任何哲学和心理学理论，我们愿意表达我们的谢意。但遗憾的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并没有对我们的目的做出任何贡献。这是心灵中最隐匿、最不易看透的区域，虽然我们无法避免要涉及到它，但在我看来，最不僵化的假设似乎就是最好的假设。我们已决定把快乐和不快乐与在心理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但不受任何方式限制的一定数量的兴奋联系起来考虑2346；而且以这种方式把它们联系起来，即不快乐与兴奋数量的增加相对应，而快乐与兴奋数量的减少相对应。对此，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在感到快乐和不快乐的强度与兴奋数量的相应的改变之间是一种简单的联系；——鉴于心理学所教导我们的——我们根本不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任何直接的正比例关系：决定这种感受的因素可能是，在一定时期内兴奋量的增加或减少的数量。实验很可能在这里有用武之地；但是，只要我们的研究方式不受相当明确的观察指引，让我们这些分析学家去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就是不明智的。2347

但是，当我们发现，一个像费希纳（G.T.Fechner）那样具有深刻洞察力的研究者，对快乐与不快乐这个主题提出了一种看法，它和精神分析研究迫使我们接受的那种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对此我们就不能保持漠然了。费希纳的声明可在他的短篇著作《关于世界万物和有机体进化史的一点看法》（1873，第11部分，附录第94页）中找到，原文如下：“就有意识的冲动总似乎与快乐或不快乐保持某种关系而言，我们也可以认为，快乐和不快乐与稳定性和不稳定性的状况存在着一种心理物理学的关系。这就为我打算在别处更详细讨论的一个假设奠定了基础。根据这种假设，从意识阈（threshold of consciousness）之上产生的每一种心理物理活动，当它在一定限度之外，接近达到完全的稳定性时，就会产生一定比例的快乐，而当它在一定限度之外，背离了完全的稳定时，就会产生一定比例的不快乐；而在可以描述为快乐与不快乐的质的阈限的这两个限度之间，存在着一个对审美冷漠的空白地带……”2348

使我们相信快乐原则在心理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这个事实，也在下列假设中表现出来，即心理结构力图尽可能低地保持现存的兴奋量，或至少使之保持不变。这后一种假设只是说明快乐原则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因为如果心理结构的活动旨在使兴奋量保持在低水平，那么，任何逐渐增加这种兴奋量的事物肯定都会被看作是与该机构的功能相反的，意即是不快乐的。快乐原则是从恒常性原则（principle of constancy）中推断出来的；实际上，恒常性原则是从迫使我们采纳快乐原则的那些事实中推断出来的。2349另外，一种更详尽的讨论还将表明，我们如此归因于心理结构的这种倾向，可以归结为费希纳的“趋向于稳定性”的原则的一个特例，费希纳已经把快乐与不快乐的感受同这个原则联系起来了。

但是，必须指出，认为快乐原则在心理过程的全部进程中占据支配地位，这种说法严格地说是不正确的。如果这种支配作用存在，那么，我们心理过程的绝大部分就必定伴随着快乐，或者会导致快乐，而普遍的经验则与任何这类结论相悖。因此，人们充其量只能说，在心灵中存在着一种朝向快乐原则的强烈倾向，但是，这种倾向却受到某些其他力量或情况的反对，这样，最后的结果就不可能总和朝向快乐的倾向相一致。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费希纳对一个类似的观点所做的评论（1873，第90页）：“因为不管怎么说，朝向某个目标的倾向并不意味着目标的达到，而且因为，一般地说，这个目标只能近似地达到……”

如果我们现在转向这个问题，即什么情况能够阻止快乐原则发挥作用，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再次处在一个安全而且十分扎实的基础上，在做出我们的回答时，我们有大量的分析经验可供利用。

快乐原则以这种方式受到抑制的第一个例子是我们很熟悉的，它的发生是很有规律的。我们知道，快乐原则是心理结构方面的一种主要的工作方法，但是，从有机体在外部世界的困境之中进行自我保存这个观点来看，它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甚至是高度危险的。在自我的自我保存本能的影响下，快乐原则便被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所取代。2350这后一个原则并没有放弃最终获得快乐的意图，但它要求和坚持使满足延迟实现，放弃获得满足的多种可能性，在通往快乐的漫长而又迂回的道路上暂时地忍受不快乐。但是快乐原则长期存在，它是性本能所使用的一种工作方法，性本能是如此难以“教化”，而且，不论是从这些本能出发，还是在自我本身之中，它往往都能成功地克服现实原则，而对整个有机体造成损害。

但是，毫无疑问，用现实原则取代快乐原则，只能解释一小部分不快乐的经验，而且也不是最强烈的不快乐经验。另一个经常有规律出现的释放不快乐的情况，可以在心理结构中发生的冲突和纠纷中找到，此时自我正经历这样的发展阶段，进入更加高度混合的组织之中。该结构所承担的几乎一切能量，都来自其先天的本能冲动，但却不允许它们达到同样的发展阶段。在发展过程中，一再发生这样的事，某些个别的本能或本能的一部分，在它们的目的或要求方面，却和能联合起来进入这个自我的包容性统一体的其他本能不能相容。因此，前者便被压抑过程从这个统一体中分裂出去，保留在心理发展的低级阶段，并且从一开始就失去了获得满足的可能性。就像被压抑的性本能那么容易发生的情况那样，如果它们在以后成功地通过迂回的道路，奋力地达到直接的或替代的满足，那么，这个事件在其他情况下本来是一次获得快乐的机会，但却被自我作为不快乐来感受。由于在压抑中结束了旧的冲突，就在这时，某些本能正在力图根据快乐原则来获得新的快乐时，在快乐原则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违背快乐原则的事。压抑借以把快乐的可能性变成一种“不快乐”根源的详细过程，还没有得到清楚的理解，或者还不能得到清楚的表述；但是，毫无疑问，所有的神经症的不快乐都属于这一类——是不能这样来感受的快乐。2351

我刚才提到的不快乐的两个根源，根本不能包括我们大部分的不快乐体验。但是对其他那些体验而言，我们可以合理地断定，它们的存在与快乐原则的支配地位并不矛盾。我们所体验到的大部分不快乐是知觉的不快乐。它或许是对未满足的本能所引起的压力的知觉；也可能是对外部事物的知觉，这些事物要么本身是痛苦的，要么在心理结构中激起不快乐的期待——就是说，被心理结构作为一种“危险”来识别。对这些本能要求的反应和对这些危险的威胁的反应，是构成心理结构的恰当活动的一种反应，这样就能以正确的方式受快乐原则的指导，或者受对快乐原则有所改动的现实原则的指导。这样就没有必要对快乐原则做出任何广泛的限制。但是，对外部危险的心理反应进行研究，恰好可以为我们目前讨论的问题提供新的材料和提出新的问题。

第二章

有一种状况早已被人们所知晓和描述过，这是在严重的机械性震荡、铁路灾难以及其他危及生命的事故之后发生的状况，人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创伤性神经症”（traumatic neurosis）。刚刚结束的那场可怕战争导致了这种疾病的大量产生，但是，它至少使人们不再倾向于把心理紊乱的原因归咎于由于机械力量的作用而导致神经系统的器质性损伤。2352创伤性神经症的症状表现在，它的大量的类似的运动症状方面很接近癔症的症状，但往往被其主体失调的非常明显的特征所掩盖（在这一方面，它很像疑症或抑郁症），并且表现为心理功能的更全面的普遍衰弱和心理功能障碍。无论是战争神经症（war neurosis）还是和平情况下的创伤性神经症，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做出全面的解释。对战争神经症来说，有些情况已经弄清，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混乱，是由这个事实引起的，即使没有很大机械力的参与，有时也会产生同类疾病。在普通的创伤性神经症中，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可作为进一步反思的线索：第一，主要的因素似乎在于受惊吓时的受惊情况；第二，受伤的同时一般要预防神经症的发生。惊恐（fright）、恐惧（fear）和焦虑（anxiety）2353被不正确地用做同义的表达方式：在它们和危险的关系中，它们实际上可能有十分明显的差别。焦虑是表示在预期到有危险而对它无防备时的一种特殊状态，即使对这种危险是什么还不知道；恐惧就需要有一个使人害怕的固定的对象；惊恐是当人们遇到一种危险而对它毫无防备时所处的那种状态的名字；它强调的是受惊的因素。在我看来，焦虑不会产生创伤性神经症；在焦虑中有一种成分在保护主体防备惊吓，因而也在防备惊吓性神经症，我们以后还将探讨这个问题[第31页以下]。2354

梦的研究可被看作是揭示深层心理过程的最可靠的方法。现在，在创伤性神经症中，梦的生活就有这种特性：它不断地把病人带回到他遭受灾难时的情境中去，由此在重新经受惊恐之后，他又惊醒过来。这个事实所引起的惊吓比实际应受的惊吓少。他们认为，创伤的经验甚至在睡眠期间也一再强加于病人身上，这个事实被看作是它的力量的证明。可以说，病人已对创伤进行了精神固着。这种对引起疾病的经验的固着，在癔症中早已为我们所知晓。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在1893年提出2355，“癔症病人的大部分记忆恢复都受到了损害。”在战争神经症里，观察者如费伦茨和西梅尔（Simmel）已能解释某些运动症状，如对创伤发生时刻的固着。

但是，我并没有意识到，患创伤性神经症的病人在清醒的时候总是回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他们更关心的或许是力求不去想它。如果有人认为，夜间做的梦自然会把他们带回到引起麻烦的情境中，并认为这是不证自明的事，那就误解了梦的实质。如果它们向病人展示的是他在健康的过去时的画面，或者他希望治愈时的画面，这就和梦的实质比较一致了。如果我们不想因为创伤性神经症的梦而动摇了我们对梦的愿望满足这个要旨的信念，那么，在我们面前就还有一个资源：我们可以论证，做梦的功能，就像许多其他功能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被打乱了，而且与它的目的截然相反，或者我们就得被迫思考自我的那些神秘的受虐狂倾向。2356

在这里我提议，离开创伤性神经症这个模糊而又沉闷的主题，转向考察心理结构在其最早期的正常活动中所使用的工作方法——我指的是在儿童的游戏中使用的方法。

儿童游戏的不同理论只是在最近才被法伊弗尔（S.Pfeifer，1919）从精神分析的观点进行总结和讨论，我愿意向我的读者推荐他的论文。这些理论试图发现导致儿童游戏的动机，但是，它们却没有把结构的（economic）动机放在突出的地位，这是考虑到游戏会产生快乐的动机。我不打算对这些现象所包含的全部领域进行研究，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却能够对一个1岁半的小男孩所做的，而且是他自己发明的第一个游戏做出某种说明。这绝不只是一个不经意的观察，因为我在同一幢房子里和这个孩子及其父母住了几周，我花费了相当可观的时间，才弄清了他那令人疑惑而又不断重复的活动的意义。

这个孩子在智力发展上并没有什么早熟之处。在1岁半的时候，他只能讲几句使人能听懂的话；他还能发出许多只有他身边的人才能理解的有意义的声音。但是，他与他的父母和他们的一个保姆相处得很好，并且由于他是一个“好孩子”而受到称赞。晚上他不惊扰他的父母，他认真地服从命令，从不乱动各种东西，不进入某些房间，而且更重要的是，当他母亲出去一连几个小时离开他时，他从不哭泣。同时，他又非常依恋他的母亲，她不仅亲自喂养他，而且在没有任何外部帮手的情况下照料他。但是，这个行为表现很好的孩子偶尔也会表现出令人讨厌的习惯，他把他所能拿到的一切小东西都扔到房屋的角落里、床底下等等，这样，要把他的玩具都收拾起来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他在做这件事时，常发出一个大声的、拖腔的“哦……嗬”声，并伴随着感兴趣和满足的表示。他的母亲以及本文作者都一致同意，这不仅仅是一声叫喊，而是代表德文词“走开”（fort）。我终于认识到，这是一个游戏，这个孩子利用他所有的玩具只是在玩“走开”的游戏。有一天，我做了一次观察证实了我的看法。这个孩子拿着一个上面缠着线的木线轴。他从未想到，例如，可以把线轴放在身后的地板上拖着，玩马拉车的游戏。他所做的是，抓住线轴上的线绳，相当熟练地把线轴扔过他的盖着毯子的小摇床的床沿，这样，线轴扔进摇床里不见了，同时，他发出“哦……嗬”的声音。然后他把线轴用线绳从摇床里拉出来，并对线轴的再次出现发出一声“哒”（出来了）的欢呼声。因此，这是一个完整的游戏，是消失和再现。一般地说，人们只目睹到它的第一个动作，是这个孩子把它作为自己的游戏而不知疲倦地重复的动作，虽然更大的快乐无疑是和第二个动作联系着的。2357

于是，对游戏进行解释就很明显了。它和这个孩子很大的文化成就有关——这种文化成就就是本能的克制（就是说，对本能满足的克制），他这样做就能让他的母亲走开而不会大惊小怪。可以说，他是通过使手中的东西戏剧化的消失和重新出现而对此做了补偿。不论这个游戏是这个孩子自己发明的，还是接受了外界的建议，从判断这个游戏的有效性这种观点来看，这当然无关紧要。我们的兴趣指向另一种观点。母亲的离开对孩子来说不可能是一件高兴的事，甚至也不是无关紧要的事。那么，他把这个痛苦的经验作为一种游戏来重复，是怎样和快乐原则联系起来的呢？答案或许可以这样说，她的离开一定是作为她快乐返回的必要前奏，而游戏的真正目的就在于后者。但是，观察的事实却与这种解释相反，第一种动作，即离开的动作，其本身就作为一种游戏被表现出来，而且比有其快乐结局的整出戏剧更经常地出现。

对这样一个事例的分析并不会得出肯定的结论。按照一种没有偏见的看法，一个人就能获得这种印象，这个孩子把他的经验变成一种游戏是出于另一个动机。他最初处在一种被动的境地——他被这种体验所压倒；但是，通过重复这个过程，尽管还是不快乐的，作为一个游戏，他却扮演了一个主动的角色。这些努力可以归功于一种获得控制的本能，无论记忆本身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这种本能都是独立地表现出来的。但是，我们还可以尝试做出另一种解释。把东西扔掉使它“走开”，可能满足的是这个孩子在其现实生活中被压制的一种冲动，是对他的母亲离开他的一种报复。在那种情况下，游戏就有了对抗的意思：“那么，好吧，走开吧！我不需要你。我要亲自送你走开。”一年以后，还是这个我曾观察过他的第一个游戏的男孩子，却常常拿起一个玩具，如果他对这个玩具生气，就把它扔在地板上，嘴里喊着“到前线去吧！”他那时曾听说，他那位不在身边的父亲就“在前线”，而且他一点也不悔恨他的不在；相反，他相当明确地表示，他一点也不希望因为父亲唯一地占有他的母亲而使他受到干扰。2358我们知道，其他的孩子也喜欢通过扔东西而不是扔掉人，来表达类似的敌对冲动。2359这样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疑问，那种在心灵中探索某种不可抗拒的体验，以便使自己能对它加以控制的冲动，是否能表现为一种主要的事件，一种不受快乐原则支配的事件。因为，在我们一直讨论的那个例子中，那个孩子可能毕竟只能在游戏中重复他的不快乐体验，因为这种重复是和获得另一种虽属不同但却是直接的快乐联系着。

对儿童游戏做进一步的探讨也不会消除我们在这两种看法之间的犹豫。显然，在游戏中，儿童重复在现实生活中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切事情，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把这种印象的力量发泄出来，可以说，这就是使他们自己成为情境的主人。但另一方面，他们的一切游戏显然都受他们一生中占统治地位的一个愿望影响——即长大成人，能做大人所做的事的愿望。我们还可以观察到，某种体验的令人不快乐的性质并非总是不适合成为游戏的内容。如果医生检查了一个儿童的喉咙，或给他做了个小手术，我们完全可以肯定，这些令人惊恐的体验一定会成为下一个游戏的主题。但在这一方面我们一定不要忽略这个事实，从另一个根源也能产生快乐。在从这种体验的被动性向游戏的主动性转变的过程中，这个孩子把那个不快乐的体验转移到他的一个游戏伙伴身上，并以这种方式在这个替代物身上为自己报了仇。

不过，从这个讨论中我们发现，没有必要假设存在着一个特殊的模仿本能，为的是给游戏提供一个动机。我们可以再回忆一下成人的艺术戏剧和艺术模仿。和儿童的游戏不同，成人的艺术戏剧和模仿是针对观众的，它们并不为观众省略掉（例如，在悲剧中）那些最痛苦的经验，并且能使他们感受到高度的快乐。2360这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即使是在快乐原则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也有足够的办法和手段使令人不快的东西变成在心灵中进行回忆和探究的一个主题。对这些把产生快乐作为其最终目的的案例和情境进行考虑，应该让某个美学体系对其主题带着一种结构的观点来进行。它们对我们的目的没有什么帮助，因为它们预先假定了快乐原则的存在和至高无上；它们没有证据证明，有超越快乐原则的倾向在起作用，就是说，那些比快乐原则更原始并且独立于快乐原则之外的倾向性。

第三章

25年的深入研究的结果是，今天在精神分析技术的直接目的方面已经和它在初创时的情况大不相同了。最初，从事分析的医生们所能做的无非是，发现病人所没有觉察到的潜意识材料，把它的各个成分聚集在一起，并且在恰当的时候告诉他。当时，精神分析首先是一种解释的艺术。由于这样并不能解决治疗的问题，所以另一个目的便很快表现出来：即迫使病人从他自己的记忆中肯定分析师的这种建构。在这种努力中，主要强调的是对付病人的抵抗：这种艺术现在就在于尽可能快地揭示这些现象，向病人指出这些抵抗，并通过人的影响——这就是作为“移情”的暗示所发挥的作用——引导他放弃他的抵抗。

但是，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楚了，最初所确定的这个目的——即把潜意识的东西变成意识的这个目的——用这种方法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病人不能回忆起在他心中全部被压抑的东西，而且他不能回忆起来的东西或许正是其中最基本的一部分。因此，他不可能对告诉他的这种建构的正确性产生信服感。他被迫把被压抑的材料作为一种当前的体验来重复，而不是像医生所愿意看到的那样，把它作为属于过去的东西来回忆。2361这些精确地令人讨厌的再现，总是把婴儿期性生活的一部分作为它们的主题——即俄狄浦斯情结的一部分及其派生物；而且它们必定会在移情的范围内，在病人与医生的关系中表现出来。当事情达到这个阶段时，则可以说，早期的神经症现在被一种新的、“移情性神经症”所取代了。医生努力把这种移情性神经症保持在最狭窄的限度内，尽可能多地强迫病人回忆，尽可能少地使其重复出现。被回忆起来的东西和再现出来的东西之间的比例是因案例的不同而变的。一般地说，医生不能给他的病人省略这个治疗阶段。他必须让他重新体验已被他遗忘的那一部分生活，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使病人保持某种程度的冷淡，这样，不管怎么说，将使他能够认识到，看起来是显示的东西其实只不过是以往过去的一种反映。如果这一点能够成功地达到，病人就能产生信服感，依赖于此的治疗的成功也就达到了。

为了更容易理解这种“强迫性重复”（compulsion to repeat），这是在精神分析在治疗神经症时发现的，我们必须首先放弃这个错误的观念，即认为在我们与抵抗进行的这场斗争中，我们所对付的是潜意识方面的抵抗。潜意识——就是说，“被压抑的”东西，并没有对治疗的努力产生任何抵抗。的确，它本身所做的努力无非是强行推开加在他身上的压力，并且尽力地做到要么达到意识，要么通过某种真实的行动实现释放。治疗期间的抵抗产生于最初实施压抑的心灵的同一个较高的层次和系统。但是，正如我们从经验中所知道的，抵抗的动机，以及确实还有抵抗本身，在治疗期间最初都是潜意识的，这个事实向我们暗示，我们应该更正我们的术语中的一个缺陷。如果我们不是在意识和潜意识之间进行对比，而是在连贯的自我2362和被压抑的东西之间进行对比，我们就避免了缺乏清晰性。当然，自我中的很多东西本身就是潜意识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可以描述为其核心的东西，自我只有一小部分包含在“前意识”之中。2363在用一种系统的或动力学的术语取代了一个纯描述性的术语之后，我们就可以说，病人的抵抗起源于他的自我2364，于是我们立即发现，必须把强迫性重复归于潜意识中被压抑的东西，似乎很有可能的是，只有在治疗工作进行到一半，并且放松了这种压抑之后，强迫性才能表现出来。2365

毫无疑问，意识和潜意识自我的抵抗是在快乐原则的支配下发挥作用的：它似乎是要避免由于解放了被压抑的东西而产生的不快乐。另一方面，我们的努力通过诉诸现实原则，而指向了达到对那种不快乐的忍耐。但是，强迫性重复——即被压抑力量的表现——是怎样和快乐原则联系起来的呢？显然，在强迫性重复中被重新体验到的更大一部分东西，一定会引起自我的不快乐，因为它使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的活动开始显露出来。不过，那是一种我们已经考虑过的，而且与快乐原则并不矛盾的不快乐：对一个系统来说是不快乐的，而同时对另一个系统来说却是满足。2366但是，我们现在开始探讨一个新的显著事实，这就是，强迫性重复也复活了并不包括快乐潜能的过去经验，这些过去的经验即使在很久以前，也从未给一直受压抑的本能冲动带来满足。

婴儿期性生活的早期顶峰注定是要过去的，因为它的愿望与现实是不相容的，与儿童所达到的不适当的发展阶段也是不相容的。这个顶峰在最忧伤的情境中结束，还伴随着最痛苦的感受。爱的丧失和失败以自恋的伤疤的形式在它们身后给自尊留下了永久的伤害，在我看来，以及根据马西诺夫斯基（Marcinowski，1918）的看法，这种自恋的伤疤对神经症中如此常见的“自卑感”（the sense of inferiority）产生了无与伦比的作用，由于受其身体发展的限制，儿童的性追求不可能获得满意的结论；于是以后他们便发出这类抱怨，“我什么都不能做；我什么都干不成功”。一般地说，把儿童与异性父母联结在一起的那种情感联系，往往导致失望，导致对满足的徒劳期待，或者导致对一个新婴儿诞生的妒忌——这是儿童的情感对象不忠诚的明确无误的证据。他怀着悲剧般的严肃尝试亲自生一个孩子的努力，却往往羞愧地失败。他得到的爱越来越少，对他的教育要求却越来越高，还有严厉的话语和偶尔的惩罚，终于使他明白了他受到蔑视的全部程度。这是几个典型的、经常反复发生的例子，说明了这个年龄的孩子的爱的特点是怎样结束的。

病人在移情中重复这些讨厌的情境和痛苦的情绪，并且以最大的机智把它们复活。他们寻求中断尚未完成的治疗；他们再次设法使自己感到被嘲弄了，迫使医生对他们严厉地讲话和冷淡地对待他们；他们会发现合适的妒忌对象；他们制定一个计划，或允诺给一个大礼物，以取代童年期那个有强烈欲望的婴儿——但这通常是不可能实现的。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产生过去的那种快乐，可以设想，如果这些东西作为记忆或梦表现出来，而不是采取新的经验的形式，那么，它们在今天就应该带来较少的不快乐。当然，它们是旨在导致满足的本能的活动；但是，这些活动不但没有带来快乐，反而导致了不快乐，而病人却没有从这些活动的旧经验中接受任何教训。2367尽管如此，这些活动仍在一种强迫性压力下重复着。

精神分析在神经症患者的移情现象中所揭示的东西，在某些正常人的生活中也可以观察到。他们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们被某种厄运追逐着，或者被某种“魔幻般的”力量控制着；但是，精神分析总是采取这种观点，即他们的命运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他们自己安排的，是由早期婴儿期的影响决定的。在这里表现出来的这种强迫性和我们在神经症患者中发现的强迫性重复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尽管我们现在所考虑的这些人，从未表现出通过产生症状来对付神经症冲突的迹象。这样，我们就发现了，有一种人，他们的所有人际关系都是以同样的方式结束的：例如，施恩者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总会被他的每一个被保护者（protégés）愤怒地抛弃，不管他们可能在其他方面相互之间有多大的不同，因此，他们似乎注定要品尝到忘恩负义的痛苦；或者有一种人，他的友谊总是以朋友的背叛而结束的；或者有一种人，他在一生中一再地把某个人提升到有很大的私人特权或公共特权的高位，然后，在一段时间之后，他自己推翻了那个权威，并用一个新的权威来取代他；或者，还有，和女人有着爱情关系的每一位恋人，都会经历同样的阶段，并达到同样的结局。当一种重复动作和这个人的积极行为联系起来时，当我们能够在他身上分辨出一种基本的性格特质，这种特质总是保持一样，并且在重复同样的经验中强迫性地表现出来时，这种“同一事情无休止地重复出现”就不会使我们感到惊讶了。下述案例给我们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在这些案例中，主体似乎有一种消极的体验，他并没有对这种体验施加自己的影响，但却总是一再遭遇同样的命运。例如，那个接连与三任丈夫结婚的女人的故事，很短一段时间之后，每一位丈夫就病倒了，她只好服侍他们直到他们死去。2368对诸如此类的命运所做的最动人、最有诗意的描述是泰索（Tasso）在他的浪漫史诗《自由的耶路撒冷》中做的。他的主人公坦克莱德无意中杀死了以敌军骑士的盔甲做伪装的、他所热恋的少女克洛林达。把她埋葬之后，他走进一片陌生而神奇的森林，这片森林曾使十字军恐怖万分。他拔出宝剑砍倒一棵大树；但是，从树干的创口里流出了血和克洛林达的声音，她的灵魂被囚禁在这棵树里，他听见了她的抱怨，他再一次伤害了他所爱恋的人。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诸如此类的观察发现，它们是以移情中的行为和男人及女人们的生活史为基础的，我们就可以大胆地假设，在心灵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强迫性重复，它超越了快乐原则。现在，我们也倾向于把创伤性神经症中出现的梦，以及导致儿童游戏的冲动和这种强迫性联系起来。

但是，人们注意到，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观察到这种不受其他动机支持的强迫性重复的纯粹效果。在儿童的游戏中，我们已经强调了一些可以解释强迫性的其他方式。强迫性重复和可以直接获得快乐的本能满足，在这里似乎结成了一种亲密的伙伴关系。移情现象显然被抵抗利用了，抵抗是自我在顽固地坚持压抑时所保留的。可以说，治疗试图对它发挥作用的这种强迫性重复，却被自我拉向它的一侧（就像自我依附于快乐原则那样）。2369大量的可以被描述为强迫性命运的现象，似乎都可以在一种合理的基础上理解；这样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引入一个新的和神奇的动机力量来解释它。

（这种动机力量的）最无可怀疑的例子或许就是创伤的梦。但是，经过更慎重的考虑，我们将被迫承认，即使在其他一些例子中，全部的依据也不可能用我们所熟悉的动机力量的活动来解释。要证明强迫性重复的假设是合理的，还有大量的东西尚未得到解释——强迫性重复似乎是一个比它所超越的快乐原则更原始、更基本、更具有本能的东西。但是，如果强迫性重复确实在心灵中发挥作用，我们应该很想了解一些它的情况，想知道它相当于什么样的功能，它会在什么情况下出现，它和快乐原则是什么关系——毕竟，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把支配心理生活中兴奋过程的进展归功于快乐原则。

第四章

现在接下来讨论的就是思辨或推测（speculation），思辨常常被看作是很牵强的，读者可以根据他的个人爱好，对这种思辨进行考虑或不与考虑。我们还可以说，这种思辨是一种尝试，试图始终一致地探究某种观点，这种出于好奇心的观点是想看一看它将导致什么结果。

精神分析的思辨是从研究潜意识过程中获得的印象作为其出发点的，这种印象认为，意识可能不是心理过程的最普遍的属性，而只是它们的一种特殊功能。用心理玄学的术语来说，它主张，意识就是那个它描述为“意识”（Cs.），一种特殊系统的功能。2370意识所产生的东西主要是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兴奋的知觉，以及只能从心理结构内部产生的快乐和不快乐感受，因此，我们可以给有知觉的意识（Pcpt.-Cs.）系统2371在空间安排一个位置。它一定位于内部和外部之间的交界处；它一定被转向外部世界，而且一定会包围着其他心理系统。人们将会看到，在这些假设中，并没有什么冒风险的新东西；我们只不过采纳了大脑解剖所坚持的定位观，它把意识定“位”在大脑皮层，即包在中枢器官最外面的一层。从解剖上讲，大脑解剖没有必要考虑，为什么意识应该居住在大脑的表面，而不是被安全地安放在其最深处的某个地方。或许我们在为我们的知觉意识系统中的这种情境进行说明时，将使研究更加成功。

意识并不是我们归之为这个系统中的诸过程的唯一特性。以我们从精神分析的经验中获得的印象为基础，我们假设，在其他系统中出现的所有兴奋过程，都在它们身上留下了永久的痕迹，这些痕迹形成了记忆的基础。因此，这些记忆痕迹和成为意识的这个事实并没有任何关系；确实，当把它们甩在后面的这个过程是一个从未进入过意识的过程时，它们确实常常是最强大、最持久的。但是，我们发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诸如此类的永久的兴奋痕迹也是在知觉—意识系统中遗留下来的。如果它们经常保持有意识的，那么，它们很快就会被该系统接受新兴奋的能力加以限制。2372另一方面，如果它们是潜意识的，我们面对的问题就应该是，解释潜意识过程在一个系统中的存在，否则，这个系统的功能就会伴随着意识现象。根据我们把成为意识的过程归结到一个特殊系统的假设，可以说，我们就会什么都没有改变，而且一无所获。虽然这种考虑并不是绝对结论性的，但却引导我们猜想，成为意识的和留下一个记忆痕迹，都是在同一个系统中互不相容的过程。因此，我们应该能够说，兴奋过程在意识系统中成为意识的，但却没有留下持久的痕迹；不过，这种兴奋被传导到在其内部的另一些系统中，而且正是在这些系统中它的痕迹才被遗留下来。我遵循这些同样的思路，在我的《释梦》的思辨部分中把这种概括性的描述包括在其中。2373我们必须牢记，我们从其他来源中所知道的关于意识的起源是非常少的；因此，当我们提出这样的命题，产生的是意识而不是记忆痕迹，这个主张应该得到考虑，不管怎么说，它们都是建立在以相当明确的术语建构框架的基础上的。

那么，假如真是这样的话，意识系统就具有这种独特性的特点，在这个系统中和在其他心理系统中所发生的情况相反，兴奋过程不会使它的成分发生任何持久的变化，而是可以在成为意识的现象中发散出来。这种与普遍规律相违背的例外，要求用某个只能适用于该系统的因素来进行解释。这个在其他系统中都不存在的因素，可能确实是意识系统的被暴露在外的情境，它和外部世界是直接联系的。

让我们把可能最简单形式的生命有机体描述为一个对刺激很敏感的物质的未分化的囊。那么，它那转向外部世界的表面将从这种情境下被分化出来，并且成为一个感受刺激的器官。确实，胚胎学通过尽力重现人类发展史，实际上向我们表明，中枢神经系统发源于外胚胎层；大脑的灰质仍然是有机体的原始表层的派生物，并可能遗传了它的某些基本特征。由此，我们很容易设想，由于外部刺激对囊的表面的不断影响，它的一定深度的表面就可能发生了永久的变化，它的兴奋过程就和在更深层发生的兴奋过程截然相反。由此而形成了一个终于被刺激作用消耗殆尽的外表，它就要为接受刺激而表现出最适当的可能条件，而且不可能再发生任何变化。用意识系统的术语来说，这就意味着，它的成分不受来自兴奋过程的任何更持久变化的影响，因为在那一方面它们已经发生了可能是最大程度的变化：但是，现在它们已经能够产生意识了。对物质的这种变化的性质和兴奋过程的性质而言，可能还会形成各种目前还无法验证的观点。可以设想，在从一个成分传向另一个成分时，兴奋必须克服一种抵抗，而抵抗的这种减少，正是留下兴奋的永久痕迹的东西，就是说，一种促进作用。因此，在意识系统中，从一个成分传导到另一个成分的这种抵抗，就不再存在了。2374这种描述可以把布洛伊尔在心理系统的成分中对安稳的（或受约束的）能量和活动的贯注能量之间的区分联系起来2375；意识系统的这些成分不携带受约束的能量，而只携带能自由释放的能量。但是，在表达这些看法时，最好是尽可能地谨慎为好。不管怎么说，这种思辨将使我们能够把意识的起源与意识系统的情境产生某种联系，与必须归之于在其中发生的兴奋过程的独特性联系起来。

但是，关于有着外感受层的活的囊泡，我们还有好多话要说。这个微小的生物体，在充满着最强大能量的外部世界中漂浮着，如果不给它提供一个抵御刺激的保护层，它就会被发自这些能量的刺激活动所毁灭。它是以下述方式获得这种保护层的：它的最外层不再具有适合于这个活的物质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无机的，现在这个囊泡的作用就像一个与刺激隔离的特殊覆盖物或薄膜，结果，使外部世界的能量不能进入下面这些保留着其生命活力的皮层，只有保持其原先强度的一小部分才能进入；而且这些皮层能够在保护层的掩护下致力于接受那些被允许通过的大量刺激。但是，只要不出现这种强大到能穿透保护层的刺激，这个外层就是到死也能使一切更深层的东西免遭同样的命运。对活的有机体来说，防备刺激几乎是一项比接受刺激还重要的任务；保护屏障有其自己的能量仓库，必须首先努力保护这些特殊的能量转换形式，这种能量转换是在抵御那些在外部世界活动的、具有强大能量的影响中——在试图抵消它们，因而也具有破坏性的影响中，在自身之内发挥作用的。接受刺激的主要目的是发现外界刺激的方向和性质，为此，只要取外部世界很少的一点样本，也可以说，做少量的抽样检查就够了。在高度发达的有机体中，曾经是一个囊泡的外表感受层早已退缩到身体的深处，但还有一部分留在紧靠着抵御刺激的普通保护层的表面之下。这些就是感觉器官，它们主要是由接受刺激的某些特殊作用的机构组成的，但也有一些特殊的安排，是用来对过量刺激提供进一步保护，和避开各种不适当的刺激。2376它们只对付很少量的外界刺激，只接受外界的样本，这就是它们的特点。或许可以把它们和触角做一比较，触角不断地伸出来接触外部世界，然后又缩回去。

在这一方面，我想大胆地暂时探讨一个应该受到最彻底论述的主题。作为精神分析的某些发现的一个结果，我们今天已能对康德关于时间和空间是“思想的必然形式”的原理进行讨论。我们已经知道，潜意识的心理过程本身是无始无终的。2377这就意味着，首先，它们不是按年代顺序编排的，时间在它们身上不发生变化，时间的观念也不适用于它们。这些都是消极的特点，只有代之以和有意识的心理过程做一比较才能弄明白。另一方面，我们关于抽象的时间观念似乎完全是从知觉意识系统的工作方法中派生出来的，并且和它自己对该工作方法的知觉一致。这种功能样式或许会构成提供一个保护层来防备刺激的另一种形式。我知道，这些说明听起来一定很模糊，但我必须把自己限于这几条线索中。2378

我们已经指出，活的囊泡都具有抵御外部世界刺激的保护层；在此之前，我们曾指出，必须把与该保护层相邻的大脑皮层作为接受外界刺激的一个器官分化出来，但是，这个敏感的皮层（就是后来的意识系统），也接受来自内部的兴奋。该系统在内部和外部之内的处境和在这两种情况下支配兴奋感受性的条件之间的差异，对该系统发挥作用和使整个心理结构发挥作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外部世界它有一层抵御刺激的屏障，迎面而来的大量兴奋只能以较小的强度发挥作用；而对内部来说，却不可能有这样的保护层2379；更深层的兴奋直接地、且数量并不减少地寻找进入该系统的道路，而此时它们的某些特点则会产生一系列快乐—不快乐的感受。不过，来自内部的兴奋，和它们的强度以及其他性质方面的特点（或许还有它们的幅度），比从外界流入的刺激更与该系统的工作方法相对应。2380这种事态会发生两种明确的结果：第一，快乐和不快乐感受（它是该结构内部的一个索引）支配着一切外界刺激；第二，采纳一种特殊方式来对付会带来过分不快乐的任何内部兴奋。有一种倾向认为，它们似乎不是从内部，而是从外部发挥作用的，因此，它能使这些抵御刺激的保护层作为防御它们的一种手段而发挥作用。这是投射的起源，它注定要在产生病理过程的因果关系中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

我有一个印象，这些最后的考虑使我们对至高无上的快乐原则有了更好的理解；但我们还没能对那些和这种支配作用相反的情况做出解释。因此，我们不妨再深入一步。像这些强大到足以打破这个保护层的外部兴奋，我们称之为“创伤性的”。在我看来，创伤的概念必然包括这样一种联系，即与有效地抵御刺激屏障出现的裂口联系在一起。像这种外部创伤的事件无疑会引起有机体能量在功能上的非常广泛的混乱，将促使每一种可能的保护措施都活动起来。同时，快乐原则在这里暂时不起作用了。带有大量刺激物的心理结构的洪流再也不可阻挡，相反，另一个问题便表现出来了——即把大量闯入进来的刺激物控制起来，在心理的意义上把它们约束起来，以便它们能因此而得到释放。

由身体上的痛苦带来的特定的不快乐，可能是在有限的领域内打破了抵御刺激物的那个保护层的结果。因此，从有关神经末梢的这一点流入中枢心理结构的持续的兴奋流，便只能来自该结构的内部。2381我们还期待心灵怎样对这种侵害做出反应呢？为了在这个裂口的四周产生相应的高能量贯注，就需要从各方面约请能量的贯注。一个巨大的“反贯注”（anticathexis）便建立起来了，有利于此而使所有其他的心理系统都衰竭下去。这样，剩下来的心理功能便广泛地瘫痪下来或大量削减。我们必须努力从诸如此类的例子中吸取教训，并把它们用作我们的心理玄学思辨的基础。因此，从当前的这个例子中我们得出了结论，即使是高精力贯注的系统也能接受新流入的附加的能量，把它变成一种安稳的精力贯注，也就是把它从心理上约束起来了。该系统自己的安稳的精力贯注越强，则其约束力似乎就越大；相反，该系统的精力贯注越低，它接受流入的能量的能力就越差2382，因此，当抵御刺激的这个保护层被打破时，后果就一定会更严重。对这种观点人们不可能更公正地反对说，在裂口处周围精力贯注的加强，完全可以简单地解释为新近的大量兴奋的直接活动的结果。假如是这样的话，心理结构就只会接受它的能量贯注的增加，由痛苦所造成的瘫痪的特性，以及所有其他系统的衰竭，就会不加解释地保存下来。痛苦所引起的非常强烈的释放也不会影响我们的解释，因为它们是以反射的方式发生的——就是说，它们的发生没有心理结构的干预。我们描述为心理玄学的这些讨论的不确定性，自然来自于这个事实，即我们对在心理系统的成分中所发生的兴奋过程的性质一无所知，并且在对这个主题做任何假设时并不觉得有理。因此，我们一直在操作一个很大的未知的因素，还不得不把这个未知的因素继续纳入到每一种新的阐释中。我们或许可以合理地假设，这个兴奋过程可以用不同数量的能量来完成；它也有不止一种性质（例如在幅度方面），这似乎是可能的。我们已经把布洛伊尔的假设作为一种新的因素考虑进来了，他的假设认为，能量的贯注是以两种形式出现的[见第26～27页]，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在心理系统或它们的成分的两种贯注之间做出一种区分，一方面是自由流动的贯注，它力求得到释放；另一方面是安稳的精力贯注，或许我们可以推测，对流入心理结构的能量加以约束，就在于从自由流动状态向安稳状态的转变。

我认为，我们可以暂时大胆地把普通的创伤性神经症看作是抵御刺激的屏障遭到广泛破坏的结果。这似乎是要使古老而又幼稚的休克学说再次盛行起来，它显然是和一种后来的、在心理学上更自命不凡的理论相反，这种理论不是把病因学的重要性归因于机械的巨大力量的作用，而是归因于对生命的恐吓和威胁。但是，这两种相反的论点并非互不相容，而且，精神分析关于创伤性神经症的概念，从最粗糙的形式来看，也和休克学说并不一致。后一种观点认为，休克的基本性质是对神经系统的一些成分中的分子结构，甚至是对其组织结构的直接损伤；我们寻求理解的是，通过打破那个抵御刺激的屏障，以及随之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而对心理器官产生的影响。而且，我们仍然强调惊恐这个成分的重要性，它是由于对焦虑缺乏准备而引起的2383，包括对首先接受刺激的那些系统缺乏高度的精力贯注。由于精力贯注程度较低的缘故，这些系统很难约束大量新的兴奋，打破那层起保护作用的屏障的后果，看起来似乎更加容易。因此，我们发现，对焦虑的准备，和感受系统的过度精力贯注一起，代表着抵御刺激的最后防线。对大量的创伤来说，毫无准备的系统和经过过度精力贯注准备的系统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对后果起决定性作用；对超出一定强度的创伤来说，这个因素就不再有什么重要性了。我们知道，愿望的实现是梦以一种幻觉的方式产生的，而且，在快乐原则的支配下这种满足已成为梦的功能。但是，它却不符合这个原则，即遭受创伤性神经症的病人的梦，使它们有规律地回到这种创伤发生的情境中。相反，我们可以假定，在这里梦有助于完成另一项任务，在快乐原则能够开始它的统治之前，这项任务就必须被完成。这些梦正试图通过产生焦虑而对刺激进行内省的控制，遗漏了这些梦是导致创伤性神经症的原因。它们就是这样使我们洞悉了心理结构的一种功能，虽然它和快乐原则并不矛盾，但它却独立于快乐原则，并且比获得快乐和避免不快乐的目的有更早的起源。

因此，这似乎就是第一次承认梦是一种愿望满足的命题有一个例外的地方。正如我一再详细地表明的那样，焦虑的梦却没有提供这样的例外。“惩罚的梦”也没有，因为它们只是以适合于它的惩罚代替了被禁闭的愿望满足；就是说，它们满足的是罪疚感的愿望，罪疚感是对受蔑视的冲动做出的反应。2384但是，不能把我们所讨论的患有创伤性神经症的病人的梦归类为愿望满足，也不能把在精神分析期间发生的使病人回想起童年的心理创伤的梦做这样的分类。它们的产生毋宁说是服从强迫性重复，虽然在分析中，这种强迫性重复确实得到了那种愿望的支持（那种愿望则是受“暗示”鼓励的）2385，以便把那些被遗忘和被压抑的东西回想起来。因此，把通过实现扰乱冲动的愿望而可能引起睡眠中断的任何动机摒弃，这样一些梦的功能并不是其原始的功能。梦只有在全部心理生活已经接受了对快乐原则的支配之后，才有可能执行这种功能。如果有一个“超越快乐原则”，那么，在梦的目的就是愿望满足之前还有一段时期，承认这一点才能与该原则相一致。这样做并不否认它们以后的功能。但是，如果这个普遍规律一旦被打破，就会出现另外的问题：为了从心理上约束创伤的印象而服从强迫性重复的这些梦难道不能也在分析之外发生吗？而答案只能是非常肯定的。

我在别的地方已论证过2386，“战争神经症”（就这个词所具有的含义来说，它不过是指疾病发作时的一种情况）确实就是因为自我中的冲突而引起的创伤性神经症。我已在第12页中提到的那个事实，即同时由创伤所引起的严重伤害减少了发生神经症的机会，如果把精神分析研究所强调的两个事实牢记在心里，这个事实就不再难以理解了：第一个事实是，必须把机械震荡作为性兴奋的来源之一2387；第二，那个痛苦的、发烧的疾病在他的持续的时间内对力比多的分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样，一方面，创伤的机械冲击力就会解放大量的性兴奋，由于缺乏对焦虑的准备，这种性兴奋就会有一种创伤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同时发生的身体上的伤害，则通过唤起受伤部位的自恋性的过度精力贯注2388，而对多余的兴奋加以约束。我们还知道，虽然力比多理论还没有充分利用这个事实，但是，在力比多的分布中，像抑郁症那么严重的失调，或许一时会被一种间发的器质性疾病所消除；确实，甚至一种完全发展的早发性痴呆也可以在这些情况下具有暂时的缓解作用。

第五章

感受刺激的大脑皮层没有抵御来自内部的兴奋的那层起保护作用的屏障，这个事实将产生一个必然的结果：即刺激物的这些后期传导获得了日益增多的实际意义，并经常引起可与创伤性神经症相比较的实际上的失调。这种内部兴奋的最丰富的根源，就是所谓有机体的“本能”——在身体内部发生的、传导到心理结构中去的一切力量的代表——同时也是心理学研究中最重要、最模糊的成分。

由本能发出的兴奋不与被约束的那种神经过程相符合，而与努力寻求释放的自由活动的神经过程相符合。或许我们将会发现，这一假设并不过于草率。我们关于这些过程的知识中最好的部分来自梦的工作的研究。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潜意识系统中的过程完全不同于（前）意识系统中的那些过程；在潜意识中，精力贯注会很容易地完全被转换、移置或凝缩，而如果把它应用于前意识的材料，这样做就只能获得无效的结果；在对白天的前意识残余根据在潜意识中发挥作用的规律进行了精心制作之后，这就可以说明显梦所展示的那些熟悉的特色。我把潜意识中的这种过程描述为心理的“原发”过程，以别于在我们正常的醒觉生活中获得的“继发”过程。既然所有本能的冲动都把潜意识系统作为它们影响的方面，因此，说它们追随着原发过程的路线，则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而且，把心理的原发过程和布洛伊尔的自由活动的精力贯注等同起来，把继发过程和他的在约束或紧张性精力贯注中的变化等同起来2389，这是很容易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把到达原发过程的本能兴奋约束起来，则是心理结构的更高层次的任务了。这种约束的失败便会引起一种类似于创伤性神经症的失调；只有在成功地完成了这种约束之后，快乐原则（及其变种现实原则）才有可能毫无妨碍地维护它的统治。直到此时，心理结构的另一个任务才会取得支配地位，即获得对兴奋的控制或约束，这个任务并非和快乐原则相反，而是独立于快乐原则，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它。

（我们已经描述过的）在童年心理生活的早期活动中和在精神分析治疗的事件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强迫性重复，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一种本能的特征2390，而且，当它们的活动和快乐原则形成对立时，就会显示出好像有一种“魔幻般的”力量在起作用。在儿童的游戏中，我们似乎发现，儿童甚至会因为另一个原因而重复快乐的体验，因为通过他自己的活动，能比只通过被动的体验更彻底地更多地控制这种强烈的印象。每一次新鲜的重复似乎都加强了儿童竭力以求的这种控制。儿童并不能使他们的快乐体验得到足够经常的重复。他们不懈地坚持这种重复的同一性。这个特点在后来则消失了。如果一个笑话被第二次听到，它几乎不会再引人发笑；戏剧性的表演在第二次绝不会产生像第一次那样的印象；的确，要说服一个成年人马上再读一遍他非常喜欢读的一本书，几乎是不可能的。新奇总是快乐的必要条件。然而，儿童则会不厌其烦地央求成人重复一个他给他们看过的、或者和他们一起玩过的一种游戏，直到这个成年人拒绝再玩或实在筋疲力尽为止。同样，如果给儿童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就总想一遍又一遍地听这个故事，而不听其他新故事；而且他会严厉地规定，重复得必须一模一样，并纠正讲故事的人可能误漏的每一次差错——虽然他们可能实际上是想通过插嘴来获得新的赞许。2391所有这一切和快乐原则并不矛盾；显然，这种重复，这种同一事物的重新体验本身就是快乐的一个根源。相反，在接受分析的一个病人的案例中，在移情中强迫他去重复童年生活的事件，显然丝毫也没有考虑到快乐原则。病人在这方面的举动完全像一个孩子，这使我们看得很清楚，他的被压抑的原始经验的记忆痕迹并没有以一种约束状态表现出来，在某种意义上说，确实不可能服从那个继发过程。再者，他们通过结合前一天留下的记忆痕迹，把他们有能力形成一种愿望的幻想归因于他们不受约束这个事实，这种幻想将在一个梦里表现出来。当我们在分析的后期试图诱导病人和医生完全脱离开时，就经常遇到作为一种治疗障碍的同样的强迫性重复。我们还可以假设，当那些对分析并不熟悉的人感受到一种模糊的恐惧时——仿佛他们害怕唤醒那些他们认为最好留在睡眠中的东西——他们所害怕的归根结底是对出现这种被魔幻般的力量所占有的强迫性。

但是，是“本能的”这个谓语是怎样和强迫性重复联系起来的呢？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这种想法，我们可能已经发现了一个普遍的、迄今尚未被清楚地认识到的，或者至少没有被明确强调的2392本能特点的痕迹，或许是一切有机生命特点的痕迹。因此，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一种本能就是在有机生命中先天存在的旨在恢复早期事态的一种欲望，这是一种在外部干扰力量影响下这个生物实体必须抛弃的欲望；就是说，它是一种有机体的弹性，或者换一种说法，是有机体生命中固有的惰性的表现。2393

对本能的这种理解在我看来是很陌生的，以为我们已习惯于在本能中发现这个趋向变化和发展的因素，而现在我们却发现，人们要求我们认识到的是在它们身上恰恰相反的东西——即有机体的保守性质的表现。另一方面，我们很快就会联想起一些动物生活的实例，它们似乎可以证实这个观点，即本能是在历史上被决定的。例如，有些鱼类为了在远离它们通常居住区的某一水域内产卵，而在产卵期进行艰苦的长途跋涉。根据许多生物学家的观点，它们所做的只不过是寻找它们的物种以前所居住过的水域，但是，随着时间的迁移，这些水域已经转换给其他鱼类了。据说候鸟的定期移栖也同样适用于这种解释——但是，当我们考虑到，在遗传现象和胚胎学的事实中，我们有关于有机体强迫性重复的最深刻印象的证据时，我们很快便发现没有必要再寻找更多的事例了。我们发现，活的动物的生殖细胞在其发展过程中一定会重复（虽然只是以简化的短暂的形式）这种动物由此进化而来的一切结构形式，而不是沿着最短的道路迅速地形成它自己的最终形状。这种行为只有在一种很小的程度上才能归因于机械的原因，而且我们也不能相应地忽视历史的解释。同样，通过长出一个与失去了的器官完全类似的器官，这样一种再生能力在动物王国里屡见不鲜。

我们将会遇到这个并非毫无道理的反对意见，很有可能的是，除了那些促使重复的保守本能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强烈趋向发展和产生新的形式的本能。这个论点当然也不能忽视，我们在讨论的后一阶段将予以考虑。2394但是，我们眼下最好还是在它的逻辑结论中遵循这个假设，即一切本能都把恢复一种早期的事态作为它们的目的。这个结果可能给人留下一种神秘主义的或故弄玄虚的印象；我们仍然可以相当坦然地排除曾经追求过任何这类目的的谴责，我们寻求的只是合理的研究结果，或者基于它而建立的各种看法；在这些结果中，除了那些确定无疑的特性之外，我们并不希望发现任何其他性质。2395

因此，我们不妨假设，一切有机体的本能都是保守的，都是从历史上获得的，并且朝向恢复某种较早期的状态。这样，我们一定会把一切有机体发展的现象归之于那些外部有干扰的和有趣的影响。原始的生物实体从一开始就不想改变；如果条件始终不变，它就总是只重复同样的生命历程。但不管怎么说，一定是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的进化史及其和太阳的关系，才有可能在有机体的发展中留下痕迹。有机体的保守本能已经使每一种强制性的变化被同化到有机体生命的过程中，并且把它们储藏起来，以供今后进一步重复。当这些本能实际上只想努力借助于新旧两条道路达到一个古老的目标时，它们表现的假象却必定是一些努力追求变化和进步的力量。另外，一切有机体奋力以求的这个最后的目标也是可以说明的。如果生命的目标是迄今为止从未达到过的一种状态，它就会和本能的保守性产生矛盾。相反，它就一定是一种古老的状态，一种最初始的状态，是活的有机体很久以前就脱离开的状态，并力图通过一切迂回的发展道路又回到这个出发点。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种不承认有例外的真理，即一切活的东西都是由于自身之内的原因而死亡的——重新成为无机物——那么，我们将只能说“一切生命的目标就是死亡”，我们还会回想起这句话：“无生物是在有生物之前就已存在。”

在某一时期，通过我们对其性质还不能形成概念的某种力量的活动，生命的属性在无生物中被唤醒了。或许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使其他生命物质后来在一定的生物阶层产生意识的类似的原型。因此，在以前无生物中产生的紧张便力求要达到一种平衡；第一种本能便以这种方式显示出来，即回到无生命状态的本能。那时，生物是很容易发生死亡的；其生命的历程可能只是很短暂的，其方向是由这个幼小生命的化学结构所决定的。或许，通过一段漫长的时期，生物就可以这样得到不断的再生，而又很容易死去，直到决定性的外部影响以这样一种方式发生了改变，迫使仍然活着的生物更加广泛地偏离最初的生命历程，并且采取更复杂的和迂回的道路来达到死亡的目标。这些被保守的本能忠实地保留下来的、通往死亡的迂回道路，在今天就这样向我们展示了生命现象的画卷。如果我们坚定地认为，本能的保守性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就不可能获得关于生命的起源和目标的任何其他假设。

如果这些结论在我们听起来很奇怪的话，那些使我们做出关于许多本能的结论也一定会使人同样感到困惑不解，我们认为，这些本能处在有机体的生命现象的背后。我们关于每一个活的生物都具有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本能的假设，和本能的全部生命的目的就是产生死亡的假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些自我保存的本能、自我肯定的本能和控制（mastery）的本能，看来已极大地削弱了其理论的重要性；它们是一些局部的本能，其功能是保证有机体将遵循自己的道路走向死亡，以及避开回到无生物存在的可能的道路，这不是有机体本身所固有的可能性。我们不再考虑有机体的那种令人困惑的决心，它是如此难以和前后关系联系起来，这是有机体在面临每一种障碍时保持自己的存在的决心。留待我们考虑的是这个事实，即有机体只希望以它自己的方式死亡。因此，这些生命的看守人最终也是死亡的忠实追随者。这样便产生了自相矛盾的情境，即活的有机体最竭尽全力地抵抗这些事件的发生（其实是一些危险），而这些事件能帮助它通过很短的迂回道路，迅速地到达它的生命目标；但这正是具有纯粹本能特点的行为，它和一种理智的努力形成对照。2396

但是，我们不妨暂停下来，进行一下思考，事情不可能就是这样的。神经症理论曾给予它一个有特定地位的性本能，这些性本能表现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形。

并非所有的有机体都受外部压力的强制，这种外部压力驱使它们不断地增加发展的程度。许多有机体直到现在还继续把自己保持在低水平上：今天还存在着这样的生物，尽管不是全部的生物，它们必定类似于高等动物和植物的最早期阶段。确实，它们直到今天还活着。同样，基本的有机体虽然构成了更高的生命形式的复杂机体，但并非所有的机体都走这条进化到自然死亡的全部道路。其中有些生物的再生细胞，很可能保持着生命物质的原始结构，在一定时期之后，携带着一切遗传的和新获得的本能素质，从作为一个整体的有机体中分离出来。可能正是这两个特点，才使它们的独立存在成为可能。如果条件合适了，它们就开始发展，就是说，重复同一种行为循环，它们的存在便归属于这种循环；结果，物质的一部分又把它的发展贯彻到底，而另一部分，作为一个新的生殖核心，又返回到这个发展过程的开端。这样，这些生殖细胞就不利于生物的死亡，并且能成功地战胜在我们看来似乎必定是潜在永存的东西，尽管它或许只意味着死亡道路的一种延长。我们必须把这个事实看作是最有意义的，即生殖细胞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加强，或者，如果它和另一个与它相似，却又有所不同的东西相混合，才能使这种功能发挥作用。

有一些本能主宰着这些基本有机体的命运，这些基本有机体比个别有机体存活得长，当这些有机体无法防备外部世界的刺激时，这些本能便为它们的安全提供庇护，并最终和其他生殖细胞产生联合等等。这些总起来说就构成了这样一组性本能。在与其他本能同样的意义上，它们也是保守的，在那种情况下，它们要重新恢复生物的早期状态；但是，它们的保守性程度更高，在这里，它们显示出自己特别能抵抗外部世界的影响；在另一种意义上说，由于它们要更长时间地保存生命本身，所以它们也更加保守。2397它们是真正的生的本能（life-instincts）。它们的行为表现和由于其功能而导向死亡的其他本能的目的恰恰相反；这个事实表明，在它们和其他本能之间有一种对立，神经症的理论早就认识到这种对立的意义。在有机体的生命中似乎有一种摆动的节律。一组本能向前压，以求尽可能快地到达生命的最终目标；而另一组本能则在发展到某一阶段时就返回到某一点，只是又从某一点走了一段同样的路程，从而延长了旅程。虽然性欲和性别之间的区分在生命之初肯定并不存在。然而，很有可能，后来被描述为性欲的本能从一开始就发挥作用了。有人认为，只是在后来某个时期，它们才开始发挥反对自我本能（ego-instinct）的作用，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2398

现在，我们不妨暂时回过头来，考虑一下是否所有这些思辨都是有基础的。除了性的本能之外2399，难道就真的没有寻求恢复早期状态的任何其他本能了吗？难道就没有一种本能在为一种还从未达到过的状态而奋斗吗？我还没有在有机界找到和我提出的特点相矛盾的任何确定的例子。在植物界和动物界中，显然并不存在向更高水平发展的任何普遍的本能，虽然不可否认，这种发展事实上确实是存在着。但是，一方面，当我们宣布一个发展阶段比另一个更高级的时候，这常常只不过是一个个人见解的问题；而另一方面，生物学教导我们，在某一方面更高级的发展常常要被另一方面的退化所抵消或压倒。另外，存在着许多种动物形式，我们能从这些形式的早期阶段推测出，相反地，它们的发展已具有退化的特点。高级的发展和退化一样，完全可能是促进适应的外部力量的压力所导致的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本能所起的作用可能仅限于（以一种内在根源的形式）保持住这种强制性的变化。2400

我们很多人也很难放弃这个信念，即人类本身有一种趋向完善的本能在发挥作用，这种本能使人类达到了他们目前的高水平的理智发展和道德升华，人们或许可以期待，人类肯定能发展到超人阶段。但是，我不相信存在着这样一种内部本能，也没有看到这种仁慈的幻觉将怎样得到保存。在我看来，人类当前的发展似乎不需要做任何不同于动物发展的解释。可以在少数人类个体中观察到的、趋向进一步完善的不懈努力，可以被很容易地理解为本能压抑的结果，人类文明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在这种本能压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被压抑的本能为追求完全的满足而从未停止过奋斗，它存在于重复一种满足的原始经验之中。一切代替或反相形成作用和升华作用，对于放松被压抑本能的持续的紧张，并没有多大的用处；正是在所要求获得的满足的快乐与实际获得的满足的快乐之间的这种差异，才产生了这种驱动的力量，它不允许在它所达到的任何境地止步不前，但是，用诗人的话说：“奋力向前，永不屈服。”2401达到完全满足的后退之路，一般地说，总是被坚持压抑的抵抗所阻拦，这样，在另一个成长还没有受到阻挡的发展方向上，除了前进之外，别无任何选择——尽管也没有任何指望能使该过程达到一种终结或实现目标。在形成恐怖性神经症时所包含的这些过程，实际上只不过试图逃避某种本能的满足，而不是别的什么。这些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榜样，指出了这种想象的“趋向完善的本能”的根源——我们不能把这种本能归之于每一个人类个体。的确，促使其发展的动力条件都普遍存在，但是，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实际的情形似乎才有利于这种现象。

我只想说一句话，以便说明，把有机物结合到更大单位中去的爱欲的力量，可能提供了对这种“趋向完善的本能”的一种替代，对这种替代我们还不能承认，归因于这种本能的现象，似乎能够通过爱欲的这些力量，连同压抑的结果，一起得到解释。2402

第六章

我们迄今为止讨论的结果是，在“自我本能”和性本能之间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并提出了一种看法，前者对趋向死亡施压，而后者趋向于延长生命。但是，即便是在我们自己看来，这个结论也必定是在许多方面相当令人不满意的。再者，实际上，只有对前一类本能，我们才能赋予它一个保守的或者说是退行的特点，这个特点与强迫性重复是相对应的。因为，根据我们的假设，自我本能是在无生物有了生命时产生的，并把恢复无生命状态当作它们的目的。而对于性本能来说，虽然它们确实重新产生了有机体的原始状态，但是，它们千方百计奋力以求的目的，是将两种特别分化的生殖细胞统一起来。如果这种统一没有发生，那么，生殖细胞就会随同所有其他多细胞有机体的成分一起死亡。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性的功能才能延长细胞的生命，并借给它永生的伪装。但是，在生物的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重要事件，难道就是在性的生殖作用中，或在它的祖先，两个单细胞原生动物的交配中一再重复吗？2403对这个问题我们不知道如何回答；而且，如果我们所论证的整个结构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就因此而感到宽慰了。那么，自我或死的本能和性或生的本能2404之间的对立就会消失了，强迫性重复也会因此而失去我们归因于它的意义。

然后，让我们回到我们已经提出来的一个假设上来。我们期望我们将能够对它给予明确的否定。我们在一切生命必定都死于内部原因这个假设的基础上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我们之所以如此随意地做出这个假设，是因为它对我们来说似乎并不是一种假设。我们习惯于认为这是一个事实，而且诗人们的作品使我们在这个观点上得到了鼓励。或许我们之所以决定这样去想，是因为在这种信念中有一种安慰。如果我们自己必须去死，而且在死亡时首先要失去我们最亲爱的人，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服从一个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服从那个至高无上的“必然性”（necessity），而不愿选择或许有可能避免的机遇。但是，或许对这种死亡的内在必然性的信仰，也只是我们为自己所制作的那些幻觉中的一个幻觉，即“这样就可以承受生存的重负”。2405这当然不是一种原始的信念。“自然死亡”的观念是和原始民族不相容的；他们已把在他们当中发生的每一个人的死亡都归因于一个敌人或某个罪恶的精灵的影响。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视转回到生物学中去检验这种信念的有效性。

假如我们这样做，我们可能会惊讶地发现，生物学家对自然死亡这个主题的看法有多么的不一致，而且事实上，死亡这个概念已在他们手中消融了。至少在高等动物中有一种固定的平均寿命，这个事实当然支持存在着诸如死于自然原因这样的事。但是，当我们考虑到，某些大型的动物和某些巨型的木本植物有非常漫长的寿命，直到目前也无法计算究竟有多长寿命时，这种印象便又一次被消除了。根据威廉·弗利斯（Wilhelm Fliess，1906）的那个广义的概念，有机体所展示出来的一切生命现象——当然也包括它们的死亡——都和某些固定时段的结束相联系着，这些固定时段表明，有两种生物（一种是雄性，另一种是雌性）表现出对太阳年的依赖性。但是，当我们发现，观察外部力量的影响能够多么轻易而又广泛地改变生命现象出现的日期（特别是在植物界）——加快或延缓它们出现的时间——时，这样便使人们怀疑弗利斯提出的公式的严谨性，或至少怀疑他确立的这些法则是否就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根据我们的观点，对有机体中生命的寿限和延长这些论题的处理，在魏斯曼（A.Weismann，1882，1884，1892等）的著作中是最吸引我们的。正是他第一次把生物分成必死的和不死的两部分；必死的部分是指在较狭窄的意义上的肉体——躯体——只有它才隶属于自然的死亡；而另一方面，生殖细胞是潜在不死的，因为在一定的适当条件下，它们能发展出一个新的个体，换句话说，它能够用一个新的躯体包裹住它们自身。（魏斯曼，1884）

在这一点上，引起我们震惊的是，它和我们的观点竟出人意料地相似，我们的观点是沿着一条截然不同的思想路线发展起来的，魏斯曼则是从形态学角度来考察生物体的，他认为里面有一个部分是注定要死亡的，这就是躯体，是一个看起来和性或有关的物质相分离的身体。不死的那一部分——即种质——与维持种族的生存和繁衍有关。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把注意力不是集中在生物体上，而是集中于活跃在里面的力量上，导致我们区分出了两类本能：一类本能的目的是引导生命趋向死亡，而另一类本能，即性本能，终生奋力以求和产生的则是生命的复苏。这听起来很像是对魏斯曼形态学理论的一种动力学的必然结论。

但是，我们一经考察魏斯曼关于死亡问题的论述，这种表面上具有重要一致性的现象便消失了。因为魏斯曼只是把必死的躯体和不死的种质之间的区别与多细胞有机体联系起来；在单细胞动物中个体的细胞和生殖的细胞仍然是一回事（魏斯曼，1882，第38页）。因此，他认为，单细胞有机体是潜在不死的；死亡看来只是在多细胞动物中才有。的确，这种高等有机体的死亡是自然的死亡，是死于内部原因的；但是，它并不是建立在生物体的先天性质基础上的（魏斯曼，1884，第84页），不能把它看作是基于生命本性之上的一种绝对必然性（魏斯曼，1882，第33页）。毋宁说，死亡是一件有利的事，是一种对外部生活条件的适应现象；因为，在把有形体的细胞分化成躯体和种质之后，个体寿命的无限制地延长就变成了一种毫无意义的奢侈。当多细胞有机体的这种分化出现后，死亡就成为可能和变得适当了。从此以后，高等有机体的躯体，在一定时间之后，便由于内部原因而死亡，而原生物仍然是不死的。另一方面，繁殖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和死亡一起被引进来的；相反，它和（它由此而起源的）成长一样，是生物体的一种原始的属性，自从它在地球上出现之后，生命便持续不断地存在下去。（魏斯曼，1884，第84页以下）

显而易见，以这种方式承认高等有机体具有自然死亡，这对我们的情况并无多大帮助。因为如果死亡是有机体后来获得的一种东西，那么，就不可能认为，这个地球从一开始有生命就存在着死的本能。多细胞有机体可能死于内部原因，因为其分化有缺点或它们的新陈代谢不完善，但是，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却毫无意义。另外，这是一种关于死亡起源的说明，当然比死的本能这个陌生的假设更接近于我们习惯的思维方式。

遵循魏斯曼的主张而进行的这种讨论，在我看来，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没有得出结论性的结果。2406许多作者已经回到歌德（Goethe，1883）的观点上来了，歌德认为，死亡是繁衍的直接结果。哈特曼（Hartmann，1902，第29页）认为，死尸的出现——即一具已经死去的生物体的一部分——并不是死亡的标准，而应该把死亡定义为“个体发展的终结”。在这个意义上说，原生动物也是要死的；对它们来说，死亡一律是和繁衍相一致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它被后者弄得模糊不清了，因为母性动物的全部物质可以被直接传递到年幼的后代中去。

此后不久，研究的兴趣便转向了用实验来检验单细胞有机体，即所谓生物体的不死性。一个名叫伍德拉夫（Woodruff）的美国生物学家曾用一种纤毛虫（infusorian）做实验，这是一种浮游微生物（slipper-animalcule），这种生物用把自己分裂成两个个体的形式来再生自身；伍德拉夫每一次分离出一个产物，并把它放入新鲜的水里，（当伍德拉夫不再进行实验的时候）他已追踪这种生物繁衍到第3029代。第一代这种浮游微生物的最后一个子孙就像它的最初的祖先一样富有活力；没有任何老化或退化的迹象。这样，如果这些数字是令人信服的，那么，原生动物的不死性似乎可以在实验上得到证明了。2407

其他实验却获得了不同的结果。和伍德拉夫的发现相反，莫帕斯（Maupas）、卡尔金斯（Calkins）等人发现，这些纤毛虫在分化到一定的数目之后，除非对他们采取某些补救的措施，否则，它就变得衰弱了，形状变小，失去了它的一部分组织，最后便死掉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原生动物也像高等动物一样，经过一段年老体衰之后，便死掉了——这是和魏斯曼的观点完全矛盾的，魏斯曼认为死亡是生物有机体后来获得的。

谈到这些实验的最后结果，我们注意到，有两个事实似乎能使我们站稳脚跟。

第一，如果有两个微生物，在它们还没有显示出老化的迹象时，能够互相混合，即结合起来（此后不久它们又分离开），那么，它们就不会变老，它们又“返老还童”了。这种结合无疑就是高等动物的性繁殖的原型；到目前为止，它和繁殖还毫无关系，它被局限在和两种个体物质的混合上（即魏斯曼的“两性融合”）。不过，这种结合的恢复性影响也可以用一定形式的刺激、给它们提供的营养液的成分的变化、温度的提高或对它们进行振动来代替。这使我们想起了洛布（J.Loeb）的著名实验，他把某些化学刺激物加到海胆卵的身上——产生了通常只有在受精之后才会发生的细胞分裂过程。

第二，纤毛虫由于自己的生命过程的结果而到达一种自然的死亡，这毕竟是有可能的，因为伍德拉夫的发现和其他人的发现之间的矛盾在于，伍德拉夫把每一代都放在新鲜的营养液里。如果他不再这样做了，他观察到的，如同其他研究者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些后代就表现出老化的迹象。他得出结论认为，这些微生物被发散到周围液体中去的新陈代谢的产物损伤了，这样，他就能够结论性地证明，只有这种特殊的微生物自己的新陈代谢的废物才具有这种致命的后果。因为，如果在种属关系较远的物种的排泄物过分饱和的溶液中，这些同样的微生物就会茁壮地成长着，而如果使它们拥挤在它们自己的营养液中时，它们却必然会死亡。因此，如果让一条纤毛虫独居一处，那么，它就会死于自然死亡，因为它自己的新陈代谢废物没有完全排清（或许一切高等动物最终都是死于同样的无能为力）。

在这一点上，我们心里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通过研究原生动物的自然死亡，我们在寻求解答这个问题时是否服务于任何良好的目的？这些生物的原始组织可能使在它们身上存在的某些重要的情况不为我们所知，虽然事实上也在它们身上表现出来，但只有在高等动物中才能见到。在这些高等动物身上，它们已经能够获得一种形态学的表现。如果我们放弃形态学的观点，而采取动力学的观点，那么，原生动物自然死亡能否被证明，就变成了一件与我们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对它们来说，后来被认为是不死的实体，不管怎么说，都还没有和必然死的部分分离开。那种努力把生命导向死亡的本能的力量，在它们身上也可能从一开始就发挥作用了。不过，它们的作用则可能被倾向于保存生命的力量，完全遮蔽住了，以致任何证明它们存在的直接证据都变得难以发现。再者，我们已经知道，生物学家的观察容许我们假设，这种趋向死亡的内部过程也存在于原生动物之中。但是，即便在魏斯曼的意义上证明原生动物是不死的，他关于死亡是一种后来获得的主张，也只适用于死亡的外部现象，对于像趋向死亡这样的过程来说，是不可能做出这类假设来的。

因此，我们期望，生物学或许会直截了当地否认死的本能，但是，我们的这个期望并没有实现。如果我们有这样做的其他理由，那么，对我们来说，我们显然应该继续关注死的本能存在的可能性。魏斯曼的躯体和种质分离，与我们所划分的死的本能和生的本能之间惊人的类似性仍继续存在，而且还保留着它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在这个精巧的二元论的本能生命概念上做一短暂停留。根据海林（E.Hering）的生物过程理论，在生物体中不间断地发生着两种方向相反的过程，一种是建构性的或同化的，另一种是破坏性的或异化的。我们敢不敢承认，在生命过程所采纳的这两个方向中有我们的两种本能冲动，即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在活动呢？不管怎么说，我们总不能对某个事实视而不见。这个事实就是，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到叔本华（Schopenhauer）的哲学领域中来了，在叔本华看来，死亡是生命的“真正结果，并且在这个意义上说，也是生命的目的”2408，而性本能则是生命意志的化身。

我们不妨大胆地尝试再迈出一步。根据一般的看法，许多细胞结合成一个生命的统一体——即有机体的多细胞性——已成为延长其寿命的一种方法。一个细胞帮助维持另一个细胞的生命，即使某一个细胞不得不死亡，这个细胞共同体也能继续生存。我们已经知道，结合——两个单细胞体的暂时混合，对两者也有一种维持生命和返老还童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尝试用精神分析提出的力比多理论来说明细胞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设想，正是在每一个细胞中活动的本能，或性本能，才把其他细胞作为它们的对象，它们部分地使那些细胞中的死的本能（也就是，由它们所建立的过程）中立化。这样便保存了它们的生命；而其他细胞也为它们做了同样的事情。还有一些细胞在行使这种力比多功能时牺牲了自己。生殖细胞本身则会以一种完全“自恋的”形式表现出来——用我们习惯于在神经症理论中描述整个个体时所使用的短语，一个人把它的力比多集中在自我身上，而且丝毫也不让它在对象释放中消耗掉。生殖细胞需要它们的力比多，即它们的生的本能的活动，因为它们自己是它们后来的大量建设性活动的一种储备。（或许毁灭有机体的恶性成长的细胞也可以在同样的意义上被描述成是自恋的：病理学的确准备把恶性细胞看作是天生的，并把胚胎的属性赋予它们。）2409我们的性本能的力比多就以这种方式和诗人们及哲学家们的爱欲（Eros）都一致起来了，爱欲把一切有生命的事物聚合在一起。

在这里，我们有机会回顾我们的力比多理论的缓慢发展。首先，对移情性神经症的分析迫使我们注意到，在朝向某个对象的性本能和某些其他本能之间的对立，我们由于不完全了解它，而把其他本能描述为“自我本能”。2410在后者当中，最突出的位置赋予了那些对个体的自我保存有益的本能。我们不可能说，还要在它们当中做出什么区分。对于建立一门真正的心理学来说，没有任何知识能够像大致地把握本能的一般性质和可能存在的差异那样更重要的了。但是，没有一个心理学领域会使我们更多地在黑暗中摸索。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假定存在着许多本能或“基本的本能”，就像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们用他们的四种元素：土、气、火和水进行拼凑一样。精神分析不可避免地要做出关于本能的某种假设，从一开始就坚持对本能做这种通常的区分，特别是在“饥饿和爱”这个短语中所做的区分。至少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任意的编造；在精神神经症的分析中，正是通过它的帮助才取得很大进展的。“性欲的”概念，同时还有性本能的概念，当然必须要扩展，直到它能包括许多尚未归类到生殖功能范围中来的东西；这种做法便在一个严肃而又体面的，或者只是虚伪的世界中引起了相当大的骚动。

当精神分析能够摸索着更接近一点心理学的自我时，最初我们只知道它是一种压抑、稽查作用，而且能行使保护和反相形成作用（reaction formation），这时我们便迈出了下一步。确实，持批评态度的和其他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很久以来就对把力比多概念缩小到指向某一对象的性本能的能量提出了批评。但是，他们却没有解释他们是怎样获得这种更完整的理解的，而且也没能为精神分析从中推断出什么能加以利用的东西来。在更审慎的发展过程中，精神分析的观察发现了这种规律性，力比多从对象中撤回而指向自我（内在性过程），而且，通过对儿童早期阶段力比多发展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显然，自我是力比多的真正的和原始的储藏库。2411只有从这里力比多才能被扩展到对象中去。现在，自我取代了它的地位而成为性的对象之一，并且立刻被安置在其中最显要的位置。力比多以这种方式寄居在自我之中，这种力比多被描述为“自恋性的”。2412在这个词的精神分析的意义上说，这个自恋的力比多自然也是性本能力量的表现，现在必须把它与“自我保存本能”相认同，这种自我保存本能从一开始便得到了承认。这样一来，在自我本能和性本能之间的原始对立就变得不适当了。自我本能的一部分被认为具有力比多性质；性本能——可能还有其他本能——都是在自我中发挥作用的。但是，我们有理由说，以前的观点，即精神神经症是建立在自我本能和性本能之间的冲突基础上的，即使在今天也不是应该必须抛弃的。问题只在于，我们最初假设的这两种本能之间的差别，在某些方面具有质的差异，而现在则必定具有不同的特点了，即在心理地形学的基础上定义。而且特别真实的是，移情性神经症，这个精神分析研究的真正对象，仍然被认为是自我和对象的力比多精力贯注之间的冲突所致。

现在，我们更有必要强调自我保存本能的力比多特点，因为我们正大胆地进一步把性本能看作是爱欲的，即世界万物的维护者，从产生身体细胞的相互依附的全部力比多总量中获得自我的自恋力比多。但是，我们现在发现，我们突然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自我保存本能也是具有力比多性质的，那么，或许我们除了有力比多本能外，就别无其他本能了吗？不管怎么说，至少没有其他本能表现出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承认那些批评者是正确的，他们从一开始就对精神分析用性欲来解释一切表示怀疑，或者同意像荣格这类革新者的意见，他们急促地做出判断，把“力比多”这个词用来指本能力量，难道不是这样吗？

产生这样一个结果无论如何也不是我们的意图。我们把自我本能（我们把它等同于死的本能）和性本能（我们把它等同于生的本能）之间的明确区分作为我们的出发点。（我们曾在某一时期[第39页]准备把所谓自我保存本能包含到死的本能中；但是，我们[第52页]对这一观点做了纠正，并且从中撤了回来。）我们的观点从一开始就是二元论的——既然我们认为，这种对立不是自我本能和性本能之间的对立，而是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之间的对立，那么，我们的观点就更具有明确的二元论性质了。相反，荣格的力比多理论是一元论的，他把“力比多”一词视为它的唯一的本能力量，这样必然产生混乱，但是，对我们却不会有任何影响。2413我们怀疑，在自我中起作用的不是自我保存本能，而是其他本能，我们应该把它们指认出来。但遗憾的是，对自我的分析取得的进步如此微小，以致这种论证变得非常难以获得。的确，自我中的力比多本能可能以某种特殊的方式2414，和其他我们迄今还不知道的自我本能结合起来了。甚至在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自恋之前，精神分析学家就已经有一种假设，即“自我本能”把力比多的成分吸收到自身中去了。但是，这只是一些非常不确定的可能性，我们的对手是不会予以注意的。它留下了一个棘手的困难，迄今为止，精神分析除了使我们能够证明存在着力比多冲动外，无法使我们指认任何（自我）本能。但是，实际上并不存在其他本能的结论却是一个我们并不赞成的结论。

在目前笼罩着本能理论的朦胧状态中，如果拒绝任何能使之清晰明白的观点，将会是很不明智的，我们是从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之问的尖锐对立作为我们的出发点的。现在，对象之爱本身向我们展示了第二种类似的两极对立——即爱（或柔情）和恨（或攻击）之间的对立。要是我们能够成功地把这两种极性情况相互联系起来，从一极追溯到另一极，那该有多好啊！我们早就认识到性本能有一种施虐狂的成分2415：就我们所知，它可以使自己独立，并且作为一种性反常行为而支配着一个人的全部性活动。在我所命名的一个“前生殖器组织”（pregenital organization）中，它也是作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主要本能出现的。但是，一个人是怎样获得这旨在损害对象的施虐本能的呢？是从维持生命的爱欲中获得的吗？这种施虐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死的本能，它是在自恋的力比多影响下被迫离开自我的，这样，它就只能在与对象的关系中来表现，难道这个假设会没有道理吗？现在，它开始服务于性的功能，在力比多组织的口欲期（oral stage），获得对一个性对象的控制的活动和该对象的毁灭是一致的；后来施虐的本能分离出来，最后，在性器期为主的阶段，为了生殖的目的，而去接管迄今一直压制着性对象去实现性活动要求的功能。确实，人们可能会说，从自我中被迫离开的施虐行为为性本能的力比多成分指明了道路，这些成分后来跟随着它而被施加到对象身上。在最初的施虐行为没有经历过减轻或混合的地方，我们发现了这种在爱欲的生活中所熟知的既爱又恨的矛盾状况。2416

如果这样的一个假设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满足了应该提供一个关于死的本能的例子这个要求——虽然这实际上是一个被移置的本能。然而，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远非那么容易把握，而且给人造成一种神秘的印象。有人怀疑我们试图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一条走出这种令人非常尴尬的境地的道路，不过，我们可能还记得，在这种假设中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在还没有出现这种令人尴尬的处境之前，我们就早已经提出过这样的假设了。在那时，临床观察就迫使我们相信这种观点，对施虐狂倾向是一种补充的这种受虐倾向的那个部分本能，必须作为一种转向主体自我本身的施虐倾向的反作用来理解。2417但是，本能从对象转向自我，和从自我转向对象，在原则上并没有什么区别——这就是刚才那个正在讨论的新观点。受虐倾向，即本能向主体自我的转向，在那种情况下就是一种向本能历史的早期阶段的转向。我刚才做的关于受虐倾向的说明，因为太笼统了，需要在某一方面做一些修正：也可能有这种初级的受虐倾向——这是当时我曾为之争辩的一种可能性。2418

不过，还是让我们回到自我保存的性本能上来吧。原生动物的实验已经向我们表明，那种结合——就是此后不久便分离开的两个个体的结合，而不会出现随后的细胞分裂现象——对两者都有一种增强力量和返老还童的作用。2419在它们的后代中没有表现出任何退化的迹象，它们似乎也已经获得了更长时间的经受它们自己的新陈代谢的有害结果的能力。我认为，这个简单的观察结果也可以被看作是性的结合作用的一个典型。但是，两个稍有差别的细胞的混合是怎样产生这样一种新的生命的呢？用化学的作用，甚至用机械刺激的作用取代原生动物的结合，这个实验无疑能使我们对这个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它的发生是由于引入了新的大量刺激。这是和下述假设密切一致的，即一个人的生命过程由于内部原因而导致化学张力的消除，就是说，导致死亡，而和一个不同的个体生命物质的结合则增加了那些张力，引入了我们可描述为新的“活力差异”的东西，这种差异被引入之后便使生命继续活下去。对两者之间的这种差异来说，必然有一个或更多最适合成长的条件。心理生活中，或许还有一般的神经活动中占优势的倾向，是力图进行还原，即保持在一种恒定的水平上，或排除由于刺激而导致的内部紧张（即涅槃原则[Nirvana principle]）2420借用巴巴拉·洛（Barbara Low，1920，第73页）所使用的一个术语——是一种在快乐原则中找到表达方式的倾向2421；我们对这个事实的这种认识是我们相信存在着死的本能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

但是，我们仍然感到，我们的思路被这个事实所明显地阻碍着，即我们不可能把性本能归咎于一种强迫性重复的特征，这种重复最先使我们去探索死的本能。毫无疑问，胚胎发展过程中充满了大量的这种重复现象；性繁殖中所包含的两个生殖细胞及其生命史本身，只是对有机体生命开端的重复；但是，性本能所指向的这些过程的本质，却是两个细胞的结合。这种结合本身正是保证在高等有机体中生物不死的东西。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关于性繁殖的起源和性本能的一般根源的信息。这是一个外行人在它面前胆怯，而且即使专家也还没能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将只能从许多不同的主张和见解中，对那些似乎和我们的思路有关的事做一个简要的总结。

有一种观点把它描述为生长现象的一部分表现形式（通过分裂繁殖、抽条、芽殖而发生的繁殖现象），而使这个生殖的问题丧失了其神秘的吸引力。借助于性别上有分化生殖细胞所产生的生殖，其起源可以沿着正统的达尔文主义的路线来描述，即假设两性融合的优势在后来的发展中被保存下来，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利用，这种两性融合最初是在某种偶然的情况下，通过两个原生动物的偶然结合而产生的。2422按照这种观点，“性”就没有很古老的根源；其目的在于产生性统一的那种异常强大的本能，便重复了某些曾经偶然发生的事情，并且以后由于它的优点而被确定下来。

对死亡提出的同样的问题现在又提出来了，我们把原生动物实际表现出来的那些特点归于原生动物，这是否正确呢？又，我们假设，只有在高等动物中才可以理解的力量和过程确实是从一开始就起源于这些有机体，这种假设是否正确呢？对我们的目的来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性欲观点几乎没有什么帮助。人们或许会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即这种观点预先假定生的本能的存在，它早已在最简单的有机体中起作用了；因为否则的话，结合，这样一种阻碍生命的历程，而且使终止活着的任务更加困难的作用，就不会被保留着和得到详尽的阐述，而是会加以回避。那么，如果我们不想放弃死的本能的假设，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假设它们和生的本能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必须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解的是一道有两个未知数的方程。

除此之外，科学所能告诉我们的、关于性欲起源的东西，数量如此之少，以致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比作一种黑暗的问题，甚至一束假设的光也透不进去。实际上，在另一个大不相同的领域，我们确实遇到了这样一种假设；但它却是这样古怪的一种假设——这无疑是一种神话，而不是科学的解释——如果它没有确切地实现我们正致力于实现的那一个条件的话，我就不敢在这里把它提出来了。因为，它的起源可追溯到必须恢复某种早期事态的需要这种本能。

当然，我在心里指的是柏拉图在他的《会饮篇》中由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代言的那种学说，这个学说不仅研究性本能的起源，而且研究它与其对象的关系中最重要的变化。“人类最初的本性不像现在这样，而是大不相同的。首先，最初有三种性别，是三种而不是今天的两种；有男性和女性，还有一个是这两种性别的结合……”关于这些原始人的一切都是双重的：他们有四只手和四只脚，两张脸，两个生殖器等等。后来宙斯决定把这些人一分为二，“就像为了剔除果核而把一个山梨果一切两半那样”。在分完之后，“人的这两个部分，都渴求他自己的另一半，这两半拥抱在一起，伸出胳膊把他们的身体缠绕在一起，渴望再生长在一起。”2423

我们打算遵循这位诗人哲学家给我们提供的线索，并做出大胆假设，即生物在其获得生命的那一刻被分裂成小的粒子，从那时起，它们就力图通过性本能来重新获得统一吗？穿越原生动物之王国而发展的这些本能，无机物的化学亲和性在里面继续存在着，逐渐克服了由于充斥着危及生命的刺激物的环境而对它们的奋斗所设置的一切障碍，这些刺激物迫使它们形成了一个保护性的外表吗？生物的这些被分裂的部分就是以这种方式获得了成为多细胞的条件，并最终以最高度集中的形式，把寻求创新同意的本能转移到生殖细胞上去的吗？但是，我认为，这里正是我们要突破的那个时刻。

不过，对这个结论并不是没有一些批评反省的，人们可能会问，我自己是否相信在这几页中提出的那些假设的真实性呢？如果相信的话，又相信多少呢？我的回答是，我自己既不相信，我也不寻求说服别人相信。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不知道我到底相信它们多少。在我看来，这个带有感情色彩的相信在这里根本就不需要考虑。一个人一定会使自己埋头于一条思想路线，并且顺其思路探索到底，这只是出于纯粹科学的好奇心，或者，假如读者愿意的话，作为一个吹毛求疵的人（advocatus diaboli），但他本人却并未卖身给魔鬼。我并不反驳这个事实，在本能理论中我所走的第三步，不能像前两步——即性欲概念的扩展和自恋的建立——那样，要求得到同等程度的肯定。这两次革新是把观察直接变成理论，因此，它们犯错误的可能性并不大于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必然犯的错误。确实，我关于本能退行性特点的主张也是基于观察材料的——即基于强迫性重复的事实。但是，或许我过高地估计了它们的意义。除了通过把事实材料和纯粹思辨的东西一再结合起来，并因此和实证观察的结果相去甚远之外，我无论如何也设想不出这样一种观点。我们知道，在建构一个理论的时候，一个人越是经常这样做，最后的结果就越不可靠。但是，这种不确定性的程度是无法弄清的。一个人可能幸运地命中了，或者也可能会走上不光彩的歧途。在这项工作中，我认为所谓“直觉”（intuition）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根据我对直觉的看法，在我看来，它似乎是一种理智公正性的结果。但遗憾的是，在人们关心那些终极的事情，即关于科学和生命的重大问题时，它们往往是不公正的，在这些情况下，我们每一个人都受深深地植根于内部的偏见的支配，我们的思辨也不知不觉地为这些偏见服务。既然在这里我们有如此良好的理由来表示不信任，那么，我们对自己的精心阐述最好保持一种冷静的仁慈态度。但是，我得赶快补上一句，这种自我批评并不是要强制人们对不同的意见表示特别的宽容。下面的做法是完全合理的，一个人可以无情地否认从刚一开始分析所观察到的事实便互相矛盾的那些理论，同时还要认识到，一个人自己的理论的有效性只是暂时的。

在我们对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的推测做出我们的判断时，我们并没有感到，竟然有这么多令人困惑的和模糊不清的过程在其中出现——例如，一种本能被另一种本能排斥，或者一种本能从自我转向某个对象等等。这种情况的出现。只是因为我们不得不使用科学的术语所致，即使用心理学（或更确切地说，是使用深蕴心理学）所特有的比喻性的表达。否则，我们就根本不能描述以上这些过程，而且确实也不可能注意到它们。假如我们已经能用生理学的或化学的术语来代替心理学的术语，那么，在我们描述中的这些缺点就可能会消失。其实，它们也只不过是一种比喻性语言的一部分，只不过这是一种我们早已熟悉的，或许也是一种更简单的语言。

另一方面，应当明确指出，由于必须从生物科学中借鉴，我们的推测的不确定性有很大增长。生物学确实是一个具有无限可能性的领域。我们可以期望它给我们提供最令人惊讶的信息，我们无法猜测，在几十年以后它将对我们已经提出来的那些问题做什么样答复。或许它们可能会这样来推翻我们人为建构的全部假设。假如这样的话，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我还要从事像本书提出的这种思想路线呢？尤其是为什么我决定要把它公之于众呢？哦——我无法否认，其中所包含的有些类比、相关和联系，在我看来似乎是值得考虑的。2424

第七章

如果寻求恢复事物的早期状态确实是本能的一个如此普遍的特点的话，我们就不会感到吃惊，心理生活中竟发生了这么多不依赖于快乐原则的过程。这个特点是所有成分本能都具有的，而且它们总想重新返回到发展过程中的某一特定阶段。这是一些快乐原则还没有对它们取得支配地位的事物；但决不能因此而认为，它们都必然与此相抵触，我们还没有解决这个确定本能的重复过程和快乐原则占支配地位的关系问题。

我们已经发现，心理结构的最早和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把冲击着它的本能冲动加以约束，用继发过程来代替在它们当中流行的原发过程，并把它们的自由流动的能量贯注转变成基本上是安稳的（有兴奋作用的）贯注。在这种转变发生时，人们不可能注意到不快乐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快乐原则被取消了。相反，这种转变的发生是服务于快乐原则的；这种约束是引入和确保快乐原则的支配地位的一种准备活动。

我们不妨做一个更明确的区分，这种区分比我们迄今所做过的功能与倾向之间的区分更加明确。这样一来，快乐原则便成为一种服务于某种功能的倾向，这种功能的作用是，使心理结构能够完全摆脱兴奋状态，或使其中的兴奋量保持恒定，或尽可能使之保持较低水平。我们还不能明确地决定，对这些处理问题的方式，我们究竟喜欢哪一种。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这样描述的功能和一切生物的最普遍的努力有关——即回到无生物世界的平静状态中去。我们都曾体验过，我们所达到的最大的快乐，即性活动的快乐，是怎样和高度的兴奋状态的暂时消失相联系的。对本能兴奋的这种约束是一种预备性的功能，旨在使兴奋在释放的快乐中为其最终的消除做好准备。

这样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快乐感和不快乐感是否也能同样地从受约束的（bound）和不受约束的（unbound）兴奋过程中产生呢？看来似乎无可怀疑，不受约束的或原发过程在两个方向上都比受约束的或继发过程产生更强烈得多的情感。另外，就时间而言，原发过程也比较早；在心理生活的开端并没有别的过程。我们可以推论，如果快乐原则没有早已在它们当中起作用，它就不会因为后来的那些过程而被确立下来。这样，我们便可获得这个实质上并非简单的结论，在心理生活之初就表现出比后来更强烈的为快乐而进行的斗争，但并非那样不受限制：它不得不忍受经常出现的干扰，在后来的各个时段，快乐原则的支配作用得到了更大的保证，但是，这个原则不像其他所有的本能那样能逃避驯服的过程。总之，不管在兴奋过程中导致的快乐感和不快乐感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只要在原发过程中存在，在继发过程中也同样存在。

这里可能就是进行新的研究的起点。我们的意识从内部向我们传达的不仅有快乐感和不快乐感，而且还有一种特别紧张的感受，这种紧张本身也可以既是快乐的，又是不快乐的。难道这些感受之间的差异就能使我们区分出受约束的和不受约束的能量过程吗？或者说紧张感和绝对的数量有关，或许和贯注的水平有关，而快乐和不快乐序列指的是贯注量在一定的单位时间内的变化吗？2425另一个惊人的事实是生的本能和我们的内部知觉有那么多的联系——因为生的本能一出现便作为和平状态的破坏者，并且不断地产生紧张状态，紧张状态的解除便被作为快乐而感受到——死的本能似乎毫不引人注目地完成它们的工作。实际上，快乐原则似乎是服务于死的本能的；当然，它对外部刺激保持戒备，外部刺激被这两种本能都看作是危险；但快乐原则特别防备的是内部刺激的增加，这些内部刺激使生存的任务更加困难。这样一来，数不清的其他问题便产生了，对这些问题我们目前还无法做出回答。我们必须要耐心，并且等待其他的研究方法和机会。如果这样做似乎不会带来什么好的结果，我们也必须准备放弃我们一度曾遵循过的道路。只有那些期望用科学来代替已被他们放弃的信仰的那些“信奉者们”，才会责备一个研究者进一步发展甚至改变他的观点。我们或许也可以在这个诗人的诗句中为我们的科学知识的缓慢进步寻找到安慰：

我们不能飞行至此，则我们必须跛行。

基督教《圣经》已言明，跛行并非罪孽。2426

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

（1921）

熊哲宏　匡春英　译

高申春　校

熊哲宏　修订

按语

本书是弗洛伊德后期关于群体心理学的主要著作。他系统论述了关于“群体的本质就在于它自身存在的力比多联系”的理论。其特征是根据个体心理的变化来解释群体心理。在该书中，弗洛伊德首先介绍了群体心理学的各种特征及维持教会和军队这两个人为群体的心理纽带。其次，着重探讨了暗示、认同、爱和催眠中力比多联系的作用。最后，在“自我的等级区分”假定中，提出了“自我理想”的概念。后来到1923年发表《自我与本我》时，重新将“自我理想”确定为“超我”，从而进一步完善了他的人格结构理论。

第一章　导言

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与社会或群体心理学（social or group psychology）2427之间的差别，初看起来似乎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当更严密地加以考察时，就大大失去了其清晰性。无疑，个体心理学关心的是个体的人，探索个体得以寻求满足他本能冲动的途径；但是仅仅罕见地并在某种例外的条件下，个体心理学才能够忽视个体与他人的关系。在个体的心理生活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作为一种模范、一种对象、一个帮助者、一个敌对者的某个别人。所以个体心理学——在该词这种扩展了的、而且完全合理的意义上——同时也就是社会心理学。

个体与其父母、兄弟姐妹、他所爱的对象、他的医生的关系——事实上迄今一直是精神分析研究的中心主题的所有关系，都值得被认为是社会现象。在这方面，它们可以与某些其他过程即被我们描述为“自恋的过程”相对比，在后者中，本能的满足部分地或完全地脱离他人的影响。所以，社会的心理活动与自恋的（布洛伊勒[Bleuler，1912]也许称其为“我向的”）心理活动之间的差别，就完全属于个体心理学领域之内，很不适于把它与社会或群体心理学区分开来。

在上述各关系中的个人——即与他的父母、兄妹、他所爱的人、他的朋友、他的医生的关系，受到唯一单个的人或非常少部分人的影响，其中的每个人对于他都是极为重要的。现在，当说到社会或群体心理学时，通常是把这些关系搁置一边，把许多人——个人因某种东西与之有关系的人——同时影响个人这一研究主题孤立起来，虽然在其他情况下这些人在许多方面对于他可能是陌生人。所以群体心理学所关注的个体，是作为一个氏族、一个民族、一个阶层、一种职业、一种机构的成员，或者是作为某个特定时期为某个确定的目的而组织成一个群体的一群人的组成部分。当自然的连续性一旦以这种方式被切断——如果在本质上是相互联结的事物之间形成裂口的话，就容易把这些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现象当作是不可进一步还原的特殊本能——即社会本能（social instinct）（“群居本能”，“群体心理”）2428——的表现，这些本能在任何其他情境中不会出现。但是我们也许可以大胆地反驳说，赋予数量的因素以如此重大的意义，以致使得它能独自在我们的心理生活中唤起一种在其他情况下不起作用的新本能，这似乎是困难的。所以我们的期待就指向两种其他的可能性：一是社会本能可能不是原始的本能，且不易分解；二是在更狭窄的圈子内（诸如家庭）发现社会本能发展的开端也许是可能的。

虽然群体心理学还只是处于它的摇篮时期，但它包含着无数对立的争端，为研究者提供了无数甚至迄今还没有适当彼此区分开来的问题。不同形式的群体构成的纯粹分类，以及由它们所产生的心理现象的描述，就需要付出大量的观察和说明，并已经导致了丰富的文献。任何人将这本小书的狭窄维度与群体心理学的广阔范围加以比较，就立刻能猜测：这里将仅仅讨论从整个文献材料中选择的一些要点，它们事实上将仅仅是精神分析的深蕴心理学特别关注的一些问题。

第二章　勒邦对群体心理的描述

不是从定义出发，而是从表明要加以讨论的现象的范围开始，并从中选择一些特别显著的、我们的探究能依附的实有特征的事实，这似乎是更有用的。我们可以通过引用勒邦理所当然的名作《群体心理学》（1895）来达到这两个目的。

让我们再次把这点说清楚。如果一门心理学，它致力于探讨个人的先天倾向、本能冲动、动机和目的，直到他的行动以及他与他最亲密的人的关系，如果这样一门心理学完全完成了它的任务，澄清了与其相互联系的所有问题，那么它会突然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新的尚未解决的任务。它不得不解释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在某种条件下，它所要理解的这个个体，以完全不同于先前所预料的方式进行思想、感觉和行动。这种条件就是他介入了一个已获得“心理群体”（psychological group）这一特征的人的集合体。那么，“群体”是什么？它怎样获得对个体的心理生活施加如此决定性影响的能力？它强加于个体心理变化的性质是什么？

回答这三个问题是理论群体心理学的任务。探讨它们的最好方式显然是从第三个问题开始。观察个体反应的变化为群体心理学提供了材料；因为对被解释的事物进行描述必须先于解释方面的每一尝试。

现在我要让勒邦发表个人意见。他说：“由心理群体2429所表现的最惊人的特性如下：无论组成心理群体的个人是谁，不管他们的生活模式、职业、性格或智力是相似还是不相似，他们被转变成一个群体这一事实，使得他们拥有一种集体心理（collective mind）。这种集体心理使得他们以完全不同于他们每一个人在独处时的方式进行感觉、思维和行动。除个人形成一个群体的情况之外，某些观念和感情就不会产生，或者不把它们本身转变成行动。心理群体是由异质因素形成的暂时性存在——它们暂时被结合在一起，正像细胞通过它们的重新组合而构成一种牛命体形式一样，这种新的存在物展示出非常不同于每一细胞单独时所具有的各种特征。”（英译本，1920，第29页。）

我们将自由地打断勒邦的叙说，插入我们自己的评注，并相应地在这个要点上插进观察材料。如果群体中的个体被结合成一个整体，那么必定有联结他们的某种东西！这种纽带可能正是构成群体的特征的东西。但是勒邦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继续考察个体在群体中时所经历的变化，并用完全与我们深蕴心理学的基本假设相融洽的术语描述这种变化。

“要证明构成群体一部分的个体在多大程度上不同于孤立的个体，这是容易的，但是要发现这种差别的原因则不那么容易”。

“无论如何，要获得对这些原因的粗略认识，首先有必要想起近代心理学所确立的真理，潜意识现象不仅在有机体生命中而且在智慧运算中起头等支配作用。心灵的意识生活较之潜意识生活，其重要性并不大。最老练的分析者、最敏锐的观察者几乎都只能发现决定他行动的极少量的意识2430动机。我们意识行动是在心灵中主要由遗传影响所创造的潜意识基质的结果。这种基质由代代相传的无数共同特征所组成——构成了一个种族的天赋。在我们承认的行动的原因背后，无疑存在着我们不承认的秘密原因，而且在这些秘密原因背后，存在着许多我们自己不知的更秘密的2431其他原因。我们很大部分的日常行动是逃避我们觉察的隐藏动机的结果。”（同上，第30页）

勒邦认为，在群体中，个体的特定习性被湮没了，相应地，他们的个性也消失了。种族潜意识（racial unconscious）显现出来；异质的东西被淹没在同质的东西中。我们应该说，心理的表层结构——在个体中它的发展显示出如此不相似——被消除，而在每人身上都相似的潜意识基础则显露出来。

在这个意义上，处在群体中的个体开始显示出一种共有的性格。但是勒邦相信：他们也展示他们先前不具有的新特征。他在三种不同的因素中寻求这一点的理由。

“第一种因素是，构成群体一个部分的个体——仅仅从数量上考虑——获得了致使他屈从于各种本能的强烈感受，要是在他单独情况下，他就会约束这些本能。他将会不那么有意地检点自己，因为他想：群体是无名的，因而可不负责任。这样，总是控制个体的责任感就完全消失了。”（同上，第33页）

从我们的观点看，我们不必把重要性过多地归属于新特征的出现。对我们来说，只需指出，在群体中，个体被纳入允许他摆脱压抑他的潜意识本能冲动的条件。于是，他展示的貌似的新特征事实上是这种潜意识的显现——人类心灵中一切罪恶作为一种倾向被包含在潜意识中。在这些环境中，我们不难理解良心或责任感的消失。长期以来，我们的论点是，“社会性焦虑”（social anxiety）是所谓良心的本质。2432

“第二个原因是感染，它也介入来决定群体中人们特殊性格的显现，同时也决定他们所持的倾向。感染是容易确立其存在的一种现象，但不易做出解释。它必定属于催眠一类的现象，我们不久将要对此做出研究。在群体中，每一种情感和行动都是感染的，这种感染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个体易于让个人利益牺牲于集体利益。这是一种与他的本性非常矛盾的态度，除了当一个人是作为群体的成员之外，他几乎是不会这样的。”（同上，第33页）

过一会儿我们将根据这后一观点做出一个重要的猜想。

“第三个尤其最重要的原因，它决定了群体中个体的特殊性格——时常与单独的个体所显示出的性格完全相反。我是指暗示性，而且，上面叙及的感染仅仅是暗示性的一个结果。

“为了理解这种现象，有必要记住近期生理学的某些发现。我们今天知道，通过各种过程，一个人可以被引入这样一种状态：他完全失去他的意识个性，服从于剥夺他个性的操纵者的所有暗示，而且他的行动与他的性格和习惯完全相矛盾。最仔细研究似乎证明，沉浸于一个群体中活动了一段时间的个体，不久就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特殊状态——不是被该群体所施加的磁性影响的结果，就是来自某些我们所不知的其他原因。这种特殊状态酷似被催眠者觉得自己受催眠师操纵的‘着迷’状态……意识的个性完全消失了；意志和分辨力也失去了。所有感情和思想都受制于催眠师所确定的方向。

“作为心理群体一部分的个体，也大致如此。他不再意识到他的行动。在他的情况中——正如在被催眠的情况中一样，在某些能力被摧毁的同时，其他能力可能得到高度的发展。在暗示的影响下，他将以不可遏制的冲动完成某些行动。这种冲动在群体情况中比在被催眠者的情况中更不可遏制，从暗示对群体中的所有个体都是同样的这一事实中，这种冲动通过交互影响而增加了强度。（同上，第34页）

“于是，我们看到，意识个性消失，潜意识个性占支配地位，凭借情感和观念的暗示和感染向同一方向转变，倾向于把暗示得到的观念直接转换成行动；我们看到，这些就是作为群体一部分的个体的主要特征。他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成为一个不再被他的意志所指导的自动装置。”（同上，第35页）

我这样详尽地援引这些段落是为了表明：勒邦把群体中个体状态解释为实际上是催眠状态，而不仅仅是在这两种状态之间做出比较。我们无意在这一点上提出任何反驳，而只希望强调一个事实：群体中改变个体的后两个原因（感染和高度的暗示性）显然不一样，因为感染实际上似乎是暗示性的表现形式。而且这两种因素的效应在勒邦的评价语境中似乎没有明显区分。如果我们把感染与群体中个体成员彼此相互作用联系起来，而我们把群体中暗示作用的那些表现形式——勒邦当作类似于催眠影响的现象——指向另一来源，我们也许就最好地解释了他的观点。但是指向什么来源？当我们注意到该比较的主要因素之一，即在群体情况下将取代催眠师的那个人没有被勒邦论及到时，我们不禁感受到这种缺陷的含义。但他还是在这种仍然是昏暗不清的“着迷”影响与个体彼此施加的、原初的暗示得以强化的感染效应之间，做了区分。

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考虑有助于我们理解群体中的个体：“而且，根据他成为一个组织化群体的一部分这一纯粹事实，这个人在文明的阶梯上下降了几级。当他只身独处时，他可能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而在一个群体中，他是一个野蛮人——即按本能行事的动物。他拥有原始人的那种任性、残暴、凶狠以及豪爽与仗义。”（同上，第36页）勒邦于是特别详尽叙述了当一个人湮没在群体中时所体验到的理智能力的降低。2433

现在让我们离开个体，而转向勒邦所已概括的群体心理。它所显示的不是单一的特征——精神分析家会在确立或追溯它的来源方面发现各种困难。勒邦本人则通过指出它与原始人和儿童心理生活的相似性而向我们表明了这一方面。（同上，第40页）

一个群体是冲动、易变且不安的。它几乎完全被潜意识所控制。2434一个群体所服从的那些冲动依情况可能是慷慨的或残忍的，勇猛的或懦弱的，但它们总是如此专横以致没有个人利益——甚至自我保存利益——能被感受到（同上，第41页）。就群体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预先谋划的。虽然它可能热切地欲求某些东西，然而决不会持久，因为它不能百折不挠。它不能在它的欲望和它所欲求的东西的满足之间容忍任何延迟。它具有一种全能感；对于群体中的个体来说，不可能这一观念消失了。2435

一个群体是格外轻信和易受影响的，它没有批判的能力，对它来说不存在不合适的事。它以意象的形式——凭联想彼此唤起——进行思维（正像个体在自由联想状态中出现的那样），从来不用任何理性的力量去检验这些思维与现实的一致。一个群体的感情总是非常单一且极为浮夸，以至于一个群体既不知道怀疑也不知道不确定性。2436

群体直接走极端；如果表现出某种怀疑，它会即刻变成无可争辩的确定；一丝反感会转变成强烈的憎恨（同上，第56页）。2437

正如一个群体本身完全倾向于走极端一样，它通过过度的刺激才能兴奋起来。任何一个希望对群体产生影响的人，在他的论证中不必要逻辑的规则；他必须危言耸听，必须夸大其词，必须一再地重复同样的东西。

由于一个群体对构成真理或错误的东西不置疑虑，而且意识到自己的强大力量，它一面服从权威，一面又毫不宽容。它尊重力量，只是略微受仁慈的影响——它把这纯粹当作是一种软弱形式。它对它的英雄所要求的东西是武力，甚至是强暴。它想要被支配和被压制，并对它的主子感到恐怖。它从根本上说完全是保守的，它深深地厌恶所有革新和进步，无限地尊重传统（同上，第62页）。

为了对群体的道德做出正确判断，人们必须考虑这样的事实：当个体集合在一个群体中时，他们所有的个体抑制消失了，作为原始时代的遗迹而潜伏在个体中的所有残忍、兽性和毁灭性的本能躁动了，去寻找自由的满足。但是在暗示的影响下，群体也能在塑造克制、无私和对理想的奉献方面取得高度成就。尽管就独处的个体来说，个人利益几乎是唯一的驱动力，但就群体而言，这种个人利益几乎微不足道。说个体具有其由群体所确立的道德标准，这是可能的（同上，第65页）。而一个群体的理智能力总是远远低于个体的理智能力，集体的道德行为既可能大大高于也可能大大低于个体的道德行为。

勒邦描述的某些其他特征极为清晰地表明，群体心理与原始人心理的同一是多么富有根据。在群体中，多数矛盾的观念能比肩并存，彼此宽容，不存在任何源出于它们之间的逻辑矛盾的冲突。但是正如精神分析早就指出的那样，在个体、儿童和神经症患者的潜意识心理生活中，情况也是如此。2438

再者，一个群体受制于语词的真正魔力。语词在群体心理中能唤起最可怕的骚动，也能使这种骚动平息（同上，第117页）。“理由和论证胜不过某些语词和公式。这些语词和公式是在群体面前庄重地吟诵出来的，一旦它们被发出声来，每人的脸上便会显露出崇敬的表情，所有人都顶礼膜拜。它们被许多人当作是自然力或超自然的力量。”（同上，第117页）在这方面，仅仅只要记起原始人中的名称禁忌以及他们给名称和语词所赋予的魔力就行了。2439

最后，群体决不渴求真理，它们需要的是幻觉，没有幻觉便不能行事。它们总是赋予不真实的东西优越于真实的东西；它们几乎被不真实的东西像真实的东西一样如此强烈地受其影响。它们具有不在二者之间做出区分的明显倾向（同上，第77页）。

我们业已指出，幻想生活和出自于未被满足的愿望的幻觉占支配地位，是神经症心理学中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发现，指导神经症患者的东西，不是通常的客观实在，而是心理的实在。癔症症状以幻想而不是真实经验的重复为基础，强迫性神经症中的罪疚感以绝没有被执行的罪疚意向这一事实为基础。的确，正像在梦和神经症中一样，在一个群体的心理活动中，检验事物真实性的功能较之有其情感贯注（affective cathexis）的愿望冲动的力量，变得微乎其微了。

关于群体的领袖问题，勒邦所说的东西就不怎么详尽了，不能使我们如此清楚地分辨出一个潜在的原则。他认为，生物一旦以某些数量聚集在一起，不管它们是一群动物还是人的集合，它们都本能地把自己置于一个头领的权威之下（同上，第134页）。一个群体是一个顺从的动物群，没有首领就绝不能生存。它如此地渴求忠顺，以至于它本能地服从于自称为首领的任何人。

虽然一个群体的需要相应地迎合了领袖的产生，然而他在其个人素质方面也必须适应这一需要。为了唤起群体的信仰，他本人必须被（在观念中的）强烈信仰入迷地支配着；他必须拥有强烈并施加于人的意志，该群体——它没有自己的意志——能从他那里接受意志。然后，勒邦讨论了不同类型的领袖，以及他们对群体施加作用的手段。他总体上相信，领袖们是借助他们本人狂信的那些观念来使自己得以存在。

而且，他把某种神秘的和不可抗拒的力量既赋予这些观念也赋予领袖，他称之为“威信”。威信是被某一个体、一种作品或一种观念影响我们的一类支配性的东西。它直接麻痹我们的批判能力，使我们充满惊愕和崇敬。它似乎唤起像催眠中的“人迷”那样的感情（同上，第148页）。他将获得性或人为性威信和人格威信加以区分。某些人靠他们的名誉、财富和声望赢得前一种威信（某些意见、艺术品等靠传统）。由于在每一情况下这种威信都要追溯到过去，因而在理解这种令人迷惑的影响方面，它不能对我们有更多的帮助。人格威信则隶属于少数凭它而成为领袖的人，它的效果似乎是通过某种有吸引力的魔术作用使每个人服从领袖。然而，所有威信都依赖于成功，它在失败的场合下就会丧失（同上，第159页）。

勒邦给我们的印象是，他没有成功地将领袖的作用和威信的重要性与他对群体心理图景的卓越描绘完全融洽起来。

第三章　关于群体心理生活的其他说明

我们通过介绍的方式利用了勒邦的描述，因为它在着重强调潜意识心理生活方面与我们自己的心理学十分一致。但此刻我们必须补充说，事实上，勒邦的论述并没有得出任何新东西。他对群体心理的各种表现所说的一切不利和贬低的东西，在他之前已经被其他人同样独特和同样敌意地说过了，并且自早的文献以来已被思想家、政治家和著作家们用同样的调子重复过了。2440包含勒邦最重要观点的两个主题——在群体中理智功能的集体性抑制和情感的增强，不久前已被西盖勒（Sighele）系统阐述过。2441剩下的作为勒邦特有的东西，说到底就是潜意识以及与原始人心理生活做比较这两个概念，甚至这些东西在他之前也常常被人自然地提到了。

不过还要指出的是，勒邦和其他人对群体心理的描述和估价绝非毫无争议。无疑，刚才述及的群体心理的一切现象是正确观察的结果，但区分出群体构成的其他表现形式也是可能的。在这些表现形式中，会在恰好相反的意义上起作用，并且必然对群体心理做出更高的评价。

勒邦本人也打算承认：在某些场合，群体的品格可以高于组成群体的个体的品格，只有集体能产生高度的无私和奉献精神。“就独处的个人来说，个人利益几乎是唯一的驱动力，而就群体而言，个人利益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勒邦，英译本，1920，第65页）其他作者则列举这样的事实：只有社会才全然为个体规定任何伦理准则，而个体通常是不能以某种或其他的方式达到社会的高要求的。他们还指出，在某些例外的情况下，在团体中可以产生热情奔放的现象——使得最辉煌的群体成就成为可能。

就智力活动而言，事实仍然是，思想领域的伟大决策、重大的发现和问题的解决，只有独立工作的个体才是可能的。但是，甚至群体心理在智力领域也能有创造性的才能，正如尤其由语言本身，以及由民歌、民间传说等等所显示的那样。而且，个别思想家或著作家得益于他生活于其中的群体的影响有多大，以及是否他比完善一项他人同时参与的精神产品所起的作用还要大一些，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面对这些完全矛盾的说明，看起来似乎群体心理学的工作必然导致无效的结局。但是也不难找到摆脱这种困境的希望。在“群体”一词下面，有可能出现非常不同的结构，需要把它们区分开来。西盖勒、勒邦和其他人论及的是短暂存在的群体——各种各样的个人由某种眼前利益而匆匆地聚集起来。革命群体的特征——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特征——无疑影响了他们的描述。与此相反的观点则来源于考察那些稳定的群体或社团——人们在它们中度过一生，它们则体现为社会的各种机构。第一种群体与第二种群体的关系就像滔滔海浪与海底地隆的关系。

麦独孤在他的《群体心理》（1920a）中，就是从刚才叙及的同样矛盾出发的，并且在组织的因素中寻求对这一矛盾的解决。他说，在最简单的情况下，这种“群体”全然不具有组织，或者不具有称得上组织的那种东西。他把这一类群体描述为“人群”（Crowd）。但是他也承认，无论如何，一个人群在不具有初步组织的情况下几乎不能聚集在一起。正是在这些简单群体中，特别容易观察到集体心理的某些基本事实（麦独孤，1920a，第22页）。在一个偶合人群的各个成员能构成像心理学意义上的群体那样的东西之前，必须满足的条件是：这些个体必须彼此间有某些共同的东西，对某一对象的共同兴趣，在某种或其他情境中相似的情绪倾向，以及（我想要插话说，“结果是”）“某些范围的交互影响”（同上，第23页）。“这种心理同质性”的程度愈高，个体形成一种心理群体就愈容易，并且群体心理的各种表现也就愈显著。

一个群体构成后最显著也最重要的结果，是在它的每一成员那里产生的“情绪的高涨或强烈”（同上，第24页）。依麦独孤之见，在群体中人们的情绪会激荡到在其他条件下很少或从没有达到的程度；对于那些有关的人们来说，使他们自己如此无节制地受其激情摆布，以致被淹没在该群体中并失去他们个体性的局限感，乃是一种令人愉快的体验。麦独孤用他称之为“借助原始交感反应的情绪直接诱发原则”——即借助我们已熟悉的情绪感染，来解释个人被共同的冲动所左右的方式（同上，第25页）。事实是，对一种情感状态的信号的知觉，在知觉它们的那些人中自动地累积而唤起同样的情感。能同时观察到具有同样情感的人越多，则这种自动的强迫就增长得越强烈。个人失去了他的判别能力、让自己陷入同样的情感。但在此过程中，他增加了其他人的兴奋——其他人在他身上也导致这种兴奋，因而个人的情感负荷被相互之间的作用所加剧。这种以强迫的性质去做与他人一样的事，并与别人保持和谐，无疑有某种东西在起作用。情绪冲动越是粗陋和简单，则愈是相应地适于扩散至群体。

出自群体的某些其他影响有利于这种情感强化的机制，一个群体给个体的印象，是作为无限的力量和不可抗拒的危险。群体暂时取代了整个人类社会。人类社会是权威的行使者，个人对它的惩罚感到恐惧，因此个人甘受如此多的抑制。对他来说，把自己与社会对立起来显然是危险的，而追随他周围人的样板则更为安全，甚至也许“不惜与狼共舞”。在服从新权威的过程中，他可能会失去他先前的“良心”，如此听任从消除抑制而的确获得的极度快乐的吸引。因而从总体上看，我们应该看到，群体中的个人做或赞许他在正常的生活条件中已避免了的事情，这并不是特别异常的；我们甚至可能以这种方式希望澄清被“暗示”这谜一样的词常常掩盖的一些模糊东西。

麦独孤并不对群体中智力的集体性抑制这一论题提出质疑（同上，第41页）。他认为，智力较低者把高智力者降低到他们自己的水平上。高智力者的行动往往受阻，因为情感的强化大体上会为正常的智力工作造成不利的条件；再者是因为个人受到群体的威吓，他们的精神活动是不自由的；最后是因为每个人为他自己行为的责任感下降了。

麦独孤总括简单的、“非组织化”群体的心理行为所作的论断，与勒邦的一样不友好。这样的群体“过于情绪化、冲动、暴戾、反复无常、不一致、犹豫不决，并且行为走极端，仅仅显示出粗糙的情绪和不细腻的情感；极易受暗示，不注意深思熟虑，匆匆做判断，只具有简单且不完善的推理形式；容易被人操纵，缺乏自我意识，缺乏自尊和责任感，易于被意识到它自己的力量而神魂颠倒，以致倾向于产生我们已学会预料到的任何不负责任和绝对的力量的所有表现形式。因而这种群体的行为就像顽皮的儿童或陌生环境中未开化易冲动的野蛮人的行为，而不像它的普通成员的行为；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就像野兽的行为而不像人的行为。”（同上，第45页）。

既然麦独孤将高度组织化的群体行为与刚才描述的东西加以对比，我们将特别有兴趣了解这种组织由什么组成，它通过什么因素得以产生。作者列举了将集体心理生活提高到更高水平的五个“基本条件”。

第一个也是根本的条件是，应该有某种程度的群体存在的连续性。这可能既是内容上的也是形式上的：如果同样一些人在该群体中持续存在一段时间，就是内容上的；如果在群体内部存在着被个人连续担任的固定的职务体系，则就是形式上的。

第二个条件是，群体的个别成员应该对该群体的性质、机构、作用和能力形成某些明确的认识，以便他可以由此发展与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体的情感联系。

第三个条件是，该群体应该和与它类似而且在许多方面与它不同的其他群体发生相互作用——也许以竞争的形式。

第四个条件是，该群体应该具有传统、习俗和习惯，特别是诸如决定它的成员彼此之问的关系。

第五个条件是，该群体应该有确定的结构——体现在其成员的作用的专业化和分工上。

根据麦独孤的观点，如果满足了这些条件，则群体形成的心理缺陷便会得到消除。通过从该群体撤回行使智力任务并为其个体成员保留这个任务，则会避免集体智力能力的降低。

似乎在我们看来，麦独孤规定为一个群体的“组织”条件，可以更合理地以其他方式来描述。问题在于怎样为群体恰好获得那些本属于个人的特征并由于群体的形成而在他身上消失了的各种特征。对于在原始群体之外的个人来说，他具有自己的连续性，他的自我意识，传统和习俗，他自己的特定作用和位置，他与他的对手保持着距离。由于他进入了一种“非组织化的”群体，他暂时失去了这种独特性。如果我们这样认识：我们的目的是用个人的属性武装群体，那么我们将记起特罗特（Trotter）的有价值的评述2442，这就是：构成群体的倾向在生物学上是所有高级有机体的多细胞特性的延续。2443

第四章　暗示与力比多

我们是从如下基本事实出发的：群体中的个体通过群体的影响而在他的心理活动方面发生常常是深刻的变化。他的情感倾向会变得格外强烈，而他的智力显著降低，这两个过程显然是以接近于该群体其他成员的方向发展的；只是通过取消对每一个人特有本能的抑制，并且通过他放弃他自己特有倾向的表现，才能达到这种结果。我们得知，这些常常不受欢迎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至少通过群体的更高“组织化”而得以避免；但这与群体心理的基本事实不相矛盾，即在原始群体中情感的强化和智力的抑制。现在我们的兴趣是指向为群体中的个体所经验到的这种心理变化做出心理学的解释。

虽然，理性的因素（诸如上面已经提到的个人的威胁，即他的自我保存本能的活动）并没有囊括可观察到的现象。在此之外，被社会学和群体心理学权威给我们提供的解释总是同样的——虽然这些解释被赋予不同的名称，即魔力性的词“暗示”。塔尔德（Tarde，1890）称它为“模仿”（imitation）。但我们不得不同意一位作者，他主张模仿是暗示概念的引申，事实上还是暗示的一个结果（布鲁格尔斯[Brugeilles]，1913）。勒邦把社会现象所有令人困惑的特征都追溯到两个因素：个人的相互暗示和领袖的威信。但是威信只是通过它唤起暗示的能力才被承认的。麦独孤暂且给我们这样的印象：他的“情绪的原始诱导”原则可能使我们不需要暗示的假设。但进一步的考虑迫使我们感到：除去对情绪因素的决定性强调外，这种原则不过是我们所熟悉的关于“模仿”或“感染”（contagion）的论点。毫无疑问，当我们意识到别人情绪的信号时，我们身上所存在的东西往往使我们陷入同样的情绪；但是我们有多少次成功地抵抗这一过程、抵制这种情绪并以完全相反的方式做出反应？当我们处于某一群体时，我们为什么因此而总是屈服于这种感染？我们只好再次说，迫使我们服从这种倾向的东西是模仿，在我们身上诱发这种情绪的东西是群体的暗示性影响。而且，完全除开这些，麦独孤不能使我们避开暗示；我们从他那里以及其他作者那里得知，群体的独特性在于其特定的暗示感受性。

所以，我们将接受这样的观点：暗示（或更正确地说是暗示感受性）实际上是一种不可还原的原始现象，是人的心理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这也是伯恩海姆（H.Bernheim）的观点。我在1889年曾目睹过他的令人惊讶的技巧。但是我能记得甚至那时就对这种粗暴的暗示感到一种压抑的敌视。当一个表现出不服从的病人遭到呵斥：“你在干吗？你在反暗示！”我就自言自语说，这是明显的不公正，是一种暴力行为。因为，如果人们试图用暗示使这个人就范，那么他肯定有反暗示（counter-suggestions）的权利。后来，我的抵抗集中在反对这样的观点上：解释一切的暗示本身将用不着解释。2444想到此，我复述过古老的谜语2445：

克利斯朵夫生出了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又生出了整个世界；

可是克利斯朵夫当时何处立足？

在大约30年回避暗示问题之后，如今我又再次探讨暗示之谜了。我觉得在这方面的境况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对这一观点只形成了一个例外，而这一例外正好为精神分析的影响提供了证据）。我注意到，所做出的特别努力正确地系统阐述了暗示这一概念，即固定在该名词的因袭用法上（例如，麦独孤，1920b）。这绝非是多余的，因为这个词获得了愈益广泛的用法，并且（在德语中）的含义也愈益模糊，不久将用来表示无论什么类型的影响，正像在英语中所表示的那样，“劝告”和“暗示”对应于我们德语na-helegen（建议）和Anregung（鼓励、激发）。但是一直没有对暗示的性质做出解释，即没有对在不适当的逻辑基础情况下发生影响的条件做出解释。如果我没意识到即将进行以完成这个特定任务为目的的详尽探究，我是不会回避通过分析近30年的文献来支持这一陈述的任务的。2446

以阐明群体心理学的目的作为替代，我试图使用力比多的概念，这一概念在研究精神神经症中给予我们极好的帮助。

力比多是取自情绪理论的一种表述。我们用这一名词称呼那些与包含在“爱”（love）这一词之下的一切东西有关的本能能量——以量的大小来考虑这一能量（虽然目前实际上是不可测量的）。我们用爱一词所指的东西的核心，自然就是以性结合为目的“性爱”（sexual love）（这就是通常所称的爱，或诗人们所歌颂的爱）。但是，我们并不把无论如何在“爱”这一名称中所共有的东西分离开来，例如“自爱”（self-love）以及对父母和儿童的爱、友爱和对整个人类的爱，还有对具体对象和抽象观念的奉献，我的根据在于这一事实：精神分析研究告诉我们，所有这些倾向是同样的本能冲动的表现；在两性之间的关系中，这些冲动迫切地趋向性的结合，但在其他场合中，它们离开了这一目标，或者避免实现这一目标，尽管它们总是保持着它们原初的本性，足以使得它们的身份成为可认识的[诸如在渴望亲近和自我牺牲（self-sacrifice）那样的特性中]。

于是我们的意见是，语言在创造具有多种用法的“爱”一词的过程中，已经行使着完全合理的部分统一。我们顶多不过是把它也当作我们科学讨论和解释的基础。当精神分析做出这一决定时，它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似乎它是荒谬绝伦的发明活动的罪过。然而它在这种“宽泛”的意义上看待爱并没有做出独创性的东西。在其起源、作用和与性爱的关系方面，哲学家柏拉图的“爱的本能”（Eros）恰好与“爱力”（love-force）即精神分析的力比多吻合，正如纳赫曼佐思（Nachmansohn，1915）和普费斯特（Pfister，1921）已详细表明的那样；当使徒保罗在他著名的《哥林多书》中赞美爱至高无上时，他肯定是在同样“宽泛”的意义上理解它。2447但这只是表明，人们不总是严肃地对待他们的伟大思想家，即使当他们极力声称尊崇伟大思想家的时候亦如此。

于是精神分析把这些“爱的本能”称作“性本能”（sexual instincts），并根据它们的起源称作占有（a potiori）。大多数“有教养的”人把这一术语当作是一种侮辱，并用“泛性论”（pan-sexualism）的责难作为报复来攻击精神分析。把性当作是对人性的抑制和耻辱的东西的任何人，将随意地使用更文雅的词“爱的本能”和“爱欲的”。我自己本可以从一开始就这样做，这样会使自己免遭更多的敌对。但我不想这样做，因为我不愿意向怯懦屈服。人们决不能说清楚这种屈服可能把你引向何方；人们首先在用词上屈服，然后一点点地在实质上也屈服。我看不出羞于谈性有何好处。希腊语“爱的本能”——就是为了婉转这种冒犯，最终不过是我们德语词“爱”的翻版；结果，谁知道怎样等待，他就不必让步。

于是，我仍用如下假定来试试我们的运气：爱的关系（或使用更中性的语词：情感联系）也构成群体心理的本质。让我们记着，权威们并没有论及任何这样的关系。与这种关系相一致的东西显然被隐藏在暗示的屏障（或屏幕）后面。我们的假设一开始就从当下流行的两种思想那里得到支持。首先，一个群体显然被某种力量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的本质除了归之于把世界上的一切结合在一起的爱的本能外，还能更好地归之于什么别的力量吗？其次，如果个人在一个群体中放弃他的独特性，让群体的其他成员通过暗示影响他，那么给人的印象是：他的确是这样，因为他感到有必要与其他成员融洽而不是对立——以至于他也许毕竟是“为了爱他们”2448。

第五章　两种人为的群体：教会和军队

我们从我们对各种形态的群体所知的东西中可以回想起，区分非常不同类型的群体和它们不同的发展路线，这是可能的。有非常短暂的群体，也有持续甚为长久的群体；有同质的群体——由同一类型的个人所组成，也有异质的群体；有自然形成的群体，也有人为的群体——需要外部的力量使人们集合在一起；有原始的群体，也有具有确定结构的高度组织化的群体。但是因仍须解释的各种理由，我们愿意特别强调一下该主题的作者们往往忽略的一个区分：我是指在无领袖的群体和有领袖的群体之间的区分。与通常的做法完全不同，我们不选择相对简单的群体形式作为我们的出发点，而是从高度组织化的、持续存在的和人为形成的群体出发。这种群体结构最有趣的例子是教会——信徒团体——和军队。

一个教会和一支军队就是人为形成的群体，即是说，需要某种外部力量使它们免于解体2449，并阻止其结构的改变。通常，就一个人是否想要加入这样一个群体而论，是没有商量或选择余地的。任何离开群体的企图，通常会遭到迫害，或严厉惩罚，要不就给群体附加十分明确的条件。不过，探寻这些团体为什么需要这种特别的保护措施问题，完全不在我们此刻的兴趣之内。我们只被一种情形所吸引，即以上述方式防止解体的高度组织化的群体中十分清楚地观察到的某些事实，而这些事实在其他场合中是深深被隐藏着的。

在一个教会（我们可以便利地以天主教会做典型）以及在一支军队中——无论二者在其他方面可能多么不同，有一个首领这同一幻觉对他们都有效——在天主教会中是基督、在军队中是司令——这一首领平等地爱该群体中的所有个体。一切事情都依赖于这一幻觉。如果它被丢弃了，只要外部力量允许的话，那么教会和军队都会解体。基督专门阐明过这种平等的爱：“如果你略微冒犯了我的兄弟，那你就是冒犯了我。”对于该信徒团体的个体成员来说，基督处于仁慈长兄关系的地位。他是他们的替代父亲。对个体施加的所有要求都源出于基督的这种爱。教会贯穿着一种民主倾向，因为特别的理由是在基督面前人人平等，每人都平等地享有他的爱。基督教团体和家庭之间的相似性形成了，信徒们以基督的名义互称兄弟，即是说，通过基督对他们所施的爱而成为兄弟。毫无疑问，把每一个体与基督联结起来的纽带，也就是把他们彼此联结起来的纽带的原因。同样情况也适用于军队。司令是一个父亲，他平等地爱所有士兵，因此他们彼此成为同志。军队在结构上不同于由一系列这样的群体组成的教会。每一个指挥官似乎就是他所属军团的司令和父亲，甚至班里的每一个军士也是如此。的确，在教会中也建立了相似的等级系统，但从经济原则上看2450，它在教会中不起同样的作用。因为基督比人间的司令官对个人更理解、更关怀。

关于军队的力比多结构的这种理解恰好会遭到反驳。其反驳的根据是，像人们的祖国、民族的荣誉等那样观念——它们在组合军队过程中起如此重要作用——在这一概念中没有地位。我们的回答是，这是群体联系的不同例子，而不再是这样一种简单的例子。因为伟大将军像恺撒、华伦斯坦（Wallenstein）或拿破仑的例子表明，这样的观念对一支军队的存在并不是不可缺少的。我们此刻将触及主导观念替代一个领袖的可能性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忽视军队中的这种力比多因素——即使它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似乎不仅是理论上的疏忽，而且也有实际上的危害。正像日耳曼科学那样非心理学的普鲁士军国主义，可能不得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到这种结果。我们知道，劫掠德国军队的战争神经症被认为是个人对要求他在军队中起作用的一种反抗。根据西梅尔（1918）的意见，可以认为这些人被他们上司的虐待是这种疾病发生的主要动因。如果在这一点上力比多要求的重要性被更好地估价，那么“美国总统的14点”幻想性允诺也许不会如此轻易地被相信，而德国领袖手中的名声赫赫的工具也不会崩溃了。2451

我们将会注意到，在这两种人为的群体中，每一个人通过力比多一方面与领袖（基督、司令）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与群体的其他成员联系起来。这两种联系怎样彼此关联起来，它们是否属于同一类型和同样的价值，怎样从心理学上描述它们——这些问题必须留待以后探究。但我们现在要冒险地适当责备一下早期的作者们，因为他们没有充分地估价群体心理中领袖的重要性，而我们自己选择这个问题作为研究的第一个主题使我们处于更有利的地位。看起来，似乎我们是在走向解释群体心理的主要现象——在群体中个人缺乏自由——的正确道路上。如果每一个人在两个方向上被这种强烈的情感联系关联起来，那么我们将毫无困难地把在他人格中观察到的改变和限制归结为这种情境。

作为同样效应——群体的本质就在于它自身存在的力比多联系——的一种暗示，也将在恐慌（panic）现象中得以发现，这种现象在军事群体中得到了最好的研究。一旦这类群体解体，便会出现恐慌。其特征是，没有一个人还听从上级发出的命令，每个人仅热切关心他自己的利益，不对别人做任何考虑。相互之间的联系不复存在，一种巨大的、无谓的恐惧释放出来了。在这点上，有人自然会做出反驳说，事情正好相反。恐惧发展得如此之大以致可以不顾所有联系和不考虑别人的所有感情。麦独孤（1920a，第24页）甚至使用恐慌（虽然不是军事的恐慌）作为他极为强调的靠感染（“原始诱导”）强化情感的典型例子。但这种理性的解释方法仍然是完全不恰当的。需要解释的问题正是，为什么恐怖会变得如此巨大。危险之大不会构成其原因，因为现在陷入恐慌的同一军队先前完全成功地应付了同样大或更大的危险。就恐慌的真正本质来说，它与受到威胁的危险没有关系，它常常在最微不足道的场合爆发。如果一个处于惊慌恐怖中的人开始只热切关心他自己的权益，那么他这样做就证明了这一事实：已不再存在情感联系了（这情感联系迄今一直使得危险对他来说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既然他现在独自面临危险，他肯定把危险想得严重些。因而事实是，惊慌恐怖是以群体力比多结构的松弛为前提的，是以合理的方式对这种松弛做出的反应。而相反的观点——由于面临危险感到恐怖而摧毁了群体的力比多联系——则可以被拒斥了。

群体的恐怖通过诱导（感染）而极度加剧这一论点，至少与我们的这些评论不相矛盾。当危险真的巨大、该群体不存在强烈的情感联系时——例如当一个剧院或一个娱乐场所发生火灾时就满足了这些条件，麦独孤的观点就完全可以说明这种情况。但是真正富有教益并且最能用来达到我们目的的情况，是上面所叙及的情况：一支军队爆发恐慌，虽然危险没有超出通常的以及先前常常遇到的程度。我们不要指望，“恐慌”一词的用法应该得到清晰而明确的界定。有时它被用来描述任何集体性恐惧，甚至有时指个体的恐惧——当这种恐惧超出所有限度时。这一名词似乎经常还专门用来说明恐惧的爆发没有正当理由的那种情况。如果我们在集体恐惧的意义上使用“恐慌”一词，我们就可以确立意义深远的类似性。个人的恐惧不是被危险之巨大所引起，就是被情感联系（力比多贯注）的中断所引起；后者就是恐怖神经症或焦虑神经症。2452正是以同样的方式，恐慌的产生不是由于普遍危险的增长，就是由于维系群体的情感联系的消失；后者类似于焦虑神经症的情况。2453

像麦独孤（1920a）那样，把恐慌描述为“群体心理”最普通的功能之一的任何人，往往会达到这样一个悖论的境地：这种群体心理在它最惊人的表现形式之一中消除自身。无可怀疑的是，恐慌意味着一个群体的解体；它涉及到该群体成员在其他情况下互相表现的所有情感关心的中断。

恐慌爆发的典型场合非常像内斯特罗（Nestroy）就黑贝尔（Hebbel）关于朱迪斯（Judith）和霍洛弗纳斯（Holofernes）的戏剧所写的滑稽性模仿作品。一个士兵惊叫：“将军的头断了！”所有的亚述人（Assyrians）因此而惊慌逃窜。某种意义上的失去领袖，或者发生了什么不幸，会导致恐慌的爆发，尽管所遇到的危险仍然是同样的；通常，在群体成员与其领袖的联系消失的同时，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消失了。群体消失殆尽，就像鲁佩特王子（Prince Rupert）的溶液滴的尾部中断时一样。

宗教群体的解体不是那么容易观察到的。不久前，我手头有一本讲天主教起源的英语小说，是由伦敦的一位主教推荐我看的，书名是《黑暗之时》。2454似乎在我看来，该书为宗教群体解体的可能性以及后果提供了一幅巧妙而可信的图画。该小说据认为是讲述当代之事的，讲的是敌视基督和基督教信仰的那些人，怎样成功地安排一个在耶路撒冷发现的坟墓的阴谋。在这个坟墓中有一个碑文，上面写着：亚利马太城的约瑟承认，出于虔敬，他在基督入葬后的第三天将他的坟墓秘密迁移到这个地方。以此手段否定了基督的复活及其神圣。这一考古学的发现，结果引起了欧洲文明的震颤，各种犯罪和暴力行为超常增加，——只是伪造者的阴谋被揭露之后才得以平息。

伴随这里假定的致使宗教群体解体的现象不是恐怖——这种场合还缺乏恐怖。代替这种恐怖的是显示出对其他人的残忍和敌意的冲动，而先前由于基督平等的爱，他们不能这样做。2455但是即使在基督王国期间，那些不属于信徒团体的人（他们不爱基督，基督也不爱他们），则位于这一联系之外。所以，一种宗教——即使是自称为爱的宗教——对于那些不属于它的人们必定是冷酷无情的。每一种宗教对于它接纳的那些人，的确从根本上是同样的爱的宗教；而对那些不属于它的人们的残酷和褊狭对每种宗教而言都是自然的事情。无论我们个人发现这一点是多么困难，我们在这一点上应该不要过于严厉地谴责信徒们。在正残酷和褊狭这种事情方面，那些不信教或持中立的人们在心理上处境要更好。如果今日这种褊狭不再像前几个世纪那样使自己显得如此暴戾和残忍，那我们几乎不能得出结论：在人类的行为方式方面已变得柔弱温和了。其原因不过在于：可以发现宗教感情和依赖于它们的力比多联系不可否认地弱化了。如果另一种群体联系取代了宗教联系——社会主义的联系似乎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将会出现像“宗教战争”时期对局外人同样的褊狭。如果科学观点之间的差别对群体的确获得相似的意义，那么随这种新动机而来的同样结果会再次得到重复。

第六章　其他问题与研究思路

至此我们考查了两种人为的群体并发现，二者都被两类情感联系所支配。其中之一即与领袖的联系，似乎比另一种联系即群体成员之间的联系无论如何更具有主导作用。

现在，在群体的形态方面仍然还有许多别的问题有待考察和描述。我们应该从如下确定的事实出发：仅仅是人的集合还不算一个群体，只要在这个集合里还未确立这些联系。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人的任何集合中，形成一种心理群体的倾向可能非常容易涌现出来。我们应该关注不同类型的、或多或少稳定的、自发形成的群体，研究它们起源和解体的条件。我们尤其应该关心有领袖的群体和无领袖的群体之间的差别。我们应该考虑：是否有领袖的群体可能不是更原始和更完全的群体；是否在其他群体中，一种观念，一种抽象概念可能不会取代领袖的地位（具有无形首领的宗教群体构成了向有领袖状态的过渡阶段）；是否一种共同的倾向，许多人共有的一种愿望，可能不会同样地起一种替代物的作用。再说，这种抽象概念可能或多或少完全体现在我们称之为副领袖那样的人物身上，有趣的变化便源起于观念和领袖之间的关系上。可以这样说，领袖或主导的观念也可以是否定性的；对特殊的人或机构的憎恨正是以同样统一的方式起作用的，可以作为积极的维系物唤起同样类型的情感联系。于是也会出现的问题是，一个领袖对于群体的本质来说是不是真正不可缺少的——此外还有其他问题。

但是在群体心理学文献中部分地得到研究的所有这些问题，不会成功地使我们转移在研究群体的结构方面我们遇到的心理学基本问题的兴趣。我们的注意力将首先集中考虑：哪一个问题把我们最直接地带到这样的证据上，即力比多联系是标志群体特征的东西。

让我们观察一下人与人之间一般具有的情感联系的性质。按叔本华一个著名的比喻：一群冻僵的豪猪没有一个能忍受它的同伴过于紧密的靠近。2456

精神分析的证据表明，在两个人之间持续很长的几乎每一种亲密的情感关系中——如婚姻、友谊以及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2457都沉积着嫌恶和敌意的感情，只是由于压抑而感觉不到罢了。2458可是在同事之间的常见口角或者在下属对上级的抱怨中，这种嫌恶和敌意就多少公开化了。当人们集合成较大的单位时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每当两个家庭联姻时，它们中的每一个都认为自己比另一个高贵或出身更好。就两个毗邻的城市来说，每一个是另一个最忌妒的对手；每一个小州都蔑视地看待其他的州。密切相关的种族彼此疏远；南部德国人不能容忍北部德国人，英格兰人恣意中伤苏格兰人，西班牙人看不起葡萄牙人。2459我们不再感到吃惊的是：更大的差异会导致几乎无法克服的反感，诸如高卢人对日耳曼人、亚利安人对闪米特人、白色人种对有色人种的反感。

当这种敌意被我们指向在其他方面所爱的人时，我们把这描述为感情的矛盾心理。我们正是通过在这种亲密关系中产生的种种利益冲突的情况，来解释这一事实的——也许这种方式过于理性化了。在人们对于不得不与之相处的陌生人产生的毫无掩饰的反感和厌恶中，我们可以认识到自爱即自恋的表现。这种自爱是为了个体的保存，似乎任何背离他自己的特定发展路线的出现，就意味着对这种路线的批评以及对这种路线进行改变的要求，于是他从事自爱的行动。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敏感正好会针对这些差异的细节；但是无可置疑的是，在这整个联系中，人们容易表现出憎恨和攻击性。对此，其来源尚未得知，有人试着把一种基本的特征归之于它。2460

但是当形成一个群体时，这种整个的不宽容在该群体内便暂时或永久地消失了。只要一种群体形式持续存在，或在它存在的范围内，该群体中的个体的行动似乎就是统一的，容忍其他成员的特性，把自己与他们等同起来，对他们的感情不存在反感。根据我们的理论观点，这样一种自恋性限制仅仅通过一种因素即与其他人的力比多联系而得以产生。对自己的爱只有一个障碍——即对他人的爱或对对象的爱。2461立刻会被提出的问题是：利益共同体（community of interest）本身——没有任何附加的力比多——必然不会导致对他人的容忍和关照吗？可以这样回答这一反驳：以这种方式仍然无法引起对自恋的持续限制，因为这种容忍与从他人的合作所获得的直接利益相比不会持续更长。但是这一讨论在实践上的重要性比可能设想的东西要小。因为经验表明，在同事之间合作的情况下，那延续和巩固他们之间关系的力比多联系，通常会达到超出纯粹功利的程度。像精神分析研究个体力比多发展过程所熟悉的情况，同样也出现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中。力比多使自己隶属于伟大生命需要的满足，并选择共享这一满足过程的人作为它的第一个对象。2462在作为整体的人类发展中，正如在个体发展中一样，唯有爱——在它引起从利己主义向利他主义变化的意义上——起着文明因素的作用。这不仅对妇女的性爱是如此——连同不损害妇女心爱之物的所有义务，而且对其他男人非性欲的、升华了的同性爱——这种爱起源于共同的工作——也是如此。

所以，如果在群体中，自恋性的自爱受群体之外不起作用的各种限制的支配，那么这就有力地说明：一个群体形式的本质就在于该群体成员中新型的力比多联系。

现在，我们的兴趣把我们引向这样一个迫切的问题，即群体中存在的这些联系的性质可能是什么。在精神分析有关神经症的研究中，我们迄今几乎无一例外地关注着与爱的本能——这种本能仍然追求直接的性目的——所形成的对象之间的联系。在群体中，显然不存在这类性目的的问题。我们这里关心的是转移了其原初目的的爱的本能，虽然它们并不因此而以不足的能量起作用。现在，在通常的性对象贯注范围内，我们已经观察到本能转移其性目的现象。我们把它们描述为爱的程度，确认它们涉及到对自我的某种人侵。现在我们要把注意力更密切地转向爱本身的这些现象——坚定地期待在它们中发现能改变群体中存在的各种联系的条件。但我们也想知道，这种对象贯注——正如我们在性生活中知道的那样——是否代表了与其他人情感联系的唯一方式，或者，我们是否必须说明这类对象贯注的其他机制。事实上，我们从精神分析得知，的确存在情感联系的其他机制，即所谓认同作用2463——一种未充分知晓的过程并很难对其进行描述。不过对认同作用的研究将暂时使我们离开群体心理学的主题。

第七章　认同作用

认同作用（identification）是精神分析已知的与另一人情感联系的最早表现形式。它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史上起一定的作用。小男孩会表现出对他父亲的特别兴趣：他愿意像他一样长大，并成为像他那样的，处处要取代他的地位。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他把他父亲当作典范。这种行为与对他父亲（以及对一般男性）的被动的或女性化的态度毫无关系。恰恰相反，它是典型男子气的。它非常适合俄狄浦斯情结，它有助于为这种情绪开辟道路。

在与他父亲这种认同的同时或稍后，男孩开始按依恋[情感依恋]形式形成向他母亲真正的对象贯注。2464因而他显示出两种心理上不同的联系：对母亲直接的性对象贯注和与当作模范的父亲相认同。二者没有任何相互影响或干扰地并存一段时间。作为不可阻挡地向心理生活的统一化发展的结果，它们最终合为一体，正常的俄狄浦斯情结就源出于它们的融合。小男孩注意到，父亲横阻在他和母亲之间。于是，他与父亲的认同就带有敌意的色彩，并等同于这样一种愿望：就他母亲本身而取代他父亲。事实上，认同作用从一开始就是矛盾心理的；它能如此容易地转变成一种柔情的表达——就像转变成排除某人的愿望一样。它就像力比多组织最早的口欲期的衍生物一样行动——我们渴望和诊视的对象通过吃而被同化，并以此而消灭对象本身。正如我们所知，食人者仍然处于这个水平；他对他的敌人具有吞食的情感，但只是吞食他所喜欢的人。2465

与父亲认同的随后发展容易被忽视。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俄狄浦斯情结发生了转向，父亲被当作是一种女性气质的对象——性本能直接要求满足的对象；在此过程中，与父亲的认同就成为与父亲对象联系的前驱。同样的情况——经必要的替换——也适用于女婴。2466

与父亲认同和选择父亲作为对象之间的区别，容易用公式陈述出来。在前一种情况下，一个人的父亲就是这个人想要成为的东西；在后一种情况下，父亲就是这个人想要占有的东西。也就是说，这种区别依赖于这种联系是依附于自我的主体还是依附于自我的客体。因此，在形成任何性对象选择之前，前一类联系就已经是可能的了。但要对这种区别做出清晰的心理玄学表征是相当困难的。我们仅仅能看出，认同机制就是努力模仿被视做模范的人来塑造一个人自己的自我。

让我们从认同作用相当复杂的联系入手解决出现在神经症症状的结构中的认同作用。我们假设，一个小女孩（此刻我们将要专门讨论她）产生了与她母亲同样的痛苦症状——例如，同样令人苦恼的咳嗽。这种情况可能以各种方式出现。认同机制可能来自于俄狄浦斯情结；在这种情况下，它代表女孩取代她母亲的敌意愿望，该症状表达了她对她父亲的对象爱。在一种罪恶感的影响下，致使她替代母亲的愿望得以实现：“你想要成为你的母亲，现在你成了——无论如何就关系到你的患病而言。”这就是癔症结构的完整机制。或者另一方面，症状可能与所爱的那个人的症状是一样的，例如，杜拉2467模仿她父亲的咳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这样描述这一事态：认同机制替代对象选择而出现，对象选择被退行到认同机制。我们知道，认同是情绪联系的最早而又最原始的形式；常常发生的是，在形成症状的条件下，也就是存在退行以及潜意识机制占主导地位的地方，对象选择就退行到认同作用——自我表现为对象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认同作用中，自我有时模仿他不爱的人，有时模仿他所爱的人。也必定使我们惊讶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认同作用是部分的并且极端有限的，仅仅从作为它的对象的人那里吸取单一的特性。

还有第三种特别经常并且重要的症状形成的病例，在这种病例中，认同作用完全不考虑与被模仿的人的任何对象关系。例如，假设一寄宿学校的一个女生收到她暗暗爱着的一个人的来信，该信唤起了她的忌妒，于是她以癔症的发作对此做出反应。后来，她的知道此事的一个朋友——正如我们所说——通过心理感染作用也发作了癔症。这种机制就是以把自己置于同样情境的可能性或愿望为基础的认同作用机制。其他的女孩也想有秘密的恋爱，在罪恶感的影响下，她们也在这一秘密恋爱过程中忍受着痛苦。如果认为她们采取这种症状是出于同情，那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同情仅仅出于认同作用。如下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这类感染或模仿发生在女子学校的朋友们之间预先存在的同情心显得比通常还要少的情况下。一个人的自我在某一点上——在我们的例子中是在分享相似的情感上——感知到与另一人的自我有意义的类似性；正是在这一点上构成了认同作用，在致病情境的影响下，认同作用被移置到一个人的自我所产生的症状上。这样，这种以症状表现出来的认同作用就成为在两个不得不保持压抑的自我之间有一致点的标志。

我们把从以上三个缘由中得知的东西概括如下：第一，认同作用是与对象情感联系的原初形式；第二，认同作用以退行的方式成为对力比多对象联系的一种替代，正像靠对象内向投射到自我那样；第三，认同作用可能随着对与某些个别人（他不是性本能的对象）分享的共同性质产生任何新感觉而出现。这种共同性质愈是重要，这种部分的认同就可能变得愈成功；因而它可能代表新的联系的开端。

我们已经开始推测：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就属于这类认同作用的性质——以重要的情感共同性质为基础。我们可以猜想，这种共同性质在于与领袖联系的性质。另一种怀疑会告诉我们，我们还绝没有穷尽认同作用问题，我们还面临着心理学称之为“感情移入”（empathy[Einfühung]）的过程，它在我们理解他人内心存在的而对我们的自我又是固有陌生的东西中起着最大的作用。但我们这里只把自己局限于认同作用的直接情绪结果上，而将认同作用对于我们理智生活的意义置而不论。

精神分析研究已经偶尔触及更困难的精神病问题，这一研究也能在某些其他病例——这些病例不是直接可把握的——中给我们显示出认同作用。我将详细地讨论两个这样的病例作为我们进一步考虑的材料。

大部分男同性恋的发生过程如下2468：一个年轻人在俄狄浦斯情结意义上不同寻常地长期而强烈固着于他的母亲。但最后在青春期结束之后，用某个其他的性对象代替他母亲的时刻来到了。情况出现了突然的转换：这个年轻人不是放弃他母亲，而把自己与她认同；他把自己转变成他母亲，现在为他自己寻找能取代他的自我的对象——他能给这个对象以他从母亲那里体验到的爱和关怀。这是一个经常发生的过程。它能像人们喜欢的那样经常被证实，并且自然完全不依赖任何有关这种突然转变的机体驱力和动机的假设。这种认同作用一个惊人的东西是其丰富的范围：它按迄今一直作为对象的模范来重新塑造自我的一个重要特性即性特征。在此过程中，对象本身被抛弃——是完全还是在仅仅被保留在潜意识中的意义上，这是超出此刻讨论之外的问题。与被抛弃或失去的对象认同，作为对于那一对象的替代——将对象内向投射于自我，这的确不再令我们感到新奇。这类过程有时在小孩那里可以直接观察到。不久前，在《国际精神分析杂志》上发表过这类观察报告。不幸失去一只小猫的一个儿童直截了当地宣称，现在他自己就是那只小猫，并因此在地上到处爬行，不在桌上吃饭，等等。2469

对象的内向投射（introjection）的另一个例子由分析忧郁症所提供。2470我们把真实的或情感上失去所爱的对象看作是忧郁症最显著的原因。这些病例的主导特征是对自我残酷的自贬，并与无情的自我批评和痛苦的自我责备结合在一起。分析表明，这种蔑视和这些责备说到底指向对象，代表自我向对象的报复。对象的阴影落在了自我身上——正如我在别处所说的那样。2471在这里，对象的内向投射无疑一目了然了。

但是这些忧郁症也向我们显示某些别的东西，这可能对我们后面的讨论有重要意义。它们向我们表明，自我被划分成两半——其中的一半反对另一半。这另一半被内向投射所改变，并包含着失去的对象。但是如此残酷行事的这另一半也不是不为我们所知，它包含着自我之内的良心和批判能力，甚至在正常时刻对自我持批判态度——尽管绝不是那么无情和不公正。在先前的场合2472，曾驱使我们作出这样的假设：在我们的自我中形成了某种这样的能力，使自己从其余的自我中分离出来，并与它们发生冲突。我们称之为“自我理想”（ego ideal）——按其功能我们把自我观察、道德良心、梦的稽查以及压抑的主要影响归咎于自我理想。我们说过，它是幼稚的自我从中享受自足的原始自恋的后续；它从环境的影响那里逐渐收集环境施加给自我而自我又总是不能达到的各种要求。于是，当一个男人不能被他的自我本身所满足时，仍然可能在从自我分化出来的自我理想中找到满足。正如我们进一步表明的那样，在观察的妄想中，这种能力的瓦解变得明显了，因而显露了它在优势力量（尤其是父亲）的影响方面的根源。2473但我们不应该忘记补充说，在这种自我理想和真实自我之间的距离的大小是因人而异的，就许多人而言，自我内部的这种分化并不比儿童有多少进展。

但是在我们能利用这一材料理解群体的力比多之前，我们必须说明对象和自我之间相互关系的某些其他例子。2474

第八章　爱和催眠

对于某种变化无常的实在来说，甚至语言的用法也仍然是真的。这样，它就把“爱”这一名称给予许多类型的情绪关系——我们在理论上也把这些关系都归类为爱；不过再次感到可疑的是，是否这种爱是真实的、真正的、实际的爱，以便暗示爱这一范围的现象内的整个可能性。我们从我们的观察中将毫无困难地做出同样的发现。

在某一类情况下，爱不过是性本能以直接的性满足为目的的对象贯注，而且当达到了这一目的时，这一贯注就消失了。这就是所谓一般的性感爱。但是，正如我们所知，力比多的境况很少如此简单。指望重新恢复刚刚消失了的需要，这肯定是可能的；这无疑是直接对性对象持续贯注的最初动力，也是在不动情的间歇期间“爱上”性对象的最初动力。

对于这方面，必须补充另一个因素，它源自人的性生活所走过的特别显著的发展过程。在其发展过程的第一阶段——通常到儿童5岁时结束，他在他父母中的某一个身上发现了他爱的第一个对象，他要求满足的所有性本能都被维系在这一对象上。只是后来开始的压抑迫使他放弃这些婴儿性目的的大部分，并在他与其父母的关系中引起了深刻的改变。儿童仍然与他父母相联系，但却是通过必须被描述为“其目的受抑制的”本能来联系的。他从今以后对他所爱的那些对象的感情，就具有了“情感性的”（affectionate）特征。众所周知，这些早期的“性感”倾向或多或少仍然强烈地保持在潜意识中，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整个原初的倾向继续存在着。2475

正如我们所知，在青春期，出现了新的非常强烈的直接指向性目的的冲动。在不利的情况下，它们以性感倾向的形式与持续存在的“情感的”倾向保持分离。于是在我们面前呈现出这样一幅图景，它的两个方面都被某些文学流派如此得意地典型化。一个男人会对他深深崇拜的女人表现出痴情的迷恋，但这个女人不使他兴奋以致发生性活动，他会只与他并不“爱”并且很少思念甚或看不起的其他女人交往。2476然而更常见的是，青年人成功地在非性感的、神圣的爱和性感的、世俗的爱之间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综合，他与其性对象的关系具有了未抑制的本能和其目的受抑制的本能相互作用的特征。任何人所爱的深度——与他纯粹性感的欲望相比较，可以通过由目的受抑制的情感本能所包含的多少来加以测定。

就爱这个问题而言，我们总是为性估价过高的现象感到吃惊，也就是这样一个事实：被爱的对象享有某种程度上的免受挑剔，其所有特征比没有被爱的人或者比他本人还没有被爱的时候，都评价得高些。如果性感的冲动或多或少有效地被压抑或被阻止，那么产生的错觉就是，将按其精神上的优点从性感上爱上这个对象，然而恰恰相反，这些优点实际上仅仅是靠其性感上的魅力而被赋予这个对象的。

在这方面使判断失误的倾向是理想化的倾向。但是现在我们更容易发现我们的方位。我们看到，对待对象与对待我们自己的自我的方式是一样的，以至于当我们处于爱的状态时，相当的自恋力比多溢到了该对象上。2477甚至在许多爱的选择形式中，该对象起着代替我们自己的某种未达到的自我理想的作用，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爱它，是因为为了我们自己的自我所努力追求的完善性，我们现在愿意以这种迂回的方式作为取得满足我们自恋的手段。

如果这种性估价过高和爱进一步增加，那么对这幅图景的解释就更是变得准确无误。那种其倾向是直接指向性满足的冲动，现在可能完全处于次要地位，正如年轻人的炽热情感经常发生的那样；自我变得愈益谦卑，对象则变得愈益高贵，直到它最后占据自我的整个自爱，这样，其自我牺牲就作为自然的后果而出现。可以这样说，这个对象耗尽了这个自我。谦让、限制自恋和自我伤害这些特点，出现在爱的每一场合；在极端的场合中，它们只是被强化，作为抵消性感要求的结果，它们仍然是处于至高无上的权威中。

这特别容易发生在不愉快的和不能得到满足的爱中。因为不管怎样，每一性的满足总是涉及到性估价过高的降低。同时伴随着我对该对象的“奉献”——与对抽象观念的崇高奉献不再有别，归诸自我理想的这种功能完全不再起作用了。由这种动因所激发的批判也沉默了。该对象所做和要求的一切都是对的和无可指责的。良心也不适用于为该对象而做的任何事情。在这盲目的爱中，冷酷无情达到了犯罪的程度。整个境况完全可以用一个公式来概括：该对象被置于自我理想的地位上。

现在确定认同作用和诸如可以被描述为“着迷”或“屈从”的爱的极端发展之间的差别，就容易了。2478在认同作用情况下，自我用对象的特性丰富自己，它把对象“内向投射”于自己，正如费伦茨[1909]所表达的那样。而在爱的极端发展情况下，自我是贫乏的，它使自己屈从于对象，它用对象取代它自己最重要的部分。然而，更细密的考虑即刻清楚表明：这种解释制造出并不真实存在的对比错觉。省事地说，不存在贫乏或丰富的问题。甚至把爱的极端情况描述为自我把对象内向投射于自身这样一种状态，也是可能的。另一区分也许更好地适于发现事情的本质。在认同作用情况下，对象丧失或被放弃了；然后它在自我内部再次建立起来，仿效失去了的对象，自我本身又发生了部分的改变。在另一种情况下，对象被保留，通过自我并以自我为代价出现了对对象的过度贯注。但这里再次出现了困难。可以断定，认同作用以放弃对象贯注为前提吗？当对象被保留时就不能存在认同作用吗？在我们着手讨论这个微妙的问题之前，已经开始使我们渐渐明白：还有另一种选择把握事情的真正本质，即对象被置于自我还是被置于自我理想的地位上。

从爱到催眠显然仅一小步之遥。这二者一致的方面是明显的。对催眠师就像对被爱的对象一样，都有同样谦卑的驯顺，同样的盲从，同样缺乏评判。2479主体自身的创造性同样出现呆滞：没有人会怀疑，催眠师步入了自我理想的地位。仅仅是在催眠中，一切甚至更清晰并更强烈，以至于用催眠解释爱比用其他方式更为中肯。催眠师是唯一的对象，除他之外没有注意到任何人。自我以似梦的方式经验到催眠师要求或断言的无论什么东西，这一事实使我们回想到，我们在自我理想的特定功能中忽略了论述它检验事物实在性的功能。2480毫不奇怪，如果自我的实在性是由通常行使检验事物实在性职能的心理动因所保证的话，自我就会把一个知觉当作是实在的。完全缺乏其性目的不受抑制的冲动，进一步有助于这种极端纯粹的现象。催眠关系是对所爱的某人无限的奉献，而且排除了性的满足；而在实际的爱的情况下，这种满足只是暂时被抑制了，仍然在某一未来时刻作为可能的目的而处于次要地位。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催眠关系——如果这一表述是许可的话——是具有两个成员的群体形式。把催眠与一种群体形式相比较并不是一个好对象，因为它与一种群体形式是等同的，这样说确实是真的。从该群体的复杂构造当中，它为我们分离出一种因素——个人对领袖的行为。催眠通过它的数量限制与群体形式区分开来，正像它通过缺乏直接的性倾向而与爱本身区分开来一样。在这方面，它处于群体形式和爱这二者的中间地位。

正是那些其目的被抑制的性冲动才在人们之间取得如此持久的联系，看到这一点是有趣的。但这从如下事实中容易得到理解：它们不能得到完全的满足，而其目的未被抑制的性冲动，则通过能量的释放——每当性目的被达到时——而受到格外的降低。当性感的爱被满足时，其命运是消失。因为对这种爱来说，要能持续存在，它必须从一开始就与纯粹情感的成分——即与其目的受抑制的情感成分——相混合，或者它本身必须经历这样转变。

要不是催眠本身显示出理性解释还不能令人满意的某些特征，那么它就会为我们直接解决群体的力比多成分之谜了。迄今为止我们把催眠解释为排除了直接性倾向的一种爱的状态。在催眠中仍然存在着许多我们必须承认是未得到解释的神秘的东西。它包含着麻痹的额外因素，这种因素源自某个强者和某个无力无助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提供向动物中出现的惊恐性催眠的转变。它得以产生的方式及其与睡眠的关系尚不清楚。某人服从于催眠的令人困惑的方面，而其他人又完全抵抗催眠，这使人注意到仍然未知的某种因素，这种因素在催眠中得到了实现，也许只是使得催眠显示的纯粹力比多倾向成为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其他方面出现完全暗示性的顺从，被催眠者的道德良心也可能显示出抵抗。但这可以归咎于如下事实：在通常实施的催眠中，可能仍然保留着某种认识：所发生的东西仅仅是一种游戏，是对生活更为重要的另一情境非真实的再现。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完全能够为群体——或者至少是我们迄今所考虑到的那种群体——的力比多构成提出一个公式。也就是这样的群体：有一个领袖且未能通过太过“组织化”而次生地获得个人特征的群体。这种原始群体是一些这样的个人：他把完全相同的对象置于他们自我理想的位置上，结果在他们的自我中使他们自己彼此认同。这种状况可图示如下：

第九章　群居本能

我们不能长久陶醉在这样的错觉中：我们用上述公式已解决了群体之谜。我们不可能回避此刻的令人不安的回忆，即我们实际所做的一切已经把问题转换到催眠之谜上。关于催眠还有如此之多的问题有待澄清。现在，另一种反驳意见给我们展示了进一步的思路。

人们可能认为，我们在群体中观察到的强烈的情绪联系，完全足以解释它们的特征之一——其成员缺乏独立性和创造性，它们所有成员的反应具有相似性，可以说，它们降低到群体个人（group individuals）的水平。但是如果我们看待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体，那么一个群体向我们显示的比这还要多。它的某些特征，如智力能力的微弱、缺乏情绪约束，不能节制和延迟，在表达情绪时倾向于越出每一限度，以及用动作把情绪完全发泄出来。这些以及相似的特征——我们在勒邦那里看到了如此给人印象深刻的描述，无误地展示出这样一幅图画：心理活动退行到正如我们毫不奇怪地在野蛮人或儿童那里发现的那种早期阶段。这种退行尤其是普通群体的本质特征，而正如我们所知，在组织化的和人为的群体中，在很大程度上能制止这种退行。

这样，个人隐秘的情绪冲动和智力行为太微弱以致靠它们本身则一事无成，就此要完全依赖于通过该群体的其他成员以相似方式进行重复而得到的强化，我们对这样的状态印象深刻。我们记起的是，这些依赖现象有多少是人类社会的正常组成部分，在这种社会中会发现创造性和个人勇气是多么的小，每个人是多么地被像种族特性、阶级偏见、公共舆论等形式显示出来的群体心理态度所支配。当我们承认暗示的影响不是仅仅被领袖而且也被每个人对其他人所施加的时候，对我们来说，这一影响就成为更大的谜了。我们必须指责自己曾不公正地强调了与领袖的关系，以及太多地把相互暗示的其他因素置于次要地位。

在这种谦虚精神的鼓舞之后，我们将倾向于听取另一种意见，它给我们允诺以更简单的理由为基础的解释。在特罗特关于群居本能的一本富有见地的书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解释（1916）。就我这本书而言，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它没有完全摆脱由最近的大战所发泄的反感情绪。

特罗特把上面描述的在群体中出现的心理现象追溯到一种群居本能（“群聚性”2481），这种群居本能就像其他动物种族中一样，也为人类先天所拥有。他说，这种群聚性从生物学上说类似于多细胞结构，并且仿佛是后者的延续（按照力比多理论，它是源自力比多的倾向的进一步表现，通过所有同类生物以愈益复杂的单位结合起来而得以体现2482）。如果个人独处，他会感到不安全。幼儿显示出来的恐怖似乎已是这种群居本能的表现。与人群对立事实上就等于与它分离，因而人们忧虑地避免这种对立。但人群轻蔑任何新的或不寻常的东西。群居本能似乎是某种原始的东西——某种不能被分解的东西。2483

特罗特提供了他认为是原始本能的清单，如自我保存本能、营养本能、性本能和群居本能。群居本能常常与其他本能相对立。罪恶感和责任感是群聚性动物的特有方面，特罗特也把精神分析揭示的、存在于自我中的压抑力追溯到群居本能，并相应地把医生在精神分析治疗中遇到的抵抗也追溯到这同样的根源。言语的重要性就在于人群中相互理解的自然倾向。个人彼此之间的认同主要依赖于这种倾向。

勒邦主要关心的是典型的短暂群体形式，麦独孤关心稳定的群体联系，而特罗特则选择最一般化的群体形式——“政治动物”2484的人在这种群体中度过一生——作为他兴趣的中心，他为我们提供了这种群体形式的心理学根据。但是特罗特没有必要去追踪群居本能，因为他把它的特征描述为原始的和不可进一步还原的。他提到波里斯·赛迪斯（Boris Sidis）试图把群居本能追溯到暗示感受性，就他而言幸好是多余的。这是种熟悉而又不令人满意的解释类型，而相反的命题——暗示感受性源出于群居本能——似乎在我看来则更进一步阐明了这一主题。

特罗特的叙述即使比其他人的更公正，但仍然面临这样的反驳：它几乎没有说明群体中领袖的作用，而我们反而倾向于相反的判断：如果忽视了领袖，则不可能把握住群体的性质。群居本能对于领袖全然不留有余地；他几乎纯粹是偶然被扔进人群中的。也由此得出，不存在从这种本能到需要上帝的通路；这个牧群是没有牧人的。但除此之外，还可以从心理学上削弱特罗特观点的基础。这就是说，无论如何，可能的是，群居本能不是不可还原的。它不像自我保存本能和性本能那样原始的本能。

追溯群居本能的个体发生自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当幼儿独处时所表现出的恐惧（特罗特宣称这已经是这种本能的显现），仍然更易于提出另一种解释。这种恐惧与儿童的母亲有关，往后则与其他熟悉的人有关，它是未满足的愿望的表达——儿童尚不知道除去把它转变成焦虑之外怎样以任何方式进行处理。2485当儿童独处而感到恐惧时，看到任何任意的“人群成员”也不会感到安全，恰恰相反，这类“陌生人”的接近则会产生这种恐惧。于是，在儿童那里长时间没有什么群居本能或群体感情的性质会被观察到。在容纳许多儿童的幼儿园中，这类东西起初是在儿童与他们父母的关系之外产生的，它的产生也是作为大儿童对小儿童的最初忌妒做出的反应。大儿童肯定是忌妒地想把他的弟妹撇开，使其离开父母，并剥夺其所有特权；但在面临着这个小儿童（像后来出生的所有儿童）像他本人一样被父母所爱，结果是不可能在不损害他本人的情况下保持他的敌意态度时，他不得不把自己与其他儿童相认同。所以，在儿童群中就产生了共同的或群体的感情，然后在学校进一步发展。由这种反相形成所做出的第一个要求是为了公正，为了同样对待所有人。我们都知道，这种要求在学校里表现得多么强烈和不能改变。如果一个人自己不能成为受宠者，那么无论如何也没有别人会成为受宠者。这种转变即在幼儿园和教室里群体感情取代忌妒心可能被认为是不大可能发生的——如果同样的过程往后在其他环境中不能再次被观察到的话。我们只需想到这样一群妇女和女孩，她们都以痴迷的方式爱着一位歌星或钢琴演奏家，当他表演结束后她们紧紧围着他。她们每人肯定容易忌妒其他的人；但是当面对她们的成员以及结果不可能达到她们爱的目的时，她们放弃了这种忌妒，不是去撕扯彼此的头发，而是以联合的群体去行动，用她们共同的行动对她们崇拜的英雄表示敬意，还有可能高兴地分享他的几丝飘垂的头发。原先她们是竞争的对手，现在通过对同一对象相似的爱而成功把自己与其他人认同。当一种本能的情境像通常一样能达到各种结果时，我们会毫不奇怪：实际的结果是这样的结果；使这种结果产生某种程度的满足的可能性，而某种其他的结果——本身是更明显的，则由于生活环境阻止达到任何这样的满足而被放过了。

后来在社会中以“群体精神”（group spirit）等形式出现的东西，与它从原先的忌妒衍生出来并不相背。没有人一定想要名列前茅，人人必定是同样的，并拥有同样的东西。社会公正意味着，我们自己否认了许多东西，以致别人也同这些东西无关，或者也许不能要求这些东西——这都是一回事。这种对平等的要求是社会良心和责任感的根源。它也在梅毒患者担心传染给他人中出乎意料地显示出来。对此精神分析已教给我们怎样理解。这些可怜的不幸者表现出来的担心，与他们强烈抵抗要传染给他人的潜意识愿望是相一致的；因为，为什么单单他们被感染并如此这样地被隔离？为什么其他人不被感染这种病？在所罗门公正的有关故事中可发现这同样的萌芽。如果一个妇人的孩子死了，那么其他妇人的孩子也活不成。这个丧子的妇人显然具有这种愿望。

这样，社会感情的基础是，起初是敌意的感情反转成为认同性质的肯定色彩的联系。在迄今我们能追踪到的各种事件的过程中，这种反转似乎在与群体外的一个人有共同的情感联系的影响下出现。我们自己并不认为我们对认同作用的分析是周全的，但就我们此刻的目的来说，我们只要回想这样一个特征就够了，即一致实行平等这一要求。我们在讨论两种人为的群体——教会和军队——中已经得知，它们必要的先决条件是，它们所有成员应该得到一个人即领袖的同样的爱。然而，我们不要忘记：群体中平等的要求只是适用于其成员，而不适用于领袖。所有成员必须是彼此平等的，但他们都想到被一个人所统治。许多平等的人能使他们自己彼此认同，一个单个的人优越于他们所有的人——这就是我们在能持续存在的群体中所发现的境况。现在，让我们大胆地纠正特罗特的这一断言：人是群居动物，而坚持认为，人不过是个部落动物——由一个首领支配的部落中的个体动物。

第十章　群体和原始部落

1912年，我采纳了达尔文的一个猜想，其大意是：人类社会的原始形式是被一个强有力的男性专横地统治着的部落。我试图表明，这种部落的命运对人类的由来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特别是，图腾制度的发展——它本身包括宗教、道德和社会组织的开端——是与暴力杀死头领以及把家长制部落转变成兄弟团体相联系的。2486可以肯定，这仅仅是一个假设，就像考古学家努力探索史前时代之谜的许多其他假设一样。正像一位善意的英国批评家有趣地指出的那样，这种假设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故事”。但我认为，这一假设如果证明是可以把连贯性和理解引入越来越新的领域，那么它就是可信的。

人类群体再次展示了在平等伙伴中占优势力量的个人的熟悉图画——一幅也包含在我们对原始部落的看法中的图画。正如我们从我们如此经常地做出的描述中所知的那样，这种群体的心理，如个人有意识人格的退化，把思想和感情集中在一种共同的方向上，精神和潜意识心理生活的情感方面占优势，以及对刚生起的意向直接付诸行动的倾向等等，所有这些都符合于退行至原始心理活动的状态——正像我们往往归之于原始部落的那样一类状态。2487

这样，这种群体似乎在我们看来是作为原始部落的复兴。正像原始人潜在地存活于每个人体中一样，原始部落可能会从任何随机集聚中再次形成。在人们习惯上受群体形成支配的范围内，我们从中认识到原始部落的续存。我们必须得出结论：群体心理是最古老的人类心理；我们通过忽视群体的所有痕迹而分离出来的个体心理，只是通过一个渐进的、也许仍然描述得不完全的过程，而从古老的群体心理中突现出来。我们后面将大胆地尝试一下具体说明这一发展的出发点[见第135页以下]。

进一步的思考将使我们看到，这种观点的哪一方面需要纠正。恰恰相反，个体心理正是像群体心理一样古老，因为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心理，即群体中个体成员的心理和父亲、首领或领袖的心理。正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群体成员受情感联系的支配，但原始部落的父亲是自由的，他的智力活动即使在独处时也是有力而独立自主的，他的意志不需要来自其他人的强化。理论的连贯性致使我们假定：他的自我几乎没有力比多联系；他除了爱自己不爱任何人，或者只是在其他人能满足他的需要范围内爱他们。他的自我仅仅在十分必要情况下才让位于对象。

这种人，在人类历史的开端是“超人”——尼采唯一期待未来产生的人。甚至今天，一个群体的各个成员仍需要持有这样的幻想：他们受到他们领袖平等而公正的爱；但领袖本人不必爱别人，他可能是属于专横的本性、绝对的自恋、自信且独立自主。我们知道，爱使自恋受阻，并有可能表明爱是怎样使自恋受阻而成为文明的一个因素的。

部落的原始父亲尚不是后来被神化的那样长生不死。如果他死了，必须有人来接替。他的职位很可能是由他的幼子来承担的，这个幼子此前像任何其他人一样也是这个群体的一个成员。所以必定存在着群体心理转变成个体心理的可能性。必须发现这样一种转变易于实现的条件，正像蜜蜂把幼虫必然变成蜂王而不是变成工蜂是可能的一样，人们只能想象一种可能性：原始父亲阻止他的儿子们满足其直接的性冲动；他迫使他们禁欲，因而与他以及他们彼此之间产生情绪联系，这种联系可以从他们性目的被抑制的那些冲动中产生出来。也可以说，他迫使他们产生群体心理。他的性忌妒和狭隘最终成为群体心理的原因。2488

无论谁成为他的继承者，也都有了性满足的可能性，并凭此提供了超出群体心理的方式。对妇女的力比多固着以及不需要任何延迟或积聚就得到满足的可能性，使得其目的受抑制的性冲动的重要性终结了，并允许他的自恋总是上升到充分的高度。在附录中，我们将回到爱和性格形成之间的这种关系上来。

我们可以进一步强调组成人为群体这一发明和原始部落的构成之间拥有的关系，因为这是特别有权益的。我们看到，就军队和教会而言，这种发明是这样的幻觉：领袖平等而公正地爱所有个人。但这仅仅是对原始部落的事态一种理想的重新塑造。在原始部落那里，所有儿子都知道，他们被原始父亲同样地摧残，同样对他感到恐怖。所有社会责任得以建立起来的这种同样重新塑造，已经为人类社会的下一种形式即图腾氏族预备了条件。家庭作为一种自然群体形式不可摧毁的力量依赖于这一事实：父亲平等的爱这种必要的预先假定，在家庭中可以有真正的适用。

但是我们甚至从群体衍生于原始部落中期待更多的东西。它也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在群体形式中仍然难以把握和神秘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隐藏在“催眠”和“暗示”这谜一样的词背后。我认为在这方面也能成功。让我们记起，催眠有某种积极的不可思议的东西；但是这种不可思议性特征暗示着某种经历压抑的古老而熟悉的东西。2489让我们考虑一下催眠是怎样被诱发的。催眠师宣称，他拥有剥夺被催眠者的意志的魔力；或者被催眠者相信这种魔力对他起作用——二者都是一样。这种魔力（即使现在也常常被描述为“动物磁性”）必定是原始人视做禁忌根源的同样的力量，这种力量从头人和酋长身上发射出来，致使接近它们的人面临危险（神力[mana]）。于是，催眠师被假定为拥有这种力量。他怎样显示这种力量？通过指令被催眠者无畏惧地正视着他。他最典型的催眠方法是用他的目光。但这正是令原始人感到危险而难以忍受的酋长的目光，正像后来上帝对于芸芸众生的目光。甚至摩西也不得不作为他的人民和耶和华之间的中间人而行动，因为他的人民不能忍受上帝的目光；当摩西从上帝那里回来时，他的脸闪闪发光——某些神力被传递到他身上，正像原始人的中间人所发生的情况。2490

的确，用其他方式也可以唤起催眠，如凝视一个发光的物体或聆听一支单调的声音。这是易于令人误解的，并为不恰当的生理学理论提供了机会。事实上，这些程序仅仅是起转移意识的注意并使它固定下来的作用。这种情境就类似催眠师对被催眠者说：“现在，你要完全注意我这个人；世界上的其余东西完全是无趣的。”对一个催眠师来说，说出这样的话当然在技术上是不得当的。它会勉强使被催眠者离开他的潜意识态度，并刺激他形成有意识的对立。催眠师要避免使被催眠者的意识思想指向他自己的意向，使得催眠师正在操纵的这个人沉浸在这个世界似乎与自己毫无兴趣的活动中；但同时，该被催眠者实际上潜意识地把他的整个注意力集中在催眠师身上，并进入友好关系或者移情于他的态度中。这样，催眠的间接方法——像在诙谐中使用的许多技术程序一样2491，具有抑制精神能量的某种分布——这种分布介入潜意识事件的过程——的效果。它们就像凭借凝视或敲击的直接影响的方法一样，最终导致同样的结果。2492

费伦茨[1909]做出了一个真正的发现，当一个催眠师在催眠开始常常发出入眠的指令时，他就在把自己置于被催眠者的父母的地位上。他认为，要区分两种催眠：一种是用好话劝诱——他认为这是以母亲为模型；另一种是威胁——这源起于父亲。催眠中入眠的指令恰恰意味着命令被催眠者撤回对世界的一切兴趣，而专注于催眠师这个人。被催眠者就是这样加以理解的。因为睡眠的心理特征就在于撤回对外部世界的兴趣，睡眠和催眠状态之间的密切关系就是以它为基础的。

通过催眠师采用的特有手段，他唤起被催眠者一部分古老的遗留物，这种遗留物也使得他服从他的父母，并在他与其父亲的关系方面体验到一种个人的新的生机。这样，被唤起的东西是极重要的且危险的人格观念——对这种人格观念来说，只有被动的受虐态度才是可能的，人的意志也将不得不受其支配。当单独与他相处、“注视他的脸”，似乎是一种冒险的事情。正是仅仅在与此同样的方式中，我们才能描绘原始部落的个体成员与其原始父亲的关系。正如我们从其他反应中得知，个人不同程度地保持着恢复这类旧情境的个人态度。然而，说催眠不管怎样只是一种游戏，一种对那些旧印象的不真实的复活，这可能是不合时宜的。要当心，在催眠中任何意志中止得太严重后果都存在着抵抗。

所以，群体形式的不可思议性特征——它表现在伴随这种特征的暗示现象中——可以公正地追溯到它们起源于原始部落这一事实。这种群体的领袖仍然是可怖的原始父亲；这种群体仍然希望被无限制的力量所支配，它极端地钟情于权威。用勒邦的话说，它渴望着服从。原始父亲是群体的典范，它以自我理想的地位支配自我。催眠恰好可以被描述为两个人构成的一个群体。暗示的定义仍然是：不是以知觉和推理而是以性欲联系为基础的一种信任。2493

第十一章　自我的等级区分

如果我们概览今日的个体生活，同时记住权威们为群体心理学提供的相互补充的说明，面对揭示出来的各种复杂问题时，我们可能会失去尝试做出综合说明的勇气。每个人都是各种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在许多方面受到认同联系的束缚，他根据各种各样的模范，建立起他的自我理想。因而每一个体都享有多样的群体心理，如种族心理、阶级心理、宗派心理以及民族心理等等。他也能使自己超出这些群体心理之上，以致具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和创造性。这种稳定而继续存在的群体形式——连同它们始终如一的和不变的结果，比起迅速形成且短暂的群体形式——勒邦曾出色地概述过这种群体心理的心理学特征来，对观察者来说就不怎么奇怪了。正是在这些过于短暂的仿佛置于其他群体之上的群体中，我们遇到了我们恰好确认为个体习性完全消失的奇迹，即使这种奇迹只是暂时的。

我们把这种奇迹解释为，它意味着个人放弃他的自我理想，用体现在领袖身上的群体理想代替它。我们必须校正地补充说，这种奇迹不是在每一场合都同样地大。在许多个人身上，自我和自我理想的分离不是特别明显，二者仍然容易相合；自我常常保持它早期自恋性的自我满足。这种情况使得选择领袖非常有利。领袖常常只是需要具有特别显著和纯粹形式的典型个人特性，只是需要给人以强有力和更多力比多自由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强有力首领的需要，常常就会向他妥协，给他赋予在其他情况下他也许无法要求的支配权。而该群体的其他成员——他们的自我理想除此以外不会没做某种修正而体现在他这个人身上，则和其余人一起被“暗示”即凭认同作用所迷住。

我们意识到，我们对解释群体的力比多结构所能做出的贡献，回到了自我和自我理想之间的区分上，以及回到了使这种区分成为可能的双重联系上，即认同作用和把对象置于自我理想的地位上。这种在自我中区分等级的假定作为自我分析的第一步，必须逐渐在心理学的各个领域中确立其合理地位。在我《论自恋》一文[1914c]中，我综合了暂且能用来支持这种区分的所有病理学材料。不过可以期待的是当我们更深入地研究精神病心理学时，就会发现其更大的意义。现在，让我们反思一下，自我进入了对象与自我理想的关系之中，而这种关系是从自我中发展而来的，外部对象与作为一个整体的自我之间的所有相互作用——我们对神经症的研究使我们熟悉了这种相互作用，很可能在自我内部这种新的活动背景上得到重复。

在这里，我将只遵循从这种观点看来似乎是可能的后果之一，因而重新开始讨论我在别处2494不得不搁置的一个问题。我们所熟悉的每一心理分化，都显示出心理功能活动的困难进一步加重，增加其不稳定性，也可能成为其崩溃的始点，亦即一种疾病的发作。从我们出生开始，我们就经历着从绝对自足的自恋到感知变化着的外部世界以及开始发现对象这样的阶段。与此相关联的事实是，我们不能长时间地忍受事物的新状态，我们在睡眠中经常地从事物的新状态回复到我们先前缺乏刺激和避开对象的状态。然而，我们的确是在这个过程中遵循着来自外部世界的启示，借助日夜周期性的变化，暂时抵消影响我们的一大部分刺激。这样一个阶段的第二个例子——病理学上讲是更重要的例子，却并不受制于这样的限定。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实现我们的心理存在分离成连贯的自我，以及分离成位于这个自我之外的潜意识和被压抑的部分。我们知道，这种新获得物的稳定性还显示出不断的动摇。在梦和神经症中，这样被排除的东西便会叩门，要求进入，尽管有抵抗作用防卫着它们。在我们健康地清醒生活时，我们使用特别的技能允许被压抑的东西避免抵抗作用，暂时接受它进入我们的自我，以便增加我们的快乐。诙谐和幽默，以及某种程度上一般的喜剧，都可以根据这一点来考虑。每一个熟悉神经症心理学的人，将会想到类似的不怎么重要的例子。但是我关注的是我视野范围内的应用方面。

自我理想与自我的分离也不能长久地保持，不得不暂时打破，这是完全可以设想的。在施加给自我的所有否认和限制中，定期性地违反禁忌是一种常规。这的确被节日制度体现出来。这种节日制度从起源来看恰好是由法规所允许的越轨，而节日的欢乐气氛则是由于它们所导致的释放。2495古罗马的农神节和我们现代的狂欢节在其本质特征上与原始人的节日是一致的，通常以各种类型的放荡不羁和对其他时候是最神圣的戒律的侵越而告终。但是自我理想包含自我不得不默认的所有一切限制，因为这种理由，取消这种理想对自我来说必然成为盛大的节日一于是自我可能再次感到满足。2496

当自我中的某些东西与自我理想相符合时，总是出现狂喜的感情。而罪恶感（以及自卑感）也能被理解为自我和自我理想之间的紧张的表现。

众所周知，有这样的人，他们心境的一般状态周期性地从过于抑郁经过某种中间状态波动到高度的宁静感。这些波动以非常不同的幅度显示出来：从刚刚可觉察的波动到抑郁症和狂躁症形式的那些极端的例子，后者对有关人的生活造成了最大的苦恼或损害。在这种周期性抑郁的典型病例中，外部降临的原因似乎不起任何决定性的作用；而就内部动机而言，与所有其他人相比，在这些病人那里也没有发现更多或更少的东西。结果把这些病例看作不是心因性的已成为人们的习惯。此刻我们将论及那些十分相似的周期性抑郁的其他病例，这些病例能够容易地追回到精神创伤上。

这样，心境的这些自发波动的基础是不得而知的。我们无法洞见躁狂症取代抑郁症的机制。于是我们自由地假定，这些病人是我们的猜想可以找到实际应用的人——他们的自我典范在先前特别严格地支配自我后，可能暂时地融入到他们的自我中了。

让我们记住清楚了的东西：根据我们对自我的分析，无可怀疑的是，在躁狂症病例中，自我和自我理想融合在一起，以致处于狂热和自我满足的心境并不被自我批评所困扰的这个人，可以享受他的抑制、他考虑别人的感情以及他的自责全部取消这样的欢乐了。不是如此明显但仍然非常可能的是，抑郁症的悲伤就是表示着他自我的两种动因之间的尖锐冲突——过于敏感的自我理想无情地谴责处于自卑和自贬错觉中的自我。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在对新秩序的周期性反抗中——我们上面已做出假定——寻求自我和自我理想之间这些变化了的关系的原因，还是认为其他环境因素对这种变化关系负有责任。

转变成躁狂症（mania）并不是抑郁症状群（symptomatology）不可缺少的特征。有一些单一的抑郁症（有些一次性发作，有些再发性发作），它们从没有表现转变成躁狂症。

另一方面，也有外部降临的原因明显起病因作用的抑郁症。它们出现在失去所爱的对象之后，不是因为死亡，就是环境造成必然使力比多从该对象撤回。这类心因性的抑郁症能以躁狂症而告结束，这种循环能重复多次，正像似乎是自发出现的病例一样容易。因此，这类事态还有些模糊，特别是由于只有一些抑郁症的形式和病例得到了精神分析的研究。2497我们迄今只是理解那些对象被放弃的病例，因为该对象本身显得是不值得爱的。然后，凭借认同作用它在自我之内再次建立起来，并受到自我典范的严厉谴责。指向对象的责难和攻击以抑郁性自责的形式显露出来。2498

这类抑郁症也可能以转变成躁狂症而告终，以致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显示出这样一种特性：它独立于临床描述的其他特征。

然而我认为，把两种抑郁症（心因性和自发性的）共同归因于自我周期性地反抗自我理想，这毫无问题。在自发性抑郁症中，可以假定是自我理想倾向于展示特别的束缚，然后自动地导致其暂时中止。在心因性抑郁症中，由于受到自我理想方面的虐待，自我被鼓动奋起反抗——这种虐待是当与被拒绝的对象认同时自我所遇到的。2499

第十二章　附录

在刚刚得出一个暂时性结论的上述探究过程中，我们偶然发现一些支路。开始我们避免走这些支路，然而他们中有许多为我们提供了洞察的希望。现在我们就打算弄清一些曾以此种方式被搁置一边的观点。

一、自我与对象的认同和自我理想被对象所取代之间的区分，在我们开始研究的两种人为的大群体——军队和基督教教会——中发现了有趣的说明。

显而易见的是，当一个士兵把自己与他的同类加以认同，并从他们的自我共同体那里得到友谊所包含的相互帮助和分享财产的义务时，他是把他的上级即（事实上的）军队领袖作为他的典范。但是如果他试图把自己与将军加以认同，那他就变得滑稽可笑。《华伦斯坦的军营》中的那个士兵就是因这个理由而嘲笑那个中士：

瞧他咳嗽的样，

瞧他吐唾沫的样，亏他学得那样像！2500

而在天主教教会中就不是这样。每一个基督徒爱基督，并把基督作为他的典范，凭借认同作用的联系感到自己与所有其他基督徒结合成一体。但是教会对教徒的要求更多。教徒也不得不使自己与基督认同，爱所有其他的基督徒，就像基督爱他们一样。因而在这种情况下，教会都要求由群体形成所提供的力比多位置应该得到补充。在发生对象选择的地方，必须补充认同作用；而在出现认同作用的地方，必须补充对象爱。这种补充显然超出于群体的构成之外。一个人可以是一个好基督徒，然而绝没有把自己置于基督位置并像他那样博爱整个人类的想法。这个人是一个孱弱的凡夫俗子，不必认为自己能有救世主那样伟大的灵魂和强烈的爱。但是群体力比多分布的这种进一步发展，也许就是基督徒据以声称达到了更高的伦理水平的因素。

二、我们说过，有可能具体说明在人类心理发展中由群体的个体成员取得的从群体心理推进到个体心理这一论点。2501

为此目的，我们必须暂时回到原始部落的父亲这一科学神话上去。这个父亲后来被拔高为世界的创造者，这是公正的，因为他生出了组成第一个群体的所有儿子。他是他们中每个人的典范——是既恐怖又崇拜的典范，这一事实后来导致了禁忌观念。这许多儿子最终联合起来，杀死了父亲，将他碎尸万段。然而这批胜利者们没有一个能取代他的位置，或者，如果他们中有一个这样做，便会重新开始战争，直到他们懂得他们都必须放弃他们父亲的遗产。于是他们形成了图腾制的兄弟共同体，他们都具有同等的权利，并通过图腾禁律——这些禁律会保存和赎回对谋杀者的记忆——结合起来。但是仍然存在对已经取得的东西不满足，它成为新发展的源泉。结合在这个兄弟群体中的人们逐渐走向在新水平上恢复事情的旧状态。男性再次成为家庭的主宰，打破了在无父亲时期确立的妇人政治的特权。作为一种补偿，他可能在这时承认母亲的神圣——为了母亲的安全，她的祭司被阉割，这是仿效原始部落的父亲提供的榜样。然而，这种新家庭只是旧家庭的影子，它有许多个父亲，每一个都被其他父亲的权利限制着。

也许那时某个人，在他迫切的渴望中，致使自己脱离这个群体，并接替父亲的位置。做这件事的那个人是第一位史诗诗人，他用他的想象力取得了这一进展。这个诗人按他的渴望用谎言掩盖真相。他发明了英雄神话。这个英雄独自杀死了父亲——这个父亲仍然作为一个图腾怪物出现在神话中。正像父亲是男孩的第一个典范一样，在渴望达到父亲位置的那个英雄中，这个诗人现在创造了第一个自我理想。转变成英雄的人通常是由最小的儿子担当的，他是母亲的宠儿，她保护他免遭父亲的忌妒，他在原始部落时期是父亲的继承者。在史前时代虚妄的诗性幻想中，曾是战利品和诱惑谋杀的妇人，可能会变成犯罪的积极的诱惑者和挑唆者。

该英雄宣称单独完成肯定只有作为一个整体的部落才会冒险的业绩。但是正如兰克观察到的那样，童话保存着被否认了的那些事实的清楚痕迹。因为我们常常在童话中发现，那个不得不执行某种困难任务的英雄（通常是最小的儿子，他往往是作为愚笨的人即无伤害者把自己呈现给父亲替身的），只是通过一群小动物如蜜蜂或蚂蚁的帮助才能完成他的任务。在原始部落中这些小动物常常是兄弟们，正像在梦中象征物昆虫或害虫同样代表兄弟和姐妹（轻蔑地说，当作婴儿的象征）一样。而且，神话和童话中的每一个任务，容易被视做英雄业绩的替代。

于是，神话是个人借以从群体心理中显露出来的手段。最初的神话无疑是心理上的，即英雄神话；而解释性的自然神话必定很久以后才出现。那个采取这种手段、并以此在想象中使自己摆脱群体的诗人（正如兰克进一步观察到的那样），仍然能找到他回到现实的群体去的道路。因为他以他发明的英雄业绩而走向群体并且与群体相关联。这个英雄说到底不过是他自己。这样，他把自己降低到现实平面上，而把他的听众提高到想象平面上。但他的听众理解这位诗人，按其具有渴望原始父亲的同样联系，他们可以使自己与英雄相认同。2502

英雄神话的谎言发展到顶点便是英雄的神圣化。也许，被神圣化的英雄可能比父神更早，可能是回复到作为神的原始父亲的先驱。那么，神的序列按年代将是：母神——英雄——父神。而且正是随着抬高了从没有忘怀的原始父亲，上帝才获得了我们今天在他身上仍然识别的各种特征。2503

三、在本书中，我们说到了大量关于直接的性本能和其目的受抑制的本能。我们希望这种区分不会遇到太多的反对意见。但是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即使在很大的程度上不过是重复以前已经说过的东西，那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儿童力比多的发展使我们熟悉了其目的受抑制的性本能的第一个而且也是最好的例子。儿童对他父母和照料他的人的所有感情，容易转变成表达他的性冲动的愿望。儿童从他所爱的那些对象那里要求他所知道的所有情感信号。他想要吻他们，和他们接触并凝视着他们；惊异地观看他们的生殖器，要和他们一起从事私下的排泄活动。他声称要与他母亲或保姆结婚——无论他对结婚所理解的是什么；他打算自己为他父亲生一个孩子，等等。直接的观察以及随后对童年记忆残余的分析性研究，儿童无疑处于温柔和忌妒的感情完全融合以及各种性意向完全融合的状态，并向我们表明，儿童是以什么样的基本方式使他所爱的那个人成为仍然没有适当集中所有性趋向的对象。2504

儿童爱的最初形态（在其典型情况下采取俄狄浦斯情结的形式），正如我们所知，从潜伏期开始以后，就屈服于一种压抑波（wave of repression）。被留下来的东西使自己表现为与同一人相关的纯粹感情深厚的情绪联系，但不再被看作是“性的”联系。解释深层心理生活的精神分析毫无困难地表明：儿童最早期的性的联系也持续存在，尽管是被压抑的和潜意识的。这给我们以勇气断定，无论我们在哪里偶然发现深厚的感情，它都是与该人要不然就是与那个人的原型（或潜意识意象）完全的“性感”对象联系（“sensual”obiect-tie）的后继者。若没有特别的研究，的确无法向我们揭示，在既定的情况下这种先前完全的性趋向是在压抑状态下仍然存在，还是已经被消耗殆尽。更确切地说就是，完全可以肯定：这种趋向作为一种形式和可能性仍然存在，总是能被贯注并借助退行而再次活动起来。唯一的问题是（这不总是能回答的），在目前它仍然有多大程度的贯注和活动力量。在这方面必须同样注意避免两个错误根源——斯基拉（Scylla）低估了被压抑潜意识的重要性，而查瑞迪斯（Charybdis）完全用病理学标准判断正常人。

不深入或不能深入到被压抑东西的深层的那种心理学，把感情深厚的情绪联系当作始终是没有性目的的冲动的表现，即使它们起源于有这样的性目的的冲动。2505

我们不无理由地说，感情深厚的情绪联系是从这些性目的转换而来的，即使对这种性目的转换做出与元心理学的要求相一致的描述还存在某种困难。而且，那些其目的受抑制的本能总是保持某些原初的性目的；即使一名笃信的皈依者、一个朋友或一个崇拜者，也渴望对他现在只能在“保罗”式的意义上所爱的那个人进行肉体接触和偷看。如果要我们选择的话，我们可以把这种性目的转换看作是性本能升华（sublimation）的开始，或者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升华的限度固定在某种更远的位置上。那些其目的受抑制的性本能比未受抑制的性本能在功能上有更大的优势。因为它们不能真正得到完全的满足，因而特别适宜于创造永久的联系；而那些直接的性本能每次得到满足后要承受能量的损失，必须等待通过性力比多的重新积累而得到更新，以至于同时对象可能已经改变了。受抑制的本能能够与未抑制的本能进行任何程度的掺和，前者可以被转变回后者，正像前者是从后者产生出来的一样。众所周知，在一个导师和一个学生、一位演奏家和一位人迷的听众之间，特别是在妇女那里，爱的愿望是多么容易从友爱的情绪关系——出于赞赏和崇拜的原因——中发展出来（请比较莫里哀的“为希腊之爱吻我”）2506事实上，这类情绪联系的增长——连同其无目的的开始，为性对象选择提供了更频繁的道路。普费斯特在他《青岭德尔夫伯爵的虔诚》（1910）中，提供了这样一个甚为清晰且肯定不是孤立的例子：甚至一种强烈的宗教联系是怎样易于回复到炽热的性兴奋。另一方面，本身是短暂的直接的性冲动，也多么经常地转变成持续的和纯粹感情深厚的联系。炽热的爱的婚姻的巩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一过程。

其目的受抑制的性冲动，当内部的或外部的障碍使得这种性目的不可达到时，就从直接的性冲动产生出来。听说这一点，我们自然并不吃惊。潜伏期中的压抑是这类内部障碍——更确切地说，是变成一种内部的障碍。我们假定，原始部落的父亲由于他的性褊狭迫使他的所有儿子禁欲，因而迫使他们进入其目的受抑制的联系，而他为自己却保留性享乐的自由，并以这种方式超出这种联系之外。一个群体依赖的所有联系都具有其目的受抑制的本能特征。但这里我们接近讨论一个新主题——处理直接的性本能和群体形成之间的关系。

四、最后两点评论会使我们发现，直接的性冲动不利于群体的形成。在家庭发展史上，无疑也存在过群体的性爱关系（群婚）。但是性爱对于自我变得愈重要，它就愈发展成爱本身的特征，也就愈急切地要求限制到两个人——“一对一”——正如由生殖目的的本性所规定的那样。多配偶倾向不得不喜欢在不断改变对象中找到满足。

为了性满足的目的而聚集在一起的两个人，就他们寻求幽静而言，证实着对群居本能即群体感情的反抗。他们爱得愈深，他们彼此愈是得到完全满足。他们拒绝群体的影响以羞耻感表现出来。为了使性对象的选择免受一种群体联系的侵害，便激起了最极端粗暴的忌妒感情。只是当深厚的即个人的爱关系的因素完全让位于性感的因素时，才有可能发生两个人在他人在场时性交，或者在一个群体中发生同时性性活动——正如在放荡不羁的场合所发生的那样。但是在这种场合，已发生了退行到性关系的早期阶段，在这一阶段，爱尚未起任何作用，所有性对象被判定为具有同等价值，略微在萧伯纳恶意的格言意义上，大意是说，爱意味着甚为夸大两个女人之间的差别。

有大量迹象表明，爱本身只是在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中后来才出现的现象，以致在性爱和群体联系之间的对立也是后来才得到发展。看起来，似乎这一假定与我们原始家庭的神话不相容。因为毕竟正是一伙兄弟们对他们的母亲和姐妹的爱，才驱使他们——正如我们假定的那样——弑父。很难把这种爱想象为不是未分化的、原始的东西，即一种情感和性感紧密结合的爱。但是进一步的考虑会使对我们理论的这种反驳变成证实我们的理论。弑父的后果之一终究是图腾族外婚制——禁止与自儿童期以来一直热恋的家族妇女发生任何性关系。以这种方式，在一个男人情感的感情和性感的感情之间的鸿沟就形成了。直到今天，在男人的爱情生活中仍然牢固地维持这种鸿沟。2507作为这种族外婚的结果，男人性感的需要不得不从陌生的、他并不爱的女子那里获得满足。

在庞大的人为群体即教会和军队中，不存在把妇女作为性对象的余地。男人和女人之间爱的关系仍然不在这些组织之内。甚至在由男女组成的群体那里，性之间的差别不起什么作用。要问使群体结合起来的力比多是属于同性性质还是异性性质，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不是根据性别来区分的，尤其是显得完全忽视力比多的生殖组织的目的。

甚至在其他方面被沉浸于一个群体的人那里，直接的性冲动还保持一点他的个人活力。如果这些性冲动太强烈，便会瓦解每一种群体形式。天主教会具有最好的动机劝告其信徒不结婚并要求牧师们独身，但陷入情网甚至常常驱促牧师离开教会。同样，对女人的爱会打破种族、民族区域和社会阶级体系的群体联系，因而它作为文明的一个因素产生重要结果。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同性的爱与群体联系更相容，甚至当它采取未抑制的性冲动的形式时——这是一个显著的事实，对此做出解释可能会使我们离题更远。

对精神神经症的精神分析研究告诉我们，它们的症状可追溯到被压抑的但仍然活跃的直接的性冲动。我们可以补充这一论点说，这些症状可追溯到“其目的受抑制的冲动——这种抑制不完全成功，或者为回转到被压抑的性目的留下了余地”。正是依照这一点，神经症会使其受害者孤独，使自己离开通常的群体形式。可以这样说，神经症像爱情一样对一个群体具有同样的瓦解作用。另一方面，似乎在赋予群体形式以强有力的地方，神经症可能减少，无论如何暂时消失。人们也合理地尝试着把神经症和群体形式之间的这种对立运用到治疗价值上。甚至对宗教幻觉从今日文明世界中消失不抱遗憾的人，也会承认，只要这种宗教幻觉仍然强大，它们会给那些它们束缚的人对神经症的危险提供最强有力的防御。2508也不难辨别：把人们与神秘宗教或哲学宗教派别和团体联结起来的所有联系，表现的都是各类神经症的不当治疗。所有这些都与直接的性冲动和其目的受抑制的冲动之间的对比相关联。

如果一个神经症患者独处，他就会被迫用他自己的症状形式替代把他排除出去的庞大群体形式。他为他创造了自己的想象世界，创造了自己的宗教以及自己的妄想系统，因而以歪曲的方式重演人性的组织——这显然证明了直接的性冲动所起的支配作用。2509

五、在结论中，我们将从力比多理论的标准出发，对我们以上所关注的那些状态即爱、催眠、群体形成和神经症补充一个比较性的评价。

爱本身是以直接的性冲动和其目的受抑制的性冲动同时存在为基础的，而对象则把主体的一部分自恋性自我力比多引向自身。它是一个只为自我和对象留有余地的状态。

催眠在被限于这样两个人方面像爱情，但是它完全以其目的受抑制的性冲动为基础，并把对象置于自我理想的地位。

群体使这一过程复杂化。它在形成群体的本能性质方面与催眠相一致，并且用对象取代自我理想；但对此它还要包括与其他人的认同作用——也许通过他们与对象有同样的关系才原本使这一点成为可能。

催眠和群体形成这两种状态，都是人类力比多种系发生的遗传性积淀——催眠是以一种天性的形式，而群体除此之外还作为一种直接幸存的形式。直接的性冲动被其目的受抑制的性冲动所取代，在这两种状态中都促进了自我和自我理想的分离，这种分离在爱情状态中就已经开始。

神经症位于这个系列之外。它也以人类力比多发展的特性为基础——由直接的性功能造成的两次重复性开端，其中介入一个潜伏期。2510就此而论，它在具有退行的特征——爱情则缺乏这种特征——方面像催眠和群体形成。它出现在直接的性本能发展到其目的受抑制的性本能还没有完全成功的地方。它代表这样一种冲突：在经历了这种发展之后被自我所接受的一部分本能，和源出于被压抑的潜意识力图获得直接满足——正像其他那些完全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的一部分本能之间的冲突。神经症在内容上格外丰富，因为它们包括自我和对象之间所有可能的关系既包括保留对象的关系，也包括放弃对象或在自我本身之内建立，对象的其他关系，还包括自我和它的自我理想之间的冲突关系。

自我与本我

（1923）

杨韶刚　译

高申春　校

杨韶刚　修订

按语

本篇是弗洛伊德后期主要著作之一。其中，他首先将心理区分为意识与潜意识，然后又提出有两种潜意识：一种属于描述意义上的潜意识，即前意识；另一种属于动力学意义上的潜意识，即弗洛伊德所特指的潜意识。其次，阐述了自我从本我、超我从自我分化的过程。他认为，本我是最原始的、潜意识的、非理性的心理结构。它充满着本能和欲望的强烈冲动，受着快乐原则的支配，一味追求满足。自我是受知觉系统影响，经过修改来自本我的一部分。它代表理智和常识，按照现实原则来行事。它既以大部分的精力来控制和压抑发自本我的非理性的冲动，又迂回地给予本我以适当的满足。超我是人格中高级的、道德的、超自我的心理结构。它以良心、自我理想等至善原则来规范自我。此外，还谈到了自我由于最后成了外部世界、本我和超我等三个主人的可怜仆人，因而常常激起焦虑信号，成为弗洛伊德晚年新的焦虑论的基础。

英文版编者导言

本书是对1927年版本的一个非常认真的修订版。

虽然本书是在1923年4月的第三个星期出版的，但至少在上一年的7月就在弗洛伊德心中酝酿（琼斯，1957，第104页）。1922年9月26日第七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在柏林召开，这是弗洛伊德最后一次参加的大会，他宣读了一篇简短的论文，题目是《对潜意识的一点说明》。在这篇短文中，他对本书的内容已有所预见。这篇论文的摘要（论文本身从未发表过）于当年秋天发表于《国际精神分析杂志》5（4）第486页2511，尽管还不能确定这就是弗洛伊德本人写的，但却值得将它记录在此：

《对潜意识的一点说明》

“演讲者重述了大家都熟悉的‘潜意识’这个概念在精神分析中的发展历史。首先，‘潜意识’是一个纯描述性的术语，因而包括那些暂时潜藏着的东西。不过，压抑过程的动力学观点使我们有必要给潜意识赋予一种系统的意义，这样，潜意识就必然等同于被压抑的（the repressed）。那种潜伏的和只是暂时潜意识的东西便获得了‘前意识’（preconscious）这个名称，而且，从系统的观点来看，它和意识（conscious）非常接近。毫无疑问，‘潜意识’这个术语的双重意义包含着一些不好的方面，尽管它们无关紧要，却也难以避免。但是，结果却是，把压抑视为同潜意识相一致，把自我（ego）视为同前意识和意识相一致，这是很不切实际的。这位演讲者讨论了两个事实，这两个事实表明在自我中也有一个潜意识，它就像被压抑的潜意识一样，其行为表现也是动态的：这两个事实一个是在分析期间起源于自我的一种抵抗，另一个是潜意识的罪疚感。他宣布，在一本很快就要出版的书《自我与本我》中，他试图评估这些新的发现必然会对我们的潜意识观点所产生的影响。”

《自我和本我》是弗洛伊德主要理论著作中的最后一本。它对心灵及其活动的产物做了描述，乍一看十分新颖甚至是革命性的；确实，所有的精神分析著作从其发表的那一日起，就必然会留下其影响的印记——至少就其术语而言是这样。但是，尽管它使人产生新的顿悟和新的综合，我们仍然能够像弗洛伊德的明显革新经常做的那样，把他的新观念的萌芽追溯到早期，有的甚至非常早期的作品中。

本文对心灵活动所做的一般描述有一些先行著述，它们相继为1895年的《科学心理学设计》（弗洛伊德，1950a）、《释梦》（1900a）的第七章和1915年关于心理玄学的论文。在所有这些著述中，与心理功能和心理结构相关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得到了考虑，尽管对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有不同的强调。精神分析的根源在癔症研究，这个历史事实立即导致了关于压抑的假说（或者更一般地说，是关于防御的假说），认为压抑是一种心理功能，而这又反过来导致了一个心理地形学的假设（topographical hypothesis）——把心灵描述为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受压抑，另一部分实施压抑。“意识”的本质显然紧紧地包含在这些假设之中；而且，把被压抑的心灵等于同“潜意识”的东西以及把实施压抑的心灵等于同“意识”的东西是很容易的。弗洛伊德早期在《释梦》（标准版，第5卷，第537～541页）和他于1896年12月6日写给弗利斯的信中（弗洛伊德，1950a，信52）所描绘的心灵图式就是这种观点的表现。而且，这个显然十分简单的图式构成了弗洛伊德所有早期理论观点的基础：从功能上讲，一种被压抑的力量力图强行参与活动，却受到一种实施压抑的力量的检查，从结构上讲，“潜意识”与“自我”是相对立的。

但是，复杂的情况很快便表现出来。人们很快便发现，“潜意识”一词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的：一种是“描述”意义（某种心理状态只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另一种是“动力学”意义（某种心理状态具有一种特殊的功能）。这种区别已经在《释梦》（标准版，第5卷，第614～615页）中说明过了，虽然不是用这些术语说明的。在为心灵研究会（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所写的英文论文中对此做了更清楚的说明（1912g，同上，第12卷，第262页）。但是，从一开始便包含着另一个更含糊不清的观点（正如描绘图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即心灵中的“系统”（systems）观点。其含义是，有一个心理地形学的或结构上的心理分支，它以某种多于功能的事物为基础，它能够把许多不同的特点和操作方法归并到各组成部分中。某些此类观点无疑已经包含在很早出现的“潜意识”这个词语中（例如在《癔症研究》的一个脚注中，1895d，标准版，第2卷，第76页）。“系统”这个概念在《释梦》中已变得明确了（1900a，同上，第5卷，第536～537页）。从引进这些术语开始，立刻便提出了心理地形学的图形，尽管弗洛伊德提出警告反对从字面上来看待该图形。这些“系统”为数众多（记忆系统，知觉系统等），其中“潜意识”一词（同上，第541页）为简化起见被写作“Ucs.系统”。在这些早期文章里，这个潜意识系统的全部公开含义是被压抑的，直到在《释梦》的最后一节（同上，第5卷，第611页以下）中才显示出来某些具有更广泛范畴的东西。此后，这个问题便被搁置一旁，直到前面提到的心灵研究会的那篇论文（1912g）（除了对“潜意识”这个术语的描述性用途和动力学用途做了明确区分之外），在这篇论文的最后一句话中确定了第三种“系统的”用途。人们可能注意到，在这篇文章中（同上，第12卷，第266页），只有对这个“系统的”潜意识，弗洛伊德才提出使用“Ucs.”这个符号。所有这一切似乎是非常直接明确的，但奇怪的是，在论“潜意识”这篇心理学的论文中这种描述再次变得模糊起来。在那篇论文的第二节（1915e，同上，第14卷，第172页以下）中，“潜意识”一词不再具有三种用途，而是只有两种。“动力学的”用途消失了，很可能把它归并到“系统的”用途中了2512，但仍被称为“Ucs.”，尽管现在它包括被压抑的东西。最后在本文的第一章（以及在《精神分析新论》的第31讲）弗洛伊德又回复到三种区分和分类，但在这一章的末尾他把缩写的“Ucs.”（或许是无心地）用于“潜意识”的所有这三种形式（第18页2513）。

但是，现在问题便出现了，在应用于一个系统时，“潜意识”这个术语是否完全恰当呢？在对心灵的结构性描述中，从一开始就被明确地从“潜意识”中区分出来的是“自我”。而现在开始表现出，自我本身应该部分地被描述为“潜意识”的。这是在《超越快乐原则》的一句话中指出来的，这句话在第一版（1920g）中是这样写的：“或许自我的很大一部分本身是潜意识的2514；很可能只有其中的一部分被‘前意识’这个术语所包含。”一年之后，在第二版中这个句子被改为“自我的很大一部分本身当然是潜意识的……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被‘前意识’这个术语所包含。”2515而且，这一发现及其基础在本论文的第一章中做了更具坚持性的说明。

这样一来，事情变得很明显，既然“潜意识”和“自我”是一样的，那么，意识的标准对于心灵的结构性描述便不再有帮助作用。因此，弗洛伊德便放弃了意识在这种性能方面的用途，此后，“有意识的”（being conscious）只被看作是一种与心理状态可能有联系也可能没有联系的性质。这个术语旧有的“描述”意义实际上仍完全保留着。他现在引入的这个新的术语有非常清晰的效用，而且能进一步促进临床发展。但是，它本身并不表示弗洛伊德关于心理结构和功能的观点有任何根本的改变。的确，这三个新展现出来的实体，本我（id）、自我和超我（super-ego），过去都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其中两个有其他的名称），而这些将是值得考察的。

正如弗洛伊德在下面所解释的，das Es2516这个词首先得之于乔治·格罗代克（Georg Groddeck），他是在巴登—巴登开业的一个医生，最近他和精神分析关系很密切，弗洛伊德感到非常赞同他那些涉猎广泛的观点。格罗代克似乎又是从他自己的导师厄内斯特·施温宁格（Ernst Schweninger）那里获得“das Es”的，施温宁格是老一代著名的德国医生。但是，也像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那样，这个词的使用当然要追溯到尼采（Nietzsche）。不管怎么说，弗洛伊德所采纳的这个术语比格罗代克的术语具有不同的、更为明确的意义。它消除了，并且部分地取代了那些早期的术语如“潜意识”、“Ucs.”和“系统潜意识”的定义不明确的用法。2517

关于das Ich的观点是相当不明确的。当然，这个术语早在弗洛伊德之前的时代就被人们熟悉地使用着；但是他本人在其早期著作中提到的明确意义却并不明确。似乎可以觉察到有两种主要用法：一种用法是，这个术语把一个人的自身（亦译自性、自我，self）作为一个整体（或许包括他的身体）同其他人区别开来，另一种用法是，他把心灵的一个特殊部分的特征表示为具有某些特别的属性和功能。正是在这第二种意义上，弗洛伊德早在1895年的《科学心理学设计》（弗洛伊德，1950a，第一部分[14]）中就用这个术语对“自我”（ego）做了精心阐述；而在《自我和本我》中用来说明心灵的解剖学（the anatomy of the mind）也是在同一种意义上使用的。但是，在他的某些中介性的著作中，特别是与自恋有关的著作中，“自我”似乎和“自身”更趋一致。然而，要在这个词的这两种意义之间画一条线却并非总是那么容易的。2518

但是，相当明确的是，在1895年的《科学心理学设计》一文中，弗洛伊德尝试对自我的结构和功能做详细的分析之后，他便将这个主题搁置一旁，几乎15年没有再涉及它。他的兴趣集中在研究潜意识及其本能，特别是性本能方面，研究它们在正常和变态的心理行为中所起的作用。被压抑的力量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这个事实当然从未被他忽略，而且他总是坚持这种观点；但对它们更仔细地考察却留给了未来。当前，给它们一个包容性的“自我”（ego）这个名称也就足够了。

有两个变化的迹象，大约都发生在1910年左右。在一篇《视觉的心因性障碍（psychogenic disturbances of vision）》的论文（1910i）中，似乎第一次提到了“自我本能”（ego-instincts）（标准版，第11卷，第214页），它把压抑的功能同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的功能结合起来。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发展是关于自恋的假设，这是1909年第一次提出来的，它为详细地考察自我及其在众多有关事物中的作用开辟了道路——例如，在《达·芬奇的童年回忆》（1910c）中，在《施莱伯的病例史》（1911c）中，在《对心理活动的两个原则的系统论述》（1911n）的论文中，在《论自恋》（1914c）的论文中，以及在《论潜意识》（1915e）这篇心理玄学的论文中。不过，在最后这本著作中出现了进一步的发展：曾被描述为自我的东西现在变成了意识（前意识）“系统”[system Cs.（Pcs.）]。2519这个系统就是“自我”的先声，我们已经用这个新的、经过更正的术语对此做过描述，我们业已发现，这个术语和“意识”的性质之间的混乱联系已经被消除了。

Cs.（Pcs.）系统的功能已在《论潜意识》一文中列举过，包括下面这些活动如稽查作用（censorship）、现实检验（reality-testing）等，所有这些活动现在都被归并到“自我”之中。不过，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对它进行考察将会导致重大结果——自我批判功能（the self-critical faculty）。这种功能以及相关的“罪疚感”很早便引起了弗洛伊德的兴趣，主要是在强迫性神经症（obsessional neurosis）方面。他认为强迫症是把童年时代所享有的性快乐转变为自我谴责，他对这个理论在稍早些时候给弗利斯的信中做了概括说明之后，在他的第二篇论文《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的第二节做了全面的解释。自我谴责可能是潜意识的，这种含义已在这一阶段表现出来，并且在《强迫性行为与宗教活动》[（1907b）标准版，第9卷，第123页，]这篇论文中做了特别的说明。但是，正是通过使用“自恋”这个概念，才能对这些自我谴责（self-reproaches）的实际机制做出说明。在论自恋这篇论文的第三节，弗洛伊德从一开始便认为，幼儿期的自恋在成人中被取代为对在他自己内部建立的一个理想自我（ideal ego）的忠诚。然后，他提出了一种观点认为，可能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心理机构”，其任务是观察现实的自我（actual ego），并通过理想自我或自我理想（ego idea）测量它——他似乎是不加选择地使用这些术语的（标准版，第14卷，第95页）。他把许多功能归因于这个机构，包括正常的良心、梦的稽查作用和某些妄想狂的幻想。在《悲伤与抑郁症》（1917e[1915]）这篇论文中，他进一步认为，该机构应为悲伤的病理状态负责（同上，第14卷，第247页），并且更加明确地坚持认为，它是和自我的其他部分相分离的，而这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中就表述得更清楚了。不过，必须注意的是，在这里“自我理想”本身和与其实施有关的这个“机构”（agency）之间的区别被放弃了，这个“机构”被特别地称为“自我理想”（标准版，第18卷，第109～110页）。das über-Ich2520的第一次出现是作为与“自我理想”相等同的事物（第28页以下），尽管它作为一种实施机构或抑制机构的作用，是在后来才取得支配地位的。确实，在《自我与本我》以及紧随其后的两三篇更简短的著作发表之后，“自我理想”作为一个技术术语几乎完全消失了。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31讲中有两三个句子重现了这个术语，但在这里，我们发现它又回到原始的区别了，因为属于超我的“一种重要功能”开始表现出来，作为“自我据以测量自己的自我理想的工具”——这与在论自恋这篇论文（标准版，第14卷，第93页）中自我理想第一次被引入时所用的术语几乎完全一样。

但是，当我们转向弗洛伊德对超我产生所做的说明时，我们发现这种区别似乎是人为的。（在第三章）所做的这个说明无疑是本书的一部分，在重要性上仅次于心灵三分法这一主题。在此超我被说成是派生于一种转换作用，即把儿童最早期的对象贯注（object-cathexes）转换成认同（或自居）作用（identifications）：它取代了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的位置。这个机制[用自居作用和以前对象的心力内投（introjection）来取代对象贯注]最初被弗洛伊德（在研究《达·芬奇的童年回忆》中，1910c）解释为一种同性恋，一个小男孩通过使自己与其母亲相认同而取代了他对母亲的爱（标准版，第11卷，第100页）。然后，在《悲伤与抑郁症》（同上，第14卷，第249页）中他把同一种观点运用于抑郁状态。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的第七、第八和第九章里，又对这些不同种类的认同作用和心力内投做了进一步的、更精心的讨论，但是，正是在本文中，弗洛伊德才最终得出结论认为，超我派生于儿童最早期的对象关系（object-relations）。

在确立了他对心灵解剖学的新的解释之后，弗洛伊德开始考察它的含义，在本书的后面几页中他已经这样做了——探讨了心灵的分支结构与两类本能之间的关系，以及心灵的分支结构本身（特别是在涉及到罪疚感时）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这些问题中有许多，特别是最后一个问题，将构成随后迅速写出的一系列其他作品的主题。例如，参见《受虐狂的节制问题》（1924c）、《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1924d）、《神经症与精神病》（1924b）、《神经症与精神病的现实性丧失》（1924e）以及《两性解剖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1925j），这些均收集在本卷中，还有更重要的《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只是出版得稍晚一点。最后，对超我所做的更冗长的讨论，以及对恰当地使用“超我”、“良心”（conscience）、“罪疚感”、“惩罚需要”（need for punishment）和“自责”（remorse）这些术语的有趣考察，将在《文明及其缺憾》（1930a）的第七章和第八章中找到。

对本文的早期译本的选录包括在里克曼（Rickman）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作选》（1937，第245～274页）之中。

第一版序言

本书所讨论的内容是对我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中所开辟的一系列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对此可以把我的态度，像我在那本书中所提到的2521，说成是一种善意的好奇心。在下文的论述中，这些思想和各种分析观察到的事实联系在一起，而且我试图从这种联系中得出新的结论；然而，本书并没有从生物学中借用新的成果。而且就这一点而言，本书与精神分析的关系比《超越快乐原则》更接近。其中包含的思想更具有综合性，而不具有思辨（speculation）的性质，而且这些思想的目的似乎是雄心勃勃的。不过，我意识到，这些思想仍然不过是一个最粗略的大纲，我非常愿意承认它们在这方面的局限性。

在这些论述中，还涉及到那些在精神分析研究中尚未考虑过的主题，而且，这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某些由非分析学家，或在退出精神分析之前的一些前分析学家提出的理论。在别的地方我总是准备向其他一些工作人员表达我的谢意；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并没有什么可以责备的地方。如果精神分析迄今为止还没有表现出它对某些事物的赞赏态度，这绝不是因为精神分析忽略了它们的成就，或者想要否认它们的重要性，而是因为精神分析走的是一条迄今尚未有人走过的独特的道路。而最后，当精神分析的思想达到这些目标时，其表现形式和在别人看来是大不相同的。

第一章　意识和潜意识

在这具有导言性的一章里，我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说，而且不可避免地要重复以前经常说过的那些话。

把心理生活划分成意识的和潜意识的，这是精神分析所依据的基本前提；并且只有这样划分，才能使精神分析了解在心理生活中那些既重要又普遍的病理过程，并在科学的框架中为其找到一席之地。我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再说一遍：精神分析不能接受意识是心理生活的本质的看法，但很乐意把意识看作是心理生活的一种属性，意识可以和其他属性共存，也可以不存在。

如果我能够假定，凡对心理学感兴趣的人都会读过本书，那么，我仍然准备发现他们有些人甚至在谈到这个地方也会突然停滞不前：因为在这里我们有了精神分析的第一个术语。对大多数已受过哲学教育的人来说，任何还不是意识心理的观念是这样令人难以置信，以致在他们看来这似乎是荒谬的，简直可以用逻辑一驳即倒。我认为，这只是因为他们从未研究过催眠术和梦的有关现象——这种现象和病理现象大不相同——才得出这一结论的。因此他们的意识心理学不能解决梦和催眠的问题。

“有意识的”一词2522首先是一个纯描述性的术语，它建立在最直接、最具有确定性的知觉基础上。其次，经验表明，一种心理要素（例如，一个观念）一般说来不是永远有意识的。相反，意识状态的特点是瞬息万变的；一个现在有意识的观念在片刻之后就不再是有意识的，虽然在某些很容易出现的条件下还可以再成为有意识的。那么，这个观念在中间阶段究竟是什么，我们还一无所知。我们可以说它是潜伏的，据此我们的意思是说，它能随时成为有意识的。或者假如我们说，它是潜意识的，那我们就是对它进行同样正确的描述。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潜意识一词是与“潜伏的和能成为有意识的”相一致的。哲学家们无疑会反对说：“不，‘潜意识’一词在这里并不适用；只要这个观念还处于潜伏状态，它就根本不是一种心理的东西。”在这个论点上和他们发生冲突只会引起一场文字战，而别无他用。

但是我们已经沿着另一条路，通过考察心理动力学（mental dynamics）在其中起作用的某些经验，发现了“潜意识”一词或概念。我们已经发现，就是说，我们被迫假定，存在着一些非常强大的心理过程或观念——一种数量化或实用的因素（economic factor）第一次在这里得到讨论——它可以在心理活动中产生日常观念所能产生的一切结果（包括也能像观念那样成为有意识的结果），虽然它们本身不能成为有意识的。这里我们不必详细重复以前常常这样解释过的东西。2523我们只需要说，这正是精神分析理论之要点所在，同时还认为这些观念之所以不能成为有意识的其原因在于，有一定的力量和这些观念相抗衡。否则的话，它们就能成为有意识的，因此，这些观念和其他公认的心理元素显然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在精神分析技术中已经发现了一种方法，用这种方法可以把那个抗衡的力量消除，可以使还有问题的那些观念成为有意识的，这个事实使得这一理论无可辩驳。我们把这些观念在成为有意识的之前所存在的状态称为压抑（repression），并且断言，产生和保持这种压抑的力量在分析工作中被理解为抵抗（resistance）。

因此我们是从压抑理论中获得潜意识这个概念的。在我们看来，压抑就是潜意识的原型。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有两种潜意识一种是潜伏的但能成为有意识的，另一种是被压抑的，其本身干脆说，是不能成为有意识的。这种对心理动力学的洞察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术语和描述。那种潜伏的、只在描述意义上而非动力学意义上的潜意识，我们称之为前意识（preconscious）；而把潜意识一词留给那种被压抑的动力学上的潜意识，这样我们就有三个术语，即意识（Cs.）、前意识（Pcs.）和潜意识（Ucs.），它们不再具有纯描述意义。前意识可能比潜意识更接近意识，既然我们已经把潜意识称为心理的，我们就更会毫不犹豫地把潜伏的前意识也称为心理的。但是，与此相反的是，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和哲学家们保持一致，却要一致地从有意识的心理活动中区分出前意识和潜意识呢？哲学家们也许会认为，只要把前意识和潜意识描述为“类心理”（psychoid）的两种类型或两个阶段，和谐就会建立起来。但是在说明中的那些无尽的困难就会接踵而至；这样定义的两种类心理在几乎每一个其他方面都和公认心理的东西相一致，这个重要的事实从它们或它们最重要的部分还不为人所知的时候起，就被迫处于一种偏见的背景中。

只要我们不忘记，虽然在描述性意义上有两种潜意识，但在动力学意义上则只有一种潜意识2524，我们现在就可以舒适地着手研究我们的这三个术语了，即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为说明起见，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对这种划分不予理睬，但在另一些情况下，这种划分就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了。同时我们多少已经习惯了潜意识一词的这种模棱两可性，并且能把它们运用得很好。就我所见，要避免这种意义上的模棱两可性是不可能的；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划分终究不过是一个要么必须“肯定”，要么必须“否定”的知觉问题，而知觉本身的行动并没有告诉我们一件东西为什么被知觉到，或没有被知觉到。谁也没有权利抱怨，因为实际现象所表达的动力因素就是模棱两可的。2525

然而，在精神分析的进一步发展中已经证明，甚至这些划分也是不够的，就实际目的来说也是不够的。这已在多方面清楚地表明了；但是，决定性的情况如下。我们已经阐述了这种观念，即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心理过程的连贯组织，我们称之为他的自我。这个自我与意识相联系，它控制着能动性的通路——也就是把兴奋排放到外部世界中去的道路；正是心理上的这个机构调节着它自身的一切形成过程，这个自我一到晚上就去睡觉了，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候它仍然对梦起着稽查作用（censorship）。自我还由此起着压抑作用，用压抑的方法不仅把某些心理倾向排除在意识之外，而且禁止它们采取其他表现形式或活动。在分析中这些被排斥的倾向和自我形成对立，自我对被压抑表现出抵抗，分析就面临着把这些抵抗排除的任务。现在我们发现，当我们在分析期间把某些任务摆在病人面前时，他便陷入困境；当他的联想应当接近被压抑的东西时，他却联想不下去了。于是我们告诉他，他被一种抵抗支配着；但他却意识不到这个事实，即使他从不舒服的感受中猜测到，有一种抵抗正在他身上起作用。他既不知道这是什么，也不知道如何描述它。但是，既然这种抵抗来源于他的自我并属于自我，这是毫无问题的，因此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一种意识之外的情境之中。我们在自我本身也发现了某种潜意识的东西。它的行为就像被压抑的东西一样，虽然这种东西本身不是有意识的，但却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要使它成为有意识的，就需要做特殊的工作。从分析实践的观点来看，这种观察的结果是，如果我们坚持以前那种习惯的表达方式，并试图从意识和潜意识的争论中发现神经症，我们就会陷入无尽的混乱和困境之中。我们将不得不用另一种对立——这种对立源自我们对心理结构条件的理解——来代替这种对立，即有组织的自我，和被压抑的、从中分裂出去的自我之间的对立。2526

不过，对于我们的潜意识概念来说，我们所发现的结果甚至更为重要。动力学方面的考虑促使我们做出第一次更正；我们对心理结构的知识则导致第二次更正。我们承认，潜意识并不和被压抑的东西相一致，而一切被压抑的东西都是潜意识的，这也是真实的。但不是说所有潜意识的都是被压抑的。自我的一部分——天知道这是多么重要的一部分——也可以是潜意识的，毫无疑问是潜意识的。2527这种属于自我的潜意识不像前意识那样是潜伏的；因为假如这样的话，它如果不成为有意识的，就无法被激活，而使它成为有意识的过程就不会遇到这么大的困难。当我们发现自己面临着必须假定有一个不被压抑的第三种潜意识的，我们必须承认，成为潜意识的这种性质对我们来说已开始失去意义了。它成了可能具有多种含义的性质了。这样我们就不能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使它成为影响深远的、必然性结论的依据。然而我们必须当心，不要忽视了这种性质，因为作为最后的一着，究竟是成为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这种性质是看透深蕴心理学（depth psychology）之奥秘的一束唯一的光。

第二章　自我和本我

病理学的研究把我们的兴趣全部集中到被压抑的方面。既然我们知道，自我这个词在其适当的意义上可能是潜意识的，我们就希望更多地了解自我。到目前为止，我们从事研究的唯一的向导是意识和潜意识的区分标志；最后我们却发现这个区分标志本身就意义不明确。

现在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总是和意识密切相连的，即使潜意识的知识也只有使它成为意识的才能获得。但是且慢，这怎样可能呢？当我们说“使某事物成为有意识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呢？它是如何发生的呢？

就此而言，我们已经知道在这一方面我们必须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说过，意识是心理结构的外表：就是说，我们已把它作为一种功能，划归到在空间上最靠近外部世界的系统了——这不仅仅指功能意义上的空间，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也指解剖学分析意义上的空间。2528我们的研究也必须把知觉的这个表面器官作为一个出发点。

从外部（感知觉）和内部——我们称之为感觉和情感——获得的一切知觉从一开始就是意识的。但它是怎样在思维过程的名义下和我们可以——模糊地，不确切地——概括起来的那些内部过程联系起来呢？它们代表心理能量的移置（displacement），而这种能量是在付诸行动的过程中，在结构内部的某个地方获得的。它们是向着容许意识发展的外表前进呢？还是意识向着它们走来？这显然是一个人开始严肃地采用心理学生活的空间概念或心理地形学的概念时所遇到的困难之一。这两种可能性都同样是不可想象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有一个第三种可能性。2529

我已经在另一个地方2530说过，潜意识观念和前意识观念（思想）之间的真正差别就在于此：即前者是在未被认识到的某种材料中产生出来的，而后者（前意识）则另外和字词表象（word-presentation）联系着。这是为这两种系统，即前意识和潜意识系统，而不是为它们和意识的关系，找到一个区分标记的第一次尝试。于是把“一件事情怎样成为意识的呢？”这个问题说成“一件事情怎样成为前意识的？”就可能更有利。且答案就会是：“通过和与之相应的字词表象建立联系而成的。”

这些字词表象就是记忆痕迹（residues of memories）：它们一度曾经是知觉，像一切记忆痕迹一样，它们可以再次成为意识的。在我们进一步论述其性质之前，我们开始认识到一个新的发现，即只有那些曾经是意识知觉的东西才能成为有意识的，从内容（情感除外）产生的任何东西，要想成为有意识的，必须努力把自己转变成外部知觉：这只有借助于记忆痕迹才能做到。

我们把记忆痕迹想象为包含在直接与知觉意识（Pcpt.-Cs.）相连的系统中，这样，那些记忆痕迹的精力贯注就可以很快地从内部扩展到后一系统的成分上。2531这里立刻使我们想起了幻觉，想起了这个事实，即最生动的记忆总是既可以从幻觉中又能从外部知觉中区分出来2532；但是我们马上还将发现，当一个记忆恢复时，记忆系统中的精力贯注仍将保存，而当精力贯注不仅从记忆痕迹向知觉的成分扩展，而且完全越过了它时，就会产生一种无法与知觉区分开来的幻觉。

言语痕迹（verbal residues）主要是从听知觉获得的2533，这样就可以说，前意识系统有一个特殊的感觉源。字词表象的视觉成分是第二位的，是通过阅读获得的，可以把它先放在一边，除了聋哑人之外，那些起辅助作用的词的感觉运动表象也是这样。一个词的实质毕竟是被听见的那个词的记忆痕迹。

我们决不要为了简化而被引入歧途，以致忘记了视觉记忆痕迹的重要性——即那些（和语词不同的）东西的重要性——或者否认通过视觉痕迹的恢复，思维过程就能成为意识的，在许多人看来2534，这似乎是一种适当的方法。在沃伦冬克（J.Varendonck）的观察中，研究梦和前意识幻想就能向我们提供这种视觉思维的特殊性质的观念。我们知道，成为意识的东西一般说来只是具体的思维主题，但却不能对这个使思维具有独特特点的主题各成分之间的关系做出视觉的反映。因此，图像思维只是成为意识的一个很不完全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它比字词思维更接近于潜意识过程，而且毫无疑问，在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上它都比后者古老。

让我们回到我们的争论中来：因此，如果这是使本身就是潜意识的东西借以成为前意识的方法，那么，对于被压抑的东西怎样才能成为（前）意识的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做出如下回答。通过分析工作来提供前意识的中间联系就可以做到。因此意识就保持在原位；但另一方面，潜意识则不上升成为意识。

鉴于外部知觉和自我之间的关系是相当清楚的。而内部知觉和自我之间的关系则需要做特别的研究。它再次引起了一种怀疑，即把整个意识归属于一个知觉—意识的外表系统是否真有道理。

内部知觉产生过程感觉，而过程感觉是以最多种多样的形式，当然也是从心理结构的最深层产生的。关于这些感觉和情感我们所知甚少；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它们的最好例子还是那些属于快乐—不快乐系列的东西。它们比从外部产生的知觉更主要，更基本，甚至当意识模糊不清时它们也能产生，我曾在别处2535对其更大的经济学意义及其心理学的基础表示过我的观点。这些感觉就像外部知觉一样是多层次的；它们可能同时来自不同的地方，并可能因此具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性质。

快乐性质的感觉并不具有任何内在推动性的特点，而不快乐的感觉则在最高的程度上具有这种性质。后者促进变化，促进释放（discharge），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不快乐解释为提高能量贯注。把快乐解释为降低能量贯注的原因。我们不妨把在快乐和不快乐形式下成为意识的东西描述为在心理事件过程中的一种量和质“都尚未确定的成分”；那么问题就会是，该成分是否能在它实际所在的地方成为意识的，或者是否必须先把它转换到知觉系统中。

临床经验做了对后者有利的决定。它向我们表明这个“未确定的成分”的举动就像一个被压抑的冲动（repressed impulse）。如果自我不注意强制，它就会施加内驱力。直到对该强制产生抵抗，释放行动被阻止，这个“未确定的成分”才能迅速成为不快乐的意识。同样，由身体需要而产生的紧张可保持为潜意识的，身体的痛苦也可如此——它是介于内外部知觉之间的一种东西，甚至当其根源是在外部世界时，它行动起来也像一种内在知觉。因此，它再次真实地表明，感觉和情感只有到达知觉系统才能成为意识的；如果前进道路受阻，即使在兴奋过程中和它们一致的那个“不确定成分”和它们做得一样，它们也不会作为感觉出现。于是我们就以一种凝缩的，并不完全正确的方式来谈论“潜意识情感”，它是和并不完全正确的潜意识观念相似的。实际上，差异在于，和潜意识观念的联系必须在它们被带入意识之前就得形成，而对本身可以直接转换的情感来说则无此必要的。换言之，意识和前意识之间的区分对情感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前意识在这里可以不予考虑——情感要么是意识的，要么是潜意识的。甚至当它们和字词表象联系在一起时，它们之成为意识的也并非由于这种联系，而是直接这样形成的。2536

字词表象所起的作用现在已完全清楚的。由于它们的作用，内部思维过程变成了知觉，它就像对该原理的证明一样，即一切知识的外部知觉中都有其根源。当思维过程的过度贯注发生时，思想是在实际意义上被感知的——好像它们来自外界一样——并因此被认为是真实的。

在把外部知觉与内部知觉和知觉一意识的表面系统之间的关系作了这种澄清之后，我们就可以继续研究我们的自我概念了。我们发现这显然要从它的中心，知觉系统着手，并且一开始就要抓住接近记忆痕迹的前意识。但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自我也是无意识的。

有一个作家从个人动机出发，徒劳地坚持认为他和纯科学的严密性不相干，现在我认为，听从他的建议我们会得到很多好处。我说的是乔治·格罗代克（Georg Groddeck），他一直坚持不懈地认为，在我们所谓自我的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行为基本上是被动的，正如他所表明的，我们是在不知道的、无法控制的力量下“生活”着。2537我们都有同样的印象，即使它们没能使我们不顾其他一切情况，在为格劳代克的发现在科学结构中找到一席之地方面，我们觉得没有必要犹豫不决。我提议通过回忆从知觉系统出发，和从作为前意识的自我开始，并且步格劳代克的后尘将“本我”（id）的名字赋予心灵的另一部分，从回忆这个实体加以考虑，该实体向其他部分扩展，而其他部分行为起来就好像是有潜意识的“本我”。2538

我们不久将看到，这个概念是否使我们有所收获，或者为描述或理解的目的起见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我们现在将把一个人看作是一个未知的，潜意识的心理本我，在它的外表就是从其中心，从知觉系统发展而来的自我。如果我们努力对此加以形象化的想象，我们可以补充说，自我并不包括整个本我，但只有这样做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使知觉系统形成（自我的）外表，这多少有点像卵细胞上的胚胎层。自我并未同本我截然分开，它的较低部分合并到本我中去了。

但是被压抑的东西也合并到本我中去了，并且简直就是它的一部分。被压抑的东西只是由于压抑的抵抗作用而和自我截然隔开；它可以通过本我而和自我交往。我们立即认识到通过我们对病理学的研究所勾画出来的几乎一切界限，都只和心理结构的表面水平有关——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水平。虽然必须说明所选定的形式对任何特殊应用来说没有任何夸张，而只想为说明的目的服务，但我们所描述的事态却可以用图表来表现2539：

我们或许可以补充说，自我戴着一顶“听觉的帽子”，正如我们从脑解剖所知道的，它只在一边有，也可以说是歪戴着的。

显而易见，自我就是本我的那一部分，即通过知觉—意识的媒介已被外部世界的直接影响所改变的那一部分；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表面—分化（surface-differentiation）的一种扩展。再者，自我寻求把外界的影响施加给本我及其倾向，并努力用现实原则代替在本我中不受限制地占据主导地位的快乐原则。在自我中，知觉起的作用就是在本我中本能所起的作用。自我代表我们所谓的理性和常识的东西，它和含有情欲的本我形成对照。所有这一切都和我们所熟悉的通常的区别相一致；但同时只能认为这种区别在一般的或“理想的”情况下才适用。

自我在功能上的重要性在这个事实中表现出来，这就是把对能动性的正常控制转移给我。这样在它和本我的关系中，自我就像一个骑在马背上的人，它得有控制马的较大力量；所不同的是，骑手是寻求用自己的力量做到这一点的，而自我则使用借力。这种类比还可以进一步加以说明。如果一个骑手不想同他的马分手，他常常被迫引导它到他想去的地方去2540；同样如此，自我经常把本我的愿望付诸实施，好像是它自己的愿望那样。

看来除了前意识知觉系统的影响之外，还有另一个因素对形成自我并使之从本我中分化出来发挥作用。一个人自己的身体，首先是它的外表，是外部知觉和内部知觉皆可由此产生的一个地方。这一点可以像任何其他客体一样的被看到，但它把两种感觉让给了触觉，其中一个相当于一种内部知觉。心理生理学已全面讨论了身体以此在知觉世界的其他客体中获得其特定位置的方式。痛苦似乎在这个过程也起作用，我们在病痛期间借以获得的关于我们器官的新知识的方式，或许就是我们一般据以获得自己身体观念的一种典型方法。

自我首先是一个身体的自我；它不仅是一个表面的实体，而且它本身还是一种表面的投射。2541如果我们想为它找一种解剖学上的类比，就可以很容易地把它等同于解剖学家的所谓“大脑皮层上的小人”（cortical hormunculus），它在大脑皮层上是倒置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它脚朝天，脸朝后，左侧是它的言语区。

自我和意识的关系已经多次探究过了，但在这方面还有一些重要的事实有待于描述。由于我们习惯于不论走到哪里，都携带着我们的社会和道德的价值标准，因此，当我们听说低级情欲的活动场所就在潜意识中时，我们并不感到惊讶；另外，我们期望任何心理功能在我们的价值观标准上级别越高，就会越容易发现它通往意识的道路。但在这里精神分析的经验却使我们失望。一方面我们有证据表明，即使通常要求进行强烈反思的精细的和复杂的智力操作也同样可以在前意识中进行，而无需进入意识。这种例子是无可争辩的；例如，它们可以在睡眠状态中出现，如我们所表明的，当某人睡醒后立即发现，他知道了一个几天前还苦苦思索的困难的数学问题或其他问题的解决方法。2542

但是，还有另一个现象，一个更奇怪的现象。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在有些人身上自我批评和良心的官能——这是一些心理活动，即排位级别特别高的活动——是潜意识的，并且潜意识地产生着最重要的后果；因此在分析中保持潜意识抵抗的例子绝不是唯一的。但是，这个新的发现却不顾我们有更好的批判判断才能，都强迫我们谈论一种“潜意识罪疚感”2543，它比其他的发现更使我们糊涂得多，而且产生了新的问题，特别是当我们逐渐发现，在大量的神经症里，这种潜意识的罪疚感起着决定性的实际作用，并在疾病恢复的道路上设置了最强大的障碍物。2544如果我们重返我们的价值观标准，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在自我中不仅最低级的东西，就是最高级的东西也可以是潜意识的。就像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我们刚刚断言的有意识自我的证明：即它首先是一个身体的自我。

第三章　自我和超我（自我理想）

如果自我只是受知觉系统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的本我的一部分，即现实的外部世界在心灵中的代表，那么我们要处理的事态就很简单了。但还有一个更复杂的问题。

我们假定在自我之中存在着一个等级，一个自我内部的分化阶段，可以称之为“自我理想”或“超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已在别处提出了2545，它们仍然适用。2546这个现在必须探究的新问题就是，自我的这一部分和意识的联系不如其他部分和意识的关系密切，这需要做出解释。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稍微扩大一些我们的范围。我们通过假设（在那些患忧郁症的人里面），失去了的对象又在自我之内恢复原位，就是说，对象贯注被一种认同作用所取代2547，这样我们就成功地解释了忧郁症的痛苦紊乱。然而，在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该过程的全部意义，也不知道它有多么常见和典型程度如何。自此我们开始理解，这种替代作用在确定处在我所采取的形式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形成它的所谓“性格”方面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2548

最初，在人的一生的原始口唇期，对象贯注和认同作用无疑是很难互相区别开来的。2549我们只能假设，对象贯注在以后是从本我中产生的，在本我中性的倾向是作为需要而被感觉到的。在开始的时候还很不强壮的自我后来就意识到了对象贯注，并且要么默认它们，要么试图通过压抑过程来防备它们。2550

当一个人不得不放弃一个性对象时，在他的自我中常常会发生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只能被描述为对象在自我之内的一种复位，就像在抑郁症里发生的那样；这种替换的确切性质迄今尚未为我们所知。通过这种心力内投（introjection），一种退行到口欲期的机制，可以使自我更容易放弃一个对象，或使该过程更容易成为可能。这种认同作用甚至可能是本我能够放弃其对象的唯一条件。无论如何，这个过程，特别是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是一个经常发生的过程，它说明了这个结论，即自我的性格就是被放弃的对象贯注的一种沉淀物，它包含着那些对象选择的历史。当然从一开始就必须承认，有各种程度的抵抗能力，正如在某种程度上所表明的，任何特殊人物的性格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或抵抗他的性对象选择的历史的影响。在有多次恋爱经历的女人中，似乎并不难在其性格特质中发现其对象贯注的痕迹。我们也必须考虑同时发生的对象贯注和认同作用的情况——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对象被放弃之前，它还会发生性格上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性格的变化将能从对象关系（object-relation）中幸存下来，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保存它。

从另一种观点看，或许可以说，一个性对象选择的这种向自我的变化也是一种方法，自我能以这种方法获得对本我的控制，并加深和它的联系——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默认本我的经验为代价的。当自我假定对象的特征时，可以这么说，它把自己作为一个恋爱对象强加给本我，并试图用这种说法补偿本我的损失。它说：“瞧，我这么像那个对象，你也可以爱我。”

这样发生的从对象—力比多（object-libido）向自恋力比多的转变，显然指的是对性目的的放弃，即一种失性欲化（non-desexualized）的过程——所以，它是一种升华作用（sublimation）。的确，这个问题出现了，应该受到认真的考虑，这是否并非总是通往升华作用的普遍道路，是否一切升华作用都不是由于自我的媒介作用而发生的，它一开始先把性对象力比多转变为自恋力比多，然后，或许继续给自恋力比多提供另一个目的。2551以后我们将不得不考虑其他本能变化是否也有可能不是由这种转变造成的。例如，是否这种转变不会造成已经融合在一起的各种本能又分解。2552

虽然这有点离题，但是，我们暂时不可避免地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扩展到注意自我的对象认同作用。假如这些认同作用占了上风，并且变得为数过多过分强大，且互不相容，那么，取得病理学的成果将为期不远了。由于不同的认同作用被抵抗所互相隔断，可能会引起自我的分裂；或许所谓多重人格（multiple personality）这种情况的秘密就是各种认同作用轮流占有意识。即使事情不致如此，在四分五裂的自我的几种认同作用之间存在着冲突问题，这些冲突毕竟不能描述成完全病理学的。

但是，不论对这种被放弃的对象贯注的影响进行抵抗的性格能力在数年之后其结果可能是什么，童年最早期的第一次认同作用的影响将是普遍和持久的。这就把我们领回到自我理想的起源；因为在自我理想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人的第一个而且是最重要的认同作用，以父亲自居的作用2553，这是在每个人的史前期就曾发生的。这显然并不是最初对象贯注的结果；这是一种直接的、即刻的认同作用，比任何对象贯注都早。2554但是，属于最早的性欲期，并且与父母有关的这种对象选择，正常说来，似乎会在被讨论的那种认同作用中发现其结果，并将因此而强化前一种认同作用。

然而，全部问题是如此复杂，有必要更细致地探究它。问题的错综复杂归之于两种因素：俄狄浦斯情结的三角特征和每一个人身体上的雌雄同体。

男孩子的情况可以简单地做出如下叙述。在年龄还很小的时候，小男孩就发展了对他母亲的一种对象贯注，它最初和母亲的乳房有关，是在所依赖的原型上最早的对象选择的例子2555；男孩子用以父亲自居的方法来对付他的父亲。这两种关系一度曾同时存在，直到对母亲的性愿望变得更加强烈，而把父亲看作是他们的障碍；这就引起俄狄浦斯情结。2556于是他以父亲自居的作用就带上了敌对色彩，并且变成了希望驱逐父亲以取代他对母亲的位置。此后和父亲的关系就有了心理上的矛盾；在认同作用中这种内在的矛盾心理好像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来了。对父亲的矛盾态度和对母亲的那种充满纯粹深情的对象关系构成了男孩子身上简单积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内容。

随着俄狄浦斯情结的退化，男孩子对母亲的对象贯注就必须被放弃。它的位置可被这两种情况之一所取代：要么以母亲自居，要么加强以父亲自居的作用。我们习惯上认为后一结果更为正常；它允许把对母亲的深情关系在一定限度内保留下来。这样，俄狄浦斯情结的解除2557将加强男孩性格中的男子气。小女孩身上俄狄浦斯态度的结果，以完全类似的方式，可能就是加强以其母亲自居的作用（或者这种作用是第一次这样建立起来）——这种结果将会使孩子的女性性格固定下来。2558

由于这些认同作用并不把被放弃的对象吸收到自我中去，因此它们并不是（我们以前在第29页论述过）我们所期望的东西。但是这种二择一的结果也可能出现；在女孩子身上比在男孩子身上更容易观察到。分析常常表明，当一个小姑娘只好不再把好的父亲看作恋爱对象之后，就把她的男子气突出出来，并且以其父亲自居，即以失去的对象自居来代替以其母亲自居。这将明显地依赖于她的性情中男子气是否足够强烈——而不管它可能是由什么构成的。

由此看来，在两种性别中，男性女性性倾向的相对强度决定着俄狄浦斯情结的结果将是一种以父亲自居还是以母亲自居的作用。这是雌雄同体借以取代后来发生了变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方式之一。另一种方式甚至更为重要。因为人们得到的印象是，简单的俄狄浦斯情结根本不是它的最普遍的形式，而是代表一种简化或图式化。的确，这对实际目的来说常常是非常恰当的。更深入的研究通常能揭示更全面的俄狄浦斯情结，这种情结是双重的（消极的和积极的），并且归之于最初在童年表现出来的那种雌雄同体：就是说，一个男子不仅对其父亲有一种矛盾态度，对其母亲有一种深情的对象选择，而且他还同时像一个女孩那样，对他的父亲表示出一种深情的女性态度，对母亲表示相应的敌意和妒忌。正是这种由雌雄同体所带来的复杂因素使人难以获得一种清楚的事实观念，这些事实与最早的对象选择和认同作用有联系，而且更难以明白易懂地描述它们。甚至可能把在与父母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矛盾心理完全归咎于雌雄同体，如我刚才所说，它不是由于竞争的结果而从认同作用中发展起来的。2559

在我看来，特别是涉及神经症患者时，假定存在着完全的俄狄浦斯情结，一般地说是可取的。精神分析的经验则表明，在很多情况下它的构成成分总要有一方或另一方的消失，除了那些只有依稀可辨的痕迹之外；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系列，即一端是正常的、积极的俄狄浦斯情结，另一端则是倒置的、消极的俄狄浦斯情结，而其中间的成分将展示两个成分中占优势的那种完全的类型。随着俄狄浦斯情结的分解，它所包含的四种倾向将以这样的方式把自己组织起来，以产生一种父亲认同作用和母亲认同作用。父亲认同作用将保留原来属于积极情结的对母亲的对象关系，同时将取代以前属于倒置情结的父亲的对象—关系；母亲认同作用除在细节上做必要修正外，将同样是真实的。任何个体身上两种认同作用的相对强度总要在他身上反映出两种性的倾向中的某一种优势。

因此，受俄狄浦斯情结支配的性欲期的广泛普遍的结果可以被看作是在自我中形成的一种沉淀物，是由以某种方式相互结合在一起的这两种认同作用构成的。自我的这种变化保留着它的特殊地位；它以一种自我理想或超我的形式与自我的其他成分形成对照。

但是，超我不仅是被本我的最早的对象选择所遗留下来的一种沉淀物，它也代表反对那些选择的一种能量反相作用（reaction formation）。它和自我的关系并不限于这条规则，即“你应该如此如此（就像你的父亲那样）”；它也包括这条禁律，即“你绝不能如此如此（就像你的父亲那样），就是说，你不能干他所干的一切；有许多事情是他的特权”。自我理想的这种两面性是从这个事实中获得的，即自我理想有对俄狄浦斯情结施加压抑作用的任务。的确，它的存在正是应该归功于那一革命事件。显然，压抑俄狄浦斯情结绝非易事。孩子的父母特别是父亲被看作是实现俄狄浦斯愿望的障碍；这样，这个幼小的自我便获得了强化，通过在自身之内建立这个同样的障碍以帮助进行压抑。做到这一点的力量可以说是从父亲那里借来的，这种出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行动。超我保持着父亲的性格，当俄狄浦斯情结越强烈，并且越迅速地屈从于压抑时（在权威、宗教教义、学校教育和读书的影响下），超我对自我的支配，愈到后来就愈加严厉——即以良心的形式或许以一种潜意识罪疚感的形式。我在后面将提出一种它以这种方式支配权利的根源的建议，这个根源，就是以一种绝对必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它的强迫性格的根源。

如果我们再次考虑一下我们已经描述过的超我的根源，我们将认识到，它是两个非常重要因素的结果，一个是生物因素，另一个是历史因素，即在一个人身上长期存在的童年期的无能和依赖性，以及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事实和我们已经表明的那种压抑，都和力比多潜伏期的发展中断有关，而且也和人的性生活的双重发动能力有关。2560根据一个精神分析学的假设，人们最近提到的那个对于人类来说似乎很独特的现象，是冰河时期所必需的文化发展的一个遗产。于是我们发现，超我从自我中分化出来无非是个机遇问题：它代表着个人发展和种族发展中那些最重要的特点；的确，由于它永远反映着父母的影响，因此，它把其根源归之于这些因素的永远存在。2561

精神分析一再受到指责，说它不顾人类本性中较高级的、道德的、超个人的方面。这种指责在历史学和方法论这两方面都是不公正的。因为，首先我们从一开始就把进行压抑的功能归之于自我中道德和美学的倾向；其次，一般人都拒绝承认精神分析研究不能产生一种全面、完善的理论结构，就像一种哲学体系那样。但不得不通过对正常和不正常现象的分析解剖，沿着通往理解心理的错综复杂的道路一步一步地找到它的出路。只要研究心理上这个被压抑的部分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就没有必要对存在着更高级的心理生命感到不安和担心。但是，既然我们已着手进行自我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对所有那些道德感受到震惊的人和那些抱怨说人体中一定有某种更高级性质的人做出回答：我们可以说，“千真万确，在这个自我理想或超我中，我们确有那种更高级性质，它是我们和父母关系的代表，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知道这些更高级性质了。我们既羡慕这些高级性质又害怕它们；后来我们把它们纳入到我们自身中来了。”

因此，自我理想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因而也是本我的最强有力的冲动和最重要的力比多变化的表现。通过建立这个自我理想，自我掌握了它的俄狄浦斯情结，同时使自己处于本我的支配之下。鉴于自我主要是外部世界的代表，是现实的代表，而超我则和它形成对照，是内部世界的代表，是本我的代表。自我和理想之间的冲突，正如现在我们准备发现的那样，将最终反映现实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之间、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之间的这种对立。

通过理想的形成，生物的发展和人类种族所经历的变迁遗留在本我中的一切痕迹就被自我接受过来，并在每个人身上又由自我重新体验了一遍。由于自我理想所形成的方式，自我理想和每一个人在种系发生上的天赋——他的古代遗产——有最丰富的联系。因此，这种我们每个人心理生活中最深层的东西，通过理想的形成，才根据我们的价值观标准变成了人类心灵中最高级的东西。但是，试图给自我理想定位，甚至在我们已经给自我确定了位置的意义上2562，或者试图对自我理想进行任何类比（借助于这种类比，我们曾尝试勾画出自我和本我之间的关系），都只能是白费力气。

显而易见，自我理想在一切方面都符合我们所期望的人类的更高级性质。就它是一种代替做父亲的渴望而言，自我理想包含着一切宗教都由此发展而来的萌芽。宣布自我不符合其理想，这个自我判断使宗教信仰者产生了一种以证明其渴望的谦卑感。随着儿童的长大，父亲的作用就由教师或其他权威人士继续承担下去；他们把指令权和禁律权都交给了自我理想，并且继续以良心的形式行使道德的稽查作用。在良心的要求和自我的实际表现之间的紧张是作为一种罪疚感被经验到的。社会情感就建立在以别人自居的基点上，建立在具有同样的自我理想的基点上。

宗教、道德和社会感——人类较高级方面的主要成分。2563最初是同一个东西。根据我在《图腾与禁忌》中提出的假设，它们的获得从种系发生上讲源自恋父情结：即通过掌握俄狄浦斯情结本身的实际过程而获得宗教和道德的限制，和为了克服由此而保留在年轻一代成员之间的竞争的需要而获得社会情感。在发展所有这些道德的获得物时似乎男性居领先地位；然后通过交叉遗传传递给妇女。甚至在今天，社会情感也是作为一种建立在对其兄弟姐妹的妒忌和竞争的冲动基础上的上层建筑而在个体身上产生的。由于敌意不能得到满足，便发展了一种与从前竞争对手的认同作用。研究同性恋的适当案例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怀疑，即在这种情况下，认同作用也代替了继敌意、攻击性态度之后的深情的对象选择。2564

然而，随着种系发生的提出，新的问题产生了，使人们想从这里沮丧地退缩回去。但是，这是毫无助益的，因为我们必须做出尝试——尽管我们担心它将揭露我们的全部努力的不适当，问题在于：究竟是哪一个，是原始人的自我还是原始人的本我，在他们的早期就从恋父情结中获得了宗教和道德？假如是他的自我，为什么我们不略述一下这些被自我所遗传的东西呢？假如是本我，它是怎样和本我的性格相一致的呢？或者说，我们把自我、超我和本我之间的分化带回到这样早的时期是错误的吗？或者说，难道我们不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关于自我过程的整个概念对理解种系发生毫无帮助，也不能应用于它吗？

让我们先回答最容易回答的问题。自我和本我的分化必须不仅要归因于原始人，甚至要归因于更简单的有机体，因为这是外界影响的不可避免的表现方式。根据我们的假设，超我实际上起源于导致图腾崇拜的经验。到底是自我还是本我经验到并且获得了这些东西，这个问题不久就不再有什么意义了。思考立刻向我们表明，除了自我之外，没有什么外部变化能够被本我所体验到或经历过，自我是外部世界通往本我的代表。因此，根据自我来谈论直接遗传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里，实际个体和种系概念之间的鸿沟才变得明显起来。另外，人们一定不要把自我和本我之间的差异看得过分严重，但也不要忘记，自我基本上是经过特殊分化的本我的一部分。自我的经验似乎最初并不会遗传，但是，当这些经验足够经常的重复，并在随后许多代人身上有了足够的强度之后，可以说，就转移到本我的经验中去了，即成为遗传所保留下来的那种印迹。因此，在能被遗传的本我中贮藏着由无数过往自我所导致的存在遗迹；并且当自我从本我中形成它的超我时，它或许只是恢复已经逝去的自我的形象，并且保证它们的复活。

超我借以产生的方式解释了自我和本我的对象—贯注的早期冲突是怎样得以继续进行，并和其继承者（超我）继续发生冲突的。假如自我在满意地掌握俄狄浦斯情结方面没有获得成功，那么，从本我产生的俄狄浦斯情结的精力—贯注将在自我理想的反向作用中找到一种发泄口。在理想和这些潜意识的本能冲动之间可能发生的大量交往解决了这个难题，即理想本身是怎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保持潜意识的，无法达到自我的。在心灵的最深层曾经激烈进行的斗争，并未因迅速的升华作用和认同作用而结束，现在是在更高的领域内进行着，就像在科尔巴赫的油画中“汉斯之战”一样，是在天上解决争端的。2565

第四章　两类本能

我们已经说过，假如我们把心灵分为本我、超我和自我，而这种区分代表我们的认识的某种进步的话，就应该能使我们更彻底地了解心理内部的动态关系，并且更加清楚地描述它们。我们也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自我特别容易受知觉影响，广义地说，知觉对自我就像本能对本我一样具有同样的意义。同时，自我和本我一样也容易受本能的影响，事实上，自我只是本我的一个经过特殊变化的部分。

最近我曾提出一种本能的特点2566，在这里我将继续把它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根据这个观点，我们不得不区分出两类本能，其中之一就是爱欲（Eros）或性本能（sexual instincts），这是迄今为止更引人注目和更易于研究的。它不仅包括不受禁律制约的性本能本身和受目的制约的或由此派生的具有升华性质的本能冲动，而且包括自我保存本能，必须把这种本能分配给自我，而且在我们的分析工作之初，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使之与性的对象本能相对立。而第二类本能则不那么容易下定义；最后，我们开始把施虐狂（sadism）作为第二类本能的代表。出于受生物学支持的理论上的考虑，我们假定存在着一个死的本能，它的任务是把有机的生命带回到无生命状态；另一方面，我们假定爱欲的目的在于把里面分散着的生物物质微粒越来越广泛地结合起来，从而使生命复杂化，同时它的目的当然就是保存生命。既然这两种本能都致力于重建一种由于生命的出现而受到干扰的状态，那么，照此行事，这两种本能从词的最严格的意义上讲就都是保守的。生命的出现就会因此而被看作是生命继续的原因，同时，也被看作是走向死亡的原因；而生命本身则是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冲突与和解。生命的起源问题仍将是一个宇宙论的问题；对生命的目的和目标问题就会做出二元论的回答。

基于这种观点，一种特殊的生理过程（合成代谢或分解代谢）将和两类本能之一发生联系；这两种本能在生命实体的每一个微粒中，虽然是在大小不等的实体中，却都是活跃的。这样，某一个实体就可以成为爱欲的主要代表。

这种假设并未清楚明白地显示出这两类本能借以互相融合、混合和合铸在一起的方式，但这种有规律的，非常广泛发生的现象却是我们的概念所必需的一个假设。看来，由于把单细胞机体结合成多细胞的生命形式，单个细胞的死的本能就可以成功地得到抵消，破坏性冲动就能借助于一个特殊器官的媒介而转向外部世界。这个特殊的器官似乎是肌肉组织；而死的本能，作为一个指向外部世界和其他有机体的破坏性本能，似乎就会因此而表明自己的意思——虽然可能只是部分的表明。2567

我们一旦承认了两类本能相互融合的概念，就把“解离”它们——基本上是完全解离它们——的可能性强加于我们。2568性本能的施虐狂部分是本能融合服务于一个有用目的的典型事例；施虐狂促使它自身独立的这种性反常行为则是解离，虽然不是绝对完全的解离。从这一点上，我们便获得了以前在这一方面未曾考虑过的一系列事实的一个新观点。我们发现，出于发泄的目的，破坏性本能习惯上是为爱欲服务的；我们猜想癫痫病发作就是本能解离的一个产物和迹象。我们开始理解，本能的解离和死的本能的明显出现，是许多严重的神经症——如强迫性神经症最值得注意的表现。为了作出迅速的概括，我们可以假设，力比多退行（regression of libido）的实质，（例如，从生殖器期退化到施虐狂的肛欲期）就在于本能的解离之中，相反就会像从早期阶段向发育完全的生殖器阶段的进展将以增加性成分为条件一样。2569在神经症的构成倾向中往往异常强烈的通常的矛盾心理是否不应被看作是一种解离的产物，这个问题也提出来了；然而，矛盾心理是这样一种基本现象，以至于它更能代表一种尚未完成的本能融合状态。

显然，我们现在应该把兴趣转向询问，在我们假定存在着的结构——自我、超我和本我——和两类本能之间是否不可能有什么指导性的联系可寻。再者，支配心理过程的快乐原则是否可以显示出，它和两类本能及我们在心理上做的这些分化有什么固定的联系。但是，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消除一种怀疑，它和表述问题本身的术语有关。对于快乐原则，那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自我内部的分化也有很好的临床上的理由，但是，两类本能的区分似乎并没有足够的证据，人们发现，很可能临床分析的事实就与它相矛盾。

这样一个事实看来是存在的。对两类本能之间的对立来说，我们可以放上爱和恨这两个极端2570，要发现爱欲的一个代表是没有困难的；但我们必须庆幸的是，我们能够在破坏性本能中找到一个难以捉摸的死的本能的代表，恨就可以作为它的一个代表。现在，临床观察表明，不仅爱总是以意想不到的规律性伴随着恨（矛盾心理），不仅在人类关系中恨常常是爱的先河，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恨会变成爱，爱也会变成恨。假如这种变化远不只是一种时间上的相继关系——就是说，如果其中一方实际上变成了另一方——那就显然没有根据像区分性本能和死的本能那样存在着基本的差别。这种划分能预测确实存在着相互对立的生理过程。

某人对同一个人先爱后恨（或者相反），因为那个人使他产生了这样做的原因，现在这种情况显然和我们的问题无关。在另一种情况下，还不明显的爱的感情最初是用敌意和攻击性倾向来表现自己的，这也和我们的问题无关；因为情况可能是，在对象—贯注中的破坏性成分在这里胜过了性爱，只是以后性爱才加入进去。但我们知道神经症心理学中的几个例子，其中有更好的基础来假设的确发生了某种变化。在迫害妄想狂（persecutory paranoia）中，病人采取一种特别的方式来防备自己对某人产生过分强烈的同性恋；结果，他曾最爱的那个人变成了一个迫害者，病人对他采取的常常是危险的攻击。这里，我们有权插入一个以前的阶段，这个阶段把爱变成了恨。分析研究只是到了最近才使我们认识到，在同性恋的根源和失去性欲化的社会情感的根源的案例中，存在着引起攻击欲望的非常强烈的敌对情感，只有在克服了这些情感之后，以前恨过的对象才变成了爱的对象，并引起某种自居作用。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是否在这些事例中我们打算假定恨可以直接转变成爱。显然，这里的变化是纯内部的，对象行为上的变化对它们不起作用。

然而，通过对与妄想狂的变化有关的这一过程的分析研究，我们开始了解到，可能还有另一种机制。一种矛盾的态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来，并且这种转变是依靠贯注的一种反应移置来起作用的，能量以此从性冲动中退缩回去并补充到敌对的冲动中。

当克服了一种导致同性恋敌意竞争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不尽相同，但却类似的事情。敌对态度没有任何满意的前景，因此——就是说，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它被一种爱的态度所取代，对此有更多的令人满意的前景，也就是发泄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发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不满意把恨直接转变成爱的假设，这是和两类本能之间质的区别毫不相容的。但是，人们将注意到，通过引入另外一个把爱变成恨的机制，我们就默默地做了另一个应该得到明确阐述的假设。我们已经推断，好像在心理上——不管是在自我中，还是在本我中——存在着一种可替换的能量，它本身虽然是中立的，却能要么和性的冲动，要么和破坏性冲动通力合作，这两种本能有质的不同，并能增加它的全部精力贯注。如果不假设存在这种可替换的能量，我们就无法取得进展。唯一的问题是它来自何方，属于什么，表示什么意思。

本能冲动的性质问题及其在经历了各种变化后继续存在的问题仍然是非常模糊的，直到现在尚未得到解决。在有性成分的本能中，这是特别易于为观察所理解的，可以把属于同一范畴的这些过程的工作看作是我们正在讨论的东西。例如，我们发现，在成分本能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交往，还发现从某一特定的性欲来源中获得的一个本能可以把它的强度进行转移，用来强化发自另一根源的另一个成分本能，我们还发现，一种本能的满足可以取代另一种本能的满足，以及更多具有同样性质的事实——所有这一切必将鼓动我们勇于提出某些假设。

再者，在目前的讨论中，我只是提出了一种假定；我也提不出什么证据。下面这个观点似乎是有道理的，即这个在自我及本我中都同样活跃的中立的可移置的能量，都毫无疑问地是从自恋的力比多的贮存库发出的——这是个失去性能力的爱欲（总起来说，性本能看来比破坏性本能更有可塑性，更容易转移和移置）。由此，我们就能很容易地继续假设，这个可移置的力比多是受快乐原则雇佣，为避免能量积压和促进能量释放服务的。在这种关系中很容易观察到某种冷淡，只要发生了能量释放，对释放借以发生的道路就会很冷淡。我们知道这个特点，它是本我中精力贯注过程的特点。在性欲贯注中发现，那里表现了一种对对象的特别冷淡，它在从分析所产生的移情（transferences）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不管它们的对象可能是谁，它都必然要表现出来。最近，兰克（1913）发表了一些很好的关于方法的实例，用这种方法能说明报复性的神经症活动指向的是错误的人。这种潜意识方面的行为使人们想起了三个乡村裁缝的喜剧故事，其中有一个裁缝必须被处以绞刑，因为村里唯一的一个铁匠犯了死罪。2571处罚必须实施，即使处罚的并不是犯罪者本人。正是在梦的工作研究中，我们第一次在移置作用中遇到了这种由初始过程所引起的放纵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被下降到仅仅是次要地位的也正是这些对象，正如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种情况一样，它是释放能量的道路。过分讲究对象的选择和能量释放的道路似乎成了自我的特点。

如果这个可移置的能量是失去性能力的力比多，就可以把它也描述为被升华了的能量；因为就它帮助建立了那种结合，或结合的倾向而言，这是自我的特殊性质仍然保持着爱欲的主要目的——统一和结合的目的。假如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把思维过程包含在这些移置作用中，那么，思维活动也要从被升华了的性动机力量中得到补充。

这里我们确定了已经讨论过的那种可能性，即升华作用可以通过自我的调解而有规律地发生。让我们回忆另一种情况，自我对付本我的第一次对象—贯注（当然也包括对付以后的贯注），是通过把从中接收的力比多纳入到自身之中，并把它结合到通过认同作用而产生的自我矫正中实现的。把性欲力比多转变为自我力比多当然包括放弃性目的，即失性欲化。这在任何情况下，都表明了在自我和爱欲的关系中所具有的一个重要功能。通过由此而从对象贯注中获得力比多、把自身作为唯一的恋爱对象，以及使本我的力比多去性欲化或使本我的力比多升华，自我就努力和爱欲的目的相反，它使自身服务于相反的本能冲动。它只好默认另外一些本我的对象—贯注，可以说，它只好加入到它们之中。后面我们还将返回到自我的这种活动的另一个可能的结果上来。

这似乎表示自恋理论的一种重要的扩充。最初，所有的力比多都是在本我中积累起来的，而自我还在形成过程中，或者说它还很不健全。这个力比多的一部分被本我释放出来，成为性欲的对象—贯注，于是，现在日益强大的自我就试图获得这个对象力比多，并把自身作为恋爱对象强加给自我。自我的自恋因此就被看作是次要的，是由于力比多从恋爱对象身上撤回而获得的。2572

在追溯本能冲动时我们一再发现，本能冲动是作为爱欲的派生物来表现自己的。要不是出于对《超越快乐原则》中所提出来的考虑，和最终为了依附于爱欲的施虐狂成分的缘故，我们就难以坚持我们基本的二元观点2573，但是，既然我们无法摆脱那种观点，我们便被迫作出结论，死的本能在本质上是缄默的，生命的叫喊大部分是从爱欲发出的。2574

生命的叫喊也是从反对爱欲的斗争中发出的，毋庸置疑，快乐原则在同力比多——即把这种障碍引入生命过程的一种力量——的斗争中是作为一种指南来为本我服务的。如果生命真受费希纳（Fechner）的恒定性原则（principle of constancy）支配，它就会不断地向死亡滑下去；爱欲的要求、性本能的要求以本能需要的形式阻止了下降的水平，并把新的紧张引入进来。受快乐原则——即受不快乐知觉——所支配的本我以各种方式来防止这些紧张。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尽可能快地遵照非失性欲化（non-desexualized）力比多的要求去做，就是说，努力满足直接的性倾向。但是，它进一步并且以一种更全面的形式这样做了。这种形式与一个把一切成分的要求都纳入其中的特殊的满足形式有关——就是说，通过释放性物质（sexual substances），这些物质可以说，是性紧张的饱和的管理者。2575在性活动中，性物质的排放在某种程度上是和躯体及种质的分离一致的。这就说明了在死亡和追求完全的性满足之间的相似性，说明了死亡和某些低等动物的交配活动相一致这个事实。这些生物在再生产活动中死亡，因为当爱欲以通过满足过程而被排除之后，死的本能就可放手实现它的目的了。最后，如我们所知，自我通过使某些力比多本身及其目的的升华，在它对紧张加以控制的活动中帮助了本我。

第五章　自我的依赖关系

我们的论题的复杂性一定可以作为下述事实的一个借口，即本书各章的标题没有一个和它们的内容完全一致，并且在转向该题目的新的方面时，我们要经常回到已经研究过的那些问题上来。

如同经常所说的那样，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认同作用中形成的，认同作用取代了已被本我放弃的贯注；这些认同作用中的第一种总是作为自我中的一个特殊职能而进行活动，且以超我的形式和自我相分离，而后来，当它强壮起来时，自我就可能更坚决地抵抗这种认同作用的影响。超我把它在自我中的特殊地位或与自我的关系归于必须从两个方面考虑的一种因素：一方面它是第一种认同作用，是当自我还很脆弱时就发生的认同作用；另一方面它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因而把一些最重要的对象引入到自我中去了。超我和后来自我所产生的变化之间的关系，大体上就是童年期最初的性欲期和后来在青春期之后的性生活之间的关系。虽然它很容易受后来的一切影响，但它一生仍然保留着从恋父情结派生给它的特点——即和自我分离并统治自我的能力。它是对自我以前的虚弱和依赖性的一种纪念，成熟的自我仍然受它的支配。就像儿童曾被迫服从其父母那样，自我也服从由它的超我发出的绝对命令。

然而，超我派生于本我的第一次对象—贯注，派生于俄狄浦斯情结，这种派生对它来说还有更大的意义。正如我们已经描述的那样，这种派生把它和本我在种系发生上获得的东西联系起来，并使它成为一个以前的自我结构的再生物，这个自我结构已把它们的沉淀物留在了本我中。因此，超我总是和本我密切联系着，并能作为它和自我联系的代表。它深入到本我之内，并且由于这个理由而比自我更远离意识。2576

通过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某些临床事实，我们就能最好地理解这些关系，这些事实早已失去其新意，但仍有待理论探讨。

在分析工作中有些人以相当独特的方式行事。当我们满怀希望地对他们讲话、或对治疗的进展表示满意时，他们则露出不满的神情，而且他们的情况总是变得更糟糕。人们一开始把这种情况看作是挑战，看作是试图证明他们比医生更优越，但后来则开始采取一种更深刻、更公正的观点。人们开始认识到，不仅这种人不能承受任何表扬或称赞，而且还对治疗的进展做出相反的反应。每一种应该引起的、而且在另一些人身上的确引起了症状的改善或不再恶化的那种局部的治疗方法，却在他们身上暂时引起了病情的恶化；这些病人在治疗期间病情加剧，而不是好转，他们往往表现出所谓“消极的治疗反应”（negative therapeutic reaction）。

毫无疑问，在这些人身上有某种坚决与康复作对的东西，它害怕接近康复，好像康复是一种危险似的。我们习惯上说，在这些人身上，生病的需要占了渴望康复的上风。假如我们以通常的方式来分析这种抵抗——那么，即使我们容许病人对医生的那种抵抗态度，容许病人想从疾病中获得各种好处的那种固恋，大部分抵抗仍然遗留下来：这表明它本身就是恢复健康的一切障碍中最强大的，甚至比诸如自恋的难接近性（一种对医生的消极态度，或对生病好处的依恋）这种熟悉的障碍更强大。

最后，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正在对付一种所谓“道德的”因素，这是一种罪疚感，它要在疾病中获得满足，并拒绝放弃受病痛的惩罚。我们把这个相当令人失望的解释作为最后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是，就病人而言，这种罪疚感是无声的；并没有说他是有罪的；他也不觉得有罪，只觉得生病了。这种罪疚感只表现为一种对极其难以克服的身体康复的抵抗。要使病人相信，这种动机是他继续生病的原因，这也是特别困难的；他坚持那种更明显的解释，即用分析法所做的治疗对他的病情来说是毫无补益的。2577

我们的描述适用于这种事态的最极端的例子，但是，这个因素在非常多的病例中，或许在一切较严重的神经症的病例中都在很小的程度上得到考虑。事实上可能正是这种情况下的这个因素，即自我理想的态度决定着神经疾病的严重性。因此，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更全面地探讨罪疚感在不同条件下借以表现自己的方式。

对正常的、有意识的罪疚感（良心）进行解释并没有什么困难；它是以自我和自我理想之间的紧张为基础的，并且是由它的批判功能进行自我谴责的表现。可以推测，神经症中如此熟知的自卑感（the feelings of inferiority）可能和这种有意识的罪疚感密切相关。在两种非常熟悉的疾病中，罪疚感被过分强烈地意识到；自我理想在其中表现得特别严厉，常常极其残暴地对自我大发雷霆。自我理想在这两种疾病（强迫性神经症和抑郁症）中的态度，和这种类似性一道，表现出具有同样意义的差异。

在某些形式的强迫性神经症中，罪疚感竭力表现自己，但又不能向自我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所以，这种病人的自我反对转嫁罪责，并在否定它的同时寻求医生的支持。对此予以默认是愚蠢的，因为这样做毫无用处。分析最终表明，超我正受着自我所不知道的过程的影响。要想发现真正位于罪疚感根基的被压抑的冲动是可能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超我比自我更了解潜意识的本我。

在抑郁症中，超我获得了对意识的控制，这种印象甚至更加强烈。但在这种病例中，自我不敢贸然反抗；它承认有罪并甘愿受罚。我们理解这种差异。在强迫性神经症中，问题在于，应受斥责的冲动从未形成自我的一部分；而在抑郁症中，超我向其表达愤怒的对象则通过认同作用而成为自我的一部分。

当然，我们还不清楚，为什么罪疚感能在这两种神经症中达到如此非凡的强度；但是，这种事态所表现的主要问题在于另一方面。在我们处理了其他病例之后再来讨论它——在这些其他病例中，罪疚感始终是潜意识的。

在癔症和某种癔症状态下，基本的条件就是发现这种罪疚感。罪疚感用以保持潜意识的机制是容易发现的。癔症的自我保护自己免受痛苦知觉，它的超我的批判正是以此来威胁它，要采取那种保护自己免受无法忍受的对象—贯注的同样方式，也就是采取一种压抑行为。因此，正是自我应该对这种保留在潜意识中的罪疚感负责。我们知道，一般来说，自我是在超我的支配和命令下进行压抑的；但是，在这种病例中，它把同样的武器转而对准它的严厉的监工了。在强迫性神经症里，如我们所知，反向作用的现象占主导地位；但是（癔症中的）自我在这里却满足于和罪疚感所涉及的材料保持距离。

人们可以进一步大胆地假设，大部分罪疚感在正常情况下必定是潜意识的，因为良心的根源和属于潜意识的俄狄浦斯情结紧密相连。如果有人想提出这种矛盾的假设，即正常的人不仅远比他所相信的更不道德，而且也远比他所知道的更道德，那么，该论断的前半句是以精神分析的发现为依据的，精神分析对剩下的那后半句则不反对人们提出异议。2578

这种潜意识罪疚感的加剧会使人成为罪犯，这是个令人惊讶的发现，但无疑却是个事实。在许多罪犯中，特别是年轻的罪犯中，会发现他们在犯罪之前就存在着一种非常强烈的罪疚感。因此，罪疚感不是它的结果，而是它的动机，就好像能把这种潜意识的罪疚感施加到某种真实的和直接的东西上就是一种宽慰。2579

在所有这些情境中，超我表现出它和意识的自我无关，而和潜意识的本我却有密切关系。现在关于它的重要性，我们把它归之于自我中的前意识字词记忆痕迹，于是，问题也就必然产生了，超我，假如它是潜意识的，它是否还能存在于这种字词表象中，或者假如不是潜意识的，它究竟存在于何处呢？我们暂时的回答是超我和自我一样，都不可能否认它是从听觉印象中起源的；因为它是自我的一部分，且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这些字词表象（概念、抽象作用）而和意识相通。但是，这种贯注的能量（cathectic energy）并未到达起源于听知觉（教学、读书等）的超我的这些内容，而是触及了起源于本我的超我的这些内容。

我们放在后面回答的那个问题就是：超我是怎样主要作为一种罪疚感（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一种批评——因为罪疚感是在自我中对这种批评做出回答的知觉）来表示自己，另外，是怎样发展到这样对自我特别粗暴和严厉的呢？如果我们先转向抑郁症，就会发现，对意识获得支配权的特别强烈的超我对自我大发雷霆，好像它要竭尽全力对这个人施虐。按照我们关于施虐狂的观点，我们应该说，破坏性成分置身于超我之中，并转而反对自我。现在在超我中取得支配地位的东西可以说是对死的本能的一种纯粹的培养。事实上，假如自我不及时地通过转变成躁狂症以免受其暴政统治的话，死的本能就常常成功地驱使自我走向死亡。

以某种强迫性神经症的形式进行的良心的谴责也同样是令人痛苦和烦恼的。但对这里的情况我们不太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强迫性神经症和抑郁症相反，它决不采取自我毁灭的步骤；好像它能避免自杀的危险，而且比癔症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免除危险，我们能够发现，保证自我的安全的东西就是保留了对象这个事实。在强迫性神经症中，通过向前生殖器组织的退行，就能使爱的冲动转变成对对象的攻击冲动。破坏性本能在这里再次得到释放，其目的在于毁灭对象，或至少看起来具有这个意图。这些目的尚未被自我采纳；自我用反相作用和预防措施来奋力反对这种意图，而这些意图就保留在本我中。但是，超我的表现却好像是说，自我应该为此负责，并且在惩罚这些破坏性意图时，用它的严肃性表明，它们不但是由退行引起的伪装，而且实际上用恨代替了爱。由于两方面都孤立无援，自我同样徒劳地防御凶恶的本我的煽动、防御对实施惩罚的良心进行责备。但它至少成功地控制了这两方面的最残忍的行动；第一个结果是没完没了的自我折磨，最后在它所能达到的范围内对对象做系统的折磨。

它们用各种方法来对付个人机体内危险的死的本能的活动，其中一部分是通过和性成分的融合而被描绘成无害的，另一部分以攻击的形式掉过头来朝向外部世界，而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无疑继续畅行无阻地从事它们的内部工作。那么，在抑郁症中超我是怎样成为死的本能的一个集结点的呢？

从本能控制观和道德观来看，或许可以说本我完全是非道德的，自我则力争成为道德的，而超我则可能是超道德的，因此才能变得像本我那样冷酷无情。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人越是控制它对别人的攻击性倾向，他在其自我理想中就越残暴——也就是越有攻击性。而日常的观点对这种情况的看法则正好相反：自我理想所建立的标准似乎成为压制攻击性的动机。但是，我们前面说过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人越控制它的攻击性，它的自我理想对其自我的攻击性倾向就越强烈。2580这就像是一种移置作用，一种向其自我的转向，即便是普通正常的道德品行也有一种严厉限制、残酷禁止的性质。的确，无情地实施惩罚的那个更高级的存在的概念正是从这里产生的。

若不引入一个新的假设，我就无法继续考虑这些问题。如我们所知，超我产生于把父亲作为榜样的一种认同作用。每一种这类认同作用本质上都是失性欲化的，甚或是升华了的。现在看来，好像当这种转变发生时，同时会出现一种本能的调离。升华之后，性成分再也没有力量把以前和它结合的全部破坏性成分都结合起来，这些成分以倾向于攻击性和破坏性的形式被释放。这种解离就是被理想——它的独裁的“你必须……”（Thou shalt……）——所展示的普遍严厉性和残酷性的根源。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强迫性神经症。这里的情况就不同了。把爱变成攻击性虽未受到自我力量的影响，却是在本我中产生的一种攻击性的结果。但是，这个过程已超出本我，而扩展到了超我，超我现在加强了对清白的自我的残暴统治。但是，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和在抑郁症的情况下一样，自我通过认同作用获得了对力比多的控制，但这样做便受到了超我的惩罚，超我是用以前曾和力比多混合在一起的攻击性来惩罚自我的。

我们关于自我的观点开始趋向于清晰，它的各种关系也变得日渐明白了。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自我的力量和弱点。它起着重要的作用。自我依靠它和知觉系统的关系而以时序来安排心理过程，使它们服从于“现实检验”。2581通过插入这种思维过程，自我就能保证动力释放的延迟，并控制着运动的通路2582，当然，这后一种力量与其说是事实问题，不如说是形式问题，就行动而论，自我的地位就像君主立宪的地位一样，没有他的批准，什么法律也无法通过；但是，他对国会提出的任何议案行使否决权以前，早就犹豫不决。起源于外部的一切生活经验丰富了自我；但是，本我对它来说则是另一个外部世界。自我力图使本我处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它把力比多从本我中撤回，并把本我的对象—贯注转变成自我结构。在超我的帮助下，是以我们还不清楚的方式，它利用了贮藏在本我中的过去时代的经验。

本我的内容借以深入自我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直接的，另一条是借助于自我理想的引导；对某些心理活动来说，这两条道路中它们采纳哪一条可能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自我从接受本能发展到控制它们，从服从本能发展到抑制它们。在这个成就中，自我理想承担了很大一份，的确，它部分地是反对本我的那种本能过程的一种反相作用。精神分析是使自我把它对本我的统治更推进一步的一个工具。

但是，从另一种观点来看，我们把这同一个自我看作是受三个主人的支使，因此便受到三种不同危险威胁的一个可怜的家伙：这三种危险分别来自外界，来自本我的力比多和来自超我的严厉性。因为焦虑是一种退出危险的表示，因此，就有和这三种危险相对应的三种焦虑。就像居住在边疆的人一样，自我试图做世界和本我之间的媒介，它要使本我遵照世界的愿望去做，并通过肌肉的活动，使世界顺从本我的愿望。实际上他的行为就像用精神分析进行治疗的医生一样，由于它注重现实世界的力量，而把自己作为一个力比多对象提供给本我，目的在于使本我的力比多依附于它自己。它不仅是本我的一个助手，而且是向主人讨喜的一个顺从的奴隶。只要有可能，自我就试图和本我友好相处；它用前意识的文饰作用把本我的潜意识要求掩盖起来；甚至当它事实上保持冷酷无情时，它也假装出本我对现实的命令表示顺从，它给本我和现实的冲突披上了伪装；如若可能，它也会给和超我的冲突披上伪装。自我在本我和现实之间的地位使它经常变成献媚的，机会主义和假惺惺的，就像一个政客，虽然看见了真理，却又想保持他的受大众拥戴的地位。

自我对两类本能的态度并不是公正的。通过它的认同作用和升华作用，对本我的死的本能掌握力比多是个帮助，但这样做会给它带来成为死的本能的对象和灭亡自己的危险。为了能以这种方式给以帮助，它只好用力比多来充斥自身，这样，它本身就成为爱欲的代表，并且从那时起就渴望活下去和被人所爱。

但是，由于自我的升华作用导致对本能的解离和攻击性本能的超我中的解放，自我对力比多的斗争则面临着受虐待和死亡的危险。在受到超我的攻击之苦，甚至屈从于这些攻击的情况下，自我所遭受的命运就像原生动物被自己创造的裂变物所毁灭一样。2583从经济的观点来看，在超我中起作用的道德品行似乎是一种类似的裂变物。

在自我所处的这种从属关系中，它和超我的关系或许是最有趣的。

自我是焦虑的真正住所。2584由于受到三方面的威胁，自我通过从危险知觉或从本我的同样危险的过程中收回自己的精神贯注，并把它作为焦虑排放出来，从而使逃避反射（flight-reflex）得到发展。后来由于引入了保护性贯注（恐怖症的机制），而取代了这个原始的反应。自我所害怕的东西，不论是来自外界，还是来自力比多的危险，我们都无法详加说明；我们只知道这种害怕具有推翻和消灭的性质，但无法用精神分析来把握。2585自我只是服从快乐原则的警告。另一方面，我们还能说明，在自我害怕超我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自我害怕的是良心。2586后来成为自我理想的更优越的存在曾用阉割来威胁自我，这种对阉割的恐惧可能就是后来对良心的恐惧所聚焦的核心；正是这种对阉割的恐惧才作为良心的恐惧而保留下来。

“每一种恐惧最终都是对死亡的恐惧”，这个言过其实的警句几乎毫无意义，而且无论怎么说都不能证明是合理的。在我看来，正好相反，把害怕死亡和害怕外界对象（现实性焦虑）及神经症的力比多焦虑区分开来才是完全正确的。这给精神分析提出了一个困难的问题，因为死亡是一个具有消极内容的抽象概念，对此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与潜意识有关的东西。看来害怕死亡的只能是，自我大量放弃它的自恋力比多贯注，也就是放弃它自己，正如在另一些使它感觉焦虑的情况下，自我放弃某个外部对象那样，我相信对死亡的恐惧是发生在自我和超我之间的某种东西。

我们知道，对死亡的恐惧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出现（这两种情况和其他各种焦虑得到发展的情境完全相似），这就是说，是一种对外部危险的反应和一种内部过程，例如像在抑郁症中那样。神经症的表现形式可以再次帮助我们理解一个正常人。

在抑郁症中对死亡的恐惧只承认一种解释：自我之所以放弃自己，是因为它感到自己受到超我的仇恨和迫害，而不是被超我所爱。因此，在自我看来，活着就意味着被爱——被超我所爱。这里，超我又一次作为本我的代表而出现。超我实现的是保护和拯救的功能，这是和早期时代由父亲实现、而后来则由天意或命运实现的功能相同的。但是，当自我发现自己处在一种真正的极端危险中，而它认为自己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来克服这种危险时，它必然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它发现自己被一切保护力量所抛弃，只有死路一条。另外，这种情境又和出生时所经历的第一次巨大的焦虑状态2587以及婴幼儿时期那种渴望的焦虑——由于和起保护作用的母亲相分离而引起的焦虑——处于同样的情境。2588

这些考虑使我们能把对死亡的恐惧，像对良心的恐惧一样，视为对阉割恐惧的一种发展。罪疚感在神经症中的重大意义使我们可以想象，通常的神经症焦虑在很严重的情况下，往往被自我与超我之间产生的焦虑（对阉割、良心和死亡的恐惧）所强化。

我们最终再回到本我上来，本我没有办法向自我表示爱或恨。还不能说它想要什么，它还没有达到统一的意志。爱欲和死的本能在本我内部进行着斗争；我们已经发现一组本能是用什么样的武器来抵御另一组本能的。这就有可能把本我描述为受那些缄默的、但却强大的死的本能的支配，死的本能渴望处于平静状态，而且（受快乐原则的怂恿）让爱欲这个挑拨离间的家伙也处于平静状态；但是，或许这样就会低估爱欲所起的作用。

附录一　描述的和动力学的潜意识

一种稀奇古怪的观点在前面第15页（英文原版）中的两个句子里出现。编者的注意力在同厄内斯特·琼斯博士的一次私人交往中被引向此处，琼斯是在检查弗洛伊德的通信过程中发现的。

1923年10月28日，在本书发表之后几个月，费伦茨写信给弗洛伊德，信中写着这些话：“……不过，我大胆地向您提出一个问题……因为在《自我与本我》中有一段话，若没有您的解释，我无法理解……在第13页上2589，我发现了下面这句话：‘……在描述性意义上有两种潜意识，但在动力学意义上却只有一种。’但是，因为您在第12页上写道，潜伏的潜意识只有在描述性意义上，而不是在动力学意义上才是潜意识的，所以我认为，正是动力学的研究路线才需要作出有两种潜意识的假设，而描述只要知道意识和潜意识就行了。”

1923年10月30日，弗洛伊德对此回信说：“您提出的关于《自我与本我》的第13页上的那段话的问题确实使我大吃一惊。那里出现的那句话提出的是和第12页上直接相反的意思；而且在第13页上的那句话中，‘描述的’和‘动力学’的只是互换了位置。”

然而，对这个令人吃惊的事情稍做考虑便会发现，费伦茨的批评是基于一种误解，而弗洛伊德却过于性急地接受了它。费伦茨的话里所潜藏的混乱并不那么容易区分，而且做一番相当长的论证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既然除了费伦茨之外，别人也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因而努力把事情澄清似乎是值得的。

我们将先从弗洛伊德后一句话的前半部开始：“在描述性意义上有两种潜意识。”这句话的意思似乎是完全清楚的：“潜意识”一词在描述性意义上包括两个东西——潜伏的潜意识和被压抑的潜意识。不过，弗洛伊德甚至可能更清楚地表达了这种观点。代之以“两种潜意识”（zweierlei Unbewusstes），他可以明确地说，在描述性意义上有“两种东西，它们是潜意识的”。而且事实上费伦茨显然误解了这些词：他认为这些词的意思是说，“描述的潜意识”这个术语有两种不同的意思。正如他正确发现的那样，这是不可能的：“潜意识”一词用在描述性意义上只能有一种意思——即它所适用的事物不是有意识的。按照逻辑学的术语，他认为弗洛伊德谈论的是这个词的内涵，而实际上他谈的是其外延。

现在我们进而分析弗洛伊德后面这句话的后半部分：“但是，在动力学意义上只（有）一种（潜意识）。”在这里，意思似乎又是完全清楚的：“潜意识”一词在动力学意义上只包括一个东西——被压抑的潜意识，这是对这个术语的外延的又一次说明；即使就其内涵而言，这也仍然是正确的。——“动力学的潜意识”这个术语只能有一种意思。但是，费伦茨提出反对，其根据是，“正是这种动力学的研究路线才需要提出有两种潜意识的假设”。费伦茨再一次误解了弗洛伊德的话。他认为弗洛伊德是说，如果我们考虑“潜意识”一词时，把动力学因素牢记在心，我们就会发现它只有一种意思——这当然和弗洛伊德所论证的一切相反。而弗洛伊德的真正意思是，所有潜意识的东西在动力学上（意即被压抑的）都可归入一类。费伦茨用“Ucs.”这个符号来表示描述性意义上的潜意识，由此而造成了一点混乱——这是弗洛伊德在18页上论述其含义时他自己犯的一个错误。

这样看来，弗洛伊德的这后一句话似乎完全不应受到批评。但是，这是否像费伦茨所说，以及像弗洛伊德本人所同意的那样，和先前的那句话不一致呢？先前这句话把潜伏的潜意识说成是“只在描述性意义上，而不是在动力学意义上的潜意识”。看起来，费伦茨认为，这和后面这句话“在描述性意义上有两种潜意识”是相矛盾的。但是，这两句话并不相互矛盾：潜伏的潜意识只是描述的潜意识，这个事实丝毫也不意味着，描述的潜意识才是唯一的东西。

确实，在本书发表10年以后写的《精神分析新论》的第31讲中有一段话，以非常类似的术语全部重复了这一论点。在那一段话中不止一次地解释说，在描述性意义上，前意识和被压抑的都是潜意识的，但是，在动力学意义上这个术语仅限于被压抑的。

必须指出，这次书信交流只发生在弗洛伊德刚做了一次非常重大的手术之后几天。他还不能写字（他的回信是口述的），他很可能没有条件彻底地考虑这个论点。看起来，经过反思他可能认识到，费伦茨的发现是一种海市蜃楼似的东西，因为这段话在本书以后的版本中从未做过更改。

附录二　力比多的大储存库

对于在30页的第一个脚注中提到，在46页做了更长讨论的这个问题，是相当难以解答的。

这种类比似乎是在《性学三论》（1905d）第三版中补加的一个新的章节中第一次出现的，它发表于1915年，但准备却是弗洛伊德于1914年秋天做的。这一段话是这样写的（标准版，第7卷，第218页）：“自恋或自我力比多似乎是一个大储存库，对象贯注就是从这里发送出去的，它们还能再撤回来；自我的自恋力比多贯注是在童年最早期便被意识到的最原初的状态，只是后来由于力比多的挤压而被掩盖了，但基本上保持在它们的后面。”

不过，这同一种观点早在弗洛伊德的另一次类比中表达过了，有时是作为一种二者择一的取舍，有时则与“大储存库”并列。2590这段更早期的话是在《论自恋》（1914c）这篇论文中，这是弗洛伊德在同一年1914年（标准版，第14卷，第75页）的早些时候写的：“这样，我们便形成了一种观念，即存在着一个最初的自我的力比多贯注，有些是从这里发送给对象的，但贯注基本上仍然存在，而且它和对象—贯注的关系很像变形虫的躯体同它所伸出的伪足之间的关系。”

这两种类比共同出现在一篇半流行的论文中，这是1916年底为一份匈牙利杂志写的（《精神分析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困难》，1917a，标准版，第17卷，第139页）：“自我是一个大储存库，为对象所准备的力比多便由此而流出，而且它还从那些对象中流回到储存库里来……作为对这种事态的一个例证，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变形虫，它的带有黏性的物质伸出了伪足……”

变形虫再次出现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的第26讲中，时间是1917年，而储存库则出现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标准版，第18卷，第51页上：“精神分析……得出结论认为，自我是力比多的真正而原始的储存库，只有从这个储存库中，力比多才被扩展到对象身上。”

弗洛伊德把一段非常类似的话包括在他于1922年夏写给一部《百科全书》的条目中（1923a，标准版，第18卷，第257页），接着，几乎是在此后不久便宣布了本我，这就像是对早期声明的一种猛烈更正：“既然我们已经区分了自我和本我，我们就必须把本我看作是力比多的大储存库……”他又说：“在一开始，所有的力比多都积聚在本我之中，而自我仍然在形成过程中，或者仍很脆弱。本我把这个力比多的一部分送出去，使之进入性的对象—贯注，于是，现在已变得比较强大的自我，试图抓住这个对象——力比多，并作为一个爱的对象强加于本我。自我的自恋便这样成为一种次要的自恋，它已从对象中撤了下来。”（见前面第30页注和第46页）

这个新的观点似乎相当明晰易懂，因此，它对理解下面这句话却成了一个小小的干扰，这只不过是在《自我与本我》发表一年左右，在《自传研究》中写的（1925d[1924]，标准版，第20卷，第56页）：“完全是通过主体的生活，他的自我才成为他的力比多的大储存库，对象贯注由此发出，而且力比多可以从对象那里重新流回到储存库里来。”2591

确实，这句话出版在形成精神分析理论的历史框架过程中；但在《自我与本我》中却没有宣布有观点改变的迹象。最后，我们在弗洛伊德非常晚期的一篇作品中，在写于1938年的《精神分析纲要》（1940a）的第二章发现了这一段话：“我们很难对力比多在本我和超我中的行为说任何话。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它的情况都和自我有关，最初储存在自我里面的是全部可适用的力比多限额。我们把这种状态称为绝对原始的自恋。它一直持以自我开始用力比多来贯注对象的观念，把自恋的力比多转变成对象力比多。在整个一生中，自我始终是个大储存库，力比多贯注由此而发送到对象身上，它们也可以重新退缩回来，就像一只变形虫用它的伪足所表现的那样。”

后期的这些话是否意味着，弗洛伊德把他在本书中所表述的观点又重新做了消除？这似乎很难令人相信，有两个要点可以帮助我们使显然相互冲突的观点取得一致。第一点是个很小的要点，关于“储存库”的类比，就其本质而言，便是含义不明确的：一个储存库既可被看作是个贮水箱，也可被看作是一个供水源。如果弗洛伊德更明确地指出他心中究竟是哪一幅图像那就不难把这两种意义中的图像运用到自我和本我中，而且这肯定会澄清那些被引用的不同的话——特别是第30页脚注上的那段话。

第二个要点是较重要的。在《精神分析新论》中，在前面提到的脚注中的那段话之后，只剩下几页篇幅了，在讨论受虐狂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写道：“如果对破坏性本能来说也是如此，那么，自我——不过在这里，我们心目中倒宁愿是本我，是整个的人——最初便包括所有的本能冲动……”当然这个插入语指的是本我和自我尚未分化时的原始事态。2592而且在《精神分析纲要》中有一段类似、但更明确的话，这一次引用的那两段话在上面已经引用过的那段话之前：“我们把某些这类最初的状态描述为，爱欲的全部可用的能量（此后我们将称之为‘力比多’）表现在仍然未分化的自我一本我中……”如果我们把这个观点看作是弗洛伊德理论的真正实质，那么，在其表述中的那种明显的矛盾便可消除了。这个“自我—本我”最初是在贮水箱这个意义上的“力比多的大储存库”。在分化出现之后，本我继续作为一个贮水箱，但是，当它开始发送贯注时（不论是发送给对象，还是发送给现在已分化出来的自我），它还是一个供应源。但是，自我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它是自恋力比多的贮水箱，另一方面，也是对象贯注的一个供应源。

不过，这后一种看法使我们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人们似乎难免会认为，弗洛伊德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观点。在《自我与本我》（第46页）中，“最初，所有的力比多都是在本我中累积起来的”；然后，“本我把这个力比多的一部分释放出来，使之成为性欲的对象贯注”，自我试图通过把自己作为一个忠爱对象而强加给本我，以获得对力比多的控制：“自我的自恋因此便是次要的。”但是，在《精神分析纲要》中却说，“最初，全部可用的力比多限额都储存在自我中”，“我们把这种状态称为绝对原始的自恋”，以及“它一直持续到自我开始用力比多来贯注对象的观念”。这两种不同的过程似乎在这两种说明中做了设想。在第一种说明中，最初的对象贯注被认为是直接从本我发出的，而且只是间接地达到自我的；在第二种说明中，全部力比多都被认为是由本我发出，发往自我，而且只是间接地达到对象的。这两个过程似乎并不一致；可能两者都会发生；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弗洛伊德却保持缄默。

抑制、症状与焦虑

（1926[1925]）

杨韶刚　高申春　译

彭运石　校

杨韶刚　修订

按语

本书是弗洛伊德一部后期的代表作，是对压抑与焦虑及心理防御机制关系理论进行修正与补充的主要论著。通过对恐怖症、强迫性神经症和转换性癔症等病理现象的分析，通过对外部症状与内部自我、本我和超我现实关系的阐释，弗洛伊德揭示了焦虑的性质、类别、表现形式及其与出生创伤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自我的各种意识功能，尤其是自我防御机制，如压抑作用、反向作用、抵消作用、隔离作用等在神经症患者和正常人心理活动中的作用；阐明了“压抑”与“防御”两个基本概念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它们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本书对深入理解弗洛伊德学说的基本观点有重要学术价值。

英文版编者导言

本译文是对1936年伦敦出版的译本进行大量修改后而来。

我们从厄内斯特·琼斯那里获悉，本书写于1925年7月，同年12月修订，翌年2月第三个星期出版。

本文所探讨的主题涉及范围很广。有迹象表明，弗洛伊德发现，要使这项研究统一为一个整体格外困难。例如，可以这样说，同一个主题常常以非常类似的术语在不止一种观点中进行讨论，这使得弗洛伊德感到有必要在“补遗”中，甚至在本书的实际题目中对许多不同的问题加以整理。但是——尽管抵抗的不同类别，压抑与防御之间的区别，以及焦虑、痛苦和悲哀之间的关系是一些如此重要的枝节问题——焦虑问题确实是本文的主要论题。只要浏览一下附录二中所列的表，就足以看出弗洛伊德在其心理学研究中自始至终是怎样频繁地提出焦虑这个主题的。尽管在该主题的某些方面他的观点几乎没有改变，但在另一些方面，正如他在这些文章中告诉我们的，其观点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追溯一下其中两三个较重要的问题发生这些变化的历史，尽管只是粗略的追溯，或许都是很有趣的。

一、焦虑是转换的力比多

在研究“现实的”神经症的过程中，弗洛伊德第一次发现了焦虑问题，他最早对此所做的讨论，可在他的第一篇关于《焦虑性神经症》（1895b）的论文中发现。在关于这个主题的备忘录中可以看到，这个备忘录是他稍早些时候，或许在1894年夏天寄给弗利斯的。那时他仍然主要是受其神经症学研究的影响，他竭力想要以物理学的术语来表述心理学资料。这突出表现在他继费希纳之后把“恒定性原则”（principle of constancy）作为一个基本公设，根据这个原则，神经系统中有一种要把其中所表现的一定数量的兴奋进行还原或至少保持恒定的内在倾向。因此，当他在临床上发现，在焦虑性神经症中人们总是能够发现性紧张释放的某些障碍时，他很自然地得出结论：积聚的兴奋正以转换了形式的焦虑寻找其出路。他把这个过程视为没有任何心理学决定因素的物理过程。

在恐怖症或强迫性神经症中，由于心理事件的出现是不可能排除的，焦虑（anxiety）从一开始便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情况。但是，尽管有焦虑出现，解释却是一样的。在这些情况下——在精神神经症中——之所以出现未被释放的兴奋的积累，是有其心理学原因的：这就是压抑。但是，此后所发生的情况和在“现实的”神经症中的情况是一样的：累积的兴奋（或力比多）被直接转换成焦虑。

引用一些原话将说明弗洛伊德多么忠实地坚持这个观点。在前面所提到的1894年的草稿E中，他写道：“焦虑起源于累加的紧张。”在《释梦》（1900a）中他写道：“焦虑是一种力比多冲动，其根源是在潜意识中，而且是受前意识抑制的。”（标准版，第4卷，第337～338页）在《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1907a）中，他写道：“焦虑梦中的焦虑，和神经症性焦虑一样，一般地说……是通过压抑过程而在力比多中产生的。”（标准版，第9卷，第60～61页）在关于《压抑》（1915d）这篇心理玄学论文中写道：“经过压抑之后，大量的（本能冲动——即它的能量）并没有消失，而是被转换成了焦虑。”（标准版，第14卷，第155页）最后，迟至1920年，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第4版的一个脚注中补充说：“精神分析研究的最重要结果之一是发现，神经症焦虑起源于力比多，它是力比多的一种转换，因此，焦虑与力比多的关系非常类似于醋与葡萄酒的关系。”（标准版，第7卷，第224页）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很早期阶段弗洛伊德似乎对这个主题深表怀疑。在1897年11月14日写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1950a，信75），他说，这封信和他所写的其他东西没有任何明显的联系，“因此，我已经决定，从今以后要把引起力比多的东西和引起焦虑的东西视为不同的因素。”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这种仅存的宣布对这种理论的放弃。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中，弗洛伊德放弃了他保持了如此长久的这种理论。他不再把焦虑视为转换了的力比多，而是看作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对危险情境做出的反应。但是，即使在这里，他仍然认为，在焦虑性神经症中，“在产生焦虑时得到释放的东西，很可能正是未加以利用的力比多的剩余物。”这种旧理论的最后遗迹直到几年以后才被放弃。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32讲快要结束焦虑的讨论时，他写道，在焦虑性神经症中，焦虑的出现也是对创伤情境的一种反应，“我们将不再认为在这些情况下转变成为焦虑的正是力比多本身。”

二、现实性焦虑和神经症焦虑

尽管弗洛伊德在理论上认为，神经症焦虑（neurotic anxiety）只是被转换了的力比多，但他从一开始就极力主张，在分别由外部危险和本能危险而引起的两种焦虑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在第一篇《焦虑性神经症》（1895b）论文中，他写道：“如果心灵感到，它并不适合通过某种恰当的反应对付一个来自外界的任务（一种危险），那么，它就会被焦虑作用所压倒。在神经症中如果心灵注意到它不能减轻从内部引起的某种（性的）兴奋，那么，它就会被焦虑所压倒。于是，它的行为表现看上去好像是在向外部投射这种兴奋。情感（正常焦虑）和相应的神经症相互之间紧密联系着：前者是对一种外源性兴奋的反应，而后者则是对一种类似的内源性兴奋的反应。”

这种观点，特别是和恐怖症有关的观点，后来在弗洛伊德的许多作品中得到了更细致的阐述——例如，在《压抑》（1915d）和《论潜意识》（1915e）的心理玄学论文（标准版，第14卷，第155～157页和第182～184页）以及在《精神分析导论》第25讲中。但是，只要坚持认为“现实的”神经症中的焦虑直接派生于力比多，就很难认为这两种情况下的焦虑是相同的。只要放弃这种观点，并且承认自动性焦虑（automatic anxiety）和作为信号的焦虑之间有新的区别，那么，全部的情况便可弄明白了，不再有任何理由发现神经症焦虑和现实性焦虑（real anxiety）之间有一般的差别。

三、创伤性情境和危险性情境

把焦虑看作是对创伤的一种直接而自动的反应，以及把焦虑看作是接近这种创伤的危险的信号，尽管在稍早些时候的一些观点中曾提到这种区别，但只是在最后一章才确定下来，这就给本书增加了困难。《精神分析新论》第32讲的一个较新且简短的说明，或许较容易理解。

自动性焦虑的基本决定因素是创伤性情境（traumatic situation）的出现。其实质是，自我在面对兴奋的积累时体验到一种无助感。无论兴奋来自外部还是来自内部，这种无助感都无法得到解决（第137页和第166页2593）。“作为一种信号”的焦虑是自我对已出现的创伤性情境的威胁所做出的反应。这种威胁构成了一种危险性情境（danger situation）。内部的危险随着生命期而变化，但它们却具有共同的特点，就是说，它们包含着与被爱对象的分离或失去爱的对象，或者失去它的爱——这种失去或分离可以多种方式导致令人不满的欲望的累积，从而导致某种孱弱无助的境地。虽然弗洛伊德以前并没有把所有的这些因素聚集在一起，但它们各自都有一段漫长的早期历史。

在弗洛伊德最早期论焦虑的作品中，创伤性情境本身显然被视为累积的和未被释放的紧张状态的直接派生物。在这里提供的某些有关说明可能是1894年或1895年的引文。例如，在下面提到的，“遭受一种不会停止的痛苦，或者体验到一种不可能获得满足的本能需要的累积”可以比作是“由于释放遭到阻止而引起的……心理上的兴奋积累”，[摘自草稿E，弗洛伊德（1950a）]确实，在这个早期阶段累积的兴奋几乎总被视为力比多的，但并非完全一成不变。后来在同一篇文稿中，有一句话指出，焦虑可能是“另一种内源性刺激——朝向呼吸的刺激——的一种累积的感觉……因此，焦虑可以在累积的一般身体紧张方面得到利用”。另外，在1895年的《科学心理学设计》（弗洛伊德，1950a，第一部分第一节）中，弗洛伊德列举了引起要求释放的作为内源性刺激的主要需要——“饥饿、呼吸和性欲”，在后面的一段话中（第一部分第二节）指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释放“要求外部世界要发生改变（例如，提供营养或亲近性对象）”。这一点“在早期阶段人类有机体是不可能达到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外界的帮助”，儿童通过尖声哭叫来引起这种帮助。在这里弗洛伊德还对“人类最初的孱弱无助”做了评论。同一本著作的第三部分第一节同样提到了必须“引起某个有帮助的人的注意”（这个人通常是一个渴望得到的对象），这是儿童渴望得到并感到忧伤的。这些段落似乎是对此处所描述的婴儿失去了他母亲的无助情境的一种早期暗示（第136～138页），——这种情境在《性学三论》（1905d）的脚注中做了明确说明。本书中弗洛伊德把处于黑暗中的儿童焦虑的原因解释为“由于失去了他所爱的某个人”（标准版，第7卷，第224页）。

但是，这却使我们提出了有关各种特殊危险的问题。这些危险在生命的不同时期易于加速形成某种创伤性情境。简要地说，这些危险有：出生、失去作为一种对象的母亲、失去阴茎、失去对象的爱、失去超我的爱。下一节探讨的是出生的问题，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早期所说的同母亲分离的重要性。阉割的危险及其破坏性无疑是所有这些危险中最为人们所熟悉的。但是，值得回忆的是1923年《对“小汉斯”的分析》（1909b）中增补的一个脚注。在那里，弗洛伊德反对把“阉割情结”这个名称用于儿童必然会体验到的其他各种分离（标准版，第10卷，第8页注）。我们可以在这段话中看出关于焦虑概念的最早期的暗示，这是由于这里所凸现出来的分离造成的。只是在最近弗洛伊德才注意到2594，对失去被爱对象的爱的危险的强调和女性性欲的特点有明确的联系。最后，失去超我爱的危险把我们带回到长期以来就有争论的罪疚感问题，这只是在《自我与本我》（1923b）出版之前不久才得到重新说明的。

四、作为一种信号的焦虑

当用来指一般意义上的不快乐时，这个概念是弗洛伊德的一个很陈旧的概念。在他死后才出版的1895年撰写的《科学心理学设计》（弗洛伊德，1950a）第二部分第六节中，对自我限制产生痛苦体验的机制做了说明：“以这种方式释放不快乐仅限于数量方面，它一开始是自我的一种信号，使正常的防御得以施行。”同样，在《释梦》（1900a）中（标准版，第5卷，第602页）又指出，思维的目的“是反思想活动中情感的发展限制到最小程度，达到作为一种信号来活动的要求”。在《论潜意识》中（1915e，标准版，第14卷，第183页），这个观点已经应用于焦虑了。在讨论恐怖症中“替代性观念”（substitutive ideas）的出现时，弗洛伊德写道：“由于与替代性观念的联系，在这个外部结构的任何一点上的兴奋，均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焦虑的细微变化；此时它会被用作一种信号，以抑制……焦虑的进一步发展。”同样，在《精神分析导论》第25讲中也有一两处把“焦虑期待”（anxious expectancy）状态描述为提供一种信号，以阻止严重焦虑的爆发。沿着这一方向，作为信号的焦虑这一概念没有多久在这些文章中得到了说明。或许可以说，在目前这本著作中，这个概念也是第一次作为“不快乐”的一种信号而引用进来的（第92页），只是后来才被看作“焦虑”的信号。

五、焦虑与出生

现在尚存的一个问题是，决定焦虑得以表现的形式是什么？弗洛伊德在其早期作品中就曾讨论过这一问题。最初（与他把焦虑视为转换的力比多的观点相一致），他把其症状的最引人注目之处——呼吸困难和心悸——视为交媾活动的一些成分，在缺乏释放兴奋的正常手段的情况下，这些成分以孤立的和夸张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个说明将在前面提到的关于弗利斯的论文的草稿E中找到，其日期很可能是1894年6月；在论焦虑性神经症的第一篇论文（1895b）的第三节末尾也可找到；在关于《对“杜拉”的分析》（1905e[1901]）中再度提及，在那里弗洛伊德写道：“几年以前我就认为，癔症和焦虑性神经症中出现的呼吸困难和心悸只是交媾活动的一些孤立的成分。”（标准版，第7卷，第80页）还不太清楚所有这一切怎样与弗洛伊德关于一般情绪表达的观点保持一致的。似乎可以肯定，这些观点归根结底得之于达尔文。在《癔症研究》（1895d）中，他两次引用达尔文关于这个主题的论著（达尔文，1872）。在第二次他曾回忆说，达尔文教导我们，情绪的表达“是由最初具有某种意义并且服务于某种目的行动组成的”。（标准版，第2卷，第181页）在1909年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诞生之前的一次讨论中，琼斯在报告中谈起弗洛伊德曾经说过，“每一种情感……都只不过是一个事件的记忆恢复。”很久以后，在《精神分析导论》第25讲中（1916～1917），弗洛伊德再次提到这种观点，并且表示他相信，情感的“核心”是“重复某种特别重要的体验”。他还回忆说，他早先对癔症攻击所做的解释（1909a，标准版，第9卷，第232页）是幼儿期一些事件的复活，并对其结论做了补充：“癔症攻击可能类似于某种新构成的个体情感，是对已成为一种遗传的那种一般癔症的表现的一种正常情感。”他在本书中以几乎同样的术语重复了这一主张。

弗洛伊德早期对焦虑采取的形式做过（第93页和第133页）解释，不论情感理论在这种解释中起的作用是什么，在他的新解释中情感理论却起着基本的作用，这种新的解释显然并没有事先预告便在《释梦》（标准版，第5卷，第400页）第2版增补的一个脚注中出版了。在对子宫中生活的幻想所做讨论的末尾，他继续说道（并且以留出空格的形式印下了这句话）：“另外，出生活动是焦虑的第一次体验，因而是焦虑情感的根源和原型。”该版本发表于1909年，但序言的日期是“1908年夏”。这种革命性的观点在此时突然出现，其线索可以在下述事实中找到，即弗洛伊德只是最近（日期是1908年3月）才给斯泰克尔论焦虑状态的书写了一个序言（弗洛伊德，1908f）。确实，虽然斯泰克尔的书本身似乎明确地接受弗洛伊德早期关于焦虑与交媾之间关系的理论，但这个序言却不是这一新理论的最模糊的表露。不过，弗洛伊德的兴趣必定无疑再次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了，也可能在当时一个旧的记忆又复活了他后来所描述的某个事件，这是在《精神分析导论》中他讨论焦虑的过程中发生的。这个记忆是，当他还是个住院部的内科医生时，另一位年轻医生有意地作为一种滑稽轶事而告诉他，一个助产护士曾说过，出生与受到惊吓之间有某种联系。这个记忆一定可以上溯到大约1884年，但似乎直到1917年弗洛伊德才在这个演讲中提到此事。很可能这是由于他读了斯泰克尔这本书后受到了触动，而于1908年引发了这个新理论的出处。此后，这个理论从未被放弃。在他关于爱情心理学的第一篇论文（1910h，标准版，第11卷，第173页）中，他特别强调了此事。虽然这是在1910年才发表的，但据我们所知，其要旨是1909年5月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成立之前提出的；同年11月学会的会议记录中（引自琼斯，1955，第494页）就曾报道，弗洛伊德曾指出，儿童是在出生活动本身中开始体验其焦虑的。

1917年的演讲之后，这个主题沉寂了数年，直到《自我与本我》（1923b）的倒数第三段末尾才突然重新出现。在那里弗洛伊德把出生说成是“第一次巨大的焦虑状态”。这使我们想起了兰克《出生的创伤》一书的出版时间。弗洛伊德的这句话和兰克的那本书之间的年代关系还不完全清楚。《自我与本我》出版于1923年4月。兰克那本书的扉页上写的日期是“1924年”；但在最后一页上写有这样的字“写于1923年4月”，而且献辞上写着，这本书是1923年5月6日（这是弗洛伊德的生日）送给弗洛伊德的。虽然厄内斯特·琼斯（1957年，第60页）特别指出，弗洛伊德在这本书于1923年12月发表之前未曾读过它，但是，他早在1922年9月就意识到了兰克观点的一般思路（同上第61页）。这无疑足以说明在《自我与本我》中涉及到出生这个问题的起因。

兰克的书绝没有采纳弗洛伊德对焦虑采取的形式所做的解释。他论证说，以后所有焦虑的发作都是企图“发泄”（abreacting）出生的创伤。他沿着类似的思路来说明所有的神经症，顺便废弃了俄狄浦斯情结，并基于出生创伤的克服提出一种改革了的治疗技术。从弗洛伊德发表该书的参考文献来看，他最初似乎是赞同兰克的。2595但是，目前这本书却表明，他对兰克观点最终持有完全反对的态度。正是他对兰克观点的这一拒绝，激励他去重新考虑他自己的观点。《抑制、症状与焦虑》便是这种考虑的结果。

第一章

在描述病理现象时，语言学的用法使我们能把症状（symptom）和抑制（inhibition）区分开，但又不过分强调这种区分。确实，要不是因为我们在所遇到的疾病中观察到的是抑制而不是症状的表现、并很想知道个中原因的话，我们很难设想有必要对两者做出明确的区分。

这两个概念并不处在同一水平。抑制与功能（function）有特殊的联系。它不一定有病理学的含义。人们完全可以把对某种功能的正常限制称为对它的抑制；另一方面，症状实际上指的是某种病理过程的表现。因此，抑制也可以是一种症状。所以，当仅仅出现功能的降低时，根据语言学的用法，人们便使用抑制这个词，当某种功能经历了某种不同寻常的变化，或者当某种新的现象由此而产生时，便使用症状一词。我们是强调病理过程的积极方面、并称其后果为症状，还是强调其消极方面、并称其后果为抑制，在很多情况下，这似乎是一件相当任意的事。但是，所有这一切确实没有什么意思，我们所说明的这个问题也不会使我们走得太远。

既然抑制这个概念与功能概念如此紧密地联系着，那么，考察一下自我的各种功能，以便发现这些功能的任何障碍在每一种不同的神经症疾病中可以想见的形式，这可能是很有帮助的。我们不妨以性功能以及饮食功能、运动功能和职业功能为例，来进行一下这种比较研究。

（一）性功能（sexual function）易于引起许多的障碍。大多数障碍表现出简洁的抑制性特点，可归入心理性无能（psychical impotence）一类。性功能的正常活动只能表现为某种非常复杂的活动过程的结果，其障碍可以在其中任何时候出现。男人身上出现抑制的主要阶段表现为：在这个过程的开始阶段是力比多的转移（心理上的不快乐）；没有为此做好生理准备（勃起不足）；性活动的简略（早泄），它的产生同样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种症状；性活动在达到其自然结局之前便受到阻止（不射精）；或者不出现生理后果（器官快感缺乏）。其他障碍产生于依赖特殊条件（如性倒错或恋物癖）的性功能。

抑制与焦虑之间存在联系是显而易见的。有些抑制显然代表某种功能的放弃，因为其活动会引发焦虑。许多女人公然声称害怕性功能。我们把这类焦虑划归为癔症，就像我们对厌恶的防御症状所做的那样。它最初是作为对体验到一种消极的性活动的反应，后来则表现为每当这种活动的观念一出现，就产生这种反应。此外，许多强迫性活动结果却是针对性经验的一些预防和安全措施，因而具有恐怖症特征。

这还是说得不够明白。我们只能注意到，引发性功能障碍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1）力比多完全可以转移（这似乎最容易产生在我们看来完全是属于抑制的东西）；（2）力比多功能可能没有很好地施行；（3）力比多可能会通过具备与此相关的条件而受到阻碍，或者通过转向其他目的而发生变化；（4）力比多有可能被安全措施所阻止；（5）如果力比多的产生未受到阻止，便有可能通过产生焦虑而立即受到阻碍；（6）如果力比多仍然得到了施行，那么，随后有可能产生一种抵御它的反应，试图挽回已经做过的事。

（二）营养的功能最能经常地受到厌食的阻碍，这是由于力比多的退缩所导致的。饮食欲望的增加也不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强迫饮食是由于害怕饥饿；但这是一个很少研究过的主题。我们认为呕吐的症状是对饮食的一种癔症性的防御。由于焦虑而拒绝饮食，这是伴随精神病状态而产生的一种情况（中毒性幻觉）。

（三）在某种神经症情况下，运动往往受不愿意走路或走路时虚弱无力感的抑制。在癔症中有一种运动器官的瘫痪，或者说有一种特殊的器官功能将被消解（步行不能）。其独有的特点是，由于引进了某些规定而使运动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不遵守这些规定就会引起焦虑（恐怖症）。

（四）工作中的抑制——我们经常在自己的治疗工作中把它作为一种孤立的症状来对待——患者感到他在工作中缺乏乐趣，或者变得不能做好工作；或者，如果他被迫继续工作的话，他就会产生某些不良反应，如疲倦、眩晕或生病等。如果他是一个癔症患者，那么，由于器质性或功能性的瘫痪使他无法继续工作，他将不得不放弃工作。如果他是一个强迫性神经症患者，他将永远不能专心于他的工作，或者说，他将通过延误和一再重复而把时间消耗在工作上。

我们的考察也可以扩展到其他功能；但是，即使这样做也不会学到更多的东西。因为我们不会透视到展示于我们面前的这些现象的表面之下。因此，我们不妨以这种方式描述一下抑制，以便对于它的意思是什么几乎不留下疑问，并且说，抑制是限制某种自我功能的表现。这种限制本身可能源于非常不同的原因。我们都非常熟悉这种功能的限制所包含的某些机制，类似于支配它的某种一般的目的。

这种目的在那些特殊的抑制中可以较容易地识别出来。分析表明，当弹钢琴、写字或者走路之类的活动属于神经症抑制时，这是因为发挥作用的身体器官——手指或腿——已变得过分强烈地性欲化了。人们业已发现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如果某种器官的性意义增加，该器官的自我功能便会减少。如果允许我使用一个相当荒唐的类比，那么，可以说，其行为就像是一个拒绝继续做饭的女仆，因为他的主人已开始了与她谈情说爱。只要设想到写字（它使钢笔水从笔管中流出，流到一张白纸上）有交媾的意思，或者设想到走路乃是踏在大地母亲的身体之上的一种象征性的替代，那么，写字和走路就会发生中止，因为它们代表的是一种被禁止的性活动的表现。自我往往放弃这些位于其领域之内的功能，以防止采取新的压抑措施——以避免和本我发生冲突。

显然，还有一些抑制是服务于自我惩罚的目的。这种情况常常出现在职业活动的抑制中。人们不允许自我从事那些活动，因为这些活动会带来成功和收获，而这些事是严肃的超我禁止人们去做的事情。因此，自我便把它们也放弃了，以避免与超我发生冲突。

自我的更一般化的抑制则服从一种不同的简单机制。当自我被卷入到某种特别困难的心理任务中时，就像在哀悼、在有某种可怕的情感压制、在持续不停的性幻想的洪流不得不被控制住时所发生的那样，自我就会失去许多受其控制的能量，进而不得不立刻在许多方面削减其消耗。若处在投机商的情况下，他的钱已经和他的许多事业联系在一起了。我遇到过这种尽管是短命的、但却是强烈的一般化抑制的一个有指导意义的例子。一个强迫性神经症患者，过去经常出现一种瘫痪性疲劳，每当有某件明显使他发怒的事情出现时，这种病就会持续一天或数天。在这里我们有一种看法，由此就应该能够了解到一般抑制情况的特点，即抑郁状态，包括这些状态的最严重形式——抑郁症。

因此，就抑制而言，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认为，抑制是自我功能的限制，它既作为一种预防措施而强行实施，亦可以作为能量枯竭的结果而产生；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发现，抑制在哪些方面不同于症状，因为症状不可能再被描述为发生在自我内部或施加到自我身上的一种过程了。

第二章

症状形成（symptom-formation）的主要特点早就得到了研究，并且，我希望它已经不容争辩地被确定下来了。2596症状是一种已经束之高阁的本能满足的标记和一种替代物；它是压抑过程的一种结果。当自我——也可能是在超我的命令下——拒绝与本我产生的某种本能贯注建立联系时，压抑便从自我中产生。自我能够借助于压抑而保持这个观念，这个观念是那种不能成为意识的、应受指责的冲动的工具。分析表明，这种观念常常作为一种潜意识的形成而继续存在着。

迄今为止似乎一切都已经清楚了，但是我们很快便发现了一些尚未解决的难题。直到现在我们对压抑中所发生的事情的说明，都非常强调这个排除在意识之外的观点。2597但这却使其他观点无法明确下来。所引发的一个问题是，在本我中被激活的并且寻求得到满足的本能冲动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回答并不是直截了当的。正是由于压抑过程，才使期待由满足带来的快乐被转变成了不快乐。但是，由此我们便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本能的满足怎么能够产生不快乐呢？我认为，如果我们致力于明确的说明，由于压抑的结果，本我中有目的的兴奋过程根本没有出现，那么，全部的事情就弄清楚了；自我成功地使之受到抑制或发生了转向。如果情况是这样的，处在压抑之下的“情感转换”问题也就消失不见了。2598同时，这种观点意味着本我对自我的一种让步，结果使得自我可以对本我中的过程施加一种非常广泛的影响。我们将不得不找出自我以什么方式才能形成这种令人惊讶的力量。

在我看来，自我是凭借它和知觉系统的密切联系而获得这种影响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种联系构成了其本质，并且为自我与本我的区别提供了基础。我们称之为知觉意识（Pcpt.-Cs.）的这个系统的功能是和意识现象结合在一起的。2599它不仅从外部而且从内部获得兴奋，并且力图借助于从这些方面获得的快感和不快感，即根据快乐原则来指导心理事件的过程。我们很容易认为，自我是无力抵御本我的；但是，当自我与本我中的本能过程相对立时，为了借助于那个几乎全知全能的机构，即快乐原则，来获得其对象，它只好发出一种“不快乐的信号”。2600为了暂时说明一下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引用另一个领域的例子。我们不妨设想，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小宗派反对某项业已提出的措施，虽然这个措施的条文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但这个占少数的宗派却控制着新闻出版业，并依靠它的帮助来操纵那个伟大的仲裁者，即“舆论”，从而成功地阻止这项措施通过。

但是，这种解释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被用来发出不快乐信号的能量来自何处呢？在这里有一个观点可以帮助我们，针对某种不受欢迎的内部过程的防御将以针对外部刺激的防御为榜样，自我沿着同样的路线避开内外部的危险。在外部危险的情况下，有机体求助于逃避的企图。它所要做的首要的事情是把贯注从危险对象的知觉中撤出来；后来它发现，进行这种肌肉运动，将会使对危险对象的知觉即使在不拒绝觉察它的情况下也不可能觉察到，这倒是一个更好的计算——就是说，把自己从危险区域转移出来是一个更好的计算。压抑等同于这种逃避的企图。自我把它的（前意识的）贯注从即将受到压抑的本能代表2601那里撤下来，并且把该贯注用于释放不快乐（焦虑）这个目的。焦虑是怎样随着压抑而产生的？这个问题可能并不那么简单；但是，我们可以合理地坚持这种观点，即自我是焦虑的实际所在地，并且放弃我们早期的观点，即被压抑冲动的贯注的实际所在地，并且放弃我们早期的观点，即被压抑冲动的贯注能量是自动转换成焦虑的。如果我早先是在后者的意义上表达我的看法，那么，我就是在进行一种现象学的描述，而不是对所发生的事情做一种心理玄学的说明。

这便给我们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既然根据我们的假设，不快乐和焦虑只能由于贯注的增加而产生，那么，仅仅是一个撤出和释放的过程，例如前意识自我贯注的撤出，又怎么能够产生不快乐或焦虑呢？回答是，这个因果序列不应该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解释。焦虑不是在压抑中新创造出来的；它是根据一种已经存在的记忆意象而重新产生的一种情感状态。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这种焦虑的起源——以及情感的一般起源——我们将离开纯心理学领域而进入生理学领域。情感状态在心灵中作为原始创伤经验的沉淀物而被结合起来，并且，当类似的情况出现时，这些经验作为记忆的符号而得到复活。2602我并不认为我把它们比作更近期的、个体获得的癔症发作（hysterical attack），并把它们视为其正常原型是错误的。2603在人和高等动物中，出生的活动作为个体最初的焦虑体验，赋予焦虑感某种特殊的表现形式。但是，尽管承认这种联系，我们也一定不要过分强调它。但也不要忽略这个事实，生物学的必要性要求，某种危险情境应该具有情感象征，以便使这种象征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被创造出来。另外，我并不认为我们的下述假设是公正合理的：每当焦虑爆发时，像出生情境的重现这类事情就会在心灵中产生。我们甚至还不能确定，尽管癔症发作最初是这种创伤的再现，但它们是否永久保持该特点呢？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指出的，我们在治疗工作中不得不处理的大多数压抑都是后压力（after-pressure）的情况。2604这些地方都预先假定这种更早期的、原始压抑的活动，认为它们对较近期的情境有某种吸引力。对于压抑的背景和初始阶段我们还几乎一无所知。有一种过高估计超我在压抑中所起作用的危险。我们目前还不能说，是否由于超我的出现，才在原始压抑和后压力之间画了一道分界线。不管怎么说，焦虑最早期的爆发是非常紧张的，是在超我分化出来之前出现的。很有可能，直接促使原始压抑产生的原因是一些量的因素，如过度的兴奋和抵挡刺激的保护罩的破裂。2605

提到这种保护罩向我们发出警报，提醒我们压抑是在两种不同情境下出现的——即，当某种不需要的本能冲动被某种外部知觉唤起，以及当没有任何这种刺激时它在内部产生时。我们将在后面再谈这种差异。但是，只有在涉及到外部刺激而不是内部本能需要时，这层保护罩才能存在。

只要我们把注意力指向自我的逃避企图，我们就不可能更接近症状形成这个主题。症状产生于压抑发生有害影响时的某种本能冲动。如果自我通过利用不快乐的信号，获得了全面压抑本能冲动的对象，那么，我们将无法得知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只能从必须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把压抑描述为失败的那些情况中找出有关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情况一般说来就会是，尽管有压抑，本能冲动仍然找到了某种替代；但这种替代经过了大量还原、移置和抑制，不再被视为一种满足。而当这种替代的冲动得以实施时，就不会有快感；相反，对它的实施具有某种强迫的性质。

当把某种满足过程降低为症状时，压抑便进一步发挥其作用。如果有可能，这种替代过程就会通过运动而被阻止得到释放；即便能做到这一点，这个过程也不得不把精力放在使主体自己的身体发生变化上，而不允许接触外部世界，绝对不允许把它转化为行动。因为我们知道，在压抑中自我是在外部现实的影响下活动的，因而它阻止替代过程对现实产生任何影响。

就像自我控制着向外部世界采取行动的道路一样，它也控制着通往意识的通路。在压抑中它发挥着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制约着本能冲动本身；另一方面制约着该冲动的（心理）代表。在这一点上人们会中肯地询问，怎样才能把对自我力量的这种认识同我在《自我与本我》中对其地位所做的描述结合起来呢？在那本书里，对于自我和本我及超我的依赖关系，我绘了一张图，并揭示了在涉及到这两个方面时对它是怎样无力而又忧惧，以及它以多么大的努力试图保持它对这两者的优越性。2606这个观点在精神分析文献中得到了广泛的响应。许多作者都非常强调自我在同本我的关系中十分虚弱，我们的理性成分在面对我们内部的这些恶魔般的力量时也十分虚弱；他们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倾向，要把我所说的话变成精神分析世界观（Weltanschauung）的一个基石。但是，精神分析学家具有关于压抑在所有的人们身上发挥作用之方式的知识。从这些知识出发，他们将不会采纳这种极端而又片面的观点。

