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思·O. 摩根(Kenneth O. Morgan)是牛津大学皇后学院和奥里尔学院的名誉院士。1966至1989年，他担任牛津大学皇后学院院士和教授。1989至1995年，曾担任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副校长，并于1993至1995年担任威尔士大学高级副校长。他撰写过许多有关英国历史的重要著作，包括《英国政治中的威尔士(1868—1922)》(Wales in British Politic, 1868—1922)(1963年)，《劳合·乔治的时代》(The Age of Lloyd George)(1971年)，《基尔·哈迪：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者》(Keir Hardie: Radical and Socialist)(1975年)，《一个国家的重生：威尔士(1880—1980)》(Rebirth of a Nation:Wales, 1880—1980)(牛津平装本，1982年)，《工党的统治(1945—1951)》(Labour in Power, 1945—1951)(牛津平装书，1985年)，《共识与分歧：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

(1918—1922)》(Consensus and Disunity: the Lloyd George Coalition Government, 1918—1922)(牛津平装书，1992年)，

《工党人：领袖和中尉，从哈迪到金诺克》(Labour People:Leaders and Lieutenants, Hardie to Kinnock)(牛津平装书，1992年修订版)，《人民的和平：英国历史(1945—1990)》

(The People’s Peace: British History, 1945—1990)(牛津平装本，1992年)，该书再版的书名是《自1945年以来的英国：人民和平》(Britain since 1945: The People’s Peace)(牛津平装本，2001年)，《现代威尔士：政治，地方与人民》(Modern Wales: Politics, Places and People)(1995年)，《卡拉汉传记》

(Callaghan: A Life)(牛津平装书，1999年)，《二十世纪》

(牛津平装书，2001年)和《迈克尔·富特传记》(Michael Foot: A Life)(2007年)。他于1983年当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并于2000年成为终身贵族。

目录

编辑序言

第一章 罗马不列颠时期

第二章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

第三章 中世纪早期

第四章 中世纪后期

第五章 都铎王朝

第六章 斯图亚特王朝

第七章 18世纪

第八章 革命与法治

第九章 自由时代

第十章 20世纪

结语(2000—2008)

进一步阅读

大事年表

历任首相名录(1721—2008)

王室世系表

编辑序言

长期以来，英国人的民族独特性，甚至唯一性，被外国观察家和本国评论员视为理所当然。从15世纪末无所不在的威尼斯大使，到伏尔泰或托克维尔等知识分子，再到20世纪的美国记者，这些海外来的访客都对英国社会的特殊性质深信不疑。英国本土的现代编年史家也同样这么认为，但是有些人反对这种观点，就像反对两位爱国者温斯顿·丘吉尔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一样。然而，界定英国性的本质或精髓，要比宣称它的存在困难得多，对它进行解释更是难上加难。有人试图概括英国性的属性，但是几乎没有取得一丁点的成功。特里维廉(G. M. Trevelyan)撰写的提纲挈领的《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是最著名的尝试之一，该书仅写给英国人阅读，并于1926年首次出版。特里维廉在书中集中探讨了若干主题，他认为这些主题凸显了几个世纪以来英格兰人的独特经历：地理上与欧洲大陆的分离，把英国缔造成海上霸主；封建制度消亡得比较早，为工商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新动力，也引发了广泛的社会流动性；从乔叟(Chaucer)和威克利夫(Wycliffe)时代开始，英国文化一直保持着它的延续性；最重要的是政治和法律体系的演变，主要体现在悠久的议会制度和法治体系，这是特里维廉等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自由主义者尤为看重的主题。英伦岛本身是安全的，这个充满生机、开放的岛屿已开始殖民世界、传播文明。特里维廉所提到的每一个主题都不容忽视。同样，在20世纪末期历经苦难、充满疑问的时代，人们对民族和种族的定型观念充满着怀疑，以上各个主题没有一个可以被不加批判地接受。试图弄懂英国性本质的挑战仍然像以往一样迫切且令人神往。

本书的宗旨在于，提取和揭示从最早的罗马时期到20世纪后期整个英国历史中的主要内容。该书并不探究“民族特性”这一变化无常的概念，即使仅考虑英格兰人的特性，界定起来也绝非易事，甚至可能毫无回报；如果再把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独特传统纳入进去，要界定英国特性几乎不可能做到。本书的目的在于，理顺不列颠群岛的主要政治、社会、经济、宗教、知识和文化特征，呈现出它们在世世代代的英国人眼中的本来面目，这也是资深学者试图揭示的模样。因此，关于英国人的“民族特性”以及特性的缺失这些问题，答案隐藏在字里行间，而非一目了然。读者须得出自己的结论，并形成自己的个人见解。这是一本由多位作者共同完成的史书，由10位专业的历史学家相互密切合作撰写而成。合著是不可避免的办法，因为1914年以后，像特里维廉这样有才华、有信心能举重若轻地处理英国历史方方面面的人，可能随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消失而不复存在了。既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凭借一个人的能力完成整个英国史的鸿篇巨著既不现实也不可取。相反，英国历史上的每个主要阶段均由该领域的专家进行深入研究，并将其发现呈现给普通读者。这本书的基本前提是探讨大不列颠(两个分开的多元文化岛屿)的历史，而不仅涉及英格兰。确实，10位作者中有3位威尔士人和2位苏格兰人，可能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数世纪以来，随着历史的演进，英伦三岛出现个多个称法：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末逐渐形成了“英格兰”的概念；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后的名称是联合王国；1800年，与爱尔兰合并后，又称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1921年12月，英格兰-爱尔兰条约签订后，又改成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不列颠”过去常常是一个艺术术语，或许跟奥地利宰相梅特涅(Metternich)所描述的意大利一样，只是个地域名称。

同样，尽管英国区别于欧洲大陆乃至世界的独特地理位置及其他特性会不断呈现出来，但英国和海外国家之间通过经济、知识、文化和宗教联系而相互影响的结果也将不断呈现。从都铎时代起，对探索、殖民和征服的强烈欲望，缔造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帝国，英国的历史发展对外界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本书中的不列颠仍然是学童们所熟悉的地理意义上的岛屿。但是，从罗马军团的首次到来，这个地理上孤立的岛屿总是可以通过欧洲大陆、后来的北美、非洲、亚洲和大洋洲广泛传播它的影响力。

本书也有助于说明，在现代研究和学术的探索下，旧的陈腐观点如何消散。12世纪中叶的“无政府状态”、玫瑰战争的混乱、内战的必然性，以及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的宁静，这些历史事实对《1066年及其一切》(1066 and All That)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而它们往往像意大利瓦隆布罗萨(Vallombrosa)的秋日落叶一样随风消逝。同样，与其他不够幸运的国家不同的是，英国历史的一个突出标志是无缝、和平的连续性，这种观点在这本书中得到体现，但同时需要接受最严格的审视。英国人民的历史错综复杂，有时带有暴力或革命性，充满了脱节和突变。即使对于英格兰来说，拥有一个宁静、不受干扰的历史进程也只不过是一个神话，更不用说充满动荡、支离破碎、反复无常的凯尔特民族的历史了；有些人认为从亚瑟王时代开始的几个世纪都是“黄金时代”，但这都是虚构的传奇故事，这种理想化的观点应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正如彼得·萨尔韦所描述的那样，远在公元5世纪初罗马人最终撤退之前，罗马不列颠就经历了社会动荡和调整不断交替的阶段。约翰·布莱尔描述了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王朝动荡和城市生活的蓬勃发展，最后以暴力的黑斯廷斯战役收尾。约翰·吉林厄姆把中世纪早期描绘成一篇征服传奇，英军在法国和英国的土地上屡屡受挫，而在13世纪后期，爆炸性的社会处于极度的紧张状态，在此被描述为可能处于阶级战争的边缘。尽管阶级战争避免了，但正如拉尔夫·格里菲思所写，在中世纪后期，与法国的漫长战争之后是15世纪英国贵族的动荡，同时国家正在从瘟疫和社会叛乱中恢复过来。约翰·盖伊写道，都铎时代充满了爱国主义色彩，事实上这一时期的英国社会同样存在诸多问题，比如人口增长对经济资源的极端压力、宗教冲突和外国入侵的威胁。约翰·莫里尔分析了斯图亚特王朝所继承的政治和宗教紧张局势，在这个世纪中，尽管内部法纪废弛的现象明显减少，但两次内战、弑君、建立共和制、王室复辟和革命接踵发生，令人喘不过气来。如保罗·兰福德所描述，乔治时代的表面稳定、繁荣和文化发展，被世界历史上空前的工业、贸易和技术的爆炸性发展所取代，同时还受到来自北美殖民地和法国的新兴革命浪潮的冲击。《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兼编年史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他心爱的法国目睹雅各宾派暴徒的肆虐，被迫在欧洲逃亡，这一画面具有象征意义。如克里斯托弗·哈维所解释的那样，19世纪初，英国确实避免了肆虐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浪潮。但是，这股浪潮在英国社会结构和法律界的观念中引发了巨大的混乱，并造成了看似不可逾越的阶级鸿沟，马克思甚至幻想把英国视为革命巨变的前沿。马修概述道，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英国社会迅速从国际工业博览会带来的自豪感过渡到世纪末的焦虑，这一时期社会关系紧张，帝国主义者变得神经衰弱，并意识到了民族的脆弱性。正如本书编者所描述，自1914年以来，英国见证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30年代和70年代毁灭性的经济危机，并被迫失去了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因此，英国的历史并非一脉相承的太平盛世，不是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所认识的那样，英国开创着一个又一个先例，或经历着从讲究身份地位走向契约合作的社会进步。英国的历史跌宕起伏、五彩斑斓，又常常充斥着暴力，一次次的政治、经济和智力动荡将这个古老的社会和文化撕得四分五裂。在许多方面，英国一直是人类社会的引领者。

然而，阅读本书也可能给人留下清晰的印象，尽管这些印象的确含义让人难以捉摸，但英国性在后罗马时代和后诺曼时代都幸存了下来。构成英国性的一些因素在几个世纪里都留有清晰的痕迹，即使这些因素相互之间不一定紧密关联。这些因素包括：罗马人入侵之后幸存下来的凯尔特基督教特性；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后期的彩饰画和雕塑中看到的艺术繁荣；诺曼王朝和安茹王朝建立的中央政府和教会制度；14世纪的诗歌甚至建筑中展现出的一种生动的英格兰民族性。即使在都铎王朝末期，莎士比亚的戏剧也证明了不断增强的民族黏合力。多才多艺的伊丽莎白时代的威尔士人约翰·迪伊(John Dee)，创造了模棱两可的术语“大不列颠帝国”，从而扩大了英国性的范畴。同样，1688年的光荣革命，即麦考利(Macaulay)笔下著名的“保守的革命”，革命所体现的思想价值表明，在17世纪高级政治动荡的表层下存在着社会和文化的连续性。18世纪和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社会稳定，工业、交通和通信领域全面发展，甚至本世纪在政治和社会上也取得了民主进步，这些都增强了这股可觉察的民族意识潮流。在英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社会走向更加融合而不是分裂。无论如何，在中世纪后期，阶级战争实际上并没有发生。马克思预言在现代工业时期将发生暴力革命，幸运的是，他的预言没有实现。英国早在17世纪就能够吸收其政治革命的压力，早在18世纪就能够吸收其工业革命的压力，在这两方面，英国都早于其他欧洲国家，这证明了英国的体制和文化具有深厚的优势。除了冲突之外，共识也是我们历史故事的核心。

25年以前，当首次编写这本书时，我们更有信心书写英伦三岛上的居民数世纪以来形成的身份认同感，甚至爱国主义。这种身份认同感存在于威尔士人、大多数苏格兰人和阿尔斯特人心中，不过从来没有涵盖南部爱尔兰人。1983年，爱国意识的大多数象征仍然很明显，包括王室、有至高无上权力的议会、法律程序、国教会、帝国的遗产、对个性和家庭隐私的渴望，以及对娱乐、爱好和团队运动的集体热情。撒切尔夫人的政府在1983年表达了这种意识，当时在国内执政的是强大的统一派，文化上的英国性根深蒂固，而且英国在外交上不愿意与欧洲大陆掺和在一起。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态度似乎符合人们的普遍意愿。当时，尽管持不同意见的批评家对国家的未来怀有不同的设想，但是他们都赞同英国的价值观。诸如丹尼尔·迪福(Daniel Defoe)、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R. H. 托尼(R. H. Tawney)、乔治·奥威尔这些平等主义者，在他们的时代都是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失衡的强烈反对者。然而，他们每个人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国家的历史和命运都怀着近似于宗教信仰一样的热忱。

25年过去了，这些早期的确定因素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如在结语中所指出的那样，英国性的许多重要组成部分(王室、议会、新教、创业精神、对帝国的依恋、福利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变得比实际情况更加脆弱。苏格兰政府由民族主义者把持，北爱尔兰政府里包括主张建立一个全爱尔兰共和国的新芬党。1/10的国民不是在英国本土出生。身为苏格兰人的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在2007年试图强化国家认同感、弘扬“英国价值观”，但是他所遇到的困难比撒切尔鼎盛时期大得多，因为此时的国情已经发生了巨变：坚定的凯尔特民族主义已经消退，大规模移民的涌入导致文化趋于多元化，大西洋彼岸的消费主义潮流席卷英国，经济全球化带来不稳定的影响。然而，这种极不确定的因素或许使得对英国性的历史探索变得更加必要。正如马克思所说，它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因此，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历史记录者。纵观千年，面对反复出现的破坏和危机，历史学家们努力去寻找这种持久的国家凝聚力和融合力，敦促英国人去面对他们的过去和自己的形象，或许这才是历史学家存在的终极意义。我们希望普通读者在阅读本书后，能够更加清晰、更加敏锐、更加热情甚至更加亲切地去认识自己、自己的社会、邻居和周围的世界。

肯尼思·O. 摩根，牛津大学，2008年五一劳动节

第一章 罗马不列颠时期

(约公元前55—约公元440)

彼得·萨尔韦(Peter Salway)

不列颠历史的开端

罗马统治时期，不列颠的人口与其在中世纪人口高峰时期差不多。罗马帝国幅员辽阔，从土耳其延伸到葡萄牙，从红海延伸到泰恩河畔以及更远的地方。不列颠是统一的罗马政治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情况持续了400多年。在克劳狄乌斯(Claudius)于公元43年对不列颠发起征服之前，不列颠已经受到了罗马帝国的影响，即使在摆脱罗马统治后，这一影响力仍然存在了一段时间。我们要阐述的是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整整500年的历史。

不列颠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罗马时期之前。罗马人在不列颠所发现的社会特征，是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开始出现的。在被罗马征服的时候，不列颠的文化似乎已经发展了1500到2000年，尽管史前史学家在细节上有很大的分歧。在罗马人到来之前的铁器时代末期，不列颠社会已经形成了罗马人在西北欧其他地方所遇到的相似的组织形式，并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语言，我们不准确地称之为“凯尔特文化”和“凯尔特语”。在罗马帝国边疆之外的不列颠，这种文化和语言基本被完好地保留了下来；然而，在帝国统治下的不列颠，处于底层的凯尔特语言和文化虽然在坚守，但还是被罗马以不同于现代殖民帝国的方式所同化和修改。

那么，为什么我们既不从罗马人到来之前开始撰写不列颠史，也不像一些现代作家所要求的那样，把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划归成“史前史”呢？答案在于罗马时期不同于之前的时期。有人说，研究罗马统治时期的不列颠是史前史，因为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必须严重依赖考古学，研究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初期的历史也是如此，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然而，我们的研究资料来源绝不仅仅是考古发现，而且对文物本身的解释也不可能脱离对文字材料的研究。确实，当时或接近当时的文字材料的数量与后来的时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它们也足以产生举足轻重的意义。此外，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有文字的社会的常规批量文字输出活动留下的数量可观的残余，而且它们没有像希腊文本和拉丁文本那样走样；数世纪以来，这些希腊文和拉丁文材料大部分都是通过手抄复制和再复制的方式保留下来的，因而不可避免会出现走形。在不列颠发现的文字(主要是石碑上的碑文，但也有其他形式)构成了研究罗马时期不列颠历史的主要一手资料。它们包括制成品的商标，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以各种材料制作的为数不多但越来越多的私人信件和其他文件，甚至涂鸦(普通人日常读写的东西)。我们也不能忽视对罗马钱币的专门研究，虽然研究过程困难重重，但是大有裨益，因为罗马钱币在罗马帝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流通货币本身不仅是政府操纵的财富，而且硬币上的文字和图案也一直被用作大规模政治宣传的强大媒介，其效果如同今天电视上反复播放的广告。不可否认，在罗马时期的不列颠，城镇居民的阅读能力要比农村居民普及得多；不过，在罗马军队中，识字是强制性的，而且在许多其他行业也是必不可少的能力。与其他时期一样，这一时期的识字能力当然不限于某个小众或特殊的阶层。

罗马时期的不列颠与之前的关键区别在于，这个时期的社会是有文化的，文化水平可能比中世纪结束前的任何时候都更高。与此同时，这也是个法治社会，法律规范了个人与国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这种治理曾经多么腐败、多么低效。罗马时期的不列颠社会越来越受官方的规章制度和办事程序主导，使之与铁器时代末期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在铁器时代，除了制作精美但数量有限的钱币上刻有文字外，即使是上层社会也完全没有自己的文字，虽然他们拥有从罗马进口的奢侈品；而且钱币上的文字几乎统统都是拉丁文，连铸币人也通常是罗马人。

公元前55年和公元前54年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的远征为后来的罗马征服不列颠拉开了序幕，罗马对不列颠的征服是不可避免的。罗马人从不认为有什么东西能限制他们扩张的权利：事实上他们视扩张为神圣的使命。从恺撒远征之后，不列颠便在罗马人的意识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罗马时期是不列颠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但这与其说是不列颠岛上从此有了定居者，不如说是把不列颠从史前带入了历史。

一个国家的自然地理特征对人的生活方式有极大的影响，不列颠也不例外。不列颠岛的地理环境大体可以划分为“高地”和“低地”，粗略地说，本岛北部和西部多山地，而南部和东部地势平坦，但是在历史分析中，这一差别的重要性被夸大了。而且，在不列颠，人们已经显示出改造环境的强大能力，有时是有目的的改造，通常是为了追求某一目标，例如获取燃料。这里的物理条件也发生过重大变动，特别是海平面的升降，其对海岸线及内陆河流的形态和水位有相当大的影响。气候因素或地质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类的活动尚不确定。总的来说，我们对罗马时期掌握的证据表明，当时的气候与当今的不列颠大致相似。在公元1世纪，有一段时期海平面相对较高，随后又出现了“海洋倒退”，露出了可开发的新土地。在公元3世纪，欧洲气候条件相当湿润，许多地区暴发洪水，对低洼地区、河流和港口构成了严重威胁。所以看起来在整个罗马时期，气候条件并不是恒定不变的。

曾经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不列颠的大部分领土原本丛林密布，只是后来被盎格鲁-撒克逊人砍伐殆尽，这种观点现在已经站不住脚。到被罗马征服时，虽然不列颠仍然有大片天然林，但其人口已经增长到罗马人统治时期的水平，比征服者威廉统治时期(1066—1087)高两倍或三倍。森林与开阔的人类定居点的比例已经下降到中世纪后期的水平。自公元前1300年前后，铁器时代典型的土地结构已经开始形成：山间堡垒、单独的或多个庄园组成的村落(通常有栅栏环绕)、面积较大的永久性耕地、林地及开阔的大牧场。在恺撒到来之前的600年里，欧洲大陆铁器时代的各个阶段的诸多社会形态在不列颠都有所体现，当然不列颠的社会形态经常带有海岛的特征。这在史前史学家之间引发了未有定论的争议，即彼此衔接的社会化是否主要是由大规模入侵造成的，还是由旅行和贸易产生的思想交流形成的；大规模入侵，指的是相对来说数量不多但具有影响力或前来征服的新来者(如后来的诺曼人)的到来。但无论它是通过什么机制实现的，事实就是恺撒时期的不列颠已经发展到与欧洲大陆同等的水平，正如他本人所说，他在所到之处——不列颠的南部和东部——遇到的部落与他在高卢见到的部族非常相似。除此之外，考古学揭示出在不列颠还有一些欠发达的民族，但他们似乎都使用统一的不列颠版本的凯尔特语，其文化也大致相似。

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克劳狄乌斯时代所发现的部落体系在恺撒时代还没有发展成熟，而且在两次罗马入侵之间还发生了一些其他重大变化，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当恺撒来到高卢时，位于南部地区的大部分当地部落，已经从国王统治过渡到由选举产生的行政官和部落议会治理，但在北部，王权统治仍然很普遍。在不列颠，王权统治一直延续到克劳狄乌斯时期，尽管存在着几对国王联合执政或分而治之的情况。社会阶层大体上分为军事贵族和从事农业的平民。祭师，或者叫“德鲁伊”是第三个群体，对于他们的地位和职能还存在争论。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他们在政治上地位显赫，但至少在不列颠，有证据反驳了这种观点。无论是处理部落内部矛盾还是部族间的冲突，凯尔特人向来争强好斗。在高卢，有各个部落的杰出人物定期聚会的传统，但在不列颠，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如面对重大威胁时，各个凯尔特部落才会联合推选一位领袖。在不列颠，“民族”情怀淡薄，或完全不存在。

恺撒时期，不列颠南部与高卢北部之间已经建立了紧密的关系。考古发现，两个地区之间的货物和人员往来主要通过两组路线。当时最重要的路线连通布列塔尼(Brittany)和下诺曼底〔古代统称为阿莫里卡(Armorica)〕与不列颠西南部，途经一个位于多塞特郡(Dorset)亨吉斯特伯里角(Hengistbury Head)的港口。另一组路线从上诺曼底和低地国家(位于塞纳河河口和莱茵河河口之间的领地)，延伸到不列颠的南部和东部。此外，恺撒还报告称，“在世人的记忆中”，高卢的统治者不仅统治着本土，还曾掌管着不列颠。恺撒在入侵不列颠时发现，与不列颠的特遣队并肩作战的不仅有高卢人，还有来自罗马的逃亡者，这些逃亡者带着他们的亲戚朋友横跨英吉利海峡来不列颠避难。

要理解恺撒为什么征服高卢，以及是什么东西促使他入侵不列颠，我们需要简要地了解一下当时的罗马国情。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罗马从意大利的一个城邦扩张成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帝国，并一直实行其自己的传统政府组织形式。这种政体设有公民大会和每年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官，理论上似乎很民主，但实际上政府公职由少数贵族家族把持，世代相传。名义上作为顾问机构的元老院主导着政治，其成员由所有现任和前任的地方行政官组成。执政官执掌最高权力，由推举出来的两名贵族担任，一年选举一次，几乎完全由元老院阶层内部一个更小的集团把持，执政官的家族声名显赫。紧密交织的宗教和社会观念十分看重对祖先的尊敬和对家族荣誉的维护。古典世界的一个特点是，一个人的声誉——同行对他的评价——至高无上。在罗马，贵族个人往往压力重重，既要履行家族使命又要实现个人野心，要通过献身公共事业、为最高职位而奋斗来光宗耀祖。

一个人的声望主要取决于两个领域的成就——法律和军事。进入元老院通常意味着可以在这两个领域任职。两者中，凭借军事能力赢得的声望要更高。担任某些要职(即使低于执政官)意味着既有资格指挥军队也有权治理外地行省。什么成就能让一个人赢得最高地位？恺撒时代的演说家、政治家兼道德家西塞罗(Cicero)对此直言不讳：为帝国开疆拓土比治理帝国能赢得更大的荣耀。

在古代，征服之战通常为胜利者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一次次的征服为罗马带来了巨额财富，也为这个地中海帝国带来了无数机会和诱惑，这一切给原先仅适用于意大利小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施加了无法承受的压力。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罗马共和国开始瓦解。统治阶层内部的旧协议已无法应对新局面。他们变得心胸狭隘，过去他们谋求进入极少数执掌最高权力的人之列，现在则追求独享权力和荣誉。

长期以来，罗马大贵族的威望在一定程度上要看依附于他的人数。事实上，所有人都可以把自己看作是他的“附庸”。对像不列颠这样的行省来说，这种“庇护”是极为重要的社会特征，若没有这样的机制，不列颠将远离权力中心。到公元前1世纪，职业军队取代了为某一场战争而临时征召的公民军队。元老院允许这些新的职业士兵依靠自己的将军而不是国家来获取兵役报酬，尤其是极为重要的退役金，这可是致命的错误。这种情况导致内战不断，罗马共和国注定走向灭亡。立场、行动和社会关系已经确立，这些因素将困扰着罗马剩余的历史。对于不列颠来说，影响她命运的不仅是帝国后来的重大历史事件，还有罗马人的价值观。罗马人把他们的价值观成功地传递给了他们新吸纳的人口，特别是当地的统治阶层。确实，创造共同的上层阶级文化是帝国本身成功运作的关键，但在许多方面也是其衰落的主要原因。不列颠在罗马时代的历史反映了这种基本模式。

要考察恺撒大帝为什么征服高卢，必须了解当时的背景，此时已是罗马共和国末年，国内陷入权力争斗中。我们或许永远不知道他在公元前55年和公元前54年对不列颠发动两次远征的确切原因，也不知道他是否有征服不列颠的企图——他曾跨过莱茵河对日耳曼人发动突袭，以示惩罚，入侵不列颠可能如出一辙。入侵不列颠的更大意义在于其对未来产生的影响。尽管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听说有不列颠人在高卢战斗，但是此次军事行动在短期内收效甚微。由于高卢人的反抗此起彼伏，恺撒既未能继续推进他在不列颠取得的胜利，也未能利用不列颠各部落临时联盟的投降之机扩大战果。事实上，在公元1世纪，有一位罗马的历史学家曾记述，一位不列颠领袖在演讲中对听众宣扬，恺撒是被他们的先辈们“击退”的。

不过，恺撒对不列颠的远征在罗马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罗马人看来，不列颠是一个遥远的、差不多仅存在于传说中的岛屿，要抵达那里需要渡过浩瀚的“大洋”，罗马人尚未习惯于地中海之外的惊涛骇浪，这个“大洋”令他们心生畏惧。不列颠是个未知的世界。两次短暂的战役之后，恺撒把不列颠纳入了罗马的版图。不列颠笼罩着神秘的光环，因此在那些怀着军事野心的罗马人心目中，这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地方——恺撒已经为尤利乌斯家族的后人树立了目标和创下了先例。此外，他的经历——他几次死里逃生，幸免于不列颠人之手和恶劣的天气——为后来的远征指挥官提供了实用的经验教训。

恺撒还树立了干预不列颠事务的多项重要先例。他接受了几个强大国王的投降，也接受了其他人的友谊。罗马开始对不列颠征收贡品或年税。恺撒在高卢的时候，有一位年轻的不列颠王子投奔了他，这位王子的父王已经被卡西维劳努斯(Cassivellaunus)杀害；卡西维劳努斯正是不列颠部落联盟推选出来、领导他们反抗恺撒的头领。恺撒立这位年轻王子为埃塞克斯郡特里诺文特部落(Trinovantes)的国王，迫使卡西维劳努斯不得干涉该部落的事务。因此，罗马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霸主，如果他愿意，他有索取钱财的权利，也有保护朋友的义务。(事实上，除非出于他自己的利益，否则罗马很少去履行自己的义务：名义上受罗马保护的众多小国没有认识到这种古代的基本法则，因而遭遇了不幸。)我们知道，先例对罗马人来说十分重要，而恺撒为他们留下了很多先例。

在恺撒之后的20年里，罗马的注意力全都放在内战上，一系列内战导致共和国的灭亡，并将恺撒的养子屋大维(Octavian，后来称奥古斯都)推向权力中心。恺撒曾在高卢立好友康谬(Commius)为阿特雷巴特人(the Atrebates)的国王，后来这位昔日的高卢朋友加入大叛乱，恺撒本人对此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叛乱被镇压后，康谬逃往不列颠(他曾在那里当过恺撒的代理人)，并在那里的阿特雷巴特人中建立了一个王朝。这个时期罗马人不太关注不列颠也在情理之中。对我们来说更有意思的是，我们现在开始考察各个部落，勾勒各个王朝的历史。康谬的王朝尤其令人着迷。他不仅统治着罗马人设计的高卢阿特雷巴特人的“附庸”王国，还统治着居住在塞纳河以北的英吉利海峡沿岸的莫里尼人(the Morini)；许多从“比利其人(Belgae)”的主要聚居地出发、跨越默兹河(the Meuse)、通向不列颠的路线都要穿越他所掌控的领地。在恺撒到来之前，似乎已经有人从高卢的比利其人定居地来到不列颠，随着恺撒不断推进他的征服事业，并在不列颠建立相应的权力机构，这一迁徙进程可能加速了。

公元前1世纪，比利其文化在不列颠南部占据了主导地位，甚至在非比利其部落里也是如此。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变化。社会分工变得更加明显，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如制陶业)，而非家佣工作，成了手工业者的职业。不列颠的艺术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高峰，这尤其体现在金属工艺方面，金属制品带有涡卷图案和精美珐琅，但主要用于装饰军事首领的装备和神殿。在大多数比利其化的地区，平原上的大规模定居点取代了山坡堡垒，有时候通往这些定居点的道路上还筑起了土垒防御工事。这些定居点一直被视为罗马式城镇的雏形，不过其中一些更像是王公府邸，而非当时地中海沿岸意义上的城市。但对于后来的不列颠地形而言，最耐人寻味的变化在于永久性农村定居点的广泛涌现，特别是在恺撒和克劳狄乌斯(公元前54年—公元43年)统治期间。这些定居点的田地具有规则的边界，这意味着土地的所有权是固定的。考古学家们越来越觉得，这一时期可能标志着一直延续至今的土地划分框架的开端。土地的耕种者和所有者变换了无数次，但是可以做出令人信服的推测，当时的地形轮廓保留至今，没有太大变化。

在发动第一次远征的头一年，恺撒在海上与布列塔尼的威尼蒂人(the Veneti)遭遇，并摧毁了他们的舰队；威尼蒂人的船只曾经控制着阿莫里卡与不列颠西南部之间的贸易。考古发现表明，大约在这个时候，贸易重心转移到了比利其高卢与不列颠南部和东部之间的线路上。从此以后，从塞纳河到南安普敦地区的海上通道，从布洛涅(Boulogne)到肯特(Kent)的短途航线，以及从莱茵河和低地国家到埃塞克斯港口的航线，都变得举足轻重。因此，最富有和最发达的商业活动出现在今天不列颠的这些地区，就不足为奇了。从公元前12年开始，当奥古斯都率军征服荷兰和日耳曼时，欧陆北部地区与不列颠的联系急剧增强。尽管从长远来看，奥古斯都没能将帝国延伸到易北河，但从此以后，大规模的罗马军队长期驻扎在莱茵河畔。不列颠向帝国出口谷物、兽皮、牲口和铁器，这些物资对罗马的军事行动至关重要。最近的研究表明，技术先进、生产效率高的不列颠农业，不仅能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还有了大量盈余，至少在粮食方面是这样。我们可以合理推测，驻扎在莱茵河畔的罗马军队需要物资补给，同时海峡对岸的新罗马行省里出现了新兴的民间市场，这些因素为不列颠提供了发展机遇，刺激甚至促进了不列颠的财富增长、社会变革及新的农业模式。

奥古斯都从一开始就敏锐地意识到恺撒的功绩是留给他的遗产，他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军事声望。在他最终击败马克·安东尼之前，他似乎已经开始计划入侵不列颠了；而且在付诸行动之前，他至少进行过两次尝试。所有的尝试都因其他更迫切的事情而被迫放弃。不过，在公元前26年之后，他很乐意让人们保持原先的印象，即他将很快征服不列颠，这样可以在罗马为自己做政治宣传，同时通过谈判而与不列颠发展外交关系，或者恢复恺撒对那里的征税，据我们所知，这样的谈判已经在进行当中。活跃在奥古斯都王朝后期或其继任者提比略(Tiberius)统治时期的作家斯特雷波(Strabo)证实，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不列颠人须向罗马缴纳高额关税。他写道，罗马耐着性子不去征服唾手可得的不列颠，是因为不用占领照样可以征税，这样更划算。他的话似乎反映了一条党派方针，即努力为放弃入侵不列颠的政策辩护。他意味深长地补充道，不列颠人不会对罗马构成军事威胁。

康谬的儿子廷康谬(Tincommius)继承了他父亲在不列颠的王位。公元前15年前后，新国王对罗马的态度似乎出现了逆转，这个位于塞纳河至南安普敦贸易路线上一端的重要王国与罗马建立了友好关系。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另一个不列颠部落卡图维劳尼人(Catuvellauni)的日益壮大，这个部落的中心位于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这个部落是最近由若干小氏族合并而成的，还是早就是卡西维劳努斯背后的支持力量，不得而知，但是在克劳狄乌斯征服不列颠之前，这里的历史主要是卡图维劳尼部落的扩张史。然而，当时的罗马对卡图维劳尼人的扩张视而不见。即使在廷康谬和另一位不列颠国王被驱逐、不得不向奥古斯都寻求庇护时，罗马也只是视其为对奥古斯都的主张(即在不列颠实行统治)的支持，奥古斯都认为可以借此在罗马国内做政治宣传。事实上，所有证据都表明卡图维劳尼人处事谨慎，不会公开对罗马的敌意。这种和平的状态对双方的统治阶层来说都有利。不列颠的贵族享受着从帝国进口的商品，而为了换取这些奢侈品，他们会出口相应的商品。罗马作家罗列了出口商品的清单，清单显示，不列颠人不仅给罗马军队提供重要的物资，如黄金、白银、奴隶和猎狗，还为罗马皇帝本人和罗马的富人提供他们感兴趣的商品。公元9年，在罗马军队于德意志遭受重创之后，奥古斯都和他的继任者提比略确立了不干涉帝国之外事务的政策原则，这与他以前的做法截然相反。然而，这一做法一定令卡图维劳尼人和罗马都满意，因为即使卡图维劳尼人的国王库诺比林努斯(Cunobelinus，莎士比亚戏剧里的辛白林)侵占了从前恺撒庇护的特里诺文特人的领土，并把王国的中心迁到了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也没有遭到罗马的报复。库诺比林努斯现在已经控制了通往莱茵河的富庶商路。在不列颠，他可以任意切断其他不列颠国王的财路，而财富是他们地位的象征。他或通过征服，或通过其他手段，不断扩大王国的实力和影响力。

罗马征服

相互宽容的状态对罗马和卡图维劳尼人来说无疑皆大欢喜——不过也许其他不列颠人不乐意——但当反复无常的盖乌斯〔Gaius，卡利古拉(Caligula)〕继承提比略的皇位之后，这种和谐的状态开始瓦解。在这个时期的某一天，库诺比林努斯驱逐了他的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最终逃到了罗马皇帝那里，并正式向他表示臣服。盖乌斯不仅口头上宣称要降伏不列颠，还颁布了入侵的命令。随后他取消了这些命令，但只在最后一刻才取消，而重要的恰恰是这一点。人马已经备齐，大规模的备战已经完成，这可不是演习，而是真正的战斗，这使罗马公众忆起了他们的未竟之业。万事俱备，只待一声令下。

盖乌斯被刺杀，皇位意外落到他叔叔克劳狄乌斯身上。克劳狄乌斯以前被误认为智力有缺陷，皇室其他人不把他放在眼里。但事实上，他集常识、异乎寻常的创新思维、对历史的专业级兴趣以及对罗马传统的崇拜于一体。克劳狄乌斯登基不久就面对一系列重大军事叛乱，他急需在军队中树立威望，并在罗马赢得尊重。怀着这种想法，他自然不会放过在不列颠建立军功荣耀的机会。奥古斯都和盖乌斯都曾取消了入侵不列颠的计划，但克劳狄乌斯不会错失良机，他甚至决心要超越恺撒大帝的功绩。这是为个人和家族争光的最佳方式。

入侵的借口也有了，这个借口有先例可循，也符合当时的战略意义。国王库诺比林努斯此时已经去世，他的王国落入两个好斗的儿子卡拉塔库斯(Caratacus)和托葛杜努斯(Togodumnus)手中。因此，从东部入口进入不列颠并不是理想选择。在不列颠南部，重压之下的廷康谬的旧王国已经被削弱成海岸边一块弹丸之地，现在一场内部政变又使廷康谬的兄弟维瑞卡(Verica)被驱逐，这导致南部入口也关闭了。跟以往的情况一样，维瑞卡也逃到了罗马皇帝那里。这样一来似乎整个不列颠都开始敌视罗马，不列颠与帝国之间的宝贵交通也受到了威胁。克劳狄乌斯可以效仿恺撒，应这位不列颠国王的要求采取行动。

恺撒的战斗力靠的是卓越的指挥能力，以及长期在他麾下服役的士兵的忠诚。奥古斯都和他之后的几位皇帝所创建的新常备军队，虽然仍然需要指挥能力，但越来越多地依靠严密的组织和训练，以及长期稳定的体制。在这个时期，作为精锐部队的罗马军团只从罗马公民中招募，其中大部分人来自意大利。渐渐地，在意大利以外的较老行省建立的罗马公民殖民地，男子们也有了从军的机会。每个军团有五千多人，主要是重型步兵，还配备骑兵小分队、投石器和其他战争武器。罗马军团还配备各种熟练技工和行政人员。每个士兵都被要求能读会写，因此他们可以胜任各种政府职位。在公元1世纪的前50年里，地方酋长手下的非正规军发展为各行省的常规军，它们成了罗马军团的“辅助”部队；其中的大部分成员不是罗马公民，但是指挥官是罗马人。一支“辅助”军团通常有五百多人，包括骑兵、步兵或混合兵种，士兵的地位和军饷要低于罗马军团。不过，无论是罗马军团的士兵还是辅助军团的士兵，都享有定期工资、职业保障及退伍金，这在古代极为罕见。士兵有教育、培训和自我提升的机会，还能发财致富，军队自然成为推动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力量。无论是现役士兵还是退伍士兵，在自己的社区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辅助军团的士兵在退伍后自动获得罗马公民身份，他们的儿子也有资格参加罗马军团。因此，罗马军队不断地将目不识丁的野蛮人变成有文化的罗马公民，并将新民族融入帝国。

在公元43年，罗马集结了四个罗马军团和大约相同数量的辅助军团，约四万余人，浩浩荡荡扬帆驶向不列颠。与这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相比，不列颠的武装力量没有什么变化：常备军成员来自贵族，他们最得意的武器是双轮战车，这是他们在战场上快速进退的工具，驾车人操控起来极其娴熟。骑兵的确切身份不得而知，或许是能够提供马匹的人，但不清楚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职业是否就是打仗。大部分不列颠士兵是从农场招募来的。罗马军队穿戴着铠甲，而不列颠人很少有或压根儿没有任何身体防护，他们仅依靠速度、斗志和手中的长剑。在他们能够靠近罗马人进行搏斗之前，许多人已经倒在罗马人如雨的标枪下；并且在与敌方步兵肉搏时，面对罗马人的短剑，他们的长剑在近战中处于劣势。凯尔特军队有时也能取得胜利，不过通常是通过突袭、伏击，或凭借绝对人数优势对脱离大部队的小股部队发动攻势来实现的。他们在阵地战中根本无法与罗马军团相匹敌，而罗马指挥官的战略是迫使他们进入开阔战场，或者将他们包围在城墙内，罗马的攻城兵和大炮可以消灭他们，或者断绝他们的粮草，迫使他们出城投降。面对罗马人，也许他们最大的劣势在于他们都是农民军，一年中能够战斗的时间非常短暂。如果他们不回家种地，全民就得挨饿。相反，罗马军队的供应系统可以保障军队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一直战斗，他们建造了坚固、物资储备充足的营地，即使在冬季也可以熬过去。这种系统使得罗马人可以年复一年地进行战争，并为实现永久占领的驻军提供根据地。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不列颠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持久战，的确了不起。

这次入侵遭到了一部分当地部落的顽强抵抗。毫无疑问，另一些部落一直盼望着不列颠南部的卡图维劳尼人的霸权被摧毁，他们轻易就投降了或加入罗马人与他们并肩战斗。最终，罗马大获全胜，11位不列颠国王向罗马皇帝臣服，克劳狄乌斯高奏凯歌挺进科尔切斯特；为攻下这座城池，他曾御驾亲征，甚至动用了象队。他志得意满，举办了共和国胜利者曾经用过的古老仪式来庆祝胜利。在庆典上，他自豪地宣告帝国领土又得到了延伸，继地中海后，“对海洋的征服”再次取得了丰功伟绩(这不是空洞的夸耀，军队起初拒绝出海作战)。

到公元47年，克劳狄乌斯的军队对不列颠的占领已经延伸至塞文(Severn)和特伦特(Trent)。眼下需要做的就是使不列颠成为罗马的一个常规行省。不列颠的总督享有很高的地位。这个职位是留给卸任的执政官的，总督拥有指挥多个罗马军团的权力。在不列颠作为一个行省的头一个半世纪里，在此地任职的罗马人都是定期筛选出的杰出男子。对罗马人而言，不列颠不仅是一个可以通过战争建立功勋的地方，到公元4世纪时，它还被看作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尽管我们没有数据来对比来自不列颠的收入与罗马的防御和行政方面的支出。到了公元47年，罗马人开始开采不列颠的矿产资源，这是征服的主要目的之一。例如，在这一时期，罗马开始开采曼迪普斯(Mendips)的含银铅。如果罗马满足于她已经控制的地区，那么她可能节省很多麻烦和费用；但是罗马人没有克制自己继续扩张的野心，虽然北部和威尔士的好战、不安分的当地部落对南部的和平发展并没有构成威胁。接下来两三年里发生的事件让罗马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在各个行省，罗马总是尽可能快地将更多的行政负担转移到效忠帝国的当地人身上。克劳狄乌斯打算尽可能地使用“附庸”国王——若他们可靠，这种治理策略最经济。在南部，包括维瑞卡的旧王国在内的一大块领土，被交给国王科吉杜努斯(Cogidubnus)治理，这位国王可能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不列颠人。诺福克郡的爱西尼人(Iceni)继续被当作“盟友”。在统辖地区之外，罗马与布里甘特人(Brigantes，盘踞在英格兰北部大部分地区的一大群氏族)的女王卡蒂曼杜(Cartimandua)达成了和解，此举确保了该行省不受来自北部的袭击。这项政策的成功案例之一，就是当时的卡蒂曼杜女王将逃亡的卡拉塔库斯(Caratacus)移交给了克劳狄乌斯；另一个成功案例是科吉杜努斯国王的持续忠诚，后来当罗马在不列颠面临种种危机时，他的效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督主要借助当地部落来管理不列颠行省的其他地区，这些地区被重组为罗马地方政府单位〔城市(civitates)〕，地方贵族成立了议会，并担任地方行政长官——这些体制是罗马体制的缩影。实际上，这些地方机构常常是现有政府机构改组而成的。此外，全行省都要听命于不列颠首席财政大臣，也叫省级财务官。这些财务官直接向皇帝汇报。这很自然，因为他们对皇室领地(除了通过继承或没收获得的土地以外，皇帝自动获得败敌的王室地产)和皇家垄断权负有特别的责任；但他们也制衡皇帝的军事和司法代表总督的权力。财务官和总督之间经常发生摩擦，且并非完全无意。

自公元47年开始，一系列事件证明不列颠行省的疆土不会一直局限于不列颠南部。罗马人对来自外部的袭击做出了回应，他们不仅反击，还解除了不列颠人的武装。除了在某些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平民不允许在帝国境内携带武器——这在很大程度揭示了罗马时代的日常安全状况，但那些自愿顺服罗马的人并没有预料到这一条规定对他们也适用，他们对此难以接受。爱西尼人发动了起义，但被武力镇压，附庸王国的真实身份现在已经昭然若揭。下一步是调动驻扎在科尔切斯特的军团，并在公元49年用一批罗马军团的退伍老兵取代这支部队。此举的目的在于培养帝国崇拜(Imperial Cult)——对罗马和皇室的正式崇拜，旨在培养行省内人民的效忠；这些老兵是防止叛乱的堡垒。实际上，此时的科尔切斯特是一座没有驻军的城市。也许在同一时期，伦敦正被打造成一座物资供应港。从一开始伦敦就有可能成为不列颠的行政中心。这极有可能是罗马人有目的的行为，而不是像以前所认为的那样，伦敦只是因为商人在此定居而发展成中心。此时，埃塞克斯海岸的优势受到了泰晤士河的挑战；罗马正在铺设四通八达的交通干线，而伦敦恰好处于交通网络的中心，出于官方的目的，它很快就成为该行省的商业中心。

公元1世纪50年代是城市地区蓬勃发展的10年。只有以农业为主的内陆地区大体没有变化，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这些地区的货币经济普遍发展缓慢直到公元60年，随着总督苏埃托尼乌斯·保利努斯(Suetonius Paulinus)征服不断爆发骚乱的北威尔士各部落，该行省才走上稳步发展的道路。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这些外省人在罗马的老朋友爱西尼人和特里诺文特人的领导下，变得如此愤怒，决心抹掉罗马的一切痕迹？

我们只有罗马的记载，但足以揭示其治理不善——小到麻木不仁的玩忽职守，大到堂而皇之的犯罪行为。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对不列颠人的性格做出了精辟的评述：“不列颠人毫无怨言地承担着兵役、进贡及对帝国的其他义务，但前提是要公道。他们最憎恨的就是不公道；他们可以忍受被人统治，但不能接受被人奴役。”公元61年，爱西尼人女王布狄卡发动了不列颠人起义，虽然财务官是一贯的祸首，但这件事不能仅归罪于他一个人，总督也有责任。不过这件事不只是他们两人的过错。我们也难以直接指责年轻的皇帝尼禄(Nero)，因为他受到他的“优秀”顾问们的影响，包括禁卫军长官布鲁斯(Burrus)，还有哲学家兼剧作家塞内卡(Seneca)。其中，塞内卡很可能知道不列颠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他突然毫不留情地收回放贷给不列颠贵族的高利贷。从不列颠传来的报告很可能表明，那里爆发的动乱可能使他的投资面临风险。结果，回收贷款的举动给叛乱火上浇油。对罗马的不满主要来自两股势力，分别是爱西尼人和特里诺文特人。布狄卡的丈夫普拉斯塔古斯(Prasutagus)是爱西尼人的国王，他的王国是罗马的附庸国；他去世后，把一半遗产献给了罗马皇帝，希望这样可以换取罗马对他的王国和家族的保护。然而，罗马财务官和总督的代理人却把这看作是敌人的无条件投降。他们没收了普拉斯塔古斯国王的财产，把贵族逐出他们的庄园，向百姓强制征税、征兵。特里诺文特人也遭受了侮辱：旨在推动对皇帝效忠的帝王崇拜的主要负担落在了他们的贵族身上，而罗马殖民者(显然是在士兵的支持之下)霸占了他们的土地，且全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们(也可能是其他城市的贵族阶层)当时正面临财务危机，而引发叛乱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罗马要收回克劳狄乌斯的赠款和塞内卡的贷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帝王崇拜——以科尔切斯特的克劳狄乌斯神庙为代表——恰恰是不列颠人仇恨的焦点。

为了回应布狄卡的反抗，罗马人对她施以鞭刑，强奸她的女儿。布狄卡号召自己的部落和她的邻居特里诺文特人，并联合其他城市(但显然不包括科吉杜努斯国王)，横扫了不列颠南部，焚烧了科尔切斯特、伦敦和维鲁拉米恩(Verulamium，圣奥尔本斯附近)，折磨她抓获的每一个罗马人或罗马的同情者，给驻扎在这一地区的小股罗马部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总督差一点丢掉了整个行省。最后他还是镇压了叛乱，抓获了布狄卡，并对不列颠施以极端惩罚。有一段时间，不列颠行省似乎要毁在罗马自己手里了。事实上，尼禄曾一度(可能在起义之前，也可能在起义期间)倾向于完全放弃不列颠。最后，有两个因素拯救了这个行省：新任命的具有高卢血统的杰出省级财务官朱利叶斯·克拉西奇亚努斯(Julius Classicianus)来到了不列颠；另外，罗马召回了那位作恶的总督保利努斯。

平息布狄卡叛乱后的十年里，不列颠开始复苏，但进展缓慢。有证据表明，在尼禄任命的最后一任总督执政期间，复苏进程开始加速。但在公元69年(“四帝之年”)罗马内战爆发，将领们重新开始争夺霸权。然而，战争的结果是诞生了一个强有力的新政府——弗拉维王朝。对于不列颠来说，这意味着行省的复兴和罗马力量的膨胀。正如塔西佗所说：“现在将领中英雄辈出，兵强马壮，我们的敌人将灰飞烟灭。”

虽然内战分散了罗马的注意力，但布里甘特人内部爆发了新一轮的纷争，使卡蒂曼杜女王失去了自己的王国，这样又把罗马军队卷入进来。不列颠北部从此不再平静。罗马扶植附庸王国的旧政策已经被布狄卡和以前的布里甘特人的叛乱所动摇，因此这项政策最终被摈弃。几年之后，甚至连国王科吉杜努斯也被辞退了，住进菲什本的豪华别墅里养老。到公元83或84年，连续几任卓越的总督已经把罗马的军队推进到苏格兰最北部，并驻扎在高地边缘，同时对当地社会进行罗马化。塔西佗在描述他的岳父阿格里科拉(Agricola)的功绩时，所使用的语言可以反映出弗拉维王朝的总体特征：

为了鼓励一群居住在分散定居点的好斗的(因好斗容易与人发生争斗)居民过上和平、宁静的生活，享受这种生活方式给他们带来的怡乐，阿格里科拉私下里敦促并公开地帮助他们建造庙宇、环绕公共建筑的公共广场及私人住宅。他表扬那些积极的响应者，痛批落伍者。这样，人们会为了赢得公众的认可而竞相努力，强制手段就显得多余了。此外，他还让上层不列颠人的子女接受教育，学习文明的技艺；他公开声称，无论高卢人接受多好的培养，其禀赋都不如不列颠人。结果是，那些曾经对拉丁语退避三舍的人现在为能说一口流利的拉丁语、能用拉丁语辩论而努力。罗马人的服装也开始流行起来，穿托加袍的人随处可见。他们逐渐为一些使人堕落的器物设备——如花厅(porticus)、浴池和风雅的宴会等所迷惑。懵懂无知的不列颠人把这一切称为文明，但实际上这是他们被奴役的一种方式。

在某种程度上，弗拉维王朝下的这种城市化并不算成功。公元122年，哈德良(Hadrian)皇帝巡幸不列颠，才促进了城市化的稳固发展；哈德良到来后，原有的建设计划被重新启动或被取代，大规模的新工程开始动工。但是，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从公元70年到公元2世纪60年代，不列颠才被真正罗马化，并体现出与帝国融为一体的持久特征。使不列颠融入罗马体系的核心因素在于，罗马将日常行政管理权或多或少地下放到取代附庸王国的当地贵族阶层。赢得当地贵族的心是这项政策的关键；在尼禄统治时期，这些贵族曾对罗马完全失去信心。阅读塔西佗撰写的历史必须了解这样的历史背景。

根据考古证据，我们可以发现，在公元1世纪末及公元2世纪初和中叶，罗马时期不列颠的城镇得到了充分发展。城市的行政中心设有各种市民活动中心：能提供集市、法庭、市民办事处和市议会的广场和大殿；公共浴池，在罗马时代，这里是城市居民放松和社交活动的中心；供水系统；纪念帝国重要人物和当地名人的公共纪念碑；有时候还有剧院或圆形剧场。这些考古证据非常重要，因为在帝国里，出资修建这些便民设施的人通常是地方知名人士(在市议会任职或作为个人)，而不是国家或皇帝。有时候，某位跟当地有密切关系的大私人庇护人，可能会因为钟爱这座城镇而慷慨解囊或利用自己的势力为这座城市撑腰。只有在极少数宣传影响力非常大的情况下，皇帝们才会直接或通过他们的代表参与城市建设。

当然，城市的发展不能仅仅依赖于少数接受了罗马生活方式的本土贵族。事实上，随着城镇生活方式的推广，农村地区出现了许多“别墅”——当然，这个阶段的别墅主要是简陋但舒适的罗马式住宅，常常取代了当地的农庄——表明不列颠绅士保留了与土地的联系。很可能他们仍然主要居住在他们的庄园里，许多普通农民也生活在里面。在这一时期，罗马军团的退伍军人主要集中在特意为他们打造的若干城市，如科尔切斯特、林肯(Lincoln)和格洛斯特(Gloucester)。因此，从整体来看，一支由官员、职业人士、商人和技术熟练的工匠组成的充满活力的人群，同样起着推动城镇蓬勃发展的作用。

其中一些人，特别是手工业者和商人，是来自帝国其他地区的移民或访客；许多官员被派驻到不列颠短期任职。尽管如此，罗马时期绝大多数不列颠人仍然是凯尔特人。罗马军队的士兵也越来越多地从部队所驻扎的行省进行招募；跟他们的大多数战友一样，这些不列颠士兵在入伍时没有特殊的罗马公民身份，但在退伍的时候，他们获得了公民资格和可观的退伍费，这说明他们已经逐渐成为罗马化社会的中坚力量。在城镇里，奴隶主允许奴隶从事商业活动；在罗马统治的世界，使用职权来释放奴隶或允许他们赎买自由的行为，壮大了熟练的劳动力人口，也增加了商人的数量。无论农业劳动者的状况如何悲惨，在掌握熟练技术和受过教育的人群中，社会流动性都很高。毫无疑问，不列颠的绝大多数普通百姓仍然留在土地上劳作——工业也主要集中在农村，但早期帝国的城镇为农村地区提供了公共生活、交流和服务的中心，也为不同社会阶层提供广泛的发展机会。

哈德良决心复兴衰落的弗拉维王朝的举措，意义非凡。但是他对不列颠行省的重大影响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哈德良是个永不安分、胆识超群、精力旺盛的人；他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走访各个行省。他是为数不多的反对帝国扩张的帝王，因此他本人不受罗马贵族的欢迎；他的许多宏伟事业只完成了一部分，但很难搞清楚这是由于遭到内部的反对还是计划本身的缺陷。这些未完成的事业，至少能在不列颠找到三个例证。第一个例证是修建哈德良长城。罗马扩张达到顶峰之后的30年里，军队开始分阶段撤退，在撤退后的新阵线修筑防御长城，部分原因是由于其他地区对部队的需求，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当地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倒戈。这项政策也符合哈德良一向打算限制帝国扩张的想法。城墙的设计别具一格。然而对其早期建设历史的详细研究显示，正因为其设计新颖，在哈德良统治时期，设计方案经过了一系列重大修改；建造成本和工期一定比原来的预算高出了许多倍。第二个例证是在东盎格利亚的沼泽地进行农业开垦的计划，该计划需要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但许多开发的农场仅在短短几年后就衰败了。第三个例证是伦敦的改造工程，弗拉维王朝时建造的广场和大殿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比过去规模大两倍的建筑群。在高卢和其他地方，哈德良插手了帮助城市兴建公共建筑的工程。改造伦敦可能与皇帝在公元122年巡幸不列颠有关，在此期间伦敦竖立了一座永久性的堡垒——这在罗马之外的帝国城市中几乎绝无仅有。但是，在哈德良王朝统治后期，伦敦遭受了一场大火，城区被烧毁，重建工程昙花一现，于是在公元2世纪后期，伦敦出现了衰败迹象。

哈德良统治时期，罗马的边界从泰恩河延伸到索尔韦湾(Solway Firth)，边界线内的行省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安定的。然而，在哈德良之后，罗马至少发动了三次征服北方的重大战争，其中两次是由皇帝亲自指挥的；罗马军队曾长期驻扎在哈德良长城以外的地方，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该区域。事实上，在公元138年哈德良去世后的几个月内，罗马制订了入侵苏格兰的新计划；到公元142年，哈德良的接班人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通常他没有兵权)的军队像克劳狄乌斯的军队一样，在不列颠取得赫赫战功。远至苏格兰泰河湾的领土落入罗马人手中，于是从福斯(Forth)到克莱德(Clyde)，罗马人开始建造一个更短、更简单的新防御屏障——安东尼长城。在安东尼长城沿线，矗立着一批精雕细刻的纪念性石雕，记录下了罗马帝国无限扩张的最后阶段的自信心。

在安东尼王朝(公元96—公元192)初期，城镇和乡村的发展达到了第一轮高峰。人们普遍认为，帝国的其他地区处在和平安宁、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在经济上，不列颠已经全盘接受了帝国早期基于货币经济和大规模长途贸易的经济体系。在文化方面，罗马时尚处于主导地位，其古典艺术和装饰风格被广泛采用。也许从历史上看，对当时的不列颠人来说，罗马征服带来的最重要的艺术影响是引入了具象化风格，特别是在雕塑、壁画和马赛克工艺，以及五花八门的小型工艺和手工业领域——例如珠宝、陶器、家具，以及各式各样的家居用品。与高卢南部相比，来自罗马不列颠的一流艺术品相对较少，但确实存在。不过，中流水准的商品相当丰富，而且很明显到处都有批量生产的物品。正是这些遗留下来的中等层次的生活用品，而不是那些稀有的高级艺术品，揭示了自罗马之前的铁器时代以来，不列颠人民的日常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变革。仅罗马陶器就揭示了当时的“浪费型社会”，这与之前或之后时期的情况完全不同。

因为宗教影响着最深层次的意识，所以罗马人和当地人同化的最有力证据来自宗教。罗马时期的不列颠是一个宗教万花筒：从罗马国家的正式仪式(尤其是朱庇特星、朱诺和密涅瓦)到最近被嫁接过来的帝王崇拜；从邻近的西部和东部引进的各种宗教，到当地的凯尔特人的崇拜。来自海外的移民经常保留他们自己最喜欢的崇拜方式：生活在科布里奇的希腊女祭司迪奥多拉(Diodora)用自己的语言把祭坛献给提尔(Tyre)的半神赫拉克勒斯(Heracles)；来自荷兰的士兵们在哈德良的豪斯特兹(Housesteads)为他们的本土众女神阿拉希亚戈(Alaisiagae)、伯迪西利亚(Baudihillia)、福利伽毕斯(Friagabis)、贝达(Beda)和菲迷勒那(Fimmilena)设立了祭坛。但对不列颠人来说，最有意义的是罗马人崇拜的神灵和凯尔特人崇拜的神灵的“融合”。这是一个充满困难、变化无常的过程，因为凯尔特人的宗教所认定的神比罗马人的神模糊，但是这种宗教融合非常普遍。这种融合不仅仅停留在表面上，例如，在巴斯的神庙和浴池中的一个祭坛上竖立了莎丽斯·米娜瓦(Sulis Minerva)的雕像，这是当地的温泉治愈女神与罗马智慧女神的结合体，出自罗马占卜师(haruspex)卢奇斯·马尔奇斯·梅莫尔(Lucius Marcius Memor)之手。占卜师的功能是从祭牲的内脏中占卜未来。这种古老的崇拜享有最高的荣誉，可以追溯到意大利宗教中早期伊特鲁里亚人的信仰，但它在这里与一位半凯尔特人崇拜的神灵相结合。同样，在海灵岛(Hayling Island)上，罗马人到来之前的铁器时代的一个主要神殿(更可能与维瑞卡的王权相关联)是用罗马的材料重建的，建筑师可能是国王科吉杜努斯委任的罗马高卢人。这是一大类独特神殿的一个典型范例，考古学家把这一类神殿称为“罗马-凯尔特神庙”，这类神庙在不列颠、高卢和罗马统治下的日耳曼各地均有发现，很明显这是用罗马建筑风格来表达凯尔特人特有的宗教信仰。这些神殿一眼就能被识别出来，它们呈方形、圆形或多边形结构，通常像个带有同心“回廊”的大盒子，并且常常建在封闭的围墙内，墙内有时可能会保留罗马时代之前的神圣树林。

在威尔戴(Weardale)村，我们发现一名骑兵军官因为“捕获一只以前没有人能捕到的大野猪”而感谢西尔瓦努斯(Silvanus，一位披着罗马外衣的凯尔特乡村神)；在格雷塔桥(Greta Bridge)，两位女士为当地女神设立祭坛。这些都是凯尔特人和罗马人深层信仰的典型范例，每个地方都有各自所信奉的神。但罗马人毫无困难地接受了他们所征服的土地上的这些神灵。事实上，他们真心渴望知道这些神灵的名字，并崇拜它们，即使没有别的意图，这么做也算是谨慎之举。罗马宗教崇拜鬼神，而且还要安抚鬼神，这便是其较为黑暗的一面。罗马人的泛神论认为万物皆有灵，他们不仅信奉依附在壁炉、房屋、家庭、祖先上的本地神灵，还信奉外来的神灵，这些神灵早在公众接受奥林巴斯山众神之前就已存在；这种泛神论与不列颠人的信仰不谋而合。在考古材料中发现的诅咒文字，反映了该信仰黑暗的一面，有些咒语现在读起来仍然令人生厌。在鲍多克(Baldock)附近的克劳淘村(Clothall)，人们发现了一块刻有反向文字(魔法界经常反向书写文字)的铅版，文字的意思是“特此诅咒塔昔它(Tacita)，诅咒她像腐烂的血一样化脓”。在格洛斯特郡的尤利村(Uley)，从一座寺庙出土了大量带有咒语的石版，其数量是在整个罗马帝国所发现的两倍，这当然绝非偶然。我们从古典记载得知，不列颠人热衷于宗教仪式。罗马人的具体贡献是为不列颠人提供了表达宗教感情的新的艺术和建筑形式，还有文字，文字让这些宗教情感得以清晰表达并永久保存。如同严谨的罗马法律，罗马的宗教活动一板一眼依规行事。罗马时期的不列颠人在表达他们的崇拜和诅咒时，十分讲究语言表达，这表明他们已经具备了出色的措辞能力，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信仰倾向。

入侵苏格兰之后，安东尼·庇护在帝国的任何地方都不再发动侵略性战争，但在公元2世纪60年代，局势开始发生变化。公元158年前后，不列颠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有证据表明罗马迫不得已要镇压布里甘特人。为了占领苏格兰南部，罗马过早地抽调了驻扎在奔宁山脉(Pennines)地区的部队，布里甘特人趁机发动了叛乱；当时，安东尼长城一度失守。可能是在一场惩罚性的战役之后(尽管这段时间内有关北部地区的年表没有明确的记载)，罗马重新短暂地占领了苏格兰，随后罗马军队又退守哈德良时期的边界。在下一位皇帝马库斯·奥勒留斯(Marcus Aurelius)统治时期，蛮族对帝国边境施加的压力变得严峻起来。罗马的统治力在逐渐削弱，尽管数世纪来罗马自己不愿意承认。

在来自欧洲大陆的旅行者眼里，不列颠有一项独特的做法似乎与高卢北部地区截然不同。高卢北部的发展在很多方面与不列颠并驾齐驱，使得它在罗马统治下的时间比不列颠少了一个世纪。欧洲旅行者不难发现，罗马在不列颠永久驻军，说明不列颠的总督们最关切的始终是防御。在这里共有三个罗马军团，其中两个在西边，分别驻守在南威尔士的切斯特(Chester)和卡尔里恩(Caerleon)的堡垒里；另有一个在北部的约克；还有大量的辅助部队，其中许多辅助部队通过由堡垒和巡逻路线编织成的网络占领了行省内名义上恪守和平的山间部落。但不列颠南部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那里的城墙。建造这些围墙并不是(除一个时期以外)针对某个特定危机的普遍应对方式。修建城墙的进度十分缓慢，从公元1世纪温彻斯特(Winchester)和维鲁拉米恩等城镇开始，到公元3世纪70年代仍在进行中。公元2世纪初，三个有名望的殖民地有了城墙；其他地区不甘落后，竞相效仿。罗马皇帝不赞成这项工程，因为他考虑到敌人或叛乱分子可能会利用城墙作为防御工事，所以修筑城墙的主要理由必须足够重大，以打消皇帝的顾虑。修建的费用由当地人承担，但需要得到皇帝的明确许可。建造过程非常持久，即使不列颠多次对罗马权威构成重大挑战，建设进程也不能中断。乡村别墅没怎么设防，说明农村地区秩序井然或不用担心农民起义。为什么在全行省内保留罗马军团？为什么让辅助军队驻扎在他们所在的位置？两者的理由肯定是一致的，那就是担心外部蛮族的侵犯和内部山区的起义。对于行进中的部落或军队来说，坐落在主要道路上的城镇都是显眼的攻击目标。在古代世界，如果攻城部队缺乏先进的攻城机械和维持长期围城所需的后勤支援，或者在城内没有可以里应外合的盟友，那么城墙可以说是坚不可摧的。因此，城墙是市民抵御部落入侵的最佳防御工事；城墙在不列颠的流行说明这里的人对威胁的认识比高卢人更加深刻。

然而，修筑城墙耗时漫长，有时需要更快捷的补救性防御措施。在公元2世纪后半期，众多不列颠城镇修筑了土垒防御工事，说明当时它们面临了迫在眉睫的危机。举例来说，在赛伦塞斯特(Cirencester)，人们修建了一座土城墙，将巨大的石头城门和已有的一座座瞭望塔连接起来，当时的人们好像做出了紧急决定，打破了悠闲从容的原建设计划，似乎要将防御工事立即投入使用。在这段危机四伏的时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赛伦塞斯特所面临的最有可能是公元180年前后在北部地区爆发的危机。当时蛮族穿越了边境，据说造成了广泛的破坏，甚至杀害了一名罗马将领。也有人说，当时的不列颠总督克罗迪乌斯·阿尔宾努斯(Clodius Albinus)在公元193至公元197年间发动了篡夺皇位的战争，但这不大可能是赛伦塞斯特人所面临的危机。

然而，围绕阿尔宾努斯篡权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标志着帝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在这段时期，不列颠走上与邻近的高卢截然不同的道路。罗马皇帝马库斯·奥勒留在多瑙河上发动了几场大规模战争(此后西部蛮族开始不断地给罗马施加压力)，如果他没有死，或许可以实现征服多瑙河以北的中欧的目标。相反，公元180年，提名皇位继承人的制度瓦解，这一套体制曾在一个世纪里选择了一批性格温和、能力卓越的皇帝。马库斯暴虐的儿子康茂德(Commodus)继位的时候，正值不列颠北部爆发上述提到的严重战争之时。在不列颠及其他地区，罗马试图加强军队纪律，但是结果事与愿违。数位皇帝相继被刺杀，新的内战爆发，尽管这一局面很快就结束了，但这不仅导致军队在社会上的地位得到强化，而且罗马的体制也发生了其他深刻的变化。极其粗暴的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在高卢击败克罗迪乌斯·阿尔宾努斯，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但是，塞维鲁远没有把军队的纪律和忠诚恢复到几百年前的水准，为了维持自己的王朝，他的策略是一味讨好军队。

公元3世纪的皇帝们摘掉了“基于同意的统治(rule by consent)”的政治幌子。公元2世纪的皇帝们曾设有元老院，他们怀着不同程度的热忱，试图参与民事和军事方面的政府管理。到了公元3世纪，元老院议员的地位被职业军人取代，这些军人正在向军队输送越来越需要的专业军官。随着越来越多的外省人获得了罗马人的身份，罗马公民和没有公民身份的外省人之间的差别已经逐渐弱化，甚至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依法划分的新阶级结构：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值得注意的是，士兵属于前一类。根据旧的经济模式，罗马的主要生产中心通过以货币经济为基础的长途贸易，把产品输往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但到公元3世纪中叶，恶性的通货膨胀严重打击了人们对货币的信心，这种旧经济模式正在被更加本地化的产业所取代。

在公元3世纪的头25年里，塞维鲁和他的王朝似乎恢复了安定，但其安定的基础是军事专制，而军事专制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固的基础。公元3世纪中叶，随着军官们的倒戈，皇帝们接二连三被暗杀。古老而致命的个人野心肆意膨胀，罗马士兵对他们的指挥官忠心耿耿。此刻，罗马在东面和西面都遭到蛮族的袭击，几乎造成了全面性的灾难。在东面，新兴的波斯帝国俘虏了瓦勒良(Valerian)皇帝；在西面，日耳曼人的屡次入侵摧毁了高卢地区没有城墙的城市，并在莱茵河上永久驻军，阻止罗马保护这一地区的城镇和领地。到公元260年，帝国上下都处于四面楚歌的状态。

以前人们认为，是由于不列颠总督克罗迪乌斯·阿尔宾努斯在欧洲大陆与塞维鲁开战的时候抽调了不列颠的军队，才导致蛮族乘虚而入，致使不列颠也遭到了同样的破坏。但考古结果否定了这种假设。在塞维鲁去世之前，北部边境以外的部落不断来犯，塞维鲁有理由在不列颠发动新的征服战争。罗马的野心从未收敛。这时，罗马人的意图是征服苏格兰全境，完成对整个不列颠岛的征服。事实上，我们有理由认为，正是塞维鲁王朝对不列颠的兴趣，使一个已经开始衰落的行省得以复兴起来。或许是因为皇帝即将前来巡幸，伦敦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并修建了几栋新的公共建筑和不列颠最长的圆形城墙；伦敦的海滨曾修筑了不间断的码头，绵延半英里多。战争策划期间，皇室成员可能就住在约克。罗马已经着手加固北方长城沿线的堡垒；但自从公元2世纪80年初成功挫败蛮族入侵以来，其中许多堡垒的修缮工作都被忽视了。我们有理由认为，约克承担了以前设在伦敦的一些政府职能，也许因为安东尼重新占领苏格兰之后，交通路线又向北延伸了。公元3世纪初，与罗马军团的堡垒一起发展起来的约克，成为罗马殖民地当中的荣誉之城。因此，在塞维鲁王朝某个不完全确定的时期，伦敦和约克被选定为双都城，不列颠被分为两个行省，这就不足为奇了。这也符合旨在减少任何一位总督掌控罗马军团数量的新方针，由此降低诱发叛乱的可能性。

由于塞维鲁去世，继任者又面临多重压力，征服苏格兰的计划被迫取消——但是在取消之前已经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胜利。然而，边疆的安全已经得以确保。所有迹象都表明，整个不列颠避免了这个时代其他地方所遭受的灾难。新的发展放缓，但城镇仍然欣欣向荣；虽然乡村别墅没有增多，但至少没有衰败。不列颠的工业(如果陶器业也算是一种指标的话)因欧洲大陆的竞争对手出现了危机而受益。但是人们所期待的一些公共事业没有完成，例如，英格兰芬兰兹(the Fenlands)沼泽地遭受严重洪灾之后，没有开展重建工作。但不列颠的防御工事继续进行翻新，在南部和东部海岸也修建了多个新堡垒，如在东岸的布兰克斯特(Brancaster)和里卡尔弗(Reculver)，这可能是为了对通往大陆的路线进行政治控制，因为还没有迹象显示蛮族会从海上对罗马构成严重威胁。公元260年，日耳曼人在高卢制造了更多麻烦——但还没有严重到使罗马中央政府失去对那里的控制。其时，日耳曼、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依附于一位“分裂”的皇帝波斯图穆斯(Postumus)，组成所谓“高卢帝国”。在克罗迪乌斯·阿尔宾努斯统治时期，这个小集团已经初露端倪，后来发展成独立的政权。然而，高卢帝国对和平繁荣的不列颠——那里有强大、完好的军队以及几乎具有传奇色彩的宣传价值——的占有，对高卢帝国诸帝来说肯定是一种莫大的欣慰。

帝国后期的不列颠

公元3世纪70年代，帝国避免了立刻崩塌——立刻崩塌的说法只是后见之明。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罗马人的行为看起来就像罗马永远不会垮台一样。皇帝和即将上台的皇帝或皇帝的制造者并没有停止相互谋杀，但是一批士兵出身的伟大皇帝扭转了针对蛮族的军事局势，平定了敌对政府，并开始修复国家的建筑和体制。这样做的结果是帝王制度能够在西罗马继续维持两个世纪(本可能延续更长时间)，在东罗马维持12个世纪。公元274年，奥勒良皇帝灭了高卢帝国，不列颠重新回到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但是，不列颠的直接命运与高卢帝国的其他地区截然不同。根据文献记载，公元276年，高卢城池仍然没有城墙，蛮族入侵最猖狂的时候掠走了五六十个城镇，当然这些城镇后来被罗马人重新夺回。考古证据表明，公元3世纪后期，在法国东北部存在大型乡村住宅和庄园非常密集的地区，但众多乡间别墅先后被遗弃。这些房屋后来再也无人居住。

不列颠的情况大不一样。在公元250至公元270年期间，有证据显示不列颠的建筑数量有限，但没有被普遍遗弃的迹象。考古学家倾向于将越来越多的新建筑，特别是乡间别墅或别墅的扩建和改建工程追溯到公元270至公元275年，例如坐落在科茨沃尔德山(the Cotswolds)西侧边沿的维科姆(Witcombe)和弗罗斯特-考特(Forcester Court)别墅。有人提出一个有趣的假说，即当时出现了从高卢到不列颠的“资本外逃”。虽然目前还没有支持这一说法的有力证据，但倘若稍加修改，这种假设就很有吸引力。当然，可以确信的是，罗马不列颠别墅的伟大时代一定起始于公元2世纪70年代，并在公元4世纪达到顶峰。然而，也有人认为土地所有者可能从他们被摧毁的高卢庄园中“提取他们的资本”(换句话说，就是以不错的价格卖掉他们的庄园)，但这似乎不大可能。公元3世纪末，这些庄园里重新住上了人，但只是作为被遗弃的土地移交给政府引进的定居者。然而，这一观点背后是对土地所有权狭隘的认识，这种狭隘的观点认为，典型的外省土地所有者只拥有一个庄园，而且在大多数时间里居住在庄园的别墅里。在罗马帝国的上层阶级中，许多人拥有不止一个庄园，因为地产是财富和地位的典型标志，有时在帝国的不同地区同时拥有多处庄园。在极其危险的时代，在海峡两岸都拥有土地的地主更有可能决定将他们在高卢的财产转移到非常安全的避风港；那些谨小慎微的地主在高卢帝国统治时期已经开始这么做。有少数间接证据表明，高卢的城市在公元276年后终于建成了圆形城墙，尽管这些城墙很坚固，但一般都比较短(与不列颠的很不一样)，这些城墙更像是固若金汤的堡垒的围墙。当一个城市没有足够多的富豪愿意出资建设整个城区的防御工程时，建造更长的城墙就不太可能了。

在建筑风格上，这些高卢要塞的围墙确实与差不多同一时代的不列颠城墙很相似，但这些要塞算不上城镇。不列颠南部建有大量新的沿海要塞——采用了相同的风格，高高的石墙和凸出的巨大城楼——布兰克斯特和里卡尔弗等地的更古老的堡垒是在此风格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的。在更晚的时候(公元5世纪)，这些要塞被归入一位“撒克逊海岸”指挥官的管辖之下，因此人们一直认为建造“撒克逊海岸要塞”的初衷是为了防御撒克逊海盗。但这可能弄错了时代背景。我们有理由认为，奥勒良的继任者普罗布斯(Probus)通过在不列颠和高卢建立一连串类似的沿海堡垒，对海峡两岸实施更有力的控制；但其主要目的尚未得到证实。普罗布斯在不列颠不止一次平息重大叛乱，这可能表明“撒克逊海岸”在这个阶段更多的是为了确保帝国内部的政治安全，而非边防。不列颠的地位举足轻重——在罗马帝国的危机时期更是如此，要保住不列颠，控制英吉利海峡是关键。

一次特殊事件证明了这一事实。公元287年，一位名叫卡劳修斯(Carausius)的高级罗马军官负责剿灭出没于海峡一带的海盗。他涉嫌纵容海盗洗劫，然后出动舰队缉拿海盗，并私吞缴获的赃物。卡劳修斯预料到要被判处死刑，于是提前造反并控制了不列颠。不列颠再次被土皇帝统治。这一事件已经被染上了传奇色彩，但事实是，无论是卡劳修斯，还是在他之前或之后的其他自立为皇的罗马人，都没有视不列颠为独立的王国。与统治着帝国其他疆域的地方首领一样，卡劳修斯只是要求平等的铸币权和恩惠，他的传奇意味着他与罗马皇帝共同统治着整个大帝国。在大海的保护之下，卡劳修斯政权坚不可摧。公元293年，卡劳修斯在布洛涅(Boulogne)被君士坦提乌斯一世(Constantius Chlorus)击败，失去了他在欧洲大陆的立足点，他本人被他的财务大臣阿勒克图斯(Allectus)推翻政权并杀害；但是又过了三年，罗马中央政府才再次占领不列颠。这再次证明英吉利海峡是难以逾越的强大屏障。

在打败阿勒克图斯的过程中，尽管先进的航海技术及一系列的好运气帮了大忙——更不用说阿勒克图斯自己缺乏日常防御的积极性——但事实上，到了公元296年，不列颠的反叛政府所面临的罗马中央政府比以往更加强大了。在短短几年间，罗马发生了几个重大变化，导致罗马进入了为我们所熟知的“罗马帝国晚期”。这些变化背后的推动力来自戴克里先(Diocletian)皇帝。他效仿诸如奥古斯都这样的罗马先帝，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开启了一段变革时期，在半个世纪里改变了罗马。为了解决长期的政治不稳定，戴克里先创建了“四帝共治”制度，设立两位称谓为“奥古斯都”的主皇帝和两位称谓为“恺撒”的副皇帝，主皇帝去世后，副皇帝自动继位。单个行省的规模被进一步缩小，并且以“教区”的形式分组，由一批被称为“代理官”的新文职官员治理，统治行省的总督(不再有军权)对他们负责。戴克里先扩军一倍，并任命新的指挥官，加强了边防。为了预防阴谋和军事叛乱，他特意加强了对皇帝身边的人的监督。这一时期政府明显增加了各项公共服务。同时，对艺术、时尚和礼仪方面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公元3世纪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为了解决人力短缺问题，罗马对劳动力流动实施了严格的控制，使得许多职业变成世袭产业。农业上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尤为严重。在农业方面，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庄园制度依赖从对外战争中所掠夺的廉价奴隶，而到了罗马帝国早期，地主普遍把土地出租给签订短期租约的大批自由佃农。帝国大部分地区在公元3世纪经历了灾难性的经济困境，促使很多劳动力离开了农田。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戴克里先制定法律创造了一群被捆绑的农民(隶农)。详细的价格立法——例如，给不列颠的粗呢大衣、毛毯和啤酒的价格立法——没能有效解决通货膨胀。为了保障公务员的利益，政府越来越多地使用实物来支付他们的部分或全部薪水。以往的军人不得不动用自己的工资来购买个人装备，现在这些装备都由国营工厂供应，同时官员的津贴与工资相等。为了支付改革成本，不得不大幅提高税收；由于政府向不同社会阶层征收的税赋不同，因此有人会为了偷税漏税而投机取巧，为此，社会阶层的划分必须进一步固化。

公元296年，在西部恺撒，即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君士坦丁一世的父亲)重新征服不列颠之后，新的秩序很快全面建立起来。当时，阿勒克图斯花钱雇来的法兰克雇佣兵在撤退途中袭击了伦敦，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及时拯救了伦敦，这是一场极具宣传效果的胜利，在很多方面预示着未来的情形。

大部分动荡似乎集中在南方，经过短暂的战斗，阿勒克图斯就被打败了。在北方，考古证据显示，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大肆重建军事设施，不仅仅是为了修复敌人造成的破坏，更多的是为未来做打算。有证据表明，长期的和平使得军事设施的维护和士兵的补充没有得到重视。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志向远大。实际上，我们相信，如果时机成熟，他绝对会对苏格兰发起又一轮浩大的战争，苏格兰似乎令每一位雄心勃勃的罗马皇帝都垂涎三尺；当代有些人试图反驳这种揣测，但是缺乏说服力，反而让我们更加坚信上述的判断。当然，在君士坦提乌斯一世成为奥古斯都之后，他马不停蹄地开始备战，并且在公元306年亲临战场。资料显示他打败了皮克特人(Picts)——作为罗马的苏格兰敌人，“皮克特人”这个名称第一次在资料中出现；从安东尼长城东端的克拉蒙德(Cramond)和泰河(Tay)上的旧塞维鲁堡垒出土的陶器表明，他计划沿着苏格兰高地东边再扫荡一次。跟塞维鲁一样，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回到约克，并在那里去世。跟塞维鲁一样，他的继任者就在身边。

军队拥立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为皇帝，约克城见证了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点。这是一个偶然事件，起因于日耳曼国王克罗库斯(Crocus)，作为君士坦提乌斯的主要盟友之一，克罗库斯曾陪伴在皇帝身边，并且他反对戴克里先制定的“四帝共治”的原则。随后引发的一连串事件，以君士坦丁成为唯一的皇帝而收场，君士坦丁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与戴克里先的不同之处在于不墨守成规，相同之处是他的雄韬大略。在戴克里先的保守但宏大的改革基础上，君士坦丁大帝的革新为帝国在未来几个世纪的发展建立了模式。

人们早已一致认同，公元4世纪上半叶是罗马不列颠的“黄金时代”。我们现在可以看清，这是基于上个世纪打下的良好基础，上世纪70年代萌发的发展势头还在延续。这个伟大的繁荣时期一直延续到公元4世纪40年代，甚至到公元4世纪中叶之后。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这一最辉煌的阶段应该归功于君士坦丁大帝。我们猜想，跟他父亲一样，他也回到了不列颠，并在这里取得军事上的辉煌。我们当然知道，在他统治期间，他把卡劳修斯设立的伦敦铸币厂升级为帝国铸币厂。正是他将伦敦的名字改为“奥古斯塔”(Augusta)，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约克堡垒朝河的一面墙建造精美，我们确信，这是为了特意体现在这里称帝的君士坦丁的至高权力，他和哈德良一样，都喜欢大兴土木。

这个时代的精神以公元4世纪不列颠的伟大别墅为代表。在社会和经济上，末日西罗马帝国出现了财富和权利的两极分化：一方是大土地贵族，另一方是皇帝、法院和军队。这些势力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但逐渐趋于融合。他们留给老的城市中产阶级和人数较少的绅士的财富寥寥无几。在罗马帝国，一般来说，新税的最重负担落在地方议会(库里亚大会)成员的肩上。作为地方议员，曾经的荣誉现在成了世袭的负担，而且出路也被立法一步步堵死。

那么住在大型罗马不列颠别墅里的富有居民是谁呢？有些居民可能是从别处迁徙过来的富有公民。如果是元老院成员或者地位较高的帝国官员，他们将免于缴纳库里亚议员所承担的税赋。令人好奇的是，虽然在不列颠人们长期使用拉丁文来表达文雅的谈吐，但这种拉丁文带有本地的特色，这表明本土贵族仍然是社会中的中坚力量。在上个世纪，他们很可能没有受到太大冲击。这同样不禁让人好奇，君士坦丁是否给过他们特别的恩惠。

跟18世纪的英格兰乡间别墅一样——两种别墅在许多方面可以合理地进行比较——这些别墅的设计、复杂程度和规模各不相同。某些特征现在仍然存在，比如采用永久性建筑材料、集中供热(烧木柴或有时烧煤的热空气系统)、上釉、镶嵌地板，以及经常带一个或多个完整的浴室套间。农村建筑物通常相互毗邻，而且和乔治时代的农舍一样，多数农舍周围是耕地。从罗马文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任何一栋别墅的占有者来说，别墅“经济”活动的程度和重要性可能会有很大差异——有的是收入的主要来源，而有的只是娱乐场所。值得注意的是，像伍德切斯特公馆(Woodchester)、切德沃思(Chedworth)罗马别墅或北利(North Leigh)罗马别墅这样的大房子并非孤立，而是底座广大的别墅金字塔的顶端。铁器时代的农场里所建造的简陋别墅幸存了下来，有些经过翻修，有些被新的中小型别墅所取代。这是证明不列颠坚实的绅士阶层幸存下来的最好证据。的确，有一些别墅消失了，但即使在完全安定的时代，这也是自然的事情。更重要的是，现如今，别墅日益成为不列颠风貌的显著特征。

据观察，各个别墅的主要设施往往比较类似。这引发了一种有点复杂的假设，根据保留下来的凯尔特人的习俗，可能两个家庭或两个业主普遍共同(或分开)使用一座别墅。一个极其简单的解释是，在罗马社会，有地位的绅士出行时常常带着相当多的仆人和朋友，相互拜访各自的乡间别墅是常规社交活动的一部分。客栈的名声很差，所以任何有一定社会关系的人出行的时候，都更喜爱住在熟人的别墅里。大多数罗马不列颠的别墅都建有一条通往公共道路的车道，而且大部分别墅距离城镇差不多不到10英里。因此，别墅与城镇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可能与其经济影响同等重要。

大型别墅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乡村景观，我们无从知晓。人们发现，早在公元2世纪就出现了一种临时的别墅和村庄的雏形，它们似乎与以后的庄园和乡村没什么不同。在公元4世纪的不列颠，或许是因为戴克里先界定的“隶农”数量相对较少，或许是因为法律的变化没有对不列颠产生什么影响，由于不列颠相对来说未受干扰，因此当地的局势得以长期保持稳定。虽然出现了部分小农场合并成大农场的苗头，但本土风格的小型农场仍占绝大多数。大型别墅的装潢需求，刺激了各种装潢行业的蓬勃发展，这是更大的变化。其中最著名的是当地的马赛克工匠“群体”，他们是由多家工作坊组成的商行，或者多家商行形成的集团，主要集中在赛伦塞斯特、切斯特顿(Chesterton)、沃特牛顿(Water Newton)、多切斯特〔Dorchester，即多塞特(Dorset)〕、亨伯河畔的布拉夫(Brough-on-Humber)和南部中央地区。其他从事易腐材料生产的行业也以类似的方式运作，例如，湿壁画家(他们留存下来的作品足以证明这一行业的重要性和卓越品质)、家具制造商及其他为富裕家庭供应大件商品的商人。

古代农村不只有农业，也不仅仅是富人休闲娱乐的地方。公元3世纪，长距离贸易的衰落刺激了不列颠许多产业的发展，例如宁河谷(Nene Valley)的大规模制陶业。在公元4世纪，我们发现汉普郡也有类似的大规模陶瓷业，该产业是在公元3世纪迅速壮大起来的，大部分制瓷作坊集中在后来的爱丽丝霍尔特(Alice Holt)皇家森林里。当时，汉普郡的瓷器占领了伦敦市场，生意十分兴旺。

在罗马晚期的头几年，行政系统大体已经成形，它与新行省的总督们非常匹配。帝国最终的决策可能来自米兰——皇帝们一度发现米兰比罗马更方便——或者在公元324年之后，来自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但是从君士坦提乌斯一世时代开始，中央政府就在摩泽尔河畔的特里尔(Trier)进行日常工作。不列颠的民事行政负责人是高卢人的禁卫军长官，在特里尔办公，有远在不列颠的行政代理人(Vicarius)对他负责。不列颠、西班牙、高卢的北部和南部一起构成一个大行政区(prefecture)。不列颠的行政代理人总部几乎都设在伦敦，他下面设有四位行省总督，这四个行省分别是：马克西姆·恺撒里恩西斯(Maxima Caesariensis，总部可能在伦敦)，第一不列颠(Britannia Prima，总部在赛伦塞斯特)，弗拉维亚·恺撒里恩西斯(Flavia Caesariensis，总部可能在林肯)和第二不列颠(总部可能在约克)。每位总督手下都有自己的工作人员。除了正常的民事职责外，这种行政结构还负责军需物资供应，掌管着新的国营工厂——例如，在不列颠有一家为晚期罗马军队提供制服材料的织布厂。一份公元5世纪的文献显示，不列颠人的行政代理人有不同寻常的徽章，可能表明至少在那时，他手下有一些士兵供他指挥。更重要的是，由于平民手中控制着物资供应，他们对军队有一定程度的隐形制衡。在社会上，这个新行政体制的高级官员来自罗马社会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上层阶级。对高度职业化的行政官员来说，不列颠行省可能是一个重要舞台，我们所知道的每一位不列颠行政代理人都不是平庸之辈。一个行省的高级职位不得由本省人担任，这项政策一直延续到公元5世纪初，大多数人都希望在帝国朝廷里谋得一官半职。

各行省的财政管理与帝国早期迥然不同。虽然金融总部同样设在伦敦，但原来的省级财政官已经不复存在。不列颠各行省的总督对行政代理人负责，他们负责征收实物税——市政议会迫于压力从纳税人那里征收实物税。然而，还有另外两个独立于行政代理人之外的财政部门，每个财政部门都有一名长官，他最终直接对帝国秘书处负责。其中一个财政部处理现金税，控制货币发行，管理采矿业和其他一些业务。另一个负责不列颠全境的皇室财产，并负责向皇室报告那些作为皇室代理人的地方财政官的情况。不过，这两个部门经常密切合作，而且可以请求分省都督协助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履行职责。

军队的指挥机制不再与各行省保持一致。与此同时，罗马军团和辅助部队被两种新部队取代：一种是驻守军或边防军(limitanei)，另一种是机动野战军(comitatenses)，后者地位和报酬更高。但仍有许多老部队保留了他们原来的特征，这种情况在不列颠尤为突出。在不列颠，即使军队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但大部分旧边界仍基本保持不变。此时，驻扎在不列颠的部队被归类为边防军，此举强调了不列颠是需要防御的地区，而不是需要迅速发展野战军的地方。驻守军团的指挥官被冠以公爵(dux)头衔——不列颠公爵(dux Britanniarum)就属于这个级别。另一方面，机动部队一般由军衔更高的伯爵(comesrei militaris)来领导。由君士坦丁亲自指挥的时期，只有一个中央野战军。但在他的几个互相争斗的儿子麾下，有数支大规模的机动部队，它们由军衔更高的将军统帅。其中一些野战军成了常备军，从中抽调出来的小股特勤部队由伯爵指挥。

野战军团既包含被保留或改造的老部队，也包含许多支新部队。其中的新部队很大一部分来自日耳曼各部落，到公元4世纪，仍然有许多日耳曼新兵。在帝国西部，近一半的正规军队是日耳曼人，另一半是罗马人，军官团的人员构成也是如此。例如，公元367年，被蛮族击败的不列颠公爵的名字叫富洛法兹(Fullofaudes)。到公元4世纪末，日耳曼将军们日益占据更多最高军衔的席位。虽然日耳曼军官不再流行使用罗马人的名字，但他们完全吸收了本地出生的罗马军官的理念和野心。然而在文化上，公元4世纪的军官往往与同级的文职官员差距明显。在某些皇帝及其官员与上层平民之间，存在着重大的文化偏见，甚至是不喜欢和蔑视；皇帝、皇帝的法院和新首都与仍然仰望昔日罗马光辉的旧贵族之间也存在矛盾，这种矛盾对社会和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君士坦丁大帝治国方略的最后一个要素是教会。罗马政权的传统公共宗教足以应付公共事务，但无法满足个人需求。安东尼和平时期的崩溃以及公元3世纪的危机，引发了人们对建立一个更加个性化的宗教——为个人的今世带来慰藉和意义，为来世带来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的普遍渴望。同时，与帝国东部的密切接触引入了各种东方“神秘宗教”，这些宗教给予信徒神秘的启示及与神的亲身接触。哈德良本人曾在希腊的古代神殿中崇拜厄琉息斯秘仪(Eleusinian mysteries)，于是形形色色的神秘宗教得到了推崇进而被接受。波斯人所崇拜的密特拉(Mithras)在军界和商界备受欢迎，因为这种信仰主张高标准的正直和纪律，强调紧密的兄弟情谊，这恰好迎合了商人和军官们的理想和利益。与基督教不同，密特拉教在政治上不受猜疑，因此没有遭到迫害。在不列颠，密特拉寺都清一色建在军人或商人偏多的社区，如哈德良长城沿线的罗彻斯特(Rudchester)、卡洛堡(Carrawburgh)或豪斯戴德(Housesteads)，还有伦敦。密特拉教的缺点在于严格的排他性，不对女性开放，且主要限于单一社会阶层。由于其礼拜仪式与基督教的仪式十分接近，因此它被认定为亵渎基督教的神灵。例如，在基督教强盛时期，伦敦和卡洛堡的密特拉寺有可能遭到了基督教徒的袭击。公元4世纪，密特拉教逐渐销声匿迹。

关于罗马基督教在不列颠的生存状况的最近研究表明，罗马统治结束后，基督教的传播范围比以前人们所认为的更为广泛，也更加根深蒂固。然而，重要的是，不要在读完公元5世纪、6世纪的历史之后，再去读公元3世纪、4世纪的历史。人们普遍认为，公元4世纪之前，基督教在不列颠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公元3世纪的不列颠确实出现了基督教的殉道者——圣奥尔本(St. Alban)在维鲁拉米恩殉难，朱利叶斯(SS Julius)和艾伦(Aaron)可能在卡尔里恩(Caerleon)殉难。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其前妻是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圣海伦娜(St. Helena)——在他所管辖的地区，保护基督徒不受迫害，因此最后一次对基督教的大迫害只不过是拆毁了几座教堂。这样，不列颠就没有形成真正的基督教早期的殉道者崇拜，另一方面，这也可能吸引了富有的基督徒从帝国更加危险的地区迁移到不列颠，居住别墅的人口也因此增加。

在“米兰赦令”将教会合法化一年之后，不列颠出现了主教，主教的头衔表明不列颠的四个行省的首府是他们的主教区。与此同时，不列颠制作出了罗马帝国时期教堂用的已知最原始类型的金银器皿(发现于沃特牛顿)，其年代几乎可以肯定是公元4世纪早期。这些事实使我们注意到君士坦丁大帝所带来的根本性变化。当专制主义在公元3世纪兴起时，帝国曾屡次尝试引入一神教国教。从君士坦丁时代开始，罗马政治中的核心因素——私人领域也日益如此——就是意识形态。遵守传统国教的惯常礼仪已经不足以表明虔诚，因此作为新国教的基督教成为人们的新信仰。对异教行为的宽容持续了很长时间，在整个公元4世纪里，一部分很有权势的罗马贵族也一直强烈要求宽容，但这种宽容最终逐渐消失。这些贵族一方面认为旧宗教对罗马本身至关重要，但另一方面也承认它与宫廷对立。当信奉异教的皇帝在位时，甚至短暂出现过对异教徒表示同情的时期。然而，在教会内部，君士坦提乌斯二世(Emperor Constantius II)决定帝国有义务确保教义上的统一，这对基督教未来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从公元4世纪中叶开始，国家对异端的追捕成为促成百姓对统治者忠诚的新手段。

因此，让我们吃惊的，不是最近的研究表明公元4世纪不列颠的基督教化程度相当高，而是其基督教化程度居然没有更高。这将引导我们去审视不列颠教会显而易见的性质。认为基督教在城市、异教在农村的旧观点当然站不住脚。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城市社区由主教主持宗教活动。在西尔切斯特(Silchester)的城墙内发现了一个非常小但不寻常的教堂，在维鲁拉米恩、坎特伯雷和其他地方，普通的教堂墓地里埋葬着殉道者和其他著名基督徒，这些证据都得出了同一个结论。但是，公元4世纪罗马-不列颠基督教的宏伟历史遗迹与别墅有关：例如弗兰普顿(Frampton)和欣顿圣玛丽(Hinton St. Mary)的马赛克，或者肯特郡路林石(Lullingstone)的壁画。从考古证据的分布来看，基督教的传播十分零散。在多塞特郡的多切斯特，一座墓地周围发现的别墅群，表明那里曾经生活着一个庞大、富有的基督教社区；位于其他地方的类似墓地周围则没有任何东西。大量出土的铅质洗礼盘并非来自城市，而是来自乡村地区或小规模定居点，它们很可能由地主绅士看护。其中很大一部分洗礼盘是在东盎格利亚发现的，有证据显示帝国晚期时这里的居民很富有。

君士坦丁大帝把寺庙的捐款和财富分配给教会，并从市政财政中抽取资金挪作他用，这给异教和市政府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公元4世纪，越来越多的财富落入了大地主和国家及其机构的手中。在不列颠，乡村别墅是这个时期的突出特点，所以别墅的主人走在基督教发展的前沿就不足为奇了。在这种背景下，有证据显示基督教在各地的传播不均衡，也很正常。我们推测，一个地区的基督教力量取决于当地的地主是不是热忱的基督徒(或者在政治上有雄心)。如果建造教堂和其他基督教纪念碑——就像在早期建设公共寺庙和其他公共设施一样——要依赖活跃的市政府，那么这种资源分配可能会相对更平均。公元359年，在意大利里米尼市议会上，来自不列颠的参会主教明显要比来自其他地区的多得多，但他们的名号没有留存下来，因此不知道他们是否都来自城市。不过，至少我们知道有些主教很难筹集这笔差旅费，这项信息也许意义重大。那么，如果城市基督教社区比较薄弱(或者说在君士坦丁时期有过一段时间的兴起，然而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衰落)，这对于罗马统治结束后基督教的生存意味着什么呢？结论是罗马西部其他地方的整个地主阶级与基督教达成了和解，情况跟公元5世纪时期的不列颠类似。公元5世纪，基督教在乡村人口中的传播相当均匀稳定，这种情况与公元4世纪时完全不同。由于大多数人都依靠土地生存，所以我们可以设想基督教能够广泛传播，至少是作为一种亚文化延续下去。事实上，在罗马末期，乡村神职人员与城市牧师不同，他们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也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在乡村，主教甚至要靠地主生活——这可能有助于他们与农业人口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确保信仰和教会的延续，无论后来地主阶层本身的命运如何。

公元4世纪以别墅为基础的不列颠社会与帝国的其他许多地区非常不同，这种社会的早期繁荣能维持多久呢？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博学多识的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Ammianus)描述了公元360年不列颠边境地区遭到蛮族一系列袭击的情形，他写道，当时“恐惧的烟云笼罩着各省”，他还特别指出，各省“已经被多年来的灾难消耗得筋疲力尽”。此外，根据对城镇的考古，可以得出这样一种观点：城镇到公元350年前后已经“完蛋”了(我们稍后会解释这条观点)。然而，除了细节之外，这幅画面与公元4世纪早期的情况截然不同。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帝国的“黄金时代”在君士坦丁大帝去世后没有延续太长时间。在他于公元337年去世后，帝国被三个儿子瓜分：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君士坦斯一世和君士坦丁二世。不列颠属于年轻的君士坦丁二世的统治范围。他不满意他所得的份额，于是在公元340年对君士坦斯一世发动战争，但被彻底击败。在此之前，不列颠的军队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打仗了。公元343年冬，君士坦斯一世亲自率军穿越英吉利海峡，进行了一次最不寻常也最令人出乎意料的远征，军队常年无战事的弱点——也可能是将士的不满——可能就此反映了出来，幸存下来的简短记载暗示了帝国的不列颠北部边境正面临压力。到公元360年，边界问题必然十分严峻，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的记载提到了当时的情况，当时来自爱尔兰的斯科特人(Scots)和来自苏格兰的皮克特人撕毁了与罗马签订的协议，这表明在此之前罗马已经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了来自他们的威胁——可能采用的是通常的方式，也就是支付黄金。公元364年，他们反复来侵扰，而且现在阿塔科蒂人(Attacotti，可能也来自爱尔兰)和撒克逊人(Saxons)也加入了进来。公元367年的蛮族大入侵是长期外部骚扰中最严重的一次，这次入侵我们稍后叙述。但在罗马统治的领土内部，至少发生了同样糟糕的一些事件。

公元350年，君士坦斯一世在一场宫廷阴谋中被杀，日耳曼血统的军官马格嫩提乌斯(Magnentius)篡位，成为帝国西部的皇帝。君士坦丁大帝仅存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统治着帝国的东部，他挥师西进，平定了马格嫩提乌斯的叛乱。马格嫩提乌斯是对异教徒持宽容态度的基督徒，他的统治持续了三年半，给帝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如我们所知，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视镇压基督教异端为己任，不仅如此，他也憎恨异教。事实上，他重新引入了死刑来打击异教崇拜，他还从元老院挪走了古老的胜利祭坛，此举惹怒了元老院。在他战胜马格嫩提乌斯、重新统一帝国之后，不列颠受到了特别审查。他任命了一位帝国机构档案局局长保卢斯(Paulus)来追捕岛上的异见人士。不列颠人发挥他们的黑色幽默，给保卢斯起了个“链子”的绰号。保卢斯收到的指示是逮捕曾经支持马格嫩提乌斯的军人，但他的权力不受约束，迫害很快扩大了范围，演变成恐怖统治。捏造证据、相互构陷成了家常便饭，使得最忠诚的军官也人人自危。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自己的不列颠代理官马蒂努斯(Martinus)挺身而出，试图阻止保卢斯迫害无辜，但没有成功，自己反而献出了生命。人们不禁认为，除了那些参与当时权斗的人之外，过去半个世纪中，各个事件所牵连的众多大家族也都被卷到这场旋涡中。皇帝不对任何证据提出质疑就批准了没收财产、流放、监禁、酷刑和处决。仅没收财产这一项决定就沉重打击了地主阶层的兴旺，而平民和军队的士气也遭到重创，使得他们没有多少斗志去抵御迫在眉睫的蛮族侵扰。

公元367年是最糟的一年。皮克特人、斯科特人和阿塔科蒂人入侵不列颠，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袭击了高卢海岸。无论是帝国的中央指挥官〔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皇帝本人当时在高卢北部〕——还是不列颠的高级将领，都猝不及防。指挥不列颠边防军的“公爵”被歼灭，负责海防的“伯爵”被杀。这次入侵最显著的特征是这些不同的蛮族协调一致、共同行动。有证据显示，北方边境的有些本地侦察兵叛变了，但要弄清整个行动，我们必须假设入侵的未知蛮族具有非凡的军事和外交能力。要详细了解罗马的军事部署和作战方法并非难事，因为罗马军队中有许多日耳曼人——尽管很少有人认为他们是有意识地对罗马不忠。各个蛮族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彼此的家乡相距较远，但是他们之间能巧妙地分配攻击目标——也许最重要的是做到严格保密——协调一致、同步作战，这不得不令人佩服他们超凡的领导力。罗马人自然称他们为同谋，我们很难反驳这种观点。

蛮族人一进入不列颠，就分成小分队肆无忌惮地掠夺、打砸、抓俘虏或滥杀无辜。靠近公路的村庄特别容易遭到攻击，而且一部分有围墙的城镇似乎也没有抵抗。罗马的民事机构和军事纪律都瓦解了。一些士兵开小差，有些声称在度假——理由无法令人信服。政治机会主义者伺机而动。不列颠曾被用作高级罪犯的有尊严的流亡之地，当时这些人在策划一场阴谋；有明确记载，罗马收复不列颠之后，阴谋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但也有一些证据表明，不列颠行省(已从四个分省变成五个分省)的一个分省暂时落入叛乱分子的手中。

为了应对蛮族入侵，瓦伦提尼安派遣了一支小而强大的精锐部队——特遣部队，指挥官是狄奥多西(Theodosius)，他是后来的格拉提安(Gratian)皇帝的父亲和狄奥多西大帝(Theodosius the Great)的祖父。在君士坦斯一世当政期间，狄奥多西自己的父亲曾是不列颠的一名伯爵司令。这种特遣部队已经成为帝国晚期处理紧急情况的常用手段：特遣部队至少出征过不列颠一次(公元360年)，也可能不止一次。这个时期的特遣部队通常由野战军组成。从公元4世纪末开始，越来越多的蛮族战团，甚至整个部落，在自己的国王的率领下，加入了罗马军队。此后的特遣队往往由正规部队和蛮族盟友混合组成，有时为了某一次战役或军事行动，罗马与蛮族会单独签订合作协议。随着公元4世纪军事惯例不断发展，到了公元5世纪，“蛮族”不再像来自外太空的一群敌对外星人，而是变得司空见惯。为了平息内部叛乱，罗马经常雇用蛮族战士来对抗其他蛮族，甚至参与罗马内战。

狄奥多西的战争和随后的不列颠重建似乎既辉煌又彻底。伦敦的压力得到大大缓解。狄奥多西重新集结边防军，赦免逃兵，并重建了一支精锐的军队。陆地上的各支蛮族被各个击破，撒克逊人在海上吃了败仗。从各分省盗走的物品被追回，并物归原主。在新代理官的领导下，政府的民事权威得到恢复；被叛乱分子占领的省份被重新夺回，并被重新命名为瓦伦提亚(Valentia)，以纪念瓦伦提尼安和他的东部同僚兼兄弟瓦伦斯(Valens)。此外，堡垒得到重建，受破坏的城市得到修缮。

根据考古资料，公元4世纪中期，不列颠城镇的防御设施进行了广泛的改造，添加了突出的外部塔楼；更令人信服的说法是，这种改造归功于狄奥多西的主张。不过从五花八门的设计和布局可以看出，地方议员也承担了改造的费用和责任。然而，投入使用的往往是四周的城墙，这一事实对于了解公元4世纪中后期城镇的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么厚的围墙，不可能仅仅为了军事要塞的防护，或是作为危险时期为逃难的乡村人口提供的避难所。这些永久性的工事说明里面有值得保护的东西。有些人认为不列颠的城镇在公元350年前后已经“完蛋”了，我们如何解释呢？有种心照不宣的假设，认为公元4世纪的城镇与公元2世纪的差不多，这种假设明显有误。当然，我们必须谨慎，不要预先假设所有城镇都以同样的方式发生变化。然而，中央政府搜刮了市政财政，导致市议员们怠政懒政，在此背景下，公共的民用建筑的腐朽或废弃并不令人惊讶。公元4世纪的立法一再试图阻止承担世袭纳税义务的阶级成员搬离城镇，而社会地位更高的阶层却免于市政义务。迅速扩张的官僚阶层是社会中的新元素，我们应该关注一下这群人的情况。五位都督、他们的工作人员、家属、警卫及与他们有关系的许多人都需要住房；臃肿的政府机构里还有许多其他官员，他们都需要大量的政府津贴来维持浮华的生活方式。罗马宫廷穷奢极欲，这种欲望向下渗透到每一个阶层。公元4世纪的省府，如曾经是普通城市的特里尔或阿尔勒(Arles)，划拨出大面积土地用来建造宫殿和其他相关的官方建筑。我们可以推测，这种情景同样发生在不列颠的许多城镇，只是规模小一些而已。事实上，考古资料显示，不列颠的很多地方性大城镇有着与伦敦和卡马森不同的建筑，圣奥尔本斯的城镇发展一直持续到公元5世纪中叶，罗克斯特(Wroxeter)也是如此，只是风格不同。考古发掘显示，这一时期的城里有很多耕作过的开阔地，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新式建筑的花园和地面，而非衰败的废弃建筑遗迹。事实上，根据考古资料，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至少在伦敦和约克，皇帝会时不时地巡幸这两个地方。

我们有理由认为，狄奥多西时期的恢复非常成功。考古证据显示，许多别墅有人继续居住；其中一些被扩建，另一些是完全新建的。直到罗马统治结束，哈德良长城一直由罗马军占领，只不过单支边防军的规模比以前更小了。东北海岸还建立了一个新的信号站系统。许多产业的发展被公元367年的战争打断，但是战后其发展模式有了许多变化，体现了不列颠的活力和新趋势。毫不奇怪，一些异教的宗教场所消失了，但另一些仍在继续使用，还有一些在公元4世纪末转变了用途——有些可能变成了基督教的场所。公元369年之后的40年，没有再现公元4世纪初的辉煌，但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个时期经历了历史学家所说的50年代和60年代的那种萧条。要了解公元409年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公元4世纪的后半期，罗马不列颠的形势并没有出现断崖式下滑。

实际上，这个时期还有两个事件值得一提，那就是不列颠发起了两次推翻皇帝的重大尝试。公元382年，一位名叫马格努斯·马克西穆斯〔Magnus Maximus，威尔士传说中的马克西穆斯(Macsen Wledig)〕的将军打败了皮克特人，从此声名鹊起，最终他篡位称帝，并统治了高卢自治区五年之久——帝国的高卢自治区包括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这一时期，不列颠的一些堡垒被废弃，特别是在奔宁山脉和威尔士地区的堡垒；第20罗马军团从切斯特(Chester)撤出。马克西穆斯的篡权最终被皇帝狄奥多西大帝平定，但仍然不能完全确定这件事对不列颠军队的防御能力有什么重大影响。公元392至公元394年，不列颠被连带卷入了又一场宫廷政变。政变期间，狄奥多西一世失去了对帝国西部的控制权。但这一事件的更大的意义在于一位将领的出现，这位将军是一位法兰克人，他的光辉盖过了俯首帖耳的西部皇帝。公元395年，狄奥多西之死使帝国西部政府内部实现了新的权力平衡，并且这种平衡成为一种常态，而非特例，这一平衡一直延续到西罗马的灭亡。狄奥多西的两个儿子共同继位，西部归霍诺里乌斯(Honorius)，东部归阿卡迪乌斯(Arcadius)，由此开启了帝国西部政府和东部政府从根本上分化的时期。至此，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西罗马帝国(首都罗马)和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在东罗马帝国，政权仍然牢牢掌握在皇帝或他的首席文职大臣手中。而在西罗马帝国，扎根于庄园的强大地主贵族阶层与控制军队的专业士兵争夺权力；大约75年后，这两个派别都得出结论，他们可以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管理西罗马。

罗马统治的终结

已故皇帝狄奥多西的大统帅弗拉维斯·斯提里科(Flavius Stilicho)是汪达尔人。在有效控制了西罗马之后，他开始统治东罗马。斯提里科、霍诺里乌斯、西罗马的元老院和阿拉里克(Alaric)统治下的哥特人(Goths)之间的阴谋、反阴谋及内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罗马统治在整个西部的瓦解。公元5世纪初，在斯提里科的指挥下，罗马在不列颠取得了对皮克特人、斯科特人和撒克逊人的初步胜利，并且修复了防御工事，随后又派遣部队到其他地方。我们无从得知这些调动的规模，但是在公元402年，不列颠停止大量进口新货币，这一定意味着罗马中央财政不再支付不列颠的正规部队和文职官员的薪俸。在他们当中出现极度不满的情绪就不足为奇了。从公元406年开始，不列颠的军队先后拥立了三位短暂执政的篡位皇帝。那年的最后一天，大批蛮族越过莱茵河。中央政府对高卢地区的统治收缩到阿勒斯，此时帝国中央政府已无暇处理不列颠的篡位者了。

第三个篡位者一如既往，夺取了高卢和西班牙；有一段时间，霍诺里乌斯被迫承认篡位者的合法性。同样，我们不知道不列颠的边防军的总数是否减少了，但很可能更多的正规军撤离了不列颠。不过，君士坦丁三世的西北帝国是其最后一个篡位的政权，在帝国灭亡之前，不列颠已永远不再处于帝国的统治之下。

我们对不列颠脱离罗马统治的过程知之甚少，但根据历史片段可以拼凑出大体的样貌。公元408年，君士坦丁三世的大部分军队都不在西班牙，使他无法应付蛮族对不列颠的袭击。公元409年，拥有不列颠血统的指挥官——他还故意煽动高卢的蛮族叛乱——统领下的一支军队发生哗变，恰逢包括撒克逊人在内的敌人重新攻击不列颠。此时，不列颠与部分高卢地区一道发生叛乱，驱逐了君士坦丁三世的政府。不列颠成功地抵御了蛮族的入侵，从此决定性地中断了罗马的统治。

不列颠是如何驱逐入侵者的？当时的国家状况如何？我们只能根据资料进行猜测。有少量迹象表明斯提里科和霍诺里乌斯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鼓励地方组织进行防卫或为防卫提供资金。君士坦丁三世的军官们被罢免后，保留正规军队的可能性最小，而且也不可能投入人力和资金来维持支撑正规军的复杂行政架构。在帝国末期，地主阶层强烈抵制正规军征召农业劳动力和纳税。公元5世纪，在其他地方，停薪的部队解散了，他们或各奔东西，或在土地上定居了下来。事实上，从公元455年起，西罗马帝国的正规军开始衰落，并最终走向消亡。在不列颠，由于没有中央政府，在公元409年之后的几年里，很有可能一些蛮族人受雇承担战斗任务，其中一部分人可能已经被招募到君士坦丁三世甚至斯提里科的麾下。

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不列颠人又拥立了皇帝，或者重新创建了中央政府机构。不仅因为他们中很少有人担任过高级职位(不同于当时的高卢-罗马人)，而且因为他们一旦摆脱了支撑帝国政府体制的重担——如果他们跟公元5世纪西罗马其他地方的地主阶级有着共同感受的话——无论如何也不会希望重新承受这种负担。公元1世纪，弗拉维王朝时期不列颠的总督取得成功的关键，就是说服本土贵族，使他们相信与罗马建立关系是有益的。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公元409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破坏了地主阶级的地位。然而，他们此时很可能确实对皇帝、官僚和军队组成的体制失去了信心，不相信这套体制能确保他们继续过上富裕的生活。君士坦丁三世驾崩之后，霍诺里乌斯手下的军官在高卢地区实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这也打击了不列颠人的热诚。

《罗马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为不列颠的文武官员列出了完整的官阶表，这表明，到了公元5世纪，帝国的各部门都认为能够收复不列颠——过去已经收复好几次了。事实上，只有在公元425年到公元429年这个短暂的时期内，才存在罗马对不列颠再次采取重大军事干预的可能性。但那时，罗马其他行省的富裕人群，特别是在高卢的大片地区，开始舒适地安顿下来，他们或与蛮族结盟，或接受其统治。

对于不列颠的绅士阶层来说，假如蛮族人通情达理的话，那么无论是与其结盟还是接受其统治，可能都比直接的帝国统治更好。但是对于中产阶级和工匠阶级来说，由于在公元4世纪，他们越来越多地依靠军队、政府部门和城市教会来获得工作、庇护或市场，所有这种变化必定是灾难性的。在不列颠，罗马考古学证实了这种情况。公元5世纪初，大规模的制陶业突然停业了；到公元420至公元430年，硬币也不再经常使用。这使得测定罗马遗址被废弃的具体年代要比测定更早时期的遗址更为困难。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别墅普遍被暴力拆除。城镇过了多久才恢复活跃，各地之间差别很大。在林肯郡，我们发现公元5世纪时有一条主要街道被重新铺设；在伦敦，在一所房子的供暖系统的灰烬里发现了进口的地中海陶器，还有其他证据都表明在5世纪初，伦敦还在罗马的正常占领之下；赛伦塞斯特的集会广场在硬币停止普遍流通后仍在继续使用；在圣奥本斯，大约在公元5世纪中叶，人们通过铺设一条新的水管，把相互接连的一系列重要建筑物统一闭合起来，设计巧妙，令人惊叹。

在与罗马割裂之后，据说不列颠人生活在一个个“篡位者”(tyranni或usurpers)的统治之下。对这些篡位者最恰当的解释是，他们是填补合法权力撤出后所留下的真空的当地统治者。他们的背景可能迥然不同，有些是地主，还有一些是军人、罗马人或蛮族人，他们曾被邀请去控制局面或夺取权力。在格洛斯特，一个勇士的豪华墓葬是不列颠风格的，而不是撒克逊风格，墓主人可能是一位“篡位者”，或者是拿当地薪水的“罗马领导者”(condottiere)。在罗克斯特，几座耗资巨大的公元5世纪时期的木结构建筑可能是此类领导者的总部。

公元429年，一位著名的高卢罗马主教圣日曼诺斯(St. Germanus，他已进入罗马上层圈子)，为了反对异端来到不列颠。在圣奥本斯，他与当地权贵公开辩论，这些贵族“炫耀他们的财富、华丽的衣着，以及周围簇拥着的一群趋炎附势之人”。约公元446年或公元447年，这位主教再次造访不列颠，但显然当时的情况更糟了。因此，至少在公元5世纪40年代之前，不列颠仍然保留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与西罗马帝国其他地方的“后罗马”或“后帝国”生活方式十分相似。

第二章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

(约公元440—1066) 　

约翰·布莱尔(John Blair)

开拓殖民的时代

有关公元5世纪和公元6世纪这段历史的资料非常少，甚至我们可以把它们全部列出来；这些资料也无法令人满意，它们的缺陷必须加以明确说明。一方面是考古证据，主要来自异教墓地的出土物，这些证据不会说谎，但能回答的问题极其有限。另一方面是一批文献资料、编年史和断简残篇。其中唯一重要的当代作品是《不列颠毁灭记》(The Ruin of Britain)，这是一部由不列颠修道士吉尔达斯(Gildas)于公元6世纪40年代写成的小册子，其目的是用最激烈的语言谴责他那个时代的邪恶。享有“可尊敬的”称号的圣徒比德(Bede)——他是位于贾罗(Jarrow)的诺森布里亚(Northrowrian)修道院的一名僧侣——在公元731年完成了巨著《英格兰教会史》(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这本书令有关公元7世纪和公元8世纪初英格兰史的其他所有资料都黯然失色，虽然不列颠遭入侵时期离比德生活的时代已经很遥远，但他还是提供了一些惊人的有根有据的传说片段。除此之外，仅有的记载来源于后人汇编的编年史片段、一些诗歌，以及欧洲大陆作家偶然留下的资料。与此非常不同的是撒克逊晚期的年鉴，它被汇编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逐年记载了英格兰南部各王国发生的事件。早期编年史的可靠性远远低于后几个世纪的，公元6世纪后期之前的编年史，其年代结构存在疑点。

因此，关于盎格鲁-撒克逊的来历，没有接近那个时代的资料。原因很明显：日耳曼民族在到达不列颠的头两个世纪还不识字。因此，要了解他们的早期命运就只能通过不列颠人带有敌意的眼光，或通过外国人偏颇的视角，或通过他们自己半真半假的传说。直到公元6世纪后期，有依据的猜测才勉强拼凑出当时的历史。

考古学提供了第一条线索，它表明，在公元410年之前的几年里不列颠出现过日耳曼战士。罗马晚期的墓地，尤其是从牛津郡(Oxfordshire)到埃塞克斯(Essex)海岸的泰晤士河下游流域，出土了罗马军队当中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雇佣兵所佩戴的腰带配件。如果这支部队真的在不列颠驻扎过——就像他们在高卢所做的一样——那么公元5世纪中叶的入侵者可能和两三代人以前就进入不列颠的同族联合了起来。带有山墙柱的下沉式小屋是公元5世纪和公元6世纪英格兰遗民点的特色，在泰晤士河口马金小村(Mucking)附近的一个巨大遗址发现了二百多个这样的小屋。据称，在公元400年，这些房子里驻扎着雇佣兵，他们保卫通往伦敦的道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盎格鲁-撒克逊移民连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统治时期。

随后几个世纪，当英格兰人追溯他们祖先的时候，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在公元400年之后的几十年里来到不列颠的。的确，日耳曼移民从公元5世纪30年代起才真正大量涌入不列颠。在考虑这个重大迁徙之前，我们必须问：入侵者是谁？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比德从一个未知的来源引用了一段信息丰富的文字，正好回答了其中的第一个问题，他的回答几乎和所有现代学者的回答一样出色。比德引用的这段文字如下：

他们来自三个非常强大的日耳曼部落：撒克逊人、盎格鲁人和朱特人(Jutes)。肯特郡人和怀特岛(Isle of Wight)的居民都来自朱特族，怀特岛对面的居民也是如此。怀特岛对面的这片土地属于威塞克斯王国，如今这里仍然被称为朱特人的国家。东撒克逊人、南撒克逊人和西撒克逊人来自撒克逊国，即现在被称为旧萨克森(Old Saxony)的地区。除此之外，东盎格鲁人、中盎格鲁人、麦西亚人(Mercians)和诺森布里亚人(Northumbrian)——那些居住在亨伯河(Humber)以北的人——来自盎格鲁部族，该国位于朱特王国和撒克逊王国之间，被称为“盎格鲁”(Angulus)。据说从那时候开始到今天，盎格鲁一直荒无人烟。

考古学证实了比德的分析：在英格兰墓地发现的陪葬品与德国北部和丹麦半岛南半部的相似。从东盎格利亚公元5世纪的火葬公墓出土的一些骨灰缸和德国萨克森州的骨灰缸甚至出自同一批陶工之手，而且肯特郡的陶器和珠宝的材料跟日德兰半岛(Jutland)的类似。德国石勒苏益格(Schleswig)东北部的一个地区至今被称为昂格尔恩(Angeln)。在比德列出的部落名单里，我们可以添加弗里斯人(Frisians)，他们与公元5世纪初渗透到弗里西亚沿海定居点的撒克逊人混居。比德提到一些家乡定居点被遗弃，在德国威悉河(Weser)口附近的费德森·维尔德(Feddersen Wierde)的考古发掘证实了这一点。在这里，一个由大型木结构建筑构成的村庄在公元450年前后被遗弃，这显然是海平面上升造成的。除了不列颠低地土质肥沃，以及当地居民刻意引进雇佣兵这两个因素外，发生在沿海附近的移民潮也为从大陆移民不列颠提供了解释。

比德对王国的种族划分可能过于纯粹。肯特郡人很可能主要是朱特人，而其他主要种族当然认为自己要么是“盎格鲁人”，要么是“撒克逊人”。但是考古学并没有显示他们之间有非常明确的划分，到公元6世纪后期，当各个王国开始成立的时候，种族间的分界线是很模糊的。因此，东盎格鲁人的最精美的金属制品与肯特郡的金属制品十分相似，而他们的王室似乎一直是瑞典人。海上交通无疑弱化了种族间的联系，为了满足早期殖民者的需要，发展出了新型的定居点和社会组织形式。例如，值得注意的是，费德森·维尔德的大型矩形大厅与英格兰遗址上发现的无固定形状的下沉式棚屋群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定居者是盎格鲁人、撒克逊人还是朱特人，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因为他们都属于南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德国和法国北部地区，广义上有着相同的文化。他们已知最早的诗歌是以丹麦和弗里西亚为背景的英雄传说；公元7世纪初的东盎格利亚国王拥有瑞典和高卢人的宝藏；基督教通过肯特国王与法兰克公主的婚姻来到英格兰。不列颠脱离了罗马帝国，加入了一个非常不同的国际社会。

这些人怎么样？显然，他们远没有罗马人文明，但他们也有自己稳固的体制。公元1世纪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所描述的日耳曼人的特性大多也适用于他们在英格兰的远房后裔。与日耳曼人一样，在整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历史中，最强大的社会纽带是亲属关系和贵族身份。

有亲属关系的群体在家乡时关系密切，来到英格兰之后也是如此。一个男子的家属和侍从有时可能构成一个独立的定居单位，他们共享资源，有自己的土地分配制度。这些延伸的“亲密关系”对定居点性质的影响体现在许多地名的结尾上，许多地名的结尾是-ing、-ingham和-ington。黑斯廷斯(Hastings)的意思是“Haesta人”，雷丁(Reading)的意思是“Reada人”，沃金厄姆(Wokingham)是指“Wocca人的农场”，等等。虽然现在认为并非所有这些名称都来自第一个定居阶段，但许多地名起源很早、很重要，并特指大片土地。这些地名表明，给领地取名时，往往依据在这片土地上定居的部落。社会发展了，但家族成员的忠诚仍然至关重要。群体的安全在于他们知道亲属们会为一位成员的死而复仇，忘记复仇意味着永远的耻辱。然而，在塔西佗的时代，荣誉可能会通过赎杀金(wergild)得到保全，赎杀金是凶手支付给受害者亲属的钱。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典根据受害者的等级列出了赎杀金的额度，国王们越来越多地鼓励这种非暴力类型的惩戒。

塔西佗还强调指出了日耳曼人对他们的领主的忠诚。有时他们有世袭的国王，但在战斗中他们通常由当选的酋长领导：“在战斗中，酋长战死了而你幸存下来，并退出战斗，这是一生的耻辱。捍卫他、保护他……是他们宣誓效忠的本质。”九个世纪之后，在公元991年，一支盎格鲁-撒克逊军队在埃塞克斯海岸的马尔登(Maldon)被维京人击败。到那时，英格兰已经是一个文明国家，早就基督教化了；然而当时一位诗人赋诗赞颂其中一名捍卫者在其领袖牺牲之后的表现，恰好验证了塔西佗的话。诗如下：

我发誓，从这个地方起，我不会放弃一寸土地。

我会继续战斗，为我的朋友兼领主复仇。

我的举动不会为谴责留下口实。

对在斯托尔(Stour)河畔上顽强的战士来说，他现在已经倒下了，没了呼吸。

——我离开了战场，成了无主之人，无脸回家。

宁愿战死沙场，任由刀枪夺我命，无论是枪头还是刀刃。

显然，对领主的忠诚有时可能与对亲属的忠诚相冲突。为了维护良好的秩序和他们自己的权威，后来的国王们倾向于加强领主的权力：阿尔弗雷德(Alfred)国王的法律规定，“如果一个人的亲属受到不公正的攻击，任何人都可以为他的亲属而战，但不能针对他的领主，因为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攻击他的领主”。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一直非常看重忠诚和遵守誓言。

他们的主要神祇来自后来的诺斯人(Norse)的神话，如战神(Tiw)，主神(Woden)和雷神(Thor)。他们在星期二(Tuesday)、星期三(Wednesday)和星期四(Thursday)以及一些地名——图斯里(Tuesley，萨里郡)、温斯伯里(Wednesbury，斯塔福德郡)、瑟斯里(Thursley，萨里郡)等——中被人们记住，这些地方可能是祭祀中心。即使在皈依后，英格兰人仍用他们的旧女神厄俄斯特(Eostre)命名了一个主要的教堂节日。像日耳曼人的神社一样，英格兰的神社也设立在偏僻的地方，如树林里或山丘上：一些地名含有hearg(神社)，如萨里郡的佩珀哈罗(Peperharrow)和伦敦的山上哈罗(Harrow-on-the-Hill)。由于后来教会理事会禁止对“石头、木头、树木和水井”的崇拜，可以推测这种活动出现在异教徒的宗教习俗中。至少在其外在形式上，这种宗教与罗马统治下的异教不列颠人的宗教并没有太大不同。

对大约公元600年之前的事件，历史记载并不多。吉尔达斯说，受皮克特人和斯科特人的困扰，在“骄傲的暴君”伏提庚(Vortigern)统治下的英格兰人雇用了第一批撒克逊人，以保卫东海岸。比德和其他资料来源补充说，撒克逊人由名为亨吉斯特(Hengist)和霍萨(Horsa)的两兄弟领导，他们建立了肯特王国，他们登陆不列颠的时间确定为公元450年前后。虽然这个时间偏晚了，但这个记载与考古证据非常一致：如果日耳曼雇佣军在罗马统治下就被引入了，罗马撤出之后的各继承国完全有可能继续采用同样的政策。然而，根据吉尔达斯的说法，雇佣兵发生了叛乱并袭击了他们的主人；随后数年爆发了没完没了的战争，最终英格兰人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场决定性的战役也许发生在公元500年前后，在一个名为巴顿山(Mons Badonicus)的地方，其具体位置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与此同时，《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录了南海岸其他酋长的到来，他们是后来几位国王的半传奇化的祖先：公元477年苏塞克斯(Sussex)的艾尔(Aelle)，以及公元495年威塞克斯的塞尔迪克(Cerdic)和西恩里克(Cynric)。

在这段岁月里，涌现了一位人人熟悉的人物亚瑟(Arthur)。不幸的是，就史实而言，他是最模糊的人物。有关他的两三个真正的历史片段是在几个世纪之后才被记录下来的，围绕他的名字的传说则只是12世纪后的奇幻虚构。我们只能说，英格兰曾经有一位战争领袖亚瑟，他与巴顿山战役及随后的战役有关。可能有过一位酋长或超级国王，他是最后一位统一这个前罗马行省的人，在他之后这个国家又瓦解成不列颠和盎格鲁-撒克逊等国家。我们对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知之甚少，进一步推测似乎没有多少意义。

吉尔达斯说，巴顿山之战所赢得的和平一直持续到他自己的年代，50年后，出现了五个由邪恶的“暴君”统治的不列颠王国。在未来的英格兰大地上，他们的力量延伸了多远只能靠猜测了。但西南地区的山顶遗址显示防御工事得到重建，表明这里发生过历时多年难分胜负的小规模冲突。在这段时间里，正如挖掘出的墓地所证实的那样，入侵者正在稳步向内陆地区推进，沿着泰晤士河流域向上，从东盎格利亚向西，以及从威塞克斯向北。《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威塞克斯的撒克逊人在公元6世纪50年代进入威尔特郡(Wiltshire)，在公元571年占领了南米德兰兹(South Midlands)的一大块土地，在达勒姆(Dyrham，格洛斯特郡)赢得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使得他们在公元577年夺取了格洛斯特、赛伦塞斯特和巴斯。与此同时，其他英格兰王国也正在诞生：东盎格鲁人的、东撒克逊人的、麦西亚人的，以及伯尼西亚(Bernicia)和德伊勒(Deira)的诺森布里亚人的王国。到公元6世纪末，我们再次掌握了一些可靠的史实——入侵者牢牢地控制了不列颠岛的半壁江山。

本地居民的命运如何？公元6世纪的苏格兰居民仍然主要是皮克特人，尽管西海岸的爱尔兰人(未来的“苏格兰人”)在定居点创造了一个叫达尔里亚达(Dalriada)的王国。几个世纪后，达尔里亚达的一位国王建立了统一的苏格兰。英格兰北部还有三个王国：以敦巴顿(Dumbarton)为中心的斯特拉斯克莱德(Strathclyde)、以索尔韦湾为中心的雷吉德(Rheged)，以及利兹(Leeds)地区的埃尔梅特(Elmet)。诺森布里亚人吞并皮克特人的图谋以公元685年的重大失败而告终，而这里的扩张主要是以牺牲不列颠人的利益为代价。斯特拉斯克莱德幸存了下来，但雷吉德和埃尔梅特在公元6世纪末和公元7世纪被诺森布里亚吞并。

当然，英格兰主要的飞地是威尔士。来自东方的难民无疑使其人口膨胀。基督教幸存下来，罗马文化的一些鲜明痕迹也随之保留下来。在公元6世纪，威尔士建立了几十座甚至几百座小修道院，并且出自威尔士东南部的房契表明罗马时期的地产仍在运营。圭内斯(Gwynedd)、达费德(Dyfed)、波伊斯(Powys)和格温特(Gwent)这些王国一直延续到公元550年前后，到公元6世纪末仍存在一些小王国。根据吉尔达斯的记述，至少有两位暴君统治过威尔士：圭内斯的马格洛坎努斯(Maglocunus，又名Maelgwn)，他是“冠邪恶之首，比许多人权力更大，比许多人更恶毒”；还有达费德的沃提波尔(Vortipor，又名Gwrthefyr)。沃提波尔的纪念碑仍然矗立在达费德的教堂墓地，它证实了吉尔达斯的控诉：

当你坐上满是诡计的宝座，你的头发已经花白。宝座从上到下沾染了各种谋杀和奸淫，你是明君的孽种……沃提波尔，德梅泰人(Demetae)的暴君。你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你像酒徒嗜酒一样吸吮着罪恶，为什么你从不感到满足？倒不如让罪恶将你吞噬。为了给你的罪行锦上添花，在铲除你的妻子并让她荣光地死去之后，你不知廉耻地强奸了自己的女儿。为什么你用无法摆脱的负担加重你那已经恶贯满盈的灵魂？

康沃尔郡(Cornwall)、德文郡(Devon)和萨默塞特郡(Somerset)组成了英格兰的杜姆诺尼亚(Dumnonia)王国。根据吉尔达斯的说法，它的国王和其他国王一样糟糕：“君士坦丁，杜姆诺尼亚淫秽的母狮产下的残暴的幼崽。”虽然康沃尔郡在公元838年之前一直存在，但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当地居民们被盎格鲁-撒克逊人驱赶。由于这种征服相对较晚，很多证据被保留了下来。考古发掘表明，在一些古老的城市中，尤其是埃克塞特(Exeter)、多切斯特、多塞特郡和伊尔切斯特(Ilchester)，在公元5世纪和6世纪之间，生活一直在艰难地延续。这些县的许多主要教堂都源自凯尔特人：1978至1980年在威尔斯(Wells)的发掘出土了一系列宗教建筑——从罗马晚期的大型陵墓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大教堂。这里和威尔士一样，较小的教堂通常可以追溯到凯尔特修道院(llan)或殉道者坟墓(merthyr)周围的墓地。