我必须承认我一点儿也不偏爱这种杜撰的世界观。2607不妨将这些活动留给那些哲学家们，他们公开宣称若没有那种导游手册向他们提供关于每一个主体的信息，他们就不可能进行其人生的旅游。让我们谦卑地接受这种轻蔑吧！这些哲学家处在有其优势需要的优越地位，自然有理由怀着这种轻蔑而看不起我们。但是，既然我们还不能放弃我们自恋的傲慢，我们便可从下述反思中获得安慰。反思告诉我们，这种“生活手册”很快就会过时，而且正是我们这种短视的、狭隘的和过分讲究细节的研究迫使它们再以新的版本出现，即使是其中最新式的东西也不过是试图为古老、有用和完全充分的教会教义回答手册找到一个替代物。我们完全清楚，迄今为止科学对我们周围的问题所做的说明有多么微不足道。但是，无论哲学家们花费多大力气，他们也不能改变这种情境。只有病人，通过坚持不懈的研究，使一切都附属于某种确定性的要求，才能逐渐导致某种改变。不觉天黑了仍在赶路的旅行者可能会在黑暗中唱着歌，否认他自己害怕；但尽管如此，除了他鼻子底下的方寸之地外，他再也看不到前面更远的路了。

第三章

让我们再回到自我问题上来。2608这种明显的矛盾状态归咎于我们做了过分严格的抽象，归因于我们对于事实上非常复杂的事态，时而把注意力转向这边，时而把注意力转向那边。我认为，我们把自我同本我区别开来是合理的，因为对于采取这种步骤的必要性我们有一些考虑。另一方面，自我和本我是同一的，而且自我只不过是本我中特别分离出来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认为这一部分本身和整体截然不同，或者在两者之间出现了真正的分裂，那么，自我的弱点就变得清楚了。但是，如果自我保持着与本我的联系，且不能与之分离，那么，它就会表现出它的力量。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如此。在许多情况下两者是结合的；当它们之间出现紧张或冲突时，一般说来我们能够把它们区别开来。在压抑中带有决定性的事实是，自我是一个组织机构而本我则不是。确实，自我是本我组织上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把本我和自我描述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并假设，当自我试图借压抑来压制本我的一部分时，那么，本我的其余部分就会来援救处于危险中的部分，并且同自我较量，那我们就大错而特错了。这可能就是常常发生的情况，但肯定不是压抑中所发生的最初情境。一般说来，受到压抑的本能冲动是孤立的。虽然压抑的行动表现了自我的力量，尤其是它揭示了自我的无力、本我的各种不同的本能冲动怎样不受影响，但对于由于压抑作用而转变成为症状的心理过程来说，现在却保留在自我的组织之外，并且独立于它。我们确实可以说，不是这个过程本身，而是它的所有派生物都享有这种治外法权般的同样的优惠；每当它们与自我组织的一部分建立起联想性的联系时，根本无法确定，它们将不会把那一部分拉到它们跟前，并且以牺牲自我来扩展它们自己。我们早就熟悉的一种类比是把症状比作一种异物，它持续不断地在它所置身的组织中发出刺激和反应。2609有时候则发生这种情况，针对某种不受欢迎的本能冲动而进行的防御斗争，会随着症状的形成而结束。就我们所见，这种情况在癔症转化中最为常见。但通常，后果是不同的。最初的压抑行动之后紧跟着便是一连串令人厌烦的、没完没了的事，针对本能冲动的斗争延续为针对症状的斗争。

在这场次要的防御斗争中，自我以矛盾的表达方式表现出两面性。它所采纳的一条行为路线起源于这一事实，其本性强迫它确定必须把什么视为企图恢复或企图调解。自我是一种组织。它建立的基础是保持自由交往，使所有成分之间有可能进行相互影响。使其失去性能力的能量仍然表现出它起源于冲动的痕迹，这种冲动要求结合在一起并成为一个统一体。随着自我力量的增长，这种结合的要求在比例上变得愈益强烈。因此，自我通过使用各种可能的方法以某种方式把它们结合到自己身上，并且借助于这些结合把它们合并到其组织之中，竭力防止症状分离出来成为不相容的东西。我们知道，这种倾向在形成某种症状的活动中已经起作用了。这方面的一个经典的实例是那些癔症症状，它们已经表现为在满足的需要和惩罚的需要之问达成的一种妥协。2610这种症状从一开始便参与到自我中，因为它们满足的是超我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们又代表着被压抑的东西所占据的地位和由此而引起的侵入到自我组织中去的观点。它们是一种有混合驻军的边防站2611（无论这些最初的癔症症状在这些方面是否是建设性的，都值得我们非常仔细地加以考察）。现在自我的行为表现说明，它仿佛认识到症状已经存在了，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尽力地接受这种情境，并尽可能地从中得到好处。它对症状进行适应——对与它不相容的内部世界的这个方面进行适应——就像它在正常情况下对真实的外部世界所做的那样，它总可以发现许多这样做的机会。症状的存在可以对能量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而且可利用症状来满足超我的某种要求，或者拒绝外部世界提出的某种要求。症状逐渐以这种方式成为一些重要利益的代表；我们发现，提出自身（self）这个概念是很有用的，它越来越密切地同自我相结合，越来越成为自我必不可少的东西。围绕着一个异物进行“治愈”的身体过程，所遵循的竟是这样一种过程，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夸大对症状进行这种次要适应的重要性，以及认为自我只是为了获得好处才创造了症状，其结果都是很危险的。这样做，无异于是在说，一个在战争中腿受伤的人索性把腿弄掉，这样他就可以靠抚恤金生活，而不必做任何更多的工作。

在强迫性神经症和妄想狂中，症状所依托的形式变得对自我非常有价值。因为症状为此而获得的将不是某些好处，而是一种自恋的满足，否则连这种满足也得不到。通过使他感到他比其他人好，因为他特别爱清洁或者特别认真，强迫性神经症患者所建构的体系便以此来奉承他的自身之爱。妄想狂患者的妄想建构给其敏锐的知觉力量和想象力量提供了一个他不可能轻易地在其他地方找到的领域。

所有这一切便导致了我们所熟悉的患了一次神经症之后的“（继发性）疾病获益”2612（[secondary]gain from illness）。这种收获可以帮助自我尽力把症状结合进来，并增加症状的稳固性。当分析者以后试图帮助自我同症状做斗争时，他会发现自我与症状之间这些调解性的结果是在抵抗方面发挥作用的，而且它们的结合是不容易松动的。

自我针对症状所采纳的这两条行为路线实际上是直接对立的。另一条路线在性质上是不太友好的，因为它继续进行压抑。但是，看起来我们不能谴责自我是不一致的。作为一种和平的倾向，它愿意把症状结合起来，使症状成为它自己的一部分。麻烦就来自症状本身。因为症状作为被压抑冲动的真正替代物和派生物，承担着被压抑冲动的角色；它持续不断地更新它想要获得的满足，因而又反过来强迫自我发出不愉快的信号，并使自己处于防御姿态。

针对症状进行的次要防御斗争所采取的形式是多样的。它在不同的领域进行斗争，并且利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们不可能对此说得太多，除非我们探讨了症状形成的各种不同的例子。而当这样做时，我们将有机会探讨焦虑的问题——这是一个早就在背景中隐隐约约地出现过的问题。最明智的计划是从癔症性神经症所引起的症状开始。因为我们还没开始考虑这些情况，强迫性神经症、妄想狂和其他神经症的症状就是在这些情况下形成的。

第四章

让我们先从一个患癔病性动物恐怖症的幼儿开始说起吧——例如“小汉斯”的病例（1909b），他对马的恐惧在其所有主要的特征中无疑是很典型的。变得比较明显的首要的事情是，在神经症的具体病例中，只要我们处理的是抽象作用（abstraction），那么，事态就比我们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需要花费一点时间去发现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并确定这种被压抑的冲动是什么，它发现了什么样的替代性症状以及寻求这种压抑的动机来自何处。

“小汉斯”拒绝走到大街上去，因为他害怕马。这就是这一病例的原材料。它的哪一部分构成了这种症状？这种恐惧是他本身固有的吗？这是他为其恐惧所做的对象选择吗？这是他要放弃其活动自由吗？或者说这只是这些情况的多种结合吗？他所放弃的满足是什么？以及他为什么必须放弃？

乍看起来，人们会倾向于认为，这种病例并不那么含糊不清。“小汉斯”对马的无法解释的恐惧是症状，他不能走到大街上去是一种抑制，是他的自我对自己施加的一种限制，以便不致于引起焦虑症状。第二种看法显然是正确的。在随后所进行的讨论中，我将不再关注这种抑制。但是，就我们所提到的这种症状而言，表面上熟悉这种病例并不能对此做出真实的阐述。因为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他所遭受的痛苦不是对马的一种模糊的恐惧，而是一种明确的恐惧心理，即马要吃掉他。2613确实，这个观念正力图从意识中撤出来，用一种不明确的恐惧症取而代之，其中只有焦虑及其对象仍然会出现。或许正是这种观念才是其症状的核心吧！

只有当我们对这个小男孩的心理情境做了全面的考察，并在分析治疗过程中对此做了阐明，我们的研究才会取得进展。当时他正对其父亲持一种妒忌和敌意的俄狄浦斯态度，但是，他又深切地爱他的父亲——除非在他的母亲是导致疏远的原因时例外。这样我们便从中发现了一种由于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而导致的冲突：指向同一个人的有充分根据的爱和同样合理的恨。“小汉斯”的恐怖症必定是想要解决这种冲突。这种由于矛盾心理而引发的冲突是很常见的，而且它们可能具有另一种典型的结果，在这两种相冲突的感受中（通常是情感的感受），有一种得到极大的加强，另一种则消失不见了。得到一定程度夸张的并具有强迫性的情感与下述事实是相违背的：它并不是一种唯一地表现出来的情感，而是时刻警惕着要使相反的感受受到压制，使我们能够假设有一个过程在起作用，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借助于（自我中的）反向作用（reaction-formation）而进行压抑的过程。像“小汉斯”这样的病例并没有表现出这种反向作用的痕迹。由于矛盾心理而引起的冲突显然具有各种不同的出路。

同时，我们还能明确地提出另一种观点：“小汉斯”身上受到压抑的本能冲动是针对其父亲的一种敌对的冲动。这方面的证据是在对他的分析中获得的，而关于咬人的马的观念是随后发现的。他曾经看见一匹马摔倒，他也曾看见一个游戏伙伴从马上摔下来受了伤，当时他正和伙伴一起骑在马上玩耍。2614分析得出了合理的推论，他有一种愿望冲动，希望他的父亲像他的游戏伙伴和马那样摔倒受伤。另外，他对有人会在某种情况下离去所持的态度2615，可能表明他毫不犹豫地表达了他希望父亲靠边站的愿望。但是，这种愿望相当于想亲自把他的父亲推到一旁的想法——就是说，相当于俄狄浦斯情结的杀人冲动。

迄今为止，在“小汉斯”被压抑的本能冲动和我们猜想可以在他的马恐怖症中发现的这一冲动的替代物之间似乎并没有联系。我们不妨把幼儿期因素和矛盾心理放到一边，从而简化一下他的心理情境。我们不妨设想他是一个年轻的仆人，他和这一家的女主人相爱了，而且收到了她的一些爱的纪念品。他恨他的男主人，这个男主人比他强而有力，他很想把他赶到一边去。因此，他害怕男主人报复他，并对他产生了恐惧——就像“小汉斯”形成了对马的恐惧一样——这是非常自然的。所以，我们不能把属于这种恐怖症的恐惧描述为症状。如果“小汉斯”爱上了他的母亲，并且表现出对其父亲的恐惧，那么，我们就没有权利说他有神经症或恐惧症。他的情绪反应可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使之成为神经症的只是一件事情：用一匹马来取代他的父亲。因此，正是这种移置作用才有被称为症状的要求，顺便说一句，正是这种移置作用才构成了可以选择的机制，使由于矛盾心理而引发的冲突得到解决，而无须反向作用的帮助[参见前面第102页]。这种移置作用是在“小汉斯”年龄很小的时候形成或受到促进的，因而天生就有的图腾思想的痕迹仍然可以很轻易地得到复活。儿童还没有认识到，或者不管怎么说，还不能如此夸张地强调把人类同动物世界分离开来的鸿沟。2616在他们眼里，大人是他们既恐惧又敬佩的对象，仍然属于和大动物同样的范畴，他们和大动物都有那么多令人妒忌的属性，但儿童却被警告要防备这种大动物，因为它会变得很危险。我们发现，由于矛盾心理而引发的冲突并不是针对同一个人进行的：可以说是智取来的，即把两个相冲突的冲动中的一个指向另一个作为替代对象的人。

至此一切都已清楚了。但是，对“小汉斯”的恐怖症的分析在某一方面却是完全令人失望的。构成症状形成的歪曲在心理上并不代表受到压抑的（观念内容的）本能冲动；它代表一个非常不同的方面，只相当于对令人不快的本能做出的一种反应。如果“小汉斯”形成的不是对马的恐惧，而是倾向于虐待它们和打它们，或者如果他以明确的话语表达了一种想要看到它们倒下或者受到伤害、甚至因惊厥而死（“把马蹄并成一排”）2617的愿望，那么这就和我们的预期一致了。其实在对他的分析中确实出现了这种事，但这根本没有处在他的神经症的显要位置。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如果他真的不是对他的父亲而是对马产生了这种敌意，作为他的主要症状，我们就不应该说他患有神经症。不论我们对压抑的看法，还是我们对症状的定义，肯定有某种错误的东西。当然，有一件事立刻使我们感到震惊：如果“小汉斯”真的对马采取那种行为，这就意味着，压抑丝毫也没有改变他那令人不愉快的、攻击性的本能冲动，而只是改变了它所指向的对象。

毫无疑问，在有些情况下，这就是压抑所能做的一切。但是，在形成“小汉斯”的恐怖症时所发生的远不止这些——从另一次分析的一部分中还能猜到多少东西呢。

我们知道，“小汉斯”声称，他所害怕的是马会咬他。现在，即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能够了解到对于另一种动物的恐怖症的起源的情况了。在这个例子中所害怕的动物是狼。它也具有替代父亲的意义。这个病人在他还是个孩子时——这是个俄罗斯人，我是在他二十多岁时才对他进行分析的——曾做过一个梦（其含义是在分析中揭示出来的），此后不久便形成了一种害怕被狼吞食的恐惧，就像神话中的七只小山羊那样。2618在“小汉斯”的病例中，他的父亲经常骑在马上逗他玩2619，这个确定的事实无疑决定了他把马选作他的焦虑动物。同样，至少是很有可能，我的这位俄国病人的父亲在同他一起玩耍时，经常装成是一只狼，开玩笑地威胁要把他吞食掉。2620此后我又碰到了第三个例子。病人是个年轻的美国人，他来找我进行精神分析。确实，他并没有形成一种动物恐怖症，但正是由于这种空缺，他的病例才有助于说明另外两个病例。他还是个孩子时曾被一个儿童幻想故事引发了性兴奋。有人给他大声朗读这个故事：有一个阿拉伯小偷追赶一个“卖姜饼的”人2621，想要吃掉他。这个美国人把自己与这个可能被吃掉的人相认同，而把那个阿拉伯小偷很容易地当作父亲的替代物。这便为他的自淫幻想（auto-erotic phantasies）奠定了最早期的基础。

被父亲吞食的观念是一个典型且古老的童年期材料。在神话学中有我们所熟悉的类似的情况（例如关于克罗诺斯的神话），在动物王国里也有类似的事。尽管有这样的证据，但由于这个观念对我们来说是如此不熟悉，我们仍很难相信它会在一个小孩子身上存在。我们既不知道这是否真的意味着它想要说的话，也无法理解这怎么能成为恐怖症的主题。分析观察提供必要的信息。这表明，被父亲吞食的观念以某种经历退行衰减的形式，表达了一种希望在生殖器之爱的意义上得到他的爱的消极而又温柔的冲动。对这个病例史2622的进一步研究无疑为这种解释留下了更改的余地。确实，当生殖器冲动用属于接替的转换阶段的语言表达出来时，这个阶段介于力比多的口腔组织和施虐癖组织之间，它决不会表现出具有温柔目的的迹象。另外，究竟它只不过是一个用退行的表达方式来取代（心理）代表的问题呢，还是一个在本我中指向生殖器冲动的真正的退行衰减的问题呢？这可是一点也不容易确定的。那个俄罗斯“狼人”的病例史非常明确地支持第二种更严格的观点，因为从那个决定性的梦开始，这个小男孩变得淘气、惹人烦，并有施虐倾向，不久以后便形成了一种有规律的强迫性神经症。不管怎么说，我们能够看到，压抑并不是自我能够用来服务于防御的目的、以抵御不受欢迎的本能—冲动的唯一手段。如果它成功地进行了本能退行，那么，这实际上比压抑它造成的伤害更大。确实，有时候在强迫一种本能以这种方式退行之后，它会继续压抑这种本能。

关于“狼人”的病例和“小汉斯”的那个不太复杂的病例引发了许多进一步的思考。然而，我们已经得出了两个未曾预料的发现。在这两种恐怖症中被压抑的本能冲动是针对父亲的一种敌意的冲动，这可能是毫无疑问的。“人们也许会说，那种冲动被转换成其对立面的过程压抑了。2623病人不会对他的父亲发动攻击，倒有可能父亲（以报复的形式）向病人发动攻击。既然这种攻击性在任何情况下都植根于力比多的施虐阶段，因此需要有一定量的衰减才能把它还原到口欲阶段。这个阶段虽然在“小汉斯”害怕被咬的恐惧中只是一种暗示，而在“狼人”害怕被吞食的恐惧中则明确表现出来。然而，除此之外，分析还表明，肯定还有另一种和屈从于压抑的性质相反的本能冲动。这是一种指向父亲的温柔而又消极的冲动，已经到达了力比多组织的性器欲阶段。就压抑过程的最终结果而言，这种冲动似乎确实是两者当中更重要的。它经历了更深远的退行，并对恐怖症的内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追究某一种单一的本能压抑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两个过程有一种趋同现象。这两种本能冲动已被压抑所制服——对父亲的施虐攻击和对他的一种温柔消极的态度——形成了一对对立面。另外，对“小汉斯”病例的全面考察表明，其恐怖症的形成也具有放弃他对其母亲充满感情的对象贯注的作用，尽管他的恐怖症的实际内容并没有表现出这种迹象。压抑过程攻击的几乎是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所有成分——他对其父亲的敌意而又温暖的冲动和他对其母亲的温情冲动。在我那位俄罗斯病人身上，这种事态不太明显。

考虑到我们的目的只是想研究由于压抑而导致的症状形成的简单病例，出于这一目的也只选择了最早期的以及显然是最清楚明白的童年期神经症，因此，上述这些说明把事情弄得不受欢迎且复杂化了。我们已经发现不只存在一种压抑，而是有许多压抑，还包括退行。或许我们对这两个动物恐怖症的病例的探讨——即“小汉斯”和“狼人”——增加了这种混乱，仿佛它们的性质相同似的。事实上，它们之间也表现出一些差异。只是针对“小汉斯”的病例，我们才可以明确地说，他的恐怖症所要应对的是俄狄浦斯情结的两种主要的冲动——他对其父亲的攻击和他对其母亲的过分喜爱。对他的父亲毫无疑问也有一种温柔的情感，这种情感在压抑相反的情感中起着作用。但是，我们既不能证明它强烈到足以把压抑施加给自己，也不能证明它以后便消失了。其实，“汉斯”似乎是一个具有所谓“积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正常男孩。很可能我们没有发现的那些因素实际上在他身上起作用了，我们却无法证明存在。即使是最详尽无疑的分析也是如此，在数据上亦有漏洞，也不足为证。在那个俄罗斯人的病例中这种不足俯拾皆是。他对女性对象的态度曾受到一次早期诱奸2624的干扰，因此他那消极的、女性的方面便强烈地发展起来。对其狼梦的分析几乎没有发现对其父亲的有意攻击，但却提供了明确无误的证据，表明压抑所制服的是他对其父亲的消极温情态度。在他的病例中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但这些因素却没有得到证明。尽管这两个病例有这些差异，几乎形成了对立，但最终的后果——恐怖症——怎么可能会大体相似呢？答案必须从另一个角度去找。我认为这可能在第二个事实中找到，这个事实是在我们比较简略的考察中出现的。在我看来，在这两个病例中我们可以检测到行使压抑的动机力量是什么，能从这两个孩子最后所遵循的发展路线证明我们对其性质的看法。这个动机力量在两者当中是相同的。这便是对即将发生的阉割（castration）的恐惧。由于害怕被阉割，“小汉斯”放弃了对其父亲的攻击。他对一匹马会咬他所产生的恐惧能够毫不费力地提供这种恐惧的全部意义，即马会咬掉他的生殖器，会阉割他。但是，也正是从害怕被阉割的恐惧中，这个俄罗斯小男孩才把他希望得到其父亲的爱的愿望撤下来，因为他认为，这种关系预示着要牺牲他的生殖器——这是一个使他与女性区别开来的器官。我们发现，俄狄浦斯情结的这两种形式，正常而积极的形式及其相反形式，往往通过阉割情结而遭到不幸。那个俄罗斯小男孩害怕被狼吞食的焦虑观念确实不包含阉割的暗示，因为它所经历的口欲期退行使之过分远离性器欲阶段。但是，对他的梦进行分析便使更多的证据成为多余的了。他的恐怖症得以表述的形式不再包含对阉割的任何提示，这是压抑取得的胜利。

因此，我们便获得了出乎意料的发现：在这两个病人身上，压抑的动机力量出于对阉割的恐惧。包含在他们的焦虑中的观念——被马咬和被狼吞食——是对其父亲阉割这一观念的歪曲替代。这是一种受到了压抑的观念。在俄罗斯小男孩身上，这个观念表达了一种面对其男性反抗时不继续存在的愿望；在“小汉斯”身上则表达了他的一种使其攻击性转变成其对立面的反应。但是，作为恐怖症实质的焦虑情感不是来自压抑过程，亦不是来自被压抑冲动的力比多贯注，而是来自行使压抑的机构本身。属于动物恐怖症的焦虑是一种未经转换的对阉割的恐惧。所以，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恐惧2625，是对实际上即将发生的或者被判断为真实的危险的恐惧。它是产生压抑的焦虑，而不是像我以前所相信的那样是产生焦虑的压抑。

我已在许多情况下主张，在压抑中，本能的代表是被歪曲的、被移置的等等，而属于本能冲动的力比多则被转换成焦虑。2626对于这个事实，否认是没有用的，尽管回忆这个事实并不令人愉快。但是现在对恐怖症的考察，本来应该最好地提供肯定的证据，结果却未能证实我的主张，反而与之直接相矛盾。在动物恐怖症中所感受到的焦虑是自我对阉割的恐惧；而在广场恐怖症（agoraphobia）中所感觉到的焦虑（这是一个未曾彻底研究过的主题）似乎是对性诱惑的恐惧——这种恐惧必定在其根源上与阉割的恐惧联系着。就目前所见，大多数恐怖症都可追忆到这种焦虑，这是自我在涉及到力比多的要求时所感受到的焦虑。最主要的事情，也是使压抑得以实施的总是自我对焦虑的态度。焦虑绝不是产生于被压抑的力比多。如果我早先满足于认为，在出现了压抑之后，会出现一定数量的焦虑，以取代预料之中的力比多的表现，那么，我今天仍然这样主张。这种描述是正确的；在不得不受到压抑的冲动的力量和作为结果而发生的焦虑的强度之间，毫无疑问地表现出存在着这种一致性。但是，我必须承认，我认为我正在进行的不仅仅是一种描述。我相信我已经把手指向了将力比多直接转变成焦虑的心理玄学过程。现在我却不能坚持这种观点了。的确，我发现目前还无法解释这种转换是怎样施行的。

人们可能会问，我最初是怎样获得这个转换的观念的？那是在我研究“现实性神经症”的时候，当时精神分析还远未能区分自我中的过程和本我中的过程。2627我发现，焦虑的发作和焦虑的一般准备状态是由一定的性活动产生的，例如性交中断（coitus interruptus），未释放出来的性兴奋或强制性的禁欲——就是说，每当性兴奋在朝向满足的过程中受到抑制、阻止或发生转向时。既然性兴奋是力比多本能冲动的表现，那么，我们便可设想，力比多在通过这些障碍时转变成了焦虑。这样的设想似乎不算太轻率。我当时所做的观察仍然适用。再者，不可否认，属于本我过程的力比多是启动压抑的障碍。所以，在压抑中焦虑是由本能冲动的力比多贯注产生的，这仍然是真实的。然而，我们怎样才能使这个结论和我们的其他结论一致呢？其他结论认为，在恐怖症中所感觉到的焦虑是一种自我焦虑，而且是在自我中产生的，焦虑不是由压抑产生的，而是相反，焦虑促使压抑启动。这里似乎有一个矛盾，这绝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简单问题。把焦虑的这两个根源还原为一个根源也并不容易。我们可以竭力这样做，只要如此设想一下就行：当性交受到阻碍或性兴奋发生中断，或者禁欲被强制实施时，自我觉察到某些危险，便以焦虑的形式对此做出反应。但是这却使我们无处容身了。另一方面，我们对恐怖症的分析似乎并不允许改正。一切都有待证明（Non liquet）。2628

第五章

我们开始研究症状形成和由自我所发动的针对症状的第二次斗争。然而，在基于这一目的而选择恐怖症时，我们显然做了一次不幸运的选择。在这些失常现象的描述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焦虑，现在看来是一种使情境变得模糊不清的复杂情况。有许多神经症根本就没有表现出焦虑。真正的转换性癔症就属此例，即便在其最严重的症状中也找不到焦虑的影子。这个事实本身就可以告诫我们，不要把焦虑和症状形成过分紧密地联系起来。恐怖症和转换性癔症在所有其他方面都如此紧密地联系着，因而我觉得把他们划入“焦虑性癔症”的名下是完全有道理的。但是，迄今为止谁也不能说，是什么决定着某一种病例究竟采取转换性癔症的形式还是恐怖症的形式——就是说，怎样才能确定是什么决定着癔症中焦虑的产生。

转换性癔症最常见的症状——运动性瘫痪、挛缩、不随意动作或释放、疼痛和幻觉——是宣泄过程，这些过程要么是永久保持的，要么是间歇性的。但这却造成了新的困难。实际上，我们对这些症状还没有多少了解。分析能够说明，症状所取代的受到阻碍的兴奋过程是什么。通常的结果是，这些症状本身也存在于该过程中。仿佛该过程的全部能量都集中在它的这一方面。例如，人们将发现，病人所遭受的痛苦表现在压抑出现的情境中；或者他的幻觉在当时曾是一种知觉；或者他的运动性瘫痪是对某种行动的防御，这种行动应该在此情境下施行但却受到了抑制；或者他的挛缩通常是对其身体的某一其他方面的肌肉有意图的神经支配的取代；或者他的惊厥表现的是从自我的正常控制下撤出来的情感的爆发。伴随着症状出现的不快感惊人地变化着。在已被移置到动作上去的长期的症状，如瘫痪和挛缩中，这种不快感几乎完全不存在，从自我对症状所采取的行动表现来看，仿佛自我和症状毫无关系；而在间歇性症状中以及在与感觉有关的症状中，一般地说，不快感可以明确地感觉到，在疼痛的症状中不快感则达到了极端程度。我们提供的这种描述是如此多方面的，以至于难以发现一种能包容所有这些变化但又能对它们做出一致解释的因素。另外，在症状形成后发生的自我同症状作斗争的转换性癔症中，几乎找不到这个因素。只有当一个人对身体某一部位疼痛的敏感性构成了症状之时，这种症状才能发挥双重作用。当从外部触摸到身体有关部位时，疼痛的症状就会出现；当它所代表的致病情境从内部被联想激活时，疼痛的症状也会经常出现。自我将采取预防措施，以防止症状通过外部知觉而被唤起。我无法回答，在转换性癔症中，为什么症状形成会是这样一种特别模糊的东西。但是，这个事实却使我们完全有理由毫不迟疑地放弃这个毫无收益的研究领域。

我们不妨转向强迫性神经症，希望由此能获得对症状形成的更多的了解。这种神经症的症状一般可分成两组，每一组都有一种对立的倾向。一方面，它们既是禁律、预防措施和赎罪——就是说，在性质上是消极的；另一方面，它们也是经常以象征的伪装出现的替代满足。消极的、防御的那一组症状是两者中较古老的。但是，随着病情的延长，藐视所有防御措施的满足便占了上风。如果症状形成成功地把禁律与满足结合起来，进而使最初仅作为一种防御命令或禁律的东西也获得了满足的意义，那么，症状形成便取得了胜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将常常利用最有独创性的联想道路。这种成就证明自我有一种综合的倾向，对此我们已经观察到了[第98页]。在极端情况下病人设法赋予他的大多数症状以（除了其原始意义之外）一个直接相反的意义。这样做，乃是对那个矛盾心理的力量的一种赞颂，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这种矛盾心理在强迫性神经症中起着这样大的作用。在最原始的例子中，症状是二相的（diphasic）2629：紧接着那种执行某种禁令的行动之后的，即便不是执行与先前对立的行动，也是先前行动的停止或取消。

从对强迫性症状的这个简单的考察中，我们立刻就会产生两种印象。第一印象是，一场针对被压抑者的斗争正在不停息地进行着，在这场斗争中行使压抑的力量不断地失去阵地；第二种印象是，自我和超我在症状的形成中起特别大的作用。

强迫性神经症无疑是分析研究中最有趣、最有报偿性的主题。但同时也是一个还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必须承认，如果试图更深入地探讨其实质，我们将不得不依赖那些充满疑问的假设和尚未得到肯定的设想。毫无疑问，强迫性神经症起源于和癔症同样的情境，即阻止俄狄浦斯情结的力比多要求的必要性。确实，每一种强迫性神经症似乎都有一个在非常早期的阶段所形成的癔症症状的基质。2630然而，它后来的形成却由于某种素质因素的作用走着大不相同的路线。力比多的生殖器组织最后却成了虚弱无力和没有抵抗力的，以至于，当自我开始其防御性努力时，它随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使（性器期的）生殖器组织全部地或部分地回归到更早期的施虐水平。这个退行的事实对此后所发生的一切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们必须考虑另一种可能性。或许退行不是一种素质因素，而是一种时间因素所造成的结果。也有可能不是因为力比多的生殖器组织太虚弱，而是因为自我的对立面发生得太早（尽管施虐阶段才是它的最高峰时期），才使退行成为可能。虽然我不准备对这种观点表达一种明确的意见，但我却可以说，精神分析的观察并不支持这种假设。相反，观察表明，到强迫性神经症开始出现时，性器欲阶段早已经达到了。另外，这种神经症的发作开始于一个比癔症的生活时期更晚的时期——即开始于童年期的第二阶段，在潜伏期到来之后。在我所能研究的一个女病人的病例中，她是在很久以后才患上这种病的。这个病例清楚地表明，她的退行及其强迫性神经症出现的决定性原因是其疾病的一次真正的出现，她那直到那时一直没有过的性器欲生活，通过这种病的出现而失去了其全部价值。2631

至于退行的心理玄学解释，我倾向于从“本能解脱”（defusion of instinct）状态和爱欲成分的分离状态中去寻找。在后一种状态中，随着性器欲阶段的出现，爱欲成分参加了属于施虐阶段的破坏性贯注。2632

在强制退行时，自我在针对力比多要求的防御斗争中取得了第一次成功（在这一方面，把更一般的“防御”观念同“压抑”区分开来是有好处的。2633压抑只不过是防御所利用的机制之一）。或许正是在强迫性病例中，而不是在正常情况或癔症病例中，我们才能最清楚地认识到，防御的动机力量是阉割情结，而被阻挡住的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倾向。我们目前所面对的是潜伏期的开始，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俄狄浦斯情结的解除、超我的创造或加强，以及本我中的道德障碍和审美障碍的建立。在强迫性神经症中，这些过程较正常情况下尤有过之。除了俄狄浦斯情结的破坏之外，还发生了力比多的退行衰减，超我亦变得格外严肃和不仁慈，自我则在服从超我时，以良心、怜悯和洁癖的形式产生了强烈的反向作用。尽管对继续幼儿时期手淫的诱惑进行谴责，虽然并非总能成功，却表现出极其严肃的样子。而现在，手淫行为已经和退行的（施虐肛欲）观念联系起来了，然而却代表生殖器组织的不可克制的方面。这种事态存在着一个先天固有的矛盾。在这一事态中，一方面正是为了男子气的利益（就是说，对阉割的恐惧），每一种属于男子气的活动便被中止；但在这里，强迫性神经症却只过分使用排除俄狄浦斯情结的正常方法。我们再次发现这里昭示出一个真理，即每一次夸张都包含着将它自己毁灭的种子。因为在强迫性活动伪装的表面下，被压制的手淫比以往更加接近于满足。

我认为，应该把强迫性神经症在自我中的反向作用（我们认为这是对正常的性格形成的夸张）看作是另一种防御机制，将它和退行与压抑放在一起。反向作用似乎在癔症中并不存在或者非常微弱。回溯过去，对于癔症中的独特防御过程究竟是什么，我们现在可以得出一种看法。看起来这个过程在癔症中仅限于压抑。自我从不合意的本能冲动离开了，让它去遵循潜意识中的过程，而不再参与其命运。这一观点可能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我们都非常熟悉，在有一种病例中，癔症症状同时也是超我施加的一种惩罚的满足，但是，它却可以描述癔症中自我的一般行为特点。

我们可以要么简单地接受这个事实，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出现了严厉的超我，要么我们也可以把力比多的退行看作是情感的基本特点，并试图把超我的严厉性与此联系起来。确实，在作用于本我的过程中产生的超我，不可能解除已在那里发生的与退行和本能的联系。如果它变得比正常发展时更加严厉、更不仁慈和更使人痛苦，我们也不会感到惊讶。

潜伏期的主要任务似乎是阻挡住手淫的诱惑。这场斗争产生了一系列症状。这些症状以某种典型的方式出现在大不相同的个体身上，一般都具有仪式的特点。非常遗憾的是，迄今还没有人收集这些症状，并予以系统的分析。作为神经症的最早期产物，这些症状应该能够最出色地阐明在其症状形成中所使用的机制。它们已经展示出在发生严重疾病的条件下将会以灾难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那些特点。它们倾向于和诸如睡觉、洗浴、穿衣和走路之类的方式进行的活动联系起来（这些活动在后来几乎是自动进行的），倾向于重复和浪费时间。目前还不清楚这种情形发生的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肛欲成分的升华在其中起着明确的作用。

青春期的到来在强迫性神经症的历史中翻开了决定性的篇章。在童年期被阻断的生殖器组织又开始了充满活力。但是，我们知道，童年期的性发展决定着青春期的这个新开端所走的方向。不仅早期的攻击性冲动将被重新唤醒，而且大小比例不同的新的力比多冲动——在不好的情况下其全部冲动——将不得不遵循压抑为它们所规定的过程，并将作为攻击性的和破坏性的倾向而表现出来。由于爱欲的倾向是以这种方式伪装起来的，以及由于自我中强大的反向作用，此后针对性欲的斗争便在道德原则的旗帜下进行了。自我将在由本我而进入意识中来的残酷与暴力的刺激下吃惊地后退，它并不知道它这是在同爱欲的愿望，包括那些无疑应作为例外的愿望作斗争。过分严厉的超我更加强烈地坚持对性欲的压制。因为它已经预先假设会发生诸如此类的反抗。于是，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冲突在两个方面被夸大了：防御力量变得更加不容异说，被阻挡住的力量则变得更不能容忍。这两种作用都归因于一个因素，即对力比多的压抑。

在这种认为令人不快的强迫性观念本身就是相当有意识的背景下，已经说过的许多观点可能会受到否定。但毫无疑问，在成为有意识的之前，这些强迫性观念都经过了压抑过程。在大多数强迫观念中，攻击性本能冲动实际上的言语表达是自我完全不知道的，需要进行大量的分析工作才能使它成为有意识的。渗透到意识中去的通常只是一种歪曲的替代，这种替代要么具有一种模糊的、像梦一般的、不明确的性质，要么歪曲得如此厉害以至于认不出来。即使在压抑尚未侵占攻击冲动的内容的地方，它也肯定去除了相伴随的情感性质。结果，在自我看来攻击性似乎并不是一种冲动，而是像病人自己所说，只是一种唤不起感情的“思想”。2634但是，值得注意的情况并非如此。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当强迫性观念被觉察到时，遗漏下来的情感便在一个不同的地方出现了。超我在行为中表现出一幅仿佛压抑并没有出现、好像它知道攻击性冲动的真实表达和全部情感特性的样子。对待自我，它亦如此。自我一方面知道它是无辜的，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有一种罪疚感（sense of guilt），同时又要去承担一种无法言表的责任。但是，这种事态并不像初看上去那么令人困惑。超我的行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自我中的矛盾也只不过表明，它借助于压抑阻挡住本我，同时又完全接受超我的影响。2635如果有人问，自我为什么不尝试从超我那折磨人的批评中撤出来，那么，答案便是，在大量的实例中它确实是在设法这样做。在有些强迫性神经症中并没有表现出罪疚感。就我们所见，在这类神经症中，自我通过形成一套新的症状，形成一种自我惩罚的苦行或限制而避免觉知到罪疚感。但是，这些症状同时代表着受虐癖冲动的满足，这些冲动也受到了退行的强化。

强迫性神经症在现象上表现出如此的多样性，而我们却还没有进行任何努力，去把它的所有变化情况进行明确一致的综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辨别出某些典型的相关；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总面临着一种危险，我们可能会忽略其他不太重要的一致性。

我已经描述了强迫性神经症中症状形成的一般倾向。还要为受挫折情况下的替代性满足留出更多的篇幅。由于自我的综合性倾向的作用，一度代表自我的限制的症状后来也开始代表满足，显而易见，这第二种含义逐渐成为两者之中更重要的。这一过程的结果与最初的防御目的的全面失败越来越类似，因而产生了一个极其受限制的自我，它被还原为在症状中寻求满足。支持满足的力量分布的移置可能会产生导致自我意志瘫痪的可怕后果。因为，在自我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中，它从一个方面受到的推动和从另一个方面受到的推动几乎同样强烈。从一开始便支配着疾病的、发生在自我与超我之间的过分尖锐的冲突，其调和范围可以是如此广泛，以致自我无法履行其调停者的职责，更无力处理没有被卷入到那场冲突之中的任何其他的事情。

第六章

在这些斗争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自我的两种活动。它们形成了症状并且应该受到特别注意，因为它们显然是压抑的代理者，因而完全可以对它们进行推测以说明其目的和技术。这种辅助的和替代性的技术的出现是一个事实，它有助于我们说明真正的压抑在其功能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自我在强迫性神经症中症状形成的活动场景较之在癔症中的多寡，探讨一下自我以什么样的韧性来坚持它与现实和与意识的关系，并为了这个目的而使用其所有的理智官能——以及思维这个过程是怎样变得过度贯注和爱欲化的——那么，我们或许能更好地理解压抑的这些变化形式。

我提出的两种技术是抵消（undoing）已经做过的事和隔离作用（isolating）。2636其中，第一种具有广泛的含义，并可追溯到非常久远。可以说，它是一种消极的巫术。其做法是力图借助于运动象征作用，不仅“消除掉”某些事件（或经验或印象）的后果，而且“消除掉”事件本身。我是在经过考虑之后才选择“消除掉”这个术语的，为的是提醒读者，这种技术不仅在神经症中，而且在巫术活动、民众风俗和宗教仪式中也发挥着作用。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抵消所做过的事情首先是在“二相的”（diphasic）症状[第113页]中遇到的，在这种症状中一种活动被第二种活动抵消了，这样就好像哪一种活动都没有发生过，而事实上两种活动都发生了。抵消作用的这个目的是强迫性仪式的第二个潜在动机，第一个动机是采取预防措施以便防止出现或重复出现某一特殊事件。两者之间的差异很容易发现：采取预防措施是理性的，而试图通过“使某件事情未曾发生过”而消除这件事则是非理性的，并带有巫术性质。人们当然会猜想后者是两者之中更早的动机，是从人们对环境的泛灵论态度开始的。在一个人决定把某一件事视为未发生过的2637情况下，这种抵消的努力就逐渐变成了正常行为。但是，既然他将不对这一事件采取直接措施，不打算进一步注意它或它的后果，那么，神经症患者便力图使过去的事件本身成为不存在的。他将力图用动作手段来压抑它。同一种目的或许可以说明在这种神经症中经常遇到的强迫性重复，这种重复可服务于许多相矛盾的意图。当事情不是以所要求的方式发生时，它便被一种不同方式的重复所抵消了，因此，为了进行这种重复而存在的所有动机也开始起作用了。随着神经症的进行，我们常常发现，为了抵消某种创伤体验而做出的努力是症状形成中第一重要的动机。这样，我们便出乎预料地发现了一种新的、动作式的防御技术，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样说并非不准确）压抑技术。

我们首次着手描述的这些技术中的第二种，即隔离作用，是强迫性神经症所特有的。它也在运动领域发生过。当病人发生了某种令人不快的事情，或者当他自己做了某件对他的神经症有某种意义的事情时，他便插入一段间歇时期，在此期间没有更多的事情必定发生——在此期间他必须什么也不去感知，什么事情也不做。2638这种初看起来似乎很奇怪的行为，我们不久便发现它和压抑有关。我们知道，在癔症中有可能使某种创伤性的经验被遗忘症所制服。在强迫性神经症中这种情况却往往不会发生：经验并没有被遗忘，而是被剥夺了其情感，它的联想性联系受到压制或阻碍，这样一来它好像是被隔离开来，不能在通常的思想过程中再现。这种隔离作用的效果和遗忘症的压抑作用的效果是一样的。于是，这种技术在强迫性神经症的隔离作用中得到了重现；而且在此同时它还得到了基于巫术目的的动作强化。以这种方式分离开来的成分正是那些通过联想而结合在一起的成分。动作隔离作用意味着保证思想联系的中断。正常的集中现象为这种神经症程序提供了一个借口：在我们看来在一种印象或一件工作中似乎非常重要的东西，一定不要被任何其他心理过程或活动同时提出的要求所阻断。但是，即使是一位正常人，使用集中所隔离开的也不只是那些不相关的或者不重要的东西，而首先是那些不适用的东西。因为，这些不适用的东西是很矛盾的。使他受到最大干扰的那些曾经聚集在一块、但在其发展过程中被分离开来的那些成分——例如，在他与上帝的关系中他的父亲情结的矛盾心理的表现，或者在他的爱的情绪中与其排泄器官有联系的冲动。因此，在事物的正常过程中自我要做大量的隔离工作，以发挥其导引思想流的作用。并且，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在实施我们的分析技术时，我们被迫训练它暂时放弃那种作用，使之看上去明显的像平常那样。

我们都凭借经验发现，让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实施精神分析的基本规则是尤为困难的。他的自我会更加警惕，并且做出更明显的隔离作用，这很可能是由于他的超我和本我之间的冲突导致了高度的紧张。当他在进行思维时，他的自我却不得不把大量——潜意识幻想的侵入和矛盾倾向的表现——隔离在外。一定不要放松，而是要不断地为斗争做准备。它借助于隔离作用的巫术般的活动来加强这种集中和隔离的强迫性。对病人来说，这些巫术般的活动以症状的形式，变得如此值得注意，具有这样多的实际重要性，但其本身当然是没有用的，且具有仪式的性质。

但是，在这样尽力避免思想的联想与联系时，自我服从的是强迫性神经症的最古老而又最基本的要求，即触摸的禁忌。如果我们自问，当什么避免触摸、联系和传染病会在这种神经症中起如此大的作用？为什么它会成为复杂体系的主题？答案是，触摸和身体接触是攻击性的爱的对象贯注的直接目的。2639爱欲渴望着接触，因为它力求使自我和被爱的对象成为一体，消除它们之间所有的空间障碍。但是，（在常规性武器发明之前）只能在短兵相接中发挥作用的破坏性必须以身体接触为先决条件，进行殊死搏斗。“接触”一个女人已成为把她用作性对象的一个委婉语。不要“触摸”人的生殖器是用来禁止自体性欲满足（auto-erotic satisfaction）的一种用语。由于强迫性神经症是从阻挠爱欲接触开始的，然后，在退行发生之后，继续以攻击性为伪装阻挠接触，因此，在这种疾病中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像接触那样强硬规定的了，也没有任何事物如此适合于成为禁忌系统的中心点了。但是，隔离作用却要去除接触的可能性。这是一种把事物从任何方式的接触中撤出来的方法。当神经症患者通过插入一段间歇期而把某种印象或某种活动隔离出来时，他是想使隔离作用在象征上得到理解，他不允许他对那种印象或活动的想法与其他思想建立联想性联系。

这就是我们对症状形成进行研究而得到的认识。我们几乎用不着去对它们进行总结，因为它们所产生的结果是贫乏且不完全的，对于我们还不知道的东西也几乎没有提供多少情况。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除了恐怖症、转换性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之外的其他心理紊乱中的症状形成是不会有收获的，因为我们对它们了解得太少了。但是，在把这三种神经症合并在一起考察时，便引发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已经刻不容缓。这三种神经症都把俄狄浦斯情结的破坏性作为它们的结果，而且我们相信，在这三种神经症中与自我相对立的动机力量都是对阉割的恐惧。然而，唯有恐怖症中这种恐惧才能浮到表面上来并得到承认。那么，在其他两种神经症中情况是怎样的呢？自我是怎样使自己不产生这种恐惧的呢？我们在回忆这种可能性时已经强调这个问题，并指出，焦虑是通过一种激动（fermentation）而直接从其过程已受到阻碍的那种力比多贯注中产生的。再者，我们能绝对肯定阉割的恐惧是压抑作用（或防御）的唯一动机力量吗？如果我们考虑一个女性的神经症，我们一定会对此表示怀疑。因为，虽然在她们身上可以明确地肯定一种阉割情结的存在，但我们却很难在已经发生了阉割的地方恰当地谈论阉割焦虑。

第七章

下面我们回过头来再对幼儿的动物恐怖症（infantile phobias of animals）加以考察，因为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对这种障碍比对其他任何障碍都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因此，在对动物的恐怖症中，自我必须对一种来自本我的力比多对象贯注（libidinal object-cathexis）加以抵抗——这种贯注要么属于正性俄狄浦斯情结，要么属于负性俄狄浦斯情结——因为它相信，放过这种力比多对象贯注就等于造成阉割的危险。虽然这个问题已被讨论过，但仍有一个疑点尚需澄清。在“小汉斯”的个案——那是一个正性俄狄浦斯情结案例——中，究竟是他对母亲的喜爱还是他对父亲的攻击性才引起自我的防御呢？就治疗实践而言，这似乎是一个无所谓的问题，特别是因为，这两种情感是彼此相容的；但这个问题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只有对母亲的柔情感才算是一种纯粹的性爱情感。攻击冲动主要产生于破坏本能，而且我们总是相信，在神经症中自我防御针对的是力比多的要求，而不是其他任何本能的要求。事实上，我们知道“汉斯”对他母亲的温情依恋在他的恐怖症形成之后就似乎消失了，完全被压抑处理掉了，而症状的形成（替代性形成）却在与攻击冲动的联系中产生了。在“狼人”的个案中，情况更为简单，被压抑的冲动——即他对父亲的女性态度——才是真正的性欲冲动，他的症状正是因这一冲动而形成的。

说来惭愧，经过如此的长篇大论之后，我们还未能理解最基本的事实。但我们已下定决心，对任何事实，我们既不简化，也不隐瞒。即使我们不能完全理解事实，我们也将至少能够看清不明白的地方是什么。这里我们所碰到的困难，显然是我们有关本能的理论发展中的某些障碍。起初，我们追溯了力比多在其连续发展阶段上的组织结构，即从口欲期经施虐肛欲期至性器欲期，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性本能的全部成分奠定在同一基础之上。后来我们发现，施虐癖实乃与性爱本能相对立的另一本能之代表，这一新的观点将本能划分为两种，它似乎是要使我们关于力比多组织（libidinal organization）的连续发展阶段的早期理论建构化为乌有。但要摆脱这一困境，我们并不需要确立一个新的基础。解决的方案早已唾手可得，它就在于以下事实，即我们所关注的从来不是纯粹的本能冲动，而是两种本能的各种不同比例的结合体。既然这样，我们就无须修改我们关于力比多组织的观点。对某一对象的施虐性贯注完全可以被当成是一种力比多贯注；同时，和对母亲的温情冲动一样，对父亲的攻击冲动完全也可以被压抑。当然，为下文着想，我们需切记如下可能性，即压抑是一个与力比多的生殖组织（genital organization of the libido）具有特殊关系的过程，而且，当自我需要在力比多的其他组织水平上进行自我保护时，它会采用其他一些防御方法。但是，对于像“小汉斯”之类的病例，我们依然不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在他的身上，攻击冲动确实是被压抑了，但这一压抑却发生在达到力比多的生殖组织水平之后。

这里我们不能不考察焦虑所起的作用。我们已指出，自我一旦认识到阉割的危险就会发出焦虑信号，并通过快乐—痛苦动因（pleasure-unpleasure agency）（其作用方式我们尚一无所知）抑制自我中迫在眉睫的贯注过程。恐怖症就在这同一时刻形成，此时，阉割焦虑被引向另一个对象，并以一种歪曲的方式加以表达，所以，患者害怕的就不是被父亲阉割，而是被马咬伤或是被狼吃掉。这种替代形成具有两个明显的优点：首先，它避免了因矛盾情感引起的冲突（因为父亲也是爱的对象之一）；其次，它能使自我终止产生焦虑。属于恐怖的焦虑是有条件的；它只有在它的对象被知觉到之后才能产生——而且确实如此，因为只有在这时才出现危险情境。害怕被父亲阉割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父亲根本就不在场。另一方面，谁也不能摆脱父亲，只要他愿意，他随时都会出现。但如果父亲被一只动物所取代，此时为了避免危险和焦虑，一个人只需回避看到它即可。所以，“小汉斯”，实际上是给他的自我设定了一个限制，他产生了不离开家的抑制，以便不要看到任何马。那个俄国小狼人的情况更为简单，因为对他来说，不再看一本特殊的画册根本不算什么损失。如果不是他那淘气的妹妹总是让他看那本画册，让他看到站在画册中的狼的图画，那么，他本来完全可以对他的恐怖物感到安全。2640

前面我曾说过，恐怖症具有一个投射特征，因为它们把内部的本能危险代之为外部的可以知觉的危险。这一特征的优点在于使患者能够通过逃离而避免外部危险，或不对它加以感知而进行自我保护，而逃离来自内部的危险只能是无用之举。2641我的这一陈述并非不正确，只是不够深刻而已。因为一项本能的要求并非本身就是危险的，只有当它引起某一真实的外部危险即阉割时，它本身才会变成是危险的。所以对恐怖症而言，它只是用一个外部危险来代替另一个外部危险。认为在恐怖症中，自我能够通过回避或抑制性症状等手段来逃避焦虑，这种观点完全符合下述的理论，即焦虑只是一种情感信号（affective signal），在经济学的情境中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由此可见，在动物恐怖症中所体验到的焦虑乃是自我方面对危险所做出的一种情感反应，而以这种方式被指明的危险乃是阉割的危险。与自我的危险情境中正常感觉到的现实性焦虑（realistic anxiety）相比，这种焦虑并无什么不同，只是其内容依然是潜意识的，而表达只能以某种歪曲的方式才会变为意识的。

我想，成年人的恐怖症亦会如此，虽然他们的神经症所使用的材料要丰富得多，但在他们的症状形成中尚有其他一些因素。广场恐怖症患者为他的自我施以某种限制，以逃避某种本能危险——即引起他的性欲的危险。因为，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就会再一次想起童年期的被阉割的危险以及其他某些类似危险。

我很清楚，大量病例表现出更为复杂的结构，而且，许多其他被压抑的本能冲动也能进入恐怖症。然而，它们只是在某一后期阶段汇入神经症主流之中的支流而已。广场恐怖症的症状学因下列事实而更趋复杂化，即自我决不限于克制自己。为了解除危险情境，它必须做出更多的事情：它通常要暂时退行2642到童年期（在极端情况下，退行到病人在其母亲的子宫里，受到保护，免遭现在威胁他的那些危险）。这种退行现在变成一个条件，满足这种退行导致自我不能做出克制。例如，一个广场恐怖症患者只有在别人的陪同下才能走入街市；或者，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自己外出时，只能走到他很熟悉的近处，而不会走到人们都不熟悉或不认识他的远处。这些规定是什么，则依赖于每一病例中的婴儿型因素的作用，正是这些因素在神经症中支配了他。不管对何种婴儿型退行而言，独处恐怖症的意义都是明确的：从终极意义上讲，这都是力图回避孤独的手淫（solitary masturbation）的诱惑。当然，婴儿型退行只能当患者不再是婴儿时才发生。

恐怖症通常都是在体验到某一特殊情境中的第一次焦虑发作后才产生，如在街市、火车中或在独处时。其后，焦虑即因恐怖症而终止，但假若保护条件得不到满足，它会重新出现。恐怖症机制（mechanism of phobia）很好地构成一种防御手段，并趋向于稳定。持续的防御性斗争，以和症状相斗争的方式频繁出现，但却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们关于恐怖症中的焦虑的理解，同样适合于强迫性神经症。在这一方面，我们不难使强迫性神经症完全等于同恐怖症。对前者而言，后期所有的症状形成都显然出自自我对超我的恐惧。自我必须逃避的危险情境是超我的敌意。这里没有任何投影的迹象，危险是完全内化的。但如果我们问，自我害怕的是超我的什么，那么我们只能认为，有可能来自超我的惩罚，实际上是阉割惩罚的一种扩展。正如父亲在超我中变成非人格化一样，对阉割的恐惧亦由父亲转向某种不确定的社会焦虑或道德焦虑。但这种焦虑是隐而不现的。自我是通过顺从地执行其所发布的命令、预防和苦修而得以逃避这种焦虑。如果自我在这一过程中受阻，它会立即体验到一种极端不安的感受，这种感受可以与焦虑相等，而患者自己正以为它就是焦虑。

因此，我们的结论就在于，焦虑是对危险情境的一种反应，它通过自我做某件事情来回避该情境或撤离该情境而被排除。我们也许可以说，症状的形成正是避免焦虑的产生。但这样说似乎不够深刻。如果说，症状的形成是为了避免某种危险情境，通过焦虑的产生而发出其存在的信号，就我们前面所讨论的情况而言，有关的危险就是阉割的危险，或某些可以追溯到阉割的事情。

如果焦虑是自我对危险的一种反应，那么，对于那些与死亡仅失之交臂的创伤性神经症而言，我们可以认为是对死亡感到恐惧的直接结果，并倾向于放弃阉割问题以及对自我的依赖关系的问题。大多数观察过因上一次大战2643而造成的创伤性神经症的人都持这一观点，而且成功地断言，有证据表明，对自我保护本能的威胁本身就可以产生神经症，而不必掺以性的因素，也不需要精神分析的复杂假设。然而遗憾的是，任何对这种有价值的创伤性神经症的分析都未曾有过。2644之所以遗憾，并不是因为这种分析会与性的病源学意义相冲突，——因为任何这类矛盾早就通过引进自恋这个概念而安排好了，自恋使自我的力比多贯注与对象的贯注相一致，并强调自我保护本能的力比多特点——而在于，没有这种分析，我们就失去了宝贵的机会，以对焦虑和症状形成之间的关系做出决定性的结论。根据我们对日常生活中相对较简单的神经症结构的理解，我们很难得出结论，认为神经症可以仅仅产生于危险的客观存在，不需要心理结构的更深水平的参与。但是，关于生命毁灭的概念，潜意识似乎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内容。阉割可以在以下基础上加以理解，即粪便排出体外和断乳时失去母亲乳房的日常生活经验。2645但任何与死亡相类似的经验都尚未被体验过；或即使有过，也未留下任何可观察的痕迹。因此，我倾向于支持如下观点，即死亡恐惧应被理解为与阉割恐惧相类似，而且，自我予以反应的情况是被起保护作用的自我—超我所遗弃的情况——此即命运的力量——以至于它从此再也没有对周围所有的危险进行保护的措施了。2646此外，我们必须记住，在导致创伤性神经症的经验中，针对外部刺激的保护层被打破了，并因而造成过量的兴奋作用于心灵结构，以致产生我们这里所说的第二种可能性——即焦虑不仅作为一种情感而发出信号，并且也从情境的经济条件中重新产生出来。

我上面所做的论断，即自我通过反复经历对象丧失而做好预备发生阉割的准备，使焦虑问题获得一种新的理解。至此，我们把焦虑看成是对危险的一种情感信号。但现在，因为危险经常是阉割的危险，焦虑似乎就表现为对丧失、对分离的反应。虽然这一观点立即会引起大量反对性的思考，我们却不能不被一个明显相关的事实所震惊。个体最初经历的焦虑体验（对人而言）是出生。客观地讲，分娩就是与母亲的分离。这也可以比喻为对母亲的一次阉割（将婴儿等于同阴茎）。现在，如果焦虑是分离的一个象征，并在随后每一次分离场合都产生，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不幸的是，我们因下面这个事实而不能使用这个相关，即出生并不在主观上被体验为一次与母亲的分离，因为胎儿作为一种完全自恋的存在，它根本意识不到母亲作为对象的存在。另一个反对的论证是，我们知道，对分离的情感反应是痛苦和悲伤，而不是焦虑。顺便提一句，人们可能记得，在讨论有关悲伤问题时，我们也未能发现，为什么悲伤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2647

第八章

现在我们可以停下来做些思考。我们所明确需要的，是去发现某些能够告知我们焦虑究竟是什么的指标，以及使我们能够判明有关焦虑的陈述正确与否的标准。但要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焦虑并不是如此简单的一个论题。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获得的无非是发掘出一些关于焦虑的相互矛盾的观点，而且在一个公正的人看来，这些观点很难分出孰优孰劣。所以，我建议我们应采纳一种不同的步骤。下面我想不偏不倚地收集我们所了解到的焦虑的全部事实，而不奢望达到一个新的综合。

首先，焦虑是我们感受到的某种东西，我们把它称为一种情感状态（affective state），虽然，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情感。作为一种感觉焦虑的一个尤为明显的特征是不快乐（unpleasure），但这还不是其全部性质。并不是所有的不快乐都可称为焦虑，因为具有不快乐特征的还有其他许多感受，如紧张、痛苦或悲伤。所以，除不快乐这一性质外，焦虑必然还有其他一些明显的特征。关于这些不同的不快乐情感之间的区别，我们能够成功地加以理解吗？

就焦虑这种感受而言，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指出若干事项。它的不快乐特征本身似乎也拥有它自身的一个特征——它不是一件非常清楚明白的事，它的存在很难加以证实，却又明白无误地存在着。但是，除了拥有这一难以分离出来的特殊特征而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焦虑伴有相当明确的生理感觉（physical sensations），这些生理感觉可能指的是身体的某些特殊器官。因为我们在这里并不关心焦虑的生理学，所以我们只能满足于提到其中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感觉。在这些感觉中，最明显、最经常发生的是与呼吸系统和心脏有关的感觉。2648它们提供的证据表明，运动神经支配（motor innervation）——即释放过程——在一般焦虑现象中起着作用。

因此，焦虑状态的分析揭示了下列事实的存在：（1）不快乐这一特殊的性质；（2）释放活动；（3）对这些活动的知觉。后两点同时表明在焦虑与其他类似状态如悲伤、痛苦之间的差异。悲伤和痛苦状态并不具有任何动作表现，或即使有这些动作表现也不是全部状态的内在组成部分，而是与它大不相同，是它的一个结果或对它的一种反应。所以，焦虑是一种特殊的不快乐状态，它伴有特殊神经通路上的运动释放。为保持与我们的一般观点相一致2649，我们应该倾向于认为，焦虑以某种兴奋的增强为基础，这种兴奋一方面产生了不快乐这一特征，另一方面又通过上述运动释放过程而得到缓解。但是，这种纯生理学的说明很难令我们满意。我们想要假定一个历史因素的存在，正是这个历史因素把焦虑的感觉和它的神经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我们假定，焦虑状态是某些经验的再现，而上述兴奋的增强以及沿着某些特殊通路的释放过程又构成这些经验的必要条件，并且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焦虑之不快乐才获得其特殊的性质。就人类而言，出生提供了这种原型经验（prototypic experience）之一，因此我们可以把焦虑状态看成是出生创伤（trauma of birth）的一种再现[参见上文第93页以下]。

这并不意味着在各种情感状态中，焦虑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在我看来，其他各种情感也是非常早期的、甚至可能是出生前的重大个人经验的再现；而且，我倾向于把这些经验看成是普遍、典型和先天的癔症发作，可以与后来通过个体化途径获得的癔症发作相比拟。后者主要发生于癔症神经症（hysterical neuroses），我们已通过分析揭示了它们的起源及其作为记忆象征的意义。当然，如果能通过一系列这种类型的情感来证明这种观点的正确性就好了，但目前似乎还很难做到这一点。2650

认为焦虑回溯到出生事件这一观点立即引起了各种反对意见，这些反对意见我们必须给以答复。可能有人会认为，焦虑极有可能是各种高等物种的一种普遍反应，而出生却只是哺乳类物种的经验。如果认为在所有这些哺乳类物种中，出生有创伤意义，那是很可怀疑的。所以完全有可能存在那种不具有出生原型的焦虑。然而，这种反对却使我们跨越了心理学与生物学之间的界限。也许恰恰因为焦虑有一种不可避免地要完成的生物学功能，以作为对危险状态的一种反应，所以它对不同有机体具有不同的意义。而且，我们并不知道，和人类相比，在那些远离人类的物种中，焦虑是否也包含着同样的感觉和神经兴奋。所以，这种反对意见并未能提供充足的论证以反驳我们的观点：在人类而言，焦虑是以出生过程为模型的。

如果焦虑的结构和起源确如上述，那么紧接着产生的问题是：焦虑的功能是什么？它在什么情况下再现？答案似乎是明显而令人信服的：焦虑最初是作为对一种危险状态（a state of danger）的反应而产生的，而后，每当这种状态重现时，焦虑便得以复生。

然而，这一答案却引起了若干进一步的思考。在焦虑的原初状态中的神经兴奋，可能具有某种目的和意义，就像在首次癔症发作中所伴随的肌肉运动具有某种目的和意义一样。要理解癔症发作，我们只需考察这些运动如何构成癔症适当而方便的动作的情境即可。因此很可能，在出生时的神经兴奋通过转向呼吸器官，通过为肺的活动做好准备，并通过提高心率，实际上是在帮助血液免受有毒物质的侵害。自然，当焦虑状态后来作为一种情感再现时，它将失去这种方便性，正和癔症发作的反复出现一样。当个体被置于一种新的危险情境时，若他以焦虑状态（焦虑状态是对某一早期危险的反应）作为反应，而不是引发出一种适合于新危险的适当反应，那是相当不适当的。然而，如果危险情境在接近的过程中被识别出来，并且因焦虑的发作而作为一种信号表现出来，那么他的行为反应可能再次成为适当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通过求助于更适当的措施而立即摆脱焦虑。因此我们发现，焦虑的呈现可以有两种方式：即当一个新的危险情境出现时的不适当的方式；或对一个危险情境发出信号并加以防备时的适当的方式。

但“危险”究竟是什么呢？在出生活动中存在着一个对生命的真实的危险。我们知道这种危险在客观上意味着什么，但从心理学意义上讲，它什么也说明不了。出生的危险也没有任何心理的内容。我们很难假设说胎儿具有什么知识，能认识到在出生过程中它的生命有被毁灭的可能。它只能意识到在它的自恋力比多结构中存在着某些广泛的扰动。在它的自恋力比多结构中聚集着大量的兴奋，从而使它产生各种新的不愉快情感，而且有某些器官获得更强烈的贯注，从而预示了即将发生的对象贯注。那么在所有这些成分中，有哪些成分将会被用做“危险情境”的信号呢？

遗憾的是，我们对新生婴儿的心理构成所知甚少，不足以对此做出一个直接的回答。我甚至不敢确保我刚才所做说明的合理性。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出结论说，在各种使他回忆起出生事件的情境中，婴儿都会重复他的焦虑情感，关键在于知道，究竟是什么使婴儿回忆起这个事件，以及他忆起的究竟又是什么。

对此，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观察，在什么条件下，处于襁褓之中的或稍大一点的婴儿能够自然地表现出焦虑。兰克（1924）在他那本论出生创伤的著作中，曾试图努力地在婴儿最早表现出的恐怖症与出生事件对他所产生的影响这二者之间建立起某种关系，但我不认为他的这一努力是成功的。他的理论尤其在两个方面易于遭到反驳。第一，他假定，在出生时，婴儿已经接受了某些感觉印象，特别是视觉印象，而当这些印象在后来复现时便使婴儿忆起出生创伤并因而激起焦虑反应。这种假定不仅缺乏根据，而且是极其不可能的。除了与出生过程有关的触觉和一般感觉外，要说婴儿在出生时还能获得其他什么感觉，那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根据兰克的看法，如果婴儿在日后因看到小动物进出各种孔洞而恐惧，那么这种恐惧反应的原因乃在于婴儿从其中感知到了某种类比关系。然而，这种类比关系是婴儿所不能意识到的。第二，兰克在思考这些日后的焦虑情境时，他总是一会儿强调婴儿对其幸福的宫内存在（intrauterine existence）的回忆，一会儿又强调婴儿对那个终止这种宫内存在的创伤性干扰事件的回忆，这就为解释的任意性留有广阔的余地。不仅如此，而且还有某些儿童期焦虑（childhood anxiety）的实例直接反对他的理论。例如，当一个婴儿单独被留在黑暗中时，依兰克的观点，我们应该可以预想，它应该乐于宫内生活情境的这种重构（reestablishment）；然而，恰恰是在这种条件下，婴儿会做出焦虑反应。如果对此解释说，这种条件使婴儿想起了出生事件对其幸福的宫内生活的中断，那么，对这种解释的牵强附会的性质，我们再也不能视而不见了。2651

我由此得出如下结论，即婴儿最早表现出的恐怖症不可能直接追溯到出生活动的印象，相反，到目前为止，这些恐怖症还没有得到解释。对处于襁褓之中的婴儿来说，无疑具有某种焦虑的准备性（preparedness for anxiety）。但这种焦虑准备性并不是在刚出生时立即处于最大值而后逐步减弱；相反，它是随着心理发展的进程在后来方呈现出来的，而且在婴儿期持续相当长的一个阶段。如果这些早期恐怖症持续的时间超过了这一阶段，则人们倾向于怀疑其出现了神经症障碍，虽然完全不清楚这些恐怖症与童年后期阶段出现的肯定无疑的神经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在儿童焦虑中，只有很少一些表现是我们所能理解的，我们也只能将注意力集中于这些少数的表现，如当一个婴儿独处、或处于黑暗中2652、或和一个陌生人而不是他所熟悉的人如母亲在一起时所具有的焦虑表现。这三种情况可以还原为一个条件，即与某个被爱或被想念的人的别离。但是我想，在这里我们拥有一把理解焦虑并澄清有关焦虑的各种矛盾的钥匙。

为儿童所想念的人的记忆意象无疑被强烈地贯注了，起初可能是以幻觉的方式被贯注。但这并不产生什么影响；似乎想念转化成了焦虑。从其全部表现特征来看，这种焦虑就是婴儿智穷计尽的表现，好像对于尚未充分发展的婴儿来说，他还不知道是否还有更好的策略来应对他的想念贯注（cathexis of longing）。这里，焦虑表现为对感受到失去对象（felt loss of the object）的一种反应，这同时又使我们想起一个事实，即阉割焦虑也是一种对于与某一极有价值的对象相分离的恐惧，而且，在所有焦虑中最早的一种焦虑——即原发性出生焦虑——是在与母亲的分离时产生的。

但是，短暂的反思就使我们超越对象失却这一问题。处于襁褓之中的婴儿之所以想知觉到母亲的存在，原因就在于他已经由经验知道，母亲总是及时满足他的所有需求。因此，婴儿视之为“危险”并想寻求保护的情境，就是那种非满足（non-satisfaction）情境，是那种因需求而不断紧张的情境。对于这种情境，婴儿是完全无助的。我想，如果我们接受这一观点，那么所有的事实都能得到解释。在非满足情境中，兴奋总量逐步增加到不快乐的程度，使它们无法在精神上加以控制或释放。对婴儿来说，这种情境必然与被生出的经验相类似——它必然是对出生的危险情境的一种重复。这两种情境的共同特征是由需要加以释放的结构刺激总量的累积而引起的结构的紊乱（economic disturbance）。所以，正是这个因素方构成“危险”的真实本质，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引起焦虑反应。（对于幼小的婴儿来说，这种反应依然是一种适当的措施，因为它的释放指向呼吸器官和发音器官，能够将母亲呼叫起来，正如它激活新生婴儿的肺的活动以摆脱内部刺激一样。）我们没有必要假定，从其降生时起，除了这种标志危险的存在的方式以外，婴儿还拥有其他什么。

当婴儿通过经验发现某一外部的可知觉到的对象能够终止危险情境（它易使人回想起出生）时，他所恐惧的危险在内容上就由结构情境移置到决定这种情境的条件之上，即对象的失却。现在，构成危险的是母亲在跟前，而且，一旦这一危险产生，在令人恐惧的结构情境确立之前，婴儿就会给出焦虑的信号。这一变化构成了婴儿自己产生的自我保护措施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同时也代表了这样一个转变，即由焦虑最初的自动而不随意的表现向焦虑作为一种危险信号的有目的再现的过渡。

就作为自动现象和作为求援信号这两个方面来说，焦虑被看成是婴儿心理无助（mental helplessness）的产物，心理无助乃是其生理无助（biological helplessness）的一个自然的对应物。新生婴儿的焦虑和幼儿的焦虑都是因与母亲的分离而条件化地形成的。这一令人吃惊的巧合不需要做出心理学的解释，而可以做出生物学的简单解释。因为，正如母亲用她自己的身体结构满足胎儿的各种需要一样，当胎儿降生以后，她也满足着新生儿的各种需要，虽然部分地通过其他途径。在宫内生活和早期婴儿阶段之间具有的连续性，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其间所发生的，只是胎儿的生理条件被代之以针对母亲的心理的对象关系（psychical object-relation）。但我们切不可忘记，在宫内生活阶段，母亲并不构成胎儿的对象，而且在这一阶段，根本不存在任何对象。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出生的创伤无法得到宣泄。除了作为回避危险情境的信号以外，我们发现不了焦虑还有其他什么功能。

对象失却作为焦虑的决定因素之一，其意义远不限于此。焦虑的下一步转换，即属于性器期的阉割焦虑，也是对分离的恐惧，因而也从属于同样的决定因素。这种情况下的危险就是与自己生殖器的分离。我认为，在这种恐惧与早期危险情境所包含的恐惧之间，费伦茨（1925）曾相当准确地理清了一条脉络。阴茎所拥有的高度的自恋价值可以用下列事实加以解释，即这种器官是保证它的拥有者再度与母亲相结合的条件——也就是说，与母亲的替代者发生交媾。阴茎被剥夺也就是又一次与母亲的分离，而这反过来又意味着无助地暴露于因本能需要而产生的不愉快的紧张（tension）之中，恰与出生时的情况相同。但现在，由这种需要的增强所引起的恐惧，是一种属于生殖力比多（genital libido）的特殊恐惧，而不再像婴儿期那样是模糊不明的恐惧。我们或许还可以补充说，对一个性无能的男人（即他因害怕阉割而遭受抑制）来说，作为交媾之替代的，是幻想回归母亲的子宫内。依费伦茨的思路，我们可以说，这种人过去曾试图用自己的生殖器代表自己而回归母亲的子宫，现在却[在这种幻想中]退行地以自己整个一个人来代替他的生殖器官。2653

儿童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进步——如不断增加的独立性、他的心理功能明确分化成几个机构、新需要的产生等——不可能不对危险情境的内容产生影响。关于危险情境的内容，我们已经考察了由作为对象的母亲的失去到阉割的变化过程。下一个变化过程是由超我的力量引起的。随着父母动因（parental agency）的非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危险就变得不那么清晰可辨了。随后，阉割焦虑发展为道德焦虑——亦即社会焦虑——而且，现在很难知道焦虑的究竟是什么。“从部落中分离和驱逐”这句话只适用于超我中后来以社会原型（social prototypes）为基础而形成的部分，而不适用于超我的核心部分，它与心力内投的父母动因相对应。更一般化地说，凡超我对之愤怒、惩罚或不再爱之的事物，自我便视之为危险，并以某一焦虑信号做出反应。在我看来，对超我的恐惧所经历的最后一种变换形态，是死亡恐惧（fear of death）（或者说是因生命而产生的恐惧），它实质上是对投射到命运力量（powers of destiny）中去的超我部分的恐惧。2654

我曾一度赋予下列观点以某种重要性，即认为在压抑过程中被撤回的贯注是焦虑释放的途径之一。2655现在，这种观点对我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我原来认为，焦虑无一例外地是由某一结构过程自动产生的，但现在我把焦虑看成是自我为影响快乐—痛苦动因而发出的一种信号，这种理解使结构因素的考虑成为不必要。当然，认为正是因从压抑中撤回而解放了的能量是自我用以产生焦虑情感的观点，现已无须加以评说；但是，关于哪一部分能量被用以产生焦虑的问题，已不再具有什么意义[参见编者导言，第80页]。

这种新的观点要求我们对我的另一个论断加以检验，那就是，焦虑产生的实际位置是自我。2656我认为这种陈述现在仍然有效，我们没有理由将焦虑的任何表现归诸超我，而所谓“本我的焦虑”这种说法却需要加以更正，尽管这是就其形式而言而不是就其实质而言。焦虑是一种情感状态，因而只能被自我感觉到。本我不可能像自我那样具有焦虑，因为它不是一个组织，因而不可能对危险情境做出判断。但另一方面，引起自我产生焦虑的，又往往是发生于或开始于本我的种种过程。的确，就这些特殊的过程而言，不仅后期的大多数压抑，而且最初的压抑，很可能都是由这种类型的自我焦虑（ego-anxiety）促动的。这里，我们又对两种情况做出了正确的区分：其一，发生于本我之中的某种过程为自我激活某种危险性情境，并诱使自我发出焦虑信号，以抑制它的发生；其二，某种与出生创伤相类似的情境在本我中建立起来，并续之以一次自发的焦虑反应。如果我们指出，第二种情况与最早、最初的危险性情境相对应，而第一种情况与后来由这种危险情境派生出来的焦虑的任何决定因素相对应；或者联系我们实际碰到各种心理障碍来说，第二种情况在“现实的”神经症的病因学中起作用，而第一种情况仍然为精神神经症所特有，那么，这两种情况就可以密切相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否定或收回早期发现是一回事，而将这些发现吸纳、整合到新的发现之中又是另一回事。在性欲节制中，在性欲兴奋过程的不当干预中，或者性欲兴奋被转移而不能在精神上加以解决时2657，焦虑都直接产生于力比多；或换句话说，当面临因需要而产生的某种过度紧张时，诸如在出生情境中那样，自我便被迫处于一种无助状态（a state of helplessness），其时焦虑就产生了，这依然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在产生焦虑的过程中寻求释放途径的，可能正是过量的没有得到利用的力比多，尽管这一问题不甚重要。2658正如我们所知，在“现实的”神经症基础上尤其易于产生精神神经症。这看起来就像是自我努力从焦虑中拯救自己，关于焦虑，它已经学会让它存在一段时间，然后使之与症状形成相结合。对创伤性战争神经症（traumatic war neuroses）——顺便指出，这个术语涵盖了多种不同的障碍——的分析当能揭示，他们之大多数都拥有“现实的”神经症的某些特征。[参见第129页。]

各种危险情境均由它们的原型即出生活动演化而来。在对这一演化过程的说明中，我无意断言，焦虑的每一后期阶段的决定因素，都使前此阶段的决定因素完全归于无效。虽然随着自我的发展，早期的危险情境确实倾向于失去它们的力量并被搁置一旁，乃至于我们可以说，个体生命的每一阶段都有它相应的焦虑的决定因素。所以，在个体自我尚未成熟时的合适决定因素是心理无助感，在个体仍需依赖于别人的婴儿早期，其适当的危险是对象失却。同样，性器欲期的危险是阉割，而潜伏期的恐惧对象是个体自己的超我。但是，所有这些危险情境的焦虑决定因素，都可以并列地持续存在，并引起自我在对合适因素做出反应一段时间后，以焦虑对它们做出反应；或者它们之中若干因素同时共同起作用。不仅如此，在起作用的危险性情境和随后神经症所采取的形式之间，可能存在着相当密切的关系。2659

在本文前面的一个部分，当我们发现在多种神经症疾病中，阉割恐惧都具有重大意义时，我们并没有过高估计这一因素，因为对女性而言，这不可能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而女性无疑比男性更易于患神经症。[见第123页]现在我们发现，我们完全可以把阉割焦虑视为导致神经症的防御过程的唯一动机力量，这是没有危险的。在别处2660我已阐明，在她们的发展过程中，女孩如何受到她们的阉割情结的引导而做出一种柔情的对象贯注。在妇女当中，似乎正是对象失却的危险情境才依然是最有作用的。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对我们关于她们的焦虑决定因素的描述稍做修改，因为它不再是缺少什么东西的感受，也不是真实地失去对象本身，而是失却对象之爱。毫无疑问，癔症与女性之间具有一种强烈的亲和力，就像强迫性神经症对男性具有特别强烈的亲和力一样，所以，作为焦虑的决定因素之一，爱的失却在癔症中所起的作用，很可能和阉割的威胁在恐怖症中以及对超我的恐惧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所起的作用完全相同。

第九章

我们剩下所要考察的，是症状形成和焦虑产生之间的关系。

关于这个问题，存在着两种广为流传的意见，其一认为焦虑本身就是神经症的症状之一；其二是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2661要更为密切得多。依第二种意见看，症状形成只是为了避免焦虑：它们将除此之外必将以焦虑形式加以释放的精神能量结合起来。因此，焦虑应该是神经症的基本现象，也是神经症的主要问题。

若干实例表明，这后一种意见至少是部分正确的。如果一个广场恐怖症患者在别人的陪同下走进街市，然后又被单独留在街上，那他自然会产生一次焦虑发作。或者如果一个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在接触过某种东西之后被阻止而不让洗手，那他肯定会成为一次无法忍受的焦虑发作的牺牲品。因此很明显，由别人陪伴才能上街的强制条件以及强迫性洗手动作的目的和结果，就是为了排除这种焦虑的发作。从这个意义上讲，自我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第一种抑制，都可以看成是一种症状。

既然我们已经将焦虑的产生回溯到某种危险性情境，我们将把症状的创设说成是为了使自我远离某一危险性情境。如果症状形成受阻，那么危险将会在事实上得到实现。也就是说，某种与出生相类似的情境必将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境中，面对不断增强的本能要求，自我是无助的，而这种本能要求的持续增长正是焦虑最早、最原始的决定因素。因此，在我们看来，焦虑与症状之间的关系并不如想象得那么紧密，因为我们在二者之间插入了危险性情境这一因素。我们还可以补充说，焦虑的产生促成了症状的形成，而且确定是构成症状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因为，如果自我不通过产生焦虑来唤醒快乐—不快乐动因，那么它就无从获得力量以捕获产生于本我之中的过程，正是这些过程才构成危险的威胁。在全部这一过程中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将焦虑的量限制在最低水平，仅用之作为一个信号而已；因为否则的话，结果将只能是在另一个位置感到由本能过程威胁要产生的不快乐，从快乐原则的立场来说，这就是一次失败，虽然它在神经症中经常出现。

由此可见，症状形成确实能够终止危险性情境。它具有两个方面：其一隐而不现地在本我中造成某种变化，自我正凭借这种变化才得以避开危险；其二表现于外，显示了代替受到影响的本能过程而产生的是什么——那就是替代性形成（substitutive formation）。

然而，如果我们把刚才所说的症状形成归因于防御过程，并且把症状形成用作替代形成的同义词，那样会更准确一些。因此很清楚，防御过程类似于自我用以排除外源性危险的逃离手段，它就是一种逃离本能的危险的企图。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对这一比较中的某些弱点进行检验。

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和毒蛇猛兽构成人的外部危险一样，失却对象（或失去对象方面的爱）及阉割威胁也是来源于外部的危险，而不是本能的危险。然而，这两种情况却不是一回事。就一只狼而言，不管我们对它采取何种行为，它都有可能对我们发动攻击；但是，如果我们不在内心持有某种情感和意向，被我们爱的人却不可能终止对我们的爱。因此，这些本能冲动就构成外部危险的决定因素，并因而自身也变成是危险的；而且，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对内部危险采取某些措施而战胜外部危险。在对动物的恐怖症中，患者依然觉得危险完全是外部的，就像危险通过外向移置而形成症状一样。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危险大多是内化了的。在有关超我的焦虑中，构成社会焦虑的那一部分仍然表征着对某一外部危险的内部替代，而其他部分——道德焦虑——则已经完全内化了。2662

另一种反对意见是，在一个人试图逃离即将发生的外部危险时，他只需增加他自己与危险对象之间的距离即可，而不需对它防卫自己或试图改变它，如他可以用棍棒打击狼或用枪射击狼的情况。然而，防御过程似乎远不止于试图逃离，它还包含某些与有威胁的本能过程有关的措施，并通过某些方式对之加以压抑或者使之偏离其目的，从而使之变得无害。这种反对意见看似无可怀疑，但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我想，可能有些防御过程真的与逃离企图十分相像，但也有一些防御过程，其中自我采取更主动的自我保护并创造出强有力的对抗措施。但是，有一个事实可能要使在防御与逃离之间的这种类比整个地归于无效，即自我及本我中的本能都是同一组织中的不同部分，而不是像狼和孩子之间那样是分离的实体，因此，自我方面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将同时引起本能过程的某种变化。

关于焦虑决定因素的这一研究，揭示了自我的防御行为依理性的方式发生的变化，如其本来面目那样。每一危险情境都与生命的某一特殊阶段或心理机构的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相对应，并显得对这一发展阶段而言是合理的。在早期婴儿阶段，对于不管是来自外部还是来自内部的大量兴奋，个体都没有发展出某种装备对之加以精神的控制。在其生命发展的某一阶段上，他的主要兴趣就在于，他所依赖的人不应该撤回对他的照料。后来在他的童年期，当他感觉在与他母亲的关系上，他父亲是他强大的竞争对手，并意识到他对父亲的攻击倾向和对母亲的性意向时，他确实很正当地处于害怕父亲的境况；而且，他对遭受父亲惩罚的恐惧通过阉割恐惧中的心因性强化而能够寻求表达。最后，当他进入社会关系时，他确实有必要害怕他的超我，害怕拥有一颗良心，而这一因素的缺失必将引起严重的冲突、危险等。

然而，这最后的一个论点又引起一个新的问题。撇开焦虑情感不谈，让我们暂时谈论另一种情感，如痛苦。对于一个4岁的女孩来说，如果她的玩具摔坏了；或者对于一个6岁的女孩来说，如果她的家庭教师责骂她；或者对于一个16岁的姑娘来说，如果她遭到男朋友的轻视；又或者对一个25岁的少妇来说，如果她自己的小孩死了，那么，她们都会痛苦地哭泣，这似乎是完全正常的。在所有这些情况中，痛苦的每一个决定因素都相应地具有它自己的合适时间，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都会消逝，唯有最后而确定的因素才会保持终生。对于同一个女孩来说，在她长大成人、婚嫁生子之后，如果因某种毫无价值的饰物之毁坏而哭泣不已，那我们一定会认为是不可理解的。然而，这正是神经症患者的行为方式。虽然在她的心理机构中，控制刺激的各种能力早已在很大的程度上得到发展，而且，虽然他已完全成熟，能够自己满足自己的绝大多数需要，并早已知道阉割已不再作为一种惩罚而加以实践，但他的行为方式好像各种旧的危险情境依然存在，并保持着焦虑的全部早期决定因素。

为什么会如此？这需要一个篇幅相当长的回答。首先，我们必须对事实加以筛选。在大多数情况下，焦虑的旧有决定因素在完成了神经症反应（eurotic reactions）后确实会消失。非常年幼的婴儿的恐怖症，如对独处、黑暗或与陌生人在一起的恐惧——这些恐怖症几乎完全可以被认为是正常的——通常都会在日后消失；就像我们通常谈论婴儿期其他某些障碍时说的那样，婴儿就是“从它们当中长大”。经常出现的动物恐怖症的发展过程亦如此，而早年的许多转换性癔症（conversion hysteria）于日后的生活中亦不再持续。仪式化的动作在潜伏期极为常见，但这些动作很少会在后来发展成为全面的强迫性神经症。总之，就我们对城镇中依据相当高的文化标准来生活的白人家庭的儿童的观察而言，童年期神经症在本质上都是有规律地在儿童发展的某些阶段上出现，虽然直到目前还很少有人对此加以注意。儿童神经症的各种表现，毫无例外地都可以在成年人的各种神经症中观察到；但绝不是所有显示出这些表现的儿童后来都变成神经症患者。所以，随着个体的逐渐成熟，焦虑的某些决定因素必然消失，某些危险性情境也必然失去其意义。不仅如此，虽然某些危险性情境持续到后来的阶段，但必须改变它们的焦虑决定因素以符合时间的要求。例如，一个成年男人在知道了习惯上不再因人们沉湎于性事而阉割他们，但另一方面又知道了某些严重的疾病会染上那些以性事的方式来释放其本能的人之后，他可以在梅毒恐怖（syphilidophobia）的伪装下保持着阉割恐惧。焦虑的另外一些决定因素，如对超我的恐惧，注定永远不会消失而终生伴随着人们。在这种情况下，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会有所不同，因为他们对有关危险的反应异常强烈。最后，对于阻止原初的创伤性焦虑情境的回归，成熟因素并不能提供万无一失的保证。对每个人来说都存在着一个极限，一旦超出这一极限，他的心理机构就不能发挥作用，并因而不能控制需要释放的兴奋的量。

这些细微的纠正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此处所讨论的事实，即许多人在针对危险的行为表现中依旧保持着幼稚性，而且不能克服已经过时了的焦虑决定因素。否认这一事实就等于否认神经症的存在，因为我们所说的神经症患者指的正是这些人。但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当个体发展进入下一个阶段时前一阶段的神经症不能全部终止呢？在对危险的反应中的持续成分从何而来呢？在激起变态的、并通过其不适当性而与生命运动相对立的各种反应方面，为什么唯有焦虑情感拥有对其他所有情感的优越性呢？换句话说，我们无意中又碰到了那个我们经常碰到的难题：即神经症从何而来——它自己所特有的终极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虽然已有精神分析几十年的研究，我们依然和刚开始时一样一无所知。

第十章

焦虑是对危险的反应。然而，关于焦虑情感在心理结构中拥有一个独特地位的原因是否与危险的核心本质具有什么牵连，我们不禁产生疑虑。而危险又是人性的一个普遍命运，它们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同样的。我们需要指出但又不能指出的是这样一种因素，它们能够解释为什么有些人能够使焦虑情感服从于心灵的正常作用，虽然焦虑有其独特的性质；或者说它们决定了哪些人在这一过程中注定要经受巨大的痛苦。在寻求这种因素方面，有人已经做出了两种不同的努力，而且，这些努力自然得到了人们的同情，因为它们将有助于处理一种痛苦的需要。这两种努力是相互补偿的，分别从对立的两极来研究同一个问题。第一种努力是阿德勒在十多年前做出的。2663从根本上讲，他的观点是，凡在执行由危险赋予他们的任务时经受痛苦的人，都是那些因具有某种器官卑劣（organic inferiority）而严重受阻的人。如果说简洁性是真理的标准这句话是正确的，那我们当可将此视为最终的解决。然而，相反，我们近十年来的批判性研究有效地证明了这种解释的严重不足——此外，这种解释还将由精神分析发现的大量材料弃之一边而不顾。

第二种努力是奥托·兰克在他1923年出版的《出生的创伤》一书中做出的[参见第85页和135页以下]。除了和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问题上相关外，我们决不能将兰克的努力与阿德勒的努力置于同一水平上等同视之，因为兰克的努力仍奠基于精神分析之上，并遵循着精神分析的思路。因而可以被接受为精神分析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合法努力。在个体与危险的关系问题上，兰克放弃了个体器官缺陷（organic defect）问题而集中于危险在强度上表现出的不同程度。出生过程是最初的危险性情境，而由此产生的结构方面的剧变便构成焦虑反应的原型。我们已经追溯了将这种最初的危险性情境的焦虑决定因素与随后的危险性情境的焦虑决定因素联系起来的发展脉络，而且我们发现，就它们表明在某种意义上与母亲分离这一点来看，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性质——与母亲的分离最初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分离，随后是指对象的直接失却和间接引起的对象失却。对这一广泛联系的发现无疑是兰克理论建构的一大优点。现在看来，出生的创伤对每个人的袭击强度是不同的，而他的焦虑反应强度也会随创伤强度的不同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依兰克的理解，正是在他内部产生的焦虑的最初的量，决定了他将来能否学会对之加以控制——也就是说，决定了他将来是变成一个神经症患者还是正常人。

这里我们无须对兰克的假设做细致的批判，而只需考察它能否帮我们解决所面临的独特问题。从某种理论观点来看，他的基本命题——即那些出生创伤太强烈以致他们永远都不可能对之加以彻底宣泄的人将变成神经症患者——是很可质疑的。要说对创伤加以宣泄，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并不能确切地加以把握。从字面上讲，这意味着，一个神经症患者越经常、越强烈地再生焦虑情感，那么他就越接近于心理健康——这是一个站不住脚的结论，因为它不符合导致我放弃宣泄理论的事实，而宣泄理论曾一度在宣泄疗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如果对出生创伤的强度的可变性给以过高的强调，也就未给将遗传素质看作病因学因素之一的合法性留有余地。因为这种可变性是一种机体因素，它以某种偶然的方式与体质发生作用，而它自身又依赖于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如婴儿出生时的适时帮助等。兰克的理论完全忽视了体质因素和种系发展因素。然而，如果我们通过为他的陈述提供一个附加条件来为体质因素寻得一个位置，如我们说，真正重要的是个体对出生创伤的可变强度的反应达到什么程度，那么，我们便剥夺了他的理论的重要性，并降低了他提出的那个新因素的重要性：即决定一个神经症是否发生的相互重迭的因素，就存在于某一不同的、且我们也不知道的领域。

不仅如此，虽然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同样拥有出生过程，但与其他哺乳动物相比，只有人类才对神经症具有特殊的易感倾向，这个事实对兰克的理论是极为不利的。但最主要的反对意见却是，兰克的理论是一种玄想而不是基于肯定的观察，他没有收集到任何证据来证明，难产确实与神经症的发展具有偶合关系，甚至也没有证明，与其他儿童相比，经过难产而生出的儿童显示出更强且时间更长的幼儿型忧虑（infantile apprehensiveness）现象。或许也可以回答说，引产或对母亲而言的顺产，可能包含着对婴儿的一次严重的创伤。然而，我们仍然可以指出，引起窒息的分娩必将为所假设的后果提供明显的证据。对兰克的病因学理论来说，它的优点之一是提出了一个可以通过观察证实其存在的因素。而且，只要我们没有做出这种证实的努力，那么就很难对他的理论的价值进行评估。

另一方面，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兰克的理论与到目前为止精神分析所认识到的性本能的病因学意义相冲突，因为他的理论针对的只是个体与危险性情境之间的关系，因而它完全允许我们做出一个假设，即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够控制他的最初危险，那么他在日后包含着性危险的情境中必然会遇到痛苦，并因而患上某种神经症。

所以，我不相信兰克的理论解决了神经症的起源问题，也不相信我们已能够就他的理论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作出了多大贡献做出判断。如果有关难产对神经症易感素质的影响的研究获得否定性结果，那么我们就可以对他的理论的价值做较低的评估。我们当可担心，我们要就神经症疾病寻找一个简单、明确、终极的原因的需要可能很难得到满足。最理想的解决办法，是发现某些可以分离出来的杆菌并在某种纯环境中加以培植，如果将这些杆菌注射入人体，将必然产生同样的神经症疾病；或者更平和一点地说，是证明某些化学物质的存在，对这些化学物质的控制可以生成或治愈某些种类的神经症，虽然医学界人士无疑会对此一笑置之。然而，寻找这种解决的可能性是非常渺茫的。

与此相比，精神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既不更为简洁，也不更令人满意。关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已为人所熟知，此处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补充。当面临某一危险的本能冲动时，如果自我通过某种途径的压抑过程而成功地进行了自我保护，那么它肯定会抑制并破坏了本我中有关的特殊部分；但它同时又会赋予这个部分以独立性，并因而也就放弃了它自身的某些主权性。从压抑过程的本质来看，这是不可避免的。压抑主要是一种逃离的企图。至此，被压抑的内容便在事实上成为一个亡命之徒，它被逐出自我的巨大组织，并只从属于支配潜意识王国的法规。既然如此，那么，如果危险性情境发生了变化，使得某一新的本能冲动与被压抑的内容相类似，以至于自我没有理由对之加以防御，那么，由自我已经发生的这种局限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新的冲动会在某种自发力量的影响下自行发展；或按我所喜爱的说明，就是在强迫性重复的影响下发展。这一发展线路和先前被压抑的冲动完全一样，好像已被解决的危险性情境依然存在着。因此，压抑中的固着因素就是潜意识本我的重复和强迫——这种强迫在正常情况下只能被自我的自由运动功能排除。自我偶尔也可能打破由自己设置起来的压抑栅栏，并发现它对本能冲动的影响，并将新的冲动相应地引导到已被改变了的危险性情境。但事实上，自我很难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它无法解开它的压抑。也许，双方的较量依赖于量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会有如下印象，即结果是强制性产生的：由被压抑的冲动所产生的退行性吸引（regressive attraction）和压抑的强度都很大，以至于新的冲动只能遵循强迫性重复，别无他法。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又发现有另一个因素在起作用：由被压抑的原型所产生的吸引，受到来自真实生活中的排斥力的强化，这种困难可以是任何被新的本能冲动所采用的不同过程中的困难。

分析治疗的事实表明，对压抑过程的固着以及对现在已不再是危险性情境的恢复的这种说明是正确的。这个事实虽然自身是十分平常的，但从理论上讲，对它无论怎样评价也不算过高。在分析中，当我们采取某些辅助措施帮助自我，使之能够移去它的压抑时，它就重新获得了对被压抑本我的控制力，并允许本能冲动自行发展，好像旧的危险性情境根本不存在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取得了和其他医学领域相一致的结果。一般而言，在与理想的环境条件下会自行产生的结果相比，我们应以产生更快、更可靠以及花费更少的能量为满足。

由此可见，决定旧的危险性情境是否继续存在，自我方面的压抑是否被保持，以及儿童神经症是否继续，其关键的决定因素是量的关系，这种关系不能直接观察到，只能推论而知。在产生神经症和为心灵的各种力量相互斗争创造条件的各种因素中，有三个因素非常突出：一个是生物学因素，一个是种系发生因素，还有一个是纯粹的心理因素。

生物学因素就是长期的进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种族的早年处于一种无助的依赖的状态。与大多数其他动物相比，人类的宫内存在时间较短，而且在出生时的发育程度较低。因此，现实的外部世界对他的影响就更强，自我与本我之间的早期分化受到促进。不仅如此，外部世界的危险对这种分化具有更大的重要性，以至于那个单独能够保护他、并代替他早期宫内生活的对象，其价值受到了巨大的提高。所以，生物学因素不仅建立了最早期的危险性情境，而且创造了伴随儿童终生的被爱需要。

第二个因素，即种系发生因素的存在，只能依赖于推理。我们是因为力比多发展过程中一个显著特征才假定其存在的。我们已发现，和那些与人类十分靠近的动物相比，人的性生活在从其出生到成熟的过程中并不能获得稳定的发展。相反，人的性生活当在5岁时达到一个早期发展顶峰之后，要经历一次至关重要的干扰，而且在达到青春期时又重新开始其发展过程，这个发展是重新捡起在童年早期时被打断了的发展起点。这就引导我们做出如下假定，即在人类种族进化的盛衰历史中必然发生过某些重大的事件2664，它们以某种方式作为历史的积淀保存在个体的性的发展之中。这个因素因下列事实而具有病因学意义，即这种幼儿型性欲的大部分本能要求被自我当作危险加以处理和防御，乃至于后来在青春期时的性冲动（在事物的自然发展过程中这种性冲动是自我调协的）冒险屈从于它们的婴儿期原型（infantile prototypes）的吸引，并随之进入压抑之中。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神经症最直接的病因。说也奇怪，和过早地与外部世界接触相比，与性要求的早期接触对自我也产生了完全类似的结果。

第三个因素，即心理因素存在于我们心理机构中的某一缺陷之中，正是这一缺陷与心理机构向本我和自我的分化相关，并因而在终极意义上也可以归因于外部世界的影响。从[外部]现实的危险来看，自我必须对本我中的那些本能冲动加以防御，并把它们作为危险来处理。然而，针对内部本能危险所采取的自我保护，不可能像针对某些外部实在所采取的自我保护那么有效。因为自我是和本我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它只能通过限制自身的组织，并通过以症状形成作为交换来毁坏本能，从而排除本能的危险。如果被拒斥的本能重新发起攻击，自我就会被那些作为神经症疾病而为我们所知的困难所压倒。

除此之外，我还相信，到目前为止，我们关于神经症的本质和原因的知识还不能发挥作用。

第十一章　补遗

在上述讨论过程中，有许多主题在被充分讨论之前就不得不被搁置一旁。我想在本章把这些问题集中起来，以图读者对它们加以足够的注意。

一、早期观点的修正

（一）抵抗与反贯注

压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下列观点，即认为压抑不是一个一次性发生的事件，而需要持续不断的（能量）消耗。如果这一能量消耗过程终止，那么，一直从其来源中获得能量的被压抑的冲动，就会沿着它原来被压抑下去的路线涌出来，而压抑要么在其目的上失败了，要么就要无数次地反复发生。2665因此，正是因为本能在本质上是连续不断的，自我才需要持续地进行能量消耗以确保其防御活动的安全。为保护压抑而采取的这一活动是可观察的，在分析治疗中被称为抵抗。抵抗以我所谓反贯注（anticathexis）的存在为先决条件。这种类型的反贯注明显可见于强迫性神经症。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它以自我的一个变化形式而存在，即自我之中的反向存在，并通过强化那种与需要加以压抑的本能倾向相对立的态度而生效——例如，在怜悯、认真和清洁中所做的那样。从本质上讲，强迫性神经症的这些反向形成，是发展于潜伏期的正常性格特质的夸张形式。反贯注在癔症中的存在难以检测，虽然从理论上讲，它对癔症是同样不可缺少的。同样，在癔症中，自我通过反向形成而发生一定数量的改变也是无可置疑的，而且在某些条件下会变得如此显著，以致在我们看来构成了癔症的主要症状。例如，由矛盾情感而引起的冲突在癔症中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加以解决的。患者对某个他所钟爱的人的敌意，就被他对此人大量的柔情和忧惧所压倒。但是，反向形成的强迫性神经症和在癔症中的差异是，在癔症中，它们不具有性格特质的普遍性，而是局限于某些特殊的关系之中。例如，对于一个从内心深处憎恨自己子女的癔症妇女患者来说，她可能对他们表现出特别的柔情，但她并不会因此而比其他的妇女更具有一般性的爱心，或对其他孩子比别的妇女更富柔情。癔症的反向形成牢固地依附于某一特殊的对象，从不扩展为自我的一个一般化的倾向，而强迫性神经症的基本特征正是这种类型的泛化——即与对象关系的松弛以及在对象选择中移置的促进。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反贯注，似乎与癔症的特殊性质更加吻合。一个被压抑的本能冲动可以从两个方向被激活（即被重新贯注）：一是通过内源性兴奋的强化而从内部被激活；二是通过对它所愿望的某一对象的知觉而从外部被激活。癔症的反向贯注主要指向于外，针对危险的知觉，它表现为某种特殊的警觉形式，这种警觉通过自我限制的手段引起应该加以回避的情境。正是这些情境才引起了上述知觉的。或者如果这种知觉真的发生了，警觉便采取措施撤回患者对它们的知觉。法国的一些分析家，特别是拉弗尔格（Laforgtue，1926），最近给癔症的这种活动取了一个特殊的名字叫精神“盲点”形成（“scotomization”）。2666这种反贯注技术在恐怖症中尤其明显，恐怖症的目的集中在使患者永远排除恐惧知觉出现的可能性。在与强迫性神经症中相比，反贯注在癔症和恐怖症中具有相反的方向——虽然这一差别不是绝对的——这个事实似乎是重要的。它表明，一方面在压抑和外部反贯注之间；另一方面在压抑和内部反贯注（即自我通过反向形成所发生的改变）之间，均具有密切的相互联系。顺便指出，在所有的神经症中，对危险知觉的防御任务都是共同的。强迫性神经症中的各种要求和抑制，也都具有相同的目的。

前面我们曾指出2667，分析中需要加以克服的抵抗来源于自我，而自我却依附于反贯注。自我很难将其注意引向它一直加以回避的知觉和观念，或承认那些完全与它认为构成它自身的成分相对立的冲动。我们在分析中与抵抗的周旋就是基于我们对事实的这种观点。如果抵抗本身是潜意识的，如经常出现的那些因它与被压抑材料之间的相关而构成的情况，那么我们就使之成为意识。如果抵抗是意识的或已变成意识，我们就对它采取逻辑论证；我们会向自我保证，如果它放弃抵抗，它会获得很多奖赏和好处。关于自我方面的这种抵抗的存在，是肯定无疑的。但我们却要问，它是否包含了分析中的全部事态？因为我们发现，即使在处在自我决定放弃其抵抗之后，它仍然难以解除压抑；我们已把追求做出值得赞扬的决定的紧张努力阶段视为“逐步突破”。2668使这种逐步突破成为必要的和可理解的动力因素并不难发现。在自我—抵抗被解除之后，必然仍需克服重复的强迫力量——即由潜意识原型对被压抑的本能过程所产生的吸引。关于将这一因素描述为潜意识抵抗，无须加以说明。这些修正不必使我们感到气馁，如果它们增加了我们的知识，我们当加以欢迎，而且，只要它们丰富了我们的早期发现，而不是使我们的早期观点归于无效，那么，这些修正就不是不体面的——它们或者是对我们的一些太泛化的陈述加以限定，或者是对某种阐述得太狭隘的观点加以扩展。

我们一定不要认为，这些修正为我们在分析中所碰到的各种抵抗提供了一次全面的清查。有关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分析家必须要处理至少五种抵抗，这些抵抗来自三个方面，即自我、本我和超我。自我构成其中三种抵抗的来源，其中每种抵抗的动力性质各不相同。这三种自我抵抗的第一种是压抑抵抗（repression resistence），对此，我们前文已做讨论[第157页以下]，对此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可以补充。第二种是移情抵抗（transference resistence），它和压抑抵抗在性质上相同，但在分析中的作用不同且更明显，因为它成功地建立起某种与分析情境和分析家本人的关系，并因而重新激活任何只能被回忆起来的压抑。2669虽然第三种抵抗也是自我抵抗（ego-resistance），但性质却大不相同，它产生于疾病性获益（gain from illness）并以将症状同化为自我为基础[见第99页以下]。它代表了对放弃任何满足或免除已获得的益处之不情愿（unwillingness）。第四种抵抗产生于本我，我们已经知道，它必须“逐渐突破”（working through）。第五种压抑来自超我，并且是最后被发现的，它也是一种最隐晦但并不总是最微弱的一种抵抗。它可能起源于罪疚感或惩罚需要，并与任何趋向成功的努力相对立，因而也与患者通过分析而康复相对立。2670

（二）由力比多转换引起的焦虑

我在这里提出的这种焦虑观与我一直认为是正确的观点多少有些出入。先前我曾把焦虑看成是自我在某些不快乐条件下的一般反应。我总是寻求从结构2671基础上证明它的存在，并假定我得到了我对“现实性”神经症进行研究的大力支持，正是在焦虑形式中，被自我拒斥或利用的力比多（即性兴奋）寻求到直接的释放。不可否认，这些论断并不能非常和谐地相互并存，或至少可以说，它们并非必然地相互推论。而且，它们还给人一个印象，好像在焦虑和力比多之间具有某种特别密切的关联，而这与焦虑作为对不快乐的一种反应的一般特征不相一致。

对这种观点的反对意见来源于我们把自我看成是焦虑的唯一处所。这种看法是我在《自我与本我》中试图对心理机构进行一种结构划分的结果之一。先前的观点自然地假定，焦虑产生于属于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的力比多，而新观点却相反地使自我成为焦虑的源泉。因此，问题就在于到底是本能（本我）焦虑还是自我焦虑。由于自我所利用的能量是去性化的（desexualized），所以新的观点也倾向于削弱焦虑与力比多之间的密切联系。我希望，至少在缓和这一矛盾以及对受到怀疑的论点给出明确的观念方面，我们是成功的。

兰克的论证最初是我自己的论证2672，认为焦虑情感是出生事件的结果之一，并且是对这一情境的某种重复的一种体验。这促使我对焦虑问题重新做一次审查。但是，关于他认为出生是一次创伤、焦虑状态是对这一创伤的释放反应、随后各种焦虑情感都是试图越来越彻底地加以“宣泄”等观点，我无法做出任何进展。我只能回到这样一个问题，即焦虑是其背后危险情境的反应。这一因素的引入打开了问题的许多新的方面。出生被看成是随后各种危险情境的原型，这些情境使个体处于因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因心理发展的成长而造成的新的条件之下。另一方面，它本身的意义又还原为对危险的这种原型关系。出生时体验到的焦虑构成某种情感状态的原型，这种情感和其他情感要经历同样的盛衰变化过程。或者，在某些与原初情境相类似的某些情境之中，焦虑可以自动地进行自我生成，并因而构成一种不适当的反应形式，而不像它在最初的危险性情境中构成一种适当的反应方式那样；或者，自我也可以从这种情感中获得力量，并主动地引起这种情感，以之作为对危险的一种警告信号，并作为促动快乐不快乐机制的一种手段。因此，通过将焦虑看作是对危险性情境的一般反应，我们便赋予焦虑情感在生物学方面以应有的重要性。同时，通过赋予自我根据其需要产生焦虑情感的功能，我们也认可了自我作为焦虑的处所而起的作用。因此，我们赋予日后生活中的焦虑以两种起源的方式。第一种方式是一种不自主的自动方式，经常在结构的基础上得到证实，而且每当某一与出生相类似的情境建立起来时，它就产生。第二种方式是由自我产生的，每当这种类型的某一情境有出现的危险时，自我便产生焦虑以求避免危险情境的出现。在第二种情况下，自我使自己顺从于焦虑，以此作为一种接种防御，即接受疾病的轻微袭击以免它全面发挥作用。客观存在一种明确无误的目的而生动地想象危险性情境，以此将那种痛苦经验变为只是一个指标或信号。我们已详细地看到[第136～140页]，各种不同的危险情境如何一个接一个地产生，同时又保持着一种发生学的联系。

当下文我们转而讨论神经症性焦虑和现实性焦虑之间的关系时，我们或许能够对焦虑问题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见第164页以下]。

我们早先认为力比多直接转化为焦虑的假设，现在对我们已没有多大意义了。但如果我们真要对之加以思考的话，我们当可分出几种不同的情况。就自我作为一种信号而激起焦虑而言，则不在这一思考范围之内，并因而也不属于那些促使自我引起压抑的危险性情境。对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的力比多贯注是通过其他方式被利用的，而不是转换成焦虑并以此加以释放——如我们在转换性癔症中所明显看到的那样。另一方面，对危险情境的进一步研究将使我们注意到焦虑生成的另一种情况，我认为，这种情况需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说明[见第168页]。

（三）压抑与防御

在讨论焦虑问题的过程中，我又重新起用了一种概念，或更准确地说，是重新起用了一个术语。这个术语或概念在30年前当我开始研究这一问题时曾广泛使用过，后来又放弃了。我指的就是“防御过程（defensive process）”。2673后来我用“压抑”一词代替它，但其间关系却依然不甚明确。我想，如果我们重新使用“防御”这个旧概念，只要是以之作为一个一般化的明确指称，称谓自我在有可能导致神经症的冲突中所采用的全部技术，同时又保持“压抑”概念，用以特指在研究过程中使我们对第一种情况有更深入了解的防御方法，那无疑是个巨大的进步。

即使是纯粹意义上的术语更新，也必须为它的采纳加以辩护，它必须能够反映某些新的观点或知识的扩展。防御概念的重新起用和压抑概念的限定，考虑到了一个长期以来已为人们所熟知，但却随着某些新的发现而被追加某种重要性的一个事实。最初，我们关于压抑和症状形成的观察是在与癔症的联系中做出的。我们发现，兴奋经验的知觉内容和思想的病理结构的观念内容不仅被遗忘，而且受到阻挠不能在记忆中复现，我们因此得出结论，使之不能进入意识是癔症压抑的一个主要特征。后来，当我们开始研究强迫性神经症时，我们发现，在强迫性神经症中，致病原因并未被遗忘，它们依然保留在意识之中，但它们却以某种我们无法把握的方式“被分离”了，以致得到了一些和在癔症遗忘中的同样结果。然而，其间差异之大足以确保下列信念的合理性。即在强迫性神经症中用以排除本能要求的过程不可能和在癔症中的过程完全一样。进一步研究已表明，在强迫性神经症中，通过自我的反对，发生了本能冲动向力比多的某一早期阶段的退行，而且，这种退行显然是在某种压抑意义上起作用，尽管它并不必然引起压抑。我们也看到，同样被认为也存在于癔症中的反贯注，在强迫性神经症中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通过在自我中引起某种反应性变化而保护自我。此外，我们的注意力还被引向一种具有直接症状表现（symptomatic manifestation）的“分离”过程和一种可被称为魔术般的“抵消”程序——这种程序的防御目的无可置疑，但与“压抑”过程已不再有任何相似之处。这些观察为我们重新使用防御这一旧的概念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它可以涵盖具有相同目的的所有这些过程——这个目的就是反对本能的要求以保护自我——并使压抑成为它的一个特例。如果我们考虑到一种可能性，即进一步的研究可能会揭示出，在某些特殊形式的防御和某些特定的疾病之间，如在压抑与癔症之间，存在着某种密切的联系，那么这一术语的重要性将大为提高。此外，我们还可以指望着有可能发现另外一种重要的相关。很有可能，在心理机构明确分化出自我和本我，并在形成超我之前，和心理机构在发展到这些组织阶段之后相比，它使用着完全不同的防御方法。

二、关于焦虑的补充说明

焦虑情感显示出若干特征，对这些特征的研究将有助于对焦虑问题的理解。焦虑无疑与期待（expectation）具有某种关系：焦虑是关于2674某事的焦虑。它具有不确定性和没有对象的性质。严格说来，如果这一情感发现了对象，我们就该用“恐惧”[Furcht]一词而不是“焦虑”[Angst]一词。而且，除了与危险有关之外，焦虑还与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想阐明的神经症有关。这里引起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并非所有的焦虑反应都是神经症的？——为什么我们把这么多焦虑看成是正常的？最后，有关现实性焦虑与神经症焦虑之间的差异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

我们从最后一个问题着手讨论。我们已经取得的进展是对危险情境的焦虑反应进行了研究。如果我们同样对现实焦虑进行研究，这个问题就不难解决。现实的危险是已经知道了的危险，现实性焦虑就是对这种已经知道了的危险的焦虑，而神经症性焦虑则是对某种尚不知道的危险的焦虑。因此，神经症危险就是一种尚有待发现的危险。分析已表明，这种危险是一种本能的危险（instinctual danger）。通过将这种自我尚不知的危险带入到意识之中，分析者就使神经症性焦虑等同于现实性焦虑，因而二者可以以同样方式加以处理。

对现实危险有两种反应，其一是情感反应，即焦虑发作；其二是保护性行为活动。对本能危险的反应可能也是如此。我们知道，这两种反应能够以一种方便的方式进行合作，其中一种反应发出信号，引起另一种反应的出现。但我们也知道，它们也能够以一种不方便的方式做出行为；焦虑可能会导致瘫痪，从而使一种反应的发生导致另一种反应的丧失。

在某些情况下，现实性焦虑和神经症性焦虑的特征是混合的，其中危险是已知且真实的，但对它的焦虑反应却过于强烈，其强烈性远远超出了我们认为是适当的程度。正是焦虑的这一过剩量表明了有某种神经症成分的存在。然而，这种情况并不能建立起新的原则，因为分析表明，已知的真实危险往往被未知的本能危险所依附。

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将焦虑追溯到危险，而进一步探究危险性情境的本质和意义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可以对此获得更多的发现。显然，关键在于患者在与危险强度的比较中对自己能力的估计，也在于他在面临危险时产生的无助感——对现实危险而言的身体无助感和对本能危险而言的心理无助感。在进行这种估计时，他会接受已经具有的实际经验的指导（不管他的估计正确与否，对结果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我们可以将这种实际经历过的无助情境（situation of helplessness），称为创伤性情境（traumatic situation）。关于创伤性情境和危险性情境的区分，我们将提出充足的理由。

如果患者能够预见和预料到这种会引起无助感的创伤性情境，而不是简单地坐等它的发生，那么，他的自我保存能力将会有极大的提高。我们可以将包含这种期待成分的决定因素的情境称为危险性情境，焦虑信号正发生于这种情境之中。信号是在说：“我预见到一个无助情境即将发生”，或“目前的情境使我想起从前曾经历过的一次创伤体验，所以，在尚有时间对之加以排除之前，我先预期这种创伤，以一种好像它已经发生的方式活动”。所以，焦虑一方面是对创伤的预期，另一方面又是以一种平和的方式对创伤的重复。由此可见，前述焦虑的两个特征具有不同的起源，它与期待的关联属于危险性情境，而它的不确定和没有对象则属于无助的创伤性情境——即在危险性情境中所预见到的情境。

既已有了这样一个序列：焦虑——危险——无助感（创伤），我们现在可以对上述讨论做一概述。危险性情境是一种认识到、记忆起或预见到的无助情境，焦虑是对创伤中的无助感的原初反应，并在随后的危险性情境中做出求援信号而复现出来。过去曾被动地体验过创伤的自我，现在以一种微弱的方式主动地重复创伤，以期能够进行自我指导。无疑，儿童通过在游戏中的复现表明，他们正是以这种方式对他们所接受到的每一种忧伤印象做出行为反应。以这种从被动性向主动性的转变，他们试图从心理上对他们的经验加以控制。2675如果这就是“对一次创伤加以宣泄”这句话的意思，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对这一说法加以反对[见第151页]。但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对焦虑反应的首次移置，即从原始的无助情境向预料中的那一情境移置，也就是向危险性情境的移置。其他移置只发生于此后，即从危险向危险决定因素的移置——亦即对象失却以及我们所已熟知的对对象失却的补救。

“过分宠爱”孩子的消极后果是扩大了对象失却（此即在任何危险性情境中保护孩子的对象）在与其他危险的比较中的重要性，它因而促使个体停留在童年状态，这一生活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动作方面和心理方面的无助。

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论及现实性焦虑与神经症性焦虑之间的差异。关于这种差异，我们是知道的。一个现实性危险是一个人受到的外部对象的危险，而神经症性危险则是一个人受到的本能要求的危险。如果本能要求是某种真实的事物，那么其神经症性焦虑也就具有某种现实基础。我们已知道，焦虑与神经症之间所以具有某种特殊的密切关系，原因就在于，自我也可以在焦虑反应的帮助下对本能危险加以防御，正和它可以通过焦虑反应的帮助对外部危险加以防御一样。但是，这一防御活动在神经症中的逐步产生是因为其心理机构之不完善。我们也已得出结论，认为本能要求往往只变成一种（内部）危险，因为它的满足会引起外部危险——也就是说，因为内部危险代表着外部危险。

另一方面，外部（现实）危险要变成对自我而言是重要的，它就必须设法加以内化，它就必须被患者理解为与过去体验过的某种无助情境相关。2676对人类而言，他似乎不具有或只在极微弱的程度上具有对外来危险加以本能认识的天赋。年幼儿童经常做些会危及他们生命的事。这也是他们不能没有保护他们的对象的原因。就患者在其中感到无助的创伤情境而言，外部危险和内部危险、现实危险和本能要求均汇聚其中。不管自我是否遭受无休止的痛苦或经验到无法得到满足的本能需求的持续累积，其结构情境都是同样的，而且自我的运动无助会在心理中得到表达。

在这一方面，幼儿早期令人不解的恐怖症值得再次论及[第136页]。对于其中某些形式，如对独处、黑暗、陌生人的恐惧等，我们已经能够将之解释为对对象失却之危险的反应。而其他形式如对小动物、雷、暴雨等的恐惧，也许可以解释为应对现实危险的先天准备状态（congenital preparedness）的残迹，这种先天准备状态在其他动物中发展得非常强烈。对人类而言，这种遗传残迹只有与对象失却有关的那部分才是适当的。如果童年期恐怖症变得固着化，并持续到日后生活且越来越强烈，那么分析会表明，它们的内容已与本能要求发生联结，并也代表着内部危险。

三、焦虑、痛苦和悲伤

由于有关情绪过程的心理学还很不发达，所以，我下面就这一论题的试探性阐述只能请求读者给予宽宏大量的评判。这一问题产生于我们前面所得出的一个结论，即焦虑是对失去某一对象之危险的反应。我们已经知道，对失去对象的反应之一是悲伤，因此，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对象的失却在什么情况下导致焦虑，又在什么情况下导致悲伤？在前面一次讨论悲伤问题的机会中，我发现，悲伤有一个特征一直未得到解释，那就是它的特别的痛苦（painfulness）[参见第131页]。2677而且，离开某一对象也会是痛苦的，这似乎也不证自明。因此，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化：与某一对象的分离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焦虑，在什么情况下产生悲伤，又在什么情况下仅仅产生痛苦？

这里我想立即指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没有多大希望的，我们必须满足于对其间某些区别以及某些可能性做出描绘。

我们仍将以我们相信是理解了的情境作为起点——即一个婴儿与某一陌生人而不是与其母亲在一起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婴儿会表现出我们将之归因于对象失却之危险的焦虑。然而，他的焦虑无疑较此远为复杂，并因而值得更深入的讨论。他确实具有焦虑，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的面部表情及其哭泣反应表明，他同时也体验到了痛苦。这种焦虑似乎还结合着某些在日后需分离出去的东西。他目前尚不能区分暂时性缺失（temporary absence）和永久性消失（permanent loss）。在他看不到母亲时，他的行为好像是母亲再也不会来看他了。在他知道母亲的消失往往继之以她的复现之后，相认的经验，即反复不断的慰藉经验（consoling experiences）是必不可少的。母亲往往通过一个常见的游戏来促进婴儿的这种知识，即用双手遮住脸面不让婴儿看见，然后又展开双手露出脸面引逗他的高兴。2678在这些条件下，婴儿感觉到想念（longing）而不伴有失望（despair）。

作为婴儿误解这些事实的结果，不见母亲的情境不是一种危险性情境，而是创伤性情境。或者更准确地说，如果婴儿其时碰巧感觉到某一种只有他的母亲才能满足他的需要，那么这种情境就是创伤性情境。如果其时不出现这种需要，则为危险性情境。因此，焦虑的第一个决定因素是自我本身引起的，是失去对对象的知觉（这等于失去对象本身）。其时还不存在失去爱的问题。后来，经验使婴儿知道，对象可以出现但却很生气；这时，失去来自对象的爱就变成一种新的、更加持久的危险及焦虑的决定因素。

不见母亲的创伤性情境在一个重要方面与出生的创伤不同。在出生时不存在任何对象，因而也就不可能失去什么对象，其时产生的唯一反应就是焦虑。从那以后，反复不断地满足情境（situations of satisfaction）将母亲创造为一个对象；每当婴儿感到一种需求时，这个对象便受到可以称为“想念”的强烈贯注。所谓痛苦反应，指的正是事态的这种新的方面。因此，痛苦是对对象失却的实际反应，而焦虑则是对因对象失却而引起的那种危险的反应，并通过进一步的移置作用而构成对失去对象本身的危险的反应。

关于痛苦，我们亦知之甚少。我们唯一所肯定的事实是，每当某一刺激作用于周围系统而打破保护层装置、并进而作为一个持续的本能刺激活动时，痛苦一般都是最先产生的。对于这种本能刺激，肌肉活动的保护是虚弱的，尽管一般而言，它因使接受到刺激的部位从刺激中撤退回来而是有效的。2679如果痛苦不是产生于表面而是产生于内部器官，情况亦如此，只是内层周围系统（inner periphery）的某一部分代替了外层周围系统（outer periphery）而已。婴儿显然有机会体验到这种痛苦，这种痛苦与它的需求经验是相对立的。然而，痛苦产生的这一决定因素似乎与某一对象的失却毫无相似之处。而且，痛苦的核心成分，即周围刺激（periphery stimulation），在婴儿的想念情境中完全不存在。尽管如此，语言的日常用法所产生的内部心理痛苦这一观念以及把失去对象的感觉看成是等同于身体痛苦，这绝不可能是无所谓的。

当存在身体痛苦时，就会产生对痛苦部分的强烈贯注，这种贯注可称之为自恋性贯注（narcissistic cathexis）。2680这种贯注持久增长，并倾向于耗尽自我。2681众所周知，当内部器官引起痛苦时，我们会对身体的不同部位形成空间的或其他的表征，这些表征在通常情况下不会在意识的观念作用中得到表现。这里，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当存在因其他原因而造成的心理转移时，即使是最强烈的身体痛苦也不会被感觉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说是“停留于潜意识”），也可以获得如下解释，即对引起痛苦的身体部位的心理表征，产生了贯注的高度集中。我想，正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一个类似点，它使痛苦的感觉转入心理领域成为可能，因为，对那种集中于不见或失去的对象之想念的强烈贯注，创造了和由对受伤身体部位的贯注所创造的相同的结构条件。因此，关于身体痛苦的周围原因，我们可略而不述。由身体痛苦向心理痛苦的转移，和由自恋性贯注向对象贯注的变化相对应。被本能需要高度贯注的对象表征（object-presentation）所产生的作用，与被刺激增强而贯注了的身体部分所产生的作用完全相同。贯注过程的连续性和对之加以抑制的不可能性，产生了同样的心理无助状态，如果由此而引起的不快乐感受，具有痛苦的独特性（一种不可能更明确描述的性质），而不是以焦虑的反应形式表现出来，我们或许可以把它归因于一个在我们的解释中尚未充分利用的因素——当导致一种不快乐情感的这些过程发生时，流行着这种高水平的贯注和“结合”。2682

我们还不知道对失去某一对象的另一种情绪反应，那就是悲伤。但现在我们不再有任何困难对之加以解释。悲伤产生于现实检验（reality-testing）的影响，因为后一种功能对失去亲人的那些人提出了绝对的要求，即他必须将自己与对象相分离，因为对象已不存在。2683悲伤被委托以一项任务，即在所有那些对象原先是高度贯注接受者的情境中，将对对象的这种贯注撤回。和我们前面的观点相吻合，这种分离会是痛苦的，因为，就集中于对象的强烈而不可满足的想念贯注而言，失去亲人者必须在情境的重现中抵消（undo）把他和对象结合起来的各种关系。

附录一　“压抑”和“防御”

弗洛伊德在第163页关于他使用这两个术语的历史说明，可能有一点误导作用，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值得进一步展开说明。在布洛伊尔时期，这两个术语的使用都是很自由的。“压抑（Verdr?ngung）”一词最早出现于《癔症现象的心理机制：绪言》（1893a），标准版，第2卷，第10页，而“防御（Abwehr）”2684一词最早出现于第一篇论文《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在《癔症研究》（1895d）中，“压抑”一词出现十多次，“防御”一词出现得更多。然而，这两个词的用法似乎有某种差异：“压抑”似乎是指实际的过程，而“防御”则是这一过程的动机。但在《癔症研究》第1版的序言中，这两位作者似乎使这两个概念相等同，因为他们在谈论他们的观点时说：“性似乎作为‘防御’的动机……而起着主要作用——也就是说，作为压抑观念使之不进入意识的动机而起作用。”而且，在他的第二篇论文《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6b）的第一段，弗洛伊德甚至更明确地说到“防御”或“压抑”的“心理过程”。

在布洛伊尔时期之后——即从1897年后——“防御”一词的使用频率降低了。然而，尽管如此，它并没有被完全放弃，如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第1版第七章以及在《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那本著作的第七章第七节等处不时出现。但“压抑”一词已经开始处于支配地位，并在《对“杜拉”的分析》（1905e）和《性学三论》（1905d）中频频使用。自此以后，注意力显然集中于变化上，见日期标为1905年6月的第一篇关于神经症中的性问题的论文（1906a）。在对他的观点的历史发展进行回顾以及在说明后布洛伊尔时期时，弗洛伊德曾提到过这一观点并写道：“……‘压抑’（现在我开始用它来代替‘防御’）……”（标准版，第7卷，第276页）

这句话中所存在的稍许误差，在《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标准版，第14卷，第11页）的一句类似的话中变得更加明显。这里，弗洛伊德在讨论布洛伊尔时期的结束时又说，“我注意到，作为某一排斥过程的结果，精神机构发生了自我分裂。这一过程我当时称为‘防御’，后来称为‘压抑’”。

1905年后，“压抑”的支配性仍持续增长，如在《对“鼠人”的分析》（1909d）中，我们发现（标准版，第10卷，第196页）弗洛伊德说到“两种压抑”，分别用于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对本文所修正的框架而言，这可能是他所谓“两种防御”的特别明显的实例。

但是不久，“防御”作为比“压抑”更明确的术语，其有用性开始表现出来——特别是在他的心理玄学论文中。如本能的“盛衰”过程只是“压抑”的形式之一，开始被认为是对它们的“防御模式”（标准版，第14卷，第127页、第132页和第147页）。这里，“投射”又被说成是一种“机制”或“防御手段”（同上，第184页和第224页）。然而，直到十多年后，在目前这本著作中，才对这两个术语的不同用法做出明确的说明。

附录二　弗洛伊德主要论及焦虑的著作目录

[在弗洛伊德的许多（或许是大多数）著作中，焦虑问题均有论及。下面的目录不无实际价值。其中，著作题目前的日期是弗洛伊德开始撰写有关论题的可能日期，题目后的日期是出版日期。方括弧中的条目为弗洛伊德的选著。]

[1893年，草稿B：《神经症的病因学》第二部分（1950a）]

[1894年，草稿E：《论焦虑的起源》（1950a）]

[1894年，草稿F：《选集Ⅲ》之一（1950a）]

[1895年（？），草稿J（1950a）]

1895年，《强迫症与恐怖症》第二部分（1895c）

1895年，《关于用“焦虑性神经症”将一种特殊综合症与神经衰弱相区别的理由》（1895b）

1895年，《对我的“焦虑性神经症”的论文所受批评的答复》（1895f）

1909年，《对一个5岁男孩的恐怖症的分析》（1909b）

1910年，《“野蛮的”精神分析》（1910k）

1914年，《从一例幼儿神经症史中得到的启示》（1918b）

1917年，《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5讲

1925年，《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

1932年，《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32讲（第一部分）

达·芬奇的童年回忆

1928年秋，弗洛伊德与女儿安娜于柏林，他此时镶了一副新的假牙。

圣母子与圣安妮达·芬奇画

1910年，弗洛伊德在《达·芬奇的童年回忆》中分析了这幅画。

目录

达·芬奇的童年回忆

新版编译说明

戏剧中的变态人物

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

作家与白日梦

达·芬奇的童年回忆

米开朗基罗的摩西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

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

新版编译说明

一、版本出处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是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西方现代弗洛伊德主义哲学学派的巨擘，被誉为“与牛顿、达尔文、马克思、爱因斯坦一样的世界伟人”。他身前留下丰富的精神分析著作，不断再版加印，并被译为各国文字，流传全世界。1956～1974年，英国伦敦霍格思出版社（The Hogarth Press）出版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这套书由英国精神分析学家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1887～1967）和奥地利心理学家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1895～1982，弗洛伊德最小的女儿）共同主编，共24卷，是当今世界最权威最完整的弗洛伊德作品集，也是世界广泛流行的最佳版本。这套英文版由德国Gesammelte Werke公司出版的德文版翻译而来，但增加了关键的脚注（标准版编者在德文版的基础上所添加的内容一律用[]标识以示区分）。

本套中文版《弗洛伊德文集》即由英文版《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以下简称“标准版”）翻译而来，是中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关于弗洛伊德文萃性的经典恢宏译著。我们将标准版中凡是带重点符号的弗洛伊德代表著作全部译出，还把无重点符号但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潜意识论、性欲论、梦论三大理论支柱和七大基本理论（潜意识学说、人格结构学说、本能学说、性欲学说、释梦学说、焦虑与自我防御机制学说和社会文化学说）有关的心理玄学的论著也一并译出。

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我们将标准版中有关弗洛伊德论著的一些编者导言、弗洛伊德生前为其著作出版所作的序言（精选部分版次）及部分注释一并译出。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保留了标准版的[]体例，保留了英文文献中年份后的字母顺序标注，书内页码也按标准版的页码显示。我们在标准版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注释，此部分以“—中译者”为标识。中文版编者还根据内文增加了插图，来帮助读者理解弗洛伊德的著作。此外，在弗洛伊德的每部（篇）著作之前，中文版主编车文博亲自撰写了“按语”，扼要介绍该著作的要点及其在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二、编译分工

《弗洛伊德文集》是我国建国以来翻译弗洛伊德的第一部经典性的世界名著，是国家教委七五重点教材规划和吉林省九五重点图书规划的项目，也是中文版主编车文博主持的心理学、哲学、精神医学界学术共同体40年来协作科学研究的成果。

参加本书译校的学者共有吉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等12所院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教授、博士等40余人。

1.车文博，中文版主编，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学术界公认的弗洛伊德研究权威，我国为弗洛伊德“平反”的人。主要工作：（1）选定翻译版本。20世纪70年代选定标准版24卷为底本进行复印，并选定翻译弗洛伊德的论著。（2）组成翻译团队。聘请老一辈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哲学家为领衔，中青年教授、副教授、博士为主体的学术共同体。（3）提出编译原则。包括精粹性原则，代表性原则，信、达、雅原则，历史性与专题性统一原则。（4）编辑小词典。特请著名精神病学家贾谊诚教授主编《精神分析小辞典》，由车文博教授审订，以保证全书中翻译的人名、术语的统一。（5）全书终审定稿。车文博主编除亲自编制《弗洛伊德生平活动一览表》、撰著《导论》和《弗洛伊德略传》外，还对全书做了通读、审订和定稿。

2.杨韶刚，中文版副主编，本书主要译、校者，原为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主任，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论著有《超越快乐原则》、《自我与本我》、《一个幻觉的未来》、《文明及其缺憾》、《摩西与一神教》、《为什么有战争？》、《抑制、症状与焦虑》（合译）、《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合译）。此外，校审、修改了诸多篇章。

3.高申春，中文版副主编，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除翻译《释梦》（下卷）、《论梦》、《释梦》（上卷，部分）、《抑制、症状与焦虑》（合译）外，还校审并修改《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释梦》（上卷）、《超越快乐原则》、《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自我与本我》。此外，还协助主编编审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目录》、《英汉人名对照表》、《英汉专业术语对照表》。

4.邵迎生，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除翻译《图腾与禁忌》外，还参加校订《精神分析新论》，修订《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戏剧中的变态人物》、《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作家与白日梦》、《达·芬奇的童年回忆》、《米开朗基罗的摩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等。

5.宋广文，曲阜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博士，翻译并修订《性学三论》、《儿童性理论》、《“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爱情心理学》、《论自恋：导论》、《本能及其变化》、《压抑》、《力比多类型》，并校《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精神分析纲要》。

6.吕俊，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除翻译大部分《释梦》（上卷）外，还参加修订《释梦》（下卷）、《论梦》、《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

7.郭本禹，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精神分析新论》（合译），并修订《精神分析五讲》。

8.汪凤炎，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精神分析新论》（合译）。

9.郑希付，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

10.张爱卿，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导论》。

11.葛鲁嘉，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纲要》。

12.彭运石，湖南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合译），并校审《抑制、症状与焦虑》、《一个幻觉的未来》。

13.高峰强，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论潜意识》（合译）。

13.贺岭峰，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心理学系主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梦的理论与实践》。

14.熊哲宏，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

15.金星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癔症研究》。

16.赵国复，吉林大学出版社编审，参加修订《癔症研究》，并对《弗洛伊德文集》全卷德、英、法文译注做了译校。

三、卷次划分

早在20世纪80年代，车文博主编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参考书《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集》（上、下卷），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88～1989年出版，后经长春出版社先后出版中文版《弗洛伊德文集》5卷本（1998）和8卷本（2004），台湾知书房又将此书11卷精装本出版（2000）。现在由九州出版社出版最新修订版。本版的主要特点：（1）由原8卷本改为12卷本。（2）新增《弗洛伊德自传》（1925）和《补记》（1935）两部分，以凸显弗洛伊德的伟大贡献和精神分析运动的国际化。（3）对赵国复先生译校的德、英、法等几种语言的注释，又做了审订和补漏。（4）增补了车文博教授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09FZX004）《弗洛伊德主义新论》撰著的《导论》、《弗洛伊德略传》，作为学习和研究弗洛伊德文集的导引。

本套《弗洛伊德文集》分为12卷，各卷内容如下：

卷1《癔症研究》。此卷包括中文版主编车文博所著的《导论》和《弗洛伊德略传》，以及由弗洛伊德与约瑟夫·布洛伊尔合著的《癔症研究》三部分。《癔症研究》最初于1895年在德国出版，书中对癔症的症状、病因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说，开始提出癔症创伤理论。这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形成时期的重要著作，是其精神分析的理论奠基和正式起点的标志。

卷2《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此卷仅收录《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一部著作，此作于1901年被发表在杂志上，1904年出版了单行本，是弗洛伊德用动力心理学观点解释日常生活事件的一部重要著作。

卷3《释梦（上）》。此卷收录《释梦》的前五章内容。《释梦》最初于1900年在莱比锡和维也纳出版，是弗洛伊德一生中最得意和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体系形成的一个主要标志。他在广泛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病人的梦的临床研究和有关梦的自我分析，深入探讨了梦的实质、释梦的方法、梦的伪装、梦的材料和来源、梦的工作以及梦的过程的心理等有关的重要理论问题。

卷4《释梦（下）》。此卷收录《释梦》第六、七章内容，以及《论梦》、《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论梦》是弗洛伊德于1901年应德国一位编辑之约而撰写的，它以简洁的形式概述了《释梦》一书的基本观点和内容。《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是在《释梦》出版11年后发表的，它不是探讨有关释梦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专门研究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如何运用释梦的艺术问题。《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发表于1923年，此文不是对《释梦》一书的修正，而是弗洛伊德对该书问世20多年来一些想法的评论。

卷5《爱情心理学》。此卷收录八篇论文。1.《性学三论》于1905年发表，内容涉及“性变态”、“幼儿性欲”及“青春期的变化”三部分。2.《儿童性理论》于1908年发表，该文对儿童期的性表现，以及与其他心理活动、神经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揭示了一些常见的但缺乏研究的儿童期性现象。3.《“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于1908年发表，文中论述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强调了性的因素是现代社会文化危机、人的焦虑与神经症的主要根源，抨击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观，提出了改善文明与发展文艺的性本能升华作用说。4.《爱情心理学》共包括三篇文章：（1）《男人对象选择的一个特殊类型》（1910），主要分析了男人的性变态（或性倒错）问题；（2）《论性爱领域最普遍的衰退趋势》（1912），专门探讨了男人的“心理性阳痿”问题；（3）《处女的禁忌》（1918），从历史与文化的视角分析了女性的“贞洁”问题。5.《论自恋：导论》发表于1914年，该文对自恋的起源、本质、表现形式及其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分别做了说明。6.《本能及其变化》发表于1915年，该文从不同角度分析本能这一基本概念所涵盖的内容，使用这一概念所涉及的问题，如本能的原动力、目的、对象和来源，以及描述性本能的一般性质所采用的方法等。7.《压抑》发表于1915年，该文对压抑的本质、原因、结果及其与神经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8.《力比多类型》发表于1931年，该文从身体特征与心理特征相结合的观点出发，以力比多为基础，将人分为性欲型、自恋型和强迫型等三种，并认为混合型远多于纯粹型。

卷6《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此卷包括三篇论文。1.《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发表于1905年，该文分别就诙谐的技巧、目的、动机、心理起因及诙谐与梦、潜意识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2.《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发表于1912年，该文简明扼要地揭示了潜意识的含义及其在精神分析中的地位和意义。3.《论潜意识》发表于1915年，是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一篇重要论文，也是他论述心理学基本理论方面的代表性文章之一。

卷7《精神分析导论》。此卷仅收录《精神分析导论》一部著作，内容由弗洛伊德1915～1917年两个冬季在维也纳大学讲授精神分析的讲稿组成。全书包括失误动作、梦和神经症等三篇，共分28讲。该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引导听众领会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卷8《精神分析新论》。此卷收录四部分内容。1.《精神分析新论》完成于1933年，虽然是弗洛伊德在他1932年所做的演讲基础上成书的，但却是他在《精神分析导论》发表后经过15年研究实践和反思的成果。2.《精神分析五讲》于1910年首次刊出，是由弗洛伊德1909年应邀为美国克拉克大学20周年校庆所做的五次演讲稿汇集而成，它从叙述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作研究癔症开始，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和观察事例，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精神分析关于宣泄法、压抑、梦、失误、性欲和移情等重要思想和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3.《精神分析运动史》发表于1914年，该文是对精神分析产生、发展和分裂过程的历史总结。4.《精神分析纲要》发表于1940年，它既是向读者介绍精神分析基本原理的指南，又是弗洛伊德对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精神分析理论全面而精辟的总结。

卷9《自我与本我》。此卷收录四部分内容。1.《超越快乐原则》完成于1920年，弗洛伊德在这部著作中，修正了他早期的本能学说，第一次提出人存在着死的本能与生的本能，并把这两种作用相反、同时并存的力量的斗争视为整个生命运动历程的决定者。2.《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完成于1921年，系统论述了关于“群体的本质就在于它自身存在的力比多联系”的理论。3.《自我与本我》1923年出版，书中谈及意识、前意识、潜意识，阐述了自我从本我、超我从自我分化的过程。4.《抑制、症状与焦虑》出版于1926年，是弗洛伊德对压抑与焦虑及心理防御机制关系理论进行修正与补充的主要论著。

卷10《达·芬奇的童年回忆》。此卷包含七部分内容。1.《戏剧中的变态人物》1942年面世，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观点对戏剧活动所作的解释。2.《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1907年出版，它紧紧围绕《格拉迪沃》一书中幻觉与梦的关系，揭示了压抑、幻觉与精神错乱的起因、梦的形成与解释、性欲生活的作用、治疗心理疾患的方法等一系列理论问题。3.《作家与白日梦》发表于1908年，弗洛伊德在对创作与白日梦的关系作出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幻想活动，其目的是在幻想中实现其未能满足的愿望。4.《达·芬奇的童年回忆》1910年面世，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传记研究的方法，详尽介绍了达·芬奇童年以来的感情生活，深刻分析了他的性心理历史的发展过程，着重阐释了他的艺术与科学活动的心理起源。5.《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发表于1914年，该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对米开朗基罗所创造的摩西这一艺术作品的解释。6.《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1928年面世，该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阐释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创作的一篇心理美学的论文。7.《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发表于1926年，弗洛伊德在该文中指出，精神分析技术既不是神秘的、难以捉摸和掌握的，更不是医生的专利。

卷11《图腾与禁忌》。此卷包含两部作品。1.《图腾与禁忌》1913年出版，该书由四篇论文组成，通过蒙昧人与强迫神经症患者的比较，推断了图腾崇拜的本原意义。2.《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出版，是弗洛伊德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它由三篇论文组成，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一神教的本质和起源，揭示了上帝不是神，而是被后人神化了的人；它说明宗教问题并非神秘不可测，揭开宗教欺骗人的虚幻面纱，人们不难发现其真实本质。

卷12《文明及其缺憾》。此卷主要包含四部分内容。1.《一个幻觉的未来》出版于1927年，主要讲了两个问题：文明的内涵及其同本能的关系；宗教的本质、演化及其作用。2.《文明及其缺憾》出版于1930年，书中弗洛伊德从文明发展与人性的本能之间的联系和对抗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对文明社会的本质、起源、作用和弊端等问题做了集中的阐述。3.《为什么有战争？》是1932年9月弗洛伊德就战争问题答复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他依据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4.《弗洛伊德自传》1925年面世，这不是描述个人家庭、生活和工作的一般性自传，而是一部精辟地总结精神分析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学术性经典，主要阐述了弗洛伊德本人在精神分析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此卷还附录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目录》、《弗洛伊德生平活动一览表》、《英汉人名对照表》、《英汉专业术语对照表》等。

《弗洛伊德文集》编委会

2014年4月1日

戏剧中的变态人物

（1942[1905或1906]）

孙庆民译

索宇环校

邵迎生修订

按语

本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观点对戏剧活动所作的解释。主要内容：（1）戏剧的目的在于挖掘深层的情感渠道，获得某种满足快乐。（2）戏剧的特点总是把“英雄”置于斗争乃至失败之中，并与痛苦、灾难等联系在一起。宗教剧、社会剧和人物剧的区别，在于导致痛苦的行为表现的领域不同。（3）心理剧的痛苦斗争是在心理冲动中进行的。一方面只有观众是一个神经症者，才能从戏剧的昭示中和从被压抑的冲动的或多或少的意识中获取快乐；另一方面唯有神经症者的大脑才会发生这种斗争，并成为戏剧表现的主题。当一个意识到的冲动与一个受压抑的冲动之间产生冲突时，心理剧就变成心理变态剧了。众所周知的神经症的不稳定性与剧作家回避抵抗、提供“前期快乐”的技巧，决定其在戏剧中使用变态人物的范围。本文对研究精神分析戏剧心理美学有学术价值。

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人们就一直认为，戏剧（drama）的目的是“唤起恐惧和同情”2685，从而净化情感。如果是这样说，我们还可以把这一目的更详细地描述成“是一个开发人们情感生活中的快乐或享受源泉的问题”，就如同在开玩笑（joking）或幽默（fun）等智力活动中开发相似的源泉一样。但实际上这些活动很多是难以达到目的的。在里面，关键问题无疑是人们通过“发泄”（blowing off steam）而摆脱自己感情的过程，由此而产生的愉快，一方面是彻底地发泄而带来的放松，另一方面是伴之而来的性兴奋（sexual excitation）。我们可以认为，性兴奋是作为情感唤起时的副产品而出现的，它让人们感觉到他们的心理潜能提高了，而这正是他们所渴望的一种感觉。作为一个兴趣盎然的观众去看戏剧或者表演2686，给成年人带来的感觉就如同游戏（play）给儿童带来的感觉，他们那潜在的想做成年人所做的事的愿望在游戏中得以实现。观众一般是这样一种人，他阅历不多，经验甚少，感觉自己是个“大事不会降临其身的小人物”。他长期以来被迫压抑或转移其雄踞世界风云浪尖的雄心大志。他渴望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感觉、去行动、去安排事情。——简言之，他渴望成为一个英雄（hero）。剧作家和演员能够让他以英雄的身份被认同（多年以后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一书第二章又论述了这个问题）。因而帮助他实现了这一愿望，同时又可以给他省去许多麻烦。观众也十分清楚，在现实中，如果他不经受痛苦、磨难和恐惧，他就不可能完成他所渴望的那些英雄行为，但若要他真的去经历那些痛苦、磨难和恐惧，那是毫无乐趣可言的。他还懂得他只有一次生命，也许在这样一次与逆境抗争中就有可能夭折。所以，他的欢乐是基于幻觉之上的，也就是说，当他清楚地知道在舞台上行动和受苦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别人时，当他知道这只不过是一场游戏而不会实际威胁到他的个人安全时，他的痛苦就被淡化了。在这样的情景中，他可以尽情享受当“伟人”的乐趣，可以心安理得地放纵自己平时在宗教、政治、社会和性的方面压抑着的冲动，在舞台上表现的生活中的各个重大场景里任意地“发泄”。

同样，其他几种形式的创作也仰仗该前提条件产生。抒情诗（lyric）比其他任何形式都更能实现发泄多种强烈情感的目的——就像跳舞也能发泄情感一样。史诗主要是能让人感觉到英雄人物胜利时的喜悦。而戏剧则是试图挖掘更加深层的情感渠道，并使不幸的先兆也能释放快感。正因为如此，戏剧一般总是把英雄置身于斗争甚至（带着受虐狂式的满足）失败中来加以刻画。戏剧这种与痛苦、灾难的联系或许可以看成是戏剧的特点，不管它是像在严肃剧中那样，只唤起观众的关注，然后又将它平息，还是像在悲剧（tragedy）中那样，痛苦真的发生。戏剧起源于古代对诸神祭祀的仪式（参见关于羊和替罪羊的论述），这一事实与戏剧的特征不无相关。2687它容许人们对天宇神控的日益不满，这种控制导致了痛苦英雄是最早最强烈地反对上帝或其他神圣的东西的反叛者。快乐似乎来自一个弱者面对神圣力量时的苦痛——这是一种受虐狂满足的快乐，也是一种直接欣赏一个历经千辛万苦不改英雄本色的人物所产生的快乐。这里，我们的心情和普罗米修斯的心情一样，不过多了点用暂时的满足获得自己片刻安慰的愿望。

因此，各种类型的痛苦便成为戏剧的题材，它通过这种痛苦给观众带来快乐。这样，我们就获得了戏剧这一艺术形式的首要先决条件：戏剧不应该给观众招致痛苦，戏剧应该懂得如何通过创造可能的满足对它给观众带来的同情之苦进行补偿（当代作家常常做到这一点）。但是，舞台上表现出来的这种痛苦很快就被局限于心灵的痛苦，没有人想要肉体的痛苦，因为人们懂得肉体的痛苦所引起的躯体感觉（somatic feeling）的变化，将很快淹没所有心灵的快乐。如果我们得了病，唯一的愿望就是：恢复健康，摆脱我们现在的状况。为此，我们去看医生，吃药，破例求助于“幻想游戏”，这种游戏能够使我们获得快乐。如果一个观众把自己置身于躯体疾病（physica lill）的处境，他会发现自己无力享受快乐或无力从事精神活动。因而，一个有躯体疾病的人只能作为戏剧中的一件道具活跃于舞台上，而不是一个英雄，除非他的躯体疾病的特殊方面使他能够进行精神活动。例如，在《菲罗克忒忒斯》（Philoctetes）中病人处于绝望状态，在有关结核病人的剧中，患者失去希望。

人们主要是通过需要有精神痛苦的环境来认识精神痛苦的，因此，表现精神痛苦的戏剧需要某个会导致躯体疾病的事件，并以表现这个事件开始剧情。至于有一些戏剧如《阿贾克斯》和《菲罗克忒忒斯》，介绍以为观众熟悉了的心理疾病，纯属例外。在希腊悲剧中，由于人们对素材的熟悉，一出剧，有人也这么说，是从中间部分开始演出的。要想对控制那些悬而未决事件的先决条件给予充分的解释是很容易的。这些事件一定包含某种冲突，包含意志力与抵抗力。这一先决条件是在反对神的斗争中完成其首要和崇高的使命的。我已说过，这种悲剧是一种反抗剧，剧作家和观众都站在反抗者的立场上。人们对神的信仰越少，人在控制事物中的作用就变得越重要。人们越来越相信，恰恰是这种对神的反抗导致了心灵的痛苦。因此，英雄的下一次反抗便是指向人类社会。这样我们就拥有了一批社会悲剧。然而，另一个先决条件的实现将出现在个体间的冲突中。这类悲剧是人物的悲剧，它向观众展示了一场“冲突”中所有令人激动的场面。剧情是在杰出人物之间展开的，他们从人类制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事实上，这种悲剧中得有两个主角。在以上这两类戏剧中，有一个主角同代表某些制度的强大人物进行斗争，如果将这两类剧进行融合，无疑是可能的。纯粹的人物悲剧缺乏令人满意的反叛性，但是这种悲剧在社会戏剧（例如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中的再现，其生命力并不亚于希腊古典悲剧作家笔下的历史剧。

因此，宗教剧、社会剧和人物剧其本质的区别，在于导致痛苦的行为得以表现的领域不同。现在，我们可以沿着戏剧的线索进入到另外一个领域，这便是心理剧（psychological drama）的领域。在心理剧中，引起痛苦的斗争是在人物自己的头脑中进行的——这种斗争是在不同的心理冲动之间进行的。只有当一种冲动，而不是主人公消亡之时，斗争才告结束。就是说，斗争必须在人物的“否定”2688中结束。这个心理剧的先决条件与前所述的几个类型先决条件的结合都是可能的。所以，如制度之类的因素其本身也可以成为内心冲突的根源。正因如此，我们便拥有了爱情悲剧。因为社会文化、人类习俗对爱情的压抑和“爱与义务”之间的斗争——对此我们在歌剧中早已熟知，它构成了几乎无数的冲突情境的根源，事实上，也如同人们的“情欲白日梦”一样亘古不绝。

但是，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变得愈来愈多。当我们身临其境并打算从中获取快乐的痛苦根源，不再是两个同样可以意识到的冲动之间的冲突，而是一个意识到的冲动与一个受到压抑的冲动之间的冲突时，心理剧就转变成了心理变态剧了。这里，快乐的前提条件是观众本人须是一个神经症者，因为只有这种人才能从戏剧的昭示中和从被压抑的冲动的或多或少的意识中获取快乐，而不是反感。对那些非神经症者来说，这种意识所招致的仅仅是反感，而且是可能唤起观众一种重复压抑行为的倾向，该压抑行为以前曾成功地影响过他的冲动。对于这一类人来说，一个简单的压抑行为就足以完全控制被压抑的冲动。但是对神经症者来说，这种压抑无一例外会处于失败的境地。神经症者的压抑是不稳定的，需要反复不断地释放。如果这种冲动被清晰地意识到了，那么这种努力就无效了。所以唯有在神经症者的头脑里才会发生这种斗争，并成为戏剧表现的主题。即使是在这样一群人身上，剧作家所能唤起的，除了一种得到解脱的快乐之外，同时还有对解脱的抵抗。

第一个现代戏剧是《哈姆雷特》。2689该戏剧主要揭示的是，一名男子先前是正常的，由于他所承受的一项使命的特殊性质，而使他变得神经质。他体会一种压抑许久的冲动现在越来越活跃，眼看就要爆发成为行动了。《哈姆雷特》有三个特点与众不同，它们与我们眼下讨论的问题有较重要的关系：（1）剧中主人公本身并不是心理变态者，而是随着剧情的发展而变成心理变态者。（2）剧中所表现的被压抑的冲动，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压抑的冲动之一，而这种冲动的压抑过程构成我们个人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剧情的发展，这种压抑被打破了。由于上述两个特点，我们这些观众便很容易在主人公身上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和剧中主人公一样很容易对这类冲突变得敏感起来，因为“一个在某一特定情境中不失去理智的人没有理由失去理智”。2690（3）这种艺术形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似乎是，一个努力进入意识状态的冲动，不论它多么容易识别，从未得到过一个确定的名称，结果这一过程在观众眼里出现时也没引起注意，他完全被他的情绪所控制，对剧中发生的事没有留心观察。在这种情形下，自然少了那么点抵抗成分，我们发现由于抵抗软弱，进入意识的不是被压抑材料本身，而是它们的衍生物。毕竟，《哈姆雷特》中的冲突隐匿得如此巧妙莫测，只好由我来将它们挖掘出来。

或许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戏剧艺术三个前提条件的缘故，众多其他的心理变态人物在舞台上的表现与在实际生活中一样未起到什么作用。神经症者的内心冲突，如果我们第一次是在一个完全既定的状态下与其相遇，那么我们是根本无法洞悉的。可是反过来，如果我们认识到了这一冲突，我们便会忘记他是一个病人；如果他本人也认识到这一冲突的话，他就不再患病。看来似乎是剧作家们在诱发观众产生相同的疾患。如果能够让观众随着受害者的疾病一同发展的话，那么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当观众原来并不存在压抑，现在首先需要建立这种压抑时，上述做法就尤其必要了。这种心理变态剧比《哈姆雷特》更进一步表现了神经症在舞台上的作用。如果我们遇到的是一种陌生的和极端严重的神经症，我们将去请教医生（像在生活中一样），并宣布该患者不适合登台表演。

这最后一个错误似乎在巴尔的戏剧《亲爱的安德列》2691中出现过。当然，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在戏剧中表现得含糊不清，即我们很难相信会有那个特殊人物，拥有一种合法权利，能够给予那个姑娘完全的满足。因此，她的问题不可能变成我们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个错误，即认为没有什么内容可供我们挖掘的了，认为我们全部的抵抗只是为了反对我们无法接受的爱的既定的条件。在我上述讨论过的戏剧艺术的三个有效前提条件中，最重要的似乎是注意力转移（diversion ofattention）那一条。

总而言之，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单凭众所周知的神经症的不稳定性和剧作家回避抵抗、提供前期快乐的技巧，就能决定在戏剧中运用变态人物的范围。

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

（1907）

孙庆民译

索宇环校

邵迎生修订

按语

本书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观点阐释文学作品的一部心理美学代表作。该书紧紧围绕《格拉迪沃》一书中幻觉与梦的关系，揭示了压抑、幻觉与精神错乱的起因、梦的形成与解释、性欲生活的作用、治疗心理疾患的方法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它不仅沟通了心理学与文学的联系，而且还开拓了精神分析美学研究的新领域。

第一章

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本书2692作者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梦的本质问题，可是却在某一天对梦的种类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而这些又是他们从未做过的梦——一些由想象丰富的作家创造并用来在一个故事中塑造人物。如果有人想对梦的种类问题进行研究，这似乎是在浪费精力且不可思议。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来看，这种想法可能也有几分道理。认为梦具有某种意义并且可以做出解释的人寥若晨星。如果让科学家或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对一个梦做出解释的话，他们会对此付之一笑。相反，那些偏于迷信和因循守旧的普通人却坚信梦是可以解释的。《释梦》的作者在正统科学的责难面前，甘冒风险充当迷信和复古者的同党。的确，长期以来人们就一直在冲破种种禁忌，试图揭开梦的面纱，只是一无所获。《释梦》的作者并不相信梦境能够预测未来，但他也不完全否定梦境与未来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因为通过千辛万苦对梦做了一番分解之后，他发现梦本身原是做梦人的某种愿望的反映，而谁能否认人为的愿望不是针对未来的呢？

我刚才讲过梦是愿望的实现。任何一个有胆量来读这本深奥难懂的书的人，任何一个不因贪图省事而把一个简单明了的问题硬说成是深奥复杂，甚至为此目的而不惜牺牲自己的诚实品格和扭曲真理本来面目的人，都能从我提到的这本书中找出阐述这一论题的详细证据。同时，他也可能在读书的过程中形成一套反对意见，否认梦就是愿望的实现的说法。

可是这么说，那就把话题扯得太远了。现在的问题不是要弄清梦的意义是否能解释成愿望的实现，也不是要澄清梦的意义是否常常代表着一种渴求、一种意愿或反映等。相反，我们首先要来研究的问题是梦究竟是否具有意义，是否可以把梦看成是意识活动。科学的回答是否定的。科学将梦看作是一种纯粹的生理过程，因此，也就根本没有必要去寻什么梦的意义或目的。科学还认为，生理刺激在睡眠的过程中作用于脑的某个部位，因此也就使脑内浮现出这个或那个意念，没有任何精神性的内容，也就是说好比是大脑的抽搐，根本算不上什么有意义的活动。

在这场关于如何评价梦的争论中，富有想象力的作家似乎是站在了古人、笃信迷信的大众和《释梦》的作者一边。因为当一个作家通过他的想象的梦来塑造他的人物时，他所遵循的是一条日常经验，即人们的思想感情会一直延续到睡梦中去。此时作家的目标仅仅是通过主人公的梦来描述他们的心理状态。不过富有创造力的作家都是些可贵的盟友，他们所提供的证据应该得到高度的肯定，因为他们知道发生在人与天之间的众多事情，这些事情是单凭传统哲学无法梦想到的。他们对人类意识的了解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因为他们的素材来源是正统科学尚未得到的。我们希望承认梦具有某种意义的作家们所提供的这一证据再明确一点。如果读者是一个态度严谨挑剔的人，那么他很可能认为作家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特定的梦具有某种心理意义的观点，他们只是想说明沉睡的大脑是如何在清醒意识的残余因素的刺激作用下作抽搐运动的。

当然，即使是这一保守冷静的观点，也不能降低我们对作家们拿梦做文章的兴趣。即使这一探究不能给我们提供有关梦的本质的内容，我们也许能够从这一角度对创作本质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真正的梦已经被人们认为具有自由的和无规则的结构，而现在我们又面对着对梦的大胆模拟。然而，精神活动远不像我们所猜想的那样自由和随意，甚至有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自由和随意性。我们在客观世界中称之为机会的东西可能用精神活动分析成规则。同样，精神生活中的随意也遵循一定的规则，只不过我们现在才开始隐约感觉到。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自己能发现什么！

我们进行这次探究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深入到一个作家在他的一部作品中创造的梦当中去；另一种方法是把不同作家的作品中使用梦的例子搜集在一起加以比较对照。后一种方法或许是更加有效和唯一可行的，因为它一下子把我们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使我们不必为难于使用作为一个群体的“作家们”这个人造概念。在考察过程中，这一群体将分化为具有不同特色的个体，其中有一些作家我们一贯敬仰为人类内心世界的最深刻的观察家。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拿出一些篇幅来用于第一种方法的研究。最初想到这种研究方法的人中有一个人2693回忆说，在他刚刚读过的一部小说中，有好几个非常相似的梦，他不禁想用《释梦》介绍的方法去解释。他承认这部小说的题材以及背景在给他带来愉快方面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庞贝古城，讲述的是一个年轻的考古学家把自己的兴趣从现世生活转移到经典古迹上来。他沿着一条奇怪的，但却合乎逻辑的路线走，结果又回到了现实生活中来。在阅读这一充满诗意的故事时，读者头脑中会产生各种各样与小说情节相关的念头。这部作品就是威廉·詹森写的短篇小说《格拉迪沃》关于“庞贝的幻想”。

现在，我应该要求读者们先把这篇文章置于一边，花点时间来熟悉一下《格拉迪沃》这部作品（它最早摆进书店是在1903年）。这样，我在后面再提及该作品的内容时，读者可以知道我在说什么。考虑到有些读者已经读过《格拉迪沃》这部作品了，因此我将只简要介绍一下故事的核心内容。同时，我希望借助读者的记忆力能恢复该作品因被我抽象分析而失去的魅力。

诺伯特·汉诺德是一位年轻的考古学家。他在罗马一家文物博物馆里发现了一件浮雕。他深深地被这件浮雕所吸引，当他终于弄到了一件该浮雕的石膏模型时，他非常高兴，因为这样他就可以把它带回到他在德国一所大学里的书房中，悬挂在墙上，每天进行观赏。这件雕塑表现的是一位发育成熟的姑娘正在迈步前行，她的裙服随风飘起，露出她的一双穿着凉鞋的脚。一只脚稳稳地踏在地上，另外一只脚从地上抬起正欲前移，只有脚趾头轻触地面，鞋心与脚后跟几乎与地面垂直。或许，正是这个不寻常的有独特魅力的优美步态，引起了雕塑师的兴趣，并在几百年后引起了一位欣赏它的考古学家的注目。2694

小说叙述的一个基本心理事实是主人公对浮雕发生的兴趣。这一点开始肯定不能为读者接受。“诺伯特·汉诺德博士，一位考古学讲师，从他所研究的学科角度来看，事实上他在这件雕塑身上并未找到任何可以引起他特殊兴趣的东西。”（3）2695“他自己也无法解释，究竟是什么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只知道有某种东西在吸引着他，而且那种作用仍在持续。”但是，他的头脑中却不断地展开对那件雕塑品的想象，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他发现雕塑具有某种“现代”的气息，仿佛艺术家在过去的某一时刻只朝大街瞥了一眼，便从“生活中”抓住了并雕刻出了它。他给那位以这种姿态走路的姑娘取名“格拉迪沃”——向前走去的姑娘。2696他编造了一个关于她的故事，她肯定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或许她父亲是古罗马一位市政官员，在谷物女神色列斯手下效忠，而这位姑娘正走在去神庙的路上。稍后，他发现这姑娘平静、沉着的天性与一个都市的喧嚣和繁忙格格不入。他觉得她更像旅行到了庞贝城。在那里她沿着挖掘出来的古老的石阶前行，所以她在下雨的天气里从街道的一边走到另一边，而脚却未被打湿，旁边还有四轮马车驶过。她的那张脸让他觉得这姑娘像希腊人，他进而推断她该是海伦的后裔。年轻的考古学家把他所学到的考古学知识，一点一点地运用到对这件浮雕的原型的想象中去。

现在他却发现自己遇到了一个看似科学的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他要做出判断，“格拉迪沃的步态究竟是不是雕塑师依据生活原型复制出来的。”他觉得他自己是无力再现那种步态的。为了验证这种步态的“真实性”，他“亲自在生活中观察，以求清除谜团。”然而，这却使得他进入了一个他从未有过的行为过程。“到目前为止，女性这个概念对于他来说与大理石或青铜之类无甚大异。他还从未认真地留心过在现实生活中的形象代表。”对于他来说，社会义务这个概念一直是一件令人讨厌而又无法逃避的事情。在社会中，当他遇到一些年轻的女士时，他从来不认真地看她们一眼，以至于下次再与她们相遇，他会无动于衷地与她们擦肩而过。他这样做当然不会给女士们留下什么好印象。然而现在，他所承担的科学任务却促使他在晴朗（更多的是在阴雨）的天气里，热忱地观望走在街上的少妇或少女们的脚。这项活动有时会使得那些被他观望的妇人感到生气，当然，有时她们也向他投来严厉的目光，“但他对这两种反应都没注意到。”经过仔细的研究，最后他不得不得出一项结论：格拉迪沃的步态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这一结论令他十分遗憾和苦恼。

此后不久，他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在梦中他发现自己置身于古代的庞贝城，那一天正值维苏威火山爆发，他目睹了这座城市的毁灭。“他正站在靠近丘比特神庙的广场边缘上，突然看到格拉迪沃就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她的出现出乎他的意料，但是这一切都在一瞬间发生了，并且是那么自然，因为她是庞贝城人，自然是住在自己的家乡了，且与他属同时代人，对此他未曾怀疑过。”（12）他对眼前即将降临的灾难惊恐万分，不由得想提醒她一声。但她还是沉着地向前迈步，并扭头面对他，然后她头也不回地一直走到阿波罗神庙的门廊。她在一个台阶上坐下来，然后又慢慢地躺下来，头靠在石阶上。她脸色变得愈来愈苍白，像大理石的颜色一般。他赶紧跟过去，发现她平躺在宽阔的石阶上，表情安详，像睡着了似的，任由倾泻下来的火山灰将其身体掩埋。

他醒来时，庞贝城居民求救的嘈杂声仿佛还在耳边回荡，被搅动了的海水发出低沉的呜咽声。随着意识的不断苏醒，他知道他听到的嘈杂声是大城市繁忙、热闹的生活，却仍旧有相当一段时间深信梦中所见确有其事。

最后他终于放弃了认为自己亲临大约2000年前的庞贝城毁灭的现场的念头，却仍然深信格拉迪沃就住在庞贝城并且在公元79年与其他人一起被火山灰埋葬在那里。这场梦对他发生的影响是，每逢在幻想中再次出现格拉迪沃时，他就会为失去她而感悲痛，就像失去了一位亲人。

他把身子探出窗外，大脑仍旧陷入沉思。街对面一所房子的窗子是敞开的，一只金丝雀在笼子里婉转歌唱，歌声引起了他的注意。突然，年轻人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此时他好像尚未完全从睡梦中苏醒过来。他觉得，他看见街上有一个很像格拉迪沃的女人，甚至认为他认出了她那很有个性的步态。他没有多想，迅速地跑到街上去追赶她，结果只招来过往行人对他身着睡衣跑到街上之举的嘲笑，这才把他又赶回到屋里。进屋后，那只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的鸣唱又引起了他的注意，让他觉得自己与那只鸟的处境有些相似。他仿佛感觉自己也像被关在笼子里，只不过他更容易逃离这个笼子，似乎是受了那个梦的影响，或许是春天温暖气候的缘故，他逐渐产生了一个念头：到意大利去做一个春季旅游。表面的理由是去做一次科学考察，但实际上他是“在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情冲动驱使下做出这个决定的”。（24）

现在让我们停顿一下，暂且不去管这次为着实在难以令人相信的理由而做的旅行，而是先来认真考察一下此君的人格与行为。在我们看来，他这个人还是那么不可思议和愚蠢。我们难以理解他的这种古怪的傻念头与人类情感有什么相关，如何能唤起我们对他的同情。当然，作者有权不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而让我们摸不着头脑。但是作者的语言是优美的，小说的创意别出心裁，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奖赏了，使我们能够对作者产生信任，同时对他所创造的人物表示格外的同情。关于这个人物，作者还告诉我们他从事考古学研究，是在承袭他家族的传统。后来，他将自己封闭起来，与世隔绝，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他的研究中去，以至于完全远离了生活，放弃了人生的乐趣。对于他来说，大理石和青铜就足以焕发生命力，光凭这两样东西，就足以表达人类生活的目的和价值。可是，大自然也许带着种种善意，向他的血液里注入了一种与科学无关的矫正药物——一种极其生动的想象，不仅出现在其睡梦中，而且也出现在其清醒时。想象与理智之间的这种差别，使他注定不是成为一名艺术家，就是一名神经症患者。他是属于那种其理想王国远离尘嚣的人。他对一件表现一个姑娘以特殊姿态行走的浮雕作品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接着便展开了对这位姑娘的丰富的幻想，猜测她的名字和她的身份，想象她可能是生活在1800年前遭到毁灭的庞贝城。最后，在经历了一场奇特的焦虑梦（anxiety-dream）之后，他对这位名字叫格拉迪沃的姑娘的生死想象演变成为一种病态的幻想，以致影响到了他的行为。此种想象的后果，我们也许会感到吃惊，而且如果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这种人，我们会认为他不可理喻。由于我们谈论的诺伯特·汉诺德是一个小说中虚构的人物，所以我们也许敢怯生生地向作者提一个问题：这位年轻人的想象是否由某种有机可缘的因素所致？

刚才，我们谈到故事的主人公在听到金丝雀的鸣唱之后决定到意大利去旅行。其实，他对于这次旅行的目的并不十分清楚。我们还知道他没有制定旅行的明确计划和目标。一种内心的不安和不满足感驱使他从罗马出发前往那不勒斯，再从那不勒斯赶往下一个目的地。他发现他周围都是一群群做蜜月旅行的情侣，他不自觉地留心起“埃德温”和“安吉莉娜”的两对情侣2697，但是实在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举止。他得出结论：“人类所有的愚蠢行为中当首推结婚一事，结婚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到意大利做蜜月旅行是毫无意义的，是人类荒谬的集中体现。”（27）在罗马，一次睡觉被一对热烈亲昵的情侣吵醒，便急忙逃到了那不勒斯，结果在那里又遇到了其他的情侣，从那些成双作对的情侣交谈中，他了解到他们大多数人无意到庞贝城的废墟上逗留，而是要前往卡布里岛。于是，他决定背道而驰，到庞贝古城去。可仅仅几天工夫，他就发现自己在庞贝城的收获“与当初的愿望和意图恰恰相反”。

他在那里没有得到他所追寻的安宁，相反，以前是些情侣们破坏他的情绪，扰乱他的思想，现在是屋子里的苍蝇来捣乱，而且他把苍蝇看作是邪恶和无价值的化身。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精神折磨殊途同归：一些苍蝇出双入对使他想起了那些形影不离的情侣们。而且他怀疑苍蝇们之间相互亲昵用的是同一种语言，如“亲爱的埃德温”和“安吉莉娜，我的心肝”之类的词语。最后，他不得不承认“他的不满情绪并不仅仅是由环境引起的，部分原因根源于他自身”，他感觉到“他总也不满足，原因是他好像缺少点什么东西，可他又不清楚那缺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第二天上午，他通过“英格莱索”进入庞贝，甩掉了导游，径自漫无目的地在城里逛游。奇怪的是他竟然记不起不久前他在梦中还来过的庞贝城。到了“炎热而又神圣”2698的中午时光，也就是古人看作是幽灵显现的时分，其他的游人都已无影无踪，小山一样的废墟躺在他面前，暴露在阳光下，荒凉而又凄惨。这时，他发现自己能够想象到早已被埋葬的生活中——并非借助科学的力量。“它教会我用无生命的考古学方式观察事物，它所发出的是一种早已废弃了的语言。这一切对于用精神、用情感、用心完成的认识没有任何帮助。谁若渴望认识它，那他就一定要独自一人站在这儿，作为这儿的唯一生命，静听着中午时分的宁静，感受这份炎热，处在一片往日的废墟中，细细地看，但不是用白眼；细细地听，但不是用耳朵。你会发现，死去的人又苏醒了，庞贝城又复活了。”（55）

当他用丰富的想象力唤醒历史的时候，突然看见那浮雕的原型格拉迪沃从一所屋子里走出来。一点儿没错，就是她。她步履轻快地走上一段熔岩铺成的石阶，走到街道的另一边，就像那晚他在梦中见到的一样。在那晚的梦中，她躺在阿波罗神庙前的石阶上，似乎是要睡觉。“当他记起这些时，另一种东西第一次浮现在他的意识中：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体内有某种冲动就已经来到了意大利，来到了庞贝城，在罗马和那不勒斯，未作太多的停留，以便寻找她的踪迹。是严格意义上的‘踪迹’，因为她既有那种特殊的姿态，那么她一定会在火山灰上留下了一个与众不同可以辨认的脚趾印。”（58）

到此为止，作者抓住读者的那种张力，已经变成了一种茫然不解的痛苦感觉。不仅仅是故事中的主人公失去了平衡，就连我们读者也无法再保持清醒，因为格拉迪沃这个形象太神奇了，她先是作为一个大理石雕像，后来成为想象中的一个人物。她难道是考古学家误入歧途后产生的幻觉吗？她到底是一种“真实”的幽灵呢，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们在提出上述问题时需要相信幽灵的存在。作者把他的故事称作“幻想”，但他迄今为止并没有找到恰当的机会告诉我们他是否也让我们停留在这个被指责的平淡无奇、被科学的规律统治得呆板不堪的另外一个想象的世界中去，在那里精神和幽灵获得了生命。从《哈姆雷特》和《麦克白》的例子中可以知道，我们很可能会沿着作者的思路进入那个世界的。假如是这样的话，这位想象丰富的考古学家的幻想就得用另外一个尺度来衡量了。的确，当我们考虑到一个活生生的人的长相与一个古代的浮雕上的形象一模一样，这该有多么难以置信时，我们提出的几种猜测就会缩减为两个：要么她是一个幻觉形象，要么她是光天化日之下的一个幽灵。故事中的一个小细节可以排除第一种可能性。一只巨大的蜥蜴在阳光下摊开身体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格拉迪沃的走近惊动了这只蜥蜴，它迅速地沿着熔岩石铺成的台阶逃走了。所以，这一切不可能是幻觉，而是发生在梦幻者大脑之外的事情。难道是幽灵的出现惊动了蜥蜴？

格拉迪沃在麦利戈宫前面消失了。当我们看到诺伯特·汉诺德在他的幻觉驱使下，认为在幽灵现身的正午时分庞贝城又复活了，格拉迪沃复活了，并走进了公元79年8月厄运降临日之前她一直居住的房子里时，我们不会感到惊讶。他在内心里认真审视房间主人的性格，审视格拉迪沃与他之间的关系，这就表明他的科学知识现在是服务于他的想象。他走进房间，突然他又一次发现了格拉迪沃，她就坐在两根黄色柱子之间的低矮石阶上面。“在她的膝上放着一个白色的东西，他无法认出那是什么，似乎是一张莎草纸……”他根据自己近来对她出身的判断，用希腊语跟她打招呼。他内心激动地在等待，看着以幽灵面目出现的她，是否具有语言能力。她没做回答，他又用拉丁语向她问候。这时，她露出微笑，开启芳唇：“如果你想跟我说话，”她说，“你该用德语。”

对于我的读者来说，这是个多大的羞辱啊！看来作者是在拿我们寻开心。他利用庞贝城的阳光，诱骗我们一步步走入一种幻觉，使我们对这个可怜的小人的评价不至于太苛刻。现在我们已不再迷，我们知道格拉迪沃是一个德国姑娘，有血有肉——这是我们认为最不可能的一种结局。现在，让我们深怀自信，拭目以待，来看看这位姑娘与那件大理石雕像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这位年轻的考古学家是如何产生幻想，虚构出这位姑娘的离奇人格的。

可是，我们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并没有像我们这样迅速地从幻想中摆脱出来。正如作者所说：“虽然他的信念使他感到快乐，但他不得不接受许许多多的神秘的现象。”（140）或许，这种幻觉的内在根源在他身上，而不在我们身上，因而我们对它一无所知。对他这种情况，若要使他回到现实中来，积极的治疗无疑是必需的。同时，他所要做的就是将他的幻觉与他刚刚经历的美好体验统一起来。格拉迪沃早已随着庞贝城的毁灭和其他东西一起死亡了，她只能是幽灵，在正午魔鬼出现的时刻重返生活。可是，在听到她要求用德语讲话的回答后，为何他说：“我原来就知道你说话的声音是这样的。”不仅是我们，就连那姑娘，恐怕也要提出这样的疑问。汉诺德必须承认他从未听到过那姑娘的声音，虽然在他的梦中她躺在神庙的石阶上睡去时，他向她呼喊后期望听到她的声音。他恳求她再做一遍她以前做过的那个姿势，可是这回她站了起来，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了他一眼，然后几步就消失在庭院的圆柱之间。在此之前，曾有一只漂亮的蝴蝶围绕着她拍翅振翼，飞了一会儿。他把这解释为是一只来自冥府的信使，提醒这死去的姑娘应该返回去了，因为正午幽灵出现的时间快要结束了。在姑娘消失之前，汉诺德抓紧时间朝她喊道：“明天中午你还来这里吗？”我们现在可以尝试对这一情景做出更加清醒的解释，因为这姑娘似乎感到汉诺德对她讲的话有些不妥，她好像觉得受到了侮辱，故离他而去。她毕竟不知道他做过的梦。难道她没有觉察到在他的请求中隐含有色情意向吗？汉诺德的眼神中流露出来的动机与他的梦境有关。

格拉迪沃消失之后，小说主人公先是赶到狄俄墨得斯德饭店，仔细观察所有去吃午饭的客人；接着他又来到瑞士饭店进行了观察。于是，他确信在庞贝城里他所知道的这两家店里，没有一个人长得与格拉迪沃哪怕是有一点点相似。当然，类似于可能在这两个饭店中实际遇到格拉迪沃这样不现实的念头，他还是有可能放弃的。此时，喝着维苏威火山灰土壤上酿造出来的葡萄美酒，他感到头昏目眩，白天的感觉又回来了。

第二天，汉诺德唯一的一项计划好的事情，就是在午间时刻再次赶到麦利戈宫去。在等待那一刻到来的过程中，他没有沿着常规的路线走，而是翻越过古城墙到达庞贝。一枝常春花悬空而吊，花瓣呈白色的喇叭状，在他看来这种发现似有玄机，这朵阴间之花在等着他摘下带走。在他等待的时候，他似乎觉得整个考古科学是世界上最无趣、最无聊的东西。因为另外一种兴趣已经占据了他的心灵，他在思考：“像格拉迪沃这种人，她既是死的，又是活的，虽然只在中午时分，那么她具体的出现其本质是什么呢？”（80）同时他也有些担心，担心哪天见不到她，因为或许她返回去以后需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再次被允许到阳间来。所以当他再次看见她出现在两根柱子之间时，他还以为又是他的幻觉。于是他痛苦地喊道：“噢！如果你真的存在且还活着该有多好啊！”这一次他显然是过于认真了，那姑娘开口说话了，她问他是否愿意为她摘来一朵白花。接着他俩又前言不搭后语地做了一次长谈。

格拉迪沃已经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了，也开始逐渐表现出对他的兴趣。对此，作者解释说，在前一天她向他投来的讨厌和拒绝的目光，如今已变成了一种探索和好奇的表情。现在，她真的开始询问他了。她让他解释前一天他的问话是什么意思，问他：当她躺下要睡觉时他站在她身旁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这么一问，她知道了他做的那个梦，在梦中她随着她的家乡城市一同被毁灭；她还了解到有关那件大理石雕像和那种步态的事，还知道这一切是多么强烈地吸引着考古学家。现在她又表示乐意表演一遍她的步态，与雕像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雕像上她穿的是凉鞋，今天穿的是一双浅黄色的精制皮鞋。她解释说这是为了符合今日之时代特色。显然，她在逐渐进入他的幻觉之中，她从他嘴里把所有的细节都一点点地套出来，丝毫不做辩驳。只有一次，当他说他第一眼看见她就认出她就是雕像上的人时，她似乎是出于自身的心绪缘故，显得有点不安。他们谈话到了这个地步，她对那件雕像还一无所知，因此她很自然会误解他的话。可是，很快她便调整好自己的心理，恢复常态。我们可以看出在她的话语中似乎还有另外一种意味，除了在幻觉背景下的意义之外，似乎还有某种现实和现代的意义。例如，当她得知他在大街上的实验中没有能够成功地证实格拉迪沃的姿态时，感叹道：“太可惜了！不然的话，你就不必长途旅行到这儿来了！”（89）她还得知他给雕像上的她取了个名字叫“格拉迪沃”。她告诉他她的真实名字叫“佐伊”。“这名字配你很合适，可是在我看来它像是一种苦涩的嘲讽，因为佐伊（Zoe）意指生命。”她答道：“一个人必须屈从于不可抗拒的事情，长期以来我已经逐渐习惯了死亡。”她答应他第二天中午还在老地方见面，在与他告别时，她又一次要求他为她摘一枝常春花。她说：“对于那些幸运的人，在春天里应送给他们玫瑰花，但对我这样一个人来说，送一束代表遗忘的花是最恰当的。”无疑，对于一个死亡了这么久又重返生活仅几个小时的人来说，忧郁是很自然的。

我们现在开始明白，并且感觉到有点希望。如果那位年轻小姐使格拉迪沃得以重获生命，而且她又完全相信了汉诺德的幻想，她这么做很可能是为了让他从幻觉中解脱出来。要达到这一目的没有其他途径，如果反驳他，那就连一点解脱他的希望都没有了。即使是对这类真实病例的严肃治疗，也只能让病人来到产生幻觉的原地并尽可能详尽地研究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如果佐伊是从事这一治疗工作的合适人选的话，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治疗一个像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这样的病人应该如何进行。我们也很高兴明白了这种幻觉是如何产生的。如果对这种幻觉的治疗与我们的分析相一致，如果在对这个病例进行剖析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对其病因进行准确的解释，那么，这的确是一个奇怪的巧合，然而我们确实拥有此等实例。当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这个病例以这种方法治愈不过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爱情故事罢了。不过，作为消除幻觉的爱情这一治愈力量也不应被忽视。我们这位主人公对格拉迪沃塑像痴迷的爱恋，不就是一个坠入情网难以自拔的完整例子吗？只不过他所热恋的是过去的和没有生命的东西。

格拉迪沃消失之后，只有一个发自远方的声音，像是一只飞过城市废墟上空的鸟在大笑。这个年轻人现在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他从地上拾起格拉迪沃丢下的一件白色的东西，那不是一张莎草纸，而是一个速描本，上面用铅笔画满了庞贝的各种景色。我们应该把她将速描本落在那里这件事理解成她还要回来的一种誓约，因为我们相信一个人如果不是出于某种秘密的原因或是隐含的动机，是不会忘记东西的。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汉诺德遇到了各种各样奇怪的发现和证据，但他却不能把它们理出头绪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今天，他看到门廊的墙上格拉迪沃消失的地方有一个窄缝，足够一个身体特别纤细的人钻过去。他认为佐伊·格拉迪沃无须从这里遁入地下——这个念头让他感到十分荒唐，他嘲笑自己曾信以为真。她极有可能利用这个缺口作为返回墓穴的一条途径。他仿佛看到一个淡淡的影子消失在墓园街尽头，这街就位于今天的狄俄墨得斯德别墅前。

带着与前一天相同的问题处在同样的感情旋涡之中，他开始绕着庞贝城郊区徘徊。他弄不懂，佐伊·格拉迪沃的身体性质究竟是什么？如果触摸一下她的手会有什么感觉？一种奇怪的冲动驱使他下决心要做一下试验。然而，另外一种同样强烈的相反的抵制心理却使他放弃了这种想法。

在洒满阳光的山坡上，他遇到了一位年长的绅士，从他的服饰可以看出他肯定是位动物学家或植物学家。他似乎在专注于捕猎。他转向汉诺德说道：“你也对法拉格兰尼西斯感兴趣吗？我几乎没有怀疑过，或许它并不仅仅出现在卡布里岛那边的法拉格兰尼群岛上，可能也在大陆上寄生。我的同事艾玛2699所设计的方法的确不错，我已经使用过多次了，效果很好。请保持安静……”（96）他不再往下说了，把一个用草编成的圈套放在一个岩石缝前面，那里面有一只蜥蜴露出闪亮的蓝色小脑袋在窥视。汉诺德带着一种责备的心情离开蜥蜴狩猎者。他想象不出是什么愚蠢和不可思议的目的引导人们长途跋涉来到庞贝城。当然，这些人中并不包括他本人，他并不责备自己来到庞贝城的灰烬中追寻格拉迪沃的足迹，也不管目的是否荒唐可笑。他感到那位绅士的面孔有些熟悉，似乎在两家旅馆中的一家瞥过一眼这张面孔。他那谈吐的方式也好像是在与一位老相识说话。

他继续向前走，经一条便道来到了一所房子前面。这所房子他以前没来过，再细看原来是第三家旅馆，叫“太阳旅馆”。2700店老板闲来无事，趁机向客人炫耀他的客房，展示他收藏的古董。他告诉客人，有一天他目睹考古学家们在广场旁边发现了一对相爱的恋人，他们知道难以逃脱厄运，彼此紧紧相拥等待死亡。汉诺德以前听说过这个故事，并且一直认为它不过是一些想象力丰富且喜欢编造故事者的无稽之谈，所以耸了耸肩以示不屑。但是，今天店主的话使他开始有点相信，尤其是当店主拿出一个金属饰针（metal clasp），上面生有绿锈，说这是从姑娘遗体旁边的灰堆中发掘出来的，他就更加相信这是真的了。汉诺德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枚金属饰针。当他离开这家旅店时，他看到一扇敞开的窗户里，一枝开满了白色花朵的常春花在向他摇曳点头。望着这枝祭祀用的花，他更加深信刚才买到的这件物品真实无疑。

可是有了这枚饰针之后，新的幻想又占据了他的大脑，或者说是原有的幻想又有了新的延续——似乎这对于已经开始的治疗并不是一个好兆头。在阿波罗神庙附近距广场不远的地方，一对相拥的年轻恋人的遗体被挖掘出来。在他的梦中，格拉迪沃就是在阿波罗神庙附近躺下睡去的。事实上，她有没有可能又往前走了几步，经过广场遇到了某个人，后来她们一起死在那里？我们或许可以感受到，他的心头由这种猜疑而生出一种类似忌妒的痛苦之情。他通过反思这件事情的非确定性成分，慢慢缓和了这种心情，让自己恢复平静，以便能心平气和地在狄俄墨得斯德旅馆吃晚餐。在那里，他的注意力被两位新到的游客所吸引，他们是一男一女。尽管他们的头发颜色不同，但他们的外貌有某种相似，他判断他们多半是兄妹俩。他们是汉诺德踏上旅途以来首次给他留下好感的人。姑娘身上带着一朵红色的苏伦多玫瑰，引起了他的某种回忆，但他想不起来那到底是什么。后来，他上床睡觉，又做了一个梦。梦的内容并无什么意义，但显然是来自白天经历的思想波动。“在某个地方，格拉迪沃坐在阳光底下，用草编制的圈套捉住了一只蜥蜴，她说道：‘请保持安静。我们的女同事是对的，这个方法的确不错，她用这个方法效果很好。’”他摆脱梦境，但还是睡意蒙眬。他在寻思，这简直是疯了。这时，一只看不见的鸟发出了一声短促的笑一般的鸣叫，用嘴啄住了那只蜥蜴，飞走了，这才帮他从睡梦中彻底摆脱出来。

尽管有这些混乱，他还是带着一种清新、平和的心情醒过来了。一根玫瑰树枝上开满了玫瑰花，与他前一天在那位年轻姑娘的胸前看到的那朵玫瑰花同属一类。这样他想起好像夜里有人说过人们在春天赠送玫瑰。他不假思索地摘下了几朵玫瑰。这花一定有什么特殊意义，使他心理上产生了放松效果。他感到以往那种孤僻的心情不见了，他捧着玫瑰花，带着金属饰针和速描本，脑子里想着与格拉迪沃有关的问题，沿着常规路径朝庞贝城走去。这时，原先的幻觉开始破裂：他开始怀疑格拉迪沃是否真的在庞贝，她是否不仅在正午时间出现，而且在其他时间也出现。这时，他的思考重点已经转移到新近获得的新意识上，由此而产生的忌妒感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折磨着他。他甚至希望幽灵能够只让他的眼睛看见，而别人则视而不见。这样，他就可以不顾一切，把她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他四处徘徊，等待着中午时光的到来，这时他看见了他所不希望看见的场面：只见墙角有两个人，他们一定以为没人看见他们，因为他们彼此相拥，嘴唇紧紧地贴在一起。他很惊讶地认出，他们就是前天晚上曾经给他留下好感的那一对男女。可是，他们现在的行为似乎与兄妹不相符：在他看来，他们拥抱和接吻的时间似乎是太长了点。这么说，他们是一对恋人，或许是正在度蜜月的年轻夫妇——另一对爱德温和安吉莉娜。然而，奇怪的是，这次见到他们却让他感到满足。他感到有些诚惶诚恐，似乎他打扰了某种表现忠诚的秘密行为。他退了回来，不再观察。他心中油然升起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他已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现在似乎又找回来了。

当他来到麦利戈宫时，心里又一次被一种强烈的恐惧所笼罩，他怕看见格拉迪沃有另外一个人陪伴。当她出现时，他所能够想出的唯一的问候语便是：“你是独自一人吗？”他好不容易才从她的反应中觉察到自己还为她带来了一朵玫瑰花。他向她坦白了自己刚刚经历的幻觉——在广场上，与恋人相拥，他刚买回来的那枚金属饰针就是她的。她不无嘲讽地问他那件东西是不是在阳光下发现的：阳光（她使用了意大利语“sole”一词）产生了各种各样类似那件物品的东西。他承认他有些头昏脑胀。她提议他应与她一起吃一顿野餐，这样有助于让他大脑放松。她递给他半个用薄纸包着的面包卷，自己吃另外一半。她看上去胃口很好。当她在嚼面包皮的时候，那口漂亮的牙齿闪烁于朱唇之间，并发出轻微的“嘎吱嘎吱”的声音。“我觉得好像我们以前曾经一起共进过这样一顿美餐，是在两千年前，难道你记不起来了吗？”（118）她说道。他想不出如何回答。可是，吃了食物以后大脑有些轻松，再加上她所发出的表明她实际存在的许多信息不可能对他没有影响，他开始慢慢恢复理智，并开始怀疑把格拉迪沃当成是白天的一个幽灵只不过是一个幻觉——当然啦，她说两千年前与他共同用过餐也未必可信。他想出一个试验来解决这一问题：这一次他重鼓勇气，小心谨慎地去实施。她的左手放在膝上，手指柔美纤细。屋里有一只苍蝇飞来飞去，莽撞无礼不合时宜，惹得汉诺德很是恼怒。突然，他举起手掌，用力打在苍蝇身上，同时也打在格拉迪沃的手上。

这个大胆的试验产生了两个效果：首先，他得到一个愉快的发现，那就是他的确碰到了一只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温暖的人手。可是，接着从格拉迪沃嘴里发出的责怪却使他惊恐地从石阶上跳起来。她先是吃了一惊，待恢复常态后，便冒出这么一句：“你肯定是疯了，诺伯特·汉诺德！”众所周知，叫醒一个沉睡者或梦游者，最好的办法就是喊他的名字。可是，不幸的是当格拉迪沃叫他名字的时候，我们没有机会看到他是如何反应的（他在庞贝没有将名字告诉任何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汉诺德曾经遇到的那一对讨人喜欢的恋人出现了。那位年轻的太太用惊喜的腔调喊道：“佐伊！你也在这里呀？和我们一样在度蜜月吗？你给我写信时可只字未提呀！”面对证明格拉迪沃确实存在的新证据，汉诺德溜之大吉。

对于这次不期而遇，佐伊·格拉迪沃也感到意外的不快。显然，她正在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被打扰。可是，她还是尽快调整好自己，流利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她向她的朋友——甚至也向我们——解释了她为什么会在那里出现，以便能够使她摆脱这一对年轻夫妇。她向他们表示祝贺，但她本人并不是在度蜜月。“刚才走开的那个年轻人，精神有些失常，他好像认为他脑袋里有一只苍蝇在嗡嗡作响。呃，我想每个人的脑袋里都有某种昆虫，我该研究研究昆虫学，以便在遇到类似的情况时我可以提供点帮助。我父亲和我住在太阳旅店，他的头脑里也进去了某种东西，于是便产生了这个好主意。父亲带我一起来到庞贝，条件是我玩得开心，不向他提出任何要求。我告诫自己，我一定要靠自己的能力在这里挖出个好玩的东西。当然，我并没想到今天在这里有如此发现，我指的是我有幸遇到了你，吉莎。”她继续说，她现在得走了，去陪伴她父亲在太阳旅馆吃午饭。说完，她就离开了。经过她的介绍，现在我们知道了她就是那位捕捉蜥蜴的动物学家的女儿。她还用她那闪烁其词的话向我们透露了她的治疗意图和其他秘密想法。

然而，她走的方向却并不是朝向她父亲在那里等她吃饭的太阳旅馆，她似乎也看见一个影子一般的东西在狄俄墨得斯德别墅附近寻找它的坟墓，后来便消失在一块墓碑的后面。于是，她朝着墓园街走去，每走一步，脚几乎都是垂直抬起。汉诺德在害羞和慌乱中已逃往这里了。他在花园的门廊里来回不停地踱着步，正在用理智整理他头脑中的遗留问题。有一件事现在变得异常明朗起来。他曾完全丧失理智，竟然相信他在结交一位年轻的庞贝妇女，她重获生命，以一种类似的物质的生理形态出现。毋庸置疑，这一幻觉清晰的认识，是他在返回健康认识的路上跨出的关键性一步。可是，另一方面，这个活生生的妇女在与其他人交往时，似乎她也与他们一样是真实存在着的，她叫格拉迪沃，并且，她知道他的名字。他尚未彻底清醒的理智还不足以解开这个谜。他的情绪也不够平静，感到无力面对如此艰巨的工作。他希望自己在两千年前与庞贝城里的那些人一起被埋葬在狄俄墨得斯德别墅，这样，他肯定就不会再遇到佐伊·格拉迪沃了。

然而，一种强烈的想要再见到她的愿望又产生了，抵制着他头脑中残余的想要逃跑的念头。

当他转过柱廊四个转角中的一个时，他突然退了回来。在一块断石壁上，坐着一个当年死在狄俄墨得斯德别墅里一批姑娘们中的一个。他又一次企图逃入幻想王国中去，但很快又抑制了这一冲动。不，这是格拉迪沃，她是来给他进行最后一次治疗的。她准确地判断出，他本能地试图要逃离这座建筑物，她向他解释要想离开是不可能，因为外面已经下起了倾盆大雨。她非常冷静，开始询问他想把她手上的苍蝇怎么样。他没有胆量使用某个具体的代词2701，但他却有勇气做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问她一个决定性的问题：

“正如人们所说的，我的头脑里相当混乱，我为打你的手向你道歉……我不明白我何至于如此疯狂……我也不明白那只手的主人为何能叫着我的名字指出我的失态。”（134）

“这么说，你还是不能明白这一点，诺伯特·汉诺德。可是，我不能说我对这一点会感到惊讶，你已经让我习惯了。其实，我无须来到庞贝才知道这一点，你也可以少跑一百里的路在离家近一点的地方证实这一点。”

“在离更近一百里的地方，”她解释说，因为他还是不明白，“与你住的房间隔街斜线相对的拐角处有一所房子。在我的窗户里挂着一个鸟笼子，里面关着一只金丝雀。”

当他听到这最后几个字的时候，仿佛唤起了遥远的记忆：一定是这一只鸟的歌声使她产生了到意大利来旅行的念头。

“我父亲理查德·伯特冈，一个动物学教授，就住在那所房子里。”

原来如此，她是他的邻居，她看到过他并且知道他的名字。我们感到似乎是被浇了一盆冷水：问题的结局平淡无奇，并不值得我们如此期待。

诺伯特·汉诺德好像还没有反应过来，他说道：“那么，你是……2702你是佐伊·伯特冈小姐？可是她长得另外一副模样啊……”

伯特冈小姐的回答表明，他们两人之间除了单纯的邻居关系之外，似乎还有其他的关系。她可以使用熟悉的第二人称单数讲话，他中午时分与幽灵讲话时也很自然地使用过这一人称形式，但后来与这个活生生的姑娘讲话时却一直回避不用。她为自己辩护道：“如果你觉得使用正式的称呼更合适，我也可以使用这种称呼。可是，我觉得换种方式讲话会更自然。我不知道我看上去跟以前是否有所不同，那时候我们常常在一起跑来跑去友好地玩，有时还变着法地玩，你撞我一下，我打你一下。可是，如果你最近这些年来曾经注意观察过我的话，你就会明白我变成现在这个模样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

如此看来，在他们俩之间还有过一段童年的友谊——或许是童年的恋情——这说明她使用第二人称是有道理的。这一结局或许正像我们起初怀疑的那样平淡无奇。然而，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童年的关系意想不到地解释了大量发生于他们现在接触中的细节时，我们的理解就进入了一个更深刻的层次。以汉诺德击打佐伊·格拉迪沃的手为例，为了用试验证实幽灵的身体是否存在的问题，他找了一个十分有说服力的理由，难道这不是正像佐伊所说的他们童年时期经常玩的“打闹”游戏的重现吗？请再想一下，格拉迪沃问考古学家是否记得曾在两千年前共同吃过一顿饭。如果我们再次考察一下他们的童年历史——姑娘还记忆犹新，而小伙子却似乎已经淡忘，那么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似乎突然具有了某种意义。这一发现让我们有所顿悟，年轻的考古学家有关格拉迪沃的幻想，可能是他忘却了的童年记忆的回光返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的幻觉就不是想象的随意性产品了，而是受他已经忘却但事实上还发生作用的童年印象所决定的，只是他本人没有意识到罢了。我们应能详细地揭示他产生幻想的根源，虽然我们还只能推测，例如，他想象格拉迪沃一定是希腊血统，或许是某个受人尊敬的名士——比如谷神祭司的女儿。这似乎与他知道她有一个希腊名字佐伊以及来自一个动物教授的家庭这两个事实相吻合。如果汉诺德的幻想是记忆的变体的话，从佐伊·伯特冈提供的情况，我们有望找到那些幻想的根源。让我们来听一听她怎么说吧。她已告诉我们，他们早已在童年时代就有亲密的友好关系，现在我们接着倾听他们这种童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吧。

“那时，事实上直到人们开始把我们称作‘少女’2703时，我开始习惯于极度地依赖于你，并相信在世上除你之外我再也找不到更加默契的朋友了。我没有母亲，也没有兄弟姐妹，我父亲只对蜥蜴感兴趣，而对我则漠不关心。每个人（包括我以及其他姑娘）都会有所牵挂并与之相伴人生。那时，你就是我的唯一牵挂。可是当我发现你被考古学迷住心窍时——请原谅我这么说，不过在我看来你这文雅的选择实在太荒唐可笑了，而且，这也不是我想要说的——你2704开始变成了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人（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脑袋上没长眼睛，嘴巴里没有了舌头，也不再有记忆，而我的记忆却还固着于孩童时期我们的友谊。显然这就是我看上去与以往不同的原因。每当我在街上遇到你时，——最近一次发生在去年冬天——你总是对我视而不见，更少听到你说任何话，你并不是只对我一个人这样，你对待其他人也是这样。我在你眼里就像一缕清风，而你——长着一头稀疏的黄发，过去常常是我给你弄乱的——就像一只制成标本的白鹦一样迟钝、干枯，同时又像只始祖鸟一样自以为是。是的，人们对挖掘出来的大洪水以前的鸟怪就是这样称呼的。只有一件事我没有怀疑到，那就是在你的头脑中同样也潜藏着一个关于我的自以为是的幻想。幻想我住在庞贝，是被挖掘出来的一件文物重又获得了生命。当你出乎意料地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一下子不知所措，好不容易才断定你头脑中竟想象出这么一团乱糟糟的东西。后来，我倒觉得有趣和高兴，尽管这事有点近乎疯癫，因为我曾告诉过你，在这一点上我从未怀疑过你。”

这样，她十分坦率地告诉我们，他们童年时期的友谊已变成什么样子了。在她那里，这种友谊逐步发展最终使她完全坠入爱河，因为一个姑娘必须有一个能够寄托情思的地方。佐伊小姐，既聪明又清纯，已经把她的思想清澈地暴露给了我们。虽然，对于一个人格健全的姑娘来说，第一次示爱都总是向着她的父亲，佐伊，她的家庭里除了父亲之外别无他人，就更容易这么做了。可是，她的父亲却没有给她留下任何情感财富，他将其全部兴趣都投入到他的科学事业上。因此，她不得不将其视线投向周围的其他人身上，尤其依恋于她的年轻伙伴。当他停止对她的关注后，她的爱并未因此而动摇，反而在不断加强，因为他开始变得像她的父亲，专注于他的科学事业并因此而远离生活，远离佐伊。这样，她在她的恋人身上再次发现了她父亲的身影，在两者身上倾注同一种感情，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在她的感情中将二者认同。这就使得她可以做到于不忠之中保持忠实。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心理分析听起来很有点信口开河，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作者向我们提供了某种极具代表性的证据。当佐伊形容她的昔日伙伴感情嬗变令她伤心时，骂他是一只始祖鸟，这是动物考古学中的一个术语。仅用这一个具体词汇她就把两个人的身份给概括了。她用相同的措辞来抱怨她所爱的人和她的父亲。我们可以说，始祖鸟是一个折中观念或中介观念。2705在这一观念中，包含着她认为她所爱的男子愚钝的想法，而这又恰与她对父亲的类似看法巧合了。

对手这个年轻人来说，事情的发展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考古学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留给他的仅仅是对用大理石和青铜塑成的女像感兴趣。他童年时期的友谊没有加深演化成为激情，反而被稀释了，他的记忆变成了深沉的遗忘，以致当他再次见他的童年伙伴时，却未能认出她，也没有注意到她。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我们的主人公，我们会怀疑，对于这位年轻的考古学家的记忆缺失，也许“健忘”并非是准确的心理学解释。有一种类型的遗忘，其特点是比较难以唤醒，似乎患者内心深处有一种抵抗，在抗拒记忆的复活，即使遇到强大的外来刺激时也难以苏醒。这种类型的遗忘在心理病理学中被称作“压抑”，作者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病例好像就是这种压抑。现在，我们在总体上并不知道印象的忘却是否与脑中的记忆痕迹的消失有关，但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断言，“压抑”与记忆的消失或消退并非同时出现。事实上，被压抑的内容通常很难轻易地进入记忆中，除非它获得了更多的帮助，但是它却能够引起有效行为的发生，并且在某个外部事件的影响下，有一天它可能带来某种心理后果，这可以被看作是对遗忘记忆被修正或派生的结果。如果我们不是持有这种观点的话，那么这一切将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似乎已经看出，诺伯特·汉诺德有关格拉迪沃的幻想，源自他与佐伊·伯特冈之间的童年友谊的被压抑了的记忆。当一个人的艳情系于某种压抑的印象时，即当他的性生活受到压抑的破坏时，被压抑的印象有希望在某个特殊时候得到恢复。有一句古老的拉丁谚语对类似这种情况很适用，虽然它最初可能是用来指外部影响的排斥而不是指内心冲突。这句谚语就是：“你可以用草叉消除自然，但她会不断地复归。”2706当然，这句谚语也不能包罗万象，它只是告诉我们被压抑的本能还会恢复这一事实，却未准确地描述恢复的方式。这种恢复类似一种蓄意的背叛行为。被选作压抑的工具的东西——就像拉丁谚语中的草叉一样——又变成了恢复的工具：隐藏在压抑力量的内部或背后，被压抑的东西最终竟变成了胜利者。这一事实很少引人注意却很值得思考。费利西安·罗普斯所做的一幅著名蚀刻画（etching）比许多其他例证更加生动地阐释了这个事实，这种阐释是通过圣人和忏悔者的生活中一个受压抑的典型案例进行的。一个禁欲的和尚在外界的诱惑下，逃到了受难的救世主的塑像前。而这时，十字架像影子一样掉了下来，一个妖艳赤裸的女人像升到那个明亮的位置，同样做着受难的姿势。另外一些缺乏心理学知识的艺术家在表现类似的诱惑时，在受难的救世主身旁并排安上一个目空一切、盛气凌人的“罪恶”。只有罗普斯把“罪恶”安置在十字架上救世主所在的地方。他似乎已经明白，当被压抑的东西复苏时，它就在压抑力量中诞生。

在此暂作停留很有必要，因为我们需要通过这些病理学的案例让自己相信，当人的精神处于压抑状态时，它对于被压抑的某种感觉的任何方式的接触有多么的敏感，相信仅凭少许相似性，被压抑的东西就可以复活于压抑力量之中，并借助它发生效果。在进行治疗时，我曾经为一个年轻患者治过病——他当时几乎还是个孩子——在他初次不自觉地知道了性事之后，便开始逃避体内所产生的每一次性冲动。他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达到压抑的目的。这一压抑，却激发了他的求知激情，增加了他对其母亲的依赖，培养了一种孩子气的性格。这里，我不想再进一步介绍这青年在与他母亲的交往中，他那受压抑的性冲动又如何再次爆发的。我要描述的是一种罕见而奇怪的现象，即在一般人认为很普通的一种情况下，他的另一道防线也崩溃了。数学历来有助人摆脱性纠缠的美誉。这就是当卢梭与一位妇人闹翻之后，他不得不接受来自她的一句劝告：“离开女人，去研究数学吧！”2707因此，我们的这位逃亡青年便把他的特殊热情投入到他学校里的数学和几何方面。然而，突然有一天他的理解能力在某些异常简单的问题面前丧失殆尽。

其中有两个问题是这样的：“两个物体正在互相接近，其中一个以……速度……”“有一个圆筒，横截面的直径是m，请描述一个圆锥……”换了别人肯定不会把这些问题看成是性的暗示，而他却感到连数字也在诱骗他，于是连数学也放弃了。如果在现实生活中真有个诺伯特·汉诺德的人，他也借助考古学摆脱爱情和其童年友谊的话，那么，恰恰是那尊古代雕塑唤醒了他对童年时热爱的姑娘的记忆，这才是符合逻辑，符合常规的。他爱上格拉迪沃的大理石塑像也是理所当然的。与此相似，他所忽视的活生生的佐伊也对他施加了某种影响。这种相似性暂时还难以解释清楚。

佐伊小姐本人似乎能够同意我们关于年轻的考古学家的幻觉的看法，因为在她结束她那“坦率、详细和具有教育意义”的批评性讲话时，她所表示出来的满意并不是基于别的什么，而是基于汉诺德对格拉迪沃的兴趣从一开始就与她有关这个发现。这一点，她并没有料想到，但是，尽管有许多幻想性的伪装，她还是领悟了其中的真谛。然而，她对他所实施的精神治疗现在产生了它的行善效果。他感到轻松了，因为他的幻想已经被新的东西所取代，这新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件扭曲了的、不完整的复制品。他不再迟疑，他想起了她，承认她就是当年那个善良的、欢快的、聪明的女孩，而且承认她在本质上并未有多大变化。可是，他又发现了另外一些奇怪的事情。

“你的意思是说，”姑娘说，“有人为了再生而不得不去死，可这人无疑是考古学家了。”（141）显然，她对于他没有沿着他们童年的友谊道路来发展他们之间的新关系，而是借助考古学迂回达到目标的做法不能原谅他。

“不，我指的是你的名字……，因为伯特冈与格拉迪沃意思相同，都是描述某人步态优美。”（142）2708

我们大家都没料到事情会这样发展。我们的主人公开始放弃他的谦恭，改扮一个活跃的角色。显然，他的幻想症已完全治好了，开始掌握理智了，并通过亲自将自己幻觉之网的最后几根线扯断来证明这一点。这恰恰也是当一个病人在展示被压抑的东西而缓和了幻想的冲动之后的正常表现。一旦病人们醒悟过来，他们会用突然想到的种种说法解释他们幻觉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几道谜题，我们已经猜测到想象中的格拉迪沃的希腊血统，是希腊名字“佐伊”在他头脑中的模糊作用。但我们尚未触及到“格拉迪沃”这个名字的由来，而只把它作为诺伯特·汉诺德的不着边际的想象而放过去。不过，请注意！且慢！这个名字现在看来很可能是一个派生物——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翻译——是那个他试图忘记的童年时他所热爱的姑娘的一直被压抑着的姓的派生或翻译。

现在，对幻觉的过程及其破译到此可以结束了。作者补充的这一段无疑是意在为他的故事安排一个和谐的结尾。这个年轻人一度那样可怜，扮演了一个急需治疗的精神病患者的角色，现在当我们听到他越来越康复并能够在她身上唤起曾经折磨过他的情感，我们对这年轻人的前途也就感到放心了。原来，当他提起他们在麦利戈宫谈话时那个曾经打断他们的讨人喜欢的青年女子，并承认那个女子是他第一个认真喜欢的女人时，佐伊产生了妒忌。于是，佐伊准备冷淡地离开他。她说，反正现在一切都恢复正常，她本人也十分理智。他可以再去看望古萨·哈特尔本（不管她现在叫什么名字）并在他来庞贝城的活动中给予他科学上的帮助。而她本人得赶回太阳旅馆去了，她的父亲正在那里等她回去一块吃午饭。他们也许还有机会见面，可能在德国的一个晚会上，也可能是在月球上。可他又故伎重演了。他以轰赶那只讨厌的苍蝇为借口，先是接触了她的脸蛋儿，后又接触她的嘴唇，直到尽一个男人在做爱时理所应当的主动义务。有一次一个阴影投在他们的幸福上，那是佐伊坚持说必须回到她父亲那儿去，否则他就会在旅馆里挨饿了。“你父亲？……会怎么样？……”（147）但是聪明的姑娘很快就打消了他的担忧。“或许不会出什么事，我不是他动物收藏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如果是的话，我也许就不会这么傻地把整个身心都献给了你。”然而，当她父亲与她观点一致时，有一个办法可以稳妥地解决。汉诺德只需到卡普里岛上，捕捉一只蝎虎（他可以在她的小手指上练习这种技术），拿到这里来放生，然后当着他父亲的面再把它捉住，让她的父亲在他的女儿和这只大陆上的蝎虎之间进行选择。显然，这一计谋是带有苦涩的嘲讽。它告诫她的未婚夫对她不要太接近她心目中的偶像。各种迹象，表现出他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从而又一次让我们对他安心。他提议他和他的佐伊应该到意大利和庞贝来度蜜月，就好像他从未对处于蜜月中的埃德温和安吉莱纳斯生过气一样。他从记忆中完全抹去了他对那些从德国远行数百里跑到这儿来进行不必要的旅游的幸福情侣们的不满情绪。作者在这里用记忆缺失作为汉诺德态度转变的一种可信的标志，显然是对的。对于“她这位似乎也是被挖掘出来的（150）童年伙伴”提出的蜜月计划，佐伊的反应是，她说她还未完全复活，不能做这种地理环境性的决定。

现在，幻想被美丽的现实所取代。但是，在这对恋人离开庞贝之前，这幻想还要再次演示一遍。他们走向赫拉克勒斯神庙大门，由此通向维亚·康苏列亚的入口处，街道由几块古代石板横向铺成，这时诺伯特·汉诺德停下脚步，他要求姑娘在他前面走。她心领神会，“她用左手把裙子提起一点，佐伊·伯特冈，或者说是格拉迪沃的再生，在他面前走过，他仿佛是在梦中一样注视她。她姿态轻盈，沿着石板道在阳光下走向街道的另一边。”在爱情战胜压抑之后，曾在幻觉中看到的美丽与高贵变成了现实。

然而在他最后的明喻中——把童年的伙伴比喻为从废墟中挖掘出来的文物——作者向我们提示了理解象征的关键，主人公的幻觉就是借助象征而掩饰他那压抑着的记忆的。事实没有比埋藏更适合与压抑做类比的了。压抑就是某种情感深藏于某人的心里却又无法接近。埋藏是庞贝城遭劫难的根源，借助于铁铲的帮助庞贝城又从埋藏中复出。因此，年轻的考古学家在其幻想的驱使下，不由自主地来到庞贝城，也就是雕像的发源地，而这使他回忆起了他年轻的恋人。作者以他那灵敏的感觉，捕捉到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孤立事件2709与个体特殊的心理过程之间所具有的某种珍贵的相似。在这一点上，作者的行为是合理的。

第二章

我们原本打算做的事情，仅仅是借助某种分析的方法，对《格拉迪沃》中随便出现的二三个梦进行研究。那么我们是怎么走到现在这种地步，竟至于分解了整个故事，并对两个主要人物的心理过程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其实，这并非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工作，它是一个必要的准备。当我们试图去理解现实生活中某人真实所做的梦时，我们必须像现在一样密切注意这个人的性格和职业，不仅必须了解他在做梦之前的经历，还要掌握他很久以前的经历。我甚至以为我们现在还不具备开始我们的中心工作的条件，我们应该在故事上再作停留，做进一步的准备工作。

读者们肯定会困惑地注意到，到目前为止，我从精神表现和精神活动的各方面来分析诺伯特·汉诺德和佐伊·伯特冈这两个人物，好像他们是现实中的真人，而不是作者在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好像作者的内心是透明的，而不是有折射力或挡光的。作者称其故事为“幻想”，从而否认了它的真实性，这样，我的做法似乎更令人疑惑不解。然而，我们却发现故事中的描述都非常忠实于现实。我们有理由怀疑《格拉迪沃》不是对幻觉的描述，而是一个精神病案例的研究。作者仅两次行使了他当作者的特权，设立了前提，而这些前提又似乎不符合现实规律。第一次是，他让年轻的考古学家遇到一件古代的雕塑，这件雕塑与一位距其创作年代很遥远的活人十分相似，不仅是在走路的姿势方面相似，而且在面部表情和身段的特征方面都很相似，以至于他把那个活人的出现当成是雕塑的复活。第二次是，作者安排年轻人在庞贝与生活中的女子会面，因为他想那死去的女子就埋葬在那里，于是到庞贝去旅行，事实上却使他远离了那位他在自己居住的小城的街上见到过的女子。当然，作者的第二次情节规定也并非绝对背离现实可能性，它只是在利用机遇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无疑起到过作用的东西。再说作者是把机遇用于好的目的，这个机遇真实地反映了逃避恰是一种工具，它将一个人送到了他欲逃避的地方。第一个情节规定似乎更倾向于幻觉，好像完全产生于作者的任意安排——该情节成为以后其他情节的依据。雕塑与活人之间的极其相似性，若是作者严肃地选择的话，将仅仅局限于走路时姿态这一特征。这里，我们或许也想把我们的幻想与现实做某种联系。或许，“伯特冈”这个名字能提示这样一个事实，即该家族的妇女早在古代就由于其优雅的步态特征而与众不同。我们可以猜想德国的伯特冈家族是罗马家族的延续，其中一名女成员让一位艺术家以雕塑的方式把她的步态永久地保存了下来。然而，既然人类形体的变化彼此相关，既然事实上古代的形体也在我们自己身上重复出现（正如我们在艺术作品集中看到的一样），那么，现代的伯特冈完全有可能全面再现她的古代女祖先的身体结构和形态特征。不过，更明智的做法可能是，我们不在此胡思乱想，而是向作者本人探询这部分创作的源泉是什么。那样，我们将有可能再一次揭示其真相。表面上看来随心所欲的安排，其实建立在生活法则之上。但是，既然我们无法得知作者心中的有关创作素材的秘密，2710我们将允许他保留自己在不可能的前提之上建构完全真实的情节的权利——这种权利是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一剧中使用过的。2711

除此之外，要重申的是，作者向我们显示了一个完全正确的精神病学的研究。参照他的研究，我们可以检验我们对心理运作的理解——这个病例及其治疗方案可能是设计出来强化某些医疗心理学的基本理论的。奇怪的是，作者怎么会想到这一点？可是，如果我们向他提问，而他矢口否认有这种动机，那又该如何？把相关事物进行类比，并赋予其意义，这是很容易做到的。我们会不会也已经把一个背离作者个人意图的思想偷偷地塞进了这个诗一般迷人的故事里呢？有这种可能。

我们过会儿再来讨论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已经努力不完全用作者的语言讲述这个故事了，以免对该故事做出任何倾向性的解释。如果有人将我们的叙述与《格拉迪沃》的原文比较一下，他就会承认这一点。

也许，在大多数人眼里，我们称作者的作品系一精神病学研究，实在算不得是对作者的恭维。听人们说，一个作者应该避免提及精神病学，应把病理心理状态的描述留给医生去做。然而，事实是凡具有创造性的作家都不遵从这一忠告。对人类心理的描述也属于他们的领域。自古以来，他们就是科学的先驱，同时也是科学心理学的先驱。但是，正常心理与病态心理之间的界限既是确定的，又是不定的。我们每个人一天之中或许会多次跨越这个界限。另一方面，精神病学如果多次把自己的研究永远局限于由于精微的精神器官受到严重伤害而产生的严重疾病，那它就进入误区了。较轻的健康失衡可以自愈。今天我们对其病因的探查，仅能达到知道它是心理力量的交互作用发生紊乱而引起的，这也同样应该引起精神病学的关注。的确，只有通过这些手段才能够理解正常状态或严重疾病现象。因此，创造性的作家不能回避精神病学家，精神病学家也离不开创造性的作家。对精神病学的题材进行文学处理，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绝不损害它的美。2712

它的确是正确的——一篇对某病例及其治疗过程的富有想象力的描述。现在，故事讲完了，我们的悬念解开了，可以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了。我们将用我们这门学科的技术术语对故事复述一遍。我们不会觉得这么做与前面说过的要重复这个故事存在什么自相矛盾。

作者常把诺伯特·汉诺德的精神状态称为“幻想”，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作者的这种观点。我们可以指出一种幻想的两个主要特征，这两种特征虽然不是对该幻想的全面描述，却可以把它与其他精神失常明显地区别开来。第一点，它是众多精神病态现象之一，这些病态现象不会直接对身体产生影响，而且通过心理迹象（mental indications）表现出来。第二点，它的特点是在幻想中“怪念头”占上风——意即获得某种信念并对行为产生影响。如果我们回忆一下，汉诺德的庞贝之旅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格拉迪沃在废墟中留下的独特的脚印，我们就有了一个幻想影响行为的绝好例证。精神病学家或许会把诺伯特·汉诺德的幻想归到“妄想狂”系列，并可能会把它描述为恋物色情狂（fetishistic erotomania），因为其行为的突出表现就是对那件雕塑的狂恋，还因为在精神病学家看来，这位年轻的考古学家对脚及脚的姿态的兴趣必然让人想到“恋物癖”（fetishism）。当然，这些对不同种类的幻想根据其内容进行命名与分类的做法，总有些根据不足。2713

由于我们这位主人公是基于某种奇特的嗜好发生幻想的，所以，一位严肃的精神病学家立即会认定他的行为是一种身心“退化”，并会研究一下他的遗传素质，这可能是无情地导致他遭此命运的原因。然而，在这部作品里，作者并未按照一个精神病学家的思路去做，而是自有高见。他希望使这位年轻人更接近我们，以便更容易地激发读者“感情移入”。若诊断为退化，不管正确与否，就会立刻使这位年轻的考古学家与我们有了一定的距离，因为我们的读者是正常的人，是人性的衡量标准。作者也没有过分关注主人公的遗传特征和先天的生理条件，而是深入到社会的心理素质（mental makeup）中去，因为心理素质是他产生妄想的根源。

在一个重要方面，诺伯特·汉诺德的行为表现大异于正常人。他对活生生的女人没有兴趣，而变成了科学的奴仆。科学剥夺了他对女人的兴趣，却让他对用大理石或者铜造就的女人发生兴趣。这不应该被看作是微不足道的特殊癖好，相反，它是待描述的整个事件的基本前提。因为曾几何时那样一件特殊的雕塑引起了他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普通人只对活生生的女人才会有，他的幻觉也由此而产生。接着，我们便看到事情出现了转机，他的幻觉通过一次幸福的转机而被治愈，他对大理石塑像的兴趣重新被活生生的女人所取代。作者只是让我们跟踪导致这位年轻人远离女人的种种影响。他只是告诉我们，年轻人的态度不能由其先天素质来解释，相反，它包括一定程度的想象的（或许，我们可以加上“色情的”）需要。正如我们在故事后面的情节中所看到的，他在童年并未逃避过其他的孩子：他和一位小姑娘发生了友谊，她成为他难分难舍的伙伴。他们一起分享食品，他常常撞击她，也让她弄乱他的头发。童年未成熟的性冲动正是表现在这种互相依赖、互相爱慕又互相攻击的行为中。性冲动的结果只有在后来才表现出来，但这时自己变得无法抗拒了。童年时期的性冲动通常只有医生和创造性作家才识别得出来。我们的这位作家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他也是持这种观点的，因为他让他的主人公突然对女人的脚及其走路的姿势发生了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使他在科学界以及他居住的小城镇的妇女中招致了恶劣的名声：一个恋足癖（亦译“恋脚狂”，foot-fetishist）。可是，我们难免要将这种兴趣追溯到他对童年伙伴的记忆，因为这位姑娘在她童年时无疑已表现出了这种特殊的优雅姿态。当她走路时，她的脚趾几乎抬成与地面垂直。正因为这件古代的大理石雕塑表现出了相同的走路姿态，所以对于诺伯特·汉诺德才显得如此重要。这里我们顺便加上一句，作者提出这一突出的恋物现象时，他是非常尊重科学的。自从比纳以来，事实上我们一直试图把恋物现象的起源追溯到童年时的性印象。2714

这种长期逃避女人的状态会导致一个人对妄想的易感性，或者我们习惯称之为“秉性”。精神紊乱发生在一个偶然印象唤起久被忘却的但又至少夹杂有色情成分的童年经历之时。如果我们想想随后发生的事，就会发现“唤起”一词使用不当。我们必须像作者那样使用正确的心理学专业术语，以精确描述。当诺伯特·汉诺德看见这件雕塑时，他并未记起在他童年伙伴那里曾见过相似的步态，他的记忆中一片空白，可是这件雕塑所带来的效果都源于他的童年经历所铸造的这一情结。所以，童年的经历便被搅动了，变得活跃起来，并开始生效。但它还并未进入意识状态，用一个目前心理病理学无法回避的概念来描述，它还处于“潜意识状态”。我们希望这一潜意识的概念不要卷入哲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的争辩之中，因为他们的争辩常常仅有词源意义而已。当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更恰当的词汇来描述当事人已经发生、但并未达到意识状态的心理活动过程时，我们姑且使用“潜意识”这一概念。如果某些思想家要对这种潜意识的存在进行质疑，理由是它无法被感知，那么，我们只能猜测他们从未见识过此等心理现象，他们的思想还僵化于常规经验，以为心理活动一旦活跃起来，一旦十分强烈，就一定是可以被意识到的。我们还猜测到，他们需要了解（我们的作者在这方面是十分了解的），肯定存在一些心理过程，它们尽管是激烈的，也能产生效果，然而却还是未被意识到。

我们在前面曾提到，诺伯特·汉诺德有关与佐伊童年关系的记忆处于一种“压抑”状态，在这里我们将它们称之为“潜意识”记忆。因此，我们现在得注意一下这两个术语之间的关系，它们在意义上似乎有些相似。要把这一点弄清楚并不困难。“潜意识”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压抑”则是意义狭窄的概念。凡是被压抑的，都是意识不到的。但我们不能断言，凡是意识不到的，都是被压抑的。如果当汉诺德看到雕塑时就忆起以前佐伊的步态，那么他先前潜意识的记忆就会立刻变得活跃起来，并被意识到。这就可以表明它先前的记忆并未被压抑。“潜意识”纯粹是一个描述性的术语，在某些方面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是静态的。“压抑”是一种动态的表述，它考虑到了心理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它暗示有一种力量，在试图造成各种心理效应，包括逐渐上升为意识状态的效应。但同时还有一种反对力量，它能阻碍这些心理效应，仍然包括上升为意识状态的效应的出现。某些东西被压抑了，某标志恰恰就使它不能够进入意识，虽然它很强烈。因此，在汉诺德的病例中，从雕塑出现之时起，我们所关注的就是某种被压抑的潜意识的东西，或者干脆点，就是被压抑的东西。

诺伯特·汉诺德关于童年时与那个走路姿势优美的姑娘的关系的记忆受到了压抑，但这还不是对这一心理情境的正确说法，那么我们就始终停留在问题的表面上。在心理生活中，唯一有价值的是感情。如果心理力量不具有唤起情感的特征，那么它们就没有意义。意念受到压抑，仅仅是由于它们与不应该发生的情感的释放有关联。说压抑作用于情感，似乎更正确一些，可是只有在情感与意念的联系2715中，我们才能认识到这一点。诺伯特·汉诺德的情欲受到了压抑，由于他的情欲除了童年时的佐伊·伯特冈之外别无其他对象，所以他有关她的记忆便被忘却。

那件古代的雕塑唤起了他身上蛰伏的“性情感”（erotic feelings），使得他的童年记忆活跃起来。由于他身上存在一种对性欲（erotism）的抵制力量，因此这些记忆只能以潜意识的形式发生效力。现在，在他身上性欲的力量与压制它的力量之间正进行一场较量，其表现形式就成为妄想。

作者忘了对导致故事主人公性欲受到压抑的原因进行解释，汉诺德对科学的痴迷仅仅是压抑发生作用的工具。医生可能会在这一点上挖掘得更深一些，但也许不会想到原因问题。然而，我们的作者，正如我们一贯赞赏的那样，向我们展示了被压抑的性欲如何就在压抑手段中产生的过程。一件古董——一个女人的大理石雕像很可能就是阻止考古学家逃避爱情，并警告他偿还人类自出生时起就对生活所欠下的债的力量，这样推理是正确的。

雕塑在汉诺德身上引发的心理过程的第一点表现，就是围绕雕塑上的人像所产生的幻想。在他眼里，塑像似乎有点现代气息，给人的感觉似乎是艺术家正是在“现实生活”中，当姑娘走过街道时捕捉到这一形象的。他给古代雕塑中的姑娘取名“格拉迪沃”，这一想法来自驰入战场的战神的称号——“战神格拉迪沃”。他赋予她以愈来愈多的人格特征。她可能是一位负责神庙事务的名门贵族的女儿。依据她的特征，他猜测她具有希腊血统，最后，他觉得她不应生活在喧嚣的都市，所以就把她移到了平静的庞贝。在那里，他让她踏着熔岩形成的台阶从街道的这一边走向另一边（11）。他这些幻想的内容似乎有些随心所欲，但都是无可怀疑的。的确，当这些内容第一次诱发他的行为时——即当考古学家被她的脚步姿势是否与现实一致这一问题所困惑，开始在生活中观察现世存在的妇女和姑娘们时——就连这一行为也被蒙上了科学的有意识的动机，仿佛他对雕塑格拉迪沃的兴趣完全发源于他对考古学的职业性关注（12）。他选作研究对象的街上的妇女们，一定会以一种赤裸裸的性爱的眼光看待他的行为，我们只能认为她们是对的。汉诺德对其研究的动机一无所知，同样他对产生关于格拉迪沃的幻想的缘由也无从知晓，对于这一点我们丝毫不予怀疑。如我们后来所知，这些行为和幻想正是他对少年爱情记忆的反映，是那些记忆的派生物、变形和歪曲，因为它们不能以其本来面目进入他的意识领域。这件雕塑具有某些“现代”气息，这一表面的美学判断，使他意识不到那种变态是由一个他曾熟悉的姑娘“此时”走过街道时做出来的。雕塑品“源于生活”这一印象以及关于她的希腊血统的幻想，掩盖了他对佐伊这名字的记忆，因为“佐伊”在希腊文中意指“生存”。在故事的结尾处，当主人公的幻想症被治好之后，我们从主人公口中得知“格拉迪沃”就是“伯特冈”这个姓的准确翻译，意指“某人优雅而漂亮地走路”[第37页]。幻想中有关格拉迪沃父亲的细节，来源于汉诺德的记忆：佐伊·伯特冈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大学教授的女儿，这里大学可以用古典术语“神庙事务”加以类比。最后，他在妄想中把她送到了庞贝城，这并非“因为她那恬静、稳重的性格适合这个环境”，而是因为在他的学科里没有其他或更好的情景表现他当时那种特殊的精神状态了。在这一状态中他通过模糊的信息渠道想起了童年的友谊。他一旦把自己的童年与历史的过去放到了一起（他要做到这一点很容易），在庞贝的埋葬——过去连同它的收藏一起消失了——与他通过被称之为“灵魂感知”的手段所觉察到的压抑之间，就存在了一种极其的相似。这里，他使用的是作者在故事接近尾声时让那位姑娘有意识地使用的那种象征手法：“我告诉过我自己，我会独自在这里挖掘出有趣的东西来。当然，我并没有想到会出现……”（124[第28页]）在故事的结尾她答应汉诺德的蜜月计划时，也提到“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童年朋友也被从废墟中挖掘出来了”。（150[第39页]）

因此，在汉诺德虚妄性幻想和潜意识行为的第一组结果中，我们已经发现了两类不同来源的决定因素。

汉诺德本人已十分清楚，其中一类是我们在考察他的心理过程时发现的，是从汉诺德的角度来看，是他意识到了的。另一类则是未意识到的。一类是来源于考古学的科学概念范围，另一类是滋生于其受压抑但已开始活跃的童年记忆及附着其上的情绪本能。我们可以把一类决定因素描绘成浮于表面，掩盖着另一类的决定因素，所以，第二类藏于第一类之后。科学的动机可以认为是为无意识的色情因素提供了借口，而科学也将自己完全置身于为幻觉服务之中。然而，不应忘记无意识的决定因素并不能产生任何不能满足意识的科学的因素的效果。妄想症状——幻觉及其潜意识行为——事实上是两股“意识流”（mental currents）之间妥协的产物。在这一妥协中，双方都有要求，但是每一方又必须要放弃它要求的一部分。在妥协达成之前肯定有斗争——在故事里，它是我们假设的受到压制的性欲与压抑它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在幻想的形成过程中，事实上这种斗争是无休止的。每一次妥协建立以后，新的攻击与抵抗又产生，如此说来，永远没有完全满足的时候。我们的作者也深谙此道，所以他安排某种特殊的骚动统治这一时期故事主人公的心理失调，并把这种骚动作为故事进一步展开的前提和保证。

这些有价值的特征——幻觉与决定的双重动机和以被压抑内容为主要动机的行为的有意识的借口——在故事的进一步发展中我们还会经常遇到，或许会表现得更加清晰一些。这样安排很合理，因为这样一来就抓住并表现了精神疾病心理过程的真正的主要特征。

诺伯特·汉诺德的幻想是随着一个梦展开的。这个梦并非由任何新的事件引起，好像完全产生于他那个充满矛盾的大脑。在我们弄清楚作者在构思汉诺德的梦的时候，是否真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对主人公有着深刻的理解。让我们暂停一下。我们先来探讨一下，有关对幻想起因的假设，心理病理学是如何解释的；对压抑和无意识所扮演的角色，对冲突和妥协的形成，精神病学又采取什么态度。简言之，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篇关于幻想起因的富于想象力的描述，在科学的判断面前能否站得住脚。

这里，我们不得不给出一个很可能出人意料的答案。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倒是科学在作者所取得的成就面前出现了破绽。是科学允许在幻想的遗传与素质的前提条件和其创造物之间横亘一条沟壑，这沟壑似乎是早已准备好的，等待着作者将其填平。科学并不怀疑压抑的重要性，也未意识到为了解释心理病理现象，无意识概念是非用不可的，它不在心理冲突中寻找幻想的基础，也不把幻想的症状看作是妥协的表现。面对统一的科学，我们的作者是孤立的吗？不，事实并不是这样（如果我可以把我的作品算作科学的一部分）。多年以来——直到最近，基本上是独自一人——我本人一直支持我从詹森的《格拉迪沃》提炼的全部观点，并用专业的术语将它们表述出来。在涉及到癔病的强迫症时，我曾详细地指出，这些心理失常的个体决定因素是本能生活部分的被克制，以及表现被抑制的本能的观念的被压抑。之后不久，在谈到妄想型的形成时，我又重复了相同的观点。因果关系中所涉及的本能是总是构成性本能，还是属于别的什么类别，这个问题在分析《格拉迪沃》这个特殊病例时，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因素，因为在我们的作者所选择的这一情境中，有争议的问题就是性感被压制的问题。心理冲突的前提以及以互相冲突的两股心理流间的妥协为手段形成的症状的合理性，我在实际观察和治疗病人的过程中已经予以证实，正如我在关于诺伯特·汉诺德这个想象的病例中所证实的那样。2716甚至在我之前，皮埃尔·让内——伟大的精神病学家沙可的学生，和约瑟夫·布洛伊尔及我本人一起合作，已经探索到神经症，尤其是癔症所带来的后果。2717

从1893年开始，当我投身于对心理障碍的起因的研究时，我的确从未想到过在想象题材的作品中来证实我的新发现。因此，当我发现出版于1903年的《格拉迪沃》的作者的创作依据竟是我最近在医疗实践中发现的东西，我真有点吃惊了。一位作者是如何获得只有医生才可能拥有的知识——或者至少他表现得似乎已掌握了这一知识？

如我前面所言，诺伯特·汉诺德的幻想由于一个梦的出现而进一步发展，该梦发生于他试图在他居住的小城市的街道上寻找像格拉迪沃那样的走路姿态的过程中。简要地叙述这个梦是很容易的。做梦者发现他自己在不幸的庞贝城被毁灭的那一天来到了这座城市。他自己并未遭遇危险，却体验到了那种灾难的恐怖。他突然看到格拉迪沃在那边走着。他立刻明白了一切。好像一切都很自然，她是个庞贝城人，她当时正住在她家乡，“他与她生活在同一个年代里。”（12）。他为她而感到恐怖并发出了一声警告。她听到呼叫，把脸转向他张望片刻。但她并未注意他，继续前行，躺倒在阿波罗神庙前的台阶上。她的脸色失去红润，似乎是在变成白色的大理石，直至最后变成一件雕塑，被埋葬在倾泻下来的火山灰之中。当他醒过来时，他把传入到他卧室里的大城市的噪音看作绝望的庞贝居民的求救声和波涛翻滚的波浪声。就在他醒来后，还一直相信他梦中所见是他亲身经历。他相信格拉迪沃曾经生活在庞贝城，就死在那个灾难的日子。一场梦留给他的信念成为他幻想的又一新起点。

我们不敢妄言作者描写此梦并将妄想的展开与一个梦联系在一起有其特殊的用意。事实上，已有热心的研究者搜集了大量的病例，来说明心理的障碍与梦境有关并产生于梦境。也有情况表明，在一些杰出人物的生活中，采取某些重要行动和做出重大决定的冲动也产生于梦境。但是，这些类比对于我们的认识并无多大帮助，因此让我们还是回到眼前的这个病例中来，即作者考古学家诺伯特·汉诺德想象出的这个病例。如果此梦不仅仅是故事的一个不必要的装饰，我们该从哪入手认识这个梦，才能把它与整个故事统一起来？

我可以想象得出，读者中定会有人对此斗胆直言：“这个梦太容易解释了——这是个由城市的噪音引起的简单的焦虑梦：由于考古学家满脑子全是那个庞贝姑娘，因此错将噪音当成庞贝城的毁灭。”多数人对梦的过程的轻视，一般对梦的解释都是肯定有某种外部刺激与梦的内容大体吻合。导致主人公做梦的这一外部刺激，就是吵醒睡眠者的噪音。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我们对梦的兴趣也就所剩无几了。我们真想假设，那天早晨城市的噪音比平时更大一些！我们也真希望作者告诉我们那天晚上汉诺德一反常态，开着窗户睡觉！可是很遗憾，作者没有多动些笔墨告诉我们。要是焦虑梦果真这么简单就好了！可它们不是，所以这个梦激发的兴趣远不止于此。

梦的形成与外部感官刺激并无必然联系。睡眠者可以无视这类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也可以无视被这类刺激吵醒而根本不做梦，或者像故事里发生的一样，由于这种刺激在其他方面满足了他的需要，他就把它插入在梦中。有大量的梦，外部刺激对睡眠者的感官作用不能决定梦的内容。2718这个观点讲不通，我们必须另辟蹊径。

或许，我们可以在梦对汉诺德醒来以后的生活产生的效果中找到切入点。在那之前，他就有一种幻想，认为格拉迪沃是庞贝人。这一假设现在被他所肯定，接着另一个假设也被肯定——她与其他人一起于公元79年被埋葬了。2719忧郁的情绪伴随着妄想的展开而弥漫开来，有点像充斥于梦境的焦虑的回声。源于格拉迪沃的这一新生痛苦，我们似乎难以理解。格拉迪沃即使是在公元79年的那次毁灭中幸存下来，到现在也已死去许多世纪了。我们应不应以这种方式与诺伯特·汉诺德或作者争论？这样，我们又一次陷入困境，似乎已理解无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因梦而生起的幻想的扩张是与一种极其痛苦的情绪同时发生的。

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与先前一样一筹莫展。这个梦不会不解自明，我们只好从我的《释梦》中借用几条规则，来解释眼前的这个梦。

规则这一大意是说一个梦的内容与做梦的前一天所发生的事件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关系。我们的作者似乎想表明他遵循了这一条原则，因此他把梦与汉诺德的“步行者研究”联系起来。现在这些研究的唯一意义就是他在寻找格拉迪沃，试图认出她那富有特色的姿态。因此，这梦里应含有一个暗示，指点他在哪儿能找到格拉迪沃。的确梦里她出现在庞贝，但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新鲜。

另一条规则讲，如果梦者对梦的意象的真实性信念经久未变，以致自己难以从梦中解脱出来，这说明该信念不是由梦的意象的生动性引起的错觉，而是一种心理行为：它是与梦的内容相关的一种确认，确认某事果如梦中所见，这时梦者应该相信这些保证。2720如果我们坚持这两条原则，我们肯定会得到结论，梦提供了他要寻找的格拉迪沃的去向的一些信息，而且这些信息与实际情况相一致。我们了解了汉诺德的梦，那么，把这两条原则应用于其中，能够得出合情合理的解释吗？

说来也怪，确有此效，只不过这种意义以某种特殊的方式伪装了起来，不易被全部认出来。汉诺德从梦中获悉，他曾寻找的姑娘与他生活在同一时代，居于一城。这与佐伊·伯特冈来的情况吻合，只是梦中的城市不是德国的大学城，而是庞贝城。时间也不是现在，而是公元79年。看得出来这是由位移而导致的一种扭曲：我们所看到的不是现在的格拉迪沃，而是迁移到过去的梦者。不过，基本的和新的事实已经提供了：他要寻找的姑娘与他生活在同一时间和地点。可是，这却欺骗了我们也欺骗了梦者，掩盖了梦的事实含义和内容的位移和伪装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已经有办法给这一问题一个满意的答案。让我们来回忆一下作为幻想先兆的各种幻觉的起因和本质（44、55）。它们是被压抑的记忆的替代和衍生，除非被压抑的记忆变形，否则它将受阻无法进入人的意识领域。但它又可以通过变化和歪曲抵抗稽查者的许可，有可能进入意识领域。当这种妥协（机制）一经建立，记忆便转为幻想。这很容易被意识所误解，即难以与占主要地位的心理流汇合。现在，我们可以假设，梦的形象是人们的生理，而非病理幻想的产物——是被压抑成分与占优势的成分之间斗争妥协的产物。这种斗争可能每个人都有，就连那些在白天看来头脑完全正常的人也会有。于是我们就明白了，须将梦的意象看作是某种被扭曲的事物，应该去寻找其背后隐藏的别的东西，某种被歪曲的事物。但这种事物是不易找到的，像汉诺德幻想背后被压抑的记忆。我们可以把我们用这种办法发现的正反两方面表现出来，办法是把梦者初醒时的记忆，即梦的显性内容与欺骗稽查者歪曲前梦的基础，即隐性梦念区别开来。因此，释梦包括将梦的显性内容解译成隐性梦念，包括把梦念歪曲为从屈从于抵抗稽查者下解脱出来。如果我们将这些想法应用于解释目前的这个梦，会发现其隐性梦念只能是：“你要寻找的那位具有优雅步态的姑娘的确与你同居一城。”但是这一思想在隐性梦念阶段是不能进入意识领域的。它为一个稽查者所阻，这个稽查者就是幻想已经规定格拉迪沃是庞贝人，这一规定是在此之前的心理妥协的结果。如果要确认她与诺伯特于同一时期住在同一地方这一事实，那便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歪曲的信念：“你与格拉迪沃在同一时期住在庞贝。”这便是为梦的变性内容所传达的信息，并被表现为一个实际经历着的事件。

一个梦一般很少仅表现或者说表演一种思想，而通常都是表现了一系列的思想，一个思想的网络。汉诺德梦境中的另一构成要素可以被分离的，它的歪曲状态可以很容易被反正，因此它所表现的潜在意念是可以被识别的。这个构成要素就出现在梦的结尾处，它又一次将梦的现实的可能性拓展开来。在梦中，步行中的格拉迪沃被变成了大理石塑像。这只不过是对现实事件具有独创性和富有深意的表现，事实上，汉诺德已经将他对活生生的姑娘的兴趣转移到了雕塑的身上：对于他来说，他所热爱的姑娘已经变成了大理石塑像。处于潜意识状态的梦念，在努力把雕塑变成活生生的姑娘，它们似乎在对他说：“你只是对格拉迪沃的塑像感兴趣，因为它使你想起了佐伊，而她此时此刻还活着，就在此地。”可是，如果这一发现进入意识状态的话，那就意味着幻想要结束了。

我们是否有必要像现在这样用潜在意念替换梦的显性内容的每一个片断呢？严格地讲，是的，如果我们在解释一个确实做过的梦，我们是不能逃避这一义务的。即使是那样，梦者也必须向我们做最详尽的解释。显然，我们是不能在作者创作的故事中实现这一要求的。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我们在解释或破译梦的过程中尚未分析梦的主要内容。

汉诺德的梦是个焦虑梦，它的内容是恐怖的，梦者睡眠时感到了焦虑，之后便产生了痛苦的感觉，这于我们解释梦多有不便，我们又不得不求助于释梦的理论。该理论告诫我们不要误入这样的歧途：误把梦中感觉到的焦虑归属于梦的内容，把梦的内容当作是清醒时的意念内容。它还指出，人们会经常在没有感到焦虑的情况下梦见可怕的事情。而我们却发现真实的情况完全不同，不易猜测到，却可以证实。焦虑梦中的焦虑像一般情况下的神经性焦虑一样，属性情感和性感觉，都来源于被压抑的力比多。2721因此，当我们释梦时，我们须用性兴奋来取代焦虑。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焦虑——并非一成不变，却很频繁地对梦的内容产生有选择的影响并导入意念性因素。这些意念性因素当我们从意识的角度和错误的观点来考察时，似乎与焦虑的情感相适宜。我已讲过，这并非一成不变，因为许许多多的焦虑梦之内容一点儿也不恐怖，因而也不可能对感受到的焦虑从意识的层次进行解释。

我知道对梦中焦虑的这种解释听起来很有些怪，也很难让人相信，但我只能奉劝读者姑且接受它。再说，如果诺伯特·汉诺德的梦能与这种有关焦虑的观点相协调，并通过这一方式加以解释的话，那将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基于此，我们说梦者的性渴望在那天夜里被激发起来了，而且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使他对所热爱的姑娘的记忆形成意识，以便使他脱离幻想。可是，这些渴望遭遇到了新的拒绝并转化为焦虑，把学生时代的记忆中一些情景带入梦中。于是，梦中真正潜意识的内容，即他对他曾经熟悉的佐伊的强烈的渴望，都转变成为庞贝的毁灭和格拉迪沃消失这样的显性内容。

我想这理论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不过应该坚持一点，即如果性渴望寄予梦的未被歪曲的内容，那么至少应该能够发现这种渴望的某个可识别的残片隐藏在变了形的梦的某处。借助于故事后半部分提供的线索，这一点也是可能做到的。当汉诺德第一次遇见想象中的格拉迪沃时，他回忆起了他的梦，祈求幽灵向他梦中见到的那样躺下。2722然而，年轻的女士听了这话愤怒地起身，离开了这个怪人，因为她已觉察出他在幻觉的支配下所说的话背后藏有失常的性渴望。我认为，我们应该接受格拉迪沃的解释，那便是在真实的梦中，我们也不一定总能找到一个有关性冲动的更为恰当的解释。

这几条释梦原则在汉诺德第一个梦中的应用，使我们对故事的重要特征有了认识，并把这些主要特征在故事情节中各就各位，那么，作者在创作故事时肯定也运用了这些原则吗？我们还可以再提一个问题：作者为什么要用一个梦把幻想推向纵深？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有创见性的构想，而且符合实际。我们已经听说过[第55页]，在现实的疾病中，妄想的产生常常与梦想联系。一旦我们知道了梦的实质以后，就没有必要再去解另外一个谜了。梦与幻想同出一源——产生于被压抑的情感。正如某些人所说的，梦是正常人的生理性幻觉[参照第58页]。在被压抑的情感强烈到足以冲破阻碍，以幻觉的形式进入现实生活之前，它很可能已经在睡眠这一更有利的环境下以梦这种具有长期效果的形式，取得了第一个表现的机会。因为在睡眠过程中，随着大脑活动能力的降低，占主导地位的心理力量抵抗被压抑的心理力量的斗争有所缓和。正是这种缓和使得做梦成为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梦能为我们提供解释大脑潜意识部分的最佳途径——除非随着欲力精神能量再度贯注清醒生活，梦再次消失，潜意识将占领的心理领地重又让出来。

第三章

随着故事的进一步展开，又出现了一个梦，这个梦可能比前一个梦更有吸引力，让我们将其译释出来并嵌入汉诺德大脑中事件发展的链条中去。2723可是，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撇开作者的叙述而马上转入这第二个梦本身，因为当人们想要分析他人的梦时，不可避免地要把大量的注意力花在梦者的全部经历上，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因此，我们最好还是紧跟故事的线索，一边阅读，一边点评。

有关格拉迪沃死于公元79年庞贝城毁灭时期的新幻觉的形成，并非是第一个梦的唯一结果，这一点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出现这个幻觉之后，汉诺德立即决定去意大利旅行，很快他来到了庞贝。但是在此之前，他遇到了另外一件事。当他把身子探出窗外时，他觉得他看到街上有一个人步态和体形很像格拉迪沃。他来不及换衣服，赶紧去追，但没有追上，却被过往行人的嘲笑赶回屋里。当他回到房间时，他听见从街对面房子的窗口挂着的鸟笼子里传出金丝雀的鸣叫声。他心底泛起一丝愁绪，感到他也像是一个渴求自由的囚犯，所以他的春日旅游计划刚决定就实施了。

作者已经把汉诺德的这次旅行解释得十分清楚了，并让他对自己的心理活动有所了解。汉诺德自然为自己的这次旅行寻找了个科学借口，但这个借口很快就不成立了。毕竟，他明白，“他做这次旅行的冲动来源于一种莫以名状的感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使得他对遇见的一切人和事都不满，并把他从罗马驱使到那不勒斯，又从那不勒斯赶往庞贝。但是即使在这旅行的最后一站，他的情绪也还是躁动不安。他对蜜月新人的轻浮行为感到恼火，又对庞贝旅馆里的无礼的苍蝇感到愤怒。可是他后来无法再欺骗自己，“他的不快不会仅仅是由他周围的事物所引发，他自身也有些不对头”。他觉得他有点过于激动了，感到“之所以不高兴是因为他缺少点什么，可是他说不清到底缺什么。这种恶劣情绪始终跟随着他”。处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他甚至对他的情妇——科学都有怒气。在正午时分的阳光之下，他第一次漫步信游庞贝城，“他的全部科学不仅抛弃了他，而且没有一丝复归的意思。想起她时，只觉得她很遥远，他感到她已变成一个老朽的、干瘪的和枯燥无味的老大妈，一个世上最愚蠢的、最令人讨厌的尤物。”[第55页]

接着，正当他处于这种不满和混乱的心理状态时，他第一次看到走在庞贝城里的格拉迪沃。旅途中一直萦绕着他的一个问题被解决了——有某种东西“第一次进入他的意识：他不知不觉中已来到意大利，旅行至庞贝，在罗马和那不勒斯都不曾多停留，目的是要寻找她的足迹，而且是字面意义上的‘足迹’。因为她走路时既有此特殊姿态，一定在灰烬中留下了能够辨认的脚印。”（58[第16页以下]）

既然作者不惜重墨来描述这次旅行，那么它与汉诺德幻觉的关系以及在整个事件中的地位也一定值得探讨。这次旅行的实施是有原因的，只是旅行者起初没意识到，后来才予以承认。作者用大量词汇将这一原因描述成是“潜意识的”，这一点肯定是取自生活。一个人不必为了表现出这样的行为而去忍受妄想带来的痛苦。相反，对于一个人——甚至一个健康的人来说，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隐瞒自己行为的动机，事过之后才意识到，只要有一个多种情绪之间的冲突为这种行为提供必要的条件。因此，汉诺德的旅行从一开始就在为他的幻觉服务，并意在把他带到庞贝，在那里他可以继续寻找格拉迪沃。他将会回忆起来，在那次梦前和梦后他的脑子里想的都是有关寻找的事，而那次梦本身就是对格拉迪沃在哪里这一问题的简单回答，尽管答案后来被他的意识所窒息。然而，某种我们尚未鉴别出来的力量也在抑制他对幻觉意图的觉知。结果，他对旅行的有意识的原因找不出足够的借口，而且还得从一地到另一地不断更新。作者又进一步给我们制造迷局，先是描述了这个梦，接着又描述在街上发现想象中的格拉迪沃，再往后又写主人公由于听到金丝雀鸣唱而决定去旅行，这一系列事件无缘无故一个接一个地发生，彼此没有内在联系。

对于故事的这一晦涩部分，我们是通过后来佐伊·伯特冈的话才得以理解的。事实上，格拉迪沃的原型就是佐伊小姐本人，汉诺德从他的窗户看见过她在街上走[第89页]，并且几乎追上她。如果那天他真的追上了她，由梦提供给他的信息——她与他生活在同一时间的同一城市——将会由于一次幸运的巧遇而获得有力的证实，进而平息他的心理斗争。可是，那只用歌声将汉诺德送上长途旅行的金丝雀是属于佐伊的，它的笼子就挂在街对面与汉诺德房子斜对面的她的窗户里。（135[第30页]）姑娘责怪汉诺德天生会“假幻觉”（negative hallucination），目视活人而不见、遇熟人而不识的本领。他肯定从一开始就在潜意识中得到了我们后来才获得的信息。佐伊就在附近的信息（她在街上出现以及她的鸟在距他窗口很近的地方鸣唱）强化了梦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她威胁着他对自身性感的抵制，于是他逃之夭夭。他的旅行是他的情欲在梦中加强之后又获得了新的抵制力量的表现，这是一种试图逃避他所爱的姑娘的物质存在的行为。在实际意义上，这意味着压抑获得了胜利，正如他先前对妇女和姑娘进行的“步行研究”行为意味着欲望占上风一样。但是，在这一矛盾波动的每一处都保留着结果的妥协性特征：前往庞贝旅行的本意是让他远离活着的佐伊，却使他接近了她的替身格拉迪沃。这次旅行本是对梦中潜在的思想的挑战，但旅行路线却沿着梦的显性内容所指示的方向到了庞贝城。因此，在情欲与抵制力之间每一次新的冲突中，我们却发现幻觉总是胜利。

汉诺德旅行的意图是要逃避他对自己所热爱的且距他如此近的姑娘的不断觉醒的情欲，唯有这种理解才与他在意大利逗留期间的情绪状态相吻合。拒绝情欲这一主导心理流表现为他对度蜜月的新婚夫妇的厌恶。他在罗马住的旅店里做的一个短梦是受了那里巧遇的一对德国情侣——埃德温和安吉琳娜的亲密的刺激。那天晚上他无意中透过薄薄的隔墙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开始对他在第一个梦里的情欲有所醒悟。在新梦中，他又一次来到庞贝，维苏威火山再次喷发，这便与其早期的那个效果一直延续到旅行期间的梦联结起来。然而，这一次在遭遇危险的人中——不像前一次只有他本人和格拉迪沃——而且还有阿波罗·贝尔维迪（Appollo Belvedere）和卡匹托尔山的维纳斯（the CapitolineVenus），这无疑是对隔壁房间的情侣形象的嘲讽性提高。阿波罗将维纳斯举起，举出庞贝城，将她放在黑暗中的某个物体上，好像是马车上，因为它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响声”。除此之外，对这个梦的解释无须特殊技术。（31）

我早已看出，作者从不将一个无关紧要的特征随意介绍进故事中来。现在，他又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无性别意识流的证据，这一无性别意识流控制着整个旅行中的汉诺德。当他在庞贝城里长达数小时漫步时，“奇怪的是，他的记忆中从未再现不久前他梦到的公元79年火山爆发、庞贝城毁灭的情景。”（47）只有当他看到格拉迪沃时，才突然回忆起那个梦，并同时意识到他的这次谜一般旅行的幻觉原因。除非我们假设，旅行不是在梦的直接激发下进行的，而是对梦的抵制，是一股拒绝了解梦的神秘意义的心理力量的释放，还有什么办法能解释这种对梦的遗忘，这个把梦与主人公在旅行中的心理状态分隔开来的压抑呢？

可是，另一方面汉诺德并未从战胜情欲的成功中得到喜悦。被压制的心理冲动拥有巨大的能量，足以用不满和抵制对压制者进行报复。他的渴望转变为不安和失望，使他的旅行变得毫无意义。他对服从幻想的意志而进行旅行的原因的认识受到了限制，他与科学的关系，本应在这里激发起他浓厚的兴趣，却受到了干扰。因此，作者向我们展示的是他的主人公在逃避爱情之后遇到的危机、精神错乱和心理烦躁，一种我们通常在发病至巅峰状态时遇到的骚动不安，每逢这时，两种矛盾的力量谁也不能绝对压倒谁，不能在中间地带建立起一个活跃的精神王国。可是，在这里作者及时而有效地介入，澄清了混乱，他让格拉迪沃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现并承担起治疗汉诺德幻想的任务。作者借助他拥有的控制他创造的人物的权利，使之走向幸福的归宿。尽管他也让他们遵守必要的法律，但他巧妙安排，使汉诺德为逃避那个姑娘来到庞贝，又安排姑娘也来到这个地方。通过这种方式，他修正了那年轻人在幻觉引导下做出的愚蠢行为——用他所热爱的活着的姑娘的家交换想象中的她的替身的家。

佐伊·伯特冈以格拉迪沃的面目出现，标志着故事的紧张气氛也达到高峰，我们的兴趣也随之很快转向新的目标。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关注着一个幻想的发展，现在我们将目睹它的治愈。或许我们要问，作者向我们提供的这一治愈过程是否是一个纯粹想象的叙述，抑或他是否是依据现实的可能性创作了这个故事。佐伊在与她的新婚朋友的谈话中使我们相信她有治疗汉诺德幻想症的意图。（124[第27页]）可是，她是如何着手进行的？汉诺德建议她像“那天”一样躺下睡觉，惹得她十分恼怒。待她怒气消散后，她于第二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又来到同一地点，开始诱使他说出所有的隐情。正是由于她不了解那些隐情，所以才在前一天对他的行为不理解。她知道了他的梦，格拉迪沃的塑像以及与她本人也能表演的那种步态。她暂时接受了复活的幽灵的角色，她感到这一角色是他在幻觉中为她设计的。她接受了他无意中带来的死者的花，她为他没有送她玫瑰花而表示遗憾。通过这些举动，她用含蓄的语言向他暗示他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角色（90[第21页]）。

这个聪明非凡的姑娘在得知那年轻人对她的爱情是他幻觉背后的动力时，便决定赢得她童年时的伙伴作为自己的丈夫。然而，我们对她行为的兴趣，这时或许会让位于我们对幻想本身的惊讶。幻想的最后一幕，是死于公元79年的格拉迪沃，现在却能够以正午幽灵的姿态与他进行长达一小时的交谈，谈完后她必须遁入地下或又寻找她的墓穴去。这一心理情节现在要被他的新发现撕破了，这个新发现就是，幽灵穿的是现代社会的鞋子，她不会古希腊文，却懂德文，而公元79年还没有德文呢。如此说来，作者把他的故事称之为“庞贝幻想”是有道理的，但同时似乎也排除了用医学标准进行分析的可能性。

然而，进一步考察汉诺德的幻觉，我觉得它大部分是可能的。其实幻想的一部分是作者制造的，因为他给故事设计的前提是佐伊在每一个细小之处都与雕塑极为相似。因此，我们要避免把这一前提不可能性转移到它的结果——汉诺德把那姑娘当成格拉迪沃的再生。作者未给我们提供任何理性线索，可见他是十分重视幻想中的解释的。另外，作者还借助一系列推动和缓和的环境来表现主人公的失常行为，如荒原烈日的照射和维苏威火山上酿出的葡萄酒的醉人魅力。可是，在所有的解释性的和开脱性的因素中，最主要的还是安心，我们的理智就是在它们的状态下才接受某种荒唐的东西的。假如它能满足某些强烈的感情冲动的话，一个令人震惊、同时也经常被人忽视的事实是，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即使是最有理智的人也会容易而频繁地表现出弱智。稍有自知之明的人都可以发现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他自己身上。如果某种心理过程与某些潜意识的或被压抑的动机相联系的话，这种情况就更常见了。写到这儿，我很想引用一位哲学家写给我的几句话：“我一直在记录我本人经历过的一些严重的错误和未加思考的行为，这些错误行为的动机只在事后才发现（这事非常不合逻辑）。你发现自己犯了很多错误，你自己都觉得吃惊，但这事却又十分典型。”还须记住，相信神灵、鬼魂，在我们信仰的各种宗教中都是天经地义的，至少在我们小时候是这样的。这种信念在受过教育的人中仍可见到，就连那些在其他方面很有理智的人，也相信可以把灵性与理智结合起来。一个申明理性和学会怀疑的人，也可能惭愧地发现自己在强烈情感和理念混乱的冲击下，会在一段时间内很容易地返回到唯灵主义的老路上去。我认识一个医生，有一次他失去了一位患有格雷夫斯氏病2724的女病人。他怀疑可能是自己某次配方不慎，才导致了这位患者的不幸后果。几年后的一天，一个姑娘走进了他的诊室。尽管他努力克制自己，但还是忍不住把她认做已经死去的那个人。他的理论只有一个：“死去的人能够复生，这毕竟是事实。”他对自己的判断不觉得羞愧，而是恐怖，直到姑娘介绍说她是那个死于该疾病的人的妹妹，她本人也患上了这种疾病。临床观察发现，格雷夫斯氏病的患者面部特征十分相似，而同姓同族更使得这两位女患者酷似一人。遇到上述情况的那个医生不是别人，就是我本人。因此，对于诺伯特·汉诺德有关格拉迪沃复生的幻觉，我凭切身感受怀疑其真实性。最后，每一位精神病学家都熟知，在慢性幻想（妄想狂）的严重病例中，最极端的情况是出现了编制精巧、证据充分的荒谬情节和情景。

在与格拉迪沃第一次会面之后，诺伯特·汉诺德先后在他知道的庞贝两家餐馆中喝了酒，而其他旅游者都在忙于吃主餐。他这么做是为了搞清楚格拉迪沃在哪个旅馆里吃住用餐，“当然他自己从未意识到自己竟有此怪念头”。但是，也很难说清他的行为还会有别的动机。他们在麦利戈宫第二次会面后的那一天，他经历了各种奇特的、彼此无关联的事件。他在门廊的墙上发现了一条窄缝，格拉迪沃就是从那里消失的。他遇到了一个呆头呆脑的捕蜥蜴者，那人把他当熟人问候。他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发现了第三家旅馆“太阳旅馆”，旅馆的主人硬卖给他一个上面长满了绿锈的金属饰针，说是从一个庞贝姑娘的遗骸边发现的。后来，在他住的旅馆里他注意到一对刚住进来的青年男女，他以为他们是兄妹并对他们产生了好感。所有这些印象都融入了他后来的“毫无意义”的梦中，情节如下：

“在阳光下，格拉迪沃坐在那里。她用草叶编织了个圈套要用它捕捉蜥蜴。她说道：请保持安静。我们的女同事是对的，这真是个好方法，她用它捕到了很多蜥蜴。”[第25页]

他还在睡眠中就赶走了这个梦，他冷静地想：“这太疯狂了”，并朝各个方向去想以便摆脱这个梦。他做到了，凭借的是一只隐形鸟，“这鸟发出一声笑一般的鸣叫，用嘴衔着蜥蜴飞走了”。

接下来，我们还要不要把这个梦也解释一番呢？也就是说，我们要不要用其歪曲形态引发该梦的潜在意念来替代梦本身呢？这样做同梦本身一样无意义。梦的这种荒诞性构成了一个观点的主要之处，该观点是，否认梦是完全合理的心理行为，坚持认为梦来源于对大脑成分的无目的刺激。

我们能够将被认为是释梦的常规程序的技术应用于对该梦的解释。这个技术包括对显梦的显性联系不予注意，而是对每一部分内容分别给予重视，从梦者的印象、记忆及自由联想中寻根溯源。2725可是，既然我们不可能去询问汉诺德本人，我们只好满足于对其印象的考察，并尝试性地站在他的立场上发挥我们自己的联想。

“格拉迪沃坐在阳光下，一边捕捉蜥蜴，一边在说话。”在这一段梦境中，前一天的印象有何表现呢？无疑，汉诺德遇见的捕捉蜥蜴的老先生，在梦中被格拉迪沃所取代。他坐或躺在“洒满阳光的山坡上”，并跟汉诺德讲了话。而且，梦中格拉迪沃的话就是这位老先生讲话的翻版。“我们的同事艾莫（Eimer）建议的方法真是好，我已经使用过多次并且效果很好。请保持安静。”[第23页]格拉迪沃在梦中使用的词汇大体与之相同，只是“我们的同事艾莫”被无名的“女同事”所取代；另外，动物学家话中的“多次”在梦中被漏掉，句子的顺序也有些变化。因此，前一天的经历经少许变化和歪曲后进入梦中。为何进入梦中的是这一特殊经历？所发生的变化——老先生被格拉迪沃所取代以及令人迷惑的“女同事”的介入是什么意思？

在释梦过程中有一个原则，是这样的“在梦中听到的一句话，肯定是梦者在清醒时听到或说过的”。2726这条规则似乎在此得到了运用：格拉迪沃说的话是汉诺德前一天听到的老动物学家说话的近似的翻版。释梦过程中的另一条原则告诉我们，当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所取代时，或当两个人合而为一时（例如，在某一情境中出现其中的一个人却表现出了另一个人的特征），这表明两个人是相等的，他们之间有相似性。2727如果我们将这一原则也运用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梦，我们就会得到如下的译文：“格拉迪沃像那位老人一样捕捉蜥蜴，她捕捉蜥蜴的技术像他一样熟练。”很难马上断定这个结果有说服力，可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谜要解开。在梦中取代那著名的动物学家艾莫的“女同事”，我们该把她与前一天的什么印象相联系呢？幸运的是，我们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一个“女同事”只能指另外一个姑娘——即汉诺德误认为是陪她哥哥一道旅行的那个令人同情的年轻女子。“她在裙子上别了一朵索兰托玫瑰花，这使他想起了在餐厅里他从自己所在的那个角落看见的一样东西，但他记不起是什么东西了。”[第24页以下]作者的这一段话，让我们有理由把她当作梦中的“女同事”。汉诺德回忆不起来的内容肯定就是被他当成格拉迪沃的姑娘说的话。她在向他要死者的白花时曾对他说，在春季里人们给幸福的姑娘送玫瑰花。[第21页]可是在这些话的背后隐藏着求爱的信息。那么，这位幸福的“女同事”在成功地进行着一种什么样的蜥蜴捕捉活动呢？

第二天，汉诺德遇到了想象中的兄妹在热烈拥抱，于是修正了他原先的误会。他们事实上是一对恋人，并且在度蜜月，这一点在他们意外出现并打断了汉诺德与佐伊的第三次谈话时，我们也看出来了。如果我们现在愿意假设，尽管汉诺德在清醒时将他们当成兄妹，但无意识中很快就识别出他们的真正关系（第二天就被明确更正），那么，格拉迪沃在梦中说的话其意义也就不言自明。红色的玫瑰花已经变成了爱的象征。汉诺德知道，那对青年男女已经变成了他与格拉迪沃将要成为的那种关系。捕捉蜥蜴意味着捕捉男人。格拉迪沃说的话大意是说：“别管我，我和其他姑娘一样，懂得如何赢得男人。”

但是佐伊的这一深层次意图在梦中为何一定要以老动物学家的话的形式出现？为什么佐伊获取男人的技巧要以老先生捕捉蜥蜴的技术来表示？这个问题我们不难回答。我们已经猜测到，蜥蜴捕捉者不是别人，正是伯特冈——佐伊的父亲，那个动物学教授。他也一定认识汉诺德——这才可以解释他为何把他当作熟人向他问候。让我们再来假设，汉诺德潜意识中一下子就认出了教授。“他有个模糊的印象，他好像在两家旅馆中的一家看到了捕捉蜥蜴者的脸。”这便可以解释佐伊的深层动机赖以表现的奇怪假象：“她是捕捉蜥蜴者的女儿，她的手艺是从他那儿学得的。”

在梦中，格拉迪沃取代了蜥蜴捕获者，这代表着汉诺德潜意识中所熟悉的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女同事”取代了“我们的共同艾莫”，使梦表达了汉诺德希望她在追求男人的愿望。这样看来，该梦将前一天的两种经历联结（“凝缩”）成一个情境，使得两个难以进入意识状态的发现得以表现（当然是以一种十分晦涩的方式）。然而，我们还可以把分析推进一步，可以进一步削减梦的奇特性，可以揭示主人公前一天的其他经历对他的梦的显性内容的影响。

我们可以声称，自己对作者迄今为止所做的解释并不满意，即为什么偏偏是捕蜥蜴那一幕成了梦的核心部分。我们有理由怀疑，梦的其他成分也在发挥它们的作用，就像是显梦中的“蜥蜴”那样。的确，我们本可轻易地做到这一点。我们还记得，汉诺德曾在墙上格拉迪沃消失的地方发现一条裂缝——一条“宽得足以让一个十分苗条的人”通过的裂缝。得到这一发现后，他便在大白天开始修改自己的幻想——修改后的幻想是这样的：格拉迪沃从他的视野中消失时，并不是沉入地下，而是将缝隙作为逃往墓穴的通道。在他的潜意识意念中，他也许告诉了自己他已经找到了关于那姑娘奇怪地消失的自然解释。可是，通过窄缝遁入其中的想法，难道不会让人想起蜥蜴的行为吗？格拉迪沃本人的行为不正像一个灵活的小蜥蜴？我们认为，在墙上发现一个缝隙，决定了为什么会在显梦的内容中出现一只蜥蜴。梦中关于蜥蜴的情景反映了梦者前一天看见蜥蜴的印象，以及与佐伊的父亲——那个动物学家相遇的印象。

如果我们再大胆一些，试着来寻找一个迄今尚未被发现的前一天的经历被反映到梦中的象征——发现第三家旅馆，反映前一天经历中尚未被作者利用的情节。作者以大量的笔墨描写这一片段，把许多事情与它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发现它与梦的形成没有关系，定然吃惊非小。汉诺德走向这家旅店，由于它地处偏僻又距火车站较远，所以他对其并不熟悉。他买了一瓶苏打水来冷却他沸腾的热血。店主人不失时机地向他展示他的古玩。他向他出示了一个饰针，谎称是在广场旁边的一个庞贝姑娘身边发现的，那姑娘当时正被她的恋人紧紧地拥抱着。汉诺德以往从来不相信这类老掉牙的故事，现在他却在一种无名的力量的驱使下相信这一感人故事的真实性和这件小物品出土的可靠性。他买下了这件饰针（brooch），带着它离开了旅店。正当他向外走的时候，他看到在一扇窗户里的一杯水中，一枝白色的常春花在微微摇曳。这一情景使他确认他刚得到的东西是真实的。他现在开始确信，那只长满绿锈的饰针是属于格拉迪沃的，而且她就是那个躺在她恋人的怀里死去的姑娘。他心生一丝妒意，但很快又把它按压下去。他决定第二天把饰针给格拉迪沃本人看一下，以验证他的猜测。无可否认，这是一段新的奇特的幻想，可我们能相信在那天晚上他的梦中没留下一丝踪影吗？

解释一下这段妄想新插曲的根源并寻找被新的幻觉所取代的新的潜意识发现，肯定是有必要的。这一幻觉是在“太阳旅馆”老板的影响下出现的。汉诺德在他面前表现得非常轻信，仿佛受到了对方的催眠性暗示一般。老板给他看了一枚别在衣服上的金属饰针，说它是真品，属于那个在恋人怀中死去的姑娘。汉诺德完全有能力怀疑故事的可信性和饰针的真实性，但他却立刻被说服，买下了这件很值得怀疑的古文物。他的这种行为令人费解，也没有迹象表明老板的人格能够向我们提供答案。另外，关于这件事还有一个谜，这两个谜之间相互可以解答。就在离开旅店的时候，他看见一扇窗户里的一杯水中插着一枝常春花，便把它看作是对金属饰针真实性的确认。这是怎么回事？幸运的是，这最后一点很容易解释。无疑，白色的花是他中午送给格拉迪沃的，显然，透过旅馆的窗户看到白花便证实了某件事。这被证实的事情不是金属饰针，而是别的什么事情，这件事在他发现太阳旅馆后已经不言自明了。早在前一天他就到处走动，好像是在庞贝的两家旅馆中寻找那个被他当成格拉迪沃的人。现在，既然他无意中遇见了第三家旅馆，他一定在潜意识中对自己说：“这一定就是她住的地方了！”并且，边往外走边说：“是的，肯定是这样！那就是我送给她的常春花！那一定是她的窗户了！”这便是被新幻觉所替代的新发现，它不能进入意识，因为它的潜在前提——格拉迪沃是他曾经熟悉的，现在仍活着的人不能进入意识。

可是，新幻觉对新发现的替代是如何发生的呢？我认为，替代的原理是与发现相随的信任感，这是能够持续和保留的，发现本身却不允许进入意识，而被通过联想与之相联的另外一种意念内容所替代。这样，信任感便与事实上和它无关的内容相联系了，并以妄想的形式赢得了并不适合于它的认可。汉诺德确信格拉迪沃住在这所房子里，他将这种感觉移植到他在这所房子所获得的其他印象上去。这导致他轻信旅店店主的话，轻信金属饰针的来源可靠，轻信发现一对情侣拥抱在一起死去的故事的真实性——只是通过他把在旅店里听到的与格拉迪沃相联系。早已潜伏在他心里的忌妒被这一材料牵动了，结果产生了格拉迪沃就是那个死在她情侣怀中的姑娘，他买的那枚饰针属于她的幻觉（虽然这与他的第一个梦相矛盾）。

我们会看到，他与格拉迪沃的谈话及她向他求爱的暗示（她用花进行表达），已经在汉诺德身上引起了重要的变化。男性欲望的特征——力比多的构成要素——在他身上被唤醒。虽然它们并没有摈弃意识借口的伪装，可是，格拉迪沃“身体的本质”问题，整整纠缠了他一天[第22、23页]。这不能不说是年轻男人对女人身体充满性的好奇，尽管它被有关格拉迪沃是生是死的科学问题所伪装。汉诺德的忌妒更是他不断强化的爱的迹象。在第二天他们谈话的一开始，他便表示了这种忌妒，并借助某种新的借口，进而触摸了姑娘的身体，就像很久以前拍打她那样。

可是，现在我们要问，像作者那样构造幻觉的方法是否可以从其他渠道获得？或者这种方法是否可能？根据已知的医学知识，我们只能说这的确是正确的方法，而且可能是唯一的方法。借助这种方法，幻觉可以得到明确无疑的判断，这是幻想的临床表现之一。如果一个病人对他的幻觉深信不疑，这并不是因为他丧失了判断力，也不是由幻觉中的假象所致。相反，在每一个幻觉中都隐含着一点真事，2728有值得相信的东西，这才是病人执著于幻想的真正根源。由此可见，病人的自信是有道理的。然而，这一真实的因素长期以来一直被压抑着。如果最后它能进入意识的话，那时它已被扭曲，与之伴随的信任感也被过分强化。好像是为了补偿一样，这时它依附的是被压抑着的真相歪曲后的替代物，让人无从对它再做任何评判。这时，信念被从潜意识的事实移到有意识的失误上面并作为转移的结果固定在那里。汉诺德因第一个梦而产生的幻觉也是这类转移的相似的例子，尽管不完全一致。的确，这里所描述的从幻想中寻找定论的方法，与在正常情况下，即压抑不成图像时信念产生的方法并无根本的不同。我们能让我们的信念执著于某种真理与谬误混杂的思想内容，并让这种信念从前者延伸至后者。结果，它从事实延伸到谬误，并保护后者免受应得的批评，虽然不像在妄想中那样不可逆转。在正常心理状态下，联系牢固——也可以说是“会发生影响”——也能替代真正的价值。

现在，我将回到这个梦上来，并指出其中一个小的但并非枯燥的特征，它在两个异常活跃的原因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格拉迪沃曾经在白色的常春花和红色的玫瑰花之间进行了一种比较。在太阳旅馆的窗户里又一次看见常春花成为支持汉诺德潜意识发现的一条重要证据，并在新的幻觉中表现出来。与此相关的一个事实是，那个令人同情的姑娘衣服上的红玫瑰帮助汉诺德在潜意识中对她与她伙伴的关系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因此，他能够让她作为“女同事”出现在梦中。

可是，有人会问，在梦的显性内容中，我们是否找到某种迹象显示和替代汉诺德的新发现？我们已经知道，汉诺德的新幻觉取代了这一新发现，即发现格拉迪沃与她父亲一起住在庞贝城中较隐蔽的第三家旅店——太阳旅店。然而，这一切都在梦里，并且没有太多的歪曲。我迟迟不愿意指出这一点，因为我知道连那些耐着性子随我分析到此者也会开始强烈反对我试图做任何解释。我再重复一遍，汉诺德的发现在梦中已全部显示出来了，但是都被精明地隐藏起来，以致肯定会被忽略。它被隐藏在模棱两可的文字游戏后面。“格拉迪沃坐在阳光下的某个地方。”我们已经准确地将这一地点与汉诺德遇到她父亲——那个动物学家的地方联系起来。可是，它难道不可能也是指在“太阳”里——即格拉迪沃住在太阳旅馆里（旅馆的全名为：Albergodel sole）？“某个地方”，这与跟她父亲相遇并无关系，听起来似乎有些躲躲闪闪，难道不正是因为它提供了有关格拉迪沃所在地点的准确信息吗？依我自己在别处做梦的真实体验来看，我完全可以肯定应该这样理解这模棱两可的文字。可是，如果不是作者在此为我提供了强有力的援助的话，我是不敢真的把这一解释性文字呈现在我的读者面前的。第二天，当那姑娘看见金属饰针时，作者让她嘴里说出了同样的文字游戏：“你是在阳光下发现它的吗？或许那地方专门制作这类东西。”[第26页]由于汉诺德没有理解她所说的话，她便解释说她指的是太阳旅馆（他们管它叫“sole”），在那里她已经看到过这件假古董。

现在，让我们大胆地将汉诺德的“极度无意义”的梦用它背后的截然相反的潜意识思想来替代。这些思想大概是这样的：“她和她父亲一起住在‘太阳旅馆’里。她为何要与我玩这个游戏？她是想要取笑我吗？或者，她是否可能爱上了我，想让我做她的丈夫？”无疑，当他还睡梦未醒之时，脑子里出现了一个答案，把这最后一种可能性贬斥为“纯属疯话”。这一否定显然是与显梦相违背的。

细心的读者现在要问，在此插入格拉迪沃嘲笑汉诺德这一情节到底出于什么目的（到目前为止我尚未提供根据）？这一问题的答案在《释梦》中已经给出了。它解释说如果在梦中发生了嘲笑、讥讽或恶魔的顶撞，它在显梦中表现为无意义的形式和无意义的梦。2729因此，这种无意义并非意指心理活动的停顿，它是梦的形成所运用的一种方法。正如以往多次遇到困难时那样，作者又一次来帮助我们了。这个无意义的梦有一个简短的尾声，其中描写了一只鸟发出了一声笑一般的鸣叫，并用它的嘴把蜥蜴衔走了。可是，当格拉迪沃消失之后，汉诺德也听到过一声相似的笑声样的喊叫[第22页]。实际上，它来自佐伊，她用这笑声来驱赶她地狱角色的无望和悲惨。格拉迪沃的确曾经嘲笑过他，但是衔走蜥蜴的梦的意象可能是早期梦的重现。在那个梦中，阿波罗·贝尔维迪带走了卡匹托尔·维纳斯。

或许，仍有一些读者会认为用求爱的含义来解释捕捉蜥蜴的情景理由不够充分。佐伊在与她的新婚朋友的谈话中为这种解释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她承认汉诺德对她的怀疑，并对她的朋友说自己在庞贝一定会“挖掘”出一些有趣的东西。这里，她介入了考古学的领地，正像他用捕捉蜥蜴的比喻渗入了动物学的领域一样。他们好像彼此都在努力接近对方，每一方都试着表现对方的特征。

这样，我们似乎也完成了对第二个梦的解释工作。这两次解释都依赖如下这个前提：梦者在潜意识思维中知道他在意识中所遗忘的内容。在潜意识中他判断准确，而在幻觉状态下，他却理解错误。在论述的过程中，无疑我们不得不做出几个论断，读者由于对它们不熟悉也许会感到有些不解。或许我们经常会引起读者的疑虑，怀疑我们佯称是作者的意见，事实上却是我们自己的。我很想尽我所能消除这一疑虑，而且为了这个缘故，我很愿意更详细地深入到一个最棘手的问题里——我指的是模棱两可措辞的使用，诸如：“格拉迪沃坐在阳光下的某个地方。”

凡读《格拉迪沃》的人都会注意到，作者多次让他的两个主人公的嘴里吐出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在汉诺德嘴里，这些含糊的本质并非迷惑人，只是女主人公格拉迪沃对它们的第二个意义心领神会。例如，在回答她的第一个问题时，他说道：“我知道你的声音听起来是这样的。”[第19页]佐伊还是不解，只好再问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以前从未听过她的声音。在第二次谈话时，当他告诉她一下子就认出她时[第21页]，她一时对他起了疑心，她不禁把这些话理解为（就汉诺德的无意识而言是正确的）他们的相识始于他们的童年，然而，他对自己说的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全然不知，只是根据他的幻觉来加以解释。另一方面，与汉诺德的妄想相比，姑娘所说的话表现出她的大脑十分清醒，她说的话反映出她有意在制造含糊。其中的一个意义与汉诺德的幻觉是相一致的，所以能够进入他的意识领域，但是其他的意义都超出了妄想之外，通常只让我们得到代表幻觉的潜意识事实。这是机智精巧地安排的结果，它能用相同的词汇同时表达幻觉和事实。

佐伊在向她的朋友解释自己庞贝之行的话的同时，也成功地摆脱了对方的打扰[第27页以下]，这番话就充满了这类模棱两可的词语。实际上，这是由作者编造出来的一番讲话，更多的是针对读者而不是佐伊的新婚“同事”。在她与汉诺德的谈话中使用的模棱两可的技巧通常是佐伊对汉诺德的第一个梦中出现的象征手法的借用——压抑与埋葬，庞贝与童年之间的对等。因此，一方面她能够在她的谈话中保持汉诺德在妄想中强加给她的角色；另一方面她还能够与现实环境接触，并在汉诺德的潜意识中唤醒他对事情真相的理解。

“长期以来，我已经习惯于死亡了。”（90[第21页]）“对我来说，你应该送遗忘之花。”（出处同上）在这些话中，已表现出她后来在与他的谈话中所发出的责备的前兆。在后来的责备中她把他比作始祖鸟[32]“某人为了复活而去死，无疑只有考古学家才会这么做。”[37]她最后这一番话是在他的幻觉被澄清之后说出的，仿佛要对她的模棱两可的话提供一个解释。可是，在下面这个问题中，她又紧接着用了一次象征手法“我感觉我们以前似乎像这样共同用过餐，大约在两千年前，难道你不记得了？”（118[第26页]）这里，佐伊用历史的过去替代童年以便唤醒汉诺德的记忆，这种用意表现得明白无误。

可是，《格拉迪沃》一书中为何对模棱两可的语言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偏好呢？我们觉得这件事绝非偶然，而是该故事所设前提的必然结果。它与妄想的双重决定异曲同工，语言本身也成了症状，产生于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妥协。显然，疾病的这种双重原因在言语上比在行为上更容易被觉察。由于言语材料具有柔韧的特点，当言语所包含的两种意图都可以用同样的词汇表达出来时，我们面前便出现了所谓的“模棱两可”。

在对妄想症或类似精神错乱进行心理治疗（psychotherapeutic treatment）的过程中，可见此模棱两可的语言出自病人之口，医生把它视为持续时间最短的新病症。有时医生发现他们自己也在使用此种语言。这样一来，医生本想传达给病人意识理解的意义，却被病人用潜意识的方式理解了。根据经验我知道，模棱两可的这种作用很容易引起反应迟钝的人的强烈反感，并造成严重的误解。可是，无论如何我们这位作者在他的创作中用一定的篇幅对发生在梦和妄想中的典型特征进行描述，是很有道理的。

第四章

佐伊以医生的姿态出现，这一点我已经说过，引起了我们新的兴趣。我们很想知道，她在汉诺德身上实施的那种治疗方法是否可以想象，是否甚至可能，以及作者对幻觉消失的条件所持的观点是否与他对妄想产生的条件所持的观点一样正确。

在这一点上，我们无疑会遇到一种意见，这种意见否认作者所提供的病例具有如此普遍的兴趣，并对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否存在提出质疑。持这种观点的人会说，在汉诺德的幻想对象：想象中的格拉迪沃，向他表明他的所有假设都是错误的，对他所有感到疑惑的事情进行了最自然的解释——例如，她是如何知道他的名字之后，汉诺德别无选择只得放弃他的幻觉。这很可能成为故事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但是，姑娘既然顺便向他表示了爱，作者为了满足女性读者的愿望，让他的故事以美满婚姻结束，从而让故事增色不少。然而，相反的意见可能继续说，与故事主题更贴近也更有可能性的结局应该是这位年轻的科学家在他的错误被指出以后，友好地道一声谢，然后离开了那位小姐，并提出他拒绝她的爱情的理由是，他感兴趣的是用青铜或大理石制成的古董女人，而且最好是真品，因为他照样可以去抚摸她们，可是要他面对一个有血有肉的现实中的姑娘，他却不知所措。这种意见会坚持认为，作者把一个爱情故事随意地贴到了他的考古幻想故事上。

在否定这一观点的可能性的同时，我们首先注意到汉诺德身上变化的开始，并非仅仅表现在他放弃幻想上。与此同时，或者就在他的幻想消退之前，他身体里一股对爱的明确的渴望已被唤醒。其结果自然是，他向那个他从幻想中摆脱出来的姑娘求爱。我们已经强调指出，在他被压抑的性欲导致他做了第一个梦后，他曾借用一系列的借口和伪装在幻想中想了解她的“身体本质”，对她与男情人拥抱产生忌妒，同时还涌起一股强烈的男性操纵本能。作为这一点的进一步证据，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在他与格拉迪沃第二次会面后的那天晚上，一个活生生的女人第一次打动了他的恻隐之心，虽然他仍旧囿于先前对那些新婚度蜜月的情侣们的恐惧，没有认出该女子是位新婚娘子。然而，第二天早晨，他偶然目睹了那姑娘与被他当成是她兄弟的人之间的亲密行为，吓得他赶紧退了回来，仿佛打扰了某种神圣的行为。他对“爱德温与安吉琳娜”的嘲笑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对生活中色情的一面心生崇敬。

因此，作者将幻想的消除与对爱情的渴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为求爱这一必然结果做了铺垫。他比评论家们更了解幻觉的基本特征。他知道，爱欲的某种成分与抵制爱欲的某种成分相结合，形成幻想。他让那位医治汉诺德疾病的姑娘对汉诺德幻想中的东西十分敏感，并乐于接受。正是由于这一认识才使得她决定致力于对他的治疗；只因她确定了自己被他所爱，她才肯承认对他的爱。她的治疗措施包含从外部还给他从内部无法实现的被压抑的记忆。但是如果在治疗过程中，治疗者没有考虑患者的感情，如果她对他的幻想的最终解释不是“瞧，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你爱我”的话，那么治疗就不会有任何效果。

作者让佐伊用作治疗她童年朋友的幻想症的方法，与布洛伊尔医生和我本人于1895年介绍到医学界的治疗方法十分相似——不，是本质上的完全一致。从那以后，我一直在致力于这种疗法的完善工作。这种治疗方法，布洛伊尔首先为其取名为“宣泄法”，而我则喜欢称之为“分析法”，用于治疗患类似于汉诺德幻想性精神紊乱的病人。它包括把因某种情绪被压抑而生病的患者的潜意识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引入意识中来，正如格拉迪沃对汉诺德心中被压抑的他们童年关系的记忆所做的那样。实际上，格拉迪沃比医生更易于完成这一任务：在好几个方面，她都是做这项工作的理想人选。医生对病人的经历一无所知，对病人身上发生作用的潜意识东西缺乏清醒的认识，所以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他必须动用一种复杂的技术辅助他工作。他必须学会从与病人的有意识交往和沟通中，引导出其潜意识究竟是什么东西，学会发现隐藏在有意识的言语和行为背后的以假象出现的潜意识内容。然后，他才能像汉诺德在故事结尾时，把“格拉迪沃”重又解释为“伯特冈”一样，解开谜团。当根源被找到后，精神错乱也就消失了。“分析”，同时也就是治疗。但是，格拉迪沃的治疗程序与分析心理治疗法的相似之处并不局限于这两点上——调动被压抑的内容进入意识状态及以解释为治疗手段。它还延伸至被证明是整个变化的基础的手段——感情的唤起。类似于汉诺德妄想性错乱，在学术界我们习惯称之为“精神性神经症”。这种病每一例都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本能生活部分被压抑，或者我们稳妥一点说，是性本能部分被压抑。在每一次试图把潜意识被压抑的病因导入意识的努力中，相关的本能因素便被唤起，与压抑的力量产生新的冲突，只是在最后的结果上与他们妥协，并常伴有强烈的反抗。如果我们将众多的性本能因素都归在“爱”的名目下，那么，这一治疗过程是在爱的回归中完成的。这种回归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被治疗的症状就是“压抑”与“返压抑”2730的早期冲突的沉淀，它们只能在同一激情的新的潮汐的冲击下才能得到稀释和洗刷。每一次精神分析治疗都是努力解放被压抑的爱的尝试，这种被压抑的爱在患者生病时仅能从症状中找到一个狭小的发泄口。的确，这种治疗方法和《格拉迪沃》的作者所描述治疗过程的一致性，在下面这个事实上达到高潮，那就是精神分析法唤起的激情，不管是爱还是恨，总是选择医生作为它的宣泄对象。

恰恰是从这里产生了两种疗法间的区别，这一区别又使格拉迪沃这个例子成为医学技术无法达到的一个理想范例。格拉迪沃能够对患者从潜意识步入意识状态的爱情付出回报，但是医生却做不到这一点。格拉迪沃本人成为早期被压抑的爱的对象，她立刻成为被她解放的爱情的理想目标。医生曾是个陌生人，他必须努力在治疗之后再次成为陌生人。他常常感到为难，不知该怎样劝说被他治愈的患者在现实生活中运用已恢复的爱的能力去爱一个人。对照作者给我们提供的这一以爱治病的例子来指出医生在常规行医时所采用的手段和类似的技巧——这些已非我们这里的任务范围。

现在轮到最后一个问题了，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避开了。[参照第43和54页]我们对压抑、对幻想和类似的精神错乱的起因、对梦的形成和解释、对情欲生活所起的作用、对治疗精神错乱所使用的方法的观点，与普通的科学观点相去甚远，更不用说与那些自信的受过教育的人的观点有什么相同了。如果使得作者构建了这个我们将其当作一个真实的病史进行分析的“幻想”的洞察力也属于知识的范畴的话，我们就应该好奇地去了解一下这一知识的来源是什么。我们的行业里有一个人——我在文章开始时提到过，他对《格拉迪沃》中的梦以及它们的诠释很感兴趣[参照第9页注脚]——他向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个直接的问题，即他本人是否懂得他书中所包括的这些科学的理论。作者的回答，正如人们所预料的，是否定的，并且有些粗暴。他说，他的想象孕育了《格拉迪沃》，他很喜爱它。如果有人不喜欢它，可以不去读它。他很自信，他的作品实际上多么地受读者喜爱。

作者的否认很可能还不是这一点。他可能全盘否认了我们指出的他所遵循的有关规则，他还可能否认我们在他的作品中觉察到的所有创作的目的。我并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只剩下两种可能的解释了。或许，我们自编了一套可笑的解释，赋予一部单纯的艺术作品作者本人尚且不知的目的。这样也就再次揭示了：找到一个人正在寻找的东西、洞察一个人头脑里的想法是多么的容易——在文学史上再奇特的例子都有可能找到。现在，请每一位读者都来决定他是否能够接受这一解释。当然，我们自己持另外一种观点，另一种可能性。我们的观点是，作者可能对这些规则和目的一无所知，所以他才那么坚决地否认。然而我们发现他的作品中所需的科学知识应有尽有。或许，我们各自用不同的方法，从相同的渠道获得知识，研究同一课题。我们俩的结果的一致性，似乎表明我们俩的研究都是正确的。我们的研究程序包括对别人的异常心理过程作有意识的观察，以便能够引导出并确定它们的规律。显然，作者的操作程序与我们不同。他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头脑中的潜意识上，他倾听它的可能性发展趋势并给予它们以艺术的表达，而不是用有意识的批评来压制它们。因此，他通过亲身体验获得了我们从别人身上获得的认识——潜意识活动遵循的规律。但他无须陈述这些规律，甚至也不必清晰地意识到。由于他的智力宽容，它们被融入他的创作之中。我们是通过分析他的作品发现这些规律的，正如我们通过真实的病例发现这些规律一样。可是，我们似乎必须面对如下结论：或许作家和医生两者都以同样的方式错误地理解了潜意识，或许双方都理解正确了。这一结论对我们来说具有很大的价值，因为这个结论，我们很有必要运用医学精神分析的方法来研究詹森在《格拉迪沃》中描述的妄想和梦的形成与治疗。

我们似乎可以到此结束了。但是，有心的读者会提醒我们，在文章开始的时候，我们曾断言梦代表着欲实现的愿望，但我们未曾为此提供证据。我们的回答是，我们在上述篇幅中所描述的可以说明用“梦是愿望的实现”这一简单模式来涵盖我们对所有梦的解释，是多么牵强附会。不过，这一断言是成立的，就《格拉迪沃》中的梦而言又是容易证明的。潜隐的梦念——我们现在知道它们的意思了，其类型可能是最多的、最杂的。在《格拉迪沃》中，这些梦中的想法是“日间的残迹，是清醒生命中心理活动中未被注意和未加处理而遗留下来的思想。”但是，若要把它们发展成为梦，还需要得到愿望（一般处于潜意识状态）的合作。这是形成梦的动力，而“日间”的残迹则是梦的材料。在诺伯特·汉诺德的第一个梦中，两个愿望互相竞争，争当这个梦的动力。其中一个愿望其实是可以进入意识状态的，而另一个则属于潜意识，是从压抑中逃出来的。第一个愿望是希望自己在公元79年那场大灾难中作为目击者而亲临现场，这在任何一位考古学家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这一愿望不是作为一个梦而是真正实现的话，那么作为一个考古学家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另一个愿望，梦的另一个制造者，带有情欲的色彩：这个愿望可以粗鲁、不十分完整地表述为当他所热爱的姑娘躺下睡觉时，他希望在她身边。正是对这种愿望的排斥使其变成了一个焦虑梦。构成第二个梦的动力的愿望可能不太明显，但是，如果我们还记得它的变形的话，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把它们描述为带有情欲色彩的。这种愿望是，被他所热爱的姑娘俘虏，接受她的愿望、屈从于她——因为这样一来，我们才能把它称为潜藏于捕捉蜥蜴背景之后的愿望——事实上，这是一种被动的、受虐的愿望。第三天，做梦者打了那姑娘，好像他是受相反的情欲意念所驱使……但是我们必须在这里打住，否则，我们就会真的忘记汉诺德和格拉迪沃仅仅是作者想象的产物了。

作家与白日梦

（1908）

孙庆民译

乔元松索宇环校

邵迎生修订

按语

这是弗洛伊德关于文学作品创作的目的、实质和心理来源的一篇极为重要的论文。他在对创作与白日梦的关系作出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幻想活动，其目的是在幻想中实现其未能满足的愿望；这种幻想实现于作家的观念作用的三个阶段（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联络上，作家的写作技巧只在于通过转化及其伪装来掩盖自己的自我中心倾向，并提纯形式的乐趣。此文对研究弗洛伊德的美学观和文艺观具有重要价值。

我们这些门外汉总是急切地想了解——正如那位向阿里奥斯托2731提出类似问题的红衣主教一样——不可思议的作家们是从什么源头发掘了创作素材，又是如何加工组织这些素材，以至于使我们产生如此深刻的印象，在我们的心中激发起连我们自己都不曾料想的情感。假如我们向作家讨教，他本人也难以说清，即使解释了也不会令我们满意。正因为如此，便使我们对此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即使我们都彻底了解了作家是怎样选取素材的，了解创造想象形式的艺术的真谛，也不可能帮助我们把自己修炼成为作家。

如果我们能够至少在我们自己身上，或在与我们相似的其他人身上，发现一种与文学创作在某种程度上相似的能动性，那该多么令人欣慰。检视这种能动性将使我们有希望对作家的创作做出解释。的确，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是有的。作家自己毕竟也喜欢缩短他们与常人之间的距离，因此，他们一再鼓励我们相信，每一个人在内心深处都是一位诗人。只要有人，就有诗人。

我们是否该到童年时代去寻觅富于想象力的能动性的最初轨迹呢？孩子最喜欢和最投入的活动是游戏及玩耍（games）。难道我们不可以说孩子在游戏时的行为表现俨然像一位作家吗？他在游戏中创造着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或者说，他是在用自己喜爱的新的方式重新组合他那个世界里的事物。如果认为他对待他的那个世界的态度不够严肃，那就错了，恰恰相反，他在游戏时非常认真，并且在上面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与玩耍相对应的并不是严肃认真，而是实实在在。尽管他全神贯注于游戏世界，却仍能很好地将游戏世界和现实世界区分开来；他喜欢把想象中的物体和情境与现实世界中有形的、看得见的事物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是区别孩子的“游戏”与“幻想”（phantasying）的根本依据。

作家与玩耍中的孩子做着同样的事情。他创造了一个他很当真的幻想世界——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他以极大的热情创造的世界——同时他又严格地将其与现实世界区分开来。语言保留了孩子们做的游戏和诗歌创作之间的这种关系。（在德语中）这种富有想象力的创作形式被称之为“Spiel”（游戏），这种创作形式与现实世界里的事物相联系，并具备表现能力。其作品称作“Lustspiel”或“Trauerspied”（“喜剧”或者“悲剧”，也可称作“快乐游戏”或“伤感游戏”），那些从事表演的人称作“Schauspieler”（“演员”也可称作“做游戏人”）。无论如何，作家幻想世界的非真实性对他的艺术效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事情往往是这样，如果它们是真实的，就不能给人带来娱乐，虚构的剧作却能够带来娱乐。许多感人的事情，它们本身实际上是令人悲伤的，但在作家的作品上演之际，却能变成听众和观众的快乐源泉。

我们在现实性与游戏间的对比上还要多花一些时间，这是出于另一种考虑。当孩子长大成人不再做游戏时，在经过几十年的劳作之后，当他以严肃的态度面对现实生活时，他或许在某一天会发现，自己再次处于消除了戏剧与现实之间差别的心理情境（mental situation）之中。

作为成年人，他能够回想起童年时代游戏时所怀有的那种认真严肃的态度；如果把今天显然严肃的工作当成童年时代的游戏，他便可以抛却现实生活强加给的过于沉重的负担，从而通过幽默的方式得到大量的快乐。2732

由此可见，人们长大后便停止了游戏，同时似乎也放弃了从游戏中所获得的快乐的受益。但是不管是谁，只要他了解人类的心理，他就会知道，对一个人来说，让他放弃自己曾体验过的快乐，那几乎比登天还难。事实上，我们从不放弃任何东西，我们只是用这一样东西去交换另外一样东西。看上去是被抛弃的东西，实际上成了替代物或代用品。同样，孩子长大后停止游戏时，除去和真实事物的联系之外，他什么也没抛弃。替代游戏的是幻想。他在空中建造楼阁，去创造所谓的“白日梦”。我相信大多数人都在他们生活中的某时某刻构造过幻想。这是一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事实，因而，它的重要性也就未被充分地认识到。

观察人们的幻想比观察儿童的游戏困难得多。的确，一个孩子要么独自游戏，要么为做游戏而与其他孩子一起构成一个封闭的精神系统。尽管在大人面前他们可能不做游戏，但另一方面，他们却从不在大人面前掩饰自己的游戏。与孩子相反，成年人羞于表现自己的幻想，并且对其他人隐瞒自己的幻想。他珍爱自己的幻想恰如对待自己的私有财产那样。通常，他宁愿承认自己的不轨行为和过失，也不愿把自己的幻想向任何人透露。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他以为只有他才会创造这样的幻想，岂不知在别人那里这种创造也相当普遍。做游戏的人和创造幻想的人表现在行为上的这种差异，是由于两种活动动机的不同所造成的。然而这两种动机却是互相依附的。

孩子的游戏由其愿望所决定：事实上也是他唯一的愿望——这个愿望在他成长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就是希望长大成人。他总是做“已经长大”的游戏，并在游戏中模仿他所知道的成年人的生活方式。他不必掩饰这个愿望。而在成年人那里，情况就不同了。一方面，他知道他不能再继续游戏，不能再继续幻想了，而应该在真实世界中扮演他的角色；另一方面，他意识到把会引起他幻想的那些愿望隐藏起来至关重要。如此一来，他就为那些孩子气的、不被允许的幻想感到羞愧了。

然而，你们或许会问，既然人们把他们的幻想搞得如此神秘，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又怎么会知道得如此之多呢？事情是这样的，人类中有这样一类人，他们的灵魂里有一位严厉的女神——必然性——让他们讲述他们经受的苦难，讲述给他们带来幸福2733的东西。他们是些神经性疾病（nervous illness）的受害者，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幻想讲出来，告诉医生，希望医生采用心理疗法（mental treatment）治愈他们的疾病。这是我们的最好的信息来源，我们据此找到了充分的理由假设。如果病人对我们守口如瓶，那么，我们从健康人的口中是不可能有所听闻的。

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幻想的几个特征。我们可以断言，一个幸福的人从来不会去幻想，只有那些愿望难以满足的人才去幻想。幻想的动力是尚未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都是对令人不满足的现实的补偿。这些充当动力的愿望因幻想者的性别、性格和环境的不同而各异；但它们又很自然地分成两大主要类别：要么是野心的愿望，这类愿望可抬高幻想者的地位；要么是性的愿望。在年轻的女子身上，性的愿望几乎总是占据主要地位，因为她们的野心通常被性欲倾向所同化。在年轻的男子身上，自私的、野心的愿望和性的愿望非常明显地并驾齐驱。但是，我们不准备强调两种倾向之间的对立，我们更愿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它们经常结合在一块。正像在许多教堂祭坛后壁的装饰画中，捐献者的形象可在画面的某个角落里看到，在大多数野心幻想中，我们也会在这儿或那儿的角落里发现一位女子，为了她，幻想的创造者表演了他的全部英雄行为，并把所有的胜利果实堆放在她的脚下。大家看得出，在这样的幻想中，的确存在着想掩饰幻想的非常强烈的动机；有良好教养的女子只允许有最低限度的性欲需求，青年男子必须学会压抑对自身利益的过分关注——这种过分关注是他在童年时代受宠爱的日子里养成的——以便在其他人也有着同样强烈要求的人际社会中找到可以适应的自己的位置。

我们不能认为这类想象活动的产物——各式各样的幻想、空中楼阁和白日梦——是已经定型或不可改变的东西。恰恰相反，它们随着幻想者对生活理解的变换而变换，随着幻想者处境的每一次变化而变化，从每一个新鲜活泼的印象中去接受被称为“日戳”（date-mark）的印象。一般来说，幻想与时间之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说幻想似乎徘徊在三种时间之间——我们的想象经历的三种时刻。心理活动与某些现时的印象相关联，与某些现时的诱发心理活动的事件有关，这些事件可以引起主体的一个重大愿望。心理活动由此而退回到对早年经历的记忆（通常是童年时代的经历），在这个时期该重大愿望曾得到过满足，于是在幻想中便创造了一个与未来相联系的场景来表现愿望满足的情况。心理活动如此创造出来的东西叫作白日梦或者幻想，其根源在于刺激其产生的事件和某段经历的记忆。这样，过去、现在和未来就串联在一起了，愿望这根轴线贯穿其中。

举一个非常普通的例子就可以把我所说的这些问题解释得很清楚。我们以一个贫穷孤儿为例，你已经给了他某个雇主的地址，他也许在那里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在去看雇主的路上，他可能沉湎于与产生当时的情况相适应的白日梦之中。他幻想的事情或许是这类事情：他找到了工作，并且得到新雇主对他的器重，自己成为企业里面举足轻重不可缺少的人物，进而被雇主的家庭所接纳，与这家的年轻而又妩媚迷人的女儿结了婚。随后又成为企业的董事，初始是作为雇主的合股人，再后就成了他的继承人。在这种幻想中，白日梦者重新获得他在幸福的童年时曾拥有的东西——庇护他的家庭，疼爱他的双亲以及他最初一见钟情的妙龄佳人。从这个例子中你可以看到，愿望利用一个现时的场合，在过去经历的基础上描绘出一幅未来的画面。

关于幻想还有许多方面值得研究，但我将尽可能扼要地说明其中的几点。如果幻想变得过于丰富多彩、强烈无比的话，那么神经症和精神病就处于待发作状态。另外，幻想是我们的病人经常抱怨的苦恼病状的直接心理预兆。它像一条宽敞的岔道伸向病理学范畴。

在此我不能略而不谈幻想与梦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在夜里所做的梦就属上述幻想，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梦之诠释来证实。2734语言早就以其无与伦比的智慧对梦的本质问题下了定论，把漫无边际的幻想创造命名为“白日梦”。如果我们对我们的梦的意义总觉得模糊不清的话，那是因为夜间的环境使我们产生了一些令自己感到羞愧的愿望，而这些愿望我们又必须对自己隐瞒，所以它们受到压抑，被压入潜意识之中。这种受压抑的愿望及其派生物，只得以一种极其歪曲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科学工作已能成功地解释造成梦变形的因素时，就不难看出夜间的梦与白日梦——即我们非常了解的幻想一样，都是愿望的满足。

关于幻想的问题就谈这些。现在来谈一下作家。我们真可以将富有想象力的作家和“光天化日之下的梦幻者”2735作一比较，将他的创作与白日梦作一比较吗？这里，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区分两类作家：像古代的史诗作家和悲剧作家那样接收现成题材的作家以及似乎是由自己选择题材创作的作家。我们在进行比较时，将主要针对后一类作家。不去选择那些批评家最为推崇的作家，而选择那些名气虽不十分大，但却拥有最广大、最热衷的男女读者的长篇小说、传奇文学和短篇小说的作者。在所有这些作者的小说作品中，有一个特点我们肯定能看得出：每一部作品都有一个主角，这个主角是读者兴趣的中心，作家试图用一切可能的表现手法来使该主角赢得我们的同情。作者似乎将他置于一个特殊的神祇的庇护下，假如在小说的某一章的结尾，主角遭到遗弃，并受伤流血，神志昏迷，那么可以肯定，在下一章的开头我们就会读到他正得到精心的治疗护理，逐渐恢复健康；如果第一卷以他乘的船在海上遇到暴风雨而下沉为结尾，那么我还可以肯定，在第二卷的开头就会读到他奇迹般地获救——没有获救这个情节，小说将无法写下去。读者带着安全感跟随主角走过他那危险的历程，这正是在现实生活中一位英雄跳进水中去拯救一个落水者的感觉，或者是他为了对敌群进行猛烈攻击而使自己的身躯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时的感觉。这种感觉是真正英雄的感觉，我们一位最优秀的作家曾用一句无比精彩的话表达过：“我不会出事！”2736而正是通过这种刀枪不入、英雄不死的启示性特征，我们似乎可以立即认出每场白日梦和每篇小说里的主角如出一辙2737，都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自我”。

这些自我中心小说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其类似性。小说中的所有女人总是爱上了男主角，这一点，很难说是对现实的描写。但是，作为白日梦必要的构成因素却很容易被理解。同样，作者根本无视现实生活中所见到的人物性格的多样性，而将小说中的其他人物整齐地分成好人或坏人。“好人”是自我的助手，而“坏人”则成为自我的敌人和对手，这个自我就是故事的主角。

我们十分清楚，许多富于想象的作品和天真的白日梦模式相距甚远，但我仍不能放弃这种推测：即使偏离白日梦模式最远的作品也可以通过不间断的、一系列的过渡事件与白日梦相联系。我注意到，被人们称为“心理小说”的作品中只有一个人物——就是那个作者对其进行内心描写的主角。作者好像坐在主人公的脑袋里，从外部来观察其他人物。毋庸置疑，一般来说心理小说之所以具有特殊性，是因为现代作家倾向于凭借自我观察，将他的主人公分裂成许多部分自我，结果是作家将自己心理生活中相冲突的几个倾向在几个主角身上体现出来。另外某些小说，或许可称之为“怪诞”（eccentric）小说，似乎与白日梦的类型形成非常特殊的对比。在这些小说里，被作为主角介绍给读者的人物仅仅扮演着一个很小的角色，他犹如一位旁观者静观其他人的活动以及遭受的痛苦。左拉的许多后期作品都属于这一类。但是我必须指出，通过对创造性的作家和在某些方面背离所谓规范的作家做个人精神分析，我们发现白日梦具有与“怪诞”小说类似的特点，即“自我”满足于充当旁观者的角色。

如果我们想让富于想象力的作家与白日梦者、诗歌创作与白日梦之间的比较有某种价值的话，就必须先以某种方式表现出其有效性。譬如，我们应试着对这些作者作品运用我们在前面论及的关于幻想、三个时间和贯穿三个时间的愿望之间的关系命题，借助于此我们还可以试着研究一下作者的生活与其作品之间的联系。一般来说，无人知晓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应设想什么样的预期成果，而且人们常常把这种联系看得过于简单。借助于我们对幻想研究的结果，我们应该预料以下的事态：现时的一个强烈经验唤起作家对早年某个经历（通常是童年时代）的记忆，在此记忆中又产生一个在其作品中可以得到满足的愿望。其作品本身能够显示出近期的诱发事件和旧时的记忆这些因素。2738

不要被这个程式的复杂性吓倒。我猜想事实会证明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方式，然而，它或许包含着弄清事实真相的第一步。根据我所做的一些实验，我相信对作品进行研究不会是劳而无功的。你将不会忘记，对于作家生活中童年时代的记忆的强调——这种强调或许令人不明所以——归根到底来自于这种假设：一篇具有创见性的作品像一场白日梦一样，是童年时代曾经做过的游戏的继续，也是这类游戏的替代物。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回落到我们应该认识的那类富有想象力的作品，这类作品并非是独创性的写作，而是现成的和熟悉的素材的改造加工。即使在这类作品中，作家也拥有相当的自主权，这种自主权可表现在素材的遴选以及素材的变化上，这种变化的范围又相当广泛。不过就现存的素材来说，它来自流行的神话、传说及童话故事的宝库。对诸如此类民间心理构造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完善，但极有可能的是，诸如神话故事的这类传说，是所有民族充满愿望的幻想，也是人类早期的尚未宗教化的梦幻歪曲后的残迹。

你或许会说，虽然在这篇论文题目中我把作家放在首位，但我对作家的论述比对幻想的论述少得多。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我这么做是有理由的，因为我推导出了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认识。我所能够做到的一切，就是提出一些鼓励和建议，从对于幻想的研究着手，导向对作家选择文学素材问题的研究。至于另外的问题——作家采用什么手段来激发我们内心的感情效应——截至目前我们还根本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我至少乐于向你指明一条从我们对幻想的讨论一直通向诗的效应问题的道路。

你会记得我曾论述过，白日梦幻者由于他感到有理由对自己创造的幻想而害羞，从而小心谨慎地向别人隐瞒自己的幻想。现在我应该补充说明，即使他打算把这些幻想告诉我们，这种倾诉也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快乐。我们听到这些幻想时会产生反感或者深感扫兴。但是当一位作家给我们献上他的戏剧，或者献上我们习惯于当作他个人的白日梦的故事时，我们就会体验到极大的快乐，这种快乐极有可能由许多来源汇集产生。作家如何达到这一目的，那是他内心深处的秘密。诗歌艺术的精华在于克服使我们心中感到厌恶的效果的那种技巧，这种厌恶感毫无疑问地与一个“自我”和其他“自我”之间产生的隔阂相联系。我们可以猜测到这种技巧的两个方法：作家通过改变和掩饰利己主义的白日梦以软化他们的利己性质，他以纯形式的——即美学的——快感来俘虏我们这些读者。我们给这类快乐命名为“额外刺激”或“前期快乐”。作者向我们提供这种快乐是为了有可能从更深的精神源泉中释放出更大的快乐。2739在我看来，作家提供给我们的所有美学快乐都具有这种“前期快乐”的性质，我们对一部富有想象力的作品的欣赏，实际来自我们精神上紧张状态的消除。甚至有可能，这种效果的相当一部分归因于作家能够使我们享受到自己的白日梦，而又不必去自责或害羞。这个认识成果就把我们引向新的、有刺激性的、复杂难懂的调查研究工作的门槛儿边；但同时，至少是目前，它也把我们带到我们讨论的终点。

达·芬奇的童年回忆

（1910）

刘平译

廖凤林校

邵迎生修订

按语

本文是弗洛伊德对列奥纳多·达·芬奇的长篇评传。他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传记研究的方法，详尽介绍了达·芬奇童年以来的感情生活，深刻分析了他的性心理历史的发展过程，着重阐释了他的艺术与科学活动的心理起源。主要观点：（1）强调童年经验（记忆）的重要性和“恋亲情结”对他的创作（如《蒙娜丽莎》、《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等）及其一生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指出他是一个特殊类型的同性恋者和强迫性神经症者，把想象特别是幻想（“秃鹫幻想”）视为创作的出发点和主要形式。（3）宣称艺术家的创作是他性欲的一种宣泄，主张艺术和科学成就是性本能升华的两种表征。（4）提出以“性压抑”为本源的科学研究本能的三种类型。即神经性抑制型、强迫性沉思型、替代性升华型。此文不仅对研究达·芬奇这一历史人物的心理构成有参考价值，而且对研究弗洛伊德心理美学思想也有重要意义。

英文版编者导言

《达·芬奇的童年回忆》，是艾伦·泰森修改了标题后的完整的新译著。

弗洛伊德在1898年10月9日致弗利斯2740的信中的一句话表明他对列奥纳多2741的兴趣由来已久，他说：“或许最著名的‘左利手’2742就是列奥纳多，没人知道他有过任何的风流韵事。”他的这种兴趣不是暂时的，他在回答一份关于“自己特别喜爱什么书”的调查问卷时，我们发现他曾提到了米莱茨可夫斯基（Merezhkovsky）关于列奥纳多的研究。然而促使他写这部著作的最直接的原因，是1909年秋天出现的他的一个患者。他在10月17日给琼斯的信中说，这位患者似乎与列奥纳多有着相同的性格，只是没有他的天才而已。他还说，他刚从意大利搞到一本有关列奥纳多青年时代的书。这就是下文中将要涉及到的斯克纳米杰罗（Scognamiglio）的专题论文。在读过这篇论文和一些其他有关列奥纳多的书之后，12月1日他回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报告了这一研究课题。1910年4月初，他才完成他的研究成果，于5月末出版。

弗洛伊德对此书再版作了大量的修改和补充。这中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增补了有关“包皮环割术”（circumcision）的短注释，选录和引用了里特勒（Reitler）弗斯特的著作，及1923年关于伦敦漫画的讨论。

弗洛伊德不是第一个在著作中用临床精神分析方法研究历史人物生活的人。这类实验已经有人做过了，尤其是赛德格已出版的对迈尔（Meyer，1908）、列娜（Lenau，1909）和克雷斯特（Kleist，1909）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2743虽然弗洛伊德没有从事过这类完整的传记性研究，但是他以前曾经依据作家们的作品的部分章节，进行过片断的分析。事实上，在此前很久，即1898年6月20日他给弗利斯寄去了有关迈尔的一部《女法官》短篇小说的研究，这篇小说描写了作者的早期生活。弗洛伊德的这篇关于列奥纳多的专著不仅是他第一次，而且是最后一次在传记领域里的长途旅行。这本书遭到了弗洛伊德已经预料到的谴责和诽谤，因而他在第六章的开头就为自己作了辩解，这种辩解至今对传记作家和评论家仍然是普遍适用的。

奇怪的是，直到最近似乎还没有一个评论家能指出这本书的最大弱点。书中最重要的部分描写的是列奥纳多对食肉鸟落到他的摇篮的记忆或者说是童年幻想。在列奥纳多的笔记本中把这只鸟命名为“nibio”（现在写作nibbio），是意大利语中一个意为“鸢”的词，而弗洛伊德始终把这个词译成德文的“Geier”，在英语中却只能译作“秃鹫”。2744

弗洛伊德的错误似乎来自他阅读和参考过的那些德文译著。如赫茨菲尔德在她的译文中，用“Geier”代替“Milan”来翻译摇篮幻想，规范德文该译为“鸢”。从弗洛伊德有记号的藏书里能看出，最重要的影响可能来自米莱茨可夫斯基关于列奥纳多的著作的德文译本，从中他第一次发现了这个故事，也获得了大量有关列奥纳多其他方面的情况这个译本也把摇篮幻想译成“Geier”，虽然米莱茨可夫斯基自己正确地使用了“korshun”，而在俄语中这个词译为“鸢”。

因为这个错误，某些读者可能会拒绝接受整个研究，觉得它没有价值。无论如何，更冷静地检查这种处境，详细地考虑一下弗洛伊德某些已无效的论争和结论的确切方面，仍将是一件好事。

首先，必须抛开列奥纳多画中“隐藏着的乌”。即便它真的是鸟，也是只秃鹫，根本就不像鸢。这是费斯特“发现”的，而不是弗洛伊德。他在那部著作的第二版才做了介绍，弗洛伊德接受了它，但有相当大的保留。

其次，更重要的是埃及语的问题。作为象形文字的埃及语“母亲”（mut）一词很肯定地象征着秃鹫，而不是鸢。加德纳在她的权威性著作《埃及语法》（1950）中确认“Gyps fulvus”就是鹰头狮身的怪兽秃鹫。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推断列奥纳多幻想中的鸟代表他母亲的观点，在埃及神话中无法获得直接的支持，而且这种经验性的问题与埃及神话也没有关系。2745幻想与神话之间似乎没有最直接的联系。虽然如此，这两者又各自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古代埃及人把“秃鹫”和“母亲”联系起来的思想是怎样来的呢？是像埃及学者解释的仅仅是某种语音上的偶然巧合吗？如果不是，弗洛伊德有关“两性同体”的女神的讨论就必定有它自身的价值，无论这种讨论与列奥纳多的情况关系怎样，列奥纳多有关鸟落到他的摇篮并把尾巴放到他嘴里的幻想都应继续寻求解释，即使这只鸟不是秃鹫。弗洛伊德关于幻想的精神分析与这种纠正并不矛盾，而仅仅是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支持。

除由埃及语讨论导致了离题而外，尽管这仍然保持了它很大的独存价值，弗洛伊德研究的主题没有受到他的错误的影响，即对列奥纳多的研究起始于他幼年的感情生活，描绘了他的艺术冲动和科学冲动之间的冲突的不同侧面，深刻剖析了他的性心理历史的产生。除了这个主题外，这个研究还向我们展示了若干很重要的相关问题：关于创造性艺术家的心理活动和心理本质的一种更普遍的讨论，关于同性恋的一种特殊类型起源的概述，以及第一次对自恋概念的充分展开，所有这些，都对精神分析理论的历史有着特殊的影响。

达·芬奇的《蒙娜丽莎》

第一章

精神病学通常选取意志薄弱的人作为研究对象，一旦这种研究接触到人类中的伟大人物，外行人就会认为没理由这样做。“使辉煌黯然失色，把崇高拖入泥潭”2746，这不是研究的目的。企图填平将伟大人物的完美同普通人的不足分离开来的鸿沟，会让人感到不满意。然而，研究不能不发现那些杰出人物们可以被认识、理解的每件有价值的事，并且相信他们同样受正常的和病理的活动规律的控制和影响。

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被他的同时代人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当时他就像个谜，如同我们今天的感觉一样。他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只能推测其轮廓，却永远也不能界定的天才。2747绘画在他一生中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使我们认识到的是自然科学家（工程师）2748与艺术家结合起来的伟大。虽然他的绘画杰作留了下来，可他的科学发现却没能发表和应用。在其发展过程中，他的调查研究的特质从没完全给艺术创作以自由，并且经常是科研在艺术创作中反客为主，最终使他受到抑制。依瓦萨利（Vasari）的说法，在列奥纳多临终时，他自责由于他在艺术创作中的失职而触怒了上帝和人类。2749虽然瓦萨利的这个故事属于传说，没有多少内在的可能性，甚至在这位神秘的大师生前就已开始编撰，但作为当时人们所相信的证据，它仍然具有无法否认的价值。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列奥纳多的同时代人对他的个性不理解呢？这肯定不是因为他的多才多艺和知识渊博，正是这种多才多艺的渊博知识使得他把自己推荐给米兰宫廷的公爵、被称为摩洛二世的斯弗尔兹，并让其作为他自己的一项发明——封泥的执行者。他还给这位公爵写了一封著名的信，来夸耀自己作为建筑师和军事工程师的成就。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相当常见在一个人的身上具有多种能力的有机结合。列奥纳多便是这种结合范例中最才华横溢的人之一。他不属于从自然界中接受了极少的外部才能的那一类天才，也不属于不注意生活的外部形式，只重视关心人类而精神上充满痛苦的忧郁的那一类天才。正好相反，他高挑匀称的身材，容貌完美无缺，体魄不同寻常，他的言谈举止充满魅力，善于雄辩，待人可亲。他热爱周围美的事物，喜欢豪华的服装，注重每一种生活优雅。他在一篇有关绘画的专题论文中的一段——这篇论文表现了他对享受的强烈的感受力，把绘画与它的姐妹艺术相比较。他描写了有着许多不便在等待着的雕塑家：“他脸上沾满了大理石粉末，以致他看上去像个面包师，而且他身上完全被大理石碎片覆盖，好像他的背落满了雪花，他的房间里也全都是碎石和灰尘。画家的情形就相当不同了，因为他可以十分舒服地坐在自己的作品前。他穿着考究，手执精巧的画笔，蘸着令人愉快的色彩。房间里挂满了使人高兴的画并且一尘不染。经常有音乐和读着美妙佳作的男士们陪伴着他，他可以在没有锤声和其他吵闹声中，心情极为愉快地欣赏着它们。”2750

列奥纳多的洋溢着喜悦、幸福和享乐的生活，仅仅限于他艺术家生活的初期，即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确实可能如此。后来，摩洛的统治垮台，迫使他离开了他活动的中心和保证他地位的米兰，过着缺少保障、不富有成就的生活，直到他在法国找到了最后的避难所。这时他性情中的光彩已黯然失色，而天性中古怪的一面暴露得越来越明显。此外，他的兴趣从艺术转移到了科学，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科学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必然扩大了他与同时代人之间的鸿沟。当他不得不为完成订货而勤奋作画，并且变得富有时（例如，像他以前的同学皮鲁金诺那样），在那些人看来，他只是在为那些反复无常的琐事而工作，甚至怀疑他在为“黑色艺术”服务，而他的所有努力也被认为是浪费时间。因为我们能从列奥纳多的笔记里了解到他所从事的艺术实践，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在人们尚未熟悉不依据任何预先的假定的研究方式的年代，以及古代的权威开始取代教会权威的时代，作为一个先驱者，列奥纳多的价值绝对可以与培根、哥白尼相媲美——但他必然是孤立的。当他解剖马的尸体和人的尸体时，当他设计飞行器时，当他研究植物的营养及它们的中毒反应时，他必然与亚里士多德似的评论家有很大的背离，他好像成了被人看不起的炼金术士了。至少在那段令人不快的时间里，他只有在他的实验室里进行他的实验研究才能找到一些安慰。

这种情形对他绘画的影响在于他很不情愿执笔绘画，他画得越来越少，起初创作的一些作品，到这时大部分还没有完成，他几乎不关心它们的最终命运。他为他的同时代人所指责：他对他的艺术的态度，在同时代人看来成了一个谜。

列奥纳多的某些原来的崇拜者试图为他开脱其性格不稳定的指责。他们声称他被指责之处正是伟大的艺术家们的共同特征：甚至精力充沛的米开朗基罗——一个完全沉溺于自己的创造性劳动的人，也留下了许多未完成的作品。列奥纳多和米开朗基罗的情况相类似，他们都一样没有错误。而且，他们极力主张，就某些画来讲，甚至于没有未完成的问题，而应看作它们就是那个样子。在外行人看来的杰作，对艺术作品的创造者来说，仅仅是他意图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体现。他对完美有一些朦胧的概念，但又对一次次地复制相像的完美感到绝望。他们声言，最不应该的是让艺术家对他的作品的最终命运负责。

尽管这些辩解可能是有根据的，但仍然掩盖不住我们面对的列奥纳多的全部情况。对一幅作品反复创作的艰辛感到苦恼，最后从其中脱身出来，但又不关心它的未来命运，这在其他许多艺术家身上都会再现，可是毫无疑问这种行为在列奥纳多身上已达到了极端。索尔密（1910，第12页）引用他的一个学生的评论：“当他进行绘画时，整个过程里，他看起来一直在颤抖，他从未完成过任何一幅已经开始的作品，并且他总能在那些别人认为是非凡的作品中发现缺陷，这表明他非常尊重艺术的伟大。”索尔密还说：列奥纳多最后的一些画，如《丽达》、《圣母玛利亚》、《酒神巴切斯》、《年轻的教徒圣·约翰》都处于未完成的状态。他全部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种情况。罗马佐在复制《最后的晚餐》时，在一首十四行诗中提及了列奥纳多没能完成他的作品的这种坏名昭彰的情形。

普拉托詹尼从不放下他的画笔，

却比得上非凡的芬奇——

没有任何作品完成得彻底。

列奥纳多的绘画速度慢是众所周知的。在进行最详尽地准备、研究之后，他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为米兰的圣玛利亚修道院画了《最后的晚餐》。他的一个同时代人、作家班德利，当时是修道院中年轻的修道士，他说：列奥纳多经常早早地爬上脚手架，一直在那儿呆到傍晚，不曾放下画笔，忘记了吃喝。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却没画一笔。有时他会在画前呆上几个小时，仅仅是在头脑中构思。他也时常从米兰城堡的庭院直接来到修道院，为他在那儿给斯弗尔兹制作的骑马者塑像的模型添上几笔，然后就突然中断了。根据瓦萨利的说法，列奥纳多用了四年的时间为吉奥孔多的妻子蒙娜丽莎画肖像，最终也没能完成。这种情形可以说明这幅画为什么从未交给委托人，而一直由列奥纳多保存，并由他把它带到法国的事实。2751后来这幅画被国王弗朗西斯一世买下来，成了今天卢浮宫最灿烂的瑰宝之一。

如果我们把关于列奥纳多的工作方式的这些报告与他留给后人的大量的、形式丰富多彩的、展示其作品中每一个主题的草图和研究资料进行比较的话，我们一定会否定这种说法：不稳定及草率的特质对列奥纳多的艺术产生了些许影响。相反，我们可以观察到非同一般的深奥性和只能在犹豫中取得决定的丰富的可能性。同时，也能观察到难以满足的要求和实际工作中受到的限制，甚至艺术家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些限制如何不合他的理想。缓慢——列奥纳多工作中一直明显存在的特性——被看成是这种限制的特征，也是他后来从画坛退出的先兆。2752也是这一点决定了《最后的晚餐》所应得到的命运。列奥纳多不适应那种在未干好的底色上迅速作画的壁画技法，因此，他选择了油彩。油彩的干燥过程拉长了作品的创作时间，这适合他的心境与闲适。然而，被涂在底色上的颜料又与底色分开，并且脱离墙壁，加之墙壁的残缺，建筑物本身的未来命运都决定着绘画不可避免地将遭到毁坏。2753

一个相似的技术实验的失败断送了《安格哈里战役》。后来，在与米开朗基罗的竞争中，他把这幅画画在了佛罗伦萨会议厅的墙上，并且没有完成就被列奥纳多放弃了。这似乎是一种不同的兴趣——在实验中——开始是促进这件艺术作品的，只是到后来才损害了这件作品。

列奥纳多这个人的性格显示出另外一些不同寻常的特征和明显的矛盾。消极和不以为然在他身上似乎一目了然。当任何人要想得到自己的最大的活动范围时——没有对别人的强烈侵害，就无法达到这个目的——列奥纳多却以默默地保持和平、回避所有的对抗和争吵而闻名。他温和、慈善地对待每一个人。据说他不吃肉，因为他认为剥夺动物的生命是不应该的。他会特别愉快地到市场上买回鸟，再放飞他们。2754他谴责战争和流血，并且描绘人不是动物世界的国王，而是最坏的野兽。2755这种带有女性温柔的感情没有妨碍他在刑徒去刑场的路上陪伴他们，以便研究他们被恐惧扭曲了的脸孔，并在笔记本上为他们画素描；没有妨碍他设计出最残忍的进攻型武器，且作为一个军事总工程师为伯尔吉阿服务。他时常表现得对善恶毫不在意，或者坚持用特殊的标准衡量善与恶。在最残忍、最狡猾的敌人侵占罗曼纳的战役中，他以权威身份跟随着皇帝。然而在列奥纳多的笔记本上没有一行字对那些日子的事件加以任何评论与关注，这完全类似于法兰西战役中的歌德。

如果这部传记研究企图真正达到理解其主人公的精神生活的话，那它就不必——好似在绝大多数传记中存在着谨慎或拘谨的情况——默然忽略主人公的性行为和性个性。关于列奥纳多这方面的情况，人们几乎不了解，但这方面的事却充满了重大意义。在同那个淫欲横流与悲观的禁欲主义相斗争的时代，列奥纳多表现出了作为一位艺术家和女性美的画家不该有的情形——对性欲的冷漠拒绝。索尔密下面引用的列奥纳多的一句话证明了他的性冷淡：“生育行为和与之相关的所有事情都如此令人恶心，以致如果没有传统风俗、没有美丽的脸蛋儿和激发美感的天性，人类很快就会消亡。”2756列奥纳多死后出版的作品不仅论述了最重大的科学问题，而且也论及到了我们觉得不该是他这样伟大的人去思考的琐事（寓言性自然史、动物寓言、笑话和预言）。2757这些作品是纯洁的，人们甚至说它们是禁欲的，即使在今天的纯文艺作品中此种程度的纯洁也会使人们感到惊讶。它们如此果断地避开有关性的每件事情，似乎唯独厄洛斯，这个所有生命的保护神，对于追求知识的研究者来说是没有价值的材料2758，人们都很了解，伟大的艺术家们是怎样常常通过他们的性感的甚至赤裸裸淫秽的画来宣泄他们的幻想。相反，在列奥纳多的诸多资料中，我们只能见到一些有关女性内部生殖器和子宫里胚胎的位置等的解剖草图。2759（见图1）

图1

值得怀疑的是列奥纳多是否曾热烈地拥抱过女人，也不知道他和某位女人是否有过任何密切的精神联系，就像米开朗基罗和维多利亚一样。当他还是一个学徒，住在他的师傅瓦罗奇奥家时，他被控告和某些年轻人搞违法的同性恋，这次事件的结果是他被判无罪。因为他雇用了一个名声扫地的男孩做模特儿2760，他似乎就陷入了被嫌疑之中。当他做了师傅，他被他学生中的那些漂亮男孩和青年包围着。其中最后一个学生迈尔兹陪同他到了法国，并一直伴他到去世。列奥纳多指定迈尔兹为他的继承人。我们与现代的列奥纳多传记作家们所肯定的情况不同，这些作家们自然地要否定列奥纳多与他的学生们有性关系的可能性，认为这是对这位伟大人物的侮辱，我们可以认为列奥纳多与那些和他共同生活的年轻人——这正是当时的习俗——有感情关系十分可能，但这并没有扩展到有性行为的程度。高度的性行为不属于他。

只有一种方法即联系他作为艺术家和科学研究者的双重品性的方法，可以使我们理解列奥纳多的情绪和性生活的特殊性有关。就传记作家来说，心理学的探讨途径是非常不同的。就我了解只有一个人——索尔密（Edmondo Solmi），研究解答了这个问题。作家米莱茨可夫斯基选择了列奥纳多作为一部大型历史小说的男主角，围绕着这位非凡的人写了一本与那小说相类似的读物，作家（通过想象）用富于创造性的语言，而不是直白的语言，清晰表达了人物的思想。索尔密（1908）给列奥纳多做了如下结论：“然而对周围的每一事物的认识和以冷静的优于他人精神探究美好事物的最深层奥秘的不满足的欲望，决定了列奥纳多的作品永远处于未完成的状态。”

在《佛罗伦萨讨论会论文集》里有一篇文章引用了列奥纳多的一段话，它们体现了他的信念的自白，提供了关于他本性的答案：“一个人如果没有获得对事物本质的彻底了解，那他就没有权利爱或恨这一事物。”2761列奥纳多在另一篇有关绘画的论文中重复了这段话，他似乎在保卫自己，以抵抗非宗教派的指控：“挑剔的评论家最好保持沉默，因为那（种处理方式）就是认识诸多神奇事物的造物主的方式，这也是爱这样伟大的发明者的方式。因为实际上，伟大的爱来自于对被爱对象的深刻认识。如果你只了解它一点点儿，那你就只能爱它一点点儿或者根本就不爱……”

在他们传达的重要的心理事实中，没有找列奥纳多这些论述的价值，因为它们所宣称的显然是错的，而且列奥纳多必定同我们一样清楚这点。人类在研究和熟悉了感情所适用的对象之后才去爱或恨这个对象的说法是不真实的。相反，他们冲动地去爱，来自于与认识无关的情感动机（emotional motive），其作用顶多是经过反应和考虑使之减弱。那么，列奥纳多的意思仅仅是人类进行的只是不适当的和无可非议的人，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去爱：控制感情，让它服从反应过程，只有当它勇敢地面对思维的检验时，才能让它进行下去。同时我们也理解，他希望告诉我们，这种情况正在他身上发生，并且假如别人都像他那样对待爱和恨，那将是很有价值的。

发生在他身上的情况似乎确实如此。他的感情被控制着，并且服从于他的研究本能。他不爱不恨，却要探讨自己爱什么恨什么的起源和意义。因此他首先必然会表现出不加区分地看待善与恶、美和丑。他在调查工作期间摆脱了爱和恨的肯定与否定的印记，把二者都转变为智力兴趣。实际上，列奥纳多不是缺少激情，也不缺少天才的火花——这一所有人类活动背后隐含着直接或间接的驱动力。他只是把他的激情转变成为求知的渴望，然后他依靠从热情中获得的执著、坚定和洞察力来使自己适应调查研究，并使智力活动达到了巅峰。当赢得了知识之后，他才会把长期受约束的感情释放出来，任它们自由流淌，就像源于大河的小溪。在发现的巅峰，当他审视到全部联系的大部分时，他会被情绪所折服，会用欣喜若狂的语言来赞美他研究中具有创造性那部分的辉煌，或者——用宗教措辞——造物主的伟大去赞美它。索尔密正确地理解在列奥纳多身上的这种转变过程，他在引用了列奥纳多称颂庄严的自然法则的一段文字（“啊，神奇的必然性……”）之后，写道（1910）：“把自然科学转变为一种宗教情感，是列奥纳多手稿的一种独有的特征，在那里，这种事例比比皆是。”

因为他对知识的无法满足和不知疲倦的渴求，列奥纳多被称为意大利的浮士德。然而，完全避开关于研究的本能可能转化为生活乐趣的疑虑，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转变当作浮士德悲剧的基础——那我们就会冒险地得出一种观点：列奥纳多的发展与斯宾诺莎的思想模式相接近。

心理本能的力要转化为各种活动形式，同体力的转化一样，没有损失或许是达不到的。列奥纳多的例子教会我们，有多少其他事情我们必须在与这些过程的联系之中加以考虑。直到充分地获得知识才去看，其结果是知识代替了爱。一个在知识的国度里畅通无阻的人不能适当地被说在爱和恨，他总是超越了爱和恨。他用调查研究代替了爱。这或许就是列奥纳多在爱情方面的生活比其他伟人、艺术家更不幸的原因吧。可激励可消沉的暴雨般的激情本性——其他人可在其中享受到最富有的体验——看来并没触及他。

还有一些更进一步的结果，研究同样取代了活动和创造。一个对宇宙所具有的复杂性、法则的宏伟有所了解的人，很容易忘掉自身的微不足道；迷失在赞颂和充满虔诚之中，他太容易忘掉自己也属于那些活力的一部分，忘记一条路向他开放着。他根据自己的力量尝试着去改变这个世界注定过程的一小部分，而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并不比那大部分缺少精彩和意义。

像索尔密认为的那样，列奥纳多对自然的研究最初可能开始于他的艺术。2762为了保证对自然模仿的准确，他直接努力研究光、色彩、阴影和透视的性质与规则，并且给其他人指出了这种方法。当时他可能过高地估计了这些知识门类对艺术家的价值。随着他的绘画需要的不断引导，驱动他去研究画家的创作主题，动植物、人体的比例，并且通过它们的外部来获得其内部结构和生命机能的知识，这些知识确实在它们的外部得以表现，并且它们也要求在艺术中被描绘。最终，无法抵挡的本能席卷了他，直到这种研究本能与他的艺术要求的联系被割断，结果他发现了力学的一般法则、推断出阿诺山谷中岩石分层和化石作用的历史，直到他在自己的书中很抒情地写下了这一发现：“太阳不动。”实际上他的调查研究已伸展到了自然科学的每一领域，并且在每一个单独的学科中，他都是一个发现者或者至少是个预言家和先驱者。2763他的求知欲总是把他引向外部世界，某些事情使他远离了对人类精神的研究，却使他在“芬奇研究院”中，为该院画了一些精致的缠结的符号，给心理学研究留了一席之地。

那么，当他尝试着从调查研究回到他的起点艺术训练时，他发现自己被兴趣的新方向所干扰，并改变了他心理活动的本性。在一幅画中什么使他感兴趣是最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首要问题的背后，他明白还有无数其他问题会产生，就像他经常在自己无尽的和不知疲倦的自然研究中遇到的那些问题一样。他不能再限制自己的需要，不能再孤立地去看艺术作品，更不能把它从他理解的它所属的广泛联系中分割开来。在耗尽许多努力在艺术作品中去表达与他思想中的艺术相联系的每件事以后，他被迫在作品未完成的状态下放弃它或者声称它尚未完成。

这位艺术家曾收了一个研究者帮他绘画，现在，这位“仆人”强大起来，并压制了他的师傅。当我们在一幅表现了一个人的性格的画里面发现本能发展了一种过分的力时，就像列奥纳多的求知欲那样，我们寻找着用特殊倾向来解释——虽然有关它的决定性因素（可能是器官的）的一切，我们还几乎不了解。我们对神经症患者的精神分析的研究让我们预构了两个进一步的预期结果。在每个特别的案件中，我们都满意地找到预期结果的验证。我们认为像这种过分有力的本能可能在有些倾向的人的童年时代的早期就已经活跃起来了。童年生活的印象确立了这个本能的优势。我们做进一步的假设，过分有力的本能从原始的性本能力量中找到了援助。结果后来它能够代替人物性生活的一部分。例如，这种类型的人会以强烈的牺牲精神（而另一类型的人则把这种精神献给爱情）来追求研究事业，并以科学研究来代替爱情。我们可以大胆地推论，不仅在研究本能的事例中有性援助，而且在大多数特别强烈的本能事例中亦如此。

观察人们的日常生活，呈现给我们的是，多数人把他们的性本能力量相当大的一部分成功地指向了他们的专业活动。因为性本能具有升华能力，所以它特别适合做出这种奉献。就是说，它有能力让其他具有更高价值的、不是性的目标来取代它的直接目标。我们承认这已被证明了的过程，一个人童年的经历，即他的精神发展的历史，会显示出在他童年里，这个强有力的本能是为性兴趣服务的。我们找到了进一步的证明，如果成熟的性生活发生了引人注目的衰退的话，那一部分性活动就将被强有力的本能活动所取代。

应用这些预想对强有力的本能情况的研究似乎特别困难，因为大家恰好不愿相信儿童具有这一重要本能或者任何值得注意的性兴趣。无论怎样，这些困难容易克服。小孩子的好奇心在他们不知疲倦的爱提问题的过程中显示出来，孩子们没完没了的提问是因为他们想以此来代替没有提出来的那个问题。如果成人不了解这是孩子迂回累赘的陈述，就会大惑不解。当孩子长大一些，变得更懂事了，这种好奇心的表现就常常会突然消失。精神分析研究提供给我们一个完满的说明，告诉我们可能大多数儿童，或者至少是大多数有天赋的儿童，大约从他们三岁开始，就要经历一个被称作“幼儿性研究”（infantile sexual researches）的时期。就我们所了解的来说，这个年龄的儿童的好奇心不会自发地觉醒，而是被一些重要事件留下的印象所唤醒——被小弟弟或小妹妹的出生的事实，或者被他们出生的客观经验的恐惧所唤起，这些经验使孩子领悟到了他的自私的利益受到了威胁。研究导致了婴儿从哪来的问题，孩子确实在寻找抵制不喜欢的事件的方法和手段。在这方面，我们惊讶地了解到，孩子们拒绝相信给他们的些微信息。例如，不相信富有神话意义的鹳的寓言，他们的聪明才智表现为怀疑行为，他们经常体验到与成人的严重对立。事实上，他们在后来绝不谅解成人有关事实真相对他们的欺骗。他们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研究，推测婴儿在母体中的存在，随着自己性欲冲动的引导，得出婴儿来源于吃饭，再通过人的肠子生出来，以及父亲在其中起着模糊的作用等理论。那时，他们已经有了性行为的概念，而性行为在他们看来是敌意的、狂暴的东西。可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性的结构尚未达到能生孩子的程度，他们关于婴儿从哪儿来的研究难免一无所获，并因不能解决而被放弃。第一次智慧尝试的失败所造成的印象是一种长久的、深深的、沮丧的印象。2764

当幼儿性研究时期被精力旺盛的性压抑的高潮所结束时，研究本能面对性高潮有三种清晰可能的变迁，这都由于研究方法与早期的性兴趣有联系。第一种类型，研究均分享了性欲的命运。从那以后，好奇心处于抑制状态，智力的自由活动可能在此人的整个一生中都受到限制，尤其是此后不久这种对思想有力的宗教抑制被教育强化之后。这是一种具有神经性抑制特征的类型。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由此带来的弱智非常易于引发神经症。第二种类型，智力发展强大到足以抵抗约束它的性压抑。当幼儿性研究的时期结束以后，已强壮起来的智力时常会回忆起旧的联想，试图帮助逃避性压抑。研究被抑制的性活动以强制的沉思的形式，自然也是以被扭曲的和不自由的形式从潜意识中再现出来，然而性活动会用充足的力量给思想本身赋予性的特征，用属于性过程本身的欢乐和焦虑给智力工作涂上色彩。在这里，科学研究成为一种性活动，经常是唯一的活动，并且出自一个人头脑的决定及其感情代替了性满足，可是事实上孩子在研究活动中的无止境的提问特征，仍在不停地思考和渴望不断重复着缩短寻找答案的过程。

因一种特殊素质的效力，最宝贵、最完美的第三种类型逃避了思想抑制和神经强迫思考的抑制。这里确实也发生性压抑，但是它不会把这些性渴望的本能降至潜意识中。代替它的是力比多，从一开始就升华为好奇心，依附于强有力的研究本能作为援助力量来逃避受压抑的命运。研究活动也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强迫和性活动的替代物。但是，由于潜在的心理过程完全不同（升华代替了来自潜意识的闯入），神经症的特性没有出现，这儿没有对原始婴儿性研究活动情结的依附，本能能够自由地运转来为智力兴趣服务。性压抑通过给本能添加了升华的力比多，使本能如此强壮，它避免与性主题有任何关系，但它仍然受到本能的驱动。

如果我们认识到列奥纳多身上并存的过程的研究本能和性生活的衰退，我们就应该称他为第三种类型的典范。他的本性的核心与奥秘显示出，在他的好奇心于幼年时被激活来为性兴趣服务之后，他便成功地将大部分的力比多升华为对研究的强烈渴求。但是要证明这个观点是正确的，确实不容易。要能证明这一点，我们应需了解他童年早期心智发展的一些情景，仅仅希望从有关他的生活情况的很少且不可靠的材料中得到证实似乎有些可笑。有关情况信息不详的问题甚至在我们这个时期也没能引起观察家的注意。

关于列奥纳多年轻时的情况我们了解得极少。1452年他出生于佛罗伦萨与爱姆波里之间的一个被叫作芬奇的小镇，他是一个私生子，当时没有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社会耻辱。他的父亲叫瑟·皮罗·达·芬奇，是一位公证人，出生于一个农民和公证人（姓氏来自于当地的地名）结合的家庭。他的母亲叫卡特琳娜，好像是一个农村姑娘，后来与芬奇这个地方的另一个人结婚了。这位母亲没有在列奥纳多生活的历史中再出现过，只有小说家米莱茨可夫斯基相信他成功地找到了她的某些踪迹。关于列奥纳多童年时代的唯一比较可靠的资料来自1457年的一份官方文件，这份文件是佛罗伦萨征收土地税的登记簿，其中提到列奥纳多是芬奇家庭中的一员，2765是瑟·皮罗的5岁的私生子。瑟·皮罗与阿尔贝拉结婚以后没有孩子，因此就可能把小列奥纳多留在他父亲家里养育。他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家，直到不知是在几岁时，他作为一名艺徒进入瓦罗奇奥的画室。1472年，列奥纳多的名字已经出现在画家团体的成员名单中了。就是如此。

第二章

据我所知，在列奥纳多的科学笔记本上，仅有一个地方记载了一段有关他童年时的情况。这一段描述的秃鹫的飞行情形，他突然中断叙述，追忆起涌现在脑海里的一个早年的记忆：

“似乎我是命中注定了与秃鹫永远有这样深的关系，因为我忆起了一件很早的往事。当我还在摇篮里的时候，一只秃鹫向我飞来，它用尾巴撞开了我的嘴，并且还多次撞我的嘴唇。”2766

我们在这里见到的是一个童年的记忆，当然是非常奇特的一种记忆。因为它的内容及它所标定的年龄都很奇特。一个人能够保持他在乳儿期的记忆或许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保持无论如何不能看成是确定的，列奥纳多这个记忆里宣称的秃鹫用尾巴撞开小孩子的嘴的情形，听起来不太可能、太离奇了。那么，对此记忆的另一种观点，能够同时解开两个疑难的观点，会更有助于我们对该记忆的判断。依照这个观点，秃鹫的情况不是列奥纳多的记忆，而是他在后来的日子里形成、并且变换到童年时代里去的一个幻想。2767

童年时代记忆的起源常常是这样的方式。童年记忆与成年期的有意识的记忆全然不同，它们不是被固定在经验着的那个时候，而是在后来得以重复，而且在童年已经过去了的后来时刻才被引发出来。在它们被篡改和被杜撰的过程中，实现着为此后的趋势服务。所以一般来说，不能把它们很准确地从幻想中识别出来，如果把它们与起源于古代人中的历史写作加以比较，或许能最好的说明它们的本质。只要民族弱小，它便不想着要去记载自己的历史。它的人民耕种土地，为了生存同邻国抗争，尝试着从人家那里夺取领土和获得财富。这是英雄的时代，不是历史学家的时代。然后，是另一个时代，思考的时代来到了，人们意识到自己要富裕和强大起来，这又是怎样发展的。历史记载以对现在情况的不断记录开始，同时也要一瞥过去，采集传统和传奇，解释在风俗和习惯中幸存下来的古代踪迹，通过这种方式就创造了过去的历史。这种早期历史应该是当前信仰和愿望的表达，而不应是过去的真实画面——这是必然的。因为许多事情从民族记忆中被遗漏了，另一些被扭曲了，还有一些过去的遗迹，为适应现在的观念被给以错误的解释了。此外，人们写历史的动机不是客观的好奇心，而是期望以此来影响他们的同时代人，鼓动和激励他们，或者在他们前面竖起一面镜子。一个人对成年期的事件有意识的记忆各个方面都可与第一类历史记载[即当时事件的编年史]相媲美。就他对童年时代的记忆的起源和可靠性而言，与民族最早期的历史是相一致的。当然这历史后来是为了具有倾向性的理由而汇编的。2768

那么，如果列奥纳多有关秃鹫落到他的摇篮的故事仅仅是后来一个时期的幻想，人们就会觉得在它上面花那么多时间很不值得。有人也许会满足于基于列奥纳多的爱好对此做出的解释：他（指列奥纳多）不隐瞒自己的爱好，他把自己对飞鸟的专注看作是命运的预先安排。可是若低估了这个故事，一个人就会很不公正，就好像很粗心地否定了在民族早期历史中发现的传奇、传统和所做的解释一样，即使有歪曲与误解，它们仍然代表着过去的现实。它们是早期年代里的人们形成的经验，并且是在曾经很强有力的、今天仍起作用的动机的支配下形成的。如果我们能够借助于所有起作用的知识力量把被歪曲的事扭转过来的话，那揭开传说材料背后的历史事实并不困难。同理，这也可揭开一个人童年时代的记忆或幻想。一个人对他童年时代的记忆的思索不是一件不值得注意的事情，通常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的残存的记忆，恰恰掩盖着他的心理发展中最重要特征的难以估价的证据。2769现在，当我们以精神分析技术这一极优秀的方法，帮助我们把隐蔽的材料显现出来时，我们就可以通过分析列奥纳多童年时代的幻想，大胆填补他生活故事中的空白。如果这样做，我们还不能满意我们所取得的确定性，我们就不得不用这样的思考来安慰自己了，关于这位伟大的、谜似的人物的许多其他的研究同样没有遭遇到更好的命运。

如果我们以精神分析学家的眼光来审视列奥纳多对秃鹫的幻想（phantasy of the vulture），那这个幻想就不会长久显得奇怪了。我们似乎能回想起在许多地方都见到过同类事情，例如在梦中。所以我们便大胆地从幻想自身特殊的语言中把它翻译成通常能被理解的文字。这个翻译可以看作是指向一种性的内容。一个尾巴，“Cada”，在意大利语中与在其他语言中相同，是男性性器官的最为人熟知的象征和起替代作用的一种表现。2770秃鹫用尾巴撞开孩子的嘴，并在里面强有力地拍击着。2771这种幻想中的情形与含阳（fellatio）行为，即把阴茎放进有性关系的人嘴里的性行为是相符的。很奇怪，这种幻想在特征上完全是被动的，就像在女人或被动的男同性恋者（是指在男性同性恋关系中扮演女人的人）的身上发现的一些梦和幻想。

我希望读者能克制自己，别因为精神分析被第一次应用到对一位伟大而又纯洁的人的记忆进行分析，就去对它进行无法原谅的中伤，就让愤慨的波涛妨碍你跟着精神分析前行。很清楚，这种愤慨绝不能告诉我们列奥纳多童年幻想的意义，同时，列奥纳多用最明确的方式承认了这个幻想。我们不能放弃我们的期望，或者，如果说得好听点，是不能放弃我们的偏见，即这类幻想必定有“某种”意思，与另外一些心理创造（psychical creation）——一个梦、一个幻想或一句妄想——有相似的方式。那就先让我们公正地倾听片刻分析工作吧，它的确还没讲到最后呢！

把男人的性器官放进嘴里并吸吮它的爱好，在体面的社会里被认为是令人恶心的性变态，然而在今天的妇女中间却频频发生——古时亦然，像一尊古时雕像所表现的那样，在做爱情形中，这一爱好完全失去了令人恶心的特征。医生们发现，甚至那些读过克拉夫特（Krafft-Ebing）的《变态性心理》或者从其他信息中也没有意识到以口淫的方式有可能获得性满足的妇女身上，也能从这种爱好中产生幻想。妇女们发现自发地产生这种渴望的幻想似乎并不困难。2772进一步地告诉我们，受到道德严厉的谴责的这种情况可溯源于一种最纯洁的初始状态。它仅仅是以不同的形式重复了我们都曾感受到愉悦的一种情形——即当我们还在受乳的时候（“essendo io in culla”）2773，把我们妈妈的（或奶妈的）奶头放在我们的嘴里吸吮它。这一经验的器官印象——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个快乐的源泉——无疑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无法抹掉的痕迹。在后来的日子里，当孩子熟悉了与人的乳房功能一样的牛乳房时，它的形状与它在肚子下的位置使孩子把它与阴茎联想在一起，性认识的初级阶段就实现了，这个初级阶段会使人产生令人厌恶的性幻想。2774

现在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列奥纳多把自己想象中的秃鹫的经验认为是他受乳期的记忆。幻想所掩盖的仅仅是在妈妈怀里吸吮乳头，或者被哺乳的回忆，这是人类美丽的一幕。他像许多艺术家一样，在圣母和她的孩子的掩护下，用过他的画笔进行描绘了。的确，还有一点我们不甚了解，而且这点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这种对两性同等重要的回忆被列奥纳多这个男人转换成了被动的同性恋幻想（homosexual phantasy）。我们把同性恋和吸吮母乳有什么关系的问题暂时放在一边，回想一下，事实上，传统观点的确把列奥纳多作为一个具有同性恋感情的人来表现的。

在这种关联中，我们的目的与那些对年轻的列奥纳多的指责——不管它是公正的，还是不公正的——都是不相干的。决定我们判断某个人是否是一个性倒错者（invert）2775，并不是他的实际行为，而是他的情绪态度。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关于列奥纳多童年幻想的另外一个难以理解的特征。我们把这个幻想解释为待母哺乳的幻想，并发现秃鹫替代了他的母亲。那么这个秃鹫从哪儿来？又如何恰巧在他所说的那个地方被发现的？

在这一点上，那来自遥远地方的一个思想涌上心头，它是那么迷人。在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中，秃鹫的画像代表着母亲。2776埃及人还崇拜女神，她被描绘成有一个秃鹫的头，或者是几个头，但其中至少有一个是秃鹫的头。2777女神的名字读做摩特（Mut），与我们的单词“Mutter”（母亲）读音相似，难道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那么，若是在秃鹫与母亲之间存在着某种真正的联系，又会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我们没有任何权利期望列奥纳多了解这种联系，因为第一个成功地读懂象形文字的人是生活在1790～1832年的查姆波林（Fransois Champollion）。2778

探究古埃及人是怎样选择了秃鹫作为母亲的象征的，这一点是非常有趣的。甚至对希腊和罗马人来说，埃及人现在的宗教和文明是科学的好奇心的对象：在我们自己能熟悉埃及遗迹很久以前，我们就已经从流传下来的古典作品中获得了我们可用的有关埃及遗迹的资料。作品中有一些是知名作者所写，如斯泰波（Strabo）、普鲁塔契（PIutarch）和阿美安斯（Ammianus），另一些著作是人们不熟悉的作家所著，其史料出处及写作日期都不确定。像赫拉波罗的《象形文字》和留传于世的那本作者名字是赫 姆斯（Hermes Trismegistos）神的关于东方教士的智慧的书。我们从这些史料中了解到，秃鹫之所以被看成是母亲的象征，是因为人们仅相信雌秃鹫的存在，这一物种被认为是没有雄性的。2779在古代自然之中我们能找到单性繁殖的相应例子：埃及人崇拜圣甲虫，把它当作有神性的，因为它被认为只有雄性的存在。2780

如果所有的秃鹫都是雌性的，人们便要猜测它们是怎样受孕的。这一点在赫拉波罗的论述中给予了充分的解释2781：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这些鸟停留在半空中，敞开它们的生殖器，风使它们受精。

我们此时意外地达到了一种境地，仅仅是不久前我们还当作荒谬并加以否决了的东西，现在看来是非常有可能的了。列奥纳多熟悉一则科学寓言是相当有可能的。在这则寓言里，埃及人让秃鹫担当起了母亲这个概念的形象化代表。他是一个涉猎极为广泛的读者，他的兴趣包括了文学和知识的全部分支。在《阿特兰特抄本》中，我们发现了一本他在一段特定的时间里所拥有的全部书籍的目录2782，并且还有大量对从他朋友那里借来的图书所做的阅读笔记。假如我们从里希特（Richter，1883）摘录的列奥纳多的笔记来推断，他的阅读范围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除了同时代的书外，自然史的早期著作在他阅读范围中很具代表性——所有这些书籍当时都已出版了。事实上，米兰是意大利新的印刷艺术的领头城市。

我们通过对一则信息的进一步探讨，便能把列奥纳多知道秃鹫寓言的可能性变为确定性。赫拉波罗的博学的编辑者和评论家就上面引用的原文做了下面这样的笔记（李曼斯，1835）：“然而这个关于秃鹫的故事被教会的神父们热切地接受了，他们凭借着从自然秩序中获取的证据，试图驳倒那些否认圣灵感孕的人，因此，几乎他们所有的人中都流传着这个话题。”

所以，单性秃鹫的寓言和它们的概念模式跟圣甲虫类似传说一样，绝非不重要的轶事；教会的神父们抓住这个对他们有利的来自自然史中的证据，来对抗那些怀疑神圣的历史的人。假如在最好的古代记载里秃鹫被描述为受孕于风，那为什么同样的事儿在相同情境中没能发生在女人身上呢？既然秃鹫的寓言变得这样重要，“几乎所有的”教会神父们都经常挂在嘴边，所以，我们就无法怀疑列奥纳多也知道这则被广泛地庇护和宠爱的寓言。

现在我们可以重构列奥纳多有关秃鹫幻想的起源了。他曾经很偶然地在一个神父那儿或者在一本自然史的书里读到了所有的秃鹫都是雌的，并且它们在没有雄性帮助的情况下能够自行繁殖，在这点上，一个记忆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来。这个记忆被改造成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幻想了，然而这个幻想是表示他也是个这样的小秃鹫——他有过母亲，却没有父亲，这一点与他的记忆联系起来了，那么重要的年龄印象——在母亲胸前吃奶时的快乐回声——唯一可以表达出来的一种方式联系在一起。教会的神父们引喻的圣母及其孩子的思想，即每个艺术家都珍爱的思想，对他来说，必定是助长了这个幻想的价值和重要性。的确，他能够以这种方式把自己等同于一个小基督，不只是这个女人的安慰者和拯救者。

我们剖析一个童年幻想的目的是要区分其中哪些是真正的记忆，哪些是后来被修饰、歪曲动机。在列奥纳多的情况中，我们相信现在我们了解了幻想的真正内容：秃鹫替代母亲揭示孩子意识到了自己缺少父亲，只有他和母亲为伴。列奥纳多是一个私生子的事实与他的秃鹫幻想是和谐的，只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能够把自己比作一个秃鹫的孩子。我们掌握的他童年时代的另一个可靠的事实是，大约在他5岁的时候，他被父亲的家庭接受了。我们完全不知道那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到底是他出生后的几个月里呢，还是在土地登记注册前的几周呢？在这里秃鹫幻想的解释是这样的：它似乎在告诉我们，列奥纳多一生中关键性的最初几年不是在他的父亲和继母身边度过的，而是和他那贫穷的、被抛弃的亲生母亲共度的，因此，他在一段时间里体验了缺少父亲的感受。这似乎是从我们精神分析的努力中得出的一个不够充分、却很大胆的结论，但是它的意义会随着我们继续深入的研究而增加。当我们考虑到列奥纳多的童年时代的情况确实对他起作用，这个结论的肯定性就被加强。史料告诉我们，在列奥纳多出生的那一年，他的父亲瑟·皮罗与出身很好的阿尔贝拉小姐结婚了，因为他们婚后一直没有孩子，所以他被他父亲的（确切地说是他祖母的）家庭收养了。就像文件证实的那样，那一年他5岁。在婚后不久便让一个年轻的、期望自己被保佑生养自己孩子的新娘来抚养一个私生子的事是很不常见的。他们在决定收养可能自己长得很讨人喜欢的小男孩（这对他们没有一个所希望的合法孩子的状况是个补偿）即私生子之前一定经历了几年失望的生活，如果他与孤独的母亲生活了至少3年，或许5年之后，才转变成有了父母双亲，那么这与秃鹫幻想的解释就是最吻合了。可这为时已晚。在生命的最初三四年里，某些印象已被固定，并且对外部世界的反应方式也已建立，反应方式的重要性永远不可能被后来的经验抵消。

如果一个人童年时代的难以理解的记忆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幻想一律强调这个精神发展中的最重要的成分是可靠的，那么，秃鹫幻想证实的列奥纳多生命中的最初几年是同他生母共同度过的这一事实，将会对他的内心生活的塑造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种情形的必然结果是，这个孩子——在他早年生活中就比别的孩子多面对一个问题——开始带着特殊的感情焦急地思索这个谜，就这样在他很幼小的时候，便成了一个研究者——被婴儿从哪来、父亲与婴儿的起源有什么关系等重大问题折磨着。这是一个很模糊的猜测：他的研究和他童年的历史就这样被联系着，促使他在后来声称：因为他还躺在摇篮里的时候，秃鹫就拜访过他，所以注定了他从一开始就要对鸟的飞翔问题进行探索。这样，在下文要说明他对鸟儿飞行的好奇心如何源于他童年时代关于性的研究，就不困难了。2783

第三章

我们在列奥纳多童年时代的幻想中，拿出秃鹫这个因素代表他的记忆的真实内容，而他这个幻想的来龙去脉有助于说明这个内容对他以后生活的重要性。在我们进行解释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内容被重新置于同性恋的情境中。用乳汁哺育了孩子的母亲幻化成了把尾巴放进孩子嘴里的秃鹫。我们已经断言，根据语言置换成替代物的通常方式，秃鹫的“尾巴”（coda）只能象征着男性生殖器——阴茎。然而我们不清楚想象活动是怎样成功地把男性的显著特征明确地赋予了象征着母亲的鸟，这种荒唐的观点使我们茫然不知怎样才能分解出列奥纳多的幻想创造有什么理性的意义。

不管怎样，当我们仔细考虑那些显然是荒谬的，在过去我们被迫放弃其意义的梦，我们就不该绝望。为什么一个童年时代的记忆比一个梦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困难呢？是什么原因呢？

记得当一个特性被单独发现时，是不能让人满意的，让我们赶紧加上另一个更显著的特性。2784

根据罗斯彻（Roscher）的词典中俊克斯勒（Drexler）写的条目，长着秃鹫头的埃及女神摩特是一个没有任何个人特征的人物，她经常与另外一些有鲜明个人特征的女神，如专司生育的女神（Isis）及爱神（Hathor）结合在一起出现，与此同时她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和崇拜者。埃及众神的特征是单个的神并不在结合的过程中消失。个别的神在与其他神融合的过程中继续独立存在。现在这个长着秃鹫头的女神通常被埃及人用男性生殖器来代表2785；她的身体是女性的，这由乳房来揭示，但是还有一个勃起的男性生殖器。

我们发现在女神摩特身上就像在列奥纳多的秃鹫幻想中女性和男性特征的结合一样。我们能否假设列奥纳多读了罗斯彻的书后了解了雌秃鹫的两性同体的性质，如此来解释这种巧合呢？这种可能性是很有问题的，显然他所接触到的资料不包含这个惊人的特征。这一巧合应追溯到在两种情形（指女神摩特与雌秃鹫的两性同体）中都起作用、但我们还不清楚的一个共同因素，似乎更有道理。

神话能够告诉我们，一种男性和女性特征的结合的雌雄同体的结构，不仅为摩特所有，而且也是其他神——像生育神和爱神们所有——虽然这些只可能是就他们也有母性的本性并能与摩特合并在一起来说的（诺玛，1903）。神话又进一步指出另一些埃及神，例如派生出希腊雅典娜的赛斯的内斯神，当初也被想象为两性同体，即两性人。还有许多这样的希腊神，尤其是那些与狄奥尼索斯（Dionysus）相联系的神，而且阿洛罗狄忒亦如此，她后来被限制在充当女性爱神的角色。神话也可能提供解释：把男性生殖器加在女性的身上是要企图表达最原始的自然创造力量，而且所有这些两性同体的神都是这样一种思想的表达：只有男性和女性要素的结合，神的完美才能得到一个有价值的体现。然而，这些思考中没有一个给那个令人迷惑的心理事实以解释，即人类想象力毫不犹豫地把一个欲体现母亲本质的形象，加上了与母性的一切相反的男性能力的标志。

婴儿性理论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解释，曾经有一段时间，男性生殖器被认为与母亲的形象并不矛盾。2786当一个男孩子第一次把他的好奇心转向性生活之谜时，他就被自己对生殖器的兴趣支配了。他发现自己身上的那个部分有价值、太重要了，以致使他不能相信那些他觉得与自己非常相似的人们身上会缺少那部分。因为他不能猜测出还存在另一种与此价值相等的生殖器结构，他便被迫得出一种假设：所有的人——女人，还有男人——都拥有一个像他那样的阴茎。这种定势牢固地植根于这个年轻的研究者心中，甚至当他第一次观察到小女孩的生殖器时，也未毁坏这种定势。他感觉到他身上真的有某种东西与女孩有别，然而他还是不能向自己承认：他的感觉内容是女孩子们身上不能找到阴茎。阴茎失踪了，这个离奇的、无法忍受的思想使他受到了打击，所以，他试图以这样的结论做妥协：小女孩也有阴茎，只是它还很小；将来会长大的。2787如果在以后的观察中，他的这个期望没能变成现实，他还有另一种补救的方法：小女孩也有一个阴茎，可是被割掉了，在它的那个地方留下了一道伤口。这个理论的进步已经含有了令人痛苦的个人经验。那时，这个男孩已经听过恐吓，如果他显示出对那个器官太浓厚的兴趣，那它对他来说如此亲爱的这个东西就会被拿走。在这种阉割恐吓的影响下，他现在用新的视角来审视他已经获得的有关女性生殖器的见解。今后，他在为男性而忧虑的同时，将蔑视那些不幸的创造物，像他推测的，严厉的惩罚已经降临到他们的身上。2788

在孩子还没有受阉割情结的支配之前，在他还认为女人充满价值的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表现出极强的窥视的欲望，这是一种性本能的活动。他想看别人的生殖器，最初全部的可能性是把它们和自己的相比较。来自于母亲的性吸引力不久会在对她的生殖器（他以为那会是一个阴茎）的渴望中达到顶点，直到后来他才发现女人没有阴茎。这种渴望就经常转变为厌恶感，在青春发动期这种厌恶感能变成神经衰弱、厌恶女人和长期的同性恋的原因。然而，他的强烈渴望固定在女人的阳具这一对象上，在孩子的精神生活中打下了无法抹去的烙印，他会特别彻底地深究幼儿的性。盲目地崇拜女人的脚和鞋表明他仅把脚当作了他曾经尊崇过的、后来又失踪了的女人的阳具的替代性象征，这也是清楚的，喜欢剪女人的头发的反常者扮演了阉割女性生殖器的行为者的角色。

只要人们坚持人类开始文明起来时的那种贬低生殖器和性的功能的态度，那就无法达到准确地理解儿童的性欲活动，或许还会找个庇护，声称这里所说的是不可信的。我们需要出自原始时期的类比来理解儿童的精神生活。经历了一代一代的漫长岁月，我们把生殖器看成是羞耻的东西，甚至（作为进一步成功的性压抑的结果）使人厌恶。如果一个人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性生活，尤其是那些代表人类文明的阶层的性生活进行广泛的调查，他会被引诱着声明2789，生活在今天的大部分人服从的是不情愿地繁衍后代的指挥。他们觉得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在这个过程中遭受到了折磨，被贬低了。在我们中间还能够找到另外一种只存在于粗野的社会底层的关于性生活的观点。在高雅的上层社会，这种观点被隐蔽着，因为它被认为是文化低俗的表现，人们违心地冒险去过性生活。在人类的初始情形全然不同。文明研究者的辛勤编辑给我们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据，生殖器最初是生命的骄傲与希望，它们被当作神来崇拜并且向重新学习的人类活动传播它们的神性。作为它们的基本特性升华的结果，出现了无数个神。当官方的宗教和性活动之间的联系从意识中隐去的时候，崇拜者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把这个联系在那些初学者中继续保持下去。许多神圣的东西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最终被从性欲中抽取出来，被钻空的残余物陷入耻辱之中。按照所有不可磨灭的东西是精神痕迹的说法，甚至崇拜生殖器的最原始情形仍能在近期的时代中存在，并且在今天的人类语言、习俗和迷信中都保留了整个发展过程中的各阶段的残余物2790，也就不足为怪了。

生物学中给人深刻印象的类似情况，使我们发现了个人精神的发展以忽略的形式重复了人类发展的过程。所以，对儿童心理的精神分析研究所得出的重视婴儿生殖器具有很高价值的结论，不会使我们把它当成是不可能的事。孩子关于母亲有阳具的假设，就是两性同体的女神，如埃及的摩特和列奥纳多童年幻想中的秃鹫的“尾巴”的共同来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误解：我们用两性人（hermaphrodite），并且在其医学意义上来表述这些神。他们之中没有一个具有真正结合的两性生殖器，厌恶所有的观看者的结合被畸形地表现出来了。所有发生的情况都是男性生殖器被附加在作为母亲标志的乳房上，正像儿童关于母亲身体的第一个想法中描述的一样。母亲身体的这种形式，原始幻想中的令人尊崇的创造物，在神话中被信徒们保存了下来。突出列奥纳多幻想中秃鹫的尾巴这点，现在我们能够做出如下的解释：“最初我的多情的好奇心是直接指向母亲的，那时我仍然相信她有一个像我一样的生殖器。”这是列奥纳多早期性研究的最明显的特征，我们认为这对他以后的整个生活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一点上，我们稍加思考就能清楚，我们还不应该满足于列奥纳多童年幻想中秃鹫尾巴的那种解释。其中似乎还包含着更多的我们未理解的东西。它的最惊人的特征毕竟是把在母亲胸前吃奶变成了被母亲哺乳，也就是说，变成了被动的形式，即处于一种同性恋者的情境。当我们想到历史上的列奥纳多，在其一生中犹如一个情感上的同性恋者那样所谈所行，是历史的可能性时，我们便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幻想是否能揭示出列奥纳多的童年与母亲的关系及与他后来显现出的即使是理想的（升华了的）同性恋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如果我们没有从对同性恋者的精神分析研究中了解到确实存在这种联系，并且事实上是一种密切的必要的联系，我们就不应该贸然地从列奥纳多被歪曲的记忆中做出这种联系的推论。

在我们这个时代，同性恋的男人们强烈地反对强加于他们的性行为上的法律限制，愿意通过他们的理论代言人，描述他们自己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特殊的性类型，作为“第三性别”（third sex）的一个中间的性阶层。他们宣称，他们是由器官决定了的先天被强迫从男人身上获得快乐，而无法在女人身上获得快乐的人。无论人们多么想以人性为由赞成他们的宣称，都必须有所保留地对待他们的理论，因为他们提出的理论没有考虑到同性恋的精神起源。精神分析提供了填补这个空白和对同性恋者宣称给予检验的方法。这个分析只在少数人的情况中取得了成功，但是到目前为止所进行的研究都产生了同样惊人的结果。2791在所有我们这些男性同性恋者的情况中，在其童年早期，都对一个女人，通常是他们的母亲，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性依恋（erotic attachment），这段经历后来被遗忘了。这种依恋在童年时期被母亲太多的温柔所唤起或鼓励，又进一步被父亲较小的作用所强化。塞德格强调了一个事实，同性恋患者的母亲通常是男性化的女人，她们具有强烈、显著的性格特质，能够取代父亲的位置。我偶然也见到过类似的事情。但是另一种情况给我的印象更深刻：开始父亲就不在，或者很早就离开了，以致男孩发现自己完全在女性的影响之下。的确，一个强壮的父亲的存在能够保证儿子在选择某一个异性对象时做出正确的决定。2792

经过初步的性研究阶段，转化过程便开始了，它的机制是我们所了解的，但它的动力我们还不清楚。孩子爱母亲不能继续有意识地向前发展，它屈服于压抑。孩子压抑了他对母亲的爱，他把自己放在母亲的位置上，使自己被母亲同化（identify），他以自己为模特儿，选择与自己相像的作为他的新的爱慕对象。这样，他变成了一个同性恋者。实际上他是悄悄溜回到自恋，待他长大成人以后，他现在爱的男孩是他自己儿童时代的替代性形象和复活，并且用他小的时候他母亲爱他的方式来爱这些孩子。正像我们所说的，他沿着自恋（narcissism）的途径找到他所爱的对象，根据希腊传说，纳西索斯（Narcissus）是一位宁愿喜爱自己的倒影也不喜爱任何东西的青年，后来他变成了可爱的水仙花。2793

更深层的心理学思考证明了这种主张：通过这种方式成为同性恋者的男人，在记忆中保持了对形象的无意识固恋。通过压抑把对母亲的爱保留在潜意识中，并且从此对她保持忠诚。他似乎在追求男孩，成为他们的情人，但实际上他是在逃避其他女人，这些女人能导致他不忠诚。

在个别情况的直接观察中也能使我们看到那种对男人的魅力十分敏感的人，实际上就像一个正常男人会被女人所吸引一样。每一次他都迅速地把从女人身上得到的刺激转移到一个男性对象上，他一次又一次地如此重复着这个机制，就是依靠这个机制他才学得了同性恋。

我们并不是硬要夸大同性恋心理起源（psychical genesis）的这些解释的重要性。显然，它们与为同性恋者申辩的人的正式理论是截然不同的。但是，我们知道，它们不是以对问题的可能性做出结论性的说明。由于实际的原因，所谓的同性恋或许是由各种各样的性心理抑制过程引起的，我们造出这许多过程中特殊的一个，也许只与一种类型的“同性恋”有关。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所选择的这种类型的同性恋能够显示出我们所需要的决定性因素，远远超出我们所预测的同性恋的数量。因此，我们不能否认未知素质的因素所起的作用，整体的同性恋现象通常可溯源于这些未知素质的因素。如果我们没有证明列奥纳多的秃鹫幻想是我们的出发点，他就是这种类型的同性恋者的证据，那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来探讨我们所研究的同性恋的心理起源。2794

关于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和科学家的性行为的详情，我们所知甚少，但我们可以确信他的同时代人对他的断言不会有重大的错误。根据世代因袭的传说，他是一个性需要和性活动异常减退的人，仿佛一种更高的抱负使他超越了人类普遍的动物性需要。他是否寻求过直接的性满足也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有过，那又是怎样的呢？或者，他是否全然不需要呢？无论怎样，我们也要在他身上寻找一种驱使其他男人急需进行性行为的情感趋势。因为我们不能想象任何人的精神生活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的性欲望——力比多的形成中没有一份欲望，即便这种欲望是违反了它的原始目标，或者制止它的实施。

我们不能期望在列奥纳多身上找到比不变的性倾向的痕迹更多的东西。然而这些痕迹指的是一个方向，使他被当作一个同性恋者看待。人们一向强调他只收那些十分漂亮的男孩或青年做学生。他亲切又体贴地对待他们、照顾他们，当他们生病时便像母亲护理自己的孩子一样亲自护理他们，就像他的母亲照顾他那样。由于他选择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美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才能，所以他们——开撒尔·达·赛斯托、鲍特拉菲、安德烈·撒拉诺、弗朗西斯科·米尔兹等等都没成为重要的画家。他们一般都不能独立于自己的导师，导师死后，他们便无影无踪了，在艺术史上没有留下任何明显的标记。而另一些人，却由于他们的作品能被称为列奥纳多的学生，如陆尼和拜兹（被称为索多玛），他自己可能并不知道。

我们认识到我们必然会遭到这样的反对意见，即列奥纳多对他学生的行为与他的性动机毫无关系，不能从中得出他特殊的性倾向的结论。对此我们愿意谨慎地提出反对，我们的观点解释了艺术家的某些行为特征，否则它们永远都是秘密。列奥纳多习惯记日记，他完全用手写体写（从右向左），这意味着只有他自己能明白。值得注意的是日记以第二人称来记。“从卢卡师傅那里学习根的增殖。”“你请教阿巴克师傅圆怎样变方。”（索尔米，1908，第152页）或者在旅途中：“我将去米兰办一些我的花园的事情——带两件行李。关于车床的事请教伯特拉菲，并请他磨光一块宝石。把这本书给安德烈·伊尔·托德斯柯（Andrea il Todesco）师傅留下。”2795（同上，第203页）或者在下定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时写道：“你必须在你的论文中阐明地球是一颗星，就像月亮或某些类似的东西，以证明我们这个世界的崇高。”（赫兹菲尔德，1906，第141页）。

顺便说一下，在他的日记中，像其他普通人的日记一样，经常把当天最重要的事件用几个字一带而过，或者对这些事只字不提。有些奇怪的账目，被所有的列奥纳多的传记作家引用了。这些账目记的是艺术家所花费的一笔笔数目很小的钱，相当的精细，就像是一位迂腐又吝啬的管家记的。另一方面，没有花费大笔钱的记录，也没有艺术家在家记账的证据。其中有一项与他给他的学生安德烈买的新斗篷有关2796：

银丝锦缎　15里拉4索多

深红丝绒　9里拉

镶边　9索多

纽扣　12索多

另一个非常详细的记录是他为另一个学生2797的不良性格及偷盗习惯而付出的全部费用：“1490年4月21日，我开始写这本书并重塑马的雕像。27981490年的圣玛丽从良节上，杰克莫到我这儿来，他只有10岁。”（边注：“偷窃、虚伪、自私、贪婪。”）“第二天我请人给他裁剪出了两件衬衣、一条裤子和一件外衣，当我用积蓄准备为这些东西付款时，他把钱从我的钱包里偷走了，虽然我完全可以肯定是他干的，但他永远都不可能承认。”（边注：“4里拉……”）对孩子的不端行为的报告这样絮烦，并以花费的账单结束：“第一年，1件斗篷，2里拉；6件衬衣，4里拉；3件夹克，6里拉；4双袜子，7里拉；等等。”2799

列奥纳多的传记作家们的愿望不是试图从他的微小弱点和怪癖出发来解答他的精神生活中的问题，他们对这些奇怪的账目分析的着重点在于艺术家对他的学生的慈爱和体贴。他们忘了应该解释的不是列奥纳多的行为，而是他留下了这些行为的证据这一事实。因为相信他的动机是要让他善良本性的证据落到我们手中是不大可能的，我们必须设想还有另一个动机存在，一个感情的动机导致他写下了这些笔记。如果没有在列奥纳多的记录中发现另一笔账目，我们就很难猜出这种动机是什么，它使得那个学生的衣服等笔记的意义清晰了，我们没想到他会有这个感情动机：

卡特琳娜死后的葬礼　27弗洛林

二磅蜡　18弗洛林

运输和立十字架　12弗洛林

灵车　4弗洛林

抬棺人　8弗洛林

4个神父和4个办事员　20弗洛林

敲钟　2弗洛林

掘墓人　16弗洛林

许可证——给官方的　1弗洛林

共计：108弗洛林

先前的花费

付给医生　4弗洛林

糖和蜡烛　12弗洛林

共计：16弗洛林

全部费用：124弗洛林2800

只有小说家米莱茨可夫斯基能够告诉我们卡特琳娜是谁。他从列奥纳多的另外两段简短的笔记2801中推断她是列奥纳多的母亲，芬奇地方贫穷的农村妇女。1493年她到米兰来看她的儿子，当时她41岁。她在那儿得了病，列奥纳多把她送进了医院。她死时，列奥纳多用这么豪华的葬礼向母亲表达了敬意。

这位心理小说家的这个解释不能得到证实，然而它所具有的诸多内在可能性，与我们从其他方面了解的所有的列奥纳多的情感活动是和谐的，所以我不禁把它当作正确的判断来接受。他成功地让感情屈服于研究的支配并且抑制它们的自由表达。但是即使是他，被压抑的欲望偶尔也会得到强烈的表达。对他挚爱的母亲的死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样。上面的账目中，葬礼的费用就是悼念母亲的一次表达，尽管这种表达被歪曲得无法辨认了。我们不清楚这种歪曲是怎样发生的，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正常的精神过程，我们确实不能理解它。但是，在反常的神经官能症的情形中，特别是在广为人知的“强迫性神经症”中，有这种相同的过程是我们熟悉的。在那儿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压抑，强烈的感情变为潜意识，又怎样转移到细微的甚至是愚蠢的行动中去。这些压抑下的感情的表达被降低到一个人不得不低估它们的强度的程度。但是这个细微的行为表现仍以急切的强制，表达了真正的植根于潜意识中的意识却极力地加以否认的冲动力量，只有像这样与强迫性神经症所发生的情况进行的比较，才能解释列奥纳多为他母亲葬礼花费的账单是怎么回事。在他的潜意识中，他仍然被带有性的色彩的感情系在她的身上，就像在童年时代那样。相反，来自后来的对童年时代的爱的压抑不能允许他在日记中为她建立起一座不同的更有价值的纪念碑。但是，却必须履行在神经性冲突的妥协中所出现的一切。这样，账目就被记入日记，变成后人知识难以理解的东西。

我们把从葬礼账目中所了解的情况类推到为学生们花费的账单上，似乎并不为过。它们是列奥纳多力比多冲动的点滴残余以强迫的方式和歪曲的形式寻求释放的另一个实例。按照这种观点，他的母亲和学生，与自己男子气的英俊相类似者，便成了他的性对象，就控制了他的性压抑。我们做这样的描绘，他以那种过分详细地记录他花在他们身上的钱数这样一种奇特方式暴露了他的基本冲突。这一点显示出列奥纳多的性生活确实属于同性恋的类型，我们已经成功地揭示了这种类型人的精神发展。这样，我们便不难理解他的秃鹫幻想中出现的同性恋情境了：因为它的意义确实像我们已经对那种类型的人所断言的一样。我们应该给它这样的解释：“正是由于与我母亲有这种性关系，我成了一个同性恋者。”2802

第四章

关于列奥纳多的秃鹫幻想我们还没有讨论完。列奥纳多用太直率的使人想起描述性行为的词汇（它一次次地用尾巴撞我的嘴唇2803），强调了母子之间性关系的强度。从他母亲的（秃鹫的）活动与突起的嘴的联系，我们不难猜测到还有第二个记忆包含在这个幻想之中，它可以被演绎为：“我的母亲无数次地热烈地亲吻我的嘴。”这个幻想是由被母亲哺乳和被母亲亲吻的记忆混合而构成的。

仁慈的自然赋予艺术家通过他创造的作品来表达其最隐秘的心理冲动的能力，甚至这些冲动对他自己来说也是隐藏着的。这些作品强烈地影响着对艺术家完全陌生的人们，这些人自己意识不到情感的来源。难道在列奥纳多一生的作品中，没有一件能够证明他记忆中保持的正是他童年时期最强烈的印象吗？人们当然期望在他的作品里找到某些东西。如果人们考虑到深刻的转变，通过这些转变，一位艺术家生活中的印象才能够对艺术作品有所贡献，那人们一定会相当谨慎地宣称自己的推理的肯定性，在列奥纳多的情况中尤其如此。

任何一个想起列奥纳多油画的人都会想到一个独特的微笑，一个立即令人沉醉又使人迷惑的微笑，这个微笑，作者把它凭想象画在他的女性形象的嘴上。这是一个挂在既长又弯的嘴唇上的永恒的微笑，这成了作者风格的一个标志，并被命名为“列奥纳多式的”。2804任何人看了佛罗伦萨人蒙娜丽莎·德·吉奥孔多的美丽非凡的脸孔时却会体验到它那最强烈、最困惑的效果。这微笑需要解释，也得到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没一个能使人满意。“几乎是经过了4个世纪，蒙娜丽莎仍然使那些久久地凝视过她的人谈论着她，迷失于其中，没有定论。”

莫瑟（Muther，1909）写道：“对观众特别有魅力的是这微笑的神奇魔力。数以百计的诗人和作家描绘过这个女人，说她刚刚还那么富有诱惑力地对我们微笑，现在她又冷冰冰地无魂似地凝视着空间。没有一个人能解开的谜一样的微笑，没有一个人读懂她思想的意义。每件东西，甚至风景，都神秘得如梦境一般，似乎都在一种淫荡的肉欲中震颤。”

蒙娜丽莎的微笑中凝结着两种不同的要素，这一思想触动了一些批评家。因此，他们发现支配着女性性生活的冲突节制与诱惑之间，最真挚的温情与最无情的贪婪的情欲之间的冲突（那无情的情欲是要消灭男人，好像男人是异己的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佛罗伦萨人的表情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下面是孟兹（1889）的观点：“我们知道，蒙娜丽莎·吉奥孔多在近四个世纪时间里对簇拥在她面前的赞美者们来说，一直是个诱人的不解之谜。没有任何一位艺术家（我借用一位笔名为皮锐·德·考雷的敏感作家的话）曾经如此完美地表达了女人的本质：柔情与媚态，端庄与神秘的感官快乐，寂寞的心和深思的头脑，一种克制的、仅流露快乐情绪的个性。”意大利作家安格罗（Angelo Conti，1910）在卢浮宫里看到一束阳光照射下的这幅画更充满了生机时说：“在庄重的宁静中这位夫人微笑着，好的征服的本能，邪恶的本能，女性的全部遗传，诱惑其他的意志，欺骗的魅力，隐藏着残酷的仁慈，所有这些都隐现于微笑的面纱背后，隐藏在她诗一般的微笑之中，好的和糟的，残忍的和同情的，美妙的和狡猾的，她笑着……”

列奥纳多在这幅画上花了4年的时间，或许是从1503年到1507，那是他在佛罗伦萨居住的第二个时期，当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根据瓦萨利的说法，他使用了精心设计的方式使夫人能愉快地坐着，脸上保持着那个著名的微笑。他当时用画笔在画布上展现的所有微妙细节，在目前状态中的这幅画里已荡然无存了。当它还在绘制之中的时候，它就被认为达到了艺术的最高成就。然而列奥纳多自己对它并不满意，这是肯定的。他没有把它交给委托人，并声称这幅画尚未完成，而后把它随身带到了法国。在那里，保护人弗朗西斯一世从他那儿获得了这幅画，并把它送进了卢浮宫。

让我们放下蒙娜丽莎的尚未解答的面部表情之谜，来注意一个无法辩驳的事实。对艺术家来说，她的微笑所展示的魅力就像对以后400年间所有看到它的人一样强大。从那时起，这个迷人的微笑便反复出现在他所有的以及他的学生的画中。由于列奥纳多的蒙娜丽莎是一幅肖像，我们就不能设想他由于自己的原因而在她的脸上加上了一个富于表情的特征——一个并非她自己具有的特征。因此，似乎难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在他的模特儿脸上发现了这个微笑，并被深深地迷住了，便在他的幻想中把这个微笑进行了自由创造。例如，康斯坦丁诺娃就提出过这个不很牵强的解释（1907）：

在艺术家为蒙娜丽莎·德·吉奥孔多画肖像所占用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他怀着同情感观察了这位夫人面部特征的微妙细节，并把这些特征，尤其是神秘的微笑和奇怪的凝视迁移到后来他所有的绘画或素描的脸孔上了。吉奥孔多特殊的面部表情还可见于卢浮宫中《施洗者约翰》的画里，尤其在《圣母子与圣安妮》2805中玛丽的脸上更是清晰可辨。

这种情况还可以另一种方式发生。不止一个列奥纳多的传记作家感到有寻找吉奥孔多微笑的魅力背后的更深层原因的必要，因为这微笑的魅力是如此使艺术家心动，以至于他一生都无法摆脱。沃尔特在蒙娜丽莎的画像中看到了一种“神采……一种表现了千百年来男人们向往着的富有表情的神采。（1873）”他极为敏感地写道：“略带着某种邪恶的深不可测的微笑进入了列奥纳多的所有作品。”当他声明了下面这段话时，他就把我们引向了另一条线索：

“除此以外，这幅画是一幅肖像。我们看到这个形象从列奥纳多童年时代起就在他的梦的结构中有了鲜明的轮廓了。若不是清晰的历史证实，我们很可能想象这个形象就是他理想的夫人，最后在这幅画中被具体化和被看到了……”

赫茨菲尔德（1906）无疑有些与沃尔特·佩特相似的思考。她声称列奥纳多在蒙娜丽莎中找到了自我，所以，他才能把自己的诸多天性融进肖像之中，“在列奥纳多心中，画的特点全在于神秘的移情”。

让我们尝试着澄清这里的这些见解。很可能是列奥纳多被蒙娜丽莎的微笑迷住了，因为这个微笑唤醒了他心中长久以来沉睡着的东西——很可能是往昔的记忆。这个记忆一经再现，就不能再被遗忘，因为它对他来说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他不断地给它注入新的表现力。佩特充满信心地宣称，我们从列奥纳多童年时代就可以看到，像蒙娜丽莎那样的脸在他梦中就已经轮廓清晰了，这似乎很令人信服，并能成为可靠的依据。

瓦萨利提出，“笑着的女人头”2806形成了列奥纳多第一个艺术努力的主题。因为这段话并没有要证明什么，因此是毋庸置疑的。关于这点，在肖恩（Schorn，1843）的译文中有更具体的说明：“他在年轻的时候，用泥塑造了一些笑着的女人头，后来又用石膏复制了，有些漂亮孩子的头被他师傅当作模特儿了……”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他凭着塑造两类对象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这使我们不能不想起从列奥纳多的秃鹫幻想的分析中推断出来的两类性对象。如果漂亮孩子的头是他自己童年时代的再现，那么，微笑的女人就是他母亲卡特琳娜的副本。我们开始猜想他母亲拥有这种神秘的微笑的可能性——他曾遗忘了这种微笑，当他在佛罗伦萨的夫人脸上重新发现它时，深深地被它迷住了。2807

列奥纳多的油画中，在绘画时间这一点上与《蒙娜丽莎》最接近的是被称为《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的那幅画，即《圣母子与圣安妮》。画中最美的是列奥纳多式的微笑，并且很清晰画在两个女人的脸上。想弄清楚列奥纳多是在画蒙娜丽莎之前还是之后多久开始画这幅画的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两幅作品的创作都持续了几年的时间，我想，或许可以认为艺术家是同时创造它们的。如果列奥纳多的身心被蒙娜丽莎的特征强烈地占据，就会激励他从幻想中创造出圣安妮这个形象，那就与我们的预期结果很一致了。因为，如果吉奥孔多的微笑唤起了他脑海中对母亲的记忆，那就容易理解这个微笑怎样使他立即去进行创造，以表示对母亲的赞美，促使他把在贵妇人脸上看到的微笑还原在母亲的脸上。因此我们透过蒙娜丽莎的肖像，把我们的兴趣倾注到另一幅画上，它的漂亮毫不逊色，现在也悬挂在卢浮宫里。

圣安妮及她的女儿和外孙是意大利绘画中极少表现的主题。列奥纳多的处理不同于其他所有已知的形式。莫瑟写道（1909，第1卷，第309页）：

“某些艺术家，像汉斯（Hans Fries）、老赫尔宾（Holbein）和吉罗拉莫（Girolamo dai Libri），他们让安妮坐在玛丽身旁，把孩子放在他们两人之间。另外一些艺术家，像雅各布（Jakob Cornelisz）在柏林的画中画的那样，真正画出了‘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2808换言之，他们把圣安妮画成抱着形象稍小的玛丽，形象更小的救世主坐在玛丽的身上。在列奥纳多的画里，玛丽坐在他母亲的膝头，身体向前倾斜着，两臂伸向男孩，男孩正在玩一只小羊羔，对它似乎有点不和善。外祖母坐着，一只胳膊露在外面，面带着极乐的微笑凝视着另外两个人。当然这个组合是受着某种限制的。虽然这两个女人唇际的微笑与蒙娜丽莎画像上的微笑一样，却没有了离奇和神秘的特性，它所表达的是内在的感情和静谧的幸福。”2809

当我们对这幅画研究了一段时间后，突然我们清楚了只有列奥纳多能画出这幅画，就像只有他才创造出秃鹫幻想一样。这画是对他童年时代历史的综合，要考虑到列奥纳多生活中个人的印象，才能理解画的细节。他发现，在他父亲的家里，不仅他善良的继母唐娜·阿尔贝拉，而且他的祖母，他父亲的母亲——蒙娜丽莎（Monna Lucia）也像一般的祖母（我们这样假设）那样温柔地对待他。这些情形能使他想到创作一幅画来表现在母亲和祖母的照料下的童年生活。这幅画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有着更重大的意义。圣安妮——玛丽的母亲，孩子的外祖母，一定是一位主妇，在画中她应该被塑造得比圣母玛利亚更成熟、更严肃一些，但她却被塑造成一个风韵犹存的年轻女人。事实上，列奥纳多给了男孩两个母亲，一个向他张开双臂，另一个在背景中，两个人都被赋予了母亲般的快乐的幸福微笑。这种独特性使得评论这幅画的人们都感到吃惊，例如莫瑟认为列奥纳多横不下心来画有皱纹的老年人。由于这个原因，圣安妮被画成了容光焕发的美女。然而，我们是否满足这个解释呢？另外一些人（寄希望于）却否认母女之间年龄上的相似。2810但是莫瑟的解释试图证明这个印象：圣安妮被画得这样年轻是来自于画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某种隐秘的目的虚构的。

列奥纳多的童年时代与画中的情景异常准确地相似。他有两个母亲：第一个是他的亲生母亲卡特琳娜，在他三至五岁期间，他被迫离开了她；然后是他的年轻的温柔的继母，他父亲的妻子唐娜·阿尔贝拉。把这个有关他童年时代的事实与上面提及的那一点（他的母亲和外祖母的存在）2811结合起来，把它们凝结成一个整体，《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的构思就成形了。离男孩较远的母性特征，即外祖母，不仅在外形上，而且也在与男孩的特殊关系上，与他原先的亲生母亲卡特琳娜相符。艺术家似乎在用圣安妮的幸福微笑否认和掩盖着这个不幸女人感觉到的忌妒，一种被迫放弃自己的儿子，把他交给出身高贵的对手时的妒嫉，就像她曾经放弃了孩子的父亲一样。2812

图2

图3

就这样，我们在列奥纳多的另一幅作品中找到了对我们猜想的证明，即蒙娜丽莎·德·吉奥孔多的微笑唤醒了长大成人的列奥纳多对他童年早期的母亲的记忆。从那时起，意大利绘画中的夫人和贵族太太就被画成卑微地低着头，脸上挂着卡特琳娜那种奇怪而又幸福的微笑。这位可怜的农村姑娘把自己杰出的儿子带给这个世界，命中注定了他要从事绘画、研究，并忍受痛苦。

如果列奥纳多成功地在蒙娜丽莎脸上再现了这个微笑所包含的双重意义，无限温柔的许诺和同时存在的邪恶的威胁（引用佩特的话），那也就是在这里真实地保持了他早期记忆的内容。因为他母亲的温柔对他来说意义重大，决定了他将要来临的命运和困难。秃鹫幻想中的强烈的爱抚只不过是太自然了。因为爱孩子，可怜的、被遗弃的母亲不得不宣泄出对她曾经享有过的爱抚的所有记忆和渴望新的爱抚。她被迫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弥补她没有丈夫的痛苦，而且也是要弥补她的孩子得不到的父爱。所以她像所有满足的母亲一样，用她的小儿子来代替她的丈夫，使他过早地性成熟，并剥夺了他的一部分男子气。一个母亲给予婴儿的哺育和照顾的爱远比她对后来成长着的孩子的爱更为深厚得多。在自然完美的爱情关系中，母爱不仅能实现所有的精神愿望，而且也满足了所有的肉体需要。如果母爱代表着可达到的人类幸福的一种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它能够满足充满希望的冲动，而不遭受指责，假如这些冲动长期被压抑，一定被称为性变态的（perverse）。2813在最幸福的年轻夫妻中，父亲意识到孩子，特别是男孩，会变成他的对手，这是与喜爱的人或物抗衡的开始，这种抗衡深深地植根于潜意识之中。

当列奥纳多在壮年时再见到那种幸福和令人着迷的微笑时（这微笑在他母亲爱抚他时曾经掠过她的嘴唇），他本来已经长期处在一种压抑之中，这妨碍他再渴望从女人的嘴唇得到爱抚。

但当他成了一位画家时，他就努力用画笔来再现这个微笑，在所有的画中表现这个微笑（事实上，是他亲自这样做，或是指导学生这样做），把它画在《丽达》、《施洗者约翰》和《巴克斯》中。最后两幅画是同一类型变种。莫瑟说（1909）：“列奥纳多把《圣经》中的贪食者变成了巴克斯，一个嘴角带着神秘的微笑，交叉着光滑双腿的年轻的阿波罗，用沉醉于感觉快乐的眼睛注视着我们。”这些画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气氛，人们不敢透视这种秘密，至多是试图把它们与列奥纳多的早期创作建立起一种联系。这些形象仍然是两性同体，但已不再有秃鹫幻想的意味了。他们是美丽的带着女性的精巧与外形的青年，他们没有垂下眼睑，而是在神秘的喜悦之中凝视着，似乎他们得知了一个幸福的伟大成就，却又必须保持沉默。我们熟悉的这个迷人的微笑引导着人们去猜测那是一个爱的秘密。很可能列奥纳多在这些形象中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男孩时的愿望，即迷恋母亲，在男性与女性本质的充满幸福的结合中得以满足，以此来否定他的性生活的不幸，并在艺术中成功地超越了这个不幸。

第五章

在列奥纳多的笔记本里，有一条记载引起了读者的注意，那是由于该记载的重要性和一个小的形式上的错误。

1504年7月他写道：

“1504年7月9日，星期三的7点钟，瑟·皮罗·达·芬奇，波特斯塔宫的公证人，我的父亲在7点钟去世了。他享年80岁，留有10个儿子和两个女儿。”2814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这笔记说的是他父亲的死。形式上的小错误是死亡时间的重复，7点钟给出了两次，好像列奥纳多在结束这个句子时忘了他在开头已经写过了。这只是一个小细节，任何一个不是精神分析学家的人都不会重视它，甚至注意不到它，即使是注意到了，他可能会说任何人在那个“分心”（distraction）或者情感体验强烈的一刻都会犯这样的错误，那没有什么更深的意义。

精神分析学家的想法就不同了。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太小的，以至于不能作为隐藏精神过程的现象。他一向认为“忘记”或“重复”这种情况是有重大意义的，并且恰恰是“分心”隐藏着在其他情况中的冲动，并在此时显露了出来。

我们应该说，这段笔记像卡特琳娜葬礼的账目和给学生们花费的账目一样，说明列奥纳多压抑他的印象是不成功的，某些事情长期被掩盖，导致了歪曲的表现，甚至形式也是相似的：同样有着学者式的精确和对数字的强调。2815

这类重复我们称之为持续性言语。这是表现感情色彩的极好的方式。例如，回忆一下圣彼得在但丁的《天堂篇》中为反对他那在人间的毫无价值的代表人物而进行的长篇激烈的演说：

在地上，那个篡夺了我的座位的，

我的座位，我的座位在上帝的

儿子的眼睛里还空着呢。

他使我的埋葬之地成为污血的沟、垃圾的堆。2816

若没有列奥纳多的感情抑制，笔记中的这段记录可能会这样写：“今天7点，我的父亲去世了——瑟·皮罗·达·芬奇，我可怜的父亲！”但是，在他做的这份死亡报告中，持续性言语转到了最不重要的细节上，父亲死亡的时间，这剥夺了记载中的全部情感色彩，我们再来看看这里掩盖着的和被压制着的东西吧。

瑟·皮罗·达·芬奇，一个公证人而且是几代公证人的后裔，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获得了别人的尊敬和成功。他结了四次婚。前两个妻子都没生孩子就死了，只是到了第三个妻子，在1476年，才给他生了第一个合法的儿子，那时列奥纳多已经24岁了，这时距他把父亲的房子改成他师傅瓦罗奇奥的工作室，也已有很长时间了。当他父亲娶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妻子时，已经50多岁了，这个妻子给他生了9个儿子和两个女儿。2817

毫无疑问，列奥纳多的父亲在他性心理的发展中也起了重要作用，这个作用不仅反映在男孩童年初期父亲的缺失这一消极因素，而且也反映在童年生活的后一阶段父亲出现这一直接因素上。没有一个孩子不希望母亲把自己放在父亲的地位上，并在想象中把自己等同于父亲，在以后的生活中把超过父亲获得优势当成自己的任务。当不到5岁的列奥纳多被接到他祖父的家里时，他年轻的继母阿尔贝拉必然取代了那个与他感情密切相联的亲生母亲的地位，他肯定发现了他处于那种正常的与父亲竞争的关系中。像我们所了解的，赞成同性恋的决定通常发生在青春期那几年。当这种决定在列奥纳多的情况中达成，他的父亲认同作用对他的性生活就失去了全部意义。然而它仍然继续存在于其他非性活动的领域。我们听说他喜欢华丽的优美的服装，他拥有仆人和马。虽然瓦萨利说：“他几乎什么都没有，也很少工作。”这些嗜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他的美感，我们认为这其中同时存在着强迫模仿和要超越父亲的因素。对可怜的农村姑娘来说，他的父亲是一位高贵的绅士，儿子亦不断受刺激，向往扮演一个高贵的绅士，并要“胜过希律王”2818，展示给他父亲一个看起来真正的高贵绅士。

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感觉就像一个父亲对孩子一样，这是没有疑问的。列奥纳多的父亲认同作用是一种对他的画影响很大的作用。他创造了这些画，然后就不再关心它们了，就像他的父亲不关心他一样。在这种强迫中他父亲后来的关心并没有改变什么，因为强迫来自童年早期的印象，以后的经验无法修正那些被压抑的和保存于潜意识中的事情。

在文艺复兴时期，甚至在更晚些的时间里，每个艺术家都需要依附于一个显贵的绅士、资助人或保护人，这个人给他种种委托，他手中掌握着艺术家的命运。列奥纳多找到了被人们称为摩洛工业的斯弗尔兹做自己的保护人。斯弗尔兹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他热爱壮丽的事物，在外交方面异常精明，但他有怪癖和不可信赖的性格。在他米兰的宫廷里，列奥纳多为斯弗尔兹服务，他的创造力得到了无拘无束的发展。这个时期是列奥纳多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最后的晚餐》和斯弗尔兹的骑马塑像足以证明。在斯弗尔兹遭受劫难以前，他就离开了米兰，后来斯弗尔兹死于法国地牢中。当列奥纳多听到他的保护人死亡的消息时，他在日记里写道：“公爵失掉了他的爵位、财产和自由，他从事的工作没有一件被完成。”2819显然，他指责他的保护人的这句话正是后人对他的指责，这当然是有重大意义的。他想让他父辈中的某个人为他自己留下未完成的作品的情形负责。从事实上看，他对这位公爵的指责并不错。

如果说作为艺术家对他父亲的模仿是无益的，那么早在童年时期他对父亲的反抗就决定了他在科学研究领域同样能获得杰出的成就。米莱茨可夫斯基做了一个令人钦佩的明喻（1903）：列奥纳多像一个在黑夜中醒得太早的人，这时其他人都还睡着呢！他还勇敢地做了一个大胆的断言，并且所有的独立研究都证实了这个断言的正确性：“一个人当出现不同观点，求助于权威时，那这个人不是用理性工作，而是用记忆工作。”2820列奥纳多成了第一位现代自然科学家，他也成了希腊时代以来第一位只通过观察和自己的判断来探索自然秘密的人，他的胆量使他产生了大量的发明和具有启发性的思想。他教诲人们必须轻视权威及抛弃对“古人”的模仿，坚持主张对自然的研究是所有真理的源泉，指出在人可能达到的最高理想中，只是重复着一面（one-side）的观点，并且当他还是个小孩子，好奇地注视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已经具有这个观点了。如果我们把科学的抽象概念转到个人的具体经验，我们看到的是“古人和权威仅与他的父亲相呼应，大自然则再一次变成哺育了他的温柔、慈善的母亲。在许多其他人身上，如此强烈地需要来自某类权威的支持，以至于那个权威受到了威胁，他们的世界就开始崩溃，这一点今天与原始时期是相同的。只有列奥纳多能够免于这种支持，假如在他生命的最初期他没有学会在缺少父亲的情形下生活，他就做不到这一点。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先决条件，才有他后来的大胆的、独立的科学研究，童年的性探索没受到他父亲的压抑而存在着，后来就成了排斥性成分的延续的探索。”

当一个人像列奥纳多一样在他童年的最早期2821就摆脱父亲的恫吓，并在他的研究中摆脱了权威的束缚，而我们发现他仍是一位虔诚的信徒，无法摆脱宗教的束缚，这与我们希望的情况就全然不同了。精神分析学使我们熟悉了父亲情结和对上帝的信仰之间的内在联系，它向我们显示出，一个个人的上帝，从心理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高尚的父亲。每天我们都在获得有关这点的证据：一旦当父亲的权威在年轻人心里破除时，他们便失去了宗教信仰。所以我们认为，宗教需要扎根于父母情结中。全能而又公正的上帝，仁慈的大自然，在我们看来是父母亲的崇高升华，或者说是关于父母的概念在小孩子心目中的再生。按生物学的观点来讲，宗教应溯源到小孩子的长期的无助和对帮助的需要。当他在以后生活里的某一日，知觉到在生活强大的力量面前他是怎样的弱小和没有指望，感觉到自己的情形与童年时一样，就试着用回复那种保护了他婴儿时期的力量来掩盖自己的失望。宗教把对精神病的预防赐予信仰宗教的人，这种预防很容易得出解释：个人的罪疚感和人类的罪疚感都源于父母情结，宗教启动了这个情结，并通过它来解决罪疚感，而不信教的人必须自己解决这个问题。2822

列奥纳多的实例似乎表明了这种宗教信仰的观点并没被误解。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有人指控他不信教或说背叛基督教（那时二者是一回事）。关于这些在瓦萨利（1550）为他写的第一本传记中有明确的记载。瓦萨利在他的《生活》第2版（1568）中删去了这方面的论述。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宗教问题极为敏感，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为什么列奥纳多甚至在笔记本上也不直接表明他对基督教的态度。在他的研究中，他不能容忍自己被《圣经》中创世的描写引向最小偏差的歧途。如，他对宇宙洪水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在地质学上他计算了成千上万年的期限，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比现代人毫不逊色。

在他的“预言”中，有一些事情肯定会触犯基督教信徒的敏感的感情。例如，“关于对着圣徒们的肖像进行祈祷。”

“人们对着那些全无察觉，睁着眼睛看不见任何东西的人说话，人们跟他们交谈，却没有得到回答，人们向那些长着耳朵的却什么也听不见的人乞求恩赐；人们为瞎子点灯。”（赫茨菲尔德，1906，第292页）

或者，关于“耶稣受难日的悼念”。

“在欧洲的每个地方，无数的人为死在东方的一个单身汉而哭泣。”

关于列奥纳多的艺术的观点我们已经有过描述。他从神圣的形象中把它们与教会之间联系的最后残迹除去，并赋予它们人生，把人类伟大而美好的情感通过它们表现出来。莫瑟称赞他克服了当时流行的颓废情绪，恢复了人的感官快乐和享受生活的权利。在那些显示出了列奥纳多是怎样倾心于大自然奥秘的研究笔记中，总会有些段落表现了他对造物主，一切奥秘的最终源泉的赞美；但是没有什么话语表明他愿意与这个非凡的力量维系任何的个人关系。他晚年的一些深刻睿智的见解流露出他乐于服从于自然的法则，而且不期望自身的痛苦从上帝的仁慈和恩典中得到解脱。毋庸置疑，列奥纳多战胜了教条的和个人的宗教，他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背离了基督教信徒观察世界的立场。

前面提到的我们对儿童精神生活的发展已达到的那些发现，使我们想到在列奥纳多童年时期最初的探索中，也涉及到了性欲问题。的确，通过把对热切希望和秃鹫幻想结合起来，通过选择鸟儿飞翔问题作为他注定要关心的问题——这是一系列特殊境况的结果——他用显而易见的伪装把这境况泄露出来。在他的笔记中有一段有关鸟儿飞翔的十分模糊的记述，似乎是一种预言，极好地表达了感情色彩很浓的兴趣。正是这种兴趣，使他醉心于如何模仿鸟的飞行技术来取得成功：“伟大的鸟的第一次飞行将从‘大天鹅’的背上开始，它会使整个的世界为之震惊，使所有描写它的文章给它赞誉，它给自己的诞生地带来永恒的光辉。”2823他可能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飞翔，我们从能实现愿望的梦里了解到巨大的幸福来自于愿望的实现。

然而，为什么许多人都会梦到自己能够飞呢？精神分析学这样回答的：飞翔或者成为一只鸟，只是另一种希望的乔装打扮，这比梦见无论是词还是实物的一座桥，都更能使我们认识到那种希望究竟是什么。当我们想到，人们常告诉爱提问的孩子，婴儿是由像鹳那样的大鸟带来的；当我们发现，古人把男性生殖器形容成有翅膀的；当我们得知，男性的性活动在德语中最通常的表述是“v?geln”[德语的鸟是“Vogel”]；在意大利语中男性器官实际上被称为“luccello”[“鸟”]；所有这些都只是有联系的整体思想中的片断，从这个思想中我们明白了，梦中期望能飞只能被理解为渴望性行为。2824这是婴儿早期的一种愿望。当一个成年人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的时候，对他来说那似乎是一段幸福的时光，在那时他尽情欢乐，对未来不做任何打算，正是因为如此，他那样羡慕孩子们。但是，如果孩子们能亲自告诉我们一些早期的信息，也许将会是一个不同的故事。童年似乎不是幸福快乐的诗歌，只是我们在回忆中歪曲了它。正相反，经过几年的童年生活，孩子们受到要长大的愿望驱使，要做大人的事情。这个愿望是他们所有游戏的动机。无论怎样，孩子们在自己性研究过程中感到，在这个如此神秘并重要的范围内，有些事很神奇，可那是成年人的事情，却不允许他们去做，也不让他们知道。这使他们充满能做那样子的强烈渴望，他们梦到它正在飞翔，或者他们准备着把经过伪装的愿望放到以后的梦里去。因此，最终在我们的今天实现了航空，这同样可以找到在婴儿性欲方面的根源。

列奥纳多向我们承认，从他的童年时代开始他就以特殊的和个人的方式专心于飞行问题，他也给我们证实了他的童年研究直接指向性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希望的、对现时代的儿童进行研究所应得到的结果。这几乎是一个与压抑无关的问题，但恰恰是压抑使他后来成为性冷淡的人。从他童年起直到他智力完全成熟，基本相同的题目——只是在意义上稍有变化——始终吸引着他。他所渴求的技艺很可能在机械方面是无法达到的，像他早年的性欲得不到满足一样，或许他在这两方面的渴望都受到了挫折。

的确，伟大的列奥纳多在他一生中不止一个方面保持孩子般的特点，据说所有的伟大人物都必然保留着某些儿童的天性。甚至当他成人以后还继续做游戏，这便是他为什么使他的同时代人感到难以理解，显得古怪的另一个原因。只有我们对他为宫廷里的节日及盛大宴会制造极为精致的机械玩具感到不满，因为我们不想看到艺术家把他的精力用于这样的琐事。他自己却好像显得很乐于这样支配时间，因为瓦萨利告诉我们，甚至在没人委托他做这些事时，他就已经制造了类似的东西：“那里（在罗马），他得到了一块软蜡，并用它做了非常精巧的动物，里面充满了空气，当他把空气吹进它们的身体，它们便会飞起来，而空气跑掉以后，它们就落回到地面。贝维迪尔的葡萄酒酿造者抓了一只很特别的蜥蜴，列奥纳多从其他的蜥蜴身上取下皮肤给它做了一对翅膀，翅膀里注入水银，这样当它爬行时，翅膀就会震颤且启动。接着，他又为它做了眼睛、胡须和嘴角并驯服了它，把它放在一只盒子里，用来吓唬他的朋友们。2825这种具独创性的游戏常常是为了表达一个严肃的思想。”他经常把羊肠很用心地清洗得非常干净，可以把它们拿在手里，有时把它拿到一个大房间里，在隔壁的房间里，放上铁匠用的鼓风机，把羊肠系在鼓风机口，往羊肠里打气，直到胀开的肠子占满了整个房间，使人们不得不到角落里。他通过这种方式让人们明了羊肠是怎样逐渐变得透明的，并充满了空气。最初，羊肠只占一个小空间，逐渐扩展到整个房间，因此，他把羊肠比作天才。“在无害的掩饰和巧妙的伪装下，他的寓言和谜语都表现出了同样的幽默快乐。而谜语又以”预言的形式出现，它们几乎都是富于思想的，情趣的缺乏到了惊人的程度。

在列奥纳多具有想象力的游戏与恶作剧的某些情形中，使得那些在这方面误解了他的性格的传记作家误入了歧途。例如，在列奥纳多的米兰语手稿中有些是致“索里奥（地名，即叙利亚）的道达里奥、巴比伦王国总督圣苏丹”的信的草稿。他在这些稿子中谈到了自己被作为工程师派到东方的某些地区去实施一些工程，他为有人说他懒惰作了辩护，他提供了那里的城市和山区，小镇的地形图，并且还讲述了他在那里时所发生的一个重大的自然现象。2826

1883年，里希特试图根据这些文件来证明列奥纳多在旅居埃及、苏丹期间确实做了这些事情，甚至在那里信奉了伊斯兰教。按这种观点，应该是1483年以前的一段时间他对那里进行了访问，即他住进米兰公爵的宫廷之前。然而，另一些聪明的作家毫不费力地发现，列奥纳多的所谓东方旅行只不过是年轻的艺术家想象力的结果。他创造它们是为了自我消遣，也表达了他想周游世界和探险的愿望。

另一个关于他创造性想象力的例子，可能是在《芬奇研究院》这一作品中被发现的，作品中有五六个象征性符号，互相之间以极为复杂的形式联结着，其中包含着研究院的名字。2827瓦萨利提到了这些设计，却没提及研究院。孟兹用其中一个作为他的有关列奥纳多的著作的封面设计，他是相信《芬奇研究院》的真实性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可能，列奥纳多的游戏本能在他更成熟的年龄消失了；可能，这种游戏使他发现了进入研究活动的途径，这种研究活动表现出了他的个性最终、最高的发展。但是，只有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期享受了最高的、却无法再得到的性快乐，那他挣脱与童年的这种联系的过程必将非常缓慢。

第六章

蔑视这样的事实是无益的！今天的读者觉得所有疾病的来历都很使人厌恶。他们抱怨说审查一个伟大人物的病历永远不会导致对他的成就及其重要性的理解，研究伟人身上的这些事情是一种无用的、不恰当的做法，因为这些事情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很容易被发现，等等，以此来表达他们的厌恶。显然，这种批评是不公正的，以致只能把它当作一个借口和伪装来理解。审查病历的目的根本不是想使这个伟人的成就变得无法理解，人们肯定不会因为某人没有去做他从来没想要做的事情而受到谴责。但反对的真实动机与此不同。如果我们把传记作家们审视他们的主人公的非常特殊的方式记在心上，我们就能发现这些动机。在许多情况中，因为他们自己的感情生活，从开始他们就感到对自己的主人公会特别喜爱，所以他们选择自己的主人公作为他们的研究主题。然后，他们把自己的精力贡献给这个理想化的任务，目的在于把这个伟人放进他们所设计的婴儿模式中，还在于在他身上恢复孩子对父亲的理想。为满足此心愿，他们除去了主人公生理学上的个人特征，他们消除了他一生中与内外抵抗斗争的印记，他们不允许他有人类的弱点和缺陷的痕迹。这样，他们实际上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冷酷的、陌生的和理想化的人物，来取代我们感到与我们有着遥远关系的那个人。这样，他们为了幻觉牺牲了真理，为了他们的婴儿幻想，放弃了深入人类本性的最迷人的秘密的机会，十分令人遗憾。2828

列奥纳多本人热爱真理、渴求知识，他不会妨碍人们试图把他本性中的不重要的特点及谜团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因为这是为了要找到什么因素决定了他的精神和智力的发展。我们用向他学习的方法向他致敬。假如我们研究了他的发展从童年起就必须付出牺牲，假如我们把那些给他打上了失败的惨痛烙印的因素集中在一起，这不是在贬低他的伟大。

我们必须清楚地强调，我们从没把列奥纳多当作一个神经症者，或者如那些拙劣的语词所称是“神经疾病的患者”。任何一个抗议我们的人都会说我们胆大包天，居然使用病理学范围内的发现来审查他。其实他们坚持的仍然是我们今天已经明智地抛弃了的偏见。今天，我们认识到了健康与疾病（illness），正常人与神经症人之间不再有显著的差别，并且神经症特征不再一定是普通低级的证据。我们也知道了神经症症状是一种结构，它代替了某种压抑的结果，从一个孩子到一个有教养的人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这些压抑。我们还知道我们都会产生这种代替结构，只是其数量、强度和分布使我们有理由使用实用的疾病的概念，推断素质低劣的存在。从我们所了解的列奥纳多个性的一些微不足道的痕迹出发，我们倾向于认为他与我们所描绘的“强迫性”的神经症类型很相似。我们可以把他的研究与神经症患者的“强迫性沉思”（obsessive brooding）进行比较，把他的抑制与我们所了解的“意志缺失”（abulias）加以比较。

我们研究工作的目的是要解释在列奥纳多的性生活和艺术活动中的抑制。据此，我们应该概述一下在他的精神发展过程中我们所发现的东西。

我们没有关于他的遗传方面的资料。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他童年时期的偶然遭遇对他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和干扰性的影响，他的非法出生剥夺了他父亲对他的影响，直到他五岁时为止。只有他母亲向他敞开心灵，给他温情的诱惑，他是他母亲唯一的安慰。他母亲的亲吻使他过早地达到性成熟。有一个现象能肯定地证明，他毫无疑问地进入了一个婴儿性活动时期，那就是他所进行的婴儿性研究的强度。他的视觉本能和求知本能被童年早期的印象最强有力地刺激着，嘴的性感带（erotogenic-zone）得到了强化，此后从没放弃过这种强化，从他后来夸大了对动物的同情这种相反的行为，我们能够推断，在他童年时代的这个阶段并不缺少强烈的施虐狂特性。

一个强有力的压抑的高潮结束了这个童年时期的过分的行为，并形成了某些倾向，这些倾向在青春期变得明显了。这种变化的最显著的结果是每一种原始的感官活动都受到了回避，这使得列奥纳多在禁欲中生活，并给人以“无性人”的印象。当青春期的刺激像洪水一样冲击着男孩时，这种冲击却没能迫使他发展一种有价值的和有害替代结构而令他患病。因为过早地倾向于性好奇，他的相当大部分的性本能需要升华为一种广泛的求知，因此逃避了压抑。只有很小一部分力比多继续给予性目的，它代表了一个发育迟缓的成年人的性生活。因为他对母亲的爱被压抑了，性目的不得不采取同性恋的态度，用对男孩子们理想的爱来表明性的存在。对他母亲的固恋及对他们之间关系的温馨记忆的固恋继续被保持在潜意识中，但暂时处于静止状态之中。在这种方式中，压抑、固恋、升华都在性本能对列奥纳多的精神生活发生影响时起作用。

列奥纳多从童年的微贱脱颖而出成为一位艺术家、画家和雕塑家，这源于他的一种特殊的天赋，这种天赋被童年早期视淫本能的早熟觉醒所加强。如果不是能力所限，我们最乐于描写艺术活动是怎样来自于心理的原始本能。我们必须满足于强调这个事实，即一个艺术家创造出来的东西，同时也是他的性欲的一种发泄，我们几乎不可能再怀疑这个事实。在列奥纳多的情形中，我们能够指出来自于瓦萨利的研究资料（上文中）：笑着的女人头和漂亮的男孩。换言之，他的性对象的代表，在他早期的艺术努力中是值得注意的。列奥纳多在青春时期的工作之初似乎是无拘无束的。正像他生活中的外部行为是模仿他的父亲一样，他也在米兰这样度过了男性创造力和艺术生产的时期。在那里，命运有幸使它在洛德维克摩罗公爵的身上找了父亲的替代者。我们的经验很快就得到了证明：几乎全部的真正性生活的压抑都不能给升华了的性倾向的实现提供最有利的条件，由性生活决定的模式发生效用。列奥纳多的活动和迅速做出决定的能力开始下降，他那谨慎和拖沓的倾向作为干扰因素在《最后的晚餐》中已经很明显了。这个倾向影响了他的技巧，因而对其伟大作品的命运也就有了决定性作用。渐渐地出现在他身上的这个过程只能比作神经症者身上的退行（regression）。他在青春期变成为一位艺术家的发展过程，被在婴儿早期就已决定了的使他成为一位科学研究者的过程掩盖了。他的性本能的第二个升华（艺术）让位给最初的升华（科学），当第一个压抑到来时，升华的时机就成熟了。当他成为一位研究者时，最初仍然为他的艺术服务，到后来就孤立了艺术、远离了艺术。由于他的保护人，父亲的替代者的失去，他的生活笼罩着一种阴暗的色彩，这个退行的手段承担着越来越大的比例。他变得“对绘画非常不耐烦”2829，这是一位与德斯特伯爵夫人有书信往来的人告诉我们她很想得到他的一幅画。他被过去了的婴儿时期控制着。但是代替了艺术创造的研究工作，似乎包含了一些显出潜意识本能的活动，永不满足、持之以恒及缺乏适应现实环境的能力的特点。

当他刚刚50岁的时候，亦正值其生活的巅峰时期，在这个年龄，妇女的性特征已经开始衰退，而男人在这个年龄力比多经常会有更加旺盛的发展——一个新变化向他袭来。他的最深层的心理内容再一次活跃起来，这有利于他的艺术，当时他的艺术正处在举步维艰的状态。他遇到了一个唤醒他母亲那充满情欲的快乐又幸福的微笑的记忆的女人，在这个苏醒了的记忆的影响下，在他艺术努力开始时起促进作用的因素恢复起来了，那时他也以微笑的妇女为模特儿。他画了《蒙娜丽莎》、《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和一系列以神秘的谜一般的微笑为特点的画。在他最早的性冲动的帮助下，他体验到了再一次征服艺术中的压抑的欣喜。在我们的眼中，这个最后的发展，在逼近的老年的隐蔽下显得很模糊了。在这之前，他的智慧翱翔于世界构想的最高实现，这个最高实现远远地超出于他生活的时代。

在前面的几章中，我已经呈现出了可以找到什么样的正当理由来解释列奥纳多的发展过程的图景，提出了他生活中的这些细节，解释了他在科学和艺术之间的摇摆。假如因为我的这些叙述，激起了对我的批评，甚至是精神分析学的朋友或者专家的批评，认为我仅仅是写了一部精神分析小说，我将回答说，我远没有过高地估计这些结果的肯定性。我像其他人一样，受这位神秘的伟大人物的吸引力驱使，在他的天性中人们发现了只能用如此鲜明的抑制来表达自己的强大的本能激情。

然而，无论列奥纳多的生活真相怎样，我们不能停止对它作精神分析解释的努力，甚至我们能完成一种新突破。我们必须用通常的方法，在传记领域中界定出精神分析学所能取得成绩的限度。否则，每一种将来可能出现的解释，都会成为一种失败摆在我们眼前。在精神分析研究控制下的材料是由一个人生活的历史组成的：一方面是事件的偶然情况和背景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这一对象被记叙过的反应。在心理机制知识的支持下，努力为他的本性建立一种在他的反应力量上的动力学基础，揭示他的心理原始动机力量以及它们以后的转变与发展。如果这样是成功的，在他生活过程中的个性行为就能在性格和命运、内外力量的结合中得到解释。假如这样做不能提供任何的肯定的结果，这就可能——在列奥纳多的情况中是如此——不该指责为精神分析学的错误或方法不适当，而在于与列奥纳多相关的资料不准确、不完整，用传统的方法得到的资料就是如此。所以，应该为这个失败负责的是那些传记作家们，因为精神分析学被迫在如此不充分的材料基础上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看法。

但是，即使我们掌握的史料非常丰富，即使我们对心理机制的论述有最大把握——这是非常重要的两点——精神分析研究仍然不能使我们理解一个人怎样必然地成了这样的人，而不是另外一种人。在列奥纳多的情况中，我们不得不坚持这种观点：他非法出生的偶然性和他母亲的过分温存对他的性格的形成，对他后来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他儿童时期之后开始的性压抑把力比多升华为求知的欲望，并且造成了自此后他全部生活的性静止状态。当童年第一次性满足之后，这个压抑不再发生了。在另外某些人身上，它可能不会发生，或在极小范围内发生。我们必须认识到，精神分析的方法不能进一步决定达到自由王国的程度。同样地，一个人没有权利宣称：压抑这个高潮的结果，是唯一可能的结果。可能另一个人没有成功地把力比多升华为求知欲，使大部分的力比多免于受压抑。在相同的影响下，或许一个人会承受对其智力活动的永久性挫伤，或者试图控制强迫性神经症。我们留下了精神分析学也无法解释的列奥纳多的两个特征：即他那十分特殊的压抑本能的倾向，及他升华原始本能的卓越能力。

本能及本能的转变在精神分析学的界限内是可能辨别的，在这一点上它被生物学研究代替了。我们必须寻找在压抑倾向的源泉中的性格在生理基础上的升华，心理结构只是后来建立在这个生理基础上的。因为艺术的天赋和能力与升华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必须承认，艺术功能的本质按照精神分析的方法也是无法解答的。今天生物学研究的趋势，是把一个人器官构造中的主要特征，解释为男性与女性的素质混为一体的结果，这种观点以（化学）物质为基础。列奥纳多英俊的体形及他的“左利手”，也许可以被用来支持这一观点。2830无论如何，我们将不会离开纯心理学研究的基础。我们的目的是要表明，在本能活动的过程中，一个人的外部经验和他的反应之间的联系。即便精神分析学没有阐明列奥纳多的艺术能力的事实，至少提出了它的那些现象和我们对那些现象理解的限度。似乎只有具备了列奥纳多童年时代的经验的人才能画出《蒙娜丽莎》和《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才能使他的作品招致如此令人忧伤的命运，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才能达到这样令人吃惊的成就。似乎在他童年的“秃鹫幻想”中隐藏着他所有成就和不幸的答案。

然而，一个人能否接受这个研究发现呢？这个发现是“恋亲丛”（parental constellation）2831。这个偶然情况对一个人的命运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例如，列奥纳多的命运取决于他的非法出身及他的第一个继母康娜·阿尔贝拉的不孕。我认为一个人没有权利不同意这样的研究。如果一个人认为偶然性对我们的命运是没有价值的，他就会陷入一种虔诚的宇宙观（view of the Universe），当列奥纳多写“太阳不动”时，他就在克服这种观点了。在公正的上帝和仁慈的天命没能很好地保护我们免于这种影响，我们的生命最没有防御能力的时期，我们自然会感觉到受了伤害。同时，我们也会全然忘记。事实上，每一件与我们的生活有关的事情都是机遇，从我们自身起源于精子和卵子的相遇始。不过，机遇分享了自然的法则和必然性，它仅仅是缺少与我们的愿望和幻觉的任何联系而已。在我们设立的“必然性”和我们童年时代的“偶然性”之间，究竟哪一个是我们生活中的决定因素，仔细斟酌，仍不能肯定。但总的来说，童年初期的明确的重要性不可能再被怀疑。我们都仍然表现得太少尊重自然（在列奥纳多的晦涩的话语里，能使人忆起哈姆雷特的诗句）。列奥纳多说：“自然中充满了无数的‘原因’，它们永远都不会进入我们的经验。”2832

作为人类的每一个人，都只能与这些自然力量的“原因”的无数实验中的一个相符合，在这个实验中，它们（原因）走进了我们的经验。

米开朗基罗的摩西2833

（1914）

孙庆民乔元松译

索宇环校

邵迎生修订

按语

本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对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所创造的摩西（Moses）这一艺术作品的解释。文中提出艺术作品打动人以后的奥秘在于，作者在作品中所表达出来的意图在观众心中唤起与之同样的情感态度和心理品质。同时指出，在艺术品的欣赏中对一些为人所忽视的细节的注意和分析，可以使人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主题思想。此文对了解弗洛伊德的心理美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米开朗基罗的摩西

我或许应该立即说明，在艺术上我可不是什么鉴赏家，只是个外行而已。我常常发现，艺术作品的题材比其形式及技巧对我更具吸引力，尽管艺术家们认为艺术品的价值首先且主要在于其形式和技巧的质量。我没有能力恰当地去赏析艺术品所采用的各种表现手法及获得的艺术效果。我这样说的目的是想得到读者的谅解，以允许我在此作一番艺术欣赏方面的尝试。

然而，艺术品确也给我以强有力的影响，尤其是那些文学作品和雕塑作品，绘画作品的影响相对弱一些。当我凝视着这些艺术品时，我总要在它们身上花费好多时间，试着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即扪心自问这些艺术作品的效果应该是怎么样的。每当我做不到这一点时，譬如在音乐方面，我几乎得不到任何乐趣，我的理性（或分析）思维倾向使我无法被什么艺术作品感动，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会这样，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成为这个样子的。

这使我认识到这样一个明显的、自相矛盾的事实：正是那些宏伟壮观、雄踞人寰的艺术创作却对我们形成了难以理解的幽幽之谜。我们赞美它们，我们被这些艺术珍品所征服，但我们却说不清它们向我们呈现了什么。我读书不多，不知道是否已有人论及这个现象；极有可能某些美学家已经觉察到，这种智性上的困惑是一件艺术品要达到它极致效果的必要条件。在我，是极不情愿相信这种必要性的。

我的意思不是说艺术鉴赏家和艺术爱好者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赞美这些艺术品。在我看来，他们能言善辩得很。但在一件伟大的艺术品面前，他们往往各执己见；而对那些谦虚好问的仰慕者所提出的需要解释的问题，他们却都缄口无言。我认为，那如此强有力地吸引了我们的正是艺术家的意图（intention），为此他在其作品中成功地注入这种意图并使我们领会这一意图。我意识到，这不是一件仅仅靠智力能够理解的事情；作者的目的是在我们心中唤起与他相同的情感态度，同样的心理品质，正是这种心理品质在他身上产生了创作的动力。为什么艺术家的意图不能像其他精神生活的东西那样，用语言交流，用语言理解呢？也许，就伟大的艺术作品而言，不运用精神分析法就不会解决这一问题。如果作品确实有效地表达了艺术家的意图和感情活动，那么作品本身就一定得这样分析。当然，要弄清艺术家的意图，我必须首先找出他作品中所表达的意思和内容；换句话说，我必须能够解释这件作品。因此，艺术作品可能需要解释，只有诠释了作品，我才能够知道我为何被它如此强烈地感染着。我甚至冒昧地希望，作品的魅力不会因为我们对它进行的一番分析而减损。

我们来研究一下莎士比亚的代表作《王子复仇记》吧，这部剧作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2834我一直密切地关注着精神分析文学，并接受了它的观点，即只有当悲剧素材被追溯到恋母情结（Oedipus）这一主题思想时，莎剧的感染力之谜才能最终得以解开。但在这种追溯完成之前，百口不一，针锋相对的解释不胜枚举[参见《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264～266页]。关于主人公的性格以及剧作家的用意的猜度更是五花八门！莎士比亚是代表一个病人，一个弱者，还是代表一个于现实无益的理想主义者来要求我们的同情的？许多这样的解释丝毫不能打动我们！——它们对于戏剧的效果什么也没说，反让人觉得该剧的魅力只在于其思想的深刻和语言的瑰丽。然而，正是这些诠释恰恰说明：我们有必要在该剧中寻找另外的某种力量源泉，难道不是吗？

在这些令人费解的精湛的艺术品中，还有一件就是米开朗基罗的大理石雕像《摩西》，它保存在罗马维科里的圣皮埃特罗教堂里。众所周知，这座雕塑只是教皇巨大陵墓的极小一部分2835，原本是艺术家为至高无上的教皇朱利叶斯二世树立的。每当读到称颂该雕塑的话，诸如它是“近代雕塑之冠”之类（格林，1900，第189页），我总是十分高兴。因为没有一件雕塑作品能像这尊摩西像那样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有许多次我沿着被人冷落的科尔索加富尔那陡峭的石梯来到寂静的广场，被遗弃的教堂在那儿茕茕孑立，试图在那儿承受摩西这位英雄愤懑的目光。有时，我谨慎小心地从阴森的教堂踽踽而出，仿佛自己也是他所怒视的暴民中的一员——这些暴民既无信仰又没涵养，一旦重获幻想中的偶像便欣喜若狂。

但是，我为什么把这座雕像称之为令人费解的艺术品呢？毫无疑问，塑像表现的是摩西，犹太人的法规制定者，手里拿着刻有《十诫》的律法书（法版）。这是完全肯定的，不过也仅仅如此。就在1912年，一位艺术评论家马克斯·索尔兰特（Max Sauerlandt）曾说过：“世界上没有哪一件艺术品像这位头上长角的摩西一样，遭到如此众说纷纭的评判，仅是对这个人物形体的解释就出现了正反两种说法……”依据5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2836，我将先研究与摩西这一形象有关的疑惑；在这些疑惑的背后隐藏着理解这件艺术品的最根本、最有价值的东西，揭示这一点应该是毫无困难的。

第一章

米开朗基罗的摩西雕像呈坐姿；他的身体朝着正前方，脸上有茂密的大胡子，头扭向左边，右脚放在地上，左腿抬起，仅有脚趾触地。他的右臂一端抵在《十诫》律法书上，另一端摸着胡子；左臂放在大腿上。2837若要我更加详细地描述他的姿态，那就必须先说说在后面我们将要讨论的内容。顺便说一句，各类作家对这座雕像的描述竟是那样出奇地失当。他们对自己不懂的地方进行了不准确的描述。不理解的东西也就是不能准确地感知和复现的东西。格林（Grimm，第189页）描述道：他“右臂放在律法书上”，右手“握着胡子”。（1900）卢布克（Lübke，1863，第666页）说道：“他深受震动，右手抓住蓬松飘逸的美髯。”斯普林格（Springer，1895，第33页）说：“摩西左手按在身上，右手似乎下意识地插进那卷曲的大胡子。”贾斯蒂（Justi，1900，第326页）认为，他的右手手指摆弄着胡子，“就像现代人激动时摆弄表链一样”，孟兹（1895）也强调这种摆弄胡子的姿势。汤德（1908，第205页）谈到“右手拿着律法书紧贴于肋部，显出一副沉着、坚定的神态”。与贾斯蒂和博伊托（Boito）不同的是，他甚至连右手呈现的激动的迹象也没看出来，哪怕是在右手上。雅各布·伯哈特（Jacob Burckhardt，1927，第634页）抱怨道：“手一直握着胡须，这种姿态一直保持在这位巨人将头转向另一侧时。”雅各布·伯哈特批评说，“那条健美的左臂实际上只起到把胡须压在身上的作用。”

既然各人的描述有如此差异，那我们遇到关于雕像五官的不同解释也就不足为奇了。我觉得，对摩西的面部表情，还是汤德（1908，第205页）描绘得最为准确。他从塑像上感觉出“一种愤慨、痛苦、蔑视掺杂在一起的表情——紧锁的眉头表现出愤怒，目光中饱含着痛苦，而轻蔑则表现在突出的下唇和下撇的嘴角”。但别的仰慕者肯定是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这件雕像作品的。比如，杜帕蒂（Dupaty）就认为“他那威严的眉毛犹如透明的面纱，正好将其非凡的思想半遮半掩”。2838另一方面，卢布克（1863，第666～667页）却声称：“如果你想从他头上看出超常智慧的迹象，那只能徒劳；他的下弯的眉毛并不能表示什么，顶多不过是说明他有无比的愤怒和冲天的蛮力。”吉罗姆（Guillaume，1876，第96页）对摩西面部表情的解释与上述几种相去更远。他说在摩西面部没看到任何情感，“仅有一丝傲气，一股尊严，一线信仰。摩西的眼光洞察到人类的前途，预感到他的子民将不断繁衍生息，他的律法将永恒不变”。孟兹（1895，第391页）也认为，“摩西的视野远不止人类的范围，他能看到只有他的目光才能到达的神秘世界。”在斯坦曼（Steinmann，1899，第169页）看来，这位摩西确实已“不再是威严的立法者，不再是罪恶的劲敌，不再带有耶和华的疾愤，而是一位永恒的伟大的神父，仁慈而有先见之明，额头上反射出永恒之光，向他的人民做最后道别”。

还有人甚至认为米开朗基罗的摩西根本就无足称道，而且他们对此直言不讳。一位评论家在1858年的《评论季刊》（第103期，第469页）上写道：“从总的构思来说雕像缺乏意义，这使整个作品失去了灿烂的光辉。”更令人吃惊的是，有人甚至认为摩西不值得崇仰。不仅如此，他们对他产生反感，并抱怨他的形象凶恶，头颅造型极似动物。

那么这位艺术大师是否真的在这块石头上刻画出这种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图像，以致招来如此众多的不同解读呢？

不管怎样，又一个问题出现了，它把第一个问题也包含在内。米开朗基罗是想在这个摩西身上创造出“对性格和气质永恒的研究主题”，还是想把摩西一生中某一特定的时刻，或者说，最有意义的时刻塑造出来？大多数评论家同意后一种可能性，并且能够告诉我们，艺术家把摩西一生中的什么时刻镂刻在大理石上，以使之永世长存。这个重要时刻便是，摩西从西乃山上帝那里得到恩赐的《十诫》（法版），然后走下山来。这时他发现他的人民恰好正在围着自铸的一个金牛犊起舞欢庆。正是这个场景吸引住了他的目光，正是这个场面唤起他脸上所呈现的那种种表情——再过一刻这些情感就将化作他猛烈的行动。米开朗基罗抓住了人物这最后的犹豫瞬间，即暴风雨前的平静，来进行艺术塑造。在下一个瞬间，摩西将一跃而起——他的左脚已从地上抬起——把《十诫》摔在地上，向他的那些没有信仰的人民大发雷霆。

在支持这种解释的人们中仍存在着许多不同的个人见解。伯哈特（1927，第634页）写道：“雕像所表现的那一刻，摩西可能看到人民对金牛犊顶礼膜拜，正欲起身。他的形象由于一个即将爆发的猛烈行动而极富生机，而他所特有的非凡体力又使我们心惊胆战地等着该行动的发生。”

卢布克（1863年，第666页）说：“仿佛就在此刻，他那炯炯的目光正直视人们对金牛犊礼拜的罪孽，他心潮澎湃，荡击全身。震惊之下，他右手抓住飘动的美髯，似乎想稍稍控制一下自己的行动，以便在下一个瞬间让怒火更加势不可挡地喷发出来”。

斯普林格（1895，第33页）赞同这一观点，但是也提出了一个疑虑，这一点疑虑在本文的后面将引起我们的注意。他说，“性情刚烈的主人公内心极不平静，好不容易才克制住汹涌的激愤……于是我们便不由自主地被带入一个戏剧性的场面，相信雕塑表现摩西当时看见以色列人对金牛犊顶礼膜拜，正要愤怒地跳起来的那一刻。确实，这种印象很难和艺术家的真正意图相符，因为摩西这个形象和其他五尊位于教皇陵墓上方的坐像一样，最初只是想制造一种装饰效果。但这种印象却非常有力地证明了艺术在摩西这个人物身上所要表现的活力与个性”。

有一两位作家，虽未真正接受这种金牛犊论，却对其主要观点持赞同态度，即：摩西正要跳起来，采取行动。

根据格林的说法（1900，第189页），“摩西这个形象充满了威严、自信，仿佛天下惊雷都要受制于他，不过在愤怒雷霆暴发之前，他尚在控制自己，他要看看他想要消灭的仇敌是否胆敢向他进攻。他坐在那儿，似乎就要站起来，他那高傲的头颅从肩膀上昂起；右肘压着《十诫》，右手抓住波浪般飘洒在胸前的胡须，他的鼻孔大张，即将脱口而出的语言仿佛冲击着他的嘴唇”。

希思·威尔逊声称（Heath Wilson，1876，第450页）：摩西的注意力受到刺激，他就要跳起来，却仍有些犹豫；他那蔑视与愤慨交织的目光也有可能变得慈祥怜悯。

沃尔夫林（W?lfflin，1899，第92页）谈到了“抑制的行动”。他说，这种抑制出于摩西自身的意志；这是他发作并跳起来之前自我控制的最后瞬间。

就雕像表现了摩西看到金牛犊时的行为来说，贾斯蒂（1900，第326～327页）的解释最趋极端。他指出了一系列迄今为止无人注意到的细节，并据此提出了他的假设。他要我们注意两版圣书就要滑落在石座上。“他’或许正朝着喧嚣声传来的方向张望，脸上的表情似乎表明他已有不祥的预感；或者，可能是那令人憎恨的景象令他惊恐失色。他又惊恐又痛心，身躯重重地沉下去。2839他已在西乃山度过四十个昼夜，如今已疲倦不堪了。恐惧、命运的突变、罪恶，甚至幸福本身，都在这一刹那历历在目，但又没法抓住它们的本质，没法探出它们的深度，也没法估计它们的后果。这一瞬间，摩西觉得，他的一切努力都前功尽弃了。他对自己的子民完全绝望。此时此刻，内心的情感不由自主地从一些细小动作中流露出来。圣书从右手滑落在石座上；圣书的书角已触到石座，他用前臂将它们夹住。手却伸向前胸摸着胡须，由于头转向右侧，手便把胡子挽向左边，打破了这件特有的男性装饰品的对称性。看上去他的手指好像在抚弄胡须，就像现在有人激动时摆弄表链一样。他的左手埋在覆盖着他身体下部的长袍里——按照《旧约》的说法，脏腑乃感情所在之处——而左脚已经收回，右脚向前伸去；再过瞬间他就会跳起来，他的精神力量将要从感情转化为行动，他的右臂就会移动，圣书将滑落到地上，可耻的亵渎神灵的凡夫俗子将用流血来赎罪……”“这并不是剑拔弩张的紧张时刻。精神上的痛苦仍在压迫着摩西，令他几乎崩溃。”

纳普（Knapp，1906，XXXII）持完全相同的观点，只是他在叙述的开头没有提到那个疑点2840，而是把圣书下滑之说引向纵深。“他刚才还和上帝单独地在一起，现在却被尘世的声音分散了注意力。听见喧嚷、唱歌和跳舞的嗓音，把他从冥思中惊醒；他的目光随着头转向喧闹声传来的方向。一时间，惊恐、怒火、失控的感情纵横交织于他那伟岸的身躯。他一旦跳起来向他的那些染上恶习的子民大发雷霆的话，圣书就会下滑，摔在地上，摔得粉碎……这是艺术家所选择的最紧张的瞬间。”因此，纳普强调的是动作前的准备，而不是像某些人那样，认为塑像表现的是主人公试图对激愤的感情加以扼制的情景。

不可否认，贾斯第和纳普所尝试的这类解释，很值得关注。这是因为他们的分析并未止于人物形象的一般效果，还考虑到以塑像的个别特征为依据；这些特征我们常常不大注意，因为我们常易被总体印象所局限，只及一点不及其余。头部明显地左转，目光随之视向左边，同时身躯前倾，这一造型说明，正在端坐的摩西突然在左前方看见了什么东西，从而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抬起一只脚只能意味着他准备跳起来，除此之外别无他意2841；如果我们假设，由于摩西一时情急，圣书从手里滑脱，即将摔落地面，主人公拿圣书所采用的极不寻常的姿势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因为《十诫》是最神圣之物，不能像随身的普通物体那样随意放置）。根据这一观点，我们可以相信，雕像记录了摩西一生中特殊而又重要的一刻，至此我们也可以确信，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时刻了。

但是汤德的两个说法却使我们对原本以为明白了的东西不明白了。这位批评家说道：在他看来，圣书不是下滑而是被“牢牢握住”。他注意到“右手稳稳地放在圣书上”这一细节。如果我们亲自审视一下雕像，我们也会毫无保留承认汤德是正确的。圣书放得很稳，没有下滑的危险。摩西的右手支撑着圣书，或者说圣书支撑着摩西的右手。的确，汤德没有说明摩西持握圣书的姿势是准确的，但这也不能用来证明贾斯蒂以及其他人对持握圣书的解释是正确的（汤德，1908，第205页）。

第二个说法更有权威性。汤德提醒我们，“这尊雕像是米开朗基罗计划完成的六座中的一座，原是打算雕尊坐像。这两个事实都证明米开朗基罗并不打算以此雕像记录某一特别时刻。因为按照第一种构思，即塑造一组呈坐姿的人像计划——以表现充满活力的生命（vita activa）和冥想者（vita contemplativa）——就排除了这尊雕像意在记录特殊历史事件的可能。根据第二个事实，即表现一种坐像姿态——此乃整部雕塑作品艺术构思的要求，却与历史事件的性质发生矛盾，即与摩西走下西乃山来到营地的事件相冲突。”如果我们接受汤德的这种异议，那么，我还可以增加这种说法的分量。摩西像与另外五尊像（根据后来的速写草图来看，或许是三座）是用来装饰陵墓底座的。与摩西对应的一尊雕像原计划是保罗像。另外一对，表现生命活力和冥思者的雕像取形于利厄（Leah）和雷切尔（Rachel）——一对真正的站像，被置于陵墓上方，因为它们尚未完成，形象很惨。这样，摩西就成了整体的一部分，而我们也就没有理由想象，摩西雕像意在激发观赏者想象：摩西正要从座位跳起来，跑去制造一场混战。如果其他几尊雕像未表现出准备采取激烈行动的话——这种可能似乎很小——那么，单独的一尊雕像却让我们认为它要脱离自己的座位和伙伴，事实上也就不再充当总体设计所赋予它的角色，这样就会给人造成很坏的印象。这样一种创作意图会产生一种混乱的效果，我们不会指控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作下如此行径，除非事实迫使我们得出此等结论。处于离座瞬间的形象与陵墓想在我们心中激起的心情完全是水火不相容的。

因此，摩西的形象不能理解为将要跳起来，必须让他和其他雕像中的人一样，像计划中的教皇像一样（但教皇像并非米开朗基罗本人所塑）保持其庄严姿态。这样一来，我们面前的这尊雕像就不可能是一个满怀愤慨的人，不可能是那个从西乃山上走下来，发现他的子民毫无信仰而把圣书摔在地上，结果圣书破散的摩西的像了。的确，我至今仍记得，最初几次参观维科里的圣皮埃特罗教堂时，我总是坐在这尊雕像前，希望我看见摩西怎样抬脚站起来，把圣书扔在地上，大发雷霆。但是，这样的事从未发生。相反，大理石雕像越发巍然屹立，全身透出一股慑人的威严，我于是不得不承认，这里所表现的是某种凝滞不变的东西，这位摩西将永远这样满怀愤怒，姿态不变地坐着。

但是，如果我们必须放弃雕像表现的是摩西看见金牛犊，怒火中烧，正欲发作的解释，我们就不得不接受某种假设，承认该雕塑作品是人物性格的习作。汤德的观点看来是最不武断的，其解释与雕像中人的动作意义最为贴近。他说：“和通常一样，他（米开朗基罗）在这里所关心的是表现一个人物的典型性格。他创造了一位情绪激昂的人类领袖，这位领袖深知自己作为法规制定者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勇敢地面对人类对他的不理解、不合作。表现这类行动的唯一手法就是突出他的意志力量，这一点是通过表现总体静态中的一丝动意来实现的。比如我们从他那扭向一边的头、绷紧的肌肉和左脚的位置中感受到某种动意。这些明显的特征，我们在佛罗伦萨的麦迪西教堂中的奇尤里阿诺身上也能发现。米开朗基罗突出表现了这位改造人类制度的天才和芸芸众生之间的必然冲突，愤怒、轻蔑和痛苦的情感成为他身上的典型特征，从而使摩西的这一基本性格更趋丰满。没有这些情感就不可能描绘出这类超人所具有的性格。米开朗基罗所创造的不是一个历史人物，而是一种具备着制服冥顽世界所需的永不衰竭的内在力量的典型性格；他不仅给《圣经》中关于摩西的记叙提供了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而且我相信他也为自己的内心经历、为尤里乌斯的个性以及萨沃那洛拉的永恒冲突的根源，都提供了一种表现形式。”（1908，第206页）

图1

这种观点可以同纳克富斯的说法联系起来（1900，第69页）。他说，摩西雕像艺术效果的巨大秘密就在于人物内在的激情与外在姿态的冷静两者之间的艺术对比。

就我本人而论，我对汤德的解释没有反对意见；但是我觉得他的解释缺少某些东西。或许他需要进一步挖掘主人公那姿态里所蕴涵的心理状态，去发现以上所述的“外在”冷静和“内心”激情之间的对照。

第二章

早在我听说精神分析学这回事之前，我就听说有一位俄罗斯艺术鉴赏家伊凡·莱蒙列夫2842，曾因考证绘画作者之真伪而给欧洲绘画艺术馆带来一场革命，他向人们演示了如何准确区别原作和摹本，他能为那些受到怀疑的作品构想一个假设的作者。他主张人们的注意力应当从一幅画的整体印象和主要特征上转移开来，强调微小细节的重要性，诸如指甲、耳垂，以及光晕这些不为人们所注意的细部的画法，因为这些细节常被临摹者在仿造时忽略，而每个艺术家在这些方面又都有其独特的表现手法。后来我了解到，伊凡·莱蒙列夫是一位意大利医生的俄文假名，他的真名叫莫雷利，死于1891年，生前曾是意大利王国的上议员。这一新发现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我觉得莱蒙列夫的考证方法和精神分析的技巧密切相关，它也是通过十分细致的观察，从所谓的垃圾堆中挖掘某种秘密，以及从那些不为人们注意，甚至为一般人不屑的细节中寻找所掩藏的东西。

在摩西像身上有两个地方的细节迄今不仅没有注意，实际上甚至也没被恰当地描述过。这两处就是他右手的姿势和两版《十诫》圣书的位置。可以说正是这只右手构成了圣书《十诫》和主人公怒气冲冲的胡须之间唯一而特别的联系，一个需要加以说明的环节。他被描述为手指插入胡子，抚弄着胡须，同时又将手的外侧靠在《十诫》之上。事实显然不是这样。我们有必要更密切地观察他右手手指的动作，更细致地描述手指触到的那蓬大的胡须。

我们现在很清楚地发现下列情况：右手的拇指被遮住了，只有食指真正牵连着胡须。食指那么用力地压住柔软的胡须，以致手指的上下部形成了隆凸。其余的三个指头靠着前胸，上关节弯曲；最靠近右手的一绺胡须从手指边飘散开来，几乎未触及手指，似乎手刚从胡子里抽出来。因此，说右手插进胡须或者正摆弄胡须，都是不正确的；明显的事实是，食指放在胡子上并压出了一道深凹痕。无可否认，用一根手指压住胡须是一种不寻常的姿势，其用意耐人寻味。

摩西那令人羡慕的胡须，从他的脸颊、下巴以及上唇波浪般的一绺绺飘泻下来，每绺之间互不牵扯。最右边的那一绺，从脸颊长出，飘落至向内压迫的食指处被牵制住了。我们可以设想，这绺胡子可以沿着食指和被遮盖住的拇指之间继续下泻。与此对称的左边一绺，一直畅通无阻地经胸前飘下。最不寻常的处理是对左边内层一绺和中线之间的这部分浓密的胡须，这部分胡须没有随着头部转动向左边飘去，而是松松地卷起，形成一种旋转的装饰效果，横悬于胸前，覆盖在右边内层的胡须上。这是由于它受到了右手指的有力的压迫，尽管这部分胡须长在脸的左侧，而且实际上是左边整个浓密胡须的主体。所以，虽然摩西的头部猛烈地向左转动，胡子的主要部分却留在了右边。在右食指压住的地方胡须形成了涡状；左边的绺绺胡须盖在右边的胡须上，二者都被专横的右食指挽住。只有在右食指尚未触及的地方，胡须才不受束缚，再次自由飘逸，垂直下落，直到摩西膝盖上张开的左手拢住了它们的末端。

我并不幻想我的描述十分清楚，也不想冒昧地认为这位雕塑家真的鼓励我们去解开他的雕塑胡须之谜。除此之外，事实上右食指的压力主要影响了左边的几绺胡须，由于这种斜向牵制，使得胡须没有随着头和目光转向左边。现在我可以提个问题：这种安排有什么用意？动机是什么？如果雕塑家确实是考虑到线条和空间设计的缘故，才把向下飘逸的胡子拉向面朝左方的雕像右侧，那么，用一根手指压住胡须的方式该是一个多么奇特而又不合适的表现手法呀！无论什么人，当他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把胡子挽向另一边时，都不会考虑用一根指头的力量把一半胡子压到另一半上。这些细小的特征难道都是无所意味的吗？难道我们是在创造者看来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耗费心思吗？

且让我们进一步假设：这些细部也有意义。有一个办法可以帮我们克服困难，并帮我们发现新的含义。摩西左边的胡须压在他的右食指之下，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个姿势看作是右手与左边的胡须之间曾发生某种接触的最后阶段，这一接触曾被选择来表现此前某一时刻的一个最关键的姿势。也许他的手曾更有力地握着胡须，也许他的手曾到达过胡须的左侧，而当他的手落到雕像现在所示的位置时，一部分胡须便随之而往，这些胡须证明了刚刚发生的这一动作，卷曲的胡须显示着这只手的运动轨迹。

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右手曾经有过一个收回的动作。这一假设可引出其他假设，在想象中，我们可以使一个场面完整。胡子为依据可证明该动作是这种动态场面的一部分。依据静坐的摩西被喧闹的人群和膜拜金牛犊的景象惊扰这一点，我们会自然地联想到这种假设：我们猜想，他最初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他的头和飘逸的胡须朝向前方，他的手也许根本没有靠近头和胡子。突然，喧闹声震耳欲聋，他把头和目光转向发生骚乱的方向，心里一下就明白了。他无比愤慨，准备一跃而起去惩治那些不肖子民，把他们消灭。他的狂怒当时虽远离它的对象，摩西却以某种姿势将其发泄在自己身上。他那焦躁不安的手随时准确行动，抓住了随头转动的胡须，把它紧紧地握在拇指与掌心之间。这是种充分表现力量和激情的姿势，它使我们联想到米开朗基罗的其他作品。但这时发生了某种变化，至今我们并不知道它是怎样发生和为什么发生的。先前伸出去插进胡须中的手急速抽了回来，紧握着的手松开来，也松开了原本握着的胡须。但因手指插得较深，在回缩的过程中将左边的一大把胡须径直带向了右边，在一根手指的重压下，这绺胡子停留在右边的胡须上。这一新姿势只有借助先前的那个姿势才能理解，而雕像捕捉的正是这个姿态。

现在我们该停一停，整理一下思绪。我们曾经设想：右手最初是远离胡须的，然后在心情极度紧张的时刻把手伸向雕像的左侧，抓住了胡须；最后手又抽回来，并带回了一部分胡须。我们安排这只右手的动作就好像我们能自由地使用它似的。但是我们可以那样做吗？这只手真可以如此自由支配吗？他不必去拿或夹着《十诫》吗？这些模拟动作难道不会受到手的重要功能的限制吗？再说，假如当初使这只手离开原来位置的动机是那么强烈，那么，又有什么原因能使其抽回了呢？

这的确是些新难题。不可否认，右手要负责拿《十诫》，而且，我们也没有理由说明它该抽回。可见，假如这两个难题可以同时解开，在此基础上，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把事件之间的联系明明白白地表现出来，我们该怎么办？又假如正是发生在《十诫》上的一件事导致了右手的运动，我们又当如何解释？

如果我们看图4的画面，我们就会发现，圣书《十诫》的一两个显著的特点，到目前还没有人重视并予以评论。人们说，雕像右手靠在《十诫》上，或曰右手支撑着《十诫》。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到，两块并在一起的长方形《十诫》书，拐角触地竖立着。如果我们再观察得仔细一点，就会注意到，《十诫》的下沿形状不同于上沿形状，上部边沿向前倾斜。上部边沿笔直，而底部最靠近我们的地方有一个角状的隆起物，《十诫》恰好用这个隆起部分接触石座。这个细节意味着什么？2843几乎可以肯定，这个隆起部分意在标明《十诫》实际上是上下颠倒了。像《十诫》这类长方形的书，只有上面部分会卷曲或有凹口。我们由此可知，《十诫》呈倒置状态。这是对待圣物的一种奇特态度。它们头朝下立着，并靠书角保持平衡。在形式上考虑到什么，才使米开朗基罗将圣书置于这样一种状态？或许，这个细节对这位艺术家无关紧要？

我们开始猜想：造成《十诫》目前这个位置的原因是先前某个动作的结果，这个动作是我们曾假设的右手位置变化的结果。《十诫》的运动促使右手随即收回去。手和《十诫》的运动可以用这种方式协调起来：最初，摩西静静地坐着，右臂垂直地夹着《十诫》。右手握住《十诫》的下沿，并发现《十诫》前部的突出部分易于把握（这种易把握充分说明了《十诫》的倒置问题）。后来才发生了前面描述过的事：远处的骚乱打乱了摩西的平静，他把头转向骚乱的地方，看到了那些情景，他抬起脚准备跳起，手松了《十诫》，伸向左上方插进了胡须，似乎要把暴怒发泄在自己身上。这时，《十诫》只能靠手臂来夹住，手臂不得不将它们紧紧压在身侧。但手臂的压力不足以支撑《十诫》，《十诫》开始头朝前同时向下方滑动。原来平滑的上部边沿，开始朝前，向下；下部边沿，失去依托，前端靠近右座。接下来，《十诫》可能就会绕这个新的支点转动，上部边沿会先着地掉下，甚至摔碎。正是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雕像的右手抽回，松开了胡须，但一部分胡须无意间被拉回，手及时地靠在《十诫》的上沿，在靠近后面书角的地方夹住了《十诫》，置于最高处。这样，胡子、手以及倾斜的《十诫》所组成的整体的奇特的紧张气氛，就可以上溯到右手的一个猛烈动作以及这个动作的自然结果。如果我们想还原这一激烈动作，我们就必须把《十诫》上前方的角抬起，并向后推，这样就可使前下方的那只角（有隆起的那一角）从石座上抬起来；然后放下右手，放到现在已恢复水平状态的《十诫》的下沿。

图2

图3

图4

图5

我设法借一位艺术家之手画了四幅草图来说明我的意思。草图5复制了现存雕像的模样；图2和图3表现了我的假设的前两个阶段——第一是平静阶段；第二是高度紧张阶段，在这个阶段摩西准备跳起来，松开了对《十诫》的握拿，《十诫》因此开始下滑。现在该注意的是，想象草图的两种姿势，如何能证明前面那些作家的描述是正确的？和米开朗基罗同时代的孔迪维说道：“摩西，这位希伯莱人的导师和领袖，以一种冥思哲人的姿态坐着，右臂下夹着《十诫》法版（Tables of the Law），下巴支在左手上（！），就像一位疲惫不堪又心事重重的人。”在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塑像中根本看不见这种姿态，但这种说法几乎精确无误地描述了第一幅草图所支持的观点。卢布克及其他评论家共同评论：“他深深地被震动，右手抓住飘荡的美髯。”如果我们看看现存雕像的复制品，就知道这种说法不正确，但就第二幅草图来说却是适合的。和我们看到的一样，贾斯蒂和纳普观察到这样的细节：《十诫》就要滑下去，随时都有摔碎的可能。汤德更正了这种说法并证明了，右手稳稳地握着《十诫》；不过，如果他们描述的不是雕像本身而是我们构想的动作的中间阶段，那就正确了。情况几乎是这样：好像他们已使自己的注意力从雕像的视觉形象移开，无意识中开始了对形象背后的动机力量的分析，而他们这种分析的结果，竟与我们用更清醒、更明确的方法得出的结论一样无二。

第三章

我相信，我们现在可以收获自己辛勤劳作的果实了。我们已经看到，有多少人拜倒在这尊雕像前，满腔热忱地为其作注，认定它表现了摩西被其子民舍弃主恩、围着偶像跳舞所激怒。但是，我们必须放弃这种解释，因为这种解释让我们期待着看到他于下一刻跳起来，摔碎《十诫》，实施复仇。而这种看法与雕像设计背道而驰。这座雕像与其他三座或五座雕像一起，构成朱利叶斯二世陵墓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可以再捡起已放弃的解释，因为我们复制的摩西画像中，摩西既不会跳起来，也不会把圣书扔掉。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不是激烈行动的开始，而是已发生的行动的延续。在开始大发雷霆时，摩西想采取行动，跳起来复仇，忘记了圣书《十诫》在手，但他战胜了冲动，继续静坐在位子上，只在心中凝聚着怒火，痛苦中夹杂着轻蔑。他也绝不会扔掷圣书使其在石地上摔碎，因为恰恰是因为考虑到《十诫》，他才控制住了自己的愤怒；为了维护《十诫》，他才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发泄满腔怒火时，他必定忽略《十诫》，所以将拿《十诫》的手移开。《十诫》下滑后，随时有摔碎的危险。这一点使他醒悟。他记起了自己的使命，为了这个缘故，他抑制了情感的膨胀。他的手回到原处，在《十诫》就要落地之前，护住了失去支撑的圣书。他以这种姿态岿然不动，米开朗基罗取这种姿态，把他塑造成陵墓护卫者。2844

如果我们将雕像上下打量，就会发现它所表现的三个感情层次。面部线条反映趋于强烈的感情；塑像中部显示出克制行动的痕迹；脚仍保持采取行动的姿态，仿佛控制力是自上而下得以实现的。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提到左臂，它似乎也该在我们的解释中占据一席之地。左手轻柔地放在腿上，爱抚地握住飘垂下来的胡须的末端。它似乎想要扼住那股狂怒，正是因为这股狂怒，另一只手片刻前狠狠抓住了胡须。

这里应当指出，这毕竟不是《圣经》中的摩西。因为那个摩西确实大发雷霆，并把《十诫》摔得粉碎。这位摩西想必是不同的，是艺术家心目中的新摩西。所以，米开朗基罗必定胆大地修改了《圣经》文本，改变那位圣人的性格。我们能够想象到他如此大胆，敢于采取亵渎神明的这种行为吗？

《圣经》中描写摩西看见金牛犊场面时的行为，引述如下2845：

（《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第七节）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8）他们很快就偏离了我所指示的道路，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它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9）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些百姓真是十分倔强。（10）你且由着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然后再为你创造一个大国。（11）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上帝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可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领出来的啊！……”

“14）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15）摩西转身上山，手里拿着两块法版；这版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16）这是神的杰作，字是神写了刻在版上的。（17）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争战的声音。（18）摩西说：这不是他们要征服别人的声音，也不是被人打败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们歌唱的声音。（19）摩西走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遂发烈怒，把两块版扔在山下摔碎了。（20）他又将他们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小孩喝……”

“（30）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许可以为你们赎罪。（31）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唉！这百姓为自己铸金牛犊犯了大罪。（32）不过你若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的话，就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掉我的名。（33）耶和华对摩西说：谁违背我的训诫，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掉谁的名。（34）现在你去带这帮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听着，我的使者将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35）耶和华杀百姓，是因为他们铸了亚伦铸的牛犊。”

用现代评论《圣经》观点来读以上几段，肯定会发现这是由几种不同来源的说法笨拙地拼凑而成的。在第8节里，上帝晓谕摩西，他的人民已经堕落，为自己铸造了偶像；摩西为那些做坏事的人求情。而他跟约书亚说话的样子好像对此一无所知（18）。只是在见到膜拜金牛犊的场面时才突然被激怒（19）。在第14节里，他已从上帝那里为他的犯罪的人民求得了宽恕；而在第31节里，他却又上山恳求宽恕。他向上帝讲述他的人民犯罪，并确信上帝会推迟对他们的惩罚。第35节提到上帝给予他的人民的惩罚，但未做更多介绍；而在20～30节里却描述了摩西本人所给予的惩罚。众所周知，《圣经》历史故事中，涉及到《出埃及记》的部分，充满着更多明显的不一致和自相矛盾。

文艺复兴时期自然没用这种批判态度来对待《圣经》的经文，而是把它当作连贯的整体予以接受，这就使得以上存有疑问的段落不能成为艺术表现的很好的主题。按照《圣经》的说法，摩西已经被晓谕，他的人民在对偶像顶礼膜拜，他自己已站在了调和宽恕的立场上。然而，当他亲眼看到金牛犊和跳舞的人群，却突然盛怒不已。因此，我们毫不奇怪，艺术家在反映他的主人公对那痛苦的意外之事的反应时，出自内心动机，偏离了《圣经》本文。再者，对艺术家来说，只要有点借口，偏离经文并非反常或绝对不允许。由帕米加那所作、被他故乡所收藏的名画就这样表现摩西：他坐在山顶上，把两块法版扔下山去，尽管《圣经》明确地叙述摩西是“在山下”砸碎了法版。就连坐着的摩西，在《圣经》里也找不到证据，倒似乎证实了那些评论家的论断：米开朗基罗雕刻这座坐像，其用意并不在于记录这位先知一生中某个特定的时刻。

按照我们的推测，比修改《圣经》更重大的，是艺术家改变了摩西这个人物的性格。传说中的摩西脾气暴躁，动辄发怒。他盛怒之下曾杀了一个虐待以色列人的埃及人，不得不逃到荒郊野外。同样他又在一气之下摔碎了上帝亲自书写的法版《十诫》。传统毫无偏见地记录了摩西的这种特点，保存了曾经在世的一个伟大人物的形象。但是米开朗基罗却在教皇陵墓上放置了一个不同的摩西，一个超越历史或传统形象的摩西。他修改了打碎法版这一主题：他没有让摩西在盛怒之下打碎法版，而是让摩西想到法版有跌碎的危险，从而抑制住怒火，或者无论怎样防止怒火变成行动。这样一处理，他就给这尊雕像赋予了某种新的、超人的内涵。于是，这样一个有着巨大体魄的伟大形象就具体地体现了只有人才能达到的最高精神境界：为了他所献身的事业，同内心感情成功地进行了斗争。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对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像的解释，尽管仍然能够质疑，什么动机促使雕塑家选择摩西这个人物，这个经过大幅度改造过的摩西，来作为朱利叶斯二世陵墓的装饰？许多人持这种观点：这些动机可以从教皇的性格中，从米开郎基罗与他的关系中找到。在这一点上朱利叶斯二世和米开朗基罗有类似之处：他们都想实现伟大辉煌的目标，特别是在宏伟的设想方面。朱利叶斯二世是一位果敢坚定的人，他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在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之下统一意大利。他想独自奋斗，一心想把几百年来没有发生的奇迹变成事实，后来通过联合外国武装才了其夙愿。在任教皇的短暂时间里，他独断专行，飞扬跋扈，并采取了些过激的暴力手段。他欣赏米开朗基罗和他同属一个类型，但他却动辄发怒，根本不去考虑别人，这使得艺术家变得机警谨慎。艺术家本人也感到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意志力，作为一个更为内省的思想家，他可能还预感到了他们两人命中注定要遭受失败。于是他在教皇的陵墓上雕刻了他的摩西，以示对死去的教皇的谴责，同时也作为对自己的告诫。通过这样的自我批判（self-criticism），艺术家使自己的人性得到了升华。

第四章

1863年，英国人沃特基斯·劳埃德（Watkiss Lloyd）专门就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写了一本小册子。我有幸得到了这本长达46页的册子，怀着复杂的心情读完了它。我再次有机会亲身体验，即使是在一个极其严肃的事业里，我们的思想和行动里仍会不渗入多么无谓和幼稚的动机。我的第一个感受是遗憾，那位作者居然会先知先觉我的那么多想法，这些想法对我来说很珍贵，因为那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过了一段时间，我才从作者对我的想法的意外证实中得到愉快。然而，在重要之外我们的观点却存在分歧。

劳埃德首先谈到，一般人对雕像的描述是不正确的，摩西不是正要站起来2846——右手没在抓胡须，只有右食指放在胡须上。2847有一点更为重要的是，劳埃德也承认，只有通过假设出前一个动作（这一动作是没有表现出来的），才能解释现在所刻画的姿势。左边的胡须被拉向右边，表明右手同左边的胡须先前曾自然而亲密地接触过。他提出另一种追溯手同胡须的早先接触的方法，按照他的看法，右手并没有插进胡须，而胡须一直就在现在手放的地方。他说，我们必须想象一下，雕像的头部在突然受到干扰之前是转向右边的，当时他的右手和现在一样，握着法版。法版对手掌的压力使得手指在飘洒的绺绺胡须下自然张开，头部突然转向另一边，致使一部分胡须被静止的手绊了一下留住片刻，形成了胡须的卷曲缠绕，可以看作是运动轨迹的标志——用劳埃德自己的话说是“痕迹”。

在抛弃另一种可能性，即右手同左边的胡须曾有过接触的思考，影响劳埃德思维的一种考虑竟与我们的那种考虑如此接近。他说，就这位先知而言，即使在最激动的时候也不可能伸出右手把胡须拉向右边。因为那样做会使他的手指处在完全不同的位置；再者，这种动作将导致法版下滑，因为它们仅仅靠右臂压力的支撑——除非摩西在最后时刻去奋力拯救它们。我们认为，“它们被如此笨拙的姿势抓住，这样想象的本身也是亵渎的行为了。”

很容易发现这位作者忽略了什么。他正确地将胡子反常之处解释为标志前期的动作，但是他忘记了用同样的方法对法版《十诫》位置的反常细节做出解释。他考证的仅仅是与胡须有关的资料，而没对那些与法版《十诫》相关的细节进行考证，他认为法版的位置未曾变化。这样，他就关闭了认知之门，没能形成与我们的观念类似的想法。我们的做法是，通过考证某些不重要的细节，才能得到关乎整个形象的意义和目标的意想不到的解释。

但是，倘若我们俩都误入歧途又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采取过于严肃、极度认真的态度去对待艺术家并不在乎的细节，这些细节是他随意加入，或者为某种纯形式的考虑来设计，并不带有任何潜藏的意图，那又会怎样呢？如果我们同许多诠释家的运气一样，自以为把问题看得很清楚，而艺术家却有意无意都没想要表现的，结果又会如何呢？我说不上来。我说不出是否有理由相信米开朗基罗——一位在其作品里蕴涵了那么多思想的艺术家——如此执著地追求精确。尤其是无法确定是否能够对我们讨论的雕像上醒目而奇特的特征做出上述假设。最后，或许我们可谦虚地指出，艺术家和诠释家应共同为这件作品的朦胧负责。米开朗基罗在创作中经常走向艺术表现允许范围的最极端，如果说他的目的就是想在激烈感情发泄后的平静中，显示感情奔放过程的话，那么或许他在摩西像的创作中并没有完全成功。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

（l928[1927]）

孙庆民廖凤林译

索宇环校

邵迎生修订

按语

本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阐释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1821～1881）文艺创作的一篇心理美学的论文。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俄狄浦斯情结（或称“恋母情结”）的弑父动机与赎罪欲在文学上的再现，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和神经症发作在艺术上的投射。进而他指出，西方文学史上的三部“杰作”（《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卡马拉佐夫兄弟》）均以弑父者为其同一主题，其弑父行为动机都是与情敌去争夺一个女人。弗洛伊德坚持，潜意识的情杀动机与严重罪疚感的癫痫症和神经症，既是创作文艺作品的重要起因，又是理解西方文艺“杰作”的一把钥匙。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丰富的人格中，可分出四个方面：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神经症者、道德家和罪人。对于这样一种令人迷惑的复杂人格应如何去认识？

有创造性的艺术家这一点是最无争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位并不低于莎士比亚。《卡拉马佐夫兄弟》是迄今为止最优秀的小说，其中关于宗教法庭庭长的那段描写，达到了世界文学的巅峰，再溢美的评价似乎也不过分。所以，在创造性艺术家这一点上，精神分析就显得不必要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德家（moralist）这一特征，最易受到攻击。如果我们借口唯有经历了深重的罪恶的人才能达到道德的顶峰，而试图将他放在道德家的高度的话，那么我们就忽视了由此将引起的一个疑惑：有道德的是指，一个人一旦他感受到诱惑便能予以抵制，而不屈服于诱惑。如果一个人先是犯罪，然后又悔过，悔过后树立起高尚的道德标准，这样他便会受到外界的责难，因为他把事情变得太容易了，他尚未掌握道德的实质：自我克制（renunciation）。实际上，生活中的道德行为是人的一种实践性的功利活动。他使人想起大迁徙中的野蛮人，他们杀人而又以苦行来赎罪，直到苦行成为使杀戮能够进行的实用手段。可怕的伊凡就是这样做的。看来，这种对道德的妥协的确是俄罗斯人的典型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道德追求的努力，最终没有产生十分光彩的结果。在经历了个人本能要求与社会呼吁之间相妥协的最激烈斗争之后，他倒退到既臣服俗权又臣服神权，既崇拜沙皇又崇拜基督教上帝以及狭隘的俄罗斯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种倒退是一个人不费力不用脑子就能够达到的。这是他伟大人格中的弱点。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弃了成为人类的导师和救星的机会，而成了人类的监狱看守的同伙。人类文明的未来对他没有什么可感激的。而他似乎是因为神经症招致这种失败的。他的睿智和他对人类的强烈的爱或许能为他打开另外一条使徒式的生活道路。

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作一个罪人（sinner）或罪犯，会激起强烈反对，这种反对不必建立在对罪犯的世俗评价之上，其真实动机（motive）很快就会昭然若揭。罪犯有两个本质特征：极端的利己主义和强烈的破坏欲。这两个特点的共同之处以及它们得以表现的一个必要条件在于缺乏爱，缺乏对（人类）对象的情感上的认同。人们立刻会回忆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表现出的与此相反的一面——他对爱有强烈的渴望，而且也是有巨大的爱的能力。这表现在他那夸张的友善中，使他在有权利恨和报复的时候却热忱地去爱，积极地去帮助。正如他在与第一个妻子和其情人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那样。如此一来，人们一定会问，为什么要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罪犯呢？答案是这种评价的理由来自他对写作素材的选择。他总是挑选那些暴虐的、行凶的和利己的人物，这让人联想到他的内心是否有着某些类似的倾向。他也从他个人生活中挑选素材，如他喜欢赌博，而且承认对一个年轻的姑娘有过性攻击。2848陀思妥耶夫斯基强烈的破坏本能很容易使他成为一名罪犯。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本能主要指向他本人（向内部发泄而不是向外部），这导致他既有受虐狂倾向又有犯罪感。认清这一点就容易理解他那自相矛盾的生活了。此外，他的人格中还保留着大量的施虐狂特质，这表现在他十分易怒，喜欢折磨人，即使对他所爱的人也难以宽容，甚至也表现在作为作者的他对待他的读者的方式中。也就是说，在小事情上，他对别人是个施虐狂；在大事情上，他是个指向自己的施虐狂，实际上他是一个自我受虐狂——即是说，他是一个最温和、最富有同情心和最乐于助人的人。

我们已经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复杂的人格中挑选出三个因素：一个是数量的，另两个是质量的：感情生活的极其强烈性，天生异常的本能素质（该素质使他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施虐——受虐狂，或是一个罪犯）和他那难以剖析的文艺天赋。这三种因素交织着，在他不犯神经症的情况下可完好地共存。有些未患神经症的人单纯是受虐狂。而从陀思妥耶夫基的本能需求与对这些需求的抑制力（加上有效的升华方式）之间的力的平衡方面看，仍会使他被划为所谓的“本能性格”一类人物。但这一情形又由于神经症的出现而变得模糊起来，这种神经症正如我们所说，在某些情况下不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它发作的次数越多，须由自我控制的人格就越复杂。因为毕竟神经症只是自我无力进行调控的一种表现，自我在企图进行控制的时候，已经丧失了自我的统一性。

严格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经症是怎样表现的呢？他称自己是个癫痫症者，别人也这么认为。他的病情发作时极为严重，伴有意识丧失、肌肉痉挛，其后就产生抑郁状态。这个所谓的癫痫症很可能就是他的神经症的一个症状，因此必须把它归之为癔症性癫痫症，也就是说，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癔症。关于这一点，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我们还不能完全予以确定：其一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称的癫痫症的病历资料不足以及不够可靠；其二是因为我们对癫痫症发作的病理状态的了解也不完善。

先谈第二点。再次重复癫痫症的全部病理是没必要的。因为它对澄清这个问题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也可以谈一谈。这个古老的神奇的疾病仍可在临床诊断中见到。这种奇怪的疾病发作时伴随着难以预测的、没有先兆便出现的痉挛发作，患者变得易怒、富有进攻性、所有的心理官能逐渐降低。但这种大致的描绘并不十分精确。这病发作时凶猛而突然，伴随着咬舌头，小便失禁，最终导致严重自我伤害（self-injuries）的危险的癫痫状态（status epilepticus）。不过，也可能病人有短时间的意识丧失，或突发晕眩，或在短时间里行径背离性格，好像病人是处于无意识的控制之下。这些症状的发作，虽一般来说是由于我们还不能理解的纯粹的肉体原因（purely physical causes）引起的，但其首次发作很可能出于某种纯粹的精神原因（例如，一次惊恐），或可能是其他心理刺激的结果。不管智力损伤在绝大多数的病例中多么典型，至少有一个病例我们都知道（赫尔姆霍茨的病例），它没能妨碍患者在智力方面取得高度成就（另外一些与此相同的病例，要么是有争议的，要么是令人怀疑的，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例）。那些癫痫症患者给人以迟钝、发育不良的印象，往往伴有极明显的白痴（idiocy）现象和极严重的大脑缺陷（cerebral defects），尽管它们不是临床上必须的症状。但是，这些程度不同的发作，在一些智力健全的人身上也可能发生，甚至也可能发生在有着过度的、经常失去控制的情绪生活的人身上。在这样的情况下，难怪人们认为“癫痫症”不可能单纯是一种临床上症状。在明显的症状中，我们发现的类似情况似乎需要做功能上的说明。似乎可以认为，在人体中有机地存在着一个反常的本能释放机制，它可以在非常不同的情况下起作用——既可以作用于由于严重的组织解体或中毒所导致的大脑活动障碍的病例中，也可以作用于对心理机制控制不足和心理能量的活动达到心理临界点的情况中。在这种双向性后面，我们瞥见了本能释放的（instinctual discharge）潜在机制。这种机制不会远离“性”过程，而“性”过程是中毒的基本起源：早期的内科医生们把性交描绘为一种轻度的癫痫，并由此认为在性行为中包含着对释放刺激的癫痫方式的平息和适应。2849

“癫痫反应”（epileptic reaction），这个普通因素，在神经症中也肯定出现，而神经症病根只能通过大量躯体的方式来排除，而不能用精神上的办法来解决。所以，癫痫发作就变成癔症的一种症状，并被癔症接受和缓释，就像它受正常的性释放过程接受和缓释一样。因此，官能性癫痫和“情感性”癫痫是完全应该加以区别的。这样做的实际意义在于：患第一种癫痫症的人大脑患病，患第二种癫痫症的人患神经症。第一种病人的精神生活受到来自外部的不能相容的侵扰，而第二种病人所受的侵扰则来源于他自身的精神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极其可能是属于第二种。严格地说，这一点也无法证明。要证明这点，我们必须有能力把他的最初的发作与后来的反复发作，贯穿到他的精神生活中（进行考察）。而在这方面，我们知之甚少。有关发作的描述本身并没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对癫痫症的发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经历之间的关系还缺乏了解，现有的这些残缺的了解常常又是互相矛盾的。最有可能的假设是：发作应追溯到他的童年，起初表现为温和的症状，直到他18岁那年经历了一个骇人的事件——父亲的被杀2850，他才表现出癫痫症症状。如果可以确认在他被放逐西伯利亚期间，他的癫痫完全停止了发作，那么这种假设就切中要害了。但是另外一些说法却与此相矛盾。2851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父亲被杀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的命运之间毋庸置疑的联系，震动了不止一个为他立传的作家，并致使这些传记家请教了“某一现代心理学流派”。从精神分析（因为目的就是要进行精神分析）的观点出发，我们禁不住想了解他父亲被杀对他的严重损伤，并把他对这件事的反应当作他神经症的转折点。但如果我着手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去证实这一点，那么我将有可能为那些不熟悉精神分析理论和术语的读者所不理解。

我们有一确定的起点：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小的时候，在“癫痫症”发作之前的最初几次发作的意义。这些发作具有死亡意义：发作之前受害者曾有对死亡的恐惧，表现为昏睡、嗜眠。该病首次发作时，他还是个孩子，那是种突如其来、毫无缘由的忧伤，正如他后来告诉他的朋友索罗维耶夫的那样，那种感觉似乎他当场就有可能死去。实际上随之而来的确是一种与死亡极其相似的状态。他的兄弟安德烈告诉我们：还在费奥多很小的时候，他就常在睡觉前留下字条，写着他害怕在夜里会陷入像死亡一样的睡眠，因此他乞求他的葬礼一定要推迟5天再举行（参见费楼波-米勒和艾克斯坦的著作，1925，IX）。

我们知道这种像死亡一样的病症发作的意义和目的。2852它们意味着病者与死亡者的认同，要么与一个真正死了的人认同，要么与一个还活着、而病者却希望死去的人认同。后一种情况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由此可见，这个发作具有惩罚的价值。一个人希望另一个人死，现在这个人就是那另一个人了，他自己也死了。关于这一点，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对某个男孩子来讲，那另一个人通常是他的父亲。因此，这种发作（被称为癔症发作）是对希望他可恨的父亲死去所做的自我惩罚（self-punishment）。

用一个很普遍的观点来看，弑父（parricide）是人类，也是个人的原始的基本的罪恶倾向（见我的《图腾与禁忌》，1912～1913）。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犯罪感的主要根源，尽管我们不知道它是否是唯一的根源。我们的研究还不能确立罪疚感和赎罪欲的心理根源。但根源不一定只是一个。心理情境是复杂的，是需要阐明的，正如我们所说，男孩子和他父亲间的关系是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关系。除了想把父亲当作竞争对手除掉的仇恨以外，对父亲的一定程度的温情一般也是存在的。这两种心态的结合便产生了与父亲认同的心理：因为他钦佩父亲，所以想要处于父亲的地位上，因为想要像父亲一样，所以他想要父亲离开这个位置。这时，他的整个心理发展过程遇上了一个强大的障碍。到了一定的时候，孩子会开始懂得，他想将父亲作为对手取而代之的企图，会受到来自父亲用阉割手段所实施的惩罚。这样，由于对阉割的恐惧——为了保持他男性的权利——他就放弃了占有母亲除掉父亲的愿望。而这种愿望却仍留在潜意识中，并构成了罪恶感的基础。我们相信，我们在这儿描述的是正常过程，即所谓“俄狄浦斯情结”的正常命运，不过，对此还需做深入详述。

当两性同体（bisexluality）的体质因子（constitutional factor）在男孩身上比较强地发展起来时，就出现了又一个复杂情况。因为那样一来，男孩子在阉割的威胁下，他的倾向开始强烈地偏向女性一方，让自己替代母亲的位置，接替母亲的角色，作为父亲爱恋对象。但对阉割的恐惧也使他的这种办法成为不可能。男孩子晓得，假如他要想让他的父亲把其当成女人来爱恋，他一定要屈服于阉割。于是，恨与爱父亲的两种冲动都遇到压抑。在这事件中有一个心理上的区别：由于对外部的危险（阉割）的恐惧而放弃了对父亲的仇恨，同时，爱恋父亲又被当作一种内部的本能性的威胁来对待。尽管从根本上说，它们仍要追溯于同一个外部危险。

对父亲的仇恨难于被男孩子采纳是由于其对父亲的恐惧，阉割是可怕的——不管是作为惩罚还是作为爱的筹码。在压抑对父亲的恨的两个因素中，第一个，即对惩罚和阉割的直接恐惧，可以叫作正常因素，它似乎只随着第二个因素——对女性态度的恐惧——的增加而增加的。因此，一种强而有力的天生的两性同体的气质便成为神经症的先决条件或成为增强神经症的原因之一。这样的气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肯定是存在的，它以一种可行的形式（如同潜伏的同性恋）表现出来：在他的生活中男性友谊起着重要作用，他对情敌持令人不解的温和态度；还有，正如他小说中所举的许多例子那样，他对只能用受压抑的同性恋才能说明的情况具有独到的理解。

假如我们这样来阐明一个人对父亲爱与恨的态度，以及这态度在“阉割恐惧”（threat of castration）的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致使那些不熟悉精神分析理论的读者感到了乏味和难以置信的话，我为此遗憾，尽管我不能改变上述这些事实。我应该预料到“阉割情结”肯定会引起相当普遍的否定，但我只能坚持。精神分析学的经验已证明这些特别的情况是不容怀疑的，它还教给我们去认识每一神经症的症结所在，那么，我们就一定要用这把钥匙来认识我们的这位作家所谓的癫痫症。与我们的意识如此不相容的，正是控制我们潜意识心理生活的那些事件。

但是以上所说的一切，还不能尽述俄狄浦斯情结中压抑对父亲之恨所带来的后果。这里要补充一点新的东西，即与父亲的认同最终还是为自己在自我中找到一个永久性的地位。它被自我容纳，但却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在与自我的其他内容的抵抗中存在着，我们管它叫“超我”，并相信这个父亲影响的继承者在发挥着最重要的功能。如果父亲是生硬、暴烈和残酷的，超我就从他那里接过这些属性，而且在它与自我的关系中，本该受压抑的被动状态重新活跃起来。超我变成了施虐狂，自我变成了受虐狂，也就是说，自我最终是以女性的方式被动地实现的。对惩罚的巨大需要在自我中萌生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自我甘愿充当命运的牺牲品。在某种程度上，自我又从受超我的虐待中（就是说在罪疚感中）寻求满足。因为任何一种惩罚，归根结底都是阉割，是对父亲的被动态度的实现。就连命运，作为最后的手段，也只不过是父亲后来的投射。

良知形成的正常过程与这里所描述的异常过程一定是相似的。我们还不能成功地在它们之间划出界线。我们可以观察到，在这里，大部分结果是由于被压抑的女性的被动角色导致的。另外，不管这个使儿子惧怕的父亲在现实中是否特别凶暴，作为一个附加因素一定也是很重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况正是如此。我们可以把他显著的罪疚感和他在生活中受虐狂的行为追溯到一种特别强烈的女性成分。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本情况如下所述：一个天生具有特别强烈的两性同体素质的人，能够用特别有力的手段防止自我依靠特别严厉的父亲。这种两性同体的特征，是我们已经认识了的他的本性的补充。他早期像死一样的发作症状可以被理解为他自我中的与父亲的认同作用，这一认同作用被超我当作一种惩罚容让着。“你是为了要我成为你的父亲而去杀他。现在你就是你的父亲，但却是个死了的父亲。”——这就是癔症症状的正常机制。接下来是：“现在你的父亲正要杀你。”对于自我来说，死亡症状是一种对男性愿望幻想的满足，同时也是一种受虐狂的满足；对于超我来说，它则是一种惩罚性的满足——施虐狂的满足。自我和超我——它们都扮演了父亲的角色。

总之，主体与他父亲这一客体之间的关系，尽管仍保留它的内容，却已被转变为自我与超我的关系——像一个新舞台上的一套新布景。诸如此类的来自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反应，如果现实不进一步供给它们刺激，就可能消失。但父亲的那些性格仍然如旧，或更确切地说，它随时间而退化。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父亲的仇恨和他要他那可恶的父亲死去的愿望仍在保留着。如果现实让其被压抑的愿望得以满足，那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幻想变成现实，所有防御措施因此而加强。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情发作就表现为癫痫的特征，它们仍然表明他想与父亲认同从而惩罚父亲，但它们变得可怕了，就像他父亲那可怕的死亡一样。更进一步，这些发作是否包含着其他内容，尤其是性的内容，便无法推测了。

有一件事是十分清楚的：在癫痫发作的先兆中，常出现一阵极度的狂喜。这很可能是在听到死亡的消息时所感觉到的胜利和解脱，紧接着是一种更残酷的惩罚。我们在原始游牧部落中，从那些杀了他们父亲的兄弟们身上所推出的正是这样一种顺序：先是胜利，而后是悲痛；先是喜庆，接着就哀悼。我们发现这种顺序在图腾祭宴仪式中2853也出现过。如果现实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在西伯利亚确实不曾发作过，那就证实了其他的发作仅仅是对他的惩罚。当他正受到其他方式的惩罚时，这种惩罚便不再需要了。但这一点无法证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需要受罚的心理机制解释了这个事实：他安然度过了那些悲惨、屈辱的年月。宣判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政治犯是不公平的，他一定也知道这一点，但他接受了卑鄙的父亲——沙皇对他的冤枉的惩罚，以此作为因为他反对生父而有应得的惩罚。他接受了他父亲的替代者沙皇的惩罚，而不是自己惩罚自己。这里，我们瞥见了社会实施惩罚在心理学上的正当性。事实上是大批罪犯想得到惩罚，他们的超我要求这样，这就省去了遭受自我惩罚的必要2854。

每一个熟悉癔症症状所表现的复杂情况的意义的人都会理解，不从这一点出发，就无法探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发作的意义。2855我们可以假设它们最初的含义在后来增加的许多内容中仍然保持不变，这就够了。在那些自我谴责中，精神分析学看见“心理现实”认同的标志，它努力使未知的罪恶被意识所发现。我们能够肯定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未摆脱过由弑父意图而产生的罪恶感。这也决定了他在另两个范围里——在这里与父亲的关系是决定因素——的态度，即对国家权威和信仰上帝的态度。首先，他对他的假父亲——沙皇——是绝对服从的，这个沙皇在现实中曾与他一起演过杀人的喜剧，他的发作就经常如此地在戏剧中表现出来。这里忏悔占了上风。在宗教范围里，他保持着更多自由：根据显然可靠的报道，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宗教信仰（faith）和无神论（atheism）之间徘徊。他的巨大才智使他不可能去忽视任何由信仰带来的智力难题。通过个人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概括，他希望找到一条出路，从基督理想的罪疚中解放出来，甚至利用他的痛苦作为扮演基督似的角色的资格。如果说他基本上没有获得自由，而成为了一个反对者，那是因为他的忤逆罪（filial guilt）——这种普遍存在于人类中、宗教感情赖以生存的忤逆罪，在他身上达到了超个人的强度，甚至他那巨大才智也难以克服。写到这里，我们可能会受到指责，说我们放弃了分析的公正性，而以持某一特定世界观的党派观念来评判陀思妥耶夫斯基。保守派会站在宗教法庭庭长一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出不同于我们的判断。这种不同是正当的，人们只能为他开脱，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决定完全像是由神经症引起的智力阻抑而导致。

这几乎不能说成是巧合：文学史上的三部杰作——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都谈及了同一主题：弑父。而在这三部作品中，十分明显的是，弑父行为的动机都是与情敌去争夺一个女人。

当然，最直接的表现是那出取材于希腊传说的戏剧《俄狄浦斯王》。剧中犯罪的仍然是主人公自己，但是为对素材进行富有诗意的处理不可能不对犯罪动机加以淡化和文饰。正如我们在精神分析中得出的，赤裸地承认弑父的意图，不经过分析准备，似乎难以让人接受。保留了这种犯罪行为的希腊戏剧，以被陌生命运强迫的形式，把主人公的潜意识动机表现出来，从而实现了巧妙制造必要条件动机的效果。主人公的犯罪行为是无目的的，显然没有受到女人的影响。然而这后一点却在另一情况下引起了主人公的注意：主人公只有对那个象征他父亲的恶魔重复采取杀人行动之后才能占有母后。在他的罪恶被揭露，并被自己意识到之后，主人公并不企图通过求助于命运强迫的人为权宜之计来为自己开脱罪责。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责并受惩罚，好像这一切是完全有意识的罪行——这在我们用理智看显然是不公正的，但在心理学上是完全正确的。

在英国的这出戏剧中，该主题的表现比较直接。主人公自己没有犯罪，是别人犯罪，对那个人而言杀人不是弑父。因此，争夺女人，这个被禁止的动机没有必要伪装。通过投射，了解别人的犯罪对主人公的影响，我们看见了主人公的俄狄浦斯情结。他应该复仇，十分奇怪的是他发现自己不能那么做。我们知道在这里是他的罪疚感麻痹了他，而这种罪疚感正是以一种与神经症过程完全一致的形式，转变为了他不能完成其任务的感觉。有证据表明主人公感到他的罪恶是一种超人的罪恶。他对别人的蔑视不亚于对自己的蔑视：“按他的方式去对待每个人，谁人不挨鞭子呢？”

另外一部俄国小说在相同的方向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那里面也是另外一个人犯了杀人罪。而这另外一个人跟主人公德米特里一样，与被杀的人是父子关系。在他身上，情杀动机（motive of sexual）是公认的，他是主人公的弟弟，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疾病——所谓的癫痫症，安排在他身上，仿佛在极力表白，他的癫痫、神经症在他身上就是弑父行为。还有，在审判中的辩护词里，有一个对心理学的著名的嘲笑，说它是一把“双刃剑”。2856这里是一个高明的伪装，为了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观点的深层意义，我们只有把它倒过来看。该受到嘲笑的不是心理学，而是法庭的审讯程序。到底是谁犯罪无关紧要，心理学关心的是谁渴望犯罪，罪行发生后谁会感到高兴。2857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兄弟——反面人物阿廖沙除外，都同样有罪，都是冲动的肉欲主义者（senstlalist），多疑的玩世不恭者（cynic）和癫痫病罪犯。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一个场面特别揭示了这一点。在佐西马神父与德米特里谈话时，他发现德米特里准备弑父，便跪在德米特里的脚下。这一行为不可能令人表示钦佩，因为这意味着该圣徒正在抵制蔑视和憎恶凶手的诱惑，并因此向凶手表示谦卑。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罪犯的同情，实际上是无止境的，它远远超出那些不幸的家伙有权得到的怜悯，它使我们想起了“敬畏”（holy awe）——而过去人们正是用此种敬畏看待癫痫症者和神经症者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一个罪犯几乎是一个救世主，他自己承担了本该由别人来承担的罪责。因为这个罪犯杀了人，别人就不再有任何需要杀人了，人们一定会感激他，因为如不是他，别人就不得不亲自去杀人。这并不仅仅是仁慈的怜悯，而是基于一种对相似的杀人冲动的认同（identification），实际上，这是一个稍加移置的自恋（这样说，并不是对这种仁慈的伦理学价值提出疑义）。也许这属于那种非常普遍的对别人仁慈加以同情的机制，人们能够很轻松地在这个深受罪疚感折磨的小说家的特殊例子中觉察到这个机制。毫无疑问，这个由认同心理而引起的同情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题材的决定因素。他先期描写的是一般罪犯（他的动机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和政治、宗教罪犯；直到生命的晚期，他才回到这一基本的犯罪——弑父，并在他的一部艺术作品中通过弑父者来完成他的忏悔（confession）。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稿和他妻子的日记的出版，使我们对他在德国时如何沉迷于疯狂的赌博（gambling）那一段人生插曲有了清楚的了解（参见费楼波-米勒和艾克斯坦的著作，1925），人们都把此看成是他激情的病态发作对他这个不同寻常的、又毫无价值的行为不乏文饰作用（rationalizations）。正像神经症者身上经常发生的那样，他的罪疚感通过债务负担的方式表现出来，他可以在赌桌上赢钱以便返回俄国时不被债主逮捕的幌子下求得心安。这只不过是个借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机智足以认识到这个事实，他也承认了这个事实。他清楚他主要还是为赌博而赌博——主要的是游戏本身。2858他由冲动而做出的荒诞行为的全部细节都表明了这一点，同时还表明了另外某些东西。不到输个精光，决不罢休。对他来说，赌博也是一种自我惩罚的手段。他一次又一次地向他年轻的妻子保证，或者用他的名誉许诺，说他再不去赌了，或者到某一天，他就不赌了。但是，正如他妻子所说，他从未遵守过诺言。当他的损失使他们的生活极其贫困时，他便从中获得继续的病态性的满足。事后，他在她面前责骂、羞辱自己，要她蔑视他，让她感到嫁给了这样一个恶习不改的罪人而遗憾。当他这样卸掉了他良心上的包袱后，第二天又会故态复萌。他年轻的妻子已习惯了这种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而她注意到有一种事可能成为拯救他的真正希望——他的文学写作——当他们失去了一切，当他们典当了他们最后的财物时，他的写作就会变得十分出色。她当然不理解其中的缘由。当他的罪疚感通过把惩罚强加在自己身上而得到满足，那施加在他作品上的限制就变得不那么严格了，这样他就让自己沿着成功的路向前迈进几步。2859

一个赌徒的埋葬已久的童年经历中，哪一部分成了他沉迷赌博的因素？我们可毫无困难地从我们的一位年轻作家的一个故事中推测出答案来。斯特凡·茨威格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做过研究（1920），在他的由三个短篇小说汇成的集子《感觉的混乱》（1927）中，收入了一篇他起名为《一个女人生活中的二十四小时》的小说。这篇杰出的小说表面上看起来，只想表现这个女人是怎样一个漫不经心的人，甚至连她自己都感到惊讶：一次出乎意料的经历，竟驱使她走到什么样的极端。但这个故事所讲的远远不止这些。如果用精神分析理论去理解它，就会发现，它意在表现（没有任何为其辩护的意思）另外一件事，即一件带有普遍人性的事，或者干脆说是男性的事，这个解释是显而易见的，人们无法反驳。艺术创作的本质特征就是这样，当我问到作者（他是我的好朋友）时，他向我保证，我对他所做的解释与他的知识和意图都是不相容的，尽管作品叙述中采用的一些细节似乎为这个隐藏的秘密提供了一条线索。

在这篇小说中，一个年岁已高的贵妇人向作者讲述了她二十多年前的一次经历。她年轻时就成了寡妇，她有两个儿子，但他们不再需要她了。在她42岁那年，对生活她已不再期望什么。在一次无目的旅行中，她来到了蒙特·卡罗赌场。这个地方给她留下深刻印象，而在所有印象中，她很快被一双手迷住了。这双手似乎极其真诚和强烈地表现了一个不幸赌徒的全部感情。这双手是一位英俊的年轻人的手——作家仿佛无意中将他的年龄写得与叙述者的大儿子相同。在输掉了全部财物后，他十分绝望地离开赌场，看情形是想在卡西诺花园结束他毫无希望的人生。一种怜悯感驱使她跟踪了他，并用尽各种莫名其妙的办法去拯救他。他以为她是常见的那种纠缠不休的女人，极力想摆脱她，但她仍跟着他，并且发现自己身不由己地、极自然地到了他的旅馆房间，最后与他同床共枕。在这个即兴的爱夜之后，她让这个年轻人——此时显然他已平静下来——庄严发誓：他绝不再赌博。她给了他回家的路费，答应在他离开前到车站为他送行。然而，此时她已开始对他感到有一种极大的柔情，她准备为留住他而牺牲一切，下决心跟他一起走而不是说再见。但各种意外的事缠住了她，结果她没赶上火车。她怀着对已走的年轻人的思念又一次回到赌场，结果大吃一惊，她又一次见到了那双曾激起她同情的手：这个不讲信义的年轻人又来赌博了。她提醒他曾立下誓言，但他沉迷于他的赌博激情中，竟骂她是碍事婆，叫她滚开，并把她曾想用来拯救他的钱抛给她。她在深深的耻辱中匆匆离去。后来她才知道，她没能使他免于自杀。

这个娓娓动听的、动机纯真的小说本身当然是完美的，也肯定会深深感动读者。但精神分析学指出，小说的意图基本上是建立在青春期充满希望的幻想之上的，事实上许多人会有意识地回忆起这个幻想。这个幻想体现了一个男孩子的希望：他的母亲亲自使他了解性生活，以使他免受手淫（masturbation）的可怕伤害（很多论及救赎主题的作品都有同样的起源）。手淫的恶习由赌瘾替代了2860，强调手的热烈动作透露了这一由来。确实，玩赌的爱好是手淫这一原始激情的对等物，“玩弄（playing）是幼儿园里专门用来描写用手摆弄生殖器的一个词。那种无法抵抗诱惑的本质，那种严肃的永不再犯的保证（然而永远也做不到），那种让麻醉的愉快和他正在毁掉自己（自杀）这一恶性的感觉——所以这些因素，都保留在赌博这一手淫的替代方式的过程中。是的，茨威格的故事是由母亲而不是由儿子讲述的，这一定会让儿子想到：如果我的母亲知道手淫对我有怎样的危害，那么她肯定会把我从手淫中拯救出来，而允许我把我所有的温情都发泄在她身上。在故事中，年轻人把她看成妓女，这种母亲即妓女的观念与上述幻想相联系，它使难以接近的女人变得容易接近了。伴随着幻想的不道德的念头给故事带来了不幸的结局。同样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作者是如何赋予小说一个”外观，以此来极力掩饰它的精神分析的意图，这个女人的性生活是否受到一种突然的、神秘冲动的支配，是极其令人疑惑的。相反，精神分析学却揭示出这个长期没有爱情生活的女人所做的令人惊讶的行为，其动机是十分充足的。为了忠实于死去的丈夫，她全副武装以抵抗所有相似的诱惑。但是——这里，儿子的幻想是对的——作为母亲，她逃避不了把真正潜意识的爱转移到她儿子身上，命运在这个不设防的地方抓住了她。

如果对赌博的沉迷，连用破除这一习惯所做的不成功的努力，以及它所提供的自我惩罚的机会，是手淫冲动的重复，那么，我们对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中占有这么大的地位，就不应感到惊奇。毕竟，我们没有发现一例严重的神经症患者，其童年期及青春期的自体性欲满足，是不起作用的，而压制自体性欲满足的努力和对父亲的恐惧之间的关系，则早已真相大白，更无须多加赘述了。2861

附录　弗洛伊德致西奥多·赖克的一封信

[英文版编者按]在弗洛伊德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发表后的几个月，西奥多·赖克（Theodor Reik）在《意象》杂志上发表了对此文的评论（1929年第2期，第15卷，第232～233页）。虽然赖克在评论中对弗洛伊德的文章总体上是赞赏的，但他仍以相当的篇幅指出弗洛伊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德评价偏颇且苛刻，而且对弗洛伊德在文章第三自然段中所阐述的道德观也持不赞同的态度。赖克甚或对弗洛伊德的论文形式、以及结尾的明显脱离正题提出批评。弗洛伊德读了这些批评后，寄给赖克一封信作为回答。此后不久，当赖克把自己的文章收在他的一本论文集再行发表时（1930），弗洛伊德同意把他的复信也收进去。两者文章的英译版见后来赖克发表的著作《我与弗洛伊德的三十年》（纽约，1940；伦敦，1942）。得到西奥多·赖克博士的同意后，我们才在这儿发表弗洛伊德致他的信的修订译文。

1929年4月14日

我怀着极其快乐的心情拜读了你对我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批评文章。你所有的批评意见都值得我考虑，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恰当的。我想提出一点我的辩解意见。当然，这将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

我认为你对这件小事提出了太高的标准。我写它是要让某人2862高兴，并不是情愿的。我如今写作总是不情愿，毫无疑问你已注意到这一点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为我草率、虚假的判断开脱，而仅仅是为这篇文章粗糙的结构做一个解释。我不否认我在文中加入了对茨威格的精神分析，的确给我的文章带来了不和谐的效果，但细想一下，它的出现也有几分道理。假如我对我的文章发表在什么杂志、报刊上不予考虑的话，我一定会写道：“我们可以推断，压抑手淫的欲望，在伴随着严重的罪疚感的神经症史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个推断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赌博的沉迷完全证实了。因为，正像我们从茨威格的短篇小说中所看到的那样……等等。”这就是说：这个短篇小说中用于这类描写的篇幅不是由这种关系——茨威格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决定的，而是由另一种关系——手淫与神经症的关系决定的。尽管这样，这个结论是不令人满意的。

我坚信对伦理学的科学的客观的社会评价，因此，我不愿否认优秀的庸人也有好的伦理行为，尽管他要以自我约束为代价。2863但是，与此同时，我承认你所支持的伦理学的主观心理学观点的合理性，尽管我同意你对当今世界和人类的判断，但是你知道，我不能认为你否认美好的未来的悲观看法是合理的。

正如你所建议的，我把作为心理学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包括在有创造性的艺术家之列，对他我能提出的另一个反对意见，是他的洞察力太局限于反常的精神生活。想想看，面对爱情时他是多么令人惊讶的无奈。他真正了解的只有残酷的、本能的渴望，受虐狂的屈从和出于怜悯的爱情。尽管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了热烈和卓越无限的赞美，但你怀疑我并不真正喜欢他，在这一点上，你也是对的。这是由于我对病态现象的耐心已在精神分析的实践中消耗殆尽了。在艺术和生活上，我对它们也无法容忍。这些是我个人的性格特质（character traits），而未必属于别人。

你打算在哪里刊出你的论文？2864我对它的评价很高。科学的探索必须戒除自以为是。当然，人各有志，各抒己见是在所难免的……

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

——与无偏见的人的谈话

（1926）

廖凤林译

索宇环校

邵迎生修订

按语

所谓“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的问题，指的是非医学院校毕业，甚至对医学知识、医疗技术一无所知的“外行人”，可否进行精神分析的问题。一般人以为只有医生才有权利实施精神分析技术。弗洛伊德在本文中指出，这种认识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精神分析技术既不是神秘的、难以捉摸和掌握的，更不是医生的专利。“外行——非专业人员”只要接受过必要的专业训练，进行过自我分析，掌握潜意识心理学理论和精神分析技艺，就能够克服“抵抗”和控制“移情”，完全可由外行转变为内行，成功地完成精神分析治疗的任务。

引言

这本小册子的标题不大容易理解，因此我要解释一下。“非专业者”就是“非医生”。现在的问题是非专业人员是否也可像医生一样被允许进行精神分析。该问题受到时间与空间两方面的限制。就时间方面而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去关心由谁来进行分析的问题。确实，人们几乎不关心这个问题——他们的意见的唯一共同点是希望没有人来从事精神分析。对此，他们陈述了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人们都不喜欢精神分析。因此，那种认为只有医生才可从事分析的要求与对待精神分析的一种新的显然更友好的态度是相一致的——如果这种态度不被猜疑为是对早期态度稍作改变的话。人们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进行分析疗法，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只有医生才有资格。为什么要做这种限定？其理由还需探究。

再就空间而言，精神分析并没有在所有的国家引起相同的重视。在德国与美国，分析治疗仅仅是一种学术性的讨论。因为在这两个国家，每个患者都可以选择医生，选择治疗方式。患者选定的任何医生，有的是“庸医”，能够为所有的患者治疗。唯一的限制是，医生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2865法律只在医生受到起诉，需要补偿他给患者带来的某种伤害时才起作用。但在奥地利——我正在此并为此写作的地方就有明文规定，禁止非医生给患者治病——而不论实际结果如何。2866这样，外行人（非医生）可否用精神分析给患者治疗成了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一出现，显然就被法律的条款解决了。神经症患者是病人，非专业人员不是医生，精神分析是治愈和改善神经症患者的一种治疗程序，而整个治疗过程都应委托医生进行。以此推断，不应允许非专业人员对神经症患者实施精神分析，如果他们非要那么做，则应受到惩罚。结论如此简单，以致人们几乎不怎么争论非专业人员的分析问题了。同时，有些复杂情况法律不想干涉，但却值得考虑。这或许可以证明，在分析治疗的事件中，神经症患者与其他患者不同，非专业人员也不是真正的外行人，医生还没有真正具备人们有权期望的医生的资格，还不具备满足患者要求的医疗素质。如果这真是可以证明的话，那么，在目前这种状况没有改变前，人们要求法律不要妄加干涉非专业人员的分析治疗也是情有可原的。

一

这事能否发生将取决于那些没有义务熟悉分析治疗的特殊性的人们。我们的任务是把有关分析治疗的信息传达给我们认为是公正的、但目前对分析治疗仍然无知的人们。很遗憾，在分析治疗时，我们无法让这些人在场旁观，因为“分析的情境”不允许有第三者出席。此外，分析治疗的不同时期，其价值是不相等的。一位未经许可的听众若碰巧有机会听到了分析治疗的某一过程（时期），一般地说，只会使他形成对此的无用印象。他会处于难以理解分析者与患者之间究竟发生着什么的危险状态中，或者他会感到乏味。所以，听众一定要相信我们提供的信息，当然我们尽可能使信息可靠。

一个病人或许正遭受着他控制不了的情绪波动的痛苦，或许正遭受着由于他认为他没能适当作事而感觉到自己精力不支的失望感觉的煎熬，也可能正为自己在陌生人面前总感到不自在而苦不堪言。他或许已经觉察到（但并不理解其原因）他难于从事他的本行工作，甚至也难于做任何比较重要的决定，并难于贯彻决定。也许有一天他由于焦虑而极度苦恼（但他不知道苦恼的由来），从此若非特殊努力，他就不能独自沿着大街行走或乘火车旅行。他也许不得不彻底放弃这两种活动。或者是另外一件奇特的事情：他的思想神游，以致他的意志也控制不了。它们尽纠缠些与己无关的问题，怎么也无法摆脱。他身不由己地做些相当滑稽可笑的事情，比如数数房屋前的窗户有多少个等。当他从事像寄信、关掉煤气阀等简单活动后，又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做了那些事情。这或许仅仅是件令人烦恼和麻烦的事。但是如果他突然发现自己总排除不掉一种想法——自己把一个小孩推倒在汽车轮子下，或者把一个陌生人从桥上推进水里，或者他不得不反复问自己——自己是不是就是警察正在抓的与那天发生的犯罪活动有关的凶手，那这种状况就会令他不能忍受。他自己也清楚这显然是一派胡言，他绝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他人的事情，但假如他真的是正在通缉的谋杀犯，他的感情——他的罪疚感——反而不会那么强烈了。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的病人——这次让我们选一位女患者——她正在另一领域遭受着另一方面的痛苦。她是一位钢琴家，但她的手指被痉挛困扰着，不听她使唤。或者，当她想要去参加一个宴会时，她会即刻有一种要大便或小便的感觉——这种情况当然与社交聚会是不相容的。因此，她放弃赴任何宴会、舞会，放弃光临剧院或音乐会。她时常在最不恰当的时候感到剧烈的头痛或其他器官痛。她甚至不能控制去吃那些从长远看对健康很有害的食物。最后，她不能忍受任何激惹——事实上在生活中这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件最悲哀的事情。而且一遇激惹场合，她就晕倒、肌肉痉挛，进而引发可怕的病理症状。

还有一些病人，他们所受的干扰属于一个特殊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感情生活与某种身体需求相结合。若这些病人是男性，他们发现他们不能把自己最温柔的感情对异性做适度的身体表达，尽管他们或许可对不太喜爱的物体做出自如的反应。世俗的感情把他们与他们看不起又想摆脱的人们连在了一起。或者，类似的感情把那些自己很不愿完成的要求强加在自己身上。如果患者是女性，她们会感到当她们有性生活要求时会被焦虑、厌烦或不知名的障碍所阻挡。如果她们屈服于爱恋，她们会觉得自己是受了享乐的欺骗——这种享乐是本性提供给此种屈服的一种奖赏。

所有这些患者都承认自己有病，并前去就医。通过医生的治疗，他们期望自己的神经错乱可得到排除。医生也要把病人划分为不同类别。他们根据自己的观点诊断病人，并把他们划分在不同病症名称下：神经衰弱、精神萎靡、恐怖症、强迫性神经症、癔症等。他们检查与发生上述病症相关的器官，诸如心脏、胃、肠、生殖器之类，发现这些器官都很健康。医生建议病人中断他们久已习惯了的生活模式，去休假、加强锻炼、增加营养。通过这些手段，或许会取得暂时的改善，或者根本不会改善。最后，病人听说有些人对这些疾病的治疗很有一套办法，开始接受分析治疗。

在我写这篇关于神经症状的专题论文期间，我设想就在分析现场的“公证人”已表现出不耐烦的迹象。然而，在这点上（对患者施予分析），他开始注意并感兴趣。“所以现在，”他说，“我们将逐渐认识到分析学家是如何治疗那些医生不能给予帮助的病人的。”

分析学家与患者之间除了相互交谈什么也没做。分析学家不使用任何仪器、甚至不给病人检查，也不开什么药。如可能的话，在治疗期间，他甚至让病人保持原来的生活环境和原有的生活方式。当然，这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或许也不总是行得通的。分析学家在一个固定的时间与病人会面，启发病人交谈，听他倾诉，然后接过话茬对病人讲话，让他听自己谈。

现在“公证人”的脸上开始露出信任和轻松的神情，但又明显地存有轻蔑。他仿佛在想：“就这么谈谈而已，话语，话语，话语，正如哈姆雷特所说。”他肯定还想起了靡菲斯特的嘲讽的话：与话语相伴可以使人们多么舒服2867——一段德国人永远不会忘记的台词。

“看来，这是一种法力，”他评论道，“你们凭说话，就能把病人的病痛给说跑了。”

确实，分析如能比医药更快地治愈病人，它就真可以说是魔术。魔术师的基本要素就是速度——人们说快速导致魔术师的成功；然而分析治疗要花数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当魔术慢到如此地步时，它就不具备奇迹般的特征了。补充一句：让我们不要蔑视语词吧。语词，它毕竟是一件有力的武器。通过语词，我们相互传达感情，这是我们影响别人的方法。语词，它的好处妙不可言，但也可能造成可怕的创伤。诚然，“行为在先”2868，语词在后；在某些情况下，当行为被软化为语词时，就意味着文明的进步。但语词在最初出现时，是一种魔术——一种魔术般的行为，并且它一直保持着它起初所具有的那么多的魔力。

这个“公证人”继续说：“让我们假定，病人跟我一样对理解分析治疗没有知识准备，那么你如何使他相信语词或语言具有可使他摆脱痛苦的魔力呢？”

当然，如若必须让他有所准备，那么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做到，即要求他对分析者绝对坦白，不要有意隐瞒任何闯入大脑的思想，抛弃任何可能阻止他报告某种思想和记忆的消极因素。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总有一些非常不愿意告诉别人或自认为不可能告诉他人的事情，这些是他的“个人隐私”。他也有这样一个观念——这在自知心理上代表一个伟大的进步——人们有一些对自己也不愿意承认的事情：他喜欢向自己隐瞒，为此，一旦它们在头脑中出现，他会突然住口，并极力把它们从脑海中驱赶出去。或许他注意到，一个明显的心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出现——他意识到他在自己隐瞒自己。看上去似乎他自己已不再像他从前一直所认定的那样是个统一的自我，似乎他体内有某种与自我相矛盾的东西存在。他可能模糊地意识到自我与精神生活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对立。假如这时接受分析者向他提出的要求——说出一切隐情，那么，他将容易地预感到——在此等非同寻常的情况下与一个人进行思想联系和思想交流将同样产生非同寻常的效果。

“我理解，”我们的“公证人”说，“你认为每一位神经症患者都有某种压抑他的东西、某种秘密。通过诱导，他向你说出这个秘密，你就减轻了他的压抑，挽救了他。是的，这就是坦白原则。从远古时代起，天主教会就利用这一原则来维护天主教对人们精神的统治。”

我们一定要回答是或不是。无疑，坦白在分析中发挥着一定作用——或者说是分析的前奏。但这远不能构成分析的本质或者解释分析的结果。在“忏悔”中，忏悔者要讲出他知道些什么；在分析中，神经症患者一定要讲出更多的东西才行。我们从没听说过，“忏悔”的神效已大到可以摆脱真正的病理症状。

“那么，我就不明白了，”他开始反驳说，“他讲出的比他知道的更多’，这是什么意思呢？但我完全相信，作为一名分析专家，你已对你的病人产生了比神父对他的忏悔者更大的影响，因为你与病人的接触时间更长，更深入，也更个人化。还因为你可用这种特别的影响让他丢弃他那些病态的想法，用言语让他摆脱恐惧等等。如想同样用这种手段来控制诸如呕吐、腹泻、痉挛等纯生理现象，那就怪了。但我知道，如果使某人处于一种催眠状态下，这种影响实际上是非常可能实现的。你在患者身上施展法术，便可与他建立一种催眠关系——他对你有一种微妙的依赖倾向——即使你可能并没打算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治疗取得的惊人的结果就是催眠暗示的作用。就我所知，催眠的效果要比分析来得快，而且你告诉过我，分析需要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

我们的“公证人”不可能像我们刚开始时所认为的那样如此无知，或如此糊涂。某些迹象确凿地表明他正在已有知识的帮助下努力理解精神分析，他正极力把分析与他已知道的事情联系起来。现在的困难是让他清楚他的这种努力不能成功：分析是一种特殊过程，具有新奇和独特性，只能借助于新的顿悟——或假设（如果这样说听起来更容易接受）才能理解。但我们的公证人还在等着我们对他的最后评论作出回答。

你谈到的关于分析者所产生的特殊的个人影响，无疑值得我们充分重视。这种影响确实存在着，且在分析中起着极大作用——但与在催眠状态下所起的作用不同。要使你相信分析与催眠的情境非常不同，应该不成问题。这充分说明我们在催眠暗示中并不利用“暗示”这种个人影响因素去抑制疾病症状，而人们却在催眠中利用暗示来压抑疾病症状。认为这种因素是分析治疗的工具和促进者，且贯穿分析始终，也是不对的。无疑，分析之初它是这样的，但到了后来，这种影响开始背离我们的分析意图，迫使我们采取最深远的对策。我要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分析技术远不是转移患者的思想，或者用言语帮他摆脱困扰之类。如果我们的一个病人有了罪疚感，似乎自己犯了严重的罪行，我们不会劝告他无视良心的不安，也不能强调他真的清白。他自己就经常这么做，却没能奏效。我们所要做的是，让他意识到这样一种强烈的持久的感觉必然是有某种事实根据的，而这个事实根据是有可能找得出来的。

“如果你能以同意你的病人的罪疚感的方式实现安慰你的病人的目的，我将不胜惊讶，”公证人说，“但你的分析意图是什么？你要对你的病人做些什么呢？”

二

如果我要讲一些你们能够理解的内容，那么我肯定会讲只有在精神分析学派内部才知道或才受重视的心理学理论。从这些理论中，你们很容易推断出我们应从病人那里得到些什么信息，以及我们是如何得到这些信息的。我将像阐述一个完整的理论那样，教条地、详细地给你们解释。但不要以为这个理论是以这样的哲学体系似的结构出现的。这一理论的发展非常缓慢，我们努力解决每一个问题，并结合观察结果不断修正它，最后才使它完善成我们的目标所追求的形式。若是在几年前，我将不得不用其他术语来阐述这一理论。当然，我还不能向你们保证今天我所阐述的理论就是这一理论的最终形式。你们都知道，科学不是一本启示录，在一门科学出现了很长时间以后，它可能仍不能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具有确定性、可靠性和恒定性。尽管如此，这一理论是我们目前所能得到的全部。如果你能记住这一点：我们的科学还很年轻，还不到一百年，而它所研究的是人类所能研究的最困难的一个问题，那么，对于我的解释，你就很容易采取正确的态度加以对待。你们如果没听懂或想得到进一步解释可以随时打断我。

“在您开始前我就想打断您。您说您想要给我们讲一种新的心理学理论，但我本来知道心理学已不再是新兴学科了。已有的心理学派、心理学家已经够多的了。我在大学时就听到过这一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了。”

我不想争论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能更深入细致地思考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些重大成就应属感官生理学范畴，而心理生活的理论却由于误解而被禁止研究，没能发展起来。今天的研究包括些什么呢？是在大学里教的那些吗？除了那些感官生理学领域有价值的发现以外，大量的心理过程的分类和定义已成为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共同知识。这应感激语言学的应用。但很显然，这些分类和定义不足以概括我们的心理生活。你是否注意到了：每一位哲学家，每一位富有想象力的作家，每一位历史学家和传记小说家，都构筑了他们自己的心理学。他们提出了自己的关于心理活动相互联系和目标的独特假设。所有这些都或多或少地看似合理，但同样都不可信。它们明显地缺乏一个共同的基础。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在心理学领域可以说没有地位，没有威信。在这个领域，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志“任意胡为”。如果你提出一个物理或化学上的问题，没有这方面知识的人会保持沉默。但是，如果你大胆地做出一个心理学假设，你就必须做好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评判与驳斥的准备，似乎在这个领域里没有“专业知识”。每个人都有心理活动，所以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个心理学家，而我却觉得这个头衔对于他们是不大合适的。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位申请做保姆的人，当被问及她是否会看孩子时，她回答：“当然，毕竟我也曾是个孩子呀。”

“您宣称您从对病人的观察中发现了一直被每一位心理学家所忽视的心理生活的‘普遍基础’，是这样吗？”

在我看来，我们的发现的来源并没使那些心理学家们丧失其价值。举个例子说吧，胚胎学如果不能合理地解释天生的器官畸形，就不值得信赖。我给你们讲过，有的人思想失控，所以他们倾向于担心一些与他们完全没有关系的问题。你们认为学院心理学能够在解释这种精神失常方面做出贡献吗？我们大家都有过这种经历：在晚上，我们的思想各行其是，产生一些我们无法理解的念头，令我们迷惑，怀疑这些念头是由于病理原因引起的记忆恢复。这就是我们的梦。普通人总是坚定地认为梦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能说明点什么，学院心理学却一直没能告诉我们梦的含义是什么。它对梦无能为力。即使它试图做出解释，也是非心理学的，比如，将梦归因于感官刺激或大脑不同部位睡眠深度不同等等。但是公平地说，一种心理学如不能解释梦，那么它对于理解心理生活就是无用的，它也不配称为一门科学。

“你太激进了，很明显，你已把问题引向一个极其敏感的区域。我听说过，精神分析的确很重视梦这个现象，它在梦的背后寻找真实事件的记忆。但我还听说，对梦的解释也是因人而异的，就连精神分析家们自己也还在争论释梦的方法，争论从梦中得到的结论的合理性。如果真的这样，你就不该如此肯定精神分析的优点已远远超过学院心理学。”你说的的确包含了许多事实。实际上，梦的解释对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实践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如果我表现得过于激进了，那只是我的一种自我辩护方法。当我想到一些分析者对释梦理论所做的损害时，我就很伤心，表达出悲观的论调。像伟大的讽刺作家内斯特罗伊2869曾说的：前进的每一步都只有它最初看上去的一半那么大。但是不知你们发现了没有，人们从来不会曲解他们已经掌握了的事情。只要有点预见性和自律性，许多释梦的危害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然而，你们更会同意，如果我们如此远离正题讨论下去，我将无法进行我的理论阐述。

“是的，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接下来你打算告诉我们这种新的心理学的基本原理。”

这并不是我一开始要讲的内容。我的目的是要让你们知道，在我们分析研究过程中形成的“心理仪器”结构的蓝图。

“你的‘心理仪器’是什么意思？我可以问一下它是用什么做成的吗？”

一会儿你们就会清楚什么是“心理仪器”了，但是请你们不要问它是由什么制成的。这不是心理学感兴趣的问题。心理学对此不关心，就像光学研究对于望远镜的镜筒是由金属还是厚纸板做成的不感兴趣一样。我们应将“材料”这个问题2870搁在一边，而只保留空间问题。我们勾画出来的这种不知名的仪器，能像真实的一样进行心理活动，这种仪器由几个部分组成（每一部分我们称作“代理处”），每一部分执行一种特殊功能，互相之间有固定的空间关系。这种空间关系被理解为“前”与“后”、“表面”的与“深层”的——我们只是说，它首先代表功能的有规则的顺序关系。我讲清楚了吗？

“恐怕没有，也许我以后会明白。但无论如何，这种东西很像奇妙的灵魂解剖学——自然，对于科学家来说这种事情再也不存在了。”

那你还要怎样呢？这只是一个假设，像许多其他科学假设一样，早期的假设通常很粗浅，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尚待修正”。现在我似乎没必要求助于“好像”这个普遍手段。这种“虚构”（哲学家法伊英格尔（Vaihinger）2871这么称呼过）的价值大小在于研究者可以凭借它获得多大的成就。

还是让我们开始吧。从日常生活知识出发，我们会认识到，人类有一种心理组织（mental organization），它介于感官刺激和身体需要与行为动机的知觉之间。这种组织的介入有其特殊的意义，我们将它称作“自我”。现在它已经不是什么新词了。我们中的每个人即便不是哲学家也能做出这种假设。但我们认为它不足以详尽描述心理仪器的全部。除了“自我”，我们还发现另一个心理区域，它比“自我”更广泛，更重要，更隐蔽，我们称之为“本我”。“自我”与“本我”二者之间的关系，成为我们研究的直接对象。

你也许会反对我们选择简单的代词来描述我们这两个代理处或范围，而不给他们取一个响亮的希腊语的名称。然而，在精神分析中，我们更倾向于贴近普通的思维模式，并尽量使概念更适用而不是被丢在一边。这不是什么优点，我们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我们的理论必须被病人所理解。虽说他们通常都很聪明，但不都博学。“本我”不受个人感情影响，和普通人的某种表达方式很接近。“它从我身体里穿过，”人们说，“刚才有种比我自己还强大的东西存在于我的体内。”

在心理学中，我们只能借助于类比来描述事物。这并不奇怪，其他领域也有这种做法。但我们必须不断地改变这些类比，因为它们当中没有哪一个能供我们长久利用。因此，为了搞清自我和本我的关系，我必须让你们将自我看成是本我的表面，就像它的一个外层或表层。我们可以依据最后这个类比展开讨论。我们都知道，表层的特点受其接触的外部世界的影响。因此，我们假设：自我是心理仪器的（本我的）表层，它受外界（现实）的影响。这就告诉你，我们在精神分析中对用空间观点来看事物的做法是何等重视。对我们来说，自我的确是表层的，而本我才是深层的。当然，这只是从外面看。自我介于现实和本我之间，是真正的心理机制。

“我还不想问这些是怎么得出来的，但是请先告诉我，你从本我和自我之间的差异中得到了什么启示？什么引导你发现了它？”

你的问题为我下面的讲解引了路，因为了解自我和本我在许多方面的差异是件重要而有价值的事情。控制心理活动过程的规则在自我中和在本我中是不同的，自我通过其他方法追求不同的目标。关于这个我可以讲出很多，但也许你愿意听一个新鲜的类比和一个例子。想一想在战争期间先头部队和后方部队有什么不同。我们都不会惊奇，先头部队和后方部队有那么大的差异，许多事情在后方部队中是允许做的，而在先头部队中却被禁止。当然，对此差异的决定性影响，在于先头部队更接近敌人。当然，在心理活动中这个决定性影响就是，更接近外部世界。有时候“外界”、“陌生”和“敌视”都是相同的概念。好了，现在我们回到原来的例子上来。在本我中没有冲突，矛盾和对峙同时存在，却无关大局，本我对它们的调节通常是以折中的方式进行的。而自我在类似的环境中，会感到都是非解决不可的矛盾。而这种解决恰是舍一方留一方的冲动。自我这个机制的特征，是明显地倾向于统一、综合，这个特征在本我中是没有的。在本我中，可以说“全部分裂”；不同的欲望独立地追求自己的目标，互不关联。

“如果这样一个重要的心理领域或‘后方部队’确实存在的话，那你怎么解释，在精神分析出现以前它一直被人们所忽视这个事实呢？”

这就又回到了我们前面说过的问题上来了。心理学自己闩上了通往本我领域的门，因为它坚持一个看似合理实际上却站不住脚的假设，即所有的心理活动都是我们能够意识到的，2872有意识是衡量什么是心理活动的标准。如果我们头脑中有些过程没有被意识到，那么，它们就不是心理活动，它们就与心理学无关。

“但是我应该想到是这么回事。”

是的，心理学家们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这种想法一驳即倒。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不恰当的区分。最迟钝的内省者也会发现，某些想法若不做准备是不可能出现的，但你又从未感受到思想的前奏，虽然它们的确是一种心理现象，而进入你的意识中的只能是准备好的结果。偶尔你可能会在回顾中，比如重新建构中，意识到这些准备阶段的思想结构。

“也许某些人注意力分散了，所以才没有注意到准备过程。”

借口！你不能以此来说明这个问题，心理活动往往都是很复杂的，它在你的头脑中发生了，而你的意识和你却都不知道。或者你是否想说明多花些或少花些注意力就可以将非心理行为转化为心理行为？但问题是争论又有什么用呢？有一种催眠的方法，如果有人愿意去学的话，他就会从中找到潜意识的铁证。

“我不想退却，但我终于明白了你的意思。你所说的‘自我’就是意识。你之所谓‘本我’是下意识（subconscious），现在人们经常谈论这些。但你为什么给他们化了装，用了新名称？”

这不是化装。其他名字是无用的。不要试图用文学代替科学。如果有人谈到下意识，我就不能分清他所说的是心理地形学意义上的——表示头脑中位于意识之下的某种成分，还是实质性的——藏于表层下面的另一种意识。他自己可能也不清楚这些。唯一可信的就是意识和潜意识的对立，但是将这种对立简单地等同于自我和本我间的区别将是个严重的错误。当然，如果真的如此简单就好了，那样我们的理论就会畅通无阻，但事情绝非如此简单。真正的事实是：本我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而且总是潜意识的，而在自我中发生的进程本身就能够成为有意识的。但并非所有这些过程都是或总是而且也不必总是有意识的。自我的大部分也可能永远是潜意识的。

心理过程成为有意识现象是件很复杂的事。我忍不住要再次教条地强调我们有关该问题的假设。也许你已经记住了，自我是本我的外围的、边缘的一层。现在，我们相信，在自我的最外层有一个特殊的代理处，或者叫系统或器官，它直接面对外部世界，通过对它的刺激，我们称作意识的现象便产生了。这个器官能够从外部均匀地接受刺激，以此方式接受外部世界的各种刺激（在感觉器官的帮助下）。它还能接受来自内部的刺激，这样便首先对本我中的感觉做出反应，然后又对自我中的进程做出反应。

“事情变得越来越糟了，我能理解的越来越少了。说到底，你就是想让我参与讨论一个问题：非心理医生是否应该从事精神分析治疗？你讲出这么一大堆大胆却又模糊的观点，而你自己又不能让我信服，那么，讲它们还有什么意义？”

我知道我不能使你信服，这也是我力所不及的。我的目的也不在于此。当给学生上精神分析理论课时，我们能够看出，开始时，我们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多么浅显，他们对待精神分析理论就像对待灌输给他们的其他抽象概念一样冷淡。他们当中的少数人也许希望被说服，但却丝毫未见有人被说服的迹象。同时，我们也要求每一个想在他人身上实践精神分析的人，先让自己服从于精神分析。只有在这个自我分析（该词似易被人误解）2873——即一边亲身体验分析所要求的过程，一边对他们自身，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他们的思想施以影响时，他们才能够信服，并在日后成为精神分析专家时，以此来指导他们的实践。我只能告诉你们这些简单的、因而不好理解的理论。由于你们没有亲身经历，又无法证实它们，所以我怎么能指望说服你们相信我们的理论是正确的呢？

我另有目的。我们之间所争论的问题不是关于分析是否明智，也不是关于假设是否正确的问题。我向你们解释我们的理论，是因为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借此可让你们了解精神分析理论包含的观点的范围，了解精神分析法对待病人所依据的假设是什么，以及这些假设对病人的作用。用这种方法必将有助于阐明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问题。不要惊异，如果你一直在听我讲，那你已经通过了最困难的阶段。接下来的所有问题对你们来说都将很容易。但是现在，如果你们允许，我要去休息片刻。

三

“我猜想，你可能想告诉我如何根据精神分析理论勾画出神经症患者的病因。”

我会尽量说清楚的。但是为此我们必须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研究自我和本我，从动力心理学角度，也就是说，注意它们当中的作用力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我们对心理仪器的描述还是比较满意的。

“我唯一担心的是它会再次变得难于理解。”

我希望不会。你很快会发现你已走入其中了。现在，我们假设驱动心理仪器的力量来自身体器官，主要表现为生理上的需要。你们会记得一个诗人兼哲学家的话：“饥饿和爱推动了世界。”2874我还要补充一句，这是两种多么巨大的力量。啊！我们给引发精神活动的生理需要取个名字叫“本能”。2875这个词会使许多现代语言黯然失色。在某种程度上，本能构成了本我：本我中的一切能量，简而言之，都源于本能。自我中的能量的来源也是本能，它从本我的能量中汲取能量。那么这些本能想得到什么呢？满足，即建立某种环境以使生理需要得到满足。缓解需要的紧张程度会使我们的意识器官感到愉快，而增强需要的紧张程度则很快会使我们感到不悦。一系列愉快与不愉快的情感就在需要的紧张程度的波动中诞生，整个心理仪器就是借助于这个情感系列而调节着它的活动，于是我们称之为“快乐原则的控制”。

如果本我的本能需要不能得到满足，那就将出现一些很棘手的境况。这方面的经验表明，满足本能的环境只能借助外部世界才能建立。每当这时，本我中直接面向外部的那一部分——自我，开始起作用了。如果让心理仪器运转起来的全部动力都来自于本我，那么自我就承担着掌舵的任务。没有自我，目标是无法达到的。本我中的本能不惜一切代价，迫切要求立即得到满足。如果让本能照这样行事，将什么也得不到，甚至还会招致损失。预防这种不幸，调节本我的要求与外部世界的反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自我的工作。自我在两个方面进行活动，一方面，它在感官和意识系统的帮助下观察外部世界，以便抓住有利机会，让本我得到无伤害的满足。另一方面，它影响着本我，抑制其“冲动”，引导本我中的本能延缓它们要求的满足。如果确有必要，自我还将改变自己的目标，或者作为某种补偿，它将放弃这些满足。自我在用这种方法制服本我的冲动的过程中，用现实原则取代了快乐原则。快乐原则原先是决定性的，而现实原则追求同快乐原则一样的目标时，却要考虑真实的外部世界所施加的条件。后来，自我认识到，除了适应我已描绘的外部世界外，还有另外一种获得满足的方法，即通过改变本我而使本我介入外部世界和在外部世界里有意识地建立使满足成为可能的条件。这种方法是可行的，它成为自我的最高功能。自我决定何时方便控制本我的冲动并使之屈服于现实，何时又倾向于去满足本我的需要从而去反抗外部世界，这种决定构成了世俗智慧的全部本质。

“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虽然本我没有自我强大，但本我能容忍被自我这样控制吗？”

是的，如果自我拥有整个组织和效力，如果它有进入本我各部分的方法，并能影响它们，则什么都好办了。因为在自我和本我之间没有天然对立，它们彼此融合在一起，在正常条件下，它们其实已不能互相分开。

“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我仍不明白，在如此理想的关系中，怎么还能存在一丝病理性失调的可能呢？”

你说得对。只要自我及其与本我的关系满足这些理想的条件，那就不会再有神经性失调了。疾病产生的原因是想象不到的，了解一般病理学的人不会惊奇找不到原则性的证实：那就是带来疾病，导致功能失调的祸首，恰恰就是这些最重要的发展和变异。

“你讲得太深奥了，我理解不了你的话。”

我必须再稍微回溯一些事实。一个有生命的小生物体，即使它充满了破坏性的作用，但相比于强大的外部世界，它仍是可怜的、无能力的，是不是？一种自我组织仍没有发育成熟的原始的生物，正处于所有这些“创伤”的控制之下。它靠着本能愿望的盲目满足过活，最后通常消亡了。自我的变异，首先是向自我保存迈出的一步。无可非议，从破坏中学不到什么。但是如果有人已经幸运地熬过“创伤”而活了下来，那么他会注意到相似情形下的方法，他会仅凭一简略的印象复本就能以焦虑情绪指出危险所在。而这个印象是在他战胜“创伤”的过程中所经历过的。这种对危险知觉的反应就表现为企图逃跑，这样做可以达到拯救生命的效果。在某人还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还不能以一种有效的甚至具有侵略性的方式去应付外部世界的危险以前，也许只能逃跑。

“这些可不是你答应要告诉我的。”

你没注意到我就快要实现我许下的诺言了。即使那些自我组织刚发育成熟的生物体，在他们童年期的最初几年，他们的自我仍是脆弱的，几乎没从本我中分化出来。设想一下如果这种无能力的自我感受到一种来自本我的本能需要，而这种需要是自我一直想去抵制的，那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自我想抵制（因为我知道满足本能需要是危险的，我将幻想出创伤性情景，并将会与外界发生冲突），但是自我又控制不了这种本能需要，因为它还没有足够的能力这样做。在此情况中，自我视本能的危险如同外部的危险一样，自我克制自己不去响应本能的冲动，并企图逃避，从本我中撤出，让本我自己听天由命。如我所指出的，自我具有抑制本能冲动的机制，暂时，还有防卫危险的效用。但是，人们不要泰然地把内部和外部混淆。一个人无法逃避自己。在抑制状态下自我遵循快乐原则，并习惯于矫正，结果必定在报复中受到损伤，这表现在自我已永远缩小了它的影响范围。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现在是孤立的、自由的，外物无法接近它，也影响不了它，它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再往后来，当自我变得越来越强大时，它仍不能解除压抑作用，它的综合性被破坏了，本我的一部分仍是自我的一块禁地。孤立的本能冲动不再无所事事了，它懂得如何去弥补被否定了的正常满足，它创造出心理派生物来取代自己，它把自己和其他的过程联系在一起，并在其影响下离开自我。最后，它以一种不被承认的歪曲的替代物的形式进入了自我和意识，生成我们所谓的“症状”。这样，神经症障碍的特性就一下子变得明显了：一方面，被禁锢在综合体上的自我对本我的各部分毫无影响，为了避免与被压抑的本能产生一场新的冲突，自我必须放弃自己的一些行动。自我在防止疾病——这一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的派生物的毫无意义的行为中耗损了自己的精力。另一方面，个体的本能已独立存在于本我之中，而本我不顾个人的整体利益，只遵循本我深处的原始心理法则，追求它们自己的目的。如果我们观测整个形势，我们将得出一个神经症发源的简单公式：自我企图以不适宜的方式去压制一部分本我，但这种尝试失败了，本我就进行了对它的报复。所以，神经症就是自我和本我之间冲突的结果。自我已开始着手处理这种冲突，因为——正如详细调查所说明的——它要不惜一切代价在与真实的外部世界的联系中保持它的适应力。而本我和外部世界之间存在不一致，这是因为忠诚服务于内在本质的自我偏袒外部世界，结果陷入了与本我的冲突之中。但是应该注意到，冲突并不是导致疾病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在现实和本我之间的这种不一致是不可避免的。调解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自我的长期工作——自我利用效力不足的压抑工具去处理冲突，这才是导致疾病的决定因素。这种现象又是因为，当自我在接受任务的时候，它是无能力的、不成熟的，而决定性的压抑行为一般都发生在儿童早期。

“好一番漂亮的论证！因为你只想告诉我精神分析关于神经症病因的看法，以便接下去说自我是如何对抗它的，所以，我将照你的意思不去多加批评。我也许会有许多问题想问，过会儿我会提问的。此刻，我很想顺着你的思路，提出一个我自己的理论。你已解释了外部世界、自我、本我之间的关系，并认为神经症的决定因素是那依赖外部世界的自我针对本我的反抗。如果自我做出相反的举动，是否也可以理解呢？也就是说，在这种冲突中，自我为本我服务，抗拒外部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以我对精神病观点本质的非专业的观点看，我认为自我的这种矛盾应该是导致精神病的决定因素。自我这种脱离现实的转变才是精神病的本质。”

是的，我自己也已想到这种可能性。2876虽然，要证实这个疑点需要对一些高度复杂的因素进行讨论，但我十分相信这种可能性与事实相符。神经症和精神病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它们在某些决定性方面仍有所区别，这取决于在这种冲突中自我倾向哪一方。在这两例病症中，本我会保持它盲目顽固的特性。

“好，继续往下说，你的理论对神经症的治疗作何暗示？”

现在让我来描述我的治疗目标是容易的。我们尽力去恢复自我，消除对它的抑制，让它重新控制本我——这是因为在早期的压抑中，自我已失去了对本我的控制。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才进行精神分析，我们的整个技术都是针对这个目的的。我们必须找到已建构的压抑，促使自我在我们的帮助下矫正它们，去解决冲突而不是企图逃避。既然这些压抑在童年早期业已形成，那么分析工作也就把我们带回到童年期的那个时候。过去的冲突大部分已被忘记，所以我们尽全力让病人回忆起这些冲突。我们了解这些冲突环境的途径是由病人的症状、梦和自由联想提供的。但是那些冲突都须经过解释——翻译，因为在本我的心理影响下，它们已经构建出对我们来说是难以理解的表达形式。我们可以这样假设：病人须经过内心的搏斗才告诉我们的任何联想、思想和记忆，都是与被压抑的东西或者被压抑东西的衍生物有关的。通过鼓励病人放下顾虑，告诉我们这些事，我们正指导他的自我克服企图逃避的倾向，去承认对被压抑的东西的解决。最后，如果他能成功地在记忆中回想起被压抑的情况，他将因合作而得奖励。压抑前后的岁数上的差别会对他有利；孩子时的自我因恐惧而逃避的那件事对成年人和强大了的自我来说都只不过是孩子的游戏罢了。

四

“这半天你所告诉我的每件事都属于心理学范畴。听起来有些陌生、难懂，也有点模糊。但是，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那就是‘纯’心理学了。迄今为止，我对你的精神分析了解很少，但我听传闻讲，你所从事的研究根本与精神分析无关。你一直未能谈及此类正题。这让我觉得你是在有意隐瞒什么事情。我还有另一个疑点，我不想隐瞒它。毕竟，如你所说，神经症是精神生活的失调。那么，像我们的伦理道德，我们的意识，我们的理想这么重要的事，竟然对那些意识深处的障碍不起任何作用，这可能吗？”

这么说你是觉得我们将把最低级的意识与最高级的意识的考虑撇在了我们的讨论之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在目前阶段还没考虑到心理生活的内容。现在请允许我也打断你一次，让我们之间的谈话暂停一下。我给你讲了这么多关于心理学的问题，因为我想让你在头脑中有这样的印象：精神分析是应用心理学的一部分。而且，这种心理学是仅限于精神分析的心理学，为外行所不知。因此，一个精神分析者首先必须学习这种心理学，这种深蕴心理学或潜意识心理学，或者至少该学习当今人们已了解的这种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需要这种心理学知识作为我们以后立论的基础。但是现在我们来看看，你所提及的“纯”意指什么呢？

“噢，有关报告一般都说在分析中详细地讨论性生活中最隐私和最肮脏的事。如果那是真的——我从你的心理学论述中推断不出那样做的必要性——那将有利于说明应该把治疗限制在医生的范围。人们怎么肯把自己的隐私处理权交给那些自己不相信其判断力而其人格又没有保障的人呢？”

医生确确实实在性的领域内享有一定特权，他们甚至被允许去检查人们的生殖器。当然啦，在东方国家不允许这样做。一些理想主义的改革者也曾反对医生的这一特权（你知道我所提的那些改革者是指哪些人2877）。但是，首先你应知道在精神分析中是否真的存在这种特权，和为什么必须这样做——是的，在精神分析中确实存在这样的特权。

这种特权的存在是必要的，首先，因为分析是完全建立在公正、坦率基础之上的。比方说，政府要十分详细和公开地讨论财政状况，而平民百姓谁都不让知道，即使他不是竞争者或征税者。对公正坦率的绝对要求也给分析家施加了一个严肃的道德责任，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持异议，事实上，我自己也同意这种观点。特权存在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在探讨神经症成因和突发因素时，来自性生活的影响因素起的作用十分重要和主要，也许可以说是十分特殊。除了与病人及病人提供的素材保持密切联系以外，精神分析还能做什么呢？分析医生从不把病人引诱到性生活方面去。他不会一开口就对病人说：“我们来谈谈你性生活中的隐情！”只有当病人自己喜欢谈时，医生才能有机会倾听；反之，他只能静静地等待病人自己提及性的事情。我过去也常提醒我的学生：“我们的反对者告诉我们只可接手那些与性无关的病例。我们要小心，别把性因素引入我们的分析中来。否则，我们将无缘发现这样一个与性无关的病例。”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人能有机会碰到这样的与性无关的病例。

当然，我知道，我们对性的认可已成为（无论他们承认与否）对分析怀有敌意的人最反感的东西。但这能动摇我们的信心吗？这种反对情绪只能说明我们这个文明社会是多么的神经质。因为，很显然，正常人的行为和神经症患者的行为已相差不远。有一次，当精神分析受到德国众多学会的严肃审查时——到今天，事情不那么张扬了——其中一个发言人要求拥有特权，因为他说，他甚至允许他的病人自由谈论：当然是为了诊断的目的和检测分析医生的诊断。“但是，”他又说，“如果他们开始谈论性的问题，我就制止他们。作为一种阐述方法，你觉得这样做怎么样？”德国学会为这位发言人喝彩，并没因他谈到性而感羞愧。只有用普遍的偏见意识带来的自鸣得意能解释这个发言人何以如此缺乏逻辑思想。几年以后，当年曾经是我的追随者的几个人再次深感有必要把人类社会从性行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精神分析则力图把它强加给人类社会。他们当中有人解释说，所谓性并不仅仅指性行为，还指其他一些抽象、神秘的东西。另一个人则宣称，性生活仅仅是人类寻求满足他们感知自身能力和控制别人的需要的一个领域。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已得到许多方面的支持。

“这一次，我也要冒昧表个态，我认为须有相当的胆识才敢断言：性不是生物体的自然、原始的需要，而是某种其他事物的反映。人只须借用动物做例子就可知道这点。”

那没有区别。不管有多荒唐，如果以此二者来矫正恐怖的性的主导地位，那么社会将十分情愿接受。

而且，我承认，你不喜欢把导致神经症的大部分原因归于性的因素。坦率地说，这似乎与你做一个公证人的任务不甚吻合。你难道不担心这种反感会干扰你做出公正的判断吗？

“听你这么说，我很抱歉。你对我的信心似乎动摇了。既然如此，你为何不另外选择一人作为你的公证人呢？”

因为其他人也不可能与你的想法相差太多。但是如果他一开始就准备好承认性生活的重要性，那么人们都会惊呼：“哼，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公证人，他只是你的一个支持者！”不，我不会放弃影响你观点的希望。然而，我不得不承认，依我看来，这次的情况不同于我们以前碰到过的情况。假如你的印象是，我们所探讨的是一个纯心理学的问题，那么，不管你是否相信我，我们的心理学讨论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但是关于性的问题，如果你能认识到你心中那强烈的想反驳的动机，正是你和其他一些人所有的根深蒂固的敌意，那么，我将很高兴。

“但是，我毕竟不像你，有那些能让你坚定信念的经历。”

很好，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述的。性生活不是什么简单的下流的事，它也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关于性，有许多需要了解的新奇的东西，也有许多奇怪的现象有待解释。我刚才告诉你说，精神分析必须溯源到儿童早期，因为决定性的压抑发生在那时候，而此时他的自我是很脆弱的。而在童年时期就一定没有性生活吗？性生活只是在青春期才开始的吗？与此相反，我们应该知道性本能的冲动自人出生起，就一直伴随人的一生，童年期的自我实施压抑行为就是为了防止那些性本能发作。是巧合吗？小孩子们已经在与性欲望做斗争了，就像是医学会上的发言人后来做的那样，也像我的追随者们再后来创立了他们自己的理论一样。怎么会这样呢？最普遍的解释通常是：我们的文明社会完全建立在对性的损害上。不过，该问题又绝非如此简单。

关于童年期性行为的发现，属于我们有理由感到羞愧的那些发现之一（因为它的明显性）。2878一些儿科专家似乎已经知道这些，一些保育员也知道。那些自称是儿童心理学家的保育员，聪明地随即就以谴责的口气，称这一发现是对童年期单纯天性的亵渎。情感再次代替了争辩。这种事情在政治机构里是常常发生的。反对党的一名成员站起来，谴责内务部、军队、司法部等等机构的某一弊政。对此，另一位与会成员，比方说政府发言人，会针锋相对地说，这是当众侮辱国家军队、王朝甚至民族荣誉感，因而他说的是不真实的，这种神圣的荣誉感被当众侮辱是不能容忍的。

儿童的性生活当然不同于成人的性生活。性功能从开始到我们所熟悉的定型阶段，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它由众多目标各异的本性构成，经历了几个构建阶段，最后成为生殖功能。并不是所有本能成分都均等地发展成最后的生殖功能，它们必须经过转移、改造，有一小部分还要被压抑。这么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发展过程中的停滞现象也是有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也会出现部分固着。如果后来性功能的作用遇到障碍，性驱力——我们称之为力比多——可能会回归到这些早期固着阶段。儿童性行为的研究和它向成熟的演化，已经启发我们认识到什么是性反常。过去人们描述性反常时总是带有厌恶感，却又说不清性反常行为出现的根源。这个话题挺有意思，但是考虑到我们此番谈话的目的，再给你讲太多也没有什么意义。要理解这理论的来龙去脉，需要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知识。很不幸，这些知识在医学院里是学不到的。不过，了解一点人类文明史和神话学也是必不可少的。

“谈了那么多话，我仍然想不出儿童性生活是什么样子。”

下面我将进一步探究这一主题。无论如何，让我放弃这一主题是很不容易的。我将告诉你，在我看来，儿童性生活最明显的事，就是儿童在他生命的最初五年里要经历其性生活发展的全部历程。从那时开始直到青春期，人的性生活经历一个所谓潜伏期。在潜伏期里，性意识一般没有什么发展，相反，性驱力在强度上有所减弱，一些曾是儿童所做和所知的事被放弃和遗忘。在生命的那个时期，早期的性生活的全盛期已经枯衰，害羞、厌恶、道德之类的自我的态度开始出现。这些态度注定要起来反抗后来青春期的风暴，并铺设刚刚苏醒的性欲之路。这种性生活的“双向发作”现象与神经症的发生有着很大的关系，这似乎仅在人类范围内出现，而且可能是人类特有的神经症的决定因素之一。性生活的前期发展状况被精神分析所忽略，正如在另一知识领域里，有意识的精神生活的背景被忽略一样。你有理由猜测二者是有密切联系的。

有关早期性生活的内容、表现形式和成就2879，还有很多东西要讲，这些都是我们未曾料及的。例如，听说小男孩经常害怕被他们的父亲吃了，你肯定会感到意外（你也肯定会惊讶我为什么要把这种害怕包括在性生活的现象中）。但我要提醒你，中学时代你就曾学过关于克罗诺斯神是怎样吞下他的孩子们的故事。你第一次听到它时，一定觉得很奇怪吧！但是，我猜测在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人去思考过它。今天，我们也能想起来，在许多童话故事中，有像狼一样的贪婪的动物出现时，我们就把它看作是父亲的化身。这会使你确信由于有了婴儿性生活的知识，我们才能理解神话和童话世界。这样我们就获得了精神分析研究的一件副产品。

听到男孩子们担心被他们的父亲夺去他们的性器官的事，你也会吃惊的，这种对阉割的恐惧，对他们人格的发展有着强大的影响，决定着他们今后性生活所遵循的方向。这里，神话又一次给了你相信精神分析的勇气。上述那个吞下自己孩子的克罗诺斯神阉割了他的父亲乌拉诺斯，后来他自己也遭到他儿子宙斯的报复，将他阉割了，而宙斯由于他母亲的机智而得救。如果你倾向于认为所有有关儿童早期性生活的精神分析报告，都来源于精神分析家胡乱想的话，至少你必须承认，他们的想象创造出了同原始人想象活动一样的产物。神话及童话就是原始人想象活动的遗产。一个可选择的、更友好的、可能也是更中肯的观点是这样的：在今天儿童的心理生活中，我们仍能发觉在人类文明早期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古老因素。在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儿童将以一种浓缩的形式，重复他所属种族的历史，正如我们久已知晓的胚胎学的特征贯穿机体发展的全过程一样。

幼儿早期性生活的另一个特征是，女性性器官本身对性生活还没有起作用，儿童还没有发现它，其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男性性器官上，儿童所有的兴趣指向他们是否有男性性器官的问题上。我们对小女孩的性生活比对男孩的性生活了解要少得多，我们不必对此感到惭愧，毕竟成年女性的性生活是心理学未知的大陆。但我们知道女孩们深感她们缺少一个和男性具有共同价值的性器官，因此，她们认为自己是下等的，这种“阴茎妒羡”是女性大量性特征反应的来源。

两种排泄需要都具性兴趣，这也是儿童的特征。然后，教育降低了儿童这方面的兴趣。在玩笑中这种差异又一次被抹杀了。这看来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现实，但是产生厌恶的情感，儿童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这一点就连那些在儿童心理的纯洁性问题上持反对意见的人们也不予争辩。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事实是，通常，儿童把他们的性愿望指向他们最亲密的亲属。起初，指向他们的父母，而后是他们的兄弟姊妹。男孩第一个爱的对象是他的母亲，而女孩的第一个对象则是她的父亲（除非先天对两性都感兴趣而接受两种矛盾态度的同时存在）。父母中的一方被视为争宠的竞争者，并经常受到儿童强烈的敌意。你一定要正确地理解我。我想要说的不是儿童想要他们喜欢的父母，仅用我们成人所指的亲子关系的那种本质情感来对待他们，不是的。精神分析使我们确信儿童的性愿望，超出了我们成年人所理解的亲情，达到了我们所能理解的各种感官满足，也就是说，极尽儿童想象力所及的范围。很显然，儿童绝猜不出性交是怎么回事，他用自己的经历和感情中的其他概念来代替性交。通常，他的愿望以想生孩子的目的而达到顶点，其生育方式是十分离奇的。由于无知，男孩子也有生孩子的欲望。依据熟悉的希腊传说，我们把这个心理结构命名为“俄狄浦斯情结”。随着早期性欲望的结束，通常，这种结构将被放弃，从根本上分化且被改变，这种改变对以后的精神生活将起重大作用。但通常这种改变实现得不彻底，致使青春期又将这个情结唤醒，其后果会很严重。

我对你依然保持沉默感到吃惊，这可能意味着你不同意我。由于肯定了儿童第一个选择的性目标（以专业术语的方式表示）是乱伦，无疑，精神分析再一次伤害了人类神圣的情感，并要为此遭受大量的怀疑、反驳和攻击做充分的准备。事实上，精神分析已经受到了太多的反驳和攻击。真正伤害人类感情的，不是今天精神分析对乱伦的善意分析，而是把俄狄浦斯情结当成人类命运的普遍结构的假设。顺便说一句，希腊神话肯定也有同样的意思。但是，今天大多数的人，无论是知识渊博的还是没有文化的人，更愿意相信本性在我们身体里埋下了天生的厌恶，来抵御乱伦的可能性。

为了我们的目的，首先让我们回忆一下历史。当卡尤斯·尤里斯·恺撒在埃及登陆时，他发现那里年轻的女王克莱奥帕特拉（很快将变得对他很重要）和她的弟弟托勒密结婚了。在埃及王朝，这种事没有什么奇怪的。有着希腊血统的托勒密姐弟俩只不过履行了被他们的祖先，即古代的法老，实施了几千年的习俗。但是，这仅仅是兄弟姐妹之间的乱伦，即使是现在，这种乱伦也不认为是太严重。那么让我们回到有关原始时代的事件的主要证据——神话学上。它告诉我们不仅希腊民族，而且每一个民族的神话都充满着父亲与女儿，甚至母亲与儿子间的爱情故事。宇宙论一如皇室家庭的家谱，是建立在乱伦的基础上的。你能推测出那些传说是出于什么目的被创造出来的吗？是为了污辱神和国王把他当作罪犯吗？是为了把人类的羞事归结于他们吗？真正的原因是，乱伦的欲望是原始人留给我们的遗产，而且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克服。当大众不得不放弃它时，乱伦的实现在神及他们的后代身上仍然是许可的。我们发现乱伦的欲望在个体的幼年期仍存在并起着作用，它与历史和神话的说教是完全一致的。

“我不责怪你试图对我隐瞒所有这些有关幼儿性生活的事实。但这反而更加激发我的兴趣，特别是因为它与人类的史前历史有联系。”

我原以为讲这些会离题，不过或许它真的有些作用。

“现在请你告诉我，关于儿童性生活的精神分析的结果有哪些是肯定的事实？你的结论仅仅建立在与历史和神话的一致性上吗？”

噢，绝对不是。它植根于直接的观察。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我们一开始先对成年人进行精神分析，也就是在其儿童期结束20至40年后，对其进行分析，从中推断他们幼儿期性生活的内容。以后，我们直接对儿童本身进行精神分析。当我们在他们身上证实了我们曾经猜测的每一种情况时，这就是不小的成功，尽管有时有少量的掩盖或曲解。

“什么？你们已经对小孩进行了精神分析？不足六岁的孩子？这可能吗？对那些儿童做这种事是不是太危险了？”

分析进行得很顺利。在一个四五岁的小孩身上所进行的精神分析是很难被人们所相信的。儿童在这个年龄，心理非常活跃，儿童早期的性欲期同时也是他们智力飞速发展的时期。我有这样一个印象：随着潜伏期的开始，他们在精神上变得压抑，且更愚蠢。也是从那时起，许多儿童失去了他们自然的魅力。至于早期精神分析可能导致的危险，我可以告诉你们，大约在二十年前第一个接受分析实验的孩子，现今已经成长为一个健康而有能力的年轻人。尽管也有一些严重的心理创伤，但他顺利地度过了他的青春期。对早期精神分析的其他“牺牲者”，事实将证明是无害的。在进行儿童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许多有趣的现象，在未来它们可能更为人们所重视。从理论观点来看，它们的价值是毫无疑问的。它们为成人精神分析中尚未解决的问题提供了明确的资料，因此会使精神分析者避免了某些可能导致重大后果的错误。分析者常意外地发现一些导致神经症的因素，且这些因素已经在起作用，那么就可以帮助他准确诊断该病。的确，为儿童的利益着想，精神分析的影响一定要和教育措施相结合，分析的方法还要继续完善。通过观察，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即神经症的阶段。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如何更精确地观察，我们就想说儿童时期的神经症不是特例而是规律，在婴儿从先天的素质走进文明社会的过程中，神经症似乎完全可以避免。在大多数情况下，幼儿期的神经症被自然地征服了。但是它会不会在普通健康的成人身上留下痕迹呢？另一方面，在那些以后得神经症的患者身上，我们从未发现与幼儿期疾病的联系，虽然在当时它不一定能引起注意。同理，我相信，今天的内科医生也一定认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幼儿时期都患过结核。当然，在神经症中，免疫因素是不起作用的，起作用的只有先天素质因素。

现在我来谈关于结论的肯定性。从直接地对儿童的精神分析的检查中我们已经普遍相信，我们对成年人所告诉我们的有关他们在儿童时的情况的解释是对的。但是，大量的病例却证明了另外一种肯定性。一些患者的精神分析材料使我们构建出他们并没有记住的那些发生于其幼儿期的一些外部事件。幸运的事情以及来自父母和护士的资料无可辩驳地证明，我们所推测到的事件真的发生过。当然，这种巧合并不经常发生，但如果它发生了，就会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你一定知道，不管这些事是否允许客观地证实，2880对被遗忘的儿童经历的正确地重新建构，总是有很好的治疗效果的。这些事件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们曾经在儿童如此幼小的年龄发生了，在那时，它们还可能对软弱的自我产生创伤性的影响。

“哪类事件是只有通过精神分析才能发现的？”

有各种各样的事件。首先是那些能够永远地影响儿童朦胧性生活的事件，如对成人性生活的观察，或者儿童自己与成人或与另一个儿童之间的性经历（这不是少见的事情）；或者，无意中听到的在当时或以后回顾时才理解的别人的谈话，儿童认为他可从这些谈话中得出性生活是神秘和不可思议事件的结论；此外还有儿童自己的言行，这些言行表明儿童对别人爱与恨的重要态度。在精神分析中，诱导出病人自己已遗忘的儿童期的性活动及被成人干扰的导致性活动结束的记忆是特别重要的。

“借此机会我要提一个我一直想问的问题。那么，什么是儿童性生活的本质？正如你所说，精神分析实施前，这种发生于儿童早期的经历一直是被忽略的。”

这种性活动的普遍的、必不可少的部分没有被忽略，这听起来有点奇怪。更确切地说，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忽略它是不可能的。通过摩擦他们自己的生殖器，更准确地说，摩擦作为男性特有的那部分器官，儿童找到了他们性冲动自我满足的主要表达形式。儿童这种“淘气”形式的广泛存在是成人所知道的，而且认为它是严重罪恶，要给予严厉惩罚的。但请不要问我人类是怎样使儿童天性纯洁而无肉欲的理论与儿童不道德倾向的表现相调和的。儿童有此不道德的倾向，正如他们自己所说，是因为这能给予他们快感。你一定要让我们的反对者来解答这个谜。在我们面前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们将采用什么态度来对待儿童早期的性活动呢？如果压抑它，我们知道我们所承担的责任，但是我们又不能冒险无限制地让它放任自流。在低文明水平的种族以及文明社会的低阶层中，儿童的性行为似乎是不受束缚的。这可能会提供强有力的保护来避免个体神经症的发生。难道这不正是一种使文明成就遭受巨大损失的倾向吗？更多的事实表明有一个新的矛盾正摆在我们面前。

但是对神经症患者性生活的研究所激起的兴趣是否会导致鼓励淫荡？这是我意欲留给你自己判断的一个问题。

五

“我相信我理解了你的意图。你意在向我说明在精神分析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哪类知识，以便我能够判断是否只有医生有权实施精神分析。是的，目前为止，已经证明在实施精神分析中涉及的医学知识很少，而大量运用的是心理学及少量的生物学或性科学的知识。但是，或许我们还没有达到终极？”

当然没有。还有很大的空白要填补。我可以提一个请求吗？你可以描绘一下现在将如何进行精神分析的治疗吗？就好像你不得不亲自实施一样。

“真是一个好主意。但是，我不想通过那种实验来平息我们的争论。为了满足你的要求，我将按你要求的去做——但责任是你的。好吧！我假设患者来到我这里，诉说他的困苦。我向他保证，如果他遵照我的指导，我会使他康复或改善。我要求他完全坦率地告诉我每一件他所知道的、他所想的事情。即使有些事情不好听，也不要隐瞒。我的操作步骤对吗？”

是的。你还应当补充一句：“即使有些事情他认为是不重要或无意义的，也要讲。”

“我会补充上的。然后他开始谈，我听。然后呢？我从他告诉我的他曾经压抑的印象、经验和欲望的种类来作出推断。这些印象、经验和欲望是在他的自我还很弱小时遇到的，因为害怕而不能对付它们。当他从我这里了解了这种情况后就可以把自己置于原来的情况中，在我的帮助下，处理得更好。至此，曾经束缚他的自我的限制消失了，他就被治愈了。对吗？”

太好了！我看到人们将再一次谴责我使一位不是医生的人成为精神分析医师。你已经十分令人佩服地掌握了精神分析。

“我不过是重复从你那里所听到的，就像那些死记硬背学来的东西。我还是不知道我将怎样进行精神分析。我真不理解为什么这样的工作要每天花一小时而持续这么多月。毕竟，一个普通的人，通常不会经历如此多的事件，而且儿童时期压抑的事件可能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当真正进行精神分析时，人们还会知道各种各样的事情。例如，你将发现，从病人告诉你的话中推论他曾遗忘的经历和被压抑的本能的冲动，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他对你讲述的事，开始对你和他都没有什么意义。你必须下决心以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遵循某一原则来考察他所给你的材料，就像人们以一种特殊的方法从矿石中提取贵重金属一样。你还要准备好仔细研究许多吨矿石，而这些矿石中可能只含有很少你所要寻找的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进行长期性治疗的第一个原因。

“但人们将怎样以像你比喻的那样研究这些原始材料呢？”

可以通过假定患者的谈话和联想只是你正在寻求事件的歪曲暗示，而你必须去猜测隐藏在暗示后面的是什么。总之，不管这种材料是记忆、联想还是梦，它们首先要被解释。当然，你要应用你的专门知识，根据听到的患者的述说而形成的预测来解释。

“解释！一个令人厌恶的词！我不喜欢，它使我失去了对一切事件的确定。如果什么都依赖于我的解释，谁能保证我所解释的是正确的？毕竟，所有的事都要由我的随心所欲来决定。”

请等一下！事情不会那么糟。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心理过程排除在你所认知的其他人的心理活动规律之外呢？当你能在一定程度上自律，并掌握了某些属于自己的知识时，你的解释将不会为你的个性所左右，而能客观合理。我并不在说精神分析家的个性特征与他的工作毫无关系。对于潜意识和被压抑的事件而言，敏锐洞察力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素质。而这一点对于精神分析医师却很重要。这里，我们谈到了对于精神分析医师来说最重要的责任感的问题。精神分析医师们应该通过对自己的深刻分析，去除偏见，接受患者提供的分析材料，并加以深刻分析，来提高自身的能力。实际上，个人影响仍是无处不在的，就好比天文观测中的个人观测误差。在精神分析中，个人因素所起的作用总是要比其他领域的大。一个不正常的人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物理学家，而作为精神分析医师，他会被自己的不正常所阻碍而无法看到精神生活正常的一面。由于不可能对每个人表明他自己的不正常，因此，在深蕴心理学中普遍的一致性就极难达到，一些心理学家认为这种一致性根本不可能达到。因为每一个愚人都有权利显露自己的愚蠢作为聪明的举动。我承认对于这些我更乐观。毕竟，我们的经验表明，甚至在心理学领域中比较满意的一致性也是可能达到的。每个研究领域都有其特殊的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它。而且，即使在精神分析的解释技巧上，也有许多像其他研究材料一样可学的东西，如：通过像符号间接表征的特殊方法。

“哦，即使在想象中，我也不想实施精神分析治疗了。谁知道我还可能遇到什么惊奇的事呢？”

你放弃这个想法是很对的。你已经看到了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医师还需要更多的训练和实践。当你已经获得了正确的解释时，另一个任务又摆在面前，你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将你的解释与病人交流，即此时交流有治疗成功的希望。

“怎样才能确定合适的时机呢？”

这是一个技巧问题，随着经验的增加而变得更精妙。如果你为了缩短精神分析的过程，而将刚获得的正确解释，一股脑儿地与患者交流，你就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以那种方式你将得到来自患者的抵触、拒绝、愤怒，而不能使他的自我控制他所被压抑的情结。正确的方法是：等待他已经十分接近被压抑的情结，在你提供的解释的指引下再走几步他就能够到了。

“我认为我决不会那么做。如果我在‘解释’的时候注意了这些问题，下一步是什么？”

然后你一定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

“那可能会是什么？”

你会发现你被患者欺骗了，你丝毫不能指望患者的合作与顺从，他准备在你们合作工作时给你制造任何可能的困难。一句话，他根本不想被治愈。

“噢，这是目前为止你对我说的最荒唐的话，我同样不相信！对患者来说，他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如此感人地陈说他们的麻烦，为治疗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你竟然说他不希望被治愈？但是，你表达的当然并不是这个意思。”

请冷静！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事实，虽不是全部，但却是十分值得引起注意的那部分。患者一方面想得到治疗，但一方面又不想被治愈。他的“自我”失去统一，由此，他的意志也失去统一。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会患神经症了。

“如果我精明的话，我就不叫退尔了。”2881

那些被压抑的情结的转化的形式侵入他的“自我”并深深扎根。“自我”几乎不能控制原始倾向，跟不能控制实际被压抑的观念一样，通常“自我”对它们一无所知。患者们实际上有一种独特的天性，并会制造出我们不熟悉而难以应付的难题。我们所有的社会机构都是为具有统一、正常的自我的人设置的。这些“自我”被人们分为好的和坏的，或是执行“自我”功能的，或在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下而消灭殆尽。因此，在法律上也有两种划分：负责任的和不负责任的。但是这些区分都不适用于神经症患者。必须承认使社会需要适应神经症患者的心理状态是困难的，这已被上一次的战争所大量证实。那些逃避服役的神经症患者是不是装病呢？应该说，既是又不是。如果把他们当作是装病的人对待，而将他的“病”弄得极不舒服，他们就马上痊愈，恢复健康。假如他们在表面上恢复正常后又回到兵营，马上他们会再次患病。人们对此束手无策。而生活在城市中的神经症患者也是如此。他们抱怨自己的病症，但同时又尽力从中获益。如果有人想除掉他们的病症，他们就会像格言里母狮保护自己的幼狮一样去保护病症。然而，对他们的矛盾表现给予责备是无意义的。

“那么，不给有问题的人以治疗，而一味听之任之，就是最好的办法吗？我觉得你费尽心机把我引向你的观点并不值得。”

我不这么想。毫无疑问，接受复杂生活比反对它要好。也许，并不是我们所治疗的每位患者都值得精神分析一试，但其中确实有十分值得分析的个体。我们一定要让自己树立这样的目标：使尽可能少的有心理缺陷的人进入文明社会。为此，我们必须积累起丰富经验并学会许多东西。每一次分析都应该具有指导性，并且除了对病人有益外，我们也应从中获得新的领悟。

“但假如一种意志的动力在患者想维持病状的‘自我’中形成，那么它本身一定有其理由和动机，并能以某种方式来说明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人们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想生病，他又能从病中得到什么。”

这不难明白。想想“战争神经症”者，只因为他们有病就可以不服役。在社会生活里，疾病可以在工作和与他人竞争中用来掩饰无能；在家庭生活里，它可以作为牺牲其他成员的利益，强取他人爱护和强加给别人自己意志的依据。所有这些说法都是表层现象，我们用“疾病性获益”来总结它。患者——即他的“自我”，对那一连串的动机和由此引起的行为却没有丝毫知觉，这是难以理解的。一个人可以强迫“自我”去认识其动机和行为，从而抵御它们的影响。但另有一些动机被压抑得很深，它使人表现出疾病的难以割舍，且不容易对付。如果没有对心理学理论的新认识，这些都不能被理解。

“请继续多讲一点吧。现在多讲点理论没事。”

当我向你描述“自我”与“本我”的关系时，我越过了关于心理仪器理论的重要部分。我们不得不假定在“自我”内部存在着一个特殊机构，它不同于“自我”，我们叫它为“超我”。“超我”在“自我”与“本我”之间占据特殊位置，它是“自我”的高级心理组织，但与“本我”有着特殊亲密的关系。实际上，它是“本我”第一次“对象贯注”的遗留物，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超我”面对“自我”的反抗，像对待一个物体那样对待“自我”，并且常常十分严厉。对“自我”来说，保持一种与“超我”的良好关系跟保持与“本我”的良好关系一样重要。在心理活动中，“超我”和“自我”的疏远意义重大。你可能已经猜到“超我”即是我们称之为“良心”的这种现象的心理载体。心理健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超我”的正常发展——也就是依赖于“超我”的充分社会化。而这些恰恰是神经症患者心理上所缺乏的，他们的“俄狄浦斯情结”尚未通过正确路径得以转换。他们的“超我”，仍像一个严厉的父亲对待儿子那样地对待“自我”。在潜意识里，他们的道德监督机制以一种原始的方式，通过“超我”对“自我”进行惩罚，疾病正是用来进行“自我惩罚”的工具。由于被罪疚感支配着，为达到心理上的平衡，神经症患者们就需要用疾病来惩罚自己。

“这听起来真的很神秘。最奇怪的是：显然即使是患者良心的强大力量也不能进入他的意识领域。”

是的，我们才刚刚开始注意这些重要情况的意义，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要以如此晦涩难懂的方式向你描述的原因。现在我可以进一步加以说明了，我们把所有那些阻碍患者康复的有力因素，称作患者的“抵抗”，“疾病性获益”就是其中一种“抵抗”。“潜意识罪疚感”即代表了“超我”的抵抗，这种“抵抗”是最有力的因素，也是我们最害怕的因素。在治疗过程中我们还会遇到其他“抵抗”。如果“自我”在早期经历中由于恐惧形成了压抑，在“自我”接近被压抑的情结过程中，它就不断地作为一种“抵抗”显露出来。至此，你可以想象得到，如果数十年来一直沿着一条特殊路线运行的本能过程，突然被期望去走一条刚刚为它开通的新路，这肯定会有很多困难。这可叫作“本我”的抵抗，心理治疗的主要工作就是与所有这些抵抗作斗争。相比之下，“解释”的工作就不值一提了。但是作为斗争对“抵抗”征服的结果，患者的“自我”被极大改变，并得以加强。这样在治疗结束时，我们可平静地展望患者的将来行为了。另一方面，你也可以理解我们为什么需要那么长的治疗过程，关键并不在于分析进展过程的长度和材料的丰富，而在于这个过程是否清晰可见。如果军队不得不在绵延的山野里抵抗敌人的话，它会被滞留在那里数周，而在和平时期里快车两小时就能穿过。在心理活动中，这样的战斗也需要时间。不幸的是，我不得不告诉你，每一种试图加快分析治疗的努力都已证明是失败的。至今看起来最好的缩短治疗过程的办法就是根据规则来进行。

“如果说我曾想要侵入你的保护区并试图去分析别人，你所说的‘抵抗’会使我注意。但你已承认的特殊的个人影响力呢？难道它们并不在与‘抵抗’对抗的行为中出现吗？”

问得好。这种个人影响力正是我们最强大的动力武器。它是一种新元素，我们让它加入进来，并让它具有流动性。这是我们的智力所不具备的功能。对患者来说，他们面对着周围世俗的偏见，跟批评家一样几乎不相信我们。神经症患者如接受治疗，是因为他信任精神分析学家，这种信任是由于他从治疗者那里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情感上的支持，跟儿童也只相信他们接触的人道理相同。我已经说过我们将这种特大的“暗示作用”做何种用途。我们不是用它来压制症状——这使得分析疗法有别于其他的心理治疗过程——而是将其用作一种动力，去诱导患者克服自己的抵抗。

“很好。如果这种方法获得成功，那是不是一切就会顺利进行呢？”

应该如此。但这里有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分析家们最大的惊讶莫过于发现患者对他们产生了一种性质极特别的情感——移情。最早尝试分析疗法的医生——不是指我自己——碰到了这种现象而不知该如何解释。因为，简单地说，这种移情缘于爱恋的天性。很奇怪，不是么？尤其是考虑到分析者没做什么事去刺激这种情感，相反还和患者保持一定距离，注意在谈话时态度温和而又有所保留——或是了解到这种奇怪的爱恋关系能使患者无视2882其他有利的事件，甚至会忽视人的吸引力、年龄、性别、职级等的差异时，这纯粹是一种带强迫意志的爱，而并非不顾一切的自发型恋爱，那种不自然的爱。如你所知，事物常常是矛盾的。但在分析中，这种情感表现出无法用理性来解释的、完全的合乎规则的性质。有人会以为患者和分析家的关系，不过是患者对分析家的尊敬、信任、感激和分析家对患者的同情。但事实上，这是爱恋的情感，而这情感本身即揭示了一种病理现象。

“我一直以为这对你的分析目的是有益的。因为处于恋爱中的人往往表现出顺从，他可以为对方做世间的任何事。”

是的，起初的移情是有利的。但当这种关系发展下去，它的本性就会显露，它就将成为治疗分析的一种障碍。患者的爱并不满足于仅是顺从，它变得具体，要求获得情感上和肉欲上的满足，它要求专一，充满嫉妒，越来越表现出对治疗不利的一面。假如它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它就会充满敌意和报复。与此同时，与所有热恋中的情形一样，它排除了头脑中的一切其他念头，丧失了对于治疗以及痊愈的兴趣。总之，毋庸置疑，它取代了神经症，成为又一种需要治疗的心理疾病。

“这听起来简直没救了！对此该怎么办呢？分析将不得不被放弃。但若是如你所说，移情每每出现，那么进行精神分析都是不可能的。”

但我们要借助这种情况从中了解到一些东西，这些或许会帮助我们掌握有效的分析方法。不管是哪种神经症，我们最终都将其转化成了病态的爱恋——这不正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吗？

我们对于部分超常的性欲生活是基于神经病的原因这一断想，正应当通过这种移情的现象得以根本的确认。这个发现再次坚定了我们的脚步，使我们可以大胆地把爱恋本身作为分析对象。进一步观察发现，这种爱在一些病例中并不像我试图描述的那样都十分清楚和明显地显露出来，为什么？我们马上就可以明白。依他们爱的放荡和敌对的情绪显露的不同程度，患者对它们的对抗也被激发了出来。他反抗它们，想把这些不被世俗道德接受的欲望压抑起来，不被人察觉，这就出现了不适应和神经症。在治疗过程中，患者以热恋上分析家的形式重复了过去体验过的经验，经过伪装的心理欲望转移到分析者身上，这与他的神经症有着密切的关联。患者也在重复着先前的防御性行为，在他与分析家的个人关系中，他最好地重现了他生活中被遗忘了的那一段历史，他所显示给我们的正是他过去糜烂的生活，而这些正是导致他心理疾病的关键：他将过去的经历真实地再现出来，就像正在发生而不是在回想。在这种似乎对分析有威胁的新情境的“帮助”下，分析得以继续，有关移情的秘密也得到揭示。

“这太令人费解了，患者难道真那么容易就相信他并非在真正地爱，而是在重演过去的经历吗？”

现在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处理“移情”的全部技艺就在于首先要让它发生。你知道，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对分析技艺的要求达到了极限。在这点上，既可能犯最严重的错误，也可能获得巨大成功。试图以压抑和忽视这种移情来回避问题无疑是种蠢行。治疗中不这么做，就称不上是精神分析。在患者出现移情时就送走他们是不明智的，甚或是怯懦的，这就像祈求神灵出现，当它真的出现了又被吓跑一样。的确，有时候什么都不灵了。有些病例中正因无法控制移情的发泄，而不得不中断分析，但我们至少应尽全力为患者的恢复做一番斗争。屈服于患者的移情需求，满足他对情感和肉欲上的欲望不仅基于道德因素应被禁止，由道德良心加以制止，且作为达到分析目的的手段也是完全无效的。潜意识观念不加更正地以先前的模式传递给患者，他的神经症将不能被治愈。如有人想折中地给患者部分满足，以换取患者的进一步合作，他会陷入荒唐境地——就如牧师去劝一个生病的信教徒——那人终未信教，而牧师离开时则保了险。所以，唯一可能解决移情问题的办法就是追溯至患者的过去。当他真实地经验到类似的经历，或者通过他想象中希望做的那样去描述类似经验时，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当然，这需要分析者必要的技能、耐心、冷静和自我控制能力。

“那么，你假定的神经症患者体验到的移情之爱的原型又在哪儿呢？”

在他的儿童时代，通常在与他的异性父母相处时形成。你该记得我们说过来自早期经验的情感联系有多重要，所以在这里不多谈了。

“你讲完了吗？对你的话我还有点困惑。请告诉我该如何且到哪里去了解分析实践中什么是必要的。”

目前，有两个研究机构专门教授精神分析。第一个由柏林的马克斯·艾丁根（Max Eitingon）博士创建，他是柏林心理协会的会员。第二个是维也纳的精神分析协会，该协会以自费的形式并做出相当大的牺牲使协会维持至今。而目前权威人士所起的作用只局限于为青年研究事业设置困难。另外，还有一个训练机构在伦敦，在厄内斯特·琼斯博士的指导下进行工作。在这些机构里，受训者们自己也被施与精神分析，并在所有重要问题上接受对他们的理论指导，在那些富有经验的分析者指导下进行他们初次的实验，去分析一些较轻的病例。每位受训者大约要在这里训练两年的时间，即使训练结束，他们仍然只是初学者，而不能成为熟手。他们仍然需要更多的实践，并与精神分析学会的新老会员交流思想。为分析活动做准备并不是一件简单又容易的事，这项工作是艰巨的，责任是重大的。但是，任何人只要通过这一系列的专业传授，对自己进行过精神分析，掌握了今日心理学领域中的潜意识理论，熟悉“性”科学，掌握了精神分析的精湛技艺，有释义的技巧，能够克服“抵抗”，控制“移情”——只要成就了上述一切，他就不再是精神分析领域的外行，就可以承担起对神经症的治疗，并将能够达到该领域里这一治疗形式所要求的一切目标。

六

“你已费了很大气力向我说明到底什么是精神分析，以及为成功地应用它需要哪类知识。很好！听听你的话对我没什么害处。但我却不知道你希望你的解释对我的判断带来什么影响。让我们随便看一个普通的例子就会发现神经症是一种特殊疾病，精神分析则是治疗它的一种特殊方法，是医学的一个特别分支。与其他情况相同，一个选择了特殊医疗分支的医生是不会满足于他文凭所载的教育，特别是如果他试图在一个大城镇建立起一个能独立维持他生计的事业，且这样做是出于他要以此为生，要过优越的生活，并不是为了应付课程获得文凭。任何想成为外科医生的人都要在外科诊所努力工作几年，像眼科医生、喉科医生等等莫不如此，更不必说精神病医生，他也许将永远不能离开像精神病院这样的医疗机构。精神分析学家同样也是如此。任何学业期满、想从事这项新兴的医疗工作的人都要在训练中心接受你所说的为期两年的训练，如果果真需要这么长时间的话。他会逐渐认识到，在精神分析领域里，他需要与他的同事保持联系，这样，事情将会顺利进行。在任何地方你都会看到不存在外行进行精神分析的问题。”

一个医生做了你希望他做的事情，他将受到我们所有人的喜欢。我承认我学生中的五分之四不管怎么说都应算作医生。请允许我向你阐明医生与精神分析家之间的联系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并将如何继续发展的。医生从来对精神分析领域就不享有独占权，相反，直到最近，他们还使用诸如恶毒的谣言和严厉的诬蔑等有损于精神分析的手段来对付它。你大概会说那属于过去而不会影响未来，对此我表示同意，但我担心未来将与你预测的有所不同。

请允许我给“庸医”这个词一个它本应有的定义而不是法律赋予它的解释。根据法律条文，“庸医”就是那些想治疗病人却没有政府颁发的执照作保证的人。我倒更偏爱“庸医”的另一定义：“庸医”是想从事医疗工作却不具备必要的知识与能力的人。立足于该定义，我大胆断言，不仅仅在欧洲国家，就是在其他国度，精神分析领域中的多数医生都是“庸医”。这些人从未学过精神分析，也不理解它，却在不断地进行精神分析法的治疗。

你不承认那是潜意识，不相信医生能解释潜意识，是没用的。毕竟医生了解一本医疗执照不是特许证2883，病人也不是犯人。人们一定要相信：医生总是忠于职守的，虽然他有时可能会出错误。

事实终归是事实。我们希望他们能像你想的那样得到人们的理解。我将努力向你解释医生是如何以在其他领域中绝无的方式进行精神分析的。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在医学院校，任何一个医生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不利于他成为心理医生的训练。由于医学治疗的成败取决于正确的诊断和恰如其分的影响，医生的注意力被引向像解剖学、物理学和化学那样的客观论证的事实上。在他们的视野内，生命问题迄今为止是受某种力的作用的，而这种力在无机界同样可以观察得到。他的兴趣不在生命现象的心理方面。医学不是关于高级智能的研究，高级智能属于人物官能的另一领域。只有精神病学才是研究心理功能障碍的。我们明白精神病学用什么方式处理心理疾病，并要达到什么目的。它寻找造成精神失常的身体原因，把它们像其他致病因素一样对待。

精神病学这种做法是对的，它的医疗教学也是很优秀的。假如有人说它是片面的，那么，人们一定要先找出用片面来指责精神病学的出发点。任何一门学科，若孤立地来看，都是片面的，因为每一门学科都把自己限定在特定的科目、观点和方法上了。我不会说这种废话，不想用一门学科去反对另一门。毕竟，物理学丝毫不能削弱化学的价值，也不能代替化学，也未能被化学取代。精神分析——作为研究心理潜意识的科学肯定相当不完善。我们也无权指责医学的片面性。

如我们想把医疗科学变成应用治疗学，我们只要找到研究中的立场、观点即可。病人是个复杂的机能组织，他提示我们，即使是难以捕捉的心理现象也不能从生命现象中抹去。神经症患者确实是不受欢迎的复杂体，对他们的治疗方法就像法规和军事纪律一样多。但他们存在着，并受到医学治疗的特殊关注。然而医学教育对他们的理解和治疗实在是无能为力。以我们区分物理与心理间初始联系的观点，我们希望有那么一天能理解影响神经症的致病因素和有关知识，并将机体生物学和化学引入神经症领域。那一天似乎还很遥远。就目前而言，用医药治疗，我们仍然无法攻克这些疾病。

假如医疗教育仅仅在神经症领域不能给医生一些指导的话，我还可以忍耐。更糟的是，它给医生一种虚假与有害的指示。对于那些生理因素并不能激起他们兴趣的医生来说都轻易地低估他们，嘲笑他们不科学。正由于此，这些医生不能够真正严肃地对待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也认识不到自身的义务，因此，他们就堕入了对心理学研究肤浅的外行人行列，使他们自己的任务降低了标准。是的，既然神经症患者是病人，那么找到了医生，就一定要得到治疗。一个人必须时刻准备去做一些新事情。但为什么要有那么久的准备？我们将努力完善一切，但谁能说他们在精神分析机构教授的知识都是有用的？对精神分析懂得越少，他就越易冒险，只有真正懂得多的人才更谦虚，因为他明白他的知识有多么不足。

你所提出的对精神分析与其他医疗领域的特殊情况的对比，尽管想要安慰我，但却是不合适的。医疗院校对于外科医生、眼科医生等都提供了继续深造的机会，而精神分析培训机构则数量少，建的晚，不具权威性。医疗院校不承认它们，也不注意它们。对于那些已取信于老师而没有机会训练其判断力的医生们，他们将乐意抓住任何一个机遇，在这片还没被权威认可的领域内发挥重要作用。

还有些事情有助于使一些医生看起来像分析治疗的庸医。如某人想做一个没有充分准备的眼科手术，哪怕只是摘除白内障和虹膜切除的小手术的失败，或缺少病人，都足以使他带有风险的事业走到尽头。而精神分析的实践相对安全多了。公众是被眼科手术的平均成功率所迷惑，所以希望通过眼科手术治愈眼疾。但如果一个神经症专家没能治愈他的病人，那么没人会感到奇怪。人们并没有被神经症治疗的成功所迷失。确实，神经症专家也遇到不少麻烦，目前我们并不能做得尽如人意，但相信自然与时间都会帮助我们，就像妇女的初潮、结婚、停经、最后死亡会帮助她们解决一切。此外，医疗界的分析者对他们的病人所做的工作十分不显著，以至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指责。分析者没有使用仪器和药品，他们仅仅通过交谈把患者引入或引出某种境地。这样做确实毫无坏处，特别是他避免触及那些悲惨的或令人担忧的话题。那些没受到任何严格训练的精神分析者，无疑将不会放弃任何促进分析的机会来拔掉毒牙使病人愉快。然而懂得机敏地适可而止，才是明智的做法，因为如他真的冒险唤起了患者的不满，却又不晓得怎样应付，那他真的是希望自己名声扫地了。

诚实使我承认，一个未经训练的精神分析者对病人的行为确实要比一个技术生疏的外科医生有更小的危害，它带给病人的危害仅仅局限于带给患者——无用的花销或使他们康复的希望减少。这也是精神分析疗法的名声一直被贬低的原因。它是令人不快的，但危险性还远不如庸医手中的手术刀。在我看来，病情的严重和长期恶化，都不足以使一个无技术的精神分析者惧怕。过不了多久，这些不遂人愿的反应都会消失。跟那些引起疾病的生活中的创伤相比，医生在治疗过程中犯的一点小错误根本算不了什么。一种不适合的治疗方法只是不会带给病人什么好处罢了。

“我已经倾听了你关于庸医的分析，并没有打断你。但我形成了这样的印象，你被对医生这个职业的敌意所控制着，而你对医生职业刚刚做了历史性的阐述。但是我要提出一点：如果要进行精神分析的话，那么必须经过严格培训的人才行。难道你不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着手进行分析的医生会尽全力去获得培训吗？”

我认为并非如此。只要医学院校对精神分析机构的态度不转变，医生就会发现敷衍了事的诱惑力是极强的。

“看来你不断在回避对由外行人进行精神分析这个问题发表直接看法。我猜想，由于不可能禁止每位想从事分析的人去进行分析，所以出于报复——你建议以剥夺医生在分析界的垄断，通过把分析治疗技术向外行人开放来惩罚他们。”

我说不准你是否已准确地猜到我的动机，或许过会儿我可以向你提供一些更为公正观点的证据。但我仍强调：没经过特殊训练的任何人无权进行精神分析，然而他是不是医生，我都觉得无所谓。

“那你能提出什么明确建议吗？”

迄今为止我还提不出，我也不能说将来是否能提出。我想与你讨论另一个问题，首先来谈一个特殊要点。据说当局在医学界的唆使与煽动下想要禁止一切外行人进行精神分析。这种禁令也影响了精神分析学会的非医学人员，他们曾受过出色的训练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如果这一禁令实施的话，我们会发现自己陷入这样的境地：一些能让人充分信任并且会做得非常好的人被禁止进行分析，而另一些没有能力做分析的人却被允许做这项工作。这绝不是立法应当带来的后果。然而这个特殊问题既不是很重要的，也不是很难解决的，只是一小部分人与之有关，而实际上，他们也受到很严重的伤害。这部分人可以移居德国，那儿没有法律约束他们，他们会以自己的熟练技术而被认可。如果人们不希望伤害他们，减轻法律的严肃性，从一些为人所知的先例中，可以发现这也很容易办到。在奥地利的君主制度下，就经常有允许名声很坏的庸医行业的事情，他们可以在某些领域里从事医疗活动，因为人们相信他们具有真正的能力。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治愈过农民，而他们的建议似乎通常来自于曾经为数众多的女大公之一。但对城市居民来说，如果医生有了专业保证书，想让人们相信他们也是容易办到的。这样的禁令会对维也纳的分析训练机构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分析训练机构将不接受非专业人员参加培训。由此，我国的这种从事智力研究的行业将再一次被压制，而它在其他国家却可以自由发展。我是最后一个有能力对法律的法规作出判断的人，但我看到重视庸医的法律并不能使我们向今日2884的德国迈进一步。另外，把法律运用到精神分析上也是不合时宜的做法，因为法律颁布的时候还没有诸如精神分析这类事情，而且神经症的特殊性在那时也没被认识到。

现在我要提一个重要问题：对我而言，对它的讨论更为重要，精神分析的实施是受到官方的干预，还是任其自然发展更为有利？现在当然不会对这一问题下结论，但我还是冒昧地提出这个问题，请你考虑。在我们国家，对禁令的热衷一直是一种惯例。我们也知道，那种对人们指手画脚、乱加干涉、强行禁止的趋势从未带来任何好的结果。在我们的新奥地利共和国，许多事情似乎没有太大改变。我想，你对于目前大家都关心的精神分析会有重要的话要说。我不了解你是否对反对官僚趋势有期待或影响。无论如何，我不会把我的没有威权性的观点强加给你。我认为，规则与禁令太多会有损法律的权威。我们可以观察到，凡是法规较少的地方，那儿的人们就会认真地遵守；而法规无处不在的地方，人们就不去重视它。进一步说，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是十足的无政府主义。人们认识到，法律规则不能一开始就声称代表神圣，且不能超越；相反，它们常常是不充分的，常有辱我们的正义感。对于当局的迟缓感，人们除了大胆地冒犯这些法规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去改变这些不正当的法规。再进一步说，假如有人想维护法律法规，那么应建议他不要在那些无论遵守或超越都没有人监督的地方颁布法律。关于法律正想方设法去压制外行人实施精神分析的问题，我上述引用的由医生实施的精神分析材料都可以在这里重复使用。分析过程最不明显，既不用药物，也不用器械，只包括谈话和信息的交流。要判断一个外行人是否在进行“分析”并非容易，尽管他说，他正在为寻求心理帮助的人提供一种鼓励和解释，以努力建立一种健康人的影响。正由于医生有时也进行分析，因而禁止它是不可能的。在英语国家，基督教相当广泛，它是在对基督教的信任与渴望的基础上建立起的对生命中的邪恶的辩证否定观。我敢断言，这种过程本身代表了对人类精神的令人遗憾的背叛。但在英国或美国，有谁想过去禁止和惩罚这种活动呢？难道当局真的有某种正确的救助之法以至于竟去阻止个人按自己的方式2885拯救自己吗？假如人们陷入危险境地、产生悲伤，当局是否应该仔细圈定出一些区域，告诫人们不要逾越，而对于其余的区域则尽允许人们靠经验和相互影响进行自我教育？精神分析是这个世界的新事物，绝大多数人都没受过此等教育。传统科学对它的态度仍动摇不定，用立法干预它的发展，我看是有些太草率了。我们不妨让病人自己去发现，向不了解如何给他帮助的人去求助心理治疗是有害的。假如我们向他们解释这一点，提醒他们防范，那我们就省得去阻止他们了。在意大利的主要街道旁矗立的架有高压电缆的铁塔上都有令人瞩目的标语：“触我者死！”这是一种极其简便的警告方式，它告诫不要触碰铁塔上的悬线。像德国的此类告示中却写有这样不必要且冒犯人权的冗长语句：“严禁触碰交换线，否则性命难保！”何必如此禁令呢？任何一个珍惜生命的人都将自立这样的禁令，而任何想通过这种方式自杀的人也不会向官方申请许可。

“我在这儿举几个通过法律程序反对外行人进行精神分析的例子。它们是：反对外行人实施催眠术的禁令，和最近刚刚推行的反对实行精神分析疗法或成立精神分析团体的禁令。”

我不能说我赞赏这些举动。第二个例子毫无掩饰地侵犯了警方对限制学术自由事件的管理。我不怀疑人们对一些众所周知的神秘现象深信不疑，并有认识它们的渴望。这些禁令不会减小人们对那个假设存在的神秘世界的兴趣，相反则会伤害并阻碍人们公正的好奇心，而这种好奇心本该形成能使我们摆脱困扰的判断。但我再次声明这仅仅适用于奥地利。在其他国家，“心灵学”的研究并没遭到法律的阻碍，催眠术从某种意义上说与精神分析有些不同。催眠是指唤起一种非正常的心理状态，现在仅被一些外行人用来作哗众取宠的表演。假如催眠疗法一直保持当初的魅力的话，它的地位可能与精神分析并驾齐驱。顺便说一下，催眠的历史从另一角度为分析提供了先例。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神经症理学讲师的时候，医生们就曾激烈地抨击过催眠术，宣称催眠是一个骗局，是魔王撒旦的诡计，是十分危险的过程。今天，医生们却垄断了当初曾被抨击的催眠，并毫不犹豫地把它作为一种检查方法加以利用。对于一些神经症专家来说，催眠仍然是他们对病人进行治疗的主要手段。

我已经说过，我不想就精神分析是应由法律来控制，还是应任其自然发展的问题提出什么建议。我知道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上，官方人士个人倾向的影响可能比学术见解大。我已打算谈谈似乎有利于Laisez faire2886政策的观点。如果赞同积极干预的政策的决定被采纳的话，那么，在我看来，无论如何单是粗暴地禁止非医生实施分析这种站不住脚的和不公正的手段、措施都将是不适当的结果。还有一些情况我们不得不考虑：要建立这样的氛围——使所有想实施分析的人都能获得允许，必须建立权威机构，人们从那里可以学习什么是精神分析和需做哪些准备工作。要强化分析过程中的指导。所以，我们要么让分析治疗顺其自然，要么就使它有序化和明晰化。我们一定不要使用从不适当的规则中机械导出的孤立禁令，去莽撞闯入复杂的境况里。

七

“虽然如此，但各位先生们，医生们！我没能引导你们进入我们谈话的真正主题。你们仍在回避着我，这是一个当医生们满足了相应条件后，我们是否该给予他们对所有我关心的人实施精神分析的专利权的问题。和你们一样，你们所代表的大多数医生并不是分析领域里的庸医。你们自己说过，你们绝大多数的学生和追随者也是医生。但我知道，这些医生与你们在关于外行人从事精神分析问题上的观点大相径庭。毫无疑问，我可以假定你们的学生会同意你们要做好充分准备等等的要求，但他们却认为制止外行人实施精神分析是应该的。是这样吗？真是这样，你们该如何解释？”

我知道你们消息灵通。是的，确实如此。事实上虽不是全部，也有相当一部分我的医学同事，在这一点上与我观点不同。他们赞同医生们享有精神分析的专利权。这表明即使在我们的阵营中也允许持有不同见解。我的立场众所周知，而且对于外行人精神分析的对立观点并不影响我们之间很好地理解，我该怎样向你们解释我的学生们的态度呢？我并不十分知晓。我想一定是职业感的力量。他们成长的过程与我不同，他们与同事分开仍感到不适，他们愿意拥有自己可享有充分权利的“职业”，进而可被人们接受。他们不想作出忍让，而且准备牺牲一些对他们来说重要性不明显的东西。也许会有不同情况。要说他们是出于竞争动机，这不仅要谴责他们感情用事，而且要斥责他们目光短浅。他们经常准备将其他医生介绍进精神分析领域。从实质性的观点来看，无论他们是与医学同事，还是与外行分析者共同分析病人，都是无关紧要的，只是情况不同，作用也有异。我的学生们也许受了某些因素的影响，即确保一个医生在分析治疗中具有高于外行的优势。

“保证他有某种优势？我们已有那种优势了。看来你终于要承认这种优势了？这就可以说明问题了。”

对我来说承认这点并不困难，这表明我并不像你想象中的那样带有情感偏见。我迟迟不提这些事情，因为一讨论它们，就又得涉及到理论问题。“现在你在想什么？”首先是诊断问题。当分析一个神经错乱的患者时，你希望预先确定——当然在可能确定的范围内——患者适合这种治疗，通过治疗分析可以帮助他。但是，只有当患者真是一个神经症患者时才可如此确定。

“我想我可以从他诉说的症状上判断。”

这正是一个新的复杂的情况出现的地方。治疗的可行性不是总能完全确定的。病人也许表现出神经症的外部特征，而实际可能是别的什么病——是一种不可治愈的精神病的初期或是大脑的破坏作用的初始状态。这种差别——鉴别诊断——便不容易也不能在每一阶段立刻发现。当然，做这类决定的责任只能由医生来承担。正如我所说，这对他来说也不容易。疾病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无恶性表现，只是在最后才表现出危害性。的确，神经症患者最普遍的恐惧就是，害怕自己会精神错乱。然而，如果一个医生一时误诊了这种病或不能确定它，也不会引起什么危害，任何不必要的事都没有做。在此种情形下，分析治疗也不会引起任何危害，尽管会有人说它是不必要的浪费，当然肯定会有很多人责备分析治疗的意外后果。这种责备无疑是不公正的，但这种情况也着实应该避免。

“但似乎希望渺茫。它使我对你所说的关于神经症的起源与性质的理论产生了动摇。”

不是的。它只是再次证明一个事实，即神经症患者是件麻烦事，令包括分析者在内的有关人员非常头痛。但如果我更准确地陈述我的新观点的话，也许我可以澄清你的疑惑。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这类病例来说，更准确的解释应该是，它们容易发展成神经症。但这不是由心理原因造成的，而是由身体原因造成的——即致病因素是物质的而非精神的。你懂吗？

“我懂。但我无法把物质的与心理的协调起来。”

还是可以协调的，假如人们牢记生命物质的复杂性。我们从哪里发现神经症的本质呢？“自我”，这一心理器官的较高级形式（通过外部世界的影响而被抬高的），不能在本我和现实之间实现调和功能。“自我”虚弱时，会从“本我”的某些本能部分退回来。与此同时，它不得不以克己、病兆和徒劳的反向形成等方式承担脱离本我的后果。

“自我”的这种虚弱可在我们每个人的童年中发现。这就是为什么早期经历对今后生活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原因。童年时期承受巨大的负荷——在几年里我们身心的发展就要走完从石器时代原始人到现代文明社会参与者之间的遥远距离。同时，我们还得特别避开早期的性本能冲动——在这种重荷下，“自我”在压抑中寻求避难并表现出童年神经症的特征。它还将把这种神经症的后患带入成年期，使我们易受神经疾患之侵扰。一切都取决于成长中的有机体如何受命运的摆布。如果生活变得艰难，如果本能需要与现实要求之间的鸿沟变大，“自我”就不能调和本能与现实的关系。它越努力调和，就越会被从幼儿期遗留下来的神经症倾向所压制。压抑过程不断重复，本能忍痛离开“自我”的控制，沿着退化的道路，寻找自身的替代满足，可怜的“自我”将变成无助的神经症患者。

让我集中谈一下：全部情况的关键点和中心点是“自我”组织的相对强度。我们将发现完成我们关于病因的调查是很容易的。我们已经知道，儿童期“自我”的虚弱、对付早期性冲动的任务和童年期或多或少的偶然经历的影响，是神经机能疾病的一般性原因。但童年生活以前的其他因素是否也起作用呢？例如，本我中的先天力量和不守规矩，从一开始就使“自我”的任务更加艰难，或者由于尚不清楚的原因，“自我”的发展特别虚弱。这些因素必然显示出病因学方面的重要性。在某些病例中，它们还是先验因素。我们一直都是认真对付“本我”的本能力量，如果它已发展过度，治愈的前景将不妙。我们对自我的抑制发展成因仍知之甚少。它们将发展成具有素质基础的神经症。没有这种素质的先天获得的因素的诱发，神经症几乎肯定不会发生。

但如果“自我”的相对虚弱是神经症产生的决定性因素，那么以后的一次躯体疾病也能诱发神经症，假如它能使“自我”变弱的话。这种现象也是经常可以发现的。这种类型的躯体疾病会影响“本我”的本能生活，而且使本能的力量增长到超过“自我”所能控制的极限。在妇女身上，每月的行经与断经的交替出现可能就是这种过程的正常模式。再者，一般的躯体疾病——神经中枢器官的器质性疾病——可以损害心理器官的营养状况，迫使心理器官减弱其功能，遏制其更精细的工作，而这精细工作之一就是维持“自我”的组织。在所有这些神经症病例中，症状表现大致都是相同的，它们总是有相同的心理机制，但正如我们了解的，它们变化多，病因复杂。

“你使我愉快多了！你讲话终于像个医生了。现在我希望你承认像神经症这样一个复杂的医学问题只能由医生来处理。”

我担心你离题太远了。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一种症状，所关心的是分析中的治疗过程。我允许——不，我坚持——对于每个需要分析的病例都先应由医生来诊断。幸运的是，我们研究的绝大多数神经症病例都属精神发生的性质，与病理原因无关。一旦医生作了诊断，他就可以将这一治疗放心地转交给一个非专业的精神分析家。在我们的精神分析学会里，常常是这样的。由于医学界与非医学界人员的亲密合作，所担心的失误可以完全避免。如有意外，分析家必须求得医生的帮助。在分析治疗过程中，症状——特别是躯体症状——多半经常会出现。关于这一点，有人怀疑这些症状应属于神经症还是与内部它们独立的器质性疾病相关联。这时，也必须再次由医生来作出判断。

“这就是说在分析过程中，非专业分析家是不能离开医生的。”这又是一个反对非专业人员分析的新鲜见解。

不。这个见解并不是出于上述理由，因为在分析中，专业分析家不会有不同的做法。“我不太理解这一点。”有这么一条技术规则：在治疗中如出现值得怀疑的症状，那么分析家不能依自己的判断来证明，而要听非精神分析专业的医生所提供的报告——或许是一位门诊内科医生的报告——即使这位分析者自己就是一位医生，且精通医术。

“为什么要制定这么一个在我看来如此不适宜的规则呢？”

这不是不适宜，有多种原因要这么做。首先，由同样一个人来做躯体治疗和心理治疗不是一个好办法；其次，由于移情的关系，分析家为病人做身体检查并不合适；再次，既然分析家的浓厚兴趣是强烈地指向心理因素的，那他就有一切理由怀疑自己是否带有偏见。

“我现在非常明了你对非专业人员实施精神分析的态度了。你认为必须有非专业分析者，因你不能指出他们工作中的不当之处。你尽可能地设法为他们开脱，使他们更易立足。但我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非要非专业分析者不可？他们毕竟只能成为二流的治疗家。就我而言，我已准备好把少数已被训练成分析者的非专业人员做个例外来特殊对待。但遗憾的是，没有被培训出的新分析者，因为训练机构没执行义务去训练更多的非专业人员。”

假如可以证明所涉及的一切利益都互相牵制的话，我同意你的说法。我想你会同意这些利益主要有三种：病人的利益、医生的利益和最后但并非不是不重要的——科学的利益，它实际上包括了所有未来病人的利益。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三种利益。

首先看病人的利益。对于一个病人来说，只要他被误解的疾病危险在治疗前或治疗过程中被及时的医学报告排除了，那分析者是不是医生对他都无关紧要。对他来说，无比重要的则是分析者应该具备让病人信任的个人素质，他应该具备知识、悟性和能够使他胜任工作的经验积累。假如病人知道分析者不是医生，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没有医生的帮助都不能工作，这会被认为有损于分析者的权威形象。当然，我们从不忘记告诉病人分析者的资历。我们能使自己坚信职业偏见不会在病人身上产生共鸣，患者乐于接受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治疗。顺便提一下这种治疗。很久以前是被医学界压制的，现在进行精神分析的非专业分析者并非社会残渣的随意组合，而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哲学博士、教育家，还有一些阅历丰富且具卓越人格的妇女。分析是使分析者形成他的态度以履行他适当职责的最好手段，对于这种分析，分析培训学校的学生不得不服从。

其次关于医生的利益。我认为这种利益不通过精神分析和医学界的合作便不会获得。医学课程长达5年，通过最后考试须学6年。每几年就给学生提出新的要求，不达到要求便在将来被证明无法胜任工作。成为专职医生是非常困难的，这一职业既不令人满意，又得不偿失。如果有人认为医生也应该了解心理疾病的知识是十分合理的，那么，医生不仅要学习医学，而且还要为学习精神分析做准备。这也就意味着要增加课程并相应延长学习时间。我不知道医生们对于这些人主张的学习精神分析的结果是否感到满意，但这问题几乎不能逃避。这是给医生的课程条件如此严重退化的阶段，也是年轻一代被迫尽早独立的时代。

或许你认为在学习医学课程之外不必为精神分析做准备，而认为未来的精神分析在学完医学课程之后接受必要的医学训练更有益。你可能认为在这方面消磨太多的时间没有实际价值，毕竟一个不满三十岁的年轻医生决不会赢得患者的信任，而来自患者的信任正是对患者给予心理帮助的必要条件。我可以这样回敬你，一位初出茅庐的内科医生不能指望患者对自己有什么崇高敬意，但一位年轻的分析者却可在经验丰富的开业医生的指导下在分析诊所工作。

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你的建议反倒支持了一种能量浪费，而我在这种困境中，实在找不到这种浪费有什么经济价值。确实，分析训练是医学教育领域的捷径，但却是互不相干的。如果——今天听起来这话或许有点奇怪——有人必须建立一所精神分析学院的话，那么在医学院教的东西在这所学院里也必须教。除了深蕴心理学（该学科总是文科）外，还应该有生物学导论、性生活的科学和熟悉精神病学的症状学。另一方面，精神分析指导还应包括一些与医学关系较远，且医生在其诊疗中遇不到的知识：文明史、神话学、宗教心理学和文学。一个分析家除非精通这些课程，否则他弄到手的资料将毫无用处，在医学院校所教的这些补充知识对分析家的目的没有用。有关跗骨解剖、碳水化合物的构造、颅内神经通路的知识及医学在杆菌致病原因和抗杆菌、血清反应、肿瘤等领域的成就——所有这些医学知识（毫无疑问，它们自身具有极高价值）对分析家没用，与他无关，既不会直接帮助他理解和治疗神经症，也不会增强他职业所必需的智能。不可否认，分析家学了许多对他没用的知识，就如同一位医生学习了医学的某一特别门类，例如牙医学；他参加考试，但考试内容并不全是他所需要的，所以，他又得学习许多他的学校教育没有为他准备的课程。但这两种情况又不能相提并论。病理学的重要原理——发炎、化脓、坏死及身体器官的新陈代谢等理论在牙科学中仍很重要。而分析者的经验却是另一回事，有其不同的情况和法则。不论哲学如何忽视身体与心理间的鸿沟，这种鸿沟仍存在于我们的直接经验中，更存在于我们的实际工作中。

试图强迫一个想让别人摆脱恐怖症和强迫症折磨的人去走学院教育的弯路是不公正和不适宜的，这种努力也不会成功，除非彻底压制精神分析学。想象一下，有两条道路通往山顶观看风景，一条短而直接，另一条长且曲折迂回。你竭力用一块禁止通行牌去阻塞那条短路，或许是因为你要保护小路边的几个花圃。但你的禁行牌不会被人理会，除非短路是陡峭艰难而长路坡缓易行。否则，如果迂回的路相反更难走，你的禁牌的作用和你的花圃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我担心你迫使外行人学习医学和我劝导医生学习精神分析一样不会成功，因为你和我都了解人的本性。

“如果你说的没错，不经过特别训练就不能胜任分析治疗，而医学课程又不足以成为从事分析的准备，医学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对分析家没有必要，那我们怎样才能培养出一个理想的医生，使之胜任他的全部职业活动呢？”

对这个难题我无力解决，而且这也不是我分内的事。我只清楚两件事。第一件事，精神分析令你尴尬，它最好是不存在——尽管神经症患者也令你尴尬。第二件事，如果医生决心忍受一批心理疗法人士的存在（这些人可以解除医生治疗大批心因性神经症的单调与痛苦，并帮助病人康复而经常与之保持联系），那么目前所涉及到的每个人的利益都可以满足。

“这是你对该话题的结束语吗？或者你还要说点别的吗？”

我还有话要说。我要提出第三种利益——科学的利益。我要讲的言论与你无多大关系，但相对而言它对我却很重要。

我们不愿意看到医学侵吞精神分析的局面，也不愿让精神分析仅仅在精神病学教科书里的“治疗方法”的标题下占有最后一席之地，仅包含催眠暗示、自我暗示、劝说疗法，同时还不得不由于无知而感激人类的懒惰和懦弱，感激他们这精神分析如此短命。精神分析理应有更好的命运，它也有希望如此。作为一种“深蕴心理学”，一种潜意识心理理论，精神分析可以独立于所有关于人类文明进化及其主要成分如艺术、宗教、社会秩序等学科之外。依我看，精神分析已经为上述学科在解决本学科的问题方面提供了相当多的帮助，但这不算大。如果文明史学家、宗教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同意用手头已有的研究仪器的话，那么精神分析对其他学科的贡献还将更大。治疗神经症仅是精神分析学的应用之一。未来会证明这还不是它的最重要的应用。无论如何，为了这一方面的应用而牺牲其他方面的应用是不对的，因为精神分析也关系到医学的利益。

精神分析前景灿烂，不容侵害，否则必遭惩罚。如果各种心理科学的代言人只要研究精神分析，便能够把分析的方法和态度应用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那么，他们仅满足于从分析中读到的那点发现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必须通过唯一可能的途径——亲自进行精神分析来逐渐学会理解分析。因此，需要分析的神经症患者，他们从智能动机出发接受的往往是二流医生的分析。他们承认分析，但又希望他们自己偶尔也能加强能力。为了实施精神分析需要大批的分析家，他们不需掌握太多的医学知识。但这些“教学分析家”（teaching analysts）——让我们这样称呼他们——需要接受过特别细致的教育。如这一要求能达到，必须给他们从有启发、有受益的病例中积累经验的机会。因为缺乏好奇心的健康人并不会求助于精神分析家，所以只有神经症患者才有可能求助于分析家，进而使“教学分析家”在严格的监督下获得今后的非医学性活动所必需的教育。所有这一切要求有一定限度的活动自由，来不得一点限制。

或许你不相信精神分析的纯理论意义，或者你不允许这些理论影响非专业分析问题。那我告诉你精神分析还有另一个应用领域——一个超越庸医以外的、医生很少问津的领域，我指的是培养儿童这一领域。假如一个孩子开始表现出不随人意的发展倾向，假如他变得易怒、倔强和心不在焉，那么，儿科医生，甚至校医都无能为力，即使儿童已明显表现出神经症症状，如紧张不安、厌食、呕吐或失眠。由愿意关心孩子世界并懂得怎样通向孩子心理生活之路的那些医生来实施分析与教育措施相结合的治疗，能够立刻产生两种效果：消除孩子的神经症状和改变他们已开始的不良性格。我们认为儿童的这些不明显的神经症是他今后生活中严重疾病的基础，故对儿童进行分析是对其后天疾患的最好的预防方法。不可否认，精神分析仍有它的反对者。我不知道他们（反对者）是否有办法阻止教育分析家或分析教育家的活动。我认为这种阻止不太可能，但人们也不能太乐观。

让我们再讨论一下对成人神经症进行分析治疗的问题，因为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探讨也不是不遗余力的。我们的文明把几乎不能忍受的压力强加在我们身上，这种现状得改变一下。不管有多么困难，精神分析注定要成为人类改变现状的方法，这样想是不是太离奇了呢？也许某个美国人会偶然想到花一点钱让他们的国家的“社会工作者”接受分析培训，把他们变成同文明神经症作斗争的救护者。

“哈！一支新的救助大军！”

为什么不呢？我们的想象是有根据的。到那时涌往欧洲学习的热情的人们都不会去维也纳，因为那里的精神分析还没成熟就被禁止了。不要笑。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取得你的支持，一点也不是。我知道你不相信我，我也不能向你保证这种事肯定发生。但有一件事我知道，即你对非专业人员的分析问题所做的结论一点也不重要。它可以在小范围内发生一点作用。但真正重要的事情——用心理分析影响人的性格发展的可能性——决不会受规定与禁令的影响。

跋（1927）

我写这本小册子（它是日前讨论的起点）的直接诱因源于一起在维也纳法庭的对西奥多·赖克博士（Theodor Reik）——一位非医务人员——进行了精神分析的诉讼案。我认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在所有的先期诉讼程序进行完之后，接纳了众多专家的意见，这起案件终告结束。但我认为这并不是本书作用的结果。只是这诉讼案论证太不充分，可悲的原告提供的是不值得信赖的证词，所以取消对赖克博士的起诉，或许并不是维也纳法庭对一般的非专业人员从事精神分析问题的深思熟虑后的判决。当我要在我的小册子里描绘出我的对话者——“公证人”的形象时，我想起了一位高级职员。他是一个态度友好、非常正直的人。我跟他谈起赖克案件，应他的要求，我写下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个人观点。我知道我没有使他确信我的观点，这就是我与“公证人”的谈话也没最后达成一致的原因。

我也不奢望我会成功地促成那些精神分析者在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上的态度取得一致。在这个讨论中，任何把匈牙利学会与纽约派的观点相比较的人都可能会得出结论：我的书没产生什么效用。每个人仍坚持自己以前的观点。但我也不相信会是这样。我想我的许多同事已修正了他们的极端偏见。他们大多数已接受了我的观点，那就是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问题应按照传统办法来处理，但它若起因于新情况，就需求新的判断。

我对于整个讨论的观点似乎又一次得到了认同。我的主要看法是：重要的问题不是精神分析者是否取得医学文凭，而是他是否为从事精神分析而进行过必要特殊的训练。非常迫切的、须首要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样的训练最适于从事精神分析的人。我现在仍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不应是医学院校为未来的医生制定的那种训练计划。我认为医学教育对达到专业精神分析是既费力又曲折的办法。确实，它提供精神分析者许多所必需的东西，但又使他学了太多对他无用的东西，而这容易转移他的兴趣，并影响他对心理现象的理解与思考。应制定一个精神分析专家的训练计划，它必须包括精神科学、心理学、文明史和社会学以及解剖学、生物学和进化论的知识。作为一项智力与观察力的训练，应教的内容实在太多。人们有理由相信，有一些课程还是被忽略了，尽管它们对精神分析实践的影响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这个训练计划也很容易遭到反对的意见，认为这种精神分析院校并不存在，只是我个人的理想而已。确实，这是个理想，但却是个能够而且必须实现的理想。在我们的训练机构里，尽管有许多方面的不足，但理想已开始变为现实。

读者们会注意到，对我所假定的公理仍存在很大争议。我曾假设，即精神分析并非是医学的特殊分支。我不清楚怎么会对此有争议。精神分析是心理学的一部分，不是旧意义上医学心理学的一部分，也不是病态心理学的一部分，而只是心理学的一部分。当然，它不是心理学的全部，但它是心理学的结构，或许还是整个心理学的基础。把它应用于医学的目的并非不可以，但这不表明它隶属于医学。电击和辐射也有它们的医学应用，但它们所隶属的学科只是物理学。这并没引起历史性的争议。整个电击理论源于对神经肌肉反应过程的观察，然而今天无人梦想把它说成是心理学的一部分。人们辩解道：精神分析是内科医生在努力帮助他的患者过程中发现的，但很明显事实并非如此。更进一步说，历史性的争论要从两方面进行分析。我们可回顾一下历史，从一开始，医学界就用一种不友好、其实是敌对的态度对待精神分析。这似乎可以表明，医学界从不承认今天的精神分析，尽管我不能接受如此暗示。但从力比多理论的观点看，我仍有些怀疑医生们对目前精神分析的追求是基于阿伯拉罕（Abraham）的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2887——他们是为了破坏还是为了维护精神分析的目的而希望拥有他们反对的职业。

我愿意对这一历史性的争论再作思考。既然还有人关注我，那我就为感兴趣的人们简要说一下我个人的经历。在我41年的医学活动之后，我认识到我从没有成为一个正常意义上的医生。我被逼着背离了初衷而成了一名医生。然而，我一生中取得的成就在于，走过漫长曲折的旅途，我发现自己又踏上了最初的道路。在我童年早期，我不渴望了解有助于解脱人间痛苦的知识。我先天的虐待狂倾向并不很强，所以我不必发展它的派生物。我也从未做过“假扮医生的游戏”，我选择了其他途径满足了我幼儿时的好奇心。在我年轻时，我强烈渴望理解我所居住的这个世界的一些谜团，甚至于想为解开谜团奉献点什么。成功地达到此目的的最好办法似乎就是上医学院校。但我对动物学和化学实验很不在行，直到最后，在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布吕克的影响下，我决定学习生理学。尽管在那时这门课主要限于组织学，那时我已经通过了所有的医学考试，但我对医学却没有任何兴趣。直到有一天，一个我深深尊敬的老师警告我说，因为我的一些实质性的课程较差，我也许不能从事理论研究。于是，我从神经系统组织学转向了神经症理学。受新影响的驱使，我开始关注神经症。然而，我很少想到，由于缺乏真正的医生素质，我会对我的患者产生很大危害。假如医生的治疗兴趣随情感而变化，那么对病人不会有多少好处。只有他冷静地行事，尽可能地按规则去做，对病人才最有益处。毫无疑问，我刚才说过要稍微阐明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精神分析具有一定的内在价值，它可独立应用于医学。但是作为一门科学，精神分析恰在属于医学还是属于心理学这一点上遭到异议。实际上这是个纯学术问题，没有实际意义。争论的真正要点，据说只有一个，即能否应用精神分析去治疗病人。精神分析如像它声称的那样属于医学的特别分支——像辐射属于物理学的分支一样——使用它的人都服从在治疗方法中所设定的规则，那么它一定会令人满意地让人接受，尽管仍有争议。我就是这样认识并接受了精神分析。我只想确认治疗法不会破坏科学性。不幸的是，治疗与科学还有一段距离，是两回事。我们只要把二者看成是沿不同方向的比较就好了。精神分析不同于辐射学。物理学家在研究控制X光线的规律时，并不需要一个病人，但精神分析研究的唯一主题是人的心理过程，而这个过程只有在人身上才能加以研究。这道理很容易理解。神经症患者比正常人能提供更多的、具有指导性的和易理解的材料，阻止希望研究与应用精神分析的人取得这些材料，便使他们获取良好训练的可能性减少了一半。当然，我无意探讨神经症患者的利益应不应该为教学与科学研究的利益而牺牲。我的这本关于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的小册子的目的是想清楚地表明，如果遵循某些预防措施，二者的利益会很容易地调合起来，并且医学也不是在这种调和中最后获益的学科。

我已提出所有的必要遵循的措施，我能肯定对此详加叙述没有必要。我想指出的是，人们经常以一种不能公平地面对事实的态度去强调这一点。在许多病例中存在着诊断上的困难和不能确定躯体症状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医学知识与干预是必须的——确实如此。然而，也有相当数量的病例容易诊断、且不需要医生确定躯体症状。这些病例或许没有多大的科学上的意义，但它们对于判断有能力处理病例的非专业精神分析家的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久前，我曾对一个同事做过精神分析，他强烈反对本来不是医生却被允许从事医疗活动的做法。我恳切地对他说：“我们在一起合作也3个多月了，在我们的分析中，在什么地方我曾使用过我的医学知识？”他承认我没使用过。

再者，我不很重视这样的论点——非专业分析家在患者眼中没有权威，还不如整骨大夫和按摩师受人尊敬——因为非专业分析家一定要时时准备向医生咨询。这种类比仍然不十分确切，因为它忽略了一个事实：病人的情感变化决定着他们对权威的认知，拥有医学院毕业证书不会像医生想的那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个非专业精神分析家可以和“世俗的牧师工作者”2888一样很容易赢得尊重。确实，用“世俗牧师工作者”一词是对精神分析者的很好概括，它基本描绘了精神分析家——不管他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在处理公众事务时所执行的功能。我们的基督教朋友和最近一个时期的天主教的朋友们，经常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以加强教区居民的宗教信仰的方法去减轻他们的苦恼。而这往往首先是通过给他们提供一些关于冲突本质的分析信息实现的。我们的反对派，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家们也在那些变得适应不良及做事效率较低的人身上，通过努力唤起他们对社区的兴趣来产生相似结果。其方法是：先了解他们心理生活的一个方面，然后向他们表明社区对治疗他们由自我和无信仰的冲动导致的疾病所起的作用。这两种方式都是源于精神分析，属于心理疗法；我们这些精神分析家的目标是，无论何人，只要他是我们的患者，我们就要对他进行最彻底、最可能深入的分析。这并不是通过把他们带到天主教堂、基督教堂或社区来解除他们的痛苦。我们所追求的只是挖掘他的潜能，利用他的在自我中储存的、由于压抑限制在潜意识中的不易理解的能量和那些被迫浪费在维系这些压抑的无效任务上的能量，以这种他自己的内在的资源丰富他自己。这样的活动似乎是用最有意义的词汇所描述的牧师的工作。我们的目标设得太高吗？患者中的大多数值得我们为他们辛劳吗？从外部维持他的病症不比从内部重建他的潜能更经济吗？我不能做出结论，但我却了解一些其他情况。精神分析从它出现那天起，治疗与研究就密不可分。知识使治疗成功，没学习任何新东西而去治疗一个患者是不可能的。没有体察到有效的治疗，要获得新鲜见解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分析程序确实存在着这种宝贵的联系。只有执行这种分析牧师的工作，我们才能逐渐加深对人类心灵的理解。分析工作的科学收益前景是这一工作最令人骄傲、最快乐的特征。我们要为某种实际的考虑而牺牲这种特征吗？

在讨论过程中，我们对一些评论产生了怀疑。无论如何，我的关于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的书在一个方面被人误解。有人替医生辩护来驳斥我，好像是我宣称医生们一般都不胜任分析实践，好像是我发出了一道口令：拒绝医学援助。这不是我的意图。对我的这种看法或许是由于我根据我的观察（目前该观察结果存在争议）曾说过这样的话：未经训练的医学分析家甚至比非专业分析家更有害。我也许可以用小说《天真的流浪者》2889中有关如何评价女性的讽刺语的回答来清楚地表达我的观点。一位男士正向他人抱怨女性有软弱和麻烦的品性。“都一样，”他的同伴回答说，“女人是我们拥有的最好的东西。”我趋向同意这点：只要我渴望的分析训练学校还没诞生，那么已经有了医学初等教育的人就是从事我们未来精神分析的最佳人选。然而，我们有权指出，他们不该误认为那初等教育是完备的，应该克服接受医疗学校教育所带来的片面性，并努力研究内分泌学和自主神经系统，在心理学概念的框架下理解心理事实。我也赞成这样的看法：只有医学分析专家，即只有研究了所有有关心理现象与心理器官、生理解剖、化学基础之间关系的问题的人才能够处理好它们的关系。然而，我们不能忘记，这并不是精神分析的全部。就另一方面而言，若没有那些受过心理科学初级教育的人的合作，我们将一事无成。实际上，我们习惯于——确实，顺便提及一下，我们的出版物也是如此——都把医学的和应用的精神分析区别开来。但这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区分。真正的分界线在于医学与非医学领域中的科学的精神分析与它的应用。

在这些讨论中，我们的美国同行表达了对非专业人员精神分析的最坦率的反对意见。我认为我给他们的回答是恰当的。假如我说他们的反对是源于现实的因素，那我就不应该受到为争论而滥用精神分析的谴责。他们见到的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中，非专业精神分析家们为了邪恶的和非法的目的而使用精神分析，结果不仅害了病人，也玷污了精神分析的好名声。因而，他们愤慨地把不审慎的滥用精神分析者的范围定得太大，以致极力阻止任何非专业人员的精神分析，这并不奇怪。而这些事实也降低了美国在精神分析问题上的重要地位。因为仅仅考虑到某些实际情况，不能判定非专业精神分析家能否实施精神分析，美国当地的状况也不能对我们的观点产生唯一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的美国同行们，基于美国当地的情况而通过反对非专业人员精神分析的决议，在我看来是行不通的，因为它不能影响控制情境的任何因素，这样做无异于强行压抑。假如公众不支持反对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的运动，如果阻止非专业者的精神分析不成功，那么给他们以训练的机会，承认他们的存在这一事实，岂不更有利？或许这对他们能产生一些影响，也不一定。另外，如果向他们提供允许他们成为医学专家的机会和有被邀合作的可能性，他们怎么会没有兴致提高自身的伦理和理智的水平呢？

1927年6月于维也纳

图腾与禁忌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民渡过红海，成功离开埃及后，虔诚祷告。

月光下的女人和小鸟　米罗　画

米罗是超现实主义画派的杰出代表，该画派受弗洛伊德的思想影响极大。

目录

图腾与禁忌

新版编译说明

图腾与禁忌

摩西与一神教

新版编译说明

一、版本出处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是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西方现代弗洛伊德主义哲学学派的巨擘，被誉为“与牛顿、达尔文、马克思、爱因斯坦一样的世界伟人”。他身前留下丰富的精神分析著作，不断再版加印，并被译为各国文字，流传全世界。1956～1974年，英国伦敦霍格思出版社（The Hogarth Press）出版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这套书由英国精神分析学家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1887～1967）和奥地利心理学家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1895～1982，弗洛伊德最小的女儿）共同主编，共24卷，是当今世界最权威最完整的弗洛伊德作品集，也是世界广泛流行的最佳版本。这套英文版由德国Gesammelte Werke公司出版的德文版翻译而来，但增加了关键的脚注（标准版编者在德文版的基础上所添加的内容一律用[]标识以示区分）。

本套中文版《弗洛伊德文集》即由英文版《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以下简称“标准版”）翻译而来，是中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关于弗洛伊德文萃性的经典恢宏译著。我们将标准版中凡是带重点符号的弗洛伊德代表著作全部译出，还把无重点符号但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潜意识论、性欲论、梦论三大理论支柱和七大基本理论（潜意识学说、人格结构学说、本能学说、性欲学说、释梦学说、焦虑与自我防御机制学说和社会文化学说）有关的心理玄学的论著也一并译出。

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我们将标准版中有关弗洛伊德论著的一些编者导言、弗洛伊德生前为其著作出版所作的序言（精选部分版次）及部分注释一并译出。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保留了标准版的[]体例，保留了英文文献中年份后的字母顺序标注，书内页码也按标准版的页码显示。我们在标准版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注释，此部分以“——中译者”为标识。中文版编者还根据内文增加了插图，来帮助读者理解弗洛伊德的著作。此外，在弗洛伊德的每部（篇）著作之前，中文版主编车文博亲自撰写了“按语”，扼要介绍该著作的要点及其在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二、编译分工

《弗洛伊德文集》是我国建国以来翻译弗洛伊德的第一部经典性的世界名著，是国家教委七五重点教材规划和吉林省九五重点图书规划的项目，也是中文版主编车文博主持的心理学、哲学、精神医学界学术共同体40年来协作科学研究的成果。

参加本书译校的学者共有吉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等12所院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教授、博士等40余人。

1.车文博，中文版主编，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学术界公认的弗洛伊德研究权威，我国为弗洛伊德“平反”的人。主要工作：（1）选定翻译版本。20世纪70年代选定标准版24卷为底本进行复印，并选定翻译弗洛伊德的论著。（2）组成翻译团队。聘请老一辈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哲学家为领衔，中青年教授、副教授、博士为主体的学术共同体。（3）提出编译原则。包括精粹性原则，代表性原则，信、达、雅原则，历史性与专题性统一原则。（4）编辑小词典。特请著名精神病学家贾谊诚教授主编《精神分析小辞典》，由车文博教授审订，以保证全书中翻译的人名、术语的统一。（5）全书终审定稿。车文博主编除亲自编制《弗洛伊德生平活动一览表》、撰著《导论》和《弗洛伊德略传》外，还对全书做了通读、审订和定稿。

2.杨韶刚，中文版副主编，本书主要译、校者，原为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主任，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论著有《超越快乐原则》、《自我与本我》、《一个幻觉的未来》、《文明及其缺憾》、《摩西与一神教》、《为什么有战争？》、《抑制、症状与焦虑》（合译）、《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合译）。此外，校审、修改了诸多篇章。

3.高申春，中文版副主编，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除翻译《释梦》（下卷）、《论梦》、《释梦》（上卷，部分）、《抑制、症状与焦虑》（合译）外，还校审并修改《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释梦》（上卷）、《超越快乐原则》、《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自我与本我》。此外，还协助主编编审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目录》、《英汉人名对照表》、《英汉专业术语对照表》。

4.邵迎生，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除翻译《图腾与禁忌》外，还参加校订《精神分析新论》，修订《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戏剧中的变态人物》、《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作家与白日梦》、《达·芬奇的童年回忆》、《米开朗基罗的摩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等。

5.宋广文，曲阜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博士，翻译并修订《性学三论》、《儿童性理论》、《“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爱情心理学》、《论自恋：导论》、《本能及其变化》、《压抑》、《力比多类型》，并校《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精神分析纲要》。

6.吕俊，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除翻译大部分《释梦》（上卷）外，还参加修订《释梦》（下卷）、《论梦》、《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

7.郭本禹，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精神分析新论》（合译），并修订《精神分析五讲》。

8.汪凤炎，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精神分析新论》（合译）。

9.郑希付，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

10.张爱卿，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导论》。

11.葛鲁嘉，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纲要》。

12.彭运石，湖南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合译），并校审《抑制、症状与焦虑》、《一个幻觉的未来》。

13.高峰强，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论潜意识》（合译）。

13.贺岭峰，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心理学系主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梦的理论与实践》。

14.熊哲宏，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

15.金星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癔症研究》。

16.赵国复，吉林大学出版社编审，参加修订《癔症研究》，并对《弗洛伊德文集》全卷德、英、法文译注做了译校。

三、卷次划分

早在20世纪80年代，车文博主编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参考书《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集》（上、下卷），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88～1989年出版，后经长春出版社先后出版中文版《弗洛伊德文集》5卷本（1998）和8卷本（2004），台湾知书房又将此书11卷精装本出版（2000）。现在由九州出版社出版最新修订版。本版的主要特点：（1）由原8卷本改为12卷本。（2）新增《弗洛伊德自传》（1925）和《补记》（1935）两部分，以凸显弗洛伊德的伟大贡献和精神分析运动的国际化。（3）对赵国复先生译校的德、英、法等几种语言的注释，又做了审订和补漏。（4）增补了车文博教授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09FZX004）《弗洛伊德主义新论》撰著的《导论》、《弗洛伊德略传》，作为学习和研究弗洛伊德文集的导引。

本套《弗洛伊德文集》分为12卷，各卷内容如下：

卷1《癔症研究》。此卷包括中文版主编车文博所著的《导论》和《弗洛伊德略传》，以及由弗洛伊德与约瑟夫·布洛伊尔合著的《癔症研究》三部分。《癔症研究》最初于1895年在德国出版，书中对癔症的症状、病因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说，开始提出癔症创伤理论。这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形成时期的重要著作，是其精神分析的理论奠基和正式起点的标志。

卷2《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此卷仅收录《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一部著作，此作于1901年被发表在杂志上，1904年出版了单行本，是弗洛伊德用动力心理学观点解释日常生活事件的一部重要著作。

卷3《释梦（上）》。此卷收录《释梦》的前五章内容。《释梦》最初于1900年在莱比锡和维也纳出版，是弗洛伊德一生中最得意和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体系形成的一个主要标志。他在广泛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病人的梦的临床研究和有关梦的自我分析，深入探讨了梦的实质、释梦的方法、梦的伪装、梦的材料和来源、梦的工作以及梦的过程的心理等有关的重要理论问题。

卷4《释梦（下）》。此卷收录《释梦》第六、七章内容，以及《论梦》、《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论梦》是弗洛伊德于1901年应德国一位编辑之约而撰写的，它以简洁的形式概述了《释梦》一书的基本观点和内容。《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是在《释梦》出版11年后发表的，它不是探讨有关释梦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专门研究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如何运用释梦的艺术问题。《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发表于1923年，此文不是对《释梦》一书的修正，而是弗洛伊德对该书问世20多年来一些想法的评论。

卷5《爱情心理学》。此卷收录八篇论文。1.《性学三论》于1905年发表，内容涉及“性变态”、“幼儿性欲”及“青春期的变化”三部分。2.《儿童性理论》于1908年发表，该文对儿童期的性表现，以及与其他心理活动、神经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揭示了一些常见的但缺乏研究的儿童期性现象。3.《“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于1908年发表，文中论述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强调了性的因素是现代社会文化危机、人的焦虑与神经症的主要根源，抨击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观，提出了改善文明与发展文艺的性本能升华作用说。4.《爱情心理学》共包括三篇文章：（1）《男人对象选择的一个特殊类型》（1910），主要分析了男人的性变态（或性倒错）问题；（2）《论性爱领域最普遍的衰退趋势》（1912），专门探讨了男人的“心理性阳痿”问题；（3）《处女的禁忌》（1918），从历史与文化的视角分析了女性的“贞洁”问题。5.《论自恋：导论》发表于1914年，该文对自恋的起源、本质、表现形式及其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分别做了说明。6.《本能及其变化》发表于1915年，该文从不同角度分析本能这一基本概念所涵盖的内容，使用这一概念所涉及的问题，如本能的原动力、目的、对象和来源，以及描述性本能的一般性质所采用的方法等。7.《压抑》发表于1915年，该文对压抑的本质、原因、结果及其与神经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8.《力比多类型》发表于1931年，该文从身体特征与心理特征相结合的观点出发，以力比多为基础，将人分为性欲型、自恋型和强迫型等三种，并认为混合型远多于纯粹型。

卷6《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此卷包括三篇论文。1.《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发表于1905年，该文分别就诙谐的技巧、目的、动机、心理起因及诙谐与梦、潜意识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2.《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发表于1912年，该文简明扼要地揭示了潜意识的含义及其在精神分析中的地位和意义。3.《论潜意识》发表于1915年，是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一篇重要论文，也是他论述心理学基本理论方面的代表性文章之一。

卷7《精神分析导论》。此卷仅收录《精神分析导论》一部著作，内容由弗洛伊德1915～1917年两个冬季在维也纳大学讲授精神分析的讲稿组成。全书包括失误动作、梦和神经症等三篇，共分28讲。该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引导听众领会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卷8《精神分析新论》。此卷收录四部分内容。1.《精神分析新论》完成于1933年，虽然是弗洛伊德在他1932年所做的演讲基础上成书的，但却是他在《精神分析导论》发表后经过15年研究实践和反思的成果。2.《精神分析五讲》于1910年首次刊出，是由弗洛伊德1909年应邀为美国克拉克大学20周年校庆所做的五次演讲稿汇集而成，它从叙述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作研究癔症开始，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和观察事例，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精神分析关于宣泄法、压抑、梦、失误、性欲和移情等重要思想和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3.《精神分析运动史》发表于1914年，该文是对精神分析产生、发展和分裂过程的历史总结。4.《精神分析纲要》发表于1940年，它既是向读者介绍精神分析基本原理的指南，又是弗洛伊德对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精神分析理论全面而精辟的总结。

卷9《自我与本我》。此卷收录四部分内容。1.《超越快乐原则》完成于1920年，弗洛伊德在这部著作中，修正了他早期的本能学说，第一次提出人存在着死的本能与生的本能，并把这两种作用相反、同时并存的力量的斗争视为整个生命运动历程的决定者。2.《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完成于1921年，系统论述了关于“群体的本质就在于它自身存在的力比多联系”的理论。3.《自我与本我》1923年出版，书中谈及意识、前意识、潜意识，阐述了自我从本我、超我从自我分化的过程。4.《抑制、症状与焦虑》出版于1926年，是弗洛伊德对压抑与焦虑及心理防御机制关系理论进行修正与补充的主要论著。

卷10《达·芬奇的童年回忆》。此卷包含七部分内容。1.《戏剧中的变态人物》1942年面世，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观点对戏剧活动所作的解释。2.《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1907年出版，它紧紧围绕《格拉迪沃》一书中幻觉与梦的关系，揭示了压抑、幻觉与精神错乱的起因、梦的形成与解释、性欲生活的作用、治疗心理疾患的方法等一系列理论问题。3.《作家与白日梦》发表于1908年，弗洛伊德在对创作与白日梦的关系作出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幻想活动，其目的是在幻想中实现其未能满足的愿望。4.《达·芬奇的童年回忆》1910年面世，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传记研究的方法，详尽介绍了达·芬奇童年以来的感情生活，深刻分析了他的性心理历史的发展过程，着重阐释了他的艺术与科学活动的心理起源。5.《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发表于1914年，该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对米开朗基罗所创造的摩西这一艺术作品的解释。6.《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1928年面世，该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阐释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创作的一篇心理美学的论文。7.《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发表于1926年，弗洛伊德在该文中指出，精神分析技术既不是神秘的、难以捉摸和掌握的，更不是医生的专利。

卷11《图腾与禁忌》。此卷包含两部作品。1.《图腾与禁忌》1913年出版，该书由四篇论文组成，通过蒙昧人与强迫神经症患者的比较，推断了图腾崇拜的本原意义。2.《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出版，是弗洛伊德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它由三篇论文组成，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一神教的本质和起源，揭示了上帝不是神，而是被后人神化了的人；它说明宗教问题并非神秘不可测，揭开宗教欺骗人的虚幻面纱，人们不难发现其真实本质。

卷12《文明及其缺憾》。此卷主要包含四部分内容。1.《一个幻觉的未来》出版于1927年，主要讲了两个问题：文明的内涵及其同本能的关系；宗教的本质、演化及其作用。2.《文明及其缺憾》出版于1930年，书中弗洛伊德从文明发展与人性的本能之间的联系和对抗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对文明社会的本质、起源、作用和弊端等问题做了集中的阐述。3.《为什么有战争？》是1932年9月弗洛伊德就战争问题答复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他依据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4.《弗洛伊德自传》1925年面世，这不是描述个人家庭、生活和工作的一般性自传，而是一部精辟地总结精神分析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学术性经典，主要阐述了弗洛伊德本人在精神分析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此卷还附录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目录》、《弗洛伊德生平活动一览表》、《英汉人名对照表》、《英汉专业术语对照表》等。

《弗洛伊德文集》编委会

2014年4月1日

图腾与禁忌

——蒙昧人与神经症患者在心理生活中的某些相同之处

（1913）

邵迎生　译

郭本禹　校

邵迎生　修订

按语

本书是弗洛伊德应用精神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社会心理学的首次尝试。也是弗洛伊德第一次集中阐述自己关于宗教和道德起源的一部重要著作。全书由四篇论文组成，通过蒙昧人与强迫神经症患者的比较，推断了图腾崇拜的本原意义。认为图腾禁忌反映了人类对乱伦的恐惧；塔布禁忌则是矛盾情感的产物。它构成了蒙昧人的原始道德观；蒙昧人的法术思维品质——思维万能，构成了他们泛灵论原始思维模式。在这一思维模式作用下，他们用支配心灵生活的法则来支配实在之物，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神灵观念，并因此为宗教的形成铺平了道路。还断定图腾崇拜中的图腾动物乃是“原父”的替代物；图腾崇拜的来源即在于那些被父亲驱逐的儿子们联合在一起，杀害并吞食了自己的父亲以后产生的罪恶感、悔恨和怀念，故所有的神都是依据父亲的形象的构成物。而宗教的发展正是来自于对弑父罪恶感的“集体意识”，人们把这种心理过程以潜意识的形式一代又一代地积淀。这种唯心理论（psychologism）的观点固然并非科学，但对我们研究宗教和道德起源的认识根源也不无参考价值。

序言

这里的四篇论文最初以本书副标题为题目，发表于《意象》的第一卷和第二卷上。《意象》是一种在我指导下出版的期刊。这几篇论文是我在将精神分析学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应用于社会心理学（Vlkerpsychologie）中某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方面所做的最初尝试。因此，它们与冯特（Wilhelm Wundt）所做的广泛详尽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形成对照。因为，在这些研究中，所有的假设和非分析的心理学研究方法，都是围绕上述相同的目的而展开的。另外，它们还可以与精神分析苏黎世学派的一些研究文献形成对照。这一学派致力于运用社会心理学来解决个体心理学的问题。（参见荣格，1912和1913）应该承认，正是依据这两种来源，我获得了撰写这些论文的最初动力。

我深知我的这几项研究难免挂一漏万。对于一项开拓性研究的一些必然特征，我不必赘言。不过，其他方面还需阐述一下。虽然本书所收集的四篇论文旨在引起广大有识之士的兴趣，但是除了对于精神分析学的精髓有所掌握的很少一部分人士以外，这些论文事实上很难被人们所理解和赏识。我力求使它们成为社会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诸学科的学子与精神分析学家之间的沟通桥梁。然而，它无法给任何一方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既不会给前者足够的有关心理学新方法的启示，也不会使后者更充分地掌握研究材料。能引起双方的注意，并促使他们相信彼此间的不断合作一定会有益于该学科的研究，我便感到满足了。

读者会发现，图腾与塔布（这本小册子正是以此为标题的）2890这两大主题并没有得到同等的研究。有关塔布的分析颇为详尽，在力图解决这一问题方面也有足够的把握。有关图腾的研究我们只能说“在阐明图腾这一问题方面，精神分析学目前所能贡献的只有这些”。这一差异源于图腾仍然存在于我们之中这一事实。尽管图腾是以一种消极形式表现出来，并指向另一种主题内容，但是就其心理本质而言，它与康德的“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相差无几。“绝对命令”以一种强迫的方式运作并拒绝任何有意识的动机。与之相反，图腾崇拜是一种异于我们感情的东西——一种被作为现实性而久已丢弃并由更新的形式所取代的宗教—社会习俗。它在当今各文明民族的宗教、风俗和习惯中仅残留些微小的痕迹。即使在那些至今仍受其支配的民族中，图腾也早已经受了广泛的改变。人类历史中的社会和技术进步对塔布所产生的影响，远不如对图腾的影响。

本书试图通过图腾崇拜的“童年时代”的残迹（即通过它复现于孩子们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迹象），来推论它的本原意义。图腾与塔布的密切联系使得我们在通往本书所提出的假设方面，又往前跨出了一步。纵然最终这一假设显露出不可能之外象，那也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这样的可能性，即这一假设多多少少地在接近那极难重构的现实。

1913年9月于罗马

希伯来文版序言2891

本书[希伯来文版]的读者中绝不会有人感到，将自己置身于这样一位作者的情感状态之中是件容易的事。因为，这位作者对圣书的语言已全然无知；对其祖先的（以及所有其他的）宗教已完全生疏；在民族主义理想中也未能贡献一份力量。可是，他却从未遗弃自己的人民，他感到自己在本质上仍是一位犹太人，而且也不希望改变这一本质。如果有人问他：“既然你已放弃了祖国同胞所拥有的那些一般特征，那你还有什么可藉以为犹太人呢？”他会回答说：“还有很多很多，甚至可能是其精髓。”他现在也许无法用言辞将那精髓表达出来，但是，毫无疑问，对一位科学家来说，总有一天这是能办到的。

因此，对于这样一位作者来说，他的一部研究宗教和道德起源的著作，虽然并未采用犹太人的观点，也没有偏爱犹太族的例外，却被译成了希伯来语并放到了这些读者手中，在他们看来书中的那些古老言语都是他们须臾不能离的母语，这确是一次十分特别的经历。而且，这位作者希望他和读者都能一致坚信，新生的犹太民族的精神绝不会永远将公正的科学视同陌路。

1930年于维也纳

第一篇　对乱伦的恐惧

通过史前人遗留下来的那些毫无生气的石碑器具，通过我们直接或凭借各种传奇、神话、仙幻故事间接获得的，对史前人的艺术、宗教和人生态度的认识，通过依旧残存于现代风俗习惯中的、史前人的思维模式，我们对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史前人已有所了解。不过，进一步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史前人仍然是我们同时代人。正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当今仍有些人异于我们而更接近于初民，我们因此将他们视为初民的直系后裔或继承人。我们就是这样来看待那些被我们称为蒙昧或半开化的民族的；如果我们有理由从初民的心灵生活中，洞察到一幅保存完好的、有关我们自己的早期发展的画面，那么这样的心灵生活尤其能引起我们浓厚的兴趣。

如果这一见解正确的话，那么经由社会人类学所获知的原始民族心理和精神分析学所揭示的神经症患者心理间的两相比较，一定能展示众多的共同之处，并使我们对这两门学科中的一些熟识的事实产生新的认识。

出于内在，更出于外在的原因，我选择那些被人类学家描述为最落后、最可怜的蒙昧人——澳洲这一最年轻大陆上的土著人，作为部落比较的基础。我们还可以观察到，这里的动物群也是最古老的，在其他地方早已不复存在了。

澳洲土著是一独特的种族，无论在体格还是在语言上，都与其最相近的邻居——美拉尼西亚人、波利尼西亚人和马来人毫无关联。他们从不建造房屋或永久性棚屋，从不耕田种地；除了狗以外，他们从不饲养任何家畜；他们甚至没听说过陶器制作技艺。他们的生活完全有赖于他们猎获的各种兽肉和挖掘的各种根茎。他们不知君王或酋长为何物；一切公共事务都由长老会决定。很难说他们有任何以神明崇拜为形式的宗教。与沿海部落相比，那些处在大陆腹地、因水源奇缺而在最艰难的生存条件下挣扎的部落，在各个方面都显得更为原始。

我们当然不会期望，这些赤身裸体、可怜巴巴的食人野民的性生活，会具有我们所说的道德意义。我们也不期望，他们的性冲动会受到严格的规范。然而我们却发现，为了避免乱伦的关系，他们一丝不苟，处处留心，严厉得近乎痛苦。确切地说，他们的整个社会组织似乎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或者说是围绕这个目标而设立的。

澳洲土著人没有宗教的和社会的机构体系，凡此种种均由“图腾崇拜”体系所取代。澳洲的部落又划分为更小的分支或氏族（clans），每个都以其图腾命名。什么是图腾？图腾通常是一种动物（或是可食无害的，或是危险可怕的）。偶尔也会是一种植物或一种自然现象（如雨或水），它与整个氏族有着某种奇特的关系。图腾首先是氏族的共同祖先，同时也是向他们发布神谕并提供帮助的监护神。虽说对外族而言图腾很危险，但是它能识别并宽容自己的子民。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族人都有一项神圣的义务：不宰杀不损毁图腾，不吃图腾的肉，也不用其他方式以此谋利。图腾的品质是天生的，并非只存在于某一只动物或一种东西之中，而是存在于某一类的全体个体之中。在时常举行的喜庆活动上，族人在礼仪舞蹈中表现或模仿着图腾的动作和特性。

图腾是通过母系或父系传承的。也有可能原初盛行母系传承，只是后来才为父系传承所取代。个人与图腾间的关系是澳洲土著人一切社会义务的基础，因为它远胜于这个人在部落中的成员关系以及血缘关系。2892

图腾并非依附于某一特定的地方。一个氏族内的成员往往散居各地，并与其他图腾氏族的成员们和睦相处。2893

至此，我们终于触及图腾体系中能引起精神分析学家重视的特征了。在所有有图腾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发现一条定规：拥有相同图腾的人们，不可在彼此间发生性关系，因而不可通婚。这样就有了“族外婚”（exogamy）——一种与图腾崇拜（totemism）相关的习俗。

这一严格实施的禁忌（prohibition）是十分奇特的。我无法用上面所提到的图腾的概念或某些特征来预见它。我们很难理解，它是如何涉入图腾体系的。因而有些研究者事实上认为，族外婚原初（意指起源或本意）与图腾并无关系，只是在婚姻限制（marriage restrictions）成为必然的某一时期添附上去的（没有丝毫的深层联系）。对于这样的看法，我们并不感到意外。不管怎么说，图腾崇拜和族外婚之间存在着联结，而且显然是非常牢固的。

进一步的探讨可以使得这一禁忌的意义更加明了：

a.违犯这一禁忌不会像违犯其他图腾禁忌（如不可宰杀图腾动物）那样，仅仅是受到报应而已。全族成员都将全力以赴地进行报复，犹如在对付一件危及全族的大难或罪恶即将临头的大事一样。下面是从弗雷泽（1910，第1卷，第54页）的书中引用的一小段文字。它们表明，那些用我们的标准来衡量的毫无道德的蒙昧人，是多么严厉地对待这些不端行为的：

“在澳洲，对与禁族（forbidden clan）成员进行性交的一般处置是处死，无论这个女人与其同属一个本地群体（local group），还是打仗时从另外一个部落掳获的。氏族内的男子以这样的外族女子为妻的话，会受到本族成员的猎杀，那个女人也不能赦免。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地逃避追杀并躲上一段时间的话，也许能获得赦免。在新南威尔士的塔塔苔（Ta-ta-thi）族，虽然鲜有但确曾发生过这样的事：男的被杀死，女的则遭痛打或矛刺，或两者齐上，直至她濒临死亡。不立即杀死她的原因是，她可能是被迫的。即使是对于偶尔偷情，氏族禁忌也绝不网开一面。对于这些禁忌的任何违犯都被视为极度可恶而处以极刑。”[摘自卡麦容（Cameron，1885，第351页）]

b.既然这一严厉的惩罚也同样适用于没生孩子的、短暂的婚外恋，所以形成这一禁忌的各种原因不太可能具有实际性。

c.既然图腾世代相传不因婚姻而改变，禁忌的后果是不难看到的。例如，在母系传承中，如果一个属袋鼠图腾的男子，娶了一个属鸸鹋图腾的女子为妻，所生孩子无论男女都归鸸鹋氏族。图腾规则因而保证在这一婚姻中出生的男孩，不可能和与其同属鸸鹋氏族的母亲或姐妹发生乱伦关系。2894

d.但是，稍加深入思考便可发现，与图腾相关联的族外婚的作用是很大的（因此目的也很大），远非仅仅防止一个男人与母亲或姐妹乱伦。它通过将氏族内所有的包括许多非血亲（blood-relatives）的女人，视为一个男子的血亲，从而使得这个人不可能与这些女人性交。由于这种波及面甚广的限制在已开化的民族中不具可比性，因而要一眼看出它在心理学上的合理性并非易事。不过，从中我们还可以获知，图腾被当作祖先乃是一件十分认真的事。来自同一图腾的人都是血亲，他们组成一个大家庭（family），在这里即使是最遥远的亲缘关系（kinship）也被当作性结合的绝对障碍。

我们因此知道，这些未开化的人对于乱伦抱有非同寻常的恐惧，甚至对这一话题也极其敏感。同时我们还感到，他们将乱伦与某种我们尚不可知的、以图腾家庭关系取代真正的血亲关系这一奇特的现象结合在一起。但是，后者的矛盾现象不可过分夸大。我们务必记住，图腾禁忌也包括以特例方式对真正乱伦的惩处。

在图腾的本质得到解释之前，图腾氏族何以能够取代真正的家庭也许只能是个谜。同时可以看到，如果婚外性结合具有一定自由度的话，血亲接着便是乱伦防范，就会变得很不确定，因而禁忌的范围必须扩大。有必要指出，澳洲人的风俗使得男子对一名女子在婚姻上的独占权受到侵犯的现象，在某些社交场合或喜庆活动中得以发生。

这些澳洲部落2895的语言习惯的奇特性与此无疑是有关联的。因为他们用来表达不同等亲家族关系（degrees of kinship）的术语，并没有表示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而是表示了某个个体与一群体间的关系。这就是摩尔根（L.H.Morgan，1877）所说的关系的“类别”体系。所以一个人不止称他的生父为“父亲”，凡是原先依据族规可以娶他母亲而可能生下他的人，都是父亲；同样，他也不止称他的生母为“母亲”，凡是不违反族规而可能生下他的人，都是母亲；“兄弟”和“姐妹”也不止用来称呼他生身父母的儿女们，而是泛指所有类别意义上的父母的儿女们；等等。所以，澳洲人彼此间的亲属称谓并不总是像我们一样表达血缘关系（consanguinity），它们表达了社会关系而非生理关系。在我们也存在这种类似类别体系的现象。例如，我们也教孩子称呼父母的朋友为“叔叔（Uncle）”或“阿姨（Aunt）”，我们有时还在隐喻的意义上使用“阿波罗神庙的兄弟们”或“教堂的姐妹们”。

这类惯用语着实令人费解，但是如果我们将其视为尊敬的菲森（Fison）所说的“群体婚（group marriage）”的残留痕迹的话，那就要好解释多了。在这种婚姻制度下，一群男子对一群女子行使婚姻权（conjugal rights）。群体婚所生的孩子顺理成章地互称兄弟姐妹（尽管不是同一母亲所生），并将群体内所有的成年男子称为父亲。

虽然有些作者（如韦斯特马克，1901）不同意另一些学者从关系的类别体系的存在中得出的结论，然而但凡熟知澳洲土人的学者都一致认为，这种体系是群体婚时代的遗物，按照斯宾塞和吉伦（Spencer and Gillen，1899，第64页）的观点，某种群体婚形式至今确实存在于乌拉旁纳（Urabunna）和戴厄利（Dieri）部落内。在这些氏族中，群体婚先于个体婚（individual marriage），而在群体婚消失以后，它的某些鲜明的遗迹残留在语言和习俗中。

不过，一旦我们以群体婚来取代个体婚，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民族中的、显然是过度的乱伦回避（avoidance of incest），就变得易于理解了。图腾族外婚，即同氏族成员间性交的禁忌，似乎是防止群体乱伦的恰当方式。因此，当其原本的存在理由早已灰飞烟灭之后，图腾族外婚已牢固确立。

至此，我们似乎已发现澳洲土人设立婚姻限制的动机了。但是现在我们意识到，实际状况更为复杂，乍看之下会令人大惑不解。因为在澳洲没几个种族把图腾障碍当成唯一的禁忌。绝大部分种族通常区分为两部分，统称为婚姻群类（marriage-classes）或曰“族外婚支（phratries）”。每一个这样的分支都具有族外婚性质，因而包含了许多图腾氏族。每一个“族外婚支”，这样，整个部落就被分成了四部分：族外婚次支居于族外婚支和图腾氏族之间。

下图代表了一个澳洲部落的典型组织，大部分实际情形与此相同：

这里的12支图腾氏族被分成4个族外婚次支和2个族外婚支。每个部分都具有族外婚性质。2896族外婚次支c和e合成一个族外婚单元（unit）；族外婚次支d和f合成另一个。这种安排的结果（当然也就是目的）无疑是，对于婚姻选择和性放纵（sexual liberty）加以进一步限制。让我们假设每一氏族具有相同的成员数。那么，如果只有12支图腾氏族，则每一个氏族中的每一位男子对部落中的全体女子拥有11/12的选择范围。由于分成两个族外婚支，他的选择范围便降为6/12或1/2，因为此时属图腾a的男子只能娶属图腾1～6的女子。随着4个族外婚次支的介入，他的选择范围进一步降为3/12或1/4，因为这时属图腾a的男子的择妻范围已局限于属图腾4、5或6的女子了。

婚姻群类（在某些部落可以多达8个）与图腾氏族之间的历史关系完全不明朗。所能见到的只是，这些安排均指向同一个目的——图腾族外婚，并进一步完善。不过，虽说图腾族外婚令人感到是一不知源自何方的神圣禁戒（ordinance）（简言之，是一种习俗），而婚姻群类这一复杂的制度以及它们的次属部分和相应的戒规，倒还真像是深思熟虑立法的产物，说不定就能担当起防止乱伦沉渣泛起的重任，因为图腾的影响力已日渐式微。而且，虽说图腾体系（正如我们所知）是所有其他社会义务和部落道德规范的基础，但是族外婚支的意义总的说来似乎没有超出它所指向的对婚姻选择进行控制的目的。

婚姻群类体系在其发展的最高阶段上，证明它要努力超越仅仅是对自然乱伦和群体乱伦的防范，它要禁绝更加遥远的亲属群体间的通婚。在这一方面，它颇像天主教会，将这种古代的针对兄弟姐妹间通婚的禁忌，延展到堂表亲甚至那些只在精神上互称亲属（如教父、教母和教子）的人们之间的婚姻上。2897

关于婚姻群类的起源和意义及其与图腾的关系的问题是极其晦涩的，继续详细讨论下去毫无意义。能引起人们关注澳洲人和其他未开化民族对于防止乱伦所做的巨大努力，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应该承认，在乱伦问题上，这些蒙昧人比我们要敏感得多。也许他们常常受到更大的诱惑，因而需要更加全面的防范。我在上文中所说的制度似乎主要是在防止群体乱伦，因而它们的确立并没有缓解这些民族对乱伦的恐惧。我们因此必须还要讨论许多用以规范个体与（我们所理解的）近亲间交往的“习俗”。它们的施行有着宗教般的严格规定，其目的是毋庸置疑的。这类习俗或曰习俗性禁忌称为“回避（avoidances）”。它们不仅仅存在于澳洲的图腾种族中，然而，我只能从丰富的资料中抽出些片断来满足读者。

在美拉尼西亚，这类限制性禁忌制约着一个男孩与其母亲和姐妹的交往。例如：在新赫布里底群岛（the New Hebrides）的勒珀斯岛（Lepers Island），男孩长到一定年龄后就不再住在家里了，而是住在“俱乐部会所”，这时他一般在这里吃住。诚然，他还是可以回到父亲的家中去讨些食物。不过，如果他的姐妹在家，他哪怕还没吃到也必须离开。如果姐妹不在家，他则可以坐在门口，吃些东西。如果兄弟与姐妹在旷野不期而遇，女孩必须马上跑开或躲藏起来。男孩如果在路上认出了他姐妹的足迹，便不再向前。女孩当然也是如此。其实，他甚至都不提她的姓名。哪怕一个很普通的词，只要与她的姓名有关，他都避免使用。这种回避始于成年礼仪（puberty ceremonies），贯穿终生。母子间的矜持随着男孩的长大而逐年加剧。相比之下，母亲更为拘谨。母亲如果要给儿子食物，并不会直接给他，而是摆下让他拿。在说话时，母亲不会用“你”来称呼儿子，而是使用更为疏远的敬语“您”。2898

在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也盛行着相似的习俗。如果兄弟和姐妹在小道上不期而遇，女孩便飞身钻入灌木丛中，而男孩则不回头地走过去。2899

在新不列颠（New Britain）的加泽尔半岛（the Gazelle Peninsula）的土著居民中，姑娘婚后便不得与其兄弟讲话，不再直呼其名，而是转弯抹角地提到他。2900

在新麦克伦堡（New Mecklenburg）同辈堂表亲（如兄弟姐妹）也受到类似的限制，彼此间不能接近，不可握手，不可互赠礼物；但是允许在相隔几步之遥处，彼此交谈。对姐妹乱伦的处置是绞死。2901

在斐济（Fiji），这些回避规则尤其严格，不仅施于嫡亲姐妹，还施于部落姐妹。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听说这些未开化的人们还搞祭典狂欢，也正是这些确确实实被禁止交往的家庭亲属，此时却彼此寻求媾合。我们除非将这一反差视为对禁忌的解释，否则只有迷惑不解了。2902

在苏门答腊（Sumatra）的巴塔人（the Battas）中，回避规则适用于所有近亲。“例如，巴塔人会认为男孩陪姐妹去参加晚会是令人震惊之举。即使有旁人在场，兄弟和姐妹在一起会感到难为情。如果其中一个进屋，另一个就会走开。更有甚者，父女是从不单独待在屋里的，母子亦然……报道这些习俗的荷兰传教士补充道：他真是抱歉地说，根据对巴塔人的了解，他认为保持大部分这样的规则还是非常必要的。”这些人认为，一男一女单独相会肯定会导致不当的亲密行为。既然他们深信近亲间的结合会导致各种惩罚和灾难，那么回避各种有损禁忌的诱惑也是非常在理的。2903

奇怪的是，在南非迪拉戈湾（Delagoa Bay）的巴隆戈人（Barongo）中，最严格的戒规（rules）仅适用于一个男人与其舅子的妻子间的关系。如果他在哪里遇见这个可怕的人，他得小心地回避她。他不会与她共同进餐，与她说话时颇觉不安，不敢步入她的棚屋，打招呼时连声音都在颤抖。2904

在英属东非的阿坎巴人（A-kamba）或瓦坎巴人（Wakamba）中间实行着一种人们还是可以常常见到的回避规则。姑娘必须在青春期之后与结婚之前的时期内回避父亲。如果在路上相遇，女儿则在父亲经过时躲藏起来，她绝不可以走到或坐在父亲的身边。就这样一直持续到她订婚的那一刻。婚后她就再也不必回避父亲了。2905

最普遍、最严格的（也是在开化的种族看来是最有趣的）回避，是限制一个人与其岳母交往的那一种。这在澳洲很普遍，并扩展到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和非洲的黑人种族，以及只要有图腾崇拜和关系的类别体系的地方，甚至更远。在上述某些地方，存在着相似的、限制翁媳正常交往的禁忌，但是不多见，也不严厉。在一些孤立的例子中，公婆都成了回避的对象。既然我们关心的是这种回避的内涵和目的，而不是它在人种上的分布，那么我又得限制自己，仅举几例。

在美拉尼西亚的班克斯群岛（Banks Islands），“这类回避规则非常严格而详细。男人不能接近岳母，岳母也不能接近女婿。如果这两人在小路上碰巧撞见，岳母就会转过身去站到路边，直到女婿走过。方便的话，女婿也会转身从另一条路走。”在帕特森港（Port Patteson）的瓦努亚拉瓦（Vanua Lava），男人在其岳母的足迹尚未被海潮冲刷干净以前，是不敢走同一海滩的。虽然他们尚可站得远远地交谈，但无论如何，彼此间是不会提及对方的姓名的2906。

在所罗门群岛，男人婚后绝不可见到岳母，更不可与之交谈。碰巧撞见时，他可以装着没认出岳母，但同时必须跑开并尽快将自己藏起来2907。

在东班图人（Eastern Bantu）中，“习俗要求男人必须以岳母为‘耻’，也就是说，他必须力戒与她交往。他不与岳母同进一屋。偶然邂逅，其中必有一人侧身路旁。也许是，岳母藏身于乔木之后，而女婿则以盾牌遮脸。如果两人都赤手空拳而无处可藏的话，岳母就会拔一把野草缠绕于首，以此作为礼仪性回避的标志。两人间的对话皆需通过第三者传递，或隔着畜栏之类的障碍物，彼此大声喊叫。他们甚至不能说出对方的大名。”（弗雷泽，1910，第2卷，第385页）

在尼罗河源区的一支叫作巴索加（Basoga）的班图人中，男人只有当岳母不在眼前而在另一间屋里时，才会和她讲话。顺便说一下，这些人对乱伦如此畏惧，以致连违规的家畜也不放过。（弗雷泽，1910，第2卷，第461页）。

近亲回避的目的和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一般公认为是防止乱伦的保护性措施，但是在某些方面对限制男人与其岳母交往的各种禁忌可能要另当别论。为什么这些种族中的男人会惧怕一位足够做他们妈妈的老年妇女的诱惑？这实在是不可理喻（克罗莱[Crawley]，1902，第405页）。

菲森与霍威特的观点（Fison and Howitt，1880，第104页）也受到这样的质疑。他指出由于从理论上讲，女婿和岳母仍可能成婚，所以婚姻群类的某些体系仍是有漏洞的。他认为因此需要一项特别的保障来防止这一可能性。

鲁伯克（John Lubbock）爵士在其书中（1870，84页以下）从岳母对女婿的态度谈到了“抢婚（marriage by capture）”制度。“真的出现了抢婚，”他写道，“父母的愤怒当然也就成真了；当抢婚仅仅是一种象征时，父母的气愤也就是摆摆样子。”即使在其来源早已被忘却之后，人们仍在沿袭着这一婚俗。克罗莱（1902，第406页）毫不费劲地证明这些解释不足以解释这类事实中的许多细节。

泰勒（Tylor，1889，第246页以下）相信，岳母对女婿的这种方式是女方娘家的一种“断绝关系（cutting）”或不予承认的形式。在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前，女婿一直被视为外人。然而，即使是孩子出生了，禁忌也不是永远被废止了。此外，不能同意的是，这种解释未能使人明白，禁忌何以针对岳母，何以忽略性的因素。再者，它没有解释表现在禁忌中的具有宗教色彩的畏惧态度（克罗莱，1902，第407页）。

一位祖鲁（Zulu）妇女在被问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禁忌时，不无敏感地回答：“他不应该看到哺育过他妻子的乳房。”2908

我们知道，女婿与岳母的关系也是文明社会家庭组织的一个敏感问题。在欧美白人种族的社会体制中，这种关系已不再受制于回避规则；不过，假设作为一种习俗的回避依旧存在个体只需因袭，那么许多争执和不愉快一般可以消除殆尽。有些欧洲人认为，这些未开化种族的做法是极其明智的。通过回避规则，他们完全排除了两个关系如此紧密的人之间的任何接触。岳母与女婿间心理关系中的某些因素，无疑造成了彼此间的敌意并使双方无法共同生活。在文明社会里，岳母是人们热衷的打趣话题。我感到这一事实似乎表明，两人的情感关系间包含了截然相反的成分。我认为这种情感关系事实上是“矛盾的”（ambivalent），是由柔情和敌意这两种对立的冲动构成的。

其中的一部分冲动是很明显的。就岳母而言，她很不情愿失去女儿，不信任要将女儿交付给那个陌生人，这完全是一种要保持她在自己家中建立起来的主宰地位的冲动。就这名男子而言，他决意不屈从任何人的意志，忌妒任何先前曾拥有他妻子感情的人，不乐意让任何东西来干扰那种对自己性感受（sexual feelings）的、错觉般的夸张。岳母的身姿往往就是一种干扰，因为她的许多特征使他想起妻子。然而岳母已成明日黄花，青春的妩媚、动人的丽色，以及心灵的纯真均已荡然无存，而正是这一切令他爱上自己的妻子。

但是，我们能够指出还存在着另外一些动机，这是因为通过对人类个体所做的精神分析检查，我们对隐藏的心理动机已有所了解。女人的性心理需要应该在婚姻和她的家庭生活中得到满足。然而，由于婚姻关系结束过早，也由于情感生活的平淡无奇，女人常常有得不到满足的危险。随着年岁的增长，母亲便自居于儿女的地位，与他们认同，将他们的情感体验当成自己的体验，以此使自己有所满足。据说父母和儿女在一起便不会觉得老，这委实是父母从子女那里得到的最最珍贵的心理收获。如果婚后无嗣，为妻者就失去一种最能扶助她熬过逆来顺受生活（为其婚姻所要求）的方式。母亲在女儿感情上的自居很容易陷得很深，她会爱上女儿所爱的男子。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因排拒这种情感情境（emotional situation）而做的强烈的内心斗争，会导致严重的神经症疾病。不管怎么说，岳母往往是以这种方式受制于恋爱的冲动，无论这一冲动抑或某种排拒倾向都加剧了她内心中各种冲突力量的骚动。因此，为了将那些受禁忌的柔情蜜意更加严厉地压制下去，她常常在女婿面前展示的是爱情中刻薄施虐的一面。

女婿与岳母的关系，虽然来源不同，也因类似的冲动而复杂化。通常一个男人在最终找到意中人之前，总是择其母亲或姐妹为爱的对象。由于存在着防范乱伦的障碍，他的恋情遂由儿时爱恋着的这两种形象，转移到外界与之相似的对象上。这样岳母取代了他的母亲（或是他姐妹的）的地位。他又产生了转向自己原初恋爱对象的冲动，对此他不得不用一切力量来加以抑制。对于乱伦的畏惧告诫他不可重温儿时对家庭成员的爱恋。岳母并非他儿时的人物这一事实，也促使着他断然弃绝这一冲动。至此他还不了解自己的岳母，因此在他潜意识中还没有她的任何不可改变的影像。他那复杂情感中的缕缕不安和敌意使我们不由得认为，岳母实在是一种乱伦诱惑；男人先爱上后来成为他岳母的人，然后才移情于她的女儿这一并非鲜见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

正是这种在交往中的乱伦因素，使未开化人们产生了设定女婿和岳母的回避规则的动机。对此我看已没什么可怀疑的。对原始民族严格实施的这些回避的解释，我们应接受菲森的观点[见第13页]2909。他认为，这些回避只是对可能的乱伦的进一步防范。这一解释也适用于所有其他的血缘和部落关系间的回避。唯一不同的是，血亲间乱伦可能随时会产生，因此防范的意识是清醒的；在包括女婿岳母关系在内的其他情况下，乱伦的可能只是一种存在于幻想之中，由潜意识连接环节的作用所驱动的诱惑。