要估算到公元600年时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居住的地区有多少不列颠人幸存下来，这项任务非常艰巨。事实上，1086年的英格兰可能只有不到一半的晚期罗马人口，这还是在10世纪和11世纪的人口增长之后的比率。很明显，公元5世纪和6世纪的人口减少确实很严重。许多人向西逃亡，或者向布列塔尼逃亡，当然人口减少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流行病的传播。更普遍的情况是，罗马不列颠人遭受了社会支离破碎的共同命运——人口下降或许是最明显的迹象，它说明社会的确变得残破不堪。但这并不是说没有不列颠人留下来：有迹象表明有些地区的人口中包含不列颠人，特别是在北方和西方。有时(例如在早期的肯特法律中)，不列颠人的身份是农民或半奴隶化的庄园劳工，这一点有助于解释罗马土地制度的元素是如何传入英格兰社会的。值得注意的是，英语单词“Wealh”〔“Welshman”(威尔士人)，即不列颠人〕的意思是“奴隶”，因此很难知道地名沃尔顿(Walton)的意思是“英格兰人的定居点”还是“奴隶定居点”。无论有多少不列颠人，他们都处于从属地位：他们的文化很少传递给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的语言也几乎消失了。

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是非城市民族：他们之所以具有重要地位，是由于等级原因而非经济原因。但有些人认为他们看着摇摇欲坠的罗马城镇，心里只怀着迷信的恐惧，这种观点有点言过其实。英格兰人知道什么是ceaster(要塞，这个词的使用一直保持着很好的一致性)，并且他们通常知道它的罗马名字：Mamucion成为Mame-ceaster(Manchester，曼彻斯特)， Venta成为Ventan-ceaster(Winchester，温彻斯特)，依此类推。罗马时期，城镇处于道路系统的中枢，城墙很坚固。城镇是酋长们建立总部的好地方，有些城镇可能永远不会失去当地的行政职能。当然，这并不等于城市生活：罗马城镇并没有完全被遗弃，但如果按真正意义上的城镇标准来衡量，那么它们已经消亡了。

与罗马高卢相比，为什么罗马不列颠被更彻底地抹掉了？其中一个原因是两地的移民不同：法兰克人和西哥特人(Visigoths)对罗马人的生活方式的了解比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多得多。另一个原因是，在公元5世纪初和6世纪中叶之间，不列颠人自己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早的威尔士诗歌显示，不列颠是一个非常像撒克逊人的社会，它们由同样的忠诚所主导，同样强调财富、馈赠礼物，以及酋长之下的战士之间的友情。即使撒克逊人没有涉足不列颠，罗马文明也可能因为太脆弱而无法延续。

7世纪

公元7世纪初的英格兰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它分为若干大王国：肯特、苏塞克斯(南撒克逊人)、威塞克斯(西撒克逊人)、东盎格利亚、埃塞克斯(东撒克逊人)、麦西亚(包括中盎格鲁人)和诺森布里亚〔包括伯尼西亚、德伊勒及稍后的林赛(Lindsey)〕。但实际上，王国的划分并不是那么一清二楚。王国只是从混战中逐渐涌现出来的：例如，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可能是一个未被记载的更大的中撒克逊王国领地瓦解之后的残余。还有数目不详的较小民族，夹在大王国之间或被它们吞并。有些群族，比如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的赫威赛人(Hwicce)和威尔士边境的麦肯赛特人(Magonsaete)，有他们自己的国王，这些国王逐渐从属于更大的统治者，成了“次王”(sub-kings)或“高级市政官”。可能还有很多其他民族：萨里在公元7世纪70年代有一个名为弗里斯沃尔德(Frithuwold)的“次王”，而他的祖先很可能是一个独立王国的统治者。偶尔也有一些地方分裂主义的迹象，以及对大国的怨恨。比德说，在公元643年，林赛的一个修道院拒绝接收诺森布里亚国王奥斯瓦尔德(Oswald)的尸体，因为虽然他们知道他是一个圣人，“但他来自另一个省，并对他们动用过权柄”。公元600年时英格兰的国王可能有数十个。

大国也同样经历了权力消长和更迭的过程。比德和其他资料来源提到了一系列从王国争霸中脱颖而出的超级国王〔over-kings(古英语称Bretwaldas或Brytenwaldas)〕，他们先后统治过所有或大多数盎格鲁-撒克逊各民族。无论超级国王是不是一个正式的头衔(这似乎令人怀疑)，但个别国王完全有可能建立广泛的、短期的政治大一统。比德列出的清单中前四位超级国王是：苏塞克斯的艾尔、威塞克斯的查乌林(Ceawlin)、肯特的埃塞尔巴德(AEthelbald)和东盎格利亚的雷德沃尔德(Raedwald)，他们的统治延续到公元7世纪20年代。虽然我们知道雷德沃尔德于公元616年率领军队穿过麦西亚，并在自己的边疆击败了诺森布里亚人，但我们仍不能判断他们的权威在他们自己的王国之外有什么意义。第五和第六位超级国王都是诺森布里亚的国王：埃德温(Edwin，616—632年在位)和奥斯瓦尔德(633—642年在位)。这些国王是比德眼中的英雄，是战无不胜的基督徒国王的楷模。通过他们，我们首次清楚地了解了英格兰各王国之间的关系。

诺森布里亚向西扩张导致麦西亚与威尔士人联合起来。公元632年，卡德瓦龙(Cadwallon，圭内斯信奉基督教的不列颠国王)和彭达(Penda，麦西亚信奉异教的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在对抗诺森布里亚的战斗中取得了短暂的胜利，但次年奥斯瓦尔德卷土重来，卡德瓦龙被杀。威尔士人继续支持彭达。公元642年奥斯瓦尔德远离故土作战，在奥斯沃斯特里(Oswestry)被杀。这一事实，以及史料中偶尔提及的他与威塞克斯国王的关系，表明奥斯瓦尔德的领主地位和军事活动远远超出了诺森布里亚。一组早期的威尔士诗歌描述了比德记录的故事的另一面：比德的英雄对威尔士人来说是侵略者。在为辛迪兰〔Cynddylan，来自波伊斯(Powys)的贵族，曾在彭达军中服役，在抵御奥斯瓦尔德入侵的保卫战中牺牲〕写的挽歌中，我们可以通过不列颠人的眼睛一窥诺森布里亚人：

我的兄弟们在一次战斗中被杀，

辛南(Cynan)、辛迪兰、辛雷斯(Cynwraith)，

他们在捍卫特伦，一个被蹂躏的小镇

……

田野上布满鲜血

而不是条条犁沟

……

自从撒克逊人砍倒了

波伊斯的辛迪兰和艾尔凡(Elfan)

辛迪兰的府邸，屋顶黑暗……

公元655年，比德笔下的第七位超级国王诺森布里亚的奥斯维(Oswy)击败并杀死了彭达，此后奥斯维在其他王国中拥有了很大的影响力。尽管如此，后起之秀还是麦西亚。麦西亚的贵族很快就赶走了奥斯维，并选择了彭达的儿子伍尔夫希尔(Wulfhere)作为他们的国王。到公元7世纪70年代初，伍尔夫希尔似乎已经统治了英格兰南部的各王国，并且在公元679年，他的继任者在特伦特(Trent)打了一场胜仗，最终结束了诺森布里亚人的扩张。然而，在南部，麦西亚的权力突然受到了威塞克斯的凯德瓦拉(Caedwalla)的制约，凯德瓦拉在公元685至公元688年的短暂统治期间吞并了肯特、萨里和苏塞克斯。凯德瓦拉及其继任者伊恩(Ine)在威塞克斯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政权，这将决定两个世纪后英格兰的命运。

在公元7世纪的政治世界中，虽然国王有可能获得巨大的权力，但他的统治很难长期保持下去。为什么国王的更替如此之快？一个原因是权力和征服取决于军事力量，军事力量取决于酬礼的多寡，酬礼又以财富为基础，而财富反过来又可以通过权力和征服获得。社会充满了不和，王国的继承是流动和不确定的；因此，有许多王室和贵族成员逃离了他们自己的亲属，去寻找慷慨仁慈的领主。比德说，德伊勒的奥斯温(Oswin)国王“高大英俊，谈吐和蔼可亲，举止温文尔雅，待人慷慨大方，不分贵贱，于是几乎所有王国的贵族都竞相投奔他，为其效力”。这样的制度几乎不可能稳定：一旦国王贫病交加，他的扈从会四处分散，他的继承人(如果能幸存下来)将成为新领主的次王或追随者。

1939年，在东盎格利亚海岸的萨顿胡(Sutton Hoo)发现了一个大型皇家墓葬，让世人见识了什么是国王的富丽堂皇。由于墓葬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20年代，所以它有可能是国王雷德沃尔德的坟墓，他在比德的超级国王名单中排名第四。他被埋在一个巨大的土堆下的船棺里，随葬品有他的盔甲、武器和大量无与伦比的珍宝。黄金和镶有宝石的装饰品可能是北欧地区发现的最华美的一种，同样令人惊叹的是随葬品来自许多不同国家。一块不同寻常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磨刀石可能是一根权杖。从萨顿胡王陵来判断，诗歌里对皇家财富的描述毫不夸张：王国兴亡，皆因财宝。

从一开始，英格兰社会就存在军事贵族，他们可能拥有某种领地。但是在早期的几个世纪里，国王的追随者或塞恩(thegns)与他们的庄园的联系要少于与国王本人的联系。他们要陪伴国王，见证他的公开行动，住在他的大殿里，如有必要，为他而战，为他献身。贵族生活十分重视集体生活：大礼堂是欢乐的地方，是危险世界的避风港，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字作品中常见的意象。比德淋漓尽致地描绘了这番景象，没有人比他写得更好。在描述一位诺森布里亚贵族如何敦促埃德温国王接受基督教的文字中，他写道：

“国王大人，与我们所不知道的那个时代相比，对我而言，这就是一个人的现世生活。冬天里，你正与你的贵族和塞恩们坐在一起吃饭；大厅中间的壁炉里生着火，屋里的一切都温暖如春，而屋外寒冷的雨雪风暴正在肆虐；一只麻雀飞掠过大厅，它从一扇门飞进来，又迅速从另一扇门飞走，在屋里的一瞬间，风雪和寒冷无法触及它，但在这一闪而过的平静时刻之后，它飞出了您的视线，再次扎进刺骨的暴风雪。人生也一样，美好只是一瞬间；前世和来世发生了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

王室或贵族大厅里的宾客成为这些反映时代的文学作品(由专业吟游诗人朗诵的英雄叙事诗)的听众。留存的片段中有一部重要的史诗《贝奥武夫》(Beowulf)。正如我们所知，这是一部相对较晚、较成熟的作品，也许是为神职人员编写的。然而它向我们呈现了公元7世纪贵族的英勇的、异教徒为主的世界，这个世界被基督教改变，但没有被完全抹去。史诗的主人公贝奥武夫是一个流亡者，他为丹麦国王洛斯格(Hrothgar)效力。洛斯格国王仗义疏财，常常把金银珠宝和精美武器赏赐给手下，于是他的宫廷贵族勇士都拥戴他，他的势力也变得十分强大。但这首诗描绘的政治世界充满暴力和动荡：一个失去支持的国王将很快灭亡，与之一起灭亡的还有他的王国。诗的精神气质反映了当时社会所推崇的忠诚和世仇：“与其为死去的朋友长久哀伤，倒不如为朋友报仇……让他能在死前赢得荣耀。”诗中描写了贝奥武夫与怪物和龙搏斗的场景，怪物和龙是前基督时代精神世界的代表。当他被杀时，他的追随者把他葬在一个俯瞰大海的小山丘上，随葬的金银财宝无数，就像东盎格鲁人在萨顿胡的岬角为他们的国王做的那样。诗中写道：

然后战士们骑着马环绕坟冢，

……

他们歌颂他的英雄气魄和盖世神力，

他们高喊着他的名字，这是对的，

一个男子应该慷慨地把荣耀献给他的领主和朋友。

……

他们说他是世上所有的国王的一员

他最和蔼可亲，最宅心仁厚，

最体恤百姓，最渴望流芳百世。

但是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不只有战争、原始的忠诚和虚饰的辉煌，在某些方面，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有序世界。中世纪中期使英格兰异常强大的制度就根源于公元7世纪甚至更早：“地方政府”的效率是新霸主能够如此迅速地建立强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到了10世纪，英格兰的郡因法律和行政目的被划分成“百户区”。在一些早期的王国中，已经存在由较大而有一致性的地区所构成的百户区，其占地面积为50到100平方英里，显然它们早在公元7世纪中期就已经存在了。人们早就认识到肯特王国有百户区的划分，但最近的研究发现了百户区也存在于诺森布里亚、麦西亚、威塞克斯、苏塞克斯和萨里等其他王国。这套农村行政区划分制度令人惊叹，但它的起源是英格兰早期历史上最大的谜题之一。它是罗马-凯尔特人遗留下来的吗？许多人这么认为。是由公元6世纪一位鲜为人知的不列颠统治者(Bretwaldas)创造的吗？还是在各个王国中自发发展起来的(这反映了定居者社会背景中的共同元素)？无论答案是什么，在一个不稳定的政治世界中，百户区仍然是一个十分稳固的基础。

每个早期行政区的中心都是王家庄园或围场(tun)，它们由当地官员经营，但国王及随行人员会经常或偶尔地去巡视。每个现代的郡都有几个这样的地方，有些地名就能体现出其属于此类地区，如金斯敦(Kingston)，其他地名则不那么明显。这些“中心地区”——而非城镇甚至村庄——才是早期和中期撒克逊社会的地方焦点。该地区分散的居民围绕在国王的大殿及其周围的建筑物四周，希望能获得法律保障和政治管理。在这里，他们也按照复杂的评估体系缴纳税赋和其他公共支出。土地以“海德”(hides)计量，一海德土地是一户人家一年可耕之地，这通常是一个真正的农场单位。税赋多少要根据海德来评估，20个或更多海德组成一个生产队，生产队将承担特殊的税赋。“中心地区”的国王代理人替国王收实物税，可能会从一些海德生产队收取谷物，从其他生产队收取小牛犊或小马驹，又从别的生产队收取蜂蜜、蜂蜜酒或次要农产品。

因此，早期的行政区域划分既是为了便于管辖也是为了剥削。一个“生产专业化分区”的体制适合欠发达的农村——农村地区的地理特征明显不同，且有大面积未开辟的共同牧场。因此，当撒克逊中期的国王们分封土地的时候，这些早期的“庄园”通常保留了它们形成时的内部结构，这并不奇怪。与庄园中心保持联系的不同的“镇”(vill)或乡会分工生产不同的农产品，这些“镇”或乡组成的联盟叫“复合庄园”(multiple estate)。到12世纪和13世纪，“复合庄园”在英格兰的许多地方仍然很常见。最近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种类型的组织(类似于早期威尔士的组织结构)起源于凯尔特人。农村的组织形式很可能保持着一些连续性，但这也许只是从广泛意义上来说，而不能上升到更大的意义层面去解读。最终使“复合庄园”衰落的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而不是征服。假设不列颠农民没有全被赶走，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可能与入侵者的生活方式差别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适合现有资源的模式没能延续下去，那将是令人惊讶的。

这种模式也适合于分散、非结构化和相对较小的农民群体。早期资料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自由农民或下层农民〔ceorl，即现代英语中的“churl”(粗鄙之人)，但没有贬义〕，他们通常耕种一海德土地。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公元7世纪和8世纪的农民都非常“自由”，除了国王之外，他们还有领主。在皈依基督教之后，国王恩赐了大量土地给教会，他们可能在早期——为了培养追随者(至少是临时的)——就已经开始这么做了。作为行政和财政的私人单位的“庄园”(manor)，其起源是模糊的，但是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它始于英格兰社会的最初阶段。中世纪时期，地产划分为“领主土地”(demesne，产权属于领主)和农民土地，这种划分方式在公元7世纪末期就有记载，领主土地的大部分人力都是由奴隶提供的。但在早期阶段，像国王这样的小领主，似乎可以从小土地拥有者那里获得收入而不会大大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或耕作方法。没有证据表明10世纪以前存在分等级、完全依附地主的佃农群体；也不存在有组织的“乡村社区”——它们与12世纪和13世纪强大的领主密切相关。考古证据表明，在撒克逊中期，英格兰的大多数农庄要么是孤立的，要么组成小团体，甚至在地区中心的定居点也看不到任何街道、绿地和地界的标志——这些在后来的村庄地形图中很常见。现在看来，中世纪的公地制度(common-field system，租种的土地由分散的带状土地拼凑而成)可能是经过几个世纪的进化而产生的。在公元7世纪的英格兰，综合性的“村”还不存在。

公元597年，有一股外来影响力量进入了这个由国王、士兵和农民组成的非常传统的社会，那就是基督教会。英格兰人的皈依是由教皇格列高利一世发起的，据传说，他在罗马见到了英格兰青年，并宣称他们“不是盎格鲁人(Angles)而是天使(Angels)”。格列高利教皇知道肯特国王埃塞尔巴德有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法兰克人王后；于是他派出一位名叫奥古斯丁(Augustine)的罗马修道士率领第一个传教团去肯特王国传教。起初犹豫不决的埃塞尔巴德很快就皈依了。奥古斯丁在坎特伯雷建立了一座修道院。由于误认为罗马-不列颠人的生活方式依然保留完好，格列高利教皇曾计划在伦敦和约克建立大主教区，但当奥古斯丁在公元601年被任命为坎特伯雷的第一任大主教时，教皇才认清英格兰的政治现实。最初，成功似乎来得很快。公元604年，罗切斯特成立了一个教区(see)，东撒克逊人也皈依了，且在伦敦为他们建造了一座献给圣保罗的大教堂。与此同时，肯特郡也建造了几座修道院，他们的教堂以罗马原型为蓝本。

但是国王及其家属只是表面皈依，基督教的基础仍很不稳固。东撒克逊人很快弃教并开除了他们的主教。尽管东盎格利亚国王雷德沃尔德接受了洗礼，但他对基督教的态度仍然十分矛盾，因为比德提到他同时保留了一座教堂和一座异教神社。诺森布里亚的情形也类似。埃德温国王接受了罗马传教士保利努斯(Paulinus)，并在公元627年与他的塞恩一起接受了洗礼。但是五年后，埃德温战败身亡，他的继任者们放弃了基督教，保利努斯不得不逃离。虽然教会能够在英格兰的宫廷迅速立足，但如果要超脱于政治命运的潮起潮落，就需要更广泛的基础。

令人惊讶的是，传教最成功的不是格列高利教皇，而是原始的、孤立的凯尔特人教会。威尔士和康沃尔的基督徒可能对英格兰人有一些影响，但不大。奥古斯丁似乎是一个相当骄傲、无幽默感的人，他冒犯了威尔士的主教，导致他们之间没有合作。在北方英格兰人中取得成功的传教是从爱尔兰传到苏格兰，再到诺森布里亚。

由于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和他的追随者的传教，公元6世纪初，大部分爱尔兰人都成了基督徒。修道院的数量成倍增加，以至于整个爱尔兰教会都依照修道院的方式组织起来。“地方”以修道院为中心，并由修道院院长统治；主教们发挥着正常的信仰功能，但不拥有正式的教区，并且处于修道院院长的管辖之下。因此，典型的爱尔兰传教士是从属于故乡某个团体的游走的主教。爱尔兰人的修道院在富有和复杂程度上远远超过了威尔士人的，爱尔兰人在公元6世纪和7世纪将传教士派往高卢、日耳曼(Germany)、苏格兰和英格兰。一位名叫科伦巴(Columba)的传教士去了苏格兰，使北部的皮克特人(南部的皮克特人已经是基督徒)皈依基督教，大约公元563年，科伦巴在爱奥那岛(Iona)上建造了一个修道院。当信仰基督教的奥斯瓦尔德国王在公元633年控制诺森布里亚时，他很自然地向爱奥那修道院请求向诺森布里亚派遣一位传教士，因为他曾在苏格兰西部的爱尔兰人当中流亡。

爱尔兰主教和僧侣过着简单朴素、云游四方的生活，这使他们能与广大民众保持联系。奥斯瓦尔德的主教艾丹(Aidan)拥有使诺森布里亚永久皈依所需要的品质，他在林迪斯法恩岛(Lindisfarne)建造修道院之后，还在每个王家庄园(royal vill)建立了一个教堂，从那里开始向周围的乡村布道。比德说他总是徒步出行，因此碰到路人都平等相待。建立了几座修道院之后，诺森布里亚教会很快就发展壮大，并影响到其他王国。麦西亚的彭达国王仍然是异教徒，但他允许来自林迪斯法恩岛的布道团在他的王国传教，他的儿子皮达(Peada)在公元653年受洗。超级国王奥斯瓦尔德和奥斯维为诺森布里亚教会的基督教传播助了一臂之力。公元635年，奥斯瓦尔德的影响促使威塞克斯的西内吉尔斯(Cynegils)接受了一位名叫毕利诺(Birinus)的传教士的洗礼，后者成为西撒克逊人的第一任主教。由于奥斯瓦尔德的缘故，东撒克逊人重新皈依了基督教，并接受了一位名叫西度(Cedd)的诺森布里亚主教，他曾受训于爱尔兰教会。截至公元660年，只有苏塞克斯和怀特岛的人仍然是异教徒，但很快他们也皈依了基督教。

爱尔兰传教士的热情取得了很大成就，从长远来看，罗马教会的权威必将更加重要。如果教皇格列高利的目标得以实现，英格兰各王国的凯尔特教会必然要接受罗马的教规。但这没能实现，关键原因是一个现在看起来微不足道的问题——应该在哪一天庆祝复活节。在长期孤立的情况下，凯尔特人采用的计算方法与罗马使用的计算方法不同。当两个教会接触时，结果可能出现矛盾：在诺森布里亚的宫廷，受爱尔兰人影响的国王奥斯维有时庆祝复活节，而他的受肯特人影响的妻子仍庆祝四旬斋(Lent)。这个问题本身具有深刻的宗教和象征意义；对后来的英格兰教会来说，解决这一问题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惠特比宗教会议(Synod of Whitby， 664年)上，诺森布里亚国王奥斯维支持罗马一方，而少数凯尔特顽固分子回到了爱奥那。这是一个转折点——在英格兰，所有王国的教会现在可以成为一个大主教下的统一、团结的力量。

尽管如此，教会仍在公元7世纪60年代遇到了许多问题。教会组织涣散，主教太少，且有些没有经过有效的受职仪式。公元664年，一些主教死于一场瘟疫，这使东撒克逊人再次背叛。但在公元669年，教皇派去了一位新的大主教，一位名叫西奥多(Theodore)的小亚细亚人。这个令人意外的候选人(他被选中是因为其他几个人都拒绝了)正是英格兰所需要的——一个坚定的管理者。在西奥多在任的30年里，他对教区结构进行了合理化改革，原来的结构在各地都不稳定，而且在那些通过爱尔兰人传教士而皈依的王国里，这种结构几乎不存在。无效任命的主教受到了处罚，可疑的权力要么得到批准，要么被废除：例如，威尔士主教发布的所有法令都被宣布无效。公元672年，在赫特福德举行的宗教会议确立了教会管理的第一套基本教规。

大多数教士都大方地接受了西奥多的裁决，但不可一世的威尔弗里德〔Wilfrid，先后担任过里彭(Ripon)和约克的主教〕除外。威尔弗里德坚定地维护正统教义，他曾在惠特比会议上支持罗马派有关庆祝复活节的规定，但对于他在诺森布里亚教会的权力受到威胁这一点，他非常愤恨。他与西奥多及连续几任国王的关系都十分紧张，导致他两次被驱逐、两次向罗马教廷上诉、被流亡和监禁。与此同时，他还设法向弗里斯兰人(Frisians)传教，使苏塞克斯皈依了基督教，并在麦西亚修建了多座修道院。威尔弗里德拥有大批随从和巨额财富，他似乎是圣人和世俗贵族的非凡混合体。只有一个年轻且贵族化的教会才能产生这样一个人物。

西奥多担任大主教的时期，是修道院的黄金时代。一方面，虽然传统的价值观依然存在，但林迪斯法恩和惠特比(Whitby)等伟大的凯尔特人修道院日益受罗马化的影响：在圣卡斯伯特(St. Cuthbert)，爱尔兰传教士的孤独和苦修与罗马人对修道院生活和戒律的态度相结合。另一方面，在这数年内新建的许多修道院将成为不列颠后来几个世纪的大修道院。其中最显赫的是韦穆(Wearmouth)修道院和贾罗修道院，这两座修道院由本笃·波斯哥(Benedict Biscop)创立，波斯哥曾是诺桑比亚贵族，后来成为修道士。波斯哥曾五次前往罗马，他的双子修道院为诺桑比亚带来了地中海教会的文化。这两座修道院里最著名的信徒，比德本人，描述了波斯哥是如何雇用高卢泥瓦匠“以他一直喜爱的罗马风格”建造一座教堂的——教堂内装饰了大量的绘画和家具，并建立了一个装满欧洲大陆书籍的大图书馆。

虽然这些成就很了不起，但在农村，教会的工作仍需要更稳固的基础——迄今为止农民并没有完全皈依基督教。令许多人感到惊讶的是，在这里，传教的第一阶段是由修道士或准修道士完成的。事后看来，传教工作和教士关怀似乎是神父的活动，而非僧侣。但是在公元7世纪和公元8世纪，即使在凯尔特教会之外，这一界线也没有很明确。英语单词“mynster(修道院)”被用来指代从真正的本笃会修道院到小型、松散的神父社区等机构。各个修道院的教规差别很大(波斯哥为贾罗修道院制定了自己的教规)，标准也是如此。除最大的修道院之外，我们真的很少知道其他修道院里的生活情况。但很明显，到公元750年，英格兰已有数百个具有真正的、重要的宗教功能的小“修道院”，它们为最早的英格兰教区系统服务。

这些“老式大教堂”比普通的当地教堂更古老，服务的区域也更大。大多数后来发掘出的有关“老式大教堂”的资料显示，它们几乎处于废弃状态，只能发挥着有限的功能。因此，除了知道它们存在过之外，我们对其布道工作知之甚少。据推测，学院派神父或严于律己的僧侣代表在一个限定的“教区”内四处行走，向当地社区布道。教堂的“教区居民”向它缴纳什一税，并且被迫带着他们的孩子来教堂接受洗礼，把死人送到这里埋葬。如果没有王室的赞助，如此复杂的系统不可能发展得如此迅速。保利努斯和艾丹从国王的庄园开始传道。因此，许多大教堂位于王室村落中就不足为奇了。什一税可能是根据现有的税收来制定的，一些国王也将建立大教堂作为一项政策，比如诺森布里亚的奥斯维国王似乎在公元655年建造了几座大教堂。国王拥有一个有组织的地方政府体系，教会同样如此。虽然大教堂最终被成千上万的小教堂所淹没，但它们的“教区”塑造了英格兰乡村教会未来的整体发展。

国王帮助了教会发展，教会也巩固了国王的地位。异教徒战争领袖的子孙将自己视为上帝指定的代表；几代之后，新国王的加冕变得非常像主教的任职仪式。基督教的到来促进了扫盲工作——国王可以修改和制定部落习惯法，类似于文明世界的立法。比德说，肯特国王埃塞尔巴德根据罗马人的习惯法制定了他的法律。埃塞尔巴德的法典，以及来自肯特和威塞克斯的公元7世纪末的法典是当地传统与借鉴自欧洲大陆的法律相结合的产物。无论它们的实际用途是什么(这是值得怀疑的)，制定它们的国王显然都希望自己的法典看起来很先进：他们都以古典模式为参照。随着王国越来越多地受到罗马和高卢的影响，王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对统治者来说，越来越重要的职责是维护正义和管理王国的内部事务，而不仅仅是为了赢得战争。公元7世纪的法典罗列了长长的罚款和惩罚项目，体现了异常强大的王室权威。

通过了解英格兰最早的教堂，我们可以看到英格兰早期城镇的风貌。公元6世纪的统治者可能将管理中心设在罗马统治下的城镇和堡垒；自然，到了公元7世纪和8世纪，统治者也喜欢在这些地方建造主教座堂和大教堂。坎特伯雷、约克、温彻斯特和伍斯特的大教堂都建在罗马时期的防御工事之内，并且在公元635年，泰晤士河畔多切斯村〔比德称这是一个罗马公民社会机体(civitas)〕的罗马堡垒被交给威塞克斯的第一任主教，以便他在这里建立教区。王室宫殿和教堂建在荒凉的废墟上，而没有建在他们所处的城镇。尽管如此，这个时代最有组织的社区肯定是主教座堂和大教堂；所有工匠、商人、仆人和乞丐都被吸引到这些地方。城市生活重新焕发生机的早期迹象与主要的教堂有关，无论是在罗马城镇还是没有前史可查的英格兰的其他地点，这并非偶然。从时间上看，盎格鲁-撒克逊人迁移到坎特伯雷的(有考古证据支持的)最早时间，比奥古斯丁大教堂的建设时间稍晚一些。在北安普敦，最近的考古发掘表明，该镇的核心是一个公元8世纪的大教堂和宫殿，以及与之相关的建筑群。正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比德的术语“urbana loca”在公元9世纪后期的翻译不是“城镇”(towns)，而是“有大教堂的地方”(minster-places)。许多英格兰城镇开始时都是大教堂，定居点围绕大教堂而建。

麦西亚人的霸主地位

公元8世纪初的英格兰比公元7世纪早期有了较大的发展。虽然一个统一的英格兰王国远远没有形成，但英格兰人现在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民族和文化的统一体。比德可能比任何人都更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最伟大的作品《英格兰教会史》的书名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常常被人忽略。正是因为他看到了他的同胞在统一的英格兰教会中分担的共同命运，他才能设想“英吉利民族”的存在。但有没有迹象表明世俗政府也变得更加健全？虽然有很多资料可查，但这个问题仍很难回答。一方面，显示公元8世纪王权强大一面的制度和概念可能并不新鲜，它们仅仅是首次被记录下来而已；另一方面，显示其脆弱一面的王朝动荡也并不新鲜——比德和他的同时代人有可能掩盖了这些事情。但至少可以说，作为旧模式的超级国王，公元8世纪的麦西亚国王和他们的先辈们一样强大；在他们的国度里，人民的文化程度和法治意识更高，人民的权利也得到更好的保障，这使得这些国王的权力更加稳定，更有发展潜力。

麦西亚的国王埃塞尔巴德(公元716—公元757年在位)继承了伍尔夫希尔赢得的许多影响力。从现在发现的一些记录国王敕封的成文契约，我们知道了国王们如何称呼自己。埃塞尔巴德的头衔令人印象深刻，但也许并非全新。其中一个契约这样称呼他：“不仅是麦西亚人的国王，也是所有被称为南英格兰的省份的国王。”这与比德的记载相一致，即早期的超级国王“占据了亨伯河以南的所有省份”。许多契约都表明超级国王影响着肯特郡的事务并控制着伦敦，这些契约证实了比德的记载。但是威塞克斯仍然是独立的，诺森布里亚也是独立的，它的国王是比德的庇护人西奥伍尔夫(Ceolwulf)。麦西亚人的霸主地位从来没有越过亨伯河以北。

埃塞尔巴德的继任者奥法(Offa，公元757—公元796年在位)是阿尔弗雷德之前最强大的英格兰国王。他的地位得到巩固(这需要几年时间)之后，他在除诺森布里亚和威塞克斯以外的所有王国的行为似乎更像是一个直接的统治者，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霸主。早些时候的国王曾压制过小王朝，但奥法镇压了较大的王朝。他完全控制了肯特(只有公元8世纪70年代末的短暂时期例外)，并将肯特国王视为他的仆人。有一次他取消了肯特国王埃格伯特(Egbert)的敕封，他说道“(埃格伯特)的大臣在没有得到他允许的情况下，把土地给了别人，这么做是不对的”。公元798年，在肯特对奥法的继任者发动了一次不成功的政变之后，这个古老的肯特王朝永远灭亡了。苏塞克斯的最后一位国王似乎成了奥法的一个部落首领；在曾经是西撒克逊人的领地萨里(Surrey)，我们发现奥法接受了一位麦西亚贵族的进贡。在东盎格利亚(虽然此后这个王朝再次出现)，《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简洁地记录了公元794年发生的事件：“今年，麦西亚国王奥法命令砸掉埃塞尔巴德国王雕像的头。”在威塞克斯，王室权力和传统更加强大：该王国只在公元786到公元802年这一时期承认了麦西亚的庇护，但即使在这段时间，麦西亚在威塞克斯的统治也不像在肯特那样明确。

奥法是第一位在其契约中使用简单、绝对称号“英格兰之王”的统治者。伟大的法兰克国王查理曼(Charlemagne)给他写了一封著名的信，强化了他的地位。查理曼以平等的身份称呼他为“他最亲爱的兄弟”，并谈到“你的王国和埃塞尔雷德(AEthelred)的王国的各种主教教区”，好像麦西亚的奥法和诺森布里亚的埃塞尔雷德是英格兰仅有的两个国王。跟法兰克人的联系非常重要(虽然这一篇记录不能说明太多问题，但高卢和英格兰南部之间一直有很多联系)。奥法当然希望被认为是另一个查理曼大帝。无论他的王权的现状如何，英格兰因紧跟国外发展的大潮而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在公元787年，奥法举办了一个庄严的祝圣仪式，使其子艾格弗里斯(Egfrith)登基，诺森布里亚九年后效仿了这一仪式。王权的半神圣化的特征正变得更加明显。

但这并没有使王朝更加稳定。王位继承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在奥法之后很久，国王仍然会从王室成员中“挑选”。任何背后有人撑腰的合格候选人都会觊觎国王宝座。公元8世纪，麦西亚、威塞克斯和诺森布里亚都被权力倾轧搞得一片混乱。为了确保儿子能继位，奥法对待亲属跟对待邻国一样残酷无情。奥法死后不久，他的儿子艾格弗里斯也去世了，诺森布里亚学者阿尔昆(Alcuin)认为这是天谴——父亲杀人如麻的报应现在落到儿子身上了，你们非常清楚父亲为了保证儿子的继位杀了多少人。

像这样讽刺奥法残暴的记载有很多，但也必须承认，在麦西亚历届国王的统治下，一些重要的机构确实开始形成。此时教会已经建立，均有自己的土地和特权。教会的集会是庄严的事，均以书面形式记录。埃塞尔巴德和奥法经常参与教会会议，有时还主持会议；他们的塞恩和大臣们见证了他们的决策。教会开展事业的方式有助于树立先例、提高合法性。尽管会议是宗教性质的，但这样的集会必然有助于将围绕着一个七世纪国王的临时战士转变为我们在撒克逊晚期英格兰发现的正式的“贤人会议”(Witan)或大议会。

“册地”(由书面契约赋予合法所有权的土地)的概念现已确立。大多数公元8世纪的契约(至少是幸存下来的契约)，都是教会的土地赠予契约，它们反映了在这个社会中，土地权利和地方利益正在取代传统价值观。公元8世纪的贵族开始显得不像战士，而更像是乡村绅士，有关家族住宅和家族教堂的考古证据开始出现。虽然其中一处住宅遗迹已在林肯郡的戈尔索(Goltho)被发掘出来，但人们对这些住宅仍知之甚少。戈尔索的这处住宅是公元9世纪中期建造的，由围墙包围，里面建有大厅、厨房、卧室和附属建筑。相比之下，关于教堂的证据要多得多——由贵族家庭控制的世袭“私人”大教堂经常出现在公元8世纪的考古资料中。所有这些教堂对万能的上帝都一样虔诚。早期的国王曾经有过自己的王室庄园，但奥法似乎试图让他在塔姆沃思(Tamworth)的住所成为一个国家总部或“首都”。塔姆沃思附近是利希菲尔德(Lichfield)的麦西亚大教堂，奥法花了几年时间成功地将其提升为了大主教教堂(archbishopric)。虽然这部分是由于政治原因，但其有利的地理位置——位于奥法王国的“大都市”附近——也是重要原因。

土地所有者在建造桥梁和防御工事时所应承担的责任，首次出现于公元749年的记载中，并且这一责任通常在后来的土地授予书中有明确规定。在一个产生至少两个大规模公共工程——一个久负盛名，另一个最近才被人了解——的时代，这一规定非常重要。第一个当然是奥法防线(Offa’s Dyke)，这是一个古老的、可能正确的传统称谓。最近的考古发掘表明，这个巨大的土木工程是英格兰和威尔士之间的连续屏障，从一侧海洋到另一侧海洋。众所周知，奥法入侵了威尔士，但奥法防线一定是一个防御性而不是进攻性的工程：当征服计划停止之后，该工程旨在阻止威尔士人的反击。它的存在证明了奥法掌控着巨大资源。

契约中提到的“堡垒工事”指的是坚固的要塞，而不是防线。众所周知，阿尔弗雷德和他的继承人们建立了一个大型公共堡垒或城堡(burhs)网络，以保护威塞克斯免遭维京人入侵。考古学最近开始证明一些城堡的建设比之前的认知要早一个世纪或更久，并且它们可能是用来保卫鼎盛时期的麦西亚。在大多数情况下——例如在贝德福德(Bedford)，据说奥法埋葬于此——证据仍然只是根据地形测量而得出的结果，因此没有定论。但是在赫里福德(Hereford)，发掘出了一个早于撒克逊扩张时期的公元8世纪的防御圈，并且在塔姆沃思也发现了关于奥法时期防御工程的不太确凿的证据。公元9世纪晚期的几个威塞克斯城堡同样可以追溯到更早；有些要塞，比如韦勒姆(多塞特郡)、多切斯特(多塞特郡)和牛津，其所处的位置早在公元8世纪或之前就已经非常重要。

我们已经看到影响城镇出现的两个因素：教堂和要塞。第三个因素，从长远来看也是最大的因素，是贸易。奥法生活在国外和国内贸易都在扩张的时代。最明显的标志是货币制度的出现。在约六百年之前，只有外国金币在英格兰流通。由公元7世纪和公元8世纪的国王们铸造的粗银币得不到信赖，通常只在局部地区循环。一种新的法兰克银币是更好的货币典范，一位东盎格利亚国王似乎在奥法之前使用过它。但是当奥法精巧的硬币出现时，它们很快就替代了以前发行的货币，成为自罗马时代以来流通量最大的货币。也许最有趣的一点是，考古发掘发现，奥法硬币不仅以大批量的形式出现，它们还存在于小而分散的群体中。显然，它们被用于地方一级的小规模交易——货币在英格兰经济中具有了普遍意义。

公元789年，查理曼与奥法发生争执，后果是查理曼禁止法兰克港口向英格兰商人开放。因此，可以推断英格兰人似乎经常使用这些港口——查理曼的王国和奥法的王国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国际商业世界的一部分。整个欧洲北部都出现了贸易中心。对丹麦赫德比(Hedeby)和瑞典比尔卡(Birke)巨大定居点的考古发掘显示，在公元8世纪，英格兰和维京人的领地属于同一个国际贸易圈。在英格兰，诸如此类的商业定居点通常与现有的王室和教会中心相关联，其名称通常包含-wic〔来自拉丁语vicus(牧场)〕。哈姆威(Hamwic)就是现在南安普敦的前身，位于特斯特(Test)和伊钦河(Itchen)的交界处，靠近一个名为汉普顿(Hampton)的王室庄园，它的名称“Ham-wic”与“Ham-tun”相关。在这里，考古发掘工作已经发现了至少三十公顷的定居点，在大约公元8世纪20年代首次有人在此定居，此处出土的人工制品显示这个地方与欧洲大陆曾有着广泛的联系。其他人工制品可能来自伊普斯维奇(Gips-wic，一个主要的陶器生产中心)、桑德维奇(Sandwich)和福特维奇(Fordwich)。罗马时期的城镇开始在经济上和等级上重新变得重要。在约克(Eofor-wic)发现了一个郊区商业场所，有记录表明弗里斯兰商人曾在这里活动；在坎特伯雷，发掘出了公元8世纪的房屋，以及一个在公元786年的记载中提到的市场。最重要的是伦敦，比德在约公元730年把伦敦描述为“来自陆地和海上的许多民族的商业中心”。在比林斯盖特(Billingsgate)的罗马时期和中世纪的港口之间发现了一个撒克逊中期的黏土堤，但这个商业区仍很难找到。无论这个市场在哪里，它曾经一定规模宏大而且非常重要：公元7世纪后期的文献提到了伦登维克(Lunden-wic)，而公元8世纪的资料则提到了这个地方的港口的通行税和收税人。

对于英格兰教会来说，公元8世纪是一个相当不稳定的时期。教堂的世俗基础和赞助来源本身就存在问题。世袭利益并不一定是坏事：在一个负责任的家族手中，修道院可以保持安全和繁荣。但并非所有业主都有责任心，如果我们能相信比德的记载，有些教堂就只是逃税的“掩护”。比德并不是唯一担心宽松标准的人。埃塞尔巴德、奥法和他的继任者科恩伍尔夫参加了一系列急需的改革性教会会议。僧侣被禁止像贵族一样生活，修道院里的酗酒和世俗歌曲受到了谴责。公元786年，奥法举行了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唯一一个由教皇使节参加的理事会。但如果说教会的发展增强了王室的尊严，那么它同时也助长了主教们的自负。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那么融洽，尤其是像埃塞尔巴德这样的国王，他在改革修道院的过程中，剥夺了教堂的财产并诱奸了修女。国王和坎特伯雷大主教之间的交易，往往因肯特郡强烈的反麦西亚情绪而变得复杂。当奥法把利奇菲尔德提升为大主教教区时，大主教詹伯特(Jaenbert)感到愤怒，奥法死后这个计划被取消了，因为该计划是出于对肯特人民的敌意。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英格兰教会确实造就了一位杰出的学者——阿尔昆。他在约克大教堂的学校受过教育，是查理曼大宫廷里的知名人物，并在查理曼复兴古典学问和教育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在查理曼写给奥法的信中，他提到，公元8世纪晚期欧洲最卓越的知识分子是一个英格兰人。但必须记住的是，像他之前的比德一样，阿尔昆也是诺森布里亚人。我们对麦西亚文化知之甚少，可能只是因为很多东西都亡佚了。遗憾的是，没有像比德这样的人来记录麦西亚的成就，而且它最伟大的修道院也被维京人破坏了。一些装饰艺术的残迹，如丘上布利登(Breedon-on-the-Hill)大教堂的雕塑，暗示着周围的建筑曾无比恢宏气派。埃塞尔巴德和奥法时期的著名遗迹是北安普敦郡布里克斯沃思(Brixworth)的大教堂。关于这所教堂，我们只知道这里曾举行过麦西亚宗教会议，除此之外，这所教堂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早期文字记载中，这暴露出我们对这个时期的了解十分匮乏。

关于公元8世纪教会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是，此时英格兰人将基督教带到了其在欧洲大陆的发源地。奇怪的是，这项传教开始于圣威尔弗里德(St. Wilfrid)与大主教西奥多的争吵。公元678年，圣威尔弗里德开始在罗马陈述自己的主张，他走过了信奉异教的弗里西亚(Frisia)，并花了一年的时间讲道。英格兰人熟悉弗里西亚人，因为他们接触过许多弗里西亚商人，圣威尔弗里德为更加雄心勃勃的传教工作开辟了道路。公元690年，一群诺森布里亚人在弗里西亚登陆。其中包括威利布罗德(Willibrord)，他于公元695年被任命为弗里西亚大主教，他在乌得勒支(Utrecht)建立了自己的大教堂，随后组织化的法兰克人的弗里西亚教会迅速发展起来。由圣波尼菲斯(St. Boniface)领导的西撒克逊传教团完善了威利布罗德的工作。从公元718年抵达欧洲大陆开始，直到公元754年被异教徒谋杀，波尼菲斯一直在向弗里西亚人、日耳曼人和法兰克人传教，并在法国曼恩(Maine)建立了一个教区。除了转变异教徒的信仰外，波尼菲斯还对整个法兰克教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其规范并将其置于教皇的领导之下。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依靠来自英格兰的书籍、随从及其建议，他跟家乡友人来往的大量书信被保留了下来。将萧条的法兰克教会改造成加洛林复兴(Carolingian revival)时期不断扩大的教会的工作，大部分都是由英格兰男女完成的。

维京人的入侵与威塞克斯王朝的崛起

奥法去世后，麦西亚的霸权并没有维持太久。他的继任者科恩伍尔夫继续控制肯特和苏塞克斯，甚至在威尔士北部获得了一些新的领土，但威塞克斯在公元802年脱离了他的掌控。一个新的霸主即将出现，这就是西撒克逊。公元825年，威塞克斯的埃格伯特在斯温顿(Swindon)附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将肯特的一位次国王驱逐出境，并吞并了肯特、艾塞克、萨里和苏塞克斯。四年后，麦西亚本身也被埃格伯特吞并，甚至诺森布里亚也承认了他的霸主地位。这一惊人的逆转表明奥法的王朝没有使英格兰政治变得稳定，而埃格伯特同样没有做到——在他于公元839年去世前，麦西亚再次取得了独立。古老的朝代更替游戏似乎仍在继续。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录了公元789年发生的一个不祥的预兆——这是一场风暴的第一声呼啸，一场将扫除威塞克斯王朝的对手，同时摧毁英格兰文明的一些最佳成就的风暴：

这一年，贝奥赫特里克(Beorhtric，威塞克斯国王)沉迷于与妻子伊德布尔(Eadburh，奥法国王的女儿)的生活。在他的时期，第一次出现了三艘来自霍兰达的挪威人的船。当地的长官不知道他们是何许人，于是骑马上前，试图把他们赶到王室庄园。后来挪威人杀了他。这些是首批前往英格兰的丹麦船只。

这次维京人登陆只是一件小事，尽管此后不久还有其他资料记载“海上异教徒”袭击了南海岸。更严重也更令人不安的是发生在北方的袭击，因为他们相继掠夺了林迪斯法恩岛(公元793年)，贾罗(公元794年)和爱奥那岛(公元795年)。两个世纪以来，英格兰一直没有受外国袭击，而此时三个最神圣的地方突然遭到亵渎，可以想见英格兰人对此会做何反应。然而，这些只是孤立的事件，在一代人之后，维京人的滋扰才成为主要威胁。公元835年维京人对肯特进行的一次大规模袭击开启了长达30年的战争，在此期间，几乎每年都有袭击发生，直到维京军队全面入侵才结束。

挪威人和丹麦人的急剧扩张是一种欧洲现象，对英格兰和爱尔兰的袭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一现象涉及两个种族(维京一词有“海盗”的意思，是由受害者创造的词汇)和若干动机。他们远远不是纯粹的野蛮人，到公元9世纪40年代，他们已有数代人从事贸易了。事实上，这种贸易开辟了与西方和南方国家的定期联系。随着人口增长，他们很难在国内找到维持生计的机会了。许多冒险家一定听说过这个传说：海外土地肥沃，修道院里满是唾手可得的财宝。令人惊讶的是，在早期袭击事件之后，并没有紧跟着发生更多的袭击。这是因为在公元854年，丹麦王朝的垮台留下了权力真空，没有强大的国王可以团结战士并阻止他们分散到外国去掠夺财富。

这些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从公元9世纪50年代开始维京人对欧洲国家的袭击次数大幅下降，以及为什么随意掠夺被征服和定居政策所取代。征服和移民似乎有两条主要路线：一条围绕苏格兰北部到西部群岛，再向南；另一条路线前往英格兰东部和南部海岸以及高卢。因此，那些袭击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康沃尔并在那里建立定居点的人主要是挪威人，而攻击英格兰和法兰克地区并在那里定居的主要是丹麦人。

公元865年，由哈夫丹(Halfdan)和“无骨者”伊瓦尔(Ivarr the Boneless)率领的丹麦“大军”登陆东盎格利亚。停留几个月后，大军向北侵入诺森布里亚(恰好因一场王朝争端而处于分裂状态)，并在公元867年占领了约克。两位敌对的国王都死了，丹麦人扶植了自己的候选人来统治诺森布里亚，并将其当作了一个附庸国。随后丹麦军队进入了麦西亚，但在遇到抵抗时，他们没有公开战斗就撤回了约克，并于公元869年再次登陆东盎格利亚。当地居民战败，他们的国王埃德蒙(很快就被尊称为烈士圣埃德蒙)在祭祀仪式上被处死。三年之内，曾经伟大的诺森布里亚和东盎格利亚王国已不复存在。

公元870年，丹麦军队在雷丁扎营并准备入侵威塞克斯。但这里的反抗力量组织得更好。在埃格伯特去世后，西撒克逊由他的儿子埃塞尔沃夫统治，他是一个没有野心但非常能干的人。埃塞尔沃夫的主要成就似乎是避免了摧毁其他王朝的那种家庭争斗：他的四个儿子按年龄顺序和平地继承王位。当维京人来袭时，第三个儿子埃塞尔雷德在位；埃塞尔雷德的弟弟兼继承人阿尔弗雷德后来成为盎格鲁-撒克逊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

埃塞尔雷德和阿尔弗雷德兄弟在伯克夏当斯(Berkshire Downs)合力抵御丹麦人，并使他们首次遭受了重创。但英格兰人的成功只是短暂的。丹麦人撤退到雷丁，但几乎立即重振旗鼓，并在贝辛斯托克(Basingstoke)附近击败兄弟俩。公元871年4月，一支新的丹麦军队登陆。此时守军无处寻求援助，威塞克斯的陷落似乎近在眼前。在这场危机中，埃塞尔雷德去世，他的弟弟成了西撒克逊人的国王。

众所周知的阿尔弗雷德大帝(公元871—公元899年在位)在近乎绝望的危急关头拯救了英格兰。但是跟他同一时代的人并不这么认为。至少在政治方面，“英格兰”仍然没有多大意义。第一位使用“Angelcynn”(字面意思是“英格兰民众的土地”)的是阿尔弗雷德本人，而“Englaland”这个词要在一个世纪后才出现。其他王国或是接受西撒克逊人的统治，或是更喜欢丹麦人，这并没有定论。他们可能选择了自己的国王，而威胁一直存在——英格兰的对手、流亡者或心怀不满的团体跑去寻求维京人的支持。其他王朝的灭亡并没有使阿尔弗雷德自动成为所有英格兰人的王者，他和他的继承人是通过军事占领、机智的外交和好运气才实现了这一目标。

阿尔弗雷德统治初期，情况很糟糕。在吃了一年的小败仗后，他不得不花钱与丹麦人求和。此后五年，丹麦人没有侵扰威塞克斯，在此期间他们入侵了麦西亚，驱逐了国王伯格雷德(Burgred)，并扶持了他们自己的傀儡——第三个古老的王国永久灭亡。此时，丹麦大军分成了两半。其中一半由哈夫丹率领，转向北方，瓜分了约克郡，在那里建立了永久定居点。另一半由古斯鲁姆(Guthrum)，奥西泰尔(Oscytel)和阿南德(Anund)领导，转向南方，并于公元875至公元876年发动了对威塞克斯的又一轮攻击。起初他们的战果有限，公元877年，他们再次撤回，转而去瓜分麦西亚，其中一支部队前往殖民林肯郡、诺丁汉郡、德比郡和莱斯特郡。

因此，公元878年第三轮攻击威塞克斯的是一支人数大大减少了的军队。然而，对奇彭纳姆(Chippenham)的突然袭击使他们占了上风；威尔特郡和汉普郡的大部分地区都屈服了，阿尔弗雷德被赶回萨默塞特沼泽地的阿瑟尔尼(Athelney)庇护所。局势似乎毫无希望，但阿尔弗雷德在他的堡垒中等待时机，并开始招兵募马。当时的编年史作者写道：“5月初，他骑马前往埃格伯特之石(Ecgbrihtesstan)……萨默塞特郡和威尔特郡的所有人以及汉普郡的一部分人前来迎接他……他们很高兴见到他。一天后，他从那些营地前往艾利·奥克(Iley Oak)，一天后去了爱丁顿(Edington)；在那里，他奋击敌军，并将他们赶跑。”

胜利来得出人意料，但具有决定性意义。丹麦统帅古斯鲁姆和他的几位将领接受了洗礼，两位国王签署了和平条款。这些条款承认丹麦人占领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的既成事实。边境大致从伦敦向西北方向延伸到切斯特，古斯鲁姆将他的部队退到这条界线以外，在那里他被拥戴为一个独立王国的国王。到公元880年秋天，丹麦人已经离开了威塞克斯，并开始有条不紊地定居于东盎格利亚。

冲突并没有就此结束。公元886年，阿尔弗雷德击败丹麦驻军后占领了伦敦。公元893年，一支丹麦大军在泰晤士河口登陆，并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袭击了英格兰，但这次袭击对威塞克斯的影响不大。阿尔弗雷德一直很忙，无论是为了确保自己王国的安全，还是为了巩固他在丹麦人边境以西和以南其他地区的统治。对于首要任务，他似乎已经提高了陆军和海军的战斗力。以往的国王们一直按照土地的税赋来征兵。阿尔弗雷德对军队进行了重组，使得在任何时候只有一半的军队在服役，这预示着后来的“精选民兵”或民兵制：它必定会产生一个规模更小但战斗力更强的军队。打击海上袭击者的一个明显方法是使用更多的船只，据说阿尔弗雷德建造的船只比维京人的大得多，能携带60支或更多的桨。

阿尔弗雷德的计划中最重要的元素(肯定是使威塞克斯免遭进一步内陆袭击的部分)使他成为英格兰历史上第一个城镇规划师。到了公元9世纪80年代末，威塞克斯全国上下建立了许多百姓生活的据点，其中一些有着规则的街道网格，这些据点可以被称为有规划的设防城镇。一份名为市镇税收表(Burghal Hidage)的文件列出了其中30个这样的盎格鲁-撒克逊山丘堡垒，其中三个可能是后来添加的。也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是温彻斯特，它在罗马城墙内规划了一个无视罗马街道的新街道网格。在牛津、奇切斯特(Chichester)、韦勒姆(Wareham)及其他城镇，也可以看到相同的线性布局。这些城镇的规划非常系统化，测量员似乎使用了标准的66英尺长度来规划街道。较大的山丘堡垒不仅仅是堡垒，它们很快在当地农村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供防御所需的人员是邻近土地所有者的责任，作为回报，他们能够耕种受保护区域内的土地。他们经常在山丘堡垒内建造“城镇住宅”来储存用于销售的农产品——《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记录了城市住宅和农村庄园之间的几种联系。商人和工匠随之出现，于是公元9世纪后期的据点在10世纪成为了繁荣的城镇。防御恰好与经济增长的需求相吻合，因此阿尔弗雷德并未料到，这几个现代城镇的道路系统，成了他永恒的纪念碑。

阿尔弗雷德长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待邻国的策略。特别是在麦西亚，伤害当地人的自豪感是危险的。阿尔弗雷德将麦西亚的事务交给原来的王室议会来处理，该议会由一位名叫埃塞尔雷德的麦西亚贵族来领导，这名贵族后来成了他的女婿。当阿尔弗雷德于公元886年占领伦敦时，他立即将其移交给麦西亚人来控制。因为受到如此厚待，埃塞尔雷德坚定地忠于王室，在阿尔弗雷德去世后，他和他的妻子埃塞尔弗莱德(AEthelflaed)领导着麦西亚人抗击丹麦人。如果说阿尔弗雷德比他之前的任何人都更加符合“英格兰之王”的称号，那么这不仅仅是通过军事力量实现的，也不是因为没有竞争对手——人们发自内心地拥戴他，因为他们知道他和他的家族都是公正且体恤百姓的统治者。

丹麦人的问题和他们所造成的破坏依然存在。其中一些是无法弥补的——无论现在的情况如何，比德和奥法的世界都永远消失了。关于丹麦大军的规模可能存在争议，但以下事实是不可否认的：三个王国被摧毁，教区遭到破坏，无数修道院被掠夺，英格兰东部大部分地区的契约和其他文件几乎完全丢失。对修道院的破坏也许是最严重的，因为大教堂是知识和文化的主要储藏室，而小教堂仍然主要负责农村的教会事务。

在丹麦区(Danelaw，古斯鲁姆之后丹麦人统治的区域)，丹麦士兵迅速建立了自己的社会。约克郡、林肯郡、莱斯特郡以及较小程度上的东盎格利亚都充满了以“-by”“-thorp”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元素结尾的地名。这种影响令人吃惊，它表明丹麦军队非常庞大，而且在乡村地区分布广泛。即使丹麦区被基督教化并受到英格兰统治，它也保留了惊人的特点——具有自己的庄园组织、土地测量、法律和社会分化的系统。10世纪的国王们遇到一个难题，即如何调和联合王国的种种要求，因为它们的要求与英格兰人的习俗截然不同。

英格兰亟须复兴文教事业，而阿尔弗雷德在最后的10年一直致力于此。像查理曼一样，他通过一群宫廷知识分子实施了他的教育计划。从某种程度上说，对教育事业的贡献是他所有成就中最了不起的一个。他是亨利八世之前唯一能够著书的英格兰国王。他对手稿遭到毁坏和学术堕落感到惋惜，于是他开始学习拉丁文，并将作品翻译成英语，以使其臣民受益。在他的学者圈子所完成的许多翻译作品中(其中包括具有深远意义的比德的《英格兰教会史》)，有三本可能是阿尔弗雷德亲自翻译的。人们还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可能最初是在阿尔弗雷德的宫廷里编写的。对于神父而言，良好的拉丁文教育再次成为担任高级职位的必要条件。很难知道阿尔弗雷德的文化复兴有多么成功，但它一定培养了更有文化的神父和更有学识的平信徒，这为两代以后的修道院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阿尔弗雷德很幸运，未来的事态使得他的大部分计划都结出了硕果。即使考虑到这一点，他仍然是英格兰早期历史的杰出人物。

长者爱德华(公元899—公元924年在位)、埃塞尔斯坦(AEthelstan，公元924—公元939年在位)和埃德蒙一世(公元939—公元946年在位)的统治期间，其主要任务是重新征服丹麦区。这半个世纪是国家王权的形成时期。王朝内的纷争被避免，一方面是因为阿尔弗雷德谨慎的王位继承规定，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幸运的机会。公元902年，爱德华的堂弟寻求丹麦人的帮助来篡夺王位，结果被杀，避免了王国分裂的危险。埃塞尔斯坦在公元924年顺利即位，因为他既是威塞克斯的合法继承人，也曾在他的麦西亚姑母家中受过教育。到10世纪中叶，麦西亚已不太可能恢复旧王朝。至此，威塞克斯的王室就成了英格兰的王室。

爱德华统治时期的战役主要由国王亲自指挥，同时与他的姐姐埃塞尔弗莱德(“麦西亚人的女领主”)联手。公元910年，当丹麦人的袭击被挫败时，英格兰人开始了反攻。在接下来的八年里，爱德华率军推进到丹麦区腹地，同时他的姐姐让丹麦人在麦西亚的边境上疲于奔命。由于来自爱尔兰的挪威维京人已经开始攻击西海岸，此时埃塞尔弗莱德受到了两个方向的威胁。她的主要成就是建造了一系列新的麦西亚堡垒：在东部边境对抗丹麦人，在西部边境对抗威尔士，在西北部阻挡挪威人从迪河(Dee)和默西河(Mersey)袭击塔姆沃思。公元917年，埃塞尔弗莱德占领了德比(Derby)，趁敌人无法分身之际，爱德华入侵了东盎格利亚。到了公元918年，尽管孤立的丹麦军队仍占据着斯坦福德(Stamford)、莱斯特、诺丁汉和林肯，但丹麦区南部的所有地区都已落入了爱德华之手。埃塞尔弗莱德降伏了莱斯特，但不久之后她就去世了，迫使爱德华在接手麦西亚的时候停止了征战。随后他迅速返回攻打斯坦福德、诺丁汉和林肯，到公元920年底，亨伯河被确定为英格兰边境。

与此同时，爱德华与其他非英格兰人的邻居建立了联系。公元918年，他收到了威尔士圭内斯王国和达费德王国的“归顺书”。《编年史》(Chronicle)称，公元923年，“苏格兰国王和整个苏格兰国家奉他为族长和领主；雷格纳尔德(Raegnald)和埃德伍尔夫(Eadwulf)的儿子们以及诺森布里亚的所有居民，包括英格兰人、丹麦人、挪威人和其他人都奉他为主；斯特拉斯克莱德的国王威尔士(Welsh)和他所有的臣民也是如此”。这是一系列此类“归顺书”中的第一批，这股“归顺潮”最终在公元973年达到顶峰，当时出现了一场奇观：八位“不列颠国王”宣誓效忠爱德华的孙子埃德加(Edgar，公元959—公元975年在位)，并在迪河上列队觐见。

必须强调的是，这只是他们个人对国王的臣服——接受国王的领主地位及庇护，而不是永久地放弃独立。事实上，苏格兰和威尔士都在争取自己的内部统一。在约公元850年，苏格兰国王肯尼思·麦克·阿尔平(Kenneth Mac Alpin)吞并了皮克特王国，并且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苏格兰在苏格兰人(而不是皮克特人)的统治下发展起来。在威尔士，圭内斯王国从公元9世纪末开始突然扩张，政治局势发生转变，较小的王国中只剩下达费德没有被吞并。盎格鲁-撒克逊人从未征服过威尔士或苏格兰，1066年之前，这两个地方都出现过占主导地位的本土力量。尽管如此，威尔士还是受到了英格兰和维京人的巨大影响。

在10世纪的争夺不列颠土地的众多群体中，有一个是新来的——来自爱尔兰的挪威人。他们对丹麦人没有任何好感，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控制丹麦区的北部。公元918年，雷格纳尔德领导的一支部队袭击了苏格兰，并在诺森布里亚驻扎。次年，雷格纳尔德占领了约克，并在此称王。这个挪威王国维持了35年，中间曾出现过中断。在此期间，贸易增长，约克和都柏林这两个挪威人的城市迅速扩张。约克的考古发掘工作揭示了由丹麦人规划的木屋和商店组成的街道，这些街道后来由雷格纳尔德的追随者重新建设。在埃塞尔斯坦和埃德蒙一世统治时期，英格兰人的敌人中挪威人比丹麦人更多。

公元920年，埃德蒙接受了雷格纳尔德的效忠，继而承认了他的地位。但是当一个新的挪威国王试图在公元926年继承王位时，埃塞尔斯坦袭击并占领了约克，摧毁了它的防御，并最终使苏格兰和斯特拉斯克莱德国王臣服。六年后，埃塞尔斯坦与苏格兰人之间的关系破裂。由于担心入侵，英格兰的不同对手都递交了归顺书。但是在公元937年，埃塞尔斯坦仍率领英格兰军队击败了挪威人、苏格兰人和斯特拉斯克莱德的威尔士人的联合部队。此时埃塞尔斯坦处于他权力的顶峰，他是英格兰人和丹麦人的国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列颠的霸主。埃塞尔斯坦受到外国的尊重，并与法国和德意志王室联姻。他的契约显示威尔士王子经常出席他的宫廷活动；在埃塞尔斯坦统治时期，达费德国王海威儿·达(Hywel Dda)仿制了英格兰银币，并颁布了以英格兰法典为蓝本的法律。

但是，这一切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王个人。在公元939年埃塞尔斯坦去世后不久，一支挪威军队在奥拉夫·古斯弗里特生(Olaf Guthfrithson)的领导下卷土重来。新国王埃德蒙被迫承认奥拉夫是约克及其附属领土的国王。奥拉夫于公元941年去世，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埃德蒙收回了丹麦区北部，并掠夺了斯特拉斯克莱德。有趣的是，当时流传一首诗歌，该诗将埃德蒙塑造成一位把丹麦人从挪威人的压迫中解救出来的解放者：阿尔弗雷德的敌人的曾孙们竟然认同英格兰王室，而不认同他们的斯堪的纳维亚同胞。但是在埃德蒙去世后的第一年里，约克再次沦落到一位挪威国王“血斧”埃里克(Eric Bloodaxe)手里。接下来的六年里，埃里克、新的英格兰国王埃德雷德和一位名叫奥拉夫·西里克森(Olaf Sihtricson)的挪威对手陷入了混战的局面。公元954年，埃德雷德入侵诺森布里亚，约克的最后一位国王被驱逐出境并被杀，从而彻底消除了来自约克的威胁。

威塞克斯的王室从近五十年的复杂战争中脱颖而出。埃德加的太平统治证明，与纯粹的军事力量相比，和平创造了更多的东西。埃德加不是一位征服者：一位历史学家写道，“他在历史上的角色是维持早期国王在英格兰建立的和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成就无足轻重，恰恰相反，这个王国还很年轻，正因为有埃德加的努力，撒克逊晚期王权的发展才成为英格兰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埃塞尔斯坦开始，国王们更频繁地制定法律并且条文也更加详细。法律涉及广泛的主题，例如维持和平、打击小偷、教堂的等级、商人和市场的行为等等。重点在于团结——埃德加的法典给当地习俗留有余地，特别是在丹麦区，但他坚持认为“在每个民族里，世俗法律都应该确立”。到11世纪初，最严重的罪行的审判要交给王室，当时还形成了这样一种概念，即维护国家和平是国王的职责和权利。与其他规模相当的欧洲国家相比，英格兰王室权威的影响范围更广、更深入。

法律和契约是在贤人会议或王室委员会上发布的。通过附在契约后面的见证者名单，可以追溯贤人会议的发展历程。在10世纪，它比早期国王的委员会规模更大，可能也更正式，并且参会者包括许多被称为“大臣”或者塞恩的人。一些19世纪的历史学家过于努力地将贤人会议视为“原始议会”，但事实上，它绝不是一个民主机构，也没有对国王施加“立宪”限制。但它依然很重要。贤人会议会选出新的国王，批准庄严的公共法案，以及讨论若干事务。会议的成员包括贵族、主教和许多在自己的地盘有影响力的人。从埃塞尔斯坦的统治起，扩大的贤人会议成为一个固定的机构，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国王的意志将通过一个大幅改善的地方政府体系来运作。10世纪，英格兰的区域划分逐渐从杂乱无章发展到单一的“郡”框架。在此之前，有些郡已存在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而且许多郡是以更古老的边界来划分的。但在埃德加统治时期，英格兰各郡的形式基本稳定下来，并一直延续了整整一千年，直到1974年。这些郡被委托给一群知名的权贵来治理，他们也被称为高级市政官(aldermen)。在公元9世纪的威塞克斯，每个郡都有一个高级市政官，但似乎从埃塞尔斯坦统治时期开始，高级市政官的人数逐渐减少，不过他们的地位也在不断提升。在埃德加的统治下，高级市政官变得不像当地官员，而更像是他的继承者，也就是11世纪的伯爵。但高级市政官仍然经常与他所管辖的郡的政府保持联系。

出于法律和行政目的，这些郡被分解为更小的单位，这种细分单位在大多数郡被称作“百户村”(hundred)，而在丹麦区的北部被称作“小邑”(wapentakes)。每个百户村都有自己的法院来解决当地的纠纷，百户村还负责评估提供部队和划桨手的集体义务。不过百户村不是行政阶梯的最底层，为了加强法治，人口被组织成由十个相互负责的家庭组成的小组或“联保十户”。当时还存在一种非常复杂的机构，这一机构将王室政府的重担转嫁到每个农民身上。以上这些很难说有多少是10世纪出现的新事物。百户村的概念在更早的法典中已经出现了——在撒克逊晚期，百户村很可能是基于旧有的领地——但这个系统经过阿尔弗雷德的继承者们的改进，而在埃德加时期发展成形。

王室力量的另一个标志是铸币。甚至在阿尔弗雷德之前，三个货币发行权威(威塞克斯和麦西亚的国王以及坎特伯雷大主教)已就标准的银币达成了一致。埃塞尔斯坦在公元924至公元939年之间发布法令：“整个大地应该使用一种货币。”他和他的继承人成功地保持了货币的一致性，并且所有的硬币都由受严格控制的铸币者在山丘堡垒中铸造。在约公元973年，埃德加设计了一套新的硬币，这套硬币一直是英格兰货币的基础，即使在诺曼征服后很久，人们仍然在使用它。硬币的精致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控制程度，这在当时的欧洲也是独一无二的。

埃德加的主要个人成就是鼓励修道院改革。真正的本笃会修道院似乎在10世纪初的英格兰已经消亡。丹麦人摧毁了几座大教堂和无数小教堂，而那些幸存下来的教堂则越来越倾向于放任、世俗的生活方式，对此比德早已公开谴责过。大教堂的神父们和他们的老婆孩子住在不同的房子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更像是大教堂的教士会成员，而不像修士。英格兰教会的成功重建需要树立新的修道院生活的榜样，以及建造新修道院的资金。伟大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提供了榜样，英格兰宗教改革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埃德加和他的贵族则提供了资金。宗教改革运动最主要的推动者是三位伟大的主教：圣邓斯坦(St. Dunstan)、圣埃塞尔沃尔德(St. AEthelwold)和圣奥斯沃尔德(St. Oswold)。

英格兰的修道院改革开始于公元940年初，是在王室的赞助下进行的。埃德蒙国王把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修道院交给邓斯坦，埃德雷德国王把阿宾顿(Abingdon)修道院交给埃塞尔沃尔德，这两座修道院都是第一批“新式”修道院。但是埃德蒙和埃德雷德对此都不太热衷，而下一任国王埃德威格(Eadwig，公元955—公元959年在位)则对邓斯坦抱有个人怨恨。这种怨恨无意中产生了积极后果，因为邓斯坦被流放到国外时，广泛了解了欧洲大陆的修道院生活。随着埃德加于公元959年即位，时代发生了变化：邓斯坦成了坎特伯雷大主教，而埃塞尔沃尔德被任命为温彻斯特的主教。奥斯沃尔德是三人中最年轻的，他曾在法国的弗勒里(Fleury)修道院度过了一段时光。邓斯坦说服埃德加授予奥斯沃尔德伍斯特(Worcester)主教的职位，不久之后，奥斯沃尔德在韦斯特伯里(Westbury-on-Trym)建造了一座修道院。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在格拉斯顿伯里、阿宾顿和韦斯特伯里修道院的影响下，英格兰建造或重建了大约五十所修道院。

新修道院的修士遵循基于圣本笃准则的生活方式，仪式和日常生活的细节都效仿欧洲大陆的做法。在约公元970年，各种传统被汇编成《修道院规章》(Regularis Concordia)，这是所有英格兰修道院必须遵循的规则之一。埃德加的角色至关重要，他利用自己的权威推动这项运动，而且所有新修道院都由他直接赞助。旧教堂里的世俗神父被驱逐，取而代之的是修士，这一运动首次发生在公元964年的温彻斯特，如果没有王室做后盾，取代工作将会很困难。埃德加慷慨地捐赠，并期望其他人也这样做，但到了10世纪70年代，有证据表明强制贵族捐赠引起了不满。尽管如此，建立修道院再次成为一项具有社会声望的行为。

新修道院富裕、受人尊敬，并拥有珍宝和精美的建筑。文学作品曾提到埃德加时代英格兰艺术之丰富。许多装订精美的插图书籍保留了下来，但只有黄金、珐琅和象牙饰品的碎片留存至今，且几乎没有一栋主要建筑物幸存下来。命运对盎格鲁-撒克逊晚期的建筑极其不利，因为所有最伟大的教堂都是在诺曼征服之后重新建造的。例如，温彻斯特的旧大教堂在10世纪被扩建，教堂长250英尺，有小礼拜堂、精致的西方塔楼，以及带雕刻和彩绘的中楣。但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精神和物质层面的革新只能触及旧社会的一小部分(可能不到10%的人口)，其他人继续过着跟以前一样的生活。因此，在诺曼征服时期，本笃会的修道院与未知数量的小世俗教堂(维京人到来以前英格兰教会的遗物)共同存在。

虽然新的修道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欧洲大陆的影响，但它与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关系具有鲜明的英格兰特性。到1000年为止，大多数英格兰主教都是修士，主教和修道院院长都在贤人会议中与世俗权贵共同议事。重要的教会人士成为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最后几位国王身边最有价值的顾问。同样，教会的改革能够为国王增光添彩，这位国王可能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更加看重王位的神圣性。埃德加的加冕礼被推迟到他30岁，也就是公元973年才举行，因为30岁是圣职授任所要求的最低年龄。仪式的高潮不是加冕仪式，而是使用圣油的受膏仪式，它赋予国王近乎神父般的地位，并使国王凌驾于人类的判决之上。正如布道者恩舍姆的埃尔弗里克(AElfric of Eynsham)所说的那样，“没有人可以自封为王，但人们可以自由选择最令他们满意的国王。但是，一旦他被加冕为国王，他就拥有了统治人民的权力，他们可能无法摆脱脖子上的枷锁”。温彻斯特新大教堂奠基章程的卷首插图是埃德加的画像，这是他希望展示给人们的形象——头戴王冠，站在两个圣徒之间，并将他的礼物送给天国的君王(人间君王依靠天国的君王进行统治)。

埃塞尔雷德二世和克努特：英格兰君主制的衰落

接下来的两任国王的统治表明英格兰的君主制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一位新国王在赢得忠诚之前不能指望别人自动对他忠诚，这一点在随后就得到了验证。埃德加于公元975年去世，留下两个未成年的儿子。长子爱德华不受欢迎，许多贵族更喜欢他的弟弟埃塞尔雷德。爱德华登基四年后在科夫(Corfe)遇害。毫无疑问，这是埃塞尔雷德的支持者干的。谋杀是多灾多难统治时期的开端。“仓促王”埃塞尔雷德(979—1016年在位)总是得到糟糕的评价(虽然他的著名绰号已经失去了它的原始意义，而成为有双关意义的AEthelred Unraed，意思是“无主见者”或“昏庸者”)。可能他确实缺乏对王权仍然至关重要的品质——信任该信任的人并且博得他人信任。另一方面，在学识渊博的大主教伍尔夫斯坦(Wulfstan)的指导下，法律和司法在他的统治下继续发展。如果不是因为一个新问题的出现(维京人卷土重来)，此时的英格兰可能已经像埃德加时期一样实现了统一。

新的袭击者甚至比他们的公元9世纪的祖先更危险。到了10世纪70年代，丹麦国王“蓝牙”哈拉尔(Harald Bluetooth)获得了丹麦和挪威的控制权，并建立了一支由训练有素的专业士兵组成的强大军队。公元988年，哈拉尔被他的儿子斯汶(Swein)废除，后者保留了他父亲的军队并建造了大规模堡垒来安置军事社区。其中一个堡垒已在丹麦特瑞堡(Trelleborg)被发掘出来。这座堡垒由巨大的圆形土方围墙包围，里面建有几组巨大的船形大厅，这一切都设计得非常精巧。特瑞堡的考古发现和丹麦传奇都表明丹麦军人拥有高度的协调能力和纪律性，这是英格兰军队无法相比的。

丹麦人的袭击发生在埃塞尔雷德二世即位后的一两年内。起初是小规模攻击，但是在公元991年，一支庞大的丹麦军队在莫尔登(Maldon)击败了高级市政官百利特诺思(Byrhtnoth)和埃塞克斯民兵，失败者不得不支付巨额赔款以求和。公元994年、公元997年和1002年遭到的几次大规模袭击，都以这种方式收场。埃塞尔雷德二世的统治如今如此臭名昭著正是因为这些赔款。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出土了大量埃塞尔雷德二世发行的硬币，还有一些瑞典雇佣军的墓碑，这些墓碑记载着他们前往英格兰，因为立功受奖而发了财。在10世纪90年代，与1066年一样，英格兰的财富也是其危险所在。

埃塞尔雷德二世是如何应对的？他采取的一项措施是阻止邻国给维京人的船队提供停靠的港口。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新建立不久的诺曼底公国在这些邻国中最重要。诺曼人的祖先就是维京人，相隔只有几代人的时间，因此他们有时会向从英格兰返回的袭击者开放港口。但是在公元991年，埃塞尔雷德二世和查理公爵签署了一项不帮助对方的敌人的协议。十年后，埃塞尔雷德二世与公爵的女儿结婚，从此开始了诺曼底和英格兰的致命联盟。

到目前为止，国王的内部政策似乎与他的前任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他继承了一个强大、富裕的贵族集团，他的早期契约显示他跟埃德威格和埃德加一样，利用土地馈赠来获得支持。但是从1002年开始，维京人的威胁变得越来越严重，这暴露出王权的基本弱点。国王的土地，可能还有他的活动，通常都集中在威塞克斯。在北部和东部，他可以用来换取支持的资源非常有限，而这些地方正是最需要换取支持的地区。这两个地方存在分裂主义倾向，并且许多当地人仍然怀念他们的丹麦祖先。埃塞尔雷德二世后来的章程表明，王室的政策方向转向中部地区和英格兰东部，尤其是非威塞克斯血统的新人。国王正在努力让英格兰团结起来防御外敌。他的无能可能使这项任务变得更加艰巨，但这项任务对任何人来说都非易事。

1002年，他和他的臣僚下令对居住在英格兰的所有丹麦人进行大屠杀，这反映出政府所承受的巨大压力。这项不同寻常的命令不可能得到充分执行，因为一些地区的人口主要是丹麦人，但它反映出某种近乎民族主义的歇斯底里的状态。我们知道，当牛津的丹麦人在圣弗丽德丝维德(St Frideswide)的大教堂里避难时，英格兰市民把它烧毁了。这次大屠杀无疑招致了丹麦人第二年的入侵，这次入侵由国王斯维因亲自率领。斯维因撤掉了诺威奇(Norwick)，但他在东盎格利亚战役损失惨重，并于1005年撤回丹麦。次年他又杀了回来，带领军队扫荡了伯克郡、威尔特郡和汉普郡，英格兰不得不再次以巨额赔款求和。在随后的喘息时间中，英格兰政府建造了一支新的舰队，但在1009年初，80艘船被一名叛变的英格兰船长烧毁。在这次不幸之后，另一支丹麦军队在“高个子”托尔基尔(Thorkill the Tall)和海明(Hemming)的率领下登陆英格兰。1010年他们火烧牛津，然后来到东盎格利亚，次年他们从这里出发突袭肯特郡。这轮战争在1012年意外结束，当时托卡尔改变了立场，他对自己的军队残忍杀害大主教埃尔夫赫亚克(AElfheah)的行径感到厌恶。这使得45艘船转而为埃塞尔雷德二世效力，其余的陆军则离开了英格兰。

此时所有人都看清了英格兰防守的弱点，当斯维因于1013年再次来到英格兰时，他的意图是征服这片土地。丹麦区的人民不再对埃塞尔雷德二世抱有任何幻想，他们欢迎丹麦国王并立即接受了斯维因。到当年底，斯维因已经占领了牛津、温彻斯特和伦敦，埃塞尔雷德二世已经逃往诺曼底，开始了流亡生活。1014年2月，斯维因去世，他的儿子哈拉尔继承了他的斯堪的纳维亚帝国，但在英格兰的丹麦军队拥戴哈拉尔的弟弟克努特(Cnut)为他们的国王。与此同时，埃塞尔雷德二世回来了，到了春天，他发动了对丹麦人的远征。克努特毫无防备，吃了败仗，被迫撤回丹麦。1015年，克努特率领着一支庞大的军队杀了回来，而此时埃塞尔雷德的儿子“刚勇者”埃德蒙二世(Edmund Ⅱ Ironside)违抗父亲，控制了丹麦区北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克努特重新占领了诺森布里亚，然后班师到了伦敦。但是在丹麦军队抵达之前，埃塞尔雷德二世已经去世，埃德蒙已经被立为国王。然而，在威塞克斯内部，许多男人不战而降，接受了克努特的领主地位。埃德蒙集结了他的军队，有一段时间，似乎仍有可能将丹麦人赶出去。但是在1016年秋天，克努特在埃塞克斯的阿辛敦(Ashingdon)赢得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战后签订的条约只给埃德蒙留下威塞克斯，不久之后埃德蒙去世，克努特成为整个英格兰的国王。

克努特(1016—1035年在位)不得不处理50年后“征服者”威廉(William)将面临的类似问题。像威廉一样，克努特不是以征服者的身份，而是以合法的英格兰国王的身份开始统治的。克努特娶了埃塞尔雷德二世的遗孀，并为了保住王位而采取了残酷的行动——杀害了几位英格兰知名人士，其中包括埃塞尔雷德二世的长子。王位稳固之后，克努特就积极地采用了文明君主的传统做法。他颁布法律并建立修道院，用12世纪的编年史家的话来说，他把自己“从一个野人变成了一个最虔诚的基督教国王”。然而他仍然是一个丹麦人，并且在他的兄弟于1019年去世时，他继承了一个伟大的北方帝国，而英格兰只是他的大帝国的一部分。11世纪20年代，他越来越多地参与丹麦事务。由于他将精力主要放在丹麦事务上，因此他改变了对英格兰的政策，虽然这些改变相对较小，但最终引发了毁灭性的后果。

当然，克努特的很多追随者都获得了奖赏。虽然没有发生1066年之后出现的全面替代英格兰地主阶级的现象，但很多丹麦人加入了贵族阶层。作为一个外国人，克努特的王位不是十分稳固，因此他保留了一支家族军队或“家族军团”，这对国家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在过去的30年里，英格兰地主们向自己的国王纳税，希望国王把丹麦人拒之门外，但是现在他们不得不承担维持一支丹麦常备军的重担。

克努特长期在国外，为了使英格兰政府正常运作，1017年，他将王国划分为四块伯爵领地：诺森布里亚、东盎格利亚、麦西亚和威塞克斯。这显然有恢复当地分裂主义的风险，尤其是因为诺森布里亚和东盎格利亚的伯爵都是丹麦人。到了政权末期，最重要的人物是诺森布里亚的西沃德(Siward)伯爵、麦西亚的利奥夫里克(Leofric)伯爵〔他的妻子是著名的考文垂戈黛娃(Godiva)夫人〕，以及威塞克斯的戈德温(Godwin)伯爵。戈德温的祖籍不详，但到了11世纪30年代，他和他的家族已经成为国王之下最富有、最有权势的非神职人员。克努特的伯爵封邑制度是导致盎格鲁-撒克逊最后30年历史中政权争斗的主要原因。

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终结

当克努特于1035年去世时，有几个可能的接班人。威塞克斯王朝的代表是埃塞尔雷德二世的小儿子爱德华和阿尔弗雷德(此时在外祖父的诺曼底的宫廷里)，以及“刚勇者”埃德蒙的儿子，他被流放到匈牙利。克努特有两个儿子：一位是北安普敦的哈罗德，另一位是埃塞尔雷德二世遗孀艾玛所生的哈代克努特(Harthacnut)。克努特希望哈代克努特能够继承他的整个帝国。但当哈代克努特滞留丹麦时，贤人会议任命哈罗德为英格兰的摄政王——艾玛和戈德温对此都表示反对——并且在1037年为他举行了登基仪式。1036年，英格兰王子阿尔弗雷德不明智地访问了英格兰，并因戈德温的煽动而被哈罗德害死。哈代克努特在哈罗德于1040年去世后被召回，但两年后他也去世了，丹麦王室断了血脉。此时几乎每个人都希望恢复威塞克斯的古代王朝。埃塞尔雷德的儿子爱德华在英格兰宫廷生活了一年，并在1042年当选为国王。

“忏悔者”爱德华(1042—1066年在位)被尊为最有名的英格兰王室圣徒。最近的传记作者仔细审视了他虔诚传说背后的现实，写道，“他不是出类拔萃之人，但也不是一个神圣的低能儿。就像许多同等级和同时代的人一样，他是一个平庸之辈。无论他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他都继承了11世纪欧洲最强大的政府”。英格兰强大的原因部分在于几百年前的体制，部分在于之前60年的分裂。

自埃德加时代以后，地方政府一直在发展。一方面，在克努特当政期间，伯爵封邑给了少数人巨大的领土权力。一个权力不稳固的国王现在不得不面对过度强大的臣民。另一方面，一种极有用的新官员诞生，这些官员在地方负责执行王室政策。在埃塞尔雷德二世统治期间，每个郡都设有国王的当地法警(城镇长官)，后来被称作“郡法官”(shire-reeve)或郡督。他是国王在郡中的首席行政代理人，逐渐承担了越来越多的高级市政官的职能。郡督负责征收王室税赋和司法盈利，但他也属于不断壮大的当地权贵集团。在郡法院，他可以向绅士宣布国王的意旨，在日常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增加王室权威的分量，以对抗压迫性的权贵。郡法院和郡督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留给后来中世纪政府最重要的遗产。

埃塞尔雷德二世统治时期，英格兰的软弱带来了一个直接结果——一个高效的税收制度发展成形。10世纪90年代给丹麦人的巨额进贡必须从英格兰筹集。这笔进贡被称为“丹麦金”(Danegeld)，它基于古老的以海德为单位征收土地税的方法，以每海德固定的税率缴纳丹麦金。1012到1051年间，历代国王每年都征收这项税，但此时这项税是为了维持他们的常备军队。为此目的而开发的复杂的评估体系是后来的《末日审判书》的基础，这也为11世纪初英格兰官僚体制提供了大量贡赋，在诺曼国王征服之后，征收丹麦金的政策又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官方文件——王室令状。埃塞尔雷德二世可能发布过，当然克努特肯定发布过，但是保存至今的最早令状原件来自爱德华时期。令状的最初形式是发给郡伯爵和郡督或主教的简短通知，表示一次土地赠予已经完成并应在郡法院得到认证。一份典型的王室令状内容如下：

国王爱德华以友好的方式迎接哈罗德伯爵和他的郡督托菲以及他在萨默塞特的所有贵族。我宣布阿尔弗雷德已经和平地、悄悄地把卢顿(Lutton)的土地卖给了主教吉索(Giso)。这份交易在帕里特(Parret)完成，在场的见证人包括我、我的妻子伊迪思(Edith)、哈罗德伯爵和其他许多人。我们也希望这位主教能够持有这块土地及其所有附属物，主教可以和他的前任一样自由地处置这块土地。如果有什么东西被不公正地从这块土地上拿走，我们会要求物归原处。其他形式的破坏也被禁止。

王室令状将效率与新的认证手段相结合——用王室的模具盖章而形成的下垂蜡封。作为所有权凭证，令状为旧的正式契约提供了有益的补充，这些契约既笨拙又易于伪造。它们还为国王提供了一种可以在郡内让人们快速清楚地了解他的旨意的方法。诺曼征服者很快就学会了用这种方式来发布命令，且所有更重要的征服后的王室文件都采用了这种方式。

在下达税收令或签发令状时，国王会咨询他的秘书处。与阿尔弗雷德以来的其他国王一样，“忏悔者”爱德华拥有一批由教士组成的文职人员，他们由一位首席文书领导。首席文书这个职位后来发展成了大臣。文职教士的职责之一就是记录，从盎格鲁-撒克逊晚期开始，就有非常详细的土地普查，记录土地使用权、海德数量和纳税额。比德的一些评论表明，即使是公元7世纪的诺森布里亚的国王们也有足够精确的信息，使之能以准确的海德数来授予土地；从公元8世纪开始，一份名为《部族藏书》(Tribal Hidage)的文件列出了依赖麦西亚的民族、外省和部落的名字及土地的海德数。因此，我们可以确信，公元9世纪和10世纪的国王有某种财政记录，尽管无法详细说明。在“忏悔者”爱德华统治时期，王室秘书处拥有很多案卷，这些案卷列出了各个郡和百户村土地的海德数、王室土地的数量，以及每一个庄园的名字、业主和价值。我们不是从原始文件本身(尽管有一些残片存留下来了)，而是从《末日审判书》了解到这些的。如果没有早期的案卷，那么1086年的土地大普查几乎不可能进行得如此迅速、如此彻底。诺曼征服以前的公共记录的遗失令人痛惜，但仅仅知道它们存在过就足以说明爱德华政府的管理能力。

如果说英格兰政府在阿尔弗雷德和爱德华的统治之间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么英格兰社会也是如此。公元1世纪中叶到11世纪中叶，英格兰的人口和经济迅速增长。在《末日审判书》之前没有统计数据，但书面、考古和地形证据表明后来英格兰社会的许多方面都是在这一时期成形的。毫不奇怪，更多的人意味着更大的城镇。在诺曼征服之前，英格兰出现了现代意义的城镇——大批人口聚居，有市场和商人，不同的工匠群体生活在专门的小区，同业行会和行规形成，教堂众多，还有在某些情况下迅速扩张的郊区。撒克逊时期末的法律法规承认交易中心或“港口”(不一定是沿海地区)和大型自治市镇，并根据城镇被允许拥有的铸币人的数量来征税。这些城镇包括大部分的山丘堡垒和许多大教堂中心，但它们并不一定是古代重镇。我们甚至无法猜测当地市场的数量，但许多13世纪开始繁荣的市场可能比它们看起来的更古老。

农村也在发生变化，但很难清楚地追踪这些变化。地形学的研究表明，人口较多的地区有定居点集结的过程，分散的农场居民也聚集在一起形成村庄。与此同时，农业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一体化，因此到1066年，英格兰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共同土地”。这些土地由产权交叉的农民来耕种，因此可能采用集体认可的种植模式。土地制度的早期发展问题现在仍有争议，但是在10世纪，我们首次发现了中部英格兰的开阔田野与周围的“林间牧场”之间的基本不同。关于定居形式、耕种方式和土地所有权的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仍然不确定，但似乎这个过程经历了几个阶段，并且在诺曼征服之后，这个过程还在持续。还有人认为，这些发展有时不是自发的，而是根据自上而下的规划重新安排的结果。小农社会出现了更多阶层，也更具凝聚力，同时地主对他们的佃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之所以出现这些发展，原因之一是庄园和庄园主越来越多。除了发展缓慢的地区之外，大多数旧的“复合庄园”在11世纪被分割为与现代乡村教区相对应的更小单元。人口增长了，种植面积扩大了，过去“松散的”农业体制的组成部分如今成为完整独立的实体。10世纪留存下来的土地租约比公元8世纪和9世纪这两个世纪的加起来还多；大多数租约都是关于出租较小的土地单位，而租给平信徒的比例更高。塞恩阶层的范围扩大，包括了农村的乡绅，《末日审判书》显示，1066年英格兰有数百名庄园主。

这是大多数教区教堂建立的背景。正如国王们和主教们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建造大教堂一样，塞恩在10世纪和11世纪建造了庄园教堂。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私人教堂(比德提到过公元7世纪90年代一名在私人教堂里任职的主教)，但是文件和考古资料都表明大多数私人教堂是在公元900年之后甚至公元950年之后建造的。教士组织一定十分混乱：大教堂教区正在慢慢腐朽，越来越多的庄园正在收购对他们的教堂构成竞争的教堂，这些教堂由庄园神父主持。11世纪的教堂(诺曼征服之前和之后)实际上都归它们的领主所有，它们的功能取决于土地所有者的态度而不是神父的态度——教会的职能是为领主、他的家族和佃农服务。尽管有很多证据表明1700年存在的一半以上的教区教堂都是在1066年之前建立的，但我们还不能称其为正式的“教区体系”。

因此，我们所熟悉的英格兰乡村的地标(村庄、庄园主的住宅、教堂)主要形成于撒克逊晚期。根据大主教伍尔夫斯坦在约1010年的记载，庄园主的住宅和教堂是塞恩身份的标志：“如果一个底层自由民(ceorl)富有了，拥有五海德属于自己的土地、一座教堂、一个厨房、一口钟和一个堡垒门，并在国王的大厅里有一个席位和特殊职位，这样他才配被称作塞恩。”这个著名段落中的“堡垒门”引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引起了不必要的争议——英格兰在诺曼征服之前是否有城堡？一位将私人城堡与封建主义等同起来的作家确信撒克逊晚期英格兰不是封建社会，他认为这时期的英格兰除了共有的山丘堡垒之外没有城堡。但是，如果一座固若金汤的庄园主住宅被视为一座城堡，那么有没有城堡几乎说明不了一个社会的性质，只能说明这样的社会包括一个以土地为基础的贵族阶层。事实上，现在的考古发掘证明，加固的住宅确实存在过，在北安普敦郡的苏尔格雷夫(Sulgrave)和林肯郡的戈尔索，都发现了约1000至1020年的被河岸和壕沟包围的复杂庄园建筑群。这些遗址表明撒克逊晚期塞恩的普通住宅可能与12世纪和13世纪初的大多数庄园一样壮观。

战争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装备也更加昂贵。到了10世纪末，一种兵役制度发展起来，它规定每五海德土地就负责提供并装备一个人(民兵)。这意味着一个普通农民不可能用自己的有限资源把自己武装成一名战士，言外之意就是战斗人员的地位提高了。根据伍尔夫斯坦的说法，五海德是一名塞恩最小的地产，盔甲和武器已成为塞恩身份的另一个标志。一名全副武装的撒克逊晚期战士，它所包含的意思不仅仅是将一名底层自由民转变成士兵。

到了埃塞尔雷德二世统治期间，修道院改革已经失去了动力。位于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的伯顿修道院(Burton Abbey， 1004年)和位于牛津郡的恩舍姆修道院(Eynsham Abbey， 1005年)是最后建造的大修道院，普遍的政治动荡和资源枯竭很快阻止了大规模的资助和建设。然而，爱德华的虔诚使他实施了一个修道院建筑项目，这是英格兰有史以来最宏伟的项目。大约在1050年，他开始重建威斯敏斯特的老教堂，其规模与强大的英格兰王国相称。英格兰的建筑业一片萧条，但在诺曼底，在过去的40年里，建筑业的发展突飞猛进——与法国贝尔奈(Bernay)和卡昂(Caen)的修道院教堂相比，埃德加时期最气派的建筑也要黯然失色了。因此，为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爱德华自然地向诺曼建筑师寻求帮助。最终建造的教堂即使按照诺曼底的标准也称得上极其宏伟、富于创新了，它的精美绝伦可能归功于英格兰的装饰传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威塞克斯家族最后一座伟大的纪念性建筑居然是诺曼文化的产物。

盎格鲁-撒克逊历史的最后岁月主要是关于戈德温家族及其王位继承问题。爱德华娶了戈德温的女儿，但到了11世纪50年代早期，很明显他永远不会生下继承人了。爱德华是“刚勇者”埃德蒙二世的儿子，他于1057年带着他出生不久的儿子埃德加从匈牙利回到英格兰，但这个幼儿不幸突然死了，年幼的王子埃德加是合法继承人，但没有人看好一个孩子能够登上宝座。挪威国王马格努斯(Magnus)以及他的儿子哈拉尔·哈德拉达(Harald Hardrada)将自己视为包括英格兰在内的克努特帝国的继承人。爱德华对这两位候选人都不太满意，如果说他的目光转到了其他地方，那一定是英吉利海峡对岸。他曾在诺曼底公国——诺曼底迅速崛起，内部组织严密——度过了25年的流亡生活。1035年，诺曼底公爵罗贝尔七岁的私生子威廉继承了公爵之位。我们永远无法确定爱德华是否许诺过将王位传给威廉，但我们期望他这样做。

爱德华因为兄弟被害而无法原谅戈德温，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1051年达到顶峰。爱德华的一位诺曼朋友卷入了多佛的一场斗争，几名男子被杀。爱德华命令威塞克斯的伯爵戈德温率军攻打多佛，以示报复。戈德温拒绝了，并举兵反对国王。国王召集了麦西亚伯爵和诺森布里亚伯爵的全部军队，战争一触即发。但冲突最终得以避免，其原因正如同时代的一个人所说的那样，“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参加战斗将是非常愚蠢的，因为几乎所有英格兰地位最高的贵族都加入了两派，并且他们深信，一旦开战，外国敌人将乘虚而入”。戈德温失去了支持，他和家人被迫流亡。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爱德华不断地在宫廷里起用诺曼人，但是在1052年，戈德温带着一支庞大的舰队杀了回来，国王不得不妥协。诺曼籍的大主教逃回了诺曼底，他的几个同胞也在戈德温的要求下被驱逐出境。

此时戈德温几乎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在1053年，他去世了，继威塞克斯伯爵之位的是他的儿子哈罗德。哈罗德注定要成为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最后一位国王。当诺森布里亚伯爵斯沃德(Siward)两年后去世时，他的爵位由哈罗德的弟弟托斯提戈(Tostig)继承。由于威尔士圭内斯国王格鲁菲兹(Gruffydd)的侵扰，戈德温两个儿子的地位很快上升。格鲁菲斯最近在威尔士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与流亡的麦西亚爵位的继承人结盟，向英格兰领土发动了一系列袭击，其中赫里福德遭到洗劫并被烧毁。哈罗德和托斯提戈兄弟俩合力把格鲁菲斯赶回威尔士，并在1063年致使他垮台并死去。凭借这一功绩，哈罗德成为英格兰的杰出人物。尽管他缺乏王室血统，但他似乎是公认的王位候选人。

1064年，或者1065年初，哈罗德在诺曼底访问了威廉公爵。根据诺曼人的资料来源，哈罗德作为爱德华的大使，前去向威廉宣誓，提早承诺把英格兰的王位传给威廉。宣誓的故事有可能是诺曼人杜撰的，但总的来说不可能是编造的。但是还有一种解释，即制作贝叶挂毯(Bayeux Tapestry)的英格兰艺术家们可能试图暗中向我们解释——哈罗德不幸落入威廉之手，被迫宣誓，并羞愧地回去禀报愤怒的爱德华国王。无论哪个版本是真实的——总体而言，诺曼人的说法最站得住脚——许多同时代人认为威廉既有合法的权利又有实力继承英格兰的王位。

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最后的两年里发生了一连串事件。1065年，诺森布里亚爆发反抗托斯提戈伯爵的叛乱。哈罗德出面调停，但当地提名的伯爵候选人不予妥协，托斯提戈被迫流亡，从此与他哥哥哈罗德反目。1066年1月5日，爱德华国王去世。与紧迫的军事形势相比，王位继承的合法性只能让步，贤人会议选举了哈罗德为国王。这等于向他的两个成年竞争对手发出了挑战信号。挪威的哈拉尔·哈德拉达第一个采取行动，在流亡的托斯提戈的协助下，他在夏天入侵了诺森布里亚，并占领了约克。正在防范诺曼底入侵的哈罗德被迫向北转移。9月25日，在约克附近的斯坦福德桥(Stamford Bridge)，哈罗德遭遇并击败了挪威军队。最终，哈德拉达和托斯提戈都被杀，哈罗德国王收复了诺森布里亚。

与此同时，被恶劣天气耽搁的威廉公爵的舰队于9月28日在佩文西(Pevensey)登陆。哈罗德急忙南下，但他两个月前所做的准备工作已经瓦解，军队的核心已经筋疲力尽。1066年10月14日，英军和诺曼军在黑斯廷斯附近相遇。哈罗德的部队聚集在山顶上，形成了一道盾牌墙。这场战斗持续了一整天，起初英军似乎处于优势。显然，英军最终战败是由于缺乏纪律而不是缺少士兵。哈罗德的部分军队似乎被诱骗下山，去追击敌人或真或假的撤退，结果后路被切断，最终被歼灭。渐渐地，英军出现了溃败，虽然核心部队一直战斗到黄昏，但胜负已成定局。哈罗德战死，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在他倒下的地方修建了战役修道院(Battle Abbey)。

威廉向多佛挺进，然后是坎特伯雷，在那里他收到了温彻斯特的归顺书。但他的主要目标是伦敦，因为那里是埃德加·阿瑟林(Edgar Atheling)领导的英格兰抵抗运动的核心。威廉在伦敦桥遭遇抵抗，他包围了这座城市，一路烧杀抢掠。与此同时，埃德加的党羽正在土崩瓦解，当威廉到达伯克姆斯特德(Berkhamsted)时，埃德加亲自率领英格兰贵族与他见面，并表达了他们的忠诚。阿尔弗雷德的家族在经历了丹麦人、挪威人和又一次丹麦人的侵略后得以幸存，但最后还是被一个外国王朝所取代。

第三章 中世纪早期

(1066—1290)　　　　

约翰·吉林厄姆(John Gillingham)

1066年那些事

1066年圣诞节那天，诺曼底公爵威廉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登基成为英格兰国王。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用英语和法语发出的欢呼声惊动了驻扎在修道院外的诺曼卫兵。他们以为教堂内部出现了可怕的变故，于是放火烧了邻近的房屋。半个世纪之后，一位诺曼修士回忆起那一天的混乱。“随着火势迅速蔓延，教堂里的人陷入困惑，大批人群涌向外面，有些人为了救火，有些人则趁火打劫。只有修士、主教和一些神职人员留在神坛前。虽然他们也感到害怕，但还是坚持完成了国王的受职仪式，此时的国王已吓得浑身剧烈颤抖。”

尽管威廉在黑斯廷斯取得了胜利，尽管伦敦和温彻斯特投降了，但威廉的地位仍然不稳固，他完全有理由为此忧虑。至少在五年之后，他才相信征服已经完成。从1067到1070年，每年都有反对诺曼统治的起义——在肯特郡、西南部、威尔士边境区、沼泽地和北方。诺曼人只能像一支占领军一样生活，像作战部队一样一同起居、饮食和睡觉。他们不得不建造城堡，这些城堡是少数人统治大批臣民的据点。不到一万名诺曼人生活在一两百万心怀敌意的百姓中。这并不是说每个英格兰人都积极反对诺曼人。毫无疑问，有许多人与他们合作，正因为这样，诺曼人才有可能接管如此多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机构。但是有大量证据表明，英格兰人憎恨在自己的国家成为受压迫的大多数人。没有安全感的岁月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英格兰不仅引入了新的王室，还引入了新的统治阶级、新的文化和语言。可能在欧洲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征服对被击败者造成如此灾难性的后果。

几乎可以肯定，这不是威廉的初衷。在早期，许多英格兰人能够通过表示臣服而保留他们的土地。然而到了1086年，事情发生了明显变化。《末日审判书》记录了诺曼人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深深的征服烙印。根据记载，1086年，只有两位英格兰贵族幸存。超过4000位塞恩失去了他们的土地，他们被不到200名男爵(barons)所取代。一些新的地主是布兰顿人、佛兰德斯人和洛林人，但大多数还是诺曼人。在教会方面，我们可以确定威廉的反英政策的出台时间。1070年，他罢免了一些英格兰主教，后来再也没有任命英格兰人担任主教或修道院院长。在军事问题上，1069至1070年冬季，对北方的掠夺表明这个时期的残酷镇压达到了空前的规模。1066至1086年间，约克郡的土地价值下降了2/3。但无论这种掠夺在何时何地发生，可以肯定的是，到1086年，盎格鲁-撒克逊贵族不复存在，而且其地位已被新的诺曼精英所取代。当然，这个新精英阶层同时保留了欧洲大陆的旧领地，其结果是，曾经是两个独立的国家英格兰和诺曼底，现在变成了一个统一的跨海峡的政治共同体，不仅共享统治王朝，还拥有统一的盎格鲁-诺曼贵族。由于海峡两岸水运非常便捷，诺曼底和英格兰的距离好比泰晤士河两岸的米德尔塞克斯和萨里(Surrey)。从此时直到1204年，英格兰和诺曼底的历史一直交织在一起。

由于诺曼底是由一位公爵统治的公国，而公爵效忠于法国国王，因此从此时开始，英格兰政治成为法国政治的一部分。但法国的影响不仅限于此。作为法国人的诺曼人把法语和法国文化带到了英格兰。此外，我们要处理的不仅仅是1066年后那一代人所面临的一次性“法国因素”的大量涌入——在那之后“英格兰因素”开始逐渐恢复——还包括安茹帝国所带来的法国文化的入侵。1066年的诺曼征服之后，英格兰又被安茹帝国征服过(1153—1154)，虽然这一次没有导致卢瓦尔流域的贵族来英格兰定居，但亨利二世和阿基坦的埃莉诺宫廷的到来还是强化了法国文化在英格兰的主导地位。

虽然在1066年只有不到30%的温彻斯特地主拥有非英格兰名字，但到1207年这一比例上升到80%以上，其中大多数是法国名字，如威廉、罗伯特和理查德。这意味着英格兰接受了来自欧洲大陆的影响，此时的英格兰艺术受外来影响最明显。例如，在教会建筑中，用欧洲大陆的名词“罗马式”和“哥特式”来描述建筑风格比“诺曼”和“早期英格兰”风格更加时髦。尽管英格兰建造的教堂，如英格兰的泥金装饰手抄本中所绘制的教堂，通常包含一些明显的英格兰元素，但建筑师和艺术家所采用的设计图样来自国外，有时来自地中海世界(意大利、西西里岛，甚至拜占庭)，通常来自法国。在1174年坎特伯雷大教堂失火之后，一位法国建筑师威廉(William of Sens)被请来重建唱诗席。同样，亨利三世下令重建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也深受法国模式的影响。法国在音乐、文学和建筑领域如此卓越，以至于法语成为一种真正的国际语言，而不仅仅是一种民族语言，任何认为自己有教养的人都要会说会写法语。因此，在13世纪的英格兰，法语变得比以前更重要。在本章所涵盖的大部分时期里，受过良好教育的英格兰人会使用三种语言——英语是母语，懂一点拉丁语，会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在这个国际化的社会中，法语至关重要。法语是法律和地产管理的实用语言，也是歌曲和诗歌(包括香颂和浪漫歌曲)的语言。换句话说，像耶路撒冷王国一样，诺曼征服使英格兰被公认为法国的海外领地；用政治术语来说，在13世纪初之前，英格兰一直是法国殖民地(当然不是法国国王所属的殖民地)，此后则是法国文化的殖民地。

因此，几代英格兰爱国人士把黑斯廷斯战役看作是一场国殇，这并不奇怪。然而，即使我们不像历史学家弗里曼(E. A. Freeman)那样将巴黎形容为“野兽”，也仍然可以说诺曼征服是英格兰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不是因为它具有掠夺性和破坏性——任何征服都会如此——而是因为“1066年那些事”的问题。1066年是英格兰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年，诺曼征服是“该死的众所周知的划时代的事件”，人们很容易将它视为“新的开始”或“重要的转折点”。在谈论几乎所有发生在11世纪晚期的英格兰事务时，都会考虑诺曼征服的影响。但是，11世纪下半叶是整个欧洲快速发展的时期，没有遭受诺曼征服的国家也发生了巨变。因此，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在某些方面，1066年的诺曼征服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其他方面，虽然巨变发生了，但很难归因于征服；还有些方面，最显著的特征是根本没有改变，而是延续了现状。

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来说，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由一个戏剧性事件造成的，而是由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和文化进程导致的。这是因为在12世纪和13世纪出现了海量的书面记录，编写和保留下来的文字记录比以往多得多。从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开始，大约有2000份法庭令状和土地契约保存下来，而仅从13世纪保留下来的就有数万份。当然，2000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文献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文献没有保存下来。但是13世纪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据估计，仅13世纪的小农和农民就产生过多达800万份土地契约。即使这个估计的标准过于宽松，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各个阶层(例如农奴)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关注这些文件。在“忏悔者”爱德华统治时期，据说只有国王拥有印章，而在爱德华一世的统治下，法规要求甚至农奴也必须拥有自己的印章。这一发展的中心，或者说它的原动力，来自国王的政府。国王拥有永久性的记录机构文秘署，例如法院和财政部——它们变得越来越忙碌。在亨利三世统治时期，我们可以称量文秘署使用过的封印蜡的重量。在13世纪20年代末，每周要用掉3.63磅的封印蜡，到60年代末，这个数字已升至31.9磅。政府不仅发布了比以往更多的文件，还系统地制作副本并把它们保留下来。此处有一个关键的时间点——1199年。在那一年，文秘署簿记员们开始在羊皮纸卷上抄写大部分以大封蜡寄出的信件(当然包括所有重要的信件)。文秘署的记录被保存下来，意味着1199年以后的历史学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了解政府的日常事务。

这些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记录的激增带来了从习惯性记忆事件向用文字记录事件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意味着人人都在“参与扫盲”；即使有些人自己无法阅读，他们也习惯于通过书面媒介进行日常业务的处理。显然，这种文化意识的发展与通常被称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文化运动密切相关。起初，新学问的机构都出现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城镇和大教堂中，但到了12世纪末期，英格兰出现了一些高等学校，到13世纪20年代，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先后成立。在牛津大学，有些学院的男性可以学习严格的实践科目，如财产转让、管理学和初级法律程序。整个英格兰的趋势是，各个层面的学校越来越多。

但这些深刻的发展是否与社会机制在其他方面的革命性变化有关？显然，所有这些书面记录的产生意味着社会变得更加官僚化，但这是否意味着阶级之间的关系得到保护或被改变了呢？经济体系是否在变化？政治体制正在发生变化吗？或者两者只是被更详尽地记录下来而已？

这些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历史证据的累积性质往往使证据具有欺骗性。例如，一种特定形式的人际关系可能首先在13世纪被清楚地记录下来。但这是否意味着这种关系本身起源于那个世纪？或者说这些类型的关系在这个时期首先以书面形式确定下来？或者说这种关系早就存在了，而相关文件只是从那个时期才开始记录并被保存下来？一个典型的事实是，一种被称为“家仆契约”的文件类型最早可以追溯到13世纪。契约记录了一名男子为其主人服务的条款，如果是长期服务合同，契约通常会写清他的工资，即他的雇用费。在这些文件的基础上，历史学家们已经断定，“契约家仆”和“合同军”都是在13世纪末出现的，并且它们是中世纪后期“可恶的封建主义”(Bastard Feudalism)的特征。然而，有明显但间接的证据表明，接受费用和工资的合同军队和家仆至少早在1100年就存在了。总的来说，在本章，作者认为英格兰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机制方面的连续性比通常所认为的高得多。但首先，在进一步讨论之前，简要介绍一下主要事件，特别是国王们最关心的那些事件。

威廉一世(1066—1087年在位)

1071年之后，威廉对英格兰的控制已相当稳固。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几乎没给他制造什么麻烦。斯堪的纳维亚的统治者继续对英格兰虎视眈眈，维京人再次入侵的威胁一直存在，但都没有实现。从1071年到他统治结束，威廉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与欧洲大陆的战争和外交上。他的故乡诺曼底比他的岛上王国更容易受到突然袭击。威廉的几个邻国对他的新权力感到震惊，并抓住一切机会削弱它。首先是法国国王腓力一世和安茹伯爵(Count Fulk le Rechin of Anjou)。威廉的长子罗贝尔·柯索斯(Robert Curthose，生于1054年)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机会。早在1066年罗贝尔就被确定为诺曼底的继承人，但他从未被允许享有金钱或权力。从1078年起，他就卷入了一系列反对他父亲的阴谋中。法国国王与诺曼底公爵的争斗，战场自然是在维克桑(Vexin)，这是一块位于鲁昂和巴黎之间塞纳河北岸的有争议的领土。诺曼底与安茹的争斗，战场是威廉于1063年征服的曼恩郡。在接下来的两代人中，曼恩仍然是争执的焦点；而围绕维克桑的冲突，时间更长(直到1203年)。因此，在威廉的统治时期，已经能够看到主导下个世纪的政治格局——家族纠纷和边界争端交织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威廉死亡时的情形是显而易见的。法国芒特堡垒的驻军突袭了诺曼底，威廉进行报复。虽然他的军队捣毁了芒特(1087年7月)，但他受了伤，不治而亡。当时罗贝尔发动了叛乱，并选择留在国王腓力的宫廷，而他的弟弟威廉尽职尽责地守护在父亲的床边。1087年9月9日，威廉一世去世。他的遗体被运到卡昂的圣史蒂芬大教堂。他晚年身材肥胖，下葬时，人们试图将他塞进石棺内，此时他的尸体竟然胀裂了，使得整个教堂充满了一股难闻的气味。对于一位异常幸运、能干的国王来说，这是一个不幸的结局。

威廉二世(1087—1100年在位)

无论威廉一世最后的愿望是什么，人们强烈地认为长子应该得到父亲的遗产，即父亲所继承的那些土地。因此，尽管罗贝尔曾发动过叛乱，但他仍然继承了诺曼底。但是，一个人通过购买、婚姻或征服而获得的土地分配给家族其他成员也顺理成章。因此，作为“征服者”威廉一世的最大获得物，英格兰被赐给了他的次子威廉·鲁弗斯(William Rufus)。当然，罗贝尔对此表示反对。也许，如果他没有造反，他也会成功地继承英格兰。

显然，影响继承王位的习俗仍然是灵活的，为了适应政治现实，例如竞争对手候选人的特性，这些习俗可以、或者应该变通。因此，那些有影响力的人，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弗朗克(Lanfranc)，可能判断出威廉·鲁弗斯会成为比他哥哥更好的统治者，于是决定接受威廉为英格兰国王。从鲁弗斯1087年之前和之后的政绩来看，这也许是一个合理的判断，但在即位后的几个月内，鲁弗斯遭到了强大的大男爵(权贵们)联盟的反对。根据盎格鲁-诺曼编年史学家奥德里克·维塔利(Orderic Vitalis)的记载，反叛分子的目标是统一英格兰和诺曼底，但不是为了宪法的某些原则，而是为了缓解他们自己的政治问题。奥德里克把他们的两难困境总结下来，并通过他们中势力最大的巴约的厄德(Odo of Bayeux)之口说出来：“我们怎样才能很好地效忠两位相距遥远且相互敌对的领主呢？如果我们效忠罗贝尔公爵，将冒犯他的兄弟威廉，他将剥夺我们在英格兰的收入和荣誉。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服从威廉国王，罗贝尔公爵将剥夺我们在诺曼底的世袭财产。”这一观点对既得利益集团有强大的吸引力，他们很容易选择让鲁弗斯退位。如果只能有一位盎格鲁-诺曼联合王国的统治者，那么毋庸置疑，哥哥才是国王。对鲁弗斯来说，幸运的是，他的哥哥对此不闻不问：罗贝尔留在诺曼底，这让他的支持者很为难。然而1088年爆发了叛乱，虽然叛乱很快被平息，但这确实揭示出一个问题，即一位不能兼为诺曼底公爵的英格兰国王的地位将多么不稳固。

如果把威廉二世和亨利一世统治的48年(1087—1135)看作一个整体，那么可以看出叛乱(爆发于1088年、1095年、1101年和1102年)集中在两个时期(共约15年)，即1087—1096年和1100—1106年。在这两个时期，英格兰国王都没有兼为诺曼底公爵。如果英格兰和诺曼底分属不同的统治者，那显然不符合国王的利益，同时也不符合贵族的利益，正如巴约的厄德所说的那样，不稳定给他们带来太大的风险。一旦这个跨海峡王国一分为二，必将迎来一段冲突时期，直到其中一位统治者被另一位驱逐。因此，英格兰国王最关切的是赢得并占领诺曼底。

1089年，鲁弗斯自封为诺曼底公爵。凭借英格兰的白银，他能够收买贵族而获得他们的支持，此举在诺曼底取得了一定成功。但他对英格兰的控制仍然不稳固，他在1095年遭遇了一场阴谋叛乱。次年，紧张局势以一种完全不可预见的方式被暂时平息了。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II)十分成功的巡回讲道创造了一种舆论氛围，鼓动了成千上万的人参加远征军，其目的是从穆斯林手中夺回耶路撒冷。对兄长罗贝尔·柯索斯来说，这为他摆脱日益艰难的国内政治局势提供了一种光荣且令人兴奋的方式。为了装备他自己和他的随行人员以进行这次远征，他将诺曼底以一万马克典当给了威廉。

新公爵的下一个任务是收复罗贝尔懒政期间失去的曼恩和维克桑。到1099年，这项使命已成功完成。鲁弗斯将他父亲的王国恢复到了以前的疆域。事实上在苏格兰，通过在1097年将埃德加(Edgar， 1097—1107年在位)推上王座，他可以比父亲更有效地干预苏格兰。

然而，作为一位宽宏大量的军事领袖，尽管威廉二世取得了成功，但他的声望一直不高。对他来说不幸的是，当时的历史几乎完全是由修士写的，而他们并不喜欢他。一本正经的教会人士习惯于他父亲宫廷里传统的虔诚和清醒谨慎的作风，而对鲁弗斯宫廷里的铺张奢靡、寻欢作乐以及新的时尚(如蓄长发，对修士来说既阴柔又淫荡)感到惊愕。鲁弗斯始终没有结婚。根据威尔士《王子编年史》：“他宠幸情妇，也因此至死都没有继承人。”他可能对宗教主张持怀疑态度，无论如何他的同时代人是这么描绘他的。毫无疑问，他将教会视为一个需要对其征收重税的富裕集团。他很少急于任命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因为在这些职位空缺期间，他自己可以截取教会的收入。在执行这些有利可图的政策时，鲁弗斯依靠一位机智的世俗文书雷纳夫·弗兰巴德(Ranulf Flambard)的巧妙帮助，鲁弗斯最终把他任命为达勒姆的主教。

最重要的是，鲁弗斯的声誉受到了影响，尤其是因为在1093年，当他认为自己要死的时候，他任命了一位经院哲学家安瑟伦(Anselm of Bec)作为坎特伯雷大主教——这个职位当时已空缺了四年。从鲁弗斯的角度来看，这一任命如此具有灾难性是因为当时正值欧洲教会改革运动(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改革)，这场运动创造了一种有争议的气氛——神职人员很可能成为政治激进分子。1095年，威廉二世在罗金厄姆(Rockingham)召集会议来处理他和安瑟伦之间就主教叙任权而起的争议。令所有人惊愕的是，安瑟伦大主教向罗马提出上诉，认为作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无法在世俗法庭上受到审判。11世纪下半叶，教皇的地位得到提升，教皇要求教会成员首先忠诚于大主教，这给政治舞台带来了一个新的不安定因素。如果教会成员认为他们对圣彼得教区神父(指教皇)所定义的对上帝的义务要超越他们对国王的责任，那么世界的惯常结构就会被颠倒过来。

安瑟伦主张灵性阶层自治的辩词是言之成理的，在这方面，他的论点可以说在辩论中占据上风。但鲁弗斯也有一套辩词，不仅如此，他还有权力。与物质资源雄厚的专横国王相比，学者气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确实处于非常劣势的地位。鲁弗斯继续骚扰大主教，从未对主教改革教会的尝试表示任何同情。最终安瑟伦受不了了。1097年，安瑟伦从多佛乘帆船离开了英格兰，坎特伯雷的地产落入国王的手中。从短期来看，国王从这轮争斗中获益了。1100年，他接收了三个主教区和十二个修道院的收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争论破坏了人们对受膏国王的强大权力的信仰。即使是撰写了《安瑟伦的一生》的坎特伯雷修士爱德玛(Eadmer)也这样评价鲁弗斯：“风和海似乎都听命于他。”事实上，爱德玛接着说：“在战争和夺取领土中，他取得如此大的成功，以至于你会认为整个世界都在向他微笑。”实际上，威廉二世在1100年的地位是否如此强大是另一回事：将他描绘成一个自信、自夸的国王，而当他接近成功的巅峰时被击倒，这很符合热衷于道德说教的编年史家的偏好。在1100年的夏天，人人都知道罗贝尔公爵离开之后的和平时期即将结束。率领十字军东征的公爵即将带着他富有的妻子和满载着攻入圣城的荣耀凯旋归来。当罗贝尔重新索要他的遗产时，谁能预测将发生什么？盎格鲁-诺曼的权贵们将如何站队？事情发生在1100年8月2日，在新森林(New Forest)的一次狩猎事故中，这位具有战斗力但备受诟病的国王的生命突然终结。此外，很蹊跷，威廉二世的弟弟亨利在国王去世那天也在新森林。

亨利一世(1100—1135年在位)

一得知鲁弗斯的死讯，亨利便迅速行动起来。他骑马前往温彻斯特并占有了国库。接着他直奔威斯敏斯特，并于8月5日加冕。这种行动速度促使人们猜测亨利知道他的哥哥将要死去，是他“安排了事故”。但是他同时代的人并没有提出这样的指控，假如亨利要策划如此冷血的阴谋，那么他会选择别的时机。因为鲁弗斯和罗贝尔之间即将发生的战争可能会以一方战败或被消灭告终。换句话说，延迟暗杀将有可能使暗杀者同时拥有英格兰和诺曼底。事实上，鲁弗斯在1100年8月去世，意味着亨利以惊人的速度行动，得到的也仅仅是盎格鲁-诺曼王国两块领土中的一块。一个能够在他出击之前等待很久的人，肯定也有耐性再等待一两年。

几周后，罗贝尔回到了诺曼底。亨利不得不准备迎接不可避免的入侵。亨利的政策是通过给予恩惠和广泛的让步来获得支持。他加冕当天就宣布了这项政策，当时他颁布了一份《自由宪章》，谴责他兄弟的压迫行为，并承诺建立善政。另一方面，他要组织防御的迫切需要意味着不能引起太多混乱。眼下是一个表达姿态和就位宣言的时刻，而不是推翻整个政治架构的时机。实际情况是，他的哥哥给他留下了现成的法庭和行政部门，亨利别无选择，只能接管它们。

当罗贝尔公爵于1101年7月在朴次茅斯(Portsmouth)登陆时，英格兰许多大贵族，在贝莱姆的罗伯特(Robert of Belleme)及其兄弟们的领导下，纷纷投靠公爵。在鲁弗斯的宫廷圈子里，以默朗的罗伯特(Robert of Meulan)为首的贵族仍然忠于亨利，英格兰教会也是如此。双方各退一步，并展开了谈判。结果是，亨利留住英格兰，但要向他的兄长支付每年2000英镑的年金。

在经历了1101年的危机之后，亨利开始采取措施以确保危机不再发生。重要的第一步是推翻蒙哥马利(贝莱姆)家族。1102年，他在威尔士边境夺取了贝莱姆的首要据点，活捉了罗伯特公爵，然后将他驱逐出境。两年后，他没收了莫尔坦伯爵威廉的土地。但罗伯特和威廉像其他同等地位的人一样，在他们的诺曼地产中拥有基地，在这里他们可以组织力量试图收复英格兰的土地。1101年的条约使英格兰与诺曼底永久分离，并延续了政治的不稳定。因此，通过回顾前一个政权的历史，我们发现英格兰国王一般总是先采取防守，然后转为攻击。在1106年的坦什布赖战役(Battle of Tinchebray)中，问题得到了解决。罗贝尔公爵本人被捕，并在他弟弟的监狱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28年。

虽然在他统治的最初几年，亨利全神贯注于诺曼事务，但他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可以自由地专注于它们。由王室掌管教会的传统受到格列高利改革运动所引发的新思想的威胁。改革者不仅希望净化神职人员的道德和精神生活，他们认为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让教会摆脱世俗控制。这种控制中最令人痛恨的象征是神权俗授(lay investiture)，这是一个新的修道院院长或主教从任命他的世俗国王手中接受教会权戒和权杖的仪式。虽然早在1059年教皇就已经发布了一部反对神权俗授的法令，并且自那以后又发布了更多的禁令，但直到安瑟伦在1100年秋天返回之前，在英格兰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在流亡期间，安瑟伦了解到了教皇对神权俗授的态度。因此，虽然他自己在1093年由鲁弗斯授权，但他现在拒绝向亨利表示效忠或者为亨利任命的那些主教祝圣。这让国王很为难。一方面，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关键人物，亨利需要他们的帮助，并且必须确保他们忠诚。另一方面，与鲁弗斯不同，他不愿引发争吵，所以多年来他的策略是拖延，而不是试图解决问题，直到1107年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

亨利放弃了神权俗授，但是主教们因为从国王那里获得封地而继续效忠于他。实际上，国王的愿望仍然是任命主教的决定性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亨利放弃了形式，但保留了实际的控制权。当安瑟伦于1109年去世后，亨利让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位置空缺了五年。然而他还是失去了一些东西，他自己也明白。在伴随着“主教叙任权”的激烈的宣传战中，格列高利宗教改革派坚持认为国王只是一个凡人，仅此而已，他不如所有教士，因为教士关怀灵魂而国王关怀身体。教会再也不能容忍受膏的君王是上帝的神圣代表的旧观念。在放弃神权俗授时，亨利承认了他的职位的世俗性。这是王权历史中一个重要的时刻。

一旦征服了诺曼底，同时找到了关于授权之争的折中解决方案，亨利最关切的就是守住他拥有的东西。他认识到威胁可能来自被疏远的贵族，于是他开始小心翼翼地缩小鲁弗斯曾放任其发展的宫廷和权贵之间的鸿沟。用奥德里克的话来说，“他以荣誉和慷慨对待权贵，增加他们的财富和财产，并以这种方式安抚他们，他赢得了他们的忠诚”。对于亨利的地位的直接威胁来自于罗贝尔的小儿子威廉·克里托(William Clito，生于1102年)，他声称自己(而非亨利)才是诺曼底的合法公爵。这位竞争对手对权力的要求，加上诺曼底漫长的陆地边界，意味着公国仍然是亨利的帝国中最脆弱的部分。1106年之后，亨利把一半以上的统治时间花在诺曼底，以对抗诺曼公爵的传统敌人，特别是法王路易六世(1108—1137年在位)和安茹伯爵富尔克五世(1109—1129年在位)。通过把至少八个私生女嫁给邻近的王子，从北部的苏格兰亚历山大到南部的佩尔什伯爵罗特鲁(Rotrou count of Perche)，亨利建立起一个保卫联盟。这种外交模式为史学家马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的断言提供了一些可信度，即对亨利来说，性不是出于乐趣，而是出于政治需要。所有这些活动的最终结果是亨利保住了诺曼底。由于事实证明这些努力只是为了维持现状，史学家们并没有非常认真地对待它。但对于亨利而言，这确实是一项非常严肃的事业，在1118至1119年间爆发了至少一次生死攸关的战斗，且他险些失败。

保卫诺曼底不仅仅对那些在欧洲大陆拥有地产的大地主很重要，对英格兰来说也是一项严肃的事业。建城堡、驻军、外交和战争都需要花费很多钱。两地间的联系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1118年的条目中有所阐述。“由于与法国国王、安茹伯爵和佛兰德斯伯爵的战争，亨利国王今年全年都在诺曼底度过……英格兰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们必须承担名目繁多的税赋，而且全年都没有减税。”国王的长期缺席和他对资金的迫切需求是政府机构日益精细化和复杂化的动力。虽然国王不在，但英格兰由一个代表王权委员会(vice-regal committee)管理。这个委员会“在财政部”每年召开两次会议，在著名的方格桌布上审计郡督的账目。大多数日常行政工作，特别是征税，都由索尔兹伯里的罗杰(Roger of Salisbury)监督，与浮华的弗兰巴德(Flambard)相比，罗杰称得上是模范官僚，既能干又谨慎。

亨利唯一合法的儿子威廉，死于1120年的“白船”海难，使他精心设计的整个大厦轰然倒塌。从那时起，继承问题主导了王朝的政治。在威廉去世不到三个月后，亨利娶了一位新的妻子，但她没有为亨利生下他所渴望的继承人。因此，虽然据说亨利承认了二十多个私生子女，但只有一个合法的孩子存活下来，就是他的女儿玛蒂尔达(Matilda)。当玛蒂尔达的丈夫，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五世于1125年去世时，亨利把她召回到他的宫廷，并让贵族们宣誓接受她作为英格兰-诺曼王国的继承人。然后在1127年，亨利受到了新的打击。威廉·克里托被封为佛兰德斯伯爵。如果克里托利用佛兰德斯的财富夺回诺曼底，那么他叔叔(亨利一世)的前景确实将一片灰暗。在这个关键时刻，亨利向安茹的富尔克五世提出联姻的建议，把玛蒂尔达嫁给富尔克的儿子兼继承人，金雀花家族的杰弗里(Geoffrey Plantagenet)。1128年6月，玛蒂尔达不情愿地嫁给了这位14岁的少年。毫无疑问，富尔克伯爵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这是安茹帝国接管盎格鲁-诺曼王国的第一个重要步骤。

到了1135年，亨利与杰弗里和玛蒂尔达展开了公开而激烈的争吵。这使得那些忠于亨利的权贵开始反对安茹帝国的人。当老国王去世时，这些权贵不可避免地发现很难与他指定的继承人和谐共处。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亨利本人引发了他去世后的继承纠纷。即使在他生命的尽头，他仍然希望他的女儿和女婿能够继位，但他无法亲自采取措施确保他们继位。亨利一世是一位十分能干而又成功的国王，虽然他未能应对围绕继承问题的紧张局势，但他仍是那个时代的杰出政治家。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历史学家亨廷顿的亨利将他描绘成一个处于永久焦虑状态的国王。“他的每一次胜利都让他担心，担心得而复失，因此，虽然他似乎是最幸运的国王，但实际上他是最悲哀的。”

斯蒂芬(1135—1154年在位)

当亨利一世弥留的消息传来时，老国王选择的继承人还在他们自己的领地，要么在安茹要么在曼恩。但他的外甥布洛瓦的斯蒂芬(Stephen of Blois)此时在他妻子的领地布洛涅。从那里到英格兰东南部只需要一天行程。地理位置的巧合给了斯蒂芬先机。在首先获得伦敦人的支持后，他便骑马前往温彻斯特，他的弟弟布洛瓦的亨利是那里的主教。在弟弟的帮助下，他获得了温彻斯特的金银财宝库，同时索尔兹伯里的罗杰也接受了他自称为王的要求。剩下的就是说服坎特伯雷大主教为他主持受膏仪式。他说服大主教用的理由是，他们曾在武力胁迫下宣誓对玛蒂尔达效忠(他们都宣誓过)，这些宣誓是无效的。斯蒂芬还散布虚构的故事，说老国王在临终前改变了让女儿继位的主意。1135年12月22日，斯蒂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了加冕和受膏仪式。

盎格鲁-诺曼王国的政治结构意味着，一旦斯蒂芬在英格兰被公认为国王，那么他在诺曼底也将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从那以后，诺曼男爵们若向别人效忠，可能会冒着失去英格兰财产的风险。最重要的是，那些财产最多的人觉得他们必须支持斯蒂芬，否则将一无所有。因此，当杰弗里和玛蒂尔达发动战争试图夺回他们的继承权时，他们从一开始就遭到盎格鲁-诺曼王国最有势力的权贵的反对。

斯蒂芬统治的头两年半一切太平，事实上这几年比他的前两任国王建立政权的时候都太平。第一次严重打击发生在1138年的夏天，格洛斯特的罗伯特决定加入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玛蒂尔达的阵营。罗伯特的背叛不仅意味着斯蒂芬失去了对诺曼底一些重要据点的控制，而且这是一个信号，表明安茹王朝正在把斗争延伸到英格兰。在斯蒂芬等待打击的到来时，他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

他没有让他的弟弟布洛瓦的亨利当上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因此得罪了亨利。他逮捕了三名有影响力的“文官”主教，其中包括索尔兹伯里的罗杰，于是布洛瓦的亨利声称教会的自由受到了侵犯。1139年的秋天，当女王——人们通常这样称呼玛蒂尔达——登陆阿伦德尔(Arundel)时，似乎一切都在斯蒂芬的掌握之中。他本可以无情地(如果缺乏骑士精神的话)将她囚禁起来，但他却让她溜走并在布里斯托尔(Bristol)与格洛斯特的罗伯特会合。从此以后，英格兰便有两个相互敌对的宫廷。很多人参加了这场内战。

1141年2月，斯蒂芬在林肯仓促应战，他原本有逃脱的机会，但是他选择继续勇敢地战斗。结果，他战败被捕，并被关押在布里斯托尔。布洛瓦的亨利，现在作为教廷使节，公开地站到了女王一边。当年夏天，玛蒂尔达进入了伦敦。但她拒绝了由教廷使节制定的和平条款，她的不明智行为冒犯了伦敦人。当斯蒂芬的王后，布洛涅的玛蒂尔达，向伦敦挺进时，伦敦人拿起武器把女王赶走了。因此，玛蒂尔达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的计划从未实现。玛蒂尔达从未成为英格兰女王。几个月后，格洛斯特的罗伯特被抓获。由于罗伯特是她的阵营的支柱，玛蒂尔达不得不同意交换囚犯——用斯蒂芬换罗伯特。女王丢掉了赢得的位置，英格兰仍是一个分裂的国家。

在诺曼底，事件沿着不同的轨迹发展。安茹的杰弗里留下来继续对公国施加压力，并照看他自己在安茹的利益。1141到1144年的一系列战斗以鲁昂(Rouen)的投降告终，杰弗里被正式授权为公爵。但这位安茹伯爵一门心思地关注征服诺曼底的问题，而忽略了英格兰。

在英格兰，内战平息之后是常规性的摩擦。当时的战术都围绕城堡，防御者通常占据优势，因此任何一方都不会取得很大进展。1147年10月，格洛斯特的罗伯特去世。心灰意冷的女王于1148年初离开英格兰，再也没有回来。