前文中，我一直没机会说明，运用精神分析学的研究方法为什么能够有助于对社会心理现象产生新理解。这是因为蒙昧人表现出来的对乱伦的恐惧早已为人们所熟知，无须进一步解释。为了提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所做的一切是强调了这一事实，即本质上说，对乱伦的恐惧是一种幼稚的特征，它与神经症患者的心理生活有明显的相似之处。精神分析学告诉我们，男孩最早的爱恋对象具有乱伦性，是受禁的对象——他的母亲和姐妹。2910我们还了解到，他在成长过程中是如何摆脱这种乱伦诱惑的。而神经症者总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心理幼稚症（psychical infantilism）。他既不能从孩提时代的性心理状态中摆脱出来，又不能回到这种状态中去。这两种可能性可概括为发展的抑制和退行。在他潜意识的精神生活中，乱伦性力比多固着（incestuous fixations of libido）继续发挥（或开始再一次发挥）主要作用。至此，我们可以说，在乱伦欲望制约下的，孩子与父母的关系乃是神经症的核心情结，神经症中乱伦意义的揭示，自然会引起成年人和正常人的普遍怀疑。朗格的文章（如1907和1912）以大量的证据表明，在相当程度上富有创造力的作家往往只对乱伦主题兴趣盎然，而且正是这一主题以其无数的变种和扭曲形式，为诗歌提供了主题素材。对这一观点，人们自然也表示不信。然而，我们却不能不认为，归根结底这种抵制态度主要是出于人类对其早年（现在已被退行所取代）的乱伦欲望的厌恶。因此，如果我们能够证明那些后来注定要成为潜意识的、人类的乱伦欲望，在蒙昧民族那里仍被当作需用最严厉的手段来对付的、直接的灭顶之灾，其意义是非同小可的。

第二篇　禁忌与矛盾情感

一

“TABOO”是一个波利尼西亚词。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对应的译词，因为它内含的是一个我们不再拥有的概念。在古罗马人中尚还流行的“sacer”（被诅咒的、神圣的——中译者）一词，是“Taboo”的等义词。另外，希腊单词“αγos”（神圣性和污染两种意义的混合——中译者）和希伯来文“kadesh”（神秘的灭顶之灾和不可接近性——中译者），也与波利尼西亚人所说的“Taboo”具有相同的意义。在美洲、非洲（马达加斯加）以及北亚和中亚都有相似的词。

“塔布”（taboo）一词在我们看来，有着两个对立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指“神圣的”（sacred）、“祭献的”（consecrated）；另一方面，它指“诡秘可怕的”（uncanny）、“危险的”（dangerous）、“受禁的”（forbidden）和“不洁的”（unclean）。在波利尼西亚语中，“塔布”一词的反义词是“noa”，意指“常见的”（common）或“通常是可接近的”。因此，“塔布”具有不可接近之物的意义，这主要体现在各种禁忌和限制上。我们常说的“令人敬畏的圣人（圣物）”与“塔布”的意义不谋而合。

塔布限制（taboo restrictions）与宗教禁忌或道德禁忌不同，不以神的禁戒为转移而是自在之物。他们与道德禁忌的不同之处在于，没有任何体系可以在一般意义上摆出某些必须遵循的节制，以及为什么要节制的理由。塔布禁忌既没有理由，又没有明确的来源。虽然我们不理解它，然而，对于那些受制于它的人们来说，塔布禁忌是理所当然的。

冯特（1906，第308页）将塔布形容为人类最古老的不成文法。普遍认为，塔布比神的观念还要久远，可追溯到宗教产生之前的时期。

为了对塔布进行精神分析研究，我们需要先对它进行公正的描述。鉴于此因，现在我先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1910～1911）“塔布”词条2911中引用一些摘要。该词条的撰稿人是人类学家托马斯（Northcote W.Thomas）。

“恰当地说，塔布只包括（a）人或物的神圣（抑或邪恶的）性质，（b）因这种性质而产生的那种禁忌，（c）因冒犯这一禁忌而产生的圣洁[（sanctity）或不洁]。在波利尼西亚语中，塔布的反义词是‘noa’及其他相关的一些词，它们的意义是‘一般的’或‘常见的’……”

“从更广的意义上说，塔布的各类是不同的：（i）在人或物内在固有的玛那[（mana）神秘之力]作用下产生的自然塔布或直接塔布；（ii）还是在玛那作用下产生的传感（communicated）塔布或者间接塔布，不过又可分为习得的或由僧侣、首领或其他什么人施加的两种；（iii）中间（intermediate）塔布。见之于两种因素都存在的场合，如妻子努力使自己更般配于丈夫……”塔布这个词还应用于其他一些礼仪限制（ritual restrictions），但是那些最好叫作“宗教限制”（religious interdiction）的临时限制，是不该叫作塔布的。

塔布的目的很多：（i）直接塔布旨在（a）保护重要人物（如首领、僧侣等），使其不受伤害；（b）保护弱者（如妇女儿童，通常还有普通人）不受首领和僧侣的强劲玛那（魔力般的影响）的伤害；（c）防止因手触摸或碰到尸体或因吃了某种食物等引起的危险；（d）力保生命中的主要行动（acts），如生育、成人礼、婚姻和性功能等不受干扰；（e）保护人类不受幽灵和神威神力的伤害2912；（f）保护那些与父母或其中一人有着特殊情感关系的胎儿和稚童免受某些行动结果的伤害，尤其要使他们回避据说是来自于食物的某些特性。（ii）这类塔布的组成是为了保证个人财产、田地、工具等不被偷盗……

本来，对冒犯塔布的惩罚无疑有赖于是一种内心的自主作用，即冒犯者的塔布自己进行复仇。后来，鬼神观念产生，塔布遂与之相联系，报应也就被认为是来自神的威力。另外，也许是由于这一概念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开始直接对那些危害自己同胞的冒犯者进行惩罚。由此可见，人类最早的刑罚体制可追溯到塔布。

“违犯塔布可使违犯者自己成为塔布……”触犯塔布所造成的危害可用赎罪或涤罪的方式来加以回避。

塔布的本源可归因于某种内在于人和幽灵的奇特的魔力，并可通过无生命的物体这一媒介由人和幽灵进行传递。“被当成塔布的人或物也许可以与充了电的物体相比。他（它）们是那种经接触而传递的惊人力量所在地。如果触发其释放的机体太弱而无法承受时，这种力量便会肆虐，产生破坏作用。触犯塔布的后果一方面要看内在于塔布物或人的神奇影响力，另一方面要看塔布触犯者抵御玛那的力量。君王和首领拥有无上权力，其臣民中有敢于直面相陈者，必死无疑。但是，大臣或其他比黎民百姓更具玛那者，则可接近他们而不受伤害。同时地位更低者也可不冒任何风险地接近这些大臣或高贵者……因此，间接塔布的效力要视与之相关者的玛那的大小而论；与普通人的塔布相比，首领或僧侣的塔布要厉害多了。”

无疑，正是塔布的可传递性，使得人们希冀通过合适的涤罪仪式来除却它。

塔布可以是永久性的，也可以是暂时性的。永久性塔布包括与僧侣、首领以及死人和他们所有物品有关的塔布。暂时性塔布与某些特殊的状况相关。诸如：月经和分娩、征战前后的武士，或者像捕鱼狩猎之类的特殊活动。一般性塔布（像教皇禁令）可施加于整个地区并延续多年。

如果我对读者的感受没有判断错的话，我想可以有把握地说，无论至此他们已对塔布了解了多少，对于这一术语的内在意义及其在他们思想中的地位，读者们仍是不甚了了。毫无疑问，这都是因为我没能提供充足的资料，并避而不谈塔布与迷信、鬼魂信仰及宗教间的关系。然而，从我这个角度来说，我主要是怕对有关塔布的资料再展开详述的话，会使读者更加理不出头绪。读者满可以相信，这整个论题其实是极其扑朔迷离的。

我们所关心的，是支配着原始种族的那些禁忌。什么东西都是受禁的，但是他们不明其理，也从未想问个究竟。他们只是臣服于这些禁忌就好似理应如此，并深信不疑触犯这些禁忌会受到最严厉的报应。我们有许多可信的故事，说的都是无意触犯某一禁忌而遭受报应的事。例如：有一位本无恶意的肇事者，也许是吃了禁食动物而陷于极度的忧郁之中，一心巴望着能死去，最后终于如愿以偿。这些禁忌主要是限制放纵享乐、限制自由活动和交往。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往往具有一个为人所理解的内涵，并以弃绝口腹之欲、自我否定为明确目标。不过在另外一些场合，它们的主题内容是相当令人费解的，所关注的也只是些细枝末节的小事，似乎具有纯粹的礼仪性。

在这些禁忌的背后似乎有着这样一条理论，即这些禁忌是不可或缺的。这是因为，某些人或物充满了危险的力量，并通过接触而传递，犹如传染一般，这一危险属性的量也发挥着作用。相比之下，一部分人或物的量要大些，而危险与内在能量的大小成比例。最奇怪的是，任何触犯这样一条禁忌的人都会染上遭禁忌的特征，就好像全部的危险能量都已传继给他。这种力附着于一切特殊的人物，如君王、僧侣或新生儿；附着于一切例外的状况，如月经、发育、分娩这类生理状况；并附着于一切诡秘可怕之物，如疾病和死亡以及通过传染或污染而与之相联之物。

“塔布”一词指代所有作为这一神秘特性的载体或源泉的事物，既可指人，也可指一个地方、一样东西或者一种短暂的状态。它还可以指代具有神秘特性的禁忌。最后，这个词还具有“神圣”、“超常”、“危险”、“不洁”、“诡秘可怕”等含义。

这个词以及它所指代的系统，表达了一组远远超出我们理解范围的心理态度（mental attitudes）和观念。尤其是，如果不对低水平文化中典型的鬼神信仰进行考察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可能进一步接近它们。

此刻，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这么关心塔布之谜呢？我想所有心理学问题不论就其本身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而言，都是值得解决的。我们渐渐明白，波利尼西亚蒙昧人的塔布毕竟离我们不像一开始想象的那么远，那些制约着我们自身的道德和习俗禁忌与这些原始塔布有着某种本质联系。对塔布做出解释，或许有助于对我们自己的“绝对命令”的混沌起源做出解释。

因此，像冯特这样杰出的研究者在塔布论题上的观点，尤其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尤其是他曾保证“要对塔布的概念穷本溯源”（同上，1906，第301页）。

关于这个概念，冯特写道：“它囊括了所有对某些与崇拜（cult）观念相关联的物体及其行动表示畏惧的惯用方式（usage）。”（同上，第237页）冯特又指出，“如果我们通过‘塔布’这个词的一般意义，来理解禁止触摸某一物体或为一己私利而利用它、禁止使用某些禁语的种种禁忌（无论它们是否设定在惯用方式或习俗或成文法之中）……”那么，他接着说——就不会有任何种族，不会有任何逃避了塔布恶劣影响的、不同层次的文化（同上，第301页）。

冯特紧接着又解释，为什么在他看来最好是在澳洲蒙昧人的原始状态中，而不是在波利尼西亚各族的较高级文化中来研究塔布的本质（同上，第302页）。他根据塔布禁忌对动物、对人类或对其他物体的影响，将它们分成三类。施于动物的塔布基本包括禁止宰杀和食用动物的禁忌，构成了图腾制度的核心（同上，第303页）。2913塔布的第二类指向人类，因而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种类。它们一开始就局限于一定的场合。在这些场合中，受塔布影响的人会感到自己身在特殊情境之中。于是，在成人礼仪上，青年人是塔布；在经期或刚刚生育之后，妇女是塔布；新生儿、病人，以及最重要的——死人，都成了塔布。一个人经常使用的东西，如衣服、工具和武器，对其他人来说，永远是塔布。在澳洲，一个人最具私人意义的财产，是在成人礼上得到的新名字，这也是塔布，得好好保密。第三类塔布施于树木、植物、房屋和地点，则是不太稳定的。它们似乎都遵循着这样一条规则，即任何诡秘可怕之物或者因某种原因而令人惧怕之物，都归属于塔布（同上，第304页）。

正如冯特本人所必须承认的那样，在波利尼西亚和马来群岛的较丰富的文化中，塔布的变化并不很大。这些民族中最明显的社会差异，是首领、君王和僧侣操持着特别有效的塔布，而他们本身又受制于最强劲的塔布（同上，第305～306页）。

但是，冯特补充说，塔布的真正根源并非仅仅在于特权阶层的利益：“它们产生于人类最原始同时也是持续最久远的本能——对‘魔鬼’力量的恐惧。”（同上，第307页）“从其本源而论，塔布不过是对‘魔鬼’力量的具体化了的恐惧，据信这种力量深藏于既成塔布之物（a tabooed object）。塔布阻止着任何诱发这种力量的事物，并在它受到有意或无意的伤害时，责令魔鬼息怒。”（同上，第308页）

塔布就这样渐渐地成为一种有自身基础、独立于魔鬼信念的力量，并发展成为习俗规则、传统规则，最终成为法律规则。“但是，一切塔布禁忌中的不言命令（the unspoken command）虽然随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产生无数变异，但在本源上却有一条，也仅此一条，即：‘当心魔鬼发怒！’”（同上）

冯特让我们了解到，塔布是原始民族对“魔鬼”力量迷信的表现和衍生。后来，他又说，它摆脱了这一根源，因其曾经是一种力量，再经过心理守成（mental conservatism）的作用，而仍然是一种力量。日积月累，它自身也就成为我们道德戒律和法律的根基。虽然对这一论断的前半部分人们不曾有异议，但是我认为如果我说冯特的解释颇令人失望的话，那么我完全说出了读者的心声。这一论断肯定没有追溯到塔布概念的本源，没有揭示出它最古远的根基。无论恐惧抑或魔鬼在心理学中都不能够被视为无法再追溯的“终极”原因。当然，要是真有魔鬼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是我们知道，和诸神一样，它们是人类精神的产物，它们由某种东西创造并超越了那种东西。

尽管表述得不够十分清晰，冯特对塔布的双重意义还是提出了重要的见解。在他看来，在塔布的原始起源阶段上，“神圣”和“邪恶”之分是不存在的。因此，这些概念在这一阶段是没有特定意义的，只是在它们逐渐彼此对立之后才具有了这些意义。塔布附身的动物、人类或地点是“魔鬼般的”而不是“神圣的”，因此也不是后来所说的“邪恶的”。准确地说，“魔鬼般的”或“不可触摸之物”这类中性的中介意义正是“塔布”这个词恰如其分表达的意义，因为它强调了神圣之物与邪恶之物始终都具有的共同特征：害怕与之相接触。这一重要的共同特征的持续存在同时也证明，这二者的外延在本原上是相同的，只是由于进一步的影响，它才分化并最终成为两个对立物（同上，第309页）。

根据冯特的说法，塔布的这一本原特征——迷信“魔鬼般的”力量潜藏于物体之内，谁敢非法触摸或使用，便会受到其诅咒的报复——仍然是彻头彻尾的“物化了的恐惧”。只是这一恐惧尚未分化成后来形成的两种形式：崇拜和恐惧（同上，第310页）。

但是，这种分化是如何产生的呢？按冯特的说法是，通过移置方式将塔布禁忌从迷信魔鬼的领域移置到信仰诸神的领域（同上，第311页）。“神圣”与“邪恶”的对立呼应了神话学中两个阶段的接替。当第二个阶段来临时，前一个阶段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继续存在于人们认为是低劣的形式之中，最终为人所不齿（同上，第312页）。他说，神话学的一条通律是，为另一更高级阶段所征服和超越的那个阶段，虽然算是过去了，但是它仍将以低级的形式与后继阶段并存，这样原来的崇拜对象随即变成了恐惧对象（同上，第313页）。

在余下的讨论中，冯特要说明塔布概念与涤罪和牺牲的关系。

二

任何人只要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去探讨塔布问题，就是说对个体心理中的潜意识部分进行研究，只需稍加思考便可发现，这些现象对他并不非常陌生。他见过这样的人，他们为自己设置了此类具有个体性塔布禁忌，并像蒙昧人恪守其部落或社会的社团性（communal）塔布一样来严格遵循。如果这位研究者还不太习惯将这些人称为“强迫症”患者的话，他会发现“塔布病”（taboo sickness）是一个很适合于他们情况的名称。精神分析研究使人了解这种强迫症的临床病因及其本质的心理机制，他因此不会拒绝将以此获得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心理学中相应的现象。

对于这一假设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忠告，塔布与强迫症之间的相似性，只不过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只涉及它们所展示的诸形式，而不延展至它们的本质特征。大自然喜欢用相同的形式来创造各种相关生物。例如，珊瑚和植物中的各种枝状构造，还有化学沉淀中的某些结晶形式等，都如此相像。仅从外部特征相吻合就推论其存在着内部联系，这显然是草率的，也是无益的，因为它们只是机制相同而产生的结果。我们应将这一忠告牢记在心，不过也不必让它妨碍我们做进一步的比较。

神经症患者的强迫性禁忌（obssessional prohibitions）与塔布间最明显、最突出的相同点是，这类禁忌均缺乏动机，均起源不明。在某些非特定的时刻露面之后，遂由某种不可抵御的惧怕强力扶持着。无须外部的惩罚威胁，因为早已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肯定或曰道德信念：任何违犯都会带来无法忍受的灾难。在这一点上，强迫症患者所能告诉我们的是，他有某种不明确的感觉，他周围的某个人将因犯忌而受到伤害。关于这种伤害的本质，我们一无所知。说实在的，哪怕是少得可怜的这一点知识也多半是从与赎罪或防御行为（expiatory and defensive actions）有关的事情中获得的，而不是从禁忌本身中获得的。

和塔布的情况一样，主要的禁忌或曰神经症的核心是禁止触摸，因此有时又被称为“触摸恐怖症”（touching phobia or délire du toucher）。这样的禁忌不仅仅限于直接的身体接触，而是扩展至隐喻意义上使用的“come in contact with”（与……有接触）。任何将患者的思绪导向禁物的东西，任何将他引向与禁物进行心理接触的东西，都和直接的体触一样，是受禁忌的。在塔布的案例中也有相同的禁忌延伸（extension）2914。

某些禁忌的目的是非常明了的。而另一些则是无法理解的，无意义的，也是傻乎乎的。这类禁忌叫作“仪式性”（ceremonial）禁忌，这一区别在塔布中亦可观察到[参见第21页]。

强迫性禁忌很容易被移置。根据语景（context）所提供的途径，它们从一个物体延伸至另一个物体，而这个新物体会变得，用我的一位女患者的恰当表述来说，“令人无法容忍”，直至最后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令人无法容忍”这一气氛之中。强迫症患者的一言一行都体现着，似乎“令人无法容忍”的人或物就是某种危险传染的传播者。通过接触，这种传染极易扩散至附近的一切。在对塔布的描述中[参见第21页]，我已经提到过这种典型的传染和移情能力。我们还知道，任何以接触塔布物来冒犯塔布的人，自己就会变成塔布，同时没人可能再碰他。

现在，我要比较两例禁忌的移情[或者换个更好的说法，叫移置（displacement）]。其中一例取自毛利人（Maoris）的生活，另一例取自我本人对女强迫症患者的观察。

“毛利人首领是不会用嘴吹火的，因为他那神圣之气会将神之尊严传人火中，火又将它传人火上的锅中，再由锅传人锅里的肉中，最后传至食客。由于肉在锅中，锅在火上，火被首领吹过，因此食客受到经由这一系列中介物传递的、首领的呼气的感染，必死无疑了。”2915

我的患者的丈夫买了一件家用物品，带回家中。可是，这位患者却执意要他搬走，否则会使得她住的房间“令人无法容忍”。这是因为她已听说东西是在位于“史密斯”2916（我们姑且这么称呼吧）大街上的一家商店内购买的。然而，“史密斯”是她的一位女朋友的婚后姓氏，这位朋友住在很远的一座城里，还是她做姑娘时认识的。而此刻，她的这位朋友正好“令人无法容忍”，是塔布。结果，这件从维也纳买来的东西和她的绝不能接触的朋友一样成了塔布。

强迫性禁忌和塔布禁忌一样，包括了那些受制约的人们在生活中广泛的自我否定和限制。但是，只要做出某些行动之后，其中一些禁忌是可以解禁的。这样，这些行动就必须执行。它们因此成为强迫（compulsive）行为或强迫性动作（obsessive acts），在本质上无疑都具有赎罪、苦行、防御手段和涤罪的性质。最常见的强迫性动作是以水清洗，即所谓的“清洗癖”（washing mania）。某些塔布禁忌可以以这种相同的方式替换。更确切地说，触犯塔布禁忌的行为能够以类似的“仪式”得以改过，因此水再次成为涤罪仪式中的首选方法。

现在让我们对塔布的惯用方法与强迫性病症之间最明显的相同点加以总结：（1）禁忌都缺乏可归因的动机；（2）它们都由一种内在需要维系；（3）它们很容易被移置，都有一种经由遭禁忌的物体而传染的危险；（4）它们都责令人们做出仪式性动作。

通过精神分析学，我们现在对强迫性神经症的临床病史和生理机制都有所了解。下面是一例典型的“触摸恐怖症”病案的临床病史。从一开始也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起，这位患者就有一种强烈的触摸欲望。其目的已超出一般人所喜爱的程度而显得极其专注了。这一欲望立刻遭到外部的禁忌，无法进行那种特殊的触摸。2917这种禁忌由于找到了强劲的内在力量2918的支持而被接受。与那种寻求在触摸中表现自己的本能相比，这种禁忌更加强大。但是，由于儿童的原始心理素质（psychic constitution），禁忌无法消除这一本能。唯一的结果是，压抑这一本能（触摸欲望），将其逐入潜意识。禁忌和本能共存：就本能而言，这是因为它只是被压抑并未消除；就禁忌而言，如果它停止了，本能又会强行回到意识并进入到实际的行动中。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尚待处理的情况——心理固着（psychical fixation），而其他所有的情况则随着禁忌与本能间的持续冲突而产生。

以这种方式固着的心理丛（psychological constellation）的主要特征，是那种可被称为一主体对待某一客体，确切地说，对待与那一客体相关联的一个动作的矛盾（ambivalent）2919态度。他不断地希望能做那动作（触摸动作）（他将其视为自己的无上享受，可却绝不能做它），同时也讨厌它。这两股心理流之间的冲突无法很快地得到解决，因为它们以谁也不能胜过对方的方式，固着于主体的心理之中。看来我们也只能做如此解释了。禁忌是能够被明显地意识到的，而那种持久的触摸欲望是潜意识的，主体对之一无所知。要不是这一心理因素，如此的矛盾症（ambivalence）既无法持久又无法导致这样的结局。

在我们的这一病案的临床史中，我们坚持认为，幼儿时期强迫接受禁忌是一关键点；此外同在这一时期，压抑机制的随后发展也有着相同的重要意义。压抑已经在作用，产生记忆缺失（amnesia），其结果是禁忌（具有意识性）的动机无从知晓；一切以智力过程（intellectual processess）来对它进行处理的企图，由于不知从何下手而都将归于失败。禁忌的强度及其强迫特性完全要归因于潜意识对抗（unconscious opponent），归因于那种隐蔽了的、丝毫未衰的欲望，也就是说，要归因于一种意识检验（conscious inspection）不可及的内在需求。禁忌之容易被移情和延伸，反映了与潜意识欲望相吻合并受到潜意识中各心理因素的极大促进这一过程。本能欲望不停地移动（shifting）以避免陷入绝境，并努力寻找替代物（替代性物体或替代性动作）以取代禁物。由于这一缘故，禁忌本身也在到处移动，并延展到遭禁忌的冲动可能寻求到的新目标上。受压抑的力比多的任何抬头，都会受到禁忌的更严厉的压制。两种冲突力量之间的相互钳制，产生了一种释放需求（a need for discharge），要求降低这种普遍存在的张力；这也许就是做出强迫性动作的原因之所在。神经症中还明显地存在着妥协性行动（compromise actions）。从一方面说，这些行动是懊悔的表现，赎罪的努力，等等；从另一方面说，它们同时又是对受到禁忌的本能进行补偿的替代性动作。神经症疾病的规律是，这些强迫性动作愈受到本能的影响，就会愈益接近原本是受禁的活动。

现在让我们假设，塔布和患者的强迫性禁忌具有相同的性质。然而，事先我们必须申明，我们所看到的许多塔布禁忌，是一种继发的、一种被移置、被歪曲了的形式；如果能对最根本、最有意义的塔布有点滴了解的话，我们应该感到满意了。此外，蒙昧人和神经症患者的情况不同，因此二者间的比较是不可能完全吻合的，我们无法在每一细节上做出完全吻合的比较。

首先必须要说的是，要求蒙昧人将他们禁忌的真正原因，即塔布的起源，告诉我们，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佐证了我们的假设，他们回答不了，因为真正的原因必定是“潜意识的”。但是，根据强迫性禁忌的模式（model），我们则可重新构造塔布的历史。我们必须假定，塔布是远古时代的禁忌。它们一度是从外部施于一代原始人。这也就是说，它们肯定是由上一代人强行施加的。这些禁忌一定是与人们倾心的活动相关联的。然后，也许仅仅作为由家长和社会权威所传递的一种传统而代代相传。不过很有可能，在后来的一代又一代人那里，这些禁忌“被组织好了”，成为一种遗传的心理禀赋（psychical endowment）。谁又能确定这类“先天观念”是否存在，或者确定在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中，他们到底是独自还是通过教育来实现塔布的永久固着的呢？不管怎么说，塔布的继续存在必然会带来一个结果，那就是原本的要做禁忌之事的欲望在有关的部落中，也必然是继续存在着。他们对这些塔布因而抱有一种矛盾的态度。在其潜意识中，他们只有触犯的欲望，但是又害怕这么做。他们正因为想做而感到害怕。恐惧强于欲望。然而，正如神经症患者一样，这一欲望对于部落的每位成员来说，都是潜意识的。

最古老以及最重要的塔布禁忌是图腾崇拜中的两个基本定律：不许宰杀图腾动物。避免与图腾氏族中的异性成员性交。

这些一定是人类最早最强烈的欲望。如果我们对图腾体系的起源和意义仍然一无所知，我们就别指望能完全理解它，或以我们的假设来验证这两个例子。可是，这两个塔布的措词和它们同时出现这一事实，将使任何对精神分析学的个体研究有所了解的人，想起一个十分肯定的东西，这就是精神分析学家所认为的儿童愿望的中心要点和神经症的核心。2920

塔布的形式是多样的。因此，人们试图对它们加以分类（上文中已提及过）。但是，按照我们的命题，我们可以将它们减少到一个单位，即塔布的基础是一种受禁忌的行动，做出这一行动的强烈倾向存在于潜意识中。

我们已听说，尽管还不甚理解，任何人做了犯忌的事，即任何触犯塔布的人，本人会成为塔布。那么，这一现象又如何与下面这一事实联系起来呢？塔布不仅依附于犯忌者，也依附于处在某种特别状态中的人，依附于这些状态本身，还依附于不具人格的物体。这一危险属性到底是什么，竟能在所有这些不同的条件下毫无二致？只有一样东西能胜任，这就是，能激起人们的矛盾情感并诱惑他们违犯禁忌的特性。

任何触犯塔布的人都会自身成为塔布，这是因为他拥有诱惑他人仿效自己的危险特性：为什么他能做别人不能做的事？因此，他的一言一行都在鼓励他人仿效，他是真正的传染源。鉴于此因，他本人必须被隔离起来。

但是，一个从未违犯禁忌的人，也有可能永久地或临时地成为塔布。这是因为他所处的状态具有那种激发他人受禁的欲望和唤起他人的矛盾情感的特性。大多数特殊地位和特殊状态都具有这种性质和这种危险力量。君王或首领由于他们的特权而受到他人羡慕：人人都想当君王。死去的人、新生的孩子、月经期间或生产中的女人，因其特别的无助而激发起这样的欲望；刚刚成熟的人，因其有可能得到新的快乐而激起这样的欲望。由于这一原因，所有这些人和这些情景状态都成了塔布，因为诱惑必须被制止。

现在，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什么不同的人所拥有的不同数量的玛那可以彼此相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完全抵消。对于臣民而言，君王的塔布太强烈了，因为他们之间的社会差异太大。但是，大臣或可成为他们之间的中间人而不产生任何伤害。如果我们不用塔布语言而用心理学的一般术语来解释这一现象的话，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人如果惧怕那种与君王接触而面临的强大诱惑，也许能够容忍与他无须多么羡慕的官吏打交道，因为他的地位似乎并非高不可攀。而一位大臣只需想想自己手中的权力，也可缓解自己对君王的羡慕。因此，两个人所拥有的诱惑性魔力在数量上的差异越小，就越不会被更强的一方吓倒。

同时，我们还搞清了，为什么触犯某些塔布禁忌会构成社会危险，并招致来自社团内全体成员的惩罚并对之做出偿还。即使他们并没有全都受到伤害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用有意识的冲动来置换潜意识的欲望，我们不难看到这种危险是真正的危险。它完全在于模仿，模仿可迅速导致社团的解体。如果其他成员不对触犯行为进行报复的话，那么他们必然会意识到自己也想以违犯者的同一方式来行动了。

我们绝不会感到吃惊的是，触摸在塔布限制中发挥着它在“触摸恐怖症”中相似的作用，虽然禁忌的神秘意义在塔布中并不像在神经症中那样，具有专门的性质。触摸是通向获得对一个人或物的控制，或者企图利用一人或一物的第一步。

我们已将塔布内在的传染力量解释成，对某种可能形成诱惑或鼓励模仿的属性的占有。这似乎与事实不甚相符，因为塔布的传染性（contagious）主要表现在它对其他物体的可传导性上，正是这种传导性使得后者也成了塔布携带者。

塔布的可传导性是对我们已讨论过的一种倾向的反映，即神经症中潜意识的本能不断沿着联想途径继续向新的物体移动。因此，我们的注意力应集中到如下事实上。这就是，玛那的危险魔力与两种更加现实的力量是相对应的，即与提醒人注意自己的违禁愿望，和引诱人为满足愿望而触犯禁忌这一显然更加重要的力量相对应。然而，如果我们假设，在原始心理中，违禁行为的记忆的觉醒自然与将这种行为付诸实施的冲动的唤起相联系着，那么，这两种功能就可以简约为一种。回忆和诱惑因此又走到了一起。同时还必须承认，一人违犯禁忌可诱使另一人重蹈覆辙；和塔布从一个人传导到物体上以及从一物体传导到另一物体一样，对禁忌的不顺从也会以相同方式，像瘟疫一样四下扩散开去。

如果对禁忌的触犯可用补过或赎罪的方式来加以补偿（这包括放弃某些财产和自由），那么这完全可以证明对禁忌责戒的服从，其本身便意味着对某些欲求之物的自我克制。在一个方面没有自我克制，那么在另一方面就必然会自我克制。这使得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与塔布仪式中的涤罪相比较，补过是一种更基本的因素。

现在，我要对通过塔布与神经症中强迫性禁忌的比较而展示的塔布本质的方方面面做一总结。塔布是一种（由某些权威）从外部强行施加的原始禁忌，针对着人类最强烈的欲望。触犯这一禁忌的欲望存留在人类的潜意识中。遵守着塔布的人往往对塔布所忌讳的对象，抱有一种矛盾态度，归因于塔布的那种魔力的一个基本效力是产生诱惑。它像瘟疫一样作用着。这是因为违禁的前车之鉴往往具有传染性，同时也因为潜意识中违禁的欲望常常从一个物体转向另一个物体。通过自我否定对塔布触犯行为进行补过，该事实也表明，补过行为正是以对塔布的服从为基础的。

三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对塔布和强迫性神经症进行比较到底有多大价值？我们从这一比较中所获得的对塔布的认识又有多大的价值？这种价值显然必须取决于，我们提出的观点是否优于其他学者的观点，是否能使我们对塔布产生更清醒的认识。我们觉得，在上述讨论中虽然已经充分证明了我们观点的适用性，但是还必须对塔布禁忌及其惯用方法做更详细的解释以加强我们对自己观点的证明。

在我们面前还有另一条途径。我们可以着手探讨一下，前面所提出的从神经症到塔布的某些推论，以及这些推论的结果，在塔布现象中是否能得到直接的证实。但是，必须确定我们到底要研究什么。塔布起源于由某种外部权威在某时所设置的原始禁忌的断论，显然是无法证明的。因此，我们努力要证实的是塔布的心理决定因素。从强迫性神经症中，我们对这些因素已有所了解。我们又是如何从神经症中了解到这些心理因素的呢？是通过对它的症状，尤其是对强迫性动作、防御方式和强迫性命令进行的分析性研究。我们发现它们显示出矛盾冲动所派生出来的所有征兆，既有同时与愿望和相反的愿望都相关的冲动，也有主要是体现其中的一种愿望的冲动。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在奉行塔布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这种矛盾冲动（即受制于两种对立倾向），如果我们能够表明其中的某些征兆（像强迫性动作）同时体现了这两种倾向，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塔布和强迫性神经症之间的心理共同点，这也许是它们最重要的特征。

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塔布的两个根本禁忌之所以难以分析，是因为它们与图腾崇拜相关联；其他一些禁忌因具有继发的性质而不适于我们的研究目的。这是因为在这些受制于塔布的民族中，塔布已成为立法的基本形式，服务于一定的社会目的。与古老的塔布相比，这些目的更接近现实。例如，首领和僧侣的那些塔布，完全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财产和特权。此外，还有许多禁制（observances）我们都可以对之加以研究。从中我选择了附着于（a）敌人，（b）首领和（c）死人的塔布；我将从弗雷泽的巨著《金枝》的第二部分“塔布与灵魂的危险”（1911b）所收集的极好的例子中，选择我们的研究材料。

（一）对待敌人的方式

我们往往认为，那些未开化或半开化的民族对待他们的敌人犯有惨绝人寰的罪恶。因此，当我们发现，即使在这样的社会中，杀死一个人也是受制于塔布习惯做法中的许多禁制时，一定会惊讶不已。这些禁制很容易被分成四个部分。它们要求（1）抚慰被杀的敌人；（2）对杀人者加以限制；（3）杀人者做出赎罪和涤罪的行动，以及（4）某些仪式性禁制。由于局限于这方面资料的不完备，我们无法肯定地断论，这些习惯做法在这些民族中到底有多大的普遍性。不过，这对我们目前的研究而言，关系不大。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面前所展示的不是一些孤立的奇特做法，而是普遍的习惯做法。

在帝汶（Timor）岛，好战的远征军带着斩获的敌人首级凯旋之后，总要举行抚慰（appeasement）仪式。这些仪式特别值得注意。因为除了仪式以外，远征军首领还要被加上严厉的限制[参见下文第39页]。在远征军归来的时刻，通常都供奉牺牲品来抚慰那些首级遭割取的敌人的灵魂，“人们相信，如果疏忽了祭供，厄运必将降临到胜利者身上。”此外，仪式中还有一组歌舞，哀悼被杀的敌人，祈求他的宽宥。悼词说：“请不要因为你的头颅挂在这里而愤怒。我们如非侥幸，此刻头颅也已暴露在你的村里。我们谨向你祭奠，愿你的灵魂安息，不要骚扰我们。何必与我们为敌？一直友好相处岂不更好？如果这样的话，你也不致流血，头颅被斩。”2921西里伯斯（Celebes）的帕卢（Paloo）人也是如此。同样，“东非的加拉人（Gallas）打仗归来时，也在踏入自己家门前向被杀敌人的保护神供奉。”2922

其他一些民族则找到一种方法，将死去的敌人转变成守护神、朋友和恩人。这种方法就像博内奥（Borneo）的某些未开化的民族所炫耀的那样，在于以慈爱来对待这些割下的头颅。当沙捞越（Sarawak）的沿海迪雅克人（Sea Dyaks）在一次获胜的猎头颅远征中带着敌人的首级回来后，几个月内这颗头颅都会得到最悉心的照料。人们将用他们语言中所有的充分显示爱的名称来称呼它，并将最美味的食物，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有时甚至是雪茄，塞入它的口中。人们不断地恳求这颗头颅去恨它从前的朋友，爱它现在的主人，因为它现在已是他们中的一员。如果我们将这些令我们胆战心惊的禁制视为荒唐的话，那我们是大错特错了。2923

北美洲的一些未开化民族会对那些遭他们杀害并剥去了头皮的敌人进行哀悼，这令研究者们吃惊不已。当一个乔克托人（Choctaw）杀了一个敌人后，他将连续哀悼一个月，其间他要受到许多限制。达科他人（Dacotas）也有类似的做法。据一位目击者说，奥萨格人（Osages）悼念自己死去的人。“而对于敌人，他们也是把他当作朋友来哀悼的。”2924

在我们继续讨论与敌人有关的其他的塔布习惯做法之前，我们先来讨论一条明显的不同意见。弗雷泽和其他人的一些观点都有可能被引用来反对我们，认为这类抚慰仪式的动机最简单不过，与“矛盾症”毫无关联。这些民族被那种迷信于敌人鬼魂的恐惧控制着。这是一种在古代就有的恐惧，英国大戏剧家曾在《麦克白与理查三世》一戏的幻觉中，将这种恐惧展示于舞台之上。从逻辑角度而言，所有这些抚慰仪式，包括马上要讨论的种种限制和赎罪做法，都是这一恐惧的产物。这一观点得到塔布的第四类习惯做法的支持，而这些做法只能被解释为企图驱赶掉萦绕着杀人者的死者的鬼魂。2925此外，这些未开化的人们公开承认对所杀敌人鬼魂的恐惧，他们自己也承认塔布的那些习惯做法（我们将要讨论）也都是出自这种恐惧。

这一反对意见确实很明确，如果它能解释一切的话，我们倒可不必烦神再做进一步探讨。我想这个问题可以放一放，现在先来提一下与之相左的一个观点，它来自我们在前面关于塔布讨论中所做的假设。从这些禁制中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指向一个敌人的冲动并非总是充满敌意的，它们有时是懊悔、对敌人的钦佩和杀了这个人之后的良心谴责的具体体现。我们很难摆脱这样一种观念，这就是，早在神赐予任何法典之前，这些未开化的野民已具有一种维持生存的戒律：“不可杀戮”，任何冒犯必遭严惩。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另外三类塔布禁制。对获胜的杀人者所施加的限制，是极其频繁和严厉的。在帝汶岛[请见第37页中所叙述的抚慰仪式]，远征的将领禁止“马上回到自己的家里。人们为他建了一座特别的草屋，他必须在此住上两个月，接受身心的净化。其间他不可接近妻子，不可自己进食。一切食物须由另外一人送入他的口中。”2926

在迪雅克的某些部落，远征凯旋的人们必须禁闭数日，不得享用各种食物；他们不可触摸铁器，不可与任何女人交往。在与新几内亚（New Guinea）相毗邻的洛吉亚（Logea）岛上，“凡是杀过或协助杀过敌人的人，都必须在自己家中禁闭一周，避免与妻子和朋友的所有交往，不可用手接触食物。他们只能食素，食物在一只特殊瓦罐中烧好后端给他们。这类限制的目的是防止这些人闻到死者的血腥，因为据信如果闻到了血腥，他们就会得病而死。在新几内亚东南部的托亚里皮（Toaripi）或莫图莫图（Motumotu）部落，杀人者不可接近妻子，也不可以手接触食物。这些禁制要持续到新月升起。”（弗雷泽，1911b，第167页）

我并不想穷尽弗雷泽所列举的对获胜的杀人者的限制，只想再对其中的几例加以评述，因为它们所具有的塔布特性非常明显，而且这些限制还伴随着赎罪、涤罪及其他一些仪式。

“在德属新几内亚的莫农博人（Monumbo）中，任何在打仗时杀敌的人都会变得‘不洁’——这一词也适用于经期或月子中的妇女。他必须在男人会所里住上很长的一段时间，其间村民们会围绕着他载歌载舞，庆贺胜利。他不可触碰到任何人，即使是他的妻儿也不行。据信他要是触碰到谁，谁就会伤痕累累。通过水洗或其他涤罪方式，他才会重归洁净。（同上，第169页）在北美的纳切兹人（Natchez）中，猎得第一张人头皮的年轻勇士，必须遵守戒规禁欲半年；不得与妻子同床而眠，不得吃肉；唯一的食物是鱼和粗糙的布丁……乔克托人杀死敌人揭取头皮后，要守哀一月。在此期间，不得梳头。如头皮发痒，不得用手抓挠，只可用腕上佩戴的小木栉搔搔。”（同上，第181页）

当皮马（Pima）印第安人杀了阿帕契人（Apache）之后，他必须恪守严厉的涤罪和补过仪式。在连续16天的斋戒中，他不可碰到肉和盐，不可观望烈焰，不可与人说话。他独自住在树林中，由一位老妇人服侍照料着。她给他极少的食物。他常常在河中沐浴，同时（为了表示哀悼）在头上涂满烂泥，到了第17日才会举行公开的仪式，对他本人和武器进行隆重的涤罪。由于皮马印第安人比他们的敌人更严肃地对待杀人塔布（the taboo on killing），并且从不像他们的敌人一样，将赎罪和涤罪放到打仗结束之后进行，因此他们的道德严格性，或曰虔诚（如果喜欢用这一术语的话）严重地挫伤了他们的战斗效率。尽管他们勇猛无比，美国人（Americans）仍然感到，在攻打阿帕契人的战斗中，他们是很不理想的同盟者。（同上，第182～184页）

无论杀敌后的各种赎罪和涤罪仪式对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有多大的意义，我现在都不想再接着往下谈了，因为就当前的目的而言，它们已没什么新内容了。我也许还可以提一下，至今仍可见的将职业刽子手暂时或永久隔离的做法，也许与此有关。中世纪社会中公共绞刑刽子手的状况，是对未开化民族中的各种塔布禁忌的最好写照。2927

在对抚慰、限制、赎罪、涤罪以及所有其他禁制的公认的解释中，兼存两条原则。塔布从遭杀戮的人延展到这个人曾接触过的一切，以及对被杀者鬼魂的惧怕。这两个因素又是如何被结合在一起并用来解释这些仪式的呢？它们是被认为具有同样的价值，还是其中的一个因素首要另一个次要呢？如果它们真是以这些方式结合在一起的话，那么哪一种方式（抑或两者都没有）得到了解答？说实在的，要找到一个答案是难上加难。不过从另一个方面讲，我们还是可以强调一下我们观点的统一性：我们是从对待敌人的情感矛盾的角度，来引申出这所有禁制的。

（二）附着于统治者的塔布

原始民族对其首领，君王和僧侣的态度，受制于两个互补而非对立的原则。统治者“不仅受到保护，同时也要受到防范”。（弗雷泽，1911b，第132页）众多的塔布禁制确保着这两个目的实现。我们已经知道统治者必须受到防范的原因。这是因为他们是那种神秘、危险魔力的载体。这种魔力一经触及便像放电一样传射出来，伤害并杀死那些不受此类力量保护的人们。因此，人们避免与这种危险的圣体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如果避免不了，就需举行某种仪式以消除这种可怕的结果。例如，东非的奴巴人（Nubas）“相信，他们如果进入僧王的住宅便会死亡，但是只要袒露左肩并让僧王将手放在上面，便可避免受罚。”（同上）这里我们面临一个奇特的事实，接触僧王引起了危险后得由僧王的触及来加以补救和保护。然而不管怎么说，在僧王的有意触摸这一救治法力和僧王被他人触及而产生的危险之间，亦即在与僧王的被动和主动的关系中，还是存在着反差。

君王触摸的治愈法力并非仅见于未开化民族。在还不算太古远的时代，英格兰诸王都有治愈瘰疬的法力，这种病又叫“国王的恶魔”，伊丽莎白一世并没有比她的后继者少用这种王权。据说在1633年，查理一世通过抚摸一下便治愈100位病人。到了他那放荡的儿子查理二世的王朝复辟以后，这种国王抚摸治愈瘰疬的旧俗达到了最高潮。在他统治时期，他曾触摸了上万人，因此而受到传颂。请求治疗的人蜂拥而至，有一次竟然有六七个前来治病的人因拥挤践踏而死亡。取代斯图亚特王朝成为英国国王的奥伦治公爵威廉因持怀疑态度而拒绝从事这类神秘活动。只有一次在别人的劝说下，他才将手放在病人的身上，并对他说：“上帝赐给你健康和智慧。”（弗雷泽，1911a，第1卷，第368～370页）

下面的这些故事都证实，对君王及其所有物的主动或无意的接触会产生可怕的结果。“在新西兰，有一次一位地位很高、神圣不可侵犯的首领将吃完饭后的残肴弃置路旁。他走后，一位饥饿的奴隶走来，看见那吃剩的食物，不问青红皂白就吃了起来。就在他行将吃完时，一位惊恐万状的旁观者见了便告诉他那些食物是首领的。”这奴隶本来是一位强壮、勇敢的人，可是“当他一听到这致命的消息后，他便全身极度痉挛，胃部绞痛，直到夕阳西下一命呜呼前都未停止过。”2928

“一位毛利族妇女在吃完某种水果后，才有人告诉她这种水果是从一个忌讳的地方弄来的，她吓得大喊，首领的灵魂会杀了她，因为他的圣洁受到了亵渎。这件事发生在下午，可是在次日中午12时，她已经死了。”2929“一位毛利族首领的打火匣也曾使好几个人丧生。事情是这样的，有几位毛利族人捡到了这位首领丢失的打火匣，并用它来点燃烟斗。当他们闻知匣子的原主人时，个个都吓死了。”2930

因此，我们不必纳闷为什么像首领、僧侣这类危险人物要与社团中其余人隔离开来——是为了在他们周围筑起人们难以接近的障碍。从中我们或许可以悟出，这种本来是为了塔布禁律而设的障碍，现在却成了宫廷礼仪了。

但是，这种附于统治者的塔布中的主要部分，也许并非来自于对他们防范的需要。特权人物享有特别待遇的另一个原因是，出于对他们保护以防范危险的伤害这一需要。这一原因在塔布的形成以及后来宫廷礼节的产生中，发挥着很明显的作用。

之所以有必要保护君王不受任何可能的危险的伤害，是因为对其臣民而言，无论是祸是福，他都是极为重要的。严格地说，是他主宰着生存的全部过程。“人民要感谢他赐予阳光和雨露，使得地上的瓜果得以生长；感谢他鼓起劲风，使得船舶得以归航；更要感谢他赐予坚实的大地，使得人们得以安置双足。”（弗雷泽，1911b，第7页）

在未开化民族中，统治者们具有某种赐予幸福的权力和能力，而这一特征通常只有神明才具有，在稍后文明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只有那些最奴颜婢膝的朝臣才会虚情假意地吹捧其主子具有这种权力和能力。

拥有无限权力的人们居然要严加保护以防不测，我们一定会感到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不过，在这些民族的皇室成员的待遇上所表现的矛盾现象，并非仅此一例。因为，这些民族还认为，必须对君王加以监督以确保他能正确行使权力。他们根本不信任君王的善意和良心。因此，在君王周围设立塔布禁制的各种动机中，不难找到不信任因素。弗雷泽（1911b，第7页）写道：“早期的王国是专制王国，人民只为君主而生。这一观点完全不适合于我们所讨论的这些君主体制。恰恰相反，在这些君主国中，君王只为臣民而存在，只有当他履行职责，为人民的幸福而支配着自然过程时，他的生命才是有价值的。一旦他不能尽职，人们对他的保护，忠心和顶礼膜拜都将转变为仇恨和鄙视；他将很不体面地遭到废黜，能够保全一命，他将是感恩不尽了。他一度被奉若神明，一朝又遭千夫所指而被千刀万剐。人民的这种首尾不一的行为，根本不是随心所欲、反复无常的表现。他们的行为是整一的。如果君王是他们的神，他是而且也应该是他们的保护者；如果他不保护他们，他就该让位于另一个能够保护他们的人。不过只要他能够满足他们的期望，那么，人民对他的关怀将是无微不至的，同时也迫使他无时无刻不检点自己的行为。这类君王生活在仪式性礼节的樊篱中，如网的禁忌和禁制并不是旨在提高他的尊严和增加他的享受，而在于限制他的行动。因为破坏了自然的和谐，可使君王本人、君王的属民乃至天地万物遭受到一场共同的灾难。这些禁制束缚了他的一言一行，使他毫无自由可言，别说是增加他的享受了。人民希冀得到保护的生活，对君王本人而言，已成为负担和不幸之源。”

早期日本天皇的生活模式，可以说是塔布礼仪束缚神圣的统治者，使其如同瘫痪一般的极为突出的例子。200年前的一份资料阐述说，天皇“认为双足触地对自己的尊严和神圣性是极大的损害；因此，他去哪儿都须由人扛着走。人们不能容忍他将自己神圣的身体裸露在外，阳光也被认为不配照射到他的头上。天皇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是神圣的，他不能修剪头发、胡须乃至指甲。不过，为了不让他太脏，人们可在夜晚他熟睡之后帮他清洗。因为他们说，那个时候从他身上取下的任何东西都是偷来的。这样的偷窃并不伤害他的神圣与尊严。古时候，天皇每天上午都必须头戴皇冠在王座上一坐数小时，手脚平放、头不转、眼不眨，确切地说，整个身体纹丝不动犹如雕像一般。这是因为，人们认为，这样天皇就可以保持帝国的和平与安宁。如果他不幸侧向某一边，抑或朝某一方领土凝视许久，人们便会担心战争、饥荒、火灾或其他大灾祸，不久将使国土荒芜。”2931

施于蛮族君王的某些塔布可使人清楚地想起那些对杀人者的种种限制。在西非下几内亚（lower Guinea）帕得隆角（Cape Padron）附近的鲨鱼角（Shark Point），僧王库库鲁独自居住在森林里，既不可接触女人，又不可离开他的寓所；事实上，他甚至不可离开自己的宝座。他必须坐在那儿睡觉；因为一旦躺下，风不再吹，航行将受阻。他调节着风暴，总之他使大气维持在平和的状态。”这位作者还说，在洛安戈（Loango——在同一地方）人中，国王的权力越大，必须遵循的塔布也就越多。2932王位的继承者早在婴儿时期便已受制于这些塔布。塔布的数量随着年龄增长，等到他正式继位时，他也差不多被这些塔布窒息而亡。

我们没有兴趣，同时篇幅也不允许我们对与君王和僧侣的尊严息息相关的那些塔布，做进一步的描述。我只想再说一下在塔布中发挥着主要作用的，是那些在行动自由和饮食方面的种种限制。这里有两个见于文明社会，亦即文化发展更高阶段上塔布礼仪的例子。它们可表明，与这类特权人物的交往对古老的习俗，会产生多大的保护作用。

古罗马朱庇特神（Jupiter）的最高祭司——迪亚利斯祭司王（the Flamen Dialis）必须遵循极多的塔布。他“不可骑马甚至不可触碰马匹，不可看备战状态中的军队，不可戴完好的戒指，不可在外衣的任何一个部分上打花结；……他不可触摸面粉或发酵面包；他不可触摸甚至不可提到山羊、家犬、生肉、大豆及常春藤；他的头发只能由自由人用青铜刀加以修剃，剃下的头发和剪下的指甲必须埋在幸运树下……他不可触碰死人；……他不可在户外脱衣”，等等。“他的妻子祭司王后既要遵守几乎所有的这些规则，又要遵守施于她的那些规则。她不可在那种称为希腊式（Greek）的楼梯上连跨三级；她不可以在某个特殊节日里梳头；她的鞋不可用自然死亡的动物皮来制造，而只能用猎杀或祭献的动物的皮来制作；如果她听到雷声，她就成了塔布，直到她献出赎罪的祭品为止。”（弗雷泽，1911b，第13页以下）

古代爱尔兰的君王们要受制于许多奇怪的规则。只要这些规则得到遵循，一切福祉都将降临整个国家。可是，如果违犯了它们，一切灾难都将接踵而至。关于这些塔布的详尽记载收录在《权力书》内。这部书的最早手抄本可追溯到1390年至1418年间。这些禁忌详尽备至，规定了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合的特定行为。举例来说，君王在一周的某一天内不可在某一座城里；在一天的某个时辰不可跨越某条河流；不可在某一平原扎营九日，等等。（弗雷泽，1911b，第11页以下）

许多未开化民族施于其僧王的塔布限制，是极其严厉的。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颇能引起我们特别的关注。王位的尊严不再是令人羡慕之物，人们想尽一切办法来逃避王位的馈赠。在柬埔寨有水火王的地方，人们常常必须强迫王位继承人接受王位的荣耀。在纽埃（Niuē）或曰野人岛（Savage Island——南太平洋上的一个珊瑚岛），君王制实际上已寿终正寝，因为无论如何没人肯接受这个有权但危险的差使。“西非的一些地区，在国王驾崩后，常秘密举行一个家庭会议（family council）来确定王位继承人。谁一旦被选中，就突然被抓起来，捆绑着投入神所（fetish-house）内，直到他同意继位为止。有时王位继承人也会寻找一切办法，来摆脱这种强加于他的荣耀。相传有一位凶猛无比的首领时时处处均全副武装，断然以武力抵制任何要立他为王的企图。”2933塞拉立昂土著人强烈拒绝王位之荣耀，竟致绝大部分部落被迫立部落外人（foreigners）为王。

弗雷泽（1911b，第17～25页）认为，这一事实可用以说明，为什么随着历史的发展，原初的僧王的权力最终会分离为神权和世俗权。不堪于神圣职务的重荷，君王们在对现世事务的控制方面，已变得力不从心。因此，大权旁落于那些不具王名（他们也乐得不要君王之荣耀）而具实权之人士的手中。这些人成了世俗统治者，而至高但却不具任何实际意义的神权仍保留给原先那些塔布君王。这一假设与古代日本史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印证，对此我们是心中有数的。

如果我们对先民与其君王间的关系做一概略的考察，我们必然会认为，从对这一关系的描述到对这一关系做精神分析的理解，决无多大的困难。这类关系是复杂的，不会没有矛盾。统治者们拥有无比的特权，而与之相映，普通人则受制于无比的塔布禁忌。统治者之所以是特权人物，是因为他们可做或享用普通人因塔布所禁而不可为之事。然而，与这种豁免权形成反差的是，他们要受到其他塔布的限制，而对此普通人却不在受禁之列。在此，我们看到了第一个反差（几乎可以说是一种矛盾现象）：一个人同时享有更大的自由并受到更大的限制，此外，人们认为统治者拥有超常的魔力，因而不敢接触他们的身体和财物；而另一方面，人们又期待着从这种接触中得到最最有益的结果。这似乎是另一个尤为夺目的矛盾，但是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它不过是显而易见罢了。由君王主动采取的接触具有治病和保护的功效；而普通民众主动接触君王及其物品则是危险的，也许这是因为这类接触可诱导侵犯性冲动。另外一个不易解释的矛盾见于这样一个事实：一方面，人们认为君王主宰着自然界中的各种力量；另一方面，君王又必须极其小心翼翼，以防不测，好像他那无所不能的力量，对此却是一筹莫展。这一情形因如下的事实而变得更为复杂。这就是，人们无法信赖君王能够正常地行使自己无限的权力，不仅为了保护自己，而且还要为民谋利。因此人们不信赖君王，认为对君王进行监督理所当然。君王终身都得恪守的塔布礼节（etiquette of taboos）同时服务于这两种保护目的，既保护君王免遭危险，又保护臣民免遭君王的威胁。

也许以下述方式来解释未开化民族对待统治者的复杂和矛盾态度是说得通的。各种不同的冲动通过迷信或其他一些动机，在对待君王的行为中得到了体现；各种冲动互不关照，各自向着某一极端发展。这样各种矛盾现象就得以产生，不过说来也凑巧，无论在高度文明的社会中抑或在未开化的社会中，人们的心智丝毫不受宗教或“忠诚”之类问题的干扰。

至此，一切都还算讲得通。不过，精神分析技术倒是可以使我们对这个问题钻得更深一些，对这些形形色色的冲动了解得更详细些。如果我们对已记录的事实加以分析，好比它们就是神经症的部分症状，那么我们首先可着眼于塔布礼仪动机中的过分的焦虑情绪。这种过分的焦虑情绪在神经症，尤其是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极为常见。我们的比较也正是围绕强迫性神经症展开的。对于这一情绪的根源，我们已逐渐有了较明晰的认识。除了优势的情爱感情以外，只要有这种焦虑情绪存在，就必然会存在另一种与之相对，但却是潜意识的敌视流（current of hostility），即一种典型的矛盾情感态度（an ambivalent emotional attitude）。这样，情爱通过焦虑得到体现并逐渐具有强迫性质。它的无限加强盖过了敌对倾向，因为不这样的话，它就不足以担负起将这种潜意识的情绪置于压抑状态之中的重任。精神分析学家凭其经验都知道，这种关于焦虑性过度情爱（solicitous over-affection）的解释肯定是适用于哪怕是最不可能的情况，如：母子依恋（attachment）或恩爱夫妇间的依恋。如果我们以此来解释特权人物的情况，我们就会意识到，在对他们崇拜，将他们偶像化的同时，人们在潜意识中却有着一种对立的倾向——强烈的敌视感；我们还会意识到，就像我们原先所想的那样，我们事实上面对着矛盾情感这一情景。不信任感无疑是君王塔布（Kingly taboos）的动机之一，因此也是这种同样是潜意识的敌视感的另一种更为直接的表现形式。说实在的，由于这种冲突所产生的形形色色的结果可见之于不同的民族之中，因此我们不乏例证，来更加清楚地表明这种敌视感的存在。从弗雷泽的著作2934中我们得知，“在塞拉利昂，蒙昧的蒂姆人（Timmes）在选举自己的君王时，保留在加冕前鞭笞这位君王的权利；他们如此热衷于利用这一善意的合法权利，以致有时那倒霉的君王在登基后不久便一命呜呼了。因此，当那些有权势的首领们怀恨某人并想将他剪除时，他们便拥戴他为王。”然而，即使在这种令人瞠目的事例中，敌视感仍不为人们所承认，而是必须借着仪式得到表达。

原始民族对待其统治者的态度的另一个方面，使人想起在神经症中普遍存在，并在所谓的迫害妄想（delusions of persection）中得以显露的心理过程。某个人的重要性被无限夸大，他的绝对权力被提升到最不可能的程度，这样患者便能更加轻而易举地让这个人来对自己所遭遇的一切不幸，负起全部责任。那些未开化的人们真是如出一辙地用这种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君王。他们认为君王有呼风唤雨、司管阳光和天气的能力；如果上苍（Nature）不能在农事或狩猎中让他们大获丰收而令其失望的话，他们就会废黜抑或处死君王。妄想狂患者（paranoics）2935的迫害妄想原型可见于父子关系。在儿子的心目中，父亲往往被认为具有这种极大的权力；而且对父亲的不信任与对父亲的钦慕，紧紧交织在一起，当妄想症患者将某个熟人视为“迫害者”时，他是将这个人抬举到父亲之列；是将这个人置于要对自己的一切不幸负全部责任的位置上。因此，蒙昧人与神经症患者间的这第两个相似之处使得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即蒙昧人对其统治者的态度源出于儿童对其父亲的幼稚态度。

但是，将塔布禁忌与神经症症状相提并论的最强劲支持，来自于塔布礼仪本身。这些礼仪对君王地位所产生的影响，在上文中已加以讨论。一旦我们愿意承认这些礼仪所产生的作用正合其本意的话，那么这些礼仪肯定会向我们显露它们的双重意义并让我们看到，它们是矛盾冲动的产物。塔布不仅仅是让君王出众并高高在上，它也让君王活受罪，使他的生活成为无法忍受的负担，并使他身陷困境远不如其臣民自由自在。因此，这与神经症中的强迫性动作完全相似。这就是，被压抑的冲动和压抑它的冲动同时相互得到满足。强迫性动作表面上是一种对忌讳动作的防范；但是，在我们看来，它实际上是一种对忌讳动作的重复。“表面上”一词是指心理的意识部分，而“实际上”一词是指心理的潜意识部分。君王的礼仪性塔布正是如此。它表面上是君王们的最高荣誉以及对君王的保护，而实际上是对君王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一种惩罚，是臣民对君王的报复。塞万提斯笔下的桑丘·潘萨在那个小岛上当总督的经历使他确信，对于宫廷礼仪的这种解释是唯一合乎实际的解释。如果我们有机会听到现代的君王和统治者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众多的君王与他不谋而合。

为什么在对待统治者的情感态度中会包含一种如此强烈的、潜意识的敌视成分，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关注的问题，只是它已超出了我们目前探讨的范围。我早已提到过的儿童的父亲情结（father-complex）与这个问题有一定的关系。我也许还可以进一步指出，对王权（kingship）早期史的更多的了解会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豁然开朗。弗雷泽（1911a）已经提出了一些令人难忘的观点来证实早期的君王都是一些外族人，经过一个短暂的统治后，一个个都得作为神的代表在庄严的仪式中走向祭坛；当然弗雷泽本人也承认，这些观点并不完全令人折服。君王的这种演变很可能对基督教的神话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附着于死人的塔布

我们知道死人是强有力的统治者。但若获知死人被当成敌人来对待，我们也许就会惊讶不已了。

如果我们仍然用传染做比喻的话，那么可以说附着于死人的塔布在绝大多数原始民族中是极具毒性的。首先，它体现在与死人接触所产生的各种后果中，体现在对待守哀者的方式中。

在毛利人中，任何触碰过尸首或拿过葬礼中一物一件的人都是极其不洁的，他的同胞们将几乎断绝与他的交往；换句话说，他受到人们的联合抵制。他不可进入任何屋子，不可接触任何人或物，因为那将产生传染。他甚至不可用手去碰食物，因为一旦相碰，食物也会变得不洁而失去效用。“给他吃的食物被放置在地上，他坐着或跪着，两手小心翼翼地背在身后，尽可能地用嘴去咬衔食物。有时也有人喂他。喂他的人在喂食时伸长着手臂，绝不碰到这个被视为塔布的人，而且喂食者本人也受到许多严厉的限制，几近于他面对的那个人所受到的限制。几乎在所有人口众多的村庄里，都有一个最最卑微的低贱者靠侍奉这样的不洁者挣一点可怜的收入。他是唯一可以与那位曾给死人送葬的人进行这种交往的人。当这种令人忧郁的离群索居行将结束，服丧者重归同胞之列时，在此期间他所用过的一切碟子将悉数砸碎，穿过的衣服也将小心地丢弃掉。”（弗雷泽，1911b，第138页以下）

在整个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和非洲的一部分地区，有关与死人进行肉体接触的塔布禁制是相同的。其中的一个最常见的特征是，禁止碰过死人的人自己动手拿食物，因此他们需要别人喂食。这里有一个很奇特的例子，在波利尼西亚（也许报告中所称的仅指夏威夷），僧王们在履行其神职时也要受到与此相同的限制。2936汤加（Tonga）人对死人施以塔布的情况尤为清楚地表明，禁忌的程度因塔布受施者的塔布效力的不同而相异。因此，任何碰过首领遗体的人，在10个月内都是不洁的；不过，如果他本人也是一位首领的话，那么他也许只在3个、4个或5个月内被视为塔布，这要根据死者的地位而论；但是，假如死者是位“了不起的神权首领”，那么再了不起的世俗首领也将被视为塔布达10月之久。这些未开化的人坚信，任何人只要冒犯了塔布禁忌必然会得病死去；他们对此确实是坚信不疑的，竟导致（在一位观察者看来）“从未有一个土著人敢对此质疑”。2937

对仅在隐喻意义上与死人有接触的人，即死者的亲属（如：鳏夫或寡妇），所施加的禁忌与前面所提到的那些禁忌是基本相同的，但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类禁忌更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提到的那些禁制好像只是集中地反映了塔布的毒性及其感染力。但是，从下面所引证的禁例中，我们则可窥探到塔布的设定动机，包括表面的动机和那些我们应该认为是深层的、真正的动机。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British Co1umbia）的舒什瓦普人（Shuswap）中，热孝在身的寡妇鳏夫必须离群索居，不得触摸自己的身首；所用杯盏和烹饪器皿不得被他人使用……任何猎人都不得走近他们。因为，他们的存在会带来不幸。他们的身影落到了谁身上，谁就会立刻病倒。他们用荆棘做床与枕……并围放在床边。”2938这样做，是为了使死者的鬼魂不得接近。在来自北美另一支部落的、关于这一习俗的报告中，这一目的得到更加清楚的展现。丧夫后，“寡妇要在好多天内穿一种用草束扎成的腰围，以防丈夫的亡灵前来纠缠。”2939这表明，“隐喻意义上的”接触归根结底还是被理解为肉体接触，因为死者的鬼魂并没有离其亲人而去，在丧葬期间一直“游荡”在他们身旁。

“在菲律宾巴拉望岛（Palawan）的岛民阿古塔亚诺人（Agutainos）中，寡妇在丧夫后的七八天内不得离开屋子；即使在这以后，她也只能在阒无一人的时分外出，因为无论谁，只要瞥见她都会倏然而亡。为了防止这一致命的灾难，她必须用木棍一路敲打沿途树木，警告他人躲避危险；她所敲打过的那些树木很快就枯死了。”2940惧怕像这样一位寡妇所带来的危险，其实质在另一个例证中得到了解释。在英属新几内亚墨克奥（Mekeo）地区，鳏夫将丧失一切公民权，成了被社会遗弃的人，是大家惧怕、规避的对象。他不可以栽花种草，不可以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也不可以在大路或小道上行走。他必须像野兽那样潜行于草莽灌木丛中；如果他看见或者听见有人（特别是妇女）走来时，必须马上躲于树后或灌木丛中。最后的这一线索使我们很容易就找到鳏夫或寡妇的危险特性之所在——诱惑的危险。丧妻的男人必须抵御另寻新欢的欲望；寡妇也须抵御这种相同的欲望，此外，由于没了主儿，寡妇往往更容易对其他男人产生欲望。如此的替代性满足（substitutive satisfactions）与悲伤感相抵触，因而不可避免地激起鬼魂的愤怒。2941

一个与丧葬有关的最令人不解、同时也是具有启发性的习惯做法是，禁止说出死者的姓名。这一习俗流传极广，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得到表现并产生了重要的后果。它不仅可见于澳洲人和波利尼西亚人中（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保存最完好的塔布禁制），还可见于“彼此相距遥远的民族，像西伯利亚地区的萨莫耶德人（Samoyeds）、印度南部的托达人（Todas）、鞑靼地区的蒙古人和撒哈拉地区的图阿雷格人（Tuaregs）、日本的暇夷人（Ainos）及中非的阿坎巴人和南迪人（Nandi）、菲律宾的廷古安人（Tinguianes）及尼科巴岛（the Nicobar Island）、婆罗洲（Borneo）马达加斯加及塔斯马尼（Tasmania）等地区的居民（弗雷泽，1911b，第353页）。”在上述某些地区，禁忌及其后果仅限于丧葬期内，但是在其中的另一些地区，则是永久性的；但是其严格性似乎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递减。

避讳死人的姓名作为一条戒规是极其严厉的。因此，在南美洲的某些部落中，当着亲属的面提起死者的姓名被认为是对未亡人的最大侮辱，对此的惩罚不亚于对谋杀的惩罚。（同上，第352页）乍看之下，我们很难明白，为什么人们那么惧怕提及死人的姓名；但是，其中所隐含的危险使得人们想出种种规避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从各方面而言，都是令人关注的，是重要的。东非马赛人（Masai）的办法是，在一个人死后，马上就给他换一个新姓名；这样，人们就可以不受拘束地提及他，而所有的限制则仍然附着于老姓名上。这种做法似乎预设，死人的鬼魂不知道，而且也无法知道他的新姓名（同上，第354页）。在南澳的阿德莱德（Adelaide）和恩康特巴依（Encounter Bay）两部落一向都非常注意，每当有人去世，部落中所有与死者姓名相同或相似的人，都得换用新的姓名（同上，第355页）。在维多利（Victoria）和美洲西北部的某些部落中，这一做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旦有人去世，其亲属不论有无谐音现象都得换名（同上，第357页）。事实上，在巴拉圭的圭库鲁人（Guaycurus）中，当有人去世时，首领往往将部落全体成员的姓名都改掉；“从此，每个人都必须像从来就叫这个姓名一样，去记住自己的新姓名。”2942

更有甚者，如果死者的姓名刚好与某种动物或常用物品的名称相吻合，有些部落就会认为有必要给这些动物或物品另起名称。这样称呼起来就不会使人想起死者。这种习俗导致了语汇的不断变化，这给传教士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尤其是当这种变化具有长期性的时候，更是如此。传教士多布里兹霍弗（Dobrizhoffer）在巴拉圭的阿维波内人（Abipones）中进行传教的7年时间内，“土语中的美洲豹一词被换了三次，鳄鱼、荆棘、牲口屠宰等词，尽管换得不那么勤快，但都被换过”。2943对说出死人姓名的畏惧，事实上已发展到避讳提到与死者有关的一切事物上；这一压制过程所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是，这些民族无任何传统和历史记载可言，因此对它们的早期历史进行研究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同上，第362页以下）。不过，有些原始民族采取补偿性做法，即在经过很长一段守哀期之后，死者的姓名被恢复使用在孩子身上。因此，这些孩子就被当作是死者的托生（同上，第364页以下）。

如果我们心中有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未开化人们将姓名视为一个人人格（personality）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和一种重要的个人所有物，附着于姓名之上的这种塔布就会显得不那么太难理解了：因为他们把词语完全当成了具体事物。正如我在别的地方（弗洛伊德，1905c，第四章）曾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孩子也是这么做的。他们绝不会接受，词语间的某种相似并不一定有什么意义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始终认为，如果两样东西在名称上发音相似，这必然意味着它们在深层上存在着某种一致。即便是文明社会中的成年人，也能够根据其行为中的某些怪癖（peculiarities）来推知，他差不多像他可能曾想过的那样，是在将事物的重要仅仅归于某些专门的名称，而自己的姓名也显然与人格牢牢地联系在了一起。在精神分析研究有关潜意识心理活动中名称有着重要作用的证据中，这一点也不断得到证实！

在对待名称这个方面，可以认为，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和未开化的人们在行为上是一致的。和其他的神经症患者一样，他们对说出或听见某些特定的词和名称，表现出一种高度的情结敏感性”（complexive sensitiveness）2944；他们对待自己姓名的态度，也为自己设置了许多常常是很严肃的禁忌。我熟悉的一个塔布病患者自立一条规矩：不准写出她的姓名，因为她害怕姓名一旦落人他人之手，她人格的一部分也会被这个人所占有。她身不由己地一味与幻觉所产生的诱惑进行抗争，并禁止自己“放弃自身的任何一个部分”。这起先只包括她的姓名，随后又扩大到她的书写，直到最后，她干脆什么都不写了。

因此，对未开化民族将死人的姓名视为他人格的一个部分，并将其置于相关的塔布之下的做法，我们将不再感到惊讶。显然，说出死人的姓名归根结底还是与死人在接触。因此，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要将这种接触置于如此严厉的塔布之下呢？

最现成的解释恐怕是，尸体以及尸体的迅速而明显的变化引起了人们的恐惧。对死者的哀悼也一定与此有关，因为它必定是所有与死者有关的事物的内在动因。但是，对尸体的恐惧显然解释不了塔布禁制的方方面面。哀悼也无法解释得了，为什么说出死者的姓名便是对其活着的亲属的莫大侮辱。恰恰相反，哀悼往往是为了时刻想起死者，为了让他永存于记忆之中。所以，一定是另有其他原因使得这些塔布习俗如此古怪，这些原因也一定是另有他谋。正是这种附着于姓名之上的塔布，为我们了解这种尚且不得而知的动机提供了线索；而且，即使这些习俗本身仍不能完全向我们做出解释的话，我们还可以从痛悼亲人的蛮族野民对我们的亲口所言中获知。

这是因为，他们毫不掩饰他们害怕死人鬼魂的存在或返回；他们因此举行一连串的仪式，使自己避开或驱赶死人的鬼魂。2945他们感到，说出死者的姓名等于是在用魔咒召鬼，他随之就到。2946因此，他们竭力避免这种召鬼的做法。他们伪装自己，为的是让鬼魂辨认不出。2947他们有时给死者改名，有时给自己改名；对那些说出鬼魂姓名、惹他危害其亲属的冒失的陌生人们，他们往往是怒不可遏。由此，我们必然得到一个结论，用冯特的话来说，他们害怕“已变成恶魔的死者亡灵”成了这一恐惧感的牺牲品。冯特认为，塔布的核心，正如我们在前面[第24页]已经看到的那样，是对恶魔的恐惧。我们在此似乎证实了冯特的这一观点。

这一理论的基础是一个极不一般、乍看令人难以置信的假设，即至爱的亲人从撒手人寰那一刻起，就变成一个恶魔，他的那些在世的亲人们从他那儿只能得到敌视。因此，他们想尽办法来保护自己，免遭他罪恶欲望的伤害。不管怎么说，绝大部分学术权威还是一致认为，这些观点适用于那些原始民族。虽然在我看来韦斯特马克（Westermarck）在《道德观念的起源和发展》一书中几乎从未论及塔布。但事实上在“对待死人的态度”一章中，他却写道：“总的说来，我所调查的事实，使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死人往往被当成敌人而非朋友；杰文斯教授（Jevons）和艾伦先生（Grant Allen）认为，根据从前的那些信念，死人的恶意一般仅仅针对陌生人，对于自己后人和氏族同胞的生活和命运，他们是百般呵护，俨如慈父。这一断言看来是错定了。”2948

在一部引人注目的著作中，克勒保罗（Rudolf Kleinpaul，1898）利用开化民族中那些残存的有关灵魂的古老信仰，来解释活人与死人的关系。他的最终结论也是，死人充满着嗜血的欲望，总想拖拽活人与其为伍。死人会杀人；如今我们用来描绘死人的人体骨架，象征着死人是谋杀者这一信念。只有当他们彼此为水所阻断时，活人才会觉得安全，不受死人的侵扰。正是这一缘故，人们总将死人葬于岛上或者河流对岸。“此岸及彼岸”之说也出于此。随后，死人的恶意便渐渐减弱且局限于那些确有积怨的死鬼。例如：化为恶鬼纠缠其死敌的遭人暗害者，心愿未了的新娘，等等。但是，克兰保罗指出，所有的死人最初都是吸血鬼，他们都妒恨活人，伺机伤害并夺人性命。人类最初的恶鬼观念正是产生于人的尸体。

最亲爱的人在死后就变成了恶魔的假想，显然向我们提出了一些更深层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促使着这些原始人，对他们死去的亲人做出这种情感上的改变？他们为什么要将这些亲人视为恶魔？韦斯特马克（1906～1908，第2卷，第534页以下）认为，这些问题不难回答。“死亡一般被认为是不幸之最；因此，据信死人对其命运是尤其地不满。根据原始人的观念，只有（通过魔力抑或暴力的）杀戮才会致人于死。因而，这种死亡自然会使得冤魂满心报复、性情暴躁。鬼魂既忌妒活人，又渴望与昔日旧友重新相聚；因此，他们为什么要传播病害，致人于死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那种将无血无肉的灵魂视为恶魔的观念，无疑是和对死人的本能的恐惧密切相关的，而这也是害怕死亡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精神神经症疾病（psychoneurotic disorders）研究提出了一种包含了韦斯特马克观点的、更加广泛的综合性解释。

当妻子失去了丈夫，或女儿失去了母亲时，她常常无法摆脱那些折磨人的疑虑[我们称之为“强迫性自我责备”（obsessive self-reproaches）]。她无法肯定是不是由于自己的大意或失职，而导致亲人的死亡。她既回想不起是否曾给予死者无微不至的关怀，也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没有过失，因而这种折磨是无休止的。这真可谓是一种病态的哀悼形式，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也就淡漠了。有关这类病案的精神分析研究，已揭示出这类疾病的神秘动因。我们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强迫性自我责备是不无道理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不能轻易地否定或摆脱它们。并非哀悼者真的要对死亡负有责任，或真的是失职了，就像那些自我责备所说的那样。不过在她的内心中依然存有某种东西。它不因死亡的发生而产生不满，若有足够力量的话，或许它还会早日促成死亡的发生。这是一种潜意识的愿望。而在死亡已发生之后，责备作为一种反应完全是针对这种潜意识愿望的。差不多在每一个对某个人产生强烈情感依恋（emotional attachment）的事例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在柔情蜜意的背后，在潜意识中，隐藏着敌意（hostility）。这是人类情感矛盾的经典性例证，或曰原型（prototype）。这种矛盾现象或多或少存在于每个人的先天素质之中；正常情况下，它不至于强烈到引起我们正在讨论的这种强迫性自责。但是，在素质中积累多了，它就会在我们与至爱之人的关系中，在事实上人们鲜知难料的地方，明确地体现出来。因此，必须做出这样一个假设：这种原发性情感矛盾的大量存在是强迫性神经症的一个典型特征，在有关塔布的讨论中，我常常为了对比而提到这种倾向。

至此，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个动机，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在人们的观念中，新死的人的灵魂会变成恶魔，活着的人因此感到有必要以塔布来保护自己，防范恶魔的敌视。让我们设想，原始民族的情感生活也正是以一定程度的矛盾现象为特征的，而这种矛盾现象与我们通过精神分析的研究在强迫症患者身上所发现的矛盾现象是不相上下的。这样一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那些未开化的人在经历了痛苦的居丧之后，为何要对类似于神经症中的强迫性自我责备在潜意识中流露出的那种敌意，做出防范性反应。然而，不同的原始民族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对付这种在潜意识中以对死者之死感到满足的形式而痛苦地感受到的敌意。对敌视的防御形式是，将它移置到敌视的对象上，即移置到死人身上。这种在正常的和病态的精神生活中都很常见的防御过程，叫作“投射”（projection）。因此，活着的人否认自己曾对所爱的死者心怀敌意，倒是死者的亡灵怀有这种敌意，并且在居丧期内始终都在伺机害人。尽管未亡人通过投射进行了成功的防御，但是他的情感反应却显露出惩罚和懊悔的特征。这是因为他本身成了恐惧的对象，要自我否定并受到限制，当然这一切已部分地被乔装打扮成针对满怀敌意的恶魔的种种防范措施。我们因此再一次看到，塔布是在矛盾情感态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和其他塔布一样，附着于死人的塔布是经由对所发生的死亡的有意识的哀痛和潜意识的满足这二者之间的对抗而产生。既然这就是亡灵怨恨的根源，那么亡灵生前那些最亲近的未亡人自然也就最害怕它了。

在这一方面，塔布禁制也和神经症症状一样，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就其限制性特征而言，它们是哀悼的表达方式：而另一方面，它们又泄露了自己企图掩饰的、已被伪装成自我防御的对死者的敌意。我们早已了解到，有些塔布是经由对诱惑的恐惧而产生的。死人是无助的。这一事实必然会成为对活人的一种鼓励，促使他放松对自己的强烈的敌视情绪的控制。因此，这种诱惑必须由禁忌加以遏制。

韦斯特马克坚持认为，未开化人们并不区分暴力致死与自然死亡。他是正确的。从潜意识思维的观点来看，自然死亡的人仍被视为遭到了谋害：邪恶的欲望杀死了他。2949任何人只要对有关亲人（父母或兄弟姐妹）死亡的梦的来源和意义做一番探究，就能够使自己确信，做梦者、儿童和未开化的人对死者都持有一种共同的态度——一种以情感矛盾为基础的态度。2950

在本文的开始部分，我们就表示不能同意冯特将塔布的本质视为对恶魔的恐惧这样一种观点，但是现在我们却已经赞同这样的一种解释，即附着于死者的塔布来自于对已转变为恶魔的死者亡灵的恐惧。这种明显的自相矛盾是不难解决的。诚然，我们接受了恶魔之说，但却并不把它当作终极性的、且在心理学上无法再做分析的东西。可以说，我们已成功地对魔鬼的概念进行了分析。我们将魔鬼解释为，活人对死人的敌视情感的投射。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这两类对死者的感情（柔情和敌意）在居丧期内，都力图以哀悼、以满足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两种对立的感情之间注定要发生冲突。由于其中一种感情——敌意整个地或绝大部分地是潜意识的，所以冲突的结果似乎无法将强度较弱的感情从强烈的感情中剔除，并将余下的感情呈现在意识之中——就好比一个人原谅他所爱的人对他进行小小的伤害时的所作所为一样。因此，这一过程是通过另一种精神分析学中名为“投射”的、特别的心理机制来加以调节的。活着的人一无所知同时也不愿知道的那种敌意，是从内部知觉（perception）投射到外部世界中来的，因而，是从一个人那里呈现出来并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的。他们并不因摆脱了死者而欣喜；相反，他们对死者表示深深的哀悼。可是，说来也奇怪，死者却变成了一个恶魔，时刻都在幸灾乐祸于我们的痛苦，满心要加害于我们。活着的人们因此要防范这一邪恶的敌人。他们减轻了内在的压力，不过只换来了外在的压迫。

不可否认，这种将死人转变为邪恶敌人的投射过程完全可以因人们回想起死者生前的敌视行为而形成。这些敌视行为，如凶残、权力欲、不公正，抑或所有与构成人类最亲近关系相对立的因素，使得人们有理由恨他。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仅这一因素还不足以解释因投射而创造魔鬼的过程。死者生前的过错固然是人们恨他的一个理由；但是，这些过错也不至于导致人们恨他，除非他们早已对他抱有敌意。何况，尸骨未寒就去回想那些即使是言之有理的抱怨，也是极不合适的。当然，我们不可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真正的决定因素是那恒常不变的潜意识的敌意。像这种针对一个人最最亲近的亲属的、充满敌意的感情流可以终生都潜藏着，也就是说它的存在不会以直接或经由什么替代的方式在意识中被揭示出来。但是，一旦亲人去世之后，这种潜藏便不再可能，冲突趋于激烈。柔情的加强使人们对死者不胜哀痛。这种哀痛一方面对潜藏的敌意愈益厌烦，另一方面又不能容忍它引起任何满足感。因此，人们必然要以投射和设立仪制的方式，来压制这种潜意识的敌意。这种仪制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害怕魔鬼惩罚的心理。在哀悼结束时，冲突已不再那么激烈。因此，施于死者的那些塔布可以渐渐降低其严厉性，或者干脆湮没无闻了。

四

在对极富启发意义的施于死者的塔布的基础做了如此一番解释后，我们绝不可错过这么一个做进一步说明的机会，这或许有助于提高我们对塔布的一般理解。

在施于死者的塔布中，对恶魔的那种潜在敌意的投射不过只是形成原始心理的众多过程中最具影响的过程。在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中，投射完全是为了应付情感冲突；在导致神经症的众多的心理情境（psychical situations）中，投射也被用于同一目的。可是，投射并非为防御的目的而产生；在没有任何冲突的地方也可产生投射。内部知觉的外向投射是一种原始的机制，例如，我们的感性知觉就从属于它。因此，在判断我们周围世界的各种形态时，它通常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在环境的性质还不够明朗的情况下，对情感过程和思维过程的内部知觉可以按照感性知觉的相同方式，作外向投射；这样，它们就被用来建构外部世界，尽管从它们的本分而言，它们仍然是内部世界的一部分。这或许与下述事实有着某种传承关系。这就是注意的机能原初并非指向内部世界，而是指向由外部世界流入的各种刺激；而且，该机能只接受来自快乐感和痛苦感中的有关内心过程（en-dopsychic processes）的信息。只有当表达抽象思想的语言发展了，也就是说，只有当言语表述的感觉残余（the sensory residues of verbal presentations）与内部过程相连时，后者才能够逐渐地被察觉到。在这种知觉形成之前，原始人通过将内部知觉做外向投射，早已形成一幅外部世界图像。现在，我们必须凭借自己强化了的意识知觉（conscious perception），再将这一图像转译成心理学[参见第74页注]。

将自己的邪恶冲动投射到恶魔身上，这仅仅是形成原始民族宇宙观（Weltanschauung）体系的一个部分，在下一篇论文中，我们将它作为“泛灵论”加以讨论。届时，我们要再次提及由神经症所形成的那些相似的体系，并以此来研究这一体系的心理特征。现在，我只想说，这一切体系的原型正是我们所说的对梦的内容的“润饰作用”（secondary revision）2951。我们切不可忘，在这些体系的形成之中或之后，可由意识判断的每一心理事件都有两组原因——其一属于体系本身，其二虽然实在但却是潜意识的。2952

冯特（1906，第129页）指出“在世界各地神话传说的神怪活动中，绝大部分都是邪恶的，所以人们普遍认为，邪恶魔鬼显然要比善良精灵历史久远。”一切神怪观念都极有可能来自生者对死者的重要关系。这一关系所传承的矛盾症在人类发展的后继过程中显现了出来，它使得两种同根同源却截然相反的心理结构得以产生，这就是对魔鬼和幽灵的恐惧以及对祖先的崇敬2953。人们总是认为，魔鬼就是新近去世者的灵魂（spirits）。这再好不过地表明，哀悼确实对魔鬼信念的产生有着一定的影响。哀悼要完成一项特别的心理任务，即将活人的种种记忆和期望与死者隔离开来。如果这个目的达到了，痛苦会越来越小，懊悔、自责以及对魔鬼的恐惧也将随之减少。因此，依旧是那些灵魂，尽管一开始被当作魔鬼而使人惧怕，现在却有可能受到更加友善的待遇；他们被尊为祖先，人们祈求着他们的保佑。

假如我们对活人与死人之间变化着的关系做一历史追溯，那么，非常明显的是，矛盾症一直在令人惊奇地减少。现在要压制针对死者的潜意识敌意已成举手之劳（尽管它的存在仍是有迹可循的），无须耗费特别的心理能量（psychical energy）。在早先满足的仇恨与痛苦的柔情彼此争斗的地方，我们现在却可看到以虔敬为外形的一种伤口，已经结痂，它在宣称“对故去者只可言善”。只有神经症患者对故去亲人的哀悼，仍受着强迫性自我责备的困扰——个中秘密已由精神分析掌握所揭示，即古老的情感矛盾。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去讨论，这一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其中又在多大程度上要归于素质的改变或归于家庭关系中实实在在的改善。但是，这个事例已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与现代文明人相比较，原始人的心理冲动典型地具有较高程度的矛盾现象。可以设想，随着矛盾现象的减少，塔布作为矛盾现象的征兆以及两种彼此争斗的冲动的妥协也将慢慢消失。神经症患者们被迫复现着这种冲突以及由这一冲突所导致的塔布。可以说，他们继承了一种古老的惯例（archaic constitution），或曰一种返古遗风（atavistic vestige）；这就有必要对这一古老的惯例进行补偿，以适应人类文明的要求。这一必要性驱使着他们去无尽地耗费自己的心理能量。

这里我们也许又会想起冯特对塔布这一术语的双重意义所下的含混而又令人困惑的定义：“神圣”而又“邪恶”[第24～25页]。在他看来，这个词本来并不具有这两层意义，它只是说明“什么是魔鬼似的”，“什么是不可触摸的”，因而强调了这两个对立概念共有的一个重要特征。

然而，他又指出，这一共同特征的持久存在表明，神圣和邪恶这两层含义原本同属一个领域，只是到后来才分化开来的。

与此相反，我们的讨论却使我们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塔布”这个词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意义，并被用来标示一种特别的矛盾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任何其他现象。“塔布”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情感的词语。只需回顾一下，我们便可感到，仅该词的确凿含义就使我们有可能推测，塔布禁忌应被当作情感矛盾的结果来加以理解。（事实上，经过广泛的研究，我们已获得了这一结论。）对最古老语言的研究使我们懂得，过去曾经有过许多这种表示对立意义的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是充满矛盾情感的词（尽管与“塔布”这个词不尽相同）。2954对这种意义对立的“原始词”（primal word）稍做发音上的变动，便可能使原本合二为一的两个对立概念，分别得到语言上的表达。

可是，“塔布”这个词却遭遇了不同的命运。由于该词内含的矛盾情绪已越来越不重要，所以这个词，或者更确切地说，与这个词相类似的那些词已不再为人们所使用。我希望在稍后的相关讨论中，能够揭示出隐藏在这一概念的命运背后的那一连串实实在在的历史事变：起初，该词与某些以高度的情感矛盾为特征的、相当特别的人类关系（human relations）相关联，并由此扩展到其他相类似的关系上[见第143页以下]。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关于塔布的解释也有助于对良知（conscience）的本质和起源的理解。无须延伸这类术语的意义，我们就可以说有一种塔布良知，如果塔布受到了触犯的话，或许还可说有一种塔布罪恶感，塔布良知或许是我们所遇见到的良知现象的最初形式。

为什么会有“良知”呢？如果以语言来证实的话，良知是与一个人“最有把握意识到的”事物相关联着。的确，在有些语言中，“良知”和“意识”（consciousness）这两个词很难区分开来。2955

良知是对排拒内在于我们某种愿望的内部知觉。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排拒不必依赖其他事物，它非常“自信”。在罪恶意识（consciousness of guilt）中，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清楚。所谓罪恶意识是指，对那种针对我们为满足某种愿望而做出的某一行为的内部谴责的知觉。要对这一点进行证实似乎是多余的。因为任何有良知的人都必然会感到，自己是有理由进行这种谴责的，同时也必然会感到那种对自己行为的自我否定。在蒙昧人对待塔布的态度中也可见到这种相同的特征。塔布是良知发出的命令；对塔布的任何触犯都会带来可怕的罪恶感。尽管来源不明2956，但是它的产生是必然的。

由此可见，良知也有可能是在情感矛盾的基础上，从包含有这种矛盾现象的特殊的人类关系中产生出来的；有可能是在我们所指出的、适用于塔布和强迫性神经症的那种情况下产生的。这种情况是指，在有关的敌对情感中，有一种情感是潜意识的，由于另一种情感的强制性支配，而处在压抑之中。我们在神经症分析中所获得的一些结果佐证了这一结论。

首先，在强迫性神经症的特征中，我们发现一种过度谨慎的特征，这是抵御埋伏在他们潜意识中的那种诱惑所产生的症状。如果病症更加严重的话，他们就会产生一种极度的罪恶感。事实上，人们可以大胆地说，如果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找不到罪恶感的根源，大概是没有指望再追寻到了。不过我们可以从一个个神经症患者入手，直接来解决这件事，并通过推论来为原始民族中这个同一问题，找到一个相似的答案。

其次，我们不能不注意到，罪恶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焦虑的性质；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将它形容为“良心的恐惧”。但是，焦虑指向潜意识的根源。神经症心理学启示我们，如果某种欲望冲动受到了压抑，它们的力比多将转变为焦虑。这一点提醒了我们，还是有某种未知的、潜意识的东西与罪恶感相关联着。可以说，这种东西就是排拒行为的动机。内在于罪恶感的焦虑特征恰好与这种未知因素相吻合。2957

由于塔布主要是从禁忌中表现出来的，所以对我们来说，那种潜藏的、正相（positive）欲望流是不言而喻的，根本不必从神经症的类推中去寻找相差甚远的证据。因为，根本没有任何必要去禁止没人想干的事情，而强烈禁止的事情也必然是人人欲求之事。如果将这一还算比较合理的命题应用于这些原始民族，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他们的某些最强烈的欲望是弑君杀僧、乱伦、虐待死人等等。然而，这种结论是不具任何或然性的。如果我们进而将这一命题应用于我们自己的行为之上，那么我们将看到的是对这一命题的更加明确的否定。这是因为从这些行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听到良知的呼唤。我们绝对肯定地坚持，我们绝不会受到丝毫的诱惑去触犯这些禁忌（如“毋杀生”的戒律），在犯忌的念头面前，我们只会感到恐惧。

然而，如果我们真的承认良知确有如此重要作用的话，那么必然是，一方面，这些禁忌（既包括塔布也包括我们的道德禁忌）将成为多余；而另一方面，良知的存在也将始终得不到解释，塔布、良知和神经症间的关系也将不复存在。换言之，在我们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又将回到原有的理解水准上。

不过，我们可以假设已对精神分析学有关常人的梦的研究结果加以考虑，结果发现我们自己也比原来所怀疑的要更强烈，更频繁地受着一定的诱惑，以致要去杀人；并发现这种诱惑尽管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却产生着心灵效应（psychial effects）。另外，还可以假设，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某些神经症患者的强制性禁制（compulsive observances）是防范强烈的杀人冲动的保证，是对这种冲动的自我惩罚（self-punishments）。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更应强调这一命题的重要：禁忌之下，必有欲望。我们必须设想，杀人欲望真的存在于潜意识中。因而，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无论塔布抑或道德禁忌都不是多余的。恰恰相反，对杀人冲动的矛盾态度的存在正好说明并证实了它们的必要性。

正相欲望流是潜意识的。这是我反复强调的上述矛盾关系（ambivalent relation）的一个基本特征。它使我们有可能做进一步的探讨和解释。潜意识中的心理过程并非与我们所能意识到的心理过程完全吻合。前者享有某些非常特别的自由，而后者却被完全禁止拥有。潜意识冲动的表现之处并不一定就是它的根源所在。它可以表现在与之毫不相干的方面，并指向与其初衷相悖的人或关系。通过“移置机制”，它能达到引起我们注意的程度。并且，由于潜意识心理过程具有不可消除性和对修正的不易感受性等属性，所以在它可能存在的很长一段时期中，如果早期它还算适宜的话，那么在后期和后来的环境情况中也就必然显得令人惊奇了。这一切不过是些蛛丝马迹。但是，只要对它们进行详细的阐述，我们就不难看到在我们对文明发展的理解中，它们是何等的重要。

在给这一讨论下个结论之前，还有一个要点绝不可忽略，因为它可以为我们后面的探讨做些铺垫。即使坚持认为塔布禁忌和道德禁忌间有着本质的相似性，我也不会力图否认它们之间一定存在着一种心理差异这一事实。禁忌为什么不再以塔布的形式出现，唯一可能的原因是，在支配着它们中的矛盾现象的那些环境情况中出现了某种变化。

在对塔布问题的分析性探讨中，我们至此一直沿着我们所能找到的它和强迫性神经症间的一致之处展开的。然而，塔布毕竟不是神经症，而是一种社会习俗。因此，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解释在神经症和诸如塔布之类的文化产物之间，什么差异是最主要的。

我还是以一件简单的事实作为我的出发点。原始民族所惧怕的是，触犯塔布必遭报应，通常是害场大病乃至丧命。然而，报应只降临于肇事者。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情况就不同了。如果患者做出某些遭忌讳的举止的话，他所惧怕的是，惩罚不落到他自己的头上，而是落到别人身上。这个人的身份通常是不明确的，不过经过分析不难发现，这是一个与患者非常亲近的人。因此，可以说神经症患者的行为具有利他性，而原始民族则具利己性。只有在触犯塔布的肇事者并没有遭到报应的情况下，这些未开化的人才会产生一种集体感，那就是，他们都因此面临危险。至此，他们才亲自去执行那个被疏忽了的惩罚，不敢有丝毫怠慢。要解释这种团结一致的内在机制并非困难。这主要是对某种具有感染力的榜样的恐惧，是对引起效仿的那种诱惑的恐惧，也就是说是对塔布的传染特性的恐惧。如果一个人能够满足那种被压制的欲望，那么，这种相同欲望就会在社团所有其他成员的心中被激发起来。为了压抑这一诱惑，就必须剥夺受人妒羡的违犯者从其冒险中所获得的一切成果。在赎罪行为的掩饰下，惩罚会给那些执行惩罚的人一个机会，使他们去步违犯者的后尘。这其实是人类刑罚体系的一个基础。它是建构在犯罪团体和复仇团体都具有相同的、遭到禁忌的冲动这一正确无疑的假设之上的。在此，精神分析学只不过是证实了那些虔诚人们的一句口头禅：我们都是可怜的罪人。

那么，我们又如何来解释神经症患者心灵中那种出人意料的、不为自己却为所爱之人担惊受怕的崇高品质呢？分析研究表明，这种态度并不具有原始性。最初，也就是说在患病之初，惩罚的凶兆只是指向患者本人，这和未开化人们中的情形相似。直到后来，这种对死的恐惧才被移置于另一个亲近的人身上。这个过程虽说有些复杂，不过我们还是能够把它理得一清二楚。在禁忌的根系中，一定有某种指向患者所爱之人的敌视冲动——一种希望他人死亡的欲望。这一冲动受到禁忌的压制，而禁忌则又依附于某种特定的动作。通过移置，这种动作很可能就成了敌视所爱之人的动作。如果谁敢做出这一动作，谁就会受到死亡的威胁。但是随着这一过程的发展，原初希望所爱之人会死的欲望被怕他会死的恐惧所替换。因此，当神经症显露出如此温柔的利他性特征时，它不过是对潜藏着的另一种对立态度——蛮横的利己主义进行了补偿（compensate）而已。只为他人考虑而不将其视为性对象（sexual object）的情感冲动或许可以称作“具有社会性”。我们可以强调指出，隐人具有这些社会因素的大背景之中是神经症的一个根本特征，尽管后来这一特征又被过度补偿（over-compensation）所掩饰。

我并不想在这些社会冲动的起源及其与其他基本的人类本能的关系的问题上，徘徊不前。我要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明神经症的第二个主要特征。从这一特征的形式来看，塔布非常类似于神经症患者对触摸的恐惧，即类似于他的“触摸恐惧症”。在神经症中，禁忌一定与某种性方面的触摸相联系着。精神分析学也已经表明，神经症中那些已被转移和移置了的本能力量总的说来都确实源自于性。在塔布方面，那种被禁止的触摸显然不能仅仅从性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而应该从攻击、占有以及维护自身权益等更广泛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如果有一种不准触碰首领以及与他有关的任何物品的禁忌，这意味着在相同的冲动下，还潜藏着某种抑制因素。它会在其他不同的场合，以监视首领甚至以在加冕前对他进行肉体摧残的方式表现出来。[见第49页]因此，神经症中的典型现象是性因素压倒了社会本能因素。然而，社会本能本身又是从利己成分和性欲成分的特种组合体中派生而来。

塔布与强迫性神经症间的这种简单比较，足以使我们推测出不同形式的神经症与文化习俗间关系的本质，并使我们明白神经症心理学的研究为什么对理解文明的发展有看重要意义。

各种神经症一方面突出地显示了与主要的社会习俗、艺术、宗教和哲学等相吻之处和意义深远之处。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却又好似各自的变形。可以认为，癔症是对艺术创作的一种可笑的模仿，强迫性神经症是对宗教的可笑模仿，而偏执狂幻觉则是对哲学体系的可笑模仿。这种偏差归根于，神经症是非社会性构造；它们力图以私下的方式来达到社会需要集体的合力才能实现的目标。如果我们对在神经症中发挥作用的本能加以分析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它们中的决定性影响是由具有性本源（sexual origin）的本能力量产生的；另一方面，相应的文化构成是在社会本能的基础上，从利己因素和性欲因素的组合中派生出来的。性的需要不能按自我保存需要的相同方式，来使人们结合起来。性满足更是每一个体的私事。

神经症的非社会本质的发生源就存在于神经症最根本的目的之中：摆脱令人不满的现实，逃进更加愉快的幻想世界。神经症患者所要逃避的真实世界受着人类社会以及由人类社会合力创造的习俗的支配。逃离现实的同时也是在逃离人类群体2958。

第三篇　泛灵论、法术和思想万能

一

尝试将精神分析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心理科学领域的种种著述往往免不了有这样一个缺憾，即它们给这两门学科的学者们所带来的实质性内容真是太少了。这类著述从本质上讲不过是一种激励物而已。它们只给专家们以一定的启示，让他们在各自的研究中加以考虑。在这么一篇试图探讨被称作“泛灵论”（animism）2959这一广泛领域的文章中，这一缺憾一定会极其明显地暴露出来。

泛灵论就其狭义而言是关于灵魂（souls）的学说，从广义来说则是关于一般的精灵（spiritual beings）的学说。“物活论”（animatism）这一术语则是用来指称那些看似无生命的物体的生命特征的理论[见第91页]，在这层意义上，还有动物性（animalism）和人性（manism）这两个术语。“泛灵论”一词原本是用来指一种专门的哲学体系，是泰勒（E.B.Tylor）赋予它现在的意义。2960

之所以引用这些术语，完全是因为我们对古往今来原始民族的极为奇特的宇宙、自然观产生了认识。他们认为世界上到处都有数不清的精灵，有善良的，也有邪恶的；他们认为这些精灵和魔鬼是自然现象的原因，并深信世界上的动植物和所有无生命的物体都由它们激活。这种原始的“自然哲学”2961还有一个也许算得上是最重要的部分。这第三种信仰在我们看来并不显得那么陌生。因为虽然我们不太相信神灵的存在并用非人的自然力来解释自然现象，但是我们离这种信仰相去不远。这是因为原始民族相信每个人的体内都蛰伏着类似的神灵。人类身体内部的这些灵魂能够离开它们蛰伏的地方，浮游到其他人的体内；它们是心理活动的载体，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独立于人类躯体的。人们原初认为灵魂非常类似于一个个的人，只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们才失去自身物质特征并变得高度的“超凡脱俗”（spiritualized）。2962

多数专家都倾向于认为，有关灵魂的这种种观念是泛灵论体系的本原核心；认为神灵不过是些独立于人的灵魂而已；并认为动物、植物和物质的灵魂是在人类灵魂的基础上类推出来的。

原始人是如何获得那些独特的、作为泛灵论之基础的二元论观点的呢？可以假设他们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些二元论观点，是因为他们观察了睡眠（包括梦）和与睡眠极为相似的死亡现象，并试图去解释这些与每个人都密切相关的状态。这一推理的主要出发点一定是死亡问题。原始人把无限延长生命，即长生不死，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死亡的观念只是到了后来才被勉强接受。即使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个空洞的观念，没有任何明确的含义。在泛灵论基本学说的形成中，其他一些观察到的或经历过的事情，如梦境（dream-pictures）、影子（shadows）、镜像（mirror images）等等，也可能产生一定的作用。人们已对此展开了热烈但却没有结果的讨论。2963

如果原始人对引起他们推测的现象做出反应，形成了灵魂运动观念并将这一观念推衍到外界物体之上的话，这也一直被认为是极其自然的，并无丝毫令人困惑之处。在讨论相同的泛灵论观念可产生于不同时期的不同种族时，冯特（1906，第154页）声称：“它们是神话时代意识的必然的心理产物……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就我们目前所能观察到的结果来看，原始的泛灵论必须被看做是对人类自然状态的精神表达。”在《宗教的自然史》第三部分中，休谟（Hume）早就对非生物亦具有生命的理由做过阐述：“人类有一种普遍倾向，往往认为所有存在物都和他们自己一样，并将他们熟知且在内心中深深意识到的那些品质转移到每一个物体上。”2964

泛灵论是一种思想体系，它并不仅仅是对某一特定现象做出解释，而且还让我们从某个角度将整个宇宙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把握。如果我们依照权威们的观点，人类在漫长的岁月中则早已产生出三种这样的思想体系：泛灵论（或神话）、宗教和科学。这是描绘宇宙的三幅宏伟画卷。其中，首先产生的泛灵论是最严密、最彻底，对宇宙的本质做出了的确是完整的解释。这种人类最初的宇宙观亦是一种心理学的理论。然而，目前我们并不想说明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它仍然或以迷信这一低劣的形式或作为我们言语、信仰或哲学的活生生的基础，留存于现代生活之中。

考虑到这三个阶段，似乎可以说泛灵论本身还不能算做一种宗教，但却包含了宗教产生的基础。显然，神话也是以泛灵论为前提的，尽管神话与泛灵论间关系的方方面面在某些关键之处似乎是无法解释的。

二

然而，我们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精神分析探讨是从另一个侧面展开的。我们绝不会设想，人类是在纯思辨的好奇心的推动下去建构最初的宇宙体系的。一定是那种非常实际的控制周围世界的欲求在发挥着作用。所以，我们并不吃惊地了解到，与泛灵论体系相伴出现的还有一套如何主宰人、兽、物，或更确切地说如何主宰他们灵魂的指示（instructions）。这些指示以“巫术”2965（sorcery）和“法术”（magic）的名称出现。雷诺（Reinach，1905～1912，第2卷，第15页）将它们形容为“泛灵论策略”（strategy of animism）；我倒愿意像休伯特和莫斯（Hubert and Mauss，1904，第142页以下）一样，把它们当成泛灵论的技术。

巫术和法术这两个概念是否能够再加以区分呢？2966也许可以区分，条件是对语言习惯中时时出现的变化，我们随时随地都要置之不理，坚持己见。因此，巫术本质上是一种影响神灵的技艺，其方式是将神灵当作相同条件下的人们来对待：使它们息怒、向它们赔罪、寻求它们的好感、威吓它们、剥夺它们的权力、迫使它们臣服于我们的意志等等。总之，一切能对付活人的方法都能用来对付它们。而法术却是另一回事。从根本上说，它无视神灵的存在，所采用的也是一种特殊的做法而非日常心理学的方法。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猜到，法术是泛灵论技术中较早、较重要的一种，因为和其他的泛灵论技术一样，法术可以用来对付神灵2967，而且，法术还可以用于（在我们看来）使自然脱俗化的过程（the process of spiritualizing Nature）尚未起始的那些情形之中。

法术必须用于最广泛的目的，必须使自然现象服从于人的意志，必须保护每个人免遭危险或敌人的伤害，必须给人以力量来打击自己的敌人。作为法术行为基础的那种法则的前提，或干脆说法术的法则，是非常明显的，大概专家们不会熟视无睹。泰勒（1891，第1卷，第116页）曾认为（让我们撇开其中的道德判断不管），说穿了这种法则不过是错误地将理念的联系当成了实在的联系。我们将以下面两组法术动作为例来说明这一特征。

有一种最常见的咒伤敌人的法术：用任何现成的材料来制作一个模像，至于这个模像是否和敌人相像则无关紧要。因此任何物体都可以“当作”敌人的模像。随后，无论怎样处置这个模像，都将灵验于那个可恨的真人身上。模像的某一部分受到了伤害，敌人身上的相应部分就会坏死。这种法术不仅可以用来发泄私恨，还可以用来表示虔敬，帮助神明战胜恶魔。我们来看弗雷泽（1911a，第1卷，第67页）举过的一个例子。“夜幕就要降临，日神拉（Ra）向着霞光绚丽的西方沉落下去。在返家的途中，他遭到头号恶魔亚泼皮（Apepi）率领的众恶魔的袭击。他与群魔彻夜鏖战。黑暗之力有时甚至能在大白天里将乌云送上埃及那蔚蓝的天空以遮去日神的光芒，削减他的威力。为了能在这日复一日的鏖战中助日神一臂之力，每天人们都要在底比斯城（Thebes）的日神庙中举行一种仪式。日神的劲敌亚泼皮被做成一条面目可憎的鳄鱼或盘绕着的毒蛇蜡像，他的名字也用绿色的墨水写于这尊蜡像之上。蜡像用纸莎草裹了起来，外面再用绿色的墨水画上一幅亚泼皮的肖像，头顶系上了乌黑的毛发。然后，人们向蜡像吐唾液，用石刀劈砍并抛撒于地。主持仪式的祭司用左脚不断在上面践踏，最后用某种植物或芳草燃起大火，将其焚毁。在亚波皮遭到彻底清算之后，他的那些同伙、父母和儿女也都被一一制成蜡像，并按同样的方式付之一炬。这种同时还要背诵某些专门咒文的仪式，不仅在早、午、晚都要进行，而且只要风暴狂作、大雨滂沱或乌云压顶要遮掩住明亮的太阳时都要进行。那些黑暗之鬼、云鬼和雨鬼都会感到，人们对蜡像的损坏会真的伤害到它们自身。所以，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一个个都逃逸得无影无踪。慈善的日神再次放射出胜利的光芒。”2968

在无数具有相似基础的法术动作中，我只想再举两例。这两例法术动作几乎在从古到今的原始民族中都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留存于文明更高一级阶段的各种神话的崇拜中。这就是祈求降雨和祈求丰产的仪式。通过法术来生雨也就是模仿雨或者模仿能够降雨的乌云和风暴，也许你几乎可以称之为“玩雨”而已。例如，在日本，“一群阿伊努人（Ainos）要用筛状容器来洒水，而另外一些人则手持安上风帆和船桨貌似小船的粥碗，在村中和园地里推来拉去。”2969同样，通过法术来促进土地的丰产则是向土地展示人类性交的戏剧性场面。所以，让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在爪哇的某些地方，当稻子即将扬花之时，农夫便携妻乘着夜色来察看田地，并且就在地头性交”，为稻子做个表率促进丰产2970，然而，人们仍是害怕那种令人忌讳的乱伦性关系会毁了收成并使土地贫瘠。2971

某些相反的禁制，即防范法术（magical precautions）必须纳入这一组。“迪雅克村民去丛林猎狩野猪时，留守在家的人在这期间是不准用手触碰油或水的；因为，如果他们的手碰到了油或水，那么狩猎者个个都会成为“漏手”，猎物将全从他们手中溜掉。”2972再有“当吉利亚克（Gilyak）猎手在树林中追逐猎物时，他们在家中的孩子是禁止在木头或沙地上画画的；因为他们害怕，要是孩子们这样做了，林中的小路就会变得和画中的线条一样错综复杂。他们会因此迷路，一去不复返。”

在以上这两个例子中，也正如在其他许多法术的施展的例子中，距离因素未予考虑；换句话说，在人们看来心灵感应（telepathy）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我们能毫无困难地理解法术的这一特征。

我们无疑能够断定上述所有例子中的作用因素是什么。这就是施展的动作与预期的结果间的相似性。正因为如此，弗雷泽称这类法术具有“模仿性”（imitative）或“顺势性”（homoeopathic）2973。如果我希望天能下雨，那么我只需做些貌似下雨或者能使人联想到下雨的事情即可。在文明发展的后来阶段上，人们不再使用这种求雨术了，而是列队于神庙前，祈求庙里的神明降雨。最后，这种具有宗教色彩的方法也被废止了，人们又企图对大气产生影响导致下雨。

在第二组法术动作中，相似法则（principle of simiarity）丝毫没有发挥作用，它已被另一个法则所取代。在下面的这些事例中，这一法则的本质一展无遗。

这是又一种咒伤敌人的做法。那就是弄些敌人的毛发、指甲或其他什么废物，甚至衣服上的一小片布来，以某种仇恨的方式处置它们。这样，人们就会感到好像是真的抓到了这个敌人，而这人也真的像那些物品一样，受到了人们的处置。在原始人看来，姓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部分。所以，一个人知道了另一个人或某精灵的姓名后，也就有了一定的控制姓名主人的能力。这正是姓名使用中有着各种奇特的防范措施和限制的缘由。我们在论塔布一文中已做过讨论[见第54页以下]。在这些事例中，相似性显然已被类同性（affinity）所取代。

原始民族中素有食人习俗（cannibalism），其更高层次的动机也有着与此类似的起源。人们在通过“食”这一行为来兼并人体的某些部分的同时，也就获得了原先为这个人所具有的那些品质。这就导致在某些情况下对饮食的防范和限制。孕妇必须避免食用某些动物，这是害怕它们的某些不良品质（如懦弱）会通过母体传给胎儿。法术的威力并不因两物体间的联系已经中断，或者因两者仅在某一重要场合有过一次接触而受到影响。例如，认为伤口和致伤的兵器间有着某种神秘关联的信念，数千年来一成不变。在美拉尼西亚，如果一个人拿到那把使他受伤的弓后，他会小心翼翼地把它放置在一个凉爽的地方，这样他伤口的发炎就会好些。但是，如果那把弓落入敌人之手，那么毫无疑问，这把弓将被挂在火边，为的是让那伤口彻底发热、发炎2974。普林尼（Pliny）在其大作《自然史》第28卷、第七章中告诉我们“如果谁伤害了人并为之感到后悔的话，那么只需朝伤人的那只手上吐些唾液即可，受伤者的痛苦顿时就会得到缓和。”（弗雷泽，1911a，第1卷，第201页）培根（Francis Bacon），在其《千年自然史》（x，§998）一书中提到“人们从来都承认并敢保证，在伤了人的兵器上涂油可使那伤口自动愈合。据说英国的乡下人甚至到今天还在沿袭这一旧习。因此，当他们用链刀伤了自己以后，常将链刀揩擦干净，以防伤口化脓。”1902年6月在诺里奇（Norwich），一位名叫马丽达·亨利（Matilda Henry）的妇女意外将一根铁钉踩进脚底。她不但没有检查一下伤口，甚至连袜子都没脱，只是让女儿在钉上抹些油，并说只要这么做了，伤口就没问题了。几天后，她就死于破伤风——原因就在于用了这种邪门的杀菌法。（弗雷泽，同上，第203页）

以上这一组例子翔实地说明了弗雷泽到底将另一组什么样的法术与“模仿性”法术区分开来。（它们最终都归在“传染性”法术2975的名下）据信，其中起作用的法则已不再是相似性，而是空间上的联系或曰接近至少也是想象的接近，即对接近的回想。然而，既然相似性和接近性是联想过程的两个主要法则，那么，法术仪式中的一切愚昧现象的真正原因似乎也就在于各种理念的联想占了上风。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在前文中所引证的泰勒对法术的阐述是多么中肯：错将理念的联系当成实在的联系。弗雷泽（1911a，第1卷，第420页）几乎以相同的语言对此加以阐述：“人们误将理念的秩序当成了自然的秩序，并因此而想象他们对自己思想所具有的，或者说似乎具有的控制能力，足以使他们对一切事物做出相应的控制。”

如果我们了解到，就是这么一个令人茅塞顿开的对法术的解释在某些学者眼里[如托马斯（Thomas），1910～1911a]居然是不尽如人意而令人不齿，我们对此一开始一定会惊讶不已。不过，细细想来就会感到，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法术的联想理论不过是解释了法术施法的途径，并未解释它的实质，即没有解释那种导致用心理规律来取代自然规律的错误认识。某种动力因素显然被忽视了。不过，为了寻找这一因素，弗雷泽理论的批评者们都误入了歧途。其实只要将联想理论进一步发展使其对法术做出更深层的解释，我们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对法术做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现在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比较简单也比较重要的模仿性法术。根据弗雷泽的解释（1911a，第1卷，第54页）模仿性法术是可以单独施法的，而传染性法术通常则以模仿性法术为前提。人类施行法术的动机是不难发现的：它们反映了人类的意愿。我们所需要假设的只是，原始人对自己的意愿的威力无比信赖。之所以他们着手从事的一切能通过法术来实现，仅仅是因为他们欲求这一切。因此，首先重点只要放在他们的意愿之上。

尽管儿童的运动效率非常低下，但是他们却处于相似的心理情境（psychical situation）之中。我曾在别处（1911b）提出过一个假设：他们首先以某种幻觉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意愿，也就是说通过感官的外导兴奋（centrifugal excitations）来为自己营造一个令人满足的情景。成年的原始人当然还会有另外的某种方法。其意愿是伴随着某种运动冲动即意志而出现的。这种意志注定日后要改变地球的整个面貌，以满足他们的意愿。这一运动冲动首先被用来形成一幅关于满足情景的表象，从而使人有可能通过所谓的运动幻觉（motor hallucinations）去体验那种满足感。这种关于某一满足了的意愿的表象堪与儿童游戏相比，因为儿童正是以游戏来接替原先纯感官的满足技巧的。如果儿童和原始人发现用游戏和模仿性表象足以满足他们的意愿，那并不表明他们不摆架子（就我们的理解而言），也不表明他们非常顺从地承认自己真的无能。这是他们赋予自己意愿的崇高德性（virtue）造成的，是与那些意愿相关的意志造成的，也是意愿运作的方式造成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心理重点要从法术动作的动机转向施法方式上，即转向动作本身。（也许可以更加确切地说，正是这些方式向施法者展露了他对自己心理行为的过分评价。）因此，看起来好像是，法术动作由于本身与预期结果存在着相似性，所以独自决定着那种结果的出现。在万物有灵思想阶段，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表明不同的意见并展示事实的真相。但是，在后来的时间里倒确实有过这么做的可能。当时，虽然所有这一切仍在如旧进行，但是作为一种压抑倾向的表现方式，怀疑这一心理现象已经开始露头。此时，人们会乐于承认用法术召唤神灵是信则灵。缺乏虔敬之心，祈祷的法力就会丧失殆尽。2976

在接近联想（associations of contiguity）的基础上建构传染性法术体系，向来都是可能的。这一事实表明，对意愿和意志的心理评价一定会延展到受制于意志的所有心理行为之上。因此可以说，现在对一切心理过程的评价普遍过高。换句话说，从我们对现实与思想间关系的认识来看，这就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对后者的评价是偏高了。观念的重要性已远远超过了事物本身，对观念的任何评价也必然会影响到事物本身。在人们看来，观念之间的联系也就是事物本身之间的联系。在思维中距离已无足轻重，既然无论在时间或在空间中相距甚遥的事物仅凭一种随意动作就可加以理解，那么法术世界也可以凭借心灵遥感而跨越空间距离，从而将往昔的情景视若当前的情景。在泛灵论盛行的时代里，内心世界的反映必然会掩去现世中的其他情景——即那种我们似乎能感知到的情景。

有必要进一步指出，联想的两大法则——相似和接近，均包含在“接触”这一外延更大的概念之中。通过接近产生联想这是接触的本意；通过相似产生联想则是接触的喻义。同一个词用来表示两种不同的关系，这无疑是心理过程中我们仍未能把握的某个特征的原因所在。在此，“接触”这一概念的意义范围正好与我们对塔布分析的结果相吻合。

总而言之，可以说支配法术的法则，即建立在泛灵论思维模式基础上的那种技术，是一种“思想万能”（omnipotence of thoughts）法则。

三

我从一位为强迫性观念所困扰、智力极高的患者那里借用了“思想万能”的术语。经过精神分析治疗之后，他恢复了理智和效能。（参见1909d2977）他创造了这一短语，以解释所有那些奇怪而神秘的事件。和其他患有相同疾病的人一样，他也似乎受着这些事件的困扰：如果他想及某人，他总认为马上就可以魔术般地见到那个人。如果他突然想关心一下一位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的健康，那么他又总会听到这个人刚刚去世的消息。因此，总好像有一种心灵感应信息从他那里传至对方。如果他哪怕是漫不经心地骂了某个陌生人，他也会认为那个人很快就会死去。自己因此对那个人的死亡是负有责任的。在治疗过程中，这位患者已能亲口告诉我，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这种具有蒙骗性的现象为什么总会出现，而他又是用什么计略来帮助自己强化这些迷信观念。所有强迫性神经症患者都依据这一方式形成迷信观念，这些观念通常违背他们的合理判断。2978

正是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思想万能的存在表现得最为明显。也正是在强迫性神经症中，这种原始思维模式的结果才与意识最为接近。但是我们切不可因此而受误导，认为这就是这种神经症的突出特征，因为分析调查表明，在其他神经症中也存在着相同的情形。在每一种神经症中，症状构成的决定因素并非经验的现实，而是思想的现实。神经症患者生活在一个特定的世界中，正如我在别处（1911b，在该文的结尾处）曾说过的那样，在这个世界中，唯有神经症行为才能行得通。2979这就是说，他们只受到强烈的思想之物和情感体验之物的影响，至于这一切是否与外部现实相符合则是无关紧要的。癔症患者在发作时不断重复并在其症状中固着下来的那些行为，常常是在他们的幻想中才会出现的那些体验，尽管说到底这些幻想的体验还是可以追溯到现实事件之中，抑或正是以这些事件为基础的。将神经症患者的犯罪感归因于现实中的不端行为同样也是一种误解。强迫性神经症患者会因某种深重的罪恶感而心情压抑。（这种罪恶感通常只在杀人如麻的刽子手那里才可见到。）然而，事实上从童年时代起，强迫症患者却一直以一种体谅他人、谨小慎微的方式来待人处世。尽管如此，他的这种犯罪感还是有其源由的：它的根基在于潜意识中那种强烈而又经常巴望他人早死的愿望。当然，要说这就是罪恶感的源由，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以上所说的一切都不过是潜意识思想而非有意行为。因此，可以说思想万能或者说对心理过程做出过高的、有悖现实的评价，在神经症患者的情感生活中以及在由此产生的所有行为中都发挥着不可限量的作用。如果对这样一位患者进行精神分析治疗，使他清醒意识到自己的那些潜意识思想，那么他将无法相信思想是自由的，并且时时刻刻都在害怕表达任何邪恶的愿望，就好像这些愿望的表达最终一定会导致它们的实现似的。这种行为以及他在日常生活中所搞的那套迷信表明，他与那些深信仅凭思想就能改变外在世界的蛮族野民是多么的相似。

这些神经症患者的最初强迫性动作具有某种非常地道的法术特征。它们即便不是法术动作，但无论如何也算得上是一种与之相对应的动作，用以驱避通常是神经症先兆的那些灾难期待（expectations of disaster）。我想，无论何时只要能深入到这些神秘的观念之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这种为人所期待的灾难便是死亡。叔本华曾说死亡问题是一切哲学的开端；我们也已经看到，作为泛灵论之精髓的灵魂和魔鬼信仰的起源可追溯到死亡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很难判断强迫性神经症患者所做的强迫性动作或保护性动作是否遵循着相似律（抑或对比律，正如本案）；因为，总的说来，由于神经症一般条件的影响，这些动作已被歪曲，被移置为极小的动作，有些动作本身就非常琐碎。2980在法术的程式中，强迫性神经症患者的保护程式也可找到自己的对应物。然而，要详细阐述强迫性动作的发展过程还是可能的：我们可以说明，它们最初是如何尽量远避性的因素（即始于对邪恶欲望的具有法力的防御），而最终又如何成为被禁忌的性动作的替代物，成为这种性动作的最贴近的模仿。

如果我们接受前面所说过的有关人类宇宙观的进化，即泛灵论阶段，随后是宗教阶段，再后是科学阶段，那么要追寻“思想万能”在这些不同阶段的盛衰兴败并非困难。在泛灵论阶段，人类将万能归于自己。在宗教阶段，人类尽管已转而将万能归于神明，但是并没有真的要放弃它。因为，人类还保留着以各种方式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影响神明的能力。科学宇宙观就不再给人类万能以丝毫的余地；人类已经承认了自己的渺小，万般无奈地俯首于死亡及其他自然之必然。不过，这种对万能的原始信念仍或多或少地留存于人们对人类精神力量的信赖之中，这种精神力量始终与现实法则相抗衡。

如果我们是从个体的成年形态到他们呱呱坠地的最初形态来追溯力比多趋向（libidinal trends）的发展，那么一个重要区别就可体现出来。我在《性学三论》（1905d）中已对此有所阐述。虽然性本能的表现从一开始就可观察到，但是它们一开始并非指向任何外在对象。性欲的各个本能成分各自独立运作以获取快乐，并在自体内找到满足。我们将这一阶段称为自体性欲阶段。在随后的阶段中，性欲将指向所选择的对象。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上述两个阶段中再插入另外一个阶段，或者换句话说，将第一个阶段——自体性欲阶段——一分为二，倒不失为一个良策，甚至可以说是必经之途。在这一中间阶段上（随着研究，其重要性将日显明朗），原来彼此孤立的性本能已合为一个整体，同时还找到了一个对象。但是，这个对象并不是一个外在物，它并非外在于主体，而是主体自身的自我（ego）。这一自我大约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考虑到这一新阶段上的病理性固着（pathological fixations）这在以后会变得显而易见，我们将其称为“自恋”。患者的一举一动都好比在自我相恋；在我们的分析中，他的利己本能（egoistic instincts）和力比多愿望还不能分离。

在自恋阶段，原来互不相连的性本能已合为一个整体并将自我作为一个对象而予以情感贯注。虽然我们还不能以足够的精确性来对这一阶段的特征进行描述，但是我们却早已料想到，这种自恋组织是绝不会被完全放弃掉的。一个人即使在给自己的力比多找到了外部对象之后，仍会多多少少保留着自恋的性质。人们对于自己所择对象的情感贯注，可以说是力比多的发散。然而力比多仍然留存在人的自我之中，而且能够被重新收回到自我之中。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非常值得重视的热恋状态乃是精神病的正常原型（normal prototype），它体现了力比多发散的极致状态（相对于自恋水平而言）。2981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原始人和强迫症患者对心理动作给予很高的评价（在我们看来可说是过高的评价）。这一态度可能与自恋有关，也许可以视作自恋的一个必要成分。可以说，在原始人中，思维过程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是性取向的（sexualized）。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相信思想万能，为什么他们对能够控制世界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始终无法获取可向他们昭示人类在宇宙中真正地位的那些唾手可得的经验。至于强迫症患者，我们发现一方面在他们的素质中还存留着相当一部分这种原始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们中的性压抑（sexual repression）使得他们思维过程的性取向化更进一层。无论思维中的力比多过分贯注（libidinal hypercathexis）是一种原生现象还是由压抑，即理智的自恋（intellectual narcissism）和思想万能2982所导致，它们在心理上所产生的结果一定是相同的。

假如我们将存在于原始民族中的思想万能观念视为他们自恋的证据，那么，我们进而就会力求在人类宇宙的不同发展阶段和个体的力比多发展的不同阶段间进行比较。泛灵论阶段正好在年代和内涵上与自恋相呼应；宗教阶段与对象选择（obiect-choice）阶段（其特征是儿童对父母的依恋）相呼应；而科学阶段则与个体已经成熟，放弃了快乐原则，使自己适应了现实、并转向去外部世界选择其欲望所指向的对象这样一个阶段相对应着。2983

只有在一个领域，思想万能尚保存于我们的文明之中这就是艺术领域。只有在艺术中，仍可见到深受着欲望煎熬的人在做着类似于满足那些欲望的事儿；由于艺术错觉的存在，他那漫不经心的所作所为产生着种种情感效应，使这一切恍如真实的一般。人们言及“艺术的魔力”（magic of art），并将艺术家喻为魔法师，这是恰如其分的。但是，也许这种比喻的意义远远超过其内容本身。毫无疑问，艺术并不是作为纯粹艺术而产生的。从其本源而言，艺术在于宣泄那些如今已几乎绝迹的冲动。而且，我们可以猜到，在这些冲动中一定有着许多不可思议的意图。2984

四

因此，人类描绘的有关世界的第一幅画面——泛灵论，是一幅心理画面。它尚不需要任何科学的基础，因为科学只是在人们意识到世界是未知的，因此必须找到某种认识它的方式之后，才得以产生的。泛灵论在原始人中产生是极其自然的，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正像他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一样，原始人认识了世上万物的形态。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原始人是将自己的心理结构状况2985移置到外部世界中去的；我们也许可以将这一过程逆转过来，将泛灵论有关物性的教诲重置于人类的心理之中。

作为泛灵论技术的法术以最为明了无误的方式揭示了一个意图，这就是用支配心灵生活的法则来支配实在之物；在此，神灵还不必发挥任何作用，尽管它们是可以被当作施法对象的。因此与神灵说相比，法术的种种假设则更为基本、更为古老，它们构成了泛灵论的核心。我们的精神分析学观点与马雷特（R.Marett，1900）提出的理论，在此不谋而合。他假设在泛灵论之前，存在着一个前泛灵论阶段（pre-animistic stage），其特性用“物活论”（关于生命普存的学说）这一术语来表示是再恰当不过的了。经验无补于对前泛灵论的理解，因为至今尚未发现有哪一个民族不具有神灵观念。（参见冯特，1906，第171页以下）

如果说法术依然仅为思想保存着万能这一品质，那么，泛灵论则将某些万能品质移交于神灵，并因此为宗教的形成铺平了道路。我们也许会问，到底是什么使得原始人首次作出如此的自我否定？原因绝不会是原始人已发现自己的前提错了，因为他照常在行使着法术。

正如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所言，神灵和魔鬼只是人类自身情感冲动的投射。2986人类将自己的情感贯注转向于形形色色的人，并使世界充满着这样的人，从而使自己能够在自身外部遭遇到自身内部的心理过程。这和那位聪明的偏执狂施赖伯（Schreber）的方式完全相同。施赖伯发现自己的力比多固着和解脱完全反映在自己杜撰的“上帝之光”的变化之中。2987

我建议暂且回避对为什么会产生将心理过程投射于外的倾向这一空泛问题进行讨论，因为在别处我已做过这样的研究。2988不过可以稳妥地设想，只要这种投射有助于体现心理放松（mental relief）的长处，这种倾向就会得到加强。所有不同的冲动都在力争具有万能这一品质，然而显然它们不可能都是万能的。因而，哪里的冲动间产生了冲突，哪里肯定就存在着对这种心理放松的企盼。偏执狂的病理过程事实上在利用这种投射机制来对付这种类型的心理冲突。这种冲突的典型例子是一组对立物中对立成分间的冲突，即矛盾态度（ambivalent attitude），在它出现于某人对亲人之死的哀悼中时，我们曾对之详加讨论过[参见第60页以下]。这种情况似乎尤其可能产生形成这种投射的动机。在此，我们又再次赞同那些作者的观点，即最初产生的那些神灵都是邪恶的神灵。他们是从死亡给活着的人们所留下的印象中，获得这种灵魂观念的。唯一的区别在于我们并没有特别强调死亡给生者带来的理智问题：在我们看来，促使我们研究的内在动力倒是在于未亡人深陷其中的情感冲突。

因此，人类的第一个理论成就——神灵的臆造——似乎与人所遵从的最初的道德限制一起产生于相同的来源——塔布禁制。然而，它们有着相同的来源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同时产生的。如果未亡人对死者的态度真的是引起原始人反省的最初因素，并使他不得不拱手将自己的某些万能品质相让于神灵并牺牲掉一些行动自由，那么这些文化产品将构成对Aυáγkη]（必然性）的最初认可。而这一必然性与人类的自恋是相对立的。因此，原始人将以那种似乎是拒绝的相同姿势，来臣服于死亡的至上权威。

如果我们敢就这一假设再做进一步的探讨，我们或许要问，我们心理结构中的哪一基本成分在灵魂和神灵这一投射的臆造物中得到反映和再现。无可争议的是，不论与后来纯粹的、非物质的灵魂有着多大的差异，原始的灵魂观念就其本质而言是别无二致的；这就是说，这一观念假定人和自然都具有一个二重性质，并假定他们那些已知的属性和改变都被分布在两个构成部分上。这种最初的“二重性”（借用斯宾塞[H.Spencer，1893]的术语）与目前我们在区分灵魂与肉体时所提出的并在体现了这种区分的根深蒂固的言词表达例如，与勃然大怒或昏厥有关的词语“beside himself”或“coming to himself”2989（同上，第144页）中得到反映的“二元论”，是完全一致的。

当我们和原始人一样将某种东西投射到客观现实中去时，其结果必定是我们承认有两种状态的存在。其一，某物被直接投射到感觉和意识之中（即出现在它们面前）；其二，某物虽然是潜在的却能够再现。总之，我们承认感知和记忆的并存。或者，更加笼统地说，承认潜意识的心理过程与意识的心理过程的并存。2990或许可以说，在上述分析中，人或物的“精神”最终导向这样一种能力，即在对这些人或物的感知停止后，人们仍能对他（它）们进行记忆和再现。

虽然现代科学对意识的和潜意识的心理活动有明确的区分，但是我们当然不能指望也以这种分野来将原始的或现代的“灵魂”观与人格中的另一半区分开来。泛灵论中的灵魂已将这两部分的特性合二为一了。它那飘逸易动的品质，它那离开肉体以及暂时或永久占有另一肉体的能力——这些特征都使我们毫无疑问地想起意识的本质。但是，它那藏匿在显人格之后的存在方式，却又使人想起潜意识；不变性和不可损毁性都是些无法再归于意识的心理过程，而必须归于潜意识的心理过程的品质。因此，我们将后者视为心理活动的真正载体。

我已经说过[第64页以下]泛灵论是一种思想体系，是第一个完整的宇宙论，现在，让我从精神分析学的视角来对这类体系做一些总结。在生活中的每一天，我们的经验都在向我们展示某一“体系”的主要特征。我们晚上做梦，并又学会如何在白天来释梦。梦可以显得杂乱无章、支离破碎，尽管这并非有悖于梦的本质。不过，相反它们又可以模仿那种对真实经验的井然有序的表现，可以使一事件紧随另一事件，并使得一部分的内容指代另一部分的内容。这种结果多多少少还是能够达到的，但是却不可能达到天衣无缝，不具任何荒唐的程度。我们着手在对梦进行解析时可以发现，从对梦的理解角度来看，梦的各组成部分的变化无常的组合是毫无意义的。梦的要素是梦的思想，因为这些梦的思想具有意义、联系和次序。但是，它们的次序与我们所能回忆的、出现在显梦之中的次序，是大不相同的。在后者中，梦的思想间的联系已被抛弃。这种联系要么已全然不见，要么已被展现在显性内容中的新的联系所取代。除被凝缩以外，梦的要素几乎总是按一种新的次序得到重新组合，而这与原先的组合在一定的程度上是互不搭界的。最后要补充的是，梦的思想的原始素材无论被梦的工作转变成了什么，总还要经受一个进一步的改变。这就是所谓的润饰作用，其目的显然是要剔除由梦的工作所产生的非连贯性和不可理喻性，并取而代之以新的“意义”。然而，这种由两次加工得来的新意义，已不再是梦的思想的意义了。2991

对梦的工作的产品所做的这种润饰作用正是对某一体系的本质及其伪装（pretensions）的极佳说明。我们有一种理智功能，它对任何在其作用范围之内的素材（无论是知觉还是思想）均要求具有统一性、联系性和可理喻性；当然，要是由于情况特殊而不能建立真正的联系时，它会毫不犹豫地臆造一种联系。我们不仅通过梦，还通过恐怖症、强迫性思维以及妄想了解了以这种方式建构的体系。在妄想症中（在偏执狂中），体系的建构最为显见。因为，在此体系的建构是主要的征兆；尽管如此，我们也绝不可忽视它在其他形式的神经精神病中的出现。这一切都表明，心理素材已根据某一新目标做了重新组合；而且，这种新的组合常常是很彻底的，为的是使最终的结果从体系的角度来看具有可理喻性。所以一种体系的最突出之处在于，体系的每种产品中事实上都可以看到至少有两种动因（reasons）：其一是以体系的前提为基础的（因而是妄想性的）动因；其二是一种隐匿性动因，对之，我们应判定为真正在发挥作用的、实在的动因。

或许可以用一个神经症患者的例子对此加以说明。在讨论塔布的那篇论文中，我曾提到一位女患者。她的强迫性禁忌与毛利人的某种塔布极为一致。这位妇女的神经症完全是针对自己丈夫的，并在她排拒希望丈夫死这一潜意识愿望时，极度发作。然而，她那显性的、有体系的恐怖症与一般性死亡的提及有关，而她丈夫则完全与此无关，并且也从未成为她意识焦虑（conscious solicitude）的对象。一天，她听见丈夫在嘱人将他自己的那些已失锋利的剃刀拿到某一商店去磨。在一种奇怪、不安心理驱使下，她亲自去了那家商店。在经过一番侦察之后，她回来坚持丈夫必须永远丢弃那些剃刀。这是因为，她发现丈夫所说的那家商店隔壁竟是一家殡仪馆。她说，由于他已经有了那个打算，所以，这些剃刀已不可避免地与死的念头发生了牵扯。这因此成了她的禁忌的有体系的内因。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即使没发现隔壁的那家殡仪馆，这位患者回家后仍会对这些剃刀产生禁忌。只要她在去的途中遇见一辆柩车，或看见一个人身着丧服或手持花圈，就足够了。决定禁忌的因素大网铺得很广，足以在任何一件事上捕捉到源由。关键在于她是否决定收网。可以证明，在其他一些场合，她是不会让这些因素发挥作用的，她会说那是“一个大好日子”，以对此做出解释。当然，她想到丈夫可能会用新磨的剃刀割了自己的喉咙。因此，显而易见她的剃刀禁忌的真实原因在于，她讨厌因此念头而产生什么快感。

同样，对运动的某种抑制（步行失能或恐旷症）会渐渐变得越来越彻底和具体，条件是那一体系成功地使自己既代表着某种潜意识愿望，又代表着对这一愿望的排拒。不管患者还有着什么样的潜意识幻想和有效的记忆（operative reminiscences），它们都是沿着这一相同的途径（一旦开通之后）力争作为症状表现出来，并且在运动抑制的框架内形成恰当的新组合。因此，企图在广场恐怖症（举个例子而已）的基本前提的基础上来理解这一病症症状的复杂性和具体性，完全是徒劳的，说穿了是件愚蠢的事。因为这一组合的全部的一致性和严密性都不过是表面的而已。如果我们更加仔细地观察，便可在症状的结构中发现显眼的矛盾性和随意性，梦的表面便是一例。这类体系化的恐怖症之所以复杂而具体，其真实动因在于那些隐匿性决定因素（这些因素未必与运动抑制有关），这也说明为什么这些恐怖症在不同的人那里，会有如此形形色色甚至自相矛盾的形式。

现在，让我们回到所讨论的泛灵论体系上来。我们所获得的对其他心理学体系的洞识使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即使对于原始人而言，“迷信”也未必是某种习俗或禁制的唯一真实的原因，未必使我们有理由不再去探寻那些隐匿的动因。在泛灵论某一体系的支配下，所有的禁制和活动便不可避免地拥有一个体系化的基础，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迷信”。和“焦虑”、“梦”以及“魔鬼”一样，“迷信”也是那种临时性的心理学概念，往往不堪精神分析学研究的一击。这些构造犹如屏蔽物，是为排拒正确理解而设立的。一旦深入到它们背后，我们就可以意识到，未开化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水准至今未得到应有的认识。

如果我们将本能的压抑（instinctual repression）视为对已经达到的文明水准的度量，我们必将承认即使在泛灵论体系的笼罩下进步和发展照样产生，只是由于它们是以迷信作为动因，因而受到人们不公正的蔑视。据说原始部落的士兵在出征前要严格地节欲净身。这被解释为：士兵这么做的动因是“唯恐敌人会得到他们本人的弃物，并因此能够凭借法术来毁灭他们”（弗雷泽，1911b，第157页）；因此，人们又是用同样的具有迷信色彩的动因来解释他们的节欲行为。但不管怎样，他们做出了一个出于本能的自我否定却是事实；我们可以设想，原始部落的战士之所以将这些限制作为措施来服从，是因为他即将完全放任自己去满足充满残忍和敌意的冲动，而这些冲动对他来说通常是忌讳的。如果这样设想的话，我们可以对这一情况有更好的理解。同样，对那些重任在肩的人所受到的无数性限制，也会有更好的理解（同上，第200页以下）。虽然我们提出的这些禁忌的根据可能属于法术的范畴，但是放弃某些本能的满足以获取更大的力量这一根本观念是明白无误的；除了基于法术的解释以外，禁忌在卫生方面的动因也是不容忽视的。当一个原始部落中的男人外出狩猎、捕鱼、打仗抑或采集珍贵植物时，留守家中的妻子必须服从许多难以忍受的限制。在他们看来，这些限制会对远行的成功产生积极的影响。然而，无须深究即可发现，这一遥距作用的因素不过是远行在外的男人对家乡的思念。同时还可发现，在这一切表面的背后，有着一个正确的心理学认识。这就是，只有当这些男人对留守家中缺乏保护的女人感到彻底放心时，他们才会尽心竭力。有时他们并非出于法术的动因而径直宣称，妻子在婚姻中的不贞可使远行在外、履行重任的丈夫无功而归。

在原始部落中，月经期间的妇女所要服从的不胜枚举的塔布戒律，据说就应归因于具有迷信色彩的对血的恐惧感，而这毫无疑问也确实是这些戒律的一个决定因素。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对血的恐惧也可以达到美学和卫生的目的，忽视这一可能性将铸成大错，因为这两个目的在任何场合都必须以法术动因来遮掩。并不是我心存臆念，在提出这些尝试性解释的同时，我肯定也将自己置于他人的指责之下。人们会指责我赋予现代原始民族的心理活动以完全不可能的敏感性。然而，我认为下述情况完全是可能的。这就是，我们对依旧处在泛灵论阶段那些民族的心理所抱有的态度，完全和我们对待儿童心理生活的态度一样，作为成年人的我们无从去了解。因此，他们心理生活之充实以及感觉之细腻被我们大大地低估了。

另有一组至今未知其因的塔布禁制也值得一提，这是因为它们见容于一种为精神分析学家所熟悉的解释。许多未开化的民族都有一种不准在家里存放锐利武器或砍伐工具的禁忌。弗雷泽（1911b，第238页）曾摘录过一则德国迷信。大意是，不可将刀刃朝上放置，以免上帝和天使受到伤害。鉴于在做出可能的“症状动作”（symptomatic acts）的过程中，锐利武器有可能被潜意识的邪恶冲动所利用，难道我们不可以将这一塔布视为防范着这些“症状动作”的预警？2992

第四篇　图腾崇拜在童年时代的再现

纵然精神分析学首次揭开心理动作和结构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更深层的制约2993，然而我们却没有任何理由担心它因此会从一个单一的角度来对任何像宗教那样极端复杂的事物，做穷本溯源式的探讨。假如精神分析学被迫——并且，确实为其任务所限——一味着重于某一特定根源，那也并非意味着这一根源是唯一的，也不意味着在众多有效因素中，它就能独占鳌头。只有当我们综合了不同研究领域的成果之后，才有可能对本文要讨论的机制在宗教起源中所发挥的作用到底有何重要意义，形成一定的认识。这一工作已超越了精神分析学家的方法和目的。

一

在这一系列论文的第一篇中，我们已经熟悉了图腾崇拜的概念，并得知图腾崇拜是一种体系。它在澳洲、美洲和非洲的某些原始民族中取代了宗教，并为他们的社会组织提供了基础，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是一位名叫麦克莱南的苏格兰人，于1869年首先引起人们对图腾崇拜现象的广泛注意，而此前图腾崇拜一直仅被视作珍闻趣事。他提出了一种推测：流行于各种社会（古代和现代）中的大量风俗习惯应该被解释为图腾时代的遗物。从此，科学便认可了他对图腾崇拜的推测。下面让我从冯特《民族心理学纲要》（1912，第139页）一本书中摘录一节，作为在这一问题上的一个最新阐述：“根据这些事实，完全可能得出一个结论，即在某一时期所有的图腾文化都为文明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因此，它代表初民岁月与英雄和神明时代间的过渡阶段。”（英译本，第139页）

为这几篇论文的主旨所限，我们必须更深入探讨图腾崇拜的本质。鉴于即可明白的原因，我先来说一下雷诺于1900年2994罗列的有12条款的《图腾崇拜法》（Code du totémisme）——这似乎已成为图腾式宗教的教义：

（1）禁止宰杀或食用某些种类的动物，但是种类中的个别动物却可以由人来饲养或照料。

（2）必须按氏族成员的相同仪式来悼念和安葬意外死亡的动物。

（3）在某些情况下，食用禁忌仅限于动物身体的某一部分。

（4）迫不得已要宰杀某一通常总是放生的动物时，必须祈求它的宽恕并要以各种手段和借口努力化解这种对塔布的冒犯——即杀戮行为。

（5）动物被当作祭祀的牺牲品时，人们应对之痛哭哀号。

（6）在某些庄严的场合和宗教仪式上，人们应身着某种兽皮。在图腾崇拜的场合，他们便是图腾动物。

（7）氏族及个人必须以动物——即图腾动物名称命名。

（8）许多氏族在他们的旗帜和武器上都印有动物图案；人们也在自己身上绘上或纹上动物图案。

（9）如果图腾是一种可怕或危险的动物，据信这一动物将不会伤害那些以它取名的氏族成员。

（10）图腾动物能够对其氏族成员进行保护和提出警告。

（11）图腾动物能够向其氏族内忠贞的成员预言未来，并充当他们的引路人。

（12）图腾氏族内的成员常常深信，他们是凭借一个共同祖先这一纽带，与图腾动物联系在一起的。

雷诺在此囊括了所有的指征（indications）和迹象，我们从中可以推断某一图腾体系在更早时期的存在。我们只有充分考虑了这一事实，方能领略图腾宗教这一教义的价值。这位作者对图腾崇拜本质特征的部分忽略，反映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奇特态度。我们将看到，他将图腾教义两项主要条款中的一项纳入背景，并完全忽略另一项。

为了对图腾崇拜的本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必须再谈另一位作者。他就这一主题撰写了一部四卷本大作。在书中，他全面汇总了与此相关的观察，并对其中的问题做了详尽的讨论。我们应该感谢《图腾崇拜与族外婚》（1910）的作者弗雷泽，感谢他给我们带来的乐趣和教益，尽管精神分析研究的结果可能与他的结果大相径庭。2995

“一个图腾”，弗雷泽在关于这一主题的首篇论文中写道2996：“就是一类为未开化人所迷信崇拜的物体，他们深信自己与这一类中的每分子之间，都有着一种密切、完全特殊的关系。……一个人与其图腾间的关联具有互惠的性质；图腾保护着人，而人则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这一图腾的崇敬。如果它是一只动物，则不杀它；如果它是一种植物，则不收割它。正是有别于某种恋物，图腾绝不是一种孤立的个体。相反，它总是事物的一类，通常是一种动物或植物，较少是一类无生命的自然物，极少是一类人造物……”

“图腾至少有三个种类：（1）氏族图腾，为全氏族所拥有，并代代相袭；（2）性图腾，为某部落的全体男性或女性所拥有，并且对异性具有排斥性；（3）个人图腾，为单一个体所拥有，不能传至后代……”

在重要性方面，后两种图腾不可与氏族图腾相比。如果我们没错的话，它们应是后来发展而成的，因此，对图腾的本质不具任何意义。

“氏族图腾受到以该图腾的名称来称呼自己的全体男女的崇敬。他们相信自己有着同一血缘，是同一祖先的后裔，并由于彼此间的共同义务以及对图腾的共同信仰而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图腾崇拜既是宗教体系，也是社会体系。在宗教方面，它包括了人与图腾间的互相尊敬和保护的关系；在社会方面，它包括了氏族内成员之间以及与外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在图腾崇拜后来的发展史中，这两个方面（即宗教和社会方面）往往会分道扬镳；有时，社会体系存而宗教体系亡；有时，则又是在以图腾崇拜为基础的社会体系已经消亡的国度里，宗教却有着图腾崇拜的痕迹。以我们对图腾崇拜起源的无知，要想肯定地说明在这一起源中，这两个方面是如何彼此相关联的，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过总的说来有证据表明，这两个方面极有可能在起源上是不可分的；换言之，我们追溯得越远，就越能发现氏族成员将自己与图腾视为同种系生物，并不区分对待图腾和对待氏族同胞的行为。”

在将图腾崇拜作为一种宗教体系而加以详细阐述时，弗雷泽一开始就说明，图腾氏族的成员是以其图腾的名称来称呼自己的，并且普遍认为自己真的与该图腾一脉相承。这一信念必然导致，他们绝不宰杀或食用图腾动物，而且，假如该图腾不是动物的话，他们也绝不会用其他方式来享用它。限制宰杀或食用图腾的禁规并不是唯一的塔布；有时连摸一下甚至看一下图腾都是不允许的；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不可直呼图腾的名字。对保护图腾的塔布的任何冒犯，都会受到暴病或死亡这样的报应。2997

图腾动物偶尔也会在氏族内饲养或者被抓来加以精心照料。2998图腾动物如果死了，会像死了的族人一样，受到哀悼和安葬。如果必须宰杀一只图腾动物，则必须按规定的道歉仪式和赎罪仪式来进行。

族民们期望得到图腾的保护和关心。如果图腾是一种危险动物（如食肉兽或毒蛇），人们也往往假设，它不会伤害它的族人；而一旦这一期望落空，受到伤害的人就会被逐出氏族。在弗雷泽看来，咒语在本源上都是神裁法（ordeals）；因此，许多有关血统和正统性的检测都由图腾来裁夺。图腾助佑疾患者，并向其族民传达预兆和警示。图腾在住所内或住所四周的出现，常常被视为死亡的兆头。人们认为，这是图腾前来招领自己的亲属了。2999

在某些特别重要的情况下，族民会身着兽皮或在自己身体上纹上图腾图案或以其他什么方式，使自己在外表上相似于图腾，以此强调自己与图腾间的亲属关系。这种与图腾的认同在出生礼、成人礼及葬礼等场合的一言一行中得以实现。各种法术及宗教目的都在族民假扮图腾并模仿其行为的舞蹈中，得以实现。最后要说的是，确实有隆重宰杀图腾的仪式。3000

图腾崇拜具有社会意义的一面主要体现在严格施行的禁令和普遍的限制上。

图腾氏族的成员都互为兄弟姐妹，必须相互帮助和保护。如果族内有人被某个外族人所害，那么，加害者的全体族民应对此行为负责。同时，受害者的全体族民也一致要讨还血债。图腾纽带要牢于我们所说的家庭纽带。两者并非吻合，因为图腾通常是母系传承的。因此就其本源而言，父系传承极有可能与此无关。

相应的塔布限制禁止了同一图腾氏族内成员的通婚或彼此进行性交。在此，我们又看到了图腾崇拜的那个恶名在外、神秘费解的相关产物——族外婚。在本书的第一篇论文中，我整个地在谈论这一主题，因此，现在我只需重复一句，族外婚是蛮族野民的乱伦恐惧加剧的结果，完全可以被解释为在群体婚条件下阻止乱伦的一个保证。族外婚的主要目的是禁止年轻的一代乱伦，只是发展到后来才与年长一代有关。[第5页及脚注]

除了弗雷泽对图腾崇拜的阐述（这是有关这一主题的最早文献之一），我再提供几段最新文献。冯特在《民族心理学纲要》（1912，第116页以下）中如是说：“图腾动物通常还被视为有关群体的祖先动物。‘图腾’一方面是一个群体的名称，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昭示着祖先的名称。在后面的这一联系中，它还具有一种神话意义。但是，这些形形色色的想法却以各种方式互相影响着。某些意义可能隐去，因此图腾常常不过是对部落划分的一种命名而已。然而在另外一些时候，祖先观念或许还有崇拜意义却占着优势……”图腾概念对部落划分和部落组织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为这些都取决于一定的风俗规范。“这些规范以及它们在部落成员的信仰和感情中的固定位置，都联系着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无论如何从总体上来说，图腾动物本来就被视为不仅将自己的名称给了一群部落成员，而且事实上还将自己的祖先给了他们……与此紧密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个事实，即这些动物祖先占有了某种崇拜……撇开特殊的仪式和礼仪性节日不谈，这种动物崇拜一开始主要是体现在与图腾动物的交往之中。并不仅仅是某一只动物，而是种类中的每一只动物，都具有一定的神圣性。图腾族成员不可食用图腾动物的肉，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被允许破戒。一个很有意义但并非与此势不两立的相反现象是，在某些场合图腾肉的食用事实上已成为一种仪式……”

“……然而，这种图腾部落组织的最重要的具有社会意义的一面却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之中。这就是，它包括了一定的风俗规范，这些规范制约着不同群体间的互动。这些规范中唯有支配着婚姻关系的规范，才是头等重要的。这一时期的部落组织与一个重要的社会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产生于图腾时代的族外婚。”（英译本，第116页以下）

如果我们撇开后人的夸大或低估，努力探求图腾崇拜的原初本质，我们可发现它的基本特征是：最初，图腾都是动物，并被当作不同氏族的祖先。图腾只经母系传承。有着禁止宰杀图腾的禁忌（或者，在原始的状况下，这一禁忌等同于禁食图腾的禁忌）。同一图腾族的族民严禁彼此性交。3001

现在，我们碰到了这样一个情况：在雷诺的《图腾崇拜法》中，两个主要塔布之一的族外婚根本未提及，而作为另一塔布的基础的信仰，即人从图腾动物演变而来，只是简单提了一下。然而，之所以摘录雷诺的阐述，是因为他正好在这方面有些极有价值的研究，这样就使我们对马上要讨论的权威学者的不同观点有个准备。

二

图腾崇拜是一切文化的一个固定阶段。这一结论越是无可争辩，人们也就越是要迫切理解图腾崇拜，要搞清图腾崇拜的根本性质这个谜。任何与图腾崇拜相关的事物似乎都令人困惑。关键的问题是，人源自图腾的观念以及族外婚（更确切地说，即体现于族外婚的乱伦塔布）的动因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图腾组织与乱伦禁忌这两种社会制度间的关系如何。任何令人满意的解释都应既是历史学的解释，同时又是心理学的解释。它应该告诉我们，这种奇特的社会制度是什么情况下产生出来的，它能表达人类何种心理需要。

可以肯定，一旦获知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专家学者们已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迥然相异的观点，本书读者一定会惊讶不已。在图腾崇拜和族外婚这一主题上的任何概括，几乎都可以被质疑。甚至我从弗雷泽在1887年出版的那部著作中摘录的那些论述，也可批评为体现了当今学者的那种带有随意性的偏好；甚至，在今天弗雷泽本人都会对此提出反驳，因为他已多次改变自己在这一主题上的观点。3002

似乎可以设想，如果有可能进一步探明这两种社会制度的起源，那么就有可能彻底理解图腾崇拜和族外婚的基本性质。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牢记朗格的警告：即使原始民族也既不会保存那些社会制度，又不会保存形成制度的条件；因此，我们一无所有，只好依靠假设来弥补我们所缺乏的观察。3003从心理学家的角度看，有些尝试性解释似乎一开始就显得不当，因为它们过于理性化且根本没有考虑研究对象的情感特征。另一些则建立在未经观察证实的假设之上。还有一些则依据尚可重新诠释的素材。一般说来，不费吹灰之力便可拒绝各种见解。因此，与自己的研究相比，权威们往往在批判他人的研究时更显能耐。对绝大部分所提要点的结论也就必然未经证实。因此我们不必惊讶，在这一主题的最新文献中，出现一种明确倾向：将任何关于图腾问题的一般解释都斥为：行不通。[例子请见，高尔登维瑟（Goldenweiser，1910）]在下文对这些彼此对立的假设的讨论中，我将冒昧地忽视它们的时间顺序。

（一）图腾崇拜的起源

图腾崇拜的起源问题或许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提出：原始人以动物、植物和无生命物体的名称来给自己（及其氏族）起名，这事是如何发生的呢3004？

麦克莱南（1865和1869～1870）这位为科学界发现图腾崇拜和族外婚的苏格兰人，力戒发表任何论及图腾崇拜起源的观点。朗格（A.lang，1905，第34页）认为，他一度倾向于认为，图腾崇拜起源于纹身风俗。我建议，将已发表的有关图腾崇拜起源的理论分成三组：（1）唯名论的；（2）社会学的；（3）心理学的。

1.唯名论的理论

我对这些理论的阐述将证明，把它们归于这一标题之下是有道理的。

秘鲁印加人后裔加西拉索·德拉维加（Garcilasso de la Vega）在17世纪撰写了一部本民族史，他似乎早已将自己所认为的那些图腾现象的起源，归因于氏族对运用姓名将他们自己彼此加以区分的需要（朗格，1905，第34页）。数百年之后，这一观点又被提了出来。基恩（Keane，1899，第396页）3005认为，图腾是个体、家庭和氏族用来做彼此区分的“纹章”。麦克思-缪勒（Max-Müller，1897，第1卷，第201页）3006再次表达这一相同的观点：“图腾是氏族标识，后来是氏族族名，后来又是氏族祖先的姓氏，最后才成为氏族崇拜物的名称。”皮克勒（Julius Pikler）3007后来撰文宣称：“人类需要为社团以及为个体，找到一个可以保存在记载中的永久名称……因此，图腾崇拜并非产生于人们的宗教需要，而是产生于他们实际的日常需要。图腾崇拜的核心——以图腾命名——是原始书写技术的结果。就其本质而言，图腾正像一个易写的象形字。然而一旦未开化人拥有了一种动物的名称，他们接着就会形成与这一动物有亲缘关系的念头。”

斯宾塞（Hebert Spencer，1870和1893，第331～346页）同样也认为，命名是图腾崇拜起源中的决定因素。他论证说，特定个体的个人特征引起以动物来为自己命名的念头，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他们获得了一个将传至后代的美名或雅号。由于原始言语的含糊其辞和晦涩难懂，后人竟将这些美名或雅号真的当作与动物一脉相承的证据。由此可见，图腾崇拜是一种被误解了的祖先崇拜形式。

艾夫伯里（Avebury）勋爵（他早年的称呼鲁伯克爵士更为出名）对图腾崇拜的起源也做了极其相似的阐述，但并没有一味强调“误解”这一因素。他说，如果我们想对动物崇拜做出解释，我们则绝不可忘记人类是多么频繁地假借动物为名。一个叫“熊”或“狮”的人的子女和追随者们自然会将他的名字视为族名。就这样，人们“开始是带着兴趣，然后是带着尊重，最后则带着敬畏”，来对待这种动物。（鲁伯克，1870，第171页）

菲森对图腾名称是从个体姓名派生而来这一观点，做了几乎无可争辩的反驳3008。他以澳洲为例，表明图腾总是“群体的标志，而非个人标志”。不过，即使不是这样的话，即使图腾确实最初是个体姓名的话，它也不可能被传递给他的孩子，因为图腾是通过母系传承的。

此外，我到目前所讨论的这些理论显然是不充分的。它们也许可以解释得了原始民族为其氏族取个动物名的事实，却绝对解释不了这一命名法则，即图腾体系的重要性。在这一组中，最值得注意的理论是朗格（1903和1905）提出来的。虽然他也将命名视为问题的核心，但是他同时又提出两个有趣的心理学因素，并可能认为因此更可以最终解决图腾之谜了。

朗格认为，氏族如何获得自己的动物名称一开始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倒是有必要假设，他们某一天忽然意识到，他们叫着这样的姓名，却说不出所以然。姓名的来源已被忘却。因此，他们就企图凭借推测来得到一种解释；由于他们深信姓名极为重要，所以他们决心要将图腾体系内的一切观念都考虑到。原始种族（以及现代的蒙昧人，甚至我们自己的孩子3009）并不像我们一样，将姓名视为无关紧要的约定俗成之物，而是当成重要的不可或缺之物。人的姓名是其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还可能是灵魂的一部分。原始人和某一动物拥有相同的名，这一事实必然会使得原始人做出这样的假定，即自己和某种动物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而重要的联结纽带。除了血缘纽带还能是什么纽带呢？一旦姓名的相同使人得出这一结论之后，血液塔布（blood taboo）会立即将所有的图腾禁制（包括族外婚）牵扯进来。“只有这么三种东西——一组来源不明的动物名称；对一切同姓名（或名称）的人或兽彼此间有一种超验的联结的信仰；以及对血的迷信的相信——在一切图腾信条和实践（包括族外婚）的兴起中，是不可或缺的。”（朗格，1905，第125页以下）

朗格的理论可分成两个部分。其中的一部分是从图腾具有动物名称这一事实出发，将图腾体系作为一种心理必然性来进行探索的。它的基本前提是，这些名称的来源已被忘却。另一部分则试图解释这些名称到底是如何产生的；正如我们所见，这部分理论与第一部分的理论相比，性质不同。

朗格的这第二部分理论与其他我称之为“唯名论”的理论相比，并没有本质区别。彼此区分的实际需要使得不同氏族都采纳了不同称号，他们因此都默认了其他氏族称呼本族时所用的称号。这种“由外族命名”的观点，正是朗格理论的独特之处。以这种方式所取得的名称，是借用了动物名称，对这一事实已无须赘言。况且在原始时代，他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是侮辱或嘲讽。再说，朗格也列举了为数不少的后世例子来说明，由外人主要是为了嘲讽所起的名称都被接受了，并且被乐意地采纳了（例如“Les Gueux”3010、“辉格”和“托利”）。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名称的起源已被忘却。这一假设将这一部分的朗格理论与我已讨论过的另一部分理论，联系到一起。

2.社会学的理论

雷诺虽然在后来的祭礼和惯例中找到了图腾体系的残迹，但总是仅赋予这种源自图腾的因素很小的意义。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很自信地说，在他看来图腾崇拜不过是“社会本能的一种过度膨胀”。（雷诺，1905～1912，第1卷，第41页）杜克海姆（Durkheim，1912）最近的一部著作中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图腾是有关种族中社会宗教的可见代表：它是社会的体现，而社会正是他们崇拜的真正对象。

其他作者则一直力图找到一个更确切的依据，以便说明在图腾习俗的形成中社会本能的作用。所以，哈敦（Haddon，1902，第745页）3011假设，每一原始氏族原本是以某类动植物为生，也许是以这种特定的食物做买卖并与其他氏族进行交换。因此，这一氏族就必然以这种对它有着重要意义的动物名称，闻名于其他的氏族。同时，这一氏族也一定会变得对该动物尤其亲切，并对它们产生一种特殊的兴趣，尽管这种兴趣的心理动机不过是人类最基本、最迫切的需求——饥饿。

针对这一最“理性的”图腾崇拜的理论有人指责说，在原始种族中从未见过有这种饮食现象，也许从来就没有过。蒙昧人都是杂食性的。而且，越是杂食性的，则越显得蒙昧。再者，也很难明白像这样的一种单一饮食，是如何发展成为对待图腾的几近宗教般的态度，最后竟致完全禁食这一原本喜好的食物。（参见弗雷泽，1910，第4卷，第51页）

弗雷泽本人曾在不同时期都给予支持的有关图腾崇拜起源的三大理论之首，便是一个心理学的理论。我稍后将对它进行讨论。我们在此讨论的是他的第二个理论。该理论是在一份很有分量的考察报告的影响下形成的。这份报告的两位作者曾在澳洲中部土著人之中进行研究。

斯宾塞和吉伦（Spencer and Gillen，1899）曾对许多见之于一群称为阿龙塔族（the Arunta nation）的部落之中的奇特禁制、惯例和信仰进行了描述；弗雷泽同意他们的意见，认为这些奇特的现象应视为事物原始状态的特征，可能有助于对图腾崇拜的原初的真正含义进行认识。

在阿龙塔部落（阿龙塔族的一个部分）发现的奇特现象有：

（1）阿龙塔虽分成不同的图腾氏族，但是图腾并不可世袭，而是以下面所描述的某种方式个别确定的。（2）图腾氏族不实行族外婚；各种婚姻限制是以高度发达的通婚阶级的划分为基础的，与图腾无关。（3）图腾氏族的功能在于举行某种仪式，通过一种具有法术特征的方法，谋取可食图腾物的增殖。这种仪式叫作“英特祈玛”（intichiuma）。（4）阿龙塔人有一种奇特的有关怀孕和再生的理论。他们相信，遍布乡野有着许多地方（即“图腾中心”）。在其中的每一中心，都有某图腾族的已故亡灵们在等候托生，它们径直钻入刚好路过此地的妇女体内。孩子一出生，母亲便要报告自认在什么地方受的孕，孩子的图腾就这样定了下来。他们甚至还认为，（无论死者还是再生者的）灵魂与某种叫作“珠灵珈”（churinga）的奇特的石质护身符有着密切关系，而这些石质护身符正是在妇女受孕的这些中心找到的。

似乎有两个因素使得弗雷泽假设，阿龙塔人的禁制构成了图腾崇拜的最古老形式。首先，在那里有某些神话传说。这些神话宣称，阿龙塔人的祖先通常吃自己的图腾，并且总是和与自己图腾相同的女人结婚。其次，在他们的怀孕理论中，存在着对性交行为的明显忽视。尚未发现怀孕是性交结果的民族，肯定可以视为大活人中最落后、最原始的一族。

弗雷泽将自己对图腾崇拜的评判集中于“英特祈玛”仪式后，立即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将图腾体系视作：为满足最自然的人类需要而形成的纯实践的组织（参见上文哈敦的理论）。3012这种体系简直是大规模“合作法术”（co-operative magic）的最好写照。原始人建立于某种堪称法术制造者和消费者联合会的体系。每一图腾氏族都承担一定的责任，确保某种食物货源充足。如果涉及不可食图腾（如危险的图腾或风雨等等），那么这一图腾族就有义务控制这些自然势力，抑制其伤人的可能。每一氏族的成功之处都造福于所有其他的氏族。由于每一氏族不吃或者仅少吃自己的图腾，所以每一氏族都能为其他氏族提供有价值的物资，同时通过交换又可获取他们根据自己的社会图腾职责而出产的那些东西。根据他从“英特祈玛”仪式中获取的洞识，弗雷泽渐渐相信，不许食用本族图腾的禁忌使观察者们看不到这一情景中的一个更重要因素，即为满足其他人的需要而出产尽可能多的可食性图腾的责戒。

弗雷泽接受了阿龙塔人的传统，认为每一个图腾氏族原初可以毫无节制地食用本族图腾。不过，这样的话就很难理解下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上，族民们保证向他族提供本族图腾，并乐此不疲；而他们自己则几乎完全放弃了对此物的享用。他假设，这种限制并非产生于任何宗教敬仰，或许产生于他们从未看到这种动物曾噬食自己的同类，并由此认为，食用图腾将毁了他们与图腾的认同，结果丧失对这种动物的控制力。也有可能是，他们放这些生灵一条生路，以博得它们的好感。然而，弗雷泽并未掩饰这些解释中所包含的麻烦之处；（1910，第1卷，第121页以下）他也没想说明，阿龙塔神话中所说的那种同一图腾的人们彼此通婚的习俗是如何转变为族外婚的。

弗雷泽在“英特祈玛”仪式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理论，好歹表明了阿龙塔社会制度的原始特征。不过，在杜克海姆3013和朗格（1903和1905）提出的相反观点面前，这种断言就有些站不住脚了。恰恰相反，阿龙塔似乎是澳洲部落中发达程度极高的一支，代表了图腾崇拜瓦解中而不是发端中的一个阶段。那些神话令弗雷泽如此痴迷，因为它们与当今一统天下的那些情形形成对照，强调食用图腾以及同一图腾的人们彼此通婚的自由——这些神话很容易解释为充满欲望的幻觉；和黄金时代的神话一样，这些幻觉也被投射于流光岁月。

3.心理学的理论

弗雷泽的第一个心理学的理论形成于他了解了斯宾塞和吉兰的考察报告之前，并建立在相信“外在灵魂”3014的基础之上。根据这一观点，图腾代表了一个安全的避难所，灵魂可以在此寄放，以躲避殃及它的危险。原始人将其灵魂托付给自己的图腾之后，他就会刀枪不入，所以他自然不会去损毁自己灵魂的容身之处。然而，由于他不知道自己的灵魂寄居在同一种系的哪一只图腾动物身上，那么他不伤及该种系的全部动物是合情合理的。

弗雷泽本人后来放弃了关于图腾崇拜源自灵魂信仰的理论；而且在了解了斯宾塞和吉兰的考察报告之后，采纳了我已讨论过的社会学的理论。然而，他自己也意识到导致他得出第二个关于图腾崇拜理论的那种动机过于“理性化”了，它其实已暗含了一个极度复杂、不可再称为具有原始性的社会组织。3015此时，在他看来法术合作社会是图腾崇拜的果实而非种子。他试图寻找某种比较简单的因素，即这些结构背后的某种原始迷信，并从中去追溯图腾崇拜的起源。最后，他终于在阿龙塔人的那个奇怪的怀孕故事中，找到了这一原初因素。

我在前面已解释过，阿龙塔人抹杀了性行为与怀孕间的关系。当一位妇女感到自己是位妈妈的那一刻，一个一直在离这位妇女最近的、亡灵云集的图腾中心里等待托生的灵魂，钻入了她的体内。她将生下这个原为灵魂的孩子，孩子将和在同一中心等待托生的所有灵魂一样，拥有相同的图腾。这种怀孕理论无法解释图腾崇拜，因为它预设了图腾的存在。不过，让我们再往回跨一步并假设，这位妇女本来就相信在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位妈妈的那一刻，脑海中浮现的动物、植物、石头或其他什么东西真的会设法进入她体内，并于后来以人形降生。那样的话，人与其图腾间的同一性将在母亲的这种信念中找到一个事实性基础，其余所有的图腾习俗（族外婚除外）也都与此信念相一致。一个人将拒绝食用这种动物或植物，因为这么做等于吃自己。然而他也会出于某种原因偶然在食用其图腾时以某种礼仪形式分得一羹。这样他就可以加强自己与图腾的认同，而这正是图腾崇拜之精髓。里弗斯（Rivers，1909，第173页以下）对班克斯群岛的土著人所做的某些考察结果3016似乎证实，人类与其图腾间的直接认同是以一种类似的怀孕理论为基础的。

因此，图腾崇拜的终极源泉是蒙昧人对人和动物繁殖后代的过程一无所知，尤其是对男（雄）性在受精过程中的作用一无所知。这一无知一定是由受精时的行动与孩子的出生（或对胎动的首次知觉）间的漫长间隔造成的。因此，图腾崇拜是女性心理而非男性心理创造的：其根基一定在于“孕妇的病态幻觉”。“确实，在女人一生中的这一神秘时刻，当她首次知道自己要当妈妈时，能深深打动她的任何事情都极易被她认同为自己体内的孩子。这种母亲的幻想极为自然，也似乎非常普遍，算得上是图腾崇拜的根基了。”（弗雷泽，1910，第4卷，第63页）

弗雷泽理论中这第三个理论的一个主要不同观点，与用来反对他的第二个理论（或曰社会学的理论）的那个观点完全相同，阿龙塔人似乎离图腾崇拜的发端相去甚远。他们对父性（paternity）的否定似乎并非出于这种原始的无知；在一些方面，他们也利用着父亲遗传。他们牺牲父性，似乎只是以为这样就能光耀自己祖先的灵魂。3017他们将处女受孕的神话扩展为一种普遍的怀孕理论；但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人们会认为，他们竟和基督神话起源时代的那些古老民族一样，对制约受孕的那些条件一无所知。

关于图腾崇拜起源的另一个心理学的理论，是由荷兰人威尔肯（G.A.Wilken，1884，第997页）提出来的。这一理论将图腾崇拜与灵魂轮回的信仰联系了起来。“人们偏信死人的亡灵在其体内得到托生的那只动物，变成了族民、祖先并受到同样的敬重。”3018然而，轮回的信仰似乎更可能来自于图腾崇拜而不是相反。

还有一个图腾起源理论是由一些杰出的美国人类文化学家，如博斯（Franz Boas）、希尔-托特（C.Hill-Tout）及其他一些学者提出。这一理论以对北美印第安图腾氏族的考察结果为依据，强调图腾原本是一位祖先的守护神灵，它得之于梦并将其传给了自己的后代。我们早已领教过，要得出图腾是由个体传承这样的观点，该有多么困难[参见第111页]；除此以外，来自澳洲的证据也丝毫支持不了图腾源自守护神灵的理论。（弗雷泽，1910，第4卷，第48页以下）

我们要讨论的心理学的理论中的最后一个是由冯特（1912，第190页）提出。它以两个事实为依据。“首先，原初的图腾以及后来最常见的图腾是动物；其次，最早期的图腾就是灵魂动物。”（英译本，第192页）灵魂动物（如鸟、蛇、蝎、鼠）都是灵魂合适的栖身之处。由于灵魂行动快捷飘荡于大气之中并具有其他一些非凡品质，所以它们一旦离开了人的躯体，极有可能产生攻击或引起恐慌。图腾动物正是由“精气灵魂”（breath-soul）向动物转型而来。因此，在冯特看来，图腾崇拜与神灵信仰，即泛灵论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和（三）族外婚的起源及其与图腾崇拜的关系

我已详细阐述了关于图腾崇拜的不同理论。即便如此，仍然难免过于简约。所以我担心我的阐述会因此受到指责。不过为了读者起见，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再简约些。关于图腾民族所实行的族外婚的讨论，鉴于它们涉及的素材性质而言，尤其复杂和零乱甚至可以说是混乱的。囿于本文的宗旨，我才有可能只对争论中的几条主线予以追踪，并向那些希望在这一主题上做更深入探讨的人，提供一些我常常引用的专著书目。

在族外婚的问题上，一个作者所采取的态度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对形形色色图腾崇拜理论的观点。图腾崇拜的某些解释完全排除了与族外婚的任何关联，这样就使得两种社会习俗完全分离。因此，我们看到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试图保持原来的推测，即族外婚是图腾体系的一个固有部分；另一种则否认有任何联系的存在，并认为最古老文化的这两个特征间的趋同只是一种偶然。这后一种观点在弗雷泽后来的著作中未加任何限制便采用了：“我必须请求读者始终牢记在心，”他写道，“图腾崇拜和族外婚这两种社会习俗，在其起源和本质上都是根本不同的，尽管在许多部落中它们偶然也会相互交织和融合。”（弗雷泽，1910，第1卷，第12页）他明确地告诫说，任何与此相悖的观点都必将成为无穷的麻烦和误解的来源。

与此相反，另外一些作者却找到一种新的方法，将族外婚视为图腾崇拜基本原则的必然产物。杜克海姆（1898，1902和1905）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认为附着于图腾的塔布必然包含着对与属同一图腾的妇女进行性交的禁忌。图腾与人类血脉相通。因此，（与处女失贞和月经相关的）血忌禁绝了同属一个图腾的男女间的性关系。3019朗格（1905，第125页）在这一主题上赞同杜克海姆的观点，深信甚至不需任何血液塔布，便对本族女人实行禁忌。他认为，一般的图腾塔布（如禁止人坐在自己的图腾树下）就足够了。顺便说一句，他将这一点与有关族外婚的另一种解释搅和到了一起，因而未能说明这两种解释之间的相互关联。

至于这两种社会习俗间的时代关系，绝大部分权威都同意，图腾崇拜是其中较古老的，族外婚是后来才产生的。3020

在所有试图证明族外婚与图腾崇拜无涉的理论中，我只要你们注意几个有助于理解不同作者对乱伦问题的态度的理论。

麦克莱南（1865）天真地从那些貌似体现了早期抢婚做法的风俗遗迹中，去推论族外婚的存在。他做出一个假设，认为男人从其他群落中抢妻最早是一种普遍惯例，并认为与其他群落中的女人结婚“逐渐被视为不太合适，因为它太反常了”（同上，第289页）。至于族外婚为什么会流行，他假设说，由于大多数女婴出生时即遭扼杀，因而原始社会中女人奇缺。在此，我们并不关心麦克莱南的假设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实际研究结果的支持。使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他的假设未能解释，为什么一个群体中的男性成员不心仪与其血脉相承且唾手可得的那些为数不多的女人。也就是说，他完全忽略了乱伦问题（弗雷泽，1910，第4卷，第71～92页）。

相反，其他一些族外婚学者显然更有道理，他们将族外婚视作一种防止乱伦的社会习俗。3021如果对澳洲人婚姻限制中日益增加的复杂性加以考虑的话，那么不接受摩尔根（1877）、弗雷泽（1910，第4卷，第105页以下）、霍威特（Howitt，1904，第143页）和斯宾塞（Ba1dwin Spencer）等人的观点，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这些限制具有（借用弗雷泽语）“刻意设计的痕迹”，旨在取得它们事实上已经取得的结果。“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一个如此复杂、如此习以为常的体系做一个通盘的、细致的解释。”（弗雷泽，同上，第106页）

这种由婚姻群类的介入而引起的最先限制，影响到年轻一代的性自由（即兄弟姐妹间以及母子之间的乱伦），而父女之间的乱伦则仅仅是由这些规则的进一步扩展来防范。注意到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

虽说族外婚的性限制是有意识施加的，但是这一事实并没有帮助我们理解他们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应被视为族外婚根基的乱伦恐惧的最初来源是什么？利用对血亲性交的本能厌恶，即利用存在着乱伦恐惧这一事实来进行解释，显然不尽如人意；因为，社会经验表明，尽管存在着这种假设的本能，即使在当今社会乱伦也并非鲜见。同时，历史也告诉我们，特权人士间的乱伦性婚姻曾蔚为时尚。

韦斯特马克（1906～1908，第2卷，第368页）3022曾对乱伦恐惧做过解释，依据的理由是“那些青梅竹马的人之间有着一种对性交的本能的反感；由于这些人多数都有着血缘关系，这种感觉便自然而然地在风俗习惯和法律中表现为一种对近亲性交的恐惧。”霭理士（Havelock Ellis，1914，第205页以下）虽然对这种反感的本能性提出了质疑，但大致还是同意这一解释：“在兄弟姐妹以及从婴儿时就在一起长大的姑娘、小伙之间交媾冲动一般都难以出现，这种负现象的存在完全是由于在这样的环境中必然缺乏唤起交媾冲动的条件……在那些从小一起长大的人们之间，所有在视觉、听觉和触觉上的感官刺激都已见怪不怪，都被纳入人之常情，因而剥夺了唤起增强性兴奋的能力，然而正是这种增强性兴奋导致了性欲的高涨。”

我觉得非常奇怪，韦斯特马克竟然认为，从小就亲密无间的人们对彼此间性交的天生反感，正是近亲繁殖有害种系这一生物学事实在心理上的表现。这种生物本能在心理上的表现很少会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不是对血亲（他们间的性交确实有害繁衍），而是对那些毫无血缘关系的人（仅仅因为他们住在同一屋檐下）产生影响。在此，我不禁要提一下弗雷泽对韦斯特马克理论的令人称颂的批评。弗雷泽认为很难说得通，如今人们很少对家庭成员间的性交心存反感，而在韦斯特马克理论的基础上由反感派生而来的乱伦恐惧，则是极大地增强。而弗雷泽后来的一些评论进一步深入，由于这些评论与我在讨论塔布的论文中提出的论点基本一致，因此我要将这些评论全文转抄如下：

“要理解为什么要用法律来强化人的深层本能，并不容易。没有任何法律强迫人们吃喝，或者禁止人们将双手置于火中。人们之所以吃喝，之所以将双手本能地远离火源，是出于对自然惩罚而非刑法的恐惧。刑法是通过暴力来制止这些本能的。法律只禁止人们去做本能使他们倾向于做的一切；大自然自身能够惩戒的事情由法律来惩戒，则显多余。因此，我们总可以很有把握地认为，法律禁止的罪行正是许多人在自然倾向的驱使下触犯的罪行。假如没有这种行为倾向则不会有这类犯罪，假如没有这类犯罪又需禁止他们什么呢？因此，我们不必假设由于存在着法律对乱伦的禁止，因而就存在着一种对乱伦的自然反感；我们倒是应该假设存在着一种欲求乱伦的自然本能，并假设如果法律像压抑其他自然本能一样，也压抑了这一本能，那么它这么做完全是因为文明人已得出了一个结论，即对于这些自然本能的满足将有损于社会的普遍利益。”（弗雷泽，1910，第4卷，第97页以下）

弗雷泽的这些论点非常精彩。对此，我还可以补充说，精神分析学的成果可以使乱伦的先天反感说完全站不住脚。与之相反，这些成果表明，人类年幼时的最早性兴奋不可避免地具有乱伦特征，这些冲动受到压抑后，便会发挥出怎么说也不为过的作用，成为今后生活中神经症的动机力量。

可见，将乱伦恐惧解释成先天本能的这种观点必须摒弃。另外一种比较普遍的对法律禁止乱伦的解释似乎也说不上好到哪里。根据这一解释，原始民族很早就注意到近亲繁殖对自己种族的威胁，因此特意采取禁忌。这一理论引起大量的异议。（参见杜克海姆，1898，第33页以下）不仅乱伦禁忌必须早于人类对动物的驯养，从而使人能够观察到近亲繁殖对种族特征的作用；而且即使在今天近亲繁殖的有害结果仍未得到确定，同时也无法轻易在人类身上得到证实。此外，我们对现代蒙昧人所了解的一切都表明，他们最古远的祖先极不可能早已考虑好使其遥远的后裔免遭伤害的问题。说实在的，到这些毫无远见的生灵那里去寻找卫生与优生的动机，真是几近荒唐。他们那短浅的目光是很难看到我们如今的文明。3023

最后要指出的是，近亲繁殖促使种族衰弱的因素，出于卫生这一实际动机而对之加以禁忌，这似乎不足以解释我们社会中对乱伦的极度憎恶。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说的那样3024，与文明人相比，在现代原始氏族中，这种感觉似乎更加敏感、更加强烈。

读者可能已经想到，在此我们又要在社会学的、生物学的和心理学的解释中做一取舍了。（在这一语境中，心理学意义上的动机也许可以被视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动力）。然而不管怎么说，最后我们只能同意弗雷泽的逆来顺受的结论。我们对乱伦恐惧的根源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去什么方向找。对于这个谜，至今所提出的任何解决方法都是不尽如人意的。3025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提一下另一个试图解开这个谜团的尝试。这一尝试与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任何一种都不同，大概可以称为“历史学的”探讨。

这一尝试的基础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对原始人的社会状态所做的假设，达尔文根据高级类人猿的习性推断，人类原初也是生活在相对较小的群体或帮落（hordes）3026之中。其中，年龄最大、体魄最强健的雄性猿猴出于忌妒心理而阻止了帮落中的性乱交。“我们知道所有的四足兽中大多长有坚牙利爪以利争斗。从它们的忌妒中，我们确实可以推知，在自然状态下性乱交是绝不可能的……因此，如果我们越过时间的长河再往回看得远一点，……根据（现代意义上的）人的社会习性来判断……可能性最大的观点是，史前人最初是生活在小群体中，每个男人都拥有众多配偶（只要他能够得到并养得活），他会醋意十足地守着这些配偶以防其他男人染指。或者，他可以像大猩猩一样和几个配偶在一起分开单过；因为所有土著人都一致‘认为在一帮人中只能有一名成年男子；当年幼的男子长大之后，就会发生一场争夺控制权的斗争。因此，最强者通过杀死或驱走其余的男子而使自己成为这一帮的帮首。’[萨维治（Savage）博士，载于《波士顿自然历史杂志》，第5卷，1845～1847，第423页。]因遭驱逐而四处流浪的年幼男子或许最终真能找到一个伴，这样就避免了在同一家庭的范围内过于亲近的杂交。”（达尔文，1871，第2卷，第362页以下）

阿特金森（1903）似乎是第一个意识到，在达尔文笔下的原始部落中的那些条件给年轻的男子所带来的实际后果，必然是族外婚。在遭驱逐之后，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建立了一个相似的小部落。在部落中，首领出于忌妒心理而施行着相同的性交禁忌。久而久之，就萌发后来演变为明文法律的禁戒：“同一家庭的成员间不可发生性关系。”图腾崇拜确立之后，这一家规又采取了另一种形式而发挥着作用：“同一图腾的成员间不可发生性关系。”

朗格（1905，第114页和143页）接受了族外婚的这种解释。不过，在同一本著作中，他又转而支持其他的理论（由杜克海姆所提出）。根据这一理论，族外婚是图腾法造成的结果。要使这两种观点和谐统一有点困难。这是因为，根据第一种观点，族外婚产生于图腾崇拜之前；而根据第二种观点是，族外婚又是由图腾崇拜派生而来。3027

三

精神分析学的考察给这片黑暗投下了一缕光芒。

在儿童与动物的关系以及原始人与动物的关系之间，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孩子们无丝毫的傲慢之处。然而，正是这种傲慢促使着文明社会中的成年人在自己与所有其他的动物本性之间，划上一条不容分说的区分线。孩子们毫无顾虑地让动物们与自己平起平坐。由于他们能够毫无拘束地承认自己的肉体需要，因此他们无疑会觉得自己更亲近于动物而不是那些难以理解的大人们。

然而，在儿童与动物的这种美轮美奂的关系中也会时不时地出现一些奇怪的罅隙。儿童会突然被某一种动物吓着，因而不想去触碰或者看见任何一只这样的动物。这样就形成了临床上常见的动物恐怖症——一种发生于儿童时代的精神神经性疾病的极为常见或许也是最早的形式。恐怖症常常与儿童到目前为止最感兴趣的动物联系在一起，它往往与某一只动物无关。对城里儿童来说，能成为恐惧对象的动物并不多，它们有马、狗、猫偶尔还有鸟。极常见的小动物有甲壳虫和蝴蝶。在这些恐怖症中所表现出来的无意义、无节制的恐怖有时与儿童仅从小人书和童话故事中认识的那些动物有关。在极少数情况下，我们有可能发现到底是什么使得儿童很不寻常地将这种动物选择为恐惧的对象。我要感谢阿伯拉罕给我说了一个病案。在这一病案中，这位小患者自己解释说，他怕黄蜂是因为它们的颜色和条纹使他想起了虎，这可是一种无论如何都让人害怕的野兽。3028

关于儿童的动物恐怖症至今还没有详细的分析性检查，虽然它们非常值得这样研究。这一疏忽无疑是由于孩子年幼难做分析。因此，我们无法说自己已经了解了这些障碍的一般意义。我个人的意见是，也许到最后会发现这种恐怖症根本不具有一致的性质。不过，少数指向较大动物的恐怖症病案已证明它们是可以分析的，而且已经向调查者展露了它们的秘密。在每一例病案中，情况相同：在每一个案中患者均为男孩，他们的内心恐惧都与其父亲有关，只是早已被移置到动物身上。

每一位具有精神分析经验的人都无疑会遇到这种病案，并从中得到相同的印象。然而，在这一主题上，我只能引用为数不多的公开发表的详细报告。引用的文献不多，这是一个偶然情况，不应该就此认为，我们的结论是在一些零散考察的基础上获得的。例如，我要提到一位作者，他就是对儿童神经症有很深研究的来自敖德萨（Odessa）的伍尔夫博士（M.Wulff）3029。在对一位9岁男孩的病史分析中，他报告说，患者4岁时患了恐犬症。“每当他看到有狗从大街上跑过时，他都会又哭又喊：‘小狗狗别咬我！我一定乖！’他说‘乖’是指‘不拉提琴’。”即指不手淫。（伍尔夫，1912，第15页）“这位男孩的恐犬症”，作者解释说，“其实是他的已被移置到狗身上的对自己父亲的怕；因为，他那令人惊奇的叫喊‘小狗狗，我一定乖！’亦‘我不手淫了’，是指向他父亲的。而正是这位父亲曾制止他手淫。”伍尔夫加了一个脚注，它与我的观点完全吻合，并且证明这种事是经常发生的：“在我看来，这种类型的恐怖症（恐马症、恐犬症、恐猫症、恐鸡症以及对其他一些家畜的恐怖症）在儿童中至少和夜惊（pavor nocturnus）一样常见；一经分析，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表明，它们不过是儿童对父或母的害怕向这些动物的移置。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将这同一机制推广到恐鼠症上。”（同上，第16页）

我刚发表了一篇题为《对一个5岁男孩的恐怖症的分析》（1909b）的文章，其中的材料是由这位小患者的父亲向我提供的。这个男孩患有恐马症，因此他拒绝外出上街。他说出了这一恐惧，即马会跑进屋里来咬他；原来，这个男孩希望马会跌倒（即死掉），而这种恐怖症一定是对这一愿望的惩罚。经再三保证，男孩便不再对父亲感到害怕了。此后，一切都明朗了，原来他一直在与自己的愿望做斗争。这些愿望的内容是想要父亲离开（外出旅行、死去）。他把父亲（对此他说得再明确不过了）当成与他争夺母亲好感的对手。而他那刚刚萌生的性欲望的朦胧预兆正指向母亲。这样，他便有了那种典型的男孩对待父母的态度，即我们曾说的“俄狄浦斯情结”。在我们看来这一般是神经症的核心情结。从对“小汉斯”的分析中了解到的那个新事实——一个与图腾崇拜有着重要关联的事实——是在这种情况下，儿童会将自己的某些情感从父亲那里移置到一只动物身上。

经过分析，我们可以找到移置过程的联想途径，既包括那种偶然的途径，也包括那种有着特殊内容的途径。分析还使得我们能够发现移置的动机。在争夺母亲的对抗中男孩心中升腾起来的对父亲的仇恨，不可能无节制地占据他的整个心灵；这一仇恨还必须与他原有的对这同一个人的亲近和敬慕相争斗。通过将自己的敌视感和恐惧感移置到父亲的替代物上，这位男孩便可以从对待父亲的这种正反两个方面的矛盾情感态度的冲突中摆脱出来。然而，这种移置作用并不能终止这一冲突，不能在喜爱之情与敌视之情之间做一明确的划分。相反，这种冲突在移置的对象上得到继续，即矛盾现象延展到它上面。毫无疑问，小汉斯不仅害怕马，而且还对它们心怀敬慕和兴趣。只要他的焦虑开始降低，他便会与这种可怕的生灵认同：他会像马一样到处蹦跳而且这回轮到他咬自己的父亲了。3030在这一恐怖症的另一治疗阶段上，他还毫无顾虑地将自己的父母认做为其他的一些大动物。3031

完全可以说，图腾崇拜的某些特征以反转的负象形式再现于这些儿童的恐怖症中。然而，我们仍要感谢费伦茨（1913a）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有趣的个案史。可以说这是一个反映在一个孩子身上的、图腾崇拜的正像。诚然，在小阿佩（费伦茨报告中的受试者）的个案中，他的图腾兴趣的产生与他的俄狄浦斯情结并无直接的关系，而是以自恋的先决条件——对阉割的恐惧为基础的。然而，只要细心读过小汉斯的分析报告，任何读者都会发现大量的证据，表明他也敬慕自己的父亲有一个大阴茎，并害怕他会威胁到自己的那个东西。在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情结中，父亲都扮演了同一角色，即儿童性兴趣的可怕敌人的角色。他威胁要做的惩罚是阉割或其替代物——致盲（blinding）。3032

小阿佩两岁半的时候，在暑假中，有一次他试图向鸡窝里撒尿。一只鸡啄了他，或者说啄了他的阴茎。3033一年半以后当他又来到这个地方时，他自己好似成了一只鸡；唯一的兴趣就是鸡窝及其附近的一切。他甚至不再说话而学鸡叫。在对他进行观察时（这时他5岁），他已恢复了言语，但是他的全部兴趣和话语全都是围绕着小鸡和其他的一些家禽。它们是他唯一的玩具，而且他还只唱那些提到鸡的歌。他对自己图腾动物的态度极其矛盾，他所表现的爱和恨都趋于极端。他最喜欢的游戏是杀鸡。“对他来说，杀鸡是个大喜日子。他会围着死鸡手舞足蹈，有时甚至极其兴奋。”3034然而，此后他又会去亲或者抚摸死鸡，或者清洗并抚爱这些遭他虐待的、玩具般的鸡。

正是小阿佩本人保证了他的奇怪行为的意义不再隐秘。他不时地将自己的愿望从图腾语言转译成日常生活语言。“我父亲是公鸡”，有一次他是这么说的。另有一次他又说：“现在我还小，现在我是只小鸡，我长大一点就会成为一只大鸡。再长大一点，我就成了一只公鸡。”还有一次，他突然说，他想吃一点“清炖妈妈”（根据清炖鸡所做的类推）。（同上，第249页）他动辄以阉割来威胁他人，完全和他在手淫时受到大人以阉割相威胁一样。

在费伦茨看来，阿佩的兴趣源无疑是鸡场里的那些活动：“公鸡和母鸡间不断的交配活动，下蛋并孵出小鸡。”这一切满足了他的性好奇，而这一好奇心的真正对象应是人的家庭生活。（同上，第250页）他表明，他已经仿效鸡场的那种生活，形成了自己的性对象的选择，因为有一天他对邻居的太太说：“我要娶你，娶你的妹妹，娶我的三个表姐妹和厨师；不，不娶厨师，我要娶我妈。”（同上，第252页）

稍后，我们将对这一观察的价值做更全面的评价。现在我只想对其中的两点加以强调，因为它们与图腾崇拜之间有某些很有价值的吻合之处；其一，男孩与其图腾动物完全认同3035；其二，他对图腾动物抱有矛盾情感态度。在我看来，这些观察已证明了我们的假设，即在（男人的）图腾崇拜的公式中图腾动物是父亲的替代物。可以看到，这一步跨得并不太大胆，也没什么新奇之处。说实在的，原始人早已亲自说过这一点。而且，只要图腾体系在如今仍然得势，他们就会将图腾说成是他们的共同祖先和原父（primal father）。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字面上接受了他们的这种说法，人类学家也对此理解不透，因此，他们极乐意将其纳入理论背景中。然而，精神分析学却引导我们要特别重视这一点，并将它作为我们试图解释图腾崇拜的出发点。3036

我们所说的替代作用的第一个后果是非常明显的。假如图腾动物就是父亲，那么，图腾崇拜的两个主要禁忌（其内核是两条塔布禁忌即：毋杀图腾，毋与属于同一图腾的女人发生性关系）就在内容上与俄狄浦斯王弑父娶母这两大滔天之罪、与儿童的两大原欲（对这两大原欲的不充分压抑以及它们的再觉醒构成了几乎所有精神神经症的核心）吻合了。如果这一等式还不至于是一个误人的碰巧把戏的话，那它一定能够使我们去揭示图腾崇拜远在悠悠太古的渊源。换句话说，它可以使我们有可能像在小汉斯的动物恐怖症和小阿佩的家禽倒错个案中一样，将这种图腾体系做俄狄浦斯情结中的种种条件的产物。为了追求这种可能性，我们必须在下面的篇幅中研究一下图腾体系的（或许我们可以说，图腾宗教的）一个特征。这也是我到此为止还未有机会提一下的内容。

四

于1894年去世的物理学家、语言学家、《圣经》评论家和考古学家史密斯（William Robertson Smith）是一个兴趣广泛、目光敏锐、思想开放的人。在1889年第一次出版的3037《闪米特人的宗教》一书中，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即一种叫作“图腾餐”（totem meal）的特定礼仪从一开始就成了图腾体系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当时，他不过只有一个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理论。这就是，一份关于在公元5世纪这一做法的记载。然而，通过对古闪米特人3038中献祭的本质进行分析，他能够使自己的假设具有很高的或然性。由于献祭暗示了神性的存在，所以这其实是在宗教仪式的较高阶段向其较低阶段，即向图腾崇拜做反向推论。

现在，我想从史密斯的这部令人敬慕的大作中，摘取那些对我们尤为有用、关于献祭仪式的起源及意义的论述。这样的话，我就必须略而不谈所有的细节内容，尽管它们常常是那样的迷人，同时还要略去所有的后期发展。一份如此的摘要当然是极不可能让我的读者们对原著的洗练和令人折服的说服力留下什么印象。

史密斯（1894，第214页）解释说，祭坛上的牺牲是古代宗教仪式的本质特征。在一切宗教中，牺牲的作用是相同的。因此，其起源可归结到一些以相同方式处处作用的、极其一般的原因。献祭——主要是祭祀行动（sacrificium，ιερονρría）——指为了向神赎罪或为了讨得神的宠爱而向其献祭，后来这层意义与它的本意还是有些出入的。[该词在非宗教意义上的使用沿用的是“自我否定”这一附属意义。（见英文版，第150页）]可以证明，一开始献祭不过是“神与其崇拜者间的一种交谊行动”而已。（同上，第224页）

献祭的物品都是些可以吃喝的东西；人们将自己赖以为生的东西，如肉、粮食、水果、酒和油献给神。只有在肉的方面才有限制和例外。神与其崇拜者分享动物牺牲，但独享蔬菜瓜果祭品。以动物为牺牲的形式无疑更加古老，原初这甚至是唯一的牺牲。以蔬菜瓜果为祭品源于将每季的第一次收获奉献给土壤及大地之主的做法。因此，从本质上讲，这样的祭品是给土壤及大地之主的贡品；但是，与农业相比，动物牺牲更加古老。（同上，第222页）

语言中的一些残存形式使得我们可以肯定，分给神的那份牺牲本来就真的被认为是他的食物。随着诸神本性中物性的日益减少，这种想法也成了一个绊脚石。人们力图不再这么认为，因而只将图腾餐中的流汁部分分给神。后来，火的使用使得祭坛上的肉类祭品升腾为缕缕青烟。以这种方式来处理可使人类的食物更适应于神性。（同上，第224、229页）祭献的饮品原来主要是动物牺牲品的血。后来，这也用酒来替代了。在古代，酒被认为是“葡萄的血”，现代诗人也一直是这么说的。（同上，第230页）

如此说来，献祭的最古老形式（即早于火的使用或对农业的了解）是动物献祭、动物的肉和血由神和神的崇拜者共同分享。重要的是，每一参与者都需分得一份图腾餐。

这种形式的献祭是全民庆典，是全族欢庆的节日。宗教一般说来是一件全社团的事，而宗教职责也是社会义务的一部分。处处都一样：有献祭必然有欢宴；有欢宴就必然有牺牲品。这种献祭欢宴是每个人愉快地超越个人兴趣，强调人与人、人与神之间互依互赖关系的极好时机。（同上，第255页）

全民献祭欢宴的道德力量在于对共同吃喝意义的极古老的看法。与他人在一起吃与喝是交情和互作社会承诺的象征和确定。献祭欢宴直接体现的虽然只有神与其崇拜者“同食共餐”（commensals）3039这一事实，但是他们相互关系中的所有其余方面都已包含在这一事实之中。仍然盛行于沙漠地区阿拉伯人中的某些风俗表明，在公共欢宴中起约束作用的不是宗教因素，而是吃这一动作本身。谁只要和贝督因人（Bedouin）一起哪怕是吃了极少的食物或只喝了一口他的牛奶，那他就再也不用害怕自己会被当成敌人，而且还可以保证得到他的保护和帮助。当然，这并不是没有时限的；严格地说，只有当共同享用的食物尚存腹中时，才会如此。这就是对团结的纽带的实际看法。必须得到不断的反复，团结的纽带才能得到确定，才能得到永存。（同上，第269～270页）

但是，为什么这种约束力要归因于共同吃喝呢？在原始社会中，只有一种纽带是绝对的、牢不可破的，那就是亲缘关系。这种交情的团结性是彻底的。“所谓亲属，即指这样一群人，他们的生活紧密地交织于一个实在的统一体中，以致他们都被视为一种共同生活的组成部分……遇见命案时，在阿拉伯的那些部落成员绝不会点名道姓地说‘M或N的血流出来了’；他们会说‘我们的血流出来了。’在希伯来（Hebrew），用来点明亲缘关系的话是‘我是你的骨，是你的肉’。”因此，亲缘关系是参与到某一共同的实体之中。因此，很自然这种关系不仅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人是其母亲实体的一个部分，由她而生，喝她的奶而长，而且这种关系还可以通过日后所吃的食物来获得并得到加强，人的身体因所吃食物而得到更新。假如一个人与其神共享一餐，那他是在表达一种信念，即他们共属一个实体；而且，他也绝不会与那种在他看来是陌生的人共享一餐。（同上，第273～275页）

这样看来，献祭欢宴原本是亲属们的欢宴，根据图腾法，唯有亲属才能共同进餐。在我们的社会中，家族成员通常共同进餐；然而，献祭欢宴却与家庭无关。亲缘关系比家庭生活更加古老，在我们所知道的最原始的社会中，家庭成员的血缘关系往往不止一种。男人娶了另一氏族的女人，所生孩子将为母亲的氏族传宗接代；因此，这个男人与家庭的其他成员之间就不存在任何家庭关系（communion of kin）。在这样的一种家庭中，人们不可能共同进餐。时至今日，蒙昧人依旧单独进餐，并且，图腾崇拜的宗教食物禁忌常常使得他们不可能与自己的妻儿共同进餐（同上，第277～278页）。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献祭的动物。我们已经知道，没有动物牺牲，就不会有氏族的聚会，同时也只有在这种庆典场合，才会有动物宰杀，这一点现在变得很有意义，尽管人们可以毫无不安地食用野味和家畜的奶，但是宗教上的顾忌使得人们不可能为一己目的而宰杀家畜。（同上，第280、281页）史密斯说，毫无疑问，宰杀牺牲原本是些这样的行为，对之“个体不可为，唯有全氏族人都对这种行为承担责任时，才有理由为之3040。就我所知，早期那些民族所能认识到的种种行为中只有一类适于史密斯的这一描述。这就是，冒犯了部落血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的那些行动。其实，部落中的任何一个成员都不允许冒犯的唯有全族一致同意、共同行动才可献祭的那条生命，与部落同胞们的生命比较起来，是不分贵贱的。”献祭欢宴上每个参与者都必须分吃一块动物牺牲品。这一条规矩的内在意义与另一条规定完全相同，这就是，对一个有罪的部落成员的惩罚要由全族一致执行。（同上，第284～285页）换言之，献祭的动物被当成部落的一员；祭祀的人们、神和献祭的动物都有相同的血统，都是一族成员。

史密斯用大量的证据来确认献祭的动物就是原始的图腾动物。在古代有两类牺牲品：一类是习惯上用于食用的家畜，另一类则是不洁的、禁止食用的特殊动物。调查表明，这些不洁动物都是神圣动物；它们被作为牺牲献祭于神；它们本来就与诸神别无二致；因此，通过献祭崇拜者们是在强调他们与这种动物和神之间的血缘关系。（同上，第290～295页）但是，在较早的时代，这种在普通的牺牲与“神秘的”牺牲之间的区别是没有的。原初，一切（献祭的）动物都是神圣的，其肉都是禁止食用的，唯有在庆典场合，当全族都参与时，方可食用。屠宰（这样）一种动物等于是在放部落的血，因此只有在极其慎重，确保不会遭到谴责的情况下方可为之。（同上，第312，313页）

动物的驯化以及牲口饲养的出现似乎使各地源自远古时代的严格而又纯粹的图腾崇拜寿终正寝。3041但是，在当时已成为“田园”（pastoral）宗教的那些信仰中，这种神圣性仍依稀可见于那些家畜身上。这显然足以让我们去推论它原初的图腾本质。即使到了古典时期后期，许多地方的仪式都规定祭祀的僧侣必须在主持完献祭后立即逃走就好像要躲避报复一样。宰牛是一种罪过的观念一定在一段时期内风靡希腊。在雅典的布福尼亚（Buphonia“宰牛”）节上，献祭之后总要举行一次审判，所有的参与者都被称作证人。审判结束时，人们会一致同意谋杀的责任应由刀来负；这把刀因此被抛入海中。（史密斯，1894，第304页）

尽管存在着将神圣动物视为氏族一员而加以保护的禁忌，但是在经常举行的圣餐上以及为了在氏族成员之间分享神圣动物的血与肉，还是有必要宰杀一只的。

这一行为的驱使动机揭示了牺牲本质的最深层意义。我们听说，后来无论何时只要在一起共享食物，那么对于同一实体的参与3042就会在食物进入共享者的腹中之后，在他们之间建立一种神圣的关系。在古代，似乎只有对某一极神圣的牺牲品这样一个实体的参与，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考虑到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取得这种神圣的结合因素，以形成并维系崇拜者与神之间的一种活生生的联结纽带，祭物之死的神圣意义的合理性也就不难被证明了。3043（同上，第313页）

这种纽带不过就是献祭的动物的生命而已。它积淀于血肉之中，并散布到献祭欢宴的一切参与者之中。这种观念还是后来历史上人们所有的歃血为盟习俗的基础。（在上述引文中）这种将血亲关系（blood-kinship）视作本体同一性的完全实在的做法，使得我们能够容易地理解通过献祭欢宴这样的实在过程来不时地更新这一血缘关系的必要性。（同上，第319页）

现在，我要暂停对史密斯思路的评述，并以最简明的语言来重述它的主旨。随着私有财产观念的确立，牺牲渐渐被视为赠予神的礼物，被视为从人到神的财产转移。然而，在这一诠释中，这种献祭仪式的所有独特之处仍未得其解。在最早的时候，献祭动物本身就是神圣的，其生命是不可侵犯的；若要宰杀这种动物，则氏族全体族民都必须参与到这种行动之中，并在神的面前分摊这一罪责。这样，他们才能获得这一神圣的实体并分而食之，以确保他们彼此间的认同以及与神的认同。牺牲是一神圣之物而献祭的动物，本身又是氏族的一员。因此，事实是通过宰杀并分食这种古老的图腾动物，亦即原始神本身，氏族成员们更新并确保着他们与神之间的相似性。

从这一关于牺牲的本质的分析中，史密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在对人形神明顶礼膜拜之前的岁月中，对图腾的定期宰杀和食用一直是图腾宗教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同上，第295页）他指出此类图腾餐的仪式可见于对较晚时期的献祭记载之中。圣尼禄（St.Ni1us）记载了公元第4世纪末在西奈沙漠的贝督因人中盛行的一种献祭礼仪。献祭的牺牲是一只骆驼，它“被捆绑着置于一个石垒的简陋祭坛上。这一帮人的头儿领着崇拜者们排着队，唱着歌，庄严地绕过祭坛三圈之后，他便划出了第一刀……并贪婪地大口喝着汩汩流出的血液。随后，全体人员都挥刀而上，一块块地剁去那尚在颤动的肉体，并极其贪婪地将它们生吞下肚。就在晨星3044露出第一片星光（标志着图腾餐开始的时刻）直至完全消失在冉冉升起的朝阳之中这样短暂的一段时间内，整只骆驼的肉体和骨骼、皮、血以及内脏都被吞吃光了。”（同上，第338页）这一证据整个地表明，这一极古老的野蛮礼仪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尽管后来有着多方面的变化，它可算是彻头彻尾的、图腾崇拜的原初形式。

许多权威学者都拒绝承认图腾概念的重要性，因为它得不到在图腾崇拜层次上的任何直接观察的支持。史密斯本人也指明了一些例子。在这些例子中，牺牲的神圣意义似乎是可以肯定的。例如，阿兹特克人（Aztecs）的人祭以及其他一些令人想起图腾餐的事情，如美洲瓦塔瓦（Ouataouak或Otawa）部落中的熊族所做的熊祭以及日本阿伊努人的熊宴。（同上，第295脚注）这些以及相似的例子都由弗雷泽在其大作的第五部分中做了详细的描述。（1912，第2卷，第十章，第十三、十四章）在加利福尼亚州有一支崇拜一种大猛禽（秃鹰）的美洲印第安部落每年都要在一个庄重的节日里宰杀一只这样的大鸟，在对它进行哀悼之后，鸟皮和羽毛都被保存了起来。（同上，第2卷，第170页）新墨西哥州的祖尼（Zuni）印第安人也以相似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神圣的海龟。（同上，第2卷，第175页）

在澳洲中部一些部落的“英特祈玛”仪式中，可以观察到一个特征，它与史密斯的推测竟完全吻合。每个氏族在为本族图腾（在这一族内通常是禁止食用的）的兴旺施行法术时，必须在让其他氏族得到这一图腾之前先在礼式上吃掉一小部分本族图腾。（弗雷泽，1910，第1卷，第110页以下）在弗雷泽看来（同上，第2卷，第590页）关于对禁食图腾的圣餐享用的最明了例子可见于西非比尼族（Bini）的葬礼之中。

因此，我建议接受史密斯的假设，即对图腾动物的圣餐性宰杀和集体食用（在所有其他场合对图腾动物的食用都是禁止的）是图腾宗教的一个重要特征。3045

五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这种图腾餐的场面，并以一些至今我们未能考虑的可能特征来做进一步的阐述。氏族通常以残忍宰杀本族图腾并将其连血带肉甚至包括骨头都生吞的方式，来庆祝盛典。族人都聚集在场，将自己打扮成图腾并以声音和动作来模仿图腾，就好像他们在寻求加强与图腾的认同。每个人都很清楚，他正在做的是个人禁止做、只有通过全族的参与才可做的动作；他们还清楚，任何人都不能不参与这种宰杀和欢宴。欢宴之后，人们要对被宰杀的动物深表痛惜和悲哀之情。这种哀悼具有强制性，是出于对可能报复的恐惧。和史密斯（1894，第412页）曾提到过的另一个相似的例子一样，这种哀悼的主要目的是推卸杀生的责任。

然而，哀悼之后紧接着狂欢：一切本能都得到发泄，都允许得到满足。在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一般性节日的本质。节日就是一种允许的或者说一种应尽的过度行为，是对一种禁忌的庄严的违犯。人们做出过度行为并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了禁令而感到高兴，而是因为过度行为正是节日的一个要素，正是对通常是禁忌之事的恣意妄为导致了这种节日感。

可是，我们又如何理解痛悼动物之死这一节日狂欢的前奏曲呢？如果族民们因宰杀图腾（这通常是一种禁忌的动作）而欣喜若狂，他们为什么又要对之深表哀悼呢？

我们已经看到，族民们通过分食图腾而获得了神圣性：他们加强了自己与图腾以及他们彼此间的认同。他们的节日感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行为似乎可以用下述事实来加以解释。这就是，他们已将以图腾这一实体作为载体的神圣生命摄人了自己的体内。

精神分析学已经揭示，图腾动物其实是父亲的替代物；而这一点正好与下述这一对立的事实相吻合。这就是，尽管宰杀动物通常是禁止的，但是这种宰杀却又形成了动物先遭宰杀后被哀悼这样一种节日的场合。时至今日仍是我们孩子的父亲情结的一大特征，甚至常常在我们成人生活中也挥之不去的矛盾情感态度，似乎已延展到作为父亲替代物的图腾动物身上。

现在，如果我们将图腾的精神分析学诠释与图腾餐这一事实以及与达尔文有关人类社会的早期状态的理论结合起来的话，那么我们就有了进一步深入理解的可能，也就有可能得到一个假设，虽然它似乎不可思议，但却有助于在至今仍然互相割裂的种种现象之间确立一种不容置疑的相关关系。

当然，在达尔文的原始群落（primal horde）理论中根本没有图腾崇拜起源的份儿。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个行为狂暴、妒火中烧的父亲。他独占所有的女人，并且待儿子们一旦长大就统统赶走。社会的这种最原始的状态从未成为考察的对象。我们实际遇到的那种最原始的（也是如今在某些部落仍起作用的）社会组织是由几帮男人组成的；其中各帮成员都有同等的权力，都要服从于图腾体系的种种限制，包括母性传承。这种形式的组织能够从另外的那一种发展而来吗？如果能，那又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呢？

如果求助于图腾餐庆典，我们是能够找到一个答案的。某一日3046，那些背井离乡的兄弟们聚到一起，杀死并吞了他们的父亲，就这样家长式统治的群落土崩瓦解了。他们团结一致并鼓足勇气地去干，终于做成了靠他们每个人决计干不成的事。（也许文化上的某种发达，如某种新式武器的掌握，使他们产生了一种优越感的力量），由于他们是食人的蒙昧人，不用说，他们肯定是既杀人又生吞自己的牺牲品。这位行为狂暴的原父无疑令所有兄弟们害怕和忌妒，所以通过将他吞食这一动作，他们完成了与他的认同，兄弟中的每个人都得到一份他的力量。也许是人类最早节日的图腾餐就这样成了对这一刻骨铭心的犯罪行径的重复和纪念。它是许多现象，如社会组织、道德限制及宗教的起始。3047

为了使后面的这些推论能够为人接受，我们暂且将它们的前提搁置一旁，只需设想由兄弟们群情激愤形成的这一暴众群体，充满着我们在自己的孩子们和神经症患者的矛盾的父亲情结中可见到的那种相互冲突的情感。他们恨自己的父亲，因为父亲是他们在权力欲和性欲上的巨大障碍；然而，他们又是那么爱他、敬慕他。在他们将他剪除、解了恨并将与他认同的欲望付诸实践之后，那种一度遭践踏的喜爱之情又必然会涌现出来。3048它以悔恨之情的形式表现于外。罪恶感表露了出来。在这里，它正好与整个群体都感受到的悔恨之情相吻合。亡故的父亲比生前更强大，因为，这些事变的影响我们乃至在当今的人类事务中仍常常可见。至此，在他生前人们不可为之事又由儿子们自己加以禁忌，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在精神分析学中叫作“迟发性服从”（deferred obedience）的心理过程。他们禁止宰杀图腾这一父亲的替代物，以此来否定自己的弑父行为。他们也放弃了对现已获得自由的那些女人的占有权，以此拒绝弑父行为的成果。因此，这种基于孝心的罪恶感使他们形成了图腾崇拜的两个根本的塔布。正是由于这一大逆不道的缘故，这两个塔布必然要与俄狄浦斯情结中两个被压抑的欲望相对应。无论谁触犯了这两大塔布都是在犯令原始社会深恶痛绝的绝无仅有的两大罪恶。3049

作为人类道德起源的图腾崇拜的这两大塔布在心理学上的价值是各不相同的。其一，图腾动物保护法整个地建构在情感动机之上：父亲实际上是被消灭了，因而这种弑父行为在任何意义上都无法被取消。然而，其二，乱伦禁忌却也有一个强大的实际基础。虽然兄弟们为了推翻自己的父亲而结帮成派，然而在女人问题上他们彼此又都是对手。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和自己的父亲一样，早已意欲独占所有的女人。新的社会组织将在这场人人为敌的混战中土崩瓦解，因为没有一个人具有如此压倒性的力量，以致能够真的替代父亲的角色。兄弟们要想继续共同生活，那就别无选择，只有（也许在吃足苦头之后才会）制定乱伦法。根据乱伦法，他们都放弃了自己意欲占有的女人，而这些女人却正是他们弑父的主要动机。他们以这种方式拯救了曾使他们强大无比的社会组织——一个也许形成于他们被放逐于部落之外的时期以同性恋的感受和行为为基础的组织。巴霍芬（Bachofen，1861）所说的母权制的萌芽也就在于此，而这一萌芽也因此被父权的家族组织所取代。

另一方面，声称图腾崇拜可以被视作指向宗教的首次尝试的观点，正是以上述第一个，即禁止伤害图腾动物生命的塔布为基础的。在这些儿子们的印象中，图腾动物是自己父亲的自然且昭著的替代物；但是，他们强加于自己的对待图腾动物的方式并非仅仅体现了他们希望表达悔恨之情的心理需求。透过与这一代理父亲的关系，他们企图减轻那种令自己五脏俱焚的罪恶感，企图与父亲重新和好。图腾体系似乎成了儿子们与父亲的一种盟约。在这一盟约中，父亲保证让他们得到孩子们幻想从父亲那儿得到的一切（护养、照料和舐犊之情），而他们则保证尊重他的生命，也就是说，不再重复那一令自己生身之父殒灭的行为。此外，图腾崇拜中还包含着一种自我辩解的企图：“如果我们的父亲能像图腾一样来对待我们，我们绝不会想到去杀他。”就这样，图腾崇拜帮助他们解决了各种矛盾。并使他们有可能忘却成了图腾崇拜起源的那一事变。

一些特征就这样形成了，并继而对宗教的本质产生决定影响。图腾宗教发端于那种基于孝心的罪恶感，旨在减轻这种感觉并通过对父亲的迟发性服从，令其息怒。后来所有的宗教大概也都致力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它们各不相同，这是因为它们产生于文明的不同阶段，运用了不同的方法；但是，它们又都展望着同一个终极，都是对文明发端于斯的同一伟大事变的反应，并且从其产生之日起，不再给人类以须臾的安宁。

还有一个特征早已存在于图腾崇拜之中，并原封不动地保存于宗教之中。矛盾情感的张力过于强大，任何人为之力都不能与之抗衡；或者极有可能一般意义上的心理条件都不利于去除这些对立的情感。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发现，隐现在父亲情结中的矛盾情感持续存在于图腾崇拜和一般的宗教之中。图腾宗教不仅包含了悔恨的表达和赎罪的企图，而且也是对战胜父亲的一种追忆。对胜利的满足导致了图腾餐这一纪念性节日的确立。在这一节日中，迟发性服从的种种限制荡然无存。这因此成了人们的一项义务，无论何时只要人们珍爱的罪恶成果（即对父亲品质的瓜分）由于生活条件的变化而有可能不再被人们记起，人们就会以牺牲图腾动物的形式反复再现弑父之罪。我们并不惊讶地发现，在后来的一些宗教产物中，儿子的反抗这一元素虽常常有着极其怪异的伪装和变形，也还是显露了出来。

至此，我们追踪了对待父亲感情中亲情流的发展，这一感情流经过变形成为悔恨，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宗教和道德禁戒之中。（道德禁戒与图腾崇拜并非截然不同。）然而，我们切不可忽略的一个事实是，这种感情流总的说来与那些导致弑父（这正是胜利之所在）的冲动是不可分的。在随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那些社会性兄弟感（这也是整个变形过程的基础）继续对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对血缘关系神圣化的过程中在对同一氏族内所有生命都休戚相关的强调过程中，它们都得到了表现。兄弟们以此来保障彼此的生命，他们宣称绝不会再像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待父亲那样来彼此相待了。他们努力排除重蹈父亲命运的可能。在图腾原有的宗教性杀生禁忌上又新添了社会性杀兄（弟）禁忌。这一禁忌在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才不再仅仅局限于氏族成员之中并获得了一种简单的形式：“不可杀人。”起初，父权部落被兄弟氏族（haternal clan）所取代，其存在也是由血缘关系加以保证的。现在，社会以同谋罪中的共犯关系为基础；宗教以带有悔恨的罪恶感为基础；而道德的基础则一部分是社会的迫切需要，一部分是为罪恶感所要求的赎罪行为。

因此，虽然与目前较新的有关图腾体系的观点相抵触，精神分析学仍要求我们假定图腾崇拜和族外婚不仅密切相连，而且具有同一根源。

六

有许多强劲的动因限制着我，使我无法进一步描绘宗教从图腾崇拜到目前状态的发展。我只沿两条线索来谈，对于它们的发展过程我可以一清二楚地向您道来，因为它们贯穿于如下的模式，即图腾献祭和父子关系这一主题。3050

史密斯已向我们表明，古代的图腾餐又复现于献祭的原初形式中。行为的意义是相同的，即通过同餐共饮而得以圣洁。罪恶感仍旧存在，唯有全体参与者精诚团结方可减缓。只有族神是新的，献祭就是在他面前（想象中的）进行的，他也加入到图腾餐中犹如氏族一员，享用图腾餐的人们因此实现了与他的认同。在一个原本极为陌生的环境中，这位族神何以享有如此殊荣呢？

答案也许是，就在这同时上帝的观念形成了（尽管来源不详），并控制了全部的宗教生活；答案也许还是，图腾餐和所有其他能够得到延续的东西一样，必须找到一个与新体系的接触点。然而，人类个体的精神分析研究反复向我们强调，他们每一个人的神都是依据自己父亲的形象构成的；他与神的个人关系取决于他与自己的肉身父亲的关系；并随这一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说到底，上帝不过是一位拔高了的父亲而已。正如在关于图腾崇拜的讨论中一样，精神分析学要求我们相信那些信徒，他们称上帝为父就像称图腾为部落祖先一样。假如精神分析学还值得考虑的话，那么，上帝观念中的父亲元素一定是最重要的一个元素（我们并不排斥上帝观念的其他来源和意义，只是精神分析学对它们派不上用场）。但是，那样的话，在原始献祭的情景中父亲有两次体现的机会：一次是作为上帝，另一次是作为图腾动物牺牲。而且即使精神分析学的这有限的几个解释不无道理的话，人们必然还会问这是否可能呢？到底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知道，神与神圣动物（图腾或献祭的牺牲）之间有着多重复杂的关系。（1）每一个神通常有一种动物（而且经常还有几种动物）作为专享物。（2）至于某些特别神圣的牺牲（“神秘的”牺牲），牺牲品绝对是神专享的动物（史密斯，1894，第290页）。（3）在图腾崇拜时代以后的很长时间内，神常常以动物之身受到崇拜（或者换个角度来看，动物被当作神受到崇拜）。（4）在神话传说中，神常常摇身一变成了动物，而且常常变成他专享的那种动物。

因此，假设神本身就是图腾动物，是在宗教感情（religious feeling）的后期阶段由图腾动物发展而来，这似乎不无道理。但是，考虑到图腾正是父亲的替代物，我们就不必再做更深入地探讨了。因此，如果图腾是父亲替代者的第一种形式，那么神便是后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父亲又重获人形。从构成各种形式的宗教根源（即对父亲的渴望）中派生如此一种新的臆造物完全是可能的，条件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在人与父亲或许还有人与动物的关系中已发生了一些根本变化。

即使我们无视因动物驯化而使人们开始在心理上疏远动物，图腾崇拜也因此土崩瓦解这一事实[参见第136页以下]，这种变化的发生迹象还是一眼就能看出的。在消灭父亲所产生的一系列事态中，有一个因素必然会随着岁月的流逝加剧人们对父亲的无限渴望。那些曾为弑父结帮成派的兄弟中的每个人都在心中燃起了一个欲望——要成为和父亲一样的人并以在图腾餐上分食父亲的替代者的行为来表达这一欲望。但是，由于作为一个整体，兄弟氏族对每位成员都形成一定压力，那一欲望便不能得以实现。在将来已没人能够或可能再得到父亲的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即使这正是他们苦苦争斗的对象。就这样，在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之后，那种曾驱使他们去行动的对父亲的痛恨逐渐淡化，而对他的渴望则与日俱增；一种理想有可能因此形成，它体现了原父的无限权力，当初他们曾竭力反对他而如今则愿随时随地听命于他。受决定性文化变迁的影响，氏族成员中人皆有之的民主特性变得站不住脚了；同时还产生一种倾向，即在对个人仰慕的基础上，通过臆造诸神来恢复古代的父亲理想。人变成神或神薨，这些观念我们今天看来真是信口雌黄到了极点；但是，即便在古典时代（classical antiquity）人们对此也是不以为然的。3051将惨遭谋害的父亲拔高为部落祖先的神是一个比古代那种与图腾缔结盟约更为严肃的赎罪企图。

我无法说明在这一发展过程的哪一点上可以找到适于那些伟大的母亲神的位置（她们也许往往要先于父亲神而出现）。然而，似乎可以肯定，对父亲的态度的转变并不局限于宗教领域，而是连贯地延展到深受父亲被废黜的影响的人类生活的另一面——社会组织之上。由于父亲神的引入，一个没有父亲的社会逐渐变成一个在父权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社会。家族是对先前原始部落的恢复，它将父亲们先前的大部分权力又重新给了他们。这下又有了父亲，但是兄弟氏族所取得的社会成就并未被抛弃；家族的新父亲们与部落的那位不受拘束的原父间的鸿沟仍旧那么宽广，保证了这一宗教渴求，即对父亲的尚未满足的渴望得以延续。

因此我们看到，在献祭的场景中，在族神面前父亲其实被体现了两次，一次作为神，另一次则作为图腾动物牺牲。但是在我们企图理解这一情况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某些诠释是以一种二维的方式做出的，好像这只是一个寓言，完全忘却了它的历史分段。父亲的这种双重相貌与这一场景在时间上连续的两个意义是吻合的。在这里，对待父亲的矛盾态度以及儿子的爱的情感终于战胜恨的情感，都得到了立体的表现。父亲被战胜（即他大败）的场景成了他的最大胜利的象征物。献祭中毫无例外随处可见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以相同的动作（以此纪念弑父行为）向父亲偿还了当初向他所施的暴行。

随着岁月的流逝，动物失去了它的神圣特征，牺牲也失去了它与图腾餐的内在联系；它成了给神的纯粹的祭物，一种取悦神的自我否定行为。上帝本人高高凌驾于人类之上，不通过中间媒介——僧侣——就不能接近他。同时，天命君王们也出现。在社会结构之中，并将父权体系引入国家。必须承认，曾遭废黜又被复位的父亲所进行的报复是严厉的，因为他的权威统治达到了鼎盛。那些被制服了的儿子们则是利用这一形势，为的是使自己进一步摆脱罪恶感。事实上，不管怎么说他们都不再为献祭负责了。是上帝亲自要求献祭并规定着献祭。在这一阶段上，我们发现神话表明，神亲自宰杀献祭给他的动物，而这一动物其实正是神自己。在此我们看到对那一弥天大罪的最极端的否认，而这一大罪却是社会和罪恶感的发端。这种献祭无疑还有一层意义，即对放弃早期的父亲代理者以接受上帝这一至高概念，它表示满意。在这一点上，精神分析学对这一情景的诠释与那种寓言式的表面解释大致相吻合，即神代表了对他自己本性中动物一面的征服。3052

然而，假设在父权恢复期间，父亲情结固有的敌视冲动可完全消除，那就错了。恰恰相反，神和君王这两个新的父亲代替者的最初阶段的统治显示了仍然为宗教特征的矛盾情感的那些最富有活力的迹象。

在其大作《金枝》中，弗雷泽（1911a，第2卷，第18章）提出这样的观点，拉丁（Latin）部落中最早的那些君王都是外族人，他们扮演了神的角色，并在某一喜庆之日被隆重地处死。每年一度的神的献祭（或自我牺牲）历来是闪米特宗教中最根本的特质。在人迹所至的绝大部分地区所举行的人祭仪式使人明白无疑地看到，牺牲品是作为神的代表而送命的；这些献祭礼仪也可以从近代人们用无生气的画像和偶像来取代活生生的人的做法中找到根源。这种神人合一的神祭（遗憾的是，我不能够像讨论动物献祭那样来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使我们能够对献祭的更古老形式的内在意义有进一步的理解。（史密斯，1894，第410页以下）这一神祭以其无与伦比的率直向我们坦陈了一个事实，即献祭动作的对象始终如一，这就是如今被奉为上帝的那个父亲。因此，动物以及活人献祭的关系问题便有了一个简单的答案。原初的动物献祭早已成了人祭，即弑父仪式的替代物；所以，当父亲的替身再次恢复人形时，动物献祭也可能变回到人祭。

因此，无论做出了多大的努力，对于第一次献祭的那一大动作的记忆是无法被抹去的；人们竭力回避着导致这一动作的那些动作。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这一动作的丝毫未变形的复制品在神祭的形式中形成了。在此我不必详述宗教思想的发展，尽管这一以合理化（rationa1izations）为外形的宗教思想使这一再现成为可能。丝毫没想到我们会从人类史前的那一大事变来推论献祭的史密斯指出，古闪米特人用来庆贺神之薨的节日典礼“新近都被解释为对神秘悲剧的纪念”。（同上，第413页）“这种哀悼”，他断言说，“并不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神的悲剧的同情，而是强制性的，是出于对天怒（supernatura1 anger）的恐惧不得已而为之的。而且哀悼者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申明自己与神薨无关——这一关键点我们早已在神人合一的献祭（如‘雅典城中的宰牛’）中见到过。”（同上，第412页）这些“新近的诠释”似乎极有可能是正确的，而且，欢庆者的感情似乎也在这一基本的情形中得到充分说明。

那么，就让我们假设这是一件事实，即在宗教后来发展的过程中，儿子的罪恶感和儿子的反抗这两个推动因素从未绝迹。在解决这一宗教问题上无论做出什么努力，在这两种对立的心理力量间无论达成什么样的和解，在历史事变、文化变迁和内部心理变化的共同影响下，它们毫无疑问迟早会趋于衰弱。

儿子在将自己置于父神（father-god）地位方面所做的努力已愈益明朗。农业的出现提高了儿子在父权家庭中的重要性。他再次斗胆展露自己的乱伦力比多，并在对母亲大地的耕作中得到象征性满足。诸神如阿提斯（Attis）、阿多尼斯（Adonis）和塔穆兹（Tammuz）等3053纷纷形成，植物精灵同时还有青春诸神都深受母亲女神们的偏爱。它们无视父亲的存在，与自己的母亲干起乱伦的勾当。通过这些臆造物却丝毫未有减轻的那一罪恶感在一些神话中得到体现。这些神话往往只赋予母亲女神们的这些年轻的新欢们以短暂的生命，并以阉割或以通过动物而显身的父亲的震怒来惩罚他们。阿多尼斯为阿芙罗狄蒂（Aphrodite）的神圣动物——野猪伤害致死；库柏勒（Cybe1e）的情人阿提斯则自行阉割而亡3054。对这些神的哀悼以及对他们复活的欢欣统统融入到另一位注定拥有持久胜利的儿神（sondeity）的礼仪之中。

当基督教首次出现在这古老的世界时，它遇见了来自弥特刺斯（Mithras）3055教的竞争，一时间内人们搞不清楚两个神祗中哪一个将获胜。尽管有神圣的光环围绕着他，但是这位年轻的波斯神却已不为我们所知了。从弥特刺斯宰牛的塑像中我们也许可以推知，他象征了一个儿子在独自献祭自己的父亲，这样便使他的兄弟们摆脱了同谋共犯这一包袱。还有一种方法可用来减轻众弟兄的罪责，这种方法由耶稣首先采用。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因此从罪孽中拯救了众弟兄。

有关原罪的教义源自俄狄浦斯3056的传说。它是这些神秘传说的组成部分，并由此传人古希腊哲学的各个流派之中。（雷诺1905～1912，第2卷，第75页以下）传说人类是提坦神（Titans）3057的后代，他们曾杀了年轻的狄俄尼索斯-扎格柔斯”（Dionysus-Zagreus）3058并将他撕碎。这一罪孽因而也成了人类的负担。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3059的一个残篇阐述了宇宙整体是如何遭远古时代的原罪破坏的3060，并说从原罪中流出的一切必将经受惩罚。提坦巨神们聚众闹事、肆意屠杀并碎尸万段，这一切足以使我们清楚地想起圣尼禄（同上，第2卷，第93页）所描述的图腾献祭。在这一方面，还有许多其他的古代神话也能让我们产生这一回想。例如，俄狄浦斯之死。然而，在这里却有一个令我们不解的差异，即受害者总是一个年轻的神祗。

毫无疑问，在基督教神话中原罪是违抗天父上帝的罪。然而，如果耶稣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从原罪的精神负担上拯救了人类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原罪就是夺命之罪。在人类感情中根深蒂固的以牙还牙惩罚法有一明确的规定，杀人必偿命。所以，自我牺牲也就暗示了原来的杀人之罪。3061如果以这种牺牲能偿还天父上帝一命的话，那么所偿还的也只能是弑父之罪了。

因此，在基督教教义中，人们毫不掩饰地承认了早在远古时期的那一罪恶行径，因为他们通过一位儿子的牺牲对这一原罪做出了最彻底的补偿。对父亲的补偿是更加的彻底，因为紧随这一牺牲是儿子们对女人的完全弃绝（须知，她们正是儿子们反抗父亲的原因所在）。然而，就在这一点上，矛盾情感这一心理必然现象找到了表现机会。儿子向父亲做出最大补偿的这一行为使他同时实现了反对父亲的愿望。他自己成了与父亲平起平坐（或更准确地说取代了父亲）的上帝。儿子宗教置换了父亲宗教。作为这一替代的一个标志，古老的图腾餐以圣餐礼（communion）的形式得到了复兴。在圣餐中，弟兄们济济一堂分食这个儿子（已不再是父亲）的血和肉，以此获得圣洁并与他认同。透过这漫漫的岁月，我们可以找到图腾餐与动物献祭、与神人合一的人祭以及与基督教的圣餐之间的同一性。而且，在这种种礼仪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一压得人们无法抬头，却多少又让他们引以为豪的原罪所产生的影响。然而，基督教圣餐从本质上讲是对父亲肉体上的消灭，是那一罪恶行径的重演。“基督教圣餐同化了一个无疑要大大早于基督教的圣餐。”3062我们可以看到弗雷泽的这一断言是完全正确的。

七

儿子们合力剪除原父这样的事变必然会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这件事越少被人们回忆起，由它产生的替代物也就越多。3063我将竭力不去指出它们留在神话中的俯拾皆是的痕迹，而是转向另一个方向并采纳雷诺在一篇极富启发意义的讨论俄狄浦斯之死的论文中提出的建议。3064

在希腊艺术史中，我们见到过这样一个情景，它与史密斯所说的那种图腾餐场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不乏巨大的差异。我脑海中呈现出最最古老的希腊悲剧的情景。一班人有着相同姓名，身着相同服装，围着一名领唱人，全神贯注于他的一言一行。他们是歌队，是英雄的模仿者。原初，英雄是唯一的演员。后来又增加了第二个、第三个演员，作为英雄的对应者，作为从他那儿分化出来的角色；但是，英雄本身这个角色以及他与歌队的关系没有改变。悲剧英雄必须受苦受难；时至今日，这仍是悲剧的本质。他必须承受所谓的悲剧罪过；但是，这一罪过的根本内容是不太容易看出的，因为从我们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这根本算不上是罪过。通常它只与反抗某个神或权威人物有关；歌队满怀同情陪伴着英雄，竭力阻止他，警告他，并竭力使他冷静下来，在他因鲁莽行事而遭罪不容赦的惩罚时，为他感到哀伤。

但是，为什么悲剧的英雄要受苦受难呢？他的“悲剧罪过”又是什么意思呢？让我长话短说，做个爽快的回答。他必须受苦受难，这是因为他是原父，是远古时期那一大悲剧中的英雄（这一悲剧经过有倾向性的歪曲之后正被重新上演）；而悲剧性罪过则是为了使歌队摆脱他们的罪过，英雄本人必须承当的罪责。戏台的场景是经过一系列系统歪曲后的历史情景——人们甚至会说，这是最滑头的伪君子的产物。在远离现实的场景中，其实正是歌队的成员们使得英雄遭受苦难；不过，此刻他们已因同情和懊悔而身心交瘁，因而英雄只能独自承受苦难了。面对赫赫权威却恣意妄为、桀骜不驯，这一本该是歌队成员——众弟兄们担当的罪责，都由他来独自承当了。因此，这位悲剧英雄尽管有违自己的意愿，还是成了歌队的救世主。

在希腊悲剧中，表演的特别题材是神羊——狄俄尼索斯的苦难，以及他的追随者（他们都与他认同）的悲叹。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几近湮灭的戏剧是如何在中世纪围绕着耶稣受难而再度获得新生。

因此，在结束这一极其简约的讨论时，我要坚持说，讨论结果表明，宗教、道德、社会和艺术的起源都汇集在俄狄浦斯情结之中。这与俄狄浦斯情结（目前就我们所知）构成了一切神经症的核心这一精神分析研究结论，完全一致。社会心理学的种种问题竟然也能在一个实实在在的论点——人与自己父亲的关系——的基础上得到解决，这对于我实在是一个惊人的发现。甚至还可能，另外一个心理学问题也与此有关。我常常不失时机地指出，本意上的矛盾情感（即同时存在的对同一对象的爱与恨）植根于许多文化制度之中。我们对这一矛盾情感的起源一无所知。一个可能的假设是，它是我们情感生活的一个根本现象。然而，我认为更值得考虑另一种可能性，即矛盾情感本来并不是我们情感生活的一部分，它是人类通过父亲情结习得的。3065正是在父亲情结方面，精神分析学对现代人类个体所做的检查发现，矛盾情感仍有极其强烈的表露。3066

但是，在结束这番议论之前，我必须找个机会指出，尽管我的所有论点使得各论点间本应为一种综合性的联结关系出现了高度的集中，但这并不能使我们忽视我的前提的不确定性和结论中的种种困难。我只想提一下后者中的两点，它们也许早已引起许多读者的注意。

大概不会有人注意不到，首先我将集体意识（collective mind）的存在当作我全部立场的基础。（可以说，集体意识的心理过程与个体意识的心理过程是相同的。）尤其是我假定了因那次行动的罪恶感已绵延了数千年，而且在那些对此行动可能一无所知的一代又一代人中继续发挥着作用。我假设了诸如遭受那位父亲百般虐待的一代又一代人的儿子们所形成的一种情感过程已殃及新的一代又一代的儿子们，而他们却因那位父亲早已被消灭，而免遭了那种虐待。必须承认，这些都是巨大的难题；任何解释若能不要此类假设，将是求之不得的。

然而，进一步的思考将表明，我并非孤掌难鸣，要独自去承担作出这种大胆推论的全部责任。如果不做集体意识的假设，社会心理学大概是无法存在的，因为集体意识的存在使我们有可能忽略因个体的消亡而出现的心理活动的中断。假如心理过程不能代代相传，假如每一代人都不得不习得自己对新生活的态度，那么，在这一领域中就不会有任何进步，几乎不会有任何发展。这就引起另外两个进一步的问题：代代相继的过程在多大程度上可归因于心理连续性（psychical continuity）？心理状态（mental states）的代际相传所采用的方式和途径是什么？我并不想装出一副样子，好像这些问题已得到了充分的解释，或者仅凭直接交往和传统（这些都是人们从呱呱坠地时便能接触到的现象）就足以说明这一过程。总的说来，在一代又一代的精神生活中，必要的连续性是以何种方式建立起来的，社会心理学并不感兴趣。这一难题也许部分地可用心理气质的遗传来解释，不过，心理气质必须先在个体的生活中获得一定的内在动力后，才能被激活进入实际运作。这也许就是诗人诗句的意义所在：

你从祖先手里继承的遗产，要努力利用，才能安享。3067

假如我们承认心理冲动可以完全被压制，以致不露任何痕迹，那么，这个问题就会显得更加棘手。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是最严厉的压制也一定会为畸变的替代性冲动和由这些冲动引起的反应留下余地。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定，没人能将自己的一些较重要的心理过程瞒过自己的后代。因为精神分析学已经向我们表明，每个人都在潜意识的心理活动中，拥有一套装置。这套装置能够使他诠释他人的反应，就是说，能够使他复原他人加诸在他们自己的感情体现上的种种失真表现。原初与父亲的关系遗留下众多的风俗、仪式和教条。对这一切所做的这种潜意识理解可以使后来的一代又一代人承接他们的情感遗产。

另一个难题实际上可以从精神分析领域中提出。原始社会中最初的道德戒律和限制已被我们解释成对一种行为做出的反应，而正是这种行为使那些做出这一行为的人获得了“罪”的概念。他们为这一行为而感到悔恨，并决意使这一行为不再重现，使这一行为的执行无利可图。这一富有创造性的罪恶感仍然存在于我们之中。我们发现，在神经症患者之中它以一种非社会的方式在运作，并形成新的道德戒律和恒久的限制以作为对他们所犯罪行的偿还，并作为对重犯这类罪行的防范。3068然而，如果我们调查这些神经症患者从而去发现到底是什么行为引起了这些反应，我们一定会大失所望。除了那些指向邪恶目的但却无法达到的冲动和情感以外，我们看不到任何行为。掩隐在神经症患者的罪恶感之下的永远是心理的现实，绝不是事实的现实。神经症的特征就是，患者们在这二者之间择取心理的现实，并像正常人对现实做出反应一样，对思想一本正经地做出各种反应。

难道原始人不是这样吗？我们有理由认为，作为他们自恋组织的现象之一，他们将自己的心理动作过高估计到一个离奇的程度。3069因此，仅仅针对父亲的那种敌视冲动，仅仅是那种杀父吞食的欲望幻想的存在，就足以导致形成了图腾崇拜和塔布的道德反应。这样，我们就没有必要从一个令我们绝无好感的险恶罪行中，去推论出我们是那么引以为豪的文化遗产的源泉。这样也不会破坏横贯古今的因果链，因为心理现实非常牢固，足以承受这一切后果。对此，人们可能会反对说，以社会为形式的从父权部落到兄弟氏族的转变真的发生过。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论点，但并非结论性的。这种转变虽然也许是以一种比较平和的方式完成的，但依然能够决定道德反应的出现。只要原父施加的压力仍能感觉得到，对他的敌视感便有理由存在，弟兄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悔恨，也只能有待日后了。如果就此进一步争论，认为从与父亲的矛盾关系中所派生的一切（塔布和献祭禁忌）具有最深沉的严肃性和最完整的现实性特征，这种进一步的争论便毫无价值可言。因为强迫性神经症患者的仪式和抑制显示了这些相同特征，而且这些仪式和抑制不过是由心理现实（即由意向而非意向的执行）派生而已。我们绝不能从这个一切财富尽显其物质价值的平凡世界中，将一种对仅仅是想象或欲求之物的轻蔑移植到原始人和神经症患者的那个一切财富尽在人们心灵深处的世界中去。

我们现在该拿定主意了，但这确实不太容易。不过，首先我们必须坦白地说，在别人看来似乎是根本性的那种差异在我们看来并不一定影响事物的核心。如果愿望和冲动在原始人看来具有充分的事实价值的话，那就是我们应该多多理解和重视他们的态度，而不是根据我们的标准来矫正他们。因此，让我们对神经症展开更为细致的检查，因为正是与这种病症的比较导致了我们目前的这一疑虑。不太准确地说，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在过分的道德包袱的重压下，只是在防御心理的现实，并且因仅仅是感觉到了某些冲动而自我惩罚。历史的现实在此也占有一席之地。早在孩提时代，他们就有了这些邪恶的冲动，纯粹而又简单，并且在童年尚欠阳刚之气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这些冲动转化成动作。这些过分贞洁的人们中的每一个人早在婴儿时代便都经历了一个邪恶时期，即倒错（perversion）阶段。这一阶段成了后来极度道德时期的先驱和先决条件。如果我们假设在前一种情况下，心理的现实（至于它的结构形式，我们不加怀疑）一开始就与事实的现实相符，原始人也真的是干了他们想干的一切，那么原始人与神经症患者间的相似性将因此得到更彻底的巩固。

不过，我们也不可被这一判断（即原始人与神经症患者间有着极大的相似性）牵得太远。要牢牢记住，这二者间还是有区别的。但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我们在思维与行动之间所做的截然区分在他们身上都是不存在的。然而，神经症患者毕竟在其行为方面是受到抑制的，在他们那儿思维完全替代了行动。而另一方面，原始人则是不受抑制的，所以思维直接过渡到行动。在他们那儿，行动却替代了思维。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没下任何定论，我却认为面对此情此景，仍有把握假定“太初有为”。3070

摩西与一神教

（1939）

杨韶刚　译

黎明　校

杨韶刚　修订

按语

本书是弗洛伊德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它由三篇论文组成。在第一篇论文中。弗洛伊德运用其广博的学识和独特的精神分析方法，追溯了犹太一神教与它的创立者摩西之间的关系，以丰富的历史事实探讨一神教在犹太人中得以发展的史前史根源。第二篇论文着重分析了摩西创立一神教之后，在犹太民族中产生的影响，以及如何以传说的形式在人民中间广为流传。弗洛伊德引经据典，既借用了有关的历史资料，又与精神分析的独特方法相结合。勾画了一幅鲜活的宗教发展的历史画卷。读来令人兴趣盎然。第三篇论文是弗洛伊德于1938年流亡英国后发表的。主要是对前两篇论文的重复和扩展。总之，本书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一神教的本质和起源，揭示了上帝不是神，而是被后人神化了的人；它说明宗教问题并非神秘不可测，揭开宗教欺骗人的虚幻面纱，人们不难发现其真实本质。由于本书具有一定的反宗教倾向。加之当时纳粹已表现出支持天主教会和反犹的倾向，因此。本书是分三部分断断续续出版的。前后历时4年多。本书是弗洛伊德后期思想的重要代表作，读者可结合阅读《图腾与禁忌》、《一个幻觉的未来》、《精神分析纲要》等著作，更全面地了解弗洛伊德对宗教问题的看法。

英文版编者导言

组成本著作的三篇论文的前两篇最初见于《意象》杂志，1937年23（1），第5～13页，和（4），第387～419页；这两篇文章的英译本见于《国际精神分析杂志》，19（3）（1938年），第291～298页，和23（1）（1939年），第1～32页。第三篇文章第二部分的第三节由安娜·弗洛伊德于1938年8月2日在巴黎的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代作者阅读，后来分别发表于《国际意象杂志》，24（1/2）（1939年），第6～9页，题目是《理智的进展》。第一篇文章和第二篇文章的前三部分收录在《出版社年鉴》1938年第9～43页。当这些早期出版物收录到全集中时，只做了很少几处并不重要的变动。这些变动在本文中做了注解。

显然是在1934年夏季弗洛伊德完成了本书的第一稿，题目是：《摩西这个人，一本历史小说》（琼斯，1957，第206页）。在1934年9月30日给阿诺德·茨韦格的一封长信中（收录在弗洛伊德1960a，《书信集》第276页），他对本书，以及对没有发表本书的原因做了说明。这些说明和他给下面第三篇文章的序文中的第一篇所做的解释（第54页3071）是完全相同的——即一方面怀疑他的论点是否足以确立，另一方面担心罗马天主教会对出版所做出的反应，罗马天主教会当时在奥地利政府中占统治地位。从他当时对这本著作本身所做的说明来看，听起来和我们现在所做的说明基本相同，甚至它的形式，三个不同的章节也保持不变。但是，其中必然要做一些改变。弗洛伊德经常表达他对此不满——特别是对第三篇文章不满。看来在1936年夏季做了一次总的重新改写，尽管我们所听说的有关这个主题的内容远非清晰（琼斯，1957，第388页）。不管怎么说，第一篇文章发表于第二年（1937年）年初，第二篇发表于年底。3072但第三篇文章仍然受到了阻碍，直到最后在弗洛伊德于1938年春到达英国后才终于交付印刷发行。本书于该年秋天在荷兰印刷，英译本发表于翌年3月。

或许一个读者对《摩西与一神教》初感惊讶之处可能是某种非正统性，甚至其结构的偏离中心：即三篇文章的长度大不相同，两篇序言都放置于第三篇文章的开端，第三篇序言置于同一篇文章的中间，经常重新约定要旨和重复——这些不规则的方面在弗洛伊德的其他作品中并不知晓，而他自己曾不止一次地指出过，并为此而表示道歉。对此当作何解释呢？毫无疑问应归咎于本书的创作环境：漫长的时期——4年或更长时间——在此期间经常修订，最后阶段严重的外部困难，在纳粹占领维也纳时奥地利一连串极度的政治骚乱以及弗洛伊德被迫移居英国。这些影响的结果只在这篇短文的有限和短暂的领域内可见，这一事实可在紧接本文之后的那本著作——《精神分析纲要》——中得到结论性的证明，这是弗洛伊德著作中最简明和组织得最好的。

但是，如果断定《摩西与一神教》在表现形式上缺乏什么，那并不意味着对其内容方面或其论证力方面的批评。其历史的依据无疑是专家们争议的事，但心理学发展以其前提所适合的技巧却可能使没有先入之见的读者信服。特别是那些熟悉个体精神分析的人将受到强烈的吸引，要去发现在对一个民族群体的分析中所表现出来的同样一系列发展。当然，全部著作都可视为是弗洛伊德早期在《图腾与禁忌》（1912～1913）和《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中对人类社会组织起源研究的继续。对本书的一个非常精细而有教益的讨论将在厄内斯特·琼斯的《传记》（1957，第388～401页）的第13章中发现。

第一篇　摩西，一个埃及人

要使一个民族失去他们以其最伟大的儿子而感到自豪的这个人，并不是一件可以欣然接受或草率办成的事，对那些本身就是该民族一员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但是，我们绝不能容许为了所谓民族利益而使我们置真理于不顾的这种想法；况且，对这些事实加以说明可望使我们获得有关的知识。

曾使犹太民族获得了解放，赋予他们法律并为他们建立了宗教的摩西这个人3073，可以追溯到如此遥远的时代，致使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对他究竟是一个历史人物还是一个传奇人物做一初步探讨。如果他存在过，他生活的时代是公元前13世纪，但也可能是公元前14世纪。除了在关于犹太人的各种圣书及其作品中记载下来的传说之外，我们对他一无所知。虽然还不能最后明确地确定这个问题，但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声称支持这种观点，即摩西曾是一个真实的人，与他有关的《圣经》中的《出埃及记》确实发生过。公正地说，如果不承认这个前提，以色列人的后期历史就是不可理解的。确实，今天的科学变得更加精细，并且对待传说问题比早期的历史批评要宽容得多了。

关于摩西这个人，最引起我们注意的首先是他的姓名，在希伯来语中是Mosheh。我们可能会问，“它起源于何处？”“它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出埃及记》第二章里的说明已做了回答。书中告诉我们，一位埃及公主救起了这个被弃置在尼罗河里的婴儿，给他起了这个名字；书中还提出了一个词源学的理由：“因为我是把他从河里救出来的。”3074但是，这个解释显然是不确切的。《圣经》对这个名字的解释是，“从水中救出来的人”，《犹太百科全书》3075的一位作者的论证认为这是一个民间词源学的解释，一开始就用词源学的解释来协调希伯来语的这种主动语态形式是不可能的——因为Mosheh的意思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打捞东西的人”。（he who draws out）我们可以再提出两个证据来支持这个反对意见，首先，把一个起源于希伯来语的名字赋予一位埃及公主是很荒唐的；其次，使婴儿摩西从水中被救出来的那条河肯定不是尼罗河。

另一方面，人们早就表示怀疑，从许多不同的方面说，“摩西”这个名字都派生于埃及语词汇。我不拟一一列举在这个意义上加以论证的所有那些权威人士的话，而将引用最近刚出版的一本书的有关段落，这就是J·H·布雷斯特德写的《良心的曙光》（1934年），他写的《埃及史》（1906）被公认为是一本标准的著作。他写道：“重要的是应该注意，他的名字，摩西，是埃及人的名字。它就是埃及词语‘mose’，意思是‘孩子’，它是下述这些名字全称的缩写：亚蒙摩西（Amenmose），意即‘亚蒙神之子’；或普塔摩西（Ptah-mose），意即‘普塔神之子’；这些名字本身很可能是‘亚蒙神（给予的）一个孩子’或‘普塔神（给予的）一个孩子’这种全称的缩写。将儿童的名字缩写早就是代替复杂全名的一种方便迅速的形式，摩西即‘孩子’这个名字在埃及人的墓碑上并不罕见。毫无疑问，摩西的父亲在他儿子的名字前加上了一个诸如亚蒙或普塔之类的埃及神祗的名字，这个神圣的名字目前已逐渐消失不用了，人们索性把这个孩子叫作‘摩西’（Mose）。该词后面的S是《旧约全书》的希腊文译本中附加上的，在希伯来语中没有S，只有（Mosheh）。”3076我已经逐字逐句地重述了这一段话，我绝不是想要分担详述它的责任。另外使我感到相当吃惊的是，布雷斯特德根本没有提到那些同类神祗的名字，他们是埃及国王的名字，例如阿摩西（Ahmose）、索斯-摩西（Thoth-mose）和赖-摩西（Ra-mose）。

现在我们可能会期望，一个和许多人一样都承认“摩西”是个埃及人名字的人也会得出这个结论，或至少会考虑这种可能性，有这种埃及人名字的人本身一定是个埃及人。虽然在现代人们并非只有一个名字，而是有两个——一个是姓，另一个是名——虽然姓名发生变化或在新情况下采用一个类似的姓名并非没有可能，但是现代我们却会毫不犹豫地得出上述这些结论。因此，当我们进一步证实，诗人沙米索3077本是法国人，而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uonaparte）却有意大利血统，根据他的姓名来推测，本杰明·迪斯雷利确实是个意大利犹太人时，我们丝毫也不感到惊奇。在古代和原始时代，人们就会认为，根据一个人的姓名来判断他的国籍所得出的诸如此类的结论似乎可靠得多，而且事实上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就我所知，还没有一位历史学家就摩西的情况得出这一结论，甚至像布雷斯特德那样，愿望假定“摩西具有埃及人的一切聪明才智”的人，也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3078

究竟什么原因阻止他们这样做，还无法得出明确判断。很可能他们对《圣经》传说的崇敬是不可战胜的。也可能认为摩西这个人绝不是希伯来人这种观点似乎过于奇怪了。不管怎么说，承认摩西这个名字是个埃及人的名字，看来并未被视为提供了关于他的起源的决定性证据，而且看来还没有从中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倘若人们认为关于这位伟人的国籍问题很重要，就一定会渴望提出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的新材料。

这就是我这篇短文的目的之所在。它希望能在《意象》杂志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要求所依据的事实是，它必须做出贡献的材料是对精神分析的一种应用。以这种方式获得的证据毫无疑问只会给少数熟悉精神分析思维过程和能够赏识其研究结果的读者留下印象。但是，我希望本文对他们将是有意义的。

1909年，当时仍在我影响之下的奥托·兰克（Otto Rank），在听了我的建议之后出版了一本书，题目是《英雄诞生的神话》。3079该书探讨的事实是，“几乎所有杰出的文明民族……在早期阶段就开始在许多诗歌神话和传奇中颂扬他们的英雄，传奇的故事里国王和王子、宗教、王朝、帝国和城市的创立者。简言之，颂扬的是他们的民族英雄。这些人物的诞生及其早期生活史开始变得特别具有幻想色彩，尽管不同的民族在空间位置上相距甚远，甚至完全相互独立，却表现出一种奇妙的类似性，而且确实还有部分字面上的一致性。许多研究者对这个早就被公认的事实留有深刻的印象。”[第1页]如果按照兰克的这种观点，我们可以（用一种略微类似于高尔顿[Ga1ton]的技巧）3080构想出一个“一般的平均状态的传奇”，把所有这些故事的基本特征都突出出来，那么，我们就能得出下面的描述：

“英雄是最有权势的贵族父母的孩子，通常是某个国王的儿子。”

“他还未降生之前就经受了磨难，例如母亲节制饮食或难产，或者他的父母由于某些外部禁令或障碍而不得不秘密地进行性活动。在他母亲怀孕期间，甚至更早的时候，往往有个预言（以梦或神谕的形式）警告说，他的诞生通常会对他的父亲造成危险。”

“因此，这个新生的婴儿通常被他的父亲或代表他父亲的某个人下令处死或者暴尸野外，一般地说他被装在一只小箱子里抛到河里去。”

“此后他便被野兽或被出身卑微的人（例如牧羊人）救起，并且由母兽或出身卑微的女人哺养。”

“他长大之后，经过极其复杂曲折的经历重新发现了他那出身高贵的父母，他一方面向父亲施行报复，另一方面受到了人们的公认，并获得了伟大的声誉。”[第61页]

这类诞生神话中最古老的历史人物当属阿卡得的萨尔贡（Sargon of Agade），他是巴比伦的创建者（公元前280年）。对我们而言尤其感兴趣的是引用他自己对此做的说明。

“萨尔贡，全能的国王，我是阿卡得的国王。我的母亲是个女祭司，对我的父亲我一无所知。而我父亲的兄弟住在山里。在我的城市阿苏比兰尼，它位于幼发拉底河畔，我的母亲，即那个女祭司，怀上了我。她秘密地把我生下。她把我放进芦苇做的箱子里，用沥青把箱子封好，然后把我放入河中，河水没有将我淹没。河流把我带给了阿克（Akki），他是一位提水者。这位提水者阿克出于善心而把我救出。这位提水者阿克把我当成他自己的儿子哺养长大。这位提水者阿克使我成为他的园工。在我当园工干活期间，（女神）伊斯塔与我相爱了，我成了国王，我执掌王权达45年。”[第12～13页]

从阿卡得的萨尔贡开始的一系列传奇中，我们最熟悉的名字有摩西、赛勒斯和罗米拉斯。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兰克还把诗歌或传奇中其他全部英雄人物汇集在一起，讲述了有关他们幼年时期相同的故事，或者全部讲述，或者讲述较易认可的片断——这些人物包括俄狄浦斯、卡纳、帕里斯、忒勒福斯、珀耳修斯、赫拉克勒斯、杰尔加麦什、阿菲翁和塞索斯等人。3081

兰克的研究使我们了解了这种神话的来源和目的，我只需对此提出一些简短的说明即可。所谓英雄，就是一个有勇气反抗他的父亲并最终战胜了他父亲的人。我们的神话把这场斗争追溯到这位英雄的史前期，因为这表明他是违背其父亲的意志而降生的，并且逃避了其父亲的恶念而得救。遗弃在箱子里显然是诞生的象征表现：箱子就是子宫，而河水则是羊水。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在无数的梦中表现为从水中拉上来或从水中救出来。3082当一个民族的想象力把我们正在讨论的这类诞生的神话与一位杰出人物联系起来时，该民族便以这种方式承认他是一个英雄，并且宣布他已经完成了一位英雄一生正常的模式。然而，事实上，这类全部诗歌虚构的来源就是所谓儿童的“家庭浪漫史”，其中儿子的反应是，他与父母，特别是与父亲的情感关系发生了变化。3083儿童最早期的几年是由对其父亲过分崇敬而加以控制的；按照这种观点，梦和神话中的国王和王后必然代表父母。后来，在敌对情绪和现实生活中的失望情绪影响下，儿童开始使自己脱离父母，并对其父亲采取了批评的态度。这样一来，神话中的这两个家庭——贵族家庭和卑微家庭——都是这个孩子自己家庭的反映，因为它们在他以后生活的各个时期都会表现出来。

我们可以公正地说，这些解释使广泛流传的英雄诞生的神话的一致性得到了更全面的理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更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关于摩西诞生和被遗弃的传奇都占有特殊的地位，而且在主要方面确实同其他传奇神话相矛盾。

我们不妨从这两个家庭开始，按照传奇的说法，这位儿童的命运便取决于这两个不同的家庭。就我们所知，根据精神分析的解释，家庭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年代顺序不同而已。在这类神话传说的典型形式中，这个孩子降生的第一个家庭是一个贵族家庭，在大多数情况下常常是个皇亲国戚；使这个孩子长大成人的第二个家庭则是一个地位卑贱的家庭或在不幸的时代没落了的家庭。况且，这也符合（“家庭浪漫史”的）某些情况，解释可以把这种传说追溯至此。只有在关于俄狄浦斯的传说中这种差异才变得混淆不清：被某一个皇室家庭遗弃了的孩子却被另一对皇室夫妇所收养。人们感到，恰恰是在这个例子中，两个家庭最初的同一性才可以在该传说本身被模糊地感觉到，这绝非出于偶然。两个家庭之间社会地位的悬殊差别为这个神话提供了——我们知道，这个神话是用来强调一位伟人的英雄本质的——第二种功能，当用于某个历史人物时，这第二种功能往往具有特殊意义。因为神话也能用来为英雄创造一种高贵的品质，以提高他的社会地位。对米底亚人而言，赛鲁斯是个外国征服者；但借助于一个关于遗弃的传说，他却成了米底亚国王的孙子。这同样适用于罗米拉斯。假如真有罗米拉斯这个人存在，那他一定是个不明出身的冒险家，一个暴发户，但是，神话传说却使他成为阿尔巴·隆加皇室的后裔和继承者。

摩西的情况则迥然不同了。就他的情况而言，他的第一个家庭，虽然是个贵族家庭，但却逊色得多。他是犹太族利未人的孩子。但是，第二个家庭，虽然地位很低下，但却是被埃及皇室所取代的；埃及公主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养大。这种偏离常规的情况曾使许多人感到大惑不解。爱德华·迈尔3084和他以后的其他人都认为，这个传说在当初是不一样的。根据他们的观点，法老曾得到一个预言梦3085的警告，预言他女儿生的一个儿子将给他和他的王位带来危险。因此，这个孩子出生之后，他便将他遗弃在尼罗河里。但是，这个婴儿却被犹太人救了，并当作他们自己的孩子哺养成人。出于“民族主义的动机”（如兰克所说）3086，这个传说才变成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种形式。

但是，只要稍加思考便会知道，关于摩西的这种最初传说是不可能留存下来的，这是一个与其他学说并无二致的传说，因此它既可能源自埃及人，也可能源自犹太人。第一种选择可以排除：埃及人并没有颂扬摩西的动机，因为摩西并不是他们的英雄。因为我们可以设想，这个传说是在犹太人当中产生的——就是说，它以人们所熟悉的形式（意即，以关于出生传说的典型形式）与他们的领袖人物联系起来。但是，就此目的而言那是完全不合适的，因为对一个民族的传说来说，把他们的伟人说成是一个外国人究竟有什么用呢？

关于摩西的传说在今天看来，显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摩西不是出身于王室，传说就不会把他视为英雄。如果只把他当作一个犹太人的孩子，那是无法提高他的社会地位的。整个神话传说中只有一小部分有用：可以确信，这个孩子在强大的外部力量面前仍然生存下来。（这个特征在关于耶稣童年的故事中反复出现过，海罗德国王在故事中扮演了法老的角色。）因此，我们事实上可以自由地假设，后来有些人对这个传说的内容做了拙劣的改编，他们发现，可以把某些类似于虚构一个英雄的古代弃婴传说的情节引入到关于英雄摩西的故事中来，只是由于情况特殊，这些情况才不适用于摩西。

我们的研究只好以这个既缺乏说服力、又不明确的结果为满足了，而且这些研究对于回答摩西是否是个埃及人这个问题可能没有什么帮助。不过，还有另一个或许更有希望的研究方法可以用来评价这个关于弃婴的传说。

我们不妨回到神话传说中的两个家庭中去吧。我们知道，在分析解释的水平上，这两个家庭都是同一的，而在神话传说水平上，它们却被区分成贵族家庭和卑贱家庭。但是，只要神话传说所涉及的这个人物是一个历史人物，就会有第三种水平——即现实水平。其中一个家庭是个真正的家庭，传说中的那个人（即那位伟人）确实是在这个家庭出生并长大成人的；另一个家庭则是虚构的，是神话传说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捏造出来的。一般地说，地位卑贱的家庭是真实的家庭，贵族家庭是虚构的家庭。摩西的情况看来略有些不同。在这里或许新的研究路线将使事情得到澄清：在每一种有可能检验的情况下，第一个家庭，也就是把婴儿遗弃的家庭，是一个虚构出来的家庭；而第二个把摩西收留并哺养长大的家庭则是一个真实的家庭。假如我们有勇气承认这个主张的普遍真实性，并且也把它运用到关于摩西的传说中，那么，我们立刻就会将事情看得一清二楚：摩西是个埃及人——很可能出身于贵族之家——传说则把它变成了一个犹太人。这就是我们的结论。把婴儿遗弃在河里，故事里确有其事；但是，为了使它和这个新的目的相一致，只好把它的目的略加粗暴地曲解了。从一种牺牲婴儿的方法变成了一种拯救他的方法。

关于摩西的传说和所有其他诸如此类的传说截然不同，这可以追溯到他的生平历史的独特性。在正常情况下，一个英雄在一生的过程中，往往从最初的卑贱地位中崛起，而摩西这个英雄的一生则是从尊贵的地位一落千丈开始的，是从下降到以色列人之子（即犹太人）开始的。

我们一开始进行的这项简单的研究，是期望从中获得新的证据，以支持对摩西是个埃及人的疑问。我们已经发现，根据他的名字而提出的第一个证据使许多人都不能相信。3087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根据对弃婴传说的分析而提出的这个新的证据也可能不会获得成功。人们无疑会反对说，有关该传说的形成和变化的情况毕竟太荒唐了，因此，难以认为我们的这种结论是合理的，而且关于摩西这个英雄人物的这些传说——非常纷杂混乱和相互矛盾，而且有明显迹象表明，人们许多世纪以来持续不断地进行带有倾向性的修改和补充——一定会阻碍人们力图揭示这些传说背后的历史真理的实质。我本人并不持有这种不赞同的消极态度，但我也并未站在反对它的立场上。

如果不可能获得比这更明确的证据，那么，人们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要使大家注意这一研究呢？我十分遗憾地说，即使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那也不可能直截了当地提出。因为倘若一个人被我在此提出的两个论据牵着鼻子走，倘若他打算严肃地对待关于摩西是个埃及贵族的假设，那么，展现在面前的将是一个非常有趣而广泛的前景。借助于某些不太遥远的假设，我相信，我们将能够理解促使摩西走出这不同寻常的一步的动机，而且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我们还可能对他赋予犹太民族的法律和宗教的大量独特之处的依据有所理解。另外，还将使我们对一神教宗教的起源加以概括与重要的思考。不过，这些重要的结论只在心理学的或然性基础上大概难以发现。即使我们把承认摩西是个埃及人这个事实作为历史的第一个立足点，那么，我们至少还需要有第二个可靠的事实，以保护大量可能出现的证据，使其不受下述批评的谴责，这些批评认为它们是异想天开的产物而且过分脱离现实。只要提出关于摩西的生平年代和与此同时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期的客观证据，或许就可以满足这一要求。但是，这个要求并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因而对于摩西是个埃及人这一发现的更多含义，最好还是不提为妙。

第二篇　如果摩西是个埃及人

在投给本杂志3088的一篇早期文稿中，我试图提出一个新的论点，以支持犹太民族的解放者和法律奠基者摩西这个人不是犹太人，而是埃及人的假设。人们早就注意到，他的名字派生于埃及词汇，尽管这个事实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我曾补充说，与摩西有关的弃婴神话的解释必然导致人们得出推论，认为他是个埃及人，但有一个民族需要把他说成是个犹太人。在我那篇论文的结尾处，我曾指出，从摩西是个埃及人的假设中可以得出重要而深远的含义，但我并不准备公开地论证以支持这些含义，因为它们只不过建立在心理学的或然性基础上，而且缺乏任何客观的证据。以这种方式获得的观点的重要性越大，人们就越强烈地感觉到，在没有安全基础的情况下，把它们暴露在外，面对外界的批评攻击时就必须谨慎——犹如一座置于泥土基座上的青铜雕像。即使是最具有诱惑力的可能性也不可能防止出错；即使一个问题的所有部分都拼合得像益智拼合图那样严丝合缝，我们也必须想到，有可能的不一定都是真理，真理也并非总是可能的。而且，发现自己和那些喜欢显示其智巧，而不管他们的论点可能与现实有多远的学究及捧着犹太法典不放的人为伍，这毕竟不是一件吸引人的事情。

虽然这些迟疑对我来说在今天和以前一样令人沉重，我的各种相互冲突的动机，却促使我决心完成我的早期论文的这一续篇。但是我再说一遍，这并不是全部内容，也不是全部内容的最重要的部分。

一

因此，如果摩西是个埃及人——我们从这一假设中得出的第一个成果就是一个新的谜，而且是一个难解的谜。如果一个民族或一个部落3089准备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那就完全可以预料，它的一位成员将自命为领袖，或者将被推选出来担任这一职务。但是不容易猜测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诱使一位贵族的埃及人——或许是一位王子、祭司或高级官员——使自己担任一群处于文明的退化水平的移民外国人的首领，并且率领他们离开他的国家呢？埃及人对外国人众所周知的蔑视，使这样一种行动格外不可能。确实，我完全可以相信，这就是为什么甚至那些承认摩西这个人的名字是个埃及人的名字，并且把埃及人的全部智慧都归于他的历史学家们也不愿意承认摩西是个埃及人这种明显的可能性。

第一个困难之后紧接着出现了第二个困难。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摩西不仅是在埃及定居的犹太人的政治领袖，而且是他们的法律制定者和教育者，并且强迫他们接受了一种新的宗教，正是从这一天起这种新的宗教以他的名字被称为摩西律法。但是，单独一个人能如此轻易地创立一种新的宗教吗？如果任何一个人希望影响另一个人的宗教，他最自然的做法不就是使他改信自己的宗教吗？在埃及的犹太人当然不会没有某种形式的宗教；而且倘若赋予他们新宗教的摩西是个埃及人，那么，关于这另一种新的宗教是埃及宗教的推测就不能弃之不顾。

有某种障碍阻挡着这种可能性：在摩西所创立的犹太宗教和埃及宗教之间存在着最强烈的对比。犹太宗教是一种规模庞大的、严格的一神教：只有一个神，它是唯一的神、全知全能的、无法接近的；他的神色是不容许人的肉眼窥见的，绝不能制作他的肖像，甚至他的名字也不能提及。而在埃及宗教中，具有各种不同身份和起源的神祗多得不计其数，其中有几个是伟大的自然力量的化身：如天和地、太阳和月亮，有一个是临时的抽象概念，如马特（Ma’at，指真理或正义），或者是一个漫画中的怪物，如形似侏儒的拜斯（Bes）；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当地的神祗，起源于这个国家被划分成许多省份的时期，这些神具有动物的形象，仿佛他们尚未完成从古老的图腾动物的进化，他们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而只在分派给他们的功能上略有不同。赞颂他们的圣歌对他们讲述得几乎是同样的话语，毫不犹豫地将他们一视同仁，这种方式使我们完全没有指望把他们混淆起来。这些神祗的名字相互结合，以至于其中一个神的名字几乎可以缩减为另一个神的性质形容词。所以，在“新王国”的繁盛时期，底比斯城的主神被称为“阿蒙赖”（Amen-Ré）；这个复合词的第一部分是个长着公羊头的城市之神，而赖（Ré）却是古老北方长着鹰头的太阳神的名字。巫术和仪式活动，符咒和驱邪符在对这些神祗的祭祀中占据着支配地位，犹如它们在埃及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支配地位一样。

这些区别中有一些可以很容易地产生于严格的一神教与不加限制的多神教之间的基本对立。另一些则显然是由于精神与理智3090水平的差异所致，因为这些宗教中的一种非常接近于原始的（发展）阶段，而另一种已上升到含有高度抽象性的顶峰。或许正是由于这两种因素才不时使人产生一种印象，即摩西的犹太教与埃及宗教之间的这种对立是故意的，并有意调强的。例如，当其中一种宗教以最严厉的术语谴责魔法和幻术时，而在另一种宗教中它们却最为盛行，或者当埃及人兴致勃勃、不知满足地用泥土、石头和金属具体体现他们的神祗时（今天我们的博物馆拥有如此众多的此类东西），而犹太教却坚决禁止制作任何活着的人或想象出来的神的肖像。

但是，在这两种宗教之间还有另一种对立，我们尝试做出的解释还没有触及到这种对立。古代没有任何民族（像埃及人那样）如此费尽心机地去否认死亡，或者为使自己在下个世界的生存成为可能而耗心竭力。因此，死亡之神奥西里斯（Osiris）这位另一世界的统治者，是埃及诸神中最著名和最不容争议的。另一方面，古代犹太宗教却完全放弃了不朽性；死亡之后生命继续存在的可能性无论在哪里都从未提到过。而这是最值得注意的，因为以后的经验表明，相信死后的生活是与一神教宗教完全一致的。

我们曾希望，关于摩西是个埃及人的假设能在各个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并给人以启发。但是，我们由该假设所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即他给予犹太人的这个新宗教曾是他自己的埃及宗教——已经因为我们认识到这两种宗教具有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特点而失去了效用。

二

埃及宗教史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向我们展现了另一种可能性，这个事件只是后来才被认识到，并得到人们的赞同。摩西给予他的犹太民族的这个宗教，很有可能仍然是他自己的宗教——它是埃及宗教的一种，尽管不是埃及当时奉行的宗教。

在光荣的第十八王朝，埃及第一次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大约在公元前1375年一位年轻的法老执掌了王位。一开始他和他的父亲一样，被称为阿蒙诺菲斯（Amenophis）（四世），但是后来他改了名字，而且不仅仅改了他的名字。这位国王开始强迫他的埃及臣民接受一种新的宗教——一种与其数千年古老传统和他们所熟悉的所有生活习惯截然相反的宗教。这是一种严格的一神教，就我们所知，在世界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尝试，而且与此相应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信奉一个神的宗教偏执，这种信仰以前在古代是遭到反对的，而在此后却保存了如此长时期。但是，阿蒙诺菲斯的统治只持续了17年。他于公元前1358年去世后不久，这种新的宗教即被废除，这位持异端邪说的国王也从人们的记忆中被驱逐出去。我们对他的一知半解，得知于他所建立的并以他的神命名的新王朝首都的废墟中，以及他旁边的石头坟墓的碑文中。我们所能了解到的关于这位值得注意的，而且确实独一无二的人的情况，应该是人们最感兴趣的。3091

一切新事物必然在早期事物中有其起源和先决条件。埃及一神教的起源可以比较肯定地追溯到久远的过去。3092在某一重大时期，在古老北方（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的太阳神庙的僧侣们中有一些倾向在起作用，想要发展成一个普遍神的观念，并且强调其本性的伦理学方面。真理、秩序和正义女神马特是太阳神赖的一个女儿。在阿蒙诺菲斯三世（即那位改革者的父亲和前任）统治期间，对太阳神的崇拜就已经获得了新的激励，这种崇拜很可能与已变得强大无比的底比斯的阿蒙崇拜形成对立。太阳神的一个非常古老的名字，阿顿或阿图姆（Aten or Atum）又重新突出表现出来，在这个阿顿宗教中，这位年轻的国王发动了一场有待于引导的运动，他无须成为这场运动的第一个发动者，而只要成为一个依附者也就可以了。

埃及的政治状况在此时开始对埃及宗教产生持久的影响。由于伟大的征服者图特摩西三世（Tuthmosis）的军事功绩，埃及已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现在的帝国包括南方的努比亚（Nubia），北方的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一部分。这种帝国主义在宗教中表现为宇宙神教和一神教。既然法老的责任范围现在不仅包括埃及，还包括努比亚和叙利亚，因此，神也必须放弃他的民族局限性，正如法老是埃及人所知的灵魂和世界的无限统治者一样，这也必须适用于埃及的新神。另外，随着帝国疆界的扩张，埃及自然变得更容易接受外来的影响；皇室的某些妻妾们曾是亚洲的公主3093，而且很有可能一神教的直接鼓动因素就是从叙利亚渗透进来的。

阿蒙诺菲斯从未否认过他坚持古老北方的太阳神崇拜。在石墓上保存下来的，很可能是他亲手所做的两首对阿顿的圣歌中，他称赞太阳是埃及内外一切生物的创造者和保护者，这种狂热赞美，直到许多世纪以后在犹太人赞誉上帝耶和华（Yahweh）的赞美诗里才被重复过。然而，他并不满足于对太阳辐射作用这一科学发现的惊人预见。毫无疑问，他更往前走了一步：他不是把太阳作为一个物质对象来崇拜，而是作为一个神的象征来崇拜，这个神的能量是以其光线来表现的。3094

不过，如果我们只把他视为在他之前就已存在的阿顿宗教的坚持者和促进者，那么，我们对这位国王可就不太公正了。他的活动是一种更有活力的介入。他引进了一些新的东西，他第一次把一个宇宙之神的教义转变为一神教——这是个排他性的因素。在他写的一首圣歌中，他明确宣称：“啊，您这唯一的神，除了您之外别无其他的神！”3095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在评价这种新教义时，仅仅了解其积极的内容是不够的：它的消极方面几乎是同等重要的——即了解它所放弃的东西。如果设想这种新的宗教就像雅典娜跳出宙斯的额头那样一蹴而就，全副武装地出现在生活中，那也是错误的。相反，一切迹象均表明，在阿蒙诺菲斯统治期间，阿顿教的势力一点一点地加强，变得更透明、更持久、更严厉、更不容异端邪说。很有可能这种发展是在阿蒙教的祭司们奋起强烈反对这位国王的改革的影响下产生的。在阿蒙诺菲斯统治的第六年，这种敌对情绪达到了高峰，致使这位国王更改了他的名字，那个被禁止的阿蒙神的名字曾是他的名字的一部分。现在他不再叫“阿蒙诺菲斯”，而是自称为“埃克赫那顿”（Akhenaten）3096。但是，他不仅从他自己的名字中拭去了那个被痛恨的神的名字，而且也把它从所有的雕刻碑铭中拭去了——甚至连他的父亲，阿蒙诺菲斯三世的名字也不例外。他更名为埃克赫那顿之后不久，便放弃了受阿蒙神支配的底比斯城，在尼罗河下游为自己建了一座新的王朝首都，他命名为阿克塔顿（Akhetaten，意为阿顿的地平线）。它的遗址就是现在人们所熟知的泰尔·埃尔·阿马尔那3097。

这位国王所进行的最严厉的迫害是指向阿蒙神，但又并非仅仅指向他。在整个王国内神庙被关闭，敬神的仪式遭禁止，神庙的财产被没收。确实，这位国王的狂热竟达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他下令清查古老的纪念物，以便把上面有复数的“神”这个词都涂抹掉3098。毫不奇怪：埃克赫那顿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在受到压制的祭司们和心怀不满的普通人当中引起了一种狂热的复仇情绪，直到这位国王死后这种情绪才得到自由表现。阿顿宗教还没有流行开，它很可能仅限于这位国王周围很少数的人。埃克赫那顿的结局掩藏在隐秘之中。我们听说过他自己家族的几个短命的、虚幻的继承者的情况。他的女婿图坦卡顿（Tut’ankhaten）已经被迫迁回到底比斯，并且用阿蒙神的名字替换了他的名字中阿顿神的名字。此后经历了一段混乱时期，直到公元前1350年，一位名叫哈莱姆哈布（Haremhab）的将军才成功地恢复了秩序。光荣的第十八王朝寿终正寝了，与此同时，它所征服过的努比亚和亚洲也丧失了。在这段幽暗的国王空缺时期，古老的埃及宗教得以重新建立。阿顿宗教被废除，埃克赫那顿的皇城被毁坏并受到劫掠，人们只把他当作罪人来记忆。

现在我们将怀着某种特殊的目的强调阿顿宗教的消极特点中的几个要点。首先，一切与神话、法术和魔法有关的事情都被排除在外了。3099其次，表现太阳神的方式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个小金字塔和一只鹰3100，而是——而且这几乎是很平凡的——一个光芒四射的圆盘，其光束终结于人类之手。尽管阿马尔那时期艺术非常昌盛，但人们并未发现关于太阳神的任何其他表征——没有关于阿顿个人的意象——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将来也不会发现。3101最后，关于死亡之神奥西里斯和冥界，人们完全沉默不语。圣歌和坟墓的碑铭都未能使人们了解任何与埃及首都最密切的事情。与通俗宗教的这种对立在此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3102

三

现在我想要大胆地得出这个结论：如果摩西是个埃及人，如果他把自己的宗教传给了犹太人，那它一定是埃克赫那顿的宗教，即阿顿宗教。

我已经对犹太宗教和埃及的通俗宗教做了比较，并且指出了它们之间的对立。我现在必须对犹太教和阿顿宗教做个比较，以期证明它们在起源上的同一性。我认识到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于阿蒙神教的祭司们采取的报复行为，我们或许对阿顿宗教了解得太少了。对于摩西宗教，我们只知道它的最终形式，它是在犹太人受难时代之后大约800年，由犹太祭司们所固定下来的。尽管这些材料可能不太适当，如果我们能找到支持我们的假设的少数证据，我们就能对它们做出高度评价。

有一条捷径可证明我们的论点，即摩西宗教无非就是阿顿神教——就是说，假如我们有一个信仰声明书，一个宣言的话。但是，我担心有人会告诉我们此路不通。众所周知，犹太教的信仰声明书上说：“Schema Jisroe1 Adonai Elohenu Adonai Echod.”3103如果埃及的阿顿（或阿图姆）这个名字听起来与希伯来语的阿东耐（Adonai，意为君主）这个词以及与叙利亚神阿东尼斯（Adonis）的名字很相似这并不仅仅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由于言语和意义上的原始一致性，那么，这个犹太教的信条即可这样翻译：“听着，啊，以色列人：我们的上帝阿顿（阿东耐）是唯一的神。”遗憾的是，我完全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在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献中我几乎找不到有关它的答案。3104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大概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将必须重新回到关于这个神的名字问题上来。

这两种宗教之间的类似性和差异是较容易辨别的，但却不能给我们多少启示。这两种宗教的形式都是严格的一神教，我们倾向于把它们的共同之处探寻到这个基本的特征上来。犹太一神教在某些方面的行为表现比埃及一神教更苛刻：例如它禁止用任何图画来代表神。（除了它们的神的名字不同之外。）最基本的差异在于犹太教完全没有太阳崇拜，而在埃及宗教中却仍能发现这种太阳崇拜。当我们在和埃及的通俗宗教做比较时，我们有一种印象，除了这种基本的对立之外，还有一种有意向性的矛盾因素在这两种宗教之间的差异中发挥着作用。我们知道，阿顿宗教是埃克赫那顿怀着对通俗宗教的有意敌视而发展起来的，如果我们在进行比较时用阿顿宗教来取代犹太宗教，那么，这种印象似乎就是合理的。我们正确而又惊奇地发现，犹太教和来世或死后的生活毫无联系，尽管这种宗教教义本应和这种最严格的一神教和谐一致。但是，如果我们从犹太教回到阿顿宗教，并且设想这种不谈来世的特点起源于阿顿宗教，这种惊奇便不复存在了，因为在埃克赫那顿看来，这是他反对通俗宗教中所必需的，在通俗宗教中死亡之神奥西里斯所起的作用或许比上埃及地区任何神祗的作用都大。犹太教和阿顿教宗教之间在这个重要观点上取得一致，这是对我们的论点最有力的支持。我们将发现它并不是唯一的论据。

摩西不仅确实给予犹太人一种新的宗教，而且可以同样肯定地说，他把割礼的风俗传给了他们。这个事实对我们的问题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而且至今还没有考虑过。确实，《圣经》上的说明不止一处与此相矛盾。一方面，它把割礼追溯到宗祖时代，把它作为上帝和亚伯拉罕之间一个约定的标志；另一方面，在一段特别含糊的段落中，《圣经》描述了上帝怎样因为摩西忽视了一个已成为神圣的风俗而感到愤怒3105，并且想要杀死他；但是他的妻子是个米底亚人，由于迅速地施行了割礼手术而把她的丈夫从上帝的盛怒中挽救下来。3106不过，这些说法都是些歪曲，我们不应该被它引入歧途；随后我们将发现这些歪曲的原因。事实是，对这个问题只有一种答案，犹太人是从埃及获得这种割礼风俗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告诉我们，割礼的风俗早就土生土长在埃及3107，而且他的这种说法已经在木乃伊的发现中和古墓墙壁的图画中得到了证实。就我们所知，东地中海地区没有任何民族实行过这一风俗；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断定，闪米特人、巴比伦人和苏美尔人都未施行过割礼。《圣经》故事本身认为迦南的居民也未施行过割礼；对于雅各（Jacob）的女儿和示剑的王子的历险经历来说，这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在犹太人滞留埃及期间以某种方式获得了割礼的风俗，而和摩西的宗教教义无关，这种可能性由于完全没有基础而可以被驳倒。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割礼是埃及一种普遍的民间风俗，我们不妨暂时采3108纳这个通常的假设，即摩西是个犹太人，他想把他的同胞从埃及的束缚下解救出来，并带领他们在另一个国家形成一种独立的、有自我意识的国度——事实上这确实发生了。在那种情况下，他同时把一种相当麻烦的习俗强行施加给他们，这种习俗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把他们变成了埃及人，并且必定永久地使他们保持对埃及的记忆，这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他付出这些努力的目的只能适得其反，旨在使他的人民疏远这片束缚他们的土地，并且克服他们对“埃及的奢豪生活”的渴望。不，我们由此而出发的事实与我们补充进去的假设是如此不相容，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如果摩西给予犹太人的不仅是一种新的宗教，而且给予他们割礼的戒律，那么，他就不是个犹太人而是一个埃及人了。在这种情况下，摩西宗教很可能是埃及宗教，而且鉴于它和通俗宗教，即阿顿宗教的对立，因此后来的犹太教在某些明显的方面与阿顿宗教一致。

我已经指出，我做出的关于摩西不是犹太人而是埃及人的假设造成了一个新的谜团。他的行为过程在犹太人看来似乎较易理解，而在埃及人看来却不可理解。然而，如果我们把摩西置身于埃克赫那顿时代，并且设想他和那位法老有联系，那么，这个谜团就会消散，将解答我们所有问题的动机便有可能昭然若揭。我们不妨首先假设摩西是一个贵族，而且是个杰出的人，或者像传说中所说，实际上是个皇室成员。毫无疑问，他意识到了他的伟大能量、野心和精力，他甚至可能已经预见到有一天他将成为他的人民的领袖，成为这个王国的统治者。由于和法老接触密切，他成了这个新宗教的坚定追随者，他把这个新宗教的基本思想变成了他自己的思想。当这位国王去世以及其后的反抗出现后，他看到他的所有的希望和前程都破灭了，如果他不准备放弃对他来说如此宝贵的全部信念，埃及也没有更多的东西值得他眷恋——他已经失去了他的国家。在这种困境之中他找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解决方法。那位梦想家埃克赫那顿已经与他的人民疏远了，并且使他的帝国分崩离析。摩西那更充满能量的本性正孕育着一项计划，他要建立一个新的王国，找到一个新的民族，把埃及所轻蔑的那种宗教传给他们，作为他们的崇拜对象。我们能够看出，这是一种与命运抗争，在两个方向上来补偿埃克赫那顿的灾难给他带来的损失的英雄般的尝试。或许当时他是边疆省戈森（Goshen）的首领，（或许早在希克索人时期3109）某些闪米特部落便定居于此。他把这些人选做他的新的子民——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定。3110他与他们达成一致，自命为他们的首领，并“运用手中力量”把他们带出了埃及。3111与《圣经》的传说完全相反，我们可以推断这次出埃及是和平地发生的，而且没有受到追赶。摩西的权威使这次出埃及成为可能，而且在当时也没有能够阻止它的中央行政权力机构。

按照我们的这种构想，离开埃及的这次大迁徙发生在公元前1358年和公元前1350年之间的那段时期——就是说，在埃克赫那顿死后和哈莱姆哈布重新建立国家权威之前。3112那次大迁徙的目的地只能是迦南的国土。在埃及的统治地位崩溃之后，好战的阿拉米人（Aramaeans）游牧部落侵入了这片领地，进行征服和掠夺，并以这种方式表明一个强悍的民族可以为自己赢得新的土地。我们从1887年在阿马尔那城的废墟中发现的信件中了解了这些勇士们。在那里他们被称为“哈比鲁人”（Habiru），这个名称（我们不知道是怎样）传给了后来的犹太入侵者——希伯来人——在阿马尔那的信件中并没有提到他们。在巴勒斯坦南部的迦南也居住着一些部落，他们是逃离埃及的那些犹太人的最接近的亲戚。

我们所发现的那次出埃及的动机从总体上说也适用于割礼的引入。我们很熟悉人们（包括国家和个体）对割礼这种原始用途所采取的态度，现在人们对此却很难理解。那些没有施行过割礼的人认为割礼非常奇怪，并对此略感恐惧，但那些施行了割礼的人却为此而自豪。他们因此而感到地位提高、人格高贵，并且蔑视地看待那些未行割礼的人，认为他们是不洁净的。即使在今天，土耳其人也咒骂基督教徒是“未行割礼的狗”。可以设想，作为埃及人的摩西本人接受过割礼，也享有这种态度。他带领着离开他的国家的犹太人应该比那些他抛在身后的埃及人优越。犹太人在任何方面都不能比他们低劣。他希望使他们成为一个“神圣的民族”，就像在《圣经》一书中明确表述的那样3113，他把这种风俗也介绍给他们，作为这种献身的标志，使他们至少和埃及人平起平坐。如果他们由于这个标记而被隔离开来，而且他们的大迁徙会使他们不与异族混交，就像埃及人自己不与所有异族混交一样，那么，摩西只会对此表示欢迎。3114

但是，后来犹太传统的表现却似乎不利于我们一直在做的那种推论。如果承认割礼是由摩西引入的一种埃及风俗，那就几乎无异于承认，由摩西传给他们的宗教也是一种埃及宗教。有充分的理由来否认这一事实，这样一来，关于割礼的真实情况也就必然相互矛盾了。

四

在这一点上，我预料我的假设会遭到反对。这种假设把摩西当作一个埃及人置于埃克赫那顿时代。他所做的接收犹太人的决定是由那个国家当时的政治环境引起的，这种假设还认为，他传给或强加给他的被保护人的那种宗教是阿顿宗教，实际上是在埃及本土已经土崩瓦解的那种宗教。我预料有人会说，我提出的这种臆测式的构想太自以为是了，对此在这份材料中没有任何根据。我认为这种反对意见是没有道理的。我已经在我的引言中强调了一些值得怀疑的因素；可以说，我已经把这个因素放在了括弧之外，这可以使我省去不少麻烦，以免重复与括弧内每一个项目有关的内容。

我可以用我自己的几句评价性的话来继续这场讨论。我的假设的核心——即犹太一神教对埃及历史上的一神教事件的依赖性——曾被许多作者猜疑和提到过。在这里我无须引证这些观点，因为这些观点都没有说明这种影响究竟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即使在我们看来，这种影响和摩西这个人有联系，除了我们喜爱的那种可能性之外，我们也应该提到某些其他的可能性。千万不要认为官方阿顿宗教的垮台使埃及的这种一神教潮流完全中止了。起源于古老北方的阿顿宗教的祭司们，从那场灾难中幸存下来，并且有可能继续将其思想倾向的影响传给埃克赫那顿之后的几代人。因此，即使摩西并非生活在埃克赫那顿时代，并没有受过他的个人影响，如果他只是古老北方祭司制度的一位追随者或一位成员，他所采取的这种行动仍然是可以想象的。这种可能性就会推迟那次出埃及的时期，使之更接近于通常所采纳的时期（即公元前13世纪）；但这种提法并没有什么意义。这样，我们对摩西的动机的洞察便失去作用，那个国家盛行的无政府状态促成了出埃及的提法也不再适用，第十九王朝的后继国王们建立了强大的政体。只是在那位持异端邪说的国王死后的那段时期，才有可能把所有的内外部条件都聚合在一起，这才有利于那次出埃及的实现。

犹太人除了有《圣经》之外，还有丰富的文学，在其中可以发现，在许多世纪的岁月中产生的围绕他们的最初领导者及其宗教创立者的伟人摩西的传说和神话，它们对此既做了说明又有模糊不清之处。在这种材料中散见的可能还有一些可靠传说的片断，对此在《摩西五卷》（the Pentateuch）中没有记载。这种传说中有一则引人入胜地描述了摩西这个人甚至在童年就表现出他的野心。有一次，当法老把他抱在怀里，并把他高举起来逗着玩时，这个年仅3岁的小男孩从国王头上摘下了皇冠，并把它戴在自己头上。这种不祥之兆使国王惊醒了，他不得不为此而和他的智者们商量。3115到处都传说着他作为埃及将领在埃塞俄比亚的军事行动取得了胜利，而且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才逃离埃及，因为他有理由担心朝廷中的人们或者法老本人的妒忌。《圣经》本身也描述了某些完全可以相信的摩西的特点。把他描述为性格暴躁的人，很容易发火。例如，在盛怒之中他斩杀了野蛮对待犹太劳工的残忍的监工，还有一次他因手下人的变节而发怒时，把他从神山（西奈山）上带下来的圣律台都砸碎了；确实，上帝最终因为他的一次暴躁的行为而亲自惩罚了他，但我们并不知道是怎样惩罚的。31163117既然这种特征并不能给他增加光彩的特征，它或许很可能就是个历史事实。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犹太人在早期对他们的上帝的描述中——把他描述成好妒忌的、严厉而且粗鲁的——所包括的某些性格特点，可能归根结底得之于对摩西的回忆；因为带领他们走出埃及的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不可见的上帝，而是摩西这个人。

摩西身上的另一个特征特别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据说摩西“讲话很慢”：他一定是患有某种抑制或言语紊乱。因此，人们设想在他同法老交谈时，他必须叫他的兄弟亚伦（Aaron）来帮忙。3118这可能又是一个历史事实，这对于富有活力的描述这位伟人做出了令人欢迎的贡献。但这也可能还有另一种更重要的意义。人们可以回想起这个略带歪曲的事实，摩西讲的是另一种语言，若没有翻译在场他就无法同他的闪米特人组成的新埃及人进行交流，至少在他们建立关系之初是这样的——这样，摩西是个埃及人这个论点又有了一个新证据。

但是，现在看来，我们的研究似乎已经暂时告一段落了。在目前我们还不可能从摩西是个埃及人的假设中得出更多的结论，不论这个假设是否已被证实。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不会把《圣经》中关于摩西和《出埃及记》的描述视为不过是一种虔敬的想象出来的虚构，它出于了自身带有倾向性的目的而重新修改了古老的传说。该传说的原始形式我们并不知道；若能发现进行这些歪曲的目的，我们应该高兴，但是由于对历史事件的无知而使我们置身于黑暗之中。我们的重新建构并没有为《圣经》故事中许多出色的表现片断留下余地，例如十大灾祸、红海的通道以及西奈山上接受十大戒律的神圣场面——这个事实不会对我们有任何妨碍。但是，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和当今公正的历史研究者们的研究结果相矛盾，那么，我们绝不能认为这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

在当代历史学家中我们可以爱德华·迈耶尔为代表，在一个决定性的看法上他们和《圣经》故事意见一致。他们也赞同这种观点，后来发展成为以色列民族的犹太部落在某个时期接受了一种新的宗教。但在他们看来，这事并非发生在埃及，也不是发生在西奈半岛的一个山脚下，而是在一个名叫麦里巴-卡代什（Meribah-Kadesh）的地方3119，是一个以其泉水众多而著称的绿洲，位于西奈半岛东部和阿拉伯西部边界之间的南巴勒斯坦一片广袤的土地上。3120他们在那里接受了对上帝耶和华的崇拜，很可能是从相邻的阿拉伯米底亚人部落中接受过来的，很可能邻近的其他部落也是这个神的追随者。3121

耶和华无疑是一位火山神。现在大家都知道，埃及并没有火山，西奈半岛的群山中从来没发生过火山爆发；另一方面，沿着阿拉伯西部边界的地方，直到最近可能才有了火山活动。因此，这些山中有一座一定是被视为耶和华家园的西奈-霍莱布（Sinai-Horeb）。3122姑且不论《圣经》故事所经历过的全部修正，按照爱德华·迈耶尔的看法，关于这个神的性格的原始描述是能够重新建构的：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嗜血成性的魔鬼，他在夜间四处游荡而躲避白天的阳光。3123

在这个宗教建立时，上帝与人之间的媒介者就是摩西，他是米底亚祭司叶忒罗（Jethro）的女婿，当他接受上帝的召唤时，他正在放牧羊群。他还在卡代什受到了叶忒罗的会见，并且接受了他的一些忠告。3124

虽然爱德华·迈尔说，他确实从未怀疑过在滞留埃及的故事和埃及人的灾难之间有某种历史的联系3125，但他显然并不知道如何处置和利用他所认识到的这个事实。他打算承认从埃及继承下来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割礼的风俗。他补充的两个重要的说明进一步证实了我们以前的那些论断：首先，约书亚（Joshua）命令人们接受割礼，以便“把埃及人的责难从你身上席卷而去”3126；其次，引用希罗多德的话说，“腓尼基人（无疑就是犹太人）和巴勒斯坦的叙利亚人自己曾承认他们是从埃及人那里学到这一风俗的。”3127但是他几乎未谈及有关埃及人摩西的事；“我们所知道的摩西是卡代什的祭司们的祖先——就是说，是一个系谱传说中的人物，他和某种崇拜有关，而不是一个历史人物，因此（除了那些把传说中的一切统统视为历史真理的人之外），在那些把他视为历史人物的人当中，谁也不能给他增添任何内容，把他描述为一个具体的人，或者指出他可能做过什么贡献以及他的历史功绩可能有哪些。”3128

另一方面，迈耶尔一直不厌其烦地坚持认为摩西和卡代什及米底亚人有关系：“摩西这个人与米底亚人和沙漠中的崇拜中心有着密切的联系……”3129而且：“这样一来，摩西这个人便和卡代什建立了不可分割的联系（玛撒和麦里巴3130），这可以他当上了米底亚祭司的乘龙快婿作为补充。相反，他和出埃及这件事情的联系，以及他年轻时的全部故事，都完全是次要的，而且只不过是把摩西联结成一个持续的传说故事的结果。迈耶尔还指出，在摩西年轻时的故事中所包含的主题后来都被抛弃了：“在米底亚的摩西不再是一个埃及人和法老的孙子，而是一个牧羊人，耶和华在他身上显了灵。在讲述十大灾祸时，不再谈论他以前的联系，尽管对这些联系可以很容易地加以有效的利用，而且杀死以色列（新生）男婴的命令31313132也被完全遗忘了。在《出埃及记》和埃及人的毁灭中，摩西什么作用也没有起到：甚至连提都没有提到他。他的童年传奇所预想的英雄般的性格在后来的摩西身上完全失去了；他只不过是上帝的使者，耶和华向他提供了超自然力量，才使他成为奇迹执行者。”3133

我们不容争辩地具有这种印象，虽然传说把制造黄铜蛇作为治疗之神实际上归功于摩西3134，但这个卡代什和米底亚的摩西绝不是我们所推论的那个出身贵族的埃及人，他向他的人民展示了一种宗教，其中一切魔法和符咒都以最严格的术语加以禁止。我们的埃及人摩西和米底亚人摩西的区别，或许并不亚于宇宙之神阿顿和住在神山上的魔神耶和华之间的区别。而且如果我们完全相信最近历史学家们提供的资料，我们将必须承认，我们试图从摩西是个埃及人这个假设中引出的线索已经再度中断了，而且这一次似乎没有希望加以接续。

五

未曾预料，又有一条出逃之路展现出来。自从爱德华·迈耶尔以来，人们从未停止过研究摩西的努力，力求发现他是一个超越于卡代什祭司的人物，并且证实传说所赋予他的荣耀和尊严。（参见格雷斯曼[Gressman，1913年]以及其他人的研究。）然后在1922年，厄内斯特·塞林获得了一个发现，决定性地影响了我们的问题。他在先知何西阿书（Prophet Hosea）（公元前8世纪中叶）中发现了一些毋庸置疑的线索，有一则传说这样认为，他们的宗教创立者摩西在他的倔强而执拗的人民的一次奋起反抗中遭到了粗暴的结局，同时，他所引进的这种宗教也被抛弃。然而，这一传说不仅在何西阿书中出现过，在有关后来的先知们的大多数著作中都出现过，而且按照塞林的看法，它确实成了后来犹太人期望中的救世主弥赛亚（Messianic）的根据。在巴比伦之囚的末期，在犹太人中产生出一种希望，希望那个被他们耻辱地杀害了的摩西能起死回生，带领他的悔恨的人民，或许还不只他们，进入永恒的极乐天国。在这里我们看不出这和那位后期宗教的建立者的命运有什么明显的联系。

再说一遍，我当然并不是要判断塞林是否正确地解释了有关先知们的章节。但是，如果他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他所辨认出来的传说具有历史的可信性，因为这些事件不是随便杜撰出来的。并不存在这样做的明确动机；但是倘若它们真的发生过，那就很容易理解，人民渴望忘掉它们。我们并不一定要承认该传说的全部细节。在塞林看来，约旦河东部地区的希廷（Shittim）可被视为攻击摩西的地点所在。但是我们不久将发现，这个地区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接受的。

我们将借用塞林的假设，即埃及人摩西是被犹太人杀害的，而且他所引入的宗教也被抛弃了。这就使我们能进一步理清线索，而又不至于和历史研究的真实结果相矛盾。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将大胆地与权威们的观点保持独立，并且“沿着我们自己的道路走下去”。那次走出埃及仍然是我们的出发点。一定有数量相当多的人跟随摩西离开了那个国家；一小批人似乎并不值得这个抱有雄心大志的人考虑。这些移民很可能已在埃及居住了相当长时间，已繁衍为人口相当多的民族。但是，如果我们和大多数权威们同样假设，后来成为犹太民族的人只有一部分经历过在埃及发生的那些事件，我们当然也不会有太大的错误。换句话说，从埃及归来的那个部落后来在埃及和迦南之间的大片土地上，同其他在此定居了相当长时期的有亲戚关系的部落联合起来了。由此而产生了以色列民族的这次联合，表现为接受了一种所有部落共有的新的宗教，即耶和华宗教——根据爱德华·迈尔的看法（1906，[第60页及以下]），这次事件是在米底亚人的影响下在卡代什发生的。自此以后，这个民族感到自己强大得足以对迦南的领土采取入侵行动。设想摩西和他的宗教所遭受的灾难发生在约旦河东岸，这不符合事件的发展过程；它一定发生在这些部落联合之前很久。

毫无疑问，在犹太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有一些大不相同的因素聚集在一起，但在这些部落中最大的差异是他们是否经历过在埃及的居留，以及此后发生了什么事。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说，这个国家是由两个组成部分联合而成的；在一段短时期的政治联合之后，它又分裂成两个部分——以色列王国和犹太王国。历史就喜欢这样的循环往复，即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方面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例子是由众所周知的宗教改革提供的，在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间隔之后，曾一度属于罗马的德国和一直保持独立的德国之间的边界纠纷又再次表现出来。在犹太人的例子中，我们不可能如此忠实地再现原有的事态；我们对这些时代的了解太少了，以致我们无法断定，那些定居下来的部落是否又在北部王国被接收下来，那些从埃及回来的人则在南部王国被接受下来；但即便如此，后来的分裂也不可能和早期的联合无关。以前的埃及人很可能在数量上少于其他民族，但在文化上却表现得更强大。他们对该民族的进一步发展施加了更强大的影响，因为他们带来了其他民族所没有的一种传统。

或许他们带来了某种比传统更确实更具体的东西。犹太人史前时期最难解的一个谜是利未人的来源。可以把他们追溯到以色列的十二个部落之一——即利未部落——但没有一个传说敢于断定该部落最初定居在哪里，或者在被征服的迦南土地上哪一部分分给了他们。他们占据了最重要的祭司职位，但却和一般的祭司有明显区别。利未人并不一定是个祭司；利未也不是等级的名称。我们为关于摩西这个人物的假设提供了一种解释。像埃及人摩西这样一位达官显贵竟然去加入这个并非同伴的异族，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当然带着他的随从——他的最亲近的追随者，他的书记员，他的家仆。利未人最初就担任这一职务，认为摩西是个利未人的传说看起来显然是歪曲了这个事实：即利未人是摩西的追随者。我在早先那篇论文中已经指出，只有在利未人当中才在以后出现了埃及人的名字，这一观点已得到事实支持。3135可以断定，摩西的追随者中有相当数量的人逃避了降临在他本人和他所创立的宗教上的灾难。在其后数代人的发展过程中，他们的人数成倍增加，开始和他们居住地的民族相融合，但却始终忠于他们的主人摩西，保留着对他的回忆，执行着他的教义的传统。在与耶和华的信徒们结合的时候，他们形成了一个有影响的少数派，在文化上优于其他人。

我提出一个暂时的假设，在摩西垮台和在卡代什建立新宗教期间，产生了整整两代人，或者说经过了甚至一个世纪。我找不出任何办法来确定，这些新的埃及人（在这里我喜欢这样称呼他们）——即那些从埃及归来的人——是在他们部落的亲人们采纳了耶和华宗教之后呢，还是在此之前便与他们重逢的呢？第二种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但是在结果上不会有什么差异。在卡代什所发生的是一种妥协，其中摩西的部落分享到一定利益是明确无疑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回顾一下割礼风俗所提供的证据，它就像是一块标准的化石，一再向我们提供帮助。这种风俗在耶和华宗教中也成了法律规定，而且因为它和埃及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接受这种风俗只能是对摩西的追随者们的一种让步，这些追随者——或者他们之中的利未人——不会放弃这种对他们来说是神圣的标志。[第30页]他们如此希望挽救其古老的宗教，他们甚至为此而准备接受一个新神，接受米底亚的祭司们告诉他们的关于这个新神的一切。他们可能还赢得了其他的让步。我们已经提到，犹太人的仪式对于利用上帝的名字规定了某些限制性条件。在说到耶和华时，必须用阿东耐（Adonai）[吾主]一词来代替。我们都想把这一规定引进我们所论证的这种前后关系中来，但这只是一个没有任何基础的臆测。众所周知，关于神名的这种禁制是原始时代的“一种禁忌”。我们不理解它何以恰恰是在犹太人的戒律中得到了复活；我们认为这是在新的动机影响下发生的，这并非没有可能，没有必要假设，这种禁制是一直被遵守的；在给个人起名时——即在复合名字中——上帝耶和华的名字可以自由使用[例如约克南（Jochanan），杰休（Jehu），乔舒亚（Joshua）]但是，与这个名字有关的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据我们所知，《圣经》研究的评鉴认为，旧约全书开始的六卷书有两个文件来源。3136这两个来源以J和E来区分，因为其中一个使用的是耶和华作为上帝的名字，另一个用的是“埃洛希姆”（Elohim）。可以肯定不是“阿东耐”。但是，我们可以牢记一位权威所说的话：“不同的名字是两个起源不同的神的明显标记。”3137

我们业已提出，保留割礼的风俗证明，在卡代什建立的这种宗教包含着一种妥协。我们可以从J和E所做的一致的说明中看出这种妥协的性质，在这一点上J和E的说明便又回到一个共同的根源（一种书面式的或口头的传说）。其主要目的是要证明这个新神耶和华的伟大和力量。既然摩西的追随者如此重视他们从埃及出逃的那次经历，这次解放行动必须归功于耶和华，而且对这次事件进行了润色，以证明火山之神那可怕的威严——例如在夜间变成一根火柱的烟（云）柱，以及暂时将海水分开，将追兵用合拢的海水淹死的那场风暴。3138这种解释将出埃及和新宗教的建立结合在一起，并且否认了它们之间存在长时间的间隔。因此，授予十大戒律的事便表现为不是发生在卡代什，而是发生在神山脚下，以一处火山爆发为标志。但是，这种解释对于回忆摩西这个人却极不公正；是他而不是火山之神把人民从埃及解放出来。因此应对他做一点补偿，也就是把摩西这个人转移到卡代什或者西奈-霍内布山，并将他置身于米底亚祭司的地位。我们以后将发现，这种解决方法满足了另一个不可避免的紧迫目的。以这种方式可以达到一种相互的一致性：住在米底亚一座山上的耶和华被允许将其活动范围扩展到埃及，以此作为交换，摩西的生存与活动空间则扩展到卡代什以及远至约旦河东岸的国家。这样，他便被融合为后来的那位宗教建立者，米底亚的叶忒罗的女婿[第35页]，并且把他的摩西这个名字借给了他。但是，关于这第二个摩西，我们却无法做出个人的解释——他被第一个摩西，即埃及人摩西，如此完全地掩蔽了——除非我们指出《圣经》对摩西性格的描述中的矛盾之处。他常常被描述为专制、脾气暴躁甚至行使暴力，但是他也曾被描述为最温和最有耐心的男人。3139后面这些品质显然不适用于埃及人摩西，因为他必须带领他的人民从事如此巨大而困难的事业；这些品质可能属于另一个摩西，即米底亚人摩西的性格。我以为，我们可以合理地把这两个人物区分开来，并且设想埃及人摩西从未到过卡代什，从未听说过耶和华的名字，而米底亚人摩西从未去过埃及，对阿顿教也一无所知。为了把这两个人物结合在一起，传说或传奇都要把埃及人摩西带到米底亚，我们已经看到现在流行的不止一种这类解释。

六

我再次准备发现自己受到责难，人们指责我过分肯定而又不合理地重构了以色列人的早期历史。我并不觉得受到这种批评是对我的严厉打击，因为在我自己的判断中也有这种反响。我自己也知道我的构想有其弱点，但它也有其强有力之处。总之，我的占优势的印象是，沿着这一方向从事研究是值得的。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圣经》的解说包含着一些很宝贵的、而且确实无可估价的历史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却被具有强烈倾向性的目的性影响所歪曲，被诗歌创作的作品所粉饰了。在我们迄今所做的努力过程中，我们已能察觉出这些歪曲性的目的之一[第40页]。这一发现给我们指出了前进的道路。我们必须把其他类似的倾向性目的揭示出来。我们如果找到了辨认由这些目的造成歪曲的手段，我们就能阐明隐藏其后的真实事态的新的片断。

我们将首先听一听研究《圣经》的批评者们所能告诉我们的关于旧约全书前六卷书的起源史的情况，即《摩西五卷》和《约书亚记》，我们在此所关注的就是了解这种情况。3140早期的文件来源被认为是J（以耶和华作为上帝名字的作者），在当代已被确认为是祭司埃比亚塔（Ebyatar），他是大卫王的同时代人。3141此后不久——我们不知道有多久——我们发现了所谓以埃洛希姆来称呼上帝名字的作者（E），他属于北部王国。3142公元前722年，北部王国灭亡之后，一位犹太祭司把J和E这两部分合而为一，并增加了他自己的一部分创见。他所编辑的著作便被称为JE。在第七世纪，又加上了第五卷书《申命记》（Deuteronomy）。据说在古犹太人祭祀上帝的神殿中发现了全书。在神殿被毁坏的一段时期（公元前586年），在被放逐期间及其后进行了编纂修订，被称为《祭司法典》；在第五世纪，这本书又做了最后的修订，此后就基本上未做过改动。3143

大卫王及其时代的历史记载最有可能是当代人研究的结果。它是“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之前500年的真实的历史著述。如果沿着我们的假设思路，我们设想有埃及人的影响，那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一成就了。3144人们甚至猜想，这些最早期的以色列人的后裔——即摩西的那些书记员们——可能对第一个字母表的发明做出过贡献。3145当然，我们目前的知识还不能使我们发现，关于更早期时代的报道到底可以追溯到多么久远的早期记载和口头传说，在事件发生及其记载之间的时间间隔究竟有多久。但是，就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而言，却足以告诉我们有关它自己的兴衰变迁。两种相反的论述在上面留下了各自的痕迹。一方面，有些修订怀着诡秘的目的对此做了篡改、肢解和夸张，甚至把它改得面目全非；另一方面，一种切盼的虔诚占据着支配地位，并寻求使一切都维持现状，无论这些记载是前后一致还是自相矛盾。因此几乎随处可见值得注意的漏洞、干扰人的重复以及明显的矛盾之处——这些痕迹向我们表明这不是有意传播的。对历史内容的歪曲就意味着类似于谋杀：困难并不在于这种行凶作恶，而在于消除它的痕迹。我们完全可以借用“Entstellung”（歪曲）这个词的双重含义，它有这种含义，但如今已不再使用。它的含义不仅仅是“改变某事的表面”，而且是“使某事物处于另一个位置，将其移置”。3146因此，在许多文字歪曲的实例中，我们可以发现那些被压制的和被否认的，而又不得不隐藏在某个地方的东西，尽管它们已经改头换面，变得支离破碎。只是要认识到这一点绝非易事。

我们想要了解的这些歪曲的目的，一定是在这些传说被记载下来之前就已经对它们起作用了。我们已经发现了其中的一种，或许这是最强有力的一种。我们已经说过，随着新神耶和华在卡代什的创立，有必要做一些为他增光添彩的事情。更正确地说：有必要顺应他，为他腾出地方，消除早期宗教的那些痕迹。对于那些定居部落的宗教而言，这一点似乎已完全成功地做到了：对此我们没有听到更多的消息。对那些从埃及回来的人来说，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绝不允许自己出埃及的历史、摩西这个人以及割礼的风俗被剥夺。的确，他们曾住在埃及，但他们又离开了埃及，而且从此以后关于埃及影响的一切痕迹都要予以否认。对于摩西这个人，则把他转移到米底亚和卡代什，把他和创立了这个宗教的耶和华的祭祀融合为一体。割礼这个最令人疑惑的依赖于埃及的迹象则必须保持，但没有人试图把这种风俗同埃及分开——一切证据却与此相反。只有把它作为有意地否认这个叛逆的事实，我们才能解释在《出埃及记》（第四章，第24～26页）中那段令人疑惑而又不可理解的话，根据这段话，耶和华一方面对摩西大发雷霆，因为他忽略了割礼，他的米底亚妻子赶紧为他做了这个手术从而挽救了他的生命。3147我们很快将会发现另一种杜撰，其目的旨在使那个令人不快的证据变得无害。

我们发现有迹象表明，人们力图明确地否认耶和华是个新神，是从犹太人外部来的神，这个事实很难说表现了一种新的带有倾向性的目的：相反它是前面那种企图的继续。抱着这个目的，便炮制出有关该民族的族长们——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传奇。耶和华坚持说他已经是这些先祖们的神了，尽管他本人确实不得不承认，他们并没有以这个名字来崇拜他。3148但是，他并没有补充说那个名字是什么。

这里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对割礼风俗的埃及起源给以决定性的打击：据说，耶和华曾为此和亚伯拉罕坚持过此事，并把割礼作为他和亚伯拉罕之间约定的标志。3149但这是一个特别笨拙的设想。作为一种能把一个人同其他人区分开来，并且选择他而不选择别人的标志，人们会选择一个不能在别人身上发现的东西；而不会选择一个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以同样的方式所都能显露的东西。迁移到埃及的以色列人将不得不承认每一个埃及人都是这种盟约中的兄弟，都是耶和华治下的兄弟。创造了《圣经》文本的以色列人不可能无视割礼是埃及固有的风俗这个事实。爱德华·迈耶尔所引用的《约书亚记》（第五章，第9页）中的一段话[见第35页]明确无疑地承认这一点；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予以否认。

我们一定不要期待宗教的神话结构会过多地注意逻辑联系。否则的话，民众的感情就可能有理由对那个同他们的祖先们达成某种盟约的神表示愤怒，这个盟约要求双方互尽义务，然而多少世纪以来，这个神却并不在意他的人类伙伴，直到他突然在他们的子孙面前重新显圣。更令人困惑的是，一个神竟会突然“选定”一个民族，宣布他们是他的子民，而他本人则是他们的神。我相信这是人类宗教史上这种类型的例子中绝无仅有的。正常情况下，神与人是不可分割联系着的，他们从一开始就同属一体。毫无疑问，我们有时听说过一个民族接受了一个不同的神，但从未听说过一个神寻找一个不同的民族。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摩西与犹太民族之间的联系，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独一无二的事件。摩西屈尊降临到犹太人当中，把他们作为他的子民：他们就是他所“选定的子民”。3150

把那些族长们带进来还服务于另一个目的。他们曾住在迦南，而且他们的记忆也和该国的某些地区有联系。很可能他们本身最初就是迦南人的英雄或当地的神祗，后来被移民的以色列人捕获，强行纳入他们的史前史。通过诉诸于这些族长，他们就可以宣称他们是土生土长的人，使他们免于依附于一个外来征服者的嫌怨。声称耶和华神只是把他们的祖先曾经拥有的东西归还给他们，这真是一种聪明的歪曲。

在对《圣经》本文的后期记载中，避免提及卡代什的意图发生了效力。创立这种宗教的地点最终被固定为圣山，即西奈——霍内布山。要发现这种做法的动机绝非易事，或许人们不愿意回想起米底亚的影响。但是，所有后期的歪曲，特别是对“祭司法典”时期的歪曲，则怀有另一种目的。再也没有必要按照某种要求去改变对事件的说明——因为这早在很久以前就已做过了。但是，人们很关注把现今的法令和制度追溯到早期时代——一般说来，把它们置于摩西制定的律法基础上——以便由此而获得具有神圣性和约束力的权力。无论对过去的描述可能以这种方式做了多么大的篡改，其程序却并非没有一定程度的心理学的合理性。它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漫长的年代发展过程中——在离开埃及和在埃兹拉及尼希米亚确定了《圣经》的文本之间，大约800年过去了——耶和华宗教的形式发生了改变，又变回到与原始的摩西宗教相一致，甚至完全同一的地步。

而这就是基本的结果，是犹太宗教史的重要本质。

七

在后来的诗人、僧侣和历史学家们致力于研究的早期时代的一切事件中，有一个事件最为突出，对这一事件的压制是出于人类最直接、最美好的动机所强制实施的。这就是摩西这位伟大的领导者与解放者被谋杀的事件，塞林在《先知书》作品的蛛丝马迹中发现了这一事件。不能把塞林的假设称为异想天开——这很可能是贴近事实的。在埃克赫那顿的学校里受过训练的摩西，使用的无非是那位国王使用过的方法；他下令，他强迫人民接受他的信仰。3151摩西的教义可能比他的老师的教义更严厉。他没有必要把太阳神作为一个支柱来保留：古老北方的祭司学校对于他的异族子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和埃克赫那顿一样，摩西也遭遇了所有开明的专制者都会遇到的相同的命运。在摩西统治下的犹太人民和第十八王朝的埃及人一样，丝毫也不能忍受这种高度精神化的3152宗教，不能从这种宗教所提供的东西中获得需要的满足。在这两种情况下发生的事情是相同的：那些受到统治和抑制的人起来造反，抛弃了强加给他们的宗教负担。但是，当驯服的埃及人等待着命运把他们的圣人法老除去时，野蛮的闪米特人却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亲自除掉了他们的暴君。3153

我们也不能认为，在现存的《圣经》文本中没有告诫我们摩西有这样一种命运。“在荒野中漫游”3154可能代表着摩西统治的时期，对这一时期的说明描述了反对其权威的一系列严重的叛乱，这些叛乱也在耶和华的命令之下用血腥惩罚而被镇压下去。很容易设想，这种叛乱被终止的方式和《圣经》上的说明并不相同。在《圣经》中也描述了人民对这种新宗教的背叛——这当然只不过是一段插曲：这就是关于那只金牛犊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通过一种巧妙的转弯抹角，把打坏戒律石板（这必须象征地加以理解：“他破坏了戒律。”）归罪于摩西本人，把他狂暴的愤怒说成是这种行为的动机。3155

有一段时期人们开始后悔杀了摩西，并且想要忘记这件事。这当然是在该民族的两个部分在卡代什联合起来时发生的。但是，在把逃离埃及和在（卡代什的）绿洲中创立这种宗教的时间安排得更接近些时[第40页]，并且把摩西表现为宗教创立者，而不是其他人物（米底亚的祭司）时，这样，不仅能满足摩西的追随者们的要求，而且成功地否认了他的残暴结局这个令人痛苦的事实。实际上，即使他的生命并不那么短促，摩西也不可能参与在卡代什发生的那些事件。

现在我们必须阐明这些事件的年代关系。我们已经把离开埃及的时期放在第十八王朝灭亡之后（公元前1350年）。它可能发生在那个时期或稍后，因为埃及的编年史家们把以后在哈莱姆哈布统治下的混乱年代也包括在内了，哈莱姆哈布结束了这些混乱的年代，一直统治到公元前1315年。确定这一编年史的另一个（但也是唯一的一个）要点是由美楞普塔（法老）（公元前1225～前1215）的石碑提供的，它夸耀了这位法老对以色列人的胜利以及消灭其子孙（？）。遗憾的是，这块碑铭的含义值得怀疑，它被认为这证明以色列部落当时就已定居在迦南3156。和以前人们轻易假定的一样，爱德华·迈耶尔从这块石碑上正确地得出结论认为：美楞普塔不可能是犹太人离开埃及时的法老。出埃及的时间一定更早些。究竟谁是出埃及时的法老，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似乎毫无价值。在犹太人出埃及时根本没有法老，因为它发生在一个空位期。美楞普塔的那块石碑也没有说明在卡代什的那次联合和创立新宗教的可能的日期。我们唯一能够肯定的是，它大约是在公元前1350年和公元前1215年之间的某个时期。我们猜想出埃及的时间非常接近这100年的开端，在卡代什发生的事件则在这100年即将结束之时。我们愿意认为这两个事件之间的间隔时期应该更长一些。因为需要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才能使回归的部落在杀害摩西之后的狂热中冷静下来，才能使他的追随者，即利未人的影响变得和在卡代什的妥协中所发挥的影响同样大。两代人，60年的时间，可能对此已经足够了，但也只是刚够而已。由美楞普塔的这块石碑上推论出来的时间在我们看来太早了，而且既然我们认识到在我们的这类假设中，一个假设只能以另一个假设为依据，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这场讨论暴露了我们构想中的一个弱点。不幸的是，与犹太人定居迦南有关的一切是如此含混不清。我们唯一可以依赖的或许就是假设，石碑上的“以色列”这个名字和我们正试图研究其命运、并且后来才联合起来形成以色列民族的那些部落无关。在阿马尔那时代，哈比鲁（希伯来）这个名字毕竟被转换到这同一个民族身上[第29页]。

这些部落通过采纳一种共同的宗教而联合成为一个国家，无论这件事发生在何时，其结果在世界历史上很可能是一件相当无关紧要的事。这种新的宗教很可能会由于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而被席卷而去，耶和华也必将在福楼拜所想象的已经消逝的神祗的行列中占有一席之地3157，他的所有12个部落很可能已经“消失”，而不只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长期以来一直寻求的其中的10个部落。米底亚人摩西向其奉献了一个新的民族的耶和华神，很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个杰出的神。他是一个粗暴、心胸狭隘的本地神，凶猛而又嗜血成性，他向他的追随者们许诺，要送给他们“一块流着牛奶和蜜的土地”3158，并且督促他们“用剑的锋刃”去灭绝现在的居民。3159令人惊奇的是，尽管《圣经》的讲述做过全盘修改，却还有那么多内容保留下来，使我们能认识其原始的本性。甚至还不能肯定他的宗教是一种真正的一神教，它是否否认其他民族的神祗的神性。很有可能的是他的人民把他们自己的神视为比其他外国的神更强大这也就足够了。但是，如果事物的发展过程不同于这类开端往往引导我们所期待的结果时，那就只能在一个事实中去寻找原因。埃及人摩西向该民族的一部分人赋予了一个更高度精神化的神的观念，这是一个拥抱着整个世界的单一的神的观念，他既充满博爱之心，又是万能的，他不喜欢一切仪式和巫术，把人作为他们寻求真理和正义的最崇高目标。这是因为，无论我们所具有的关于阿顿宗教的伦理学方面的描述有多么不完善，一个并非不重要的事实是，埃克赫那顿在他的碑文中经常说他自己“生活在Máat”（真理，正义）之中。3160（很可能在一段短时期后）人们便拒绝了摩西的教诲，并且把他本人也杀死了。从长远来看，这倒无关紧要。但它的传统却保留下来了，它的影响也达到（只是逐渐达到的，确实经历了数世纪的发展过程）摩西本人所未能达到的程度。从卡代什那时起，当人们相信摩西所做的解放人民的行为是耶和华神所为时，耶和华神便获得了不应有的荣誉；但是，他不得不为这种僭取付出沉重的代价。他所取而代之的那个神的庇护力变得比他本人还要强大；到这一发展过程即将结束之时，那个被忘却的摩西神的本性便在他自己的背后显现出来。谁也不会怀疑，正是只有这另外一个神的观念，才能使以色列的人民经受了命运的所有打击而生存下来，并且使他们活到我们今天的时代。

我们再也无法估计在摩西神对耶和华神的最后胜利中，利未人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在卡代什达成妥协的时候，他们曾站在摩西这一边，他们是摩西的扈从和同胞，仍然保持着对主人活生生的记忆。在此后的数世纪中，他们和该民族以及祭司阶层相互合并，祭司的主要作用就是举行和监督仪式。除此之外，还要保护《圣经》，按照他们的目的进行修订。但是，所有的祭祀和所有的仪式归根结底不都是魔法和巫术吗？这些不都是曾被古老的摩西教义无条件地予以拒斥的吗？因此，从这些人中间不断地产生一代又一代的人，他们在起源上和摩西没有联系，但却被这种在朦胧中一点一点地发展起来的伟大而强有力的传统所吸引：正是这些人，这些先知们，不懈地宣讲古老的摩西信条——这个神祗摒除祭祀和仪式，只要求得到人们的信仰，过一种真理和正义（Ma’at）的生活。先知们的努力获得了持久的成功；他们借以重建古老信仰的那些信条便成为犹太宗教永恒的内容。使犹太民族足以感到荣耀的是，他们能够保留住这样一种传统，并且培育了为之摇旗呐喊的人——尽管对它的这种激励来自于外界，来自于一个伟大的外国人。

如果我不能诉诸于其他那些有专门知识的研究者们的判断，尽管他们没有认识到摩西起源于埃及，但他们也和我一样看到了摩西对犹太宗教的意义，那么，在做这种说明时，我就会感到不踏实。例如，塞林（1922，第52页）写道：“因此，我们必须描述一下真正的摩西宗教——他信仰他所宣扬的一个道德之神——把它描述为一定是该民族的一个小集团的必不可少的财产。我们一定不要指望在官方的崇拜中，在祭祀的宗教中，或者在人民的信仰中找到它。我们必然只能指望的是，从他曾经点燃的精神火炬中发现一点不时地爆发出来的火花，发现他的观点并没有被完全消灭，而且一直在默默地在某个地方对信仰和习俗发生着影响，直到迟早有一天，通过某些特殊经历的影响，或者通过特别为这种精神所感动的人们的影响，它才再次更强烈地爆发出来，并对更广大的人民群众产生影响。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以色列人的古代宗教史才必然会受到重视。任何人若想根据编年史，在最初500年的迦南人民的生活中，按照我们所探讨的宗教路线来构想摩西的宗教，那就一定会犯最严重的方法论的错误”。沃尔兹（Volz，1907，第64）说得更清楚：他相信，“摩西的那种被人为抬高了的学说最初只是很微不足道地被人理解和执行，直到在许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它才越来越深入人心，最终在那些伟大的先知者们当中它才恢复了元气，这些先知们继续着这位孤独的人的事业。”

看起来到此为止，我已经得出了我的研究结论，这项研究的唯一目的是把埃及人摩西这个人物同犹太历史联系起来。我们的研究结果可以这样用最简明的方式来表达。我们所熟悉的犹太历史具有双重性：两个民族群体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这个民族，这个民族又分裂成两个王国，在《圣经》的文字资料中有两个神的名字。对此我们又增加了两个新的内容：两种宗教的建立——第一种被第二种所压抑，但以后又浮现出来并取得了胜利，还有两位宗教创立者，他们的名字相同，都被称为摩西，而他们的人格我们却必须相互区分开来。所有这些双重性都是第一种双重性的必然结果：事实是，该民族的一部分经历了一次必须被视为创伤性的体验，而另一部分则逃脱了。除此之外，还有相当多的东西要讨论、解释和判断，只有这样，对我们纯粹历史研究的兴趣才能得到真正的明辨。一种传说的真正实质究竟何在？其特殊力量何在？怎样才能不至于否认个别伟人对世界历史的个人影响？如果人们只承认那些起源于物质需要的动机，那就会怎样亵渎了人类生活的丰富多样性？某些观念（而且尤其是宗教观念），是从什么根源获得了使个人和民族受其桎梏的力量？——要在犹太历史的这些特殊情况中研究所有这一切将是一项诱人的任务。继续我对这些思路的研究，将把我在25年前在《图腾与禁忌》（1912～1913）中提出的观点联系起来。但是目前，我不再感到我还有力量这样做。

第三篇　摩西，他的人民和一神教

第一部分

序言一（[维也纳]，1938年3月之前）

怀着一个几乎无所失或完全无所失的人的胆量，我想第二次打破已经确立的意图，给我在《意象》杂志上的两篇关于摩西的论文3161补充上我放在手头上的这最后一部分。我在上一篇论文的末尾说过，我知道我的力量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对此，我的意思当然是，随着老年的到来创造性力量的减弱3162；但是，我也在考虑另一道障碍。

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时代。我们惊讶地发现，进步竟与野蛮结成了联盟。在苏维埃俄国，他们已着手改善曾处于残酷奴役下的亿万人民的生活条件。他们非常轻率地废除了他们的宗教“鸦片”，而且相当明智地给予他们合理数量的性自由；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服从于最残酷的高压统治，并剥夺了他们思想自由的任何可能。以类似的暴力方式，意大利人民正在接受服从秩序和责任感的训练。当我们发现，对德国人民来说，在没有任何进步观念的情况下，向几乎史前的野蛮时代的退化居然也会发生时，我们才感到从压抑的忧郁中喘过一口气来。不管怎么说，事情的发展结果就是如此，今天，保守的民主党人成了文化进步的保护者，而且奇怪的是，正是天主教会的制度强烈地反对向文明传播这种危险——迄今为止，天主教会可一直是思想自由和发现真理的进步力量的不共戴天的仇敌啊！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在天主教会保护之下的天主教国家里，也不知道这种保护将持续多久。但是，只要它继续存在着，我们自然就会犹豫，是否做过一些注定会引起教会敌意的事情。这并不是懦弱，而是谨慎。我们想避免为其服务的这个新的敌人比那个宿敌更危险，我们已经学会同那个宿敌进行周旋了。我们所进行的精神分析研究，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受到天主教会猜疑般的注意。我并不坚持认为这样做是不公正的。如果我们的研究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把宗教贬低为人类的一种神经症，并且以同样的方式将其强大的力量解释为我们的个别病人的一种强迫性神经症，那么，我们一定会招致统治当局对我们的仇恨。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新的话要说，也不是因为我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没有把话说清楚3163；而是当时已把它忘掉了，如果我今天再来重复它，并且从一个为所有的宗教基础提供了标准的实例中予以阐明，那就不可能毫无作用。我们很可能会被禁止从事精神分析。这些粗暴的压制手段。对天主教会来说确实一点也不陌生；事实是，如果有人利用这些方法，它会觉得这是侵犯它的特权。但是，在我漫长的一生中已经无处不在的精神分析，却仍然没有一个家园，没有一个地方能比它诞生和成长的这个城市更能发挥作用的了。

我不仅这样认为，而且我知道我将使自己受到这第二种障碍即外部危险的阻挠，使我不能发表关于摩西研究的这最后一部分论文。我曾做过另一种摆脱困境的尝试，我告诫自己，我的担心是由于过高地估计了我个人的重要性：对当局来说，我选择要写作的关于摩西和一神教起源的问题，很可能是一件完全无关紧要的事。但是，我还不能肯定我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在我看来更有可能的是，当今世界人们对我的判断是把我看做是一个心怀恶意和喜欢煽动情绪的人。因此，我将不发表这篇研究文章。但这并不会阻止我写作。特别是因为我在两年以前已写过一篇，所以，我只需把它修改一下，并把它附加到前面那两篇论文中去即可。因此可以悄悄地保留着，直到有一天可以毫无危险地见到天日，或者直到能告诉某个得出同样结论和见解的人：“早在更黑暗的年代里就已经有人像你一样考虑过同一个问题。”3164

序言二（[伦敦]，1938年6月）

我在从事摩西这个人物的研究期间，那些压在我身上的异乎寻常的困难——内部的疑虑和外部的障碍——导致了这第三篇即这篇结论性的论文引用了两个不同的序言，这两篇序言相互矛盾，而且确实是相互抵消的。因为在写作这两篇序言的简短的间隔时间里，作者所处的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早期我居住在天主教会的保护之下，因此担心发表我的论文会引起这种保护的丧失，担心会使在奥地利从事精神分析的学者和学生们会失去工作。然后，德国人突然入侵，而天主教会则证明，用《圣经》上的话说，是“不足以信赖的人或物”（a broken reed）。由于肯定现在我会受到迫害，这不仅是因为我的思想路线，而且因为我的“种族”——所以，我与我的许多朋友们一起，离开了这座自从我的童年早期就是我的家园达78年之久的城市。

我在美丽、自由、慷慨的英国受到了最友好的接待。现在我居住在这里，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现在我可以发出宽慰的叹息了，重负已从我身上搬掉，我又能讲话和写作了——我差点说成是“和思想了”——像我所希望的或像我所必须做的那样，我敢于把我的研究的最后一部分公之于众了。

没有任何外部障碍存在了，或至少没有什么可以令我害怕的了。在我逗留此地的几周时间里，我收到了朋友们数不清的问候，他们对我的到来非常高兴，也受到了一些不认识的和确实是局外的陌生人的问候，他们只想表达他们对我在这里获得了自由和安全而感到满意。除此之外，我还收到另一类信件，经常使我这个外国人感到惊奇，这些信件很关心我的灵魂的状态，给我指出了基督的道路，并且想启发我关心以色列的未来。以这种方式给我写信的那些好心的人们可能对我还不太了解；但我预期，当这篇关于摩西的论文在我的新同胞中以译文的形式发表时，我将失去许多其他的人现在对我的同情。

至于内部的困难，一场政治革命和居住地的变迁却不能对此有什么改变。和以前不同，在面对我自己的工作时，我感到心绪不定。我缺乏那种本来应该存在于作者及其研究之间的那种整体意识和归属感。这似乎不是因为我不相信我的结论的正确性。早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1912年，当我写作《图腾与禁忌》一书时，我就获得了这种信念，而且此后只是变得越来越坚定。从那时起，我就从未怀疑过，宗教现象只是按照我们所熟悉的个体的神经症状模式才能理解——宗教现象是人类大家庭的原始历史中那些早已忘记的、重要事件的复归——宗教现象正是由于这个根源才获得了其强迫症的特征，因此，它们对人类的作用是强制推行它们感到满意的历史真理。只有当我扪心自问，我是否在我选定的这个关于犹太一神教的例子中成功地证明了这些论点时，我的怀疑才开始出现。从对我的批评意义上说，这本以摩西这个人物为出发点的书，就像是一个用脚尖保持平衡的舞蹈演员一样。如果我不能在对弃婴神话的分析解释中找到支持的证据，不能由此而转向塞林对摩西之死的猜想，这篇完整的论文就等于没写。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还是冒险写下去吧。

（一）历史的前提3165

因此，以下所述是引起我们兴趣的那些事件的历史背景。由于第十八王朝的征服，埃及成了一个世界帝国。这种新的帝国主义反映在宗教观念的发展过程中，这些观念即使不在全体人民之中，至少也在其统治阶层或起积极作用的上等知识阶层之中得到了发展。在古老北方（赫里奥波利斯）崇拜太阳神的祭司们影响下，或许也受到来自亚洲的推动力的强化，便产生了一个宇宙神阿顿的观点，人们也不再把它仅限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在年轻的法老阿蒙诺菲斯四世即位之后，他对提出一个神这种观点更感兴趣。他推动阿顿宗教成为国家宗教，并且通过他使这个宇宙神成为唯一的神：人们所讲述的关于其他神祗的一切全都是欺骗和谎言。他怀着庄重的顽固态度，反对巫术思想的一切诱惑，他还排斥了埃及人特别看重的关于死后生活的幻想。在一次对后世科学发现的惊人预见中，他认识到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根源就在太阳辐射的能量之中，并把它作为他的神祗的力量的象征来崇拜。他对上帝创造世界而感到喜悦，对自己生活在真理和正义之中而感到荣耀。

这就是人类历史上一神教宗教的第一次出现，或许是最清楚的一次出现；对决定其起源的历史因素与心理学因素做更深入的洞察，将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但是，尽管人们尽了努力，但没有很多关于阿顿宗教的信息资料流传下来。早在埃克赫那顿的懦弱的继承者们统治时期，他所创造的一切便已土崩瓦解了。他所压制的祭司们对他的回忆充满了仇恨和愤怒；阿顿宗教被废除了，这个被污为罪犯的法老的首都遭到毁坏和掳掠。大约在公元前1350年，第十八王朝寿终正寝：在经历了一段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之后，哈莱姆哈布将军恢复了秩序，他一直统治到公元前1315年。埃克赫那顿的改革似乎成了一段注定要被忘却的插曲。

这就是历史上所确立的背景；现在开始我们假设的续篇。在埃克赫那顿的亲随者当中，有一个或许被称作图特摩西（Tuthmosis）的人，和当时的许多其他人一样3166——除了它的第二部分一定是“——摩西”之外，这个名字并没有什么太重要的地方。他地位很高，而且是阿顿宗教的一个忠实信徒，但是，与那位喜欢沉思默想的国王相反，他精力旺盛并充满热情。在他看来，埃克赫那顿的死及其宗教的废除意味着他的所有期望的破灭。他继续留在埃及就只能作为一个恶徒而受到排斥，或者作为一个离经叛教者。或许作为边疆省份的首领，他已经和早在几代人之前就已移民过来的某个闪米特部落取得了联系。他必定是在失望和孤独之中转向了这些外国人，在他们当中寻求对其损失的补偿。他选定他们作为他的人民，试图在他们当中实现他的理想。在他的追随者的陪伴下，他同他们一起离开了埃及，他以割礼的标志而使他们成为圣徒，给他们制定了法律，引导他们接受了阿顿宗教的教义，这是埃及人刚刚抛弃的宗教。摩西这个人给他的犹太人提出的训言，可能比他的主人和老师埃克赫那顿的训诫更加严厉，而且他可能也已经放弃了对古老北方的太阳神的依赖，这是埃克赫那顿一直追随的神祗。

我们必须把公元前1350年以后的那段空位期作为出埃及的日期。此后一直到完成对迦南国土的占领的那段间隔时间则尤其难以推测。现代历史研究能够从《圣经》的解说在这一方面所遗留下来的，或毋宁说是创造出来的那段含混不清的空白时期中抽取出两个事实。其中一个事实是厄恩斯特·塞林发现的，他认为，即使是按照《圣经》的描述，那些犹太人也是顽固不化的，不服从他们的立法者和领袖的管束，终于有一天起来造了他的反，把他杀掉，抛弃了强加给他们的阿顿宗教，就像早期埃及人抛弃它那样。第二个事实是爱德华·迈尔证实的，他认为，那些从埃及回来的犹太人后来同位于巴勒斯坦、西奈半岛和阿拉伯之间地区的关系最亲近的部落联合起来，并且在阿拉伯米底亚人影响之下，在当地一块名叫卡代什的泉水四溢的地方，他们接受了一种新的宗教，崇拜火山神耶和华，此后不久他们便准备作为征服者而入侵迦南。

这两次事件相互之间以及与出埃及之间的年代关系，是非常难以确定的。最接近的历史参照点是由美楞普塔法老（他统治到公元前1215年）的一块石碑提供的，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战斗报告，把“以色列”列入被打败的敌人之中。如果我们把这块石碑的日期作为界限，那么，我们就为从出埃及开始的事件的全部过程（从公元前1350年后到公元前1215年前）留出了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但是，“以色列”这个名字很可能和我们正在探究其命运的那些部落无关，实际上我们还掌握着更长的时间间隔。后来的犹太民族在迦南定居这当然不是通过一次征服而迅速完成的，而是在起伏不定和相当长的时期中发生的。如果我们摆脱美楞普塔石碑所施加的限制，我们就能更容易地把一代人（30年）的时间归于摩西时期3167，而且至少允许两代人，但很可能更多，一直过渡到在卡代什进行联合的时期。3168在卡代什和入侵迦南之间的间隔只需很短时间。在前一篇论文[第48页]中所展示的犹太传说，为缩短出埃及和在卡代什建立宗教之间的间隔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而相反的情况则正是我们研究的兴趣所在。

但是，所有这一切仍然都是历史，是为了填补我们的历史知识的空缺，因此部分地重复了我在《意象》杂志上发表的第二篇论文。我们的兴趣是追寻摩西及其教义的命运，由于犹太人起来造反而将摩西及其教义置于死地。从《旧约全书》的前几卷作者所做的说明来看，这些记载是在大约公元前1000年写成的，但当然是依据更早的记载3169，我们已经发现，在卡代什的联合与建立宗教伴随着一次现在仍然清晰可辨的双方的妥协。一方所关心的只是否认耶和华神是个新的和外来的神，并强烈要求人们忠实于他；另一方则渴望不要忘记他把犹太人从埃及解放出来以及对摩西这个领袖人物的高大形象的珍贵记忆。这一方也成功地把这件事实和摩西这个人物引进来重新说明早期的历史，至少保留了摩西宗教的外部标志——割礼——而且在使用摩西这个名字方面可能还提出了某些限制性条件。我们已经说过，提出这些要求的代表人物是摩西的追随者即利未人的后代，他们与其同时代人和同胞相分离的时间只有几代人，并且仍然保留着对他的活生生的记忆。我们把诗歌般润饰的解说归功于耶和华的信徒们，归功于他后来的敌手埃洛西思的信徒们。这些解说就像一些墓碑，人们对那些早期事件的真实描述——即关于摩西宗教的实质以及这位伟人的暴死——这些被后代人的记忆逐渐忘却的事情，终于在这些墓碑之下永久地长眠了。而且，如果我们对所发生的一切做了正确的猜测，那就没有什么令人困惑的事情遗留下来；但是，这可能完全可以预示，这是在犹太人历史中关于摩西这一段插曲的最终结局。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情况并非如此——对犹太人那段经历的最强大影响只是在以后才表现出来的，在许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才强制性地变成了现实。耶和华在性格上和周围民族及部落的诸神可能大不相同。的确，他曾与他们进行过争斗，就像那些民族自己相互争斗一样，但是我们不能设想，在那时耶和华的崇拜者们竟然能想到要否认迦南、莫阿布（Moab）或阿马利克（Amalek）等神祗的存在，更不用说想要否认相信这些神的民族的存在。

随着埃克赫那顿而骤然兴起的一神教观念再次陷入黑暗之中，并且要在黑暗中等待很长时间。恰好位于尼罗河第一大瀑布下方的埃勒芬廷岛上的发现，给我们提供了惊人的信息，犹太人的军事殖民地已在那里定居好几个世纪了。在他们的神庙里；除了主神耶和华外，还有两位女神受到崇拜，其中一个名叫安纳特-耶和华（Anat-yahu）。这些犹太人确实是从他们的祖国分离出来的，并且没有参与那里的宗教发展；（公元前5世纪）埃及的波斯人政府向他们传达了关于来自耶路撒冷的宗教崇拜的新规定。3170回顾更早的时代，我们可以说，耶和华神和摩西神毫无相似之处。阿顿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这和他在人世间的代表——或者更恰当地说，他的原型——埃克赫那顿法老一样，当他的祖先征服过的世界帝国分崩离析时，他却消极地袖手旁观。毫无疑问，对于一个随时准备用武力去占领新的国土的民族来说，耶和华比较合适。应该得到赏识的摩西神中的一切，则完全超出了人们对原始民族的理解。

我已经说过——而且在这一点上我很高兴能够表示赞同其他作者的意见——犹太教宗教发展的核心事实是，随着时代的进展，耶和华神失去了他自己的特点，并且越来越类似于摩西的古老的神阿顿。确实，差别依然存在，人们往往一眼看去就能看出哪些差别更重要；但这些差别是很容易解释的。

在埃及，阿顿是在确定了其属地的一段幸运的时期开始其统治的；甚至当帝国开始濒于危险的时候，他的崇拜者们仍然能够不顾一切干扰，继续颂扬和赏识他所创造的一切。犹太人的命运却是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苦难和痛苦事件；他们的神变得苛刻而严厉，而且陷入意志消沉之中。他仍然保持着统治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宇宙神的特点；但是，对他的崇拜已从埃及人转向犹太人；这个事实在附加的信条中表现出来，即犹太人是他选定的子民，他们所尽的特殊的义务最终也将得到特殊的奖励。让悲惨地经历了其不幸命运的这个民族去顺从地相信他们被万能的神所选中，这恐怕并不容易。但他们并不允许自己被这些信念所动摇：他们却增加了自己的罪恶感以便压制他们对上帝的怀疑，或许他们最终视之为“上帝不可思议的教令”，就像当今时代虔诚的人们所做的那样。如果他们还倾向于感到困惑，他竟然允许一个接一个残暴的入侵者——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起来推翻和虐待他们，那么，当他们发现所有这些邪恶的敌人都逐一被征服，敌人建立的帝国也被消灭时，他们便重新认识到了他的力量。

犹太人后来的神在三个重要方面终于和古老的摩西神趋于类似。第一个也是决定性的方面是，他被真正地承认为是唯一的神，除了他之外，任何其他的神都是不可想象的。埃克赫那顿的一神教被整个民族严肃地接受；的确，该民族如此依附于这种观念，致使这种观念成为他们理智生活的主要内容，使他们不再对别的事情感兴趣。其中占支配地位的民族和祭司阶层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祭司们竭尽全力要建立崇拜上帝的仪式，他们却发现同人民当中流行的强烈思潮截然相反，人民想要复活摩西关于他的神的另外两种教义，先知们的话总是孜孜不倦地宣称，上帝蔑视所有的仪式和牺牲，只要求人们信仰他，并且在真理和正义中生活。而且，当他们赞美在荒野中生活的简朴和神圣时，他们当然是受摩西理想的影响。

现在该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是否有必要把摩西的影响视为犹太人所采纳的上帝观念的最终形式的原因，或者是否还不足以断定，在几百年的文明生活中，犹太人曾向更高的理智性3171自然发展呢？关于这种有可能结束我们所有困惑和猜测的解释，可以做两点说明。第一点，它什么也没有解释。在希腊人的情况下——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更高度智慧的民族——同样的条件却没有导致一神教，而是导致了多神宗教的分化和哲学思想的开端。在埃及，就我们所了解的情况看，一神教是作为帝国主义的一种副产品而发展起来的：上帝是作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帝国的绝对统治者法老的反映。对犹太人来说，政治条件极不适合于从一个排他性的民族神的观念发展成为世界的普遍统治者的观念。而这个弱小而又无力量的民族何以竟傲慢到宣称自己是伟大的上帝的宠儿呢？一神教起源于犹太人这个问题便这样成为未解之谜，否则我们将不得不满足于这个共同答案，即这是该民族的特殊宗教天才的表观。众所周知，天才是不可理解和不能说明问题的，因此，我们不应当把它作为一种解释，除非所有其他的解决方法都失败了。3172

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犹太人的记载和历史作品本身为我们指明了道路，它们最明确地主张——这一次和他们自身没有矛盾——关于只有一个神的观念是由摩西带给该民族的。如果对这种主张的可信性还有反对意见的话，那就是，他们发现祭司们在对《圣经》进行修改时把太多的东西追溯到摩西了。像宗教仪式这些无疑是以后年代形成的习俗，也都被说成是摩西制定的律令，其意图显然是为了增加其权威性。这当然为我们提供了怀疑的依据，但还不足以对此加以否决。因为这种夸张的更深层动机是显而易见的，祭司们的讲述寻求的是，在他们所处的时期和遥远的摩西时代之间建立连续性；它寻求的正是要否认我们已描述为犹太宗教史的最惊人事实的东西，即在摩西制定法律和以后的犹太宗教之间有一条鸿沟——这是一条最初曾由对耶和华的崇拜所填平的鸿沟，以后才慢慢地被掩盖的。尽管其历史正确性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在对《圣经》文本进行特别处理时，有过多的证据来证实其正确性，但是，有人却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否认事件的这一发展过程。在这里祭司们的修正和把新神耶和华变成族长式的神的有倾向性的歪曲目的相同[第44页]。如果我们把制定《祭司法典》的这种动机考虑在内，我们将发现，我们不得不相信，摩西确实是亲自把一神教观念传给犹太人的。我们更完全应该赞同这种看法，因为我们能够说出摩西是从哪里获得这种观念的，而犹太教的祭司们当然对此一无所知。

在这里可能有人会问，我们把犹太一神教追溯到源自埃及一神教，这样做到底能够得到什么呢？它只不过是把这个问题稍微往后推了一步而已：它所告诉我们的只不过是一神教观念的根源。其答案在于问题不是要获得什么，而是要进行研究。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些事件的真实过程，我们或许可以从中了解到某些东西。

（二）潜伏期和传说

因此，我们承认这个信念，即只有一个神的观念，以及对以其名义所做的起巫术作用的仪式的排斥和强调伦理方面的要求，实际上都是摩西的教义，刚开始时谁也没有注意这些教义，但是在经过一段漫长的时期之后，这些教义又开始发挥作用，并且最终永久地确立下来，我们怎样来解释这种延迟了的作用呢？我们在何处还能遇到这种类似的现象呢？

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这些现象在各种不同的领域里并非不常见，它们很可能是以各种或多或少更容易理解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我们不妨以一种新的科学理论的历史为例，例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最初它遭到了痛苦的排斥，在数十年里受到粗暴的否认；但是，不过一代人的时间，它便获得了承认，成为朝向真理迈出的伟大一步。达尔文本人也获得了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墓里或立碑的荣誉。诸如此类的情况我们并不难理解。新的真理往往引起人们情绪上的抵抗；这些抵抗表现在一些争论上，通过这些争论，利于这个尚未流行的理论的证据就能受到排斥；看法上的争论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一开始就有追随者和反对者；前者的数量和重要性持续不断地增加，直到最终他们占了上风；在整个争论的岁月中它所关注的主题却从未被忘记。我们很少感到惊讶，事件的整个过程竟占用了相当长时间；我们可能并不完全赞同，我们所关注的事物是群体心理学中的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毫不困难地发现，在个体的心理生活中有恰好与这一过程相对应的类似物。如果一个人听到了某个新的事物，以某种证据为依托，他应该认为这个事物是真实的，但这个事物与他的某些愿望相矛盾，并且会动摇他以前非常珍视的某些信念，这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因此他将犹豫不决，寻找能使他怀疑这个新事物的理由，而且他自己要内心斗争好一会儿，直到最后才承认：“事情的确是这样的，尽管我很难接受它，尽管让我相信它是很痛苦的。”我们由此所了解到的只不过是，自我的理性活动需要时间来克服强烈的感情宣泄所保持的反对意见。这种情况和我们正致力于理解的情况之间的类似性并不很大。

我们提出的另一个例子看来和我们的问题更缺少共同之处。一个体验过某种恐怖事件——例如火车相撞——的人，他侥幸在这次事件中没有受伤。然而，在以后几个星期的过程中，他产生了许多严重的精神和运动症状，这些症状只能溯源于他受到的惊吓、震惊等情况。他现在患了一种“创伤性神经症”。这是一个相当不可理喻的——就是说，一个新的——事实。在那次事故和第一次出现这些症状之间经过的那段时间被描述为“潜伏期”，是对传染性疾病病理学的一种明显暗示。经过思考之后，我们一定会深感震惊，尽管在这两种情况——创伤性神经症问题和犹太一神教——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点：也就是可以描述为“潜伏期”的这种特点。按照我们确定无疑的假设，在犹太宗教的历史中，当脱离摩西宗教之后，存在着一段漫长的时期，其间没有发现一神教思想的任何痕迹，也没有发现对仪式的轻蔑或对伦理道德的强调。因此我们提出这种可能性，我们这个问题的解决要在特殊的心理学情境中去寻找。

我们已经反复描述过在卡代什所发生的事情，后来成为犹太民族的两个部分在当时结合在一起接受了一种新的宗教。一方面，在那些曾在埃及生活过的人中，对于出埃及这件事和摩西这个人物的记忆仍然如此强烈而生动，因此他们要求以早期时代为依据而进行联合。他们或许就是认识摩西本人的那些人的子孙后代，其中有些人仍然感到自己是埃及人，并拥有埃及人的名字。但是，他们完全有理由来压抑对他们的领袖和法律赋予者所遭遇的命运的记忆。该民族的另一部分有一个决定性的目的，那就是美化这个新神。并否认他的外来性。这两个部分同样感兴趣的是否认他们曾有过更早期的宗教，否认其内容的实质。由此便导致了第一次妥协，而且很可能不久便记录在文字中，从埃及归来的人随之带来了文字书写，带来了写作历史的愿望；但是，经过很长一段时期才使历史的写作实现了确保不歪曲真理。起初，历史的写作毫无顾忌地按照当时的需要和目的，形成了对历史的解说，仿佛它还没有认识到伪造这个概念似的。由于这些情况所导致的结果，对同一本材料，即传说的书面记录和口头传述之间便形成了一种不一致。在书面记录中被省略或更改了的内容完全可以完整地保留在传说中。传说是对历史写作的一种补充，但同时又是与历史写作相矛盾的。它较少受歪曲目的的影响，或许在某些方面完全没有歪曲的意图，因此，可能比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东西更真实。但是，口头传说的可信性往往受下述事实的损害，它比书面文字更不稳定、更不明确，当它通过口头交流由一代人传给另一代人时，往往发生许多更改和变动。像这类传说很可能会遭遇各种不同的命运。我们预期最大的可能是，它会被书面文字所排挤，不能与之相抗衡，它会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最终将被忘却。但口头传说也可能会遭遇其他命运：一种可能的命运是，传说本身最终成为一种书面记录，随着我们研究的进展，他们将不得不提到其他的一些可能性。

我们正在研究的犹太宗教史中的潜伏期现象，或许可以用下述这种情况来解释，由所谓官方历史学家的观点所有意否认的那些事实和观念实际上并没有消失。有关这些事实和观念的信息一直在该民族的传说中持续存在着。正如塞林使我们确信的那样，实际上还有一种关于摩西之死的传说，它和官方的说法正好相反，而且更接近真理。我们可以设想，就像摩西宗教的某些内容不被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所接受一样，当时已显然不能存在的其他事情也同样如此。

我们在这里所面对的显著事实是，这些传说并不随着时间的延长而日渐衰弱，而是在数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强大，并且挤进了后来官方所做的历史修正中，最终表现出强大到足以对该民族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确实，使这种结果成为可能的决定因素在目前来说超出了我们的知识范畴。

这个事实如此值得注意，以至于我们感到应该对它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问题就包含在其中。犹太人已经放弃了摩西带给他们的阿顿宗教，并转而崇拜另一个神，这个神和邻近民族的巴利姆神（Baalim）3173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以后历代所有有意的努力都未能掩藏住这一耻辱的事实。但是摩西的宗教并没有不留踪迹地消失；对它的某种记忆仍然活生生地保留着——这是一种可能被掩盖和歪曲的传说，而且正是这种关于伟大过去的传说（似乎是在背后）继续发挥着作用，逐渐在人民的心理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并且终于成功地把耶和华神变成了摩西神，复活了早在数世纪之前就被引进、后来又被放弃了的摩西宗教。一种被抛弃了的传说竟然能对一个民族的心理生活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这种观念我们确实还不熟悉。在这里，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处在群体心理学的领域中，对这个领域我们感到尚不通晓。我们将寻找可以类比的东西，至少具有类似性质的事实，即便是在不同领域中的事实，我相信，那种事实是能够发现的。

那一段时期，在犹太人中摩西宗教的复活正处于准备状态，而希腊人发现自己储藏着格外丰富的部落传奇和英雄神话。人们相信，公元前9世纪或前8世纪是两个荷马史诗的发源时间，荷马史诗是从这些传奇中抽取其材料的。运用我们今天的心理学洞见，我们早在施利曼（Schliemann）和埃文斯（Evans）之前就能提出这个问题，希腊人是从哪里获得所有这些传奇材料的？荷马和伟大的雅典戏剧家们在他们的杰作中依据的就是这些材料。答案应该是这样的，这个民族很可能在他们的早期历史中经历过一段对外扩张的辉煌和文化繁盛的时期，在后来历史的灾难中毁灭了，但有关的含混不清的传说却在这些传奇中保留下来。我们今天的考古学研究现在已经证实了这种猜想，这在过去当然被认为是太离奇了。这些研究已经发现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米诺斯——迈锡尼文明（Minoan-Mycenaean civilization）的证据，很可能这种文明在公元前1250年前的希腊本土上就已告终结。在以后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中几乎没有发现有人提到过它：至多有一种迹象表明，曾有一段时期克里特人统治过海洋，还有人提过米诺斯国王及其宫殿即迷宫（the Labyrinth）的名字。这就是全部的内容，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保留下来，但是，这些传说却被诗人们抓住了。

其他民族——德国人、印度人、芬兰人——的民族史诗也开始出现。我们是否可以设想，决定其起源的因素和希腊人的情况相同，这是从事文献研究的历史学家们的事。我相信，这种研究会产生积极的结果。这里有一个我们识别出来的决定因素：在早期历史的一段时期之后随即便出现了大量重要而又丰富多彩，或许总是充满英雄业绩的内容。但是，它们存在于如此久远的年代，只有一些模糊不清而又不完整的传说留传给了后代。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史诗在以后的年代中却被湮没了。这可以解释为，其决定因素已不复存在。古老的材料已被散失殆尽，至于以后所有的事件，则用历史的作品取代了传说。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英雄业绩也不可能再激励人们写出一篇史诗，即使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也有权抱怨说，他再也找不到像荷马这样的人来颂扬他了。

久远的过去年代对人的想象力具有伟大而又令人困惑的吸引力。每当人类对其现在的环境感到不满时——而且这种情况常常发生——他们便转回到过去，并且希望他们现在能够证明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黄金时代梦想的真实性3174。他们很可能仍然处在其童年时代的魔力之下，人类并非不偏不倚的记忆使他们把童年时代作为一个无拘无束的欢乐时代。

如果所流传下来的关于过去的一切都是我们称之为传说的一些不完全的和模糊的记忆，那么，这对艺术家来说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他可以自由地根据他的想象的欲望来填补记忆的空白，来描绘他希望根据他的意图来再现的那一段时期。一个人几乎可以这样说，传说越是含混不清，它对于诗人就越有用。因此，对于传说对富有想象力的作品的重要性，我们不必感到惊讶，通过和决定史诗的方式进行类比，使我们更倾向于接受这个奇怪的假说，正是关于摩西的传说，对犹太人来说，才把对耶和华的崇拜变成了对古老的摩西宗教的崇拜。但是，在其他方面这两种情况仍然是大不相同的。一方面其结果是一首诗歌，而另一方面则是一种宗教；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已经假定，在传说的激励下它就是一种忠诚的再现，而史诗当然不可能为这种忠诚提供副本。因此，我们的问题足以表明，还需要进行更适当的类比。

（三）类比

对于我们在犹太宗教史中所发现的那些事件的显著过程来说，唯一令人满意的类比存在于一个遥远的领域之中；但这种类比却是很完满的，而且达到了同一性。在这种类比中，我们再次遇到了潜伏期现象，这是一种需要做出解释的不可理解的表现，即把一个早期出现的，但未被忘记的事件作为一个必要的决定因素。我们还发现了强迫性的特征，它支配着人的心理活动，同时压制着人的逻辑思维——这是一种在史诗诞生过程中没有描写过的特征。

这种类比在心理病理学中，在人类神经症的产生过程中就可以遇到——就是说，在一个属于个体心理学的领域中就可以遇到，而宗教现象必须被看做是群体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将会发现，这种类比并不像刚开始可能认为的那么令人惊奇——确实，它更像是一种基本原理。

我们把早期经历过而后来被遗忘的那些印象命名为创伤（traumas），我们认为，创伤在神经症的病因学上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关于神经症的病因学是否被普遍认为是创伤性的，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搁置一旁。对这种观点提出的明显的反对意见认为，不可能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能发现，在神经症患者的早期历史中有明显的创伤。我们一定常常满足于认为，我们所面对的是对影响每个人的经验和要求的一种不同寻常的变态反应，但其他人是以可称之为正常的另一种方式来对待这些经验和要求的。当除了遗传的和体质的倾向之外，我们找不到解释神经症的方法时，我们当然倾向于认为，神经症不是获得的，而是发展而来的。

但是，在这一点上有两个要点必须强调。首先，神经症的产生一律都可追溯到童年期的早期印象3175。其次，有一些情况确实可以作为“创伤”而区别出来，因为它们的效果可以毫无疑问地追溯到这些早期时代的某一种或更强有力的印象上去——这是一些没有得到正常处理的印象，因此人们倾向于认为，如果这些印象没有出现，神经症也就不会出现。如果我们必须把正在探讨的这种类比仅限于这些创伤性的情况，这对我们的目的来说也就足够了。但是，在这两组（情况）之间的鸿沟并非不可逾越。要把这两种病因学的决定因素统一在一个概念之中是完全可能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如何给“创伤”下定义的问题。如果我们可以假定，只是由于某种数量因素的作用，经验才获得了其创伤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因为对引起某种不同寻常的病理反应的经验提的要求过高——那么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暂时认为，在一种体质中某一事物可引起创伤，在另一种体质中却没有这种作用。我们便以这种方式获得了一个所谓浮动的“补充系列”的概念3176，其中两种因素集中起来满足一种病理要求。一种因素的减少被另一种因素的增加所平衡掉了；一般地说，这两种因素是共同起作用的，只有在该系列的两端，才可能有单一的动机在起作用。在提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就可以不把创伤性与非创伤性病因学之间的区别视为与我们正在探讨的这种类比无关。

尽管有某种重复的危险，在这里，我们或许也可以把构成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的类比的那些事实集中到一起。这些事实如下。我们的研究已经表明，我们所谓神经症现象（或症状）是某些体验和印象的结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把这种结果视为病因学的创伤。我们现在面临着两项任务：（1）发现这些体验的共同特点；（2）找出神经症症状的共同特点，而且在这样做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做一些粗略的描述。

（1）a.所有这些创伤都发生在童年早期，一直到大约五岁左右。一个孩子开始咿呀学语的时候的印象往往突出出来而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两岁和四岁之间的阶段似乎最重要；还无法有把握地确定，这个感受性敏感的阶段在出生之后多久才开始的。b.这些体验一般地说完全被遗忘了，它们不被记忆所接受，应属于婴儿期记忆缺失阶段，这一阶段通常会被少数不同的记忆痕迹所打断，这些痕迹就是所谓“掩蔽性记忆（screen memories）”3177。c.它们和某种性的性质以及攻击性性质的印象有关，无疑也和对自我的早期伤害（自恋的伤害）有关。在这一方面，应该注意，这样小的孩子还不能明显地区分性活动和攻击性活动，就像他们后来所做的那样。（参见在虐待意义上对性活动的误解3178。）当然，这种性因素占据主导地位是最令人吃惊的，需要从理论上进行考虑。

这三个要点——（在人生的最初5年中）这些经验的最早期表现，这些经验被遗忘这个事实，以及它们的性欲一攻击性内容——是紧密相连的，这些创伤既是患者对自己身体的体验也是感知觉，大部分是视听方面的感知——就是说，既是体验也是印象。这三个要点之间的相互联系是靠一种理论建立起来的，是分析工作的产物，分析工作本身就能使人了解到那些被遗忘的经验，或者更生动地但也许不那么正确地说，把这些经验带回到记忆中。该理论认为，与流行的意见相反，人类的性生活（或以后与它相应的事物）表明在早期有一段全盛期，该全盛期在大约五岁时结束，紧跟其后的是所谓潜伏期（一直到青春期），在此期间性欲没有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已经获得的东西确实经历了一次退行。这一理论已经得到了关于内部生殖器发育的解剖学研究的证实；它引导我们设想，人类是从在5岁便达到了性成熟的一个动物物种演变而来的，而且它还引起人们猜疑，人类性生活的推迟及其二相开始（即有两次高潮）与成为人类的过程（hominization）有密切联系。看起来人类是唯一具有潜伏期和这种性推迟的动物有机体。关于灵长类动物的研究（据我所知，这种研究尚未进行过）对于检验这种理论是必不可少的。幼儿期记忆缺失阶段与性欲的这一早期阶段是一致的，这在心理学上不可能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或许这种事态为可能发生神经症提供了真实的决定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说神经症便成为人类的一种特权，从这种观点来看，神经症就像我们身体解剖的某些部分一样，是原始时代的一种遗迹——一种“存活下来的残存物”。

（2）关于神经症现象的共同特点或特征，有两个要点必须强调：a.创伤的作用有两种，积极的和消极的。前者是想使创伤再次发挥作用——就是说，要记住被遗忘的经验，或者更恰当地说，使它成为真实的，重新体验一次；或者即使它只是一种早期的情绪关系，在与另一个人的类比关系中也要使它复活过来。我们把这些努力统称为“对创伤的固着”（fixations to the trauma）和一种“强迫性重复”（compulsion to repeat）。可以把它们合并到所谓正常自我中去，作为其中的一些持久倾向，它们可以赋予自我不可改变的性格特征，尽管，或更精确地说是因为，它们的真实基础和历史起源被遗忘了。因此，一个男人在他的童年时代过度地依附母亲，而现在已把这种依附关系遗忘，那么，这个男人可能花费毕生的时间寻找一个他可以使自己依赖的妻子，他可以努力使自己得到妻子的供养和支持。一个在其童年早期被诱奸过的姑娘可能会这样来指导其以后的性生活，以便经常地引起人们对她类似的攻击。可以很容易地猜测到，从关于神经症问题的这些发现中，我们可以深刻地理解性格形成的一般过程。

创伤的消极反应则遵循着相反的目标，被遗忘的创伤中什么东西也不会回忆起来，任何事件也得不到重复。我们可以把它们统称为“防御性反应”（defensivereactions）。它们的主要表现方式就是所谓“回避”，这些反应可能会加强成为“抑制”和“恐怖症”。这些消极的反应也会对性格的形成产生最重大的影响。和它们的对立面一样，创伤的消极作用也是对创伤的固着，只不过它们是有着相反目的的固着。在更狭窄的意义上说，神经症症状就是一些妥协，其中由创伤引发的这两种倾向结合在一起，这样，时而这种倾向，时而另一种倾向便轮流表现出它们的支配作用。这两种反应之间的这种对立作用往往会引起在事件的正常过程中所不能解决的矛盾冲突。

b.所有这些现象、症状以及对自我的限制和稳定的性格变化都有一种强迫性的性质：就是说，它们具有很大的精神强度，同时它们对其他心理过程的组织也表现出一种深远的独立性，而其他心理过程已经适应了外部现实世界的要求，遵从的是逻辑思维的规律。它们（这些病理现象）并不完全或一点也不受外部现实的影响，并不注意它或注意它的精神方面的代表，这样，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与这两个方面形成积极的对抗。人们可以说，它们是一个国中之国，一个令人难以接近的集合体，与它们合作是不可能的，但它们可以成功地克制住所谓正常的方面，并强迫它为自己服务。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便意味着内部精神现实取得了对外部世界现实的统治权，通往精神病的道路便豁然开朗。3179即使事情并未发展到如此地步，这种情境的实际重要性也是不可小视的。对那些受神经症支配的人的生活进行抑制以及他们在生活方面的无能便构成了人类社会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我们可以在他们的状况中识别出他们对其过去某一早期阶段进行固着的一种直接表达方式。

现在我们不妨来探讨一个潜伏期，由于类比的关系。潜伏期必定是一个使我们特别感兴趣的问题。童年期的某一创伤可能会立即引发神经症，一种童年期神经症，运用了大量防御性努力，并伴随着症状的形成。这种神经症可能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并引起明显的失调，但是它也可能经历一段潜伏的过程而被人们忽视，一般地说，防御在其中占了上风；在任何情况下，自我的变化3180都可以比作伤疤，是要保留下来的。童年期神经症毫无阻碍地继续进入成年期神经症，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更经常的情况是，它成功地经历了一段显然不受干扰的发展时期——这是一段由于生理潜伏期的干预所支持或使之成为可能的事物发展过程。直到后来才发生了变化，伴随着这种变化，已经确定下来的神经症才明显地表现为创伤的一种推迟了的结果。这发生在进入青春期时或青春期稍后。在前一种情况下，神经症之所以发生，是由于生理成熟而被加强了的本能，现在能够重新进行最初曾被防御作用所打败了的那场斗争。在后一种情况下，神经症的发生是由于防御所带来的自我的反应和变化被证明是对付新的生活任务的一种障碍，这样，严重的冲突便在真正的外部世界和自我的要求之间发生了，自我则寻求保存它费尽千辛万苦才在其防御性斗争中获得的组织作用。在对创伤的第一次反应和以后疾病的发作之间的神经症潜伏期现象必须被看做是典型的。后来发生的这种疾病也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想要治愈的努力——看做是力图再次与被创伤的影响所分裂的那些自我的其余的部分进行和解，并把它们结合成为一个与外部世界相对立的强大整体。但是，这种努力却很少成功，除非分析工作对它提供帮助，但即使这样也并非总能成功；它经常是以自我的完全破坏和分崩离析而告终，或者最终被早期分裂出去的并且现在仍受创伤支配的那一部分所压倒。

为了说服读者，我们有必要对众多神经症患者的生活史做些详细介绍。但是，鉴于这一主题非常噜苏和困难，因此，这样做就会完全毁掉这本著作的特色，本书就会变成一种关于神经症理论的专著，而且即便如此，很可能只对少数选定把研究和实践精神分析作为其毕生事业的读者有影响。既然我在这里是和更多的读者讲话，我只能请求读者们暂时相信我以上所做的节略性的说明；而且在我这一方面，我必须承认，只有当这些理论的基础被证明是正确的，我现在引导读者得出的这些引申之意才能被接受。

然而，我能够尝试讲述一个单一的病例。用这一病例就能特别清楚地展示我已经提那种神经症的许多特点。当然，我们一定不要指望一个病例就能说明一切情况，而且，如果其主题远离了我们正寻求类比的那个题目，我们也不必感到失望。

就像在中产阶级家庭里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一个小男孩在出生最初几年里与他的父母同居一室，在他还没有学会讲话的年龄，他就一再经常地有机会观察到他的父母之间的性活动——看到某些事情，听到的就更多了。在他第一次自发地遗精之后立即发作的神经症中，最早期的和最麻烦的症状就是睡眠障碍，在夜间他对噪声格外敏感，而且他一旦被惊醒，就再也不能入睡。这种睡眠障碍是一种真正的折中症状。一方面，这是他的一种防御表现，是为了抵抗他在夜间所经历过的事情；而另一方面，是力图重建那种醒觉状态，他能够在这种状态中倾听那些印象。

通过这种类型的观察，这个孩子过早地产生了一种攻击性的男子气，并且开始用手使他的小生殖器兴奋起来，还多次试图对他的母亲进行性攻击，以便使自己与父亲相认同，他是把自己放到了父亲的位置上，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的母亲终于禁止他再玩弄生殖器，而且还吓唬他说，她要告诉他的父亲，而他的父亲将以摘掉他这个邪恶的器官以示惩罚。这种阉割的威胁对这个男孩子产生了一种异常强大的创伤作用。他放弃了性活动，并且改变了性格。他不再把自己同父亲相认同，而是害怕他，对他采取了一种消极的态度，并且通过偶尔的淘气，激惹他实施肉体的惩罚；对他来说，这样做有一种性的意义，这样做他就能够使自己和他那受到虐待的母亲相认同。他越来越渴望依附他的母亲，仿佛一刻没有她的爱，他便活不下去似的，因为他在母亲的爱中看到了一种保护作用，以抵御来自其父亲的阉割威胁。在这种经过改变的俄狄浦斯情结中，这个小男孩度过了他的潜伏期，他没有受到任何明显的障碍，他成了一个好孩子，而且在学校里也相当成功。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追溯了创伤的直接作用，而且证实了潜伏期这个事实。

伴随着青春期的到来，产生了明显的神经症，并且表现出第二种主要症状——性无能（sextual impotence）。他已经丧失了阴茎的敏感性，不想再触摸它，也不敢为了性的目的而去接近一个女性。他的性活动仅限于精神性手淫（psychical masturbation），伴随着施虐狂-受虐狂的幻想，在这种幻想中不难识别出他早期所观察到的他的父母性交的后果。随着青春期所带来的这种被加强了的男子气概被用作对父亲的强烈仇恨和对他进行反抗。与他父亲的这种关系发展到极端，竟使他不在乎达到自我毁灭的程度，这种关系也应该为他在生活中失败以及同外部世界发生冲突负责。他必须在职业上失败，因为是他的父亲强迫他接受这一职业的。他也不交任何朋友，而且从未和上司保持良好关系。

当他在这些症状和无能的负担之下，在他的父亲去世之后，他终于娶了一个妻子时，在他身上便出现了一些性格特质，仿佛这些性格特质就是其存在的核心，这使他与周围的人建立联系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他形成了一种完全自我中心的、专横而且野蛮的人格，这种人格使他清楚地感觉到有必要压制和侮辱其他人。这是对他父亲的一种忠实的拷贝，因为在他的记忆中已经形成了关于父亲的形象：就是说，重新复活了对其父亲的认同作用，这种认同作用在他过去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出于性的动机而表现出来。在本故事的这一部分，我们认识到了被压抑的事物的回归（return of the repressed），（在创伤的直接后果和潜伏期现象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把这种回归描述为神经症的基本特征。

（四）应用

早期创伤——防御作用——潜伏期——神经症发作——被压抑事物的部分回归。这就是我们为神经症的发展所列出的公式。现在请读者进一步设想，在人类的生活中曾出现过某件事情，它和个体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相类似：就是说，假设这里也发生了一些具有性攻击性质的事件，这些事件留下了持久的后果，但是绝大部分都被避开了，而且被遗忘了，而且在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潜伏期之后，这些事件又重新发生作用，并且在其结构和目的上产生了类似于神经症症状的现象。

我们相信，我们能够猜测到这些事件，而且我们想要说明，它们与神经症症状相类似的结果就是宗教现象。由于进化论观点的出现，使人们不再怀疑人类有一段史前时期，而且由于这是人们所不知道的——就是说，被遗忘了——因此，这种结论几乎具有一种公理的作用。当我们听说，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有效的而且被遗忘的创伤与人类大家庭的生活相关时，我们可以同意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未曾预料到的额外收获，我们的讨论到目前为止尚未涉及。

早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前，我在《图腾与禁忌》（1912～1913）一书中就提出了这些主张，在这里我只需重复一下这些话。我的构想起源于达尔文（Darwin，1871，第2卷，第362页以下）的一段声明，并且采纳了阿特金森（Atkinson，1903，第220页以下）的一个假设。这些观点认为，在原始时代原始人过着小型游牧部落的生活3181，每一个部落都在一个强有力的男性统治之下。这段时期的日期无法确定，它也不和我们所知道的地理时代同步，很有可能这些人类的物种还远未形成语言。这种构想的一个基本方面是假设，我打算描述的这些事件在所有原始人身上都出现过——也就是说，在我们所有的祖先身上都出现过。这个故事是以相当浓缩的形式讲述的，仿佛它只发生过一次似的，而事实上它包含着数千年的时间，在这漫长的时期中又重复过无数次。那个强壮的男子是整个部落的首领和父亲，而且他有无限的权力，他粗暴地行使这些权力。所有的女人都是他的财产——包括他自己部落中的妻子们和女儿们，或许还有一些从其他部落抢来的女人。他的儿子们的命运则十分艰难：如果他们引起了父亲的妒忌，就会被杀掉，或者被阉割，或者被驱赶出去。他们唯一的办法是以小团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通过抢夺而使自己得到妻子，而且当他们中的某个人能在这一方面取得成功时，便使自己抬高到与原始部落中的父亲相类似的地位。由于自然的原因，最小的儿子便占据了格外有利的地位。他们受到母亲爱的保护，并且能够利用父亲年事日高的现实，在他死后取而代之。我们似乎发现，在许多传奇和童话故事中都有驱逐长子和喜爱幼子的反响。

对于改变这种“社会”组织的第一个决定性的步骤似乎是，那些生活在一个团体中的被驱逐的弟兄们，联合起来推翻了他们的父亲，按照那些时代的风俗，把他生吞活剥地吃掉了。我们没有必要回避这种同类相食的现象；它持续到久远的时代。但是，基本的观点是，我们把同样的情感态度运用于那些我们能够通过分析研究而在当前时代的原始观念中——在我们的孩子们身上——确立起来的原始人身上。就是说，我们假设，他们不仅痛恨和害怕他们的父亲，而且把他作为一个榜样来尊崇，而且他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想取代他的位置。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同类相食的行为理解为企图通过吃掉他的一块肉来确保与他的认同作用。

我们必须设想，在杀死父亲之后，又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在此期间，弟兄们相互争夺父亲的继承权，他们每个人都想独占这一权力。他们认识到进行这些斗争既危险又毫无用处，他们回想起曾在一起进行的争取解放的活动，以及在他们被放逐期间所产生的相互之间的情感联系，这使他们最终达成了一致，形成了一种社会契约。伴随着本能放弃3182的第一种形式的社会组织便应运而生了，它承认相互之间的义务，引进了明确的规章制度，宣称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是说，道德和正义开始了。每一个人都放弃了他想要获得其父亲的地位和占有他的母亲及姐妹的想法。这样便产生了乱伦的禁忌和禁止族内通婚。由于除掉父亲而解放出来的相当一大部分绝对权力便移交给了女人们：母系氏族制时代便开始了。在这个“兄弟联盟”的时代，仍然保持着对父亲的回忆。一个强大的动物——最初或许也是一种总是令人恐惧的动物——便被选作父亲的替代物。这种选择可能看起来很奇怪，但是，人们后来在人类自己和动物之间所建立的鸿沟，在原始人那里并不存在，对我们的孩子们来说也不存在，我们已经能够把他们对动物的恐惧理解为对父亲的恐惧。关于图腾动物，仍完全保持着对父亲的情感关系方面最初的二分法，一方面，图腾被视为氏族的具有血肉之躯的祖先和起保护作用的精灵，它必须受到崇拜和保护，而另一方面，当节日到来时，便为他准备了同原始的父亲所遇到的相同的命运。它被宰杀，并且被全部落的人共同分食。根据罗伯逊·史密斯的观点（1894），这就是图腾宴。这个伟大的节日实际上是对儿子们联合起来战胜父亲的一次胜利的庆祝。

在这一点上，宗教的地位又当如何呢？我认为，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来看待图腾制度，连同它是对父亲替代物的崇拜，由图腾宴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心理，各种纪念性节日和禁律的制定，若有违犯就会被处死——我是说，我们有理由把图腾制度视为人类历史中宗教得以表现的第一种形式，它也进一步证实了图腾制度从一开始就和社会规则及道德义务有联系。在这里我们只能对宗教的进一步发展做出最概括性的说明。毫无疑问，它们同人类的发展及人类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同步进行的。

由图腾崇拜所引发的第一步，是使受到崇拜的存在物人性化。人形诸神的出现取代了动物图腾的位置，但动物图腾的派生物并没有消失。神要么仍然以动物的形式为代表，要么至少有一张动物的面孔，或者，动物图腾成为这个神最喜爱的伙伴，与他不可分离，或者像传奇所讲述的那样，这个神杀死的恰好就是这种动物，而这个动物图腾毕竟只是他自己的一个早期阶段。在这种进化的某一时期，伟大的母性神出现了，我们并不容易确定它发生在哪一时期，很可能甚至在男性神出现以前，而且此后在他们身旁受到了很长时间的崇拜。与此同时发生了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母权制被族长制的重建所取代。说真的，这些新的父亲们从未达到过原始人父亲的那种无限权力；他们人数众多，以比游牧部落更大的联盟的形式住在一起。他们必须相互协调一致，并且始终受社会秩序的限制。很有可能母性女神是在母权制受到削弱的时代起源的，以作为对轻视母性的补偿。男性之神最初是作为伟大母亲身旁的儿子出现的，只是后来才清楚地表现出父亲这类人物的特色。这些多神教的男性诸神反映的是族长制时代的状况。他们人数众多，相互制约，而且有时还要服从一个地位更高的统帅之神。然而，下一步就把我们引向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那个题目——回到那个有着无限统治权的单一的父亲之神3183。

必须承认，在这个历史的概览中有一些漏洞，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不够确定。但是，如果有人想要宣称我们对原始历史的构想是纯粹想象出来的，那么，他就严重地低估了其中所包含的材料的丰富性和明显的价值。关于过去的很大一部分材料，在这里被连结成为一个整体，这是经过历史检验的：例如，图腾崇拜和男性联盟。其他部分也都完全一模一样地保存下来。权威人士们经常对古代图腾宴的意义和内容以如此忠诚的方式在基督教圣餐的仪式中得到重复而惊诧不已，在这种仪式上，信奉者们以象征的形式分享他们的神的血和肉。大量的、被遗忘了的原始时代的遗风在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中留存下来，关于儿童心理生活的分析研究提供了意想不到的丰富材料，填补了我们对远古时代知识的缺欠。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儿子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我只需提出动物恐怖症（animal phobias）即可，儿子竟然害怕被父亲吃掉，这在我们成人看来是很奇怪的，而且还非常强烈地害怕被阉割。在我们的构想中没有任何事物是完全捏造的，所有的一切都受到坚实基础的支持。

如果我们关于原始历史的说明可以作为完全有价值的可信的事物来接受，那么，在宗教教义和仪式中有两种因素将被识别出来：一种是对古代家族史及其存留物的固着；另一种则是对过去的复活，经过漫长的间隔，又回复了已被遗忘的一切。正是这后一部分迄今为止一直被人们忽视，因而也没有被理解，在这里我们至少举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来说明。

特别值得强调下面这个事实，从遗忘中得以恢复的每一部分都表现出一种特别的力量，对人民大众产生着无可比拟的强大影响，并且提出一种不可抗拒的真理的主张，对它进行任何逻辑上的反对都是无济于事的：这就是一种“我之所以相信它，正是因为它的荒谬”（credo quia absurdum）。3184这个明显的特征只能按照精神病患者的妄想模式才能得到理解。我们早已了解到，一部分被遗忘了的真理隐藏在妄想的观念之中，当这种妄想的观念复现时，它必然会受到歪曲和误解，而依附于这种妄想的强迫性信念则产生于这个真理的核心，并把它传播出去，达到错误的程度，以至于得把它包藏起来。我们必须承认，像这样的一种成分是可以称之为历史真理的，也包括宗教的信条在内。确实，这些宗教信条带有精神病症状的特征，但是，作为一些群体现象，它们不再因孤立无援而受到诅咒。

如果我们把可以不间断追溯从动物图腾到人形之神连同其经常携带的伙伴的这一发展过程弃之不顾（基督教福音的四位传教士，每一位都带着自己最宠爱的动物），那么，宗教史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不会像把一神教引入犹太教，并且在基督教中继续发展那样清晰。如果我们暂时承认，法老的世界帝国是决定一神教观念产生的原因，我们便会发现，这种观念从其本国的土壤里生发出来，又被移置到另一个民族中，经过一段漫长的潜伏期之后，被他们作为宝贵财富接受和保存下来。反之，这种观念本身通过使他们对自己成为上帝的选民而自豪，从而使他们生存下来。正是这个关于他们的原始父亲的宗教，与他们获得奖励、荣誉以及最终获得世界统治权的希望密切联系着。这后一种充满愿望的幻想（wishful phantasy）早已被犹太民族所抛弃，却仍然存留在该民族的敌人之中，他们相信有一个“锡安山长者”（Elders of Zion）的阴谋3185。从埃及借用来的一神论宗教的独到特性是怎样影响犹太民族的，它怎样通过排斥法术和神秘主义，敦促人们在理智上进步和鼓励人们升华，而对他们的性格注定要产生持久的影响；这个民族是怎样由于拥有真理而狂喜，被上帝选中的意识所压倒，以及怎样对理智的事物给予高度评价，对道德的事物非常强调的；他们那令人伤感的命运及其在现实中的失望是怎样只加强了这些倾向，对此，我们留待以后再行讨论。现在，我们将沿着另一个方向追随他们的发展。

重新确立那位原始父亲的历史权力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但这并不可能是终点。史前悲剧的其他部分也坚持要得到承认，究竟是什么促使这一过程运行的，这很不容易辨别。看起来好像是，有一种日渐增长的罪疚感笼罩着犹太民族，或许也笼罩着当时整个文明世界，这是那种被压抑的材料即将回归的预兆。直到最后，这些犹太人中的一个成员，以为政治一宗教的煽动者做辩护为由，发现有机会把一种新的宗教——基督教——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保罗（Paul），这位来自塔瑟斯（Tarsus）的罗马犹太人，利用了这种罪疚感，并且正确地把它追溯到其原始根源。他称之为“原罪”（original sin）；这是一种反对上帝的罪恶，只能以死来赎罪。死亡便带着这种原罪降临人世。事实上，这种应该以死来报效的原罪就是杀害了后来被奉若神明的原始人父亲。但是，这种谋杀却没有被记载下来，代之而起的是一种赎罪的幻想，由于这个原因，这种幻想才能作为一种赎罪的（福音）而受到欢迎。上帝的一个儿子，本来没有罪，却通过把自己杀死而自己承担了所有的人的罪恶。他必须是一个儿子，因为他杀害的是个父亲。很有可能来自东方和希腊神话的传说曾对这种赎罪的幻想产生过影响。其中最基本的东西似乎是保罗自己的贡献。在最恰当的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具有天生宗教倾向的人：过去的黑暗痕迹潜藏在他的心中，随时准备爆发出来，进入更富有意识的领域。

本来没有罪的救世主却牺牲了自己，这显然是一种有意的歪曲，这对人们进行逻辑的理解造成了困难。一个没有犯谋杀罪的人，怎么能通过让自己被杀死，就自行承担起所有杀人者的罪恶呢？在历史的现实中也没有这种自相矛盾的事情。这个“救世主”不可能是别的任何人，而是罪孽最深重的人，而是杀死了他们父亲的兄弟团伙的头目。按照我的判断，不论有没有如此重大的反叛和头目，我们都必须把它作为一件尚未确定的事来处置。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牢记，兄弟团伙中的每一个成员当然都希望自己单独去干这件事，以便为自己创造一个非我莫属的地位，找到一个替代物作为他与父亲的认同，如果他置身于兄弟团伙之中，则他不得不放弃这一位置。如果没有这样的头目，那么，基督就是一个未能实现的愿望幻想的继承人；如果有一个头目，那么，这个头目就是他的继承人和他的灵魂再生。但是，无论我们在这里描述的情况是一种幻想，还是一段被遗忘的现实的回归，不管怎么说，关于一个英雄概念的起源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这个英雄总是反叛他的父亲，并且以某种方式杀死了他。这也是戏剧中英雄的“悲剧罪疚”（tragic guilt）的真正根源，否则便难以做出解释了。我们几乎无须怀疑，古希腊戏剧中的英雄和颂歌代表着同一位反叛的英雄和兄弟团伙；在中世纪剧院里重新上演的是表现耶稣蒙难的故事，这不能说是毫无意义的。3186

我们已经说过基督圣餐的仪式，在这种仪式中信仰者们分享着那位救世主的血和肉，重复着古老的图腾宴的内容——毫无疑问这只是表现了它的情感意义，表达了对他的崇拜，而不是表现其攻击性意义。不过，支配着与父亲的关系的那种矛盾心理在宗教革新的最终后果中却明显地表现出来。表面的目的是向那位父亲神赎罪，但最终却把他废黜并驱赶下台。犹太教曾是一种父亲宗教，而基督教则变成了一种儿子宗教。那位古老的上帝，即父亲，落在了基督的后面；而基督，即那位儿子，则取代了他的地位，就像在原始时代每一个儿子都希望做的那样。那位把犹太教坚持下去的保罗，最终也毁灭了它。毫无疑问，他的成功是在这个事实的第一个实例中，他通过救世主的观念，驱除了人性的罪疚感；但是，他的成功也在于，他放弃了他的人民是“被上帝选中”的特性及其可见的标志——割礼——这样一来，这种新的宗教就可以成为具有普遍性的、包容所有人的宗教。保罗采取这一步骤时可能有一个成分在起作用，即他的改革由于在犹太人当中遭到排斥，他个人想要予以报复；但是，它也恢复了古老的阿顿宗教的一个特征——当它被传递给一个新的民族，即犹太民族之后，该宗教所要求的限制性也被消除了。

和更古老的犹太宗教相比，这种新的宗教在某些方面意味着一种文化倒退（或退行“regression”），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一些较低层次的新的人群侵入进来或者被接纳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基督教在心灵这类事情上并未保持住犹太教达到的那个高度。它不再是严格的一神教，它从周围民族中接受了许多象征性的仪式，它重新确立了伟大的母亲女神，而且只是稍加伪装地为引入多神教的许多神祗找到了栖身之地，虽然他们只是处在附属的地位。它毕竟不像阿顿宗教和其后的摩西宗教那样拒绝那些迷信的、巫术的和神秘的因素渗透进来，这些因素在以后两千年的理智发展过程中，被证明是一种严重的障碍。

基督教的胜利是一次新的胜利，是间隔1500年之后，在更广大的舞台上，阿蒙神教的祭司们对埃克赫那顿之神的胜利。而且，在宗教史上——即就被压抑者的回归而言——基督教是一次进步，从那时起，犹太教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种僵死的事物。

一神教观念是怎样恰好给犹太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呢？他们怎么能够如此顽强地保持这种观念的，这是很值得考虑的。我认为，要找到答案是有可能的。命运已经把原始时代杀死父亲的伟大行动与恶行都赋予了犹太人，使他们要在摩西这位杰出的父亲般的人物身上重复此事。这是用“行动表现”（acting out）代替记忆的一个实例，在对神经症患者的精神分析工作中也是经常发生的。他们应该记住摩西的教义向他们提出的建议，但是，他们的反应却是不承认他们采取过这种行动；他们只停留在承认这位伟大的父亲上，这就阻碍了他们继续前进的道路，后来保罗就是从这里开始继续史前历史的。残暴地杀死了另一位伟人也能成为保罗创立新宗教的开端，这绝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也不是个巧合问题。这个人在犹地亚有少量的信徒，信徒们把他视为上帝的儿子，视为上帝宣告过的弥赛亚（Messiah——犹太教的复国救主），为摩西所编造的一部分童年时代的故事，后来被附会到他身上[第14页]。然而事实上，对于他我们所知道的肯定并不比有关摩西的情况多——他是否真的就是福音书（Gospels）里所描绘的那位伟大导师；或者相反，对于他这个人物所获得的重要性具有决定作用的他的死，是否并不符合事实和实际情况？保罗虽然成了他的使徒，却对他本人也并不了解。

塞林在追溯摩西的传说时认识到，摩西是被他的犹太人杀害的（而且奇怪的是，年轻时的歌德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也承认了这种观点），这便成为我们的构想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成为原始时代被遗忘的事件与其后以一神教形式出现之间的一种重要的联系。31873188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猜想，杀害摩西的悔恨之情为产生弥赛亚这一愿望幻想提供了刺激物，弥赛亚一定会回来拯救他的人民，并履行让他们统治世界的诺言。如果摩西就是这第一个弥赛亚，那么，基督便成了他的替代者和继承人，而保罗就能以历史上的某种正当理由向他的人民大声地说：“看啊，弥赛亚真的来啦！他曾在你们眼前被杀害！”这样，在基督复活中也有某种历史的真理，因为他是被复活的摩西，而隐藏其后的是那位归来的原始游牧部落的原始父亲，现在被转型为儿子，被安置在父亲的位置上。3189

可怜的犹太人，他们怀着惯常的倔强，继续否认对父亲的谋杀，在时间的流逝过程中他们为此而进行了沉重的赎罪。他们经常遭到人们的谴责：“是你们杀死了我们的上帝！”而且，如果把这种谴责加以正确的解释，就可以说这种谴责是千真万确的。如果把它和宗教史联系起来，人们就会说：“你们绝不会承认是你们杀害了上帝（那个上帝的原始图像，那位原始父亲，及其以后的再生）。”人们还应该补充说：“确实，我们也干了同样的事，但是，我们已经承认了，而且从此以后，我们便解脱了。”反犹主义者藉以迫害犹太人后代的这些谴责，并非都能具有类似的正当理由。人们对犹太人如此仇恨，这种强烈而又持久的现象当然必定不止一种原因，我们能够发现一系列大量的依据，有些显然来源于现实，这无须做任何解释；而另一些则隐藏得较深，起源于隐秘的根源，这些可被视为特殊的原因。在前一类原因中，谴责犹太人是外来者或许是最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在如今被反犹主义者控制的许多地方，犹太人是人口中最古老的一部分，甚至在现在这些居民之前就已定居在此了。例如，这种情况可适用于科隆城，早在科隆城被日耳曼人占领之前，犹太人就和罗马人一起来到这里了。3190仇恨犹太人的其他原因则比较强烈——这样，在他们居住的大多数地方他们是其他民族中的少数民族这些情况，由于群体共有感的需要，也为了使群体完满，对某一外来少数民族的敌意，以及这个被排斥的少数民族的数量劣势，便招致对它的压迫。然而，犹太人还有另外两个特点却是相当难以原谅的。第一个特点是，他们在某些方面不同于他们的“主人”民族。他们并不是从根本上不同，因为他们并不是像他们的敌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外来种族的亚洲人，而是大部分由地中海各民族的后裔组成的，是地中海文明的继承者。但是，他们仍然是有些不同，常常是在某种无法确定的方面不同，特别是不同于北欧各民族，而奇怪的是，种族偏执狂对这些微小的差异比对那些重大的差异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反对态度。3191另一个特点具有更大的作用：意即他们反抗所有的压迫，最残酷的迫害也没有成功地把他们灭绝，而且恰好相反，他们显示了在商品化生活中保持住自己的一种能力，而且在他们获得承认的地方，他们都为每一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仇恨犹太人的更深远动机起源于最遥远的过去的年代；它们在这些民族的潜意识中发挥着作用，而且我打算发现它们最初是不可置信的。我大胆地断言，该民族宣称自己是上帝父亲的初生子，是他最宠爱的孩子，即使在今天，其他民族对这种说法的忌妒也还没有消失，仿佛他们认为自己真理在握似的。另外，犹太人使自己置身其外的那些风俗，那种割礼的风俗给人留下了讨厌而又离奇的印象。毫无疑问，这种风俗可以解释为，使人想起了可怕的阉割，以及人们乐意忘却的那些与之相伴随的原始的过去。最后，作为这一系列原因中最新近的一种动机，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如今擅长仇恨犹太人的所有那些民族只是在以后的历史时代中才成为基督教徒的，常常是在血腥的强迫下才被迫接受的。人们可能会说，他们都是“勉强受洗的”。在基督教这层薄薄的外表之下，他们仍然保留着其祖先崇拜野蛮的多神教时的东西。他们还没有忘却对强加给他们的这种新宗教的怨恨，但是，他们把这种怨恨发泄到使他们接受基督教的根源。福音书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犹太人之中，而且事实上只表现犹太人的故事，这个事实使他们更容易产生这种移置作用。他们对犹太人的仇恨归根结底是对基督教的仇恨，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中，两种一神教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在相互敌视中得到如此明显的表现，对此我们无须感到惊讶。3192

（五）困难

或许通过我所说的这些事，我已成功地使神经症过程和宗教事件之间的类比得以确立，从而表明了出人意料的宗教事件的起源。在从个体心理学向群体心理学转移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在性质和重要性方面都不同的困难，我们现在必须转向这两个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我们在这里涉及的只是众多宗教现象中的一个例子，对任何其他例子并未予以说明。我必须抱歉地承认，我无法给出比这个例子更多的例子，我的专业知识不足以完成这项研究。以我有限的知识，我或许可以补充说，穆罕默德宗教的建立在我看来似乎是对犹太教的一种简化了的重复，它是模仿犹太教而出现的。确实，穆罕默德这位先知最初看来是想为他自己和他的人民完整地接受犹太教。那个伟大的原始父亲的再现格外提高了阿拉伯人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使他们获得了伟大的、世界性的成功，但他们的自信心也在成功中消耗殆尽了。与耶和华相比，真主安拉表现出更感谢他所选定的人民。但是，这个新宗教的内部发展不久便停滞了，或许是因为它缺少那种深度，这种深度曾使犹太人杀害了他们的宗教创立者。东方的各种明显的理性主义宗教，就其实质而言，都是祖先崇拜，因此在过去很早的重建阶段，它们便止步不前了。在今天的原始民族中，承认一个最高的神就是他们宗教的唯一内容；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就只能视为宗教发展中的一种萎缩症（atrophy），并且把它和在另一个领域中所观察到的、无数的初期神经症病例联系起来。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和在另一种情况下一样，事情都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对于这两种情况，我们的知识还不足以告诉我们。我们只能把这种责任归咎于这些民族的个人才能，他们的活动方向以及他们所处的一般的社会状况。另外，在分析工作中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规则，那就是满足于解释面前实际发生的事，而不是寻求解释尚未发生的事。

这种向群体心理学转移的第二个困难则重要得多，因为它引起了一个具有基本性质的新问题。这个问题是，在各民族的生活中起作用的传说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这个问题不是在个体身上表现出来的，因为在个体身上这个问题是由潜意识中存在的过去的记忆痕迹来解决的。我们不妨回到我们的历史实例中来。我们已经把卡代什的妥协归因于从埃及归来的那些人中所流传下来的强有力的传说。这种情况已不存在问题。按照我们的理论，这种传说是以口头交流的意识记忆为基础的，这是当时存活下来的人从只间隔两三代的前辈那里传承下来的，而这些前辈亲自参与或亲眼目睹了当时的那些事件。但是，难道我们能够相信在以后的世纪中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吗？——这种传说是否仍然有其根据，是否能正常地由祖父辈传给孙子辈？因为在早期时代中，我们还不清楚保留这种知识并通过口头话语把它传播出去的人究竟是谁这是根本无法说清楚的。根据塞林的看法，关于摩西被杀的传说总是在祭司们的掌握之中，直到最后它才在文字中得到表现，正是这种文字表述才使塞林能够发现此事。但是，这事只能被少数人知道；这不是公众应该知道的。而这样难道就足以解释其影响了吗？难道这少数了解情况的人在广大群众注意到事情真相时，能有如此持久的力量去左右他们的情绪吗？相反，看起来在那些不了解情况的群众中一定曾发生过某种事情，它以某种方式类似于少数人所知道的情况，当事情被泄露出来时，便与它相迎合了。

当我们转向原始时代的类似情况时，我们更难以得出一个结论。可以肯定地说，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这个事实已被忘记了，即曾经有一个我们知道其特点、也知道其命运的原始的父亲；我们也不能假定有任何关于它的口头传说，就像我们能够假定有任何关于摩西的口头传说一样。那么，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我们才能确定一个传说的来历呢？它能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呢？

为了使那些不想或不准备插手一个复杂的心理学事态的读者更容易理解，我将预先对研究结果做如下预期。在我看来，个体与群体之间在这一点上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在群体中也有一种过去的印象被保存在潜意识的记忆痕迹中。

我们相信，在个体的情况下我们能够看得很清楚：他的早期经验的记忆痕迹在他心中保持着，但他是在一种特殊的心理状况下保持的。正如一个人了解被压抑的情况一样，我们可以说，个体对此也总是有所了解的。在这里我们已经形成了某些观念，这些观念通过分析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证明，这些观念就是，某些事情是怎样被遗忘的？它是怎样过了一段时间又重新出现的？被遗忘的东西并没有消失，而只是“被压抑着”；它的记忆痕迹仍非常清楚地存在着，只是被“反贯注”（anticathexes）3193所孤立起来了。它们无法与其他理智过程取得联系；它们是潜意识的——不可能成为有意识的。也有可能被压抑的某些部分逃脱了（压抑的）过程，可以进入记忆，偶尔也会在意识中浮现；但即便如此，它们也是孤立的，像是和其他部分没有任何联系的外在物体（foreign body）。事情可能是这样的，但并非必然是这样的；压抑也可能是全面的，这就是我们在下面要探讨的那种替换物。

这种被压抑的东西保持着向上的强烈欲望，它力图强行进入意识。它在三种情况下才能达到其目的：（1）如果反贯注的力量被病理过程所减弱，这个病理过程压倒了（心灵的）另一部分，即我们所谓的自我，或者被自我中的贯注能量的不同分布所减弱，就像在睡眠状态中所经常发生的那样；（2）如果与被压抑的事物相联系的本能成分受到特别的强化（其中最好的例子是青春期时发生的那些过程）；（3）如果在最近的经验中的印象或经验在任何时候出现时都非常类似于被压抑的东西，致使它们能够唤醒它。在后一种情况下，最近的经验往往受到被压抑事物的潜在能量的强化，而被压抑的东西是在最近的经验背后并借助于它的帮助而起作用的。在这三种可以替换的情况下，迄今一直被压抑的东西是不能顺利而不加改变地进入意识的；它必定总要忍受某些歪曲，这些歪曲可以证明来自反贯注的（尚未完全克服的）抵抗的影响，或者证明最近经验的变化性影响，或者证明两者兼而有之。

一种心理过程是有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其间的差异已经被用作发现我们的方向的一个标准和手段。被压抑的事物是潜意识的。如果允许我们把这个句子反转过来——就是说，如果意识（Cs.）和潜意识（Ucs.）之间的性质上的差异和“属于自我”与“被压抑的”之间的区别相一致3194，那将会使事情发生令人鼓舞的简化。在我们的心理生活中存在着诸如此类的孤立而又潜意识的事物，这个事实本身就足够新颖而又重要。但实际上情况更为复杂些，确实，所有被压抑的事物都是潜意识的，但是，所有属于自我的东西却并非都是有意识的。我们注意到，意识是一种短暂的性质，它和心理过程只有转瞬即逝的联系。因此，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我们必须用“能够成为意识的”来取代意识，而且，我们把这种性质称为“前意识”（Pcs.）。然后，我们可以更正确地说，自我主要是前意识的（实际上是意识的），但是，自我的某些部分则是潜意识的。

这后一种事实的确定向我们表明，迄今为止我们所依赖的这些性质，都不足以为我们在昏暗的心理生活中指明方向。我们必须引入另一种划分方式，这种划分不再是性质上的，而是心理地形学的（topographical），而且——其特殊价值在于——它同时也是发生学的（genetic）。我们现在在心理生活中划分出（我们把心理生活视为由几个机构、区域或部门组成的装置）一个地区，我们称之为自我（ego）本身，以及另一个区域，我们命名为本我（id）。本我是两者中较古老的；自我则由此发展而来，就像一层大脑皮质，是通过外部世界的影响而形成的一样。正是在本我中我们所有的主要本能才起作用的，本我中的所有过程都是潜意识地发生的。我们已经说过，自我和前意识的区域是一致的；它包括正常情况下保持潜意识的那些部分。本我中诸事件的发展过程及其相互作用是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的，而不是受本我中流行的那些规律支配。事实上，正是这些差异的发现，才使我们得出了新的观点，并且认为这种观点是合理的。

被压抑的事物可被看做是属于本我，并且附属于相同的机制；把它从中划分出来只是出于发生学的考虑。这种分化是在最早期的生活中完成，而自我则是由本我发展而来。当时，本我的一部分内容被纳入自我之中，并且被提升到前意识状态；另一部分则不受这种转换的影响，作为潜意识本身保留在本我之中。但是，在自我的进一步形成过程中，自我中的某些心理印象和过程被一种防御机制排除出去了；前意识材料的特点被从中撤出，这样，它们再次被还原为本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就是本我中的“被压抑的材料”。就这两个心理部门之间的关系而言，我们可以假设，一方面，本我中的潜意识过程被提高到前意识水平，并被结合到自我之中，而另一方面，自我中的前意识材料可能遵循相反的道路，并被驱赶回到本我之中。后来，有一个特殊的区域——即“超我”（super-ego）——从自我中被分离出来，这个事实在我们目前的研究兴趣之外。3195

所有这一切看起来远非那么简单。3196但是，当我们开始与这种心理装置的不同寻常的空间观点一致起来时，对这种设想就不会感到特别困难。我将补充一个更进一步的说明，我在这里提出的心理地形学和大脑解剖学毫无关系，实际上，它只在一个方面和解剖学有关。3197在这种描绘中令人不满的东西——我和任何人一样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归因于我们对心理过程的动力学性质的全然无知。我们告诫自己，把一种意识观念同一种前意识观念区别开来，以及把前意识观念同潜意识观念区别开来的东西，只能是对心理能量的一种改变，或许只能是心理能量的一种不同分布。我们谈论了贯注和过度贯注（hypercathexes），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对这一主题一无所知，甚至也没有提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工作假设的出发点。关于意识现象，我们至少可以说，它最初是依附于知觉。所有来源于痛觉、触觉、听觉和视觉刺激的感觉都是最容易成为有意识的。思维过程以及在本我中任何与此相类似的事物本身都是潜意识的，通过言语功能的媒介作用，与视知觉和听知觉的记忆痕迹联系起来，才能进入意识。3198在没有言语功能的动物中，这些状况一定更简单些。

我们作为出发点的早期创伤的印象，要么不能被转换到前意识中，要么受到压抑而被迅速地推回到本我的状态中。它们的记忆残余在那种情况下是潜意识的，并且从本我中发挥作用。只要这是一个主体亲身经历过的问题，那么，我们相信，我们就能轻而易举地探寻出它们进一步的变化过程。当我们意识到，在个体心理生活中可能起作用的东西不仅包括他亲自经验过的东西，而且包括他出生时就天生存在的东西，即具有种族发生起源的成分——一种古代的遗产——这时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复杂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这种遗传下来的东西存在于什么之中？它包含着什么？它的证据是什么？

直接而且最肯定的回答是，它存在于某些（天生的）禀性之中，例如所有生物有机体都具有的那些特点：存在于遵循特殊的发展路线，并以特殊的方式对某些兴奋、印象和刺激做出反应的能力和倾向之中。既然经验表明，在这一点上人类个体之间存在着差异，那么，古代的遗产就一定包括这些差异；它们代表着我们所认识到的个体中的素质因素（constitutional factor）。现在，既然不管怎么说所有的人在其早期时代都有过大体类似的经验，因此，他们也以类似的方式对此做出反应，这样人们就会产生一种疑问，我们是否应该把这些反应，连同他们的个体差异都包括在古代遗产中。这种疑问应该被搁置一旁：我们关于古代遗产的知识并没有因为这种类似性事实而得到扩展。

不过，分析研究使我们获得了几种研究结果，这些结果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缘由。首先，在语言中普遍存在着象征作用。用一个事物象征性地表现另一个事物——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活动——这是我们所有的儿童都很熟悉的，而且可以说是很自然地产生的。对此我们无法指出他们是怎样学会的，而且必须承认，在许多情况下要学会它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原始知识的问题，成年以后便把这种原始知识遗忘了。确实，一个成人会在梦中利用同样的“象征”；但是，他并不理解这些象征，除非分析学家给他做解释，而且即便如此，他也不愿意相信这种解释。如果他利用了其中记载着这种象征作用的一种非常常见的修辞手法，那么，他一定会承认他已经完全忘记了其真实意义。另外，象征作用不考虑语言的影响；研究很可能会表明它是无处不在的——这同样适用于所有的民族。因此，在这里我们似乎有一个确定的实例来说明起源于语言形成时期的古代遗产。但是，人们也可以尝试做出另一种解释。人们可能会说，我们正在探讨的是观念之间的思想联系——这是在言语的历史发展中已经确立的联系，现在则是每当在个体身上经历这种言语的发展时所必须重复的联系。这就是理智禀性遗传的一个例子，它类似于通常所谓本能禀性的遗传——但是，这个例子仍然无助于解决我们的问题。

但是，分析研究已经对某些事情做了说明，这些事情在重要性上超出了迄今我们所考虑过的任何事情。当我们研究人们对早期创伤的反应时，我们常常非常惊奇地发现，它们并非严格地限于个体自己确实经历过的事，而是以某种与种系发生的事件模型更适合的方式与此相脱离；而且一般地说，只能用这种影响来解释。患神经症的儿童对其父母的行为在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情结中有大量的此类反应，这在个体的情况下似乎是不合理的，只有在种系发生学上才能理解——即通过它们与前辈经验的联系才能理解。通过搜集材料的方式把我在这里所求助的这种材料公之于众，是非常值得的。其明显价值在我看来似乎是相当强烈的，使我大胆地迈出一步，并提出一种主张认为，人类的古代遗产不仅包括禀性，而且包括主题——即前辈们经验的记忆痕迹。以这种方式就可以使原始遗产的范围和重要性得到重大的扩展。

经过进一步深思熟虑，我必须承认，我长期以来就是这样做的，仿佛我们祖先的经验可通过记忆痕迹来遗传，这是可以毫无疑问地建立起来的，它不依赖于直接的交往，也不依赖于通过设置榜样而施加的教育影响。当我谈到在一个民族中有一个传说幸存下来，或者谈到一个民族性格的形成时，我心里指的主要是这种遗传的传说，而不是通过交流传播的传说。或者至少我没有在两者之间做出区别，也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我竟大胆地无视这种区别。由于目前生物科学界的态度是拒绝承认习得的性格是一代一代地遗传下来的，因此，我的观点无疑更难以立足。但是，我必须非常谦虚地承认，若没有生物学进化中的这个因素。我是完全无能为力的。确实，这两种情况不尽相同：在一种情况下，它是一个难以把握的习得的性格问题；在另一种情况下，它是外部事件的记忆痕迹问题——可以说是某种有形的东西。但是，归根结底我们绝不可能只想象一种情况而不想象另一种。

如果我们设想在古代遗产中有记忆痕迹的存在。我们便在个体心理学与群体心理学之间的鸿沟上建起了一座桥梁：我们能够像对待个体神经症患者那样来对待各个民族。即使在目前我们还没有更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在古代遗产中存在着记忆痕迹（除了分析工作所要求的种系发生的派生物中的残余现象之外），但这个证据在我们看来似乎相当强有力，足以假定这是符合事实的。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将不可能沿着我们涉足的这条道路再往前进一步，无论是在分析中还是在群体心理学中都不可能。这种大胆的设想却是不可避免的。

通过这种假设：我们还做了其他一些事情。我们正在消除人类早期的傲慢在人类与动物之间所掘下的那条过于宽大的鸿沟。如果要对所谓动物的本能3199做出任何解释，动物的这些本能使他们的行为表现从一开始就能在新的生活情境中生活，仿佛这种情境是旧有的、熟悉的情境似的——如果对动物的本能生活需要做出任何解释，那就只能是，动物把它们物种的经验随之带到了自己的新的生存情境中——就是说，它们保留了对它们的祖先所经验到的东西的记忆。在人类这种动物身上，其处境从根本上说没有任何差异。他自己的古代遗产与动物的本能是一致的，尽管在范围和内容上存在差异。

经过这次讨论之后，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宣布，人类早就（以这种独特的方式）知道，他们曾经有一个原始的父亲，而且把他杀害了。

现在我们必须回答另外两个问题。首先，在什么情况下这种记忆才进入原始遗产？其次，在什么情况下它才能成为活跃的——就是说，它才能从本我的潜意识状态进入意识，尽管是以某种改变了的或歪曲了的形式？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较容易阐明。如果某一事件足够重要，或者经常得到重复，或者两者兼有，那么，这种记忆便可进入古代遗产。在谋杀父亲这件事中，这两个条件都具备了。对于第二个问题，可以做这样的说明：所有的各种影响都可能与此有关，但并非所有的影响都必然为人们所知，根据对某些神经症中所发生的情况的类推，某种自发的发展过程也是可以想象的。然而，肯定具有决定性重要作用的是通过最近对该事件的真正重复，而唤醒了被遗忘的记忆痕迹。摩西的被谋杀就是这种重复，以及后来人们想象的法庭对基督的杀害也是如此：这样一来，这些事件便作为原因而处在了显著地位。看起来，若没有这些事件发生，一神教的诞生也是不可能的。下面这位诗人的话提醒了我们：

凡是想流芳千古的人，在生活中都必先遭夭折。3200

我将引用一个心理学的证据作为最后的说明。只根据口头交流而留传下来的传说不可能导致与宗教现象有关的那种强迫性特征。和任何其他来自外界的信息一样，它可以被人们倾听、判断，或者不被考虑；它绝对不可能获得这个特权，即从逻辑思维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在它能够再现时表现出如此强大的作用，使众人全都被其迷住之前，它必然要经历被压抑的命运，要在潜意识中徘徊，就像我们在宗教传说中惊讶地看到、而迄今又无法理解的那样。而且，这种考虑使我们非常倾向于相信，事情确实是以我们试图描述的方式发生了，或者至少以某种类似的方式发生过。3201

第二部分　概要与重述

若不做出详尽的解释表示歉意，随后进行的这一部分研究便不能呈送到公众面前。因为这只不过是对（第三篇文章的）第一部分所做的忠实的（而且常常是逐字逐句）重复，只是对某些评论性的研究做了简缩，对犹太民族的独特性格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增加了一些补充。我认识到，像这样一种解释方法既不恰当，也没有艺术效果。对此我自己也坦率地扼腕叹息。我为什么没有回避使用这种方法呢？对我来说，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难，但若想坦率地承认却很不容易。我发现自己无法消除导致我写作本书的历史痕迹，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同寻常的。

实际上，这本书被写过两次：第一次是几年前在维也纳写的，我认为这本书在那里不能发表。我决心把它放弃；但是，它就像一个无法摆脱的幽灵似地折磨着我，于是我找到了一种解决的办法，把它分成独立的两部分，在我们的《意向》期刊上发表：“摩西，一个埃及人”（第一篇），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做的历史建构“如果摩西是个埃及人……”（第二篇），这是全部精神分析的出发点。其余的部分，包括确实会引起反对和危险的那些章节——即（把这些研究发现）应用于一神教的产生和我对宗教的一般看法——我认为我应该永远地把它搁置起来。然后，在1938年3月，发生了未曾预料的德国人入侵，迫使我离开了家乡，但也使我摆脱了焦虑，因为我担心这本书的发表会使精神分析在一个当时还被允许的地方遭到禁止。我刚一到达英国，便发现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想把我所搁置起来的知识公诸于世，于是我开始修订我的研究的第三部分，使之适合于已经发表了的那两部分。这当然包括对材料进行部分的重新安排。然而，我没能成功地把这方面的全部材料都包括在第二次修订版中；另一方面，我无法下决心完全放弃早先的那些内容。这样一来，我便采取了权宜之计，把第一个版本的全部内容不加改变地照搬到第二个版本中——这就造成了包括大量重复这种不利的状况。

但是，考虑到我所研究的事情不管怎么说都是非常新颖、非常重要的，我可能会自感欣慰，至于我对此所做的说明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则另当别论；如果读者迫不得已地两次读到同一内容，那可能并不是什么不幸的事。有些事情应该不止一次地提到，而且使人不厌其烦。但是，读者应该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决定，他们是留恋缠绵于这一主题，还是反复回味。我们一定不要偷偷摸摸地引导读者在一本书里两次读到同一主题。这是非常拙劣的，为此，作者必须受到谴责。不幸的是，一位作者的创造力并非总能服从他的意志：一件作品总是尽其所能地发展，而且常常在作者面前表现为某种独立的甚至背道而驰的东西。3202

（一）以色列民族

如果我们心中明白，我们的这种研究程序接受的是那些在展示给我们的材料中似乎可用的东西，并拒绝那些不适合于我们的东西，以及根据心理学的概率（psychological probability）把许多不同的部分汇集在一起——如果我们明白，这样的技术处理还不能确定我们是否能达到真理，那么，人们就会有理由询问，我们究竟为什么还要进行这项工作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求助于这项工作的结果。如果我们极大地降低了对历史学——心理学研究提出的严格要求，那么，我们或许能够说明那些似乎总是应该注意的问题，以及那些最近的事件强迫我们重新观察的问题。我们知道，古代居住在地中海流域附近的所有民族中，犹太民族几乎是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依然存在的唯一的民族。它以空前的抵抗力去迎接不幸和虐待；它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性格特征（character-traits），并且受到了其他所有民族发自内心的厌恶。我们会乐于更多地了解犹太人这种生存力的根源，以及他们的性格特征是怎样和他们的历史息息相关的。

我们可以从支配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关系的一种性格特征开始。毫无疑问，犹太人对自己有特别高的评价，他们自认为比其他民族更杰出，地位更高，更优越——他们的许多习惯也和其他民族迥然不同。3203同时，他们还受到一种对生活特别信任的激励，这是从秘密地拥有某种宝贵财富中获得的，这就是乐观主义，虔诚的人们称之为信奉上帝。

我们知道这种行为的原因，而且知道他们的秘密财富是什么。他们确实自以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他们认为自己站得离上帝特别近，这使他们感到自豪和自信。可靠的历史记载告诉我们，他们在古希腊文化时代的行为和他们今天的行为如出一辙，因此，十足的犹太人实际上早已存在了；和他们住在一起或附近的希腊人，与他们今天的“主人”一样，以同样的方式对犹太人的性格特征做出反应。人们可能认为，他们的反应表明，他们似乎也相信以色列民族声称自己所具有的那种优越性。假如一个人是令人敬畏的父亲宣布的最喜爱的孩子，他就无须对其兄弟姐妹的忌妒感到惊讶，关于约瑟和他的兄弟们的犹太传说，明确地说明了这种嫉妒会产生什么结果。世界历史的进程似乎证明了犹太人的设想是合理的，因为，后来当上帝高兴地把弥赛亚和救世主赐给人类的时候，他又是从犹太民族中选中了他。其他民族本来也可以对他们自己说：“是的，确实如此，他们是上帝的特选子民。”但是，所发生的情况与之相反，耶稣基督的拯救只是增强了他们对犹太人的仇恨，而犹太人自己并没有从这第二次偏爱行动中获益，因为他们没有认出这位救世主。

在我们早期讨论的基础上，我们现在可以宣称，正是摩西这个人使犹太民族带上了这种在各个时代都具有意义的性格特征。通过向犹太人保证他们是上帝的特选子民，从而提高了他们的自尊心，摩西宣告他们是神圣民族，并保证使他们和其他民族区分开来。这不是因为其他民族缺乏自尊心。和如今一样，在那些时代每个民族都认为自己比其他民族更优越。但是，犹太人的自尊心被摩西赋予了一种宗教寄托：这变成了他们的宗教信仰的一部分。由于他们和上帝的关系特别密切，因而他们也分享了上帝的庄严。既然我们知道，在选择了犹太人并把他们从埃及解救出来的上帝背后站着摩西这个人，他表面上是奉上帝之命这样做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大胆地宣称，正是摩西这个人造就了犹太人。这个民族不仅把生活的顽强坚韧的精神归功于他，而且把该民族所经历的，并且现在仍在经受着的许多敌意归咎于他。

（二）伟人

一个单枪匹马的人竟然会造成这种非凡的结果，这怎么可能呢？他竟然能把随机的个体和家庭凝聚成一个民族，竟然能使他们铭刻上明确的性格特征，并决定他们的命运达数千年之久。一个诸如此类的假设会不会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倒退，即复归到产生造物主的神话和英雄崇拜的思维方式中去？复归到历史的写作无非是报道某一个人、某一位统治者或征服者的行为与命运的时代中去？现代的倾向则宁可把人类历史的事件追溯到更隐秘的、更普遍的和更非人为的因素，追溯到经济条件的强制性影响，追溯到饮食习惯的变化，追溯到使用的材料和工具的进步，追溯到由于人口增加和气候变化而引起的迁徙。个体在这里所起的作用无非是作为群体倾向的阐释者或代言人，这些群体倾向一定会表现出来，而且主要是通过偶然的机遇在这些独特的个体中表现出来的。

这是一些顺理成章的研究线索，但它们却使我们有机会注意到，在我们的思维器官所采取的态度和世界万物的排列之间有一种重大的差异。我们可以设想，这些都是靠我们的思维来掌握的。如果每一个事件都有一种可以证实的原因，我们的需要便足以发现这些原因（可以肯定这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相反，每一事件似乎都是多因素决定的（overdetermined），而且证明是几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对这些极复杂的事件的恐惧，我们的研究便采取用一种相互关系的某一方面来反对另一方面，并引起一些矛盾，这些矛盾本来并不存在、但由于更为错综复杂的关系发生破裂才引起的。因此，如果对某一特殊情况的研究向我们证明了某一个人的超常影响，那么，我们由于持有这种假设而在面临那些具有普遍而非人因素的重要教义时逃脱而去，也就无须受良心的谴责了。这在原则上对两者都留有余地。但是，在一神教（monotheism）的产生过程中，我们只能指出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些外部因素——即这种发展与不同国家之间更密切关系的建立有关，而且与一个伟大帝国的建立有关。3204

这样，我们就为原因链条中，或者毋宁说原因网络中的“伟人们”保留了一个位置。但是，这对于了解我们在什么条件下授予“伟人”这一光荣称号或许并非毫无用处。我们将会吃惊地发现，要回答这个问题绝非易事。第一种说法——即“如果一个人具有我们高度珍视的那种高层次的伟大品质，我们便授之以伟人的称号”——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这种说法都显然是不恰当的。例如美貌和力气，无论它们如何令人羡慕，都不配称作“伟大”。由此可见，这些品质必须是心理品质——即精神的和理智的品质。对这些品质，我们往往有这种顾虑，即我们仍然不应该只因为某人在某一特殊领域中表现得卓越，而毫不犹豫地把他描述为一个伟人。对象棋大师和乐器能手我们当然不会这样称呼他们；而无论对著名的艺术家还是对科学家，我们也不大容易称之为伟人。在这些情况下，我们自然会把他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画家、数学家或物理学家，或者把他作为在某一活动领域中的一个先驱来谈论；但是，我却不把他称作伟人。如果我们毫不犹豫地宣称，例如，歌德、列奥纳多·达·芬奇和贝多芬是伟人，那么，我们一定不是通过欣赏他们卓越的创造而这样做的。如果我们不是恰如其分地举出这些例子，那么，我们很可能会认为“伟人”的桂冠更可能是为那些行动家们保留的——即征服者、将军、统治者——而且是对他们的成就，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力之伟大的承认。但这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且会与我们对许多卑鄙小人的谴责完全矛盾，因为他们对当时世界的影响和对子孙后代的影响仍然是不容争辩的。当我们考虑那些非但没有获得成功，反而死于不幸的大多数伟人时，我们也不能只把成功作为伟大的标志。

因此，就目前而言，我们倾向于做出这种决定，即为“伟人”这个概念寻找一种明确确定的含义是不值得的。这个概念似乎只是一个松散使用的术语，并且略带任意地表示对超越某些人类发展水平的品质予以承认，这有点类似于“伟大”（greatness）一词的原始字面意义。我们也一定还记得，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伟大的本性，而是他们藉以影响其同伴的手段问题。但是，既然这种探讨有导致我们远离目标的危险，我们将尽可能长话短说。

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伟人往往以两种方式影响他的同胞：即以他的人格和他所提出的观念。观念可能强调的是群众所渴望的某种古代人形象，或者可能给他们指出一个新的渴望的目标，或者也可能以某种其他方式迷住他们。有时——这无疑是一种更主要的情况——人格本身在起作用，而观念起的作用则微乎其微。至于一个伟人何以变得如此重要，我们现在并非一无所知。我们知道，整个人类都对权威有一种强烈的需要，这个权威往往受到人们的推崇，人们在他面前卑躬屈膝，甘愿受他的统治，或许还会受他的虐待。我们已从个体心理学中了解到这种群众需要的根源是什么。这是每个人从童年开始就感觉到的对父亲的渴望，是对传说中的英雄所吹嘘的他已打败了的那位父亲的渴望。现在我们才开始逐渐明白，我们赋予伟人的一切特征都是父亲的特征，而我们所白白寻求的伟人的实质则在于这种一致性。思想的果断性、意志的力量、行动的能力都是父亲形象的一部分——但首要的是这位伟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是他的那种可能发展成为残酷无情的神圣冷漠。人们必须崇拜他，人们可以信任他，但不可避免地也会害怕他。我们从下面这句话本身就应该认识到这一点：“除了父亲之外，谁还能是儿童心目中的‘伟人’呢？”3205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父亲的伟大原型，在摩西这个人身上，屈尊降驾而为贫苦犹太人的父亲，来向他们保证，他们是他亲爱的孩子。一个唯一的、不朽的、全知全能的上帝的观念一定会对他们产生绝对压倒的影响，对他来说，让他与他们订立一个契约并非过于卑劣。他曾允诺，倘若他们对他的崇拜是忠诚的，他就关怀他们。对他们来说，要把摩西这个人的形象和他的上帝形象区分开来可能并非易事；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感觉是正确的，因为摩西可能会把他自己的人格特征揉合到上帝的性格中去——例如他的暴躁脾性和他的冷酷无情。倘若有一天他们果真杀害了他们的伟人，那么，他们无非是重犯了一种罪行，按照法律规定，这种罪行在古代是对神圣帝王的一种反抗；而且，如我们所知，这种罪行是一种回复到更古老原型的罪行。3206

如果一方面我们发现这个伟大人物是这样发展到神性的，而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记住，父亲也曾经是一个孩子。那么，在我们看来，摩西所代表的伟大的宗教观点并不是他自己的财产：他是从埃克赫那顿国王那里接受过来的。而且，作为宗教创立者的埃克赫那顿的伟大之处已得到明确的证明，或许他一直在遵循着暗示，这些暗示是通过他的母亲的媒介3207，或通过其他途径——从近东和远东各地——传递给他的。

我们无法再继续追寻这些事件的链索（the chain of events），但是，如果我们正确地认识到这些最初的步骤，那么，一神教的观念就会像飞去来器一样又回到了它的出发点。试图把这种荣誉归于一位与新观念有关的人，这似乎不会有什么结果。显而易见，许多人都参与了新观念的发展并对它做出了贡献。再者，在摩西这里中断这条因果链索（the chain of causes），而且无视那些使他获得成功并发展了他的观点的后继者们，即犹太先知们的影响，这显然是不公正的。一神教的种子在埃及没有成熟。如果以色列人放弃了沉重而严格的宗教，同样的事情也会在他们当中发生。但是，从犹太人中经常出现这样一些人，他们复活了正日趋衰败中的传说，更新了摩西提出的训诫和要求，他们锲而不舍，直到把失去的一切重新建立起来。经过几百年的不懈努力，终于经过两次伟大的改革，一次发生在巴比伦的流亡之前，另一次在其后，完成了从普及之神耶和华向上帝的转变，摩西强迫犹太人崇拜的就是这个上帝。在已成为犹太民族的人民群众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心理倾向，其存在可由这个事实来证明，他们能够造就如此众多的个体，准备承担起摩西宗教的重担，以作为对成为上帝特选子民的报偿，或作为对其他具有类似程度的奖励进行的报偿。

（三）理智的进展3208

为了在一个民族中产生持久的精神结果，仅担保他们是神的特选子民显然是不够的。若要使他们相信它，并从这种信念中得出结论，也必须以某种方式向他们证明这一事实。在摩西的宗教中，“出埃及记”就是这样一个证据：上帝，或以摩西命名的上帝，一直不厌其烦地以此作为他偏爱犹太人的证据。为了保持对该事件的回忆，他们开始过“逾越节”（the Passover），或者毋宁说，在一个早已形成的节日中插入了对那一事件进行回忆的内容。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回忆：逃出埃及只能属于朦胧的过去。目前，上帝偏爱他们的迹象无疑是十分缺乏的。该民族的历史表明他们已失去了上帝的宠爱。如果各原始民族的神祗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没有保证他们取得胜利、获得幸福和舒适，那么，原始民族就会经常废黜他们的神，或者施加惩戒。在每一个时代，国王们所受到的对待和神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于是便揭示了一种古代的同一性：即他们是同根同源的。这样，假如现代人的国王由于被打败而丧失了王权，并相应地进行割地赔款，那么，现代人照例会把他们的国王赶下台。但是，为什么以色列民族越是受到他们的上帝的虐待，就越是顺从地依附于他呢？——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暂时搁置一旁的问题。

这可能激发我们去探究，这个民族除了由于意识到自己是上帝特选子民，因而提高了他们的自尊心之外，摩西的宗教是否并未给他们带来任何别的东西呢？确实，人们轻易地便可发现另一个因素。这个宗教也给犹太人带来了关于上帝的更为崇高的观念，或者，我们可以更谦虚地说，带来了一个更崇高上帝的观念。凡相信这个上帝的人，都能分享到他的伟大，都感到自己也变得崇高了。对于一个不信教的人来说，这并非完全不言而喻；但是，如果我们指出，一个身在异国的英国人，虽然由于异国发生叛乱而感到很不安全，但他却感觉到一种优越感——这种情感在欧洲大陆的任何小国市民中是完全不存在的——那么，对这一点我们或许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因为这个英国人依赖的是这一事实：即如果他的一根头发受到伤害，他的政府就会派军舰前来，叛乱者对此也十分明白——而小国却根本没有军舰。由此可见，对大英帝国之伟大所感到的骄傲，和在每一个英国人心中所感受到的更大的安全性——即受到保护——的意识，是有其共同根源的。这可能类似于一个伟大上帝的观念。而且由于一个人不能求助于上帝来管理世界，因此对上帝之伟大感到的自豪就与被上帝所选中的自豪融合在一起了。

在摩西宗教的戒律中，有一个戒律比初看上去更为重要。这就是禁止制作上帝肖像的戒律——强迫人们崇拜一个看不见的上帝。在此我认为，摩西比阿顿神教更为严厉。或许他只是想与阿顿神教取得一致：他的上帝在这种情况下既无名字又无面容。或许这是反对滥用巫术的一种新策略。但是，如果这个戒律被人们所接受，它必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因为它意味着，和所谓抽象观念相比，感知觉处于次要地位了——这是理智性对感官性的胜利，或者严格地说，是一种伴有其必要的心理学结果的本能性放弃。

乍一看这似乎没有明显的说服力，要想使它具有说服力，则必须回顾一下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同样特征的其他过程。其中最早的，或许最重要的过程混合在原始时代的混沌状态中了。它的惊人影响迫使我们确信它曾经出现过。在我们的儿童中，在患神经症的成人中，以及在原始民族中，我们发现了这种我们描述为相信“思想万能”（omnipotence of thoughts）的心理现象。在我们看来，这是对我们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下是理智）活动能改变外部世界的影响所做的一种过高评价。实际上，一切巫术（它是我们的技术的前身）都依赖于这个前提。言词的所有魅力在此也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人们相信，知道并念诵一个人的名字会产生这种力量。我们认为，“思想万能”是表示人类对言语的发展感到骄傲，言语发展导致了人的理智活动取得如此非凡的进步。理智性的新领域打开了，和低级心理活动相比，观念、记忆和推理便成为决定性的，低级心理活动则只有感官的直接知觉作为内容。毫无疑问，这是通往人性化的道路上最重要的阶段之一。

我们能更轻而易举地掌握另一个后期的过程。在那些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对这些因素我们无须在此讨论，而且其中有些部分我们还不完全了解）母权制社会秩序被父权制社会秩序所取代——这当然包括以前一直盛行的法律秩序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反响在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俄瑞斯忒斯》一书中似乎还听得到。3209但是，这种从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转变还证明，这是理智性对感官性的胜利——就是说，它是文明的一次进步，因为母性是由感官证据证明的，而父性则是根据一种推论和前提而做出的一种假设。以这种方式支持思想过程优越于感知觉，这种做法已证明是一个重大的措施。

在我提到的那两个事件之间的某一时期3210，还有另一个事件与我们在宗教史中的研究有最密切的关系。人类发现，自己被迫普遍承认“理智的”（geistige）力量——这些力量虽然不能通过感觉（特别是视觉）来掌握，但它们却能产生毋庸置疑的而且非常强有力的影响。假如我们可以用语言作为证据，那就可以把语言说成是由于理智性原型所提供的空气运动，因为理智是从风的轻微流动——阿尼姆斯（animus）、灵魂（spiritus）3211和希伯来语的呼吸（ruach）——中获得这一名称的。和发现每一人类个体的理性原则一样，这也导致了心灵[Seele（灵魂）]的发现。观察又一次在人的呼吸中发现了空气的运动，人一死亡，呼吸便停止。到这一天，一个濒死的人就会“呼出他的灵魂”。但是，现在精神世界（Geisterreich）向人们敞开着。他们做好了准备，要把在自己身上所发现的灵魂赋予大自然中的一切事物，使整个世界都是有生命的（beseelt）很久以后才出现的科学在重新消除它的一部分灵魂世界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确实，即使在今天它也尚未完成这一任务。3212

摩西戒律的禁令把上帝抬高到理智性的高度，而且开通了进一步改变上帝观念的道路，这个观念以后还要予以描述。但是，我们可以首先考虑这条禁令的另一种影响。所有这些理智性进步的后果是增强了个体的自尊心，使他感到自豪——这样一来，他便感到比仍然沉迷在感官性之中的其他人优越。我们知道，摩西向犹太人传达了一种成为特选子民的自豪感。使上帝非物质化为他们的秘密财富做出了新的、有价值的贡献。犹太人保持了他们对理智兴趣的倾向。民族的政治灾难教会了他们以其真实的价值来评价他们保留的一宗财产——即他们的文学。在台塔斯（Titus）毁坏了耶路撒冷圣殿之后，犹太法学博士乔查南·本·扎凯（Jochanan ben Zakkai）立即请求准许他在雅布内（Jabneh）开办第一所学习《圣经·旧约全书》开头5卷的学校。3213从那时起，基督教《圣经》这部书以及对它的理性关注才把这个分散的民族维系在一起。

这里的许多情况是众所周知和普遍接受的。我所要做的只是补充一点，具有犹太人性质的这种性格特征的发展，是由摩西禁令反对崇拜有形的上帝而引起的。

大约两千多年来，犹太民族的生活中一直重视理智活动，这当然会产生其影响。它有助于制止暴行和暴力倾向，在肌肉力量的发展成为普遍理想的地方易于出现这种凶残和暴力倾向。希腊人在理智活动和身体活动的修养方面达到了和谐一致，而犹太人却没有达到。在这个两分法中，他们的决定至少有利于更有价值的选择。3214

（四）本能的克制

现在还不明显，而且人们还不能马上理解为什么理智性的进步，感官性能的倒退，会提高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自尊心。似乎可以预先假定，存在着一个明确的价值标准，存在着保持这个价值标准的另一个人或机构。为解释起见，我们不妨举一个我们已经有所了解的个体心理学的类似实例。

如果一个人的本我提出一个爱欲的或攻击性的本能要求，那么，最简单而又最自然的事情是，支配着思维器官和肌肉器官的自我应该用行动来满足这一要求。自我把本能的这种满足作为快乐来感受，正如它的不满足无疑会成为不快乐的根源一样。现在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自我是由于某些外部障碍而避免满足这种本能的——就是说，当它觉察到这种行动本身会对自我造成严重危险时，它才避免满足这种本能的。放弃这种满足，即由于外部障碍而引起对某种本能的克制——或者如我们所说，为了服从现实原则——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令人愉快的。如果本能的克制不能通过能量的移置（displacements of energy）而减少本能自身的力量，那么，本能的克制就会由于不愉快而导致持久的紧张。但是，本能的克制也可以由其他原因引起，我们正确地称之为内在的原因。在个体发展过程中，外部世界的一部分力量进行了内化（internalized），在自我中便形成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是在观察、批评和抑制意义上来对付自我的其他部分的。我们把这个新的机构称为超我。从那时起，在使本我所要求的本能满足发挥作用之前，自我不仅要考虑外部世界的危险，而且要考虑到超我的反对，它将有更充足的理由不让本能得到满足。但是，鉴于本能的克制在出于外部原因时只能是不快乐的，在出于内部原因时则服从于超我，因此，它具有不同的经济效果。除了不可避免地令人不愉快的后果之外，它也会使自我产生快乐——这可以说是一种替代的满足（substitutive satisfaction）。自我感到被提高了；它为本能的克制而感到自豪，仿佛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成就。我们相信我们能够理解这种产生快乐的机制。超我是个体的父母（和教育者）的继承者和代言人，父母（和教育者）曾在个体生活的最初阶段监督过他的活动；它几乎一成不变地行使着他们的功能。它使自我处于永久的依赖状态，并且不断对它施加压力。就像在童年时代一样，自我非常担心失去这位最高主人的爱；它觉得主人的赞许就是解脱和满足，而主人的谴责就会使良心感到痛苦。当自我为超我做出这种牺牲而进行本能克制时，它希望因此而获得它的更多的爱来作为报偿。它以获得这种爱的意识而感到自豪。当这个权威尚未内化为超我时，在失去爱的威胁和本能的要求之间可能存在同样的关系：当一个人出于对父母的爱而做出本能的克制时，就会产生一种安全感和满足感。但是，在权威本身已成为自我的一部分之后，这种幸福的感受才能具有独特的引以为自豪的自恋性质。

对来源于本能克制的满足做出这种解释，为什么能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想要研究的过程呢？这个过程就是，当理智性取得进步时自信心的提高。看起来这种解释的作用微乎其微。因为情况是截然不同的。任何本能的克制都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为此而做出牺牲的第二个人或机构，我们很快将对这后一种说法表示怀疑。可以说，伟人就是权威，成就都是为他而取得的；而且，既然伟人本身的作用非常类似于父亲，因此，如果在群体心理学中他起着超我的作用，我们也无须感到惊讶。同样，这种解释也适用于摩西这个人与犹太民族的关系。然而，在其他方面则无法确立恰当的类比。理智性的进步在于，它决心反对直接的感知觉，而支持所谓高级的理智过程——即记忆、思维和推理。例如，理智性的进步在于，它确定父权比母权更为重要，尽管父权不能像母权那样用感官证据来确立，而且在于，它确定儿童应该为此而享有父性并成为他的继承人。或者它宣称，虽然我们的上帝像一阵大风或者像他的灵魂那样是不可见的，但他却是最伟大和最全能的。对性要求或攻击性本能要求的排斥似乎是与此大不相同的事情。另外，在理智性（intellectuality）取得某些进步的情况下——例如，在父权制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我们无法指出制定所谓更高标准的权威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权威不可能是父亲，因为他只是被这种进步本身抬高到权威水平的。这样我们便发现了一种现象，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感官性能逐渐被理智性所克服，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进步，人类都感到自豪和得意。但是，我们还无法说明为什么应该是这样。后来我们进一步发现，理智性本身又被信仰（faith）这种非常令人困惑的感情现象所压倒。在此我们有一句名言：“正因为它荒谬，我才相信它”，而且在这一方面获得成功的任何人都把它视为最高的成就。或许在所有这些心理情境中共同的因素是某种别的东西。或者人们干脆宣布，越是难以取得的东西就越高级，而且他们的自豪只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在克服了某种困难之后，他的自恋被增强了。

这些当然不是富有成果的考虑。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些和我们所探究的是什么决定了犹太人的性格并没有什么关系。其实这种看法只会对我们有利；但是，以后我们还会发现一个事实，表明这和我们的问题有一定的联系。从反对制作上帝形象的禁令开始的这门宗教，千百年来愈益发展成为一种本能克制的宗教。这不是因为它要求性欲节制（sexual abstinence）；它满足于对性自由施行明显的限制。然而，上帝却是完全解除了性欲的，并且被提到了道德完善的理想高度。不过，道德伦理是对本能的一种限制。先知们从来不知疲倦地宣称，上帝除了要求他的人民采取一种公正的或有道德的生活行为方式之外，别无所求——就是说，要放弃所有的本能满足，因为我们今天的道德标准仍然把本能的满足视为邪恶的。与这些道德要求的严肃性相比，甚至人们信奉上帝的要求似乎也退居第二位了。本能的克制似乎就是以这种方式在宗教中起着突出的作用，虽然在宗教发展的初期它并没有突出地表现出来。

但是，为了避免误解，有必要在此多说几句。虽然本能的克制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伦理道德似乎并不能构成宗教的基本内容的一部分，但是从发生学上讲，它们与宗教内容却有着密切的联系。图腾崇拜，是我们所认识到的最早的宗教形式，它所包含的宗教内容是宗教体系必不可少的成分。当然，它的许多要求和禁律除了是一种本能的克制之外，别无其他意义：对图腾的崇拜包括禁止伤害或宰杀代表图腾的动物，族外婚（exogamy）——也就是，克制对部族中的母亲和姐妹的强烈欲望——承认兄弟联盟中的所有成员都有平等的权力——也就是，限制他们当中的暴力竞争倾向。在这些禁律和法规中，我们可以发现道德和社会秩序的最初开端。我们发现，在这里有两种不同的动机发挥作用。前两种禁令的作用是在被杀害的父亲方面：这两种禁令遵从他的意志。第三条禁令——承认联盟中的兄弟们有平等的权利——则无视父亲的意志；有必要永久地保持成功地把父亲除掉之后所建立的新秩序，提出这种要求是合理的。否则，复归于早期状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正是在这里，社会法律才开始与其他法律分离开来，我们可以说，其他法律是直接从宗教教派中产生出来的。

这一系列事件的基本部分在人类个体的简略发展中得到了重复。在这里，也是父母的权威——主要是专制的父亲的权威，以他的权力威胁要惩罚儿子——要求儿子做出本能的放弃，并且由他决定什么是被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后来，当社会和超我取代了父母的地位之后，儿童所谓“表现好”或“淘气”便被描述为“好”和“坏”；或者“有道德的”和“邪恶的”。但是，这里讲的仍然总是同一码事——即在权威压力之下的本能克制，这种权威是对父亲的取代和延续。

当我们考察神圣这个值得注意的概念时，对这些发现的研究就会更深入一步。和我们高度评价并认为重要的其他事情相比，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我们看来似乎是真正“神圣”（holy）的呢？3215一方面，神圣与宗教事务有联系是确定无疑的，这种联系一直受到强调：所有宗教的事务都是神圣的，这就是神圣的真正核心。另一方面，人们无数次地尝试把神圣的特征适用于如此众多的与宗教毫无关系的其他事物——人、制度、功能——我们的判断往往受这些尝试的干扰。这些努力带有明显的倾向性目的。我们不妨从与神圣有如此密切联系的那个禁令的特征开始。神圣的东西显然是某种不可触摸的事物。一种神圣的禁令具有非常强烈的情绪色彩，但实际上却没有理性基础。例如，为什么与女儿或姐妹乱伦竟会是这样一种特别严重得罪行——竟比任何其他性交都严重得多呢？当我们要求获得一种理性基础时，人们当然会说，我们所有的情感都对此深表反对。但是，这只不过意味着，人们把这条禁令视为不证自明的，他们并不知道它有任何基础。3216

我们很容易指出这种解释的无效性。那种表现为侮辱我们最神圣情感的东西，在古代埃及和其他早期民族的主导家庭中却是一种普遍的风俗——我们可称之为一种变成神圣的习俗。一个法老理所当然地应该把他的妹妹作为他的第一个和主要的妻子；而且法老的后继者们，希腊种族的埃及托勒密王公们，也都毫不犹豫地遵循着这种榜样。更确切地说，我们被迫认识到，乱伦——在这个例子中是哥哥与妹妹之间的乱伦——是一种特权，这种特权是凡人所没有的，只有作为神的代表的王公们才享有，同样，在希腊和日耳曼的传奇中，人们并不反对这种乱伦关系。我们可以推测，在我们的贵族当中，严肃认真地坚持生而平等就是这种古代特权的遗迹，而且我们可以确定，在最高的社会阶层中，由于多少世代的近亲繁殖的结果，今天的欧洲是被一个家族的成员和第二个家族的成员统治着。

在神祗们、国王和英雄们当中存在着乱伦关系，这个证据也有助于我们做出另一种尝试，这种尝试寻求从生物学上来解释对乱伦的恐惧，并将其追溯到对近亲繁殖所造成的恶果的一种模糊认识。但是，甚至在今天我们也还不能确定近亲繁殖究竟会造成什么危险后果，更不用说原始民族能认识到这一点并予以防止了。在确定被允许的和被禁止的亲属关系的程度方面存在着不确定性，这个证据几乎无助于提出假设，即认为“自然感情”，是对乱伦恐惧的最终基础。

对史前史的构想迫使我们做出另一种解释。有利于族外通婚的法令（对乱伦的恐惧则是对该法令的消极的表现）是父亲意志的产物，在他被铲除之后这种意志却被延续下来。由此便使它产生了具有情绪色彩的力量，而且不可能为它找到一种理性的根据——这就是它的神圣性。我们满怀信心地预测，对神圣禁令的所有其他情况的研究会使我们得出和乱伦恐惧相同的结论：神圣的东西就其根源而言不过是那位原始父亲意志的延续。这同样能说明那些表达神圣概念的词语的不可理解的矛盾性。正是这种矛盾性才普遍支配着与父亲的关系。[拉丁语]“sacer”这个词的意思不仅是指“神圣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是指我们只能译为“声名狼藉的”、“可恶的”的东西（例如“auri sacra fames”）。3217父亲的意志不仅是一个人不能触动，必须高度尊崇的东西，而且是以前曾使人不寒而栗的东西，因为它要求人们做出痛苦的本能放弃。当我们听说，摩西通过把割礼的风俗介绍给他的人民，而使他们变得神圣时，我们现在才理解到这种说法的深层含义。割礼是阉割的象征性替代物，是那位原始父亲施加给他的儿子们，以充分显示他的绝对力量，无论谁接受那种象征，便以此表明他准备屈从于父亲的意志，即便这使他付出了最痛苦的牺牲。

回到伦理学上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它的一部分禁令之所以从理性上证明是合理的，乃是因为有必要划清社会对个人的权利，个人对社会的权利，以及个体相互之间的权利。但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在伦理学上如此浮夸、如此神秘，而且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如此不证自明的东西，都把这些特征归因于它和宗教的联系，归因于它源自父亲的意志。

（五）什么是宗教中的真理

对我们这些没有信仰的人来说，那些相信存在着一个最高的上帝的人是多么令人忌妒啊！对这个伟大精灵来说，世界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所有这一切制度都是由他亲自创造出来的。同我们所能做出的最竭尽全力、最微不足道而又琐碎的解释相比，那些信徒们的教义是多么全面、多么详尽而又多么明确啊！这个神圣的精灵本身就是道德完善的理想，他向人类传播了这种理想的知识，同时，竭力使人类自己的本性与他相似。人类直接就能感受到什么是高尚与崇高的，什么是低贱与卑劣的。他们的感情生活是根据他们在任何时候与该理想的距离来衡量的。当他们趋近于它——也可以说当他们在近日点时，他们便感到很大的满足；当他们在远日点，即远离它时，惩罚便使他们深感不快。所有这一切的确定都是如此简单明了而又不可动摇。我们只能感到遗憾，在这个世界上，某些生活经验和观察竟然不能使我们接受这个前提，即存在着这样一个最高的上帝。仿佛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足够的谜似的，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即弄清这些人是怎样获得他们对神圣上帝的信仰，以及这种信仰是从哪里获得其巨大力量的，使它竟然能够压倒“理性与科学”。3218

让我们重新回到我们迄今一直探讨的这个更朴实的问题上来。我们企图解释犹太民族的独特性格的起源，这种性格很可能就是使他们得以生存到今天的东西。我们发现，摩西这个人通过赋予他们一种宗教，而使他们铭刻上了这种性格，这种宗教大大地增强了他们的自尊心，致使他们认为自己比所有其他民族都优越。此后他们便与其他民族相分离而生存下来了。血统的混杂对此很少妨碍，因为使他们维系在一起的是一种理想因素，即共同拥有的某种理智的和情感的财富。摩西的宗教之所以导致这一结果，是因为（1）它允许人民分享上帝这一新观念的伟大；（2）它声称犹太民族已被这个伟大的上帝所选中，并且注定会证明是他特别偏爱的民族；（3）它把本身就很重要的理智性进步强加于该民族。此外，还为正确评价理智活动和进一步克制本能开通了道路。

这就是我们所得出的结果。而且，虽然我们不想收回我们所说的一切，但我们也无法隐瞒，这里多少有一些不怎么令人满意的东西。譬如说，原因和结果不怎么吻合；我们想要解释的事实和我们用以解释它的东西似乎不相匹配。或许我们迄今所做的一切研究尚未揭示出其中的全部动机，而只是发现了一层表面现象，而在它的背后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有待发现吧？鉴于生活中和历史上一切因果关系的极端复杂性，出现这种结果是可以预料的。

我们似乎在以前讨论过的某一特殊方面接近过这个更深层的动机。摩西宗教并非直接产生其影响，而是以一种显然间接的方式产生影响的。这并不仅仅意味着它没有马上起作用，意味着要发挥它的全部作用需要很长时间，需要几百年，而是因为不言而喻这是一个印刻民族性格的问题。但是，这种局限性与我们从犹太教的历史中获得的，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与引入犹太教中的一个事实有关。

我们已经说过，在一段时间之后，犹太民族又一次放弃了摩西宗教一至于他们是完全放弃了，还是保留了它的某些戒律，我们却无法猜测。如果我们认为，在夺取迦南的那一段漫长岁月里，以及与居住在迦南的各民族的斗争中，耶和华宗教和其他太阳神崇拜[巴得姆神]基本上没有区别，那么，尽管一切后期倾向都致力于在这个可耻的往事上蒙上一层面纱，但我们仍将立足于历史的基础之上。

然而，摩西宗教并未销声匿迹。或许在祭司阶层的某些个别成员中，通过古老的记录方式，保留着对它的模糊而又歪曲的记忆，或对它提供支持的记忆。而且，正是这一伟大过去的传说继续在背后发挥着作用，可以说，它慢慢地获得了对人的心灵的越来越多的控制权，并且终于成功地把耶和华神变成了摩西神，把已经建立的、随后又早在许多世纪以前被抛弃了的摩西宗教，重新召回到生活中来了。

在本研究的前面部分（英文版第72页以下，第一部分的第三、四、五节），我们已经考虑到，如果我们想使这种传说的成就能被人们理解，做出什么假设才是不可避免的。

（六）被压抑的复归

对心理生活的分析研究使我们了解到，其中有大量类似的过程。有些可被描述为病理的，另一些则可被视为各种正常事件。但这无关紧要，因为这两者（病理事件和正常事件）之间的界限并未明确划定，它们的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而远为重要的是，这些变化是发生在自我本身之中呢，还是在他们面对自我时与它格格不入——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些变化应视为症状。

我将首先从这些大量的材料中提取出一些与性格的形成有关的案例。举例说，有一位姑娘形成了与她母亲极端相反的一种心态，她培养自己形成的所有这些性格特点是她母亲所没有的，而且避开了一切使她想起母亲的事情。我们可以对此补充说，在她幼年的时候，和许多女孩子一样，她一直与母亲相认同，而现在却竭尽全力反对这种认同。但是，当这位姑娘结了婚，她自己也成了妻子和母亲之后，我们无须惊讶地发现，她开始变得越来越像她那位曾经如此反抗过的母亲了，直到最后，她曾克服了的那种与母亲的认同作用又清楚明白地重新建立起来。同样的事情在男孩子身上也会发生；甚至在伟大的歌德身上也一样，在歌德的天赋开始发展的时期，他当然看不起他那固执而又迂腐的父亲，在他老年的时候，却形成了与他父亲的一部分性格相同的特征。当两种人格之间的对比越明显，这种结果就变得越令人吃惊。有位年轻人，其命运注定他要同微不足道的父亲一起生活，他却全然不顾，发展成了一个能干的、值得信任的而且很受尊重的人。在他壮年时期，他的性格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此后，他的行为表现仿佛是以这位父亲作为榜样了。为了不至于失去与我们主题的联系，我们必须牢记这个事实，在这一系列事件的开端，总有一种与童年时生活在一起的父亲的认同作用。后来这种认同作用被抛弃，甚至被过度补偿（overcompensated），但是最终又重新确立起来。

一个人最初5年的经验对其一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绝不是以后生活中的任何事情可以挽回的，这种观点在很早以前就已成为一种常识了。关于这些早期的印象是以什么方式来抵抗成熟之后的任何影响的，我们可以说出许多应该知道的事情——但它与这里的主题无关。然而，当我们不得不认为儿童的心理器官尚不能完全接受这些经验时，最强烈的强迫性影响就产生于印刻在这个时期的儿童心中的印象，这或许就不是人们众所周知的了。这个事实本身是毋庸置疑的；但它是如此令人困惑，以至于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比喻才能使它更易于理解，我们可以把它比作底片曝光，经过一段时间间隔就可以重新洗出来印成照片。不过，我倒很高兴地指出，我们这个令人不安的发现被一位富有想象力的作家，以其诗人所特有的胆识预见到了。霍夫曼（E.T.A.Hoffmann）在其富有创造力的作品中虚构了大量的人物，他常常把这些人物追溯到他还是个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儿时，他所经验过的乘坐邮政马车经历了为期几周的旅行，所留下的形象和印象。3219儿童在两岁时所经验到的以及尚未理解的东西，除了在梦中出现之外，从不需要被他们记住；只有经过精神分析治疗，他们才开始对此有所了解。但在后来的某一时期，它会伴随强迫性冲动闯入他们的生活，它将支配他们的行动，它将决定他们的同情和厌恶，而且经常会找不到任何理性根据地决定他们对爱恋对象的选择。这些事实在两个方面涉及我们的问题，这是不容搞错的。

首先，是涉及的时期的遥远性3220，在这里我们把它视为真正的决定因素——即特殊的记忆状态中的决定因素。例如，在我们划分为“潜意识”的那些童年期经验的情况中。我们期望在其中找到与我们所说的这种状态的相似之处，我们正试图把这种状态归因于该民族的心理生活中的传说。可以肯定，要想把潜意识观念引入群体心理学绝非轻而易举。

其次，导致神经症形成的机制对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些现象经常对此有所贡献。在这里，决定性的事件又是发生在儿童早期，但这里所强调的不是时间，而是事件发生的过程对它的反应。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地来描述它。作为经验的一种结果，出现了一种寻求满足的本能要求。自我之所以拒绝这种满足，不是因为它被过分的要求而吓倒了，就是因为它视之为一种危险。在这些根据中前者是更主要的，它们共同避免某种危险情境的发生。3221自我通过压抑过程来抵御这种危险本能冲动以某种方式受到抑制，而它的诱发原因，以及随之而来的知觉和观念都被忘记了。然而，这并不是该过程的结束：本能要么保持着它的力量，要么把它们重新聚集起来，要么被某一新的诱发原因重新唤醒。因此，它往往重新提出要求，而且，由于通往正常满足的道路因我们所谓压抑的疤痕而保持关闭状态，它便在某一薄弱环节，为自己打开另一条所谓替代满足的道路，这种替代的满足作为症状表现出来，它既不为自我所默许，也不为自我所理解。所有这些症状形成的现象，都可以被公正地描述为“被压抑事物的复归”（return of the repressed）。3222不过，它们的主要特点是，与原始材料相比，这些复归的材料发生了严重的歪曲。或许人们将认为，这后一组事实与传说太无相似之处了。但是，假如它使我们更接近于解决本能克制的问题，那我们是不应该感到后悔的。

（七）历史的真理

我们已经探讨了所有这些心理学上发生的转变，目的就是为了使我们更相信，摩西宗教只是作为一个传说时才对犹太民族产生影响的。或许我们所获得的只不过是一定程度的可能性，然而，我们不妨假设，我们已经完全成功地证明了它。但即便如此，人们的印象仍会认为，我们无非只满足了所要求的事物的质量因素，而并没有满足数量因素。和宗教，当然也包括犹太教，起源有关的一切，都有某种宏大的成分，而这和我们迄今所做的解释并不相吻合。其中一定包括了某一其他因素，它是一种难以类比，也绝非同一种类的因素，多少有点独特，其大小与源出之物多少有点相当，就像宗教本身那样。[参阅第123页]

我们不妨试着从相反的方向来探讨这个主题。我们理解原始人是多么需要把一个神视为宇宙的创造者，视为他们的部落首领，视为个人的保护者。这个神位于已故的（部落的）父亲背后，传说对此仍有很多话要说。一个后来时代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时代的人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表现其行为的。即使他长大成人，他也会保留着孩子气，并且需要得到保护；他认为如果没有神的支持，他将一无所成，这一点是大可不容争辩的。但是，要想了解何以只有一个神，何以恰恰是从（信仰多神中有一个主神的）拜一神教3223向一神教的发展能够获得压倒的优势，这却并非易事。正如我们所解释的[第106页和第123页]，信教者也分享着他的神的伟大，这无疑是真实的；神越伟大，他所提供的保护就越可靠。但是，一个神的力量并不一定预示着他是唯一的神。如果一个神统治着其他比他地位低下的神，许多民族就只好把他视为是他们的主神的荣耀，如果除他之外还有其他神，那么，他们并不认为这会降低他的伟大。毫无疑问，假如这个神成为一个普遍公认的神，并把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视为他所关切的对象，那也意味着亲密关系的丧失。犹如一个民族和其他民族共有一个神，该民族必须以受到他的偏爱为附带条件做出补偿。我们可以进一步证明，一神的观念本身就意味着理智性的进步。但是我们还不能对这一点评价过高。

不过，虔诚的信徒们知道如何恰当地填补这种动机因素中的明显的空白。他们说，一个神的观念之所以对人类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是因为它是不朽真理的一部分，这个被长期埋没的不朽真理终于显露出来，而且此后必将伴随每个人的一生。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因素毕竟是使这一伟大主题及其伟大效果相匹配的一个因素。

我们也愿意接受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我们却仍然心怀疑虑。这个虔诚的论据是建立在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前提和基础之上的。它不可能在其他方面证明，人类的理智对真理有特别良好的鉴别力，或者人类的心理表现出具有认识真理的任何特殊倾向。相反，我们毋宁发现，倘若没有预先警告，我们的理智很容易走上迷途，什么东西也不如能符合我们的愿望幻觉的东西（不论它是否真理）更容易使我们相信的了。为此，我们不得不对我们的论据有所保留。我们也相信这种虔诚的解决方法包含着真理——但这是历史的真理，而不是物质的真理。我们有权来纠正真理复归时所受到的某种歪曲。也就是说，我们并不相信当今只有一个伟大的神，而是认为在原始时代只有一个人，他在当时看起来一定十分伟大，后来这个人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记忆中，被提高到了神圣的地位。

我们曾经假定，摩西宗教以受到排斥和部分的遗忘开始，后来则作为一个传说而重新表现出来。我们现在假定，这个过程正在第二次被重复着。当摩西给该民族带来一个神的观念时，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而是意味着复活了早在人们的意识记忆中消失了的人类大家庭在原始时代的经验。不过，它曾经是如此重要，而且曾为人类生活中如此深刻的变化开辟或铺平了道路，致使我们不得不相信，它曾在人类心灵中留下了一些不可磨灭的痕迹，这些痕迹堪与某种传说相比拟。

我们已经从个体的精神分析中了解到，儿童还不会说话时所接受的最早期印象，会在以后某一时期产生具有某种强迫性特征的影响，而他们自己却没有有意识地记住。我们相信，我们有理由对整个人类的最早期经验做出同样的假定。这些影响之一就是出现了一个单一的伟大神灵的观念——这是一个必须作为完全合理的记忆来承认的观念，然而，它确实是一个被歪曲了的观念。诸如此类的观念都有一种强迫性的特点：这是必须相信的。就其受歪曲的程度而言，可以把它描述为一种妄想（delusion）；而就它使人们回顾过去的程度而言，则必须把它称为真理（the truth）。精神病的妄想也包含着一小部分真理，而病人对这种真理的确信往往从这一真理扩展到包藏着妄想的材料上去了。3224

从这里开始到末尾以下几页的内容，都是（本书的）第一部分中所讨论的内容，只是做了一点略有改变的重复。

1912年，我曾试图在《图腾与禁忌》中重新建构产生出这些后果的古代情境。在这样做时，我利用了达尔文、阿特金森，特别是罗伯逊·史密斯提出的某些理论观点，并且把他们的理论和精神分析学获得的发现和设想结合在一起。从达尔文那里，我借用了一种假设，人类最初是在小游牧部落中生活的，每一个部落都在一位年长的男性的专横统治之下，他霸占所有的女性，惩罚或杀害年轻的男子，包括他的儿子。从阿特金森那里，我接受了下述观点，以作为对这种描述的继续，由于儿子们的反抗，这种父权制度宣告结束，儿子们联合起来反抗父亲，共同战胜了他并且分食了他的尸体。我根据罗伯逊·史密斯的图腾理论，设想到，这种由父亲统治的游牧部落制度后来被图腾崇拜的兄弟联盟所取代。为了能够相安无事地生活，那些取得胜利的兄弟们便放弃了他们所占有的女人，杀害了他们的父亲，并实行族外通婚制。父亲的权力被打破了，家族被组织成为一种母权制。儿子们对其父亲的那种矛盾的情感态度在以后的全部发展过程中仍然起着作用。某一种动物被确定为图腾而取代了父亲。它被视为祖先和保护他们的神灵，谁都不能伤害或杀掉它。但是，整个男性团体每年都要聚集在一起，举行一次仪式会餐，把那个（在所有其他时候一直被崇拜的）图腾动物撕扯开，共同分食掉。谁也不能不参加这次会餐：它是对杀害父亲的情况所做的一种仪式重演，社会秩序、道德法律和宗教就是由此而开始的。罗伯逊·史密斯的这种图腾宴和基督教圣餐的相似之处曾使在我之前的许多作者们感到震惊[见第81～84页]。

时至今日，我仍然坚定地持有这种构想。我一再受到人们强烈的谴责，因为后来我的书再版时我并没有改变我的观点，尽管事实上许多民族学家最近都一致同意放弃罗伯逊·史密斯的假设，而且部分地提出了另外一些完全不同的理论。我可以这样来回答，我是非常清楚这些表面进步的。但是，我还不能确信到底是这些革新的理论正确呢，还是罗伯逊·史密斯的理论正确。否认并不意味着拒绝，一次革新也不一定就是进步。然而，我毕竟不是一个民族学家，而是一个精神分析学家。我有权从民族学的文献中选取出我所需要的从事分析研究的材料。罗伯逊·史密斯——一位天才——的著作为我提供了富有价值的观点，使我把它们同分析所用的心理学材料联系起来，还给我提供了可资利用的许多启示。我一直没有找到我自己与他的反对者的共同基点。

（八）历史的发展

我不能在这里更详细的重复《图腾与禁忌》中的内容。但是，我必须着手填补在假设的原始时期和历史上一神教取得胜利之间的那一段漫长的延伸空间。在把兄弟部落、母权制、族外通婚和图腾崇拜结合起来之后，便开始了我们必须描述为一种缓慢的“被压抑的复归”的发展过程。在这里我使用的并不是“被压抑的”这个术语的本来意义。此处所指的是在一个民族的生活中久已过去的、消失不见的和被替代了的东西，我们大胆地把它和一个人心理生活中被压抑的东西相比较。我们无法乍一看就能说明这种过去的生活在其混沌时代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要把个体心理学的概念运用到群体心理学中去，对我们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我并不认为，把一种“集体”潜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的概念引入进来，我们就能获得很多东西。确实，潜意识的内容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类的一种集体的、普遍的属性。因此，我们目前将尽力使用类比的方法。我们在这里所研究的民族生活中的各种过程，非常类似于我们所熟悉的精神病理学中的那些过程，但又并不完全相同。我们必须最终下定决心来采纳一种假设，即原始时代的心理积淀物已经变成了遗传特性，对新的每一代人来说，不是要求他们习得，而是需要唤醒。在这里，我们还记得那个肯定是“先天的”象征作用的例子，这种象征作用是在言语发展时期获得的，所有的儿童对此都很熟悉，而无须有人教导，尽管语言不同，这种现象在所有的民族中却都是相同的。或许我们在此还不能明确肯定的东西，可以通过精神分析研究的其他成果来补充。我们发现，在许多重要的关系中，儿童不是以某种与自己的经验相应的方式做出反应，而是像动物一样本能地以一种只能用种系发生的获得物才能解释的方式进行反应的。3225

被压抑的复归是缓慢发生的，而且肯定不是自动地发生的，而是在充满人类文明史的生活条件所产生的一切变化的影响下发生的。此地我对这些决定因素所做的考察，只能是对这种复归的各个阶段做些片断的说明。父亲再次成为家庭的首脑，但他再也不像原始部落的父亲那样持有绝对权力。图腾动物在至今仍然可以清晰分辨出来的一系列变化过程中，被一个唯一的神所取代。最初，这个具有人形的神仍然长着一个动物的脑袋；后来，他宁愿把自己变成那个特殊的动物，此后这个动物变成了他的圣物，成了他最喜爱的侍从；或者是他杀死了这种动物，把动物的名称作为他自己的称号。在出现图腾动物和神之间的那段时期，英雄出现了，它通常是在把人神化的早期阶段出现的。关于一个最高的神的观念似乎很早就开始了，最初只是以一种模糊的方式，并未引起人们的日常兴趣。随着各民族和部落结合成为更大的单位，这些神也组织成了家族，并且分出了等级。其中有一个神常被提升到超越于诸神和人之上的最高统治者。此后，人们犹豫不决地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那就是只尊重一个神，最后人们做出决定，把所有的权力只授予一个单一的神，而且不能容忍除他之外的其他诸神。只有这样，原始部落父亲的那种最高权威才得以重建，对他的那些感情才得以重现。

把人们长久思念和渴望的上帝迎接回来，这一事件所产生的最初影响是压倒一切的，就像传说中描述的在西奈山上制定法典时的情形一样。犹太人怀着羡慕、敬畏和感激的心情来接受上帝的恩惠——摩西宗教除了对父亲之神的这种积极情感之外一无所知。坚信上帝的不可抗拒性，服从他的意志，这在部落父亲的那些孤立无助、被吓坏了的儿子们那里，从来没有如此毫无异议过——确实，只有当这些感情转变到原始的和婴幼儿时期的情境中去时，我们才能充分理解这些感情。一个儿童的情绪冲动是非常强烈和极其深刻的，在一定程度上远非成人可比，只有对宗教的狂热入迷才能使它重新表现出来。因此，一种献身上帝的狂热激情便是人们对伟大父亲复归的第一种反应。

这种父亲宗教所采取的方向就以这种方式永久地固定下来了。但是，这并没有使其发展结束。矛盾心理是儿子与父亲关系实质的一部分：随着时代的发展，敌意也不会不受到触动，这种敌意曾经驱使儿子们杀死了他们既崇敬又畏惧的父亲。在摩西宗教的框架中，没有地方可以直接表达杀害父亲的敌意。所有能表现出来的一切就是对它做出强有力的反应——即由于这种敌意而引起的罪疚感，由于曾经犯下了反对上帝之罪，而且在继续犯罪的邪恶良心所引起的罪疚感。这种罪疚感曾不断地被先知们所提醒，而且不久便成为宗教体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这种罪疚感还有另外一种表面动机，巧妙地掩盖了其真实根源。对犹太民族来说，事情变得越来越糟，受到上帝宠爱的希望一直未能实现；要保持成为上帝特选子民的幻觉，即比任何人都更受宠爱，已非易事。如果他们希望避免放弃这种幸福，那么，由于他们自己犯罪而引起的罪疚感，就为申明上帝无罪提供了下面这种颇受欢迎的方式：因为他们没有服从上帝的命令，所以他们应该受到上帝的惩罚。而且受满足这种罪疚感需要的驱使（这种罪疚感是不能满足的，而且它们来源于更深的根源），他们必须把那些宗教禁令制订得更严格、更细致，甚至更加琐碎。在道德禁俗主义的新的狂热中，他们对自己施行了越来越多新的本能克制，而且以这种方式达到了——至少在宗教教义和道德箴言中——古代其他民族所未能达到的道德高度。许多犹太人把达到这种道德高度视为他们宗教的第二个主要特点和第二个主要成就。它与第一种特点——即一个神的观念——联系的方式，在我们的讲述中应该清楚地表达出来了。但是，这些道德观念不可能否认它们起源于一种罪疚感，这种罪疚感是由于对上帝的敌意受到压制而引起的。它们具有强迫性神经症的反向作用的特点——这种特点是不完全的，而且不可能是完全的，我们也能猜测出，它们服务于惩罚这一秘密目的。

进一步的发展带领着我们超越了犹太教的范围。从原始父亲这一悲剧中所恢复的其他因素，不再以任何方式与摩西宗教相一致。那些时代的罪疚感已不再仅限于犹太民族；它像一种沉闷的疾病纠缠着地中海沿岸各民族，这是一场灾祸的前兆，对此谁也提不出任何理由。我们时代的历史学家们说它是一种古代文明的老化，但是我怀疑他们只掌握了这些民族的抑郁心境的一些偶然的和部分的原因。对这种抑郁情境的说明起源于犹太人。尽管在周围世界中有各种非常类似的情况和准备，但是最先认识到这种情况的毕竟是一位犹太人，即塔索斯的扫罗（saulof Tarsus，他成为罗马公民后，自称为保罗），他认为：“我们之所以如此不幸，就是因为我们杀死了上帝父亲。”而且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他只能以幻想地伪装成喜讯的形式来把握这种真理：“我们已经从所有的罪恶中被拯救出来，因为我们当中的一个人为了开脱我们的罪责而牺牲了他的生命。”在这种说法中，杀死上帝的事当然没有提到，但是，必须通过牺牲一条生命才能补赎的罪恶，却只能是一种谋杀。而且，通过保证牺牲的人是上帝的儿子，从而为幻想和历史真理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媒介。它从历史真理的源泉中获得了力量，这种新的信念便以这种力量扫除了一切障碍。这种被上帝选中的快感被获得赎救的解放感所取代。但是，杀害父亲这个事实，在回到人类的记忆中时，却不得不克服比其他事实更强烈的抵抗，这个事实构成了一神教的主题3226；它也不得不受到更强有力的歪曲。这种无法言传的罪恶被一种必须描述为含糊其词的“原罪”的假说所取代了。

原罪和以牺牲而做出的赎罪成为保罗所建立的新宗教的基石。在反叛原始父亲的兄弟团伙中是否有一个参与谋杀行动的头目和鼓动者？或者这个人物是否是后来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们通过想象而创造出来的，其目的旨在使他们成为英雄，然后再引入传说中来？对这个问题，我们当然还无法确定。在基督教教义打破了犹太教的框架之后，它从许多其他来源中吸收了一些成分，放弃了纯粹一神教的许多特点，并使自己在许多细节方面适应了地中海沿岸其他民族的仪式。仿佛是埃及再次对埃克赫那顿的继承者们施行报复似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宗教是怎样处理儿子与父亲关系中那种古老的矛盾心理的。的确，它的主要目的是与上帝父亲重新协调一致，补赎因反对他而犯下的罪；但是，这种情绪关系的另一面却表现在下述事实中，以自身来赎罪的儿子，自己却成了父亲身旁的一个神，实际上是取代了父亲。起源于一种父亲宗教的基督教变成了一种儿子宗教。它并没有逃脱不得不废黜父亲的命运。

只有一部分犹太人接受了这种新的教义。那些拒绝接受这种教义的人如今仍被称为犹太人。由于这种分裂，他们变得比以前更加远离其他民族了。他们一定会听到那些新的宗教团体（除了犹太教之外，这些宗教团体还包括埃及人、希腊人、叙利亚人、罗马人以及最后还有日耳曼人）谴责他们曾经杀害了上帝。这种谴责的全文如下：“他们不会承认是他们杀害了上帝，而我们却承认它，而且消除了那种罪恶。”因此，人们不难看出，在这种谴责背后究竟包藏了多少真理。要想发现为什么犹太人不能加入到这个尽管有许多歪曲、但都承认杀害了上帝这个进步的行列之中，还需要做一番特殊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们是以这种方式把犯罪的悲剧重担压在自己身上；他们必须为此而进行沉重的苦行赎罪。

我们的研究或许已稍微说明了下述问题，即犹太民族是怎样获得使他们变得突出的那些特征的。但是，他们是怎样将其个体性（individuality）保持到今天的，这个问题还不清楚。不过，对于这些问题的谜底，公正地说，我们既不能要求，也不能指望人们做出详尽无遗的回答。鉴于我在本书开头所提到的那些局限性，我所能做出的贡献也就仅止于此了。

文明及其缺憾

弗洛伊德摄于1921年。

1932年，弗洛伊德在赫希罗特。

1938年夏，弗洛伊德在撰写最后一部著作《精神分析纲要》

目录

文明及其缺憾

新版编译说明

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

文明及其缺憾（1930）

为什么有战争？（1933）

弗洛伊德自传（1925）

补记（1935）

新版编译说明

一、版本出处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是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西方现代弗洛伊德主义哲学学派的巨擘，被誉为“与牛顿、达尔文、马克思、爱因斯坦一样的世界伟人”。他身前留下丰富的精神分析著作，不断再版加印，并被译为各国文字，流传全世界。1956～1974年，英国伦敦霍格思出版社（The Hogarth Press）出版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这套书由英国精神分析学家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1887～1967）和奥地利心理学家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1895～1982，弗洛伊德最小的女儿）共同主编，共24卷，是当今世界最权威最完整的弗洛伊德作品集，也是世界广泛流行的最佳版本。这套英文版由德国Gesammelte Werke公司出版的德文版翻译而来，但增加了关键的脚注（标准版编者在德文版的基础上所添加的内容一律用[]标识以示区分）。

本套中文版《弗洛伊德文集》即由英文版《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以下简称“标准版”）翻译而来，是中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关于弗洛伊德文萃性的经典恢宏译著。我们将标准版中凡是带重点符号的弗洛伊德代表著作全部译出，还把无重点符号但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潜意识论、性欲论、梦论三大理论支柱和七大基本理论（潜意识学说、人格结构学说、本能学说、性欲学说、释梦学说、焦虑与自我防御机制学说和社会文化学说）有关的心理玄学的论著也一并译出。

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我们将标准版中有关弗洛伊德论著的一些编者导言、弗洛伊德生前为其著作出版所作的序言（精选部分版次）及部分注释一并译出。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保留了标准版的[]体例，保留了英文文献中年份后的字母顺序标注，书内页码也按标准版的页码显示。我们在标准版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注释，此部分以“——中译者”为标识。中文版编者还根据内文增加了插图，来帮助读者理解弗洛伊德的著作。此外，在弗洛伊德的每部（篇）著作之前，中文版主编车文博亲自撰写了“按语”，扼要介绍该著作的要点及其在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二、编译分工

《弗洛伊德文集》是我国建国以来翻译弗洛伊德的第一部经典性的世界名著，是国家教委七五重点教材规划和吉林省九五重点图书规划的项目，也是中文版主编车文博主持的心理学、哲学、精神医学界学术共同体40年来协作科学研究的成果。

参加本书译校的学者共有吉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等12所院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教授、博士等40余人。

1.车文博，中文版主编，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学术界公认的弗洛伊德研究权威，我国为弗洛伊德“平反”的人。主要工作：（1）选定翻译版本。20世纪70年代选定标准版24卷为底本进行复印，并选定翻译弗洛伊德的论著。（2）组成翻译团队。聘请老一辈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哲学家为领衔，中青年教授、副教授、博士为主体的学术共同体。（3）提出编译原则。包括精粹性原则，代表性原则，信、达、雅原则，历史性与专题性统一原则。（4）编辑小词典。特请著名精神病学家贾谊诚教授主编《精神分析小辞典》，由车文博教授审订，以保证全书中翻译的人名、术语的统一。（5）全书终审定稿。车文博主编除亲自编制《弗洛伊德生平活动一览表》、撰著《导论》和《弗洛伊德略传》外，还对全书做了通读、审订和定稿。

2.杨韶刚，中文版副主编，本书主要译、校者，原为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主任，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论著有《超越快乐原则》、《自我与本我》、《一个幻觉的未来》、《文明及其缺憾》、《摩西与一神教》、《为什么有战争？》、《抑制、症状与焦虑》（合译）、《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合译）。此外，校审、修改了诸多篇章。

3.高申春，中文版副主编，吉林大学社会心理学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除翻译《释梦》（下卷）、《论梦》、《释梦》（上卷，部分）、《抑制、症状与焦虑》（合译）外，还校审并修改《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释梦》（上卷）、《超越快乐原则》、《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自我与本我》。此外，还协助主编编审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目录》、《英汉人名对照表》、《英汉专业术语对照表》。

4.邵迎生，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除翻译《图腾与禁忌》外，还参加校订《精神分析新论》，修订《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戏剧中的变态人物》、《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作家与白日梦》、《达·芬奇的童年回忆》、《米开朗基罗的摩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等。

5.宋广文，曲阜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博士，翻译并修订《性学三论》、《儿童性理论》、《“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爱情心理学》、《论自恋：导论》、《本能及其变化》、《压抑》、《力比多类型》，并校《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精神分析纲要》。

6.吕俊，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除翻译大部分《释梦》（上卷）外，还参加修订《释梦》（下卷）、《论梦》、《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

7.郭本禹，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精神分析新论》（合译），并修订《精神分析五讲》。

8.汪凤炎，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精神分析新论》（合译）。

9.郑希付，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

10.张爱卿，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导论》。

11.葛鲁嘉，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纲要》。

12.彭运石，湖南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合译），并校审《抑制、症状与焦虑》、《一个幻觉的未来》。

13.高峰强，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论潜意识》（合译）。

14.贺岭峰，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心理学系主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梦的理论与实践》。

15.熊哲宏，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翻译并修订《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

16.金星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癔症研究》。

17.赵国复，吉林大学出版社编审，参加修订《癔症研究》，并对《弗洛伊德文集》全卷德、英、法文译注做了译校。

三、卷次划分

早在20世纪80年代，车文博主编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参考书《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集》（上、下卷），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88～1989年出版，后经长春出版社先后出版中文版《弗洛伊德文集》5卷本（1998）和8卷本（2004），台湾知书房又将此书11卷精装本出版（2000）。现在由九州出版社出版最新修订版。本版的主要特点：（1）由原8卷本改为12卷本。（2）新增《弗洛伊德自传》（1925）和《补记》（1935）两部分，以凸显弗洛伊德的伟大贡献和精神分析运动的国际化。（3）对赵国复先生译校的德、英、法等几种语言的注释，又做了审订和补漏。（4）增补了车文博教授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09FZX004）《弗洛伊德主义新论》撰著的《导论》、《弗洛伊德略传》，作为学习和研究弗洛伊德文集的导引。

本套《弗洛伊德文集》分为12卷，各卷内容如下：

卷1《癔症研究》。此卷包括中文版主编车文博所著的《导论》和《弗洛伊德略传》，以及由弗洛伊德与约瑟夫·布洛伊尔合著的《癔症研究》三部分。《癔症研究》最初于1895年在德国出版，书中对癔症的症状、病因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说，开始提出癔症创伤理论。这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形成时期的重要著作，是其精神分析的理论奠基和正式起点的标志。

卷2《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此卷仅收录《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一部著作，此作于1901年被发表在杂志上，1904年出版了单行本，是弗洛伊德用动力心理学观点解释日常生活事件的一部重要著作。

卷3《释梦（上）》。此卷收录《释梦》的前五章内容。《释梦》最初于1900年在莱比锡和维也纳出版，是弗洛伊德一生中最得意和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体系形成的一个主要标志。他在广泛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病人的梦的临床研究和有关梦的自我分析，深入探讨了梦的实质、释梦的方法、梦的伪装、梦的材料和来源、梦的工作以及梦的过程的心理等有关的重要理论问题。

卷4《释梦（下）》。此卷收录《释梦》第六、七章内容，以及《论梦》、《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论梦》是弗洛伊德于1901年应德国一位编辑之约而撰写的，它以简洁的形式概述了《释梦》一书的基本观点和内容。《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是在《释梦》出版11年后发表的，它不是探讨有关释梦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专门研究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如何运用释梦的艺术问题。《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发表于1923年，此文不是对《释梦》一书的修正，而是弗洛伊德对该书问世20多年来一些想法的评论。

卷5《爱情心理学》。此卷收录八篇论文。1.《性学三论》于1905年发表，内容涉及“性变态”、“幼儿性欲”及“青春期的变化”三部分。2.《儿童性理论》于1908年发表，该文对儿童期的性表现，以及与其他心理活动、神经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揭示了一些常见的但缺乏研究的儿童期性现象。3.《“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于1908年发表，文中论述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强调了性的因素是现代社会文化危机、人的焦虑与神经症的主要根源，抨击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观，提出了改善文明与发展文艺的性本能升华作用说。4.《爱情心理学》共包括三篇文章：（1）《男人对象选择的一个特殊类型》（1910），主要分析了男人的性变态（或性倒错）问题；（2）《论性爱领域最普遍的衰退趋势》（1912），专门探讨了男人的“心理性阳痿”问题；（3）《处女的禁忌》（1918），从历史与文化的视角分析了女性的“贞洁”问题。5.《论自恋：导论》发表于1914年，该文对自恋的起源、本质、表现形式及其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分别做了说明。6.《本能及其变化》发表于1915年，该文从不同角度分析本能这一基本概念所涵盖的内容，使用这一概念所涉及的问题，如本能的原动力、目的、对象和来源，以及描述性本能的一般性质所采用的方法等。7.《压抑》发表于1915年，该文对压抑的本质、原因、结果及其与神经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8.《力比多类型》发表于1931年，该文从身体特征与心理特征相结合的观点出发，以力比多为基础，将人分为性欲型、自恋型和强迫型等三种，并认为混合型远多于纯粹型。

卷6《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此卷包括三篇论文。1.《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发表于1905年，该文分别就诙谐的技巧、目的、动机、心理起因及诙谐与梦、潜意识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2.《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发表于1912年，该文简明扼要地揭示了潜意识的含义及其在精神分析中的地位和意义。3.《论潜意识》发表于1915年，是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一篇重要论文，也是他论述心理学基本理论方面的代表性文章之一。

卷7《精神分析导论》。此卷仅收录《精神分析导论》一部著作，内容由弗洛伊德1915～1917年两个冬季在维也纳大学讲授精神分析的讲稿组成。全书包括失误动作、梦和神经症等三篇，共分28讲。该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引导听众领会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卷8《精神分析新论》。此卷收录四部分内容。1.《精神分析新论》完成于1933年，虽然是弗洛伊德在他1932年所做的演讲基础上成书的，但却是他在《精神分析导论》发表后经过15年研究实践和反思的成果。2.《精神分析五讲》于1910年首次刊出，是由弗洛伊德1909年应邀为美国克拉克大学20周年校庆所做的五次演讲稿汇集而成，它从叙述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作研究癔症开始，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和观察事例，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精神分析关于宣泄法、压抑、梦、失误、性欲和移情等重要思想和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3.《精神分析运动史》发表于1914年，该文是对精神分析产生、发展和分裂过程的历史总结。4.《精神分析纲要》发表于1940年，它既是向读者介绍精神分析基本原理的指南，又是弗洛伊德对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精神分析理论全面而精辟的总结。

卷9《自我与本我》。此卷收录四部分内容。1.《超越快乐原则》完成于1920年，弗洛伊德在这部著作中，修正了他早期的本能学说，第一次提出人存在着死的本能与生的本能，并把这两种作用相反、同时并存的力量的斗争视为整个生命运动历程的决定者。2.《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完成于1921年，系统论述了关于“群体的本质就在于它自身存在的力比多联系”的理论。3.《自我与本我》1923年出版，书中谈及意识、前意识、潜意识，阐述了自我从本我、超我从自我分化的过程。4.《抑制、症状与焦虑》出版于1926年，是弗洛伊德对压抑与焦虑及心理防御机制关系理论进行修正与补充的主要论著。

卷10《达·芬奇的童年回忆》。此卷包含七部分内容。1.《戏剧中的变态人物》1942年面世，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观点对戏剧活动所作的解释。2.《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1907年出版，它紧紧围绕《格拉迪沃》一书中幻觉与梦的关系，揭示了压抑、幻觉与精神错乱的起因、梦的形成与解释、性欲生活的作用、治疗心理疾患的方法等一系列理论问题。3.《作家与白日梦》发表于1908年，弗洛伊德在对创作与白日梦的关系作出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幻想活动，其目的是在幻想中实现其未能满足的愿望。4.《达·芬奇的童年回忆》1910年面世，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传记研究的方法，详尽介绍了达·芬奇童年以来的感情生活，深刻分析了他的性心理历史的发展过程，着重阐释了他的艺术与科学活动的心理起源。5.《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发表于1914年，该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对米开朗基罗所创造的摩西这一艺术作品的解释。6.《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1928年面世，该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阐释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创作的一篇心理美学的论文。7.《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发表于1926年，弗洛伊德在该文中指出，精神分析技术既不是神秘的、难以捉摸和掌握的，更不是医生的专利。

卷11《图腾与禁忌》。此卷包含两部作品。1.《图腾与禁忌》1913年出版，该书由四篇论文组成，通过蒙昧人与强迫神经症患者的比较，推断了图腾崇拜的本原意义。2.《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出版，是弗洛伊德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它由三篇论文组成，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一神教的本质和起源，揭示了上帝不是神，而是被后人神化了的人；它说明宗教问题并非神秘不可测，揭开宗教欺骗人的虚幻面纱，人们不难发现其真实本质。

卷12《文明及其缺憾》。此卷主要包含四部分内容。1.《一个幻觉的未来》出版于1927年，主要讲了两个问题：文明的内涵及其同本能的关系；宗教的本质、演化及其作用。2.《文明及其缺憾》出版于1930年，书中弗洛伊德从文明发展与人性的本能之间的联系和对抗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对文明社会的本质、起源、作用和弊端等问题做了集中的阐述。3.《为什么有战争？》是1932年9月弗洛伊德就战争问题答复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他依据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4.《弗洛伊德自传》1925年面世，这不是描述个人家庭、生活和工作的一般性自传，而是一部精辟地总结精神分析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学术性经典，主要阐述了弗洛伊德本人在精神分析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此卷还附录了《〈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目录》、《弗洛伊德生平活动一览表》、《英汉人名对照表》、《英汉专业术语对照表》等。

《弗洛伊德文集》编委会

2014年4月1日

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

杨韶刚　译

彭运石　校

杨韶刚　修订

按语

本书是弗洛伊德在文化观和宗教观方面撰写的一部承前启后的重要著作。早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弗洛伊德就表现出对文化人类学的关注，十几年后，此书的出版则是他由精神病学、心理学方面转向主要研究社会文化问题的一个重要标志，后来《文明及其缺憾》一书则是他在此书的基础上对文化观的集中而深入的阐述。本书主要讲了两个问题：（1）文明的内涵及其同本能的关系。他认为，文明是人获取的知识、能力和调节人际关系的规章制度的统一体，其中社会文明与人的本能永远处于二律悖反之中，即文明既对人类有益，又是对人性的否定。（2）宗教的本质、演化及其作用。他明确指出，宗教是人类童年的强迫性神经症和幼稚症，宗教的安慰作用犹如麻醉剂，纯属于一种“甜蜜的毒药”，随着科学的发展必然要否定宗教。使人们“从宗教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显然，这是否定上帝存在的一种类似无神论的思想。当然，其中也有漠视产生文明和宗教的社会根源，把群众视为“群氓”的唯心史观的问题。

英文版编者导言

本书根据1928年德文版译出。

本书始作于1927年春，同年9月完成，11月出版。

弗洛伊德在1935年为其《自传研究》补加的“附录”中，讲述了在过去的10年里他的思想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他解释说，“我的兴趣在自然科学、医学和心理治疗方面绕了一个大弯子之后，又回到文化问题上，这是一个很久以前，当我还是一个考虑问题不够成熟的年轻人的时候，就十分迷恋和感兴趣的问题。”（标准版，第20卷，第72页）当然，在此期间的几年中，他曾多次涉及到这些问题——特别是在《图腾与禁忌》（1912～1913）一书中。3227但是，正是在写作《一个幻觉的未来》时，才开始对他晚年最为关注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文明及其缺憾》（1930a），这是紧接本书之后的又一力作。对人生哲学的探讨还使他写出了其后期著作《精神分析新论》（1933a），他给爱因斯坦的一封公开信《为什么有战争？》（1939b），以及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摩西与一神教》（1933a），此书他从1934年便开始了撰写。

鉴于弗洛伊德在第6页3228上的明确声明（“我不屑于对文化和文明加以区分”）以及在《为什么有战争？》一文的结尾部分所做的类似说明，似乎已没有必要再对德文的“文化”（Kultur）一词的恰当翻译这个棘手的问题做一番说明。我们通常、但并非一成不变地把“文明”（civilization）作为名词看待，而把“文化的”（cultural）作为形容词看待。

第一章

当一个人在一种特殊的文明中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并经常力图发现文明的起源究竟是什么、文明究竟是沿着什么道路发展而来的时候，他有时也禁不住想朝其他方面观察一下，且想探究一下在文明面前有什么样的命运，以及文明注定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但是，他不久便发现，这种探究的价值从一开始就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而日渐降低。首先是因为只有为数极少的人能全面细致地观察人类活动，大多数人均乐于把自己囿于一个或几个文明领域中。但是，一个人对过去和现在了解得越少，他对未来的判断就必定证明越不可靠。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困难：恰恰是在这种判断中，一个人的主观愿望往往起一种难以评价的作用，结果这些期望便依赖于他自己经验中的纯粹个人的因素，依赖于他对生活所采取的或多或少的乐观态度，这种态度是受他的脾气秉性或者他的成功与失败指使的。最后，这个奇妙的事实使人觉得，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可以说是天真纯朴地体验他们的当前状况的，但无法对其内容做出估计；在现实状况能够使人们处于用以判断未来的有利地位之前，他们首先必须使自己和现状保持一段距离——也就是说，必须把现状变成过去。

因此，任何一个人，若屈从于这种诱惑而对我们文明的可能的未来发表某种看法，都一定会想到我刚才指出的那些困难，想到与任何预言都有普遍联系的那种不确定性。这样，就我个人而言，在如此繁重的任务面前，我也要迅速地知难而退。只要确定了这个狭小的研究领域在整个事物进程中的地位，我就会迅速地探讨这个一直使我十分注意的领域。

所谓人类文明，对此我的意思是说，人类生命从其动物状态提升而来、而且不同于野兽生命的所有那些方面——我不屑于对文化和文明加以区分——如我们所知，人类文明常常向观察者展示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包括人类为了控制自然的力量和汲取它的宝藏以满足人类需要而获得的所有知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它还包括人类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调节那些可资利用的财富分配所必需的各种规章制度。但是，文明的这两种倾向并不是相互独立、彼此无关的，因为首先，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深受本能满足的数量影响，而只有现存的财富才能使本能得到满足；其次，一个人在与另一个人发生联系时，他本身就可以起到财产的作用，由此另一个人可以利用他的工作能量，或者把他选做一个性对象；而第三，另外，尽管文明被认为是人类普遍感兴趣的一个对象，但每一个人实质上却又都是文明的敌人。3229显而易见，由于人们不能孤立存在，因而为了使共同生活成为可能，文明所寄希望于他们的那些牺牲便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这样一来，文明就必须对个体严加防范，它的一切规章制度、风俗习惯和要求都旨在完成这项任务，其目的不仅在于影响财产的分配，而且在于维持这种分配；确实，对于那些有助于控制自然和生产财富以抵御人类敌意冲动的一切，这些规章制度、风俗习惯和要求都必须予以保护。否则，人类创造的财富轻而易举地便可毁于一旦。另外，创造了这些财富的科学和技术也能用于毁灭这些财富。

因此，人们常常获得这种印象，文明不过是少数人强加于大多数反抗者的一种手段而已。他们为数虽少却懂得怎样才能获得权力和采取强制的手段。如果假定这些困难并不是文明本身所固有的性质，而是源于迄今所发展起来的文明形式的不完善，那是十分自然的。而且，事实上要说明这些不完善和缺陷并不困难。虽然人类在控制自然方面取得了持续不断的进步，亦在期望取得更大的进步，但却无法明确肯定在人类一切事物的管理方面也取得同样的进步；有可能在各个时期，如同在现在一样，许多人一再扪心自问，已经获得的这点微不足道的文明是否确实值得保护。人们还会认为，重新安排人类的关系应该是可能的，通过放弃对本能的克制和压制（suppression），就能把对文明感到不满的那些根源尽皆除去，这样一来，由于没有内部冲突的干扰，人们就能专心致志地获得财富和沉浸在获得财富的欢乐之中。这种状况虽然是一个黄金时代，但它能否实现却是大可怀疑的。相反，每一种文明似乎都必须立足于对本能的克制和强制之上；更有甚者，谁也无法确定，一旦强制终止是否大多数人就会为获得新的财富所必须实施的那些工作做好准备。我认为，人们必须重视这个事实：目前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些破坏性倾向，也就是反社会和反文化的倾向，在相当多的人身上，这些倾向是十分强大的，它足以决定他们在人类社会中的行为。

这个心理学事实对我们判断人类文明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可以首先认为，文明的实质在于为了获得财富而控制自然。还可以认为，通过在人类中公平合理地分配财富，就能把威胁文明的那些危险摒除在外。现在看来，强调的中心已从物质转向精神。决定性的问题是，是否能够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才能够减轻强加于人类的本能牺牲的那种负担，使人和那些必须保存下来的本能协调一致，并且为它们提供一种补偿。正如无法免除对文明的强制那样，也完全不能免除少数人对群众（Masse）3230的控制。因为群众是懒惰而无知的，他们对本能的克制一点也不情愿；而且他们也不信服克制是必须的这种说法；组成群众的个体在随心所欲地控制他们的自由散漫方面是相互支持的。只有通过能够作为榜样、并被群众公认为领袖的那些个人的影响，才能引导群众实施这项工作，才能进行文明所赖以存在的这些本能克制。如果这些领导者是一些对生命之必需品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是一些足以掌握自己本能愿望的人，那就皆大欢喜了。但实际上却存在着一个危险，领导者为了不失去他们的影响，与其让群众服从自己，倒不如自己服从群众，由此看来，他们有必要借助于权力的操纵而使自己独立于群众之外。简而言之，人类有两个普遍的特点应对这个事实负责：文明社会的规章制度只能通过一定程度的强制手段才能得以保持——就是说，人类并非本能地喜爱工作，而且那些论点对于抵御他们的激情是毫无作用的。

我当然知道人们会对这些主张提出反对意见。人们会说，这里所描述的群众的这种特点据说能证明，强制在文明的实施过程中是不能免除的，但这种特点本身却只能是文明制度的缺陷所致，由于这些缺陷才使人类极端痛苦，充满仇恨和难以接近。那些在友善亲切的环境中长大成人，并学会高度评价理性，以及在幼年就从文明中获益匪浅的人，将会对文明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们觉得文明就是他们自己的一切，愿意随时为它做出牺牲，甚至牺牲那些对文明的保存来说十分必要的工作和本能满足也在所不惜。他们能够不受强制地随心所欲，而和领导者毫无二致。如果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文化能产生这种性质的民众，那是因为还没有一种文化设想出一些能以这种方式，特别是从童年开始就对人类产生影响的规章制度。

不管怎么说，人们可能会怀疑，迄今为止，在目前我们控制自然的时代，是否能够完全建立这种文化的规章制度。人们可能会问，这些将作为后代教育者的职高位尊、不偏不倚和公正无私的领导者究竟来自何处呢？当人们想到在实施这些意图之前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大量的强制手段时，可能会感到惊慌失措。这项计划的宏伟壮观及其对人类文明之未来的重要意义是不容争辩的。它是完全建立在下述心理学发现基础上的：人类具有最丰富多彩的本能倾向（instinctual dispositions），其最终的发展过程取决于儿童早期的经验。但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人类所能接受教育的有限性限制了人类文化中这种转变的有效性。人们可能会问，一种不同的文化环境是否能够，以及在何等程度上才能摒除民众的这两个特点，这两个特点使人类事物的引导如此难以进行。这种实验尚未付诸实施。可能有一定比例的人（由于某种病理倾向或过度的本能力量）仍然总是离群索居，不愿与人来往；但是如果能够把那些对今天的文明充满敌意的大多数人变成少数人，那么，就已经完成了相当一部分工作——或许这项任务就都能得以完成。

我不愿意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我已大大地偏离了为我的研究所制定的路线。[见第5页]所以，我要明确保证，我丝毫无意于对现在横跨欧亚的那个大国进行的这一伟大的文明实验做出评判。3231我既无独特的知识，也无这种能力来确定这项实验的实际可行性、测验所用方法的可靠性，以及测量在意图和实施之间不可避免的差距。由于正在准备中的一切尚未完成，因此没能进行这项研究。我们自己曾得到的长期巩固的文明会为我们提供进行这项研究的材料。

第二章

我们不知不觉地就从经济学领域转到了心理学领域。起初，我们曾试图在可资利用的财富和财富分配的规章制度中寻求文明的宝贵财产。但是，随后我们逐渐认识到，每一种文明都是建立在迫不得已的工作和本能克制的基础之上，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引起那些受这些要求影响的人们的反对。显而易见，文明不可能主要地或者独一无二地存在于财富本身之中，存在于获得财富的手段之中，以及存在于财富分配的管理工作中，因为这些东西往往受到文明参与者的反抗和破坏性癫狂（destructive mania）的威胁。在发现财富的同时，我们现在还发现了可以使文明得到保护的手段，即强制的手段和其他那些意欲使人和文明社会融为一体、并且为人类所做出的牺牲予以补偿的手段。后面这些手段倒可以看作是文明的心理财富。

为了保持术语的一致，我们将把一个本能不能得到满足的事实称为一次“挫折”（frustration），把产生这种挫折的规章制度称为“禁律”（prohibition），而把产生这种禁律的条件称为“贫困”（privation）。第一步是在影响每个人的贫困和虽然不影响每一个人，但却影响群体、影响同类甚至单个人的贫困之间做出区分。前者是最早出现的贫困，同时还伴随着产生这些贫困的禁律，文明——谁知道这是几千年以前的事呢？——开始把人和其原始的动物生存条件分离开来。我们非常惊讶地发现，这些贫困仍然在发挥作用，并且仍然是造成对文明持敌意态度的关键。深受贫困之苦的本能愿望随着每个儿童的降生而获得了新生；有一类人，即神经症患者，是用反社会性的行为对这些挫折进行反应的。在这些本能愿望中有乱伦、同类相食和杀人欲望。把这些愿望和另一些愿望等量齐观，这听起来似乎十分奇怪，因为人们联合起来以反对这些愿望，而对于是否容许另一些愿望存在，则在我们的文明社会中争执不休：但是，从心理学上讲，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不管怎么说，文明对这些最古老的本能愿望的态度也是不一致的。同类相食的愿望本身似乎受到人们的普遍反对——而且在精神分析观点看来——已被完全摒除了。在反对乱伦愿望的禁律背后，还能看到乱伦愿望的力量！而在一定条件下，我们的文明仍然在实施杀人的愿望，并且确实仍然在发布杀人的命令。文明可能正在我们的面前发展着，有些我们今天虽然完全可以容许的其他愿望的满足，到将来却变得不可接受了，就像同类相食在现在是不可接受的一样。

这些最早的本能克制已经包含着一种心理学因素，它对其他一切本能克制来说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认为，自从远古时代以来，人类的心理就没有得到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相比，它在今天的情况和历史初萌时的情况完全一样，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我们立即就能指出其中的一个心理上的进步。这个进步与人类的发展过程是并行不悖的，即外部的强制逐渐内在化；这是因为有一个特殊的心理机构，即人的超我，把它接受下来，并把它包括在文明的禁律之中。3232每一个儿童都会向我们展示这个转变过程，只有通过这样的方法才能使儿童成为一个道德和社会的存在。超我的这种力量是心理学领域中的最宝贵的文化财产。已经发生了这种心理转变的人就会从文明的敌人变成文明的工具。在一个文化团体中，这种人的数量越多，它的文化就越安全可靠，就越能排除外部的强制手段。现在，在各种本能的禁律中这种内在化的程度是大相径庭的。至于我已经提到过的那些最早的文化要求，如果我们完全不考虑那些不受欢迎的神经症患者的例外，那么，这种内在化就似乎已经广泛地获得了。但是，当我们转而探讨其他的本能要求时，情况则发生了变化。我们惊讶地、并且十分关注地发现，只有在外部强制的压力之下——也就是，只有当这种强制确实行之有效，而且只有它使人感到恐惧时——大多数人才会服从对这些观点施加的文化禁律。对于同样适用于每个人的所谓文明的道德要求来说，这也是真实可信的。一个人对别人表示道德上的不信任的那种经验大多数都属于这一范畴。有数之不尽的文明人，他们虽然不再杀人和乱伦，但是，他们却不拒绝满足他们的贪得无厌。同样也不拒绝满足他们的攻击欲望和他们的性欲。只要不因此而受到惩罚，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通过撒谎、欺骗和诽谤来伤害别人；毫无疑问，这一点在漫长的文明过程中屡见不鲜。

如果我们转而论述只适用于某些社会阶级的那些限制条件，我们就会遇到一种虽然罪恶昭彰、但却总是得到人们认可的状况。可以预料，没有特权的阶层往往妒忌那些有权者及其权益，而且会竭尽全力使自己从过度贫困中解脱出来。在不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永久的不满就会在该文化内部持续存在，就会导致危险的反抗。但是，如果一种文化还没有超越某一限度，在这一限度之内，一部分人的满足要依赖于对另一部分人、或对大部分人的压迫——在目前的一切文化中都是这种情况——那么，被压迫者就会对这种文化产生强烈的敌意，虽然这种文化只有通过他们的劳动才能存在，但他们分享的文化财富却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被压迫者并不期望这些文化禁律内在化。相反，他们非但不打算承认这些禁律，反而意欲毁灭这种文化本身，甚至打算废除文明所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这些阶级对文明的敌视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引起了各社会阶层的更潜在的敌意，虽然这些社会阶层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但他们却不以为然。不必讳言，一个使这么多人感到不满、并驱使他们起来造反的文明社会，既没有长期存在下去的前景，也不应该有长期存在下去的希望。

一个文明社会的戒律发生内在化变化的程度，如果用流行的而非心理学的语言表述的话，那就是：文明社会中人的道德水平，并不是评价一个文明社会的价值时所值得考虑的唯一的心理财富。除此之外，在理想和艺术创造方面都有文明的财富——也就是说，从那些资源中都能获得满足。

人们极易倾向于把文明的理想——把对于什么是所达到最高成就和最值得人们奋力追求的成就的估计——包含在文化的精神财富中。乍一看，好像文明的理想能决定这个文化社会的成就；但实际的过程却好像是，通过把文化的内部财富和外部环境结合起来，才能取得第一批成果，而文明的理想就是建基于这一批成果之上的，于是，理想便以这第一批成果作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理想给文明社会的人所提供的满足是自恋性质的满足，是对已经成功获得的一切感到洋洋自得。要想获得完全的满足，就需要对旨在取得不同的成就和达到不同理想的其他文化进行比较。凭借这些差异的力量，每一种文化都有权藐视其他文化。这样，文化的理想就成为不同的文化社会之间产生不和与仇恨的一个根源，正如在各个国家中所最显而易见的情况那样。

由文化理想所提供的自恋满足（the narcissistic satisfaction）也存在于能成功地防止在该文化社会内部对该文化产生敌意的那些力量之中，这种自恋满足不仅可以被享有该文化之利益的特权阶级所享有，而且为被压迫阶级所享有，因为蔑视异国他邦的正义感和公理，补偿了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内部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毫无疑问，人简直就像一个悲惨的罗马庶民，过着负债累累和被抓夫当差的痛苦生活；但是，作为一种补偿，人又像是一个罗马市民，在统治其他国家和颁布他们的法律方面，也有他的份。但是，被压迫阶级与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的一致性只是更大整体的一部分。因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被压迫阶级能够在情感上隶属于他们的主人；尽管被压迫阶级对他们的主人抱有敌意，但他们却能在主人身上看到他们的理想；除非抽象地存在着这些基本上令人满意的关系，否则的话，尽管有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合理敌意，这么多的文明社会居然还能继续长期存在，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艺术向文明社会的人们提供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满足，虽然一般地说，整日忙于精疲力竭的工作之中，而又从未受过教育的民众接受不了这种满足。正如我们早已发现的那样3233，艺术为最古老的、且迄今仍能深切感受到的文化克制提供了替代的满足（substitutive satisfaction），正是由于这个理由，艺术的作用无非是把一个人和他为文明而做出的牺牲调和起来。另一方面，艺术所创造的产品，通过使人有机会分享那些具有极高价值的情感经验，从而使他的自居作用（identification）的情感得到升华，这对每一个文化社会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而当这些艺术创造描绘了人类的特殊文化成就，并且以一种令人难忘的方式使人想起了文明社会的理想时，这些艺术创造也同时使人获得了自恋的满足。

我们还没有提到，在一个文明社会的精神产品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项目。在最广博的意义上说，这种精神产品存在于它的宗教观念之中——换言之（以后将证明这是有道理的），存在于它的幻觉之中。

第三章

宗教观念的特殊价值何在？

我们已经提到过，对文明的敌意是由文明所施加的压力引起的，是由文明所要求的本能克制引起的。如果一个人想把文明社会的禁律解除——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任何女人作为他的性对象，可以毫不犹豫地杀掉他的情敌，或者杀掉任何挡道碍事的人，如果一个人也能不问一声就随便拿走属于别人的东西——那该多么好啊，人类的生活该是多么令人惬意啊！但是，人们不久便遇到了第一个难题：每一个人都会拥有和我完全一样的愿望，也都和我对待他们一样，毫无顾忌地对待我。因此，通过对文明禁律的这种解除，实际上只有一个人才能获得这种肆无忌惮的幸福，他就是一个攫取了一切权力手段的暴君，一个独裁者。然而即便是他，也有充分的理由预期到，别人至少可观察到一种文化的禁律，即“你不应该杀人”。

但是，竭力要废除文明该是何等忘恩负义、又是何等目光短浅啊！那样的话，得以保存下来的就只能是一种自然的状态，而这是更加令人难以忍受的。确实，自然并不会向我们提出任何本能限制的要求，她会允许我们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但是，她有自己独特的限制我们的有效方法。在我们看来，自然往往是通过那些使我们获得满足的东西而冷酷、残忍、无情地毁灭我们的。恰恰是那些自然借以威胁我们的危险，才使我们联合起来创造了文明社会，文明社会也和其他事物一样，旨在使我们的共同生活成为可能。文明的主要任务，它实际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在于保护我们免遭自然之害。

我们都知道，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已做得相当出色，显然，随着时间的流逝，还会更上一层楼。但是，谁也不敢抱有自然已被征服的幻想，也没有人敢于期望，自然将永远完全臣服于人类。有一些自然现象似乎在嘲弄人类对自然的一切控制：地球能经常发生地震和地裂，甚至埋葬人类的全部生灵及其所创造的一切；洪水能泛滥成灾，将一切统统淹没；风能刮得天昏地暗，使万物荡然无存；此外还有疾病的蔓延，我们只是最近才认识到，这是其他有机物发动的攻击；最后则是令人痛苦的死亡之谜，人们至今尚未发现，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现使人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自然运用这些力量来和我们作对，她凛然不可侵犯，残酷而无情；她使我们再次想起我们原以为通过我们的文明建设就能避免的那种孱弱无助。在人类所能提供的少数令人满意的、使人振奋的印象中，只有在自然灾害面前，人们才会忘掉文明的不协调，忘掉一切内在的困难和仇恨敌意，而回想起这个共同保护人类免遭大自然之害的伟大任务。

对每一个人来说，生活是难以忍受的，这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完全一样的。人类建成的这种文明给人类带来了一定数量的贫困，其他人又使人遭受一定程度的痛苦，这一方面是由于文明社会的禁律，另一方面又由于文明社会的不完善。此外还可以加上伤害，这是桀骜不驯的大自然——人们称之为命运（Fate）——使人类受到的伤害。人们可能会设想，这种生活条件会使他产生永久性的焦虑期望状态，并严重地伤害他的自然的自恋。我们已经知道，个人会对文明或其他人使他遭受的伤害做出反应：他会相应地对文明的规章制度产生一定程度的抵抗（resistance），对文明产生一定程度的敌意。但是，自然和命运的强大威力像威胁所有其他人那样威胁他，那么，个人怎样保护自己免受其害呢？

文明可以使个人免受自然之害；它是以同样的方式为所有类似的人完成这项任务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点上几乎一切文明社会都是如此行事的。文明在保护人类免遭自然之害的任务面前是不会止步不前的，它只不过是用了其他方法而已。这是一项多重的任务，人的自尊若受到严重威胁，就会寻求得到安慰；人类必须摒除生活和宇宙所造成的恐怖；另外，人类的那种被最强烈的实际兴趣所促动的好奇心，确实也需要得到一个回答。

随着第一步的付诸实施，即随着自然的人性化，使人类已经颇受裨益。非人的力量和命运无法靠近，只能永远敬而远之。但是，如果这些自然因素具有一些激情，一旦发作起来，便会在我们自己的灵魂内大发神威，如果死亡本身不是某种自发产生的东西，而是一个邪恶的意志滥施淫威，如果在自然界中到处都有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所知道的那些存在，那么，我们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呼吸，即使置身不可思议的可怕境地，也会感到宾至如归，而且还可以用心理疗法治疗我们感觉不到的焦虑。或许我们仍然得不到保护，但是，我们却不再像瘫痪病人那样无能为力了，我们至少可以有所反应。或许我们的确并非得不到保护，我们可以使用在我们的社会中所使用过的同样方法来对付那些残暴的外星超人；我们可以尝试恳求他们，抚慰他们，贿赂他们，而且通过如此这般的影响他们，还可以剥夺他们的一部分威力。这种用心理学取代自然科学的方法，不仅使情况立即得到了缓解，而且为进一步控制环境指明了道路。

这种环境并无新颖别致之处。它有一个童年原型（in fantile prototype），事实上，这种环境只是童年原型的继续而已。因为人们以前曾经发现自己处在同样孱弱无助的状态：在他还是一个儿童时，只和他的父母有联系。一个人有理由害怕父母，特别是害怕他的父亲；当然，一个人也确信他能保护自己免遭他所知道的那些危险。因此，把这两种情境加以同化是很自然的。在这里犹如在梦境中一般，愿望（wishing）也能发挥其作用。睡眠者可能会有一种死亡的预感，这种预感威胁要把他葬人坟墓。但是，梦的工作（the dream-work）却知道如何选择一个条件，甚至能把那种可怖的事件转化成一种愿望的满足：做梦者发现自己躺在一个他自己爬进来的古伊斯特拉钦人的坟墓中，但却幸运地发现，他的考古兴趣得到了满足3234。用同样的方式，一个人不仅可以使自然的力量变成能和他取得联系的人，就像他和他的同伴取得联系一样——对于这些自然力量给他留下的不可抗拒的印象来说，这样做是不公平的——而且他还使这些自然的力量具备了父亲的特征。他把自然的力量变成了神，随后，正如我曾试图说明的那样3235，这不仅是一个童年的原型，而且是一个种系发生的原型。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法则的规律性和一致性进行了初步的观察，这样一来，自然的力量便失去了它们的人类特性。但是，人仍然是孱弱无助的，人同时也渴望得到父亲和神祇们的帮助。神祇身兼三任：它们必须驱除自然的恐惧；必须使人和残酷的命运协调一致，特别是像死亡中所表明的那种残酷；必须补偿文明的生活所强加于它们的痛苦和贫困。

但是，在这些动能的内部却逐渐发生了一种特性的替换。人们在观察中发现，自然现象是根据其内部需要而自动发生的。毫无疑问，诸神就是大自然的主宰，他们对大自然做如此安排，现在则让大自然自行其事，只是在偶然的、所谓奇迹的情况下，神祇才会介入到自然的发展过程中来，好像是要表明，他们丝毫没有放弃最初的权力范围。至于命运的安排，人们仍有一种感到不快的疑虑，怀疑人类的困窘和孱弱无助是无法纠正的。正是在这一点上，神祇才最容易一败涂地。如果是神祇自己创造了命运，那么，神祇们的意图就注定是不可测知的。这种看法逐渐为古代最聪明的人们所理解，摩以拉（Moira——命运之神）位于诸神之首，神祇们自己各有其命运。自然的自主性越多，诸神从自然中撤离的就越多，指向诸神第三种功能的一切期望就越诚挚，越认真，就是说，道德就愈益成为真正占支配地位的东西。铲除文明社会的这些不足和邪恶，注意人们在生活中所相互造成的苦难，关注文明禁律的付诸实施（人们并没有完全服从这些文明的禁律），就成为目前神祇们的一项任务。据说文明的禁律本身具有一个神圣的起源；它们被提升到超越了人类社会之上，而且拓展到自然和宇宙。

由此便产生了许多观念。人类需要使自己的孱弱无助可以忍受，由这种需要而产生了这些观念；人类对自己童年的孱弱无助和人类整个种族的童年孱弱无助的回忆材料也导致了这些观念的产生。显而易见，占有这些观念就会在两个方面保护人类——使人类免遭自然和命运的危害，也使人免受人类社会本身所造成的伤害。这就是问题的要旨之所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更高尚的目的。无疑，要猜测这个目的究竟是什么，那是很不容易的，但是，这个目的当然预示着人性的一种完善。它可能是人的精神方面，也就是人的灵魂，随着时间的流逝，灵魂缓慢而不情愿地和身体分离开来，这就是精神提升和升华的目的。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统统都是一个比我们更加优越的智者的表现意图。虽然要按照他所走的一切道路前进绝非易事，但最终它会竭尽全力为我们安排好一切——也就是，使我们感到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那么愉快有趣。有一个乐善好施的上帝在注视着我们每个人的行动，它只是看似严厉，但却不会使我们遭受痛苦，成为过分强大而又冷酷无情的自然力量的玩物。死亡本身并不是物种的灭绝，不是返回到无生命状态，而是开始一种新的存在，这种新的存在就位于通往更高层次的发展过程中。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观点声称，我们的文明所建立的同样的道德法律也支配着整个宇宙，只不过这些法律是受一个具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和一致性的最高法院所保护的。最后，假如不是实际上采用这种生活方式的话，那么，也会在死亡之后重新开始的存在中，使一切善终有善报，一切恶终有恶报。这样，生活中的一切恐怖、痛苦和艰难都注定会被祛除。死亡之后的生活，就像光谱（spectrum）中的不可见的一个组成部分加入到可见的组成部分中来一样，仍然继续着地球上的生活，使我们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这种境界我们或许在地球上还未曾达到。引导这种事物发展过程的超人智慧，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永无止境的善行和在其中达到其目的的公正无私——这些都是那些神圣存在的属性，它们也创造了我们，造就了整个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都是一个神圣存在的属性。在我们的文明中，一切古代的神灵都集中体现在它的身上。第一个成功地把这些神灵属性集中到一个神身上的民族，丝毫也不为这种进步而感到自豪，并且已公开表示，要把始终躲在每一神灵背后的那个父亲作为它的核心。从本质上说，这是返回到关于上帝观念的历史开端。既然上帝是一个人，那么，通过人与上帝的关系，就能重新找到童年时儿童与其父亲关系的那种亲密性和强烈性。但是，如果一个人已经为他的父亲做了那么多的事情，那么，他当然想得到一种奖赏，或者至少想成为他的最宠爱的孩子，成为上帝的特选子民。后来，虔诚的美国自称是“天赋之国”（God’s own Country）；作为人类崇拜神灵的一种方式，这种自命不凡当然是有道理的。

以上总结的各种宗教观点当然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且一直在各个发展阶段，为各文明社会所坚持。我已挑选出一个这样的阶段，这个阶段大体上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白人基督教文明所采取的最终方式。显而易见，这幅图画的各个部分并非完全同样地相互吻合的，并非所有渴求获得解答的问题都能得到解答，而且日常经验的矛盾也是难以消除的。因此，诸如此类的这些最广泛意义上的宗教观点被珍视为文明的最宝贵财富，珍视为文明必须向文明社会的人们所提供的最宝贵的东西。把宗教和人类从地球上获得的财富、和向人类提供的食物和防止人类患病等相比，人们会更加珍视宗教。如果不把人们希冀获得的价值放到这些观念中，人们就会觉得，生活是难以忍受的。现在，问题也接踵而至：根据心理学的观点，这些宗教观念是什么呢？它们是从何处获得人们对它们的尊重的呢？另外，再斗胆问一声：它们的真正价值是什么呢？

第四章

毫无阻碍地进行一项独角戏般的调查研究并不是毫无危险的。人们太容易受到诱惑，而往往对使威胁破门而入的那些思想放松警惕。作为交换，人们又往往抱有一种不确定的情感，并且最终试图通过过渡决定（over-decisiveness）来减少这种不确定性。因此我设想，我有一个冤家对头，他常常对我的论点表示怀疑，而我也时常允许他突然插话。3236我听到他说：“你曾一再表述过这种想法：‘文明创造了这些宗教观念’，‘文明使宗教观念听从人类的指挥’，此外还有一些在我听来十分奇怪的东西。我自己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但是，和认为文明为分配劳动产品或为女人和孩子的权利制定规章制度相比，这种说法听起来却总是那么不自然。”

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我以这种方式表达我的思想是合情合理的。我已试图表明，宗教观念和文明社会的其他成就一样，都是从同一需要产生的，即从保护自己免遭具有绝对优势的自然力量之害的必要性产生的。对此还可以加上第二种动机——这就是，竭力克服那些为人们痛苦地感受到的文明的缺陷的欲望。另外如果有人因为个体已经在文明社会中发现了这些观念，因为认为文明使个体获得了这些观念，那就再恰当不过了；这些观念向个体奉送现成的艺术品，而他却可能没注意到这些观念。个体所着手处理的是许多代人的遗产，像学会九九表、几何学和类似的学问那样，他把这种遗产也接受下来。在此确有一种差异，但这种差异在别处也存在，只是我现在还无法考察它。你所提到的那种奇怪的感觉，可能部分地归因于这个事实：这些宗教观念本身通常是作为一种神圣的启示提出来的。但是，这种启示本身就是宗教系统的一部分，它完全不顾人们已知的这些观念的历史发展及其在不同的时代和文明社会的差异。

“这里还有另一种观点，在我看来，这种观点似乎更为重要。你认为，自然的人性化是从这种需要得来的，即结束人类的贫困状态和在恐怖可怕的自然力量面前摆脱我们的孱弱无助，以及与自然的力量建立联系，并最终影响它们。但是，这种动机似乎是多余的。原始人无法选择，他也不具备其他的思维方法。可以说，某种先天的东西把原始人的存在向外投射到这个世界上，并且把他所观察到的每一事件都看作是那些实际上类似于他自己的存在的表现，在原始人看来，这种看法是很自然的。这是原始人的唯一的思想方法。而且这绝非不证自明的，相反，这是一种明显的巧合，如果用这样的方法来放纵原始人的自然倾向，他就会成功地满足他的一个最大的需要。”

我真没想到你竟会如此吃惊。难道你竟然认为，人类的思想并没有实际的动机吗？难道这只是表达一种无关紧要的好奇心吗？这当然是绝不可能的。我宁愿认为，当人类把自然的力量人性化之后，他又要再次遵循一种童年的方式。他已从最初生活环境中所遇到的那些人身上懂得了，影响这些人的方式就是和这些人建立一种联系；于是，到后来，带着这种同样的目的，他便以在童年时对待这些人的同样方式来对待他所遇到的一切。这样看来，我和你的描述性观察并不矛盾；事实上，对人类来说，为了后来能控制一个人意欲了解的一切（心理控制是身体控制的一种准备），而把他意欲了解的一切都人性化，这是很自然的；但是，除此之外，我还要为人类思维的这种独特性提供一种动机和一个起源。

“现在这里还有第三种观点。在你的《图腾与禁忌》（1912～1913）一书中，你早已研究过宗教的起源。但在那本书里似乎还有另一种看法。在那本书里所有的一切都是父—子关系。上帝就是至高无上的父亲，而对父亲的渴望是宗教需要的根源。自此，你似乎已经发现了人类孱弱和无助的因素，一般地说，宗教形成的主要作用确实应归因于这种孱弱无助。而现在你却把曾是恋父情结（the fathercomplex）的一切全都变换成有关孱弱无助的术语。我可以请你解释一下这种变换吗？”

非常高兴，我一直在期待着这种邀请。但是，这真是一种变换吗？在《图腾与禁忌》中，我的目的并不是想解释宗教的起源，而只是想解释图腾崇拜的起源。你能从你所知道的任何观点中解释下述事实吗？即保护神在人面前原形毕露的最初形式应该是动物的形象，因此才有禁止杀害和食用这种动物的禁律，不过这个庄重的习俗却允许一年一度地集体杀害和食用这种动物。这恰恰就是图腾崇拜中所发生的情况。而且，这绝不是为了论证是否应该把图腾崇拜称为一种宗教。它和后来的敬神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图腾动物成为神圣的诸神动物；而最早的、但也是最基本的道德禁律——反对屠杀和乱伦的禁律——就起源于图腾崇拜。不论你是否接受《图腾与禁忌》中所下的结论，我希望你能承认，有许多非常值得注意的，并无联系的事实却在这里面集中起来，形成了一个牢固的整体。

最后，关于为什么动物之神没能存在下去，而被人类之神所取代，这个问题在《图腾与禁忌》中并未涉及，有关宗教形成的其他问题在这本书中也丝毫没有提到。难道你认为这种局限性同样是一种否认吗？精神分析研究能对解决宗教问题作出特殊的贡献，我的研究工作则是与这种特殊贡献有严格区别的良好实例。如果我现在把另一部分隐藏不太深的内容补充上去，那么，你就不会像以前曾指责我片面那样，指责我自相矛盾了。当然，在我以前说的和现在提出的问题之间，在更深刻的动机和表面动机之间，在恋父情结和人的孱弱无助与需要保护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指出这种联系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些联系并不难以发现。它们存在于儿童的孱弱无助与在成年之后仍继续存在的孱弱无助的关系之中。因此，果然不出所料，精神分析所揭示的形成宗教的动机，结果倒成了和儿童期对表面动机的贡献完全相同的东西。现在，我们不妨转向对儿童心理生活的探讨。你还记得精神分析所论述的，根据情感依附（依恋）类型所做的对象选择吗？3237在那里，力比多遵循的是自恋需要的道路，并使自己依附于能保证这些需要获得满足的对象。这样，能使婴儿的饥饿获得满足的母亲，就成为婴儿的第一个恋爱对象，当然，也是第一个保护他免遭外部世界一切潜在危险的人——我们可以说，母亲是第一个保护他免于焦虑的人。

母亲的这种（保护）作用不久便被更强壮的父亲所取代。父亲在儿童期的其他方面始终起着保护作用。但是，儿童对父亲的态度往往带有一种特殊的矛盾心理的色彩。父亲本身往往形成对儿童的一种危险，或许是因为儿童早先和母亲的关系所致。因此，儿童既害怕父亲，又想念和敬佩父亲。这种在孩子对父亲的矛盾心理中所表现出来的迹象，正如在《图腾与禁忌》中所表明的那样，深深地印刻在每一种宗教中。当正在成长中的个体发现，他注定要永远是一个孩子，如果没有帮助他对付奇异强力的保护人，他是绝不可能生存下去的，这时，他就向这些强大的力量赋予了属于他父亲的那些特点；他亲自创造了他所恐惧的神灵，创造了他寻求得到抚慰的神灵，创造了他要把对自己的保护作用委托于它的神灵。由此可见，他对父亲的想念是一种和他想得到保护以免导致孱弱无助的需要完全一致的动机。这种使儿童免于孱弱无助的保护，就是把其性格特点赋予成人对他所认识到的这种孱弱无助的反应——这种反应恰恰就是宗教的形成。但是，我的意图并不是要进一步探究上帝观念的发展；我们在这里所真正关注的是已经完成了的宗教观念的体系，这种体系是由文明社会传递到每个人身上的。

第五章

现在让我们接着我们的研究讲下去。3238那么，宗教观念的心理学意义何在呢？我们应在何种标题之下对它们进行分类呢？这个问题可不容易马上解答。在驳斥了许多观点之后，我们将阐述对下述问题的立场。宗教观念是关于外部（或内部）现实的事实和条件的一些教诲和主张，这些教诲和主张能告诉人们一些尚未被人类发现并且能使人产生信仰的事情。既然这些宗教观念能向我们提供生活中最重要和最有趣的事情的信息，因此，它们就会受到特别高的评价。对此一点也不了解的人是非常愚昧无知的；而用这些观念充实了自己知识的人则是最充实的人。当然，对世界上最丰富多彩的事情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教诲。学校里上的每一堂课都充满了这些教诲。让我们以地理学为例。老师告诉我们：康斯坦茨城位于博登湖畔3239。在一首学生歌曲中也唱道：“假如你不相信，就去看看吧。”我恰巧走过那里，因而可以证明，那座可爱的城市就坐落在广阔无垠的湖岸上，住在周围的人们都称该湖为博登湖；现在，我对这种地理学观点的正确性已确信无疑。在此，又使我想起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当我第一次站在雅典的阿克罗波利斯山顶上，站在圣殿废墟之间，眺望碧蓝的大海时，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我于欢乐之中混杂着一种惊讶之感。似乎要说，“果真如此，这正是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啊！”如果我现在也是这样惊讶的话，那么，我对在我所听到的真理中获得的信仰一定是多么浅薄而虚弱啊！但是，我不想过分强调这种经历的意义；因为我的惊讶可能还有另一种解释，但在当时，我并没有发现这种解释，这是一种完全主观性质的解释，它必须能说明这种独到特点。3240

因此，所有诸如此类的教诲都要求人们信奉它们的内容，但它们的要求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这些教诲的提出是一个更加漫长的思想过程的概括化结果，这种思想是建基于观察，当然也是建基于推理基础之上的。假如有人想亲身经历这一过程，而不是接受它的结果，那么，这些教诲就会告诉他如何去付诸实施。再者，我们时常发现它们所传播的知识根源，这些知识的根源并不像地理学的知识那样，可以不证自明。例如，地球的形状像一个球体：可以引以为据的是福考特的钟摆实验3241，地平线所发生的变化和环球航行的可能性。既然正如每一个人所认识到的那样，让每一位学龄儿童都进行一次环球航行是绝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便满足于把学校里教授的知识作为真理来接受，但是，我们知道，获得个人信念的道路始终是敞开的。

让我们尝试对宗教的教诲施行同样的测验。当我们问道，这些教诲凭什么要求人们相信它们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三种答案，这三种答案彼此之间都非常协调一致。第一种回答是：应该相信这些教诲，因为我们的原始祖先已经相信了它们；第二种回答是：我们有证据，这些证据也是从原始祖先那里传给我们的；而第三种回答是：根本就不能提出想证实这些教诲的问题。以前如果有人胆敢提出如此放肆的问题是要受到最严厉惩罚的，即使在今天，社会对任何试图重提这种问题的人也不会正眼相看。

这第三种回答一定会引起我们最强烈的怀疑。但不管怎么说，诸如此类的禁律只能有一个理由——这就是，这个社会完全可以意识到，为了其宗教教义而提出的这种要求是不可靠性的。否则，它一定会提出一些必要的材料，任何一个想获得这种信念的人都可以随意支配这些材料。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正是抱着这种难以减轻的不信任感，我们才开始转向对其他两个论点的观察。我们之所以应该相信，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曾经相信过。但是，我们的这些祖先却比我们无知得多。他们相信的是那些我们今天绝不可能相信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这些宗教教义亦属此类。他们留给我们的证据是写在书上的，而这些书本身就带有令人不值得信任的标记。书里矛盾百出，充斥着胡编乱造，弄虚作假，他们所提到的那些实际证据，就连他们自己也无法证实。即使声称，他们所说的一切，甚至仅指其内容而言，都来源于神圣的发现，那也于事无补：因为这种主张本身就是一个其真实性尚有待考察的教义，而且任何主张都不可能成为它自身的证据。

这样，我们便得出了这种独一无二的结论，在我们的文化财产所提供的一切信息中，正是这些因素可能对我们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它们能承担这个解开宇宙之谜的任务，使我们与生活的苦难协调一致——恰恰正是这些因素，才是最不可靠的。假如不能获得比这更好的证据，那么，我们也不能把这些和我们毫无关系的事情当作事实来接受，即鲸是胎生的，而不是由鲸蛋孵出的。

这种事态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学问题。谁也无法设想，我所说的关于根本不能证明宗教教义是真理的观点有什么独到的新见解。毫无疑问，留给我们这份遗产的祖先们也肯定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可能抱着和我们一样的疑问，但是，给他们造成的压力实在太强大了，致使他们不敢说出来。此后，无数的人们一直受这些类似的疑虑之苦，而且竭力想抑制这些疑虑，因为他们认为，相信宗教教义才是他们的责任；许多优秀卓绝的仁人志士在这场斗争中惨遭杀害，许多人屈膝妥协了，他们试图靠这种妥协找到一条出路。

假如为了证明宗教教诲的可靠性而提出的一切证据都起源于过去，那么，四处搜寻和观察，是否目前（对此较容易做出判断）已不可能提出这样的证据就是很自然的了。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能够成功地清除人们对宗教体系的哪怕只是一小部分的怀疑，那么，整个的宗教体系都会极大地获得人们的信任。唯灵论者的活动在这一点上和我们一致；他们确信人的灵魂的存在，并试图向我们证明，这一宗教学说的毋庸置疑的真实性。遗憾的是，他们却无法否认这个事实：灵魂的产生和消失只是他们自己心理活动的结果，他们虽然能召唤最伟大人物和最著名思想家的灵魂。但是，他们从中获得的所有看法和信息都是那么愚昧无知，而且毫无意义，除了这些灵魂能使自己服从那些用魔法召唤它们的人指挥之外，人们发现，其中几乎没有任何可信的东西。

我现在必须提及试图回避这个问题的两个尝试——这两种尝试都给人留下了一种孤注一掷的印象。一种是古代极端强烈的尝试，另一种则是现代精巧细微的尝试。第一种尝试是早期教父的“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Credo quia absurdum）。”3242这种观点坚持认为，宗教教义处于理性的管辖范围之外——是高于理性的。它们的真理只有在心灵深处才能被感觉到，它们也不需要理解。但是，这种相信（Credo）只有在公开承认的情况下才有意义。但作为一种有权威的声明，它却没有约束力，难道我非要相信每一种荒谬绝伦的东西吗？假如不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唯有这种荒谬绝伦的荒唐之言是特殊的呢？这只能依靠理性，而不能由法庭来裁定。假如宗教教义的真理依赖于能证明该真理的内在经验，那么，对于那些没有这种宝贵经验的许多人来说，应该怎么办呢？一个人可以要求每一个人运用他所具有的这种理性天赋，但却不能根据只有少数人才有的一种动机为基础，来制定一个可普遍适用的契约。如果一个人能从一种使他深受感动，心醉神迷的状态中，获得对宗教教义真实性的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那么，这种真实性对别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第二种尝试是由“好像”（As if）哲学提供的。它声称，我们的思维活动包含着大量的假设，这些假设的毫无根据和荒谬绝伦，我们已完全认识到了。人们往往把它们称为“假设”（fictions）。但是，出于各种实际的理由，我们不得不表现出“好像”我们相信这些假设。宗教教义的情况是这样，因为宗教教义在保存人类社会方面显示出了无与伦比的重要性。3243这种论点和“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并无多大差别。但是，我认为“好像”论点所提出的要求是一种只有哲学家才能提出的问题。一个人的思维若是没有受到这些哲学技巧的影响，他就绝不可能接受它；在他看来，承认某种思想是荒谬的，或者与理性相违背，那就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绝不能指望他在对待那些最重要的利益时，会放弃他所获得的对一切日常活动的保证。这使我想起了我的一个孩子，他在很小的时候，就特别注重事实。当孩子们正在聚精会神地听一个神话故事的时候，他会突然跑上前来问道：“这个故事是真的吗？”当我告诉他，这个故事不是真的，他就会不屑一顾地转身走开。我们可以预料，尽管有“好像”哲学在为它辩护，但一个人很快就会以对待宗教神话故事的同样的方式来采取行动。

但是，目前他们仍然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行动着。以前，宗教观念缺乏可靠性，这是无可争辩的，但却对人类产生了最强烈的影响。这是一个新的心理学问题。我们不得不质问，既然这些宗教教义的内在力量得不到理性的承认，那么，这种内在力量究竟何在呢？这些宗教教义究竟把自己的成效归于什么原因呢？

第六章

我认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足以回答这两个问题的办法。假如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宗教观念的心理起源，这两个问题便会迎刃而解。作为教诲而公之于众的这些宗教观念，并不是经验的沉淀物、也不是思维的最后结果：这是一些幻觉，是人类的一些最古老、最强烈和最迫切愿望的满足，其威力的奥秘就存在于这些愿望的力量之中。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童年期孱弱无助这一令人恐惧的印象，使人产生了寻求得到保护的需要——这是通过爱而得到的保护——这种保护是由父亲提供的。人的孱弱无助终生存在，认识到这一点，就使人必须依赖于一位父亲的存在，但此时所依赖的已是一个更强大的父亲了。神圣的上帝所实施的仁慈的统治会减轻我们对生活中各种危难的恐惧；道德世界秩序的建立会保证正义要求的满足，这在人类文明中常常是无法实现的；在未来生活中人类寿命的延长会为这些愿望的满足提供一个局部的、暂时的框架。对常常引起人类好奇心的这些宇宙之谜的回答是随着宗教体系的潜在假设的发展而发展的，例如，宇宙是怎样开始发生的？心身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假如把从恋父情结中产生的童年期的冲突——这是一些从未完全克服的冲突——从人的精神生活中驱逐出去，并且用一种可以普遍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冲突，那对人的精神生活将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当我谈到，所有这一切统统都是幻觉的时候，我必须给这个术语下个定义。幻觉和错误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幻觉不一定必然是错误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害虫是从粪肥中变化而来的（这是愚昧无知的人们至今仍然信服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以前，医生们认为，脊髓痨（tabes dorsalis）是性生活过度的结果，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如果把这些错误观点也看作幻觉，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哥伦布曾认为，他发现了通往印度的新航路，这倒的确是他的一个幻觉。在这个错误中他的愿望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有些国家主义者认为，印欧语系的种族是独一无二的文明种族；或者认为，儿童是没有性欲的生物（这是精神分析已经予以毁灭性打击的信念），我们可以把这些国家主义者的观点描述为一种幻觉。这些幻觉的特征在于，它们产生于人类的愿望。在这一点上，幻觉很接近于精神病的妄想（delusion）。但是，妄想除了具有更复杂的结构之外，妄想和幻觉是大不相同的。在妄想中，我们强调它们和现实的矛盾是最基本的。幻觉却不一定是错误的，这就是说，幻觉不是不可实现的，也不是与现实相矛盾的。例如，一个中产阶级的少女可能会有这样的幻觉：有一个王子即将前来娶他为妻。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的确有少数诸如此类的情况发生。弥赛亚即将降临人世，建立一个黄金时代，这是纯属不可能的。一个人是把这种信念分析为一种幻觉还是分析为一种类似于妄想的东西，这要取决于他的个人态度。证明确能实现的幻觉的实例并不容易发现，但是，炼金术士认为，所有的金属都可变成金子，这种幻觉倒可以作为一个实例。那种希望获得大量的、尽可能多的金子的愿望，虽然确实已经被我们当今时代关于财富的决定因素的知识所极大地衰减了，但是，化学已不再认为，把金属变成金子是不可能的了。因此，当愿望的满足是其动机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时，我们便把信念称为一种幻觉，这样一来，就像幻觉本身毫不重视证据一样，我们也不重视它和现实的关系。

因此，在了解了上述关系，并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后，我们就可以重新回到宗教教义的问题上来。现在我们可以重申，所有这些宗教教义统统都是幻觉，都是无法证明的。绝不能强迫任何人认为它们是真实的。其中有些观点简直是不可能的，它们和我们辛辛苦苦发现的关于现实世界的一切简直毫无共同之处，因此，只要适当注意一下那些心理差异，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宗教教义比作妄想。至于其中大多数观点的现实价值，我们是无法判断的；正如人们无法证明这些观点一样，人们也同样无法予以驳斥。我们对此仍然所知甚少，因而无法进行批判性的研究。宇宙之谜只是在我们的研究中才缓慢地表现出来的；有许多问题今天的科学还无法做出回答。但是，科学研究却是引导我们了解外部现实的唯一道路。期望从直觉和内省中获得一切，仍然只是一种幻觉，除了能提供关于我们自己心理生活的独特情况之外，它们什么也不能提供，这是难以解释的；虽然宗教教义发现那些问题是如此容易解答，但是，关于那些问题的信息则是绝对解释不了的。如果任凭一个人专横跋扈，胡作非为，并且根据他自己的胡思乱想而任意地声称宗教体系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是多少可以接受的，那简直就是目空一切，蛮不讲理。这些问题实在太重大了，甚至可以说实在太神圣了。

在这一方面，人们一定会期望遇到反对的意见。“那么好吧，如果连冥顽不化的不可知论者也承认，这些宗教观点是不能为理性所驳倒的，那么，既然这些宗教观点——口头流传下来的教义，人类的一致赞同，以及它们所提供的一切安慰——这么理直气壮，那我为什么还不相信它们呢？”的确，为什么不相信呢？正如不能强迫一个人相信它们一样，也不能强迫一个人不相信它们。但是，切不可满足于自欺欺人，切不可认为，这些证据就能使我们走上正确的思维道路。如果曾经有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提出来。无知就是无知，谁也没有权力相信人们能从无知中获得任何东西。在其他事情上，任何一个聪明人都不会这样不负责任地鲁莽行事，或者满足于以这些虚弱无力的证据来支持他的意见和他所采取的观点。只有在那些最至高无上和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事情上，他才允许自己这样做。其实，这是当一个人早已脱离了这种宗教信仰之后，试图做出道貌岸然的伪装，使人认为他仍然坚定不移地信仰宗教。在涉及到宗教问题的地方，对于每一种可能的不诚实和思想上的不端行为，人们都会自觉有罪。哲学家们把这些词的意义曲解得面目全非，再也没有原来的含义了。他们把“上帝”这个名字变成了某种自己杜撰出来的、模糊不清的抽象概念；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在世人面前伪装成自然神论者，伪装成信奉上帝的人，甚至可以自吹自擂，说他们已经发现了一个更崇高、更纯正的关于上帝的概念，尽管他们的所谓上帝无异于一种幻影，而绝不再是宗教教义的伟大人物了。批评家们坚持把承认在宇宙面前觉得人是那样微不足道和软弱无能的人都描述为“笃信宗教”的人，虽然形成宗教实质的并不是这种感觉，而只是在这种感觉之后所采取的其他措施，即对寻求克服这种感觉而做出的反应。相反，有的人并没有更深入一步，而只是卑躬屈膝地默认了人类在大千世界中所起的微不足道的作用，在这个词的最真实的意义上说，这样的人是违背了宗教原则的。

评价这些宗教教义的真理和价值不在本研究的范围之内。就其心理实质来说，我们把宗教教义作为幻觉来对待，这就足够了。但是，我们不必讳言，这一发现也强烈地影响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在许多人看来，这是所有的事情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大体上知道，这些宗教教义是在什么时期，以及由什么人创造的。如果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发现导致这种创造的动机，那么，我们对宗教问题的态度将发生明显的变化。我们会自言自语地说，如果真有一个创造了世界的上帝和一个乐善好施的上帝，如果在宇宙中和在来世的生活中真有一种道德秩序，那该多么美好啊！但是，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事实是，所有这一切正是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如果我们的那些可怜的、愚昧无知的、任人蹂躏压制的祖先已经成功地解开了所有这些难解的宇宙之谜，那才更令人吃惊呢。

第七章

认识到宗教教义是一些幻觉之后，我们马上就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予以高度评价的其他文化财富，以及我们允许我们的生活受其制约的那些文化财富难道不也是具有同类性质的吗？决定我们的政治规则的那些假设也绝不能称为幻觉吗？在我们的文明社会中，两性之间的关系是受一种爱欲的幻觉（erotic illusion）或者许多诸如此类的幻觉的干扰，难道情况不是这样吗？而一旦引起我们的疑虑，我们也会毫无畏惧地质问，通过在科学研究中运用观察和推理，我们能够了解外部现实的情况，那么，我们的这种信念是否有任何更好的基础呢？什么也不能使我们放弃对自身的观察、放弃运用我们的思想来批评思想本身。在这个研究领域中，有许多研究成果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些研究结果不可能只是对形成一种“世界观”（Weltanschauung）起决定作用。另外，我们还推测，这种努力不会白费，它至少可以部分地证明，我们的疑虑是有道理的。但是，本书作者根本无法完成如此全面复杂的任务；他所需要的只是必须把他的研究囿于对这些幻觉中的一个进行深入的研究——这就是宗教的幻觉。

但是，我们的冤家对头声嘶力竭的叫喊，却使我们不得不止步不前。他要求我们必须解释我们所干的坏事：

考古学的兴趣无疑是最值得赞扬的，但是，如果这样一来，考古的人必须挖生活的墙脚，从而造成崩塌，并把人们埋葬在废墟之下，那么，谁也不会进行这种考古的挖掘了。宗教教义可不像其他问题那样可以吹毛求疵、随意找茬儿的。我们的文明是建立在这些宗教教义基础之上的，人类社会的存在是以大多数人相信这些教义的真实性为基础的。如果人们听说，并不存在全知全能、公正无私的上帝，也不存在神圣的世界秩序和来世的生活，那么，人们就会感到，他们没有责任服从文明社会的禁律。人人都将肆无忌惮地、毫无畏惧地追求他的无社会性的、自私自利的本能，寻求施展他的威力；我们通过几千年的文明建设而消除殆尽的混沌世界又将复现。即便我们知道，并且能够证明，宗教并没有掌握真理，我们也应该隐瞒这个事实，并且以“好像”哲学所描述的那种方式行事，而这样做正是为了保护我们大家的利益。采取这种做法除了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之外，它还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残酷行为，不胜枚举的人们在宗教教义中寻找他们唯一的安慰，只有借助于此，他们才能忍受生活的艰辛。如果你不能向他们提供更好的东西作为交换，你就不会得到他们的支持。众所公认，迄今为止科学尚未取得很大的成就，但即使科学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那也不能满足人的需要。人类还有另一种急切的需要，这种需要是冷若冰霜的科学所无法满足的。非常奇怪的是——的确，也是最自相矛盾的——一位心理学家竟然始终坚持认为，智力在人类一切事物中所起的作用和那些本能的生活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心理学家，竟然要剥夺人类宝贵的愿望满足，竟然又提出要用智力的养料来补偿这些宗教教义。

这是多么突如其来的一大堆控告啊！但是，我准备据理对此进行反驳；我甚至将大声疾呼，如果我们对宗教仍持这种态度，而不是彻底抛弃宗教，那么，文明社会将冒更大的风险。

但是我却不知道该从何处开始我的回答。或许我可以首先保证，我自己认为我的这项事业是完全无害的，是没有危险的。这一次并不是我过高地评价了理智。如果人们就像我的冤家对头那样来描述这些宗教教义——而我又不愿意反驳他们——那么，虔诚的宗教信徒们就不会有被我的论点所驳倒的危险，也不会有剥夺其信仰的危险。此外，其他的人以某种更为完整的，更加有力的和给人深刻印象的方式，在我面前说过的话，我却不曾说过。他们的姓名是众所周知的，但我不想指名道姓，因为我不愿意给人留下这种印象，即我正寻求与他们为伍。我所能做的——这是我的说明当中唯一新颖的东西——就是为我的伟大前辈们提出的批评补充一些心理学的基础。很难期望，恰恰就是这种补充将产生那些早期研究所否认的效果。毫无疑问，人们可能会问，如果我敢肯定它们的无效，那么，我写这些东西究竟是为什么呢？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后再谈。

本书的出版可能伤害的那个人就是我自己。我将不得不洗耳恭听那些为我的浅陋无知、心胸狭隘和缺乏理想或不理解人类最崇高利益而提出的最令人不快的谴责。但是，一方面，这些谴责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而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从年轻的时候起就已学会不受他的同时代人的否认所影响，那么，在他老年之际，不管人们赞同与否，对他来说，这些谴责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在以前这种情况可就大不相同了。那时，像我所说的这些话一定会给说话人带来杀身之祸——缩短他在地球上的生存时间，并且卓有成效地加速使他获得来世生活经验的机会。但是，我要重申一遍，那些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写作这类作品既不会给读者带来危险，也不会给作者造成危害。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他的著作的翻译和传播将在别的某个国家受到禁止——当然，恰恰是在那种确信自己已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家里受到禁止。但是，如果有人敢于为这种愿望的克制和顺从天命做任何辩解的话，那么，他也必须能忍受这种伤害。

向我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是否本书的出版真不会造成危害。这不是对一个人造成危害，而是是否会对一项事业——对精神分析的事业——造成危害。因为不可否认，精神分析并不是我的创造，它已受到人们太多的不信任和敌视了。如果我带着这些令人厌恶的观点继续走下去，那么，人们一定会把对我的批评转换成为对精神分析的批评。他们会说：“我们现在已发现精神分析究竟要向何处去了。面具已经落下，精神分析想否认上帝的存在，否认道德理想的存在，正如我们始终有所怀疑的那样。为了使我们无法得出这一发现，便欺骗我们相信，精神分析并没有这种世界观，而且也绝不可能形成这种世界观。”3244

因为这种声嘶力竭的反对涉及到我的许多同事，所以实在使我无法接受，其中有些同事在宗教问题上和我的态度毫无共同之处。但是，精神分析已经安然无恙地经受过许多狂风暴雨的袭击，现在它必须勇敢地面对这场新的风暴。实际上，精神分析是一种研究方法，可以说是一种像微积分那样的不偏不倚的工具。假如一位物理学家意欲借助于微积分来发现，地球将在一定的时间之后会毁灭，那么，我们绝不会把地球要毁灭的倾向归咎于微积分本身，并因此而禁止使用微积分。我在此阐述的关于否认宗教有真理和价值的言论，并不需要精神分析的支持；在精神分析问世之前就有人阐述过了。如果精神分析方法的使用能为反对宗教的真理找到新的证据，那么，这对宗教将是一个更沉重的打击（tant pis）；但是，宗教的卫道士们为了全面评价宗教教义的情感意义，也同样有权利用精神分析。

现在继续我们的辩护。显而易见，宗教已经为人类的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已经为压抑反社会的本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做得还很不够。宗教已经统治了人类社会达数千年之久，并且已有充分的时间来表明它所能达到的目的。如果宗教能成功地使大多数人获得幸福，使他们得到安慰，使他们和生活协调一致，并且使他们成为传播文明的工具，那么，就没有人试图梦想改变宗教的这种现状了。但是，与此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发现，对文明感到不满，生活在文明社会感到不幸福的人竟然多得令人吃惊。在他们眼中，文明社会简直像一个必须挣脱的羁绊；这些人要么全力以赴地竭力改变这种文明，要么对它发泄自己的敌意，致使他们对文明社会毫无办法，对本能的束缚也束手无策。宗教会就此对我们提出抗议，这种状态应归咎于下述事实：恰恰是由于科学进步的微不足道的影响，宗教已经失去了它对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影响。我们将十分注意这种认识，注意为此而提出的理由，并且以后还将利用它来为我们自己的目的服务；但这种抗议本身并没有什么威慑力量。

在宗教教义毫无限制地自由支配时代，人们是否普遍生活得更幸福呢？这是令人怀疑的；那个时代的人们更道德吗？当然也不是。他们始终知道怎样才能使宗教的禁律具体化，并因此而放弃他们的意图。牧师们的责任是保证人们对宗教的服从，他们要在这件事情上迎合人们的心意。上帝的仁慈必须对他任命的法官行有限权力的按手礼。一个人犯了罪，就要做出牺牲，或者施以苦行，这样才能使他再次赎罪。俄国人的内省已经达到了下这种结论的程度：犯罪对于享受神圣恩典的一切赐福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实际上犯罪是符合上帝意旨的。牧师们通过对人的本能天性做出这么大的让步，才能使群众服从宗教，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因此人们都承认：上帝本身是强大而仁慈的，人则是虚弱而有罪的。在每一个时代，不道德所得到的宗教方面的支持并不少于道德所得到的支持。如果宗教在人类的幸福、人类对文化的敏感性3245和道德的控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过如此的话，那么，人们就必然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是否过低估价了宗教对人类的必要性？我们把我们的文化要求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是否明智？

让我们考虑一下宗教在今天所处的明确处境。我们已经听到人们承认，宗教已不再像从前那样给人们以同样的影响了。（我们在此关心的是欧洲的基督教文明。）这并不是因为宗教的允诺越来越少了，而是因为人们发现它的允诺越来越不可信。我们不妨首先承认，发生这种变化的理由——虽然或许并非唯一的理由——是在更高层次的人类社会中科学精神的增长。各种批评已大大地削弱了宗教文献的论证价值，自然科学揭示了宗教文献的虚伪谬误，比较研究也由于我们所崇敬的宗教观念和原始人与原始时代的心理成果之间的重大一致性而深受震动。

科学精神对人间俗务有一种特殊的态度；它在宗教事务面前停顿了一会儿、犹豫片刻，最终还是跨过了这道阈限。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丝毫的停滞不前；可以得到知识宝藏的人数越多，对宗教信仰的分崩离析就越广泛——最初只是放弃那些过时的、遭到人们反对的宗教观点，而后来则连它的基本原理也放弃了。在代顿（Dayton）3246进行了“猴子试验”的那些美国人独具一格地表明了他们的一贯态度。在其他地方，这种不可避免的转变则是借助于折中方法和伪善来完成的。

文明并不惧怕受过教育的人和脑力劳动者。在他们身上用其他世俗动机来取代宗教动机，作为文明的行为这是从容进行的；另外，这些人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明社会的工具。但是，对于大量的未受过教育和受压迫的人们来说，则又另当别论。完全可以说，他们是文明的敌人。只要他们没有发现，人们不再相信上帝，那么，一切全都平安无事。但是，即便我写的这篇短文发表不了，他们也肯定会发现，人们已不再相信上帝了。虽然他们也准备接受这些科学思维的成果，但是，科学思维使人们发生的这种变化，却没有在他们身上发生。这些群众对文明的敌意会使他们全力以赴地反对他们在其虐待者身上所发现的弱点，难道这种危险也不存在吗？如果说，之所以你不能杀害你的邻居的唯一理由是，因为上帝禁止这样做，否则的话，上帝将在今生或来世严厉地惩罚你，那么，当你听说并不存在什么上帝，你也无需害怕上帝的惩罚时，你当然会毫不犹豫地杀害你的邻居，而只有世俗的力量才能阻止你这样做。因此，对这些危险的群众既要进行最严厉的镇压，又要最小心翼翼地使他们没有机会实现理性的觉醒，否则的话，文明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就一定会发生根本的修正。

第八章

或许有人认为，实现这后一种方案并非特别困难。千真万确，这样做一定会有所失，但是，可能得会多于失，且能避免一个很大的危险。仿佛这种危险会使文明面临更大的危险似的，因此，人人都害怕这种危险。当圣波尼费思（St.Boniface）3247砍倒那棵被撒克逊人奉为神灵的大树时，旁观者们认为，由于犯下了这种渎圣的弥天大罪，一定会有某种可怕的事件发生。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而且撒克逊人接受了基督教洗礼。

当文明社会颁布了戒律：任何人都不能随意杀害他所仇视的、对他有阻碍的、其财产让他觊觎的邻居，这种规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人类的共同生存，否则人类就无法共同生存了。因为杀人者会使自己遭到被杀害者的亲属们的报复，同时还会成为他人悄悄羡慕的目标，这些人内心里也有像他那样采取这样残暴行动的倾向。因此，杀人者不可能长期陶醉于他的报复和抢劫的欢乐之中，他有可能很快又被人杀害。即使他有非凡的力量和极端的谨慎，足以保护自己不受单个敌人的伤害，但是，他却必定会死于联合起来的弱者之手。如果这种联合没有发生，那么，杀人就会永无休止地继续下去，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人类互相残杀。在人与人之间我们也会发现同样的情况，例如，在科西嘉岛上的家庭之间仍然普遍存在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国家之间，现在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同样危险的生活的不安全性，使人们结合起来组成了一个社会，社会禁止个人随意杀人，但社会本身却仍然保留着对那些违犯禁律的人行使公共判决的权力。因此，这就是正义和惩罚。

但是，我们并没有把这个禁止杀人的合理解释公之于众。我们认为，这条禁律已经由上帝提出来了。这样，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测上帝的意图，我们发现，上帝也不愿意让人类互相残杀。这样一来，我们便使文化的禁律带上了一种特别庄重的色彩。但与此同时，我们却冒着使这一禁律的实施依赖于相信上帝的危险。如果我们重走这一步——如果我们不再把我们自己的意志归因于上帝，如果我们满足于做出社会推理——那么，我们虽然确实放弃了文化禁律的神圣化，但我们也避免了神圣化的冒险。不过，我们也同样有所得，通过某种传播过程和感染过程，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人们可能会说，这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已经从少数几种主要的禁律传播到每一种其他的文化禁律、法律和法令中了。但是，在这些方面，上帝的光环并不总是非常适宜的，通过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做出相反的决定，就使这些禁律不仅相互失效，而且除此之外，还暴露了人类不完善的所有迹象。在这些禁律中很容易发现的那些东西只能是一些浅陋之见的产物，或者是表示自私狭隘的利益，或者是建立在不充分前提基础上的结论。我们对此提出的公正的批评也使我们减少了对其他较合理的文化要求的尊敬，并对它们表示不欢迎和厌恶。既然把上帝自己所要求的东西和可以追溯到拥有一切权力的国会或高级司法机构的东西区分开来是一项棘手的任务，因此，如果我们在这里完全抛弃上帝，而老老实实地承认文明的一切清规戒律都纯粹起源于人类，那无疑是颇有裨益的。这些清规戒律与其伪装得神圣不可侵犯一道，也绝不可能永远冥顽不化。人们能够理解，判定这些清规戒律绝不是为了统治他们，而是相反，是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人们会对这些禁律采取更加友好的态度，不再企图废除这些禁律，而仅仅旨在改进这些禁律。这是在和文明的责任协调一致的道路上取得的一个重要的进步。

但是，在这里我们请求把纯理性推理归咎于文明社会的禁律——就是说，想从社会需要做出推论——却遭到突如其来的疑问的干扰。我们已经把禁止杀人这一禁律的起源作为一个实例。但是，我们所做的解释是否符合历史真相呢？恐怕不一定符合吧。看来，除了是一种理性主义的结构之外，它什么也不是。正是借助于精神分析，我们才对人类的这一文化史进行了研究3248，在此研究基础上，我们肯定会说，其实事情本来不是这样的。即使在目前，人们的纯理性动机对强烈的感情冲动仍然影响甚微。那么，在原始时代的人类动物祖先中，理性动机的影响又是何等微乎其微啊！如果不是因为在这些杀人者的行动中，有一种行动——杀害原始父亲的行动——曾引起一种带有严重结果的不可抗拒的情绪反应，那么，或许他们的子孙后代现在就会肆无忌惮地互相残杀了。由此才产生了这条禁律：你绝不能杀人。在图腾崇拜的情况下，这条禁律仅限于父亲替代（the father-substitute）；但后来却扩展到其他人，尽管这条禁律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得到普遍遵从。

但是，正如我无需在此重申的那些论点所表明的那样，原始的父亲是上帝的最初形象，以此为基础，子孙后代们便塑造了上帝这个人物。从此以后，宗教的解释就成了真理。在这条禁律的创造过程中上帝确实起过作用；正是上帝的影响，而不是对任何社会需求的洞察，创造了这一禁律。把人的意志移置到上帝身上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因为人们知道，他们已经用暴力杀掉了他们的父亲，他们对这种忤逆不孝的行为的反应是，他们决心以后尊重父亲（上帝）的意志。这样，宗教教义向我们讲述了历史真相——虽然这种真相很容易篡改和伪装——而我们的理性解释却矢口否认。

现在我们发现，许多宗教观念不仅包括愿望的满足，而且包括一些重要的历史回顾。这种过去和现在的并存影响一定给宗教带来了真正无可比拟的巨大力量。但是，或许借助于某种类比，我们才开始明白，还有另一个发现。虽然把观念从它们所植根的土壤中移植出来并不是一个好主意，但这却是一种对宗教的遵从，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指出这种遵从。我们知道，一个儿童如果不经过一个有时较明显、有时不太明显的神经症阶段，他就不可能成功地发展到文明化阶段。这是因为有许多后来不能再使用的本能要求，不可能通过这个儿童智力的理性操作来压制（suppression）下去，而必须通过压抑（repression）活动才能抑制下去，一般地说，这种压抑活动的背后就是焦虑的动机。大多数童年期神经症（infantile neurosis）是在儿童成长过程中自发克服的，童年期的强迫性神经症尤其如此。其他的神经症也能用精神分析治疗来解决。正是以这种同样的方式，人们才可以假设，整个人类在各个时代的发展过程中曾陷入类似于神经症的状态3249，而且出于同样的理由，就是说，因为在愚昧无知、知识贫乏和文化落后的时代，对人类的共同生存来说不可或缺的本能克制，只是借助于纯感情的力量才取得的。压抑是在史前时代发生的，而这些过程类似于压抑过程，它们的残渣余孽仍然和文明社会有着长期的联系。由此可见，宗教就是人类普遍的强迫性神经症；和儿童的强迫性神经症一样，它也产生于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产生于和父亲的关系。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话，那就可以设想，随着成长过程的不可避免，脱离宗教也一定会发生的，而且我们发现自己正处在这个发展阶段的过程中。因此我们的行为应该仿效一个明智的教师的行为，他虽然不反对即将到来的新的发展阶段，但却寻求使这个过程的道路畅通，缓和其骤然猛烈的到来。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类比绝不会把宗教的基本本质详述殆尽。如果一方面宗教带来了强迫性的限制，简直和一个人的强迫性神经症毫无二致，那么另一方面，宗教就会在一种至福极乐和幻觉紊乱的状态下，包含着一种充满愿望的幻觉体系和对现实的否认3250。除了精神错乱症（amentia）3251之外，哪里都找不到那种独一无二的情况。但是，这一切毕竟只是类比，我们力图借助于这一点来了解一种社会现象；个人的病理现象并不能向我们提供完全有效的副本。

我们一再重申我自己的，特别是西尔多·赖希（Theodor Reik）3252的重申]，宗教和强迫性神经症之间的类似性究竟可追查到什么细节，以及据此可以了解多少在宗教形成过程中的特性和变化情况。这与下述观点是完全吻合的：虔诚的信徒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保护，以免患上某种神经症，他们对普遍神经症的承认使他们免于患上个人神经症3253。

对某些宗教教义的历史价值的了解增加了我们对这些教义的尊敬，但却不能使我们的下述建议生效，即不能把宗教教义作为建立文明禁律的根据。恰恰相反，可以说，那些历史的残迹已经帮助我们把宗教教义看作是神经症的残余。现在，我们可以论证，这个时代可能已经到来，正如在一个分析治疗中所发生的那样，用智力的理性操作的结果来取代压抑的效果。我们可以预见，但却不会感到懊悔，这种变化过程虽然永无休止地否认文化禁律的这种重大变化，但是，对这种禁律的普遍修正势必导致许多禁律的废除。这样一来，我们使人类和文明社会协调一致的任务一定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实现。当我们为文明的禁律提供了合理的根据时，我们就无需痛惜这种历史真理的废弃。那些包含在宗教教义中的真理竟然这样歪曲事实，竟然这样欺世盗名，以至于人民群众根本无法把它们当作真理。这种情况类似于我们欺骗孩子说，新生婴儿是鹳鸟送来的。这里我们也是以象征的形式来讲述真理的，因为我们知道，这只大鸟象征着什么。但孩子并不认识这种鸟，他听到的只是我们的曲解，孩子会感到他受骗了。我们知道他对成人的不信任及其不听话就是从这种印象开始的。我们愈益相信，在我们对孩子的讲话中，最好避免对真理做诸如此类的象征性的伪装，也不要阻止他们了解与其智力水平相应的那些事物的真实状态。3254

第九章

“你竟然容忍这些难以协调的自相矛盾。你一开始就说，诸如你写的这种文章不会造成危害：谁也不会根据其中所提出的观点让别人把他的信仰剥夺。但是，正如后来所证实的那样，既然你的意图不过是想要消灭宗教信仰，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你为什么还要出版你的著作呢？此外，在另一篇文章里，你承认，如果有人发现，人们不再信仰上帝，那可能是很危险的，的的确确是非常危险的。到目前为止，人们一直是俯首帖耳的，但是现在他们却不再遵从文明的禁律。可是，你把文明的禁律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的全部论点，对文明构成了一种以这种假设为基础的危险，即信仰者可以变成不信仰者。这当然是完全矛盾的。”

“还有一点。一方面你承认对人的指导不能通过智力。人类是受他们的激情和本能要求支配的。但是，另一方面，你却提出要用理性的基础来取代人们遵从文明的感情基础。那么，谁能理解这种意思呢？在我看来，应该是两者必居其一。”

“除此之外，难道你从历史中什么也没有学到吗？很久以前，就有人试图用理性取代宗教，或者以官方的名义，或者以堂而皇之的方式。你一定还记得法国革命和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吧？你还记得这次实验是何等短命、失败得何等悲惨？目前，在俄国正重复着这场同样的实验，对它的后果我们不必感到好奇。难道你不认为，我们把人类没有宗教就不能生存下去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吗？”

“你还亲口说过，宗教无异于一种强迫性神经症。但是，你却没有看到它的另一方面。你津津乐道于把它和一种神经症进行类比。你认为，人类必须从神经症状态中解脱出来。至于在这个过程中还会失去什么，你却充耳不闻，漠不关心。”

由于我过于仓促地探讨这些复杂的问题，因此矛盾的端倪可能已有所表露。但是，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补救。我仍然坚持认为，我所写的这些东西在某些方面是绝对无害的。这些论点或任何类似的论点绝不会使虔诚的信徒放弃他的信仰而走上迷途。一个信仰者是通过某些情感的联系而和宗教教义紧密关联的。但是毫无疑问，还有不胜枚举的其他人则并非同样意义上的信仰者，他们之所以遵从文明的禁律，是因为他们甘愿受宗教的威胁，只要他们把宗教看作是把他们包罗在内的现实的一部分，他们就会对宗教充满了恐惧。他们是这样的人：一旦允许他们放弃对宗教现实价值的信仰，他们就会脱身而去。不过，他们也不会受这些论点的影响。当他们发现，别人并不害怕宗教时，他们也就不害怕了。正是通过对他们的研究，我才断言，即使我没有出版我的著作[参阅第39页]，他们也会逐渐了解宗教影响的衰败。

但是我想你们可能更重视你们指责我的另一种矛盾。既然人们如此不易受理性观点的影响，而完全受其本能愿望的支配，那为什么一个人还要剥夺他的愿望满足，并且用理性的论点来取而代之呢？人们确实是这样做的；但是你们是否曾扪心自问：人们是否必须如此，他们的内心实质是否认为宗教是必不可少的呢？如果有一个民族的习惯是：在儿童早期就用绷带把他们的头包起来以使之变形，那么，一个人类学家还能说出这个民族的头盖骨标准吗？在一个健康儿童的优越智力和成人平均的微弱智力之间有一种令人沮丧的对照，请你考虑一下这种对照。难道我们能够肯定地说，宗教教育确实不应为这种智力的相对衰弱而承担责任吗？我认为，这样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一个不曾受过宗教影响的儿童才开始为上帝和另一个世界的一切而感到烦恼。或许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会重蹈他的祖先的覆辙。但是，我们却不能束手等待这种发展；当儿童达到某一年龄阶段，他对宗教教义既不感兴趣，又不能领会其含义的时候，我们就向他介绍宗教教义。在今天的儿童教育计划中，有两个要点：一是对性欲发展的妨碍，一是过早的宗教影响。难道这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吗？这样，到儿童智能觉醒的时候，宗教教义已成为不容否认的事实了。但是，难道你是这样认为的吗？智力功能的加强是完全可以传导的，因此，这样重要的一个领域应该用地狱之火的威胁把它拒之门外？当一个人一旦决定不加批判地接受宗教教义向他提出的一切荒谬论点，甚至忽略其间的重重矛盾时，我们大可不必为他的智力低下而感到惊讶。但是，除了我们的智力之外，既然别无良策可以控制我们的本能天性，又怎么能期望那些在思想禁律支配下的人们达到心理学的理想，获得卓绝的智力呢？你们也知道，据说女人一般都是“生理低能的”3255，就是说，比男人智力低下。这个事实本身是可以质疑的，它的解释也是值得怀疑的，但是，有利于说明这种次要性质的智力低下的证据是：早期禁止女人考虑自己最感兴趣的事物，即性生活问题——女人们就是在这种严格的禁律之下劳作的。只要一个人在早年不仅受性的思想禁律影响，而且受宗教禁律和由此而来的忠诚禁律（loyal inhibition）3256的影响，那么，我们就确实无法说明，他事实上究竟像什么。

但是，我必须克制一下我的热情而承认有这种可能，即我也在追求某种幻觉。宗教思想禁律的影响或许还不像我设想的那么坏；或许造成的结果是：尽管为了使人们遵从宗教而没有滥用教育，人的本性却依然如故。我不知道，而你也不得而知。这不仅是目前情况下尚无法解决的关于人生的重大问题，而且许多更微不足道的问题也是难以解决的。但是，你必须承认，我们在这里描绘的未来前景却是合情合理的——或许可以挖出能使文明社会变得富有的宝藏，并且值得进行一项违反宗教的教育实验。如果证明这项实验不能令人满意，那么，我就准备放弃这项改革，而回到我早期提出的、纯描述性的判断，即人是一个受本能愿望支配的低能弱智的生物。

在另一点上我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一开始就试图用强力或者一下子就完全废除宗教，这当然是毫无意义的。首先是因为这样做是毫无希望的。虔诚的信徒不会让一些论点或一些禁律就把他的信仰随意剥夺。而这样做即使获得一些细微成功，那也是十分残酷的。一个人已经吃了10年安眠药，如果不让他再吃安眠药，那么，他当然无法入睡。宗教的安慰作用非常酷似麻醉剂的作用，这个事实可以以美国所发生的情况为明证。他们现在试图——显然是在女人当权的影响之下——剥夺人们追求一切刺激、追求麻醉品和其他寻欢作乐的东西，而且，借助于某种补偿作用，使人们沉溺于虔诚的信仰之中。这是另一项实验，至于它的结果，我们大可不必感到好奇[第46页]。3257

当你们进一步论证说，人类倘若没有宗教幻觉的慰藉，就会精神完全崩溃，倘若没有宗教，他们就无法忍受生活的艰辛和现实的残酷的时候，那么，我就必须反驳你们了。从童年期开始，你们就给人们灌输这种甜蜜的——或者说，苦涩——甜蜜的——毒药，对于这些人来说，那当然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对于其他那些受到正规教育的人来说，又是怎么看的呢？或许那些没有经受神经症之苦的人不需要服用麻醉剂来治疗神经症。当然，他们一定会发现自己处在进退维谷的困境之中。他们必须承认自己是完全孱弱无助的，而且在整个宇宙机构中是无足轻重的；他们不再是所有创造物的中心，不再是乐善好施的上帝悉心照顾的对象。他们将要面临的处境就像一个孩子离开了温暖舒适的父母的家。但是，幼稚病是一定能克服的。人不可能永远是孩子；他们最终一定会过“充满敌意的生活”（hostile life）。我们可以称之为“现实教育”（education to reality）。难道我还需要向你们表明，我的著作的唯一目的是指明这种前进一步的必要性吗？

你们可能会担心，这些人经受不起这场严峻的考验吧？那么好吧，我们至少希望他们能经受得起。不管怎么说，这是让人们懂得，一个人除了依靠自己的努力之外别无他法。因此，他可以学会恰如其分地使用自己的努力，而且人也绝非完全孱弱无助和孤立无援的。自从诺亚时代的洪水以来，人们的科学知识就使他们获益匪浅，而且科学知识仍将继续发挥它们的作用。而对于人类所不可抗拒的命运的极大需要，人们将学会用服从来加以承受。月球上广阔无垠的海市蜃楼（谁也没有看见过它的结果）对人们来说又有什么用途呢？作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忠厚老实的小自耕农，他们一定会知道如何耕耘他们的土地，以维持自己的生存。通过放弃对其他世界的期待，通过把解放出来的一切能量全都集中到的尘世生活中，这样，人们就能成功地达到这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生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可以忍受的，文明社会不再压迫任何人。这样一来，他们就和我们的任何一个不信宗教的伙伴一样，毫不反悔地说：

美丽的乐园，极乐的天国，

天使与鸟雀，尽情地欢乐。3258

第十章

“你的话听起来可太动人了！无论哪个种族的人，只要抛弃了一切幻觉，就能使他们在地球上的生活过得去！不过，对于你的期望，我却不敢苟同。而这并不是因为，我在你的眼里是一个冥顽不化的反动分子，相反，这是因为我的聪明和理智。现在我们似乎已变换了角色：你以热衷于使自己沉溺于幻觉之中的面目出现，而我则代表理性的要求，代表怀疑论者的权力。你所阐述的观点在我看来似乎是建基于错误之上的，按照你的说明，我把这些错误也称之为幻觉，因为这些错误和幻觉相当明显地暴露了你的愿望的影响。你把你的愿望归咎于这种可能性，那些世世代代在童年早期都没有经历过宗教教义影响的人，将轻而易举地获得他所需要的智力对本能生活的最大优势。这当然是一种幻觉：在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人的本性是绝不可能改变的。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人们对其他文明社会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就是在今天，也有一些民族并不是在宗教体系的压抑下发展起来的，尽管如此，这些民族却并不比其他民族更接近你的理想。如果你想把宗教从我们欧洲的文化中驱逐出去，那么，你只有借助于另一种学说体系才能做到；而且这个体系从一开始就会为保护自己而接受宗教的一切心理学特点——同样的神圣不可侵犯，同样的刻板僵化和不容异说，同样有思想禁律。为了迎合教育的需要，你只好保留这类东西。倘若没有教育是不行的。从吃奶的婴儿发展到文明化的人需要经过漫长的道路；如果对幼小的儿童不加引导地任其发展，就会有不可胜数的儿童走上迷途，而无法在适当的时机完成他们的人生任务。应用于儿童教育的教义总是会对儿童成年后的思想有所限制——而这恰恰就是你用今天的所作所为对宗教所施加的谴责。难道你没有发现这是我们的文明社会和其他文明社会的根深蒂固的和先天就有的痼疾吗？就是说，社会竟然要让儿童做出决策（儿童是受本能驱使的，而且是智能低下的），实际上只有成人成熟的智力才能为自己的决策辩护。否则的话，文明社会就无法存在了，这是因为人类的长期发展过程被压缩成短短几年的童年期；而且只有通过情感的力量才能使儿童完成摆在他面前的这项任务。因此，这就是你的‘智力的最大优势’的未来前景。”

“如果我为了把保留宗教教义的体系作为教育的基础和人类共同生活的基础而进行辩护的话，你现在就一定不会感到惊异了。这是一个实际问题，而不是一个现实价值的问题。既然为了保护我们的文明社会，我们不能把文明对每一个的影响推迟到每一个人都为接受文明做好准备的时候（但不管怎么说，许多人绝不会做好这种准备的），既然我们有责任把某种教义体系施加到正在成长的儿童身上，使这种体系将作为一种不容许批评的规律而在儿童身上发挥作用，因此在我看来，迄今为止宗教体系是最适合于这一目的的。当然，这恰恰是因为它的愿望满足（wish-fulfilling）和安慰作用，据此你才把它当作一种‘幻觉’来看待。鉴于发现任何与现实有关的东西十分困难——确实，鉴于怀疑我们是否能这样做——我们切记不要忽略这个事实，即人类的需要也是一种现实，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一个和我们有特别密切联系的事实。”

“宗教教义的另一个好处，在我看来，是它有一个特点，你似乎对这个特点特别持有异议。由于宗教教义容许对观念进行精炼和使之得到升华，这就使宗教教义能够消除它所载有的原始思维和童年思维的大多数痕迹。因而保留下来的是一种科学所无法反驳和无法予以反证的观念体系。你曾斥之为折中和妥协的宗教教义的这些改变使它能避免在未受过教育的群众和哲学思想家之间产生裂痕，并保持他们之间的这种共同联系，而这种联系对保护文明社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有此作担保，就大可不必担心：人们会发现上层社会‘不再相信上帝’了。我自忖现在已经揭示，你的努力无非是想用另一种未经证明的、无情感价值的幻觉来取代一种业已得到证明的、有情感价值的幻觉。”

你不会发现我不接受你的批评。我知道想要避免幻觉有多么困难；或许我所承认的那些愿望也具有幻觉的性质。但是，我坚持认为，两者之间有一种区别。即使对没有幻觉的人，也不会施加任何惩罚，除了这个事实之外，我的幻觉并非和宗教幻觉一样，不能改正错误。我的幻觉并不具有妄想的特点。如果经验果真表明——不是向我表明，而是向那些追随着我而且和我想的一样的人表明——我们确实错了，那么，我们一定会放弃我们的期待。随便你们把我的意图当作什么。要想发现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是很困难的，对于这种困难绝不讳言的心理学家，往往借助于他在研究个体从童年向成年发展期间的心理过程时所获得的那一小部分知识，来努力评价人的发展。这样一来，心理学家就必然会有这种观点，即宗教可以和童年期神经症相提并论，他可以相当乐观地假设，正如这么多儿童从类似的神经症中摆脱出来一样，人类也一定能越过这个神经症阶段。这些来自个体心理学的发现可能还不完善，把这些发现应用于人类种族还不太合理，而且人类的乐观主义尚未形成，我承认你对这一切也无法确定。但是，一个人常常情不自禁地说出他想到的话，并且常常以此为根据地为自己辩解，即一个人不仅仅是因为这种观点的价值才不放弃它的。

有两个要点我必须再稍加详细地阐述一下。首先，我的论点的虚弱无力并不证明你的论点的强大有力。我认为，你是在维护一个已经一去不复返的事业。我们可以一如既往地坚持认为，人的智能和他的本能生活相比是虚弱无力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是正确的。不过，关于这种虚弱无力还有一些独到之处。智能发出的声音是温柔轻细的，但是，直到人们听到了它的声音，它才会善罢甘休。经过无数次接连不断的挫折和失败，智能终将获得成功。这是使人对人类的未来抱乐观态度的少数论点之一，但它本身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论点。人们还可以由此而获得其他希望。千真万确，理智的至高无上在于，它有一个非常、非常遥远的未来，但却不可能是一个无限遥远的未来。你期望从你的上帝那里得到实现，它大概也会为自己提出诸如此类的同样目的（当然是在人类的有限范围之内——只要外部现实的必然性[Aváγхη]允许），这就是：人类的爱以及痛苦的减少。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宣称，我们的对抗只是暂时的，并非不可调和的。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些同样的东西，而你却比我和我这一边的人更不耐心，更不严密——我为什么不应该这样说呢？——更追求私利。你甚至想使天堂的极乐生活在你死后立即开始；你期待着这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你不会放弃个体的要求。我们的上帝，理性的逻各斯（Λóγos）3259将实现我们之外的自然所允许的这些愿望中的无论哪一个愿望，但是，他将非常缓慢地在无法预见的未来，为人类的新一代而实现这些愿望。他并不允诺为我们深受的生活之苦予以补偿，不论第一次尝试是否失败，也不管第一次替代能否证明站得住脚，在通往这个遥远目标的征途上，你的宗教教义就不得不放弃。你知道为什么：归根结底什么东西也阻挡不住理性和经验，而宗教向理性和经验提供的反驳则是相当明显的。只要宗教观念试图保留宗教的安慰作用，那么，即使一尘不染的宗教观念也无法逃脱这一命运。毫无疑问，如果宗教观念强迫自己相信有一个更高的精神存在，这个精神存在的性质是无法确定的，它的目的也是无法辨别的，那么，这些宗教观念就必将成为科学挑战的反证；但这样一来，它们也将丧失人们对它的兴趣。

第二，请你观察一下你对幻觉的态度和我对幻觉的态度之间的差异。你必须竭尽全力捍卫这个宗教幻觉。如果宗教幻觉受到怀疑——的确，对宗教幻觉的这种威胁是很大的——那么，你的精神世界就将全线崩溃。除了对一切都感到失望，对文明感到失望，对人类的未来感到心灰意冷之外，你终将一无所得。我，以及我们大家却从宗教幻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了。既然我们打算放弃相当一部分童年的愿望，因此，只要我们的一小部分愿望能变成幻觉，那我们就能忍受。

从宗教教义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的教育可能不会使人的心理实质发生太大的变化。我们的神，理性的逻各斯或许还不是全知全能之神，它或许只能完成他的祖先允诺的那一小部分愿望。假如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也只好无可奈何地接受。我们将绝不为此而丧失对世界的兴趣和对生活的兴趣，因为我们拥有一个你所缺乏的可靠支柱。我们相信，科学研究能使人类对现实世界有一定的了解，借助于这种了解，我们就能力量大增，而且根据这种了解，我们还可以安排我们的生活。如果这种信念是一个幻觉，那么，我们便处于和你一样的境地。可是，科学已经用她那丰富多彩的巨大成功向我们证明，科学并不是幻觉。科学有许多公开的敌人，更有许多暗藏的敌人，由于科学削弱了人们对宗教的信仰，并且威胁要推翻宗教信仰，因此，这些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绝不会宽恕她。科学会因她授知我们甚少而受到谴责，会因她留下的无比巨大的研究领域尚未得到解决而受到谴责。但是，在这一点上人们往往忘记科学是何等的年轻，忘记科学之初曾经多么困难，忘记自从人类的智力强大到足以完成她所设置的各项任务的时间是何等短暂。在把我们的判断建立在如此短暂的时间方面，我们不会全都错了吧？我们应该把地质学家培养成我们这个样。人们常常抱怨科学的不可靠性——今天科学所宣布的一个规律常常被下一代当作错误的规律，并被一个新的规律所代替，而这个新的规律的公认的合法性也不会维持太久。但是，这种说法是不公平的，其中有一部分也是不正确的。科学观念的转变是发展，是渐进，而不是革命。一个最初被视为普遍有效的规律，却被证明是更全面一致性的一个特例，或者受到另一个直到后来才发现的规律的限制；一个与事实真相大体相似的事实为一个经过更细致地改头换面的事实所取代，反过来，这个新的事实又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有许多研究领域迄今尚未越过用假设进行尝试的研究阶段，而这些假设很快又由于不适当而不得不忍痛抛弃；但是，在其他领域中我们已经具备了确信无疑的和几乎无法改变的核心知识。最后，有人试图以某种激进的方式对科学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怀疑。其根据是，受我们自身的组织机构的条件所限，科学研究除了导致主观结果之外，必将一无所获，而我们自身之外的大干世界的真正性质却仍然是难以发现的。但是，这显然是由于忽视了下述诸因素的结果，这些因素对于了解科学研究来说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首先，我们的组织机构——也就是，我们的心理结构（mental apparatus）——恰恰是在试图揭示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一定在其结构方面认识到了某种程度的得计之处。其次，我们的心理结构本身就是我们意欲研究的这个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它也欣然准许从事这种研究。第三，如果我们把科学研究的任务局限于表明，由于我们的组织机构的某种特性的存在而使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是怎样的，那么，科学研究的任务就被完全抹杀了。第四，恰恰是因为获得这些发现的方式，科学的最终发现，不仅取决于我们的组织机构，而且取决于影响该组织机构的那些因素；最后，如果不考虑我们的感知觉心理结构，那么，关于世界的性质问题就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而毫无实际意义。

不，我们的科学绝不是幻觉。如果科学是幻觉，那么，人们就会认为，科学不能赋予的东西，我们可以从别的地方得到。

文明及其缺憾（1930）

杨韶刚　译

高申春　校

杨韶刚　修订

按语

本书是弗洛伊德晚年探讨社会文明的一部主要著作。作者从文明发展与人性的本能之间的联系和对抗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对文明社会的本质、起源、作用和弊端等问题做了集中的阐述。他认为，人生的目的（或人性的本能）就是追求幸福，但幸福又是难于达到的。因为文明除了促进物质工具的进步、个体的力量被群体的力量所代替，同时还忽略了人性的特殊过程，却对人的本能尤其是性生活肆意否定和横加限制，企图让人在攻击性方面做出牺牲。于是，人们只好求助于爱欲的力量，以所谓的共同的文明生活来避免痛苦。他指出。攻击本能是反对文明的，而文明又是建立在爱欲之上的。因而在文明的进化中充满着爱欲（生的本能）与攻击（死的本能）之间的斗争。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的理论剖析了文明社会，痛斥了文明社会的弊端，揭露了宗教的虚伪性，并把希望寄托在爱欲的力量之上。这里，弗洛伊德看到本能与文明的矛盾、文明对社会进步的推动、文明的发展日益要求人们群体认同感的加强是很有见地的。但是，他忽视文明发展的物质根源，夸大本能在文明发展中的作用，把文明与本能绝对对立起来，认为文明的发展是对个性扼杀的观点则流于偏谬。

英文版编者导言

本译文根据1930年德文版译出。

德文原版的第一章比本书其余部分在《精神分析运动》1929年11～12月，第1卷第4期杂志上发表得略早一点。第五章单独发表在同一杂志（1930年1～2月，第2卷第1期）。在1931年的版本中增加了两三个脚注，该书最后一句是新增的。在早期的英译本中这些增补均没有。

弗洛伊德于1927年秋完成《一个幻觉的未来》的写作。在随后的两年中，无疑主要的原因是他因病著述甚少。但是，在1929年夏，他开始撰写另一本书，这仍然是一本以社会学为主题的书。初稿于7月底完成；11月初送去印刷。实际上于当年年底之前发表，尽管在扉页上写的日期是“1930年”（琼斯，1957，第157～158页）。

弗洛伊德最初为本书选定的题目是Das Unglück in der Kultur（《文明中的不幸》）；但是后来“Unglück”（不幸）被改为“Unbehagen”（不适）——这个词很难选取一个英文同义词，尽管可以使用法文的“malaise”（不适）。弗洛伊德在写给他的著作的译者利维尔夫人（Mrs.Riviere）的一封信中建议译作《人类在文明中的不便》（Man’s iscomfort in Civilization）；但正是利维尔夫人自己发现了解决这个困难的理想方法，最后采纳了本题目。

本书的主题——本能的要求与文明的限制之间无法解决的对抗——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最早期的一些心理学著作。因此，1897年5月31日，他写信给弗利斯（Flies），“乱伦（incest）是反社会的，文明的责任就在于逐步地抛弃它”（弗洛伊德，1950a，手稿14）；一年之后，在一篇关于《性欲在神经症病因中的地位》（1898a）的论文中，他写道：“我们可以公正地认为，我们的文明应该为神经衰弱（neurasthenia）负责。”不过，在弗洛伊德的早期作品中，他似乎并没有把压抑（repression）视为完全受外部社会的影响。虽然在《性学三论》（1905d）中，他谈到了“文明和性欲目的自由发展之间的相悖关系”（标准版，第7卷，第242页），但在同一本书的其他地方，他对为抵御在潜伏期（the latency period）出现的性本能的抑制（dam）做了如下评论：“从文明化的儿童身上，人们往往得到一种印象，这些抑制的建立是教育的产物，而且毫无疑问，教育与此大有关系。但是实际上这种发展是受器官（organically）决定的，是遗传（heredity）所固有的，而且有时根本无需教育（education）的任何帮助它就能出现。”（同上，第177～178页）。

有一种“器质性压抑”（organic repression）的观念为文明铺设了道路——这个观念在第四章开始和末尾（第99页以下和第105页以下）处的两个很长的脚注中得到了扩展——可以把它追溯到同一早期阶段。在1897年11月14日写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写道，他常常猜想，“有某种器质性的因素在压抑中起作用”（弗洛伊德，1950a，信75）。正是在这些脚注的意义上，他继续指出，采取直立的姿势，用视觉取代嗅觉作为主要感觉，是导致压抑的重要因素。在1897年1月11日的一封信中，对同一种观点做了更早的提示（同上，信55）。在弗洛伊德已出版的著作中，在本书之前唯一提到这些观点的是在《对“鼠人”的分析（Rat Man）的分析》（1909d，标准版，第10卷，第247～248页）的一篇短文中，以及在《爱情心理学》（1912d，同上，第11卷，第189页）的第二篇论文中一个较小的段落里。尤其是在迄今为止弗洛伊德早期对这一主题3260所做的最长的讨论中，我们也没有发现他对文明的更深刻的内在根源进行分析。他的《“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1908d）这篇论文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文明的限制是一种无中生有地强加于人的东西。

但是，弗洛伊德关于自我心理学（ego-psychology）的研究，导致他得出超我（super-ego）的假设，并且认为超我起源于个体最早期的对象关系（object-relations）之前，对于内外部影响在这些限制中所起的作用及其相互影响，确实不可能做出明确的评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本书这样大一部分篇幅（特别是在第七章和第八章中）所关注的是进一步探讨和澄清罪疚感（sense of guilt）的实质，而且弗洛伊德（在第134页）宣称，他的“意图是把罪疚感视为文明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而这一点又反过来成为本著作的第二个较重要的问题（尽管它们事实上都不只是一个方面）——破坏本能（destructive instinct）。

弗洛伊德关于攻击本能或破坏本能的观点的历史是很复杂的，在这里我们只能总结性地加以说明。在他的全部早期著作中，他看待这一概念的前后关系的背景主要是施虐狂（sadism）。他早期对此所做的冗长的讨论是在《性学三论》（1905d）中，在这本书里破坏本能似乎是性本能的“组成本能”（component instinct）之一。因此，在第一篇论文的第二节（B）中他写道，“施虐狂相当于性本能的一个攻击性组成成分，它已独立出来并得到了夸张，并且通过移置作用（displacement）而篡夺了领导地位”（标准版，第7卷，第158页）。不过，后来在第二篇论文的第四节中，攻击性冲动的这种原初的独立性得到了承认：“我们可以假设，残忍的冲动产生于事实上独立于性欲的根源，但可能是在某一早期阶段与性欲联合起来的。”（同上，第193页注）所谓独立根源可以追溯到自我保存本能（self-preservative instincts）。这一段话在1915年的版本中做了改动，在该版中指出，“残忍的冲动产生于对控制的本能（instinct for mastery）”，关于它“独立于性欲之外”这个短语被删去了。但是，早在1909年在同阿德勒（A.Adler）学说进行争论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就曾做过一次更彻底的表态。在《对“小汉斯”的分析》（1906b）的第三章第二节中，弗洛伊德写道：我不能使自己得出假设认为，在我们所熟悉的自我保存本能和性本能旁边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攻击性本能，并且和它们是平等的关系（同上，第10卷，第140页）。3261不愿意承认有一种独立于力比多（libido）之外的攻击性本能的观点受到了自恋（narcissism）假设的支持。攻击性冲动，以及仇恨冲动，从一开始似乎就属于自我保存本能，而且，既然现在这种本能已被归入力比多之中，因此没有必要提出一种独立的攻击性本能。尽管存在着对象关系的两极性，爱与恨。”

经常混合交织在一起，仇恨，本身有复杂的起源，但情况却依然如故。[参见《本能及其变化》（1915c），标准版，第14卷，第138～139页。]直到弗洛伊德假设有一种“死的本能”（death instinct），一种真正独立的攻击性本能才开始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中发现。（特别请参见第六章，同上，第18卷，第52～55页。）但是，我们可以认为，即使在那本书里，以及在弗洛伊德的后期著作中（例如在《自我与本我》的第四章里），攻击性本能仍然是一种次要的东西；产生于原始的自我毁灭的死的本能，在本书中情况也是如此，尽管在这里强调的重点更多的是死的本能朝向外部的表现；而且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32讲的后一部分也进一步讨论了这个问题，在他死后出版的《精神分析纲要》（19403262[1938]）中不止一处对此做了讨论。不过，我们想从弗洛伊德于1937年5月27日写给玛丽·波登巴公主a的一封信中引用几句话，在这封信里，他似乎暗示着朝向外部的毁灭性具有更原始的独立性：“当力比多从自我转向对象时，攻击性本能转向内部当然是力比多转向外部的副本。如果我们假设，最初在人生的开端，所有的力比多都指向内部，而所有的攻击性都指向外部，在生命的发展过程中这种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那么，我们就应该有一幅很简洁的图式。但是，或许这种看法不一定是正确的。”只是在他的下一封信里，弗洛伊德才公正地补充说：“我请求您不要对我关于破坏本能的说法评价过高。这些话只是偶然说出来的，在出版之前还必须对它们认真地考虑一番。另外，里面几乎没有什么新东西。”

因此显而易见，《文明及其缺憾》是一部其兴趣远远超出社会学范围的著作。

本著作的早期译本（1930）的相当大一部分内容包括在里克曼（Rickman）的《文明、战争与死亡：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三部著作选》（1939，第26～81页）中。

第一章

人们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种印象，即人们往往是根据错误标准做出判断——认为他们都在为自己谋求权力、成功和财富，并对已经获得这些东西的人表示羡慕，但是他们却忽视了生活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且，在做任何这种一般的判断时，人们往往面临一种危险，忘记人类世界及其心理生活是何等多姿多彩。有那么一少部分人，虽然他们的伟大在于他们具有和大多数人的目的及理想迥然不同的品质和成就，但同时代人却对他们表示了抑制不住的崇拜，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出这种设想，赏识这些伟人的毕竟只是少数人，而大多数人则对他们漠然置之。但是，事情可能并非那么简单，因为在人们的思想和他们的行为之间是很不一致的，他们的愿望冲动也是多种多样的。

在这些极少数例外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在他写给我的信中自称是我的朋友。我曾送给他我的那本小册子，这本书把宗教看作是一种幻觉（illusion）。3263而且他回信说，他完全同意我对宗教所做的判断，但是，他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恰当地赏识宗教情操（religious sentiments）的真正根源。他说，这个根源存在于一种独特的感受之中，他本人从未抛弃过这种感受，他发现许多人也都肯定具有这种感受，而且他可能还设想数以百万计的人都有这种感受。这是一种他愿意称之为“永恒（eternity）”感的感受，一种无限的、不受约束的——可以说是“大海般的”感受3264。他补充说，这种感情是一个纯主观的事实，不是一种信仰；它并不含有个人不死的信念，但它却是宗教能量的起源，这种能量被各种教会和宗教体系掌握着，并被它们引向特定的渠道，无疑地也被它们消耗殆尽。他认为，尽管一个人反对一切信仰和一切幻觉，他却能在这种大海般的感受的基础上自称是宗教信徒。

这位我非常尊敬的朋友，曾在一首诗里描述过这种幻觉的魅力3265，他所表述的这些观点使我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我在自己身上并未发现这种“大海般的”感受。要科学地处理人们的感受绝非易事。一个人可以尝试描述它们的生理标志。在不可能进行这种描述的地方——恐怕这种大海般的感情也会使这种分类落空——除了变成一种最容易和这种感情联系起来的心理作用的内容之外，什么也留不下。假如我对我的朋友理解得不错的话，他所说的这些话和一个早期的、不落俗套的作家对他的书中那位想自杀的主人公表示的安慰是一样的意思：“我不能抛弃这个世界。”3266这就是说，它是一种牢不可破地联系起来的感受，一种不可分离地属于整个外部世界的感受。对我个人来说，我可能会说，这简直可以说就是一种智力判断。确实，不是没有任何相伴随的情调，而是有一种也能代表其他同样深远思考的情调（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无法使我自己相信这种感受的原始性质。但是，我不能由于这个原因而否认它确实曾在别人身上出现过。唯一的问题就是，这种感受是否已得到正确的解释，它是否有资格被认为是整个宗教需要的根源和起源（fons et origo）。

我无法说明怎样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一个人应该根据一种从一开始就服务于这个目的的直接感受来接受他和周围世界联系的暗示，这个观点听起来是如此奇怪，而且和我们的心理学结构如此不一致，因而我们试图对这种感受做一种精神分析的——发生学的解释，这是很有道理的。由此而得出以下的思想路线。一般地说，没有什么东西能比我们的自身（self）的感受，比我们的自我（ego）3267的感受更明确的了。在我们看来，这个自我似乎是一种独立和统一的东西，似乎是有鲜明轮廓而和其余的一切都泾渭分明的东西。但精神分析的研究第一次发现，这不过是一种骗人的表面现象，相反，自我没有任何明显分界地向内伸展，进入一个潜意识的（unconscious）心理实体，我们称之为本我（id），而自我只是本我的一个外表，关于自我和本我的关系，精神分析还有好多话要对我们说。但是，不管怎么说，自我似乎是要使自己和外部世界保持清楚而鲜明的轮廓和边界。只有在一种心理状态中它才不这样做——确实，这是一种非比寻常的状态。但不是一种可以被判断的病理学的状态。在恋爱状态的最高阶段，好像是要消除自我和对象之间的界限，而全然不顾其感觉上的证明。这个爱恋中的男人声称“我”和“你”是一个人，并准备照此行事，好像这是一个事实似的。3268一个可能被某种生理（即正常的）功能暂时消除的东西，当然也一定容易受病理过程的干扰。从病理学上我们已经知道，在大量的病理状态中，自我和外部世界之间的界限变得很不确定，或者说，它们实际上被不正确地理解了，在这些情况下，一个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甚至他自己的心理生活的组成部分——他的知觉、思维和情感等——是与他不相容的，不是属于他的自我；而在其他情况下，他则把显然起源于他自己的自我，并且应该被自我所承认的东西又归于外部世界。因此，即使我们的自我感受也容易受到干扰，但它和外部世界之间的界限并不是不可变动的。进一步的思考表明，成年人对自己的自我感受（ego-feeling）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一样的。它一定经历过某种发展过程，这种发展过程自然是无法证明的，但完全容许对这种感受进行重建，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可能的。3269当乳儿受到刺激的时候，他还不能分辨这些刺激来自他的自我还是来自外部世界。他的多种多样的迫切需要使他逐渐学会了分辨。3270给他留下的最强烈的印象一定是，以后他将看作是他自己的身体器官的某些兴奋源可以随时向他提供感觉，而其他一些兴奋源对他来说则变得暂时力不能及了——而其中他最需要的是他的母亲的乳汁——只有在他哭求帮助时才会再次出现。因此，对于自我来说，一个“对象”的第一次出现是作为某种外界存在的东西，只有某种特殊的活动才能迫使它出现3271，对自我做进一步的刺激，使它脱离一般感觉群，就是说，自我认识有一个外在的世界是被那些频繁出现的、不可避免的和多种多样的痛苦及不愉快的感觉提供的，仍然行使自由支配权的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命令自我取消或避免这些感觉。这种倾向的产生是要使一切能产生痛苦的东西和自我分离，把痛苦驱逐出去，从而产生一种纯粹的快乐自我（pleasure-ego），这是和一个奇怪而又使人恐惧的外部世界形成了对抗的自我。这种原始的快乐自我的局限性无法逃脱通过经验所做的再调整。个人不愿意放弃的许多东西，由于它们能给人带来快乐，因此不是自我的一部分，而是一个对象的一部分；他希望抛弃的许多痛苦的东西，却证明和产生于内部根源的自我不能分开。他学会了一种方法，通过小心地指导感觉活动和适当的肌肉运动，他就能分辨内部和外界了——属于自我的部分和起源于外部世界的东西。以这种方式，他便向引入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迈出了第一步，而现实原则将控制他的进一步发展。3272他学会的这种分辨能力当然服务于一个实际的目的，这个目的能使他保护自己免遭他所感受到的或威胁着他的不快乐感觉的侵袭。对某些来自内部的不快乐的刺激，自我只好采用抵制御外部不快的那种同样的防御手段，这就是那些重要的病理失调的出发点。

因此，自我就是以这种方式把自己和外界分开的。或者更确切地说，自我最初曾包括一切，后来则把自己和外界分离开了。我们现在所意识到的自我感受只是一个更广泛的感受的退化器官——确实，是一种包罗万象的感受，和表示自我与外界有不可分割联系的感受。如果我们可以假设，这种原始的自我感受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在许多人的心理生活中，那么，这种感受就会像它的一个副本一样，和那个较狭窄的、具有更明确轮廓的成熟的自我感受同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与其相应的那些观念的内容就是无限扩展的、和宇宙一致的概念——和我的朋友所描述的那种大海般的感受是同样的感受。

但是，难道我们有权假设，最初存在于那里的一些事物的残存物和以后从中发展起来的事物是同时存在的吗？毫无疑问，我们有这个权力：在这种现象中，不论是在心理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里，都没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在动物王国中，我们的观点是，最高度发达的动物产生于最低等的动物。但是，我们还发现了今天仍然存在的一切简单的生命形式。大蜥蜴类已经灭绝，并且为哺乳动物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大蜥蜴类动物的一个典型代表——鳄鱼却仍然生存在我们中间。这种类比可能离题太遥远了，而且已被这个事实所削弱，即现存的低等物种一般说来，并不是今天更高度发达的物种真正的祖先。中介的物种大部分已经灭绝，我们只能通过重建才能了解它们。另一方面，在心理领域中，原始的东西和由此发展而来的变种一起如此普遍地保留着，以至于我们没有必要再举例来证明它。这种情况的发生，通常是某个分支发展的结果。某一部分（在数量意义上）态度或本能冲动幸存下来，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而另一部分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这就使我们面临着心灵中的记忆保存这个更一般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迄今还没有探讨过3273，但这又是个如此有趣和重要的问题，以至于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对此稍加注意，即使我们的借口并不充分。自从我们克服了这个假设的错误，即我们所熟悉的遗忘表示记忆痕迹的破坏或消灭，我们就一直倾向于采纳这个相反的观点，任何东西一旦在心理上形成就不会消失——一切都以或此或彼的形式存在着，并且能在一定条件下（例如，当退行到足够远的时候）又表现出来。我们不妨尝试通过和其他领域的比较，给自己描画出这个假设表示什么意思。让我们选择不朽城的历史为例。3274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罗马最古老的城邦是罗马方城，巴拉顿丘上的一个受保护的定居点；接着是丘城时期，各个山丘上的居民点都联合起来了；随后这个城就和塞尔维亚城墙接壤了；以后在经历了共和国时期和恺撒早期的一切变化之后，还是这座城，奥列里安大帝却用他的城墙把它围住了。我们不再进一步追寻这座城市所经历的变化，但是，我们会问，一个去罗马访问的人，如果具备了最全面的历史知识和地形学知识的话，他今天还能发现罗马城历史上这些早期阶段的多少痕迹呢？除了几个裂口之外，他还会发现，奥列里安城墙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他还能发现被发掘和显露出来的某些地段的塞尔维亚防御土墙。假如他知道得足够多的话——甚至比当今的考古学家知道得还多——他或许还能在该城的结构上查出全城城墙的走向和原始罗马方城的大致轮廓。在这些曾被占领的建筑物中他不会发现这个古代的地区，或者只能找到模模糊糊的一部分，因为它们已不复存在。用关于共和国时期罗马的最全面的信息，他所能获得的充其量不过是，使他能够指出那个时期的神殿和公共建筑坐落在那里。这些地方现在是一片废墟，但是，这些废墟并不是早期建筑物的那些废墟，而是在后来经过大火和破坏之后其重建物和废墟。几乎没有必要提到，人们发现所有这些古罗马的遗迹竟然编织成一个自文艺复兴以来最近几个世纪里出现的大都市的结构。肯定还有许多古代的东西被埋葬在地下或者城市的现代化建筑之下。这就是我们据以发现留存在像罗马这样的历史名城里的古迹的方法。

现在，让我们做一个幻想的假设，罗马并不是一个人类居住的地方，而是一个有着同样悠久、多变历史的心理实体（psychical entity）——就是说，在这个实体中曾经建立起来的东西没有一个消失掉，一切早期的发展阶段都和最近的发展阶段一起保存下来了。这就意味着，恺撒的宫殿仍然坐落在罗马的巴拉顿丘上，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的七层古堡仍然像过去的一样耸立着；美丽的雕像仍然矗立在圣·安其罗城堡的柱廊上，直到它们被哥特人包围了，等等。但是还有，假如没有这种变迁，在被帕拉佐·卡发莱利占领的地方，也会有朱庇特·凯庇托利那斯的神殿，不但会有它的最新样式，而且就像恺撒时代的罗马人所见到的那样，会有它的最古老的样式，它那时仍然体现着伊特拉斯钦人的设计风格，镶有赤褐色的衬托装饰。在现在圆形大剧场（coliseum）耸立的地方，我们同样能欣赏到尼禄那消失不见的金殿；在万神殿的广场上，我们不仅会发现哈德良遗传给我们的今天的万神殿，而且在同一个地方还可以找到阿格里帕最初的大建筑物。的确，同一块土地上还会承受着圣玛利亚和密涅瓦的教堂，以及在上面建造的古老神殿。观察者为了能看到某一个建筑物，或许只需转移他的目光注视点，或者改变他的位置即可。

显然没有再进一步编造这个幻想的意义了，因为它会导致不可思议，甚至陷入荒谬。如果我们想以空间的术语重现历史的序列，只有用空间并列法才能做到；同一空间不能容纳两个不同的内容。我们的尝试就像一个毫无根据的游戏；只有一个理由是正当的；它向我们表明，我们通过以形象描述的术语来表现它们，距离我们掌握心理生活的特点究竟还有多远。

但是，有一种反对意见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这种意见对我们为什么偏偏选择把一个城市过去的历史比作心理的过去表示特别怀疑。即使在心理生活中，我们关于过去的一切都被保留着的假设，只有在心理器官保持原样，它的结构没有受到创伤或被炎症所损伤的情况下才适用。可与这些致病的力量相比的破坏性影响，任何城市的历史上都绝非少见，即使它所受到的挫折比罗马小，甚至像伦敦这样从未被敌人掠夺过的城市也是这样。拆毁旧建筑和在老地方建成新的建筑物就发生在那些一直最和平的城市里；因此，按照这种因果关系，把一座城市和一个心理有机体相比较本来就是不合适的。

我们接受这个反对意见，并且放弃我们进行某种惊人的对比的尝试，而转向一个毕竟关系更接近的比较对象——这就是动物或人类的身体。但是，在这里我们又发现了同样的问题，早期的发展阶段已经荡然无存，它们已被同化到为之提供材料的后期阶段里去了。胚胎无法在成人身上得到发现，童年期的胸腺在青春期之后就被结缔组织取代了，但它本身已不复存在；确实，我能在一个成年人的髓骨里找出童年期骨结构的轮廓，但是，这个骨结构本身却已不复存在，它变长、增厚，直到变成其最后的样子。事实在于，一切早期阶段的残存物和其最后的形成一同存在，这只有在心理上才是可能的，我们不可能用形象描述的术语来重现这种现象。

或许我们在这一点上走得太远了。或许我们应该以这个主张为满足了，即过去在心理生活中存在的东西能够幸存下来，不一定必然被破坏。而下述情况也总是可能的，就是说，甚至心理上许多古老的东西可能迄今已消灭或被同化了——不论是正常的还是借助于例外的情况——用任何方式都不可能使它重新恢复或复活，它的保存总是和一定的适当条件联系着。这倒是可能的，但我们对此却一无所知。我们只能肯定，过去的东西在心理生活中被保存下来与其说是个例外，倒不如说是规律。

因此，我们完全愿意承认。这种“大海般的”感受在许多人身上都有，我们倾向于把这种感受和自我感受中的一个早期阶段联系起来；于是又产生了一个问题：是什么要求使人们不得不把这种感受看作是宗教需要的根源呢？

对我来说，这个要求似乎不是那么引人感兴趣的。当然，当某种感受本身表示一种强烈的需要时，它就只能是一种能量的根源。对宗教的需要是从儿童的孱弱无助里获得的，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对父亲的渴望中获得的，在我看来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因为这种感受不仅从童年时代就有，而且由于害怕命运的强大力量将要带来的后果而永远保留着。我无法想象童年的那种需要能像寻求父亲的保护那样强烈。因此，这种大海般的感受所起的作用，就是寻求恢复不受限制的自恋，它不可能是第一重要的。宗教态度的根源可以以清楚的轮廓追溯到儿童的无助感受，可能在它背后还有某些东西，但是，就目前来说，它仍然笼罩在朦胧中。

我可以设想，这种大海般的感受以后能够和宗教联系起来。这种“与宇宙同一”（宇宙是它的心理作用的内容），听起来很像是一种寻求宗教安慰的初次尝试，就像自我在避免外部世界的那些危险时所采取的另一种方式一样，我必须再次承认，我发现研究这些无形的东西是很困难的。我的另一位朋友，他的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使他进行了最罕见的实验研究，而且最终使他获得了百科全书般的知识，他使我确信，瑜伽论者他们的与世隔绝的实践，把注意力集中在身体的机能上，用特别的呼吸方法，就确实能在他们自己身上产生新的感觉和广泛的感受，他认为这就是退行到原始的、深藏着的心理状态。可以说，在他们身上他发现了许多神秘主义的智慧才具有的生理学基础。在这里还可以和心理生活的许多尚不清楚的变化取得联系，例如入定（trances）和出神（ecstasies）。但是，我要转而用席勒诗中的一个潜水者（diver）的话呼喊：“……让他欣悦吧，那些在玫瑰色的光芒中呼吸的人。”

第二章

在《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一书中，我较多地关心普通人根据他的宗教所理解的东西，而不太关心宗教感受的那些最深刻的根源——宗教以其教条和诺言的体系一方面以令人妒忌的完美向人们解释这个世界的谜语；另一方面，又使人相信，一个对他十分关切的上帝正在注视着他的生活，并且将因为他在这里遭受的任何挫折而要在将来的存在中向他进行补偿。普通人除了用一个非常高贵的父亲的形象之外，无法用任何别的形式想象这个上帝，因为只有这样一个的存在，才能理解人类孩子们的需要，并且被他们的祈祷所感化，被他们忏悔的样子表示抚慰。整个事情竟是这样显然的孩子气，和现实这样不协调，以至于要使一个对人类抱着友好态度的人相信，绝大多数凡夫俗子绝不可能超出这种人生观，那将是很痛苦的。更令人难堪的是，我们发现今天居然还有这么多人，虽然他们肯定发现这个宗教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他们好像是用一连串可怜的维护旧制度的活动，试图一点一点地保护这个宗教。人们总是愿意把自己也算入这些信仰者之列，以便告诫那些试图用一种非人的、虚幻的、抽象的原则来代替上帝、并以此保存宗教上帝的哲学家们。人们对这些哲学家们警告说：“你们不要白白地把基督的名字称作上帝！”过去的一些伟人也曾这样做过，但对他们的做法是不能控诉的：我们知道他们为什么必须这样做。

现在我们将回到普通人及其宗教——回到应该享有这个名字的唯一的宗教上来。我们想起的第一件事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和思想家所说的著名诗句，在这首诗里，他表达了他的关于宗教和艺术及科学的关系的主张，这些诗句是：

懂得科学，懂得艺术的人

也一定会懂得宗教；

不懂科学，不懂艺术的人

就只能当个教徒！3275

一方面，这些诗句把宗教和人类的两个最大的成就相比较，另一方面又声称在其生命价值方面，它们可以互相代表和替代。如果我们想把普通人（他们既不懂科学，也不懂艺术）的宗教也剥夺掉，我们显然将失去这位诗人的权威的支持。我们将通过一条特殊的道路寻求使我们更接近他所表达的意思。像我们所发现的这种生活对我们来说太困难了；它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痛苦、太多的失望和无法完成的任务。为了忍受这种痛苦，我们不得不使用缓和的措施，正如西奥多·丰唐（Theodor Fontane）所告诉我们的：“若没有辅助的结构，我们将无能为力。”3276或许这样的方法有三种：兴趣的强有力的转移，使我们对我们的痛苦漠不关心；替代的满足使痛苦减轻；酒精中毒使我们对痛苦感觉迟钝。诸如此类的事情是必不可少的。3277当伏尔泰写完他的《老实人》一书时，他用了这个忠告，“人们应该耕耘他们的花园”，指的就是兴趣的转移；科学研究是这种转移的一种方法。替代的满足，例如艺术所提供的，是和现实相反的幻觉，但是，幸亏幻觉在心理生活中为自己保存的地位，由于这个原因，使之仍然在心理获得了满足。酒精中毒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影响，改变其化学过程。但是，要发现宗教在这些思想中所属的地位并不那么简单。我们必须看得更远一点。

“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已经被问过不知多少遍了；却从来没有获得一个满意的答案；或许并不存在这样的答案。许多提问者补充说，假如人生真的没有目的，那么，生活就会失去一切价值。但是，这种威胁并没有改变什么。相反，人们好像又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似乎是以人类种族的优越性来预测这种信念的，我们对这种优越性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已经很熟悉了。谁也不会问动物的生活目的是什么，或许无非是使之用来为人类服务罢了。但是这也是不合适的，因为人类对许多动物除了进行描述、分类和研究之外，还没有别的利用价值：有无数的物种甚至连这个用途也不具备，因为没等人类看到它们，这些物种就已经生存、死亡和消失了。因此，还是只有宗教能回答这个生活的目的问题。人们下这个结论绝不会出错，即生活有一种目的这个观念是和宗教体系一起兴衰的。

因此，我们将转向这个不那么雄心勃勃的问题：人类本身的行为表明了他们生活的目的和意图究竟是什么，他们对生活有什么要求，并希望从中得到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寻求幸福，他们想获得幸福和永远保持幸福。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几乎是无可置疑的。他们渴望追求幸福，他们想要获得幸福并保持幸福。这种努力有两个方面，积极的和消极的目的；一方面，它的目的在于消灭痛苦和不舒服，另一方面在于获得强烈的快乐感受。在其较狭窄的意义上，“幸福”一词只和后者有关。这样，和他的目的这种二分法相一致，人类的活动也向两个方向发展，这要看他们寻求实现的——主要的，或者甚至是唯一的——目的究竟是哪一个。

正如我们所发现的，正是快乐原则的程序决定了生活的目的。这个原则从一开始就支配着心理结构的操作；关于它的功效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它的程序和整个世界是矛盾的，既和宏观世界有矛盾，又和微观世界有矛盾。快乐原则简直无法付诸实施，宇宙的所有规则往往与它背道而驰。人们可能会说，人应该是“幸福”的这个意图并不包括在上帝“创世”的计划中，所谓幸福，在它的最严格的意义上说，来自被抑制的需要（突然）得到满足，被抑制的需要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强度，就其实质来说，这种幸福只能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当快乐原则所要求的任何条件放宽时，它所产生的只是一种稍微舒服的感受。我们就是这样构成的，以至于我们只能从一种对比中获得强烈的快乐，而从它们本身的状态中则很少获得快乐。3278因此，我们的幸福可能从一开始就被我们的构成限制住了。要体验不幸并不难，我们受到来自3个方面的痛苦的威胁：来自我们的身体，它注定要衰老和死亡，甚至如果没有作为危险信号的焦虑和痛苦，它就不可能存在；来自外部世界，它能用最强大的和最无情有破坏力量对我们大发雷霆；最后，来自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我们发现，具有这个最后起源的痛苦或许比任何其他不幸更令人痛苦；虽然和来自其他根源的痛苦相比，这种痛苦更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但是，我们仍然或多或少地要把它看作是一种无理的附加物。

如果在这些可能遭受痛苦的压力下，人类倾向于降低他们寻求幸福的要求——就像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快乐原则本身变成了可调节的现实原则那样——假如一个人只是逃避了不幸，或者度过了痛苦的打击而幸存下来，就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话；假如一般地说，避免痛苦的任务迫使获得快乐的任务退居幕后的话，那是不足为怪的。认真的反思告诉我们，尝试完成这项任务的途径多种多样；所有这些途径已被各个在生活艺术上颇有见地的哲学学派所推荐，并被人们付诸实施。一切需要的肆意满足，作为生活中最诱人的指导原则就占据了突出地位，但是，这意味着它宁愿享乐而不愿谨慎从事，这样很快就会使自己受到惩罚。把避免作为主要动机的其他方法，则根据它们所主要防备的那些不快乐的根源而加以区分。这些方法中有一些是极端的，有一些是适中的，有一些是片面的，有一些是要同时从几个方面处理的事情。自愿地离群索居，与别人隔绝是防备那些产生于人际关系中的不幸的最现成的保护措施。我们发现，沿着这条道路所能获得的幸福是平静的幸福。假如一个人想自己解决这个困难，他就只好转向别处才能使自己避开这个可怕的外部世界。的确，还有另一个更好的途径：这就是和人类社会其他的人结合起来并借助于受科学指导的技术，向大自然展开进攻，迫使自然服从人的意志。因此，一个人是在和所有的人合作着，而且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的。但是，防止痛苦的最有趣的方法，是那些寻求影响我们自己的有机体的方法。经过最后分析，我们认为，一切痛苦只不过是感觉而已，痛苦只有在我们感觉到它的时候才存在，而我们只有依靠我们的肌体受到调整的某些方式才能感觉到痛苦。

化学的方法是影响身体的这些方法中最野蛮的，但也是最有效的方法——这就是使人酒精中毒的方法，我不认为任何人都能完全了解它的机制；但这是一个事实，当某些和我们的身体无关的物质出现在血液或人体组织中时，就会直接引起我们的快乐感；但也会因此而改变控制我们的敏感性的条件，使我们对令人不快的冲动变得不敏感了。这两种作用不仅会同时发生，而且似乎紧密地相互联系着。但是，在我们身体的化学结构中，一定有一些物质可以起同样的作用，因为我们至少知道有一种病理状态，即躁狂症（mania），即使没有服用任何药物，也会发生类似这种中毒状态的情况。除此之外，我们正常的心理生活会显示出各种变化，根据这些变化，快乐比较容易被释放出来，与此相伴随，对痛苦的敏感性也会减弱或增强。令人遗憾的是，心理过程的这种中毒的情况迄今尚未得到科学的研究。各种使人中毒的物质在人类为幸福而奋斗和避免痛苦中所提供的服务，作为一种好处，受到了高度评价，致使个体和各民族都在他们的力比多能量方面给它们安排了一个确定的位置。我们感谢这种媒介物，它不仅是一种快乐的直接获得，而且极其渴望从外部世界中独立出来。因为人们知道，借助于此就能“解除他们的烦恼”，就能随时逃脱现实的压力，而在具有更好的敏感性条件的他们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找到一个避难所。众所周知，正是这种属性构成了有毒物质的危险性和有害性，在有些情况下，本来可能被用来改善人类命运的有价值的能量却被无用地浪费了，这些有毒物质应当为此而负责。

但是，我们的心理结构的复杂构造容许有一系列其他各种影响。正如本能的满足给我们带来幸福一样，如果外部世界让我们挨饿，不让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时，就会引起我们极大的痛苦。所以人们产生了一个希望，即通过影响这些本能冲动，可以使人们逃避几分痛苦。这种类型的防备痛苦不再和感觉的结构有关；而是寻求控制我们的需要本身的那些内部根源。它的一种极端形式在于消除本能，就像东方的先哲们所教导的和瑜伽论者所实践的那样。确实，当这种防备痛苦的方式获得成功的时候，那么，主体也放弃了其他一切活动（包括牺牲生命），并且通过另一条道路，他再次获得的是那种平和的幸福。当我们的目的不太极端，且只寻求控制我们的本能生活时，我们采取的也是同样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控制的成分就是更高级的心理机构，它们使自己服从快乐原则。在这里，满足的目的绝没有被放弃；但是，对痛苦的一定程度的防备却会得到保证，当本能得到控制的时候，缺乏满足所引起的痛苦就会比本能不受抑制时少。与此相反，则给潜在的欢乐带来了不可否认的减少。由沉溺于一种狂热的、使自我无所顾忌的本能冲动所产生的幸福情感，比得到控制的本能的满足要无与伦比地更为强烈。不可抗拒的性反常本能，或许还有被禁止的东西的魅力，都能以这种方式得到简单的解释。

防止痛苦的另一种技巧是，通过使用他们的心理装置所容许的力比多移置（displacement of libido），用这种方法使其功能极大地增加了灵活性。在这里它的任务是，以这种方式使本能的目的改变方向，使它们不受外界阻挠。本能的升华作用（sublimation）对完成任务助了一臂之力。如果一个人能充分提高他从心理的和智力的工作资源中获得的快乐时，他的收获就是最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命运对他几乎无能为力。这种满足，例如艺术家在创作中的欢乐，在体现他的幻想时的欢乐，或者科学家在解决问题和发现真理时的欢乐，都有一种特殊的性质，我们当然终有一天能够对这种满足的特点做出心理玄学的解释。目前我们只能隐喻地说，在我们看来这种满足似乎是“更高级、更美好的”；但是，和使野蛮而又原始的本能冲动感到满足的强度相比，它们的强度是适中的；它并没有动摇我们的身体存在。而且这种方法的弱点是它不能广泛适用；只能适用于少数人。它能预测在很大程度上不经常发现的那些特殊的天赋和素质，而且即使对这些具有此类天赋和素质的少数人来说，这种方法也不能完全保证人们免遭痛苦；它没有刀枪不入的盔甲使它抵御命运之箭。当一个人自己的身体成为一种使他受苦的根源时，这种方法通常说来也就失效了。3279

虽然，这种程序已经清楚地揭示了它的目的，通过在心理的内在过程中寻求满足而使自己独立于外部世界，但是另一种程序则使同样的特征更为明显了。在这种程序中，和现实的联系仍然是松弛的；满足是通过幻觉获得的，这种幻觉被认为是，幻觉和现实的不一致并不能干扰幻觉给人们带来的快乐。而这些幻觉是从幻想的生活中获得的，当现实感发展起来的时候，这个领域就明显地免除了现实测验的要求，并且和非常难以实现的满足愿望的那种目的分道扬镳。在这些幻想般的快乐的顶端就是对艺术作品的享受——由于艺术家的作用，艺术作品向那些自己并不会创作的人开放而带来的享受。3280那些对艺术影响敏感的人把艺术作为一种快乐的根源和生活中的安慰，而对艺术做出足够高的评价，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但是，艺术只是作为一种温和的麻醉剂来影响我们的，它能提供给我们的至多是暂时的避免生活的艰难；艺术的影响尚未强大到足以使我们忘记现实的苦难。

另一种方法施行起来更有力和更加彻底；这种方法把现实看作是一切痛苦的根源，看作是唯一的敌人，人们是不可能和它生活在一起的，因此，假如一个人想以任何方式获得幸福的话，他就必须隔断同现实的一切联系。就像隐士一样对这个世界不予理睬；因此，他和现实世界是毫无关系的。但是，一个人所能做的远非至此；他可以努力再创造一个世界，努力建立起另一个世界取而代之，在那里，排除那些最令人不能忍受的特征，而代之以和一个人自己的愿望相一致的其他特征。但是，在绝望和对抗中走上这条路的人，一般说来将不会走得太远；现实对他的影响太强烈了。他变成了一个疯子，他发现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人帮助他实现妄想。但是，据说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往往在某些方面像妄想狂（paranoic）的行为，通过愿望的建构和把这种妄想贯彻到现实中去，来代替他所无法忍受的世界的某些方面，当一大群人一起做这种尝试，并试图通过妄想再造现实来获得对幸福的保证和免受痛苦时，这种妄想就获得了特殊的意义。必须把人类的宗教也归类为这种群众妄想。毋庸讳言，有某种妄想的人都不会认识到这一点。

我并不认为我已经列举了人类努力用以获得幸福和控制痛苦的一切方法，我也知道，材料本来可以做不同的安排。这些方法中有一种我还根本没有提到——不是因为我忘了提，而是因为它将在另一个方面使我们感兴趣。在所有这些方法中，我们怎么可能忘记生活艺术中的这种方法呢！它以其非凡的、最具有结合力的特点而引人注目。它的目的当然是想使主体不受命运支配（就像我们最好地称呼它的那样），为了这个目的，它把满足置于内部心理过程中，在这样做的时候，利用了我们以前提到过的力比多的可移置性；但是，它并没有脱离外部世界，相反，它紧紧地抓住属于外部世界的那些对象，并且从一种与对象的情感关系中获得幸福。它也不满足于避免不快乐——也就是避免由于厌倦而放弃那个目标；而是漫不经心地放过了对痛苦的避免，并且为积极满足幸福而进行那种根深蒂固的、热情的奋斗。或许这种方法确实比任何其他方法都更接近于这个目标。当然，我说的是那种使爱成为万事之中心，并且从爱和被爱中寻找一切满足的生活方式。这种心理态度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相当熟悉的；爱得以表现自己的形式之一——性爱——使我们最强烈地体验到一种压倒一切的快感，为我们追求幸福提供了一种模式。还有什么能比我们应该坚持沿着这条我们首次遇到它的道路来寻求幸福更自然的呢？这种生活方式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假如不是由于这个原因，没有一个人会放弃这条通往幸福的道路，而去赞同其他任何方法。绝没有任何时候像我们在恋爱时那样对痛苦毫无防备，也绝没有任何时候像我们在失恋的时候那样悲惨和愁苦。但是，这个把获取幸福的手段建立在爱情价值基础之上的生活方式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关于它还有好多话要说。

我们可以在这里继续考虑这种有趣的情况，在美被我们的感觉和我们的判断所发现的一切地方——例如人类形体和姿态的美，自然物体的美和风景的美，艺术创造甚至科学创造的美——在这些情况下生活中的幸福主要地是在美的享受中寻求的。作为生活的一个目的，这种对待美的态度对受苦的威胁毫无防备，但它却能做出大量补偿。对美的享受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轻微“中毒”的感觉。美并没有任何明显的用途；它在文化目的中的必要性也是不明显的，然而，文明没有它却不行。美学是研究事物所以被看作美的条件；但是，它却不能对美的实质和起源做出解释；像通常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它的缺乏成效总是隐藏在一大串响亮而没有意义的辞藻里。不幸的是，精神分析对于美比对于大多数的东西说得更少。它从性的感受领域里获得的东西似乎都是肯定的，对美的爱似乎是某种冲动的一个完美的实例，这种冲动就其目的而言是被禁止的。“美”和“吸引力”3281最初是性对象的属性，值得注意的是，生殖器本身，虽然看到它总是令人兴奋的，但是，绝不会被认为是美的；相反，美的性质似乎依附于某些第二性征。

尽管[我的这些考虑]还有不完善之处，但我仍将冒险在这个讨论的结论里讲几句话。快乐原则促使我们朝向的这个获得幸福的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我们不可以——确实，我们绝不能——放弃用某种方式更接近达到该目标的努力。实现这个目标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有一些方式寻求该目标的积极的方面，即获得快乐；另一些则寻求消极的方面，即避免不快乐。这些道路中没有一条能使我们获得所渴望的一切。在我们已经发现幸福可以获得的有限意义上，幸福是每一个人如何利用力比多的经济学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没有适合于每一个人的黄金规则；每个人必须为自己找到他可以借以获得幸福的特殊方法。3282各种不同的因素将会在指导他的选择上发挥作用。这依赖于他可能在外部世界中获得多少真正的满足，依赖于他能在多大程度上使自己独立于外部世界；最后，他觉得他有多大的力量来改变外部世界以满足他的愿望。在这个阶段即使不考虑外部的情况，个体的心理结构也将起决定性的作用。性爱占主导地位的人将首先选择他和别人的情感关系；过于自信的自恋类型的人，往往在他的内部心理过程中寻求基本的满足；崇尚行动的人绝不会放弃他能够尝试其能力的外部世界。3283至于这些类型中的第二类，对自恋类型的兴趣将由他们特殊的天赋和他们可能具有的本能升华作用的程度来决定。如果所选择的某种生活方式是唯一的，并且被证明是不恰当的，那么当任何选择达到极端时，它就会通过把个体暴露在危险之中来处罚自己。就像一个细心的生意人避免在单方面用光他的全部资本一样，因此，人世间的智慧也可能会同样告诫我们，不要只从一个方面期待获得我们所有的幸福。成功从来不是确定的，它依赖于许多因素的合作，或许依赖的只不过是这种心理构造的能力，使其功能适应外部世界，然后利用这种外部环境来获得快乐。任何一位本能构造天生就特别不合适的人，他的力比多成分没有恰当地经历过为在以后的生活中获得成功所必需的这种转变和重新安排的人，将难以从外部环境中获得幸福，特别是当他面临着某种困难的任务时。最后一种生活方式将至少向他提供替代的满足，它采取了逃入神经症的形式，这是当他还很年幼的时候就经常采用的一种逃避形式。那些在晚年获得幸福的努力已化为泡影的人，仍然能在慢性中毒的快乐中找到安慰；或者，他就会使那个绝望的企图起来造反，这样他就得了精神病。3284

宗教对选择和适应的这种作用进行限制，因为它强烈要求每个人都要同样按照宗教自己的途径来获得幸福和免遭痛苦。它的方法在于贬低生活的价值，把现实世界的情况歪曲得就像一种妄想——它假定智慧有一种初步的威胁性影响。以这样一种代价，通过迫使人们患有心理幼稚症和产生一种群体癔症，宗教就成功地“挽救”了许多人免得个人神经症。但是，不可能有更多别的收获了，我们已经说过，有许多条道路，人类可以达到的幸福都可以借此来达到，但却没有一条能肯定达到。宗教也不可能遵守它的诺言。当虔诚的人们发现自己最后谈论的是上帝的“不可测知的天命”时，他们就会坦率地承认，在他们的痛苦中所遗留给他们的、作为一种最后保留下来的安慰和快乐的根源就是绝对的服从。假如一个人愿意为此做准备，就可以使自己少走弯路。

第三章

我们关于幸福的探讨迄今并没有告诉我们很多人们还不知道的知识，即使我们继续探讨这个问题，即人类为什么这么难以获得幸福，那么，发现任何新东西的希望似乎也不会更大。我们以前曾做过回答，当时我们指出了人类遭受痛苦的三个根源：这就是自然的强大力量，我们自己身体的衰老倾向和我们调节人类的家庭、社会和国家中的相互关系时方法的不适当。关于前两个根源，我们的判断是毫不犹豫的：它迫使我们承认这些痛苦的根源和服从不可避免的命运。我们绝不可能完全征服自然，我们的身体也是一个有机体，它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且总是包含着死亡的种子，身体的适应能力和获得成就的能力是有限的。这种认识的效果一点也不令人沮丧；相反，它为我们的活动指明了方向。即使我们不能消除全部的痛苦，我们也能消除很多的痛苦，能减轻的痛苦就更多了；几千年的经验使我们相信这一点。关于第三个根源，我们痛苦的社会根源，我们则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我们根本不愿意把它看作是一个根源，相反，我们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自己制定的这些规则不能为我们每一个人提供保护和利益呢？当然，当我们考虑到我们为免遭痛苦所付出的努力在这一点上已经证明是何等不成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怀疑，是否有一种不可征服的性质——这一次是以我们自己的心理结构的方式——潜藏在这些困难背后。

当我们开始考虑这种可能性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种如此令人惊异的观点，致使我们不得不停下来讨论一下。根据这种观点，我们所谓的文明本身应该为我们所遭受的大量痛苦而负主要责任，而且如果我们把这种文明放弃，或者回到原始状态中去，我们就会幸福得多，我之所以称这种观点是令人惊异的，是因为不管一个人如何给文明的概念下定义，我们所用的每一种方法都是这种文明的一部分，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我们试图用这些方法来保护自己免遭来自各种痛苦根源的威胁。

这么多人对文明采取这种奇怪的敌对态度，这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在我看来，它产生的一个基础是对现存文明状态的一种深深的、长期的不满，对文明的谴责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它是由某些特定的历史事件引起的。我相信，我能够鉴定其最后的起因和倒数第二个起因。我的学问还不足以使我把这些历史事件链索中的联系追溯到足够遥远的人类物种的历史。当基督教征服了异教的时候，某些对文明的这种对抗就一定早已积极地活动了，因为它和基督教教义对世俗生活的过低评价有密切关系。这两个事件的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时候，由于航海发现的结果，人类开始和原始民族及种族发生联系。欧洲人没能仔细地观察他们，而且误解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对欧洲人来说，这些民族似乎过着简朴的、幸福的生活，无所需求。例如那些访问原始民族的旅行者，虽然有其优越的文明，却不能获得幸福。后来的经验在许多方面纠正了这些判断；在许多情况下，舒适的生活应归于自然的慷慨和人类主要的需要得到迅速满足这种可能性，但是，观察家们却把它错误地归因3285

于没有复杂的文明需求。我们对这两种说法的后者比较熟悉；正是在此时，人们才开始理解神经症的机制，神经症威胁要暗中破坏文明人所享有的少量的幸福。我们发现，一个人得了神经症，是因为他无法忍受大量的挫折，这些是社会为了其文化理想而强加于人类的，人们由此而推论，假如取消这些标准或使这些标准极大的放宽，那么，人们就有可能获得幸福。

另外还有一个令人失望的因素。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人类在自然科学及其技术应用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并且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确立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这种进步的每一个阶段是人所共知的，没有必要一一列举它们。人类为这些成就而骄傲，而且有权为此而骄傲。但是，人们开始察觉，所有这些新获得的控制空间和时间的能力，这种对自然力量的征服，对数千年来久已渴望的这些东西的满足，并没有增加人类期望从生活中所能获得的快乐满足的数量，也没有使他们感到更幸福。由此得出的正确结论只能是，控制自然的能力不是人类获得幸福的唯一前提条件，正如它不是文明努力的唯一目标那样；我们不应由此而推测，技术进步从幸福观来看是没有价值的。这会引起人们的疑问，这难道不是一种积极的快乐，一种对幸福的明确获得吗？例如，当我愿意的时候，我就能听到住在几百英里以外的我的一个孩子的声音，或者直接知道我的一位朋友经过漫长的、困难重重的航行而顺利安全地抵达他的目的地。医学在大量减少幼儿的死亡和妇女生小孩时受到感染的危险方面，还有大大地延长了人类的平均寿命方面，都获得了成功，难道这也毫无意义吗？人们还能在这些好处后面加上很长的一串，我们把这些好处归于科学和技术进步很受蔑视的时代。但是，人们听到悲观主义者批评说，大多数的这些好处都遵循那些在轶事中获得“廉价快乐”（cheap enjoyment）的模式——人们往往是通过在寒冷的冬夜里把赤脚伸出被子之外，然后又把它缩回去而获得这种快乐的。如果没有藐视距离的铁路，我的孩子绝不会离开家乡，我也就不需要打电话听到他的声音了。如果没有穿越海洋的船只，我的朋友绝不可能进行他的航海旅行，我也不需要打电报以免除我对他的焦虑了。当我们确切地说，正是这种要求减少儿童的死亡才使我们在生育他们的时候，把这种最大的限制强加于我们，这样，当我们生育的孩子总的来看并不比卫生学盛行之前多的时候，同时当我们为结婚后的性生活制造了困难的条件，并且很可能抵消了自然选择的有益效果时，减少儿童的死亡又有什么用处呢？最后，当生活充满了艰难，没有欢乐，如果生活充满了悲惨，以至于我们只能欢迎死亡成为我们的拯救者的时候，长寿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

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在我们目前的文明中，我们并没有感到舒适，但是，非常难以形成这样一种观点，即早期时代的人们是否感觉更幸福，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感觉更幸福呢？他们的文化条件在其中起什么作用呢？我们总是倾向于客观地看待人们的痛苦，就是说，把我们自己，连同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自己的感觉能力，都放在他们的条件下，然后去考察我们在里面应该发现什么样的体验到幸福和不幸福的机会。这种考虑问题的方法看起来是客观的，因为它无视各种主观的感觉，它当然又可能是最主观的，因为通过使用这种方法，人们就用自己的心理态度代替了他人的未知态度。不过幸福基本上是一种主观的东西，不论我们想到某种情境时害怕得有多么厉害——如古代划船的奴隶，30年战争时的农民，宗教法庭的牺牲者，等待被屠杀的犹太人——我们仍然无法使自己站在这些人的立场上——去推测这些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是由于最初的心理迟钝，逐渐的麻木过程，一切期望的停止和由一切更粗糙及更精细的麻醉方式造成的，用这些方式就能减少对快乐和不快乐感觉的敏感性。另外，当人们必须忍受最极端形式的痛苦时，特殊的心理保护装置就会发挥作用，在我看来，要进一步探讨这一方面的问题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现在，是我们应该把注意力转到这种文明实质上来的时候了，对于把文明作为获得幸福的手段，人们争论颇多。除非我们经过考察亲自了解了某些情况，否则我们绝不会到处寻找仅用几句话就表达其实质的公式。我们将满意地重复说，文明这个词3286描述了人类全部的成就和规则，这些成就和规则把我们的生活同我们动物祖先的生活区分开来，并且服务于两个目的——保护人类免受自然之害和调节他们的相互关系。3287为了了解更多的东西，我们必须把文化的个别特征聚集起来，就像它们在人类社会中所表现的那样。在这样做时，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允许自己受通用语言的指导，或者就像人们可能会说的那样，受语感的指导，我们确信，我们将因此而公正地考虑那些仍然抵抗用抽象术语表达的内在洞察力。

开头是容易的，我们把人类用来使地球能为人类服务，保护人类免受残暴的自然力量之害的一切活动和财产作为文明的开始。文明在这一方面是比任何其他方面更毋庸置疑的。假如我们回溯得足够久远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文明的第一种活动就是工具的使用、获得对火的控制和建造住房。在这些活动中，获得对火的控制作为一个相当独特的成就而尤为出色，这种成就是绝无仅有的3288，而其他被开辟的道路此后一直被人类所遵循，通往这些道路的刺激物是容易猜测到的。人类依靠他的全部工具使自己的运动器官和感觉器官更加完善，或者用来消除这些器官在功能上的局限性。他把机器巨大的力量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就像控制他的肌肉一样，他能够随心所欲地使用它，轮船和飞机有这样的作用，连空气和水也不能阻止它的穿越。用眼镜他能纠正自己眼睛里水晶体的缺陷；用望远镜他能看到很远的距离；用显微镜他能克服其视网膜结构所带来的视觉能力的局限性。用照相机他能创造一种记录变化的视觉形象的工具，就像留声机创造一种同样变化的听觉形象的工具一样；两者实际上都是他自己的记忆能力的具体化。在电话机帮助下他能听到远处的声音，甚至神话都曾认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最初的书写是记录并不在眼前的人的声音；住房即是母亲的子宫即第一个住所的替代物，在子宫里他是安全的，且感到如此满足，它可能此后一直渴望着它。

人类用其科学和技术发明了在这个地球上的这些事物，人类在地球上首先是作为动物王国里一个虚弱的有机体而出现的，人类种属中的每一个人一定会作为一个无能为力的婴儿而重新出现（“噢，大自然的小不点儿”）3289这些事物不仅听起来像是一个童话，而且是人类童话中全部的——或几乎是全部的愿望的一种实际满足。所有这些成就都是他通过文明获得的。很久以前人类就形成了一种全知全能的和无所不知的理想概念，并把这个概念体现在他的诸神中。凡是他的愿望所无法达到的东西，或者对他禁止的东西，人类都归因于这些神。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神祇是人类文明的理想。现在人类已经非常接近实现了这个理想，人类几乎使自己变成了一个神。但是，确实只有以这种方式，理想通常才能根据人性的普遍判断得到实现。但不是完全的实现，有些方面一点也没有实现，在另一些方面只实现一半。可以说，人类已成为一种起弥补作用的神。3290当人类装备上他的所有辅助器官时，就会非常神奇了。但是，这些器官并不只是长在他身上，而且还常常给他制造麻烦。但是，人类却有资格用这种思想来安慰自己，即人类的这种发展不会恰好在1930年结束。未来的时代将在这个文明领域中取得可能令人难以想象的伟大的进步，并将使人类和上帝更加相似。但是，出于我们的研究兴趣，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今天的人类虽然和上帝相似，却仍然并不幸福。

因此，我们认识到，只有当我们发现，在一个国家里能够有助于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开发地球和保护人类免遭自然之害的一切事物——简言之，一切对人类有用的事物——得到了关注和有效的贯彻实施时，才能说一个国家达到了高水平的文明。在这样的国家里，威胁要淹没河岸的河水的流程得到了控制，河水通过运河被引到所需要的地方。土地得到辛勤的耕耘，种上了适当的植物；矿产资源被辛辛苦苦地开发出来，制造成所需要的工具和器皿。交通工具是频繁、迅速而可靠的；凶猛和危险的动物被消灭了，人类成功地饲养着被驯服和驯化了的动物。但是，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要求从文明中获得其他东西，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期望这些东西也能在这些同样的国家里出现，当我们发现这些国家的居民的勤劳不是被用于起码有一点用处的事情上，而是相反，用于毫无用处的事情上时——例如，城镇里的公园和花园，作为娱乐场所和新鲜空气储藏库是很必需的，但当它们也被人们用来培养花木时，或者当住房的窗台用花装饰起来时，我们也把这看作是高度文明的证据，就好像我们想要放弃我们提出的关于文明的最初要求一样。我们不久就意识到，我们期望文明予以高度评价的那些无用的东西就是美；我们要求文明的人要尊重自然中发现的美，只要力所能及，就可在其手工制品中创造美。但这绝非我们对文明要求的详尽阐释。此外，我们还希望发现清洁和秩序的标志。当我们读到，在斯特拉斯福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父亲家门前有一个高高的粪堆时，我们并不认为莎士比亚时代英国乡镇的文明水平很高；当我们发现在维也纳的瓦尔德山上3291乱扔着废纸时，我们感到愤慨，并称之为“野蛮”（这是文明的反义词）。任何肮脏对我们来说似乎都和文明不相容；我们把清洁的要求也扩展到人体，当我们听说从路易·索雷尔（Roi Soleil）3292身上发出一种令人讨厌的气味时，我们感到惊奇；当我们看到拿破仑在贝勒岛3293进行早晨洗漱用的小脸盆时，我们就会摇头。的确，假如有人把使用肥皂作为一种文明的实际尺度，我们并不感到惊奇。对秩序来说也是如此，秩序也和清洁一样，只适用于人类的手工制品。但鉴于我们不能期望自然界是清洁的，相反，秩序却是模仿自然界而来的；人类对伟大的天体运动规律性的观察不仅向他们提供了一个把秩序引入其生活中来的样式，而且给他们提供了这样做的最初的起点。秩序是一种强迫性重复动作，当一条规定被永久地确定下来之后，秩序就能决定，一件事情将在何时、何地去做和怎样去做，就能在每一次类似情况下避免怀疑和犹豫。秩序的好处是无可否认的：它能使我们把空间和时间用得恰到好处，同时节省心理能量的耗费。我们应该有权力期望，秩序从一开始就在人类活动中占有其地位，而且是毫不困难的，人们可能会感到非常惊讶，事情竟然不是这样的——相反，人类在他们的工作中表现出一种天生的粗心大意、不规则和不可靠的倾向，必须花气力训练人类，他们才能学会遵循其天体模式的榜样。

美、清洁和秩序显然在文明的要求里占有特殊的地位。没有人会坚持认为，它们对生活的重要性，就像旨在控制自然力的活动，或者像我们将要了解到的其他因素一样；也没有人会愿意把它们作为小事而不予重视。美就是一例，它明显地表明，文明就它的目的而言不仅仅是功利主义的，我们倾向于把美从文明的利益中略去。秩序的功利主义的好处是很显然的。关于清洁，我们必须记住，这也是卫生学要求我们的，我们可以推测，甚至在科学的卫生预防法时代之前，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并非完全为人类所未知的。但是，有用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些努力；此外一定还有某种东西在起作用。

但是，根据一般的看法，文明有一个特征能比任何其他特征更好地表现文明的特点，这就是它尊重和鼓励人类的高级心理活动——智力的、科学的和艺术的成就——它在人类的生活中组成了观念的主要部分。而这些观念当中首要的是宗教体系，我在别的地方曾努力想使宗教体系的复杂结构明显地表露出来。3294其次是哲学的推测；最后，可以称之为人的“理想”——他可能形成的一个人，一个民族和整个人类的尽善尽美的观念，以及它在这些观念基础上所提出的要求。它的这些创造并不是相互独立的；相反，它们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这就使描述它们的企图复杂化了，也使追溯其心理衍生物变得困难了；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一般的假设来假定，在人类一切活动背后的动机是奋力追求有用和产生快乐这两个相互融合的目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对我们在此讨论的文明的那些表现来说，这也是真实的，虽然只有在科学和美学活动中才能明显地认为这是真实的。但是，毫无疑问，其他活动也和人类的某些强烈的需要相一致——或许也和只有在少数民族中才发展起来的那些需要相一致。我们曾对有关任何特定宗教的或哲学体系的价值，或这些理想的价值做过判断，但却不容许被我们自己的判断引入歧途；不管我们是想在它们当中发现人类精神的最高成就，还是我们痛惜把它们作为一些谬误，我们必须承认，在它们存在的地方，特别是在它们备受推崇的地方，就可证明那里有一个高度的文明。

我们现在必须考虑这个有待于做出评价的、最后的、当然绝不是最不重要的文明的独特特征：这就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的社会关系得以调节的方式，——这些关系影响一个人和他有关的人如邻居，帮助他的人、异性对象、家庭成员或国家的成员等等关系。在这个问题上特别难以保持不偏不倚于任何理想的要求，和明确确定在这里一般意义上的文明是什么。或许我们可以首先声明，试图调节这些社会关系的初步尝试已经包含在文明的基本成分中了。假如没有做出这样的尝试，这些关系就会依附于个人的意愿：就是说，体魄最健壮的人就会按照他自己的利益和本能冲动来决定事情。如果这个健壮的人遇到另一个比他更健壮的人，情况仍会保持不变。当许多人联合起来在力量上超过了任何个人，并且保持这种联合以对付一切个别的人时，人类在社会团体中的共同生活才成为可能。于是，这个联合体的力量就被作为“权力”（right）用来反对任何被谴责为“蛮力”（brute force）的个人的力量。用联合体的力量来取代个人的力量是向文明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它的实质在于，团体的成员对每个人可能得到的满足加以限制，而个人还没有认识到这种限制。因此，文明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公正——就是说，保证使一项法律一旦制定，就不会为任何个人的利益而遭到破坏。并不是说这种法律有什么道德价值。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似乎倾向于确保法律将不再代表任何小团体的意志——种姓、部落、人口阶层或种族群落——这种小团体的行为可以像一个掠夺成性的人，扑向其他或许人数更多的这种群体。而最后的结果就会是建立一种法律，这是通过牺牲自己的某些欲望而对此做出贡献的所有的人的法律，是能够联合起来的所有的人的法律——除了那些不能进入某一联合体的人之外——这种法律不使一个人任凭蛮力的摆布——当然还是有同样的例外。

个人的自由并不是文明带来的一个好处。在任何文明产生之前，个人具有最大的自由，虽然在那时个人的自由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还确实没什么价值，因为个人几乎不能保护这种自由。自由经过文明的发展而受到限制，公正往往要求把这些限制施加于每一个人。在一个人类团体中感觉到的那种对自由的渴望，可能是对某些现存不公正的一种反抗，因而可以证明，它有利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并且和这种发展保持一致。但是，对自由的渴望也可以在人格的原始本质的残余中找到它的起源，虽然在那里人格还没有受到文明的影响，这样，渴望自由就成了和文明对抗的一个根源。因此，渴求自由既指向文明的特定要求或形式，也指向文明本身。看来任何一种影响都不能把人性变成蚂蚁的性质。毫无疑问，他将随时用他对个人自由的要求来抵御群体的意志。人类斗争的很大一部分都围绕着这个中心任务，即在个人的这种要求和文明社会的要求之间找到某种便利的——能带来幸福的解决方法；这种解决方法能否以某种特定的文明形式来达到，或者是否将证明这种冲突是不可调和的，这是涉及人类命运的问题之一。

通过承认共同的感受是我们的思想指导，用来确定人类生活的哪些特征应被视为文明的，我们便获得了文明所展示的宏伟蓝图的一个清晰的印象。但是确实，迄今我们所发现的一切没有一个不是众所周知的。同时，我们小心翼翼地防备使自己接受这种偏见，即文明就是成为完善的同义词，就是人类注定要借以达到完善的道路。但是，现在有一个观点必须考虑，这个观点可能会导致另一个方向。对我们来说文明的发展似乎是人类所经历的一种特殊过程，它的几个方面我们都很熟悉。我们可以根据它在我们所熟悉的人类本能倾向上所产生的变化来描述这个过程的特点，满足它就是我们的生活所要实现的实际任务。这些本能中有一些似乎已被耗尽了，所以出现了某些取代它们的东西，在一个人身上我们就称之为性格特质（character-trait）。这个过程最著名的例子是在儿童的肛欲（anal erotism）方面发现的。儿童对排泄功能，对排泄器官及其排泄物的最初兴趣，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变成了一些我们所熟知的特质——节俭、有秩序和清洁感——这些特质在儿童看来是有价值的和受欢迎的。但是，这些特质也可以得到加强，直到它们明显地支配着人格和产生我们所谓的肛门性格（anal character）。这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关于这个结论的正确性则是毫无疑问的。3295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秩序和清洁主要是文明的要求，虽然它们的必要性对生存来说并不特别明显，把它们作为快乐的根源也同样不合适。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定会第一次对文明发展过程和一个人的力比多发展过程之间的相似性感到震惊。必须使其他本能（肛欲除外）改变它们得以满足的条件，沿着另外的道路去实现该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过程和我们如此熟知的（本能目的的）升华作用（sublimation）是一致的，但有时又是可能会与升华作用区分开来的。本能的升华作用是文明发展的一个特别显著的特点；就是使高级心理活动即科学的、艺术的和意识形态的活动能在文明的生活中起如此重要作用的东西。如果一个人想服从某种第一印象，他会说，升华作用完全是文明强加于本能的一种变化。但是最好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第三3296，也是最后一点，这似乎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能无视文明在本能克制（renunciation of instinct）的基础上得以建立起来的程度，也不能无视文明可在多大程度上预测强大的本能要求的不满足程度[通过压制（suppression）、压抑或别的什么手段？]，这种“文化的挫折”支配着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整个领域。我们已经知道，它是一切文明都必须反对的那种敌意的原因，它也将给我们的科学研究提出严肃的要求；我们在这里要做大量的解释。难以理解的是，怎么能使本能得不到满足呢？再说，这样做也绝不是没有危险的；假如这种剥夺没有得到经济上的补偿，一定会使人产生严重的紊乱。

但是，如果我们想知道人们对我们的下述观点做何评价，即和个体的正常成熟相比，文明的发展是一个特殊的过程，那么，我们就必须着手解决另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提出这个新的问题：文明的发展把它的起源归因于什么样的影响，文明是怎样产生的，是什么决定了文明的进程？3297

第四章

这个任务似乎太繁重了；而且在面对这一任务时人们一定会感到胆怯。以下是我所能得出的对这个任务的一点推测。

当原始人发现，靠劳动来改善他的命运，确实在于他自己的把握，对他来说，另一个人是和他一起工作，还是与他作对就不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了。另一个人认识到，成为他的劳动伙伴的价值，和他一起生活是有用的。甚至更早些，在史前的类人猿时期，人类已有组成家庭的习惯：他的最初帮手可能是他的家庭成员。人们可以假设，家庭的建立以某种方式和这一时期联系着，即满足生殖的需要不再像一个偶然来访的客人那样突然出现，然后又悄然而逝，长期杳无音信，而是作为一个永久的房客而安顿下来。此时，男人获得了使女人，或者更概括地说，使他的性对象留在他的身边的动机；而女人则不想和她的孱弱无助的孩子分开，为了孩子们的利益，也只好留在一个强壮的男人身旁。3298在这个原始的家庭里，仍然缺少文明的一个基本特点；作为这个家庭的首领，父亲的意志是不受限制的。我已经在《图腾与禁忌》（1912～1913）3299一书中努力说明了，这种方式是怎样从这种家庭生活发展到后来的以兄弟团伙的形式集体存在的阶段。通过制服他们的父亲，儿子们发现，几个人联合起来比一个人更强大。文明的图腾阶段是在这些限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就是说，为了维护这个新的事态的存在，这些儿子们只好互相利用。对这些禁忌的遵守则是第一种“权利”或“法律”3300。因此，人类的集体生活都有一个双重的基础，这就是由外界需要所导致的强迫工作，以及爱的权力，使男人把他的性对象——女人——保留在他的身边，并且使女人把从她身上分离开来的一部分——她的孩子——保留在她的身边。爱欲（Eros）和需要（Ananke）也变成了人类文明之母。文明的第一个结果是，甚至相当多的人现在能够共同地生活在一起了。既然这两大权利在这里共同合作，人们就可期望，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一定会顺利地使人类更好地控制外部世界，也能更多地增加共同承担生活重任的人数。同样不容易理解的是，这种文明究竟是怎样通过使群体成员幸福，而又被那些享受这种文明的人感觉到的呢？

在我们进一步询问障碍究竟来自何处之前，我们将使自己离开这个观点，即爱是文明的创始者，这种认识可作为填补我们以前的讨论所遗留下来的一个空白[第82页]的一个借口。我们曾经说过，一个人发现，性欲的（生殖的）爱给他提供了最大的满足，这样，这种爱实际上就成了他的一切幸福的一个原型，人们一定会在他的一生中继续沿着这条性关系的道路去寻求他的幸福，使这种生殖器的性兴奋成为他的生活的中心点。我们还曾说过，在这样做时，他便使自己以某种最危险的方式依赖于一部分外部世界，也就是依赖于他对恋爱对象的选择；假如他遭到拒绝，或者由于死亡或背叛而失去了它，就会使他陷于最痛苦的境地。因此，各个时代的明智之士都曾最严厉地告诫我们，不要采取这种生活方式；但是，尽管如此，对很多人来说，这种生活方式还保留着它的吸引力。

不过，少数人由于他们的组成而能够沿着这条爱情的道路找到幸福；但是，在实现这种可能之前，在爱的功能方面要发生深远的心理变化是必要的。这些人通过把自己高度评价的被爱改变为爱别人，从而使自己不依赖于其对象的默认，他们不使自己的爱指向个别的对象，而是同样地指向一切人，从而保护自己以免失去这种爱的对象，他们通过离开爱的性目的，和把本能变成一种有制约目的的冲动，来避免生殖器爱的不确定性和失望。他们通过这个过程在自身所引起的这种状态，一种不能变化的、不偏离的、敏感的态度，而和生殖器爱的这种激烈的变化几乎没有外部相似之处，不过这种状态倒是从这里派生的。看来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St.Francis of Assisi）在用爱这种方法来产生幸福的内在情感方面比任何人走得都远；另外，我们认为，这种使快乐原则得以实现的方法特点，事实上以多种方式和宗教联系着；它们之间的联系可能位于心理的那些遥远偏僻的地方，在这些地方自我和对象之间的区分，以及各个对象之间的区分成为无所谓的事。从一种道德观来看，它的较深的动机以后将变得清楚起来，这种对人类和对世界的一种博爱的倾向，一般被认为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级的心理状态。即使在这个讨论的早期阶段，我仍将提出针对这个观点我们所必须提出的两个主要的反对意见。既然爱对它的对象并不公正，那么，一种不加分辨的爱在我看来就失去了它自身的某些价值。其次，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值得爱的。

创立了家庭的爱仍然在文明中以两种形式保留着它的威力；在爱的最初形式中，它并未放弃直接的性满足，而在爱的变更了的形式中，即感情受目的制约，则影响了我们的文明。正是以这两种形式，爱执行着它的把为数众多的男女互相结合起来的任务。这样做比通过共同工作的利益所能达到的爱更强烈。爱情这个词在语言使用上的随便和未分化的方式有其发生学上的道理。一般的用途是，生殖的欲望使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组成一个家庭，人们把这种关系称为爱；但是，在一个家庭的父母和子女之间，兄弟和姐妹之间的积极的情感态度也称为爱，虽然在我4们看来，应该把这种关系描述为“受目的制约的爱”或“慈爱”。这种受目的制约的爱最初确实是完全的性爱，在人的潜意识中仍然如此。性爱和受目的制约的爱这两种形式都超出了家庭的爱，和以前曾是陌生人的别人产生了新的结合。生殖的爱导致了新家庭的建立，朝向友谊的受目的制约的爱在文化立场上看是有价值的，因为这种爱并没有那么多生殖爱的限制——例如，它的排外性。但是，爱和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失去了它们的不明确性。一方面，爱反对文明的利益，另一方面，文明用难以忍受的限制来威胁爱。

它们之间的这种分裂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其原因却不是可以直接认识到的。它首先表现为家庭和个人所属的大团体之间的一种冲突。我们已经发现，文明的主要努力之一是使人们结合成更大的统一体。但是，家庭不会抛弃每一个个体。家庭成员之间联系得越紧密，他们就往往和别人越疏远，实际上他们就难进入更广泛的生活圈。那种共同生活的方式在种系发生上一般说来比较古老，而且是儿童时代唯一的方法，这种生活方式对以后要取代它的文化生活方式表示抵抗。和家庭分离成为每一个年轻人所面临的任务，社会常用青春期仪式来帮助他完成这个任务。我们获得了这种印象，即这些困难是所有心理发展过程所固有的——实际上也是所有器官发展所固有的。

另一种不和睦是由女人引起的，她们很快就和文明倾向对立起来，并四处散布她们的阻碍和起限制作用的影响——这些女人最初曾用她们的爱的要求奠定了文明的基础。女人代表家庭的利益和性生活的利益。建设文明的工作越来越成为男人的事，男人们面临着更艰难的任务，迫使他们把本能升华，这是女人所无法做到的。既然男人没有可供他支配的无限数量的心理能量，他就必须通过最有利地分配他的力比多来完成他的任务。男人在很大程度上把用于文明目的的东西从女人和他的性生活里撤出来；他和其他男人的不断联系及其对这种联系的依赖，甚至使他疏远了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女人们发现，自己被文明的要求逼入这样的背景中，因而对文明采取了一种敌视的态度。

限制性生活的文明倾向和扩展其文化联合体的其他倾向一样明显。即使在文明的最早期阶段即图腾崇拜阶段，也伴随着禁止乱伦的对象选择，这或许是人类性生活在各个时代所经历过的最严重的创伤。禁忌、法律和风俗习惯给性生活加上了更多的限制，这些限制既对男人有影响，又对女人有影响。各类文明所产生的这种影响在程度上并不一样；社会组织的经济结构也影响着保留下来的性自由的分量。我们已经知道，文明在进行限制时服从实际需要的法则，因为它通过把心理能量从性欲中撤出来，而获得了用于自己的目的的很大一部分心理能量。文明对性欲的表现在这一方面就像一个已经取得了优势，并把其他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的民族或人类的某个阶层一样。于是，害怕被压迫者的反抗就驱使他实行更严厉的预防措施。这种发展类型中的一个高峰时期已在我们的西欧文明中达到了。从心理学上讲，首先，指出儿童有任何表现形式的性生活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如果这种背景没有在童年时期就为此做好准备，那就根本不可能控制成人的性欲望。但文明社会没有任何理由竟然走到这样的极端，就是说，实际上否认存在着这些不仅可以证明，而且确实令人吃惊的现象。就性成熟的个体而言，对象选择更进一步缩小到异性，大多数非生殖形式的满足作为性反常行为而受到禁止。在这些禁律中的标准是，每一个人都只有一种性生活；这些禁律的要求并不重视个人在性组成上的不一致，无论它们是天生的还是后天获得的；它从性的快乐中切除了一大块，因而成为严重的非正义行为的一个原因。这些限制性措施的作用可能是使那些正常的——在体质上无缺陷的——人的一切性兴趣不受损失地进入为它敞开的通道。但是，唯一没有这样受到谴责的发泄感情的方法，即异性生殖的爱，却受到了坚持合法性和一夫一妻制这些障碍的进一步限制。现代文明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性关系只有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最后的持久结合基础上才是容许的；性欲作为一种为自己寻求快乐的根源，是文明所不能接受的；文明的意图只是把性欲作为使人类种族繁衍的迄今还无法替代的手段来忍受的。

当然，这是一种极端情况，大家都知道，已经证明这些限制是不能付诸实施的，甚至短期的也不行。只有弱者才屈从于对他们性自由的这种广泛的侵犯，强者的本性只有在补偿的条件下才能这样做，这个问题以后还会提到。3301文明社会已经发现自己被迫默默地放过许多犯罪行为，根据社会本身的法律，这些犯罪行为是应该受到惩罚的。但是，我们一定不要犯相反的错误，并且假定，因为犯罪行为没有达到它的目的所要达到的一切，它对社会的这种态度就是完全无害的。不管怎么说，文明人的性生活是受到严重损害的；有时还造成一种印象，即作为一种功能它正处于萎缩过程，就像作为器官的牙齿和头发一样。人们这样假定可能是正确的，作为快感的一个根源，作为实现人生目的一种手段，性欲的重要性已被感觉到减少了。3302有时候，人们似乎发觉，不仅文明的压力，就是性功能本身的实质里也有某种东西拒绝使我们得到满足，并且驱使我们沿着其他的道路走下去。这可能是一个错误；要确定它是很困难的。3303

第五章

精神分析的研究已经向我们表明，正是性生活方面的这些挫折对我们称为神经症患者的人来说是特别难以容忍的。这些神经症患者在他们症状里为自己创造了替代性的满足，但是，这些满足既使他们感到痛苦，又由于在他们和他们所属的环境及社会的普遍关系中所造成的困难，而使这些满足成为痛苦的原因。对后一个事实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前一个事实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除了牺牲性的满足之外，文明还要求做出其他的牺牲。

我们已经把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的困难看作是全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困难，我们已经把它追溯到力比多的惰性（inertia），和文明对于放弃一个旧观点而赞同一个新观点的不满。3304假如我们说，文明和性欲之间的冲突是由这种情况引起的，就是说，性爱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第三者只能是多余的和碍事的，而文明是建立在一大群人之间的关系上的，那么，我们说的就几乎是一回事。当一种爱情关系处在高峰时期时，它对周围世界就会丝毫不感兴趣；这一对恋人自己就足够了，甚至连一般说来能使他们感到幸福的孩子也不需要。在其他情况下，爱欲绝不会这样显然地背弃它的存在的内核，背弃它从许多人当中挑选出一个人来的目的；但是，当他以众所周知的方式，通过两个人之间的爱达到这一目的的时候，他就不愿意继续往前走了。

由此，我们可以很好地假定，一个文明的社会可以由诸如此类的成对的个体组成，他们通过相互之间的力比多满足，通过工作和共同的利益而和其他所有的人相互联系起来。假如真是这样的话，文明就不需要从性欲中撤回能量了。但是，这种称心如意的事情并不存在，也从来没有存在过，现实向我们表明，文明对我们迄今所允许的这些联系并不满意；我们发现，文明也力图用力比多的方式把社会的成员互相结合起来，为了这一目的，它利用了一切手段。它酷爱每一种途径，通过这些手段和途径，强大的认同作用（identification）就能在社会成员中确立起来，为了用成员之间友谊的关系去加强社会团体的结合力，文明急需大量的受目的制约的力比多。要达到这些目的，就不可避免地要对性生活加以限制。但是，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必要迫使文明走这条路，并且使它对性欲进行抵抗。一定有我们尚未发现的某种干扰因素。

我们可以在文明社会的一个所谓的理想发现中找到线索。3305这个要求是：“你应该爱邻如爱己。”这个要求是举世闻名的，毫无疑问比基督教更早，基督教认为这是它所提出的最自豪的要求。但是，它当然还不是非常古老；即使在历史的各个时代中人们对此也十分陌生。我们将对这个要求采取一种天真的态度，好像我们是首次听说它似的。这时，我们发现自己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惊讶感，好像对某种不自然的东西感到惊讶一样。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但是，首先我们将怎样达到这个要求呢？这是怎样做到的呢？我的爱对我来说似乎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我不应该毫不思考地把它抛弃。爱把责任加在我的身上，我必须准备做出牺牲来实现我的爱。假如我爱上某个人，这个人必须要以某种方式值得我爱（现在我不考虑这个人对我的用处，以及作为一个性对象他对我可能具有的意义，因为就爱我的邻居这个指令而言，我们之间的这两种关系都没有实际重要性。）假如他能在某些重要方面和我如此相像，以至于我能在爱他时爱我自己的话，他就是值得爱的；假如他比我完善得多，以至于我能在爱他时也爱我自己的理想的话，他就是值得爱的。再者，假如他是我的朋友的儿子，我就一定会爱他，因为假如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我的朋友将感觉到痛苦就会是我的痛苦——我应该分担他的痛苦。但是，假如这个人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人，并且不能用他自己所具有的任何价值，和他已经在我的情感生活中获得的任何意义来吸引我的话，那就很难使我爱他了。的确，我这样做的话，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因为我的爱被所有那些我所爱的人评价为我偏爱他们的一种标记，假如我把一个陌生的人放在了和他们一起的水平上，对他们来说是不公正的。但是，如果我要去爱他（用那种博爱），只是因为他也是这个地球上的一个公民，就像一个昆虫，一条蚯蚓或一条青草蛇那样，那么，我担心他只能分享少量的我的爱——根据我的推理判断，我将不可能给他那么多应该为我自己保留的爱。假如实现这个格言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可取之处，那么，这样严肃颁布的命令又有什么意义呢？

当我更仔细地察看时，我还发现了更多的困难。这个陌生人不仅总的说来不值得爱，而且老实说，我必须承认，这个陌生人对我抱有更多的敌意，甚至对我产生仇恨。他对我似乎没有丝毫爱的迹象，对我根本不予考虑。假如能给他带来什么好处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伤害我，甚至从不扪心自问，他由此而获得的好处占他对我造成的伤害程度的多大比例。更有甚者，他甚至无需从中获得任何好处：假如他能够从中得到任何这种欲望的满足，他就会不顾一切地嘲笑我，侮辱我，诽谤我，向我显示他的威力；他越是觉得自己安全，我就越孤立无助，就会越肯定地预料他会对我采取这种行动。如果他用不同的方式对待我，如果他考虑到我，不骚扰我的话，我就会在没有上述戒律的任何情况下，愿意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的确，如果这条庄严的圣训这样说：“爱你的邻居就像他爱你自己一样。”我就不会反对了。还有第二条圣训对我来说似乎就更不可理解了，并且会引起我更强烈的反对。这个圣训是：“爱你的敌人吧。”但是，当我仔细考虑这条命令时，我发现我错误地把它看作是更大的欺骗。说到底它和上述格言是一回事。3306

我认为，现在我能听见一个威严的声音严肃地告诫我：“正因为你的邻居不值得爱，而且，相反地他是你的敌人，所以，你才应该爱他如爱己。”于是我懂得了这种情况就像“我相信它，因为它是不合理的”（Credo quia absurdum）3307一样。

现在，很有可能的是，当我的邻居受命像爱他自己那样爱我的时候，他的回答和我的回答完全一样，并且为了同样的理由而拒绝我。我希望他没有这样做的客观基础，但是，他也会有和我一样的想法。即使如此，人的行为也会表现出很多差异，伦理学不顾这些差异被确定的事实，就区分出“善”和“恶”。只要这些不可否认的差异还没有被取消，对高级的道德标准的遵奉就会变成对文明目的的一种背叛，因为它直接奖励了邪恶。这一定会使人想起在法国议会里讨论死刑时发生的一件事：一个热情支持废除死刑的议员的发言正受到鼓掌欢迎和热烈喝彩时，突然从大厅的后座上发出一个声音：“让杀人犯们开始行动吧！”

所有这一切背后的真理就是——这是人们如此渴望否定的——人类并不是期望得到爱情的文雅的、友好的生物，如果人受到攻击，至多只能来防卫自己。相反，他们是这样一种生物，必须把他们具有的强有力的攻击性看作是他们的本能天赋的一部分。结果是，他们的邻居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个可能有帮助的人或性对象，而且是满足人类对他实施攻击的一个诱惑物，无报酬地剥削他的工作能量，未经他的同意就把他用于性生活，夺取他的财产，羞辱他，使他痛苦，折磨他并杀害他。“对人来说，人就是狼”（Homo homini lupus）3308，在面对他自己的生活中和历史上所有这些经验时，谁还有勇气对此表示质疑呢？通常，这种攻击性的残忍就在于等待某种挑衅，或使自己服务于某些其他目的，这些目的也可以用温和的方法来达到。在有利于攻击的情况下，当那些平常抑制它的心理上的反抗力量停止活动时，这种攻击性就会自发地表现出来，揭露人是野兽，这是和他们自己的思想不相容的。任何人只要一想起在种族大迁徙时期的暴行，匈奴人的侵略暴行，或在成吉思汗和铁木耳统治下的所谓蒙古人的暴行，虔诚的十字军东侵对耶路撒冷的劫掠，甚至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人们回想起这些事情，将不得不在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的真理面前恭顺地低下他的头。

这种攻击性倾向的存在可以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发现，我们还能正确地假定在别人身上也有，这就是干扰我们同邻居的关系，迫使文明必须施行很高的（能量）消耗的那个因素。由于人与人之间这种原始的相互敌意，文明社会不断地受到分裂的威胁。他们在共同工作中的利益不会使他们结合到一起来；本能的热情比理性的兴趣更强烈。为了建立能限制人的攻击性本能的屏障和用心理上的反相作用（reaction formation）来控制它们的表现，文明就必须召唤一切可能的力量。因此，这样一来，这些方法的使用旨在激起人们产生认同和受目的制约的爱的关系，此后又会对性生活加以限制，再以后还有它的爱邻犹如爱己的理想的圣训——这个根据下述事实来看是合理的，即没有什么东西能和人类的原始天性如此完全不一致。虽然文明竭尽全力，但它的这种努力迄今并没有获得很多结果。文明期望有权对罪犯使用暴力来防止这种最残暴的行径，但是法律却不能控制这种更谨慎、更精巧的表现形式，人类的攻击性就是用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现在是时候了，我们每个人必须放弃这种虚幻期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曾把这种期待看作我们的同伴，我们认识到，在生活中文明以其邪恶的意志给我们造成了多么大的困难和痛苦。同时，指责文明并试图消除人类活动中的一切冲突和竞争是不公正的。这些冲突和竞争毫无疑问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立并不一定就是敌意，只不过它可能被误用来为敌意制造一个机会。

共产主义者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把我们从这种邪恶中解救出来的道路。他们认为，人对他的邻居是十分善良和友好的，但是，私有财产制度腐蚀了人的本性。私人财产的占有使个人有了权利，并且从此以后这种权利就诱使他去恶待他的邻居；从占有财产中被驱逐出去的人一定会采用敌意的造反来反抗压迫者。如果把私有财产制废除了，一切财富为人类所共有，大家都能分享到享有财产的快乐，敌意和仇恨就会在人类中消失。既然每个人的需要都会得到满足，谁也没有理由把别人看作是自己的敌人；大家就会自愿地从事必要的工作。我并不关心对共产主义体系的任何实际的批评；我无法探究是否放弃私有财产就是有利的和正确的。3309但是，我能认识到，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共产主义体系是建立在一种站不住脚的幻觉基础上的。通过废除私有财产，我们就剥夺了作为其工具之一的人类的攻击性之爱，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强烈的爱，尽管这肯定不是最强烈的爱；但是，我们丝毫也不会改变个人在能力和影响上的差异，这些能力和影响是被攻击性所滥用的，它也绝不会改变其天性中的任何东西。攻击性不是由财产创造的；它在原始时代几乎毫无限制地占据统治地位，那时能占有的东西还是极其贫乏的；当财产还没有放弃它最初的肛门形式之前，攻击性就在它的苗圃里表现出来了。它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感情和爱情关系的基础（可能只有母亲和她的儿子的关系是个例外）。3310如果我们放弃个人的财产权，而在性关系中仍然保留着特权，这就一定会在其他方面都平等的男女之间引起最强烈的仇恨和最粗暴的敌意。让我们假设这也被生活中实行完全的自由所消除了，这样，家庭这个文明社会的生殖细胞就不复存在了；确实，人们将无法预测文明因此而得到发展的新道路，但是，有一件事是人们一定会期望的，那就是，人类本性的不可消除的特点将会随波逐流地到达那里。

显而易见，要使人们放弃这种攻击性倾向的满足是很不容易的。当剥夺了对攻击性倾向的满足时，他们就会不自在。在较小的文化团体中有一个不可小视的好处，由此，攻击性本能就能以敌视入侵者的形式找到发泄这种本能的方法。只要还有一些人留下来成为攻击性表现的对象，那么，要联合起相当多的人去互相爱戴就总是有可能的。我曾讨论过下述现象，即那些领土毗连和在其他方面关系密切的民族总是长期不和睦和互相嘲弄——例如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北部德国人和南部德国人，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等等。3311我称之为“小差异的自恋”，对此无需做解释。现在我们能够发现，对攻击性倾向来说，这是一种方便的和相对无害的满足形式，借助于此，一个群体的成员中实行心理亲和就比较容易了。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已经在这方面提供了服务，这种服务应该受到他们居住国的文明发展的承认；但是，不幸的是，并非中世纪对犹太人的一切大屠杀都足以为他们基督教的同时代人带来和平和安全。一旦使徒保罗主张把人们之间普遍的爱作为他的基督教社会的基础，在基督教里不可避免的结果就会是，对基督教以外的所有人表示最大的不容忍：罗马人没有把他们的国家建立在爱的基础上，他们一定缺乏宗教的容忍性，虽然宗教是国家的事，而国家则充斥着宗教。这也不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一事，德国人统治世界的梦想竟然需要把反犹太主义作为它的补充；试图在俄国建立一种新的共产主义式的文明在迫害资产阶级方面找到心理学上的支持，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但是，人们只是关切地想知道，当苏维埃完全消灭了资产阶级之后，他们将怎么办呢？