1150年，安茹的杰弗里联合他的儿子亨利共同统治诺曼底公国。次年，杰弗里在韦克桑的问题上向法王路易七世(1137—1180年在位)做出让步，作为回报，路易七世决定承认亨利的公爵地位，于是杰弗里的行为被合法化。此时，英格兰和诺曼底之间的联系似乎最终被打破了。然而，任何一方都不会放弃对另一半领土的要求。尽管英格兰似乎陷入僵局，但在欧洲大陆，情况变得非常不稳定。安茹的杰弗里不到40岁就去世了，他的长子亨利控制了诺曼底和安茹。1152年3月，路易七世与他的妻子阿基坦的埃莉诺(Eleanor of Aquitaine)离婚。八周后，埃莉诺与金雀花家族的亨利结婚，于是亨利在欧洲大陆的领地里又增加了辽阔的阿基坦公国。

亨利的婚姻大获成功，但也为斯蒂芬带来了新的希望。路易七世把亨利的所有对手组织成一个大联盟。结果，在1152年的夏天，亨利同时在四条战线上作战：诺曼底、阿基坦、安茹的反叛分子和英格兰的斯蒂芬。一位消息灵通的诺曼编年史学家告诉我们，当时人们确信亨利必死无疑。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决定乘船前往英格兰与斯蒂芬战斗，其超凡的勇气令同时代人惊叹不已。即便如此，亨利也无法打破英格兰的僵局，而且战线还是太长。当斯蒂芬的继承人尤斯塔斯(Eustace)于1153年8月去世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斯蒂芬的第二个儿子威廉从未想过成为国王，这为通过谈判达成和解开辟了道路。

双方的贵族长期以来一直渴望和平。他们的地产容易受到战争的摧残，因此他们不支持长期的敌对行动。有时他们会忽略首领的意愿，签订自己的地方停战协议。所以当斯蒂芬和亨利听从他们的顾问的意愿达成和解时，人们普遍感到宽慰。

根据《威斯敏斯特条约》(1153年12月)，双方同意斯蒂芬终生拥有英格兰，并且确认亨利为他的继承人。威廉将继承斯蒂芬的贵族的所有土地。从本质上讲，《威斯敏斯特条约》是布洛瓦的亨利在1141年提出的和平条款的重复。玛蒂尔达在胜利后无法做到宽宏大量，这使英格兰又遭受了12年的内战。此时斯蒂芬终于可以不受挑战地进行统治了，但他已筋疲力尽，不久就去世了。1154年10月25日，斯蒂芬去世，葬在他妻子和长子的旁边，墓地在他们于法弗舍姆(Faversham)修建的一座修道院里。

斯蒂芬必须对他统治时期的问题承担一些责任。他是一名称职的军队指挥官和英勇的骑士，但或许过于英勇而对自己不利。确实，他的继位是有争议的，但他的所有前任都是如此，王位继承有争议是常态。布洛瓦的斯蒂芬比任何诺曼国王都更有吸引力，但他缺乏他们的雄才大略。没有这种才略，他无法统治他的宫廷或他的王国。而且他在诺曼底度过的时间很少，在整个统治时期，他只在1137年访问过一次。这与他的前任的行程形成鲜明对比，鉴于盎格鲁-诺曼贵族的“跨海峡结构”，这当然是一个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位来自布洛瓦家族的统治者是失败的，因为他太“英格兰”了，没有认识到英格兰只是更大整体的一部分。

亨利二世(1154—1189年在位)

亨利毫不费力就接管了政权，这是一百多年来首次出现的毫无争议地继承英格兰王位的情况。作为一个从苏格兰边境延伸到比利牛斯山脉的帝国之王，亨利可能是欧洲最强大的统治者，甚至比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更富有，并且完全让法国国王黯然失色，法国国王可是他的大陆领地的名义上的领主。尽管英格兰为他提供了巨大的财富和王室头衔，但亨利二世帝国的核心位于其他地方，在他的祖先所在的安茹。

在英格兰，他的首要任务是弥补斯蒂芬统治期间英格兰遭受的损失。到1158年，这些都已经实现。最具戏剧性的例子发生在1157年，当时他利用外交压力迫使年轻的苏格兰国王马尔科姆四世(Malcolm IV)将坎伯兰、威斯特摩兰(Westmorland)和诺森布兰归还英格兰王室。然而，在威尔士，圭内斯的欧文(Owain)和德赫巴斯王国(Deheubarth)的瑞斯(Rhys)两位国王成熟老练，亨利发现威逼手段不奏效。在1157年和1165年，亨利动用了武力，但是面对威尔士的游击战术和夏季的暴雨，武力同样无济于事。1165年之后，亨利对威尔士国王们的态度更加宽容了。早在1155年，他就酝酿过征服爱尔兰的想法，然而，直到1169至1170年，他才真正采取行动进攻爱尔兰，首先是威尔士边境地区的一些领主发动进攻，然后是亨利本人出征(1171—1172)。长期的拖延淡化了战事的重要性，在国王的眼中，有些事情比爱尔兰问题更为紧迫。

在他统治的34年中，亨利二世在欧洲大陆度过了21年。在社会和文化方面，与安茹统治的法语地区相比，英格兰犹如一潭死水。位于塞纳河、卢瓦尔河和加龙河流域的繁荣社区是学术、艺术、建筑、诗歌和音乐的中心。阿基坦和安茹生产了中世纪商业的两种大宗商品——葡萄酒和盐。它们可以与英格兰布料进行交换，这种贸易必定为统治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国王带来巨大利润。作为诺曼底公爵、阿基坦公爵和安茹伯爵，亨利继承了他的前任对邻近领土的领主地位。正因如此，他对南特(Nantes)进行了干预(1156年)，把他的弟弟杰弗里封为伯爵；1159年对图卢兹发动了一次远征，占领了卡奥尔(Cahors)和凯尔西(Quercy)；1160年收复诺曼的韦克桑；最后，1166年后反复入侵布列塔尼，直到最终占领那里，并将他的儿子杰弗里任命为布列塔尼公爵。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记住亨利不是因为他的功绩，而是因为他被怀疑谋杀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1162年6月，贝克特被奉为坎特伯雷大主教。自1155年起，贝克特一直担任财政大臣，但在有声望的教士眼中，他不配担任英格兰的最高教会职位。令世人震惊的是，他开始证明他是所有大主教候选人中最优秀的一个。从一开始，他就不顾一切地反对出于友谊而提拔了他的国王。不可避免的是，不久之后，亨利因被背叛而做出报复性反应。12世纪中叶，教会与国家之间矛盾重重，善意的人通常会搁置这些矛盾，但那些决心争吵的人却可以大吵一架。亨利选择了“犯罪的教士”这一问题作为报复大主教的切入口。犯下重罪的教士要求在宗教法庭上受审，以此逃脱死刑，跟许多俗人一样，亨利对此深恶痛绝。1163年10月，在威斯敏斯特举行的会议上，亨利要求犯罪的教士必须被教会开除，并移交给世俗法庭进行惩罚。贝克特带着其他主教表示坚决反对，但当教皇亚历山大三世要求他采取更有利于和解的路线时，亨利在克拉伦登(Clarendon)召集了一个理事会(1164年1月)。亨利向主教们宣布了一份王权高于教会的明确声明，即《克拉伦登宪章》，并要求他们承诺认真遵守这些习俗。贝克特感到震惊，争辩了两天，最后还是屈服了。但是，当看到其他主教跟他一样表示服从之后，贝克特为自己的软弱表示反悔。亨利彻底被激怒了，他决定摧毁贝克特。他把大主教传唤到王室法庭，让他为几项捏造的罪状做辩解。大主教被判有罪，并被判处没收家产。绝望之下，贝克特渡过海峡，逃向教皇求助。起先贝克特坚持原则，随后又摇摆不定，导致英格兰教会陷入混乱。

贝克特流亡之后，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亨利集中精力去处理更重要的事情：他征服了布列塔尼，并改革英格兰司法系统。然后在1169年，有关继承人亨利王子加冕仪式的问题导致了国王、教皇和大主教之间发生了无休止的谈判，这件事非常紧迫。1170年贝克特回到英格兰，决心惩罚那些参加年轻国王加冕典礼的人。他的敌人很快向亨利告发大主教的浮华行为。“没有人能让我摆脱这个不安分的教士吗？”四名骑士对亨利的激烈言辞心领神会。为了赢得国王的青睐，他们急忙跑到坎特伯雷。1170年12月29日，贝克特在自己的座堂里遇害。该行为震惊了基督教世界，并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为贝克特封圣。在大众记忆中，大主教象征着对压迫性的国家权威的抵制，但实际上除掉他之后每个人的日子都更好过了。一旦抗议风暴消退，很明显国王对他庞大帝国的控制绝不会受到贝克特争议的影响。12世纪70年代初，亨利二世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到目前为止，亨利二世已经决定在他去世后，把他的领地分配给三个儿子。长子亨利将得到他父亲的遗产，即安茹、诺曼底和英格兰；理查将得到他母亲的遗产阿基坦；杰弗里将得到征战得来的领土布列塔尼。但还有一个儿子约翰没有分到任何领土，1185年，父王给了他另一块征战得来的领土，爱尔兰。此时亨利的分配计划已经遇到了困难。麻烦的是，虽然他掌握着所有实权，但是分配计划在儿子们的心里诱发了他无法满足的欲望。因此，从1173年起，亨利一直受到儿子们反叛的困扰。此外，反叛的儿子们总是可以在法国国王的宫廷中受到热烈欢迎。1180年之后，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因为在那一年，温和的路易七世的王位由他的儿子腓力二世·奥古斯都(Philip II Augustus)继承，后者是一位决心摧毁安茹帝国的肆无忌惮的政治家。亨利二世的两个儿子先后去世——年轻的亨利死于1183年，杰弗里死于1186年——这本该简化亨利的问题，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老国王对约翰的明显偏爱让理查感到担心。理查和腓力之间的联盟使亨利屈服，被击败的老国王于1189年7月6日在希农(Chinon)去世。

只有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亨利二世才感觉统治辽阔的领土有点力不从心。他骑着马在帝国的各个角落之间不停地巡游，几乎给人一种到处都有他的身影的感觉，这种感觉有助于维持手下的忠诚。虽然中央政府机构、议院、文秘署和军人家属随他一起出行，但帝国疆土辽阔，这不可避免地刺激了地方政府的进一步发展，这些政府可以在他不在时处理司法和财务工作。因此，与其他地方一样，英格兰政府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官僚化。这一发展以及亨利对理性改革的兴趣，使他被视为英格兰普通法的创始人，以及一位伟大而富有创造力的国王。但在他自己看来，这些都是次要的事情。对他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家族政治，他至死都认为自己失败了。但应该说三十多年来他一直很成功。

理查一世(1189—1199年在位)

理查与腓力二世·奥古斯都的联盟意味着他作为他的父亲之所有权利和领土的继承人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约翰仍然是爱尔兰的领主；布列塔尼最终将属于杰弗里的遗腹子亚瑟，此时他已经两岁了。剩下的都归理查。

但理查不想长期待在英格兰。他于1172年成为阿基坦公爵，此后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欧洲大陆度过。即使在成为英格兰国王后，他也清楚地意识到他统治的远不止英格兰。因此，他和他的父亲一样，有更广泛的兴趣和更大的责任。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他向耶路撒冷王国提供援助，这个王国由安茹家族的一个分支上的女儿统治，她嫁给了他在阿基坦的一位封臣。1187年11月，当他听到萨拉丁(Saladin)在哈廷(Hattin)大获全胜的消息时，理查加入了十字军。在父亲统治末期，他因卷入家族纠纷而耽误了时间，但现在，他决心一旦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并安排好长期缺席期间所有领地政府的工作，就前往东方。

1190年7月，他和腓力·奥古斯都一起出发，发动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直到1194年3月，理查才再次踏上英格兰的土地。与此同时，他将一支舰队和一支陆军带到了地中海的彼岸。虽然没能夺回耶路撒冷，但在他与伟大的对手萨拉丁的斗争中，理查取得了惊人的胜利。在东征期间，理查处理并解决的问题比任何英格兰战时国王所面临的都更大，比如威廉一世、爱德华三世或亨利五世。他在1192年签订的《雅法条约》使参加十字军的国家又延续了一个世纪。

在十字军东征期间，英格兰在1191年发生了一些骚乱，但理查的应急计划使局面很快恢复稳定。腓力回到法国后，试图利用理查仍不在国内的机会而有所图谋，但没有得逞。如果理查按原计划在1193年1月结束东征返回，他会发现他的帝国完整无缺。

但是当他在奥地利被囚禁时，他的帝国遭到了破坏。他在监狱里待了一年多(1192年12月至1194年2月)，并且1193年时，人人都认为他可能要被关押更长时间。即使在这些不利的情况下，理查在英格兰的代理人也能够扼制他弟弟的奸诈叛乱。真正遭受损失的是他在大陆的领土，特别是在诺曼底，腓力侵占了韦克桑，还差一点夺取了鲁昂。

在支付了10万马克(这是国王赎金的前2/3)之后，理查于1194年2月被释放。在英格兰短暂逗留(1194年3月至5月)之后，他回到了欧洲大陆，并在接下来的五年里致力于恢复在他入狱期间迅速失去的领土。通过高超的外交手段、卓越的将才，以及最重要的，他的更多资源，到1198年底理查几乎成功地重新夺回了所有失去的领土。然后，在1199年4月，当理查在查布洛尔(Chalus-Chabrol，利摩日附近)镇压由昂古莱姆伯爵(count of Angouleme)和利摩日子爵(viscount of Limoges)领导的叛乱时，不幸受伤，不治身亡。这是安茹王朝和法国卡佩王朝的斗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点。

理查的伟大才能的标志之一就是他选贤任能的能力，尤其是在英格兰任用了休伯特·沃尔特(Hubert Walter)。作为首席政法官(justiciar)、坎特伯雷大主教和教皇使节，休伯特·沃尔特支持国王与教会和谐地进行合作。在英格兰，就像在安茹帝国的其他省份一样，理查的长期缺席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有效机制在沃尔特的监督下有序运行。对理查的臣民来说，这意味着越来越沉重的税收，但没有证据表明战争的财政负担使安茹帝国陷入经济崩溃。

约翰(1199—1216年在位)

理查没有留下任何合法的子女，当他去世时，安茹帝国的不同部分选择了不同的继承人。英格兰和诺曼底的贵族选择了约翰(即“无地王”约翰)；安茹、曼恩和图赖讷(Touraine)选择了布列塔尼的亚瑟，当时亚瑟已经12岁；阿基坦继续由理查的母亲埃莉诺(约1204年去世)以约翰的名义来统治。到了1200年5月，约翰已经驱逐了亚瑟，并立自己为所有安茹领地的领主，不过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将韦克桑和埃夫勒(Evreux)割让给法王腓力(根据1200年1月签订的《勒古莱特条约》)。那年晚些时候，他取消了第一次婚姻，转而与昂古莱姆的伊莎贝拉结婚。与昂古莱姆的女继承人结婚给约翰带来了巨大的战略优势，倘若他能给她原来的未婚夫卢西尼昂的休(Hugh of Lusignan)足够的补偿，一切都将相安无事。但事实上，这场婚姻引发了一系列事件，导致休向法国法院提起诉讼，并导致腓力在1202年宣布没收约翰在大陆的所有领地(法国国王分封给他的土地)。这种判决需要强制执行。1152年，亨利二世曾抵制路易斯七世试图执行类似的判决。然而，1203至1204年，约翰在他父亲成功的地方失败了。由于得罪了安茹和普瓦图的主要贵族，约翰失去了他在米雷博(Mirebeau， 1202年7月)捕获亚瑟时所获得的所有优势；一些有充分根据的谣言说，是他害死了自己的侄子亚瑟(1203年4月)，这进一步破坏了他早已岌岌可危的声誉。在一种充满怀疑和恐惧的气氛中，约翰无法组织有效的辩护。1203年12月，他认输了，随后撤回英格兰。除了拉罗谢尔(La Rochelle)之外，腓力占领了诺曼底、安茹、曼恩、图赖讷和整个普瓦图。这些羞辱性的军事撤退给约翰带来了一个新的绰号。“无地王”(Lackland)现在成了“软剑王”(Softsword)。

在1203年12月以前，约翰和他的父亲及兄弟一样，大部分时间都在他的大陆领地度过。在那之后，他迫于形势成为英格兰国王。自斯蒂芬统治时期以来，从来没有一个统治者在英格兰国土上待这么长时间，但是人们很难从一个总是怀疑有人谋反的国王那里得到乐趣和好处。甚至北方地区也感受到了约翰待在英格兰所带来的压力，北方人不习惯英格兰国王的访问。他们的怨恨程度可以通过1215至1216年间反对约翰的北方人的数量体现出来。毫无疑问，他面临着真正的问题。他有责任恢复他失去的遗产，但法国在1203至1204年对诺曼底的征服让他明白此时的法国国王是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高得出奇的通货膨胀率意味着许多家庭和宗教机构陷入财政困难，他们责怪国王，而不是去理解潜在的经济情势。通货膨胀也削弱了王室的实际收入。结果，约翰频繁征税，并加紧了有关森林的法律(有利可图但非常不受欢迎)。

约翰与教会之间也有矛盾。1205年围绕坎特伯雷主教人选的一次争议导致约翰与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发生冲突。1208年，英诺森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实行了禁行圣事令；所有的教会活动都被暂停，这种情况持续了六年。1209年，约翰本人被逐出教会。约翰和世俗社会似乎都不会对这种状况感到非常担忧，事实上，约翰对宗教禁令的回应是没收教会的财产，这甚至有助于缓解他的财政问题。但是在1212年，一场贵族阴谋和腓力的越过海峡的计划让约翰认识到，一个被逐出教会的国王特别容易受到叛乱和入侵的威胁。所以他决定与教会和解，以便腾出手来对付他更危险的敌人。1213年，他同意将英格兰视为教皇的封地，因此而赢得了英诺森的谅解，英诺森表示会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支持他。

现在一切都取决于约翰试图收复失地的努力将产生什么结果。1214年，他率领一支远征军到普瓦图，但是在布汶战役(Bouvines， 1214年7月)中他的盟友被击败，导致他的大陆战略失败，同时英格兰也爆发了叛乱。但叛乱分子也有很多问题，叛乱的首领通常由心怀不满的王室成员推举，但消灭亚瑟之后，约翰就没有这样的对手了。他自己的儿子尚小，此时唯一可能的威胁是路易，腓力二世·奥古斯都的儿子，但是一位卡佩王朝的王子算不上有魅力的对手。因此，叛乱分子设计了一种新的反叛招数——改革方案。1215年6月，在占领伦敦后，叛乱分子迫使约翰接受后来被称为《自由大宪章》(Magna Carta)的文件上所规定的条款。从本质上讲，这是对安茹王朝60年来的统治中一些令人反感的政策的修正。约翰认为在兰尼米德(Runnymede)达成的协议是不可接受的，他签字仅仅是为了拖延时间。试图实施《大宪章》只会导致进一步的纷争。最终叛乱分子不得不邀请路易来夺取王位。1216年5月，路易进入伦敦。1216年10月，在沃什湾(The Wash)的流沙中失去了部分行李搬运车之后，约翰病故，随后这个国家因为一场内战而被撕成两半，这对于安茹王朝而言非常糟糕。

约翰拥有让一些现代历史学家喜爱的品质。他对政府和法律事务的细节非常感兴趣，但在他自己的时代里，这些都没什么价值。认为他比他的前任国王更加忙碌的观点是错误的。从1199年起，遗留下来的文秘署的档案使历史学家第一次看到国王政府的日常工作。这些档案给人的印象是，约翰非常称职。但事实上，他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国王，在管理他更强大的臣民方面无能为力。

亨利三世(1216—1272年在位)

以约翰九岁儿子亨利的名义进行统治的摄政会议很快就保证战争在陆地(林肯战役，1217年5月)和海上(多佛战役，1217年8月)取得了他的父亲没能取得的胜利。路易受这些败绩影响，获得的支持迅速减少。1217年9月，路易接受了《兰贝斯条约》(Treaty of Lambeth)并撤离英格兰。

直到1232年，亨利才开始亲政。国王未成年时期往往是政府不稳定的时期；但是，总体而言，这些辅佐幼王的人表现非常出色，尤其是休伯特·德·伯格(Hubert de Burgh)，伯格一直保持着对亨利的政治监护，直到他25岁左右。大多数权力斗争发生在议会会议厅，这些斗争很少付诸武力，即使有也非常短暂。作为一系列和解行动的一部分，《自由大宪章》被修改并重新发行。但是，议会的贵族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自己的竞争对手以及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问题上，不太关心国王的海外遗产，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在普瓦图和加斯科涅(Gascony)都没有地产。1224年，当他们陷入内部斗争时，他们的卡佩王朝宿敌，国王路易八世，进入了普瓦图，攻占了拉罗谢尔，也威胁到加斯科涅。1225年的一次远征巩固了加斯科涅的地位，但国王没有真正试图去收复普瓦图。随后1230年和1242年的两次远征，规模更加宏大，但却以不光彩的方式收场。1224年之后，亨利三世的祖先曾在法国持有的土地只剩下加斯科涅了。这样的结果扭转了12世纪的领土局面。英格兰曾经只是安茹帝国的一个省，现在成了金雀花王朝无可争议的中心。最终，根据《巴黎条约》(1259年)，亨利放弃了对诺曼底、安茹和普瓦图的领土主张，并且为了保住加斯科涅而向路易九世进贡。

实事求是地说，《巴黎条约》是亨利最大的政治成就，但他只是为了摆脱他的其他困难而极不情愿地接受了路易九世提供的“慷慨”的条款。当时他所面临的最主要的困难是，该国最强大的权贵宣誓联盟，威胁要拿起武器反对他。自1233年以来，亨利一直面临此起彼伏的反对。一次又一次，争论的焦点围绕着他应该选择什么人做朋友和顾问这一问题，因为这些人能够获得国王最多的赞助。由于他宠信的很多人不是英格兰人，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因为这个时期的英格兰政治变得越来越关心岛内利益。亨利是一个好丈夫，他与普罗旺斯的埃莉诺的婚姻(自1236年以来)幸福美满，他对妻子的亲属十分慷慨。后来，当他的同母异父的兄弟吕西尼昂的家族(他的母亲第二次婚姻的孩子)在法国的生活变得困难时，他欢迎他们到英格兰。而从1247年开始，吕西尼昂家族的存在使英格兰的氛围变得更加糟糕。

同样有争议的是国王将为他的次子埃德蒙提供一笔产业的计划。1252年，教皇将西西里王国送给亨利，他于1254年以埃德蒙的名义接受了。不幸的是，西西里岛实际上被德意志霍亨斯陶芬王朝(Hohenstaufen)的已故皇帝腓烈特二世的私生子曼弗雷德所控制。亨利不仅同意给教皇提供资金以征服该岛，还承诺帮助教皇解决已有的债务——为了与曼弗雷德作战，教皇已经花了一笔钱，大约13.5万马克。这是一个荒唐的承诺，1258年，贵族们将政府从国王手中夺走并启动了一项意义深远的改革计划——《牛津条例》(1258年10月)和《威斯敏斯特条例》(1259年10月)。亨利的荒唐承诺被取缔。但是，从成年国王手中夺取权力，并将其交给当选的贵族委员会，是一个革命性的步骤。在接下来的五年里，英格兰在内战的边缘徘徊。当1264年春天战争终于来临时，所有的问题已经缩小为一个问题：国王是否可以自由选择外国人作为他的顾问？西蒙·德·孟福尔(Simon de Montfort)坚定地认为，这个问题应该由作为最后手段的以“王国社团”的名义行事的贵族会议来决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蒙本人就是外国人。此时的西蒙已经是“社团”中有权有势的成员，他自1231年起取得家族领地，1239年正式袭爵为莱斯特伯爵，自1238年以来成为国王的妹夫。1264年西蒙伯爵赢得了刘易斯之战(battle of Lewes)，但次年在伊夫舍姆战役(Battle of Evesham)中兵败被杀，还被肢解。在亨利三世统治的最后几年，王室权威在完全恢复的同时，也承认《莫尔伯勒条例》(statute of Marlborough， 1267年)中所包含的“王国的习俗”，包括维持《自由大宪章》，甚至《威斯敏斯特条例》的部分内容。王位继承人，伊夫舍姆战役的胜利者爱德华在这种温和的氛围中感到不舒服，于是他率兵参加了十字军东征，让他父亲可以集中精力重建威斯敏斯特教堂。

爱德华一世(1272—1307年在位)

1272年，爱德华一世在东征回来的路上(西西里岛)听到消息，他的父亲去世了，并且他被立为新的国王。他不紧不慢地回到了国内。在巴黎，他因在法国有领地而向腓力三世致敬，他用词小心翼翼：“我要为您应该拥有的所有土地致敬。”然后他向南来到加斯科涅，在1273至1274年之间他一直待在那里。他于1286至1289年再次逗留加斯科涅。他是最后一位在加斯科涅的首府波尔多接受朝拜的金雀花国王，1289年7月他离开了加斯科涅，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然而，英格兰对加斯科涅的统治绝不是断崖式地衰落。例如，1279年，根据《巴黎条约》的规定，法国人最终移交了阿热奈(agenais)。阿热奈是一个重要的葡萄种植区，其移交进一步加强了波尔多与伦敦之间快速发展的商业联系。波尔多的葡萄酒关税在13世纪40年代每年仅300英镑，60年后则每年超过6000英镑。作为回报，加斯科涅人进口英格兰布匹、皮革和玉米。扩大贸易的共同利益使两个地区联系在一起。

1274年10月，爱德华回到英格兰后不久，就对王室和贵族官员的活动进行了调查。跟之前类似的调查一样，他发现了官员们满腹牢骚。为了解决问题，以财政大臣罗伯特·伯内尔(Robert Burnell)为首的国王的顾问们颁布了主题涉猎广泛的新法律。但即使在立法最多的时期(1275—1290)，他们也没有试图以查士丁尼一世的方式编纂英格兰法律。这些法规既关系到国王的权力，也关系到臣民的自由。

1276到1284年，爱德华最关注的是威尔士。最初他的计划是降低威尔士亲王卢埃林·阿普·格鲁菲兹(Llywelyn ap Gruffydd)的威望，然后将其的土地交给其的兄弟戴维德(Dafydd)和格鲁菲兹。但在1277年的战役获胜之后，他实施了一项对威尔士人来说具有羞辱性的和平条约，并且没有给予戴维德他所期望的奖励。1282年，威尔士人叛乱。在1282至1283年的战争中，卢埃林被杀，戴维德被捕。然后，戴维德被审判并作为叛徒被处决，这是自1076年以来第一个因叛乱而被处死的人。与1277年的战役不同，1282至1283年的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征服，鉴于爱德华拥有巨大的资源优势，因此实现征服并不是难事。

征服威尔士可以被视为那几个世纪战争的高潮，但是在13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关系都特别好。但在1286年，亚历山大三世从马背上掉下来摔死了，而他唯一的孙女玛格丽特，即“挪威之女”，被立为王位的继承人。爱德华一世建议她嫁给自己的儿子兼继承人爱德华(后爱德华二世)。苏格兰权贵同意了这一提议(1290年7月签订的《伯格翰条约》)，但同时坚持认为苏格兰应保留自己的法律和习俗。

不幸的是，玛格丽特才六岁就在奥克尼去世(1290年9月)。爱德华抓住机会来维护他的霸权和他在苏格兰王位竞争者之间进行裁决的权利。经过复杂的法律论证，他决定支持约翰·巴里奥(John de Balliol)。在1292年的圣安德鲁日，新国王斯康(Scone)登基。到目前为止，爱德华有理由声称他的行为有助于维持苏格兰的和平与秩序；但从此以后，他对苏格兰的强势干预挑起了一场漫长的灾难性战争。

威尔士和边境区

11世纪的威尔士是一个山区国家，汇集了众多小王国。这些王国没有稳定的边界，它们的疆域根据法律(儿子之间分享遗产的习俗)和政治(个别统治者的野心和军事实力)因素的变化而扩大或缩小。虽然英格兰国王一贯声称对这里拥有全面的霸权地位，但他们几乎没有将这种不明确的霸权转变为持久的军事和行政控制。起初，诺曼人在征服英格兰之后，似乎也要征服威尔士。实际上，诺曼人赫里福德伯爵、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伯爵和切斯特伯爵已被授权可以占有这里的一切。但经过1067至1075年一段时间的快速推进，他们发现这里的地形阻碍了他们前进。结果，他们的殖民活动长期局限于低地和河谷，特别是在南部。确实有几段时期威尔士王子们收复了失地，并恢复了失地的控制权。直到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诺曼人对威尔士的征服才算最终完成。因此，在此期间，威尔士是一片战争之地，城堡林立，硝烟弥漫。威尔士的王子们和盎格鲁-诺曼边境领主制造了战争与和平，因此他们都享有后来的宪法律师所称的“君主”权力。

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征服是零零碎碎地由盎格鲁-诺曼的个别贵族家族来推进——克莱尔家族(the Clares)、莫蒂默家族(the Mortimers)、莱西家族(the Lacys)及布劳斯家族(the Braoses)。他们征服的土地实际上是“私人”领主土地，不在英格兰的框架之内。尽管如此，这些家族仍然是英格兰国王的臣民，国王偶尔会以简要的方式提醒他们这个事实。1102年，亨利一世击败了蒙哥马利的罗杰(什鲁斯伯里伯爵)的几个儿子，并瓦解了他的边境“帝国”。1208年至1111年，“无地王”约翰杀死了布劳斯的威廉(William de Braose)。对威尔士的征服和殖民化的基础工作留给了边境领主，但整体战略仍然掌握在王室手中。例如，由国王来决定与当地君主保持什么样的关系。随着一些威尔士王国的消亡，幸存的王国变得越来越强大，威尔士问题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到了12世纪下半叶，德赫巴斯王国的统治者〔特别是里斯勋爵(Lord Rhys)〕和圭内斯的统治者都很出色。13世纪，两位圭内斯国王，卢埃林大帝(Llywelyn the Great)和他的孙子卢埃林·格鲁菲兹，通过武力和外交，将其他威尔士王朝都置于他们的权威之下。事实上，在《蒙哥马利条约》(Treaty of Montgomery， 1267年)中，格鲁菲兹说服了不情愿的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使他承认了自己获取的领土和新头衔“威尔士之王”。

但八年前，另一项条约决定了威尔士的命运。1259年，亨利三世因《巴黎条约》而失去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领地。与法国达成和平意味着英格兰国王第一次可以——如果他愿意——把注意力集中在英格兰的邻居身上。随后爱德华开始了他的征服和大规模城堡建设计划。根据《威尔士法》(the Statute of Wales， 1284年)，新获得的土地被划分为英格兰模式的郡：弗林特(Flint)、安格尔西(Anglesey)、麦里昂斯(Merioneth)和卡那封(Caernarfon)。至于威尔士的法律和习俗，爱德华宣布：“我们废除了其中的某些条款，保留了一些，修改了一些，也增加了一些。”这实际上意味着英格兰的普遍法被引入威尔士。

1287年及1294至1295年，威尔士爆发了叛乱，但城堡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弗林特、罗德兰(Rhuddlan)、阿伯里斯特维斯(Aberystwyth)、比尔斯(Builth)、康维(Conway)、卡那封、克里基厄斯(Criccieth)、哈莱克(Harlech)和博马里斯(Beaumaris)这些地方都有著名的城堡，并且建造和维护的成本非常高。这是爱德华为确保成功镇压叛乱所支付的高额保费。

一面是对威尔士南部和东部的零碎征服，另一面是北部和西部快速取得的压倒性胜利，这种差异在威尔士的政治地理上留下了持久的印记。爱德华征服的领土主要保留在王室手中，其余的被众多大领主瓜分，这些领地统称为威尔士边境区。1282年，卢埃林在厄尔封桥(Irfon Bridge)被伏击并被杀害，他在20世纪被封为威尔士民族主义者的偶像。

苏格兰

与支离破碎的威尔士不同，11世纪，苏格兰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南部和东部(最富有的地区)都由一位苏格兰国王统治。自英格兰国王埃塞尔斯坦统治以来，苏格兰国王只是偶尔承认英格兰的霸主地位，双方的联系仅此而已或者说到此为止。一方面，苏格兰国王太过强大，他不用担心苏格兰会像威尔士乃至爱尔兰那样，遭受盎格鲁-诺曼贵族所进行的“私人团体”入侵。另一方面，苏格兰的土地太贫瘠，苏格兰国王对于英格兰国王来说太遥远了，引不起英格兰的兴趣。此外，尽管对苏格兰进行远征可能并不太困难，但对于基地位于泰晤士河流域和南方的英格兰国王来说，征服和控制如此偏远的国家似乎(而且很可能)是无法解决的难题。

与英格兰人的关系也没有令苏格兰人感到困扰。除了国王大卫一世(1124—1153年在位)利用斯蒂芬在位时的内战短暂占领了诺森布里亚(1149—1157)之外，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边界跟它11世纪刚确立的时候相比，实际上没什么变动。变动比较大的是苏格兰王国的领土向更北部和西部沿海大部分地区延伸(包括凯斯内斯、罗斯、马里、阿盖尔和加洛韦)。当挪威国王因战败将所占西部诸岛割让给苏格兰(《珀斯条约》，1266年)时，苏格兰的这种扩张政策达到了顶峰。苏格兰在这方面的推进得益于接连三位国王稳定而连续的领导。这三位国王是威廉一世(1165—1214年在位)、亚历山大二世(1214—1249年在位)和亚历山大三世(1249—1286年在位)。

高地的领土扩张与低地的内部发展相得益彰。这里修建了市镇、修道院和大教堂；建造了城堡，并建立了王室郡长辖区，以便将王国划分为可管理的行政单位；王室铸币人开始铸造银币(与英镑等价)，并征收进口关税。统治者的婚姻表明，在12世纪和13世纪，苏格兰日益成为“欧洲”政治舞台的一部分。所有这些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苏格兰很少卷入战争。只要英格兰国王没有前来侵扰的不切实际的野心，苏格兰就不会改变现状。

政府

政府最重要的成分仍然是国王。他的品质仍然比任何其他单一因素更重要，从爱德华一世的统治与他父亲和儿子的统治之间的对比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但国王自然无法独自进行统治。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有一大群人跟随，朝臣、官员、仆人、商人、请愿者和形形色色的奉承者。

在跟随的人群中，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国王的侍从官。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提供了精心设计的家政服务，这些人包括厨师、管家、食物橱柜管理员、马夫、帐篷管理员、车夫、驮马夫以及国王床榻的搬运夫。还有那些陪他狩猎的人，猎犬饲养员、号角手和弓箭手。然后是那些管理家务、政治和行政工作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具有相当明确的职能：大法官负责国王的印章和领导文秘署的职员，财务主管和内侍照看国王的钱和贵重物品，警员和警长负责军事组织。但像国王一样，侍从官是无所不能的，任何了不起的侍从官，例如管家，都可能被委以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任务。

其中一些侍从官是神职人员。在14世纪40年代以前，大法官和财务主管一直都由神职人员担任。还有许多俗人：内侍、管家、警员、警长(在地方上，是郡长)。英格兰中世纪的国王并不完全依赖或不主要依靠教士的行政技能来管理国家，也不依赖一群王室官吏，这些官吏的利益与大的土地所有者(大贵族)的利益相悖。相反，国王的侍从官通常包括一些最强大的贵族。国王家中的侍从往往也是大庄园的领主和自己家族的掌门人。通过他们的影响力，王室的权威得以渗透到地方。这种非正式的权力体系通常通过任命侍从官到各地方任职来加强。鲁弗斯(即威廉二世)统治时期，“管家”哈莫是肯特郡的郡治安官(郡长)；国王内府的警员厄斯·达贝多(Urse d’Abetot)后来担任了伍斯特的治安官。在整个12世纪和13世纪，国王的内府骑士继续被雇用为治安官。

政府的主体部分在国王的内府。1279年和1136年都是如此。1279年爱德华一世出台《内府条例》(Household Ordinance)；1136年或许留存了最早的有关国王内府的描述，即《内府法令》(Constitutiodomusregis)。此外，没有理由认为《内府法令》所描述的内府与威廉一世的内府，或者克努特的内府有很大的不同。

同样，国王的内府也是军事组织的中心。人们早就认识到，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的军队基本上都是“武装内府”。内府骑兵是一支专业的特遣部队，能够对意外事件迅速做出反应。如果发生重大战争，内府骑兵可以迅速扩军。他们经常负责动员和指挥大型步兵分遣队。内府成员，或叫内府侍从(familiares)，起初拿的是年俸，后来按服务的天数拿日薪。过去人们认为，这与诺曼时期的做法相差甚远，当时的军队由领主为响应王室服兵役的号召而按配额招集的骑士组成，这种军队基本上是“封建主”(feudal hosts)。但对1100年前后这一时期非常零碎的证据进行仔细研究后发现，不仅难以找到起作用的“封建主”，而且爱德华机制的所有基本特征在诺曼时期已经存在：聘用费用、日薪、计划扩张的框架、使用内府部队作为关键城堡的驻军和主要野战军(由骑士和骑射兵组成)，以及雇用内府骑士担任增援部队的指挥官。而且，没有理由相信克努特内府人员的职责跟上述任务有什么根本不同。

出于实际考虑，和平时期王室内府的人数有上限，仅交通和餐饮问题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提前规划国王的行程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当商人事先知道王室内府将要在哪里落脚，他们可以带着商品提前赶到那里。但是，国王的到来给他所经过的地区带来了近乎难以承受的负担。内府的需求对当地的粮食和价格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这造成了一种被许多人谩骂的局面。一位名叫埃德默(Eadmer)的坎特伯雷修士这样描述他厌恶的威廉二世国王的内府：“国王的内府人员常常掠夺和摧毁一切，所到之处无不被弄得荒芜凋敝。因此，当得知国王即将到来时，人们纷纷逃到了树林里。”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仍然有同样的出行计划和掠夺行为。为了安抚当地百姓，官方信函除了宣布譬如国王打算在诺丁汉过复活节，还提及国王会跟来的时候一样很快离开。

就这样，出于政治原因(为了让别人感受到他的存在)，也是出于经济原因(使他的存在不给地方带来沉重的负担)，国王需要不断巡游。安茹帝国疆域辽阔，意味着安茹王朝的国王们必须比他们的前任们付出更多精力，不过“无地王”约翰的政治失败至少可以缓解他的出游问题。1203年之后，国王的行程越来越局限于英格兰，而在爱德华一世时期，除英格兰之外，还增加了北威尔士。1289年后，没有国王去访问加斯科涅了。与此同时，进出伦敦的道路逐渐变得更加重要。到了1300年，国王的行程不再像约翰在位时那样，总是在王宫与“威塞克斯中部地区”的猎场行宫之间不停奔波。“威塞克斯中部地区”曾是西撒克逊国王们古老的中心地带。

然而，虽然出于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考虑，王室需要不停地移动，但这个时代的另一个特征却使事情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官僚机构似乎在不可阻挡地发展。由于内府规模受到实际情况的限制，而随着国王的秘书和财务官员的数量又变得越来越多，那么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并非所有人都能继续与他们的国王一起四处巡游。有些人一定会在方便的地方安顿下来。实际上，到1066年时，就已经存在这种情况了。那时温彻斯特已经有一个永久的王室金库，这是存放财政记录和白银的场所，需要一批常设的工作人员来保护和监督它。到1290年，在文秘署和财政部，有更多官员定居下来，既有神职人员也有世俗官员，他们定居在威斯敏斯特，而不是温彻斯特。但这种官僚机构的增长并没有改变生活中的基本政治事实——国王仍在巡视，他仍然带着他的印章、秘书处和财务专家。最重要的政治和行政决定都是由这个移动集团(而不是威斯敏斯特)做出的。1290年的情况跟1066年一样，马背仍然是政府的主要所在地，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此时仍然没有首都，只有国王的通衢大道。

官僚机构的发展也没有改变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王国的政治稳定仍然主要取决于国王管理那个规模虽小、但是实力强大的贵族集团的能力。亨利三世和爱德华二世统治时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体现了这一点。大贵族们以什么条件从国王那里得到他们的地产呢？跟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一样，他们必须侍奉和援助国王——主要是提供政治服务和战争时期的兵役，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能还需要给国王提供经济援助。此外，一个大贵族的继承人必须支付一项税款，即所谓的“relief”，才能继承财产，而如果他或她年龄不足，那么国王将自己监管这些产业，并随心所欲地处理这笔财产(根据某些惯例)。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可以控制他的受监护人的婚姻。如果没有直系继承人，那么在给寡妇(她的再婚也受到国王的控制)提供必要的生活费用之后，国王可以再次将土地给予任何他喜欢的人。对王国中最富有的人的遗产和婚姻的这种程度的控制，意味着国王的恩赐权是巨大的。他不仅可以任意授人官职，还可以任意处置男女继承人和寡妇。例如，当理查一世将彭布罗克(Pembroke)伯爵的女继承人许配给威廉·马瑟尔(William Marshal)时，他实际上在一夜之间使威廉成为百万富翁。今天西方世界的任何政治领袖都远远比不上中世纪国王手中的恩赐权。因此毫不奇怪，国王的宫廷成为整个政治体系的焦点，成为一个动荡、活跃、紧张和派系斗争激烈的地方，在这里，男人和少数女人钩心斗角，拼命在国王面前争宠。难怪12世纪的文学作品通常把朝臣的生活描述成彻彻底底的地狱，但成百上千的人站在地狱的门口，迫不及待地往里钻。在这种情况下，恩赐权是国王手中最强的一套牌。如何出牌是非常重要的，而不善出牌的国王很快就会陷入困境。

这种恩赐制(patronage)的基本特征在威廉二世统治期间已经存在。这一点在亨利一世1100年颁布的《加冕宪章》(Coronation Charter)的条款里可以清楚地看出。爱德华一世统治期间，《大宪章》把这一制度明确化了，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做了修改。例如，在1215年之后，贵族需缴纳的遗产税被固定为100英镑。尽管如此，国王仍然可以操纵有关继承、监护和婚姻的法律，以满足国王的个人偏好，无论是爱德华一世为自己的家族谋取财富，还是爱德华二世让亲信发财。不太清楚的是该制度是否在1066年就存在了。大多数历史学家可能会说那时候还没有。但是意义深远的是，克努特，可能还有“仓促王”埃塞尔雷德，已经做出了与1100年章程中的承诺大致相似的许诺。

恩赐是有利可图的。人们愿意花钱来获得国王的恩赐——官职(大法官以下)、土地继承、土地保管、监护权和婚姻，甚至只是为了换取国王虚无缥缈的好感。所有这些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且价码可以协商。这是一个国王希望通过不断抬高价格以筹集更多金钱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可以告诉国王他的土地承租人有多么富裕的文件自然会非常有价值。《末日审判书》就是这样一本记录，它显示整个国家的一半财富掌握在不到200人的手中。国王趁他们遇到政治麻烦时征收高额罚金，或者在向他们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时漫天要价，这样一来，国王就找到了向富人敲竹杠的切实可行的方法。当然，关于土地和承租人的信息必须保持更新，在整个12世纪和13世纪，王室找到了更新的方法。例如，保存下来的亨利二世政府制作的文件中的一份，《贵妇、男孩和女孩花名册》(Roll of Ladies, boys and girls)。因此对于像威尔士杰拉尔德(Gerald)这样怀有敌意的观察者来说，国王似乎是“一个不停徘徊的强盗，总是在刺探、总是在寻找他可以下手偷窃的可乘之机”。杰拉尔德描述的是安茹王朝国王的情况，但丧偶的切斯特伯爵夫人露西很可能同意他的说法，因为她为了保留寡居五年的特权向亨利一世支付了500马克。事实上，王国的大多数有影响力的人都背负着半永久性的债务，这给国王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政治杠杆，而且国王可以经常使用它。例如，在1295年，爱德华一世利用收债的威胁迫使一群不情愿的权贵前往加斯科涅。

现存最早的王室收入的详细账目是1129至1130年的国库卷档(Pipe Roll)，它显示了国王的恩赐是多么有利可图。国库卷档记录了在本财政年度，亨利一世从恩赐协议中收取了大约3600英镑。这大约是他有记载的收入的15%，超过他的税收收入。但是国库卷档的计算方法向我们透露的不仅仅是数字本身。由于在本年度和前几年达成的协议，在1129至1130财年应收总金额接近26 000英镑，也就是说实际收到的只有应付总金额的14%。例如，汉普郡治安官威廉·德·庞特·德·拉克(William de Pont de L’Arche)曾提出愿意为一个宫廷内侍的职位缴纳1000马克，而在1129至1130财年，他只缴纳了100马克。这意味着如果国王对威廉的行为感到满意，那么可能会暂停或赦免剩余的分期付款。人们期望财政大臣不会太过苛刻地催他们交钱，于是竞标官职的时候出价很高。但是，如果失了宠，他就必须立即付清全部金额，否则会陷入更大的麻烦。例如，约翰统治时期的威廉·德布劳斯(William de Braose)就遭遇了这样的命运。换句话说，只收取应付金额的一小部分并不表示政府长期效率低下，而是进一步完善无限灵活的恩赐制度。

专横的国王总是把手伸向臣民的口袋。爱德华一世因“贪婪之王”(Le Roi Coveytous)的绰号而臭名昭著，威廉一世也被指“贪心不足”。粗略地说，早在12世纪就有人断言，王室权力可以用金钱多少来衡量。担任过伦敦主教和英格兰财政大臣的理查·菲茨尼尔(Richard FitzNeal)在12世纪70年代写过一部《财政大臣对话录》(The Dialogue of the Exchequer)。用他的话说，“国王的权利随着他们金钱来源的变化而起伏不定”。1129至1130财年的国库卷档(这是当年郡长和其他官员提交给财政部的账目记录)显示，这个时期已经存在一个按《对话录》中描述的方式运作的财政系统了。但财政系统本身肯定在国库卷档出现之前就存在了。总体来看，这一系统起源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在1066年和1086年，一些大型王室庄园仍然以实物形式缴纳租金。到了1129至1130财年，显然货币租金已经普遍取代了实物租金。这跟欧洲的总体发展趋势是一致的。随着郡长越来越多地以现金形式缴纳租金，因此他们需要一种以英镑、先令和便士来计算的易于遵循且快捷的方法。因此，方格桌布〔chequered table cloth，财政部(exchequer)这个英文单词就从这里衍生而来〕就被当作一个简化的算盘，国王的计算师就像赌台管理员一样，通过把筹码从一个方格移动到另一个方格来计算。关于财政部的最早记载可以追溯到1110年。王国里一群最有权力和最值得信赖的人每年会聚两次，以审计郡长们提交的账目。当国王在诺曼底时，他们会在国王缺席期间，以王权委员会(vice-regal committee)的名义在财政部开会。当克努特在丹麦时，有一个类似的委员会会出于类似的目的举行会议。

但这只是猜测。只有到1129至1130年，我们的判断才能达到某种程度的精确性。然而，即使在这个时期，我们也要谨慎。作为财政部账目记录的国库卷档几乎没有说明那些进出国王金库的款项。自然，我们无从得知这些款项的具体数额，但鉴于金库是国王流动内府的财务机构，这些款项的数额很可能相当大。例如，据估计，到1187年之前，亨利二世已经向他的耶路撒冷银行账户注入了30 000马克，尽管在他统治期间的国库卷档里没有关于这笔钱的任何记录。没有12世纪金库的财务记录，就很难估计王室的总收入。因此，亨利二世统治初期的国库卷档所显示的总金额偏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国王对金库财政的偏好。对于安茹王朝的国王来说，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偏好，他的所有前任国王都在没有设立财政部的情况下把国家管理得井井有条。毕竟，当涉及铸造货币问题时，安茹王朝的国王们将安茹帝国的做法引入了英格兰和诺曼底。但是，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对唯一幸存的亨利一世时期的国库卷档的分析无疑能获取很多信息。

在1129至1130财年，国库收入为22 865英镑。其中约有12 000英镑属于“土地及相关收入”。税收收入不到3000英镑，绝大部分(将近2500英镑)都来自丹麦金，在12世纪这种税通常被称作贡赋。另外7200英镑可以被描述为“封建领主身份和司法权的收入”——包括来自教会职位空缺的约1000英镑；司法罚款2400英镑，以及前面提到的来自国王恩赐协议的3600英镑。因此，超过一半的收入来自土地，大约三分之一来自领主身份和司法权，税收只占13%。如果我们将这个比例与爱德华一世统治初期的王室收入状况进行比较，那么会发现一些显著的差异。粗略来看，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土地收入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来自领主身份和司法权的收入很可能不到10%，而税收(包括关税)占一半以上。那时候，来自土地、领主身份和司法权的收入相对不那么重要，而税收收入变得更加重要。即使考虑到1129至1130财年的税收收入可能比平时少得多(因为贡赋是当年征收的唯一税种)，这个时期的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还是普遍偏低的。

尽管王室土地在1130年获得了巨大利润，但与《末日审判书》的记载相比，土地已经是一种价值不断下降的资产。根据记载，1086年国王的土地和市镇的总价值接近14 000英镑，而到1129至1130财年，这一数字已经下降到不到10 700英镑。王室的土地存量的减少速度比补充速度更快，补充的手段主要是通过没收和把无人继承的土地划归给王室(土地充公)。国王还不得不把土地授予有权势的人，这样做是为了奖励和鼓励他们对国王效忠，这一点在新国王统治初期尤其重要，因为这个阶段往往要面对继承争议的问题。这种做法仍在延续，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损失通过对王室地产的更有效的管理来弥补。管理上的改革始于休伯特·沃尔特，随后又有约翰和亨利三世的大臣们的努力，改革的成功可以通过一个事实来衡量，即爱德华一世仍然能够每年从土地上获得约13 000英镑的收入(然而，考虑到此前150年的通货膨胀，这意味着来自土地的实际收入比1129至1130年的收入低了很多。同样，亨利一世时期的两万英镑可能比爱德华一世时期四万英镑更值钱)。

贡赋、海德(估算贡赋所依据的土地单位)，以及征收贡赋的财政机构，都是诺曼国王们从盎格鲁-撒克逊人那里继承了权力的又一例证。虽然每海德土地只收两先令所得的贡赋仅占亨利一世有记载的收入的10%，但这显然也是宝贵的王室资产。到了1129至1130财年，它已经成为一种年度税收，而且税率偶尔可以提高(此外，贡赋豁免可以作为一种政治恩惠，为国王恩赐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但是亨利二世只征收了两次贡赋，分别在1155至1156财年和1161至1162财年。取而代之，他开发了其他税种——向骑士征收的免服兵役税(scutage)以及向市镇和城市征收的佃户税(tallage，根据动产的价值来征收)。在约翰统治时期，每年的免服兵役税和佃户税合起来几乎足以弥补王室贡赋萎缩造成的损失。但是贡赋并没有完全消亡，它以“犁头税”(carucage)的新名称得以复兴，并在1194年和1220年之间被征收了四次。

然而，到了这个时期(13世纪初)，政府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的、更有成效的税收形式，它不是按土地来征收，而是按一个人的收入和动产。这种税收形式可能基于1166年、1185年和1188年的教会什一税，什一税是出于虔诚的宗教目的而征收的，它给基督教圣地提供财政支持。约翰在1207年肯定对动产征过这项税，可能在1203年也征过。1207年的税收账目被保留至今，其披露的数字令人惊讶。对收入和不动产征收的税(按照1/13税率)曾达到6万多英镑，远远超过其他税种的收益。(然而在1194年，为了支付理查一世的赎金，这种税的税率被提高到1/4——这是在漫长的税收史上最高的税率。)12世纪90年代中期，引入了第一个国家海关税收制度。这些事态发展表明，在理查和约翰统治期间，王室收入达到了新高。到1213至1214年，约翰累积了大约20万马克，但很快又花光了。这是战争频发的岁月，包括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和对安茹帝国的保卫战。约翰在1214年遭受的失败带来了长期的相对和平。直到1294年，英格兰的纳税人才再次被迫为一场重大的欧洲战争买单。

然而，与此同时，13世纪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创新——对神职人员征税和建立海关制度。自1199年以来，教会一直向教皇缴纳所得税，最初是用于资助十字军东征，后来被用于各种“美好事业”(由教皇来定义)。1217年，罗马教皇洪诺留三世(Honorius III)命令主教和高级教士帮助未成年的国王亨利三世。从那时起，教会经常被要求资助国王，特别是参加十字军东征的国王。亨利三世在1250年参加了十字军东征，而爱德华一世是在1287年；而1291年，爱德华从罗马教皇十字军税的收益中得到了至少10万马克的资助。到了13世纪中叶，英格兰教会已经接受了向国王提供资助这件事。尽管如此，神职人员仍需要召开大会就具体数额讨价还价，并利用这个机会讨论他们认为需要纠正的其他问题。1254年，亨利三世得寸进尺，在没有首先征得教皇同意的情况下，擅自要求教会给他拨款，这并不奇怪。1269年，亨利重复了这一先例。在1294年之前，爱德华一世也三次(1279年或1280年，1283年和1290年)提出同样的要求。

理查一世和“无地王”约翰王统治时期，征收关税是一项战争措施。1206年，在约翰与腓力·奥古斯都寻求停战期间，关税就取消了。1275年设立的羊毛出口关税十分重要，它成为王室在和平时期收入的永久性补充。关税收益根据羊毛贸易的兴衰而有所波动，但按照1275年达成一致的标准，每袋征收半马克(6先令8便士)。1294年之前，这项关税收入每年在8000英镑到13 000英镑之间。这两项新的措施，即英格兰教会缴纳的教皇税和羊毛出口关税，都离不开意大利人在英格兰开设的商行和银行。一方面，无处不在的意大利商人使得13世纪的教廷像一家国际金融公司一样运作；另一方面，信贷融资在政府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1272至1294年，爱德华一世欠卢卡的里恰尔迪(Ricciardi of Lucca)的债务总额接近40万英镑，这笔债务的48%是通过征收贸易关税——意大利人在贸易中越来越活跃——来偿还的。当然，以前的国王们也借过债。13世纪50年代，亨利三世欠里恰尔迪5万多英镑；12世纪50年代，亨利二世曾向佛拉芒商人威廉·凯德(William Cade)借款来资助创建安茹王朝。13世纪后期发生的重要变化是，借贷的规模越来越大，同时信贷与海关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与关税收入的数额相比，传统的征税、免服兵役税、佃户税和封建扈从献金(feudal aids)简直少得不值得征收，于是它们逐渐被废弃了。

经国王的顾问和商人讨论后，1275年的关税制度在议会得到批准。所有这些特定的税收都需要得到有关人士的认可，包括教皇、商人、神职人员和国家代理人。相比之下，土地、领主身份和司法权都是产生收入的权利，利用这些权利获得收入不需要通过有影响力的人开会批准。事实上，所有有影响力的人都享有相似的权利(虽然规模较小)，并且他们认为拥有这些权利是理所应当的，只要不滥用权利就行。虽然亨利一世85%的收入来自土地、领主身份和司法权，但这些收入来源在爱德华一世的收入中的比重不到40%。税收在王室收入中的比例越高，就越需要获得政治机制的同意才能征收。这是代议制机构成长的过程，对动产征税促进了议会的发展。

在1214年之后长期没有海外战争的和平年代，王室仍然会偶尔征收动产税。由于发生战争的频率很低，也很少有其他可接受的征税理由，所以只是偶尔在征得同意后征税，当然不可能像亨利三世所希望的那样频繁。但是，在1208年和1293年之间征收的七种税中的最后一种显示了税收的增长潜力——1290年税收的1/15就超过116 000英镑。国王是如何获得批准开始征收这项非同寻常的税的？国王的顾问们将不得不提供充分的理由。据推测，他们解释说国王最近在加斯科涅逗留(1286—1289)，开销不菲，以及他未来的十字军东征也会耗资巨大；他们也可能指出，为了表示对基督教的虔诚，国王决定驱逐犹太人，但为此牺牲了一笔丰厚的收入来源——尽管到了1290年，犹太社区因王室财政要求而被压榨殆尽，以至于几乎拿不出什么东西了。但是王室顾问向谁解释这些征税理由呢？他们向那些代表“全国百姓”的人解释。首先，这些人是权贵，即那些总是参加重要政治会议的有影响力的人，无论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诺曼人还是安茹人。1290年的大会(现在被称为“议会”或“国会”)，从4月一直开到7月，在最初的10周里，议会完成了大量的工作，包括一些重要的立法。7月中旬，另一群人抵达，他们是来自各个郡的骑士。不到一周后，议会解散了。骑士为什么这么迟才被请来参加议会？因为权贵们不愿意批准税收。“只有在他们有权获得税款的情况下”，他们才同意征税。然而他们还是愿意处理其他各种议会事项的，无论是司法的、政治的还是立法的。换句话说，权贵们在大多数领域仍然充分代表了“全国百姓”——涉及税收议题的时候除外。从12世纪后期开始，国王已经习惯于与各个郡讨价还价，所以当国王想召集一个代表全国人民的会议时，他会要求当地社区选出替他们说话的代表。从13世纪50年代开始，权贵们的会议得到了加强，而代表郡和市镇的骑士、自耕农和市民(即下议院)逐渐被赋予了更为突出的作用。正如1290年议会的议事程序明确指出的那样，正是国王征税的需求才刺激了议会的发展。

这一过程也是社会变革的结果吗？13世纪是否有一个“绅士阶层的崛起”，使得传统的政治制度必须被重新塑造？如果国王希望更多人民理解他的需求，希望收税的效率更高，那么此时的绅士是否在地方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以至于国王不得不在王国的重要政治论坛上给他们留出一席之地？这些都是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与事实相反，13世纪是骑士阶层遭受危机的时期。其中有一个普遍的问题，而且这方面的例证越来越多。我们对13世纪绅士的了解远远超过对他们前辈的了解，但西蒙·德·孟福尔和他的朋友们在1225至1865年期间，是否比1212至1215年间约翰王和叛乱贵族更加殷勤地取悦绅士阶层？《大宪章》中包含的条款吸引了比贵族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但亨利一世的《加冕宪章》也是如此。当“忏悔者”爱德华于1051年决定停征丹麦金的时候，他是为了讨好谁呢？无论是在12世纪还是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社会构成都不仅仅是贵族和农民两个阶层。在13世纪晚期，那些被选为各郡骑士的人正是那批一直参加重大政治会议的人。没错，他们当时已经出现在权贵的随从中，但有头脑的权贵正是在他们的随从中发现了最好的顾问，并且很可能已经听从过这些人的建议。13世纪末的骑士们并不是第一次参加此类会议，他们只是以另一种身份参加了以前的会议。或许政治变革的证据——13世纪的代议机构越复杂，意味着税收在王室收入中的份额越大——仍然必须放在潜在的社会连续性的框架内进行考量。

法律与司法

从亨利二世时期开始，王室法官开始频繁主持地方庭审(巡回审判)，以便能够在整个国家实行一部共同的习惯法——被称作“格兰维尔”(Glanvill)和“布拉克顿”(Bracton)[1]的“普通法”或国王法庭惯例。以前，一般情况下，地方法庭只沿用当地的习惯法。当然，长期以来国王一直负责维护法律和秩序，尤其应该处理严重的罪行，即人们向国王提起的申诉，但在一个定期的、受中央指导的司法机制建立之前，国王在司法领域的活动只能是零星的。当案件涉及有影响力的人物时，国王会进行司法干预，国王偶尔也会开展打击盗窃的活动，特别是偷牛。在这方面，盎格鲁-撒克逊的司法制度在经历了诺曼征服之后依然被沿用。1166年随着《克拉伦登条令》(Assize of Clarendon)的出台，司法制度发生了变化，这一制度被1176年出台的《北安普敦条令》(Assize of Northampton)所强化。这两部法令确定了王室法官对涉嫌严重犯罪的人进行审判时的常规做法。起初，亨利二世的法官只是国王所信任的人，他们可能是伯爵、男爵、主教、男修道院院长或来自国王内府的顾问，他们正是早期国王派出去做特殊司法或调查工作的人，其中规模最大和最著名的调查是“征服者”威廉下令进行的全国土地赋税情况调查，调查结果被汇编成《末日审判书》。对于这些人来说，主持法庭审判工作只是代表国王执行的许多任务之一，此外还有行政、外交和军事任务。但频繁的巡回审判意味着司法工作的负担日益增加，到12世纪末，我们可以确定，存在一群专门从事法律事务的人，其中大多数是俗人，他们实际上是专业法官。当然，下级法庭处理的是较轻微的违法行为，而“专业”法庭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一方面，下级法庭无权进行创新，而国王可以，而且他们确实创造了一些新的罪名。例如，共谋罪就是1279年“发明的”，当时爱德华一世命令巡回法官调查拉帮结伙破坏司法审判的案件。由于国王的法庭不仅处理刑事案件，还处理民事财产纠纷，因此人们清楚地感受到它们在提供有用的服务。虽然《大宪章》批评了王室政府许多方面的工作，但不涉及司法方面的工作。事实上，王室政府要求国王的法官每年对每个郡巡访四次，但这个频率在实际中很难做到。

法官精通法律，因为知识渊博，他们自然能察觉到流行于知识界的观点和态度的细微变化。其中一个变化是采用自觉理性的方式来对待知识问题，这种方法以法国哲学家阿伯拉尔(Abelard)的格言为代表：“我们因怀疑而探究，通过探究我们了解真相。”如果把这一格言用于法律领域，可能会产生深远影响。例如，如果无法确定嫌犯有罪或无罪，几个世纪以来的习惯做法是对他实施神判法(ordeal)——通常是用烧红的烙铁或水。当人们相信它的时候，这个系统运作良好——它与现代测谎仪的原理一样，依赖于对心理活动的洞察力——但这种做法极易受到怀疑。神判法是把上帝作为证明嫌犯是否清白的依据，如果一个无辜的人开始怀疑它的有效性，那么他很可能通不过这场考验。这些疑虑一旦被提出就无法平息。起初这种质疑令人震惊(当威廉二世提出质疑的时候，人们的反应就是这样)，但最终变得司空见惯了。最后，教皇英诺森三世在1215年禁止神职人员参与神判。这意味着，至少在英格兰，该制度被废止了。经过最初的一段混乱时期之后，神判法被陪审团的审判所取代，陪审团制度在解决土地所有权纠纷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功。1179年，亨利二世下令，在涉及财产权的案件中，被告可以选择由陪审团审判而不是决斗式审判(决斗式审判是诺曼人引入英格兰的方法，其效力同神判法一样，容易受到质疑)。但是，当这一规则被用于刑事司法时，就意味着只有在被告选择其中一种审判方法后，才能进行审判。显然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根据1275年的法规，嫌犯在选择审判方式之前，他会被处以“严厉的惩罚”(prisone forte et dure)。因此，许多嫌犯死在牢里，但由于他们没有被定罪，他们的财产不会被王室没收。出于这个原因，有些人选择死而不是冒险接受审判。直到18世纪，这项审判选择权才被取消。

起初，特别是在财产诉讼中，陪审团被召来解决简单且他们理应知道答案的问题。但是当更复杂的案件摆在他们面前，并且陪审团的审判取代了神判时，问题就出现了。因为与上帝不同，陪审团并非无所不知，因此他们需要花精力理清特定争议的头绪，化繁为简，以便明确陪审团能够公平决定的具体问题。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换句话说，需要专业的律师。因此，在13世纪，随着法律学校的建立、法律文献的出版和法律语言(诺曼法语)的确立，法律职业得到长足发展。

尽管发生了以上这些变化，但在许多基本方面，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待司法的态度仍继续盛行。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和盎格鲁-诺曼时期，严重的犯罪案件在依据一种程序得到审理和判决后，最终会要求罪犯向受害者或其家属支付赔偿金。安茹王朝建立的新的司法机制倾向于施加惩罚而非判给受害者经济补偿。但诸如杀人、伤人和强奸等案件，对罪犯只有惩罚而没有赔偿金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尽管“格兰维尔”和“布拉克顿”等法律专家让我们相信新原则已经有效地取代了旧原则，但实际上旧司法程序似乎还是留存下来了，它们被修改后嫁接到新的程序上了。这意味着，那些有钱的罪犯向受害者或其亲属支付赔偿金后就可以逃脱惩罚，而那些付不起赔偿金的人只能接受惩罚。

教会和宗教

《末日审判书》表明，乡村神父通常被认为是农民社区的一员，他的教堂属于当地的领主。如果一块地产要被划分，那么属于这块地产的教堂的利润也可能被分割。在很多方面，乡村神父跟普通村民的生活方式没什么两样。他不太可能独身，事实上，他可能已经结婚了，并且很可能是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他的位置。鉴于这种基本情况，人们只能钦佩那些11世纪宗教改革家的英勇无畏，因为他们想废除俗人对教会的控制权，并剥夺神职人员的家庭生活。在教皇的鼓动下，改革运动于1076年波及英格兰。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改革浪潮逐渐加强，从长远来看，甚至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到了13世纪末，结婚的神职人员已经寥寥无几。另一方面，他们中的很多人(包括一些权力很大的主教)，继续与情妇厮混。达勒姆的雷纳夫·弗朗巴尔(RanulfFlambard)主教和索尔兹伯里的罗杰主教就是如此，近两百年后的考文垂的沃尔特·兰顿(Walter Langton)主教(被指控掐死了情妇的丈夫)和罗伯特·伯内尔(Robert Burnell)主教(爱德华一世的大法官，国王曾两次试图把他从巴斯和威尔斯换到坎特伯雷担任大主教)也是如此。就平信徒委派权和家庭关系而言，教会生活的这两个方面几乎没有受影响。“上帝剥夺了主教们的儿子，但是魔鬼给了他们侄子。”

然而，在反对神职人员结婚的运动中，即使取得的成功很有限，却也引人注目，因为从公元4世纪之后的七百多年里，关于这个问题的法令常常无法推行。这可能与12世纪和13世纪教育的普遍改善有关。如果整个社会变得更有文化，那么可以更容易地从平信徒中招募神职人员，神父没有必要跟过去一样似乎只有父死子继才行。受过学校教育的人越多，他们就越了解教会，其中的一些人甚至就会尊重教会的古老律法。当然有理由相信，在13世纪的英格兰，奉行禁欲主义的人口比例高于11世纪。原因很简单，有更多的人誓言要恪守贞洁。在欧洲的各个地方，修道院蓬勃发展，英格兰也不例外。1066年，英格兰大约有50所修道院，1000名修士和修女。到1216年，大约有700所修道院，13 000名修士、修女和男女法政神职人员(canonsand canonesses)。一个世纪后，修道院有接近900所，宗教团体成员有17 500多人。即便将总人口变成原来的3倍这一情况考虑进去，这些数字也还是相当大。即便如此，这些数字也未能透露宗教生活多样化和丰富的程度。在11世纪，所有的修道院都是本笃会。到了13世纪中叶，不仅有数百所本笃会修道院，还有一些男女可以选择的新宗教团体：律修会(Canons Regular)、西多会(Cistercians)、吉贝定会(Gilbertines，英格兰特有的一个修会)、圣殿骑士团(Templars)、医院骑士团(Hospitallers)、加尔都西会(Carthusian)、多明我会(Dominicans)、方济各会(Franciscans)、加尔默罗会(Carmelites)和奥斯汀隐修会(Austin friars)等。在这个框架内，几乎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各种宗教生活，乡村的、城市的、冥想的、苦行的、活跃的，现在都得到了满足。更重要的是，现在大多数人进入宗教生活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虽然老本笃会的修道院主要从孩子中招募修士——一些贵族父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修道院来培养——但是从12世纪中叶以后，那些进入新旧修道院的人都是成年人。本笃会建立了自己的新模式，禁止16岁以下的任何人入会，并坚持实行为期一年的考察期。征募制已被自愿加入所取代。

在整个12世纪，英格兰教会建立了教区(diocesan)和堂区(parish)，在这种组织结构下，英格兰教会延续了几个世纪。最后创建的新教区是伊利(1108年)和卡莱尔(1133年)。教区被分为若干副主教区(archdeaconry)，副主教区又分为若干农村总铎区(deanery)。在诺曼时代，跟以前一样，新的教区几乎可以根据领主的意志随意创建，但此后变得更加困难。教会的区域组织结构被冻结在12世纪的状态。这当然不是因为人口和经济没有增长。相反，新的定居点继续建立，旧的定居点继续扩大。实际情况是，教会法和教皇司法权的发展趋于保护无数的既得利益。律师的崛起本身就是一个生活领域变化的结果，但它反过来使生活的其他领域发生改变变得更加困难。真正出现牧灵问题的地方是城镇。主教们为解决这个问题费尽心机，但他们的大部分努力都被平信徒、教士和庇护人的既得利益击败。13世纪时，人们找到了解决方案，但要解决问题，就需要做出彻底的背弃，过上一种新的宗教生活方式。这种新形式是由托钵修会(mendicant orders)的修士提供的，这些流动传教士所属的组织的国际性超越了教区和堂区的界限。来英格兰的第一批托钵修士来自多明我会，他们于1221年抵达英伦岛并前往牛津。三年后，方济各会的修士也来了，他们最早的修道院建在坎特伯雷、伦敦和牛津。加尔默罗会和奥斯汀隐修会的修士们于13世纪40年代抵达。到1300年，修士们在英格兰共建立了约150所修道院。

托钵修士的到来，同教会法的发展一样，是反映英格兰教会基本情况的一场运动。尽管其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牢牢扎根于英格兰的土地，但在精神、思想和社团生活方面，英格兰教会是拉丁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从11世纪后期开始，尤其如此。尽管盎格鲁-撒克逊教会一直对来自大陆的影响持开放态度，但在1066年之后，教会使用法语布道，并且在学问中强调拉丁语，这进一步强化了广收并蓄的姿态。更重要的是格列高利改革运动，以及覆盖整个拉丁教会的教会法和教皇司法管辖权的相关发展。改革者要求给教会以特权自由(libertas ecclesiae)，这毫无疑问会产生一些重大后果，但最终结果却无法实现。虽然自由与特权和继续拥有巨大的集体财富有关，但国王和其他世俗的庇护人不愿意放弃他们的一些关键权力，特别是任命主教的权力，即使在13世纪他们不得不通过罗马教廷的法律机制来任命主教，他们也仍然不愿放弃这一权力。事实是，教会所拥有的精神武器(逐出教会和禁行圣事令)最终不足以阻止世俗权力。此外，它们容易因为滥用而降低效力。对世俗世界真正重要的领域，不仅有圣职任命，还有战争、比武和商业方面，在12世纪和13世纪的过程中，格列高利改革的英雄时代逐渐让位于一段和解时期。但改革者成功的地方在于将教会的教皇领导理论转化为集权化的统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神职人员学会了听从教皇的指示。因此，当教皇英诺森三世因与约翰国王的争吵而对英格兰实行禁行圣事令时，神职人员都服从了。从1208年到1214年的六年间，教堂关门了，平信徒被关在外面，他们无法享受圣坛上的圣餐、举行庄严的婚礼，以及在神圣的地方埋葬。甚至当教皇下令从1199年开始对教会征税时，神职人员虽然心存抱怨，但还是如数缴纳了。从1228年起，英格兰出现了一系列常驻收税人，他们拥有教廷大使(nuncio)的称号，而且几乎都是意大利人。这方面也存在妥协。赢得英格兰国王对征税的认可似乎是更现实的做法，因此，到1300年，国王获得了大部分收益。

在此期间，天主教基督教仍然是英格兰无可争议的宗教。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教堂关闭的六年里，几乎没有公众抗议的杂音，但也没有兴起对其他宗教的热潮。在12世纪和13世纪，异端邪说跟11世纪一样没有对英格兰教会构成威胁——在这方面英格兰与欧洲的许多地方不同。在此期间，英格兰有少数的非基督徒——犹太人，但他们的处境总是不安全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并且他们在1290年遭到了驱逐。大多数基督徒都为此欢欣鼓舞。

经济

英格兰1086年的经济轮廓可以从《末日审判书》重复而简洁的短语中非常清楚地得到了解。这时候的英格兰基本上还是农业经济。超过90%的人居住在乡村，并从土地资源中获得每日所需的面包和啤酒。这块土地上已经居住了不少人口(大约有13 000个有名字的定居点)，并且大片土地得到耕种。到1914年，80%的耕地早在1086年就已被人耕种了。牧场、林地和沼泽都被开发利用。大多数人都是农民和渔民。贸易和工业都不能成为替代性的就业来源。《末日审判书》提供的统计数据(尽管使用这些数据必须跟使用其他统计数据一样保持谨慎)可以补充说明当时的情况。被称为“维兰”(villani，农奴)的人构成了人口最多的阶层，他们占记载的总人口的41%，他们的土地持有量占全部土地的45%左右。第二大阶层(占32%)是被称为“边农”(bordars)或“茅舍农”(cottars)的人，但他们只持有5%的土地。因此，尽管存在巨大的个体差异，但很明显，这是两个不同的阶层：一群是在乡村地区拥有大量土地的人，另一群人只拥有一间小农舍及所带的花园。此外，有14%的人被描述为“自由人”或“索克曼”(sokemen)。由于他们占据了1/5的土地，从经济角度来说，他们似乎属于维兰阶层。最后是没有土地的奴隶，他们占记载的总人口的9%。

在社会天平的另一端是国王和一小群有权有势的人，他们都是收租者(rentiers)，靠地产的收入过着时髦的生活。不到200位平信徒和大约100座主要教堂(主教座堂、修道院和小修道院)占据了全国财富的3/4。这些人用法律术语来说是国王的直属封臣(tenants-in-chief)，他们都有自己的租户。例如，像第一代萨里伯爵威廉·德·瓦伦这样的富有贵族，从价值超过1150英镑的地产中划拨出价值约540英镑的地产转租出去。其中一些转租租户被称为骑士，他们的租地叫骑士封地(knights’ fees)(虽然许多骑士并不比最富有的维兰更有钱，但是他们与领主的关系更密切，因此属于一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其余的领主地产(通常是总地产的一半或3/4)被作为“领主自留地”(demesne)，领主们大部分的收入和食物正是从这部分土地上获得的。一座带有一个固定中心的修道院需要定期的食品供应，但其他喜欢四处旅行的大地主可能对钱更感兴趣。因此，大多数领主自留地被租出去〔技术术语叫“佃出”(farmed)〕，以收取现金租金。大多数承租人来自与骑士封地持有人完全相同的社会阶层，他们一起组成了一个土地“中产阶级”，即绅士阶层。

在1086年之后的两百年里，英格兰经济发生了什么变化？即使在这么长的时期内，可以说，在许多基本方面，几乎没有变化。英格兰1286年时的城镇化水平不比1086年时更高。的确，13世纪比11世纪有更多更大的城镇，那是因为总人口更多了。船舶设计毫无疑问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从公元8世纪开始，这方面一直是北欧的特长。在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是“柯克船”(cog)的发展，这是一种大型的桶状散货船，带船尾柱舵轮，吃水深。这意味着长期以来将英格兰东海岸与北欧联系在一起，把西部与法国的大西洋沿岸相连的海上贸易得以繁荣发展。据推测，羊毛、布匹、木材、咸鱼和葡萄酒的贸易量不断增长，商家的利润也在节节攀升。但贸易的发展并没有激发英格兰商业革命及银行和信贷设施的发展，13世纪时，这些领域依然是意大利人的天下。这种相对落后的状况导致的后果是，在13世纪，越来越高比例的英格兰对外贸易被控制在意大利人手中。他们的流动资本储备使意大利公司能够提供有吸引力的条款。他们不仅有资本买下一所修道院当年的所有羊毛产量，也可以提前多年订购。通过向亨利三世和爱德华一世提供大笔贷款，他们获得了王室的庇护。从13世纪后期开始，英格兰才真正被视为一个部分发达的经济体。其大部分进出口业务由外国人(加斯科涅人、佛拉芒人和意大利人)经手。其主要出口产品是原材料(羊毛和谷物)，而不是制成品。换句话说，那时还没有工业革命。

在此期间，主要产业仍然没有变——纺织业、建筑、采矿和金属加工、产盐和海上捕鱼。此外，尽管有时纺织业有缩绒加工法的问世，但工业技术没有显著进步。在12世纪和13世纪，英格兰的纺织业远不能与高度资本化的佛拉芒纺织业相提并论。另一方面，佛拉芒对英格兰羊毛的需求的不断增长确实有助于保持良好的贸易平衡，从而保证这一时期有足够的黄金流入，以维持本国银币的优良品质(在发展速度更快、货币化程度更高的地区，人们将劣质硬币作为零钱来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英格兰的经济变化相对较小)。

首要的问题是没有发生农业革命。尽管13世纪的地产管理专家，例如亨雷的沃尔特(Walter of Henley)或伊斯特里的亨利(Henry of Eastry)等人，以理性和科学的方式处理他们的工作，但他们工作的技术局限性意味着不可能显著提高产量，既不能提高羊毛的产量，也不能增加粮食的产量。尽管用马耕地的做法正在普及，但这对于提高农业产量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主要问题不在于犁地，而在于播种、收割和保持土壤肥力。人工播种和收割既耗费人力又效率低下。泥灰肥和大多数其他类型的肥料要么昂贵，要么无法获得。只有动物粪便比较普遍，并且被广泛和系统地使用。但是，冬季喂养羊群和牛群的高成本意味着粪便的产量有限。如果初级生产环节没有得到根本改进(当时没有改进)，那么第二阶段的生产改进(例如在1200年左右引入风车)只能对经济发展起到微不足道的作用。因此，在许多方面，英格兰的经济仍然停滞不前。确实可以说，与其邻国，特别是佛兰德斯(Flanders)和意大利相比，13世纪的英格兰还没有11世纪发达。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明确指出，英格兰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到了13世纪末，尽管男性和女性都熟悉性交中断这种节育方法，但英格兰的人口远远超过了1086年时的水平。确切的人口是多少，我们无从得知。在汇编《末日审判书》的时代，统计人口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大多数历史学家估计当时的人口在125万到225万之间。要估计13世纪晚期的人口则更加困难。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可能高达700万；其他人认为没有那么多，或许是500万。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且大多数人认为可能增加了两倍。人们猜测，英格兰人口从11世纪(或者可能从10世纪)开始缓慢增长，随后从12世纪末开始加速，这种假设似乎是合理的。但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增长率不尽相同。约克郡北区(North Riding)的人口在1086年后的200年里可能增加了大约11倍，而在其他地方，特别是那些在《末日审判书》调查时期人口已经相对密集的地区，即南部沿海和东盎格利亚的某些地区，增长率非常小，但在沃什周围的淤泥地带出生率特别高。

人口增长带来了什么经济后果呢？用“无发展的扩张”这句话来概括最恰当不过。人口增长的最直接的后果是定居点和耕地的实际扩张。扩大定居点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情。事实上，确实存在很多现代世界的公民称之为经济进步的迹象。城镇蓬勃发展，其主要职能是成为当地市场。如果了解一下城镇居民从事的各种职业，就会惊叹于粮食存储以及皮革、金属和纺织领域的工匠店主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即使对于大城镇而言(按照欧洲标准，英格兰仅有一个真正的大城市伦敦，据估计在1334年其财富是最接近的竞争对手布里斯托尔的四倍)，长途和奢侈品贸易仍然不那么重要。农村人口密度的增加意味着城镇的规模和数量都在增加。1100年至1300年，建立了大约140个新城镇。如果已有的证据没有偏差的话，那么1170到1250年之间的几十年里建立的城镇数量最多，例如朴次茅斯、利兹、利物浦、切姆斯福德、索尔兹伯里等就是这个时期建立的。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由当地领主建立的，他们希望通过收取租金和通行费来谋利。有些城镇的选址是利用海上贸易的扩张，因为较大的船只意味着波士顿、金斯林(King’s Lynn)和赫尔(都是新建的)等沿海港口比林肯、诺威奇和约克等河流上游的港口发展得更快。

在农村，特别是在那些被诺曼人废弃的北部地区的整整齐齐的村庄中，有时可以看出设计者所带来的影响。在其他地方，例如在已经人口密集的东盎格利亚，村庄有时会迁移到新址，散布在公共土地的边缘，大概是为了不占用良田。

但找到居住的空间是一回事，种植足够的粮食得以生存是另一回事。总的来说，农田的扩张并不是通过建立新的定居点来实现的，而是在现有聚居地的周边进行零散开垦。大面积的森林、沼泽湿地和高地被砍伐、排干和开垦。其中一些地方土壤肥沃(沃什周围的淤泥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大部分地方的土质一直比较贫瘠，如苏塞克斯威尔德的林间空地。这是“通向边缘的旅程”，人们走向耕地的边缘，有些边缘地十分贫瘠，它产出的粮食少得可怜，几乎不值得投入劳动力。对食品(最重要的是面包)的需求十分紧迫，因此其他“必需品”(燃料和建筑木材)只能让道。

当然人们试图更加集中地耕种现有的耕地。在13世纪，三田轮作制取代了二田轮作制，并得到了更广泛的运用。这意味着每年有三分之一而不是一半的土地被休耕。但是，如果要保持土壤肥力，更密集的土地使用需要相应地增加施肥。不幸的是，耕地的扩张有时会牺牲牧场和林地。牲畜数量不增加，会减少粪便产量。这反过来可能导致土壤肥力枯竭，而不是提高产量。无论在13世纪末期粮食产量是否下降，有一点似乎很清楚，如果可耕种的土地面积达到物理极限，但人口仍然继续增长，那么必定会出现两种情况之一。要么进口更多的食物，要么平均生活水平下降。没有证据表明谷物进口量增加。反倒有可能存在相反的趋势。英格兰谷物经销商将他们的商品以散装货船的形式运往佛兰德斯、加斯科涅和挪威等地区，即工业化或专业化程度比英格兰更高的地方，而且这些地区的经济也更适合出口布匹、葡萄酒和林产品，以换取基础食品。此外，有关13世纪英格兰地产的大量纪录清楚地表明，租户持有的平均土地规模在缩小。在这个时期，更多的人口意味着人均土地减少了。

尽管情况如此暗淡，但许多13世纪的村民仍比《末日审判书》时期祖辈们的日子好过很多。相对而言，他们免于战争造成的破坏。而且他们都不是奴隶。奴隶制是缺少劳动力的经济的特征，随着人口和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奴隶制在削弱。确实，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农奴(可能占总人口的一半)，而《末日审判书》时期的维兰和茅舍农(占总人口的3/4)都是自由的，不过，虽然维兰和茅舍农都是自由的——因为他们不是奴隶——但显然他们并不是非常自由，因此，能被称为“自由人”的阶层规模很小(只占记载中总人口的14%)。维兰和茅舍农的生活困难是因为他们的领主们也是自由人，而且有权有势。他们可以自由地操纵习俗，竭力压榨维兰和茅舍农，而且在劳动力相对短缺的时期，这可能意味着沉重的劳务服务，这种时期，领主们不会乐意按市场标准支付工资。只有当劳动力供应增加时，领主才会越来越多地选择雇用劳动力。在12世纪，许多佃户必须支付租金而不是靠提供劳务来履行义务。在这一点上，法律意识的发展变得非常重要。在1200年的前后各十年里，国王的法官们制定了规则，以确定谁有权在王室法庭审理他们的纠纷，谁没有权这么做。他们认为那些拥有权利的人是“自由的”，而那些没有权利的人则是“奴性的”。把社会分成两个不同类别的后果是使一半人遭到奴役，使他们在法律上不自由。但是律师一只手拿走的东西又通过另一只手还回来了。一切被界定得越详细，成文的东西越多，习惯土地法就越僵化，越停留在文字规定上。操纵习俗变得更加困难，习俗比以前更有效地保护了现状。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起11世纪的许多自由佃户，13世纪的不自由的佃户更不容易受到领主的肆意盘剥。试图操纵习俗的13世纪领主经常卷入与组织良好的村社的长期法律诉讼。

然而，虽然习惯法可能会保护贫穷的佃农免受领主的苛刻要求的压迫，但它无法保护佃农免受经济变革的严峻现实的影响。在1200年的前后十年里，英格兰的一半村民可能已经沦为农奴，但与贫困村民变得更穷的事实相比，这一点显得微不足道。那些在13世纪末真正遭受苦难的人不是这些卑贱的佃农，而是那些贫穷的佃农和没有一丁点土地的佃农，无论他们是自由人还是农奴。我们对租户有所了解。温彻斯特庄园的死亡率表明，从1250年开始，更贫穷的佃农变得越来越“对收获敏感”。这是一个委婉的说法，意思是每次收成不好，他们中的更多人会死于饥饿或与营养不良有关的疾病。对黑尔斯欧文镇(Halesowen)的西米德兰兹庄园的研究表明，那里的贫困佃农(《末日审判书》时期的茅舍农的继承者)的寿命比富裕的佃农(同时期的维兰的继承者)少了十年。无地佃农的生存状态如何呢？我们只能猜测，证据本身的性质使他们在13世纪的纪录中很少被提及。大庄园的劳工通常不仅可以获得现金，还可以获得足以维持家庭生活的粮食补贴。但那些成为“经济过剩”的无地劳动者呢？据推测，他们也变得“对收获敏感”。

但是给穷人带来痛苦的经济阴云却为富人带来了曙光。人口的增长意味着对食物的需求增加。物价上涨，特别是在1200年左右和13世纪末期。另一方面，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意味着整个世纪的货币工资水平保持稳定，无论是计件工资还是计日工资。换句话说，实际工资下降了。在这种情况下，富有地主的日子很好过，在市场上出售他们的剩余产品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收益。市场数量激增。1198至1483年间，官方授权建立了2400个市场，其中一半以上是在1275年之前建立的。同样，租赁需求的增长意味着租金上涨。例如，伊利主教的净收入从1271至1272财年的920英镑上升到1298年的2550英镑。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幸运的大庄园主所要做的就是坐享其成，坐等供求法则发挥作用。12世纪和以前一样，大多数属于富有领主的庄园实际上都是由他的佃农承租的，无论是作为骑士封地还是以固定租金出租给“农民”。在稳定或逐步扩张的时期，这么做很有道理，从领主的角度来看，它把管理费用降至最低。这种制度十分稳定，终身租赁或延续几代人的长期租约很常见，而且这些长期租约有变成世袭使用租地的趋势。

但是1200年左右的价格急剧上涨给收固定租金的领主带来了严峻的问题。如果他想抛弃佃户，直接利用市场经济，那么他就必须直接管理他的庄园。摒弃一个古老的制度并不容易，许多领主遭遇了佃户的激烈抵抗，但领主们还是逐渐把土地收了回来。关于这个过程的最著名的描述，可以读一读布雷克隆德的约瑟林(Jocelin of Brakelond)对布瑞·圣·埃德蒙茨的萨姆森(Abbot Samson of Bury St Edmunds， 1182至1211年间任修道院院长)的有条不紊的生活的记载。领主把庄园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任命庄园管家和地方长官(reeves)来管理庄园并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盈余。在这个新制度下，领主的开支和收益每年都在变化。这将使他的管理人员很容易欺骗他，除非他密切核查他们的活动。因此，每年庄园的详细纪录会与其他庄园的类似回报纪录表一起，被递交给代表大庄园的中央管理部门的审计师们进行核查。(大量的此类账目保存了下来，让我们能够对13世纪英格兰农村经济的某些方面有更多的了解。)审计师既制定政策又侦察欺诈行为。他们确定了每个庄园的目标，即必须达到的粮食和牲畜的生产水平。他们做出了投资决策，例如是否要建造新的谷仓、是否要购买化肥料等。对这些事物的关注导致了全新著作的诞生，即关于农业和庄园管理的论文，其中最有名的是亨雷的沃尔特的《畜牧业》。所有这些变化的前提条件是较高的识字普及率，如果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进行13世纪初的管理革命。

新制度的重点是使领主的利润最大化，并以尽可能合理的方式实现这一点。这种方法似乎不太可能关心穷人所面临的问题，穷人在这种经济体系中被视作多余的无用之人，几乎所有穷人都无用。在庄园层面，有无数抵制领主要求的案例，包括被动抵制和直接行动(有时是法律诉讼)。在城镇，同样有越来越多证据表明贫富之间的斗争。到了13世纪90年代，英格兰已人满为患，传统经济已无法应对人口压力造成的社会矛盾，这个国家已处于阶级战争的边缘。

[1]　格兰维尔和希拉克顿是12世纪和13世纪的英国法律专家。——编者注

第四章 中世纪后期

(1290—1485) 　　　　　

拉尔夫·A. 格里菲思(Ralph A. Griffiths)

对当时的人们以及此后的众多历史学家来说，14世纪和15世纪似乎是一个危险、动荡和颓废的时代。英格兰的国内和国外战争(尤其是对苏格兰、法国和低地国家的战争)持续时间更长、波及范围更广、代价更大，参战人数也是自维京时代以来最多的。在不列颠群岛内，尽管爱德华一世征服了威尔士，英格兰人仍然对威尔士人不放心；以欧文·格兰道尔(Owain Glyndwr)叛乱(从1400年开始)为顶峰的起义此起彼伏，似乎既证明了这种不信任，也应验了威尔士要把英格兰人逐出去的预言。凯尔特人对英格兰人的偏见进一步加剧，充满了被征服者或被压迫者所具有的所有痛苦和怨恨。1442年，一位苏格兰人说：“英格兰人的暴政和残酷在全世界都是臭名昭著的，他们在与法国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和邻近其他国家争权夺利的过程中，把这些显露无遗。”15世纪初，饥荒、疾病和瘟疫(从1348年开始)让英格兰的人口可能锐减了一半，这严重扰乱了英格兰社会。接近15世纪末，法国政治家们对英国人废除和杀害他们国王和国王的子女的习惯(如1327年、1399年、1461年、1471年、1483年和1485年所发生的那样)表示不满，在西欧其他任何地方类似事件的发生都没有这样频繁。信仰上的不确定性和异端的传播，致使脾气暴躁的牛津大学校长托马斯·加斯科因博士(Dr. Thomas Gascoigne)认为，他那个时代的英国教会已经腐朽，其主教们和神职人员也没有履行职责。一位颇受欢迎的诗人描述了1389年前后的情景，他认为这个看似腐朽的时代充分体现在奢华而不雅的服装上，如垫肩、紧身腰带、男士紧身裤和尖头皮鞋。

当然，依当时人的认识来评价那个时代是危险的，特别是如果他们曾经历过特殊的紧张或动荡时期。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战争也可以有建设性的一面，也赋予英格兰人更加清晰的民族认同感；饥荒和疾病不一定完全摧毁社会，经济萎缩也不一定意味着经济萧条；异端的发展和对宗教机构的批评，可能会刺激人们的个人虔诚；与议会的演变一样，政治危机具有建设性的一面；最后，文学和艺术成就很少被民间骚乱或社会动荡所消灭。以20世纪后期的视角来看，中世纪后期是个动荡和复杂的时代——当然，也是一个充满活力、雄心勃勃的时代；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时代。

战争中的英格兰(1290—1390)

以王室和内府为中心的国王和他的宫廷，是英国政府和政治的焦点，也是其支点。两者的核心是国王与其有影响力的臣民之间的关系：首先是男爵或权贵，还有那些经常渴望加入男爵行列的乡村骑士和乡绅、富有的商人、主教和有才气的教士，所有这些人都寻求王室给他们提供庇护、地位和晋升。成功的国王与所有或大多数有影响力的臣民建立和谐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政治稳定、政府有效和国内和平。这不是简单或容易的任务。国王在其王国中至高无上的权威越来越得到强调，国王去世后王权要传给他的长子(从1216年)，同时通过国王的秘书和仆人组成的网络，扩张了王室的统治，这两条原则强化了王权，但是是以牺牲大地主的封建的、地方上的权利为代价的。然而，这种世袭君主制的原则，虽然降低了皇室亲属争夺王位的可能性，但却更有可能是让不合适的国王(由于他们的年轻、性格或无能)继承了王权。最重要的是，14世纪和15世纪的持续战争，要求英格兰的国王要尽更重的义务。从爱德华一世的统治开始，每个十年内都会爆发战争，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在岛内。中世纪后期的每一代英国人都知道战争的要求、压力和后果，而且比他们的祖先体会更深。

经历了亨利三世统治时期的内战之后，英格兰成功地取得了和解，恢复了国内和平，国王和他的臣民也因此可以重新建立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时适当地考虑到了双方的权利和愿望。新君主爱德华一世(1272—1307年在位)精明强干、治国有方，决心强化他的君主权威。但他在岛内的所有领土上都不遗余力地主张自己的主权——即使是那些超越其王国边界的领土，于是开启了战火不断的时代。

在威尔士，他侵吞了最顽强、最独立的圭内斯王国；并且随着1282年卢埃林·阿普·格鲁菲兹的去世，他成功地征服了威尔士(在经过200年的断断续续的战争后)。因此，爱德华一世扩大了其在威尔士北部和西部的领土，形成了覆盖半个威尔士的公国；在1301年，这个公国被赐予国王的长子，使其成为英格兰出生的第一位威尔士亲王。这是一项重大的成就，尽管代价高昂。战争所造成的物质破坏须得到弥补；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未来安全计划包括：建立十几个新的和重建五六个堡垒，其中大部分都是由效忠国王的移民居住的、新的、带城墙的城镇；并为被征服的土地设计了一个常设政府。这个政府(在1284年的《罗德兰法令》中宣布成立)开始是一个军事机构，但很快通过英国创新和威尔士做法的巧妙结合，建立了和平与稳定。由于公平、怀柔、缓和而建立了稳固性，这是新总督与威尔士人之间关系的标志；1287年、1294至1295年和1316年的叛乱，并没有构成广泛或严重的威胁。然而，征服的代价是惊人的。英格兰的每个郡及其他地区都招募士兵和水手、建筑师、工匠和劳工，前往威尔士服役。仅在1277至1301年间(当时一名熟练的石匠每周收入不到2先令)就至少花费了75 000英镑建造城堡，而镇压1294至1295年那场反叛的成本约为55 000英镑。幸运的是，威尔士王室政府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到了14世纪中叶，它为皇家财政带来了收入，同时威尔士的绅士阶层在与外来政权的合作中也逐渐富裕起来。

爱德华一世灭了卢埃林之后不久，就把目标转向依靠威尔士边区的领主(大多数都是英格兰权贵)，意图建立统治他们及其臣民的君主权威；他把威尔士教会和主教们直接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爱德华在征服的整个进程中，表现出了远远超出军事行动的想象力、决心以及对战略的把握。但是被征服者的教会和国家，被外国人的统治集团所统治——他们心中难以抹去痛苦的感受。如果英格兰人的统治充满压迫，如果稳定统治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枯竭，或者本土和移民之间的关系恶化，都将会给英格兰带来严重问题，也会威胁到英格兰对威尔士的殖民统治。

爱德华一世同样有意对苏格兰施加他高高在上的领导权威。这是一项异常野心勃勃的事业，因为苏格兰与威尔士不同，拥有自己的君主〔坎莫尔(Canmore)家族〕，而苏格兰人的独立情怀非常强烈，特别是在偏远的高地。但是，和威尔士的情况一样，1286年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三世去世，4年后他的孙女兼继承人也去世了，这个时候爱德华看到了霸占苏格兰的机会。爱德华接受了苏格兰“王国守护者”的邀请前往解决苏格兰王权的继承问题，并利用这个“伟大的事业”(1291—1292)来确立自己为苏格兰的“领主”。苏格兰的抵抗和爱德华实现其主张的努力，开启了两国之间充满敌意的冷战时期，且一直持续到16世纪。苏格兰人寻求法国人的援助(1295年)和教皇的支持。他们在威廉·华莱士(1305年被处死)和国王罗伯特一世，1306—1329年在位)的领导下，激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捍卫了他们的政治独立。在1296年之后的半个世纪中，英格兰的二十几次入侵成功地在苏格兰低地建立了不稳固的军事和行政存在。但要在贫穷和充满敌意的国家维持这样的存在是困难的，维持所需要的资金必须主要来自英格兰。英格兰人也没有掌握北方海域或制服和控制苏格兰的北部和西部。因此，英格兰人在苏格兰没有取得像讨伐威尔士时的任何优势(或成功)，甚至在战斗(特别是在1314年的班诺克本战役)中英格兰骑兵部队遭受了来自更加灵活机动的苏格兰人的重创，备感羞耻。《北安普敦条约》(1328年)承认了罗伯特国王，并放弃了英格兰人的霸权主张；但爱德华三世在1330年掌权后很快否认了该条约。此后英格兰-苏格兰关系是一连串令人悲伤的事件：入侵、边界突袭、英格兰对苏格兰南部郡的不稳定占领、强化法国-苏格兰“老同盟”(Auld Alliaunce)的协议，直至在1346年内维尔十字路口战役苏格兰的大卫二世国王被俘。当英格兰人的主权要求和野心被苏格兰人坚定而团结的抵抗挫败之后，苏格兰成了英格兰持久的、耗资巨大的头疼事。

在班诺克本战役之后，罗伯特一世试图通过利用爱尔兰的局势来阻止英格兰对苏格兰的进一步行动。1315至1818年间，他的兄弟爱德华·布鲁斯(Edward Bruce)获得了英格兰-爱尔兰权贵和盖尔人首领们的支持，并于1316年被宣布为爱尔兰的高级国王。此后不久，罗伯特亲自访问了爱尔兰，这可能是为了掀起一场反对英格兰爱德华二世(1307—1327年在位)的“泛凯尔特人”运动。苏格兰对爱尔兰的这一干预，对英格兰政府造成了严重冲击，也暴露了其政权在都柏林的弱点。1210至1394年间，没有一位英国国王访问爱尔兰，甚至连号称“威尔士征服者”和“苏格兰人之锤”的爱德华一世也没有去过。相反，爱德华一世无情地掠夺了这个国家的人力、财力和物资资源，尤其是为了他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战争和城堡建设。严酷的剥削和缺席统治，很快导致了行政权力的滥用和秩序的衰退，英格兰-爱尔兰的权贵和盖尔人首领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国王的官员们掌管着日益衰弱和被忽视的政府，而盖尔人的政治和文化复兴已经在13世纪扎根。这有助于爱德华·布鲁斯的成功。一位同时代的人说，在他当政期间，爱尔兰“变成了一股汹涌的浪潮”。英格兰的领主地位从未恢复，因此无法在整个岛上强加其权威。爱尔兰不是财政资源，而是成为一项财政负资产。1318年后，来自爱尔兰的财政收入是爱德华一世时期的1/3，因此不足以维持英格兰在这里的统治。由次要人物领导的定期远征，对恢复国王的权威几乎没有什么作用，而直接统治下的地区因此缩小为都柏林周围的“派尔”(the Pale)。当政府通过包括《基尔肯尼法案》(Statutes of Kilkenny， 1366年)在内的一系列法令，强化种族和文化隔离，甚至施加迫害手段时，这等于承认自己的失败。“爱尔兰之主”在中世纪后期已经是徒有其名了，这种主权代价高昂、无法可依；爱尔兰人对英格兰人的统治充满敌意，并且苏格兰人、法国人甚至威尔士叛乱分子都会利用这一点。

数代英格兰君主要求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承认自己的霸主地位，但遭到了加斯科涅的法国国王的拒绝。这些英格兰国王在加斯科涅的身份是阿基坦公爵，自1204年以后，一直是法国王室的封建王侯。无论在所谓的百年战争(1337—1453)之前还是期间，加斯科涅都是英格兰和法国关系的核心：它取代了诺曼底和安茹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爱德华一世登基后，这个产葡萄酒的富裕省份是英格兰唯一剩下的法国领土。这里产的没有甜味的葡萄酒出口到英格兰，英格兰的布匹和玉米通过海路运到波尔多和巴约讷，双向的贸易加强了加斯科涅和英格兰的政治纽带：1306至1307年，公国的财政收入大约为17 000英镑，非常值得为之开战。就加斯科涅边境和当地居民的权利问题，英格兰与法国国王之间的摩擦逐渐变成了一个更大的、有关国家和主权的问题。具有自我意识、坚定自信的法国，一心要加强对其各省和王侯(包括有阿基坦公爵身份的英格兰君主)的控制。而爱德华一世和他的继任者们不愿意看到法国王权在加斯科涅得到加强或产生任何实际影响。结果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和平会议、“局部”战争(法国军队攻入加斯科涅，公国经常被占领)、英格兰的远征，甚至爱德华一世亲自造访了此地(1286—1289)。

如果没有其他两个因素，英格兰和法国之间的关系可能继续以这种方式恶化。英格兰政府对法国-苏格兰同盟(自1295年)表示不满。爱德华三世入侵苏格兰之后，法国人(1334年)向苏格兰国王大卫二世提供的避难，令英格兰恼怒。更具有争议的是，法国王室卡佩家族的成年男性子嗣即将灭绝的后果。1314至1328年间，四位法国国王连续死亡，每次新王登基都需要加斯科涅宣誓表示效忠——这令人恼火。但1328年最后一位卡佩家族成员的死亡，引发了法国王位继承的问题。在那时，新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1327—1377年在位)无法通过他的法国母亲伊莎贝拉宣称自己的权力要求；但在1337年，当加斯科涅的情况进一步恶化时，他就这样做了。他的行动可能主要是战术性的，希望让新的法国瓦卢瓦王朝君主腓力六世难堪，尽管英格兰国王成为法国国王将具有无可否认的好处，即立即解决棘手的加斯科涅问题：加斯科涅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会得到保障。因此，1337年，当英格兰人在诺曼海岸发现一支法国舰队正在前往苏格兰的路上(英格兰人认为是这样)，英法战争爆发了，而且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即“百年战争”)。

英格兰的战争目标既不恒定，也不严格坚持。特别是在14世纪，其战争外交主要围绕一系列眼前的问题，例如，如何在加斯科涅维持独立统治，以及如何阻止苏格兰在北部边境发动支持法国人的袭击。即使在爱德华三世于1337年宣布自己才是法国国王之后，他也准备利用在普瓦捷(Poitier， 1356年)战役中擒获的法国国王约翰二世索要赎金；并在《布勒丁尼和约》(Treaty of Brétigny， 1360年)中放弃了对法国王冠的主张，以换取法方做出实际的让步。然而，王朝关系、商业和战略方面的考虑，甚至对于从1308到1378年设在阿维尼翁的教皇的不同态度，将英法冲突扩展到低地国家，波及卡斯提尔(Castile)和葡萄牙，以及苏格兰、爱尔兰，甚至威尔士。首先，这些战争(因为这是一系列不连贯的战争，而不是一场战争)是在1338至1340年间在法国北部进行的包围战。然后在1341至1347年，在法国布列塔尼省、加斯科涅省和诺曼底省发起了更为激烈的钳形攻势(英军在克雷西获胜，并夺取了加来)。接下来是爱德华三世的长子“黑太子”爱德华，1355至1356年从加斯科涅出发，发动了大胆的骑兵大战(chevauchees，以普瓦捷会战大捷告终)，以及国王本人于1359年也占领了法国国王传统加冕地兰斯(Rheims)。1367年战火在卡斯提尔复燃，随后一段时期在葡萄牙、佛兰德斯和法国本土展开了间歇性的、更为温和的战争，双方逐渐被消耗得筋疲力尽。

战争初期，英格兰占据优势，因为其更加团结、组织更加严密。英格兰的财富(特别是基于羊毛生产)以及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战争经验，是其在欧洲大陆进行大规模作战的宝贵基础。法国各省份的高度独立，决定了英国的战略。爱德华三世在1338至1340年在低地国家开展的战争，依赖于佛兰德斯的织布业城市的支持——这些城市虽然隶属法国国王，但与英格兰有着重要的商业联系。14世纪40年代，布列塔尼的继承纠纷，为英军进行干预提供了借口，甚至进而在一些城堡驻军；虽然加斯科涅远在南方，却是直接进入法国中部的通道。

不列颠群岛内部的战争，为英格兰政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开发出招募大批士兵的新方法。由签订契约的队长招募的、新的雇佣军，补充并逐步取代了传统的封建军队。他们比组织松散、行动迟缓的法军规模更小、纪律更严，更可靠，也更灵活。英格兰的重骑兵和弓箭手在战斗中善于使用长弓和防御战术，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在战争的最初几十年，面对所有不利条件，英军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尤其是克雷西战役和普瓦捷战役)。海上战争显得微不足道，因为当时的海军战术没有什么新奇或想象力。通常14世纪的指挥官还不能进行海战，斯鲁伊斯海战(Sluys， 1340年，英格兰人获胜)对爱德华三世远征佛兰德斯所起的作用是次要的。英国人从不常备一支舰队。但是瓦卢瓦人从他们的卡斯提尔盟友那里学会了海战的专业知识，后来在鲁昂建造了船坞，及时确立了他们在海上的优势(他们在1372年的拉罗谢尔海战中获胜)。

英国在对法国战争中的投资之大前所未有。远征军的组织非常正规，偶尔规模很大(例如，1346至1347年超过1万人)。只要取得胜利，巨大的财政支出都是可以容忍的；但随着1369年英格兰军事优势的减弱，政府采取了更新、更冒险的权宜之计，包括征收人头税。单凭传统的南部五港联盟(Cinque Ports)不能为防御和远征提供全部的海运工作，因此数百艘商船(例如1334年围攻加来时征用了735艘)被政府强征，从而退出了正常的商业运营。1369年之后变得更加大胆自信的法国人和卡斯提尔人开始袭击英格兰的海岸；英格兰南部和东部的沿海郡县开始组织防御，同时有内陆其他郡县的支持。但即便如此，也无法阻止温切尔西(Winchelsea， 1360年)、拉伊(Rye， 1377年)和其他港口的陷落。战争的代价确实很高昂。确实，许多幸运的士兵占有了被征服的法国庄园，而且在胜仗连连的年代，赎金的收入也不菲(单单法国国王约翰二世的赎金就高达50万英镑)。但成千上万的英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的生活和职业都因战时服役而遭破坏；食品、材料和设备的供应被转用于完全具有破坏性的战争；羊毛和葡萄酒贸易受到重创。非同寻常的是，英格兰在海外战事不断的几十年里，国内没有出现严重的政治或社会紧张，同时还守住了与苏格兰的边界，稳住了威尔士，以及避免了爱尔兰人的起义。这一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爱德华三世和黑太子的鼓舞、表率和领导力，他们都体现了贵族们所宣扬并受全社会敬仰的骑士风范。法国编年史作家让·弗鲁瓦萨尔(Jean Froissart)认识他们父子俩，并且记录了他这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侠义壮举。在他看来，国王展示出“自从亚瑟王时代以来就没见过的英勇和高贵”。他的儿子也是“一位最英勇的男子和最侠义的王子”。他死于1376年，也就是爱德华三世去世前一年，“‘黑太子’因为他的高贵品质而备极哀荣”。爱德华三世主持的英格兰政权不像爱德华一世那么严苛，而且其雄才大略远胜于爱德华二世。

这些战争是英格兰社会变革、宪政发展和政治冲突的催化剂——否则这些进程将发生得更慢。此外，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英国在14世纪经历了人口和经济波动，增加了社会紧张和不确定性，结果引发了一系列危机，体现了国王与其臣民(特别是权贵们，他们认为自己代表了整个“王国的大众”)之间关系的微妙平衡，以及国王本人对个人君主制的重要性。虽然爱德华一世和他的顾问们一直精明能干、意志坚定，甚至具有远见卓识，但国王的顽固和专制的性质，使他与有影响力的大臣的关系十分紧张。在1290至1297年之间，有产阶级、商人，特别是神职人员为了满足国王在法国和岛内的战争所需，承受了非常沉重的新税负(是爱德华统治前半期的四倍)。也出现过抵制，但是1297年的财产税只比预期减少了一小部分(35 000英镑)。此外，国王召集军队在境外长期服役。爱德华试图压制反对之声，这使神职人员感到震惊，并使商人们感到愤怒。主要权贵(包括威尔士边区的领主，他们憎恨爱德华入侵他们珍爱的领地)的反应是，恢复他们历史悠久的、自我指定的王国发言人的角色，并在1297年和1300年分别向国王表达了不满。他们利用《大宪章》作为反对不经纳税人同意而征税的旗帜，反对压迫性的、前所未有的苛捐杂税。1307年，爱德华一世发动了对苏格兰的第六次征讨，7月7日，在即将穿越索尔韦湾时，在布鲁夫(Burgh-by-Sands)死于侍从的怀抱——而战时的问题仍然存在。他遗留给儿子和继任者爱德华二世的，是一场耗资巨大、远未取得胜利的北方战争；同时，因君民之间的信任削弱，英格兰内部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在接下来的200年里，政治稳定和战争这两项当务之急主导着政府事务，对王国的社会和政治凝聚力及其经济繁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国王将需要特殊的机制才能避免进一步的权威危机。

老练并不是爱德华二世的卓越品质。他的童年缺少父母的爱，青春时期被父亲冷落，并且在登基后要面对许多待解决的问题。爱德华二世向彼得·加瓦斯顿(Peter Gavaston)和休·德斯宾塞(Hugh Despenser)等怀有野心的弄臣寻求建议、友谊，甚至亲情。但他们其实不值得国王信任，许多权贵也憎恨这些人的势力。这些事实，以及权贵们决心(在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的领导下)从爱德华二世这里获得爱德华一世一直不愿做的让步和改革，把统治英格兰的艰巨任务(英格兰当时在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和法国问题上正面临挫折)转化成一场政治改革和个人权利的斗争。一份冗长的、更具体的加冕誓言(1308年)，实质上更加严格地要求新国王遵守英格兰的法律和习俗；1311年权贵们制定了旨在限制王权的条例；这些条例在议会宣布，以获得广泛支持和批准。爱德华二世拥有他父亲的所有固执(虽然没有他的能力)，同时，加瓦斯顿的被杀(1312年)将这种品质转化为一种不可动摇的决心——即不被他朋友的凶手所支配。与此同时，他的战争和保护臣民的负担一点也不比爱德华一世征服时期轻。而且，在1315至1322年期间，一系列灾难(庄稼歉收和牲畜疾病等)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和贫困。内战(1321—1322)和国王的被废黜(1326—1327)是国王和权贵未达成互利合作的决定性后果。爱德华在1322年再次在议会(在约克)声讨这些法令，并于同年在博罗布里奇(Boroughbridge)击败反对者后，处死了兰开斯特。到了1326年，取代这个导致内乱的卑鄙、压迫性和失败的政权的唯一选择就是废黜爱德华，拥立他的同名儿子和继承人为王。废黜国王得到了伊莎贝拉王后的纵容、爱德华王子的默许，以及在议会中大批权贵和其他人的支持，此大胆之举史无前例：自从诺曼征服以来，没有英国国王被罢免过。因此，在1327年，政府尽一切努力隐瞒真相，为这不正当的事做辩护。在威逼之下，这位可怜的国王泪流满面、在半晕状态下被迫同意退位。事后举行了一场议会会议，来尽可能广泛地分担逼宫的责任。虽然爱德华的儿子的继位确保了王权世袭原则保持不变，但王权神授的不可侵犯性已经被破坏。

1327年继位的爱德华三世只有15岁，很快他就做了父亲，并且证明他的能力远远超过他的父亲，对权贵的态度和愿望也比他父亲更敏感——事实上，他与他们同甘共苦，特别是在战争时期，以及在承担一个贵族社会的骑士义务方面。与此同时，新国王在对法国的宏伟和受欢迎的计划中，引发了类似于爱德华一世在不列颠群岛和加斯科涅的事业中所引发的问题。若这些计划最终失败，那么对英格兰的影响可能与爱德华二世统治时期的影响相似。1337年，漫长战争的爆发意味着税收增加的幅度甚至高于爱德华一世晚年的水平；且爱德华三世对商人、银行家和地主表现出跟爱德华一世同样的冷酷无情。此外，在国王和权贵们所热衷的战争处于最激烈的时刻，国王却不在战场——这给通常在国王个人领导下运作的复杂政府提出了难题。爱德华发回的有关治理英格兰的法令〔1338年在泰晤士河畔华尔顿(Walton-on-Thames)发布〕导致了国王和他在法国北部的顾问们与留在英国的议员们之间的摩擦。有些人甚至担心，如果战争取得成功，英格兰在爱德华的心目中的地位可能没有法兰西王国重要了。因此，1339至1343年间，又出现了另一场危机，权贵、商人和下议院(此时已经是王室要求征税的论坛)向国王提出抗议。有人劝说爱德华要对他的权贵、神职人员和普通百姓更加谨慎和体贴。最终的和解和重建对国王的信任(自13世纪90年代以来很难做到了)是可实现的，因为爱德华三世是一个明智、务实的君主，充满自信心，但不会让它膨胀成傲慢。他任命了他的权贵们可以接受的大臣，顺从了议会对自身重要性的呼吁，并且与他的大臣们建立了非凡的融洽关系，这使他在英国的统治和在法国的野心维持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尽管英格兰参与了最重大的战争，但避免了进一步的危机。

14世纪70年代的情况，与80年代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生活在当时的英格兰人来说，在持续的对法国战争(从1369年开始)以及爱尔兰和苏格兰边境的破坏性小冲突中所遭受的挫败令人不安；英格兰享受了10年的战争获利和税收暂停之后，重新纳税遭人怨恨。南海岸港口经常遭到袭击；海军未能完全控制英吉利海峡，危及了贸易和商人的利益；在法国发动的、代价高昂的骑兵大扫荡，偶尔也惊天动地，但几乎无利可图。然而，1375年英方政策突然发生逆转，与法国签订了羞辱性停战协议，还向不可信的教皇支付了一笔巨款——这只会令英格兰人感到羞辱和恼怒。此外，在模范王后菲利帕死后(1369年)，爱德华三世慢慢陷入了衰老，健康衰减、神志不清。“黑太子”的身体也受到了长期戎马生涯的影响；事实上，他在1376年6月先于他父亲去世。然而，英格兰人民承担的财政、人力和其他负担却没有得到减轻。人们，特别是议会下议院，开始质疑国王的顾问们和官员们的诚实和能力。在教皇和教会的声誉受到严重玷污的时代，一股反教皇主义的浪潮开始兴起，这种强烈抗议于1371年使爱德华三世的神职大臣遭解职，其他人被指控腐败，甚至叛国。另一场政治危机已经出现。在1376年举行的、迄今为止最长和最具戏剧性的大会“优良议会”(good parliament)上，腐败无能的大臣(甚至包括老国王的有影响力的情人爱丽丝·佩雷斯)被下议院指控，并以一套新颖、高效的程序(弹劾)在上议院受审。从此以后，位高权重人士必须公开解释他们的公共行为。

当爱德华三世于1377年6月去世时，危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黑太子”唯一幸存的儿子和继承人理查二世(1377—1399年在位)继位，当时才10岁。英格兰有了自1066年以来的第二个和自1216年以来的第一个未成年君主。1216年，年仅9岁的亨利三世即位后，出现了一段政治动荡时期；1377年之后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并在英格兰东部和东南发生了农民起义(1381年)。1377至1380年间，政府为了资助战争而征收了一系列人头税。这些税率高于平常税率，1379年的人头税则通常被称为“邪恶补贴”。人头税在东盎格利亚激发了针对征税人员和法官的暴力事件，因为他们试图强迫百姓遵守纳税要求。但是，这些愤怒最终演变成普遍反叛的原因，是战败造成国内的满目疮痍、瘟疫的复发，以及当时的反教皇主义情绪。反叛者把补救的希望寄托在年轻的理查国王身上——结果是徒劳，尽管他在1381年夏天面对伦敦反叛者时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勇气。

到理查14岁时，统治圈中的贵族之间仍在继续角力，尤其是在国王的叔叔们之间。这一点以及在法国缺少进一步的军事胜利，使以理查的名义统治英格兰的顾问们的声誉下降，甚至影响了国王在其臣民眼中的地位。理查也是一位刚愎自用的君主，他的不安全感导致他依赖于不值得信赖的宠臣，类似于爱德华二世的情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自然希望将他的随从和顾问人员扩大到超过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在他的朋友和幕僚中，有些人是贵族阶层中的新面孔。国王没收了失宠者(包括他的叔叔格洛斯特)的领地，然后把它们慷慨地馈赠给他的朋友和幕僚。议会和一些权贵于1386年攻击了理查最亲密的幕僚，甚至威胁到国王本人。具有金雀花王朝所有君主的固执的理查，拒绝屈服。这导致他的顾问们被五位主要的“上诉人”贵族(格洛斯特公爵、沃里克伯爵、阿伦德尔伯爵、诺丁汉伯爵和国王的堂弟德比伯爵)进一步起诉或上诉。1387年12月，在拉多科桥(Radcot Bridge)爆发了一场小规模冲突，国王最亲密的朋友牛津伯爵被击溃。在至关重要的“无情议会”(1388年)上，国王被迫服从贵族们对他的惩戒——如果这一举措得以持续下去，将会显著改变英国君主制的性质。但是，战争的压力、个人统治造成的紧张局势，以及英格兰权贵的野心，再一次造成了最严重的政治和宪法危机。经过一个世纪以及更多此类危机之后，世袭君主制的体制基本上没有受到损害，但对国王顾问们的批评达到了新的效果，更广泛的意见对事件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这些更深层次的政治变革和个人因素改变了中世纪后期英格兰的社会和经济生活。

财富、人口和社会变革

英国在中世纪后期的财富就是它的土地。利用土地的人，大多是英格兰人：种植玉米、生产乳制品和饲养牲畜。英格兰最重要的工业纺织业，就间接地以土地为基础——这块土地上通常放牧着大群的绵羊，生产欧洲最细的羊毛。位于格洛斯特的圣彼得修道院到1300年拥有超过10 000只羊，当时英格兰绵羊的总数已经在1500万到1800万之间。最富裕的地区是低地及中部和南部郡的平缓丘陵地带，再延伸到威尔士边境和南部沿海地区。其他行业在创造财富和雇用劳动力方面的重要性较低，但康沃尔的锡矿业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其生产的锡出口到欧洲大陆。虽然来自泰恩河谷和斯旺西附近的煤炭被沿着海岸线销售，反映了其日益增长的国内和工业用途，但铅、铁和煤炭开采相当有限。至于金融和商业服务，在现代已经成为英国的主要财富来源之一，而在当时对经济的贡献甚微。意大利的国际银行家在伦敦开设分行，尽管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三世在向这些意大利公司偿还战争贷款时很慢，仍然很少有英格兰商人〔赫尔的威廉·德拉波罗(William de la Pole)是例外〕能够与他们相竞争。除了沿海水域外，英国的商业海运通常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航运；但加斯科涅出口到低地国家的葡萄酒和羊毛，的确越来越多地由英国商人和船只来承运。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乡村，点缀着数以千计的农贸市场和集市(1350年时比过去更多)，主要服务于半径在十几英里左右内的当地社区。大多数这些小城镇和村庄(比如蒙茅斯、伍斯特和斯特拉特福德等)都与它们的农村腹地融为一体；农村的富裕居民经常参与城镇生活、加入行会、购买或租用城镇住宅，以及在城里上班。少数规模更大的城镇，包括一些港口，商业活动范围更广：15世纪，什鲁斯伯里的商人定期前往伦敦；来自首都和加来(1347年以后)的商人来到威尔士边境，寻找细质羊毛。布里斯托尔因其与波尔多的重要联系，迅速成为中世纪后期塞文区(Severnside)的转口港；同时，约克、考文垂，特别是伦敦，更是成为国际贸易中心。

这些财富带来了个人、机构和王室的繁荣。最大的地主是世俗的权贵(人数不多，好比“平原上的摩天大楼”)、主教、修道院和其他宗教机构。在1300年，他们仍然受益于上个世纪不断增长的人口所带来的市场繁荣。价格上涨，来自土地的收入大幅增加：格洛斯特伯爵在班诺克本战役中(1314年)去世后，他的地产收益估计每年6000英镑多一点；而坎特伯雷的基督教堂小修道院(Christchurch Priory)的地产，在1331年的岁入超过了2540英镑。因此，土地所有者都热衷于开发他们的地产，并对它们的有效管理充满兴趣。他们尽可能地坚持自己的权利，从租户那里压榨出更高的租金；并在庄园法庭中仔细记录与租借地相关的租地者义务。这种来自土地的财富，是贵族阶层在政治、行政和社会上产生影响力的基础。其中许多人在好几个郡，以及威尔士和爱尔兰都拥有地产：例如，汉弗莱、赫里福德和埃塞克斯的伯爵，继承了埃塞克斯、米德尔塞克斯、亨廷顿郡、赫特福德郡和白金汉郡的财产，同时还拥有威尔士边境地区的布雷肯、海伊、亨廷顿和卡迪科特的地产。土地同样是绅士阶层的财富基础，尽管只是在更加本地的郡一级；土地给教会的土地所有者带来了世俗的权威，增加了他们对人类精神和灵魂的控制力。这种财富可以让一个人在国家舞台上更加自负、更具野心，就像兰开斯特伯爵托马斯一样，他是当时英格兰最富有的伯爵。

1300年的农民，生活在一个土地稀缺的世界，他们提升经济实力的机会，受限于土地所有者的严密控制。物价很高(1270年之后的小麦价格一直高于该世纪早期的价格)，而且农民只有购买食品、衣服和设备的能力。劳动力过剩导致工资很低，这样降低了熟练和非熟练技术人员的购买力：木匠一天挣3便士(不包括食物)；劳工一天挣1便士或1.5便士。牢骚、抱怨和暴力都是冲着地主和官员的，也经常发生抗租罢工和拒绝执行法定劳役的情况。

1300年前后，随着从波罗的海到西班牙、葡萄牙的市场的扩大，商人(尤其是羊毛出口商和葡萄酒进口商)的业务蓬勃发展，特别是在从地中海到意大利北部的海路开通之后。1304至1311年间，羊毛出口平均每年有39 500包(每包至少有250只羊身上剪下的毛)；这些货物中只有30%～40%由外国人运送。英格兰贸易中，对外国商人越来越排斥，反映了本土(或归化)商人的自信。爱德华一世为了他们的利益而专门立法(13世纪80年代)，特别是保障了依法追讨债务，这对扩大贸易至关重要。但是，当战争来临时，商人率先抵制重税(特别是1294年的恶意税，或称“邪恶税”)和强征他们的船只。

国王是所有人中最大的土地所有者，甚至早在爱德华一世在威尔士获得公国并且兰开斯特家族的庄园于1399年与王室的合并之前。爱德华一世及其继承人的国家税收增长，使得王室还能够从富有的私人地主和商人那里获取财富。甚至农民也逃脱不了缴税，那些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时唱着流行哀歌“牧人之歌”的人，对此深有体会。然后，在1327年，所有拥有价值至少10先令商品的人都必须缴1先令8便士的税——毫无疑问，这个负担会间接地转嫁给不太富裕的人。战争的投入，使国王严重依赖于他的臣民的财富和忍耐。如果这种财富不再增长，或者个人和机构的繁荣被打破，那么国王夸下的海口可能最终无法兑现，臣民的忍耐力会降到危险的程度。

到了14世纪中叶，“高收益农业”(high farming)的繁荣时期几乎已经结束。物价下跌，使得为农贸市场的种植活动利润降低。工资上涨，农业劳工的工资比手艺人的增长更多，而且雇用女工并没有优势，因为她们的薪酬与男性看齐——实际上，在纵狗逗熊的游戏中，她们得到的报酬更高!大规模农业失去一些吸引力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的增长结束了——相反，人口数在全速下降。随着可用劳动力的减少，工资开始上涨；随着人口下降，对食品和其他物资供应的需求也随之下降，价格也随之下跌。

在13世纪末，英格兰的人口达到了顶峰，可能超过了400万。那时，没有足够的耕地以确保所有农民家庭都有足够的生计。人口多和生活水平低，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贫困、饥荒和疾病；死亡率上升使人口增长停滞下来。生活在贫困线上下的人的境况，因一系列自然灾害而更加恶化，很多自然灾害跟土地过度耕种以及14世纪头几十年里极端恶劣的天气有关。对于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存设施的社会来说，收成不佳是灾难性的：吃不饱，也没有钱购买现在更贵的东西。1315年、1316年、1320年和1321年的收成异常糟糕；1319年和1321年，牛羊的瘟病特别普遍。拉姆齐修道院(剑桥郡)的庄园过了20年才恢复过来；1324至1326年，英格兰部分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洪水，在肯特郡淹死了数千只绵羊。饥荒和疾病蔓延，在黑尔斯欧文庄园(Halesowen Manor，伍斯特郡)， 15%的男性在1315至1317年间死亡。农业混乱普遍存在，粮食价格飙升(1315至1316年，黑尔斯欧文镇的粮食价格从每夸脱5先令7.25便士，涨到26先令8便士)，羊毛出口萎缩。然而，这是一场暂时性的灾难，英格兰在14世纪20年代开始逐渐恢复；但是，穷人的脆弱性已经显露无遗。

鼠疫造成的影响更持久、更深远。这场瘟疫，在当时被称为“大死亡”，自16世纪后期才被称为“黑死病”。首轮疫情于1348年在英格兰南部暴发；到1349年底，已经向北蔓延到苏格兰中部。同时代的牛津郡神父杰弗里·勒·贝克(Geoffrey le Baker)描述了疫情从港口开始蔓延的过程；传染病是通过孳生老鼠的船只来到英国的，人们无法诊断其原因，也不知道如何处理其后果。

起初，瘟疫几乎毁灭了多塞特郡海港的所有居民；然后是那些居住在内陆的人，从多塞特郡开始席卷德文郡和萨默塞特郡，甚至传到达布里斯托尔；然后格洛斯特人拒绝布里斯托尔人进入他们的领地，人人都认为生活在疫区的人的呼吸具有传染性。但最后疫情还是袭击了格洛斯特；还有牛津和伦敦；最后整个英格兰都遭到蹂躏，不论男女，只有不到1/10的人幸存。由于墓地不够用，人们选择用耕地来埋葬死人……无数的普通人和众多的修士、修女和神父都死了——死人到底有多少，只有上帝知道。瘟疫主要袭击的是青壮年……这场大规模的传染病于8月15日传到布里斯托尔，9月29日左右开始在伦敦蔓延；它在英格兰肆虐了整整一年，疫情无比严重，以至于许多村庄完全绝户了。

这场大灾难对英格兰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苏格兰人幸灾乐祸地认为英格兰人罪有应得……但幸灾乐祸之后，悲伤接踵而至，上帝的愤怒之剑离开了英格兰人，而使苏格兰人陷入疯狂……第二年，瘟疫除了继续蹂躏英格兰和苏格兰，也开始蹂躏威尔士人；最后，瘟神扬帆来到爱尔兰，夺去了大批生活在那里的英格兰人的生命，但几乎没有触及住在山区和高地的纯爱尔兰人。但是到了1357年，疫情出人意料地袭击了生活在各个角落的爱尔兰人。

黑死病一下子将英格兰的人口减少了大约1/3。到了1350年，因为致命的瘟疫和战争时期的各种其他逆境，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处于严重的财政困境中；同时卡莱尔(Carlisle)也由于较晚传入的致命瘟疫和苏格兰人的频繁攻击而荒废，变得异常萧条。据报道，锡福德(Seaford，萨塞克斯郡)在1356年“因瘟疫和战争而变得荒无人烟，居民又少又穷，以至于缴纳不起税赋，也无力保卫城镇”。塔斯莫尔(Tusmore，牛津郡)是瘟疫的另一个受害区：1358年获准将其田地变成公园，因为所有农奴都死了，村里不再有任何纳税人。然而，黑死病的灾难性影响不是立即出现的，也不是永久性的。生活在里辛(Ruthin)的一个威尔士人的行为具有代表性：他“因为贫困而在瘟疫期间离开了他的土地”；但到了1354年他又回来了，“并且得到了领主的接纳，继续租种原来的土地，支付同样的租金”。无论如何，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总算有人替代死去的租户，并且在未来20年内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减少了不到10%。正是因为瘟疫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再次暴发(特别是1360至1362年，1369年和1375年)才产生持久影响，即使这几次暴发更多的是局部的，集中在城市。到15世纪中叶，人口稳步下降到大约250万甚至更少。

对于那些幸存下来的人来说，14世纪末和15世纪的生活可能并不像以前那样悲惨。对于许多农民来说，这成了一个充满机遇、雄心和富裕的时代：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所描绘的朝圣者怀着愉快、乐观的心情，而不是笼罩在忧郁、沮丧的氛围中。在较小的劳动力市场中，农民通常能够摆脱几个世纪的被动无能，现在可以要求调低租金、坚持提高工资；随着物价的下跌，他们的生活水平也提升了。更成功更有野心的农民出租新地产，把余钱贷给其他农民；而且在历史上农民第一次建造了大量的石头房屋，特别是在南部和东部地区。

另一方面，地主们正面临严重困难。小麦、羊毛和其他大宗商品的市场利润较低，导致英格兰的耕地面积缩小，农业投资缩减。工资和其他成本攀升，更可取的做法是放弃“高收益农业”，转而把土地租给有进取心的农民。许多社区整个被遗弃(英格兰“失落的村庄”)，其中原因是，人口危机和长期战争的双重困境。英格兰地区“失落的村庄”数量最多的，是靠近苏格兰边境的诺森伯兰郡和掠夺者垂涎的怀特岛。直到15世纪的最后几十年(15世纪60年代从东盎格利亚开始)，英格兰的人口才开始显著上升，直到17世纪才再次达到了1300年的水平。

英国的经济在14世纪晚期显著萎缩，但并非普遍萧条。人们在心理上逐渐适应瘟疫的冲击后，社会做出了出色的调整——尽管并非没有动荡。土地所有者采取了多种方式，进行了最痛苦的调整——当然并非所有方式都是出于维护国内和平的考虑。一些人，包括思想更加保守的教会地主(如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院长)，采取高压措施，甚至压迫和勒索他们剩余的佃户。为了维持他们的收入，一些庄园主无情地压榨佃农；像莫蒂默家族这样的权贵，在威尔士拥有大片地产，他们对佃农的严厉态度可能引发了威尔士亲王欧文·格兰道尔(Owain Glyndŵr)领导的暴动(1400年)。其他人，例如15世纪后期的白金汉公爵，采用了更有效的管理方法来提高其庄园的盈利能力。还有一些人认为，把用于放牧和耕种的田地和公有土地圈占起来成本较低，是支撑不稳定租金的另一种方式；在15世纪晚期，特别是在北部和西部，圈地运动步伐加快了。大小土地所有者作为一个群体都开始采取行动，以“遏制雇工的恶意，他们游手好闲，在瘟疫之后，没有高工资就不愿意提供劳动”。爱德华三世颁布了旨在恢复鼠疫前的工资水平、阻止被解放的劳动力的流动的法令(1349年)，并很快转化成议会法规(1351年)。此外，地位显赫的权贵或绅士有额外的财富来源：以授予土地、金钱和官职的形式获得的、来自王室的恩赐(正如后来亨利六世的博福特亲戚所熟知的那样)；家庭遗产使约克公爵理查(约1460年)成为他这个时代最富有的贵族；或者有幸与一位继承了丰厚遗产的女继承人或富有的寡妇结婚。其他人凭借为国王效力而发迹，尤其是在战争中。亨利五世在征服法国的过程中打了一系列大胜仗，他的手下利用捕获的俘虏索要赎金，并占领了法国北部的庄园。在1448年之前，白金汉公爵每年从法国的佩尔什省(Perche)获得的收入超过530英镑。15世纪中叶，一些人把从为国王效力和战争中获得的财富投入到最宏伟的计划中，即建造雄伟而优雅的城堡，例如约翰·法斯特夫爵士在卡斯特(诺福克郡)的城堡，赫尔伯特在拉格伦(格温特郡)的巨大堡垒宫殿，拉尔夫·博特勒爵士在格洛斯特郡苏德利的城堡。这些手段和资源，催生出了新兴贵族，这些贵族在各方面都与前几个世纪的贵族不相上下，而且往往具有根深蒂固的地区立场，如北部的内维尔家族(Nevilles)和珀西家族(Percies)，以及西部的斯塔福德家族(Staffords)和莫蒂默家族。