如果文明要求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不仅有人的性欲的牺牲，而且有人类攻击性倾向的牺牲，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在这种文明中人类这么难以感觉到幸福。实际上，在这方面原始人的境况更好些，因为原始人根本就不知道对其本能的任何限制。作为一种抵偿，原始人对于长期享受这种幸福的期待是非常轻微的。文明社会的人已经把他的一部分有可能得到的幸福变成了安全的一部分。然而，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在原始的家庭里，只有一家之长才能享有这种本能的自由；其他的成员则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因此，在享有文明之好处的少数人和被掠夺了这些好处的多数人之间的对立，在文明的原始时期就达到了最尖锐的对立。至于现代的存在着的原始民族，认真的调查研究已经揭示，他们的本能生活绝不会因它的自由而受到妒忌。而是容易受到一种不同类别的、但或许比附加到现代文明人身上的约束更加严格的限制。

当我们公正地发现，我们目前的文明状态的错误如此不适当地满足着我们对生活计划的要求，使我们生活得更幸福的那些要求，而且使我们遭受了许多本来能够避免的痛苦——在我们尽全力用我们严厉的批评来揭示其不完善的根源时，我们毫无疑问地是在行使正当的权利，而不是表明我们是文明的敌人。我们可能期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文明将发生变化，文明将更好地满足我们的需要，并且再也不愿意受到我们的指责。但是，或许我们也已经熟悉了这个观点，在文明的本性里有一些内在的困难，它不会屈从于任何改革的力量。除了有责任对我们的本能加以限制之外，（这是我们已为之做好准备的，我们还受到一种危险状态的威胁，我们可以称之为“群体心理匮乏”3312）。社会亲合力主要是由社会成员相互间的认同作用组成的，而领导者中的个体却没有获得他们在群体形成过程中应该获得的重要作用时，这种危险是最具有威胁性的。3313美国目前的文明状态提供了研究文明的这种有害作用的一个良好的机会，我们有理由对此感到担心。但是，我将避免陷入对美国文明进行批评的这种诱惑；我并不想给人们留下这种印象，即我会亲自使用美国的方法。

第六章

在我以前的任何作品中，从来没有像我现在这么强烈地感受到，我所描述的竟然都是些常识，为了说明那些本身就很明显的东西，我浪费了纸张和笔墨，在一定的时候还浪费了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的劳动和材料。为了这个理由，如果出现这样的事，就是说，如果承认有一个特殊的、独立的攻击性本能，它能够使精神分析的本能理论发生改变，那么，我将非常高兴地采纳这个观点。

但是，我们将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这样做只不过使问题更集中罢了，这是一个我们很久以前就致力于得出的思想转变，以及对这种转变的后果进行探究罢了。在全部的逐渐地发展起来的精神分析理论中，本能理论是在比它的任何其他部分更困难的情况下向前摸索着发展的。3314但是，这种理论对整个结构来说仍然是这样必不可少，以至于必须使它拥有自己的位置。当我一开始还十分困惑不解的时候，我曾把诗人和哲学家席勒（Schiller）的格言，“饥饿和爱情推动了世界前进”3315，作为我的出发点，饥饿代表那些旨在保存个体的本能；而爱情代表追求对象：它的主要功能在各个方面都受到自然的宠爱，那就是保存种族。这样从一开始就在自我本能和对象本能之间形成了对比。这是表示后者的本能能量，而且仅仅是对后一种本能，我才引进了“力比多”3316一词；这样，在自我本能和指向其一对象的（广义的）爱3317的“力比多”本能之间形成了一种对立。这些对象本能之一，即施虐的本能，当然和其他本能不一样，确实，它的目的是这样令人讨厌。另外，它在某些方面和自我本能有着明显的联系；它和没有任何力比多目的的控制本能有近亲关系是无法隐瞒的。但这些矛盾却是可以克服的；虽然，施虐狂毕竟是性生活的一部分，在性生活活动中，残暴的游戏能够取代爱的感情。神经症被看作是自我保存的利益和力比多的要求之间某种斗争的结果，这是一场自我获得了最后胜利的斗争，但却是以极大的痛苦和本能克制为代价的。

每个精神分析家都将承认，这种观点就是现在听起来也不像是一种早就被认为是错误的东西。但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是从被压抑的力量进展到压抑的力量，从对象本能进展到自我，所以还要做一些基本的改动。这种发展的决定性的一步是引进了自恋（narcissism）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发现力比多把精力贯注于自我本身，自我确实是力比多的原初住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力比多的永久指挥部。3318这个自恋力比多转向了对象，因而成了对象力比多；而且它还能再变回到自恋力比多。自恋概念使人能够对创伤性神经症，和许多介于精神病边缘的疾病，也包括精神病本身得出一种精神分析的理解。没有必要放弃这种解释，即移情性神经症（transference neurosis）是自我对性欲加以防范所采取的一些尝试；但是力比多概念却遇到了危险。既然自我本能也是力比多的，那么，力比多就应该和本能的能量大体上保持一致，这似乎是一度不可避免的，就像荣格（C.G.Jung）以前所倡导的那样。但是，我仍然保留着一种确信，我对此虽然还提不出什么理由，但我确信，本能不可能都是同样性质的。当强迫性重复动作和本能生活的保守性第一次引起我的注意时，我就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一书中采取了另一种措施。从推测关于生命起源和类似于生物的物种起源开始，我得出了这个结论，除了保存有机物和把它结合到更大单位中去的本能之外。3319一定还存在着另一个与它相对立的本能，这个本能总想分解这些单位，并且使它们恢复其原始的无机物状态。这就是说，除了爱欲之外，还有一个死的本能（instinct of death）。这样，生命现象就能从这两个本能的同时存在及其相互抵抗活动中得到解释。但是，要证明这个假设的死的本能的活动却是不容易的。爱欲的表现就够引人注目和闹哄哄的了；人们可以假设，死的本能在趋向死亡的有机体之内默默地工作着，但是，这当然不足为证。部分本能指向了外部世界，然后作为一种攻击性和破坏性本能而表现出来，这个观点又使我们前进了一步。这个本能自身将会以这种方式强行为爱欲服务，在这个过程中，有机体将毁灭一些其他的事物，不论是生物还是有机物，而不是毁灭它自己的自性。相反，限制对外毁灭将必定会加强自我毁灭的作用，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在发生的。同时，从这个例子里，人们可以推测，这两种本能很少——或者绝不会——相互独立地出现，而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大不相同的比例互相混合着，使我们的判断认不出这两种本能来。我们早就知道，施虐狂是一种合成的性本能，它是代表破坏本能和爱的冲动的一种特别强烈的混合；而它的反面受虐狂，则是性欲和指向内部的破坏性之间的一种混合——由于这种混合的缘故。那些原本察觉不到的破坏性倾向就成了直接显而易见和可以感觉到的了。

认为存在着一种死的本能或者破坏本能的假设就是在精神分析领域内也引起了反对；我知道有一股经常表现出来的倾向，要把爱中的那些危险的和对立的东西完全归咎于它自身本性中的一种最初的两极性。我在这里提出的概念只是我最初尝试性地提出来的。3320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概念已经征服了我，使我再也不能以其他任何方式来思考了。在我看来，这些概念在理论上比我们所能用的任何其他概念都丰富得多；这些概念为我们提供了那种简化的形式，既没有忽视，也没有粗暴地对待那些我们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奋力以求的事实。我知道，在施虐狂和受虐狂中，我们总是看到混合着情欲的破坏本能在我们面前表现出来（指向外部和指向内部）；但是，我却怎么也不能理解，我们怎么能忽略了普遍存在的非情欲的攻击性和破坏性呢？又怎么能在我们解释生命时忽略了给它以适当的位置呢？（当然，当指向内部的破坏性倾向还没有带上情欲的色彩时，通常就不为我们所知觉。）当破坏本能的观念第一次在精神分析的文献中出现时，我还能记得我自己的防卫态度，以及我花了多长时间才接受了它。3321使我不太惊异的是，其他人业已显示了同样的抵抗，而且仍然在显示这种抵抗。因为当人们谈起人类有攻击、破坏和残忍等先天的“邪恶”倾向时，“小孩子并不喜欢听”。上帝以他自己的完美形象创造了他们；谁也不想被提醒——姑且不论基督教的一切主张——要使不可否认的邪恶的存在和上帝的无限权力及最高的善一致起来有多么难。事实上，魔鬼是对上帝进行谅解的最好发泄口；它可以像犹太人在雅利安人的理想世界里所做的那样，发挥着与经济清偿代理人同样的作用。但是，即使如此，对于魔鬼的存在和他所表现的邪恶，人们也一定会让上帝来负责。考虑到这些困难，我们每一个人都将受到忠告，在某些适当的条件下要向人类的高级道德本性致以恭顺的敬意；这将帮助我们受到普遍的爱戴，上帝会由此而在许多方面饶恕我们。3322“力比多”一词可以再次用来表示与死的本能的能量截然不同的爱欲力量的表现3323：必须承认，我们更难以掌握死的本能；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只能推测，它是在爱欲背后的一个背景中存在着的东西，我们也承认，除非它和爱欲的混合把死的本能表现出来，否则它就总是躲避着检查。正是在施虐狂中，死的本能使爱欲的目的屈从于它自己的意志，同时还完全满足性的欲望，我们才能够最清楚地洞察到死的本能的本质及其和爱欲的关系。但是，即使在最盲目的破坏性狂乱中，死的本能也表示出没有任何性的目的时，我们不能不承认，由于它使自我实现了最古老的全能的愿望，死的本能的满足就伴随着一种特别强烈的自恋的欢乐。当破坏本能得到缓和并受到控制（可以说，被限制在它的目的中）和指向对象的时候，它就被迫向自我提供其至关重要的需要的满足和控制自然的力量。既然存在死的本能的假设基本上是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的，那我们也必须承认，它不能完全抵制住理论上的反对。但是，在我们目前的知识状态下这却是我们所能了解的一切；将来的研究和思考无疑将带来更多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见解。

因此，在全部下文里，我采纳了这个观点，即攻击性倾向是人的一种原始的、自我存在的本能倾向，现在我又回到它形成了文明的最有力的障碍这个观点上来了（英文版第112页）。在这个讨论过程的某一点上（英文版第96页），我曾产生这样的观点，文明人类所经历的一个独特的过程，我们现在仍然受这个观点的影响。我可以补充一句，文明是一个服务于爱欲的过程，爱欲的目的是先把每一个人，再把每一个家庭，然后再把每一个部落、种族和国家都结合成一个大的统一体，一个人类的统一体。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并不知道；这正是爱欲的工作。3324这些人群一定在力比多上互相结合着，仅仅是需要，即共同工作的好处，还不能把他们结合在一块，但是，人类的自然的攻击本能，个人对全体的敌意和全体对个人的敌意，都反对这个文明的计划。这种攻击本能是死的本能的派生物和主要代表，死的本能是和爱欲一起被我们发现的，死的本能也分享着对世界的统治。在我看来，现在文明进化的意义对我们来说不再是一个谜。它一定要向我们展示爱欲和死亡之间，生的本能和破坏本能之间的斗争，就像它在人类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种斗争是组成一切生命的基本的东西，因此，文明的进化过程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人类为生存而做的斗争。3325我们的保姆试图用她们的天国催眠曲来平息的，正是巨人们的这场斗争！3326

第七章

为什么和我们关系密切的动物没有表现出这种文化意义上的斗争呢？我们不知道。有一些动物，如蜜蜂、蚂蚁、白蚁很有可能奋斗了几十万年才形成了我们至今仍十分赏识的那些国家制度，那种功能的分工，那种对个体施加的限制。我们目前这种状态的一个标志是，我们凭着自己的感受就知道，让我们处在动物国度的这些任何团体里，或者扮演它们授给个人的任何角色，都是不会幸福的。对其他物种来说，有可能在其环境的影响和内部相互斗争的本能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暂时的平衡，于是，发展就停止了。在原始人当中，力比多的一次新发作可能在破坏本能方面使活动能量重新迸发出来。在这里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答案。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和我们密切相关。文明是用什么方法来控制攻击性，使它变得无害，或者把它摆脱掉的呢？这些方法中有一些我们已开始了解，但对于那些看起来是最重要的方法我们却还不了解。我们可以在个体发展史中研究这种攻击性。当个体的攻击性渴望变得无害的时候，在他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是一些值得注意的，我们绝不可能猜测到的事情，但又是一些似乎非常明显的事情。他的攻击性是心力内投的（introjected），内在化的（internalized）；事实上，攻击性被送回到它所起源的地方——意即，指向了自我。在这里攻击性被一部分自我所接受，自我把自己作为一个超我（super-ego）而和自我的其他方面对立起来，现在又以良心的形式，准备对自我实行同样严厉的攻击，这样，自我就会享受到攻击别人的快乐。在严厉的超我和附属于它的自我之间的这种紧张，我们称之为罪疚感；（the sense of guilt），它作为一种惩罚的需要而表现出来。3327因此，文明通过使这种紧张减弱或者消除这种紧张，通过在他的内部建立一个机构来监视它，像一个被征服的城市里的驻军一样，从而控制了个体十分危险的攻击性欲望。

关于罪疚感的起源，精神分析学家的观点和心理学家的观点不同；即便是精神分析学家也不容易解释它。首先，当人们问起罪疚感是怎样在一个人的心里产生的时候，我们便做出一个无可争辩的回答：当人们做了某件他们知道“很坏的”事情时，他们就感觉到犯了罪（虔诚的人称之为“罪孽深重”）。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回答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或许经过一阵犹豫，我们会补充说，一个实际上还没有干坏事，但只是意识到了有干坏事倾向的人，也会认为自己犯了罪；于是，人们就会问，为什么这种倾向在这种情况下被认为是和行动等同的呢？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将会预测到，邪恶已经作为一种应受指责的、不应付诸实施的东西被认识到了。这种判断是怎样得出的呢？人们可能会拒绝这个存在着分辨善恶的一种原始的一一或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自然的——能力的建议。邪恶往往根本不会损伤或危及自我；相反，邪恶也可以是某种他所期望的并给他带来快乐的东西。显然，这里有一种外部影响在起作用；正是它决定了什么才可以称为善和恶。既然他们自己的情感不会让人沿着同一条路走下去，他们就一定会有服从这种外部影响的动机。在人们处于无助和依赖于他人时很容易发现这种动机，可以把这种动机最恰当地称为害怕失去爱。假如一个人失去了他所依赖的他人的爱，他也将丧失对许多危险的防御，首先，他将冒这个风险，就是说，这个更强壮的人将以惩罚他的形式显示出这个人的优势。因此，所谓恶的东西从一开始就是威胁要使人类丧失爱的东西；由于对这种丧失的害怕，人们就必须避免这种丧失。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是否已经干了坏事和只是企图这样干坏事的一个小小的区别；在任何这两种情况下，只有当权威已经发现了这种危险，以及将要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以同样的方式做出行为来的时候，危险才会开始。

我们称这种心理状态为“邪恶的良心”（bad conscience），但是，实际上它不应该承受此名，因为在这个阶段，罪疚感显然只是害怕失去爱，这是一种“社会的”焦虑。在小孩子身上，这绝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东西，而在许多成年人身上，也只是发生了程度上的变化而已，就是用较大的人类社会取代了父亲或者父母双亲。因此，这些人习惯上允许自己干任何坏事，使自己获得想获得的东西，只要他们肯定没有任何权威会发现它，或者使他们为此而受到责备即可；他们的焦虑就只和害怕被察觉有关。3328当前的社会必须考虑这种普遍的心理状态。

只有当这个权威通过超我的确立而发生内化时，才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时良心的现象就会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确切地说，在此之前不应该谈论良心和罪疚感。3329在这一点上，害怕被发现也就会停止活动，而且干坏事和希望干坏事之间的任何差别也会完全消失，因此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隐瞒着超我，就是思想也无法隐瞒。确实，从一种现实的观点来看，情况的真正严重性已经消失了，因为就我们所知，新的权威，超我，并没有虐待自我的动机，超我本身和自我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使已经消失的东西重新复活却常常在发生学上表现出它的影响，这样，就使事情大体上保持了最初的状况。超我用同样的恐惧感来折磨罪孽深重的自我，并且伺机使它受外部世界的惩罚。

在发展的第二阶段，良心表现出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在第一阶段并不存在，而且要说明它也是太容易的。3330因为一个人越正直，他的行为就越严厉、越不信任，因此，最后正是那些对上帝最虔诚的人3331指责自己是罪孽最深重的人。意思是说，美德丧失了它曾经允诺的某些奖励；顺从的和有节制的自我并不喜欢它的良师益友的信任，看来获得它是白花了力气。现在，有人准备对此提出反对，认为这些困难都是人为的。相对严厉的和警惕的良心正是有道德的人的标志。另外，虽然基督教徒可以宣布自己是罪人，但他们并没有什么错，鉴于他们特别容易受本能满足的诱惑——因为就我们所知，诱惑只有在长期缺乏满足的情况下才会增加，而如果有时使它们得到满足，就能至少使它们暂时地平静下来。伦理学领域里充满了问题，它向我们展示的另一个事实是厄运——外部挫折——这种厄运在超我中极大地加强了良心的力量。只要一个人事事如意，他的良心就很宽大，并允许自我做各种事情；但是，当某种灾害降临时，他就会引咎自责，承认他的罪孽，提高他的良心的标准，对自己加以节制，并用苦行来惩罚自己。3332所有的民族都是这样行动的，并且仍然一如既往。这里很容易用良心最初的幼年阶段来解释的，正如我们所见，良心在心力内投到超我之后并没有被放弃，而是和超我一起存在着，并且藏在超我的后面。命运被认为是对父母作用的替代。如果一个人遇到不幸，这就意味着他不再被这个最伟大的力量所爱；而且，由于受到了失去爱的威胁，他又一次在这个超我中的父母的代表面前俯首称臣——人们在走好运的时候曾试图对此不予理睬。当命运在严格的宗教意义上被认为是上帝意志的表现而不是别的什么的时候，这就会变得特别清楚了。以色列人相信他们自己是上帝最宠爱的孩子，当这个伟大的父亲一再地把惩罚降临到他们头上时，仍然没有动摇他们的这种信仰，或者使他们怀疑上帝的力量或公正，他们造就了自己的预言家，这些预言家向他们宣布他们的罪孽，由于他们的罪疚感，他们创造了其祭司宗教的过分严厉的戒律。3333原始人的行为竟如此大相径庭，真令人惊讶不已！如果这个原始人遭到厄运，他并不埋怨自己，而是埋怨其物恋对象，这个物恋对象显然没有对他尽到责任，而且他会痛斥物恋对象，而不是对自己施加惩罚。

这样，我们便了解了罪疚感的两个根源：一个来自对权威的恐惧，另一个则来自对超我的恐惧。对权威的恐惧迫使我们克制本能的满足；对超我的恐惧还要外加惩罚，因为保留被禁止的愿望是瞒不住超我的。我们也已经知道应该如何解释超我的严厉性——良心的要求。它只是外部权威的严厉性的延续，这是超我已经获得了成功的，并在某种程度上被取代了的。我们现在知道，本能克制是怎样和罪疚感联系起来的了。确实，最初的时候，本能克制是害怕某个外部权威的结果；一个人克制其满足就可以不失去它的爱。做了这种克制之后，就可以说，一个人脱离了权威，就没有什么罪疚感可以保留了。但是，对超我的恐惧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仅仅本能克制在这里还是不够的，因为愿望还保留着，而且无法瞒着超我，尽管已经进行了克制，罪疚感仍将被体验到，这实际上就是建立超我；或者如我们所说，是形成良心的最大的不利之处。现在本能克制不再具有完全的赦免作用，道德的限制不再保证受到爱的奖赏；受到威胁的外表的不幸——爱的丧失和外部权威给予的惩罚——已变成了一种永久的内部不幸，变成了一种罪疚感的紧张。

这些相互关系如此复杂，同时又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尽管有重复的危险，我仍将再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这些关系。这样，按年代顺序分述如下：首先，本能的克制是由于恐惧外部权威的攻击。（当然，这相当于害怕失去爱，因为爱是对这些惩罚性攻击的抵抗。）其次，是内部权威的建立，本能的克制就是由于对这个内部权威的恐惧——意即，对良心的恐惧3334。在第二种情况下，邪恶的行动和邪恶的意图是等同的；此后便产生了罪疚感和惩罚的需要。良心的攻击性继续坚持权威的攻击性。至此似乎一切都很清楚了；但是，我们在哪里才能为强化不幸（即外部强加的那种本能的克制）所产生的影响，为这个最美好、最驯服的民族所具有的格外严厉的良心找到一席位置呢？我们已经解释了良心的这两个特征，但是，我们可能仍有这种印象，即这些解释并没有触及到事情的根源，还有一些事情他们没有解释。这里终于出现了一个完全属于精神分析的观点，并且和人们通常的思维方式不同的观点。这个观点的实质使我们了解到，为什么这个主题对我们来说似乎必定是这样混乱和含糊不清。因为这个观点告诉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良心（更确切地说，是后来成为良心的焦虑）确实是本能克制的原因，但是，后来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了。于是，每一种本能克制就成了良心的一种动力的根源；每一次对本能满足的新的克制都增强了它的严酷和偏执；假如我们只能使本能克制和我们已经知道的良心的起源史更好地协调起来，我们就会倾向于维护下述矛盾的说明：良心是本能克制的结果，或者（由外部强加于我们的）本能克制产生了良心，然后，良心又要求做出更多的本能克制。

这个说明和我们以前关于良心的发生学知识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大，我们能找到一种使矛盾进一步减少的方法。为了更容易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选择攻击性本能为例，我们不妨假设，这种克制总是攻击性的克制。（当然这只是一种暂时的假设。）那么，本能克制对良心的影响就如下述：主体尚未满足的每一种攻击性冲动都被超我接收过来，从而增加了超我（对自我）的攻击性。这种说法并不完全适合于此种观点，即良心最初的攻击性应该是外部权威之严酷性的一种继续，因此和本能的克制无关。但是，如果我们假设，超我的攻击性的这个最初的一部分有一个不同的起源，那么，这种不一致就被消除了，当权威不让儿童享受其最初的，但却是最重要的满足时，一定会在儿童心中引起相当强烈的攻击性冲动，不论向他提出的这种本能剥夺可能是什么，儿童必定会被迫放弃这些报复性的攻击满足。他求助于我们所熟知的某种机制，为这种实际上非常困难的情况找到了出路，通过认同作用，他把自己同化到不会受到攻击的权威里去。现在，这个权威就变成了他的超我，并具有了一切攻击性，这种攻击性是儿童本来用于对它施行的。儿童的自我不得不使自己满足于这个权威的不幸角色——父亲——这个角色的地位已经下降了。这经常是一种最初情境的颠倒：“假如我是父亲，你是我的孩子的话，我一定会恶劣地对待你。”超我和自我之间的关系是被分化之前的自我和外部对象之间的真实关系的翻版，是被一种愿望歪曲了的翻版。这也是很典型的。但是，基本的差别在于，超我最初的严酷性并不——或者并不那么多地——代表已被从（对象）中体验到的或者归属于它的那种严酷性；相反，它代表的是一个人自己对对象的攻击性。假如这是正确的话，我们就会真正地主张，良心从一开始就通过对一种攻击性冲动的压制而形成了，随着时间的进展又被同一种新的压制所强化。

现在这两种观点哪一种更正确呢？是那个从发生学上看似乎毋庸置疑的、较早的观点呢，还是那个以如此受欢迎的方式围绕在我们的理论周围的新的观点呢？显然这两种观点都各有道理，也都有直接观察的证据。它们相互之间并不矛盾，甚至在某一点上还是一致的，因为儿童的报复性攻击将部分地由他预料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惩罚性攻击的数量所决定。然而，经验表明，一个儿童的超我所显示出的严酷性和他自己所经受到的虐待的严酷性毫无一致之处。3335超我的严酷性似乎独立于后者之外；一个受到非常宽厚对待的儿童能获得一种非常严格的良心。但是，夸大这种独立性也是错误的；我们不难使自己确信，严格的培养对儿童超我的形成也有强烈的影响。总起来说，超我的形成和良心的出现是部分地受先天的素质因素和部分地受环境影响所决定的；这是不足为怪的；相反，这是所有这类过程的一个普遍的病因条件3336。

也可以说，当一个儿童用过分强烈的攻击和过分严厉的超我来对他的最初较大的本能挫折做出反应时，他遵循着一个种系发生的模型，并准备超越这种目前看来是正确的反应；因为原始时代的父亲无疑是令人恐惧的，人们可以把最大程度的攻击性归因于他。这样，如果一个人把目光从个体的发展转向种系发生学的发展，他就会发现，良心发生学的这两种理论之间的差异将会进一步缩小。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在这两个发展过程之间出现了一个新的重要的差异。我们不能忽视这种假设，即人的罪疚感的俄狄浦斯情结中有它的起源，并且是在父亲被联合起来的弟兄们杀死时才获得的。3337那时攻击性不但没有受到压制，反而得到了实施，正是这同一种攻击行动，我们才把它在儿童中的压制看作是罪疚感的根源。现在，如果一个读者愤怒地呼喊：“那么，一个人是否杀了他的父亲不就无关紧要了吗？——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都有一种罪疚感！”在这一点上，我就不会感到惊讶了。在这里我们应该允许人们有些疑问，要么把罪疚感说成是由受压抑的攻击性引起的，这是不真实的，要么说，关于杀父亲的整个故事是个虚构，原始人的孩子杀父亲并不比现代人更经常。除此之外，假如这不是虚构，而是一段似乎可能的历史，那么，这就只能是我们都期望发生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一个人感觉犯了罪，是因为他真的做了什么不合理的事。关于这件事，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每天发生的事情，但精神分析尚未对此做出任何解释。

这倒是实情，我们必须弥补这个疏漏。对此也没有什么十分神秘的。当一个人犯了罪，并由此而产生罪疚感的时候，这种感觉就应该更恰当地称之为悔恨（remorse）。这种悔恨只和做过的某种活动有关，它显然已预测到，良心，即罪疚感的能力，可能在行为发生之前就已存在了。因而这种悔恨绝不能帮助我们找到良心的根源和罪疚感大致的根源。在这些日常的例子里，事情的进程通常是这样的：一种本能的需要不管良心如何，而获得了实现满足的力量，这种力量也有它的局限性；因此，由于获得了满足，恢复了早期的力量平衡，需要就不可避免地减少了。所以精神分析拒绝通过我们现在讨论的由于悔恨而导致罪疚感的情况是有道理的，不管这种悔恨多么经常地出现，也不管它们的实际重要性究竟有多大。

但是，如果把人的罪疚感追溯到杀害原始父亲上来，那无疑是个“悔恨”的例子。但是，难道我们打算假设，（在那种情况下）行动之前就没有良心和罪疚感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在这个例子中，悔恨又来自何处呢？毫无疑问，这个例子一定会向我们解释这种罪疚感的谜，并将因而克服我们的困难。我相信会是这样的。这种悔恨是对父亲原始的矛盾情感造成的。儿子们恨他，但也爱他。在儿子们对父亲的恨被他们的攻击性活动满足之后，他们的爱就在对其父亲采取行动的悔恨中表现出来，于是便通过对父亲的认同作用建立了超我，把父亲的惩罚权授予超我，好像父亲要对儿子们对他所施行的攻击行为进行惩罚一样，并且提出了旨在避免这种行为重复发生的限制条件。既然对父亲的攻击性冲动在后代身上重复出现，罪疚感也就被保留着，并且每次都被那个重新受到压制和转移给超我的攻击性所进一步强化。在我看来，我们终于能从这一点上完全清楚地看出，爱在良心的起源中所起的作用和罪疚感的注定不可避免。一个人是否杀了他的父亲或者避免了这种行动都不是决定性的事实；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一定都会感觉犯了罪，因为罪疚感是表示矛盾心理的冲突，表示爱欲和破坏本能或死的本能之间的永久斗争。当人们一旦面临着和同伴一起生活的任务时，这种冲突就产生了，只要社会假定，没有其他的形式，只有家庭形式的话，这种冲突就一定会在俄狄浦斯情结中表现出来，引起良心的发展，和产生第一种罪疚感。当人类试图组成更广泛的社会生活的形式，同样的冲突就会以依赖于过去的形式继续发生，并且会得到强化，致使罪疚感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既然文明服从于一种内在的性冲动，这种性冲动把人类结合成一个紧密结合的群体，因此，只要通过一种不断增长的罪疚感的加强就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个讨论从与父亲的关系开始到与群体的关系而结束。如果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从家庭群体到人类群体的必要的发展过程，那么，——从起源于矛盾心理的先天的冲突，和从爱与死亡的持久斗争中产生的——罪疚感的增强将不可避免地要和它联系起来。直到罪疚感或许增长到使个体无法承受的程度。这使人们想起了那位伟大诗人歌德对“苍天神力”的动人谴责：

是您让我们踏上人生之路，

是您观察我们犯罪，走入歧途，

又让我们匍匐在地低下头。

一念之差酿成遗恨千秋。3338

我们可能会对这种思想发出宽慰的叹息，这种思想只赐予了少数人，使他们毫不费力地就能从自己的情感漩涡里拯救出最深处的真理，对此我们其余的人就只能通过不停地探索和遭受无以名状的痛苦来寻找出路。

第八章

在即将结束这次旅行的时候，作者必须恳请读者们原谅，因为他没有给读者以更熟练的引导，没有时时为他们节省一段白走的路程，使他们绕了个大弯子。毫无疑问是应该能做得更好一些的。日后，我将努力做一些弥补。

首先，我猜想读者们会产生这种印象，关于罪疚感的讨论超出了这篇论文的框架，占了太多的篇幅，这样，和主题并非总有密切联系的其他部分就被搁置一旁了。这可能已破坏了本文的结构；但却忠实地符合我的意图，即把罪疚感描述为文化进化中最重要的问题，并且说明文明进步的代价是通过提高罪疚感而丧失幸福来付出的。3339在这个说明中听起来还有令人疑惑不解的东西，也就是我们的全部研究中最后的结论，可能归之于罪疚感所具有的和我们的意识的那种相当独特的关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释。在我们认为很正常的悔恨的一般情况下，这种罪疚感显然能被意识所接受；的确，我们已经习惯于用“罪疚意识”（consciousness of guilt）来代替“罪疚感”3340。在我们对神经症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了对了解正常人很有价值的线索，在这方面我们还发现了一些非常矛盾的事态。在这些疾病中有一种强迫性神经症（obsessional neurosis），罪疚感使它在意识中强烈地表现出来，它还控制着临床表现和病人的生活，几乎不允许任何其他东西和它同时出现。但是，在大多数其他案例和形式的神经症里，罪疚感仍然是完全潜意识的，但无论如何都未能使其重要作用减少。当我们把一种“潜意识罪疚感”归之于他们时，我们的病人并不相信我们的话；为了使病人更容易理解，我们只好解释说，罪疚感有一种在潜意识中寻求惩罚的需要。但是，我们不可过高地估价罪疚感和形成神经症的联系；即使在强迫性神经症里，有些人也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罪疚感，或者只是把它看作一种使痛苦的不安或一种焦虑，除非能阻止他们从事某些活动。我们应该能最终了解这些事情的；但迄今为止我们还不行。或许我们可以在这里很高兴地说明，罪疚感实际上不是别的，而是焦虑的一个心理地形学变种；罪疚感在后期和害怕超我完全一致了。再者，焦虑和意识的关系具有同样非凡的变化特点。在某些情况下一切症状的背后总有焦虑：然而有时候焦虑又深入到意识中去，用它的吵闹掩盖住一切，而在另一些情况下，焦虑把自己藏匿得如此严实，致使我们被迫称之为潜意识焦虑——或者，假如我们想有一个心理学意义上的更纯洁的良心，因为焦虑最初只是一种情感3341一种可能发生焦虑的情感。因此很有可能，文明所产生的罪疚感并不是这样被感受到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潜意识的；或者作为一种寻求其他动机的不适（malaise）3342或不满。不管怎么说，不同的宗教都绝没有忽略力量罪疚感在文明中所起的作用。再者，——这是我在其他地方未曾考虑过的3343——这些宗教提出了一种观点，即把人类从这种罪疚感（它们称之为罪孽）中拯救出来。从基督教借以获得这种拯救的方式中——通过牺牲某一个人的死，这个人把大家共同犯的罪都加在他自己身上——我们就能推论出，由于什么原因而获得了这种最初的罪疚感，这种情况也是文明的开端。3344

更精确地探讨某些词汇的意义，如“超我”、“良心”、“罪疚感”、“惩罚的需要”、“悔恨”，这虽然不是一种很重要的事，但也不是多余的，我们在使用这些词汇时或许常常不太严格和互相代用。这些词汇都和同样的事态有关，但都表示事态不同的方面。超我是一个心理上的结构，我们已经推断了它的存在。良心是一种功能，在所有的功能中，我们把它归之于超我；它的作用是监视和判断自我的活动和意图，行使稽查员（censorship）的功能。罪疚感，即超我的严酷性，是像良心的严酷性一样的东西，这就是自我所具有的以这种方式被观察到的知觉，是自我对在它自己的努力和超我的要求之间那种紧张的评价；对那个批评性机构的害怕（归根结底是对全部关系的害怕），对惩罚的需要，就是自我方面的一种本能的表现，自我已经在施虐狂的超我影响下变成了受虐狂；就是说，它是表现在自我中的内部破坏性本能的一部分，用来形成对超我的一种性依恋。在我们能够证实超我之前，我们不应该谈论良心；至于罪疚感，我们必须承认，它在超我之前，也就是在良心之前就产生了。那时这种罪疚感直接表现出对外部权威的恐惧，承认自我和这个外部权威之间的紧张。它是需要得到这个权威的爱和趋向本能满足之间的那种冲突的直接派生物，对它的抑制会引起攻击性倾向。罪疚感的这两种不同层次的重叠——一个是对外部权威的害怕，另一个是对内部权威的害怕——是把一种说法强加于另一种说法之上，才使我们对良心关系的洞察在许多方面受到了阻挠。悔恨是在罪疚感的一种特殊形式下表示自我反应的一个一般的术语；它以几乎没有发生改变的形式包含着属于焦虑的那些感觉材料，这种焦虑在罪疚感后面起作用；它本身就是一种惩罚，可能还包括惩罚的需要；因此，悔恨也可能比良心更古老。

另外，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在我们的研究期间一度曾使我们困惑的那些矛盾，将是没有什么害处的。我们说，一方面罪疚感是未遂攻击性行动的结果；但另一方面——正是在其历史的开端，也就是在杀害父亲的情况下——罪疚感则是实施了攻击行动的结果[第131页]。但是我们也发现了克服这个困难的方法。因为内部权威（即超我）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情境。在此之前，罪疚感是和悔恨一致的。（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观察到，“悔恨”一词是为实际施行了一次攻击性活动之后的反应做准备的。）以后，无所不知的超我就使企图攻击和实施攻击之间的区别失去了作用。因此，不仅实际上采取暴力行动能引起罪疚感（正如全世界都知道的那样），就是采取暴力行动的意图也能引起一种罪疚感（正如精神分析所发现的那样）。不必考虑在心理学情境中发生的变化，在矛盾心理中产生的冲突——在两种主要本能之间的冲突，留下了同样的结果[第132页]。我们试图在这里为罪疚感和意识之间的多变关系问题寻找一种解决办法。可以认为，由于干了坏事而感到悔恨的4罪疚感必定总是有意识的，而起源于邪恶冲动知觉的罪疚感则可能是潜意识的。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强迫性神经症就对它进行了有力的反驳。

第二个矛盾涉及到攻击性能量，我们设想超我就具有这种能量。根据一种观点，这种能量只是属于外部权威的惩罚性能量的继续，并且在心理的内部保持着活力[第123页]；而根据另一种观点。则恰恰相反，它是由自己的没有被使用过的攻击性能量组成的，攻击性能量现在针对的是这个起抑制作用的权威。第一种观点似乎和罪疚感的历史更一致，第二种观点则和它的理论相一致。更彻底的思考已经几乎完全解决了这个显然不可调和的矛盾；对两者来说，都作为基本的和共同的因素而保留下来的，是在两种情况下我们都着手处理的已经转入内部的攻击性。另外，临床观察确实允许我们区分属于超我的攻击性的这两种根源；在任何一定的条件下，任何一种根源都可以起更主要的作用，但它们通常是共同发挥作用的。

我认为这里应该认真考虑我以前作为一种临时设想而提出的那个观点了。3345在最近的精神分析文献中，人们已经显示出对这个观点的偏爱，即任何一种使本能满足受阻，或使它受到挫折都会引起罪疚感的提高，或者可能会这样。3346如果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只适用于攻击本能，我相信这就会极大地简化这个理论，人们也将很难反驳这个假设。那么，罪疚感的提高会取代未实现的性的欲望，对此我们将怎样做出动力学和实际的解释呢？这肯定只能以迂回的方式进行——就是说，如果我们假设，对性满足的阻挠会引起对那个阻挠满足的人发起攻击，于是，这种攻击倾向本身又会反过来受到压制。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它毕竟只是通过被压制和转移给超我而变成了罪疚感的攻击性。如果我们把精神分析关于罪疚感起源的发现局限在攻击本能上，我相信，许多过程将容许人们做出更简单的和更清楚的解释。临床材料的观察在这里并没有给我们明确的回答，因为根据我们自己的假设，这两类本能几乎不能以纯粹的形式相互独立地出现；但是，对极端案例的研究很可能会在我所期望的方面表现出来。

我想通过把它应用于压抑过程，而把我们的第一种好处从这个更有限的观点中提取出来。如我们所知，神经症的症状实质上是对未实现的性愿望的替代满足。在我们的分析工作过程中，我们惊讶地发现，或许每一种神经症都保留了一定数量的潜意识罪疚感，罪疚感又反过来通过把它用作一种惩罚而强化了这些症状。现在我们要对下面的主张做一种似乎合理的阐述。当一种本能的倾向受到压抑时，它的力比多成分就会变成症状，它的攻击成分就会变成一种罪疚感，即使这个主张只是近似接近真理，也值得引起我们的兴趣。

本文的某些读者也可能有这种印象，即爱欲和死的本能之间斗争公式重申得太多了。人们设想，这个公式已具备了人类所经历的文明过程的特点[第122页]，但是，它也和个体的发展过程有关[第119页]。除此之外，它还大体揭示了有机体生命的秘密[第118页及下页]。我认为，考察这三种过程相互之间的关系对我们来说就是十分必要的了。现在出于这种考虑，我们认为对同一个公式进行重复就是正确的，就是说，人类文明过程和个体发展过程也都是生命过程——因而一定都具有生命过程的最普遍特点。另一方面，证明有这种普遍特点的存在并不能帮助我们对这两个过程做出区分，除非特定条件进一步缩小了它的范围。因此，只有当我们说，文明过程是生命过程在爱欲给它布置的任务影响下和在亚南克（Ananke，必然性）——现实的迫切需要——的推动下所经历的一种特殊变化过程，我们才能感到满足；这个任务是把分散的个体结合到用力比多联系在一起的那个更大的联合体里。但是，当我们把人类文明过程和个体的发展过程或教育过程相比较时，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得出结论，假如不是事实上把同一过程用于不同对象的话，那么，这两个过程实质上倒是很类似的。当然，人类种族的文明过程是比个体的发展过程更高级的抽象发展过程，因此这就更难以用具体的术语来理解，也不应该对此进行极端强迫性的类比；但是，鉴于这两个过程的目的具有类似的特点——一个是把分散的个体整合到人类群体中，另一个是从许多个体中组成一个联合的群体——在这两种情况，使用方法上的类似性和所得结果的类似性并不令人惊讶。

鉴于它的特别重要性，我们不再暂缓提及能分辨两个过程的一个特点。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中，快乐原则的计划，即获得幸福的满足，就是坚持这个主要的目的；人类社会的整合，或对社会的适应，似乎就像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条件，必须在它达到这个幸福的目标之前实现。假如个体没有实现这个条件就达到了目的，那就更好了。换言之，我们可以说：个体的发展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两种欲望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两种欲望是，追求幸福的欲望，我们通常称为“利己主义的”（egoistic），以及趋向于和社会中其他人相结合的欲望，我们称之为“利他主义的”（altruistic）。这两种描述都没有深入到问题的本质。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中，主要特点是利己主义的欲望（或追求幸福）；而另一种欲望，可以把它称为“文明的”欲望，通常用施行限制的作用来满足自己。但是，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情况就不同了：这里最重要的目的是用个体的人组成一个统一。确定幸福的目标，虽然仍然存在，却被推到后面去了。如果不是必须关注个体的幸福的话，人类就总好像能最成功地结合成一个庞大的人类社会。因此，可以预期个体的发展过程一定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这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从未再现过的。就第一个过程也把结合成团体作为其为目的来说，它也需和第二个过程结合起来。

就像一个行星围绕它的中心天体公转，它同时也发生自转一样，因此，人的个体在追求他的人生之路时，也会参加到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但是，在我们愚笨的眼睛看来，天体中各种力量的作用似乎具有固定不变的秩序；在有机体的生命中，我们仍能发现这些力量是怎样相互竞争的，以及冲突的结果是怎样继续发生变化的。因此，在每一个个体身上，这两种欲望，一个趋向于个人的幸福，另一个趋向于和团体中的其他人结合，一定会相互斗争；个体发展和文明发展这两个过程也一定会互相敌对，和对各自的领地进行相互争夺。但是，个体和社会之间的这场斗争不是从原始本能的对立中派生的。爱欲和死的本能之间的矛盾可能是势不两立的。它是力比多自身阵营中的一种争执，可以和自我及对象之间的力比多斗争相比较；它最终确实容许在个体身上有一种解决方法，正如我们可能希望的那样，它也将在未来的文明中容许这样做，不管这种文明对今天个体生活可能会有多大的压力。

文明的进化过程和个体发展的道路之间的这种类比，可以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再前进一步。可以认为，社会也产生了一个超我，文化的发展就是在超我的影响下进行的。让任何一位具有人类文明知识的人详细地做出这种类推是一个诱人的任务。我将仅仅指出某些惊人的要点。任何文明时代的超我和个体的超我一样，都有一个类似的起源。超我是以伟大的领袖人物的人格留下的印象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这些伟大领袖是具有杰出心力的人，或者是人类的某种冲动得到了最强烈和最纯洁、并且常常是最片面的表现的人。在许多情况下这种类比还可以更深入一步，在他们的生活中，这些领袖人物——经常地，即使并非总是——受到别人的嘲笑，受到虐待，甚至以某种残忍的方式被残害致死。正像那个原始的父亲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在他被暴力杀害之后很久才又变成了神。确实，如果耶稣基督本人不属于对那个原始事件的微弱记忆中被唤醒的神话一部分，那么，这种双重命运的最惊人的实例就非耶稣基督莫属了。另一个我们可以同意的观点就是，文化的超我就像个体的超我一样，建立了严格的理想标准，如果不服从这些理想标准，就会受到良心的恐惧（fear of conscience）[第128页]的惩罚。在这里我们确实遇到了异常的情况，即我们更熟悉的实际上是与此有关的心理过程，并且当它们从群体中被发现时，就比它们在个体中时更容易为意识所接受。当个体产生紧张的时候，只有发出责备的超我的攻击性才使它自己被过分渲染地觉察到；而实际的要求则往往在背景中保持着潜意识状态。假如我们想使它们为意识所知，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和流行的文化超我的戒律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这两个过程（群体的文化发展过程和个体的文化发展过程）可以说总是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的。因此，超我的某些表现和属性能够更容易地在文化群体的行为中，而不是在分散的个体中被觉察到。

文化的超我已经阐发了它的理想和建立了它的标准。那些旨在后者当中，解决人类间相互关系的那些要求是伦理学的名义下构成的。人们一直把最大的道德价值建立在伦理学之上，好像人类对伦理道德抱有特别的期望，期待它能产生某些特别重要的结果。事实上，伦理道德主要是解决这个很容易发现是任何文明图式中最令人痛苦的东西。这样，伦理道德就被看作是一种治疗上的努力——看作是一种用超我提出的标准来获得某种东西的努力——这个东西迄今为止并不是用其他任何文化活动方式来获得的。我们已经知道，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排除文明的这个最大障碍——人类相互攻击的结构倾向；正是为了这个理由，“爱邻犹如爱己”这个训诫——可能是超我的最新的文化要求——特别使我们感兴趣[参见第109页及以下几页]。在我们对神经症的研究和治疗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在两个方面对个体超我提出批评。在用这种严酷性发布命令和禁律时，个体超我对自我的幸福几乎没有带来麻烦，它没有充分地考虑在服从它们时所遇到的抵抗——（首先）本我中的本能力量、（其次）现实的外部环境所展示的困苦。因而，为了治疗的目的，我们必须和超我作斗争，并努力节制超我的要求。对文化超我的道德标准也可以提出完全相同的异议。文化超我也不太为人类的心理结构过于烦恼；它发一个命令，但绝不会问，人们是否能够服从它。相反，它却假定，一个人的自我，在心理学看来能干任何要求他干的事，自我对本我有无限的控制力量。这是一个错误，即使在所谓正常人身上，控制本我的力量也不可能超出一定的限度。假如一个人要求得到更多的东西，就会引起个体的反抗或神经症，或者使个体感到不幸福。“爱邻犹如爱己”这个训诫是对人类攻击性的最强烈的防御，是文化超我的非心理学活动的一个最好的例子。这个圣训是难以完成的；这样一种对爱的过分夸张只能降低它的价值，并不能排除困难。文明对所有这一切并不予以考虑；它只是告诫我们，戒律越难以服从，服从戒律就越值得称赞。但是，在目前的文明状态下，追随这种戒律的人往往使自己处于比那些蔑视他的人更不利的地位。如果对攻击性的防御能够引起像攻击性本身那么多痛苦的话，那么，攻击性就一定是文明的一个多么强有力的障碍！“自然的”伦理道德，正如人们对它称呼的那样，除了认为自己比别人有更好的自恋的满足之外，在这里提供不出别的什么了。在这一点上，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各种道德允诺要使它在来世的生活中过得更好。我设想，只要美德在这种生活中没有受到奖励，道德就会是空洞的说教。我也相当肯定地认为，人类与占有物的关系方面的实际变化在这一方面比任何道德的说教更有益；但是，在社会主义者当中，对这个事实的承认已被人类本性的一种新的理想主义的误解给搞混了，贬低了它的实际价值。[第113页]

在我看来，寻求在文化发展现象中追溯超我所起的作用的这种思想路线，有可能得出进一步的发现。我必须赶快收尾了。但是，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果文明的发展和个体发展有如此广泛的类似性，如果它也使用同样的方法，那么有些文明的系统——或文明的时代——甚至可能整个人类，就会在文化欲望的影响下变成“神经症患者”，难道得出这个诊断还不合理吗？3347对这些神经症的分析解剖就可能引起自以为很有实际意义的治疗上的建议。我不会说，这种企图把精神分析用于文明社会的做法是空想出来的，并且注定是不会有成果的。但是，我们应该非常小心，不要忘记我们毕竟只是在解决类比问题，不仅对于人，就是对概念来说，要把它们从发源地和成熟起来的地方拉出来，也是很危险的。再者，对集体神经症的诊断将面临着一个特殊的困难。在个体神经症里，我们可以把病人及其环境之间的对照（我们设想是“正常的”）作为一个出发点。对于一个使其所有成员都会受到某种混乱影响的群体来说，这样的背景是不存在的；那就只好另辟蹊径。关于我们的知识在治疗上的应用，既然谁也无权强迫群体采用这种治疗，那么，对社会神经症做出最实际的分析又有什么用呢？但是，尽管有这些困扰，我们可以期望，总有一天会有人把这种研究大胆地用于文化社会的病理学。

由于各种原因，对人类文明的价值发表任何意见远非我的意图。我一直致力于防止自己由于热情而引起偏见，这种偏见往往认为，我们的文明是我们所具有的或能够获得的最宝贵的东西，认为文明的道路一定会不可避免地把我们引导到梦想不到的完善的高度。无论如何，我可以毫不气恼地听取那些批评家的意见，他们断言，当一个人研究文化努力的目的及其使用的方法时，就一定会得出这个结论，所有的事情都不值得费力气，即使费了力气，最终只能产生一种谁也无法忍受的状态。我的不偏不倚使我很自得，因为我对这些事情所知甚少，我只肯定一件事情，这就是，一个人所做的价值判断直接遵从他对幸福的渴望——因此，那些价值判断试图用论证来支持他的幻觉。如果有人想要指出文明发展过程的强制性，例如，对性生活加以限制的倾向；或者以自然选择为代价使人道主义的理想付诸实施的倾向，是不可避免或不可转移的发展倾向，那么，我们最好还是把这些发展倾向作为自然的必需品来服从，这样，我对此就会完全理解了。我也知道人们会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大意是说，在人类历史上，诸如此类的这些被认为是不可克服的倾向，常常被弃置一旁并且被其他倾向所取代。因此，我没有勇气在我的同伴面前像一个预言家那样挺身而出，我对他们的责难俯首认错，他们责难我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安慰：因为归根结底这正是他们所要求的——最狂热的革命者也和最有德行的信徒一样充满激情。

在我看来，对人类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似乎是，他们的文化发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将成功地控制由于人类的攻击本能和自我毁灭本能所造成的社会生活的混乱。或许在这一方面正是目前的这个时代应该特别注意的。人类对自然力量的控制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借助于它们的帮助，他们就能毫无困难地互相消灭，直到最后一个人。人类也知道这一点，因此引起了他们目前极大的不安，使他们很不愉快，心情非常焦虑。现在，人们期待着，这两种“苍天神力”（英文版第133页）中的另一种，即不朽的爱欲，将施展它的威力，在与同样不朽的对手的斗争中表现自己。但是，谁能预言会获得什么样的成功和取得什么结果呢？3348

为什么有战争？（1933）

杨韶刚　译

黎明　校

杨韶刚　修订

按语

本文是1932年9月弗洛伊德就战争问题答复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他依据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因为使用“暴力”来解决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是一个普通原则；另一方面因为战争是人的毁灭本能（死的本能）的外部表现，故试图排除人的攻击性倾向是毫无用处的。要想避免战争，就必须用人的生的本能即爱欲的力量，来使攻击冲动得以转移。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人们对战争的恐惧也是促使人们反对战争的一种重要力量。本文对了解弗洛伊德唯心理论（psychologism）的战争观有重要意义。

英文版编者导言

这篇弗洛伊德信件的译文是对其1950年发表的原件的一份更正。这里所附载的爱因斯坦的信经过他指定的遗嘱执行人的允许，并应他们的要求采用斯图尔特·吉尔伯特（Stuart Gilbert）最初的英译本。弗洛伊德信件的部分德文内容发表在《精神分析运动史》（1933）第5期，第207～216页。1933年的部分英译本包括在里克曼的《文明、战争与死亡：弗洛伊德三本著作选》（1939），第82～97页。

1931年。国际联盟文学艺术常设委员会要求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协会在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中间安排一些通信交流。“其主题旨在为国际联盟和知识分子生活的共同利益服务”，并定期印发他们之间的通讯。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协会选定的名人之一，即是爱因斯坦，正是他提出了弗洛伊德的名字。因此，1932年6月，协会的秘书写信给弗洛伊德，邀请他参加，对此他立即同意了。他是在8月初收到爱因斯坦的信的，他的回信在一个月以后完成。这次通信由协会于1933年3月在巴黎同时以德文、法文和英文发表。但是，其发行在德国是禁止的。

弗洛伊德本人对这项工作并不热情，把它作为一次冗长乏味而又毫无结果的讨论来写（琼斯，1957，第187页）。这两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并不十分密切，只是于1927年初在弗洛伊德小儿子的柏林寓所里见过一次面。在写给费伦茨的一封提及这一会晤的信中，弗洛伊德写道：“他懂心理学，就像我懂物理学一样。所以我们交谈得很愉快。”（同上，第139页）他们于1936年和1939年又进行了一些非常友好的通信交流。（同上，第217～218页和259页）

弗洛伊德以前曾写过关于战争的主题：在他的论文《对目前战争与死亡的看法》（1915b）的第一部分（“对战争的幻想破灭”）中，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发表的。但是，虽然本论文所讨论的某些观点出现得较早，但这些观点和他在最近关于社会学主题的作品中——《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和《文明及其缺憾》（1930a）——所表达的思想有更密切的关系。某种特殊的兴趣与弗洛伊德把文明视为一种“过程”这种观念的进一步发展有关，这种观点是他在后期著作中从几个方面提出来的（例如，在第三章末尾，标准版，第21卷，第96～98页，和在第八章的后一部分，同上，第139页以下）3349。他还再次探讨了关于破坏性本能这一主题，对此他曾在同一本书的第五章和第六章第一次做了细致的说明，在后期著作中他又谈到了这个主题。（参见《文明及其缺憾》的英文版编者导言，同上，第61～63页）

一、爱因斯坦的来信

亲爱的弗洛伊德教授：

国际联盟及其在巴黎的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协会，提议邀请一位由我自己选定的人，就我所选择的任何问题坦率地交流一下看法，这使我能有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同您讨论一个问题，这是关系到世界文明必须面对的国际现状中的最重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人类有从战争的厄运中解放自己的途径吗？众所周知：随着现代科学的进步，这个问题已成为我们所知的文明的生死存亡问题。但解决问题的每一种努力却以令人痛惜的失败而告终。

此外，我相信，有些人的责任就是在职业上和实践中解决这种问题，他们正愈益认识到他们无力解决，现在非常渴望向那些专注于科学追求的人学习，这些人能够按主观需要解决客观世界的问题，对我而言，我的思想的正常目标使我对人类意志和情感的黑暗之处未能深入研究。因此，在现在提出的这项研究方面，我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寻求澄清这个争论中的问题，阐明更明显的解决方法的背景，使您能运用您那广泛的关于人类本能生活的知识对这个问题加以阐明。那些对心理科学一无所知的外行人，存在着某些心理障碍（psychological obstacles），这些障碍的存在，使他可以做出朦胧的猜测，但他却不能了解这些障碍的互相关系及其古怪行为（vagary）。我相信，您将能够或多或少地置身于政治范畴之外，提出一些有教育意义的方法，从而阐明这些心理障碍。

作为一个没有民族主义偏见（nationalist bias）的人，我个人认为，肤浅的（即从行政管理方面）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通过国际上的一致同意，建立一个立法和司法的机构，以解决国与国之间产生的一切矛盾冲突。每个国家都必须遵守该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每一个有争议的案件都要援引法律的决定，无保留地接受它的裁决，并执行法庭所认定的为执行其议案所必需的一切决议。但在这里，我从一开始便遇到了一个难题：法庭是人类的一种机构，它依照权力受其控制的程度而变，因而不适于强制执行其裁决，因而更易于使这些裁决受到法庭以外职权压力的痛苦的曲解。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考虑的事实。法律和强权不可避免地要同步前进，法庭的裁决几乎更接近社会所要求的理想的公正（这些裁决是以社会的名义和利益而宣布的），因为社会拥有有效的力量来强制尊重其司法理想。但是，目前我们还不拥有任何超国家的组织，它能够提出具有无可辩驳的权威性的裁决，并强制人们绝对服从对其裁决的执行。这就使我得出了第一条公理：寻求国际安全包括每一个国家都要以某种方式对其行动的自由，即对其主权实行无条件的克制，要达到这种安全别无他途，这显然是毫无疑问的。

近10年来，为达到这一目标而做的一切努力的失败，尽管这些努力有明显的诚意，使我们毋庸置疑一些强大的心理因素促使这些努力趋于瘫痪。这些因素中有一些是不难发现的。每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的特点都是渴望获得权力，这使他们拒绝国家主权受到任何限制，这种对政治权力的渴望倾向于用另一个群体的活动来养肥自己；他们的渴望是唯利是图，是为经济利益服务的，我特别记得在每一个国家中都十分活跃的，虽然较小但起决定作用的群体是由这样一些个体组成的，他们对社会所考虑的事物和各种限制漠不关心，而把战争、武器的制造和销售只视为发展其个人利益和扩展其个人权力的一次机会。

但是，即使认识到这个明显的事实只是朝向理解实际事态的第一步。紧接着另一个问题便提出来了：这一小集团怎样才能使在战争状态下只有遭受损失和痛苦的大多数人屈从于他们的意志，服务于他们的野心呢？（谈到大多数人，我并不排除选择战争为其职业的每一级士兵，他们相信他们是为了保卫其种族[race]的最高利益，而攻击常常是最好的保卫方法。）对这个问题的明显回答似乎是，在目前是统治阶级的少数人支配着学校和出版发行，通常还支配着教堂。这使它能对群众的情绪加以组织和统治，使之成为他们的工具。

但是，即使这样回答也没有完全解决问题。随之而来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这些机构是怎样如此成功地把人们鼓动起来，达到如此疯狂和热情的程度，甚至不惜牺牲他们的生命呢？回答可能只有一个，因为在人的内心深处有仇恨和破坏的欲望，在正常情况下这种激情处于潜伏状态，它只在不同寻常的情况下表现出来；但是，要使之发挥作用并使之达到集体精神病（collective psychosis）的程度，则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这里或许展现着我们所考虑的全部最复杂的重要因素，一个只有人类本能论专家才能解答这一问题的谜。

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在前提到的一个问题，是否能够控制人类的心理演变（mental evolution），以便使之能抵制仇恨与破坏的精神病？这里我想到的不只是没有文化的所谓文盲。经验证明，正是“所谓知识分子”才最容易屈从于这些灾难性的集体暗示，因为知识分子一般与生活没有直接联系，而是以最容易的综合形式——书面印刷形式——来对待它。

结论是：迄今我一直谈论的只是国家之间的战争，即所谓的国际冲突。但是，我已完全认识到攻击性本能在其他形式和其他情况下也起作用。（例如，我想到内战在早年归咎于宗教热情，但现在却归咎于社会因素；或者，再说一遍，归咎于对少数种族的迫害。）但是，我坚持认为人与人之间最典型、最残酷和最放肆的冲突形式是蓄意的，因为在这里我们有最好的机会找到使所有武装冲突都不可能发生的方法和手段。

我知道，对这个紧迫而又吸引人的问题的所有争论点，在您的著述中我们可以找到明确或隐含的答案。但是，如果您能以您最近的发现去探讨这个世界和平问题，则对我们都是最大的帮助。因为这样的探讨完全可以为新的、富有成果的行动方式闯出一条新路。

您最忠诚的

A.爱因斯坦

1932年7月30日，波茨坦附近的卡普斯

二、弗洛伊德的回信

亲爱的爱因斯坦教授：

当我获悉您有意就某一使您和其他人都感兴趣的主题与我交流一下看法时，我很愉快地同意了。我原以为您会选择一个有关当代知识的前沿问题，一个使我们每个人，物理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可以有我们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而且使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向，但在相同的基础上共同探讨的问题。但是，您所提出的这个如何保护人类免遭战争之祸3350的问题却使我大吃一惊。最初我对我——我差一点写成“我们”——无力解决的一个实际问题，无力关注政治家的想法感到惊恐不安。但是我随后便认识到，您不是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和物理学家，而是作为一个博爱（philanthropist）提出这个问题的：您是遵照国际联盟的指示，和南极探险家弗里提约夫·南森（Fridtjof Nansen）一样，进行的是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家可归的饥民提供帮助的工作。另外，我认为，这不是请我提出实际的建议，不过是叙述一个在心理观察家（psychological observer）看来应该如何避免战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您本人已经几乎把要说的话都说了。但是，尽管您已经先行了一步，我仍然愿意遵循您的思路，并乐意用我的全部知识——或推测——来详述此问题，从而证实您所说的话。

您是从公理和强权之间的关系开始的3351。毫无疑问，这正是我们研究的正确出发点。但是，我可以用“暴力”（violence）这个更赤裸裸、更严厉苛刻的词来代替“强权”这个词吗？当今正义（right）和暴力在我们看来是一对反义词。但是不难表明，一个词是从另一个词发展而来的；假如我们回到最初的开端来看一看最早是怎样发生的，那么，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如果我在下面把一些大家熟悉而且共同承认的话题说成是新事物时，您一定要原谅我，因为我的论证线索需要这样做。

因此，使用暴力来解决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是一个普遍原则。这在整个动物界是千真万确的。人没有权利把自己从整个动物界排除出来。毫无疑问，在人类当中也会发生意见（opinion）冲突，它可以达到最高度的抽象，要解决这些冲突（conflicts）似乎需要某种别的技巧。不过，这是后来发生的一种复杂情况。最初，在人类的一个小游牧部落中3352，只有身强力壮的人才能决定谁将拥有财物，或者他的意志（will）便成为大家的意志。肌肉的力量不久便被工具的使用所补偿和取代了：胜者是持有更优良武器的人，或者是使用武器更熟练的人。从武器被采用之时起，智力的优越性便开始取代野蛮的肌肉力量；但是，战斗的最终目的却始终是一样的——一方或另一方由于受到伤害或失去了战斗力，而被迫放弃他的要求或反抗。如果胜者的暴力永久地消灭了他的对手——就是说，把他杀死了——那个目的便最完全地达到了。这样做有两个好处：胜者不会让他的对手复活，对手的命运使别人不敢仿效他的榜样。除此之外，杀死一个敌人还满足了某种本能倾向（instinctual inclination），对此我以后还将提到。杀人的意向可能会遇到下述想法的反对，这种想法认为，如果让敌人在胁迫的情况下活下去，就可以利用他来提供有益的服务。在这种情况下，胜者的暴力满足于制服他，而不是杀死他。这就是饶恕敌人的生命这种观念的最初开端，但是此后，胜者却不得不重视被打败的对手潜藏的复仇渴望，以及被牺牲了的他自己的某些安全。

因此，这就是事情的最初状态：谁具有更大的力量，谁就占据统治地位——这是凭借野蛮的暴力或受理智支持的暴力来取得的统治地位。我们知道，这种统治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发生过改变。有一条道路可以引导人们从暴力通往正义和法律。这是一条什么道路呢？我认为只有一条道路：这是一条借助于下述事实才能畅通的道路，几个弱者联合起来的力量堪与一个人的超越力量相匹敌。“团结就是力量”（L’union fait la force）。暴力可以被联合所打败，联合起来的人们的力量如今则代表着与一个人的暴力相对立的法律。由此我们发现，正义就是一个社会的力量。它仍然是暴力，随时准备抵御任何抗拒它的人；它是通过使用同样的方法，并遵循同样的目的而发挥作用的。其唯一的真实差异在于，普遍盛行的不再是个人的暴力，而是一个社会的暴力。但是，要想使从暴力到这个新的公理或正义的转变能够发挥作用，就必须满足一个心理学的条件，大多数人的联合必须是稳固而持久的。如果只是为了反对某一个统治者而联合起来，在把他打败之后便解散了，那就会一无所获。另一个自以为力量更强大的人会再次寻求建立一种暴力统治，而这种游戏会无限地重复下去。团体必须永久地保持，必须组织起来，必须制定规章来预先防止发生反叛的危险，必须建立权力机构来查看那些规章——法律——是否受到人们的尊重，并监督暴力法案的实施。对诸如此类的利益集团的承认，导致一个联合体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的发展——团体的感情才是集体力量的真正源泉。

我相信，在这里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基本情况都讲清楚了：暴力的克服是通过把力量转向一个更大的团体，这个团体是靠其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连接在一起的。还有待说明的只不过是对此所做的扩展和重复。

只要社会仅由许多同样强壮的个体所组成，那么情况便很简单了。这种联合的法律将决定，若要保证社会团体生活的安全，每一个人都必须在何等程度上放弃他的个人自由，把他的力量转向暴力的用途。但是，另一种状态只有在理论上才是可信的。实际上，情况往往因以下事实而变得很复杂，从一开始，社会团体就包含着不平等力量的成分——男人和女人，父母和儿童——而且不久，由于战争和征服的结果，社会团体也开始包括战胜者和战败者，他们分别成为主人和奴隶。因此，社会团体的正义变成了在团体内部获得不平等权力的一种表示；法律是由统治者制定的，而且是为统治者而制定的，几乎没有为被统治者的权力留有余地。从那时起，在团体中便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它们既是法律问题上的不安根源，同时又倾向于促进法律的进一步发展。第一个因素是，有些统治者企图使自己凌驾于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禁律之上——就是说，他们寻求从法律统治返回到暴力统治。第二个因素是，团体中的被压迫者不断地力求获得更多的权利。并且在获得法律承认方面发生变化——他们奋力向前，就是说，力求从不平等的公正达到人人平等的公正。如果在一个团体内部真的发生了权力转移，诚如由于许多历史因素的结果而可能发生的那样，那么，这第二种倾向就变得格外重要了。在此情况下，公理就会逐渐使自己适应新的权力分配；或者更经常发生的情况是，统治阶级往往不愿意承认这种变化，反叛和内战便随之发生，随着法律暂时中止以及企图重新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最后导致建立了一种新的法律统治。还有另一个有可能使法律发生变化的根源，其变化的表现之一总是和平的方式：它存在于团体成员的文化变化之中。不过，这恰好属于另一方面，必须留待以后予以考虑[第214页]。

由此我们发现，用暴力解决利益冲突即使在一个团体内部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居住一地的人们难免会有一些日常的需要和共同关注的问题，这往往使这类斗争得到迅速的解决；而且在这些条件下，越有可能使问题得到和平的解决。但是，只要对人类种族史略加考察便可发现，在一个团体和另一个或几个其他团体之间，在大单位和小单位之间——在城市、省、种族、国家、帝国之间——经常发生无休止的矛盾冲突，它们几乎总是靠武力来解决的。这种战争要么以掠夺，要么以完全推翻或征服某一个团体而告终。对征服的战争不可能得出任何一览无余的判断。有些战争，例如蒙古人和土耳其人进行的战争，除了带来罪恶之外，别无所获。相反，另一些战争则通过建立起更大的单位而把暴力转变成了法律，在这些更大的团体内部使用暴力是不可能的，而且其中新的法律体系才能导致冲突的解决。罗马的统治者们以这种方式使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国家获得了极宝贵的200年和平（pax Romana），法同的国王们贪婪地扩展其统治，创造了一个和平统一、繁荣昌盛的法国。这听起来虽然有些矛盾，但必须承认，战争可能不失为建立人们渴望获得的“持久”和平的一种恰当手段；因为战争能促成大单位的创立，在这个大单位内部，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可使战争不能再次发生。不过，由于征服的结果一般说来都是短命的：新创立的单位再次陷入分裂，这通常是由于用暴力联合起来的各个部分之间缺乏内聚力（cohesion）所致。另外，迄今为止，依靠征服所建立的统一虽然相当广泛，但却只是部分的统一，它们之间的冲突比以往更需要用暴力来加以解决。因此，所有这些好战的力量所造成的结果只能是，使人类把不胜枚举的、而且确实无休止的小型战争（wars）转变成大规模的战争，这些大规模的战争虽然较少发生，但却更有破坏性（destructive）。

如果我们转而看看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就会得出您已经通过更短的途径得出的同样结论。如果人类各团体把判决一切利益冲突的权力转交给一个中央权力机构，那么，战争必将得以避免。这里显然包含着两个不同的必要条件：建立一个最高权力机构并赋予它以必要的权力。一个条件若没有另一个条件补充就会毫无用途。国际联盟就是作为这种权力机构建立起来的，但第二个条件还没有得到满足：国际联盟没有自己的权力，只有当这个新团体的成员国即各个国家打算服从它时，它才能获得权力。而目前看来，这种前景似乎非常渺茫。但是，如果人们忽略了这个事实，即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或许确实不曾有过如此规模的）大胆尝试，那么，建立国际联盟就完全是不智之举。这是企图把权力机构（即强制性影响）建立在某种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心理态度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获得权力（power）的基础之上。我们已经发现[第204页以下]，一个团体是由两种因素维系在一起的：暴力的强迫性力量及其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专业术语的名称是认同作用[identification]）。如果其中一个因素不存在，团体就可能靠另一个因素维系在一起。当然，只有当人们诉诸的这些观念能表达成员之间的重要联系时，它们才有意义，于是便产生了这些观念能够产生多大力量的问题。历史教导我们，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曾是有效的，例如，泛希腊主义的观念（Panhellenic idea），这是一种比周围的野蛮人优越的感觉——一种在近邻同盟会议、在神谕宣示所和运动会上极其有力地表现出来的观念——它强大到足以缓和希腊人之间的战争风俗，尽管它显然尚未强大到足以制止希腊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战争冲突，或者强大到足以限制一个城市或各城市的联合体，为了从敌人那里获取利益而使自己和波斯的敌人联合起来。基督教徒们的感情一致，尽管力量十分强大，但在文艺复兴时期，同样不能制止基督教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在相互之间的战争中寻求土耳其皇帝的帮助，也不能指望任何现存的观念能行使这种统一的权威。的确非常清楚，目前用来统治国家的国家理想正在向相反的方向发挥作用。有些人倾向于预言，在共产主义思想方式得到普遍承认之前，战争是不可能终结的。但是，这个目的在今天的任何情况下都是非常遥远的，或许只有在经历了最可怕的内战后才有可能达到。因此，企图用观念的力量取代实际的力量在目前似乎注定是要失败的。法律在最初曾是野蛮的暴力，而且即使在今天，倘若没有暴力的支持，法律（law）也不可能发挥作用。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个事实，那么，我们就会做出错误的推论。

现在我可以给您的另一种说法加上一个注释。您对于人们如此轻易地迸发出对战争的热情这个事实感到惊讶，并且对于是否有什么东西在他们身上起作用感到怀疑[201页]——这种东西就是仇恨（hated）和毁灭（destruction）的本能——它在半路上迎合了战争贩子们的努力。我只能再一次地表示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我们相信存在着那样一种本能，而且事实上在过去几年里我们一直忙于研究它的种种表现。您能允许我利用这个机会在您面前提出一部分本能理论吗？经过多次试验性的探索和许多意见动摇之后，这种本能理论才被精神分析领域的工作者们所确认。

根据我们的假设，人类的本能只有两种：一种是那些寻求保存和联合的本能——我们称之为“爱欲的”（erotic）本能，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Plato）在他的《会饮篇》中使用“爱欲”一词；或者“性欲的”（sexua1），这是对“性欲”这个普遍概念的审慎扩展——另一种是那些寻求毁坏（destroy）和杀戮（kill）的本能，以及我们组合为攻击（aggressive）或毁灭的本能。正如您所看到的，这只不过是对人们普遍熟悉的爱与恨之间的对立性的一种理论阐述，而爱与恨或许和在您的知识领域内发挥作用的吸引与排斥的两极性有着某种基本的联系。但是，我们不必过于匆忙地做出善与恶的道德判断。这两种本能都是基本的本能；生命现象产生于二者同时发生的事件或相互对抗的活动中。现在看来，一种本能似乎很难独立地发挥作用；它总是伴随着——或如我们所说——和具有一定分量的另一种本能合铸在一起，这种本能往往改变其目的；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使它能达到这一目的，例如，自我保存本能当然是一种爱的本能。但是，假如它要实现其目的，它就必须使攻击性受其支配。爱的本能（instinct of love）也是如此，当它指向一个对象时，如果它想以任何方式占有这个对象时，它还需要所支配的本能的某种帮助。把这两类本能从其实际表现中分离出来的困难，确实是我们长期以来无法识别它们的原因。

如果您愿意再跟我往前走几步，您将会发现，人类的活动是服从于另一种不同的复杂情况的。一种活动是一种单独的（single）本能冲动的结果，那是非常罕见的（本能冲动本身一定是爱欲和毁灭性的混合）。为了使某种活动成为可能，一般地说必须把这些混合的动机结合起来。这种观点很久以前就被您自己研究领域内的一位专家领悟到了，他就是利希腾贝格（G.C.Lichtenberg）教授，他在我们的古典时代的哥廷根大学讲授物理学——虽然说，他作为一位心理学家或许比作为一名物理学家更知名。3353他发明了一种动机罗盘，因为他写道：“引导我们去做任何事情的动机可以像32种方位那样来排列，而且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命名。”例如，“面包——面包——名声”或“名声——名声——面包”。这样，当人类被煽动起来发动战争时，他们可能有许许多多表示赞同的动机——有些是崇高的，有些则是卑鄙的，有些得到了公开宣扬，而有些则从未提到过。没有必要把它们一一列举出来。对攻击和毁灭的渴望当然也在其中：历史上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数的残酷行为证明了它的存在及其力量。这些毁灭性冲动的满足当然是由于它们和其他爱欲的或理想主义的冲动混合起来所导致的。当我们从书本上看到过去的残酷暴行时，有时看上去仿佛理想主义的动机只被当作毁灭性愿望的借口；有时——例如，在宗教裁判所的残酷暴行情况下——看起来好像理想主义的动机似乎在有意识地驱使自己奋力向前，而毁灭性的动机则使它们受到潜意识的强化（unconscious reinforcement）。这两种情况可能都是真实的。

我担心我可能滥用了您的兴趣，您的兴趣所关心的毕竟是避免战争而非关心我们的理论。不过，我愿意多逗留一会儿，谈一下我们的毁灭性本能，它的普遍存在绝不等同于它的重要性。经过我们稍加思索，我们便可假设，这种本能在每一种生物中都起作用，并力求使生物走向毁灭，使生命退回到无机物的原始状态。这样，应该非常严肃地称之为死的本能（death instinct），而爱欲本能则代表着力图生存下去。在某些特定器官的帮助下，当死的本能向外指向某些对象时，它就变成了毁灭本能。可以说，有机体是通过毁灭外部机体而保存自己生命的。不过，死的本能的某些部分是在有机体内部发挥作用的，我们已经发现，有相当数量的正常现象和病理现象都可追溯到毁灭性本能的这种内在化（internalization）。我们甚至犯了异端邪说罪，竟把良心的起源归属于攻击性转向内部了。您将注意到，如果这个过程走得太远，那就绝不是一件小事了：它实在是很不健康的了。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力量在外部世界转向毁灭，有机体将会得到解脱，而且其作用必将是有益的。这对我们正在与之作斗争的所有丑陋而危险的冲动来说，可以作为一种生物学上的正当理由。必须承认，与其说我们需要找到某种解释来抵抗（resistance）这些冲动，不如说它们接近于大自然。或许在您看来，我们的理论仿佛是一门神话学（mythology），而且在目前情况下，甚至还不是一个令人赞同的理论。但是，难道每一门科学最终不都是达到某种诸如此类的神话学吗？如今您自己的物理学不也可以这样说吗？

因此，对我们的直接目的来说，我们完全可以从已经说过的话中得出这种结论：试图排除人的攻击性倾向是徒劳的。我们常常听人们说，在地球的某些乐土上，大自然提供了人们所需要的一切丰富物资，那里的人们过着平静的生活，他们既不知道高压统治，也不知道攻击侵略。对此我却很难相信，而且我很愿意听到有关这些幸运的人们更多的情况。俄国的共产主义者也希望能通过保证满足人们的一切物质需要，以及通过在全体社会成员的其他方面建立平等关系，从而使人类的攻击性消失无遗。在我看来，那是一种幻觉（illusion）。今天，他们自己都顾虑重重，小心谨慎地全副武装着，而他们使其支持者们维系在一起的这种并非最不重要的方法，则受到其国界之外的所有人们的仇恨。诚如您自己所说，在任何情况下要完全排除人类的攻击冲动是不可能的，只要努力把它们转变到无需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程度就足够了。

我们的神话学本能理论很容易使我们为反对战争的间接方式找到一种阐述方法。假如愿意发动战争是毁灭本能的一种结果，那么，最明显的计划是使它的对立物爱欲（Eros）与它作对。一切鼓励人们发展情感联系的事情都必须用来反对战争。这些联系可能有两种。第一种虽然没有性的目的，但它们却可能是类似于针对某一被爱对象的某些联系。对精神分析来说，在这一方面谈论爱是毫无必要感到羞耻的，因为宗教本身使用的也是同样的说法：“汝须爱邻犹如爱己。”不过，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3354第二种情感联系是凭借认同作用。凡能引导人们分享重大利益的一切都会产生这种情感一致性（community of feeling），亦即认同作用。而且，人类的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奠基于这些认同作用之上。

您对滥用权威的抱怨[第200页]促使我为间接地反对战争的倾向提出另一个建议。人类天生的、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的一个实例是，他们倾向于分成领导者和被领导者这两个类别或阶层。后者占绝大多数；他们需要有一个能为他们进行决策和在大多数情况下使他们表示绝对服从的权力机构。这表明，人们应当比迄今更多地关注对具有独立心灵的上等阶层的人们进行教育，不要进行恫吓，而要渴求真理，其职责在于对依赖他们的群众指明方向。不言而喻，国家的行政权力实施的侵犯和教会对思想自由所提出的禁令，远非有利于产生这种阶层。事情的理想状况当然是建立一个使其本能生活服从于理性专政（dictatorship of reason）的人类社会。倘若人们之间并没有情感上的联系，那么，还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能如此完全和紧密地把人们联合起来。3355但是，这很可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期望（Utopian expectation）。毫无疑问，避免战争的其他间接方法虽然没有希望获得迅速的成功，但却更为切实可行。一幅令人不快的画卷呈现在人们的心灵中，它犹如一个转动如此缓慢的碾盘，人们还没等到粮食，就可能饿死了。

您会发现，当人们邀请一位不谙世故的理论家就一个紧迫的实际问题提点意见时，其结果并不是非常有效的。在每一种特殊的情况下，致力于用手头上任何可用的手段来抵御危险，这不失为一种更好的计划。不过，我倒想再讨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您的信中没有提到，但却使我特别感兴趣。为什么您和我以及许多人都如此强烈地反对战争呢？我们为什么不把它作为许多痛苦生活灾难的另一种灾难来接受呢？不管怎么说，战争有一个良好的生物学基础，而且在实际上又难以避免，因此战争似乎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没有必要对我提出这一问题感到震惊。出于这样的研究目的，一个人或许可以被允许戴上一副俨然超脱的面具，对我的问题的回答是，我们之所以用这种方式对战争做出反应，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权利，是因为战争会结束充满希望的人生，是因为战争使个体的人陷入了蒙受耻辱的境地，是因为它迫使人们违心地去杀害他人，还因为它毁灭了人类劳动所创造的宝贵物质财富。此外，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理由，例如，在当前形势下，战争不再是获得旧的英雄主义理想的机会，而且由于毁灭性武器的完备，一场未来的战争有可能包括消灭敌对的一方，或者双方同归于尽。所有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其真实性是如此地不容否认，以致人们只能对发动战争却未受到一致的谴责而感到惊讶。人们无疑会对其中的一两个观点进行争论。人们可能会问，一个团体是否不应有权处置个体的生命；每一种战争不可能都受到人们同样程度的谴责；只要还存在着这样的国家和民族，只要他们打算无情地毁灭其他国家和民族，那么，这些其他国家和民族就必然要武装起来应对战争。但是，我不想在任何这类问题上耽搁；这些问题并不是您想同我讨论的问题，而且我心中还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在我看来，我们反对战争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不得不这样做。我们之所以是和平主义者，是因为出于先天固有的原因，我们才不得已而为之。因此，我们发现不难提出证据来证明我们的态度是正确的。

毫无疑问，这是需要做些解释的。我的信念就是如此。人类业已经历了无数时代的文化进化过程。（我知道，有些人宁愿使用“文明”一词。）3356我们把一切幸福生活以及我们所遭受的大量痛苦都归因于这一过程。虽然它的原因和开端还很模糊，它的结果也不确定，但它的某些特征却是容易察觉的。或许它正在导致人种的灭绝，因为它以多种方式损害了性的功能（sexual function）；未开化的种族和落后的人口阶层比高度开化的人增加得更为迅速。这一过程或许可与某种动物的驯养相提并论。毫无疑问，它也伴有身体的变化；但是，我们对下述观点还不太熟悉，这种观点认为，文明的进化（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是这样一种有机过程。3357伴随着文明过程而发生的心理变化是显而易见和昭然若揭的。这些变化表现为不断地移置本能的目的和限制本能的冲动，使人们的祖先感到愉快的感觉对我们来说已变得冷淡了，甚至是不可忍受得了；在我们的道德和美学的理想中就有发生这些变化的有机体基础。在文明的心理特征中，有两个特征是最重要的，即理智的增强（这是驾驭本能生活的开端），以及攻击性冲动的内在化，及其随之而来的一切好处和危险。现在，战争就是为了最彻底地反对文明过程施加于我们的心理态度（psychical attitude），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迫使我们反对战争；我们简直再也不能容忍它了。这不仅仅是一种理智的或感情的否定；我们这些和平主义者（pacifists）对战争有一种体质上的（constitutional）不能容忍，可以说，是一种已扩展到最高限度的特异体质了。的确，在战争中美学标准的降低在我们的反抗中比起它的残酷性来所起的作用并不小。

在其他人也成为和平主义者之前，我们还要等多久呢？这很难说。但是，我们希望这两个因素，即文化态度（cultural attitude）和对未来战争结果的合理恐惧，可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制止战争的进行。至于靠什么办法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却无法猜测。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倒可以说：凡是能促进文明发展的事物都同时可用来反对战争。3358

假如我所说的这些话令人失望，我也相信您会谅解我的。

此致

最亲切的问候！

您忠实的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1932年9月，维也纳

弗洛伊德自传（1925）

张霁明　译

卓如飞　校

车文博　高申春　审订

按语

《自传》是为《从自叙传看当代医学丛书》（4卷，1923～1925）而撰写的，主要部分写于1924年，实际上德文版出版于1925年，英文版于1927年在美国首次出版。1928年收入原文德文版《弗洛伊德全集》（11卷），1948年在该版14卷中又原封不动地收入，包括再版时新补充的一些脚注，但却忽略了《自传》正文中大量的修改和补充。詹姆斯·斯特雷奇和弗洛伊德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共同主编的恢宏巨著的英文版《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24卷），于1959年又对原来的译文作了修改，并作了大量的注释和说明，使其成为一部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自传》中有两个密不可分的主题贯穿于始终，即弗洛伊德个人的经历和精神分析的历史。因此，《自传》不是描述个人家庭、生活和工作的一般性自传，而是一部精辟地总结精神分析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学术性经典。可以说，《自传》是弗洛伊德在美国发表的《精神分析运动史》精华的再现，主要阐述了弗洛伊德本人在精神分析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一

这套《自传》丛书的一些撰稿人，从一开始起，便对他们所接受的这个任务的异常困难表示忧虑。我想，对于我来说，这些困难甚至还要更大些，因为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发表过与这本书意思相同的文章。并且，那些文章，决定于它们所要讨论的主题的性质，都更多地论述了一些个人的看法，而不同于一般的或按要求写的同类文章。

我最早对精神分析的主题和发展的叙述，是我于l909年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所作的五次讲演。3359在那里，我应邀参加了该校建立二十周年庆典。就在前不久，我应约为美国一部集体编写的主要论述本世纪初重大事件的著作，写了一篇与此文类似的文章。3360因为编者专门分给我特定的一章，这说明他们对于精神分析的重要性已有所认识。在这两件事情之间，我还发表了一篇题为《精神分析运动史》的文章。实际上，这篇文章包括了我目前为这套《自传》丛书所要论述的内容的精华。鉴于既不想和我以前的论述相矛盾，也不想完全重复以前的论述，所以我必须努力构思，为当前这套《自传》丛书写出这样一篇记叙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主观见解和客观态度、传记色彩和历史影响能以一种新的相对合理的篇幅融汇于其中。3361

我于1856年5月6日出生于摩拉维亚的弗莱堡，也就是今天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小镇。我父母都是犹太人，我自己至今仍然是个犹太人。我有理由相信，我父亲的家族曾经在莱茵河畔（科隆附近）长期定居。由于14世纪或15世纪期间对犹太人的迫害，他们向东逃难。19世纪期间，他们又从立陶宛经加里西亚移居德属奥地利。我4岁时，来到维也纳，在这里接受了我的全部教育。上大学预科（即“文理中学”，或译“完全中学”，Gymnasium）时3362，我的学习成绩连续七年在全班名列前茅。我也因此享有特别的待遇，几乎从不用参加班里的考试。尽管我们生活在很受限制的环境中，父亲还是坚持认为我应该完全根据自己的爱好来选择职业。不管是那时，还是在后来我都未曾对医生这一职业有过什么特殊的偏好。3363确切地说，我是被一种好奇心所驱使，而这种好奇心更多的是对于人类的关心，而不是对于其他自然事物的关心。我也没有认识到观察作为满足这种好奇心的最好方法之一的重要意义。我很久以后才认识到，我对圣经故事的全神贯注的阅读（几乎从我一学会阅读技巧开始），对我的兴趣定向产生了持久的影响。3364有一位年龄比我大一点的高年级同学，他想长大后做个著名的政治家，我和他友情甚笃。在他的有力影响下，我产生了一种愿望：要像他一样研习法律，将来从事社会活动。同时，当时最热门的话题——达尔文理论，也强烈地吸引着我，因为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在对世界的了解上取得巨大进展。只是在毕业前夕，听了卡尔·布鲁尔（Carl Brühl）教授在一次很受欢迎的讲演中朗诵了歌德论大自然的优美散文之后a，我才决定要做一名医学院的学生。

1873年，当我第一次踏入大学的校门时，我体验到一些明显的失望。首先，我发现别人指望我该自认为低人一等，是个外人，因为我是犹太人。我绝对不承认我是劣等人，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我一定要为我的血统，或者如人们那时开始说的“种族”，而感到耻辱。我容忍了对我的排斥，并不感到非常懊恼。因为在我看来，尽管受孤立，但一个积极同大家一起工作的人是能够从这个人类的组织中找到某种慰藉或安身之地的。然而，大学里的这些最初印象产生了一个后来证明很重要的结果，即我在年轻时便不得不熟悉了这种处于对立面和在“紧密团结的大多数人”3365的禁令之下的命运。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后来判断的独立性打下了基础。

此外，在大学头几年，我不得不认清，我的才能的特征及其局限性，使我不可能在我于青年时期就急切地投身于其中的许多科学领域中取得全部成功。这样，我懂得了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的告诫之a[卡尔·布鲁尔这个名字是1935年增补的，但1948年又删除了。据佩斯塔洛齐（Pestalozzi）考证（1956），这篇散文（写于1780年）的真正作者是一位叫托波勒（G.C.Tobler）的瑞士作家。歌德是在半个世纪后偶然发现这篇散文的，由于记忆错误把此文收进自己的著作之中。这篇文章在弗氏本人的一个梦中起过重要作用（见标准版，第5卷，第441页）。据说，关于这次讲演，弗洛伊德为维也纳一家报纸写过一篇评论，但现在已无从查证。]

真谛：“对科学的广泛涉猎是徒劳无功的，每个人只能学到他所能学的东西。”3366

最后，在厄恩斯特·布吕克（Ernst Brücke）3367的生理研究室里，我才找到了归宿和充分的满足。同时，我还在这里找到了我应该尊敬并奉为楷模的人，他们是：伟大的布吕克本人，他的助手西格蒙德·埃克斯纳（Sigmund Exner）3368和厄恩斯特·弗莱施尔·冯·马克索（Ernst Fleischl von Marxow）。3369马克索是一个杰出的人，我荣幸地和他建立了个人友谊。3370布吕克给了我一个神经系统组织学中的问题让我解决。我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很满意。我还独立地使这项工作有所进展。从1876年到1882年，我一直在这个研究室里工作，只有短暂的几次间断。人们一般认为，我是被选拔出来补充下一个有可能空缺的助手职位的。3371医学本身的各个分支，除精神病学（psychiatry）外，我都一概不感兴趣。我明显地放松了对医学课程的学习，因此直到1881年，我才获得了那姗姗来迟的医学博士学位。

1882年是我的一个转折点，我的老师布吕克——我对他充满最崇高的敬意——考虑到我窘困的经济状况，极力劝我放弃理论研究工作，从而纠正了我父亲高尚而毫无远见的想法。我听从了他的劝告，离开生理研究所进入维也纳综合医院3372做了一名临床助理医生。不久我就被提升为住院内科医生，并在医院的各个科室里工作。我还在梅纳特（Meynert）3373手下工作了六个多月。在我上大学时，他的工作和人格就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不管怎么说，在一定意义上，我对我最初从事的工作仍然忠心耿耿。布吕克曾建议我做的课题是研究一种最低等鱼类八目鳗的脊髓神经节细胞，现在，我把此项工作扩展到人类中枢神经系统。就在这时，弗莱奇（Flechsig）发现了髓鞘形成的非同时性。这一发现使神经通路的复杂过程得以清楚地阐明。我一开始便选择延脑作为研究课题，而且是唯一的课题，这一事实是我的发展连续性的另一标志。我后来的工作同我早年在大学学习期间漫不经心地广泛涉猎各门功课的特征形成了完全明显的对照：我形成一种把全部身心都集中在一个课题或问题上的倾向。这种倾向一直保持了下来，而且也是这个倾向导致了别人指责我的所谓的片面性。

于是，我又像以前在生理研究室那样，成为大脑解剖实验室的一名活跃的工作者。我的一些关于延脑中的神经通路的方向和神经核起源的短篇论文，就是我在维也纳综合医院的这几年里写的。我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埃丁格尔（Edinger）3374的注意。一天，梅纳特——甚至当我实际上已经不在他手下工作时，他仍然给我进入实验室工作的机会——向我建议，我应该明确致力于大脑解剖的研究，并且允诺要把讲授工作交给我，因为他感到自己年龄大了，对于一些较新的方法已力不从心。但是我谢绝了他的这个提议，因为我觉得这个任务实在过于重大；或许也可能是当时我心存这样的疑虑，即像他这样的大人物，凭什么待我如此好呢。

从身体的角度考虑，大脑解剖无疑就是生理学。再加上顾及经济收入，我便开始研究神经方面的疾病。那时，在维也纳医学界几乎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可供这方面研究的材料分散在这所医院的一些不同科室里，也没有学习这门学科的理想机会。无奈，我只好自学。甚至刚刚因其关于大脑功能定位的著述而得到任命的诺斯纳格（Nothnagel）3375，也没有把神经病理学（neuropathology）与其他更细致的医学分支区分开来。然而，在遥远的巴黎，沙可（Charcot）3376这个伟大的名字正在闪闪发光。于是我打算，先获得维也纳大学神经病理学讲师的任命，然后去巴黎继续我的研究。

后来的几年中，在继续担任住院内科医生期间，我还发表了一些关于神经系统器质性病变的临床观察报告。于是，我逐渐熟悉了这一领域。我能够准确地指出延脑中的损害部位，以致病理解剖学家对我的诊断都无可补充。我是维也纳第一个为了验证对急性多发性神经炎的诊断，而把死者送去进行病理解剖的人。

我的诊断以及后来尸体解剖对诊断的证实，使许多美国医生慕名前来拜访。我操着半生不熟的英语对我科室里的病人讲授。当时我对神经症所知甚少。有一次我向他们介绍一种因长期头痛而患的神经症，把这种病说成是慢性局部性脑膜炎。结果他们当然地群起反对，离席而去。于是，我的不成熟的教学就此结束了。这里我想补充两句为自己辩解一下，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这样的年代，其实，在维也纳，那些比我更有名气的权威们还常常把神经衰弱诊断为大脑肿瘤呢！

1885年春，根据我就组织学方面和临床方面的论文，我被认命为神经病理学讲师。不久，由于布吕克的一份热情的推荐书，我得到一笔数目不小的出国奖学金。3377同年秋天，我到了巴黎。

于是，我成了萨尔伯特里尔医院的一名学生。但是，在这些众多的外国来访者中间，开始我最不受人注意。一天，我听到沙可说，因为战争，他的讲稿一直未能译成德文，他对此表示遗憾。接着他又说，如果有人愿意把他新近的讲稿译成德文，他将会非常高兴。我于是写信给他，表示愿意承担。我还记得信中的一句话，大意是我的病只是“运动性失语症”，而不是“感觉性失语症”3378。沙可接受了我的自荐。于是我得以与他结识。从那时起，我便充分地参与了他在萨尔伯特里尔医院里的那个诊所内的一切活动。

就在我写这个传记的过程中，我正好收到一些来自法国的论文和报纸文章。这些文章证明，他们强烈地反对精神分析，在谈及我和法国学派的关系时又常常作出极不准确的论断。例如，文章中说，我利用去法国的机会熟悉了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的理论，然后将其攫为己有。为此，我想明确地表明，在我访问萨尔伯特里尔医院的整个期间，让内的名气根本不像今天这样大。

在我跟沙可一起工作的日子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于癔症（hysteria）的最新研究，我亲眼见到其中一些研究的完成。例如，他证明了癔症现象的真实性和规律性“进来，这里也有众神”3379，证明了男性癔症的经常发生，证明了催眠暗示可产生癔症的麻痹和痉挛，并且这种人为的结果直到最小的细节上都显示出与自发性发作具有相同的特征，而且发作时还常常伴有外部创伤。沙可的许多演示，一开始便引起我和其他访问者的惊讶和怀疑，这时我们便竭力用当时的某一种理论进行辩解。他总是既和善又耐心地处理这些疑问，同时也非常果断。正是在这样的一次讨论中（在谈到理论时）他说：“理论并不妨害存在。”3380这句话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毫无疑问，沙可那时教导我们的所有东西并非到今天仍然全都适用。有一些已经开始表现为可疑的，还有一些则明显地没有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是，余下的足够多了。他在科学宝库中发现了一块永恒的领域。离开巴黎之前，我同这位伟大的人讨论了一个对癔症性麻痹和器质性麻痹作比较研究的计划。我想证实这样一个论点：癔症麻痹和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障碍，应根据关于它们之间的界限的通行看法来区分，而不应根据解剖事实来区分。他同意这种观点，但是很容易看出，他实际上对于更进一步地深入研究这种神经症心理学3381并无特别的兴趣。毕竟，他的工作正是从病理解剖开始的。

回维也纳之前，我在柏林逗留了几周时间，以便了解一些有关儿童常见疾病方面的知识。卡索维茨（Kassowitz）3382——他是维也纳一所治疗儿童疾病的公立医院的最权威人士——曾允诺要让我负责一个儿童神经病科的工作。我在柏林受到了巴金斯基（Baginsky）3383的帮助和友好接待。在后来几年当中，我根据在卡索维茨医院的工作实践，发表了几篇篇幅相当长的关于儿童单侧和双侧大脑麻痹方面的专题论文。由于这一原因，后来（1897年）诺斯纳格让我在他的巨著《普通及特殊病症治疗手册》中负责这一专题的撰写工作。

1886年秋天，我以内科医生的身份在维也纳定居，并和在一个遥远的城市里一直等我四年多的一位姑娘结婚。这里我想稍稍回过头来解释一下，我之所以在青年时代没有成名，正是因为我那时的未婚妻的缘故。33841884年，由于一种深厚的业余爱好，我从马克化学公司找到一些当时尚未弄清的古柯碱（cocaine），并开始研究其生理作用。就在这项工作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有了一个可前去探望未婚妻的机会。当时我们已分别两年之久。我匆忙结束了对古柯碱的研究，并满足于我的这个课题上已完成的专题论文。我在论文中还预测，古柯碱的进一步用途不久就会被发现。然而我还是告诉了我的朋友、眼科专家克尼斯坦（Konigstein）3385，提示他应该研究一下古柯碱的麻醉性在眼科手术中应用的可能性。我探亲结束返回时发现，不是他，而是我的另一个朋友卡尔·科勒（Carl Koller，现在纽约）——我也曾和他谈过古柯碱的问题——在动物眼睛上做了决定性的实验，并且在海德堡眼科学学会上做了演示。科勒因此当然地被认为是古柯碱局部麻醉的发现者。如今古柯碱在外科小手术中的作用已相当重要了。但是，我并不因为这一研究的中断3386而埋怨我的未婚妻。

现在再回到1886年。那时我以神经病专家的身份在维也纳定居。这时我接受了一个任务：向医学学会报告我跟沙可学习的情况及所见所闻。但是我的报告受到了冷遇。那些权威人士，如学会主席（内科医生班伯格[Bamberger]）等人，宣称我所报告的情况令人难以置信。梅纳特要求我在维也纳找一些与我所讲述的情况相似的病例，并将其提交给医学学会。我于是努力找寻这样的病人。但是，那些年长的医生们拒绝我观察和研究在他们科室找到的这样的病人。其中一位年长的外科医生竟然惊奇地大叫道：“天哪，我亲爱的先生，你怎么能说出这样荒唐的话？癔症是子宫的意思，男人怎么会得这种病呢？”我只得徒劳地辩驳说：我并非一定要大家赞同我的诊断，而是希望能由我亲自处理这些病人。最后，我在医院外面偶然发现了一个患有典型的癔症偏侧感觉缺失的男性患者，用这个病例在医学学会上做了证实。这次大家向我鼓了掌，但没人对我表示出进一步的兴趣。那些高级权威们对我的创新横加否定的印象一直让我难以忘记。同时，我所坚持的男人也会患癔症的观点，以及我通过暗示可引起癔症麻痹的实验演示，使我被迫成了他们的对立面。由于随后不久我被排挤出大脑解剖实验室3387，并且连续好长时间找不到可以讲授我的讲义的地方，我只好从学术生涯中退了出来，不再参加那些学会了。自从我那次去医学学会到如今，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

任何企图依靠治疗神经症患者谋生的人显然必须具有能使患者的症状有所好转的能力。我的治疗武库中只有两件武器：电疗法和催眠术。只是会诊一下然后便开一个处方让病人去水疗房，这样做所得收入甚少。我的电疗知识来自维·厄尔布（W.Erb）的教科书，书中有治疗所有神经症症状的详细说明。遗憾的是，我不久便发现，按照这些教诲来做根本没有任何效果，而且，我以前当作是精确观察所概括的东西，原来只不过是一些空想臆测。德国神经病理学领域最权威的人的著作，竟然不如廉价书摊上所卖的一些“埃及人”谈梦的书更具实用价值。认识到这一点虽然让我很痛苦，但却使我彻底抛弃了我当时还受着影响的、对于权威仅有的一点天真的忠诚。所以，我把电疗器械撇在了一边，尽管莫比斯（Moebius）不久所作的解释对此局面有所挽回。他说，电疗法治疗神经失调（就目前所发现的各种症状而言）的成功，实际上是由于医生暗示的结果。

由于催眠术的使用，病人症状有所好转。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曾经参加过由“催眠术家”汉森（Hansen）举行的一次公开表演。我当时看到，强直性僵直一发作，一个被试者的脸色立刻变得像死人一样苍白，并且只要这种催眠条件不变，他便一直这样持续下去。这使我坚信，由催眠所引起的这种现象是真实的。不久这种认识便得到了海登海因（Heidenhain）的科学研究的证实。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并没有制止那些精神病学教授们宣称催眠术不仅是骗人的而且是危险的，也没有改变他们对待催眠医生的轻蔑看法。在巴黎，我曾看到催眠术被人们随意地当作一种在病人身上引起某种症状，然后再将这种症状消除的方法来使用。就在这时传来一个消息，说是法国南锡出现了一个学派，为了治疗目的，他们大规模而且卓有成效地使用了暗示，而且在使用暗示的过程中，有时使用催眠术，有时则不使用催眠术。这样一来，在我做医生的头几年，除了偶然而无系统地使用心理治疗方法以外，我的主要工具自然便是催眠暗示了。

当然，这也意味着，我当时已不再治疗器质性神经疾病。但是这无关紧要。因为一方面，治疗这种病的前景非常有限，而另一方面，对一个大城市里私人开业的医生来说，这种病人的数量与神经症患者相比简直微不足道。神经症患者焦急地从一个医生处跑到另一个医生处，症状得不到解除，结果数量日益成倍增长。此外，用催眠术进行工作，其中会产生特别诱人的魅力。第一次使用催眠术时，我产生一种克服了他人的无能软弱状态的感觉；同时，能够享有一种奇迹创造者的声誉也是十分令人兴奋的。直到一段时间以后，我才开始发现这种程序的缺陷。当时感到不甚满意的地方只有两点：第一，我不能成功地催眠每个病人；第二，我不能把个别病人催眠到所期望的深度。带着使我的催眠技术更趋完善的想法，我于1889年夏天去南锡，在那里逗留了几周时间。我目睹了年迈的李厄保（Liebeault）在贫穷的劳动阶级的妇女、儿童中工作的动人场面。我也看到了伯恩海姆（Bernheim）在他的医院的病人身上所做的惊人实验。当时我得到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人的意识的背后，还有一个相当有力的思想过程不被人们所意识到。我说服了我的一个病人跟我一起去南锡，我想这样做也许更有益。这是一个天赋相当高的癔症症患者，一个出身高贵的妇女。谁也治不好她，于是被转到我这儿。通过催眠的作用，我已使她有可能过一种较为正常的生活，并常常可以解除她的痛苦。但她总是在一段较短的时间以后便复发一次。由于我当时的无知，我认为这是因为对于她的催眠，从未达到伴有记忆缺失的催眠梦游阶段的缘故。于是，伯恩海姆做了好几次努力，试图在她身上达到这一深度，但也失败了。他坦率地向我承认，他通过暗示所取得的治疗上的巨大成功，只是在他的医院里才能实现，而在他的私人患者身上却毫无结果。我同他有过几次深受启发的谈话，并且答应把他的两部关于暗示及其治疗效果的著作译成德文。3388

在1886年到1891年这一期间，我没做什么科学研究工作，也几乎没发表什么文章。我忙于确立我当医生的这一新的职业中的信誉，并保障我自己的和我那急速扩展的家庭的物质生活。1891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儿童大脑麻痹的研究论文，是同我的朋友和助手奥斯卡·李（Oskar Rie）博士合写的。同年，我收到为一部医学百科全书3389撰稿的邀请，这使我对失语症的理论进行了研究。当时，这一理论被韦尔尼克（Wernicke）和李希海姆（Lichtheim）的观点所统治。他们片面地强调定位说。这一研究的成果是一部批判性的和纯理论性的书：《关于失语症的理论》（1891）。

但是，接下来，我必须向大家说明，科学研究为什么再一次成为我生活中的主要兴趣。

二

我必须补充解释一下刚才说过的情况：除了催眠性暗示以外，我从一开始还以另一种方式来运用催眠术。我用催眠术向病人询问其症状的起因；这方面的情况病人在清醒状态中常常讲得极不完整，要不就干脆不讲。这个方法不仅比单纯的暗示性的要求或禁止似乎有效得多，而且也能满足医生的好奇心，因为，医生毕竟拥有对他以单调的暗示程序竭力消除的症状的病因加以了解的权利。

我达到这一不同程序的过程如下所述。还是在布吕克的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我结识了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f Breuer）博士。3390他是维也纳最受尊敬的家庭医生之一，而且有从事学术研究的经历，他已出版了好几本有长久价值的关于呼吸生理学和平衡器官方面的著作。他智力超群，比我大14岁。我们的关系很快就密切起来，他成了我的朋友，我一有困难他便赶来援助。我们逐渐习惯于分享彼此的全部科学兴趣。在这种关系中，获益的当然是我。后来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使我失去了他的友谊。付出这样的代价对我来说是不容易的，但我对此无能为力。

甚至在我去巴黎之前，布洛伊尔就跟我谈过一个癔症病例。在1880年到1882年之间，他用一种独特的方法对她进行了治疗，这种方法使他得以对于癔症症状的起因和意义有了深入的了解。而这时，让内的著作还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布洛伊尔反复向我读了病历的片断。我当时有一种印象：他所叙述的情况比以前的任何观察都更接近于对神经症的理解。当我到达巴黎时，我决定把这些发现告诉沙可，我也确实告诉了他。可是这位权威人物对我关于这个问题的概述并不感兴趣，我也就再也没提此事，任其淡忘。

回到维也纳，我再次转到布洛伊尔的观察结果上，让他更详细地向我述说此事。原来病人是一个受过相当好的教育并且很有才华的少女，她是在护理父亲时得了这种病的。她非常爱自己的父亲。当布洛伊尔接诊这个病人时，他仔细研究了病人以往的病例，表明她经常处于一种痉挛性麻痹、抑制和精神错乱的复杂状态之中。一次偶然的观察使她以前的医生发现，如果诱使她说出当时支配她的情感性幻觉，那么她的这些意识模糊状态便可以消除。从这个发现中，布洛伊尔得出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他设法使她进入深度催眠状态，每次都让她讲出压抑她思想的是什么东西。用这种方法把她的压抑性情绪混乱的发作克服以后，再用同样的程序来消除她的抑制和身体失调。在觉醒状态中，这个姑娘和其他病人一样，对自己的症状起因说不出多少情况，而且也发现不了这些症状和她自己的生活经历之间的任何联系。在催眠状态中，她马上能发现这一缺失的联系。原来，她的所有症状都可追溯到护理父亲时经历过的一些使之激动的事件中去。也就是说，她的症状具有意义，是那些令人激动的情境的残留印象或潜意识回想（reminiscences，亦译“记忆恢复”）。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发现，她守护在父亲病床前的时候，曾经出现过某种不得不压抑的思想或冲动。于是代之而起便出现了后来的这种症状作为替代物呈现出来。但通常这种症状并非个别“精神创伤”场面的沉淀物，而是许多类似情境累积的结果。当病人在催眠状态中，以幻觉的形式将类似这样的一个情景从头到尾重新回忆一遍，并在这个过程中将她当时的情绪和最初被压抑的心理活动自由地表达出来，那么，这种症状便消除而不再复发。通过这种方法，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布洛伊尔成功地消除了她的全部症状。

病人康复了，而且一直很好。事实上，她已能胜任重要的工作。但是在这种催眠治疗的最后阶段，还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地方。对此，布洛伊尔从不给我指出。而且我也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在我看来非常珍贵的发现长期秘藏起来，而不把它贡献出来以丰富科学事业。然而，最紧迫的问题是：是否可能从他在单一病例上所发现的东西之中，概括出一般性结论来。在我看来，他所发现的东西的那种状态具有如此基本的性质，只要能证明在一个人身上发生过，那么我相信它肯定也会出现在每一个癔症患者身上。但是，这个问题只能靠经验来决定。因此，我开始用我的病人重复布洛伊尔的研究。最后，尤其是在我1889年拜访了伯恩海姆、在他告诉我催眠暗示的局限性以后，我专攻此事，其他什么也没干。经过几年的观察，我发现，他的研究成果在每一个容易接受这种治疗的患者身上总是能够得到验证。这时，在我使用类似于他所用的观察形式，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材料之后，我向他建议，我们应该合作出版一本著作。起初他坚决反对，但最后同意了。特别是因为与此同时，让内的著作抢先提出了一些类似于他的研究成果，如将癔症症状追溯到病人生活中的事件上去，以及通过同类程序反复催眠以消除症状等。1893年，我们发表了一篇导引性质的文章“论癔症现象的心理机制”，随后在1895年，我们又合作出版了《癔症研究》一书。

如果我到目前为止在上文中所叙述的这些经过使读者认为，《癔症研究》一书，就其材料内容的全部要点来说，是布洛伊尔的思想成果，那么，这正是我本人所一直坚持的观点，也是我在这里再一次重复的目的。但就书中所提出的理论来说，我确实是做出了贡献的，至于我的贡献达到何种程度，现已无法确定。3391不管怎么说，那一理论是实事求是的，几乎就是对那些观察的直接描述。它并非想要确定癔症的性质，而只是对癔症症状的病因有所阐明。因此，它强调情绪生活的意义，强调区别潜意识心理活动和有意识（或者确切地说是能够意识到的）心理活动的重要性；它采用了动力因素（dynamic factor）的概念，假设某种症状的发作是因为某种情感的抑制；它还采用了经济因素（economic factor）的概念，认为同一症状实际上就是人体一定能量转换的结果，否则这种能量便会通过某种其他方式而发挥作用（后面这一过程被描述为“转换”conversion）。布洛伊尔把我们所使用的方法称作“宣泄法”（亦译“疏泄法”，cathartic），把其治疗目的解释为，是要规定出维持这种症状的一定量的情感已经走上歧路，正如当时表现的那样已被抑制在那里，所以我们应该将其引入正轨，它只有沿着这条道路才可能得到释放（abreaction，亦译“发泄”）。这种宣泄程序的实际效果是令人相当满意的。它的后来变得很明显的不足之处，也是所有催眠治疗形式的那些不足之处。现在仍有许多心理治疗医生，对宣泄法的理解并没有超出布洛伊尔的水平，仍在谈论它的好处。作为一种简便的治疗方法，它的价值是由西梅尔（Simmel）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治疗德国军队中的战争神经症而重新得到证实的。宣泄法理论并没有太多地论述性欲问题。在我提供给《癔症研究》一书的那些病历当中，性因素起一定作用，但是对于性欲的注意程度和对于其他情绪刺激的注意程度基本上是相等的。布洛伊尔在书中谈到那个姑娘时——她因为是布洛伊尔的第一个病人，所以从那时起就很出名了——曾提到，她在性方面的发育当时还很不成熟。这样一来，便很难从《癔症研究》一书中看出，性欲在神经症病源学中到底起着多大的重要作用。

接下来的发展阶段，也就是由宣泄法向狭义的精神分析的转变阶段，我已多次详细地叙述过，很难再提出什么新的事实。形成这一阶段开端的事件，是布洛伊尔从我们的共同工作中的引退，这样我便成了他的未竟事业的唯一继承人。在很早的时候，我们之间便有分歧，但这些分歧并没有使我们分离。在回答下面这个问题上，布洛伊尔倾向于赞成所谓的生理学理论，即：一种心理过程何时开始使人致病，换句话说，这种心理过程在什么情况下变得不可能通过正常方式加以处理。他认为，那些找不到正常发泄途径的过程，产生于异常的“类催眠”的心理状态之中。这样便又产生了一个关于这些类催眠状态是如何产生的问题。而我却与此相反地倾向于认为，存在着多种力的交互影响，以及在正常生活中所观察到的各种目的和意图的作用。这样就出现一种“类催眠的癔症”与“防御性神经症”之间的分歧情况。但是，如果没有其他一些因素起作用的话，他还不至于因为这样的分歧而离开这一课题。其中一个原因，无疑是他既是医院里的医生，又是一个私人大夫，这占去了他的大量时间。同我一样，他不可能把全部力量投入到宣泄法的工作上来。此外，我们的著作在维也纳和德国所受到的冷遇对待也影响了他。他的自信心和抵抗力可不如他其余的心理结构那样发达。例如，当《癔症研究》遭到了斯图吕贝尔（Strümpell）3392的严厉驳斥时，我能够因他的批评显露的对该书缺乏理解而感到可笑，但布洛伊尔却感到受到了伤害，并变得沮丧起来。但是，他做出这一决定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个人的进一步研究已进入新的方向，而他则发现自己无法调和。

我们在《癔症研究》一书中试图建立的理论，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还很不完善。尤其是我们几乎没有触及病源学的问题，没有触及致病过程的根源问题。后来，我从我迅速积累的经验中认识到，在神经症现象背后起作用的，并不是任何一类情绪刺激，而常常是一种性本能。它或者是一种当时的性冲突，或者是早期性体验的影响。对于这种结论，我当时还没有思想准备，而且以前也毫无预料，因为我开始研究神经症时根本没有一点设想。1914年写《精神分析运动史》时，我回想起布洛伊尔、沙可和克洛巴克（Chrobak）向我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是这些话使我较早地发现这个问题。但在当时，我并没弄懂这些权威们讲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实际上，他们所告诉我的内容，比他们自己理解的、或者准备辩护的东西更要多一些。我从他们那里听来的这些话在我头脑中处于潜藏和静止的状态，直到我进行宣泄法实验时才把它们引发出来，仿佛是明显的新发现。我当时也没有意识到在得出癔症起因于性欲的结论时，我是回到医学的最初阶段，并且追溯到柏拉图的一个思想。这是我后来才从哈夫洛克·霭理士（Havelock Ellis）的一篇文章里知道的。3393

在这个令人吃惊的发现的影响下，我采取了一个重大步骤。我超出癔症的研究范围，开始调查那些在我咨询时间大批到来的所谓神经衰弱症患者的性生活。这种实验确实使我失去了作为一个医生的声誉，但也使我更加确信自己的发现。在几乎三十年后的今天，这种信念依然坚定如初。在治疗过程中，要克服许多含糊其辞的东西和难以理解的现象。但是，一旦这些克服之后，便能发现，在所有的这种病人身上，都存在着严重的性功能恶习滥用现象。一方面是这些性功能的恶习滥用；另一方面是神经衰弱症。考虑到两者都是这样普遍地存在着，所以，两者经常同时出现也许并不证明什么。但是，比起这明显的事实来，其中还有更多的东西。进一步仔细观察使我认识到，从这种在神经衰弱症的名目掩盖下的混乱临床现象中，可以区分出两种基本的不同类型。这两种类型有可能以任何一种混合程度出现，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在其纯粹形式中对其进行观察。在一种类型中，其主要表现是焦虑发作，并伴有相应的症状、基本的形式和长期的替代性症状，我因此把它命名为“焦虑性神经症”，而用“神经衰弱症”这个词来表示另一种类型。这样一来就很容易确定如下事实：这些类型的每一种，都具有不同的性生活反常作为其相应的病源学因素。前一种类型是性交中断，未达高潮的性兴奋，以及性欲节制；而后一种类型则是过度手淫，频繁梦遗。有一些很有启发性的特殊病例，这些病人在临床中曾经表现出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类型的惊人的改变。从这些病例中可以证明，在这种基本的性生活规律中，曾经有过一次相应的变化。如果有可能制止这种滥用而代之以正常的性生活，这种状况便会大大改善。

因此，这就使我毫无例外地把神经症都当作性功能紊乱来看待，而所谓“真性神经症”，则是这种紊乱的直接中毒表现，精神神经症则是其心理表现。作为医学工作者所特有的良心，使我对于自己得出这一结论感到满意。我希望我的发现填补了医学科学中的一个空白。以前的医学在处理这一具有如此重大生物学意义的功能时，只是考虑那些由传染或严重的解剖上的病变所引起的损伤，而没有考虑任何其他损伤。此外，这一发现在医学方面还得到了如下事实的支持：性欲并非某种纯心理的东西。它也有肉体的一面，并且其中可能还有某种特殊的化学过程，而引起性兴奋的原因则可能是由于存在着某种目前还不知道的特殊物质。一定也有一些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明，这种真正自发性神经症为什么不像其他种类的疾病，而更接近于中毒和禁欲现象，或者突眼性甲状腺肿。那些中毒和禁欲现象的发生，是由于服用或缺乏某种有毒物质，而突眼性甲状腺肿则有赖于甲状腺的分泌。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回到那种“真性神经症”3394的研究上去，同时也没有其他任何人来继续做我的这一部分工作。今天如果回过头来再看一看我早期的研究成果，我所得出的印象是：这些发现，不过是可能要复杂得多的课题的一个初步的粗略梗概。但总的来说，我认为这些研究成果今天仍然适用。如果我后来能够对单纯青少年神经衰弱症的更多病例进行精神分析的检查的话，那我就非常满意了。遗憾的是没有这种机会。为了避免误解，我想阐明这样一点：我绝非否认在神经衰弱症中存在有心理冲突和神经症情结。我所坚持的是：这些病人的症状，并不是由心理因素决定的，或者通过分析就可以除去的，这些症状必须被看作是紊乱的性化学过程的直接中毒的后果。

在《癔症研究》一书出版以后的几年当中，根据性欲在神经症病源学中所起的作用而得出了这些结论之后，我向各种医学学会宣读了有关这一课题的一些论文，但所得到的反应只是怀疑和否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布洛伊尔竭尽全力以个人的最大影响来支持我，但效果甚微。并且很明显可以看出，他对于神经症的性欲病因论这一认识是顾虑重重的。他本来可以用他的第一个病人向我施加压力，或者至少来为难我。不论怎么说，在这个病人身上性的因素显然是不起作用的。但他从未这样做过。直到我开始对这一病人进行正确解释，并且根据他以前的一些言论，对于他关于这一病人的治疗结论进行重新修正时，我才懂得他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原来，就在对这一病人的宣泄工作似乎就要完成的时候，这个姑娘突然出现了一种“爱恋移情”（transference love）的现象。布洛伊尔当时并没有把这一情况同她的病症联系起来，所以便沮丧地引退了。显然，对于布洛伊尔来说，想起这件明显的意外事件是很痛苦的。他对我的态度一度处于赞扬和严厉的批评之间，摇摆不定。接着，我们之间便时而出现意见分歧。遇到使人尴尬的情况，分歧是必不可免的。最后，我们终于分手了。

关于一般性精神失调研究的另一个结果，是我改变了宣泄技术。我放弃了催眠术，而寻求用另外一些方法来代替它，因为我期望在治疗癔症的过程中不受任何约束。随着经验的增长，我对于甚至把催眠术当作实现精神宣泄的一种方法来使用，也产生了几点很大的怀疑。首先，如果我和病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一有干扰，那么即使最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也很容易突然消失。当然只要重新建立和谐关系，这种效果可以重新确立。但是这种偶发事件却证明了：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个人情感关系，毕竟要比整个宣泄过程牢固得多。确切地说，正是这一因素避开了控制的种种努力。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最清楚不过地向我显示了我长时间以来一直猜想的东西。这关系到与我配合得最好的病人之一。我用催眠术在她身上能够取得最神奇的效果。我正在通过追溯她痛苦发作的根源来解除她的苦难。有一次，她一醒来便伸出胳膊搂住了我的脖子。一个佣人偶然走进来，使我们得以从一场极不愉快的讨论中解脱。但是，从那时起，我们都心照不宣地认识到，催眠治疗应该到此为止了。我足够谦虚，不至于把这件事情归因于我拥有不可抗拒的魅力。我感到我现在已经抓住了在催眠术背后起作用的那个神秘因素的实质。为了排除这个因素，或者无论如何要分离这个因素，放弃催眠术是必要的。

但是，催眠术在宣泄治疗中曾经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它开阔了病人的意识范围，把病人在觉醒时所不具有的认识置入他们所能得到的距离之内。看来，要再找出一种替代方法是相当困难的。我正在茫然无措的时候，想起了和伯恩海姆在一起时经常看到的一个实验，这对我有所帮助。我记得，当被试者从催眠梦游状态中醒来时，他好像一点也不记得他处于那种状态时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伯恩海姆却坚信这种记忆肯定一直存在。只要他坚持让被试者回忆，只要他断言被试者本人肯定记得这些东西，只需说出来就是，同时把手放在被试者的前额上，那些忘记的东西便确实常常能够复现。起初很慢，最终就如潮水般完全清晰地涌现。我于是决定，我也这样做。我认为，我的病人肯定实际上“知道”所有那些迄今为止只是在催眠状态中他们才能接近的东西。我想，有我的断言和鼓励，也许再辅以我的手的触摸，应该能使病人把那些已经被遗忘的事实和联系引入意识之中。无疑，这一过程可能要比催眠辛苦得多，但它可能证明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所以我放弃了催眠术，只是保留了催眠术开始时的那些准备过程，即让病人躺在沙发上，我坐在病人后面看着他，但不能让他看到我。3395

三

我的愿望实现了，我从催眠术中解放出来。但是随着这一技术上的改进，宣泄工作则呈现出了一种新局面。催眠术使我们看不到各种力的交互作用，现在这种作用则呈现在眼前。而对这种作用的理解，又给我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患者本来已经忘记了他们内部和外部生活的大多数事实，但是，只要采用一种特殊的技术，他们便能够回忆起这些事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观察给这些疑问提供了详尽的答案。所有那些被遗忘的事实，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些痛苦的经历。就患者以他自己的人格标准来判断而言，这些经历或者是可惊的，或者是痛苦的，或者是羞耻的。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得出这种结论：这正是这些经历要被忘掉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这正是这些经历没有被保留在意识之中的缘故。尽管如此，为了使其重新被意识到，就必须克服某种在患者头脑中进行抵抗的东西，必须使患者独立地进行努力，以促进和迫使他回忆。医生所要求的努力程度要因不同的患者而异。努力的程度和所要回忆的难度直接成正比。医生自己所花费的力量，很明显是衡量患者本人的“抵抗（resistance）”程度的标准。我只需把我自己所观察到的情况诉诸语言就可以了。同时，我也因此而拥有了“压抑（repression）”理论。

这样一来，我们就很容易构想致病的过程了。我们还是举这个简单的例子：在患者头脑里，先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冲动，但是接着又出现了另一种强有力的冲动与之相对抗。我们可以想象，紧接着出现的这种心理冲突，将采取下面这样一个过程。这两种能量——为了现在叙述方便，我们把它们分别称为“本能”与“抵抗”——在意识的最清晰之处互相斗争了好长时间，直到本能被否定，能量贯注（cathexis of energy）从其冲动中退出为止。这就是正常的解决途径。然而，在神经症中（由于一些仍旧不清楚的原因），这种冲突却得到了另一种结果。自我，当它第一次与这种讨厌的本能冲动发生冲突时，似乎是向后退却，它阻止这种冲动进入意识，阻止它的直接的能量释放；但同时，这种冲动维持其充分的精力贯注固定不动，我把这一过程称为“压抑”。这一过程很新奇，在我们的心理生活中，以前从未识别出与此相类似的某种东西。很明显，这是一种基本的防御机制，好比一种要逃跑的企图。实际上，它只是后来所产生的正常的罪恶感（guilt feeling）的前兆。压抑的第一个行为包含着若干进一步的后果。首先，自我被迫采取一种持续的能量消耗，即反宣泄，以保护自己不受被压抑冲动的重新攻击的持续威胁。这样一来，自我就要消耗它自己。而另一方面，此时处于潜意识之中的被压抑冲动，却能够迂回地找到释放和替代满足（substitutive satisfaction）的途径，这样便使压抑的整个意图归于失败。在转换性癔症患者身上，这种迂回途径便导致了躯体的神经支配，被压抑冲动从某个地方冲出来，这样便产生了“症状”。所以说，这些症状是一种妥协的结果，因为尽管得到了替代满足，但由于自我的抵抗，它们还是背离和偏斜了自己的目标。

压抑理论于是成为我们理解神经症的基础。关于治疗任务，我不得不采取一种新观点，其目的不再是“发泄”误入歧途的情感，而是要揭示种种压抑，并以判断行动取而代之。这种判断行动可能导致、或是承认、或是谴责以前曾被否定的东西。我不再把我的研究和治疗方法称作“宣泄法”，而是称作“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以此来表示我对这种新的情形的认识。

把压抑作为一个中心问题，然后把所有精神分析理论的全部内容都与压抑联系起来，这样做是可行的。3396但在这样做之前，我要对一个受到争论的实质问题作出进一步的评论。按照让内的观点，一个患癔症的女人是个可怜的生物，由于体质虚弱，她不能使自己的心理活动整合为一体，正因如此，她成了自己精神分裂及意识范围受限的牺牲品。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精神分析的调查结果说明，这些现象是动力因素的结果——也就是说，是心理冲突的结果和压抑的结果。对我来说，这一区别似乎具有深远意义，它足以结束下面这一观点的反复狡辩：凡是精神分析中有价值的东西，都只不过是从让内的思想中借用过来的。读者将会从我的论述中了解到：历史地看，精神分析与让内的发现无关。它在内容上，正好背离并远远超过了让内的那些发现。让内的著作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意思，即：使精神分析在心理科学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并使之吸引如此广泛的注意。我对让内本人一向是尊敬的，因为他的发现在相当的程度上与布洛伊尔的发现不谋而合。布洛伊尔的发现比他早，发表却比他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精神分析终于在法国也成为人们讨论的一个主题时，让内的行为却不大高雅，表现出对于那些事实的无知，并使用了一些很险恶的论点。最后，他因为下面的说法而让我看到了他的本质，也因此而毁掉了他自己著作的价值：他宣称，在谈及“潜意识”心理活动时，他并没有用这一词语指任何东西，而只不过是指一种“谈话方式”罢了。

但是，对致病的压抑以及其他一些仍须提到的现象的研究，迫使精神分析严肃地采用了“潜意识”这个概念。精神分析把一切心理的东西首先看作是潜意识的；在精神分析看来，“意识”作为心理的东西的更进一步的特性，可能是存在的，或者也可能是不存在的。这种说法自然要引起哲学家们的反对。对他们来说，“意识”和“心理”是同一个东西；他们不能设想，竟然还有“潜意识心理”这样一种荒谬的东西。然而实在没有办法，对于哲学家的这种癖性，我只能耸一耸肩而置之不理。有关冲动的频率和力量的经验（这种经验是从病理学材料中获得的，而哲学家对此一无所知），并没有留下什么可供选择的东西。对于那些冲动，人们不可能直接感知；对于其存在，人们只能像对外部世界的某种事实一样进行推测。顺便指出，这就好像人们拿自己以前经常描述其他人心理生活的办法，来描述自己的心理生活。人们毫不犹豫地认为一些心理过程属于其他人所有，虽然他不能直接意识到这些过程，而只能从这些人的言行中推测得知。但是，对其他人适用的东西肯定也适用于自己。任何人，如果要进一步论述这一观点，并从中推导出以下观点，即某人自己的潜藏于后的过程，实际上属于一种第二层的意识，那么，他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他根本不知道其为何物的意识概念，即“潜意识的意识”（unconscious consciousness）——这个概念当然绝对不比“潜意识心理”（unconscious mind）这一假设更好接受哪怕是一点点。另一方面，如果有人像其他一些哲学家那样宣称，他准备考虑一些病理学的现象，但是潜藏于这些现象之下的那个过程不应该被描述成心理的（mental），而应该被描述成“类心理的”（psychoid），那么，这一见解上的差异就退化为一种毫无意义的文字之争了。即使如此，如果为了方便起见，还是应采用“潜意识心理”这一表达法为好。至于进一步地追问潜意识的最终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同那个关于意识的本质是什么的老问题一样，既不明智也无裨益。

如果要想简洁地解释精神分析如何又对潜意识进行进一步的区分，将其划分为严格意义的前意识（preconscious）和潜意识两种，可能要更困难一些。对此，我想只要指出以下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即：对于那些作为对经验之直接描述的理论，补充以各种假设，而这些假设的提出，是为了便于对所观察到的经验材料进行处理，但它们本身又是与那些不可能成为直接观察主题的事情有关的，这乃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科学推理的过程。那些较古老的科学，就是采用了与此相同的过程。我试图把心理机制描述为由许多“机构”或“系统”所构成，其间的相互联系用空间术语来表示，这种空间关系当然并不意味着与实际的大脑解剖有任何联系。（我已将这种方法称为心理地形学方法：the topographical method of approach。）潜意识的进一步划分就是这种尝试的一部分。诸如此类的认识是精神分析的理论上层建筑结构之一，其中的任何部分，只要证明是不妥当的，便马上可以放弃或改变而毫无损失或遗憾。但是，还有许多更接近实际经验的东西有待于描述。

我已经提到过，我对于神经症的那些沉淀于下和深藏于后的起因的探究，越来越经常地把我带到患者的性冲动及其对性冲动的抵抗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之中。在我研究性压抑深置于其中、作为被压抑冲动的替代的症状也起源于其中的致病情境的过程中，我被越来越深入地带回到患者的生活历史之中，直到追溯至童年之始。探究人性的诗人和学者一直都在宣称的东西证明是正确的：早期生活阶段的印象，虽然大部分难以回忆，但在个人成长方面还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尤其是给后来发生的任何精神失调埋下了心理倾向的种子。但是，由于这些儿童时期的经验总是与性的激动以及对此激动的抵抗有关，我于是发现，我面临着“幼儿性欲”（infantile sexuality）这一事实——这又是一个新异的东西，也是一个与世人最顽固的偏见相抵触的。儿童时期被看作是“纯洁无邪”、没有性欲的时期，与“性欲”恶魔的斗争被认为直到动乱的青春期到来时才开始。像这样的在儿童身上不难发现的偶然的性活动，被当作堕落、或早熟学坏、或一种怪异的天性反常而遭到压制。在精神分析的所有研究成果中，几乎没有一个能像下面这一主张那样，遇到过如此广泛的抵触或者引起如此大的愤慨，即：性功能在生命初期便开始，甚至儿童时期便有一些重要迹象证明它的存在。但同时也应该指出，在精神分析的研究成果中，还没有一个能像这一发现那样能够如此容易和彻底地得到证实。

在进一步探讨幼儿性欲这一问题之前，我必须提到我曾一度犯过的一个错误。这一错误可以说险些给我的全部工作带来致命的后果。在我当时所使用的那一技术程序的影响下，我的大多数患者在回忆中都提到他们儿童时期的一些情境，在这些情境之中，他们在性方面曾经受到过某个成人的引诱。对于女患者来说，引诱者几乎常常是她们的父亲。我相信这些叙述，因此我推测，我已经从这些儿童时期性引诱的经历中，发现了后来所发生的神经症的根源。一些病例增强了我的这一信念。在这些患者身上，这种和父亲、叔父或者哥哥的关系，一直继续到其记忆力可以被信赖的年龄。如果读者倾向于对我的轻信摇头不信，我不能完全怪罪他们，虽然我可以辩解说，在当时，我是有意把我的批评能力搁置一边，以便对这类天天引起我注意的许多新奇之事保持一种不存偏见和易于接受的态度。然而，当我最终不得不认识到这些引诱情境根本没有发生过，它们只不过是我的患者编造出来的幻想，或许是我自己强加给他们的东西的时候，我一度完全茫然无措了。3397我对自己的技术及其研究结果的自信，也同样遭到了重重的一击。毋庸辩驳，我是用一种我认为正确无误的技术方法而得出这些回忆情境的，其主题无疑与那些作为我调查工作之开端的症状有关。当我重新振作起来时，我才从我的发现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即：这些神经症的症状并非直接和实际事件相联系，而是同那些愿望中的幻想相联系，而且，就这些神经症来说，心理现实要比物质现实更重要。就是到现在，我也还不相信，是我把那些引诱幻想强加给了我的患者，是我把这些引诱幻想“暗示”给了他们。事实上，我第一次发现“俄狄浦斯情结”（亦译“恋母情结”，Oedipus complex）是偶然的，这一情结后来表现出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但是到当时为止，我并没有辨认出它是以幻想作为伪装而出现的。加之，儿童时期所受的引诱在神经症病源学中仍起一定作用，尽管作用比较小。但是现在证明，那些引诱者往往是一些年龄较大的孩子。

于是，大家可以看出，我的错误与一个人在下面这种情况中所犯的错误属于同一种性质：他相信，关于早期罗马的国王们的那些传说故事（如利维所讲述的那些故事），是在历史的事实性意义上真实的，而不是从这些故事的传说性质来理解这些故事——这些传说性质的故事，乃是对关于那些不重要的、或者偶然情况下可能是不光彩的时间和事件的记忆的一种抵抗。这个错误一清除，研究儿童性生活的道路便打通了。这样便有可能把精神分析应用到科学的另一个领域，并把其资料作为发现一些生物学新知识的一个工具来使用。

根据我的发现，个体生命一开始，性功能便存在，尽管起初它隶属于那些其他的生命功能，直到后来才从中独立出来。在它变成我们所熟悉的、成人的那种正常性生活之前，它必须经过一个长期复杂的发展过程。它的开端表现在那种包括所有组元本能（component instincts）活动之中。这些本能组成成分有赖于身体的性感区亦译“性感带”，erotogenic zones，其中有些是以一对相反的冲动形式而出现的（例如：施虐癖和受虐癖，或者暴露癖和偷窥癖）。在寻求快乐的过程中，它们彼此独立行动，并且就在这同一个人自身寻找绝大部分的目标。所以，性功能在一开始时是非中心化的，主要是“自淫”（亦译“自体性欲”，auto-erotic）。后来，综合开始出现，以“口腔”占统治地位的第一结构期先出现，接着便是“肛门”期，只是在第三期终于到达之后，方可确立阳具的统治地位，于是性功能便开始为生殖目的服务。在这一发展过程期间，这些不同的本能组成成分的一些要素，都被证明与这个最后的生殖目的没有关系，因此便被搁置一旁或者转为他用，而同时另外一些要素则离开它们的原有目标而被归入生殖器组织之中。我把这种性本能的能量叫做“力比多”（libido），这个名称只属于这种能量形式。接着我又被迫推测：“力比多”并非总是顺利地通过其规定的发展过程。由于某些本能成分力量过强，或者某些包括成熟前性满足在内的经验，“力比多”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关节点之处可能发生固着（亦译“固恋”，fixation）现象。如果后来发生了压抑，“力比多”便流回到这些关节点之处（这个过程被描述为“倒退”，regression），而这种能量正是从这些关节点之处以一种症状的形式突破而出。后来情况更加清楚，固着点的那一定位正是决定那种神经症选择的因素，即它决定后来的那一疾病的表现形式。

在心理生活中起着相当重要作用的那种获得某一“目标”的过程，其发生与“力比多”的组织化过程息息相关。在“自恋”阶段以后，男女两性的第一个爱恋目标均是其母。首先，小孩似乎很可能不能把母亲的营养器官同他（她）自己的身体区分开来。后来，还是在婴儿期头几年，这种“俄狄浦斯情结”联系便确定下来：男孩将其性欲愿望集中在母亲身上，把其父亲当作竞争对手，发展对其父的敌意冲动，女孩也采取一种类似的态度。3398“俄狄浦斯情结”的所有不同变异和结果都很重要。人类的先天两性体质，使其自我感知并增加同时活动趋向的次数。儿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清楚两性间的差异。在这一“性探索”阶段，他们创造出一些典型的“性理论”。由于这些理论的创造者自身生理发展的不完善所限，因而这些理论是一种真理和谬误的混合物，并不能解决那些性生活问题（那一斯芬克斯之谜，即婴孩从哪里来的问题）。这样，我们便会清楚，一个小孩的第一个选择对象是一个乱伦的对象。我描述过的这一整个发展过程很快便过去。男性性生活的最显著特征是其二相发作。发作有两次高潮，中间有一间隔期。第一次高潮是在四岁或五岁时达到的。但从那以后，这一早期性欲的全盛期便宣告结束，那些表现如此强烈的性冲动被压抑所征服。接下来便是潜伏期，这一时期一直延续到青春期，在此期间，对道德、羞耻和厌恶的“反向形成”（reaction formation）得以确立。3399在所有生物中，似乎只有人才表现出这种性成熟中的二相发作，这也许是决定人的神经症心理倾向的生物因素。在青春期，儿童早年的那些冲动和对象联系又苏醒过来，其中就有其“俄狄浦斯”情结的情绪联系。在青春期性生活中，那些早年的冲动和这一潜伏期的抑制（inhibition）之间出现斗争。在这之前，在儿童处于其幼儿期性欲发展的最顶峰期间，一种勉强称得上的性器组织被确立，但只有男性性器发挥作用，而女性性器则仍然暗藏如初（我曾把这一阶段描述为阳具主导阶段）。在这一阶段里，两性间的差异不是用“男性”或“女性”这样的词来表述，而是用“有阳具”或“被阉割”来表述。在此之上所出现的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对于性格和神经症的形成同样都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为了使我的这一关于人类性生活的发现的简要叙述更加明白易懂，我把我从各种不同时期所得来的结论汇集在一起，通过补充修改，将其编入我的《性学三论》的连续各版之中。我希望大家将会很容易地理解我对于性欲概念的扩展（这一扩展已得到大力强调，并且引起了如此强烈的反对）的实质。这一扩展具有二重性：第一，性与其最密切的联系物生殖器相脱离，而被看作一种更易理解的身体功能，追求快乐是其第一目的，其次才是为生殖目的服务；第二，性冲动被视为包括所有那些只是深情的、友好的冲动在内，可用“爱情”这一意义最模棱两可的词来表示这一用法。然而，我并不认为这些扩展是革新，这只不过是恢复原意，这意味着去掉了对我们乐于被引诱而陷入其中的这一概念的一些不适当的限制。

性欲与性器的脱离，使得我们能够把儿童和性变态者的性活动带入与正常成人性活动相同的领域之内。儿童的性活动迄今为止完全被忽视了，虽然人们对性变态者的性活动已有所认识，但伴随这种认识的是道德上的愤慨，而没有对此现象真正理解。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甚至最怪癖和最使人讨厌的性变态行为，也可以被解释为摆脱了性器主导地位之影响的那些性欲本能组成成分的表现。此刻它们独立地寻求快感，好像处于“力比多”发展的最早时期一样。这些性变态行为中最重要的同性恋几乎不应该被这样称谓，它可被追溯到全人类体质中的两性倾向及男性阳具占主导地位阶段的后效作用上去。精神分析使我们在每个人身上都能指出这样或那样的同性恋对象选择的痕迹。如果说我曾经把儿童描述为“多形性变态”（polymorphous perverse）3400，那么，我只是在使用一个已经普遍流行的专门术语，这个术语并不暗含任何道德判断。不管怎么说，精神分析与这种价值判断没有关系。

我关于性欲这一概念的所谓第二点扩展，在精神分析调查所揭露出的这一事实中找到了自己的正当理由，即：所有这些感情的冲动最初具有一种完全的性本能，但这种性本能在其目的上受到压制或者得到升华。这些性本能可能被如此影响和转移的那种方式，使其能够被应用到各种文化活动之上，它们确实对这些文化活动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我关于儿童性欲的惊人发现首先是通过对成人的分析而得出的，但是后来（约从1908年起），通过对儿童的直接观察而充分完全地使这些发现得到证实成为可能。3401事实上，查明儿童的有规律的性活动是如此容易，以致人们不禁惊奇地要问，人类是怎样成功地忽略了这些事实，并且把这种充满希望的儿童无性传说维持了这么长时间。这一惊人事实肯定与遗忘症有关，这种遗忘症使大多数成人隐瞒了自己的幼儿时期。

四

关于抵抗、压抑、潜意识、性生活的病源学意义（the aet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sexual life）及幼儿期经验的重要性等这些理论，构成了精神分析理论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在这几页篇幅中，我只能对这些要素分别进行描述，而不能涉及它们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现在我只好转到在分析方法的技术方面逐渐发生的变化上来。

我最先采用通过坚持和鼓励来克服患者抵抗的那些方法，对于帮助我获得对所期望内容的初步的一般了解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结果却证明，这一方法使我们双方都过于紧张，而且还很容易招致某些明显的批评。因此，这种方法便让位于另一种在某种意义上相反的方法。我改变了那种鼓励患者就某一特殊主题进行叙述的方法，而是让他们进入一种“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的过程，就是说，脑子里出现什么就说什么，不给患者的思路以任何有意识的引导。这里最关键的是，患者应该保证逐字逐句地说出他自我知觉到的一切事情，而不能以某些联想不够重要、或者不相干、或者根本没有意义等为理由，并屈服于这些理由而企图将其搁置一边，不把它说出来。没有必要明确地反复要求患者坦率地报告自己的思想，因为这是整个分析治疗的前提。

这种将患者置于精神分析基本规则指导下的观察的自由联想法，竟然取得了预想的效果，即将抵抗所阻止的被压抑材料带入意识之中，这似乎有些出人意料。然而，我们必须记住，自由联想并非真正的自由，即使患者并不把他的心理活动引向某一特定主题，但他仍然处于那种分析情境的影响之下。我们完全有理由假设，与这一分析情境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绝不会进入他的联想之中。他对再现那些被压抑材料所进行的抵抗，将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第一，表现为批评性的反对意见。精神分析的基本规则被创造出来，正是为对付这些反对意见的。但是，如果患者遵守了这一基本规则，并且因而克服了他的沉默不语，那么这种抵抗将会找到另一种表现方式。它将这样来安排：使那些被压抑材料本身绝不会进入患者的思想之中，而是用某些近似于它的内容以暗喻的方式出现。这种抵抗越大，距离分析者所寻求的真正思想越远，患者只好报告那种替代联想。如果分析者镇静自若地倾听，对这种联想流不做出任何强迫性努力，并且根据自己的经验，对可能出现的报告内容有个一般的认识，他可以根据两种可能性对患者所暴露出来的那些材料加以利用。如果这种抵抗较弱，他便可以从患者的暗喻之中推断出潜意识材料本身；或者如果这种抵抗较强，他则可以从那些联想之中识别其特征，因为这些联想似乎离正在进行的这一主题越来越远，所以他应该就此向患者进行说明。然而，揭露抵抗是克服它的第一步，因而分析工作还包括一种解释技巧。成功的分析需要机智和熟练，这些都是不难学会的。但是，自由联想优越于早期的那一方法的，并不仅仅是节省了工作量。它尽可能地不向患者施加任何压力，它绝不失去和当时实际情境的联系，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证：不忽视这一神经症机制之中的任何因素，也绝不因分析者的期待而向这一机制之中强行加入任何东西。分析过程和材料安排基本上完全由患者来决定，这样一来，对于特殊症状或情结的任何系统处理都成为不可能的了。与使用催眠法和促进法（the urging method）时所发生的过程完全不同的是，互相联系的材料可能在治疗过程中的不同时间和不同关节点出现。因此，对旁观者来说——尽管事实上决不允许有任何旁观者——分析治疗好像完全晦涩难解。

这一方法的另一个优越之处在于：它从不需要中断。就其特征来讲，只要不规定什么条件，那么从理论上来说，肯定能够一直产生联想的。然而事实上，有一例患者出现了绝对定期的中断。但是正因其非常独特，所以也可以对它进行解释。

现在，我转到了对某一个因素的描述上来。这个因素为我的分析描述增加了一个基本特征，在技术和理论上，它同样应该被作为最重要因素来对待。在每一次分析治疗过程中，并非医生有意而为，但却都要在患者和分析医生之间出现一种强烈的情绪关系，它并不能由那一实际情境加以解释。这种关系可能具有积极的特征，也可能具有消极的特征，并且可能在一种从狂热的性爱到蛮横的顶撞和怨恨的激烈表现之间进行变化。这种移情（transference）——这是其简称——不久便在患者心中替代那一被治疗愿望，并且只要其充满激情而有节制，它便可能变成医生影响的动力，其作用比那一联合分析工作的主要动力不相上下。后来，当移情变得热烈起来，或者变为敌视情绪时，它就成了抵抗的重要工具。这样一来，它便可能麻痹患者的联想力，并危及治疗的成功。然而，企图回避它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没有移情的分析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绝不能假定，移情是因为分析而产生的，没有分析便不会发生移情。移情只不过是通过分析才得以被揭露、分离出来罢了。它是人类心理的一种普遍现象，正是它决定了所有来自医疗过程的影响力的成败，并且事实上支配着每一个人与其人类环境之间的整个联系。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辨认出，它与催眠医生所称为“易受暗示性”（亦译“暗示感受性”，suggestibility）的那个动力因素是同一个东西。“易受暗示性”是催眠情感协调（rapport）的动力，其无数的行为也给宣泄法带来了困难。如果像这样的情绪转移意向没有出现，或者移情完全变成了消极的东西，就像发生在早发性痴呆或偏执狂中的那种情况，那么我们也就不可能通过心理途径对患者发生影响。

确实，精神分析同其他心理治疗方法一样，也使用了暗示（或移情）这种手段。但差异之处在于：在分析过程中，在决定治疗结果方面，不许它起决定性作用，它只是被用来诱导患者完成一个心理工作——克服他的移情-抵抗，这一工作包括他的心理结构中的一个持久的替换过程。分析医生要使患者意识到移情现象，并且要让他相信：在他的移情态度（transference-attitude）中，他正在重新体验在儿童时期的被压抑期间产生于他的最早对象依恋之中的一些情绪关系，从而以此使移情结束。这样，移情便由抵抗的最强烈武器，转变成为精神分析治疗的最好手段。然而，移情的操作仍旧是最困难的，同时也是精神分析技术中最重要部分。

借助于自由联想法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解释技巧，精神分析成功地取得了一个成果。这一成果看来好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事实上它必然在科学思想中导致一种全新的态度和一种新的价值标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可能来证明，梦是有意义的，并发现它的意义是什么。在古代，梦被赋予极重要的意义，人们认为它可以预言未来。但是现代科学却与梦毫无关系，只是把梦交给迷信，并且宣布梦是一些纯粹“躯体的”（somatic）过程——是一种不是熟睡的心理颤搐（a kind of twitching of a mind that is otherwise asleep）。任何一个曾经做过严肃科学工作的人，却以一个释梦者的身份出现，似乎相当地让人不可理解。但是，由于不顾把梦排除出科学领域的认识，把梦看作还未作出解释的一些神经症症状，看作一些幻觉的或强迫的思想，略去其明显的内容，把其独立的形象组成成分转变成一些自由联想的主题，精神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做梦者所产生的那些无数的联想，使我们从中发现了一种不能再被描述为荒谬和混乱的思想结构。这种思想结构应被看作一种完全正当的心理产物，其中的“显梦”（manifest dream）只不过是一种被歪曲、缩略和误解之后的改装（a distorted, abbreviated, and misunderstood translation），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一种视觉形象的改装（translation）。那些“潜隐梦念”（latent dream-thoughts）包含了梦的意义，而它的显梦内容只不过是一种伪装（a make-believe）、一种表面现象（a facade）而已。这些显梦内容只能作为联想的起点，而不能作为解释的起点。

这样便产生了整整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回答。其中最重要的是，梦的形成是否有动力，它在什么条件下发生，潜梦的意念（这些意念总是含有意义）通过什么方法才能转变成为梦（亦即显梦内容，这种梦常常是没有意义的），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等等。我曾经试图在《释梦》中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这本书出版于1900年。我在这里只能对我的研究结果作最简练的概述。在通过对梦的分析所揭露出来的那些潜隐梦念进行稽查之后，可以发现，其中必有一个隐意从其他各种思想作为背景中突显出来，而作为背景的这些其他各种思想对做梦者来说既是明白易懂的，也是完全熟知的。后面这些作为背景的思想乃是是觉醒生活的残余（专业名称为“日间残余”，day’s residues），但从这些思想作为背景中突显出来的那个隐意，我发现它是一种愿望冲动，而且常常是一种非常令人讨厌的冲动。这种冲动在做梦者的觉醒生活中不会出现，因此他惊讶或愤怒地对此不予承认。正是这种冲动才是梦的实际构造者：它给梦的产生提供能量，并且利用日间残余作为材料。如此产生出来的梦，代表着冲动的一种满足情境，它是其愿望的满足。如果不存在某种类似于睡眠状态的东西的支持，这一过程便不可能发生。睡眠所必需的心理前提，是把自我集中在睡眠的愿望之上，并把心理能量从所有那些生活兴趣之中撤回。由于与此同时，所有那些通往能动性的道路都被堵死，自我便也能够减少它在其他时间用以保持压抑的（能量的）消耗。于是，这一潜意识冲动便利用这种夜间的压抑松懈，以随着梦一起挤进意识之中。但是，这种自我的压抑抵抗在睡眠中并未消除，而只是有所减弱，其中一部分仍然处于对梦的稽查状态，并阻止这种潜意识冲动以其直接的形式表现自已。由于对梦的稽查（censorship of dreams）很严厉，这些“潜梦的思想”不得不被改装和削弱，以便使这一被禁止的梦的意义难以辨认。这便是对梦的歪曲（dream-distortion）的解释。这也可以解释“显梦”的那些最显著的特征。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宣称：梦是一种（被压抑）愿望的（伪装的）满足。大家现在便会清楚：梦的构成很像一种神经症症状，它是在一种被压抑冲动的要求与自我的一种稽查力量的抵抗之间妥协的结果。因为它们起源相同，所以同样地晦涩难解，同样需要解释。

做梦的一般功能不难发现，其目的是通过一种抚慰性行动，而挡开往往唤醒睡眠者的内外刺激，以此来保护睡眠不被扰乱。外部刺激是通过赋予其一种新的解释，并将其编造成为某种无干扰的情境被排除的。本能要求所引起的内部刺激的被挡开，则是由睡眠者给其充分的自由，并允许其以梦的形式得到满足，只要那种潜梦的思想服从稽查的控制。但是，如果潜隐梦念有逃脱的危险，而且梦的意义变得太明显时，睡眠者便会中止做梦而惊醒（这种梦通称为“焦虑的梦”anxiety-dreams）。如果外部的刺激太强烈而难以挡开时，做梦的这种功能也会同样失败（这种梦就是所谓“唤醒的梦”，arousal-dreams）。我把这一过程称作“梦的工作”（dream-work）。这一过程在稽查的合作之下，把那种潜隐梦念变成梦的明显的内容，它包括一种处理这种前意识思想材料（the preconscious material of thought）的特殊方法，以便使其组成成分得以压缩（亦译“凝缩”，condensed），将心理重点得以置换（displaced），并使其整个地被改装为视觉形象或被戏剧化（dramatized），并且通过一种骗人的润饰（secondary revision）而使这一过程得以完成。梦的工作是发生在心理潜意识深层的那些过程的极好范例。它与我们所熟悉的那些正常的思想过程差别甚大。它也表现出了一些古老的特征，例如借助于象征作用（symbolism，主要与性欲方面有关）。因此，象征此后已有可能也在其他心理活动领域内得以发现。

我们已经解释过，梦的潜意识本能冲动与日间残余有关，与某种没有解决的觉醒时的生活兴趣有关，并因此赋予了由它制作而成的梦以对分析而言的双重价值。从一方面看，经过分析之后，梦原来是一种被压抑愿望的满足；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它又是前一天的某种日间的前意识活动的继续，并因而可能包含了这种日间活动的各种各样的主题，并表达出一种意向、警告、思考，或者再一次表达出某种愿望的满足。分析工作必须同时在这两个方向上对梦加以利用。首先，把它作为一种了解病人的意识内容及其潜意识过程的一个手段；其次，也从如下这一事实获益，即梦可以接近那些被忘记的儿童时期的材料，所以幼儿时期的记忆缺失，在释梦工作的配合下，大部分都可以克服。在这方面，梦完成了一部分以前由催眠术来完成的任务。另一方面，我从未坚持过人们常常归之于我的这样一个主张，即梦的解释工作证明，所有的梦都有性欲的内容，或者都来自性欲的动力。很容易看出，饥、渴或者是排泄的需要等，也都可以产生满足的梦，正如同任何被压抑的性冲动或自私冲动能产生满足的梦一样。在这方面，小孩子可以给我们的梦理论之有效性，提供一个便利的检验。在小孩子身上，各种心理系统还没有明确区分，那些压抑还没有深化，所以我们常常发现，他们的梦，只不过是觉醒生活中留下来的愿望冲动的毫无掩饰的满足。在某些急需的影响之下，成人也可能产生这种幼儿型的梦。3402

精神分析不仅利用释梦，而且还以与释梦同样的方式利用关于人们所犯的无数的小失误和错误的研究资料——这些小失误和错误，通常被称作症状性行为（symptomatic actions）。我写了一系列论文来调查这一课题，这些文章以《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为书名，第一次以书籍的形式出版于1904年。我在这一广为流传的著作中指出：这些现象并非偶然，它们需要超出生理学之外的说明，它们是有意义的，是可以进行解释的。人们完全有理由从中推断出一些被抑制或被压抑的冲动和意向的存在。然而，构成释梦及后面这种关于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研究的极大重要性的，并非在于它们给予分析工作的那种帮助，而在于其另外一个特征。以前的精神分析只关心解决病理学现象，并且为了对其进行解释，还常常被迫提出一些假说，这些假说的包罗万象的特点，与我们正在研究的那些实际材料的重要性完全不相称。但是，当它涉及到梦时，它就不再是去处理一种病理学症状，而是要处理可能发生在任何健康人身上的一种正常的心理生活现象。如果梦能被证明其构成与一些症状相似，如果对其所作的解释同样需要这些假说——如冲动压抑、替代形成（substitute-formation）、妥协形成（compromise-formation）、把意识与潜意识划分成各种心理系统等——那么，精神分析就不再是精神病理学领域内的一种从属性科学了。确切些说，它是一种对于理解正常人的心理活动同样不可或缺的新的深层心理科学的起点，其假设和研究成果可被带入其他心理事件领域之内。从而，一条道路展现在这门科学的面前，并远远地朝着具有更广泛兴趣的领域扩展。

五

在这里，我必须暂停对于精神分析内部发展过程的叙述，而转向其外部历史。到目前为止，我对精神分析的发现所作的描述，绝大部分与我自己精神分析工作的成果有关，但我也在自己的故事中补充了很多后来的材料，而没有把我本人的贡献和我的学生及追随者的贡献区别开来。

自从同布洛伊尔分手之后，约十多年时间里，我一直没有追随者，完全是孤立的。在维也纳，大家都回避我，国外也无人注意我。1900年出版的《释梦》，专业刊物上几乎没有任何评论。我曾经在《精神分析运动史》这篇论文里，提到过与那个诊所（我在这里讲过学）里的一位助手的一次谈话，把它作为维也纳精神病学界所持态度的一个例子。这个助手曾经写过一本书，反对我的理论，但他从未读过我的《释梦》。诊所里有人告诉他说，这本书根本不值一读。就是这个人，从那时起就成了教授，他竟然拒绝承认我所提到的那次谈话，企图使人们从根本上怀疑我的记忆的准确性。我现在只能说：我仍旧坚持我当时那一陈述的每一个字。

当认识到这一理论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反对时，我的敏感程度便大大降低了。而且，我的孤立也渐渐结束。首先，维也纳的一小部分学生聚集在我的周围；接着，1906年后，传来这么一个消息说，苏黎世的精神病医生布洛伊勒（E.Bleuler）3403、他的助手荣格（C.G.Jung）以及其他一些人，对精神分析很感兴趣。于是我们开始了彼此之间的私人交往。1908年复活节，因为这门年轻的科学而走到一起来的这些朋友们在萨尔茨堡见了面，一致同意今后定期举行类似的非正式会议，并商定出版一个刊物，由荣格负责编辑，刊名为《精神病理学和精神分析研究年鉴》。该刊物在布洛伊勒和我的指导下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停办。同时，瑞士的精神病医生也加入了这一运动，整个德国也开始对精神分析发生兴趣。精神分析成为大量评论文章和科学会议上的热烈讨论的主题。但它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得到过友好的欢迎，甚至连持有仁慈的中立态度的人也没有。在对精神分析进行了最短暂接触之后，德国的科学界开始团结起来反对它。

甚至直到今天，关于精神分析是否将会对精神病学、心理学及一般而言的精神科学具有如何重大的价值，我当然也还不可能预言后世的最终评价。但是我相信，当人们撰写我们所经历的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德国科学界将没有理由因为它的那些代表人物而感到骄傲。我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过精神分析这一事实、或者他们反对精神分析时所采取的那种武断的方式而耿耿于怀。这两件事情很容易理解，它们只不过是预料之中的事。不管怎么说，他们并没有给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们的名声带来什么疑点。但是，就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傲慢的程度来说，就其无道德心的不顾逻辑性来说，就其攻击的粗鲁和无礼来说，绝无原谅可言。也许有人说，在已经过去了十五年之后的今天，我这样随意地发泄自己的感情太幼稚可笑。如果不是因为有几句话要补充，我也不会这样生气。几年之后，在世界大战期间，当敌人群起谴责德国民族的野蛮时——这种谴责概括了我上面谈到的全部内容——想到自已的经历不允许我对这些谴责进行反驳，我的感情还是受到了极大的伤害。3404

一个反对者3405夸耀说，当他一与患者谈论任何与性有关的事情时，便使患者马上沉默不语，而且，他显然还认为，这一技术使他有权利评价性欲在神经症病源学中的作用。除了情绪抵抗外——情绪抵抗可以如此容易地由精神分析理论进行说明，以致于它们不可能引起人们的任何误解——在我看来，妨碍取得一致认识的重要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反对者们把精神分析看作我的推理想象的产物，而不愿意相信那种促使这一理论得以形成的长期、耐心和没有偏见的工作。由于他们认为，精神分析与观察或经验无关，所以他们相信，他们自己完全有理由不需要通过经验而对它加以否定。而其他那些不太相信这一理论的人，在他们所进行的抵制中也重复了那个传统的伎俩：不用显微镜观察，以免看到他们以前所否定过的东西。当被迫对某一新的主题形成自己的判断时，大部分人的举动竟然如此荒谬，这实在令人吃惊。多年来，一些“仁慈的”批评家一直在劝告我，甚至今天还能听到这样的劝告，精神分析如果不是从那儿开始毫无理由地进行夸大和泛化的话，它肯定已经发展到这样或那样的一个阶段了。我知道，尽管最难不过的就是确定这一阶段究竟在哪儿，但是这说明，这些批评家就在几周或几天之前还对整个这一主题完全无知。

官方对于精神分析的强烈谴责的结果，是使得精神分析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1910年于纽伦堡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根据弗伦茨的建议，分析家们成立了一个“国际精神分析协会”，这个协会分成一些地方分会，但是共同接受一个主席的领导。协会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今天仍然存在。现在共有这么一些分会：奥地利、德国、匈牙利、瑞士、英国、荷兰、俄国和印度，美国有两个。3406我安排让荣格担任第一任协会主席，但这一决定后来证明是最错误的一着。同时，第二个精神分析刊物创刊，刊名为《精神分析中央学报》（Central Journal for Psycho-Analysis），由阿德勒（Adler）和斯泰克尔（Stekel）编辑。不久又创办了第三个刊物《意象》（Imago），由两位非医学界的精神分析学家萨克斯（H.Sachs）和兰克（O.Rank）编辑，其目的在于把精神分析应用到心理科学中去。不久之后，布洛伊勒发表了一篇捍卫精神分析的论文。尽管这篇文章曾以忠诚和明确的逻辑参加了那场辩论而使人感到安慰，但我对这篇文章还是不十分满意。在以公正的面目出现之后，他非常急切地起来斗争，而我们的科学把“矛盾情绪”（亦译“矛盾心态”，ambivalence）这一有价值的概念归功于他也并非偶然。在后来的一些论文中，布洛伊勒对精神分析的理论结构采取了如此一种批评态度，反对或怀疑精神分析的那些最基本的部分，以致我不得不吃惊地问自己：精神分析中到底还剩下多少东西是他所赞同的？然而，他后来不仅强烈地为拥护“深蕴心理学”（depth psychology）而辩护，而且他对精神分裂症的全面研究正是以此为根据的。尽管如此，布洛伊勒在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中的会员资格还是没有能够长期保留下去。因为同荣格发生了一些误会，他辞职而去，精神分析从此与苏黎世国家精神病院失去了联系。

官方的反对并没有能够阻止精神分析在德国或其他国家的传播。我在其他地方曾经追溯过它的发展阶段，提到它的早期代表人物。1909年，霍尔（G.Stanley Hall）邀请荣格和我去美国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进行一周时间的讲学（用德语），时值该校成立二十周年校庆。霍尔是那里的校长。他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而公正地受到大家的尊敬。几年前他便把精神分析引入那所大学的课程之中。他有一点儿“竞选人后台老板”的风度，乐于做那种树立起一些权威、然后再将他们罢免的事情。我们还在那里见到了哈佛大学的神经病学家詹姆斯·普特南（James J.Putnam）。他不顾年高，热心地支持精神分析，把他当时普遍受到人们尊敬的全部的人格力量，投入到保护精神分析的文化价值及其目的的纯洁性之中。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由于反对强迫性神经症的先天素质说，所以，他是个受伦理偏见支配的人。在他身上唯一使人感到不安的事情是，他倾向于把精神分析与某种特殊的哲学体系联系起来，并使之成为替道德目的服务的工具。3407这一次美国之行给我留下永久印象的另一个事件，是与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会见。我永远忘不了当我们一起散步时发生的一幕小插曲：他突然停下来，把他携带的一个小包交给我，让我在前面先走，说他心绞痛又发作了，等这阵子发作一过去，他马上就会赶上来。一年以后，他死于那种病。我常常想，我如果面对死亡来临之际也能够象他那样毫无惧色，那该多好啊。

当时我年仅53岁，我觉得自己年轻而健康。对那个新世界的短期访问在各个方面激发了我的自尊心。在欧洲，我感到大家好像都看不起我；但在那里，我发现那些最优秀的人物对我是平等相待的。当我走上伍斯特市的讲台发表《精神分析五讲》时，我好像实现了一些难以置信的白日梦：精神分析不再是一种妄想的产物，它已成为现实的一个宝贵的部分。自从我们访问之后，精神分析在美国一直未曾失去市场，尤其在一般群众中间特别流行，并且一些官方的精神病医生承认它是医学训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遗憾的是，它由于被淡化而大受损害。更有甚者，许多与它无关的滥用也打着它的旗号作幌子，并且在理论上或技术上都几乎没有任何彻底的训练机会。在美国，它还同行为主义发生了冲突。行为主义是一种幼稚至极的理论，竟然夸口说，它认为全部心理学问题根本不值一谈。

在欧洲，1911年至1913年期间，精神分析中发生了两起分裂主义运动，领导者是以前在这门年轻的科学中起相当重要作用的阿德勒和荣格。这两起运动似乎威胁相当大，并且很快就得到大批人的响应。但是他们的力量并不在于他们自已的理论内容，而在于他们所提出的这样一种诱惑：他们要去掉精神分析的那些被认为是讨厌的研究成果，即使当时人们已不再反对精神分析的实际材料。荣格企图给那些分析事实作出一种抽象的、非个人的和非历史特征的新解释，试图以此来避开认识幼儿性欲和俄狄浦斯情结的重要意义以及认识对儿童的任何分析的必要性。阿德勒好像背离精神分析更远，他完全否定性欲的重要性，把性格和神经症的形成单单追溯到人的权力欲望和对于身体缺陷的自卑感的补偿需要上去，而把所有精神分析的心理学发现置于不顾。但是，他所反对的东西，却在其他名称的掩盖下，又强行闯入他那个封闭体系之中。他的“男性抗议”（masculine protest）只不过是被不合理地赋予性别特征后所引起的压抑罢了。这两个叛逆者所受到的批评是比较轻微的，我只是坚持阿德勒和荣格应停止把他们的理论称作“精神分析”。事隔十年之后，现在可以断言，这两次反对精神分析的企图已经烟消云散，没有造成任何危害。

如果一个共同体的基础在于对一些基本观点的一致看法，那么很明显，那些抛弃这一共同基础的人，就不应继续属于这个团体。然而，我从前的学生的退出，常常被人们提出，作为我心胸狭窄的一个标志来指责我，或者被人们看作笼罩在我头上的某种特殊命运的证据。对这种指责，我只需指出下面这一事实便足以作为我的答复：与那些离我而去的荣格、阿德勒、斯泰克尔以及其他一些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一大批人如阿伯拉罕（Abraham）、艾丁根（Eitingon）、弗伦茨、兰克（Rank）、琼斯（Jones）、布里尔（Brill）、萨克斯（Sachs）、普费斯特（Pfister）、冯·艾姆登（Van Emden）、赖克（Reik）和其他一些人，他们忠诚地与我合作，与我一起工作达十五年之久，绝大多数与我的友谊从未中断过。我刚才提到的只是那些最早跟随我的学生，他们已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精神分析的文献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如果我在这里漏掉了其他人，这并不是说我认为他们不重要，实际上在那些年轻的、新近加入精神分析协会的成员中，肯定会发现一批极有希望的天才。然而我认为我可以为自己辩解几句：一个心胸狭窄、在一种相信自己一贯正确的自负心理支配下的人，绝不可能同这样一大批智力卓绝的人保持如此牢固的关系，尤其如果他是一个象我这样几乎没有一点实际吸引力的人的话。

世界大战摧毁了那么多其他组织，然而对我们这一“国际组织”毫无损伤。战后的第一次会议于1920年在中立地带海牙举行。当看到荷兰人民如此热情地欢迎来自中欧国家的那些饥寒交迫的病人的情景时，我深受感动。我相信，在一个被破坏了的世界里，英国人和德国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就科学问题进行友好的讨论，恐怕还是第一次。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西欧其他国家，战争实际上激发了大家对于精神分析的兴趣。对于战争神经症的观察，终于使医学界认识到了精神失调的心理发生之重要性。我们的一些心理学概念，诸如“因病获益”（gain from illness）和“遁入疾病”（flight into illness），很快风行一时。德国失败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于1918年在布达佩斯举行，中欧列强各协约国政府的官方代表都参加了会议，他们都同意成立一个治疗战争神经症的精神分析中心。但是这一决定根本没有实现。同样，我们的领导成员之一，安东·冯·弗洛英德（Anton von Freund）博士所制定的在布达佩斯成立一个精神分析研究和治疗中心的综合计划，也由于不久之后所发生的那些政治动乱以及不可替代的发起人的过早去世而夭折。后来，他们的一些愿望由马克斯·艾丁根付诸实现。他于1920年在柏林成立了一个精神分析诊所。布尔什维克统治匈牙利的那一短暂时期内，弗伦茨仍然能够作为精神分析的正宗代表，继续在布达佩斯大学成功地完成课程讲授任务。战争结束后，我们的反对派高兴地宣布：事变产生了一个否定那些精神分析命题的结论性论点。他们说，战争神经症证明，性欲因素对精神失调的病源学来说是不必要的。但是他们的高兴轻浮而幼稚。因为一方面，没有人能够对一例战争神经症进行一次彻底的分析，所以事实上关于其发病动因根本不可能作出什么断定，也不可能从这些未断定事实中得出什么结论；而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很早以前就得出了自恋（narcissism）和自恋性神经症（narcissistic neurosis）的概念，在这种病症中，患者的力比多附着于他自己的自我（ego）之上，而不是附着于某个对象。3408因此，尽管在其他场合下，人们用毫无理由地扩展了性欲概念这一罪名来控告精神分析，然而一旦为了在论战中取胜，这一罪状就被他们忘记了，我们又一次被迫回到这个词的那一最狭隘意义上去。

如果将最初的宣泄阶段搁置一边，那么在我看来，精神分析的历史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我孤军奋战，不得不独自进行所有一切工作的阶段，约从1895至1896年到1906年或1907年之间。第二阶段，则从上阶段末直到今天，我的学生和合作者的贡献变得越来越重要的阶段，以致今天，如果有一种严重的疾病向我警告我的末日将临时，我能够非常平静地想象自己的工作终止的那一时刻。3409而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可能在这一自传中对精神分析第二阶段的进展象对它的第一个逐渐上升阶段的论述那样充分展开，第一阶段只是涉及了我自己的单独活动。我觉得在这里，我只能有理由提到那些我仍旧从中起主导作用的新发现，就是说，尤其是那些在自恋领域内、在本能理论中、在应用精神分析于精神病等方面的新发现。

我首先必须补充这一点：日益增长的经验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俄狄浦斯情结是神经症的症结所在。它马上就成为幼儿性生活的高潮及其后来的所有发展发生的会合点。但如果是这样的话，精神分析就不可能再发现一种在神经症病源学中起特定作用的因素。实际情况肯定是这样的——正如荣格早期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表述一样，那时他还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神经症没有什么仅仅属予自己独有的特殊内容，神经症患者只不过是在那些被正常人成功克服的同样障碍面前崩溃而已。这一发现决不会使人感到失望，它与另一发现完全一致，即：精神分析所揭示出来的深蕴心理学，实际上就是正常人的心理学。我们的途径同化学途径很相似：物质间的重大性质差异，可以被归结到同类元素发生化合时的数量比例上的变化。

在俄狄浦斯情结中，我们可以看到，力比多依附的是父母的意象。但是在此之前还有一个阶段，其中并没有出现父母意像这样的对象。从这一事实中便可以得出一种状态的概念（这一概念在力比多理论中十分重要），在这一状态中，患者的力比多充满了他自己的自我之中，并以之作为对象。这一状态可被称为“自恋”（narcissism）或自爱（self-love）。稍经考虑，我马上便认识到：这一状态从未完全停止过。在患者的整个一生中，他的自我（ego）一直是他的力比多的巨大储藏处，对象贯注（亦译“客体贯注”，object-cathexes）便从这里出发，而力比多则能够再一次从那些对象中流回这里。3410因此，自恋力比多（narcissistic libido）就不断地被转变为对象力比多（object-libido），反之亦然。这种转换所能达到的程度可以由一个处于爱恋状态中的人提供最绝妙的说明，这种爱恋的态度不管是性欲的，还是升华的，它竟然能够达到牺牲自己的程度。鉴于迄今为止，在考虑压抑过程时，人们只是注意什么东西被压抑了，所以这些思想也有可能促成一种对于压抑力量的正确判断。以前，人们认为，压抑是由作用于自我（自我本能，ego instincts）之中的自我保存本能（the instincts of self-preservation）所推动的，然后再使它对力比多本能发生影响。但是，由于自我保存本能现在被人们认识到也具有力比多的性质，是一种自恋力比多，所以压抑过程就被看作是发生于力比多自身之内的一个过程。自恋力比多与对象力比多相互对立，而自我保存的意义就是抵御对象恋的要求，也就是抵御狭义的性欲的要求。

在心理学中，最紧迫的需要莫过于建立一种稳固的本能理论，然后才可能据此进一步向前发展。3411但是这种理论现在一无所存，精神分析只好被迫为建成这么一种理论做些尝试性努力。它一开始便把自我本能（自我保存、饥饿的本能）和力比多本能（爱）进行了比较，但后来又用一种自恋和对象力比多之间的新比较替换了这种比较。很清楚，这种比较并非这一主题的最后定论。从生物学角度来考虑，这种只存在有一种单一等级的本能的假设，似乎不可能使人一直感到满意。

在后来的一些著作（《超越快乐原则》、《群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自我和本我》）中，我对自已压抑了这么长时间的那种推理的爱好进行了充分的发挥，并且也考虑了一种解决本能问题的新方法。我在生的本能（Eros）概念之下把自我保存和物种保存诸本能结合起来，然后把它和一种默默活动的死的本能或者毁灭本能（instinct of death or destruction）相比较。本能一般被看作生物的适应性，看作一种恢复某一曾经存在过、但被某些外部障碍所中止的情境的冲动。本能的这种本质上的保存特征，可由强迫重复现象（compulsion to repeat）加以说明。生命呈现给我们的这幅图景，是由于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共同存在而又相互对立的活动的结果。

这种结构是否能被证明具有实用价值，那还将有待于时间的考验。尽管它起因于一种要把某些最重要的精神分析理论思想确定下来的愿望，但它已远远超出了精神分析的范围。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有人轻蔑地说，这种结构根本不可能被当作一门真正的科学来看待，因为它的大多数一般概念同精神分析中的力比多概念、本能概念一样缺乏精确性。但这种指责是建立在一种对事实完全曲解的基础之上的。清楚的基本概念和明确的定义，只有对这样的一些精神科学来说才是可能的，即这些精神科学试图拿某一领域的事实去适应某一逻辑体系的框架。在自然科学——心理学是其中之一门——之中，这种明确的一般概念是不必要的，的确也是不可能的。动物学和植物学并不是从某一动物和植物的正确而又充分的定义开始发展起来的。直到今天，生物学还是不能赋予生命这一概念以某种确定的意义。实际上，物理学本身要是一直等到对物质、力、万有引力等概念的解释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清晰而精确的程度的话，那它绝对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任何一门科学，其基本思想或大多数一般概念起初总是难以确定的，最初只能通过它们起源的现象领域进行解释。只有通过对观察材料的不断分析，才能弄清它们的真相，得出有意义而一致的内涵。3412我总感到，人们拒绝把精神分析同任何其他科学一样平等看待，这一点实在太不公平。这种拒绝从人们所提出的那些最顽固的反对意见中可以看出，精神分析学常常被人们指责为不完善、不充分，尽管很清楚，一门建立在观察基础之上的科学除了一点一点地研究它的发现，一步一步地解决其问题以外别无选择。而且，当我努力获得被人们长期以来拒绝承认的有关性功能的那种认识时，人们便诬蔑精神分析理论是“泛性论”。当我强调那一迄今为止一直被人们忽视的青年早期偶然印象的作用时，便有人对我说精神分析学否认体质和遗传因素——这正是我做梦也不敢想做的事情。总之，无论以多大代价，不管用何种方法，总是有矛盾的。

在我工作的早期，我已经试图根据精神分析的观察得出某些更加概括的观点。在《关于心理活动的两个原则的系统论述》（1911）这篇短文中，我注意到了心理生活中的“快乐—非快乐原则”（pleasure-unpleasure principle）的支配作用（当然这方面我并非首创）、以及所谓“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对这一原则的替代。后来我又试图创立一种“心理玄学”（亦译“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我想借此提出一种研究方法，根据这种方法，每一心理过程都可以被认为同三个并列因素有关，我把这三个因素分别描述为动力（dynamic）、图式（亦译“形态”，topographical）和经济（economic）。在我看来，这代表了心理学所能够达到的最后目标。这仍然只不过是一个未完成的设想。在写了几篇论文如《本能及其变化》（1915）、《压抑》（1915）、《潜意识》（1915）、《悲伤和忧郁症》（1917）等之后，我中止了这一计划的执行。这样做也许是明智的，因为做这种理论判断还为时尚早。3413在我最近的一些理论著作中，我着手根据有关病理学事实的分析观点，对心理结构（mental apparatus）进行了分析，将它分为“自我”（ego）、“本我”（id）和“超我”（superego）。超我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它代表人类道德标准。

但愿我3414没有给大家造成这种印象：我在自己工作的这一最后阶段，放弃了对病人的观察而沉溺于理论工作。相反，我仍然一直同分析材料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从未停止过对具有临床上或技术上的重要意义的细节进行研究。甚至在停止观察时，我也谨慎地避免同狭义的哲学有任何牵连。这种回避由于我自身条件也不允许去接触哲学。我一直乐于接受费希纳（G.T.Fechner）的思想，在许多重要观点上信奉这位思想家。3415精神分析与叔本华哲学思想有很大程度的偶合——他不仅宣称情绪的支配作用和性欲的极端重要性，甚至也意识到了压抑机制——不应该归结为是由于我熟悉他的学说。读叔本华的著作在我一生中已经是很晚的事情了。另一位哲学家尼采（F.Nietzsche），他的一些猜测和直觉，常常惊人地与精神分析的艰苦研究的成果相符合。正因为那一原因，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避免接触他的著作。只要心绪不受干扰，我并不很关心优先权的问题。

神经症是精神分析的最早主题，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唯一的主题。没有一个精神分析医生能够怀疑：把那些神经症从精神病学中区别出来，而将其归于器质性神经疾病中的医疗实践是错误的。神经症理论属于精神病学，它是精神病学的必不可少的导言。然而表面看来，对于精神病进行分析研究，由于缺乏治疗结果而很难行得通。精神病人通常没有形成正移情（positive transference）的能力，以致于精神分析技术的主要手段对他们不适用。然而，还有一些研究方法有待于发现。移情并非常常完全不出现，但它只能被应用到一定程度。精神分析对于周期性抑郁症（cyclical depressions）、轻型偏执变态（light paranoic modifications）和局部精神分裂症（partial schizophrenias）已经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在许多病例中，在诊断是否是精神神经症或早发性痴呆的时候，要犹豫相当长一段时间，这样做最起码对科学是有益的。因为由这种病例所产生的一些治疗企图，在被迫中断之前已经导致了一些有价值的发现。但是在这方面的主要考虑是：在神经症中，那么多需要费力地从那一深层引出来的东西，却在表面上从精神病中发现了，人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因此，能证明精神分析的许多论断的最好的患者，都是由精神病诊所提供的。这样一来，用不了多久，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精神分析将找到通向精神病观察目标的途径。我在很早的时候（1896）便能够证实，类偏狂型痴呆（paranoid dementia）患者同神经症患者具有同样的病源学因素及同样的情绪情结。3416荣格（1907）曾经对痴呆患者的一些最令人迷惑不解的定型进行了解释，他把这些定型与患者的生活史联系了起来。布洛伊勒（1906）证明了，在各种各样的精神病机制中，存在着相似于精神分析在神经症中所发现的那种东西。从那时起，精神分析医生们从未放松过努力，以期对精神病有所了解。尤其是自从有可能用自恋概念进行工作以来，他们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设法透过那一屏障而有所发现。无疑，绝大部分发现由阿伯拉罕在他对抑郁症的解释中获得。确实，在这一领域内，我们的全部知识还没有被转换为一种治疗的力量，但是这种纯理论性的收获不应被轻视。我们愿意等待它的实际应用的到来。从长远来看，甚至精神病医生也难以抵制他们自己的临床材料的说服力量。现在，德国的精神病学正在经历一种精神分析学观点的“和平渗透”，尽管他们继续宣称：他们绝不会成为精神分析医生，他们不属于这种“正统的”学派，或不能同意这种理论的一些夸张，尤其是他们不相信性欲因素的支配作用。然而，大多数年轻的工作者还是接过了精神分析理论中这样或那样的观点，并以他们自己的风格将其应用到材料中去。所有迹象都表明，大家正在朝着越来越近似的同一方向向前发展。

六

现在，我从远处来观察随着精神分析介绍到一直很难对付的法国后所发生的那些症状性反应。表面看来，这种反应很像我以前所经历过的某些东西的翻版，但还是有它自己的特征。一些极端幼稚的反对意见被提了出来，如法国人的敏感被精神分析术语的学究气和粗俗所触犯（人们不禁想起莱辛那不朽的梅列涅尔的骑士里克特3417）。另一种评论，其语气更加严肃（巴黎大学索邦学院的某一心理学教授并不认为这种评论有失他的身份），他宣称：精神分析的整个思想模式与天才的拉丁民族（génie latin）不相符合。从这里看出，那些法国的盎格鲁-撒克逊同盟者——他们被认为是精神分析的支持者——很明显是被抛弃了。听到这种评论的任何人都会猜想：精神分析曾经是日耳曼民族特性（génie teutonique）的宠儿，一生下来就被紧紧地抱在怀里。

在法国，对于精神分析的兴趣最初是从学者中间开始的，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记住，自从我写《释梦》开始，精神分析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医学主题了。它在德国和法国一出现，就被广泛地应用到文学和美学的各个部门，被应用到宗教史、史前史、神话学、民俗学以及教育界等中也随之开始。所有这些同医学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事实上，这些学科只是通过精神分析学才和医学有所联系。因此，用不着我在这里对它们进行详细的涉猎。3418然而，我也不能一声不响地把它们完全忽略不提，因为，一方面，它们对于正确地理解精神分析学的实质和价值很重要，另一方面，我毕竟应诺要对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进行叙述。精神分析这些应用的大多数开端，都可以在我的著作中发现。为了满足自己的非医学兴趣，我时常对这方面有所探索。后来，其他人（不仅有医生、还有各个领域的专家）步我后尘，深入到各个不同的主题之中。但是，因为我的计划限制我只能叙述自己在精神分析这些应用中的作用，所以我只好对它们的范围和意义进行相当不充分的描述。

从俄狄浦斯情结中，引起了我的一些联想，我渐渐地认识到这一情结的普遍存在性。诗人们选择或者创造出这么一种可怕的主题，这似乎让人难以理解，而且其戏剧性处理的震撼人心的效果，以及这种命运悲剧的一般性质也同样让人不可思议。但是，当人们认识到，有一个心理生活的普遍规律在其全部情绪意义上在这里被人们抓住了，那么，所有这一切便豁然开朗了。命运和神谕只不过是一种内部必然性的外化。英雄在不知不觉中，在与自己意向相违背的情况下犯罪这一事实，很明显正是他犯罪倾向性的潜意识本质的正确表现。从理解这一命运悲剧的角度来看，理解人物悲剧《哈姆雷特》只是前进了一步。人们在对《哈姆雷特》的意义毫无发现、对其作者的动机毫无推测的情况下把它赞颂了三百多年。诗人所创造的这一神经症主人公，同现实中他的无数伙伴一样，竟然由于俄狄浦斯情结而遭遇不幸，这绝非偶然。因为哈姆雷特所面临的任务，是为了那两件事3419向另一个人报仇，而这两件事正是俄狄浦斯欲望的主旨。因而在这一任务面前，他的两臂被自己模糊的有罪感所麻痹。莎士比亚在他父亲刚去世不久便写了《哈姆雷特》。3420我关于对这一悲剧进行分析的提示3421，后来得以由琼斯彻底地完成。这同一范例后来被奥托·兰克（Otto Rank）用作调查剧作家选择材料的起点。在其关于乱伦主题的巨著中，他能够表明想象力丰富的作家们多么经常地把俄狄浦斯情结作为他们的创作主题，而且他还从全世界的不同文学作品中探索这种材料被转换、改造和加工的那种方式。

从这里出发，再继而设法对诗歌和艺术作品进行一般的分析，这样做是很诱人的。想象力的王国被看作是在快乐原则向现实原则进行痛苦过渡期间所设立的一块“保留地”，其目的是给在现实生活中不得不放弃的本能满足提供一种替代物。艺术家同神经症患者一样，从不能满足的现实中退出而进入这一想象力的世界；但是，与神经症患者不同的是，他知道怎样从这一想象力世界中退出，再一次在现实中站稳脚跟。他所创造的艺术作品，就像梦一样，是潜意识愿望的想象满足。而且同梦一样，它们也具有妥协的性质，因为它们也不得不避免同压抑力量发生任何公开的冲突。但是，它们同做梦的这种自私、自恋的产品的区别在于，它们是被专门创造出来以激发其他人的共鸣兴趣的，而且也能引起并满足他们同样的潜意识愿望冲动。除此之外，它们还利用了形式美的感官快乐，将其作为我所说的一种“刺激性奖赏”（incentive bonus）。精神分析所能够做的就是：揭示出艺术家的生活印象、偶然经验与他的作品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从中构筑出他的（心理）构成以及从中起作用的那些本能冲动——也就是说，他与人类所共有的那一部分。例如，抱着这种目的，我选择列奥纳多·达·芬奇作为一个研究主题。这个研究是根据他所叙述的一个儿童时期的回忆，其目的主要是想对他的画《圣母子与圣安妮》进行解释。从那时起，我的朋友和学生们对许多艺术家及其作品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在我看来，从这种分析中所获得的知识，并未损害人们对某件艺术作品的欣赏。非专业人员在这方面对精神分析所寄予的希望过高，因为必须承认，它对那两个可能最使他们感兴趣的问题还不能解释清楚。它不能解释艺术天赋的本质，也不能解释艺术家工作时所使用的那种方法——艺术技巧。3422

我能够用詹森的短篇小说《格拉迪沃》——这篇小说本身并无特别优点——来证明：虚构的梦也能够同真梦一样被加以解释。我们在“梦的工作”（dream-work）中所熟悉的潜意识机制因而也在想象的写作过程中发挥作用。我的《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这本书就是直接从《释梦》中衍生出来的一个个别问题。我的那个最好的朋友当时对我的著作很感兴趣，他告诉我说，我对梦的解释常常给他留下的印象就像是一些诙谐笑话似的。3423为了弄清楚他的这一印象，我开始研究诙谐笑话，并发现，笑话的本质在于人们说笑时所使用的那些技巧方法，这些方法同“梦的工作”中所使用的方法一样——即凝缩、置换、一个东西被其对立面或者被某个很小的东西所象征等等。这样便使我开始对人们听到一个笑话时所获得的高度快感的起因进行经济上的调查（economic enquiry）。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由于快乐奖励（亦译“前期快乐”，fore-pleasure）的出现所产生的吸引力，所以发生了保持压抑的能量消耗的短暂中止。

我本人对我自己在宗教心理学方面的贡献评价颇高。首先，我确定了强迫性行为和宗教活动或礼仪之间的显著相似性（1907）。由于迄今不理解其间较深的联系，我把强迫性神经症描述为一种歪曲的个人宗教，把宗教描述为一种普遍的强迫性神经症。后来，在1912年，荣格强有力地指出了神经症患者与原始人类的那些心理产物之间所具有的意义深远的相似性，这样便导致我把注意力转向了这个主题。我就此写了四篇文章，后来都收进一本书名为《图腾与禁忌》（1912～1913）的集子里。我在这些文章中表明：乱伦的恐惧在原始人中要比在文明种族中更加明显，并且这种恐惧曾导致了非常特殊的反对乱伦的防御措施。我考察了塔布—禁令（taboo-prohibitions，这是体现道德约束力的最早形式）与既爱又恨的情绪矛盾（emotional ambivalence）之间的关系；在所谓“泛灵论”（animism）这种原始的宇宙图式指导下，我发现了对心理现实之重要性的过高评价原则——即“思想万能”的信念——它也是巫术的根据。我彻底发展了这一与强迫性神经症所进行的比较，并证明了有多少种关于原始人心理生活的假设在强迫性神经症这种异常疾病中仍然在起作用。然而最重要的是我被图腾崇拜（亦译“图腾制度”，totemism）所吸引。它是原始部落中的第一个组织系统，在这种系统之中，社会秩序的开端与一种最初步的宗教和少数塔布-禁令的绝对控制结合在一起。被崇拜的生物基本上总是一种动物，这一氏族也声称他们是其后裔。许多迹象都说明了这一结论：每一种族，甚至那些最高度发达的种族，都曾经历过图腾崇拜这个阶段。

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的主要文献资源3424，是J.G.弗雷泽（Frazer）的名著（《图腾崇拜与族外婚》、《金枝集》），这些著作是珍贵的事实和见解的源泉。但是，弗雷泽在图腾崇拜问题的解释上效果甚微，有好几次他基本上改变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而其他人种学家和史前史学家似乎也都同样犹豫不定，并且意见难以统一。我的出发点是，图腾崇拜的两个塔布—禁令（不杀图腾，不与本图腾氏族内的任何妇女性交）和俄狄浦斯情结的两个要素（弑父、娶母）之间的明显一致性。因此，我很想把图腾动物等同于父亲；事实上，原始人自己显然正是这样做的：尊图腾动物为氏族的祖先。接着，来自精神分析学的两个事实对我有所帮助：一个事实是弗伦茨有幸对一个儿童的偶然观察（1913），这使我有权利谈论“幼儿的图腾崇拜的再现”；第二个事实是对儿童早期动物恐惧的分析，这种分析常常表明，所恐惧的动物常常是父亲的替代者，起源于俄狄浦斯情结的那种对父亲的恐惧被转换到了这个替代者身上。这一切足以使我认识到，弑父是图腾崇拜的核心和宗教形成的出发点。

当我读了罗伯逊·史密斯（W.Robertson Smith）的著作《闪米特人的宗教信仰》之后，这一被漏掉的要素便得以补充。作者（他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不仅是物理学家，同时还是《圣经》研究专家）向我们介绍了所谓的“图腾餐”（totem meal），这是图腾崇拜宗教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每年一次，平时被奉为“神圣”的图腾动物，当着氏族全体成员的面，被庄严地杀掉，接着大家分而食之，然后沉痛哀悼。哀悼之后，便是盛大的喜庆节日。达尔文曾猜想：人类最初生活在游牧部落之中，每一部落由一个强大、残暴和妒忌的男人所统治。当我进一步考虑这一猜想时，在我面前，从所有这些组成成分中，浮现出下面这一假设，或者我宁可说是一种想象：原始游牧部落之父，由于他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暴君，把所有的妇女占为已有，而他的儿子们，是对他具有威胁作用的竞争对手，于是被他杀死或赶跑。然而有一天，这些儿子们集合在一起，团结起来，战胜、杀死并吃掉他们的父亲，这个父亲曾经是他们的敌人，但也是他们的楷模。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们谁也不可能继承父权，因为大家彼此挡道。在失败和懊悔的影响下，他们学会了彼此间达成协议，在图腾崇拜的法令的帮助下，他们联合为兄弟氏族，其目的在于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并且，他们一致同意放弃对妇女的占有权，正是因为她们，才使得他们杀死了父亲。因此他们被迫去寻找陌生的女人，这便是与图腾崇拜联系如此紧密的族外婚的起源。图腾餐是纪念那一产生人的犯罪感（或称“原罪”，original sin）的可怕事件的节日，它马上便成为社会组织、宗教和道德约束的开端。

不管我们是否认为这一可能性是一个历史事件，它确实在父亲情结（father-complex）的范围内促成了宗教的形成，并且将其置于支配这一情结的既爱又恨的矛盾情绪的基础之上。当图腾动物不再充当这位原始祖先的替代者时，人们马上对他又怕又恨，既崇敬又嫉妒，他于是就变成了上帝的原型。儿子对其父既反抗又爱慕的感情，通过一种不断妥协的方式而彼此斗争。这样做，一方面是对其弑父行为的赎罪，另一方面则是巩固其由这一行为所带来的利益。这种宗教观点最清楚地说明了基督教的心理基础。我们知道，在基督教中，图腾餐的仪式几乎原封不动地仍旧以“圣餐”的形式而残存下来。我愿意明确地提醒大家，这一权威性的观察报告并非由我提出，而是在罗伯逊·史密斯和弗雷泽的著作中找到的。

人种学家西奥多·赖克和G.罗埃姆（G.Róheim）吸收了我在《图腾与禁忌》中所发挥的这一思想内容，并在其一系列主要著作中对这些思想进行了扩充、深化或修改。我自己从那时以后，在调查“潜意识犯罪感”（它在神经症受苦动机中也起重要作用）的过程中，在试图建立社会心理学和个体心理学之间的更进一步联系的努力中，又不止一次地返回到这个思想上来。3425而且，在解释催眠的易感性时，我还利用了这一古代的从人类发展的“原始游牧部落”时期遗传下来的思想。3426

在精神分析的其他一些应用中，我只是间接地有所介入，尽管人们还是普遍地对它们感兴趣。从个体神经症患者的幻想，到我们在神话、传说和童话中所发现的那些群体的和民众的富有想象力的创作作品，这中间只相隔一步之遥。神话学已经成为奥托·兰克的专门领域。解释神话，将其追溯到我们所熟悉的那些儿童早期的潜意识情结，用一种人类动机的发现取代那些零星的说明，所有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应归功于他的分析成果。象征这一主题在我的追随者中也找到了许多学生。象征说（Symbolism）给精神分析带来了许多敌人，很多思想极度平庸的研究者因为象征说得到了承认而绝不能宽恕精神分析，这种承认是随着对梦的解释而出现的。但是象征说的发现不应归罪于精神分析，因为长期以来它在其他思想领域（如民俗学、传说、神话）中早已众所周知，它甚至在这些领域内比在“梦的语言”中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

对精神分析在教育中的应用，我本人没有任何贡献。然而，关于儿童的性生活和心理发展的分析发现，则吸引了教育工作者的注意，使他们以一种新的观点来看待自己的问题，这却是很自然的事情。苏黎世的一位新教徒牧师奥斯卡·普费斯特（Oskar Pfister）3427博士是这方面的一个不知疲倦的开路先锋，他也没有发现分析实践与他的宗教态度之间有什么不相容之处，尽管他的这种认识，确实是属于升华性质的认识。在许多和他并肩作战的其他人中间，我还可以提到维也纳的休·海尔纽斯（Hug-Hellmuth）博士夫人和S.伯恩费尔德（Bernfeld）博士。3428精神分析应用于健康儿童的预防性教育、应用于纠正那些虽然实际上不是神经症、但已背离正常发展轨道的儿童的实践，导致了一个具有实际的重要意义的结果。现在已不可能再把精神分析的实践限制在医生范围之内，而把非专业工作者排除出去了。事实上，一个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医生，尽管有学位文凭，但在精神分析上他也是一个外行；而一个受过适当训练的非医学界的精神分析家，他只和医生有偶然的联系，但他不仅能够对于儿童，而且也能够对神经症患者进行分析治疗。3429

由于一个无可抵抗的发展过程，“精神分析”这个词的意思变得模棱两可了。虽然它最初是指一种特殊的治疗方法，但现在，它也已经变成了一门科学的名称——潜意识心理过程的科学。这门科学，虽然就它自身而言，几乎不能单独地对任何一个问题给以彻底的解决，但它似乎注定要在大多数各种知识领域中做出有价值的贡献。精神分析学的应用范围已经同心理学一样地广泛，它已经成为心理学的最重要的补充。

现在，回顾我终生劳动所带来的这些大杂烩，我可以说，我做了许多开端性的工作，留下了许多启示。不久的将来，其中会有某些东西变为现实，尽管我本人不可能预言这些东西到底能有多少。然而我还是希望，在我们的知识中，我为一种重要的进展开拓出了一条小路。3430

补记（1935）

张霁明　译

卓如飞　校

车文博　高申春　审订

按语

《补记》是1935年弗洛伊德将近十年来自己身患癌症情境下所取得的重要科研成果的补充，也是对国际精神分析运动向前发展的概述。它证明精神分析不仅能发展成为一门科学，而且也能成为一种有效的心理治疗方法。弗洛伊德已超越自然科学、精神医学研究的范畴，并将他的最后兴趣转向早年曾思考而现在为之入迷的人性、文明、宗教、道德、原始经验等人类社会精神问题。尤其令他兴奋的是精神分析运动除了以前在维也纳、布达佩斯、伦敦、荷兰、瑞士、俄国的发展外，还在巴黎、加尔各答、日本、美国、耶路撒冷、南非等地有了新进展。

据我所知，这套自传丛书的编辑并没有考虑这种可能性：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其中的某一自传应该有所补充。很可能这样的事情只是在我这里才发生了。由于美国出版公司希望出版这本书的新版本，所以我现在就承担了这一任务。这本书最早在美国出版是1927年（由布伦塔诺公司出版），书名为《自传》。但是它不适当地与我的另一篇文章合在一本书里，并以那篇文章《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作为全书的书名，这样便掩盖了这本《自传》的光彩。

这本书共讲了两件事：我的生活经历和精神分析的历史。这两件事密切相关。《自传》说明了精神分析是怎样成为我生活中的全部内容的，并且正确地表明，同我与这一科学的关系比较起来，我没有什么其他更有意义的个人经历。

就在写这个自传前不久，我的生命差一点被那恶性肿瘤的复发所结束。但外科技术在1923年救了我的命，我又能继续生活和工作了，尽管再也没有从疼痛中挣脱出来。从那时起往后的这十多年当中，我从未停止过精神分析的工作和写作——德文版12卷《弗洛伊德选集》的完成便是证明。但我自己发现，一个有意义的变化发生了。在我的发展过程中，一些曾经很纷乱的思路现在已经开始清晰起来。我在后半生中所获得的一些兴趣已经减弱，而那些较早的和最初的兴趣却再一次变得重要起来。确实，在这最后的十几年中。我完成了一些重要的分析工作。例如，在《抑制、症状和焦虑》一书中修改了焦虑问题，一年之后又简明地阐述了性欲的“拜物教”（fetishism）。然而，确实可以这么说，自从我提出存在有两种本能（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的假说，自从我把精神人格（mental personality）区分为自我、超我和本我以来，再没有进一步对精神分析做出什么决定性贡献。从那时起，我关于这一主题的著述或者是一些非实质性的东西，或者很快便为其他人所提出。这种情况与我自身的变化有关，与所谓的一个倒退发展阶段有关。我的兴趣，在我于自然科学的医学和心理治疗上走了终生的弯路之后，又重新回到很早以前使我流连忘返的那些文化问题之上。当时我太年轻，说不上有什么思想。1912年，就在精神分析工作达到顶峰时，我已经试图在《图腾与禁忌》中利用精神分析的最新发现成果以调查宗教和道德的起源。接着，在后来的两篇文章《一个幻觉的未来》和《文明及其缺憾》中，我又把这一工作向前推进了一个阶段。我更加清楚地看到：那些人类历史事件——那些在人类本能、文化发展和原始经验的积淀（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宗教）之间的相互作用，只不过是精神分析在个体身上所研究的自我、本我和超我之间的动力冲突的反映，是这一非常相同的过程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上的再现。在《一个幻觉的未来》中，我对宗教表明了一种基本上的否定评价。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公式，这个公式可以对宗教做出更加公正的评估。尽管可以假定，宗教的力量在于它所包含的真理，然而我要表明，这一真理并非实质性的，而是一种历史的真理。

这些研究虽然源于精神分析，然而已远远超出了它的范围，也许已经唤起了比精神分析本身更加普遍的共鸣。它们也许在引起我那短暂的幻想中起了作用，即我正置身于那些作家中间，而象德国这样伟大的民族正时刻准备倾听他们的声音。那是在1929年，德国人民公认的代言人之一托马斯·曼恩，用友好而含蓄的语言为我在当代思想史中找到了一席之地。不久，我的女儿安娜作为我的代表，在我被授予1930年歌德奖金之际，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市政厅受到了市民的欢迎。这是我作为一个公民的生活达到的最高峰。后来，我们的山河日渐缩小，而德国也就不再关心我们的情况了。

我也许可以就此结束关于我的自传的注释。公众没有要求更多地了解我个人的事情——我的奋斗、失望和成功等等。不管怎么说，在我的一些著作中（例如《释梦》、《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我要比一般人公开而坦率得多，他们是向同代人或给子孙们叙述自己的一生。对于这种做法我不想恭维，根据我的经验，我也不可能劝告任何人跟着我学。

关于精神分析在最后十几年的历史，我还得再补充几句。毫无疑问，它将继续向前发展。它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生存能力，既可发展成一门学科，也可成为一种治疗方法。它的拥护者（加入“国际精神分析协会”者）的数量已大大增加。除了较早的那些地方团体（维也纳、柏林、布达佩斯、伦敦、荷兰、瑞士和俄国3431）外，后来巴黎和加尔各答也成立了学会，日本成立了两个，美国有好几个。就在最近，耶路撒冷和南非各成立了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成立了两个。这些地方性的学会利用它们自己的基金赞助（或正在成立）培训学院。在这些学院中，对学生们按照统一的计划进行精神分析实践的教育。在门诊所里，有经验的分析家和学生对那些经济困难的病人免费进行治疗。每隔一年，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成员们举行一次大会，宣读科学论文，决定组织方面的事宜。第十三次会议（这些会议我已不可能再去参加）于1934年在卢塞恩举行。协会的全体成员从他们共同的主要兴趣出发，在工作中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一些人着重致力于阐明并深化我们的心理学知识，而其他一些人则与医学和精神病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实践观点出发，一些精神分析学家承担起使精神分析学在大学里得到承认并使其内容纳入医学院课程之内的任务。而另一些人则仍然愿意置身于这些院校之外，也不允许精神分析在教育界所受到的重视比医学界差。有时，当一个精神分析工作者企图强调精神分析的某个单独的研究成果或观点，而放弃其他内容时，他会突然发现他自己竟然处于孤立境地。不管怎么说，总的印象是令人满意的：整个精神分析正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进行着严肃的科学工作。

附录一　《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目录（24卷）

第1卷

总序

关于我在巴黎和柏林学习情况的报告（1956[1886]）

沙可的《神经系统疾病讲义》译序（1886）

一例严重的男性癔症性偏侧感觉缺失的观察报告（1886）

短评二则（1887）

评艾乌伯克的《急性神经衰弱》

评魏尔·迈德契尔的《神经衰弱和癔症的治疗》癔症（1888）

附录：癔症性癫痫[发作]

有关催眠与暗示的论文（1888～1892）

编者导言

伯恩海姆《暗示》译序（1888[1888～1889]）

附录：德文第二版序

评奥古斯特·弗雷尔的《催眠术》（1889）

催眠术（1891）

一例成功的催眠治疗（1892～1893）

沙可的《星期二演讲》译序及脚注（1892～1894）

1893“绪言”概况（1892[1940～1941]）

1.给约瑟夫·布洛伊尔的信

2.“III”

3.关于癔症发作的理论

器质性运动麻痹和癔症性运动麻痹比较研究要点（1893[1888～1893]）

弗利斯论文摘要（1950[1892～1899]）

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1895]）

设计缩写解释

一、总纲

编者附录A：弗洛伊德有关退行概念的使用

二、心理病理学

三、试述正常ψ过程

编者附录B：弗洛伊德于1896年1月1日给弗利斯的第39封信摘要

编者附录C：Q的实质

第2卷

*3432癔症研究（1893～1895）约瑟夫·布洛伊尔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合著

一、癔症现象的心理机制：绪言（1893）（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

二、病例

1.安娜·O小姐（布洛伊尔）

2.埃米·冯·N夫人（弗洛伊德）

3.露西·R小姐（弗洛伊德）

4.凯瑟琳娜（弗洛伊德）

5.伊丽莎白·冯·R小姐（弗洛伊德）

三、理论（布洛伊尔）

四、癔症的心理治疗（弗洛伊德）

编者附录A：埃米·冯·N夫人病症年表

编者附录B：弗洛伊德主要论述转换性癔症的著述目录

第3卷

《弗洛伊德1893～1906短篇论文集》序（1906）

沙可（1893）

癔症现象的心理机制：一次演讲（1893）

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

附录：弗洛伊德基本假设的出现

强迫症与恐怖症：心理机制与病因（1895[1894]）

编者附录：弗洛伊德论恐怖症

关于用“焦虑性神经症”将一种特殊综合症与神经衰弱相区别的理由（1895[1894]）

编者附录：关于Angst（焦虑）及其英文译法

对我的“焦虑性神经症”的论文所受批评的答复（1895）

遗传和神经症的病因（1896）

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6）

癔症的病因（1896）

弗洛伊德1877～1897科学论文摘要（1897）

性欲在神经症病因中的地位（1898）

遗忘的心理机制（1898）

掩蔽性记忆（1899）

自传注释（1901[1899]）

第4卷

*释梦（1900）

一、关于梦的问题的科学文献

二、释梦的方法：一个梦例的分析

三、梦是愿望的满足

四、梦的伪装

五、梦的材料与来源

六、梦的工作：A—C部分

第5卷

*释梦（续）

六、梦的工作：D—I部分

七、梦的过程的心理学

附录A：一个得到实现的预兆性的梦

编者附录B：弗洛伊德主要论述梦的著述目录*论梦（1901）

梦的索引

第6卷

*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

失误行为索引

第7卷

一例癔症分析片断（1905[1901]）

*性学三论（1905）

一、性变态

二、幼儿性欲

三、青春期的变化

提要

编者附录：弗洛伊德主要论述性欲的著述目录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程序（1904[1903]）

论心理治疗（1905[1904]）

我对性欲在神经症病因中的作用的看法（1906[1904]）心理（或精神）疗法（1890）

戏剧中的变态人物（1942[1905或1906]）

第8卷

*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

编者附录：弗朗兹·布伦塔诺的谜语

诙谐索引

第9卷

*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1907[1906]）

再版跋（1912）

精神分析与法律诉讼中的事实确定（1906）

强迫性行为与宗教活动（1907）

儿童性启蒙（1907）

作家与白日梦（1908）

癔症的幻想及其与两性并存的关系（1908）

性格与肛欲（1908）

“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1908）

儿童性理论（1908）

癔症发作概论（1909[1908]）

家族传奇（1909[1908]）

短篇论文（1903～1909）

为“阅读书目调查表”所开列的书单

《实用精神病学论文集》内容简介

魏尔海姆·斯泰克尔的《神经焦虑状态及其治疗》序言

桑多尔·费伦茨的《精神分析：精神分析论文集》序言

写给《新自由评论报》的论文

第10卷

对一个5岁男孩的恐怖症的分析（1909）

跋（1922）

一例强迫性神经症的说明（1909）

1.病历摘录

2.理论

补遗：病例的原始记录

编者附录：弗洛伊德论述儿童焦虑与恐怖症及强迫性神经症的某些著述

第11卷

*精神分析五讲（1910[1909]）

附录：弗洛伊德讲解性著作目录

*达·芬奇的童年回忆（1910）

精神分析治疗的未来展望（1910）

一些原始词汇的反意（1910）

男人对象选择的一个特殊类型（爱情心理学之一）（1910）

论性爱领域最普遍的衰退趋势（爱情心理学之二）（1912）

处女的禁忌（爱情心理学之三）（1918[1917]）

精神分析关于心因性视觉障碍的观点（1910）

“野蛮的”精神分析（1910）

短篇论文（1910）

《关于自杀的讨论》内容简介

给弗里德里奇·S.克劳斯关于《食人肉者》的一封信

病人自己显示的病源性幻想二例

评魏尔海姆·纽特拉的《给神经症妇女的信》

第12卷

精神分析对一个偏执狂病人的自传性叙述的说明（1911）

跋（1912[1911]）

关于治疗技术的论文（1911～1915[1914]）

编者导言

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1911）

移情动力学（1912）

对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的医生的几点忠告（1912）

治疗初始（关于精神分析技术的进一步忠告之一）（1913）

回忆、重复和逐步突破（关于精神分析技术的进一步忠告之二）（1914）

有关移情的观察报告（关于精神分析技术的进一步忠告之三）（1915[1914]）

编者附录：弗洛伊德主要论述精神分析技术和心理治疗理论的著述目录

民间传说中的梦（1957[1911]）（弗洛伊德与奥本海姆）

论精神分析（1913[1911]）

对心理活动的两个原则的系统论述（1911）

神经症发作类型（1912）

写给关于手淫的讨论（1912）

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1912）

一个作为证据的梦（1913）

神话故事材料在梦中的出现（1913）

三个小匣子的主题（1913）

儿童的两个谎言（1913）

强迫性神经症的倾向（1913）

普费斯特的《精神分析方法》导言（1913）

波克的《世界各地有关粪便的习俗》序（1913）

短篇论文（1911～1913）

元音字母前后排列顺序的意义

“以弗所书中的狄安娜多么伟大”（译注：“以弗所书”为《新约全书》的第十封信或第十本书）

马克西姆·斯特纳的《男性性功能的心理障碍》序

第13卷

*图腾与禁忌（1913[1912～1913]）

编者附录：弗洛伊德论述社会人类学、神话学和宗教史的著述目录

精神分析对科学兴趣的要求（1913）

得自精神分析实践的观察和实例（1913）

精神分析治疗中的体验调查（“已经讲过了”）（1914）

米开朗基罗的摩西（1914）

跋（1927）

中小学男生心理学的一些想法（1914）

第14卷

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

论自恋：导论（1914）

有关心理玄学的论文（1915）

编者导言

本能及其变化（1915）

压抑（1915）

论潜意识（1915）

编者附录A：弗洛伊德与艾瓦尔德·海林

编者附录B：心身平行论

编者附录C：词与物

心理玄学对梦理论的一个补充（1917[1915]）

悲伤与抑郁症（1917[1915]）

编者附录：弗洛伊德主要论述普通心理学理论的著述目录

与精神分析疾病理论相违背的一例偏执狂（1915）

对目前战争与死亡的看法（1915）

编者附录：弗洛伊德给弗里德里克·冯·伊登博士的信

论变化无常（1916[1915]）

在精神分析工作中所遇到的一些性格类型（1916）

短篇论文（1915～1916）

神话中与视觉强迫症的类似情况

一种症状与一种象征之间的联系

给赫曼因·冯·胡-海尔纽斯博士的信

第15卷

*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1915～1917]）

一、失误动作（1916[1915）]（第1～4讲）

二、梦（1916[1915～1916]）（第5～15讲）

第16卷

*精神分析导论（续）

三、神经症通论（1917[1916～1917]）（第16～28讲）

失误索引

梦索引

象征索引

第17卷

从一例幼儿神经症史中得到的启示（1918[1914]）

编者附录：弗洛伊德的较长的病历一览表

关于在肛欲中所证明的本能转变（1917）

精神分析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困难（1917）

《诗与真》中的儿时记忆（1917）

精神分析治疗中的进展路线（1919[1918]）

谈在大学里教授精神分析（1919[1918]）

“孩子挨打”：写给性变态起源的研究（1919）

《精神分析与战争神经症》导言（1919）

附录：对战争神经症进行电疗的备忘录（1955[1920]）

“怪人”（1919）

编者附录：丹尼尔·桑德斯的《德语词典》摘要

赖克的《仪式：精神分析的研究》序（1919）

短篇论文（1919）

关于精神分析出版物和奖金的说明

詹姆斯·J.普特南

维克多·塔斯克

第18卷

*超越快乐原则（1920）

*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

一个女性同性恋者的心理发生（1920）

精神分析与心灵感应（1941[1921]）

梦和心灵感应（1922）

忌妒、偏执狂和同性恋的某些神经症机制（1922）

《百科全书》两个词条（1923[1922]）

1.精神分析

2.力比多理论

短篇论文（1920～1922）

关于分析技术前史的说明（1920）

一个4岁儿童的联想（1920）

安东·冯·弗洛英德博士（1920）

J.J.普特南的《精神分析演讲录》序（1921）

J.沃伦冬克的《白日梦心理学》导言（1921）

美杜萨的头（1940[1922]）

第19卷

*自我与本我（1923）

编者附录A：描述性潜意识和动力性潜意识

编者附录B：力比多的巨大贮存库

17世纪的崇魔神经症（1923[1922]）

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1923[1922]）

从整体上对释梦的补充说明（1925）

婴幼儿的性器构造：性理论的补遗（1923）

神经症与精神病（1924[1923]）

受虐狂的节制问题（1924）

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1924）

神经症与精神病的现实性丧失（1924）

精神分析概述（1924[1923]）

对精神分析的抵抗（1925[1924]）

编者附录：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摘录

关于“神秘的拍纸簿”的说明（1925[1924]）

否定（1925）

两性解剖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1925）

约瑟夫·波普-林库斯和梦的理论（1923）

桑多尔·费伦茨博士（50寿庆）（1923）

艾契豪恩的《任性的青年人》序（1925）

约瑟夫·布洛伊尔（1925）

短篇论文（1922～1925）

雷蒙德·达·索绪尔《精神分析的方法》序

马克斯·艾丁根《关于柏林精神分析门诊部的报告》（1920年3月～1922年6月）序

给弗利斯·魏特尔斯的信

给西尼·露易丝·劳柏丝-贝利斯特罗丝·伊·达·特里斯的信

给《Le Disque Vert》的信

给《苏黎世犹太新闻中心报》编者的信

在希伯来大学开学之际

《期刊》的编者更替

第20卷

*自传研究（1925[1924]）

跋（1935）

*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1925]）

编者附录A：“压抑”和“防御”

编者附录B：弗洛伊德主要论述焦虑的著述目录

*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1926）

跋（1927）

精神分析（1926[1925]）

给布奈·布里思协会的演讲（1941[1926]）

短篇论文（1926）

卡尔·阿伯拉罕

给罗曼·罗兰

写给佩克沃思·法罗的一篇论文的序言性说明

第21卷

*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

*文明及其缺憾（1930[1929]）

拜物教（1927）

幽默（1927）

宗教体验（1928[1927]）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1928[1927]）

附录：弗洛伊德给西奥多·赖克的一封信

笛卡儿的梦：给马克西姆·列罗的信（1929）

歌德奖金（1930）

给阿方斯·佩奎特的信

在法兰克福歌德大厅所做的讲演

编者附录：弗洛伊德主要论述艺术、文学或美学理论的著述目录

力比多类型（1931）

女性性欲（1931）

短篇论文（1926～1931）

赖克和庸医行骗的问题：给《新闻自由报》的信

厄内斯特·琼斯（50寿庆）

专家对霍尔斯曼病例的意见

心理病理学特刊号《医学评论》导言

艾道多·魏斯的《精神分析要素》导言

《柏林精神分析学研究所十年》序

赫曼·南伯格的《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神经症概论》序

给皮利波的伯格马斯特的信

第22卷

*精神分析新论（1933[1932]）（第29～35讲）

生气及其控制（1932[1931]）

为什么有战争？（1933[1932]）（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

爱因斯坦的来信

弗洛伊德的回信

我与约瑟夫·波普-林库斯的交往（1932）

桑多尔·费伦茨（1933）

偶发行为的奥妙（1935）

关于卫城的记忆障碍（1936）

短篇论文（1931～1936）

给乔治·福彻斯的信（1931）

理查德·斯特伯《精神分析词典》序（1936[1932]）

马里·波拿巴《埃德加·阿伦·坡的生活与著作：精神分析的解释》序（1933）

给托马斯·曼——祝他六十大寿（1935）

第23卷

*摩西与一神教：三论（1939[1934～1938]）

编者关于专有名词的翻译说明

一、摩西，一个埃及人

二、如果摩西是个埃及人

三、摩西，他的人民和一神教

*精神分析纲要（1940[1938]）

一、心灵及其活动

二、实践任务

三、理论成就

有终结的分析和无终结的分析（1937）

分析的结构（1937）

防御过程中的自我分裂（1940[1938]）

精神分析的一些基本教训（1940[1938]）

论反犹太主义（1938）

短篇论文（1937～1938）

鲁·安德里斯-赛洛姆

成果、思想、问题

英国的反犹太主义

第24卷

序

导言

标准版1～23卷目录

图片目录

缩写目录

标准版中弗洛伊德著作的字母顺序排列目录

编者注解索引

A：编者评注目录

B：名词及其用法注释

C：主题目录索引

文献目录和作者索引

A：弗洛伊德文献目录

B：弗洛伊德除外的文献目录和作者索引

期刊和论文集目录

病例索引

梦的一览表

象征索引

比喻索引

艺术和文学作品索引

人名索引

一般主题索引

补遗和勘误

黎明　译

杨韶刚　赵国复　校

附录二　弗洛伊德生平活动一览表

附录三　英汉人名对照表

A

Abel, C.阿贝尔·C

Abel, R.阿贝尔·R

Abraham, K.阿伯拉罕

Adler, A.阿德勒

Akhenaten 埃克赫那顿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大帝

Andreas, Lou 阿德里安·卢

Aristandros 阿里斯坦德罗斯

Aristoteles 亚里士多德

Arrian 阿利安

Artemidorus 阿尔特米多鲁斯

Aten 阿顿

Auerbaeh 奥尔巴赫

Augustine, S.奥古斯丁

B

Back, George 巴克·乔治

Bacon, F.培根

Baginsky, A.巴金斯基

Baines, M.贝恩斯

Bali, D.巴亢

Bamberger 班伯格

Barbara Low 巴巴拉·洛

Bartels 巴特斯

Bechterew, V. M.别赫切烈夫

Beethoven, L. van 贝多芬

Benedikt, M.本尼迪克特

Bennett, A.本涅特

Berger, J. N.伯格

Bernays, M.伯奈斯

Bernfeld, S.伯恩费尔德

Bernheim, H.伯恩海姆

Binet, A.比纳

Binswanger, L.宾斯万格

Binz, G.宾茨

Bismarck，0. E.L.比斯马克

Bleuler, E.布洛伊勒

Bloch, I.布洛赫

Boas, F.博斯

Bocklin, A.伯克林

Bolsehe, W.波尔希

Brandes, G.布兰戴斯

Brentano, F.布伦塔诺

Breuer, J.布洛伊尔

Breughel, P.布劳伊格赫尔

Brill, A. A.布里尔

Brouardel, P. C.H.布罗阿代尔

Brück, M.van den 布吕克

Brücke, E.W.布吕克

Brugnolus 布鲁格诺勒斯

Bruhl, C.卡尔·布鲁尔

Brutus 布鲁特斯

Burlingham, D.柏林汉姆

C

Cabanis, P. J.G.卡巴尼斯

Cacilie, M.凯瑟林

Caesar 恺撒

Caterina 凯特琳娜

Cattell, J. M.卡特尔

Cervantes, S. M.塞万提斯

Charcot, J. M.沙可

Chase, H. W.蔡斯

Chrobak, R.克洛巴克

Cleopatra 克里奥帕特拉

Coleridge, S. T.哥勒律治

Columbus, C.哥伦布

Copernicus, N.哥白尼

D

Darwin, S.达利

Darwin, C.达尔文·查理

Dattner, B.塔纳尔

Dekker, E. D.代克尔

Delboeuf, I. J.R.L.迪鲍夫

Descartes, R.笛卡尔

Diderot, D.狄德罗

Diodorus 迪奥多罗斯

Dionysus 狄奥尼索斯

Dora 杜拉

Dostoevsky 陀思妥耶夫斯基

Du Bois-Reymond, E.杜·博瓦-雷蒙

Du Prel 杜普里尔

E

Ehniger, Dr.埃宁格尔

Ehrenfels, C. von 埃伦费尔

Einstein, A.爱因斯坦

Eitingon, M.艾丁根

Eli 艾力

Ellis, H. H.霭理士

Emden, J. E.G.van 艾姆登

Esdaile, J.埃斯代尔

Euripedes 欧里庇得斯

Exner, S.埃克斯纳

F

Featherman 费瑟曼

Fechner, G. T.费希纳

Federn, P.费德恩

Ferenczi, S. F.费伦茨

Fischer, Dr.费舍

Flaubert, G.福楼拜

Flechsig, P. E.弗莱奇

Fliess, W.弗利斯

Fontane, T.丰唐

Franklin, J.富兰克林

Franziska 弗兰西斯卡

Frazer, J. G.弗雷泽

Freund, A. V.安东·冯·弗洛英德

Freud, A.安娜·弗洛伊德

Freud, J.雅可布·弗洛伊德

Freud, M.玛塔·弗洛伊德

Freud, S.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G

Galsworthy, J.高尔斯华绥

Galton, F.高尔顿

Gay, P.彼得·盖伊

Goethe, J. W.von 歌德

Gradiva 格拉迪沃

Graf, M.格拉夫

Groddeck, G.格罗代克

Gumpelino, B. C.冈普尔

H

Hall, G. S.霍尔

Hamlet 哈姆雷特

Hamnet 哈姆涅特

Hannibal 汉尼拔

Hanold, N.汉诺尔德

Hans 汉斯

Hansen, C.汉森

Hanslick, E.汉斯里克

Harry-Heinrich 哈里-赫恩里奇

Hartmann, H.哈特曼

Hartmann, E. von 哈特曼

Hecht, M. B.赫克特

Heidenhain, R. P.H.海登海因

Heine, H.海涅

Helen 海伦

Heller, H.海勒

Hellmuth, Hug 海尔纽斯

Helmholtz, H. L.F.von 赫尔姆霍茨

Henri, C.亨瑞

Herbart, J. F.赫尔巴特

Herder, J. G.V.赫尔德

Hering, E.海林

Herodotus 希罗多德

Herostratus 赫罗斯特拉斯

Hesiod 赫希奥德

Hevesi, L.赫维希

Heymans, G.海曼斯

Hilldebrandt, F. W.希尔德布朗特

Hincks, E.欣克斯

Hitschmann, E.黑奇曼

Hoffmann, E. T.A.霍夫曼

Homer 荷马

Horus 赫鲁斯

Hugo, V.雨果

Hunter, R. A.亨特尔

Husserl, E.胡塞尔

I

Ibsen, H.易卜生

J

Jackson, J. H.杰克逊

James, W.詹姆士

Janet, P.让内

Janus 杰纳斯

Jekels, L.杰克尔

Jellife, S. E.杰里佛

Jenner, E.杰纳

Jesus Christ 耶稣

Jocasta 约卡斯达

Jones, E.琼斯

Jung, C. G.荣格

K

Kant, I.康德

Kassowitz, M.卡索维茨

Kastner, L.卡斯特纳

Katharina 凯瑟琳娜

Klein, M.克莱因

Kleinpaul, R.克勒保罗

Klienpaul 格林保尔

Koch, R.科克

Koller, C.科勒

Konigstein, L.克尼斯坦

Kraepelin, E.克勒佩林

Krafft-Ebing, R. von 克拉夫特-埃宾

Krauss, F. S.克劳斯

L

Lang, A.朗格

Lassalle, F.拉萨尔

Leibnitz, G. W.莱布尼兹

Leonardo da Vinci 列奥纳多·达·芬奇

Lessing, G. E.莱辛

Leuret, F.劳伊莱特

Levy, L.列维

Lichtenberg, G. C.利希腾贝格

Liébeault, A.A.李厄保

Lindner, Dr.林德纳

Lipps, T.李普斯

Lowenfeld L.洛温费尔德

Lucy, R.露西

Ludwig, E.路德维希

M

Macbeth 麦克白

Macduff 麦克达夫

Mach, E.马赫

Maeder, A.米德

McDougall, W.麦独孤

Maller, D.玛勒尔

Mann, T.曼恩

Marcuse, M.马尔库塞

Marxow, E. F.van 马克索

Maury, L. F.A.默瑞，默里

Mayer, A.迈耶尔

Mephistopheles 梅菲斯特

Meringer 梅林格尔

Mesmer, F. A.麦斯麦

Meyer, C. F.梅耶，迈尔

Meynert, T.梅纳特

Michelangelo 米开朗基罗

Michelet, J.米什莱特

Midas 迈达斯

Mill, J. S.约翰·穆勒

Minna 明娜

Mises, Dr.米赛斯

Moebius, P. J.莫比斯

Moliere 莫里哀

Mona Lisa 蒙娜丽莎

Moses 摩西

Mozart, W. A.莫扎特

Musset, A. de 马塞特

Myers, F. W.F.梅厄斯

N

Nacke, P.纳基

Nacht, S.纳克特

Napoleon, I.拿破仑一世

Narcissus 纳西索斯

Nathansohn, A.阿玛莉·纳丹森

Nestroy, J.内斯特罗

Newton, I.牛顿

Nietzsche, F.尼采

Nimrod 尼罗特

Nordenskjold, O.诺登斯基尔德

Nothnagel, H.诺斯纳格

O

Oberlander, A.奥伯兰德尔

Oedipus 俄狄浦斯

Ogden, C. K.奥格登

Oppenheim, D. E.奥本海姆

Oppert, J.奥佩特

Ottilie 奥蒂利厄

P

Pascal, B.帕斯卡尔

Pater 佩特

Paul, St.圣·保罗

Periander 珀里安德尔

Pfister, O.普费斯特

Phocion 福基翁

Plato 柏拉图

Ploss 普劳斯

Plutarch 普鲁塔克

Popper, J.波普

Portia 珀霞

Pressburg 布拉斯伯格

Prochaska, K.普洛查斯卡

Propertius 普洛佩提乌斯

Putnam, J. J.普特南

Pythagoras 毕达哥拉斯

Q

Quincey, De 奎西

R

Rabelais 拉伯雷

Racine 拉辛

Rank, O.兰克

Raphael Santi 拉斐尔桑蒂

Rawlinson, H. C.罗林森

Reich, G.赖希

Reik, T.赖克

Ribot, T.李博

Rickman 里克曼

Richter, J. P.F.里希特

Riklin, F.黎克林

Róheim, G.罗埃姆

Rokitansky, C.罗基塔恩斯基

Rolland, R.罗兰德

Rolland, R.罗曼·罗兰

Romberg 朗姆伯格

Rousseau, J. J.卢梭

Ruths 鲁斯

S

Sachs, H.萨克斯

Sadger, L.萨德格

Saphir 萨斐

Saussure, R. de 索绪尔

Schelling, K.谢林

Scherner, K. A.施尔纳

Schiller, J. C.F.von 席勒

Schleiermacher, F. E.D.施莱尔马赫

Schmitzler, A.施尼茨勒

Schopenhauer, A.叔本华

Schubert, F.舒伯特

Schultz, D.舒尔茨

Schwann, T.施旺

Schwind, M. von 施温德

Seif, L.塞福

Shakespeare W.莎士比亚

Shaw, G. B.萧伯纳

Siemens, W. von 西门子

Silberer, H.西尔伯勒

Simmel, E.西梅尔

Smith, W. R.史密斯

Socrates 苏格拉底

Solomon 所罗门

Sophocles 索福克勒斯

Starcke, J.斯塔克

Sperber, H.斯珀伯

Spencer, H.斯宾塞

Spinoza, B.斯宾诺莎

Spitzer, D.斯皮策

Stahl, G. E.斯塔尔

Stekel, W.斯泰克尔

Storfer, A. J.斯托福

Strachey, J.斯特雷奇

Strümpell, A.von 斯图吕贝尔

Sulloway, F. J.弗兰克·萨洛韦

T

Talbot, W. H.Fox 塔尔波特·福克斯

Tarok 塔洛克

Tausk, V.塔斯克

Thomson, R.汤姆森

Titchener, E. B.铁钦纳

Tolstoy, C. L.托尔斯泰

Trenk, F. B.特伦克

Twain, M.马克·吐温

Tylor, B.泰勒

Tyson, A.泰森

U

Uberhorst 于贝霍斯特

Uhland, J. L.乌兰德

Unger, Josef 安格尔·约瑟夫

V

Varendonck, J.沃伦冬克

Vischer, F. T.费舍尔

Void, M.沃尔德

Voltaire, F.伏尔泰

W

Wagner, R.瓦格纳

Wallace, A. R.华莱士

Wallenstein, A. von 华伦斯坦

Weismann, A.魏斯曼

Weiss, E.魏斯

Wernicke, C.韦尔尼克

White, W. A.怀特

Wintersten, V.温特斯坦

Wulff, M.沃尔夫

Wundt, W.冯特

Z

Zeppelin 策佩林

Zeus 宙斯

Zola, E.左拉

Zweig, S.茨威格

廖风林　高申春　杨韶刚　编

车文博　审

附录四　英汉专业术语对照表

A

abandonment neurosis 遗弃神经症

abnormal behavior 变态行为

abnormality 变态性

abreaction 发泄

absence of mind 失神

abstinence 节制，禁欲

abulia 意志缺失

acquired hysteria 获得性癔症，获得性歇斯底里

actual-neuroses 真性神经症

acute psychosis 急性精神病

adhesiveness of libido 力比多固着性，力比多固恋性

adolescent 青春期

aetiology 病因学，病源学

affect 情感，感情

affection 柔情

affective charge 情感释放

affective idea 感情观念

affective tension 感情张力

affectivity 易感性，情感性

after-effect 后效

after-expulsion 压抑（机制）

afunction 机能缺失，功能丧失

aggconscience 良心谴责

aggresiveness 攻击性

aggressive instinct 侵略本能

agoraphobia 广场恐怖症

ailment 精神失调

allusion 暗指，隐喻

alo-erotism 异体性欲，异性恋

ambition-complex 抱负情结，野心情结

ambivalence 矛盾情绪，矛盾心态

ambiversion 两向性格，中性性格

amnesia 记忆缺失，遗忘症

anal 肛欲

anal erotism 肛欲（性欲），肛原性欲

analysis 分析

analyst 分析者

anarchism 无政府主义

androgynity 男子女性化，雌雄同体

animal magnetism 动物磁性感应

animal phobia 动物恐怖症

animism 泛灵论，泛生论，万物有灵论

annoyance 烦恼

anoia 白痴

anorexia 厌食症

anti-semitic 反闪族主义，反犹太主义

anti-Oedipus complex 反俄狄浦斯情结

anticathexis 反贯注

anxiety 焦虑

anxiety-dream 焦虑梦

anxiety attack 焦虑发作

anxiety expectation 焦虑性期待

anxiety hysteria 焦虑性癔症

anxiety neuroses 焦虑性神经症

aphasia 失语症，语言不能

appeasement 妥协

apperception 统觉

apprehension 恐惧（已有预感）

arrested devdopment 发展停滞

artificial hypnoses 人工催眠

artificial somanmbulism 人工梦游症，催眠梦行症

asceticism 禁欲主义

association 联想

association experiment 联想实验

associative ideas 联想观念

associative contact 联想性联系

astasia-abasia 立行不能，立行失能

authority 权威

autism 孤独症

auto-erotism 自体性欲，自淫

auto-suggestionism 自我暗示术

automatic action 自动动作

automatism ambulatoire 活动性漫游症，漫游性自动症

B

barrier against incest 抗乱伦栅栏（异障）

biographical-dream 传记性梦境

biological determinism 生物决定论

birth-trauma 出生创伤

bisexuality 两性性欲，中性性欲

blood taboo 血忌

borderline case 边缘病历，边缘状况

bound energy 约束能量

bungled action 闪失动作

C

castration 阉割

castration complex 阉割情结，去势情结

catharsis 宣泄，精神疏泄

cathartic method（精神）宣泄法

cathartic procedure 精神疏泄程序（方法）

cathect 贯注，心力（情感）贯注

cathexis 贯注，（精神）贯注

censor 稽查者

censorship 稽查（作用）

chance action 偶发行为（动作）

character 性格

character-change 性格变化（改变）

character defense 性格防御

character traits 性格特质

childhood complex 童年情结

chimney-sweeping 扫烟囱法

chorea 舞蹈症

circumcision 包皮切割，割礼

civilization 文明

clitoris 阴蒂

cloaca theory 原肛学说

cognitive underconscious 认知潜意识

combinded parapraxes 组合性行为变态（倒错）

communicate 沟通，交往，交流，传播

compensation 补偿，代偿

complex 情结

complex neurosis 情结性神经症

complex of ideal 理想情结

component instinct 组元本能，部分本能

compromises-formation 妥协形成

compulsion 强迫行为，强迫冲动

compulsion to repeat 强迫性重复

concentration 集中

condemnation 谴责

condensation 凝缩（作用），压缩，简约

conditioned reflex 条件反射

conflict 冲突

conscience 良知，良心

consciousness 意识

consistency 一致性

constitutional factor 素质因素，体质因素

construction 构建，建构

contemporary screen memory 暂时性掩蔽记忆，

暂时性屏蔽记忆

contiguous screen memory 接触性掩蔽，屏蔽记忆

conversion 转换

conversion hysteria 转换性癔症，转换性歇斯底里

coping strategy 应对策略

coping styles 应对方式

coprolagnia 恋粪色情

coprophilic impulse 嗜粪性冲动，嗜秽性冲动

counter-behavior 反恐怖（变态）行为

counter-transference 反移情

counter-will 反（向）意志

countercathexis 反贯注

covert mechanism 隐蔽机制

coward 怯懦，胆怯

crime 犯罪

culture 文化

D

daily residue 日间残余（迹），日间余思（念）

danger 危险

dasein 此在

daseinanalysis 此在分析

daydream 白日梦

death-instinct 死的本能

decathexis 撤消贯注

deeper motives 内隐动机

defensive mechanism 防御机制

defense neurosis 防御性神经症

defense neuro-psychoses 防御性神经精神病

deficiency 缺陷

deliria 谵妄

delusion 妄想

delusion of reference 关系妄想

dementia praecox 早发性痴呆

demon 魔鬼，恶魔，精灵

denial 否定，否认

depersonalization 人格解体

depression 抑郁症，忧郁症

deprivation 剥夺

depth psychology 深蕴心理学

desexualized 去性化的

desire 欲望

destructive instinct 破坏性本能

desublimation 去升化作用

detachment 分离，解脱

deterioration 衰退

determinism 决定论

detraction 分心

development 发展

development identification 发展性认同

devolution 退化

diathesis 素质

dionism 异性性欲，异性恋

diphasic symptoms 二相症状

discharge 释放

disintegration of the ego 自我分裂

disorder 障碍，失调，紊乱，疾病

displaced forward 前行移置

displacement 移置，替代（机制）

disposition 素质，倾向，秉性

dispositional hysteria 素质性癔症，素质性歇斯底里

distortion 歪曲（机制），伪装作用

douches of ice-cold（冰冷）冲洗疗法

doctrine of recollection 回忆说

double conscience 双重良心，双重意识（见于癔症）

double conscious 双重意识

dread 恐怖

dream 梦

dream-analysis 释梦，梦的分析，梦的解析

dream content 梦境

dream-day 梦日

dream-thought 梦念，梦的思想

dream-word 梦的语词

dream-work 梦的工作

dream-interpretation 释梦，梦的解析

dream-text 显梦（部分）

drive 内驱力

dualism 二元论

dynamic factor 动力因素

dynamic psychology 动力心理学

dynamics 动力学

dynamism 动力论

dysboulia 意志障碍

dysgnosia 智力障碍

dyshormia 行为障碍

dysidentity 自我体验障碍

dyskinesia 运动障碍

dyskoimesis 睡眠障碍

dyslogia 逻辑障碍，推理障碍

dysmegalopsia 视物显大症

dysnentia（假性）智能障碍

dysnimia 表情障碍

dysnoia 精神失调

dysnusia 智能缺陷

dysuresia 行为异常

E

economic factor 经济因素

economic principle 经济原则

education 教育

ego 自我

ego-anxiety 自我焦虑

ego-cathexes 自我贯注

ego-consciousness 自我意识

ego-defense mechanism 自我防御机制

ego-dystonic 自我失谐

ego-ideal 自我理想，自我典范

ego-syntonic 自我一致，自我统一，自我和谐

ego instinct 自我本能

ego libido 自我力比多

egotism 自我中心主义

Electra complex 爱列屈拉情结（恋父情结）

emancipation 解脱，解放

emotion 情绪

emotional attachment 情绪附着（依恋）

emotional motive 情绪动机

emotional ties 情感纽带

empathy 感情移人

endogenous excitation 内源性兴奋

endogenous stimuli 内因性刺激

energetics 唯能论

envy 忌妒

epilepsia 癫痫

epistemology 认识论

erogenicity 催情性，性感性

eros 性爱，爱欲，爱的本能，性本能

erotic disturbance 性骚扰

erotic instinct 性本能

erotic life 性生活

erotic tie 性联系

erotism 同 eroticism 性欲，性爱，色情，淫欲

erotogenic zone 性感带，性感区

escape mechanism 逃避机制

evil spirit 邪恶精神

evolution 进化论

excess of attention 过度注意

excitation 兴奋

exclusiveness 排他性

exhaustion 消耗

exhibitionism 露阴癖，裸露癖

exogenous excitations 外源性兴奋

expectancy dread 期待恐惧

expectation 期待

experierice of satisfaction（欲动）满足体验

extrastimulus 额外刺激

extroversion[性格]外向，外倾

F

failure syndrome 失败综合症

family complex 家庭情结

fancy 同 fantasy 幻想，空想

father complex 恋父情结（见于女性）

fear 恐惧，惧怕

fear of castration 阉割恐惧

femininity 女性气质

femininity complex 女性气质情结，女性化情结

first repression 首次压抑

fixation 固着，固恋

fixation of libido 力比多固恋

fixation traumas 固恋性创伤

flight into illness 遁入疾病

fore-conscious 前意识

fore-preasure 前压力

fore-pleasure 前期快乐，前期性乐

forgetting 遗忘

forgetting of impression 印象遗忘

forgetting of intention 意向遗忘

forgetting of knowledge 知识遗忘

frame of mind 心灵结构

free-association 自由联想

Freudianism 弗洛伊德主义

fright 惊恐（出奇不意）

frigidity（女性）性冷淡，性感缺乏

frontier-concept 前概念

frustration 挫折

fugue 神游症，漫游症

G

gain from illness 疾病性获益

genetics 遗传学

genital 生殖器，性器

genital love 性器恋

genital stage 性器欲（恋）期

God 上帝

gods 神，诸神

grandeur delusion 夸大妄想

group 群体

group formation 群体构成（形成）

group mind 群体心灵（心理）

group of memories 记忆丛（团）

group psychology 群体心理

group spirit 群体精神

guilt feeling（s）同 feelings of guilt 罪疚感，罪恶感，内疚感

gynandrous 女子男性化，雌雄同体

H

hallucination 幻觉

happiness 幸福

hedonism 享乐主义

helplessness 无助，失助

herd instinct 群居本能

hereditary disposition 遗传倾向（素质）

hermaphrodites 两性畸形，雌雄同体

heteronomy 他律

hominization 人性化

homogene 同种

homosexuality 同性恋

homosexuals 同性恋者

hormones 荷尔蒙，激素

horror of blood 血恐怖

hospitalism 住院综合症

human relation 人际关系

humanism 人本主义，人道主义

humanity 同 human nature 人性

humor 幽默

humorous 诙谐

hygiene 卫生

hypercathexis 同 overcathexis 过度贯注，贯注过强

hypercedemonia 过度焦虑

hyperepithymia 欲望过强

hyperhedonia 过度快感

hypnoid 类催眠，浅催眠，催眠样

hypnoid hysteria 类催眠癔症

hypnosis 催眠（术）

hypnotherapy 催眠疗法

hypnotic analysis 催眠分析

hypnotic treatment 催眠治疗

hypnotism 催眠术，催眠状态

hypochondriac 疑病（症）

hysteria 癔症，歇斯底里

hysterical childlike dementia 癔症性童样痴呆

hysterical illness 癔病

hysterical paralyses 癔症性瘫痪（麻痹）

hysterical psychosis 癔症性精神病

hysterical symptoms 癔症症状

hysterogenic zone 癔症引发区

hystero 子宫

I

id 本我，伊底

idea-dyamics 观念动力学

idealization 理想化

ideational complex 观念情绪

idea-statics 观念静力学

identification 认同作用，自居作用

identity 同一性，统合感

ideogenic 原生观念，意念性的

ideotional substitution 观念替代

illusion 错觉

image 心象，意象，表象

imaginative product 想象产品

imbecility 低能，缺陷

imitation 模仿

immanent objectivity 内在客观性

impotence 阳痿

impression 印象

inachlaenomania 受虐狂（癖）

incestuous fixation 乱伦固着，乱伦固恋

incestuous impulse 乱伦冲动

incorporation 体内化，合体，合并（机制）

indeterminism 非决定论

individual psychology 个体心理学

inertia 惰性，惯性

inertia principle 惯性原则

infantile fixation 婴儿固着，婴儿固恋

infantile sexuality 婴儿性欲

infantilism 幼稚状态，幼稚症

inferiority complex 自卑情结

inhibition 抑制（作用）

innervation 神经支配

insania 精神病，精神失常，精神错乱

insanity 精神病，精神错乱

instinct 本能

instinctual cathexis 本能贯注

instinctual impulse 本能冲动

instinctual-motivational 本能动机

intellection 理解，智力活动

intellectualism 唯智主义

intellectualization 理智化

intensification 强化，强化物

intention 意向

intentionality 意向性

internalization 内化

internalized aggression 内在攻击性

interpretation 解释

introjection 内投

introversion 内倾，内向

inversion 倒错，变态，逆向，反转

invert 同性恋者，性倒错者

ipsation 同 ipsism 自体性欲，自淫，手淫

irreminiscence 遗忘

isolation 隔离，孤立，隔离

J

jealousy 忌妒

jokes 诙谐，戏谑

K

kleptomania 偷窃狂

kleptophobia 恐窃狂

kolyphyrenia 精神抑制，皮层抑制

koro 柯罗病，缩阳症或缩阴症

L

lambitus 舔（女）阴

latency period 潜伏期

latent content 梦的隐意

latent dream-thoughts 潜隐梦念

lathargus 嗜睡症，忧郁症，躁狂症

lesbianism 女同性恋

libidinization 力比多化，性欲化

libido 力比多

libido-fixation 力比多固着，力比多同恋

life instinct 生的本能

localization 定位

love 爱，爱意，爱欲，性爱

love object 恋爱对象，对象恋

M

macromania 夸大狂，夸大妄想

maenas 躁狂症，疯狂

magic 巫术

major hysteria 癔症大发作

maladaptation 适应不良

maladjustment（社会生活）适应不良

mana 超然力量，道德权威

manic-depressive disorder 躁狂—抑郁症

manifest content of the dream 梦的显意

marriage 婚姻，结婚

masculine protest 男性抗议

masculinism 同 masculinization（女子）男性化

masculinity complex 男性气质情结，男性化情结

masochism 受虐狂（癖），被虐狂

masochistic wish 受虐愿望

masturbation 手淫

maternal prototype 母性原型

mechanical determinism 机械决定论

mechanism of conversion 转换机制

melancholia 抑郁症，忧郁症

memory 记忆

memory-traces 记忆痕迹

mental apparatus 心理结构

mental attitude 心理态度

mental deficiency 心智缺陷

mental degeneration 心理衰退

mental determinism 心理决定论

mental disease 心理疾病，精神疾病

mental disorder 心理障碍，精神障碍

mental energy 心理能量

mental failings 心理缺陷

mental focusing techniques 精神集中法

mental health 心理健康

mental hygiene 心理卫生

mental idiosyncracy 心理特异反应性

mentalism 泛灵论

mental power 精神力量，心力

mental state 心理状态

mental synthesis 心理综合

mental trauma 精神创伤

Mesmerism 麦斯麦术

metapsychiatry 精神病玄学

metapsychology 心理玄学，元心理学

method of free association 自由联想法

mind 心，心灵，精神

miracles 奇迹

mnemonic symbol 记忆象征

model 模式

monoideism 单一观念状态

monotheism 犹太一神教

mood 心境，心情

moral anxiety 道德焦虑

morality 道德

mores 风俗，习惯

moria 童样痴呆

mother-surrogate 母亲替代物

mothering 母性态度

motility 能动性

motivation 动机

motor factor 动机因素

multiple determination 多因素决定

mysticism 神秘主义

mythology 神话学

N

Nancy school 南锡派

narcissism 自恋

narcissistic injury 自恋伤害

narcissistic psychoneuroses 自恋性精神神经症

necrophilia 尸体恐怖，死亡恐怖

need 需要

need for punishment 惩罚欲求

negative-transference 负移情

nervolity 同 nervousness 神经质，神经过敏

nervous affection 神经性疾患

nervous disorder 神经错乱

nervous trouble 精神烦恼，神经性疾病，神经性烦恼

neuralgia 神经痛

neurasthenia 神经衰弱

neurasthenic type 神经衰弱类型

neuro-psychoses of defence 防御性神经精神病

neuro-psychosis 神经精神病

neuropath 神经质者

neuropathic heredity 神经质遗传

neuropathology 神经病理学

neurosis 神经症，神经官能症

neurotic anxiety 神经症性焦虑

neurotic degeneracy 神经症性衰退

neurotic depression 神经症性抑郁

neurotic disturbances 神经症（性）障碍

nihilism 虚无主义

noctambulation 夜游症，梦游症

O

object libido 对象力比多

object-cathexis 对象贯注

object-choice 对象选择

obsession 强迫症

obsessional idea 强迫观念

obsessional neurosis 强迫性神经症

occultism 玄秘论

Oedipus complex 俄狄浦斯情结

（恋母情结）

ontology 本体论

oral character 口腔性格

oral fixation 口欲固着

oral phase 欲期

oral stage 口唇期，口欲期，口腔期

oral sadism 口欲施虐，口欲施虐狂

organ-pleasure 器官快乐

organic disorder 器质性障碍

organic illness 器质性疾病

over-compensation 过度补偿，过度代偿

overdetermination 多因素决定

P

panic 惊恐，惊慌，紧张

pansexualism 泛性论

paraesthesia 感觉异常

paranoia 偏执狂，妄想狂

paraphasia 言语错乱

parapraxia 失误动作（行为），动作倒错

parapsychology 心灵学，超心理学

parasexuality 性变态

parental complex 父母情结

Paris school 巴黎派

pathogenesis 致病原因

pathogenic mechanism 致病机制

pathological association 病理性联想

pathological memory 病理性记忆

penis-envy 阴茎妒羡

perception 知觉

perceptual identification 知觉性认同

perfection principle 至善原则

personal complex 个人情结

personality 个性，人格

personality structure 人格结构

perversion 变态，倒错，反常

phallic phase 阳具欲期，性器期

phallicism 阳具崇拜

phallus 阳具

phantasy 幻想

phantasy-cathexis 幻想贯注

phantasy-formation 幻想形成

philology 语言学

philosophy 哲学

phobia 恐怖症

phobic neurosis 恐怖性神经症

pleasure-principle 快乐原则

positive transference 正移情

post-hypnotic suggestion 催眠后暗示

potentiality 潜能

pre-conscicousness 前意识

pre-genital phase 性器欲前期

preambivalent 矛盾前期

precipitating cause 沉积作用

predisposing cause 素质原因

preoccupation 全神贯注

preparedness for anxiety 焦虑的储备性

preservation of species 种族保存

pressure 压力

pressure of resistence 抵抗压力

pressure technique 压力技术

prima repression 原始压抑

primary gain 原发性获益

primary process 原发过程

primitivation 幼稚性

principle of constancy 恒定原则，恒常性原则

professional complex 职业情结

programme-dream 程序梦

project 投射（机制）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投射性认同

prototype 原型

psychiatrics 精神病学

psychiatrist 精神病学家

psychical conflict 心理冲突，心理矛盾

psychical constellation 心理兴奋丛

psychical disorder 精神错乱，精神障碍

psychical dissociation 精神分裂

psychical energy 精神能量

psychical force 精神力量

psychical group 心理群体

psychical impression 心理印象

psychical inefficiency 心理缺陷

psychical locality 精神位置

psychical meaning 心理意义

psychical organization 心理组织

psychical origin 心理起源

psychical reflex 心理反射

psychical shock 心理休克

psychical situation 心理情境，心理环境

psychical sphere 心理空间

psychical state 心理状态

psychical stimulus 心理刺激

psychical trauma 心理创伤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学）

psychoanalytic therapy 精神分析治疗

psycho-sexual constitution 性心理组织（构成）

psychodynamics 心理动力

psychogenesis 心理发生学

psychogenical 心因性

psychoghysical disposition 心身倾向

psychological dissociation 心理分裂

psychological weakness 心理缺陷

psychologism 心理主义

psychology 心理学

psychoneuroses 精神神经症

psychopathology 心理病理学

psychosexual 性心理

psychosexual factor 性心理因素

psychosis 精神病

psychothenia 神经衰弱

psychotherapist 心理治疗家

psychotherapy 心理治疗

puberty 青春期

punitive effort 惩罚作用

purification（心理）净化法，心理疏泄

Q

quaternity（人格）四合体

quota of affect 情感量

R

rationalism 理性主义

rationalization 文饰作用，合理化作用

reaction-formation 反向形成，反相形成

realistic anxiety 现实性焦虑

reality principle 现实原则

reality-testing 现实检验

reason 理性

reflex theory 反射理论

regression 退行，倒退，退化，回归

release 释放

religion 宗教

reminiscence 记忆恢复

repetition compulsion 强迫性重复

repetition compulsion 强迫性重复

repression 压抑

repudiation 遗弃

repulsion 拒绝

residual thought 残余思想，余念

resistance 抵抗，抗拒，阻抗

retention 保持

retroactive 倒摄

return of a complex 情结回归，情结恢复

S

sadism 施虐狂（癖）

sadism-masochism 施虐—受虐（色情）狂

sadistic urge 施虐冲动

sanguine temperament 多血质

schizophrenia 精神分裂症

science 科学

scopophilia 窥阴癖

screen-memory 掩蔽性记忆，屏蔽记忆

second process 继发过程

second state of consciousness 第二意识状态

secondary gain 继发性获益

secondary personality 第二人格

secondary process 继发过程

secondary revision 润饰作用

seduction 诱奸

self-consciousness 自我意识

self-discipline 同 autonomy自律

self-interpretation 自我分析

self-love 自爱

self-preservation 自我保存

self-punishment 自我惩罚

self-reproaches 自我谴责

self-suppression 自我抑制

sense of guilt 罪疚感，罪恶感，内疚感

sense of inferiority 自卑感

sexual attempt 性尝试，性企图

sexual bondage 性约束

sexual desire 性欲

sexual determinism 性欲决定论

sexual enlightment 性诱导，性启发

sexual experience 性经验，性体验

sexual instinct 性本能

sexuality 性，性欲

sexual life 性生活

sexual maturation 性成熟

sexual overvaluation 性的过高估计

sexual perversion性变态，性倒错

sexual relation 性关系

sixual repression 性压抑

sexual sensibility 性敏感

sexual transference 性移情

sexual traumas 性创伤

situational phobia 情景恐怖症

slip of listening 听误

slip of the memory 记忆失误，记忆流失

slip of the pen 笔误

slip of the tongue 口误

sociology 社会学

somatic compliance 躯体依从

somatic mnemonic symptom 躯体记忆症状

somnambulism 梦游症，夜游症，梦行症

sour grapes mechanism 酸葡萄机制

spiritualism 唯灵论

splitting of a personality 人格分裂

splitting of ego 自我分裂

strain 紧张，压力

stream of association 联想流

stress 应激

subconscious idea 下意识观念

subconsciousness 下意识

sublimation 升华作用

substitution 替代作用

substitution symptomatic action 替代性症状行为

substitutive formation 替代形成

substitutive idea 替代观念

substitutive satisfaction 替代满足

substrate 基质

suggestibility 暗示感受性，易受暗示性

suggestion 暗示

suitability 适应性

sum of excitation 兴奋总量

super-ego 超我

superstition 迷信

suppression 压制

susceptibility 易感性，敏感性

sweet lemon mechanism 甜柠檬机制

symbolic action 象征动作

symbolic displicement 象征性替代

symbolism 象征化

symptom 症状

symptomatic complex 症状性情结

symptomatology 症状学

syndrome 综合症

T

taboo 塔布，禁忌

talking cure 谈疗法

telepathy 心灵感应

tension 同 stress 紧张，压力，张力

thanatos 死的本能

theory of catharsis[精神]宣泄理论

theory of external cause 外因论

therapeutics 治疗学

thought-activity 思想活动

threshold of consciousness 意识阈

topography（心理）地形学，心理界域

total impotence 阳痿

totemism 图腾崇拜

tradition 传统

transference 移情

transference neuroses 移情性神经症

trauma theory of hysteria 癔症创伤理论

traumatic memory 创伤性记忆

traumatic neuroses 创伤性神经症

traumatic precipitating cause 创伤性预定作用

tripartite personality structure 三部人格结构说

truth 真理

U

unconscious inference 无意识推理

unconsciousness 潜意识

unconscious suggestion 潜意识暗示

unconscious symbolism 潜意识象征化

undoing 抵消（机制）

V

vacancy 失神，空虚

vagina 阴道

vague idea 模糊概念

value 价值

values 同 view of values 价值观

violence 暴力

W

war 战争

wave of repression 压抑浪潮

Weltanschauung（德）世界观

will 意志

will to live 生命意志

will to power 权力意志

wish-fulfillment 愿望满足

withdrawal condemning 退缩指责

womb 同 uterus 子宫

women 妇女

word-association 词的联想

working-off mechanism 解放（机制），解脱

world view 世界观

wretched moral state 道德贫困状态

廖凤林　高申春　杨韶刚　编

车文博　审

[1]郭本禹，《中国精神分析研究丛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总序第1～51页。

[2]Neel, A.F，（1899/1969），Theories of psychology：A handbook, New York：Meridian, p.181.

[3]（美）阿特金森等，《心理学导论》（第10版，上册），孙名之等译，车文博审订，台北：晓园出版社，1994，第9页。

[4]Talcott Parsons, Edward Shils,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Boston：Harvard Vniversity Press，1951，p.52.

[5]Will Herberg, Freud, the Revisionists, and Social Reality//Benjamin Nelson, Freud and the 20th Century, New Yord：Meridian Books Inc.，1957，p.153.

[6]Medawar, P.B.，Victims of psychiatry,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975，21（27）：17.

[7]（美）E.G.波林，《实验心理学史》，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第860页。

[8]（美）托夫勒，《预测与前提》，栗旺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4，第199页。

[9]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纲要》，葛鲁嘉译，见《弗洛伊德文集》，卷8《精神分析新论》，车文博主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第284页。

[10]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传》，张霁明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第101页。

[11]据弗莱堡城志所载。弗洛伊德生日是3月6日。弗洛伊德正式传记作者厄内斯特·琼斯（E.Jones）认为，这是一种笔误。而曾著过一本关于弗洛伊德早期的重要图书的作者巴尔玛丽（M.Balmary，1979）推测说，他父母用5月6日取代3月6日生日，是因为双亲结婚时已怀上弗洛伊德的缘故。

[12]拉比（rabbi）是犹太教中执行教规、律法主持宗教仪式的教士。

[13]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传》，廖运范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第3～4页。

[14]（美）欧文·斯通，《心灵的激情》（上册），朱安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第52～54页。

[15]Jones, E.，The life and Work of Sigmund Freud, New York：Basic Books，1955，2，p.409.

[16]（美）弗洛姆，《弗洛伊德的使命》，尚新建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第15页。

[17]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新论》，汪凤炎、郭本禹译，见《弗洛伊德文集》，卷8《精神分析新论》，车文博主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第120页。

[18]Jung, C.G.，Freud and Psychoanalysis, New York：Bollingen Foundation, Reprint edition，1985，p.130.

[19]Jones, E.，The life and Work of Sigmund Freud, New York：Basic Books，1953，1，p.5.

[20]（英）厄内斯特·琼斯，《弗洛伊德的一生》，见《弗洛伊德自传》，廖运范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第89～90页。

[21]高宣扬，《弗洛伊德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第14页。

[22]同上，第2页。

[23]（法）克莱芒等，《马克思主义对心理分析学说的批评》，金初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6～7页。

[24]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传》，廖运范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第4页。

[25]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传》，张霁明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第4页。

[26]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传》，顾闻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6页。其中，“紧密团结大多数”（compact majority，又译solid majority），是易卜生《人民公敌》第二幕中，小商人与少数官僚分子进行斗争时剧中人讲的一句话。参见标准版，第20卷。

[27]（德）歌德，《浮士德》，绿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第一部，书斋（Ⅱ），第57页。

[28]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传》，张霁明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第3页。

[29]生机论（vitalism），亦译活力论。指生命机体的一切活动由其内部所具有的非物质因素即“活力”或“生命力”所支配的学说。

[30]（美）赫根汉，《心理学史导论》（第4版，下册），郭本禹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773页。

[31]（美）墨顿·亨特，《心理学的故事——源起与演变》，李斯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第167页。

[32]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传》，张霁明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第5页。

[33]高宣扬，《弗洛伊德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第41页。

[34]Jung, C.G.，Freud and Psychoanalysis, New york：Bollingen Foundation, Reprint Edition，1985，p.24.

[35]（英）厄内斯特·琼斯，《弗洛伊德的爱情与婚姻》（一），见《弗洛伊德自传》，廖运范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第141页。

[36]高宣扬，《弗洛伊德传》，香港：南粤出版社，1985，第54页。

[37]Appignanesi, L.，Forrester, J.，Freud’s Women, New York：Basic Books.，1992，pp.30～31.

[38]高宣扬，《弗洛伊德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第62页。

[39]（英）厄内斯特·琼斯，《弗洛伊德的一生》，见《弗洛伊德自传》，廖运范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第113～114页。

[40]高宣扬，《弗洛伊德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第64～65页。

[41]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传》，顾闻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8页。

[42]杨庸一著《心理分析之父——弗洛伊德》，台湾：元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第45～52页。

[43]Masson, J.M.（Ed.），The Complete Letters of Sigmund Freud to Wilhelm Fliess，1887～1904，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44]（美）欧文·斯通，《心灵的激情》（上册），朱安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第79～80页。

[45]（美）欧文·斯通，《心灵的激情》（上册），朱安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第103页。

[46]（美）欧文·斯通，《心灵的激情》（上册），朱安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第99页。

[47]同上，第114页。

[48]（美）欧文·斯通，《心灵的激情》（上册），朱安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第193页。

[49]高宣扬，《弗洛伊德传》，香港：南粤出版社，1985，第73页。

[50]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传》，廖运范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第6～7页。

[51]（美）欧文·斯通，《心灵的激情》（上册），朱安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第211～212页。

[52]（美）欧文·斯通，《心灵的激情》（上册），朱安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第217页。

[53]（美）欧文·斯通，《心灵的激情》（上册），朱安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第230～232页。

[54]（美）欧文·斯通，《心灵的激情》（上册），朱安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第234～235页。

[55]同上，第234～235页。

[56]高宣扬，《弗洛伊德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第76～77页。

[57]（美）欧文·斯通，《心灵的激情》（上册），朱安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第239～240页。

[58]Freud, S.，O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In Standard Edition.Vol.14，pp.3～66.

[59]（美）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杨立能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第331页。

[60]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传》，顾闻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13页。

[61]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传》，顾闻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19页。

[62]（美）欧文·斯通，《心灵的激情》（上册），朱安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第408页。

[63]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传》，张霁明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第17～18页。

[64]（美）E.G.波林，《实验心理学史》，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818～821页。

[65]（奥）布洛伊尔，弗洛伊德，《癔症研究》，金星明译，见《弗洛伊德文集》，卷1《癔症研究》，车文博主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第130页。

[66]同上。

[67]（奥）布洛伊尔，弗洛伊德，《癔症研究》，金星明译，见《弗洛伊德文集》，第1卷，车文博主编，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第12、15、131页。

[68]（美）赫根汉，《心理学史导论》（第4版，下册），郭本禹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781页。

[69]长春出版社1998年出版金星明的中译本，被收入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卷1。

[70]车文博，《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上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第46页。

[71]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孙名之中译本，被收入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原著选辑》（上卷）。

[72]Sirkin, M.，Fleming, M.Freud’s"Project"and Its Relationship to Psychoanalytic Theor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1982，18，pp.230～241.

[73]弗洛伊德，《释梦》，吕俊、高申春、侯向群译，见《弗洛伊德文集》，卷3《释梦（上）》，车文博主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第025页。

[74]（英）厄内斯特·琼斯，《弗洛伊德一生》，见《弗洛伊德自传》，廖运范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第125页。

[75]（美）罗伯特·唐奈，《影响世界历史的16本书》，缨军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6，第104页。

[76]中国台湾志文出版社1972年出版赖其万、符传孝等的中译本《梦的解释》；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张燕云的中译本《梦的释义》；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孙名之的中译本；长春出版社1998年出版吕俊、高申春、侯向群的中译本，被收入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卷3、4。

[77]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林克明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第155页。

[78]弗洛伊德，《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郑希付译，见《弗洛伊德文集》，卷2《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车文博主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第003页。长春出版社1998年出版郑希付中译本，被收入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卷2。

[79]见"Editor's Introduction"to Psychology of Everyday Life, SE VI, IX-X。

[80]弗洛伊德，《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杨韶刚译，见《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上卷），车文博主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第193页。

[81]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杨韶刚的中译本，被收入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上卷）；长春出版社1998年出版彭舜、杨韶刚的中译修订本，被收入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卷6。

[82]弗洛伊德，《爱情心理学》，林克明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第19页。

[83]刘森尧，《如何阅读弗洛伊德》，见《弗洛伊德传》（上），彼得·盖伊著，龚卓军等译，厦门：鹭江出版社，2009，第3页。长春出版社1998年出版宋广文的中译本，被收入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卷5。

[84]此教授为Ausserordentlitcher Professor，相当于特任教授（Professor Extraordinarius），或编外教授（Privatdozent），系以声望（和略高的薪水）为判断的职位，并不代表薪资或在医学教授团中的成员资格。

[85]高宣扬，《弗洛伊德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第224页。

[86]同上，第222页。

[87]Jones, E.，The Life and Work of Sigmund Freud.，Vol.2，New York：Basic Books，1957，p.60.

[88]Rabkin, L.Y.Psychotherapy for the Masses：Dr.Joseph Jastrow and His self-help Newspaper Columns, History of Psychology Newsletter，1990，p.34.

[89]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传》，廖运范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第56～57页。

[90]长春出版社1998年出版贺岭峰的中译本，被收入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卷8。

[91]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高觉敷的中译本，1984年经修订再版；长春出版社1998年出版张爱卿的中译本，被收入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卷7。

[92]长春出版社1998年出版杨韶刚的中译本，被收入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卷8。

[93]长春出版社1998年出版宋广文的中译本，被收入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卷5。

[94]长春出版社1998年出版宋广文的中译本，被收入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卷5。

[95]长春出版社1998年出版高峰强、廖凤林的中译本，被收入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卷6。

[96]台湾志文出版社1975年出版杨庸一的中译本；长春出版社1998年出版邵迎生的中译本，被收入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卷11。

[97]知识出版社1987年出版张唤民等的中译本，被收入《弗洛伊德论美文选》；长春出版社1998年出版孙庆民的中译本，被收入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卷10。

[98]长春出版社1998年出版孙庆民、乔元松的中译本，被收入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卷10。

[99]知识出版社1987年出版张唤民等的中译本，被收入《弗洛伊德论美文选》；长春出版社1998年出版刘平的中译本，被收入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卷10。

[100]知识出版社1987年出版张唤民等的中译本，被收入《弗洛伊德论美文选》；长春出版社1998年出版孙庆民、乔元松的中译本，被收入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卷10。

[101]高宣扬，《弗洛伊德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第260～261页。

[102]（美）欧文·斯通，《心灵的激情》（上册），朱安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第469～470页。

[103]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出版林尘的中译本，被收入《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长春出版社1998年出版杨韶刚的中译本，被收入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卷9。

[104]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出版林尘的中译本；长春出版社1998年出版熊哲宏、匡春英的中译本，被收入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卷9。

[105]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出版张唤民、陈伟奇的中译本；长春出版社1998年出版杨韶刚的中译本，被收入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卷9。

[106]长春出版社1998年出版杨韶刚、高申春的中译本，被收入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卷9。

[107]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传》，廖运范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第78页。

[108]同上。

[109]长春出版社1998年出版杨韶刚的中译本，被收入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卷12。

[110]知识出版社1987年出版张唤民等的中译本，被收入《弗洛伊德论美文选》；长春出版社1998年出版孙庆民、廖凤林的中译本，被收入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卷10。

[111]（美）欧文·斯通，《心灵的激情》（上册），朱安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第496～499页。

[112]（美）唐奈斯，《影响世界历史的16本书》，缨军编译，上海：文化出版社，1986，第102页。

[113]中国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高觉敷的中译本；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苏晓离等的中译本，被收入谢韬主编的《精神分析学译评丛书》；长春出版社1998年出版汪凤炎、郭本禹的中译本，被收入车文博的《弗洛伊德文集》卷8。

[114]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刘福堂等的中译本，被收入谢韬主编的《精神分析学译评丛书》；长春出版社1998年出版葛鲁嘉的中译本，被收入车文博的《弗洛伊德文集》卷8。

[115]（美）彼得·盖伊，《弗洛伊德传》（下卷），龚卓军等译，厦门：鹭江出版社，2009，第209页。

[116]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傅雅芳、郝冬瑾的中译本，被收入谢韬主编的《精神分析学译评丛书》；长春出版社1998年出版杨韶刚的中译本，被收入车文博的《弗洛伊德文集》卷12。

[117]长春出版社1998年出版杨韶刚的中译本，被收入车文博的《弗洛伊德文集》卷11。

[118]（美）彼得·盖伊，《弗洛伊德传》（下卷），龚卓军等译，厦门：鹭江出版社，2009，第227页。

[119]Jone, E.，The life and work of Sigmand Freud, New York：Basic Book.1957，Vol.3，p.158.

[120]（美）彼得·盖伊，《弗洛伊德传》（下卷），龚卓军等译，厦门：鹭江出版社，2009，第10页。

[121]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系德国作家。

[122]朱利·罗曼（Jules Romains，1885～？）系法国现代诗人、作家、剧作家。

[123]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64）系英国思想家、小说家。

[124]沃尔夫夫人（Virginia Woolf，1882～1941）系英国女小说家。

[125]Freud to Stefan Zweig, By permission of Sigmund Freud Copyrights, Wivenhoe.May　18，1937.

[126]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新论》，汪凤炎、郭本禹译，见《弗洛伊德文集》第5卷，车文博主编，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第114～116页。

[127]Jones, E.，The Life and Work of Sigmund Freud, New York：Basic Books，1957，3，p.182.

[128]高宣扬，《弗洛伊德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第307页。

[129]以下许多资料来自于厄内斯特·琼斯所写的《弗洛伊德的生活和事业》（第1卷，特别是第十一章）。

[130]在第103页（指标准版第2卷页码，下同。——中译者）的评论中，几乎从另一方面暗示凯瑟琳娜·M夫人（下面提到）的病例先于埃米夫人，但这种印象可能是句子表达含糊的缘故。

[131]这后两个病例的分析均不比出版《绪言》开始时更详细。

[132]弗洛伊德何时开始首次使用宣泄法，这在他1916年的陈述中显得更为不清楚。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1913年在伦敦举行了国际医学大会，皮埃尔·让内公开荒唐无知地和不公正地攻击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厄内斯特·琼斯在1915年的《变态心理学杂志》第9期第400页上发表文章给予回答，这篇文章德文翻译登载于《国际心理学杂志》1916年第4期第34页上。在讽刺中，让内说，不管精神分析有任何甚微的价值，这完全是出自他早期的著作。琼斯反驳了这一点，虽然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的发现在发表时间上迟于让内是事实（其发表于1889年），但他们第一篇论文是先于让内数年之前。且“两位作者的合作于他们第一次的交往之前算起已有10年了。在《研究》（《癔症研究》简称，下同）中明确写明其报道的一个病例采用宣泄法是在文章发表前的14年”。在这点上，德文翻译版（同上，42页）标上弗洛伊德的脚注是：“我要纠正琼斯博士的说法，他的某些反驳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但对我却是重要的。他所说的精神分析工作的优先权和独立性是正确的，但这仅仅是适用于布洛伊尔的成就，我自己只是于1891至1892年开始参与合作。我引用的不是让内而是布洛伊尔的成就，这常常是可以公开肯定的。”弗洛伊德在这里提到的日期使人困惑。1891年对埃米夫人病例的开始约2或3年后，时间上过于延迟，而对伊丽莎白小姐病例来说又早了一年。

[133]虽然弗洛伊德在他翻译的序言中注明是1892年6月，但不能精确注明日期。该书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发表的，其中有一部分发表在1893年的相当后期。然而，人们所怀疑的这个脚注出现在该书较前面的一页，因而可能正确的日期是在1892年夏或秋。

[134]所有这些草稿和总结均在标准版的第1卷中。

[135]弗洛伊德在1893年1月11日的演讲中所阐述的原则是：“如果一个人体验了一种心理印象，就会在他的神经系统中有我们暂时称为‘兴奋量’的增加。每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健康，都存在减少兴奋量的趋势……”（弗洛伊德，1893h）

[136]厄内斯特·琼斯充分讨论了各种影响可能对弗洛伊德观点的决定性作用。除了在上述提到的名字外，特别要提到的是心理—物理学家费希纳，弗洛伊德在他《自传研究》的第五章承认从他那儿受益匪浅。

[137]1895年弗洛伊德仍试图维持神经学方面的不稳定性，这在他30年后的书的最后语句中，他感到有责任强调纠正这一观点。在1895年，他使用“神经系统”一词，1925年他代之以“精神生活”，然而，这种显然十分重要的改变丝毫没有影响这句话的意思，因为弗洛伊德在更正词语时，那时的神经学词语已没有什么价值了。

[138]他已在第一篇关于《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和备忘录Ⅲ（1941b）写过，1892年几乎已明确写过。

[139]实际在他的《精神分析五讲》（1910a）的第4讲中，他明确宣称，在《研究》出版时他还没有这样的认识。

[140]《论癔症现象的心理机制》，Neurologisches Centralblatt，1893，Nos，1～2.

[141][如第1版序言所解释的，这第一章在1893年原是单独的文章。再版时不仅收在本书中，也收在弗洛伊德早期短篇著作选集中，即Sammlung kleiner Schriften Zur Neurosenlehre（1906）。下面的脚注是这次再版中加上的：“也印了《癔症研究》1895年版的导言，表达约瑟夫·布洛伊尔和我进一步发展的各种观点，并通过病史予以阐明。”]

[142][这位病人是下述的第一份病例。]

[143][这位病人是下述第二份病例。这些现象也在《一例成功的催眠治疗》（弗洛伊德，1892～1893b）一书中有某些较详细的描述，此书中也讨论到“癔症性反意志”（hysterical counter-will）概念。]

[144][见下述凯瑟琳娜夫人的情况。]

[145]迪鲍夫（Delboeuf）和比纳（Binet）已清楚认识到这种治疗程序的可能性。在下面的引述中可显示出来：“现在我们可以解释催眠师是如何进行治疗的，它使患者回到初次出现烦恼的状态中，用词语与那烦恼作斗争，犹如一新的发生情景。”（迪鲍夫，1889）“……我们甚至发现通过心理技巧使病人回到他初次出现症状的时刻，我们可使他对治疗性的暗示更敏感。”（比纳，1892，第243页）。在让内的有关心理自动症（automatism，1889）的有趣研究中，说到了使用类似我们的方法治疗了一个癔症女孩。

[146][这类第一例见于病例报告中。]

[147]在绪言中，我们不可能把其中的新内容与由其他作者，诸如对癔症与我们持相似观点的莫比斯（Moebius）和斯图吕贝尔所说的观点区分开来。我们发现本尼迪克特不时发表的某些评论与我们有关的理论和治疗方面的问题有非常相似的观点。这些我们将在别处提及。

[148][“宣泄”（catharsis）和“发泄”（abreaction）首先出现在该书中。弗洛伊德过去已用过“发泄”的术语（1892年6月28日），在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提到该文（弗洛伊德1950a，信9）。]

[149][这是术语“压抑”（repression）的第一次出现，具有精神分析的意义。这个概念，尽管并不是术语，它过去已为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二人合作中所使用，在作者死后出版的写于1892年11月的草稿（1940d）中出现，仅仅是现在该文的1个月前出版的。弗洛伊德第一次公开使用这个词语是在他第一篇关于焦虑性神经症（1895b）文章的第二部分，在本卷以后的描述中多次出现。在这个时期的“压抑”被用做为相当于“防御”的意思，例如，在第l版的联合绪言中。“防御”这一词语在《绪言》中并未出现。它的第一次出现是在弗洛伊德的第一篇关于《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一文的第一部分中。同样在以后《研究》一书的各部分中，他常像使用“压抑”一样随意地用这个词语。布洛伊尔在他的理论章节中使用这两个术语，其早期出现的某些“压抑”带有副词“故意”或“蓄意”的意思。它由弗洛伊德在某处（1894a）延伸开来，他声称压抑是“一种意志的尽力引入，有一种动力的作用”。因此，词语“有意”只表示一种动力的存在，而没有意识目的。实际上稍后，在他第二篇关于《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6a）文章的开始，弗洛伊德清楚地描述了作为“潜意识的”防御性心理机制。某些压抑概念出处的评论将在编者介绍中发现。]

[150][该文这部分初步的梗概已保存在作者死后出版的备忘录中。]

[151][关于癔症发作这个讨论的初步草稿写于1892年11月，是在作者死后出版的（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940）。弗洛伊德对这一主题所著的文章即关于癔症发作是相当以后的时间（1909a）。]

[152][弗洛伊德引用该句（不是完全照字面）是在他首次于1905年出版的《性学三论》的脚注中（标准版，第7卷，第164页），并在他的《自传研究》（1925d）的第二章中用到该句。]

[153][类似的现象参见凯瑟琳娜夫人的病例。]

[154][这种现象在后面由弗洛伊德做详细的讨论。他在那里把这症状描述为“参与交谈”。]

[155][在《绪言》中，描述她所想的是祈祷。当然，这不涉及矛盾处。]

[156][在这点上（弗洛伊德曾告诉现在的编者，同时手指放在打开的复印的书上），书上有漏句。他所想的并描述的是标志安娜·O治疗的结束。从1914年的《精神分析运动史》开始，他曾简短地不明言地提到，在他的1925年的《自传研究》的第二章也提到。从布洛伊尔的观点来看，他说此宛如一个“难对付的意外事件”。厄内斯特·琼斯在他1953年的《弗洛伊德的生活和事业》中说到其全部的故事。这里满可以说，当治疗明显取得成功的结尾时，病人突然在布洛伊尔面前出现这样一个特征，即存在强烈的、未予分析的一种明显性欲方面的移情。弗洛伊德相信，由于这个原因使布洛伊尔延迟多年发表这个病史，并最终导致他放弃所有进一步与弗洛伊德的协作研究。]

[157][这同样的比喻在许多年以后同样被弗洛伊德所采用（弗洛伊德，1913h，标准版，第13卷，第193页）。]

[158][术语“潜意识”似乎第一次公开出现，其含有精神分析的意义。当然，其他作者以前也经常使用它，特别是哲学家们（如哈特曼，1869）。而布洛伊尔对这术语用了引号，可能将此归功于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本人使用该术语见下文。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二人合作（弗洛伊德，1940d），在1892年11月所写的未发表的草稿是在该术语前的几年，采用了形容词“潜意识的”。弗洛伊德过去在法语文章关于运动性瘫疾（1893c）中使用类似的术语，而在目前的工作中用了“下意识的”（subconscious）一词，布洛伊尔相当频繁地使用“下意识的”这一术语，当然，后来弗洛伊德反对使用这个术语（如，参看他的《论潜意识》[1915c]文中第一部分的结尾）。]

[159][对这份病史很全面地总结和讨论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五讲》（1910a）中的第1讲占有很大篇幅。]

[160][这个病史按病人所说的年月顺序是自相矛盾的，很可能治疗始于1888年，而不是1889年。所有德文版和现在的日期是一样的，但显然需要更正。]

[161][弗洛伊德在第一篇关于《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中已使用术语“分析”，也用“精神的分析”（“psychical analysis”）、“心理学分析”（psychological analysis）和“催眠分析”（“hypnotic analysis”）。他只是在以后用法文写的《神经症病因学》一文中引入了“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一词。]

[162]该声音有许多音素组成。我的那些具有运动经验的同事告诉我，听该声音，其最终音调像松鸡的叫声。据费舍（1955）说：“一种滴答声，其结束时带有爆破声和嘶嘶声。”

[163]这些话实际上代表一种保护性的程序，这将在后面解释。自那以后，我又在抑郁的妇女中遇见相似的保护性方法。她尽力以自己的方式控制痛苦的思想——可能发生在她丈夫和母亲身上不好的事，以及亵渎神明的行为等。

[164]这里我们具有的癔症谵妄是指与正常意识的交替，正如一个真正的抽搐闯入自主运动中而不妨碍自主运动，且与自主运动不相混淆。

[165][在以后叙述中简称“D—”。有理由相信，为了掩饰病人的身份，弗洛伊德悄悄地把她从家里转移到欧洲的另一个地方。]

[166][这是当时奥地利人的疗养胜地，在亚得里亚海（欧洲南部）。]

[167]每次她从催眠中醒来后，以迷茫的样子察看一下自己周围的情况，然后目光落在我的身上，这似乎恢复了她的感觉，戴上她在入睡前摘下的眼镜，然后相当平静，处于良好的竞技状态。虽然在治疗中（在这第一年持续7周，第二年8周），我们讨论了各种问题，而且虽然几乎每天让她睡两次，但她从不对我的催眠做任何评论，或问我有关催眠中哪怕一个问题。在清醒状态中，她似乎可能不理会自己是在催眠治疗中。

[168]她在清醒状态下经常有类似这种谵妄性的突然插话，而且以后当我在时，经常反复出现。她常诉说在与人交谈中，她经常有荒唐的回答，所以人们不理解她。那次，当我初次见她，问她多大时，她很认真地回答：“我是上一个世纪的女人。”几周后，她对我解释，那时她在谵妄中想着在旅游时看到的一个好看的老橱，她犹如一个旧家具鉴赏家。而我问她的年龄使她想到了某一时期的话题。

[169]周期性偏头痛的一种类型。

[170]许多癔症病人向我们述说他们有这种鲜明的视觉图像的记忆，而这特别适用于他们的病态记忆上。

[171][所有德文版标明“傍晚”，按后面所述，这肯定是个错误。]

[172]我已问过她这个问题，即在她清醒状态下的抽搐，她曾回答道：“我不知道，噢，很长时间了。”

[173]无疑在蟾蜍的背后有一个特殊的象征，但遗憾的是我忽略了对它的探究。

[174][这可能是后来成为自由联想方法的最早表现。]

[175][一种被实施的暗示。]

[176]这个回答“我不知道”可能是正确的，但也很可能表明不愿提到口吃的原因。我对其他病人的观察发现，在催眠和清醒中，他们愈是费劲地在意识中抑制一件事，他们则愈难回忆起它来。

[177]由此我们明白，病人抽搐样的吧嗒声和痉挛性口吃这两个症状追究到了相似的诱发因素，而且是相似的机制。我已在催眠治疗的一篇短文中（1892～1893b）讨论到了这个机制，我在后面还要提到它。

[178]这类说教性的暗示对埃米夫人总是得不到预期的效果，这在后面也能见到。

[179]在这种情境下，我的精力似乎使我做得太多。在长达18个月之后，当我再见到埃米夫人时，她重新处于较好的健康状况，她抱怨在她生活中有许多非常重要的时刻，她现在对此只有模糊的记忆。她认为这是她记忆减弱的证据。我必须谨慎，不告诉她这种特殊的记忆缺失现象的原因。在这方面治疗的明显成功无疑是由于我使她给我重现了这些记忆的许多细节（比我现在所写的要详细得多），而其他一些记忆，只是提及我也经常感到满意。

[180]直至第二天，我才明白这个小情节。她的反叛的难驾驭的个性使她在清醒状态和人工催眠状态下反抗着任何限制，她对我生起气来的原因是我假设她的叙述已经结束，并通过我结论性的暗示而打断她的叙述。我偶然发现到许多其他的证据，即她在催眠意识中对我的治疗工作保持着警觉。她可能想责备我今天打断她叙述自己的故事，就像以前她在说精神病院中的恐怖时打断她的叙述一样，但那时她没有大胆提出反对。相反，她更往下诉说精神病院的事而没有停顿，没有显示有联系的思维。我所犯的大错，在次日从她的贬低性的评论中才使我明白过来。

[181]遗憾的是我没有再探究埃米夫人的动物性视觉的意义，例如把原发性恐怖和使她对动物害怕的象征区别开来，这是许多神经症患者从青年时期起就具有的特征。

[182]这个大蜥蜴的视觉记忆无疑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它与她看剧场表演时所必然经历的强烈情感是相吻合的。如我所表明的，在治疗该病人中，我常满足于得到最表面的解释。同样对这个病人，我也没有做任何进一步的研究。由此，使我想起了癔症性的视物显大症。埃米夫人有深度近视和散光，而她的幻觉可能常常是由于视知觉模糊而造成的。

[183]写到此时，我倾向于在癔症病人中，对其所有的症状从心理根源方面寻找原因。这里我应解释这个性禁欲的女人的焦虑倾向，是因为神经症的缘故（如焦虑性神经症）。

[184]这些事件的顺序如下所述：当她早晨醒来后，她发现自己情绪焦虑，为了说明原因，开始时她抓住了一个出现在头脑中的焦虑念头。前一天下午，她说到膳食公寓电梯一事。由于她对孩子们过于仔细，就问孩子们的保姆：那个主要因右侧卵巢神经痛和有腿痛而不能行走的长女是否经常乘电梯上下。然后记忆错误使她与有意识地对电梯的想法联系起来而成为焦虑。她的意识中并不存在焦虑的真正原因，而只是发现焦虑，但现在却毫不犹豫地出现了，这是在催眠时我询问出来的。该过程与伯恩海姆及其后他人的研究过程是一样的，用的是催眠期间给病人在催眠后的指导。例如，伯恩海姆（1886，第29页）暗示病人，醒来后，他会把拇指放在自己的嘴里，他这样做了。在执行这个行为时，病人为他的行动找借口说，是由于前一天他在癫痫病发作中咬了自己的舌头而感到舌痛的缘故。还有，一个女孩在顺从一个暗示后，试图杀害一个她完全不认识的法庭人员。当她被抓获，审讯她的行为动机时，她捏造了一个自己做错的、称为是报复性的故事。把病人意识到的心理现象与其他意识内容形成因果联系，这似乎是很有必要的。在许多病人中，真正的因果性已脱离了意识的知觉，而病人毫无迟疑地试图形成另一种他自己认为但又不存在的联系。显然，意识内容的分裂必然大大地促使这类“假性联系”的发生。我将再稍为详细地叙述我所举的假性联系的例子，因为从多方面来考虑，它值得作为一个典型来描述。首先其典型是病人的当前行为，在进一步的治疗过程中，经过在催眠中所做的解释，她给我提供了许多解决这种假性联系和消除其作用的机会。我将就这些例子中的一个给予详细的说明，这是由于其很清楚地反映了这种心理现象。我曾对埃米夫人推荐用冷水坐浴来代替她通常的温水浴，我告诉她这样做她可能会精神振作一些。她惯于毫无保留地顺从医嘱，但从来对医嘱带有根深蒂固的怀疑。我上面已经说过她几乎没有从医学治疗中得到任何益处。因此我在建议她用冷水浴时，不是采用权威性的方式告诉她，这样使她有勇气能公开表示她的犹豫，她说道：“无论何时我洗冷水浴，总使我这天在洗浴后忧郁起来，如果你喜欢，我可以再试一下；你不要认为我不愿做任何你告诉我做的事。”我假装要放弃对她的建议，但在她的下一个催眠中，我向她提议应当由她本人提出冷水浴的想法，她想了想后，表示愿意再尝试一下。这件事实际上发生了。次日，她提出了洗冷水坐浴的想法，她试着让我相信我过去常常与她发生的所有争议是错误的，我同意了，但没有太多的热忱。但在她坐浴后的那天，我确实发现她处于很深的抑郁之中。我问她：“为什么你今天是这样的表现？”“我预料到它可能会发生的。”她答道，“因为冷水浴的缘故，总是这样的。”“是你自己提出来的要求，”我说，“现在我们知道冷水浴不适合于你，我们再回到用温水浴。”其后，在催眠中，我问她：“真是冷水浴使你这么抑郁吗？”“哦，”她答道，“冷水浴对此没有什么作用，但是今天早晨我看报后知道圣多明各爆发了一场革命。无论哪里有任何骚动，那里的白人总要遭受痛苦，我有个弟弟在圣多明各，他引起我们许多的关注，我现在担心他会发生什么事。”这使我们之间建立了进一步的关系。第二天早晨，她洗了冷水坐浴，好像这已是理所当然的事了，并继续几周这样的洗浴而再也没有把抑郁归因于这种洗浴。因此认为这个例子是典型的，也是许多神经症患者在他们的医生所推荐的治疗程序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这个病人在一个特定的日子形成的一个症状，不管是由于圣多明各的骚动或其他原因，总是与她的医生最近的建议有关系。有两种情况必然产生这类假性联系：一种是不信任，这似乎总是存在的；而另一种则是意识的分裂。大多数神经症患者不知道其问题的真正原因（或至少是有关的原因），部分是因为他们有意躲避这样的事，因为他们不愿提到所承担的病因责任而受责备。人们有可能认为我们摆出的这些心理情况的症状有别于癔症发作，被无意或有意地忽略了，而这必然较有利于产生一种假性联系，而不是出现意识的分裂——即从意识中提取因果关系的材料。然而分裂很少有明确的界限。一般来说，观念的下意识情结（subconscious complex）一部分闯入病人的一般意识中，正是这部分激起了这样一类紊乱。正如我们上面所引证的例子，通常意识中察觉的是附着于情结的一般感情，即一种焦虑的情绪，或可能是悲伤的情绪，通过一种“强迫联系”必然可发现这种感觉在意识中与某些观念情结有联系（再比较强迫观念机制，见两篇文章的描述，1894a和1895c）。不久前，我使自己从某些不同领域的观察中相信这类联系的强迫性作用。几周来，我感到自己必须换通常睡觉的床，换成较硬的床，在这个床上，我有更多或更活跃的梦，甚至我不能达到正常的睡眠深度。在醒后的最初15分钟，我记起晚上所做的全部的梦，我不怕麻烦地把它们记了下来，试图去解决。我基于两个因素成功地追溯着所有这些梦，（1）必然会产生白天我只是仓促考虑的各种想法，这些想法只是触及到而没有最后得到解决；（2）强迫性联系任何可能同样存在于意识中的想法。梦的无意义性和对抗性可追究为后一个因素不受限制地占了优势的缘故。附着于一个经历的情绪和那个经历的题材进入主导意识的不同关系中，这是十分平常的事。在另一个病例即凯瑟琳娜·M夫人中要见到这样的情况。这是个我在癔症研究中远较其他病例了解得更彻底的一个病人，我从她那儿收集到许多令人信服的癔症现象的心理机制，这已在上面提过了。遗憾的是出于对个人的考虑，使我不可能对这个病例提供详细的病史，因此我只是不时偶尔提到她。凯瑟琳娜夫人后来处于奇特的癔症状态。这个状态当然不是独一无二的，尽管我不知道迄今为止它是否被认识。它可能称为“癔症性精神病是为了支付旧账”。该病人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心理创伤，慢性癔症持续了多年，并伴随着许多不同的特征。她的所有状态的原因，她本人和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她那引人注目的、保存很好的记忆显示了与病症最大的不相称。她抱怨自己的生活仿佛被截成几段。有一天，一个旧的记忆突然清晰而生动地闯入她的脑海中，并带有非常活跃的新鲜感。在这以后几乎三年的时间内，她一再经受着所有生活创伤的重现——对她来说，似乎很久以前已经忘了的，事实上有一些从未记住过的——伴随着最激烈的痛苦，并重新出现过去曾经有过的所有症状。这个“老账”因此持续了33年，而且发现这异常状态的根由常常相当复杂。唯一缓解她的方法是在催眠下，给她说出特殊记忆的机会，正是这些记忆与伴随的情感和躯体表现的症状结合在一起，痛苦地折磨着她。当我防止她这样做时，她就被迫对一个她感到难为情的人说出这些事情，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她可能很镇静地告诉人有关她的故事，然后在她进入催眠后，向我流着眼泪，神情完全沮丧。可能只有这样才使她继续详述自己的故事。在催眠期间，当这种清洗记忆后的几小时内，她常常表现得非常安静，处于良好的状态。然后在短短的间隔之后，她又开始了一系列的回忆。但这种回忆可能在相应的情绪出现后的几小时。她逐渐变得焦虑、愤怒或悲伤，甚至从不疑及这种情绪与现在无关，而是与下面要说的话题的状态有关。在这种转变期内，她可能习惯性地固执地纠缠假性联系，一直持续到下一次的催眠。例如，她曾高兴地问我：“我不是一个无用的人吧？我告诉你昨天我所做的事，这不是一个无意义的症状吧？”实际上昨天她告诉我的事似乎不是这种判断好坏的定论。在一个短短的讨论后，她清楚地认识了这个问题，但是在下一次催眠中，她又明显地回忆起了一件事，即12年前，她曾有严重的自责，虽然偶尔有过，但以后再也没有丝毫出现这种情况。[这个脚注的倒数第二段给予我们弗洛伊德最早发表的对梦的解释这个问题的尝试性研究报告。他这里提出的两个因素被他最终的分析所替代，虽然这个分析只是在第二版中才出现。第一个因素在理论上受到罗伯特的支持，并在《释梦》（1900a），标准版，第4卷，第78～80页的第一章讨论到，其中一部分为弗洛伊德在第7章中所接受，这里所提的第二个因素将在第5章提及。]

[185]在其后的思考中，我不禁想这些“颈部痉挛”可能是器质性的，类似于偏头痛。在临床实践中，我们发现许多这类没有被描述的情况。上述这些表明明显类似于偏头痛的典型发作，我们对延伸的偏头痛的概念感兴趣，而把疼痛的定位放在次一级的重要位置。正如我们所知，许多神经病变的女人常常有癔症性发作（痉挛和谵妄），并伴有偏头痛发作。每次我观察埃米夫人的“颈部痉挛”，其总是伴有谵妄的发作。至于她手臂和腿的疼痛，我的观点是对此不太感兴趣，可能是偶然巧合的一种情况。当她处在照顾生病的弟弟这一不安状态下时，她有这样的疼痛，这是由于她的衰竭，她的感觉比平常更敏锐些。这些疼痛最初只是偶然地与那些经历联系着，以后在她记忆中重复出现，成为整个联想情结的躯体象征。在下面我将举出更多的实例来肯定这个过程。最初似乎这些疼痛是风湿性的，也就是说，我们给予许多被滥用的术语一个明确的意义，这主要是肌肉的症状，包括对压力非常敏感，肌肉硬度的改变，在相当长期的休息和极度的肢体、关节的不运动后（例如在早晨），其症状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在痛苦的运动后得到改善，按摩后可以消散。这些肌肉的疼痛是非常普遍的，在神经病变中有相当的重要性。病人自己认为是神经质，又从他们的医生处得到进一步的鼓动，这些医生却又不是习惯地用手指的压力来检查肌肉。而这种疼痛为无数神经痛和所谓的坐骨神经痛等提供了素材。我这里只是简单地提到这些疼痛与痛风病素质的关系。我的这个病人的母亲及其两个姐妹患有严重的痛风病（或慢性风湿痛）。在治疗中她诉说的疼痛，如这个病人最初的疼痛有无当时的缘由，我不好说，因为我没有经验对肌肉的这种状况做判断。

[186]据传说，他是被老鼠吃掉的。

[187]我所用的程序不能看作是好的方法：因在实施中都不够尽力。

[188]这里她的口吃和吧嗒声在追溯到了最初的两个创伤（即女儿的疾病和惊吓的马）后并没有完全消失。尽管此后这两种症状有明显好转。病人自己解释治疗不完全成功的原因是：无论何时，当她惊恐时，她就有口吃和发生吧嗒声的习惯，因此，这些症状不只是与原发创伤有关，而且形成与之有关联的长的一系列记忆，我在过去却忽略了消除它。这是经常会引起的一种情况，它限制了宣泄程序在治疗效果上取得其完美性。

[189]这是我第一次懂得、并在以后无数次的情景中得到肯定的是当某人在解决当时的癔症性谵妄时，病人的叙述是以相反的年月顺序进行的，即开始于最近的和最不重要的印象和思想联系，只有在最后才达到主要的印象，而这可能是最重要的致病因素（布洛伊尔提到同样的现象）。

[190]前天晚上她很惊讶，她的颈部痉挛已有很长时间，因此该症状的预兆具有在一定的准备时间而且在潜意识中感受到。这种奇怪的预兆在凯瑟琳娜·M夫人的病例中已提到是有规律地发生的。例如，当她在最正常的状态下，对我说：“我那晚受到女巫的惊吓后，已有很长时间了。”或者说：“我是多么地高兴，我的眼睛已好长时间不疼痛了。”我确信次日晚上她开始出现的严重害怕女巫的现象可能是她护理工作劳累过度的缘故，或可能她另一次的眼睛疼痛的发生正要开始。在每一次呈现的情景是病人潜意识状态中的产物，其开始所显示的并不很清楚。这种观念的出现是一种突然的想法，经未预料的“正式的”意识（使用沙可的术语）而进入一种满足的感觉，它总是被证明是突发性的和不合情理的。凯瑟琳娜夫人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我对她的感激是从她那里我增加了许多对癔症症状的了解，她本人向我指出这类意外事件可能引起对其夸大的危险或预料不详的迷信。一方面，我们不应沾沾自喜；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说到最糟的事，或者它有可能发生。事实是我们不要自夸自己的高兴，因为不快的事就在不远处；我们意识到在形成自夸中我们的预感，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回忆的题材的内容先于其附着的感觉。就是说，因为一种令人愉快的、大不相同的观念存在于意识中。[这一间接提及在弗洛伊德三十几年后写的著作《否定》（1925h）近开头的脚注中也提到这一点。]

[191][弗洛伊德本人翻译了这本书（伯恩海姆，1886），该书于1888～1889年出版。]

[192][虽然德语是“übertragung”，很明显，这一初次出现在这卷末尾的词语不具备“移情”的意思。]

[193][弗洛伊德试图以定量为基础来解释心理学的详细说明，见于他去世后所发表的《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癔症研究》写于该书前的几个月，他已在他的第一篇关于《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论文中的倒数第二段简要地表达了这些观点。也见于编者导言中。]

[194][弗洛伊德已在他的第一篇关于《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论文中介绍了这一术语。]

[195][一群大鼠和小鼠，苍蝇和臭虫，青蛙和虱子。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见阿德泰勒翻译）。]

[196][只在第一版的德文版本中，该词写成是“生理的”，这显然是个印刷错误。]

[197][见弗洛伊德当时关于《焦虑性神经症》（1895a）的文章。在前句中，他用的是“神经症的”，这是他在那时常用的词语。以后该词语称为“真性神经症”（1898a）。]

[198][贯注（cathexis）这似乎是首次出现的术语。弗洛伊德用此术语的特殊意义是在他的心理学理论中将它定为最基本的概念之一。见编者导言。]

[199][参看上面的脚注。弗洛伊德已在他的《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第一部分使用过该术语，并在本书中重复使用。但在他以后的写作中很少再用此术语。在他《精神分析五讲》（1910a）的第1讲中对此有较详细的解释。]

[200][风湿性疼痛与癔症的关系在后面伊丽莎白·冯·R小姐病例中做较详细的讨论。]

[201][参见布洛伊尔对同一主题的评论。]

[202][对立性观念这一概念，即后面提到的“反意志”在本书中有讨论。]

[203][所有德文版中写成了“症状”，这可能是把“象征”误印为“症状”。而“记忆象征”的使用在意义上更为贴切，全书均使用该术语。]

[204][弗洛伊德以后的著作中极少提及抽搐。费伦茨（1921）在有关的论文中写道：“我曾偶尔问起弗洛伊德教授关于抽搐的意义，他提示抽搐有某些器质性因素的作用。”]

[205]这里我可能有一个感觉，即过多地强调了症状的细节、体征识别上的不必要的混乱。但我逐渐认识到，癔症症状的确定事实上波及到非常细微的特征，而且难以对这些特征发现很多归因。请让我举例说明。数月前，我治疗了一个有不良家庭遗传史的18岁女孩。她的情绪性神经症中完全表现出癔症的现象。我从她那儿听到的第一件事，即诉说她有两次绝望的发作。一次她感到脸的下部，从面颊往下到嘴有扭动；另一次，她的双脚趾痉挛地伸展开，并且不停地扭动着。开始，我本人不愿意过分看重这些细节，而无疑那些从事癔症研究初期的学生可能趋向于认为这些现象是癔症发作期间皮质中枢刺激的证据。确实我们无视这类感觉异常的中枢定位，但我们熟知这些感觉异常表现了局限性癫痫，并构成了沙可的感觉性癫痫。脑的中央沟直接毗邻的对称的皮质区可主管脚趾的运动。但这个解释结果却完全不同。当我逐渐熟悉这个女孩时，我直接问她在这样的发作中有什么样的想法，并告诉她不要感到窘困，她应当能对这两种发作有个解释。患者难为情地脸红起来，但我终于在没有使用催眠下说服了她，并给予我以下的解释。该事实从当时在场的她的同伴处得到完全的证实。当她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她已患多年的青春期头痛，这使她不能做任何一般的工作，并影响了她的学习。最后当她摆脱这种状态后，这个劲头十足而头脑较简单的孩子在她本人状况得到改善的情况下决定非常努力地工作，以便再一次地赶上她的妹妹和同龄的人。在这样做时，她付出相当多的非理智的努力，这样的努力通常因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爆发了绝望而告终。当然，她也将自己与别的女孩在体格上做比较，当她发现自己体格上的缺点时感到不快。她的牙齿明显突出，她开始为此而烦恼，产生了要纠正这一不足的想法，就用15分钟的时间拉她的上嘴唇来盖住突出的牙齿。而当这种幼稚的努力失败后，导致她产生一种绝望。从此，她面颊往下扭弯，形成刺痛感。另一种发作时脚趾的伸展和扭曲的缘由也不难发现。他人告诉我她的第一次发作是在远足伊斯格尔附近的（奥地利上部的地方），她的亲戚们自然费了好大的劲才使其平静下来。但女孩本人告诉我的是不同的故事。似乎其姐妹们喜欢习惯地相互嘲笑她们的大脚，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而该病人长期以来对此缺点感到不快，试图强迫自己的双脚穿可能最紧的靴子。然而她那观察力敏锐的父亲不允许她这样做，看管着她只能穿合适的鞋袜。她对这种控制非常不满。整天想着此事，产生了脚趾在鞋里扭动的习惯，就像人们要发现鞋子是否够大，能穿多少尺码等所做的动作一样。在去沙夫伯格山远足期间（她那时远没有使劲地这样表现），当然，又有一次机会使大家注意到她鞋的问题，因为她穿的是短裙。在散步中，姐妹们对她说：“你今天穿的是格外大的鞋。”她扭动着她的脚趾做试验，并产生同样的印象。从此她对自己过大的脚码一直烦躁不安，当她散步往回走时出现第一次的发作；她的脚趾蜷成一团，不自主地到处运动，这是她的想法处于完全抑郁的一个记忆象征。我要指出的是我们治疗的是两次发作，而不是慢性症状。我要补充的是在患者承认她的第一类症状停止后，而第二类症状，即发作时的脚趾扭动，仍持续存在着。因此必然还有一些没有说出来的事情。又及[在全部版本中]：我以后才知道为什么这个傻乎乎的女孩如此努力地工作来掩饰自己的原因，这是因为她想引起她的一个年青堂兄的注意[1924补充]。数年后，她的神经症转变成早发性痴呆。

[206]我对我的另一个病人有很深的印象，在催眠中有这样有趣的明显差别，即她对与症状无关的每件事都十分顺从，而那些深深扎根的症状却是顽固地存在，不能进入分析中。这是个活跃和聪颖的女孩，18个月来患有行走上的严重障碍，我对她5个月的治疗没有显出效果。她痛觉缺失，但两腿有疼痛区域，双手迅速震颤。行走时她向前弯曲，拖曳着双腿，步子很小，摇摇晃晃，宛如一个小脑患病的人。事实上，她也常常摔倒。她的气质明显是快乐的。维也纳有影响的权威之一在那时误诊她为多发性硬化症。另一个专家认为她是癔症性的——通过所述说的复杂现象，即疾病开始出现的疼痛、晕倒发作和黑蒙而支持这一个诊断，然后把她交给我进行治疗。我试图通过暗示来改善她的步态，在催眠中操纵她的双腿等，但尽管她在催眠中是个很好的病人，但治疗未取得成功。一天，当她再次踉跄进入治疗室，她的一个手臂撑在她父亲的身上，另一个手臂撑着一把伞，伞的顶端已很破旧了，在她的催眠中，我失去了耐心，对她大叫：“这把伞用得时间已经太长了，明天早晨你再用它时会在你的手中断掉，你应当弃它而自己走，从那时起，你将再也不需要伞了。”我不能想象我怎么会这么傻地针对伞做这样一个暗示。此后，我自感羞愧，毋庸置疑的是我这个聪明病人会从她父亲的角度顾全我的名誉，她父亲是个医生，当她被催眠时，她父亲也在场。次日，她父亲对我说：你猜昨天她做什么了？当她突然情绪高涨时，我们一起沿着戒指大街（维也纳的一条主要的大街）散步。当走到将近街的一半时，她开始唱起歌来（“我们过着自由的生活”），用她的伞在人行道上敲打着拍子，因此把伞搞坏了；当然她本人并没注意到她已经无意地把愚蠢的暗示转变成非常成功的暗示。由于在她催眠中，我对她的承诺、要求和治疗上均没有改善她的情况，于是我就转用精神分析，要求她告诉我，在她疾病发作前有什么样的情绪。她回答（在催眠下，但无任何情绪症状）在发病不久前，她的一个年青的亲戚去世，多年来她认为自己要与他订婚的。然而这个信息没有使她的情况有任何改变。因此，在下一次催眠中，我告诉她我十分确信她堂哥的死对她的情况没有什么影响，但另外一些她过去没有提到的事发生了。在这件事上她只是有意无意地说一个有意思的短语，但在停止前很少再说一个字。坐在她身后的老父亲开始痛苦地啜泣着。自然我就不再坚持对她的研究；但从此以后我未再见到这个病人。

[207][这一节内容似乎主要根据让内（1894，第300页）的观点，德文“psychische Minderleistung”在此译成“心理效能差”，很明显是弗洛伊德翻译让内的法文“insuffisance psychologique”。]

[208][见后面布洛伊尔有关的讨论。]

[209][1924年增注]我知道今天凡分析者看了这份病史后，均会带着同情的微笑。但必须记住的是，这是我第一次很大程度上使用宣泄的程序。因此，我将使该报告保留最初写成的形式，我将不提出在今天很容易做出的任何批评，也不试图为此填补任何无数的欠缺，我只补充两件事：其后我所发现的此病的直接病因和我以后听到的结果。正如我已提到的，当我在埃米夫人的乡村房子里，作为客人在那里呆了几天的时候，有一位陌生人出现在一次用餐中，他显然要表现出他自己是愉快的。在他离开后，我的女主人问我喜欢他的程度，并附带补充道：“只想一想这位男士要与我结婚！”当我把这与过去她所做的某些评论联系起来时，（但当时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我得出的结论是那时她渴望再次结婚，但是她发现自己想法的实现有障碍，因为她的两个女儿是她们父亲遗产的继承人。几年之后，在一次科学大会上，我遇见了埃米夫人家乡的一位著名医生。我问他是否熟悉那位女士，是否了解有关她的一些情况。他回答是的，他熟悉她，并为她做过催眠治疗。她曾接受过他和许多其他医生与我一样的操作治疗。她的情况变得非常糟。她在他催眠治疗后有明显的恢复，但是以后与他突然发生争吵。离开了他，再一次使她自己的病症趋向恶化。这是真正的“强迫性重复”的现象。直至25年后，我再次听到埃米夫人的消息。她的长女——我早先曾诊断有这种病的病人之一，向我要以前我为她母亲治疗时的精神状况的报告。她提出法律申诉反对她母亲，把她母亲说成是冷酷无情的暴君。似乎她与两个孩子的关系已破裂，并拒绝在她俩经济困难中给予支助。这个写信给我的女儿已获得博士学位，并已结了婚。[这份病史已由弗洛伊德在他的《一例成功的催眠治疗》（1892～1893b）中做过简单的讨论，并在他的《精神分析五讲》的第1讲中简短地、间接地提到。]

[210][弗洛伊德首次使用“压力术”（pressure technique），似乎是用在伊丽莎白·冯·R小姐身上。虽然他在那里的描述不是很清楚。除了上述那些和现在所提到的之外，这个治疗程序的进一步说明见原版第155和270页。这些说明稍稍有些不同。现在的说明中，病人被告知“当放松压力的即刻”她将见到某些事或有某些想法，而在原版第145页中，告诉她是在“压力的即刻”，将发生这些情况；而在第270页中是在“压着的时候”发生上述情况。我们不明确弗洛伊德何时放弃了这种压力术。他肯定在1904年前用过该方法。因为在他对劳温弗尔德关于强迫症的书中所写的，他简要地评论了他避免用任何方法碰触他的病人（1904a，标准版，第7卷，第250页）。但似乎可能在1900年以前，他就放弃了使用该方法，因为在他的《释梦》（1900a，标准版，第4卷，第10页）第二章接近开头部分并没有提及对这个程序的简短说明。顺便说一下，在此后的文章中，弗洛伊德仍介绍病人应在分析时闭住双眼。这最初催眠程序的唯一残余（除了躺下之外）已在劳温弗尔德（1904a）的书中所引证的句子中明确地删去了。我们有弗洛伊德使用催眠术时期的相当确切的材料。在1887年12月28日给弗利斯的信（弗洛伊德，1905a，信2）中写道：“在最近几周内，我已采用催眠术。”在1904年12月12日给维也纳“医科博士生”的一个演讲中（弗洛伊德，1905c，标准版，第7卷，第260页），他申明：“我不再把催眠术作为治疗方法的决心已有8年多（除了少数特殊的实验之外）。”因此他使用催眠术约在1887年和1896年之间。]

[211][不久前，弗洛伊德写了关于《论失语症》（aphasia，1891b）一书。]

[212]作为我已在上面描述的实施非催眠梦游状态研究中的一个实例，即没有意识的扩展，我将描述一个最近这些天我所遇到的已做了分析的例子。我治疗了一个38岁的女士，她患焦虑性神经症（广场恐怖症，害怕死亡的发作等）。像许多这样的病人一样，她不愿承认这是在她婚后的生活中所得的，而倾向于把这些问题推到她早期年轻的时候。因此，她告诉我在17岁时，她有一次眩晕的发作，晕倒在家乡小镇的街上。以后，她就有害怕晕倒的感觉和焦虑。这种发作不时发生，直至几年前，发生了现在的问题后，晕倒想象才消失。我怀疑这些一开始出现的多次眩晕发作中，焦虑日益成为其发作的基础，而发作是癔症性的。我决心着手对此进行分析。开始时，她只知道第一次发作是她到中央街购物时，“你要去买什么？”“我相信是别的事情，那里有一个舞会，我曾被邀参加。”“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舞会？”“我想，在这以后的两天。”“在舞会的前几天，必然发生一些使你激动不安的事，这些事对你有影响。”“我想不出有什么事，毕竟已是21年前的事。”“那没有什么区别，你会记起当时所有的事，我将按压你的头部，当我放松压力时，你会想到某事或看到某事，然后你必须告诉我。”我做完这个程序后，她仍保持沉默。“好，是不是对你来说没有发生什么事？”“我想到了某些事，但这些事和眩晕没有任何联系。”“不管怎样，告诉我。”“我想到我的一个同学，是个女孩，她死了。但她死后一年我18岁。”“我明白了，让我们先从这里开始，说说关于你这个朋友的情况。”“她的死对我来说震惊很大，因为我平时常见她，早在几个星期前的一天，另一个女孩去世，这事在镇里引起很大的轰动。而那时我大约17岁。”“好啦，你明白了，我告诉过你，在我的手的压力下，某些事会进入你的头脑中。我们就是要依据这些事。现在你能回忆起当你在街上感到眩晕时在想些什么吗？”“我没想任何事，我只感到眩晕。”“那是不可能的，像这种情形的发生从来就是伴有某些想法的存在。我再把手压上，而你的想法会再次出现在头脑中……好，现在你想到什么了？”“我是第三个想法。”“你指的是什么？”“当我眩晕发作时，我就想，‘现在我就要死了，就像其她二个女孩一样’。”“那是个想法，然后，当你正在发作时，你想到了你的朋友，因此她的死必然对你产生很大的影响。”“是的，确实是这样，现在我能回忆起当我听到她死时，我感到参加舞会非常害怕，而她已死了，但我十分盼望去参加舞会，而且正忙于做准备，我不愿想所发生的事。”（我们能从这里观察到意识中的故意压抑，这反映了病人对她朋友去世的记忆。）至此，其发作可得到一些解释。但我仍需知道在特定时间激起这种记忆的促发因素。我做了一个侥幸的猜测。“你能回忆起当时沿着走的那条街的正确名称吗？”“当然，是中央街，有旧房子的，我现在能看到它们。”“你朋友住在什么地方？”“在这条街的一所房子里。我正好路过它，我在那所房子前的两所房子前发作过。”“所以当你经过那所房子时，你就会想起死去的朋友，就会用不要去想的方法去克服。”至此，我仍不满足，我想到也许还有一些事可能发生作用，引起或强化她这个直到那时仍是个正常女孩的癔症素质。我的怀疑转向她每个月的月经，把它看作是个合适的因素。我问她：“你知道每月什么时候来月经？”这是个不受欢迎的问题。“你也希望知道我的这个事吗？我只得告诉你我的月经很少，而且非常不规则。当我17岁时，只来过一次。”“很好，然后我们用从头至尾的计数来找出再次来月经的日期。”我就这样从头至尾地数着，她肯定了一个特定的月份，但在对某一固定假日前两天中的一天犹豫不决。“是否这个日子与舞会的日期有点相近？”她羞怯地答道：“舞会是在假日那天，现在我也想起来了，我的印象是那年我唯一的一次月经应正好在舞会前来的，这是我的第一次舞会。”现在已不难再组合这些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且我们现在能洞察这种癔症发作的机制。确实，这一结果的成功是个费力的工作。我认为在用我的技术时需要完全的自信和病人恢复清醒之前少数关键想法的出现。这些想法是在间隔21年以后，实际上一个多疑的人在她清醒状态下已被遗忘的经历中的细节不可再次被唤醒。而当所有这些都浏览过了时，则全部的事情就都能一起串联起来。

[213]我从来没有做过比对这类既像是知道，又像是不知道的奇怪状态更好的描述。除非某人自己经历过这样的状态，否则要理解它是不大可能的。我自己就曾经有过这类非常明显的经验，它如今仍清楚地呈现在眼前。如果我试图再去回忆当时我的想法，我则很难控制。其发生的情况是这样的：我看到某些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我不允许我所见的事哪怕是最小程度的扰乱我已定的计划，尽管我知道应当停止这样做。我对这事的反抗是潜意识的，我也未觉察到自己的反感，这种反感必然无疑的是一种不会产生心理作用的知觉。我为一些看待事物的盲目性，诸如母亲对女儿、丈夫对妻子、统治者对受宠的人十分惊奇的态度而苦恼等。

[214][弗洛伊德在1896年1月1日写给弗利斯的信中概略地叙述了癔症、强迫症和偏执狂惯常机制之间的区别（弗洛伊德，1950a，草稿K），在其后的5月份，他在《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6b）的论文中发表了这些发现。]

[215][弗洛伊德在他《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一文的第一节讨论了这个“辅助的”创伤性时刻问题。]

[216][在阿尔卑斯山东面的最高的一个景点。]

[217]在一次癫痫样的或癔症性的发作前的预兆感。

[218]这里我将引证我初次认识到这种有因果联系的一个病例。我曾治疗了一个已婚妇女，她总是受复杂的神经症的折磨，而且不愿承认她的疾病是由于她的婚姻生活所引起的。她提出的反对理由是当她仍是个女孩时，她已经有焦虑的多次发作，每次发作直至晕倒为止。我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当我们之间相互比较熟悉时，一天她突然对我说：“现在我将告诉你，当我是女孩时怎么会有多次焦虑发作的。那时，我通常睡在我父母隔壁的一个房间，门是开着的，而桌上的灯整夜亮着。因此我不止一次看到我父亲与我母亲一起上床，听到一些使我非常兴奋的声音。从那时起出现了我的发作。”[弗洛伊德在1893年5月30日给弗利斯的信中提到这一类的两个病例，弗洛伊德，1950a，信12。也参看《论焦虑性神经症》（1895b）的第一篇文章的第二节。]

[219][弗洛伊德在他1895年的《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第二部分较后的章节中较详细地讨论了这方面的情况，并在他的《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6b）一文的第一节表示了同样的观点。直至某些年后，他才认识到在儿童时代早期就已经存在的性冲动在产生神经症中所起的作用。参看编者对《性学三论》（1905d，标准版，第7卷，第127～129页）的评论。]

[220]见沙可，1888，第l卷，第99页。也参见布洛伊尔对这一问题的评述。

[221][1924年增注]在许多年后，我冒险地揭去了谨慎的面纱，揭示了真相：凯瑟琳娜不是女房东的侄女，而是其女儿。因此这女孩得病是她自己的父亲试图对她有性进攻的结果。在病史报告中，我对现在介绍的这个病例采用这样的失真是完全应当避免的。从理解这个病例的观点来看，当然，这样的失真不是无关紧要的事，与从一个山上的情景移到另一个山上不一样。

[222][弗洛伊德引用了他在关于《压抑》（1915d）一文的末尾的这个短语，并将此归功于沙可。]

[223]（一个疑病患者或患焦虑性神经症的人）[这个括弧是作者加的]。

[224][第1版是这样写的。以后所有的版本无疑是错误的，印成了“癔症性的”。]

[225]此句是来自于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16场），但后来我明白这方面我是错误的。

[226][见弗洛伊德《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的论文和以前的脚注。]

[227]我不能排除其可能性，尽管我不能证实这样的事实，即主要影响两个大腿的疼痛是神经衰弱性的疼痛。

[228]这是第一次提到“抵抗”的重要临床现象。下面还将做较详细的讨论。

[229][在说明“回忆工作”时弗洛伊德似乎预见到“悲伤的工作”，这是在他很后面的文章《悲伤与抑郁症》（1917e）中所描述的。]

[230]我曾出乎意料地懂得了这种“拖延宣泄”——虽然有关的印象不是来自于对病人的护理——可以形成另外一种令人困惑的神经症主题。玛蒂尔德·H小姐就是这样一个病例。她是一个长得好看的19岁的姑娘。当我第一次看到她时，她患有两腿的部分瘫痪。但是，数月后，她到我这儿来要求治疗她的性格改变，她渐渐忧郁至极其严重的程度，完全不考虑她的母亲，激惹和不可亲近。病人总的状况使我不能假设为这是个普通的忧郁症。她很易被置于深度催眠状态，我利用她的这一独特性，在每次访视中给她指令和暗示。她在深度催眠中听着这些，同时伴有大量的流泪，但除此之外，她的状况几乎没有改变。一天，她在催眠中变得唠唠叨叨，她告诉我她忧郁的原因是她订婚的事受挫，这发生在数月以前。她和未婚夫越熟悉，就发现愈来愈多的事不受她和她母亲的欢迎。另一方面，关系上的物质优势在订婚一事上太悬殊了，以致不易决定中止婚姻。因此长期以来，他俩都在动摇不定，而她本人陷入犹豫不决的状态中。因此，她对所有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冷漠起来。最后，她母亲代表她做出了否定的决定。稍后她宛如从梦中惊醒，开始在脑子里总是想着这个已做出的决定，权衡利弊。她告诉我这个过程一直持续着，她生活在犹豫中，每天她的性情和思想与过去的日子相呼应，她很易激惹母亲，这只是在那时才有的。比较一下她思想中的这些活动，她目前的生活似乎不太真实，她好似生活在梦中。我不再引她说话。我继续在她处于深度催眠的时候与她对话，看见她每次都不回答我而泪如泉涌。一天，大约在她订婚周年日前后，她忧郁的全部状态终止了，这个意外事件使我确信催眠治疗的极大成功。

[231][参看上面所述。术语“躯体性依从”（somatic compliance）用于“杜拉”病例（标准版，第7卷，第40～42页），其中可能提到这个癖性。]

[232]（otherwise）否则在类催眠癔症（hypnoid hysteria）中，单独的心理丛（psychical group）可能绝不会存在于自我意识中。

[233]在我的观察中，我的另一病例，她是一位歌唱家，因声带肌挛缩使她不能从事自己的艺术。这位年轻的女士家庭有些不幸，但仍继续在舞台上演出。一次在罗马排练时，她正唱着歌，当时她处于情绪非常兴奋的状态，突然有一种她不能闭上张开嘴的感觉，晕倒在地。被召唤来的医生把她的上下颌用劲合并起来，但这以后，病人嘴不能张开超过一指宽，被迫放弃她的新职业。数年后，当她到我这儿要求治疗时，她情绪兴奋的原因已明显消失许久了，在她处于轻度催眠状态时，给予一些按摩足的治疗使她的嘴张大。至此以后，这位女士能在公开场合下歌唱。

[234]这一例也是女孩的父亲，不是舅父。

[235][名字是指定的，并见于所有德文版中。]

[236][按前面脚注所说颠倒的年代顺序规则，这显然是一般规则的一个例外。]

[237]然而，其可能是脊髓—神经衰弱型的疼痛。

[238][这个引喻是弗洛伊德在《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176页）中再次引用莱辛的警句。]

[239]皮曲里斯（Pitres，1891，第2卷，第290页）认为，“这是一种部分的记忆缺失（amnesic）。在病人生活中的一个特定时期前，意外事件的记忆被完整地保存着，而在以后的时期，这些意外事件的记忆完全被遗忘”。

[240]在这些状况下，心理改变更深一层，我们也清楚地发现言语的更具体想象和更人为的转折的象征性描述。凯瑟琳娜·M夫人经历了一个把她的每种想法都转换成幻觉的时期，对此解释常需要人们非常机灵。她向我抱怨那时受一种幻觉的干扰，即她的两位医生，布洛伊尔和我被吊在花园里相邻的两棵树上。在分析时产生如下的解释后，这种幻觉消失了。在一天傍晚，布洛伊尔拒绝给她所要的药。然后她寄希望于我，但发现我同样是硬心肠。她对我俩的拒绝很气愤，她在发怒中想道：“在他们俩中无可选择，一个是另一个的配对者。”[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五讲》（1910a）的第2讲中对伊丽莎白小姐的病史给予简短总结。]

[241]这个知觉器官，包括皮质的感觉区，必定与储存和再现感觉印象形成记忆意象的器官不同。知觉器官功能的基本要素是尽最大可能的迅速储存状态，否则就没有适当的更进一步的知觉。另一方面，记忆的基本要素是没有这样的储存，但每一个知觉应产生持续的变化，不可能同一个器官完成两个相反的情况。望远镜的反光镜不能同时是摄影用的底板。我同意梅纳特的观点，其信念的意义，正如我所说的，给予幻觉以客观特征的是知觉器官的一种兴奋（虽然我不同意他所说的是皮质下中枢的一种兴奋）。如果通过记忆意象而兴奋了知觉器官，我们必须提出器官的兴奋性已发生异常方向的改变，这种改变有可能产生幻觉[弗洛伊德在《释梦》一书第七章认为单一器官不能执行知觉和记忆功能，他在死后出版的《设计》（1950a，第三节的第一部分）接受了这一点，并写在该著作发表后的数月，在给弗利斯1896年12月6日的信中也写到这一点。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第四章（标准版，第18卷，第25页），《关于“神秘的拍纸薄”的说明》（1925a）上也提到。在上述倒数第二篇文章中，他明确地把这个思想归因于布洛伊尔。]

[242][在弗洛伊德死后发表的著作《科学心理学设计》第二十节的第一部分，在梦的讨论中采纳了这个“幻觉的退行性”的概念，而且也将发现在《释梦》的第七章（标准版，第5卷，第542页以下）中使用的是“退行”这一术语。]

[243][这归因于奥本海姆（Oppenheim，1890）“分子的不稳定性”。可能在后面正文中用较正确和明显的陈述来代替了这种相当含糊的说法。]

[244][这不是《绪言》中导言的一个真正的引证，这个基本的假设无论在哪里都没有明确地提到过。参见编者导言对此做的说明。]

[245][暗指浮士德的深奥的研究（在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第二场）。]

[246]我或许可在此冒险地简单表明上述观点所依据的看法。我们通常认为感觉神经细胞像是被动的感受器官。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就一个联接性的神经纤维系统的存在能证明，这些感觉神经细胞也能把兴奋输送到神经纤维中去。如果从两个感觉细胞而来的兴奋进入连接他们的神经纤维中（不管是它们的延续，还是它们之间的接触），此时其中必然存在着一种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状态与兴奋流动的出入有着同样的关联。例如，周围运动纤维，它像流体静力学的压力一样，产生流动水的活力或像电压一样，产生电流。如果所有神经细胞处于平均兴奋状态，并兴奋了他的神经过程（轴实），则整个巨大的网络形成一个“神经紧张”的仓库。除了细胞内化学物质中静止的潜在能量和神经纤维在兴奋状态下发放的未知形式的运动能量之外，我们必须假设还有一个神经性兴奋的静止状态：即紧张性兴奋或神经性紧张。[这个脚注和书中上述有关的内容被弗洛伊德看作是布洛伊尔对心理能量的“自由”和“结合”形式之间的区别、性质上有密切关联的心理功能主要和次要系统区别的基础。在他的《论潜意识》（1915，第五节末）和《超越快乐原则》（1920，第四章，标准版，第18卷，第26～27页）书中，他明确肯定了这些想法出自布洛伊尔所著的《癔症研究》一书，但他没有给予更明确的提示。弗洛伊德已在《释梦》第七章采用这个观点，但该问题的讨论较多出现在其死后出版的《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一书第三部分第一节末。]

[247]把中枢神经系统能量的概念看作是脑中的能量以变换和波动的方式分布，这是一个旧的概念。卡巴尼斯写道：（1824，第3卷，第153页）“敏感性就像一种液体，其总量是固定的，无论何时，它在一个通路里注入较多时，则在其他通路里就成正比地注入较少。”（引自让内，1894，第277页）

[248][这似乎是第一次简单阐明弗洛伊德的“恒定性原则”。他在过去的著作中曾经用过，但只是在他死后才发表的（1914a[1892]和1940d[1892]）。在另一本弗洛伊德死后发表的著作《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个主题，这本书是在《癔症研究》这本书出版的数月后写的，他把这个论点称为“神经症的惰性原则”（特别见于那本书的第一部分第一节）。然而，他曾在出版《绪言》时所做的演讲中阐明了它的本质，这一主题在编者导言中做了较详细的讨论。]

[249][德语Anregung意指刺激；Aufregung意指兴奋。]

[250][在第1版和第2版中用“Orgasmus”，在以后的版本中误印为“Organismus”。]

[251]报复本能在普通人中是如此强烈，它是被文明所厌恶，而不是被文明所压抑的；它不是别的，而只是一种未被释放的反射性的兴奋。为了防卫自己以免受战斗中的损伤，在这样做时，损伤对手是适当的和原已形成的心理反射。若在实施中不完善或完全不是这样做，则其兴奋持续地通过回忆而释放，并且“报复本能”渐渐地变成一种非理性的意志冲动，正像其他“本能”的表现一样。其证据恰恰就是非理性的冲动，脱离了任何有用性或适宜性，事实上是完全不考虑主体自己的安全。一旦当该反射被释放，冲动的非理性性质就能被意识到。实在可以这样说，“一种行为显示冲动释放前的表现，另一种行为显示冲动释放后的表现。”（席勒）

[252][弗洛伊德评论道，在他的《精神分析运动史》近开头处的括弧中出现他的名字，他认为布洛伊尔似乎暗示这一部分的理论优先权属于弗洛伊德。他又继续说：“我相信真正的差别只与名字有关，而这个概念是同时和共同属于我们的。”]

[253]我担心的是不要把比作一个电系统的观点推向死亡。考虑到两者完全不同的情况，因此不能在神经系统中用此来解释。但我再次回想起这样的情况，即由于过高的电压，在照明系统中电线的绝缘被破坏，这系统的某处发生了“短路”。若该处发生电现象（如加热或发电花），则电线使灯不亮。同理，如果兴奋以一种异常的反射溢出，并转变成躯体症状，则情感就不显现。

[254]关于这一点，本尼迪克特发表了一些有意义的意见和评论。

[255]比较马赫的一段话《活动感觉》（1875），这段话在这一方面是值得回忆的：“在我已描述的实验中（急速旋转），常发现如果难于把运动的感觉和视觉印象协调起来，则会产生一般的恶心感。其出现宛如来自于迷路的刺激作用被驱使离开了视觉通路，它作用于邻近处，被解释为是另一种刺激而进入另外完全不同的通路……我也尝试结合广泛分离的主体意象来反复观察恶心的感觉。”

[256]即“米达斯国王有蠢人的耳朵”。

[257][弗洛伊德第一次在发表的文章中使用术语“郁积性癔症”（retention hysteria），这是在第一篇关于《防御性神经精神病》文章中。在上述简单地提到此术语后，对此有较长篇幅的讨论。弗洛伊德认为该术语是他和布洛伊尔共同合作提出的，顺便地说一下，他对这个概念的重要性有某些怀疑。]

[258][这个术语似乎是第一次出现，弗洛伊德本人在后面也用过的。在后面，他用了德语的同义语überbestimmt。这已在他的专题文章《失语症》（1891b，第76页）中关于学习说话中出现，后来在《论潜意识》一文（1915e，标准版，第14页）的附录中有解释。这里必须要补充说明的是，其他作者从没有在这之前用过相似的术语来解释这个有多方面的因果关系的概念。]

[259]我必须感谢助理医生保罗·卡布拉斯提供这个病例。

[260][Affektwert（这里和以下数行）的字面意义解释为“情感价值”。它与Affektbetrag是相近的同义语，在弗洛伊德文章的法文句子中表明是器质性和癔症性麻痹（1893c）。他在那里使用的法语“情感价值”并在括号中加上德语（Affektbetrag），这后一个术语在此通常译为“情感量”]

[261]这里和后面，当我们说到普遍存在的和起作用的但仍是潜意识的观念时，我们很少考虑到一种简单的观念（诸如大蛇引起安娜·O的幻觉，使她出现挛缩）。这几乎总是一个观念情结的问题和外部事件的回忆和病人自己的思想系列问题。有时发生的情况是在这样的观念情绪中所包含的每一种个别的观念都是有意识考虑到的，而从意识中排除的只是他们之间的特殊结合。

[262]这一描述，莫比斯可能指的是观念倾向的抑制，一种肯定发生在情感情况下的抑制，然而，这与催眠下的那些机制是完全不同的原因。

[263][布洛伊尔在这里似乎用的是术语“情感”。本卷中（尽管另一些心理学家有时也用此术语）其含义特指快乐和痛苦的感觉。同样的术语“Affektwert”在他前面的文章中也用过，但这是无特定情绪或感觉的一般含义。]

[264][“Bewusstseinsunfähig”这个词的表达是清楚的，由此而留下许多要做的。然而，这是根据法律许可的类推而构成的，可能当时因缺乏更好的术语而被使用（虽然“根据法律许可”的类推，这是翻译成“不能纳入意识中”。它可同样译成“不能成为意识的”）。弗洛伊德采纳了该词语，并经常使用它，而书中常使用这些翻译的其中一个词语。]

[265][这页在原版用的引号无从考证，在《绪言》的斜体部分发现略有变动。]

[266][参看最后一段末尾具有相似作用的某些评论。但弗洛伊德翻译伯恩海姆《暗示》一文中的序言不是如此（弗洛伊德，第1888～1889页）。]

[267][这些观点在上述安娜·O的病史中是个范例。]

[268][这个短语是梅菲斯特·菲尔斯所用的（在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第四场）。]

[269][下面让内的观点似乎主要出于让内1894年的最后结论一章，这章是1893年《神经学进展杂志》（6月和7月）发表的一篇论文的复印件，此文大部分涉及关于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的《绪言》。]

[270][情结（complex）这个词语的使用似乎非常接近荣格的术语，一般认为，是在10年后所介绍的。参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第二部分。]

[271][参见弗洛伊德在这一方面对埃米·冯·N夫人的评论。]

[272]然而，我必须指出正是安娜·O病例提供了癔症大发作伴有“双重意识”的最熟悉和最清楚的例子。急性阶段没有残余进入慢性阶段，而后面出现的所有现象是在类催眠和情感性的状态下“潜伏期”中已经产生。

[273]一位有名的民谣歌手，尤兰德为他写了一首民歌。

[274]奥本海姆的“分子的不稳定性”。

[275]这种素质正是斯图吕贝尔说的“心理—生理领域的障碍”，这是形成癔症的基础。

[276]某些观察使我们相信惧触摸症，或更正确地说是害怕被玷污，这迫使女士们总是洗手，常常是由此而派生的。她们的洗手与麦克的女士的洗手是同样的心理过程。

[277]最令人可叹的事是临床医学不理会所有病理性因素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或至少是仅仅微妙地暗示它。这当然是获得经验的医生应当与年轻的医生一起交流的一个主题，对年轻医生来说，他们一般常忽视性方面的内容，即关于他们的病人有关性方面的所有意外事件。

[278][弗洛伊德在他《对“杜拉”的分析》（1905c）中把该术语（“überwertig”过高评价的）归于沃尼克，标准版，第7卷，第54页。]

[279]证实催眠的素质与天生的异常兴奋性一致是有趣的。对人工催眠来说，也展现了排泄、局部血液供应、水疱形成等方面的观念性变化。莫比斯似乎持有这个观点。但我的观点认为它可能使我们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催眠的非凡效果，就我所见的，只是在癔症病人中可以观察到。我们应当作的首先是把癔症现象归因于催眠，然后肯定催眠是这些现象的原因。

[280][“性欲高潮”在第1版中被印错了。印成“Organismus”（有机体）。]

[281]《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在弗洛伊德生活的时代除1914年的英译本外，还被译成多种文字，有俄语（1910）、波兰语（1912）、荷兰语：（1916）、法语（1922）、西班牙语（1922）、匈牙利语（1923）、日语（1930，两个版本）、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1937）、捷克语（1938）和葡萄牙语与瑞典语（日期不详）。

[282]一些理论的新观点在该书后来版本中的最后一章做了阐述。

[283]德语“Fehlleistung”，英语为“faulty function”，即有缺陷的机能。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事实，在弗洛伊德写这本书以前，心理学的一般概念似乎还不存在，译成英文时，不得不发明一个新的英文词以适应德语原词。

[284]由于弗洛伊德在其他地方从未使用过这个例子，所以这儿的例子可能是唯一重复，尽管该例子的解释并没给出：不久前，我恰巧对一作家的名字安德里斯·霍夫尔（Andreas Hofer）发生过失误。我确信，这名字一定是以“au”结尾的——或是Lindau，或是Feldau。当然，这个男人是朱利叶斯·莫森（Julius Mosen，1803～1867，戏剧家与诗人）；“朱利叶斯”这名字不曾被遗忘。我可以指明的是：“（1）我压抑了莫森这个名字是由于它与别种事件有某种联系；（2）幼年期的事件对此压抑过程起了作用；（3）被篡改的替代的名字跟症状一样是由两类事件引起的。精神分析是相当完善的，但不幸的是，我没能使它比我的鸿梦更具知名度……”

[285]整个1月份，他都在为“杜拉”（“Dora”）病例的写作做准备，尽管这个写作实际上在以后4年都没有发表（1905e）。

[286][四种最后的结局是死亡、审判、地狱和天堂。]

[287][位于意大利北部提洛尔的一个小村。]

[288][1901年版的句子是这样的：忘掉某些内容并非完全成功。]

[289]有先生的意思。——中译者

[290][弗洛伊德在下章涉及到了这一问题。]

[291]我怀疑，仅仅就使用的频率本身而言，能否说明遗忘问题，我时常发现，人们并没有限制对姓氏的使用，但它们和专有名词一样易于遗忘（如第三章的例子）。自己本人被压抑的思想以及来源于自己的家庭的被压抑的思想，提供给人们遗忘姓氏的动机，这正如一个人将自己和他人比较一样。理德尔·H曾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十分有趣的例子……（见第三章）。

[292]这是弗洛伊德常用的自由联想法。——中译者

[293][1924年增注]这个短短的分析极大地引起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注意，并展开了对此的激烈讨论，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布洛伊勒（Bleuler，1919）企图从方法论上证明这种精神分析式的解释的有效性，而且得出结论：这种分析比从未接受挑战的医学“事实”有更大的潜在价值，而且，从科学上，我们已经考虑到人们的心理潜能，就这一点而言，这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294]指标准版第6卷页码，下同。——中译者

[295]进一步审视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对“Sigorelli”和“aliquis”这两个例子而言，在替代记忆上二者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对后者而言，实际上，遗忘也伴随着替代的信息。当我因此问我的同伴，在他做出努力回忆遗忘的内容时，是否有一些替代的信息出现于他的脑海，他回答，他首先有一种企图，想将ab放在一行，——notris ab ossibus。而且，他还说，exoriare非常清晰而且固执地闯入了大脑，这使他产生了怀疑，因为它是这一行第一个单词。当我让他从exoriare开始进行联想时，他想到了exorcism（驱邪）。我因此相信，当时产生的对exoriare的注意颇有这种信息替代的价值，这种替代也许是通过对“驱邪”的联想从这些圣者那里得到的。当然，这或许无关紧要（但另一方面，1922年，威尔逊强调指出，对exoriare的注意，对我们理解这个例子是很重要的，因为“驱邪”是对这种被压抑的思想的最好的符号替代，这种压抑的思想是：不想有一个孩子。我也很赞同这一分析，因为这并没有降低分析的价值）。看来，任何一种替代记忆的出现都是一个固定的信号，尽管它可能仅是一种揭示出来的信号，但它是由压抑的动机支配的蓄意遗忘的信号。在不少情况下，产生的替代信息不是错误的替代名字，但在这种替代信息里，人们注意到的内容与遗忘的名字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在Sigorelli的例子中，只要我没有记起这个画家的名字，我对壁画的一系列视觉记忆和位于一个图画的一角的他的肖像的记忆却异常地清晰；而且，从任何角度而言，它都比我们平时刻意寻找的视觉记忆内容要强烈得多。在1898年的文中我列举了另一个例子，涉及到的也是一个旅行，当时，我很不情愿在陌生的小镇讲演，即使我很想恢复对那里的记忆，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那里的那个街道的名字；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却清楚地记得那里的门牌号码，而这些号码在平时是很难记忆的。

[296]在Signorelli的例子中，我并不完全排除两组思想存在内部联系，如果我们乘机追踪被压抑的死的本能和性本能，你会被引导面对这样的思想：这种思想和欧威特壁画的话题之间并无多少差距。

[297]诗的大意是：他是否真的会受到欢迎，现在，岁月改变了一切？因为他和家族仍不信上帝，而他们是基督徒要参加洗礼。除了第二行的意思完全相反外（这一点将在下一段予以讨论），第三和第四行也有明显的错误，正确的应是这样的：Er ist noeh ein Heide mint den Seinen Und sie sind schon Christen und getauft.诗的意思是：他和他的家族仍不信上帝而他们是基督徒要参加洗礼。

[298]意思是：如果他不买一个可爱的礼物。

[299]诗的意思是：新的信仰萌发的时候，爱和婚姻就变得像一棵毒草。

[300]这段诗的意思是：“仔细地看着他，他明天将会两鬓斑白。”我的同事突然对这些美丽的诗句做了些改变，不仅改变了用词，而且也改变了意思。这个幽灵似的少女对她的新郎说：Meine Kette hab’ich dir gegeben；Deine Locke nehm’ich mit mir fort.Sieh sie an genau！Morgen bist du grau, Und nut braun erscheinst du wieder dort.意思是：我的项链已经给你，你的发卡被我拿走，仔细看看吧，明天你会两鬓斑白，只有在那里才会再变成黑色。就上面的诗句而言，第三行的“sie”（它或她）是指发卡；但在另一个诗句里，这一行的意思却是：“仔细地看看她。”

[301]诗的意思是：一棵枞树孤单地耸立着。

[302]有关的诗句是这样的：Ihn schläfert；mit weisser Decke Umhüllen ihn Eis Und Schnee.意思是：他在安睡，盖着白色的褥子，冰雪覆盖着他。