英格兰的城镇和贸易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生产羊毛仍然是牧区的主导产业，但其产业模式在14世纪发生了转变。部分原因是战争及其对佛拉芒工业的破坏，部分原因是英格兰人品位和需求的变化，毛织品生产消化了越来越多以前用于出口的羊毛；许多从事羊毛出口贸易的港口开始衰落，如英格兰东部的波士顿和林恩。斯坦福德和林肯等领先的毛纺织生产中心，被一批位于村庄和城镇的新中心所取代——这些村庄和城镇靠近快速流动的小溪和河流，水流动力能带动缩绒机。约克被利兹、哈利法克斯和布拉德福德所取代；南部地区、东盎格利亚、西部乡村，甚至威尔士，也开始大力发展纺织业；而布里斯托尔是西部布料的主要出口港口。伦敦独树一帜：它是14世纪晚期唯一的人口可能超过5万的中世纪英格兰城镇。伦敦是王国的转口港，是波罗的海、北海和地中海贸易的终点站；它吸引了来自国内各个郡和东盎格利亚的移民，尤其是来自东米德兰(East Midlands)的移民；它的郊区正在沿着泰晤士河上游向威斯敏斯特延伸。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了乡村，而且使一些城镇的生活变得不稳定，城镇里的实权派们正努力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保持自己的控制权。英格兰的土地所有者努力应对经济危机，但它的代价往往是使得日益自信的农民和已建立的城市社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

在14世纪的英格兰，经济、社会、政治和军事紧张的累积效应最明显地暴露在瓦特·泰勒的农民起义(1381年)中。这轮暴动的强度、时间长度和广泛的号召力，都是空前绝后的；但它的根本性质与随后几年的其他阴谋和造反一致。1381年爆发的普遍暴力反抗是由另一种人头税引发的。这一次的税率是一个人头1先令，3倍于1377年和1379年的标准。人们的反应是逃税、对征税者和进行调查的法官实施暴力，并最终在1381年6月演化成起义。来自英格兰东部和东南部的农业工人的起义队伍迎来了城镇居民和伦敦人的加盟；东盎格利亚生产粮食和羊毛的乡村，已经感受到经济紧缩和混乱的全面影响，以及日益过时的封建社会的社会矛盾。此外，起义者对14世纪70年代的政治管理不善以及最近在法国战争的惨败感到失望，他们担心敌人会袭击英格兰的沿海地区。尽管异教徒在反叛中没有发挥重要作用，但他们对英国教会的学说和组织的激进批评，使许多人倾向于谴责一个似乎没有履行职责的机构。

对政府施压、向新国王呼吁(“支持理查国王和忠实的平民”是叛乱分子的口号)为不满的人提供了最好的希望，同时伦敦的民众当中有一大批潜在的起义同情者。于是，起义者从埃塞克斯和肯特前往伦敦会师(在这里，瓦特·泰勒和神职起义煽动者约翰·鲍尔成为领袖)。他们打开监狱大门、砸烂了国王的大臣们的府邸、洗劫了伦敦塔，并试图恫吓理查二世做出重大让步——如果这些得以实施，它们将打破农奴制的残余束缚，彻底改变教会和国家的土地所有权。但是，起义的策划和组织都很糟糕，更像是挫折感的本能大爆发。到6月15日，起义者已经纷纷散去，各自回家了。

仍然处于战争状态(1390—1490)

1389年，当理查二世22岁时，他宣称：“我的年龄足以统治我的王宫、我的内臣和我的王国。我现在所处的状况，应该比王国中条件最差的人更糟糕，这对我来说似乎是不公平的。”1386至1388年间，上诉的领主试图左右国王的盟友和大臣的选择，并规范国王的政治行为——这一系列事件已经破坏了冷酷的国王和他的批评者之间的关系。这些领主当中包括一些国内最显赫的权贵，他们在英格兰中部和南部的庄园规模，加起来可以与位于威尔士、柴郡(Cheshire)和康沃尔郡的较偏远的皇家封地相媲美。然而，在1389年之后，理查谨慎地宣称自己是英格兰国王，并且凭借他的智慧和勇气，试图解决上个世纪前几任国王的野心和政策遗留下来的问题。在相对政治平静的时期，理查小心翼翼地依托他的内臣和偏远的封地，特别是柴郡和北威尔士，建立了一个忠于他的集团。从阿伦德尔伯爵那里没收来的土地，提高了国王在威尔士边区的王室权威——在那里，贵族阶层的领主是最具独立性的。理查二世在1394至1395年间对爱尔兰发动了耗资巨大的大规模远征，这是自1210年以来英格兰国王发动的首次爱尔兰远征。该活动重振了英格兰在爱尔兰的统治，并通过坚定又柔和的手段，使盖尔人领主和英格兰-爱尔兰领主臣服；理查甚至可能有完全征服这个长期没有被征服的岛屿的想法。这项冒险无疑增强了他在另一个领地的权力，并展示了他的内府机构和资源可以实现的目标——尽管是暂时的。关于苏格兰问题，英格兰在奥特本战役(Otterburn， 1388年)失败之后，理查采取了更为传统的方式，鼓动持不同政见的苏格兰权贵，并策划军事行动；但在14世纪90年代，他开始意识到和平更为有益。1396年与法国达成的条约，以及理查与瓦卢瓦的伊莎贝拉的婚姻，停止了一场更能削弱国力的战争；如果停火协议能够按照预期的进程(至1426年)得以履行，将在整个百年战争中创造最长的和平时期。在国内，国王能够集中精力恢复王室在14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因个人和政治弱点而受到的严重破坏。为此，王室创造性地利用仪式和视觉象征主义作为政治宣传的手段。

理查具有想象力、精明、专横。作为国王，他的其他特性不可取。他的成长和青少年经历，孕育了一种不安全感，导致他过度自信、缺乏分寸、肆意妄为。他对朋友极其慷慨，但对他的敌人反复无常、神神秘秘、冷酷无情：1397至1398年间，他流放了沃里克伯爵，处死了阿伦德尔伯爵，谋害了格洛斯特伯爵，然后流放了德比伯爵和诺丁汉伯爵。他无情地挥舞着君主的权柄(“他打倒了任何侵犯王室特权的人”是他为自己题写的墓志铭)，他的最后两年，被称为“暴虐”——这么评价是公正的。教皇被诱导，发出威胁，要把任何“企图损害我们的王权、我们的君主或我们的自由，或恶意诽谤我们的人”逐出教会；理查与法国签订的条约得到了法方的承诺，如果需要，法国将援助他镇压自己的臣民。他于1399年5月第二次出征爱尔兰时，给德比伯爵亨利·博林布鲁克(Henry Bolingbroke，现任的赫里福德和兰开斯特公爵)提供了返回英格兰的机会，他攻入英格兰，恢复自己的地位，并收复他父亲的庄园——最近被理查没收的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国王的处事方法，背离了英国的法律和惯例，也超过了地位较高的大臣的容忍度。他于1399年9月29日被废黜，结束了迄今为止最一贯的努力——让英格兰人解除战争的负担。

废黜理查二世是一个重大决定。尽管有1327年的先例，但1399年的情况在一个重要方面有所不同。自“狮心王”理查一世去世以来，英格兰国王第一次在没有儿子和继承人的情况下被结束了统治——现在国家可能面临着有争议的王位继承问题。自1216年以来的习俗，继承权被授予最年长男性子嗣——尽管这可能意味着一位儿童国王(如亨利三世和理查二世本人的情况)。但是，如果没有年长男性继位人了怎么办，当时还没有公认的继承规则。1399年，根据血统，继承人应该在两个人之间选择：一位是七岁的马奇伯爵(earl of March)，他的祖母是爱德华三世的第二个儿子莱昂内尔(Lionel)的女儿；另一位是33岁的亨利·博林布鲁克，他是爱德华国王的第三个儿子约翰的儿子。博林布鲁克在得到被理查疏远的珀西家族的支持后获得王冠。但是，在理查二世被罢免和监禁所造成的特殊情况下，无论是马奇还是博林布鲁克，都没有更明显的王权继承正当性。无论博林布鲁克如何歪曲、隐瞒和辩解，都无法掩盖这是一场政变。因此，如在12世纪的情况一样，英格兰的政治中注入了一个王朝的不稳定因素，导致了国内动荡，并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招致了外国的阴谋和干预。

与此同时，英格兰无法摆脱早先企图征服不列颠群岛“凯尔特人”的后果。在理查二世富有想象力的政策失败之后，需要一个更稳定的关系来确保王国的安全，因为王国显然没有足够的资源进行进一步的征服和殖民了。在实际做法中，英格兰的历任国王放弃了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大部分地区实现其霸权的所有想法。在15世纪，英格兰对苏格兰人处于防御状态，部分原因在于与法国的战争再次爆发；部分原因是在亨利四世统治时期(1399—1413)和1450年之后英格兰的内部困难。1419年，苏格兰人甚至派出大量援军来援助法国人。苏格兰的詹姆士一世曾短暂地(1406—1424)被囚禁在英格兰，阻止了跨越国界的重大敌对行动。但此后苏格兰人变得更加大胆，希望能够夺回罗克斯堡城堡(Roxburgh Castle)和贝里克(Berwick)，并在1460至1461年实施了计划。突袭、海上冲突和海盗活动，以及无效的停战协议——共同造成了无休止的“冷战”状态。只有在百年战争结束后(1453年)，以及英格兰的约克派政权(1461年)执政之后，才能真正有目的地寻求与苏格兰的更稳定关系。双方在1475年签订了一份条约，并在1502年实现了“永久和平”——尽管法国仍心存疑虑，且英格兰偶尔在苏格兰采取战争行动，如格洛斯特公爵理查于1482年占领贝里克。但协议标志着两国之间的关系出现重大改变，虽然边境地区继续依靠抢劫而繁荣，互相骚扰已成了生存之道。

英格兰对与爱尔兰关系达到平衡颇为不满，而盖尔人和英裔爱尔兰贵族倒很喜欢如此。理查二世对爱尔兰的大胆主权要求落空了，而且在中世纪再没有其他英格兰国王这么做过。国王对爱尔兰的统治，尽管得到了英格兰的大量资助，却始终非常脆弱：盖尔人享有独立和相对繁荣，而英裔爱尔兰人也珍惜自己的权力并与盖尔人和睦相处。英格兰政府主要担心的是安全问题(15世纪30年代有人说过，“爱尔兰是英格兰大厦的一个基座和支柱”)，只有在威尔士叛乱(1400—1409)和15世纪50年代，安全受到威胁时，才会让英格兰更多关注爱尔兰事务。其结果是爱尔兰内部出现了政治分裂，脱离了英格兰。为了维持其在爱尔兰的统治表象，英格兰政府可以依赖的唯一权力来源是较大的英裔爱尔兰权贵——大多数英格兰人甚至不愿去爱尔兰。从都柏林进行统治不可能有效，而要发动征服战争，又没有资源。15世纪爱尔兰的真正统治者是奥蒙德伯爵(earl of Ormond)和基尔代尔(Kildare)伯爵等大贵族；即使政府想驱逐他们，也不可能做到。英格兰-爱尔兰的关系取得了一个平衡，但代价是英格兰放弃了对爱尔兰的有效控制。

在威尔士，完全征服遗留下来一些问题，特别是在14世纪后期不稳定的经济环境中，在英格兰化的自治市镇明显存在怨恨情绪——这种情绪针对的是教会和国家的官员(他们大多来自英格兰边境郡，甚至更远的地方)。这种怨恨，反映在从欧文·格兰道尔于1400年领导的暴动。在这场不愉快的经历之后，大多数英格兰人对威尔士也怀着疑虑和恐惧。一位同时代人提醒道：

谨防威尔士，基督耶稣必须保佑我们，

不让我们子孙后代哭泣，

也不让我们哭泣，如果做不到，

是因为我们不够警觉；多年以来，

人们一直害怕那里的叛逆……

当时的威尔士对英格兰的安全构成了威胁，而且迫在眉睫。威尔士不仅为英格兰的海外敌人提供了登陆地(在格兰道尔领导的暴动处于高潮时期出现过，在玫瑰战争期间也多次出现过这种情况)，而且是一块被恶政和混乱所破坏的土地。亨利五世在镇压暴动之后，对威尔士人采取怀柔政策，软化了以往的强硬手段，并且命令威尔士边区的领主照顾他们的领地。但是后来，无论是王室还是边区领主，都没有能力维持有力的统治；而且威尔士乡绅(英格兰绅士阶层的战斗伙伴)担负的责任也越来越少。然而，王室和边区领主都需要这些威尔士乡绅来治理威尔士，因为王室深陷内战。到了15世纪，少数领主因收入下降和威尔士人的敌意，再也不愿意在他们的威尔士领地生活了。威尔士在1449年之前“劣治与日俱增”，因此在那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出现了秩序(同时也是安全)问题。从亨利六世到亨利七世，连续几届英格兰政权都试图保持威尔士的和平，提高治理的质量，并控制当地乡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除对边区和王国稳定的威胁。在15世纪上半叶，英格兰的宗旨是依靠王室官员和边区领主履行其职责，来加强现有的执法机制。最终采取了更激进和具建设性的解决方案。特别是爱德华四世，他在15世纪70年代把他的儿子威尔士亲王安置在勒德洛(Ludlow)，拥有对威尔士公国、威尔士边区和英格兰边境各郡的监督权。这项大胆的分权举动，授予了未来的亲王在整个威尔士的责任。

英格兰权贵(男爵、子爵、伯爵、侯爵和公爵，按地位升序排列)拥有的领土权力，对于王国的和平和王家政府的成功来说，至关重要。他们在15世纪成为一个具有严格界定的世袭群体，几乎等同于坐在上议院的议会成员。君主可以“制造”贵族(亨利六世和爱德华四世都这么做过)，也可以将现有的贵族提升到更高的爵位；而国王的恩赐，对维持贵族的财富和影响力至关重要。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君主，冒着与他们的贵族发生严重冲突的风险(理查二世和理查三世付出了代价才明白了这一点)。虽然贵族数量不多(最多60个家庭，几十年内战后也许只剩下一半)，但至关重要，不仅因为他们中的一些在威尔士边境地区拥有独立的领地(且北方的内维尔家族和珀西家族占据主导地位)，也因为他们对英格兰各省的社会和政治控制力。对王室来说，他们是比王室自己的官僚机构和行政部门更加有效的支撑力量。特别在15世纪，三个朝代均以武力夺取王权并在国内外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贵族们都做出了显著贡献。在法国遭受的耻辱性败战和领土的丧失，直接冲击了贵族的利益——这是爱德华四世和亨利七世后来努力避免的事情。

这些权贵与英格兰绅士阶层有着共同的利益。绅士、乡绅和骑士的人数约在6000到9000之间，他们希冀的是权贵们“好的领主统治”，而自己则提供“忠诚的服务”作为回报。权贵们为绅士提供资金、土地和职位，而绅士给权贵提供建议、支持和军事援助：1454年，白金汉公爵将他的徽章授予他的2000名门客。城镇和城镇居民是这种共同利益和服务关系的一部分，历史学家们毫不夸张地称之为“卑鄙的封建主义”。权贵与绅士、城镇居民，在两个不同的议会(上议院和下议院)的行为，是这种相互关系的另一个反映。

权贵和他们的门客的合作，对15世纪的篡位王朝尤为重要。亨利四世继承了他父亲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创造的、兰开斯特家族处于优势地位的利益圈。冈特岁入12 000英镑，是中世纪晚期英格兰最富有的贵族，他广阔的庄园和大量的门客，现在传给了当上英格兰国王(兰开斯特王朝，1399—1461年)的他的后代。约克家族(约克王朝，1461—1485年)的继承人马奇伯爵，在1399年是王权继承的另一位候选人。他们除了拥有威尔士边区的领地外，远不如兰开斯特家族那般富有。在约克王朝存续的二十多年里，未能获得大多数权贵的支持是它的一个严重弱点。亨利七世不仅继承了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的地产、领土影响和门客，还继承了内维尔、博福特和内战中其他伤亡惨重的家族的遗产，从而确立了对所有英格兰权贵和绅士的强有力控制权。

第一个篡位者亨利四世有取代理查二世的优势；理查二世已经众叛亲离，失去了他的贵族同情者对他的信任。亨利的干劲、坚韧和和解的力量——更不用说他的慷慨——以及他与兰开斯特家族的关系，使他能够击败任何英格兰国王面临的最令人生畏的敌人的联合出击。理查二世的顽固支持者策划在温莎城堡刺杀亨利及他的几个儿子，阴谋被挫败，这些叛乱分子被捕，并在赛伦塞斯特被处死(1399年12月)。不久之后，这些“理查死党”的威胁，导致了理查本人在庞特弗雷特城堡(Pontefract Castle)神秘死亡。来自珀西家族的诺森伯兰伯爵和伍斯特伯爵，是1399年实际的国王“缔造者”，但是国王的目标是赢得各方好感，到1403年，他们对国王的幻想破灭，于是策划了几次叛乱。诺森伯兰伯爵的儿子“急躁者”亨利·珀西(Henry Percy the Hotspur)在前往参与威尔士叛乱的路上被击败，并在什鲁斯伯里附近被杀。珀西家族与约克大主教斯克罗普(Scrope)的结盟，加强了他们在英格兰北部的力量；但亨利再次迅速出击，并于1405年处死了主教。在苏格兰的援助下，诺森伯兰伯爵发起最后一次反击，但在布拉默姆沼泽战役(Battle of Bramham Moor)中溃败；伯爵被杀(1408年)。

1400年的威尔士暴动，在殖民社会的土壤中有更深层次的根源。瘟疫缠身的人们所经历的痛苦，醉心于维持自己收入的外来土地所有者对威尔士人的压迫，有抱负的威尔士人被排除于机会之外，威尔士人对理查二世被废的不满——这些因素，共同引发了叛乱。各种不同的反叛动机和威尔士社会的分裂，意味着这不是一场纯粹的民族、爱国起义。然而，这是亨利四世不得不面对的最严重的威胁，镇压的代价也最高。欧文·格兰道尔从他在威尔士东北部的庄园出发，一路破坏了众多城堡和英格兰化的城镇。他和他的游击队利用山地地形来骚扰和消耗敌人，然后消失在“岩石和洞穴中”。叛乱持续的时间长度、没有决定性的战役以及皇家远征的无果，表明暴动的成功。格兰道尔偶尔可以召集到约8000名士兵，还向法国(1403年)以及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凯尔特”同胞寻求援助(1401年)。在1404年和1405年的“议会”中，他为一个独立的威尔士制订了宏伟的计划：威尔士将拥有自己的教会组织和大学(这些目标在随后的4个世纪都没有完全实现)；同时，他与珀西家族的联盟，想吹响瓦解亨利四世王国的前奏。

英军在国王和他的长子亨利王子(后亨利五世)的领导下，发动了几次威尔士战役(1400—1405)。其战略类似于在法国采取的战略：采用包夹战术、破坏性骑兵大扫荡，以及通过陆路和海路提供军需补给。战争的重负主要落在边区各郡和西米德兰地区，国王一次又一次命令这些地区招募人马去威尔士服役。军队的规模不小，有4000多人。有人回忆说，派往法国作战的军队也只不过5000～6000人。但是在威尔士的服役，并不像在法国的青翠田野里作战那样受欢迎；也很难筹集足够的现金来支付士兵的军饷。并且，1403年9月，亨利四世被告知：“你找不到一位愿意在你所说的国家停留的绅士。”

尽管欧文在威尔士北部和西部一般都很安全，但是他也有招募人马、物资供应和资金来源的问题。并且，1405年在伍斯特郡进军的失败，导致他的运势渐衰。他失去了苏格兰盟友(1406年)，因为苏格兰的詹姆士一世落入了英格兰人手中；而且英格兰和法国在1407年签订了停战协议——这样他又失去了法国的支持。

到了1408年，亨利四世的最大危险已经过去了：通过坚韧、果断，以及接受马背上的生活，他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以及远至爱丁堡追杀他的敌人，并把他们统统制服。通过和解，他获得了议会的支持；同时，并没有交出王权的任何重要部分；而且他的四个儿子——亨利、托马斯、约翰和汉弗莱，都是他日益成熟的“资产”。在他于1413年去世后，王朝只经历了两次较大的威胁。第二年，当某些朝臣的反教权主义转向异端时，亨利五世毫不犹豫地镇压了他的老朋友约翰·奥尔德卡斯尔爵士(Sir John Oldcastle)领导的密谋。1450年之前的最后一次叛乱，与1399年的篡权有关(1415年，支持马奇伯爵)，但在亨利五世率军远征法国之前被镇压。亨利四世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为王朝打下了坚实基础。通过与德意志、斯堪的纳维亚、布列塔尼和勃艮第人的佛兰德斯结盟，英格兰赢得了国际地位。

亨利五世继承了一个和平、忠诚、团结的王国，足以让他在法国(从1415年开始)广泛开展战争活动，并在接下来的七年中的一半时间都在国外度过。凭借作为威尔士亲王期间积累的战争和政治治理经验，他展示了自己是一位能干、无畏、专制的君主，他放弃了父亲的谨慎方式。即使在离开英国、前往法国作战期间，他的王权也是稳固且充满活力的，使他能够发起一场与爱德华三世早期战役一样受欢迎的战争。他的统治是兰开斯特英格兰的鼎盛时期。

亨利通过安抚幸存的理查二世的支持者和重新建立外国联盟来为战争做准备。此时的法国国王患有精神病，贵族之间也是争吵不断，法国的情况助长了亨利的征服梦想。到1415年，他觉得能够要求对爱德华三世当年的愿景以外的领土拥有完全的主权，甚至要恢复爱德华对法国王位的要求。亨利的野心与他的臣民的期望相吻合。在热烈的权贵和骑士的带动下，他招募了大规模的军队；王国频繁地投票通过税收政策，大幅提高税率，国王公开阐释他的目标，以获取支持。他甚至组建了一支海军来控制海峡。这种热情，在他去世之前几乎从没有消失——尽管下议院表达了(1420年)对英国最终征服法国的计划将产生的后果的不安，他们的前辈也曾对爱德华三世表达过同样的顾虑。

亨利五世采取了与爱德华同样的策略：与法国贵族结盟，利用他们的分裂，推进自己的王朝主张。在整个战争期间，对英格兰人的成功来说，勃艮第的支持至关重要。然而，很快，入侵者的目标就变成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征服和殖民化。1415年的远征是试水，在阿金库尔战役(Agincourt)的胜利，极大地证明了传统的英国战术的有效性。因此，1417至1420年，亨利开始征服诺曼底，以及附近的省份；诺曼底是亨利统治期间和之后，双方的主要战场。亨利与法王查理六世签订的《特鲁瓦条约》(1420年)使他成为法国的摄政王，并取代法国王太子，成为瓦卢瓦王位继承人。这项非同寻常的条约所确定的英法关系，延续了超过一代人之久。虽然亨利五世从未成为法国国王(他于1422年早于查理六世去世)，但他幼小的儿子(英格兰的亨利六世，法国人眼中的亲英派亨利二世)继承了双重君主地位。但维持它需要不懈的努力。

亨利五世和贝德福德公爵约翰(亨利五世的弟弟以及英军在法国的继任军事指挥官)于1417至1429年间，将诺曼边境向东部和南部推进。他们先后在阿金库尔(1415年)，克拉万特(1423年)和维尔纳叶(1424年)击败法军。这是英国权力在法国所能达到的巅峰。在贝德福德的统治下，“坚定与和解的建设性平衡”来使被征服的土地能够负担进一步的战争(向南部的安茹和曼恩)军费。但是，圣女贞德激励下的法国复兴和查理七世在兰斯的加冕(1429年)挫败了这一计划。英军的进攻在帕泰(Patay)战役失败后停止了。此后，诺曼底在外国人的统治下变得焦躁不安，英格兰在布列塔尼和勃艮第的盟友开始动摇，英格兰议会不得不为在法国北部的战争寻求更多资金，那里的驻军和野战军队成为越来越重的负担。英国人处于军事和金融陷阱之中，而且没有亨利五世的天才来指挥他们。

在15世纪30年代，寻求和平变得更加紧迫，特别是英格兰一方。阿拉斯大会(1435年)和格拉沃利讷会议(1439年)的讨论都无果，主要是因为英国人内部在和平的愿望和重大让步之间的分歧还没有解决。但查理七世财力的恢复、英国在保卫已占法国领土上的成本不断增加、贝德福德公爵于1435年去世，特别是勃艮第的叛变——都是决定性因素。英格兰政府释放了奥尔良公爵(自阿金库尔战役以后一直被囚禁在英格兰)，让他去游说其他法国王子们(1440年)接受英方的和平请求——但他没有取得多大成功。1445年，亨利六世与法国王后的侄女(安茹的玛格丽特)结婚，但即便如此，也只是求得停战；虽然有人提议两国国王举行会晤，但始终未能实现。最终，亨利六世承诺交还来之不易的在曼恩的领土，以代表他个人求和的诚意。此举未能赢得他的臣民的支持(特别是那些曾在法国有土地并在战斗中充当先锋的权贵和绅士)，恼怒的法国人在1449年袭击了诺曼底。在炮兵的支援下，法国的猛攻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们又在鲁昂(Rouen)和福尔米尼(Formigny)击败了英国人，并在1450年8月底迅速把英国人清除出公国。一位法国编年史家报道说，“……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击败，民众和军人的损失都甚微，杀人少，对农村的破坏也很小。”

在亨利五世和亨利六世统治下，几乎没有经历过重大交战的加斯科涅，遭到了乘胜追击的法军的入侵；1453年7月17日，法军在卡斯蒂永(Castillon)获胜后，加斯科涅西南部的英格兰领土完全丧失。这是最令人震惊的一击：加斯科涅自12世纪以来一直是英格兰人的领土；这导致英格兰与法国西南部历史悠久的葡萄酒和纺织品贸易受到严重破坏。在亨利五世的“帝国”中，现在只剩下加来了。吃了败仗的士兵回到英格兰，垂头丧气，他们认为自己的困境和失去亨利五世换来的东西，应该归咎于缺乏信誉的兰开斯特政府。在国内，亨利六世面临着战败的一切后果。

卡斯蒂永战役失利后的三个星期内，亨利六世精神和肉体上都近乎崩溃。这种状况持续了17个月，并且可能从未完全恢复。失去他的法国王国(亨利是唯一在法国加冕的英国国王)可能是他崩溃的原因，尽管到1453年他统治下的其他方面也令他十分忧虑。那些亨利所信赖的人，被证明不配他的信任，且遭到广泛憎恨，特别是萨福克公爵(1450年被谋杀)和萨默塞特公爵(1455年在圣奥尔本斯的战斗中丧生)。那些不被他宠信的人(包括约克公爵理查，以及内维尔家族的索尔兹伯里伯爵和沃里克伯爵)都感到愤愤不平、心生怨恨，国王和他的宫廷阻止了他们改善命运的努力。亨利的政权即将破产，其在各郡以及威尔士和爱尔兰的权威正在陷入瘫痪状态。在1450年夏天，爆发了自1381年以来的第一次民众起义。出身微贱但才华横溢的约翰·凯德(John Cade)领导了这场起义。他占领了伦敦几天，并强烈谴责国王的大臣们。其实，国王个人应当对英格兰的困境承担不可推卸的大部分责任。

亨利六世本是一个心怀善意的君王，在教育和宗教方面有着值得称赞的愿望；他寻求与法国建立和平，并希望奖励他的朋友和仆人。但是，没有一个中世纪的国王可以仅凭善意来统治。此外，亨利骄奢淫逸，对人对事都没有精明、理性的判断力。他很聪明，受过良好教育，但他是最没有经验的国王，从未摆脱在少年时期那种对别人的依赖——这是他漫长的未成年期(1422—1436年，他在位的最初时期)的必然特质。无可否认，他的许多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他的父亲为他创造了双重君主身份(1431年在巴黎加冕为法国国王)——而这种身份的要求，比对那些军事征服者(如爱德华三世或亨利五世)的要求更沉重、更复杂。他未成年时期依靠权贵来摄政统治，这期间培养的既得利益集团，即使在国王成年后，也不容易放弃他们的利益——特别是他的叔叔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和他的叔祖父亨利·博福特，温彻斯特的红衣主教。此外，在格洛斯特于1447年去世后，亨利六世是亨利四世的男性子嗣中唯一幸存的后裔，这一事实导致他不信任约克公爵，因为后者是马奇伯爵的继承人(马奇于1399年被剥夺王位继承权)。那么，兰开斯特王朝晚期的统治者有充分的理由警惕，何况约克公爵理查是那些不满者的领袖。

尽管国王生病了，但是1453年10月，他脾气暴躁的王后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这充实了兰开斯特王朝，但它几乎没有改善这个王国或约克公爵理查的状态。作为英格兰第一公爵和亨利的堂兄，约克在国王丧失掌控国家的能力期间(1454至1455年，1455至1456年)，两次被任命为王国的监护人。但正因如此，他引起了王后的强烈敌意。在布洛希思(Blore Heath)和路孚德桥(Ludford Bridge， 1459年9月至10月)的战役中，王后终于爆发了；随后在考文垂召开的议会上，约克、内维尔家族和他们的支持者遭到迫害。这个疏远了有权势的人的政权，在国内外留下灾难性的后果，导致约克于1460年10月提出了对王权的要求。不久之后，约克在韦克菲尔德(Wakefield)去世；在沃里克伯爵的协助下，约克的儿子爱德华于1461年3月4日登基。爆发于15世纪50年代的王朝战争(即我们所熟知的“玫瑰战争”)走向“成熟”。

新登基的约克派君主爱德华四世，面临一个重大的不利因素：被废的国王，他的王后和儿子仍在逃。因此，他们的存在为他们的追随者及苏格兰和法国的同情者提供了一个焦点——这些人一心想着让虚弱的英国政权出丑。亨利在北方被捕(1465年)之后，爱德华感到更加踏实——尽管这位前国王被囚禁在伦敦塔，他的王后和儿子在苏格兰、随后在法国接受了庇护。更为严重的是，爱德华未能获得英国权贵及其门客的广泛支持。此外，在15世纪60年代后期，他逐渐疏远了他的强大的“国王缔造者”，即沃里克伯爵，后者(像1399年后的诺森伯兰一样)对爱德华日益增长的独立性感到不满。爱德华无耻的兄弟乔治、克拉伦斯公爵也背弃了他。政敌利用这些不利因素，策划了叛乱(1469年)。在法国路易十一的鼓动下，爱德华于1470年7月与流亡的兰开斯特王后玛格丽特达成了一项令人忧虑的协议。沃里克、克拉伦斯、兰开斯特家族和持不同政见者的约克派回到了英格兰，爱德华四世被迫逃到他的盟友勃艮第公爵那里。他们迅速恢复了(或“重新获得”了)亨利六世的王位，他是第一位中间有过中断的两次宣布执政的英格兰国王(1470—1471)。当亨利于1470年11月召开会议时，大法官引用《圣经》里的一句话来开始他的布道，“叛逆的孩子们啊，回来吧，主说”，这不仅是在向威斯敏斯特呼吁，也是在向全国呼吁。

但被废的爱德华，就像他之前的亨利六世一样，处于自由状态，能够在勃艮第的帮助下组建一支军队。此外，亨利的复辟政权充斥着互相冲突的效忠者和互相排斥的利益集团。因此，当爱德华于1471年3月重返英格兰时，他能够在巴尼特击败并杀死沃里克，然后向西行进，在图尔克斯伯里彻底打败了刚刚从法国返回的兰开斯特王后和王子。最后，爱德华四世的王朝终于安全了：玛格丽特王后在图克斯伯里战役后被捕，她的儿子在战斗中被杀，并且当爱德华胜利回到伦敦(5月21日)的那个晚上，亨利六世在伦敦塔里死了，很可能是被谋杀的。主要的兰开斯特家族的血脉已经断绝。约克派持不同政见者要么被吓坏了，要么死了；而克拉伦斯虽然与他的兄弟和解了一段时间，但后来在1478年因为进一步的轻率行为而被处决。

爱德华在15世纪70年代享有的相对政治安全，使他能够进行一段时期的建设性统治。他试图通过与布列塔尼、勃艮第和苏格兰的联盟来修复英格兰在国外的声誉，并且还想步先王们的后尘、继续对法作战。他的布列塔尼和勃艮第盟友反复无常，导致他1475年的远征差点变成一场灾难。但在《皮基奎涅条约》(the treaty of Picquigny)中，路易十一答应向他支付一笔不菲的补偿金，以换取爱德华承诺不谋求法国王位。爱德华试图重组政府的财政管理——这跟兰开斯特王朝的意图是一致的。如果他宣布他的统治不会增加特殊的税赋以取悦议会，同时奖励朋友和吸引政治支持者，这意味着他不能指望采取一项连续的税收计划来增加收入。他要讨好商人和伦敦人，吸引他们为自身利益参与贸易，并与佛兰德斯和德意志港口的汉萨同盟(Hanse League)保持良好关系。最重要的是，他在位后期的政治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几位能力出众、忠心耿耿的国家官员的持续服务。

那么，为什么玫瑰战争没有结束呢？为什么北威尔士除了乡绅，子孙后代都不知道都铎王朝？1483至1485年间，约克王朝派遭遇了两个最常见的、威胁君主制的危险：国王年幼；王室亲属冷酷无情、野心勃勃。爱德华四世于1483年4月9日去世时，他的儿子兼继承人爱德华仅12岁。他的幼年执政期并没有太长时间，而且无论如何，英格兰已经有过以前几次幼王执政的情况，都没有出现太大的困难。但自15世纪50年代以来，政治环境已经恶化，特别是爱德华四世、沃里克和克拉伦斯经常采取武断、无情和非法的行动，使爱德华五世的继位暗藏危险。约克王朝拥有国王宝座的短暂时间内，约克家族的兄弟们，爱德华、克拉伦斯和格洛斯特似乎都无法摆脱对王权的贵族式渴望。爱德华四世依靠周边一圈权贵来扩展他在王国的权威，他们大部分与国王自己的家族或他妻子的伍德维尔家族有联系：北部的格洛斯特、威尔士的伍德维尔家族和中部的黑斯廷斯勋爵。当爱德华四世在世的时候，各派系保持相对的平衡；但他去世后，王权依赖几个钩心斗角的派系的危险浮出水面。不信任，尤其是格洛斯特和伍德维尔家族之间的不信任，破坏了统治圈的稳定——使得那些圈外人(尤其是北方的老牌珀西家族，以及威尔士和西米德兰的白金汉公爵)看到了他们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仅存的约克兄弟，即30岁的格洛斯特的理查，在其性格和野心的支配下，盘算着从年轻的侄子手中篡夺王权。他于6月26日篡夺了王位，囚禁(并可能谋杀)了爱德华五世和他的弟弟——他们俩就是史称的“塔中王子”。理查还处死了爱德华四世的王后的兄弟和黑斯廷斯勋爵。他对王位继承的惯例规定唯一肯做的让步就是，他卑鄙地宣称爱德华四世和他的儿子都是私生子；他也无视克拉伦斯的孩子们。理查三世的行动和粗暴处事方法，导致了王朝战争重新爆发。1483年10月，爱德华三世的第五个儿子托马斯的后裔白金汉公爵发动了叛乱。更成功的是，1485年8月亨利·都铎从法国率军在英格兰登陆——尽管他通过母亲的血统提出对王权的要求显得牵强；他的母亲玛格丽特·博福特是兰开斯特公爵、冈特的约翰的曾孙女；冈特的约翰是爱德华三世的第四个儿子；玛格丽特的祖父约翰·博福特是冈特的约翰和情妇凯瑟琳·斯温福(Katherine Swynford)的私生子。尽管如此，他于1485年8月22日在博斯沃思原野战役(Bosworth Field)击败并杀死了理查三世国王。到那时，理查的王室血脉似乎断绝了：他的妻子和他唯一的儿子已经死了。

多个因素使得亨利七世能够在博斯沃思战役之后保住他的王冠。在15世纪的篡位者中，只有他很幸运地在战斗中杀死了没有子嗣的前任。他从幻想破灭的约克派那里获得的支持至关重要，特别是爱德华四世的王后。此外，英格兰的权贵们已经厌倦了战争：不同等级的贵族已经损伤了太多，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领土权力被削弱或被摧毁。因此，不认为亨利的胜利及其对王位的企图，在英格兰得不到多少支持。而且来自约克派的王权觊觎者〔如1487年的兰伯特·辛奈尔(Lambert Simnel)〕也未能使人信服。1455至1485年期间的实际战斗时间，加起来可能只有15个月，所涉及的军队规模可能不会很大；但战斗的重要性与参战或伤亡人数无关。“玫瑰战争”几乎摧毁了英国君主制的世袭基础，亨利·都铎夺得王权基本上与世袭制无关。亨利表面上扮演兰开斯特和约克的代表人物和继承人，但实际上他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国王，并决心保持自己的王位。建立一个民族国家

英格兰国王在自己的王国中享有可能令法国君主羡慕的统治力，而王冠则象征着英格兰的统一。它的佩戴者与众不同。加冕仪式凸显了国王的半神性质——据说君主的触摸可以治愈淋巴结核这样的皮肤病。理查二世坚持要求靠近他的人应该屈膝，而“陛下”成为15世纪起对国王的尊称。

王室行政的触角(决策、税收和要实施的法律声明)延伸到了不列颠群岛的各个角落，除了北部和西部。达勒姆主教和切斯特伯爵的特许领地在英格兰郡的制度之外，具有特殊的独立性。但毫无疑问，他们无法超越国王权力的影响范围：达勒姆的主教几乎都是国王挑选的，就像安东尼·贝克(1311年)和托马斯·兰利(1437年)一样，且经常担任王室大法官；1301年之后，切斯特伯爵也是威尔士亲王和国王的长子，而且在中世纪后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国王亲自掌管着柴郡——因为那里没有成年伯爵。

国王的治国理政，需要各郡配合。在每个郡，郡长和新的和平法官，在贵族和当地绅士的帮助下发挥最佳作用，反过来，他们的利益又与君主有关——因为他是王国里最大的单一财富和恩赐来源。下议院的一些代表来自卡莱尔和康沃尔郡之间或什鲁斯伯里和萨福克郡之间的郡和城镇——这样的议会在中世纪晚期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爱德华一世的统治下，战争和国内的动荡迫使国王在制定和实施影响整个王国的决策时，需要向他的臣民(当时人称之为“王国的百姓”)咨询，并征求他们的建议。除了世俗和宗教的贵族之外，还不时地邀请地方代表参加中央大会，即议会——这也是明智之举。政府不仅要挖掘贵族的财富，还希望挖掘城镇居民和较小的土地所有者的财富；在战争和政治危机中，需要他们提供物质援助和行动支持；但在法律或经济和社会安排中，遇到有争议或者新颖的变动时，举行代表性大会是可取的做法。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为议会设定了一个召开频率(1327至1437年间，平均每年召开一次)、与众不同的职能和既定程序；并且，从1337年开始，让下议院代表在其中发挥永久性作用。这个机构在中世纪欧洲议会中独一无二，它既讨论重大的商业问题，也讨论个人提出的小问题。它掌控着对英国人征税的垄断权，它是这片土地上的最高法院，它通过立法程序制定新法律并修改现行法律。甚至下议院代表也为自己赢得了特权，尤其是在议会会议期间他们拥有言论自由和免于被逮捕的权利。它基本上仍然是受国王支配的政府工具，但它有时会批评国王的政策和大臣(如在14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以及在15世纪40年代)——尽管几乎从来没有批评过国王本人。当议会成立并鼓励其发展的实际需要消失时，开会的次数大幅减少：在1453年(百年战争结束那一年)至1509年间，每三年召开一次。

当下议院代表回到他们各自选区的选民中时，必须提前告知、讨好和说服选民们，因为相当多的选民渴望了解有关事务的信息。毕竟，他们是纳税人，他们服役于战争和国防；并且政府也希望得到他们的合作和顺从。因此，明智的政府会仔细权衡它将要传递给全国的消息，以及它希望国王的臣民所采取的态度。为此目的，政府使用了完善的通信和宣传手段。官方公告的前言可以有助于推广一项政策，并为一种做法辩护，如爱德华四世发布了反对被废黜的亨利六世的王后玛格丽特的公告，其内容令人想起了约克大主教斯克罗普。这位约克大主教被亨利的祖父处死，并且从此戴上了烈士的光环。这是一种巧妙的政治宣传手段，以使臣民继续反对兰开斯特王朝。公告被发送到每个郡，供公众阅读和展示。歌曲和民谣也可以影响广大群众，一些由官方鼓励的歌谣，夸张地歌颂阿金库尔战役的荣耀。布道在塑造民意和动员支持方面同样有效：1443年，亨利六世要求向每个教区派出优秀的、有煽动力的牧师，通过布道，协助王室为下一场对法战争筹集资金。加冕礼、王室仪仗队，以及国王和王后进入约克、布里斯托尔和格洛斯特(以及伦敦)的正式入城仪式，都是官方大肆宣传王威的场合，也是充分利用神话、基督教和爱国主义做宣传的机会。1417年，亨利五世的一幅画像，描绘了他在伦敦的接待处欢迎从法国远征回来的基督十字军士兵。如果任何公民对他入侵法国的正义性持怀疑态度，就会被清除。

用于通知、说服和辩解的信件的流通，等于出版前时代的出版，这些信件很快就进入了流行的编年史。通过这种方式，亨利五世向他的臣民报告了他的法国战役的进展情况。即便是当时的流行作家，也成了官方的宣传机器。在15世纪的作者，很少主动地创作他们的作品。托马斯·赫克莱夫(Thomas Hoccleve)是一位出身卑微的政府官僚，亨利五世花钱请他为阿金库尔战役和英军攻克了鲁昂(1419年)谱写赞美诗词。约翰·利德盖特(John Lydgate)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亨利六世和他的宫廷的资助，他向百姓头脑里灌输沙文主义——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来自1436年英格兰成功地阻止了勃艮第对加来的攻击。

国王、他的法庭和他的大臣(这些宣传渠道的主要开发者)通常住在威斯敏斯特、伦敦或温莎。英格兰君主制的圣殿是威斯敏斯特教堂，议会通常在威斯敏斯特召开(1339至1371年间，所有31次议会都在这里召开，而且在1459年以后没有任何一届会议在其他地方开会)。政府部门逐渐在威斯敏斯特或伦敦设立了永久性办公室；伦敦是英格兰最大、最富有的城市。在中世纪晚期，除了在宗教方面之外(坎特伯雷仍然是全英格兰大主教的所在地)，伦敦在各个领域都成为该王国无可争议的首都。威斯敏斯特和不断发展的泰晤士河滨郊区一带，使伦敦成为王国的行政、商业、文化和社会焦点。在中世纪后期，特别是在战争时期，政府的规模有所增加，其复杂程度和运行节奏都提高了：征收和管理常规税赋、举行议会常会、设立海关服务、阻止战争和布置防务，以及监督整个王国的法律和秩序。结果是一个集中、协调和常驻的政府形成了。当14世纪头30年里与苏格兰的持续战争被规模更大的对法国的战争所取代后，约克也失去了与伦敦相竞争的另一中心的地位。此外，爱德华三世和亨利五世经常在国外率军作战，而缺席国内事务的管理——这更凸显了需要建立一个固定的、集中的政府总部，该总部可以在没有国王本人参与的情况下运作。1339至1341年间爆发的危机，让爱德华三世认识到，他再也不能像爱德华一世和他的前任国王们那样，把他的政府机器“随身携带”。到了1340年，财政署回到了威斯敏斯特办公，从此以后没有搬离过。国王的文秘署(chancery)、财政署和法院等官僚机构，都在首都扩大其规模。官员们大多是雄心勃勃的小土地所有者，他们也在邻近的郡扩张利益。权贵、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在城市内或城市附近购买了住所或房屋；伦敦居民的姓氏和他们所说的语言表明，许多地位卑微的人从王国的各个地方迁移到了首都，甚至包括从威尔士和爱尔兰来的人。

英格兰教会的英国特色，是中世纪晚期第二个重要且持久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英格兰教会与其他拉丁教会共同信奉天主教的信仰和教义。但人们普遍认为，这个由罗马教皇作为教父领导的普世教会，是一个由众多独立教会组成的大家庭，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自治权。英格兰教会的英国特性，在中世纪后期变得更加明显，成为英国人国家意识在教会特色上的反映。在某种程度上，这要归功于英语和英国人的独立经历；在更大程度上，跟英国的法律和习俗有关——英国人(包括神职人员)生活在这套法律和习俗框架下，国王也在这个框架下遵守他的加冕誓言。此外，英格兰国王、贵族、绅士和城镇居民建立、鼓励和资助了英格兰教会，使他们个人和家庭与某个教堂或某些神父建立了亲密的纽带。主教们是大地主(温彻斯特主教在15世纪中叶的年收入为3900英镑)，他们在议会有一席之地，是国王的议员之一。他们和地位次之的权贵都经常得到提拔，因为王室信任他们、认为他们有用，并且，他们可以在教会得到奖励，不需要国家财政掏腰包。当然，英国人能够控制其教会，并塑造其特点和神职人员，是有充分的实际原因的。在法国战争期间，有一点似乎更为紧迫。在1307年及以后，教皇在英国教会的组织和管理中的作用，都遭到了强烈的抵制，甚至包括主教的任命。毕竟，14世纪的大多数教皇都是法国人出身，并且，在1308至1378年期间，他们生活在阿维尼翁，有成为法国人的傀儡的危险(或者人们普遍这么认为)。相比之下，只有一位教皇是英国人(在12世纪中叶)，并且没有一位教皇曾经访问过英格兰——直到1982年这个惯例才被打破。

通过几个方面可以说明英国教会的英国化趋势。基于早期神父制定的规范并通过教皇立法得以补充的《教会法》，被英格兰的教会法庭接受，并得到普遍运用，并且，教皇在教会事务中的最终司法权也得到了承认。但在实践中，《教会法》受到王权的制约，特别是当被指控犯罪的教士声称享有“教士豁免权”时。从爱德华一世时代开始，教皇向英国神职人员征税的权力受到严重限制；大多数教皇税收进入了国王的金库，而不是用来对敌斗争(许多人都这么认为)。更严重的是，从14世纪中期开始，以及在天主教会大分裂(Great Schism)期间(1378至1417年，当时有两位，有时三位教皇同时声称自己是正统)，教皇任命英格兰教会主教们和其他重要成员的权力受到限制，英格兰自己所支持的教皇又无立锥之地。于是，英格兰国王使用了反教皇的《空缺圣职继任者法》(Statute of Provisors， 1351年首次颁布，1390年重新颁布)和《侵犯王权罪法》(Statute of Praemunire， 1353颁布，1393年延续)，迫使教皇妥协，使得任命的主动权落在国王手里。因此，在15世纪之前，英国教会中很少有外国人被任命担任要职——除非他们得到了政府的特别批准；如亨利七世提名三位意大利主教时，就得到了这样的批准。

在英格兰，很少有神职人员对这种情况提出抗议。主教们没有这样做，这跟他们的本性以及被任命的方式有关。教会没有集体抗议，是因为担心教皇向他们征税。神职人员没有这样做，因为英格兰国王是反对异教徒的天主教保护者和回击反天主教攻击的支持者。1433年，即使是一位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院长，也可以宣称“国王在这个王国至高无上”。

在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体制性教会之外，有两股宗教热情极具英国特色：灵修，在神学中还可算是严格的正统；而受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启发的罗拉德运动(Lollard movement)，则是异端。14世纪兴起了对神秘和虔诚的著作的兴趣，其中大部分都是从该世纪后期开始用英语写作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有文化的公众。这些人理所当然地接受了教会的教义和做法，但他们更喜欢个人的、直觉式的宗教信仰，专注于收集在《黄金传说》(Golden Legend)里有关基督、圣母玛利亚和圣徒生活的、苦难和死亡的故事。作家们经常是向读者宣扬静思生活的、独来独往的人物。当时，最受欢迎的灵修作品出自约克郡的隐士理查德·罗尔(Richard Rolle)以及后来的隐士诺威奇(Norwich)的朱莉娅女爵士(Dame Juliane)之手。《玛格丽·坎普之书》(The Book of Margery Kempe)是林恩的一位市民的妻子的灵魂自传，它树立了世俗男女所追求的美德的典范，人们通过启示、想象和狂喜来拥有这些美德。像兰开斯特公爵亨利这样的平信徒(他在1354年用法语撰写了自己的灵修作品)，和像亨利七世的母亲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一样虔诚的女性，选择这种强烈的精神生活，是对学者们枯燥无味的神学讨论的反动；虽然他们没有误入罗拉德派的非正统观念(罗拉德派的精神根源并不与之相同)。

罗拉德(源自中世纪荷兰语lollaer这个词，意思是一个说话含混不清的祈祷者)指威克利夫的追随者，是唯一一个席卷中世纪英格兰的重要异端运动；且威克利夫是中世纪异端邪说历史上唯一一位能够激发反对天主教会的广泛异端运动的大学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基本上在英格兰土生土长的思想体系，通过书籍和阅读影响了很多人。尽管威克利夫不太可能用英语写作，但他激励了一系列英语论战作品以及1396年第一次完整的《圣经》英译本。首先，他迎合了当时的反教权主义情绪；他批评天主教会对财富的贪婪，以及太多不必要的神职人员，并因此而赢得声誉，以及贵族、朝臣和学者们的支持。但他日益激进的神学思想，过度强调对《圣经》的信心，招致牛津大学的谴责和开除。当面对亨利四世的严酷的正统宗教手段时(1401年将火刑列入迫害异端邪说的手段)，有影响力的人对威克利夫的同情消退了。并且当罗拉德派与约翰·奥得卡梭(John Oldcastle)爵士的密谋发生牵连，对他的同情几乎荡然无存了。当罗拉德派失去了精神源泉和强大的保护者时，就成了生活在威尔士边境地区和米德兰兹工业城镇的手工艺者、工匠和贫穷牧师的支离的、无组织但顽固的运动。他们的信仰变得越来越异类、古怪，但他们对教会权威的基本敌意、对《圣经》的忠诚和对英文《圣经》的推崇，预示着随后的宗教改革运动，并且成为后来英国新教的核心思想。

识字率的提高和英语语言的广泛使用，是14世纪末和15世纪的两大发展趋势。它们是英国人日益增强的公共事务意识的表现，也反映了爱国主义和国家意识的情怀。

说服大家相信这些变化比证明它们更容易。关于识字率增长的速度和广度，当时没有统计，我们也不可能用当时基本上还不懂算术的人提供的数据对其进行量化。如果把界定“神职人员豁免权”(他们是当时的识字阶层)的1351年和1499年法令进行比较，则可以得到其增长的粗略指数。1351年的法令规定，所有有阅读能力的平信徒，应该被赋予“神职人员豁免权”。150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纯粹的世俗学者和圣职人员之间划了一条清晰的界限，这时候只有后者可以享受“神职人员豁免权”。也许识字阶层已经扩展到远远超过“神职人员”之外的范围，尽管1499年的法规将改变的必要性归因于神职人员滥用权力而不是识字率提高本身。

另一种普遍的做法就是比较中世纪后期的两次大规模的起义：瓦特·泰勒农民起义(1381年)和约翰·凯德叛乱(1450年)。1381年，来自肯特郡和埃塞克斯郡的农民向理查二世口头提出抗议，并且在起义期间与国王的所有联络似乎都是通过口口相传的；在伦敦塔，理查二世不得不要求叛乱分子把他们的冤情都写下来让他考虑——因为塔外面的反叛者一直朝他咆哮。将此与1450年的起义相比较，当时同样来自肯特郡和东南部的凯德的追随者，从一开始就以书面形式提交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制作并传播了几个版本的书面要求。冗长的文件是用英语写成的，有时候很口语化，有一个合乎逻辑且全面的论点，即这个时期，出版手稿的业务正在蓬勃发展。众所周知，约翰·雪莉(约1456年)在圣保罗大教堂附近租了四家店面来发展出版业务，制作“小歌谣、诉状和回旋曲”，用来出售或出租。20年后，海关账目记录了通过伦敦进口了大量手抄本的情况(仅1480至1481年度就超过了1300本)。

人们可能会谨慎地引入一些数字来表明中世纪晚期的识字人口不仅限于贵族、教士或政府阶层。凯德领导的起义军中，那些工匠和手工艺者很可能就具有读写能力。在1373年的法律诉讼中，28名证人中有11人将自己描述为有文化之人(或者能够懂拉丁文，并且我们可以假设他们也懂英语)；15世纪中叶，包括商人、牧民、裁缝和海员在内的证人中，识字率也和前述的例子差不多。毫无疑问，其他人，无论是否有文化，都不会梦想被聘请作为证人；但我们无可置疑地相信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爵士在16世纪初的乐观估计，即英格兰人的识字率超过了50%。

如果我们不能完全放心地接受这些数字，我们至少可以观察到：有文化的男性(很少有女性)在各种职业中工作。他们填补了迄今只为神职人员所保留的一些最高政治职位：从1381年开始，平信徒经常成为英格兰的财务大臣，这个职位对阅读和写作能力(如果不是数字能力)的要求是必不可少的。有文化的平信徒被聘为政府部门的职员，诗人托马斯·霍克莱夫(Thomas Hoccleve)就称心地当了35年的公务员。同样明确的是，在1380年之前，商人有记账单的习惯；不久之后，乡村自耕农可以书写私人信函(当然也能读)；即使在庄园里担任负责人的农民，也是在一个办公室中工作，越来越多的交易是在纸张和羊皮纸上完成的。到爱德华四世统治时期，一些工艺行会的规则和规定，坚持要求它们的学徒必须达到公认的识字标准。

至少，富裕的平信徒的阅读习惯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阅读编年史很流行，而且不仅仅在伦敦如此。单单保留至今的手抄本就有数百件，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15世纪里制作出了越来越多的手抄本，其中多数都是用英语写的。商人和其他人开始拥有“普通书籍”，包括诗集、预言、编年史，甚至食谱等，积累成他们个人的小型图书馆，供他们在空闲的时候翻阅。他们拥有书籍，并在遗嘱中小心处置它们——特别是宗教和灵修书籍。

英语得到越来越普遍的使用。在14世纪结束之前，说法语和懂法语(因此能读会写)的人显著下降；即使在政府和私人组织的官方和正式业务当中，英语的使用至少跟法语一样普遍。在这个世纪中间的几十年里，议会的讨论以英语进行——对此种情况的第一次书面记载，可以追溯到1362年。值得注意的是，最早用英文起草的房契是在1376年，最早的英文遗嘱出现在1387年，尽管这些只是粗略且原始的证据。到14世纪70年代，坎特伯雷正式大会的会议记录经常用英文；亨利四世于1399年用英语在议会发表讲话，并且讲话内容被详细记录下来。这场静悄悄的革命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与法国的长期战争激发了爱国主义，罗拉德派的运动潮流储备了大量英文书籍和布道词，王室和贵族起了带头作用，当然还有，说英语的臣民更多、更广泛地参与到了王国的事务中，尤其是在议会中。书面英语取得了胜利。

在此之前，必须面对一个重大问题：区域方言问题。只有解决了方言的问题，才能实现英语作为书面和口头语言的全部潜力。必须承认，在大约一个世纪中，流行的英语、古怪的康沃尔语、威尔士语，以及跟约克方言一样难懂的地方语言，都不能完全被吸收到一个共同的语言中；但融合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在15世纪上半叶，政府规模的扩大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政府的官方通信在王国内开发和推广了英语的使用。另一个因素是，在14世纪伦敦发展成王国的固定首都，约克作为辅助行政中心，布里斯托尔作为第二个商业大都市——每一个城市都演变出一种方言，别的地方的人必须理解它们各自的方言，于是它们逐渐融合成一个标准化的英语。这种方言主要是中部地区的英语，以牺牲城市语言为代价，取得了统一语言的胜利；因此，它更容易被各郡的乡村所采用。中部方言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14世纪和15世纪来自英格兰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大量人口迁移到了伦敦。罗拉德运动也起到了一部分作用，因为它在中部地区和西部乡村地区特别活跃，其大部分书面作品都是以中部地区的方言的变体书写的。这种方言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占领了伦敦，进而占领了整个王国。

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对于他的作品是否会在整个英格兰被读懂存在严重的疑虑——并且他为一个有限的、对他的作品着迷的圈子写作。

而因为用英文和我们的方言写作

是如此多姿多样，

所以我向上帝祷告，每一种方言，

都不会把你写错，每一种韵律都跟随你的方向。

无论去向何方，你都要朗诵，或者吟唱，

我乞求每个人都能读懂上帝的“模样”。

在1426年的一宗法律案件中，法官声明，虽然单词的读音在英格兰的不同地区有所不同，但在法庭上同等有效。半个世纪之后，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可能会更加乐观地认为，来自不同郡的人都能读懂他印刷的几百本书。他意识到“在一个地方说的普通英语，与另一个地方的不同”；但是，通过使用“既不太粗鲁也不古怪的英语，且以上帝的恩典所理解的方式”，他预计不会遇到太大困难。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易于理解，对于沟通的有效性、观点的共同表达以及形成国家意识都至关重要。

英语已成为“一个征服民族而不是被征服民族的语言”。英语作家的自信，在天才的乔叟身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并吸引了来自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人的资助，包括国王、贵族、绅士和城镇居民。各种形式的英语诗歌，无论在质量还是受欢迎程度上，都远远超越了14世纪和15世纪的英语散文：抒情诗和浪漫诗歌、喜剧和悲剧、寓言和戏剧。这些诗歌大部分都根植于北欧传统。14世纪英格兰西北和中部地区的文学复兴，主要是押头韵、不押尾韵的诗文。但这轮复兴得到了当地绅士和诸如博恩斯家族(赫里福德伯爵)和莫蒂默家族(马奇伯爵)等权贵的赞助，并且可以创作具有相当想象力的作品，如《高文爵士和绿色骑士》(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和《农夫皮尔斯》(Piers Plowman)。在同一地区，以英国奇迹剧形式出现的基督教戏剧，是在14世纪发展起来的；并在约克、贝弗利、韦克菲尔德和切斯特等北部城镇大受欢迎。在这些地方，戏剧由城镇行会组织和演出。

与此同时，在南部和东部，出现了一种更新的韵文形式。这种形式更多地归功于法国和文艺复兴早期意大利文学的风格和内容。乔叟的一支妙笔，和他的朋友约翰·高尔(John Gower)的部分贡献，创造了英国文学不朽的杰作。这些作品在思想和词汇的丰富程度、想象力和人类理解力的深度上，以及纯粹的艺术性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约在1380至1385年间写就的《特洛伊罗斯与克丽西达》(Troilus and Criseyde)，特别是反映英格兰社会全景的鸿篇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写于1386至1400年，但从未完成)，是英国文学成就的里程碑式作品。它们展示了作者的智慧、通俗性和创造力，以及对各种各样的当代英语谚语的熟练驾驭，这一切使乔叟成为中世纪英国最伟大的作家。

高尔是肯特郡人，先后分别由理查二世和亨利·波林勃洛克(Henry Bolingbroke)资助。乔叟出身于一个伦敦商人家庭，在贵族和王室社交圈长大，他是有史以来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他非凡的创作天赋极大地丰富了英语的表达，并得到了同时代有影响力的人的认可。乔叟的弟子，霍克利夫(Hoccleve)和利德盖特(Lydgate)，与他们的老师相比似乎显得逊色不少，但，至少王室、宫廷和伦敦市给他们提供的资助，基本上确保了他们所代表的首都英语文学流派，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英格兰的建筑师和建筑工人，也得益于本地的财富和品位的“供养”。通过从欧洲大部分地区流行的哥特式风格(尖拱是哥特式的符号和最显著的特征)中汲取营养，他们创造了独特的英国建筑风格。自19世纪以来，这种风格被称为装饰式(Decorated，更准确地说是自由流动和曲线型)和垂直式(又可说是垂直式或直线型)。在英格兰的主教座堂、较大的教区教堂和大学建筑的窗户和拱形设计上，最能体现这种建筑风格。任何新的建筑发展，都可以精确地找到其渊源，人们认为，在13世纪末与埃及的穆斯林世界和波斯的蒙古世界重新建立的外交活动和十字军东征，把东方的建筑风格和技术传播到了西方。精美的窗花格和豪华的自然主义装饰图案是装饰式的特征，它们体现在三座幸存的埃莉诺十字架上；这些十字架是爱德华一世在13世纪90年代立的，用来作为他妻子的遗体从林肯运往威斯敏斯特墓地的旅程中的路标。圣玛丽红崖教堂(St. Mary Redcliffe)的六边形北门廊和门道，可以看到东方的痕迹，这座位于布里斯托尔的教堂，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初。这些奢华精美的结构，即使在哥特式流行的欧洲，都是无与伦比的；已经被人们誉为“英国整个中世纪的建筑史上纯粹创造性的最辉煌体现”。仅仅半个世纪(1285至1335年)后，它更是引发了一股潮流。这种潮流创造了最具有英国特色的风格：垂直式。在这个时代，英格兰处于战争状态，于是这种风格很少在欧洲大陆被模仿。它的简洁、清晰的线条和更大、更轻的空间，可能最早出现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1834年被毁)的圣斯蒂芬皇家礼拜堂，或伦敦市的圣保罗大教堂(1666年焚毁)。无论哪种方式，以埋葬了爱德华二世的格洛斯特大教堂为代表，这种建筑风格很快便借助宫廷的影响力传播到英格兰的西部，至今仍然让人叹为观止，无论是格洛斯特大教堂的唱诗席(可追溯到14世纪30年代中期)，还是后来的坎特伯雷大教堂(建于1379年)和温彻斯特大教堂(建于1394年)的中殿。英式风格的装饰，现在主要集中在拱形屋顶，最典型的是赫里福德大教堂的会议厅(现已被毁)的扇形穹顶和格洛斯特大教堂的回廊(1351后建成)。

垂直式建筑风格最常见。最好的垂直式建筑，一般是英格兰较大的教区教堂，如在赛伦塞斯特、考文垂和赫尔的。无论是瘟疫还是战争(它们在15世纪导致大型建筑工程无法实施)，都未能阻止东盎格利亚和英格兰西部的服装商和地主慷慨解囊，用来建造体现英格兰品位和技艺的丰碑。垂直式建筑，在15世纪后期一些最著名的英国建筑上经历了强劲复苏，其中大部分都是王室出资建造的：伊顿公学，温莎城堡(始建于1474年)的圣乔治礼拜堂、剑桥的国王学院礼拜堂，以及威斯敏特大教堂的亨利二世礼拜堂等。这一时期，无疑是“英国中世纪建筑的小阳春”。

中世纪后期，教区教堂的垂直式塔楼最具英国特色，从雷克瑟姆的坚固的圣吉尔斯教堂，到波士顿的圣博托尔夫教堂(St. Botolph’s Church)的高塔，到布里斯托尔的圣斯蒂芬教堂，到卡迪夫德的圣约翰教堂。此外，14和15世纪的木雕屋顶也是英国特色。最早的木质拱顶结构是1291后修建的约克的教堂会议室；1322年伊利大教堂的塔楼倒塌，重修的是木质拱顶和灯笼塔。这种结构，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大厅(1394至1400年)椽尾梁橡木屋顶达到了顶峰。威斯敏特大教堂是由理查二世委托修建的，被认为是“中世纪全欧洲最伟大的一件艺术品”。从13世纪开始，泥瓦匠、木匠、建筑师，都有国王、朝臣、贵族和其他人资助，他们不仅仅建造宗教建筑，还修建王室和私人的城堡和庄园。虽然这些手艺人主要在伦敦形成了自己的职业，并且与国王的工程紧密相联，但是他们也被分配整个英格兰和威尔士去完成工作任务。他们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供贵族和主教们驱使，并由此创造了符合本国人品位的民族风格。

英格兰人的民族性意识和对自己的英国风格的认识始于何时，不容易判定。但他们有时会把自己与不同的民族(种族、语言、国家或文化和政治传统都不同)进行比较(或被别人比较)。在中世纪后期，英格兰与不列颠岛内和欧洲大陆的其他民族发生过频繁的剧烈对抗。这些对抗，是民族性和英国性自我意识形成的驱动力。这样的经历所激发的英格兰的情感，让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特性之本质、共性、共同的传统和历史。

只要英格兰由诺曼的公爵们或安茹的伯爵们统治着，并且盎格鲁-诺曼男爵们在海峡的两岸都拥有庄园，其他贵族在英格兰和苏格兰都有庄园，统治精英不可能会认为自己是纯粹的英格兰人。但是当法国人占领诺曼底和安茹，并于1259年正式将那里纳入自己的版图之后，跨海峡的贵族们不得不决定他们应该首先向哪一方表示忠诚——这时候的统治精英才会可能认为自己是纯粹的英格兰人。随着苏格兰王国的自我意识的日益加强，特别是当爱德华一世发动的战争使得在两边都拥有土地的情况成为过去，英格兰的统治精英同样会认为自己是纯粹的英格兰人。此后，环绕英格兰的大海也强化了英格兰的独立性。在15世纪30年代中期，一位小册子的作者建议：

被大海环绕的英格兰独一无二；

大海像圆形墙壁拱卫着英格兰；

如果把英格兰比作一个城市

环绕它的城墙便是无垠大海……

从哈罗德国王以来，爱德华一世以后的国王，在成长经历和观念上比其他时期的国王都更加英格兰化。事实上，亨利六世在他39年的统治时间里，从未到过苏格兰或爱尔兰；他只踏足过威尔士一次〔在蒙茅斯(Monmouth)度过了一天〕；除了在他九岁加冕后访问过法国，之后再也没有去过。

至于外国人，在13世纪，佛拉芒人和随后的意大利人，在英格兰的海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这让英格兰人憎恨他们的商业成功。在亨利七世统治时期，据说英格兰人“对外国人很反感，并希望外国人永远不要来不列颠岛；他们觉得那些外国人来这里是想自己成为这个岛的主人，可以霸占他们的商品……”。毕竟，像法国修道院附属的外国小修道院一样，出生在与英格兰作战的国家的人，可能会资助英格兰人的敌人。比如亨利四世的王后(布列塔尼公爵夫人)的仆人，就充当法国的间谍。在百年战争开始阶段，国王的文书在王国的文件上潦草地写了一句“不要给外国人看!”——这么做并不是没有理由。

由地位卑微的弓箭手以及骑士和贵族参与的英格兰的战争，给各个等级的士兵带来了鼓舞人心的自信。一位知情的观察者在1373年说：“英格兰人对自己满怀信心，他们打赢了那么多大胜仗，使他们相信自己不会失败。在战斗中，他们是世界上最自信的民族。”他们对自己的胜利充满无限的自豪感，而国王正是丰功伟绩的象征。在爱德华三世统治之下，“英格兰王国得到高贵的修正，荣耀和富裕程度前所未有”，而亨利五世在臣民中的威望达到更高的高度。英格兰人的优越感(仅次于自豪感和自信心)即使在15世纪中叶仍然毫不动摇——那时候的英格兰已经远非黄金时代了。野蛮的盖尔人被当作“小爱尔兰人”；1436年，英格兰人仍毫不掩饰对佛拉芒人的鄙视：

现在请记住，佛拉芒人，真为你们感到羞耻；

当你们围攻加来，理应受到谴责；

想要好名声，就做英格兰人而不是佛拉芒人，

继承那绅士血脉，古老而高贵。

1500年左右，当英格兰几乎失去了所有在海外的“帝国”领土时，一位意大利游客仍品评道：“英格兰人热爱自己和属于自己的一切。在他们眼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只有英格兰，没有其他世界。而当他们看到一个帅气的老外，他们会说，‘他看起来像一个英格兰人’，或者说，‘很遗憾他不是一个英格兰人’。”优越感很容易变成蔑视甚至仇恨。经过几十年的与法国人的战争，仇法情绪很普遍——其程度与法国人的仇英情绪相当，法国人把英格兰人看作“被诅咒的民族”。对法国人的厌恶，在亨利五世时期最强烈。虽然他获得了法国王位，但在英格兰，他不鼓励政府和受教育的阶层使用法语。伦敦的酿酒商读懂了他们所崇敬的国王的意思，当他们用英文书写他们的条例，会备注这么几句，“我们的母语，英格兰方言，已经在现代社会得到光荣推广和修饰……而且我们最优秀的君王，国王亨利五世，已经把它的习惯用法……用书写来推广和颂扬。”

英国过去的不安全感，曾与英格兰国王(一直到爱德华一世，甚至爱德华三世)的活力和雄心一道驱使英格兰人进入了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他们在融入这些地区方面取得的成功是有限的；虽然他们也试图把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的文化、语言和习惯英格兰化，但拥有这些附属领地的英格兰人在中世纪后期并未能与之达成政治上统一的民族国家。参加康斯坦茨大公会议(1414—1417)的英国代表团宣称：

无论通过血缘关系、统一的习惯，或通过独特的语言(在神和人的法律中，语言是一个国家最牢靠、最积极的象征，也是一个国家的本质)来划定一个国家，或者通俗地把一个民族理解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民族，……或者一个国家可以理解(理应如此)为与法兰西同等的领土——英格兰都是一个真正的国家。

但是，代表团的人还补充说，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也是英国的一部分——这样说，实际上破坏了他们自己的政治立场。

第五章 都铎王朝

(1485—1603) 　

约翰·盖伊(John Guy)

人口变化

在前工业社会，变革的最大推动力往往是人口或经济因素而不是政治。16世纪，黑死病肆虐后不列颠群岛的人口开始迅速恢复，但当时的农业生产能力足以养活增加了的人口。饥荒和流行病多次扰乱都铎王朝的经济，并没有彻底摧毁经济发展。当然也有积极的一面，耕地面积和消费需求的扩大刺激了农业商业化和企业家的崛起，鼓励了城市和住房的更新，进口的奢侈品也提升了人们的物质文化追求，刺激了商人的野心。商人们在新大陆和东印度群岛开拓投资，并开始在土耳其、俄罗斯、非洲、欧洲大陆和波罗的海地区的传统市场开展贸易。

1485年之前的一个世纪里，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英格兰人口稀少，经济落后，闭关锁国。黑死病肆虐后，英格兰恢复缓慢，基本上是人口恢复的过程，下面的数字就是有力的证据。在黑死病(1348年)前夕，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一直保持在400万到500万之间。到1377年，人口因持续瘟疫锐减到250万。英国(不包括威尔士)人口在1525年仍然不超过226万，从黑死病暴发到亨利八世即位，英国人口统计史的显著特征是人口没有增长。但是这一趋势在1525年之后突然发生逆转。从1525到1541年，人口增长迅猛，这是一次长期停滞后出现的爆炸性增长。这轮增长在1541年后有所减缓，但人口仍持续稳定增长，仅在16世纪50年代末出现短暂的逆转；1601年达到410万。另外，威尔士人口从1500年的21万增长到了1603年的38万。

数据来源： E. A. Wrigley and R.S. Schofield,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1541—1871(《英国人口史，1541—1871》)1981

虽然地主和中间商从商业化农业中获利，然而其他方面出现了严重问题。对一个农业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来说，需求突然增加，给衣食的供给造成了压力，这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16世纪90年代，社会普遍贫困，无数农民家庭和城市居民备受贫困折磨，须依靠教会救济或民间慈善来维持。通货膨胀、投资者的土地投机行为、圈地运动、失业、流浪和城市贫民区都是沉疴宿疾，都是人口增长和粮食市场化的常见症状。在15世纪，农场租金降低——因为很难找到佃农；地主被迫放弃直接利用土地，而以优惠条件把土地租给佃农。农民按惯例租种的土地所缴纳的租金，一直比较低；劳役已被现金取代，因为农奴制在1485年基本消失。与此同时，由于1348年以后劳动力紧缩，导致货币工资上涨，市场需求下降，粮食价格下跌。

1525年以后，需求增长刺破了由于人口增长停滞所带来的虚假繁荣的泡沫。对土地的渴求导致土地租金飙升。企业家地主驱逐了农场佃农和公簿持有农[1]。外部投机者以牺牲现佃农利益为代价，把几个相邻的农场连接起来，联合经营以谋利。瘠薄的土地被改造成牧场，以发展更有利可图的牧羊业。地主或者擅自占地者们圈占公共用地、开垦荒地，导致公共放牧权名存实亡。常见的观点认为，都铎王朝时期活跃的土地市场孕育了一个欺压穷人的、贪婪的资本家阶级——虽然这么说稍显夸张，但确实没有几个地主心慈手软：在土地所有权不全的代理商中跃然兴起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市场，侵扰了众多合法土地所有人的利益。

通胀和失业给人民的生活造成的困难最大。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刺激着农民把粮食和饲养的牛拿到城镇上售卖——尤其是在伦敦地区——而不是用来满足农村的基本生活。小麦和大麦可以囤积长达三年，或者运到价格最高的市场上卖掉；为了卖个好价钱，赶牛群上市的人可以行走放牧上百英里。不断增加的人口，特别是城市人口，给市场带来了巨大压力：商品往往供不应求，尤其是在流行病或恶劣天气导致歉收的年份。以现金计算，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速度开始快于工业品，1525年以后上涨速度更快。按实际价值算，价格上涨比看上去的波动更剧烈——因为人口增长使得劳动力充足而廉价，工资很低。到16世纪90年代，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平均工资和生活水平相应下降，工人一天的工资仅够支付食宿。身强力壮的人(其中许多是因为地租上涨或公共土地被圈占而流离失所的农民)如潮水般，一批一批涌向卫生条件恶劣的城镇去找工作。

总的来说，从亨利八世即位到伊丽莎白一世去世，必需消费品价格上涨了5倍。年化价格指数高达100左右，直到1513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20。到1530年，这一数字已经逐渐上升到169。到1547年，即亨利八世去世那年，该指数进一步增长到了231。1555年该指数达到270；两年后竟达到了惊人的409——尽管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一系列货币贬值的延迟效应所造成的。伊丽莎白于1558年即位时，该指数已恢复至中位数230。随后再次攀升，但升幅更为平稳：1570年为300， 1580年为342， 1590年为396。但16世纪90年代末，雨水过多，庄稼歉收；同时发生的区域性流行病和饥荒，导致1595年指数达到515， 1598年为685， 1600年才降到459。

若把人口数当作x轴，同期购买力指数作为y轴，建立一个关联坐标，显然这两个因素之间的相关性是负的。随着人口增长，生活水平逐渐下降；1556到1560年间，人口增长先放缓，随后骤然下降，这时期生活水平开始恢复。之后生活水平再次稳步下降；直到1586至1597年和1594至1598年暴发的短暂自然灾害，才打破之前的相关性。尽管自1570年以来，累积增加的雇佣劳动力多少缓冲了这种负面效应。

换句话说，人口趋势是决定16世纪不列颠群岛命运的关键因素，而不是政府的政策、资本主义企业家、欧洲从美洲进口的白银、更快的货币流通或货币贬值。王室战争支出、大量借款以及货币操纵，加剧了通胀和失业。但经济生活主要与人口增长有关。

鉴于此，最大的成功即避免普遍的生存危机。在16世纪50年代后期和1566至1571年间，生育率出现下降。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结婚的人口比例较低。每隔15年左右就会发生至少一次粮食歉收，导致较高的死亡率——其中最严重的情况发生在1555至1556年和1596至1597年。任何年份收成不佳所造成的影响，往往要持续到下次丰收或庄稼收割。最严重的饿死人现象有两次：从1555年持续到1557年，从1596年持续到1598年。然而，尽管饥荒和疾病对受灾区特别是对16世纪90年代的城镇带来毁灭性打击，但是并没有发生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死亡。无可否认，除了其他困难之外，玛丽女王政权面临着黑死病以后最严重的死亡危机：人口在若干年内减少了20万，相当于总人口的6%。但是，由于一些地区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就地理范围而言，这不是一场全国性的危机，但人口增长暂时受挫。事实上，16世纪饥荒的年份、强度及其有限的地理范围表明，饥荒危机正在减缓，而不是随着时间发展而恶化。同时，相对于更大的人口，死于流行病的人也比以前减少了。在伊丽莎白统治的三分之二时间里，农村没有被危机波及，农村人口总是过剩。而且，当这些城镇的死亡率高得离谱时，农村中的剩余人口既可以增加务农人口，又能移民到城镇来、填补城市劳动力的短缺。

都铎时代也有许多积极的方面，即使富人变得更富、穷人(尤其是没有土地的雇佣劳动者)变得更穷，但不同群体之间也有很多不同。例如，农业工人的工资水平比建筑工人的工资水平低了很多，而一些处于优势地位的工薪阶层，如金属工人或门迪普(Mendip)的矿工的实际收入，可能略有增加。在大多数地区，工薪家庭并不完全依赖他们的工资来维持生活。多种职业，如国内个体户和家庭手工业蓬勃发展，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除了住在伦敦内城的居民以外，城镇居民也种植蔬菜、养猪、养绵羊、养山羊、酿造啤酒。贵族和绅士的家庭佣工，除了少量的现金收入外，还获得食物和饮品——虽然实物支付到16世纪90年代越来越少了。

建立新王朝

现在看来，长达30年的内战(玫瑰战争)仅仅是断断续续的动乱——包括存在短暂的流血；而且，亨利·都铎在博斯沃思原野战役(1485年8月22日)大获全胜，不应仅仅归功于运气和时机恰当。博斯沃思原野战役是决定性战役，因为理查三世及众多贵族大臣在战斗中被杀；因为理查提前铲除了最合法的王位继承人；因为亨利在战争前一天机智地宣称自己为国王，宣布理查余党是叛徒。通过迎娶爱德华四世的女儿——约克的伊丽莎白，亨利维持住了那些在一开始就与他一起反对理查的约克王朝背叛者对他的效忠。随后，他们的孩子陆续出生：1486年亚瑟出生，1489年玛格丽特出生，1491年亨利出生，1496年玛丽出生——这样他就以和平的手段实现了“兰开斯特和约克两个显赫贵族家族的联盟”。亲都铎王朝的编年史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对此大加赞赏，后来的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对此也备加称赞。

亨利七世可以建立一个新的王朝，他能否建立一个新的君主政权，还有待观察。关键在于他能否统治贵族并将王权置于派系之争之上。国王不应只是做君主，而应治理国家。长久以来，英格兰国王一直是“平等者中的领头羊”，而不是“国王和皇帝”。玫瑰战争对农业或贸易造成的损害不大，但却破坏了对君主制的信心：人们认为国王没有能力或不愿意保护所有臣民的权利。特别是，王室政权已经不再是政治中立者，而是被一些人转变为派系斗争的工具。君主制的所有方面——特别是法律制度——都深受家庭忠诚、贵族争斗、裙带主义和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

托马斯·莫尔认为，爱德华四世去世的时候，他的王国处在“太平盛世”——替爱德华说句公道话，国家重建的工作，在他去世前就已经开始了。爱德华四世没有过多建树，是因为他过于乐善好施，并与伊丽莎白·伍德维尔婚姻破裂，沉湎酒色。他英年早逝预示着理查三世即将篡权。相比之下，亨利·都铎谨慎、狂热、机敏、俭朴，有些人认为，他在财务上小心翼翼，到了近乎贪婪，甚至爱财如命的地步。他对君主政权和治国之道的看法，与前几任国王迥异。亨利将精简的欧洲政府作为典范，尤其是他在流亡期间接触过的布列塔尼和法兰西的行政管理。这位之前没有执政经验的国王，对贵族价值观毫不同情，甚至不惜冒险短期内破坏王国的稳定来反对贵族势力。15世纪的统治者一般乐意与贵族结盟，但亨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贵族效力于国王的君主政权。为了确保贵族处于从属地位，他无情地颠覆了他们在当地及其领地的影响力，并把支持他们的乡绅变成自己的次等侍臣。他决心通过中央集权的宫廷亲自统治英格兰，而不是通过中间机构。这里仍然存在一种危险，那就是：当亨利遭到谋反的时候，那些拥兵自重的贵族也许会袖手旁观。

在几次约克党鼓动的政变中，得到北方和爱尔兰支持的冒牌国王兰伯特·西姆内尔(Lambert Simnel)在1487年发动的叛乱最具威胁力。15世纪90年代珀金·沃贝克(Perkin Warbeck)的叛乱同样威胁力巨大；直到亨利采取机智的外交手段使支持沃贝克的苏格兰、佛拉芒和法国保持中立，叛乱才得以平息。西姆内尔在斯托克(Stoke)战役(1487年6月16日)中被击溃，他的拥护者被杀或被赦免，这位年轻的冒充者被纳入御膳房工作。沃贝克于1497年8月落入亨利手中，不久他因仰仗国王的仁慈胡作非为而被绞死。然而他的拥护者深深渗透进了亨利的核心圈子：国王继父的兄弟威廉·斯坦利(William Stanley)爵士是秘密策划者之一。对于亨利来说，1497年是决定性的一年，因为他面临着接连不断的事件：康沃尔发生抗税叛乱；苏格兰边境的动荡使得战争一触即发；沃贝克入侵，导致埃克塞特被占领。

消灭了沃贝克后，亨利开始醉心于确保王朝的安全，勇于承担政治和财政上的义务，以及恢复法律和秩序。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用人时，依据这个人的贤能及对朝廷的忠诚，不在意他的社会地位。在运用王室任免权和搭建枢密院时，这一原则体现得最为明显。王室任免权是指王室授予官员及其家眷职位、土地、养老金、年金或其他津贴，是政治控制的主要武器。所有臣民，无论是尊贵的贵族还是卑微的骑士、绅士，都会为了从国王那里分得更多利益而相互竞争。无论地位多么高的贵族，都加入了有失尊严的争抢。亨利根据有限资源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王室任免权制度，还对具体授予情况进行审查，以确保其支出能有预期的回报。《解散修道院法令》(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颁布前的岁月，王室资源有些捉襟见肘；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也是如此。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亨利七世设定分配王室任免权的频次和标准；这种做法的危险之处在于，如此严苛的条件，不但会显得过于吝啬而且资金额度太少，又不能及时下发，极大地削弱了王室仆人和追随者的士气甚至忠诚。

1497年的危机过后，亨利的办法成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有机结合。在他的庞大且活跃的枢密院，他推广会议磋商——这种方式一方面鼓励了委员们经常参会，但另一方面使得会议变得枯燥无味。在16世纪30年代重建枢密院之前，所有贵族都可能是枢密院委员，其政治身份取决于参加枢密院会议的频次。在威斯敏斯特，枢密院设在“星室法庭”(又称“星座法院”，其大厅的蔚蓝色天花板上装饰着带金箔的星星)，这里既是枢密院开会的地方，也是一个法庭。在议会休会期间，星室法庭成为国王、大臣们和贵族的主要联络点，一直到大法官、枢机主教沃尔西(Wolsey)1529年垮台。在亨利七世当权期间，星室法庭讨论的问题(如内部安全、国防及外交事务等)必须得到权贵的支持，因为他们也是军队的集结人和首领。庞大的枢密院从未讨论过亨利七世的财政或执法政策，这些议题要交给那些精通法律的枢密院成员和附属审计法院的成员。但是，亨利把出席宫廷节日以及枢密院会议作为大贵族身份的一部分，这大大消除了关系疏远的贵族带来的威胁——这种威胁源于可能缺乏沟通以及贵族们在政治圈里的孤立地位。

接下来，亨利下定决心把城堡和驻军的指挥权，甚至对军事活动的监督权，都集中到他的内臣手中。如果他觉得贵族行使权力时藐视王室利益，他会对领地的贵族势力发动直接攻击——这种攻击发生过若干次。攻击通常是，要么通过法律对其不法行为进行指控和罚款，要么采取更为严厉的惩罚：剥夺公民权和没收财产。

例如，伯加韦尼勋爵乔治·内维尔(George Neville)于1507年在王座法庭受审，罪名是非法保留一支私人军队。他认罪(人们在亨利七世统治下都会认罪，因为认罪会罚得少点)，被罚款70 650英镑。按当时每人每月5英镑的平均薪酬算，相当于他从1504年6月10日至1506年12月9日的30个月里雇用了471名男子。这支所谓“军队”似乎包括25名乡绅、4名教士、440名自耕农、1名修鞋匠和1名补锅匠——朝廷对细节掌握得太精确了。在原则上，亨利当然不反对保留私人武装：他尊重伯加韦尼的“军队”，下至最后一名肯特郡的补锅匠，就像尊重其真正的领地主人一样(更美妙的是由伯加韦尼承担这支队伍的开销)——前提条件是这支军队首先要服务于国王。尽管亨利采取了防御性外交政策，还是让英格兰卷入了欧洲事务的纷争中。1501年其子亚瑟王子(Prince Arthur)与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的闪电式婚姻，提升了亨利在欧洲的声望；而他与布列塔尼的安妮(Anne of Brittany)的协议，迫使他于1492年率领26 000人的大军短暂入侵法兰西。除了从王室自己的领地上招募的士兵和要求贵族提供的士兵之外，英格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英格兰国王——拥有的士兵数量很少。因此，伯加韦尼的案件颇具惩戒性和警告性，其罪行并非如判决所述。事实是，这是一支私人军队，其主人的忠心受到亨利的怀疑，他出身约克党，而且此人与1497年发生的康沃尔叛乱有很大牵连。

剥夺公民权和没收财产这一惩罚手段要严厉得多。剥夺公民权指议会法令判定嫌疑人犯了叛国罪，并宣布没收其财产，归国王所有，且宣告其血统已“腐化”。该手段实施的结果往往是受害人被执行死刑，但并不一定完全没收其土地。多数剥夺公民权的案件后来都被撤销了，做出有利于其继承人的判决——但并不是全部的财产都得到归还。亨利七世执政期间，共有138人获此罪名，其中86人自始至终未被平反。亨利七世只平反了46人，亨利八世平反了6人。与亨利六世、爱德华四世，甚至理查三世执政时期相比，这些数字相形见绌，反映了都铎王朝政策的严酷性。

这位新王朝的开创人在执政后期，政策严酷过了头。1506年，他委任一位外来的教会税征税者波利多尔·维吉尔(Polydore Vergil)来撰写英国史。正是波利多尔写道，1502年后，都铎王朝的第一位君主变得贪得无厌：

他用比以往更严厉、更苛刻的手段对待人民，以便(正如他自己声称的那样)让人民更加彻底地服从于他。人民对他的做法有另一种解释，他们认为自己遭受痛苦不是由于自己的罪孽，而是由于君主的贪婪。目前尚不清楚，是否一开始就是出于贪婪，但后来贪婪已经昭然若揭了。

围绕亨利的意图的争论仍然激烈。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有三点是明确的。首先，他的罚金额度从100英镑到10 000英镑不等，根据他认为被罚款人可接受的程度而具体实施。这些罚金旨在让政治国家——特别是贵族——任由国王摆布，并避开正当的法律程序。如果任何人被认为行为不端，他只会因拖欠罚金而被起诉：无法就被指控罪行的性质或程度提起诉讼。换句话说，亨利七世用收罚金代替法律，而约翰王和理查二世用空白宪章代替法律。其次，亨利的两位重臣理查德·恩普森(Richard Empson)和埃德蒙·达德利(Edmund Dudley)贿赂了法官，以做出对国王封建权利有利的裁决。最好的例子是威斯特摩兰伯爵庄园一案。在案件中，议会要展开调查，以纠正亨利八世执政时期的问题。最后，亨利七世出售重要官职，包括法律要职。他两次高价出售了普通诉讼法院的首席大法官职位，还出售了司法大臣、主事法官和下议院议长的职位。

通过这些手段，亨利七世在玫瑰战争之后恢复了王朝的稳定。他建造了新的宫殿，并将宫廷变成了政治熔炉，将贵族的地位降格为侍从。他开始建立一个由官吏管理的中央集权国家，并通过确保唯一幸存的儿子的继承权而企图使自己的王朝不朽。但是人们高估了他的财力。尽管从罚款和勒索中积累了大量资金储备，但在执政后期，外交上浪费了大笔资金，而且由于亨利过于吝啬，未能足额支付主要官员的薪资，迫使他们去压榨地主和富有的商人，达成私下交易，中饱私囊。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亨利·怀亚特爵士(Sir Henry Wyatt)，他以超低价从王室债权人，特别是肯特伯爵那里购买土地。是国王明知他们所作所为却又故意佯装不知？还是为了能在他们犯错时有理由剥夺其财产？还是说，国王并未尽其治国之责？

年轻的亨利八世

亨利七世于1509年4月21日晚11点驾崩，两天秘不发丧，而他的议员们在进行着紧张的运筹帷幄以保饭碗。亨利八世在差两个月18岁时成为国王，大张旗鼓地开始了他的“盛世”。获得教皇朱利叶斯二世(Julius II)允许之后，他首先迎娶了哥哥的遗孀：阿拉贡的凯瑟琳——这场联姻势必产生即使不是革命性的，也是重大的影响。接着他逮捕了恩普森和达德利，把他们在伦敦塔囚禁了一年之后以叛国罪处决。年轻的亨利已经开始并打算继续用一个又一个无耻的手法。他的性格富于魅力，咄咄逼人，有时甚至有些病态。他的唯我独尊、刚愎自用和焦躁不安，都是他能干但二流的头脑和被娇惯的童年的产物。和他的父亲一样，亨利旨在扩大王权——但更多的是出于个人原因而不是出于政策和治国的理想。

年轻的亨利渴望征服，自视为“勇士国王”，欲模仿“黑太子”爱德华和亨利五世在法国的辉煌战功。尽管法国瓦卢瓦王朝成功巩固了领土，并将欧洲政治重心转移到意大利和西班牙，亨利仍渴望再次发动与法国的百年战争。他的骑士梦及代价高昂的战争(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一再打击了议员们提出建议的努力。然而，虽然人们都知道像鹿特丹的约翰·科利特(John Colet)和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抨击战争，但不要忘了，在文艺复兴时期，为了捍卫“荣誉”，是不惜发动战争的。“荣誉”是贵族文化的基石；统治者认为，与他们的臣民不同，他们没有可以替他们伸冤的“上级”，因此在外交失败时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战争的“仲裁”。此外，战争是“国王们的消遣”。亨利八世与他的欧洲对手，特别是法国弗朗索瓦一世在王权和领土上进行争夺，又被迫承认了签订的条约，甚至接受了民众的要求。亨利八世统治时期，遭到了自亨利五世以来来自法兰西的、最肆无忌惮、最大范围的入侵。事实上，只有少数同代人认识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战争会造成严重的短期经济损失。

亨利选择了红衣主教沃尔西担任他的第一任首席大臣。在这位骄傲且高效的主教掌权期间，亨利国王显得平易近人。已故国王的两位遗嘱执行者被亨利八世逮捕、处决之后，沃尔西一路高升。亨利八世执政初期，这两人就已是老议员，他们曾策划决定：当这位年轻的国王以自己的名义行使王室任免权，就必须由他们中一人或经常两人的联署签名。热衷于王权不受约束的亨利，很快开始抵制这一做法。由于沃尔西(当时仍是一位宫廷神父和施赈员)经常被议员们派去向亨利汇报，他就有机会私下向国王提出建议。正是由于这些交流，亨利(根据沃尔西的首席门役的叙述)发现，他的这位施赈员“是议会中能帮助实现国王意愿和乐趣的、最诚恳、最合适的、唯一的人选”，沃尔西因此得到提拔重用。

国王早期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沃尔西组织的。特别是1513年亨利亲自率军入侵法国北部，马刺战役(8月16日)后占领了泰鲁阿讷(Thérouanne)和图尔奈(Tournai)。占领的城镇没有什么战略价值，但国王却很高兴。另一次入侵已经计划好了，但亨利的盟友不可靠，于是沃尔西试图与法方谈判达成一份英法协议(1514年8月)。但是随着路易十二驾崩、弗朗索瓦一世即位(1515年1月1日)，谈判破裂。但沃尔西于1518年与法国达成了新的条款，将这些条款转变为一份耀眼的欧洲和平条约。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法国、英格兰、苏格兰、威尼斯、佛罗伦萨及瑞士都分别与其他国家签订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其中包括一则战时互助条款。沃尔西一下子将伦敦变成欧洲的中心，亨利八世成为其东道主。这一出重头好戏本可以更加引人注目，因为这也是教皇的如意算盘，却被沃尔西抢了头彩。1520年，在所谓的“黄金谷”〔位于加来附近的两个小镇基尼斯(Guisnes)和阿德尔(Ardres)镇之间〕，亨利与弗朗索瓦一世在一场令人瞩目的、名为“金布围场”的体育盛会上比武，被人们誉为世界第八奇迹。1522年和1523年的更多战役，让亨利的军队挺进巴黎不足50英里的地方。在那之后，最好的时机出现了：亨利的盟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帕维亚战役中击败并俘虏弗朗索瓦一世(1525年2月24日)。但若不能利用这个机会，亨利会再次与法国握手言和。

沃尔西在1515年圣诞节前夕被任命为大法官，他声称自己在国外是个调解人，在国内是个社会改革家；但若发生什么重大事件，他不得不把亨利的要求和他自己的政治地位置于利他主义动机之前。他最大的资产是他在英国教会中获得的特殊地位。对亨利和沃尔西来说，要强迫教皇授予沃尔西“终身全权使节”头衔，这意味着他将成为英国教会的最高权威，并可以自己召集教会理事会和宗教会议。利用这些权力，沃尔西设法让整个英国教会和教士都服从都铎政府和税收制度。看上去好像暗地里艰难地达成了妥协，即亨利同意教会目前最好由一位是王室仆人的教士来掌控，而教士们也接受了这一事实：服从神职领袖要比服从世俗统治者更好。因为毫无疑问，沃尔西上台会保护教会，避免教会里充斥着平信徒的观点。

麻烦的是，随着国家稳定和王朝安全得以恢复，英格兰又受到越来越多其他力量的冲击。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批判中世纪的经院主义，提倡重新探索古典学术和简单的“基督哲学”；他的思想迅速席卷北欧。作为托马斯·莫尔的密友，伊拉斯谟多次前往英格兰，于1511年至1514年间在剑桥编著了圣杰罗姆(St. Jerome)的书稿和《希腊文新约圣经》。他的追随者们早在1511年就首次挑战教会当局了。那一年约翰·科利特在宗教会议上布道时，抨击了神职人员的胡作非为，并要求教会实行内部改革。伊拉斯谟的布道激怒了教会，但他继续呼吁宗教复兴，用犀利、诙谐而机智的言辞批评教士和修士以及教会迷信，甚至批评罗马教皇制度本身，赞美科利特的传道。在德意志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公开挑战教皇权威之前，伊拉斯谟出版了《基督教骑士手册》(1503年)、《愚人颂》(1511年)和《一个基督教王子的教育》(1516年)。1516年，他又出版了《希腊文新约圣经》的最终版本时，学者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平信徒都异常喜悦，因为最后他们喝到了来自源头的清泉。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1516年)更为复杂。这本书妙趣横生地描绘了一个虚构的社会，一群异教徒按照自然美德的原则生活在一个偏远的岛屿上。乌托邦人有理性但缺乏基督教的启示。该书隐晦地将他们良好的社会风俗和开明的态度，与现实中欧洲基督徒低劣的行为标准进行比较，无声而震聋发聩地控诉了后者。书中讽刺并挖苦说，基督徒需要从异教徒那里学习很多东西。

但伊拉斯谟和莫尔的世界观是不堪一击的。即使没有路德的挑战，他们的观点也不会长久立于不败之地，因为在其体系中信仰和理性存在矛盾。莫尔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信仰优越于理性，且天主教的信仰必须得到捍卫——因为这是来自上帝的戒律，但伊拉斯谟相信人的理性，不能接受上帝通过让人们相信那些已经被有识之士质疑的东西来检验他们的信仰。路德(至少在开始时)十分感激伊拉斯谟，但是他们因为对信仰和理性持不同意见而激烈争辩。很快，路德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伊拉斯谟。路德和他的追随者宣扬，单凭优秀的作品和天主教会的圣礼是不够的。恩典，也就是救赎，完全是按照公正仁慈的上帝的意志：善者(或“上帝的选民”)收到信仰这份礼物，信仰与他们自己的行为(或自由意志)、教皇或教士的行为(或自由意志)无关。路德说，这才是基督真正的福音。

这种“新学问”的兴起，正如其名，成为16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有力的力量，那时路德的思想和许多书籍开始渗透到大学、伦敦市、伦敦四大律师学院，甚至进入了王室宫廷。在剑桥大学，受影响的人包括牧师罗伯特·巴恩斯(Robert Barnes)和托马斯·比尔尼(Thomas Bilney)，他们在伦敦和东盎格利亚传播了“神的话语”。沃尔西在托马斯·莫尔的协助下，坚定地消除异端，但没有成功。他的批评者指责他不愿采取火刑——因为沃尔西会烧书和监禁人，但是每当想到自己要把人扔到火里时，他体会到了伊拉斯谟所说的“人的恐惧”。然而，路德呼吁宗教改革的真正原因是，他了解了个人的宗教主观性，满足了人们聆听《圣经》的愿望，表达了他们对教皇和教会的不信任。

受过教育的平信徒的期望，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普遍愿望，人们越来越多地寻求在《圣经》文本和《圣经》故事(最好带插图的)中找到信仰，但是英文《圣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英格兰一直是非法的：主教认为，英文《圣经》——即使是官方版本，也会通过允许人们形成自己的宗教观点而鼓励异端邪说。但是，印刷术的发明，给欧洲的思想传播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包括新教思想的传播。流亡海外的英国人开办的出版社，出版了大量宗教书籍和受路德派启发的《圣经》，它们涌入英国，特别是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翻译的英文《圣经》。民众对英文版《圣经》有持久广泛的需要。亨利八世本人十分开明，赞同这一需求，于是1535年科威德勒(Miles Coverdale)翻译的官方英文版《圣经》终于出版了。

亨利的离婚和英国的“帝制”王权

虽然阿拉贡的凯瑟琳生了五个孩子，但她的妇科病史是她不幸的根源。存活下来的只有玛丽公主(生于1516年)。到了1527年，凯瑟琳已经过了更年期，而亨利却迷恋上了安妮·博林，甚至背着沃尔西，将他的秘书威廉·奈特(William Knight)派到罗马，寻求迎娶安妮·博林所需要的教皇豁免。尽管解除王室婚约并不罕见，但亨利没有一开始就坚持只提离婚，所以问题就不能很快得到解决。实际上，他告知当时的教皇克雷芒七世(Clement VII)，当初允许他与凯瑟琳结婚的豁免一直是无效的，从而将争论的焦点从婚姻法转到了教皇权力的敏感区——这就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因为如果尤利乌斯二世(Julius II)当初的豁免是无效的，那一定是因为圣彼得的一位继承人犯了错，或者一开始就无权制定这样的法律文件，这岂不是显得教皇的地位还不如一个世俗权力比他大的立法者？

亨利意识到，西方基督教世界少数人的观点也正是这个意思。他是十足的自大狂，沉迷于自己的说服力：认为他和上帝的意志是一致的；教皇的至上权威是伪造的，是人类发明的一种伎俩，用来剥夺国王和皇帝的合法头衔和遗产。他开始回顾英国“帝国”过去的黄金岁月，追溯到君士坦丁大帝和卢西乌斯一世(Lucius I)统治时期，亨利崇拜的统治者拥有神圣强大的权力，就像《旧约》里的国王们一样——事实上，没有卢西乌斯一世这个人，他只是一个神话，是中世纪编年史家虚构出来的。但亨利的英国“资料”表明，这位卢西乌斯是一位伟大的统治者，是英国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国王，曾把自由和财产赐予英国教会，然后写信给教皇圣爱琉德理(Eleutherius，他曾经是个真实的存在)，要求他传授罗马法。然而，教皇答复说，卢西乌斯不需要任何罗马法，因为他已经有了《不列颠法律》(lex Britanniae)，这就足够了：

在你的王国里，你是上帝的代理人，赞美诗作者说：“上帝啊，请赐予国王你的判断力，赐予国王的儿子你的公正”(赞美诗lxxii：i)……国王有统治的名义，但不等于拥有一个王国。若统治得好，你将成为国王；反之，你将不再是国王……上帝授权你统治英国，你可以永远与上帝共同治理；在这个王国，你就是上帝的代理人。

“上帝的代理人”(Vicarius Dei)——“基督的代理人”。难以置信的是，亨利的离婚让他相信自己的王权可以凌驾于英国教会之上。

1529年10月，亨利驱逐了沃尔西，沃尔西绝望地做了妥协，因为作为红衣主教和教皇终身全权使节，他的权力来自教皇。他任命托马斯·莫尔为新大法官——但这一举动适得其反，因为莫尔不支持亨利离婚，还很快辞了职。与此同时，亨利召集议会——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议会作为一个全权立法机构与国王合作。亨利和议会为让英格兰逐步脱离罗马教廷，颁布了一系列革命性法案：《上诉法案》(1533年)、《继承法》(1534年)、《至尊法案》(1534年)、《叛逆法》(1534年)和《反教皇权力法》(1536年)。《上诉法案》宣布了国王作为神圣“帝王”的新地位：所有英国司法管辖权现在都来自国王而不是教皇，无论世俗的还是宗教的。《至尊法案》宣布，英格兰国王是“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领袖”。颁布《继承法》是解决王位继承顺序的第一项措施，即使是托马斯·莫尔也同意，其原则上合法，但他憎恶法案的序言指责亨利和凯瑟琳的婚姻。托马斯·莫尔、罗切斯特主教费舍尔(Fisher)及伦敦卡尔特教团(London Carthusians)——这些最苦行、最受人尊敬的教皇权威和阿拉贡公主婚姻合法性的监护人，因“拒绝接受”亨利八世的王权至尊而遭到《叛逆法》的审判。剥夺国王或王后(现安妮·博林)的“尊严、头衔或皇室地产”，即否认亨利的至尊王权，依据《叛逆法》的条款，这些都是叛逆罪。1535年夏，该法案的受害者，所有被亨利怀恨在心的殉教者都被绞死或处决。一年以后，《反教皇权力法》的颁布，让英格兰完全脱离罗马教廷，消除了教皇在英国的残余宗教权威。

安妮本人出乎意料地成了亨利恶行的受害者。亨利秘密迎娶了她之后，她很快就怀孕了，于1533年9月7日生下了未来的伊丽莎白一世。但亨利痛苦地发现孩子不是他预期的男孩，很失望。后来安妮两次流产，第二次，据说死胎是一个十五周大的男婴。这时亨利爱上了珍·西摩(Jane Seymour)。亨利深信上帝诅咒了他的第二次婚姻，于是很快在1536年5月的宫廷政变中处决了安妮，好让他在不用离婚、不用拖延地迎娶第三任妻子。

亨利随后任命第二任首席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协助他治国。克伦威尔是普特尼(Putney)一家旅馆老板的儿子，也是沃尔西的前法务官，崛起之初是博林家族(the Boleyns)的门客。到1532年1月，他已经开始管理议会了。克伦威尔担任过掌玺大臣、国王秘书、枢密院议长及亨利的(世俗)摄政官或宗教事务代理人等职务，一直活跃在政治中心。当亨利后来意识到他是个隐藏的路德派教徒之后，他于1540年6月倒台。当然，克伦威尔作为摄政官致力于改革，用《圣经》原文净化教会。他与博林家族的神父托马斯·克兰麦(Thomas Cranmer)密切合作，克兰麦被亨利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克伦威尔并没有否认基督真实存在于圣体圣事中，也没有用过多言语来教授路德的“因信称义”。但他颁布的针对教士的禁令(1536年，1538年)，抨击了对圣徒和圣像的盲目代祷，否认了天主教徒对炼狱的信仰，是禁圣像运动的先声。有人向亨利告发，克伦威尔在加来秘密保护一群激进的新教徒，所以亨利收回了对克伦威尔的支持，并以异端邪说和叛国罪的指控，剥夺了克伦威尔的公民权。

但这发生在克伦威尔第一次解散修道院之后。较小的修道院在1536年就消失了；两年后更大的修道院也消失了，因为亨利决定将修道院作为“天主教”的堡垒。大规模的民众(并与之相关的)叛乱打断了这一进程。叛乱主要发生在林肯郡和约克郡，并持续了长达六个月之久。镇压者们用戒严、绞刑示众、不断背弃亨利八世对叛乱分子所做的承诺等手段，对叛乱进行了残酷镇压。但是扫荡很快就完成了。截至1539年11月，共查禁560所修道院。到此时，年价值13.2万英镑的土地、价值7.5万英镑的金银器和其他贵重物品，都落入了“王室岁入增收法庭”——这是一个由克伦威尔设立、用来管理教会财富的新部门。

人们经常争论解散教会的长期影响，可以很方便地将这种影响分成意料之中的和意料之外的。意料之中的结果是，亨利消灭了最后抵抗王权至尊的核心力量。他在原教堂的幸存建筑物和捐款基础上建立了六个新教区：彼得伯勒(Peterborough)、格洛斯特、牛津、切斯特、布里斯托尔和威斯敏斯特。最后命名的教区在1550年遭遗弃。亨利给大学提供很少的资金，为基督堂、牛津大学、三一学院和剑桥大学提供新的员工和修订后的章程。最重要的是，王室的固定收入几乎翻了一番。但是维持了多久？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通过解散教会所聚敛的财富，很快被蚕食殆尽。因为一方面亨利在16世纪40年代肆意挥霍，另一方面，平信徒要求通过提高国王任免权来分一杯羹，以及提高侍臣的薪水(这在政治上是不可抗拒的)。

意料之外的后果包括：精美的教堂建筑遭大规模破坏，中世纪的金银珠宝被熔化，图书馆遭洗劫——这些都是“合法的”破坏行为。教士的士气立刻大减。圣职授任的候选人数急剧下降；很少有人相信亨利的宗教改革与宗教生活、与上帝有任何联系。在上议院，主教的消失意味着教会投票已经逐渐失效，使得两院中平信徒占了优势地位。主教曾拥有任命五分之二教区神职人员的权力，当原宗教地产被出售之后，这些权力被转移到平信徒手中。至于解散修道院的社会影响力，北方郡县受到严重冲击，因为北方的修道院比南方提供了更多就业和贫民救济，在国家经济中占据了更为关键的地位。

卡尔特教团在审判中称亨利是一个残忍的敲诈勒索者，但他们的裁决却忽视了一个更大的格局。亨利革命的影响涉及之广，将远远超出英格兰和教会，因为王权至尊的理念诱使他企图在不列颠群岛建立领土更辽阔的“帝国”。他贪婪地盯着北方边陲、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渴望恢复前任君主们开启的更宏伟的殖民进程。他的方针政策没有宏大的建国理论支撑，部分是出于对“教皇主义”的恐惧。不可否认，除了苏格兰之外，所有这些地区都已在都铎王朝统治之下——即使有名无实。国王的令状传到特伦特河(Trent)以北地区，受到不同程度的轻视，边境地区、威尔士和盖尔族人居住的爱尔兰更是对之视而不见。尽管亨利七世压制了“权力过大的”臣民，但在边远地区，真正有影响的人仍然是拥有当地土地的贵族。

当然，苏格兰是由詹姆士五世统治的独立王国，尽管他恰好是亨利八世的外甥。这让亨利相信苏格兰依附于英格兰，重新唤起了他统一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梦想。执政初期，亨利重申爱德华一世曾说过的，是苏格兰的“上级”和“霸主”。与罗马决裂期间和之后，他坚持认为威尔士、爱尔兰、苏格兰(愈加)归属在英格兰的“王冠”之下。

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边界，在地图上仍然没有划分清楚，长期以来一直是个问题：治安很差，小偷出入频繁。当地的权贵维持着边境地区的和平，但他们的职务几乎都是建立在世袭的基础上，于是被敌手视为罪犯。虽然这种批评有失公允，但亨利却听信敌手的话，特别是开始质疑吉尔斯兰的达克雷勋爵(Lord Dacre of Gilsland)的忠诚，指控其犯有多起叛逆罪。

越来越偏执的亨利开始相信一群地方贵族正在策划推翻他。爱尔兰构成了最大的威胁，因为在帕莱(the Pale，英国在爱尔兰的管辖区，位于都柏林附近)以外，盖尔人的贵族是坚定的天主教徒，他们要么拒绝纳税，要么放弃古爱尔兰习惯法布里恩(Brehon)或习俗。亨利七世曾把王权授予一个值得信赖的权贵家族：菲茨杰拉德家族(the Fitzgeralds)的基尔代尔伯爵，以期获得他们的忠诚。该家族凭借在盖尔人社区的实力，在帕莱地区拥有大批拥护者。

威尔士距离更近，那里的绅士也更顺从，但仍然存在威胁。多年来，威尔士公国和领主管辖区域均无视英国法，管辖权冲突让嫌疑犯从一个领地逃窜到另一个领地。陪审团成员的腐败很常见，在法庭甚至出现过动枪的事件。亨利视威尔士为“天主教”叛乱分子的避风港。他对威尔士极为关切，因为从威尔士征来的税收和马匹，对王室军队越来越重要；而且，将部队派往爱尔兰的最佳路线，是通过威尔士的切斯特港。

1534年，克伦威尔派遣一支特遣部队进入威尔士，奉命铲除“教皇党人”，依据英国法判处他们叛国罪和其他重罪。1536年和1543年的《联合法案》让他的行动登峰造极。该法案将中世纪公国和领主管辖区域纳入12个受英国普通法管制的郡，在威斯敏斯特有议会代表，并且建立以英国巡回法庭为蓝本的法律体系。威尔士接纳了英国的法律和郡县行政管理模式，并成立了更新的威尔士地方议会和高等民事法院，来管理该地区的国防和司法体系。威尔士完全接受了王室令状以及英国租地制度的原则。

与此同时，在一次钳形攻势中，亨利突袭了达克雷勋爵和菲茨杰拉德家族。1534年，达克雷以叛逆罪受审——出乎意料的是他被证明无罪，他也是唯一一位在亨利执政时期被无罪释放的贵族。但亨利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再次逮捕了达克雷，向他开出1万英镑的天文数字的罚款，并且禁止达克雷到距伦敦10英里之外的地方。

到此时，亨利已羁押了第九代基尔代尔伯爵，并打算以叛逆罪指控他——但没想到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抗。奥法利勋爵托马斯·菲茨杰拉德(Thomas Fitzgerald，绰号“柔软的托马斯”)，也是伯爵的继承人；他谴责亨利是一个异教徒，勒令任何出生在英格兰的人离开爱尔兰，违者处死。他扬言要与教皇和查理五世结盟，声称有12 000名天主教士兵正前往爱尔兰。不久发生的事震惊了全国：都柏林城堡遭包围，叛乱者烧杀抢掠，向街头发射炮弹，恐吓市民。

亨利凭借一支庞大的军队，于1535年8月才将爱尔兰叛乱平息，付出的代价是1500名英国士兵的生命和4万英镑。亨利对如何处理叛乱分子头目问题犹豫不决。他曾经处决了一些人，但导致反抗愈演愈烈，险些使斗争变成盖尔人的独立战争——这迫使他采取代价高昂的“爱尔兰英国化”干涉主义政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1541年，他将自己的官方头衔从爱尔兰的“领主”改为“国王”。他被爱尔兰人的嘲笑所激怒——因为爱尔兰人嘲讽他的“王室财产”是由教皇授予的。这位教皇是阿德里安四世(Adrian IV)，他颁发的《褒扬令》把爱尔兰的领主权授予了盎格鲁-诺曼人，意味着亨利“拥有的”爱尔兰是教皇的封地。

至于苏格兰，亨利一再试图阻止詹姆士五世与法国或西班牙结盟——因为这样的话，可能导致苏格兰继续支持教皇。亨利的几位天主教反对者已经逃到苏格兰去了，包括詹姆斯·格鲁菲兹·阿普·鲍威尔(James Guffydd ap Powell)。这位威尔士反叛者能言善辩，凭借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摆脱了在伦敦塔的囚禁，携带妻儿一起逃往苏格兰——在那里他请求詹姆士五世帮助威尔士起义，反抗亨利。

亨利对詹姆士终于失去了耐心，因为詹姆士允许苏格兰人加入爱尔兰叛乱。亨利知道自己不能同时在几条战线上作战，所以起初他尝试过和解，授予他的外甥詹姆士嘉德勋章，并给他寄了一封要函，替自己的王权和王权至尊理论辩护。遭到詹姆士的冷遇后，亨利转而威胁他——这激怒了詹姆士，他提出自己的“帝国”主张，并于1537年迎娶了一位法国公主——尽管这位公主悲惨地去世了。詹姆士很快又娶了另一位法国公主，吉斯(Guise)家族的玛丽。此后，亨利征服苏格兰的野心，让他在16世纪40年代发动了对法国和苏格兰的战争，点燃了战争的导火索。

亨利这样有恃无恐的原因是他的第三任妻子珍·西摩生下了合法的男性继承人，尽管她于1537年生下爱德华王子十二天后就去世了。亨利的第四任妻子是克利夫斯的安妮(Anne of Cleves)， 1540年1月的这场婚姻是为了赢得欧洲盟友。安妮虽然性子温和，但相貌平平，不适合当王后；离婚很容易，因为亨利和她从未圆房。接下来是凯瑟琳·霍华德(Catherine Howard)，一位意气风发的女性，曾是安妮的伴娘，并于1540年7月成为亨利的第五任王后，也就是在扫除克伦威尔的政变一个月后。凯瑟琳于1542年2月因通奸罪被处决。最后，亨利在1543年7月娶了温柔可人的凯瑟琳·帕尔(Catherine Parr)。凯瑟琳两次丧偶，温柔贤惠，虔诚信教，幕后做了许多保护福音派改革者的工作；直到她的继子执政，他们才得以再次出人头地。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亨利对苏格兰及其长期盟友法国的战争计划使他年轻时的征服梦想全部复活。到了1541年，他与查理五世修复了关系，为跟法国开战铺平了道路，但此时他却十分谨慎，犹豫不决。詹姆士五世此前已同意在约克与他会面，讨论外交解决方案，但却未露面——这极大地得罪了亨利。1542年10月，诺福克公爵入侵苏格兰，起初收效甚微。事实证明，苏格兰的反击是灾难性的。1542年11月24日，在索尔韦莫斯(Solway Moss)战役中，3000名英军击败了10 000多名苏格兰军：耻辱的噩耗传来，不到一个月，詹姆士便怏怏去世。他的女儿玛丽·斯图亚特(未来的苏格兰女王)即位，她刚出生六天，父亲就去世了。

尽管如此，亨利还是将优势转化为危险：对内干预苏格兰，对外与法国开战，两头作战、压力重重。1543年，他利用索维莫斯战役的战俘作为苏格兰亲英派的核心，迫使苏格兰签订《格林尼治条约》。该条约计划让爱德华王子和玛丽·斯图亚特结婚，实现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联姻。接下来，他与查理五世正式结盟，计划在第二年春天联合入侵法国。但可以预见，这次行动并未协调一致。亨利被轻易占领布洛涅的胜利所迷惑，而查理则在克雷皮(Crépi)单方面与法国缔结合约后撤兵，让英军侧翼暴露无遗。这场耗资巨大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546年6月，当时弗朗索瓦一世同意英格兰可以统治布洛涅八年——前提是布洛涅回归的时候要附带亨利花巨资修建的新堡垒。作为回报，弗朗索瓦放弃了苏格兰，并含蓄地签署了《格林尼治条约》，但为时已晚。亨利对苏格兰的“粗暴求婚”(后人都这么认为)事与愿违。他在苏格兰的亲英派已崩溃，苏格兰人拒绝了《格林尼治条约》：赫特福德伯爵(珍·西摩的哥哥，也是亨利优秀的指挥官)支持亨利的立场，被迅速提拔，率领12 000名英军前往北方征讨。军队在边境地区和苏格兰低地造成巨大破坏，但遭人憎恶、效果适得其反。通过对爱丁堡烧杀抢掠，他用英国人的恐怖主义统一了苏格兰。

亨利于1547年1月28日凌晨去世。他蔑视教皇，扩大了王权，建立了英格兰教会，并确立了英格兰教会可以维系400年的大框架。在沃尔西和克伦威尔的辅佐下，他一门心思关注如何与更强大的对手较量。宗教战争得以避免，叛乱被镇压。神职人员受制于这个世俗国家，议会的权力增加，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正在成形。同时，亨利操纵法律，对忠诚的仆人和敌人同样残酷无情，近乎暴政。而他的宗教改革思想就像是一条搁浅的鲸鱼：在天主教和新教两个对抗的信仰体系的中间搁浅。他抵制教皇和有关炼狱的天主教教义，同时也没有接纳新教作为替代品，声称寻求“中间道路”，并将自己描绘成教会和国家的最高“仲裁员”。他选择在同一天烧死三位新教福音派成员和三位“天主教”神父，就为了表示他对两派信仰“不偏不倚”。

亨利对“帝国”王权的愿景，意味着王权至尊与渗透到全国上下的扩张主义、殖民主义推动力紧密相关。要不了多久，这些成分就会混合成一种极具爆炸性的“鸡尾酒”。亨利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在爱尔兰，他的目标因过于宏大而受挫；在苏格兰，虽然1559至1560年间爆发了短暂、剧烈的新教革命，但绝不会在那里确立什么王权至尊。几乎不到一个世纪之后，苏格兰长老会和爱尔兰教会便与英格兰教会发生冲突，结果引发了天主教内部的宗派主义，像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矛盾那样尖锐。即使在亲英派的苏格兰人心中，亨利的“王权至尊”模式也成为和平的根本障碍。

王室少数

亨利八世之死，在帝国权力中心留下了真空。根据1554年通过的第三个《继承法案》的条款(这一法案由议会在亨利离开英格兰、率军占领布洛涅不久前通过)，玛丽公主和伊丽莎白公主的继承顺序在爱德华王子之后，并且若国王在爱德华成年前去世，那么权力将被授予亨利在最后的遗嘱中提名的摄政委员会。

1547年，爱德华9岁。人们议论纷纷，是未成年男性，还是女性继承人来统治国家？这样的话题常常引发非理性的恐惧和16世纪典型的冲动。未成年男性的统治，比成年女性的统治更容易被人接受，有不少先例可循：由摄政委员会执行政府职能，直到年幼的国王长大到被宣布为“成人”。此外，可以指定护国主或摄政总督与摄政委员会协商，“宣布”(或在行政上执行)国王的遗嘱。这样的框架，提升了枢密院在政治中的作用，并且可能刺激宗派之争，因为主要枢密院委员竞相担任护国主或摄政职位(两个职位可能由两个人分别担任，或者由一人兼职)。例如，亨利六世在15世纪50年代精力不济时，约克公爵努力抬高自己及其政策，而不考虑给王室造成的损害，这威胁到了君主制的惯例以及贵族和议员的利益。实际上，约克公爵的行为是玫瑰战争的导火索。

根据遗嘱，亨利八世任命了一个由16名成员组成的摄政委员会，负责治理国家，行使王权，直到爱德华年满18岁。该委员会成员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统治。遗嘱中没有条款说要任命一位摄政王。在这种情况下，亨利八世驾崩时的情形，与1509年(亨利七世去世)的情况类似。他的死讯三天后才被公开，而赫特福德伯爵挟持了年幼的国王，并侵夺了已故国王存放在秘密珠宝屋里的财产。1547年1月31日，摄政委员会听别人宣读亨利八世的遗嘱，表面上一致同意任命赫特福德为护国主和爱德华的摄政。不到一周，赫特福德仗着威廉·佩吉特(William Paget)的纵容，推翻了亨利的遗嘱。佩吉特是亨利八世的最后一位秘书，也是都铎王朝中期法院的幕后操纵者。赫特福德自封为萨默塞特公爵，以(法律上)相当于代表王权的护国主摄政王身份自居，有权发布政府公文，并有权挑选和任命枢密院成员。为了获取支持，他进一步授予摄政委员会成员贵族地位，并赠给他们大片土地。

萨默塞特扮演摄政王的角色一开始几乎得到了摄政委员会的真心支持，他的弟弟托马斯·西摩两年内因觊觎爱德华摄政的职位被叛谋反而被处决。但摄政委员会成员幻想着萨默塞特只是他们的执行代理人，而不是事实上的唯一摄政王。委员们认为，作为摄政王的萨默塞特会向他们咨询关键的政策决定，而不是像国王一样自己决定如何治理国家。特别是在一些重要决定上，例如对苏格兰和法国的战争、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国内秩序和安全，以及新教改革的推进。枢密院的同僚们认为萨默塞特孤陋寡闻、独断专行。

然而萨默塞特越来越像是在为获得最高赌注而玩政治扑克游戏。他冷落了贵族和绅士(他们是令人妒忌的传统社会权威和政治权威的监护人)，反而向普通民众示好。简而言之，他“追求”人气。这是沃尔西采用过的手法；在伊丽莎白统治的后期，第二代埃塞克斯伯爵也采用了这种策略，只不过他们运用的范围更窄，政治基础也比萨默塞特稳固。萨默塞特很快发现，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物价的上涨，人们对经济的不满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以至于他对百姓的友好姿态几乎引发了社会革命和一场阶级战争。他取悦大众而事与愿违，贵族和绅士无法遏制因生活水平迅速下降而引发的大规模暴力和叛乱。从1548年到1550年，除了北部外，骚乱和暴动几乎无处不在。在北方，1536至1537年反抗亨利八世的起义以失败告终，惨痛的后果仍使人们记忆犹新。为了支付战争开支，货币贬值，大大加剧了通货膨胀；而且在货币购买力突然下降的同时，萨默塞特开始征收圈地佣金和羊税，这证实了贵族的最大担忧：他在劫富济贫。最严重的起义发生在德文郡、康沃尔郡以及东盎格利亚。高潮的时候，叛乱分子和抗议者正式占领了埃克塞特和诺威奇。由于萨默塞特犹豫不决，未能终止这场国内危机，导致沃里克伯爵非常不满，并于1549年10月发动了一场议会政变。

萨默塞特最大的败笔是他继续坚持已经废除的《格林尼治条约》。他渴望实现亨利八世在苏格兰压制法国的影响并实现王室联盟的计划，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在平启战役(1547年9月10日)打了胜仗，是为了将苏格兰从罗马和天主教中解放出来；但他的政策没有促进苏格兰宗教改革，而是将苏格兰进一步推向法国的怀抱。1548年6月，6000名法军在利斯(Leith)登陆，玛丽·斯图亚特被送往法国。萨默塞特继续威胁苏格兰时，法国的亨利二世向英格兰宣战，封锁布洛涅，向苏格兰派遣援军。苏格兰人同意玛丽嫁给法国王太子(法国王位继承人)——这等于给萨默塞特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甚至他最亲密的盟友佩吉特现在也抛弃了他。

到1550年2月，沃里克伯爵约翰·达德利完成了政变，枢密院实现重组。沃里克没有用“摄政王”这个头衔，而是自称“枢密院议长”——这是个有趣的选择，因为此举重新启用了这个自他父亲埃德蒙·达德利(亨利七世的重臣)垮台起便实已废弃的职位。传统上，沃里克被诬蔑为一个邪恶的阴谋家，一个真正的“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但是很难理解为何会如此，因为，为了国家稳定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是都铎王朝政策的惯例。

沃里克自封诺森伯兰公爵(1551年10月)，成功扭转了萨默塞特默许或不加制止的不稳定局面。他通过招募外国雇佣军和一群“宪兵”而恢复了国内和平，英格兰的财政状况也重新走上复苏之路。最重要的是，萨默塞特对法国和苏格兰的灾难性战争很快结束了。诺森伯兰用屈辱的让步作为代价寻求和平：一个委曲求全但结果颇有吸引力，而替代了耗资巨大的战争。布洛涅立马回归了法国；在苏格兰的英国驻军也撤了回来，《格林尼治条约》不知不觉被人遗忘。于是，玛丽·斯图亚特与法国王太子的婚姻水到渠成——但考虑到年龄问题，婚礼被确定为不早于1558年4月。

新教改革

萨默塞特第一次成为摄政王时，他同时也是新教领袖，年轻的爱德华六世也被培养成了新教徒。1547年7月，萨默塞特重新发布了克伦威尔对神职人员的禁令，随后又颁布了体现新教教义的《布道书》或布道范本。他解散了附属小教堂(为施主亡灵做弥撒的小机构，有自己任命的神职人员)，用掠夺的财富来支付对苏格兰的战争开销。接下来，枢密院写信给大主教克兰麦(Cranmer)，下令拆除教区教堂的大量圣像和十字架龛。王室迅速占有了所有剩余的神殿、里面的珍宝和圣盘：曾经把英国教区教堂装点得富丽堂皇的雕像和壁画被砸碎或被涂上石灰。1538年，亨利八世破坏了作为朝拜中心的圣堂，特别是坎特伯雷的圣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圣堂，但允许其他圣堂保留下来。萨默塞特完成了已经开始的破坏行动，全面毁灭与天主教礼仪和仪式相关的绘画、雕塑、金属制品和刺绣。

新教改革的危险往往是矫枉过正：1549年的康沃尔叛乱中，反对克兰麦的第一《公祷书》，是民众会集举事的原因。传道者的许可制度到1548年9月已瓦解，萨默塞特被迫暂时禁止所有布道——无论是否获得许可证，他只支持宣讲官方布道书。他承诺“结束所有宗教争议”和建立“统一秩序”；而克兰麦希望让英格兰成为欧洲宗教改革的中心，他写信给不来梅改革宗教会领袖艾伯特·哈登伯格(Albert Hardenberg)：

我们渴望在我们的教堂宣扬上帝的真正教义，我们完全不希望变化和不稳定，也不希望模棱两可：但是，抛开所有世俗的考虑，我们希望向后人传递一种真实明确的、符合《圣经》规则的教义形式。让所有国家都尊重我们的教义，它由学识渊博、虔诚的信徒组成的权威来表述；这教义也给所有后代传下可供模仿的模式。为了实现这一重要想法，我们认为有必要得到学者的帮助，把他们的观点与我们自己的观点加以比较，这样可以消除教义上的争议，建立一个完整的、真正的教义体系。

响应克兰麦号召的新教神学家包括来自苏格兰的约翰·诺克斯(John Knox)，来自斯特拉斯堡的马丁·布瑟(Martin Bucer)，来自波兰的拉司基(JohnàLasco)，来自意大利的彼得·菲密格理(Peter Martyr Vermigli)，以及有争议的嘉布遣会前副主教贝尔纳尔迪诺·奥齐诺(Bernardino Ochino)，他在16世纪40年代初高调皈依新教。

然而，克兰麦不是一个激进的人。到了1550年，他自己皈依了圣餐礼的新教神学，但他认为他的首要责任是维护英格兰教会的“秩序和体面”——这意味着要保留教士的法衣和许多旧的天主教礼拜仪式。这并不是激进的新教徒的观点。诺森伯兰曾无意中欲授予约翰·诺克斯一个罗彻斯特主教头衔(还好诺克斯拒绝了)；约翰·胡珀(John Hooper)，被任命为格洛斯特主教，但很快就在教士法衣问题上与克兰麦发生了争执。不久，克兰麦开始意识到，宗教统一只能以牺牲一致性为代价，他的《公祷书》的两个版本(1549年，1552年)不仅需要得到议会批准，也必须通过《信仰划一法案》强制执行；因此英格兰教会的教义和礼拜仪式，现在都依赖于议会权威，而不是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和权威。

在玛丽统治期间，流亡中的诺克斯提出了一个理论：臣民有权反抗被盲目崇拜的统治者。这一理论震惊了欧洲。诺森伯兰是诺克斯的资助人，说明公爵将自己的未来与新教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沉迷宫廷作乐，爱德华六世于1552年4月感染了麻疹，严重降低了对肺结核的免疫力，不到一年他便死于肺结核。依据出生时间顺序及亨利八世的遗嘱，信仰天主教的玛丽(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女儿)是合法继承人。但1553年7月诺森伯兰郡未遂的政变呼吁更合理的解释。事实是，诺森伯兰让他的长子于5月2日娶了简·格雷(Jane Grey)，将自己的家族与王权搭上关系。简是萨福克公爵夫人(亨利八世的妹妹玛丽·都铎的长女)的长女；根据亨利八世的遗嘱，简是排在玛丽公主和伊丽莎白公主之后的王位继承人。接下来，爱德华与议会拟定了“继承案”，剥夺了他的姐姐玛丽和伊丽莎白的继承权，确立简和她的继承人为王位继承人。爱德华于1553年7月6日去世，诺森伯兰和议会四天后宣布简为女王。公爵的背叛似乎得到了证实，但他的阴谋跟爱德华本人的愿望是一致的。通过对修改《继承法案》的各个阶段的时序分析表明，最初的想法完全出于爱德华，但是爱德华在诺森伯兰公爵本人或他的部下的请求下修改了这一法案。爱德华亲自起草了“继承案”(保存至今)，并且完全由他自己修正。最起码，他一直是心甘情愿与诺森伯兰公爵合作的。

简·格雷只在位了九天。诺克斯代表她进行声辩，并威胁道，如果玛丽夺取王位，将恢复天主教并实行暴政。但是政变被扼杀了。玛丽得到了她的拥护者的警告，逃到弗瑞林姆(Framlingham)——天主教霍华德家族的城墙堡垒。在东盎格利亚乡绅的支持下，她向南进军。此时伦敦也改变了立场；诺森伯兰公爵、简及其主要盟友都受到审判并被送往伦敦塔。

女性统治的问题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在16世纪，胜者是伊丽莎白时代的新教徒，拥护玛丽的天主教徒是失败者。此外，玛丽是一名女性统治者，在她所处的时代，传统观念认为女性统治有些另类、不自然。早期社会是父权制，父权制也是这一时期最基本的社会态度，这规定了国家应该由男性来统治。因此，玛丽的死后名誉往往与她的具体行为关系不大，甚至与她统治时期教区和当地社区的宗教状况关系也不大，而是与有关新教的争论、反西班牙仇外心理和性别政治紧密相关。

作为一个坚定的天主教徒，玛丽坚定地致力于实现世袭君主制的理想，决定嫁给她的表哥查理五世的儿子腓力。在1551年后，腓力成了西班牙的摄政王，很快(作为腓力二世)又即位成为西班牙、尼德兰和意大利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和新大陆的君主。虽然玛丽的婚姻成为新教抗议她的重点，但也给她带来许多优势。通过在执政初期结婚，她可以避免那些原则上反对女性统治的人的攻击；而她想生个孩子的愿望(始终未能如愿)也是个重要的信号，说明她非常重视作为世袭君主的职责——那就是延续王朝的血脉。在现有的候选人中，腓力是最合格的配偶：玛丽配偶的英国候选人都是无名的贵族家族的子孙——而下嫁给一位臣民本身就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在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英格兰的外交和商业利益一般是亲哈布斯堡和亲尼德兰的——亨利八世的第一次离婚是个重要例外。总的来说，没有理由认为玛丽的婚姻或信仰天主教是她走向成功不可逾越的障碍。后来的历史学家通常把大部分反西班牙和反天主教的偏见归咎于她的臣民。这些偏见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议会有充分的理由担心腓力会将英格兰卷入他的欧洲战争；二是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英国和西班牙之间在宗教和商业上处于敌对状态，以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重创达到顶点，新教教会历史学家把两国的矛盾追溯到玛丽时代。

玛丽的目标是主持一个“共识”政府：将激进的新教徒和诺森伯兰公爵的亲密追随者排除在外，但这点她未能如愿，因为她不得不强行让枢密院接受她的三项主要政策：她与腓力国王的婚姻(1554年7月)，让英国恢复罗马天主教(1554年11月)，对法国宣战(1557年6月)。另一方面，她是位足够强大、为所欲为的统治者。她的婚礼在温彻斯特大教堂(Winchester Cathedral)举行。根据当时的一份纪录，她是由一位著名的西班牙贵族阿尔瓦公爵(duke of Alva)交付给新郎的；但是根据另一份记载，她是由温彻斯特侯爵和其他英国贵族交付给新郎的。西班牙和英国的侍臣的位置经过精心安排，按照他们的等级、交叉站立在通往王座的台阶上。大量旗帜、横幅、飘带和其他装饰着西班牙和英国服饰的纹章图案，都是特地为这个盛大场合而制作的，民间的庆祝活动也是欢天喜地、盛况空前。

为婚姻铺平道路的条约已于1553年12月获得通过。这些条约表面上是维护英国人的利益——因为虽然腓力在玛丽有生之年成为国王，且英国成了双君主国，但是如果玛丽过世，腓力没有独立的王位继承权；没有妻子，他不能独立行使王室任免权；未经同意，他也不能将玛丽或他们将来的任何一个孩子带到国外。这些条约于1554年4月由议会批准。当时还通过了一项法案，限制腓力作为丈夫对待妻子的权力，并规定玛丽婚后应与婚前一样保持“单独和唯一女王”头衔。但腓力一抵达英格兰，他就被赋予优先于玛丽的权力。官方文件对两位君主的称呼是这样的：“腓力和玛丽，承蒙上帝的恩典，英格兰、法国、那不勒斯、耶路撒冷和爱尔兰的国王和王后；信仰的捍卫者；西班牙和西西里岛王子……”在国家职能方面，例如在温莎城堡的嘉德勋章受勋仪式上，腓力很快就自行扮演起国王和君主的角色——这种做法，被后来的君主制国家所效仿。腓力是否仅仅是婚姻条款中所界定的“亲王”，还是凭借自己的权力直接成为国王，显然是模棱两可的。只有当他离开英国，在布鲁塞尔或其他地方时，玛丽才恢复了她这个统治者的“唯一”权威：腓力在英格兰的时间段是1554年7月至1555年8月，和1557年3月至7月；在玛丽执政的其他时间，他都不在英格兰。1555年腓力首次离开后，君主“缺席”问题开始被提上政治议程。1557年7月第二次离开后，腓力不愿返回英格兰，当时英格兰发动了对法战争——显然，玛丽将不会有机会怀孕了，这恶化了政治气氛，预示着双君主制的有效运作接近尾声。

腓力有属于自己的王家寝宫。女王的寝宫在父亲和弟弟统治期间，作为王宫的一部分，通常被称为“国王的侧翼”；腓力办公的地方是女王或其配偶以前用过的，位于白厅的主要位置，那也曾是红衣主教沃尔西用过的房间，实际上比玛丽的那一侧更堂皇、更宽敞。鉴于玛丽的寝宫相对较小，腓力一定会觉得空间局促。腓力从西班牙带来了服侍他的全套人马，但是到了英格兰，发现这里已经给他配齐了，还配有一支由100名弓箭手组成的护卫队。双方达成妥协，即腓力在私人卧室里只使用西班牙人，他的英国仆人负责卧室外的服务和礼仪活动。

如果拿当时百姓富裕的物质生活作为依据的话，能看出来这个时期的人们好像没有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对这个国家也没有忧虑。人们对生活充满信心，尽情地举办着各种大型活动，对国王和女王的尊威怀着无限“遐想”。户外活动和喜庆游行的规模，与亨利八世统治时期一样盛大，室内的庆典和娱乐活动也一样。大量奢侈品被征用。奢侈品的分配并不局限于少数人：采取人人有份的政策，让尽可能多的侍臣获得额外福利。常驻大使、贵族、枢密院委员和一部分王室家庭成员都获得了慷慨的津贴。百姓的仪式试图展现双君主制。议会召开之前，将举行由西班牙和英国贵族及侍臣参加的弥撒和盛大的游行。在1555年6月和1557年10月分别为玛丽的姨妈、腓力的祖母胡安娜(Juana，曾经的卡斯提尔女王)和葡萄牙约翰三世国王举办了安魂弥撒。

玛丽恢复了在耶稣受难日的“痉挛环”祈福仪式。她还触摸病人的瘰疬，即“国王的罪恶”；并热衷于参加“濯足节”，在仪式上为许多与她年龄相仿的贫穷女人洗脚。亨利八世在每年的“濯足节”仪式上平均花费63英镑，而玛丽为此需要花费160英镑。

在圣保罗大教堂为女王胡安娜举办安魂弥撒时，西班牙和英国贵族肩并肩走在肃穆的游行队伍前列，德·菲利亚(Feria)伯爵和温彻斯特侯爵走在最前面；随后跟着的是王室成员，法国、威尼斯和葡萄牙大使，神职人员以及一小群手持金银装饰的横幅和纹章盾的哀悼者。一辆华丽的灵车是在木质框架上用蜡建造而成，并带有装饰性的圆顶和镀金华盖。围绕灵车的四个火炬，仅蜡烛就重达1231磅。可见其盛大程度不亚于亨利八世的葬礼。

人们常常认为，腓力在政府中没有发挥积极作用，他的兴趣局限于扩张皇家海军和边境防御，为英格兰加入哈布斯堡王朝和瓦卢瓦王朝的战争做准备。这种观点纯粹是臆断。他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是毋庸置疑的。他一抵达英格兰，贝德福德伯爵就被指示“告知国王王国的整体状况，以及一切有关此国的事，尽你们所知道的真事”，并回答国王希望讨论的任何问题，“履行忠实的议员职责”。在温彻斯特庆祝王室婚姻两天后，枢密院向文书下达了一项长期有效的命令，即“从今以后，所有需要呈递给国王的有关地产的文件，都应以拉丁文或西班牙文书写，并将该记录送交给请求国王陛下指定的财产接收人来接收”。任何重要的国家文件，都应由国王和女王共同签字；为了加速处理次要事务，还制作了一枚包含两人名字的图章。

到1554年，枢密院内部形成了一个与王室政策制定相关的核心集团，但这个集团并不包括枢密院成员或大多数经常出席议会的人。相反，它的政治影响力完全来自个人与国王和女王的关系。集团成员会随时变动，但通常包括阿伦德尔伯爵、彭布罗克伯爵、威廉·佩吉特爵士(现在是勋爵)和其他三人。教皇朱利叶斯三世任命红衣主教波尔(Pole)为自己的教廷使节，负责英格兰与罗马之间的调停；玛丽也任命波尔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波尔在流亡回国后，成为核心集团的关键人物。尽管他不是枢密院委员，但他在玛丽女王统治期间对世俗和宗教事务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事实上，自从诺森伯兰公爵政变失败后、女王抵达伦敦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通过信函为英格兰与罗马的重归于好献计献策。

似乎为了让这个核心集团具体化，腓力第一次离开英格兰那天(1555年8月29日)，一级新的会议政府建立了。这个是所谓的“特选委员会”或“国务委员会”，一个独特的欧洲(和哈布斯堡)类型的委员会。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做法的基础是卡斯提尔、阿拉贡、西印度群岛等的地区委员会，以及战争委员会、金融委员会等部门委员会和宗教裁判所；在这些委员会之上，还设立了一个制定政策的国务委员会。最后一种类型的委员会，是由腓力为英国所重新设计的。其成员将居住在宫廷里，并考虑“国家和财政的所有事业及其他重大时刻的伟大事业”。他们每周向腓力汇报三次，并在周日向其他枢密院委员汇报。当务之急是筹备即将于1555年10月召开的玛丽当政以来的第四届议会；还有王室的财政，特别是王室债务和对王室家族某些职位的收费。该委员会在1555年9月向腓力呈递了四份综合性报告，此后委员会与腓力之间就英国的事务保持定期通信。

尽管这个国务委员会没有按照应有的频次向腓力汇报，但是委员会一直让他了解国家的最新情况，直到政权结束。报告通常涉及三到十几个主题；有时腓力给报告做了批注之后，又把原报告寄回伦敦，或者另附封面、处理信函中的议题。无论是哪种方式，腓力都仔细研究了委员会提交的报告。1556年夏天，他忧心忡忡，担心国内起义、法国入侵及沿海的防御情况。国务委员会写信宽慰他，苏塞克斯伯爵、其他贵族和海军上校已被派往各自郡县并负责沿海防御。当腓力收到来信，得知法国正在总动员，位于迪耶普(Dieppe)的海军正蓄势待发，他立马把彭布罗克伯爵以海军上尉的头衔派往加来，担任守城总指挥。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腓力与玛丽结婚后不仅仅是傀儡或“亲王”，他是英格兰国王，并且一直以这个身份在行事——即使他经常不在英格兰，且远离妻子。

反宗教改革和危机

玛丽已经决定恢复与罗马的关系。几次失败尝试之后，终于在其执政时期的第三届议会时得以实现。然而，她的成功仅仅是因为作假。简·格雷被推翻之后，她的支持者因为她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而拥护她；但是当她在威斯敏斯特安全登基后，人们才发现她激进的天主教信条。我们应该注意到约翰·福克斯和其他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新教辩论家的偏见，他们试图让人们相信，玛丽除了迫害一事无成。的确，她脱离了人的价值观和现实感，她残酷迫害对手，1555年2月后烧死至少287人——她认为可以通过这种手段击败敌人。但是知名的新教殉道士包括胡珀主教、黎德利(Ridley)主教、拉蒂默(Latimer)主教和大主教克兰麦，他们同样也是直接政治报复的受害者。许多玛丽时期的“殉道者”都是极端的新教徒，亨利八世或弗朗索瓦一世也会毫无怜悯地把他们烧死。按照16世纪的标准，玛丽恐怖统治的特殊之处在于其规模和强度，因为这些受害者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1555年2月至1558年11月之间)被烧死，并且处决集中在伦敦、东南部和东盎格利亚。在其他地方新教还没成气候，北方只烧死一名新教徒，西南地区五个，威尔士三个。都铎王朝中期，信奉新教的人数在伦敦仍不超过总人口的40%；在南部和东部郡县约占15%；在诺威奇、布里斯托尔、考文垂和科尔切斯特等城镇约占25%；在北方不到5%。

更具破坏性的是，许多受害者都很年轻。自从亨利八世与罗马决裂后，已知的受害者有四分之三到了自由决定自己的宗教信仰的法定年龄——14岁。因此，他们算不上严格意义的背教者，因为如果他们对教皇权威一无所知的话，他们就不可能放弃信仰。法律规定应受惩罚的不应是简单的教义错误或真正的无知，而是“顽固的”异端邪说。根据教会法规，不是所有玛丽时期的殉道者的火刑都是合法的，包括克兰麦的。这证明了新教徒眼中受害者的立场，受害者引用了《圣经》：“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的口中获取力量。”[2]玛丽的做法遭到来自内部的反对，因为腓力明确表示他无法接受活生生把人烧死的行为，因为这很可能会引燃更强烈的抵抗。腓力虽然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却质疑宗教法庭的权力，并决心阻止教皇过度干涉自己领土内的事务。腓力不赞成玛丽使用火刑，这对女王是重大打击。

玛丽辩护说，自己的真正目标始终是让英格兰与罗马和解；迫害是她计划的一小部分。因此，对她来说有利的是，到目前为止，议会里拥有土地的平信徒彻底世俗化了，因为他们几乎二话不说地否定了亨利和爱德华时代的宗教立法，并重新制定了《异端法》，长期以来他们的唯一条件是：不应该归还自1536年以来被没收的教会土地。然而玛丽需要教皇的帮助，她不能单枪匹马。1554年11月，波尔枢机主教流亡归来，代表教皇赦免了王国的罪孽，并宣布英格兰与罗马重归于好。然后，他本着反宗教改革的精神进行了教会改革，涉及礼拜仪式、教士礼仪、教育和主教监督等领域。但他的方法高瞻远瞩。他没有把人当作个人，而是群体；他在布道前强调纪律；他试图成为一名“宽容的”教士，帮助那些智力不足以自行做选择的人做出选择。这些方法无法扼制异端。波尔自称为“北极星”，认为他在英格兰可以引导迷失的灵魂。没有人给他提供完成使命所需要的时间和资金：只有三年时间，几乎没钱——这是不够的。教会的机器要慢慢地停转了；如果不提高神职人员的生活津贴，就不可能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准，特别是北方地区。

如果说玛丽失败了，那也不是因为诸如托马斯·怀亚特(Thomas Wyatt)爵士在肯特郡(1554年1月)叛乱之类的反抗和阴谋(总的来说她有效地处理了托马斯·怀亚特事件)，而是因为她的政策与议会冲突。议会阻扰了她让丈夫加冕的计划，同时强烈反对她与罗马教廷修好——除非她答应土地所有者有关前宗教土地的要求。在这个微妙的问题上，腓力同样坚决要求尊重议会的意愿，因为他担心玛丽的不妥协态度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当议会随后以多数票拒绝没收800名左右逃往法兰克福、苏黎世、日内瓦和其他地方的新教徒的土地时，玛丽受到了羞辱，尤其是因为这些流亡者当中善于表达的成员不懈地发布反天主教的宣传，以及反对她的颠覆性文学。在涉及财产问题的领域，人们情绪如此高涨，以至于下议院的辩论几乎陷入一场打斗，并且双方都采用了不正当手段。

玛丽执政时期的重大政治危机爆发于1557年3月。当时腓力寻求英格兰干预对法战争。大多数枢密院成员拒绝参战，只有来自腓力及后来玛丽本人的压力，才促使议会最终做出对腓力有利的决定。1557年6月7日英国对法宣战。一开始还算顺利，但战争在四个不同战场进行。人们普遍不希望英国参战，尽管取得了圣昆廷(Saint-Quentin)大捷，在这场战役中英军也只是配角。腓力认为这场战斗极其重要，它后来被描绘在埃斯科里亚尔建筑群(the Escorial)的一幅大型壁画中。埃斯科里亚尔建筑群，是腓力在1563至1584年间在马德里附近建造的新的宫殿和修道院建筑群。但在英格兰，这场战役实际毫不起眼，因为高昂的战争成本和其余战场发生的危险，让这场胜利黯然失色。

最糟糕的是，腓力于1557年7月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离开、前往布鲁塞尔之后，腓力和玛丽夫妻之间的相互信任已经崩溃。玛丽大肆宣称的“怀孕”被证明是假孕。当一位爱说笑的人无情地打趣说，“她没有多长时间可以等了”，侍臣甚至一些女王自己的仆人都会窃笑，“她丈夫已经离开她8个月了”。无法怀上孩子的沮丧，让女王几乎濒临绝望。

当战争(从英格兰的观点出发)严重失利，导致1558年1月1日加来失守，人们对玛丽的指责十分严厉。这座城镇是亨利五世留给英国人在大陆的最后一笔遗产。对国家声望的打击，让政权陷入瘫痪，腓力的最后支持者也潜逃了，特选委员会完全瓦解。与此同时，法国的亨利二世兴高采烈，且玛丽·斯图亚特与其王子的婚礼突然提前了，这是当年亨利八世和摄政王萨默塞特侵略的危险后果。只有波尔和温彻斯特侯爵继续得到腓力信任。不久，玛丽于1558年11月去世，只有她最亲密的天主教支持者为她哀悼举丧；而且数小时之后，波尔也巧合地死了——对新教教徒来说，这似乎是神圣的证明。

伊丽莎白一世宗教和解政策

伊丽莎白一世——亨利八世和安妮·博林25岁的女儿，于1558年11月17日登上王位。起初她的重点是解决宗教问题。她的个人信条仍然难以捉摸，但她最初的目的可能是恢复她父亲的宗教立法，重建自己的王权至尊，与罗马教廷决裂，允许以改革之后的形式举行圣餐仪式(包括使用面包和酒)，仅此而已。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她的首席顾问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后来的伯利勋爵(Lord Burghley)〕比她更加高明。他本人就是一位热情的新教徒，也是玛丽时期流亡者的著名盟友和支持者，他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设计了自己所倾向的条款。

1559年1月议会开会时，塞西尔和他的密友贝德福德伯爵提出议案：重新确立王权至尊；要依据克兰麦1552年《公祷书》的完整新教礼拜仪式。但当这些遭到玛丽时期的主教们和保守派的反对，塞西尔为此设下了圈套。3月31日，在威斯敏斯特发起了一场辩论，争论焦点集中在《圣经》所主张之教义上。当天主教徒走出了大教堂，塞西尔取得了宣传上的胜利，两位主教甚至被监禁。没错，伊丽莎白被称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而不是英国教会“至高无上的领袖”——这旨在尽量减少神圣君主制对一个女人的影响。但是，在没有一位教士同意的情况下，《至尊法案》和《信仰划一法案》终于通过了——在宪法史上是头一回。天主教的护教论者发出了“违规”的抗议声，他们指责塞西尔实行高压政治：“部分通过暴力，部分通过恐惧”。另一项法案把前修道院财产归还给王室，因为玛丽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已经开始把这部分财产归还给教会了；而后一项法案则以牺牲主教利益为代价，巩固了王室的财产。伊丽莎白一世的宗教和解政策于1563年完成，当时宗教会议(Convocation)批准了定义英格兰圣公会教义的《三十九条信纲》：这些是基于爱德华统治时期由克兰麦起草的四十二条。最后，1571年，宗教和解运动比《教会统一条例》更加严酷，因为《捐款法》要求所有受益的神职人员要么同意《三十九条信纲》，要么辞职。

之后，英格兰圣公会成为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时期国家的支柱。尽管存在缺陷，但它让英格兰免遭当时困扰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和尼德兰——的宗教内战。然而，虽然宗教和解意味着英格兰成为正式的新教国家，但是为了赢得教区居民(特别是偏远郡县和边境地区)的人心，还需要做大量的传教工作。在伦敦、城镇、东南部和东盎格利亚之外，天主教仍然占主导地位：主教和大多数教区的负责人都是玛丽统治时期任命的人，而坚定的新教徒则占少数。伊丽莎白和塞西尔继承了亨利反教皇主义和爱德华时代新教的所有负面和破坏性因素，但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建立改革后的教会——不过，纯粹以教会的方式看待他们的任务是不妥的。在这个阶段，一些人惯性思维很强，他们曾把教会视为资产即将被剥夺的有钱“公司”，或者视其为社会政治联盟——其领导人是地方长官，其节日界定了社会日历。此外，新教强调“神圣”的布道和上帝的话语，是一种学术信条，对于沉浸在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口头传统和象征仪式的农民来说，没什么吸引力。

在伊丽莎白的统治下，天主教的衰落一方面是因为其自身的内部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坚定的新教徒成功地营销了一种竞争性产品——基督教福音的传播。死亡引发了一场动态变化。宗教改革后，英国天主教更多地依赖亨利和玛丽时期的艰难求生能力，而不是1570年后神学院教士和耶稣会会士的努力。超过225名自称为罗马天主教徒的玛丽时代的神父，在1571年之前活跃于约克郡和兰开夏郡；尽管失去了在教会的职位，但有官方教会内的“第五纵队”支持，仍然愿意为罗马传教。然而到了1590年，只有1/4玛丽时期的教士们还活着，到1603年剩下的不到一打了。此外，伊丽莎白和塞西尔也在迫害天主教教士，有时甚至到了残忍的程度；而且随着对西班牙或教皇入侵的恐惧的增加，手段更加残忍。因此，1584至1585年，议会被说服颁布法律，规定：如果任何教士自1559年以来是由教皇当局任命的，那么他自动成为叛逆者，定罪不需要额外的证据。很多教士在伦敦塔被像理查德·托普克利夫(Richard Topcliffe)一样的人百般折磨，被戴上镣铐。理查德·托普克利夫由塞西尔或其代理人授权，伊丽莎白一世认识他，与他说过话，他在议会任职，但伊丽莎白总是假装不知道有这么个人。有100名天主教教士以不同方式遭到野蛮对待。

但最终迫使天主教陷入少数派地位的，是新教的福音传播而不是上述迫害。这种传福音的主要方式是布道，尽管伊丽莎白的吝啬和自己保守的宗教观点排除了全面的政府传道计划。自愿的“清教徒”努力，通常会取得更大成就。在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的统治下，宗教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政权本身，而在伊丽莎白的统治下，“主要推力”来自下层。

“清教徒”是一个贬义词，用于表示保守派所反对的意见的性质和程度。清教徒是指“教会叛逆者”或“更热切的”新教徒；但清教徒价值观的核心在于：新教徒在腐败和顽固不化的世界里“分别为圣”的能力。“清教徒”是有信仰的人，其中许多人是前玛丽时期的流亡者。他们试图从圣公会根除腐败和“天主教仪式”(如洗礼时的十字架、婚戒、圣餐仪式中的下跪、穿罩袍和白色罩衣、使用风琴等)；但伊丽莎白坚持拒绝调整宗教和解政策，即使在细节上。她要做的重要的事情是将她批准的请愿书传达给主教们。事实上，当清教徒的观点被清教徒教士测试时，需要严格一致。为了回应有关牧师法衣和仪式的争论，帕克大主教公布了《公告书》(1566年)，强调了《公祷书》的礼拜规定。埃德蒙·格林德尔(Edmund Grindal，坎特伯雷大主教，1576—1583年在位)与清教徒一样渴望宗教改革。他敢于告诉伊丽莎白女王，他服从于更高的权力，于是他被停职了。他的继任者约翰·惠特吉夫特(John Whitgift， 1583—1604年在位)要求所有神职人员都赞同王权至尊、《公祷书》和《三十九条信纲》，否则就会被剥夺权力。

婚姻与继承

在伊丽莎白的政治生涯中，其中30年里被女王的婚姻问题、新教继承以及来自欧洲和苏格兰的天主教威胁所缠绕。在天主教大国眼中，伊丽莎白不适合当一国之君。她是一个未婚女人、异教徒，还是个私生女。她的头衔和王位继承权，受到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的挑战。针对宗教改革带来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塞西尔及他在枢密院和议会的“可信赖的朋友”采取了积极主动和令人惊讶的激进方法——这出于他们强烈的新教身份感和神圣天意。塞西尔曾在1559年末威胁要辞职，因为伊丽莎白最初拒绝向苏格兰派遣一支远征军，以帮助诺克斯及其盟友趁玛丽·斯图亚特还在法国时发动一场新教革命。但即使革命成功、玛丽作为寡妇从法国返回苏格兰，塞西尔、他的追随者和间谍组织首脑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Sir Francis Walsingham)仍认为，反动势力(特别是罗马教皇、西班牙和玛丽在法国吉斯家族的关系)正在策反英格兰，并且他们打算把玛丽作为武器。出于这个原因，新教改革必须通过一切可用手段来传播，玛丽也被排除在英国王位继承权之外。1566年后，尼德兰的新教徒发动了叛乱，反抗西班牙腓力二世的统治——就是否派兵武力干预这场叛乱的问题，塞西尔采取了谨慎立场(与沃尔辛厄姆和莱斯特伯爵相比)。

无论何时这些话题被提起，伊丽莎白都试图加以禁止或限制讨论，或谢绝采纳枢密院委员们的建议。她将这些话题重新界定为“国家问题”：它们变成了国家机密(arcana imperii)——在古典文学中表达“秘密”或“国家秘密”的短语；如果在没有统治者批准的情况下进行讨论，就会戳穿主权的面纱。伊丽莎白总是把这些事情留给她自己一个人做决定——或者说更多的是犹豫不决——辩称她需要在涉及王权和国家的问题上得到进一步的“建议”，从而把需要“建议”作为拒绝议员谏言的借口。人们反复地问她为什么不结婚，但很少得到答案。弗朗西斯·培根后来回忆她是如何“允许别人追求她，甚至向她调情”，这些“调情没怎么减损她的声望，更没有减损她的王权”。然而，有人说她是利用“求爱”来建立政治关系——这有些夸大其词了。她接连有四位“中意者”：罗伯特·达德利——莱斯特伯爵、克里斯托弗·哈顿爵士(Sir Christopher Hatton)、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gh)、最后一位是埃塞克斯伯爵二世罗伯特·德弗罗(Robert Devereux)。她给四个人都送过秋波，但罗伯特·达德利是她唯一真正想嫁的男人。她上台的头18个月里，罗伯特·达德利是宫廷里的常客。西班牙大使曾写道：“罗伯特伯爵如此得宠，使得他可以为所欲为，甚至有传言说女王陛下白天晚上都去他的房间拜访他。”到了1559年秋天，他们的亲密关系引起了桃色八卦：罗伯特已经是有妇之夫，妻子是爱米·罗布萨(Amy Robsart)。伊丽莎白可能坠入爱河了。有人谈论婚姻(也许也涉及离婚)。这一丑闻于1560年9月破裂，当时有消息传到宫廷，称爱米在牛津附近的库姆纳宫(Cumnor Place)家中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法医陪审团判定为意外死亡——但爱米是意外死亡还是自杀，从未得到证实或解释。伊丽莎白犹豫了，然后认为与达德利结婚太危险了。拖延两年后，她的意中人进入了枢密院。伊丽莎白一直保留着对达德利的爱慕之情：她把他的微型画像珍藏在衣橱里，并深情地保存着他去世前不久写给她的最后一封信。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经常不稳定。特别是当达德利擅自行事时，女王会羞辱他，甚至将他从宫廷赶出去。

在与达德利短暂的风流韵事之后，伊丽莎白试图将她的个人感情与政治考量脱离开来。她的婚姻成了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工具。在她的欧洲追求者中，只有弗朗索瓦(安茹公爵，1574年成为法国王位继承人，但早于其王兄亨利三世去世)，似乎真的对她感兴趣。在谈判开始时，她以不寻常的礼貌和媚态招待公爵的代理人。她跟他谈论爱情而不是外交或条约。她款待了他，并给了他大量送给公爵的礼物和爱情信物。当安茹公爵亲自前往英国、展开追求时，伊丽莎白完美地扮演了一个恋爱中的女人角色。她把他的微型画像戴在自己的裙子上，或者夹在她的祈祷书中随身携带；他离开后，她给他写信，还有一首哀婉忧伤的诗。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伊丽莎白在更年期前的最后一次恋情——但这仅仅是猜测。多少是真实的爱情，多少是逢场作戏、意在与法国签订协约，以确保英格兰能抵御不断增长的、来自西班牙的威胁——是一个永远的不解之谜。

对于其他追求者，伊丽莎白的确是在逢场作戏：求爱为直接的外交谈判提供了借口。腓力二世是她的第一个“追求者”；然后是瑞典国王埃里克(Eric)十四世；荷斯坦公爵阿道弗斯；奥地利大公查尔斯；法国查理九世的弟弟亨利——后来继承了法国王位的亨利三世(1574—1589年在位)。伊丽莎白以这些谈判自娱自乐，让这些候选人之间争风吃醋。伊丽莎白在1563年至1567年间考虑过奥地利大公查尔斯，因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被认为虽然信奉天主教但比实际情况更灵活。塞西尔发现，大公坚持要在女王住处里举办天主教弥撒——这难以接受，外交努力失败了。1570至1571年，同样的障碍挫败了与法国的谈判。伊丽莎白在这个阶段寻求与法国王室缔结婚姻，仅仅是因为她认为：法国人在没有王室婚姻的情况下，永远不会同意签订对抗西班牙的协约。当亨利要求一年四季都要做天主教礼拜时，该计划破产了。

毋庸置疑，如果候选人和条约合适，伊丽莎白可能已经结婚了。有时人们说，她童年和年轻时的经历，让她在原则上厌恶婚姻。她在1559年对议会说：“在我的大理石墓碑上，应该刻着这么一句墓志铭，那就是：一位在位这么久的女王，至死还是处女——这对我来说足够了。”但不能按字面理解她的声明。她常常要被迫回应来自(男性)枢密院委员们催婚的压力，她觉得这种压力有些无理。她是位天生的政治家，也是高超的演说家。她原则上不愿结婚的说法，与她差一点嫁给罗伯特·达德利的事实互相矛盾。

关于继承问题，塞西尔被苏格兰和玛丽·斯图亚特所困扰，尤其是1565年玛丽嫁给亨利·斯图亚特后。亨利·斯图亚特就是达恩利伯爵(Lord Darnley)，是伦诺克斯(Lennox)伯爵的儿子和亨利七世的曾孙。玛丽和亨利婚后一年，他们的儿子詹姆士王子出生。30年来，塞西尔一直担心“S. Q.”(“苏格兰女王”)还活着。他称她为“S. Q.”是因为，他甚至无法忍受说出她的名字。至少对他来说，“玛丽”和“苏格兰”在很大程度上是伊丽莎白政治的组织原则。

根据1572年议会召开前夕的一份备忘录，玛丽最终成为英格兰的囚犯，被软禁在谢菲尔德。塞西尔希望议会剥夺她的财产和公民权，并把她处决。在备忘录中，塞西尔批评伊丽莎白(他自己的女王)在“处理苏格兰女王的问题上优柔寡断”。他的分析是对伊丽莎白女王自即位以来所犯错误的猛烈抨击，而且有不少错误，都是以他对玛丽的个人看法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最大的指责就是伊丽莎白“拒绝”结婚——这在国内外曾引发了危机，在她忠诚的子民中产生了“不安”和迷惑。如果伊丽莎白效仿玛丽，结婚并生下一个男性后代和继任者，情况会好很多。

接下来，塞西尔说，伊丽莎白在过去的13年里一直试图安抚天主教徒，而忽略了新教徒。为此，她种的是“风”，收获的是“旋风”。塞西尔继续说，“从一开始”，伊丽莎白发落过玛丽，好像“她想用温柔和利益来感化玛丽，使其悔过自新。”她过去太宽容了，这是个根本性错误。玛丽在英格兰非常受欢迎，“更多人”认为她是伊丽莎白的合法继承人，许多人甚至认为她是“合法的女王”。“她每天都会赢得女王陛下的臣民的人心”——这非常危险。

这份备忘录切中了关于玛丽问题分歧的核心。在苏格兰事务上，伊丽莎白和塞西尔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尽管他们能在几乎所有其他问题上合作，但针对双方关心的苏格兰和玛丽问题，伊丽莎白和她的首席大臣还是互不相让。在围绕继承问题的争论上，塞西尔将新教信仰置于世袭王朝权利之前，伊丽莎白采取了相反的做法。虽然她是新教徒，但她将宗教和政治分开，将王国的理想置于宗教之前。玛丽本人是亨利七世的曾外孙女，与达恩利结婚后，她最可能继承王位——除非伊丽莎白本人结婚生子。在处理玛丽和苏格兰问题时，伊丽莎白十分反感塞西尔的认识：宗教立场先于合法的王朝权利。

伊丽莎白希望和玛丽达成和解协议。没错，她从不愿见到玛丽(虽然差一点就接见了)，也不愿指定她是自己的继承人。但她做好了保护自己权利的准备。最值得注意的是，1566年她提出，允许一个法官小组来验证亨利八世遗嘱的合法性，确定一下其是否有合法的签字、是否有效。这也是为什么塞西尔多次试图起草《排除议案》，以便通过《议会法案》永远排除玛丽继承王位的可能性。在这方面，塞西尔完全可以被描述为一位准共和主义者，因为他个人的政治观点预示了1688至1689年的光荣革命。在这场革命中，詹姆士二世被同僚和议会废黜，一位新教徒根据宗教立场继位，无视世袭王权权利。

描绘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和玛丽这两个“竞争对手”的传统模式，只能到此为止。伊丽莎白当然想决定玛丽第二次婚姻的条约和对象。但这两个女王的共同点远超过了这个模式所允许的范畴。两者都维护君主制的理想：她们可能被异想天开地说成是“女性君主工会的全额付费会员”。两人都看到了允许宗教支配自己政策的危险，两人都厌恶她们的领头(和新教)议员跨越苏格兰边境进行串联活动——因为这样会削弱她们的理念，并将她们推向不希望去的方向。

但是，当玛丽女王在苏格兰犯错时，她不仅疏远了敌人，还疏远了自己的朋友。1568年5月，当她输掉了兰赛德战役(Langside)、逃往英格兰时，伊丽莎白(在塞西尔的建议下)囚禁了她。一连串的阴谋形成了，天主教的、教皇的和亲西班牙的野心结成危险的联盟，所有塞西尔的担忧似乎都将成真。但让玛丽嫁给诺福克公爵的阴谋，以及由信仰天主教的诺森伯兰伯爵和威斯特摩兰伯爵领导的1569年北方起义，都缺乏连贯性，很容易被摧毁。到1572年，伊丽莎白和塞西尔通过了另一项重大考验，王国得以保持稳定：塞西尔被封为伯利男爵。

新教事业和无敌舰队

玛丽逃往英格兰和北方叛乱开启了政治新阶段。在整个欧洲，宗教方面的立场两极分化：英格兰扮演着新教的核心捍卫者的角色。1568年12月，塞西尔扣留了几艘腓力二世派往尼德兰运输珍宝的船，英格兰与西班牙关系恶化。然后教皇庇护五世发布诏书——通谕《在至高处统治》(1570年2月)，宣布伊丽莎白被逐出教会，并敦促虔诚的天主教徒将她罢免。接下来是1572年巴黎发生针对新教徒(胡格诺派)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和尼德兰的公然反抗：两起事件都唤醒了新教徒的良知，并激励英国人自愿为尼德兰人和胡格诺派教徒提供援助。最后，伊丽莎白与法国签订的防御协约被腓力二世视为敌对行为。在这些问题上，枢密院内部存在分歧。但除了少数例外，在反对西班牙并致力于欧洲新教事业上，枢密院委员们团结一致。特别是，16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新教外交政策的大目标上，伯利男爵、苏塞克斯伯爵、莱斯特伯爵和沃尔辛厄姆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的分歧在于英格兰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动用军事干预。莱斯特和沃尔辛厄姆希望英国直接干预尼德兰的起义；但女王和伯利坚持认为，凭英格兰一国之力不能战胜西班牙。

然而1585年战争到来时，英格兰变得孤立无援。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之后，伊丽莎白间接协助法国在尼德兰对抗西班牙，试图以最低成本调和相互冲突的政治、宗教和商业利益。她甚至支持安茹公爵弗朗索瓦(她最合适的追求者)在尼德兰的军事干预。但安茹公爵于1584年6月去世，未能阻止西班牙的势力。当信奉新教的那瓦尔的亨利(Henry of Navarre)成为法国王位继承人时，宗教冲突在法国复燃：吉斯家族公开与西班牙结盟(1584年12月签署《儒安维尔协议》)，使得法国国内立场不一，而腓力二世的势力变得更强。在腓力合并了葡萄牙(1580年)和亚速尔群岛(1582—1583)之后，他的舰队规模超过了尼德兰和英格兰的总和。西班牙圣克鲁斯(Santa Cruz)侯爵就这一点提出了“英格兰计划”(Enterprise of England)：打造一支推翻伊丽莎白的“无敌舰队”。观察家们只讨论了应该首先征服尼德兰还是英格兰。

一个关键事件是尼德兰领导人威廉·奥兰治(1584年7月10日)被人用手枪暗杀。这引起了英国政客们的恐慌，担心伊丽莎白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1585年5月，正当腓力信心满满地要截获伊比利亚港口的所有英国船只时，伊丽莎白发动了报复：于8月份与尼德兰国会结盟，并让莱斯特伯爵带领一支庞大的军队前往尼德兰。但莱斯特的远征军遭受了惨败。他在1587年12月灰溜溜地回国，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只有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和其他海盗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劫掠西班牙船只时，取得一点微不足道的胜利。最后，伯利和他“信赖的朋友”得逞了，玛丽·斯图亚特被审判并处决(1587年2月8日)。因为新的天主教阴谋中至少有一个涉及暗杀伊丽莎白未遂，这让枢密院的态度更加坚定。伊丽莎白本人犹豫不决：玛丽已经被审判并被定罪，但她是照天意选定的女王，伊丽莎白拒绝弑君。但枢密院不能再等了。伯利向伊丽莎白撒谎，告诉她无敌舰队已到达威尔士。结果是她签署了玛丽的死刑处决令，伯利立即派人传达了处决令，赶在伊丽莎白改变主意前处决了玛丽——因为他深知她必然会改变主意。苏格兰(和欧洲)严厉谴责此事，但是21岁的詹姆士六世没有抗议，因为他得到了大量的补偿金以及最耀眼的奖赏——英国王位继承权。

1588年7月19日，无敌舰队最终出现在锡利群岛海域附近：它的目标是征服英格兰，这本身就可以确保重新占领尼德兰。舰队的计划是赢得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在尼德兰海岸与帕尔马公爵会合，将腓力的佛兰德斯军的精锐运到英格兰。主力舰队将掩护帕尔马渡过英吉利海峡，然后无敌舰队的舰载士兵与帕尔马军队会师，共同入侵英格兰。无敌舰队由梅迪纳·西多尼亚(Medina Sidonia)公爵指挥；英国舰队由埃芬汉的霍华德勋爵率领，德雷克(Drake)是副指挥官。霍华德的旗舰是“皇家方舟”号(1581年，为沃尔特·雷利爵士而建造)；德雷克是“复仇者”号的舰长，1575年被委任。在整个英格兰，各地民兵被动员起来；在地图上圈定了可能的登陆点，并加强了防御工事。但是如果帕尔马真的登陆了，这些民兵和防御工事很可能被摧毁：英国强大的海上力量至关重要。

在这场海战中，无敌舰队战败与一般传奇相差不多，当然传奇的碗赛除外。主要战役在佛拉芒海岸的格拉沃利讷(Gravelines)打响，制胜的关键是火炮：无敌舰队只携带了19或20门大炮，173门中口径重炮，基本没有战斗力，有些在使用时爆炸——这表明它们未经测试。另外，西班牙人只有21门长炮(远程铁炮)，而英国人有153门；西班牙人有151门半长炮，英国人有344门。简而言之，霍华德勋爵和德雷克的舰队在航行速度和武器上均超越了对手。

遭受重创的无敌舰队向北逃往福斯河(the Firth of Forth)，绕道奥克尼群岛(the Orkneys)和爱尔兰西海岸返回西班牙。1588年8月，信奉新教的英格兰以祈祷和公众感恩来庆祝胜利。但这是一次侥幸的胜利，此后，伊丽莎白再也没有将她的整个舰队一次性投入战斗。此外，虽然通过避免与外国结盟、依靠皇家海军和掠夺敌人船队的兼职海盗船，伊丽莎白以最低代价牵制了西班牙——后世对此引以为豪，但在欧洲大陆的陆地战争中，海军的威力还是被神话了。海上战争只是席卷整个西欧的战争的一部分，这场战争以法国内战和尼德兰起义为中心。由于伊丽莎白缺乏资源单独与西班牙对抗，她被迫出手帮助纳瓦拉的亨利和尼德兰人。天主教联盟在皮卡第、诺曼底和布列塔尼最为强大；这些地区和尼德兰形成了连续战区。1589至1595年间，伊丽莎白每年向法国和尼德兰派遣援军，除了装备和支付自己的部队的开销之外，她对法国胡格诺派和尼德兰人的现金补贴超过100万英镑，而且士兵伤亡惨重。相比之下，英国海军行动更像是英勇的配角。

黄金时代？

然而，从几个角度来看伊丽莎白时代后期的政策，对英国都是有害的。纳瓦拉和盟友的目标出现了分裂：1593年7月，他皈依天主教以确保他作为亨利四世继承王位，破坏了建立一个欧洲新教联盟的希望。然而，伊丽莎白继续支持他，因为一个统一的法国恢复了欧洲的力量平衡，而他欠英国的债务确保了英法在短期内能继续合作。接下来，女王与荷兰人关于不断增加的债务及英国驻军和辅助部队的费用问题发生了争吵。战争的代价在英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即使有议会税收，也只能通过借贷和出售王室的土地来解决财政空缺。最后，战争实际上蔓延到了爱尔兰。爱尔兰宗教改革没有成功：西班牙在那里尝试了像无敌舰队一样危险的入侵。这些问题连同严重的内部反抗，迫使枢密院开始考虑对爱尔兰的全面征服——这种想法有一定逻辑，因为亨利八世曾假设自己也是爱尔兰的国王。伊丽莎白犹豫不决。

最后，她派遣她的亲信埃塞克斯伯爵(星光耀眼但是个偏执狂)于1599年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前往征服爱尔兰。但埃塞克斯的失败甚至超过了莱斯特在尼德兰的败战；他孤注一掷，试图通过施展个人魅力来挽救他的职业生涯，但是在紧要关头却又擅自逃跑了。后来，他领导他的派系在伦敦街头发动绝望的叛乱，事败后于1601年2月被处决。蒙特乔依(Mountjoy)勋爵在爱尔兰取代了他，1601年使盖尔人首领归顺，并大败西班牙的一支入侵部队。对爱尔兰的征服在1603年完成，但结果本质上是矛盾的：英国霸权得到确立，但征服的事实失掉了当地盖尔人的民心，也使推进爱尔兰宗教改革从而实现与英格兰的文化统一的希望破灭了。

然而，这种矛盾并不局限于爱尔兰的历史。衰败最明显的领域是政府。在与西班牙的战争期间，伊丽莎白时代的政府机构是否已变得腐朽？现在的批评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税收不足、地方政府管理不善和军队招募不足；中央政府腐败盛行；滥用王室特权授予侍臣及其客户有利可图的“垄断权”或许可证——制造了他们可能会执行某些法规以谋私利的漏洞；与16世纪90年代人口增长和经济困境规模相比，《济贫法》(the Poor Law)的好处微不足道。

为了赢得支持，伊丽莎白和伯利放任税收制度衰落。尽管政府支出飙升，但议会补贴的价值不仅没有随着通货膨胀而增加，而且由于静态税收评估和普遍的偷漏税，出现了以现金形式计算的收入下降。税率变得一成不变了，而评估税率的基础成为纳税人未经宣誓的声明。虽然沃尔西在亨利八世的统治时期实施了现实的税收政策而且成绩斐然，但伊丽莎白基本上放弃了这项政策。虽然伊丽莎白统治初期的一次性补贴税收的收益为140 000英镑，但实际最终只有80 000英镑。伯利自己也逃税了，尽管他在1572年之后还担任财务大臣。他在议会中虚伪地斥责税务欺诈行为——但他自己的收入评估停留在133英镑6先令8便士，而他的实际收入大约是每年4000英镑。

伊丽莎白政府未能维持税收的收益是都铎王朝的最大弱点。无可否认，伊丽莎白的地方税收提高了，特别是用于对于贫困救济、道路和桥梁维修以及民兵支出上的投入。民兵的招募和训练非常昂贵，又增加了地方的税赋。到16世纪80年代，培训费用相当可观；地方也负责提供教区武器和盔甲的库存；支付检阅官的薪水；修复沿海堡垒和修建灯塔；给派往国外服役的士兵提供武器和制服，并将其运送到登船的港口。在肯特郡，1585至1603年期间，该郡承担的军事筹备费用超过了10 000英镑。的确，装备和运输部队所需的“服装和行军”费的一部分是由财政部提供的，但实际上，地方承担了四分之三的费用。此外，在战争期间，为了增强皇家海军实力，政府传统上从沿海城镇和郡县征用商船(通常是渔船除外)。16世纪90年代的王室，除了征用船只，还开始征收金钱，并强迫渔民在海军服役，以及入伙海盗——这损害了当地经济。当造船税延伸到内陆地区(如约克郡西区)时，引起了人们的反对，以至于开始质疑王室征税的权力。

然而，战争经济的压力是累积的：在伊丽莎白统治的最后岁月里，105 800名男子被征召入伍，参加在尼德兰、法国、葡萄牙和爱尔兰的战争。兵役成了不满情绪的导火索。1595年以后为爱尔兰战事而进行的征兵，引起了最大的不满。1600年，当军队前往阿尔斯特(Ulster)途中，肯特骑兵在切斯特近乎发生哗变。对郡县的压力导致行政崩溃，人们反对中央政府的要求，同时贸易中断、瘟疫暴发(其中大部分是从国外返回的士兵携带进来的)、1596年和1597年的粮食歉收、物价飞涨——这一切，引起了广泛的不满。

然而，在中央政府层面，不断上升的腐败标志着中央政府变得崇尚金钱主义。长期战争期间，王室赞助的短缺和晋升前景的阻塞，刺激了卖官鬻爵的盛行。宫廷里的相互竞争创造了一个可以买卖影响力的“黑市”。官职可以被公开交易——但与亨利七世时的卖官不同，现在的交易没有给王室带来多少经济利益。钱付给了侍臣，让他们去影响女王的选择。一个小职位的价格大约200英镑，油水足的职位可以竞拍到1000英镑到4000英镑，比如王室监护法院的破产管理官或者战争期间的财政长。买官竞标等于投资，因为如果被任命，新官上任后，将使用他的职权连本带息捞回他买官的成本——因此，该系统无论按都铎时期的还是现代的标准都是腐败的，因为这是牺牲公共利益而牟私利。

在伊丽莎白时代晚期，许可证和垄断问题，引起了对政府的更加公开的反对。在一个世纪里，1597年和1601年的冲突是议会中最丑陋的。冲突表明，人们对侍臣和政府官员的权力滥用不满情绪，已经相当强烈。的确，一些垄断或许可证是真正的专利或“私人专控权”，而另一些则建立了海外贸易公司——这些公司也为海外商人提供了宝贵的领事服务。但许多海外贸易公司只是为了让专利权人在大宗商品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或者给予专利权人专有权，制造商或商人要开展合法业务必须向他们支付费用。他们将钢材价格抬高了一倍，使淀粉价格翻了三倍；导致进口的玻璃制品价格上涨四倍；盐价上涨11倍。侍臣们可以强制执行专利权而不受惩罚，因为专利权依赖于王室特权：普通法法院在没有王室同意的情况下，不具备审查它们的权力。愤怒情绪在16世纪70年代首次在议会中释放出来，但是伊丽莎白时代晚期爆炸性的垄断行为引发了更强烈的反对。当一位年轻的律师威廉·哈克威尔(William Hakewill)喊道：“难道没有面包吗？”伊丽莎白才亲自进行干预。1601年，她以牺牲专利权人为代价避免危机：发布一项宣言，废除了在议会中被谴责的12个垄断企业，并给予受其他专利伤害的主体在普通法法院寻求补救的权利。

对伊丽莎白政府的最后一条批评是，由于人口的增加和16世纪90年代的经济困境，《济贫法》的好处受到抑制。农产品价格在1594至1598年实际上比1615年之前的任何时候都要高，而1597年的实际工资比1260至1950年之间的任何时间都要低。可能有2/5的人口在生存线以下挣扎：在坎布里亚郡(Cumbria)高地，营养不良甚至饿死人的事时有发生；疾病不受控制地蔓延；有关财产犯罪的报告增加，并且成千上万的家庭不得不去领取教区救济。

1572年、1598年和1601年通过立法惩罚流浪行乞并且救济穷人。议会实行了一个全国性的强制征收教区税(parish rates)的计划，以救济老人和需要依赖的穷人，同时下令人们必须购买羊毛、亚麻、大麻和铁等原材料——这样，那些身强力壮的失业人员可以在自己的社区里工作。这样就建立了济贫和征收当地教区税的体制，这个制度直到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出台才被终止。因此，从物质意义上讲，如果考虑通胀因素，通过立法来济贫远远没有做到位。到1600年，贫困救济金的慈善捐赠，据估计现金总额为每年11 700英镑，占国民收入的0.25%。然而，由于税率不高，筹集的资金估计也更少。如果这些数字是正确的，人们听到的不是一声巨响而是一声呜咽而已。在不同的层面上，《济贫法》是一支安慰剂，告诉“劳动穷人”，他们的社会上层对社会秩序的看法跟他们是一致的，并谴责“英联邦的蠹虫”(主要是中间商)。

物质文化、艺术和文学

在社会更高层，都铎王朝的庄园和高级住宅(prodigy house)越来越奢华。1580年之前的建筑物结合了中世纪晚期和古典风格，但大多数设计的目的是为了炫耀委托人的财富和权力。例如，德贝郡(Derbyshire)的哈德维克庄园(Hardwick Hall)，使用了大量的玻璃，采用高耸对称的结构，从1591至1597年由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ythson)为伊丽莎白也就是什鲁斯伯里公爵夫人所建，这个设计是对沃尔西建造汉普顿宫的计划表示敬意。庄园的护墙上刻着显眼的两个首字母“E. S.”(代表Elizabeth Shrewsbury)，宣告主人的名字。高耸的砖砌烟囱成了一个特征，表明下面就是主楼内的壁炉、厨房和服务用房(如洗衣服和烤面包)，它们要么在一个侧翼，要么在半地下室。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下室变得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在面积受限的地点建造的城市住宅，特别流行建地下室。家仆开始被安排住地下室——后来花了300年才把他们从地下解救出来。

伊丽莎白时代的庄园和高级住宅的主要内部特征是长长的画廊，挂着历史人物的肖像，长廊里是私人谈话或者娱乐的地方。事实上，这些长廊仿照的是本世纪初建造的皇宫里的那些画廊。早期的例子包括沃尔西在汉普顿宫、约克坊(后来的白厅)和伊舍(Esher)建造的画廊。以类似的方式，底层的客厅取代了大厅成为最常用的家庭起居室和餐厅。一家人住在一层的客厅和二楼的房间里；仆人们在一层、二层和地下室干活儿，睡在阁楼或角楼里。因此，楼梯重新焕发活力：木框架结构逐渐成为楼梯的特色。最后，提供自来水和改善卫生条件，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对私人和公共卫生的关注。在城镇住宅，家庭经常会花费很大的力气来解决排水和卫生问题；为了换取供水或排水，他们有时会向市政当局支付现金，但经常是为城镇法院或议会提供一些服务。

关于长廊里展示的肖像画，在亨利八世时期，小汉斯·荷尔拜因(Hans Holbein the Younger)两次拜访英格兰之后，油画艺术和肖像画的风格发生了变革。他的神奇之处在于，出自他手的画像，令被画者栩栩如生。1526年，当这位画家手里揣着交给托马斯·莫尔的介绍信，从巴塞尔来到英国的时候，英国人很少关心肖像。当时人们最渴望得到的艺术品是佛拉芒人的壁毯。托马斯·莫尔是个例外，他是一位手里拥有佛兰德斯大师昆丁·马西斯(Quentin Massys)双联画的、真正的艺术鉴赏家。他雇用荷尔拜因在伦敦切尔西(Chelsea)为自己画肖像及画全家福。消息不胫而走，很快荷尔拜因便开始为亨利工作了——尽管起初只是为一些盛大活动画布景。开始的时候，人们并没有马上追捧他的画，只有外国商人或者莫尔的几个朋友真正想要他的画。

1532年，荷尔拜因看望在巴塞尔的妻子和孩子、刚刚回到英国——他要发迹了。亨利即将与罗马教廷决裂，急需要为他的重大举措做视觉宣传，他自诩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下令在白厅画一幅真人大小的宫廷壁画。荷尔拜因关于这幅壁画的部分草图保留至今。这幅壁画在1698年毁于大火，但有留存下来的副本。这幅画画的是国王的枢密室，是郡主的里间密室。画的背景是一个凯旋门，亨利和珍·西摩在国王已故父母之前。画中央的题词歌颂亨利的伟大：如果说父王亨利七世在玫瑰战争之后给国家带来了稳定，出身更加高贵的儿子推翻了教皇，恢复了真正的宗教，那么谁更伟大呢？这幅画位于亨利宝座的后上方，是“真人”的令人敬畏的再现和神圣都铎王朝超凡威力的象征。

当然，荷尔拜因的“现实主义”是种错视画法(trompe-l’ceil)——这正是亨利需要他的原因。通过凸显国王的身材魁梧和重要性，让国王显得更有“帝王”气质；全身佩戴华丽的珠宝和刺绣，炫耀着巨大的遮阴布，因为这下面蕴藏着英格兰的后代。有一幅爱德华王子的肖像，是送给国王的新年礼物。在这幅画中，爱德华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穿着一件红色的短袍，袍子上装饰着金光闪闪的金线，与金黄的头发相称。即使是孩子也要宣扬“牌子”，这幅肖像带着另一段题词，勉励王子效仿父王，“成为他美德的继承人，天地间难得产下一个他的荣耀可以超越父亲的儿子。”王子的左手挥舞着一个拨浪鼓，像是一根权杖；右手举起，手指张开，仿佛在为他的人民祈福。

亨利有什么喜好，使臣便趋之若鹜，且在解散教会运动之后，他们口袋里也有钱了。亨利的慷慨促进了奢侈品和艺术品市场的繁荣。现在任何权贵都想拥有自己的肖像画了，因为荷尔拜因(和亨利)已经让他们相信，被画者将赢得不朽的名声。荷尔拜因之后，没有很快出现可以跟他齐名的画家，但是在伊丽莎白时期，尼古拉斯·希利亚德(Nicholas Hilliard)凭借其令人陶醉的微缩画像，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画家。金匠出身的希利亚德，因其作为“画匠”(limner)的技艺而闻名，珍贵的肖像因他捕捉到了“可爱、美丽、诙谐的微笑，如闪电般稍纵即逝的眼神，以及容光焕发的面容”而备显荣耀。亲密关系是这种风格的关键，再加上丰富的象征手法，为镜像般的形象塑造增添了深度。为了增强在根特(Gent)和布鲁日(Bruges)的工作室(在那里，微型画画在精细的牛皮纸上，并贴在卡片上)学到的技术，希利亚德用金作为材料，并用“雪貂或白鼬或其他野生小动物的牙齿”打磨它，产生了逼真的钻石效果。希利亚德制作的镶嵌着宝石的小盒子，通常被人们作为护身符佩戴，或作为君主与臣民之间、骑士与女士之间交换的情感信物。他的技艺传授给了他的学生艾萨克·奥利弗(Isaac Oliver)，再又传给了塞缪尔·库珀(Samuel Cooper)。这种微型肖像画最终被摄影的发明所取代。

音乐的发展最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王室和贵族赞助，教会和天主教堂持续的礼仪需求，以及逐步放弃中世纪时期严格的模式限制，鼓励更大胆、更悦耳的作曲和表演技巧。所有都铎王朝的君主与红衣主教沃尔西，都是突出的音乐赞助人，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音乐。亨利八世乐器的清单表明，英国拥有欧洲任何地方的奢侈乐器，国王本人也特别喜欢古琵琶和风琴。他和沃尔西的私人教堂竞相招募最优秀的风琴师和歌手。在亨利八世和玛丽的统治时期，来自佛拉芒、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音乐家经常造访英格兰，威尼斯、佛罗伦萨、曼托瓦(Mantua)和罗马对英国的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体现在作曲家帕莱斯特里纳(Palestrina)的经文歌(motets)和佛罗伦萨牧歌主义者的作品里。伊丽莎白一世收留了一大群来自意大利、德意志、法国的宫廷音乐家和乐器制作人。她的皇家礼拜堂是音乐天才的一流音乐学院，托马斯·塔利斯(Thomas Tallis)、威廉·伯德(William Byrd)和约翰·布尔(John Bull)在那里开创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新教宗教改革乐于鼓励而不是摒弃作曲家：爱德华时代和伊丽莎白时期的禁令，使礼仪音乐和天主教音乐完好无损，许多教堂的绅士默默地恪守着自己的天主教信仰，继续为拉丁文弥撒和经文歌作曲。塔利斯和伯德获得了音乐印刷许可证，使他们和他们的印刷商能够开创乐谱印刷。对于音乐来说，从意大利和法国引进的旋律、和声和舞蹈节奏，跟素歌和对位同样重要，装饰和演奏的艺术在维吉那琴作曲家(virginalist)之间开始流行，尤其是古琵琶和一组乐师组成的乐队。

至于文学和诗歌，伊拉斯谟的机智和莫尔的讽刺小说表现了(虽然以拉丁文)在宗教改革前欧洲文艺的繁荣。托马斯·伊利奥特爵士(Sir Thomas Elyot)，约翰·切克爵士(Sir John Cheke)和罗杰·阿沙姆(Roger Ascham)把古典习语转化成英语白话散文。托马斯·怀亚特爵士(Sir Thomas Wyatt)、萨里伯爵亨利·霍华德(Henry Howard)和菲利普·西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以皮特拉(Petrarch)的风格恢复了英文抒情诗的生命力，并振兴了作为诗歌形式之一的十四行诗。但是自从乔叟时代以来，是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重新发现了英国韵律所缺乏的完美。音乐再一次辅助耳朵，完全实现了耳朵和舌头之间的连通。斯宾塞无可挑剔地掌握了节奏、时间和曲调：他的作品不仅仅是“模仿古人”，特别是，他将北方和中部地区与南方方言和谐融合，使得辞藻典丽的诗歌朗诵起来抑扬顿挫、优美动听，好比古琵琶跌宕起伏的乐声。他的田园诗集《牧羊人日历》(1579年)，是英国诗歌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悠扬的旋律描绘了田园生活的苦乐种种：

鹌鹑啊，听听你的啼啭，

可惜你常向荒山鸣唱。

吾更爱夏日云雀，

你是众鸟中的领唱，

你的歌声在暮春林间回荡，

众鸟栖在林荫深处，躲避烈日，

叽叽喳喳欢快附和，或屏息沉默，

因为你的啁啾甜美令它们羞愧。

斯宾塞的杰作是《仙后》(The Faerie Queene， 1589年和1596年)。这是一部寓言性史诗，从多个层面审视了伊丽莎白时期晚代政体的本质和现状。这部长诗的形式既是文艺复兴的也是哥特式的：细节本身就十分重要，在不损害整体效果的情况下，修饰外部对称性。不过，这首诗首先是一个寓言。正如斯宾塞在给沃尔特·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的一封献词信中解释的那样，“在这首《仙后》中，我想赞颂的是荣耀，尤其构想了我们国家最优秀和最光荣的女王，以及她在仙境中的王国。然而，在其他一些地方，我不会隐射她。”换句话说，斯宾塞的寓言一部分是道德，一部分是虚构，没有简单或直接的意义对应。然而这个寓言只有一个结尾，就像它之前的《农夫皮尔斯》(Piers Plowman)和后来的《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一样，《仙后》带领读者通往能够分辨何为真理何为虚假的道路。为此，伊丽莎白时代的权力政治的野心、腐败、阴谋和世俗意识，被升华为“极乐仙境”，穿着浪漫的田园诗般的外衣，并被歌颂成格罗丽亚娜(Gloriana)黄金时代的虚构现实。

这首长诗没能给当时的宫廷当权派留下深刻的印象。斯宾塞告诉罗利，他的“总体目标”是“以善良和温和的方式塑造一个绅士或高尚的人”。然而，模棱两可的情况普遍存在：斯宾塞认为他的目标已经过时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和治国方法，使得骑士精神渐趋衰落；乔叟时代“真正的完美和善良的骑士”，已经被马基雅弗利式的朝臣所取代。如果黄金时代曾经存在过，它也已经过去了：

我常常把古代世界的形象

与现在的状态做比较，

当一个人年富力强之时，

美德绽放出第一朵鲜花；

我发现这些奇怪的东西跟别的混在一起，

在他漫长的一生中，

从他人生的起点开始，

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与我格格不入；

并且曾经的差错也日益恶化。

毫无疑问，斯宾塞在《仙后》中的寓言过于复杂，他试图将世俗和理想化的行为准则融合成一部戏剧史诗——这必然会难以驾驭，因为读者不得不透过无数的拟人(比如伊丽莎白被比作月亮女神黛安娜，或辛西娅或贝尔菲比；沃尔特·罗利爵士被比作蒂米亚斯，玛丽·斯图亚特被比作杜莎，也象征着神学的虚假等等)来理解其寓意。然而，虽然斯宾塞具备让人愉悦的诗歌创作能力，但缺乏说服力，让读者觉得他是在幻想。我们应领会到揭穿格洛丽亚娜的神话：艺术把“镜子与自然相提并论”，并展示了“他那个时代的形式和压力”。

都铎时代最著名的、成就最高的作家当然是威廉·莎士比亚。他创作了38部戏剧，包括《哈姆雷特》(1600—1601)、《李尔王》(1605—1606)和《奥赛罗》(1604年)等；154首十四行诗(1593—1597)；以及叙事长诗《维纳斯和阿多尼斯》(Venus and Adonis)以及《鲁克瑞丝受辱记》(The Rape of Lucrece， 1593—1594)。莎士比亚对英国文学和欧洲戏剧的影响力，超过其他任何一位作家。他的作品的纯粹人性、力量和精湛技艺，在任何欧洲语言中都是无与伦比的；他的天才超过了乔叟或者丁尼生，这无须证明或解释。但是，我们应该记住，莎士比亚不是像本·琼森(Ben Jonson)、弥尔顿或伏尔泰这样的“知识分子”或“精英主义”作家。他的人生轨迹集中在斯特拉特福德(Stratford)和伦敦，而不是牛津和剑桥。他的日常世界包括生活、死亡、金钱、激情、舞台事业和啤酒屋等，这些因素被他的妙手转化成喜剧、悲剧、历史剧和诗歌。他丰富多彩的经历，也许是他的作品普遍受欢迎的主要原因。当然，他的作品中找不到偏执或自命不凡的痕迹。

莎士比亚的经历，也是处在文化十字路口的作家的经历。大约在1580年之后，欧洲文学越来越多地探索与现代思维过程相关的个体表达和表征模式。作者和他们创作的虚构人物，表现出对一般经历和作家自身独特体验的认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克里斯托弗·马洛的《浮士德博士》(1592年)是伊丽莎白时期文学中个人经历的戏剧性描写的缩影。在这两部戏剧中，《哈姆雷特》更为上乘。莎士比亚采用了一个人们熟悉的故事，并将其打造成为永恒的杰作。但是马洛的《浮士德博士》也不甘落后。两位剧作家都渴望对人做心理学而不是道德描述。不同之处在于，浮士德不会超越自我主义和自我戏剧化的界限来实现自我分析；而哈姆雷特的主观反省和自我怀疑，是其行动的基石。

中世纪晚期的哲学已经开始触及了对感官、自然和真理的客观欣赏，这反映了学者的思想倾向。到16世纪90年代，大约在加尔文主义神学的影响下，重点已转向主观性和自我表达。加尔文主义神学强调：上帝注定的话语具有灵活性不足的特点；一个人对恩典的追求，必然依赖于系统的自我审视。马洛和莎士比亚主宰了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尽管他们没有垄断这一行业。15世纪的寓言和道德戏剧虽然一直被压制，但是还是在茁壮成长，特别是在切斯特、考文垂和约克这样的地方城镇。但是，伦敦莎士比亚环球剧场是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的象征，新教改革的影响与大都市生活的复杂性相结合，为现代英国的首选戏剧提供了独特的形象。自我表达、个性和独白的张扬，也伴随着教育和文化的推广、非国教徒良知的诞生以及世界主义态度的增长。

一个时代的结束

伊丽莎白在1603年3月24日凌晨不到3点去世。人们永远无法知晓，她最终是否对承认苏格兰的詹姆士六世作为她的王位继承人有过遗嘱。然而，因为詹姆士从血缘来说是最佳候选人，而且是男性、新教徒、未婚——詹姆士立即宣布自己是英格兰和爱尔兰的詹姆士一世国王。他的母亲是苏格兰女王玛丽这一事实被静悄悄地淡忘了，但是他的即位实现了亨利八世曾寻求的英格兰和苏格兰王室的统一，结束了英格兰在不列颠岛内的最大安全隐患。

詹姆士于1604年结束了与西班牙的战争。随着和平的恢复，以及新一代受过大学教育的新教牧师来到英国圣公会，伊丽莎白曾面对的两个重大问题，现在得到了解决。尽管参加伊丽莎白葬礼的人多得潮涌如海，大多数人还是乐意看到她的离去。古德曼主教说：“人民普遍厌倦了一个老女人的统治。”只有到了1618年以后，当詹姆士似乎给予天主教势力过多的信任及三十年战争席卷欧洲的时候，新国王在议会中的反对派才再一次开心地“重塑”了伊丽莎白的形象：称颂她是果敢的统治者，财务上精打细算，且毫不动摇地支持国外的新教事业。

这些仅仅是传说。尽管伊丽莎白是一个伟大的存在，挫败了西班牙的猛攻，并自我打造了一位强大领导人的假象，但她政权的力量来自伯利及他的盟友。虽然她在议会上慷慨陈词，但她本人同她父亲一样坚定地相信君权神授，以及王室对教会和国家的特权。个人性格上，伊丽莎白是个说活刻薄、心狠手辣、智力超群、妒忌心强、脾气暴躁的人，也许还吝啬、虚荣、报复心强——尤其是对别的女人。沃尔特·雷利爵士评论过她的决策风格：“女王陛下做的所有决策都是半途而废。”后来的克拉伦登伯爵在他的《英国叛乱史》(History of the Rebellion and Civil Wars)中写道：“我不如那些人敏锐，他们从伊丽莎白女王去世之后(如果不是之前的话)觉察到了这场反叛阴谋。”他知道，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伊丽莎白在16世纪90年代的保守和故步自封，加上爱尔兰的问题和政府贪腐的横行，可以说已经建立了一个阻碍改革的旧式政体。最好读一读后来的历史，在查理一世的“个人统治期”(Personal Rule， 1629—1640)，新教及不列颠群岛和爱尔兰内部安全受到的威胁——这些威胁远远超过伊丽莎白政府的腐败问题对国家造成的危害，它们是由国王和大主教劳德(Laud)的政策制造的。然而，不管怎么说，人民收入微薄和政府腐朽，这些伊丽莎白时代后期所遗留的问题，最终只能通过“内战和空位时期”(the Civil War and Interregnum)才能得到扭转。

[1]　英国中世纪农民的一种，14世纪农奴制废除后由农奴转变而来。根据庄园法庭记录簿使用土地，直至终生。——译者注

[2]　这句话来自《诗篇》8:2，普遍的翻译是：“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译者注

第六章 斯图亚特王朝

(1603—1688)　　　

约翰·莫里尔(John Morrill)

斯图亚特王朝是英格兰最不成功的朝代之一。查理一世因叛国罪被公开审判，并被斩首示众；詹姆士二世担心遭受类似的命运，逃离了他的国家，丢弃了他的王国和王位。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二世皆寿终正寝，但詹姆士一世生前眼睁睁看着他的所有希望破灭，雄心壮志受挫，而查理二世虽然想要有所建树，却胸无大志，直到晚年才过上他所渴望的平静生活。斯图亚特时代最突出的事件是20年的内战、革命和共和制的实验，这些本应从根本上改变英格兰历史的进程，但是这种改变即使有也是难以捉摸的。然而，尽管历代国王和将军艰苦卓绝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但英格兰的经济和社会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不易被察觉，而且也并非政府有意促成的。事实上，17世纪英格兰最显著的变革是由出生率下降引发的。

经济和社会生活

英格兰的人口，从16世纪初(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开始稳步增长，在17世纪上半叶继续增长。1600年，英格兰总人口可能接近410万人(当时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的人口之和大约有190万)。到17世纪中叶，英格兰的人口达到顶峰，接近530万，整个不列颠的总人口已经从大约600万增加到了大约770万。此后，这个数字趋于稳定，或略有下降，英格兰降至490万，整个不列颠降至730万。人口增长的原因令人费解，1650年以前，人口基本稳步增长，偶尔因流行病造成人口暂时减少，随后又恢复增长。最近的研究，把人口增长归因于计划生育习惯。一旦瘟疫失去了破坏力，像英格兰那样土地资源丰富，永远不会遭受造成绝收的极端天气的国家，很可能会恢复人口增长。每对结婚的夫妇都可能生育足够多的孩子，并使他们长大成人，以维持人口总数。事实上，英格兰的晚婚习惯使人口增长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在所有的社会群体中，男女双方的结婚年龄通常被推迟到25岁左右，这样一来，女方只剩下12～15年的生育期。晚婚似乎是由于一项顽固的传统，即夫妻在结婚之前须攒下足够的钱，以便他们建立一个独立的家庭。对富人来说，这意味着去上大学、接受法律培训或当七年(或更长时间)的学徒；对贫寒之士来说，这意味着长期从事家政服务，食宿在东家，工资微薄。

晚婚的潮流一直延续到17世纪后期，这时的结婚年龄甚至更大，这也许是因为年轻人的真实收入已经下降，导致攒够成家立业的钱需要更长的时间。无论如何，首次婚姻的平均年龄似乎又增长了两岁，到了26岁以上，这必然会影响生育率。更戏剧性的是，人们有意限制家庭规模。有三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采取了措施来防止或抑制怀孕。例如，第三个或以后的孩子的哺乳期，要比第一个或第二个孩子的长好几个月，以此来降低生育。粗制的避孕装置和对待性的审慎态度也很普遍。对一些绅士家族的研究表明，甚至独身生活变得更加普遍(海军的大规模发展可能部分地与这一意想不到的趋势有关)。17世纪后期在南威尔士主要的绅士家族中，有1/3的一家之主未婚，而一百年前这个比例是微乎其微的；而平均每对夫妇所生的孩子的数量，从五个下降到两个半(由于儿童死亡率高，意味着很高比例的家庭绝后了)。目前还不知道其他地方的绅士或者其他社会群体是否都存在这种现象，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确实显示了人口的变化模式。

人口增长给经济、社会和政治带来了重大影响。在1640年前的一个世纪里，人口增长速度快于食物产量的增长速度，结果是，有些地区出现了粮食短缺，严重时甚至出现了饥荒和饿死人的现象。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可能有部分伦敦人死于饥饿；17世纪20年代初，坎布里亚有不少人饿死，这是确定无疑的。此后，至少在英格兰，饥荒已不再是明显的威胁。农业生产增加、良好的交通和信贷额度，以及趋于平稳的人口数量，使饥饿问题得以解决。英格兰避开了周期性的粮食匮乏和大规模的饥饿，但在未来几十年里，这些问题持续威胁着欧洲大陆的邻国。

人口增长带来的更持久的影响是物价上涨。1500至1640年间，食品价格上涨了八倍，而工资增长不到三倍。对于大多数不生产粮食，或者生产的粮食不足以养活自己和家庭，也没有盈余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经济困顿的世纪。更有甚者，越来越多的人依赖雇用劳动生存，使得这个世纪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事实上，很大一部分人(显然是绝大多数人)必须购买他们所需的大部分食物，这些支出占他们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政府最关心的是规范粮食交易，并在法律制裁的支持下，给地方提供农业机械、制定行政准则，以确保在庄稼歉收的时候，人们可以以最低幅度的涨价购买库存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

不断增长的人口不仅对食物资源造成压力，也对土地资源造成了压力。对那些平均生育不止一个儿子的家庭来说，在儿子成年后，要么分割家庭财产，下一代的每个成员的财产都减少，要么由一个儿子继承家庭的土地或房产，而其他成员不得不自谋生路。由于农产品价格高，因此哪怕是耕作那些边边角角、经济效益不高的荒地，也有利可图。但是在17世纪初，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多少可供利用的荒地。解决办法在于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的耕地，特别是在林地或沼泽地带(被海水或冬天的雨水淹没的地带)，在现有条件下，沼泽地利用率有限。排干湿地的积水和清理林地的费用都很高，这些工程必须由有风险资本的人来承担，而且当地人也必须牺牲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生计以及不多的财富。政府再一次被迫进行积极调解(或者更多时候是举棋不定)，一方面要鼓励更高的生产率，另一方面要照顾遭受不利影响的人的痛苦和抗议。

不断增长的人口也给就业带来压力。到了17世纪初，英格兰的失业现象非常普遍。农业仍然是主要的就业来源，但田间的劳作是季节性的，而且数十万人发现，并不是全年都有足够的零活儿可干。但是，由于劳动力丰富廉价，而且大多数制造业完全依靠体力而不是一种可以吸引劳动力去开采的能源，又由于原材料散布在各处，有的生长在地上，有的埋藏在地下，因此17世纪的“工业”是在农村地区的农舍和附属建筑里进行的。对于一些人，尤其是从事金属加工和建筑业的人来说，“制造业”是主要收入来源。对于其他人，如从事纺织业的人来说，“制造业”则可能是第一或第二收入来源。纺织品是到那时为止最大的“制造业”，大约有二十万工人分散在英格兰各地，尤其是在西南部、东英吉利或奔宁地区。然而，纺织业是一个特别不稳定的行业。17世纪初，过高的粮价影响了国内市场，战争和外国竞争也大幅缩小了外国市场。成千上万的家庭用尽办法还是入不敷出。伤病、残疾或死亡都使他们收入减少。社会上长期存在“不充分就业”问题——过多兼职工人在寻找全职工作，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在赫特福德郡的奥尔登纳姆(Aldenham)，约有1/10的家庭经常需要依靠济贫税的救济，但还有1/4(总共超过1/3)的家庭偶尔需要失业救济或补贴(例如燃料或衣服)来度过困难时期。对许多家庭来说，为了维持生计，他们不得不节省燃料，采摘野果或野菜果腹，并定期向当地慈善机构或济贫税寻求帮助——这就是所谓的“临时经济”。农村就业困难导致大批男女拥入城市(尤其是伦敦)，而在城市里，问题同样不少，而且更为复杂多变。城里有大量非技术性的杂活儿，但在经济衰退或者农业歉收的时期，零工的需求量会迅速减少。过高的食品价格导致人们对其他商品的需求减少，反过来又缩减了靠非农业工资生活的劳动者的数量。那些最需要增加收入来购买食物的人，反而最有可能找不到工作。因此，政府再一次介入，组织和监管国家穷人救助计划，并出台管理人口流动性、建房和促进海外贸易的辅助性规范。不断增长的人口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可以说超越了国王的资源和能力。那些生产和销售商品的人，那些从土地热中获得更多租金和收益的人，以及那些在日益复杂并充满不确定性的土地和商品市场上提供服务的人(特别是律师)，都想享受他们成功的果实；而其他人则期待国王来阻止或减缓结构性变化带来的影响。在充满活力的经济里，政府须在竞争的、不可调和的利益之间进行仲裁。难怪国王越来越被轻视，也越来越不被信任。

相比之下，到17世纪末期，这些问题即使没有被彻底解决，至少也缓和了许多。人口略微下降，阻止了问题的恶化。更重要的是，农业生产率提高了。虽然关于17世纪农业变革的性质和程度，现在仍然存在很大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从大约17世纪70年代开始，英格兰不再是粮食净进口国，而成了出口国；事实上，政府不得不提供出口奖金来避免余粮囤积。这一重大转变可能和大规模扩大耕地面积有关——或是通过开垦新的土地(而不是耕种现有的土地)，或是通过土地改良方案来实现的。但这也可能是由于引入了新的农业耕种方法，使每英亩的粮食产量大大提高。巧妙的轮作以及粪肥和化肥的广泛使用，增加了粮食产量，也使人们能饲养更多牲畜。几乎所有沿用到19世纪初的、用于改进英格兰农业的方法，早在1660年之前都被英格兰人掌握了，其实大部分方法在荷兰已经试用过了。问题是要了解这些方法被推广的速度有多快。自耕农顽固、保守；在教科书里，好的想法与华而不实的想法掺杂在一起；最有效的方法需要土地使用更加合理化，其中一些方法需要高资本投入。17世纪初，最普遍的创新似乎不是那些可以增加粮食产量的方法，而是那些能够吸收廉价剩余劳动力的方法——特别是将“工业化”的经济作物，如染料作物、烟草、桑树(供养蚕)，转化为手工业生产的方法。只有当人口下降导致实际工资提高、粮价下跌，提高生产率的动力才能取代农民扩大经营规模的愿望。土地出租方式的变化也让地主看到更好的投资回报前景。原先的观念是通过增加种植面积这一简单的手段来增收，新农业或许巩固了这种理念。无论哪种方式，政府对粮食市场的干预和对工资的监管都变得不那么频繁和必要了。

1600年，英格兰仍然由一系列追求实现自给自足(并非总能如愿)的区域经济体组成。信贷和分配问题阻碍了地区之间进行便捷的农产品交换。大多数集镇，甚至大城镇都是展示和销售农产品的主要地方。到1690年，情况就不同了。长期以来，英格兰一直是欧洲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倘若英格兰王室能够得偿所愿，那么爱尔兰和苏格兰或许也可以完全融入或接近免关税区。这个问题不应该归咎于下议院游说者的狭隘私心，特别是在17世纪初和17世纪60年代。英格兰的任何一个地方，距离大海都不超过75英里，并且因为英格兰实施了改善河流航行的计划，到1690年，绝大多数地方距离可通航到大海的水路不超过20英里。一个单一的、一体化的国家经济渐渐崛起。每个地区不再需要努力实现自给自足，不必在劣质的土壤上或不适宜的气候中生产低质的农产品。充分利用当地土壤和气候条件的区域专业化开始出现，一个地方生产的产品可以跟其他地方过剩的粮食或乳制品进行交换。因此，肯特出现了大规模的商品化蔬菜种植。

制造业也是如此。专业化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引发了零售业的革命——商店时代的到来。此前集市给人的印象是，到处是摊位，凌乱不堪，摊贩或零售商陈列着自己种植的、自己制作的或者用当地原材料生产的产品。到1690年，大多数城镇，甚至很小的城镇都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商店——卖的不是当地的农产品，而是能满足该地区多样化需求的商品。店主从遥远的地方进货，以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的需求。一个有据可查的例子是，一个名叫威廉·斯托特(William Stout)的商人于17世纪80年代在兰开斯特以每年5英镑的价格租了一家商店。他去伦敦和谢菲尔德购买了价值超过200英镑的商品，用现金(一笔他父亲的遗产)支付了一半货款，另一半赊账。他很快就从世界各地采购货物，给兰开斯特及周边地区的人们提供种类繁多的商品：西印度的糖、美国的烟草、约克郡西区(West Riding)的五金等，应有尽有。尽管如此，一旦城镇成为世界商品的销售中心，人们往往会绕过没有多少选择的小城镇，前往选择更多的更大的中心。这就是17世纪形成的城市集中在现有的大型集镇的原因。大约二十个城镇的现有居民已经超过1万，这些城镇的人口出现了急剧增长；而市场更小的小镇的人口则略有下降。一些小制造中心(伯明翰和谢菲尔德等金属加工城，或曼彻斯特和利兹等布匹城，或查塔姆等造船城)成为著名的城市中心。但1690年的二十个最大的城镇，几乎与1600年的二十个最大的城镇相同，所有这些城镇都位于沿海或可通航的河流上。

大城镇因其在市场中的地位发生变化而繁荣起来。但其中许多城镇，尤其是县城，不仅成为商品的销售中心，还成为劳务的销售中心。作为地方行政中心，数百人定期到县城的法院和委员会工作。商店的吸引力和地方行政中心的重要地位，刺激了县城的服务业和休闲产业的发展。绅士们和富农或是来到城里做生意、开商店，他们愿意接受律师、医生和地产中介的专业意见；或是带着家眷来住上一段时间，相应的社交活动催生了剧院、音乐会或一系列新的娱乐设施。一个追求休闲娱乐和旅游度假的时代即将到来。

巴黎是法国最大的城市，17世纪中叶，这里已有35万居民。第二和第三大城市是鲁昂和里昂，分别有8万和10万居民。在欧洲，只有五个城镇人口超过25万，但人口超过5万的城镇有一百多个。然而在英格兰，1640年或1660年，伦敦人口已超过50万；纽卡斯尔、布里斯托尔和诺威奇，这三座城市旗鼓相当，争夺第二名，每个只有2.5万人。在英格兰，伦敦的人口比50个排在其后的城市的人口总和还要多。由此不难得出结论，伦敦的增长正在牺牲其他城市的利益。伦敦掌控着海外贸易，也因此掌控着大部分早期的银行业和金融业；这样一来，大部分出口贸易就必须通过伦敦。17世纪，主要的新“转口贸易”(如进口糖和烟草等殖民地原材料，再运往欧洲)也集中在伦敦。伦敦在行政、法律和政治领域占统治地位。虽然英格兰农村地区因供养首都而繁荣起来，并使居民解决温饱问题，但是城市增长可能因此放缓。到1640年，10%的英格兰人住在首都，且至少1/6的人在首都生活过一段时间。到1690年，伦敦最富有的100人就是英格兰最富有的人。财富不再是土地所有者的特权。

如果商品能在国家经济范围内更加自由地移动，那么人们就可以在自己的社区里长期生活下去。内战前和内战后，超过2/3的英格兰人死在他们出生的教区以外。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远离家乡，而是留在他们出生的郡县。人口迁移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改善生活迁移”，青少年和年轻人迁往他处去当学徒或租赁农场。除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前往伦敦当学徒外，整个17世纪，这种移民基本上是地方性的。第二种是“维持生计移民”，那些在家乡找不到工作或工作前景暗淡的人，出门谋生计，他们经常长途跋涉，希望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17世纪下半叶，这两类迁移的人口数量比上半叶时减少了许多，一部分原因在于人口增长停滞及经济发展给家乡创造了更好的就业机会；一部分原因在于申请贫困救济的门槛普遍降低了，使得教区管理者更容易怜悯手脚健全的失业者；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严格的定居法抑制和阻止了移民。1662年，一项议会法案赋予了警察和监督者以权力，他们可以惩罚那些为寻找闲置的公共土地或者荒地来盖房子，而在不同教区间来回迁徙的移民。

17世纪可能是英格兰历史上第一个迁出人口多于迁入人口的世纪。在这个世纪，有30多万人(主要是年轻的成年男性)跨越大西洋移居美洲。最大的群体迁往西印度群岛；第二大群体迁往弗吉尼亚州和信奉天主教的马里兰；一个小群体迁往以清教徒为主的新英格兰。移民浪潮是波动的，但在50年代和60年代达到顶峰。对于大多数移居国外的人来说，移民的主要原因是寻找工作和追求更好的生活。然而，对于少数人来说，移民是为了逃离宗教迫害，他们期望建造教堂并以自己的方式崇拜他们的上帝。越来越多的人因犯罪或仅仅因为流浪(特别是17世纪60年代)而被强行送往世界其他地区。除了跨大西洋的移民之外，还有未知数字的英格兰人越过了英吉利海峡，前往欧洲大陆定居。其中最大的群体可能是天主教家族的后裔，移民是为了宗教自由或充当雇佣兵。新教徒的年轻后裔也纷纷参加雇佣军。其中数百人返回英格兰参加了内战。因此，尽管在16世纪，英格兰是著名的宗教避难处，但在17世纪，欧洲和美洲接受了来自英格兰的宗教难民。17世纪初，迁入英格兰的外国人可能比前几十年少。17世纪唯一重大的迁入移民是犹太人和法国的胡格诺派——犹太人在克伦威尔政权取消了定居禁令后蜂拥而入，胡格诺派则是为了逃避路易十四在80年代对他们的迫害。

很少有人在离他们出生地很远的地方安家落户，更多的人前往英格兰各地。商贩、承运人和其他从事商品运输的人员增长了三倍或四倍。沿海贸易中的货运量可能也增长了三四倍。马路上挤满了小贩(叫卖着新闻报纸、传单、年鉴、警示录和写满生活诀窍的小册子等)、兜售各种小饰品的流动商贩，还有旅行艺人。农村生活的社交中心是教区的教堂，而酒馆一直是人们消遣的地方，这一时期，在传播新闻和信息以及形成流行文化方面，酒馆已经不逊色于教堂。17世纪初，中央和地方政府对酒馆进行了监管，主要是为了避免太多的大麦用于制麦芽和酿酒；到17世纪末，政府监管更关切的是酒吧存在煽动叛乱的隐患。

1540至1640年这100年间，财富出现了再分配的现象——从富人和穷人手里移向中间阶层。王国里最富有的人的大部分收入来自租金和服务，而这些都很难跟上通货膨胀：长期租赁的传统、固定租金的习俗和波动的“进入费”(entry fine，租约易手时支付的款项)影响了富人的收入。精明的地主可以确保收入增长与通货膨胀保持同步，但许多人做不到。同样，那些有农场或财产但不能自给自足的人，受食品价格上涨(更糟糕的是价格波动)的冲击；而劳动力市场过剩，实际工资下降，使穷人很难填补他们的亏空。无地劳工和住小茅草屋的人激增。然而，社会的中间阶层，无论自耕农还是商人，生活却蒸蒸日上。如果他们的生产超过了自己的需求，有了剩余，他们可以高价卖出，并雇用廉价的劳工扩大生产。他们可以把钱放贷给贫穷的邻居(那时候还没有银行、股票和提供住房贷款的房屋互助协会)，一旦借贷人未能偿还债务，他们可以没收借贷人的财产。他们投资于更多的土地，宁愿扩大业务规模而不愿意将资本投入改善生产率。许多人从农民阶层升入了绅士阶层。

17世纪，英格兰只有两群人享有“社会”地位——绅士和贵族。其他人具有“经济”地位，并由经济功能界定(如牧民、皮匠、商人、律师等)。贵族和绅士不同于其他社会群体。他们有着与众不同的“特质”，那就是“高贵”。贵族和绅士是“高贵的”，其他人都是“卑贱的”或“粗俗的”。这些概念部分来自封建和骑士传统，根据这个传统，王室持有土地，骑士们通过军事功勋从王室换取土地。这些军事功勋到这一时期早已不存在，但关于土地和庄园的所有权能够给所有者赋予社会地位和“荣誉”的概念重新焕发了活力，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概念被应用到英格兰。对绅士或贵族的治理应该不同于其他群体。绅士过着独立休闲的生活，不需要工作就有收入，衣食无忧，不依赖别人，有时间和闲暇来投身于政府事务。绅士具有独立的判断力，并训练做决定的能力。并非所有的绅士都曾任职于需要一些特质的岗位(如治安法官、警长、民兵队长、高级警官等)，但是，所有绅士都有这种担任公职和治理国家的能力。绅士应该热情、仁慈、公正。无论在财富上，还是在心智和个人偏好上，绅士都不同于自耕农。小绅士和自耕农收入差别不大，但他们过着不同的生活：绅士出租他的土地，穿棉布和亚麻布，能读拉丁文；自耕农是干粗活儿的农民，穿皮革，用英文读写。到1640年，大约有一百二十位贵族和两万名绅士，占成年男性的1/20。土地的永久性和土地收入的稳定性使得绅士精神局限在乡村地区；富有的商人或手工业者虽然收入可能比许多绅士高，并且在他所在的地区政府中担任同样的公职，但并不具有绅士的地位，而且他必须工作，他的资本和收入是不稳定的。绅士年幼的儿子，如果去学法律或做生意，就无法保留他们的身份地位。不过他们可以从事某种职业，从而让自己和儿子可以重新获得绅士地位。富商或律师希望通过购置庄园，在晚年过上绅士般的生活。

这种模式在17世纪后期发生了转变。此时的条件对大农民(large farmers)不利——高赋税、高劳动力成本和低利润。如果他们不在提高生产率上加大投资的话，将比不上大地主(大地主依靠的是规模经济)。这一时期，极少有自耕农渴望跻身绅士行列，同时很多未成年的绅士放弃为了保持绅士的外表而进行的不平等的竞争。另一方面，职业人士、商人和城镇官员更加大胆地声称，他们跟乡村绅士一样优秀，理应获得受人尊敬的头衔。于是“绅士”的定义被延伸，囊括了以上这些人(他们不需要预先购买土地)。这些“伪绅士”越来越受人尊敬，越来越被人认可，甚至得到了传令官的认可。然而，他们没有获得广大乡村绅士的认可，他们认为自己所珍视的绅士身份被贬低了，并对此深恶痛绝。为了回应“绅士”一词被贬低的情况，他们推出一个新的术语，以恢复他们的排他性和自我重要性：他们称自己为乡绅(squire)，称自己的群体为“乡绅阶层”。

1540至1640年这100年间，中间阶层以牺牲社会最底层和部分最顶层的利益为代价而得到巩固。1640年后的一个世纪里，大量贫困家庭的生活有所改善，而大农场主和小地主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社会顶层则大发横财。到1690年，一群拥有地产的人崛起(他们伟大的时代才刚刚开始)，他们的利益、财富和权力建立在地产之上，但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地产。他们的投资涉及贸易、政府贷款、矿产资源，以及农业种植方法的改进和出租农田。他们一半时间住在城里，一半时间住在农村；他们既能与伦敦富裕的精英阶层打交道，又能跟乡下人打成一片。他们构成了超越财富的世界性的文化精英，这个群体融合了许多贵族，但不限于贵族。这一新现象在当时得到了认可，并需要一个集体名词来给他们贴上一个社会标签。于是，“贵族”(aristocracy，就像“民主”这个词一样，迄今为止是政治思想家所用的，而非社会分析所用的)这个词便产生了。17世纪后期发明的“乡绅”一词和“贵族”一词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社会的演化。城乡一体化、大都市价值观和时尚的传播、经济的波动性，以及社会的流动性都是影响人们相互分类的重要因素。到了1690年，英格兰已经有一个灵活、单纯的有钱人精英阶层；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依旧盛行特权和血统论，而在英格兰，获得财富和权力的条件已经不再受这种落后观念的束缚。

政府和法律

斯图亚特政府对社会的这些结构性变化知之甚少，也无能力左右这些变化。斯图亚特政府掌握的资源远远不能实现国王的野心，也不能满足大多数人对国王以及国王对自己的期待。

国王掌握的财政和官僚资源仍然有限。詹姆士一世继承了每年35万英镑的收入，到17世纪30年代末，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了100万，80年代末甚至达到200万，增长显著。这意味着，在整个17世纪，斯图亚特王室在和平时期有足够的资金从事各项活动。到17世纪末期，来自王室土地和王室封建特权的收入大幅减少，只占王室收入的一小部分。王室的常规收入主要来自对贸易的征税——商品进出口关税和消费税。消费税是对基本生活消费品(尤其是啤酒)征收的一种销售税。只有在内战期间和政权真空期(这期间大多数国家收入来自财产税)，直接税收才是重要的财政来源。在1603至1640期间和1660至1689期间，直接税收占王室收入的比例不到8%，明显少于14世纪或16世纪。这一现象部分反映了土地所有者主导着具有税收支配权的下议院，但也反映了阻碍提高税收分配效率和公平性的行政弱点。

贸易的活跃度，尤其是在1630年以后，成为王室收入稳定增长的最大原因(远远超过通货膨胀率)，几乎在各方面，斯图亚特王朝都是欧洲负债最少的王朝。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二世都遭受过财政失控的窘境，他们常常挥霍无度，草率地花钱收买仆人以获得他们的忠诚和欢心。然而，斯图亚特王朝的问题应该归咎于伊丽莎白女王。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整个欧洲，国王们都以国家正在遭受暴虐或异端的外国人的入侵威胁为借口，设立新的税种，而当入侵恐慌被解除或入侵被击退后，这些税种通常被永久地保留下来。17世纪90年代，当英格兰遭到专制君主路易十四和詹姆士二世的围攻时，威廉三世就做出了这样的税收调整。由于斯图亚特王朝从来没有面对真正的外敌入侵的威胁，于是没有充分的借口，进行令人难以接受的财政税收调整。在无敌舰队时代，伊丽莎白一世有绝佳的机会增设税种，但她年事已高，心力交瘁，接受了保守的建议，没有去尝试。相反，她通过出售土地来支付战争的费用。虽然这一做法没有让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的处境变得如人们一度认为的那么艰难，但确实产生一个重大结果：它使国王丧失了借贷的抵押物。

只要斯图亚特的国王们用心治理，就有足够的收入实现财政平衡。在当时的统治者中，几乎只有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没有破产过，他们只在1670年有过一次被迫推迟偿还贷款利息的情况。但他们从来没有足够的资金去打一场胜利的战争，好在从1600到1689年，从来没有人威胁要入侵或向英格兰宣战，这并不像听起来那么严重。英格兰向西班牙(1624—1630， 1655—1660)、法国(1627—1630)和荷兰(1651—1654， 1665—1667， 1672—1674)发动过战争，但英格兰始终是侵略者。虽然这些战争没有完全实现主张战争的人的目标，但至少英格兰没有吃过一场败仗，让步也都是发生在交战前。虽然争夺殖民地(南亚、中亚、非洲、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斗争正在激化，但是英格兰没有割让过领土，相反领土继续稳步扩张。英格兰人越来越认识到，对欧洲大陆的重大武装干预是徒劳的，于是逐渐增加了向海军的投资，而所有欧洲大陆国家也发现，陆地战争的高成本阻碍了海军的发展。到1689年，英格兰海军与荷兰和法国平分秋色。接下来的25年里，一系列战争使英格兰海军称霸欧洲。由于没有财力支持，英格兰无法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但在17世纪，其世界地位有了大幅提升。

王朝缺乏强制性的力量——没有常备军或有组织的警察部队。即使是保卫国王并围绕他执行仪式功能的警卫团，也是在查理二世复辟时期创建的。1603至1640年期间，国王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召集的战斗人员只有区区几十人，远非成千上万。1660年以后，英格兰可能有大约三千名长期服役的武装人员，而爱尔兰和丹吉尔(查理二世娶了葡萄牙公主为妻，丹吉尔是葡萄牙国王送给英格兰的嫁妆)要多得多。当时还有数千英格兰人被荷兰和葡萄牙军队组建成长期服役的军团，在紧急情况下，英格兰国王可以召回这部分武装力量，但英格兰境内没有军队。在詹姆士二世统治之前，除了在英格兰西部拔掉非法种植的烟草和偶尔围捕宗教异议人士以外，英格兰都没有军队的身影。

当然，内战之后的情况并非如此。在冲突最激烈的时候，1643至1644年，英格兰大概有十五万名武装人员，占成年男子人口的1/8。到了17世纪40年代末，这一数字下降到2500人；在第三次内战，即反对年轻的查理二世和苏格兰人的战争(1650—1651)，这一数字又上升到45 000人；1652至1660年，武装人员的数量维持在10 000和14 000人之间(尽管在特定时期，还有18 000到40 000人在苏格兰和爱尔兰服役)。英格兰的军队被派到各个军事驻地。伦敦有一支人数可观的军队，大约3000人，这支军队驻扎在公共的地方(包括圣保罗大教堂，其中殿已成为一座教堂军营)。军队经常干涉当地的行政和政治(尤其是在当地的教堂，驻军经常保护分裂主义分子的礼拜堂，培养激进的分裂主义分子)。军队曾经是少数派共和政府的唯一保障，同时也是广大民众不满的源泉，这种不满影响了广大民众，使他们无法长期接受法国的弑君和大革命事件。

在该世纪剩下的时间里，防御入侵和叛乱的第一道防线不是常备军，而是民兵。民兵是一支训练不足、装备简陋、组织涣散的地方防卫部队，由国王指定的当地绅士家族招募和领导，但并不听命于国王。他们只是在1642至1645年的战争期间积极参战或愤怒地开枪射击。

英格兰根本没有警察系统。没有几个刑事案件受到过官方的“调查”。刑事审判的结果，要依据受害人或者有冤情的一方提出的指控，以及提交给治安法官的证据。逮捕是由乡村警员(由普通农民或手工业者轮流担任，任期一年)或由手下有若干带薪法警的警长(由绅士们轮流担任)来执行的。暴动和更普遍的骚乱只能由民兵或“地方武装队”来处理，“地方武装队”由一群自由土地持有者组成，是警长为应对暴乱事件特意招募来的。

国王几乎没有强制性力量，也没有多少官僚机构。17世纪30年代，有报酬的公职人员总共不到2000人，其中一半还是国王私人的家庭佣工，如厨师、马夫等。管理英格兰的“公务员”，或者说拿工资管理国家的人，不到1000人。最少的是为法庭和枢密院服务的文职人员。由于事实调查人员人手不足，且没有足够的文件柜存放可供检索的资料，因此决策者手头的所掌握的信息明显受限。17世纪，略微有所扩大的公务员队伍，大幅改进了海军管理和财政部门的工作(财政部能够负责各个政府部门的预算和财政优先事项)。内战带来了两个宝贵的副产品：在官方账目中引入阿拉伯数字取代罗马数字和印刷情况调查表(printed questionnair)。尽管枢密院在1603至1640年期间规模增加了三倍，并在查理二世时期再次翻倍，但是办事效率却稳步下降。而且虽然在外交理事会、贸易理事会、殖民地理事会等机构下面设立了二级委员会，但是办事效率并没有在伊丽莎白时期的基础上有所提高。

17世纪的英格兰政府是基于“同意”而进行统治的，这通常是指政府事务是由议会决定并通过议会讨论的。但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政府是由来自英格兰各地无偿的、自愿的官员决定，并通过他们进行统治。各个郡政府掌握在重要的绅士手中，17世纪初，这样的绅士有3000人左右，而到了17世纪后期，这一人数达到5000人左右。他们是由国王挑选的，但是国王选择的自由度受到限制，他只能从每个郡的财富和声望最高的80个家族中挑选约50人出来。在实践中，除了太年轻、太老迈、太疯癫或过于笃信天主教的之外，所有绅士家庭的一家之主都被任命了。在200个左右的行政区，权力掌握在12～100人的团体手里。在大多数行政区，这些掌权人构成了一个自我延续的寡头统治集团；在规模较大的少数族裔中，选举像是一种更广泛的特许权。直到17世纪80年代，才有人试图挑战乡村和城市精英约定俗成的权利。

地方精英对政府的自愿支持极为重要，因为他们掌管着许多重要事务：税收的评估和征收，民兵的维持、训练和部署，社会和经济立法的实施，大多数罪犯的审判，以及日益加强的强制实施宗教统一。在查理二世复辟时期(1660—1688)，他们的自主权和权威性实际上比战前时期更大(复辟是乡村绅士的胜利，而不是国王或议会的胜利)。17世纪的执政艺术是让那些统治城镇和乡村的人认识到，他们与王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利益契合点。在大部分时间里，这种利益契合是被认可的。王室和绅士之间拥有共同的政治词汇和相同的社会理念，对秩序和稳定的脆弱性也有同样的忧虑。这层关系让绅士们即使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也不得不服从国王。1625年，当一位绅士听到朋友抱怨被迫非法征税，他对这位朋友说：“我们决不能给我们下面的人树立一个不效忠君主的榜样。”地方精英也参与了无数的地方争端、对峙和利益冲突。这些矛盾可能涉及传统做法或荣誉问题，税收的分配或税率问题，地方职位的晋升问题，或者改善公路和河道运输的资金问题。对于以上这些这些问题，国王和枢密院显然是仲裁者。所有的地方治安长官(郡长)都需要王家支持来维持他们的地方影响力。如果不与国王合作，多数时候，任何人都别指望获得国王的支持。执政的艺术就是让所有地方郡长马不停蹄地努力工作。1603至1640年间，即使有时候对被派下来的任务感到震惊或不安，但大多数郡长仍然尽职尽责；1660年后，内战的可怕回忆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只有1641年的查理一世和1687年的詹姆士二世例外，他们暗藏私心，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放弃与这些拥有大量土地、财富和权力的群体进行交易，此时王权与绅士之间的利益纽带宣告破裂。

除了王室与绅士阶层所保持的利益关系外，我们也不应该低估王室对那些塑造信仰和观点的机构的控制力。虽然国王从来没有完成对中小学、大学、教堂和媒体的控制，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控制力反而下降了，但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教师、传教士和作家还是维护王权以及现行的社会和宗教观点的。这方面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劳德大主教和他的集团力图推进英格兰教会改革，他们的思想通过精心培养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教师，迅速在这两所学府传播开来，并影响了整整一代大学生。同样，17世纪80年代，君权神授论在大学毕业的神职人员当中比在普通民众中更根深蒂固，这也是国王对大学里的重要职位进行控制的结果。在复辟时期，克拉伦登伯爵告诉议会，英格兰国教在17世纪50年代蓬勃发展，并在国王归来时遍地开花的主要原因是，克伦威尔未监管好中小学校长和教师。克拉伦登向政府承诺，将确保每一位教师的政治忠诚和宗教正统。有证据表明，17世纪后期对教师的控制比其他任何时候做得更有效。1689年以后，虽然“非国教徒”获得了宗教集会的权利，但他们依然没有开办或经营自己的学校或学院的权利。

早期的斯图亚特王朝

由此可见，国王拥有着巨大但不稳固的资产。无论是都铎王朝政治体系崩溃并导致内战和革命，还是君主制和教会的回归和重建，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与16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相比，在17世纪20年代或30年代，担心或预测内战发生的人更少了，更不用说主动寻求内战的人了。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几乎没有人相信共和主义和宗教狂热主义会遭到致命的打击。

在整个伊丽莎白统治期间，内战带来了三重威胁：悬而未决的王位继承问题，敌对宗教派别的狂热，以及欧洲大陆列强在英格兰和爱尔兰国内纠纷中的潜在影响。所有这些极端危险的问题，在16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都消失或减退了。斯图亚特王朝以无可争议的继承身份，牢牢占据了宝座。英格兰天主教社团被剥夺了原有的地位，但只受到极小的迫害(他们要缴纳区别性的税收和其他款项，且不得担任公职)，而清教徒试图在这些已被摧毁的组织和机构中发展自己的力量，从而接管教会。清教徒普遍虔诚和热忱，但现在他们的主要特点是，接受《公祷书》和教规的基本形式和做法，并通过增加自己的仪式、讲道和祈祷会来对形式进行补充。最重要的是，他们试图给宗教大家庭带来的精神净化，并非挑战本地教区的信仰，而是对其进行了补充。这些新增的形式是他们的内核，而《公祷书》仪式只是证明他们信仰基督的外壳，但清教徒和当局之间的对抗程度下降了，清教徒为反对不虔敬的国王而组织地下抵抗运动的能力也消失了。最后，欧洲大陆内部的紧张局势出现了缓和，冲突规模缩小，这消除了其他国王干涉英格兰内政的动机。基于以上这些情况，英格兰在17世纪初摆脱了内战的威胁，此后，也没有证据表明英格兰社会普遍沦落到无法无天、暴力横行的境地。恰恰相反，除了埃塞克斯伯爵试图推翻他在法庭上的败诉而引起了短暂的动荡之外，1569至1642年这段时间是英格兰所经历过的时间最长的国内和平时期。1605至1641年期间，没有贵族成员或许也没有任何绅士被判叛国罪。事实上，这段时间内只有一位贵族成员被处决(1631年，卡斯卡芳爵士因众所周知的严重的性犯罪被判死刑)。叛国罪和处决的数量逐年下降。

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英格兰可能是欧洲暴力最少的国家。17世纪的头40年里，死在戏剧《哈姆雷特》或《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舞台上的人，可能比任何一场暴力冲突或一系列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都要多。敌对群体之间的血仇杀戮和循环报复，更是闻所未闻。除了在苏格兰边境地区偶尔出没的“骑兵流寇”(Moss Troopers)之外，英格兰没有强盗、土匪，甚至没有持械的流浪团伙。虽然16世纪后期仍然可以看到郡县法官之间的敌对，以及由争议引发的斗殴和暴力(如在16世纪70年代的柴郡和90年代的诺丁汉郡)，但到17世纪，对司法机构的尊重足以消除这种暴力行为。

英格兰人出了名地爱打官司，但这恰恰说明人们愿意服从国王法庭的仲裁。虽然仍然存在审判轻率、陪审团由零散人员拼凑而成，以及对违法者进行恐吓和施行非正式的社区惩罚机制等现象，但这些远没有达到杀戮的程度。虽然在1628年，一名狂热分子出人意料地刺杀了白金汉公爵，但极少有执法人员在履行职责时遭到杀害或致残，包括郡长、副郡长、法官或警长。一些执法人员在扣押那些拒绝付费或纳税的人的货物时，被殴打或被人拿着干草叉追赶，但总的来说，王朝头几十年的良好法律和秩序是王室法庭全权管辖的结果，也体现了人们服从于政府工作的大趋势。甚至暴乱(暴乱通常与粮食短缺有关，或者由于佃农和手工业者的土地被剥夺，失去了他们家庭的经济命脉)的频率和强度也逐年下降。当然，暴力的程度也很低，很少有人在暴乱中死亡。政府的反应也很克制：1629年，在前一次骚乱平息后的几周内，仅四名男子因涉嫌参与马尔登的暴动而被处决。另外，当局倾向于动用最低限度的武力，给暴乱分子判处缓刑，并在提起诉讼时提供仲裁，或用仲裁代替诉讼。暴乱没有对国家机构或现有社会秩序构成威胁。

很少有现代人会预料到当时会爆发内战，这只能说明人们没有认识到重大的社会结构性问题。英格兰可能已经变得难以治理。就像一架飞机的机组人员和乘客都没有预料到坠机发生，但这并不能防止坠机。虽然坠机有时是因为金属老化或机械故障，但有时是因为飞行员的失误。英格兰内战的原因太复杂，不能用这样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但似乎战争的爆发更多是由于飞行员失误，而不是机械故障。作为事后诸葛亮，现代人在反思“大叛乱”的原因时，很少追溯到1625年查理一世即位之前。他们也许是对的。

虽然詹姆士一世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国王，但这无法掩盖他在性格和判断上存在严重缺陷这一事实。他与伊丽莎白女王恰恰相反。他对君主制和王权的性质有非常清晰、全面且一贯的看法，但他完全没有遵循这些看法。他知识渊博，撰写了有关政府的理论著作，与天主教论争者就神学和政治问题进行了有力的辩论，并将他的思想和笔锋转向古老但仍在不断增长的巫术威胁，以及引进烟草的威胁。他相信君权神授论，并认为国王只对上帝负责，而且只有上帝有权解除对国王的信任。但是詹姆士也承认，实际上他受到加冕誓言的约束——加冕时国王庄严宣誓要遵守“王国的法律和习俗”。然而，绝对的王权可能只存在于理论中，在实际情况中，他承认他只能通过议会制定法律和提高税收，并且，作为国王，他的每一个行动都受到司法审查。虽然他的特权来自上帝，但也受到法律的制约。在这方面，詹姆士言而有信。他与议会或者其中一些派别有若干分歧，但这些分歧大多是不重要的，并且是暂时性的。因此，他于1621年对下议院发表的致辞——他声称他们的特权是由他恩赐的——引发了一场围绕特权来源的争论。但他只声称有权评论他们如何使用这种恩赐，而没有声称有权撤销这份恩赐，也没有提到任何相关的权利和自由。正是这种不合时宜的做法，这种在错误的时刻做出正确论证的能力，使他从法国国王亨利四世那里得到“基督教界最聪明的傻瓜”这一绰号。

然而，他最大的缺点不是智力问题，而是道德和个人方面的问题。他不注重仪表，常常蓬头垢面，举止粗鲁，做事没有条理，还爱吹毛求疵。他掌管了一个政府，但这个政府侵吞公款、享受特权，迅速破坏了执政的效率和声誉。王室的财政捉襟见肘，为了给官员发放薪水不得不走歪门邪道。但在詹姆士统治下(虽然在他儿子的统治下并非如此)，这种做法一发不可收拾。政府的公众形象因一系列涉及性犯罪和谋杀的丑闻而变得更糟。1619年，一位前宫务大臣、一位前财务大臣、一位前国务大臣和一位前“绅士近卫队”队长，都因为性犯罪或财务犯罪被投入伦敦塔监狱。1618年，詹姆士一世和一位小绅士出身的侍臣发生了热烈的同性恋恋情，随后几年里，这位侍臣平步青云，成为白金汉公爵，这是一个世纪以来第一位非王室出身的公爵。白金汉公爵从病弱的詹姆士手中接管了政权，并一直替年幼胆小的查理一世掌权，直到他于1628年遇刺。这样一个糟糕的公众形象让国王付出了惨重代价。财政上，他缺乏节制，不仅恶化了财务问题，也削弱了整个社会为他提供充足资金的意愿。

詹姆士一世是一位有远见的国王，但从他自己的希望和抱负来看，他是一个失败者。他的愿景是团结。他希望把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王室联合起来，扩展成更完整的不列颠王国联盟。他想把法律、议会、教会整合起来，但他只能解决有限的经济联盟、对联合公民身份的有限承认以及共同的国旗。他所追求的“心灵和思想联合”完全没有实现。詹姆士的想法表现在他提出的灵活、渐进的建议中，但是他的想法在议会遭到了心胸狭隘的乡绅的反对。他还试图利用他的三个王室(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力量和权威来促进基督教王公(Christian princes)之间的和平与团结，在他早年的时候，詹姆士成功地调停了发生于波罗的海和德意志的两起冲突。但在晚年，他因无法阻止“三十年战争”的爆发，以及“低地国家”(包括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之间再次发生冲突而饱受诟病。最后，他试图利用自己作为英格兰“天主教和改革宗教会”领袖的地位，推动苏格兰长老会和英格兰国教合作，促进基督教会的和好。他试图成立大公会议，呼吁结束宗教冲突，然而所有教会(包括天主教、东正教、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派)的温和派还未来得及对他的呼吁做出响应，这一计划就再次因三十年战争的爆发而落空。但是他的愿望仍在很多方面引起了共鸣。

但是，詹姆士的统治确实使英格兰的政治更加稳定，并减弱了宗教狂热，实现了国泰民安，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持续尊重。他在爱尔兰阿尔斯特推行“种植园政策”，掠夺了本土爱尔兰天主教地主的田产，取而代之的是数千来自英格兰的家庭(许多来自伦敦德里及周边地区的家庭挨着一群伦敦人定居下来)和甚至更多来自苏格兰西南部的家庭，这项政策可以算作是一个相当残酷的短期成功，虽然其冷酷的后果到现在仍然没有消失。他留下了大笔债务和一个声名狼藉的朝廷，并在没有足够经济实力的情况下，信誓旦旦地向西班牙发动了一场规模有限的战争。

他与议会发生过争吵，他提出的一些重大举措未能获得议会通过，其中就包括《与苏格兰合并法》和称为“大契约”的旨在使他的收入合理化的精心计划。但是他也没有遭受重大挫败，因为议会未能减弱王权，也丝毫没有强化议会参与政府事务的权力。议会在国王挑选的时间召开，工作完成后便解散。议会程序没有什么进展，因此也未对议会权力产生影响。在詹姆士统治时期，议会在六个月中只召开不到一个月，直接税收不到王室总预算的十分之一。大多数成员严重疑问议会作为一个机构能否继续存在下去。没有人认为取消议会能给他们带来权利，更不用说有机会抵制王权。詹姆士是一位依照法律进行统治的新教国王。他厌恶某些人，但极少猜疑和仇恨他的臣民。查理一世于1625年继位，这是自1509年或者说自1307年以来最风平浪静的王位继承。

正如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之间存在惊人的差别，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之间也存在着惊人的不同。詹姆士不拘小节、不修边幅、平易近人，而查理冷若冰霜、循规蹈矩、阴险狡诈。查理一世个子矮小，弱不禁风，在才华出众的哥哥的阴影下长大，他12岁那年，他哥哥死于天花。查理一世个子矮小，说话口吃，优柔寡断，他试图简化周围的世界，他认为只要国王树立榜样，只要确立秩序和一致性，顺从与和平将随之而来。他是那些对自己的动机和行为的纯洁性充满信心的政治家之一，他是如此充满正直感，以至于认为不需要向人民解释他的行为，也没有必要向人民证明他的行为是合理的。除了他的心腹之外，别人几乎无法接近这位国王。与能言善道的詹姆士不同，查理沉默寡言，独断专行。他在很多方面正如詹姆士在《国王的天赋能力》(Basilikon Doron)中所描述的偶像一样。

查理一世的治国方式不同。他是一位性情高雅的国王，主持着廉洁公正的朝廷；他禁止贪污受贿；在1629年后的和平岁月中，国家预算平衡，行政精简，枢密院得到重组。在许多方面，政府变得更加高效务实，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部分原因在于误解和沟通失败。1625至1630年，英格兰与西班牙交战(为了重新夺回查理的姐夫巴拉丁选帝侯的领地，并支持新教事业)，还与法国交战(迫使路易十三尊重婚姻条约的条款，路易十三把他的妹妹亨丽埃塔·玛丽亚嫁给了查理一世)。议会叫嚣着要对外国开战，但却不愿意提供确保战争胜利的资金支持。一支雇佣军被枉送德意志，几支海军远征队向法国和西班牙沿海据点发起进攻，结果一无所获。行政和军事筹备所耗费的庞大资金，以及为了弥补议会支持的不足而采取的一些压迫性金融措施，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一些人甚至开始怀疑军事行动和这些措施的合法性。

然而，在他整个统治期间，查理一世漫不经心地以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进行统治，也不解释为什么这么做是正确的。在1629年之前，国王和议会之间就一系列问题发生了对抗，如国王失败的外交政策、为资助该政策而采取的财政应急措施、为推行这些应急措施而动用的监禁手段，以及国王所赞助的教会中的一个新的少数派——这派人的信仰和做法与英格兰圣公会教义大相径庭。1629年，愤怒和受挫感达到了顶峰，于是查理决定，在可预见的将来，他将不召集议会而单独执政。他可能认为，如果主宰最近几届议会的莽撞分子和不满分子都死绝了，国王和议会之间曾经的和谐就会恢复。这与他的大多数想法一样，过于简单化。但是这个决定本身并不是毁灭性的。1625至1629年间的三届议会，令查理愤愤不平、怀恨在心。但它们代表的只是一系列挫折而不是有组织的抵抗，并且它们还表现出议会体制上的无能。议员对国王的政策有很多直言不讳的批评，但意见不统一。一些议员对国王的宗教和外交政策感到焦虑，其他人则质疑国王的财政应急措施的法律基础。像约翰·皮姆、爱德华·科克爵士、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约翰·艾略特爵士和达德利·迪格斯(这些也许是议会中批评国王最尖锐的人)都憎恶白金汉公爵，而且都认为拨乱反正的最好办法就是自己在政府里就职掌权，但是除此之外，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这些朝臣个个都野心勃勃，一方面是因为在政府部门任职可以得到奖励和荣誉，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能够提出原则和政策。他们没有改变政治体制，也没有改变宪法。他们不是最初的革命者，他们甚至缺乏统一的目标，无法组织起替代政府的团队。

所以在17世纪30年代，国王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治国理政，并且没有采取任何协调一致的行动(和平或其他方式)来恢复议会。国王大幅增加了财政收入，足以应付和平时期的用度，他只在一件事上面临阻挠，不过这种阻碍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这件事就是国王从1635年起开始征收用于建立舰队的船税。大部分阻挠来自地方上关于税赋分配的争议。虽然船税征收比预期的要慢，但超过90%的船税都征收到了。对于船税的合法性问题，曾在公开法庭上进行过争论，国王胜出之后，船税继续征收，且税率更高了。到1637年，查理的权力达到顶峰：国家预算平衡，经济社会政策有效，政务会运作高效，且王位稳固。臣民对他的顺从程度达到几个世纪以来的最高峰。

然而，查理推行的宗教政策，使他疏远了绝大多数国民，因为他支持大主教威廉·劳德(William Laud)，这重新唤醒了16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宗教热情，但这并没有导致地下教会或宗教颠覆活动的发展。事实上，那些不接受劳德的宗教要求的人，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前几代人所没有的选择——移民到新世界。在新世界，他们摆脱了英格兰国教的迫害，但是他们开始以新教纯洁的名义相互迫害。

然而，关于劳德的两件事十分危险，它们削弱了臣民对国王的忠诚度。其中一件事是，由大主教资助的许多人所进行的布道，以及劳德本人和他的同事所鼓励的诸多宗教活动，让人想起罗马天主教的信仰和仪式。劳德自己坚持认为，虽然罗马教会存在腐败，但它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但人们普遍认为，教皇主义被人从侧门引入英格兰，英格兰国教正在遭到背叛和遗弃。事实上，劳德自己的首要目的并不是要改变教会的礼仪和仪式，而是要限制英格兰人完全遵从《公祷书》。1559年版的《公祷书》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够用的。因此，围绕《公祷书》发展起来的清教徒习俗和仪式的广泛影响，将被缩小或废除。这个计划激怒了所有的清教徒，也让多数人感到担忧。与劳德的主张同样糟糕的是，他试图以世俗人士侵犯了教会的财富和管辖权的罪名，来攻击他们，以此恢复主教、教会法庭和教区神职人员的权力和权威。教会的土地将得到恢复，什一税的控制权和神职人员的任命权都受到限制，神职人员执行上帝律法的权力得到加强。在劳德的教堂中，最显著的变化是，圣餐桌从教堂的中庭挪到了东边，圣餐桌被放置在一个高台上，并用栅栏隔离起来。与此同时，由注重地位的神职人员设立的华丽昂贵的长椅被拆除，取而代之是朴实无华的长椅。教堂里，牧师站在高高的圣坛上，俯视着坐在下面敬畏谦卑的平信徒。有罪之人不能通过单独的神的圣言来得救，只能通过上帝的牧师所传递的圣礼来得救。只有从平信徒的贪婪和愚蠢中解脱出来的牧师，才能执行教会的使命。这样一个计划使劳德主教能够在这个国家享受几乎所有的既得世俗利益。

尽管如此，查理一世仍在1637年权倾天下。然而，五年后，内战爆发了。这完全是由一系列灾难性的失误导致的。国王应该从17世纪20年代(如果不是16世纪90年代的话)学到的最明显的教训是，无论有没有议会的帮助，都铎-斯图尔特政府体系都没有足够的能力打胜仗。打不了胜仗不要紧，因为在可预见的将来，没有人对英格兰开战，这给国王创造了越来越有利的经济环境(严重的通货膨胀逐渐消退，对外贸易蓬勃发展)。查理需要避免陷入一场不必要的战争。然而，1637年，他鲁莽地与苏格兰臣民进行了内战。查理一世坐镇伦敦，对苏格兰的治理显得鞭长莫及。对秩序和整合的渴望导致他首先挑战苏格兰领主的自治权，如对世俗化教会土地的管辖权和所有权，然后试图将劳德在英格兰所倡导的宗教改革引入苏格兰。苏格兰对宗教改革的抗议导致秩序崩溃，而国王时不时的威吓和不诚恳的让步导致这些麻烦迅速升级。12个月内，查理对苏格兰推行的宗教政策瓦解，他在那里的政治权威也遭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因此，他决定用武力强制施加他的意志。1639年和1640年，他计划入侵苏格兰。在两次交战中，苏格兰人的反应都比他更快、更彻底，发动的人也更多。短期议会(1640年4月至5月)提出愿意给查理提供攻打苏格兰的资金，作为回报，国王必须做出痛苦但可接受的让步(当然这比苏格兰人要求的要少)，但是查理拒绝接受这样的交易，他更愿意依靠爱尔兰天主教徒和苏格兰高地天主教徒，以及华而不实的西班牙和教皇的帮助。糟糕的协同、士气的低落以及普遍缺乏紧迫性，迫使查理放弃了1639年的入侵行动。苏格兰人在1640年秋天入侵英格兰，并占领了纽卡斯尔。苏格兰人驻守在那里，拒绝撤兵，直到国王与苏格兰签订了一份由英格兰议会批准的条约《里彭条约》(条约中包括战争赔款)。

因此，所有对国王政策感到不满的人都迎来一个独特的拨乱反正的机会：一个不能随意解散的议会被召集起来。之所以采取这种坚决的措施，主要与当时独特的历史背景有关。12个月之内，查理维持无议会政府所依仗的机构和君主特权被清除。那些在17世纪30年代曾劝诫过国王的人遭到监禁、流亡或羞辱。但是，没有发生预期的和平与合作。相反，在越来越大的不信任和指责中，危机迅速加深。内战在两年内爆发，几乎令所有人都感到沮丧和困惑。为什么查理的地位崩塌得如此彻底、如此迅速、如此惊人？历史学家们对此争论不休。但有两点非常明显，其中一点是，一旦人们普遍期望的宪法改革得以实现，那么查理卑劣的品格、明显打算尽早收回他的让步的决心，以及他越来越希望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使用武力的意愿，将迫使下议院领导人，尤其是约翰·皮姆(John Pym)，考虑采取更激进的措施。1640年，议员们一致赞成一个对国王不利的、限制王权的方案，废除那些维持无议会政府的权力、君主特权和法庭。没有人打算增加两院的权力，只是坚持让议会定期举行会议来履行其古老的职责：制定法律、批准拨款、使国王注意到百姓的不满以及寻求补救方法。到1641年秋季，出现了一种全新的观点：国王本人是如此不负责任、无法挽救，因此议会有权以人民的名义，将以前由国王行使的权力，转移到议会手里。具体而言，这意味着下议院应参与枢密大臣、国家和法院的主要官员的任命和解雇，并且枢密院的辩论和决定应受议会监督。议会之所以提出这些要求，是因为查理在1641年7月与苏格兰人签订的条约中曾做出非常类似的让步。10月，爱尔兰叛乱爆发后，这些要求变得更加迫切。

爱尔兰北部的天主教徒害怕英格兰议会将推出新的压制性宗教立法，于是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解除执行此类立法的阿尔斯特新教徒的武装。由于阿尔斯特种植园地区遗留下了宿怨深仇，暴力事件不可避免地失控，新教徒中有3000人(即新教徒人口的1/5)被屠杀。英格兰的可靠资料显示，实际数字要更大。对于查理一世来说，致命的是，这些反叛分子声称是按照他的权威行事，并且他们还伪造了一份授权令。这让人们更加相信一些传闻。有传闻说查理与爱尔兰天主教徒策划阴谋，以及他与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和教皇进行了秘密谈判，以获取1640年入侵苏格兰的人力和财力，而随后在1640年初，就发现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军队密谋通过武力解散议会的行动。几周之内，在军人的支持下，查理断然签署逮捕令，在议会的一次会议中逮捕了五名下议院议员。在这种情况下，委托查理去招募和指挥军队来为英格兰效力并征服爱尔兰人，是不可想象的。此时，约翰·皮姆率领议会攻击查理一世，称他是一个精神错乱的国王，一个不适合行使王权的人。在内战爆发前的18个月里，下议院的大部分人和上议院的少数人都赞同这一观点。当查理一世在诺丁汉高举战旗向人民宣战时，人们对他的判断力和可靠性的质疑，是分裂国家的原因之一。

导致战争爆发的第一个因素是，查理在1640年的行动，迫使许多人采取了比他们原来的或预期的更为激进的宪政立场。但宪政因素对于内战爆发的影响是有限的。围绕一个迫切但不可谈判的主题，一个信任问题出现了，那就是用于对付爱尔兰反叛分子的武装部队的控制权。这还涉及别的问题，即国王对民兵及其指挥官(包括郡长和副郡长)的控制权。这些宪政问题，连同国王的大臣和议员对议会的问责，被证明是内战的诱因，但这些问题并不是那些积极选择站队的人头脑里考虑的东西。当然，信任问题使得一些人站到了议会一边，但是皮姆和他的同僚此时提出的新要求，对许多人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如果说国王跟教皇眉来眼去，把一些人推向了皮姆的怀抱，那么皮姆的鲁莽把另一批人推向了国王的怀抱，因为他不择手段地用屠杀数千名伦敦人的方式，来恐吓两院议员批准有争议的措施。1642年，就宪政问题，几乎每个人都选择了自己的立场，但是有10个人无法选择站队，他们认为双方都存在正确和错误的地方，并且继续祈求双方达成妥协，和平解决分歧。在大多数的郡和自治市镇，整个1642年的主流情绪是和平主义、中立主义或至少是地方主义。也就是说，人们企图通过全国中立化，促使各派达成非军事化协议，或者通过“和平”运动强制双方接受非军事化协议，或者县政府以国王或议会的名义强制实行秩序和纪律，但是，人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更大的、全国性的战争。关于宪政问题，无论对威斯敏斯特那些议员施加多大压力，都不足以引发内战，他们早都经历过王室的狡诈和伦敦学徒们的威胁政治。

但到了1642年，出现了第二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宗教。大主教劳德的宗教实验激活了清教徒的战斗精神。到1640年，大批神职人员、绅士，特别是富裕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决定，必须推翻教会的管理制度，因为它很容易被一群创新者和秘密天主教徒(比如劳德派的人)所操纵。主教的职位必须废除，有人说，《公祷书》“臭气熏天，上帝的鼻子也觉得它奇臭无比”，必须予以压制，并且必须停止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等“教皇制度的”节日。议会中的多数人最初赞成进行更温和的改革：惩罚劳德和他的追随者，并制定立法以减少主教的自治权和管辖权。但是，苏格兰人要求更大的变革，有人还精心策划了一场请愿活动，要求改革教会的“树根和树枝”，还有许多地区爆发了圣像破坏运动(砸碎教堂窗户的彩色玻璃和砍毁圣餐栏杆)，这迅速导致意见的极端分化。由于许多反对主教的人也反对贪婪的地主和什一税(影响到普通的财产权)，于是捍卫现有教会不仅是捍卫宗教，更是捍卫社会的秩序和等级以及国家。

在保皇党出现之前，已经有一个英格兰国教党，那些在1642年投奔国王的人显然是出于宗教目的。另一方面，拥护议会的人是那些致力于推翻现有教会的人，他们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福音派教会，该福音派教会更重视传讲上帝的话语，加强道德和社会纪律。新英格兰的流亡者回到了英格兰，他们讲述敬虔的信徒在荒芜之地的成功故事，他们的回归强化了以上观点。《旧约》中，以色列人摆脱了埃及的奴役，被带领到应许之地，同样神的新选民英格兰人将摆脱束缚，被带到另一片应许之地，一个勇敢的新世界。尽管大部分英格兰人都在犹豫不决，寻求折中办法，但是接受武装斗争的少数派却对宗教充满热情。

随后，那些犹豫不决的人也被无情地卷入内战。面对少数派不断升级的要求和威胁，大多数人不得不选择站队。许多人，或大多数人，只进行了极少的抵抗，他们选择按照逼迫他们的人的指示做事。另一些人进行了自我反省，而后不情愿地做出了痛苦的决定，将自己和家人搬到他们认为更高尚的一方的控制区。但是，由于害怕国王的“教皇派”盟友和议会的宗教狂热分子，做出这个决定让很多人痛苦不堪。

内战

第一次内战从1642年持续到1646年。很难说战争爆发的具体时间，因为国家是逐渐陷入战争的。1642年1月，国王离开伦敦，开始了环绕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地区的漫长征程。4月，他试图收回存放在赫尔的一系列军事装备(他在苏格兰战役中遗留下来的)，但是城门紧锁，他吃了闭门羹，被迫退回到约克。在6月到8月期间，查理和议会两院就民兵训练问题向敌对军官发布了截然相反的指示，这导致了一些小规模冲突和武力威胁。到8月底，双方都在积极招兵买马，冲突升级。8月20日，国王在诺丁汉举起旗帜，正式宣战。但是，各方都希望谈判能够取得成功，或者两军之间只进行一场战役就解决问题。但是，10月23日，在沃里克郡南部的艾吉希尔(Edgehill)爆发的第一场战斗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虽然国王在向伦敦前进并且到达了布伦特福德，但他没有军队或后勤支持来迎战阻止他前进的部队。寒冬迫近，道路变得无法通行，他撤退到牛津。冬天里出现了间歇的和平，并进行了徒劳无果的谈判，仅仅过了一个冬天，真正的战争爆发了。最初的军队都是勉强拼凑的，军饷仅够糊口。到了春天，显然全国必须动员起来，必须在每个地区建立军队，还要有维持军队的资金和行政机构。国家可能已陷入战争，但是这场战争的逻辑及其代价会将内乱变成血腥的革命。

在1643至1645年的某些时候，可能1/10以上的成年男子都参了军。没有单支军队超过2万人，而最大规模的一场战役(马斯顿荒原战役，发生在1644年6月，在约克附近，有几支军队交锋)的参战人数也不到45 000人。但在1643年、1644年和1645年的战事期间，通常有12万到14万武装人员参与战斗。双方在各自的地盘组织各郡的“联盟”，每个联盟都有一支军队(至少在名义上如此)，其主要职责是清除敌人的联盟，保护自己不被入侵。双方各有一支负责全国性战事的“行军部队”。在这些情况下，战争基本上是小规模战斗和包围，而不是重大战役。有些地区(例如东盎格利亚、南海岸和威尔士中部)几乎没有发生战斗；其他地区则不断被敌军践踏和占领(塞文河和泰晤士河流域最严重，而整个中部地区是一片永久的军事区)。议会的中心地带是伦敦附近的地区。由于靠近首都，受到议会两院的强制要求，以及成千上万的伦敦人已经迅速武装起来(由失业者和有宗教倾向的人组成，他们所占的比例不详)，使得温和派和犹豫不决的人也接受了议会的权威。同样，国王最初的优势在于他访问和参观过的地区：中部地区的北部和东部，包括兰开夏郡到牛津郡的各个县。最北部和西部，最初是中立的或立场不明确的，保皇党逐渐在这些地区占了上风。

国王在最初阶段拥有几个优势：富人的支持、源自国王的自然统一的指挥结构，以及更简单的军事目标(夺取伦敦)。但议会拥有更大的长期优势：伦敦的财富和人力，对提供信贷至关重要；对海军和贸易路线的控制，使得务实的商人宁愿与他们打交道，而不愿与国王打交道；需要保卫的领土更加紧凑，比保皇党位于内陆的领土更不易受侵略；以及在1644年有两万苏格兰人从北面入侵国王的领地，虽然这一行动所起到的帮助作用有限，但仍然很重要，作为交换，两院承诺建立一种与苏格兰类似的教会政府。

在持久战中，议会一方很可能会拖垮保皇党。事实也确实如此。纯军事因素对战争结果的影响很小。双方部署了相同的战术并使用了类似的武器；双方都有大量经验丰富的军官，他们在三十年战争中服役于大陆国家的军队。1645年，双方都“重新塑造”了他们的军事组织，以打破军事平衡。国王在布里斯托尔和牛津分别设立了司令部，而议会把三支在最近几个月已经疲惫不堪的军队重新召集起来：一支对其现有的任务(防御东盎格利)来说过于庞大的军队，威廉·沃勒(William Waller)爵士在南部地区吃了败仗的军队，以及埃塞克斯伯爵总司令的“行军部队”。这支新模范军由一位“局外人”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Thomas Fairfax)指挥，以避免旧军队中的高级军官相互不服气，并且所有议会议员都从司令部中被召回议会；没有被召回的，要根据现有的资历进行安置。新模范军创立的初衷不是为了将议会事业激进化，它也不受激进军官控制。关键问题是职业化，而不是激进化。军队后来在宗教热情和为人才开放职业生涯方面取得声誉，并不是在其初创阶段就拥有的特征。1645年6月，议会在纳赛比战役中取得胜利，从这以后议会取得了一连串胜利，这并不是因为宗教热情，而是因为军队可以得到定期的报酬。在战争的最后18个月里，没有领到军饷的王室军队自动瓦解了，而新模范军得到了充分的补给。议会通过消耗战取胜。

战争的最后12个月中，暴力和破坏行为日益受到人们的反对。这些英格兰西部和西南部的中立主义者，或者说“手持棍棒”起义的农民和乡村手工业者，试图把一方或双方驱逐出他们的地盘，并要求双方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由于保皇军队纪律松散，因此他们成为被打击的主要目标。但民众对双方的敌意，使得议会也很难采摘胜利的果实。

为了赢得这场战争，议会对人民征收重税，对富人和中等阶层征收的直接税收，占他们收入的15%～20%。对基本商品征收消费税，例如啤酒(在热的植物饮料，如茶、咖啡和巧克力引进前的时代，男女老幼的基本饮料是啤酒)和盐(当时必不可少的防腐剂)。数千名绅士和很多其他人的财产在对手控制的地区，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他们的收入全部由国家征用，只有那些有妻子和子女的，才被准许保留收入的1/5。战争接近尾声时，议会允许不太活跃的保皇党人(“过失者”)通过支付高额罚款来重新获得他们的庄园；但保皇党的强硬派(“邪恶者”)不允许通过这样的方式赎回财产，后来他们的土地在公开市场上被拍卖给最高出价者。而那些财产没被没收的人，都被要求把钱借给国王或议会。拒绝“自愿”借钱将招来罚款。除了这些负担之外，双方都采取了免费征用民宅的措施，即部队扎营在民宅里，平民几乎得不到任何食宿的补偿。移动的部队很可能自取所需，谁敢抗议，他们就把火枪指向谁。虽然抢劫和掠夺比较罕见，但偷盗和踩踏农作物很普遍。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被战争严重打乱的经济体中。保皇派占领了伍斯特，议会占领了格洛斯特，这严重影响了塞文河上的贸易；保皇派对牛津的占领和议会对雷丁的占领也影响了泰晤士河上的贸易。糟糕的天气带来了其他问题，17世纪40年代后期，出现了该世纪最糟糕的粮食歉收问题。高税收和高食品价格影响了制造业市场，并导致经济衰退。穷人和生活拮据的人的困境令人绝望。要解决战后的和解、解散军队和恢复“正常”等问题，需要付出的成本越来越大。

为了打赢内战，议会还必须赋予其代理人广泛的权力，甚至是专断的权力。这场战争是由伦敦的一系列委员会负责管理的，这些委员会负责监督每个县和区域联盟的委员会的活动。各级委员会被授予与普通法原则相悖的权力：评估人民财富并摊派税收的权力；搜查房产并扣留货物的权力；以及在未经审判、未陈述理由和未受限制的情况下，监禁那些阻碍他们的人的权力。享受这些权力的人，受到任何民事或刑事诉讼的时候，都可以得到补偿，(在1647年中期以后)该赔偿由另一个议会委员会执行。地方最高法院的判决被委员会法令搁置。正是这些举措，保障了议会打赢内战所需的资源。但到了1647年和1648年，议会的治理看起来比国王更加暴虐。和平和复辟的呼声高涨。