[303]了解一切，就是宽恕一切。——中译者

[304][Hauptmann和Halbe都是德国著名的剧作家，Halbe的一个著名的剧本之一是Jugend（青年人）。]

[305][这个德文单词（Brechreiz）“nausea”（恶心）的第一部分的音节和布雷沙（Brescia）的第一个音节一样。]

[306]意思是：如果他以坚定、柔和的身躯站立在地球上，就不能忍受和菩提树或葡萄树媲美。

[307]意思是：让人变得高尚、互助和美好。

[308]意思是：如果挺立而起，这些柔枝就会向他献媚。

[309]意思是：如果他站着，有坚定、强壮的身躯……

[310]意思是：……在坚实、有韧性的地球上，他不屑与橡树和葡萄树媲美。

[311][关于童年记忆和民族史前期的传说和神话的类比出现于弗洛伊德的另一本书的第十一章，书名为《达·芬奇的童年回忆》（1910c），标准版，第11卷，第83～84页，见下面第148页。]

[312][1924年增注]任何一个对童年时期的心理生活感兴趣的人都会这样猜想：这个哥哥的要求是一个深层的决定因素，这个孩子还不到3岁。他已经知道，这个就要来到人世的妹妹就生活在母亲的身体里，他不赞成在这个家庭里增加这么一个新成员，因此他便充满焦虑和敌意，认为他的母亲身体里隐藏了很多孩子。这个衣橱就代表母亲的身体内部。因此他坚持要看一下衣橱的里面。他将这种敌意又转向了哥哥，在孩子出现的时候，他（正如从其他材料明显看出的）取代了父亲的地位。除了这个疑虑——他的哥哥将这个失去的保姆关了起来，对他还有其他的疑虑：他将把要出生的孩子关到了母亲的身体里。当发现这个衣橱是空的时，失望的情绪就从孩子的这种表面的动机中出现了。关于这种深层的思想，这种表现的地方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在母亲回来时，看到母亲很苗条，这对他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满足。

[313]句子的意思是：“重重地压在我的胸上”，替换词“Schwest”是一个并不存在的词，下面我们还会讨论这个例子[第54页]。

[314]句子的意思是：“为了我们首长的健康，请你别喝了”，替代“喝酒”，对这个句子我们也会讨论（[第55页]。

[315]句子的意思是：“他站在他的花冠后面”（是一个无意义的句子）与“他很固执”（意思是：他戴上了花冠）和“他抓住了他的后腿”混合。

[316]意思是：“我将准备好的东西放在了信箱里”，替代“孵卵器”。

[317]鲁想说“变得渺小了”，应该用单词“Vorschein”，但却使用了没有任何意义的词“Vorsehwein”。

[318]他想说：“这个女士会向我大发雷霆”，但是，他并没有使用“einjagen”，而用了“einlagen”，这是一个不存在的动词，尽管“Lage”是一个较熟悉的具有名词意义的词。

[319]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不错，或许还能熬过一个月。”他没有使用“dauert”（熬过），而用了一个毫无意义的词“draut”。

[320]意思是：猴子表现出一副滑稽像，当它去吃苹果的时候。

[321]说出这个词，是一种文化不高的表现。

[322]事实上，在她的潜意识中存在着怀孕和避孕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影响着她，通过这些词——“像一个小刀一样合了起来”，在她的意识中表现出了一种不满。她要描述的是子宫里面孩子的情况，在我的开场白里使用的单词“Ernst”使她想到了一个名字（S.Ernst），即位于维也纳的卡纳斯大街的一著名公司的名字，这个公司经常做有关避孕工具的广告。

[323]她是说：“我不能用鼻子呼吸了。”实际上最后两个词Ase natmen没有什么意义。

[324]这个纪念馆保存了很多青铜塑像，用来纪念马克·安托尼的胜利，由奥地利雕塑家亚塞·斯塞尔（Artur Strasser，1854～1927）雕塑。

[325]歌德的悲剧《浮士德》。

[326]由维也纳剧作家阿道夫·维布兰特（Adolf Wilbrandt，1837～1911）创作的悲剧。

[327]卡斯特和波洛克（Pollux）是希腊神话中的一对双胞胎，Pollak是维也纳的一个普通的犹太人名字。

[328]他说的是“Gepäckstücke”（包裹），“Gespeckstücke”是一个不存在的词；但Speckstücke”是指一些烤烟，在“p”后的元音的发音都是一样的，无论是“ä”还是“e”。

[329][德文为：“Wir könnten ins Grab sinken。”意思是：我们下沉到坟墓。这种词序在英文和德文都是不同的。]

[330][德文为“Alle fünf gerade sein lassn”，德文的“gerade”意思有两个，即“强壮”和“整数”，对这一句子的字面翻译是：不要目睹不对称的东西。]

[331]她的意思是说：“好吧，这个X博士的咨询时间是什么时候？”她应该使用单词“ordiniert”，意思是他的咨询时间，然而她却说出了单词“ordinärt”，这是一个不存在的词，“ordinär”的意思是“一般的”、“粗俗的”的意思。

[332]意思为：我认识一个漂亮、善良的女士，她在院子里和一个善良的绅士谈论混乱状态下的战事问题，她告诉他说：“我听说这个国王将那个地区的所有的C……都破坏了。”她是说“ponts”（“大桥”，与那个漏掉的法语单词的发音很相似）。人们或许会这样想：由于她丈夫的原因，或想到了她的恋人，她将这个新鲜的单词表现在她的口误上，从她表达的这些话来看，这个绅士已经向她发出了爱的火花。我认识另一个女士，她要款待一个比自己职位高的女士，她赞美这个女士说她很美，她说：不，夫人，我对你说的并非为了对你adulerate（搀假），她是说adulate（讨好），她用这个方式将这个单词做一下改变，很显然她想到了私通（adultery）。

[333]局限于声音因素。

[334]无意义的单词（字面意思是：“蛋—粪便—女人”），替代“小的白蛋片”（small slices of white of egg）。

[335]“Apopos”是一个不存在的单词，但是“Popo”是一种安抚孩子的词语，是指“屁股”。

[336]无意义的单词，字面意思是：厕所、资源，替代“忘忧树资源”（lotus capital）。

[337]出现口误是我的一个女患者表现出的一种症状，她的这种表现可以追溯到她童年时期的玩笑，她用“urinieren”（小便）取代“ruinieren”（毁灭）。——通过巧妙地出现口误，使这种不现实的和被压抑的词自由地表现出来，这便构成了失误的基础，阿伯拉罕（Abraham）将这种动机称之为“过度补偿”（with an overcompensating purpose）。一个有点结巴的女人，在她说话的时候，其典型的表现是重复专有名词的第一个音节，在她将“Alexander”说成“A-alexander”后，她又将“Protagoras”说成“Protragoras”。对其研究发现，在童年时期，她对这样的粗俗玩笑极感兴趣：对出现于单词开头的音节“a”和“po”进行重复，这种形式的玩笑导致了她在童年时期出现了结巴行为（“A-a”和“Popo”是德国人护理婴儿时的用语，指“粪便”和“屁股”）。在她要说出“Protagoras”这个名字的时候，她怕自己会把第一个音节中的这个r给漏掉，因此便说出了“Po-potagoras”这个词。为了防止自己将这个r漏掉，她将自己的注意固定于r，因此就出现了在第二个音节的开头又插人了一个r。在其他情况下，她也会出现类似的El误现象，她会将单词“Parterre”（一楼）和“Kondolenz”（悼词）歪曲，以避免使她联想到“Pater”（父亲）和“Kondom”（避孕套）。阿伯拉罕的另一个患者承认，每当要说出“angina”时，总是说出“Angora”——很可能是因为害怕用“vagina”（阴道）取代“angina”。这些口误的出现说明，有时这种防卫的力量是非常强烈的，与歪曲这些表达相比，它完全占了上风。阿伯拉罕主要是让我们注意到这个事实：这个过程和强迫性神经症症状的构成之间存在着联系。

[338]一个不存在的词（尽管中间的一个部分Büste有“乳房”[breast]的意思），替代“雪花膏的盒子”（alabaster box）。

[339]这是在那些小人物恳请老人时的一种虚伪的奥地利方式。senex的意思是“老人”。

[340]布洛伊勒是瑞士著名精神病学家。——中译者

[341]事实上，通过观察会发现，上流社会的成员更易于歪曲他们咨询的医生的名字，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内心而言，他们讨厌医生，尽管他们也习惯上表现出应有的礼貌。我引用一些关于名字遗忘的例子，这些观察分析来自琼斯（Ernest Jones）博士，他谈到了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这是他在多伦多的那段时间用英语写出的：

[342]当我们发现他们的名字被忘记了的时候，人们会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愤怒的情绪，尤其是当自己的名字被自己希望他或她记住的人忘记时。”他们总会这么想：如果自己给对方留下很深的印象，那么他肯定不会忘记自己的名字，因为名字是人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当人们不期发现，有很多人能够叫出自己的名字，这是一件很使人激动的事情。和其他很多领导者一样，拿破仑很会利用这个艺术，1814年，也就是残酷的法国战役期间，在这方面他表现出了惊人的记忆力，在克罗恩附近的一个小镇，他记得20年前在拉费尔军团会见过这里的市长帝巴斯（De Bussy），聪明的帝巴斯曾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他的门下。相反，假装忘掉一个人的名字是冒犯一个人的方式之一，据此给人以暗示：这个人是如此的微不足道，没有必要去记住他的名字。这种手段经常被一些文学家所利用，在屠格涅夫的《吸烟》一书中就有这么一段：“你仍会发现巴灯款待里特维诺夫先生时，罗特莫夫经常很迟疑地说出里特维诺夫的名字，好像他忘记了这个名字，不能马上回忆起来。用这种方式，以及在迎接他时高傲的挥动自己的帽子等来夸耀自己。”这个作者在他的《父与子》一书中这样写道：“这个官员邀请卡斯洛夫和巴扎洛夫参加他的舞会，不久又邀请了第二次，把他们当做兄弟，称他们卡扎洛夫。”首先，他忘记了已经对他们进行了邀请，而且记错了他们的名字，分不清楚这两个年轻人，说明他极端轻视他们。搞错名字和忘记名字一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通往完全遗忘的第一步。

[343]第一届国际精神病学和神经学大会，1907年9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这个“对手”是阿莎芬波格（Aschaffenburg），见琼斯（1955，第126页）。

[344]安森伯尔（1839～1889，维也纳著名的剧作家）曾在他的作品“Der G’wissenswurm”中利用了这种口误，以此刻画这个骗取遗产的人的伪善性格。

[345]他的意思是说“倒出”，这个词应是“schöpfen Sie”；但他却用了“schöpsen Sie”。这个词没有什么意义。单词“Schöps”的意思是“羊”或“愚蠢的家伙”。

[346]他是说“hirnverbrannt”、“idiotic”，字面意思是“难道你没长脑袋吗！”但他所用的词是一个不存在的词，有这样的意思，“难道你没有长角吗！”单词“Hornveih”的字面意思是“有角的动物”，一般在人们混乱时使用。

[347]她的意思是说“liebenswürdig”、“agreeable”，（字面意思是，值得爱的），但实际上她却用liebenswidrig这个词，其字面意思是：拒绝爱。

[348]他的意思是说“Dienststellung”、“service”，字面意思是：服务地位；但他却说了Diebsstellung，意思是：窃贼地位。

[349]在通俗的言语中，尤其是在德国北部，以“g”开头的单词，“g”的发音和德语的“j”发音一样（相当于英语的“y”，而不像英语中的“g”）。

[350]奥克塔维奥发现，他的儿子的动机是向公爵的女儿表示爱。

[351]《音乐幻影的实验研究》，据鲁斯的观点，这些音乐幻影是一组心理现象，这种心理现象在人们听音乐时出现在他们的脑海里。

[352][《释梦》，1900a，标准版，第4卷，第246～247页。]

[353]die的使用是这样的，这是一个阴性定冠词，说明它表示的是一个女性。

[354]意思是：这本书写于1850年圣十字架日的除夕，结束于第二年复活节的周六，它是在奥买提的帮助下，由我——拉斯诺的哈特曼，这个时代的在卡罗伯格的圣器监护者——著。

[355][“Hintsch”是一个方言词，意思是“哮喘”，一般的意思是“讨厌的人或物”。]

[356]酒精的化学名称。

[357]这是一个不存在的词，但它的后一部分“Tode”的意思是“死亡”。

[358]意思是：问候你的妻子和她的儿子。德文的所有格ihr”，如果前面的i用小写，是指“她”；如果用大写的I，则是“你的”。

[359]这个词的意思是：较多的部分。其发音和“zufiel”很相似，这个词的意思是：属于……所有，本应该用这个词，但是德国—奥地利的排印工人反对这样的分配，因为这些地方原来属于哈普斯堡帝国。

[360]意思是：玛丽“aasrief”……，即，腐臭的尸体叫道，应该用这个词“ausrief”，意思是“抱怨”。

[361][1904年注]正常的遗忘通过凝缩的方式发生，用这种方式，遗忘便成为概念形成的基础，被区分开的东西被人们清晰地认识到了。压抑也是一种凝缩的机制，因此出现了与其他类似情况的混淆。除此之外，来自其他方面的一种力量对一些无关材料进行控制，导致了这些材料的歪曲和失误。

[362][1907年注]如果我们问一个人10年或15年以前是否患过梅毒，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我们极易于忽视这样的事实：他会认为这种疾病和风湿有很大不同。在让父母回忆他们女儿的神经症有关情况的时候，我们很难将这种被遗忘的东西和被掩盖的东西很确定地区分开，因为存在于他们女儿的将来婚姻道路上的问题被抛在了一边，或被她的父母压抑起来。[1910年增注]一个男人刚刚失去了其亲爱的妻子，他的妻子死于肺病。他向我报告了这样一件事，在他们回答医生提出的问题时，给了医生错误的信息。“当我可怜的妻子的胸膜炎几星期后仍不见好转时，我们去看了P大夫，在写病历的时候，P大夫问了一些一般性的问题，包括我妻子的家族中是否有人患过肺病，我的妻子回答说从来没有，我也回忆不起来有谁患过肺病。”在P就要离开时，话题很偶然地转到了旅行方面，我的妻子说：“是的，到朗格多夫的旅行也很远，我的可怜的哥哥就埋在那里。”这个哥哥15年以前死于肺结核，我的妻子很喜欢他，经常在我的面前谈起他。我这时回忆起来，就在我的妻子被诊断为胸膜炎时，她还说：“我的哥哥也死于肺病。”但是，现在这个记忆被她强烈地压抑着，即使在她提到朗格多夫的旅行也未能纠正她说出关于她的家族患肺病的信息。不过我本人在她提到朗格多夫这个地方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记忆失误。[1912年增注]另一种很相似的经历由琼斯发现，对此我多次提到。一个内科医生，他的妻子患有肺炎，但诊断并未确定，他安慰他的妻子说：“幸运的是你的家族中并没有患肺病的历史。”“你忘了，”他的妻子很吃惊地回答，“我的母亲死于肺结核，我的妹妹也患同样的病，当医生放弃对她的治疗时，她却痊愈了？”

[363]在我写作这几页的日子里，我出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遗忘现象。1月1日，我计划完成一本预约的医学书，这样便可以按期发出。6月1日，我发现了“M-1”这个名字，但我无法回忆起来这个名字到底是谁。在翻看这几页书时发现，在疗养院，我对这个患者进行过治疗，在几星期的时间里，我每天都要去看一次。6个月后一个医生怎么会忘记做过这样的治疗的患者。我问自己，这个患者是否是一个男人，是否患有一般性麻痹，是否是自己不感兴趣的患者？最后，我从收费记录上发现了所有这些被迫逃出我的记忆的事实。M-1是一个14岁的女孩，这是一个我近几年遇到的很特别的患者，她使我接受了一次教训，我不可能将此忘掉，这使我感到极为不安。这个孩子患有明显的癔病，在我的治疗中，这个症状很快得以消除，之后其父母便将她带了回去。但她仍感到腹部疼痛，而这也是其癔病症状的一部分。两个月后，她死于胃癌。肿瘤是唤起其癔病症状的一个原因，而我的注意仅在没有什么大的伤害的癔病症状表现，忽略了这个致命的疾病。

[364][1910年注]皮克最近引用了一个作者的很多表述。这个作者认为情绪因素对人的记忆有很大影响，他或多或少地认识到了人们通过努力去遗忘一些内容，以此阻挡不愉快的情绪的产生。但是，没有一个人对这一现象以及其基础做出的解释能够像尼采的一句格言那样精辟：“我的记忆说，‘我做过。’而我的自尊坚持说，‘我还没有做过。’最后记忆屈服了。”

[365]琼斯（1911b，第480页）在达尔文的自传中注意到了这么一段描述，这正说明了达尔文对科学的忠诚和他的心理洞察力：“多年以来，我一直信守一条黄金律，即，当我遇到一些和我的观点不一致的事实、观察或思想时，我就马上将它记录下来，因为我的经验告诉我，与那些我所赞同的事实和思想相比，这些事实和思想更容易溜出自己的记忆。”

[366]在1924年的版本中，接下去还有这么一段：“但是，使我感到气愤的是，没有什么思想比让自己寻求一个保护者更使我痛恨了。在国内看到与此有关的情况，都足以使一个人失去希望。就我的性格而言，我并非是一个娇纵的孩子。我通常的动机往往是这样的：‘我是一个刚强的男人。’然而，我也不得不承认像这样的白日梦——一个从来没有被满足的幻想。此外，这一情况也正说明了我的自我活动的方式，这个自我部分通常被压抑着，但在妄想的状态下充分地表现出来，它干扰了我们对事物的客观的认识。”[1924年增注]不久前，我的一个读者从弗伦兹·霍夫曼的青年图书馆寄给我一本小册子，我在这本书上看到了我的巴黎想象，书上记录得很详细，这种巧合很易于使我认识到；我在幼小的时候读过这本书。在我读中学时，这个图书馆存有霍夫曼系列，这些书通常是供给学生，因此这类书有很大市场。在我43岁时，我又回忆起来这个由其他人创造的想象，而在我28岁时，却将它当做自己的想象。这种想象是一个印象的再现，而这个印象是我在11岁到13岁这个年龄获得的。总之，关于这个解救他的想象——我将它归于《总督大人》一书——其用意仅仅是为自己产生这样的幻想奠定基础，使自己得到一个保护者和帮助者。事实如果如此，一个理解心理的人在听到这个说明——我在抵抗自己出现保护人的思想，我不能容忍出现这种想法的现实情景——就不会感到吃惊。阿伯拉罕（1922b）对这样内容（解救他人的想象）的幻想做了深刻的解释，这个解释是很特别的。

[367][1912年注]在萧伯纳的戏剧《恺撒和克拉佩拉》中，当恺撒就要离开埃及的时候，有这样一种想法困扰着自己：他好像忘掉些什么，最后，他想起来，他忘记向克拉佩拉道别！描述这个小的细节旨在说明，在恺撒心目中，这个年轻的埃及公主是多么微不足道。这一点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368]女人往往更能够理解这种潜意识的心理过程，在街上遇到他们时，女人更易于通过忘记和他们打招呼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而且会对自己的这一行为做出明确的解释。换言之，这个攻击者或者说自己是个近视眼，或者她只将自己的行为解释为没有注意到他们。而女人们。得出的结论则是这样的：如果她重视他们的话，就会看到他们。

[369][1910年注]费伦茨报告说，他自己曾经是一个“心不在焉的人”，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这种奇怪的行为。但是他说，自从他用分析方式对一个患者进行治疗后，自己强迫性地将注意力转向了自己，之后他的这个行为表现消失了。他认为，当一个人增加了自己的责任感时，往往会放弃这些失误。他坚信，心不在焉有赖于潜意识情结，因此可以通过精神分析的方式得以治疗。一天，在对一个患者进行精神分析时，他因自己出现了一个技术上的失误而自责，这一天，他的所有的心不在焉的习惯又表现出来了。他在街道散步时，多次出现失误，如将自己的袖珍本丢在家里，在自己要付车费时，才发现自己衣服的扣子扣错了，等等。

[370][1912年注]对此，琼斯也有类似的发现（1911b，第483页）：“通常的抵抗是针对一般性的要求的，因此一个忙碌的人忘记了自己妻子托付自己要发的信——出于小小的不满——就像平时忘记给她买什么东西一样。”

[371]为了保证事物（金钱）的完整性，我可能会打乱事先确定的日常安排，除了我上面提到的原因之外，我要指出的是，人们的记忆对金钱有关的事件表现出特别的偏爱，在买过东西后忘记付钱这种健忘是很顽固的，正如我本人的经历所表现的。在并非为了生活的利益、而是出于其他不同的目的——事实上主要是娱乐——而进行的自由的游戏活动时，如玩扑克牌，一些颇受人敬重的人往往表现出记忆上失误，而他们本人并没有意识到为什么会这样，他们会发现自己表现出明显的欺骗或投机。这些游戏活动之所以使人感到兴奋，其原因部分出于其自由性上，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个事实的存在：在游戏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了解一个人的性格，如果我们并不了解彼此性格的话。我们可以用同样的道理去解释一个服务员在算账的时候无意出现的失误。在商业圈子里面，拖延付款的时间是屡见不鲜的，即使这样的拖延对他们而言并没有什么收益，这样的行为只能通过心理的方式得到完满的解释，即这是对付款的对立意志的表露。[1912年增注]对此我们可以用一句箴言来表达：“与存有支票的信件相比，我们更易于错放存在账单的信件。”女人在向医生付款时更多地表现出不快，这当然也与她们的这一动机有关，女性患者经常忘记带钱包，因此在咨询的时候不能及时付钱，甚至在回家后仍将付费之事忘记得一干二净。由于她们很漂亮，见到她们的美貌就等于她们已经付费了。

[372]意思为：啊！维纳斯！她已离去！克里姆斯！麦第斯！

[373]维奇尔（1807～1887），是这个小说的作者，美学教授，他经常引用弗洛伊德《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50c）一书的论断。他的这个小说，以及他的另一本小说都被《论心理治疗》（1905a）一书提到。

[374][这个老妇人在第164页、第256页都提到过，她也出现于《释梦》一书，在1901年的7月8日给弗利斯的信中提到了她的死亡（弗洛伊德，1950a）。]

[375]我习惯上将之称为“俄狄浦斯”（Oedipus），它包含着对传说中的俄狄浦斯王子理解的关键，在索福克勒斯的剧本里，也涉及到这样的梦，这个梦是由伊俄卡斯特说出的。[见《释梦》（1900a），标准版，第4卷，第261～264页。]

[376]在我们这种文明状态下，自我伤害——并非将整体的自我毁灭作为目的——只能将自己隐藏在一些偶然性事故的背后，或者通过很自然的疾病表现出来。有时，自我伤害表现于习惯性的悲伤，有时表现出这样的倾向：顺从这个世界，放弃自己在这个世界的权利等。

[377]一种不太高尚的法国式大腿舞。——中译者

[378]总之，这种情况和对女人进行性攻击颇有相似之处，一个女人无法通过其全身的力量来排斥一个男人的这种攻击，因为，在她的潜意识中，有迎合这种攻击的冲动部分。众所周知，在这样的情况下，女人的这种力量麻木了。作为他的这个岛上统治者，桑丘·潘沙的判决，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很聪明的，但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却是不合理的（《唐·吉诃德》，第二部，第45章）。情况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将一个男人拉到了法官面前，宣称他强暴了她，作为补偿，桑丘从被告身上拿出一满袋钱给了她；但是当这个女人离开后，他又允许他去追这个女人，并将钱袋抢回。这两个人又打着回来，令这个女人感到自豪的是，这个坏蛋并没有将钱袋从她那里抢走。这样桑丘说：“如果你用保护这个钱袋的力量的一半来保护你的名誉，这个人就强暴不了你。”

[379]很明显，在战场上，可能借助有意识的动机完成自杀，这时，他还依然要避免使用直接的自杀方式。这正如《华伦斯坦》中的瑞典船长在谈到皮落卡尼之死时说的（第15幕，第11景）：“他们说他要死的。”

[380][1920年注]一个记者写信给我，他赞同我关于“通过失误的方式进行自我惩罚”的观点。他写道：“如果你去研究人们在街上的行为方式，你就有机会发现，当男人对过去的女人在回过头来看时——这是不正常的习惯——经常会有一些小的不幸事件的发生，有时会把脚扭伤，即使道路很平坦，有时会撞在电线杆上，或通过其他什么方式伤害到自己。”

[381][1924年注]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偶然的伤害或死亡，其解释仍存有疑问。无关的人仅仅将它解释为偶然事件，而那些与这个事件有密切联系的人则能够列举很多细节来说明这种偶然事件的背后存在潜意识的动机。一个经济出现困难的年轻人在街上说了这么一段话，这恰好说明了我的这个意思：“去年9月，我认识了弗洛林·Z，34岁，她是战前结婚的，而且状态良好。1916年，她的未婚夫因公殉职。自从我们认识后，双方的感觉都很好，但开始根本没有想到结婚，因为双方的情况特别是在年龄上（我当时27岁）有很多不合时宜的地方。她就住在我们街道的对面，每天都会见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时，我们已经产生了结婚的念头，我最后也同意了，婚礼计划在复活节举行。然而，弗洛林想去她的居住在M地的一个亲戚那里做一次旅游，但铁路突然被破坏了（这个事件称之为卡普。普斯事件，1920年3月发生在柏林的反革命政变）。有一种悲观的论调——工人的胜利及其结果在将来将会延续下来——在短时间内影响了我们特别是弗洛林的情绪，而她又是一个情绪易变的人，她想我们以后的生活又有了新的障碍。3月20日，星期六，她的心情似乎很好，这出乎我的意料，她和我单独待在一起，在我们看来，外面的一切都很美好，都具有玫瑰的色彩。几天前，我们曾说要一起去教堂，当时并没有将日期确定下来。第二天早上9点15分，即3月21日，星期日，她打电话让我直接带她去教堂，但是我拒绝了，因为我并没有足够的准备。此外，我还有一些工作必须完成。显然，她很失望，结果自己出去了，在她房子的楼梯上遇到了她的一个熟人，沿着从唐恩到兰克的路，和他一起走了一段。在幽默的气氛中，她没有涉及我们的谈话。这个绅士用开玩笑的方式和她道了再见。（为了去教堂）弗洛林只穿过了卡德曼大街（西柏林的主要的大街），这里很宽阔，你可以很清楚地看清周围的东西。但是接近人行道的时候，她被一个马车轧到了底下（轧伤了肝脏，几个小时后便死了）。以前，我们曾在这个地方走过几百次，弗洛林每次都十分小心，而且经常不让我走得太快。这天上午，街道上几乎没有什么车辆，这些电车、公共汽车都由于政变的影响而停顿了，这个时候的街面上非常平静，即使她没有看到车，她也应该听到动静！人人都说这是一次‘意外’。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是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也无法怀疑她是存心这么做的。’我企图找到一个心理学方面的解释，很长一段时间后，我在你的《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中找到了答案。具体而言，弗洛林多次表现出自杀的迹象，而且企图引导我也以同样的方式思考——我也经常劝戒她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例如，两天前，当我们散步回来，没有任何外在原因，她谈到了她的死以及财产的安排（她实际上对此并没有做出什么行动——这表明，在她的这句话的背后并没有什么动机）。如果我冒险继续深入下去，我就会发现这个不幸的灾难并非是一个意外事件，也并非有阴影的良心作用的结果，而是在潜意识的目的支配下的一种自我毁灭，这一点被这种偶然的不幸所掩盖。我的这个看法可以由她说的一席话所证实，这些话在她认识我之前不久给她的亲戚说过，在最后的几天里也对我说过。

[382][前两组在前面的几段已经涉及，第三组只有到后面才会涉及，再版的时候加入了很多有关资料——尽管很多例子事实上属于第三组。]

[383]琼斯提供。

[384]比较一下奥德赫姆的诗：“我佩带笔就像别人佩带剑一样。”

[385]本段的意思为：一个女士告诉我们一件她最近忘记去试穿她订做的结婚礼服的事，直到结婚典礼前夕的8点钟才想起来。裁缝师已经放弃了看到这个顾客的希望。这个细节表明，这个新娘穿这个结婚礼服是一种不幸，因此，她便企图忘记这个痛苦的活动。现在……她，离婚了。

[386]这并非完全是误差。这个神话在奥非克人传说是这样的：宙斯阉割了他的父亲克罗诺斯（见罗奇尔的《神话词典》）。

[387][1908年，在《释梦》第2版的前言，弗洛伊德指出，在他完成这本书的时候，他发现“这是我的自我分析的一部分，是对我的父亲去世的反应。”]

[388][见《释梦》（1900a），标准版，第4卷，第196页。]

[389]在维也纳，用来表达街道的词有两个：一个是“Strasse”标识一些重要的街道；另一个是“Gasse”，表示一些小一些的街道。查里曼取名为“奥斯马克”的地方（东部省份），现在几乎都成为奥地利的地盘。它最初属于巴苯伯格王朝，但到13世纪，被哈普斯堡王朝推翻，这个王朝的统治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红白红的色彩被共和国所采用（取代了旧王朝的黑黄色），共和国采用的色彩就是巴苯伯格王朝的色彩。

[390]一个处于潜意识的思想的持续作用，有时是这样表现的，首先出现一个失误，然后再表现在梦中，有时则表现在难以纠正的失误上。

[391][1924年增注]人们丢失或误置东西很长一段时间后，又会梦见这个东西，并由此得到它们，这种情况并不少见——通过在梦中的学习，人们找到了失去的东西；但这决非神灵的指点，因为做梦和丢失东西的是同一个人。一个年轻的女士写道：“大约4个月前，我丢失了一枚很漂亮的戒指，我找遍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仍没有找到。一个星期前，我梦见戒指在暖气炉旁的壁橱里，自然，我梦对了，第二天早上，在这个地方我确实找到了戒指。”她很惊奇这个偶然的事件，而且坚持说，经常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满足自己的需要，但她并没有问自己从丢失戒指到找到它，她的生活发生了些什么变化。

[392][德文前缀“ver-”相当于英文的前缀“mis-”，如“mis-hear”，“mis-lay”，“mis-read”。]

[393]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使用假名字。——中译者

[394][这个朋友是柏林的弗利斯，弗洛伊德将这个分析手稿寄给了他，作为对他1899年8月的一封信的回答。]

[395]在解释那个图书馆的第17号《麦克白》的时候，阿德勒告诉我说，在17岁的时候，这个男人加入了一个无政府主义协会，这个协会以推翻君主为宗旨。这无疑是他遗忘《麦克白》内容的原因。在那个时候，他也发明了一种编码，可以用数字取代字母。

[396][1901和1904年版中，在这个句子后面还有这么一段]：“……其根源我尚不明确，我通常注意到的是自己生命的久暂以及我的亲人的生命。我在柏林的一个朋友认为人们的生命是可以计算的，其依据是生物基因，这可能是这种潜意识推断的决定因素。他的理论有两个前提，但我不同意其中的一个。从高度自我倾向的动机出发，我很高兴能用我的观点对他进行反驳，而且我可以用我的观点来解释他的这种计算。”[1920年注]慕尼黑的斯奈德尔先生提出了对数字的这种分析的反对论证，他用提供给他的数字对自己进行实验——例如，当他打开一本历史书时，首先进入他的眼帘的数字——或向其另一个人提供一个他（斯奈德尔）选择的数字，然后由此进行自由联想，看到底这些强加的数字有无决定的因素，其结果是肯定的。在一种情况下，实验是由自己完成的。对自由生成的数字进行分析，结果自由联想提供了丰富的决定这些数字产生的因素，就像其他的自由生成数字的分析情况下表现出的一样。相反，在他的实验中，如果这个数字是从外面强加给自己的，则找不到其决定因素。第二种情况，实验是对其他人做的，他使实验更加简单化，为人们都设数字2，结果发现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些决定这个数字的因素。从这个实验，斯奈德尔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和对概念的联想一样，大脑对数字拥有同样的联想潜能”：第二，用自由联想的方式对自由生成的数字的决定因素的分析并不能证明这些数字产生于“分析”出来的因素。第一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人们很容易就会发现，和单词的联想一样，人们会很自然对数字进行联想——实际上，后者的联想或许会更容易些，因为人们对这几个数字形成联系的能力是相当大的。这种情况在荣格和布洛伊勒的所谓的“联想实验”中已经有明确的表现。在此情况下，联想的刺激是呈现的单词（刺激词），其反应差别很大，而且荣格的实验也表明，进一步的区分并非依据这些“偶然”的反应，而是依据决定其出现的潜意识的“情结”。斯奈德尔的第二个结论走得太远，即对这个自由生成的数字或单词的自由联想得出的这些决定因素，并不会比我们在实验前已经了解到的东西多。当然这些自由生成的思想（单词或数字）或许并没有什么决定的因素，或许是由分析出来的思想所决定的，或被还没有被发现的思想所决定的，后者就会使人误入歧途。重要的是不要有这样的印象：对数字的联想和对单词的联想是有区别的。对此问题的批评实验，以及对自由联想这个精神分析方法的评价已经超出了本书的内容范围。在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实验中，我们会越来越发现，关于数字和单词同样具有丰富的联想这一思想是符合实际的，而且有很多例子可以对此加以说明。一个实验心理学家（Poppelreuter，1914）的实验也表明，这是最有可能的。如果要深入了解的话，可以看一下布洛伊勒关于独立思维的书第九部分（1919）。

[397]意思是：但是思绪已经奔放，它游荡在阳光之海。

[398]意思是：在比沙桥上，站着一个白发苍苍的天使：在右侧，他为西班牙的山川祈祷；在左侧，他为法国的土地祝福。

[399]这是马丁·路德《寄生虫的饮食》上的一句名言。

[400][1907年注]对这些明显是随意的心理活动的严格的决定论的概念，不仅在心理学上已经硕果累累，而且，这个理论也被应用于司法领域。利用这种方式，布洛伊勒和荣格创立了著名的“单词联想实验”。这个实验的具体做法是这样的，先给被试呈现一个单词（刺激词），让他说出由此联想到的第一个东西（反应），计算单词的出现到做出反应之间的时间。在《单词联想研究》一书中，荣格指出，这个实验可以解释人们心理微妙的反应能力。韦特海墨和克莱因（1904）都是格拉斯·H——布拉格司法犯罪方面的教授——的学生，从这个实验，他们创立了一个特殊的技术，用这个技术可以为判案过程提供事实。这个方法现在已经受到了心理学家和司法学家的重视。

[401]其他人将之解释为“关系妄想”（delusion of reference）。

[402]例如，癔症患者关于性和残暴行为的幻想，有时他们会幻想到很多细节，这种情况和前面描述的偏执狂患者的表现一致。但奇怪的是——并非无法了解——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相似的情景，即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去满足他们的欲望。

[403][1924年注]在这一点上，我引用奥斯坡（1922）对精神分析和迷信的解释，他举例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区别。他在俄国的一个小镇上结了婚，婚后便和他的年轻妻子前往莫斯科。在一个车站——距目的地还有两个小时——他产生了一种欲望，走出这个车站，看一下这个小镇，因为他想这个火车还要做很长时间的停留。但是，几分钟后，当他返回的时候，火车已经带着他的妻子离开了这里。回到家里，他将这个偶然事件告诉了他的老护士，她摇着头说：“这桩婚姻不会有好结果。”当时奥斯坡对她的预言付之一笑。但是5个月后，他和他的妻子离婚了，这时他才想起来，他离开火车的那个行为是对他的婚姻的“潜意识的反对”。几年后，这个出现失误的地方对他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住在这里的一个人和他的命运密切联系，尽管当时他对这个人根本不认识。但是这个行为却很神秘地表明：他在这个地方走下前往莫斯科的火车，离开他的妻子，是因为在他的将来，他的命运要与这里的另一个人联系起来。他的行为正是要表明这一点的。

[404][和《对“鼠人”的分析》（1909d，标准版，第10卷，第233～234页）这本书的观点做一下比较——在弗洛伊德的1904年版中，此处有这样一个说明，即“愤怒以及由此产生的杀人欲望是强迫性的神经症迷信的源泉，其虐待的成分——与爱相联系，或他们的这种动机直接表现在他所爱的人身上——被压抑起来。原因是这使他们联系到亲人，而且这种动机的强度很大。我自己的迷信可以在压抑的野心中找到其根源（不道德的欲望），而这可以被另一种心理状态所取代，即对死亡的焦虑，担心自己在正常的生活中会突然死掉。”]

[405][1924年注]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现实问题，在考虑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心理过程的目的是获得快乐，减少痛苦。由于这个现实问题，你才有可能用替代联想的方式去回忆一个遗忘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会引起你的痛苦。塔斯克（1913）的一篇著名的文章曾对此举例说明，当一个人与愉快的东西联系的时候，这个以前回忆不起来的名字会突然再现出来，因为这抵消了原来由此名字引起的不愉快。

[406][1924年注]本书的特点是具有普及性，目的仅仅是收集一些例子，为人们熟悉潜意识过程的操作奠定基础，而避免从理论上说明潜意识的特点。

[407][1907年注]对这种遗忘的机制，我想做如下说明，记忆材料易于受两种影响，即凝缩和歪曲。在心理生活中，歪曲是主要的表现，主要是为了对付那些正在发生作用的记忆痕迹，表现出对凝缩的巨大抗拒。相反，与此不同，没有表现出抗拒作用的痕迹主要受凝缩的影响。然而，通过观察就会发现，除此之外，如果这些要寻找表现的材料在这个地方感到并不满意，那么，歪曲的力量会给它们注入其他材料。由于凝缩和歪曲持续的过程很长，在此过程，每一个新的经历都会因此改变记忆内容。因此，在这一段时间，记忆的内容很不确定。其最大的可能性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遗忘，无疑也是由这一功能的作用引起的。对记忆痕迹的压抑而言，这些痕迹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但并没有发生改变，因此，潜意识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心理固着的最重要和最新奇的特点是：所有的印象不仅以和原来接受时完全相同的形式保存着，而且也以它们后来在发展过程中吸取的形式保存着。对此问题的阐述，我们不能与另一个领域的比较来描绘。就理论而言，这种记忆内容的早期状态会再次被存入记忆，即使很久以前其原始的联系也会被新近的联系所取代。

[408]伯恩费尔德（Bernfeld）题为《弗洛伊德的早期理论》（1944）的论文对此也很有价值。

[409]值得强调的是，弗洛伊德的这些推测比任何关于神经冲动以及控制它们传送条件性质的系统研究都早许多年。

[410]弗洛伊德曾说过，他把“已写完的手稿拖了一年多才付印”。实际上，他就是在等候第一章的完成。

[411][弗洛伊德的父亲死于1896年，关于他当时情感方面的记载可以参见1896年11月2日他给弗利斯的信（弗洛伊德1950a，信50）。]

[412][1914年增注]在第4版之后这些内容被略去了。

[413][在匈牙利，这本书在1934年才出版。弗洛伊德一生中所提到过的译本除上述之外还有俄文版（1913）、日文版（1930）、捷克文版（1938）。]

[414]这篇序言在各种德文版本中均未出现过，这是从1932年英文版原文照录下来的。

[415]第2～7版增注]直到本书第1版（1900）。

[416][下面两段是1914年版增补的内容。]

[417][1914年增注]下面是根据毕克森叔茨（Büchsenschütz）的学术研究写成。

[418]在1900年第1版中这段文字是：“第一部把梦看作是一种心理研究的著作似乎是亚里士多德所作（《论梦及其解释》）。亚里士多德把梦看作是‘半人半神’的，而不是‘神’的。显然，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准确翻译，那么这一划分是很有意义的。”接下来的一段以这样的句子结尾：“我个人的浅薄知识又没有专家的帮助，使我不能深入到亚里士多德的宝库中去！”以上段落在1914年改成目前的情形。在《全集》第3卷（1925）第4页的一个注释中写道，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写了两部关于这一问题的著作，而非只是一部。

[419][1914年增注]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在他的名著（《古代医学》卷10）中讨论了梦与疾病的关系。另见《摄牛法》卷。

[420][这一段是1914年所增加。]

[421][1914年增注]关于中世纪的梦的研究可以看狄普根（Diepgen，1912）的著作，以及弗斯特（Förster）的专著（1910，1911）。犹太人中进行释梦者，有阿尔莫里（Almoli，1848）、阿姆兰（Amram，1901）和卢文格尔（Löwinger，1908）。还有近年来把精神分析的发现也考虑进去的劳尔（Lauer，1913）。阿拉伯人德莱克塞尔（Drexl，1909）也曾论述过梦的解释问题。此外还有舒华茨（Schwarz，1913）和传教士塔芬肯蒂（Tfinkndji，1913）；日本人有三浦（Miura，1906）和伊瓦亚（Iwaya，1902）；中国人有赛克尔（Secker，1909～1910）；印度人有内格莱恩（Negelein，1912）。]

[422][泛神论“自然哲学”的主要倡导者，19世纪初在德国盛行一时。——弗洛伊德常论及梦的超自然意义，见弗洛伊德1922a、1925i（第3部分）以及1933a（第30讲）。弗洛伊德在1941c[1899a]中讨论了一个所谓预言梦，并作为附录重印于本书第623页。又见第65页和第621页以下。]

[423]本段为1914年所加。

[424][1914年增注]瓦奇德说常有这种现象，有的人在梦中说外语，比在清楚时还流利还准确。

[425]以下两段为1914年所加。

[426]本段增于1909年。

[427]这句话是1909年增加的。在1922年以前的版本中都有这句话，后来略去了。有关这位医生的情况还可以参看第五章第四节中4小节。关于造成伤疤的那件事在弗洛伊德自传（1899a）中曾不十分明显地提到过。关于事件本身，本书第七章“愿望的满足”一节将再次提到。这一事件在1897年弗洛伊德给弗利斯的信中（信71）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另见《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3讲。

[428]在第1版时，此处有“他现在正在维也纳教书”一句，但后来在1909年时删掉。在《全集》第3卷（1925）第8页，弗洛伊德说这一句删掉是有道理的，因为他那时已死了。

[429][1909年增注]下面的经历使我要补充说，前一天所发生的一些无关轻重的事在梦中得到再现绝不是十分罕见的现象。例如，装衣箱、在厨房烧饭等等。梦者在这类梦中所强调的不是记忆的内容，而是这件事实是“真的”。这里和下面一节所讨论的题目在第五章前二节中还会再提到。

[430][参见第52页（指标准版第4、5卷的页码，下同。——中译者）以下布达赫的论述。]

[431][参见第233页以下及第497页以下的进一步讨论。]

[432][下文第64页及第496页以下有进一步讨论。]

[433][1911年增注]巨人在梦中的出现可以与梦者童年时的某种场面的记忆有关。[参看第六章第六节]——[1925年增注]顺便说一下，书中给出的解释（指《格列佛游记》）不一定是正确的，解释梦的人不能不顾梦者本人的联想，不能只是随意地发挥自己的天才。

[434][1914年增注]除诊断方面的作用以外，其在治疗方面的重要性古代人也应已考虑到了。在希腊，有梦喻的传说，是病人为痊愈而去求得。病人去太阳神庙，做各种仪式以净化自己，清心寡欲，焚香祈祷，然后兴高采烈地躺在羊皮（已圣化的）上四肢伸展。之后他就入睡并梦见自己疾病的治疗。然后祭司就把梦再解给他听，或原封不动地讲述或以象征性的方式。关于希腊这种靠梦喻来治病的材料还可以参看黎曼（Lehmann，1908，第1卷，第74页），鲍柯-莱克（Bouché-Leclercq，1879～1882），赫尔曼（Hermann，1858，§41，262以下和1882，§38，356），鲍丁格（Böttinger，1795，163以下），劳埃德（Lloyd，1877），杜林格（Döllinger，1857，第130页）——[弗洛伊德对梦的诊断价值在1917d开头部分有所评述，请参阅。]

[435][或许是“幻觉”，参见第59页注。]

[436][1914年增注]这位作者已写了两卷本的关于这一实验的报告[1910和1912]，这些内容在下面将有所涉及[参看第223页注]。

[437][本节主题将在第五章第三节（第220页以下）继续讨论。]

[438]反复呈现的梦常受到人的注意，参见查巴尼克斯（Chabaneix）收集的梦例（1897，第190页）。

[439][这一节所提出的问题将在第七章第一节中再去讨论。]

[440][这一想法在本书第七章第二节另有论述，并更详细。]

[441][1911年增注]西尔伯勒（H.Silberer，1909）已给出一些很好的例证，以这种方式，在昏昏欲睡的状态中，即使是抽象的想法都可以转变为图像，并表示相同的意思。[1925年增注]我将在以后再次讨论这一问题[参见第344页以下及第503页以下]。

[442]哈夫纳（Haffner，1887，第243页）也和德鲍夫一样试图解释梦活动，方法是通过引入一种变态条件，必然会产生在其他方面正确、完整的心理机制的功能发挥。但他对这种条件做了有些不同的解释，根据他的说法，梦的第一个标记是它与空间相脱离，即，一种从把主体以事件的时间和空间秩序所占据的位置上解放出来的表现。第二个特点与下述事实有关，即，幻觉、幻想以及想象的联合物与外部感受混在一起，“心灵的所有高级能力（其中特别是概念形成能力、判断力、推理能力以及自由的自我决断能力）都与感性意象相联系，并总是作为它们的背景。因此，这些高级活动也会在梦意象的混乱无序中起到一定作用。我说‘一定作用’是因为在这些因素里我们的判断力和意志力在睡梦中无法改变。我们的活动如清醒时那样头脑清楚，并和白天一样的自由。尽管在梦中，一个人也不会违反思维规律，如，他不可能把在他看来是相反的东西看成是相同的事物，等等。同样，尽管在梦中，他也只期望得到那些他认为是好的东西。但是，人的精神都由于观念的混乱而在思维规律的应用和意志规律的应用上发生了误导。于是就产生了梦中最大的矛盾、错误，而同时，我们又能做出最明智的判断，最果断的决定，最富逻辑的推理，……缺乏方向是梦中想象所做的飞行的最大秘密，而缺乏必不可少的反省和同他人的交往是我们判断力以及希望、愿望在梦中展现的无比荒诞的根源。”（同上书，第18页）[“现实-检验”问题将于下文566页讨论。]

[443][1914年增注]克拉巴莱德（Claparède，1905，第306页以下）将“无兴趣”看成是入睡的机制。

[444][1909年增注]在本书后面（第七章第一节）我们就会明白这个梦的含义，因为这些词的首音节发音相同。

[445][本段是1914年增加的。]

[446][这本书曾被一位著名的汉学家未署名地出版过。]

[447][这一段和下面一段是1914年增加的。]

[448]参考哈夫纳（1887）和斯皮塔（1882，第11页以下）。

[449][1914年增注]杜普里尔是一位十分有天才的神秘主义者，在前几版中我一直没有提到他，这是很遗憾的。他认为通往玄学的大门作为人类来说并不在清醒的生活之中，而是在梦罩（杜普里尔，1885，第59页）。

[450][1914年增注]关于这个题目的讨论还可以参看托波沃尔斯卡（1900）所列出的参考书。[参看本书496页以下]

[451][1914年增注]参照霭理士（1911，第265页）的评论，也可参看本书第七章第三节。

[452][参看弗洛伊德死后出版的论文（1941c），另见本书后附录（第623页）。]

[453][此句是1914年增加的。]

[454][1914年增注]了解宗教法庭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是很有趣的事。在凯撒·卡仑纳（Caesar Carena）的《宗教法庭论》中有过下面一句话：“如果一个人在梦中说了一些异端邪说的话，宗教法庭的审判官可以抓住这一机会去窥视他的生活方式。因为占据一个人白天心灵的东西在睡眠中会习惯地表现出来。”

[455][这两个句子是1914年所增加。]

[456][关于梦中情感问题在第六章第八节讨论。关于梦的道德责任问题的全部讨论在本书第七章第六节有所论及，在弗洛伊德1925i的第二节有更充分的讨论。]

[457][在同浮士德第一次谈话时（第一部第三场），恶魔摩菲斯特痛苦地抱怨说他的破坏力全被出现的成千上万个生命胚芽所毁坏。关于这个故事，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1930a）一书第六节中有全文引用。]

[458][罗伯特的理论在下文第177页以下及第579页有进一步讨论。在《癔症研究》（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的注释中（见英文编者按语），弗洛伊德接受了罗伯特对梦中产生这两个重要因素之一的描述。]

[459][1909年增注]我们在梦中所见的东西是我们白天忽视了的可怜的残存物。梦常常是我们所看不起的那种东西对我们施行的报复，是对我们抛弃它们的谴责。

[460][第224页以下及第346页将进一步讨论施尔纳的理论。]

[461][1914年增注]最近探讨这些关系的作者有：费里[Féré，1887]，伊德勒[Ideler，18623]，拉塞[Lasègue，1881]，皮雍[Pichon，1896]，里吉斯[Régis，1894]，维斯帕[Vespa，1897]，吉斯勒[Giessler，1888]，卡佐夫斯基[Kazowsky，1901]，帕肯托尼[Pachantoni，1909]，等等。

[462][这一问题后来弗洛伊德自己做了研究，可参看1922b第二节的后半部分。]

[463][关于梦与精神病之间关系在《精神分析新论》（弗洛伊德，1933a）第29讲中还有讨论。]

[464][在1909和1911年的版本，在这里有一个插入语，其中提到荣格（Jung）、阿伯拉罕（A

[465]raham）、黎克林（Riklin）、穆斯曼（Muthmann）和斯泰克尔（Stekel）等人。在1909年版本下面还有一句：“但是这些书仅仅是证实了我的观点，而没有提出新的东西。”]

[466][关于弗利斯的理论及其与斯沃博达的关系，见克里斯为弗洛伊德与弗利斯通信集（弗洛伊德，1950a）所写导言的第四节。]

[467][1911年这句话是这样写的，但在1909年，这句话是：“一个人同作者的私人通信大意是他自己不再支持这种观点，这使得我也不再认真考虑他的想法。”下面的一句是1911年加上去的。]

[468][1930年增注]参看我关于约瑟夫·波普-林库斯和梦理论的论文（1923f）。[弗洛伊德在1932年还写了一篇这方面的论文（1932c），上面文中提到的那段话在本书第308页以下的一个注中有详细引述。]

[469][1909年增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威廉·詹森所写的小说《格拉迪沃》里面有许多编造出的梦，构思精巧，看不出人工痕迹，就如真人的梦一样。我曾询问作者，他说并未读过我关于梦的理论。我与他的不谋而合更证实了我释梦理论的正确性（参看弗洛伊德，1907a）。

[470][1914年增注]亚里士多德《梦的预言》卷Ⅱ在读到这一问题时指出，最好的释梦者是那些善于捕捉相似性的人，因为梦的画面犹如水中倒影，水面一受触就变形。最成功的释梦者能从其伪装的外表窥出真义。

[471][1914年增注]达尔狄斯的阿尔特米多鲁斯大约生于公元2世纪初，他为我们留下了在希腊罗马时代曾广泛流行的最完备的释梦著作。如提奥多·甘珀茨（Theodor Gomperz，1866，第7页以下）指出，他坚持释梦应以观察和经验为依据，并把自己的释梦艺术与他们一些虚妄的做法严格区分开。根据甘珀茨的说法，他的释梦方法是用联想的原则，就像魔术一样。梦中的事就是心灵中所提的事——这几乎不用说就是释梦者头脑中的事。因为梦的成分可以唤起释梦者回忆各种各样的事情，又由于释梦者不同，所唤起的回忆也不会一样，所以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任意性和不确定性。我在本书后面所描述的方法不同于古老的方法：它把释梦的任务交给梦者本人，它不考虑梦的某一特殊成分与释梦者几个发生的事的联系，而是考虑与梦者所发生的事的联系。不过据一位名叫塔芬克基（Tfinkdji）的教父（1913，[第516～517页和第523页]）的报告说，东方现代的释梦者也十分注意利用与梦者的合作来释梦。他在写到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伯释梦者时说：“为了正确地释梦，最高明的释梦者要从梦者的大量情况中去找出他所认为重要的东西，以达到正确的对梦的解释……总之，这些解梦者不放过任何细微之处，当梦者回答他所有的问题之后，他才给出他的解释。”在询问过程中要问到有关他的亲人如父母、妻子、孩子等人的情况，也会问些比较典型的问题，如“你在做梦前后是否与妻子有过房事”[释梦的中心意思是用以梦相反的情况去解释梦]。

[472][1909年增注]阿尔弗雷德·罗比柴克（Alfred Robitsek）博士向我指出，东方释梦的书（对此，我们仿效得很蹩脚）对梦的成分的解释大多基于字音相似与字形相近。这种相似性在翻译中必然会失去，这也正是我们的流行的释梦书晦涩难懂的原因。在研究著名考古学家雨果·温克勒尔（Hugo Winckler）的著作时，我们会发现，在东方古代文明中，双关语和字谜有相当重要的作用。——[1911年增注]古代传下来的最好的释梦例子就是以文字游戏为基础的。阿尔特米多鲁斯[卷4，第24章，克劳斯译，1881，第255页]写道：“我还认为阿里斯坦特尔给马其顿的国王亚历山大的梦做了一个令人愉快的解释。当时亚历山大正攻打泰尔城，但久攻不下，不禁心烦意乱。这天晚上，他做了个梦，梦见半人半羊的森林之神（satyr）在他的盾牌上跳舞。当时阿里斯坦特尔就在泰尔城不远的地方，侍于王侧，参与这次叙利亚战役，他把satyr一词拆开再倒过来就成了‘Tyre is thine’（泰尔城属于你）。于是他鼓励国王一鼓作气拿下城池，他便成了这城的主人。”的确，梦与语言表达有密切关系，以致费伦茨[19l0]曾说：每种语言都有它的梦语言。一般说来，把梦译成另一种语言是不可能的。同样，我想这本书同样是不可能翻译的。——[1930年增注]但无论如何，布里尔以及其后的几个人居然完成了这本《释梦》的翻译。

[473]我在完成本书手稿后发现斯图姆夫（Stumpf）的一本著作（1899）同意我的观点，即梦具有意义且能解释。但是，他采用的方法是比喻或象征法，因而很难保证其普遍有效性。

[474][强调闭上双眼的必要性（是古代催眠术的一种残余）很快就被放弃。可参看弗洛伊德1904a关于精神分析的解释，他在那里强调指出，分析者不必要求病人闭上双眼。]

[475][注意功能将在下文（第593页）讨论。]

[476][1919年增注]西尔伯勒（1909，1910及1912）通过对观念变成视觉意象的直接观察对释梦做出了重要贡献[参看下文第344页以下及第503页以下]。

[477][这一段是1909年增加的，因此下面一段的开头也相应地作了修改。]

[478][关于释梦技术在后文（第522页以下）将进一步讨论，另见弗洛伊德1923c头两节。关于释梦在治疗的精神分析中的技术作用，在弗洛伊德（1911e）中有所阐述。]

[479][在第七章第五节的开头，弗洛伊德已考察了用这一方案去解决这一问题的困难性，这在第1版序言中已经指出，同时在第一章第四节中也反复强调的，但他却常常忘记，还是引用了他的患者的一些病例，而且不止一次地讨论了神经症的机制问题。]

[480]然而，我不得不补充的是，由于我上述内容的限定，我对我自己的梦从未做过完全的解释，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我对读者的判断力不过分地相信，也许是明智的。

[481][1914年增注]这是我详尽分析的第一个梦。[弗洛伊德在《癔症研究》（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曾试图分析自己的梦。在埃米·冯·N夫人病历中5月15日条目中有一个长长的脚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这一企图。编者导言中也摘引了这段全文。第12页以下。]

[482][仅在1942年版中，这个“白”字漏掉，显然不是故意的。]

[483][维也纳附近一山名，此处为避暑胜地。]

[484]还有一个没有解释的现象，即肚子痛。这可以追溯到第三个人，那个人当然就是我的妻子。这件事使我想到有一次我注意到她的忸怩不安。我必须承认我在梦中对待伊尔玛和我的妻子都不很和善。当然，这得请求原谅，因为我是在以一个好而顺从的标准在要求她们。

[485]我感到对这一部分梦的分析尚不足以揭示出全部意义，如果我再进一步把这三个女人比较下去，又会使我离题太远。每一个梦都至少有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很难解释，似乎这一点联结着一个我们未知的事物。

[486][这是1884年误印（每个德文版本也都是这样印的），这是讲弗洛伊德第一篇关于可卡因的论文的日期。关于弗洛伊德对可卡因的详细论述可见厄内斯特·琼斯所写的《弗洛伊德传》第1卷第6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那位“亲爱的朋友”是指弗莱契尔·冯·马克索（见第48页注）。关于这方面的间接论述可见第170页以下、第206和第216页以下，以及第484页。]

[487][关于这所医院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克里斯为弗利斯通信集（弗洛伊德，1950a）所写的序言第二节。]

[488][这是曾流行一时的小说《务农日子里的古老传说》中的两个主人公。该书是弗利茨·里特尔用梅克伦堡方言写成。1878年译为英文。]

[489]我必须说明，“安娜纳斯”这个词的发音与我的病人伊尔玛的姓很相近。

[490][1909年增注，但在1925年和以后的版本都删去了]梦的这方面并不带有预言性，但在其他方面却又带有预言性，那就是我病人“未解的”胃痛病（我为不受责备而不安），倒成了由胆结石引起的一系列不适的先兆。

[491][这个人就是威廉·弗利斯，柏林的生物学家和鼻、喉方面的专家。他在弗洛伊德这本书出版之前的几年中对弗洛伊德影响很大。弗洛伊德在著作中多次不指名地提到他。（见弗洛伊德，1950a）。]

[492][梦的这一部分以后还有详细的分析（见第294页以下）。弗洛伊德在他早年的一本书《科学心理学设计》第一部分第21节中关于移植机制已用分析作为例子，此书完成于1895年秋，后来在弗洛伊德（1950a）中作为附录。]

[493][弗洛伊德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经常提到这位老妇人，参见下文第239页及《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6b）第八章（b和g）和第十二章（Cb）。弗洛伊德在1901年7月8日致弗利斯的信中谈及她的死（弗洛伊德，1905a，信145）。]

[494][1909年增注]尽管我在解释过程中并没有将梦中所发生的一切都做了解释，这是可以理解的。

[495][弗洛伊德《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的第二章第八节、第七章第二节中讨论了与此有关的故事。]

[496][在1900年6月12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弗洛伊德，1950a，信137）中，弗洛伊德描绘了他重访伯尔维尤的情景，及他做此梦的那座房屋。他写道：“将来某天是否可以在此立一块石碑，上面刻着‘1895年7月24日，在此屋之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揭示了梦的秘密。可是目前似乎还没有这种指望’。”]

[497][在1899年8月6日致弗利斯的信中（弗洛伊德，1950a，信114），弗洛伊德曾对该书第一章的开头这样描述：整个书打算以随想漫步的方式进行，首先进入一种各派权威种种议论的黑暗丛林之中当然我们在这里看不见树，这里没有明确的观点，很容易走失，然后走上一条充满洞穴的小径，我带领着读者走着（我那充满自己特点、细节和轻率以及恶作剧般笑话的梦）。突然，我们走上一块高地，眼界顿开，不禁问道：“我们应走哪条路？”]

[498]威根特（Weygandt，1893，第4页）也注意过口渴的梦，因为他曾写道：“口渴的感觉比其他感觉更容易感受，它总是产生解渴的念头。但解渴的方式在梦中是各不相同的，这样就从最近的记忆中取得一种特殊的形式。这些情况的一种总体特点是紧随这种想法得到实现以后，就对这种想象的满足的微弱效果感到不满和失望。”不过威根特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梦对刺激所引起的反应总是有益的。而有些人夜间口渴就会醒来而不是做梦，这也不构成对我的实验的反驳，它只表示这些人睡觉易醒——[1914年增注]这方面可以同《圣经》中以赛亚书xxix，8相比较，“又必像饥饿的人梦中吃饭，醒了他的灵魂是空虚的，像口渴的人梦中喝水，醒了仍觉虚弱，是他的心灵想喝”。

[499][1895年3月4日，弗洛伊德在给弗利斯的信中（1950a，信22）报告了这个梦。这是关于梦是愿望的满足的最早记录。]

[500][句中“常常”两字是1911年增加的，关于这个副词在《全集》（1925）第3卷第21页有如下评论：“经验表明，需要伪装的梦，在四五岁的儿童中已有发现；这与我们关于梦的伪装的先决条件的理论观点完全一致。”]

[501][在1911年以前，“在这种情况下”是“由于这个原因”。]

[502][这个村子在上奥地利萨尔兹坎莫古特地区。]

[503]不久，女孩的祖母也做了一个梦（她们的年纪加起来大约70岁）。她由于肾脏病发作而一天没有进食。第二天夜里她梦见又回到了少女时代，她被人邀请吃了两次宴会，食物都是美味佳肴，十分可口。[在小女儿的梦出现不久，弗洛伊德曾写信告诉弗利斯（弗洛伊德，1950a，信73，1897年10月31日）。]

[504][1911年增注]通过对儿童精神生活的细致观察，我们发现，肯定处于幼稚期的儿童的性本能力量在他们精神生活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这一点却被长期地忽视了。仔细地观察还可以使我们有理由去怀疑成年人通过回忆所构筑的童年是否真的很幸福。参看我的《性学三论》（1905d）。[文中这句话与其他几段（如下文第256页以下）中的论述有明显的不一致之处，这在标准版第7卷《性学三论》一书的编者导言中已做交待。]

[505][1911年增注]这一事实应予指出，儿童很快就可以开始做一些内容复杂且不太好理解的梦，而成人有时也做简单而幼稚的梦。4～5岁的儿童有时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梦的材料出现。这一点可以读我的《对一个5岁儿童恐怖症的分析》（1909b）和荣格的《儿童心灵的冲突》（1910a）中的梦例分析。——[1914年增注]对于儿童的梦的分析解释还可参见冯·休-海尔纽斯（von Hug-Hellmuth，1911和1913），普特南（Putnam，1912），冯·拉尔特（van Raahe，1912），斯皮勒林（1913）和塔斯克（1913）。关于儿童的梦还有比安契里（Bianchicri，1912），布塞曼（Busemann，1909和1910），多格里亚（Doglia）和比安契里（1910～1911），特别是辉格姆（Wiggam，1909）等人，他们都有梦是愿望的满足的倾向。——[1911年增注]另一方面，幼稚型的梦在成人中发生时往往是当他们处在一种非常的外部环境时。例如，奥托·诺登斯基尔德（1904，第1卷，第336页以下）描写了如下去南极探险队员的情况：“我们的梦清楚地表示了我们内心思想的方向，再也没有比这时的梦更生动和丰富的了。甚至平时不太做梦的人在早晨谈我们的梦中新体验都能讲出一个很长的故事。这些梦都把我们隔在遥远的外部世界，但又都符合我们当时的处境。其中一个人的梦很有特色，他又回到了学校的教室里，他的任务是剥小海豹的皮作为教学之用，而吃喝的内容是梦中出现最多的内容。我们其中一人夜间在梦里拿着礼物去参加大型午餐宴会，早晨骄傲地报道他吃了一顿有三道菜的宴席。另一位梦见烟叶，满山遍野的烟叶。第三位梦见一只扬帆的船在公海上航行。还有一个梦是最值得一讲再讲的。邮递员送来了大量的信，并向我们做了一长长的解释，为什么让我们久等，原来他开始投错了地址，结果好不容易才都找了回来。当然我们还梦到许多不可能的事。但无论是我自己的梦或我听到的梦，其显著特点之一是缺乏想象力。如果这些梦都记录下来肯定很有心理学意义。所以，我们多么需要睡眠，因为它可以提供给我们许多我们想得到的东西。[诺登斯基尔德（O.Nordenskjöld）的这本书（1905，第290页）在英译时有不少删减，1914年增补]根据杜普里尔（Du Prel，1885，第231页）记载，“芒戈·帕克在非洲旅行时几乎渴死，他总是梦见家乡布满小溪的山谷和草地。同样，特伦克男爵在写德堡监狱忍受饥饿时总是梦见他身边摆满了丰盛的食品；而乔治·贝克在参加富兰克林第一次探险时，因断粮而几乎饿死时他也总梦到美味佳肴。

[506][1911年增注]费伦茨曾引用匈牙利谚语说：“猪梦见橡子，鹅梦见玉米。”[1914年又增补]犹太谚语说：“母鸡梦见什么？——小米。”伯恩斯坦和塞格尔（Segel，1908，第116页）。

[507][1914年增注]我绝不是在努力说明我是发现梦来自愿望的第一人。（参看下章开头的句子）最早认为这种预示性有重要意义的人可以追溯到古代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名医赫洛菲洛斯。根据毕赫申叔茨（1868，第33页），赫洛菲洛斯把梦分为三类：上帝旨意的梦；心灵自发的梦；各种寻找愿望满足的梦。J.斯塔克（1913，第248页）已经对施尔纳所收集的有关愿望满足的梦加以注意。施尔纳（1816，第239页）写道：“梦者的想象力如此简单地满足了清醒时候的愿望，是因为欲望的情绪在她的头脑中十分活跃。”施尔纳把这种梦归于“心境的梦”，同时他还分出男女的“性欲梦”、“发怒梦”。毫无疑问，施尔纳已把作为梦的动因的愿望的重要性看得不亚于白天的心理活动；但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把愿望与做梦的本质联系起来。

[508][儿童的梦包括本章提及的那些梦和幼稚型的梦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8讲中有所讨论。在他的论文《论梦》（标准版，第5卷，第643页以下）中也有简短论述。]

[509][1914年增注]杜普里尔（1885，第276页）曾引用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的话：“当我们的欲望产生时，我们的想象也随之而来，似乎向我呈现出我们所欲求的事物。”[《九个一但》iv，第4卷，第17页。]

[510]参见德巴克尔（Debackel，1881）《论梦的幻觉与惊恐》。

[511][1909年增注]本书的一些读者和批评者对这种考虑熟视无睹，并忽视显梦与隐梦之间的区别，其顽固程度令人难以置信。[1914年增注]在梦的有关这一题目的文献中，没有比詹姆士·萨利《梦作为一种启示》（1893，第364页）这篇文章与我们假说更为靠近的了。我直到现在才开始引用他的文献，并不是我对它的贬低。他写道：“梦绝不是像乔罗、莎士比亚、密尔顿说的那样毫无意义，我们梦中幻想的各个混乱的集合体都各具意义并传递新的知识。就如密码中的某个字母，在密切审视下，梦中的字形就会失去表面上的荒谬性，而表现出它的严肃、可理解的信息。如果变化一下字形，我们可以说，就像解读碑文一样，梦就可以揭开没有价值的表面而显示出它古老而珍贵的传达信息的性质。弗洛伊德把末尾两句用分隔体来书写的。

[512][大约相当于副教授，所有这些任命都由奥地利教育部来做。弗洛伊德曾把这次推荐在1897年2月8日给弗利斯的信中提到（弗洛伊德，1950a，信58）。而梦的内容在1897年3月15日（同上，信85）中提及。下文提到的“教派考虑”当然关系反闪族主义情绪，这在19世纪末叶的维也纳已开始流行。]

[513]看到我的记忆（清醒的记忆）在为达到分析的目的这一点上是如此狭窄，我真感到吃惊，实际上我有五位叔叔，而我只敬爱并尊重其中一个。但在我克服对释梦的抵抗的那一时刻，我却说我从来只有一个叔叔——那个我在梦中所意指的叔叔。

[514][歌德的《浮十德》第一部4场中魔鬼梅菲斯特费勒斯的两句话，弗洛伊德很喜欢这两句话，他在本书中第六章G节中又一次引用，亦在给弗利斯的信中（1897年12月3日和1898年2月9日）（弗洛伊德，1950a，信77和83）引用过。在1930年，弗洛伊德获歌德奖时，他曾把这两句用于歌德本人。（弗洛伊德，1930e）]

[515][这里第一次用于梦的比喻，在弗洛伊德《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一文末尾有关妄想狂处曾再次使用（1896b），在《癔症研究》（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他所写的有关精神治疗第一章第二节中更有广泛的使用。]

[516]1919年增注]H.冯·休格-赫尔穆斯博士夫人（1915）曾记录了一个梦，它可能是比其他任何的梦都能更好地解释我所选定的术语的正确性。在这一梦例中，梦的伪装采取了邮政检查的方法，删除不合适的段落，以致使得原文的文字无法卒读，梦的稽查作用则用不可被人理解的喃喃之声代替。为了使这个梦能明白易懂，我必先做解释。梦者是一位教养颇高，且年高望重的妇人，50岁上下，其夫是一位高级军官，在12年前去世。子女已长大成人。她在做此梦时，一个儿子正在前线。接着我们介绍梦的情况。梦涉及“奉献爱的服务”[Liebesdienste首先意味着“慈善服务”，即“无偿性服务”，显然，这里可以另做解释]。这位病人去了第一军医院，对门卫说要进去服务，要和院长谈一谈（说了一个连自己也不知道的姓名）。她说话时对“服务”两字十分着重，门卫立刻就明白了她指的是“奉献爱的服务”。因为她年纪太大了，所以门卫有些迟疑。但后来还是让她进去了。她没有去找院长，而走到一个又大又暗的大厅里。在那儿，有几个军官和军医围在一个长桌周围，有站着的，也有坐着的。她走向一个军医，说出她的要求，虽然只是简短几句，他已明白了她的意思。实际上她在梦中说“我和维也纳的许多妇女和姑娘们都准备做……”这时在梦里她的话开始变得喃喃不清了，“为军队的军官或是任何等级的人都行。”她从军官们脸上表现出的尴尬和狡黠的表情知道，他们都明白了她的意思。她继续说：“我知道我们的决定可能令人吃惊。但我们是诚心诚意的，没有人去问一问战场上的战士想死还是不想死。”接下来的是一阵尴尬的沉默。几分钟后，一个军医按住她的腰说：“假如，夫人，如果真的……（喃喃语）”她摆脱开他的胳膊，自忖道：“他和他们其他人都一样。”然后回答说：“天啊，我是个老太太，我可能再也不能做那事了。再说，这里也有一个条件：年龄就是受到尊重的。一个老太婆……仅仅是个孩子，这种事不太会发生。那太可怕了。”“我很清楚。”那个军医回答说。有几个军官，其中一个在她年轻时曾追求过她，都大声笑了起来。接着老夫人让他们带她去见院长。那位院长她是认识的，她要把这件事说清楚，但使她惊讶的是她竟忘了院长的名字。这位军医十分礼貌地把她引到三楼，他们走的是一条狭窄的螺旋式铁楼梯。当她走上去时，听到一个军官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决定，不管她的年纪大与小，她了不起！”她感到自己是在尽自己的义务，她爬上了一个没有尽头的楼梯。——这个梦在几个星期之内重复了两次，正如老夫人所说，变动的地方都是无关紧要的或没有意义的[关于这个梦的评论，可参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9讲]

[517][这个梦的分析将在第191页以下继续讨论。——1911年增注]像这种伪善梦，在我自己和别人的梦里也不乏其例[下文第471页以下将有进一步讨论]。在我致力于考虑一个科学问题时，我曾一连几夜都被一个彼此密切联结而又十分令人不解的梦所困扰，梦的内容是与一位已断交多年的朋友重修旧好的事。我考虑了四五次才明白这个梦的意思。这个梦实际上是告诉我放弃这个朋友，把他完全忘掉，而梦却告诉我一个相反的事。[参见第477页]我曾在别处报告了一个“伪善的俄狄浦斯梦”，一个男人在梦中把隐藏在梦意念中的敌对与死亡愿望让位给温情，而另一个梦在后面第六章提及。[这里所提到的朋友是指弗利斯，参看弗洛伊德与弗利斯的通信（弗洛伊德，1950a）中克里斯所写的导言第四节。]

[518][1930年增注]后面[第476页注及第557页以下]我们也会提到一些相反的例子，即梦的第二个因素也表现出了一种愿望。

[519]参照谚语“要坐着画像”以及歌德的诗句：如果一个人没有屁股，那么阁下该怎么坐着？——《托达利塔特》（1814～1815）

[520]在此插入癔症的病理学论述我有些后悔，这些零碎的和偏离上下文的阐述会失去其启发性的效果。如果它能起到指明梦这一题目与精神神经症之间的直接关系的作用，那么也就达到了插述这一段的目的[这是弗洛伊德首次出版他关于同一性问题的讨论，尽管在这以前他也曾提到过，如在给弗利斯的信里（信58，1897年2月8日，以及1897年5月2日的手稿2），在以后的著作中他也时而提到。但在此之后，再次对此做详尽的讨论已是20年之后的事了。见《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弗洛伊德，1921c）。在本书后文中，同一性作为梦的工作的一部分将在第320页以下讨论]。

[521][这个梦在本书第248页和第463页将再次提到。弗洛伊德，1901a（标准版，第5卷，第675页）的第九部分也有简要报告。]

[522]就像放弃晚宴那个梦中的熏鲑鱼[上文第148页]。

[523][此梦在下文第249页还有讨论，另外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3讲中也有讨论。]

[524]叙述梦时往往开始时很不完全，而在回忆中遗漏的内容只有在分析时才浮现出来。后来补充的内容对梦的分析提供重要线索。参看后面关于梦的遗忘的讨论[第518页以下]。

[525][德文heimführen有“带回家”和“结婚”两个意思。]

[526][在1897年5月2日弗洛伊德给弗利斯的信（弗洛伊德1950a，信62）的附件草稿中有些梦的记录。]

[527][此段以及下面一段是1909年增加的。]

[528][1911年增注]近几年来，一些听过我的讲演的人常向我报告出现类似这类“与愿望相反”的梦，这是听了我有关梦是愿望满足理论后的一种反应。

[529][这一段是1909年增加的。]

[530][作者关于这一问题的修正观点可见《受虐狂的节制问题》（1924c）。]

[531][1919年版的正文中包括下面一句话，但稍有不同，在1925年则改为脚注]我必须指出，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最终解决，后面我们将继续讨论[见第556页以下]。

[532][1914年增注]一位伟大而且尚健在的作者，据说他不相信精神分析和释梦之说，但他却独自得到一个与我的公式相似的结论。他说“梦是受压抑的欲望和愿望在虚假的特征或名义下，未经许可的呈现。”（斯皮特勒，1914，第1页）[1911年增注]在此我提前引用奥托·兰克对于上述基本公式的扩充和修正：“根据受压抑并借助于这种受压抑的、幼稚的性材料，梦常表现为当前的、而且常为性的一种愿望的满足，但总是以隐蔽和象征的伪装形式出现的。”（兰克，1910，第519页）[1925年增注]我从来没有说我把兰克的公式作为我自己的。我在前面所提出的较为简短的形式，在我看来更为合适。但是我仅仅是引用兰克修正的公式这一点，就足以招致无数反对精神分析的人的攻击，他们把它说成是“一切梦都涉及性的内容”。如果这句话按作者原义去理解，那只能表明那些缺乏道德观念的批评家们是如何习惯地执行他们的职责，以及那些反对者们如果不想让其攻击性的本能得到充分发挥又是多么容易忽视那些已说得再清楚不过的论述。因为就在前面几页，我已提到，在儿童梦中得到满足的就有好几种欲望（旅游或游湖的愿望，弥补未参加晚餐的愿望）。在其他地方，我还讨论了饥饿的梦，口渴的梦，以及排泄的梦。何况兰克本人也没有把话说得那么绝对，他是说“一般说来，还有性爱的欲望”，而且他的话也在大多数成年人的梦中得到证实。如果我把批评家们所用的“性的”（sexual）换为精神分析中现在通用的“性爱”（Eros）这一意义，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但是我的反对者们对于所有的梦是否由[与“破坏的”本能相反的]“力比多”本能力量所引起这一问题，大概是不感兴趣的。[参见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第四章（弗洛伊德，1923b）。]

[533][关于怕从窗口跌落的这种恐怖形式，弗洛伊德在致弗利斯的信中提过，见1896年12月12日信（弗洛伊德1950a，信53），后来又在《梦和心灵感应》（弗洛伊德1922a）中再次提及。]

[534][作者关于力比多与焦虑关系的后期论点可见他的《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d）。]

[535][在这一问题上，弗洛伊德显然改变了他的主张，见第579页以下。他分析了两个焦虑梦，并重新讨论了整个关于焦虑梦的论题。]

[536]罗伯特[1886，第9页以下]认为，梦的目的是减轻那些在白天无用的印象对记忆造成的负担。如果我们童年那些无关紧要的记忆时常出现在梦中，说明他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不然，梦就远远没有执行好它的职能。

[537][释梦开始时所采取的不同方法在弗洛伊德《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1923c）第一节中有所讨论。]

[538][1911年增注]我在第一章的后记中已指出，赫尔曼·斯沃博达[1904]已将威廉·弗利斯（1906）所发现的23～28天的生物定期时距理论广泛应用于精神领域。他还特别肯定说，这些周期决定着梦的诸元素的出现。即使这一事实能够确立，梦的解释工作也不应有任何本质上的改变，它只能为梦的材料提供新的来源。不过，我最近又对我自己的梦做了一些研究，看这种“周期理论”是否适用。为这一目的，我特意选择了一些其出现时间在实际生活中可以十分确定的十分突出的梦元素。Ⅰ.1910年10月1～2日的梦（片断）……在意大利某处，似乎是在一个古玩店里，三个女儿坐在我的腿上，拿着一些小玩意儿给我看——我评论着一个物件说：“怎么，你从我这里拿走的这件东西。”而且我清楚地看见意大利政治改革家萨沃那洛拉轮廓分明的侧面雕像。我何时最后一次见到萨沃那洛拉的雕像的？我的旅行日记告诉我是9月4日和5日在佛罗伦萨最后见到的。在那里，我曾想向我的旅伴指出上面雕有那个狂热的僧侣面容的圆形雕饰物，并引他到通向西格罗里亚广场的石路，正是在那里，这位改革家被烧死。我指给他看的那天正是3日上午[近期一些书误印为5日]。在这个印象和梦中再现之间是27+1天，这正是弗利斯所说的“女性周期”。不幸的是，对于这个例子的结论，我必须补充说，就在“梦日”这一天，我有一个多年前的同事来访（这是我回来后第一次）。他是个能干的人，但面容阴郁，我们曾给他起个绰号“拉比·萨沃那洛拉”。他给我带来一位病人，他受了去旁特巴快车事故的影响而患病，一星期前，我也曾去那里旅行。这样我的思想又被带回到前不久的意大利旅行。我梦中内容突出的元素“萨沃那洛拉”可以用我的同事来访加以解释，因此，28天周期的间隔性也就失去了意义。Ⅱ.1910年10月10～11日的梦我又一次在大学的实验室研究化学，霍夫拉特邀我去一个什么地方，我们走在走廊上，他走在我前面，高举着的手擎着一盏灯或仪器之类的东西，头部向前伸着，样子很特别，一副目光炯炯（？高瞻远瞩）的样子。然后我们穿过一片空地，……（其余的记不起来了）这个梦中十分突出的一点是霍夫拉特持灯（或放大镜）的样子，他双眼眺望远方。我上次见到他是很多年前的事。但我立刻意识到，他是另外一个什么人的替身，一个比他伟大得多的人——阿基米德。他的雕像就耸立在锡拉丘兹的阿雷苏沙喷泉旁。他正是这个姿势，手里高举一个取火镜，看着包围上来的罗马军队。我是何时第一次（最后）见到这个雕像的呢？根据我的日记，那是9月17日。从那时到梦日为13+10=23天，恰恰是弗利斯的“男性周期”。但遗憾的是，当我深入释梦时，我又一次发现这一偶合性失去意义。原来，诱发梦的原因是我做梦那天接到一个消息，我曾有可能进行讲演的那个医院将迁新址。这个新址对我很不利，这里没有我可以讲课的教室。这种思想又把我带到我刚在大学任教的那个时期。那时我的确没有教室，我的努力得不到像霍夫拉特等权威教授们的支持。我只好找当时我认为能够支持我的一位教务长L，向他诉苦。他答应帮忙，可是没有下文。于是在梦中，霍夫拉特就变成了阿基米德。他给了我一席之地，并领我去了新的地址。凡是对释梦有些知识的人都会看出，这里没有避免一种报复和自以为了不起的观念。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没有这样一个刺激诱因，阿基米德是不会走进我的梦的，而且我也不能断定锡拉丘兹的那座雕像在隔了那么长时间之后还能否对我产生什么影响。Ⅲ.1910年10月2～3日的梦（片断）……关于奥萨教授的一些事情，他亲自给我列了一个菜单，这件事对我很有安慰作用……（其余内容已遗忘）这个梦是由于那日我消化不良，使我考虑是否应找一个同事。让他给我列一个饮食单。我在梦中去找奥萨教授的理由（他在夏天已死去），是另一位我所敬仰的教授在最近（10月1日）死去所引起。奥萨教授是何时死的呢？我又是何时听到他的死讯呢？根据报纸的一段消息，他是8月29日死的。我当时在荷兰，维也纳的报纸定期送到我手里，我读报时已是9月24日或25日了。这样，这个日期间隔就与弗利斯的两个周期不一致了，这个周期间隔是7+30+2=39或者40天。在这期间我不曾谈起、更没有想到过这位教授。这类不含周期的时间间隔在我的梦例要比合乎周期规律的多得多。我发现与规律唯一有关的是在正文中我曾阐述过的梦与梦日的某个印象连结起来的关系。

[539][此段为1914年增补。]

[540][这一理论就在这个梦之后几个月发表的，见弗洛伊德《遗忘的心理机制》（1898b），后又收入《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

[541][弗洛伊德回答弗利斯的信，日期是1898年3月10日（弗洛伊德，1950a，信84）；所以，这个梦一定就在这封信的前一两天。]

[542][关于掩蔽记忆，可参看弗洛伊德《掩蔽性记忆》（1899a）。]

[543][摘自《莱辛的讽刺短诗》。下文282页以下对此还有更详细的讨论。]

[544][指精神能量，参见英文编者导言第17页以下。]

[545][这是第一次提到梦的工作这一最基本的重要概念。本书第六章是全书最长的一章，将专门讨论这一概念。]

[546]梦的工作将同时发生的一切有趣事件串联起来而形成一个单一整体的这种倾向，以前已有一些作者也指出过，如德拉格（1891，第41页）、德鲍夫（1885，第237页）他们称之为“强制性聚合”。[弗洛伊德在《癔症研究》（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也陈述过这一原则，在标准版英文本的编者导言中曾经引证。——下面的句子是1909年增补的，1922年以前各版本都保留，以后则删去了：在下一章（梦的工作）中我们将发现，这种强制性趋向联合的冲动原来是另外一种原发性精神过程。（参看第288页及第279页以下，即“凝缩作用”）]

[547]如伊尔玛打针和叔叔长黄胡须的梦。

[548]如年轻的医生在葬礼上致悼词的梦。

[549]如植物学专著的梦。

[550]我所分析的我的病人的大多数梦都属于这一类。

[551][1919年增注]波泽尔（Potzl，1917）写了一篇含义丰富的论文，论及最近材料在梦构成中的作用，很有建树。在一系列的实验中，他要求被试者观看由速视仪（一种在极短时间内呈现一个物体的仪器）所展示的图片，画出有意识记住的图像。然后他注意那些被试者当天夜里所做的梦，再要求他们把梦的适当部分画出来。结果雄辩地证明，构成梦的材料恰恰是被试者未曾注意的细节。而有意识地加以注意并呈现后又画出的那些细节并未出现在梦中。梦的工作以其熟悉的“任意性”（应叫作“强制性”）的方式将所利用的材料加以改变，以达到梦的构成。波泽尔的实验已超出本书所讨论的范围。顺便说一下，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用实验来研究梦的形成的新方法，与打断被试者睡眠而引起的梦的刺激的早期粗糙技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参见223页注]。

[552][1914年增注]哈夫洛克·霭理士是本书的一位善意的批评者，他写道（1911，166）：“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许多人不再追随弗洛伊德了。”但霭理士本人并没有做任何梦的分析，就拒绝相信把一个人的判断建立在梦的显意之上是如何的不可能。

[553][“你的肉店开门了”在维也纳俚语中意即你的裤子扣（拉链）开了。]

[554]参看论梦的工作一章中关于梦中言语的讨论。德鲍夫（1885，第226页），是唯一承认梦中言语有其来源的作家。他把它们称做陈词滥调。[这个梦在弗洛伊德的一篇论文《论梦》（1901a）第七节中有简单记载，标准版，第5卷，第668页。]

[555][这一段在弗洛伊德的《对“狼人”的分析》（1918b）中第五节讨论童年记忆的一个脚注中提到过。]

[556]这很可能是“捕蝇纸”一类画谜或字谜等一些常见的类似事物的回忆。

[557]如果有人想知道，我可以补充说这个梦还隐藏了我的一种不检点的行为和性挑逗的幻想以及病人对我的拒绝，如果有人不信，我只需告诉他在无数例子中，癔病女患者常把医生作为发泄对象。但在这类例子中，幻想是不加掩饰地出现在意识中的，而不是伪装起来或表现为梦的。[1909年增注]这个梦发生在病人刚刚开始进行精神分析治疗时。后来我才发现，在她梦中出现的内容正是最初引起她患精神病的创伤。此后我在其他病例中也注意到这样的行为，她在少年时曾受到性攻击，以后这种攻击行为就总是在梦中反复出现。

[558]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会明白这是对一种相反观念的替代。

[559][“阿波罗蜡烛”是一种蜡烛的商标名。这是在大学生中很流行的歌，分许多段，文中省略部分是“手淫”。]

[560][参见上文第44页注。关于反复呈现性的梦的论述还可见弗洛伊德《一例癔症分析片断》（1905e），在杜拉第一个梦的综合分析的结尾处（第二部分）。另见下文第579页注。]

[561][以下所谈的关于这一方面的梦仅在第一版时出现过（1900）。在《全集》第3卷（1925）第38页的一个注中谈到，在以后各版均已删去的做法是对的，因为“这类梦带有典型的特征。它只适应于幻想，而不适应于记忆，它的意思不难猜想。”下面是一些已删除的句子：“我的一个女病人总是梦到一个相同的梦——一个充满焦虑的景象——她在38岁这一年就梦到四五次。梦中她被人追赶，她逃到一个房间，关紧了门，然后又打开门去拿回留在门上的钥匙。她感到如果不取回来，就会发生十分可怕的事情。她拿到了钥匙，又从里面把门锁好，这时才松了口气。我不能肯定这一小小的场景是她几岁时见到的，但肯定她当时是一个观众。”]

[562][即“中产阶级内阁”，主张自由的政府，是1867年奥地利新宪制所产生的。]

[563][在1902年3月11日给弗利斯的一封很逗趣的信中（弗洛伊德，1950a，信152），弗洛伊德说在他的这部著作出版后两年真的晋升为教授。]

[564][1909年增注]我早已发现，只要稍稍有些勇气，就可满足一直认为是难以满足的愿望。[1925年增注]所以我成了罗马经常的朝圣者。[同弗利斯的通信（1950a）多次给出证据，说明访问罗马对弗洛伊德在情感上的重要意义。他第一次满足这一愿望是在1901年夏天（见信146）。]

[565][奥地利施蒂里亚省的一个矿泉，离格拉茨不远。]

[566][在1897年6月12日致弗利斯的信中（弗洛伊德，1950a，信65），他曾提到他正在收集这类故事，为一本笑话集准备素材（弗洛伊德1950c）。这第一个故事他在信中不止一次地提过，这里罗马和卡尔斯巴德喻指那些尚未达到的目标。（例如，信112和130）]

[567][此梦在1897年12月3日给弗利斯的信中（弗洛伊德，1950a，信77）做过讨论，布拉格相会可能在同一年较早些时候。（见1897年2月8日，信58）]

[568][1925年增注]这个作者无疑应是让·保罗。[去罗马的决定成了温克尔曼（Winckelmann）一生的转折点。他是18世纪古典考古学的奠基人。]

[569][1909年增注]此句中汉米尔卡（Hamilcar）误写为哈士多路巴（Hasdrubal），这是一个令人难解的错误。对此，我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一书中（第一章第二节）已做解释。

[570][1930年增注]顺便说一下，这位元帅的犹太人血统问题尚有疑问。

[571][此句为1914年所增加。]

[572][对此，更为详细的论述见，第424页以下及第483页以下。]

[573][后来弗洛伊德对此做了补充（1908b），但在1897年12月22日给弗利斯的信中也提到了（弗洛伊德，1950a，信79）。]

[574][是维也纳的一个主要商贸中心区。]

[575][Korb（篮子），常常用来指对求婚的一种拒绝。]

[576]德文Kutscher一词可以指出租车司机，也可指马车夫。

[577]关于癔症机制的一个被淘汰的理论。在弗洛伊德早期《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第二部分最后一节有所描述

[578]这使人想起《亨利四世》卷1中哈尔王子对法尔斯塔夫所说的话，“人人都要见上帝，”在1899年2月6日致弗利斯的信中（弗洛伊德，1950a，信104），弗洛伊德说过，并把它归于莎士比亚，——与童年景象不可分的两种情绪（惊奇和对命运的服从）在前不久的一个梦中已出现过，它首先使我想到童年这件经历。

[579]我尽力避免扩大应用这些词，它们使我联想到我因它们曾在这位老师面前丢过丑。

[580]关于布吕克和弗莱契尔，可参见下文第482页注。

[581][歌德《浮十德》第一部第4场。]

[582]德文药房与拉丁文厨房写法相同，参看第111页注②。

[583][在儿语中，Popo相当于bottom（屁股）。]

[584][Freud在德语中有“喜悦”之意。]

[585][诗的第一行出自赫德向歌德借书时所做的一个开玩笑的注，后句为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引自歌德的《道利斯的伊菲珍妮》第2幕第4场，是伊菲珍妮在菲拉德斯处听到特洛伊城之战中许多英雄阵亡时所发生的哀叹。]

[586][斯巴拉多和卡塔罗都是达尔马提亚群岛的海滨城市。]

[587][奥地利反动政治家（1847～1916），主张波西米亚自治，反对德国民族主义者，并在1898～1899年间任奥地利首相。伊希尔是皇室避暑之地，在上奥地利。]

[588][德文中Thun意为做事，文中故意反用。]

[589][德文“监考官”一词与“某人和他人同眠”是一个词，这里说他只睡觉不监考。]

[590][作为政府官员享受半价特权。]

[591]不知何故在这段记录中出现了重复，显然不是故意的。但既然如此，也就这样了，因为分析显示它有一定意义。德语中“fahren”也有“驾驶”和“旅行”之意，后来在梦中也重复地使用了这两个意义。

[592][克雷姆斯在下奥地利，而赞尼姆在摩拉维亚，都不是宫廷之所在——格拉茨是施蒂里亚省的首府。]

[593][瓦休为统治维也纳上游约50英里处的多瑙河的一个支流。——[1925年增注]，这是一个错误，而非笔误。后来我才知道，瓦休的爱默斯多夫与革命领袖费肖夫的逃亡地只是同名而已。[关于这个错误，《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第十章第三节中也提到过。]

[594][但尼生并没有题为《五十年前》的诗，这里可能是指“维多利亚女皇五十周年”纪念的颂诗。这首诗中常用“五十年”（不是“五十年前”）。否则可能暗指第二个“洛克莱斯大厅”、“六十年以后”。]

[595][是一种可以复活的植物，其干枯的叶子在一定湿度下可以重新展开。]

[596][可能是维克多·阿德勒（Adler，即鹰的意思），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1852～1918）。参见第214页以下]

[597]应在《土地》一书，而不在《萌芽》。这个错误是我在分析时发现，注意Haflattich和flatus二词的相同字母。

[598][1925年增注]传记专家弗里茨·韦特尔斯博士[1924，第2页]曾批评我在上述格言中漏掉了耶和华的名字。[1930年增注]英国勋章上在反面云朵上刻有希伯来文神的名字。所以可以把它看成是图案，也可看成是铭文。利用这一格言作为论“治疗”一章标题的想法在1897年1月3日写给弗利斯的信中提及（信54）。

[599][Frauenzimmer，字面意为“女人的房间”，做“女人”解有贬义。]

[600][著名奥地利剧作家（1791～1872）。]

[601][1911年增注]在一篇有趣的文章里，西尔伯勒（1910）试图通过我的梦的这一部分证明梦工作不仅可以成功地再现梦的隐意，也可以展示梦形成过程中的心理过程。他把这称之为功能现象[参见第503页以下，1914年增注]，但是，我认为他忽视了“梦形成时的心理过程”也同其他的一样，是我的一部分思想材料。在那个自我夸耀的梦中，很明显，我在为我发现这些材料而自豪。

[602]两个情节的第一个事实在第431页以下有进一步分析。

[603][这个词多有“放荡”之意，此处似乎是一种钮扣孔的俚语。]

[604][这句话是1914年增加的。在弗洛伊德关于《性格与肛欲》（1908b）一文的最后一段，似乎初次提到这种联系]

[605]此语还有一种解释，他像北欧神话中最高之神独眼的奥丁。《奥丁的安慰》是费力格斯·达恩（1880）所写的神话小说，而我对父亲的安慰则是为他买一张新床。

[606]此处还有一些解释性材料。把玻璃（尿壶）给他使我想起了一个农民在眼镜店的故事。他换了一副又一副眼镜，可还是不认识字。（农民的饰物：上一个梦的情节中的少女饰物。）——在左拉的小说《土地》中因父亲变成弱智之后，受到怎样的对待——我的父亲到临死的前几天也是大小便失禁，孩子一样在床上拉屎。[参见第429页]作为一种悲剧性的报答，我在梦中以看护的形式出现。——“思想和体验在这里仿佛就是一起发生。”这使我想起奥斯卡·潘尼查的一个革命性的故事《爱情会议》（1895），剧中天父被写成一个瘫痪老人，他的意志与行为表现同一回事，所以他必须受天使长的制约，不让他诅咒或发誓，因为他一诅咒，那么它立刻变成现实。——我制定计划在后来成了对父亲的指摘，的确，整个梦充满反叛，诸如反叛朝廷或嘲弄上级，都可以追溯到对父亲的反叛。众所周知，国王是一国之尊，父亲是家庭中的最长、最受尊敬者，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其他社会权威均由父亲的专制权威发展而来。（至于“母权制”，则另当别论）——“思想和体验是同一回事”这句话也涉及对癔症的解释。“男用便溺器”也属此例。对于一个维也纳人，我不必去解释Gschnas原则，它是指那些用不起眼、可笑、没有价值的材料制成看似名贵稀有的物品（例如，用平底锅、稻草和蛋卷之类食品制成甲胄就是一些贵族聚餐会上常见的艺术消遣）。我注意到，癔症患者也常有此举动：他们除了真正发生什么事以外，常常根据日常生活中一些无害的材料构成可怕的或想象的事件。他们的症状首先便附着于这些想象物，而不依附于真实事件（不论好坏）的回忆。这一启示很有助于解释许多难题，令我十分高兴。我可以用“男用便溺器”这一梦元素来暗指下面的事：据说在最近的一次Gschnas之夜，展出了卢克丽霞·波姬娅服毒用的高脚杯，其制造原料与医院中的男用便溺器的材料相同。

[607][第423页以下还将继续讨论此梦。]

[608][1914年增注]梦的意义分层重叠排列这一问题是释梦中最为微妙和有趣的现象，谁如果忘记这种可能性都容易误入歧途而对梦做出错误的判断。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不多见，迄今只有奥托·兰克（1912a）对膀胱受压迫所引起的梦的层次性、条理性有过较为详尽的研究。[见第402页以下]

[609][这句话在梅耐特的著作中未曾查找到。]

[610][1914年增注]穆里·沃尔德[1902～1912]出版了两卷本著作，其中有一系列用实验引起梦的详细而精确的报告。[参见第38页以下]我劝大家读一读，这样可以增强信心。看出其中实验条件对梦内容并没有什么启示，而且这类实验一般对梦问题的理解也无所补益。[不过也要参照第181页注。]

[611][1919年增注]参照兰道尔（Landauer，1918）论睡眠中的行为。人们可以注意到，人在睡眠中的动作明显地有着某种意义。一个人的睡眠并不能把他变成一个无知的人，相反，他的行动是符合逻辑、经过思考的。

[612]参见格雷辛格尔（Griesinger）[1861，第106页，并参照第91页以下]的段落。另见我在《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弗洛伊德，1896b）中的论述。[实际上可以参看弗洛伊德第一篇论文《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的结尾一段。]

[613][这段为1914年增补，这个梦在弗洛伊德1913年（注释①）中已有简要记录。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5讲中也有阐述。]

[614][上述两句为1909年增写。]

[615][我所知道的这个梦的两个来源与其描述并不一致。]

[616][这段文字中的括号部分在第1版和第2版（1900和1909）中是没有的。括号中“意识的自我对这一愿望的全神贯注，加之梦的稽查作用构成了意识自我在梦中的部分”是1911年增写的。而“以及我将在后面讨论的‘润饰作用’”是1914年作为注释增加的，写到正文中去则是在1930年。]

[617][这一论题将在第七章第三节中进一步讨论，特别参见第557页以下；另见第267页和第487页。]

[618][参见第487页以下——这最后一句话为1914年增写。]

[619][1914年增注]兰克在好几篇文章（1910，1912a，1912b）中都证明，因肌体受刺激（如尿急或射精）而被唤醒的梦，最适于说明睡眠愿望和肌体需要之间的争斗，以及后者对梦内容的影响。[参见第402页以下]

[620][梦中受禁限的感觉在第335页以下有详细讨论。这个梦在弗洛伊德1897年5月31日给弗利斯的信中也有报告（弗洛伊德，1950a，信64）。]

[621][1925年增注]如果我们不知道梦者的联想材料，我们就无从应用我们的释梦方法，这一论断需要补充：我们的解释活动在一例中与联想无关，即梦者在梦内容中使用了象征元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使用，严格地说，次要或辅助的方法了。（见第359页以下）[在1911年版中，而且仅在此版中，有这样的注释对这一点作了说明：“除了那些梦者使用我们都熟悉的象征来表达他的隐含的梦念。”（见下文）]

[622][本段目前的形式追溯到1914年，正是在这一年的版本中（第4版）才在第六章中增加了象征意义的一节，这就使得对本节内容做了较大的变动，其中许多内容已移到新的一节中去了。[见英文编者导言xiii页]

[623][德国剧作家（1862～1938）。]

[624][这个“润饰作用”过程是第六章第九节的主题。它用于这同一童话的讨论可参见1897年7月7日给弗利斯的信（弗洛伊德，1950a，信66）]

[625]小孩在安徒生的那个童话中也扮演了一个角色，因为只有一个小孩突然高喊道：“他什么也没有穿。”

[626][这个对幼儿性欲活动残余的反常行为的暗喻，是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对性本能进行分析的先兆。]

[627][1911年增注]费伦茨[1910]曾记录了一些妇女所做的有趣的裸体梦。

[628][1909年增注]出于明显原因，梦见“全家人”的出现也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在弗洛伊德《掩蔽性记忆》（1899a）这篇论文的结尾处也曾提及]

[629]这是对同一梦的“过度解释”。由于spuken（haunting）是一种鬼魂的活动，“Spuken（spitting）on the stairs”可能会被不严格地译为“esprite d’escalier”（楼梯的机智）。这后一个短语等于缺乏机智的应对技巧的意思——缺乏这一点事实上应归咎于我。我纳闷，难道我的保姆缺乏这一品质吗？正关于这位保姆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弗洛伊德1901b）第四章结尾处曾提到，[1899年10月3、4日和15日给弗利斯的信中也有详述。（弗洛伊德，1950a，信70和71）]

[630][见第七章第八节关于梦中情感的讨论。]

[631][1909年增注]参见我的《对一个5岁男孩的恐怖症的分析》（1909b）和《儿童性理论》（1908c）的论文。

[632][1909年增注]3岁半的小汉斯在（在上一个注释中提到分析他的恐怖症）小妹出生后不久的一次发烧中喊道：“我不想要小妹妹！”[1909b，第一节]；在他患病18个月后，他坦率地承认他有个愿望希望母亲把小妹妹在洗澡时淹死[同上书，第二部分（4月11日）]。同时，汉斯又是个很听话、很有情感的小孩。他很快就喜欢小妹妹，而且常常把她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

[633][1914年增注]童年期在家庭经历的这种死亡体验会很快忘掉，但精神分析证明它们对后来神经症的产生具有很大影响。

[634][1914年增注]自从这本书写出之后，关于儿童对父母以及弟妹的原初敌意，在精神分析文献中又有了许多记录和观察。瑞士作者和诗人斯波特勒曾有一段十分真诚而天真的描写，这是从他儿童时期的经验写出的[1914，第40页]：“不仅如此，又来了第二个阿道夫。这个小家伙据说就是我的小弟弟。尽管我看不出他到底有什么用，更不知道大人们又为什么对他就如同对我一样忙得不亦乐乎。有我一个就已经够了。为什么要再来一个小弟弟！他不仅没有用，而且简直就是个累赘。我一天不离开祖母，他也如此，我坐在童车里，他也来坐，就坐在对面，占了一半地方，我们禁不住彼此用脚互相踢了起来。”

[635][1909年增注]小汉斯在3岁半时也会用同样的话批评他的小妹妹。他认为她不会说话是因为没长牙。[弗洛伊德，1909b，第一节。]

[636][1909年增注]令我吃惊的是我听到，一个8岁的很聪明的孩子在他父亲死后说：“我知道我父亲死了，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回家来吃饭。”——[1909年增注]这一类材料在冯·胡格海尔姆斯这位女医生所编写的以《儿童心灵本性》为题的《心象》1912～1921期刊最初的七卷中能找到。

[637][1919年增注]一位懂得精神分析的家长，不失时机地观察他们非常聪明的4岁的女儿，看她是否会区别“死去”和“走开”。她在吃饭时不听话而且注意到膳宿公寓的一个女仆在瞪着她。她说：“但愿约瑟芬死掉。”父亲温和地说：“为什么要死掉呢，让她走开不就行了吗？”女儿答道：“不，那她还会回来的。”儿童的自恋会把一切对他的干预都视为大逆不道，他们的情感要求对这一类罪行一律加以严惩。

[638][关于成人对待死亡的态度在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1912～1913）第二篇文章中，以及他的《对目前战争与死亡的想法》（1915b）第二部分中都有所讨论，特别是在《图腾与禁忌》中更为详尽。]

[639][1925年增注]这种情况常被一些自罚的冲动所掩蔽，它威胁着梦者，是来自对失去敬爱的父母的道德反应。

[640][1909年增注]某些神话传说有这样的记述，但一些其他的传说只是克罗诺斯阉割了父亲乌兰纳斯。[这一段在弗洛伊德《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中有所论述。关于这一主题的神话意义，参见兰克（1909）。][1914年增注]又见兰克（1912c）第九章第二节。[文中这句话，当然，是弗洛伊德后来在《图腾与禁忌》（1912～1913）中所发展的思想的最初显示。]

[641][弗洛伊德的这一观点后来又有所修改，见弗洛伊德，1925j和1931b。]

[642][德语中这两个词形式很接近：“Luchs”和“Fuchs”。]

[643][关于这个病人在第457页还会提到。]

[644][见路易斯·康伯尔的英译本（1883）第108行以下。]

[645][见路易斯·康伯尔的英译本第1524行以下。]

[646][1914增注]在所有精神分析研究的发现中，没有什么比对于潜意识中保存有童年乱伦性冲动原理遭到更尖刻的否认、激烈的反对和有趣的歪曲了。最近甚至无视一切经验，认为乱伦只能看作是一种“象征性的”。——费伦茨（1912）根据叔本华一封信中一段文字给俄狄浦斯神话强加了一个不明智的“多重解释”。——[1919增注]后期的研究表明“俄狄浦斯情结”（即在上文里首次提到）为人类种族、宗教及道德的进化史带来意想不到的重大意义。见《图腾与禁忌》（1912～1913，论文）——[实际上，关于俄狄浦斯情结和俄狄浦斯剧以及后来的《哈姆雷特》所讨论的中心，弗洛伊德早在1897年10月15日给弗利斯的信中已提出（见1950a信71）。已包括这一情结的更早暗示在1897年5月31日的信中（同上，手稿N）。在弗洛伊德《爱情心理学》（1910h）第一篇已正式使用。]

[647][见路易斯·康伯尔英译本第982行以下。]

[648][这一段在第一版时（1900）以脚注形式出现，1914年后改为正文。]

[649][1919年增注]上述对哈姆雷特的精神分析解释一直为厄内斯特·琼斯不断扩充并对这一主题文献中的不同观点进行批驳，（见琼斯，1910a），[及其完全的论述，1949]（1930年增注）与此同时，我也不再相信莎士比亚著作就是那个来自斯特拉特福的那个人所作。[见弗洛伊德，1930e]——[1919年增注]对麦克白斯的进一步分析可见另一篇论文（弗洛伊德1916b）以及杰克尔斯（1917）——[这一注释的第一部分在1911年版中形式上与此有区别，但在1914年以后的版本中被删除：上面一段关于哈姆雷特问题的观点一直得到多伦多的厄内斯特·琼斯博士的支持，他在广泛的研究中又提出了新的论据。他也指出了兰克（1909）所讨论的《哈姆雷特》中的材料和英雄诞生的神话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在1905或1906年写了一篇札记《戏剧中的变态人物》，但死后才发表，其中对哈姆雷特还有进一步的讨论。]

[650][参见下文第270～271页注的结尾。另见第323页以下。]

[651][此梦为弗利斯的儿子罗伯特所做。在弗洛伊德1899年8月8日和20日给弗利斯信中曾提到过。（弗洛伊德，1950a，信114和116）梦中出现很大、很多、一般带有夸张成分的内容，是儿童的另一特征，儿童总是热切地追求长大、变大、得到同成人一样多的东西，不知道“足够了”这样的字眼，对他喜欢的东西或爱吃的东西贪得无厌。在文明教育之后，他们才学会适度、满足和退让。众所周知，神经症患者都有这同样的夸大和不知适可而止][儿童喜欢重复，这一点在弗洛伊德《论幽默故事》（1905c）的第七章、第六部分结尾处以及《超越快乐原则》（1920g）第五章开头处都有讨论。]

[652][但事实是正确的，他是18世纪卢梭的追随者。]

[653][1911年增注]当厄内斯特·琼斯给美国听众讲“梦中的自我主义”时，一位有学问的女士对他的非科学的概括提出反对意见，说，这本书的作者只能用此去推断奥地利人的梦，而对美国人的梦并不适用。就她而言，她说她所有的梦都带有利他性质。[1925年增注]为了取得这位爱国女士的谅解。我想补充几句，以免人们误解梦出于自我主义的这种说法。因为发生在前意识（preconscious）思想中的任何事都可以进入梦中（或表现为真实内容，或进入潜伏的梦念），所以对利他主义的冲动同样有同等机会。同样，对另外的人的感情或爱欲冲动，只要存在于潜意识（unconscious）中，都可能进入梦境。上述主张的真实性仅限于以下情况，在一个梦的若干潜意识刺激物当中，我们常在清醒中努力克服压制那些自我主义的冲动。

[654][参见第二章（第118页以下）伊尔玛打针的梦。]

[655][这个梦在第555页和第560页有进一步的讨论。]

[656][这段的第一句话在初版中（1900）曾有，但后来几版中就漏掉了，到1925年才又恢复。这一段的其余部分以及下面的一段为1909年增加，并在1914年转到第六章第五节讨论。1930年版中，两处都有这段文字。]

[657][1925年增注]分析研究向我们显示，除在有关肌体上获得快感以外，还有一种因素更增加这种儿童从杂技表演中得到的快乐，而且促进了癔症的发作，这一因素就是来自对人或动物性交的（常常是不自觉的）观察所留下的记忆意象。

[658]一个从未患过神经症的年轻医学同行曾就这一点向我提供下面信息：我从个人的经验获知，在我童年荡秋千时，特别是荡到高点时，我的生殖器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尽管我不能说我很喜欢这种感觉，但我还必须把它归于一种快感。——许多病人告诉我，他们记忆中，童年时期生殖器官的挺立是发生在爬高的时候——精神分析可以证实第一次性冲动往往产生于童年玩耍、嬉笑打闹之时。[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1905d）第二讲，最末一节中对这一问题有较详细的讨论。]

[659][在1900年版中，下段（第一个关于考试的梦）在这一段之前，而这一段是本章的结尾。因此在1925年之前这一段整个被删去。]

[660][这一段与下面一段为1909年增加，而且仅在1909年和1911年版中“进一步解释”曾写做“真正的解释”。]

[661][关于这一问题，在1909年版中增加了如下内容：“我上面所提到的同事（斯泰克尔医生）使我们注意到如下事实，我们用来表示升学考试的词Matriculation与Matura相似，又与maturity（成熟）相似，他声称他已注意到这一事实，Matura（高中毕业的考试）梦常常出现在准备性交的前一天，意即怕能力不足而失败。”在1911年一版中又增加了这样一句：“一个德国同行反对这种说法，他说德文中‘毕业考试’一词是Abiturium，它并不具备双重意义。”这一段在1914年之后全部删去，1925年后代之以本章最后一段。斯泰克尔本人也讨论过这一题目。（1909，第464页和第471页）]

[662][本段为1914年增写。]

[663][这一段为1925年增写。]

[664][在1909年和1911年的版本中，这一章还讨论过一些其他类型的典型梦，自1914年后，这种讨论移至第六章第五节，放在一些新介绍的梦的象征作用材料之后。见下文第384页。（另见英文编者导言xiii页）]

[665][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1讲以更简练的形式讨论了梦的工作问题。]

[666]指标准版第4、5卷页码，下同。——中译者

[667][这一题目在弗洛伊德1925i第一节中有详述。]

[668][1914年增注]许多作者都提到过梦的凝缩作用。杜普里尔（1885，第85页）有一篇论文说梦中各观念群的凝缩过程是绝对存在的。

[669][这一问题在第311页再次提到，并在第七章第一节的最后一部分（第526页以下）有十分详尽的讨论。]

[670][这里似乎涉及到一个梦念中未曾提及过的元素。]

[671][1911年增注]我下面一段是关于梦中爬高的象征意义，它对小说家的想象有一定启发性。

[672][见《浮士德》第一部21场。]

[673][弗洛伊德在这里可能是指他最近的发现：即在分析中对神经症患者所揭示出来的幼儿期性创伤，实际上常常是想象出来的。（参见弗洛伊德，1906a）]

[674][这种幻想在《掩蔽性记忆》（1899a）这篇论文的后半部分有所讨论。]

[675]与梦者奶妈有关的想象性质已由确立的客观事实所证实。他的情况是奶妈就是自己的母亲。这段事又使我回想起第204页反复提到的那个年轻人，他后悔没有充分利用与奶妈在一起的机会，同类的遗憾肯定是病人这个梦的来源。

[676]这是梦的真正诱因。

[677]这里应加上这样的话：“这种书对女孩子来说不啻毒药。”病人本人当姑娘时就曾迷恋禁书。

[678][引自克列斯特的《海尔布隆的卡申》第四章第二节。]——进一步的联想引向诗人的另一首诗《潘塞西里亚》以及对恋人残酷的思想。

[679][这可能是剧末一场开头处坦豪斯尔所说波普谴责的一句话。原话是：“因为你分享了这邪恶的欢乐。”]

[680][一种雅典式四柱门廊，供举行仪式用。]

[681][弗洛伊德关于词的表现与事物呈现的关系有许多讨论，可以参看他的《论潜意识》（1915e）这篇论文的最后几页。]

[682][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五章第十节中，弗洛伊德报告了一个关于大量词语方面牵强附会的梦。——下面的例子，我们会发现，是很难翻译的。参看编者的话。（xxii页）]

[683][指1898年举行的纪念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的50周年大典。]

[684]在清醒生活中，这种音节的分解组合——实际上是一种音节戏法——在许多笑话中起了很大作用。如“如何才能以最简单的办法获得银子？你可以沿着种有银杨树（silver poplar）[德文Pappeln有‘杨树’和‘沙沙声’两个意思。]的林阴道走下去，去寻找宁静。当沙沙声停止了，银子就被释放出来。”本书的第一个读者和批评者——以及他的继承者们很容易跟随他——会反对说：“梦者似乎太聪明太有趣。”如果仅指梦者而言，这句话的确不错。如果用它来指释梦者，那就只能看作是一种反对意见了。在现实生活中，我从不被人看作是诙谐的人，如果我的梦很有趣，则关键不在我，而在于梦在构成时的那种特殊的心理条件；这一事实也与笑话和喜剧有密切关系。梦变得机敏和幽默，是因为它们表达梦念的最便当的路被阻塞，它们不得不这样。读者完全可以相信，我病人的梦至少和我的梦一样充满笑话和双关，甚至比我的梦还多。——[1909年增注]不过这种反对意见促使我比较笑话的技巧和梦的工作。其结果，我已写进我的一本书《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特别是在第六章近结尾处，弗洛伊德指出梦中的笑话是蹩脚的笑话，并解释了原因。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的第15讲中又重申了这一观点。——上面提到的“第一读者和批评者”指的是弗利斯。这一问题的探讨可见1899年9月11日弗洛伊德给弗利斯的信（1950a，信118）。]

[685][弗迪南·拉萨尔，德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创始人，1825年生于布莱斯劳，死于1864年。爱德华·拉斯克（1829～1884）生于雅罗茨兴，与布莱斯劳相邻，是德国民族自由党创始人。以上两人都是犹太血统。]

[686]拉斯克死于脊髓痨，即由于与女人接触而得的一种感染性疾病（梅毒），而拉萨尔，众所周知为女人决斗而死。[乔治·梅里狄斯所写的《悲剧性的喜剧演员》一书则根据拉萨尔的故事写成。]

[687]引自马西诺夫斯基（Marcinowski）[1911]。[这段是1914年增加的。]

[688][这个聪明的凝缩作用的梦例涉及到一个无意义词的第二个音节的发音问题。如果是“ze”它与英语中“tsay”发音相仿，就与“erzählen”的第二个音节发音差不多，也和所发明的erzehlerisch几乎相同。如果它是“zi”就与英语中“tsee”发音相仿，这样就与“erzieherisch”相同，也和（稍差一点）syphilis的第一音节差不多。]

[689][参看弗洛伊德《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第四章。]

[690][这一段是1916年增写。]

[691][1909年增注]不久前，我在一个年轻男子那里遇到了一个唯一的例外。这个人患有观念强迫症，但他的智力相当好。他梦里说的话并不是听来的或自己所说的话。它包含了一种毫不掩饰的强迫性思想。这种思想在他清醒时才以变形的方式进入他的意识之中。[这个年轻男子是弗洛伊德的强迫性神经症病历中的一个患者（鼠人）。关于这方面论述可见（1909d）第二节（A）中的开头部分。关于梦话的问题在下文第448页有详细讨论。]

[692]一个观念的精神强度或价值，或兴趣的程度，当然与感觉强度和意象强度有所区别。

[693][1909年增注]因为我可以说我的理论的核心在于稽查作用可以导致梦的伪装，在此，我将把“林库斯”的《一个实在论者的幻想》（维也纳，第2版，1900[1899，第1版]）最后一个故事插在这里。在此，我又一次发现我的理论的主要特点得到阐述。

[694][第一个条件是这些元素必须是多重性决定的。（见第307页）]

[695][1909年增注]自从写过上面的话以后，我已在《一例癔症分析片断》发表了两个完整的梦的分析和综合的文章。[弗洛伊德，1905e（第2、3节），又见弗洛伊德，1918b，第4节的“狼人”的梦的综合。——1914年增注]奥托·兰克的《一个自身解释的梦》（1910）可算是已发表的长梦中解释得最完整的了。

[696][以上四句话（从“材料的另一部分”开始）是1919年才改为目前这种形式的。在以前的版本是“材料的另一部分可以以‘并行’的方式集在一起。作为整体，它们构建了从梦念中产生的真实愿望向梦愿望演变的通道。第一组‘并行物’从梦念本身中构成派生物；这些派生物，纲领性地被认为是从基本的与非基本的之间的移置作用。第二组则在与非基本元素相联的思想中调停（这些非基本元素因移置作用而变得重要了），并从它们那里再延伸到梦的内容中去。最后，第三组并行物组成联想和思想链，释梦工作就是通过这些联想和思想链把我们从梦内容走向第二组并行物。不必怀疑，这第j组在梦的形成过程中也有必然联系。”在中文版《弗洛伊德全集》第3卷（1925）第55页上说他已放弃“并行物”的说法。但在本书第七章A节结尾时又一次使用了这一术语。]

[697][对于这种论述的限定性条件，可参下文第450页注。]

[698][这是弗洛伊德很喜欢用的明喻，在上文第247页以及在《对“杜拉”的分析》（1905a）中都曾用过。这可能是来源于歌德的一首诗（诗名为Schwer

[699][这句话是1914年增加的。这一观点在第335页再一次提到，有详细讨论。同一晚上的梦的题材问题在下文第333页以下尚有讨论。]

[700][这个梦在弗洛伊德1897年4月28日给弗利斯的信中有详细叙述。（见弗洛伊德，1950a，信60）]

[701][弗洛伊德曾在1896年11月2日致弗利斯的信（1905a，信50）中报告过此梦。在信中说那个梦是在葬礼之后才做的。]

[702][这种说法的限定条件见第326页、第337页及434页。]

[703][1911年增注]我在读了K.阿贝尔的《原始词的对偶意义》（1884）一书之后，感到十分吃惊（参看我对此书的评论，1910c）即古代语言与梦的这一点十分相似。（其他语言学家也有证实）他们最初只有一个词来描述一系列性质和活动的两个极端（如强——弱，老——少，远——近，紧——松），然后在这个公共的词后稍加改变就变成表示某一极端的明确的词。阿贝尔是从古埃及语中找到这一证据的，但他表明在闪语和印欧语中也有类似的痕迹。[见第471页]

[704][此梦在下文中（第347页）有充分的讨论。]

[705][1914年增注]参看上文第97页注2中引证的亚里士多德论释梦者的条件限制。

[706][关于复合人物的题材又见第293页以下。以下三句话是1911年增加。本段的最后一句为1914年增加——本节所说的认同作用不同于第四章中所说的意义。]

[707][1925年增注]比较第270～271页注。

[708][当我猜测在梦中应到那个人的背后去寻找我的自我时，我遵循这样的准则：在梦中有着我曾体验过的那种情感的人，就是隐藏我的自我的那个人。]

[709][这句话增补于1925年。]

[710][参见“革命”的梦，第210页及213页。]

[711][在弗洛伊德论梦的一篇文章（1901a）第四节中，有一些很有趣的梦例，见标准版，第5卷，第651页。]

[712][这一句为1909年增加。]

[713][这段下面部分为1911年增加。]

[714][其余的内容可见下文第337页和434页。]

[715][此句为1911年增加。]

[716][这段以及下一段为1909年增写。]

[717][1909年增注]癔症发作有时采取颠倒时序的方法，以便观察者不易看出其意义。例如，一个患癔症的女孩需要在发作时表现带有某些罗曼蒂克性质的事——她在地铁邂逅某人并在潜意识中产生幻觉。她想象那个男子被她的美丽的脚所吸引，在她正看书时他上来和她搭话，然后两人结伴而行，并产生了热烈的做爱场面。她开始发作时身体痉挛，这表示热烈做爱的情景，同时伴有接吻的嘴唇动作和双臂拥抱。然后她走到另一个屋子里，坐在椅子上，提起裙子，露出双脚，装作一边读书一边与我攀谈（就是回答我）。[1914年增注]参看阿尔特米多鲁斯的话：“释梦中所见到的意象有时是从头开始，有时是从尾开始，……”（克劳斯译本，1881，第1卷，第11章，第20页。）

[718][本段为1911年增补。]

[719][这一问题在下文第445页以下有充分的讨论。]

[720]她的伴生性癔症是闭经和极度精神抑郁（这是她的主要病症）。[此梦在第445页以下仍有讨论。]

[721][最后一句是1909年增加，下面一段是1911年增加。]

[722][本段及以下两个段为1914年所加。]

[723][这句是1909年增加，本段的其余部分以及下面的三个段落为1911年增加。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29讲结尾处，又讨论过这一题目。本书第314页以下及第403页、444页注、525页均有涉及。]

[724][在整个分析中涉及到我童年的一件事，它由下面一系列联想而产生。“摩尔人已完成了他的职责，他可以走了。”（席勒诗剧Fiesco第3幕，第4场，其中“职责”应为“工作”的误引）。下面是一玩笑：“摩尔人完成职责时几岁？”“只有一岁，因为那时他已能走了。”（德文中“走开”与“走路”是一个词genhen）（我生下来有一头黑卷发，我母亲戏称我为摩尔人）我不能找到帽子，是生活中的一件事。其所指不止一个意思。我的女仆是个藏东西的天才，她把它藏起来了。——梦的结尾还隐含一种对死亡的忧郁思想的反抗：“我还没完成我的职责，我不能走开。”——这个梦包含了生和死，就如前面我梦见歌德和瘫痪病人一样。]

[725][1930年增注]根据后来的理解，这句话不再成立。

[726][这一段（除倒数第二句及末句之一部分）增写于1911年。]

[727][这一句是1919年增加。]

[728][最后从句是1919年增加。]

[729][1909年增注]参见弗洛伊德《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特别是第六章的后半部分]以及在解决神经症症状中“词桥”的应用。[例如弗洛伊德1905e第二部分结尾处对杜拉第一个梦的综述（此处也用了“转换词”一语）以及弗洛伊德1909d第一节（G）中对“鼠人”的鼠强迫症的解决。]

[730][本段落其余部分为1909年作为脚注所加，1914年改入正文。]

[731][1925年增注]雨果·沃尔夫（Hugo Wolf），意即狼。

[732][字面解为“愚人塔”——疯人院的旧称。]

[733][德国民谣。]

[734][这个梦的荒谬成分将在第435页加以论述。]

[735][前面两个因素是凝缩和移置。]

[736][本段及下面对西尔伯勒著作引用为1914年所加。]

[737][1925年增注]事实上，我再也没有碰到过这种意象，所以我不知道这种解释是否正确。

[738][有关梦的象征，留待下一节详加讨论。]

[739][1914年增注]富克斯（1909～1912）三卷增补本对此提供了大量例证。

[740][参见第315页，这个序梦是以原因从属句加以解释的。又见第319页和325页。]

[741][描写她的生涯。]

[742][她那高贵的出身：这与序梦形成一个愿望的对立。]

[743][这是一幅把两个地点连在一起的复合图像：一是她家的“屋顶阁楼”，从前她常与兄弟在这里玩，后来成为她的幻想对象；二是她的一位坏叔叔的农场，她小时候常遭他的逗弄。]

[744][这是与她对叔叔农场的真实回忆的愿望对立。她从前在叔叔的农场睡觉时总是脱光了衣服。]

[745]正如圣母领报图中手持一束百合花的天使。

[746]关于这一复合意象的解释，见第319页：贞洁、月经、茶花女。

[747]指她幻想中涉及的人物之多。

[748]即她是否可以打下一枝，意即手淫[“sich einen herunterreissen”或“ausreissen”（字面意为“打下一枝”或“拉出一枝”）是意思不明确的德文，相当于英文“to toss oneself off”（轻易地处理自己）。弗洛伊德在《掩蔽性记忆》（1899a）的结尾处注意到了这一象征。又见下文第388页以下]。

[749]长期以来，树枝被用做男性生殖器的象征；此处恰巧指明了她的姓氏。

[750]这和下面的话都与避孕有关。

[751][本段为1925年所加。]——1911年作为（对前一段的）脚注加入。作为梦的象征的第三个例子，我在后面又提到一个类似的“自传”梦（第364页）。兰克（1910）详细记录了一个“自传”梦例，斯泰克尔（1909，第486页）亦有一例，但需“反读”而成。——[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的结尾处提到“自传”梦]

[752][本书最初三个版本（1900，1909，1911）中，本段前面还有一段，1914年及其后各版均删除了。被删除的一段是：“我必须指出，梦和神经症中，性的材料的伪装还有另一类观念：即与移动的房屋有关的观念。‘移动的房屋’完全可以用‘Ausziehen’一词（其意即指‘移动的房屋’，又指‘脱衣’）来代替，因而与‘衣服’这一主题有关。如果梦里还有一个提升的动因，则我们自然会想起英文‘to lift’一词，意即‘提起某人的衣服’”。]

[753][本节内容，除两个段落（第393页以下）外，在本书第1版中没有出现。如编者导言（xiii）所指明，大部分材料系1909年版和1910年版所加。但在这两个版本中，这些材料放在第五章“典型梦例”一节（即该章第四节）。本节是在1914年版中首次形成的，材料一部分来源于先前为第五章增写的内容，另一部分为1914年版所新增。其余材料均为随后各版所加。鉴于这种复杂情况，本节各段落后都用方括弧标出年代。由此可见，本节表明1909年和1911年的材料，起初放在第五章，到1914年版才形成现行结构。]

[754][弗洛伊德在别处（1913a）指出，正如早发性痴呆有助于对象征的解释，强迫性神经症却使象征解释更加困难。]

[755][1911年注]参见布洛伊尔[1910]及其苏黎世学生米德[1908]、阿伯拉罕[1909]等人有关象征的论著，以及他们提到的非医学界人士（如格林保尔等）的著作。[1914年增注]对此提得最多的是兰克和萨克斯（1913，第一章）。[1925年增注]进一步参见琼斯（1916）。

[756][1925年增注]这种观点应能从汉斯·斯珀伯博士（1912）提出的理论中得到强有力的支持。他认为，古代一切用以指性事的原始语汇，后来因被用于其他与性不同的事物或活动，从而失去了性的意味。

[757][后一句为1919年所加。——1914年脚注]例如，依费伦茨所见[见兰克，1912a，第100页]，在匈牙利人对小便的梦中会呈现小船的游动，虽然匈牙利语中没有“schiffen”（相当于英语粗俗俚语“to pumpship”——“小便”意）一词。[参见下文第367页]在说法语和其他罗马语系的人的梦中，房屋象征女人，虽然这些语言没有与德语“Frauenzimmer”相对应的词。[见第214页注]

[758][在1909年和1911年两个版本中，这里还有一句话：“而且，通常使用的性的象征也并不是绝对明确的。”]

[759][1919年增注]“我的一位住公寓的患者梦见一位女佣，便问她的号码是多少。使他吃惊的是她回答‘14’。实际上，他已经和这个姑娘通奸，并去过她的卧室数次。她很自然地担心会引起女主人的怀疑。在他做这个梦的前一天，她向他提议，他们应该在一个没有人住的房间幽会。没有人住的正是第14号房间。而在梦中，这个女佣自己变成了14号。再也没有比这个梦更清楚的证据表明女人与房间的等同了。”（琼斯，1914a）参见阿尔特米多鲁斯《梦的象征》第2卷第10章：“因此，若是在家里，则卧室代表妻子。”（F.S.克劳斯译，1881，第110页）

[760][见弗洛伊德《性学三论》（1905d）第二篇中有关“诞生理论”部分。]

[761][1911年增注]我在别处曾论及这一主题（Freud，1910d），复述如下：“我不久前听说，有个观点和我们不大相同的心理学家说，我们的所作所为无疑夸张了梦中潜藏的性的意义。”他说他经常做爬楼梯的梦，但其中肯定没有任何性的意思。这个反对意见使我们警觉，便转而注意台阶、楼梯、梯子在梦中的呈现。不久我们便能证明，楼梯（及其类似物）肯定是性交的象征。我们不难发现这一对照的基础：通过一系列有节奏的动作并伴随呼吸的逐渐加快，我们达到一个顶点，然后又快速走下来。因此，性交的节奏模式复现于爬楼梯。语言的用法也是证据之一。“攀爬”[德文‘steigen’]一词可直接表示性动作。我们说某男人是‘steiger（mounter）’或‘nachsteiger’[to run after，字面意均为‘追求’]。在法语中，楼梯的台阶称为‘marches’，而‘un vieux marcheur’意即德语‘ein alter steiger’[‘an old rake’‘老流氓’]。[又见第285页以下]

[762][1914年增注]参见一位19岁狂躁症患者所作的图画，《精神分析公报》，第2卷，第675页（罗夏，1912），画的是一个男人戴着一条由蛇做成的领带，蛇头正转向一个女孩。又见《害羞男人》故事，《人类学杂志》，第6卷，第344页，说的是一个女人走进浴室，遇见一位尚未来得及穿衣的男人，他很窘迫，连忙用衬衣的前襟遮起喉咙，说：“对不起，我并没打领带。”

[763][见弗洛伊德《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其中“诙谐工作”（与“梦的工作”相对照）一语用以表示产生各种笑话的心理过程。]

[764][弗洛伊德《“怪人”》（1919h）一文第二部分对此有详述。另见弗洛伊德遗著《美杜萨之头》（1940c）（写于1922年）以及下文第412页。]

[765][弗洛伊德（1923d）第三部分讨论了数字9。]

[766][显然，弟弟亦如此，见上文第357页。]

[767][1911年增注]关于梦的象征问题，不管施尔纳与他的观点如何不同，我也必须指出，他应该是梦的象征的真正发现者，而且，精神分析的研究终于使他那本长期被视为幻想的著作（1861）为世人承认。

[768][这个梦以及下面两个梦最初发表于一篇题为《释梦附例》（1911a）的论文，该论文有以下几段引文，而且从未用德文重印过：

[769][1911年注]此类梦例之一，参见克奇格拉伯（1912）。斯泰克尔（1909，第475页）记录了一个梦，其中，帽顶插了一根弯曲的羽毛，象征（阳痿的）男人。[对帽子这一象征，弗洛伊德在后来的一篇论文（1916c）中提供了一种解释。]

[770][在1911年版中，这里还有一句话：“斯泰克尔（1909，第473页）在语言习俗用法基础上指出，‘小东西’是男性或女性生殖器的象征之一。”]

[771][这个梦及解释复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2讲第一个梦例。]

[772][这个梦在最初发表（弗洛伊德，1911a）时，还有下面一段话：从整体上看，这个梦属于并非少见的“自传”梦。“自传”梦表现为梦者以连续叙事的方式来概括自己的性生活。（参见梦例[第347页以下]）——建筑物、地点、风景等象征身体，特别是（几乎无例外地）用作生殖器的象征，其频度如何，当以大量梦例为基础，进行彻底的研究。]

[773]“或小教堂”（=阴道）。

[774]“性交的象征”。

[775]“阴阜”。

[776]“阴毛”。

[777]“在专家看来，着斗篷和头罩的恶魔具有男性生殖器的特征。”

[778]“阴囊的两半”。

[779][字面意为“妇女画像”——德文中指“妇女”的常用习语之一。]

[780][参见第178页。在《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1907a）的第二章结尾处的一段落中，以及对“狼人”的梦的初评（弗洛伊德，1918b第4节）中，弗洛伊德坚持这一观点，即醒后对梦或梦的某一部分有特别强烈的真实感这一事实，实际上是与梦的隐意相联系的。]

[781][这一段是1919年增补的。]

[782]摘自汉斯·萨克斯[1913]的一篇论文。

[783][萨克斯用这个词，只是指“附带的贯注”，而不是指弗洛伊德对这个词的特定意义。见下文第594页、603页、617页。]

[784][“ing”可能是维也纳的一个郊区（见第298页）；Schottentor靠近维也纳城中心。]

[785][“Schlemihl”与以“-yl”结尾的字押韵，是一个源于希伯来语的字，在德文中通常用以指不幸、无能之人。]

[786][在1911年版中，此处还有下列这句话：“斯泰克尔最近出版的那本著作（1911）对死亡象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787][本段和以下六段写于1909年。]

[788][“他完成了伟大的抛掷——变成朋友的朋友——于是赢得一位可爱的女人……”是席勒《欢乐颂》第二节的前三行诗句，贝多芬把它们编入其《合唱交响乐》。但其中第三行（上文弗洛伊德先引的是第一行）也是贝多芬的歌剧《费德里奥》终场合唱最后一节的首行——他的歌词作者显然是剽窃了席勒。]

[789][1914年增注]梦里被别人拔掉一颗牙都可以解释为阉割（就像头发被理发师剪掉一样，斯泰克尔的观点）。一般地，牙刺激梦必须与牙医梦相区分，如柯里亚特（1913）所记录的那些梦。

[790][《对“杜拉”的分析》（弗洛伊德，1905e）含有大量这种例证。下文的比较摘自弗洛伊德1899年2月16日至弗利斯的一封信（弗洛伊德，1950a，信102）。]

[791][1909年增注]C.G.荣格认为，妇女做的牙刺激梦具有分娩梦的意义。——[1919年补注]厄内斯特·琼斯已对此提出明确的证实。这种解释与上文提出的解释，其共同点是，（阉割与分娩）这两种情况都是将身体的某一部分从身体中分离出来。

[792][1911年增注]参见第348页注②的“自传”梦。

[793][本段以及下面对兰克的引用，均于1911年版首次出现。引文引自兰克1911c。参见第369页同一梦者的楼梯梦。]

[794][金冠币（krown）当时是奥地利的货币单位。]

[795][“Zahn-ziehen”=“拔出一颗牙”，“Zug”（与“ziehen”是同一词根）=“火车”或“拔”“Zahn-reissen”=拔出一颗牙，“Reisen”（发音与“reissen”不无相似）=“旅行”。]

[796][1930年增注]这里复述有关运动的梦，系由上下文所需。参见上文第271页以下（及其另外一些补充的脚注）。

[797][参见583页注。]

[798][这一点在第160页脚注有更详细讨论。]

[799][1911年增注]关于俄狄浦斯梦的伪装，我已另文发表一典型梦例[弗洛伊德，1910l；此处重印于脚注尾]奥托·兰克（1911a）也发表过一例并详加分析。——[1914年增注]在某些俄狄浦斯梦中，眼的象征非常突出，见兰克（1913）。同一杂志还发表了埃德尔（1913）、费伦茨（1913）、里特勒（1913a）等关于眼梦和眼象征的论文。俄狄浦斯传说及其他各处的瞎眼，代表的是阉割。——[1911年增注]顺便指出，未经伪装的俄狄浦斯梦，其象征解释古人即已知晓。兰克（1910，第534页）写道：“例如，据载，恺撒大帝曾做过一个与母亲性交的梦，而释梦者将此解释为他将拥有大地（母亲大地）的吉兆。同样著名的是塔奎恩人所受的神谕，它预言第一个吻其母亲的人（‘osculum matri tulerit’）将攻占罗马。布鲁特斯将此解释为母亲大地。（‘Terram osculo contigit, scilicet quod ea communis mater omnium mortali-umesset’。[‘他吻着大地，说它是万物之母。’]利维，第1卷，第56页）”——[1914年增注]就此参照希罗多德（第6卷，第107页）[1922年译本第259页]对希比亚斯的梦的报告：“波斯人则被庇斯特拉图斯的儿子希比亚斯领至马拉松。前一天晚上希比亚斯做了一梦，好像与自己母亲同寝。他将此梦释为要他返回雅典重获力量，他于是老死故里。”——[1911年增注]这些神话和解释揭示了一个真正的心理学洞见。我发现，自知受宠于母亲的人，在生活中都显出特别的自信和坚定的乐观主义。这些特征

[800][这句话为1914年所加。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10b）的第十二章第四节以及一篇论文（1914a）中对“似曾相识”现象做过总体讨论。又见下文第447页。]

[801][本段及其以下三段系1909年所加。]

[802][塞默林隧道是位于维也纳西南方向主干道上距维也纳约70英里的一个隧道。]

[803][1914年增注]关于水中出生的神话意义，见兰克（1909）。

[804][1909年增注]为时不久，我便知道了关于宫内生活幻想与潜意识思想的重要性。它们包含着许多人所具有的、对活埋的极度恐惧的解释，也为死后复生的信念提供了最深层的潜意识基础。死后复生信念代表的不过是对出生前这种奇怪生活的一种未来投射而已。此外，出生的活动是第一次焦虑体验，并因而也是焦虑情感的来源和原型。[关于这一问题的后期论述，见弗洛伊德《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第8章的开头部分]。

[805][本段及下一段系1914年所加。]

[806][本段及以下三段为1919年所加。]

[807][1911年增注]普菲斯特（1909）报告了一例这种梦。关于援救的象征意义，见弗洛伊德1910d和弗洛伊德1910h。[1914年增注]亦见兰克（1911b）和里克（1911）。[1919年增注]进一步参见兰克（1914）。[弗洛伊德在《梦和心灵感应》（1922a）一文的第二例中讨论了一个从水中援救的梦。]

[808][和第五节一样，本节前部分的材料大多是以后各版增加的。这样，我们把每一段落第一次出现的日期用方括弧标于其后。本节后半部分（从第414页起）均出于第1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2讲收集了另一些梦例。]

[809][格拉茨郊外的一条支流。]

[810][这里指的是德国的一句谚语“Einen Kuss in Ehren kann miemand verwehren”（“没有人会拒绝体面的吻”）。梦者的初吻确曾发生于麦田之间——麦穗中的吻。]

[811][此例及下例分别引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7、8讲（评价稍有改动）。]

[812][字面意为“燕麦正刺痒着我”，但也有习语“旺盛乐坏了我”之意。]

[813][戈特弗里德·凯勒的小说，第6章第4节。]

[814][此例及以下二例首次发表于短篇论文《释梦附例》（弗洛伊德，1911a）中。参见上文第360页注。]

[815][“Auto”是德语表示“汽车”的常用词。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5讲中，这个梦在描述上稍有不同。]

[816][此梦要点纯为文字游戏。德语为“拉出”“hervorziehen”和“偏爱”（“vorziehen”）二词十分相似。本组例5、6、8、9首次发表于弗洛伊德，1913h。]

[817][此梦亦录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1讲，其中一个脚注还报告了一个“症状动作”，证实了这个特殊解释。]

[818][参见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第四篇第3节。]

[819][本例最初发表为一篇单独的论文（1914e）。这里重印时弗洛伊德省略了一段话，原文位于“通过脱离女性态势”句后。被省略的那一段（后来再未重印过）讨论的是西尔伯勒的“功能现象”，下文第503页以下有讨论。省略的一段话是：“患者的这一解释无可反驳，但我不想把它看成是‘功能的’，只是因为他的梦念关系到他的治疗态度。那种念头可以用做任何梦的构成‘材料’，我们很难想象，在分析条件下，一个人的思想为什么不会关系到他在治疗中的行为[参见第214页]。‘材料’现象和‘功能现象’在西尔伯勒意义上的分别，只有当被试能够选择，是注意呈现于心目中的思想内容的某些片断，还是注意其实际的精神状态——正如西尔伯勒在入睡时那著名的自我观察（见第344页以下）——时，才具有重要性；而当精神状态本身就构成其思想的内容时则否。”]

[820][见第482页脚注。]

[821][stanniol由锡（stannium）一词派生而来。]

[822][此梦亦讨论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7讲。]

[823][本节此处以下，除第417页例4之外均已出现于第1版（1900）。]

[824][对此，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第7章（7）以及《“怪人”》一文第二节均有论述。]

[825][本书第1版发行时，奥地利旧币制尚未改革。当时的1弗洛林（=100克鲁斯）大约相当于英币1先令10便士或美币40分。因此，本梦和下梦中提到的数字，3弗洛林65克鲁斯约合6先令或1.25美元；21克鲁斯约合4便士或7.5美分；1弗洛林50克鲁斯约合6便士或62.5美分；150弗洛林约合12镑10先令或62.5美元。]

[826][此梦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的不同地方受到更详细的分析，特别是在第7讲结尾处和第14讲两处。此梦与上一梦亦录于弗洛伊德《论梦》（1901a）第7节，标准版，第5卷，第669页。]

[827][此例补于1911年。]

[828][1914年增注]对其他含有数字的梦的分析，参见荣格[1911]，马西诺夫斯基[1912b]及其他。这些梦往往包含极其复杂的数字运算，其结果还惊人地准确。另见琼斯（1912a）。

[829][1909年增注]从这一点看，神经症患者的行为恰似梦。我认识一位患者，其症状之一，是不自主且与意志相违背地听见——即产生幻觉歌曲或歌曲片断，却不懂这在她的精神生活中起了什么作用。（顺便指出，她肯定不是偏执妄想患者。）分析表明，通过使自己拥有一定的特权，她是在误用这些歌曲的内容。例如，她的潜意识把歌词[韦伯《自由的闸门》中阿加西咏叹调）“Leise, leise, Fromme Weise”[字面意为“温柔地，温柔地，虔敬的旋律”]的最后一个字改成“Waise”[=“孤儿”，从而使歌词成为“温柔地，温柔地，虔诚的孤儿”]，这孤儿便是自己。又如“O du selige, o du fröhliche”[“啊，被祝福，幸福的你……”]是一首圣诞颂歌的开头，在唱到“圣诞节节期”之前，她把这首歌改成了一首婚礼曲。——对没有幻觉的观念，这同样的歪曲机制也可以发生。我的一位患者总是摆脱不了他儿时学会的一句诗歌的纠缠：“Nächtlich am Busento lipeln……”（“在那巴森托缠绵声之夜……”），原因就在于他的想象总也超不出前半旬：“Nächtlich am Busen”[“在那胸脯之夜”]。

[830][“Notzfichtigen”，“带有性意味地强迫”或“强奸”，用以代替（通常意义上的）“强迫”。]

[831][这一细节分析于下文第513页。]

[832][意为“为了祖国的富强，他活得虽不长但却全心全意”。——1925年增注]实际碑文是：

[833][这个仪式于1898年10月16日举行。]

[834]作为多因素决定之一例，我想做如下补充说明：我去实验室迟到的原因，在于我夜间工作很晚，而早上又要走过从凯瑟·约瑟夫大街到瓦林格大街这一大段路。

[835][这一细节在第484页有进一步解释。]

[836]在“恺撒”与“凯瑟”之间还有更深一层的关联。

[837][这实际上是席勒《强盗》一剧初版第四幕第五场中，卡尔·莫尔以对话形式吟诵的一首抒情诗。]

[838][弗洛伊德在他1897年10月3日至弗利斯的一封信（弗洛伊德，1950a，信70）中讨论了他与侄儿约翰的关系。弗洛伊德在《掩蔽性记忆》（1899a）一文的后半部分，以多少有些伪装的方式论及其早年生活的另一片断，其中谈到约翰和他妹妹保琳（参见下文第486页）。——第184、304、313、465页均提及梦中言语这一主题。]

[839][这里再次指出，本书从这里开始直到结尾，除特别注明日期的节段外，其余均出现于第一版（1900）。]

[840][匈牙利于1898～1899年间发生严重政治危机，由泽尔组成联合政府而解决。]

[841][意为“我们誓死效忠国王！”系奥地利贵族对特里萨继位后请求他们支持的反应。特里萨于1740年王位继承战后继位的。]——我记不清在哪里读过一个梦，梦中人物形象异常矮小，其来源是梦者白天看到的雅克·卡罗特的蚀刻画。画中确实含有许多非常细小的人物形象，其中一部分描绘的是30年战争的恐怖景象。

[842][这两句诗摘自歌德在朋友席勒死后不久为其《钟之歌》所作的跋。他谈到席勒的灵魂正飞向永恒的真善美，而“在他身后的幻影中，是把我们紧紧相联的纽带——共同的命运”。]

[843][第447页对此梦有进一步讨论。]

[844][本段1909年作为脚注增补，1930年改入正文。]

[845][本段1911年作为脚注增补，1930年改入正文。第一句话表明，弗洛伊德已经把梦之荒谬解释为起于梦念中的“滑稽和嘲弄”。实际上他尚未能做到如此。直到下文（第444页以下）对其荒谬梦理论加以总结的一段中，这一结论才得到明确表达。本段作为脚注时，很可能是解释下文那个段落，在改入正文时由于疏忽而误置于此。]

[846][1911年注]参见我关于心理活动的那篇论文（1911b）[末尾也讨论了这个梦——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2讲分析的例3，与此非常相似。——下一段系1919年作为脚注增补，1930年改入正文。]

[847][这一观点首次由弗洛伊德（1913h）提出。]

[848][维也纳郊区。]

[849][维也纳郊外七八英里处。]

[850][德文“fahren”一词是梦及其解释的一个常用词，意指英文的“驾”（出租车）或“乘”（火车），在不同匕下文要用不同译法。亦见第210页注。]

[851]因此，对于在他看来某事为荒谬的梦念思想，梦的工作通过制作某种与此思想有关的荒谬事件来模仿之。海涅曾通过作一首更拙劣的诗，来讽刺巴伐利亚国王所作的蹩脚诗句：路德维希是一位魔术诗人，只要他一开口，阿波罗就会向他下跪哀求：“别唱了吧！否则，我将会变成笨拙的鹦鹉学舌！”——科尼希·路德维希颂之一

[852][此即弗洛伊德在致弗利斯的信中（弗洛伊德，1950a）经常提及的那位患者E。信126（1899年12月21日）提及此梦，信133（1900年4月16日）声称治疗完满结束。]

[853][西奥多·梅纳特（1833～1892），曾为维也纳大学精神病学教授。]

[854][这一论战详细记述于弗洛伊德的《自传研究》（1925d）。]

[855][此梦在第448页以下有进一步讨论；在弗洛伊德短文《论梦》（1910a，标准版，第5卷，第662页）中，此梦被详加分析，并补充下若干细节。歌德《自然断想》英译本见维特尔斯，1931，第31页。]

[856][“Geseres”和“Ungeseres，”均不是德语，见下文讨论。]

[857][《哈姆雷特》第2幕第2场]此梦也为以下普遍有效的真理提供了证据，即同一晚上做的梦，即使被回忆成相互分离的，也是在同一梦念基础上产生的。[见上文第333页以下]顺便指出，我把孩子从罗马城转向安全地带的梦境，是对我童年时发生的一个事件歪曲而成的：很多年以前，我的一些亲戚有机会把他们的孩子移至国外，我对此甚为嫉妒。

[858][关于梦之荒谬问题，弗洛伊德《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第六章亦有讨论。——在《对“鼠人”的分析》（1909d）第一部分结尾处，弗洛伊德在一个脚注中指出，强迫性神经症亦使用同样的机制。]

[859][即凝缩作用、移置作用和梦的表现力。]

[860][同一段还引用了另一例证，见第331页。]

[861][“Nicht auf meinem eigenen Mist gewachsen”——意为“我对此没有责任”或“这不是我的孩子”。德语词“Mist”本意指粪便，俚语用指“废料”，此处在维也纳用法上指垃圾箱（“Misttrügerl”）。]

[862][1909年增注]对精神分析治疗期间做的梦而言，如果梦者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将此梦告诉医生”，这肯定暗示着对承认此梦的强烈抵抗——而且其后也常被遗忘。

[863][见上文第339页]最近几期《哲学评论》[1896～1898]以“梦的记忆错误”为题对此进行了长期的讨论。——[第478页以下又提及此梦。]

[864]从某些方面看，这些发现是对我上文（第312页）关于逻辑关系在梦中如何表现的论述的修正，那一段描述的是梦的工作的一般活动，而没有更精确地论及其功能的细节。

[865][锡箔（Stanniol），暗指Stannius写的一本关于鱼类神经系统的书。]

[866]这是我们公寓的底层，是房客存放童车的地方。梦中这个地方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867][见第142页脚注]（能贯通的最高真理，却不能对学生直说出来）。

[868][这一细节在弗洛伊德《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中被用作一个例证。]

[869][下文第477页以下对此梦有进一步讨论。]

[870][并非一个真实的地名。]

[871]这个描述甚至对我自己也不好理解，但我必须遵守报告梦的基本原则，如实记下我在记录时所想起的梦境。报告时所选用的字句本身就是梦要表现的内容的一部分。[参见第514页]

[872][第519页以下对这一片断有进一步考察。]

[873][1910年增注]德国的小学生都知道，席勒并非生于什么马尔堡，而是生于马尔巴赫。这也是一种口误（参见第197页注），用以代替另一个故意的错误。对此，我已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10b，第十章第1节]中做过阐述。

[874][1919年增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收集到我孙子的第一个梦，是他l岁零8个月时做的。此梦揭示了梦的工作成功地把梦念材料转换成一个愿望实现，而与梦念材料相伴的情感在睡眠状态下却没有改变。在他父亲就要上前线的头一天夜里，这孩子大声哭喊，悲伤啜泣：“爸爸！爸爸！”“宝宝！”，这只能意味着爸爸和宝宝聚守一起；但泪水却表明离别将至。在那个时候，这孩子已完全能表达离别概念。Fort[“离去”]是他最早学会的字之一（其中“O——O——O”音发得长而重），而且在他做此梦几个月以前，他曾用玩具做了“离别”游戏。这个游戏反映了他更早就具有的一点自我约束，表现为他容许母亲离他而“去”。[参见《超越快乐原则》（弗洛伊德，1920g，第2章。]

[875][弗洛伊德在1898年4月14日致弗利斯的信（弗洛伊德，1950a，信88）中详细描述了这次航行。阿奎雷尔位于内陆数英里处，由一条小运河通往咸水湖。湖中岛屿之便是格拉多。这些地方均位于亚得里亚海北端，1918年前属于奥地利。]

[876]一位语言学朋友告诉我，[德语]“Nachen”一词派生于希腊词词根“νεχυσ”[尸体]。

[877]席勒《生与死的寓言》。

[878][第547页又提及此梦。]

[879][把情感的释放描述为“输出”过程（虽然指向身体内部），是着眼于心灵的结构。本段所隐含的情感释放理论，在弗洛伊德《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第一部分第十二节有较详细的说明。亦见下文第582页。——弗洛伊德对“神经发动”一词的用法，见第537页注。]

[880][此段和下段为1919年所加。”]

[881][本段和下文对罗塞格的引证及其讨论，均为1911年所加。罗塞格（1843～1918），奥地利著名作家，从一个卑微的农民走向成名。]

[882][后两句为1919年所加。]

[883][1930年增注]由于精神分析已将人格分为自我和超我（弗洛伊德，1921c[以及1923b]），所以我们很容易在这些惩罚梦中看出超我的愿望满足。[见下文第557页——弗洛伊德1923c第九节也讨论了罗塞格的梦。]

[884][本段为1919年所加，好像不应加在这里，而应加在以下两段的后面。这两段为1911年所加，如同有关罗塞格的梦的讨论，本段正与这些材料明显相关。随后各段为1900年的材料。——弗洛伊德在《一个女性同性恋者的心理发生》（1920a）的论文第三部分结尾处也谈到伪善梦。]

[885]正是这个幻想构成了潜意识梦念的一部分，并坚持要用“Non vivit”来代替“Non vixit”：“你来晚了，他已经去世。”在第421～423页，我已作过解释，“Non vivit”也为梦的显意所要求。

[886]应该指出，约瑟夫这个名字在我的梦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参见关于我叔叔的梦，第137页以下）。我的自我发现很容易隐藏于叫这个名字的人背后，因为约瑟夫是《圣经》里一个著名释梦的名字。

[887][“Sekundäre Bearbeitung”。此词过去曾被误译为“secondary elaberation（二级制作）”。]

[888][第二幕中帕里斯和海伦的爱情二重唱。这一幕以他们因见到梅尼劳斯而大为惊奇结尾。]

[889][暗指海涅的《返乡》中的几行诗，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新论》最后一章开头处全文引证这一节。]

[890][在别的地方，弗洛伊德说过，严格地讲，“润饰”作用不属于梦的工作。参见他为马尔库斯《袖珍字典》写的“精神分析”条（弗洛伊德，1923a，“释梦”段的结尾处），在弗洛伊德（1913a）的结尾处也指出了这一观点。]

[891][作为例证，参见第494～583页所记录的梦。]

[892][“Phantasie”这个德文词的意思主要是“想象”；此处用“Phantasiebildung”（想象的构成）也许更合适。]

[893]“Rêve”、“petit roman”——“白日梦”、“[连续的]故事”。[这些词最初是英语。正文中用的“Tagtraum”对德语读者不熟，因而需要解释。]

[894][弗洛伊德自己后来就白日梦问题写了两篇论文：1908a和1908b。1921年J.沃伦冬克出版《白日梦心理学》，弗洛伊德为之作序（弗洛伊德1921b）。]

[895][弗洛伊德在1897年5月2日致弗利斯的一封信中附有一份备忘录（弗洛伊德，1950a，手稿12），其中论及这个问题：“幻想是一种精神门面，用以阻断这些记忆”。]

[896][参见弗洛伊德《性学三论》（弗洛伊德，1905d）第三论中“乱伦的障碍”结尾处的长注。这个注是该书第4版（1920）增加的。]

[897][1909年增注]在《一例癔症分析片断》（1905e[第二部分]）中，我已分析过这种梦的精彩一例，它是由数个幻想叠置而成。但只要是分析我自己的梦，我便低估这些幻想在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我的梦通常是基于思想的讨论和冲突，相对地较少基于白日梦。在别人的梦中，我很容易看出其夜间梦与白日梦之间的完全类似。在癔症患者，其癔症发作往往可以被梦取代；因此可以相信，这两种精神结构的直接先兆都是白日梦。

[898][本段除最后一句为原版内容外，其余均为1914年所增写。]

[899][弗洛伊德对这个词的首次使用似乎是在本书第338页，其意义在下文第541页得到解释。它最早出现于1896年12月6日弗洛伊德写给弗利斯的信中（弗洛伊德，1950a，信52）。]

[900][第243页提供了关于润饰作用如何在童话中起作用的过程一例；另见第264页俄狄浦斯王一例。本书第244页论及它在强迫症和恐怖症中的应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4讲论及它在偏执狂中的应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10b）第六章记录了电报错误中的润饰作用之一例。《图腾与禁忌》（1912～1913）第三章第四节较为深入地论述了梦的润饰作用与思维的“体系”建构作用之间的类似性。]

[901][本章以下部分，除最后一段为原版所有外，其余内容均为1914年所加。]

[902][参见下文第559页。]

[903][虽然弗洛伊德几乎总是使用德文“Zensur”（稽查作用）一词，但这里以及下文不久处，他使用了该词的人格形式“Zensor”（稽查员）。关于这种罕见用法，另见《论自恋》（弗洛伊德，1914c）一文第三部分和《精神分析新论》（弗洛伊德，1933a，第29讲。]

[904][1914年增注]《论自恋》（弗洛伊德，1914c[第三部分]）。——[下一段内容出现于第一版。]

[905][1925年增注]我曾一度感到，要使读者习惯于在显梦与隐梦之间的划分是极其困难的。有些人以未经解释的、回忆形式的梦为基础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各种反对意见，而忽视了首先要对梦做出解释。但是，至少在用由解释所揭示的意义来代替显梦这一点上，分析家们既已变得意见一致，他们许多人便因同样固执地隐入另一混乱而感到愧疚。他们试图在梦的隐意中寻求梦的本质，并因而又忽视了梦的隐意与梦的工作之间

[906][在第4、5、6、7版（1914～1922）中，这里插有兰克的两篇独立论文，题为《梦与创作》和《梦与神话》。这两篇论文从1924年全集版起被删除，对此弗洛伊德说，它们“自然不适于包含在我的著作选集中”。而在其后1930年的第8版中，这两篇论文亦未插入。参见编者导言第xxi页。]

[907][弗洛伊德在早期与威廉·弗利斯的通信（弗洛伊德，1950a）有助于理解本章后几节中出现的问题。参见编者导言（第xv页以下）。]

[908][1914年增为正文，1930年改为脚注]福柯[1906，第141页以下]，坦纳里[1898]亦如此。

[909][弗洛伊德在一篇关于释梦在治疗分析中的技术性应用的论文（1911e）的结尾处，讨论了对梦的内容的重要性的另一种性质相反的误解。]

[910][1909年增注]参见拙作《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10b，第十二章（A），例2～7。——其中例2与弗洛伊德1989年8月27日致弗利斯的信（弗洛伊德，1950a，信116）有关，其时他正在校阅本书样稿，信中他预言样稿中含有2467处印刷错误。（参见下文第532页注）。]

[911][齐格菲的身体只有一处可能受伤，而且惟有克里米尔德一人知道是何处。一次，哈根施用诡计让克里米尔德在齐格菲上衣这一致命处绣一个小十字标。哈根后来便从这一位置刺杀了他。]

[912][1925年增注]这种断然陈述即“任何干扰分析工作的事物都是抵抗”易于引起误解。它当然只是对分析家而言的技术准则。不可否认，在分析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取决于患者意图的事情，如他的父亲可能不是因为他的谋杀而死亡，或者因一次争执而使分析中止等。但在其表面的夸张之下，这一论断也含有某些真实且新颖的意义。即使中断事件是真实的且与患者无关，但干扰的程度往往也取决于患者本人；他对这类干扰的接受和夸张也表明了抵抗的存在。

[913][1919年增注]此处引用《精神分析导论》[弗洛伊德，1916～1917，第7讲]中的一个梦例，以说明梦中怀疑与不确定的意义，同时其内容又浓缩为一个单一成分。此梦之分析虽拖延了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成功了。“有一个女性患者做了一个很长的梦，其中有人向她谈起我那本关于诙谐的书并大加赞赏。后来又梦见有关‘海峡’的什么事，可能是另一本书提及海峡，也可能是其他什么与海峡有关……她不知道……这一切都太模糊了。”“读者肯定会认为‘海峡’这一成分是无法解释的，因为它太模糊了。怀疑其困难是对的，但解释的困难并非起自模糊。困难和模糊都同起于另一原因。梦者未发生与‘海峡’有关的任何联想，我当然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不久后，准确说是次日，她告诉我说想到某些可能与之有关的事物，这也是一个诙谐，即她所说的一个笑话。在航行于多佛与加莱之间的一艘渡轮上，一位著名作家同一个英国人交谈起来。这个英国人突然说到一个短语，Du sublime au ridicule il n'y a qu'un pas[崇高与荒唐只一步之遥]；那位作家答道，是的，‘le pas de Calais’——意思是说，他认为法国是崇高的，英国是荒唐的。但Pas de Calais是一条海峡，即英吉利海峡。读者或许会想，我是否认为这与梦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是的，而且由此还解决了梦的不可理解的成分。你能否认这个笑话在做梦之前就已存在并成为梦中‘海峡’成分的潜意识思想吗？你能认为它是后来加入的吗？梦者的联想，揭露了她表面赞赏背后的怀疑，而她对此产生的抵抗无疑正是其联想迟缓和梦中模糊的共同原因。我们可以考察梦的这一成分与潜意识背景之间的关系：它正是背景的一个片断，是对背景的暗指，但它因为被孤立而难以理解。”

[914]关于遗忘的一般目的，参见我论述遗忘的精神机制的一篇短文（弗洛伊德，1898b）。[1909年增注]此文后来（稍做修改）收入我的《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弗洛伊德，1901b）的第一章。

[915][另一例见第155页注。亦可参见对杜拉第二个梦的分析（弗洛伊德，1905e，第三节）。]

[916][1914年增注]对外语使用的这种纠正在梦中并不少见，但通常是由别人来纠正。默里（1878，143页）在学习英语时曾做过一个梦，告诉另一人说在前一天曾拜访过他，说的话是：“我昨天约请（called for）过你。”对方纠正说，你应该说：“我昨天拜访（called on）过你。”]

[917]这种事值得称赞吗——旧的医学术语是：“排泄是健康的吗？”下一个短语原来就是用英文写的。

[918][1919年补入正文，1930年改为脚注]有些发生于童年早期的梦，在十几年后仍能记忆犹新。这种梦对于我们理解梦者的精神发展史及其神经症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对这种梦的分析可以使医生避免错误和不确定性，并因而避免理论的混乱。[此处，弗洛伊德一定特别想起“狼人”梦例（1918b）。]

[919][法国生理学家（1813～1878）。]

[920][本段为1919年所加。]

[921][关于这一点，弗洛伊德在论文《心理玄学对梦理论的一个补充》（1917a）的一个长注中也做了讨论。另见《梦和心灵感应》（1922a）结尾处。]

[922][这个问题在弗洛伊德1925i第一部分中有详细考察。]

[923][1914年增注]直到最近，我才注意到爱德华·冯·哈特曼在这个重要的心理学问题上持相同观点：“在讨论艺术创作中的潜意识作用时，爱德华·冯·哈特曼（1890，第1卷，第二篇第五章）清楚地阐述了一条由潜意识目的性观念所支配的联想法则，尽管他没有认识到这一法则的适用范围。他要证明‘任何感性观念的联结，只要不是纯粹的偶然而指向一个明确的结果，就必须有潜意识的帮助’（同上，第1卷，第245页；英译本1884，第1卷，第283页），而且，意识的作用只是激活潜意识，以从无数可能的观念中择其适当者。正是潜意识做出符合目标的适当选择，‘不仅对于感性想象，而且对于抽象思维的观念联想、艺术联想’以及诙谐的制作等，均亦如此[同上，第1卷，第247页；英译本，第1卷，第285页]。因此，（从纯粹联想心理学意义上讲，）对不同观念与某一活跃的或被激活的观念之间的联想施加限制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下列情况下，这种限制才有可能，即‘人不仅能够不受任何意识目的的支配，而且能不受任何潜意识及心境的影响。但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即使一个人在表面上完全放弃自己的思想线索，而任其飘浮，或让自己完全隐于梦幻之中，但他仍然随时可能产生某一主导兴趣、支配性情感或心境，而这一切必然会对他的观念联想施加某种影响。’[同上，第1卷，第246页；英译本，第1卷，第284页]在半意识的梦中，只会出现与当时主要的[潜意识]兴趣相对应的观念。因此，从哈特曼心理学观点来看，对情感和心境影响自由联想系列的强调，证明了精神分析方法的正确性。”（波赫里尔斯，1913）——杜普里尔（1885，第107页）指出了一个事实，即一个人名在我们苦苦思索却想不起来之后，又突然地在毫无线索的条件下浮现脑海。他由此推论，在这种情况下，肯定发生了一个潜意识的、但并非漫无目的的思维过程，而它的结果又突然地进入意识之中。

[924][1909年增注]C.G.荣格（1907）关于早发性痴呆症的分析，有力地证明了这一论断。

[925][关于稽查作用，弗洛伊德在本书其它各处均采用“抵抗的稽查作用”这一说法。关于“抵抗”与“稽查作用”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后来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29讲中作了阐释。]

[926]同样，对于梦的内容中出现明显的表现联想，自然也可做此考虑，如第59页所引述的默里的两个梦（Pélerinage——Pelletier——pelle；kilomètre——kilogramme——Gilolo——Lobelia——Lopez——Lotto）。我从神经症治疗工作中深知何种记忆最倾向于采用这种表现方法，这就是他们翻阅百科全书或字典（就像处于好奇的青春期的人那样）以满足他们对性知识的渴求时的记忆。——[这种例子亦可见于对杜拉第二个梦的分析（弗洛伊德，1905e，第二部分）。]

[927][1909年增注]这两条原则，在刚开始提出来时似乎是最不受欢迎的，但此后被荣格和他的学生在字词联想研究中用做了运用和证实。[荣格，1906——关于“靠机遇”选择数字而产生有效联想的同源主题（第514页以下），一个最有趣的观点是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第十二章于1920年增补的一个长注中提出来的。]

[928][《富豪》（第491页）在本书第一遍手稿中，弗洛伊德在这个句子中对这个人名发生了笔误。他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第七章第1节结尾处对这个笔误进行了讨论。]

[929][在1898年2月9日致弗利斯的一封信（弗洛伊德，1950a，信83）中，弗洛伊德写道，在他读过的所有有关梦的文献中，惟有费希纳著作中的这一段是有意义的。]

[930][“Instanzen”，字面译为“instances（案例）”，从某种意义上讲，相当于这个词在短语“a Court of First Instances（初审法院）”中的用法。]

[931][“神经传导（Innervation）”是一个极为含糊不清的术语，它经常在一种结构意义上使用，指神经在有机体或某一身体部位的解剖分布。弗洛伊德对这个词的使用，往往（当然不是毫无例外地）是指能量传导入某个神经系统，或者（如此处）特别是指传导入一个传出系统——也就是说，是指一个趋向释放的过程。]

[932][布洛伊尔在他与弗洛伊德合著的《癔症研究》（1895年）的第一节关于理论贡献的一个脚注中写道：“反射望远望的镜面可能同时是照相底片。”]

[933][1925年增注]我早就指出过，实际产生的是意识而不是记忆痕迹。参见拙作《关于“神秘的拍纸簿”的说明》（1925a）。[另见《超越快乐原则》（1920g）第四章，其中提出同样观点。——此处关于记忆的全部论述，若参照弗洛伊德后期这两个著作，便能得到更好的理解。从弗洛伊德与弗利斯的通信（弗洛伊德，1950a）来看，他早期对这个问题的反思更能说明此处的观点。参见《科学心理学设计》（1895年秋著）第一部分第三节以及信52（写于1896年12月6日）。顺便指出，这封信还含有一个图示，它显然是上述示意图的一个早期形式。信中还出现了这里用来区分各不同系统的字母缩写，这些缩写的英语形式是一目了然的：“Cs.”代表“意识”系统，“Pcs.”代表“前意识”，“Ucs.”代表“潜意识”，“Pcpt.”代表“知觉”系统，“Mnem.”代表“记忆”系统。]

[934][1919年增注]在这种示意图中，各系统按线性顺序排列，因此，如果我们继续分下去，那么处于“前意识”之前的那个系统必然是意识系统。——换句话说，知觉一意识。[参见下文第615页以下。弗洛伊德1917d对此有更全面的讨论。——弗洛伊德关于心灵的后期“示意图”，更强调的是结构而不是功能，它首先出现于《自我与本我》（1923b）第二章，后（稍做修改）再现于《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31讲。]

[935][1914年增注]第一个指出回归因素的是古代的阿尔伯特·马格鲁斯（13世纪的学者）。他说，梦是由“想象”从感性对象的记忆中建构出来的，而且，这一过程的执行方向与清醒生活相反。——霍布斯在《利维坦》（1651，第一部第二章）中写道：“总之，梦与清醒时的想象是相互逆向的。运动在我们清醒时位于这一端，在我们做梦时却位于另一端。”（转引自霭理士，1911，笔109页）

[936][特里斯特后面的石灰岩高原。]

[937][1914年增注]不管对压抑理论做何种表述都必须肯定，任一思想的压抑都是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一方面受到（意识的稽查作用的）排挤，另一方面又受到（潜意识的）吸引。[1919年增注]参见我有关压抑作用的论文（弗洛伊德，1915a的开头几页）。

[938][本段增于1914年。]

[939][本段增于1919年。]

[940]这些潜意识愿望，与其他所有真正潜意识的、亦即只属于潜意识系统的精神活动一起，共同拥有这种不可毁灭的性质。这些通路早已一劳永逸地被打开，永远不会弃而不用，而且一旦受到潜意识兴奋的重新贯注，便自动地将这些兴奋过程传至释放。打个比方说，它们就像奥德赛的地下鬼魂一样，只要喝了人血就会复活。与此相反，那些依赖于前意识的过程则是可以毁灭的。神经症的心理治疗正是以这一区别为基础。[参见第577页以下。]

[941][1919年增注]在《心理玄学对梦理论的一个补充》（弗洛伊德，1917d）一文中，我已深入考察了睡眠过程中处支配地位的事物状态以及幻觉的决定条件。

[942][本段及其以下两段均为1919年所加。]

[943][1930年增注]这里可以参照精神分析在后期所发现的“超我”。[参见第476页注2——作为“愿望理论”的例外的一类梦（发生于创伤性神经症），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9）第二章和《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29讲结尾处有所讨论。]

[944][本段及其以下两段为1919年版增注，1930版移入正文。]

[945][参见第17页注。]

[946][弗洛伊德在《梦和心灵感应》（1922a）一文的开头部分，简要地分析了此梦可能具有的心灵感应方面。]

[947][在关于杜拉第一个梦的分析（1905e，第三部分）中，弗洛伊德全文引证了这两段文字，而且认为，对杜拉第一个梦的分析完全证明了这两段的正确性。]

[948][对比喻而言为资本的数量，对梦而言即为精神能量的数值。]

[949][关于“白天残余”在梦的建构中的作用，弗洛伊德在一短篇论文（1913a）中做了特别清晰的概述。]

[950][在后期著作中，弗洛伊德同样用“移情transference”（“übertragung”）这个词，却指一个多少有些不同但也不无关联的心理过程。他最先是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发现这一过程的，即将起先针对，而且现在仍然潜意识地针对着一个幼儿期对象的情感“转移”到一个当前对象上的过程（参见弗洛伊德1905e第四节以及弗洛伊德1915a）。这个词在本书中也出现过这种用法，如第184页和第200页。弗洛伊德在《癔症研究》（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第四章中也在这种意义上使用此词。]

[951][参见弗洛伊德，1893c，第四节。]

[952][参见上文第64页注。在《自我与本我》（弗洛伊德，1923b）第二部分结尾处的一个脚注中，提到了这种梦之一例。]

[953][此即《超越快乐原则》（1920g）开头讨论的所谓“恒定性原则”。但在弗洛伊德早期的某些心理学著作中，这一原则已构成一条基本假定，如他死后发表的1892年6月29日的“致约瑟夫·布洛伊尔的信”（弗洛伊德，1941a）。在1895年秋所著的《科学心理学设计》（弗洛伊德，1950a）第一部分第1、2、11、16节中，弗洛伊德已经陈述了本段的全部要旨。参见编者导言，第XV页以下。]

[954][意即有某种事物，在知觉上与“满足体验”相同。]

[955][1919年增注]换句话说，很明显，必然存在着“现实检验”的手段[即检验事物是否为真的手段]。

[956]勒洛林公正地评价了梦的愿望满足活动，他说，梦“不会引起极度的疲劳，也不会因勉强地作漫长而无休止的挣扎而耗尽或破坏所要追求的快乐”。

[957][1914年增注]我在讨论精神活动的两条原则——即我所谓的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的一篇论文（弗洛伊德，1911b）中，较深入地发挥了这一思想。[对此，下文第598页以下又有更进一步的论证。]

[958][1914年增注]或更准确地说，症状的一部分起源于潜意识的愿望满足，另一部分起源于对愿望做出反应的精神结构。

[959][1914年增注]正如哈夫林斯·杰克逊所言，“只要理解了梦，你就完全理解了心理疾病。”[转引自厄内斯特·琼斯（1911），他是亲耳听哈夫林斯·杰克逊说这番话的。]

[960][参见《癔症研究》（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中弗洛伊德所著的第四章第一节观察3。]

[961][这一句为1909年所加。]

[962]我是从李厄保催眠理论（1889）中接受这一观念的，催眠研究的当代复兴正始自李厄保。

[963][本段为1909年所加。]

[964][本段为1914年所增。]

[965][本段在1914年作为脚注增写，并于1930年改为正文。]

[966][1914年增注]梦是否仅有这一种功能呢？我不知道它有什么别的功能。梅尔德[1912]确曾想证明，梦还有其他“次生”功能。他从一个正确的观察出发，即某些梦包含有解决冲突的企图，而这些企图后来真的被执行了，好像梦是在为清醒活动做准备练习。他于是将梦与儿童和动物的游戏相比照，认为儿童和动物的游戏是对本能的练习操作，为后来的严肃活动作准备，并进而提出梦的“游戏功能”的假设。在梅尔德之前不久，阿德勒[1911年，第215页注]也认为，梦具有“预思”的功能。（在我1905年发表的一个分析[《一例癔症分析片断》（1905e）第二部分]中，有一个梦只能被看成是对某一意向的表达，在这一意向被实际执行之前，梦者每天晚上都重复这个梦[参见上文第190页]。）然而，进一步的思考表明，梦的这种“次生”功能不能被当作释梦的研究主题。预思、意向形成、构成后来可能在清醒生活中实现的解决方案等，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都是心灵的潜意识与前意识活动的产物，它们可以作为“白天残余”在睡眠状态中持续，并与潜意识愿望相结合[参见第550页以下]而形成梦。所以，梦的“预思”功能只能是前意识清醒思想的功能之一，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梦或其他现象揭示其结果。长期以来，梦都被等同于其显在内容，但这里我们也必须同样清楚地看出另一种误解，即将梦混同于潜隐的概念。[参见第506页注，以及弗洛伊德在《梦和心灵感应》（1922a）一文中对案例I的讨论。]

[967][1919年增注]“第二点更为重要，但也同样为一般人所忽视。一个欲望的满足原可以产生快感，但是我们要问：‘究竟对什么人引起快感？’感到愉快的当然是有此欲望的人。然而我们知道，梦者对于他的欲望的态度却很特别：他排斥这些欲望，指责这些欲望，总之，不愿意有这些欲望。因此，这些欲望的满足并不使他快意，反而使他不快。经验证明，这种不快，虽尚待解释，但它们是焦虑形成的主因。就其欲望而言，梦者宛若两人，因某些共同要点合而为一人。这个问题，我不想再加以引申，只想告诉你们一个著名的神仙故事[参见上文第557页]。在这个故事里，你们便可看出这些关系。一个慈爱的仙人说要满足一个穷人和他妻子的头三个欲望。他们俩乐不可支，对于欲望的选择非常慎重。那女人因嗅到邻人烧腊肠的香味，于是愿有两根香肠。一动念之间，腊肠已放在面前了，第一个欲望因此得到了满足。男人不以此为然，愤恨之余，乃愿两根腊肠挂在妻子的鼻端之上，因此腊肠便挂在她的鼻端上不能移动，第二个欲望满足了。但这是男人的愿望，女人却深以此为苦。这个故事的结局，你们可想而知；因为他们究竟是夫妻，所以他们第三个欲望就不得不使腊肠离开女人的鼻端。这个神仙故事，我们或许常用来比喻其他各事；这里则仅用于说明以下事实：就是，一个人的欲望的满足，可以使另一个人深感不快，除非这两个人完全是同心一意的。”（《精神分析导论》[弗洛伊德，1916～1917，第14讲]）

[968][关于这个假设，参见第468页及其注。]

[969][下列一句为1911年版增写，后又于1925年版删除：“我认为，梦中的焦虑是一个焦虑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梦的问题。”]

[970][以下某些评述应根据弗洛伊德后期关于焦虑的观点加以修正。另见第160页以下，第236页和337页。]

[971][德文“vögeln”是对性交的通俗说法，起源于“Vogel”一词。“Vogel”的普通意义是指“鸟”。]

[972][1919年增注]从我写下这句话以来，精神分析文献已提供了大量的这类材料。

[973][在弗洛伊德的后期著作中，“注意”概念变得很不重要，但却在《科学心理学设计》（弗洛伊德，1950a）中很突出。又见第515页和615页。]

[974][关于原发系统与继发系统的划分以及认为这两个系统的精神活动相互不同，是弗洛伊德最基本的观点之一。这种观点与认为精神能量有两种形式的理论（参见第599页以及下一节开头处）相关联。精神能量的形式或可以是“自由的”或“流动的”（如潜意识系统中的能量），或可以是“束缚的”或“休眠的”（如前意识系统的能量）。在弗洛伊德后期的一些著作（如论文《论潜意识》，1915e，第5节结尾处，以及《超越快乐原则》，1920g，第4章）中，当他讨论这一问题时，（他把后一种区分归之于布洛伊尔在《癔症研究》（1895）中的某些说法。但我们很难发现布洛伊尔在该书（第3章）中有这种说法。只是在第2节开头处，布洛伊尔划分了三种神经能量形式：“一种是细胞内化学物质的势能”，“另一种是当神经纤维处于兴奋状态时所发射的动能”，“还有一种是神经兴奋的休眠状态、紧张的兴奋或神经紧张”。另一方面，弗洛伊德在《科学心理学设计》（1905a）第3章第1节开头处，对“束缚”能量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本书是在《癔症研究》出版后不久写的。]

[975][后来，弗洛伊德在《压抑》（1915d）一文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对这个问题的后期观点，见《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32讲。]

[976][弗洛伊德在《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中对这一论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关于“理智错误”的问题，在《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结尾处有充分的讨论。]

[977][这一主题的详细论证，见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1905d）。]

[978]此处以及在别处，我有意不深究这些论题，因为深究这些论题必将一方面要求做大量的工作，另一方面又使我引证大量与梦无关的材料作为论证的基础。例如，关于“压制（suppressed）”和“压抑（repressed）”二词是否有不同的含义，我略而不论。但是很显然，“压抑”比“压制”更强调与潜意识之间的关系。又如，梦念为什么即使在已放弃进入意识的前行路线却转而进入退行时，还要经受稽查的歪曲作用？关于这一明显的问题，我也略而未述。此外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省略。我首先急于要做的，是澄清那些进一步分析梦的工作时所必然产生的问题，并为进一步分析有关其他论题提供一个线索。关于这些问题应论证到什么程度，我往往犹疑不决。——关于性在梦中所起的作用，我未做详尽的阐述，同时我也避免对那些明显具有性的内容的梦加以分析。这其中有一些为读者所预想不到的特殊原因。在我自己看来，或在我所持的神经病学理论观点看来，性生活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无论是外科医生还是科学研究者，也决非与性毫无关系。再者，阿尔特米多鲁斯《梦的象征》一书的译者因出于道德的义愤，竟将书中论性梦的一章删掉，这实在荒唐可笑。我的判断基础仅在于我理解到，性梦的解释必将使我更深地卷入有关性倒错和双重性欲尚未解决的问题之中。因此，我将这类材料留待它处讨论。[我们可以指出，《梦的象征》的译者F.S.克劳斯后来在《人类学》期刊上发表了被删除的那一章，弗洛伊德上文的引证（第356页注）正出于此处，他还在别处（1910f和1913k）对此大加赞赏。]

[979][弗洛伊德在《全集》第3卷（1925）第169页的一个注释中说，“弗吉尔的这句诗旨在说明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的活动。”他还将这句诗用作全卷的格言。在1896年12月4日致弗利斯的一封信（弗洛伊德，1950a，信51）中，弗洛伊德说准备把这句诗作为计划中的一本著作论“症状形成”一章的格言。——下一句为1909年所加，亦出现于同年在克拉克大学所做的第3篇演讲中（弗洛伊德，1910a）]。

[980]梦并不是我们发现精神病理学心理基础的唯一现象。在我尚未完成的一系列短文（1893b和1399a）中。我试图对大量日常生活现象做出解释，以为这些结论提供证据。[1909年增注]这些论文以及其他一些有关遗忘、口误的论文后来收集于《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弗洛伊德，1901b）一书。

[981][1925年增注]当我们认识到，前意识的本质特征在于它和言语表征的残余相关之后，我们就必须对这一观点做出进一步的阐释和修正。参见《论潜意识》（1915e，第7节）。[但正如那里所指出，这一点在本书第1版已有所暗示（参见第574页和617页）。——关于“神经传导”一词的用法，参见第537页注。]

[982][1914年增注]我很高兴能指出，有一位作者在梦的研究中得出了和我在有关意识活动与潜意识活动之间的关系研究中得出的相同结论。杜普里尔[1885，第47页]写道：“要研究心灵的性质问题，必须先研究一个预备问题，即意识与心灵是否是同一的，梦对这一预备问题做出了否定回答。梦表明，心灵概念比意识概念宽泛，就像一个天体的万有引力作用范围超出其能见度一样。”他又写道（同上，第306页[转引自莫兹里，1865，第15页]）：“一个很难明确意识到的事实是，意识不可能像心灵那么宽泛。”

[983][塔梯尼（1692～1770）音乐家，小提琴家，他曾在梦中将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该魔鬼抓起他的提琴以无与伦比的技巧演奏了一首奏鸣曲，他醒来后立刻记下他想起的曲子，这便是他有名的“魔鬼奏鸣曲”。]

[984][1911年增注]参见亚历山大大帝在围攻泰尔城时做的梦[第99页注]。

[985][1914年增注]参见我的《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弗洛伊德，1912g），最初用英文发表于《精神研究协会纪要》第26卷[第312页]。其中，我对“潜意识”这一高度含糊不清的术语做了描述意义、动力意义和系统意义的划分。

[986][关于弗洛伊德对“量”和“质”这两个词的用法，详见《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

[987][前意识与意识之间的稽查作用，在弗洛伊德后期著作中很少谈及。但在《论潜意识》（1915e）一文中却有深入讨论。]

[988][本书第1版没有这句话。在1909年版中，本句以下列形式出现：“如果我们将潜意识愿望还原为其最基本、最真实的形态，那么我们无疑要记住，精神现实同样也具有多种存在形式。”在1914年版中，本句以正文形式出现，只是句末一词不是“物质的”，而是“事实的”。“物质的”一词为1919年版所修改。——本段以下部分为1914年所加。——在《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第三部分，弗洛伊德在“思想现实”和“外部现实”之间做出划分。]

[989][这个论题进一步讨论于弗洛伊德1925i（第二节）。]

[990][在1911年版中，此处有如下脚注：“维也纳的奥本海默教授向我表明，从民俗学的证据来看，有一类梦，甚至是普通人都不相信其预言意义了，而可以完全正确地回溯到在睡眠中出现的愿望和需要。关于这种梦。他不久将给出详细的论述。”]

[991][当时相当于6便士或12.5美分。]

[992][《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10b）第七章（A）也提及这一情景。]

[993][这两句诗的第一句意味着这些话在这里可能是针对父母而言的。]

[994][奥地利阿尔卑斯山脉之一峰。]

[995][此梦亦录于《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129页），其中两次提及女孩的年龄为“8”。]

[996][弗洛伊德在《释梦》（1900a）第三章和《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8讲中，对这些儿童梦做了详细论述。]

[997][《释梦》从1911年版起，对这个记述作了全文引证，见标准版，第4卷，第131页注。——本段最后两句为1911年所加。]

[998][德文“Kosten”一词兼有“开销”和“品尝”双重含义。]

[999]指1900年安装在巴黎展览馆中的一条活动路面。

[1000][一个雅典式的纪念门廊。]

[1001][这个梦是弗洛伊德详细分析的第一个梦例，在《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106页以下及第294页）中做了详细记述。]

[1002][1911年增注]我们可以指出，语言学家们已经断言，人类最古老的语言一般都用同一个词来表达矛盾的对立面（如强弱、内外等，这种情况被称为“原始语汇的反题意义”）[参见弗洛伊德，1910e]。

[1003][弗洛伊德在1925年写的一个补注中对这一论断有所保留。见《释梦》第五章（标准版，第4卷，第270页）。]

[1004][弗洛伊德在《释梦》（标准版，第5卷，第439页等处）详细分析了这个梦。]

[1005][本段为1911年所加。]

[1006][此梦在《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183页）中有详细记录。]

[1007][关于这个梦，参见《释梦》（标准版，第5卷，第414页）。——在19世纪末，1奥地利弗洛林约值1先令10便士或40美分。]

[1008][下文第673页还将提及此梦。弗洛伊德在《释梦》（标准版，第5卷，第415页）中也论及此梦，并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中，特别是第7、14两讲中做了详细讨论。]

[1009][参见弗洛伊德《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

[1010][此梦详述于《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152页以下）。]

[1011][此梦详细报告于《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229页）。]

[1012][本节为1911年所加。]

[1013]见拙作《性学三论》（1905g）。

[1014][但下文三段提出了一些限制条件。]

[1015]参见“Frauenzimmer”[字面义为“女人的房间”，在德文中一般略有贬义，指“女人”]。

[1016][关于梦的象征作用可进一步参阅作者早期的释梦著作，如阿特米多鲁斯和施尔纳（1861），我的《释梦》（1900a）][第6章第5节]，精神分析学派的神话学研究，以及W.斯泰克尔的某些著作（如1911）。[另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0讲“梦的象征作用”。]

[1017][另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二编第11讲。]

[1018][本文最初即发表于这一期刊。]

[1019][参见《释梦》（1900a），标准版，第5卷，第348页及第366页注。]

[1020][关于释梦可能性的讨论，见《从整体上对释梦的补充说明》（1925i）。]

[1021][见《释梦》，标准版，第5卷，第525页。]

[1022][这可能是指《论治疗的开始》一文，1913。]

[1023][这个问题在《论治疗的开始》一文中得到了解决。]

[1024][参见《论治疗的开始》一文。]

[1025][指第6、7版，分别印于1921和1922年。]

[1026][参见《精神分析新论》（1931a），第29讲。]

[1027][弗洛伊德经常认为，梦只是“思维的一种形式”而已。如参见《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标准版，第14卷，第65页；《神经症的某些机制》（1922b），同上，第18卷，第229页；以及1925年版《释梦》（同上，第5卷）中的一个长注（第506～507面）。]

[1028][参见弗洛伊德《对战争神经症进行电疗的备忘录》，1950，[1920]，标准版，第17卷，第213～214页。]

[1029][参见《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5讲结尾处第4段。]

[1030][参见《释梦》，同上，第4卷，第181页注；第5卷，第384页。]

[1031][参见那篇关于释梦的技术性论文（1911e），标准版，第12卷，第96页。]

[1032][见弗洛伊德的后期论文《分析中的建构》（1937d）。]

[1033][德文Kakao一词暗指“Kaka”是护士对“粪便”的说法。关于这一点，参见《性格与肛欲》（1908b）的一个注中的另一例，标准版，第9卷，第172页。]

[1034]在《论生殖器崇拜期》的论文中（1923e），弗洛伊德本人对这种情形及非连续性做了较详细的论述。

[1035]精神神经症（psychoneuroses），现代临床上已不用此诊断名称，一律改用神经症（neurosis），有些学者将神经症又译为神经官能症、心理症。——中译者

[1036]他对于诱惑理论的放弃首次公布在一个较短的章节及本文的脚注中。以后不久，在《性欲在神经症病因中的地位》（1906a）论文的第二章中用更长的篇幅说明了这一点。在《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及《自传研究》（1925d）中他描述了自己对这一事件的反应。

[1037][1920年之后的版本不再有该序言。]

[1038][在以后的各版中都不再做这种区分。]

[1039][这一脚注仅仅在1915年出现过]在1910年，即在第二版出版之后，由布里尔（A.Brill）翻译的英文版在纽约出版。在1911年，由奥希波（N.Ossipow）翻译的俄文版在莫斯科出版。[在弗洛伊德生前，亦有匈牙利文（1915）、意大利文（1921）、西班牙文（1922）、法文（1923）、葡萄牙文（1924）、捷克文（1926）及日文（1931）版出版。]

[1040]本文中的内容选自下列学者的名著：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莫尔（Moll）、莫比斯（Moebius）、霭理士（Ellis）、施伦克诺辛（Schrenck-Notzing）、洛温费尔德（Löwenfeld）、尤伦伯格（Eulenburg）、布洛赫（Bloch）和赫希菲尔德（Hirschfeld），特别是赫希菲尔德主编的《性过渡阶段年鉴》（Jahrbuch far sexuelle Zwischenstufen）。既然从这些学者的作品中可以找到该主题的所有资料，故我在此就不详细引述了。关于性变态者的精神分析学研究资料则取自萨德格（Sadger）及我个人的发现。

[1041][1910年增注]不幸的是德语中最合适的词汇“Lust”是歧义的，指需要及满足的经验；不像英语中的“lust”，要么指欲望，要么指快乐。

[1042]这毫无疑问引自柏拉图对话录中阿里斯多芬所陈述的理论。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第六章的结尾再次提到了这一问题。

[1043]要知道对性变态者估计的困难及尝试，可参照希尔思弗德的著作（1904）。

[1044]一个人反抗性变态冲动的程度或许决定于暗示及精神分析的可能性。

[1045]许多学者坚持认为，性变态者自述的性变态倾向出现的时间并不可信，因为在记忆中他们或许压抑了对异性的感情。精神分析通过对性变态的分析已证实了这一点。它发现，性变态者用记忆中的一些决定性变化填补了童年遗忘。[在1905年第一版中，这后一句话是：“要决定这一点，必须通过对性变态者的精神分析学调查才能实现。”]

[1046]莫比斯（1900）认为，我们在对退化做出诊断时应当十分谨慎，因为它毫无实践价值：“如果我们对退化的广泛领域做些考察，因为它已在上面略显威力，那么我们将清楚地看到，对退化做出诊断价值甚微。”

[1047]必须允许“同性恋者”的发言，他们认为历史上的一些著名人物是性变态者，甚至是完全性变态者。

[1048]关于性变态的病理学研究已为人类学研究所取代。这一转变当归功于布洛赫，他强调在古代文明中就出现过性变态。

[1049]关于生理性阴阳人的最近描述，可见特劳菲（Taruffi，1903）的著作及纽盖堡（Neugebauer）在《性过渡阶段年鉴》一书各卷中的许多论文。

[1050]好像格雷（Gley）才是第一个用双性理论解释性变态的人（据6卷本的《性过渡阶段年鉴》的文献目录）。早在1884年1月，他就在《哲学周刊》上发表了题为《性本能畸变》的论文。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大部分主张用双性理论解释性变态的作者，也用它来解释正常人，作为一种逻辑结果，他们认为性变态是发展受挫所致。薛瓦利埃（Chevalier，1893）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埃宾（Krafft-Ebing，1895，第10页）认为，有许多观察“至少证明第二中枢是存在的”（即异性中枢）。阿尔都因（Arduin，1900）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男性因素和女性因素（见希尔思弗德，1899），但根据他是男性还是女性，一种因素得到了更好的发展。于是性别特征才可区分。”赫尔曼（Herman，1903）证明，每个女人身上都有男性因素及特征，男人身上则有女性因素与特征。弗利斯（1906）曾主张双性观念（性的双面性），这是他首创的，但从专业领域看，双性的假设应归功于威因格尔（Weininger）。他是一位哲学家，英年早逝，这一观点成为论精神错乱的一书的基础（1903）。以上所述足以表明弗利斯的主张是毫无根据的。

[1051][弗洛伊德关于双性理论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弗利斯，但他忘却了这一事实，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七章中，他曾举过这方面的例子（1901b）。但他认为，弗利斯的观点不能解释压抑，见“孩子挨打”（1919e）第六部分中间的讨论。详情见克利斯（Kris）《弗利斯通信集》引言的第四部分（弗洛伊德，1950a）。]

[1052][最后一句是于1915年加上的——1910年增注]的确，精神分析尚不能对性变态的起源做出充分的解释，但它已发现了性变态的心理机制，并对有关问题的明朗化作出了贡献。在所有我们检查过的性变态者身上，我们发现这一事实，即在他们的童年早期，经历了一段围着某一女性（通常是母亲）的强烈而短暂的时期。此后，他们将自己认同于这一女性，并把自己当做性爱对象。也就是说，他们起始于自恋基础，追寻像自己一样的年轻男人，他们像这样的男人就像母亲爱他们一样。此外，我们常常发现，性变态者并非对女性的魅力无动于衷，只不过将女性唤起的兴奋转移到了男性身上。于是他们终其一生不断重复着性变态引发的机制，他们追寻男人的冲动原来是由不断逃离女人的结果所决定的。[在这一点上，1910年版的脚注中写到：必须记住，只有一种性变态类型适于精神分析——总体上这种人的性活动受到阻碍，其残留物便是性变态，性变态问题极为复杂，包括性活动及其发展的各种类型。关于性变态概念上的严格分类须以性对象的性特征或倒错的主体为基准。]精神分析的研究非常反对将同性恋者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从正常人中分化出来，通过对较为隐蔽的性兴奋的研究发现，所有的人都可将同性作为性对象，事实上在潜意识中做过这种选择。的确，力比多对同性的附着，对正常心理生活所起的作用并不小，当然，作为致病原因，它比附着于异性更为明显。恰恰相反，精神分析认为，不分性别的对象选择——既可选男性也可选女性——像在童年期、原始社会及早期历史阶段那样，倒是更原始的基础，由此产生了对某一方向的限制，正常与倒错便有了区分性发展。因此，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男人仅仅对女人产生性兴趣也是一个需要进一步阐释的问题，这种吸引性远非化学原理即可释然。一个人的性态度直到青春期后才能确定，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对此并非全然了解，有些是身体方面的，有些则是偶然的。毫无疑问，有时候个别因素会起更大的作用，并影响到发展的结果。然而，一般而言，因素的多重性会在繁多的性态度中反映出来。在性变态者中，常常发现远古的身体特征及原始的心理机制占了优势。他们最基本的特征表现为自恋式对象选择及肌欲快感性的持续。若以身体的特殊性为准，将性变态的最极端类型分离出来，我们不会获得任何新知。对这些类型明了而充足的解释可通过对转移型体质及性态度正常的人的研究实现，尽管这样做力度不够。结果的区别看似是质的，而分析表明，差异仅仅是量的。在对影响对象选择的偶发因素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挫折（早期干扰、恐吓、性活动）需要重视。我们的观察表明，父母双方的相伴起着重要作用。童年期若见不到强健的父亲，常会导致性变态。最后，我们坚持认为，性对象的倒错概念应与性特征的含混做出明确区分，就两者的关系而言，相当程度的分离性是显而易见的[1915年版增补]。关于性变态，费伦茨（1914）提出了许多有趣的观点，他抗议道，既然性变态者的症状相同，而许多引发条件都相距甚远，且在肌体及心理方面重要性有别，那么，全部统在“同性恋”的名义之下便不妥了——他所提供的更好名称为同性淫（homoerotism）。他坚持认为，至少应对两种类型做出区别：“主体同性淫”（subject-homoemtism），这类人自觉为女性，并表现为女性风格；“对象同性淫”（object-homoerotism），他们是纯粹的男人，只不过用男人代替了女人作为性爱对象。他把前者视为真正的“性中间型”（sexual intermeliates）（按赫希菲尔德的词义），而并不情愿地将后者视为“强迫性神经症”。在他看来，只有“对象同性淫者”才会反抗自己的性变态倾向，或者受到心理学的影响。我们承认这两种类型的存在，需要补充的是，在许多人身上都可发现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主体同性淫”和部分的“对象同性淫”[1920年增补]。在过去的几年中，最著名的生物学家斯坦因奇（Steinach）所做的工作为同性淫及性征的结构学因素研究注入了生机。通过对不同的哺乳动物施行实验性阉割及移植异性的性腺，可使它们的性别得到改变。移植的结果或多或少改变了身体性征及心理性态度（包括主体同性淫和对象同性淫）。结果表明，性的决定力量并非来自组成性细胞的性腺，而是来自性腺的间质组织（interstiral tissue）（青春期腺puberty-gland）。这种移植改变了一个男人，他因结核病而失去了睾丸。在他的性生活中，他像个女性，作为被动的同性恋者，表现出明显的女性性征（如头发、胡须、乳房及臀部）。当将另一病人的睾丸移植给他之后，他的行为便具有了男性特征，并按正常方式将力比多指向女性，与此同时，他身体上的女性特征也消失了（李普什舒兹，1919，第356～357页）。如果认为这些有趣的实验为性变态理论提供了新基础是毫无道理的，若认为它们为医治同性恋提供了普遍的手段不免失之轻率。弗利斯已正确地指出，这些实验性发现并没有推翻关于高等动物双性特征的一般理论。相反，在我看来，类似的进一步研究将支持双性理论的假设。

[1053][1910年增注]古人与我们在性生活方面的最明显区别无疑在于，古人更强调性本能本身，而我们更重视性对象。古人对本能推崇备至，甚至对低级的性对象也大加赞赏，然而，我们却蔑视本能活动，只有在对象之美被接受时才放本能一码。

[1054]说到这种联系，我不禁想起了被催眠者对催眠者的盲目臣服。一般认为，催眠的本质在于通过对被催眠者性本能的受虐成分施加影响，而使被催眠者的力比多潜意识固着于催眠者，这不得不使我表示怀疑（1910年追加）。[费伦茨（1909）将这种暗示特征纳入“恋亲情结”（parental complex），弗洛伊德对被催眠者与催眠者的关系直到很久之后才做了讨论，见《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第八章。]

[1055][1920年之前的各版中，这一段的结束句为：“这些极端的解剖学上的各种扩展显然代表着一种求变的需要，豪赫（Hoche）将此描述为‘渴求刺激’。”脚注的前两句为1915年版所加，在此之前，句子为：“进一步的思考使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布洛赫已经确定了渴求刺激因素的理论重要性。”整个脚注及上文的这一段是1920年出现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在对象选择的每一机制中都有性的高估。以后，我们将对身体其他部位的性的重要性做更直接的阐释。豪赫和布洛赫用“渴求刺激”解释性器之外身体其他部位性兴趣的扩展，然而，我并不认为它有这样的重要性。力比多的流向渠道一开始就像通讯管道一样相互联系，我们必须考虑到它们的并行现象。

[1056][1920年增注]在典型条件下，女性从不对男性高估，但她们却总是对自己的孩子高估。

[1057][1915年增注]这种弱点代表的是肌体性条件。精神分析发现，这种现象也可能是早期性活动受阻（如恐惧）造成的，它使得个体脱离正常的性目的，并激励他寻找替代。

[1058]摘自《浮士德》第一部，第七场。德语为：Schaff’mir ein Halstuch von ihrer Brust, Ein Strumpfband meiner Liebeslust！

[1059][1920年增注]深层的精神分析研究对比纳的观点做出了公正的批评。所有的该类观察均发现，第一次接触崇拜物时，已激起了性兴趣，而不存在什么相伴条件。此外，所有这些“早期”性印象都是在五六岁之后，精神分析对如此晚的时间会产生病态性因素表示怀疑。正确的解释应当是，在对崇拜物出现的初次回忆之外隐藏着对性发展的某些遗忘，“崇拜物”像“掩蔽性记忆”（screen-memory）一样代表了这一片断，是这一片断的残迹与积淀。至于婴儿的早期发展如何变成了恋物癖及导致了对崇拜物的不同选择，恐怕还是体质因素决定的。

[1060][1910年增注]鞋或拖鞋常常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

[1061][1910年增注]精神分析已为我们对恋物癖的理解扫清了一个障碍。说到对崇拜物的选择，它已表明了嗅觉中嗜粪快乐的重要性（由于压抑本已消失）。脚与头发均具有强烈气味，只有当嗅觉变得不愉快并被放弃之后，它们才会变成崇拜物。然而，对于恋脚的变态者而言，只有肮脏难闻的脚才成为性对象。在关于儿童的性理论中，还可找到恋脚的其他解释：脚代表了女人的“阳具”，因孩子发现女人没有阴茎[1915年增注]。许多恋脚的例子表明，窥视本能试图让人从隐蔽处寻找目标（即性器）；但由于禁止或压抑，不得不半途停止。由于这一原因，脚或鞋才变成崇拜物，女性的性器被想象成与男人的相同（儿童期望这样）。[在弗洛伊德写给弗利斯的两封信中（1897年1月11日和11月14日）（弗洛伊德，1950a，信55和75），弗洛伊德提到了压抑嗅觉快乐的重要性。在“鼠人”的讨论中，他又回到了这一主题（1909d），并在《文明与缺憾》第四章的两个长的脚注中对此进行了更详细的讨论（1930a）。关于恋物癖，弗洛伊德专门写过论文（1927e），在他去世后出版的《防御自我分裂》（1940e）及《精神分析导论》第八讲的结尾处也提到了这一问题（1940a）。]

[1062][这一句话是在1915年加上的。]

[1063][这似乎是弗洛伊德首次公开使用“升华”一词，尽管早在1897年5月2日给弗利斯的信中就出现了（1950a，信61），在关于“杜拉”的病例中也出现过，虽然清样的时间为1901年，但出版时间比这一篇为晚。下文还将对这一概念进行讨论。1915年补加]在我看来，“美”无疑具有性兴奋的根源，它的本义即“性刺激”。[德语中，Reiz既可以作为“刺激”的专用语，又可以作为“魅力”、“吸引力”的日常用语。]这与下列事实有关，我们从未将产生最强烈性兴奋的性器本身视为真正的“美”。

[1064][在1924年之前的各版中，这句话是“对一个例子的分析”。]

[1065][1920年增注]通过分析，这些性变态及其他变态表现出了令人惊奇的多种动机与成因。比如，裸露的冲动也与阉割情结有关：这样可持续地证实自己（男人）性器的完整性，同时也使他在发现女人没有阴茎时体验到一种婴儿式满足。

[1066][在1905和1910年的版本中，文中的这两句话是：“至少受虐狂的根源之一可以同样被确定。它源自性对象选择的必要心理结果，即性的高估。”从1915年的版本之后，取消了这两句，并插入了上两段。]

[1067][1924年增注]基于心理器官结构与作用于它的本能分类假设，我关于受虐狂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已有所改变。我起初将受虐狂分为“原发型”（primary）和“快感型”（erotogenic），后又分为“女性型”（feminine）和“道德型”（moral）；凡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施虐而不得不转向自身的称为“继发型”（secondary），它是添加在“原发型”之上的（见弗洛伊德，1924c）。

[1068][这一小节在1905年的首版中就有，以上的两节及下一节是在1915年加上的。]

[1069]“同类相食欲望”又称“食人肉欲”，有两层特殊含义：一是在精神病学中指有的精神病患者想食人肉；二是精神分析学中指性变态者的口施虐欲。——中译者

[1070][1915年增注]我关于性发展前生殖器阶段的观点证实了这一理论。

[1071][1924年增注]上面提到的研究使我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观点，基于本能的根源，将施虐狂与受虐狂作为对立的方面去看，并将它们从性变态的保留分类中提取出来。

[1072]对这一论断不必多言，在此我愿引用霭理士（1913，第119页）的一段话：“关于施虐狂与受虐狂的历史性研究，包括埃宾的（Cocin Scott和Fere早已指出过），总是表明在同一个体身上存在着两种现象的迹象。”

[1073][1915年增注]见我后面关于“矛盾症”（ambivalence）的讨论。

[1074][最后一句话并未出现在1905年和1910年的版本中。在1915年的版本中追加了这样的话：“一种按精神分析理论推断的主动与被动的对立。”到了1924年，这段话便为本文所取代。]

[1075]inversion一词原为“倒错”之意，如“绝对性变态”（absolute inversion）。但在精神分析学中弗洛伊德则专指毫无异性性欲的“同性恋”。——中译者

[1076][德语为：“vom Himmel durch die Welt zur Holle.”引自歌德《浮士德》的序曲，在1897年1月3日写给弗利斯的信中（弗洛伊德，1950a，信54），弗洛伊德建议将这一引言作为《性活动》中一章的题词，写该信时，弗洛伊德已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性变态。最早提到此事时是在1896年1月1日写给弗利斯的信中（清样K）。]

[1077][1915年增注]另一方面，这些阻碍性发展的力量，如厌恶、羞怯和道德，又必须视为人类心理发展史上性本能受外力压抑的积淀。在个体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已观察到，在适当的时候，只要受到教养及外力的影响，它们就会即刻表现出来。

[1078][1920年增注]关于性变态的起源，我需补充说明。有理由假设，就像恋物癖一样，在性变态固着之前曾有过正常性发展的短暂阶段。精神分析对某些病例的研究已表明，性变态是俄狄浦斯情结的残余，当它被压抑之后，个体性本能中最强盛的部分便再度出现了。

[1079][在1905年版本中是“10年”，每一版都有变化，包括1920年版。]

[1080][1920年增注]这倒不是什么证据，而只是充实。或许重新表述为：神经症症状一方面源于力比多的本能要求，另一方面源于自我对力比多本能的反应。

[1081]布洛伊尔（对第一个病例分析的第二段，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年）在用精神宣泄法治疗第一个病人时写道：“性因素在她身上停滞不前令人惊异。”

[1082][在另一篇《神经症发作类型》（1912c）的论文中，弗洛伊德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更好的加工。]

[1083][在1897年1月24日写给弗利斯的信中，弗洛伊德用这些明确的术语表达了这一观点（弗洛伊德，1850a，信57）。但在1896年12月6日及1897年1月11日的信中也涉及（信52和55）。在“杜拉”的病例中亦可见到。性变态者意识清晰的幻想（在有利的条件下可转化为外显的行为）、偏执狂的幻想性恐惧（仇视别人的投射）及癔症的潜意识幻想（精神分析发现隐藏于症状背后）甚至在细节上都是吻合的。]

[1084]精神神经症常伴有明显的性变态，此时，同性恋的情感趋向完全压制。公正地讲，是柏林的弗利斯首先使我注意到了精神神经症者普遍的性变态趋向，尽管我曾对这些个案做过分析。这一事实虽尚未引起广泛注意，但对任何同性恋理论都具有决定性影响。

[1085][这是“组元本能”第一次出现于弗洛伊德的公开著作中，虽然这一概念已在前面出现过。]

[1086][在1920年版之前，提到了三种这样的特殊事实：第一种（后已舍去）表现为：“在神经症的潜意识思想链中尚未发现任何对应于恋物癖的趋向。”这为理解这种已很清楚的性变态的心理特殊性增加了新知。]

[1087][这似乎是“快感区”的初次公诸于世。在1896年12月6日写给弗利斯的信中，弗洛伊德已使用了它（弗洛伊德，1950a，信52）。在“杜拉”的病例中也出现过（1905e）[1901年]，它似乎对应于常用的“癔症引发区”（hystero genic zone）。]

[1088][从这里到该段的结束写于1915年，在前两段中（1905和1910），该处写道：通过区分组元本能（即本能本身是非性的，并具有动力冲动性），可将它有别于接受刺激的器官（如皮肤、口腔黏膜或感受器）。这类器官可描述为“快感区”——其兴奋可使本能带有性特征。改写的时间为弗洛伊德写《本能及其变化》（1915c）之时，此时，整个主题都做了深刻的检验。]

[1089][1924年增注]性本能理论是精神分析中最重要、但最不完整的理论，在此后的《超越快乐原则》（1920g）和《自我与本我》（1923b）中我对此做了更详尽的阐述。

[1090][1915年增注]仅仅通过对特定神经症的研究，现在就证明这些假设是不容易的。但另一方面，若对它们只字未提，便不可能为本能提供任何依据。

[1091][该句补加于1920年。]

[1092]在此我们想起了莫尔（Moll）的性本能分析，他将本能分为“触摸异性欲”（contrectation）和“性器肿胀度下降”（detumescence）两种。前者代表皮肤接触的需要。[莫尔（1898）认为，后者旨在通过痉挛使性器的紧张得以放松，前者则是与他人接触的冲动。他相信，后者在个体发展中来得更迟。在1905年和1919年版中，曾有这样的句子：“Strohmayer通过观察正确地做出结论，强迫性自我谴责源自压抑的施虐冲动。”]

[1093][1915年增注]在对童年期的作用辨明之前，不可能正确估计出遗传的作用。

[1094]我曾认为，这句话说得未免太大胆，为准确起见，我又重新查遍了文献，结果是，我仍认为这一结论无须更改。关于童年期性活动生理及心理方面的科学检验才刚刚开始。有位叫贝尔（Bell）的学者写道：“我不知道有哪位科学家对青少年的情绪问题做过仔细的分析。”只是在探讨退化现象及作为退化的标志时，才留意青春期前身体的性表现。在我所谈过的描写青春期发展的心理学著作中，根本没有一章是描写儿童的性生活的，诸如普莱尔（Preyer，1882）、鲍德温（Baldwin，1893）、普雷兹（Perez，1886）、斯图吕贝尔（Strümpell，1899）、格罗斯（Groos，1904）、海勒（Heller，1904）、苏里（Sully，1895）及他人的著名著作均是如此。通过对创刊于1896年的期刊Die Kinderfehler的检查，对这一领域的现状更可获得更清晰的印象。然而，他们却认为，童年期的爱并不需要去发现，普雷兹（1886，第272页）强调了它的存在；格罗斯（1899，第326页）将其作为普遍现象：“有些孩子很早就有性冲动，并执意要与异性接触”；贝尔（1902，第330页）发现的“性爱”的最早例子是在3岁时。此处可再参照霭理士（1913，附录B）的作品[1910年增注]。自从霍尔（Hall，1904）详尽无遗的作品问世之后，关于幼儿性活动文献缺乏的这种判断便不妥了。莫尔的近作却并未改变原状。另外，可参见布洛伊尔的作品[1915年增注]。自此之后，海尔姆尔（Hellmull，1913）对被忽视的性因素做了充分的探讨。

[1095]在《掩蔽性记忆》（1899a）中，我试图解决与童年期早期记忆的有关问题。亦可参见《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第四章。

[1096][1915年增注]若不能将这两个过程同时考虑，那就无法理解压抑的机制。这种情况类似于旅游者攀登Giza大金字塔，必须一边推一边拉才能成功[参见弗洛伊德《压抑》（1915d）一文]。

[1097]见《癔症的病因》的第一部分的最后一段（1896c）。

[1098]我们可以利用第二种材料，因为神经症者的童年生活与正常人的童年生活并无本质上的差异[1915年增注]。只不过在有关现象的强度和清晰度方面有所不同。

[1099]我所相信的幼儿性功能的发展历程，在解剖学上可找到类似的现象。拜耶（Baywe，1902）发现，新生儿的内性器官（如子宫）总是比年龄大的孩子还要大。只不过我们找不到解释这一退化现象的确切观点。哈尔班（Halban）认为生殖器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哈尔班认为，退化中止于出生后的数周之内[1920年增注]。坚持用性腺解释性的权威们，在解剖学研究的影响之下，也承认了幼儿性活动及性的潜伏期。我曾引用过李普什舒兹（Lipschfitz）书中的说法（1919，第168页）：“更公正地讲，完成于青春期的性征的成熟，是更早期发展历程的加速——在我看来，这一过程始于胎儿期。”“从总结的角度称之为青春期的阶段，或许该称为青春期的第二个主要阶段，它始于第二个十年的中间……童年期，即从出生到第二个主要阶段，可视为青春期的间歇阶段。”费伦茨（1920）在一篇评论中（关于李普什舒兹的书评）注意到了解剖学发现与心理学研究的吻合性。这种吻合的事实仅仅在于，性器发展的“第一次高峰”出现在胎儿早期，而婴儿性生活的明显表现却是在3岁到4岁时。当然，无须期望解剖学上的发展与心理上的发展具有同步性。这种研究主要以人类的性腺为对象，既然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动物不存在潜伏期，那么，知道下列现象将是十分有趣的：高等动物是否也存在着性发展的两次高峰。

[1100]“性潜伏期”也是借用霭理士的术语。

[1101][1915年增注]在我现在所讨论的情形中，性本能力量的升华是按反向形成的途径进行的。但一般而言，升华与反向形成泾渭分明的两个过程。升华可按其他和更简单的机制形成。[关于升华的更进一步讨论可参见弗洛伊德《论自恋》（1914c）的第三部分及《自我与本我》的第三、四、五章（1923b）]。

[1102]在英语中，几乎没有德语“lutschen”、“ludeln”及“wonnesaugen”的对应词。康拉德在Struwwelpeter一书中使用的是“lutscher”；但从上下文来看，“suck-a-thumbs”及“thumbsucking”似乎比本文要窄。

[1103]由此可见，即使在这么早的时候，当然也终其一生，性的满足都是最好的安眠药。许多神经性失眠皆由于性满足的缺乏使然。众所周知，一些无耻的保姆会通过抓摸孩子的生殖器使其从哭叫中入睡。

[1104][这一段补于1915年，在1905和1910年的版本中，此处仅有这样的内容：没有一个观察者会对这些活动的性本质表示怀疑。然而，成人关于儿童性行为的最好理论也令我们陷入困境。比如，莫尔（1898）将本能分为性器肿胀度下降（detumescence）和触摸异性欲（contrectation）两种。前者对此不适用，后者也难以辨别，因为在莫尔看来，后者比前者出现的晚，并指向他人。在1910年版中，如下的脚注是为去掉的这一段的第一句话做注的，“只有莫尔例外”。]

[1105][1920年增注]1919年，葛兰特（Galant）医生以《吸吮者》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叙述一个已长大的女孩从未放弃婴儿的性活动，并将吮吸所获得的满足等同了性满足，尤其在得到爱人的亲吻时：“并不是每个吻者都是吸吮型的（Lutscherli）——不，不，绝对不是！当你吮吸时，遍及全身的那种可爱体验实难描述，你好像离开了尘世。你绝对满足，快乐得不再欲求。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你只求安静——永无干扰的静谧。可爱之处，难于言表；既无痛苦，也无哀怨。啊！你已置身另一世界。”

[1106][1920年增注]的确，霭理士是从另外的意义上使用“自体性欲”的，它指来自内部而非外部的一种兴奋。在精神分析看来，最基本的不是兴奋的来源，而是与对象的关系。[在1920年之前的各版中，这一脚注均为：然而。霭理士已经毁掉了他所创立的这一术语的本意，因为他将所有的癔症及手淫表现均归入“自体性欲”之列。]

[1107][这句话加于1915年。见弗洛伊德《论自恋》论文的第二部分（1914c）。]

[1108][只有在第一版中，“许多”是用“全部”替代的。]

[1109][这句话于1915年插入。在这之前的各版中，“两个”特征代替了“三个”。]

[1110][1915年增注]经过更进一步的思考和观察后，我认为身体的各个部位及所有的内脏器官均有快感的性质。可参见《论自恋》。[仅在1910年版中，在此的脚注是：“阿德勒（1907）曾讨论过与快感区假设有关的生物学问题。”]

[1111][1920年增注]在生物学的讨论中很难避免目的论的思考方式，虽然我们意识到，在任何特定情况下都难免犯错误。

[1112][一种特定的性欲望如何在“满足的经验”之上才能建立，仅仅是弗洛伊德愿望机制一般理论的特殊运用。这一理论在《释梦》第七章的C部分做了解释（1900a，标准版，第5卷，第565页）。这一理论在此之前已勾勒出来。见他去世后出版的《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附录，第一部分，[16]）。两处所举的例子都是胸前的婴儿。在《否定》一文中，对这一主题的全部与弗洛伊德关于“现实性检验”的关系进行了讨论（1925h）。]

[1113]虽然关于手淫的文献极为丰硕，但就大部分而言，在主要问题上仍令人茫然，如罗赫利莱（Rohleler，1899）的作品[1915年增注]。再见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关于该主题讨论的报告，狄斯库逊（Diskussionen，1912）。[尤其是弗洛伊德本人对该问题的观点（1912f）。]

[1114][1910年增注]参见我的论文《性格与肛欲》（1908b）[1920年补加]。及参见《关于在肛欲中所证明的本能转变》（1917c）。

[1115][这一段加于1915年，其内容已扩展为上一脚注中所提到的论文（1917c）。]

[1116][1920年增注]安德烈斯·萨洛姆（Lou Andreas-Salomé，1916）的一篇论文，使我们对肛原性欲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文中表明，儿童所遇到的第一次禁止——禁止从肛门活动及其产物中获得快感——对孩子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这是婴儿第一次意识到环境对其本能冲动的敌视性，学会将自己与环境分开，并第一次开始“压抑”快乐。此后，凡与“肛门”有关的便成了可恶的象征，难于被生活接受。人们总是坚持将肛门和性器过程清晰分开，这与它们解剖学、功能上的类似及关系是矛盾的。性器一直与泄殖腔为邻，事实上（引用安德烈斯·萨洛姆的话），“在女人中，它是由泄殖腔租借来的。”

[1117][在1905年和1910年的版本中，这句话的后半部分为：“大自然使幼儿早期的自慰活动为这一快感区的性活动奠定了基础，无人例外，要忽视这一点是困难的。”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1912年关于该问题的讨论中，支持幼儿自慰普遍性的目的论观点受到了赖特勒（R.Reitler）的猛烈抨击。在该讨论中，弗洛伊德承认他所用的语句是不恰当的，并试图在以后改换。本文的句子便是从1915年开始变化的]。

[1118][1915年增注]成年后仍有异常的自慰技巧，这表明它虽被克服，但影响犹在。

[1119][这一段加于1915年]在那一版中同时加了下一段的标题及“通常在四岁之前”。此外，在这一段的第一句话中，用“很快”代替了1905年和1910年版中的“潜伏期确定”。最后，在前两版中，后一段均以这样的话开始“在童年期（还无法确定为生理年龄），早期的幼儿性兴奋复苏……”。1915年所做的所有改变无非是想对幼儿性活动的第一和第二阶段做出更明确的区分，并在第二阶段加了更明确的时间“大约在4岁左右”。

[1120][1915年增注]正像布洛伊尔（Bleuler，1913）最近所确认的，神经症者的罪疚感总是与某些自慰活动的记忆有关联（通常在青春期的自慰），但这仍需更精致的分析解释[1920年加]。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因素应当是手淫代表了婴儿性活动的整个操作代理，故能将罪恶感附着其上。

[1121][关于该问题的详细讨论可见弗洛伊德论性活动在神经症形成中作用的第二篇论文（1906a）]霭理士（1913，附录B）出版了许多人的自传性叙述，他们的成年生活主要是正常的，他们讲述了童年期的第一次性冲动及其条件；但这些报道却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漏掉了作者性生活的史前阶段。因为它已被遗忘，只有通过精神分析对神经症者的研究才能将其弥补。这些论述不只具有单方面的价值，同样的叙述使我做出了病因学的假设，这已在文中提到了。

[1122]组元本能，又译局部本能，指由局部冲动所引起的行为，如吸吮、抓取、咬嚼等。弗洛伊德认为，在儿童性本能发展过程中，口欲、肛欲为第一阶段性欲力部分，在性成熟期综合起来，形成以性器为主导的正常人性欲。以往那些性本能部分，成了成熟性本能的组成部分，并持续保留其性快感区作用。这些组成部分叫“组元本能”或“局部本能”（partial instinct）。——中译者

[1123][在本版中“性”的原文为genital，在1905年和1910年版中，使用的是“sexual”。]

[1124][在第一版中（1905），这句话为：“相反……的加入直到以后才出现，当……”到1910年，增加了“也许”。到1915年“加入”被“明显表现”所代替。到1920年，在“以后”之前加了“稍”。在《释梦》第五章第四节，弗洛伊德对裸露问题进行了更详细的讨论（标准版，第4卷，第224页）。]

[1125][最后两句出现于1915年的版本。在1905年和1915年版中，此处写道：也许可以这样设想，残酷的冲动源于性活动之外的本能，但由于解剖学（相互交叉）上的接近，或许在早期就与性活动联手。]然而，经验表明，性的发展与窥视、残酷本能的发展相互影响，从而使这两组本能的独立发展受到了限制。

[1126][1910年增注]当1905年我首次出版本书论及幼儿的性活动时，大部分结果均以精神分析对成人的研究为依据。在当时，不可能对孩子进行充分的直接观察：故只能从中得到少许的印迹及一些有价值的证据。此后，我有机会对童年期的神经症者进行研究，从而直接认识了幼儿的性心理（psycho-sexuality）。令人欣喜的是，直接观察完全印证了精神分析的结论——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方法的可信性。此外，《对一个5岁男孩的恐怖症的分析》（1909b）还教给了我们许多精神分析尚未发现的新知识，比如，性象征——以与性无关的对象和关系代替性对象与关系——甚至在牙牙学语的初期就存在了。同时我还意识到了本书中关于该问题的另一缺憾，即为了清晰起见，将自体性欲与对象爱作为两个阶段性概念加以区分，好像它们分别出现在不同的时间。但以上的分析及贝尔的发现表明，儿童在3～5岁之间就能清楚地选择对象，且伴有强烈的情感。[只是在1910年一版中，该脚注继续道：“文中尚未提到的童年性生活的另一方面包括儿童的性研究，引导儿童行为的性理论（我关于该问题的论文，1908c），这些理论对未来神经症的重要作用、幼儿探究的结果及其与幼儿智力发展的关系。”]

[1127][在以后的作品中，弗洛伊德（1925j）更正了这种说法，女孩并非如此，男孩也并非总是如此。]

[1128][1920年增注]我们也可以说女人同样具有阉割情结问题。男孩和女孩起初都认为，女人像男人一样也有阳具，只因阉割而不复存在。男人一旦确信女人没有阳具时，常令他们对女人产生永久性的歧视。

[1129][1924年增注]在童年后期，儿童的性理论已极为丰富，本文仅举了少许几例。

[1130][整个部分也是在1915年才出现的。性生活的“前性器组织”概念似乎是在弗洛伊德的论文《强迫性神经症的倾向》（1913i）中首次出现，但此时只讨论了肌欲攻击组织（sadisticanal）。将口欲组织当此看待似乎本文是第一次。]

[1131][1920年增注]关于成人神经症中这一阶段的残迹，可参见阿伯拉罕（Abraham，1916）的作品。在作者的另一篇文章中（1924），对口欲攻击阶段与肛欲攻击阶段做了区分，它们对对象的态度当然也是不同的。

[1132][1924年增注]阿伯拉罕在其1924年作品中指出，肛门由萌芽期的胚孔发展而来，这似乎是心理性发展的原型。

[1133]矛盾症（ambivalence），又称“矛盾心态”，指对同一对象同时存在相互矛盾的两种态度，包括矛盾情感、矛盾思维、矛盾意向等。——中译者

[1134][1924年增注]在稍后的时间（1923），我对这一历程做了修正，增加了前性器组织之后的第三阶段，虽然这一阶段亦可称为“性”期，有性对象并对之有相当程度的性冲动，但在最根本的方面，与性成熟的最终组织仍有区别。因为在这一阶段只知道一种性器，即男性性器。故我称之为“阳具崇拜阶段”（phallic）（弗洛伊德1923e）。据阿伯拉罕（1924）的观点，它具有生物学的原型，即男女性器尚未分化的胚胎形态。

[1135][在1915年版中，此处是“3岁”，1920年改为“2岁”。]

[1136]有些人记得，当被旋转时，流动的空气作用于其性器会产生即刻的性快感。[在《释梦》中，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在第五章的一个脚注中还专门引用了一个例子（标准版，第4卷，第272页）。]

[1137][后两个字，即“or chemistry”于1924年加上。]

[1138][原文为“Was sich liebt das neckt sich”，意即“相爱者的争吵是有口皆碑的”。]

[1139][1910年增注]关于“神经性步行失能”（或步瘫症）（neurotic abasia）与“广场恐怖症”（agoraphobia）的分析，消除了运动中性快乐实质的所有疑团。我们知道，为转移青年人的性欲，现代教育极力加强竞赛活动。更正确的说法应当是，这些青年人用运动快乐代替了性的享受——迫使性活动回到“自体性欲”的成分之中。

[1140][1924年增注]我在此指的是“受虐色情狂”（erotogenic masochism）。

[1141][弗洛伊德对该问题的早期研究可参见他的《性欲在神经症病因中的地位》（1898a）首篇论文的中部及《有终结的分析与无终结的分析》（1937c）第三部分一个脚注。]

[1142][1920年增注]这种思考的必然结果是，我们必须承认每个人都有口欲、肛欲及尿道欲等，与此对应的心理情结的存在不能作为判断正常或是否神经症的标准。正常与异常的区分仅仅在于，性本能构成要素及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强弱有所不同。

[1143][1915年增注]本文中我所以将问题图式化（schematic），无非是强调差异性，前已述及，幼儿的性活动由于出现了对象选择及生殖器崇拜阶段，已开始接近最终的性组织形式。

[1144][这句话于1920年才加上。]

[1145][1924年增注]在《受虐狂的节制问题》（1924c）一文的第一部分，我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1146]见1905年出版的《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第四章结尾处）。由诙谐而产生的前期快感，可通过移走内在抑制获得更大的快感。[在论创作的论文中（1908e），弗洛伊德认为审美快感也有同样的机制。]

[1147]颇具启发性的事实是，德语“Lust”一词，正如上面所描述的那样，指准备期性兴奋，即包含满足因素，也产生性紧张。“Lust”有两种含义，一般用来描述性紧张感（Ich habe Lust=我喜欢，我觉着必须）及满足感。

[1148][这一假设早被弗洛伊德讨论过。参见《焦虑性神经症》（1895b）的第三部分。]

[1149][这句话加于1920年。]

[1150][在1920年之前的版本中，该处是：“性腺并不生成性活动，对阉割后的男人的观察证明了早先摘除性腺的情形，即性腺的消除不会消失性特征。”同样，下一句第二部分为“然而问题不在于性腺的实际缺失，而在于抑制……”]

[1151]见李普什舒兹（Lipschütz）的作品（1919）。

[1152]“双性”（bisexuality），指动物和人是雌雄同体，即在躯体和心理上同时存在着两性的成分。——中译者

[1153][就这一点而言，整个这一段是从1920年才这样写的。在第一版（1905）及随后的两版中，此处写道：“真情是我们对性兴奋的实质一无所知，尤其是对与性有关的器官仍不清楚（性腺的重要性被高估的现象已经发现）。在我们惊奇地发现了甲状腺在性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后，我们有理由认为自己对性活动的基本因素仍是无知的。任何人若要用有限的假设填补这一知识的空缺，或许会把在甲状腺中发现的动力性物质作为起点，并沿着该思路深入下去。也许可以这样设想，作为快感区适宜刺激的结果，或作为伴随性兴奋的其他情形，通常被有机体播撒的一些物质开始分解。分解的结果作为一种特殊刺激作用于生育器官或与此有关的脊髓中枢（我们已熟知毒物进入人体的现象，特定的器官会出现类似的毒性变化）。性兴奋如何由快感区的刺激引起了纯粹的毒性刺激与生理刺激在性过程中会起什么作用？诸如此类的问题即使在假设的层面上，也非我们目前的知识所能解释。我要补充的是，我并不认为这一假设如何重要，如果它的基本本质保持不变，即对性化学的强调，那么，我随时会放弃这一假设而代之以更好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性激素被发现之后，弗洛伊德对这一假设仅做了极小的改变。他不仅在1905年，而且早在1896年他就看到了这一点。参见他1896年3月1日和4月2日写给弗利斯的信（1950a，信42、44）。他对化学因素重要性的更进一步强调可见他《性欲在神经症病因中的地位》的第二篇论文，几乎与《性学三论》同时出版（1906a）。]

[1154][除最后一节外，本部分写于1915年。主要依据弗洛伊德《论自恋》（1914c）的论文。]

[1155][说到力比多对“对象”的专注或撤离等问题，在此处及别处均无解释的必要。弗洛伊德指的是对象的心理表征（Vorstellangen），而不是外部世界中的对象。]

[1156][1924年增注]既然移情性神经症之外的神经症已在很大程度上可接受精神分析，那么，这种早期的局限性也就不那么明显了。

[1157][1924年增注]参见前一脚注。

[1158][1915年增注]参见《论自恋》（1914c）。[1920年增注]“自恋”并非由纳科（Naecke）所创，在那篇论文中我有失误，它由弗利斯所创。[霭理士本人此后对此有更详细的讨论，并认为这种荣誉应当分享。]

[1159][这一段于1920年加入。]

[1160][在1924年之前的各版中，从“力比多”到这句话的结尾，印刷时均有空格。1919年加的脚注]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是重要的，对一般人含混不清的“男性”、“女性”概念，在科学中也是最易混淆的概念之一。“男性”和“女性”的含义至少有三种用法：有时指“主动”和“被动”；有时指生物学含义；有时指社会学含义。第一种含义最为基本，也常为精神分析所用。比如，当我们在本文中说“力比多”具有“男性”特征时，指的是，这种本能总是主动的，即使在目的为被动时也是如此。男女两性的生物学含义极易确定，因为精子（spermatozoa）与卵子（ova）及其功能决定了两性性别。主动性与有关现象（更强壮的肌肉、侵略性及更强烈的力比多）通常与生物学的男性特征有关。但又未必总如此，比如在有些动物中，这些特征却属于雌性。社会学的含义则由对男、女个体的观察所得。观察表明，无论从心理学或生物学的意义上看，纯粹的男性或女性是根本不存在的。相反，每一个体都是两性特征的混合体，并兼有主动性与被动性，不管这些特征与其生物学特征是否相吻合[在《文明与缺憾》（1930a）第四章结尾的一个脚注中，弗洛伊德又讨论了这一问题]。

[1161][只是在1905年版中才说“通过弗利斯我熟悉了……”]

[1162][关于女性性活动的发展过程，弗洛伊德在以后的四种条件下进行了更专门的探讨：关于女性同性恋的个案研究（1920a）；关于性的解剖学区别结果的讨论（1925j）；关于女性的性活动（1931b）；《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33讲。]

[1163][1915年增注]精神分析表明，对对象的发现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如在本文所介绍的，是基于对幼儿早期原型的依附。第二种为自恋的，旨在在人群中重新找到自我。第二种方法极易导致疾病的产生，但这与该文无关[弗洛伊德在《论自恋》一文的第二部分深化了这一问题（1914c）。写于1905年的这一段，与1915年和1920年关于该问题的评述并不协调]。

[1164]凡认为这种观点具有“渎圣”的人，可参见霭理士（1913，第18页）关于孩子与母亲关系的观点，几乎与我的观点完全相同。

[1165]我对于幼儿焦虑起源的解释得益于一个3岁男孩，因有一次我听到他在黑屋里喊道：“姑姑，请与我说话！因为黑，我害怕！”他的姑姑回答道：“那管什么用？你又看不见我。”“没关系，”孩子答道，“如果有人说话，就不黑了。”由此可见，他怕的不是黑，而是见不到所爱的人，一旦他看到她，他也就不害怕了[1920年增注]。精神分析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便是发现了神经性焦虑源自力比多，即这是力比多的转移之物，两者的关系犹如醋与酒的关系。在《精神分析导论》第25讲中，我又讨论了这一问题，尽管如此，仍不能说已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弗洛伊德关于焦虑的最新观点可参见《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和《精神分析新论》第32讲（1933a）。]

[1166][也许由于疏忽，从1924年之后，这一小标题就被取消了。]

[1167][1915年增注]参见前文儿童的对象选择与“情潮”的关系。

[1168][1915年增注]乱伦的屏障作为人类的历史成就之一，像其他的道德禁忌一样，对许多人而言是生物遗传的产物（见《图腾与禁忌》1912～1913）；然而，精神分析的研究却表明，在成长的过程中，个体为抵抗乱伦的诱惑曾进行过强烈的抗争，且这一屏障常在幻想甚至现实上被侵犯。[虽然这是首次公开讨论这一问题，但关于“乱伦的恐惧”已在1897年5月31日的信中讨论过（原件N，1950a），即在俄狄浦斯情结被揭示之前的几个月。弗洛伊德当时就认为乱伦是“反社会的”。]

[1169][1920年增注]青春期的幻想是童年被遗弃的婴儿式性探索的起点。无疑在潜伏期前就出现过。它们或许全部，或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潜意识的，因此很难确定其准确的时间。它们对许多症状的形成至关重要，由于它确实构成了症状的初期阶段，所以便以症状形式使压抑的力比多获得满足。同样，它们还是被意识为梦的夜间幻想的原型。梦不过是青春期幻想的重现，它通常受到前一天有关刺激的影响，或与这些刺激有某些关系（白天的残余）[见《释梦》第七章第一节，标准版，第4卷，492页]。青春期的某些性幻想极为明显，与其他幻想截然不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个人的经验无关。如在少年的幻想中听到了父母性交的声音，受到他所爱的人的引诱，或受到阉割的威胁（见“原始幻想”的讨论，《精神分析导论》，第23讲）。他还会幻想到在子宫及其经验，幻想到所谓的《家族倚奇》，他对父母的态度已与童年期有所差异。这种幻想与神话间的密切关系在兰克（Otto Rank，1909）的作品中已有所展示。[同时参见弗洛伊德本人关于《家族倚奇》的论文（1909c）及《对“鼠人”的分析》（G篇）中第一部分的一个较长的脚注（1909d）。]我们已经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神经症的核心情结，构成了神经症的基本内容。它代表了幼儿性活动的高峰，通过其后效应对成人的性活动具有决定性作用。每一个来到尘世的新人都面临着战胜俄狄浦斯情结的重任，谁若不能战胜它，便注定要成为神经症者。随着精神分析研究的进展，俄狄浦斯情结的重要性会日趋明朗。对它的认识便构成了精神分析与其他观点的区别。[1924年增注]在另一篇文章中（1914），兰克将孩子对母亲的依恋追溯至胎儿期，从而表明俄狄浦斯情结具有生物学基础。与上所言不同的是，他认为反对乱伦的屏障源于生育时焦虑所造成的创伤效应。[参见《抑制、症状与焦虑》第十章，1926d。]

[1170]参见《释梦》中我关于俄狄浦斯神话命运的不可避免性[第五章第四节（B），标准版，第4卷，260页]

[1171][1920年增注]参见我的论文《男人对象选择的一个特殊类型》（1910h）。

[1172][1915年增注]人类的性爱生活充满了无数特性，恋爱过程又具有冲动性特征，若不能将这些追溯到童年期，并视为童年期生活的持续性影响，那是很难做出解释的。

[1173][1924年增注]读者可注意费伦茨的作品《一种生殖器理论的尝试》，虽然不乏幻想色彩，但极有兴趣，因为高等动物的性生活被追溯到生物进化的过程之中了。

[1174][这句话的后半部分及其后的两句写于1915年。在1905年和1910年两版中，此处写为：“对女孩而言，若在青春期受到压抑，竞争的冲动便部分地决定了她们不爱同性。”]

[1175][1915年增注]这不仅适于神经症的“负面”变成倾向，而且也适于所谓的“正面”性变态。只不过后者并非只源于幼儿倾向的固着还是其他性流（sexual current）被阻后的“退行”结果。有鉴于此，正面的性变态亦可接受精神分析的治疗。

[1176][最后的7个词于1915年加入。然而当时说的是“3～5岁”，两岁于1920年被替换了。]

[1177][破折号之中的话加于1915年。]

[1178][“并未汇聚起来，起初……”于1920年加上。]

[1179][这句话及下面的两节于1920年加上。]

[1180][最后一句话于1924年加上。]

[1181][固着点与神经类型的关系，即“神经症的选择”问题，在这些文章中并未探讨，尽管弗洛伊德早有这方面的思想。参见1896年5月30日、1899年12月9日写给弗利斯的信（1950a，信46、125）。在与该文同期的另一篇论文中，涉及了这一问题（1906a），在此后论《强迫性神经症的倾向》（1913i）中对此做了更深入的探讨。]

[1182][在给弗利斯的信中（1897年1月11日）（1950a，信55），弗洛伊德详细地给出了这种家族谱。]

[1183][1915年增注]人们经常发现，在这种情况下青春期正常的性倾向先行活动；但由于内在的弱点，第一个出现的障碍就会使其更辙改道，经退化而被倒错的固着所替代。

[1184][1920年增注]有些人的性格特征甚至可追溯到与某些快感成分的联系，如固执、节俭、秩序源于肛欲，而野心由强烈的尿道快感素质决定。

[1185]作为人类本质的敏锐观察者，左拉（E.Zola）在其《生之欢乐》中描述了一个欢快无私的女孩，可以不计任何报答为其所爱的人牺牲一切：金钱与希望。这个女孩的童年期充满了感情的渴望，当她发现由于别的女孩的原因而受冷落时，开始变得残酷起来。

[1186][这二节的后半部分及整个下一节于1915年加上。]

[1187][在1915年版中，所用的术语为“aetiological series”，到1920年被“complemental series”所替代。后者在第一次似乎出现于《精神分析导论》第22讲中（1916～1917）。然而，在此后不久出现时，又没有继续更正。]

[1188][在《对“小汉斯”的分析》第三章第三节的开始，弗洛伊德对此有所评论（1909b）。后面的一节是1915年加的。]

[1189]早期性活动在身体方面的强烈表现也可能增强顽固性。

[1190][霭理士，1903，见附录8，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1905d）第二版的脚注中讨论了这些问题，标准版，第7卷，第190～191页。]

[1191][这一趣事出现于《释梦》（1900a），第一版，标准版，第四卷，第251页。]

[1192][参见前面的脚注（标准版，第9卷，第135页）。]

[1193][“生活的危急”对于心理发展的作用在《释梦》第七章第三节有所论及。标准版，第5卷，第565页。在1895年的《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中也涉及过（第一部分，第一节）。]

[1194][在此之后不久，比如在《对“小汉斯”的分析》（1909d，标准版，第10卷，208页）中弗洛伊德将此等同于俄狄浦斯情结（1910h，标准版，第11卷，第171页），此处是第一次出现，故用义也更广。]

[1195][这种歪曲的知觉，或如弗洛伊德以后所说的“否定”（denial）或“否认”（disavowal），直到很久之后才成为讨论重要理论问题的基础，尤其在关于《拜物教》（1927e）的论文及《精神分析纲要》（1940a）第八章中。]

[1196][几乎与《对“小汉斯”的分析》中的说法相同。标准版，第10卷，第11页。]

[1197][最初公开出版时的术语即为现在的这一个，而不是出现在《对“小汉斯”的分析》中的那一个，因为脚注是错的，标准版，第10卷，第8页。“阉割威胁”的观点是在《释梦》的一句话中出现的。标准版，第5卷，第619页。]

[1198]指阴蒂——中译者

[1199][见《性学三论》，标准版，第7卷，第220～221页。关于这方面的更早说法出现在给弗利斯的信中（1950a）。]

[1200][见《对一个5岁男孩的恐怖症的分析》（1909b），标准版，第10卷，第133～134页。]

[1201][最后一句引自弗洛伊德的《达·芬奇的童年回忆》（1910c）的脚注。标准版，第11卷，第79页。]

[1202][同样的论述在《对“小汉斯”的分析》中也有，标准版，第10卷，第93页。只是到后来，尤其在“狼人”的分析中，弗洛伊德才在肛欲期性欲和女性态度间建立了一种密切关系。]

[1203][布雷顿（Restif de la Bretonne）在其自传《尼古拉斯先生》（1794）中讲了一个他4岁时的故事，他的印象证实了他对性交的施虐狂误解。弗洛伊德对这一问题在10余年后进行了更深刻的讨论，见《对“狼人”的分析》，标准版，第17卷，第48页。]

[1204]这些游戏对于神经症者与“医生”和“父母”的游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205]某些原始部落的风俗，丈夫在妻子分娩时也模仿分娩而卧床并行禁食等仪式——中译者

[1206]普瑞斯特：《月光夜晚》，《新女性文学》。

[1207][弗洛伊德在以后《男人对象选择的一个特殊类型》（1910h，标准版，第11卷，第170页）论文中重复了这一趣闻，并对此进行了更深刻的讨论。]

[1208]参见我关于神经症理论的短篇论文集（1906，标准版，第3卷）。

[1209]20世纪初精神医学尚不发展，器质性神经疾患与心因性精神疾患未有明确划分，故弗洛伊德常用nervous disorder神经（质）疾病以表示心理疾病。目前所谓的神经症（neuroses），当时弗洛伊德认为包括两种：一种是因神经系统化学中毒所致的神经衰弱；一种是因心理因素所致的精神神经症（psychoneuroses）或称神经精神病（neuropsychosis），包括癔症等。当然，今天已不采纳神经衰弱系由神经系统中毒所产生的“神经疾病”的病因说，统统归之为神经症，属于心理疾病的范畴。——中译者

[1210][原文为英文。本节的要点，包括“神圣”（“sacred”）（“heilig”）可在弗洛伊德1897年5月31日写给弗利斯（Fliess）的信中查到（弗洛伊德，1950a，手稿N），该词在《摩西与一神教》（1939a）第三章第二节（D）中再予以讨论。]

[1211][此处“缺失”的德语词为“Versagung”。后来弗洛伊德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它，以描述神经症的主要致病因素。就此而言可等同于英语的挫折（frustration）。参见《神经症发作类型》一文的编者序（1912c），标准版，第12卷，第229页。]

[1212][见《性学三论》（1905d），标准版，第7卷，第197页。]

[1213]弗洛伊德专指对异性毫无性欲的同性恋者。——中译者

[1214][弗洛伊德对该问题的看法首先见于《性学三论》（1950a），标准版，第7卷，第165页。但从这一段的脚注上看，这一想法早在许多年以前就在给弗利斯的信中提到过。]

[1215]克劳斯（Karl Kraus，1874～1936），奥地利记者和诗人，以好斗与刻薄著称。[弗洛伊德在《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50c）中引用了他的轶闻趣事（第二章第二节），并在《对“鼠人”的分析》中重新引用，1909d，标准版，第10卷，第227页。]

[1216]埃伦费尔（Christian yon Ehrenfets，1859～1932），布拉格的哲学教授，对婚姻制度进行了勇敢的批评。[弗洛伊德对此十分赞赏。见弗洛伊德《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第三章第三节。]

[1217]德语为“Dirne”，此处及本文的其他地方，很难用“妓女”一词作为合适的译词，因为英语词汇更强调关系的金钱方面，用“Harlot”似乎更贴切，只可惜它在今天看来过于古老，甚至有《圣经》色彩。

[1218][1924年之前的各版中，“shaped”一词全为“deformed”，意为“变形”。]

[1219][弗洛伊德在《达·芬奇的童年回忆》（1905c）文章中也涉及到了这一点（1910c）。]

[1220][在《释梦》（1900a）中，弗洛伊德已提到了这一事实（标准版，第4卷，第318页）。在《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第六章中做了更精心的描述。]

[1221][见弗洛伊德《儿童性理论》（1908c）论文的最后一节。]

[1222][这好像是弗洛伊德第一次公开使用该术语，当然，对这一概念他早已熟悉（见标准版，第4卷，第263页），他曾经说过“核心情结”（nuclear complex），比如上一脚注中所指的论文中及《精神分析五讲》（1910a）中。]

[1223]见弗洛伊德《关于兰克英雄出生的神话》（1909c）。弗洛伊德用此语指婴儿对父母与其关系变幻多端的幻想性想象。如想象自己是被遗弃的孩子，这样的幻想与俄狄浦斯情结有密切的关系。对这种幻想故事，弗洛伊德称为家庭罗曼史。——中译者

[1224]恋亲情结（parental complex），指子女对异性父母的性恋，包括俄狄浦斯情结。——中译者。

[1225][这是弗洛伊德对生育与焦虑关系的初次扩展性阐述。在为《释梦》（1900a）第六章（五）所加的脚注中（1909），他已涉及到了该问题（标准版，第5卷，第400～401页），在1909年11月17日召开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会议上也提到了它（见琼斯，1955，第494页）。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5讲的开始对此进行了更深的探讨。然而，关于该问题的最长讨论见于《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尤其在第二、八、十一章的A（b）部分，此处他已大大改变了原来的观点。在精神分析研究的初期，弗洛伊德并未将焦虑的症状与分娩经验相联系，而是与性交的伴随物相联系，见关于焦虑性神经症第一篇论文第三节的倒数第二段（1895b）及写给弗利斯（Fliess）的清样（E）接近结尾处的一节（1950a）。]

[1226][见《释梦》第二章中的第一节（1900a）（标准版，第4卷，第98页）及1914年追加的一个脚注。]

[1227][在1911年为《释梦》第六章（E）所追加的一节中，弗洛伊德提到了拯救方面的梦（标准版，第5卷，第403页），在《梦与心灵感应》（1922a）的论文中，弗洛伊德分析了女人的拯救之梦（标准版，第18卷，第212页）。]

[1228][在此文之后多年所写的一篇论文中（1920a），弗洛伊德对发生在一个同性恋女孩身上的相同类型的对象选择做出了解释。]

[1229][德语为“Libidinos”，在这里用了“Libidinons”，以区别于技术性词汇“libidinal”。]

[1230][相对于“false connection”，这好像是有点区别的比喻。前者在《癔症研究》（1895d）中有过描述（标准版，第2卷，第67页）。]

[1231][斯特纳（Steiner，1907）、斯泰克尔（Stekel，1908）及费伦茨（Ferenczi，1908）。弗洛伊德为斯泰克尔的书写过序言（弗洛伊德，1908f）以后，为斯特纳的书也写过（弗洛伊德，1913e）。]

[1232]斯泰克尔（1908，第191页）。

[1233][在此后关于《论自恋》（1914c）的论文中，弗洛伊德对对象选择的“依恋性”做了更充分的讨论。]

[1234]《创世说》第2卷，第24页。

[1235][在1924年以前的版本中，此处所用的是一个不常见词汇“Unbewusstsein”，即“unconsciousness”。]

[1236][这一术语借自荣格的词汇联想实验，弗洛伊德在《对“鼠人”的分析》（1909d）中也使用过，标准版，第10卷，第210页。]

[1237]压抑回归（return of the repressed），指被压抑的东西并未被完全消灭，而经过妥协机制后，以一种经过歪曲或伪装的形式再现出来。可见于神经症症状与梦中。——中译者

[1238]同时我宁肯承认，女人的性冷淡是一个可从其他角度予以研究的复杂问题。该问题在《处女的禁忌》中有更深刻的探讨。

[1239][德语为“Reizhunger”。霍克（Hoche）与布洛赫（Bloch），好像用过这个术语。见弗洛伊德《性学三论》（1905d），标准版，第7卷，第151页。]

[1240]见《文明与缺憾》（1930a）第六章的两个很长的脚注。

[1241]在《有终结的分析和无终结的分析》（1937c）最后一篇论文结尾处，有一个脚注专门提到了这一点。

[1242]见克罗莱（Crawley，1902）、普洛斯与巴特尔斯（Ploss and Bartels，1891）、弗雷泽（Frazer，1911）及霭理士（1913）的作品。

[1243][这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1244]在许多的婚礼中，毫无疑问会有丈夫外的他人，如他的助手或同伴（传统的男傧相），被允许与新娘有完全的性接触。

[1245][见《图腾与禁忌》（1912～1913），标准版，第13卷，第141～144页。]

[1246][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第六章及《文明与缺憾》（1930a）第五章中，弗洛伊德又讨论了这一问题。]

[1247]普里阿普斯（priapus）系希腊男性生殖之神，医学中则指“持久勃起”。——中译者

[1248]阴茎嫉羡（penis envy），弗洛伊德用语，指性心理发展过程中，多于3～5岁阳具欲期，女孩由于发现缺乏阴茎而对男孩产生嫉妒心理。——中译者

[1249][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第五部分。]

[1250]维也纳喜剧家（1839～1889）。

[1251]施尼茨勒（Arthur Schmitzler，1931～1962）是奥地利剧作家和小说家。他所作的杰出短篇小说《莱森波男爵的命运》，虽然所描述的情景不同，但也值得引述。一个爱上了女演员的男子，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丧生。为使这个女演员保持新的贞操，他诅咒第一个占有她的男人将不得好死。在一段时间里，该女子在这一禁忌下未敢再涉爱河。后来她爱上了莱森波，他已追求了她许久，并决定将第一个晚上献给他。这一诅咒果真应验，当他知道隐藏在这不期而遇的桃花运之后的动机时，便一命归天了。

[1252]belladonna，一种有毒植物，其根和叶含阿托品。——中译者

[1253]赫贝尔（Feriedrish Hebbel，1813～1863）是德国诗人和剧作家。——中译者

[1254]《伪圣经》（Apocrypha）。当公元初基督教处于非法状态时，其经书也只有偷偷传抄。到2～3世纪《新约全书》编集问世后，许多传抄的经文视为不可靠，且被罗马教廷否定，这些以后不断出现的伪经，统称为《伪圣经》。——中译者

[1255][弗洛伊德在1920年为《性学三论》（1905d，标准版，第7卷，第218页）加的脚注中说到，本文所说的自恋为纳克所用是错误的，他应将其归功于霭理士。但霭理士在1928年写的短篇论文中更正了弗洛伊德的结论，认为这种优先权应为他和纳克共享。因为在1898年他用“似自恋”（narcissus-like）描述一种心理态度，而纳克于1899年用“自恋”（narcismus）描述性变态。弗洛伊德所用的德语词为“Narzissmus”。弗洛伊德在《莱施莱伯的分析》（1911c）一文第三部分的开始，考虑到声音的和谐性，用“Narzissmus”替代了更正确的“Narzissismus”。]

[1256]兰克（Otto Rank，1911c）。

[1257]见《移情动力学》（1912b）的脚注。

[1258]与此有关的讨论可参见我在“Senatsprasident Schreber”第三部分中的“世界的末日”（1911c），还可见“阿伯拉罕”（1908）及下文。

[1259][在《图腾与禁忌》（1912～1913）的第三篇论文中专门探讨了这一问题。标准版，第13卷，第83页。]

[1260]参见《费伦茨》（1913a）。

[1261][弗洛伊德不止一次使用过这种相似的类比。比如，《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6讲报告及关于《精神分析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困难》（1917a）一文中均有，标准版，第17卷，第139页。此后，他更正了此处的观点。]

[1262][这是弗洛伊德第一次做出的区分。]

[1263]这种“世界末日”的观念有两种机制：一是整个的力比多贯注全部指向所爱对象；一是全部指向自我。

[1264]见《性学三论》（1905d）第二部分，标准版，第7卷，第181～183页。

[1265][在《本能及其变化》（1915c）的开篇中，弗洛伊德扩展了这一思想。]

[1266][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第六章中，弗洛伊德对魏斯曼（Weismann）“种质”理论的心理学意义做了更大篇幅的探讨。标准版，第18卷，第45页。]

[1267][在1924年版之前用的是“首选”（Ersterwahhe），以后用的是“首次提到”（ersterwahnte），意思反而不明确，也许是印误。]

[1268][这句话源于让内：“La fonction du reel”。见弗洛伊德（1911b）作品的开篇句。]

[1269][原文用的就是英语。]

[1270][所有的德文版都为“Seiten”，即页码，这是对“Zeilen”的印误。]

[1271]　Einzig in der engen HöhleDes Backenzahnes weilt die Seele.Balduin Bählamm，第八章。

[1272][在关于一个偏执狂病人的分析中，接近第二部分结尾处的脚注中第一次出现过这种说法（1911c）。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大会（1912f）关于手淫讨论的闭幕词中，弗洛伊德又做了简短而更复杂的评述。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4讲报告中他又涉及了这一主题。在更早的时候，弗洛伊德已涉及过疑病与其他“真性”神经症的关系问题，见《焦虑性神经症》（1895b）论文第一部分的第二个问题。]

[1273]《性学三论》（1905d），标准版，第7卷，第183页。

[1274]见《神经症发作类型》开篇页（1912c）。

[1275][对整个问题更充分的讨论可见《本能及其变化》（1915c）第119页（指标准版，第14卷页码，下同。——中译者）之后。最后一句中关于“数量”的使用可参见弗洛伊德写于1895年的《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第一部分[1]。]

[1276][关于这一问题的更精确探讨同样见《本能及其变化》（1915c）第134页下面。]

[1277][德语为：Krankheit ist wöhl der letzte Grund　Des ganzer Schöpferdrangs gewesen；Erschaffend konnte ich genesen, Ersehaffend wurde ich gesund.见Neue Gedichte，“Schenfungslieder”，第七部分。]

[1278]偏执狂（paranoia），又译“妄想狂”，弗洛伊德当时使用此词时较宽泛，不符合临床精神病学的严格规定，如将带有病理妄想的精神病或精神分裂症也称为偏执狂。——中译者

[1279][德语为“Anlehnungstypus”，意为“依靠型”（leaning-on type）。英语中使用的“依恋型”（anaclitic type）是“enclitic”的同义语，从语法上讲，“enclitic”是小品词，不能用在句子的首位，必须附着于或依靠于一个更重要的词，比如拉丁语的“enim”或希腊语的“δε”。这好像是“Anlehnungstypus”的第一次公开出现。关于儿童最初的性对象建立在营养本能之上的观念，可在第1版的《性学三论》（1905d）中找到，标准版，第7卷，第222页。但关于“依恋型”的两次或三次更复杂的陈述直到1915年版才加上去。这一概念清楚地出现于弗洛伊德《爱情心理学》（1912d）第二篇论文的一开始。标准版，第11卷，第180～181页。“angelehnte”（附着）以相似的含义出现在关于《施来伯的分析》（1911c）的第三部分开头。但隐含的假设当时并未提出。必须明确的是，这里的“附着”指的是性本能对自我本能的附着，而不是儿童对母亲的依附。]

[1280][关于爱的讨论在弗洛伊德《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第八章中可再次看到。]

[1281][弗洛伊德在此后的一系列论文中发展了他关于女性性活动的观点：《一个女性同性恋者的心理发生》（1920a）；《两性解剖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1925j）；《女性性欲》（1931b）及《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23讲。]

[1282][弗洛伊德已在《达·芬奇的童年回忆》（1910c）的第三部分提到过这一点。]

[1283][原文为英文，这也许引自爱德华安时期（Edwardian age）著名的皇家学院故事。当时授权两个伦敦警察，在拥挤的人群中护送一个托儿所的女孩乘坐童车越过大街。“自我陛下”（His Majesty the Ego）出现于弗洛伊德关于《作家与白日梦》（1908e）的论文中。]

[1284][在回答魏斯（Edoard Weiss，他非常友好地引起了我们对该问题的注意）问题的信中（1926.9.30），弗洛伊德写道：“你对我论自恋中问题的发问，即是否阉割情结对神经症的发生不起任何作用，令我十分尴尬。我已记不起当时我怎么想的。的确在今天看来，我无法说出哪一种神经症会与这一情结无关，而且我无论如何不会在今天写出曾经写过的话。不过，既然我们对整个问题知之甚少，我还是不愿以任何方式给出结论。”对阿德勒“男人抗议”观的进一步批评可见《精神分析运动史》第54页之上。]

[1285][有关评论可见《压抑》（1915d）的论文。第150页。]

[1286][关于该句话的评论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第十一章的脚注中可以找到，标准版，第18卷，第131页。]

[1287][在1924年之前的版本中，这句话为“……是唯一的替代……”]

[1288][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第八章中，弗洛伊德重新探讨了理想化问题。标准版，第18卷，第112页。]

[1289][在《自我与本我》（1923b）第三章的开始，弗洛伊德讨论了升华及性对象力比多转化为自恋力比多的可能联系。]

[1290][正是依据这一器官与自我理想的结合，弗洛伊德此后才提出了“超我”（superego）。见《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第十一章和《自我与本我》（1923b）第二章。]

[1291]对此我将建议增加一些观点，这种观察器的发展与增强也许包含记忆（主观的）的相应形成及时间因素。而时间因素对潜意识过程无用。[关于这两点可参见《论潜意识》第187～189页。]

[1292][西尔伯勒（1909～1911）。在1914年所写的《释梦》中弗洛伊德对该现象进行了更多的探讨（标准版，第5卷，第503～506页）。]

[1293][弗洛伊德在此处下一句的开始及后面均使用了他自创的“Zensor”，以替代几乎普遍使用的“Zensur”。参见《释梦》中的脚注，页码同上。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6讲结尾处，弗洛伊德对这两者的区别做了明确的说明：“我们知道，作为自我稽查的自我观察器是良心，正是良心在夜晚执行了梦稽查的任务。”]

[1294]在此我无法确定，自我中其他的稽查器是否有区别，这种区别是否构成了意识与自我意识哲学分界的基础。

[1295][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第八章中，弗洛伊德扩展了这一主题（标准版，第18卷，第113页）。]

[1296][德语为“Darstelh”。在第1版中为“herstellt”，“establishes”。]

[1297][同性恋对群众结构的重要性首先出现在《图腾与禁忌》（1912～1913），标准版，第13卷，第144页。此后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中再次提到。标准版，第18卷，第124和141页。]

[1298]此处的德语词及关于“Schreber”分析中所引用的均是“Reprgsentant”这是一个主要用于法律或官方的特别正规的词汇。在此后的引文及所有以后的引文中，弗洛伊德用了“Reprasentanz”，这是一个更抽象的形式，英语的对应词应为“representance”，可惜这不存在；如果不是太含糊，也可译为“representation”。（与“representation”对应的德语词为“Vertretung”，在弗洛伊德为《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写的文章中用过（1926f）。在许多场合，弗洛伊德都用“Triebreprfisentanz”意为“一种本能表征”，但又经常缩写为“本能表征”（instinctual representative）。

[1299]德语为“Triebregungen”。

[1300]见弗洛伊德《焦虑性神经症》（1895b）论文第二节的结尾。

[1301]见《论自恋》编者导言的结尾，关于“现实检验”的讨论可见《心理学对梦理论的一个补遗》编者序。

[1302]比如，在《性学三论》（标准版，第7卷，第181～182页）中关于自我保护的明确表述是在1915年追加的。

[1303]在弗洛伊德写给波那帕特（P.M.Bonaparte）的两封信中（1937年5月27日和6月17日，见琼斯所著的《弗洛伊德传记》，第3卷的附录第34和35（1957），对破坏本能及其升华的可能性做了论述。

[1304][在《论自恋》（1914c）中也有类似的思想。]

[1305]当然，可以假定这些内部过程是饥渴需要的生物基础。

[1306][关于原始生物体行为及基本的“恒定性原则”的设想，在弗洛伊德的一些早期著作中作过类似的论述，如《释梦》（1900a）第七章第三和五部分（标准版，第5卷，第565和598页）。不过更早的时候他是用神经学的术语表述的，见写于1895年而逝世后出版的《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第一编部分[1]。更为简要的论述可见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绪言》中的讲座（1893b）及《癔症发作理论》法语论文倒数第二节（1893c）。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第一和第四章中他又论述了该问题（标准版第18卷，第1和26页），在《受虐狂的节制问题》（1924c）中再次考虑了这一问题（第121页的脚注）。]

[1307][很快就会看到，这里涉及到两个原则，一个是“恒定性原则”。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第一章中（标准版，第18卷，第9页），弗洛伊德写道：“心理器官努力使兴奋量保持在尽量低的水平或至少使其保持恒定。”关于这一原则，弗洛伊德在该部著作中使用了“涅槃原则”（Nirvana principle）。第二个原则为“快乐原则”，见这一节的开始，在《超越快乐原则》中也有重述：“心理事件的过程是受快乐原则自动调节的……这一过程所选取的方向是，其终极结果要么伴随着无法回避的不愉快，要么伴随着愉快的产生。”弗洛伊德似乎一开始假定，这两个原则相互紧密联系，甚至是统一的。因此，在《科学心理学设计》中（见标准版，1950a，第一部分第八节），他写道：“既然我们确实认识到，心理生活的趋向是避免不愉快，那么我们就可将这一趋向确定为基本的惯性趋向（比如回避兴奋）。”同样的观点还可在《释梦》（1900a）第七章（五）中找到（标准版，第5卷，第598页）。然而，在本文的这一节中，弗洛伊德似乎又对这两个原则间关系的彻底性表示了怀疑。这种怀疑持续到了《超越快乐原则》（标准版，第18卷，第8页、第63页），并在《受虐狂的节制问题》（1924c）中进行了更深刻的讨论。弗洛伊德争辩道，既然存在着愉快的紧张增强状态（如性兴奋），那么这两个原则就不可能是统一的。他进而建议（在以上所指的《超越快乐原则》的两节中已说过），一种状态的愉快或不愉快性质，也许与兴奋量变化的“时间性”（或节奏）有关。他做出结论，在任何情况下，这两个原则都不应视为等同的：快乐原则是涅槃原则的变异。涅槃原则属于“死的本能”，当其变异为快乐原则时，是受“生的本能”（Life instinct）或力比多影响的结果。]

[1308][弗洛伊德在1915年为自己《性学三论》（1905d），第三篇，第二节所加的脚注中探讨了本能的主动本质（标准版，第7卷，第219页）。在《对“小汉斯”的分析》中（第三篇第二节），弗洛伊德对阿德勒误解本能的“压力”特点做出了批评（1909b），标准版，第10卷，第140～141页。]

[1309]在《对“小汉斯”的分析》（1909b）中，弗洛伊德举了两个例子。标准版，第10卷，第106、127页。

[1310][在《性学三论》（1905d）首版中，弗洛伊德已公布了这一假设（标准版，第7卷，第216页）。不过，有此想法至少已有10年，比如可见弗洛伊德写给弗利斯的信原件（1950a）（约写于1895年）。]

[1311][“器官快感”（快乐附着某一特定的身体器官）好像为弗洛伊德在此首用。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1讲中的开始部分，弗洛伊德对这一术语进行了更深刻的探讨。当然，其隐含的观点还要早很多，比如可见《性学三论》（1905d）第三篇的开头一段，标准版，第7卷，第207页。]

[1312][见《论自恋》，第87页。]

[1313][虽然这些章节的一般意义是清楚的，但在使用“主体”（subject）时仍有一些混乱，作为一条规则，“主体”与“对象”分别指本能（或心理的其他状态）的根源，及本能所指向的人或事。然而，在这里，“主体”似乎指在关系中起主动作用的人——代理人。在这个意义上，“主体”更明确的用法在下文中还有。]

[1314][见上一脚注。]

[1315][1924年增注]在涉及本能生活的最新作品《受虐狂的节制问题》（1924c）中我表达了一种相反的观点。

[1316]这是希腊语动词的暗喻。

[1317][见《性学三论》（1905d）第二篇结尾处的一节。标准版，第7卷，第203～204页。]

[1318][尚不知此处指哪一节，也许指遗失了的关于升华的论文中的一部分。事实上，在《目前对战争与死亡的看法》（1915b）中确实讨论了这一问题。但这却不是弗洛伊德的本意，因为这出现在不同的作品中。在1915年为《性学三论》（1905d）加的脚注中（写该文的这一年），弗洛伊德坚持认为，升华与反向形成是不同的过程（标准版，第7卷，第178页），在德语中，“同情”用的是“Mitleid”，本意为“同时遭受”、“怜悯”。关于这种感情的起源问题在《对“狼人”的分析》（1918b）中亦可见到，标准版，第17卷，第88页，它写于1914年，仅在本文之前的几个月。]

[1319][仅在第一版中用了“jeder”意为“每一个”，后用“jener”意为“这一个”。]

[1320][布洛伊勒（1910b，1911，第43页和第305页）的术语“矛盾”，似乎并未被他用做此意。他将矛盾（症）分为三种：（1）情绪的，如爱与恨之间的摆动；（2）意愿的，如无法决定一个行为；（3）理智的，如对矛盾观点的相信。弗洛伊德一般是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该术语的，比如，在《移情动力学》（1912b）结尾处第一次出现及在本文中的使用（第133页和第139页）。在本文的这一节中将它用于主动性与被动性，这是他仅有的几次之一。在《对“狼人”的分析》（1918b）的第三部分他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它的。标准版，第17卷，第26页。]

[1321][见《图腾与禁忌》（1912～1913），标准版，第1～3卷，第66页。]

[1322][在1924年之前的德语版中，这句话是“爱与恨之间的转化”。]

[1323][参阅《强迫性神经症的倾向》（1913i）。]

[1324][弗洛伊德似乎是首次使用该术语。]

[1325][见前面。在《对心理活动的两个原则的系统论述》（1911b）一文中，弗洛伊德已引介了“现实自我”与“快乐自我”。]

[1326][见前面的脚注。]

[1327][参阅《强迫性神经症的倾向》（1913i）。]

[1328][弗洛伊德以《死的本能》的假设为基础，对爱与恨的关系作了更进一步的探讨，见《自我与本我》（1923b）第四章。]

[1329][关于疼痛及其消除的生物方法的讨论可见《超越快乐原则》（1920g）第四章。标准版，第18卷，第30页。该问题在《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1895]）第一部分（6）也出现过。]

[1330][在《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1895]，第一部分[1]中用的是“特殊行为”（specific action）。]

[1331][德语为“Nachdrangen”。弗洛伊德在《施莱伯的分析》及《论潜意识》两文中均使用了这一术语。但在20多年后《有终结的分析和无终结的分析》（1937c），第三部分，他使用了“Nachverdrangung”，即后压抑（after-repression）。]

[1332][以上两段分析的压抑两阶段理论在弗洛伊德4年前出版的《施莱伯的分析》中第3部分就出现过。（虽然形式上有区别）。在写给费伦茨的信中也出现过（1910.12.6），见琼斯（1955b，第499页）；也可见标准版，第5卷，第547页和第7卷，第175～176页。]

[1333][此处所讨论的问题在《论潜意识》第六部分中有更长的论述。]

[1334][在1924年的德文版中，该句的后半部分写为“Welches sich……den ihm versagten Zugang vom Bewusstsein endlich erkämpft hat.”最初翻译为“which has finally……wrested from consciousness the right of way previously denied it.”从1924年以后的德文版起，“vom”更正为“zum”，于是上文的意思便有所改变。]

[1335][见弗洛伊德《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50c）一书的第二章。]

[1336][同上]

[1337][见《释梦》第七章，1900a，标准版，第5卷，第567～568页。]

[1338][德语为“Vorstellung”。]

[1339]这一适于压抑过程的明喻，也可用前已提及的压抑的特征作说明：我需要增加的是，为了拒绝这位客人的进入，我必须在门口设立一个永久的卫士，否则，这位客人会破门而入。[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五讲》（1950a）的第二个演讲中对此做了精彩描述。]

[1340][弗洛伊德关于最后一点的修正了的观点可在《抑制、症状与焦虑》中找到，尤其在第四章的结尾和第十一章的第一节，1926d。]

[1341][“回归压抑”（return of the repressed）是弗洛伊德较早使用的概念之一，曾出现在《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第二部分（1896b）及1896年1月1日送给弗利斯的论文清样中（1950a，清样K）。]

[1342][弗洛伊德在《论潜意识》一文的第四部分专门探讨了这一问题。]

[1343]这当然是《对“狼人”的分析》的一种参考（1918b）。虽然该病例在本文出版后的三年才印行，但在这之前已基本完成。

[1344][弗洛伊德已在《癔症研究》中引用过，1895d，标准版，第2卷，第135页。]

[1345]见《对“鼠人”的分析》第二部分C。标准版，第10卷，第241页。

[1346][弗洛伊德在其《文明与缺憾》的第二章中（第83页）探讨了这种分类。]

[1347]《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第二章，第11页。

[1348]指标准版第8卷页码，下同。——中译者

[1349]在一次私人通信中，他认定此话出自弗洛伊德之口。

[1350]在目前这个版本中，为参考查阅之便，作者将较长的章节分成若干部分，并分别给它们编了号。

[1351]在弗洛伊德致克劳斯（F.S.Krauss）博士的信中[（1910f），标准版，第11卷，第234页]关于淫秽的诙谐那一段里，可以找到一个小小的例外。

[1352]“Der Witz”，偶然亦被用于心理官能及其产物——“措解巧妙的能力”（“wittiness”）和“妙语”（“witticism”），此处用的是已摒弃了的含义。除了一个相当含混的语义外，德文词还能用作“足智多谋”（“ingenuity”），但英文词“wit”（“机智”）用于这种情况时，同时有其更宽泛的用法。

[1353]正是这本书给了我从事这项研究的勇气以及这样做的可能性。

[1354][让·保罗·里希特，1804年，第二部分，第51自然段。]

[1355][克勒佩林，1885年，第143页。]

[1356][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第一部分，第一节，第54页。]

[1357]此系合成词，由familiar（亲近）与Millionairely（百万富翁）拼合而成。其诙谐含义在后文有进一步的解释。——中译者

[1358][冯·福尔克的《回忆录》（1897）。]

[1359][《旅游图》Ⅲ，第二部分，第八章。]

[1360][我们将在后面继续讨论这一诙谐；那时我们将有机会更正李普斯的解释，我们自己的版本先把他的解释作为出发点。不过这不会影响我们在后面进行的讨论。（可以说，“familiar”一词也可能有“属于家里人”的意思。）]

[1361][李普斯的翻译也是如此。]

[1362][虽然这一例子至今已被较好地译成英语，但如果提供德文词的话，所产生的只能是更准确的效果，主要的区别在于德文中副词形式并不要求在形容词后加“ly”。]

[1363][这两个词分别用正体和斜体排印。它们的普通音节都是用粗体字排印的。那个几乎没有发音的第二个I当然可以不予考虑。这两个词有几个共同的音节，这一事实给诙谐技巧提供了构建这个合成词的机会。]

[1364][《旅游图》Ⅱ。]

[1365][德语“傻瓜”。]

[1366][“Scheusal”的意思是“怪物”。]

[1367][“Traurig”有“悲伤的，令人悲伤的”之意，是“Ehering”的同义词。]

[1368]一个不存在的单词。英语中可找到。”monumental“一词意为”纪念碑的，不配的“中译者

[1369][本段与接下来的三个例子为1912年所增补。]

[1370]我有权这样做吗？至少我没有草率地解释这些诙谐。它们在本市（维也纳）尽人皆知，无人不说。爱德华·汉斯里克（Eduard Hanslick），著名音乐评论家在《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及他的自传中已把它们中的很多公诸于众。至于其他的诙谐，口头传说中难免发生歪曲。假如出现这种情况，我就应该为此道歉。[N先生有可能就是法学教授，1881年起任最高法院院长的约瑟夫·安格尔（Josef Unger，1828～1913）。]

[1371][“roter”的意思是”红的鲜红的Fadian“的意思是”笨家伙“词尾有”-ian“有时加在形容词之后，使”Fellow“家伙）带有轻蔑之意。同理，”grob“的意思是”粗鲁的Grobian“的意思”粗鲁的家伙dumn“的意思是”愚蠢的Dummian“的意思是”愚蠢的家伙“形容词”fade“或”fad“像其法语的对应词）的意思是”枯燥乏味的单调的Faden“的意思则为”丝线“记住了这些，再遇到类似于此的情况就容易弄懂了。]

[1372][在本书中，弗洛伊德是从“还某物于其原有形式”的意义上使用“还原”（reduction）一词的。在前面有关海涅的诙谐的研究中，他已使用过这一方法。动词“还原”的类似用法在后文中可以见到。]

[1373]在英国海军中，我们常听说一种奇特的训练。国王舰队的每一条绳索，不论结实与否，都是用一根“roter Faden”（红线）贯穿整根绳索的方法编织而成。抽出这根红线，就必须解开整条绳索，而且它证明，即使是最细小的绳索也是皇家的财产。同理，一根感情和依赖的线贯穿于奥蒂莉厄的日记中，使其成为一体，并表征了日记的整体特点。歌德《有择亲和势》，第20卷，第212页。

[1374]我几乎不必指出，这一可源源不断地进行的观察与“诙谐是一种玩笑性质的判断”的断言之间的契合程度是多么小。

[1375]法语tête-à-bête的近音词，法语原意为“面对面地”。——中译者

[1376]英语“畜生”（beast）一词的第一个字母是“b”。——中译者

[1377][在1925年以前的版本里，它印作“替代性矫正”（substitutive modification）。]

[1378][1912年增注]海涅以前在谈及阿尔弗雷德·德·马塞特时似乎采用过这一诙谐。

[1379][在此及以前的例子中，实际滥用的那个德文词是“Vieh”，其字面意思通常是“动物”。]

[1380][此例技巧的复杂性之一在于下述事实：通过替换省略的辱骂，这一变更应该叫做对后者的一种“暗示”（allusion），因为通过推理过程它只能导向辱骂。因为另一因素使该技巧复杂化了，参见下文。]

[1381][参见前文有关“还原”的脚注。]

[1382]以后我将要讨论的另一个因素在此诙谐的技巧中亦发挥着作用，它涉及到这种变更的真实本质。[通过反义词，或某种荒谬的东西予以表现。]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诙谐技巧同时采用几种不同的方法；但我们只能一个接一个地了解它们。

[1383][只有1905年的版本里，这一作者的名字才被当做“一位机智的作家”。卡尔·克劳斯是维也纳的一位著名记者与编辑。也请参见后面第78页以下。]

[1384][一个不存在的单词，释义见下文。]

[1385][作为一个诙谐与动作倒错之间的分界线的一种存在。参见《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第六章（B），第19页以下。]

[1386][参见《释梦》（1900a），标准版，第4卷，第293页。]

[1387][同上，第4卷，第298页以下。]

[1388][法语，意思是傻里傻气的红头发小子与后面的Rousseau（卢梭）发音相近。]

[1389][“语音诙谐”。一种依赖于语音的诙谐，参见下文第45页。]

[1390][席勒的《华伦斯坦的营地》第八场，原文为，他让别人叫他“Wallenstein”（华伦斯坦），的确，“Allen”对我们而言是一块令人生厌的烦恼的Stein（石头）——Abraham a Santa Clara是奥地利一个受人欢迎的传道士和讽刺作家（1644～1709）——虽然，作为另一个因素的结果，这一诙谐（即卢梭诙谐）更应受到高度重视，但这只有留待后文第75页加以陈述。]

[1391][这个例子是1912年增补的。]

[1392]此诙谐的技巧在于”buona parte“一词的双重用法。该词的音为”波拿巴“即拿破仑的姓，义则为”很大一部分。——中译者

[1393][从字面意义上看，”Antik“相当于英语”antique“义为”古代“风韵）。从字面上该词在柏林方言中，发音近似于”Antigone“安提戈涅）。]

[1394][“O na nie”的字面意义是“噢，没有，从来没有”，发音则与“Onanie”一致。后者在德语里含义是“手淫”。]

[1395][按理，1912年就应将“三个例子”改为“四个例子”，但未加改动。]

[1396]这些诙谐的精华依存于这个事实，即另一个更高级的技巧亦被同时投入使用。[参见后文第75页]——至此，我们也可将注意力转移到诙谐与谜语的关系上。哲学家布伦塔诺（Brentano）创作了一种谜语，在这种谜语中，当少量的音节被组合在一起构成单词时，由于它们是以这种或那种方法组合的，因此就具有不同的意义，这些少量的音节必须被猜出来。例如：“liess mich das Platanenblatt ahnen”[“法国梧桐树的树叶（Plalanenblatt）使我去想（ahnen）”，在这句话里，“Platanen”和“blatt ahnen”听起来几乎是一样的]。或者：“wie du denInder hast verschrieben, in der Hast verschrieben”[“当你为印度人开处方时，在匆忙之中你把笔滑落下来”]这句话里，“Inder hast（为印度人）”和“in der Hast（在匆忙之中）”声音听起来是一样的。一个同样的英语句子或许能使这个观点更加明确：“he said he would solicit her solicitor.”（他说他将恳求他的律师。）这些需要猜测的音节被插入到句中适当的地方，在重复的发音“dal”的伪装之下。[这样，英语的这个例句就被说成：“he said he would daldaldaldal daldaldaldal.”]当这位哲学家的同事听说这位长者订婚时，就对他进行措词巧妙的报复。他问道：“Daldaldal daldaldal？”——“Brentano brennt-a-no？”[“布伦塔诺——他还在燃烧吗？”]在这些daldal谜语和上文中的诙谐之间有什么差异呢？在前者当中，这种技巧是作为一个前提条件提出来的，构成的词必须猜测出来；而在诙谐中，构成的词是给定的，而技巧则被伪装起来了。[这个布伦塔诺就是弗朗兹·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1838～1917年），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大学作为一年级的学生参加了他的哲学讲座。对这些谜语的更全面的解释在后面的附录中，第237页。]

[1397]丹尼尔·斯比泽（Daniel spietzer），1912，第1卷，第280页（斯比泽，维也纳新闻记者，1835～1893）。

[1398][1912年增注]这同样是布里尔（1911）在《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中报道的一个确实绝妙的诙谐：“Put not your trust in money, but put you money in trust”（不要把你的信任交给金钱，而要把你的金钱交给信任。）此处存在着一种对比的允诺，但并没有表现出来，第二句删除了这一对比。顺便说一句，这是使用该技巧的诙谐的一个无法翻译的好例子。

[1399][本页的引文出处，在除了初版之外的所有德文版本中，全是错误的。]

[1400][“翻译（家）—叛徒”。]

[1401][1912年增注]布里尔（1911）援引了一个非常类似的变更诙谐：“Amantes amentes.”（情侣们都是傻瓜。）

[1402][在德文中，这是比较简洁的表达。因为完全是同一个语词”fallen“都有两种不同的用法。to fall（堕落）和”to fail in an examination“考试不及格）”Labeo“事实上是罗马著名法学家（公元前50～公元18）的名字，其拉丁语的确已被译成”Labeo says（labeo说）。考生说将Labeo“当做”labeor“后者是一个拉丁语单词，意思是”我堕落了“

[1403][“Wie gehts？”字面意思是，“你怎么走路呢？”]

[1404][这一类型的诙谐较之通常不能翻译的诙谐是更必要的。]

[1405]“pistol”既指人名“皮斯特”，也指“手枪”。——中译者

[1406][阿瑟·施尼茨勒本人也是医生。]

[1407][施尼茨勒大夫是喉镜的发明者，德文词是Kehlkopfspiegel，字面意为“喉镜”。]

[1408][在原文中，弗洛伊德插入了该轶事的这一令人不满的形式，作为此处的一个脚注。我们认为，如果该脚注换成了弗洛伊德所述的该故事的正确版本的“目标”的话，对英语读者来说，将会更易于理解些。]

[1409][海曼斯，1904。]

[1410][“Sie kommen urn”的意思可以是“你为……而来”，也可以是“你会失去”。]海曼斯分析道：“萨斐是被其拜访过的有钱的债主提问：Sie kommen wohl um die 300 Gulden？”毫无疑问你是为那300弗罗林而来的？）而萨斐的回答是：‘Nein, Sie kommen unl die 300 Gulden（不，你将会失去300弗罗林）。’在做出这样的回答时，他是以一种完全正确而又很平常的形式表达了他的意思的。事实的确如此，萨斐的回答，就其本身考虑，还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我们也知道，言为心声，他打算说的话便是他并不打算还债。不过，萨斐趁机利用了其债主先前使用过的同样的语词。因此，我们也不能避免从这层意义上去理解这些后者已使用过的语词，在那种情况下，萨斐的回答不再有任何意义啦。债主根本就不会来，他不会为区区300弗罗林而来——也就是说，他不可能带300弗罗林而来。而且作为一个债主，他的本职是要钱而不是给钱。既然萨斐的话在这方面公认是既有意义又无意义的，一个滑稽的场面就由此而生。（李普斯，1898，第97页）我在上文中为了明确起见而给出的全部文本表明，诙谐的技巧要比李普斯所假定的简单得多。萨斐并不是来借这300弗罗林的，而是要从这位富人那里攫取它。因此，在这个诙谐中关于意义和无意义的讨论就变成不相关的了。

[1411]这个文字游戏（play upon words）将在下文中进一步讨论。[没有任何进一步讨论的迹象，似乎这一脚注应该附加在上一段的末尾，因为萨斐-罗特希尔德的这个诙谐事实上又在下文中的第43页里进行了讨论。]

[1412]比如，正教授和副教授。

[1413]一位在大学里（哥廷根）负责大学本科生纪律的干事。

[1414][因为学生违反了纪律。]

[1415][比如，一位”铁面无情“的商人。]

[1416]德勒福斯（1859～1935），法国军官，犹太人，著名的德勒福斯事件的当事人，因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终身监禁（1894），而激发要求释放他的政治风波，经重审予以平反昭雪（1906）。——中译者

[1417]参见费舍（1889，第86页）关于这点的见解。他把那些带有双重含义，即两种含义并不同样显著，但一种含义却优于另一种含义的诙谐称之为语义双关（Zweideutigkeit）。我已在不同的题材中运用过这种技巧。这种术语是个习俗问题。语言的使用方法迄今还没有获得任何明确的解答。

[1418][德文词Kalauer自始至终被译为“双关语”（pun）。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与英文所具有的意义相比，弗洛伊德是在一种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

[1419][上文中已引用过一个语音类似性的诙谐。]

[1420][照原文可译为：他关心的不是战事而是酒瓶，所磨的不是刀剑而是鼻子，……他不去消灭奥克森胥体仑（敌将名），倒在吞着奥克森（牛）。莱茵河变成了一条痛苦之河，修道院变成了被掠夺的鸟巢，主教管辖区变成了一片荒漠。……德意志所有繁荣的花园，到处充满了悲伤。]

[1421][（《旅游图》Ⅱ）《论思想》中的第五章。]

[1422][EKalauer=pun（双关语）。Auf der Leuer=on the look-out（注视着）]

[1423][费雷德里克·苏利埃（1800～1847），法国剧作家和小说家。]

[1424]古希腊神话中弗利治亚国王，贪恋财富；曾求神赐给点物成金的法术。——中译者

[1425]海涅的回答兼有两个诙谐技巧：转移和隐喻。两者混在了一起，因为他没有直接说：“他是一头公牛。”

[1426]“take”一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有不同的含义。所以非常适合于以基础的形式出现在文字游戏的结构之中。我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作为与上面记述的移置式诙谐的对比：“一个知名的证券交易所投机商、银行董事与一位朋友沿着维也纳的主要大街散步。当他们路过一个咖啡馆时，他说：‘let’s go inside and take something！（让我们进去喝点什么吧！）他的朋友拦住他：但是，赫夫莱特，这个地方已挤满了人。”[可以指出，这个诙谐与上述的那个洗澡的诙谐在翻译上都失去了它们的效果，因为在这两个例子中，那个自然的“无意义”的词将不是英语中的‘take’而是“have”Have you had a bath？（你洗澡了吗？）和Lets have something.（让我们喝点什么。）]

[1427][比如，“使用意义‘丰满’和‘窄洞’的同一语词”。在第41～42页的分类表中，子类别被包括在第二组（同一材料的多重使用）而不是在第三组（双重含义）中。但正如第30页中所表明的那样第二组和第三组可以合为一组。]

[1428][这里所采用的术语是用来强调产生诙谐的过程与上文（第28页以下）中已暗示过的梦之间的类似性的。在下文第六章中已对整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1429]至于后者，可参见本书后几章——在此一些解释的话多讲几句并非毫无必要。移置经常发生在评论与循着思想线索进行的回答之间，而非发生在原初评论开始之处。用来区分移置作用与双重含义的理由可通过实例给予令人信服的说明。在这些实例中，移置作用和双重含义结合在一起，即，评论的措辞给双重含义提供了机会。这个双重含义不是说话人的原意，但它为回答指明了进行移置的途径。（参见实例[第52～53页]）

[1430][见后面第三章。]

[1431][这个诙谐在第112页重新出现。]

[1432][荷马和赫西奥德的竞赛（第316节）。]

[1433][著名喜剧周刊（1844～1928年出版的一种幽默杂志。——中译者）。]

[1434][雅典政治家。]

[1435]《论女性》（1860）。

[1436][1912年增注]如果一个诙谐寻求保持一种被其内容所包含的特定条件排除在外的联系，就会出现类似的荒谬的技巧。例如，利希腾贝格那把不带刀片的刀没有刀柄[进一步的解释见《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末尾，标准版，第14卷，第66页]。冯·法尔克（1897）也重复了这样一个诙谐：“这就是威灵顿公爵讲那些话的地方吗？”——“是的，就是这里；但他从没有讲过那些话。”（参见冯·福尔克的《回忆录》，第271页）

[1437][在第205页又对这个趣闻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

[1438]德文”gucken看“或”凝视“演变来的一个依地语词：看；远眺”——[这个故事在弗洛伊德死后发表的文章《精神分析与心灵感应》中曾提到过（1914d[1921年]），标准版，第18卷，第188页。]

[1439]这段引文出自普洛佩提乌斯的《哀歌》，大意是“对于伟大的事情，有这样的愿望就足矣”。

[1440]为了比上述例子更好地描述“统一性”，我将利用我上面所提到的内容——即在诙谐与谜语之间保持的那种特殊的消极关系，根据这种关系，一个掩饰了另一个所展示的。哲学家费希纳（G.T.Fechner）就是靠创作了许多字谜来度过他眼睛失明的那段时光的。这种谜语是以高度的统一性为特征的，而这种统一性为谜语增添了特殊的魅力。例如，举一个简单明了的例子，就是第203条字谜（引自米赛斯博士[费希纳笔名]的Rfitselbochleir第4版，扩充版，未注明日期）：“Die beiden ersten finden ihre Ruhestätte Im Paar der andern, und das Ganze macht ihr Bette.”[“我的头两个音节（Toten，死者）在我的后两个音节（Graber，坟墓）那里找到了它们的休息处。而我的整体（Totengraber，掘墓人）为死者（Toten）造床铺。]我们除了知道这两对音节之间的关系外，谜面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只有靠我们自己去猜；而对于这个词的整体，我们也只是知道了它与第一对音节之间的关系。下面两个例子都是用同样的关系或稍做修改的第三个成分来表述的：Die erste Silb‘hat Zähn’und Haare.Die zweite Zähne in den Haaren.Wer auf den Zähnen nicht hat Haare.Vom Ganzen kaufe keine Waren.”第170条[第一个音节（Ross，马）既有牙齿又有毛，第二个音节（Kamm，梳子）则在头发中有齿，齿上无毛的人（如，不关心自己利益的人）应该在整体（Rosskamm，马贩子）（那儿买东西。]Die erste Silbe frisst, Die andere Silbe isst.Die dritte wird gefressen, Das Ganze wird gegessen.第168条。[第一个音节狼吞虎咽（Sau，母猪），第二个音节吃（er，他），第三个音节大口大口地吃（Kraut，杂草），整个词（Sauerkraut，泡菜）被吃完了。请注意，在德语中，根据动作的执行者是动物还是人，两个不同但类似的动词都可以表示吃。]在施莱尔马赫的一个谜语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最理想的统一性的例子，而且我们不能否认此谜语具有诙谐的特征：Von der letzten umschlungen.Schwebt das vollendete Ganzze.Zu den zwei ersten empor.[被我最后的音节（strick，绳子）缠绕着，我的整个词（Galgen，流氓）摇摇晃晃地向我的头两个音节（Galgen，绞刑架）的顶端靠近。]绝大多数的谜语都缺乏统一性。亦即，猜测第一个音节的线索完全不依赖于指明第二或第三个音节的线索，也与分别发现整个词的暗示无关。

[1441][这是德意志帝国统治下的诙谐期刊惯常给王室要人起的名字。]

[1442][Auf die Galathee, Sinngedichte]仿效《希腊名诗选集》中的一首创作而成的。

[1443]马克·安东尼（公元前827～前30）是古罗马统帅和政治领袖，与Lepidus Octavian结成“后三头”政治联盟[43]。——中译者

[1444]布鲁特斯（公元前85～前42）是罗马贵族派政治家，刺杀恺撒的主谋者，后逃至希腊，集结军队对抗安东尼、屋大维联军，因战败自杀。——中译者

[1445][慕尼黑著名的喜剧周刊。]

[1446][与言语诙谐相对照。见第90页]

[1447][弗洛伊德在克拉克大学所做演讲的第3讲里再次使用了这个轶事（1910a），标准版，第11卷，第30～31页。]

[1448][在德文中“spas（Bader）”的第一个音节与“brooms（Besen）的第一个音节听起来完全一样；而且在这条德国谚语中，最后一个词是”好（gut）。]

[1449][这两个词的差别将在以后章节中详尽地阐述。]

[1450][“世界”的德文词是“Welt”。]

[1451][一个不存在的词，根据“Dichter”（作家）一词，可以译为“authoritis”。]

[1452][弗洛伊德在给《对“鼠人”的分析》（1909d）做脚注时，曾引用此例来阐明在强迫性症状中类似技巧的使用。（标准版，第10卷，第227页注）]

[1453][那人说的”X“是指上文中已提到过的卡尔·克劳斯。弗洛伊德在《“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1908d，标准版，第9卷，第200页）一文中引用过他的另一个诙谐。]

[1454][奥古斯特·普拉腾伯爵（1796～1835），抒情诗人。由于他写的那篇关于浪漫主义运动的讽刺文章而引起海涅的仇恨。此外，他还是一位典型的同性恋者。]

[1455][所有这些例子都涉及到了肛门性格中的材料。虽然Venus“Urinia”表面上讲的是小便，但它实际上是Urania（乌拉尼亚）一词的荒唐误用，并表现出人们对柏拉图的专题论丛有一种神圣的同性恋似的爱。“Gudal（加戴尔）”则是汉堡的一个待人真诚、富有而且高贵的女士。在这里，海厄辛斯给她取了一个听上去带有点肛门含义的名字“Dreckwall”（Dreck=排泄）。所有这些例子都可以在《卢卡浴场》（海涅的《旅游图》中的第三部分）中找到。那一章的其余部分讲述的主要是肛门轶事。]

[1456][在这本书的第十一章。]

[1457][弗洛伊德后来认识到，极其微小的东西的移置是强迫性神经症的一个独特的机制。见《对“鼠人”的分析》（1909d），标准版，第10卷，第241页和244页。]

[1458][《罗曼采罗》，第3卷（希伯来旋律），杰休达·本·哈列维第四。]

[1459][原文是用奥地利方言写的。]

[1460][弗洛伊德在30年后，在他致爱因斯坦的公开信《为什么有战争？》（1933b）中又讲了这个类比。]

[1461][这两个德文词——字面意义“能睡两个人”和“能睡一个人的”通常指床。即“双人的”和“单人的”。然而，Einschläfrig也可以具有“引起睡眠的，嗜眠的”之意。]

[1462][雅各布·伯姆（1575～1624），德国新教的神秘主义者。]

[1463]参阅我的《释梦》，第六章，梦的工作。

[1464][德文名词“Tendenz”在该书中被译为“目的”。（参见“一种有目的游戏”）而德文形容词（tendenziös）已成为一个自然的英文词。因此这里就译成了“有倾向性的”。]

[1465][字面意义，“摇摆”韵律。我们将要看到，它是我们所知的“首音互换”的一种韵律形式。]

[1466][参看弗洛伊德《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第十章及第六章（A），例8（1910年增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的第二篇的末尾也对这个诙谐进行了讨论。]

[1467][“Anziehend”既有“打扮穿戴”又有“妩媚动人”之意。]

[1468][Roulard也许应该写成“Roulade”。]

[1469][原文中，人们把“Home Rule”这几个词增补进了英语中。]

[1470][德文中就是这样写的。]

[1471]参见我的《性学三论》（1905d），那本书是和这本书在同一时间出现的。

[1472]参见莫尔“肉体接触”本能（instinct of contrectation）（莫尔，1898年）。[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1905d，标准版，第7卷，第169页）对此做了一个解释性的注释。]

[1473][在1925年以前的所有版本里，这句话是用斜体字印刷的。]

[1474]它的机制与控制“口误”和其他自我暴露现象完全一样。参见《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如，第五章]。

[1475][“明天的一切都扑朔迷离。”罗伦佐·德·梅狄西。]

[1476]参见他的文章（1903）[他后来的一部著作正是弗洛伊德关于《“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1908d）这篇文章的起点。在这篇文章中，他本人对婚姻制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1477][事实上，该诙谐已作为一个移置式诙谐的例子出现过，或许弗洛伊德是把它作为一个事后的想法补充到前一章里的，可后来却忘了在本文中做必要的改动。]

[1478][这个短语引自李普斯（1898，第72页等等），参见下文第155页。]

[1479][比如，心理能量的消耗（第147页以下）。]

[1480][直至10年后，弗洛伊德才在他的《心理玄学》论文中详尽地论述“对象的意识表现可以分成语词表现和事物表现”这个问题，并且开始从心理病理学这个观点详细阐明两者之间差别的重要性。特别请参阅关于《论潜意识》（1915e）这篇文章的第八节，标准版，第14卷，第201页以下。然而，他对此问题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他关于失语症（aphasia）专论的那个时期（1891b）。从那篇论述这个问题的著作中引用的一句话曾作为对《论潜意识》的附录被刊载过，标准版，第14卷，第209页。]

[1481][参见《释梦》（1900a）中第六章第一节中的一段文章，标准版，第4卷，第303页。《对“小汉斯”的分析》（1909b）里列举了一个此现象的例子。出处同上，第10卷，第59页注。]

[1482]如果允许我先说明一下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就可以阐明那个对诙谐的优劣短长起决定作用的条件。假使我只是简单地把从一个观点上得来的双关意义或稍加变更的语词应用到另一个观点上，假使我这样做并不能立即使人们在这两个观点之间产生有意义的联想，那么，我就是讲了个“拙劣的”笑话。在这样的拙劣笑话里，一个词，即这个诙谐的“要害”，就把这两个大相径庭的观点撮合在一起。上文中引用的“Home-Roulard”（自制的肉卷）就属于这种诙谐中的一例。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孩子们期待的东西[见上文第120页]证明是对的；如果语词之间的类似性同时产生了另一个基本相似的含义——例如，“Tradutlore-Traditore”（翻译家—叛徒）这个实例就是一个“杰出的”诙谐（第34页）。在此例中，通过外部联想联系起来的两个迥然不同的观点，被一个表示它们之间某种主要关系的有意义的联结联系起来。这个外部联想仅仅取代了内部联系。它的作用是指出后者或阐明后者。“翻译家”不仅听起来很像“叛徒”，而且他确实也是一种叛徒，可以说，按理人们就该称他为叛徒。这里显示出来的差别符合后面比较中将要产生的“俏皮话”（jest）和“诙谐”（joke）之间的差异。不过，如果要把诸如Home-Roulard这样的例子排除在关于诙谐性质的讨论之外，就不对了。一旦考虑到从诙谐中所获得的那种特殊快乐，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拙劣的”诙谐作为诙谐并不拙劣——也就是说，他们并非绝对不能产生快乐。

[1483][因此必须认为路易斯王妃就是1903年离开其丈夫的萨克森王妃。关于这种奇特情况的说明，请参阅其自传（1911）。]

[1484][参见《释梦》（1900a），如标准版，第4卷，第179～181页；第5卷，第562～564页。]

[1485][第17章的标题是《论意味深长而又滑稽的明喻、文字游戏以及具有引人发噱、风趣或者滑稽可笑的特点的其他事例》。]

[1486][这是“zitter”（震颤）这个音在其中起了作用的秘密语言的一种特殊形式。弗洛伊德在《释梦》中（1900a）（标准版，第4卷，第303页）提到（第120页注）的那篇文章里论及此问题。]

[1487][Bierschwefel：在啤酒聚会上所做的滑稽有趣的演讲。]

[1488][会议录中的喜剧场景。字面意义：“小酒店的报纸”。]

[1489][“With little wiz and much enjoyment.”（妙语甚少，快乐极多）（奥尔巴赫的地窖里的梅菲斯特（恶魔）《浮士德》第一部分，第五场）。]

[1490]儿童在重复活动中所感受到的快乐[下文中进一步论及此事（第226页），弗洛伊德在给《释梦》（1900a）（标准版，第4卷，第268页）做的一个脚注中已对此做了评价，是弗洛伊德后来在讨论《超越快乐原则》（1920g）（标准版，第18卷，第35页）里的“重复的强迫行为”（“compulsion to repeat”）这种假设中反复提及的一个问题。]

[1491][仅在1905年的那个版本里，“第十八”才被错印为“第十六”。]

[1492][卡尔·罗基坦斯基（1804～1878）是维也纳病理解剖学学院的创始人。]

[1493]我们可以用下面这个极不错的诙谐为例来说明俏皮话和诙谐本身之间的差别。奥地利“the Büger”Ministry（中产阶级内阁）一阁员正是用这句话来回答内阁的团结这一问题的：“假如我们不能相互ausstehen（忍让），我们又怎能相互einstehen（支持）呢？”该例子的技巧是：使用了伴随着微小（相反）变更的同一材料。其合乎逻辑而又相反的思想应该是：没有相互的理解就不可能有团结一致。这种变更的相反性质（ein[在……里]——Eaus[在……外]）与该思想所主张的不一致是完全相符的，同时也是用来阐述这种思想的。——[1867年奥地利的新宪法制定后，The“Bürger”（中产阶级）内阁宣布就职。但由于内部不和谐，所以，此内阁仅持续了几年时间。请见《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193页。]

[1494][弗洛伊德曾在《释梦》（1900a）第六章，第八节（标准版，第5卷，第478页以下）中，提出过一个类似的理论以解释梦中所体验到的那种常被夸大了的情感。]

[1495][弗洛伊德在他的《性学三论》（1905d，标准版，第7卷，第208页以下）中的第三篇论文的第一节里，以相当长的篇幅讨论了在性行为中起作用的前期快乐机制这一问题。在《作家与白日梦》（1908e，标准版，第9卷，第153页）一文末尾的美学创造里，在他早期完成、死后才出版的关于《戏剧中的变态人物》（1942a[1905～1906]）一文中以及在其《自传研究》（1925d）里，他再次指出了这种前期快乐机制的益处。]

[1496]前期快乐原则（principle of fore-pleasure）系精神分析术语，指性交前的心理或躯体活动引起的快感。——中译者

[1497]在我的叙述中一直备受冷落的胡说式诙谐（nonsense joke），其实应该引起我们格外的注意。由于我们的观点重视“无意义（胡说）的意义”这一因素，人们也许会要求每一条诙谐都必须是胡说式诙谐。但这样做毫无必要，因为只有思想游戏才必然导致胡说；而另一种诙谐的快乐根源，即文字游戏，只偶然会给人留下那种印象，却并不经常引起含蓄的批评。诙谐乐趣的这种双重根源——与言语诙谐和概念诙谐之间的那个非常重要的区别相对应的文字游戏和思想游戏——使得对诙谐做出一个概括性陈述的简明构想显然要更困难些。由于上文中列举的种种因素（如再认等等），文字游戏常常会产生明显的快乐，因而它只在很小的程度上会遭到压制。思想游戏不可能具有这种快乐中的动机，它常常会遇到很强的压制，同时它所产生的快乐仅仅是解除了抑制的那种快乐。因此，人们可以相应地说，诙谐中的快乐具有原来游戏快乐的内核和解除抑制快乐的躯壳——我们自然察觉不出胡说式诙谐中的快乐在于尽管它已受到抑制，但我们还是成功地解放了一派胡言；而我们却能直接看出文字游戏使我们快乐这个事实。——其次，一直保留在概念诙谐中的胡说通过使我们感到困惑从而间接获得了增加我们注意力的那种功能。但只有当它起阻碍作用，以便困惑能够出现在理解之前时，胡说才会起到加强诙谐效果的作用。第56页以下中的一些例子已经表明，除了上述那一点之外，诙谐中的胡说也可以用来表示思想中的一种判断。但尽管如此，这并不是诙谐中胡说的原始含义。[1912年增补]许多类于诙谐的表达都可以归入胡说式诙谐一类。它们目前还没有一个恰当的名称，但却可以统称为“诙谐的愚蠢伪装”（idiocy masquerading as a joke）。它们的数量无以数计，但我只选两例：“一个坐在餐桌旁的人接过别人递给他的鱼时，两次连续把双手浸到蛋黄酱里，接着马上用手去摸自己的头发，看到他的邻座在诧异地看着他，他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于是替自己开脱道：‘对不起，我刚才还以为是菠菜呢。’或：‘生活就是一座吊桥，’一个人说道。‘什么意思？’另一个问道。我怎么会知道呢？这个人回答。”这两个极端的例子均有一种作用，因为它们都有可能引起诙谐，这样人们就会设法找出胡说背后那种隐藏的意义。可是人们却什么也没有找到：它们是地地道道的胡说。这种伪装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把胡说中的快乐释放出来。然而，这些诙谐并非全无目的，它们都是骗子，在欺骗和触怒听者的过程中给讲笑话的人以某种快乐。于是听者下定决心以后要自己讲笑话，这样就把自己的恼怒平息下去了。

[1498][见编者导言，第7页。]

[1499]堂吉诃德的侍从。——中译者

[1500][海涅在27岁时受洗成为基督教徒。]

[1501][没有一种行为比笑更普遍，或者得到了更广泛的研究。也没有一种行为比笑更能激起普通人和哲学家们的好奇心。更没有一种行为比笑能使我们收集到更多的观察资料和建立更多的理论。但同时没有任何行为比笑保留了更多无法解释的东西。因此，对于那些不相信此话的人来说，我们就必须以笑为满足，而不要去探讨笑的原因，因为探索笑的原因也可能扼杀笑，从而也就更加无法找到原因了。]

[1502]在调查研究滑稽乐趣时，这种解释的诸多方面仍需要我们去详细研究；其他作家已经这样做了，但不管怎样，他们始终未触及到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我认为，在阐释“释放”何以会选择特殊之途宣泄对笑的情景的生理兴奋时，斯宾塞自己并不高兴。从生理学的观点出发解释笑——即对种种体现笑的特点的肌肉运动进行探索或解释——在达尔文之前及他之后，就从未停止过，但却始终无法解释清楚。对此问题，我还可以谈谈我自己的看法。据我所知，以扭动嘴角为微笑特征的怪相首先出现在婴儿吃饱了奶、松开奶头甜滋滋地睡去的时刻。这种怪相当然是这些情绪的一种最恰当的表达方式，因为它与婴儿不再需要更多的食物这个决定是相符的。可以说，它证明婴儿已经“吃饱喝足”了，更确切地说，是已经吃得“太饱”而下定决心不再吃了。很可能是这种最初的愉快性满足感促成了微笑，它一直保留着笑的基本现象，在人的一生中，这种现象就与释放的种种愉快过程融合为一体了。

[1503]参阅上面引用的李普斯的那本书中的第八章《论心力》的某些段落。他在书中说：“因此，下面这个概述仍然有用：心理生活的种种因素并不是意识的内容，其本身就是潜意识的心理过程。倘若心理学的任务并不只是希望叙述意识的内容，那么它就必须从这些意识内容的特征及其瞬息的关系中推断出这些潜意识过程的实质。心理学必须是这些过程的一种理论。而这样的一种心理学很快会发现，这些过程还具有许多并不是由种种相应的意识内容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李普斯，出处同前，第123～124页）。亦参见我的《释梦》的第七章[标准版，第5卷，第611～614页]。

[1504][大约10年前，弗洛伊德在他死后才出版的《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一书中曾煞费苦心地试图确切证明这一问题，但没有成功。]

[1505]海曼斯（1896）在不同的情境里经常使用萌生状态这个概念。

[1506]我想通过一个关于移置式诙谐的例子来讨论诙谐技巧的另一个有趣的特点。有一次，有人向盖尔梅耶这位天才女演员提出了（在一次正式采访中）一个不受欢迎的问题：“你芳龄多少？”据说她羞怯地垂下目光，以格雷琴（Gretchen）那样的嗓音回答道：“在希尔诺（at Brünn）。”这是一个典型的移置式诙谐。别人问她的年龄，她却回答她的出生地。这样，她可以防止别人再问，同时，也让别人知道，她很高兴对此问题避而不答。然而，我们仍觉得该诙谐的特点还没有完全表达出来。很显然，答案与问题无关，移置作用也不太明显。我们的注意力马上就能明白这是一个故意的移置。在别的移置式的诙谐中，移置是隐蔽的。我们的注意力要费很大的劲才能发现这种移置。在前面[第54页]那个移置作用的诙谐里，顾客对马贩子推荐的那匹坐骑的回答：“6点半我在普雷斯堡该干什么呢？”这个移置也非常显眼。但是，为了弥补这一点，移置作用通过其胡说的性质来迷惑我们的注意力。但在对那个女演员的查问中，我们还是能马上意识到她的移置回答。——[1912年增注]通常叫做“Scherzfragen[facetious questions（滑稽问题）]”的东西往往存另一方面背离诙谐。不过，除此之外，它们也可以使用种种最佳的技巧。下面是一例使用了移置技巧的滑稽问题：“吞噬父母的食人者是什么？”——“孤儿。”——“假如他也把他所有的亲戚都吃完了？”——“唯一的继承人。”——“那么这种魔鬼在哪里能找到同情呢？”——“在词典的‘S’字母里（英语‘同情’的第一个字母是‘S’。——中译者）。”这种“滑稽问题”并不是很恰当的诙谐，因为我们并不能像对诙谐的隐喻、省略等等那样，可以猜测出它们所需要的诙谐回答。——[约瑟芬·盖尔梅耶（1838～1884）就是在喜剧中担任配角的女高音演员，在维也纳特别受欢迎。]

[1507][后来弗洛伊德指出，分散注意力的方法也是催眠暗示中常用的一种技巧。参看《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中的第十章。标准版，第18卷，第126页。在他死后发表的关于《精神分析与心灵感应》（1914d[1921]，同上，第184页）一文中，他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即在某些读心症（thought reading）术的事例中，也是同一过程在起作用。在弗洛伊德从技巧上对《癔症研究》（1895年）（同上。第2卷，第271页）所做的技术贡献中，在他对自己的“压力”（pressure）技巧机制所做的解释中，我们可能发现他曾经朦朦胧胧地提及过这种方法。]

[1508]杰纳斯（Janus）系[罗神]天门神，头部前后各有一张面孔，故亦称两面神，司守护门户和万物的始末。——中译者

[1509][“第二次修订版”。参见《释梦》第六章第一节（标准版，第5卷，第248页以下）。但是，在其他地方，弗洛伊德（1923a）认为这不是梦的工作的一部分（同上，第18卷，第241页注）。]

[1510]这可作为不适于对心理过程进行纯地形学解释的一种参考。对这些疑问的全面讨论是在很久以后的关于《论潜意识》（1915e）一文中进行的（第二节和第七节）。

[1511][这是法文术语。]

[1512]除了梦的工作和诙谐的技巧之外，还有另一种心理事件，我能在此事件中说明凝缩作用是一种有规律而又重要的过程：即正常的（非有意的）遗忘机制。独特的印象给遗忘造成了困难；那些在任何方面都很类似的东西在其相似的方面由于凝缩过程而被遗忘了。类似的印象之间的混乱是遗忘的最初阶段之一。[弗洛伊德于1907年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一书的第十二章第六节中加的一个脚注里扩展了这种观点。]

[1513]当我成功地把他们隐藏着的潜意识向他们的意识知觉做了如实描述时，我的许多神经症病人在精神分析治疗的过程中，总是用笑声来证实这个事实；甚至当所揭示的内容根本也没有说明这是正确的时候，他们也要笑。当然，这要有赖于在医生已经发现，并向他们展示了这种潜意识材料之后，他们已非常接近于要掌握这种潜意识材料时才会有效。

[1514]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应忘记考虑由于稽查作用而导致的歪曲，这种稽查作用就是在精神病（psychosis）里也仍然在起作用。

[1515][W·格雷辛格尔（W.Griesinger，1817～1868年）曾指出梦和精神病的愿望满足的特征。他的一篇独到的文章曾多次被弗洛伊德提到（格雷辛格尔，1865，第89页）。见一位编者对弗洛伊德论心理功能的两个原则的论文（1911b）所做的脚注（标准版，第12卷，第218页）。]

[1516][《释梦》（1900a）（标准版，第5卷，第591页）。这句话在该书中是作为一个引文出现的，但其出受处不详。]

[1517][当然，此处所用“移情”（“transference”）一词并不是常识所用的一种心理治疗中的现象。见一位编者对《释梦》第七章所做的一个脚注（标准版，第5卷，第562页）。]

[1518][本文的要点已被弗洛伊德包括在《释梦》的一个脚注中（1900a）（标准版，第4卷，第297～298页注），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弗利斯提出的，他曾看过本书的校样，弗洛伊德在1899年9月11日写给他的一封信中，以几乎与上述完全相同的术语回答了这个问题（弗洛伊德，1950a，信118）。人们可能会注意到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个标准版的译文脚注中，德文“Witzig”一词被描述为“机智的和引人发笑的”。而在本卷中（例如在上文的那段中）则往往是用“带有诙谐的性质”来描述的（参见编者前言）。]

[1519]被描述为“枯燥乏味”的滑稽，其特点也依赖于某种说明和与之相随的手势（在该词最广泛的意义上说）之间的区别。

[1520][《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318页）。]

[1521]在潜意识中对立物之间十分惊人的、但尚未被充分认识到的关系行为无疑会帮助我们理解神经症和精神错乱病人的“违拗症”（negativism）（关于该主题的后两本著作参见布洛伊勒，1904；格罗斯[Gross]，1904；以及我的《一些原始词汇的反意》（1910e）——[压抑是一种较早的消极判断的形式这个说明似乎在这里是第一次出现。它常常在后面重复（例如在《对心理活动的两个原则的系统论述》（1911b）的论文中和在《论潜意识》（1915e）的心理玄学这篇论文的第五部分，全部的问题在更以后的论文《否定》（1925h）中得到了更全面的讨论]）。

[1522][参见《释梦》第六章第七节的第一部分。]

[1523]这是费希纳（1889年，第2卷，第520～521页）所用的一种表达方式，作为对我的观点的一种支持，它已经获得了重要的地位。[费希纳的“梦中的活动景象不同于醒觉的观念生活”的观点，曾被弗洛伊德在《释梦》中引用（标准版，第5卷，第536页），作为对潜意识和前意识心理过程之间的心理地形学划分的支持。]

[1524]这个黎顿爵一世的孩子们的趣闻轶事曾在不同背景下讲述过。参见G.W.E.拉赛尔的《文集和回忆录》，1898，第32章。

[1525][“Französin”。这是在奥地利用来指一个法国保姆常用的术语。]

[1526]即Medi和Mädi之间的同一性。

[1527][见后面第195页脚注①。]

[1528]在我所写的东西中，我一直把天真和天真的滑稽相等同，这当然不是每一种情况下都可接受的。但是，它对我们有目的地研究“天真的诙谐”和“天真的淫词秽语”中天真的特点却是足够的。任何进一步的研究都能说明我的意图是把这用做供我解释滑稽的一个基础。

[1529]柏格森（Bergson）也反对关于滑稽的快乐有任何这种派生的观点，这种观点显然受力图与逗乐引起的笑相类比的影响；他用一些很好的论点支持他的观点（1900，第99页）一李普斯对滑稽的快乐所做的解释建立在相当不同的水平上：根据他对滑稽的看法，他认为滑稽是一件“小的无法预料的”事情。[在德文版中，本脚注放在这一段的末尾。]

[1530][“ungeordneten”。只出现在1912年，这是“untergeordneten”（次要的）这个词的印刷错误。]

[1531]对这种受神经支配的消耗的记忆，将作为我对这种动作的看法的一个基本的部分而保留下来，在我的心理生活中将总是有一些思维方式，其中这种观念将只能以这种消耗来表现。确实，在其他情况下，这个因素有可能被其他因素所取代——例如，这种动作目的的视觉表象，或一种言语表象；在某些种类的抽象思维中，一个符号就足以代替这个观念的全部内容。

[1532][弗洛伊德在《释梦》（1900a，标准版，第5卷，第599～600页）中表述了这个重要原则，尽管表述得可能不如这里清晰。他早在（1895年）《科学心理学设计》（他死后出版的）（1950a）第一部分第18节中就用准神经病学术语讨论过它。其要点曾在《对心理活动的两个原则的系统论述》（1911b，标准版，第12卷，第221页）的论文中再次非常清楚地阐述过，在以后的许多文章中——例如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的第32讲中再次提到。]

[1533][对本文所包含的这些观念的探讨或许可追溯到弗洛伊德《科学心理学设计》第一部分第17节和第18节。]

[1534][这个德文字在这里（而且通常在本书其他方面）是“Differenz”，不是通常的“Unterschied”。它是用在数学上的术语，意思是一种“数量的”而不是性质的差异。英文词则必须包含这两种意思。]

[1535]正如谚语所说：“一个人头脑中没有的东西必定在其腿上有。”

[1536]滑稽因素的决定性条件充斥着矛盾性——有时过量有时不足这个事实似乎是滑稽快乐的根源——这种矛盾性对这个问题造成了许多混乱（参见李普斯，1898，第47页）。

[1537][参见第12页脚注。]

[1538][原文用英文写的。]

[1539][这里的德文词是“erhaben”，在美学中人们普遍接受的英文译名是“sublime”（崇高的）。但是，由于难以把该译文用于人的情况中，我们便在必要的情况下使用“exalted”（地位高的）这个词取而代之。]

[1540][“Degradation”（原文是英文）。培因（1865年，第248页）写道：“荒唐可笑的情景是在那些不会引起其他强烈情绪的情况下对某人、某种利益所具有的尊严的贬低。”（英文词“degradation”因而在以下所有情况下均用作“Herabsetzung”的译文。）]

[1541]另外两个实例可能是躯体上很大的和崇高的。

[1542]“因此，每一次有意识地和巧妙地唤起滑稽因素（无论沉思到的滑稽因素还是情境的滑稽因素）一般都可描述为诙谐。当然，我们还不能在这里运用这种诙谐概念。”（李普斯，1898，第78页）

[1543][这至多是解说者通过解释的方式而予以介绍的，见《释梦》（1900a），标准版，第4卷，第316～318页。]

[1544][见《释梦》，同上，第119～120页，关于借水壶的故事也在此处再次出现。]

[1545][这个故事在将近20年后在《自我与本我》（1923b）第四章再次出现。]

[1546][“蘸酱”（德文“tunken”）用做制作烟草技术过程的一部分。]

[1547][从”Durchlaucht“派生出来的形容词，用于较小皇亲的头衔：尊贵的殿下。”

[1548]居拉·安特拉希伯爵（1823～1890年），任奥匈帝国外交部长（即“the Exterior”）多年。他有点像花花公子。

[1549][这些加点的字的日期只可追溯到第2版（1912年）。]

[1550]尤利多斯·施特腾海姆（1831～1916），柏林记者。

[1551][同一个德文词“Witz”在这里既用做“智慧”，也用做“诙谐”，参见第140页。]

[1552]古斯塔夫·弗赖塔格（1816～1895），小说家与剧作家。“无固定观念的记者”是他的喜剧《记者》中的一位肆无忌惮的记者。

[1553][这是德语中两种常见的表达方法，等同于“金钱如粪土”或“钱的海洋”。[

[1554][“Eine entlaubte Saule”是“eine entleibte Seele”的一种反响，指“一个游魂”

[1555]Habent stla fata libelli（书有其命运），被认为是特伦斯创造的一句拉丁格言，Fata Morgana，是意大利人对在墨西哥海峡见到的一种特殊海市蜃楼的称呼：出自摩根·勒·菲（仙女），亚瑟王的妹妹。

[1556][施特腾海姆的另一个诙谐将在《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207页）中找到。]

[1557][在后面第225页的一段话对此做了一点说明。]

[1558]“使你笑是很容易的；但这对你并不意味着更多的东西。”

[1559]在席勒的悲剧《瓦伦施泰因之死》（Ⅱ，6）中。巴特勒上校，一位曾在30年战争期间在帝国军队服役的有作战经验的爱尔兰士兵，相信他已被皇帝所冷落并准备跑到敌人那边去。奥克塔维奥·皮克洛米尼，他的上司请求他重新考虑这种境况，并提醒他想想奥地利为他40年忠诚而表示的感谢，对此巴特勒以上述的话作答。

[1560]动作的过多消耗和少量理智消耗，身

[1561][参见第195页脚注①。]

[1562]实上，如果我们对滑稽与儿童的关系做些考察，我们会发现大量颇有希望的联系。儿童本身并未以任何滑稽的方式打动我们，尽管他们的本性充满了各种条件，如果我们把它与我们自己的本性相比较，这些条件就会产生一种滑稽性差异

[1563][这个观点已在弗洛伊德《释梦》的一个脚注中提出来了（1900a），标准版，第4卷，第268页。]

[1564]滑稽快乐的根源在于小与大之间比较的“数量对比”，但它毕竟还表示一个儿童与一个成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如果滑稽作用与婴儿期没有其他联系，那么，这当然会是一种奇怪的巧合。

[1565][这件轶事在弗洛伊德以后的论文《幽默》（1927d）中再次做了讨论。]

[1566]一个像胖骑士约翰·福斯塔夫（John Falstaff）爵士这样的人物，其夸大幽默的作用在于节省了轻蔑和愤怒。我们认识到他是一个不值得注意的大吃大喝的人和骗子，但我们的谴责却被全部大量的因素所消除了。我们能够发现，他知道自己就像我们一样；他以其智慧给我们留下了印象[见编者导言]。除此之外，他的身体不合比例，也有使我们对他采取滑稽看法而不是严肃看法的作用，仿佛道德和幽默的要求必须从如此肥胖的肚子上反弹出来。他的所作所为总的说来是无害的，而且对他欺骗别人时采用滑稽的卑鄙手法几乎都予以谅解。我们承认这个可怜的家伙有权像别人一样尝试自己的生活和享乐，我们平时对他很怜悯，因为在一些重要情况下他是某个上司手中的玩物。因此我们不能对他生气，我们把节省下来的对他的全部愤怒加到他向我们提供的除此之外的滑稽快乐中。其实，约翰爵士自己的幽默起源于自我的优越性，他的身体和道德上的缺陷都不能剥夺自我的快乐和信念。相反，足智多谋的堂吉诃德·德·拉·曼查骑士是一个本身并没有幽默，但却以其严肃性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可称之为幽默的快乐的人，尽管其机制表明它与幽默的机制有重大的偏差。堂吉诃德原本是一个纯喜剧人物，一个大孩子，他的那些有关骑士的书的幻想充斥着他的头脑。众所周知，一开始作者对他还没有什么想法，对他的创作逐渐超越了作者最初的意向。但是，在作者使这个愚蠢的人物具有最深刻的智慧和最崇高的目的之后，在使他成为理想主义的象征代表，这种理想主义坚信其目标的实现，严肃地看待其职责，毫不夸张地遵守承诺，此后这个人物便不再有滑稽作用；正如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幽默的快乐起源于情绪的阻止，在这里它则起源于滑稽快乐的阻止。但是很清楚，这些实例已经带领我们远离了幽默的简单实例。

[1567]这是一个在费舍尔的美学中用做完全另一种意思的术语。

[1568][原文是”gross（artig）“

[1569]如果我们准备稍微粗暴地对待“期待”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追随着李普斯，把滑稽作用的很大一块领域置于期待的滑稽作用之下。但是，那些可能是滑稽作用最基本情况的东西，那些产生于别人的能量消耗和自己的能量消耗之间的一种比较的东西，就是那些最不容易划归这一组的事物。

[1570]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接受这种阐释，因为它不会导致和我们的早期讨论相矛盾的东西。两种能量消耗之间的差异实质上必须下降到被节省下来的禁忌的能量消耗，在滑稽作用的情况下若缺乏这种禁忌的节省，和在诙谐的情况下若没有数量的对比；就决定了滑稽感和诙谐的印象之间的区别，尽管它们在使用两种观念形成活动来看待同一种观点方面的特点是一致的。

[1571]这种独特的“两面人”[double face，最初是用法语写的]自然没有逃避开权威。麦里南德（1895），我从他那里借来这个短语，以下面这段话来说明笑的决定因素：“使一个人发笑的一方面是愚蠢可笑的东西，另一方面是熟悉的东西。”这段说明较适合于诙谐而不太适合于滑稽，但也不完全适合于前者。——柏格森（1900，第98页）对滑稽情境下的定义是，“当某种情况同时属于两种系列的绝对独立的事件时，当它能同时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上加以解释时，这种情境就总是诙谐的。”

[1572]在本书发表20多年后，弗洛伊德在一篇短篇论文中重新探讨了这个主题（1927d），反映了他对心理结构的新观点。

[1573][1925年的英文版本，“psychical”（心理的）皆改为“mental”（心理的）。]

[1574][在1925年的英文版本中，“foreconscious”（前意识）一词皆改为“preconscious”（前意识）一词。当然，“preconscious”成了德文“Vorbewusst”的标准翻译。]

[1575][这儿的与下文的“repulsion”（拒斥）一词，在德文版中是由“Abwehr”一词演变而来的，而该词的通常英文对应词是“defence”（防御、保护）或者“fending off”（排斥）。]

[1576][在1925年的英文译本中，“work”一词前插入了“mental”一词。在德文译本里，这个整个短语都被写成“Tagesreste”一词，因为该词通常的英文对应词是“days residues”（日间残迹）。]

[1577][这个词在1925年的英文译本中被改成了“manifest”（明显的）一词。]

[1578][这个词（characters）在1925年的英译本中被改成了“features”（特征）一词。]

[1579][该词英文对应词的缩写当然是“Ucs.”（潜意识）。]

[1580][弗洛伊德似乎一度已倾向于接受了这个理论（指身心平行论——中译者），他在《失语症》里曾提出该理论。]

[1581][参见《释梦》（1900a，标准版，第4卷，第133页）。]

[1582][弗洛伊德在他的晚期未完成的论著《精神分析纲要》（1940b）里讨论了该题目，并以相当长的篇幅论证了催眠后暗示的真实性。]

[1583][在弗洛伊德的某些早期作品中，他曾使用过“subconscious”一词。例如，他用法文写的论文《癔症性麻痹》（1893c）和《癔症研究》（1895，标准版，第2卷，第69页）里用的都是这个词。但是《释梦》出版时（1900a，标准版，第5卷，第615页），他却没使用“subconscious”。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的第21讲，他又提到不该使用“subconscious”，并在《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1926e）的第二章末尾处做了更充分论证。]

[1584][这一点在《释梦》（1900a，标准版，第5卷，第615～617页）中详细论述。]

[1585][弗洛伊德在第192页（指标准版第14卷码，下同——中译者）又重提该问题。

[1586][弗洛伊德在《释梦》（1900a，标准版，第5卷，第540页以下）已介绍了这些缩写。]

[1587][见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的《癔症研究》（1895），标准版，第2卷，第225页。]

[1588][该名称（“深蕴心理学”——中译者）是布洛伊尔给起的。见《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标准版，第2卷，第41页）。]

[1589][这儿的德文词是“Vorstellung”，它涵盖英文词“观念”（idea）、“想象”（image）和“表象”（presentation）之意。]

[1590][弗洛伊德于1896年12月6日给弗利斯的信中首次提出：脑中呈现的一个观念不仅“登记”（registration）一次（弗洛伊德，1950a.信52）。在《释梦》（1900a，标准版，第5卷，第539页）第七章第二节中，他用“登记”解释记忆理论，在同一章下节里（出处同前，第610页）的论证中，他又提到“登记”，并预示了《论潜意识》中所阐述的“登记”内容。]

[1591][弗洛伊德在其《失语症》（1891b）里极其重视脑功能定位的问题。]

[1592][弗洛伊德早在伯恩海姆为他译的《暗示》所做的序言中（弗洛伊德，1888～1889）坚持了这个思想。]

[1593][意识与潜意识两者的脑位相差异，弗洛伊德在他的《对“小汉斯”的分析》（1909b，标准版，第10卷，第120页）的论文中做过阐述，在他的技术性论文《治疗初始》（1913c）的相应段落有更详细的论述。]

[1594][这个论点在原文201页又被提及。]

[1595][参见原文编者对《本能及其变化》的注释（标准版，第14卷，第111页）。]

[1596][德语“Schuldbewusstsein”，其普通对应词是“schuldgefuhl”，“sense of guilt”（罪恶感）。]

[1597][参见前面的关于“压抑”的论述（第153页）。]

[1598][在《释梦》（1900a，标准版，第5卷，第460～487页）第六章第八节里可找到对“感情”的详细论述。]

[1599][该问题在《自我与本我》（1923b）的第二章里又一次被讨论。]

[1600]情感自身基本上表现在内分泌与血管收缩等活动的释放上，从而引起被试者的身体在不受外部世界的影响下发生内部的变化；而肌肉活动，基本上是在对外部世界产生影响变化的行动中发现的。

[1601][只在1915年的版本中，没出现过“Pcs.”（前意识）。]

[1602]对于这里的“力比多”作用，见以下四个自然段。

[1603]原始压抑，精神分析术语，指将本能、欲望等自意识压抑到潜意识。——中译者

[1604]反贯注（anticathexis），精神分析术语，指将原观念、冲动所负载的情感或心力，转移贯注到相反的观念或冲动方面去。——中译者

[1605][心理]经济学（economics），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活动与心理能量使用是按经济原则办事的。——中译者

[1606][弗洛伊德大约于20年前，即1896年2月13日给弗利斯的信中（弗洛伊德，1950，信41）首次使用这一词汇（指metapsychological）；在他已出版的著作《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第十二章（第三节）中，他只使用过该词一次。]

[1607][弗洛伊德在前四段中对此已有阐述。]

[1608]这是这一过程的第二阶段。

[1609][只在1915年的版本中没出现过“Pcs.”。]

[1610]这是第三阶段。

[1611][不愉快的小的释放对阻止更大的释放起着“信号”作用——这在弗洛伊德1895年的《科学心理学设计》一文（1950a，第二部分，第六节）里和《释梦》（1900a，标准版，第5卷，第602页）可以找到。当然，这一思想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第十一章，第一节中有了很大发展。]

[1612][或许这涉及到弗洛伊德的一篇下落不明的关于转换性癔症（conversion hysteria）的心理玄学的论文（见编者导言，英译本，第106页）——弗洛伊德在《癔症研究》（1895d，标准版，第2卷，第166～167页）中已论及了这个问题。]

[1613][只在1915年的版本中没用“Pcs.”。]

[1614][这已由弗洛伊德在《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第六章里所断言。还可参见弗洛伊德后来关于《否定》的详述（1925b）。]

[1615][参见《释梦》（1900a，标准版，第5卷，第5节，第588页）第七章的讨论。这个讨论基于布洛伊尔在《癔症研究》（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里提出的思想。弗洛伊德把这些假设归于布洛伊尔的评述在该书后来版本的编者导言中（标准版，第2卷，罗马数字第27页）和同版本的注释中（出处同前，第194页）都可以找到。]

[1616][弗洛伊德在《释梦》（1900a，标准版，第5卷，第605页）第七章，以非常类似的语言表达了这个思想（同上）。而在《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里对此做了更充分的论述，特别是在第七章第二、三节里。]

[1617][只在1915年版本中，“Cs.”写做“Pcs.”——在弗洛伊德的作品中，到处都可以找到“潜意识”这一永恒的提法。最早含有“潜意识”的句子，大概是弗洛伊德在1897年写的一个句子（弗洛伊德，1950a，草稿13）。在这句话中，他宣称：“忽视时代特征是前意识与潜意识活动之间的基本区别。”对此，他在《释梦》（1900a，标准版，第5卷，第577～578页）里也间接提到过，但是，第一次明确且公开地阐述这一观点似乎是在1907年加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最后一章（转下页）（接上页）接近结尾的一个注释里。另外，在《论自恋》（同上，第96页）的一个注释里也附带提过。弗洛伊德在以后的作品中不止一次重提过这个问题，尤其是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a，标准版，第18卷，第28页）和《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31讲中。关于该问题的讨论也曾在1911年11月8日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一个会议上进行过，此会议还发表了会议记录，由弗洛伊德对会议内容做了简短总结。]

[1618][参见《对心理活动的两个原则的系统论述》（1911b），第八节。接下去详细论述的是“现实检验”（第231页）。]

[1619][为了不同的情境，我们会保留“Ucs.”这一著名的提法的使用权。这可能涉及“Ucs.”与词之间的关系（201页），或者涉及系列丛书中那篇未刊载的论文。]

[1620][或许涉及那篇已丢失的论意识的论文。]

[1621][参见第186页的注释②。]

[1622][这是由机理提供的暗示。以机理的观点，前意识影响潜意识，这在弗洛伊德的论文《“神秘的柏纸簿”的说明》（1925a）倒数第二段里有论述。]

[1623][参见第96页，只在1915年版，被写做“Cs.”。]

[1624][在《精神分析纲要》（1940a）第一章的结尾处可见弗洛伊德所做的一段关于动物心理玄学的评述。]

[1625][见《压抑》，第149页。]

[1626][这个问题弗洛伊德在1920年对他的三篇论文之一（1905d）第五节所加的一个注释里有详尽阐述（标准版，第7卷，第226页）。]

[1627][或许在已丢失的那篇论意识的论文中提到过此问题。]

[1628][见第173页。这一点，弗洛伊德在《释梦》（1900a，标准版，第5卷，第615页，第617～618页）第七章里已经提出。在原文第193页，还有更详尽的讨论。]

[1629][按字面意思：“另外，我们认为，成为意识受某种意识注意指向性的限制。”“成为意识”几乎肯定涉及“前意识”。如果我们看了那篇丢失的论意识的文章，这个很模糊的句子或许会清楚些。意识与前意识的区别特别诱人。前意识看起来很像“注意”的功能，是注意的参照物。——关于注意，弗洛伊德在他后来的作品中论述的很少。在《释梦》（1900a）中中有两三个自然段似乎与注意有关：“如果满足其他条件，例如，仅仅被描述为‘注意’的功能可以特别方式加以分配，那么，在前意识里发生的兴奋过程就会没有阻碍地进入意识”（标准版，第5卷，第541页）。“成为意识与特别的心理功能，即注意的功能的应用相联系”（出处同上，第593页）。“前意识系统不仅阻止刺激进入意识，而且控制着活动性集中能量的分配——这是我们所熟悉的注意形式之一”（出处同上，第615页）。与弗洛伊德在后来的作品中很少提到注意问题形成鲜明对照，他在1895年《科学心理学设计》一文里，详细讨论了该问题，并认为注意是心理器官工作的重要力量之一（弗洛伊德，1950a，《科学心理学设计》第三部分第一节）。他（在《对心理活动的两个原则的系统论述》的论文里）指出：注意特别的是“现实—检验”的功能。见编者对《心理玄学对梦理论的一个补充》所加的注释（原文第220页），该文认为注意与“Pcpt.”（知觉）系统有关。]

[1630][在这一段所讨论的“复杂性”，弗洛伊德加在了《自我与本我》（1923b）第一章的末尾处，在下一章，他阐述了新心理结构的框架。从而使他关于心理结构的描述更简明化。]

[1631][在所有的德文版中，用的都是“Vbw.”（Pcs.）。这似乎是对“Ubw.”（“Ucs.”）的错误印刷。]

[1632][见第202页。]

[1633][这里的德文词是“Instinkt”，而不是通常的“Trieb”（见编者加在《本能及其变化》里的注释——第111页）。——心理结构的遗传问题，弗洛伊德在后来的《精神分析导论》第23讲（1916～1917）中和《对“狼人”的分析》（1918b，标准版，第17卷，第97页）中有讨论。]

[1634][这一过程，在弗洛伊德《神经症发作类型》（1912c）第一节中有详细描述。]

[1635]谈到同一个病人的一篇论文是由塔斯克发表的（1919）。

[1636][德文“Augenverdrener”其象征意义是“欺骗者”。]

[1637][参见弗洛伊德在《自恋》中有关疑病（hypochondria）的讨论。]

[1638][《释梦》（1900a，标准版，第5卷，第595页。）]

[1639][偶尔，“梦的工作”像对待语词、事物那样，并创造出非常类似“精神分裂症”性质的语言来，或叫做语词创新（neologism）。见（1900a，标准版，第4卷，第295页）梦与精神分裂症的差异在第229页《心理玄学对梦的理论的一个补充》中有描写。]

[1640][“Vomtelltung”这个词一般是由“idea”（观念）这个词翻译成文中的那个样子（见原文第174页的注释①）。从这儿到本文的结尾，“Vorstellung”一律是由“presentation”——“Wortvorstellung”——“词之表象”或“词表象”译过来的，“Sachvorstellung”为事物之表象或“事物表象”。这些词起初是由有些令人误解的词“语词观念”和“具体观念”译过来的。在《悲伤与抑郁症》（第256页）中，弗洛伊德用同义词“Dingvorstdlung”代替“Sachvorstdltung”。在《释梦》第2版，他也是这么用的。在《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第四章的开始，他也如此用。——弗洛伊德在写这些他的早期作品时，头脑中已经有了“词表象”与“事物表象”的区别，显然，这种“区别”的形成来源于他对失语症的研究。对此，他在1891年，曾对该论题有详尽讨论。尽管使用的是不同词汇。该讨论的有关段落在“索引C”（第209页）中已被译出。]

[1641][《释梦》（1900a，标准版，第5卷，第617页。实际上，弗洛伊德在更早的作品，1895年的《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第三部分第一节的开始段）中就已提出该假设。在他更近的论文《对心理活动的两个原则的系统论述》（1911b）中，也提到该假设。]

[1642][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1923b）第二章的开始部分再次论述了该问题。]

[1643][这很可能又涉及到那篇论意识的未发表的论文。见第232页。]

[1644][见弗洛伊德的《关于施莱伯的分析》（1911c）第三部分。——在第230页，弗洛伊德对此有更进一步的尝试性探讨。]

[1645][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1912～1913，标准版，第13卷，第73页）第二篇论文的结尾处已提出这一点。]

[1646]《精神分析导论》肯定是弗洛伊德著作中译本最多的一部。在弗洛伊德在世期间（除英国时期），该书就出现了下列语种的译本：荷兰语（1917）、法语（1922）、意大利语（1922）、俄语（1922～1923）、西班牙语（1923）、日语（1928）、挪威语（1929）、希伯来语（1930）、匈牙利语（1932）、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1933）、汉语（1933）、波兰语（1935）和捷克语（1936）。也许还有葡萄牙语、瑞典语和阿拉伯语的译本。

[1647] 根据琼斯的记述，第1讲是在1915年10月23日发表的，但根据当时的一份记录（《国际精神分析年鉴》，第3卷，376页），第1讲是在10月16日发表的。没有疑义的是，所有这些讲座都是在星期六进行的。

[1648]本书此类页码均指标准版第15、16卷的页码。——中译者

[1649] 本书各篇讲演就基本性而言，触及到许多弗洛伊德无法深入的不同论题（他自己在最后一讲的最后一个段落中对此做了交代）。很多读者，特别是那些通过本书首次接触精神分析的学生，很可能会在阅读过程中碰到某些只提起却未加阐述的论题。因此，对于这些论题，本版以脚注的形式列出大量弗洛伊德阐述相应论题的其他著作。

[1650][参见《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1926e，标准版，第20卷，第187～188页）靠近开头处一段类似的话。]

[1651][这是指在谢林（Schelling）的泛神论的“自然哲学”的追随者的意义上说的，在19世纪早期的德国十分流行。]

[1652][“Sie（您）”在较早的德文版中是这样写的；在奥地利和伦敦版《弗洛伊德全集》中则是“sie（他们）”。]