为了赢得战争，议会还向苏格兰人承诺解散伊丽莎白时代建立的教会，并根据上帝的话和“最佳改革教会的榜样”重新创立教会(这是一种诡计，因为苏格兰人错误地认为这应该是他们自己的教会)。到1646年，这些至少在纸面上完成了。主教、天主教堂、教会法庭、祈祷书和教历(包括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被废除和禁止。取而代之的是“长老会”制度。一些邻近教会的传道人和长老每月开会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每个郡内所有这些会议或“班”的代表定期会面。教区、各阶层和地方的活动，将由教会全国大会和议会进行协调。人们未能摆脱旧教会的权威，同样不能摆脱新的国家教会的权威。新的国家信仰将建立在新的祈祷书(《威斯敏斯特公众礼拜守则》，强调即兴的祷告和宣讲圣言)、新的教义问答书和新的信条上。在各个层面上，“敬虔”的人都有权利通过教会和世俗制裁向他人灌输道德义务、“礼仪改革”和严格的精神服从。但这个清教徒实验还是夭折了。它给平信徒太多的控制权，令许多恪守教规的长老会牧师不悦。它赋予单个教区的权力太少，而给予其他阶层、教省和教会会议的权力太大，令许多其他人不悦。精确的教条、仪式和纪律要求，对其他人来说过于僵化或者本身不可接受。虽然1642年“清教徒”一致反对现有秩序，但强迫人们做出某种选择的行为，造成了运动内部的重大分裂。许多“独立人士”拒绝接受这一方案，开始要求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在国家教会之外进行自由宗教集会的权利。有些人开始拒绝缴纳什一税。任何企图强制推行长老会制度的行为，都会导致清教主义的瓦解。同时，这个制度受到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强烈反对。他们自四代人以来，一直热爱《公祷书》，庆祝伟大的基督教节日，他们不愿意放弃这两样。他们憎恶清教徒的教义，即禁止任何人在没有得到牧师和他的自以为是的追随者的批准情况下，或者在没有获得有价值的证书的情况下，接受圣餐。因此，在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包括东盎格利亚，反对《公祷书》和庆祝节日的法令都是一纸空文。试图强制推行变革的牧师们遭到了反对，甚至被驱赶。虽然1/5的神职人员因精神上、道德上或政治上的不妥之处被议会委员会驱逐，但那些替代他们的人，大部分仍然寻求秘密的主教圣职。虽然清教徒实验失败了，但它拉高了人们对专断的议会的仇恨。

但是，如果说绝大多数人，甚至是胜利的一方，也相信内战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而只是用更加严酷的税收和宗教政策替换了旧的国王的政策，那么少数人同样对满目疮痍的现实感到沮丧，他们认为必须进行更为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上帝不可能毫无目的地让他的子民遭受这样的考验和痛苦。如果承认这场斗争徒劳无益，按照国王原本在1642年接受的条件将国王请回来，将会背叛上帝以及那些为上帝的事业而死去和受苦的人。宗教再一次成为激励人们继续生活下去的力量。这些观点在伦敦很流行，因为那里教堂集中，且经济陷入萧条；这些观点在军队里也流行，因为士兵依然带着痛苦和狂热的战争记忆，他们在战火中意识到神与他们同在。此外，身无分文的议会，忧心忡忡，他们预见到向人民增税的后果。1647年春，议会试图解散大部分军队，并在拖欠军饷的情况下(从内战结束以来累积的军饷一直没有支付)，派遣其余部队再次征战爱尔兰，此举激怒了军队。1647年夏和1648年秋，两院中的大多数人都看不到未来的道路，他们无奈地接受了国王或许也会接受的条款。在遭遇军事失败后，国王的计划是继续谈判，但暂不做出任何决定，此计划看起来很奏效。

然而，军队曾两次阻止议会投降。1647年8月，军队进军伦敦，从下议院中赶走了领头的“煽动者”，其他人出于畏惧，投票表决把军队认为理所应当的税收和其他物资交给军队。在这个过程中，伦敦有一个被称为“平等派”的激进团体邀请军队来解散长期议会，裁定所有现有政府因滥用了人民的信任而无法律效力，并建立新的民主宪法。军队拒绝了这份邀请。平等派希望所有生来自由的英格兰人都签署一份社会契约，即人民协议，并充分享有参与去中心化的民主国家的事务的权利。所有担任公职的人，只能在短期内任职，并对其选民负责。许多权利，尤其是信奉任何形式的基督教的自由，都不会被任何未来的议会或政府所侵犯。平等派倡导宗教自由，谴责长期议会的腐败和暴政，军官和普通士兵都被平等派的倡议所吸引。军官和普通士兵中的“鼓动者”就平等派的提议进行了辩论，最著名的是1647年11月在普特尼教堂及附近举行的辩论会。但绝大多数人最终认定，这些提议并没有满足军队的基本生存需求。相反，军队倾向于向受到严惩的议会施加压力，以利用其专权来满足其局部利益。

结果引发了各个地方反抗中央集权和军事统治的反叛运动，第二次内战爆发。温和的议会议员、棍棒兵和全国各个郡，联合起来反抗新的压迫，他们的愤怒得到了原保皇派的鼓动和支持。肯特郡、东盎格利亚、南威尔士、西部和北部地区，未受第一次战争影响、未被上次的经历所震动，而恰恰是在这些地区，第二次内战打得最为激烈。国王不明智地与苏格兰人进行了结盟，使战争变得十分复杂。议会未能履行协议(在苏格兰推行教会和解方案)，此举遭到苏格兰人唾弃。尽管看起来不太合理，但苏格兰人还是愿意相信狡诈的查理所做出的含混不清的许诺。如果这些起义协调一致，或者至少同时发生，那么可能会取得成功。但起义是一个接一个爆发的，结果被军队各个击破。随着苏格兰人在8月的普雷斯顿战役中战败，第二次内战宣告结束。

内战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全国仍然呼吁和平与和解，仍然需要供养军队，国王仍然闪烁其词、做空洞的承诺。与1647年一样，两院不得不面对一个悲惨的事实，即他们所有的努力都已化为乌有。到12月初，议会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向国王投降，让国王复位，并按照他的条件恢复秩序与和平；二是，废掉国王，大胆而冒险地尝试宪政。绝大多数两院议员和绝大多数国民，都希望选择前者，而由军队领导带头的极少数人决心选择后者。军队第二次清洗了议会。在所谓的“普莱德清洗”中，超过一半的下议院议员被逮捕或被强行阻止进入议会。其余2/3的议员拒绝参加被侵犯的下议院。在随后的革命性的几周里，所有议会议员中只有不到1/6参加了议会，许多参加议会的议员也只是为了缓和紧张的局势。不到1/10的议员通过了对国王进行审判的决定，议会在1642年向国王宣战。

1649年1月，国王被判处死刑。他的尊严和宽容极大地挫败了对手的舆论宣传。在白厅前的广场上，查理一世在惊愕但充满同情的公众面前被斩首。这位最无耻、最狡诈的英格兰国王获得了殉道者的荣誉。最终，他的名誉因他的尊严以及后来发表的为他做辩解的《圣王的肖像》(Eikon Basilike)而得到恢复。这本书在未来数十年里一直很畅销。

共和国与护国政治

1649至1660年，英格兰是一个共和国。在某些方面，这实际上是一个革命时期。别的国王也曾遭到残酷杀害，但之前没有一起是合法处死的。君主制与上议院和英格兰国教一起被废除。英格兰在1649至1659年间有四部独立的宪法，在1659至1660年间出现了一系列混乱的临时宪法。苏格兰完全融入了英格兰，傲慢的爱尔兰被征服，这在其冲突不断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一时期是全国性政府的一次重大试验，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被触及。法律制度有所修改，但是可以看出来，它还是那个由专属的法律司铎运作的晦涩难懂的旧普通法系统；季审法庭回归，并成为名副其实的地方议会，同时地方政府也恢复了旧模式。财务大臣重新掌握了政府的财政大权。现有的财产权受到保护和加强，社会秩序受到捍卫，不再受激进分子的影响。国教的结构变得十分松散。虽然不是人人都必须加入国教，但大家都必须缴纳什一税以供养神职人员，并且当教区官员履行都铎时代的法令所规定的职责时，人们必须接受他们的世俗和道德权威。在实践中，每个教区在敬拜、见证和仪式等方面都享有自由，使得英国国教的仪式和节日得到平静、广泛的推广。

从体制上讲，这10年是恢复君主制的道路上崎岖坎坷的10年。1649至1653年，英格兰由“残阙议会”进行管理，残阙议会是接受了普莱德清洗和弑君的长期议会的一部分。残阙议会获得了所有的立法和行政权力。尽管一些骄傲的议员将自己比作罗马共和国的议会，但在实践中，残阙议会捉襟见肘。它回避自身的问题，因为它忙得无暇采取大胆的举措和寻求长期解决方案，更不用说建立新的圣地了。通过出售王室、教会和保皇党的土地，残阙议会为军队提供资金去征服爱尔兰，包括攻占德罗赫达(Drogheda)和韦克斯福德(Wexford)，以及屠杀平民。屠杀平民的行为在英格兰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残阙议会辩解称这是对1641年大屠杀的报复。残阙议会也为军队入侵苏格兰提供了资金，这次入侵要比入侵爱尔兰温和。通过建立议会外金融机构和恢复战前形式的地方政府，“残阙议会”在外省说服了足够多的人继续前进，并在第三次内战中击败保皇党。对于宗教问题，残阙议会发出了前后矛盾的声明，大多数人都在猜测教会的优先事项，这样一来，没有人会极力反对。残阙议会与荷兰爆发了海战，并在随后的几个月内俘虏了大量荷兰商人，这使英格兰的转口贸易翻了一倍。士气低落的保皇党舔了舔伤口，努力去还债；老议会党中大多数垂头丧气的人不得不唯命是从。残阙议会则跌跌撞撞地往前走。

1653年春天，军队已经准备好迎接改变。在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胜利，以及在伍斯特战胜查理二世，被视作神恩的新见证。军队领导人，尤其是其指挥官奥利弗·克伦威尔(他自1649年以来担任军队指挥官)要求进行一场宗教改革，但残阙议会因为过于繁忙、过于死板而未能实行这项改革。

残阙议会和军官们之间的分歧最终导致议会被强制解散，军方曾在1647年和1648年希望避免此事发生。由于担心自由选举会惹怒右翼多数派，克伦威尔决定召集一个“圣徒集会”，集会的140名选民是从忠于上帝事业的人中精心挑选出来的。这些人除了具有克伦威尔称之为“事物的根源”(对上帝给他的子民的旨意具有完整和强烈的体验)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圣徒集会”的任务是制订一个重建道德和政治教育的计划，克伦威尔希望该计划能让人们认识并拥有上帝的“承诺和预言”。克伦威尔设想这140名圣徒能够拼凑出真理的图像，这个想法虽然高尚但未免太天真。这140名被提名组成议会的顽固分子缺乏领导，相互间缺乏协调，他们争吵了五个月，然后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将权力交还给总司令。克伦威尔诚心诚意地想说服别人来治理国家，而他不插手，但这种尝试失败了。军队单独撑起了这个共和国，它既能成立政府也能推翻政府。军队必须担负起执政的责任。

从1653年12月开始，直至他于1658年9月去世，奥利弗·克伦威尔一直以护国主和国家元首的身份统治着英格兰。根据两个成文宪法，《政府约法》(1653—1657，由陆军委员会发布)和《谦恭请愿与建议》(1657—1658，由议会起草)，克伦威尔作为行政首脑，必须协同并且通过国务委员会来进行统治。他还必须定期与议会会面。克伦威尔觉得自己与率领以色列人到达应许之地的摩西非常相似。英格兰人曾在埃及受到奴役(斯图亚特君主制)；他们逃跑并越过红海(弑君)；他们现在在沙漠中历尽千辛万苦(眼下的不幸)，在火柱的指引下成功穿越沙漠(军队自1655年在西班牙战役中获胜起，接连取得了一系列伟大胜利，这是神灵旨意的显现)。像以色列人一样，人民不听指挥、牢骚满腹，有时需要被反扭双臂押送往应许之地，就像克伦威尔在1655至1666年间的一次失败的保皇派叛乱(参加叛乱的保皇党人数不多，但许多人视而不见，除了军队之外，很少有人去扑灭叛乱的火焰)中，对普通人反应不积极而感到失望。然后他制定了一个政府制度，将每个地区置于高级军事指挥官的监督之下。这些“重要将领”负责安全工作，但也在各个方面干预地方政府，实行“礼仪改造”(一场重塑道德的运动)。在其他时候，克伦威尔试图通过“疗伤与和解”的政策，淡化武力，努力扩大参政人员的范围，并与郡长和地方议会分享权力，“诱哄”着人民走向“应许之地”。

如果克伦威尔能满足于别人对他的政策的默许和最低程度的政治顺从，那么他本可以建立一个安稳和持久的政权。但他渴望承诺和热忱，渴望建立一个更能回应上帝的事物、更愿意顺服上帝指令的国家。克伦威尔是一位正统的加尔文主义者，他相信上帝的选民有责任让所有人都爱戴上帝、崇敬上帝，并且相信上帝的旨意向其子民显示了前进的道路。克伦威尔的想法与众不同，他相信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选民分散在教会之中。宽容是恢复上帝的话语和真理的统一性的一种手段。这种宗教激进主义伴随着社会保守主义。社会的等级秩序是自然而美好的，其缺陷和不公正并非固有的，而是罪恶的结果。必须改革的不是社会，而是社会中人的行为。

通过处死查理一世，克伦威尔脱离了扎根于过去的政治权威的正当性；通过承认拥有选举权的人所进行的自由投票将恢复国王的地位(即拒绝以同意为权威的基础)，克伦威尔摆脱了当下的争论。他相信自己正在履行上帝的旨意，他的自我正义性在于未来。但是，由于他相信自己有这样的任务要执行，因此他蔑视公民自由和法律自由，而这种藐视对他来说是致命的。为了实现神所应许的未来，克伦威尔独断专行。他未经审判就把人投入监狱。当商人乔治·康尼拒绝支付违宪的关税时，克伦威尔囚禁了他和他的律师，以阻止他向法庭上诉。当议会未能为他提供足够的财政拨款时，他自行下达命令进行征税。当人民没有自发地回应他的重塑道德的号召时，他任命了许多上校，让他们来给百姓施压。因此这是最大的悖论。作为处死国王的人、不情愿的国家元首和有远见者，克伦威尔被第二届议会奉为奥利弗国王。他被赐予了皇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议会提出要限制他的权力，用先例和法治来约束他。因为他认为这种限制不利于他去履行委托给他的使命，因为他认为上帝的旨意并没有指示他去恢复上帝设定的职位，于是他拒绝了王位。

克伦威尔在世时，拥有直接军事力量的军队和拥有终极社会权威的乡村绅士一直很活跃。克伦威尔是乡村绅士和职业军人、宗教激进分子和社会保守派、政治远见者和宪政倡导者、个人魅力十足和令人难以忍受的自以为是的独特结合体。他既是促进政局稳定的唯一因素，也是导致他所掌管的政权走向不稳定的最终根源。如果他能够解决争端，他本可以建立一个审慎的共和国；如果他的心中没有一团改变世界的烈火，他就不可能从羊农荣升到国家元首。随着他的去世，共和国轰然坍塌。他的儿子缺乏父亲的品质，不得不在高级军事指挥官的嫉妒下屈服。反过来，军官之间相互冲突，同时一场国家税收大罢工加速了军队的解体。奥立弗·克伦威尔去世18个月后，蒙克将军的一部分军队认为应该结束这一切。于是，他们举行了自由选举，并召回了查理二世。

复辟王朝

查理二世被无条件复位。他宣布他的统治从他父亲死的那一刻开始算起。他的父亲曾经认同的那些议会法案继续生效，而其余的都被宣布无效(例如，这意味着共和国出售的所有王室和教会的土地都得到了恢复，但那些已经支付过罚金或者根据共和国立法已经回购自己的庄园的保皇党人得不到补偿)。议会对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心知肚明，议会已经不如伊丽莎白时期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那样重要了(那个要求三年举行一届议会的没有约束力的法案除外，不过这项法案也在1684年被查理二世废除了，民众并没有对此提出抗议)。由于长期议会和政权空白期的议会像查理一世一样滥用权力，因此把议会建设成制衡王权的机构看起来似乎没有意义。相反，王政复辟旨在通过将权力从中央移交给地方来限制王室权力。查理一世曾同意废除特权法院，限制枢密院的司法权(现在被阉割，因而无法执行政策)，并取消特权税。当地的绅士比以往更自由地管理自己的郡。更重要的是，查理二世以非凡的胆识和勇气，在尽可能广泛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他拒绝给予自己和他父亲的朋友特别的优待和信任。在各级政府中，如在理事会和政府要职分配上、在官僚机构以及地方政府中，查理二世都实行了权力共享。原保皇党人、曾经回避过渡政权的老温和派议员，以及克伦威尔派的忠臣，都得到了职位。实际上，混得最惨的是流亡的保皇党。议会试图驱逐和惩罚君主制的敌人，但查理二世挫败了议会的企图。只有那些签署了处死查理一世的死刑令的人，以及少数其他人，没有获得《赔偿和遗忘通法》的豁免(一位愤愤不平的骑士把复辟称为“给国王的敌人补偿而把朋友遗忘的行为”)。在查理二世看来，让老朋友(他们不会再放逐国王)不高兴比让宿敌不高兴更好，他做出这一决定需要极大的勇气。反对查理二世的阴谋活动很少，仅有几个激进的宗教派别有这样的企图，拥有一支不到3000人军队的政府就足以处理这种威胁。

查理二世曾提出类似综合教会的和解方案。他试图恢复英格兰教会，但这需要做出使大多数温和的清教徒都能接受的改革。为此，他向一些温和派提供了主教职位，并且发布了临时解决办法(《伍斯特众议院宣言》)，该宣言削弱了主教的权力和自主权，并且使《公祷书》中具有争议的仪式和措辞成为可供自由选择的内容。他还希望给极少数的清教徒和天主教徒(他们甚至不接受一个自由宽容的国家教会)提供宗教集会自由(如果不是平等的政治权利的话)。他为这一温和的解决方案奋斗了18个月，但结果以失败告终，因为骑士议会中大多数圣公会的严格主义者坚决反对此方案，他的顾问对此也并不热衷，而且理查德·巴克斯特和清教徒领导人为了阻止该方案而采取了自我毁灭行为。清教徒领导人拒绝了查理二世提供给他们的教会中的高级职位，他们抵制宽容，并且在改革《公祷书》的会议上坚持不合理的要求。他们的苏格兰同伴更加灵活务实，达成了大多数教友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

查理二世最终放弃了对综合教会的追求，并同意《一致法案》(Act of Uniformity)，该法案全盘恢复了旧教会，并要求神职人员进行一系列严格的宣誓和其他考验。结果大约有1/5的神职人员在1662年底被迫退出，其中许多人开始在教会以外建立集会场所。接着，查理二世开始着手推动对所有非英格兰国教徒的宗教宽容事业。尽管他在1663年1月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但他为自己已经扭转了教会的传统作用而感到欣慰。内战前，清教徒担心受到国王的迫害，曾向议会寻求保护；而此时，新的不从国教者不得不寻求查理二世的庇护，以免遭到议会的迫害。十五年来，查理二世跟大多数清教徒的政治关系都是安全的。然而，这也是复辟时期所推行的政策的最大弱点。这一时期建立了全面的政治解决方案，以反对狭隘、不宽容的宗教措施。当地的郡长很少是“非国教徒”，但许多人对“非国教徒”表示同情。虽然议会通过了反对“非国教徒”进行宗教集会的报复性法律，但是许多人不愿对他们施加全面的束缚。

一般来说，查理二世的问题不是来自他所采取的措施，而是来自他选择的政策路线。在某些方面，他是一个懒惰的国王。在青春期和成年早期，他一直渴望登上国王宝座，但流放归来后，他的所有雄心壮志都荡然无存了。他是斯图亚特王朝中唯一一个没有远见的君主，也没有长远的目标。当他的政策遭到强烈反对时，他很容易退缩。虽然他缺乏远见，但他并不缺乏偏见和偏好。他是一位具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人：一个拥有众多情妇和17个公认的私生子的世俗男子，秉性愤世嫉俗，还是一个一知半解的知识分子，间歇性地热衷于英格兰皇家学会的事务。但是这种智力上的经验主义，与他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情感和精神神秘主义结合在了一起。他相信自己具有半神的力量和属性。(据说用手触摸可以治愈一些疾病。查理二世比其他国王都更多地接触过这类病人。)他也强烈地被罗马天主教所吸引。他的母亲、妻子、兄弟和最喜欢的妹妹都是天主教徒，虽然他看起来和蔼可亲，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他只与他的家人非常亲近。他知道，在天主教强盛的地方，君主制都很强大。天主教徒曾对他的父亲忠心耿耿。如果说有什么神学对查理二世产生了影响的话，那就是天主教教义(至于他的情妇们，他说他相信上帝不会因为这种享乐而诅咒一个人)。他偏爱天主教，他曾两次(第一次是在1670年与法国达成的秘密条约中，第二次是在临死前)透露了这种偏好。他到临终前，才宣称自己皈依天主教，这在政治上是十分明智的，但此举确实表明他提倡宗教宽容。这一点以及他对法国的堂兄路易十四明显的崇拜，引起了英格兰越来越多的恐慌。

查理二世在1660至1661年间获得了一笔巨款(每年120万英镑)，这笔钱主要来自间接税。执政初期，糟糕的内务管理让他的财政入不敷出，这让他在治国理政上缺乏灵活性。如果不借助议会，他无法提高紧急征税，获得的长期信贷也有限。虽然查理二世对外交政策和战争与和平负有全部责任，但如果议会没有对这些需要花钱的事业进行深入讨论的话，是不会投票同意提供资金的。

这个时期需要一位像亨利八世时期的托马斯·克伦威尔一样的伟大行政改革家，但是这样的人物并没有出现。问题的决策和政策的执行，都需要对机构进行重组，并形成体系。过于庞大、无组织的枢密院缺乏办事效率。在国王大殿的特别会议上做出的决定，常常在下一次的特别会议上被推翻，这让人搞不清到底谁说了算，最终导致问题无法解决。在枢密院垮台的情况下，政策的执行由各个大臣和部门进行，他们之间缺少协调。职位的任免也十分混乱。同样，议会效率低下，且议员们日益暴躁。查理二世觉得1661年当选的议员与他可能会遇到的保皇党人一样忠诚，于是他让“骑士”议会几乎每年都举行会议，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18年。议会效率低下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两院之间的对立越来越激烈，特别是上议院声称接管了已经废止的议会法院的大部分管辖权，而且有关这些问题的一些会议陷入了僵局。另一部分原因在于，缺乏可以遵循的政府计划。有几百名成员的议会没有公认的领导，议员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在商讨将要讨论什么议题。由于大多数资深大臣都在上议院中，并且倾向于抵制法院的管理，因此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拉锯战时期。查理二世是在国内外没有严重威胁的情况下，统治这个国家的。早期的顺风顺水之后，紧接着是轻微的政治萧条。瘟疫肆虐、第二次荷兰战争(1665—1667)期间荷兰入侵梅德韦河(Medway)所带来的侮辱，以及伦敦的大火(1666年)，大大削弱了英格兰人的信心——英格兰人曾相信上帝会祝福这块已经觉醒的土地。

查理二世经历了许多政治尴尬，比如引入宗教宽容的举措遭到失败(1672—1673)，停止支付他的贷款利息(1672年)，以及议会中的政治纷争〔被称作“卡巴尔”(Cabal)的五位政治谋臣[1]就其倒台(1674—1675)而相互指责〕。但是对他的权威的唯一挑战，来自1678至1681年的《排斥法案》危机，该法案的出台是因为有人揭发提图斯·奥茨(Titus Oates)、伊斯雷尔·汤奇(Israel Tonge)和天主教的亡命之徒试图谋杀查理二世，并将他信奉天主教的弟弟推上王位。这一说法比许多类似的故事更清晰、更合理，但这同样是捏造的。调查这一案件的地方法官神秘死亡，同时詹姆士私人秘书被发现持有阴谋反叛的信件，这些都使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其结果是，查理二世全力制定议会禁令，禁止詹姆士即位，从而打击了他的君权神授论。

事实上，“排斥”运动的政治领袖利用这轮危机剪除詹姆士的羽翼的同时，也削弱了查理二世的势力。在头12个月里，他们的目标不是詹姆士，而是查理二世的骑士圣公会首席大臣丹比(Danby)伯爵。这看起来很奇怪，但很显然，反对党领袖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认为，丹比政权对自由的威胁跟詹姆士的威胁一样严重。丹比的理念跟沙夫茨伯里的理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他开发了复杂的议会管理技巧，集中财务控制，为了骑士议会(英格兰国教徒)的利益而打乱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平衡，似乎愿意在和平时期发展一支常备军，并与荷兰人结盟反对法国人。沙夫茨伯里是内战中的叛徒，是“残阙议会”和克伦威尔国务委员会的成员，曾为查理二世担任财政大臣和大法官，他一贯支持自由和不受约束的议会、权力下放、宗教宽容，反对常备军，并对荷兰人表示厌恶。实际上，丹比的政策只不过是让查理二世过上平静的生活，但对沙夫茨伯里来说，这看起来像是初期的专制制度。到目前为止，在人民的意识中，天主教会和专制政府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以至于丹比被描绘成了罗马教廷的特务，尽管他是无可挑剔的英格兰国教徒。只有当丹比被囚禁在伦敦塔时，沙夫茨伯里才会借助《排斥法案》，这本身就是目的，也是达到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这些目的包括打破君权神授的理论基础，并创造持续采取政治行动和加强凝聚力的条件(以确保《排斥法案》在查理二世去世前生效，因为不经过斗争，詹姆士几乎不可能接受它)。为了确保《排斥法案》，沙夫茨伯里成立了英格兰历史上第一个政党“辉格党”。辉格党发起了大量政治宣传，组织请愿和示威，并在三次连续的大选(1679—1681)中协调竞选活动。

但是他们失败了。查理掌握着所有的王牌。辉格党内部对谁应该继承詹姆士王位这一问题意见不一：是备受宠爱的王室私生子蒙茅斯(Monmouth)，还是詹姆士信奉新教的女儿玛丽？几乎毫无例外地，辉格党只致力于做合法、和平的行动。由于对内战记忆犹新，人们不愿让主张暴力的委员会掌控国家。查理二世可以并且确实使用了他的权力来召集和解散议会，使之对自己有利；他在上议院拥有绝大多数议员的支持，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否决《排斥法案》；贸易繁荣增加了王室的贸易收入，使查理二世免受经济困扰；并且除了《排斥法案》之外，他做出的让步政策拉拢了许多温和派。沙夫茨伯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认为查理二世会在压力下变得脆弱。沙夫茨伯里从来没有意识到，查理二世常在政策问题上让步，但从来没有在原则问题上妥协，他决不会放弃他神圣的权力。为了再婚，并通过婚姻来解决继任危机，查理二世做出的终极牺牲就是跟他尊敬的但不会生育的王后离婚。这是他政治风格的最佳体现。

事实上，他在1660年内战尾声所展示的钢铁般的意志、实用主义和平易近人的品质使他取得了成功。一个陷入政治僵局三年的国家重新复苏，并向他靠拢。在他最后的岁月里，他排挤掉反对过他的人，奖赏那些支持过他的人，并最终享受平静的生活。他所留下的国家，由那些相信君权神授、英格兰教会的神权和当地人有处理自己事务的神圣权利的人(“托利党”)掌管着。托利党人得意忘形，他们欢迎詹姆士二世(他们曾保护过这位国王的权力)登上王位。这种自满情绪遭到了粗暴的打击。

詹姆士其实是一个偏执狂。他的苏格兰政府在17世纪80年代早期曾对叛乱进行过最严酷的镇压，并对“非国教徒”大量使用司法酷刑。更糟的是，詹姆士认为自己是温和的。他没有刻意计划效仿大陆模式，成为专制国王。但是，由于贸易繁荣极大地增加了王室收入(在受到查理二世宠爱的私生子蒙茅斯公爵企图以军事力量篡夺王位之际，詹姆士召开了第一届议会，该议会投票通过了提高税率的议案)，因此詹姆士二世得以维持一支20 000人的军队。军队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职业化和职业指挥官的非政治观点。詹姆士曾两次敦促查理利用他的小股军队除掉棘手的议会。他会毫不犹豫地动用他的军队来对付桀骜不驯的议会，但不打算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统治国家。事实上，在他没落的时候，曾尝试用精巧的手法将同情他的人“塞进”议会。到1688年初詹姆士的第二次婚姻时，他的婚姻已经维系了10年，但仍然没有子女。已经50岁的詹姆士期待由他的新教女儿玛丽和她的荷兰丈夫奥兰治的威廉继承王位。他希望为他的同宗教徒获得永远的宗教和公民平等。这意味着不仅要让他们免受刑法(对未参加圣公会礼拜的罚款)和《立誓法》(Test Acts，禁止他们在国王的政府里担任任何职务和有报酬的工作)中的所有处罚，而且还允许在英格兰国教教堂边上建立天主教堂。这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天主教等级制度、教区结构和公共礼拜场所。这也意味着允许天主教徒成立自己的大学(甚至可能接管或“修复”一些大学，成立天主教神学院)。这可能会让天主教徒免缴什一税，以及免受英格兰国教法庭的审判。詹姆士坦诚地相信，一旦天主教传道的禁令被解除，一旦公民和宗教的障碍被清除，成千上万的人就会皈依天主教。他认为给予天主教徒“平等地位”是一项人道、温和的计划。如果在短期内，在国家和地方高级岗位的任命上，对天主教徒有所倾斜，作为对过去政策的纠正，这也只是合情合理的。

不用说，信奉国教的托利党被激怒了。他们对教会比对他们的神圣国王更忠诚。詹姆士很快发现，在托利-圣公会控制的议会里，没有人会支持废除反天主教的立法，而且虽然臃肿的司法机构会支持国王暂停这项立法，但是当他死了，信奉新教的女儿即位之后，反天主教法案会立即生效。因此，他竭力排斥托利党所代表的乡绅阶层，并代之以建立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异见者联盟基础上的政权。詹姆士解雇了3/4的治安官与大部分的郡尉。他所扶持的新人，社会出身较低。詹姆士的清洗在地方政府中所形成的一场社会大革命，甚至比1646至1660年间的变革还要重大。詹姆士在大多数城镇的章程中，呼吁重组他们的政府，让“非国教徒”有控制权(如果他想获得议会多数的同情，这一点尤为重要)。为了争取“非国教徒”，詹姆士颁布了《宽容宣言》，给予他们充分的宗教自由。

信奉国教的托利党被惹怒了，但最初还是平静的。潜在的危机总有一天会爆发；詹姆士一死，女儿玛丽就会接替他；他们会进行报复。消极的不服从会限制詹姆士的成功。因此，七位主教向他解释他们为什么不服从他的命令，为什么没有指示他们的牧师们向民众宣读《宽容宣言》。他们还让教会承诺，英格兰圣公会未来将宽忍“非国教徒”。詹姆士曾把主教们送上审判席，指控他们煽动诽谤，但即使是他的法官也团结一致地反对他，最终主教们被宣告无罪。[2]1687年，托利党自鸣得意(“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因为采取不抵抗和被动顺从的原则而被嘲笑”，哈利法克斯的侯爵写道)，而1688年6月，事情突然变得异常可怕，因为詹姆士的儿子出生了，他将是王位的继承人。现在，一个狂热的天主教主导的王朝似乎即将到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许多英格兰国教领袖将他们的宗教信仰放在他们的政治原则之前，但许多“非国教徒”选择将政治原则放在首位。他们毫不怀疑詹姆士只是为了眼前的目的而利用他们。因此，双方领导人联合起来实行了权宜之计，邀请奥兰治威廉在武装人员的保护下来到英格兰，并向詹姆士进行抗议。也许他们真的相信这会迫使詹姆士同意威廉的羞辱性条款：召回旨在建立一个拥挤议会的令状，并发布建立“自由”议会的新命令；向法国宣战；成立委员会调查年幼的威尔士亲王的合法性。只有少数人愿意拿起武器参加威廉的入侵，但愿意帮助詹姆士的人更少。

无论那些邀请威廉的人怀着什么期望，威廉本人肯定打算废黜詹姆士。他的这一想法冒了相当大的风险，他唯一的借口是利用整个英格兰的陆军、海军和金融资源来向路易十四开战。但他是如何获得国王宝座的，这个问题并不那么清楚。最后，由于詹姆士已完全精神崩溃，威廉在几周内宣布与玛丽联合执政。詹姆士的军队和威廉的军队从未遭遇过。威廉于11月5日在托贝港(Torbay)登陆，而后向东行进。詹姆士把他的军队带到了索尔兹伯里，他不停地流鼻血，延误了行军。随着他的行为变得越来越怪异和狂躁，他的许多专业军官和指挥官都抛弃了他。后来詹姆士逃回伦敦，很快就落入威廉的手中。即便如此，他的处境并不是毫无希望。一系列含糊的许诺本可以让他保有大多数同僚和主要绅士的忠诚，但他已失去了理性。他两次逃脱(第一次是他在肯特海岸被善良的渔民抓住并被送了回去，这令威廉大为恼火)。后来詹姆士逃往法国，路易十四公开承诺用法国的军队来帮他复位，而威廉明确声明，除非他与他的妻子共同登上王位，否则他不会保护这个王国，这让英格兰在政治上别无选择。几乎所有辉格党人和大多数托利党人，尽其所能地合理化他们的行为，并以各种方式一致认为詹姆士已经腾出了王位，且把王位交给威廉和玛丽。1688年的“光荣革命”比1642年的“大反叛”(Great Rebellion)更令人无法预料，而且其后果可能更重大。

英格兰革命对国王的权力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吗？答案是其影响非常小。在17世纪80年代，国王在财力上得到了更好的支持，公务员队伍不断壮大但仍然不足，而且拥有一个创建常备军的前所未有的好机会。议会已经表明自己无法击败国王，无论是强加给国王他不喜欢的限制和条件，还是剥夺他迄今享有的权力。17世纪80年代的王室特权，与17世纪的其他时期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国王可以否决他不赞成的法案，他可以罢免从事法律工作的个人，他可以赦免他选择的任何人。他可以挑选自己的议员、法官和高级官员，也可以随意解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他不一定会接受任何人的建议。如果他失去了大部分的封地收入和“任意”筹集资金的权力，那么他将从议会税收中得到补偿，其中有些是永久性的，有些是终身的。

唯一真正大大削弱王权的，是1641年的立法。该立法废除了那些特别容易受到国王控制的法院和地方议会。最重要的限制是，剥夺了枢密院的司法权。枢密院的实权被剥夺之后，就不再是一个行政的、活跃的机构，不再监督、劝诱和指挥当地政府的工作，而是恢复到它起初的功能——清谈机构，即国王寻求建议的地方。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枢密院可能从未像都铎王朝时期那样运作过；詹姆士一世允许倾轧之风从枢密院蔓延到议会；查理一世不想听到枢密院内部小组提出的不同建议，他希望这些傀儡议员支持自己的原有看法。查理二世召集大臣们到他的私人住所举行仓促会议，秘密地制定政策，以便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出于不同的原因，每位君主都鼓励枢密院的秘密委员会发展壮大，委员会由担任重要职务的人组成。这是18世纪内阁议会的雏形。在1641年废除的其他议会法庭包括星室法院、高级委员会、上访法院，以及(偶然而非特意废除的)北部地区的议会和威尔士游行。在王政复辟中，查理二世的权力不受议会中的绅士的限制，而受外省的绅士的限制。都铎王朝和早期的斯图亚特国王制服不听话的郡县的几乎所有方法，都已经被剥夺了。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需要郡县的积极同意。在17世纪60年代，除海关外，所有教会法律，如《一致法案》、《非法的秘密宗教集会法案》(the Conventicle Acts)和《五英里法案》(the Five Mile Act)及大部分安全事务都交给了绅士阶层出身的地方长官，他们可以直接做决定，而不需要中央政府来判决。

因此，废除君主制和共和制所带来的直接影响，非常有限。即使是对查理一世的公开审判、定罪和斩首的记忆，也没有改变君主的君权神授的主张或使其更尊重议会。毕竟，政治人士知道，弑君已经让民众付出了代价，它增加了而不是消除了对民众的压迫。资源与责任相匹配的问题变得更加明确；但问题本身既没有增加也没有解决。英格兰别无选择：要么以牺牲独立绅士阶层为代价，加强中央行政和管理；要么进一步去中心化，将英格兰变成一系列半自治的郡县国家，这样的国家自治程度高、课税较低但发展缓慢。17世纪20年代议会中的各种“乡村党派”、内战中的中立派团体，以及17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许多辉格党人都青睐第二种选择。这也是拥护共和政体的人的首选，如约翰·弥尔顿，他崇拜荷兰共和国，渴望在英国发展相同的寡头公民人文主义(oligarchic civic humanism)。最为戏剧性的是，这是民主集团(如平等派)的理想选择，他们希望让总督承担更大的责任，让政府服从享有主权的人民的自由，因此他们敦促将权力下放给当选的地方治安法官和陪审团。但是这些“乡村”意识形态与全球帝国的发展是不相容的。英格兰扩张到了西印度群岛和北美东部沿海地区(从卡罗来纳到圣劳伦斯)；与南美、西非、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建立了广泛的贸易网络；即使只保护地中海南部和东部的重要贸易，也需要强大的海军和军事力量。这只能通过国家增加税收和发动战争的能力来维持。1689年以后，路易十四和流亡的詹姆士二世都威胁要引入天主教会和专断政府，最终迫使英国进行必要的宪政和政治变革，下一章将介绍这些变革。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是紧张局势未得到缓解的一百年。

精神和宗教生活

无论对于君主制，还是对于英格兰教会来说，17世纪都是一个幻灭的时代。在1688至1689年的光荣革命时期，英格兰教会失去了它在1603年获得的知识、道德和精神层面的权威。理智地说，圣公会在17世纪初就处于攻势。经历过1559年的一系列事件的那代人，目睹了拼凑在一起的解决方案，即为了满足政治需要而将新教教义和天主教实践混合起来。第一代清教徒的批评更具说服力，因为他们在玛丽女王时期被流放，使他们可以讲述欧洲大陆改革教会的纯洁经验。16世纪90年代和17世纪初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不知道其他教会，他们喜欢圣公会教会年历和克蓝麦(Cranmer)仪式的节奏。约翰·杰威尔(John Jewel)、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和兰斯洛特·安德鲁斯(Lancelot Andrewes)的文章将英格兰教会列为所有教会中最好的教会，声称该教会拥有来自凯尔特教会的宗徒血统和不间断的历史，赋予英格兰教会比教派分裂的新教教会更大的权威。此外，它还比罗马天主教优越，因为它在摒弃罗马主教篡夺的权威的同时，也摒弃了罗马天主教会的腐败和缺点。英格兰教会拥有像罗马教会一样古老的传统和宗徒的权威，并且更加忠实于基督的禁令。这些要求是清教徒不容易达到的。

清教徒表现出越来越愿意在教会内工作的意愿。他们对詹姆士一世的即位的反应，即“千人请愿书”(The Millenary Petition)，只是要求在现有框架内提出修改。在1604年的“汉普顿宫会议”上，詹姆士主持了由主教和清教徒参加的会议，讨论完全是关于如何使国教更有效地传播福音。清教徒渴望拥有一个虔诚的国王，像1200年前的君士坦丁大帝一样，为他的国家带来良好的秩序，并促进和保护真正的宗教。他们要求做更多的事情，而不是做更少的事。他们希望在教会内工作，而不是反对教会。即使是占全国人口5%的天主教徒，也屈服于由英格兰国教徒领导的精神攻击。该世纪头25年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关于天主教徒是否应该宣誓效忠，并回避教皇要求他们做出的政治效忠。争论的结果是，英格兰国教徒的观点获胜，虽然天主教徒仍坚持自己的信仰，但是他们放弃了政治抵抗。火药阴谋事件(the Gunpowder Plot)是最后一个真正的天主教阴谋。随着英格兰天主教越来越不受武装神职人员的控制，而是受谨慎的贵族和绅士的控制，天主教变得越来越主张和平，在政治上也越来越被认可。

在长期议会召开之前，新教保持团结，如果不算一致的话。清教徒更多地参与到教会的活动中，而选择退出教会并违背教会而建立宗教场所或集会的人极少。数百人，也许数千人选择迁往北美新英格兰，而不是服从大主教劳德要求的英格兰国教的狭隘教义。但是没有出现分裂现象。

内战和政权空白时期，不仅英格兰国教出现了瓦解，英格兰的清教也出现了瓦解。英格兰教会的基本结构(主教、教堂法庭)被废除或被禁止(如《公祷书》、圣诞节或复活节的庆祝)。天主教堂变成了布道中心，或被世俗化(用作营房、监狱或商场)。在成千上万的教区里，尽管旧的仪式和庆典被禁止，但仍在延续。但教会领导人失去了他们的勇气。主教逃离、躲藏起来或保持沉默，他们去世后也没有人代替他们。到1660年，幸存的主教年龄都在70岁以上，英格兰国教的主教成了濒危物种。

但那些梦想用像马萨诸塞、苏格兰或日内瓦那样的加尔文教，取代英格兰国教的人感到失望。议会设想的长老会制度也夭折了。内战的混乱造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教派和教堂。浸礼会教徒是1640年以前为数不多的强大的地下教会之一，他们通过军队蓬勃发展起来。许多新的团体否认加尔文教的信念(上帝的选民注定会得救)，并宣称上帝的恩典可以免费获得。有些人甚至宣称人人可以获得救赎。这些团体在伦敦和其他郡级城市中最为显眼。所有教派中最大的是贵格派教徒，他们在农村进行的非正式传播福音在16世纪50年代获得了数千名信徒。贵格派谴责宗教的形式化，以及他们教堂里“唯利是图的牧师”的似是而非的权威，所以贵格派要求人们在自己身上找到神圣的火花，圣灵会直接降临到基督徒身上，既不需要教会也不需要《圣经》作为传播中介。他们对正式的礼拜和什一税的仇恨，使他们发起了大规模的武装消极抵抗运动。1656年，他们的领导人之一詹姆斯·纳勒(James Nayler)因“亵渎神明罪”被第二届摄政议会审判。虽然他逃脱了死刑判决，但他遭受了各种严酷的体罚，议会花了几个小时来讨论要把他身体哪些部位切片或切断。

1660年以后，过去耀武扬威的国教并没有恢复其地位。教会可能会在复辟中恢复了古老的外在形式，但它既没有自信，也没有力量重新实现大一统。英格兰圣公会为自己做的辩护是防御性的、前卫的。随着高级专员委员会的消失和教区法院的废弃，教会缺乏惩罚违规者的武器。这些机构的废除所带来的耻辱，使教会在制度上变得虚弱。1660年，庆祝复活节的活动和随处可见的五月柱可能是自发的，这显示出它们在流行文化中的深厚根源。但那些藐视教会的人不会被迫参加集会。1662年，教会决定不通过改动礼拜仪式和弱化主教的权力来扩大其吸引力，这一决定使两千名神职人员离开了教会。尽管教会试图防止非法的非国教徒的秘密聚会，但是浸信派、贵格派和其他激进分子并没有被斩草除根。更为重要的是，1662年，温和派清教徒内有几十万“非国教徒”重新审视了他们的愿望，是希望成为国家教会的一部分(尽管不是所提供的选项)，还是渴望保持对上帝的纯粹崇拜。在16世纪80年代和17世纪，他们曾更愿意“等待治安法官”留在教会里，等待更美好的时光。在复辟时期，他们越来越赞成分离。在17世纪初，他们“对巴比伦更为虔诚”；而此时他们放弃了这种顺应时势的做法，并开始分裂。1689年的《宽容法案》正式承认了宗教多元化的事实。由于无法惩罚那些不是其成员的人，也无法强迫男性和女性成为其成员，英格兰国教实际上是一种失效的精神力量。

在17世纪初和中叶，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官员都认为，神圣的要务是为英格兰民族带来敬虔、良好的行为准则和秩序。上帝正在引导子民走向一个和平与正义的应许之地，在那里他们会热爱并崇拜上帝，因为这是他们的职责。詹姆士和查理一世、温特沃斯和劳德、皮姆和克伦威尔都怀着同一个愿景，那就是人类通过勇敢面对神圣挑战可以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所有的政治作品都充斥着这样的思想：上帝存在于他的创造物中，以及在人类历史中和神意(他存在的标志)里，人们深深地感受到上帝的活动。莎士比亚的戏剧、多恩的诗歌、亨利·帕克和年轻的约翰·弥尔顿的思想都宣告了同样的观点。马洛(Marlowe)的戏剧是唯一没有证明这一规则的作品。

在政权空白期，这样的希望没有幸存下来。弑君的创伤使得保皇派不再信仰上帝的神意；激进分子在1660年经历的深层次的背叛感，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们之后的政治沉默。神之恩宠得到证实却又遭到背叛，这给他们的心理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相反，大多数清教徒和他们的后嗣融入了上帝的国度。他们接受了世界是充满罪恶的，是不完美的。每个饱含泪水的人，都必须通过在自己内心建造一座恩典圣殿来寻求个人安宁。人们接受了教会和国家的能力是有限的这一事实，这是17世纪末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这在以下情况中是显而易见的，如查理二世偏颇的世界观与他深邃的个人神秘主义结合的方式，主教和神职人员的自由主义，以及“非国教徒”放弃寻求国教的要求。少数几个人继续寻求太平盛世(艾萨克·牛顿爵士成功地探索了物理法则，但是对《启示录》符文中基督复临的日期的探寻是失败的)，但是大多数人安于现状。约翰·弥尔顿英勇地挑战上帝，因为上帝在17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似乎引导了人民，但是在60年又背叛了他们。《失乐园》描述了一个让人堕落的万能造物主；《复乐园》描述了基督在荒野中所面对的诱惑，以及人类可能错误地用世俗方式传播福音。也许共和主义者被诱惑到了错误的道路上。《力士参孙》极其深刻地讨论了一位得到上帝伟大天赋的人，却没有利用这些天赋为上帝效力。正如参孙与大利拉(Delilah)恋爱并失去他的力量一样，共和主义者在17世纪50年代因为肉体的欲望而分心，并失去了遵守上帝旨意的机会。但是复辟时期更典型的清教徒作品是班扬(Bunyan)的《天路历程》，这部小说涉及个人寻求安宁与救赎。

基督教正在被非政治化、非神秘化。17世纪晚期特有的英格兰圣公会的宗教传单上的标题常常是“基督教的合理性”和“基督教并不神秘”等。上帝在自然界和生活中无处不在，他现在成为推动事物发展的创造者，也是存在于个人内心并使个人顺从道德准则的精神。布道倡导的是睦邻友好和慈善救济的美德。鼓励传道人宣扬善待老人和动物的宗教职责，而不是宣扬世界的变革。约翰·洛克站在不信奉国教的一方，恳求实行宗教宽容，将教会定义为人们自愿组成的社团，人们会聚在一起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崇拜上帝。宗教已经成为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几乎成了一种爱好。当局无须担心成年人在私下见面会做什么。前几代的清教徒根本想象不到宗教会成为如此平淡的事情。

宗教观念的淡化，以宗教思想为主导的世界观的崩溃，体现在了文学作品和科学中。复辟时期的戏剧与詹姆士一世时期的区别，并不在于其庸俗性和琐碎，更在于其世俗化。根植于自然界的宗教经验的形而上学的诗歌，被更理智的和冷静理性的宗教诗歌所取代，或者被更为空灵的和其他世俗的诗歌所取代。

世俗化也体现在视觉艺术方面。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时期的乡村房屋，强调家长式的基督教价值观，房子中央有一个大厅，全家人和亲戚朋友聚在大厅里议事或吃饭。大厅里可能会摆放一张反映社会等级和层次的“高桌”，但是社会关系简单随和、不拘礼节。到17世纪末期，新建的房子已经有了客厅和私人餐厅，而仆人和其他家庭成员食宿分开。房屋建在宽大的花园内，花园四周砌着高墙，还有看家护院的人在巡逻。皇家宫殿就是这种风格。

与16世纪一样，17世纪的教堂建筑很少。也许大多数新教会是在1666年伦敦大火之后，在伦敦重新建造的。然而，斯图亚特早期的教堂和小教堂(如剑桥大学彼得学院)透着紧张和虔诚的风格，而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在伦敦设计建造的教堂透着冷静、轻松和理性的风格，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大理石取代了富有寓意的彩色玻璃和黑色木镶板。反映道德职责的男女直立雕像取代了卧位人物肖像。

在所有的视觉艺术中，西班牙、意大利和荷兰的反宗教改革艺术的影响(将自然世界与超自然世界结合在一起的精致风格)被法国路易十四的影响(自我放纵，沉迷于物质上的挥霍无度)所取代。17世纪初，艺术家、音乐家和诗人联手制作了假面舞剧，这种娱乐活动试图融合古典文明和基督教价值观，观众被吸引入戏成了表演者，幻想与现实融为一体。伊尼戈·琼斯(Inigo Jones)和本·琼森(Ben Jonson)为查理一世编写的《假面舞会》的幻想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国王开始相信自己的虔诚和美德会很快感染他的臣民，而这种秩序和一致性在全国跟在舞台上一样可以轻易实现。但是歌剧没有受这种幻觉影响，歌剧是17世纪晚期跟假面舞剧处于同等地位的艺术形式。虽然斯图亚特早期的作家围绕英雄故事和悲剧进行创作，但斯图亚特后期的作家转向了小说中的家庭说教，以及德莱顿(Dryden)和蒲柏(Pope)的讽刺史诗。

复辟时期的科学也在世俗化。在17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科学家们在寻求他们称之为“一场伟大的复兴”。依据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思想，由塞缪尔·哈特利布(Samuel Hartlib)和流亡的波希米亚人夸美纽斯(Comenius)等富有远见的社会工程师领导的科学机构，被清教徒政治家所推崇，这些机构承担其建立一个“美丽新世界”的重任。人类会驯服、支配自然界。医学上的进步将战胜疾病，农业进步将克服饥饿和匮乏。司法和教育的改革，将使人们和平享受新秩序。这是新教末世论的又一个方面，科学的天国和其他天国一样，于1660年消失了。在英格兰皇家学会眼里，17世纪晚期不是一个富于远见的时代，而是零零碎碎的探究和改进的时代。弗朗西斯·培根关于精确观察、测量和归纳推理的原理，被法国人笛卡儿进一步提炼，使得植物和动物生命的分类和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内战之前，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发现了血液循环，这在17世纪下半叶引发了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的一系列进步。艾萨克·牛顿撰写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是两百年里理解物理规律的基础；在广泛的实验和测量的基础上，罗伯特·博伊尔(Robert Boyle)创造了化学学科，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创造了地质学学科。物理学的进步沉重打击了以前的神秘主义。天体几何运动的发现在知识界摧毁了占星术的可信度。令人吃惊的是，自然规律的发现迅速增强了人类的信心，人们认为“万事”都能找到自然解释。受过教育的人抛弃了魔法、巫术和咒语。1640年后的一代人中，几乎没有人对女巫提出起诉。这并不是因为一般人不再相信咒语和魔法，而是因为不可能从持怀疑观点的法官和陪审员那里获得定罪。事实上，科学和技术并没有在各方面都取得进步。经济几乎仍然完全依赖人和动物的肌肉力量。在利用蒸汽方面没什么进步，更不用说利用天然气或电力了。从地下开采矿石和矿石冶炼同样遇到了技术瓶颈。科学正在改变态度，但还没有改变经济。

政治思想也被世俗化了。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把主权和其道德基础剥离开来；在《利维坦》(1651年)中，他颠覆了传统的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概念，认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取决于事实上的权力，以及为生活在这种权力下的臣民提供保护的能力。马基雅弗利虽然名声不好，但他的思想越来越有说服力，他驳斥罗伯特·菲尔默(Robert Filmer)和斯图亚特王朝卫道士的君权神授论。

英格兰革命是一个转折点。在革命中，可能任何一方都没有得到他们所追求或为之战斗的东西。革命对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改变也许更少，但它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精神价值观，至少是政治精英的精神价值观。这是一个从基督教人文主义、骑士精神和崇古主义中汲取能量过渡到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时代。约翰·洛克在他的第二部《政府论》(1690年)中写道，“所有人生来就处于完全自由的状态，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指挥自己的行为，并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自己的财产和人员，无须请求任何人离开或依赖任何人的意志”。约翰·洛克所传达的理念，只有当人们在对旧观念感到幻灭时，才有可能实现，而这一理念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将产生深远影响。

[1] “Cabale”即该五人姓氏的首字母缩写。——编者注

[2]　史称“七主教审讯案”。——编者注

第七章 18世纪

(1688—1789) 　　　

保罗·兰福德(Paul Langford)

革命及其影响

1688年“光荣革命”的历史重要性，在数代人不断重新解释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起伏不定。在20世纪，这场革命尤其不被人重视；甚至在现代历史学术的要求下，其意义可能有完全消失的危险。麦考利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辉格党人所钟爱的自由主义和民主精神的决定性胜利，已经萎缩成自私的专制政治的保守反应。特别是与现代革命相比，它似乎更像是宫廷政变，而不是社会或政治权力的真正转变。这种印象得以加强或许是因为其具备当时最值得信赖的特征之一——相对没有那么暴力。然而，这方面可能言过其实了。在苏格兰，对被废国王的支持者不得不通过武力来镇压，这一过程于1689年完成。在爱尔兰，完全是一场浴血之战，这在爱尔兰神话和记忆中仍然占有突出位置。当伦敦德里的围困被解除，詹姆士二世在博恩战役中被彻底击败时，阿尔斯特的新教徒们当然认为他们的救赎是光荣的，但他们几乎没有想到：没有不流血的胜利。

在英格兰，人们很容易认为情况也是这样的。前保皇党尼古拉斯·埃斯特兰奇(Nicholas L’ Estrange)证实，仅仅因为偶然，因为詹姆士二世的朋友们没有章法，尤其是国王本人出人意料地未在自己的王权范围内提高王权标准，才避免了如同17世纪中叶那么严重的内战。然而，令埃斯特兰奇感到宽慰的是，他的家人在斯图亚特王朝的事业中免遭进一步的牺牲——这或许让我们了解到，在革命过程中英格兰相对比较平静。从1689年1月在伦敦举行的议会辩论开始，随后的几个世纪一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妥协感，即有必要从边缘后退一步。该会议通过简单的通过一项法案的权宜之计转变为议会，尽可能遵循1660年复辟时使用的程序形式，显示了一种可以理解的愿望，即：把表面上非法的事物变成合法的。在实质问题上，优先事项显然是找到一个共同的核心协议，而不是测试任何一方提供的更极端的解决方案。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成为国王，王后是玛丽。由丹比领导的托利党更喜欢玛丽作为唯一的君主，或者以詹姆士二世的名义实行某种形式的摄政统治。但新教徒的救世主只接受王冠。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尽一切努力隐瞒正在做的事情的革命性质。虽然詹姆士的所谓非法行为——特别是他对常备军的依赖以及他对分配和暂停权力的依赖——遭到正式谴责，但是《权利法案》却竭尽全力假装被废的国王实际上已退位，让被遗弃的王国别无选择，只能寻求奥兰治家族的保护。尽管出现这种情况令人难以置信，但足以获得统治阶级中大多数人的同意。不可避免地存在例外情况，由坎特伯雷大主教桑克罗夫特(Sancroft)领导的一些教士，以及在七主教案件中协助推翻詹姆士二世的两位主教，拒绝宣读“大会”拟定的措辞谨慎的誓言。其他人，比如诺丁汉的保守党，1681年至1687年，政府反对派的资深拥护者们，则努力与一个合法的国王的概念做斗争——在议会中国王被视作不一定合法的实际存在，但毕竟这不是上帝的任命。

然而，议会君主制被实质性地接受了。这一成就的深刻意义被掩盖，不仅是为了有意识地试图避免1689年的教条式处方，而且它的意义也被随之而来的长期痛苦所淡化。被动的服从和不抵抗，仍然是有影响力的理念。一些精心构建的论点支持这种理念，这种论点强调1688年的“新教之风”乃天意，同时也强调每个公民与任何形式的政权合作而不是服从无政府状态的责任。对于这一代人来说，这些观念继续在人们的思想中发挥作用，赋予了许多人对自己感受到的愤怒和绝望的合理解释，这些人已经看到了1688年发生的事情的必要性，但却发现难以忍受所有的后果。除此之外，他们深陷英国圣公会对18世纪思想的正统观念，并帮助确立了潜在的威权主义——该主义在美国和法国革命时代仍然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但是，基于这样的观点，1688年进行的重大改变，可以被认为是具有真正革命性的事物。《权利法案》显然超越了构成1660年王政复辟立法基础的世袭权利，取而代之的是通过议会表达的国民意愿。首先是威廉和玛丽，然后是玛丽的妹妹安妮，最后，在1700年后者的儿子格洛斯特公爵去世后，汉诺威的王位候选人(詹姆士一世的女性血统的后裔)的头衔，都由有产阶级来决定。在理论和实践中，专制主义似乎在西方世界中处于优势地位的时代，不应低估这种转变的重要性。18世纪和19世纪的辉格党夸大了契约理论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契约理论似乎在1689年取得了胜利：并且，他们低估了它所带来的紧张、矛盾和冲突。但从根本上看，辉格党人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断然拒绝了整套政府理论，并视契约理论为一个历史转折点。

君主制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1688年革命者有意识的关注点。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否预见到他们的行为对英格兰与外国势力关系的影响，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在这方面，革命的重要性是无可否认的。在1688年之前，相继的统治者(克伦威尔、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的政策主要是亲法国人和反荷兰人。1688年之后，法国差不多成了一个永久的敌人，在争夺海外势力时双方成了永久的对手。冲突的规模也达到新高。九年战争(1688—1697)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使英国既卷入大陆战争又卷入殖民战争——自从伊丽莎白时代与西班牙的战争以来，英国一直没有参加过这两类战争；并且这些战争，在技术和战略上的复杂性大幅提升。英国人在这种意想不到的甚至是不可预测的后果中，受到各种考虑的影响。在大战略方面，优先考虑的是打击路易十四在低地国家的扩张主义政策，并防止建立一个由西班牙和法国组成的强大的新波旁帝国。英国的商业利益，曾经面对荷兰经济扩张时，是需要保护；现在面对法国竞争更持久的挑战，是采取激进立场，尤其是主张英国从西班牙帝国那里分享一部分贸易(如果不是领土)。这些论点被辉格党编织成一个干预主义外交政策的系统性案例，在威廉三世和马尔伯勒伯爵(Malborough)的大陆战役中表达得最清楚。但是，如果不是因为王朝问题，这些考虑因素并不会导致许多英国人拥护这些年来的巨额资金支出和资源耗费。九年战争被恰当地称为“英国王位继承战争”。正因为威廉认为英国的反法联盟在逻辑上会遵循他自己对英国事务的干预，他才会在1688年启航前往托贝(Torbay)。然而事实上，路易十四对詹姆士二世的轻率拥护，更有可能得到威廉的新臣民在外交上和军事上的支持。1697年英法通过谈判达成了令人不安的和平时，法国人对詹姆士派阵营的支持撤回了。但四年后，西班牙王位继承处于危险之中，欧洲再次处于战争边缘，这次又支持路易对斯图亚特王朝——这一次以支持詹姆士的儿子“老王位觊觎者”(Old Pretender)的名义，他说服了许多不情愿的英国人参与一场与欧洲大陆的冲突。

战争中最令人吃惊的方面之一是英国军队的完胜，特别是在马尔伯勒领导之下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至少在现在，不仅是信奉新教的国王的继承问题得到了有效保障。更引人注目的是，一个被广泛认为仅仅是法国养老金领取者的国家，在短时间内获得的新声誉。马尔伯勒在布伦海姆和拉米利斯的胜利，还有鲁克(Rooke)在直布罗陀的胜利，斯坦霍普(Stanhope)在米诺卡的胜利，将英国确立为大陆政治的主要力量，也是地中海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法国海外的有力竞争对手。战争的后期阶段，军事胜利似乎使军费开支在国家支出中的比例减少了，虽然在布伦海姆战役时期取得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胜利，英国还是打消了膨胀的野心；但是1713年在乌特勒支(Utrecht)签订和平条约时，彰显了胜利的重要影响力，甚至创造了法国外交史学家所谓的欧洲“英国霸权”的印象。

战争对国内也造成重大影响。在和平时期，财政支出每年200万英镑就被认为过多，而战争的费用达到近1.5亿英镑。这笔巨额支出，需要相应提高税收，并带来广泛的政治影响。但回想起来更有意思的是，财政支出的1/3都是通过借款来实现的。只能从一个活跃且灵活的金融市场中，才能借到这笔巨资，而17世纪后期的经济状况就创造了这么一个金融市场。虽然土地价值受到农业经济衰退的严重影响，但贸易在17世纪80年代已经大幅增长，而且所释放的投资盈余，多年来一直在冲击经济。一个革命后的政府，急需现金，并准备抵押未出生的几代纳税人的收入，以能够提供有竞争力的利率，并提供有希望的投资可能性。一批金融家的倡议，最终促成英格兰银行于1694年成立——他们原则上并未做开天辟地的新事。只要战争爆发，各国政府就不得不依赖来自商界的贷款。新事物就是政治基础设施，这是这一时期特别沉重的借贷所必需的。新政权的信誉是建立在议会头衔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明确认识到有产阶级最终会买单，那么这个政权的信誉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没有认识到政权必须与这些阶级及其代表密切合作，那么就不存在这样的理解。国债及其所需要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这个把非法王朝、金融界和纳税公众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之上的。

几十年里，一场接一场的战争，增加了国家的债务负担。历届政府都越来越依赖贷款，而税收的主要功能通常仅仅是支付债务的利息。事后看来，这个体系的优势在当时的欧洲独一无二，无可匹敌。一个本来有点动摇的政权的政治安全得到了很大的加强；战时的国家资源在这种机制的推动下，将大量私人财富引入公共支出。当时，这种体系的缺点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国家债务实际可以偿还、国家能够摆脱破产威胁的妄称，变得越来越不可信。一个传统上普遍厌恶税收的社会，现在愈加焦虑，而新形式的税收使得财政部和筹款委员会(Committee of Ways and Means)的工作愈加困难。然而，即使在当时，也有人对新体制的无价的政治优势有清醒的认识。这源于这种体制对议会的影响，特别是对下议院的影响。因为在这个体制精心设计的过程中，一切都依赖议会，议会理所当然地拥有在金融问题上的权力。土地税是纳税人承担国债的基本保证，对其一次审议需要耗费一年。即使是长期授权的关税和消费税，也是经过漫长的辩论和讨价还价才得以延长和更新。“预算”名义上是18世纪中叶的一项成就，当时该术语最初被使用，是在亨利·佩勒姆(Henry Pelham)担任第一财务大臣时期(1743—1754)。但它的基本特征可以追溯到革命时期，正是在1689年最终确立了议会在宪政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在17世纪，人们将该立法机构看作是过去英格兰中世纪的一种有些荒谬和令人不爽的残余，对于有效的君主制政府来说，是一种非理性的阻碍——这种政府可能完全无法行之有效。现在，议会的未来是安全的；自1689年以来，议会每年都会举行一次相当长的会议。在这个意义上，革命给一个古老的问题带来了新的转折：18世纪的政治家们行事的时候，不再希望忽略议会，更不会希望如何粉碎它。相反，他们必须考虑如何操纵它。对议会的管理艺术，是乔治王朝政治行为的关键。

在17世纪后期，政治革命必然会引发教会革命的前景或恐慌(取决于个人观点)。在这方面，1688年的革命是重要的，或许不仅是因为它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它没有做什么。许多同时代人希望彻底修改17世纪60年代的教会和解方案。有人提出要建立一个真正全面的国教。对于一些“非国教徒”，尤其是长老会，同意建立国教的愿望，比自1604年汉普顿法院以来的任何时候似乎都更强烈。然而，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与1662年一样，英国圣公会的乡绅阶层不允许削弱教会的等级制和主教制。在这个时候谈论一个罗德派(Laudian)或高教会派的反应是不合适的。但任何与“非国教徒”真正和解的迹象很快就消失了。相反，在最近发生的事件的背景下，后者得到的好处微乎其微，仅仅得到一点勉强的宽容。1689年的《宽容法案》实际上赋予了清教徒在英国圣公会主教许可的场所内做礼拜的自由——前提是有关人员同意《三十九条信纲》(Thirty-nine Articles)的规定并得到《信仰划一法案》基本原则的支持。这似乎与詹姆士二世向各类持“非国教徒”所承诺的前景相去甚远。

毫无疑问，出于这个原因，淡化《宽容法案》的全部意义是习惯性做法。给予那些信仰被严格限定的人以极其有限的自由，这对那些抵制“放纵宣言”所提供的诱惑并欢迎奥兰治的威廉的人来说似乎是一种低廉的补偿。但这种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人的观点。对于在17世纪80年代早期遭受过严重迫害的“非国教徒”来说，《宽容法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法定保障。从焦虑的教徒的角度来看，维持《复辟协议》(Restoration Settlement)的实质，同样非常重要。1662年的《公祷书》一直是圣公会崇拜的礼仪基础，直到20世纪；但在1689年，它似乎提供了一个不稳定的教义平台——若没有这个平台，建立的新教可能会失去。荒谬的是，由此产生的教会排他性，与英格兰在18世纪的声誉有很大关系，那时的英格兰在野蛮世界中被视为文明社会。除了少数教派和教皇之外，接纳所有人的一个全面的国家教会，与一个受限制的宗教机构是非常不同的——后者与大量的非国教教徒共存。这种差异可能意味着一个宽容的多元社会。对信仰自由法律上给予承认远远超出了欧洲大部分地区所取得的成就，而伏尔泰称赞其为发展自由社会的关键因素。如果是这样，那在很大程度上是光荣革命的结果。

这些年来取得的成就的代价是，有着奥古斯都时代特征的社会紧张局势和政治冲突。其中最突出的是宗教机构的困境。这一时期的巨大呼声是“教会处在危险中”。回想起来，教会是否真的处于危险之中，似乎是值得怀疑的。对于那些梦想恢复罗德派教会的人来说，宽容显然是一种可怕的打击。但是，自由主义神学和情绪的浪潮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无害。此外，根据《宣誓法案》及《结社法案》(The Test and Corporation Acts)，英国国教徒享有的政治权利被《革命协议》(Revolution Settlement)所完好保留。然而，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在实践中，有迹象表明，“非国教徒”能够挑战并逃避这种权利。为了满足法规的要求，许多非国教教徒遵守国教的规定，每年根据圣公会的仪式举行圣礼；但是他们在自己的会议室中进行其余的活动——这种做法长期刺激着他们的敌人。在此期间，偶然合规的实际做法是否有所增长，尚不确定。但毫无疑问，越来越明显的是，现在不信国教的小礼拜堂得到公开承认，那些参加在这些小礼拜堂举行的宗教活动的人所遵循的双重标准显而易见。此外，17世纪90年代和18世纪初的一般氛围，引起了教徒们的焦虑甚至导致歇斯底里。人们对神学思辨和自然神教的倾向进行了大量讨论，并且非常恐惧。约翰·托兰德(John Toland)写的《基督教并不神秘》(Christianity not Mysterious)是最早和最系统的、推广“自然”宗教而反对“启示”宗教的尝试。该书1697年引发了就此类问题的激烈辩论。一些最严重的违反者自己就是现有的教会的神职人员。攻击三位一体主义的辉格党怀疑论者塞缪尔·克拉克(Samuel Clarke)，以及连续担任三届主教但否认主教职位和教会本身的神圣性质的本杰明·霍德利(Benjamin Hoadly)，都只是异端精神的最突出的例子，这种精神似乎标志着英格兰早期启蒙运动的进步。

高教会派对这些趋势的反应，在安妮女王的统治下达到了顶峰；当时信仰虔诚且在神学上很保守，她对这种趋势推波助澜。但这种反应的力量更多源于其他变化，其中许多与政党政治有关。保守党经常将自己描述为“教会党”，他们的实力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们对教会的危机感。他们还广泛吸收了边远地区圣公会乡绅的情感支持。对于后者，革命开辟的世界只带来痛苦。这段时期的战争，引发了自17世纪50年代以来最重的直接税。对于已经受到农业萧条影响的庄园来说，对一英镑征收四先令的土地税，是一项沉重的负担。此外，乡绅做出这种牺牲，似乎只是为了使绅士阶层的敌人受益。乡绅阶层包括商人、制造商，以及在斯图亚特晚期的商业和金融扩张中最活跃的“有钱人”。这些人似乎往往是“非国教徒”，除了间接税之外，几乎都逃脱了其他税赋，并且总是追随辉格党的政治理念。新旧政党制度之间的联系有时很脆弱。安妮统治时期的新托利党党员，通常来自具有清教徒或辉格党背景的家庭；他们的领袖罗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就是这样的人。另一方面，辉格党人似乎不太可能是1679年“原初”辉格党人(Country Whigs)的后代；他们对地位和权力的不遗余力的追求，使得他们获得了不太好的声誉——那就是把党派利益放在原则之上。但是在18世纪初，毫无疑问，党派意识十分强烈。这种意识可能在1710年达到了顶点——当时辉格党弹劾了保守派牧师萨谢弗雷尔(Henry Sacheverell)，指控他宣扬旧的非抵抗主义。随后经常发生的动乱，清楚地揭示了革命偶然制造了政治上的不稳定。1694年的《三年法案》主要是为了迫使王室定期召集议会，但事实证明这是不必要的。但它也促进了频繁的选举，结果是导致经历一段选举冲突最激烈、竞争最大热的时期——20年里举行了10次大选，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频繁。此外，随着1695年《许可证法》(Licensing Act)的失效，有效废除了国家审查制度，确保了一个巨大且不断增长的公共辩论论坛。这些年来，格拉布街(Grub Street)的建立、报刊出版的出现，以及真正具备的政治意识的民众的成长进入了关键阶段——这绝非巧合。总的来说，历史学家认为，安妮的统治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天然背景。但根据当时可获得的证据，似乎有人认为：有限的君主制和稳定的金融会导致政治混乱。

知更鸟统治的兴起

1714年汉诺威人的继位，使原来就很紧张的局势更加紧张。在安妮活着的时候，即使不是从逻辑上，至少也是从情感上，人们将她视为一个真正的斯图亚特女王，她代表她的家族占据着王位。随着一位讲德语的汉诺威选帝侯的到来，这种理由变得非常牵强；这位德意志选帝侯坚定地致力于在国外进行干预，并在国内推行辉格党的自由主义。从王朝的立场来看，1714年的一切，都是在反复无常地玩弄手腕。许多人敦促“老王位的觊觎者”重回伦敦，值得放弃天主教；如果詹姆士三世重返英国圣公会，显然会增加第二次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机会。如果没有这种个人牺牲，1715年的詹姆士党人的叛乱只能无疾而终。路易十四在同年去世，法国无法参与在英国的冒险活动。即使在苏格兰，叛乱如火如荼，但斯图亚特王朝的前景并不乐观。1708年在一个相当紧迫的气氛中达成的苏格兰联盟，已经抹平了很多王权继承问题。许多苏格兰人惋惜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国民议会和独立性。但是，联盟经过精心设计，保存了苏格兰的法律和教会机构；同时，通过纳入英格兰的帝国体系，苏格兰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商业利益。在这种情况下，1715年的詹姆士党人的叛乱，无论从哪一点来看，败局已定。

如果“老王位觊觎者”错过了他的机会，那在另一种意义上，他的显然成功的竞争对手乔治一世，也错过了他的机会。在安妮的统治后期，不受欢迎的战争、“危险中的教会”的选举口号，以及女王自己对辉格党的愤怒，帮助托利党牢牢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既定教会的利益，优先于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感情依恋。如果新政权效仿威廉三世1689年的策略，采取明智的两党政策，自己就可以缓解1714年的过渡。然而事实却相反，乔治一世显然已经准备好让汉诺威人的继承成为辉格党的独有财产。1714至1721年间，辉格党人谋求统治大权，全面排挤托利党，增大了詹姆士党人的叛乱的危险，并且普遍威胁要重塑革命和解方案。首先通过了《七年法》(Septennial Act)，确保新的辉格党政府在大部分工作完成之前，不必面对无法管理的选民。有传言说，当那个时候到来时，辉格党将取消对议会期限的所有法定限制，使“长期议会”或“养老金领取者”(pensioner)议会得以复兴。与此同时，安妮统治下的保守党曾试图用来束缚“非国教徒”的手段——《偶尔领圣餐禁令》(Occasional Conformity)和《分裂法》首先被叫停，然后在1718年完全被废除。《大学法案》(Universities Bill)旨在让王室完全控制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补助费和奖学金，以期把这两个主要的教职人员的摇篮改变成辉格党的自留地。最重要的是，1719年的《贵族法案》计划将上议院限制在现有规模之内。这将使得无论君主如何改变主意，辉格党在上议院始终可以保持霸权地位，并为辉格党人提供了审查那些影响他们利益的立法的权力。通过这一计划，对托利党进行了一场稳步、系统的清洗，无论是郡长、和平委员会成员，还是在军队和各级文职部门中。

如果这种大举行动取得圆满成功，将创建一个与此时的瑞典非常相似的体制，这个体制造成了瑞典50年的国家式微和贵族派系主义。该体制将建立一个寡头政治集团，其权力像17世纪几代英国人十分害怕的绝对君主制一样不受限制。它也将使18世纪最具特色的成就之一成为不可能——那就是一个稳定而灵活的政治结构。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辉格党人之间的分歧。他们的计划起初进行得相对顺利，在乔治一世统治初期，辉格党人团结起来，粉碎了他们的对手。但这种联盟是短暂的。新国王公然使用英国的海军力量来实现汉诺威人在波罗的海的野心，他的外交政策因引起严重的外交危机。在党派内部也出现了越来越激烈的争权夺利。1717年的最终结果是辉格党出现分裂，使沃波尔(Walpole)和唐森德(Townshend)站在了反对立场，让斯坦霍普(Stanhope)和桑德兰(Sunderland)在宫廷中的地位更加巩固。宫廷政治也出现剧变。国王的儿子，未来的乔治二世和他的妻子卡罗琳公主，明确表示他们打算与唐森德站在一起，从而开始了汉诺威王室成员继承王位的政治阴谋的悠久传统。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希望完成斯坦霍普的宏伟计划——即建立辉格主义提供的一统天下。在下议院，沃波尔本人在否决《贵族法案》并迫使政府放弃《大学法案》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在“南海泡沫”破灭之后不久，从他的计划的残骸中拯救出一些东西的任何希望都破灭了。

回想起来，“南海泡沫”和随之而来的一般金融危机有一定的必然性。似乎可以得出一个恰当的结论，即这次危机是由前几年伴随“金钱利益”兴起的强烈而膨胀的商业主义造成的。然而，最初对于引起这场动荡的南海计划有很多说法。英格兰银行所代表的经济利益，在战争期间获得了超额的投资回报，并且显然国家债权人之间存在着更大竞争空间。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的托利党大臣们，确实曾鼓励在1711年成立南海公司，以期在辉格银行之外提供有效的替代方案。此外，毫无疑问的是，社会上有资金，这些资金不仅存在于伦敦市，而且存在于储蓄者中，有望对公共债务进行更广泛和更公平的投资。南海公司1719年的计划似乎成功地重新分配了国债，同时为国家财政部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困难的出现不是因为该计划的基本逻辑，而是其中所涉及的众多不同利益。对于公司董事们，特别是启动该项目的内部团体，不仅需要为自己，还要为许多朝臣、大臣和国会议员谋取暴利——因为他们的支持，对于确保公司的提案被接受至关重要。这种支持是以高价购买的，比如提供条件优惠的股票，或以公开贿赂的形式赠送股票。简而言之，参与南海计划管理的许多人痴迷于快速获利——这只能通过提升公司潜力，让其远远超出竞争对手提供的投资机会来实现。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在南部海域的贸易实力。1713年的英国和西班牙签订的条约，使该公司垄断了西班牙的奴隶贸易，并可以向西班牙控制的美洲市场出口欧洲商品。从理论上讲，公司的商业前景一片光明。在实践中，从伦敦管理这一遥远贸易困难巨大，而且英国和西班牙政府之间经常发生的激烈冲突，更增加了管理困难。无法证明这种贸易在短期内是有利可图的；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难以实现1719年提出的疯狂预想。但在1720年初期普遍存在的投机狂热中，人们很快就忘记了现实。鉴于股票价格一路飙升，不断鼓励新的投机者进行投资，使得那些已经购买的人以可观的利润抛售他们的股票。资金的不断流入，使得公司有理由增发股票，对投资的稳定性愈加充满信心，更不用说政客们可能获得的更丰厚回报了。在这种由腐败政权、幼稚的投资公众和沉重的国家债务的合力之下，危机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泡沫不断增长，刺激越来越不可信的项目中产生更多的欺诈性泡沫。当信心最终崩塌、泡沫彻底破裂时，后果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出卖大量土地或其他财产、以高得离谱的价格购买南海公司股票的人。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拯救这些受害者，而他们绝不仅来自最富有阶层。议会匆匆通过了一项严格限制将来的股份公司的法规——但这只是亡羊补牢。需要采取更加果断的行动，以尽量减少对政府的损害。国王和威尔士亲王公开和解。反对派辉格党人重掌政府要职，唐森德开始去争取国王的情妇肯德尔公爵夫人的好感，沃波尔推动下议院通过了一项泡沫危机的解决方案——该方案至少可以保护国债，并挽救宫廷的面子。沃波尔的这项任务，使他背上了遮掩高层腐败和舞弊的坏名声。某种程度上，沃波尔利用了这一严重事实。许多涉及1720年肮脏交易的人都是保守党人，他们和辉格党人一样，不愿公开曝光。此外，南海泡沫是国际危机的一部分，类似于巴黎的密西西比泡沫和阿姆斯特丹的郁金香狂热；把责任归咎于与政府或宫廷无关的某些人和非个人金融力量，是合情合理的。无论如何，国王的大臣们除了两三个适当的替罪羊外，其他的都逃脱了惩罚。对于沃波尔而言，所有这些都代表了一场伟大的政治胜利，无意间消灭了他的政治对手。两年内，斯坦霍普和桑德兰相继去世，为沃波尔执政的时代开辟了道路——他的政敌称之为“知更鸟统治”。

当然，不能指望当时的人可以预测未来相对稳定的时代到来。18世纪20年代困难重重，尤其是人类健康和生存的最基本条件极恶劣。20年代之初，不仅有南海泡沫，而且人们还担心目前正在摧毁法国南部的瘟疫，疾病很容易通过马赛从航道传染到伦敦。当然，过度恐慌是没有必要的；自从近四百年前黑死病首次发病以来，一直肆虐于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疾病菌株，有的灭绝了，有的是接近休眠状态。但这种迹象在当时并不明显，无论如何，少数本土疾病继续对人口数量产生严重影响。在这方面，18世纪20年代后期特别令人痛苦。从1727年开始，在乔治二世统治的前三年，英国受到连续几波天花和类似于流感的传染病的影响，同时代人们不确切地将其描述为“疟疾”和“发烧”。这些疾病对人口的影响显然是严重的。自17世纪70年代以来缓慢而微弱的人口增长似乎停止了，这是自16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死亡率。到1731年，英国总人口约为520万——这个数字可能低于1655年克伦威尔统治英格兰的时期。

这段时期的疾病不仅是生理上的。南海泡沫所特有的贪婪、欺骗和歇斯底里，被媒体和教会谴责为随后几年的重大社会通病。奢侈和挥霍的生活被视为因，道德腐败和涣散是其恶果。在当时破坏公众生活的重大丑闻中，似乎可以找到明显的证据。一系列议会调查揭露了高层的广泛腐败现象。德文特湖(Derwentwater)庄园的受托人被揭露，曾密谋将被没收的詹姆士党人的财产以人为的低价出售给他们自己的人。慈善公司的董事们和官员的职责本该是为穷人提供就业和援助，但是却犯下贿赂、挪用资金甚至彻底侵吞公款等罪行。在这两个案例中，政府的知名议员和支持者都受到牵连。更为耸人听闻的是，大法官麦克尔斯菲尔德伯爵(Macclesfield)遭到弹劾，被指控组织售卖司法部门的职位。当他被查出把大法官法庭(Chancery)受托管理的私有财产收益用于资助商业法司法人士时，甚至连他的国务大臣同事也拒绝为他辩护。财产监护人的侵权行为，在这个充分尊重财产权的时代似乎特别令人震惊。此外，公开的违法行为，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对应的隐秘违法行为。犯罪行为是社会扭曲的一面镜子。但它又不仅是一面镜子，犯罪行为似乎变得更有组织、更商业化，也更惊人。“窃贼王”乔纳森·王尔德(Jonathan Wild)是他那个时代的典型代表。他的大部分钱财都是自己的手下“偷窃”而来的。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与富绅官员在大都市的腐败勾结。他只是严重的经济犯罪中的一个突出的例子。皇家森林中的偷猎者，往往是组织良好、系统化的伦敦市场供应商。南部和东部沿海的走私者，根据市场原则和经济规模调整行动，他们同样离不开与官员和广大公众的频繁“合作”。当局试图采取一些严厉措施打击这些罪行。王尔德因案子败露被绳之以法，1725年被处死，而他的死，使他获得了流行神话中的地位。温莎森林和其他地方的偷猎者是新立法的打击对象，即1723年严厉的《布莱克法案》(Black Act)。他们在20世纪获得了民间英雄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有意将他们视为真正的流行文化代表。随着政府打压措施的加重，走私队伍似乎更加壮大了；在18世纪30年代他们最活跃的时候，为了给消费社会提供走私商品服务，他们敢与乔治二世的龙骑兵对阵。

这是早期汉诺威王朝时期英格兰出现的情况。在这方面，南海泡沫最好不被看作革命后英格兰的最后结局，而是开启18世纪中期揭开繁荣、庸俗和商业化历史时期的壮观序幕。这种戏剧性的比喻是特别恰当的，因为在表演艺术史上，这一时期具有特殊的意义。1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伦敦剧院经历了迅速的发展，并且发挥了越来越大的政治作用。直到1737年法院采取行动以获得广泛的审查权力之前，舆论以及新闻界对泡沫期间和之后出现的种种社会现象进行越来越多的批评。没有任何东西能比约翰·盖伊(John Gay)的《乞丐的歌剧》(Beggar’s Opera)更有效地表达这种批评，这是1728年取得的巨大成功。这部歌剧的初衷是否真的作为一种政治讽刺作品尚不确定；但是在当时的舆论氛围中，人们立即把它视作政治讽刺作品。盖伊传达的信息，很好地契合了人们对现实的幻想和普遍关注。它清楚地把乔治二世的宫廷描绘成一个“小偷”的厨房；统治阶级的道德水准与伦敦黑社会的差不多。这是菲尔丁(Fielding)通过对乔纳森·王尔德与罗伯特·沃波尔爵士进行客观比较而强化的一点。在蒲柏的《愚人志》(Dunciad)、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和博灵布鲁克(Bolingbroke)的《工匠》(Craftsman)中，也有着非常类似的主题；这些都是非凡的十年间创作的极具争议的讽刺作品。讽刺的许多元素都是共通的：回归古典主义、乡村价值观的魅力、美丽的农村田园风光，尤其是对18世纪早期商业化的、金钱至上价值观的世界的不断批评。在这些方面，沃波尔时代的文学和新闻批评，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多年来流行的潮流最后、最激烈的尾声。但是，它并未给出对于未来的构想，或对其他可能性的建设性分析。

当盖伊的观众在麦克希斯(Macheath)身上窥见沃波尔政治的本质时，他们抓住了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方面，即汉诺威政权的政治性质与当代社会所谓的弊病之间的密切关系。除了一些例外(特别是漫画家威廉·霍迦斯，他把他的大部分精力用来讽刺礼仪和道德)，伦敦的知识分子和艺术精英们的观点非常一致，认为沃波尔是个大魔头。他的典型形象是一个诺福克的爆发官吏，靠系统性腐败致富(他在1712年被托利党人以侵吞公款的罪名起诉)，并通过不择手段和向宫廷趋炎附势而登上权力的顶峰。在1727年之前，他的姻兄弟唐森德跟他一样从腐败中分羹，一样声名狼藉。但乔治一世的去世和一位新国王的登基使他明显受到了公众的关注。通过他对乔治二世，尤其是卡罗琳王后的熟练操纵，沃波尔排挤掉了所有竞争者，1730年甚至包括唐森德本人。结果他很快就实现了大权独揽，这是自17世纪70年代的丹比以来没有人取得的地位。他的专权不可避免地引来了格鲁布街对他个人地位的攻击。他是伟人、英国巨人、大山一样的人。他也是人们的政治幻觉的完美代表——诺福克骗子，萨沃伊罕见的魔术师，灵魔般的巫师，精灵的化身，演技超常的大师将军等等。他对脾气暴躁和反复无常的乔治二世的掌控，以及他对以前无法驾驭的议会的控制，都被无数的抨击文章和版画描绘成一名不折不扣的政治魔术师。

那个时期以及从此以后，沃波尔的成功可以归功于他善于巧妙地利用影响力甚至以贿赂来开道。稳定似乎是这一时期的标志，也是这一时代区别于早年的政治混乱的特征，在这一点上，可以将稳定看作是行政部门的权力的最高峰。由于战争而膨胀的政府，特别是为运营新金融体系而建立的庞大政府机器，显然产生了大量新的恩惠。此外，革命后的政府非常需要在下议院获得多数支持，这也为利用这种恩惠来管理议会提供了强烈的动力。因此，出现了一个更加庞大、更有纪律性的在朝财政部党，能够弥合皇室和下议院之间的古老鸿沟，开创了行政与立法之间和睦共处的新时代。这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理论，但并非所有的前提都是万无一失的，也并非所有的结论都是必然的。沃波尔的管理原则远不够新颖。至少自查理二世统治以来，历任大臣已经采用过这些原则，以便在下议院维持一个实质性的在朝党。安妮及她的继任者统治的时期，官员们溜须拍马、追名逐利，更不用说腐败盛行。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沃波尔执政的和平年代减少了特权庇护关系的数量。毫无疑问，沃波尔本人和他的有效继任者亨利·佩尔汉姆(Henry Pelham)都是精明的管理者，而且这两个人都将执政党变成了一种非常有效的权力手段。但要打造乔治时代英格兰的传统的议会体制，需要的不仅是庇护制。

这并不是要否定沃波尔自己独特的才干。作为一个朝臣，他是无可比拟的。他对王后(部分通过她)和国王的操纵，完美地结合了奉承、哄骗和威胁等手段。与卡罗琳王后关系密切的赫维(Hervey)有充分的机会目睹这一切，并在他的回忆录中做了精彩的描述。能在朝臣中脱颖而出并不新奇，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各种天赋的非凡组合，使他能够以同样的技巧处理与议会议员的关系。他决定作为第一大臣继续留在下议院这一点，非常关键。前任大臣们传统上会离开下议院而进入上议院，但是沃波尔留在了最终控制政府钱袋子的下议院。作为论辩者，他有些粗俗(并不一定是缺点)、娴熟，并极有效率。作为调解人，他了解和顺应典型的乡绅观点的能力十分突出。但最重要的是他的政策，这与他的老辉格党派同事的风格有着重大的不同。对待教会方面，他希望避免古老的敌意进一步加剧。在《补偿法案》(Indemnity Act)的协助下，“非国教徒”可以享受信仰自由，甚至拥有一些地方权力。但是，他并没有真的试图打破圣公会在原则上的垄断地位；并且，废除《宣誓条例》和《公司法》(Corporation Act)是100年以后的事。他也认真讨论过其他领域的大规模改革，包括公司、大学或议会本身。在沃波尔的统治下，辉格党对法国实行新和平政策，对其他所有国家也都奉行和平政策——这样就给国内的人民带来了低税收的宝贵益处。从理论上讲，辉格党至高无上的地位仍然毋庸置疑。在实践中，沃波尔巧妙地改变了汉诺威政权的基础。他把强制政治让位于政治共识；独裁专制政治被一个乏味但却稳固的执政联盟所取代——这个联盟向愿意就未界定的“革命原则”献言献策的任何人开放。

即使没有沃波尔，汉诺威政权最终也会对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仅仅就腐败而言，并不是沃波尔的管理方式产生的新事物，而是庇护程度的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在1714年之前，宫廷的不确定或不一致的政策，使得对宾客和庇护人的统计非常困难。从选举金字塔顶端的自治市民，到卑微的收税官或普通议员，获取经济利益和权力的手段还远未明朗。在安妮女王统治下，政党政治的大部分不稳定性都源于由此产生的振荡。在1715年之后，大概在一代人这么长时间内，这个问题通过公共生活的一个简单而重要的事实解决了。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都反对将托利党纳入他们的政府部门，除了1743年短暂的“大屁股政府”(这是沃波尔垮台后不稳定的产物)，托利党仍在野40多年。自相矛盾的是，这种对托利党的排斥，更能确保政府部门的稳定。在朝的托利党人毫无疑问首先是朝臣，其次才是托利党人；很多托利党人无法忍受永远无缘于官位和可观收入的前景。此外，沃波尔的辉格党纲领的要求特别宽松，许多以前支持托利党的家庭很容易就接纳了辉格党的新原则。对于那些出于兴趣或本能而自然靠近宫廷政治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在18世纪初，康沃尔郡附近的自治市镇，辉格党和托利党割据平分秋色；到了30年代，已经成了辉格党可靠的自留地。在上议院中，只有少数托利党人继续忠于他们在下议院的朋友。尽管在1712年，哈利(Harley)在那里获得了托利党的多数席位。这种变化并不是突然或剧烈的，而是稳定且持久的渐变，18世纪一些最重要的政治名称人物也是变化中的一部分，包括皮特家族和福克斯家族。

沃波尔和佩勒姆统治下的政治舞台的稳定性，无疑是汉诺威体系的一项重大成就；但重要的是不要夸大其程度。乔治二世统治时期的政治，并没有陷入与他们俩常常相关的僵局。汉诺威人对辉格主义的认同(尽管是掺水分的辉格派)，导致铁杆的“乡村”托利党家族被永久疏远。这些家族中尽管很少产生一流的政治家，但在反对派中保持了一定的韧性，并成为其他潜在的敌对因素的核心，他们会使那些背叛他们的同志的日子不好过。例如，当他们的一位贵族领导人高尔伯爵(Earl Gower)加入亨利·佩勒姆一伙时，就导致了1747年大选时在高尔的家乡斯塔福德郡爆发空前的骚乱。事实上，在各个郡，托利党有自己的地盘。在郡级选民的“40先令自由人”中，特别是在中部地区、西部乡村和威尔士，托利党得到了一贯的甚至越来越多的支持。在其他地方，即使不是处于主导地位，他们也是有影响力的。辉格派的持续舞弊行为使托利主义在教会的实力必然受到影响。但教会的一个伟大的神学院牛津大学，仍然忠于圣公会的绅士阶层；并且托利党人家族有足够的教会庇护，来维持自己强大的利益。在大城市，也有潜在的反政府的巨大力量。例如，在伦敦、布里斯托、诺威奇和纽卡斯尔，民众有参与政治的悠久传统，并为保守党的煽动者提供了支持。沃波尔体系的基础太广泛，不能被认为是一个狭隘的专制集团——虽然城镇中有很大一部分土地所有者、教士阶层以及大量的中下阶层都反对它。这个时代的稳定局面，可能是表面上的。

当然，只有在政权本身分裂时才会产生真正的危机。到18世纪30年代早期，沃波尔在宫廷里遭遇了竞争对手的一致反对。当他在推广著名的消费税制度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可乘之机；这个项目在财政上是合理的，但却唤醒了众多英国人最深刻、最强烈的反感，因为他们担心政府官僚机构的扩张。只有当沃波尔在1733年撤回他的计划并且乔治二世坚决支持他打击宫廷里的对手的时候，他的政府才得以挽救。即便如此，1734年的大选中，出现了对他普遍的反对，并且严重削弱了他在下议院的多数优势。四年后出现了更严重的情况。1738年和1739年英国的海外扩张战略，需要对西班牙帝国采取激进立场——此举更加危险，因为它得到了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的支持。由被冷落的托利党人、不满的辉格党人、敌对的商人、受欢迎的政治家和王位继承人组成的联盟，的确对沃波尔构成了威胁，最终不仅迫使沃波尔陷入一场他非常厌恶的战争，还导致了他的下台。人们对利益的问题特别令人担忧；在弗雷德里克于1751年去世之前，佩勒姆遇到了与沃波尔相同的问题。

即使没有这些内部压力，辉格党的优势地位也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詹姆士党人的威胁可能被夸大了；许多为“海峡对岸的国王”举杯祝贺的人，是否真的愿意拿他们的财产或生命去为斯图亚特家族冒险——这是值得怀疑的。尽管如此，他们中更坚定的人得到了一些鼓励。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不仅让英国卷入了海外对西班牙的战争，而且卷入了对欧洲大陆上强大的波旁王朝联盟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乔治二世似乎主要关心保护他心爱的选帝侯领地；随之而来的是与国内利益发生冲突，最重要的是英国的金钱和士兵的鲜血被投洒到德意志和荷兰的做法广受抨击，给爱国的政客们提供了足够的把柄来攻击政府。沃波尔早就预测到：战争意味着同时在英国土地上进行国王继承权的斗争——事实证明，就是如此。当詹姆士党人于1745年入侵英国时，对汉诺威王朝构成全面的威胁。按照欧洲标准，英国常备军的规模很小；即使是1765年12月“小王位觊觎者”(Young Pretender)率领一小股装备落后的武装进入英国中部地区中心地带，也已经把国防军忙活得筋疲力尽了。政府早就抛弃了一支没有保守党支持的有效民兵组织；许多乡绅最多只是保持不情愿的中立。在詹姆士党人的军队被击退并最终在卡洛登(Culloden)被击垮之后，对苏格兰高地人进行的凶残清剿，说明了伦敦当局的担忧到了恐慌的程度。在这些方面以及其他方面，1745年的危机使辉格政府志得意满的状态有所收敛。人们对辉格政府的习惯印象是政治上冷漠并保留贵族般的优雅——这种印象可能具有误导性。这种印象很难与1745年衣衫褴褛且残酷血腥的叛乱分子的形象相匹配，18世纪50年代早期相对稳定年代的辉格党人也不是这副形象。

例如，佩勒姆的灵巧管理使得他能够引导英国安全地但是不太光彩地走出战争，并且其财务上的聪明才智能够使国债处在安全的范围之内。但是事实证明他们也会错误地判断政治气候。他在1753年颁布的《犹太人入籍法案》，旨在缓解英国犹太人社区的公民权利被侵犯的状况，但是却引发了高派教会的敌意和不宽容的浪潮，迫使他很快废除这一不讨人喜欢的政策，以避免在1754年大选中对自己不利。其次，詹姆士党人的威胁警报和远征也并未结束。即使到了1753年，在伦敦依然能看到一位詹姆士党人被公开绞死的惊人场面——毫无疑问，在某些方面，18世纪的政治较为温和，但也并非总是如此。

工业和闲暇

詹姆士党人垂死挣扎之时，正是前工业化社会消失的时候。因为，被描述成工业革命的巨大经济增长和变革，发生在18世纪中叶。然而，回想起来为工业腾飞提供平台的时期，在当时被普遍认为是令人担忧的经济衰退期；如何评估这一时期，仍然存在问题。在18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农产品价格低得出奇；一些重要的制造业地区，尤其是旧纺织中心，遭受了严重的失业和动荡。但也有更可喜的发展。食品价格低，促使消费品支出增加，从而鼓励新兴产业，特别是在中部地区。虽然低廉的价格会抑制农业，但是也会刺激产量的增加，例如在东盎格利亚就是如此。经常与“芜菁唐森德”时期有关的农业混合改良技术，并不完全属于这个时期，但它们的重要性当然得到更广泛的重视。其他行业的进展非常显著。例如，18世纪30年代见证了交通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全国收费公路系统的建设。在1730年之前，只建立了少数收费公路信托基金。大多数主要道路的维护，包括北安普敦郡以外的大北路和几乎整条大西路，都依赖于那些恰好位于附近的倒霉的教区。乔治王朝初期，英格兰的道路承受着快速增长的客运量的巨大压力，以及主要消费中心之间更加繁重的货运负担，道路的状况恶化到简直成了国家的耻辱。收费公路信托即使不受欢迎，也是一个简洁的解决方案。由一个精心设计的分级收费制度，吸引大量本地筹集的资金，用于公路维修和维护。信托的鼎盛时期在18世纪中间的40年间。它们充分证实了地方的活力，在北部和中西班地区修建了大量新道路；到1770年，运河在货运上成了极有竞争力的方式，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全国性的、相对高效的运输网络。交通的发展对出行次数的影响是巨大的。约克、曼彻斯特和埃克塞特等主要地方中心，在18世纪20年代，去伦敦来回需要3天以上的行程；到1780年，行程被缩短到24小时内。几乎所有路线的行程时间都显著缩短了，似乎已将当时的交通技术推向了极限；直到大约1820年交通技术几乎没有什么大改进。由于麦克亚当(Macadam)和泰尔福德(Telford)的功劳，人们花在旅途上的时间进一步缩短。

如果没有内陆消费、贸易和资本的大幅扩张，就不可能有收费公路的发展。但这些年，国内经济增长远赶不上海外扩张。当然，当时的表面现象可能也产生了误导。爱国政治家们继续在公众面前基本上保持古老的帝国观念。殖民地仍然主要被视为有价值的原材料来源，同时作为过剩人口的倾销场所，或作为增加国家黄金储备的渠道。帝国皇冠上的明珠是拥有蔗糖种植园的西印度群岛；1739年的英国—西班牙战争跟以前的两国战争一样，被视为打入南美洲的黄金国的一种手段——因为那里拥有诱人的黄金、白银和热带产品。然而后来看起来，很明显，英国的海外贸易正朝着一个相当新的帝国的方向脱胎换骨。充满活力的出口市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欧洲以外，特别是在北美。纺织品作为传统的主要出口产品，受益于这种重新定位，但在与金属工业相关的新型制造业，生产家用商品、工具、武器和各种器具的行业，增长更为明显——简而言之，对“伯明翰商品”的需求急剧扩大。

重商主义理论能够适应新的趋势，但当时人们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来认清这个过程。到了18世纪50年代，人们开始认识到13个美洲殖民地的全部重要性，商人和行政官员的注意力开始转向与法国竞争北大西洋世界的主导地位。对北美殖民地的重视，也在国内产生了重要影响。乔治王朝时期的伦敦发展迅速，确保了其在西方世界最大、最具活力的城市的地位。但事实是，与英国的其他城市相比较，伦敦并不那么重要。美洲新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流向了西部新的或不断增长的港口城市：特别是利物浦、布里斯托、格拉斯哥等，在短期内怀特黑文的商业活动也十分活跃。这些港口的工业腹地、塞文谷和中西部地区、约克郡和兰开夏郡地区以及苏格兰西部的兴起，使工业基础战略性地从南部、东部和西部，向北部和中部地区转移。

这一时期的人口趋势清楚地体现了这种转变。在18世纪20年代的灾难之后，人口开始再次增长，尽管在30年代增长速度非常缓慢。1750年政府提出进行人口普查，但是流产了；如果完成了这次普查，预计能确定总人口约为580万，比20年前增加约50万。到1770年，人口达到了大约640万；到1790年接近800万。按照19世纪的标准，这并不是一个惊人的增长率。尽管如此，它代表了现代人口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一般来说，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情况与人口增长大致同步。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期，不乏重要的创新发明和新兴企业。但在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 1678—1717)时代和约西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 1730—1795)时代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这方面，18世纪中叶又是一次分水岭。人们熟悉的早期工业革命中的巨人，如博尔顿、瓦特、加贝特、阿克赖特，以及韦奇伍德本人，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深刻影响了民族意识；在18世纪60年代初爆发的七年战争期间，诸如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等城市的快速发展，极其振奋人心。城市发展本身，反映了经济增长和人们普遍对这种发展的重视程度。那些记得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的状况并继续活到18世纪的最后25年的人，将60年代和70年代描述为城市物质生活发生巨变和改善的时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较小的城镇。发展重点始终是城市的空间、卫生和秩序。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这些不断扩大的城市，备受外地人的青睐，因为它们拥有宽敞的广场、整齐的房屋和仓库。相比之下，旧商业中心杂乱无章的城市面貌、狭窄的街道和木材加盖茅草的房屋，看上去已经过时，甚至有些原始。任何有自尊的城镇都会借机向议会申请成立拥有重建城市的权利的改造委员会。今天许多保存完好的乔治王朝时期的城镇，都得益于这一时期的重建计划。也许最富有想象力的城镇规划的例子发生在英格兰边界以北；爱丁堡的新城(New Town)继续证明了城市奠基人在这方面的贡献。位于不列颠岛南部的首都也不甘落后。作为现代化进程的象征性举动，同时也是出于实际需要的考虑，伦敦金融城的多扇中世纪城门于1761年被拆除；其中的路德门(Ludgate)曾经被修复和装饰一新，人们信心满满地计划再使用数百年——但是修复后不到30年就被拆除了。在附近的威斯敏斯特，最大的单一城市重建项目于1762年几乎同时开工。威斯敏斯特重建委员会成员及其在各个教区的合作伙伴将改变这个大都市，大片区域旧貌换新颜。下水道和水管得到广泛铺设或重新设计。街道和人行道都是鹅卵石铺就的，很多路是第一次修整；广场被清理、修复，并用各种雕塑和植物装饰；对房屋进行系统性编号；五颜六色的旧路标令人眼花缭乱，甚至给路人带来危险，它们被一一清除。到了18世纪80年代，除了贫民窟之外，首都焕然一新的外貌，使伦敦人备感骄傲，也令游客特别是外国人惊叹不已。

变化不仅发生在城市和小镇。在大多数情况下，乡村建筑的变化缓慢一些；但就土地本身，新的模式正在出现。农业革命中最著名的表象，即议会圈地法案，主要集中在18世纪下半叶。这些法案的经济影响力可能被夸大了，因为从统计数字上看，它们不比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来悄然进行的非议会圈地运动更突出；此外，它们主要是从英国南部和西部——从约克郡到格洛斯特郡的地带的一个特征。但作为在贫瘠或可转换土地上农业的盈利能力的标志，它们是有力的证据；并且它们对地貌的影响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到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时，圈地法案表明，人们对经济持续增长的信心达到了近乎自负的程度。令人好奇的是，斯密本人并没有完全分享这种信心。但斯密是一名学者，他的作品基本上是理论而非实践观察，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更为波澜壮阔的发展之前构思出来的。他的同乡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是一位更有信心的导师，他的《政治调查》(Political Survey， 1774年)对英国的经济发展进行了毫无保留的颂扬。

不断加快的经济和物质增长，不可避免地对英国社会的特性产生了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结果符合前几个时期商业多样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因此，在社会结构方面，其主要影响可以说是加剧了社会等级差异。由于财富的分配非常不均衡，而且由于税收的水平和性质对重新分配财富的作用微乎其微，中上阶层的实际生活水平的改善，比底层的改善更为显著。原则上，这绝不是新鲜事。例如，16和17世纪的农业发展，已经明显改变了典型的农村社会结构。圈地运动、囤积居奇以及总体上的改善，正在逐渐使乡村焕然一新，村民们通常是小财产所有者、自由民？或热爱老英格兰的自耕农等。有实力的资本主义农场主通常出身于乡绅地主的租户，而不是土地所有者本人——现在正在主导一个农业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们之下的所有人都越来越多地被迫沦为无地劳动者。这个进程有时被夸大了，因为它的实际发生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条件。但这个进程确实在18世纪加速了；最重要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讲，至少18世纪的英格兰正在发展为一个更加两极分化的社会。更糟糕的是，两极化的破坏性后果十分明显。且不说当时识字率和通信技术的大幅改善，人口流动的增加，也会让更多令人担忧的贫富差距愈加明显。统治精英生活奢侈、铺张浪费；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稳步提高，虽然幅度不大，但是累积起来的影响力更大——造成高度商业化、以金钱为基础的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尤为刺眼。如果这是一种病态，那么它在首都表现得最为显眼。在伦敦，由于相对缺乏完善的社会约束和习俗，可怜的穷人经常与舒适的资产阶级甚至富豪阶层密切接触，但却一贫如洗，这不可避免地引起在菲尔丁和霍迦斯作品中所描述的道德愤怒和社会批判。

很难判断，生活条件的实际恶化程度，被人们关注到的有多少。在1750年之前，食品价格低廉，加上人口几乎没有增长，使得工资稳定，穷人的实际收入可能有所增加。伦敦人对杜松子酒的渴望所产生的可怕问题(穷人们喜欢喝茶，这种喜好虽然损害力较小，但当时同样遭到批评)表明，至少在当时，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并不过低。然而，在18世纪下半叶，许多人的情况似乎已经恶化，又回归到粮食收成不佳甚至不足的旧循环。再加上工业经济的短暂衰退和失业浪潮，使得最底层人们的生活变得危险且悲惨。此外，人口迅速增长和机械创新，导致工资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使得新兴无产阶级中更贫困的成员不一定能分享工业发展带来的好处。

18世纪的社会问题，其敏感程度比其他时候看起来尤甚，虽然对这些问题没有简单或全面的答案。穷人开始反击，主要用传统武器来捍卫陷入困境的经济秩序。为了应对物资短缺和高物价，他们呼吁旧有法律制定限制中间商和垄断机构的条文。为了反对削减工资和引进机械，他们联合起来，试图挫败他们的主人，组建俱乐部、提供社会保险。在极端情况下，他们经常爆发激烈的反叛和骚乱。尽管他们也取得过一些胜利，但总的来说，这是一场失败的战斗。人们对富有的中间商的所作所为普遍心存不满，拥有土地的乡绅阶层对这种不满情绪表示同情。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产品的专业化市场的崛起，无论对地主还是食品商来说都至关重要。陈腐的工业关系的机制存在类似的情况：由于资本主义制造商和非熟练劳动者的共同欺骗行为，旧的学徒法得不到有效执行。认真遵守此类限制性做法的公司，将无法参与新的投资和行业。各个行业协会更得不到重视。纯粹提供养老金和疾病津贴的俱乐部，得到了上层社会的鼓励。但是，联合会(或工会)也经常受到压制，即使工会是针对18世纪雇主较明显的不公正行为而成立，例如在西部的服装业使用卡车。工会组织有时会取得成功，如伦敦的裁缝业或皇家造船厂——这要归功于成熟的行业工会组织的决心。在大多数新兴行业中，制造商都占有绝对优势。

底层民众不满情绪的最极端表现，在某些方面得到最大限度的容忍——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家长式统治者们认为这是社会的一个必要的安全阀，即使有时候令人感到遗憾。政府很少动用过度的手段来镇压骚乱，对少数相关人也只是采取警告性惩罚措施。如果挑衅行为没有造成严重影响，即使看起来十分极端，惩罚通常会轻得出乎意料。选举骚乱在大部分时间内都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在像考文垂这样动荡的城市里，由于选民众多以及那些不是选民的人的积极参与，每次选举都注定会发生骚乱。18世纪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中期，由于饥荒而反复爆发的食物骚乱，也或多或少被视为乡村生活不受欢迎但是必要的方面。在一定限度内，政府对此类事件有高度容忍度。例如，1765年伦敦斯皮特菲尔兹(Spitalfields)的缫丝工人认为，贝德福德公爵支持法国丝绸的进口而使他们的困境更加恶化，因而群起抗议，愤怒的工人全面包围了公爵的府邸。暴乱严重到不得不动用军队的地步，但伦敦上流社会把暴乱看作一种有趣的消遣也并不令人惊讶，而值得人们从旁观者的角度对其进行审视。当然，如果暴乱持续下去，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因此，18世纪30年代最初的反对收费公路的骚乱，得到了相对宽容的对待，甚至得到了有产阶层的鼓励——因为他们跟社会底层民众一样，憎恶对公路收费。但事后仍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惩戒性判罚。此外，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政府对民众骚乱的态度有所改变。为了捍卫选举权和新闻自由，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发起了旷日持久和有争议的运动，在街头引发了暴力示威活动。随后以“威尔克斯和自由”的名义与权威发生的冲突，产生了太多政治影响，已无法令当局熟视无睹。1780年的反教皇戈登骚乱首次在伦敦制造了一种切实的恐怖状态，标志着暴乱进入了另一个重要阶段。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只有法国大革命才能让政府放弃原来的对暴乱的容忍政策，并让有产权阶级意识到：大众的暴乱是可怕的。

对于最底层人口的增多和贫困状况的进一步恶化，没有永久的解决办法。18世纪依然依据伊丽莎白时期的《济贫法》和1662年的《定居法》来救济贫民。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一些贫穷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庭生活，与美国奴隶或俄国农奴的情况相差无几，或者还不如他们。贫民救济，要不依靠吝啬的邻居提供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要不让贫民寄宿在另一家穷人的家里——有可能这家主人冷酷无情，对他的房客进行系统性剥削。《定居法》规定，必须为那些住不上每年房租不少于10英镑的房子的人，在其出生地提供一座住所——而10英镑是不小的一笔钱。在实践中，这些严厉的规定并不那么令人生畏。济贫是大多数教区开支的一个主要项目，到18世纪末期已经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济贫经常延伸到定期户外救济，并在一定程度上也考虑到生活成本的上升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定居法》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得以执行。不幸的是，该法律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其主要受害者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确切地说，是那些可能给他们所逃往的教区增加负担的人。但即便如此，18世纪下半叶对人口移动的限制，实际上也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认真实施这些法规，就难以满足工业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

与其他时代一样，有产阶级对穷人感到强烈不满，对他们制造的犯罪更加感到不满。一个商业化的社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诱惑；同时，对违法行为的纵容，刺激了更多犯罪。诸如高速公路抢劫这样明目张胆的犯罪，或诸如违反狩猎法等在社会学上最有趣的犯罪，历来吸引了大多数人的注意力。但绝大多数犯罪都是这样那样的小偷小摸——这是针对有价值财产的犯罪行为。这种行为似乎在不断增多，特别是在城市地区。面对这种违法的浪潮(毫无疑问，形容为“浪潮”有点夸大其词，但却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时期的私人财产几乎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城市犯罪的上升呼吁有效的警察队伍来增强侦查力度和破案概率(如果不是呼吁更温和的解决办法的话)。但是，警察部队会带来许多危险，尤其是它在政治庇护方面的潜在用途。此外，当时的人们对任何一支听命于政府的、组织有序的武装力量所带来的持续威胁，都高度警惕。一方面将常备军队保持在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允许一支更新颖、更险恶的力量来代替它——没有人觉得有这样做的必要。因此，除了少数和部分例外——例如伦敦的菲尔丁兄弟的努力——这个时期在扼制犯罪方面没有显著改善。恰恰相反，即使是对无关紧要的罪行，当局仍然会依靠纯粹的训诫、流放或死刑来威胁。这是一段对轻微罪行滥用死刑的时期，19世纪初的改革派对此进行过严厉抨击。事实上，这是试图阻止财产犯罪浪潮的唯一可行手段。即便如此，事实证明，这么做是没有什么效果的。陪审团不会定这样的重罪，法官也只在最明显的案件中才谴责此类罪行。与实际犯罪数量相比，被定罪的案件较少。即使宣判了死刑，在法官，或在地位高的庇护人的请求下，仍有很大的机会改判缓刑。这样，司法程序不可避免地陷入政策不连贯和政治操纵的混乱局面，这也成了这一时期的一个特征。

如果穷人指望不上国家，他们把希望寄托给教会，但是希望渺茫。18世纪的教会，在今天被认为在社会政策方面声誉欠佳。教会是乔治王朝时期庇护人制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很难期望它对主流的态度提出系统的挑战。但教会实在根本配不上它的声誉。18世纪的慈善行为有时会被遗忘——毫无疑问，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慈善绝大多数是自愿的、非正式的。如果没有此前或随后有关慈善行为的官方或国家文件，它被遗忘是必然的。然而，在捐赠和一系列教育、卫生和娱乐机构的维护方面，文件记录之丰富是令人惊讶的。慈善常常带着施舍的态度，而且部分动机是为了阻止穷人对社会和政治构成的威胁。但其他时期也有类似的慈善行动，而且救济的规模十分庞大。典型的做法是向慈善机构捐款和建立社团，包括修建学校、向医院捐款、成立济贫所及监督福利团体。在这方面，教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各个教堂——都参与其中。而最不积极的，是被后来的改革者所斥责的英国圣公会的要人，包括主教、副主教、座堂主任牧师和大教堂教士。

然而，有关教会在18世纪的地位，存在一些矛盾现象。该世纪早期“自然”宗教的影响，使人们越来越重视行动而非信仰。基督徒的行为要表现得像个基督徒，而慈善最能表达宗教热诚。但是，理性的宗教无论多么仁慈，并没有给那些因缺乏教育或智力不足、不够理性的人提供太多的精神慰藉。在自由主义倾向的影响下，所有主要教堂的精神能量明显萎靡不振。由于自然神论者对三位一体学说的挑战，出现了神学方面的紧张关系。受此影响，主流宗教在公众生活中的影响力明显削弱，暂时只有城市中产阶级提供一贯的支持。农村地区的教会，依托于其部分神职人员的住所和个人承诺，继续开展其不太稳定的工作。在城镇里，教会倾向于收缩，或者像“非国教徒”那样去吸引有教养的中产阶级会众，因为他们有能力为贫穷城镇补充教士的俸金、装修或重建教堂。

结果是，由教会的叛逆之子卫斯理公会运动，给穷人在来世补偿今世所遭受的苦难以精神安慰。卫斯理公会错综复杂，很难概括其重要性。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本人就是牛津大学的高教会派观点和政治保守主义的知名学者。然而对许多人来说，他的影响力似乎表达了17世纪宗教的清教徒精神。他自己的精神之旅好比一场暴风骤雨，极其冲动而不稳定。但是，他赋予他的追随者的组织和纪律约束，却接近专制。在神学方面，卫斯理是一位阿明尼乌派教徒；但加尔文主义对卫斯理公会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在这个领域，走在卫斯理之前的先行者是威尔士的格里菲思·琼斯(Griffith Jones)和豪威尔·哈里斯(Hawell Harris)，以及英格兰的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等。对他们的敌人来说，所有这些人似乎都是危险的，甚至是煽动性的人物。露天布道可被视为对教区神职人员独占布道坛的公开冲击。从非专业权威的角度来看，卫斯理乐意向所有层次的人传播他的救赎福音，使得乡绅和郡民不寒而栗。然而，他的政治观点是专制性的，他没有对社会秩序提出任何挑战。他和他的追随者始终只关切一个问题：福音传道者是否能给所有人提供救赎，尤其是穷人，包括英格兰采矿和制造业的被抛弃的社区，他们往往被更时髦的神职人员所忽略。他的成就可能被夸大了，因为在他去世的时候，虔诚的卫斯理公会教徒大约只有七八万人。然而，他不安分的生活和旅行引起的恐慌和争议，表明了他对乔治王朝社会的影响程度很。卫斯理公会教徒被指控罪大恶极，其中一些指控相互矛盾。他们的传道人既是罗马天主教徒又有清教徒，既有詹姆士党人又有共和党人。他们一方面性虐妻子，另一方面却对她们施加影响，让她们放弃所有肉体的快乐；他们一方面垂涎其他男人的物品，另一方面却不允许别人使用世俗的商品。对卫斯理公会的各种指控，明显说明卫斯理触及了当时一个有关良知的痛处，并暴露了信仰中的尴尬缺陷。

英国中产阶级的形成

卫斯理公会运动的早期历史给人的印象是，当时存在相当大的社会压力以及众多社会问题。但是这么说也有可能不无夸张。因为同时，人们也普遍认为英国社会避免了最坏的极端情况。令外国人深有感触的是英国社会结构的灵活性和凝聚力，而不是其紧张和僵化。从伏尔泰到格罗斯雷(Grosley)修士，相继来到英国的法国人记载了这个国家没有“种姓制度”，特别是个人可以沿着社会阶梯轻易地上下“移动”。与欧洲大陆相比，英国社会没有什么贵族特权和优势，这一点赢得了外国人的称赞。贵族犯罪可能会由上议院审判，但当他们被送上绞刑架时，他们的遭遇像普通罪犯一样，要进行公示。1760年，当费雷尔伯爵因谋杀他的仆人而被处决时，人们普遍认为，他的命运明确证实：在犯罪和死刑方面，英格兰的法律对贵族、庶民一视同仁。在一个不太要紧但也许同样重要的事情上，格罗斯雷惊讶地发现，无论什么级别的人，都得支付收费公路的费用，贵族也没有辛免。此外，面临生活水平下降和物资匮乏的英国城市贫民，似乎过得比法国或德意志农民更好。英国劳工(虽然必须承认，评论者通常指伦敦的劳工)似乎收入很高，吃得也不错，非常独立且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最重要的可能是，外国人所强调的英国人对“绅士”一词的灵活定义。从外表上看，任何穿得像绅士一样的人，都被当作绅士对待。中产阶级甚至是等级较低的伦敦人，都在效仿上流社会的时尚、举止和观点。很明显，这是一个社会的真实标志，在这里，所有社会价值观、差异和习俗，都让位于金钱的权威。英格兰是18世纪欧洲一个富豪社会的杰出典范。

这一时期的社会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富豪统治的本质决定的。从表面上看，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财产所有权的基本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中产阶级没有把大量的资本投入土地，没有大规模征用贵族或绅士的土地。手工业者和商业家庭稳步融入有地阶层，改变了这个阶层的确切构成，但没有显著影响其整体性质。在更高的社会阶层，大地主的地位在18世纪得到了加强和巩固。但土地只是一种财产形式，且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即使在这个世纪初，土地的首要地位也在逐渐削弱。在光荣革命时期对国民收入的估算表明，农业收入几乎占总收入的一半。但这个比例正在发生变化，到1780年可能下降到了1/3。事实上，土地本身只是英国经济普遍商业化的一部分；在土地开发和改良方面，土地越来越被视为类似于在股票、贸易和制造业上的投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短暂的农业萧条对贸易没有多大影响，但反过来则不然；商业衰退对土地价格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在美洲战争中，当海外贸易遭受灾难性的萧条时，其影响立即反映在房地产价值上，并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如果有地产阶级拥有更大比例的非土地财产，情况就会大不相同。虽然他们在采矿权和某些政府债券等部门拥有重要地位，但显然他们并未拥有大量非土地财产。工业资本、个人财富和贸易中的动产，绝大部分归中产阶级所有。国民经济的活力和增长，主要取决于中产阶级；外国人非常赞许的英国社会的灵活性和稳定性，也依赖于他们。

当然，中产阶级或“中等阶层的人”并不是一个具有社会自觉意识或特别凝聚力的群体。中产阶级内部，无论在财富规模还是活动爱好方面，仍然是多种多样的。在拥有巨额财富并统治首都的城市商业巨头，与代表商业化英格兰骨干的小商人或工匠之间，存在遥远的差距。商业化的英格兰被称作新的“店主之国”——人们常以为这种称法出自18世纪末的拿破仑，但实际上亚当·斯密早就使用过了。乡村中产阶级(大多数是很快就获得乡村绅士头衔的佃农)和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在工业社会初期发迹的商人、医生和律师)大为不同。尽管如此，这些人仍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往往都是注重个人奋斗，积极发挥自己的才能。他们投入自己的劳动，从商业或职业的创业活动中获得利润——从这方面说，他们是真正的“资本家”。他们共同拥有、控制或经营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他们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在大小城镇都很少受到挑战；即使在许多农村教区，他们比高傲的寡头和贵族更能代表统治阶级，后者只是在白厅和威斯敏斯特显得更为重要。

这个阶级的主导基调，其务实的态度和坦率的商业逻辑，在方方面面都是清晰可辨的，尤其是它在教育中的影响力。18世纪，英国教育表现欠佳，乏善可陈。在这方面，对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时期所建学术界、文法学校和大学的调查显示，状况令人忧虑。语法学校继续积极履行其向相对底层家庭的儿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但数量确实很少。事实证明，大多数学校资金匮乏，难以满足或无法摆脱他们的控制人的贪婪。他们中，任教的神职人员经常做得最好；但他们工资低微和缺乏支持，普遍被沮丧情绪困扰。英格兰的大学给人一种自满和懒惰的印象，特别是将之与苏格兰同行相比的话。在边界以北，学术生活的特点是宗教冲突甚至偏执。但它也显示出苏格兰启蒙运动欣欣向荣、极富活力的迹象。在道德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医学科学等多个领域，苏格兰对欧洲和整个时代的贡献是巨大的。英格兰大学的水准则远远不够。它们的职能，部分是为了训练其神职人员，部分是为了给上流社会和富人提供广泛的教育。它们表现出比一般情况更多的热情。像牛津大学赫特福德这样的新基金会提供的创新性教学，或者剑桥数学奖学金的真正进步，绝不能证实罗兰森的印刷品或反教会宣传所给人的印象。即便如此，它们显然也不能满足中产阶级的要求。

但事实是，文法学校和大学的设立原本就不是为了中产阶级。在缺少文法学校和大学的情况下，中产阶级采用捐款和收费的手段，创办了大批务实、进步的教育机构，来培养中产阶级的孩子，为各行各业和商业界提供劳动力。这些学校往往是昙花一现，当它们消失时，很少留下痕迹，以至于维多利亚时代吹毛求疵的人认为，它们从未存在过。即使是18世纪最大的学校，包括北安普顿和沃灵顿的不信奉国教的学院——即使是同类学校中最好的学校，不久以后也消失了。但与此同时，他们提供了商业阶层所依赖的基本的、朴实无华的教育。

结果显然是促使一种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它具有明确的务实主义色彩。如果说，曾经有一个英国启蒙运动，那也许就是实用主义思想的启蒙。18世纪中叶，使人们着迷的既不是神学论战，也不是哲学思辨，而是应用技术。成立于1758年的技术学会，十分恰当地表达了这种精神。也许学会成立初期最具争议的项目是：通过公路，将水产品从沿海运到伦敦的计划，该计划打破了泰晤士河鱼类经销商的垄断地位，并大幅降低了这种重要又有营养(这一点得到特别强调)的商品的价格。毫无疑问，这种做法有点奇怪，但它的目标非常实用。技术学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但它只是许多正式和非正式、持久和短暂的俱乐部或协会中最著名的一个；这些组织依赖于人们对科学或伪科学知识的兴趣。这种兴趣，在地方各郡和首都一样热烈。同样，与伊拉斯谟·达尔文和月球协会相关的利奇菲尔德圈，也是许多业余团体中十分著名的，这些团体对科学的态度一丝不苟。它们所催生的文学潮流，让我们粗略地了解到：普通公众对科学问题的兴趣日益增长。即使是以娱乐为主题的月刊杂志，也刊登了这个时代的无数发明和推测遐想。这是一个醉心于探索物质世界的时代。

中产阶级在工作和学习之余，需要属于自己阶层的消遣和娱乐活动。18世纪总是让人联想到时髦的特权社会的娱乐活动；在其鼎盛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是温泉小镇巴斯。然而，如果没有中产阶级的光顾，巴斯或许已经失去了其在乔治王朝时期的繁荣，变得默默无闻了。其开发者伍兹家族和首位仪式主持人“花花公子”纳什的事业，不仅要仰仗自身名人的声望，还依赖于中产阶级的金钱。每一位前往巴斯洗浴或参加聚会(Assembly)的贵族，都会带动一群人出钱去体验那里的上流社会的氛围。在这方面，如同许多其他方面一样，正是中产阶级对上流社会的时尚和习惯的一贯忠诚，才维持了休闲和奢侈活动的商业可行性，同时也维护了贵族精英希望自己显得高高在上的面子。无论如何，巴斯并不是唯一的水疗之城。温泉疗养成了地区性的乃至全国性的时尚，各郡纷纷效仿著名的巴斯，开发了一些类似的水疗中心。当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在18世纪20年代初游历英格兰时，他发现了许多温泉小镇。他惊讶地注意到，特恩布里奇(Turnbridge)是一个“以社交聚会和休闲娱乐为主要业务”的小镇。但是，特恩布里奇在首都周围有几个竞争对手：埃普索姆(Epsom)、德威(Dulwich)和西德纳姆韦尔斯(Sydenham Wells)都为寻求乡村新鲜空气和矿物盐的伦敦人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度假胜地。在已经是现代游客的祖辈最钟爱的峰区，笛福发现，巴克斯顿(Buxton)和马特洛克(Matlock)的游客数量超过了它们的住宿接待能力。尤其是巴克斯顿，在18世纪中叶发展迅速。尽管到了80年代，它不但要与特恩布里奇竞争仅次于巴斯的第二温泉城的地位，同时，它也面临来自新的竞争对手切尔滕纳姆(Cheltenham)的压力。

当然，温泉水的供应有限；但另一种有价值的商品——海水，则并不短缺。医疗界急切地想证实盐水和海风的无法估量的好处，想让人们相信在海水中沐浴与泡温泉一样，这样的休闲有利于健康。海滨城市布莱顿直到18世纪90年代才发展起来。但海滨度假胜地的发展早已开始。拉塞尔医生在1749年发表了《腺体疾病治疗中海水的应用》(A Dissertation on the Use of Sea Water in the Diseases of the Glands)这篇论文，对这一过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韦茅斯港(Weymouth)大肆宣传英吉利海峡的海水中含有很高比例的矿物质；到1780年，它已经成为一个繁荣的度假胜地。从伦敦到马盖特和拉姆斯盖特交通便捷，这两个地方更早出了名，并能提供更复杂多样的休闲活动。位于约克郡海岸上的斯卡伯勒(Scarborough)也同样发达。在这些发展中，医疗因素当然很重要。但是不难看出，普遍的社会需求是休闲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上流社会每年有自己固定的活动安排，还有围绕宫廷的活动时间表；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也有自己普罗化的集市和假日——两者需求之间存在相当大的真空，新的度假地正好填补了这段空间，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利润。这些地方基本上是为城市的中产阶级打造的，让他们暂时摆脱城市生活，换一个新的环境，相当于贵族们退隐乡村生活。它们存在的基础是能满足中产阶级的独特需求。通过收取服务费确保能够提供体面的服务，营造富有的氛围。在某些方面，女性是新富裕生活最明显的受益者，这种灵活但受保护的环境，对她们尤其重要。早在度假胜地出现之前，笛福就对它的特征进行了充分的描述，称其为“新流行的聚会式社交方式”。聚会是18世纪中叶流行的休闲方式，包含有舞蹈、玩牌、饮茶及普通的社交活动。即使在许多集镇，聚会为各种活动提供了宝贵的场所，既有像婚姻介绍这样严肃的，也有像乡村八卦一样随意的。在大城市，可能会举行壮观的聚会，以展示市民的自豪感。在诺威奇，18世纪50年代建造的剧院和聚会大厅由当地建筑师托马斯·伊沃里(Thomas Ivory)设计，外观独特。在建造这两栋建筑的同时，一座宏伟的新教堂也落成了——恰好证明了宗教与娱乐之间的社会联系。许多人花了钱准备每天参加聚会，同时在周日前往教堂做礼拜。

把复杂时代的所有文化发展归纳为单一模式，似乎不太明智。然而毫无疑问，乔治王朝中期艺术的主导基调是为了迎合富有且自命不凡的庞大中产阶级的需求。从朴素的贵族古典主义到资产阶级浪漫主义，不是简单的倒退。相反，古典传统继续被诠释，就像文艺复兴之后的几代人所做的那样。但是，那些无处不在的亚当壁炉和韦奇伍德瓷器，明显带有一种崭新的甚至是反贵族的精神。奥古斯都艺术的胜利一直是精英阶层的胜利，因为这些艺术品主要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消费。注重秩序、结构和形式，是18世纪早期艺术的标志；能深刻理解其古典意义，是诠释它们的关键。对教皇进行贺拉斯式的讽刺、伯灵顿的帕拉第奥风格的建筑设计，以及威廉·肯特等古典主义者所钟爱的、仍然基本上正统的园林景观，都属于同一类。但是20年之后，中产阶级教育所培养的注重实用主义的人，很少能体会讽刺语言中的微妙意味，能理解或者认同威尼斯文艺复兴的人则更少。相比之下，18世纪中叶的文化成就，既不复杂也不精致。由威廉·申斯通(William Shenstone)实践的风景如画的园艺，以及由“能人”布朗所开发的“自然”景观的风尚，摆脱了18世纪早期模仿古典主义和隐喻的热情。新文学的发展也是如此。无论是流浪汉题材的小说还是清教徒式的小说，其性质明显都是资产阶级的。有时候，正如理查森(Richardson)在《帕梅拉》(Pamela)和《克拉丽莎》(Clarissa)中对放荡贵族带偏见的描绘一样，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其他时候，如在斯莫利特(Smollet)和菲尔丁(Fielding)的冒险故事中，这种资产阶级性质表现为对下层和中等阶层社会生活的关注和兴趣。无论如何，这些趋势汇集在一起，并在60年代的情绪中产生了最具特色的表达。例如，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的《商第传》(Tristram Shandy)进入了国王宫殿和普通家庭的客厅，既吸引了富豪也吸引了小职员。但是，不应该让人们对伤感主义运动的普遍热情抹杀其作为中产阶级价值观载体的重要性。商业化的英格兰的财富，赋予了消费社会文雅的绅士风度，情感在想象中使得这一风度达到完美。情感产生“自然”的品位，有德行的人的品位，无论你的出生背景还是成长环境，这是绅士风度的真正标准；情感还提升了中产阶级的家庭道德，强调家庭生活和对加尔文主义美德观念的忠诚，反对以“英勇”为标尺但具有等级化的个人荣誉观念。在乔治二世于1760年去世后，新的国王和王后想努力证明，自己才是这些理想的恰当标志，以给宫廷社会带来几乎类似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气氛。在这方面，他们忠实地反映了许多臣民的道德观念。早期的中产阶级只是在模仿社会地位更高的阶层。现在，至少从理论上讲，没有必要再继续模仿了。在这个勇敢的新世界，不需要努力去模仿别人的举止。正如麦肯齐的有影响力的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一个善感的人实际上是“无阶级”的。

如果中产阶级文化是多愁善感的，那么它也有一定的狭隘性。只有当艺术家自己渴望证明愿意接受外部影响的时候，这种狭隘性才能得到缓解。但是，标新立异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活动可能会有些误导。肖像画家雷诺兹(Joshua Reynolds)爵士，公认的新王朝时期的英国艺术大师，有意识地呼吁英国去效仿欧洲大陆的风格，他本人也在向庸俗但优越的欧洲艺术传统转型。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体现了国内的许多新趋势。对于雷诺兹来说，就像他的同行海曼(Hayman)和盖恩斯伯勒(Gainborough)一样，他们对于新兴的富有公众和贵族庇护人同样依赖。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影响力也巧妙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国家活力和有组织的专业精神。1768年成立的皇家艺术学院，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协会，类似于代表医生和律师的专业机构。在另一个层面，该学院把充满活力的本土艺术推上巅峰。贺加斯(Hogarth)就是本土艺术的先驱，尽管他本人从未目睹自己达到巅峰。并非外国影响在这个或其他文化领域都不重要。安杰莉卡·考夫曼(Angelica Kauffmann)是崇尚时尚的伦敦最受欢迎的装饰艺术家；约翰·佐法尼(Johann Zoffany)是伦敦最成功的肖像画家之一。但是，这两位艺术家都没有像18世纪初外国艺术家那样发挥作用。没有像韦里奥(Verrio)那样的人统领宏伟的装饰艺术，没有像亨德尔(Handel)那样鹤立鸡群的音乐家，也没有像赖斯布雷克(Rysbrack)或鲁比利亚克(Roubiliac)那样的人引领纪念雕塑。相反，有修饰英国人房子的亚当兄弟，有传授音乐的伯尼(Burney)或博伊斯(Boyce)，还有描绘墓园的威尔顿(Wilton)。

画家们最能体现新的文化信心。霍迦斯在自觉地努力创造真正的本土艺术传统，最令人称赞的是他单枪匹马地为这一伟大事业而奋斗。他创立的英国画派的继任者们，可以自如地借用大陆的画技，而没有自卑感或依赖感——这一点很了不起。在这方面，德比的约瑟夫·赖特(Joseph Wright)——18世纪中叶不是最受赞扬但也许是最具创新性的艺术家，也很具有代表性。他恰好是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的朋友，他本人也是一位杰出的医生、科学家兼诗人。赖特最擅长的是他的带有教育目的的科学实验和发现。但他也是熟练的、光的“操作者”，其手法不亚于卡拉瓦乔(Caravaggio)。像其他艺术家一样，赖特去了意大利——但这是在其主要杰作问世之后，而不是之前。当他回来时，在许多人看来，他似乎失去了而不是获得了灵感。

纷争的政治

乔治王朝中期的英格兰所发生的社会变革，深刻而广泛，并对未来举足轻重。但是，在世袭的权力和习俗的力量压倒一切的时代，这些变革对政治结构的直接影响，还难以评估。从表面上看，18世纪中叶的政治特征几乎没有变化。诺斯(1770—1782)和小皮特(1783—1801)的政府，在执政能力和政策方面，能够与沃波尔和佩勒姆相比。重大的宪法变革确实很少；在19世纪威胁“旧制度”的动荡和改革的洪流，看起来尚未形成。然而，在这方面的表面现象，非常具有欺骗性。由于大批民众具有政治觉悟，政治的语言、目标，甚至机制都受到影响，而不仅由白厅和威斯敏斯特的政客们来左右政治了。不说别的，18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报纸、版画和小册子中所展示的唇枪舌剑的范围和激烈程度，足以证明公众辩论的活力和政治家参政的热情。在这些辩论中，有一位政治家似乎占据了特殊位置。对老皮特的评价，是这样褒贬不一；即使在两个世纪之后，都很难给予他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恰切的评价。在1754年之前，皮特的职业生涯远未取得成功。作为一个挥霍无度的家庭中被偏爱的幼子，小皮特加入了辉格党，并最终通过婚姻进入了一个辉格党的望族——即斯托的坦普尔家族(Temple)。年轻时，他是一个爱国者演说家，以令人生畏的辩才和鲁莽的激情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名声。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期间，他因强烈抨击汉诺威王朝而声名鹊起，并获得了高涨的人气，但这也使他成为国王不喜欢的人物。1746年，佩勒姆家族为他提供职位——其条件是有经济收入但没有政治前景。作为军队主计长，皮特被排除在高级决策之外，并在议会辩论中被有效地“捂住了嘴”。这似乎是爱国者晋升上的又一个范例，即以牺牲原则而换来职位。但是，18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一系列事件，使皮特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1754年首相亨利·佩勒姆的突然去世似乎成了一个分水岭，国王的话也证明了其重要性：“现在我将不再有和平日子了。”佩勒姆的继任者是他的兄长纽卡斯尔(Newcastle)，一位精明强干、经验丰富的大臣，绝不是辉格党内部传说所描绘的荒谬平庸之辈。但在上议院，他发现很难行使他的兄弟或沃波尔的控制力。皮特在下议院的主要竞争对手亨利·福克斯，缺乏取代佩勒姆的政治勇气或分量。自汉诺威人继位以来，议会中的主导力量是辉格党的“老集团”，但其几乎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他们的反对派托利党，现在越来越不甘心继续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也不再认真考虑迎接海峡对岸的流亡“国王”，而是在构思新的想法。难道皮特不能满足双方的愿望吗？

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尤其是国际形势。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确定了未来的主要冲突领域，但没有开始解决它们。海外的主要焦点不再是西班牙帝国的命运，而是英国和法国之间的世界性冲突——这两个国家是重商主义时代最成功的商业大国。在北美，法国试图建立一条从魁北克贯穿到路易斯安那领地的带状防线，以切断英国殖民地。在西印度群岛，两国就有争议的产糖岛屿不断发生争吵，就像在西非两国就奴隶和橡胶贸易发生争吵一样。在印度，由于本土王子热衷于派系斗争且虚弱无力，加上法国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强取豪夺，使得当地的局势极不稳定。这一切都预示着两国之间将要爆发一场决定性的殊死之战，以确立各自的帝国地位。一旦战争爆发，对英格兰和皮特的政治对手来说，都是灾难性的。1755至1756年，英国未能在大西洋给予法国海军以决定性的打击，在地中海又丧失了梅诺卡岛，倒霉的海军上将宾(Byng)成了无情的替罪羊——这一切，让老辉格党政府名誉扫地。这正好成就了皮特，或许也成就了大英第一帝国。

随后的几年，在历史上已经成为一个特别重要并取得卓越成就的时期。在七年战争期间，英国在北美和印度彻底击溃了法国，在其他地方也扭转了波旁王朝的威胁——这一系列成功代表了帝国成就的巅峰。其时，皮特于1756年出任国务大臣，并成为下议院领袖，是国家的决策者之一。他成功地打击了辉格党的“老集团”政客，似乎预示着一位新政治家和一种新的政治形式的诞生。约翰逊博士将沃波尔和皮特做了精辟的比较，称前者是“国王赋予人民的大臣”，而后者是“人民赋予国王的大臣”。然而，皮特登上权力顶峰，更多依赖于自己精明的政治判断力和纯粹的运气，而不是公众的拥护。民众给予他的支持，是由他在伦敦城的朋友和在地方各郡新结识的托利党同僚一手策划的。他的第一轮执政，即1756至1757年的皮特-德文郡(Pitt-Devonshire)内阁，脆弱且短命；他的第二轮执政，即1757年的联盟，更为成功，部分归功于与纽卡斯尔达成的交易，部分原因是威尔士亲王(后来的乔治三世)的支持。利益权衡与辉格党“老集团”的这种结合，与皮特的历届前任和对手所构想的任何手段一样，是一种见利忘义的政治策略。这一做法与沃波尔在1720年所做的极其相似——当时沃波尔和乔治王子(后来的乔治二世)通过威逼利诱重回宫廷。

战争也没有完全呈现皮特的崇拜者所宣扬的完美无瑕。皮特追求的基本战略，与他以前所推崇的爱国宣言完全不一致。他坚持不惜花重金与普鲁士建立联盟，并投入大量的财力和人力来维持在德意志的一支部队——这个做法延续了佩勒姆和纽卡斯尔的外交战略。皮特自己对七年战争有一个独特设想，他采取联合行动攻击法国海岸，转移法国人在德意志战场上的注意力；这是一次绝望的尝试，目的只是为了向他的朋友(对他的“汉诺威王朝”政策越来越失望的托利党人)证明他的爱国者决心。在军事方面，此举不仅浪费资源，而且基本上毫无效果。胜利的最终来临，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皮特难以驾驭的其他力量。总的来说，法国人因为未能为海军和殖民战争筹集资源而付出了沉重代价。在印度，英国东印度公司所享有的优势虽然有限，但具有决定性，特别是当罗伯特·克莱夫(Robert Clive)少将的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时。皮特称赞克莱夫为“天赐”的将军——这等于在口头上承认，他无法将任命克莱夫的功劳归于自己名下。詹姆斯·沃尔夫(James Wolfe)对魁北克的英勇攻击，曾令全国振奋，但他也只是众多指挥官中的取得最后胜利的那一位，英国指挥官们在北美的战斗还是负多胜少。但胜利解决了战争中的所有问题，至少在和平谈判之前是这样。在奇迹年1759年(那一年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洲的局势都发生了转折)之前，皮特与纽卡斯尔的联盟摇摇欲坠，到了瓦解的边缘。皮特的托利党支持者一直在谈论抛弃这位大臣——因为他的政策让他们感到恐慌；纽卡斯尔盟友也一再威胁要抛弃皮特这位同僚，因为他花钱如水却换来屡屡败绩。1759年，这些困难都化解了。

七年战争的胜利不应当全部归功于皮特。但在两个重要的方面，他的历史声誉似乎是当之无愧的。即使皮特在民众中的受欢迎程度被夸大了，但他在改变18世纪政治的性质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在18世纪50年代中期，传统的政治结构明显出现了裂纹。托利党遭排挤，以及辉格党把庇护权控制在一个狭窄的圈子内的能力，都没有维持太久。皮特至少带来了与旧政治决裂的希望。特别是在伦敦，因为他与这里的广大选民建立了深厚的关系。同样，作为一名战争领导者，他确实具有一种当时任何竞争对手不具备的、至关重要的品质；没有这种品质，战争就不可能继续下去，更不用说最终获胜了。这种品质就是政治上的勇气，以及与其相伴的自信(有时这种自信难以与轻率的傲慢相区别)。这种品质，可以给那些更有能力和谨慎的人提供敢于去战斗和赢得辉煌胜利的道德基础。正当老辉格党领袖纽卡斯尔和福克斯等人明显惊慌失措的时候，皮特对自己的领导力充满信心——这是左右战争方向的关键因素。如果政治桂冠归根结底要献给那些甘愿冒一切风险的人，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至少皮特配得上这份殊荣。

无论皮特成就的性质如何，这些年来他具有争议的活动恰好为随后发生的事件拉开了序幕。18世纪60年代政治性质的转变，将永远与新国王乔治三世以及他最不安分的臣民约翰·威尔克斯联系在一起。对国王而言，这些年是极其痛苦的。然而乔治三世所做的很多事情，都只不过是针对他祖父统治时期延续下来的各项趋势不得已而为之的。他所谓的废除旧的政党区别的革命决心尤其如此。随着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和皮特成功地招纳托利党人进入政府，政党间的差异已经大为削弱。1760年的党派差异主要停留在口头上而不是实质内容上，不情愿和勉强忍耐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老托利党因参与新政权而怀有的心照不宣的自豪感。在宫廷，他们受到热烈欢迎，并被授予恰当的职位、荣誉和贵族头衔。在各郡，他们重返郡长的职位——而在前十年他们没有做到；在中部各郡，郡长这个职位再一次像专门为乡绅设立的，其中许多是老保守党人甚至是老保皇派。令人敬畏的托利党获得了一个特殊的地位。当时的文坛巨匠约翰逊博士在政治上备受新政权的赏识，他在1762年从首相希特(John Stuart, 3rd Earl of Bute)那里获得一份养老金。他的重新被接纳，并非没有讽刺意味。约翰逊在30年代写了一篇爱国檄文，猛烈抨击沃波尔在加勒比的亲西班牙政策，以及英国在那里的殖民野心。现在，新国王乔治三世提出对福克兰群岛的权力要求，并且对西班牙采取绥靖政策；在新政权下，约翰逊用同样铿锵有力且有说服力的文章捍卫乔治三世的政策，把福克兰群岛描述成“一片凄凉阴郁的孤岛，被人类视为无用之地，冬天风暴不断，夏天寸草不生”。在英国外交政策史上，这并不是福克兰群岛问题的终结。约翰逊个人所取得的成就的意义，在牛津大学的历史上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认可。46年来，作为多愁善感的詹姆士党人的家园和圣地，牛津大学一直被冷落在政坛的荒野，因为连续几代的辉格党教士垄断了大学里有名有利的职位。汉诺威王朝早期的英格兰教会教士们，通常是剑桥大学或牛津大学的几所小型辉格学院培养的。在新的统治时期，毫无疑问，牛津大学在情感上有回家的感觉。奇怪的是，即使在汉诺威王朝初期，牛津大学已经培养了不止一位首相。但佩勒姆几乎没有试图阻止他哥哥把教会的庇护权交给剑桥大学，而皮特曾一度屈尊利用自己的母校牛津大学的詹姆士二世党协会。在乔治三世的统治下，牛津大学出了一位首相诺思勋爵(Lord North)，他是牛津大学的名誉校长，也正好代表了保王党郡县的老托利党一系。

如果托利党重返宫廷并不令人惊讶，那么乔治三世的其他新举措也就不奇怪了。这一政权，曾怀着善意和崇高的理想。新的“爱国国王”可能会试图加强王室特权——任何这样的想法都会被迅速粉碎。《王权继承法》(The Demise of the Crown Act)规定，法官不得像过去那样在君主死亡时辞职，从而消除了国王可能利用其合法权力扫除辉格党把持的司法机构的疑虑。与此同时，《年金法案》(the Civil List Act)规定把王室津贴严格控制在每年80万英镑；这与拨给乔治二世的津贴相同。但有一项重要的补充规定，即：王室费用产生的任何盈余都归财政部而非国王。随着通货膨胀，这一规定使王室应对宫廷开支上涨的能力严重不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王以爱国主义的名义做出了最得不偿失的让步。这是莱斯特家族党在威尔斯亲王弗雷德里克统治下的真正遗产——这不是缔造仁慈君主的奇幻计划，而是为了进一步限制王室的特权。

然而，与新政权的头等大事——和平相比，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事情。老皮特-纽卡斯尔联合政府也散了：皮特于1761年辞职，因为乔治三世和希特拒绝听从他的主张将战争延伸到西班牙；纽卡斯尔因抗议和平条款而于第二年辞职。但是，现在回头来看，他们所坚持的大多数论点已无足轻重。如果不把战争期间获得的一部分利益归还波旁王朝，就无法实现和平。把主要的法属西印度群岛归还法国，以及在加拿大水域保留法国的捕鱼权——这些让步并不过分。在1762年的外交环境下，如果皮特和纽卡斯尔不想跟法国拼个鱼死网破，他们要做出的让步不可能比这些少。此外，那些年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也付出了可怕的经济代价，到1761年这一情况引起了广泛的恐慌。反对继续战争的报道频繁见诸报端和宣传小册子上，在伊斯雷尔·摩迪特(Israel Mauduitt)的《德意志战争思考》(Considerations on the German War)的引领下，反战呼声十分强烈。如果把战争进行到底，英国将以“破产”告终。此外，战争的标的物(获得腓特烈大帝的继续支持和一些额外的殖民地)的价值也存在疑虑。乔治三世和希特向西班牙求和，放弃了过多的利益，尤其体现在和平条款上。有可能他们认为，无论这场战争多么荣耀，并不是他们的战争，同时他们又急于求和。但在本质上，他们谋求和平的做法是谨慎合理的，并得到了绝大多数议会成员和公众舆论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新的政权如此具有争议性呢？或许主要是因为，新政府的掌权者在其无害的活动中夹杂着对旧政权的一定程度的个人恩怨，而这必然会产生麻烦。乔治三世的前私人教师希特勋爵被选中，来推行他的各项改革。希特是一位热爱知识的苏格兰贵族，但缺乏经验和技巧。为了让年轻的国王能够胜任君主的职责，希特给予的大部分指导都天真幼稚，而不够圆熟。当时没有反对自由和宪政的大阴谋，也没有推行新专制制度的任何意图。但毫无疑问，新国王和他的首相对在乔治二世统治时期独揽大权的人，怀着根深蒂固的憎恨；即使没有决心弃用他们，也会随时羞辱他们。“黑心”皮特在1757年被视为背叛了亲王的宫廷，公众对他的憎恨是显而易见的，所以皮特和希特在新形势下难以有什么合作。但皮特是一个妄自尊大之人，只有圣人才可能跟他长久合作。辉格党大家族是另一回事。他们的社会等级、影响力和继承的重要性将使他们成为危险的敌人。毫无疑问，他们以一种屈尊俯就的态度对待新国王。像卡文迪什这样的家族，很容易将自己视为拥立国王继位的有功之臣，汉诺威选帝侯至多是他们的首要“奖品”。纽卡斯尔在执政一生之后，期望他的建议被一位学究式的、软弱无能的苏格兰贵族所采纳，这是有情可原的；这位贵族以优美的体态和对植物学家的庇护而著称。简而言之，新政权有充分的理由谨慎行事，最重要的是，要确保新旧政权之间尽可能顺利过渡。这绝不是不可能的。辉格党“老集团”很清楚，必须满足希特的要求。在没有自己的有号召力的领袖的情况下，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满足于在新的管理体制下继续效力。一个典型的人物是诺思勋爵。他本人是纽卡斯尔公爵的堂兄弟，未来的首相；在新政权时期，他是乔治三世宫廷的被动追随者。即使是那些认为自己是新秩序的受害者的老朝臣，也不愿公开反对。哈德威克(Hardwicke)是辉格党人律师中的元老，也是佩勒姆体系的重臣之一；他也只是为他的朋友寻求个体面职位，并为他的家人谋求继续在宫廷里任职的机会。鉴于这种背景，希特和乔治三世把纽卡斯尔和他的朋友排挤出政府的做法，实在不是明智之举。当他们这样做，并坚持在1762年春天签订了和平条款时，英国政坛表面上一派祥和，但是他们实在是开启了近代英国政治中最持久的敌意之一。

如果新计划得以奏效，或许是值得付出一定的代价抛弃旧政治势力的。但是，希特年纪轻轻就担任要职，被强大的政敌围攻，于是就任一年就辞职了——其主要目的是以后座议员的身份指导事务，或者更确切地说(人们会不可避免地这么认为)从幕后来指导事务。因此，除了对抗老辉格党人的愚蠢之外，他还极不明智地采用阴谋诡计和施压等手段，更激发了他们的敌对情绪。这股反对力量和希特模棱两可的行为，成了20多年的政治模式。从短期来看，18世纪60年代首相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是一个噩梦般的循环。因为乔治三世一直在寻找一位私下里与他意气相投的并且能够主持议会的首相。在这个过程中，先后试用了罗金厄姆勋爵(Lord Rockingham)、皮特和格拉夫顿公爵(duke of Grafton)等辉格党人。但是觉得他们还是不够令人满意，直到1770年诺思勋爵的出现——他才是能够继承沃波尔和佩勒姆衣钵的人。经历了这些曲曲折折、派系分明的政治纷争，希特无足轻重但又具有破坏性地玩弄权术，猜忌辉格党人，以及持续不正当地利用自己的权势，这些都留下了负面的政治遗产。当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发表了《关于当前不满的原因之思考》(Thoughts on the Cause of the Present Discontents， 1770年)，对当时的政治思想进行全面而经典的分析时，正是前述的这些不良影响，是他对新宫廷及其制度进行系统性抨击的基础。这篇“思考”作为辉格党的权威性文件进入历史，随后许多代人都把它视作记录乔治三世错误行为的有力证据。

18世纪60年代还存在其他一触即发的因素。继战争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严重的经济衰退——这清楚地表明了工业时代财富分配的不均衡。这一时期发生了一系列暴力性的劳资纠纷，在曼彻斯特和纽卡斯尔等城市中心引发了广泛的骚乱，并有可能演化成政治动乱。即使在乡村，出现了多年的庄稼歉收、价格上涨以及物资严重匮乏。在这种氛围中，约翰·威尔克斯的活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威尔克斯在历史上被称为“一位和蔼可亲的无赖”，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名声掩盖了他在政治上的精明和足智多谋。时势和机会主义造就了威尔克斯。他所利用的民众的不满，在十年前几乎不会产生什么影响。通用逮捕令允许任意逮捕政治犯，这是汉诺威政府的惯用做法；当威尔克斯的新闻活动促使乔治三世的大臣们动用这种逮捕令时，引起了巨大争议。例如，皮特和纽卡斯尔在他们的时代使用了这种逮捕令；但是随后这种手段被用来对付被排斥的托利党而不是吵吵嚷嚷的辉格党人——借口是他代表了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威胁。同样地，在1768年，威尔克斯代表米德尔塞克斯郡准备参加议会，但发现自己被剥夺了下议院的席位——这种情况有不少先例，而且他被排除在外也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但米德尔塞克斯的选举人气很旺，与首都的狂热政治密切相关；米德尔塞克斯的选民可不能被视为一个腐朽的选区的一小撮选民。三年后，威尔克斯和他的朋友们抨击下议院不允许公开报道议会辩论——他们攻击的是这个立法机构古老且谨慎守卫的特权。但是，在新潮流下，守卫这一特权是不切实际的。拥护威尔克斯的激进分子通常是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工匠。他们代表了“中下阶层”中最核心、最直言不讳、最有力量的部分。当他们把不满带到乡村时，他们不仅得到了对选民权利受到威胁感到担忧的地方绅士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全国各地城镇“中下阶层”的支持。虽然中产阶级是竞选活动的关键因素，但是他们没有统一的政治立场，抗议不一定是他们首选的政治手段。但他们参加威尔克斯组织的运动并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无可置疑地表明了他们在乔治三世统治时期是一股新生力量。然而，这种重要性中只有一部分是他们努力的结果。在汉诺威王朝初期的政治游戏规则不再适用，无论曾经有过多少成功的先例；觉得这些规则曾对他们有利的那些人，现在认为还是放弃它们更好。老辉格党人极力使宫廷的新思潮合法化，准备使用任何武器报复乔治三世。如果没有统治阶级中德高望重的人物的合作，威尔克斯所煽动的民众动乱，也终究不会产生重大效果。

叛乱与改革

一个新政权建立之初，其政治活动往往千姿百态备受关注。然而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涉及英国在海外的地位，尤其是七国战争之后必然形成的新的帝国意识。英国在北美的有效霸权尤其令英国人陶醉。18世纪60年代初期，帝国公务员和大臣们为大西洋彼岸的殖民地设计了一个崭新的美好未来，他们沉浸在短暂的无拘无束的设想和规划中：魁北克省将提供取之不尽的鱼和毛皮；随着欧洲人定居于加拿大和佛罗里达州，美洲殖民地将为英国制造业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广阔市场，并源源不断地供应着基本的工业原材料，甚至为财政部提供新的收入来源——这对债务缠身的母国来说，前景诱人。西印度群岛被牢固地纳入一个受到有效监管的重商主义体系中，该地区蓬勃发展的奴隶贸易带来了巨额利润，还稳定供应热带产品；并为贸易入侵西班牙帝国奠定坚实的基础。在东方，出现了更加令人充满遐想、更令人兴奋的前景。在克莱武(Clive)于1757年在普拉西(Plassey)战胜法国之后，英国成为印度次大陆上占主导地位的欧洲大国。从技术上讲，英国并没有在东印度群岛驻军。但实际上从这个时候起，英国东印度公司就不可避免地参与了有效的殖民化。1765年，克莱武代表公司正式接受孟加拉的迪瓦尼(土地税)，从而对该地区直接进行政治控制而不仅是从事商业活动。此举虽然发生在普拉西战役之后，但是具有同样的里程碑意义。这些事件改变了英国人对印度的看法。新殖民地充满异国情调，并且展现了以前未被重视的文化——这些对新帝国的影响力格外强大。这一影响力较早地体现在弗朗西斯·海曼给克莱武绘制的巨幅肖像里。画中克莱武在接受殖民地本土王子的臣服，该画于1765年被立在上流社会人士出入的拉内拉赫(Ranelagh)剧院。亚洲奇珍异品的进口急剧增多，并且第一次引发了对印度社会的真正兴趣。东方新领地的其他方面并不那么高雅，影响也较小。在1768年的大选中，新闻突出地报道了一些曾经在东印度公司效力过的参选人。据称，他们利用自己的不义之财，买通进入议会的道路，“在印度大发横财之人”来了。他们的影响和罪恶行径都被夸大了。此外，在本质上，他们与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和“土耳其商人”“富人”以及其他人没什么不同；他们非传统的收入招致“收入单一的”古老家族的敌意。但他们的出现会引起强烈的好奇，并最终引起担忧。克莱武本人就是贪婪的“在印度大发横财之人”的化身。在东印度公司供职期间，他不知廉耻、不择手段地敛取个人财富，是整个阶层的典型代表——他们将帝国视为快速致富的手段，甚至不惜采用犯罪手段。诱惑似乎不仅来自印度。在征收迪瓦尼之后，人们疯狂投机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导致公司出现多次财务危机；同时，政府也越来越关注公司的活动——这些都将东印度政治错综复杂且腐败频仍的特征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在美洲没有出现英国人暴富后返回英国本土的问题。但帝国在美洲的扩张和维持殖民地所造成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甚至比在东方的扩张带来的问题还要大，其影响也更加广泛。英国大臣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大西洋彼岸的臣民的潜在价值，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面对来自伦敦的干预，这13个殖民地已经形成了高度独立的态度。他们也没有看清大约250万名遥远、富有和足智多谋的移民阻碍和抵抗帝国政权的能力。其结果是，英、美关系在十年内出现了周期性的危机。从1765年颁布的《印花税法》(Stamp Act)开始，该法案引发美洲居民发出“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的呼声，最终在1775年爆发了叛乱和战争。从英国的角度来看，即使在两个世纪之后，也很难确定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到1775年，战后大臣们的大部分目标都被公开或默认地放弃了。到1775年，即使是最乐观的人也不会想到，美洲会成为罗金厄姆勋爵所说的“聚宝盆”。用武力镇压殖民地的成本必然会很高昂，而且其最终后果也不可预测。英国在欧洲的敌人显然会把美国独立战争看作是一个调整势力均衡的机会——在七年战争中这些欧洲国家曾处于劣势。此外，还有人质疑战争的理由，不认为这是重商主义原则的必然结果。与《独立宣言》同一年发表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顺便说一句，与爱德华·吉本对罗马帝国的悲观考查的第一卷同时出版)，系统地推翻了帝国发展所依赖的经济理论。然而，除了少数例外，特别是伦敦的激进政客和一些非国教信徒，大多数英国人坚决支持对美洲的战争。战争的核心原则是捍卫议会无限的权威——在这一原则盛行的伟大时代，此举自然很重要。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于1765年发表的著名的《英国法律评论》(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毫不含糊地宣布了“议会至上”的无限法律权威；与美洲的冲突清晰地体现了这一点。此外，回头来看，似乎具有吸引力的经济论点在刚被提出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唯一认可的帝国概念是旧的重商主义帝国。拒绝接受议会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殖民地，不仅毫无价值，而且是极其危险的。一些人认为：一个失控的帝国比没有帝国更糟糕；更有想象力的人几乎没能说服人们放弃这种观点。这里，如果有的话，存在着历史和文化的冲突。美洲居民内心里捍卫的，是17世纪英国人的权利。对他们来说，抵制印花税与汉普顿反对征收造船税的斗争一样；凌驾于地方议会和地方权力的国家权力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英国人正在利用18世纪的武器——即议会的最高权威，这是18世纪最珍视的“教义”之一，也是在重商主义制度中不可分割的、无限的宗主权。这样，只有武力才能决定结果。

不久，战争的胜利天平偏向了新成立的美国。在此期间，这场战争对英国来说是一场灾难，比1665年第二次荷兰战争以来的任何情形都要糟糕得多。那场战争从一场殖民地叛乱演变成对波旁王朝君主制的全面战争，并最终导致与荷兰人的敌对行动，以及与其他大国的“武装中立”状态。1782至1783年的和平谈判挽回了一部分损失。虽然13个殖民地无可挽回地失去了，但是海军上将罗德尼(Rodney)于1782年在“桑特群岛”的海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保住了英属西印度群岛，最重要的是挽救了乔治三世的面子，没有在他手里丢掉克伦威尔在一个世纪前获得的非常珍贵的牙买加这片宝岛。在地中海，英国挫败了西班牙重新占领直布罗陀的企图。在印度，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击退了法国的报仇和印度王侯的反叛，拼死保卫了克莱武取得的领地。当时的英国人觉得，美国的独立是必须吞下的苦果；但13个殖民地以外的大部分帝国殖民地都保持完好，至少避免了在战争最黑暗的日子里所担心的彻底耻辱。

美洲战争对英国国内的影响，比海外的后果更重大。一场世界大战，给英国这样的新兴工业社会造成了巨大经济问题，伴随战争的贸易禁运极大地冲击了贸易活动。在随后的经济衰退中，股票市场和土地价值都暴跌至多年未见的、令人担忧的低水平。前所未有的高税收和国债的快速增长加剧了金融危机，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于是人们对政府、议会和整套政治制度提出了根本质疑。在随之而来的混乱中，相对保守的势力，尤其是乡绅，参与了对宪政的公开抨击，并于1779至1780年发动了“协会运动”。各协会在各郡、首都和地方城市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它们对改革的要求超过了所有激进派——但威尔克斯运动中的激进分子除外。约克郡神职人员和乡绅克里斯托弗·维威尔(Christopher Wyvill)差一点成为这场运动的全国领袖，而他本人并不是一位激进分子。然而，他要求消除有权选民太少的有名无实的选举区、扩大选举权以及推出无记名投票方式——这些要求无不具有前瞻性。此外，“协会运动”还传递了一种信息，或约翰·杰布和卡特赖特少校等来自大城市的鼓动者所扬言的明确建议，即：议会如果抵制改革，应该由各县郡代表取代它。当时人们对这种新现象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回头来看，协会运动的冲击力和规模，的确让人心惊。可以说，这一次比在随后的50年中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实现改革，并且在1780年的运动巅峰时期，取得了非同寻常的全国共识。此刻，尽管面临政府内外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下议院依旧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王权的影响已经增加，并还在不断加强，但应当予以削弱”。随后的近五年里，爆发了激烈的政治争议和持续的思想冲突。

那么，为什么“协会运动”未能履行其承诺呢？1782年，当诺思勋爵让位于辉格党统治的短暂时期，伯克和他的幕僚们对议会进行了一些改革，取消了一些臭名昭著的闲职，并对王室财政进行了更为严格的审查。但议会改革有名无实。即使小皮特在1784年获得了最高权力，并且改革实际上也是由得到首相权威的财政部的长官提出的，但没有得到议会多数议员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这与“协会运动”诞生的环境有关。人们对彻底改革的真正热情是有限的，并且通常局限于中产阶级和城市居民。改革的呼声有时会产生不成比例的巨大噪声，但即使在城市资产阶级中得到的真正支持也极其有限。“协会运动”源于一场国家危机，在此期间，任何对现有政治的系统性批评都将具有号召力。改革者对宫廷体制的浪费和低效率的强烈抗议，似乎特别合情合理。30年后，因为同样的原因产生了同样的现象；当时，与拿破仑的战争开支巨大，并引发了经济危机，激发了相关的抗议。但这些条件没有持续太久，大多数改革的兴趣都随之消失。到了18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小皮特的政策开始发挥作用，商业逐渐复苏，财政状况明显改善。经济繁荣比任何辩论都更有效地打消了改革的动力。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人们普遍越来越担忧极端分子所采取的措施。改革运动的狂热分子不仅挑战了宫廷的腐败政治，而且挑战了支撑这一体制的宪政框架，甚至是有产阶级本身。在改革运动初期的著作中，已经可以看到后来“人权”派的影子。按照后来的标准，像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和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这样的人，算是温和的。但他们正在挑战当时一些最根深蒂固的观念和普遍的想法，因此打破他们与偏僻地方的绅士和地方商人的联盟，不费吹灰之力。在这种情况下，戈登骚乱尤其具有破坏性。改革派与戈登骚乱者之间没有直接联系。骚乱者在1780年春天控制伦敦将近一个星期，在这期间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无耻的宗教偏执，他们的目的是废除自1778年在政府和反对派的支持下通过的、对罗马天主教徒的宽容措施。与1754年的《犹太法案》一样，很明显，立法机关很容易与民众的情感脱节。反教皇的领袖乔治·戈登勋爵称他的运动为“新教徒协会运动”。对于受到惊吓的有产阶级来说，很容易将骚乱者与更受尊敬的协会会员的政治活动联系起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在英格兰如此显著的保守主义，其渊源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

第八章 革命与法治

(1789—1851)　　　　　

克里斯托弗·哈维(Christopher Harvie)

对革命的思考

1881年，年轻的牛津大学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发表了《关于工业革命的系列讲稿》(Lectures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把这一时期跟“玫瑰战争”视为英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期”。人们很容易认为这是一个“两个重要的革命的时代”(法国的政治大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但这种提法也具有一定的误导性。虽然攻占巴士底狱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可工业化的影响是渐进的、相对的。这场革命，只是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才突显出来，“革命”的概念，对英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英国人对这个词感到不寒而栗——而对那些近距离接触革命的欧洲人来说，意义更大。事实上，是一位法国人第一个使用这个概念——法国经济学家阿道夫·布朗基(Adolphe Blanqui)于1827年首次使用了“革命”这个比喻，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1848年之后让“革命”这一概念在欧洲流传开来。这使得历史学家的任务变得棘手，因为需要平衡历史事件的现实意义和当时的意义。前者引导我们去关注工业变革，即在不起眼的工厂里开发的新工艺；后者让我们了解：在工业时代之前，削弱统治阶级势力的过程是多么缓慢，而在科学时代，宗教势力是多么顽固。大约在1830年左右，人们才意识到了实质性和永久性的工业变革；又过了20年，中产阶级才开始相信：工业革命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对于这些变革，难道没有确切的记载吗？从理论上讲，有。但是，“事实至上”的时代是如此变化莫测且过于强调个人的作用，以至于记录和评估事实变得很不容易。直到1801年，英国才有官方人口普查——在那之前，关于英国人口是在增长还是在萎缩，存在着极大的争议。虽然这次人口普查随后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复杂的、涵盖职业和住房条件的社会分析工具，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1791年至19世纪60年代之间，由地形测量局分阶段进行的全国性系统测绘，同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和政府采取的紧缩政策，对数据的统计汇编产生了不利影响，因为受到监管或被征税的商品或企业减少了(相比之下，大陆的集权国家在积极收集它们的小型工业企业的数据)。因此，在英国，围绕一些基本问题，特别是关于工业化是否对民众有益，仍然存在争议。此时，现代政治隐约出现了。汤因比的同时代人同意卡尔·马克思的观点，即到1848年，资本主义工业化未能改善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1917年以后，苏俄似乎展示了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有计划的工业化”。但是，这种模式很快暴露了其代价，那就是牺牲人们的生活和自由。关注“发展中世界”的自由派经济学家重申，要通过自由市场运作实现工业化。他们认为，虽然英国资本主义在短期内仍要面临投资资源短缺的难题，但他们实际上做到了既刺激了投资也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对“工业化是否对人民群众有益”这一问题的激烈争论，尚无定论。考虑到英国经济发展对爱尔兰、印度和美国南部各州的直接(远非幸运)影响，这一争论的结果也会受到地域的影响。

如果说统计的数据和背景存在问题，那么意识层面也同样存在问题。“工业化”这个概念，到了19世纪20年代才出现。无论统治阶层信奉什么经济学说，作为地方行政官和土地所有者，他们的信条是：稳定性，他们的价值观仍然是工业化之前的。但到1829年，工业化的趋势突然变得毋庸置疑。在简·奥斯汀的最后一部小说问世之后仅仅11年，在《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中，一个刺耳的新声描绘了“这个时代的标志”：我们移除高山，变海洋为通途；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我们向蛮荒的大自然宣战；发动强大的引擎，总是胜利归来，载满了战利品。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生动地、充满感情地概括了一幕幕当时的景象：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爵士在威佛利系列小说(Waverley Novels)中描述的、从英雄政治到经济政治的转变，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的位于新拉纳克(New Lanark)的规划有序的工厂社区，绝望的手摇织布工的空想政治，欧洲到访者的恐慌和惊讶等。仅仅几个月后，卡莱尔的话在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的“火箭号”机车上变成了铁一般的事实。但是，我们能从这些意象中获得一系列与我们及那个时代本身相关的概念吗？这个时代的先驱、探索者乔治·马尔科姆·扬(George Malcolm Young)在自己的作品《时代肖像》(The Portrait of an Age， 1936年)中，描写了各个角色“受到福音派教规的无法估量的压力的控制，以及受到他们所普遍信仰的进步观念的激励”。但扬撰写的历史(“重要人物的谈话”)是精英们的历史，忽视了民众(矿工和工厂工人、爱尔兰农场雇工和伦敦街头的流浪汉)，或者仅将他们视为“麻烦”。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犀利的，他认为：伟大的运动源自数百万普通民众个体所做出的决定；而扬的作品中缺乏这样的洞察力。与托尔斯泰笔下的法国和俄国士兵处于同一时代的英国人，很少会同意“重要人物”的观点：据我们所知，只有少数人走进过教堂；而且从他们所写的和阅读的内容来看，他们对进步几乎没有足够的信心。然而，无论那些遭受“后人居高临下的评判”的人的行动自由受到多大的限制，他们的抉择仍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倾听他们的观点。创造“后人居高临下的评判”这一短语的爱·帕·汤普森(E. P. Thompson)认为，确实存在一种持续的解释框架：法律。无论司法的过程中存在多大的偏颇(在18世纪，这是司空见惯的残酷现实)，“法治”仍被视为整个社会的共同财富。在工业革命之后，这一主张仍然有效。1832年，年轻的国会议员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主张政治改革，以保护法治免受任意权力的侵害：“被法律压垮的人，除了诉诸强力之外没有其他希望。如果法律视他们为敌人，那么他们将成为法律的敌人……”把新的群体纳入法律的保护，这些人将会遵循国家制度。这种理念中和了工业变革的“革命性”后果，也打消了人们以“革命”建立新政治制度的企图。

此外，法律的演变为其他社会和政治变革树立了一个典范。在1859年牛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经济学被选为“最美最妙的上帝的自然法则”——当然法理学或地质学也曾在考虑之列。个人道德、技术创新以及英国人所追求的理想——所有这些，汇成了进步与法治并举的强大洪流。

在所有阶级中，旧的道德问题(贿赂和无信仰、饮酒、嫖娼和赌博等)，即使不被认定为反社会，也逐渐被视为过时的。除了“必不可少的宗教”，还有从苏格兰或法国传播过来的理性主义启蒙思想，以及更便宜的消费品——这些都表明：人的生命可以更长，生活可以过得更精致。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把海军部里他下属的妻子视作合法的“额外福利”；而同样好色的詹姆斯·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却因为他的妻子和家庭而感到痛苦。糜烂的生活预示着需要催生出新的道德规范：无论是由腐败或奴隶制的罪恶、无产阶级的骚乱或法国人所催生，还是由上帝的愤怒〔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在他的诗作中对此进行了戏剧性的描绘〕所催生。

现实就是证据。现状得到提升了吗？改善了吗？英国旅行者在1839年惊恐地发现，匈牙利人在自己的航道上没有帆船，而他们的穆斯林邻居在多瑙河上有三角帆船，无论这是出于什么原因——或许是出于保护桨手和骑手的利益，或许是出于保障匈牙利贵族自由出行的权利，又或许是出于对土耳其的一切东西的厌恶——面对这种现象，英国人的典型反应是，“邪恶的利益集团”在阻碍改革和进步。虽然“进步”和法治都不是必然的进程，但仍需要为之抗争，与内部和外部的敌人进行斗争——国内的“旧腐败”和新的不满情绪，以及国外强大的竞争对手。进步意味着道德成长，而不是对经济或政治操纵一切。例如，克雷克夫人(Mrs Dinah Maria Craik)的小说《约翰·哈利法克斯绅士》(John Halifax，Gentleman， 1852年)的主人公就表达了这样的价值观：

只要是他能做的事，在完成之前，他不会中途将其搁置；他的各项事务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每天的工作都在当天完成。作为地方法官和土地所有者，无论是面对每天冒出来的无数细小的事情，还是他所感兴趣的时事，他都会以同样的方式一丝不苟地对待。无论处理外界的事务，还是处理身边的事物，他似乎都决定“趁白天工作”。如果他能做到，他一定尽心尽力，恪尽职守，确保所有的善得到认可，所有的恶得到补救，或者至少得到宽恕。

虽然法治是一种属于英格兰的传统，但其作为“高效”政府的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不列颠的内部边界地区被创造的。为了使他们的国家摆脱落后状态，苏格兰人曾将其独特的法律制度作为巩固土地资本、建立和管理“公民社会”的工具。在爱丁堡，亚当·斯密、威廉·罗伯逊、亚当·弗格森和大卫·休谟将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哲学与法学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伟大成就。帕特里克·科洪(Patrick Colquhoun)、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和《爱丁堡评论》的撰稿人等，把这一启蒙运动的价值观传播到了南方。与苏格兰相比，爱尔兰的贡献则完全不同。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曾写道：“法律假定在爱尔兰没有天主教徒呼吸的空间。”新教徒的法律，根据它的定义，必然是强制性的。因此，爱尔兰于1814年创建了不列颠的第一支由国家组织的警察部队，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一系列法律改革有助于推动在1799年废除压迫苏格兰煤矿工人和制盐工人的农奴制，以及在1807年停止了大英帝国的奴隶贸易，但是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佃农并没有因为法律“改善”了农村的状况而受益。法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保护财产的工具：当英国面对来自欧洲的攻击威胁时，法律的这个功能使一个松散的社会的地方统治阶层团结一心。1745年，部落首领和领主曾聚集在受法国支持的查理·爱德华(即“小王位觊觎者”)的周围；而此时这些人成了土地所有者，他们与革命者没有共同的事业。对他们来说，雅各宾党与詹姆士二世党一样，都是异己。但随后使用法律来加强民族团结和保障经济变革的做法，将面临最严峻的考验。

工业发展

一位生活在1815年的老人或许会记得，1745年詹姆士二世党人在曼彻斯特的游行，引发了伦敦的恐慌。这位老人必然会对一个重要的国际变化感到震惊，即：英国和法国的地位发生了逆转。这不仅是因为英国与法国进行了20多年的战争，并最终取得滑铁卢之役的胜利，更是因为英国工业持续发展，并占领了许多重要的贸易市场。英国的封锁摧毁了法国大海港的经济——波尔多的街道上杂草丛生；而同一时期的英国，占据了世界总贸易额的20%，以及约50%的世界工业品贸易。

工业发展并没有遵循预定的、可预测的成功途径。这是一个渐进的、随机的过程。亚当·斯密曾对工业充满疑虑；即使到了19世纪20年代，经济学家仍在怀疑技术能否普遍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在采用格列高利·金(Gregory King)预算法的一个世纪里，英国的经济有了长足发展。1688年，采矿业、制造业和建筑业占英格兰和威尔士国民总收入的1/5(如果全英国的数字，占比会更小，因为包括了经济落后的苏格兰和爱尔兰)。到了1800年，英国“制造业”的产值约占国民收入的25%，而贸易和运输业占23%。然而，这种增长并没有超越法国的产能。真正让英国脱颖而出的是质变，尤其是在营销、技术和政府干预的模式上的质变，以及1800年占国民产值33%的资本主义农业。法国的革命运动，虽然提高了农民权利却阻碍了法国农业的发展；但在英国，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变成了更有效的资产形式，同时也成为开发商业产品的关键。

1745年，法国的人口为2100万，是英国的两倍。由于王室的庇护和国家控制，法国的经济不仅工业产量巨大，而且具有技术创新性，增长速度不亚于英国。但英国的技术发展是由新需求驱动的；而在法国，技术的发展不仅受到政府干预的抑制，还因传统资源丰富而缺乏动力。法国仍然有充足的木材来生产木炭，而英国制铁工厂不得不选用煤炭作为燃料。法国庞大的羊毛产业依赖小农农业；而在英国，圈地运动和不断增长的农业效率限制了此类家庭产业，并鼓励投资兴建需要水、蒸汽动力或可以系统化生产的大型工业厂房。最重要的是，英国在18世纪70年代已经赢得了贸易战，将法国赶出了西班牙的属地、印度和加拿大。英国虽然失去了北美殖民地，但是棉花贸易的兴盛很快弥补了这一损失。

1801年，第一次官方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英格兰有830万人，苏格兰有163万人，威尔士有58.7万人，爱尔兰有522万人。围绕人口问题的争论有了定论：自1750年以来，英国人口大约增长了25%，增幅高出欧洲平均水准50%。但关于人口增长的原因的争论，仍在继续。1750年之前的一段时间内，人口死亡率出现下降趋势(由于食物供应更充足和卫生条件的改善，以及流行病致死率的下降)；随着更多的幸存儿童进入生育年龄，1750年后出生率开始上升。

在英国，制造业活动的增加和家庭农场的消失，使儿童成为宝贵的收入来源。农业作家亚瑟·扬(Arthur Young)劝告道：“去吧，我的孩子们，去生孩子，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价值。”在爱尔兰，人口增长取决于两个不同的因素：一是地主希望获得更高的租金，二是爱尔兰人从18世纪20年代开始种植马铃薯。马铃薯将一片土地的粮食产量提高了三倍；而地主意识到，新增农场上的人口增加，意味着每英亩土地将收获大约土地租金三倍的收益。因此，在1780年至1831年的50年间，人口翻了一番。

最近的一项数据表明，在19世纪早期，英国农业的生产率是法国的2.5倍，而法国农业的生产效率已经比欧洲其他国家高得多。结果是，英国的人口在不断增长的同时，也正在从乡村向城镇迁徙，而城乡居民都能吃饱饭。1801年，大约30%的不列颠本岛人居住在城镇，21%的人口居住在人口超过1万的城镇，这一比例远高于任何北欧国家。然而，不到1/4的城镇人口居住在工业城镇。居住在工业城镇的人口比生活在海港、造船厂城镇和地区中心的人少。伦敦已经是一个无人能及的大都市了，拥有大约110万人口，占英国全部城市人口的1/3还多。

除此之外，人口分布仍然相当均匀。各郡的绝对人口仍然在增长。“凯尔特人的边缘地带”的人口，仍然占爱尔兰全境的近一半(45%)：在大城镇中，都柏林(16.5万)和爱丁堡(8.3万)仍紧随伦敦之后；科克(Cork)和利默里克(Limerick)比大多数制造业城镇都要大。这些区域中心的复杂的组织结构，一方面反映了当地绅士、神职人员、农民和专业人士所起到的主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是数十年来贸易增长的结果。

贸易超过了工业，成为英国经济的主体。欧洲大陆的城镇，一直受到严格控制(或者说最近才有所松动)，其贸易受到限制，复杂的税制也抑制了商贸发展的积极性。中世纪德意志小城市的城门天黑前就关闭——此举是为了防止“外国人”进入他们的市场。但相比之下，在英国，内部商贸活动几乎没有任何障碍，且“重商主义”的政府积极鼓励“通过外贸”获取财富。18世纪发生了重大变化。英吉利海峡上似乎战事不断；同时，以马恩岛为据点的大规模走私很有吸引力，这使得商业路线向北移动。利物浦靠粮食和奴隶贸易，后来靠棉花贸易崛起；格拉斯哥靠烟草和亚麻贸易，随后靠棉花贸易和工程技术而发达。然而随着这些城市通往内地的高效交通路线的开辟，以及内地制造业的长足发展，它们作为贸易转口港的功能逐渐被取代。

贸易和商品流通，为工业化提供了核心推动力。没有哪个欧洲国家能像英国这样，有30%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并且他们都有饭吃，有衣穿，有供暖设施。也没有哪个欧洲国家能像英国这样，控制着如此庞大的海外市场。英国商人通过一些机制，可以处理所有这些事情——法律即使不鼓励但也不会阻止建立这些机制——这些机制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中，生产率的提高可以转化为利润、信贷和进一步的投资。在国内，一个不断扩大的“体面阶层”为服装、餐具、建筑材料、瓷器行业创造了大量的市场需求——这种“内部”需求，在1750至1800年间增长了大约42%。但在同一时期，出口行业的增长超过了200%；其中大部分增长出现在1780年之后的几年里。

除农业外，在出口贸易中占重要地位的还有其他三个主要产业——煤炭、铁和纺织。前两者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固定设备、基础设施和多种选择。但是，到1750年，纺织品占了出口总值的50%以上；到1800年甚至超过了60%。1750年棉花出口无足轻重，而181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39%，占据主导地位。煤炭产量在1750至1800年间翻了一番，因为蒸汽泵的使用使得更深、更广的煤层得以被开采，且马匹拉动的铁轨车可以把煤运到更远的水运码头。由于战争需求的推动，冶炼过程中使用煤代替木炭，以及在18世纪80年代“搅炼法”和“滚轧法”工艺的改善，铁产量在1788至1806年间增长了200%。但纺织品才是实现工业化腾飞的中坚力量。

羊毛一直是英格兰的特色产品，虽然在欧洲大陆占主导地位的亚麻制品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政府的支持下也正在不断扩张。棉织品的增长主要是因为采用了机器化生产，以及美国南部奴隶制所带来的原材料供应的快速增长。新机器还很简陋，但棉织品需求量的上升，意味着纺织工人抵制引入机器的问题得到了化解。在18世纪30年代，当约翰·凯(John Kay)打算推出他发明的飞梭织机(能使一个织布工的产量增加一倍)时，机器被捣毁了；但到了70年代，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发明的手动珍妮纺纱机(一种多轴纺纱机)、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的水力细纱机，以及约翰·凯的机器都被重新启用。阿克赖特发明的水力细纱机，以及它所需的大工厂，从德比郡山谷蔓延到兰开夏郡和苏格兰。在竞争导致棉织品价格下降(1784至1832年间价格下降了2/3)之前，这些工厂可以赚取巨额财富。阿克赖特精明地利用了他的专利权，这给他带来了20万英镑的财富和准男爵爵位。未来保守党首相之父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起初只是个印花布的印染工人；后来发迹，他手下有15 000名员工。罗伯特·欧文估算，在1799年到1829年之间，他的新拉纳克工厂支付的5%股息，给他和他的合伙人带来了30万英镑的利润。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使用手织机的织工日子过得也很不错。但是随着动力纺织机的引进，爱尔兰移民拥入了劳动力市场；在1815年之后，退役军人也加入了劳动大军，这些使织工的处境成为这个时代最惨的悲剧之一。

棉纺技术被推广到其他纺织业——迅速推广到约克郡的精纺毛料业，并缓慢推广到亚麻和羊毛业。同时，棉纺技术也促进了工程技术和金属结构建筑物的发展。要驱动数千个(纺织机的)锭子，必须建造强大而可靠的机械装置，因为纺织工厂(相当于易燃的引火盒)必须使用金属的柱子和托梁，才能防火。1770年，阿克赖特雇用水磨匠和钟表匠在克罗姆福德(Cromford)安装了他的木制机械。但是，随着功率高达150马力的水轮、复杂的走锭细纱机(一种结合珍妮纺纱机和精纺机特点的纺织机，能纺非常细的纱)和蒸汽动力的使用，工厂设计和机器制造很快成为专业化的工作。

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的分离式冷凝蒸汽机和曲杆齿轮联动蒸汽机，分别于1774年和1781年获得了专利。到了1800年，棉纺厂成了蒸汽机的主要用户，因为蒸汽机为走锭细纱机提供了可靠和持续的动力。反过来，蒸汽机所需的日益复杂的技术，既促进了其自身的进一步应用——1804年被应用于机车，1812年被应用于船运——同时还促进了机床工业的发展，特别是亨利·莫兹利(Henry Maudslay)发明的螺纹切削车床。这种车床(及其相关发明千分尺)使零件的绝对精确加工成为可能。从此以后，机器可以自我复制，并且其构造也越来越复杂。18世纪合格钟表匠的标准，不再是高端的技能，而是机械工程中普通的技能。

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为土木工程的黄金时代创造了条件，因为像布林德利(Brindley)、斯梅顿(Smeaton)、特尔福德(Telford)和雷尼(Rennie)这样的工程师，都在尽可能高效地利用水运和马力。在蒸汽机发展的同时，风力开发技术也在与时俱进。帆船变得如此复杂、如此先进，以至于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它们一直与蒸汽船保持着旗鼓相当的竞争力。由收费公路信托公司，甚至政府出资修缮和监管的全国的道路破败；在某些情况下，也铺设了全新的道路。1745年从伦敦到爱丁堡需要将近两周的时间渐已1796年则仅需要两天半；到了1830年，乘坐四轮马车或轮船，仅需要大约36小时。在17世纪的河流航运稳步增长的基础上，爱尔兰在18世纪30年代开辟了几条使用闸门的“死水”运河。但是，正是布里奇沃特公爵(Bridgewater)的计划显示了水运对工业增长的重要性。1760至1771年，该计划通过水路将曼彻斯特与当地的煤田和利物浦连接起来。布里奇沃特的工程师布林德利设计了“狭窄”的运河，以防止河水在“干旱的”中部地区流失。在1764至1772年的和平时期，信贷成本较低，绅士、商人、制造商和银行家的公司纷纷投资修建运河，把所有主要通航河流连接起来。就牛津运河而言，这种私人投资项目可以获得高达30%的股息，但平均回报约为8%。下一轮水运交通建设的高潮，发生在18世纪80年代。这一次投入的成本规模超出了其商业回报，但英国此时拥有欧洲最发达的河流航运网络。在这一事业中，来自农业和工业部门的“改良者”团结一致，克服了许多影响或阻碍合作的因素。

改革与宗教

在工业化过程中，英国政府没有发挥，也不希望发挥积极的作用，正如1815年出台的《谷物法》[1]所体现的那样，政府对“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并不支持。但政府越来越多地奉行系统性的原则——相比于其他阶层，这些原则对工业资本家阶层更有利。当然，这里所说的其他阶层，不包括土地所有者，因为他们往往也是投资矿业、运输和房地产开发的资本家。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和政治家埃德蒙·伯克的理论是：连续性、权力分配，以及政府、经济和社会的相互渗透——更重要的是政府作为一种自我调节机制的概念——补充了古典经济学、科学发现，甚至上层阶级精心培植的自然神论。

但这个理想的模型需要改革。在北美战争时期，这一模型存在的腐败和低效率问题，已经造成了损失。尽管暴民的骚乱事件(特别是1780年的戈登骚乱)使得受人尊敬的改革者更加谨慎，但改革依然具有公认的必要性。亚当·斯密和约翰·卫斯理的言论以各种方式表达了改革的必要性。问题是，如何将改革限制在宪政体制的框架之内？试图使政治更具原则性和更加均衡的努力，如“协会运动”，只是暴露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彻头彻尾的腐败。在苏格兰的“广大腐败选区”，4000多选民中要选出45名地方议员(114人中只有一人具有投票权，而在英格兰这一比例是7∶1)。这个选区从其“管理者”邓达斯家族(Dundas)——特别是在东印度公司和海军部的家族成员——那里得到了好处。1782年之后，在爱尔兰的“自由”议会，天主教徒依然没有投票权。

由于政治权力的分配极不均衡，制造业大城镇不得不依靠诸如“制造商总会”的集团施压，来表达它们的意见。1801年，拥有70万人的约克郡只有两名郡议员和26名自治市议员，而拥有18.8万人口的康沃尔郡却有两名郡议员和42名自治市议员。1793年之后，“非国教徒”和天主教徒被允许投票，但仍不能参加议会。另一方面，政治的影响力受到极大的限制，而且从事政治的代价如此昂贵，所以对于一些人来说，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其实是件幸事。虽然贵格会的总人数一直在下降，但其复杂的家庭关系(若与教派外的人通婚，就不能留在教派中)支撑其在各行各业的事业，从铁和铅的冶炼厂到银行和铁路。思想开放、“最多相信一位上帝”的唯一神教派，是地方上科学和教育启蒙的积极领军者。

福音派的复兴有些不同。它起源于民粹主义和传统的高教会派，从17世纪的宗教遗产(其代表人物是班扬，并由约翰·卫斯理广为传播)和威廉·劳(William Law)的虔诚文学中汲取灵感。与“旧的非国教”和加尔文主义的“上帝拣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福音派强调：上帝的恩典属于那些遵循《圣经》训导而生活的人。福音派受人尊敬，因为它没有排他性、不提倡基督宗教合一，也没有过于泛滥的“热情”(很多人成为不可知论者和高教会派成员后，对福音派提出严厉的批评，但他们起初都是虔诚的福音派人士)。福音派是诞生于危急时刻的信仰，它反对无神论的革命、冷漠的劳资关系和残暴的个人行为。虽然酗酒的皮特，好赌的福克斯，都曾受到德高望重的福音派教士施加的那种压力的影响。

福音派的复兴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但它很快走上了特殊的道路。1795年，由于再也无法接受传统的圣职授任，卫斯理创立的“循道宗”脱离了圣公会。虽然他们依然是保守党，但是循道宗又进一步分离出若干派别。这些派别变得更加自主、更加激进，如同“原始循道宗”(于1811年脱离循道宗)。循道宗主要在北方传播，并且它是“约克郡的真正宗教”；而在其他地方，浸礼会和公理会在工业城镇广泛传播，这些地方的上层经常是唯一神教或贵格会的成员。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在其“政治小说”《菲利克斯·霍尔特》(Felix Holt， 1867年)中描述了在1832年左右非国教者的价值观：

这群人不相信“旧时的英格兰”要多好有多好，这里的众多男女意识到他们的宗教并不完全是他们统治者的宗教，因此他们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好。如果是这样，他们也会改变许多现在使世界变得更痛苦、更罪恶的东西。

“活的信仰”(Vital religion)在威尔士完成了一场宗教革命。1800年，威尔士80%以上的人口仍然追随国教；其18世纪中期的传教活动，即“流动学校”，提高了识字率(威尔士语)，并且培养了超出其承载能力的宗教热情。于是，倾向加尔文主义的循道宗和其他不信奉国教的派别，填补了这一空缺。到1851年，威尔士80%的人都去小礼拜堂。在苏格兰，掌管教育和济贫工作的长老会是处于正统地位的教派，实际上它也等同于一个二级的立法机关。长老会受土地所有者及其世俗的自由神职人员的控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长老会进行抨击，不仅有独立的长老会教友，而且还有那些希望将权力转移给会众的福音派人士。在爱尔兰，不遵从国教的传统，最初是从自由主义者们开始的。自由主义者的领袖将他们法律上的不利地位与天主教徒的处境进行比较。但是，18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福音派原教旨主义的复兴，最终加深了信奉新教的东北地区与英国其他地区之间的鸿沟。

海外战争

法国大革命在英国引起了普遍的热烈反响。在最坏的情况下，革命也会削弱这个老对手；在最理想的情况下，革命则会创造出另一个宪政国家。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詹姆斯·瓦特、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年轻的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Coleridge)都盛赞这场革命。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受到鼓舞，创作了《苏格兰人》(Scots wha’ hae)这首有明显的现实意义的诗。当法国大革命看起来还只是一场温和的宪政运动的时候，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就已经在1790年11月发表了《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伯克在文中严厉谴责了这场革命。虽然伯克表达了当权派的感受——特别是当巴黎在1791年6月向左倾斜时——即：若打破惯常的准则，暴力将会横行。但英国政府并没有马上附和伯克的观点。伯克认为，只有在保留基本政治结构的条件下，改革才能进行。伯克既攻击了法国，又美化了布莱克斯通对英国政治制度的辩护。激进的英裔美国人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发表了《人的权利》(The Rights of Man，1791—1792)，以回应伯克的谴责。潘恩非常大胆地提出了个人主义民主改革的建议，这令英国的当权派感到惊慌。伯克可能已经引发了他本人曾试图避免的事情。6个月内，伯克的《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卖出了19 000份，而潘恩的《人的权利》卖出了20万份，这对于一个仍然只有一半识字率的社会来说确实令人难以置信。自英国内战以来，出版的小册子从没有这么大的发行量，也没有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英国政府对两件事情感到震惊：法国的“自决”概念对英国的低地附庸国的影响，以及革命思想的传播。欧洲君主制国家更有理由感到担忧，于是在1792年夏天，这些国家放弃了18世纪战争的“绅士风度”，并将法国人视为应该被射杀的“疯狗”。法国人的回应是全民动员——“全国武装”。在英国，外交威胁升级为政治威胁：对法国的多次警告让巴黎的一些乐观革命者更加确信，战争将引发英国国内的革命。1793年2月，法国对英国宣战了。

但英国对战争毫无准备。当时，英国的陆军只有4.5万人，可以出海的战舰还不到1/10。此外，这次战争与以往的英法冲突有很大不同。英国陆军新的战斗风格，法国革命军攻击的猛烈程度，法国新指挥官的卓越能力——所有这些因素，从一开始就让英国的盟友陷入被动。到1797年，奥地利被击败出局，英国只能独自对抗拿破仑的军队。

战争的头几年，困扰英国政府的是三件事：法国入侵的威胁、战争的代价和内部纷争。法国人尝试了三次入侵，一次经由威尔士，两次经由爱尔兰。1797年，法国军队在彭布鲁克郡登陆时，没有得到任何支持；但到了1798年秋，胡贝尔(Humbert)将军指挥的一支部队在梅奥(Mayo)的基拉拉(Killala)登陆，并与当地盟友一起战斗了两周，直到被击败。英国政府希望通过用1794年占领的科西嘉岛上的马特洛炮塔(Martello Towers)来抵御欧洲大陆，并启用民兵(自卫队)，以及将《民兵法》(Militia Acts)的覆盖范围扩大到苏格兰和爱尔兰，以此来保卫英国本土。所有这些都让参与其中的地方官员头疼不已。到1795年，英国对盟国的补贴已达到数千万英镑之巨——因此不得不大幅增加税收，并在1799年开始征收新发明的个人所得税，每一英镑的收入课税2先令又10便士。最后，英国政府对那些想向法国人求和、想与法国人结盟的团体进行了果断的打击。1793至1794年间，“皮特的恐怖统治”，加上地方行政官、实业家和爱国社团的积极行动，摧毁了许多激进的社团。这种镇压在苏格兰尤为激烈。在苏格兰，布拉克斯菲尔德勋爵(Lord Braxfield)以苏格兰式幽默说：这里，专横地维护了“有史以来最完美的宪政”。

当一位受布拉克斯菲尔德迫害的人对他说，耶稣也是一个改革者，布拉克斯菲尔德回答说：“他做了那么多善事，到头来还不是被吊起来弄死了。”他的讽刺象征着苏格兰启蒙运动中，上流社会自由主义的终结。在随后的30年里，皮特的苏格兰律师盟友邓达斯家族操刀，在苏格兰实施了持续的镇压。在爱尔兰，形势的逆转更加剧烈。1793年，战争迫使皮特向爱尔兰议会施压，要求授予天主教徒投票权，试图削弱他们对“不信神”的法国的热情，转而支持英国。但“爱尔兰人联合会”的非教派激进主义迅速发展。到1798年，联合会在阿尔斯特(Ulster)遭到了极端新教组织奥兰治会(Orange Lodges)的抵制。当地的天主教农民对新教徒的特权深恶痛绝——这部分原因是他们受到了在法国受训、充满革命理想的牧师的影响，但这些农民也采取了暴力手段来抵制联合会。在安贝尔将军登陆前不久，联合会在威克洛(Wicklow)的势力迅速膨胀。虽然他们的势头只持续了很短暂的时间，但足以使新教统治者明白自己的孤立处境。1800年，爱尔兰效仿1707年的苏格兰，与英格兰建立了政治联盟。

除了1801至1803年间的短暂休战，“海外战争”一直持续到1815年。到那时，英国已经在战争上花费了15亿英镑。但是，战争的影响并不明显，甚至微不足道。战争很快就从大众记忆中被抹去了。在大部分时间里，整个英国就像一个武装军营：英国大量征用民兵，在任何阶段，都有大约1/6的成年男子可以武装上阵。与法国相比，这些民兵实际上很少在国外服役，尽管其中有许多人(约21万)都牺牲了。战争导致法国的人口增长放缓——1800至1850年，法国人口增加了32%；而同期英国人口增长了50%——相比之下，战争对英国人口增长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然而，1805年之后，英国海军的霸权地位从未被撼动。通过海上封锁，英国海军摧毁了法国大部分的工业，因为法国最发达的产业都建立在贸易港口。

亚当·斯密曾写过，战争会扭曲需求，并在某些类型的劳动力中创造“卖方市场”。事实的确是这样。铁的贸易不仅在英格兰中西部的传统地区蓬勃发展，而且在苏格兰中部和南威尔士繁荣起来。梅瑟蒂德菲尔(Merthyr Tydfil)原本是一个落后、偏远的威尔士小城(令人难以置信，居然有便捷的运河交通)，但在1790至1820年间，其人口增长了20倍；而威尔士最大的城镇卡马森(Carmarthen)，在18世纪中叶，人口也才不到4000人。由于海上封锁遏制了英国的对手，因此，英国在纺织业上的领先优势竟然达到了英国制造商为法国军队生产制服的地步。查塔姆、朴次茅斯和德文波特(Devonport)的巨大海军造船厂进一步扩建，成为大规模生产的先驱。他们建造的帆船战舰得到了显著改进——与此相比，19世纪50年代蒸汽动力取代传统动力，几乎只是一场小革命。

事实上，海军的问题，典型地代表了英国政府存在的许多问题。1797年，水手的悲惨状况引发了在斯皮特黑德(Spithead)和诺尔(Nore)的哗变。这些动乱没什么政治内涵，无论哗变者心中有多么大的怨气，他们绝大多数仍然是爱国的。这几起事件并没有影响纳尔逊(Nelson)的舰队卓越的战斗力——1805年10月，英国海军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摧毁了法国和西班牙的舰队，从而确立了自己永久的海上霸权地位。政府采用软硬皆施的手段来处理水兵哗变——实际上，政府对付组织良好的码头工人的罢工，也是采用同样的手法。在其他领域，就改善工人阶级的困境的问题，政府并没有明确的态度。1799年通过的《结社法》视工会为革命团体，并将其定为非法组织；政府还成功地抵制了确保法定最低工资和恢复旧的劳资关系的提议——即使这些提议得到了制造商(主要是小规模制造商)的支持。这些措施，以及投资转移到政府基金和贸易战所造成的萧条，导致1790至1814年间的实际平均工资停滞不前。不过，18世纪90年代后，许多农村教区采取了相对慷慨的贫困救济举措(所谓的“斯品汉姆兰制度”)，这些举措继续进行，无疑可以缓解更尖锐的社会矛盾。

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避免直接参与欧洲的战事；相反，英国给那些以各种方式集结起来的盟友提供资助，让他们出面来反对法国革命军，以及后来的拿破仑。这种做法只是18世纪战争中所采用的雇佣军模式的一种改进。直到1811至1814年，当英国将自己的部队派往伊比利亚半岛时，英军才直接卷入欧洲战事。然而，英国在其他地区斩获颇丰：加强了对印度的控制；通过新加坡实现了对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有效统治；1795至1816年间，征服了锡兰；从荷兰人手中接管了南非；并声称埃及归自己所有。英国还非正式地获得了对中美、南美地区前西班牙殖民地的贸易霸权。

1815年6月，惠灵顿将军率领的多国部队和他的普鲁士盟友取得了滑铁卢战役的胜利。此后，英国以军事胜利者自居。但这场战争给欧洲留下的是法国人的烙印。无论拿破仑的军队走到哪里，他们都会传播(或者说他们的对手会模仿)法国的法律、度量衡标准、行政管理模式，以及革命的民族主义精神。欧洲的格局完全改变了。在1789年之前，英国一直是欧洲大陆共同体的一部分。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生活在巴黎跟在爱丁堡一样安适——也许比在伦敦生活更舒适。而1815年以后，英国的经济发展虽然也吸引了众多外国游客，但英国仍与欧洲生活仍保持着距离。

在国内，战争和萧条将政治思想分化为“革命主义”和“忠于现有政府”两派。“皮特的恐怖统治”、爱国社团以及“教会与国王”的拥趸等，迫使早先已经普遍存在的民主思想家要么隐退，要么与爱尔兰或工人阶级等真正受压迫的群体结盟。“雅各宾传统”对工业和经济的变革与对既存政府的“邪恶”一样敏感。“雅各宾传统”是各种思潮散漫的、不稳定的结合体，从无政府主义到宗教千禧年主义；在宪章运动出现之前(当然也包括宪章运动自身)，“雅各宾传统”一直是劳工运动的标志。

然而，矛盾的是，执政精英毫不留情的务实态度，以及他们用来巩固国家权力的镇压手段——而不是用契约政治思想——在统治者内部唤醒了一批激进的反对派。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和克拉帕姆教派(the Clapham Sect)掌控之下的福音主义，旨在转变上层统治阶级的思想；但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所反复强调的方案，也是出于这个目的——边沁是一位富有的律师，他或多或少地认为，社会可以通过一套类似于经济学的不言而喻的原则来治理。其中，最容易掌握的是“功利主义”，即：社会行动的目的应该是为“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的好处”。作为所有“社会契约”理想的死敌，边沁反对法国大革命，并试图让历届英国政府对他的观点感兴趣，特别是有关法律和监狱改革的部分。他本来可能比他想象的更成功，但屡屡挫败驱使他转向民主改革派；到1815年，他开始支持普选。边沁的弟子们被称作“哲学上的激进分子”，他们提出了一套将体制改革与政治连续性结合起来的改革方案。1815年后，随着一批温和的劳工阶级领导人成为他们的追随者，他们向统治者和劳工阶级双方提供了这一方案。由此既产生了集权的国家行动模式，又产生了公共干预理论；在19世纪剩下的时间里，这两者始终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依据边沁的理论，地方当局应在适当规模的地区增加税收并采取行政行动；地方政府应受到向中央委员会负责的支薪稽查员的监督。因此，“旧的腐败”和现行的肆意挥霍会得到遏制，地方政府也会对当地百姓负责——但事实上，官员还是处于支配地位。边沁和他的追随者穆勒父子，以及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可能已经投向民主，但他们不愿意让人民代表做更多的事情——最多只是让他们投票赞成或否决官员的行为。毫不奇怪，他们的模式在英属印度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法律已经转变为阶级斗争的模式。习惯于在法庭上争取伤残赔偿的工人失去了他们惯有的权利，并且他们的独立诉讼权利也受到了限制。有产阶级由于惊恐，使一直软弱无效的惩罚措施最终也步步升级。“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战争、工业化和压制的结果，这意味着对不公平法律的抗争。威廉·科贝特对富人结成秘而不宣的联盟、对穷人进行敲骨吸髓般的压榨不赞同，罗伯特·欧文则对此一无所知；甚至边沁派也认为，法律机构是一个“巨大的险恶利益集团”。虽然最终只有爱尔兰人挺身而出反对它，但他们的失败像滑铁卢一样，证明了法治的胜利只是“一场死里逃生”。法治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或许是因为人们在新一轮宪政浪潮的影响下，希望它能更长久地维持下去。

自由之路

英国人，何苦为地主耕植，

当他们把你们当牛马来驱使？

何苦辛勤地、细心地织造

为你们的暴君织造锦袍？

还是钻进你们的地窖和破屋去，

而你们建造的楼厦别人在安居。

为何不挣脱自己锻造的铁链？

看，你们炼的钢对你们瞪着眼。

——雪莱《给英国老百姓之歌》

1815年拿破仑战争之后，托利党政府遇到了一批新的文学激进分子。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投入了秩序力量的怀抱中，紧随其后的是拜伦和雪莱。1812至1827年以利物浦伯爵为首相的政府，实际上是由资产阶级执政，该阶级由小乡绅、医生和商人的后代组成，甚至包括一名女演员——当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担任外交大臣的时候。虽然政府被谴责为反动派(其中一些成员的确是这样)，但政府还是保持中间偏右的明确立场。这届政府对外采取自由政策(按照王朝复辟时期的欧洲的标准)，在国内推行和解政策。但它面对可怕的战后萧条和紧张的劳资关系，除了要支付战争债务，还要解决军人复员后的就业问题。强悍的反对派辉格党不但没有提供帮助，反而通过发表新文学评论的媒体和广泛的民众抗议文化来抨击托利党政府。这些媒体包括了亨利·赫瑟林顿(Henry Hetherington)和理查德·卡莱尔(Richard Carlile)的“没付印花税的”报纸；民众抗议的文化则来自威廉·科贝特的田园激进主义和威廉·布莱克有远见的千禧年主义。土地所有者给政府施压，希望通过1815年颁布的《谷物法》来获得粮食补贴，并最终如愿以偿——十多年来，这种做法缓解了农民的不满情绪。但这都是有代价的。新工业城镇对秩序的威胁程度，超过了1811至1812年间的情形——因为战后繁荣的结束导致了广泛的失业和工资的急剧下降。自1800年以来，工人的自我意识(更多的是工业地位，而非阶级立场)变得越来越清晰，地方政府官员、工业家和太平绅士都深感自己的孤立。

这些绅士经常表达的担忧(雅各宾暴徒在他们的门口咆哮)，以及一些劳工阶级领袖的明确的革命思想，会共同构成推翻政权的真正威胁吗？而事实上，政府阶层确是勉力支撑，以避免这样的结局。假如行动协调一致，假如有一个共同的经济目的将工人与议会激进分子及首都的技术行业联系起来，假如统治阶层真的被吓破了胆——那么政府有可能会被推翻。但真要做到这一步，也很难。伦敦不是像巴黎那样的“绝对”首都；假如伦敦的激进分子动员群众起来造反，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权力杠杆可以供他们使唤。

伦敦没有与各郡一起行动。议会反对派与暴行势力划清界线，并强烈反对暴力行为；内政大臣西德茅斯子爵(Viscount Sidmouth)主张镇压，他和他手下的地方官员威吓抵抗力量，但是付出了代价。抗议的高潮发生在1819年8月16日的曼彻斯特，要求改革的人群在圣彼得广场举行大规模的和平游行示威。当地的地方长官命令义勇骑兵前去逮捕演说者。骑兵冲向人群，在那场“彼得卢惨案”(Peterloo)中，造成了11人死亡。运动的激进分子要复仇，政府则向抗议者内部渗透特务和奸细——这些导致了次年爆发的多起冲突，如苏格兰织布工的起义、在伦敦暗杀内阁成员的“卡托街阴谋”(Cato Street Conspiracy)。像施绞刑和流放这样的镇压手段，严酷、野蛮、行之有效。但从长远来看，它们加剧了人民对政府的抵抗，人民也越来越不相信政府。

政府本身对无管制的工业化持怀疑态度。虽然政府在推行自由贸易、系统化管理和改革后的刑法，它仍然依赖农业收益，并担心会发生进一步的劳工阶级暴力行为。政府的支持者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对工业转移到城镇感到遗憾，因为他认为，在乡村工厂中，制造商对“那些依赖他和他的事业并与他和他的事业密切相关的人施加了有益的影响”。他可能想到过罗伯特·欧文和他在新拉纳克的工厂。为了大肆宣传自治的工业社区模式，欧文希望遏制工业化，并通过采用铁锹耕种的方式，使农业重新吸纳大量的劳动力。自战争结束以来，全国弥漫着社会危机和乌托邦救世的氛围，他的“新道德世界”理论十分契合这样的潮流。

史上最强的毒药

来自恺撒的桂冠。

没有什么比盔甲的铁片

更让人变得丑陋不堪。

当金子和宝石用来装饰耕犁，

和平的艺术应令人仰慕不已。

工匠们要读懂这首诗，不需要了解工匠天才威廉·布莱克的宇宙论。对于许多人来说，未来似乎与约翰·马丁细致入微的巨幅教诲画一样，启示着大灾难的到来。这些作品的雕版画在19世纪20年代风靡一时。

然而，辉格党在政治斗争中占据着优势。1820年，乔治四世试图与他的配偶离婚，导致王室的糗事被抖搂出来。《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的主要撰稿人亨利·布鲁厄姆(Henry Brougham)支持卡罗琳王后(她是一个最不可能成为殉道者的人)，反对国王和内阁，以博取公众的喝彩。然后在1822年8月，外交大臣卡斯尔雷(Castlereagh)自杀了，他曾设法在梅特涅组织的维也纳会议上将英国从保守势力中摆脱出来。由此，利物浦政府更自由的一派可以不受阻挠地施展抱负了。

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提出，欧洲列强不应再殖民美洲，或涉足美国、墨西哥等一些美洲国家的主权等相关事务。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的继任者乔治·坎宁支持门罗主义，以保证南美新成立的共和国的利益，英国也因此有幸进入了一个巨大的新市场。两年后，内阁废除了《六条法令》(Six Acts)和反工会立法，并在1826年结束了邓达斯家族对苏格兰的“管理”。惠灵顿公爵领导的政府于1829年通过了《天主教解放法案》(Catholic Emancipation)。1828年，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 Connel)当选为爱尔兰克莱尔郡议员；但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他被禁止列席议会。奥康奈尔善于控制爱尔兰公众的舆论，而面对以民族起义相威胁，惠灵顿政府只得屈服，

现在只有议会改革仍有待实施了，但这直接涉及政党问题。政府可以通过明智的让步来疏通压力集团(工会、苏格兰人、爱尔兰人等)。然而，改革就意味着辉格党的胜利——包括他们对议会的控制和对官职的任命权。1828年，惠灵顿公爵在一些“激进分子”的压力之下，坚定了自己的立场；但在第二年，激进派因天主教解放运动而与他分道扬镳。与此同时，辉格党虽然并没有肆无忌惮地鼓励激进的竞争对手，但国家变得越来越动荡不安。1830年，乔治四世去世，在格雷伯爵(Earl Grey)和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领导的辉格党赢得选举后，改革的压力升至顶峰。当辉格党的改革议案被上议院否决时，组织良好的“政治联盟”在各个城市举行了大规模集会；骚乱者袭击了诺丁汉城堡和布里斯托的主教宫殿——这两处都是反改革贵族的住所。而在梅瑟(Merthyr)，骚乱之后，工人领袖迪克·潘德林(Dic Penderyn)被处决。1832年4月，上议院以9票之差被迫做出让步，格雷政府总算松了口气；而在此前，格雷政府在英格兰南部残酷镇压农场工人的不满(即“斯温船长骚乱”)，显示出其保守的本质。

应对改革

尽管鼓动改革具有近乎革命的性质，但1832年的法案覆盖了工业和商业力量中可能最容易惹麻烦的部门。但也仅此而已。苏格兰的选民人数从4579人增加到64 447人(增加了1407%)，但爱尔兰选民仅增加了21%。包括曼彻斯特、布拉德福德和伯明翰在内的41个英格兰大城镇，首次有了代表自己的议员；在658名议会议员中，来自这些大城镇的议员几乎占了一半(324名)，但一个英格兰选区的平均人口仍然低于900。只有349名选民的白金汉所推选的议员数量，跟拥有4172名选民的利兹一样多。占全国人口54%的英格兰继续占据下议院71%的席位。在1832年之前，这个比例是74%。“实质上的代表”，即代表利益而不是人，仍然是一个不变的原则。在随后的近半个世纪里，议会继续由地主利益集团主导。

接着，一些保守派担心边沁主义者会攻击贵族和教会。但议会中空谈理论的人很少，辉格党的改革热情也在迅速减弱。1833年，人道主义者如愿在大英帝国内废除了奴隶制，并通过实行工厂检查员制度对使用童工的情况进行监管。1834年，议会通过了《济贫法(修正案)》(The Poor Law Amendment Act)，该法案的设计师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视其为英国地方政府在系统和经济层面重建的基础。然而，它仍然是一座孤立的纪念碑。人们不仅憎恨《济贫法》，也憎恨它所象征的寒碜的济贫院或“巴士底狱”。

《泰晤士报》也在大肆抨击《新济贫法》，认为哲学上的激进主义或许已经做过了头。1834年是多事之秋，爱尔兰倒是一度平静，辉格党与奥康奈尔达成了谅解，并维持了6年。但在英国本土，仍处于早期阶段的劳工阶级发起的“另类社会”运动达到了顶峰。约翰·多尔蒂(John Doherty)等人领导的工会在发展壮大，免除印花税的报纸在发表各自的论点，《改革法案》(Reform Act)令激进分子感到失望，罗伯特·欧文回归政坛——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促成了“全国联合总工会”的诞生，它将通过“全国大放假”或总罢工来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在此之后，社会将在合作的基础上重新组织起来，工资将根据劳动时间计算。3月，政府发动反击，6名多塞特郡的工人被判刑，即所谓的“托尔帕德尔烈士”(Tolpuddle Martyrs)。“全国联合总工会”进行了太多的抗议和罢工，但其组织者却无法协调各种运动。欧文在8月退出，意味着这场运动的结束。10月16日议会被意外烧毁——如果此事发生在6个月前，那就可能不仅具有象征意义了。

随着地方政府改革的推进，辉格党取得了真正的胜利。此前苏格兰自治委员会的议员都是“自选”产生的；从1833年开始，将由纳税人投票选举产生。两年后，英格兰的城镇进行了改革。在较大的城镇，辉格党和激进分子占据了主要公职，并在总体上保住了他们的职位。但政府现在严重分裂。1834年11月，皮尔(Peel)领导的保守党上台，该党或多或少承诺会在改革框架内执政。不过，这只是一个虚假的胜利：辉格党人于1835年4月重新执政，但是领导他们的首相是极其保守的墨尔本。当辉格党在1841年垮台时，皮尔似乎更加鲜明地表现出渐进式改革的精神，就连年轻的女王那位做事认真的丈夫：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国的阿尔伯特亲王也赞同皮尔的理念。

然而，皮尔受到两个方面的威胁。担心利润下降的制造商要求降低工人的工资，认为只有面包价格降低，他们才能降低工人的工资(面包是工人阶级的主食，他们每人每周吃大约5磅面包)。这只能通过允许自由进口粮食来实现，换句话说就是废除1815年的《谷物法》。因辉格党倒退而感到沮丧的激进派见风使舵，并掌握了主导权。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是一位不太成功的棉布商，在大西洋两岸都有生意；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是一位来自罗奇代尔(Rochdale)的贵格会地毯制造商；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是一位苏格兰记者，他在1843年创办了《经济学人》。他们成为“反谷物法联盟”的领军人物。1838年10月，他们在曼彻斯特主持了联盟成立大会。这个联盟既代表了在一定程度上又创立了具有商业头脑、崇尚个人主义的中产阶级——德意志人称之为(现在仍然称之为)“曼彻斯特主义者”(Manchestertum)。通过请愿、示威，动员非国教教徒，以及富有想象力地使用新的“一便士邮政制”(1841年)等活动，联盟煽动起对土地贵族和皮尔本人广泛的敌意。

事实上，在公共财政政策方面，皮尔曾遵循政治经济学的准则：大幅削减进口关税，重组英格兰银行，以及允许铁路公司拥有自由的企业领导权——尽管当时的贸易委员会主席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倾向于将其彻底国有化。但是联盟成员大为愤怒。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利益与越来越具有反抗精神的劳动大军绑在了一起。一位离经叛道的曼彻斯特棉纱工厂主、年轻的德意志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目睹了工厂内涌动着的一波又一波不满的浪潮，他预言：

一旦工人决心不再任人买卖，决心自己来决定劳动的价值，成为不仅具有劳动力而且具有意志的人，那时候，今日的政治经济制度就走到了尽头。

恩格斯的预言的论据是经济萧条可能带来极端的后果，以及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在宪章运动中所展现出来的力量。

“我可不关心政治，但是我是一名宪章运动分子。”1848年，一位伦敦清洁工对社会调查的先驱亨利·梅休这么说。《人民宪章》提出了六点著名的要求：成年男子的选举权、无记名投票、平等的选区、废除议会成员的财产资格规定、议员薪酬制以及每年举行议会。宪章运动所产生的影响，与法国大革命和丹尼尔·奥康内尔在爱尔兰的活动旗鼓相当。但对于这场极其复杂、高度本地化的运动来说，团结只是表面的、短暂的。在形式上，它是极端民主的(尽管只涉及男性选举权，关于女性选举的提议很早就被否决了)。这场运动一度发展成声势浩大的全国性运动，但维持了短短数年(1838—1842)就偃旗息鼓了。但在一些地区，由于受当地的经济困境、政治传统，以及领导人性格的影响，各种组织和旁门左道的活动此起彼伏。由于对已建立的政党、酗酒、爱尔兰、财产和教育等问题的态度不同，“武力”领袖和“精神”领袖之间的分歧变得更加复杂。在苏格兰和英格兰中部地区，运动的领导层来自小商人和职业人士。在约克郡，由于失业严重和《新济贫法》的影响，运动的领袖们激进好斗；但他们与保守党一道共同发起了工厂改革运动。威尔士工业区的“边境城镇”就已经出现了多起“通过暴乱增加集体谈判筹码”的事件。1839年11月4日，纽波特爆发了大规模示威并最终与军方发生流血冲突，就不足为奇了。冲突造成14人死亡。但随后的审判把示威中的暴乱者发配到了澳洲的塔斯马尼亚，而不是送上绞刑架。

相比1831年的墨尔本或1819年的利物浦，皮尔更有人情味，更加圆通老练，他的政策也取得了成功。1843年和1844年的经济繁荣使宪章运动陷于低潮；运动在1848年的最后一次复兴，反映的是爱尔兰的痛苦，而不是英国工匠们的野心，也不是任何模仿欧洲革命的愿望。晚期的宪章运动不仅更带有爱尔兰特色，也更具实验性和多样性。费格斯·奥康纳(Feargus O’ Connor)提出了土地安置计划，欧文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死灰复燃，随之兴起的还有欧洲革命者的一些想法——因为许多欧洲革命者最终流亡到了英国。但无论朱利安·哈尼(Julian Harney)和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友谊多么令人神往，群众性运动已告终结。以往的宪章运动分子仍然活跃在针对单一问题的各种运动中，例如禁酒运动、合作社运动(1844年的罗奇代尔先锋商店的源头就是宪章运动)和工会运动。其他人则移居国外。许多以前的宪章运动分子，最终体面地进入维多利亚中期的地方政府担任公务员，或者进入新兴的地方报业。

“除非主建造城市”

1832年，从中东传播过来的霍乱席卷欧洲，在英国导致31 000人死亡。1833年，议会投票表决，为基础教育拨款3万英镑。同时，约翰·基布尔(John Keble)在牛津大学宣讲“民族弃教”。这些事件只是恰好发生在政治改革时期(议会花在温莎城堡的马厩上的时间和金钱，要比教育经费多)，但是它们是决定未来国家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也是维多利亚时代早期人们理性界定自己社会地位的方式。

霍乱肆虐凸显了城市快速增长所带来的问题，尽管其影响在农村同样致命。新工业城镇面积不大，人口密集，步行上班十分普遍。城市的土地使用与阶层的经济实力相匹配：数量较少的有产阶层，在棉纺城镇可能占人口不到5%，却通常占有50%的土地面积。工人们一般住在工厂附近，或者靠近道路、运河以及后来铁路等交通方便的地方。他们的居住环境肮脏不堪，因为19世纪的城镇往往烟雾弥漫、臭气熏天。对于工人来说，这里的房租和其他生活开销都很贵。租一套过得去的房子，可能需要一个熟练工人每周收入的1/4——很少有家庭能够负担得起。结果贫民窟在老城区激增，如伦敦的贫民窟聚集地，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地下室”，苏格兰自治城的“地带”(lands)，以及梅瑟蒂德菲尔的“瓷器区”(China)。不仅如此，地主和投机建筑商还制造了带有地区特色的新贫民窟，如约克郡的“背靠背”连排式公寓和窄小的“房间加厨房”或“单向筒子楼”公寓。在1870年之前，在格拉斯哥，70%的家庭住在这样的公寓里。

住房条件差，卫生条件会更糟。富裕的市民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出资成立委员会来提供水、排污和街道照明，以及一定程度的治安管理——结果这就让周边贫民的恶劣生存条件雪上加霜。中产阶级居住区使用新式抽水马桶，经常把污物排入劳工阶级居住区的供水系统中。

流行病的暴发，似乎成了劳工阶级的报复。被仆人和小雇员等大批穷人环绕着的富人们，平日里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但是现在却突然变得容易被传染。例如，1856年，日后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阿·坎·泰特(A. C. Tait)在卡莱尔失去了他7个孩子中的5个——都是死于猩红热。1831年，政府强迫地方贵族成立临时卫生委员会以对抗霍乱。埃德温·查德威克担心，由于家庭顶梁柱的死亡以及人们糟糕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多的人会沦为贫民。1840年，他代表济贫法委员会主持了“劳动人口卫生状况的调查”，调查报告于1842年发表。随着报告的出炉，以及随后发生的社会骚乱——更不用说新一轮霍乱暴发的威胁，政府不得不在1848年出台了一项法案。该法案赋予市政当局建立地方卫生委员会的权力，委员会听命于三名公共卫生专员——其中包括了查德威克本人。除了边沁主义者之外，还动员了其他力量，如宪章派和激进分子，但可能更多的是保守党、职业人士和慈善家。阿什利勋爵(Lord Ashley)的表现，能体现整个卫生改革运动的过程。这位后来成为沙夫茨伯里伯爵(earl of Shaftesbury)的人，可能是一位心怀偏见的低教会派托利党人——麦考利将他的风格称为“埃克塞特大厅的驴叫声”——但他继承了威尔伯福斯操纵公众舆论和精英意见的技巧，以获得有效的政府干预。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这些技巧被用来帮助矿工、工厂工人、移居国外的穷人和贫民窟的居民。有些人认为行政改革具有自己的动力，不受议会行动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议会对社会状况漠不关心的情况下，官员(掌权的人)和像阿什利这样的积极分子，都具备制定自己的法则的力量，“保守党对历史的阐释”(对这种观点的称法有失公允)将议会和这两股力量进行了对比。但这只是对改革进程的部分解释。官员们的行为标准因部门而异，因人而异。有些人恪尽职守，甚至不惜自我牺牲；另一些人则代表了文官制度下公务员队伍轻松、懒散的作风。作为邮局高级官员的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仍然有时间每周狩猎两次，并且每年稳定发表1.7部小说。其中一部《三个文员》(The Three Clerks， 1857年)，生动描绘了改革前死气沉沉的文官制度，也表达了特罗洛普本人对改革者的奚落。

这是“地方自治”和职业专业化发展的黄金时代，它最强大的发端来自大城市，以及新一代在苏格兰受过训练的医生——他们正在从低端的外科医师兼药剂师成长为一支自我管理的专业队伍。利物浦于1847年任命了第一位卫生医疗官员；一年以后，伦敦市中心(俗称存在各种社会危险的“一平方英里”)任命了活跃的约翰·西蒙医生(Dr John Simon)为卫生医疗官员。到1854年，各地卫生医疗官员的任命，成为强制性举措。此举至关重要，因为不仅可以督促城市执行重大的供水、排水和贫民窟清洁计划，而且还能确保实施有关避免建筑和过度拥挤的规定。

新的工业社会对教育机构提出了质疑。在这一点上，意见不一。福音派人士汉娜·莫尔(Hannah More)认为，为了向孩子们灌输宗教思想，他们应该学习阅读而不是写作。亚当·斯密担心劳动分工会造成工人阶级的思维迟钝，希望通过国家教育来缓解这种影响。由于加尔文主义对苏格兰教会的改造，苏格兰有了国家教育；但在英格兰没有采取类似的措施。在19世纪之前，英格兰有文法学校(多数是在宗教改革前成立的)、独立或“冒险”的学校和慈善学校。这些学校在质量上千差万别，且永远无法全员接受不断扩大的年轻人口，更不用说为新城区服务并提高教育水准。然而，在1800年前后，包括乔治三世在内的一些人，倾向于把教育作为预防革命的手段，出现了一些新的、廉价的也因此具有吸引力的教学方式。根据兰开斯特(Joseph Lancaster)和贝尔(Andrew Bell)所创立的“导生制”，高年级的小学生死记硬背课文内容，然后传授给低年级的学生——这种做法直接导致1808年成立了“英国和外国学校学会”(British and Foreign Schools Society)，以及1811年成立了“全国学会”。然而，这两次全国性的举动恰逢两股势力——一方是这两场运动的发起人非国教信徒，另一方是国教圣公会——的敌对情绪激化的时期。在随后的近一个世纪里，宗教派别间的敌意继续凌驾于教育标准之上。

在受人资助的学校或“公学”的改革中，宗教对立只是英国国教的内部矛盾，并且不那么激烈。18世纪末，学校的条件尤其寒碜。但在1829年，广教派教士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在拉格比公学开展他的事业之前，情况有了改观。事实上，他的改革与1832年的保守的政治解决方案相似，但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对于那些一心要读大学的人来说，“人文教育”(拉丁文和希腊文)仍然占主导地位。“人文教育”曾经是为年轻的贵族子弟提供的、毫无实用意义的仪式化教育；但现在，通过奖学金和助学金(如在牛津和剑桥)，它得以提升，开始为中产阶级子弟提供实用教育。中产阶级子弟的目标是为了获得资助、受到教育，进入各个职业行当；但其作用更为深远：引领其他中产阶级子弟去实践净化了的土地贵族的价值观。到1842年阿诺德去世的时候，其他历史更久的公立学校已经在纷纷效仿他的模式。而铁路系统的扩展和1857年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es)的《汤姆·布朗求学记》(Tom Brown’s Schooldays)的显著成功，对这场教育改革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公学的改造为新一代改革者提供了范例，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是在那里接受过教育的。与边沁派不同，他们没有制订一个高度统一的计划，而是谋求改造只对贵族和国教教徒开放的教育机构，使其为全社会服务。弗·丹·莫里斯(F. D. Maurice)的追随者(其中就包括托马斯·休斯)试图成为劳资纠纷的仲裁者。1848年，他们表达了“国有化”的理想，其必然结果是把劳工阶层纳入“政治社会”中。他们并不孤单。在布拉德福德，一位年轻激进的羊毛制造商威廉·爱德华·福斯特(William Edward Forster，曾经是贵格会教友)写道：

如果不对这些群众做出一些让步，如果不是所有阶级都认真努力让他们吃饱饭，那么迟早会发生动乱。但是我认为，防止动乱的最佳政治方法是让中产阶级同情工人，帮助他们实现合理的要求，并以此来反对工人们不合理的要求。

福斯特的妻子是拉格比公学校长托马斯·阿诺德的女儿，也是学校巡视员兼诗人马修·阿诺德的姐姐。这个主张崇高思想和温和改革的“知识贵族”，其事业已经从福音派宗教转向政治活动。

阿诺德的公学，以及大多数政治家都属于广教会派和圣公会自由派的传统，他们的原则是视教会为国家的合作伙伴，且神学教义必须严格服从这一关系。福音派崇尚宗教制裁，但其简单易懂的神学理论受到了自由派的攻击；到1832年的《改革法案》出台的时候，这种攻击似乎达到了高潮。教士们担心边沁主义潮流，或者无神论改革浪潮即将到来，约翰·凯布尔(John Keble)在牛津大学布道时，宣告了一股来自教士的抵抗力量，这种抵抗基于圣公会的使徒传统，即所谓“书册运动”(Tractarianism)亦即牛津运动，并没有通过社会改革或“高教会派”形式来反对自由主义——这是英国圣公会传统的一种保守的、精神上的诉求。12年后的1845年，牛津运动出现分裂，包括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在内的领袖们决定，没有什么可以把他们与罗马分开，于是他们与罗马天主教保持一致。虽然敌视牛津运动的人攻击它但运动还是通过像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 E. Gladstone)这样虔诚的平信徒，以及它对宗教教育和建筑的影响，巩固了圣公会的精神。广教会派处境困难，因为它主张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欣赏宗教；而在英格兰教区，只有不到1/5的人参加他们的教会活动。1851年那次绝无仅有的宗教人口普查表明，确实只有大约35%的英格兰人参加周日的礼拜仪式(虽然地区差异极大)，且其中一半人还在“坐听”持不同意见的牧师的布道。1848年和以后的岁月里，广教会派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努力去接近劳工阶层——如果说有一个工人是被这个组织的领袖莫利斯(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的神学所说服，那么就有10个工人是受他的同事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的小说的影响；还有更多人是得到了切实的帮助，如勒德洛(John Malcolm Ludlow)为各工会做的工作，以及尼尔(Edward Vansittart Neale)发动的初期合作社运动。

英国国教徒至少拥有传统、财富和控制着广大的区域，而非国教教徒却没有这些。非国教不仅帮派分裂，而且常常被各统治阶级所猜忌。其中一些领袖，如循道宗著名的杰贝兹·邦廷(Jabez Bunting)，试图通过保守主义来实现内部的团结一致。乡村和矿区的非国教教徒的标志是政治激进主义(南威尔士的变化尤为剧烈)；城市的精英阶层在政治上也非常激进，如一神论者或贵格会教徒。直到19世纪50年代，在《谷物法》运动取得成功之后，非国教才开始显示自己的力量，要求提高自己的公民地位，或根据“解放社”(Liberation Society，成立于1844年)的纲领，要求废除圣公会的国教地位。有组织的非国教教徒在自由主义运动中发挥着重要的(同时也是制造麻烦的)制度性作用，但它还是在逐渐损失自己，富有的非国教教徒正源源不断地转向圣公会。

在苏格兰，关于圣职授予权的争议，在1833年至1843年的“十年冲突”时期达到了顶点。最终，已确立的苏格兰教会被“瓦解”，同时新的独立“自由教会”建立了。1845年，《济贫法》出台，苏格兰教会的世俗角色很快就被解除。但宗教政治在19世纪剩下的时间里继续困扰着苏格兰的中产阶级。

“隆隆作响的变革之辙”

然而，即使从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来看，19世纪40年代仍然是危机四伏的十年。英国工业仍然以纺织业为主，其产品市场有限，还要面临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日益激烈的竞争。该行业资本过剩，每个新发明的采用都意味着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商业萧条一轮比一轮严峻和持久。实际工资增长缓慢，或许不足以应对手工业的急速衰落，以及高昂的城市最低生活成本。马克思通过开办工厂的恩格斯的描述来观察英国的情况，对他来说，这只是当时状况的一部分。资本主义注定要断送在自己的资本剩余积累上；在下一次经济衰退中，工资越来越低的劳工们将起来，果断反抗资本主义。马克思应该会很认同雪莱的挑战：

起来吧，像雄狮初醒，

你们人多势众，不可战胜——

快摇落你们身上的枷锁，

像摇落沉睡时沾身的露珠——

他们只有几人，你们却众多。

19世纪40年代，在爱尔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似乎让事态达到了革命的临界点：1845年、1846年和1848年的马铃薯枯萎病，破坏了爱尔兰人口增长的基础；1845至1850年间，100多万人死于营养不良；1845至1855年间，有200万爱尔兰人移居外乡。来到英国本土的爱尔兰移民，生活贫困，甘愿接受远低于英国人标准的工资，已经被视为具有爆炸性的力量。卡莱尔在他的《宪章运动》(1839年)中写道：

每一个愿意摘下统计数字的眼镜去看的人，都会发现在城镇或乡村……英国底层劳工的生存条件，越来越接近那些在各个市场上与他们抢饭碗的爱尔兰人……

革命并未爆发，主要是由于工业的蓬勃发展吸收了剩余的劳动力和资本，并将其转化为新的、多样化的经济。经济的主要的、在心理上也是最令人惊叹的工具是铁路。

自17世纪初以来，各种原始类型的铁轨将煤从矿井运到港口或河流；到1800年，英国全国各地铺设了大约200英里长的马匹拉动的轨道，规格和样式各不相同：先是木制的轨道，后来有了铁轨。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使用铸铁，从90年代开始使用更加可靠的锻铁“护轮轨”。当时出现了两种形式的蒸汽牵引机车：固定的低压机车拖着车厢上坡，而轻型高压“移动”机车可以在轨道上自行运行。1804年，工程师理查德·特里维西克(Richard Trevithick)在威尔士展示了他发明的移动机车，这种机车很快在北方煤田得到采用。在北方煤田区，像乔治·斯蒂芬森这样“观摩”过机车的人，正在建造大承载力的边缘铁路；1800至1825年，由于煤炭产量翻了一番，对这种铁轨的需求使得靠马匹牵引的运输能力达到了极限。到1830年，在议会的授权之下，整个英国本土已经建成了375英里的铁路线。

随着连接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铁路得到大力推广，19世纪20年代中期的商业繁荣引发了新一轮铁路建设的高潮。1820至1830年间，棉纺织品产量几乎翻了一番，同时曼彻斯特的人口增长了47%。然而，处于垄断地位的布里奇沃特运河(Bridgewater)无法满足这些生产、生活物资的运输需求，这时急需一个更有力的竞争对手的出现。这种对运力的要求，几乎超过了当时的技术水平：在公开竞争的压力下，斯蒂芬森父子赶在那条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竣工前夕才生产出了更高效的机车。然而，获得殊荣的“火箭”号(1830年)和实现大规模生产的“专利者”号(1834年)之间的差异，几乎不亚于“火箭”号与其笨拙但可靠的前身“旅行者”号(Locomotion)之间的差异。此后半个世纪里，火车机车的设计没有多大改变。

在19世纪30年代，又一轮投机热潮推动了铁路的发展。到1840年，将近2400英里的铁路把伦敦与伯明翰、曼彻斯特及布莱顿连接起来。一些新线路生意红火、实现盈利，而其他线路投资过度，且面临刑事和法律指控，遇到了麻烦。在股份公司的早期阶段，没有多少约束规则，那些成功将“临时股票变成黄金”的人声名鹊起。例如“铁路之王”乔治·哈德森(George Hudson)，他在1845年控制了1/3的铁路系统。哈德森用开辟新路线筹集的资金来支付现有线路的股息，从而获得了可观的利润；由他推波助澜的40年代的铁路投资狂热，在1848年偃旗息鼓；他的投机行径暴露、遭到攻击，不得不逃离英国。但是这时全国的铁路线已经增加到8000多英里，铁路网已经从北方的阿伯丁延伸到南部的普利茅斯。

但是，铁路时代也缔造了英雄：斯蒂芬森和他聪明的儿子罗伯特、约瑟夫·洛克(Joseph Locke)、丹尼尔·古奇(Daniel Gooch)和博学多识的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Isambard Kingdom Brunei)。他们的巨大项目(轨距为7英尺的大西部铁路、先进的“大不列颠”号铁甲蒸汽船，以及18 000吨的“大东方”号巨轮)不仅让公众痴迷，也让那些不幸的出资人胆寒。切斯特顿(G.K.Chesterton)后来问道：“是什么诗人向星星发射了这些巨拱？”这批被卡莱尔称为“工业领袖”的人，是比棉纺大亨更引人注目的企业家，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后来将他们形容为“自助自立”的典范。

在没有任何现代施工技术的情况下，英国人在短短20年里建造了这种新的运输系统。“筑路工人”(据称在1848年有25万筑路工人)在啤酒和牛肉的驱动下完成了英国早期铁路这一巨大的大地艺术。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的形象是可怜的工厂奴隶或饥饿的棉织工。到了50年代，其形象是身强力壮的劳工，他们能在6个月内让水晶宫拔地而起，他们被送到克里米亚战场去修筑铁路和营地，弥补了军队的软弱无能。然而，铁路耗费的资金是空前的：到1849年，铁路上的投资已不少于2.246亿英镑。1849年，铁路的总收入仍然很低，仅为1140万英镑；尽管到1859年，总收入已增加到2440万英镑，但铁路一直是一项收益稳定但很有限的投资，甚至一些铁路公司的收益远远达不到稳定的水平。1852年之前，客运的收益要高于货运；随后货物运输量有了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铁路公司有计划有步骤地购买了其主要竞争对手：运河。这些运河的业主此前一直享有巨额利润，很不情愿在竞争中看着自己的金饭碗被抢。到了50年代中期，运河网的战略性河段已经归铁路公司所有，运河运输业务被无情地转移到铁路上。在这个工业发展中最具活力的领域，亚当·斯密所谴责的“资本家的阴谋”已成为事实。

政治与外交：帕麦斯顿时代

铁路的繁荣时代恰逢政治的戏剧性变革。1842至1844年连续三年农业丰收，粮食充足，价格低廉。然而在1845年，恶劣的天气摧毁了收成，第一轮马铃薯枯萎病袭击了爱尔兰。反谷物法联盟的论点似乎得到了证实。皮尔试图在内阁推行自由贸易主张，但以失败并辞职告终；只是在辉格党无法组建内阁时，他才重回政坛。1846年2月，他提出了3年内取消谷物进口关税的一揽子措施。因此，他通过给《济贫法》和各地警察部队提供资金，赢得了(或者说希望赢得)绅士阶层的支持。但他的政党存在严重的分裂。那年5月，当他的对爱尔兰的高压政策受到谴责时，只有少数人支持他。在随后的选举中，约翰·罗素回归，组建了辉格党内阁；此后辉格党和后来的自由党主宰了英国政坛。包括格莱斯顿(Gladstone)、阿伯丁(Aberdeen)和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Sir James Graham)在内的皮尔派精英倒向辉格党；被削弱的保守党绅士现在发现自己的领导是前辉格党人德比勋爵、乔治·本廷克伯爵(Lord George Bentinck)，以及从前的激进分子、外来的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保守党作为一个党派仍屹立不倒，但在接下来的30年里，只执政过5年。

那时有了更强大的党内管理，集中体现在圣詹姆士宫的两个新俱乐部：改革俱乐部和(保守党的)卡尔顿俱乐部，两者均成立于1832年。但如果把政治立场设想成非左即右的，那就相当于把后来的标准硬套在了当时的政治上。那时候还没有全国性的政党组织，也没有什么政党纲领，公开演讲也很少见。领袖们——仍然主要是辉格党巨头——会在选举前(每7年举行一次)向他们最亲近的同僚(通常是亲戚)透露一些关于政策动向的暗示。有望当选的候选人前往可能获选的选区发表演说，在当地名人显贵中拉选票；只有获得体面的支持率，才有望“参加竞选”。

竞选活动耗资巨大，因此不能成为惯例。拥有领地的贵族在他们所在的“口袋选区”有着坚不可摧的地位。譬如，一个农民或手艺人想要通过公开投票，与伍德斯托克的布伦海姆宫(Blenheim Palace)的贵族一争高下，那几乎是自杀之举。同样，各郡县也由大家族掌控。在中等规模的选区，竞选活动更加开放，但成本也很高。这些地方的选民有时出现腐败行为。狄更斯在《匹克威克外传》(Pickwick Papers)中对此类情况有所描述，小说中伊墩斯维尔(Eatanswill)的情况就是这样。新获得选举权的大城镇有时会推选身无分文但很活跃的参选人，例如麦考利被选为利兹的议员。但更多的情况下，人们会投票给当地的富商——因为富商们通常有实力承担竞选的大部分费用。然而，有些情况在今天仍然很常见：英格兰比较保守，而“凯尔特人外缘地区”比较激进。

虽然1834年惠灵顿的短暂的临时内阁是英国最后一次由公爵担任首相的情况，但是权力仍然被控制在土地贵族手中。在议会中，辉格党仍然与保守党平分秋色。尽管在许多情况下，只是最近才达到这种状态，但这足以说明统治精英阶层不是一成不变的。皮尔和格莱斯顿都是牛津大学的优等生，而他们的上一代都是地方工商界的大亨。更令人瞩目的是本杰明·迪斯雷利的脱颖而出，这位冒险家兼小说家来自犹太教家庭，而犹太教民到了1860年才在英国获得完全的公民平等权利。

政府各部门在国内立法上花费的时间很少，而把更多精力投入在外国事务和军事上。这并不奇怪，因为后者占据了国家预算的1/3以上。自1815年以来，海军和军队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海军在1822年购买了第一艘汽船，一艘叫作“猿猴”号的拖船。1828年，海军又极不情愿地订购了其他几艘汽船。海军部的大臣们觉得“汽船的引入”是蓄意对至高无上的帝国的致命打击”。利用船桨来驱动，意味着要损失舷炮的火力，而风帆战舰可以服役多年；因此德文波特(海军基地)仍然在1848年推出了全帆三层甲板战舰。而此时，螺旋桨已经成功运用于小型船只，帆船的时代已临近末日。原来长期服役的陆军士兵大约为13万人；在1830年时，其中42%是爱尔兰人，14%是苏格兰人。这批军饷低下、住宿条件恶劣的士兵，维持了爱尔兰和各殖民地的和平。在许多小规模战役中，这支军队在印度和1839至1842年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扩大了英国的贸易和影响力——是为了捍卫自由贸易商人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保护没落的特许公司。

英国渐渐从欧洲事务中淡出，也反映在它的外交政策上。拿破仑战败后，欧洲大陆保守派领导人，尤其是俄国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试图通过大国的定期会议在欧洲建立合作体系。但即使在1814年，英国外交官也希望通过传统的权力平衡手段来实现安全——即使这意味着要复兴法国作为抗衡俄国的平衡力量。从那时到184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英、法之间维持着一种默契的协议；但是在1830年，这层关系受到了干扰：信奉天主教的比利时脱离了荷兰——看起来似乎可能落入法国的势力范围。不过这一问题很快有了解决方案：比利时保持中立，同时其新王室与英国保有密切联系——所有这些都以《伦敦条约》(1839年)为保障。1914年8月，德国违反这一条约，终结了长期的和平。

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其他问题不太容易解决，因为这些问题与奥斯曼帝国的逐渐衰落有关。英国希望把奥斯曼帝国作为缓冲，来抵御奥地利和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张。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占主导地位的人物是帕麦斯顿(Palmerston)。1830年，46岁的他才刚刚开始从事外交事务，他挤进了白厅脏兮兮的外交部(在外交部权力鼎盛的时候，才只有区区45名工作人员)。在那里，作为外交部的实权派人物，他一干就是30年。他是热忱的爱国主义者，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然而，在1847年，欧洲最著名的英国政治家不是帕麦斯顿，而是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棉布商科布登。他在欧洲各个首都备受欢迎；各个东道主确信一件事：保守的君主制度行将就木，自由主义时代的黎明即将到来。

1848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代表一小群德意志社会主义者，在伦敦起草了《共产党宣言》，预言在资本主义最发达国家的工人将领导一场欧洲革命。2月24日，巴黎爆发反对国王路易·菲力浦(Louis Philippe)的起义；随后柏林、维也纳和意大利各省也相继爆发革命。但是英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当宪章派于4月14日向伦敦发出最后一次大规模请愿时，英国一时出现了恐慌：当局临时征召了一万名特别警员；内政部则买通了各电报社，令其一周内不得为宪章主义者服务。就像率先在欧洲大陆发动起义的是中产阶级志愿大军，英国警察可能比宪章派更加感到不满。但是警察对政府绝对忠诚，革命没有在英国发生。肯宁顿公地上的宪章派解散离去，请愿运动结束，议会笑到了最后。

但欧洲也没有重演1793年的情景。巴黎的共和政府希望与英国保持合作，坚决反对国内的激进分子，也不打算向国外输出革命。帕麦斯顿不希望改变权力平衡，但他提倡立宪体制，并主张奥地利应从意大利撤军。这种温和的政策没有取得成功，英国没能保住自由主义者所取得的任何成绩。英国实施了土地改革，并赢得了农民的支持；俄国给奥地利提供援助来镇压革命者，使其可以腾出手来处理其他事务。这些举措使得旧的专制体制东山再起。但此时的奥地利正在苟延残喘，而俄国人在东欧开始占据令人担忧的主导地位。

融合

《谷物法》的废除、1848年紧急情况的妥善处理，以及铁路的迅速扩张，不仅使经济形势充满了希望，而且新的政治共识也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农业的利益有所损失，但农业生产的高效率使其能够抵御外国的竞争。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意识到，它必须与旧的统治阶级合作，才能控制工业工人；还要向工人做出足够的让步，才能避免爆发政治动乱。在这种背景下，铁路、蒸汽船和电报都极为有用(特别是与纺织业相比)。“富有魅力”，成为工业化极具吸引力的广告语。从功能上讲，新兴行业汇集了土地、商业和工业等资源，也让律师们发了大财。

到19世纪50年代，法律将劳工阶级纳入其中，或者说至少将他们的领袖纳入其中。诸如工程师和木匠这样的技术工人组建了“新模式”的工会；他们不再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以国家权力干预，而是强调契约平等。他们不是通过公开示威，而是通过对两党议员施加外交压力来发挥作用。他们在做事程序和形象上摒弃了旧的、类似阴谋社团的盟誓和神秘主义，而是近乎保守地恪守法律条文，注重捍卫他们作为劳工阶级代表的尊严。

经济和社会理论也在朝着“融合”思想的方向发展。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具有颠覆性，且持悲观主义态度，马克思所发展的那一分支仍然如此。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他1840年的《逻辑学》(Logic)和1848年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中，将功利主义与渐进的改革以及对温和的劳工领袖的同情加以调和。穆勒惊讶地发现，他的《逻辑学》〔该书大量借鉴了圣西门(Saint-Simon)和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法国社会学传统〕居然成了古老大学的正统，当时这些大学正在从牛津运动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但是，作为“理性主义的圣徒”的穆勒，出于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热情，成功地使他那融合了功利主义、伦理上的个人主义和改良派“社会主义”的思想被当局的改革者所接受。这些改革人士借19世纪中叶发展起来的高品位的文学评论，广泛传播穆勒的思想。

在倡导政治融合的人看来，“法治”远没有实现。戴西(A. V. Dicey)用“法治”这个词来形容19世纪的政府，他本人在19世纪60年代写道：“作为约翰·史密斯的约翰·史密斯是无法被禁止的，但作为工匠的约翰·史密斯却能受到禁止。”但他预计，选举权的扩大将结束这种不公平现象。这一点在后来基本实现了。

那么，谁仍然置身“法律之外”呢？爱尔兰人曾经受伤太深。奥康奈尔留给新一代爱国者的遗产是“废除联盟”。虽然信奉天主教的中产阶级像苏格兰人一样，迫切地想在英国的主流社会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但大饥荒使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而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并且将来可能会得到移居美洲的同胞的帮助。移居殖民地的人，可能因为移植了英国的体制而感到自豪——但正如移民局所知，海外遗民们的法律概念里并不包含给当地人的权利。当法院维持广教会派那模糊且无所不包的教义时，高教会派和低教会派都心怀不满。他们虽然无法驱逐广教会派，但可以给维多利亚时代的城市建筑和宗教礼拜活动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

早在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之前，知识分子就接受了政治和社会进化的概念，如丁尼生所写的，“自由缓慢地向下延展，从一个范例到另一个范例”。托马斯·卡莱尔虽然并不倾向自由主义，但赞扬自力更生和职业道德，赋予个人主义近乎宗教的品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成为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自由党的核心人物，他不同寻常，只是因为他希望将“融合”的思想扩展到政治上被忽视的另一半人口——女性(其公民权和法律平等权发展缓慢，但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加速)。另外两位桀骜不驯的才智超群之士很难约束。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是“牛津大学毕业生”，他的作品《现代画家》(Modern Painters)在1843年引起轰动。他把对贵族的尊敬与认为经济和环境越来越具破坏性的观点结合起来。但与罗伯特·欧文相比，他的直接政治影响微乎其微。没有人比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更猛烈地抨击法律的拖沓和不公，然而也没有人比他更担心革命和无政府状态的后果。前者有“兜圈子衙门”、泰特·巴纳克尓斯(the Tite Barnacles)、庄迪斯诉庄迪斯案(Jarndyce vs Jarndyce)的例子，后者有斯莱克布里奇(Slackbridge)、德发日太太(Madame Defarge)和比尔·赛克斯(Bill Sikes)的例子。戴西的评价恰到好处，他将狄更斯与沙夫茨伯里并列为推动公众舆论走向“积极”改革立法的力量。

好斗的“非国教教徒”和传统的激进主义者有自己的世界观，与当权派的世界观相差甚远；但当权派却把触角伸向了他们。19世纪40年代，中产阶级在阅读“工业小说”，如迪斯雷利的《西比尔》(Sybil)。他们对大城镇的生存条件既感到担忧又十分着迷，城市的问题使他们联想到自己，并试图通过个人主义道德去解决它们。但是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夫人的《玛丽·巴顿》(Mary Barton)和查理·金斯莱(Charles Kingsley)的《奥尔顿·洛克》(Alton Locke)无法提供任何这样的保证——对于小说中最具英雄气概的人物来说，唯一有效的解决方案就是移民。在小说《艰难时世》(Hard Times)中，当要考虑如何改善焦煤城曼彻斯特居民的未来时，狄更斯曾经发出的卡莱尔式的辛辣讽刺，现在出现了动摇并消失了。

但在焦煤城，没有几个人有时间或金钱来阅读文人围绕他们的困境所写的小说，人们也不太了解他们在阅读什么东西——尽管他们的阅读习惯显然受到文学激进分子和中产阶级的共同影响。《纪事晨报》(Morning Chronicle)的早期社会调查员亨利·梅休将柯贝特(Cobbett)和哈兹利特(Hazlitt)的新闻传统延续到了19世纪60年代；而来自同一个反世俗环境的狄更斯则摈弃了这一传统。我们知道，工会中的“劳工贵族”会阅读那些地位比他们更高的人希望他们读的东西，宗教信徒仍然读他们的《圣经》和《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但是那些“粗人”和“酒馆群体”读什么呢？在渔港上、织工中和农场里，民间传统得以保留，并不断发展。19世纪后期，一位美国教授发现，2/3伟大的英国传统民谣仍然在苏格兰东北部的“农场”中传唱；在那里，更为平民化的“茅屋民谣”在耕夫和马车夫中传播着有关农民的故事。同时，“骑手语录社”保留了一种原始但有效的工会主义思想。

乔伊斯·加里的小说《非蒙主佑》(Except the Lord， 1953年)描写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一位激进的青年政治家。小说的主人公切斯特·尼姆(Chester Nimmo)走进了游乐场的帐篷里，一群演员正在表演《玛丽亚·马登，或红色谷仓谋杀案》(Maria Marten, or the Murder in the Red Barn)，这部19世纪经久不衰的情节剧，是根据1830年“斯温船长”起义前夕发生的真实谋杀案改编的。下面是尼姆的反应：

我们看的这出戏，数百万人都看过。讲的故事是富人对穷人施加的最残酷的伤害。全剧竭尽可能地展示了穷人的美德、无辜和无助，以及富人们无耻的残酷和无情的自我放纵。

这只是数百部此类戏剧中的一部。我常常纳闷，这样的宣传怎么没有给英格兰带来一场流血的革命，跟法国、意大利、德国几乎所有其他国家一样。这宣传的力量是巨大的呀!正如我所说的，这对我自己的生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作为一位敏感且具有历史意识的小说家，加里似乎感受到了劳工阶层中一种深深的怨恨和不满——而这些，被掩盖在劳工阶级具有的政治尊严和自助精神下面。可政治上的“融合”、一排排干净的工人住宅、越来越华丽的小教堂，以及仍然锁着门的礼拜日公园，都未能抚慰工人们心中的怨恨和不满。

[1]　该法案限制谷物进口，保护英国的土地贵族利益。——译者注

第九章 自由时代

(1851—1914) 　　　

H. C. G. 马修(H. C. G. Matthew)

自由贸易：工业经济的猖獗

1851年的世界博览会，展现了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地位。但是来自欧洲大陆的许多展品，尤其是来自德意志各州的，让英国制造商在细看其优异技术时，驻足惊叹。由宫廷赞助并由贵族组织的这次博览会，反映了英国对经济发展和自由主义的重视。博览会点燃了公众的热情。一列列专用的火车把参观者从全国各地载往伦敦，这是一个令人疲惫但又令人振奋的长途一日游。对于许多普通人来说，这是平生第一次访问伦敦。展览的成功，令当时的人们惊叹不已。参观人数每日在报刊上公布，到最后，共售出600多万张门票；甚至有一天，超过10.9万人参观了“令人炫目的透明玻璃拱”——设在海德公园、由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设计的展览馆：水晶宫。博览会的丰厚收入，后来用于建造南肯辛顿的多座博物馆。庞大的人群举止得体，公开拥戴君主制。有产阶级成员对自己感到庆幸：19世纪40年代的紧张、一触即发的革命气氛，在50年代转为平静；到60年代，社会气氛已经变得非常自信。在展览会上出现的一首街头民谣，突出反映了一种奇特的融合——工匠的自力更生精神、崇尚自由贸易的国际主义和推崇君主体制的沙文主义——这种融合的主张，也是19世纪剩余时间里英国民众生活的基调：

哦，英格兰最大的财富，当然是诚实的劳动者……这是一个光荣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在此相聚，不分宗教和国籍，彼此友好地致意。

像来自同一个强大祖先的子孙，愿这个神圣的纽带不断延续，愿沾血的战争之剑收起，代之以和平的橄榄枝。

但是请听!号角已吹响，维多利亚女王确实莅临，她将和我们永久在一起，她是我们赞颂的君主。我相信每一颗心都会响应我下面的倡议——让她的朋友如意、富足，让她的敌人深陷混乱。

此类民谣的基调，说明了帕麦斯顿勋爵亨利·坦普尔(Henry Temple)深受人们爱戴。1852年组建的阿伯丁勋爵的联合政府，在克里米亚与俄国开战(1854—1856)；战争中的失利导致联合政府解散——此刻的帕麦斯顿在废墟中脱颖而出，出任首相。他一直担任首相，领导着自由党联合政府，直到1865年10月去世——中间只有一次短暂的间歇。帕麦斯顿极度自信，将英国看作唯一的世界强国；他集贵族、改革家、自由贸易的倡议者、国际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等多种角色于一身，并成功地同时扮演了所有这些角色。

1851年的大博览会所展示的社会，其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同一年的人口普查提供了更多的统计分析。两个事实引发了公众的想象。在英国本岛，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尽管通常是相当小的城镇)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乡村人口——这与过去、与任何其他经济体形成鲜明对比。英国经济致力于发展以城镇为基础的制造业、运输业和服务业，自由贸易运动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伴随着这一过程应运而生。自由贸易的曙光让人们忘记了19世纪20年代自由派托利党的梦想，即经济可以在农业和工业之间保持平衡。农业仍然是最大的产业，在50年代和60年代其产值和产量确实有了显著提高。但人口的增长集中在城镇，而且劳动者离开了土地、进入了城市。70年代，随着北美大草原的开发，英国农业面临危机；但是捍卫农业利益的人寥寥无几。70年代的“田间造反”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事件，失业的劳动者因工资下降而组织了这场运动，最后地方行政长官和农场主不得不调军队来收割庄稼。到了50年代，英国(特别是英格兰北部和中部，南威尔士和苏格兰南部)借助于亚当·斯密的世界贸易“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不是任何有意识的政治决定，坐上了国际资本主义的过山车：乘车者除了眼前忽高忽低的车轨，什么也看不见，前方是没人到过的地方。城镇人口过半的国家，还没有先例——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人如此眷念农村的景象和传统。

1851年的人口普查中，一个统计数据引起当时人们的注意，即关于宗教的状况。这是有史以来唯一一次试图评估英国参加宗教或不参加宗教礼拜活动的人口普查。关于统计数据，虽然存在一些争议，但要义不容置疑且令人惊讶：

只有部分英格兰人和威尔士人去教堂；而且在所有参加礼拜活动的人当中，英国国教徒勉强过半。英国总人口17 927 609人，去教堂参加礼拜活动的人分别是：

英国国教徒　　　5 292 551人

罗马天主教徒　　383 630人

新教教徒　　　　4 536 265人

在潜在的上教堂去做礼拜的信徒中，超过525万人留在家中。这次人口普查是非国教徒的胜利。他们要求拥有更大的政治代表性和关注度，现在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所有维多利亚时代中期最强大的武器——“事实”的支持；这些要求也得到了查尔斯·狄更斯笔下的兰开夏郡制造商葛雷硬先生(Mr Gradgrind)的赞同。

19世纪50年代的英格兰城镇化水平越来越高，或许也越来越世俗化，当然也越来越去国教化。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政治反映了这些趋势，所有趋势都朝向自由主义。

1847至1868年间，保守党(1846年分裂后，党派的残余部分被视为保护主义者)连续在六次大选中失利(1847年、1852年、1857年、1859年、1865年、1868年)。保守党败选这一点是明确的，但是谁赢得了这几次大选，却说不清楚。多数派政府依靠四大群体的支持：辉格党、激进分子、自由主义者和皮尔派(1846年罗伯特·皮尔爵士的追随者)。而这种支持总是容易解体。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经典的政治模式总是这样，联合政府由上述所有或大多数团体组成，各派之间相互妥协和讨价还价，直到再也无法达成一致，然后就到了崩溃的地步：政府将在不解散议会的情况下下台；保守党将组成一个少数派政府；在此期间，非保守党党派将化解他们之间的分歧，团结一致击败保守党，强制解散议会，赢得大选，并重新夺回权力。这一总体模式解释了为什么在1852年、1858年—1859年、1866年—1868年的内阁由占少数的保守党组阁(德比/迪斯雷利)。

因此，1846年至1868年间的政治制度将保守党人排除在权力之外，同时又允许他们偶尔以少数派执政。在同一时期，由阿伯丁勋爵于1852年首次组建的多数派联盟，逐渐融合成“自由党”；19世纪60年代，这个联盟经常被称为“自由党”。尽管如此，它仍然存在内部分歧，易于解体。在行政层面，辉格党、皮尔派和帕麦斯顿勋爵占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统治是因为人们的容忍。19世纪40年代，反《谷物法》联盟中所体现的中产阶级政治意识的高涨，使政治家们明白，只有与中产阶级的期望达成一致，才能维持旧的政治结构。在1853至1859年、1859至1865年间，来自皮尔派的财政大臣威廉·埃尔特·格莱斯顿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预算，力图在财政上满足这些期望。制造业阶层想要自由贸易，格莱斯顿就确保他们如愿以偿。

“自由贸易”当然不仅意味着取消保护性关税。“自由贸易”或“自由放任主义”是简略的术语，体现的是一整套政治、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哲学原理。1848年首次出版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堪称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自由主义手册。该书言简意赅地点出要义：“简而言之，自由放任主义应该具有普遍意义：任何脱离它的行为，除非出于某种大善，否则必定是一种邪恶。”这套理论设定：国家应该靠边站。穆勒等人把“国家”与社会对立看待，是基于个人可以而且应该独立行事的假设。个人主义、自尊、自立及自愿组建合作性社团，这些都是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自由主义的要旨。因此，经济应该是自我调节的；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只要手持塞缪尔·斯迈尔斯的《自助》(Selfhelp， 1859年)，都应该可以在经济活动中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行事。

这种个人主义思想，来源于广泛流行的社会进化论者的著作。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并非从天而降：它自然地融入并超越了一系列关于进化论的文章。无论是在个人、国家还是全球层面，进化的概念，以及随后的“进步”的概念，都渗透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生活和思想的各个方面。因为进化是由科学定律决定的(这种观点通常被称为“实证主义”)，所以人的责任是发现并遵守这些定律，而不是干涉它们。因此，大多数实证主义者〔如担任有影响力的周刊《经济学家》编辑的沃尔特·白哲特(Walter Bagehot)，写了多部社会学著作的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都是强有力的自由放任主义支持者。

一个人要有所成就，他或她必须做好准备并具备知识：自由社会的核心是具备知识，以及评论知识的自由。道德的选择必须是知情的选择：心怀同情心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发展，是乔治·艾略特(本名为“玛丽·安·埃文斯”)小说的主题；她自己的一生，就是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自由精神的实践和硕果。

1855年和1861年两度废除“知识税”(对报纸征收的印花税，以及对纸张征收的关税和消费税)，成为弥足珍贵的自由立法的典范。废除这些税收，才可能促使伦敦和地方上自由报业的诞生，它既是自由主义英国的缩影，也是其保障。19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报和周末报都迎来了蓬勃发展；特别是在地方上，绝大多数报纸在政治和一般性观点方面都非常开放。到1863年，英国的报纸超过了1000家，其中绝大部分是新近创办的。例如，在1867年的约克郡，86家当地报纸中有66家是在1853年以后成立的。在伦敦，《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于1855年重新创刊，作为一便士日报和自由报业的旗舰，其发行量在1871年达到了20万份，远远超过了《泰晤士报》。新创办的地方报纸秉承了《每日电讯报》的风格，毫不掩饰地热情歌颂进步主义。1862年，格莱斯顿巡视纽卡斯尔造船厂，这家业界领先的报纸就此次巡视发表了下面的社论，充分体现了这种风格：

如果我们向德比勋爵(保守党领袖)献上一朵政治三色堇，并告诉他“那是为了纪念”时，那是因为“保护主义”的低劣谬论和疯狂不能仅仅因为它们已被宽恕而被遗忘……自由贸易戴上荣耀的绿色桂冠已十载，她的手上还握着法国条约(1860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一未来征服的象征，我们终于将“自由贸易”请上了永久的神座。

到了19世纪60年代，自由贸易(具体来讲就是不设保护性关税)已经成为英国政治的核心正统，几乎与新教传承一样不可动摇。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取得了完胜，因为他们的信仰中最根本的信条已经被确立为一条被广泛接受的政治原则，只有固执、任性、自负、顽固、守旧的政治家才会否认它。正如迪斯雷利所说，议会前座的保守党政治家们很快就认识到，如果他们想要自己的政党再次成为多数党，他们必须接受：保护主义“不仅已经死了，而且该死”。保守党的预算案变得与自由党的一样，也全心全意地服务于自由贸易。

在财政政策领域之外，关于“自由贸易”应该走多远，意见不一。19世纪五六十年代，自由主义运动内部的压力集团倡导了一系列“消极的”自由贸易措施：废除国家教会，取消强制性教会税，取消进入牛津、剑桥及公职的宗教测试，取消对土地的转让或使用的限制，终止基于赏赐制而委任公务员。除此之外，在60年代，各个选区广泛兴起了要求进一步改革议会的运动；这一要求受到许多但不是所有自由党议员的欢迎。对这些问题进行立法的自由党，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而只是一个错综复杂、相互关联、各为其主的松散联盟——其最基本的共同点是都崇尚、忠于自由贸易的经济。在联盟内部，存在许多提倡改革的利益集团，特别是宗教性质的。60年代的一次大规模的宗教复兴，使自由党内部增加了许多宗教活动家，也激发了他们更大的热情去抒发意见，或为党派的成功而卖力。罗马天主教徒、非国教教徒，甚至世俗主义者，都在这一广泛的进步运动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这些声音因他们对圣公会和国立教会的敌意而形成共同的强音。在整个19世纪，人们投票给自由党的最重要的社会原因或许是，非国教力量太壮大了。然而，自相矛盾的是，该联盟的领导层是清一色的英国圣公会成员，虽然是温和的改革派。因此，就改革的速度，联盟的领导层和更激进的支持者之间有相当大的争议。总的来说，领袖们(帕麦斯顿、约翰·罗素勋爵、格莱斯顿)想进行温和的改革，这将有助于加强整个圣公会的地位；而激进派要求的改革是：逐渐取消圣公会的国教地位。于是，双方只能达成有限的一致，例如同意取消强制性教会税，但同时就其政策的最终目的存在分歧。这种政治方法的最大成就是1869年在爱尔兰取缔圣公会的国教地位。

善于表达的工人阶级成员参加自由党，特别是在选区一级，是非常重要的。在19世纪30年代和1840年代初期，宪章派所提出的六点要求，根据当时的政治情况，不可能被拥有政治权力的阶级所采纳。到50年代后期，激进的宪政改革运动(通常由前宪章派成员领导)只要求改变选举权——即使在这方面，最多也只是要求赋予每个家庭男性户主选举权(称之为“家庭选举权”)。两个党派的政治领导人，尤其是自由党的，要满足这些要求并不困难。两党出于各自的盘算，也都想改变现在的体制。一些保守党人希望改变它，因为从1847年开始，他们的经历表明，他们无法在现有制度中赢得大选。包括格莱斯顿和约翰·罗素勋爵在内的一些自由党人，希望稍稍扩大选举权的覆盖面，以便包容更多自由主义工匠——这些都是坚定的个人主义者，支持自由党的削减开支和改革计划。一些激进分子，如贵格派商人约翰·布莱特，希望实行“家庭选举权”制度，为自由主义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的基础；尽管如此，他们很快就指出，他们不希望把投票权给予所谓的“社会残渣”(即穷人、无业者、“不节俭者”、身无分文的人)。罗伯特·罗伊(Robert Lowe)等一些自由主义者，虽然对普通立法持激进态度，但不相信任何走向“民主”的变革，因为他们认为“聪明阶级”会被它淹没。一些保守党，如后来的索尔兹伯里勋爵，担心家庭选举权制度会因增加所得税等直接税而使财产受损。一些辉格党人认为，没有理由去改变一个总是选出非保守党掌控的议会的制度。

帕麦斯顿回应了上述最后一派人的观点，并在没有承诺实行选举权改革的情况下，赢得了1865年的大选。同年秋天，帕麦斯顿去世。继任的罗素于1866年与格莱斯顿推出了一项主要针对城镇的、非常温和的改革议案，结果导致内阁分裂：党内一部分人认为该议案过了头，另一部分人觉得还不够，但都对议案不予支持。随后，第三届德比/迪斯雷利少数派保守党政府提出了自己的城镇选举改革议案，从而放弃了反改革派的立场。某种形式的改革已成必然：当迪斯雷利意外宣布接受家庭选举权修正案时，自由党开始了习惯性重组；该法案随后被通过，其形式比前一年罗素、格莱斯顿提出的议案更具戏剧性，也更彻底。1832年的选举制度已经终结：此后一直到1918年，城市政治的规范已经建立(1884至1885年，各郡县的男性也获得了类似的投票权)。在1868年极度混乱的情况下，自由党获得112个议会席位，以占绝大多数的优势赢得大选，再次证实其在1865年选举中所确立的主导政党的地位。事实上，1867年的《改革法案》改变了政治游戏的规则，使得多数派保守党执政再次成为可能。但是这是1874年由迪斯雷利领导下的保守党政府，这届政府并没有认真地试图否定过去30年来自由主义的任何主要成就，当然也不会更改自由贸易的核心要件。

格莱斯顿第一届政府(1868—1874)的头几年里，这些改革的压力达到了顶点：到1874年，19世纪中叶自由主义提出的许多要求得到了满足。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自由党不仅取缔了爱尔兰教会的国教地位，还废除了强制性的教会税、“知识税”、牛津和剑桥入学的宗教考试，以及军职买卖；自由党对爱尔兰的土地问题，以及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教育问题进行了立法；实行竞争上岗，放开了公务员招录制度；他们引入有限责任制，使资本主义对投资者来说相对安全。在这些改革举措之上，自由党政府优先考虑的是支持自由贸易的财政政策、适当的政府会计制度、最低预算以及削减开支。

尽管政治上一直存在拉锯和纷争，但这轮巨大的改革浪潮并没有受到严重阻碍。甚至确立圣公会的国教地位(完全捍卫其国立地位，一直是保守主义在19世纪上半叶的核心号召力)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明确而有效地终结了：削弱圣公会的地位，在30年代还仅仅是一个激进的梦想，到了70年代已然成为现实，而且几乎没有遇到明显的抵制。保守党的最后一张牌，即无须选举产生的上议院，仅能发挥有限的作用：延迟废除纸张税，推迟废除教会税、无记名投票选举以及取消大学的宗教考试。有产权阶级和劳工阶级已经开始携手合作意欲大规模清理自由党掌舵的国家之船的甲板。

“自由贸易”成为主流思潮的时候，恰逢经济繁荣时期，这一时期从19世纪50年代初持续到70年代初。当时的人们认为，自由贸易促成了经济繁荣，——但是经济史学家对此表示怀疑。取消关税壁垒，可能只会对英国经济产生微不足道的影响；但在全国都在致力于经济发展这一大背景下，对“自由贸易”的重视，刺激了所有阶层共同的创业热情。从数字来看，19世纪中叶的经济繁荣并不惊人，而且这里面还存在轻度的通货膨胀。但这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为这似乎表明，20至50年代期间一直是当务之急的“英格兰状况”问题，可以或正在被在现有的社会和政治框架内运作的市场力量解决。即使19世纪60年代兰开夏郡的“棉花饥荒”所造成的困境(当时英国棉纺厂的主要原料供应地是美国南部的种植园，美国内战切断了这一传统的原材料来源)也没有造成持久的政治影响；有产阶级感到庆幸，地方上的举措和自愿捐款，似乎足以让威斯敏斯特政府避免对兰开夏劳工的苦难承担任何直接责任(尽管实际上政府的贷款计划也起了重要作用)。

与任何其他国家相比，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期间，英国经济在其复杂性以及产品和活动的范围来看，都非常出色。英国拥有丰富的早期工业经济的基本原材料——煤和铁；由于大陆国家需要进口英国的煤和铁，来为自己的工业化提供基本原材料，英国这两种大宗商品的世界性优势更为凸显。一个生机勃勃的制造业生产出各种各样的物品，从船舶和蒸汽机到纺织品，再到装饰维多利亚时代家居的林林总总的小商品；英国船只把出口的商品运往世界，让整个贸易世界都留下维多利亚的烙印。这种活跃的工业活动，依赖于坚挺的货币，以及一个有时候会失灵但相对比较稳定的银行系统；特别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银行系统在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流动人口：城镇和乡村

到1870年，经济进步的浪潮造就了一个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更高的国家和经济体。1851年，尚有人认为城镇的增长难以为继——而事实上这样的势头在加强。到190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只有1/5的人生活在所谓的“农村地区”；也就是说，80%的人口已经城市化了，这个比例比任何欧洲国家都要大得多，而且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比例几乎保持不变。到1901年，超过5万居民的城镇有74个；伦敦(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称之为“大都市”)的人口，从1851年的230万增长到1911年的450万(如果算上所有郊区人口，则为730万)。增长最快的不是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这样的传统“工业革命”城市，而是围绕工业中心地带形成的城镇群，如索尔福德(Salford)等。城市扩张的这些区域，构成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城市规划理论家帕特里克·盖德斯(Patrick Geddes)所称的“城市聚集区”：一大片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区域，其中若干城市合并形成一个事实上的非农村单元。到1911年，英国有7个这样的地区；而当时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有超过2个。它们是：大伦敦(730万人)、东南兰开夏(210万人)、西米德兰兹(160万人)、西约克郡(150万人)、默西赛德郡(120万人)、泰恩赛德(80万人)和中克莱德赛德(约150万人)——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1911年在本岛只有4000万人口的英国。一些城镇，如生产钢铁的米德尔斯堡(Middlesbrough)，在半个世纪里从几乎没有人烟增长到12万人口。大多数这些“城市聚集区”都有一个不小的爱尔兰社群，因此这些地区的政治色彩比其他地方更偏向“橙色和绿色”。在19世纪末，伦敦和利兹也吸收了大规模的犹太社群，他们是如同爱尔兰饥荒一样凶猛的东欧“农村人口外流”的受害者。

当然，这种速度的城市增长，在20世纪的欠发达国家中相当普遍，但在19世纪没有先例。要概括这些城镇的特点并不容易。它们的建筑风格和标准各不相同：从格拉斯哥坚不可摧的石头经济公寓，到矿区城镇通常由劣质砖建成的“背靠背，双上双下”小房子，再到中产阶层居住的体面郊区别墅。此类住房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几乎全部都是用于出租：自住业主很少见，虽然到19世纪末变得更加普遍。一些关心当地居民的城市，对城镇有良好的市政规划，建设了公园、图书馆、音乐厅和浴室等公共设施；另一些地方则任由投机开发商自行其是。

这些不断发展的城镇由铁路主导，铁路首次造就了全国一体化的经济。火车站和铁路编组站会占用城镇的空间，从而改变了城镇中心的面貌；铁路提供了便宜的交通工具，使得境况较好的人可远离市中心、居住到郊区；铁路也会让一切蒙上一层烟尘。肮脏和喧闹，是维多利亚时代城市的特征：火车、工厂和房屋的烟囱以及马匹带来污物；行进在圆石路上的手拉车、马车和马匹制造各种噪声。当汽车运输在20世纪初开始取代马匹时，每个人都注意到：城镇中心变得更加安静、清洁了。但噪声、污秽和糟糕的住房与人们的适应能力有关：改善城市生活的需求变得强烈，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对于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生产是他们生活的理由，佛罗伦斯·贝尔夫人在她的著作《在工厂》中，很好地表达了这一观点。这是一部研究典型工业城镇米德尔斯堡的经典著作；米德尔斯堡的存在只为一个目的，那就是制铁：米德尔斯堡没有浪漫的过去，没有堂皇的传统，但是这种飞速的巨大增长，赋予了它别样的浪漫和尊严；这是实力的尊严，能够在没有历史基础、没有时间基座的支撑的情况下，凭借其自身纯粹的力量而屹立不倒的尊严……虽然它可能没有古代的魅力和美丽，但没有一座制造业的城镇会缺乏自己独特的趣味和风景。高大的烟囱、粗笨的窑炉和熔炉，透过冬日下午的烟雾隐约显现，犹如城堡的塔楼和尖顶。黄昏和黑夜是观看炼铁城的理想条件：白天是烟云柱，夜晚是火焰柱。

在大博览会之后的20年里，这些城镇的活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博览会上展出的机械装置的激发)转移到了乡村。“高级农业”(投资于化肥、排水系统、建筑物、收割机和脱粒机等农业机械，以及与新铁路连接的道路建设)从表面上驳斥了自由贸易将对农村造成打击的论点；高级农业还帮助乡村实现现代化，无论是道德上还是物质上；甚至在农村，人们担心传统宗教的延续问题，因为许多人开始不信奉国教，甚至转向唯物主义。

精力充沛、积极进取的一代农民赢得了财富，过上了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的巴塞特郡(Barsetshire)系列小说所描绘的宁静、休闲的郡县生活。1868年，英国消费的食品中有80%仍然是本国生产的。但是，尽管推行了“高级农业”，许多地区，尤其是爱尔兰和苏格兰，仍然严重缺乏资本投入；20世纪初期，苏格兰高地的北部和西部地区，仍然普遍靠脚犁耕地、人力扬谷。

在19世纪70年代，连年歉收，北美大草原的开发，以及往返英国与海外羊毛产区又快捷又便宜的航运，导致了“大萧条”。只有牛奶、干草和秸秆的生产没有受到严酷的外国竞争的冲击。特别是粮食价格大幅下跌，打击了以产粮为主的英国东部地区；但农场主，尤其小农场主，反应迟缓，不愿接受粮价的持续下跌，也没有及时调整去适应对乳制品的新需求。西部牧区受到的影响较小。随着城镇的发展，农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在下降——经济的萧条加速了这一过程：1851年农业占国民收入的20.3%，到了1901年仅占6.4%，英国的大部分食品和羊毛等原材料都依赖进口——这一事实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意义。即使在保守党内部，对保护农业的呼声也没有做出什么反应，当然也没有改变支持自由贸易的财政体制。一些主张土地改革的自由党人不搞保护主义，而是提倡小规模农业(1885年的“三英亩加一头牛”运动)作为解决方案；为苏格兰高地设立的“小农场委员会”(1886年)，有权建立不受地主干预的小农团体——此举是英国本土土地改革中唯一的重大成就，从长远来看也很是了不起。

城镇里工时更短、工资更高的吸引力，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机械化，以及19世纪最后25年的农业萧条，都导致了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外流——大部分流向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城镇；其余的一些流向煤田(特别是在威尔士)，一些流向英国的殖民地，一些人参了军。1861至1901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农村男性劳动力总数下降超过40%；尽管许多农村未婚女性在诸如女子友爱会(Girls’ Friendly Society)等机构的帮助下，前往城镇从事家政服务——但总体来讲，女性在城镇更不容易找到职业，因此农村地区女性总人口减少幅度较小，于是出现了显著的农村性别失衡现象。

所有这些，都使得农村社会死气沉沉、被人遗忘，表现出衰败社区典型的听天由命的特点。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小说的出版跨度(1872—1896)几乎覆盖了整个农业萧条的年代；他的小说捕捉到了决定乡村社区及其居民命运的无法控制、遥不可及的力量。哈代写到了已经消逝的乡村习惯和传统。这些小说虽然在形式上有些古老，却能折射出当时社会的色彩。

《卡斯特桥市长》(Mayor of Casterbridge)描写了玉米商迈克尔·亨查德(Michael Henchard)的命运，他因不能适应新的交易方式而走向毁灭。当亨查德破产的时候，哈代这样评述他：他的思绪似乎倾向于认为，是某种力量在跟他较劲。威塞克斯小说所描绘的“一贯的悲剧”，是一种文明的解体。1895年，哈代对他的小说进行整体评价时说：“从根本上说，这种变化是因为承载当地传统和幽默的常住农民，最近被一群或多或少流动的劳工所取代，这导致了地方历史的连续性出现断裂；对于保存地方的传奇、民俗、亲密的社交关系以及古怪的个性，这种断裂比任何其他东西更致命。对于这些传统而言，存续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是一代又一代人要依附于一片特定的土地生活。”幸运的是，塞西尔·夏普(Cecil Sharp)、马乔里·肯尼迪-弗雷泽(Marjorie Kennedy-Fraser)以及其他民俗和民间歌舞历史学家，在这些传统完全消失之前，记录下了英国乡村生活的优良品质。

白厅和威斯敏斯特的政策，加速了乡村习俗的衰落。多项教育措施(例如，1872年的《苏格兰教育法案》)致力于让说盖尔语的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以及说威尔士语的威尔士人都使用英语，并让农民适应城市生活。在1850到1900年之间，农村变革和教育政策对这些地方语言造成重大打击。尤其在苏格兰，这种冲击几乎是毁灭性的。然而，在威尔士，当地出台了计划，确保从1889年开始，在学校里教授威尔士语。

在一些地区，城乡之间存在大量的流动人口：农民工离开城镇回乡收割庄稼，小城镇的居民也经常到周围的乡村去偷猎。一些工人，特别是煤矿工人，住在农村，出门就是荒野和田地；他们的运动爱好，如赛灵狗和赛鸽，也都跟农村有关。中产阶级人士趁土地价格低时，买下一片乡村土地。对于有产阶级中善于理财的人士来说，农村变成了一个昂贵的游乐场，一个“度周末”的地方；但是对于大城市的许多居民而言，乡村成了一个偏僻甚至是危险的地方，居住着一群充满好奇的人，他们的口音、衣着和举止都很古怪。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喜剧《认真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1895年)描绘了大都市人的口气：

布莱克奈尔夫人：……土地已经不值钱了，也不能给人带来快乐。它给人带来社会地位，却又让人留不住。土地就是这样。

杰克：我有一栋乡间别墅，附带一大片土地，估计有1500英亩；但是我的真正收入不靠这块地。事实上，我估摸着，偷猎的人是唯一能从中获益的人。

布莱克奈尔夫人：乡间别墅!……我倒希望你有一座城里的房子。像格温朵琳这样天性单纯、完美无缺的女孩怎么能住到乡下去呢？!