[1653][“unbewusst”和“bewusst”（潜意识和意识）。应该承认，在德文中这些词最具有被动的语法形式，一般是在被动的意义上讲的。在英文中“意识”和“潜意识”可以用做被动的，但常常不用做主动的：“我意识到我的脚趾痛”，或者“他没有意识到他的仇恨”。德文的用法则宁可把疼痛说成是意识的，把仇恨说成潜意识的，而且这是弗洛伊德经常采纳的用法。]

[1654][弗洛伊德的《论潜意识》（1915e）第一节（标准版，第14卷，第166页以下）以较长的篇幅讨论了这个问题。]

[1655][性本能构成了第20讲的主题。]

[1656][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1930a）中全面地讨论了文明与本能力量之间的对立。]

[1657][自1922年以来的版本中，这个词被省略了。]

[1658][这是弗洛伊德个人的一种体验。见《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21页。]

[1659][《喜剧周刊》。]

[1660][弗洛伊德常常在别处认为，在没有意识注意的情况下，功能可以得到更精确的发挥。见《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132页。]

[1661][原来的意思是“Kronprinz”（皇冠—王子）。“Korn”的意思是“公鸡”，“Knorr”的意思是“隆起物”。]

[1662][参见《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130～131页。]

[1663][最遗憾的是，按照译者的观点，在所有这三篇演讲中弗洛伊德选择口误作为最经常出现的失误动作的例子，因为就其真实本质而言，它们与译文特别抵触。但是，我们遵循标准版的一贯做法，保留弗洛伊德的例子，以脚注和方括号解释的方法，而不是用新的英文例子来代之。大量的英文例子将随处可见，特别是在布里尔（A.A.Brill，1912）和琼斯（1911）的论文中。]

[1664][想说的短语是“它沉重地压在我的胸口”，但由于“schwer”（沉重地）的前音“schw”，结果以无意义的“Schwest”歪曲了“Brust”（胸口），这个例子以及前面那个例子都见于《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53～54页。]

[1665][这段话也出现于《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54页，但在那里译文略有不同。]

[1666][《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59页。弗洛伊德在他最后的著作之一，未完成的《精神分析的一些基本教训》（1940b[1938]）提及。]

[1667][最初写的是：“就像Riedel和Beutel之于维也纳人一样。”后者是维也纳一家著名的服饰用品商店。西门子和哈尔斯克当然是伟大的电气工程师。]

[1668][这最后两个例子出现于《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87页和第70页。]

[1669] 这个例子和下面那个例子出现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96～98页。

[1670][利希腾贝格是弗洛伊德最喜爱的一位作家。他的许多机智的短诗都在《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中讨论过。阿伽门农（Agamemnon）的话在第70页做了进一步的讨论。在《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以及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112页做了引用，在后一本书中还出现了歌德的评论（同上，第218页）。]

[1671][我们认为在这些演讲中最好把德文词“Tendenz”译做“目的”。但是，这两个词的意思并不一致，而且在少数段落中这个词译做“趋向”（trend）更合适。“Tendenz”几乎根本不是“tendeney”（倾向）的同义词，尽管形容词的“tendenziös”很自然地成为英语“有倾向性的”这种形式。例如，可适用于“有目的的”游戏。]

[1672][“他自己是这样说的。”这是标准的德文译本《费加罗的婚礼》中理发师费加罗所说的一句台词，这句话经常在第三幕的六行诗中出现。]

[1673][这是对《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78页的重复。]

[1674][维也纳人对猪排的称谓。]

[1675] 均摘自梅林格尔和迈耶尔[它们也见于《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82页。这些无法翻译的例子的第一个当中，“Apopos”是一个并不存在的词，但“Popo”是个儿童用语，意指“底部”（bottom）。在第二个例子中，这个无意义的词的字面意思是“鸡蛋——粪便——女人”，而那个有意义的词的意思是“蛋白小薄片”]。

[1676][“他所想到的事情”这个短语在这里代表德文词“Einfall”，对此并没有令人满意的英文同义词。这个词在这些演讲过程中经常出现——有两三次在本段中出现，经常在第6讲中出现，在其他地方也多次出现——因此对它做点评论是很有用的。习惯上把它译做“association”（联想）——这是一个会引起人们反对的术语，因为它的含义不明确，是一种未经证明的假定。如果有人想到某件事，而且我们说他有了一个“Einfall”，那么，这就意味着他心里想到了某件事。但是，如果我们说他有一种“联想”，这似乎是说，他所想到的某件事和他以前想到的事情以某种方式联系着。在这几页中所讨论的许多事情取决于第二种想法是否实际上（或者必然）与第一种想法联系着——即“Einfall”是否是一种“联想”。因此，把“Einfall”译做“联想”必定过早地对这个问题做了判断。但是，要避免这种译法并非总是很容易的，特别是弗洛伊德本人有时候把德文的“Assoziation”用做“Einfall”的同义词，尤其是在“freie Assoziation”这个术语中，不可避免地必须译做“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在目前的讨论中要尽一切努力避免这种意义不明确，甚至要以某种不实用的术语为代价；在后面，避免使用“联想”这个词的必要性就不那么紧迫了。

[1677][对这个困难所做的长篇讨论将在弗洛伊德最后几篇论文之一《分析的结构》（1937d）中发现。]

[1678][这些德文词的形式是类似的：“Versprechen”（诺言）和“Vergehen”（犯法）。]

[1679] 摘自荣格（Jung）[1907年第52页。这句话出现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25～26页。最后的引文“Nicht gedacht soil seiner werden”形成了海涅的诗中的第一行和一个重复叠句，摘自海涅的《增补诗》，“Aus der Matratzengruft”第四号]。

[1680][这种情境在第72页及下页做了进一步的考虑。]

[1681][这个摘自萧伯纳的作品的引语也出现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154页注。]

[1682][这个故事出现于《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49页。]

[1683] 参见米德（A.Maeder，[1906～1907]）（用法文），布里尔[1912]（用英文），琼斯[1911]（用英文）和 J.斯塔克（J.Starcke，[1916]）（用荷兰文）所集的类似的例子。

[1684][最初是用英文写的。这个例子和另外两个例子均见于《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230～231页。]

[1685] 由赖特勒（R.Reitler）报告。

[1686][这个例子和下面两个例子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203～204页。]

[1687][症状性动作和偶然动作构成了《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四章的主题。]

[1688] 这是在1908年11月德意志帝国议会上。[对此所做的更全面的说明见于《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95～96页。前面的口误在同上第120～121页。]

[1689][弗洛伊德后来把这件轶事包括在1917年修订的《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中，第64～65页。]

[1690][在第二讲的开头。不要把这“三组”和第64～65页上讨论的“三组”相混淆，后者和发生口误的那些人对口误所采取的态度与这些大不相同的事情有关。]

[1691][用“Menschen”（人）代替了“Mausen oder Meerschweinchen”（老鼠或豚鼠）。]

[1692][见第23讲中的讨论，第368页。]

[1693][后来被包括在1917年修订的《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中，第113～114页。]

[1694][这个“冲突意愿”（counter-will）的概念在弗洛伊德早期关于心理病理学的某些论文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在《一例成功的催眠治疗》（1892～1893），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中多次重复出现。]

[1695][这个例子是1917年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34页上增补的。]

[1696][改善记忆的人工方法。]

[1697][自从在《释梦》（1900a）中这条原则这样命名以来（例如，标准版，第5卷，第600页），弗洛伊德总是固定不变地谈到“快乐原则”，在第22讲，第356页及下页中在后一个名称下对此做了讨论。]

[1698][婴幼儿记忆缺失在第13讲作了讨论，后面第199页及下页。关于对遗忘的一般性讨论，见1907年对《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274页补加的一个长脚注。]

[1699][全段摘自《达尔文自传》（1958，第123页），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148页做了引用。]

[1700][原来的字面意思是“所谓天使的制造者”（angel-makers）。]

[1701][最后这三个例子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222页和226～228页做了更全面的描述。]

[1702][复制于《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174页。]

[1703] 由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f Breuer）于1880～1882年提出。参见弗洛伊德1909年在美国做的演讲《精神分析五讲》（1910a）以及《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

[1704][弗洛伊德以梦为主题的主要著作是《释梦》（1900a）。不过，他的著作几乎没有不涉及这个题目的，但对此所做的主要讨论是在该书附录中提供的。]

[1705][弗洛伊德在本系列讲座的最后一讲的末尾对此做了进一步讨论。见第456页及下页。]

[1706][弗洛伊德《一例强迫性神经症的说明》（1909d）的第二部分第二节讨论了强迫性神经症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倾向。请参见第17讲中对该疾病形式的说明。]

[1707][在第15讲中对这个梦做了解释。]

[1708][对本书的某些说明见于《释梦》。]

[1709][这是一种非常类似于现在所谓“宾果赌博”的东西。]

[1710][请参见第14讲对此所做的某些说明。]

[1711][在德文中字面的意思是“看见了世界之光”。]

[1712][心理物理学家费希纳（Fechner，1801～1887）对弗洛伊德的学说有很大影响（见《自传研究》[1925d]，标准版，第20卷，第59页）。目前这句话在《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48页和第5卷第535～536页进行了讨论。]

[1713][对默里（Maury）的这些实验以及其他一些实验，参见《释梦》。]

[1714][也引自《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27～28页。]

[1715][在《释梦》做了更长篇幅的讲述。]

[1716][这是一个把梦背后的隐意的思想转变为显意形式的过程。这是下面第11讲的主题。]

[1717][这是维也纳的主要商业街。]

[1718][《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185页。]

[1719][对这一声明的合理性很快将涉及。]

[1720][弗洛伊德对幻想及其与艺术创造的关系的主要讨论在他的两篇早期论文中发现：《作家与白日梦》（1908e）和《癔症的幻想及其与两性并存的关系》（1908d）。在下面第23讲的后面部分他又回到了这一主题。]

[1721][在出版时“基础”一词从讲座的题目中去掉了。见第9页脚注②。]

[1722][“使用法国皇太子的称号”——在古典文学版本中，这是路易十四命令给他的儿子准备的：“删除不恰当之处。”]

[1723][弗洛伊德在第277页又回到了这一主题。]

[1724][见第47页及下页脚注。]

[1725][探讨这个问题的一个脚注是弗洛伊德于1919年增补的，见《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181～182页。]

[1726][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标准版，第6卷，第240页以下几页）第十二章的第一节提供了几个实例，在那本书里对全部主题做了长篇讨论。]

[1727][帕里斯（Paris），一位与海伦一起私奔的年轻人，曾一度在伊达山上牧羊。在那里，他对正在比美的三位女神提出了自己的评判。]

[1728][Albus拉丁语意为“白”，“Negro”意大利语为“黑”。]

[1729][见第100页和101页。]

[1730][在所有的德文版中都是“Uneigentlich”（非本来的）。意思却似乎是要求“eigentlich”（本来的，真实的）。]

[1731][参见第1讲和第13讲。]

[1732][在第19讲，弗洛伊德又回到了这个“分析的基本技术规则”，编者注做了更进一步的说明。]

[1733][在第19讲对“抵抗”这个主题做了全面讨论。]

[1734][弗洛伊德在《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1923c）的第二节讨论了高压或低压抵抗对释梦的影响，标准版，第19卷，第110页。]

[1735][见下一讲。]

[1736][这个梦在《释梦》，标准版，第5卷，第413～414页做了阐述。]

[1737][这个例子的全部内容是弗洛伊德于1919年作为一个脚注插入到《释梦》中去的，见标准版，第5卷，第517～518页。]

[1738][这个例子和下个例子一样，依赖于一个纯语言方面的论点：即德文词“拔出”（hervorziehen）和“偏爱”（vorziehen）之间的类似性。摘自《释梦》。]

[1739][见弗洛伊德在《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第六节对这个观点的讨论；也请参见第235页及下页。]

[1740][见第115页。]

[1741][下面这个梦曾被分析过，但在《释梦》并未做过精心阐述。在《论梦》那篇短篇著作的第七节和第八节也做过讨论（1901a）。弗洛伊德在这些演讲中有好几处对此做了重述。]

[1742][这在当时大约值2先令6便士或62.5分。]

[1743][在《释梦》中没有独立的论述儿童的梦的章节，但第三章做过探讨，本演讲中的例子在那里将再次发现。]

[1744][在上奥地利的萨尔茨卡默古特。]

[1745][分别是匈牙利谚语和犹太谚语。参见《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132页及脚注。]

[1746][这两段引文出现于《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131～132页脚注。]

[1747][在《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123页及下页对这种梦做了详细分析。]

[1748][在《释梦》，标准版，第5卷，第402页对此做了更全面的讨论。]

[1749][这种梦在《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125页做过阐述。]

[1750][梦的工作在第11讲讨论。]

[1751]冯·胡戈·赫尔穆特博士夫人[1915]。

[1752][这是在1914～1918年战争期间，她的一个儿子在战争中正服现役。]

[1753][“Liebesdienste”的意思首先是“用于爱情的服务”，即“无报酬的服务”；但它也可以具有另一种，即不太正派的意思。]

[1754][这个梦后来（1919）作为一个脚注增补到《释梦》中，标准版，第4卷，第142～144页。]

[1755][或者，在这里以及在随后使用“倾向”（trends）一词。]

[1756][“Objectivierung”。字面的意思是“使客观化”。这个术语曾在弗洛伊德早期的《一例成功的催眠治疗》（1892～1893）论文中用过几次，在《癔症研究》（1895d）中又使用过。弗洛伊德本人似乎把“Realisierung”（实现）这个术语用做同义词。见弗洛伊德（1897b）。]

[1757][在1925年给《释梦》增补的一个脚注中，弗洛伊德对他所谓梦是完全自我中心的观点做了说明。]

[1758][沙可的话全文如下：“理论是好的。但它不要阻止事物的存在。”这是弗洛伊德最喜爱的一条语录。见他为沙可写的讣告（1893f），标准版，第3卷，第13页。在那里对这些情况做了描述。]

[1759][引自《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67页。]

[1760][弗洛伊德对人类本性中的破坏性方面最强烈的指责是在《文明及其缺憾》（1930a）的第五章和第六章。]

[1761][正如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的（见《释梦》），他较晚才认识到梦的象征作用的全部重要性，这主要在威廉·斯泰克尔（Wilhelm Stekel，1911）影响下认识到的。直到《释梦》的第4版（1914）才有专门的一节致力于探讨这一主题。除了目前这一讲之外，那一节（第六章第五节）代表弗洛伊德对象征作用所做的主要探讨。当然，这一主题在许多其他地方也都出现过。在《释梦》中以及在弗洛伊德一生的其他著作中，与此有关的说明在下面几处都可以发现。不过，我们或许可以补充说，应该把本演讲视为弗洛伊德象征作用的全部作品中最为重要的。]

[1762][这里指的是移情的潜意识活动对自由联想的阻碍。参见《移情动力学》（1912b），标准版，第12卷，第103页及以下几页。也请参见下面第27讲。]

[1763][这在后面第318页做了进一步的讨论。]

[1764][带有大量风景的象征作用的梦在下面第193页作了讨论。]

[1765][这在《对“杜拉”的分析》（1905e）的第一个梦的分析中起着主要的作用，标准版，第7卷，第64页及以下几页。]

[1766][就是说，这三者当中的任何一个都可在梦中用做男性或女性生殖器的象征。]

[1767][弗洛伊德在他的短篇论文《一种症状与一种象征之间的联系》（1916c，标准版第14卷，第339～340页）中，讨论了帽子的象征作用。]

[1768][在《释梦》，标准版第5卷第356页，弗洛伊德认为可以解释为“Mann”和“Mantel”之间言语的部分押韵（这是德文词，指“大衣”或“大氅”）。对这种象征的进一步讨论出现于《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29讲。]

[1769][在《释梦》中报告了一个带有大量花的象征作用的梦。]

[1770][弗洛伊德把这种“对神话的正确解释”，用做他最后一本著作《摩西与一神教》（1939a）的基础。]

[1771][《释梦》，标准版第5卷第346页提供了一些实例。]

[1772][参见弗洛伊德给克劳斯（Krauss）的感谢信（1910f）。]

[1773][字面的意思是“女人的房间”。这个词在德文中常用做“女人”的略带贬义的同义词。]

[1774][字面的意思是“门庭”，是对1923年以前在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宫廷的一种古老的外交术语，从土耳其语经过法文派生而来。]

[1775][参见第220页。]

[1776][这里大部分重复的是弗洛伊德在纽伦堡大会上的论文（1910d），标准版，第11卷，第143页。]

[1777][参见英文“tossing off”。]

[1778][这是指参议院议长施莱伯（Schreber），弗洛伊德曾分析过他的案例史（1911c），标准版，第12卷，第23页。]

[1779][1941年停刊。1939年在波士顿由汉斯·萨克斯创办了一个具有类似目的的杂志《美国意象》。]

[1780][《释梦》的整个第六章（全书的三分之一）致力于讨论梦的工作。]

[1781][在《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279页及以下几页）第六章的第一节用许多实例讨论了凝缩作用。]

[1782][弗洛伊德不止一次地把凝缩作用的结果与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的“合成照片”相比较，例如，《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139页。]

[1783][在弗洛伊德《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第二章第一节中以许多实例讨论了这一技术（1905c）。]

[1784][在《释梦》中有好几处对此做过评论，标准版，第5卷，第523页。关于这第二种解释的一个例子将在标准版第4卷第149页找到。]

[1785][移置作用是《释梦》第六章第二节的主题。但在本书的许多其他地方也都对此做过讨论。]

[1786][“表面的”联想不是根据两个联想词的意思，而是根据表面的联系（如声音的类似性），或纯粹偶然的联系。]

[1787][在《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的第二章第二节以大量的实例对诙谐的“暗喻”技巧做了说明（1905c）。标准版第8卷第150页还讨论了较易理解这些暗喻的必要性。]

[1788][在第235页及下页对此做了进一步讨论。]

[1789][这是弗洛伊德最喜爱的一件轶事，早在10年前他就在《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中讲述过，而且8年后在《自我与本我》中又讲了一遍。]

[1790][对此所做的主要讨论是在《释梦》第六章的第三节。]

[1791][德文词“besitzen”（占有）比英文词（“sitzen”=“坐”）更明显地与坐着（sitting）有关。一个在梦中“坐下来”含有“占有”的意思的例子出现在“小汉斯”的一个梦里。《对“小汉斯”的分析》第二节（1909b），标准版，第10卷，第37页和第39页。]

[1792]在我修改这几页时，偶尔看到报纸上的一段新闻，抄录如下，作为上面几句话的意外证据：上天的报应——违背婚约而断臂　预备役军人的妻子安娜控告克勒孟坦夫人对其丈夫不贞。她控告说，K夫人在其丈夫在前线服役时，与卡尔·M私通。在私通期间，卡尔·M每个月送给她70克朗。她已接受了原告丈夫的一大笔钱，致使原告和孩子们处于忍饥挨饿的凄惨境地。原告丈夫的几位同事告诉她，她丈夫曾和K夫人一起到酒店，饮酒到深夜。被告人确有一次当着几个士兵的面，询问原告丈夫是否会与其“发妻”离婚而到她那儿去，K夫人的寓所看门人也多次看到原告的丈夫在K夫人的房间内赤身裸体。昨天，K夫人在利物浦斯诺特的地方法官面前说她根本不认识卡尔·M。并说，他们之间不可能发生亲密关系。但是，一位名叫阿伯丁·M的人提供证据说，他曾亲眼看到过K夫人和原告的丈夫接吻，当时她很吃惊。卡尔·M在前几次开庭时出庭作证，他否认与被告有任何亲密关系。可是昨天，他给地方法官一封信，推翻了自己先前的供词，供认自己直到去年6月份还在与K夫人私通。前几次出庭，他之所以否认与被告有染，是因为她在开庭前曾到过他那里，跪下哀求他，要他不要声张，他接着还写道：“今天，我觉得我不得不在法庭面前公开实情，因为我折断了左臂，我想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法官最终判决如下：“该刑事犯罪为时已久，案件不能成立，原告撤回其控诉，被告予以释放。”

[1793][《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314～316页以一个例子对此做了讨论。]

[1794][参见，同上书，第333～335页。]

[1795][在语文学中，这个术语用两个具有相同词源的不同词语来表示，例如“fashion”和“faction”，都源自拉丁文“foctio”。]

[1796][梦中的荒唐在《释梦》第六章第七节做了讨论。]

[1797][参见《释梦》。对强迫性神经症症状的怀疑是在第17讲阐述的。]

[1798][弗洛伊德写过一篇很长的关于阿贝尔的专题评论文章（1910e），他在这里说的很多话都以压缩的形式引自该文。他在后面第15讲又回顾了这一主题。]

[1799][见后面第13讲。]

[1800][关于“退行”的主题在第22讲做了长篇讨论。]

[1801][这是《释梦》第六章第一节的主题。]

[1802][在其他地方弗洛伊德将润饰作用排除在梦的工作之外。参见《一个作为证据的梦》（1913a），标准版，第12卷，第275页及注释。]

[1803][也请参见第235页及下面对诙谐的结构所做的某些说明。]

[1804][在《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应用》（1911e）中对其原因做了说明，标准版，第12卷，第91页及以下几页。]

[1805][这方面的主要例子是《对“杜拉”的分析》中的两个梦（1905e）和《关于“狼人”的童年期的梦》（1918b），后一案例虽然早已写成，但直到本演讲发表以后，它才真正发表。]

[1806][在这里引用的梦当中，只有两个（六号和七号）梦可在别处发现。相当大量的其他的梦，主要是弗洛伊德自己的梦，是在《释梦》中报告和分析的。]

[1807][这在后面第13讲的末尾做了进一步的讨论。]

[1808][与这个梦即使不完全一样，也非常类似的梦的片断在《释梦》以及在《对心理活动的两个原则的系统论述》（1911b）中做了讨论。]

[1809][关于儿童性欲的研究和性欲理论在第20讲做了讨论。]

[1810][这个梦最初是由塔纳尔（B.Dattner）报告的，出现在《释梦》中，说法上略有不同。]

[1811][参见在《释梦》对此所做的某些说明。]

[1812][维也纳的“布瓦·德·布隆尼公园”，里面有一个公共娱乐场。]

[1813][这个梦以及对这个梦的分析几乎完全复制于《释梦》，标准版第5卷第364～365页。]

[1814][在德文中“schwarz”（黑的）。]

[1815][在乌兰德的诗中，查理国王和他的12名骑士在前往圣地的航行中遭遇风暴袭击。那12名骑士轮流表达了他们的不安心情——但是国王却镇静地坐在船舵旁，把船驶向安全地带。]

[1816][这是作为一个不好的笑话引用的，是在1912年为弗洛伊德关于《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那本书所增补的一个脚注中。]

[1817][这个象征在这些讲演之前未曾提到过。但在《释梦》中声明，一套房间可以代表一个妓院或闺阁，或者（反过来）代表一种一夫一妻制的婚姻。]

[1818][对幼儿期记忆缺失症的更长篇讨论可在《性学三论》（1905d）的第二篇找到。]

[1819][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第四章以及在早年发表的一篇关于这个主题的独立论文（1899a）中讨论过掩蔽性记忆。]

[1820][这个梦在《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17页做过描述，在那里可以找到进一步的论述。这个事件本身在标准版第5卷第560页做过描述。]

[1821][弗洛伊德在1898年3月10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注意到了这个事实（弗洛伊德，1950a，信84）。]

[1822][这个梦在《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154～155页做了更长篇幅的描述，并在第249页又一次提到。在这些段落中，这个姑娘的年龄（在信中）提到三次都是“15岁”。在本书所有德文版中为“17”（这个数字可能是印刷错误）。]

[1823][一个看来与此相同的故事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第八章的末尾做了更详细的讲述，但这个故事和一个梦无关，而是和一种“贻误行为”（“bungled action”）有关。]

[1824][弗洛伊德在本演讲的末尾又回顾了这个问题。]

[1825]欧洲人常欺骗孩子，说孩子降生是由鹳鸟衔来的。——中译者

[1826][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在《释梦》第五章第四节以实例做过讨论。]

[1827][在《人与超人》第二幕中的约翰·泰纳（John Tanner）。]

[1828][这个观点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33讲中以更长的篇幅做过讨论。]

[1829][在《释梦》的几乎最后一页，弗洛伊德在1914年插入一段话，引用了萨克斯（Sachs）使用过的实际的话（1912，第569页）。]

[1830][弗洛伊德在第21讲中以更长的篇幅讨论了俄狄浦斯情结。]

[1831][这当然是暗指阿德勒和荣格的退出。]

[1832][在第20讲对此做了进一步解释。]

[1833][在一篇当代论文《精神分析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困难》（1917a）中对此做了详述，标准版，第17卷，第140页。]

[1834][婴儿期性欲的全部主题在第20讲和第21讲以更长的篇幅做了讨论。]

[1835][为梦的内容所负的道德责任是弗洛伊德的一个专门讨论的主题（1925c）的第二节。也请参见后面第331页。]

[1836][在第14讲的末尾再次讨论了这个问题。]

[1837][弗洛伊德从很早期就坚持观念及其相伴随的情感之间关系的松弛。例如，参见他的《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的第一篇论文，标准版，第3卷，第51～52页。]

[1838][这完整的一段后来被弗洛伊德作为一个脚注包括在1919年版的《释梦》中，标准版，第5卷，第580～581页。在弗洛伊德的《“怪人”》（1919h）这篇论文中也引用了同一个神话，但却在相当不同的方面，标准版，第17卷，第246页。]

[1839][这是第25讲的主题。]

[1840][这里我们不清楚它的意图是什么。]

[1841][惩罚的梦是在《释梦》，标准版第5卷第473～476页和第557～558页讨论的。]

[1842]我没有提到在一个无子女的女人身上这个“三”所具有的另一种似乎合理的解释，因为这种分析并没有提供支持它的材料[参见第163页及下页]。

[1843][这可能是“一百倍”之误。参见第124页。]

[1844][这是在《对“杜拉”的分析》中的第一个梦（1905e），标准版，第7卷，第64～67页。]

[1845][参见《一个作为证据的梦》（1913a）。]

[1846][关于“梦”这个术语的恰当用法的进一步讨论将在分别于1925年和1914年为《释梦》，标准版第506～507页和第579～580页所增补的两个脚注中发现，也可以在《梦和心灵感应》（1922a）第一节的末尾找到，标准版，第18卷，第207～208页。]

[1847][见第21页脚注。]

[1848][这种类比最初出现在《释梦》第七章第三节，在那里做了更长篇幅的例证。]

[1849][关于“潜意识”一词的使用问题对弗洛伊德学说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在这些演讲过程中有好几处涉及这个问题（特别是在第113，189，212，227，294页及以下几页，以及——至少是简略地提到——在第437页）。但是，他显然已经对这个词感到不满意，而且事实上几年以后在《自我与本我》（1923b）中修正了他对全部主题的看法。对这个问题及其历史的详细说明将在该书的编者导言中找到，标准版，第19卷，第4页及以下几页。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的第31讲中对这种新的解决办法也做了解释。]

[1850][第224页，第14行。在这句话的末尾所有的德文版都是复数形式“dieser Wünsche（这些愿望）”，这似乎会使意义模糊。对原手稿的考察（原稿不太清楚）似乎表明，弗洛伊德实际上写的，或想要写的是单数“dieses Wunsches”。对全部过程的更简短解释，尽管基本上是类似的解释，可在《一个作为证据的梦》（1913a）中找到，标准版，第12卷，第273页及以下几页。]

[1851][参见较后期的一篇题为《解释的可能性的某些局限性》的论文，系《从整体上对释梦的补充说明》（1925i）第一节。]

[1852][见第174页脚注。]

[1853][原来在这里有一个无法翻译的双关语。]

[1854][这个梦是在《释梦》，标准版第5卷第408～409页报告的。]

[1855][《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弗洛伊德在《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297～298页讲述了他是怎样在一个评论家（威廉·弗利斯）的引导下写这本著作的。这位评论家抱怨说，他报告的梦太富有诙谐性了。参见《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对这一观点所做的一段说明（标准版，第8卷，第173页）。]

[1856][这个术语在第19讲做了解释。]

[1857][见《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第六章，特别是标准版第8卷第173页和179～180页。这个观点已在上面第174页提到过了。]

[1858][这也是在《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99页注中报告的。]

[1859][弗洛伊德在《释梦》的两个脚注中对米德的这个理论做了长篇讨论，标准版，第5卷，第506～507页和第579～580页。]

[1860][在《释梦》，标准版，第5卷，第523～524页和在《梦和心灵感应》（1922a，标准版，第18卷，第216页），以及在《心理玄学对梦理论的一个补充》（1917d，同上，第14卷，第228页）对此做了全面讨论。]

[1861][对这个问题所做的进一步讨论，参见《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1923c）第七节。]

[1862][在本系列讲演的最后一讲近末尾处有一处对梦的重新说明。]

[1863][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29讲又重新讨论了这个梦的主题。]

[1864][弗洛伊德此时已约60岁。]

[1865][这是弗洛伊德早期焦虑理论的主题。他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二篇论文（1895f）完全是关于洛温费尔德（L.Löwenfeld）的批评的。洛温费尔德尽管不是弗洛伊德观点的追随者，但最终却对这些观点更加喜爱。参见该论文的编者注，标准版，第3卷，第121页。]

[1866][这是暗指弗洛伊德近一时期曾和阿德勒及荣格进行过争论。这在其《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中可以看到。]

[1867][或许直到本演讲为止，弗洛伊德观点的主要变化是，他抛弃了神经症的纯创伤性的因果关系，以及他坚持先天的本能力量的重要性，坚持幻想起着重要的作用。对此，可参见他的《我对性欲在神经症病因中的作用的看法》（1906a）一文，标准版，第7卷，第273～278页。当然，后来他的观点又发生了更重大的变化——例如，关于焦虑的本质（参见《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同上，第20卷，第157页及以下几页）以及关于女人的性欲发展（参见《两性解剖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1925j）的编者注，同上，第19卷，第243页及以下几页）。但是，首当其冲的是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中对本能理论的修正，以及在《自我与本我》（1923b）中对心灵所做的新的结构性描述，所有这些变化15年以后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中做了讨论。]

[1868][战争年代在一个流行的联号杂货店外面排的长队。]

[1869][在某些较早的德文版本中这个句子是以较不清晰的形式出现的。]

[1870][作为一种心理治疗方法的精神分析是这些系列演讲的最后一讲的主题（第28讲）。]

[1871][弗朗斯瓦·劳伊莱特（Francois Leuret，1797～1851）。见劳伊莱特，1834，第131页。]

[1872][例如参见让内，1888。]

[1873][关于这个问题的要点，参见让内，1913，第39页。]

[1874][弗洛伊德在他的《强迫性行为与宗教活动》（1907b）的论文中曾对这一病例做过较简短的说明，尽管在某些方面比较详细。标准版，第9卷，第120～122页。]

[1875][在德国的其他地方通常使用法文的“duvet”一词。这种东西通常是一包不分开的鸭绒，不像在英国那样，缝制成许多分隔开的部分。]

[1876][强迫性神经症患者所感觉到的闹钟和手表不相似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对“鼠人”的分析》（1909a）中提到的，标准版，第10卷，第232页。]

[1877][弗洛伊德在关于妄想狂的案例《与精神分析疾病理论相违背的一例偏执狂》（1915f，标准版，第14卷，第270页）作了说明。]

[1878][参见《图腾与禁忌》（1912～1913）中关于“群婚”的说明，标准版，第13卷，第7页，以及在《处女的禁忌》（1918a）中的讨论，同上第11卷，第194页，及以下几页，和196页注②。]

[1879][参见弗洛伊德关于这个主题的论文（1916c），其中包括对这个案例的一个简短说明，标准版，第14卷，第339页。]

[1880][弗洛伊德很久以前就在他《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6b）的论文中提到过一个几乎是同样精心阐述的睡眠仪式，标准版，第3卷，第172～173页注。]

[1881][包括在《癔症研究》（1895d）中，标准版，第2卷，第21页及以下几页。]

[1882][见《释梦》（1900a）中关于“典型的梦”的那一节，第五章（四）。]

[1883][这个症状在弗洛伊德的《强迫性行为与宗教活动》（1907b）一文中对这个病例做过进一步的描述和解释，标准版，第9卷，第120～121页。]

[1884][安娜·O从未结过婚。见琼斯，1953，第247～248页。]

[1885][创伤性神经症在第381页再次被提到。弗洛伊德后来在《精神分析与战争神经症：导言》（1919

[1886]）做了更多的说明。]

[1887][这个独特的观点几年以后在弗洛伊德对“强迫性重复”的第一次讨论中起一定作用。见《超越快乐原则》（1920g），标准版，第18卷，第13页和第23页。]

[1888][弗洛伊德后来又回顾了这一点（第356页）。]

[1889][例如，见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绪言》（1893a）的第二节，特别是它的最后两段，标准版，第2卷，第11页。]

[1890][这个主题在第22讲再次做了讨论。]

[1891][关于这个主题，见弗洛伊德的心理玄学论文《悲伤与抑郁症》（1917e），虽然该文是在两年以前写的，但实际上是在本演讲之后才发表的。简短地提到抑郁症是在第26讲。]

[1892][弗洛伊德对这段情节做了更全面的说明，那是在他最后一篇未完成的论文《精神分析的一些基本教训》（1940b[1938]）中说明的，他本人在现场。也请参见第103页。]

[1893][参见第257页。]

[1894][布洛伊尔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可在《癔症研究》（1895d）关于安娜·O的案例中找到，标准版，第2卷，第34～35页。]

[1895][在第27讲，弗洛伊德又回到了这个问题上来。]

[1896][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困难》（1917a）这篇论文中以更长的篇幅展开了这个主题，标准版，第17卷，第139页及以下几页。]

[1897][弗洛伊德关于压抑的观点的实质已在他对《癔症研究》（1895d）的贡献中做了说明，标准版，第2卷，第268～270页。在他的《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中他对其发现做了类似的描述，同上，第14卷，第16页。对弗洛伊德压抑理论的发展情况的说明将在关于这个主题的心理玄学论文（1915d）的编者注中找到，同上，第143页及以下几页——这篇论文，连同关于《论潜意识》（1915e）一文的第四节，同上，第180页及以下几页，包含着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最深刻的反思。]

[1898][关于抵抗的概念在第7讲已做过介绍，第116页。第二次观察是在第298页描述的。]

[1899][弗洛伊德在第7讲已经说明过与释梦有关的规则。他第一次是在《释梦》（1900a）的第二章对此做阐述的，标准版，第4卷，第100～102页。然后又在他对洛温费尔德的一本书撰写的文稿中做了说明（弗洛伊德，1904a[1903]，同上，第7卷，第251页）。“基本的规则”这个实际的术语第一次是在《移情动力学》（1912b）这篇技术论文中使用的，同上，第12卷，第107页。在那篇论文中编者的一个脚注提到了其他一些早期参考文献。或许最全面的解释是在另一篇技术论文《治疗初始》（1913c）中，同上，第134～136页。后来提到的还可能包括《自传研究》（1925d）第四章靠近开头的一段话，同上，第20卷，第40～41页；以及在《抑制、症状和焦虑》的第六章接近末尾处，对服从这一规则的障碍的更深刻原因有一个有趣的暗喻，同上，第121页。在后面这段文字中，正讨论“孤独”的防御过程在一般有方向的思维中所起作用时，弗洛伊德特别提到了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在这一方面所感觉到的困难，见第289页。]

[1900][参见上一个脚注的末尾。]

[1901][第27讲对这种现象做了全面讨论。]

[1902][这是分析技术的较晚的发展，例如，弗洛伊德在纽伦堡会议上的论文（1910d）中有一段话对此做了说明，标准版，第11卷，第144页。]

[1903][目前关于抵抗所采取的形式的描述一般地说和弗洛伊德的任何描述同样全面。但是，移情抵抗的特殊案例是在他的《移情动力学》（1912b）一文中更详细地加以讨论的。]

[1904][见第18讲，第279页及下页。]

[1905][弗洛伊德使用催眠术的相当确切时期（1887～1896）会在《癔症研究》（1895d）关于露西·R的案例的编者注中找到，标准版，第2卷，第110～111页。]

[1906][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他是在对伊丽莎白·冯·R（Elisabeth von R.）的分析期间才认识到抵抗的重要作用的。他是在那时使用无需催眠的“按压”技术的。见《癔症研究》（1895d），标准版，第2卷，第154页。]

[1907][参见弗洛伊德以非常类似的话语在他的《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中所做的说明，标准版，第14卷，第16页。早先他并没有画出这样一条清晰的界限（参见，同上，第1卷，第7～8页）。]

[1908][这个例外似乎没有被人们注意到，毫无疑问它必定是外部知觉的情况。]

[1909][“Bewusstseinsunfähig”（意识）这个术语是布洛伊尔提出来的，他以“hoffähig”（有权进入宫廷的）为模型建构了该术语。见他为《癔症研究》（1895d）撰稿的第五节，标准版，第2卷，第225页注。]

[1910][弗洛伊德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们还不清楚。]

[1911][安培（A.-M.Ampere，1775～1836），电磁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在一个早期的实验室里利用一个磁铁模型确立了电和磁之间的关系。]

[1912][弗洛伊德在《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1926e）这本著作的第二章近末尾处解释了他对使用“下意识”这一术语的反对意见，标准版，第20卷，第197～198页。也请参见《论潜意识》（1915e）第一节的一个编者脚注，同上，第14卷，第170页。]

[1913][参见第13讲和第14讲末尾的讨论。]

[1914][在第17讲，第261页及以下几页。]

[1915][见第26讲中关于自恋的讨论。]

[1916][这在第22讲中做了更详细的讨论，第344页及以下几页。]

[1917][例如第11讲，第178页。]

[1918][在《对“鼠人”的分析》（1909d）的第一部分第五节将找到这方面的例子，及对其所做的讨论，标准版，第10卷，第191～192页及脚注。]

[1919][弗洛伊德关于这个主题的主要著作当然是他的《性学三论》（1905d），在以后的20多年一系列的版本中，他对此做了大量的补充和更正。他对这一主题的其他一些主要贡献是在标准版第7卷第244～245页的那本著作的附录中做出的。本讲以及下一讲中的材料主要是从《性学三论》中得出的。]

[1920][“überdeckungsfehler”。见西尔伯勒，1914，第161页。毫无疑问，西尔伯勒在心里想的是，当你实际在看两件相互附加的不同的事情时，你看的却是一件事情。]

[1921][这个观点在《精神分析关于心因性视觉障碍的观点》（1910i）的论文中做了更长篇幅的讨论，标准版，第11卷，第215页及以下几页。]

[1922][关于强迫性活动发展的机制在《强迫性行为与宗教活动》（1907b）的论文中做了详细描述，标准版，第9卷，第123页及以下几页。]

[1923][这种通过互联通道而进行的并行流动的类比在弗洛伊德《性学三论》（1905d）的第一篇第六节做了更清楚的解释，标准版，第7卷，第170页。参见第345页。]

[1924][这最后一种观点在弗洛伊德关于《“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1908d）这篇论文中做了长篇讨论，标准版，第9卷，特别是第200～201页。]

[1925][首先是性变态在神经症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第13讲更简洁地涉及这点。]

[1926][这些直接的观察中最早期的观察是在《对“小汉斯”的分析》（1909b）做的。]

[1927][弗洛伊德在《性格与肛欲》（1908b）这篇论文和后来的一篇几乎与本演讲同时的论文《关于在肛欲中所证明的本能转变》（1917c）中讨论了粪便与金钱之间的关系。在《释梦》（1900a）的一个梦分析中指明了排尿与骄傲之间的联系。]

[1928][“Notonanie”，字面的意思是由环境强加于主体的必要的手淫。]

[1929][弗洛伊德对这一主题的最全面说明是在他的《写给关于手淫的讨论》（1912f），标准版，第12卷，第241页及以下几页，在该文中一个编者注做了更进一步的说明。]

[1930][见《儿童性理论》（1908e）。]

[1931][后来，弗洛伊德在《两性解剖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1925j）这篇论文的一个脚注中，对这个声明和下一段开始的那个有关的说明做了更正，标准版，第19卷，第252页注。在该文中他论证说，性差异问题先出现，然后是婴儿至少是女孩的起源问题。]

[1932][“Organlust”。这个术语出现在《本能及其变化》（1915c），在那里弗洛伊德似乎第一次使用它。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中他再次使用它。当然，这个概念从《性学三论》（1905）开始就已为人们所熟知。]

[1933][实际上是在下一讲。]

[1934][这在第26讲中做了进一步讨论。]

[1935][弗洛伊德第一次发表的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说明是在《释梦》（1900a）中做出的，尽管他早先在1897年10月15日给弗利斯的信（弗洛伊德，1950a，信71）中就提出过。“俄狄浦斯情结”这一实际术语的第一次引用是很久以后《男子对象选择的一个特殊类型》（1910h）的论文中，标准版，第11卷，第171页。]

[1936][见第427页及以下。]

[1937][这个术语在第26讲中多次出现，在那里编辑对此做了评论。]

[1938][但是，请见下一个脚注。]

[1939][直到许多年以后，弗洛伊德才完全意识到，在两性的俄狄浦斯关系中缺乏对称性。这出现在他的《两性解剖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1925j）的论文中，以及在后来的《女性性欲》（1931b）这篇论文中做了精心阐述。他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33讲中再次讨论了这个问题，以及最后在他死后出版的《精神分析纲要》（1940a[1938]）的第七节做了讨论。]

[1940][参见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1912～1913）。]

[1941][弗洛伊德最早期发表的关于哈姆雷特（以及关于俄狄浦斯·莱克斯）的评论出现在《释梦》（1900a）中。]

[1942][见第23讲的后一部分。]

[1943][“Besetzt”能量贯注。“Besetzungen”（贯注）这个概念，心理能量的贯注是弗洛伊德的基本理论，对此所做的讨论将在弗洛伊德的一篇早期论文的编者附录中（1894a）找到，标准版，第3卷，第63页及以下，这个术语在后面经常出现。]

[1944][弗洛伊德在前几天经常使用这个短语。这已出现在他关于《对“鼠人”的分析》（1909d）的一个脚注中，标准版，第10卷，第208页注。]

[1945][这后一个观点在《自我与本我》（1923b）第三章中做了最全面的讨论，标准版，第19卷，第31页及以下几页。]

[1946][弗洛伊德在他的《专家对霍尔斯曼病例的意见》（1931d）的注释中再次引用这段话（以歌德的德文版），以及在他死后出版的《精神分析纲要》（1940a[1938]）的第二部分末尾（以法文）又加以引用。]

[1947][就是说，集中在对象身上的心理能量的贯注。见第336页注②。]

[1948][七鳃鳗的幼体。]

[1949][这是对弗洛伊德最早期的两篇论文（1877a和1878a）的研究结果的总结。他自己的更早期的一些摘要将在标准版第3卷第228～229页中找到。]

[1950][它们是在第26讲中讨论的。]

[1951][这两个词相互之间极其密切的相似性，尤其对英语来说是一种附加的不幸。在德文中“Regression”（退行）和“Verdrängung”（压抑）之间不存在这样的类似性。]

[1952][“Pcs.”和“Ucs.”是前意识（preconscious）和潜意识（unconscious）心理系统的缩略词（是弗洛伊德在《释梦》（1900a）的第七章中第一次列入的，标准版，第5卷，第540页及以下几页。）]

[1953][这似乎是一个要点，正如他在这些演讲的末尾所说，他没有机会再回到这个要点上来。]

[1954][参见第310页注①。]

[1955][见下一讲的末尾。]

[1956][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的第三章以相当的篇幅讨论了阿德勒和荣格学派。]

[1957][这似乎是弗洛伊德第一次使用“互补系列”这个实际的术语。这个概念可追溯久远。它是在关于《再论焦虑性神经精神病》（1895f）的一文中以略有不同的形式作为一个在病因学上相等的东西出现的，在那篇文章中关于这个概念的历史的讨论将在编者注中找到，标准版，第3卷，第121～122页。它在下面的两个观点（第362页和364页）中重新出现，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中再次出现，同上，第22卷，第126页。在《摩西与一神教》（1939a）的第一部分（c），第三篇论文中也出现过。]

[1958][这个因素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弗洛伊德至少早在《性学三论》（1905d）的第1版中就讨论过，标准版，第7卷，第242页。在《与精神分析疾病理论相违背的一例偏执狂》（1915f）的论文一个脚注中提供了大量参考文献，同上，第14卷，第272页。]

[1959][两三年以前，弗洛伊德曾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上宣读过一篇有关类似案例的论文——甚至很可能就是同一篇论文。这篇论文还没有发表，但厄内斯特·琼斯在他的《弗洛伊德传》的第2卷（1955，第342～343页）做了总结。对弗洛伊德关于物神崇拜的许多讨论所做的说明是在关于该主题的那篇论文（1927e）的编者注中提供的，标准版，第21卷，第149页及以下几页。]

[1960][在下一讲。]

[1961][参见第371页。关于挫折是神经症的一个原因的全部问题是弗洛伊德在《神经症发作类型》（1912c）中讨论的。]

[1962][在《本能及其变化》（1915c）的编者注中对弗洛伊德使用这个术语做了说明，标准版，第14卷，第114页及以下几页。]

[1963][“Ichgerecht”，意即与我相一致。]

[1964][这是仿效歌德的《浮士德》中的一个两行诗，弗洛伊德很喜欢引用它。例如，见《图腾与禁忌》（1912～1913），标准版，第4卷，第158页；以及他那本未完成的《精神分析纲要》（1940a[1938]）的结尾处的几句话。]

[1965][见下一个脚注。]

[1966][这有时候指的是“恒常性原则”。它和有关的“快乐原则”是编者在对弗洛伊德关于《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论文的附录中讨论的，标准版，第3卷，第65页，也请参见第375页脚注。]

[1967][这个术语是在《对心理活动的两个原则的系统论述》（1911b）中第一次出现的，标准版，第12卷，第219页，该文的编者注追溯了这个概念的起源。]

[1968][对弗洛伊德的退行观的发展以及人对这个术语的不同用法所做的某种解释将在1895年的《科学心理学设计》的第一部分末尾的一个编者注中找到，标准版，第1卷。]

[1969][“Vertretung”意即在心理术语中力比多的代表，被视为某种肉体的东西。对这个概念的进一步讨论可在《本能及其变化》（1915c）的编者注中找到，标准版，第14卷，第111～113页，特别是在112页的脚注中。]

[1970][就是说，一种在某种意义上与主要的本能能量相反的力量。见《论潜意识》（1915e）第四节，标准版，第14卷，第181页。]

[1971][威廉·罗克斯（Wilhelm Roux，1850～1924），是实验胚胎学的创始人之一。]

[1972]读者们可能会发现，这个图可以较容易地画成家系树的形式：性的组织（史前经验）+幼儿期的经验︱力比多固着所产生的倾向+偶然的（成人的）经验（创伤）︱[神经症]

[1973][见第8讲，弗洛伊德无疑在这里想到的是他《对“狼人”的分析》，他已写完，但尚未发表《从一例幼儿神经症史中得到的启示》（1918b）。]

[1974][参见《对“小汉斯”的分析》（1909b）。]

[1975][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的第34讲中精心阐述了所遭遇的这一困难。]

[1976][见第18讲开头的例子。]

[1977][参见稍后对此所作的解释，在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性欲》（1931b）这篇论文中做了进一步解释，标准版，第21卷，第238页。弗洛伊德在这个主题上的观点的全部历史是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的一个编者脚注中提供的，同上，第22卷，120～121页。]

[1978][关于“原始幻想”及其遗传的可能性的这个讨论在相当大程度上建基于弗洛伊德在其《对“狼人”的分析》（1918b）中的发现，这是他在早两三年前完成的。当他发表此文时（在本演讲发表之后的那一年），他给原稿中增补下两大段话，重新提到了现在的讨论。参见标准版，第17卷，第57～60页和第95～97页。]

[1979][弗洛伊德早期关于幻想的主要讨论将在《作家与白日梦》（1908e）和《癔症的幻想及其与两性并存的关系》（1908a）中找到。]

[1980][即，判断事物真假与否的过程。其更深层含义是在《心理玄学对梦理论的一个补充》（1917d）一文中讨论的，标准版，第14卷，第230～234页；全面的说明请参见该文的编者注，同上，第220～221页。]

[1981][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1930a），标准版，第21卷，第75页，再次以类似的方式引用这段话。]

[1982][参见弗洛伊德在1920年给《性学三论》（1905d）的第三篇增补的长脚注，标准版，第7卷，第226页。]

[1983][弗洛伊德早期在其《移情动力学》（1912

[1984]）这篇论文的一个脚注中讨论过这个问题，标准版，第12卷，第102页注①。在这篇文章中他说荣格似乎把“内倾”这个术语完全应用于早发性痴呆症。在那个脚注中提供了进一步的参考文献。]

[1985][在这里弗洛伊德似乎是把“快乐原则”等同于“恒常性原则”，尽管在第356页及下页涉及这个题目的一段话中有一对此表示怀疑的暗示。后来他在两者之间做了明确区分（见弗洛伊德，标准版，第19卷，第159～161页）。关于弗洛伊德对这些原则的看法的发展所做的全面讨论是在编者对《本能及其变化》（1915c）的一个脚注中提供的。]

[1986][参见《作家与白日梦》（1908a）；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五讲》（1910a）的第5讲；《对心理活动的两个原则的系统论述》（1911b），标准版，第12卷，第224页；和他为《精神分析对科学兴趣的要求》（1913）所写文稿的第二节（六），同上，第13卷，第187～188页。]

[1987][《神经症性格》（1912）是阿德勒早期著作中的一个题目，其英文译名是The Neurotic Constitution。]

[1988][弗洛伊德在后面第26讲中进一步讨论了这个问题。]

[1989][参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与战争神经症》（1919d和1955c[1920]），标准版，第17卷，第207页及以下几页。]

[1990][这个短语最早出现弗洛伊德关于《癔症发作概论》（1909a）的论文中，标准版，第9卷，第231～232页，那里可以找到更多的参考资料。]

[1991][弗洛伊德在1897年11月18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弗洛伊德，1950a，信76）中提到了人从疾病中获得的这两种不同的利益之间的区别，但它却是在上一个脚注中所引用的那篇论文（1909a）中第一次弄清楚的。在《对“杜拉”的分析》（1905e）中，这个问题已做过长篇讨论，标准版，第7卷，第42～45页，其中那个跛脚的乞丐和受虐待的妻子的例子再次出现。但是，弗洛伊德后来认为那里所做的分析是不正确的，他于1923年增补了一个很长的脚注（同上，第43页），对这个问题做了或许是最清楚的说明。]

[1992][引自弗洛伊德为洛温费尔德的一本书撰写的《我对性欲在神经症病因中的作用的看法》（弗洛伊德，1906a）的论文，标准版，第7卷，第274页。但是，他早在十几年以前就已得出了这一结论，而且在他的两篇论焦虑性神经精神病（1895b和f）的论文中以几乎同样的话语做了表述，在那里已可以找到后来提出的许多观点。]

[1993][参见弗洛伊德的一篇早期论文《性欲在神经症病因中的地位》（1898a）中一个与此有关的例子，标准版，第3卷，第273～274页。]

[1994][毫无疑问，这是对“自恋”这一主题的引喻，在第26讲讨论。]

[1995][在其他地方，例如，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中，弗洛伊德强烈拒绝这一概念。]

[1996][从弗洛伊德在这一讲所讲的内容可以清楚地发现，关于“真性”神经症的病因学及其与精神神经症之间的区别是他在很早的时候就确定下来的，这个术语第一次出现在《性欲在神经症病因中的作用》（1898a）这篇论文中，标准版，第3卷，第279页，但其观点至少可追溯到1895年。在编者为《“野蛮的”精神分析》（1910k）这篇论文写的一个脚注中提供了全部参考文献，同上，第11卷，第224页。]

[1997][焦虑问题在弗洛伊德一生中始终占据着他的心灵，他的焦虑观经历了许多变化。他早期对此所做的主要讨论是在《论焦虑性神经症》的两篇早期论文中（1895b和f）；他后期对此做的主要讨论是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在后文的编者引论中可以找到对其观点发展所做的一些解释（标准版，第20卷，第78页及以下几页）。我们应该牢记，他在本演讲中所说的话，后来做了某些重要的——有时是根本修正，他在《抑制、症状与焦虑》的附录A中对这些变化做了总结，同上，第20卷，第157～164页。在更以后的《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32讲中，他以特别清晰的形式重新表明了他最后的观点。但是，必须记住，正如弗洛伊德本人在序言（第9～10页）中所说，本演讲是本书发表时有关这一主题的最完整的讨论。]

[1998][原文是“Allgemeine”。在整个最后一讲中，弗洛伊德使用了“gemeine”（一般的，共同的）这个词。]

[1999][“Angst”。对这个词的英译所做的某些说明将在弗洛伊德关于《论焦虑性神经症》（1894a）的第一篇论文的一个编者附录中找到（标准版，第3卷，第116页）。虽然“焦虑”在某种意义上和原文很不相同，这是一种技术方面的翻译，但我们常常发现有必要用“恐惧”、“受到惊吓”或“害怕”等诸如此类的词来翻译它。]

[2000][这些词根本不同于英语口语的“紧张的”（nervous）和“焦急的”（anxious）。就其口语意义而言，“Nervös”可以译做“易激动的”（nervy）或“神经过敏的”（jumpy），“ängstlich”译做“紧张的”（nervous）。在通常的用法中“焦急的”一词更像德文的“bekummert”或“besorgt”。]

[2001][在大约30岁时，弗洛伊德曾花了两年时间研究鱼的脊髓组织机构，并且发表了有关这一主题的三篇论文：1885d、1886b和1886c。他的对这些论文的摘要包括在标准版第3卷第237页和第238页。]

[2002][这个用做信号的焦虑的观点在弗洛伊德后来关于焦虑的阐释中起着核心作用，例如，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以及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标准版，第22卷，第85页。在第405页又再次出现。]

[2003][参见后来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标准版，第18卷，第12页；以及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中做了类似的讨论，同上，第20卷，第164～165页。]

[2004][关于癔病性攻击的这种说明是弗洛伊德多年以前在关于该主题的一篇论文中《癔症发作概论》（1909a）中提出来的，标准版，第9卷，第232～233页。这是所表述的情感的一般观点，可以是以达尔文的解释为基础的，达尔文把情感解释为最初具有意义的行动的遗忘（达尔文，1872）——弗洛伊德在一本早期著作中（1895d）引用了他的解释（同上，第2卷，第181页），弗洛伊德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中重复了这一论点。参见，同上，第20卷，第93页、133页和84页。]

[2005][这些拉丁文和德文词，意思是“狭窄的地方”，其词源和“Angst”（以及“焦虑”）一样。]

[2006][见第407页。]

[2007][这段情节一定是在80年代早期发生的，这是对它的唯一的记载。关于弗洛伊德相信焦虑与出生之间关系的全部历史是在《抑制、症状与焦虑》的编者导言中提供的（标准版，第20卷，第84～86页）。由此可见，对此所做的已知的最早的说明是1909年在《释梦》的一个编者脚注中提供的（同上，第5卷，第400页），而且很可能是在1908年夏天写的。但是，自从本导论出版以来，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的记录中发现了一个更早的说明（1962，第1卷，第179页）。在1907年4月24日的一次会议上，斯泰克尔（Stekel）宣读了一篇关于《焦虑神经症的心理学和病理学》的论文，据报道，阿德勒说了下面这段话：“一个人无须像弗洛伊德那么大胆，他是在诞生过程中看待焦虑的；但是焦虑是可以追溯到儿童期的。”在弗洛伊德紧跟在阿德勒后面对这一讨论所做的发言，以及任何其他人的发言中，都没有再提到这个问题。但是，由此可见，弗洛伊德的观点至少在第一次发表之前几年就已在维也纳协会为大家所熟知。]

[2008][参见，弗洛伊德关于焦虑性神经症的最初说明（1895b）。]

[2009][是对自由浮动的替代。]

[2010][实际上，斯坦利·霍尔列举了其中的132种。见厄内斯特·琼斯（1916）对他的文章的评论。斯坦利·霍尔最初是弗洛伊德学说的支持者，是他于1909年邀请弗洛伊德赴美演讲的，尽管后来他成了阿德勒的追随者。]

[2011][弗洛伊德对焦虑性癔症的第一次长篇讨论是在《对“小汉斯”的分析》（1905b）中，标准版，第10卷，第115页及以下几页。关于他的恐怖症观点的变化所做的解释是在其早期论文《强迫症与恐怖症》（1895c）的一个编者附录中提供的（同上，第3卷，第83～84页）。]

[2012][最后这四段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弗洛伊德关于《焦虑性神经症》（1895b）的第一篇论文的总结。]

[2013][见《压抑》（1915d）这篇心理玄学论文。]

[2014][这是弗洛伊德第一次明确坚持与母亲分离作为焦虑起源的一个因素的重要性，尽管在第397页提到过，而且在早期的作品中也内含的这种思想。对此所做的说明将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的编者导言中发现，标准版，第20卷，第82页。在后一本著作中对这个因素做了更长篇幅的讨论（同上，第136～138页和第151页）。在《自我与本我》中也简略地提到过，同上，第19卷，第58页。]

[2015][这件轶事是（以略有不同形式）在弗洛伊德《性学三论》（1905d）的第三篇的一个脚注中出现的，标准版，第7卷，第224页注。]

[2016][弗洛伊德使用“Instinct”（本能）这个词，以取代他通常使用的“Trieb”（本能）的极少数情况之一。]

[2017][在第19讲。]

[2018][有关下述内容的更多的信息，请参见《论潜意识》（1915e）这篇心理玄学论文的第三节（标准版，第14卷，第177～178页）和《自我与本我》（1923b，同上，第19卷，第22～23页）。]

[2019][关于恐怖症的结构的更多的技术性说明将在《压抑》（1915d）中可以找到（标准版，第14卷，第155页），以及在《论潜意识》（1915e）（同上，第182～184页中找到）。]

[2020][这个困难在下一讲末尾遇到。]

[2021][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特别是在第六章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生物学论点。]

[2022][“自我兴趣”一词经常在这一讲出现，有时以“自我中心的兴趣”或者只是“兴趣”这种替代的形式。弗洛伊德第一次使用这个术语是在他的《论自恋》一文中（1914），也多次在1915年关于心理玄学的论文中出现。这个术语经常用在这些文章中（就像本文中一样），以便把自我保存的力量与力比多区分开。自恋概念的引入使这种区别更不清楚，但是很显然，在本演讲的自始至终（特别参见最后一段），弗洛伊德竭力使自我力比多（或自恋力比多）与自我兴趣（或自我保存本能）区分开。但是，不久以后，他便放弃了这种努力，并（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宣称自恋力比多“一定和‘自我保存本能’相一致”。但是，他继续相信，除了力比多本能外，还有对象本能——即他描述为破坏本能或死的本能的那些本能。但是，在本书发表之后，“兴趣”这个术语不再出现。对此所做的全面讨论是在《本能及其变化》的编者注中进行的，标准版，第14卷，第113页及以下几页。]

[2023][这是在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1905d）的第一篇文章中讨论的，标准版，第7卷，第150页及以下几页。]

[2024][这个术语部分地归于哈夫洛克·霭理士（Havelock Ellis）。见编者对弗洛伊德《论自恋》（1914）这篇论文的一个脚注中的全面讨论（标准版，第14卷，第73页注），这是弗洛伊德对这全部主题的主要阐述。]

[2025][对这种类比的某种讨论将在《自我与本我》（1923b）的编者附录二中找到，标准版，第19卷，第63页及以下几页。]

[2026][译文摘自厄内斯特·道顿（Ernest Dowden）的《东西之歌》（West Eastern Divan，1914）。歌德所采纳的“divan”这个词在其原来的波斯语意义上，意思是“诗歌集”。]

[2027][弗洛伊德曾以更长的篇幅在他的《心理玄学对梦理论的一个补充》（1917d[1915]）中对此做过讨论，标准版，第14卷，第224页及以下几页。]

[2028][精神病中的某些症状代表力图恢复的努力，这种观点是弗洛伊德在施莱伯的分析中第一次表达出来（1911e），标准版，第12卷，第71页。在那里编者的一个脚注提供了大量更多的参考文献。在这里只是提示了一下那种观点，即意识和潜意识观念之间的基本差别，在《论潜意识》（1915e）这篇心理玄学论文的第七节做了长篇讨论。]

[2029][参见弗洛伊德对施莱伯的分析（1911c）的第三节，标准版，第12卷。]

[2030][不久以前，弗洛伊德曾全面讨论过这个案例（1915f），标准版，第14卷，第263页及以下几页。]

[2031][“Anlehnungstypus”，有时把它译做“情绪依附型”（anaclitic type）。在弗洛伊德《论自恋》（1914）这篇论文的第二节做过全面讨论，标准版，第14卷，第87页及以下几页，见第329页。]

[2032][在《悲伤与抑郁症》[1917e（1915）]中有一个全面的解释。]

[2033][对弗洛伊德使用这个术语的各种讨论将在编者对《本能及其变化》（1915c）的一个脚注中找到，标准版，第14卷，第131页。]

[2034][早期对此所做的一个说明出现在《释梦》（1900a）中，标准版，第4卷，第149～151页。关于两种认同之间的区别在《悲伤与抑郁症》中做过解释，同上，第14卷，第250～251页。]

[2035][以下所讲内容请参见《论自恋》（1914c）的第三节。这些观点的后期发展在《自我与本我》（1923h）的编者导言中做过讨论，标准版，第19卷，第8～10页。]

[2036][这里所用的德文形式是有人性的“Zensor”（稽查员），和该句下一部分中非人的“Zensur”（稽查作用）形成对照，这是弗洛伊德几乎一贯采用的形式，这种非常例外的形式的其他例子见于《释梦》（1900a），标准版，第5卷，第505～506页；《论自恋》（1914c）那篇论文，同上，第14卷，第97页；以及《精神分析新论》（1933a），同上，第22卷，第15页。]

[2037][弗洛伊德在与布洛伊尔合写的《癔症研究》（1895d）的技术性文章中第一次讨论了移情这个观念。他在《对“杜拉”的分析》（1905e）又重新提起，标准版，第7卷，第116～120页。但是，他在此书之前对这个主题的主要讨论将在其有关技术的论文中找到：特别是《移情动力学》（1912b）探讨了该现象的理论方面，而《有关移情的观察报告》（1915a）关注的是由积极移情所引起的技术性困难。在弗洛伊德即将告别人世之时，在《有终结的分析和无终结的分析》（1937c）中再次探讨了这个主题。]

[2038][约瑟夫二世，他的施舍博爱的非常规方法是臭名昭著的。]

[2039][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中进一步讨论了这个问题。]

[2040][见第227页的编者脚注①，在那里阐述了这些早期所讲过的东西，并对弗洛伊德后来对该主题所做的修正后的看法提供了参考文献。]

[2041][见该讲开头那一段。]

[2042][以下内容参见《回忆、重复和逐步突破》（1914g），标准版，第12卷，第150页以下几页。]

[2043][我们可以认为，弗洛伊德在他的技术性论文《有终结的分析和无终结的分析》（1937c）中细致论述了这一主张。]

[2044][本演讲包含着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的治疗效果的理论所做的最全面的说明。他后来在《有终结的分析和无终结的分析》（1937c）这篇论文中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在某些方面似乎与它不一致。参见该文的编者注。弗洛伊德极少发表有关精神分析技术细节方面的文章。不过，可以参见他在标准版第12卷中的技术论文，在那里可以找到有关该主题的其他一系列著作。]

[2045][弗洛伊德后来表达了他对伯恩海姆（H.Bernheim）的这一观点的不赞同。见《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第十章末尾的脚注。]

[2046][实际上弗洛伊德翻译了伯恩海姆的两本书：《暗示及其在治疗中的应用》（1886，1888～1889译）和《催眠术：心理治疗中的暗示》（1891，1892译）。弗洛伊德对前一本书写的一个很长的序言包括在标准版第1卷中。]

[2047][弗洛伊德在一篇早期的论文《一例成功的催眠治疗》（1892～1893）中报告了一个诸如此类的例子。]

[2048][弗洛伊德后来在他的《自传研究》（1925d）中再次描述了这段情节，标准版，第20卷，第27页。]

[2049][这种区分是在弗洛伊德的一篇早期论文《论心理治疗》（1905a）中以相当的篇幅提出来的，标准版，第7卷，第260～261页。]

[2050][参见第445页注。]

[2051][弗洛伊德在《对“狼人”的分析》中提供了一个与此有关的小例子，标准版，第17卷，第80页。]

[2052][关于精神病人的梦的某些有趣的说明将在《忌妒、偏执狂和同性恋的某些神经症机制》（1922b）第二节找到，标准版，第18卷，第227页和第229～230页。]

[2053][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中重提这个问题，标准版，第22卷，第152页。在那里，精神分析的治疗价值再次得到讨论。]

[2054][在1890年，其诺言并未实现。]

[2055][关于医学界反对催眠术的某些明显的证据将在弗洛伊德对著名的瑞士精神病学家奥古斯特·弗雷尔（August Forel）关于这个主题的一本书的早期评论中找到（弗洛伊德，1889a），标准版，第1卷。]

[2056][参阅《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二篇全文。]

[2057][在《释梦》（1900a）第二章的类似方面，有一些关于思考的说明性评论。]

[2058][《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1923c）中，记载着对这些可供选择的方法的细微差别的表述。]

[2059][参阅《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0讲。]

[2060][弗洛伊德在《关于解释的可能性的限制》（1925）一文中加了一个特殊注释。]

[2061][参阅《释梦》（1900a）。]

[2062][参阅《释梦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1911）。]

[2063][参阅《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1923c）中第二部分。]

[2064][弗洛伊德在此用“稽查员”（Zensor）这一拟人形式取代非人格的“稽查”（Zensur）一词，这是鲜有的一个例子。请见《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6讲中的编者脚注（标准版，第16卷，第429页）。]

[2065][这句话几乎逐字照搬弗洛伊德《释梦》（1900a）第1版《序言》中的第2句话（标准版，第4卷，第2页）。]

[2066][《释梦》（1900a），标准版，第4卷，第2页。]

[2067][这个观点在弗洛伊德最早期的心理学文章中就已有，即其第一篇名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标准版，第3卷，第55页。]

[2068][参阅《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1讲。]

[2069][《释梦》（1900a）第六章第五节中对这些实验有更详细的描述（标准版，第5卷，第384页）。]

[2070][弗洛伊德1914年在对《释梦》（1900a）的几段补充中，对西尔伯勒的实验做了更充分的说明，并附有大量的引文（标准版，第5卷，第344～345页及第503～504页）。]

[2071][《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中曾论述了象征作用，但这种适用于女性的梦的事实，仅在一些较早期发表的《得自精神分析实践的观察与实例》（1913）中提及。]

[2072][参阅弗洛伊德去世后发表的对该论题的注释（1940c，1922）。]

[2073]西腊神话中弥诺斯（Minos）王的女儿，阿里阿德涅曾给了忒修斯（Theseus）一个线团，帮助他逃出了弥诺陶洛斯（Minotaurus）的迷宫。——中译者

[2074][即德文中的“Häufigkeit”和“Häufung”这两个词。它们都来自于“Haufen”，这一词根，意指“堆积”。]

[2075][参阅《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1讲，也可参阅《释梦》（1900a）。]

[2076][参阅《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2讲。所有的一切又可见于《释梦》（1900a）。]

[2077][参阅《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4讲。]

[2078][参阅《精神分析新论》（1916～1917）第31讲。]

[2079][最后三段的主题最早载于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1920g）第二、三章。在本讲演后面第32讲中对它有更进一步的提示。]

[2080][在《精神分析与治疗》（1941）的英文编者语中记载着一系列弗洛伊德关于该主题的文章，琼斯（1957）在他的传记第3卷第四章中，对弗洛伊德关于神秘主义的态度作了综合概述。]

[2081][即检验事物以看它们是真是假。这在《心理玄学对梦理论的一个补充》（1917a）中有论述。又见于《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3讲。]

[2082][弗洛伊德《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一书第四章中，对这种“非理性快乐”有详尽论述。]

[2083][引自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4场。]

[2084][参见《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第五章中类似的论述。]

[2085][这个例子最早在《梦和心灵感应》（1922a）一文中有更加详细的论述。]

[2086][在其死后出版的弗洛伊德早期论文《精神分析与心灵感应》（1941d[1921]）中详述了算命先生通过无意义的活动分散问卦者的注意力的意义，认为这是一种潜意识心理过程释放的方式。在此，他比较了在某些诙谐中类似“分散状态”的应用，这可参阅他的《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一书。更早期在其技术性文献《癔症研究》（1895d）中，他对几种特定的催眠术，特别对早期通过按压患者前额而使之遗忘的方法作了同样的解释。（标准版，第2卷，第271页）这在其后《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讨论催眠术时有了进一步发展。也可比较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中对指向某种自动行为的注意力干扰此行为的表现这一事实的一些评论。]

[2087][此事在《精神分析与心灵感应》（1941d）中叙述更为详尽，有几处微小改动，而在1925年的论文第三部分中则叙述较为简练。]

[2088][《精神分析与心灵感应》（1941d）中，这一案例也有更为详细的论述。]

[2089][《精神分析与心灵感应》（1941d）中也有一些详述，但此处在有些方面更加充分。]

[2090][该例应称为“第三例”被收录在《精神分析与心灵感应》（1941d）中，在弗洛伊德的这篇论文中说明了它的省略情况，在英文编者导言中对它作了评述同上，第175页。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原始材料被保存下来了。它与这里所作的描述如此相似，以至于人们怀疑前者是对后者的复制。但应补充说明的是，自1955年这一卷的标准版著作出版后，那个原稿不幸再次莫明其妙地遗失了。]

[2091]弗西斯（David Forsyth，1877～1941）博士是伦敦查林十字医院的咨询医生，他是1913年创立伦敦精神分析学会的最早成员之一。

[2092][杰出的匈牙利精神分析者。]

[2093][即“民众大学”，提供英国人所说的“成人教育”。]

[2094][当然，“Freund”系德文中“朋友”之意。弗洛伊德曾为他写过令人感动的讣告（1920c）。]

[2095][弗洛伊德身后发表的《精神分析和心灵感应》（1941d）一文的引言部分，详细阐述了这些思想（标准版，第18卷，第177～181页）。]

[2096][此讲中大部分材料（和某些细节阐述）来自于《自我和本我》（1923b）第一、二、三和五章。]

[2097][“Gewissensangst”字面意思是“良心的焦虑”，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的编者注中有关于这个词的论述（标准版，第20卷，第128页）。]

[2098][参阅第109页（指标准版第22卷页码，下同。——中译者）。]

[2099]如一个自我趋向于相似的另一个自我。

[2100][这个问题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中实际上只极为简单地提及过（参阅第26讲后半部分，标准版，第16卷，第427～428页）。认同是《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第七章的主题；超我的形成在《自我和本我》（1923b）第三章中有详细论述。同上，第19卷第28页。]

[2101][这个观点在弗洛伊德《受虐狂的节制问题》（1924c）一文中有论述，另外，在那里，英文编者注释处理了弗洛伊德对“意象”（image）这一术语的使用。]

[2102][该段，尤其是“自我理想的载体”这部分有些含糊。当弗洛伊德在《论自恋》（1914c）的文章中首次使用这个概念时，他区分了自我理想本身与“一种特殊心理功能，这种功能的任务是认识自恋从自我理想中获取满足的情况，并根据此认识，用自我理想监视和评价实际的自我”。与此相同，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6讲中，他论及一个人感到“自我中有一种支配性的功能，它根据理想自我来评价实际的自我及每个活动，并在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自己”。但在他后期的一些文章中，理想和执行理想的功能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了。在此，这种情形可能再现，超我可能被等同于执行功能。在其后3段中术语“Idealfunction”（理想功能）的使用产生了同样的问题，在《自我与本我》（1923b）的编者导言中论述了整个主题。]

[2103][在后面第34讲论述了他们的观点。]

[2104][参阅弗洛伊德《两性解剖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1925j）一文的注脚。]

[2105][见埃米尔·鲁德韦格（Emil Ludwig）著《威廉姆二世）（1926）。]

[2106][关于“Idealfunction”（理想功能），参阅前面的注释。]

[2107][参阅《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

[2108][参阅《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4讲。标准版，第15卷，第64页。]

[2109][德国医生，弗洛伊德被其不同凡响的观念所吸引。]

[2110][该词在德文中为“Es”，英文一般相应的词是“it”。]

[2111][弗洛伊德关于这个主题的观点发展的阐述见于《自我与本我》（1923b）的英文编者导言中。此外，自《自我与本我》后，缩写形式“Ucs.”就不再被使用，直至《摩西与一神教》（1939a）中出现过一次。]

[2112][值得注意的是，仅在此文大约一年前，弗洛伊德完成了他和布莱特（W.C.Bullit，在那时是驻柏林的美国大使）关于威尔逊总统的合作研究，他严厉地批判了威尔逊总统的政策，这项成果至今（1962）未发表。]

[2113][此处弗洛伊德把本能视为某种生理的东西，心理过程则是它的表现。在《本能及其变化》（1915c）的编者语中有关于该问题的大量阐述。]

[2114][系指康德理论，参阅《超越快乐原则》（1920g）。]

[2115][在《论潜意识》（1915e）第五部分中全面列出了弗洛伊德关于此问题的说明，并追溯了最早的文章。]

[2116][弗洛伊德在许多文章中都提及这一差异。特别可参阅《论潜意识》（1915e）的心理玄学论文中第五部分和《超越快乐原则》（1920g）。在两文中，他把这个区分归功于布洛伊尔（Breuer），而且显然他打算为《癔症研究》（1895d）作注释，以说明布洛伊尔的理论贡献。在《论潜意识》（1915e）中他论述道，在他看来，这个区别代表着我们对神经症能量特征至今所获得的最深刻的认识。参阅其后第89页的进一步注释。]

[2117][关于本我的论述，主要根据《论潜意识》（1915e）一文第五部分。]

[2118][即“Perceptual-conscious”（“知觉意识”）。]

[2119][见第33页脚注。]

[2120][第89页有进一步的论述。]

[2121][弗洛伊德在其论文《关于“神秘的拍纸簿”的说明》（1925a）对此阐述了一些他的看法。]

[2122][实际上，弗洛伊德在这些讲演中似乎并未回到该主题——他已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第三章中详尽地论述了自我的这个特征，尽管他在后期论文中（特别是《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1926e]）特别强调自我的综合倾向，但在自我的早期描述中，并未明确使用这个概念，例如布洛伊尔时期，对于受压抑的观念，他几乎总是使用术语“不相容”——即不能被自我综合。其《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一文的论述亦然。]

[2123][见前面第73页第2个注释。]

[2124][若该示意图与《自我与本我》（1923b）中那个类似的示意图相比较，我们可看出在这件事上以前的那示意图与现在的这幅有根本差别，即前者没有指出超我。但该书中的后一节说明了这种缺乏的理由。在这些讲演的初版中，该示意图与《自我与本我》（1923b）中的那幅一样，是竖着印的。而在两种全集版（G.S.和G.W.）中，为了某种原由（可能为节省空间），该图则横着印刷，而其他方面均未改变。]

[2125][弗洛伊德在《自我与超我》的最后一章说过类似的话。]

[2126]苏伊德海（Zuider Zee）原为北海的海湾，位于荷兰西北。13世纪时海水冲击内地，同原有湖沼汇合而成。1932年，荷兰人建成长29公里，宽90米，高出海面7米的堤坝，把苏伊德海同北海分开，上有公路，下有水闸，可通小型渔船，内部相当一大部分的水已被排干，改造成了圩田。——中译者

[2127][参阅《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5讲中的更详细论述。]

[2128][在《自我与本我》（1923b）的结尾处，弗洛伊德用几段相同的语言说明了这个观点。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中也有几处对此进行论述。关于焦虑这个主题的比较重要的见解，主要来自后期研究。]

[2129][参阅《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的英文编者导言中的一些早期论述。这个观点也见于《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5讲。两个病案分别是“小汉斯”和“狼人”。]

[2130][参阅《抑制、症状与焦虑》第四章，那里研究的是“小汉斯”和“狼人”等案例。]

[2131][这些在该讲后面有论述。]

[2132][参阅《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

[2133][弗洛伊德在《释梦》第2版（1909）的注释中首次发表了这个评价。但有理由相信，他的理论在更早期就已被其维也纳的追随者所相当熟悉了。参阅《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5讲的编者注。]

[2134][对兰克的出生理论的评价详见于《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

[2135][在上次讲演中，弗洛伊德已经提及这种延续的思维活动，把它当作自我主要功能之一。作为实践性的、小规模的活动的思维这一概念——“现实性实验”的根本成分——是弗洛伊德理论的最早和最根本的概念之一，与他关于原发性和继发性的精神过程的区别紧密相联。这一概念最早见于1895年《科学心理学设计》第一部分[16][17][18]中，并在同一著作的第三部分（1950a）第三节再次得到论述。在那里所阐述的显然是神经病学术语，但在《释梦》（1900a）第七章中，它又作为纯心理学的术语重现。此外，又见于《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对心理活动的两个原则的系统论述》（1916b），《论潜意识》（1915e）第五部分、《自我和本我》（1923b）第五章和《否定》（1925h）中。它最后一次出现于《精神分析纲要》（1940[1938]）这部弗洛伊德最后的主要著作中。]

[2136][关于因反精神贯注而产生自我改变的观点，很可能在弗洛伊德最早期著作中已形成了，如在《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6b）一文中。后来出现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一书中，并在很晚期的一篇学术性文章《有终结的分析和无终结的分析》（1937c）中的第二、五部分进一步加以阐述。]

[2137][作为一种处理不愉快的心理事件的正常方式，“重新唤起”这个概念是弗洛伊德使用的最早概念之一。例如，在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的初步交往时期，弗氏曾在一次论癔症的讲演中说：“附带提一下，一个健康的心理机制有很多方法对付心理创伤的影响……即通过联想重新唤起它……”（1893h）]

[2138][本段的前部分起源于《自我与本我》（1923b）第三章开始的论述。后部分则是以《压抑、症状与焦虑》（1926d）的第十一章（A）为基础，在《性格与肛欲》（1908b）的编者注释中有对关于性格的早期阐述的说明。]

[2139][参阅弗洛伊德的一篇心理玄学论文《压抑》（1915d）和《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5讲。]

[2140][参阅《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1924d）。]

[2141][该术语是对沙可（Charcot）术语的重复，可追溯到弗洛伊德关于癔症的最早期论述。比如参阅《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这篇论文。]

[2142][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中，弗洛伊德仍坚持至少是作为一种可能性，认为在焦虑性神经症中，“焦虑的产生过程中所释放的东西，正是未被利用的力比多的剩余物”。而在这里，旧理论的最后痕迹也被消除了。]

[2143][字面意义为“驱力”，这个德文词通常这样翻译，但“本能”一词已在标准版中普遍使用，其理由已在第1卷的总导言中作了解释。]

[2144][本段的内容大体上是《本能及其变化》（1915c）的开始部分的重复。]

[2145][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中曾详细论述了该术语，该讲包括了本段前部分的内容。]

[2146][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1905d）详尽论述了“前期快乐”（fore-pleasure）。在《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的专著中对“前期快乐”又做了更进一步的说明，且数次出现于该书中。]

[2147][这些在第100～102页会有论述。]

[2148][参阅《婴幼儿的性器构造》（1923e）。]

[2149][指力比多发展的这样一些阶段，在其阶段中，固着作用倾向于某些特殊的神经症。参阅《强迫性神经症的倾向》（1913i）一书。“倾向点”这一术语出现于施雷贝（Schreber，1911）的分析中。]

[2150][见《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2讲。]

[2151][这个观点也可能与阿伯拉罕1924年出版的重要著作有关。]

[2152][阿伯拉罕，1924年英译本，第500页。]

[2153][参阅弗洛伊德的早期论文《儿童性理论》（1908c）。]

[2154][弗洛伊德在1920年为《性学三论》（1905d）第2版增写的一条注释中，概述了萨洛梅的文章。]

[2155][该例已于1919年补充到《释梦》（1900a）第六章中。]

[2156][后两段的大部分来自《本能及其变化》（1917c）。但这里有一些新增的观点。《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0讲已间接谈到该问题。]

[2157][实际上，弗洛伊德在很早的论文《性格与肛欲》（1908b）中就已指出了这些关系。]

[2158][弗洛伊德在此不久前写了一篇专论此主题的短小论文（1932a），被引用到该讲后面第187页，并在编者语中可找到相当充分的另一些说明。]

[2159][纳西瑟斯是神话中爱恋自己的人。]

[2160][但请参阅本讲第77页的论述：“对对象的精神贯注源于本我中的本能要求。”还请参阅第105页上关于和破坏性本能有关的自我和本我的论述。在《自我与本我）（1923b）的附录二中详细地论述了整个问题。]

[2161][关于性变态行为参阅《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0讲和21讲。]

[2162][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自我与本我》（1923b）第四章。]

[2163][参阅第103页第一个脚注。]

[2164][原文为“Instinkt”，下两行的本能原文为“Triebe”。]

[2165][关于强迫性重复和死的本能的阐述，几乎全部来自于《超越快乐原则》（1920g）。而在后期的论文《受虐狂的节制问题》（1924c）中则对性受虐有更详细的阐述。]

[2166][参阅《自我与本我》（1923b）第五章中长长的脚注。]

[2167][关于罪疚感的主要阐述见于《自我与本我》（1923b）第五章、《受虐狂的节制问题》（1924c）和《文明及其缺憾》第七、八章（1930a）。]

[2168][弗洛伊德在距此不久前的《文明及其缺憾》（1930a）中详细阐述了攻击性和破坏性本能，特别是该书第五、六章中。而他关于此问题的看法的历史可追溯到那本书的编者导言中。]

[2169][该讲主要建立在早期的两篇论文《两性解剖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1925j）和《女性性欲》（1931b）的基础上，但本讲主要涉及成年妇女，包含着新的材料。在弗洛伊德死后出版的《精神分析纲要》（1940a[1938]）第七章中，再次返回这个主题。]

[2170]Heads in hieroglyphic bonnets, Heads in turbans and black birettas, Heads in wigs and thousand other.Wretched, sweating heads of humans……海涅《北海》（第二部分第七篇，“问海”）。

[2171][弗洛伊德在其《性学三论》（1905d）初版中阐述了双性特征，该部分包括一个很长的注脚，该注脚被补充到了该书后来的各版中。]

[2172][即把两个相区别的事情混淆为一个，该术语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0讲中作了解释。]

[2173][在《性学三论》1915年第3版增加的一个长注脚中，阐述了寻求“男性的”和“女性的”的心理之意义的困难，又在《文明及其缺憾》（1930a）第四章末的一个更长的注脚的开头中再次阐述了该困难。]

[2174][参阅《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1讲。]

[2175][在其关于癔症病因的早期论述中，弗洛伊德经常提及成人的诱奸，并视它为癔症的最普遍的原因之一（如可参阅关于《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6b]一文和《癔症的病因》[1896b]）。但在这些早期出版物中，他没有任何地方特别归罪于女孩的父亲。诚然，在1924年为《全集》中《癔症研究》的重印本所写的一些增补注脚中，他承认在两种场合中隐瞒了父亲的责任。然而，他在1897年9月21日给弗利斯（Fliess）的信中（弗洛伊德，1950a，信69），相当清楚地说明了这个事实。在该信中，他第一次表达了对病人述说的这些故事的怀疑。他们第一个公布的对该错误的承认是几年后在《性学三论》（1905d）中以暗示的方式提出的。但是，关于这种态度的更详细的说明，出现于收入洛温费尔德（Löwenfeld）编的《论神经症病因》（1914d）文集中的论文中。后来弗洛伊德两次说明发现这一错误对他自己思想的影响——见他的《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和《自传研究》（1925d）。本文该段描述的进一步发现，则在《女性性欲》（1931b）中就已有所预示。]

[2176][参阅《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2讲和第23讲。]

[2177][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中提交的关于本专题的论文（1912f）中最全面地阐述了手淫，在那里还提供了一些别的说明。]

[2178][参阅第133页。]

[2179]原文uncient疑为ancient之误。——中译者

[2180][参阅《论自恋》（1914c）第二节。]

[2181][这种观点早在《禁忌与童贞》（1918a）中就讨论过。]

[2182][弗洛伊德似乎是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第六章的注脚中第一次提出这个观点的，他又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3讲和《文明及其缺憾》（1930a）第五章中重申该观点。上述第66页所举的实例表现了可能存在的例外。]

[2183][参阅《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第十二章中的有关论述。]

[2184][参见《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

[2185][是指布兰戴斯（Georg Brandes，1842～1927），著名的丹麦学者。弗洛伊德一直对他很钦佩，弗洛伊德1900年3月在维也纳听过他的讲演。他按照妻子的建议，热情地把《释梦》（1900a）送给下榻旅馆的布兰戴斯；但不知道是否有所反响。参阅弗利斯信131（弗洛伊德，1950）。琼斯在其传记（1957）第3卷中提及他们的会晤（发生于1925年），弗洛伊德在1927年4月19日给他侄子的一封信中再次论述此事（弗洛伊德，1960a，信229）。]

[2186][弗洛伊德对阿德勒观点的批判主要见于他的《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中，在该书的编者导言中，为弗洛伊德作品的另外段落提供了一些说明，在那些文章中材料已经有所论述。可能令人吃惊的是，在当时讲演中，他并未提及荣格的背叛，除了在后面第143页上有小小的不明确的暗示，而且，弗洛伊德希望读者把阿德勒的观点放于首位。这与《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中的某些评论相一致，在该书中，他说：“在这两种正在争论的运动中，阿德勒的观点无疑更为重要。”]

[2187][该镇原名弗莱堡（Freiberg）后更名为普莱波（Pribor）。]

[2188][参阅《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4讲。]

[2189]华伦斯坦（1583～1634），三十年战争期间德皇军队的统帅。——中译者

[2190]“Were the idea not so confounded clever, I'd be inclined to call it really stupid.”

[2191][更通常的形式是（来自于特伦施[Terence]）“Quot homines tot sententiae（As many men, So many opinions）.”]

[2192]暗指荣格，瑞士著名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主要代表，后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另创分析心理学。——中译者

[2193]此处指兰克，奥地利精神分析家，提出意志疗法，强调出生创伤的重要性。——中译者

[2194][这可能指斯泰克尔（Stekel）。]

[2195][布洛伊尔对他第一个病人的治疗。参阅《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8讲。]

[2196][参阅《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0讲。]

[2197][尽管这可能是弗洛伊德关于精神分析与教育之间的种种关系的最长的阐述，但它实际上并不是唯一的一次。除了大量的附带说明外，他在《对“小汉斯”的分析》（1909b）中的第三章第三节较详细地考察了这个问题，还在普费斯特（Pfister）（1913b）和艾赫洪（Aichhorn）（1925f）所写的两本书的前言中论及该问题。这个与性教育有关的特殊问题，是他的一篇早期论文《儿童性启蒙》（1907c）的主题，30年后在《有终结的分析和无终结的分析》（1937c）一文的第四节末再次论及。对它的最近一次阐述是在《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的第九、十章中，起因于谈论宗教教育问题。]

[2198]安娜·弗洛伊德（1895～1982）是精神分析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女儿，著名儿童精神分析学家，自我心理学的奠基者，首创儿童精神分析法。——中译者

[2199][德文“Erziehung”，在此和别处的论述中均译为“education”（教育），德文本词的含义远比英文词汇更丰富，它含有一般意义上的“培养”。]

[2200][参阅《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尤其是第22讲和第23讲。在那里阐述了教育两难境地。]

[2201]斯库拉（Scylla）和卡律布狄斯（Charybdis）是希腊神话中的两个怪物。他们隔海而住，航海者在两怪物之间通过是异常危险的。“处在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之间”比喻危机四伏。——中译者

[2202][这里请参阅弗洛伊德为艾赫洪的《难以捉摸的青春》一书撰写的序言（弗洛伊德，1925f）。]

[2203][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7～28讲。]

[2204][参阅标准版第12卷的最后注脚和《关于治疗技术的论文》（1911～1915）。]

[2205][弗洛伊德为该评论作了一个前言（1930b）。]

[2206]卢德是法国西南部一个小城镇，该城有一座供奉圣母玛利亚的神殿，为罗马天主教徒朝圣特别是去治病的重要场所。——中译者

[2207][在写这些话时，弗洛伊德很可能想到了他的朋友费伦茨；几个月后，在他为这个朋友所写的讣告中，他又重申了这观点。参见后面第229页。]

[2208][这段轶事的出处无从可寻。弗洛伊德在《写给关于手淫的讨论》（1912f）中已使用过它。]

[2209][弗洛伊德后来的一篇文章《有终结的分析和无终结的分析》（1937c）就充分论述了精神分析法的各种有限性。]

[2210][这个词可译为“A View of the Universe”（世界观），不过弗洛伊德自己在下面第二段解释了其含义。因在这个讲演中它出现了不少于30次，故最简单的办法似乎是保留其德文形式，而且我们的语言差不多在任何情况下都已采用了该词。弗洛伊德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第二章结尾处有一段论述了该讲演主题。]

[2211][海涅（Heine）（其文是：“With his nightcaps and the tatters of his dressing-gown he patches up the gap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e.”）这几句话是弗洛伊德最喜爱的，他在《释梦》（1900a）第六章第一节中阐述梦的润饰时提到了它们，在1908年2月25日给荣格的一封信（琼斯，1955，第488页）中再次提到。很多年以前，大约是1883年在给其未婚妻的信中就全文引用了该话。]

[2212][在《摩西与一神教》（1939a）第三篇第一部分[4]的文章中，弗洛伊德相当详细地论述了“女性神灵”（female deities）。]

[2213][在初版中，该话是：“在哲学家康德的著名论断中，他指出了星空的存在和我们的法则道德的存在，是上帝的伟大的有力证明。”而在《弗洛伊德全集》（1934）中，该话就变为上述所译的形式——无疑，很早以前就遗漏了他对康德同一段话的较早引证。]

[2214][这一词参阅《图腾与禁忌》（1912～1913）的第三篇文章，特别是其中第三部分。]

[2215][弗洛伊德在《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和《文明及其缺憾》（1930a）中提及社会遭受来自于个体神经症那样痛苦的可能性。在《摩西与一神教》第三篇第一部分（3）的文章中更加详细地阐述了这种可能性。而宗教活动及强迫性行为的类比在更早的时候就被指出过（弗洛伊德，1907b）。]

[2216][在《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第九章中已考察过。]

[2217][人们通常这样称呼奥匈帝国的皇帝约瑟夫（Francis Joseph，1830～1916）。]

[2218][弗洛伊德在写作本书时已76岁。]

[2219][弗洛伊德在《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中对宗教做了最详尽的评论。]

[2220][这种悖论（被称为“Epimenides”）的最简单的形式是由那个说“我在撒谎”的人提供的。如果他正在撒谎，则他正在讲真话；而如果他讲的是真话，那么他正在撒谎。]

[2221][弗洛伊德用“部落”（“horde”）术语是指相对较小的群体。参阅《图腾与禁忌》（1912～1913）。]

[2222]齐柏林（Ferdinand von Zeppelin，1938～1917）德国工程师。实用飞艇的首创者。1900年制成第一艘实用飞艇LZ-1号。——中译者

[2223]我在战争的第一年从可靠人士那里得知的。

[2224][参见第67页。]

[2225][参见《为什么有战争？》（1933b）中的类似段落，而且弗洛伊德在《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中对这个词汇的意义做了总的评价：“我完全不在乎对文化与文明的区分。”]

[2226][在这个时期，弗洛伊德频繁地想起“文明过程”这个观念。他在《文明及其缺憾》（1930a）中好几处论述了这个观念，并在《为什么有战争？》（1933b）中再次提到它。这个观念与另一个更有名的观念——即作为有机物过程的压抑的假说——密切相关。在《文明及其缺憾》第四章的开头和末尾处两个长长的脚注中，他对这个观念做了充分说明。这个假说可追溯到1897年，在最近命名的作品的编者导言中充分阐述了该假说的历史。]

[2227][1923年增注]参见我在《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中的有关论述，我曾在该文中表示对精神分析完全负责。

[2228]布洛伊尔医生（Dr.Josef Breuer），生于1842年，帝国科学院名誉院士，以研究呼吸和平衡感的生理而著称。

[2229]该书中我所著的部分文章已由纽约的布里尔（A.A.Brill）博士译成英文，书名为《癔症论文选》（纽约，1909）。

[2230]我现在意识到并非如此，但是在我演讲时，我是把我自己和听众放回到了1880年以前的时期来考虑的。如果现在情况已经不同，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正在简述其历史的这些活动所造成的。

[2231][这两个词最初即为英文。]

[2232]参见《癔症研究》（1893～1895）[标准版，第2卷，第34页]。

[2233]参见《癔症研究》（1893～1895）[标准版，第2卷，第39～40页]。

[2234]参见《癔症研究》（1893～1895）[标准版，第2卷，第38～39页]。

[2235]参见《癔症研究》（1893～1895）[同上，第54、58页]。

[2236]或更确切地说，是一个那种纪念碑的现代复制品。据厄内斯特·琼斯博士告诉我，“Charing”一词源于法文“chère reine”（心爱的王后）。

[2237][法文为“dual consiousness”。]

[2238]这是伊丽莎白·冯·R小姐的病例，是《癔症研究》中详尽描述的第五个病例。

[2239][此处的原德文词“Einfall”，经常被翻译成“联想”（association），但后者是个易引起争议的词，所以这里尽可能回避这个词，甚至不惜做出这么长的解释。当我们碰到“freier Einfall”，则无可避免地要译成“自由联想”（虽然仍会引起非议）。]

[2240][见《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第二章第二节，那里对这段趣闻有更详尽的论述，而且恰好这是一个美国式的诙谐。]

[2241][这句话几乎是原封不动地被引入《释梦》第2版（1909）中。标准版，第5卷，第608页。]

[2242][参见《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

[2243][参见弗洛伊德的《对一个5岁男孩的恐怖症的分析》（1909b）。]

[2244][参见《性学三论》（1905d）。]

[2245][“盾形徽章”（the coat of arms）代表一条船，这条船可能表示，“它在风浪中颠簸，但并没有沉没”。弗洛伊德在与弗利斯的通信中两次提到这个格言，这和他自己的心态有关（弗洛伊德，1950a，信119和信143）。]

[2246]此为标准版第14卷页码，下同。——中译者

[2247][迄今为止，《国际精神分析年鉴》一直在布洛伊勒和弗洛伊德的指导下，并由荣格编辑。现在，弗洛伊德本人成了唯一的指导者，而编辑职务则由阿伯拉罕和黑奇曼（Hitschmann）接替。也请参见第46页以下。]

[2248]见我发表于克拉克大学的《精神分析五讲》（1910a）[见第30～31页]。

[2249][这里似乎有个错误。在布洛伊尔的贡献之中，他使用“转换”（或它的衍生物）这个术语至少有15次。但却只有一次（在他第一次使用这个术语时，标准版，第2卷，第206页），他在括弧内加上了弗洛伊德的名字。似乎很可能弗洛伊德看了布洛伊尔的某些最初的手稿，并且劝说布洛伊尔在印出的书里不要更多地加上他的名字，只写一次即可。第一次出版时使用这个术语是在《癔症研究》（1893～1895）之前，在弗洛伊德的第一篇论文《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之中。]

[2250][弗洛伊德在1885～1886年冬天曾在巴黎的萨尔拜特里尔工作过。参见其《关于我在巴黎和柏林学习情况的报告》（1956a[1886]）。]

[2251][1889年，弗洛伊德在南锡（Nancy）度过了几个星期。]

[2252][参见第63页。]

[2253][这是一个错失，应该是1900年。见标准版，第7卷，第5页。]

[2254][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一书中，弗洛伊德复活了“防御”这个术语，用它来表示一种一般的概念，而“压抑”则表示这个一般概念的分支。

[2255]即安娜·O。——中译者

[2256][见布洛伊尔所写的关于安娜·O的病例史的第二自然段，在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的《癔症研究》（1893～1895）中，标准版，第2卷，第21页。]

[2257][在英文原版中，更全面的评述将在《厄内斯特·琼斯的传记》第1卷（1953年，第246页以下）中发现。]

[2258][关于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关系的讨论可在标准版第2卷的编者导言中找到。]

[2259][鲁道夫·克罗巴科（kudoff chrobak，1843～1910）从1880～1908年在维也纳大学任妇科教授。]

[2260][布罗阿代尔（P.C.H.Brouardel，1837～1906）于1879年被任命为巴黎大学法医学教授。弗洛伊德在他的《关于我在巴黎和柏林学习情况的报告》[1956a（1886）]，以及在给波克（Bourke）写的《世界各地有关粪便的习俗》序（弗洛伊德，1913k）中，曾很赏识地提到他。]

[2261][预期弗洛伊德这些观点的其他事例在他的《关于分析技术的史前史的说明》（1920b）中得到了讨论。也请参见后面对波普-林库斯（Popper-Lynkeus）的评论（第20页）——厄内斯特·琼斯对弗洛伊德从19世纪早期哲学家赫尔巴特（Herbart）那里间接地获得“压抑”一词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1953年，第407页以下）。参见编者对论压抑这篇论文的注释（第143页）。]

[2262][弗洛伊德对他的理论做这种修正的现代说明，可以在1897年9月21日他写给弗利斯的信中找到（1950a，信69）。他几乎是在十年以后才在一篇发表的论神经症中的性欲的论文中第一次明确承认这件事（1906a，标准版，第7卷，第275页），也请参见编者对《性学三论》（1905d，同上，第127页以下）所做的注释。]

[2263][关于斯泰克尔的影响的更长的讨论，包含在弗洛伊德1925年为《释梦》（1900a）第6章（五）（标准版，第5卷，第350～351页）中论象征主义那一节所增补的一段话里。]

[2264][见弗洛伊德论述这个问题的两篇论文，1923f和1932c——在本句中“著名的”一词是1924年加上的。]

[2265][弗洛伊德对他的自我分析的重要方面的现代说明，可在他与弗利斯的通信中找到（1950a），特别是在1897年10月写的第70封和71封信中。——他并非总是像上文中那样采取一种合适的自我分析的观点，例如在1897年11月14日写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1950a，信75），他写道：“我的自我分析仍然被打断了，我已经认识到了原因。我只能借助于客观地（像一个局外人那样）获得的知识来分析我自己。真正的自我分析是不可能的；否则就不会有（神经症）这种疾病了。由于我还在我的病人中发现了某些难题，因此这些难题一定耽搁了我的自我分析。”同样，在他生命的晚期，在对论失误动作（parapraxis）一文的一个短注中（1935b），他匆匆地说道：“在自我分析中不完善的危险性特别大。人们很容易满足于部分的解释，在其后抵抗会很容易地阻挡住一些或许更重要的东西。”他在给E.匹克沃斯·法罗（E.Pickworth Farrow）的一篇提出自我分析发现的论文（弗洛伊德，1926）作序时所用的小心翼翼地赏识的词语，可能会与这些观点相反。不管怎么说，在训练分析的情况下，他以强烈的话语支持用某个其他人来进行分析的必要性——例如，在本文之前不久写的一篇论技术的论文中（1912e）和在很久以后的一篇论文《有终结的分析和无终结的分析》（1937c）中。]

[2266][克拉夫特-埃宾（R.von Krafft-Ebing，1840～1903）是斯特拉斯堡（1872～1873）、格拉斯（1873～1889，他还在此指导过一个省立心理医院）和维也纳（1889～1902）的精神病学教授，他也因对犯罪学、神经病学和性精神病学的研究而驰名。]

[2267][参见在赫伯尔的《吉杰斯和他的戒指》，第五幕第一场中提到的康德里斯（Kandaules）对吉杰斯（Gyges）说的话。]

[2268][原文是用英文写的。]

[2269][这句话在弗洛伊德对沙可的讣告（1893f）中是以略有不同的词语出现的。]

[2270][但是，请参见编者对《释梦》（1900a，标准版，第4卷，第14页以下）所做的导言。]

[2271][参见第10页的脚注②。]

[2272][这件轶事的续集将在弗洛伊德的《自传研究》（1925d）的第五节的开头找到。]b[见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第二幕第四场。]

[2273][这里指的是威廉·斯泰克尔。]

[2274][1924年增注]现在是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的社长[见标准版，第17卷，第267～268页]，并且从一开始就是《国际杂志》和《意象》杂志的编辑[见原版第47页]。

[2275][尤金·布洛伊勒（Eugen Bleuler，1857～1939），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当时是苏黎世公立精神病医院的伯格尔斯立地区的领导人。]

[2276][1924年增注]“精神分析门诊部”在柏林的最后创建者[见1923g和1930b弗洛伊德对此做的两个短注]。

[2277][阿尔弗里德·霍奇（Alfred Hoche，生于1865），弗莱堡的精神病学教授，他曾特别强烈和辱骂性地攻击精神分析。他在巴登的一次医学大会上宣读了一篇题为《医生中的一种精神流行病》的论文（霍奇，1910）。]

[2278][这个错误的日期出现在所有的德文版本中。该病例发表于1896年5月。它位于弗洛伊德的第二篇论文《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6b）的第三节中。]

[2279][弗洛伊德似乎是在一篇论法律诉讼证据的论文中（1906c），首先从荣格那里借用这个术语的。但是，他本人似乎很久以前曾在《癔症研究》（1895d）中为埃米·冯·N小姐（Frau Emmy von N.）的病例所做的脚注中，在非常类似的意义上使用过这个词（标准版，第2卷，第69页脚注）。]

[2280]霭理士，1911年[弗洛伊德本人向在悉尼召开的同一个大会提交了一篇论文（1913m，1911）]。

[2281]格里弗（G.Greve），1910年。[弗洛伊德为此写了一个摘要（1911g）。]

[2282][这个名字是1924年增补上的。]

[2283]荣格1910a和1910b。

[2284][1924年增注]见普特南的《精神分析演讲》（1921）[弗洛伊德曾为此书作序，（1921a）。普特南死于1918年。（见弗洛伊德为他写的讣告）（1919b）]。

[2285][这两位作者的出版作品都在全集当中。布里尔（1912），琼斯（1913）。]

[2286][E·莱吉（1855～1918）从1905年起任波尔东的精神病学教授。]

[2287][1924年以前，这句话读作“一种只对象征作用表示反对的殚精竭虑的富有理解力的描述”。]

[2288]指国际医学大会。

[2289][参见让内（1913）和琼斯（1915），也请参见《癔症研究》（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的编者脚注，标准版，第2卷，第12～13页。]

[2290]在欧洲对梦的解释和对精神分析的第一次官方承认是由黎登大学校长，精神病学家杰尔杰斯玛（Jelgersma）在1914年2月9日他的校长演说中传播给他们的。

[2291][1923年增注]当然把1914年写的这个说明说成是“最新式的”[最初用英文出现]，并不是我的意图。我将只补充几句话来说明，这描述在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内的间隔期间是如何改变的。在德国精神分析理论逐渐渗透到临床精神病学中，虽然这并非总能得到允许。在过去几年中出版我的著作的法文译本也终于引起了法国人对精神分析的强烈兴趣，虽然当时在文学界比在科学界更活跃。在意大利出现了（上若切拉的）莱维·边齐尼（M.Levi Bianchini）和（的里雅斯特的）艾德都·魏斯（Edoardo Weiss）作为精神分析的翻译者和拥护者。在马德里出版的[由洛佩斯·鲍里斯特洛斯（Lopez Ballesteros）翻译的]我的著作的全集版就是在讲西班牙语的国家中对精神分析产生极大兴趣的证明（利马的H.戴尔加多教授）。在英格兰，我的上述预言似乎正在稳固实现的过程中；精神分析研究的一个特别中心已在英属印度的凯尔库达形成。在北美更真实的情况是，对精神分析的透彻理解尚未跟上它的声望。在俄国由于这场革命，精神分析研究又在几个中心地区重新开始。在波兰“Polska Bibljoteka Psychoanalityczna”现正在出版中，在匈牙利一个卓越的分析学派正在费伦茨领导下蓬勃发展[（参见，为纪念他50岁生日而发的《纪念文集》，其中包括弗洛伊德（1923i）的一个评价）]。目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仍然是最不肯接受精神分析的。

[2292][简·奈尔金（Jan Nelken）在1911年魏玛大会上。对这篇论文的进一步说明可在奈尔金（1912）的著作中找到。]

[2293]参见兰克《艺术家》（1907），萨杰（Sadger，1909）、赖克（Reik，1912等）和其他作家的分析，我自己的著作《达·芬奇的童年回忆》（1910c）和阿伯拉罕对塞甘提尼的分析（1911）。

[2294][所有的德文版本都把这个日期误写为1910年。]

[2295][弗洛伊德曾为此书作序（1913b）。]

[2296]阿德勒和富特缪勒（Furtmüller），《治愈和教育》，1914年。

[2297]参见我为《科学》杂志写的两篇文章（1913j）。

[2298][本句的最后那个从句是1924年补上的。]

[2299][这可能是指弗洛伊德的犹太人血统。]

[2300][席勒《小学徒》，Ⅱ，7。]

[2301][这两行诗是歌德晚年以讽刺诗体写的，其中魔鬼撒旦代表对拿破仑的强烈谴责，弗洛伊德引用的这两行诗是上帝父亲的回答。早在许多年以前（1896年12月4日），弗洛伊德在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引用了同一诗句作为论“抵抗”一章的启示警句。（弗洛伊德，1950a，信51）关于弗洛伊德引用的语录目前在这方面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并非互不相容）。他可能把这些诗句用于针对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们提出的那些批评，或者也可能讽刺地指向自己竟在这些琐碎小事上浪费时间。——大家也可能会注意到，为方便不懂德语的读者，“Jüngsten Tag（末日）”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写成大写字母“J”的。]

[2302][这个人名是1924年增补的。]

[2303][1910年弗洛伊德已54岁。]

[2304]参见《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

[2305][见弗洛伊德为该系列论文所做的内容简介（1907e）。]

[2306][1924年增注]此后又出版了更多的著作，包括萨杰的著作（第16和第18期），基尔霍茨的著作（第17期）。

[2307][见第7页注。]

[2308][1924年增注]战争一开始这份杂志[只发行了一卷（1914）之后]就停止出版了。

[2309][第2卷是以前编辑出来的，事实上应该是“第3卷”。这几卷的日期是从10月到次年9月。]

[2310][1924年增注]这两种刊物的出版于1919年迁至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目前（1923），这两种刊物都出版到第9卷（实际上《国际杂志》出版了11年，《意象》杂志出版了12年。但是，由于战争的爆发，《国际杂志》第4卷停刊不止一年，即1916～1918年；《意象》杂志的第五卷停刊于1917～1918年）。当第6卷开始发行的时候，《国际杂志》的标题上去掉了“医学”一词。

[2311][1924年增注]1920年厄内斯特·琼斯着手为英美国家的读者创办《国际精神分析杂志》。

[2312]阿德勒，1907年。

[2313][“好像”和“难懂的话”这两个词都曾经在阿德勒的著作中显要地出现过。]

[2314][见《释梦》（1900a）第六章第一节，标准版，第5卷，第490页。]

[2315][从疾病中原发性获益（primary gain）和继发性获益（secondary gain）的全面讨论，将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4讲中找到。]

[2316][“男性抗议”一词是阿德勒在1910年纽伦堡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的一篇论文《生活与神经症中的心理雌雄同体》中提出来的。论文摘要发表在《精神分析学与精神病理学年鉴》（1910）第2期，第738页，论文的全文发表在《医学进展》杂志上，（1910）第28期，第486页。]

[2317][弗洛伊德在他的论文《“孩子挨打”：写给性变态起源的研究》（1919e），标准版，第17卷，第200页的结尾部分，以更长的篇幅论述了阿德勒对压抑的解释——关于对自恋的“男性抗议”的讨论将在英文版发现（第92页）。]

[2318][参见《自我和本我》（1923b）第三章。]

[2319][参见弗洛伊德在1915年给《性学三论》（1905d）的第三篇论文第四节补加的一个脚注，标准版，第7卷，第219页以下。]

[2320][“leotlime”（指导路线）是阿德勒常用的一个术语。]

[2321][这个说明在1915年弗洛伊德给《性学三论》的第二篇第五节补加的一段话里重复过，标准版，第7卷，第195页。在他后来的关于区分两性的（1925j）论文中做了更正。]

[2322]

[2323]

[2324][参见1914年给《释梦》增补的一个脚注（标准版，第5卷，第579～580页）。]

[2325][保罗·杜博瓦（Paul Charles Dubois，1848～1918）]是伯尔尼市的神经病理学教授，20世纪初由于他用“劝导法”（persuasion）治疗神经症而有些名气。

[2326]我知道有些反对意见是利用病人的叙述，因此我将特地说明，向我提供情况的这个人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完全能形成判断。他是完全自愿向我提供这个情况的，我未经他的同意就利用了他转达的信息，因为我不能容许精神分析的技术有任何权力要求得到医学判断的保护。

[2327][见《释梦》（1900a），标准版，第5卷，第348页。]

[2328][弗洛伊德曾在《论释梦的理论和实践》（1923c）中的第七节对这一段的这个主题以更长的篇幅进行了讨论。也请参见1925年他给《释梦》（1900a）第六章（一）加上的一个脚注，标准版，第5卷，第506～507页。]

[2329][这个格言在弗洛伊德《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一书的第二章第八节的一个脚注中被引用过。]

[2330]第二个假设见第四章。——中译者

[2331]该精神结构的最古老的部分在整个一生中都是最为重要的，进而精神分析的考察就开始于此。

[2332]富有创见的作家已经想象出了此类的东西。但是，像这样的东西，我们不是从生命体的实际历史得到了解的。

[2333]有关基本的力量或本能的这一图景，尽管一直引起分析家的许多反对，但早已为亚克拉格斯（Acragas）的哲学家恩培多克勒所熟知。

[2334]参见这样的提法，人是来自一种哺乳动物，该哺乳动物在5岁时就达到了性成熟。但是，某些主要的外部影响施加到了物种的身上，结果打断了性发展的直接进程。与动物相比，人的性生活的其他变化都可与此相联系——像废除力比多的周期性，在两性关系中利用月经期的作用。

[2335]出现的问题在于，是否满足纯粹的破坏性的本能冲动可以被感受到快乐，是否纯粹的破坏没有任何力比多的混合就会发生。保存在自我之中的死本能的满足似乎并不会产生快感，尽管受虐狂表现出了一种完全与施虐狂相类似的融合。

[2336]早期阴道兴奋的出现常常得到了肯定。但是，问题最有可能出在阴蒂的兴奋——也即与阴茎相似的器官。这并没有妨碍我们把这个阶段描述为阳具欲期。

[2337]一个极端的思想路线认为，有可能建立一种忽略这一基本事实的心理学，美国的行为主义学说是其典型的代表。

[2338]第一个基本假设见第一章。——中译者

[2339][弗洛伊德最早常用来等同于心理能量的一个术语。]

[2340]可以从一个尚未受委任的官员的行为看到相似的东西。他平静地接受来自上级的惩罚，但却把他的愤怒发泄到他碰到的第一个无辜者身上。

[2341]在俄狄浦斯传说中，阉割也有一席之地。以梦为证，俄狄浦斯发现自己的罪行之后而盲目地处罚自己，就是对阉割的象征性替代。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种系发生的记忆痕迹可以解释该威胁的特别可怕的作用——这一记忆痕迹来自于史前的原始家庭。当时，如果儿子作为同一妇女的竞争者而给父亲造成了麻烦的话，妒火中烧的父亲实际就要夺去他儿子的生殖器。割礼这一原始的习俗是对阉割的另一象征性的替代，它也只能被理解为是顺从父亲意志的表达（参见原始人的青春期仪式）。上述的民族当中和并不禁止儿童手淫的文明当中，那些事件所采取的形式还没有得到过考察。

[2342]威廉·莎士比亚的名字很可能是个假名，背后隐匿了许多未知的谎言。牛津的伯爵爱德华·迪·维尔，被认为正是莎士比亚著作的作者。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便失去了他所敬爱的和所钦佩的父亲，而他完全遗弃了他的母亲，因为母亲在丈夫死后很快又订了婚。

[2343]见《释梦》（1900a），第六章第一节，标准版，第5卷，第506～507页注。

[2344]见《释梦》（1900a），第六章第一节，标准版，第5卷，第506～507页注。

[2345][见《论潜意识》（1915e）的第四节。]

[2346][兴奋的“数量”和“限制”的概念，在弗洛伊德的全部作品中比比皆是。在早期写的《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1895]）中可以找到或许是对这些概念的最详细的讨论。特别请参见在那本书的第三部分，第一节靠近结尾处，对“限制”这个术语所做的长篇讨论。也请参见第34页（指标准版第18卷页码，下同——中译者）及以下。]

[2347][这个观点在第63页被再次提到，而且在《受虐狂的节制问题》（1924c）中又进一步做了阐发。]

[2348][参见《科学心理学设计》第一部分第八节的末尾——在这里，“审美的”这个词是在“与感觉或知觉的关系”的旧有的意义上使用的。]

[2349][“恒常性原则”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弗洛伊德从事心理学研究之初。布洛伊尔在《癔症研究》（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年）他的理论部分第二节末尾（以半生理学的术语）详细讨论了这条原则，这是对此所做的最早公开发表的讨论。在这本书中，布洛伊尔将其定义为“一种保持大脑皮层内部兴奋恒定不变的倾向”。他在同一段话中指出，该原则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其实，弗洛伊德本人在此前更早时便简略提到过一两次这个原则，虽然这些内容在他去世之后才发表。（见弗洛伊德，1941a[1892]，以及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940[1892]。）在《科学心理学设计》一书的开始，弗洛伊德以“神经惰性”为名也对这个主题做了长篇讨论。]

[2350][见《对心理活动的两个原则的系统论述》，弗洛伊德，1911b。]

[2351][1925年增注]毫无疑问，基本的要点是，快乐和不快乐，有意识的感受，都与这个自我有关。

[2352]参见弗洛伊德、费伦茨、阿伯拉罕、西梅尔和厄内斯特·琼斯（1919）关于精神分析和战争神经症的讨论。[弗洛伊德对此提供了一个导言（1919d）。也请参见他去世后出版的“对战争神经症实施电疗的报告”（1955c[1920]）]

[2353][在德文中是“Schreck”、“Furcht”和“Angst”。]

[2354][确实，弗洛伊德远远没有始终坚持他在这里所做的区分。他经常使用“Angst”这个词来表示一种恐惧状态，却没有提及未来。在这一段话里，他开始勾画在《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d）所做出的区分，这就是，把焦虑视为对创伤性神经症的一种反应——或许等同于在这里所谓的“惊恐”——和把焦虑视为这种事件临近时的一种警告信号。也请参见第31页他使用的“对焦虑的准备”这个短语。]

[2355][《癔症现象的心理机制》第一节末尾。]

[2356][这句话的最后15个词是1921年补加的。所有这些内容请参见《释梦》（1900a），标准版，第5卷，第555页以下。]

[2357]以后的进一步观察完全证实了这种解释。有一天，这个孩子的母亲出门几个小时，回来时她听到孩子发出“哦……宝贝儿”的问候声，最初她很难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但是，结果不久便出来了，在这段漫长的孤独的时间里，这个孩子发现了一种使自己消失的方法。在那面长长的几乎接近地面的镜子里，他发现了自己的镜像，这样，他趴在镜子前面的地上，就能使他的镜像“走开”。[对这个故事的进一步提及可在《释梦》中发现，标准版，第5卷，第461页注。]

[2358]当这个孩子5岁零9个月的时候，他的母亲死了。现在，她真的“走开”了（“哦……嗬”），这个小男孩并没有表现出悲伤的迹象。确实，在这段间隔的时间里，他的母亲又生了另一个孩子，这引起了他最强烈的忌妒。

[2359]参见我对歌德的章年回忆所做的注解（1917b）。

[2360][在弗洛伊德去世后出版的论文《戏剧中的变态人物》（1942a）对这个观点所做的详尽研究。这篇论文很可能写于1905年或1906年。]

[2361]参见我的论文《回忆、重复和逐步突破》（1914g）。[在这同一篇论文中可以找到早期所提到的“强迫性重复”，这是本书所讨论的一个主要的主题。（也请参见前面编者注。）——在下面几行中在特殊意义上所使用的“移情性神经症”这个术语，在这篇论文中也出现了。]

[2362][把自我看作是具有某些功能的一个连贯的结构，这个看法似乎可追溯到弗洛伊德的《科学心理学设计》。例如，参见该书第一部分第十四节（弗洛伊德，1950a）。在《自我与本我》（1923b）中这个主题又被提出来并得到发展。尤其是参阅第一章结尾和第二章。]

[2363][这句话的目前这种形式可追溯至1921年。在第1版（1920）中是这样写的：“或许自我的很大一部分本身就是潜意识的；可能只有它的一部分能被‘前意识’这个术语来涵盖。”]

[2364]对抵抗之来源的一个更全面和略有不同的说明可以在《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b）第十一章中找到。

[2365][1923年增注]我已在别的地方论证过（1923c），有助于强迫性重复的东西是治疗中的“暗示”这个因素——就是说，病人对医生的顺从，这种顺从深深地植根于他的潜意识的父母情结中。

[2366][参见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4讲的开头，对“三个愿望”的童话所做的比喻性的使用。]

[2367][这个句子是1921年补加的。]

[2368][参见C.G.荣格对这个主题所做的恰当说明（1909）。]

[2369][在1923年以前，这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强迫性重复本来是自我召唤来提供帮助的，就像它依附于快乐原则那样。”]

[2370][见弗洛伊德《释梦》（1900a），标准版，第5卷，第610页以下，以及《论潜意识》（1915e），第二节。]

[2371][知觉系统（the perceptual system）是弗洛伊德在《释梦》中第一次进行描述的（标准版，第5卷，第536页以下）。在后来的一篇论文中（1917d）他论证说，知觉系统与意识系统是一致的。]

[2372]以下的内容是完全建立在布洛伊尔的观点基础上的，这是他对《癔症研究》的理论贡献的第二节中提出的观点（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弗洛伊德本人在《释梦》，标准版，第5卷，第538页，对这个主题进行了讨论，而且以前在他1895年（1950a）的《科学心理学设计》第一部分第三节中做过全面考虑。后来在他的论文《关于“神秘的拍纸簿”的说明》（1925a）又重新讨论了这个问题。]

[2373][标准版，第5卷，第538页。]

[2374][这一段话在《科学心理学设计》的第一部分第三节的后半部分就已经做了预见。]

[2375]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见布洛伊尔的理论贡献的第二节，特别是在这一节开始的那个脚注。也请参见第8页脚注①。]

[2376][参见《科学心理学设计》，第一部分，第五节和第九节。]

[2377][见《论潜意识》（1915e）第五节。]

[2378][弗洛伊德在他的《关于“神秘的拍纸簿”的说明》（1925a）这篇论文的结尾，再次讨论了时间这个观念的起源。这篇论文还包含着对“抵御刺激的保护层”所做的进一步讨论。]

[2379][参见《科学心理学设计》第一部分第十节的开始部分。]

[2380][参见《科学心理学设计》第一部分第四节的后一部分。]

[2381]参见《本能及其变化》（1915c）[和《科学心理学设计》第一部分第六节]。

[2382][参见《非贯注系统的兴奋不受影响的原则》（1917d），在弗洛伊德对此进行讨论的靠近结尾的一个脚注。]

[2383][参见第13页的注释。]

[2384][见《释梦》（1900a），标准版，第5卷，第557页；以及弗洛伊德《论释梦的理论与实践》（1923c）第九节。]

[2385]括号中的这个短语在1923年是用“不是潜意识的”来代替的，这几个词出现在早期的版本中。

[2386]见我对《精神分析和战争神经症》所写的导言（1919d）。

[2387]参见我在别的地方[《性学三论》，标准版，第7卷，第201～202页]对摇摆和铁路旅行的作用所做的说明。

[2388]参见我的《论自恋》（1914c）的论文[第二节的开始]。

[2389]参见我的《释梦》第七章[标准版，第5卷，第588页以下]。也请参见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布洛伊尔的理论贡献的第二部分）。

[2390][在这里以及在下一段开始使用的“本能的”一词德文是“Triebhaft”。“Trieb”这个词比英文的本能“instinct”一词含有更多的紧迫感。]

[2391][参见弗洛伊德在论诙谐的那本书的第七章第六节的末尾所做的一些说明。]

[2392][最后这6个词是1921年补加的。]

[2393]我毫不怀疑，关于“本能”性质的类似观点已经多次提出过了。

[2394][这个句子的后半句话是1921年补加的。]

[2395][1925年增注]读者不应该忽略这个事实，以下的内容是一种极端的思想路线的发展。以后，在考虑性本能时，人们就会发现适用于它的一些必然的局限性和更正。

[2396][在1925年以前的版本中，下面的脚注是这样写的，“以下是对自我保存本能的这个极端观点的一种更正。”]

[2397][1923年增注]但是，我们也只能把朝向“进步”和朝向更高发展的一种内部冲动归因于它们本身啊！[见第42～43页]

[2398][1925年增注]应该根据上下文来理解，“自我本能”这个术语在这里是一种暂时的描述，而且是从精神分析的最早期术语中派生出来的[见第50～51页和第61页]。

[2399][这5个词从1921年起就是斜体的。]

[2400]费伦茨（1913，第137页）沿着不同的路线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如果追究这种思想的逻辑结论，人们就一定会使自己熟悉这种观点，有一种趋向保存和回归的倾向也支配着有机体的生命，而这种要求进一步发展、适应等等的倾向，只有在受到外界刺激时，才会变得活跃起来。”

[2401]《浮士德》一书中梅菲斯托弗勒斯说的话，第一部，第4场。

[2402][这一段话是1923年增补的，这是对下一章将要讨论的爱欲的说明所做的预见，第50页以下。]

[2403][在下面的内容中。弗洛伊德似乎使用的是“单细胞生物”（protista）和“原生动物”（protozoa）这两个术语，好像并不是指单细胞有机体。英译本遵循的是原文。]

[2404][这是这个术语第一次发表出来。]

[2405][引自席勒《墨西拿的新娘》，I，第8页。]

[2406]参见哈特曼（1906）、利普许茨（Lipschütz，1914）和多弗莱因（Doflein，1919）。

[2407]对此以及下面的内容，请参见利普许茨（1914，第26页和第52页以下）。

[2408]叔本华（1851；许布舍尔主编《叔本华全集》，1938，第5卷，第236页）。

[2409][这个句子是1921年补加的。]

[2410][例如，在弗洛伊德《视觉的心因性障碍》（1910i）的论文中对这种对立所做的说明。]

[2411][弗洛伊德在《论自恋》（1914c）这篇论文中对这个观点做了详细说明，见第一节。但是，在《自我与本我》（1923b）第三章靠近开始的地方，他后来写了一个脚注，在这个脚注中他更正了这个声明，并把本我描述为“力比多的大储藏库”。]

[2412]参见我的《论自恋》论文（1914c）第一节。

[2413][前面这两个句子是1921年增补的。]

[2414][只在第1版中：“——通过本能的融合，这是借用阿德勒（Adler，1908）使用过的一个术语”。]

[2415][在1905年的《性学三论》第1版中已经这样认为了（标准版，第7卷，第157页以下）。]

[2416][这是对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1923b）第四章中讨论的本能的“混合”所做的预见。]

[2417]参见我的《性学三论》（1905d）[标准版，第7卷，第158页]和《本能及其变化》（1915c）。

[2418]这些推测的相当大一部分已经在一篇很有意义和有趣的论文中被萨比纳·斯比尔赖恩（Sabina Spielrein，1912）预见到了，但遗憾的是，这篇论文在我看来并不完全清楚。他把性本能的施虐成分描述为“破坏性的”。A.斯塔克（A.Stärke，1914年）曾再次尝试把力比多概念本身和趋向死亡的一种冲动的生物学概念（这是在理论基础上做出的假设）等同起来。也请参见兰克（Rank，1907）。所有这些讨论，就和本书中的讨论一样，都证明，需要澄清这个至今尚未澄清的本能理论。——[弗洛伊德本人后来对破坏性本能的讨论在《文明及其缺憾》的第六章（1930a）。]

[2419]见以上引用的利普许茨的说明（1914）。

[2420]涅槃原则，佛教用语，指人们所幻想的超脱生死的境界，也用作“死”的代称。在这里是弗洛伊德的借用语，指死的本能使人恢复到无生命的永寂状态。——中译者

[2421][参见第7页以下。全部的主题在《受虐狂的节制问题》（1924c）中都做了进一步的考虑。]

[2422]虽然魏斯曼（1892）也否认这些优势：“受精绝不相当于一种返老还童或生命的更新，它的出现也不一定是为了延长生命：它只不过是一种安排，使两个具有不同遗传倾向的结合成为可能。”[英译本，1893，第231页。]但是，他相信，这种结合往往导致这种有机体的变异性增加。

[2423][乔威特（Jowett）的译文。1921年增注]我必须感谢维也纳大学的海恩里希·戈姆佩尔茨（Heinrich Gomperz）教授，他对柏拉图神话的起源做了如下讨论，我用他自己的话对此做部分的重复。值得注意的是，基本上同样的理论已经在《奥义书》中发现。因为我们在《婆哩呵陀阿兰诺迦奥义书》的第一、三、四章[马克斯·缪勒的译本，第2卷，第85页以下]，在那里描述了世界从自我（Atman）中的起源：“但是，他并没有感到任何快乐。”因此，一个孤独的人是不会感到快乐的。他希望能有第二个人。他就像一个男人和妻子在一起时那么庞大。然后，他把他的自身（Self）分成两部分，于是产生了丈夫和妻子，因此雅格纳吠库阿（Yagnavalkya）说：“我们两个这样（我们每个人）就像半个贝壳”，所以，那个中间的空档就被妻子填满了。《婆哩呵陀阿兰诺迦奥义书》是所有（奥义书）中最古老的，没有一个老资格的权威确定它的年代晚于公元前800年。和流行的意见相反，对于断然否认柏拉图的神话可能来源于印度，即便仅仅是间接地，我是很犹豫的，因为在关于轮回的学说中也不可能排除类似的可能性。但是，即便这种（首先是通过毕达哥拉斯）渊源关系得以确定，这两种思想系列之间的一致性的意义也几乎不可能被祛除。因为，除非里面包含着真理的成分使柏拉图感到震惊，否则他就不会采纳这个故事，这是通过某种东方的传统而传播给他的一个故事——更谈不上给他以如此重要的地位了。在一篇致力于系统考察柏拉图时代之前的这种思想路线的论文中，齐格勒（Ziegler，1913）把它追溯到起源于巴比伦人。[弗洛伊德已经在他的《性学三论》中谈到了柏拉图的这个神话，标准版，第7卷，第36页。]

[2424]我想在此附上几句话来说明一下我们的术语，这是一些已经在这本著作的叙述过程中经历了一些发展的术语。我们开始认识到，所谓“性本能”，我们是通过它们和性的关系以及和生殖功能的关系来认识的。当精神分析的发现迫使我们把它和生殖的关系加以削弱的时候，我们仍然保留了这个术语。随着自恋力比多这个假设的提出，和把力比多概念扩展到个体细胞，性本能对我们来说，就变成了迫使生物的各个部分趋向一体、并合在一起的爱欲（Eros）；通常所谓性本能，被我们看作爱欲的一部分，似乎指向的是对象。于是，我们的推测便假定，这个爱欲从生命一开始就起作用了，作为与“死的本能”截然不同的“生的本能”而表现出来。死的本能是通过无机物发展而来的。这些推测寻求通过假设，这两种本能（对这些倾向我们当时还没有更多的认识）从一开始就相互斗争，来解开生命之谜。[1921年增补]或许要遵循这些转变并不那么容易，“自我本能”就是由此而发生转变的。最初，我们把这个名称用于一切本能倾向，这些倾向可以和指向某一对象的性本能区分开；我们使自我本能和性本能形成了对立，性本能的表现形式就是力比多。后来我们对自我做了深入的分析，并且认识到，“自我本能”的一部分也具有力比多的性质，并把主体自己的自我作为一个对象。因此，这些自恋的自我保存本能现在只好包含在力比多的性本能之中。自我本能和性本能之间的对立，现在变成了自我本能和对象本能之间的对立，实质上都具有力比多性质。但是，在这里又出现了力比多（自我和对象）本能和其他本能之间的对立，其他本能的存在可以在自我中确定，或许实际上还能在破坏性本能中被发现。我们的推测把这种对立变成了生的本能（爱欲）和死的本能之间的对立。

[2425][参见第8页。弗洛伊德在他的《科学心理学设计》中已经对这些问题有所涉及，例如，在第一部分第八节和第三部分第一节。]

[2426][这是吕克特（Rückert）翻译的哈里里的《马卡梅韵文故事》中的一首名为“双盾”的诗的最后两行。弗洛伊德在1895年10月20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弗洛伊德，1950a，信32）中也引用了这两行诗。]

[2427][“群体”（Group）在本书英译本中都被用作涵义极为广泛的德语“Masse”一词的同义词。作者用这后一词既指麦独孤（McDougall）的“group”，又指勒邦（Le Bon）的“foule”——此词在英文中更自然地被译成“crowd”。然而，为了使用法统一，我们在这里也宁愿选择“group”，甚至在摘录勒邦英译本时用“group”取代“crowd。”]

[2428][这些术语原文用的就是英语。]

[2429][这里以及下面的引文来自英译本。]

[2430][正如在1940年德文版的脚注中指出的那样，“意识”这个词在法文原版中是“inconscients”。勒邦的英译本用的是“unconscious”，但弗洛伊德引用的德文译本是“bewusster”（“conscious”）。]

[2431][英译本用的是“我们自己忽视的”——这是法语词“ignorées”的误解。]

[2432]在勒邦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存在着某些差别，因为他的潜意识概念与精神分析所采纳的概念不完全一致。勒邦的潜意识更特别地包含种族心灵最深隐藏的特征——事实上属于精神分析的范围之外。我们的确认识到，自我的核心——它包含人类心灵的“远古遗产”——是潜意识的；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区分了“被压抑的潜意识”——它源起于那种远古遗产的一部分。这种被压抑的东西的概念在勒邦那里是看不到的。

[2433]试比较席勒的两行诗：“独处的人还算机灵敏锐；而在群体中他简直就是个傻瓜。”

[2434]“潜意识”在这里被勒邦在描述的意义上正确地使用，它不只是意味着“被压抑的”。

[2435]试比较我的《图腾与禁忌》（1912～1913）中的第三篇论文[标准版，第13卷，第85页以后]。

[2436]在梦的解释——我们对潜意识心理生活最好的认识的确得益于它——中，我们遵循一条技术性的规则：不理会梦的叙述中的怀疑和不确定，而把显梦的每一元素当作是相当确定的。我们把怀疑和不确定归之于稽查的影响——梦的工作亦受这种稽查的支配。我们假定，原发的梦念不了解作为批判过程的怀疑和不确定。它们像任何别的东西一样，当然作为导致该梦的日间残迹内容的一部分而呈现出来[见《释梦》（1900a），标准版，第5卷，第516～517页。]

[2437]这种每一情绪的同样极端和无限制的强化，也是儿童情感生活的一个特征，它也表现在梦生活中。由于在潜意识中单一情绪的分离，白天的稍微一点恼怒在梦中就会表现为希望冒犯者去死，或者诱惑的迹象在梦中可能会刺激一场犯罪行动的描绘。汉斯·萨克斯（Hanns Sachs）就这点曾做过适当的评论：“如果我们在意识中看由当下（真实）情境的梦所告诉我们的某些东西j我们应该不至于吃惊地发现，我们在放大的分析镜下所看见的庞然怪物业已证明是小小的纤毛虫。”[《释梦》（1900a），标准版，第5卷，第620页。]

[2438]例如，在幼儿那里，对他们最亲近的人的矛盾的情感态度长期并行存在，矛盾着的任一方不妨碍另一方，也不与之相对立。如果最终二者之间的冲突爆发了，它常常是通过儿童改变对象并且把矛盾着的情感的一方移置到一种替代物上而得以解决。成人神经症的发展史也表明，被压制的情绪可能经常长时间地存在潜意识甚或意识的幻想中——自然起作用的内容会直接与某种支配性倾向相抵触，然而这种对立并不导致自我反对它已否定的东西的任何行为。该幻想相当长时间地得到宽容，直到突然某一天，通常是由于幻想的情感贯注的增加，幻想与自我之间的冲突爆发了，随之带来所有通常的后果。在儿童发展成成熟成人过程中，他的人格愈益广泛地整合，分离的本能冲动与他独立地增长起来的目的性倾向愈益协调。性生活领域的类似过程早就为我们所知：所有的性本能协调成确定的生殖组织《性学三论》，1905d[标准版，第7卷，第207页]。而且，自我的统一易于产生像由许多熟悉的例子——诸多科学家保持对《圣经》的信仰的例子——以及其他相似的情况所显示的力比多冲突——[1923年增注]自我后来分裂的各种可能的方式构成心理病理学中特别的一章。

[2439][见《图腾与禁忌》（1912～1913），标准版，第13卷，第54～57页。]

[2440]参见克拉斯科维克（Krašckovic）1915年的著作。

[2441]参见莫德（Moede）1915年的著作。

[2442]《和平与战争中的民众本能》（1916）。

[2443][1923年增注]我不同意汉斯·克尔森（Hans Kelsen）在1922年[对本著]的其他方面算是有见地的和敏锐的批评。他说，为“群体心理”提供这种组织化指称着群体心理的本质——即是说，意味著把个体心理过程的独立性归属于群体心理。

[2444][参见弗洛伊德“小汉斯”（1909b）病历中的某些评论，标准版，第10卷，第12页。]

[2445]康拉德·里希特（Konrad Richter）：《德国人S.克利斯朵夫》。

[2446][1925年增注]遗憾的是，这一工作并没有得到实现。

[2447]“虽然我用人和天使的语言说话，但我没有爱，我变成像只会发出响声的铜管，或者是一个丁零响的镲钹。”

[2448][习语“为了他们”的意思，从字面上来看是“为了爱他们”——在弗洛伊德《性学三论》（1905d）第4版的几乎同年代的序言中，可以看到与以上最后三段表述相似的思想。标准版，第7卷，第134页。]

[2449][1923年增注]在群体中，“稳定的”和“人为的”属性似乎是相符的，或至少是紧密联系的。

[2450][即在有关心理力量（psychical forces）的定量分布上看。]

[2451][按弗洛伊德的愿望，这一段在1922年的英译本中是作为脚注排印的。然而，既在1922年之前又在此之后它都出现在所有德语版的正文中。]

[2452]参见我的《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5讲。[也还可以参见《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

[2453]试比较贝拉·冯·费尔采齐（Béla von Felszeghy）有趣但有些过于想象化的论文《恐慌和泛情结》（1920）。

[2454][作者是盖伊·索恩（C.兰杰·古尔）的笔名]该书在1903年出版之时曾极为畅销。

[2455]试比较费德恩（Federn）在他《没有父亲的社会》（1919）中解释废除君主的家长制权威之后的类似现象。

[2456]“一个寒冷的冬天，一群豪猪互相紧紧地拥挤在一起，以便得益于彼此的体温并免于冻死。但它们很快感到彼此的刺扎得痛，又不得不再次分开。当取暖的需要使它们再聚拢时，第二次刺痛又发生了。以至于驱使它们聚拢和散开来回折腾，直到它们发现一种最能忍受的适中距离。”（《附录和补遗》第二部分，第31页，“比喻和寓言”。）

[2457]也许母亲与儿子的关系属于唯一的例外，它是以自恋为基础的，不被随后的竞争所干扰，并且被性对象选择的初期尝试所强化。

[2458][在德文第1版中，最后这句话是“它最初不得不被压抑所排除”。在1923年被改正了。]

[2459][参见弗洛伊德（1930a）的第五章《关于微小差异的自恋》。]

[2460]在近期出版的《超越快乐原则》[1920g，本卷第53页以下]中，我试图把爱和恨的两极性与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之间的对立这一假设联系起来，并确立性的本能是前者即生的本能的最纯粹的例子。

[2461]参见我的《论自恋》（1914c）的文章。

[2462][参见弗洛伊德《性学三论》（1905d 第三篇第五节）。]

[2463][弗洛伊德在《释梦》（1900d）第四章和《悲伤与抑郁症》（1917e）中讨论过——尽管不怎么详细——认同作用。在给弗利斯复信（如在1897年5月31日的草稿N）中，已经触及这一论题（弗洛伊德，1950a）。]

[2464][参见弗洛伊德《论自恋》的第二节（1914c）。]

[2465]参见我的《性学三论》（1905，[标准版，第7卷，第198页]）以及阿伯拉罕1916年的著作。

[2466][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1923b）第三章讨论过“完整的”俄狄浦斯情结，既包括“阳性的”形式，又包括“阴性的”形式。]

[2467]参见我的《一例癔症分析片断》（1905e，[标准版，第7卷，第82～83页]）。

[2468][参见弗洛伊德关于达·芬奇（Leonardo）的研究的第三章。有关同性恋发生的其他机制见第158页以下及第231页以下。]

[2469]见马尔库斯茨维采（Marcuszewicz）1920年的著作。

[2470][弗洛伊德习惯上用“忧郁症”（melancholia）一词表达现在被称为“抑郁症”（depression）的那些状态。]

[2471]参见《悲伤与抑郁症》（1917e）。

[2472]参见我《论自恋》的文章（1914c）和《悲伤与抑郁症》（1917e）。

[2473]参见我《论自恋》的论文第三节。

[2474]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取自病理学的这些例子没有穷尽认同作用的性质，结果我们留下群体形式的部分之谜尚未触及。在这点上不得不介入更为基本的和复杂的心理学分析。从借助模仿的认同作用那里，一条道路导致感情移入，即理解我们能够对他人的心理生活采取任何态度的机制。而且，在现存的认同作用的表现形式中，仍然有许多待解释的东西。这些尤其致使一人限制他对自己与之认同的人进行攻击，致使他宽恕他们，给他们提供帮助。这种认同作用的研究——像（例如）构成氏族感情根源的那种认同作用的研究一样，致使罗伯逊·史密斯（Robertson Smith，《血缘与婚姻》，1885）做出惊人的发现，它们依赖于承认[由该氏族成员]拥有的共同实体，因而甚至可能被共同吃一种饭创造出来。这一特性使得把这类认同作用与我在《图腾与禁忌》中构造的早期人类家庭史联结起来成为可能。

[2475]参见我的《性学三论》。

[2476]《论性爱领域最普遍的衰退趋势》（1912d）。

[2477][参阅弗洛伊德的论文《论自恋》第三部分开头的一段话（1914c）。]

[2478][弗洛伊德在论文《处女的禁忌》（1918a）开头部分讨论过爱的“屈从”。]

[2479][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1905d）第一篇的一个脚注以及他《论心理治疗》（1905b）的论文中，已经提出了这一观点。标准版，第7卷，第150页，以及296页。]

[2480][参见弗洛伊德（1917d）。]——[1923年增注]然而，这种功能归属于自我理想是否合理，似乎还存在着疑问。这一点需要详尽的讨论。[见《自我与本我》（1923b）第三章开头的脚注，在那里，此功能明确地被归属于自我。]

[2481][这个词在原文中用的是英语。]

[2482]见《超越快乐原则》。

[2483][最后几个词原文是英语。]

[2484][“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2b）。]

[2485]参见我的《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5讲中关于焦虑的论述。

[2486]《图腾与禁忌》（1912～1913）[在第四篇论文中，弗洛伊德用“部落”一词表示相对较少的人群]。

[2487]我们刚才所描述的我们人类的普遍特征尤其也适用于原始部落。个人的意志太脆弱，他没有胆量付诸行动。除去群体的冲动外，无论什么冲动都不存在；仅仅存在共同的意志，不存在强化。观念的这种微弱性可以通过部落所有成员共有的情绪联系力而得到解释。但是他们生活环境的相似性以及缺乏任何私有财产，有助于决定他们个人心理活动的统一性。正如我们从儿童和士兵那里所观察到的那样，甚至在排泄功能方面也不排除活动的共同性。性活动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例外，在这里，第三者至多是多余的，在严重的情况下，会被谴责为一种痛苦期待的状态。关于（生殖满足的）性需要对群居性的反作用，请参阅下面的论述。

[2488]或许也可以这样假定，当这些儿子被他们的父亲驱逐和隔开时，他们从彼此认同发展到同性的对象爱，并以这种方式赢得了杀死父亲的自由。[参见《图腾与禁忌》。]

[2489]参见《不可思议性》（1919h）。

[2490]见《图腾与禁忌》[第二篇论文]及那里所引用的材料。

[2491][分散注意力作为诙谐技巧的一部分在弗洛伊德《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第五章后半部分详细地讨论过。这种机制在“思想转移”中起作用的可能性下面将会述及。但弗洛伊德最早提及这一观点可以在《癔症研究》最后一章看到。接近这一章第二部分的开头，弗洛伊德提出用这同一种机制作为可能部分地解释他的“压力”（pressure）程序的效用。]

[2492]尽管被催眠者有意识地专注于单调而乏味的知觉，但他的态度却潜意识地指向催眠师，这种情况与精神分析治疗中发生的事件是类似的。在这里应该提一下。在每一分析过程中，至少出现一次这样的时刻：病人固执地坚持说，他的头脑中此刻肯定没有出现任何东西。他的自由联想停止了，通常使得联想活动起来的各种刺激不再有效。如果分析家一再坚持，最终诱使病人承认，他正在想到诊室窗外的景色，或他眠前的墙纸、或者吊在天花板上的汽灯。于是我们立刻知道，他进入了移情状态，他被沉浸在与医生有关的仍然是无意识的思想中。一旦我们给他做出这种解释，我们就立刻看到病人联想的阻碍消失了。

[2493]在我看来似乎值得强调这样一个事实：这部分的讨论致使我们放弃伯恩海姆的催眠概念，而回到早期朴素的概念。根据伯恩海姆的观点，所有催眠现象可追溯到暗示的因素，而暗示因素本身是不能再进一步解释的。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暗示是催眠状态的部分表现，而催眠则牢固地建立在一种预先倾向之上，这种倾向从人类家庭的早期史开始就续存于潜意识之中。[弗洛伊德在他给伯恩海姆论这一主题的书的译本序言（1888～1889）中，就已经表达了对伯恩海姆观点的怀疑。]

[2494]《悲伤与抑郁症》（1917e）。

[2495]《图腾与禁忌》。

[2496]特罗特把压抑追溯到群居本能。当我在《论自恋》的文章[1914c，接第三部分的开头]中说“对自我来说，一种典范的形成常常是压抑的条件性因素”时，这只是把他的观点转换成另一种表达形式，而不是与之相矛盾。

[2497]参阅阿伯拉罕1912年的著作。

[2498]更确切地说，指向对象的责难和攻击把自己隐匿在指向主体自己的自我的责难后面，致使它们带上抑郁症患者的自责所特有的那种固执、顽强和迫切。

[2499][在《自我与本我》（1923b）中的第五章，可以看到有关抑郁症的进一步讨论。]

[2500][席勒剧本第6幕。]

[2501]此处以下所写的东西受惠于与奥托·兰克交换意见。[1923增注]也见兰克1922年的著作。[这一段可与《图腾与禁忌》第四篇第五、六和七节联系起来进行阅读。]

[2502]参见汉斯·萨克斯1920年的著作。

[2503]在这一简短的叙述中，我没企图用存在于传说、神话、童话和风俗史等中的任何材料支持这一理论构造。

[2504]参见我的《性学三论》（1905d）。

[2505]憎恶的感情在其构成中无疑要更复杂一些。[然而在第1版中，这个脚注是：“在其构成上更复杂一些的憎恶感情，对这一规划概莫能外。”]

[2506][什么，您也会说希腊话？噢，对不起，求求您，为了对希腊的爱，请吻我。Lesfemmes savantes，Ⅲ，5。]

[2507][参见弗洛伊德（1912d）。]

[2508][参见弗洛伊德（1910d）第二部分的开头。]

[2509]参见《图腾与禁忌》第二篇的结束。

[2510]参阅我的《性学三论》（1905d）。

[2511]一个译本发表于第二年的《国际精神分析杂志》4（3），第367页。（本论文读本的日期在那里误印为“9月25日”。）在这里重印的是略加改变过的。

[2512]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同上，第18卷，第20页）中，这两个术语似乎在定义上是相同的。

[2513]此为标准版第19卷页码，下同。——中译者

[2514][就是说，不仅是在描述性意义上，而且是在动力学意义上。]

[2515]实际上，弗洛伊德在他的第二篇论文《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6b）的开场白中就已经把心理的防御机制视为“潜意识”的。

[2516]从一开始就对选择一个英文同义词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最后决定用“本我”比用“它”（it）更好些，这样可以和早就确定下来的“自我”（ego）相平行。

[2517]在本文发表之后，“Ucs.”这个符号便消失了，除了很久以后在《摩西与一神教》（1939a）第三章的第一部分（五）出现过一次，非常奇怪的是，它是在“描述的”意义上使用的。弗洛伊德继续把“潜意识”这个术语用做“本我”的同义词，尽管越来越不常用。

[2518]在标准版的几处地方这个意义似乎都是需要的，das Ich被译做“自身”。在《文明及其缺憾》（1930a）第一章的第四段接近开始处有一段话，弗洛伊德本人明确把das Selbst和das Ich相等同。而且，在对梦的道德责任的讨论过程中（1925i，以下第133页），他对德文Ich这个词的两种用法做了明确区分。

[2519]这些缩略语（像“Ucs.”）可追溯到《释梦》（1900a）标准版，第5卷，第540页注。

[2520]琼斯（1957，第305页注）指出，这个术语早先曾被闵斯特伯格（Münsterberg，1908）使用过，他补充说，尽管这是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的，而且弗洛伊德也不可能见过这篇文章。

[2521][标准版，第18卷，第59页。]

[2522][原文是“Bewusst sein”（这两个词）。同样，在《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1926e）的第二章，标准版，第20卷，第197页，“Bewusstsein”是经常使用的德文的“意识”这个词，之所以印做两个词，是为了强调，“bewusst”就其形式而言是一个被动意义的分词——“被意识到的”。英文的“意识”一词既可用做主动的，也可用做被动的；但在这些讨论中却总被视为被动的，参见编者对弗洛伊德《论潜意识》这篇心理玄学论文（标准版，第14卷，第165页）的编者注末尾的一个脚注。]

[2523][例如，参见《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1912g），标准版，第12卷，第262和第264页。]

[2524][在附录一中可以找到对这句话所做的一些评论。]

[2525]至此这一点可以和我的《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1912g）相比较[也请参见《论潜意识》这篇心理玄学论文的第一节和第二节（1915e）]，在这一点上对潜意识的批评所采取的新的转变值得考虑，有些研究者并不拒绝承认精神分析的事实，但却不愿意接受潜意识。他们在这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中找到了摆脱困难的出路，这个事实就是，在意识（作为一种现象看待）要区分发出各种强度或清晰度的等级是可能的。正像有些观念带有鲜明的、强烈的和明确的意识一样，我们也承认另一些只有模糊的，甚至不十分引人注意的意识；有证据表明，正是那些最模糊的意识观念才是精神分析希望把“潜意识”这个不合适的名字运用于它们的那些观念。但是这些观念（论证继续进行）就像其他观念一样，也是有意识的或“处于意识状态”的，如果给予足够的注意，也能引起完全的、强烈的意识。至于用论证来影响对这种既建立在常规基础上，又建立在情绪因素基础上的问题做出决定的可能程度来说，我们可以做出以下评论。关于意识清晰度的等级的参考意见绝不是结论性的，并不比下面这种类似的说法更有明确的价值：“在照明中有这么多等级——从最明亮、最耀眼的光到最暗淡的微光——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根本就没有黑暗这种东西”，或者说“有各种等级的生命活力，因此没有死亡这回事”，这些说法在某种方式上说可能是有意义的，但是就实践的目的来说，它们是无价值的。如果一个人想从中得出某些结论，例如“因此没有必要点灯”，或“因此一切生物都是不死的”，就会发现这一点。进一步说，要包括那些在有意识的概念下所不被注意的东西，就只会对我们所具有的关于心理的一种，并且是唯一的一种直接的、明确的知识造成混乱。一个人对意识固然一无所知，这对我来说毕竟要比潜意识的心理荒谬可笑得多。最后，有人试图把未注意到的东西和潜意识的东西等同起来，这种企图显然没有考虑到所包含的那些动力学条件，而这正是形成精神分析观点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它忽视了两个事实：第一，要对这种未注意到的东西予以足够的注意是非常困难的，且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第二，当这一点达到之后，以前未受注意的思想由于还没有被意识所承认，而往往和意识格格不入，并且往往被意识迅速拒绝。因此，以这种方式逃出潜意识，并躲在很少被注意或不被注意的地方，毕竟只是一种预想的信念的派生物，即认为心理和意识的同一性已经彻底解决了。

[2526][参见《超越快乐原则》（1920g），标准版，第18卷，第19页。]

[2527][这种观点不仅在《超越快乐原则》中，而且早在《论潜意识》（1915e）中就已经做过说明。确实，在第二篇论文《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6b）的开头一句话中就表达了这种含义。]

[2528][见《超越快乐原则》标准版，第18卷，第26页。]

[2529][在《论潜意识》（1915e，标准版，第18卷，第173～176页）的第二节中已对此做了更长篇幅的讨论。]

[2530]见《论潜意识》[标准版，第18卷，第201页以下]。

[2531][参见《释梦》（1900a，标准版，第5卷，第538页）的第七章（二）。]

[2532][这个观点在布洛伊尔对《癔症研究》（1895d，标准版，第2卷，第188页）的理论贡献中得到了表述。]

[2533][弗洛伊德以其病理学发现为基础，在其《论失语症》（1891b）的专题文章中得出了这一结论（同上，第92～94页）。这个观点是以在《论潜意识》这篇论文的附录Ⅲ中重新制作的图表为代表的。]

[2534][参见沃伦冬克（1921）的一本书，弗洛伊德曾为此书写了一篇导言（1921b）。]

[2535][《超越快乐原则》（1920g）标准版，第18卷，第29页。]

[2536][参见《论潜意识》（1915e）第三节，标准版，第14卷，第177～178页。]

[2537]格罗代克《论本我》，维也纳，1923。

[2538]格罗代克自己无疑遵循了尼采的榜样，尼采习惯把这个语法术语同用于我们本性中非人性的东西，可以说隶属于自然的法则的东西。

[2539][请比较一下《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31讲接近末尾处那个略有不同的图。在《释梦》（1900a）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图，而它的前身在1896年12月6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1950a，信52），这些图与功能和结构有关。]

[2540][这个类比是对弗洛伊德在《释梦》（1900a）中的一个梦的联想，标准版，第4卷，第231页。]

[2541][意即，自我基本上是从身体的感觉中派生的，主要是从身体表面产生的那些感觉获得的。因此，可以把它看作是身体表面的一种心理投射，另外，如上所见，它代表心理结构的外观。——这个脚注第一次出现在1927年的英文译本中，其中把它描述为经弗洛伊德认可的。在德文版中并未出现过。]

[2542]最近才有人告诉我一个这方面的例子，其实这是作为反对我对“梦的工作”所做的描述而提出来的[参见《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64页；第5卷，第564页]。

[2543][这个短语已在弗洛伊德关于《强迫性行为与宗教活动》（1907b，标准版，第9卷，第123页）这篇论文中出现过。但是，这个观点在更早期的《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的第一篇论文的第二节中有所预见。]

[2544][对此，第49页以下做了更进一步的讨论。]

[2545][见英文版编者导言，第9～10页，参见《论自恋：导论》（1914c）和《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12c）。]

[2546]除了在把“现实检验”的功能归于这个超我时，我似乎错了之外——这是需要更正的一点。[见《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标准版，第18卷，第114页和注②，以及编者对论梦的心理玄学论文所做的注释（1917d），第14卷，第220页。]如果现实检验就是自我本身的一种任务，这将完全适合于自我同知觉世界的关系。由于知觉—意识系统可以单独被看作是自我的中心，因此，某些从未非常明确形成的关于“自我中心”的较早的建议也需要加以纠正。[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中，弗洛伊德把自我的潜意识方面说成是它的中心（标准版，第18卷，第19页）；在他后来论幽默的论文中，他却把超我视为自我的中心。]

[2547][《悲伤与抑郁症》（1917e）标准版，第14卷，第249页。]

[2548][弗洛伊德讨论性格形成的其他文章的一些参考文献，可在《性格与肛欲》（1908b，标准版，第9卷，第175页）这篇论文末尾的一个编者脚注中找到。]

[2549][参见《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第七章，标准版，第18卷，第105页。]

[2550]用认同作用代替对象选择的一个有趣的类似情况可在原始民族的信仰里和以此为基础的禁忌里发现，被吸收为食物的那些动物的属性成了食用它的人的性格的一部分。众所周知，这个信仰是同类相食的一个根源，它的影响可以通过从图腾宴到基督圣教这一系列用途而继续着。[参见《图腾与禁忌》（1912～1913），这个信仰把结果归之于对象的口唇掌握，事实上在后来的性对象选择情况下确实随之发生了。]

[2551]既然我们已经区分出自我和本我，我们必须把本我是我在《论自恋》（1914c）这篇论文中提到的力比多的大仓库。由于上述认同作用而进入自我的力比多就会引起自我的“继发性自恋”。[这种观点在第46页将做精心阐述]

[2552][在第45页和54页，弗洛伊德又回到了这一段的主题。在第41～42页对本能的融合与解离（the fusion and defusion of instincts）这一概念做了解释。这些术语已在一部百科全书的文章中做过介绍（1923a），标准版，第18卷，第258页。]

[2553]或许说“以父母自居”更合适些；因为在儿童获得关于性别差异的确切知识之前（即有没有阳物），他还无法区别他的父亲和母亲的价值。最近我遇到一位已婚少妇的病例，她的病况表明，在她注意到自己没有阳物之后，她曾认为并非所有的女人都没有，而只有那些她认为低级的人才有；她还认为她的母亲也有阳物[参见《婴幼儿的性器构造》（1923e），下面第145页的一个脚注]——为了简化我的论述，我将只讨论以父亲自居的作用。

[2554][参见《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第七章的开头（1921c），标准版，第18卷，第105页。]

[2555][见《论自恋》（1914c）一文，标准版，第14卷，第87页以下。]

[2556][参阅《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在上述引文中。]

[2557][参阅包含这个主题的论文《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1924d），在这篇论文中弗洛伊德更全面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173页）。]

[2558][俄狄浦斯情结的结果是男孩与女孩的“确切类比”，这种观点在此后不久便被弗洛伊德放弃了。见《两性解剖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1925j）。]

[2559][弗洛伊德对两性并存之重要性的信念由来已久。例如，在《性学三论》（1905d）第1版中，他写道：“如果不考虑两性并存，我认为，我们不可能理解在男人和女人所观察到的实际的性表现。”（标准版，第7卷，第220页）但在更早些时期，我们发现在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弗利斯在这个主题上对他影响颇深），几乎对目前这段话做了预见（弗洛伊德，1950a，1899年8月1日第113封信）：“两性并存！我敢肯定对此你是正确的。而且我已经习惯于把每一种性活动视为四个人之间的一种事件。”]

[2560][在德文版中这个句子是这样写的：“如果我们再次考虑一下我们已经描述过的超我的起源，我们将把它看作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生物学因素的结果：即，在一个人身上长期存在的童年期的无能和依赖，关于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事实，我们已经追溯到由于潜伏期而引起的力比多发展的中断，也追溯到了人的性生活的双重起源。”上文中略有不同的说法是根据弗洛伊德明确指示在1927年的英文译本中插入的。由于某种原因，这一核订没有包括在以后的德文版中。]

[2561][这个观点是费伦茨（1913）提出来的。弗洛伊德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标准版，第20卷，第155页）第十章近末尾处，似乎更明确地承认这个观点。]

[2562][因此，在第24页的图中并不包括超我。不过，后来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的第31讲中的一个图里却给了超我一席之地。]

[2563]我此刻把科学和艺术放在一边不谈。

[2564][参阅《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和《忌妒、偏执狂和同性恋的某些神经症机制》（1922b）。]

[2565][这场战役就是人们通常所知的查龙斯之战（the Battle of Chalons），在公元451年的这场战役中，阿提拉（Attila）被罗马人和维希高斯（Visigoths）打败。威廉·冯·科尔巴赫（Wihelm von Kaulbach，1805～1874）将其作为他的一幅壁画的主题，最初是为柏林的诺伊斯博物馆绘制的。根据可追溯到公元5世纪的新柏拉图学派的达马休斯（Damascius）的一个传说，在这场战斗中，战死的勇士们被描绘为在战场上空的天上继续他们的战斗。]

[2566]见《超越快乐原则》（1920g）。

[2567][弗洛伊德在《受虐狂的节制问题》中又回到了这个主题，第163页。]

[2568][参阅以上第30页，与施虐狂有关的主题随后在《超越快乐原则》，标准版，第18卷，第54页做了提示。]

[2569][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标准版，第20卷，第114页）中，弗洛伊德又重新提起这个观点。]

[2570][关于随后的发展，参见《本能及其变化》（1915c）关于爱与恨之间关系的更早期讨论，以及后来在《文明及其缺憾》（1930a）的第五章和第六章所做的讨论。]

[2571][这个故事是弗洛伊德在其《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中的最后一章讲述的。]

[2572][见附录二对此做的讨论。]

[2573][弗洛伊德对本能的二元论分类法所持的一致性态度，可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标准版，第18卷，第60～61页第六章末尾的一个长脚注中发现，也可在《本能及其变化》（1915c）的编者注中所做的历史概观中发现，标准版，第14卷，第113～116页。]

[2574]事实上，按照我们的观点，正是通过爱欲这个机构，指向外部世界的破坏性本能才从自身发生转向的。

[2575][弗洛伊德关于“性物质”所起作用的观点，可在其《性学三论》（1905d）第三篇文章的第二节中找到。]

[2576]或许可以说，精神分析或心理玄学的自我和解剖学上的自我——即像大脑皮层上的小人一样都是头脚倒置的[见第26页]。

[2577]对精神分析学家来说，和一种潜意识罪疚感的障碍做斗争并不容易。直接同它对抗是不行的，间接的也不行，这是一个揭露其潜意识的被压抑根源的缓慢过程，因而也是把潜意识罪疚感逐渐变成有意识罪疚感的过程。当这种潜意识罪疚感是一种“舶来品”时，——当它是以另一些曾是性欲贯注对象的人自居的产物时，人们就会有一个影响它的特别机会。当罪疚感以这种方式被采纳时，它就常常是被放弃的恋爱关系的唯一痕迹，并且要这样认出它来是根本不容易的（这种过程和抑郁症中所发生的情况相似，这是不会错的）。假如人们能揭露藏在潜意识罪疚感后面的这种从前的对象贯注，那么，治疗的成功就很显而易见了，但是，否则的话，人们努力的后果就丝毫也无法确定。它主要依赖于罪疚感的强度；常常没有类似强度的反作用力能用治疗来反对它。或许它也依赖于分析者的人格是否容许病人把自己置身于他的自我理想中，它包括一种诱惑，使分析者起预言家、救世主和病人的拯救者的作用。既然分析的规则和医生以任何方式利用这种人格完全相反，那么，我们就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这对分析的有效性来说仍是一种局限性；因为精神分析毕竟不是要取消病态反应的可能性，而是无论如何都要给病人的自我决定的使用这种或另一种方法的自由。——[弗洛伊德在《受虐狂的节制问题》（1924c，见第166页）这篇论文中又回到了这个主题，在这篇论文中，他讨论了潜意识罪疚感与道德受虐狂之间的区别。也请参见《文明及其缺憾》（1930a）的第七章和第八章。]

[2578]这个假设显然只是个矛盾现象，它只是表现人的本性在好和坏两个方面都比它所想象的具有更大得多的能量，即比通过自我的有意识知觉所意识到的要大得多。

[2579][对这种观点（连同某些其他参考资料）的全面讨论将在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工作中所遇到的一些性格类型》（1916b，标准版，第14卷，第332～333页）这篇论文的第三部分发现。]

[2580][弗洛伊德在《从整体上对释梦的补充说明》（1925i）中的第二节又讨论了这一矛盾。亦见《受虐狂的节制问题》（1924c）和《文明及其缺憾》（1930a）第七章。]

[2581][参见《论潜意识》（1915e），标准版，第14卷，第188页。]

[2582][参见《对心理活动的两个原则的系统论述》（1911b），标准版，第12卷，第221页。]

[2583][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标准版，第18卷，第48页）中讨论了这些微生物。现在可以把它们描述为“原生动物门”（protozoa），而不是“单细胞生物”（protista）。]

[2584][在讨论了焦虑这一主题之后，必须阅读弗洛伊德在《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d）中所说明的那种修正了的观点，在这里提出的大多数观点在本书中都做了进一步讨论。]

[2585][“被推翻的”（überwältigung）自我这个概念很早便在弗洛伊德的作品中出现了。例如，在《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的第一篇论文的第二部分中便提出过。但是，在他1896年1月1日与弗利斯的通信中讨论第k草稿的神经症机制时，这个概念起着显著的作用（弗洛伊德，1950a）。在这里和《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的“创伤性情境”有明显的联系。]

[2586][“良心”（Gewissensangst）。关于这个词的用法，有一个编者注可在《抑制、症状与焦虑》（标准版，第20卷，第128页）的第七章中发现。]

[2587][对这里出现的这种观点的某些讨论可在《抑制、症状与焦虑》的编者导言（标准版，第20卷，第85～86页）中找到。]

[2588][这是对《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标准版，第20卷，第151页中讨论的“分离焦虑”（seperation anxiety）的预见。]

[2589][这是指英文版。这两个句子在这里都在15页上。]

[2590]这种类比业已初步的形式在《图腾与禁忌》的第三篇文章中出现，早在1913年该书便首次出版（标准版，第13卷，第89页）。

[2591]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的第32讲中做了一个几乎同样的说明。

[2592]这当然是弗洛伊德的一个众所周知的观点。

[2593]此指标准版第20卷页码，下同。——中译者

[2594]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1924d）和《两性解剖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1925j）的论文中，弗洛伊德开始强调男孩与女孩性发展之间的差异，同时开始坚持认为，在男女两性中母亲是第一个爱的对象。对于其观点中所强调重点的这种转变过程所做的讨论可在这两篇论文的第二篇的编者注中找到。

[2595]例如，参见1923年《对“小汉斯”的分析》补加的一个脚注（标准版，第10卷，第116页）和大约同一时期对《性学三论》补加的另一个脚注（同上，第7卷，第226页。）对弗洛伊德这种动摇态度的全面说明见于琼斯，1957年，第61页及以下几页。

[2596][例如，参见《性学三论》（1905d），标准版，第7卷，第164页。]

[2597][参见《压抑》（1915d），标准版，第14卷，第147页。]

[2598][这个问题可追溯到非常久远。例如，参见1896年12月6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弗洛伊德，1950a，信52）。弗洛伊德在《对“杜拉”的分析》（1905e）中讨论过这个问题，标准版，第7卷，第28～29页，其中一个编者脚注提供了大量有关该主题的其他参考文献。在1925年弗洛伊德为《超越快乐原则》（1920g）增补的一个简短的脚注中也提到了目前这种解决方法。]

[2599][参见《超越快乐原则》（1920g），标准版，第18卷，第24页。]

[2600][见编者导言，第83页。]

[2601][意即在心灵中代表本能的东西。这个术语在《本能及其变化》（1915c，标准版，第14卷，第111页）以下的编者注中做了全面讨论。]

[2602][弗洛伊德在《癔症研究》（1895d）中用这个术语来解释癔症症状。例如，参见标准版，第2卷，第297页。对这个概念的一个非常清楚的说明将在《精神分析五讲》（1910a），标准版，第11卷，第16页以下，第1讲中找到。]

[2603][参见编者导言，第84页，以及下面第133～134页。]

[2604][见《压抑》（1915d），标准版，第14卷，第148页。]

[2605][参见《超越快乐原则》（1920g），标准版，第18卷，第27页以下。]

[2606][《自我与本我》（1923b）第五章。]

[2607][参见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新论》（1933a）的最后对此所做的冗长讨论。]

[2608][意即，在与本我的关系中它的力量和弱点之间的对比。]

[2609][关于这种类比弗洛伊德在为《癔症研究》（1895d，标准版，第2卷，第290～291页）撰写的文章中对之进行了讨论，最初是在《绪言》（1893a）中出现的（同上，第6页）。]

[2610][这个观点在弗洛伊德《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6b）第二篇论文的第二节中做了提示。]

[2611][在这个隐喻中不明言地提到“Besetzung”，德文词意指“贯注”，这个词也有“驻军”的意思。]

[2612][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4讲中对此做了全面讨论。]

[2613][标准版，第10卷，第24页。]

[2614][标准版，第10卷，第50页和第82页。]

[2615][标准版，第10卷，第29页。]

[2616][参见《精神分析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困难》（1917a），标准版，第17卷，第140页。]

[2617][标准版，第10卷，第50页。]

[2618][摘自《从一例幼儿神经症史中得到的启示》（1918b），标准版，第17卷，第29页以下。]

[2619][标准版，第10卷，第126～127页。]

[2620][标准版，第17卷，第32页。]

[2621][在弗洛伊德的原文中，此处用的是英文。]

[2622][指那个俄罗斯病人的病史。]

[2623][参见《本能及其变化》（1915c），标准版，第14卷，第126页以下。]

[2624][标准版，第17卷，第20页及以下几页。]

[2625][德文是“Realangst”。形容词“realistic”在整个标准版中用来指不可能的“现实”，以及指到处使用的，但却引起明显的意义不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我们把“Realgefahr”视为“真实的危险”。]

[2626][例见弗洛伊德关于压抑的论文（1915d），标准版，第14卷，第155页，在那里也考察了关于“狼人”的病例，进一步的讨论可以补遗A（2）第160页及以下几页中，以及在编者导言中，第78页及以下几页中找到。]

[2627][见弗洛伊德的第一篇论文《焦虑性神经症》（1895b）。]

[2628][这是一个旧的法律裁决用语，当证据缺乏说服力时使用的；请比较苏格兰语的“未经证明”（not proven）。]

[2629][意即分两部分出现的。参见《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4讲近末尾处的一段话。]

[2630][见弗洛伊德的第二篇论文《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6b）第二节的开头。在《对“狼人”的分析》（1918b）中有一个例子，标准版，第17卷，第75页。]

[2631][见我的《强迫性神经症的倾向》（1913i）一文，标准版，第12卷，第319页以下。]

[2632][在《自我与本我》（1923b）的第四章的开始处，弗洛伊德认为，从施虐—肛欲期向性器欲期发展是受爱欲成分的增加制约的。]

[2633][在后面的补遗一（三）、第163页以下对此做了长篇讨论。]

[2634][对此所做的一切说明，请参见《对“鼠人”的分析》（1909d），标准版，第10卷，第221页及以下几页，以及第167页注。]

[2635][参见西奥多·赖克（Theodor Reik），1925年，第51页。]

[2636][这两种技术在《对“鼠人”的分析》（1909d）中都提到过，标准版，第10卷，第235～236页和第243页。其中第一种技术，德文是“ungeschehenmachen”，字面的意思是“使没有发生”。]

[2637][原文是“non arrivé”。]

[2638][参见《对“鼠人”的分析》，标准版，第10卷，第246页。]

[2639][参见《图腾与禁忌》（1912～1913）中第二篇文章中的几段话。例如，标准版，第13卷，第27页及以下几页，和第73页。]

[2640][标准版，第17卷，第15～16页。]

[2641][参见弗洛伊德的心理玄学论文《论潜意识》（1915e）第四节中关于恐怖症的说明，标准版，第14卷，第182～184页。也请参见前面的编者导言，第80页。]

[2642][弗洛伊德很少使用“暂时退行”这个术语。它出现在克拉克大学演讲中的第5讲（1910a）的开端，标准版，第11卷，第49页；在1914年为《释梦》增补的一段话里（1900a），标准版，第5卷，第548页；以及在《心理玄学对梦理论的一个补充》（1917d）的一段话里，标准版，第14卷，第222～223页。]

[2643][即第一次世界大战。]

[2644][参见弗洛伊德对战争神经症的讨论（1919d）。]

[2645][参见1924年为《对“小汉斯”的分析》补加的一个脚注，标准版，第10卷，第8～9页。]

[2646][参见《自我与本我》（1923b）的最后几段。另见下文140页。]

[2647][参见《悲伤与抑郁症》（1917e），标准版，第14卷，第244～245页。在补遗的第三部分，弗洛伊德又回到了这一论题，见后面第169页及以下几页。]

[2648][参见弗洛伊德《焦虑性神经症》（1895b）的第一节的第三段。]

[2649][例如，这种观点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的前几页有所表现。]

[2650][这一观点很可能来源于达尔文的《人类与动物的表情》（1872）。弗洛伊德在《癔症研究》（1895d，标准版，第2卷，第181页）中曾就此引用过达尔文的这本著作。见编者导言，第84页。]

[2651][兰克的理论在第150页以下有进一步讨论。]

[2652][参见弗洛伊德《性学三论》（1905d）第三篇论文第五节中的一个脚注，标准版，第7卷，第224页。]

[2653][弗洛伊德在《对“狼人”的分析》（1918b）中已讨论过这种幻想，标准版，第17卷，第100～102页。]

[2654][参见上文第130页。]

[2655][参见弗洛伊德心理玄学论文之一《论潜意识》（1915e）的第四节，标准版，第14卷，第182页。]

[2656][有关这一观点，参见《自我与本我》（1923b）的结尾部分。]

[2657][“Psychische Verarbeitung”，字面意为“精神的解决”。弗洛伊德在第一篇论文《焦虑性神经症》（1896b）的第三节亦使用过这一术语。实际上，本段就是对那篇文章的一个回音。]

[2658][参见倒数第二段的结尾部分；另见编者导言，第80页。]

[2659]自从我们将自我和本我加以分化以来。我们对压抑问题的兴趣亦受到一种新的推动作用。在那以前，我们满足于将我们的兴趣局限于压抑的那些与自我有关的方面——使不能成为意识和运动，以及替代物（症状）的形成。至于被压抑的本能冲动本身，我们假定，它们依然以原样永远地存在于潜意识之中。但现在，我们的兴趣转移到被压抑内容的盛衰变化，而且还开始怀疑，若说在这一过程中被压抑的冲动不被改变或不能以这种方式被改变，那不是自明的，甚至显得不大可能。毫无疑问，原初的冲动通过压抑遭到了抑制，并偏离了它们的目的。但是，它们当中那些处于潜意识中的部分能够保持自身而不受倾向于改变并贬低它们的生活压力的影响吗？换句话说，对于那些由分析揭示了其先前存在的旧的愿望，它们现在仍然存在着吗？答案似乎是现成的，而且是肯定的，那就是，旧有的、被压抑了的愿望必然依旧存在于潜意识，因为我们仍然能发现它们的派生产物即症状在起作用。但这个答案是不够充分的，它不能使我们在两种可能性之间做出决定：究竟是旧有的愿望现在只能通过它的派生物起作用，并将它的全部贯注能量转移到这些派生物上呢？还是它自身依然也存在着呢？如果它的命运是在贯注其派生产物时耗尽自身，那么这又会引起第三种可能性，即在神经症过程中，它可能因退行的作用而重新活跃起来，虽然它会因此而在时间上是误置的。所有这些，并不是玄虚之想，心理生活中有很多事实，包括正常的和病理的，要求我们提出这些问题。关于单纯的压抑和对旧有的愿望冲动的真实移除之间的区别，我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1924d）一文中曾有机会加以指出。

[2660][参见那篇《两性解剖学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论文（1925j）的后半部分。]

[2661][这里指的就是焦虑与神经症之间的关系。]

[2662][这里的讨论大多是对弗洛伊德在他的心理玄学论文《压抑》（1915d）和《论潜意识》（1915e）中所采用的论证的重估。尤其是参见标准版，第14卷，第153～155页和第181～184页。关于“道德焦虑”，参见第128页注。]

[2663][参见阿德勒，1907。]

[2664][在《自我与本我》（1923b）的第三章，弗洛伊德明确指出，他心中经历着地质学上的冰河时期。这个观点早先曾被费伦茨提出过（1913）。]

[2665][参见《压抑》（1915a）。]

[2666][弗洛伊德在后期的一篇论文《恋物癖》（1927e）中，联系拒绝（verleugnung）概念详细讨论了这个术语。]

[2667][《自我与本我》（1923b）第一章结尾处。]

[2668][见《回忆、重复和逐步突破》（1914g），标准版，第12卷，第155～156页。在后期的一篇技术性论文《有终结的分析和无终结的分析》（1937c）第六节，弗洛伊德又回到这一论题。]

[2669][参见《回忆、重复和逐步突破》（1914g），标准版，第12卷，第151页以下。]

[2670][《自我与本我》第五章前半部分对此做过讨论。]

[2671][“Ökonomisch”，这个词只在第1版（1926）出现过，在随后各版中，无疑是出自偶然而被省略了。]

[2672][参见编者导言，第84页以下。]

[2673]见《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见附录一。]

[2674][about，德文为“vor”，字面意为“在……之前（before）”。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第二章开头处有类似的讨论，标准版，第18卷，第12页以下。另见《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5讲。德文“Angst”一词并不是非译成“焦虑（anxiety）”不可。在本卷以及全部标准版中，在根据英文的需要并保证不造成误解的情况下，此词有时译为“恐惧（fear）”、“害怕（afraid）”等。关于这个问题，参见第1卷“总序”中的某些说明。]

[2675][参见《超越快乐原则》（1920g），标准版，第18卷，第16～17页。]

[2676]下列情况可能会经常发生，即，虽然某一危险性情境本身被正确地估计到，但在它的现实性焦虑之上往往又被追加一定量的本能性焦虑。在这种情况下，在本能要求获得满足之前，本我便退缩出来的本能要求是一种受虐要求：破坏本能针对患者自己。也许这种类型的追加解释了那些焦虑反应是夸大、不方便或瘫痪的案例。恐高症（如对窗户、塔、悬崖等恐怖）在某些情况下就是这样产生的，它们的潜隐女性意义与受虐密切相关。[参见《梦和心灵感应》（1922a），标准版，第18卷，第213页。]

[2677][参见《悲伤与抑郁症》（1917e），标准版，第14卷，第244～245页。]

[2678][参见《超越快乐原则》第二章描述过的儿童游戏，标准版，第18卷，第14～16页。]

[2679][见《超越快乐原则》，标准版，第18卷，第30～31页。另见《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第一章第六节。]

[2680][参见《论自恋》（1914c），标准版，第14卷，第82页。]

[2681][参见《超越快乐原则》，在上述引文中，在与弗利斯的通讯中（关于忧郁症）草稿G的第六节有一段含糊的话，写作的日期可能追溯到1895年1月初（弗洛伊德，1950a）。]

[2682][参见《超越快乐原则》，同上。又见《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第一章第十二节。]

[2683][《悲伤与抑郁症》（1917e），标准版，第14卷，第244～245页。]

[2684]在本版中所使用的相应的言语形式是“fend off”。

[2685][德语“Mitleid”，具有“令人同情苦难”的意思。]

[2686][“Schauspiel”是一个表达“戏剧表演”的普通德语单词。弗洛伊德在此用连字号将其分开“Schau-spiel”，成为两个组成部分：“Schau”意指“表演”；“Spiel”意指“戏剧”。弗洛伊德后来在《作家与白日梦》（1908）一文中谈到这个问题，并且多年以后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一书第二章又论述了这个问题。]

[2687][有关希腊悲剧中主角，弗洛伊德在其《图腾与禁忌》（1912～1913）的第四篇第七节中有过专门讨论。]

[2688]“否认”系精神分析防御机制之一，指自我对本我本能要求的绝弃机制。——中译者

[2689][弗洛伊德首次发表抨击《哈姆雷特》的观点，是在《释梦》（第五章，第四节（二），标准版，第4卷，第264页以下）一书中。]

[2690]莱辛，《艾米丽雅·加罗蒂》，第四幕，第七场。

[2691][此戏的作者是奥地利小说家和剧作家赫尔曼·巴尔（Hermann Bahr，1863～1934年），1905年首次公演。剧中故事情节描绘的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dual personality）的女主角。尽管经过百般努力，但她还是难以摆脱一个靠强力占有她的男人的依恋（这种依恋建立在对她肉体的感觉之上）。——1942年英译本删掉了其中的一段。]

[2692]见弗洛伊德的《释梦》。

[2693][指荣格。]

[2694][见本卷卷首。]

[2695][（）括号的数字是该文所引1903年版《格拉迪沃》的页数。]

[2696][有关格拉迪沃这一名字的解释详见第50页（指标准版第9卷页码，下同——中译者）。]

[2697][原文是“奥古斯特”（August）和“格莱特”（Grete），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英语中常有用这两个姓的情侣。]

[2698]见《格拉迪沃》第51页。

[2699][19世纪后半期一位著名的动物学家。]

[2700][Albergo del sole，意为“太阳旅馆”。]

[2701]第二人称单数形式。到目前为止，在汉诺德与格拉迪沃的谈话中，他一直使用第二人称单数形式，部分原因可能是这个代词是古典用法。然而，现在他开始发现他与之交谈的是一位现代德国姑娘。他感到第二人称单数似乎显得太熟悉，太亲密了。而格拉迪沃在她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却一直在使用第二人称单数形式。

[2702][“Sie”德语第三人称复数形式，通常用在正式场合来代替第二人称单数du。]

[2703][字面的意思是”炸鱼“德语中的俚语，意指”少女“或”少年“]

[2704][由此开始，她又恢复使用”你“这个第二人称单数。]

[2705]这类观念在梦中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在梦中基本的心理过程是主流。参阅《释梦》（1900a）。一些充分证据收在《论梦》的第四章中（1910a）。

[2706][这是贺拉斯（Horace，公元前65～前8）的一句诗（Epistle，Ⅰ，第10页，第24页）。在德文版里引用有错误。]

[2707][原文为拉丁文：Lascia Le donne e studia La Matematica！]

[2708][德语词根“bert”或“brecht”相当于英语的“明快”，而“gang”相当于英语“走”。]

[2709][弗洛伊德在其以后的文章中，曾不止一次地借用庞贝城毁灭的例子来比喻“压抑”，例证参见在本篇文章（标准版，第10卷，第196～199页）发表之后不久又写的《对“鼠人”的分析》（1909d）。]

[2710][对照本作品的“后记”第94页。]

[2711][对《李尔王》中“虚无的前提”的进一步论述，见弗洛伊德的论文《三个小匣子的主题》的结束部分（1913，标准版，第12卷，第301页）。]

[2712][弗洛伊德对创造性作家提供的心理病理学材料的分析是在他死后出版的论文《戏剧中的变态人物》（1942a）中出现的，可能写作时间早于本作品出版一两年。]

[2713]事实上，诺伯特·汉诺德的病态应该被诊断为癔病性幻想，而不是妄想狂。他的病情中没有妄想狂的表现。

[2714][比纳有关恋物现象的观点，在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1905d）一书中有所介绍。1920年他又给该书加了个脚注，对比纳的恋物现象论提出质疑。弗洛伊德有关恋物现象的其他论述，可参阅同篇的另一脚注。]

[2715][为了与弗洛伊德后期及更详细的有关压抑的论述相一致，有关这一问题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著述。在弗洛伊德的论文《论潜意识》（1915e）中第三四部分里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论述。]

[2716]对照《一例癔症的分析片断》（1905e）。

[2717][对照《癔症研究》（1895）（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著）。]

[2718][参阅《释梦》，标准板，第4卷，第22页。]

[2719]参阅《格拉迪沃》正文（15）。

[2720][《释梦》，第四章，第187页；第五章，第372页。]

[2721]参阅我的第一篇《焦虑性神经症》论文（1895b）和《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160～162页；第5卷，第582页]——[《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b）]。

[2722]“不，我没有听见你说的话，但当你要躺下睡觉时，我朝你喊叫。当时我就站在你身边，你的面庞如大理石般平静而美丽，我现在恳求你，像那天那样再次躺在石阶上。”

[2723][本句的最后一个短语曾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于前面的段落中，它与《释梦》开头一句相呼应。]

[2724][眼球突出的甲状腺肿症。]

[2725][参阅《释梦》，标准版，第4卷，第103～104页。]

[2726]参阅《释梦》。

[2727]同上。

[2728][弗洛伊德在其作品的许多地方都表达过这种观点。例如《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第七章第三节，《摩西与一神教》（1939a）第三章第二部分第七节里都出现过。]

[2729]《释梦》第五章。

[2730]“返压抑”或译“压抑恢复”（return of the repressed），精神分析术语，指被压抑观念又恢复或回归到意识域。——中译者

[2731]红衣主教伊波里托·德埃斯特（Ippoliro dEste）是阿里奥斯托（Ariosto）的第一个保护人，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奥兰多》就是献给他的。诗人得到的唯一报答是红衣主教提出的问题：“罗多维柯，你从哪儿找到这么多故事？”

[2732][参阅弗洛伊德的《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第七章第七节。]

[2733][这是指歌德的剧本《托夸多·诺索》最后一场中主角兼诗人所吟诵的著名诗句：当人类在痛苦中沉默，神让我讲述我的苦痛。]

[2734]参阅弗洛伊德《释梦》（1900a）。

[2735][Der Träumer am hellichten Tag]

[2736][“Es Kann dir nix gschehen！”这句话出自弗洛伊德喜爱的维也纳剧作家安泽鲁波（Anzengruber）之口。参阅《对目前战争与死亡的看法》（1915b），标准版，第14卷，第296页。]

[2737]参阅《诊自恋》（1914c），标准版，第14卷，第91页。

[2738][弗洛伊德在1898年7月7日致弗利斯的信中讨论迈尔（C.F.Meyer）创作的短篇小说的主题时，已经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弗洛伊德，1950a，信92）。]

[2739][弗洛伊德把“前期快乐”和“额外刺激”的理论应用在《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c）第四章最后一段中。在《性学三论》中，弗洛伊德又讨论了“前期快乐”的本质。]

[2740]弗利斯断言，弗洛伊德对“双侧对称”（bilaterality）和“两性同体”（亦译“两性并存”bisexuality）之间存在一种联系的观点有疑问。他们之间的争论使彼此疏远。在下文（原文136页）中将间接涉及到这场争论。

[2741]达·芬奇的名，全名为列奥纳多·达·芬奇。——中译者

[2742]“左利手”left-handed），俗称”左撇子“指在活动中惯用左手或占优势的是左手。——中译者

[2743]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会议记录（我们很遗憾没能引用）表明，在1907年12月11日的会议上，弗洛伊德作了运用精神分析方法撰写传记的某些说明。（参见琼斯，1955，第383页）。

[2744]艾玛·里希特（Irma Richter）在她最近出版的《达·芬奇笔记选集》的一条注释中指出这一点。她像普费斯特一样，把达·芬奇的童年记忆作为一个梦来解释。

[2745]秃鹫未受精便怀孕的故事不能作为达·芬奇在婴儿时期已与他母亲结合的证据，虽然这种联系的存在不被这个特殊证据的缺乏而否认。

[2746][“世界喜欢使辉煌黯然失色，把崇高拖入泥潭。”这是席勒的名作《奥尔良少女》的诗句。这首诗被收入他的1801年版的剧本《奥尔良少女》，作为序诗，它被认为是对伏尔泰的《少女》的攻击。]

[2747]这是伯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话，被康斯坦丁诺娃引用（1907）。

[2748][圆括号里的词为作者1923年增加。]

[2749][他（列奥纳多）鞠过躬直起身子，然后坐到床上，讲自己的病情和医疗条件。还说，因为他没能像应该做的那样去为自己的艺术而工作，他触怒了上帝和人类（见瓦萨利的著作（1919）。]

[2750]《论绘画》，见路德维希的著作（1909），还见于里希特的著作（1952）。

[2751]见温·塞德雷斯的著作（1909）。

[2752]佩特（Pater，1873）写道：“然而在他一生中的一个时期，他肯定几乎不再是一个艺术家了。”

[2753]温·塞德雷斯的著作（1909，第1卷）论述了有关试图修复和保存这幅画的历史。

[2754]孟兹（1899）《一个同时代的印度人给一个麦地西人的信》中谈到了列奥纳多这个典型行为（见里希特的著作）（1939）。

[2755]见波塔兹（Bottazzi）的著作（1910）。

[2756]见索尔密的著作（1908）。

[2757]见赫茨菲尔德的著作（1906）。

[2758]或许在他的《妙语集成》中能找到对这一点的异议（虽然它并不重要），但这本书还没有翻译过来。见赫茨菲尔德的著作（1906）。[提出厄洛斯是“所有生命的保护者”这种说法比弗洛伊德引用此词早10年，两个短语几乎完全相同，弗洛伊德把它作为与死的本能对立的一般的性的术语。如用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

[2759][1919年增注]在列奥纳多有关性行为的素描中某些错误显而易见。那是一幅平面解剖图（见图1）我们肯定不会称之为淫秽的。里特勒发现了这些错误（1917），并按照我在这里给出的列奥纳多的性格的描述对这些错误进行了讨论。“恰恰是在描绘这个生殖行为的过程中，暴露出他过分的研究本能完全失败了，显然，这是他更强的性压抑的结果。男人的身体全部画出来了，而女人的身体只画出一部分。如果复制一幅给人看，只露头，身体盖住，能够肯定，他会把这个头看成是女人的头。尤其是前额波浪式的刘海儿及披在身后的、齐于第四、五胸椎的长头发，使得这个头更像女人头。”这个女人的乳房有两个缺陷，一个是艺术上的，因为它被画得很松弛的样子，又让人感觉到不舒服的垂着；另一个是解剖学上的，这显然是由于列奥纳多的性欲缺乏，而没有认真观察哺乳期妇女的乳头。假如他有过观察，他必定会注意到有许多不联系的奶管输出奶水。可是列奥纳多只画了一条管道，并一直伸至腹内，他可能认为它以某种方式与性器官相联系。我们应该承认在当时对人体内部器官的研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对人体的解剖被看作是对死者的侮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列奥纳多所能使用的解剖材料很少，事实上，他是否知道在腹腔中有一个淋巴液囊都很成问题，但他想在画里画一个类似于腔的东西是没有疑问的。他画的奶管向下延伸，直到与内生殖器联在一起，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他想用能够看得见的解剖关系来描绘乳汁开始分泌与妊娠结束在时间上是一致的。虽然我们准备谅解由于他的生活环境导致的解剖学知识的欠缺，但事实上，列奥纳多很草率地处理了女性生殖器，使得表现子宫的线条十分混乱。其实他本可以把阴道和像子宫的东西画出来。“与此相对应的，列奥纳多绘制的男性生殖器要正确得多。比如，他不满足于画出睾丸，还画出了附睾，并且画得相当准确。”列奥纳多所画的性交姿势特别明显。一些著名的艺术家都选择背向的、侧向的性交等进行绘画或素描。可是，当我们看到这种站着性交的素描，一定会想到这样几乎是荒唐地表现这个行为的原因是强烈的性压抑。假如一个人想痛快，他总是想尽办法使自己舒服，这对饥饿和爱这两种原始本能都适用。在今天，人们采取躺着性交的姿势，就像我们的古人躺着吃饭一样，都是很正常的。就意愿来讲，躺着的姿势或多或少是希望享受的时间长一些。“长着女人头的男人的面部表情是一种愤怒的抵抗。他那厌恶的目光向旁边斜视着，眉头紧皱，紧闭着双唇，嘴角向下。在他的脸上看不到爱的欢乐和尽情的幸福，只有愤怒和厌恶。”“无论怎样，列奥纳多在画两个下肢时犯了最蠢的错误。实际上，男人的脚应该是右脚，因为他是通过平面解剖图在描绘性交，男人的左脚在图的最前面，据此，女人的脚便应该是左脚。但在画中，列奥纳多把二者调换了位置，男人有一只左脚，女人有一只右脚。如果人们想到大脚趾在脚的内侧，这个调换就很容易理解了。”“仅仅这张平面解剖图就能够使我们推断出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和研究者对力比多的压抑，这个压抑使他混淆了某些事情。”——[1923年增注]里特勒的这些评论受到了批评，其理由是：不应该从一张草草的素描中得出如此严肃的结论，甚至不能肯定素描中的不同部分是否真的同属一体的。

[2760]根据斯克纳米杰罗的记载（1900）：在《阿特兰特抄本》中有一段难解的、涉猎广泛的内容可以作为此情况的参考：“当我把上帝描绘成婴儿，你会把我投进监狱；现在假如我把他描绘成成人，你会更坏地对我。”

[2761]见波塔兹的著作（1910，第193页）。又见里希特的著作（1939，第2卷，第244页）。

[2762]索尔密（1910）论述：“列奥纳多把对自然的研究作为画家的规则……然后，当研究的热情占了统治地位，他就不再希望为艺术而求知，而只是为知识而求知。”

[2763]参见赫茨菲尔德所写的传记中列奥纳多科学成就细目（1906）。其他一些地方也有类似的记载。

[2764]从研究我的《对一个5岁男孩的恐怖症的分析》（1909b）以及类似的观察结果看，这些可能并不夸张的断言能得到证实。[1924，下面的话是这样的：“以及在《精神分析学和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的第2卷中类似的观察结果的记载。”在《儿童性理论》（1908）的一篇论文中我这样写道：“然后，这种沉思和怀疑便成了以后解决所有问题的智力活动的原型，第一失败对孩子的整个一生都具有丧失活动能力的影响。”]

[2765]参见斯克纳米杰罗的著作（1900）。

[2766][弗洛伊德在德文本中引用了赫茨菲尔德翻译的意大利原文的德译本的内容。事实上，弗洛伊德的德文本里有两处不够准确，意大利语“nibio”应该是“鸢”，不是“秃鹫”；而且意大利语“dentro”在里面被漏掉了。这个遗漏，弗洛伊德自己在下文里做了矫正。]

[2767][1919年增注]在对本书进行友好的评价的同时，霭理士（Havelock Ellis，1859～1939）就上述观点提出了异议，他不赞同列奥纳多的这个记忆有良好的真实基础，因为儿童的记忆经常是比一般估计的要晚些；问题中的大鸟不一定就是秃鹫。这一点我愿意让步，为了减小困难，我要提一个建议，即他的母亲观察到了大鸟拜访她的孩子，在她的眼睛里，这件事比较容易被看成是预示着某种意义，并且在后来反复地给他讲述这件事。我认为，结果是他所保持的记忆是他母亲给他讲的故事，以后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他很可能把这个记忆当成自己的直接经验。无论如何，这个改动无损于我的总的说服力。的确，一般说来，人们在日后建构起来的有关童年时代的幻想，被附加到早期的通常会被遗忘的平凡的真实事件上。所以重视并不重要的真实事件，就像列奥纳多故事中的鸟，他称之为秃鹫及它的值得注意的行为，那样细致地处理这个真实事件，必定有其隐秘的原因。

[2768][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第四章中论述了童年时代的记忆和掩蔽性记忆（screen-memories）。弗洛伊德在1907年增补时，又把它与历史记载做了类比。]

[2769][1919年增注]当我写完上面这段文字，我已试图对另一个天才人物的难以理解的童年时代的记忆做了类似的分析。当歌德（Goethe）大约60岁的时候，他在《诗与真》中对自己的生活进行了描述。最初的几页里写道：他在邻居的鼓励下，怎样开始把一些小陶器从窗户掷到街上，摔得粉碎，后来便掷大件。的确，这是他所报告的童年时代最早期的生活的唯一一幕。它的内容是全然不重要的，这与其他没有成为伟大人物的人的童年记忆相符合，在这一段中表现出他缺少对弟弟的任何记忆。在他3岁零9个月时他弟弟出生，在他将近10岁时弟弟死去，所有这些都引起我对这个童年记忆的分析（事实上，歌德在书的后面部分，详细描述童年时的许多疾病时提到了他弟弟）。我希望自己能用与歌德的上下文描述一致的某种东西来说明这个记忆，这个说明将使得这个记忆值得保留，并与歌德在自己的生活历史中所给予它的位置协调一致。简短的分析[《诗与真》中歌德的童年往事（1917）]可能把掷陶器作为一个反对讨厌的侵犯者的不可思议的行为加以认识；书中所写的这种情景反映出他的意图要达到这样一点，也就是不能允许第二个儿子干扰歌德与他母亲的亲密关系。如果最早期的童年记忆在这样的伪装中保存下来，那么歌德的情况与列奥纳多的情况一样，都与母亲有关，那里面什么会使人惊讶呢？[1919年的版本中，有一段写了“缺少对弟弟的任何记忆……”这一句改写成“…很显然，一点也没提及有关弟弟的任何事情……”1923年版本用了前面的句子，句子结尾还加了括弧。1923年，弗洛伊德在论述歌德的论文中，增加注释说明了这个情况（1917b），标准版，第17卷，第151页]

[2770][对“鼠人”的分析（标准版，第10卷，第311页）情况的“原始记录”。可以指出（假定这只鸟实际上就是“鸢”）鸢的分叉的长尾巴是它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它在空中飞行时尾巴起重要作用，并且无疑的是在飞行中这个尾巴被列奥纳多观察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弗洛伊德在这一段里关于鸢尾巴的象征意义的讨论最近被发表在《泰晤士报》（1956年7月7日）上的一篇鸢的鸟学描写所证实：“有时尾巴在右侧（角）向水平面呈扇形展开。”]

[2771][参见第82页（指标准版第11卷页码，下同——中译者）注释①的结尾。]

[2772]这个要点可参见我的《一例癔症分析片断》（1905e），标准版，第7卷，第51页。

[2773][“那时我还在摇篮里”参见第82页注释①。]

[2774][参见《对“小汉斯”的分析》（1909），标准版，第10卷，第7页。]

[2775][在1910年，仅仅是“一个同性恋者”。]

[2776]赫拉波罗（Horapollo）（《象形文字》1，11）：为了表示母亲……他们勾画了秃鹫。

[2777]参见罗斯彻（Roscher，1894～1897）著作，兰泽（Lanzone）的著作（1882）。

[2778]参见哈特兰本（Hartleben）的著作（1906）。

[2779]［他们说：“不曾有过雄秃鹫的存在，所有的秃鹫都是雌性的。”阿利安《动物的本性》，第2卷，第46页。］温·罗莫（von Römer）引用（1903，第732页）。

[2780]［普鲁塔契：“正像他们相信的，只有雄圣甲虫，所以埃及人得出结论，没有发现雄秃鹫。”这句话实际上是李曼斯（Leemans）为赫拉波罗写的注释（1835，第171页）被弗洛伊德张冠李戴到普鲁塔契头上。］

[2781]赫拉波罗，《象形文字》，李曼斯编辑（1835，第14页）。［“他们用秃鹫的画像来表示一个母亲，因为在这一种族中没有雄性。”似乎赫拉波罗文中的一段被错误地引用了，从上面正文内容看，我们在这里应该采用秃鹫由风受孕的神话。］

[2782]参见孟兹（Müntz）的著作（1899，第282页）。

[2783]参见《儿童性理论》（1908c）。

[2784][参见《释梦》中弗洛伊德的某些类似的议论（1900a），标准版，第4卷，135～136页。]

[2785]见兰泽的图解（1882，图136～138）。

[2786]参见《儿童性理论》（1908c）。

[2787][参见《精神分析学和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中的意见（弗洛伊德1909年《对“小汉斯”的分析》，标准版，第10卷，第11页。还可参见荣格1910年的著作及1919年增加的注释）。并可参见《国际精神分析医疗杂志》和《意象》中的意见（关于儿童的一章）。]

[2788][1919年增注]这个促动了我的结论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儿我们可以追溯到反犹太主义的一个根源，它显示出强大的自然力，在西方国家中可以发现如此无理的表现。如果勇敢地把我们的推测带回到人类的初期，我们就能得出推论，原来的包皮环割术取代了阉割，这是一种宽容的设计。[有关这点的深入探讨可在《对“小汉斯”的分析》的注释中找到（1919b），标准版，第10卷，第36页；在《摩西与一神教》（1939a）的第三章第一部分的第四节中也可以找到。]

[2789][这一观点的句子是1919年增加的。]

[2790]参见耐特的著作（1768）。

[2791]依我个人的经验，特别提及塞德格的研究，我大体上能够证实这个研究。我也意识到维也纳的威廉·斯泰克尔（Wilhelm Stekel）和布达佩斯的桑多尔·费伦茨（Sándor Ferenczi）得出了同样的结果。

[2792][1919年增注]精神分析的研究的两个事实有助于对同性恋的理解，同时，无须假设精神分析的研究详尽地讨论了这种性变态的原因。第一个事实是前面提到的对母亲的性需要的固着（fixation）；第二个事实包含在这个叙述中的每个人，甚至最正常的人也可能进行同性恋对象的选择，有时他在生活中这样做了，或在他的潜意识中仍保持这个选择，或者用强有力的相反态度防止它。这两个发现否定了把同性恋者看作“第三性别”的声明，否定了被人们相信的先天同性恋与后天同性恋（innate and acquired homosexuality）之间的重要区别“第三性别”（受身体的两性同体所决定）的特征相当有助于同性恋的对象选择，但并不是决定性的。那些在科学的领域里替同性恋者申辩的人，在已经建立的精神分析学的发现中学不到任何东西。

[2793][弗洛伊德第一次发表对自恋的参考意见仅仅是在写这篇文章之前的几个月，见他的《性学三论》（1905）第2版（1910）中增加的注释。他在1909年11月10日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上提到了这个概念。完整的论述见《论自恋：导论》（1914）。]

[2794][同性恋及其起源的更全面的讨论可以在《性学三论》（1905d）的第一篇中找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10～1920年间增加的较长的注释（标准版，第7卷，第144～147页）。后来，在这个题目的另外一些讨论中，可能提到了《一个女同性恋者的心理发生》（1920）和《忌妒、偏执狂和同性恋的某些神经症机制》（1922）。]

[2795]在这里，列奥纳多的行为很像那些习惯于每天向另一个人忏悔的人，他用日记作自己的替身，推测这个人是谁，见米莱茨可夫斯基的著作（1903，第367页）。

[2796]这一段出自米莱茨可夫斯基的著作（1903，第282页）。

[2797]或模特儿。

[2798]为弗朗西斯科·斯弗尔兹制造的骑马雕像。

[2799]整段见于赫茨菲尔德的著作（1906，第45页）。

[2800]米莱茨可夫斯基（1903）。关于列奥纳多的私生活的信息在任何情况中都不足很使人头痛。我可以提出一个事实，就是这个账目也被索尔密引用过（1908年），但却做了相当大的改动，最重大的一个是用索多代替了弗洛林。可以想见这个弗洛林不是旧时的“金弗洛林”，而是后被使用的货币单位，相当于132里拉或3331索多。索尔密把卡特琳娜当成是一位有时候帮助列奥纳多料理家务的佣人[弗洛伊德在自己的不同版本的著作中也不同程度地对数字做过更改。灵车的费用在1910年是“12”，1919年与1923年是“19”，1925年后是“4”。1925年以前，运输和立十字架的费用是“4”。整个原文，意大利和英译文见理查德的著作（1939），第2卷，第379页]。

[2801]“卡特琳娜于1493年7月16日到达米兰。”“美得惊人的吉凡妮娜到医院看望了卡特琳娜，并询问了某些事情。”

[2802]在这些表现方式中，列奥纳多受压抑的力比多被允许显示出来，病理性赘述（circumstantiality）和过分关注钱，这些表现方式都是肛欲时期形成的性格特征。见我的《性格与肛欲》（1908b）。

[2803][见第82页注释①。]

[2804][1919年增注]在这里艺术鉴赏家会想起古希腊雕像中，如爱吉娜雕像的独特的不变的微笑；他也许还会在列奥纳多的老师瓦诺奇奥的画中发现某些相似的东西，所以，在接受后来的争论时有些疑惑。

[2805][这个题目的德文是《heilige Anna Selbdritt》，意思是《圣母子与圣安妮》。本文后面涉及到了这幅画，第112页。]

[2806]引自斯克纳米杰罗的著作（1900，第32页）。

[2807]米莱茨可夫斯基作同样的设想。然而他所设想的列奥纳多的童年历史与我们从秃鹫幻想中得出的结论不同。如果像米莱茨可夫斯基说的，这微笑是列奥纳多自己的，传说是不会不表述出这种巧合的。

[2808][在画中，圣安妮是最突出的人物。参见第110页注释。]

[2809]康斯坦丁诺娃（1907，第44页）：“玛丽向下注视着她的宠儿，内心充满感情，她脸上的微笑使人想起吉奥孔多的神秘表情。”（同上，第52页）在另一段里，她说到玛丽：“吉奥孔多的微笑显现在她的特征中。”

[2810]参见温·塞德雷斯的著作（1909，第2卷，第274页）的注释。

[2811][圆括号里的话是1923年增加的。]

[2812][1919年增注]如果要把画中的圣安妮和玛丽从形体上分开，并画出每一个人的轮廓，的确不是很容易的。人们会说，她们相互交织在一起就像梦中的紧紧地融为一体的人物一样，因此在某些地方很难说出圣安妮结束在哪里，玛丽在哪儿开始。但是，在一个批评家眼里[1919年版本里：“在一个艺术家的眼里”]，这是一个错误，一个构图的缺陷，而用分析家的眼光看来，由于对其内隐的意义的说明被证明是对的，对艺术家来说似乎他童年的两个母亲化为一个了。[1923年增注]让人特别感兴趣的是把卢浮宫中的《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与著名的伦敦草图进行比较，同一素材被用于不同的构图形式。（见图2）在这儿，两个母亲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她们各自的轮廓更难辨认清楚，所以，批评家们不得不说：“好像两个头长在一个身体上。”大多数权威一致认为伦敦草图是更早些时候的作品，他们把草图创作的时间估计在列奥纳多住在米兰的第一个时期（1500年以前）。相反，阿道夫（Asdolf Rosenberg）把草图看作是同一主题的更晚、更成功的构图（1898）；随后，安东（Anton Springer）认为它的创作时间甚至晚于《蒙娜丽莎》。假如草图肯定是早些时候的作品，那它就完全符合我们的观点了。当反向推理不成时，便不难想象卢浮宫中的画是怎样由草图而产生的。如果我们把草图的构图作为我们的起点，我们就能看到列奥纳多感到多么需要打开两个女人梦一般的融合（这个融合是那么符合他童年的记忆），并且在空间上把两个头分开。这个情形的发生如下：他把玛丽的头和上半身从两个母亲的整体中分出来，并且上身向下弯去，为了给这个移位提供出理由，小耶稣不得不从她的膝盖上下来站到地上。这样，就没有小圣约翰空间了，他被羊羔代替了。[1919年增注]普费斯特（Oskar Pfister）对卢浮宫里的这幅画有一个杰出的发现，这个发现有无法否认的影响，尽管有人不愿意毫无保留地接纳它。在玛丽巧妙的、显得凌乱的衣着中，他发现了一只秃鹫的轮廓，他把它作为潜意识的画谜来解释：“画中代表着艺术家母亲的秃鹫——母亲的象征，是完全清晰可见的。”“蓝色的衣料围在前面女人的臂部并顺着她的大腿和右膝盖伸展，这样人们就可以看见秃鹫那独具特色的头了，它的脖子和急转弯处是其身体开始的地方。任何一位观察家对我的这个小发现几乎都不能否定这个画谜的证据。”（普费斯特，1913，第147页）。在这一点上，我能肯定，读者不会不认真看附图，试试自己是否能发现普费斯特所说的秃鹫的轮廓。这块蓝色衣料的边缘即是画谜的界限，在这件复制品中，浅灰色的田野衬出浅黑色的衣服，在浅黑色的衣服上，蓝色的衣料格外明显。（见图3）普费斯特继续他的描述：“重要的问题是这个画谜延伸到哪里？如果我们顺长长的衣料看，在背景的衬托下，显得很突出的就是画谜，我们注意到了，从翅膀的中间开始，它的一部分垂到女人的脚上，另一部分向上延伸，搭在她的一个肩上和孩子身上。前面的部分多少代表了秃鹫的翅膀和尾巴，很自然的样子；后面部分可能是突出的肚子，当我们特别注意到像羽毛轮廓的线条时，鸟尾巴是展开的，尾巴的最右端，正像列奥纳多童年时期的梦中一样，伸向孩子的嘴即列奥纳多的嘴。”作者继续十分详尽地检查这个解释，讨论它显示出的难点。

[2813]见我的《性学三论》（1905d），[标准版，第7卷，第223页]。

[2814][此段话原文用的是意大利语。孟兹（1899）后来在注释中用英文把它们译过来了。]

[2815]列奥纳多在笔记本中把他父亲的年龄不是写成77岁，而是写成了80岁，我暂且在这里先不谈他的这个大错误。

[2816]但丁《神曲》（王维克译），第27章，第22～25行。——中译者

[2817]列奥纳多在他日记的这一段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进一步的错误，即在他的兄弟姐妹的数目上的错误，与这段值得注意的精确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2818][英文原著中有这最后3个字。]

[2819]塞德雷斯引用过这段话（1909，第2卷，第270页）。

[2820]索尔密引用过这句话（1910，第13页）。

[2821][“最早期”是作者1925年增加的。]

[2822][最后这一句是1919年增加的。这一点，在弗洛伊德1910年致纽伦集会议的信中提到了，又见于《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的最后一章，标准版，第18卷，第142页。]

[2823]见赫茨菲尔德的著作（1906，第32页）：“大天鹅”似乎是指佛罗伦萨附近的一座叫蒙特·西西里的小山（西西里在意大利文中是“天鹅”）。

[2824][1919年增注]这个记述依据保罗·费德恩（Paul Federn）和穆里·沃尔德（Mourly Vold，1912）两位挪威科学家的研究，沃尔德与精神分析学没有关系[也参见《释梦》（1900），标准版，第5卷，第394页]。

[2825]见肖恩翻译的瓦萨利的著作（1843，第39页）。

[2826]这些信及相关的各种问题见孟兹的著作（1899，第82页以下），真正的原文和其他有关的注释可以在赫茨菲尔德的著作（1906，第233页以下）中找到。

[2827]肖恩（1843，第8页）的著作中谈到：“甚至他花了一些时间画绳结，顺着绳结的绳头到另一头，直到我们可以看到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形图。这类非常复杂漂亮的设计被刻在铜板上；在它们中间能够读出‘列奥纳多的芬奇研究院’的字样。”

[2828]这种批评可相当普遍地运用，但目标却不能是列奥纳多的传记作家们。

[2829]见温·塞德雷斯的著作（1909，第2卷，第271页）。

[2830][无疑这是暗指弗洛伊德深受其影响的弗利斯的观点。参见他的《性学三论》（1905），标准版，第7卷，第216页。然而，在“双侧对称”的特殊问题上，他们两人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参见标准版，第59页注释①。]

[2831]“恋亲丛”系精神分析术语，与“双亲情结”（parental complex）内涵相同。指以母亲或众亲为核心的爱恋性的心理情感，亦即子女对异性父母的性恋，包括“恋母情结”和“恋父情结”。——中译者

[2832]见赫茨菲尔德的著作（1906，第11页）[似乎是暗指大家非常熟悉的哈姆雷特的名言：天国人间事真多，荷拉提奥，比你在哲学梦想中的还要多]。

[2833]本文最早匿名发表于1914年《意象》杂志第3期，文章之前有这样一段编者按语：严格说来，尽管这篇文章不符合本刊接受稿件的条件，编辑还是同意刊登。作者属于精神分析学派这个圈子，而且作者的恩维方式实际上类似于精神分析的方法。

[2834]第一次上演可能是1602年。

[2835]根据亨利·汤德（Henry Thode，1908，第194页）的说法，这座雕像建于1512～1516年间。

[2836]亨利·汤德，《米开朗基罗：对其作品的批判研究》（1908）。

[2837][见本书插画。]

[2838]引自汤德，《米开朗基罗：对其作品的批判研究》，第197页。

[2839]应该指出，仔细安排在坐像膝上的披风就使得贾斯蒂的这一观点不能成立。相反，这种安排使我们这样假设：摩西先是从容地坐着，后来才被突然发现所惊动。

[2840][见前注。]

[2841]尽管朱利亚诺（Giuliano）在美第奇教堂（Medici Chapel）中从容的坐像的左脚也同样从地面抬起。

[2842][他的首批论文是用德文发表于1874～1876年间。]

[2843]顺便说一句，维也纳造型艺术学会的收藏品中，有一座摩西的石膏雕像，在雕像身上，他们十分错误地复制了这一点。

[2844][厄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曾建议，弗洛伊德在分析米开朗基罗的雕像所描绘的感情方面，曾试图将其部分观点接近于持不同意见的阿德勒和荣格，这一时期这项内容充斥于他的头脑，便形成了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弗洛伊德对历史人物摩西的兴趣，在他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摩西与一神教》（1939a）中也表现出来。]

[2845][起初，弗洛伊德为其“不合时宜地引用鲁瑟的译文”而表示道歉，下面的这段译文引自钦定《圣经》译本，1611年英王詹姆斯（James）一世核定发行的英译《圣经》。]

[2846]“但是，他并不是要站起来，或准备站起来；雕像的上半身挺得笔直，而不是像运动之前那样向前倾，以求平衡的变化……”（劳埃德，1863，第10页）。

[2847]“这样的描述破绽百出。一束束胡须只是被右手绊住了，不是握，也不是抓，抱或者捋。即使绊，也是短暂的——暂时被绊住了，手很快就会松开胡须，让其自由飘落。”（同上，第11页）。

[2848]参阅费楼波-米勒和艾克斯坦（Fülöp-Miller and Eckstein，1926）有关这一方面的讨论。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weig，1920）写道：“他并未被资产阶级的道德樊篱所阻止，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在他的生活中他在违法犯罪方面究竟走了多远，以及他描写的角色中的犯罪本能在他身上实现了多少。”对未成熟姑娘进行性攻击的主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中出现多次，尤其是在他死后出版的《斯达沃罗京的忏悔》和《一个伟大罪人的一生》两本书中。

[2849][参见弗洛伊德《癔症发作概论》（1909a）一文。]

[2850]见莱尼·费楼波-米勒的著作（1924）[也见于艾米·陀思妥耶夫斯基（1921）对他父亲的描述一文（1921）]。资料中特别有趣的部分记述了作家童年的“一些可怕、难忘和苦恼的事情”。他的病的最初迹象就可以追溯到这些事情上去（见苏沃林[Suvorin]发表在1881年《新时代》报上的文章。转引自关于费楼波-米勒和艾克斯坦的著作的介绍文章，1925）。也见于奥罗斯特·米勒（Orest Miller）的著作（1921），他写道：“然而有另外一个特别的关于法奥德·米海洛维奇（Fyodor Mikhailovich）疾病的例证，即他的病与他青年早期的生活有关，并且与他和其父亲在家庭生活中的一次悲剧性事件有关。但是，虽然该例证是由法奥德·米海洛维奇的一位亲密好友提供给我的，但我却不能令自己精确和圆满地复述他的经历，因为我没有关于此传说的任何其他方面的证据。”传记作家和研究工作者对此不以为然。

[2851]许多记述，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记述，都表明与此说法相矛盾，认为在西伯利亚被流放期间表现的是残留的癫痫症特征。不幸的是，这里有理由不相信神经症者的自传叙述。经验向我们表明：神经症者的记忆采取了歪曲的形式，它意在阻断不合意的原因联系。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监狱里的禁闭生活显著地改变了他的病情却是事实。参见费楼波-米勒的著作（1924，第1186页）。

[2852][这个说明，弗洛伊德在1897年2月致弗利斯的信中已经表述过了（弗洛伊德，1950a，信58）。]

[2853]参见《图腾与禁忌》（1912～1913），第四篇，第五章。

[2854][参见《来自罪恶感的犯罪》，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工作中所遇到的一些性格类型》中的第三篇文章（1916d），标准版，第14卷，第332页。]

[2855]有关他发作的意义与内容的最好描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提供的。他告诉他的朋友斯特拉克霍夫（Strakhov）说，他在癫痫发作之后的易怒和沮丧是由于这样的事实：他仿佛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不能从他身上的未知的罪疚感的负担中摆脱出来，他犯了很大的罪过，这使他压抑（见费楼波-米勒的著作，1924，第1188页）。在这些自我谴责（self-accusations）中，精神分析学看到承认“心理现实”的征象，它努力使未知的罪恶被意识所认识。

[2856][在德语中（也在原来的俄语中）这个比喻是“一根能两头伤人的大棒”。康斯坦·加耐特（Constance Grarnett）的英译作为：“两边能切割的小刀”。这句话出现在这部长篇小说的第12卷第十章中。]

[2857][对这一观点在一个现实罪行案例中的实际运用的论述在弗洛伊德《专家对霍尔斯曼病例的意见》（1931d）第251页下面可以找到，那里《卡拉马佐夫兄弟》被再次讨论了。]

[2858]“主要的是赌博本身，”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发誓，贪婪钱财并不是我赌博的目的，虽然上帝知道我极其需要钱。”

[2859]“他总是在赌桌前，直到输掉所有的东西，彻底破产。只有当伤害达到彻底的程度，魔鬼才从他的灵魂中逃走，并为创造天才让路。”（费楼波-米勒和艾克斯坦的著作，1925，第1卷，第36页。）

[2860][在1897年12月22日致弗利斯的信中，弗洛伊德指出：手淫是“原始的沉迷”，所有以后的沉迷都是它的替代（弗洛伊德，1950，信79）。]

[2861]这里表达的许多观点可以在乔兰·纽费尔德（Jolan Neufeld）的一本杰作中见到（1923）。

[2862]毫无疑问，艾丁根（Eitingon）一直催促弗洛伊德完成这篇论文（琼斯，1951，第152页）。

[2863][赖克写道：“克制曾是道德的尺度；今天它只是尺度之一。如果它是唯一的一个，优秀的公民和庸人——他怀着迟钝的感觉屈从于权威们，并且由于他缺乏想象力，克制对他就更加容易，他在道德方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显得更加优越。”]

[2864][虽然弗洛伊德心存此文也许会再印的疑问，但好像在《意象》杂志刊出此文之前，赖克已给弗洛伊德看了他的批评文章。]

[2865]这实际上不只在美国是这种情况，英国也如此。

[2866]在法国同样如此。

[2867]在《浮士德》剧中第一部第四场中关于学生的场面。

[2868][“Im Anfang war die Tat.”（出自《浮士德》剧中的台词，第一部，第三场）。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1912～1913）中用了同样的话作结尾。]

[2869]约翰·内斯特罗（Johann Nestroy，1801～1862），维也纳著名的喜剧和滑稽剧作家。

[2870]心理仪器是由什么构成的这个问题。

[2871][汉斯·法伊英格尔（Hans Vaihinger，1852～1933）。他的哲学体系在《似乎哲学》（1911）中做了阐述。奥格登（C.K.Ogden）的英译本出现于1924年，题目是《“好像”哲学》。这本书在讲德语的国家里相当流行，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弗洛伊德在《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的第5章末尾对此做了长篇讨论。]

[2872][这里的德文“Bwusst-sein”，字面意思为“被意识到的”。这个词（基本的词性是名词“意识”）当然通常不用连字符。这里的连字符表明：弗洛伊德强调“bewusst”一词具有一定的被动性。参见弗洛伊德的论文《论潜意识》（1915e，标准版，第14卷，第165页注）里编者的注释。这个词在弗洛伊德的《自我与本我》（1923b）的第一章接近开端处以同样方式和同样目的被分割开来，而印的是两个分开的字却没用连字符相连。这里的连字符只见于1926年的版本。而在后来的德文版中，连字符被错误地省去了，而把两词放在了一起。]

[2873][该词“自我分析”（self-analysis）现在被通常作为“训练分析”（training analysis）。“自我分析”的真实含义在下文会提及到（弗洛伊德，1926c）。]

[2874]席勒：《世界的性质》。

[2875][该词德文为“Trieb”（本能）。对该词有各种译法，最通用的译文为“drive”（做“驱力”解），在“标准版”里用了“instinct”（本能）的译法的原因在第一卷《1896“绪言”概况》中讨论过了。]

[2876][参见弗洛伊德的《神经症与精神病》（1924b）。]

[2877][毫不怀疑是托尔斯泰和他的追随者们。见《有关移情的观察报告》的论文（1915a，标准版，第12卷，第161页）中有同样的论述。]

[2878]参见《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中类似的一段话。

[2879][在第一版，该词是德文的“Äusserungen”。在后来的版本中写成了“Änderungen”（“变化”之意），也可能是印刷有误。]

[2880][参考弗洛伊德后来论述此题的文章（1937d）。]

[2881][这句话是德文：“Wär ich besonnen, hiess ich nicht der Tell.”席勒的剧《威廉·退尔》，第二幕，第三场。]

[2882][这一节的大部分材料来自于弗洛伊德早期有关分析技术的论文，有某些段落几乎与原文一模一样。]

[2883]即给他的不是私掠船（Privateer）的执照。

[2884][当然这是指魏玛共和国的时代。]

[2885]出自于腓特烈大帝的谚语：“在我的国家，每个人都可按自己的方式拯救自己。”

[2886]“Laissez faire”，自由贸易，不干涉，放任主义。原指19世纪政府对工商业的政策的口号，弗洛伊德在此引申为对精神分析的政策。——中译者

[2887][参见阿伯拉罕（1924），英译本，1927年，第450页及下页。]

[2888][德文为“Seelsorger”（关心灵魂者）。弗洛伊德在他给普费斯特（1913）的一本书的前言里提到，在新教徒国家，关心灵魂的工作必须是由具备资格的人去做。]

[2889]这是一部德文流浪汉小说。1912年被译成英文。——中译者

[2890]本书书名Totem and Taboo曾被广泛地译作《图腾与禁忌》。其实应译为《图腾与塔布》，理由如下：（1）“图腾”和“塔布”分别都是译音词；（2）“……‘塔布’一词，后衍化为各种禁忌的通称，但‘塔布’实为禁忌的一种。”（《辞海》，1989版，第619页）；（3）在本书中，弗洛伊德着重讨论了两大禁忌，即“图腾禁忌”和“塔布禁忌”，而这一点在原译名中是无法得到体现的，故本书是按此观点翻译的，但书名仍保留《图腾与禁忌》。——中译者

[2891][这一序言是在德国首次发表于《弗洛伊德全集》（1934，第12卷，第385页）。后来传说施泰贝尔（Stybel）译的希伯来语译本将在耶路撒冷出版。事实上，希伯来文版直到1939年才由泽弗（Kirjeith Zefer）翻译出版。]

[2892]“图腾联结比血缘联结或现代意义上的家庭，更加牢固。”（弗雷泽，1910，第1卷，第53页）

[2893]这是对于图腾体系的高度概括，有必要对之进一步评说和定性。“图腾”这个词是由英国人朗（J.Long）于1791年首次从北美印第安人那里介绍过来的，当时拼写为“totam”。这一题材逐渐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迄今文献已是卷帙浩繁。其中我认为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著作，当推弗雷泽（Frazer J.G.）的四卷本巨著《图腾崇拜与族外婚》（1910）以及朗格（Lang Andrew）的文稿，如《图腾的秘密》（1905）。首次发现图腾崇拜在人类史前中的重要作用的功绩，当属苏格兰人麦克莱南（John Ferguson Mclennan，1869～1870）。不仅在澳洲土著人中，而且在北美印第安人、大洋洲各民族、东印度以及非洲的绝大部分地区中，人们都曾看到或依然看到图腾制度的盛行。从某些舍此便无他解的残迹来推断，图腾崇拜一度存在于欧洲及亚洲的雅利安（Aryan）和闪米特（Semitic）土著种族之中。因此，许多研究者倾向于将图腾崇拜视为人类历史上一切种族都要经历的一个必然阶段。史前人是如何采纳图腾的呢？也就是说，他们如何使得自己是某一种动物的后代这一事实，成为自己的社会义务和（正如我们目前所要看到的）性限制的基础的呢？在这一题材上，冯特已经为德国读者提供了一个梗概（1906，第264页以后）。关于这一题材虽说是理论纷呈，但是绝无定论。我意图在着手探讨图腾崇拜问题之前，先进行一项特别研究。在这项研究中，我尝试着运用精神分析的探究途径来解决这一难题（详见本书第四篇）。其实，何止图腾崇拜理论充满争议，各种图腾崇拜现象也很难像我在上文中所做的那样，用通用术语表达出来。几乎没有一句陈述不包含例外或曰反例。然而务请牢记，任何即便是最原始、最守旧的种族，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古老的种族。它们历史悠久，因而其原初的生活条件已有很大的发展和变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当今仍然有着图腾崇拜的各种族中，我们可以看到图腾崇拜处在不同的败坏和瓦解阶段上，处在向其他的社会和宗教制度的转变过程中，或者处在与原初大不相同的静止状态中。在上述第三种情况中，最难办的是要确定，我们到底应该将这些现象的现有状态视为原初的主要特征的真实写照呢，还是将它们视为后继的畸变形式。

[2894]另一方面，就这一禁忌而言，一位属袋鼠的父亲无论如何是可以与自己的属鸸鹋的女儿乱伦的。然而，如果图腾经由父系传承，那么属袋鼠的父亲便被禁绝与其女儿乱伦（因为他的儿女们也都属袋鼠），而儿子却可以与其母亲乱伦。图腾禁忌的这些内在意义使我们联想到，母系传承要比父系传承古老，因为有理由相信，图腾禁忌主要是用以扼制儿子的乱伦欲望。

[2895]还有几乎所有其他的图腾社团。

[2896]图腾的数量是随意选择的。

[2897][参见朗格，1910～1911，第87页。]

[2898]弗雷泽（1910，第2卷，第77页以后），摘自科德林顿（Codrington，1891，第232页）。

[2899]弗雷泽（1910，第2卷，78页），摘自兰伯特（Lambert，1900，第114页）。

[2900]弗雷泽（1910，第2卷，第124页），摘自帕金森（Packinson，1907，第67页以下）。

[2901]弗雷泽（1910，第2卷，第130页以下），摘自帕克尔（Peckel，1908，第467页）。

[2902]弗雷泽（1910，第2卷，第146页以下），摘自菲森（Fison，1885，第27页以下）。

[2903]弗雷泽（1910，第2卷，第189页），摘自朱斯特拉（Joustra，1902，第391页以下）。

[2904]弗雷泽（1910，第2卷，第388页），摘自朱诺德（Junod，1898，第73页以下）。

[2905]弗雷泽（1910，第2卷，第424页），摘自霍布莱（C.W.Hobley）的未发表手稿。

[2906]弗雷泽（1910，第2卷，第76页），摘自科德林顿（Codrington，1891，第42页以下）。

[2907]弗雷泽（1910，第2卷，第117页），摘自里比（Ribbe，1903，第140页以下）。

[2908]克罗莱（1902，第401页），摘自莱斯利（Leslie，1875，第141页）。

[2909]此处页码为标准版第13卷页码，下同。——中译者

[2910][这一主题由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标准版，第7卷，225页以下）的第三篇中首次展开详细讨论。]

[2911]其中还包括一个书目，罗列了这一主题上的重要文献。

[2912][在目前语境中，“塔布”的这一用途可因其不是原始的而予以忽略。]

[2913][请见本书的第一篇和第四篇。]

[2914]“禁忌延伸”系精神分析用语，指从过去经验中获得的观念，经过延展，对新事物赋予同样意义。——中译者

[2915]弗雷泽（1911b，136），摘自泰勒（1870，第165页）。

[2916][原文是“Hirschengasse”和“Hirsch”。]（英译者用英美国家中的常用姓氏“史密斯”取代原文中的奥地利常用姓氏，是为了缩短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心理距离。——中译者）

[2917]这种欲望和禁忌均与儿童触摸自己的生殖器有关。

[2918]来自于儿童与其所爱的禁忌施予者的关系。

[2919]借用布洛伊勒（1910）的这一恰当的术语。

[2920]请见后面的关于图腾崇拜的研究。对于这一问题，我在本书的第四篇论文中不止一次地提及过。

[2921]弗雷泽（1911b，第166页），摘自格兰伯格（Gramberg，1872，第216页）。

[2922]弗雷泽（在上述引文中），摘自保利奇克（Paulitschke，1893～1896，第2卷，第50页，136页）。

[2923]弗雷泽（1914，第1卷，第295页），摘自洛（low，1848，第206页）。

[2924]弗雷泽（1911b，第181页），摘自多尔西（Dorsey，1884，第126页）。

[2925]弗雷泽（1911b，第169～174页）。这些仪式包括击打盾牌、高声喊叫、拨弄乐器制造噪音等等。

[2926]弗雷泽（1911b，第166页），摘自米勒（Müller，1857，第2卷，第252页）。

[2927]关于这些做法的进一步的例证可见弗雷泽（1911b，第165～190页）一书中“遭禁忌的杀人者”一节。

[2928]弗雷泽（1911b，第134～135页），摘自一位帕克哈毛利人（PakehaMaori，1884，第96页以下）。

[2929]弗雷泽（同上），摘自布朗（Brown，1845，第76页）。

[2930]弗雷泽（同上），摘自泰勒（Taylor，1870，第164页）。

[2931]肯普费尔（Kaempfer，1727，第1卷，第150页），由弗雷泽摘录（1911b，第3页以下）。

[2932]弗雷泽（1911b，第58页），摘自巴斯廷（Bastian，1874～1875，第287、355页）。

[2933]弗雷泽（1911b，第17页以下），摘自巴斯廷（1874～1875，第1卷，第354页和第2卷第9页）。

[2934]弗雷泽（1911b，第18页），摘自茨魏费尔和穆斯梯尔（Zweifel and Moustier，1880，第28页）。

[2935]原文如此。——中译者

[2936]弗雷泽（在上述引文中），摘自霭理士（1832～1836，第4卷。第388页）。

[2937]弗雷泽（1911b，第140页），摘自马里纳（Mariner，1818，第1卷，第141页）。

[2938]弗雷泽（1911b，第142页），摘自博亚士（Boas，1890，第643页以下）。

[2939]弗雷泽（1911b，第143页），摘自泰特（Teit，1900，第332页以下）。

[2940]弗雷泽（1911b，第144页），摘自布卢门特里特（Blumentritt，1891，第182页）。

[2941]在本文前部我曾将她的“无法容忍感”与塔布进行比较的那位患者曾告诉我，无论何时她只要在街上见到有人身穿丧服，她都会觉得义愤填膺，因为她认为应该禁止他们外出。

[2942]弗雷泽（1911b，第357页），摘自一位西班牙观察者洛扎诺（1733，第70页）。

[2943]弗雷泽（1911b，第360页），摘自多布里兹霍弗（1784，第2卷，第301页）。

[2944]“Komplexempfindlichkeit”，是荣格使用的一个相关术语。意为：词语联想实验。

[2945]弗雷泽（1911b，第353页）曾提及对撒哈拉地区的图阿雷格人，作为由蛮族人自己做出的这一解释的一个例证。

[2946]这恐怕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遗体的某些部分仍然存在。

[2947]在尼科巴岛（同上，第358页）。

[2948]韦斯特马克（1906～1908，第2卷，第532页以下）。在脚注以及后来的正文中，作者列举了翔实而又极为适中的例证。例如：“毛利人认为，至亲至爱的人们可因死亡而改变其本性，即使是对他们从前爱过的人，也变得很恶毒[摘自泰勒（1870，第18页）]……澳洲土著人相信，在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死人都充满着恶意。因此，与他关系越是亲近的人越是害怕他[摘自弗雷泽（1892，第80页）]。……根据爱斯基摩人（the Central Eskimo）的那些流行观念，死人起初是些怀抱恶意的幽灵，游荡于村庄的四周，通过接触使人生病、倒霉甚至丧命；不过到了后来，人们认为这些幽灵得到了安息，因而不再害怕它们了。”（摘自博亚士，1888，第591页）

[2949][参见本书中第三篇论文。]

[2950][参见弗洛伊德《释梦》（1900a），标准版，第4卷，第248页以下。]

[2951][参见弗洛伊德《释梦》（1900a），标准版，第5卷，第188页以下。]

[2952][进一步的解释见第94页以下]原始民族的投射创造（projected creations）很像富有创造性的作家笔下的拟人手法；因为后者以各个个体的形式，将自己内心中躁动不安、互相对抗的本能冲突呈现于外。

[2953]在对那些恐惧（或童年时代曾恐惧）幽灵的神经症患者进行精神分析的过程中，常常有可能不费什么气力就能表明，幽灵是患者父母的化身。参见与此有关的一篇文章《性爱之鬼》。在这篇文章中，有关的人物并不是患者的父母（他们已去世），而是具有性爱意义的其他什么人。

[2954]参见我对阿贝尔的《原始词的对立意义》一文的评述（弗洛伊德，1910e）。

[2955][例如，法语中的“良知”（conscience）一词就含有双重意义，德语中“良知”一词是“Gewissen”，其词根与“wissen”（知道）和“bewusst”（自觉）相同，同时也与本段落及下一段落中用于比较的“gewiss”（肯定，满有把握地知道）一词相同。]

[2956]与塔布有关的那种罪恶感丝毫不会因触犯是潜意识的而有所减轻[参见前文的例子]。在希腊神话中，也有一个有趣的、与此相类似的例子：俄狄浦斯之罪并不因肇事者无知甚至有违其心意而有所减缓。

[2957][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关于良知和焦虑的根源及本质的观点，在后来的著述中有很大的修改。至于这些后来的观点，可见《精神分析新论》（1933a）中的第31讲和第32讲。]

[2958][本文中塔布与强迫性神经症间众多的比较点在《对鼠人的分析》（1909d）中已有详述。弗洛伊德在《处女的禁忌》（1918a）一文中对塔布这一主题做了进一步的讨论。——关于人类对待死亡的态度问题，还可见《对目前战争与死亡的看法》（1915b）一文——64页中有关注意的阐述在标准版第5卷中的《释梦》（1900a）一书的第七章（四节）的一个小节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性冲动与社会构成间的直接对立在标准版第18卷中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一书的第十二章第四节中得到详细的阐述。]

[2959]对资料加以简明扼要的利用，就必须省去所有的详尽书目。因此，我只提及斯宾塞、弗雷泽、朗格、泰勒、冯特的主要著作。我所要谈的泛灵论和法术均取自于此。我本人的观点仅见于我对这些材料和观点的择用之中。

[2960]参见泰勒（1891，第1卷，第425页）、冯特（1906，第142页，第173页）和马雷特（1900，第171页）。

[2961]“Naturphilosophie”即谢林（Schelling）的泛神论哲学。

[2962]冯特（1906）第四章，“心理表象”。

[2963]参见冯特（1906，第四章）、斯宾塞（1893，第一部分），以及《大不列颠百科全书》（1910～1911）中有关“物活论”、“神话”等词条。

[2964]由泰勒摘录（1891，第1卷，第477页）。

[2965][原文是“Zauberei”和“Magie”。]

[2966]“巫术”和“法术”曾被视为等义词。1979年版的《辞海》对巫术的释义是“利用‘超自然的力量’来实现某种愿望的法术”。1993年版的《英汉大词典》将magic译成“魔法，法术，巫术”，将sorcery译成“巫术，妖术，魔法”。然而，巫术和法术之间确实存在着细微的差异。根据1981年版的《宗教词典》和1989年版的《辞海》，法术是以主体自身的特定动作来影响或控制客观对象的意图，而巫术则意在借外力（某种“超自然力”）来影响或控制客体。基于这一理解，我们将本文中的magic译作法术，将sorcery译作巫术。——中译者

[2967]如果以嘈杂的声音或以大喊大叫来吓走神灵，那么这种行为则纯属巫术；如果以控制它的名字的方式来逼迫神灵的话，那么人们是在用法术来反对神灵。

[2968]《圣经》禁止用任何活物来做偶像，可能并不是要反对塑造术，而是希望使法术失去一种手段（tools），因为希伯来教痛恨法术。参见弗雷泽（1911a，第1卷，第87页）。

[2969]弗雷泽（1911a，第1卷，第251页），摘自巴切勒（Batche1or，1901，第333页）。

[2970]弗雷泽（1911a，第2卷，第98页），摘自威尔肯（Wilken，1884，第958页）。

[2971]在索福克勒斯（Sophocles）中的《俄狄浦斯王》一剧中，也可见到这种类似的恐惧（例如，在序幕和第一歌队中）。

[2972]弗雷泽（1911a，第7卷，第120页）摘自罗思（Roth，1896，第1卷，第430页）。

[2973]homoеopathy源自希腊语homoopathiе，字面意义是“感觉的相似”。1800年德国医生哈勒曼（S.Hahnemann）首次使用该词来指医学上的一种特殊治疗方法——顺势疗法。——中译者

[2974]弗雷泽（1911a，第1卷，第201页），摘自科德林顿（Codrington，1891，第310页）。

[2975]“contagious magic”又译交感法术。——中译者

[2976]参见：《哈姆莱特》第三幕第三场。国王：我的言语高高飞起，我的思想滞留地下；没有思想的言语永远不会上升天界（译文选自朱生豪译本——中译者）。

[2977][这位就是“鼠人”。参见标准版，第10卷，第233页以下。]

[2978]尽管我们已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根据我们的判断，已抛弃了这类力图进一步证实思想万能和泛灵论思维模式的模糊观念，我们似乎还是在将一种“诡秘可怕的”性质归咎于这类观念[参见，弗洛伊德后来的论文“诡秘可怕之物”（1919h）]。

[2979]原文是“only‘neurotic currency’is legal tender”这是一句比喻，原义是“唯有‘神经症货币’才是法定货币”。——中译者

[2980][这种转向极小动作的移置的另一个动机将在下文中讨论（参见标准版，第10卷，第241页）。]

[2981][关于自恋的问题，弗洛伊德在此后的论文《论自恋：导论》（1914c）中有详尽的讨论。]

[2982]“在蛮族野民中产生着作用并使他们拒绝承认死亡这一事实的因素，是某种唯我论（Solipsism）或贝克莱主义（Berkleianism即主观唯心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经验论，它发展到极端就是唯我论。——中译者）。（萨利[Sully]教授在其儿童研究中发现了这一因素，并以此术语命名。）这已几乎成为这一问题上所有研究者都认可的一个公理。”[马雷特（Marett），1900，第178页]

[2983]在此，我仅简要地提及这样一个事实，即儿童的原始性自恋（original marcissism）决定了我们对儿童性格发展的看法，并排除了他们具有任何原始自卑感（primary sense of inferiority）的可能性正如奥尔德所指出的那样[参见弗洛伊德（1914d，第三部分）]。

[2984]参见雷诺，《艺术的魔力》（1905～1912，第1卷，第125～136页。）在雷诺看来，那些在法国的洞穴中留下了动物石刻和壁画的原始艺术家们，并非欲图“愉悦”而是在于“召魂”或曰施魔召魂。因此，他解释了为什么这些画像位于洞穴中最黑暗的人迹罕至之处，为什么在这些画像中，人们未曾看到凶猛的食肉动物。“les modernes parlent souvеnt, par hyperbolе，dela magie du pinceau ou du ciseau d'un grand artiste et, en général, de la magie de l'art。Entendu au sens propre, qui est celui d'une contrainte mystique exercée par la volonté de I'homme sur d'autres volontés ou sur les choses, cette expression n'est plus admissible；mais nous avons vuqu'elleétait autrefois rigoureusement vraie, du moins dans l'opinion des artistes.”（同上，第136页）[在现代，人们常以隐喻的方式说起大艺术家那妙笔的魔力，或者更笼统地说是艺术之魔力。虽说这一表达已不再拥有神秘之力的本意（这是人类意志强加于其他生灵的意愿或物体之上的一种力量）；但是，正如我们所见，人们曾经确实是这么认为的——至少在艺术家看来是如此。]

[2985]他是通过所谓的内心知觉（endopsychic perception）而对此有所意识的。

[2986]我假定，在自恋的这一早期阶段，源自力比多的以及源自其他兴奋源的情感贯注彼此之间还不可区分。

[2987][参见施莱伯（1903）和弗洛伊德（1911c，第三节，（四））]。

[2988]在我讨论施莱伯的文章中（弗洛伊德，1911c，第三节）。

[2989]这两个短语的词典意义分别是“发怒”和“苏醒”。从短语本身来看，它们似乎都具有主体意识与肉体相分离的含义。——中译者

[2990]参见我的《精神分析中潜意识的注释》一文。这篇短文于1912年首见于心理研究学会编辑《汇编》一书（弗洛伊德，1912g）。

[2991][《释梦》（1900a）一书的第六章第一节对“润饰作用”这一问题展开了详尽讨论（标准版，第5卷，第488页以下）。]

[2992][有关迷信的讨论见于《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10b）一书第七章第四节，并见于《对鼠人的分析》（1909d）中与强迫性神经症特别相关的部分。]

[2993][参见《释梦》（1900a），标准版，第5卷，第569页。]

[2994][参见雷诺（1905～1912，第1卷，第17页以下）。]

[2995]然而，最好还是事先给读者提个醒。在这一主题上，任何结论都是很难下的。首先，收集观察资料的人并不就是分析和研讨者本人。前者有旅行家和传教士，而后者则是不曾亲眼见过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学生们。再者，与未开化人沟通并非易事。观察者们并不总是熟知当地语言，因而不得不仰仗于翻译，或者通过混杂英语来做调查。对于他们文化生活中那些极隐秘的细节，蒙昧人不愿相告，他们只对那些和他们共同生活了多年的外邦人畅所欲言。他们出于种种动机常常提供假资料或误导性资料。（参见弗雷泽，1910，第1卷，第150页下）切不可忘记，原始种族并非年轻的种族，其实他们和开化的种族一样古老。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为了给我们保存资料，他们始终使得自己的原始观念和习俗一成不变。相反，可以肯定的却是。原始种族在方方面面都有着深刻的变化。所以，要毫不犹豫地确定，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他们如今的状态和观念仍然以僵化的形式保存着远古的过去，变化的程度又是如何——这是绝不可能的。因此，面对原始文明中哪些特征是原生的，哪些是后来的、次生的这样一个问题，专家们的争论层出不穷。可见，对事物原始状态的确认总是一项建设性工作。最后，要适应原始，思维模式也不容易。我们不经意就会误解了初民，就像我们误解了孩子一样。而且，我们往往根据自己的心理丛来诠解他们的行动和感情。

[2996]《图腾崇拜》，爱丁堡，1887，重印于弗雷泽（1910，第1卷，第3页以下）。

[2997]参见我前面讨论塔布的论文[第20页]。

[2998]就像如今对待罗马国会大厦台阶旁笼中的母狼，以及在伯乐尼（Berne）窝中的熊一样。

[2999]就像某些贵族家庭中的素衣女巫（White lady）。

[3000]弗雷泽（1910，第1卷，第45页）。见下文我对牺牲的讨论[第132页以下]。

[3001]弗雷泽在其第二篇有关这一主题的论文《图腾崇拜的起源》（于1899年发表于双周评论中）所描述的图腾崇拜与我在上面的描述非常吻合：“因此，图腾崇拜通常被当作一种宗教的和社会的原始体系。作为一种宗教体系，它包含了未开化人与其图腾的那种不可思议的结合；作为一种社会体系，它包含了同一图腾的男人和女人所能接受的彼此间的关系以及与其他图腾群体间的关系。与体系的这两方面相对应的是两个粗略但却现成的检验标准，或曰图腾崇拜的准则。其一，族人不可宰杀或食用自己的图腾动物或植物；其二，族人不可与相同图腾的女人通婚或同居。”（弗雷泽，1910，第1卷，第101页）弗雷泽然后接着写道：“这两个方面——宗教的和社会的——到底总是共存呢，抑或基本独立，这是一个历来有着不同答案的问题。”这样。他就把我们推到了有关图腾崇拜的争论之中。

[3002]对于观点的这种改变，他做过如下令人赞美的评述：“说我在这些难题上的结论是最终的，我还不至于傻到这个地步。我不断地改变我的观点。而且只要证据变了，我会毫不犹豫地再次改变这些观点。这是因为，公正的调查者就像变色龙，应该随着所行道路颜色的变化而改变自身色彩。”（弗雷泽，1910，第1卷，第13页）

[3003]“就这一情况的本质而言，由于图腾崇拜的起源是历史考证或实验力所不及的，所以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必须求助于推测。”（朗格，1905，第27页）“我们无论在哪里都看不到绝对原始的人，也看不到形成中的图腾体系。”（同上，第29页）

[3004]最初，可能只根据动物的名称来起名。

[3005]由朗格摘录（1903，第9页以下）。

[3006]由朗格摘录（1905，第118页）。

[3007]皮克勒与索姆罗（Pikler and Somló，1900）。这些作者将自己对图腾崇拜起源的尝试性解释，公允地描述为“对历史唯物论的一个贡献”。

[3008]菲森和霍威特（1880，第165页），由朗格摘录（1905，第141页）。

[3009][见上文对塔布的讨论（第54页以下）。]

[3010]即“The Rascals”（流氓）。指16世纪荷兰的起义者。

[3011]由弗雷泽摘录（1910，第4卷，第50页）。

[3012]“这一论点全无任何含混、神秘之处，全无某些作家爱在人类起源的初探中所做的故弄玄虚。这种故弄玄虚恰恰与蒙昧人的那种充满感性、简单而具体的思维模式格格不入。”（弗雷泽，1910，第1卷，第117页）

[3013]在《社会学年鉴》（1898，1902，1905，等等）一书中；请特别参见《论图腾崇拜》（1902，第89页以下）一文。

[3014]见弗雷泽《金枝》第1版，（1890），第2卷，第332页以下，还请参见弗雷泽，1910，第4卷，第52页以下。

[3015]“同一社团中的蒙昧人不可能有意识地将自然王国划分成不同的区域，并将每一区域分派给一帮法术施展者，从而要求各帮法术施展者都有共同的利益而施法布咒。”（弗雷泽，1910，第4卷，第57页）

[3016]由弗雷泽摘录（1910，第2卷，第89页以下和第4卷，第59页）。

[3017]“那种信仰已远远不是一种原始哲学。”（朗格，1905，第192页）。

[3018]由弗雷泽摘录（1910，第4卷，第45页以下）。

[3019]参见弗雷泽对杜克海姆观点的批判（1910，第4卷，第100页以下）。

[3020]例子请见弗雷泽（1910，第4卷，第75页）：“图腾氏族是与族外婚氏族（exogamous clan）截然不同的社会机体，因此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它更加古老。”

[3021][参见本书第一篇论文。]

[3022][在同一章里，他对各种针对他的这些观点的反对意见都一一做了答复。]

[3023]达尔文（1875，第2卷，第127页）叙述蒙昧人时指出，他们“不可能考虑到千秋之后自己的后裔要遭受的灾难”。

[3024][参见本书第一篇论文。]

[3025]“因此，族外婚的最初起源以及与之相伴的乱伦法（因为族外婚就为防止乱伦而创设的）仍然一如往常，是个令人两眼一抹黑的难题。”（弗雷泽，1910，第1卷，第165页）

[3026][弗洛伊德在此及在下文中所使用的“horde”一词，可能会引起不解。在英语的一般用法中“horde”指很大一批未经组织的群众（mass of people）。本文很清楚地表明，弗洛伊德用这个词意指规模有限、多少是经过组织的群体，即阿特金森（Atkinson）所说的“大家庭”（cyclopean family）。]

[3027]如果真的像达尔文先生的理论所言，族外婚早在图腾信仰将一神圣的制裁付诸实施之前便已实际存在的话，我们的任务便相对会轻松些。第一条实际的戒规就是那位醋意十足的远祖（Sire）的，“我营中的女性其他男性不可碰。”这样，儿子们便被排除在外了。久而久之，已成习惯的这一戒规变成，“在拥有同一动物名称的本地群体内不可通婚；鹬族人不可与鹬族人结婚。”但是，如果这些原始群体原来不具有族外婚性质，那么，只要图腾神话和塔布从动物、植物和本地群体的其他名称中产生出来之后，它们就会变得具有族外婚的性质了。（朗格，1905，第143页）此外，在他对这一主题的最后一个讨论中，朗格（1911，第404页）声明，他已“抛弃了族外婚是一般图腾塔布的结果的观念”。

[3028]后来发表了（阿伯拉罕，1914，第82页；英译本，第228页）。

[3029][后来称作特拉维夫（Tel-Aviv）的伍尔夫博士。]

[3030][弗洛伊德（1909b，标准版，第10卷，第52页）。]

[3031][在他的长颈鹿幻想中（同上，第37页以下）。]

[3032]关于以致盲来替代阉割（这一替代也见于俄狄浦斯神话），可参见赖特勒（Reitler，1913c），费伦茨（1913b），兰克（1913）和埃德（Eder，1913e）。

[3033]原文中表示所啄特定部位的介词“at”以斜体出现，表示强调。——中译者

[3034]费伦茨，1913a（英译本，第246页）。

[3035]在弗雷泽（1910，第4、5页）看来，这一点是“图腾崇拜的全部精华”：“图腾崇拜是人与其图腾间的认同”。

[3036]我必须感谢朗格使我注意到一位聪明的年轻人的恐犬症。他对这位年轻人患病经过的解释与我在第114页所提到的阿龙塔人的图腾理论极其相似：他想他曾从父亲那儿听说母亲在怀孕期间曾被狗狠狠地吓过一次。

[3037][第二修订版（即在此引用的版本）出版于作者去世后的1894年。]

[3038]闪米特人，古代包括巴比伦人、亚述人、希伯来人和腓尼基人；近代主要指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中译者

[3039][即他们共坐同一餐桌。]

[3040][此处弗洛伊德的原文为斜体。]

[3041]“这一推论是，图腾崇拜必然引起的驯化（条件是当有动物能够被驯化时）对图腾崇拜则是致命的。”（杰文斯，1902，第120页）

[3042]此处意指共享同一食物。——中译者

[3043][此处弗洛伊德的原文为斜体。]

[3044]牺牲正是献祭给晨星的。

[3045]我并不是不知道其他人对这一献祭理论提出了异议，例如马里莱厄（Marillier，1898，第204页以下）休伯特与莫斯（1899，第30页以下）等；但是，这些异议实在无损于史密斯假说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

[3046]为了避免引起可能的误解，我请读者考虑将下一条脚注中的最后几句话，当作对这一段描述的一个补救。

[3047]这一貌似荒谬的假说认为，那个暴虐的父亲被彻底打倒并丧命于遭自己放逐的一群儿子手中。阿特金森（1903，第220页以下）也认为，它与达尔文原始部落中的事态有着直接的关系：“家长只有一个令自己害怕的敌人……这就是一帮共同生活、被逼禁欲（或者顶多也就是共享一个女俘）的年轻的兄弟们。虽然他们尚处在前青春期仍很孱弱，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将日渐强大，通过反复的联合打击，他们一定会从暴君父亲那里夺回妻子和生活。”终生都在新苏格兰（New Caledonia）度过，在研究土著人方面有着得天独厚条件的阿特金森也指出，达尔文所说的盛行于原始部落的那些情况也很容易在野牛野马群中观察到，而且往往会导致群首被咬死（同上，第222页）。他进而假设，父亲被处置之后，大获全胜的儿子们彼此又展开了惨烈的争斗，部落分崩离析。因此，社会的任何新组织都受到了阻碍，因为“独裁的、暴君般的父亲被弑之后，就会出现连绵不断的暴力争斗，儿子们弑父的双手不久又会在杀兄害弟的争斗中双拳紧握。”（同上，第228页）阿特金森并无任何精神分析学理论的支持，对史密斯的研究也一无所知，但却发现从原始部落到下一个社会阶段的发展中，存在着一个较少暴力的转变过程，其间众多的男人们能够和平相处，共同生活。他相信，由于母爱的介入，儿子们（开始仅仅是那些顽童稚子，后来才包括那些青年小伙）才被准许留在部落之中。作为对这一宽容行为的回报，儿子们便主动放弃对自己母亲和姐妹们的占有权，以此承认父亲的性特权。（同上，第231页以下）这就是阿特金森所提出来的极其显著的理论。就其本质特征而言，它与我的理论不谋而合；相异之处完全是由他的理论未能发现与许多其他问题间的相关关系导致而成。我在上文中描写的一切并不非常准确。时间因素的省略、整个主题内容的压缩，这些可归因于对这一性质的主题我们必须采取的保留做法。在这些问题上，研究者自求精确就太傻了，苛求研究者给予肯定答案也是不公平的。

[3048]事实上，这种行为不可能给那些这么做的人带来彻底的满足，这一事实也一定助长了这种新的情感态度。从一个角度来看，这事干得很徒然。实际上，没有一个儿子能实现自己原初的愿望——替代父亲。而且，正如我们所知，失败往往引起道德反应而不是满足。

[3049]“在原始社会中，谋杀和乱伦（或者说，所有这种有害血缘圣洁的罪行）是唯一能引起人们痛恨的罪行。”（史密斯，1894，第419页）

[3050]参见荣格1912的讨论，其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在某些方面与我的观点不同。

[3051]“在我们现代人看来，人神之间的分野已成为不可越逾的鸿沟，因而人对神的这种模仿显得很不虔敬，不过对古人则另当别论了。他们认为，神人本一家，因为许多家庭都认为自己是某神的后代。因而，人的神化之于古代人就如圣徒的确立之于现代天主教徒一样也许都不是什么反常之事。”（弗雷泽，1911a，第2卷，第177页以下）

[3052]人们普遍同意，当神话中的一代神明为另一代征服时，这一切所表示的是一种新宗教体系对另一种体系的历史性取代，无论其原因是外族占领抑或心理的发展。在后一种情况中，神话大致等于西尔伯勒尔（1909）描述的“功能现象”。[参见弗洛伊德，1900a，标准版，第5卷、第503页以下]荣格（1912）坚持的观点是，杀牲的神是一种力比多象征，表示一个力比多概念而非那种一直使用至今但在我看来方方面面都成问题的概念。

[3053]阿提斯是希腊神话中佛律癸亚的主宰自然界的神。阿多尼斯是腓尼基的主宰自然界的神。塔穆兹是西亚众多民族神话中的丰饶之神。——中译者

[3054]在我们遇到的那些年轻的神经症患者中，阉割恐惧作为一种阻碍物在他们与自己父亲的关系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由费伦茨（1913a）报告的一个令人深受启发的例子表明，一位小男孩是如何将一只啄了他的小阴茎的鸡当作自己的图腾的。每当我们（犹太人）的孩子听说割礼（ritua1 circumcision）时，他们就将它视为阉割。与孩子们的这一反应相对应的社会心理反应，就我所知至今尚未研究出什么结果。在远古时代以及在割礼极为平常的那些原始种族中，包皮切割是达到行成人礼的年龄时进行的，也正是在这一年龄上其意义才被发现；它只是作为一种第二次发展而被推移到生命的早年（……it was on1y as a secondary deve1opment that it was shifted back to the ear1y years of 1ife。这句话语焉不详。但从上下文中可以看出，它是指割礼的意义在于使人返回到孩提时代，一切都得从头发展。——中译者）。令人兴趣盎然的还有，在原始民族中，包皮割除常与剪发和拔牙同时进行（或者只施行剪发或拔牙），而我们孩子由于不可能了解这一点，事实上带着由此而生的满心焦虑将这两种手术视同为阉割。

[3055]弥特刺斯是古代印度一伊拉克的司光明和善行之神，后来成为太阳神。在公元3世纪时，弥特刺斯崇拜成为基督教的劲敌。基督教接受了弥特刺斯教的许多东西。从公元4世纪起，弥特刺斯逐渐衰落。——中译者

[3056]俄狄浦斯（Orpheus），是希腊神话中的歌手。传说他发明了音乐和作诗法。他的歌声能使树木弯枝，顽石移步，野兽俯首。为了使被蛇咬伤致死的妻子还阳，他下到冥国。因违反了走出冥界前不得回头看妻子的影子，不得同她说话的禁令，俄狄浦斯永远失去了妻子。——中译者

[3057]希腊神话中的提坦神是传说中曾统治世界的一个巨神族。包括老一代神祗的儿子们和孙子们。提坦巨神们的名字表明，他们是自然力的体现，提坦神后被新神奥林波神诸神打败。——中译者

[3058]狄俄尼索斯-扎格柔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植物神，葡萄种植业和葡萄酿酒业的保护神。传说狄俄尼索斯起初是甫耳塞福涅所生，名叫扎格柔斯，被提坦神撕碎，再由塞墨勒娩出。——中译者

[3059]阿那克西曼德（公元前610年？～前547年？），是古希腊哲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中译者

[3060]“一种亲人种的罪孽”（Reinach，1905～1912，第2卷，第76页）。

[3061]我们发现，神经症患者的自杀冲动往往是对欲求他人死亡的自我惩罚。

[3062]弗雷泽（1912，第2卷，第51页）。熟悉这一主题各种文献的人绝不会认为，基督教圣餐源自图腾餐是本文作者首先提出的观点。

[3063]以《暴风雨》中爱丽儿的话来说：五时的水深处躺着你的父亲，他的骨骼已化成珊瑚；他眼睛是耀眼的明珠；他消失的全身没有一处不曾受到海水神奇的变幻，化作瑰宝，富丽而珍怪。（译文选自朱生豪的译本。——中译者）

[3064]“俄狄浦斯之死”，收录在我常常引用的那一卷里（1905～1912，第5卷，第100页以下）。

[3065]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们的父母情结（parentlcomplex）。

[3066]既然我已习惯于遭人误解，我想明确地坚持下面这一点还是值得的。这就是，在本文中我所说的衍生关系丝毫没有忽视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些现象的复杂性。因为，它们（指诸现象——中译者）只要求在已知或仍旧未知的宗教、道德和社会的起源中再增添一个新的因素——一个以具有精神分析学意义的思考为基础的因素。将这一解释综合成一个整体的任务，我只好留给他人去完成了。但是，这一新观点的性质决定它必然会在这样一个综合体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即使在认识到它的伟大意义之前人们必须克服强大的情感抵抗。

[3067]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一场（译文选自钱春绮的译本——中译者）。

[3068][参见本书第二篇有关塔布的论文。]

[3069][参见本书第三篇论文。]

[3070][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Deed（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弗洛伊德在本文的有关思想，在他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第十章），《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尤其是第四章）以及《摩西与一神教》（1939a）中有进一步的讨论。]

[3071]指标准版第23卷页码，下同。——中译者

[3072]后者完成于1937年8月11日（弗洛伊德1960a，信290）。

[3073][在《圣经》（参见“民数记”，12（3））中就是这样谈论摩西的，本书中一再出现这个短语：我们还记得德文原版的题目从字面上讲就是《摩西与一神教》。]

[3074][《出埃及记》ii，10，在本译文中引自《圣经》的所有引文都是由权威版提供的。]

[3075]赫利兹（Herlitz）和基尔施纳（Kitschner）（1930），4（1），303编。[提供引文的作者是M.索洛维奇克（M.Soloweitschik）。]

[3076]布雷斯特德，1934年350页。

[3077][沙米索（Adelbert von Chamisso，1781～1838），是《妇女的爱情和妇女的生活》的作者，该书是由舒曼配以音乐的抒情诗；也是《彼德·施莱米尔》的作者，该书讲述一个出卖其影子的人的故事。]

[3078]虽然人们对摩西是个埃及人的提法经常提出怀疑，但从最早期时代到如今都很少提到他的姓名。[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新论》（1916～1917）（标准版，第15卷，第161页）中引用了一则滑稽的轶事。——这个脚注首次出现于1939年的版本。在1937年在原版的《意象》杂志和1939年的英译本中都未包括在内。——引自布雷斯特德的这个短语实际来自圣·斯蒂芬的一次演讲（第七幕，22）。]

[3079]我的想法绝不是想要轻视兰克对这项研究所做的独立贡献的价值。[随后的引文是以罗宾斯和杰利夫的译文为基础，它首次发表于1914年，文中的参考文献也与此有关。为了更精确起见而做了一些改变。]

[3080][弗洛伊德想起了他喜欢提到的高尔顿的“合成照片”。例见《释梦》（1900a），标准版，第4卷，第139页。]

[3081][卡纳是桑斯克里特的英雄史诗《马哈哈拉塔》中的一位英雄，杰尔加麦什是一位巴比伦英雄，其他的人都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

[3082][例见《释梦》（1900a），标准版，第5卷，第399～402页。]

[3083][参见弗洛伊德的论文《家庭传奇》（1909c）。该论文最初是作为上面引用的兰克那本书的一部分发表的。]

[3084]迈尔（Eduard Meyer），1906年，第46页以下。

[3085][这在弗雷维厄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所做的说明中也提到了。]

[3086]兰克，1909年，第80页注。

[3087][因此，爱德华·迈耶尔写道（1905年，第651页）：“‘摩西’这个名字很可能是埃及人的名字，而且塞罗（Shiloh）王朝的祭司家族中‘平查斯’（Pinchas）这个名字……毫无疑问是个埃及人的名字。当然，这并不能证明这些家族具有埃及根源，但他们无疑与埃及有关系。”我们肯定会问，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使我们这样认为。（迈尔写的这篇论文（1905）是一篇相当长的论文的摘要（1906），在那篇摘要中进一步考察了这些埃及人的名字问题（第450～451页）。由此可见，有两个叫“平查斯”的人，（权威的说法应为Phinehas）……一个是亚伦的孙子（《出埃及记》vi，25和《民数记》xxv，7），另一个是塞罗的一位牧师，他们都是利未人（参见39页以下）。塞罗是方舟最终到达耶路撒冷之前停泊的地方。]

[3088][《意象》，23（1937）。（指上述论文）]

[3089]我们并不清楚在《出埃及记》中涉及多少人。

[3090][“Geistig”在这里译作“精神的和理智的”。这个概念在本书的结尾处变得十分重要，特别是在第三篇文章第二部分的第三节中。参见第86页脚注。]

[3091]布雷斯特德（1906，356）称他是“人类史上的第一人”。

[3092]以下所述主要基于布雷斯特德所做的说明（1906和1934年）以及《剑桥古代史》第二卷的有关章节（1924年）。

[3093]甚至阿蒙诺菲斯最喜爱的妻子耐芙尔蒂蒂（Nefertiti）也可能是亚洲人。

[3094]“但是，无论这种起源于赫利奥波利斯的新国教可能有多么明显，它并非只是太阳崇拜；‘阿顿’这个词在古老词语中用作‘神’（nuter），而且这个神和物质的太阳是显然有区别的。”布雷斯特德，1906年，第360页。——“显而易见，这位国王把人们在地球上所感受到的太阳的力量崇拜为神。”布雷斯特德，1934年，第279页。厄尔曼（l905年，第66页）关于阿顿神崇拜的看法也做了类似的判断：“这是一些尽可能抽象地表述其意义的词，受崇拜的不是这个天体本身，而是从中显示其本身的存在。”

[3095]布雷斯特德，1906年，第374页脚注。

[3096][在德文版中这个名字拼做“Ikhnaton”]我在这里采纳的是这个名字的英文拼法（替换词是“Akhenaton”）。这位国王的新名字与他早先的名字意思大致相同：“神是满意的。”参见德文“Gotthold”[“上帝是仁慈的。”]和“Gottfried”[“上帝是满意的”。]——[这个脚注在字面上是从德文版翻译的。实际上。“Ikhnaton”是布雷斯特德的（美国人的）译法。对此的全部说明请见“关于专门姓名转译的注解”。（前面第6页）]

[3097]1887年正是在那里做出了具有如此重大历史意义的发现，是关于埃及的国王们同他们的亚洲朋友和诸侯们的通信。

[3098]布雷斯特德，1906年，第363页。

[3099]韦戈尔（Weigall，1922年，第120～121页）说，埃克赫那顿不承认有一个地狱，为了抵御该地狱的恐怖，人们可以用无数的魔法符咒来保护自己：“埃克赫那顿把所有这些宗教信条全都付之一炬。妖魔、鬼怪、精灵、怪物、半人半神、魔鬼以及奥西里斯本人连同他的所有阴曹地府全都被投入熊熊烈火之中，化为灰烬。”

[3100]这或许应读作“一个金字塔或一只鹰”，参见布雷斯特德，1934年，第278页。

[3101]“埃克赫那顿不允许给阿顿制作任何雕像。这位国王说，真正的神是无形的；他在一生中始终坚持这种观点。”（韦戈尔，1922年，第103页）

[3102]“再也没有听说过任何关于奥西里斯及其冥界的任何事情。”（厄尔曼，1905年，第70页）——“奥西里斯完全被忽视了。在关于埃克赫那顿的任何记载中或在阿尔马那坟墓的任何文件中再也没有提到过他。”（布雷斯特德，1934年，第291页）

[3103]“哦，以色列人，请听着：我们所崇敬的神是唯一的神。”《申命记》（Deuteronomy, vi，4）

[3104]韦戈尔（1922年，第12页和第19页）只用少数几段话提到，“把赖的容貌描述为落日的阿图姆神，可能和主要在叙利亚北部受到崇拜的阿顿神同出一源”，因此“一个外国的王后及其扈从可能感到对赫利奥波利斯比对底比斯更同情。”（韦戈尔认为，阿顿和阿图姆之间的联系可能不被埃及古物学家（Egyptologist）所普遍接受）

[3105][“Heilig”参见第120页。]

[3106][《创世纪》第十七章，第9页以下；《出埃及记》第四章第24页以下。参见第44页以下插话的解释。]

[3107]希罗多德，《历史》，第2卷，第104章。

[3108][《创世纪》，第34章]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在如此独断专横地对待《圣经》传说时——当它适合于我时，我便用它来证实我的观点，当它与我的观点相矛盾时，我便毫不犹豫地放弃它——我使自己面临着严厉的方法论上的批评，并且削弱了我的论据的说服力。但是，这是一个人对待他所明确熟知的材料的唯一方式，这种材料的可信性已被那些带有倾向性用意的歪曲影响所严重损害了。我希望，当我发现这些秘密动机的痕迹之后，我将随之发现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获得确切的结果，另外，还可以说，研究这一主题的每一位别的作者也都采取同样的程序。

[3109]这是埃克赫那顿时代之前大约200年的一段混乱时期，当时一个闪米特民族（即所谓“埃及的牧人王”）统治着埃及北部。

[3110]如果摩西是一位高级官员，这就使人较容易理解他所担当的犹太人的领导者这个角色。如果他是一位祭司，那么，他充当一个宗教的创立者便是很自然的事。在这两种情况下，他本应继续他以前的职业。一位皇室的王子可能很容易担任这两种职务，一个省的首脑和一个祭司。弗雷维厄斯·约瑟夫斯接受了这个弃婴的传说，但似乎又很了解《圣经》之外的其他传说，（在他的《古代犹太人》中）他解释说，摩西是一位埃及将军，他在埃塞俄比亚打了一场胜仗。（英译本，1930年，第269页下面）

[3111][《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第3、14和16页。]

[3112][这样就使出埃及的时间比大多数历史学家所假设的要早一个世纪，历史学家们认为它发生在美楞普塔（Merenptah，有时译作“美耐普塔”）统治下的第十九王朝。或许它可能发生得（比上文所述）略迟一点，因为官方的（埃及）历史档案似乎把哈莱姆哈布统治下的空位期也包括在内了。[见下面第48页]

[3113][《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6页。在权威版本中同一个词到处都在使用着，如《申命记》，第七章，第6页。参见第120页。]

[3114]希罗多德大约在公元前450年访问了埃及，在讲述他的旅途见闻时他列举了埃及人的特点，这些特点与我们所熟悉的后来的犹太人的特点有惊人的相似性：“他们在一切方面都表现出比任何其他民族具有更多的宗教性，而且在许多风俗上也和他们大不相同。因此他们是最早施行割礼的，目的是为了清洁。再者，他们很害怕猪，这毫无疑问与下述事实有关，那头猎物曾以黑猪的样子咬伤过荷拉斯（Horus）。最后而且更明显的是，他们对母牛最为崇敬，绝不会食用它们或把它们当作牺牲品贡奉，因为这样会得罪长着牛角的伊西丝女神，由于这个原因，任何埃及的男女都不会同希腊人接吻，或使用他们的刀叉或厨具，或者食用希腊人的刀子宰杀的尚未交配过的牛的肉……他们怀着心胸狭窄的傲慢蔑视其他民族，认为他们不干净，不像他们那样接近神祗。”（厄尔曼，1905，第181页）这是厄尔曼在关于希罗多德的第二部书的第三十六章至第四十七章的一个总结——当然，我们一定不要忽略在印度人的生活中也发生过类似的事。——而且顺便提一句，究竟是谁曾向19世纪犹太诗人海涅（Heine）建议，他应该抱怨他的宗教，就像“从尼罗河谷蔓延的瘟疫，古老埃及的不健康的信仰”呢？[摘自一首诗“汉堡的新犹太医院”。]

[3115][这件轶事以略有不同的形式也在约瑟夫斯的《古代犹太人》英译本中出现过，1930年，第265页以下。]

[3116][《出埃及记》第二章，第11～12页，第三十二章，第19页。]

[3117][如果这是指摩西，在他生命的晚年不允许他进入天国（《申命记》第34章，第4页），那么，实际的解释是，他用他的魔杖击打石头以把水吸入，而不仅仅是对石头讲话来表示不耐烦（《民数记》第20章，第11～12页）。]

[3118][《出埃及记》第四章，第10页和第14页。]

[3119][在本著作的自始至终，弗洛伊德对这个词的后一部分使用了更技术性的语音拼法：夸底斯（Qades∨）。我们采纳的是通常的英文拼法。]

[3120][其确切位置似乎无法确定，但很有可能是在现在所知的内盖夫（Negev），大约和佩特拉（Petra）在同一个纬度，但偏西约50英里。不要和巴基斯坦以北的、更著名的叙利亚的卡代什相混淆，这是拉麦西斯二世（Ramesses）对黑提蒂斯（Hittites）取得大为夸耀的胜利的地方。]

[3121][这是通常的英文拼法，弗洛伊德用的是相应的德文拼法：“Jahve。”]

[3122]在《圣经》故事的某些章节中仍然认为，耶和华是从西奈降临到麦里巴-卡代什的。[例如，《民数记》，第二十章，第6～9页。——西奈和霍莱布通常被视为同一座山的不同名称]

[3123]迈尔，1906，第38页和58页。

[3124][《出埃及记》，第三章，第1页；第十八章，第2～27页。]

[3125][迈尔，1906，第49页。

[3126][《约书亚记》，第五章，第9页。]

[3127]迈尔，1906，第449页。（引自希罗多德《历史》，第2卷，第104章。）

[3128]同上，第451页脚注。

[3129]同上，第49页。

[3130][这些似乎是卡代什的一些泉水的名称。参见《出埃及记》，第17章，第7页。]

[3131]迈尔，1906，第72页。

[3132][《出埃及记》，第一章，第16页和第22页。]

[3133]迈尔，1906，第47页。

[3134][《民数记》，第21章，第9页。]

[3135][我们没有发现更早期的这种提法。毫无疑问是弗洛伊德在对本书进行修订的过程中删除了。但是，请参见第15页编者增补的一个脚注。我的假设与亚胡大（Yahuda）关于埃及人对早期犹太文学的影响的看法非常一致。见亚胡大，1929年。]

[3136][这在后面第42页做了阐述。]

[3137][格雷斯曼，1913年，第54页。]

[3138][《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第21页；第十四章，第21～28页。]

[3139][《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第19页；《民数记》，第十二章，第3页。]

[3140]《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1910年，第3卷，“圣经”条。

[3141]见奥尔巴赫（Auerbach）（1932年）。

[3142]1753年，阿斯特鲁克（Astruc）第一次区分了以耶和华作为上帝名字的作品和以埃洛希姆作为上帝名字的作品。让·阿斯特鲁克（1684～1766）是隶属于路易十五王朝的一位法国宫廷医生。

[3143]从历史上看，可以肯定，犹太版的《圣经》最终是在公元前5世纪由于埃兹拉（Ezra）和内赫米亚（Nebemiah）进行改革的结果而固定下来的——就是说，在被流放之后，在对犹太人友好的波斯人统治时期；按照我们的推断，自摩西出现之后大约900年过去了。这些改革制定了严格的规则，旨在使整个民族神圣化；他们与邻近民族的分离也由于禁止通婚而得以有效实施；《摩西五卷》这本真正的律法书也就确定了其最终形式，完成了所谓《祭司法典》的修订。但是，似乎可以肯定，这些改革并未引进任何新的有倾向性的目的，但却接受和强化了早先的倾向。

[3144]参见亚胡大，1929年。

[3145]如果禁止他们制作画像，他们甚至应该有一种动机，放弃象形文字的图画式书写，而采纳其书写符号来表达一种新的语言（参见奥尔巴赫，1932年）（象形文字的书写包括描述物体的符号和代表声音的符号）。

[3146][“Stelle”的意思是“一个地方”，“ent-”是个前缀，表示条件的改变。]

[3147][参见第26页。]

[3148][（参见《出埃及记》，第六章，第3页。）使用这个新的名字的各种限制并没有使这个问题更容易理解，反而使它们更值得怀疑。]

[3149][《创惜纪》，第十七章，第9～14页。]

[3150]耶和华无疑是一个火山神。埃及的居民没有任何崇拜他的理由。“耶和华”这个名字的发音听起来和其他神名“丘比特”（Jupiter）、“朱维”（Jove）的词根类似，我当然不是第一个对这种类似性感到惊奇的人。[“j”这个字母在德文中的发音类似于英文的“y”。]“约克南”这个名字是由希伯来语的耶和华的一个缩略词组成的——它和（德文）“Gotthold[上帝是仁慈的。]”与迦太基语的同义词“Hannibal”之间的类似形式相同。（约克南）这个名字的形式有“约翰（Johann, John）”、“琼（Jean）”、“胡安（Juan）”，现已成为欧洲基督教国家中最受欢迎的教名。意大利人通过把它改为“Giovanni”，另外又把每周的某一天称为“Giovedi（星期四）”，而阐明了某种类似性，这种类似性可能没有任何含义，也可能包含着很多意思。在这一点上，许多广泛而又非常不确定的前景展现在我们面前。在历史研究几乎无法探讨的那些朦胧的世纪里，地中海东部盆地周围的国家似乎是经常发生强烈的火山爆发的地区，这一定会给这一带的居民留下最强烈的印象。埃文斯（Evans）设想，那索斯的米诺斯宫殿最终毁于一旦也是由于一次地震的结果。当时在克里特地区（很可能和在爱琴海的大部分地区一样）伟大的母亲女神受到崇拜。人们认为她无法保护她的房屋不受更强大力量的攻击，可能是因为她不得不让位于一位男性神祗，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火山神就是第一个提出要取代她的地位的神。宙斯毕竟总是保持着“地球摇动者”的称号。几乎毫无疑问，正是在那些蒙昧的时代里，母亲女神们才被男性神祗们所取代（男性神祗最初可能就是她们的儿子）。智慧女神雅典娜无疑就是母亲女神的当地形式，她的命运给人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她被那场宗教革命贬为一个女儿，她自己的母亲也被剥夺，并且通过把贞洁强加于她，而使她永远不能成为母亲[关于母亲女神们，请参见第83～84页下面]。

[3151]在那个时期几乎不可能有任何其他影响他们的方法。

[3152][“Vergeistigte”，见以下第三篇文章，第二部分（3）和第86页脚注。]

[3153]确实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很少听说在几千年的埃及历史中用暴力除去或谋杀一个法老。如果我们把它和亚述的历史做一比较，就一定会使我们对此倍感惊奇，当然，也可以用下述事实来说明。即埃及历史的书写是完全为官方的目的服务。

[3154][《民数记》，第十四章，第33页。]

[3155][《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第19页。]

[3156]爱德华·迈尔，1906，第222页以下。

[3157]载福楼拜《圣·安东尼的诱惑》。

[3158]《出埃及记》，第三章，第8页。

[3159]《申命记》，第十三章，第15页。

[3160]他的颂词不仅强调神的普遍性和唯一性，而且强调他对所有生物的爱和关怀；而且这些颂词还鼓励人们寻找在大自然中的快乐，享受大自然的美。（布雷斯特德，1934年，[第281～302页]）

[3161][见前面第一篇和第二篇论文。]

[3162]我并不赞同我的同时代人萧伯纳的见解，他认为，如果人能活到300岁，那么他们任何好事都能做到。除非生活条件发生许多其他的基本变化，否则，生命的延长将一无所获。

[3163][见《图腾与禁忌》（1912～1913）。]

[3164][其实，弗洛伊德似乎是在四年以前首次写作本文的，即1934年，或许在1936年做了第一次较大的修改。见前面第3～4页。]

[3165]我一开始先对我的第二篇论文的研究结果，即纯历史研究做一摘要。这些研究结果在这里不会受到任何新的批评，因为它们形成了心理学讨论的前提，这些讨论从它们开始，而且经常要回顾它们。

[3166]例如那位雕刻师，他的雕刻室在特莱尔-阿马尔那被发现。

[3167]这和《圣经》中记载的在荒野中游荡的40年是相对应的《民数记》，第十四章，第33页。]

[3168]因此，我们应当把大约公元前1350年（或1340年）至公元前1320年（或1310年）作为摩西时代；把公元前1260年，或毋宁说更往后些，作为卡代什时代；把美楞普塔石碑定于公元前1215年以前。

[3169][“Fixierungen”这个词在这里不是用作通常的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固着”（fixations）。但是，可参见《精神分析纲要》第四章的一个脚注（1940a[1938]），后面第160页。]

[3170]奥尔巴赫，1936，第2页。

[3171][“Geistigkeit”。见第86页下面的脚注对这个词所做的讨论。]

[3172][这同一种考虑也适用于斯特拉特福的威廉·莎士比亚的著名案例（见《精神分析纲要》第192页下面的脚注）。]

[3173][即当地的神祗。]

[3174]这就是麦考利（Macaulay）为他的《古罗马叙事诗》一书奠定基础所依据的情境。他把自己置于吟游诗人的位置，对他自己时代混乱的党派之争深感烦恼，向该书的听众们展示了他们的祖先那种自我牺牲、团结一致和爱国主义的精神。

[3175]如果说，一个人把确切地考察和考虑这些最早期阶段的情况排除在外，而又说是在进行精神分析，那么，就可以说这简直是荒唐胡扯——就像是在某些方面所发生的那样。[（参见弗洛伊德在他的《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d）中对荣格观点所做的批评，特别是在标准版，第14卷，第63页中。）]

[3176][见《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2讲。]

[3177][参见《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3讲，标准版，第15卷，第200～201页。]

[3178][《儿童性理论》（1908c），标准版，第9卷，第220～222页。]

[3179][在1895年的《科学心理学设计》一书第三部分的第二节中已经对精神现实和外部现实之间的区别做了划分（1950a，标准版，第1卷），在该书的一个编者注中将发现关于弗洛伊德使用这些术语的讨论，也请参见第130页注。]

[3180][见《有终结的分析和无终结的分析》（1937c）编者注中的一次讨论，后面第212～213页，以及该论文第五节。]

[3181][弗洛伊德总是用这个术语，意思是指一个小型的、或多或少组织起来的群体。见《图腾与禁忌》，标准版，第13卷，第135页注。]

[3182][这是第116页以下第二部分第四节的主题。]

[3183][在本文中的更大部分的材料将在《图腾与禁忌》的第四篇文章中以更大的篇幅进行过讨论，尽管在这里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更多地讨论了母性神。关于这后一种观点，参见以上第46页脚注。也请参见《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标准版，第18卷，第135页和137页）第十二章的一些说明，在后面第119页以下，第二部分的第四节中又重新探讨了这个一般主题。]

[3184][这句话出自特突里安（Tertullian）。弗洛伊德在《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中对此做过讨论，标准版，第21卷，第28～29页。]

[3185]锡安山（Zion）是耶路撒冷的一座山，被犹太人视为圣地。“锡安山长者”的阴谋意指犹太复国主义。——中译者

[3186][厄内斯特·琼斯指出，杀死公牛的密斯拉神（the god Mithras）可能代表着这个头目，他为他的行为夸耀。众所周知，密斯拉崇拜很久以来一直同年轻的基督教争夺最后的胜利。]

[3187]“Israel in der Wüste”《荒野里的以色列人》。载于魏玛版，第7卷，第170页。

[3188]关于这个主题，可参见弗雷泽（Frazer）在《金枝》的第三部分“濒死的上帝”中所做的著名讨论（弗雷泽，1911）。

[3189][《弗洛伊德全集》（伦敦版）第16卷，第196页，“被复活的摩西，而隐藏其后的”这几个字从本句中删去了。]

[3190][我们将回忆起弗洛伊德在他的《自传研究》（1925d）中提到过的一个传说，他的父亲的家族很久以来就定居在科隆了。（标准版，第20卷，第7～8页）]

[3191][参阅“微小差异的自恋”，载《文明及其缺憾》（1930a，标准版，第21卷，第114页）的第五章，其中也对反犹主义做了讨论。]

[3192][在《“小汉斯”的案例史》（1909b，标准版，第10卷，第36页注）的一个脚注中，弗洛伊德似乎第一次提到反犹太主义在阉割情结和割礼中的潜意识根源。在1919年对列奥纳多（1910c，同上，第11卷，第95～96页注）的研究增补的一个脚注中，他重复了这一观点。在《文明及其缺憾》中对反犹太主义的一个参考文献已在上面一个编者脚注中提到了。但是，现在的这个讨论比任何讨论都精心得多。这一主题再次成为弗洛伊德给一份巴黎杂志撰写的小文章的题目（1938a），该文在第291页。]

[3193]“反贯注”，精神分析术语，指将原观念、冲动所负载的情感或心力，转移到相反的观念或冲动方面去。——中译者

[3194][或许可以说，这些简缩的话是在间隔很长时间之后，才最终在这里表现出来的。除了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标准版，第22卷，第71～72页）的第31讲中出现过几句话之外，自从15年前在《自我与本我》（1923b）中确定了心灵的结构以来，就完全不再使用了。奇怪的是，在本著作中又把它们运用起来，这些与弗洛伊德在“描述性”意义上的正常的实际做法大相径庭。实际上，这些简缩的话也在《精神分析纲要》（1940a）的手稿中使用过。在那部手稿中各种简缩的话特别常见，当然，在弗洛伊德的正式印行的书里便不见了。]

[3195][但是，在后面（第116页以下）我们将发现对超我所做的一些讨论。]

[3196][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31讲中做了更全面的说明。]

[3197][正如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标准版，第18卷，第24页）和《自我与本我》（1923b，标准版，第19卷，第19页）中以同等分量的说明所解释的那样，这个单一的点就在于知觉系统中，无论在解剖学上，还是在弗洛伊德的心理玄学上，它都被视为大脑皮质的。]

[3198][对这个问题所做的较长的技术性讨论，可参见《论潜意识》（1915e）这篇心理玄学论文的第七部分。]

[3199][在这里以及在这一段的其余部分使用的德文词是“Instinkt”，而不是“Trieb”。]

[3200][德国诗人席勒（Schiller）的诗《希腊的神祗》。]

[3201][在这一节中关于“古代遗产”的讨论是迄今为止弗洛伊德作品中最长的。在心理生活中由遗传和经验所起的有关作用问题，当然是一个从最早期开始就一再讨论过的一个主题。但是，关于可能存在着实际的祖先经验的遗传，这个独特的观点在弗洛伊德的作品中是较晚才出现的。在《图腾与禁忌》（1912～1913）中必然要提出祖先经验的传递这个问题。在那本书中弗洛伊德问道，“一代人为了将其心理状态传递给下一代，他使用的方式和手段是什么呢？”（标准版，第13卷，第158页）在这一段话中他的回答是不明朗的，尽管他似乎认为，这个过程可以通过一代人向另一代人有意识地和无意识地口头交流来解释。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即便如此在他的心目中仍然有其他一些想法。确实，“古代的体质是隔代遗传的痕迹”，这种遗传的可能性在那本书中连同矛盾心理一起都已明确地提到了（同上，第13卷，第66页），而且还是在这同一个方面，“古代的遗传”（archaisches Erbteil）这个术语也在《本能及其变化》（1915c，同上第14卷，第131页）中出现了。看起来，很可能这些观点是在对“狼人”（Wolf Man）进行分析时，特别是探讨“原始幻想”（primal phantasies）这一主题时突然产生的。这种分析实际上是弗洛伊德在撰写《图腾与禁忌》时逐步发展的，该案例史的第一遍草稿写于1914年。但是，“种系发生的遗传”的可能性也是与象征作用一起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在《精神分析导论》第10讲（标准版，第15卷，第165～166页）中做了略带隐喻性的讨论，在第13讲（同上，第199页）靠近开头处的一个句子中做了更明确的讨论。第一次明确地提到原始幻想的遗传似乎是在《精神分析导论》第23讲中（1917，标准版，第16卷，第371页），但是，在此后给“狼人”的案例史所增补的一段话中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发展（标准版，第17卷，第97页）。“古代遗产”这个术语实际上似乎是在1919年第一次出现的——在那一年给《释梦》（标准版版，第5卷，第548～549页）第七章增补的一段话中，在“孩子挨打”（同上，第17卷，第193页）中和在弗洛伊德为赖希（Reik）写的论宗教起源的书所写的序言中（同上，第17卷，第262页）。此后这个概念和术语便经常出现，虽然只是在《自我和本我》中才对这一主题做了详细讨论（同上，第17卷，第36～38页）。后来提到这个问题可在《有终结的分析与无终结的分析》（1937c，见后面第240页）第六节中找到。厄内斯特·琼斯在《弗洛伊德的工作与生活》第3卷第十章里讨论了弗洛伊德关于习得性特征的遗传的观点的全部问题（1957）。]

[3202][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导论》第24讲开始处，以更长的篇幅说过类似的话。]

[3203][在古代，犹太人经常被诽谤为“麻风病患者”（参见曼尼索[Manetho]《埃及史》，英译本，1940年，第119页下面），这种诽谤无疑具有种投射（projection）的意义：“他们和我们相隔离。仿佛我们是麻风病患者似的。”]

[3204]但是，我要防止人们误解我的话，认为我是在说，世界是如此的复杂，以致人们所做出的任何断言都必定在某些方面包含着一部分真理。不，我们的思想始终坚持，它能自由地发现在现实中没有任何相应事物的独立关系和联系，而且它显然对这个礼物极为珍视，因为无论在科学研究的内部还是外部，它都大量地运用这种思想。

[3205][在德文“der grosse Mann”的意思不仅是指“伟人”，而且指“个子高的人”或者指“大人”。]

[3206]参见弗雷泽（Frazer），在上述引文中。[见第120页，脚注③]

[3207]该理论曾一度认为，埃克赫那顿的母亲蒂耶（Tiye）女王的原籍在国外，由于她发现了她的父母在底比斯的墓地而被抛弃了。

[3208][在第3页的编者注中提到，这一节是独立地在《国际精神分析年鉴》上第一次出现的，《意象》杂志，24（1939），第6～9页。对最后一稿的两次变动在后面做了注解。对该题目英译的讨论请参见前面第86页的脚注。]

[3209]这三部悲剧的主题是阿伽门农被他的妻子克吕泰墨斯特拉谋杀，他们的儿子俄瑞斯忒斯（Orestes——亦可译作奥列斯特）替父报仇而杀死其母，他受到复仇女神的追捕，经雅典最高法院审判，宣判无罪。

[3210]在言语开始发展和母权制结束之间的一段时期。

[3211][在这一节的原版中，希腊词“äνεμoσ（anemos, mind）”在这里也出现了。]

[3212][读者们将会发现，这最后一段是很难翻译的。“Geist”的意思不仅是“理智”，而且是指“精神”和“灵魂”。“Seele”的意思是“灵魂”、“精神”和“心灵”。]

[3213]据说他躲在一口棺材里从耶路撒冷逃出，并获得了罗马将军的准许，在耶路撒冷以西的一座滨海城市开办了一所学院，讲授（基督教《圣经·旧约全书》开头5卷的）的律法（公元70年）。

[3214][在原版中写的是：“在文化方面更重要的选择。”]

[3215][“heilig”这个词在这里译作“sacred”（神圣的）或“holy”（神圣的）。弗洛伊德在《“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1908d，标准版，第9卷，第186～187页）中，对此做了略有不同的讨论。在1897年5月31日弗洛伊德寄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在一段题为“‘神圣’的定义”的很短小的段落中发现这后一种论点的要旨。在《文明及其缺憾》第七章，在“圣洁”这个意义上指代人时，也出现了“heilig”这个词。目前这一主题的更广义的方面在同一章里也做了阐述。特别请参见，同上书第125～130页。]

[3216][“对乱伦的恐惧”是《图腾与禁忌》（1912～1913）中第一篇文章的主题。]

[3217][“该受诅咒的对金钱的渴望”。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诗集《埃涅伊德》（Aeneid），第6卷，第816页。参阅《一些原始词汇的反意》（1910e），标准版，第11卷，第159页。]

[3218][这是对《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中靡菲斯特（欧洲中世纪《浮士德》传说中的魔鬼）所说的一句讽刺的话的暗指。]

[3219][这里所指的来源没有发现。]

[3220][这里一位诗人也可以说。为了解释他的爱恋，他想象道：“啊，在过去的生活中，你是我的妹妹或妻子。”摘自歌德献给夏洛特·冯·施坦恩的一首诗。弗洛伊德在歌德剧院的演讲中曾引用了它（1930e）。标准版，第21卷，第209页。]

[3221][关于“危险情境”，请参见《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标准版，第20卷，第164页以下）第九章中的附录二。]

[3222][这个术语和概念至少可追溯到弗洛伊德的第二篇论文《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6b），标准版，第3卷，第170页。]

[3223][这个词还没有明确地下定义。它通常的意思是指某一团体信仰一个它自己独特的神；还有一个意思是相信某一个神对其他不同等级的神起统治作用。在这两种情况下，信仰的含义并不是说这个神是唯一的神。]

[3224][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标准版，第6卷，第256页）的第1版中以非常类似的术语表述了这最后一句话中所包含的意思。在《格拉迪沃》（1907a，同上，第9卷，第80页）也表述了类似的意思。在《忌妒、偏执狂和同性恋的某些神经症机制》（1922b），同上，第18卷，第22页以下，这篇论文的第二节对这个问题做了更深入的研究；但是，这种概括的思想可以更进一步追溯到《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6b）的论文（同上，第3卷，第183页以下）追溯到1897年1月24日和1896年1月1日给弗利斯的通信中的一些片断。（弗洛伊德，1950a，信57和草稿K的偏执狂那一节）在这一节中所做的“历史的”和“物质的”真理的有关划分是较近期的事。在《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同上，第21卷，第44页）中可能对此做过一点暗示，在《生气及其控制》这篇论文（1932a，同上，第22卷，第191页）中探讨神话时，则更明确地提到了它。但是，第一次明确地提到则是在《自传研究》的“跋”中（1935a，同上，第20卷，第72页）奇怪的是，提到这种观念时，却说它早已呈现在世人面前了。尽管事实上直到《分析的结构》（1937d，后面第267页以下）出版才被印发出来。这一主题在前面第58页和85页已涉及——可参阅前面第76页关于心理现实与外部现实之间的一种可能类似的划分。]

[3225][在这里弗洛伊德心中所考虑的无疑主要地是“原始幻想”。参见编者对“古代遗迹”（第102页）的脚注。“本能地”一词在这里译自“instinktma··ssig”。]

[3226][意即，原始父亲的存在这一事实。]

[3227]他最早发表的对宗教问题的研究是在《强迫性行为与宗教活动》（1907b）这篇论文中。

[3228]指标准版第21卷页码，下同。——中译者

[3229][人类个体对文明的这种敌对态度在本著作的前面几章起着很大的作用，两年之后，弗洛伊德在他的《文明及其缺憾》（1930a）一书中义重申了这个问题，并对此进行了更全面的探讨。]

[3230][“Masse”这个德文词有非常广博的含义。在弗洛伊德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中，由于特殊原因而把它译作“群体”（group）。此处译作“群众”较为合适。]

[3231][但是，请参见《文明及其缺憾》（1930a）第五章，后面第122页以下的某些论述，以及《为什么有战争？》（1933b）中的两个论点。]

[3232][见《自我与本我》（1923b）第三章，标准版，第19卷，第28页以下。]

[3233][例如，参见《作家与白日梦》（1908e）。]

[3234]这是弗洛伊德做的一个真实的梦，曾在《释梦》（1900a）第六章论述过，见标准版，第5卷，第454～455页。]

[3235][参见《图腾与禁忌》（1912～1913）第四篇论文中的第六部分，标准版，第13卷，第146页以下。]

[3236][弗洛伊德在最近探讨《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1926e）时曾使用过同样的表述方法，并且在25年前，虽然是在一种略有不同的情况下，他也曾在25年前的论《掩蔽性记忆》（1899a）的论文中使用过这种方法。]

[3237][见弗洛伊德《论自恋》（1914c）一文。标准版，第14卷，第87页。]

[3238][接第三章末尾。]

[3239][这是一个德语词汇（Bodensee），意指康斯坦茨湖。]

[3240][这是在1904年发生的，当时，弗洛伊德已近50岁。在本文发表10年之后，他给罗曼·罗兰的一封公开信中。全面论述了这个事件（1936a）。]

[3241][福考特（J.B.L.Foucault，1819～1868），于1851年借助钟摆证实了地球的周日运动。]

[3242][“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这句话引自古代基督教雄辩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

[3243]我希望我如此对待这个问题并不是不公平的，就是说，如果我把“好像”哲学作为一种观点的代表，这种观点并非与其他思想家无关，那么，“我们不仅把无关紧要的理论工作作为假设而包括在内，而且把产生于最崇高思想的概念结构也作为假设包括在内，人类最崇高的方面恰恰依赖于这些概念结构，任何人也不能剥夺这些概念结构。我们的目的也不是想剥夺这些概念结构——因为作为实际的假设，它们仍然完整无缺；只有作为理论真理的时候，这些概念结构才会彻底崩溃。”汉斯·韦辛格（Hans Vaihinger），1922，第68页，奥格登（C.K.Ogden）的译文，1924，第48～49页。

[3244][见《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a）第二章末尾的几段说明，标准版，第20卷，第95～96页。]

[3245][“文化的敏感性”的实质，弗洛伊德曾在他的《对目前战争与死亡的看法》（1915b）这篇论文的第一节讨论过。标准版，第14卷，第283页。]

[3246]代顿是田纳西州的一个小城，一个教科学的教师曾因讲课时说“人是从低等动物演化而来的”，因而触犯了本州的一项法律而受到起诉。

[3247]圣波尼费思生于8世纪，德国的德文郡，他是“德国的基督教使徒”。

[3248][参见《图腾与禁忌》（1912～1913）第四篇。]

[3249][弗洛伊德在他的《文明及其缺憾》（1933a）一书的末尾和《摩西与一神教》（1939a）的第三章第一部分又重申了这个问题。]

[3250][参见《拜物教》（1927e）一文，下面第153页。]

[3251][“梅纳特的精神错乱症”：这是一种严重的幻觉紊乱状态。]

[3252][参见弗洛伊德《强迫性行为与宗教活动》（1907b）和赖克的著作（1927）。]

[3253][弗洛伊德以前经常提出这种观点。例如，在1919年为他写的《达·芬奇的童年回忆》（1910c）增补的一个句子中就曾提到过，标准版，第11卷，第123页。]

[3254][弗洛伊德后来在一些文章中对他命名的“物质”真理和“历史”真理做了区分，参见《摩西与一神教》第三章，第二部分，第七节，也请参见《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第十二章（3），编者对该问题所做的一个脚注。标准版，第6卷，第256页。]

[3255][莫比斯（Moebius）曾使用过这个短语（1903）。参见弗洛伊德的早期论文《“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1908d），标准版，第9卷，第199页，目前这种论点曾在这篇论文中预见过。]

[3256][“忠诚禁律”意指关于君主政体。]

[3257][这是在美国国家禁令发布的中期写的（1920～1933）。]

[3258][摘自海涅的诗《德意志》（第一部分）。此处译作“不信宗教的伙伴”这个词——德语词是Unglaubensgenossen——是海涅本人用来指斯宾诺莎的。在弗洛伊德的《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的那本书（1905c，标准版，第8卷，第77页）里，他曾引用来作为一种特殊的诙谐技巧。]

[3259][这是荷兰作家穆尔塔突里（Moltatuli）描写的两位孪生之神：Λóγos（逻各斯：理性）和Aváγхη（亚南克：必然性）。参见编者对《受虐狂的节制问题》（1924c）所做的一个脚注，标准版，第19卷，第168页。]

[3260]在许多其他著作中也涉及到了这一主题，其中有《对精神分析的抵抗》（1925e）的论文（标准版，第19卷，第219页以下），《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的前几页，见前面第5页以下，以及《为什么有战争？》（1933b）的最后几段。

[3261]1923年增补的一个脚注不可避免地证明了这种判断的正确性。弗洛伊德写道，因为在那时“我自己不得不主张存在着一种‘攻击性本能’，但它不同于阿德勒的。我宁愿把它称作‘破坏本能’或‘死的本能’。阿德勒的本能实际上更具有自我肯定本能（self-assertiveness）的性质。

[3262]非常感激她允许我们在这里重新引用它。整个这一段话也将在厄内斯特·琼斯的传记（琼斯，1957，第494页）的附录A（第33号）中发现（一个不同的译本）。在这封信之前不久写的《有终结的分析和无终结的分析》（1937c）这篇论文的第六节中，弗洛伊德对这个主题做了探讨。

[3263][《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见第5页。]

[3264]“大海般的感受”（“oceanic feeling”）义同omnipotence，即“全能感”、“全知感”。人本主义心理学创始人马斯洛（A.H.Maslow）将“大海般的感受”视为人的“高峰体验”（peak-experience）之一。——中译者

[3265][1931年增注]李鲁里（Liluli，1919）。——自从他的《拉玛克里纳传》（1929）和《维夫卡南达传》（1930）两本书出版以来，我再也无需隐瞒这个事实，即书中提到的这位朋友是罗曼·罗兰。（在《一个幻觉的未来》出版之后不久，罗曼·罗兰便写信给弗洛伊德，在1927年12月5日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这种“大海般的感受”。）]

[3266]克里斯蒂安·底特里奇·格莱伯（Christian Dietrich Grabbe，1801～1836），在《汉尼拔》中写道：“确实，我们不会抛弃这个世界。我们永远和它在一起。”

[3267][在《自我与本我》（1923b）的编者导言中可以发现对弗洛伊德使用“自我”（ego）和“自身”（self）这两个术语所做的一些说明。]

[3268][参见《施莱伯案例史》第三节的一个脚注（1911c），标准版，第12卷，第69页。]）

[3269]在自我发展和自我感受这个论题方面的著作是卷帙浩繁的，参见从费伦茨算起（《现实感的发展阶段》，1913）到费德恩（Federn）的贡献（1926，1927及以后）。

[3270][在这一段中，弗洛伊德是在重温一些熟悉的根据。不久以前，在他的《否定》（1925h，标准版，第19卷，第236～238页）这篇论文中他曾讨论过这件事。但是在几次更早的场合他也曾探讨过。例如，参见《本能及其变化》（1915a，同上，第14卷，第119和134～136页）以及《释梦》（1900a，同上，第5卷，第565～566页）。确实，它的实质可在1895年的《科学心理学设计》一文中发现，第一部分，[1][2][11]和[16]（弗洛伊德，1950a）。]

[3271][《科学心理学设计》（1895）的“特殊活动”。]

[3272][参阅《对心理活动的两个原则的系统论述》（1911b），标准版，第12卷，第222～223页。]

[3273][弗洛伊德于1907年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的最后一章第六节补加了关于这个主题的一个脚注。标准版，第6卷，第274～275页。]

[3274][根据《剑桥古代史》第7卷（1928）中《罗马的建立》，作者是休·拉斯特（Hugh Last），“不朽城”是罗马的别称。]

[3275]这是歌德的诗《讽喻诗》！（Zahme Xenie Ⅸ）。

[3276][无法追寻这句引文的出处。]

[3277]威廉·布什（Wilhelm Busch）在《虔诚的海伦》（Die Fromme Helene）一书中说的也是同一回事“心事重重的人也喝白兰地”。

[3278]确实，歌德告诫我们：“没有比长时期的幸福时光更令人难忍的了。”但是，这可能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3279]当一个人身上并没有特别的倾向强制规定其生活兴趣的方向时，一切为了生计所能做的日常工作，可以起到伏尔泰明智的忠告所提倡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所能起的作用，要在有限的篇幅之内精确地探讨为力比多有效工作的意义是不可能的，强调工作的重要性，比使个体更紧密地同现实联系起来的任何其他生活技巧都具有更大的作用；他在工作中至少是和现实的一部分，即和人类社会紧密联系的。可以说，工作的有价值，是因为工作和与工作相连的人类关系所提供的机会，大量地排放了力比多的部分冲动（自恋的、攻击性、甚至爱欲的冲动），正如因为工作对生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和在社会上存在是合理的一样。当维持生计的日常工作可以经过自由选择的时候，就是说，当人们通过升华作用，可以利用存在的倾向和保存其力量的本能冲动，或者因为结构上的原因而有比平常更强烈的本能冲动的时候，工作就提供了特别的满足。然而，作为一条通往幸福的道路，人类对工作的评价并不算太高。人们并不像追求其他满足的机会那样追求工作。大多数人只是迫于需要时才去工作，而且人类对工作的这种自然的反感就产生了最困难的社会问题。

[3280][参见《对心理活动的两个原则的系统论述》（1911b）和《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3讲。]

[3281]德文“Reiz”的意思是“刺激”、“迷人”或“吸引力”。弗洛伊德在他的《性学三论》（1905d）第1版中，以及对该书1914年版本中补加的一个脚注里（标准版，第7卷，第156页）做了同样的论证。

[3282][这里借用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一句话：“在我的国家里，每一个人只要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办事，就能得到拯救。”弗洛伊德不久以前在《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1926e）中引用了这句话。]

[3283][弗洛伊德在他的《力比多类型》（1931a）一文中进一步发展了他对这些不同类型的看法。]

[3284][1931年增注]我觉得必须指出，在上述说明中所遗留下来的至少有一个漏洞。对人们获得幸福的可能性进行讨论，不应该忽略自恋和对象力比多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知道，哪些基本上依靠自己的东西表示的意思是力比多的节省。

[3285][两年以前，弗洛伊德在《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的前面几章以相当长的篇幅讨论了这个问题。]

[3286][这个词的翻译，请参见《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的编者注。]

[3287][参见《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前面第6页。]

[3288]精神分析的材料虽然还不完全，不能对此加以明确的解释；但精神分析允许对人类成就的起源进行预测——听起来这是够荒唐的。在原始人接触到火时，他好像有了一种习惯，用“排尿灭火”来满足与火相关的“婴儿情欲”（infantile desire）。我们现在所知的传说表明，原始人把向上喷出的“火舌”看作具有男性生殖器的象征意义。“排尿灭火”——这个主题曾被英国作家斯威夫特（Swift）所著小说《格列佛游记》中的“小人国”和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Rabelais）所著小说《巨人传》中介绍过——因此它代表男人的一种性活动，一种在同性恋的竞争中性潜能的享受，第一个否认自己有这种欲望并节俭用火的人能够随身带着火种，用火来为自己服务，通过控制自己的性兴奋之火，他能够把作为一种自然力量的火制服。这个伟大的文明的胜利因而是对忍住不去满足本能的一种奖赏，而且就好像男人已把女人作为被他制服的火的守护者而放在炉边，因为女人的解剖特征使她不可能受这种欲望的诱惑。令人惊异的是，精神分析的发现在野心（ambition）、火和尿道性欲（urethral erotism）之间的密切联系方面证明得是多么规则——[弗洛伊德早在《对“杜拉”的分析》[（1905e）1901]就指出了撒尿与火之间的联系，与野心的联系则指出较晚。在后来关于这个主题的论文《生气及其控制》（1932a）的编者注中可找到全部参考文献。]

[3289][原文是英文，莎士比亚的这句话实际上在莎士比亚的原作中没有发现。但是，“大自然可怜的小不点儿”这几个字出现在乔治·威尔金斯（George Wilkins）的小说《泰耶尔的佩里克斯王子的痛苦历险》中，这些话是佩里克斯对他刚出生的女儿说的。这本书是1608年印行的，恰好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发表之后，有人认为威尔金斯曾助过一臂之力。据说弗洛伊德并不熟悉这句话，对于它的出现，在乔治·布兰迪斯（Georg Brandes）论莎士比亚的一部名著中，讨论佩里克斯的起源时做过解释，在弗洛伊德图书馆里有该书的一个德文译本（布兰迪斯，1896）。人们都知道他非常欣赏这位丹麦评论家（参阅琼斯，1957，第120页）。在他的《三个小匣子的主题》（1913年以后）的论文中也引用了同一本书。]

[3290]修复术[或弥补术（prosthesis）]是一个医学术语，指人造的身体附属品，以补偿某一失去的或不适宜的部分，例如假牙或假肢。

[3291][纳也纳郊区一些森林覆盖的小山。]

[3292][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3293][麦吉奥尔湖中的著名岛屿，在马伦戈战役之前几天，拿破仑曾访问过该岛。]

[3294][参见《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

[3295][参见《性格与肛欲》（1908b），琼斯（1918）和其他人对此也作出了很多贡献。]

[3296][弗洛伊德已经提到了在“文明过程”中起某种作用的另外两种因素：性格形成和升华作用。]

[3297][弗洛伊德在后面第122页和第139页以下又回到了作为一个“过程”的文明的问题。在他给爱因斯坦的公开信《为什么有战争？》中再次提到了它。]

[3298]性过程中的有机体周期性确实在持续着，但它对心理的性兴奋的影响似乎已完全改变了。这种改变似乎是和嗅觉刺激的减少联系着的，月经过程是借助于嗅觉刺激而在男人的心理上产生性兴奋的。它们的作用，被视觉兴奋所代替，视觉兴奋能够永久地活动，而不像嗅觉刺激那样时断时续。月经的禁忌在这个“器质性压抑”中有它的起源，器质性压抑就像一个屏障隔断了已被超越的发展阶段：它的所有其他的动机可能是第二性的[参见达利（C.D.Daly），1927]，当前一个文明时期的神变成下一个时期的魔鬼的时候，这个过程就在一个不同的水平上义重复了一遍。嗅觉刺激重要性的降低本身似乎就是人类从爬行到直立行走的结果，就是人类采取直立方法的结果。这样，以前曾被隐藏着的他的生殖器就可以被看见了，因此需要加以保护，也使他产生了一种羞耻感。所以，人的直立姿势代表文明进化这一重大过程的开始，发展的链索就是在那时通过降低嗅觉刺激的重要性和月经期间的分离而由此前进的。到了视觉刺激处于首要地位的时代，生殖器官的显露，又进一步发展直到性兴奋成为经常的事和伴随着家庭的建立，于是就达到了人类文明的阈限。这只是一种理论的推测，但是，非常重要的是，用和人类同源的动物的发展过程做参照来仔细地检查是值得的。有一个社会因素在趋向清洁的文明冲动中起作用，这个社会因素是不会弄错的，后来的卫生学也认为是有道理的，但这些因素在得到人们的赏识之前，就表现出来了。这个趋向清洁的冲动起源于力求放弃使感知觉难以忍受的排泄物。我们知道，在幼儿当中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排泄并没有引起儿童的反感，排泄物作为从他们自己的身体上分离下来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是很宝贵的。对儿童的训练特别费劲；训练的目的是加快这种发展过程，这样一来排泄对儿童来说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就是令人厌恶的、可怕的和可鄙的。要不是这些排泄物注定会因为它们的强烈臭气超过人降生以来所受到的嗅觉刺激的话，这种价值的颠倒就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命运在一个人开始直立行走之后就比嗅觉刺激重要了。因此肛欲从一开始就附属于为文明打开通路的“器质性压抑”。在肛欲的进一步变化中十分活跃的这个社会因素的存在和这个事实一同起作用，即无论人类一切进化过程如何，他自己排泄物的气味对他来说还不是令人不快的，迄今只有别人的排泄物令他不快。例如一个不讲卫生的人——不除掉他的粪便——就会使别人很生气，他丝毫也不考虑别人。这是一个以最普遍、最强烈的辱骂为例的事实。假如狗不因它有两个特点而受到人们辱骂：首先，狗是嗅觉灵敏的动物而又从不厌恶排泄物；其次，狗并不为其性交活动而感到羞耻，那么，人们竟会用他在动物界这个最忠实的朋友的名字来骂人就成为不可理解的了。[参见编者注，前面第60页以下，对弗洛伊德关于这个主题的观点的历史所做的一些说明]

[3299][弗洛伊德在这里所说的“原始家庭”，他更经常地称之为“原始部落”（primal horde）；它和阿特金森（Atkinson）所谓的“巨大家庭”（Cyclopean family）是相当的，这个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阿特金森。关于这一切，可参见标准版，第13卷，第142页以下。]

[3300][德文“Recht”的意思既指“权利”（right），也指“法律”（law）。]

[3301][这种补偿就是获得某种安全的措施，见第115页。]

[3302]有一本小说，我很久以前就对它评价极高，这是一个才思敏捷的作家，是英国人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写的，他今天已获得了普遍的承认；这本小说叫《苹果树》，它以非常动人的、令人信服的方式表明，现代文明人的生活再也没有两个人之间简单的自然之爱的任何地盘了。

[3303]以下的考虑将会支持上述观点。人也（和其他有机体一样）是一个有明确的两性素质（bisexual disposition）的动物有机体。个体代表两个对称物各一半的融合，根据许多权威人士的观点，个体的一半纯粹是男性，另一半是女性。同样可能的是，每一半最初都是雌雄同体的，性是一个难以用心理学来评价的生物学事实，虽然它在心理生活中具有非凡的重要性。我们习惯上说，每一个人都表现出男性和女性的本能冲动、需要和属性，但是，男性和女性的特点只能在解剖学中，而不能在心理学中得到证明。就心理学而言，性的对立逐渐消失，变成了主动和被动的对立，我们轻而易举地就能把主动和男性等同起来，把被动和女性等同起来，这种观点并没有在动物界得到普遍的证实。雌雄同体的理论还是很模糊的，在精神分析中，我们必须痛苦地承认，只要这种不利的情况依然存在，我们就无法和本能的理论结合起来。不管怎样，如果我们假定这是一个事实，每一个人都有需要在他的性生活中得到满足的男性和女性的欲望，那么，我们将准备接受这种可能性，就是说，这些需要不会在同一个对象身上都得到满足，假如这些需要不能分开，以便使每一种冲动进入适合于它的特殊渠道，那么，这些需要就会相互干扰。另一个困难来自这种情况，直接侵犯的方法常常伴随着一种性关系，此外还有遗传的施虐狂成分。爱的对象并非总是用农妇所表现的理解和忍耐程度来看待这些并发症的，这位农妇抱怨说，她的丈夫不再爱她了，因为他已经一个星期没有打她了。但是，最深刻的推测是，在这里我又回到前面[第99页以下的脚注]的说明，全部的性欲（不仅肛欲）都要受到威胁，都要成为人们采取直立姿势并且降低嗅觉的价值所引起的器质性压抑的牺牲品，这样，从那时候起，性功能就和无法做进一步解释的反感（repugnance）联系起来了，它在完全满足的道路上设下了障碍，并且迫使性功能离开它的性目的而朝向力比多的升华和移置作用，我知道布洛伊勒（Bleuler，1913）曾经指出，确实有这种拒绝性生活的基本倾向。所有的神经症患者，还有其他许多人都对这个事实表示反对，即“我们出生在尿和粪之中”。生殖器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嗅觉受到强烈的刺激，这种嗅觉是许多人所无法忍受的，它往往破坏人们的性交。我们将会发现，这种新的生命形式的器质性防御（organic defence），作为和文明相匹配的性压抑的最深刻的根源，是和动物存在的最早期形式相对的直立姿势同时开始的，是以奇特的方式和常常表现出的庸俗偏见相一致的一种科学研究的结果。但是，这些结果目前只是一些未最后确定的可能性，还没有在科学上得到证实。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尽管嗅觉刺激的重要性不可否认地降低了，但是，甚至在欧洲的许多民族中还有人珍藏着像催欲剂这种具有强烈生殖味道的东西，这是我们强烈反对的。但是，他们却拒绝放弃。[参阅，伊万·布洛赫（Iwan Bloch）关于性生活中嗅觉的问卷中所获得的民间传说的收藏品，发表于弗里德里希·S.克劳斯（Friedrich.S.Krauss）的《食人生番》的不同卷本中。][关于为“男性”（maleness）和“女性”（femaleness）找到一种心理学意义的困难，参见1915年给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1905d）的第三篇文章所增补的一个长脚注。（标准版，第7卷，第219～220页）——弗洛伊德在1896年1月1日寄给弗利斯（Fliess）的第1l份未发表的草稿中，第一次说明了性器官与排泄器官之间的近似性所造成的重要后果。他经常回顾这个要点。例如，参阅《对“杜拉”的分析》（1905e[1901]），标准版，第7卷，第31～32页，以及关于《爱情心理学》的第二篇文章（1912d），同上，第11卷，第189页。也请参见前面第60页以下的编者注。]

[3304][例如，参见上面第103页关于对弗洛伊德使用“心理惰性”（psychical inertia）这个概念的一些一般的说明，见编者对弗洛伊德（1915f，标准版，第14卷，第272页）所做的一个脚注。]

[3305][参见第94页。也请参见《“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1908d），标准版，第9卷，第199页。]

[3306]一个伟大的富有想象力的作家可能允许自己（至少是诙谐地）表达出那些受到严重责难的心理学的真理。因此，海涅承认：“我的观点最具有和平的倾向。我希望能有一间茅草屋的陋舍，但有一张舒适的床，精美的食品，最新鲜的牛奶和黄油，花儿摆在我的窗台上，门前有几棵高大的树；假如善良的上帝想使我得到完全的幸福，他将同意让我享受这样的快乐，看到我的六七个敌人被吊在这些树上。当我的心中充满感动的时候，我将会在他们临死之前，饶恕他们活着时对我做下的孽。确实，一个人必须饶恕自己的敌人——但在他们被判处死刑之前不要饶恕。”（《思想与怪念头》[第一节]）

[3307]一个伟大的富有想象力的作家可能允许自己（至少是诙谐地）表达出那些受到严重责难的心理学的真理。因此，海涅承认：“我的观点最具有和平的倾向。我希望能有一间茅草屋的陋舍，但有一张舒适的床，精美的食品，最新鲜的牛奶和黄油，花儿摆在我的窗台上，门前有几棵高大的树；假如善良的上帝想使我得到完全的幸福，他将同意让我享受这样的快乐，看到我的六七个敌人被吊在这些树上。当我的心中充满感动的时候，我将会在他们临死之前，饶恕他们活着时对我做下的孽。确实，一个人必须饶恕自己的敌人——但在他们被判处死刑之前不要饶恕。”（《思想与怪念头》[第一节]）

[3308][这句话的意思是：“人对人，就像狼一样残忍。”引自普劳图斯（Plautus）的《阿西娜丽亚》，第二幕，第四场，第88句。]

[3309]任何一个在年轻时吃过贫困苦头的人和受到那些有产者的冷漠和傲慢的人应该免除这种怀疑，他对致力于同人类财富的实际不平等和由此引起的一切作斗争的努力并没有理解，或者没有这种好感。当然，如果试图把这种斗争建立在一个抽象的要求上，即以正义的名义为所有的人谋求平等，就一定会遭到明显的反对——因为大自然从一开始就是不公正的，她以很不平等的方式赋予每个人不同的体力和心理能力，对这种不平等人们是无能为力的。

[3310][参见《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第六章的一个脚注，标准版，第18卷，第101页注。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的第33讲靠近末尾处，对这个观点有一个较长的讨论。]

[3311][参见《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的第六章和《处女的禁忌》（1918a），标准版，第11卷，第199页。]

[3312][德文“psychologische Elend”（心理匮乏）似乎是让内（Janet）的“misère psychologique”（心理贫困）这个短语的翻版，他用该术语来描述不能进行心理综合的神经症患者。]

[3313][参阅《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

[3314][对弗洛伊德本能理论的历史所做的某些说明将在《本能及其变化》（1915e）这篇论文的编者注中找到，标准版，第14卷，第113页及以下几页。]

[3315]《世界指南》（Die Weltweisen）。

[3316][在《关于用“焦虑性神经症”将一种特殊综合症与神经衰弱相区别的理由》（1895b）的论文的第二节中。]

[3317][像柏拉图（Plato）所使用的那样。见《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第四章，标准版，第18卷，第99页。]

[3318][在这一方面请参阅《自我与本我》的编辑附录二，标准版，第19卷，第63页。]

[3319]在更多地传播爱欲这种不懈倾向和本能的一般保守性之间的对立现在变得非常引人注意；它可能成为研究更深入问题的出发点。

[3320][参阅《超越快乐原则》（1920g）。]

[3321][见编者导言中对此所做的一些评论，上文第61页及以下几页。]

[3322]在歌德的《靡菲斯特》中，我们发现邪恶原则有一种非常惊人的与破坏本能认同的作用。那就是全部的东西，应该结束了——并不存在的一切。你把这一切称之为罪孽——简称邪恶和毁灭——证实了这就是自然的威力。魔鬼自称为对手的，不是什么神圣和善，而是创造和复活生命的自然力量，这就是“爱欲”：无数的细菌，来自空气，来自水里，像从土壤里萌芽，长起，干、湿、冷、热，都能迅速地繁殖！若非我给火焰一块居留之地，那就什么也不能留给我自己。[这两段话都摘自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幕。是贝亚德·泰勒（Bayard Taylor）翻译的。在《释梦》（1900a）的第一章（十）第二段中有一个短暂的引喻，标准版，第4卷，第78页。]

[3323]我们现在的观点可以大致上用这种说法表示出来，即力比多参与了每一种本能的表现，但是，并非那种表现中的一切都是力比多。

[3324][见《超越快乐原则》（1920g），在该书中随处可见。]

[3325][我们还可以更明确地补充几句，这种为生存而做的斗争所采取的形式一定是在某些还有待发现的事件之后被确定下来的。]

[3326][“Eiapopeia vom Himmel”（天国催眠曲）。是海涅的诗《德意志之歌》中的一句引文。]

[3327][参阅《受虐狂的节制问题》（1924c），标准版，第19卷，第166～167页。]

[3328]这使我们想起卢梭（Rousseau）的名言。[卢梭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弗洛伊德的《对目前战争与死亡的看法》（1915b）这篇论文中全文引用，标准版，第14卷，第298页。]

[3329]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会理解和考虑到，在这个描述性的概括研究中，由于逐渐的变化而在现实中出现的事情被明显地区分出来了，这不仅是关于超我的存在，而且是关于它的相对强度和影响范围。再者。上述关于良心和罪疚的论述都是常识，这几乎是无可争辩的。

[3330][弗洛伊德早先曾讨论过这种悖论。例如，参见《自我与本我》（1923b）第五章，那里还提供了其他参考资料。]

[3331][“Heiligkeit”（神圣，虔诚）。弗洛伊德在其他一些文章中讨论了同一个术语，用于“神圣”（sacredness）这个不同的意义上。参阅《“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1908d）这篇论文。]

[3332]这种由于厄运而增加的道德感已经在马克·吐温的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我偷的第一个瓜》里阐明了。这个瓜恰好是个不熟的。我听到马克·吐温在他的一次讲演中讲了这个故事。在他说出题目之后，他停下了，并用怀疑的腔调自问：“这是第一次吗？”整个故事就是这样的，第一个瓜显然不是唯一的一个。[这最后一句话是1931年补加的。——在1898年2月9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说他在几天以前参加了马克·吐温的一次读书演讲会。（弗洛伊德，1950a，信83）]

[3333][对于以色列人与其上帝之间关系的更广泛的阐释，可在弗洛伊德的《摩西与一神教》（1939a）中找到。]

[3334][“Gewissensangst”（内心谴责）。对这个术语的某些说明将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的第七章的一个编者脚注中找到，标准版，第20卷，第128页。]

[3335][正如麦勒尼·克莱因（Melanie Klein）和其他英国作家所正确强调的那样。]

[3336]在《完整人格的精神分析》（1927）一书中，弗朗茨·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在和艾奇霍恩（Aichhorn）做的青少年非社会行为的研究方面《任性的青年》，讨论了这两种主要的病因学训练方法——过分的严厉和溺爱。“过分宽容和溺爱的父亲”促使儿童形成了过分严厉的超我，因为当儿童面临对他的爱时，他无法安置它的攻击性，而只能把攻击性转向内部。而在没有得到任何爱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少年犯罪的儿童，则往往缺乏自我和超我之间的紧张；他们的攻击性可以指向外部。因此除了任何可能表现出来的素质因素之外，可以说，严酷的良心来自环境中这两种因素的联合作用：本能满足的剥夺引起了儿童的攻击性。他所体验到的爱把这种攻击性转向内部，在内部则被超我所接受。

[3337][《图腾与禁忌》（1912～1913），标准版，第13卷，第143页。]

[3338][这是歌德的《威廉·麦斯特》中“竖琴师之歌”的一段。卡利尔（Carlyle）翻译。前两行诗在弗洛伊德《论梦》（[1901a]，标准版，第5卷，第637页和第639页）这本小册子中是通讨一个梦的联想而出现的。]

[3339]“因此，良心的确使我们大家都变成懦夫……”目前，对年轻人的教育往往把性欲在他们生活中将起的作用瞒着他们，这种情况还不是我们对它提出的唯一责难。不使年轻人对攻击性有所准备也是个错误，因为年轻人注定要成为攻击的对象。让年轻人带着这种不真实的心理倾向进入生活，无异于让人穿着夏装，带着意大利湖泊的地图赴南极考察。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德标准在某种程度上被误用了。假如教育说：“这是为了使自己幸福和使别人幸福，人们所应该做的，但是你们必须对人们不喜欢这样做给予认真的考虑。”那么，这些标准的严厉性就没有什么害处。但是相反，教育就会使年轻人相信，每个人都是遵守道德标准的，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善良的。因此，年轻人也应当具有道德的要求正是以这种说法为基础的。

[3340][在此德文是“Schuldbewusstsein”，而不是“Schuldgefühl”。后者是弗洛伊德使用最多的术语。除其字面含义外，它们是同义词，这两个词在日常英语中均被译为“罪疚感”或“内疚感”。上述的情况则例外。]

[3341][参见《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第八章，标准版，第20卷，第132页。情感被描述为“潜意识的”是不妥的。（参见《自我与本我》，标准版，第19卷，第22～23页）]

[3342]“Unbehagen”（不适，不愉快）：这个词在这本书的题目中出现过。

[3343][在《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中。]

[3344][《图腾与禁忌》（1912～1913），标准版，第13卷，第153～155页。]

[3345][我们无法追溯这个更早期的观点源自何处。]

[3346]尤其是厄内斯特·琼斯、苏珊·艾萨克（Susan Isaacs）和麦勒尼·克莱因采纳了这个观点；而且我还知道赖克和亚历山大也采纳了这个观点。

[3347][参见《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中的某些说明，第43页。]

[3348][最后一句话是1931年补加的——此时，希特勒的威胁已开始明显表现出来。]

[3349]参见《精神分析新论》（1933a）末尾的一个编者脚注，在第179页，另一个在后面第215页（指标准版第22卷页码，下同。——中译者）。

[3350][“Das Verhangnis des Krieges”，弗洛伊德引用爱因斯坦的原话，但在第199页做了不同的翻译。]

[3351][最初“Recht”和“Macht”这两个词在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的信中到处都用。遗憾的是，在翻译时必须牺牲这种写作风格上的统一性。“Recht”一般译为“公理”、“法律”和“公正”，而“Macht”译为“强权”、“力量”、“权力”。]

[3352][见第177页脚注。]

[3353][乔治·克里斯托弗·利希腾贝格（1742～1799）是弗洛伊德所喜爱的一位作家。本文的类比已在《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一书中引用过（1905c），标准版，第8卷，第86页。在那本书里可以发现利希腾贝格的大量机智的短诗。]

[3354][参阅《文明及其缺憾》（1930a）第五章中对此所做的讨论，标准版，第21卷，第109页及以下12页。]

[3355][参阅《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35讲的一些说明，前面第171页。]

[3356][见第179页脚注②。]

[3357][参阅第198页编者注。]

[3358][我们在第179页的一个脚注中解释过，关于一种“文明过程”的观点可追溯到弗洛伊德的早期。但是他又做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摩西与一神教》的第三篇论文中（1939a），特别是在第二部分的第三节，以相当不同的术语做了重要的探讨。它的两个主题特征（就像在派生于埃克赫那顿的摩西宗教中所例证的那样）与在这里所提到的特征是相同的——理智生活的增强和本能的克制。]

[3359]这些讲演最先（以英文）发表在《美国心理学杂志》上，第一版的德文稿发表时所用的题目为《论精神分析》（1913）。

[3360]我的文章题为《多事的年月》，是由A.A.布里尔博士翻泽的。此文为这部著作第2卷第73章。

[3361][在1924年，1928年和1948年版本中，这一章的以下部分以小号铅字排印。]

[3362][参见《中小学男生心理学的一些想法》（1914），标准版，第13卷，第240页英文注。]

[3363][关于这一点，在《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1926）一文的跋中有详细叙述。见标准版，第20卷，第25页英文注。]

[3364][这句话和下面那句话是1935年增补的，1948年德文版却将其偶然地删掉了。]

[3365]“紧密团结的大多数人”（compact majority），是易卜生的《人民公敌》第二幕中，小商人与少数官僚分子进行斗争时剧中人讲的一句话。参见标准版，第20卷，第274页英译注。——中译者

[3366]见歌德《浮士德》第四幕，第一场。——中译者

[3367][厄恩斯特·魏尔海姆·冯·布吕克（1819～1892），生理学教授。]

[3368][西格蒙德·埃克斯纳（1846～1926），是布吕克的生理学教授继承人。]

[3369][厄斯特·弗莱施尔·冯·马克索（1840～1891），著名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

[3370][这句话和上句的最后一个分句是1935年增补的，1948年删去了。]

[3371][《释梦》中对这一时期的情况叙述较多，见标准版，第5卷，第480页以下。]

[3372][维也纳综合医院，是维也纳市最主要的医院。]

[3373][西奥多·梅纳特（1833～1892），精神病学教授。]

[3374][路德维希·埃丁格尔（1855～1918），柏林著名的神经解剖学教授。]

[3375][赫曼·诺斯纳格（1841～1905），内科学教授。]

[3376][让·马丁·沙可（1825～1893），巴黎神经病理学教授。他逝世时弗洛伊德写了一篇很长的纪念文章。]

[3377][数量为600弗罗林，当时价值不到50英镑或250美元。弗洛伊德关于去巴黎和柏林访问的正式申请报告现已找到了。]

[3378]原文系法语，意思是说我口语很差（运动性失语症），但翻译能力尚可，并未患感觉性失语症。感觉性失语症这里指不能辨认或感知，理解书面语言的含义。——中译者

[3379][弗洛伊德在1896年12月4日写给弗利斯（Fliess）的一封信中，把这句话作为计划中的一本书里关于癔症心理学的一章的一句“令人满意的箴言”（但这部书最终没有写成）。这句话常常被引用为：“进来，这里也有众神。”莱辛在他的剧本《智者纳且》中也把这句话作为箴言而采用。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四篇》（De Partib.Animal），第10卷，第5章中，以这句话的希腊语形式，将其作者归为赫拉克利特。]

[3380][弗洛伊德在他译的沙可著作中有一个注释，意思是这句话是专门向他说的。]

[3381][约7年以后，弗洛伊德在法国发表了这一课题的论文。]

[3382][马克斯·卡索维茨（1842～1913），维也纳儿科专家。]

[3383][阿道夫·巴金斯基（1843～1918），是一份儿科医学杂志的编辑。弗洛伊德曾把自己关于神经病学的论文摘要投送给此刊物。]

[3384][这一细节在琼斯所著《弗洛伊德传记》（1953）的第6章中有详细叙述。]

[3385][列奥波尔德·克尼斯坦（1850～1924），眼科学教授，是弗洛伊德终生的朋友。]

[3386][在1924年版本中，这里是“我当时的疏忽”。1935年改成“研究的中断”。1948年版本则未作这种改动。]

[3387][弗洛伊德和梅纳特的关系，在《释梦》（1900）中有所论述。见标准版，第5卷，第437～438页。]

[3388][这里肯定是弄错了，因为弗洛伊德翻译的第一本伯恩海姆的著作是他去南锡以前出版的，第二本才是1892年出版的。]

[3389][这部百科全书是维拉莱特（Villaret）的《袖珍词典》，弗洛伊德为之撰写的文章都没有署名，很难断定作者。]

[3390][布洛伊尔（1842～1925）。就在这部自传刚刚出版不久，布洛伊尔去世了。弗洛伊德为此写了关于他的更详细的文章。]

[3391][这一段和下一段的这一主题，在《癔症研究》（1893～1895）一书的编者序言中有更为详细的讨论。]

[3392][阿道夫·冯·斯图吕贝尔（1853～1925），德国著名神经病学家，对《癔症研究》一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3393][弗洛伊德在1899年1月3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提到霭理士所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于前一年十月出现在《精神病学家和神经病学家圣·路易》一书中，文章内容是关于“癔症与性欲冲动之关系”方面的，而且，这篇文章“始于柏拉图，终止于弗洛伊德”。]

[3394][在写完这个自传后不久，弗洛伊德在《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中又进一步讨论了这一问题。他关于这一主题的一些其他论述目录，可以在他的《“野蛮的”精神分析》（1910）一文的编者脚注中找到。]

[3395][关于这一细节，弗洛伊德在他晚年未及完成的一篇论文片断中进行了详细论述。这篇文章题目是《精神分析的一些基本教训》（1940）。]

[3396][这一段在1924、1928和1948年各版中均用小号铅字印刷。]

[3397][弗洛伊德最早宣布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见于他在1897年9月21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他在一篇关于性欲在神经症病源学中的作用的论文中，公开宣布自己改变看法，这篇论文见标准版，第7卷，第274页。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弗洛伊德才解释说，他的患者的这些幻想，事实上最早是与其母亲有关，而与其父亲无关（见他的论文《论女性性欲》第三部分）。]

[3398][1935年增注]有关幼儿性欲的资料是从对于男性的研究中得来的，从中演绎出的这一理论与男性儿童有关。很自然，人们也希望在两性之间能够发现一种完全相似的东西，但后来却证明这一想法不能成立。进一步的调查和思考证明，在男女的性发展之间存在有相当重大的差异。女婴的第一个性爱对象（同男婴一样）是其母。在一个女人能够到达其正常发展的目标之前，她不仅要改变其性爱对象，而且要改变其主要的生殖器区域。从这一事实来看，异议便会产生，并且可能出现一些在男性身上不存在的抑制的可能性。[实际上，弗洛伊德在这本书出版之前便开始怀疑这种两性性欲发展的对称性，最明显的是表现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1924）这篇文章中。在紧接这篇文章之后的另一篇《两性解剖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的文章中，他开始充分地发展了他的新观点。见标准版，第19卷，这篇文章的编者注。]

[3399][1935年增注]这一潜伏期是一种生理现象。然而，只有在如下类型的文化组织中，它才能导致性生活的完全中断，在这些文化组织中，对幼儿性欲的压抑，构成了这种文化组织作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大多数原始人群中，这种现象并不出现。

[3400][见标准版，第7卷，第191页。]

[3401][参见“小汉斯”的分析。]

[3402][1935年增注]鉴于做梦的功能常常失败，所以梦可以被恰当地概括为一种愿望满足的企图。亚里士多德把梦看作是睡眠中的心理生活的古老定义，现在仍然适用。我把我的那本书不是称作《梦》而是称作《释梦》是有原因的。

[3403][尤金·布洛伊勒（Eugen Bleuler，1857～1939）瑞士精神教学家，苏黎世国家精神病院院长。]

[3404][参见在大战期间（1915）所写的《对目前战争与死亡的看法》中的一段。]

[3405][这一段在1924年、1928年和1948年版本中均用小号铅字印刷。]

[3406][在德文版里，这一段话为“……有这么一些地方团体：维也纳，柏林、布达佩斯、苏黎世、伦敦、荷兰、纽约，全美（Po Pan-America）、莫斯科和加尔各答。”作者尤其赞成英文版的这一改动。]

[3407][参见弗洛伊德所写的关于普特南的悼文和为他的一个文集所作的序言。]

[3408][参见弗洛伊德（1919年）为《精神分析与战争神经症》一书所写的导言。]

[3409][事实上，在写完这一自传后，弗洛伊德又活跃地工作了十几年。]

[3410][这个问题的讨论，可在标准版，第19卷中《自我与本我》的附录二中找到。]

[3411][有关弗洛伊德本能观点的发展的论述，可以在标准版，第14卷中的《本能及其变化》（1915）一文的编者前言中找到。]

[3412][这一段此处以下的全部剩余部分，都是1935年增补的，但遗憾的是，在1948年德文版全集中删去了。]

[3413][如琼斯所说，所有这些文章实际上都是在1915年写的。同时还有其他7篇文章，这7篇文章现在已经找不到了。见标准版，第14卷，“关于心理玄学的几篇论文”的编者导言。]

[3414][这一段在1921年、1928年和1948年版本中用小号铅字印刷。]

[3415][弗希纳的影响尤其见于“恒常性原则”（参见标准版，第18卷，《超越快乐原则》）以及心理图式的概念（参见标准版，第5卷，《释梦》）。也可参阅弗洛伊德论述诙谐的那本著作的第4章中的若干段落。]

[3416][见弗洛伊德《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6）的第二篇论文的第三部分。]

[3417][里克特是莱辛的喜剧《明娜·冯·巴尔赫姆》中一个滑稽而幸运的法国士兵。当他在牌桌上的不正当手段被指责为作弊时，他很惊奇：“什么，小姐？你说这叫‘作弊’？挽救败局，技巧熟练，正好知道是那一张——难道德国人就把这叫做‘作弊’？作弊！哈，多么可怜的语言，多么粗俗的德国语言！”]

[3418][读者可不要忘记，眼下这篇论文，本来是《医学自传丛书》的一个组成部分。]

[3419]指弑父和娶母。——中译者。

[3420][1935年增补脚注]这句解释我很想把它明确地收回。我不再相信，来自斯特拉特福的演员莎士比亚是这部作品的作者，而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是这样认为的。自从J.T.路尼的那卷《莎士比亚证伪》出版以来，我几乎相信，事实上，牛津的伯爵爱德华·德·维尔隐藏在这一笔名的后面。[1935年，英译者收到这一补充脚注的草稿时，相当吃惊。他写信给弗洛伊德，请他对此重新加以考虑——不是根据真理或者理论进行考虑，而是根据这一注释很可能给一般的英国读者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是考虑到这本书所提到的那个不适当的作者的名字。弗洛伊德的答复相当宽容，从他一封信的摘译中可看出这一点。这封信的日期是1935年8月29日，其中写道：“……关于莎士比亚-牛津这一注释，你的意见把我置入那种以一个机会主义者面目出现的异常情境之中。我不能理解英国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爱德华·德·维尔肯定同威廉·莎士比亚一样也是真正的英国人。但是因为这件事情与精神分析的兴趣如此遥远，也因为你对我的谨慎非常重视，所以我准备删去这一注释，或者不用删去，只是加上一句话，如‘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我已不再想强调这一观点’，这由你来决定。另一方面，这一注释如能在英语版本中完整保留我将非常高兴。在那里不必害怕同类的自恋防御……”于是，在1935年英语版本中，脚注中有这么一句话：“因为某些特殊原因，我已不再想强调这一观点。”]

[3421][这些提示是弗洛伊德在《释梦》的第一版中（1900）提出来的。]

[3422][参见《作家与白日梦》（1908）。]

[3423][这是指威廉·弗利斯（Wilhelm Fliess）。]

[3424][这一段和下面一段在1924年、1928年和1948年版本中是用小号铅字印刷的。]

[3425][见《自我与本我》（1923），《群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1921）。]

[3426][见标准版，第18卷，第125页以下。]

[3427][见弗洛伊德（1913年）给普费斯特著《精神分析方法》所撰的导言。]

[3428][1935年增注]自从我在自传中写了这几句话到现在，对儿童的精神分析，由于梅兰尼·克莱因夫人和我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的著作而特别地获得了巨大的动力。

[3429][见弗洛伊德《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1926）。]

[3430][最后这一句话是1935年增补的。]

[3431][在德文版中，俄国被漏掉了，无疑这是很偶然的。作者同意在英文版中再把它补上。]

[3432]系标准版重点论著的符号——中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