尽管如此，一个往日幸福农村的形象仍然停留在城镇居民的脑海中：不管是什么阶级，每当他(或她)有可能，都住在一个带花园的房子里，也许还租一块菜地。他在城里重建了乡村，却无视痛苦的农村生活的现实。城镇的建筑风格和规划，越来越反映人们对乡村的怀旧情绪；当贵格会大企业家、吉百利家族在伯恩维勒(Bournville)开展社区建设实验时，当19世纪末的“花园城市”运动风起云涌时，这种怀旧情绪达到了顶峰。

大众和阶级：城市工人

毫不奇怪，人口迁移导致的城市化和农村地区的衰落，对社会各阶层造成了深刻的影响。19世纪上半叶，有产阶级最害怕的是出现一个或多个具有革命倾向的劳工阶级，所幸的是本世纪下半叶没有出现这样的阶级——这也许是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大多数工业劳动者除了他们的劳动产品外，没有留下任何纪念品：他们的生活细节，他们的抱负、希望、信仰、喜好、厌恶、习惯和热情，基本上都被人遗忘。在大英帝国，对外族着迷并训练有素的公务员，以极高的效率写下了不少报告，详细记录了外族人在上述方面的情况；但在国内，只有在19世纪末，才有人开始系统地观察城市贫民的生活习俗。亨利·梅休印象式的《伦敦劳动力和伦敦穷人：愿意工作、不能工作和不愿工作者的状况与收益百科全书》(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 a Cyclopaedia of the Condition and Earnings of those that will work, those that cannot work, and those that will not work， 1861—1862)开了一个头，但是不够系统，而且此后没有类似的报告问世。据我们所知，劳工们的生活高度复杂、形式多样，且常常带着各自的地域性和宗教色彩。

1860至1914年间，实际工资翻了一番，一个本分劳工的生活水平开始迅速提高。1868至1874年的经济繁荣时期，以及1880至1896年期间，工资增长尤其迅速；在后一段时期，实际工资上涨了近45%。到了19世纪80年代，许多人开始享受休闲时光了，这是19世纪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除了衣、食、住等方面的必需品消费之外，人们手头有了一些余钱(虽然不多)。引人注目的是，财富盈余并没有带来人口出生率的上升，反而是下降——这种情况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的有产阶级身上。随后，效仿他们的劳工阶级也出现了这一情况。因此，多出来的钱并没有花在多出生的孩子身上。这是一个令人吃惊且前所未有的变化。从马尔萨斯(Malthus)到马克思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预测，根据“工资铁律”，劳工阶级只能维持勉强糊口的生活水平，因为任何剩余财富都会被更多的孩子用掉；而事实却偏离了他们的预测。自80年代以后，控制家庭规模，是为英国工人阶级相对富裕的基础。这种情况发生的过程和原因尚不清楚。男女结婚更晚了；他们可能已经采用了19世纪70年代后开始普及的、相当不可靠的避孕措施；妇女可能将堕胎作为终止怀孕的常规手段。

“劳工阶级”(维多利亚时代几乎总是使用复数形式)当然涵盖了广泛的范围。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于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进行对伦敦的社会调查，并发表了调查报告《伦敦人的生活和工作》(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他归纳了6个主要类别：“高薪劳动力”“定期标准收入”“定期小额收入”“间歇性收入”“临时收入”，以及布斯所称的“最低阶层”。“定期标准收入者”的群体数量最大，相当于其他五个类别的人数之和；而且正是这一类别的男女缩小了家庭规模，增加了实际收入，同时开始意识到他们在经济中的潜在力量。

“定期标准收入者”的日子越来越好，于是他们加入了工会，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并通过工会谈判以获得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19世纪中叶的工会，大多数都是覆盖面有限的“行业工会”。其成员通过做学徒或从事熟练的机器操作获得了行业的资质，他们希望借助工会小心翼翼地维护他们在同行中的特权和来之不易的优势地位。对熟练劳动力的稳定需求，强化了工会的影响和地位；一些技术的发展扩大而不是削弱了其重要性，例如铁船建造技术。在19世纪70年代，特别是在80年代，工会成员得到了补充，开始纳入更多有正规工作的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才能实现工会增员，因为会费相当高的工会的存在，不仅是为了与资方进行工资谈判——甚至这不是主要目的——更是为了各种各样的“自助”救济。因此，工会与“互助会”密切相关，有时其本身就是“互助会”。任何有自尊心的工人能够从工会获得的第一个救济是丧葬补助——避免由济贫院来支付丧葬费；但许多工会也有疾病和失业救济金，因为国家尚未为临时受灾的人提供任何帮助；除了济贫院这张最后的安全网之外，国家更缺少帮助那些永久性弱势群体的机制。

在1945年后的观察者看来，工会活动是在最不同寻常的社会背景下变得更加活跃的。1874年之后的20年里，陡然发生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即物价下跌了(相比而言，工资下降的幅度略小)。另一方面，有固定工作的人的实际工资上涨了。但是，工会成员很难接受这样的现实：很难相信，雇主降了工人的工资，仍然会让他生活得更好。于是，新的工会主义关注的是捍卫工人阶级的工资——这是一种对现实的反应，也是一种积极的力量；除了团结的想法之外，还算不上一种意识形态。一些社会主义者参与了这一时期最广为人知的罢工：1888年布莱恩特和梅的火柴厂的罢工，以及1889年为了“码头工人的六便士”的伦敦码头大罢工。两次罢工都吸引了不少中产阶级的兴趣，可能是因为发生在伦敦，而且在激进分子的眼皮底下。但这两次并不是典型的罢工(实际上伦敦码头罢工并非由工会组织：工会是在罢工结束后成立的)；也不应过分夸大领导罢工的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等“社会主义者”的作用。甚至大部分的工会领袖都是格莱斯顿的坚定支持者：卡尔·马克思在英国几乎度过了他的整个写作人生，然而在其小圈子之外，他和他的作品几乎不为人知；19世纪80年代兴起的社会主义组织的作品，只有很少的读者。实际上，劳工阶级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抵制，使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他们感到绝望。

如果工会是不断增长的工人阶级自我意识的体制表达，那么共同爱好的休闲活动——尤其是男性工薪阶层喜爱的，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团结感。从朴次茅斯到阿伯丁的工业城镇，观看英式足球成为男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只有男性)的常规娱乐；此类比赛最初由公立中学和大学的业余俱乐部创办，但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基本上职业化了。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每个有自尊心的工业城镇都建立了一个足球俱乐部。其中一些足球队反映了一座城市的不同宗教派别，比如格拉斯哥的天主教“凯尔特人队”和“新教流浪者队”，还有默西赛德郡(Merceyside)的天主教“埃弗顿队”和新教的“利物浦队”。所有这些球队都激发了追随者对当地的热爱、激情和自我认同，令许多政治组织者羡慕不已。足球运动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社会的产物：杯赛(从1871年起)和联赛(从1888年起)的常规性和复杂性，维持眼前和持久兴趣的需要，每周门票和客场比赛的火车票的预算，自我规范的庞大人群——这些都反映了这是一支有纪律、有秩序的劳动大军；他们心甘情愿地为他们的娱乐活动花钱，观看球员们为通常由当地商人组织的俱乐部踢球。对整个足球“赛季”的持续关注，使工人具有更广阔的时间观，这也类似于农民们所熟悉的、与气候季节有关的时间观。

1873年后，组织了板球郡际锦标赛(County Championship)，此项运动时间更长、更别具一格，也更具有社交性。板球越来越受欢迎，其原因比足球运动的兴起更加复杂。这或许说明，尽管英国社会经历了工业化和劳动分工，但个人主义精神得以保留下来。来自格洛斯特郡的医生威廉·吉尔伯特·格雷斯(William. Gilbert. Grace)，近乎专制般地控制着当时的球场和球员，创造了许多至今都没人打破的击球、投球和接球纪着；他几乎与1874至1876年间的冠军骑师弗雷德·阿切尔(Fred Archer)一样，成了民族英雄。格雷斯别具一格的大胡子，常常让人们误以为是他索尔兹伯里勋爵——当然这种混淆可能对后者更有利。

此前，劳工阶层的旅行都是为了拼命寻找新的工作或居住地。到了19世纪80年代，旅行已经开始成为一种休闲活动：对许多人来说，在新设立的公共假日，参加个人或公司组织的海滨之行，就仿佛是一年一次的远足。布莱克浦(Blackpool)、莫克姆(Morecambe)、斯卡伯勒(Scarborough)、绍森德(Southend)、伊斯特本(Eastbourne)、波托贝洛(Portobello)等度假胜地应运而生，既满足又进一步刺激了这一需求。劳工阶层的假日几乎都在城里度过：“海滩”指的是码头、杂耍表演和海滨更衣室，它们后面是旅馆、民宿和商店。90年代，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试图以徒步和骑自行车俱乐部的形式组织去乡村旅行，来拓宽这一旅游传统。但是乡村旅行对中产阶级的下层，而不是劳工阶层，更具有吸引力。

大众媒体的发展，以及通过电报实现的覆盖全国的快速通信，催生了劳工阶层的另一项重大娱乐活动：赌博，尤其是赌马，以及通过新生的足球博彩业进行赌球。赌博成了挂在彩虹尽头的一罐金子：休闲可能很有趣，但闲暇也可能用来赚钱——尽管赢钱的概率很低。

劳工阶级中比较富裕的一部分人，开始分享一点儿半个世纪前工业革命给有产阶级带来的繁荣和期望。饮食有所改善，除面包、土豆和啤酒外，还能吃上肉、牛奶和蔬菜。住房条件也有所改善；由于肥皂更便宜了，而且到处都买得到，房屋更加清洁，人们也更加注意个人卫生了。有固定工作的家庭用书籍、照片以及装饰性的家具来装点自己的屋子。体面的生活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手上有钱花，可以证明对生活方式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生活安定，不用总把眼光盯着工资袋，可以抬头扩大眼界了。分期付款公司的兴起为人们的生活追求提供了支持，这些公司让劳工阶级收入中盈余的大部分都这样支出了。

工薪阶层生活水平的提高十分重要，但必须客观合理地看待。19世纪下半叶的每个10年里，经济都出现了短暂的混乱。当时的许多人认为，从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是“大萧条”时期，企业的利润和人们的收入都出现了下降。如我们所见，农业方面的确出现了大萧条。对于整个工业而言，这是一个调整期而不是萧条期——但是对于工人来说，“调整期”通常意味着处境不妙。在80年代，“失业”一词被赋予了现代含义。

从上教堂做礼拜的意义上讲，宗教对大多数城镇工人的生活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并不是说上帝的教会失去了大城镇，而是教会从来没有占领过城镇。”圣公会牧师温宁顿-英格拉姆(A. F. Winnington-Ingram)在1896年这么写道。农村劳工进入城镇后，新教教会(无论是国教还是非国教)都未能成功说服他们继续上教堂做礼拜，也没能打动出生在城里的大多数人去这么做——尽管教会提供了慈善施舍和主日学校这样的间接诱惑，以及传教团、奋兴派圣斗士、救世军和教会军团这样的直接接触。在1902至1903年的伦敦，只有大约19%的人口定期去教堂，其中的大部分人来自社会地位较高的地区。在首都以外的城市，这个比例或许略高；而在小城镇，这个比例会高得多。只有罗马天主教的活动，才吸引了大批劳工阶级的成员：天主教组织满足了劳工阶层的需求，教会通过自己的社会组织和俱乐部，巧妙地吸收了天主教教徒和“爱尔兰人”。

这并不是说劳工阶层对宗教毫无兴趣。即使有世俗的选择，“借助仪式”(尤其是婚礼和葬礼)仍然十分流行。不上教堂做礼拜的人，似乎也没有对宗教怀有强烈的敌意，除非宗教抹上罗马天主教的色彩或者采用死板老套的形式，并与爱尔兰移民和当地社群之间的摩擦联系在一起。相反，他们憎恨与有产阶层的地位和权力明显地联系在一起的宗教，尤其是圣公会。在口齿伶俐的人都在大力倡导去教堂做礼拜的社会中，不去教堂既是对宗教不感兴趣的表现，也是一种抗议。

职员和商业：中下阶层

1850年之后的几十年，是中产阶级规模壮大的黄金时代。1851年，中产阶级是一个相对较小且相当容易识别的群体：专业人士、商人、银行家、大型店主等。这个群体和劳工阶层之间隔着一道鸿沟。到19世纪末，出现了更为复杂的格局。经济变革催生了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可以称为下层中产阶级。经济中的服务业已经发展成规模越来越大、结构越来越复杂的部门。随着英国经济逐渐走向工业化、商业化，一支庞大的白领工人大军应运而生，他们在零售、银行、会计、广告和贸易领域从事管理和服务工作。工厂的管理从父系的家族传承，交给了新的职业经理人阶层；制造业的管理队伍也迅速壮大。随着政府在新职责上的支出增加，尤其在根据1870年的法令所建立的教育体系上，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公务员队伍开始迅速扩大。商店、办公室和电话交换基站，为妇女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这些变化对人们的影响十分显著，产生了一支庞大的城市劳动者大军：他们在新式的技术学院接受过教育，搭乘火车或新建的地铁通勤；他们住在当时位于城市边缘的郊区，或像克罗伊登(Croydon)这样的小镇；19世纪70年代，这些小镇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城市职员的宿舍。郊区化是19世纪下半叶城市生活的典型创新：成排的整洁的房屋，或是小型公寓或半独立式，而且屋前屋后常常带着小花园——这些景象，显示了这一新社会阶层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住房理想。

这些家庭在自由主义时代过得很好：自由主义要求个人取得成就，这一阶层响应了自由主义的号召。他们崇尚着美德、竞争、体面、效率和目标感。他们尊重成就、金钱和成功。他们不确定自己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对那些认为自己拥有指挥权的人做出了回应：他们也尊重等级制度。在这方面，他们与19世纪50年代坚定的个人主义式自由主义者的大不相同——那时候的个人主义是由“善良的旧事业”的前工业主义精神和17世纪的战斗口号所支撑的。他们正试图在社会秩序中正在寻求一个稳固的位置——因此欲在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保守党视其为可利用的工具。在某些地方，尤其是在具有非国教传统的小镇上，例如威尔士和苏格兰的集镇，中产下层掌管着城镇；由此带来的自信以及不遵从国教的传统，让他们保持着自由。在大城镇中，他们倾向于充当协作阶级，帮助贵族和中上层阶级获得权力，以换取承认和地位。

《每日邮报》由哈姆斯沃思兄弟于1896年创立，在全国范围内有很高的发行量，很快便挤占了地方报刊的市场，成为中下阶层的代表性读物。最初它遵循自由主义-帝国主义基调，后来在布尔战争中又倒向了统一主义。“勤杂工写给勤杂工看的东西。”索尔兹伯里勋爵轻蔑地评论该报及其读者。

有产阶级

中产阶级的上层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职业人士，如医生、律师、国教教会的神职人员、行政高官；他们拥有共同的大学教育背景，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在同一所公学学习过。在许多城镇中，他们的生活比19世纪上半叶更加离群索居：他们搬出了市中心，住进了位于郊区的、更加气派的别墅中。这个阶层有送孩子上寄宿学校的习惯，这提高了该阶层的国家视野，并减弱了其成员的地域根源。拉格比公学的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的精神，得到了其继任者的诠释和修改，这种精神渗透了各行各业。在以希腊文、拉丁文和古代历史为主的课程的培育下，在国教广教会派的道德感化下，为“强身健体”而举行不间断的比赛(冬天的橄榄球，夏天的板球和田径运动)，以度过每个闲暇时光；职业精神值得敬仰，但又十分刻板。这个阶层越来越重视培养帝国的管理者，而忽略了一个工业国家的需要。

从事制造业的中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受此风气的影响。越来越多制造商没有将他们的孩子提早送入家族企业，而是让他们接受针对职业阶层的教育过程。棉纺厂主和造船厂主的儿子学习希腊文，打橄榄球——不同于德国制造业的子弟，后者学习科学和会计学。接受过这种教育的青年，通常没有兴趣回归制造业的生活；因此，要保持企业家和制造业的精神，变得越来越困难——而这股精神一直是19世纪上半叶工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这些人发现，商业比工业更适合他们的兴趣，于是他们进入了正在扩张的银行业。因为在这个行业，工厂车间的血汗以及劳资关系简化成了一列列数字。

英国经济越来越依赖这批人的能力。大宗商品的贸易曾出现巨额逆差(1851年为2700万英镑，1911年为1.34亿英镑)。由于银行、保险、海运业的利润，以及英国海外投资资金的收入等“无形收益”，这一逆差被扭转为总体顺差。服务业的收入(1851年为2400万英镑，1911年为1.52亿英镑)和海外股息(1851年为1200万英镑，1911年为1.88亿英镑)似乎已成为英国繁荣的重要因素，随之诞生的是中产阶级，其主要专长是管理金钱，而不是管理人或产品。

英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这一重要发展，与制造业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一样，是计划外的，是早期工业化的自然产物，这体现在两个方面。随着“世界工厂”的产品出售到国外，其他经济体受到了刺激，迫切需要自己无法提供的资金。英国与这些经济体的竞争，以及19世纪80年代某些制造业部门的萧条，降低了英国制造业的利润率，因此那只“看不见的手”让服务业的发展步上了正轨。

同样，对服务业的发展趋势，既不能过分夸大，也不能过分强调其新颖性。土地、工业和商业的轻松融合，早就是一种公认的英国传统。这一传统没能让英国的贵族成为欧洲大陆式的特权阶层，并且为制造商提供了身份地位作为报偿。一些人获得了这种奖赏，另一些人，特别是不从国教者，却没有得到这一好处。制造业和制造商在英国仍然势力强大。但是，他们并没有成为19世纪上半叶人们所期望又畏惧的英国社会的权力上层，或者“中产阶级中的君主”。部分是由于，贵族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吸纳制造商，从而抹平了其政治和社会影响。

中产阶级信奉新教，并且是活跃的信徒。他们在圣公会和大学里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大学现在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需求，因为根据1854年的《诺斯科特-屈威廉报告》(Northcote-Trevelyan Report)，文官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要求文职应聘者通过专业和公务员考试。体面的生活需要养得起房，雇得起用人，付得起中学和大学的学费，这使得中产阶级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控制家庭的规模——这一趋势比劳工阶层的小家庭现象出现得早。

中产阶级妇女也希望缩小家庭规模，因为她们开始对生活寄予更多的期望，而不仅是生儿育女和操持家务。因少生子女而得到部分解放的妇女，在慈善机构、教会、地方政治和艺术，尤其是音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女性克服重重困难，挤进了大学(她们可以听课，参加考试，但不能获得学位)；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在牛津、剑桥和伦敦设立了女子学院。女性仍然不被鼓励从事每一种职业，但其中一些人成功地当上了医生。但是，最高级别的护理，是女性最容易获得的职业。

威风的排场

贵族(和绅士)仅受到这些变化的部分影响。在英国社会生活的三大阶级中，贵族可能是维多利亚统治时期变化最小的阶层。正如社会主义作家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所说，贵族是“一种出奇坚韧的物质”。它继续行使着相当大的政治权力，威斯敏斯特两个政党的大部分成员都出身贵族，几乎占据了帝国的所有上层职位，在各郡县掌控着地方政府，并统帅着军队——海军在社会阶层上相对不那么排外。贵族和绅士从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农业繁荣中赚了一笔，但在农业萧条中亏了本；但是，由于他们对城市土地的娴熟投资以及城市扩张所带来的意外机遇，部分损失得到了弥补——因为原本不值钱的农地被征用，兴建市郊房屋，使土地的所有者发了财。英国贵族一直参与工业化，特别是在采矿、开凿运河和修建铁路等方面。现在，它与新一波的商业扩张精明地联系在一起：大多数银行和保险公司都聘请一位贵族来为董事会撑门面。公司还通过精明的联姻来维持自己的财富，特别是与美国的新贵们联姻：最著名的例子是第九任马尔伯勒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与康苏鲁·范德比尔特(Consuelo Vanderbilt)的婚姻。通过这些手段，尽管农业衰落，许多大贵族庄园仍然得以保存下来。这些庄园既能给人带来财富，又可供人享乐，因此被用作休闲娱乐的场所。城市居民对贵族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流行报纸和杂志对他们的描述：他们是一群生活悠闲的男女，在乡村玩赛马、狩猎、射击和钓鱼，在伦敦玩赌博、看戏剧。随着休闲对英国人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贵族并没有因为悠闲自在的生活方式而不受欢迎。宫廷起了带头作用。阿尔伯特亲王让南方的宫廷生活变得庄重严肃，这样的刻板也影响了北方的休闲娱乐活动。19世纪50年代，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在迪赛德(Deeside)河畔修葺了巴尔莫勒尔宫(Balmoral)；他们对农民生活和农业知识乐此不疲，并做高调宣传；他们还庇护了广受欢迎的艺术家爱德温·兰西尔(Edwin Landseer)爵士，这位画家善于描绘乡村狩猎的场景。所有这一切，使得苏格兰受到了尊敬，同样人们也开始喜欢上英格兰北部和西部以及威尔士的荒野和山地。此时，浪漫主义运动正在衰落，却正是最受大众喜爱的阶段；宫廷将自己与浪漫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以此重新确立了自己的人气，并体现了城市文明对自然的控制。兰西尔的《幽谷君主》是维多利亚时期被复制最多的一幅画，画中描绘的一头雄鹿并不是这块领地上的王者，而是猎人枪口下的困兽：峡谷不再安全，大自然被驯服了。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在巴尔莫勒尔宫的生活过得很愉快，但他们也心怀着高尚情操：始终不忘对农民的责任。威尔士亲王，维多利亚的儿子爱德华(1901年继位)，却是一位纯粹的享乐主义者。他的一系列丑闻使他的母亲感到震惊，但却令各报纸欣喜——因为这些丑闻为报业提供了爆料的素材。亲王与他的富豪朋友组成的小集团，代表了英国的“富豪政治”，从新的杂货零售业中发了大财的托马斯·利普顿爵士(Sir Thomas Lipton)是其中一员。在后摄政时代，福音派和牛津运动在贵族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并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使帕麦斯顿的纨绔主义显得格格不入——纨绔主义似乎要让位于铺张的消费和普遍的道德放纵。一些贵族，例如托利党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尽管生活的环境富丽堂皇，但仍沿袭着简朴的生活习惯——他的家庭向来对宗教信仰十分虔诚。索尔兹伯里是最后一位留胡须的首相；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十年(19世纪90年代)，他变成了与时代脱节的人。他的侄子和首相职位的继任者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被视为一位自由思想家。贝尔福和爱德华七世代表了新派贵族的特点：一个显然是怀疑论者，另一个则公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

尽管维多利亚和她的儿子在风格上有显著差异，但君主制(法院和整个礼仪社会的最高端)在母子俩的统治下都经历了蓬勃发展。在她漫长的统治时期(1837—1901)，维多利亚小心翼翼地捍卫了君主制的特权——她越来越认为，保守党政府更好地保护了这些特权。在1861年阿尔伯特去世后，维多利亚长时间没有在公共生活中露面。这种做法很不得民心。并且，在巴黎公社的刺激下，英国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共和运动；19世纪70年代初，自由党领袖采取了某种手段，才阻止了这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正是君主的缺席和懒散——而不是她的君临天下——引起广泛的负面评论。在一个瞬息万变的社会中，一些重要成员强烈拥护等级制；在不断发展的大众传播行业的精心包装下，君主制似乎成了社会稳定的支点，因为它注重家庭、连续性和宗教信仰。沃尔特·白哲特在他的经典著作《英国宪政》(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1867年)中指出，英国人“遵守我们所说的社会的戏剧表演……戏剧的高潮是女王”。君主制使权力合法化：“它通常像谜一样深藏不露，有时又像庆典游行一样招摇过市。”在1887年和1897年的女王登基周年庆典上，君主制大放异彩。维多利亚女王本人显然也是普通人，她的痛苦(作为“温莎城堡的遗孀”，勇敢地履行女王的职责)广为人知；再加上她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所有这些都凸显了人的脆弱与体制的威严之间的反差，让人对体制的威严备加敬重。

君主制代表着前工业化社会秩序的永恒品质。在一个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中，它平衡工业革命的力量：英国的城市化程度越高，君主制就越程式化、仪式化和大众化，因为它所主张的价值观超越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平等竞争之上。

“礼仪的重大提升”

相对于工业和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潜在紧张，英国在19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之间(爱尔兰除外)应该算是一个秩序井然、和谐稳定的社会。尽管政治骚乱并没有完全消失，但这种骚乱很少发生，因此不足以留下广泛的印记。在英国本土，盗窃和暴力等犯罪行为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率都下降了——在人口迅速扩大的社会中，这是非同寻常的成就，有力颠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导致更高的犯罪率的论断。刑事犯罪案例登记员在1901年指出，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我们目睹了行为举止的巨大变化：过去碰到冲突，不管动不动口，先动手再说；现在变成动口不动手的君子。不同阶层的行为举止都比较接近了，无法无天的风气退化了”。这个很大程度上自我调节的社会，依靠志愿组织来救助精神上和物质上有需求的人，这些组织包括教会、互助会，以及庞大的慈善组织网络。一个重要的领域是教育。19世纪60年代，人们已经承认，光靠教会的自愿努力，无法提供足以满足工业国家需求的基础教育体系。1870年，自由党政府通过了一项法案，成立了教育委员会，负责在没有教会学校的地方建立公立小学(尽管直到1880年，才强制要求儿童上学；并且，在1891年之前，上学必须付费)。地方性倡议，特别是在伦敦和北部的一些制造业城镇，将一套面向少年甚至成人的非常有效、门类广泛的技术教育体系，移植到了小学中。但是由于这种做法更多地取决于每个学校董事会的思路观念，因此该体系课程，参差不齐，绝比不上德国的同类做法。制造业城镇，特别是曼彻斯特和伯明翰，建立了市立大学——这些大学主要不是为那些进入传统行业的人设立的，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相比，它们淡化了古典人文教育。当时的人们将政府对教育的责任视为穆勒说的体现，而没有看到这是政府承担更广泛的社会组织责任的开端。

“别墅托利党人”：保守党的复兴

1867年和1884年的《改革法案》，将城镇中成年男子的选民比例从20%增至60%，而在郡县，这一比例提高到了70%——这给政客们带来了麻烦。家庭选举权制度使他们获得了更大的选民人数，尽管这绝不是普选(即使是对男子来说，也远远达不到普选的程度)；改革后选举采取无记名投票，而以前每个人的投票都是公开的。

对于习惯于从未输掉大选的自由党联盟来说，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无固定形式的非正式联盟能否继续取得成功？这个问题现在显得更加严峻，因为格拉斯顿的第一任政府于1873至1874年以传统的自由党的风格瓦解，然后以非传统方式败选，从而自1846年以来首次把权力转移给了保守党。对于失利，自由党从两方面做出了回应。在某些城市地区，尤其是在伯明翰，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作为当地的主要政治人物，实行了严格的政党组织“核心小组”制度。“核心小组”由一群自封的地方知名人士组成，往往是不信奉国教的商人；他们通常强烈批评自由党的领导人，指责他们过于谨慎和过于贵族化。成立于1877年的“全国自由党联盟”(National Liberal Federation)试图将五花八门的地方“核心小组”实行一定程度的统一管理。另一方面，仍然主要由贵族构成的自由党领导人对此表示震惊。横跨这两派的，是具有很高威望的格拉斯顿(W. E. Gladstone)。他是利物浦玉米商(原籍苏格兰)之子，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基督学院受过教育。他本人是英国国教徒，但在他的职业生涯后期对非国教教徒的诉求表示同情，因此能够吸引维多利亚时期各个社会阶层的好感。格拉斯顿背后没有“核心小组”为他撑腰：他的志向是获得国家的权力，而不是地方的权力基础。他从地方组织的领袖脱颖而出，赢得了广大的自由主义者的青睐；他的手段是发表政治演说和发行宣传小册子。全国性报纸和地方报纸通过电报连接起来，形成新的巨大宣传网络，首次实现了全国性的即时辩论：政客发表演讲的第二天早上，演讲稿就到了全国每个中产阶级家庭的早餐桌上。因此，在1868年大选的竞选活动中，格拉斯顿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试图借助道德义愤建立一个大众阵线：1876年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屠杀基督教徒，他反对英国迪斯雷利政府采取的苟安政策；1879至1880年，他强烈指责保守党人在帝国伟业中犯下的道德和经济罪行(“中洛锡安郡竞选运动”)。“讲坛”成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政治活动的典型形式：格拉斯顿发明了一个新的政治辩论论坛，他的同时代人，无论是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都不得不加入进来。

1867年的《改革法案》为保守党带来了新的机遇。原来对失败习以为常甚至麻木了的保守党人，开始占上风了。1867年，“全国保守与宪政协会联盟”成立；1870年，中央办公室开始改善调整竞选策略。保守党的目标是城镇选区：要获得政治权力，保守党人必须将其基地从郡县扩大到新建的城镇和郊区。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他们在这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迪斯雷利的领导下，他们令人信服地赢得了1874年的大选；在迪斯雷利于1881年去世后，在索尔兹伯里的领导下，保守党成为主要政党。保守党取得这样的成功，是因为这个政党将本质上拥护等级制、贵族和英国国教的政党，与大城市中不断壮大的中下阶层的诉求联系起来：保守党成了有产者和爱国主义的政党。迪斯雷利认为，政治上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正确的方针政策，还取决于如何推介自己。1872年，他在兰开夏郡和水晶宫的著名演讲中，将自由党描述成不爱国、危及财产、威胁国家体制、背叛的帝国利益的政党。从更积极的角度来看，他主张实行社会改革政策，这使他特别吸引最近成为选民的劳工阶级成员。这些演讲的主题，尤其是爱国主题，很快就被其他保守党人所继，成为下一世纪大多数保守党竞选演说的范本。

1874至1880年，保守党执政。执政头几年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其中大部分是由内政大臣理查德·阿谢顿·克罗斯(R. A. Cross)推动的，包括工匠的住所、公共卫生、互助会、河流污染、食品和药品销售、商业航运、工会、工厂、酒类经营许可和教育等，都是立法的主题。其中许多改革在保守党执政之前就已经“在酝酿中”，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皮尔派-自由党的传统——正是这样的传统激发了上一届格拉斯顿政府的改革动机。这些改革对中产阶级利益的影响，可能比对劳工阶级的利益影响更大，并且由于这些社会措施不是强制性的，其效果比预期的要有限(例如，到1880年，87个威尔士和英格兰城镇中只有10个决定实施《工匠住房法》)。尽管如此，这些改革在为保守党造势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它们表明，保守党能够有效处理城市问题，并且为“托利民主”已经实现的说法提供了依据。与德国保守派处理城市生活问题的方法相比，英国的改革更加具有整体性、协调性和建设性。

但是，保守党的真正兴趣在于巩固城市中产阶级的基础，赢得劳工阶级的支持只是额外的收获。丑化自由党缺乏爱国主义精神仅取得了部分成功，——因为保守党声称自己是有能力奉行帝国主义的政党，但其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对南非和阿富汗发生的事件处理不当，以及军事行动开支巨大，严重损毁了自己的声望。既要当帝国主义者，又要做到缩减开支这一中产阶级的美德——这十分困难：格拉斯顿的中洛锡安郡系列演说，巧妙地暴露了这种自我矛盾。

保守党在1880年大选中失败，部分原因是格莱斯顿的演说，部分原因是那年的贸易衰退。1880至1885年当政的格拉斯顿政府，是自由党的最低谷时期，党内焦躁不安，内阁分歧重重。在帝国事务中，保守党的指责似乎得到了证实：犹豫和混乱导致了一系列灾难，最终导致查尔斯·戈登(Charles Gordon)于1885年在喀土穆被击杀。自由党人因过分习惯于殖民地办公室的“官方思路”，而不会拒绝扩展帝国的责任；自由党上了台，同时也表示有一些遗憾：在选举中，这个党损失了两派选民：因为做得过了头，自由党疏远了反帝国主义者；又因为犹豫不决而得罪了拥护帝国主义的人。在国内事务中，格拉斯顿决心控制和减少开支，这使积极的改革变得举步维艰。与1868至1874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仅进行了一项重大改革，即1884年的郡县级选举权改革。农业劳工获得了选举权，人们期待郡县的席位交到自由党手中；而保守党的索尔兹伯里采取了“针锋相对”的举措，利用上议院的否决权，为自己的党派捞了一大把：议席重新分配法案使城镇选区的界限划分对保守党有利。因此，保守党得以利用自由党的改革，建立了只有一名议员的中产阶级城市和郊区选区的政治结构——此后，其政治上的成功一直依赖这个政治结构。

这样做的结果是使自由党越来越依赖“凯尔特人”，即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议员。因此，这三个地区的所关切和优先的事项，被挪到了英帝国舞台的中心。

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地方自治受挫

人人都承认，存在“爱尔兰问题”。但是究竟是什么问题？几乎没有共识。迪斯雷利描述了伦敦人的迷惑：

我想看到一个公众人物能站出来，说一说爱尔兰的问题是什么。有人说这是一个物质问题；另一个人说是信仰问题。现在又成了缺少贵族的问题，然后又是没有铁路的问题。今天是教皇的问题，第二天是土豆的问题。

爱尔兰的农业绝对是该地区最大的产业，且绝大多数地产由新教徒所有；与流传的说法相反，新教徒大多居住在庄园里或在庄园附近。爱尔兰的农业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繁荣时期蓬勃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技术进步。但与英格兰相比，其资金投入仍然严重不足。爱尔兰自身无法创造多少资金，也没能从英格兰吸引太多资金。爱尔兰的经济养活的人口，不知有多少迁移到了英国本岛，使得英国的城镇无论大小，都有爱尔兰人社区；1841至1925年间，移居“海外”的爱尔兰人包括：475万移民到美国，7万到加拿大和3.7万到澳大利亚。

1798年爱尔兰爆发了一场叛乱；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丹尼尔·奥康奈尔试图废除《1800年联邦法》，但以失败告终；1845至1846年，爆发了大饥荒。所有这些导致了19世纪60年代的芬尼亚爱尔兰独立运动；这场运动在美国、加拿大和爱尔兰策划了起义。1867年，运动制造了一系列炸弹爆炸案，让英格兰感到震惊；特别是在伦敦的克拉肯威尔(Clerkenwell)监狱发生的爆炸中，造成一百多名无辜者死亡。芬尼亚运动不代表爱尔兰人的普遍观点，但存在将来转变成普遍观点的危险——鉴于此，自由党政治家，尤其是格莱斯顿还是采取了让步措施。1869年在爱尔兰撤销圣公会的国教教会的地位，1870年推出《土地法》，以及1873年的教育改革失败(被爱尔兰议员否决)——这些都表明威斯敏斯特可以为爱尔兰大众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这些改革还不够。艾萨克·巴特(Isaac Butt)领导的“自治协会”运动开始壮大，而此前在爱尔兰政治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由党则被迫撤离。从19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的农业萧条，使情况更加恶化。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跟巴特一样都是新教教徒)在1877年成为自治派的领袖，并一直担任这个职位，直到1890年的离婚丑闻毁掉他的前程。帕内尔总是毫不犹豫或者无所顾忌地利用任何政治局势；但是即使如此强硬的路线，在某种程度上也胜不过土地联盟(Land League)，因为土地联盟为农民争取土地所有权。1879年，帕内尔怀着矛盾的心情当上了土地联盟的主席。土地联盟是崇尚“武力”的芬尼亚派和崇尚“道德”的帕内尔派的强力融合，形成民族主义的、天主教的人民阵线。在1879年至1882年农业最萧条时期的“土地战争”中，该联盟长期想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的运动进行了斗争，他们采取了暴力手段，并“抵制”驱赶运动的制造者〔“抵制”(boycott)这个词来自查尔斯·博伊科特上尉(Charles Boycott)的名字；面对社会和经济上的排斥，上尉的精神崩溃了〕。爱尔兰乡村的暴动，以及格莱斯顿的内侄、爱尔兰事务大臣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勋爵(Lord Frederick Cavendish)于1882年被刺杀，使英国的有产阶级感到震惊和恐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只习惯于暴力程度很低的犯罪。

为了应对这场危机，1880年再次上台的格莱斯顿政府一方面采取高压政策，另一方面做出让步。1881年出台的《土地法》满足了农民的许多要求，却没有赋予他们土地所有权。地方自治党在爱尔兰问题上的影响力增强了(在1884年的郡县制改革的帮助下)，在1885年12月的选举中赢得了86个席位，从而成为能够在威斯敏斯特左右自由党和保守党执政的一支重要力量。

格莱斯顿曾私下里恳求索尔兹伯里通过两党合作来处理爱尔兰问题，但是遭到拒绝；于是格莱斯顿表示支持爱尔兰自治，以此来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格莱斯顿的决定与自由党思想的主旨十分吻合，但决定是基于政治上的必要性：此后，自由党在无须自治党议员游说支持的情况下取得大选胜利，只有一1906年这一次。大多数自由党人都拥护权力下放，用格莱斯顿的话说，这是各民族“正当争取自由的权利”；不容否认，1886年的爱尔兰已经证明自己是这样一个民族。问题是，其民族性是应该得到承认还是粉碎之？此外，格莱斯顿在1886年推出的温和的《地方自治议案》虽然没有允许爱尔兰独立，但是议案的反对者却不这么认为：首先，尽管有帕内尔的保证，但从长远来看，议案将导致爱尔兰独立；其次，那里的新教徒主要集中在阿尔斯特省的工业之都贝尔法斯特，议案没有给他们提供保障，让他们免受“罗马统治”。

这一系列复杂的事件，导致英国政治发生重大危机。1886年夏天，面对格莱斯顿的《地方自治议案》，自由党出现了分裂：93名议员〔其中多数是在哈廷顿勋爵(Lord Hartington)统治下的辉格党人，但也有一些是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领导下的激进分子〕与保守党一起投票反对该议案；这次投票导致自由党政府下台，随后的20年里保守党(或称统一党，是一个反地方自治联盟)称霸政坛。自由党内的统一主义者(来自自由主义的叛逃者)脱党而去，随之而去的还有大部分的自由党的报纸，还有几乎所有传统上支付了该党大部分选举费用的土地贵族。尽管在上议院中，自由党现在只是极少数派，对自由党来说，丧失影响力和金钱可能比流失倒戈议员更为严重。

1886年的分裂削弱了自由党，但让格莱斯顿控制了该党和全国自由党联盟；1891年，联盟在纽卡斯尔召开大会，他接受了其激进方案，从而巩固了自己对联盟的控制权。因此，地方自治将自由主义交到了格莱斯顿手里。1886年之前，爱尔兰阻止了二级议案的通过，因此地方自治不仅正当，而且有必要。但是在1886年之后，鉴于上议院的存在，地方自治的议案不可能通过。因此，地方自治既激发了自由党人为正义而抗争，又使他们遭受长达二三十年的挫折。

自然，爱尔兰的事件影响了苏格兰和威尔士。在这两个地区，废除政教合一也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并且都经历了土地运动。尽管在1882年，政府动用部队镇压了斯凯岛(Isle of Skye)的佃农示威游行，但这两个地区几乎没有爱尔兰部分地区的暴力特征。两个地区的某些自由党人都要求实行“全面地方自治”；19世纪末，威尔士和苏格兰、爱尔兰一样，经历了文化复兴；地方自治运动在文化复兴的鼓动下而兴起，并在19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自由党中获得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是，与爱尔兰不同，自由党能够将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准民族主义运动遏制在一定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同爱尔兰相比，苏格兰占主导地位的工业部门以及在威尔士日益重要的南威尔士煤田，使这两个地区与帝国的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苏格兰南部和南威尔士，自由党的帝国主义胜过了民族主义。

自由党出现了分裂；尽管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进行了各种尝试，但仍无法统一。保守党趁机巩固了阵地。他们不是活跃的反变革派。索尔兹伯里并未试图推翻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自由党取得的成就，尽管当时他曾强烈反对自由党的政策。保守党的立场，以及保守党与自由党的统一主义派建立的联盟，取决于阻止事情做成，而不是去做事。因此，尽管通过了一些立法(特别是在1888年建立了民选的郡议会；在1890年公布了改善工人阶级住房的措施；后来又通过了1902年的《教育法》，此举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中等教育体系)，但1886至1905年间掌权的统一派没有通过什么意义重大的立法——这也不是它的初衷。保守党主要依靠城市选民，希望继续保持50年代和60年代自由党执政时期的国家状况，但又不喜欢地方自治这样的自由主义的新产物。保守党排斥格莱斯顿的自由主义，不是因为它背弃了本世纪中叶自由贸易时代的成就，而是因为格莱斯顿派的自由党人的进步似乎超出了那个时期的目标。因此，反格莱斯顿联盟严重依赖地方自治这个立场，以使联盟保持团结并把自由党人拒之门外。这个联盟冒着选举失利的危险，超越了其反地方自治的立场，到了20世纪初才意识到这样的风险。自由党继续推行地方自治，等于为联盟维持下去助了一臂之力。1892至1895年自由党少数政府短暂执政(这是格莱斯顿的最后一届政府，1894年他退休后由罗斯伯里继任)，在第二个《地方自治议案》上花费了很多心血。该议案在下议院成功通过了，但最终还是被上议院否决。自由党可以在英格兰各郡县、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笼络鱼龙混杂的绝对多数人，但他们无法维持或重复这一成功。1895年，统一主义者令人信服地赢得了大选，并在1900年利用南非战争中取得的一系列暂时胜利举行了“卡其色大选”，确定了他们在议会的多数席位。

不情愿的帝国主义者？

统一派反对地方自治的做法，始终具有帝国主义的意味：帝国的权力绝对不能放弃。1800年通过《英爱联合法案》的情况，恰好显示了爱尔兰的战略重要性，而地方自治再次将爱尔兰置于危险之地。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多年里，帝国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我们现在必须看看这些问题对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总体而言，英国人并不希望加强帝国的直接权威；试图延续帝国权威的施压集团得不到公众的支持，在政治上也没有什么意义。的确，在白人定居的老殖民地，英国人成功地实现了权力移交：1867年通过了《加拿大自治领法》(Dominion of Canada Act)；1900年通过了《澳大利亚联邦法》(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Act)。然而，在19世纪的最后40年中，英国在非洲、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吞并了大片土地。1851年，英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在世界航运中占绝对优势，即使在1870年后英国在制成品中的主导地位削弱的情况下，这种优势仍在延续。哪里有贸易，哪里就有英国的利益——即使英帝国的势力没有正式存在。因此，在正式的领土吞并之前，非正式的帝国影响力已经存在了。有句格言说得好：“贸易紧随国旗而来。”在几乎每种情况下，事实都恰恰相反。正如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小说所说的那样，没有哪一个小海湾——无论它多么偏远——没有英国代表在那里组织石蜡油和当地商品的运输。

在东非和中非，最早来到这里的欧洲人常常是宗教人士，比如像戴维·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这样的福音派医学传教士。他一边传播福音，一边治病救人，并揭露了内陆地区不人道的奴隶贸易。1872年，斯坦利(H. M. Stanley)“营救”了利文斯通；前者对这次“营救”行动进行了巧妙的自我宣传，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冒险故事之一，并极大地增加了人们对“黑大陆”的兴趣。

在某些地区，英国的贸易尝试得到武力的支持。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印度政府对鸦片的垄断，以及英国通过一系列“鸦片战争”强迫中国政府全面开放通商口岸，并签订《天津条约》(1858年)。这是英国所有帝国主义扩张中最不光彩的一笔，因为这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一贯政策，而不是处理地方危机的偶然结果。政府拐弯抹角地介入，有时候是通过特许公司来开辟小的殖民地：特许公司是具有政府担保的、对某个地区的贸易权和管理权的贸易公司。尼日利亚、东非和罗得西亚，最终都被以这种方式纳入英国的统治，因为当一家特许公司破产〔或者实际破产，如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的英国南非公司在1920年之前从未支付过股息，并于1923年被接管〕，英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承担起行政责任。

除了这个庞大且主要是非正式的贸易网络外，印度是核心，是“镶在帝国王冠上的主要宝石”——如今已不再那么有利可图。但是考虑到欧洲以外的安全问题，英国人依然认为印度是个焦点。1857至1858年的印度兵变后，老的东印度公司清盘解散，其所辖领土由英国直接管理。1876年，在女王的明确授意下，威斯敏斯特通过了一项法案，宣布她为“印度女皇”。

为了保护印度以及通往该次大陆的路线，英国进行了一系列兼并。离印度不远的缅甸和马来亚被吞并，这项行动主要是在设于加尔各答的印度政府的敦促下进行的。印度政府实施了自己的帝国主义计划，具有其独特的系统化手段，与伦敦的随性做法完全不同。在这条路线上，英国把埃及和苏丹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在非洲东部和南部的帝国扩张，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保障印度安全的考虑。这种简单的说法，当然不足以概括每一次吞并的极其复杂的过程。最具争议的吞并是埃及和南非，应对此加以注意。

通往印度的路线，使地中海东部的安全成为英国长期以来的关注重点，尤其是针对俄国的安全问题。1854至1856年间，英国和法国在皮埃蒙特-撒丁国的一些协助下，派出了庞大的舰队和军队来支援奥斯曼土耳其。克里米亚战争的起因很复杂，但根源是俄国向辽阔而脆弱的奥斯曼帝国的渗透。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最先进”的欧洲国家与“落后”的俄国交战，其表现令人失望，并且在某些方面显得十分无能——尽管，海上运输大批增援部队确实面临相当大的麻烦。报纸通过电报报道了前方部队的困境，清楚地反映了这些问题，也暴露了一个自由国家参与战争的荒诞之处；报纸的报道也让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赢得了“提灯天使”的美名。这场战争主要是一系列围困，长时间处于僵局，最后在克里米亚和亚洲土耳其的卡尔斯地区进行血腥决战——这种情况跟后来1914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类似。土耳其保住了，因此英国人撑住了奥斯曼帝国，而埃及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

英国希望土耳其能够改革，成为一个现代的、自由的国家。但这个希望落空了。到19世纪70年代，土耳其再次分解，并受到俄国的攻击。1874至1880年间执政的迪斯雷利政府继续执行捍卫土耳其完整性的克里米亚政策：格莱斯顿领导下的反对党自由党认为，这项政策不再可行，并支持将“欧洲境内的土耳其”的大部分领土分割成若干独立的基督教国家。1878年出席柏林会议的“欧洲协同体”就分割土耳其达成了共识，迪斯雷利带着“和平和荣耀”返回伦敦，还将塞浦路斯岛归入帝国的统治；塞浦路斯岛被认为对东地中海具有战略重要性，但实际上却不具备作为海军基地的价值。

随着土耳其解体，埃及变得越来越自力更生。它开始组织开挖苏伊士运河。运河于1870年开放，这对英国与印度的联系至关重要。修建运河的资本流入，破坏了埃及的稳定，使埃及的社会和政治开始瓦解。1875年，迪斯雷利从埃及总督手中买下了运河运营公司的大量股份。因此，当埃及到达破产的地步，并试图发动军事政变时，不仅触及英国在埃及的战略利益，而且直接影响到英国的经济利益。格莱斯顿多次尝试其他解决方案未果，不得已于1882年代表运河债权人入侵并占领了埃及。英军一直到1954年才撤离；埃及从未被正式吞并，其地位相当于理论上独立的印度的藩属国。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一系列战争之后，英国自然而然地正式吞并了叛乱的苏丹：1885年，马赫迪(Mahdi)杀死了特立独行的戈登；1898年，在恩图曼(Omdurman)战役中，陆军元帅基奇纳(Kitchener)最终残酷粉碎了马赫迪领导的苏丹起义。土耳其的衰落，使英国得以控制东地中海和东北非洲。

南非的事件本来与上述地区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由于布尔人的存在而变得复杂。英国于1795年占领了开普(Cape)，以保障通往印度的路线。南非腹地(布尔人在19世纪30年代向这里迁徙)的安全，影响了开普敦。英国提出了各种将布尔人纳入联邦的计划，并在1877年布尔人遭到祖鲁人的削弱时，迪斯雷利政府趁机把同盟关系强加给了布尔人。不称职的将领(这是英国在南非的军事行动的特征)导致800名英军在伊桑德拉瓦纳(Isandhlwana)丧生，这是在殖民战争中少有的、“长矛战胜火枪”的情况。当然，这只是暂时的挫折，祖鲁人在乌伦迪(Ulundi，1879年)战役中被打得惨败。布尔人希望重新获得独立。1881年的一场短暂的战斗中，一小群英军在马朱巴山(Majuba Hill)战败，布尔人大肆宣传这次胜利的意义，随后与英方达成了一份不明确的协议：德兰士瓦(Transvaal)和奥兰治自治邦(Orange Free State)独立，但服从英国的宗主地位。在德兰士瓦，越来越多的钻石开采，以及1886年发现了黄金，使状况发生改变。从财务上讲，南部非洲实际上是英国的珍贵“皇家珠宝”。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等人控制着资本的涌入，破坏了布尔人的农村经济，就像埃及发生的情况一样。跟埃及一样，德兰士瓦破产了，但布尔(Boers)在保罗·克鲁格(Paul Kruger)的领导下仍然保持着严格的政治掌控力。1896年，罗兹的密友詹姆森博士试图煽动外侨(居住在德兰士瓦但不享有政治权利的英国人)起义，但是失败了。新任高级专员阿尔弗雷德·米尔纳(Alfred Milner)主张英国的权力高于布尔人共和国，决心通过战争击溃克鲁格。米尔纳激怒了克鲁格。1899年，克鲁格向开普殖民地发起进攻，发动一场短暂的有限战争。然而，布尔人拥有充足的德国武器；英国人习惯于跟未经训练、没有火枪的土著人进行殖民战争，但是与布尔人的战斗显得笨拙无能，随后吃了一系列灾难性败仗。英军只有在重型武器的协助下，才于1900年攻下布尔人的主要城市。战争似乎结束了，殖民地大臣张伯伦说服了索尔兹伯里举行“卡其大选”，统一主义派轻松赢得大选。但是布尔人拒绝接受失败，并以游击战术骚扰英国人。英国人予以回击，烧毁了布尔人的农场，清除了草原，并有组织地将布尔人家庭赶进“集中营”。集中营的高死亡率，导致英国国内发生激进抗议活动。“什么时候战争不再像战争？”接替罗斯伯里(Rosebery)担任自由党领袖的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Sir Henry Campbell-Bannerman)问道，他自己回答说：“就是当战争以在南非这样野蛮手段进行的时候。”1902年，双方谈判议和：米尔纳试图粉碎南非白人(Afrikanerdom)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但以失败告终。

世纪末的反应：新的国家观念

与布尔人的战争代价巨大，其花费远远超过19世纪英国其他所有帝国主义扩张行动的总和。战争未能粉碎布尔人，但确实粉碎了格莱斯顿的财政体制，将政府支出提到了一个新高度，此后再也降不下来了。这场战争还使许多知识界一直担忧的问题变得鲜明且具有戏剧化。战争显示了帝国的优势和对帝国的忠诚——因为白人殖民地会派遣部队来增援，但也显示了其弱点。帝国似乎过度扩张，协调不足。英国海军不再独霸天下，法国海军已形成威胁，相继崛起的还有德国、意大利、美国和日本的海军。“光荣的孤立”(Splendid isolation)的外交政策开始显得很危险。帝国之间的竞争意味着在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法国最有可能成为英国的敌人，德国则最有可能成为英国的朋友。德国于1898年开始推行海军振兴计划，并试图占得“太阳下的一席之地”，以及在布尔战争期间对克鲁格的支持，都使德国看起来像是一个强大的威胁；厄斯金·柴尔德斯(Erskine Childers)的经典间谍小说《沙岸之谜》(The Riddle of the Sands， 1903年)就准确捕捉到了当时人们的感受。1902年的英日同盟确保了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军安全。为了减少帝国的责任，英国与其他强国签订协议，如1904年与法国签订协议解决了就北非问题的分歧，1907年与俄国签约解决波斯问题。布尔战争导致英国外交政策走上了“新路线”。虽然这些协约涉及的是欧洲以外的地区，但它们的真正意义在于欧洲内部。尽管它们不是盟约，但在欧洲日益紧张的局势下，在一定程度上使英国站在法俄同盟一边，针对德国和奥地利。与法俄同盟的亲近程度到底如何，当时尚不清楚。

布尔战争引发的对世界安全的忧虑，也使公众开始谈论英国的相对经济地位，因为国家的力量最终取决于经济实力。19世纪50年代英国经济的绝对优势大大削弱了。美国、德国、法国和俄国在这一时期都是重要的工业强国；在经济的某些领域中，美、德两国要胜英国一筹。英国现在已成为列强中的一员，不再是没有同行者的开拓者。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英国社会和政府依然照常行事，似乎什么变化都没有发生。自由贸易，最少的政府支出，自主和自我调节的经济——这是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自由主义国家所奉行的准则，保守党跟自由党一样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它们。1851年中央政府的人均支出为2.00英镑；到1891年，只增加到2.50英镑(到1913年，涨到4.00英镑)。在80年代和90年代，这种情况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布尔战争就是一个例证。

19世纪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军进展缓慢，引来了对统治精英的能力的批评。军事上的无能和南非战争中新兵的素质低下，导致有产阶级在社会上大声疾呼，要求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安排进行重新评估。

在考虑对传统自由主义的各种批评之前，应该指出一种普遍的影响力，即“社会达尔文主义”。我们先前看到，实证主义者是自由放任主义的大力支持者。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开始有了不同的形式。“适者生存”的斗争，在市场上的个人之间已经不那么明显，而更体现为国家之间的竞争。这极大地减少了被讨论的单元数量，并提出了一个问题(与民族竞争有关的帝国主义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即无数个体是否比单个“种族”更适合作为研究的对象，以及是否“先进的种族”可以通过政府、社会甚至基因组织来控制自己的命运。这个概念(结合了英国进化科学和德国的有机国家概念)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种族”一词成为整个政界改革派的共同语言，从右派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到新自由主义哲学家霍布森(J. A. Hobson)和霍布豪斯(L. T. Hobhouse)，再到左派剧作家萧伯纳(G. B. Shaw)。随着大众媒体报道了许多成功的小规模殖民军事远征活动，人们很容易做出轻率的假设，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流行形式就是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的种族优越性。这些迎合大众的报道都强调个人的胆量、品格、进取心和“赢得帝国伟业”的重要性，而很少提到交战双方技术装备上的巨大差距：一方是一支训练有素、配备来复枪的欧洲军队，从19世纪90年代起还偶尔使用机枪；交战的另一方是大多使用长矛的当地武装，最多也只有几杆零星的滑膛枪。

对自由主义国家的批评，以经典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形式，来自三个主要的政治阵营：一是心存不满的保守党和统一主义者，他们认为他们的领袖过于死板，墨守皮尔-格莱斯顿的财政政策的准则；二是自由党人，他们认为自由主义必须继续前进以应对新的挑战；三是社会主义者，至少乍一看是在挑战整个国家秩序。三个阵营在要求提高“国家效率”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这是一个口号，旨在表明愿意利用政府权力为“帝国间的竞赛”来组织和立法，以迎接世界挑战。

自由贸易国家一直受到批评。在19世纪下半叶，最具影响力的批评者是艺术评论家和社会评论家约翰·拉斯金。虽然在政治上无法给拉斯金归类，但他强有力的散文作品，如《给那后来的》(Unto this Last，1862年)，抨击了工业社会的美学；但他没有写出非常系统的评论文章。他的美学批评得到了“前拉斐尔派”的追捧。后者是由画家、作家和艺匠组成的团体，他们借助威廉·莫里斯的著作和设计强调了工业化之前英国的价值：这是一个处处是手工业者、农民心满意足、充满浪漫色彩的神话般的王国。在这种影响下，设计和建筑发生了广泛的变革，诺曼·肖(Norman Shaw)和世纪之交的鲁琴斯(Lutyens)所设计的“英式风格”住宅建筑是这场变革的缩影，它们是新郊区最好的建筑。莫里斯还发表了具有持久影响力的社会主义论调，他所描绘的英国是一个田园式的、自给自足的、人人平等的自耕农社会。莫里斯没有对抗工业化，而是绕开了它。

前拉斐尔画派的美学，以及其对中产阶级道德的全面批判，被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唯美主义者赋予了新的动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才思敏捷的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王尔德跟他的爱尔兰同胞帕内尔一样，因向公众暴露了他的性取向而身败名裂。王尔德的出色文章《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列举了唯美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而不是与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

从1884年开始，这些社会主义的倾向得到了总部位于伦敦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补充。费边社的成员包括悉尼·韦伯(Sidney Webb)和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萧伯纳、威尔斯(H. G. Wells)，后来还有年轻的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他们都是坚定的社会进化论者。费边社成员对自由经济秩序的批评，不仅认为这种秩序不公正，还认为其效率低下和浪费：一个由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管理的中央计划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将消除效率低下、经济危机周期，以及其失业和贫困等副产品。费边社主张通过立法而不是通过革命逐步达到这一目的(协会以古罗马将军费边的名字命名，就是效仿他的策略)。费边社的主要贡献也许是协助英国左派发展了一个新的“进步”观——在19世纪80年代，由于围绕地方自治问题争吵不休，英国左派的视野受到了限制。因为费边社一般只向现有的知识分子演说，所以他们不是一个大众的运动。但是，人们对格莱斯顿的自由主义的局限性也越来越不满。来自艾尔郡(Ayrshire)煤田的煤矿工人基尔·哈迪(Keir Hardie)表示，日益工会化的工人阶级，必须在下议院拥有自己的代表(那时下议院议员仍未领薪水)。哈迪于1892年当选代表西汉姆的议员，在1888年帮助组建了苏格兰议会工党，并于1893年在布拉德福德成立了独立工党。独立工党视自己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但它很难建立一个得到民众支持的组织。它与自由党一样，发表反帝国主义的言论，支持“全面自治”，但也呼吁国有化。海因德曼(H. M. Hyndman)的社会民主联盟，因其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更具活力，但也没有在民众中站稳脚跟。

旧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工党主义和关税改革，所有这些运动的影响都是有限的。自由党仍然是“左派”的主要政党(“左派”这个词首次被经常使用，是在19世纪80年代的英国政治讨论中)。尽管如此，自由党提出的想法，以及其组织成功构成的威胁，都集中在自由主义思想上。自由党在19世纪最后20年的思想辩论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它是始终主张土地改革的政党，人们对土地改革的热情被诸如美国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 1880年)之类的作品重新点燃。乔治提出的问题是：“在不断增长的财富中，什么造成了贫困？”简而言之，这是因为土地所有人收取的租金，以及劳动者无法自由使用农村和城市土地。解决方案是征收彻底而有效的土地税，即“单一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甚至大战以后，土地运动始终是激进主义的一大主题。

“我们曾将妇女和儿童从矿山、工厂里解救出来，为什么我们现在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比原先的情况更糟的堕落发生在他们身上？”自由派基督教历史学家、激进派人士阿诺德·汤因比问道；他与格林(T. H. Green)的激进思想，对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牛津大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汤因比的追随者们〔例如1884年在东伦敦创建“汤因比服务所”的巴内特教士(Canon Barnett)〕首先鼓励知识分子要有个人的(往往是宗教的)奉献精神，去现场观察劳工阶级的问题；其次及后来，要接受一个认识，即自愿的努力本身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先进的激进分子”开始期望政府更多地参与经济活动，也希望有更多的“积极自由主义”，以确保每个人都有充分发挥个人能力的途径。这势必要花钱，自由党人认为这笔钱应该通过增加直接税——特别是遗产税和累进所得税——来筹集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实现一定程度的再分配。1892至1895年少数派自由党政府朝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通过首次征收有效的遗产税来支付增加的社会改革和海军开支。这种运动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尝试通过使自由市场体系“公平”地运作来为这个体系辩护；它试图使资本主义合理化，而不是替代资本主义。该运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者是霍布森，同时他也坚决抨击“不道德的”帝国主义。该运动希望将自由党转变为“新自由主义”，从而使得自由党继续作为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政党，能够吸收和整合城市劳工阶级。这样可以避免德国的情况——即工人阶级组建了基于本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拒绝承认德国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自由党的政治权宜考虑更强化了这种观点。在著名的塔夫河谷罢工案中(1900—1901)，司法部做出了一系列不利于工会的判决，质疑他们有组织纠察队的合法性，以及他们免去损失赔偿的自由；这之后，一些工会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迅速壮大起来，并与独立工党联手，于1900年成立了劳工代表委员会。在布尔战争中分裂成三派的自由党处于最疲弱的时期，对一直站在自由党一边的工会主义者不能提供太多的补偿。劳工代表委员会秘书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在1903年2月与自由党协商了一项选举协议；根据该协议，自由党和工党的选区分支不会分散他们的选票，以免统一党人被选入议会。双方进一步达成一些地方协议——通过这些协议，许多工党候选人将有很大的机会当选。

左翼两党之间的这种调和，表明了他们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共识领域：工党(劳工代表委员会于1906年更名为工党)是“进步政党”的一部分，至少在目前是这样；它们同样具有进步政党的改革愿望，以及对自由贸易的拥护。

统一党人(是托利党和自由党统一主义派的联盟，1895年就应该这么称呼了，因为那一年自由党统一主义派的领袖约瑟夫·张伯伦和哈廷顿勋爵进入了索尔兹伯里的内阁)希望保留当时的英国宪政体制。但是，大多数人赞成保留当时的财政政策，并提倡自由贸易。索尔兹伯里勋爵尽管在两院中都占有多数席位，但并未给予保护主义有效的支持。但是，他党内的帝国主义派越来越多地认为，某种形式的帝国保护必不可少。这样做的原因有三点。首先，这派人认为，美国和德国经济的日益强大是由于对新兴产业的保护，而且在技术先进的新时代(包括化学、电气、汽车产业)，如果不实施国家保护、采取一定程度的规划，以及加强工业与教育之间的合作，英国将输掉这场竞争——而只有政府才能主导完成所有这些事情。其次，他们认为帝国关税同盟(类似于19世纪初期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可以整合整个帝国的经济，英国生产制成品，而殖民地提供原材料。第三，为了使帝国适应将来会愈加激烈的大国竞争，就必须进行社会改革；而改革的资金来源，除了直接税之外，唯一的另一条来源就是包括食品税在内的关税。该计划体现在1903年约瑟夫·张伯伦发起的关税改革运动中，当时他仍为殖民地大臣；此举让前一年接替叔叔索尔兹伯里勋爵担任首相的亚瑟·巴尔弗(Arthur Balfour)十分难堪。关税改革计划资金充裕，组织精巧，内容丰富，它使统一党出现了分裂(尽管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是实际上离开该党的少数议员之一)。在一系列的补选中，然后在1906年的大选中，选民们对关税改革计划不感兴趣，当时自由党和29名工党议员以绝大多数票重回议会。英格兰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抛弃了地方自治，但没有抛弃自由贸易。皮尔-格莱斯顿的开放市场和食品低价的传统，仍然有很大影响力：“大面包和小面包”是自由党的响亮口号。

但是，尽管1906年的自由党取得大选的胜利是因为几个消极因素——对关税改革的敌意，非国教教徒(宗教复兴使他们的地位提高了)对巴尔福1902年《教育法》的厌恶，以及对统一党处理帝国事务不力的普遍批评——气氛已经发生了改变。“旧自由主义”(和“旧托利主义”)仍然有不小的影响力，但是左派、右派以及自由党本身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国家的批评入木三分。

20世纪初(关于20世纪是应该从1900年的元月1日还是1901年的元月1日开始算起，依然存在争议)，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普遍用上了各种电器，包括电灯、电话、打字机、留声机、汽车等；很快又发明了无线电和飞机。这些电器在19世纪90年代就问世了，但是由于技术上不够成熟，市场推广比较缓慢。1907年，世界上第一座为电影院设计的建筑，在兰开夏郡的科恩(Colne)开业。忽然间，维多利亚时代以及这个时代人们关注的事物仿佛已成遥远的过去。短短几年间，三位最著名的公众人物相继离世(1898年格莱斯顿，1901年维多利亚本人，1903年索尔兹伯里)，更凸显了时代的变化。

爱德华时代：解除国家危机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对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和社会状况进行了一系列社会调查，帮助人们对19世纪的国家进行重新评估。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的《伦敦百姓的生活和工作》(共有33卷，1889至1903年间发表于4份期刊)和西博姆·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的《贫困：城镇生活研究》(1901年)都是这类调查。布斯和朗特里首次试图将“贫困”界定为一种社会现象(不同于《济贫法》对“贫困”的那种法律定义)。朗特里发现，约克郡人口的27%以上生活在他所说的“一级或二级贫困”中。自19世纪80年代以后，受雇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可能已有所提高；但事实表明，很大一部分人口仍生活在“贫困”(一个相对性的术语)中，处于经济灾难的边缘。这与前面提到的宫廷和贵族阶层的奢侈华丽的“富豪”生活形成鲜明对比。

贫困人口差不多占总人口的30%，这令人震惊——也确实令当时的人感到震惊。但这也意味着70%的人生活相对富裕，这在19世纪中叶的“工资铁律”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在19世纪60年代，当时担任财政大臣的格莱斯顿承认，经济发展必然产生“大批贫民”。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依稀能感觉到周围有生活困苦的人，但是无能为力。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1869年)描述了伦敦东区的情景，那里生活着“数量庞大、苦不堪言、难以管理的穷困群体”。因此，人们处理贫困的做法也是局限于某个区域的个人行为：以个人慈善的形式救济他们实际认识的人；或所谓的“值得帮助的穷人”的特殊群体，例如没落贵族。如今，在世纪之交，系统的调查不仅让人们惊讶地发现“超级种族”竟如此穷困；而且通过提供的数字，说明问题是可以处理的，还建议了补救手段：只有了解了问题的大小，才知道解决办法。主张自由贸易的知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说：“1834年的问题是好吃懒做、甘愿受穷的问题，而1893年的问题却是贫困的问题。”他暗指贫困已经变成一个既可以界定也可以解决的问题。

1905—1914年的自由党政府，尤其是在阿斯奎斯(Asquith)于1908年因坎贝尔-班纳曼(Campbell Bannerman)去世而成为首相之后，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来开始解决这些问题。免费的学校餐(1907年)、养老金〔阿斯奎斯在1908年就任首相之前制订的一项计划，由继他之后担任财政大臣的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确保计划在下议院通过〕、先于凯恩斯赤字财政的《发展法案》(Development Act， 1909年)、温斯顿·丘吉尔的职业介绍所(1909年)、劳合·乔治的《国家保险法案》(National Insurance Bill， 1911年，由国家、雇主和雇员共同出资，为某些工人在疾病和失业期间提供了强制性保险)等，这些举措以及许多规模较小的措施，构成了现代福利国家第一批立法里程碑。维多利亚时代的信条是：个人的诚实和勤奋将确保适度的富裕，而以上的举措打破了这一信条。改革是基于以下认知：资本主义既浪费又低效，并且对个人具有惩罚性，而不论个人的品德如何；同时，改革也承认光有“自愿捐助制度”是不够的。但是这些仍然是主张自由贸易者推行的改革，他们认为：对制度做适度的调整可以逐步消除资本主义的不公正现象，使之变得“公平”。

这些改革需要花费巨资，但是改革是广泛的共识。引起人们争议的是筹集支付改革费用的方式；为了打造“无畏”舰队以应对德国海军的扩张，也需要筹集大笔资金——这使得争议更加激烈。关税改革者提倡征收保护性间接税来筹资，而自由党则主张通过立法扩大直接税。劳合·乔治1909年的预算案对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实行了“超级税”，并试图对土地征收有效税——这使长期困扰人们的问题浮出水面。巴尔福和统一党利用上议院否决了该预算。

这已经是越来越频繁地使用上议院来挫败自由党立法的最终结果：1893年的《自治法》和1906至1908年间的一系列议案，不是被修改得支离破碎就是被完全否决。否决该预算案，重创了英国代议制的根本信条——因为在传统上这是下议院的特权。统一党辩称，若采用传统的方式来否决财政立法案的话，自由党会利用这一惯例来“添加”实际的社会立法，但是所有税收最终都会而且一直都会造成社会后果。1910年的两次大选，让自由党不得不依靠工党和爱尔兰人的支持，但事实上仍然是上议院处于劣势，多数人都反对它：统一党领袖最终做出了让步——尽管并不是所有的追随者都心甘情愿；1919年的《议会法》把上议院的否决权限制为两年之内。

这场伟大的体制之争始于关于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问题：额外的税收负担将落在谁头上？是通过超级税落在富人身上？还是通过食品税落在穷人身上？随着争论的进行，又提出了另一个有关宪政结构的问题。在其爱尔兰支持者的要求下，自由党现在提出了第三个《爱尔兰自治议案》，该议案连同之前的撤销圣公会在威尔士的国教地位的议案，根据1914年《议会法》的条文，成为正式法律，——尽管在战争期间没有付诸实施。

统一党不情愿地接受了预算案，但不愿接受《自治法案》。在新领导人安德鲁·伯纳尔·劳(Andrew Bonar Law，他于1911年接替了巴尔福成为统一党领袖)的暗暗鼓励下，他们接受了伦道夫·丘吉尔勋爵(Lord Randolph Churchill，温斯顿·丘吉尔的父亲)在1886年提出的口号：“阿尔斯特将战斗，阿尔斯特将是正义的一方。”许多枪支(其中大部分多是德国制造)被运到北爱尔兰。人们开始怀疑军队对国家的忠诚度。英国选民的投票使统一党作为整体三度失去执政的机会。尽管在阿尔斯特问题上自由党做出了实质性让步(本可以更早这样做)，但统一党还是在1914年将爱尔兰拖入了内战的边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后人无法知道统一党是否会阻止本来可能发生的内战。

因此，对政治和政治家来说，爱德华时代的英国是一个动荡的时期。自由主义的复兴，以及自由党愿意就久拖未决或受挫的许多问题进行讨论——这对统一党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无论是执政还是在野，统一党继续将自己视为国家理所当然的统治者。

如果说旧统治阶层的衰落造成了社会的极大动荡，新崛起的力量则十分活跃。妇女选举权运动可以追溯到1867年的《改革法案》，当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试图修改法案、赋予妇女投票权。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因为一些妇女赢得了地方选举和英格兰教会会议的投票权，并可以作为地方议会、学校董事会和济贫法委员会的候选人。但是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赋予中产阶级妇女的次要公共角色(牧师、医生或议员的助手；担任慈善组织的秘书——其主席几乎总是男性；可以参加大学考试但不能获得学位)已经远远不够了。妇女被排除在帝国议会选举投票之外，这说明她们的权利被剥夺。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也是推进新公民概念的运动。福西特夫人(Mrs Fawcett)的“全国妇女选举协会联合会”，于1897年联合众多知名组织，发起了一场基础广泛、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运动，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潘克赫斯特(Pankhurst)领导的“妇女社会政治联盟”(1903年)后来者居上，势头盖过了前者。妇女社会政治联盟日益提倡针对财产和政治家个人施加暴力，其成员也因被监禁和绝食活动受尽折磨，甚至导致死亡。该联盟是推进还是阻碍了妇女事业，很难下定论：一方面，它把妇女运动搞得风起云涌；另一方面，它因倡导暴力，吓跑了包括议员在内的众多潜在的支持者——特别是阿斯奎斯首相，使得通过立法程序实现自身诉求的成功率更低。尽管在自由党和工党内部以及少数统一党中，有支持他们的声音，但在1914年之前，没有通过任何有关妇女选举权的立法。

爱德华时代也见证了工会运动的蓬勃扩展，工会会员从1901年的200万增加到1913年的410万。在1908年之后的几年中，物价上涨而工资停滞助推了这一新兴运动，运动渐显威力。在1910至1912年间，爆发了一系列大罢工，其中1911年发生的首次铁路大罢工规模最大。而作为首相的劳合·乔治平息了这场运动，这也没有先例。由于只有通过成为工会会员才能获得工党成员资格，并且由于大多数工会都隶属于工党(煤矿工会是一直支持工党的最大工会，1909年矿工加入工党，对工党来说是莫大的胜利)，工党实力大大增强。随着围绕意识形态的讨论日益激烈，工党建立了一个广泛的选区支部网络；其中很多讨论必然是乌托邦式的(许多是受威廉·莫里斯的启发)，因为执行手段还很有限。工党在下议院确立了稳固的基础，但规模有限，并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自由党签订的协定——协定为工党在1906年大选中获得了约30个席位。工党在选举中取得的席位很有限不足为奇，因为在它有望获得支持的那些工业选区中，大约60%的成年男子没有获得选举权。在下议院，工党在很大程度上已将自己视为代表工会利益的施压集团，成功修改了最初由自由党提出的议案，以阻止1906年的《劳资纠纷法》(Trade Dispute Act)对工会进行依法兼并；《劳资纠纷法》是因塔夫河谷案(Taff Vale)而出台的。工党还介入了社会问题和外交政策。工党在威斯敏斯特的势力发展缓慢，使得一些工会主义者(尤其是威尔士的一些矿工)转向工团主义——即，工会为了加强对劳工的控制力，绕开议员、议会和代议制政府，而采取“直接行动”。

工党的存在和成功，与工团主义的扩张和遇到的困难密切相关，这反映出工党与自由党在社会基础和指导方针方面的差异。劳工运动的团结，不仅是因为工人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属于一个单独的阶级，而且他们之间存在文化上和社会性上的亲和力，在工作和休闲中拥有共同的体验。劳动者并没有感到自己与有产阶级有隔阂，但他们确实感到自己与众不同。这一感觉因自由党没有接纳工人作为候选人而得到强化：尽管工党和自由党在政策问题上达成了广泛的一致，但自由党的中产阶级成员——那些在选区里起主导作用的人——将不会让那些人——他们认为应该从仆人出入的门走进他们的居所——当候选人。

“你美好的夏季结束了”

因此，爱德华时代革新后的自由主义面临许多困难。20世纪英国有两届推崇改革的伟大政府，自由党与其中的第一届政府一道积极地、富有想象力地解决了许多立法上的困难。它成功地遏制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财政政策、福利政策、社会主义和军国主义等方面的危机；到1914年，军国主义已使许多大陆国家陷入政治僵局(尽管爱尔兰仍然可能是例外)。导致英国自由党政府终结的，不是国内分裂，而是外交事务。巴尔福的外交大臣兰斯多恩勋爵(Lord Lansdowne)，以及1905至1914年间自由党政府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实行“协约”政策——我们前面提到到过这项外交政策所产生的喜忧参半的后果。在欧洲势力对比中，英国在情感上暗暗站在法俄联盟一边——虽然没有挑明。1905年英法之间秘密的军事对话，增加了这一承诺。尽管英国是最强大的帝国，但对大陆事务几乎不能施加直接影响。霍尔丹(R. B. Haldane)的军队改革，产生了一支专门派往欧洲的远征军；这支军队尽管高效，但与大陆列强的庞大应征部队相比还是势单力薄。确实，德国人根本没把它放在眼里，结果付出了代价。随着“欧洲大国统一行动”的概念被公然的民族主义主张所取代，英国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虽然格雷本人具有强烈的反德情绪，但仍继续避免与德国的对手正式结盟。但到1910年，局势已经很明朗，假如英国有敌人，那一定是德国。在北非，巴尔干和土耳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以及在海军建设计划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尽管英国尝试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军备限制协议，特别是在1911至1912年间)，英、德敌对关系公开化了。英、德敌对，不仅体现在外交和军事方面，甚至在文化方面也是如此。19世纪90年代，英国人对德国人曾经表示敬意和关切——现在这种情绪变成了惊慌和恐惧。

1914年6月和7月在巴尔干和中欧发生的事件，迅速引发了战争。德国预计自己将要称霸的时刻到了，而英国几乎发挥不了太大的影响力。英国从战争中可能获得的收益，会比任何其他欧洲大国都要少——或许俄国除外。如果德国人不入侵比利时，英国的自由党内阁是否会参战，值得怀疑。但是德国人既忽略了英国传统上对低地国家的战略重要性的关注，也忽略了保证比利时独立的重要含义；在普法战争期间，英、德两国曾于1870签订协议、保证比利时长期独立。德国进攻比利时使事情有了决断，阿斯奎斯带领他的内阁宣布参战。只有两名内阁成员辞职——约翰·莫利(John Morley)和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阿斯奎斯决心参战时的心情十分沉重：士兵们兴高采烈，兴致勃勃地奔赴战场，以为“圣诞节前就能结束战争”——英国的政治领导人可没有这样的心情。

对于欧洲大陆的这场战争，英国人在心理上远没有做好准备；从整体上说，物资准备也不够。当时，陆地战争一直被视为由职业士兵和一些志愿兵参加的、不太重要的事情，即使是在克里米亚战争和南非战争中，仍然持这种观点。军事行动的重要性，在贵族和绅士中有影响力，在公学中的影响也日益加深，但在其他地方就不太被重视。一些右翼团体试图将社会军事化——从19世纪50年代的民兵组织，到来复枪志愿者，再到20世纪初罗伯茨勋爵的兵役联盟。但各团体的努力显然失败了。“特拉法加日”是一年一度的军事庆祝活动，反映了公众主要还是指望强大的海军，认为英国应该采取防御性姿态，即所谓的“蓝海政策”。除了在某些农村地区，对普通百姓来说，“去当兵”“去领国王的军饷”只是在失业或遭遇个人灾难的情况下不得已的下策。在庆祝仪式中，英国公众喜欢军乐队和鲜亮的军服——因为这些是娱乐活动，而战争的表现与之恰恰相反。讲究盛大场面、注重国内事务，是英国的风格。在爱德华时代，政府签订的出售枪支、舰船的合同，价值可观；并且军售是英格兰东北部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总的来说，军事事务很少让政府和上流社会烦心。军事事务，渗透到了几乎每一个欧洲大陆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秩序中——而英国还没有受这样的影响。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向世界呈上了令人瞩目的自由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公共实验，其成功的前提是自由贸易和世界和平。1914年8月4日，星期二，该实验戛然而止。

田间的庄家已经收割，灰色的干草垛立在太阳下；那里传来低声细语，有人在吟唱：“收完了，过来吧，蜜蜂已经弃三叶草而去；你美好的夏季结束了。”

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长长的小径》(The Long Trail)

第十章 20世纪

(1914—1991) 　　　　

肯尼思·O. 摩根(Kenneth O. Morgan)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7月17日，在伦敦市长于官邸举行的年度宴会上，英国财政大臣大卫·劳合·乔治对英国社会的不良状况发出严厉警告。在国内，矿工、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的“三重联盟”威胁要进行大规模联合罢工，以支持铁路工人的要求，他们要求承认工会的地位和一周48小时工作制。除了全国范围内的工业可能瘫痪之外，爱尔兰海对岸处于近乎爆发内战的状态：在信奉新教的阿尔斯特和信奉天主教的南部，有20多万人已武装起来，悠久的爱尔兰民族主义有可能演变成一场严峻、血腥的冲突。在国外，在印度和埃及都存在民族主义问题。在不远的东南欧，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于6月28日在波黑的萨拉热窝遇刺，巴尔干半岛的各民族再次卷入动乱。

因此，在世界大战前夕，英国所呈现的经典形象是一个处于解体边缘的文明自由民主国家，被制裁措施和制度已无法应对的紧张局势所困扰。然而，正如过去一样，一旦最高的战争危机爆发，这些冲突因素就会以惊人的速度消退。团结一致的情绪笼罩着整个国家。英国在8月4日宣战之后的头几个星期里，不可避免地引起恐慌。只有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采取大力措施才能稳住国家的货币和信贷。本着“一切照常”的职业道德，制造业和商业部门努力调整去适应战争带来的挑战。实际战斗的初期阶段几乎是灾难性的，因为英国远征军仓促拼凑起来并被派遣到佛兰德斯和法国，在伊普尔(Ypres)遭遇严重逆转，部队方寸大乱并遭受重创，不得不从蒙斯(Mons)撤退。英军兵力减少到只剩三个兵团，其战斗力几乎从一开始就被严重削弱。只有法国军队在马恩河(Marne)顽强抵抗，阻止了德军向巴黎的快速推进以及德国及其奥地利盟友的早期胜利。

然而，在最初的灾难之后，国家及其领导人安下心来准备打持久战。在敌对行动期间，爱尔兰自治等重要的国内问题被搁置。不同政党之间宣布无限期休战。1914年夏天的工业骚乱逐渐消失，英国工会联盟(TUC)表现得比雇主还爱国。一种奇怪的平静笼罩着全国，因为关于战争的正义性已经形成了广泛的(但远非普遍的)共识。让一个自由社会接受战争的一个要素，是某种广泛的、人道的理由来解释战争的真正含义。劳合·乔治提供了这个理由，他曾经是1899年南非布尔战争的一个坚决反对者，多年来一直是阿斯奎斯自由党政府中最直言不讳的左翼成员。劳合·乔治在最初几周仍然保持沉默。但是，1914年9月19日在伦敦女王大厅，他向聚集的威尔士同胞发表了强有力的演讲，毫无保留地决心战斗到底。他占据或声称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他宣称，这是一场代表自由主义原则的战争，一场保护“弹丸小国”的圣战，这些小国包括被德国公然入侵的比利时，或现在受到奥匈帝国威胁的塞尔维亚和黑山。战争不仅得到了所有基督教教会的领导人的支持，而且得到了从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到格拉德斯通(Gladstone)的所有自由派重要人物的支持。毫不奇怪，当战争是一项神圣的事业时，它很快得到了响应，尤其是英国境内的苏格兰和威尔士。

在接下来可怕的四年里，关于战争的正义性这一广泛共识并没有从根本上受到侵蚀。当然，这种共识也经历了许多变化，特别是在1916年5月以后——因为这个时候制定了不受欢迎的、为武装部队征兵的政策。最终，到1917年，纯粹的厌战情绪正在造成影响，与其他因素很不一样——比如有组织的劳工越来越好战，以及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带来的救世主般的吸引力。当然，这种共识也是通过一些手段来维持的，如对新闻机构的微妙或粗暴操纵、媒体审查，以及政府宣传“匈奴人”所犯下的暴行。对激进或反战评论家的迫害也很多。尽管存在政府压力，基督教和平主义者的“反征兵协会”(No-Conscription Fellowship)和民主控制联盟(它主张通过谈判寻求和平)等机构，还是在1917年对公众舆论产生了一些影响。兰斯多恩勋爵对和平的呼吁(1917年11月29日)引起了轰动。尽管如此，战争年代的现有证据表明，广大人民群体仍然相信战争是公正和必要的；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必须继续战斗直到德国敌人完全投降。响应武装部队征兵的人员中，志愿者的比重很大而且热情高涨：事实证明，在1914至1916年间法国的扩军过程中，自愿参军的人数比此后的强制征兵更为理想。从1914年秋季西部战线的最初僵局，拖延到1918年8月至9月最终盟军取得突破，长期陆地和海上的冲突，其实是一种不得不接受的忍耐。

这些可怕的岁月所造成的心理和道德影响，深深地烙在了英国人的记忆和世界观里。这种影响，在整整一代人的文学情感上抹上了浓重的色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二十年里，这些影响左右着英国在应对外国战争威胁时所采取的政策。西部前线的战争采取了一种非常规的形式，即双方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进行了长时间的拉锯战，挖了狭长的战壕，无法利用移动攻击火力的新武器——这种战术，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曾被广泛应用。近四年来，在法国战场几乎没有什么起色。英军偶尔会为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而发动几次进攻——这些尝试总是以巨大的伤亡收场。对于一个百年无战事的国家来说，伤亡的规模让人几乎无法理解。1915年9月，英国人在洛斯(Loos)的进攻被击败。损失更大的是，1916年6月，英军在索姆(Somme)河上的进攻，结果是一场灾难性的失败，第一天就有6万人阵亡。仅在这里，英军的伤亡就达42万。这些经历中最可怕的是1917年8月至9月的帕斯尚尔(Passchendaele)战役，当时有超过30万英军死亡或受伤，其中许多人在暴雨中淹死在佛兰德斯的沼泽地里。当不能移动作战时，骑兵和像“坦克”这样的机械发明都不起作用。新型战斗机的效果也不怎么样。与其他场合一样，指挥官与普通步兵之间的阶级划分阻碍了他们之间的交流——这在整个过程中是致命的。实际上，英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不再是一支强大的进攻力量。1918年3月和4月，英国军队拼命争取在亚眠地区(the Amiens)阻止德军新的推进。直到8月英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爵士最终取得戏剧性突破，战争才显示出即将结束的迹象。与此同时，劳合·乔治和温斯顿·丘吉尔等人倡导通过更为外围的“东方”策略来规避西部战线的僵局——这种尝试也连续失败了。1915年夏天向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的远征，是一场大规模的战斗，但是军事管理不善，导致了更大的损失；一年之后，对萨洛尼卡(Salonika)的远征也是如此。特别是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极大地损害了丘吉尔作为理性政治家的声誉，过了数年时间，他才挽回了损失。即使在英国传统的霸权地区公海上，1916年6月在日德兰的一场重大海战，英国充其量只是和德国公海舰队打了个平手。英国皇家舰队损失了三艘战列舰、三艘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

后来的反战宣传描绘了一批愤怒的民众，他们对陆军和海军指挥官们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因为是他们的糟糕指挥导致几乎在每个战区英军都遭受了惨败。“战争诗人”，如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艾萨克·罗森伯格(两人阵亡)和齐格弗里德·沙宣、罗伯特·格雷夫斯(两人幸存)，特别被帕斯尚尔战役的杀戮所震撼，他们都鼓励人们放弃战争这个想法，因为战争的杀戮可能导致整整一代年轻人丧命!战争的最新统计数据(英国75万人阵亡，另有250万人受伤，许多人永久残疾)强化了大规模的反军国主义情绪。然而，当时的大多数人并不反战，即使他们应该如此。战争初期的英西线总司令约翰·弗伦奇(John French)爵士在1915年底被取消了指挥权，而他的继任者道格拉斯·黑格爵士，一个冷峻寡言的低地苏格兰人，因勇敢和正直，稳步树立起了在公众心中的声望；埃德温·鲁琴斯爵士(Edwin Lutyens)设计了高耸的战争纪念碑，以纪念在蒂耶普瓦勒(Thiepval)阵亡的英国士兵。其他海军和陆军领导人，如海军上将比蒂(Beatty)和艾伦比(Allenby)将军(他们在1917年至1918年间指挥了一场漂亮的战役，他们率军从埃及出发，通过巴勒斯坦进军叙利亚，消灭了德国人的重要盟友土耳其人)成了受欢迎的英雄。严酷又不可避免的阵地战，是结束战争的关键。布鲁斯·班斯法瑟(Bruce Bairnsfather)著名的“老比尔”漫画，敦促他的战友：如果知道“有一个更好的洞”，就请钻吧——象征着士兵们用一种幽默情绪来面对阵地战的恐惧。在经历了绝望的军事危机和得到美国巨大的军事、财政援助之后，英国和法国的陆军攻破了德军的防线，到达德国边境——1918年11月11日，签订停战协议。而民众对战争的热情达到顶峰。自从安妮女王在位时的统帅马尔伯勒(Marlborough)时代以来，英伦岛上酝酿出了一种新的军事狂热。

战争广受追捧(以及随后的不受欢迎)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所有人口以及整个社会和经济都被卷入了其中。经过一段悠闲的初始阶段，战争在1915至1916年带来了巨大的工业和社会转型；它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建立了国家权力和集体主义控制的“利维坦”。工业、农业的生产和分配，都被用来满足强大的战争机器的需要。这个模式是由新成立的军需部制定的，劳合·乔治于1915年5月接管了军需部。负责处理武器和弹药供应中的瓶颈，该部成为一个巨大的中央机器引擎，通过“干劲饱满”的人们，使整个工业活跃起来。新模式在社会福利、住房政策和妇女地位等不同领域也产生了巨大影响。煤矿、铁路、商人和其他航运都受到国家控制。战前一再鼓吹的自由放任原则——包括自由贸易本身的神圣原则，都被绕过或忽视。同样，传统的劳资关系体系也进入了全新的模式。1915年3月，政府和工会(矿工除外)之间进行谈判并签订《财政协议》(The Treasury Agreement)，协议禁止罢工，但也保证工会领导人具有集体谈判的权利，并间接地为他们提供接触政府的新渠道。

在战争年代，《财政协定》当然没有实现普遍工业和平的目标。煤炭行业存在重大争议，特别是1915年7月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成功举行了正式罢工。军需部通过将非技术工人(特别是女性)引入工程工厂，试图“稀释”劳动力，并试图控制军备工业的劳动力流动——这些举措带来了很多麻烦，特别是在克莱德赛德(Clydeside)。1916至1917年苏格兰和谢菲尔德商店服务员的非正式罢工提醒我们，战争年代的“共识”是肤浅的，远非真正的一致。然而，战争确实确立了工会的持续法人地位，对新成立的英国工业联合会的雇主们也一样。一种新的、有机的、有计划的劳资关系体系即将出现。重要的是，埃里克·格德斯爵士、约瑟夫·麦克雷爵士、德文波特勋爵和罗丹达勋爵等有势力的商人，在中央政府的重要部门任职。这象征着工业巨头和政治精英的关系正在发生转变。爱德华七世的“自由英格兰”正在变成一个“公司化”的国家，几乎是后人所称的“大不列颠有限公司”。

在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活动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体影响确实是深刻的。像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这样的左翼反战人士讽刺地指出，战争的必要性在社会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半个世纪以来工会和进步人道主义运动的成就。政府活动正在呈现新的景象。在和平年代，治理英国的是技术专家、专业人士和公务员精英，现在又增加了新的阶层，行政和管理类人员大规模增加。像威廉·贝弗里奇或西博姆·朗特里这样的社会改革者，甚至是社会主义者比阿特丽斯·韦伯，在中央政府中成为有影响力甚至受人尊敬的人物——特别是在劳埃德·乔治于1916年12月接替阿斯奎斯担任首相之后。工资上涨了，工作条件也改善了。1917年的《玉米生产法》重振了英国的农业，为佃农和他们的雇工提供了新生。政府还重视技术教育和其他教育，特别是在1918年通过了《费舍法案》(H. A. L. Fisher’s Act)。该法案规定，要普及免费小学教育，并为从小学到中学再到高等教育创造机会。政府的各项调查(其中一项是由索尔兹伯里勋爵这样的保守派所领导的)为国家住房计划开辟了新的前景，这个领域在1914年之前几乎完全被新自由主义所忽视。地方政府提供带补贴的住房制度，制定了一项原则，即为工人阶级提供几十万套的廉租房，并清除城市中心和老工业区的贫民窟；政府也开始关注公共卫生。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一方面，国家正在打一场大规模摧毁人类生命的战争；另一方面，国内正通过改善医疗、改善儿童和老年人以及哺乳母亲的生活条件，以及成立医学研究委员会这样的措施来保护生命。到1918年底，政府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卫生部，以协调卫生和国家保险，并接管地方政府委员会的职责。

英国社会从战时经验中获得了一个重要收获：对英国人(实际上是大多数人口)来说，这是一个解放的时代。英国妇女是战争年代的最大受益者。成千上万的女性在前线服务，经常在战地医院就职。英国护士艾迪丝·卡维尔(Edith Cavell)因在比利时协助英国和法国战俘逃跑而被德国人处死，有力地提升了人们对女性的普遍尊重。在国内，像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夫人和她的大女儿克里斯塔贝尔(Christabel)——虽然不是她的社会主义小女儿西尔维娅(Sylvia)——这样的妇女参政运动领导人协助政府招募新兵。在广泛的其他领域，妇女在文职和行政部门、军需和其他工程工厂，以及之前仅为男性保留的许多其他陌生的任务中，发现了巨大的新机会。全面战争正在逐渐消除几十年来限制英国妇女的性别障碍。现在几乎不可能争辩说妇女无法充分行使公民权；因此，在1918年的《人民代表法令》中，30岁及以上的妇女获得了投票权。这些进步几乎是突然发生的。那个漫长的、痛苦的、充满迫害和偏见的妇女史宣告结束。恢复和平后，全面的“重建”(不确切的)工作得以展开。在英国和其他地方一样，政府通过强调战争的积极和进步的后果，希望(或许是无意地)扩大和巩固当时的共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英国的政治也带了巨变。在战争爆发时，下议院仍主要由自由党和保守党(或统一派)之间的吉尔伯特式竞争所主导。然而，对于自由党而言，战争带来了灾难。部分是由于战争对个人和公民自由的严重侵犯。部分是由于许多自由党人对当时所倡导的战争的优点刻意隐瞒。1915年5月，阿斯奎斯的自由党政府转变为三党联盟，标志着自由主义没落的新阶段。此后，阿斯奎斯的领导显得无精打采、笨手笨脚，同时自由党内部对征兵制这一根本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劳合·乔治和丘吉尔都认为，征兵标志着全心全意决心“战斗到底”。像约翰·西蒙(John Simon)和雷金纳·麦克纳(Reginald McKenna)这样的传统自由党人则优柔寡断。阿斯奎斯自己不高兴地摇了摇头。最后，所有18至45岁的成年男性都必须服从征兵制，但对阿斯奎斯和自由党伦理的批评，在继续加剧。

1916年12月，最后的危机来了。几个月来一直有人抱怨政府的失败——不仅是在战场上，而且未能解决爱尔兰问题和国内劳资纠纷。在1916年12月1日至19日之间，出现了拜占庭式复杂的政治“宫斗剧”，历史学家们像许多中世纪的学者一样争论不休。劳合·乔治与两位主要的统一主义者博纳·劳(Bonar Law)和爱尔兰人爱德华·卡森(Edward Carson)爵士一起，向阿斯奎斯提出成立一个新的最高战争委员会来管理战争。经过几天的犹豫，阿斯奎斯还是拒绝了这个建议。劳合·乔治随后辞职，并在12月4日至9日东山再起，当选为所有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的首相。除了下议院大约一半的自由党人之外，联合政府不仅包括所有的统一派成员，而且包括(在国家行政机构中占微弱多数的)工党。从此以后，在1916年12月到1918年11月之间，劳合·乔治将自己打造成一个近乎坚不可摧的“半总统”。他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战时内阁的首相，得到一个新的内阁办公室和一个“郊区花园”及私人秘书组成的顾问组的支持。在这个尖顶之下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机器。劳合·乔治的胜利帮助英国赢得了战争，但对于他自己的自由党而言，这意味着一场灾难。党内仍然四分五裂，其基础已被动摇，在议会中效率低下并意见不一，在媒体和知识分子眼中已经失去了斗志和动力。在1914年之前激活了许多社会改革的新自由主义正在衰落。当战争在1918年11月结束时，自由党已经是一个分裂的、羸弱的、残缺的存在，是一战中最大的受害者。

工党非常出乎意料地取代了自由党的位置。战争爆发时，工党内也存在很多分歧。与工会领导人的爱国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姆齐·麦克唐纳和许多社会主义左翼人士一直反对参战。因此，麦克唐纳不得不辞去议会工党领袖的职位。战争期间的问题，如征兵制的影响(对军事和可能对工业的)，以及是否愿意为劳合·乔治效力，也困扰了工党。然而，战争对工党的长期影响是完全有益的。工党所依赖的工会，因战争经验而大大加强。到1919年初，工会成员的人数大约翻了一番，达到800多万。俄国的革命以及战争最后两年更广泛的反战激进主义，也为工党提供了新的活力。实际上，工党一直在为政府效力，并同时充当正式的反对派。工党的地位非常理想，正好利用了自由党内部的困难。最后，1918年的特许经营改革将选民从大约800万扩大到超过2100万。这意味着工人阶级的选票大幅增加了，同时助推了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两极分化的趋势。1918年的党章，赋予了工党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承诺——更重要的是，在选区和总部重组了结构，使其始终由工会主导。工党的壮大是战争的一个重大政治后果，虽然在当时无法被预见。

真正的受益者是保守党。战争顺其自然地使保守党成为多数党。除了被战争号召团结起来之外，作为自我标榜的爱国者，在1914年之前因关税和其他问题出现分歧后，保守党越来越关注商业和制造业的利益。他们现在的群众基础是城市或郊区，而不是乡绅。在战争结束时，随着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和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等新的、以商业为导向的人物的出现，保守党像工党一样，准备摧毁爱德华时代的政治体系。到1918年11月11日战争结束时，劳合·乔治完全掌舵。自由党与保守党结成选举联盟，反对反政府的自由党的“和平主义者”和工党的“布尔什维克”。右翼统治的新时代正在形成。

在国外，战争年代也造成了某些变化。从各方面来看，这是一场为帝国以及国王和国家而战的帝国战争。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和印度提供了巨大的军事和其他援助。“澳新军团日”伴随着对加里波利苏弗拉湾(Suvla Bay)的回忆，成为澳大利亚历法中的一个悲剧性的、象征性的纪念日。1917年，劳合·乔治实际召集了一个由多个自治领首脑组成的帝国战争内阁，以协助母国的内阁。一个强大的帝国政治家，南非的扬·史末资(Jan Smuts)，甚至被邀请参加英国内阁的审议会议。在商业中，帝国的偏好正在成为现实。帝国的神秘感在这个时代十分强大。当时的主要建筑师之一埃德温·鲁琴斯在年轻时就是威廉·莫里斯的弟子，深受其发起的工艺美术运动的启发。现在，埃德温·鲁琴斯和赫伯特·贝克(Herbert Baker)正在通过重建印度德里市，将他们的才能转化为宏伟的现实。主要的建筑是象征古典权威的一座巨大的殖民总督官邸和几座行政大楼。在战争年代，帝国的思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进一步发展。事实上，战争年代的秘密条约确保了在和平时期托管式统治制度或其他计策，将使英国拥有比以往更广大的帝国领土，包括中东地区和波斯湾地区广阔的新区域。英国人受到“阿拉伯的劳伦斯”等个人主义者传奇般的英雄壮举的鼓舞；又因对美索不达米亚和中东其他地区巨大的石油财富的渴望，大英帝国的疆土越来越辽阔。

但实际上，一直维持庞大的帝国版图，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早在1914年之前，为了有效实施帝国的某项政策，财政和军事力量上的不足变得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印度，国大党领导的民主主义运动日益高涨。现在还有一些新的、越来越有效的反对英国统治的民族主义起义。在劳合·乔治担任首相期间，威尔士是忠心爱国的；与威尔士不同，爱尔兰出现了令人不安的殖民叛乱景象。1916年4月，由少数共和党人和新芬党支持者发动的复活节起义，似乎是一场惨败。但是，由于阿斯奎斯政府对起义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手段，到1918年中期，新芬党及其共和党信条几乎赢得了南爱尔兰所有26个郡的支持。像约翰·狄龙(John Dillon)这样的资深领袖，被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Collins)和埃蒙·德·瓦勒拉(Eamon de Valera)等新的民族主义激进分子抛在一边。到战争结束时，南爱尔兰实际上情势极为紧张，那里抵抗征兵制，处于以近乎暴乱的方式反抗王权和新教统治地位的状态。从19世纪40年代的丹尼尔·奥康奈尔到19世纪80年代的查尔斯·斯图尔特·巴涅尔，再到1900年之后的约翰·雷德蒙德，在这几十年里，爱尔兰民族主义的长期发展是遵守宪法的，而且基本上是和平的；但是现在似乎到了新的、爆炸的边缘。因此，战争年代的一个明确道德是，对于克莱德赛德和威尔士采矿山谷来说，政治和社会共识已经非常脆弱，但还没有延伸到爱尔兰南部。随着爱尔兰共和主义的发展，一种新的反抗帝国统治的民族主义斗争如火如荼地进行。其中，印度人和埃及人可能都在谨慎地观望。这场战争留下了一个遗产：更加一体化但又更加孤立的英国，昔日宏伟的帝国角色正在被战后世界中更广泛的变革所瓦解。

20年代

当和平回归时，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劳合·乔治在1918年12月的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证明了战争年代的爱国主义和统一，也确保了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平稳过渡。这次选举之所以被称作“优惠券选举”，是因为支持联合政府的候选人都收到一封感谢信。首相被一致称赞为“赢得战争的人”——这是自克伦威尔以来最具统治力的政治领导人。这个选举结果确实是压倒性的。联合政府在议会的支持者人数不少于526人(其中136人是自由党人，其余的几乎都是统一党人)，工党议员只有57名，独立自由党人26名。但是如果仔细研究，会发现这个结果并不那么具有确定性。虽然工党只占57名议员的席位，但是该党已经赢得了250万张选票，这几乎是一次巨大的选举突破。在爱尔兰，新芬党在南部的81个席位中占据了73个；其代表退出了英国议会，并在都柏林建立了自己的非官方议会或“Dail”(爱尔兰国会之下议院)。即便如此，首相及其战时同僚的法律权威也是无可辩驳的。

选举似乎也证实，社会经济的许多方面正在迅速恢复正常状态。许多战时控制和国家集体主义的机构都消失了，好像从未存在过。主要产业被归还于私人手中，包括铁路、航运，甚至煤矿。煤矿的所有者们，可能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最令人讨厌的群体。政府还开始实施一致的财务政策，以确保最终恢复金本位——这意味着要采用货币紧缩的做法，即逐渐收缩货币发放(在战争期间，货币曾被迅速超发)。伦敦金融城、阶级制度和私人资本主义，似乎注定要继续大行其道。为了表明这是具有人性的资本主义，政府也在1919至1920年开始了一系列改革活动。事实上，劳合·乔治在选举中更加积极地宣传自己是一位渴望建立“适合英雄施展才干的国度”的社会改革家，而不是一位决心要绞死德国皇帝或“把德国压榨得吱吱叫”的沙文主义者。因此，政府出台了一项有力的计划——即使很短暂，以扩大医疗和教育服务、提高养老金及推广全民失业保险。最引人注目的是由自由党人大臣克里斯托弗·艾迪森(Christopher Addison)博士发起的住房补贴计划。尽管财政部不愿意提供财政支持，该计划在1919至1922年期间共建造了20多万套公共住房——这是解决英国住房这一主要社会问题的一个有限但宝贵的开端。

但人们很快就不安地看到，生活已不再正常，1914年之前的舒坦日子无法轻易恢复。由于失去了外国市场，以及为了支付战争而出售海外投资，导致出现了新的、破坏性的经济问题。最不祥的是报纸头条密切关注的、大幅增加的国债。1914年，未兑现的债务资本为7.06亿英镑。六年后，这个数字已飙升至78.75亿英镑。在1918至1919年迅速通货膨胀后，人们高喊着要发展“经济”、结束公共支出中的“浪费”，以及恢复平衡的预算和坚挺的货币。

在政治上，事情也远非正常。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在不愉快的环境下掌权，背景是围绕着1918年“优惠券”大选的阴谋。他的执政合法性受到了质疑。此外，联合执政容易陷入内部纷争，自由党人首相和他的保守党同事之间，在国内、外交和帝国事务上的关系持续紧张。劳合·乔治本人是一个超凡的人物，但他高高在上，全神贯注于国际和平会议，远离下议院；他也是一位没有党派的首相，在个人财务和性活动中十分随意，并不能赢得普遍的信任或爱戴。因此，停战期间的共识很快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矛盾。

反对派的一系列挑战，逐渐破坏了联合政府的执政基础。新的模式正在形成，这将塑造未来20年英国历史的进程。在左翼，劳合·乔治因忽视自由贸易等古老而神圣的原则，遭到许多自由党人的猛烈抨击。他的爱尔兰政策更加令人震惊。1919至1921年，英国政府以无限制的报复政策对爱尔兰共和军发动战争，导致后备部队在爱尔兰实施血腥暴行。后备部队是由皇家供养的，来支持陆军和警察部队。1921年12月，天生的谈判专家劳合乔治最终与新芬党领导人亚瑟·格里菲思(Arthur Griffith)和柯林斯达成了和平协议。从1922年1月起，建立了一个由爱尔兰南部26个天主教郡组成的爱尔兰自由邦，在北爱尔兰的6个新教郡留在英国。但是，在自由主义舆论中，这种大转变为时已晚，不足以修复劳合·乔治失去光泽的形象。

在工党和工会界，首相完全丧失了他长期享有的“劳工保护人”的声誉。1919至1921年，他的政府采用了强硬的手段(包括紧急权力和动用部队)，来处理矿工、铁路工人和许多其他工人(甚至包括警察)的全国大罢工。此后，政府未能阻止大规模的失业(很快增加到一百多万工人)的不断增长，也未能驱散笼罩在老工业区的阴影。1919年桑基(Sankey)委员会发布报告，建议煤矿国有化——政府没有采纳报告的建议，明显欺骗了矿工；同时政府还通过进一步破坏铁路工人、运输工人和矿工组成的“三方联盟”，在“黑色星期五”(1921年4月15日)挫败矿工的罢工。这一系列事件在工人阶级的头脑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人们本来期望当选政府能够促进国家的团结和社会的统一，而实际上政府使阶级裂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如果联合政府受到左翼的攻击，来自右翼的攻击也会越来越大。保守党渴望恢复一个健康的独立政党政治体系，摆脱专制首相及其拥护者的冒险手段。尽管联合政府已经延续了将近四年，但困难重重，劳合·乔治本人也陷入绝境。

除此之外，对和平条约以及由此而来的“凡尔赛体系”的幻想破灭的情绪更为普遍。1919年的和平解决方案越来越不受欢迎。该方案涉及英国与其盟国之间在战争期间缔结的秘密条约，以及在经济赔偿和边境安排上施加给德国人的不公正的条款。没有哪本书比经济学家J. M. 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1919年)更有效地表达了这种情绪。作为英国财政部顾问的凯恩斯，在巴黎和会期间辞职，以示抗议。他的这本书迅速成为大西洋两岸的畅销书。该书的结论是，要求德国支付战争赔偿将导致其财政崩溃，从而永久地削弱欧洲经济。凯恩斯用令人难忘的优美的语言描述了凡尔赛宫的狂热、腐败的气氛，谈判代表在这种氛围中达成各种秘密交易。他谴责劳合·乔治为“一无是处”的人。英国首相在后来的历届国际会议上为缔造欧洲和平进行的努力，变得不受欢迎。用邦纳·劳(Bonar Law)的话说，英国拒绝继续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英帝国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庞大，但同时必须收回对欧洲的承诺。否则，像1914年8月那样，另一场悲剧将降临英国大地。劳合·乔治联合政府遭受的致命打击，发生在1922年10月。当时，为了保卫希腊在小亚细亚的地位以及那里的海峡，英国与土耳其之间差一点爆发战争。保守派以及英国的左派都反对这种经济主义的新战事。政府的右翼基础崩溃了。劳合·乔治于1922年10月19日下台，余生都与政治无缘。

随后有两股反对劳合·乔治政府的力量——分别由拉姆齐·麦克唐纳和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为代表，两者都在导致1922年10月联合政府垮台的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麦克唐纳倡导令人陶醉的乌托邦国际主义和“勇敢的新世界”理想主义，是壮大中的工党的完美代言人。在1922年和1923年的大选中，工党的席位迅速增加。他可以与克莱德赛德的社会主义和伦敦当权派的风格都保持联系。另外，斯坦利·鲍德温领导着代表郊区中产阶级的体面生活和正统爱国主义的保守党，他们都对劳合·乔治的政治实验和战后英国外交政策的国际冒险主义感到震惊。鲍德温在1923至1924年、1924至1929年和1935至1937年担任首相，对于迫切需要恢复安宁生活和社会稳定的英国来说，他是恰当的领导人。

公共生活的其他领域也在不断经历变化和动荡。许多战前既定的模式，现在似乎都受到攻击。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知识分子发起的小规模运动表明，王国的统一本身可能受到威胁。两个地方都效仿爱尔兰模式成立了各自的小型民族主义政党：1925年威尔士民族党和1928年的苏格兰民族党。然而，它们的实质性意义在于遥远的未来。

在艺术、文学、音乐、绘画和建筑方面，从战前幸存下来的巨匠(如鲁德亚德·吉卜林和托马斯·哈代、爱德华·埃尔加和鲁琴斯)尚未过气，但已经受到了“现代主义”和叛逆的前卫运动的潜在挑战。在小说家中，乔伊斯和劳伦斯的主要作品已经完成；事实上，在《恋爱中的女人》(该小说反映了战争岁月的社会弊病)于1920年问世之后，劳伦斯后来的工作似乎相对不起眼。更具创新性的作品来自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有关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小圈子。尤其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所创造的一系列非凡的“意识流”小说，以其对人性的微妙描绘和奇特流畅的形式，证明了小说中“现代主义”的生命力。更为正统的是E. M. 福斯特的《印度之行》(1924年)，一部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间接相关的小说家的作品，该作品在处理西方和东方文化的相互作用时，反映了西方自由人文主义的自信心在日益下降。诗人T. S.艾略特的《荒原》(1922年)以其令人不安的节奏和意象，成为诗歌中最显著的开拓性成就。这首长诗充满了基督徒的谦卑和个人忧郁的基调，捕捉到20世纪20年代文化的一个强大方面。除了萧伯纳的《圣女贞德》(最能体现他的哲学思想)之外，这一时期的戏剧创作没有什么起色。在艺术、设计和建筑方面，这也不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时代。像本·尼科尔森(Ben Nicholson)这样的画家仍在寻求新的风格，而保罗·纳什(Paul Nash)等其他画家显然还在原地踏步。在艺术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再次出了一些有名的叛逆者。艺术评论家和赞助人罗杰·弗莱(Roger Fry)，以及画家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和瓦妮莎·贝尔(Vanessa Bell)等，试图在绘画表现形式上摆脱现实主义模式。事实上，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包括作家和艺术家，以及经济学家J. M. 凯恩斯、散文家利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及团体的哲学家导师乔治·爱德华·摩尔(G. E. Moore)等〕体现了20年代英国文化现状的许多优点和局限性。它试图通过欧洲大陆的现代主义诗人和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灵感来浇灌英国艺术。它破坏偶像的同时，又树立新的崇拜对象。斯特拉奇对维多利亚时期主要人物(从女王以下)的短处进行了讽刺性探究，他那种“打碎偶像”的愿望表露无遗。更糟糕的是，布鲁姆斯伯里鼓励一种近亲式的、几乎是部落式的艺术传播观；它成了一个带有王朝光环的“象牙塔”。30年代的作家们批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是一个新的文化当权派。他们指责这个团体没有充分重视道德(而只关注纯粹的审美)的敏感性，以及缺乏对政治或公众的关切。布鲁姆斯伯里的精神，可能会鼓励不同类别的艺术与民众越来越拉开距离。

这一时期的艺术发展，表现出反抗和解放精神，与更广泛的社会运动相呼应。获得投票权的妇女(1918年部分妇女，随后1928年所有妇女都获得了投票权)能够享受其他自由：有吸烟的权利，享受看电影等新的休闲娱乐，追求更开放、更少受约束的“性生活”，穿颜色更加亮丽的服装。在20年代的回忆录中经常受赞赏的“天之骄子”〔Bright Young Things，诺埃尔·考沃德(Noel Coward)的讽刺作品和戏剧似乎是专门写他们的〕，他们的世界观十分局限。他们通常是中上阶层的背景。他们或他们的朋友常常就读于某某公学，牛津或剑桥——特别是牛津大学，它与一种自由的文化自我表达联系在一起，这种文化倾向于颓废、虚无主义，或两者兼而有之，就像30年代以“反战”抗议为标志一样(同样错误地)。较老的大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可能远远低于后来的宣传神话所说的那样，但它们融入了对一个更无形、无根的世界的探索氛围中。

当然，较老的道德标准的维护者，似乎在战后遭受了权威危机。没有哪个地方比教会中更明显，教会显然是全面战争的受害者之一——罗马天主教可能除外，因为它大部分成员是爱尔兰人。非国教的小教堂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鼎盛时期曾是许多人的道德灯塔；现在，其会员和资金来源都在减少，其权威也在削弱。即使在威尔士和北方的根据地，非国教小教堂也在逐渐没落。尤其是战争产生的对清教主义和严守安息日主义(Sabbatarianism)的挑战，严重动摇了小教堂对信众的控制力。战争结束后，英格兰教会也很难保持其既定的国教角色。蓝道尔·戴维森(Randall Davidson)和科斯摩·朗(Cosmo Lang)等大主教在宣讲旧的凝聚力和戒律，但他们的话似乎越来越显得苍白。

从形式上讲，英国显然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教会领袖仍然受人尊重，且不可分割地与皇室和有土地的贵族联系在一起。周日仍然是宁静、沉闷的，因为火车停运，商店和剧院关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教堂也是如此。1927至1928年对英国圣公会祈祷书的修订，引发了激烈的公众辩论；英国天主教徒与基督教福音派之间的旧战争死灰复燃。宗教认同感渗透在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家庭、社区及他们所维护的爱国主义形式中，正如新成立的英国广播公司(BBC)推出的宗教节目所表明的那样。宗教与英帝国的联系也是如此，特别是通过童子军和团契等青年活动。战争本身鼓励了一种世俗的信仰，鲁琴斯在白厅竖立的阵亡纪念碑和一年一度的休战纪念日就象征着这种信仰。然而，尽管几个世纪以来有许多形式上的做法提醒人们他们的宗教遗产，但是基督教的影响和神秘感显然在减弱，特别是在战后一代和退役军人中。

1926年的全国大罢工充分说明，教会不能有效影响事件的发展。那一年，工业衰退、失业和社会苦难的可怕循环，导致了英国有史以来的最严重的阶级冲突。1919年至1921年的大规模罢工现已成过去。首相鲍德温呼吁“和平岁月，主啊”。但在英国最大的工业采煤业中，局势仍然紧张，因为矿工们工资被削减，甚至被解雇，矿工家庭的生活水平在下降。1926年4月，政府终止了对采矿业的补贴。5月2日，鲍德温中断了与工会联盟(TUC)代表团的谈判。几乎是偶然地，工会发动了大罢工。9天(5月3日至12日)内，英国完全陷入了停滞状态。工会在挑战政府和宪法制度方面的潜在经济力量，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强大影响力。教会领袖们呼吁调解，但无济于事。

实际上，全国大罢工足够和平。没有发生针对许多工贼(包括为此目的旷课的许多牛津和剑桥学生)的暴力。工贼们驾驶公共汽车，并从事其他破坏罢工的活动。警察或武装部队没有施暴，他们也没有遭到来自工人的暴力。最终，工会联盟突然在5月12日宣布取消罢工，因为约克郡、坎布里亚郡、泰恩赛德、南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工业区一如既往地不为所动；并且几个关键工人群体(如电力工程师)从未被号召去罢工。对于工会来说，这是一场彻底的失败，特别是对于矿工们来说。他们的罢工又苦苦地支撑了几个月。英国的阶级斗争是一场短暂的、不流血的小冲突。对于中产阶级的旁观者来说，罢工不痛不痒，甚至非常有趣。

很显然，全国大罢工所揭示和强化的分裂，是在未来20年或更长时间内困扰国家统一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英国的煤田，1926年大罢工中胜利和背叛的记忆，直到1984至1985年的全国矿工罢工时仍然是活生生的现实。由于工会内部意志不坚定，以及政府做好了充分准备且态度强硬(有一批像丘吉尔一样的强硬派大臣，丘吉尔当时任财政大臣)， 1926年的大罢工似乎没有效果。尽管如此，根据一位威尔士矿工后来的回忆，大罢工确实展现了英国工人阶级非凡的忠诚和阶级团结，不仅在较老的采矿、钢铁和造船业，而且在新的服务业，比如公路或铁路运输和配送中的“半熟练”工人。这个国家的阶级划分已昭然若揭，即使没有酿成身体上的暴力。人们还对警察或公务员的中立性表示了深深的怀疑，甚至怀疑新成立的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中立性——实际上BBC在面对政府压力时努力保持其独立性。在采矿区，大罢工之后，矿主开始迫害工人，大幅削减工资，并试图破坏矿工联合会作为工人的声音的基本作用。像亚瑟·库克这样的蛊惑人心的矿工领导人，现在成了袖手旁观者；而继任的工会领袖和工党不再迁就一个回报和机会明显扭曲的社会制度——这样的社会制度是对战争年代的社会统一的嘲讽。随着英国在萧条时期继续蹒跚而行，对大罢工的记忆还没有消失，同时，阶级抗议仍未消除。

在20年代后期，英国安定下来，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人口继续增长，只是速度较慢：从1911年的40 831 000增长到1921年的42 769 000；到1931年的人口普查时，增长到44 795 000。但阶级鸿沟在不断加深，乔治·奥威尔等年轻作家后来强调了这一点。在英格兰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20年代是一段社会富裕、人民对生活越来越满意的时期。有很多为郊区中产阶级开发的房地产项目，这些项目源于1919至1921年的艾迪森住房计划和后来的内维尔·张伯伦的计划，这些计划直接给私人住宅开发商提供补贴。经历过战争后，更多人渴望拥有中产阶级的生活：有住房；一个安静的家庭环境；更多的休闲活动；例如，到1930年，私家车超过100万辆，其中最著名的是外号叫“奥斯汀婴儿”(Baby Austin)的这款车；出现了使室内生活更加舒适的设备和机械助手，如吸尘器。通过BBC广播的力量，娱乐节目和生活指南被带给千家万户。1880至1918年间，初级管理人员、公务员、教师、技术工人、白领行政人员及职业团体有了大幅增加。对他们来说，20年代是一个不错的时期，因为物价开始下降，购房也不难，还可以享受自己喜欢的休闲活动。技术先进的新产业正在蓬勃发展，特别是位于英格兰中部地区的长桥的赫伯特·奥斯汀和位于牛津附近的考利的威廉·莫里斯的现代汽车厂。郊区居住生活的新模式在它们周围兴盛起来。对于这些人来说，在经历了战争和大罢工的所有不必要的激奋之后，单调但踏实的价值观似乎很有吸引力——这种价值观的代表人物是热爱大自然的首相斯坦利·鲍德温，在他身上体现了“安全第一”的哲理。

然而对于许多其他领域来说，这是一个越来越绝望和幻灭的时期。例如，在战争结束后短暂而令人振奋的复兴之后，农村在20世纪20年代陷入了萧条。农村人口稳步下降，特别是在英格兰南部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小麦种植区。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村收入水平下降，从苏格兰高地到康沃尔的小乡镇的活力正在减退。英国乡村生活在表面上保留了不变的传统；1918至1926年间，“绿色革命”大大扩大了小土地所有者的数量——这是自诺曼征服以来土地所有权的最大转变。但在表面之下的是负债模式，按揭和银行贷款的负担，以及明显的衰退，使城乡之间的生活质量差距越来越大。许多英国文学作品以乡村为背景，产生了重大的文化和社会影响。

在较老的工业社区，特别是在英格兰的北部和东北部、南威尔士工业区、苏格兰中部的克莱德赛德以及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的贫民窟，这是一个让人愈加绝望的时期。工人阶级住房和生活条件的低劣，环境的肮脏，在20年代有详细记载。环境恶化也对贾罗、维甘(Wigan)和梅瑟蒂德菲尔等老城区造成了阴影。伴随着潮湿、不卫生的住房以及糟糕的学校和公共服务，关于儿童疾病和死亡、中年人肺结核、矿工肺病和残疾老年人的数据令人震惊。英格兰北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老工业区的人口预期寿命，明显低于英格兰东南部和西米德兰兹郡的郡首府和水疗中心。20年代，社会鸿沟日益扩大，且因无休止的失业而变得越来越严重。失业困扰着缺乏投资的钢铁、造船和煤矿等老工业。1925年，时任财政大臣的丘吉尔决定恢复战前的金本位。事后遭到凯恩斯的尖锐批评，但得到了大多数正统经济学家和商人的广泛支持。这意味着英国煤炭和钢铁产出被严重高估，生产它们的工人的失业率较高。在教育和医疗设施的质量以及图书馆、游泳浴场或公园等设施的质量方面，在鲍德温平静主政的英国，社会差距更为明显。“安全第一”的时代，以其世俗化的进程，意味着〔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史学家托尼(Richard Henry Tawney)在1929年发表的一些著名讲座〕建立了一种新的“不平等宗教”。这种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2/3的国民总财富由40万人(不到人口的1%)所拥有，同时英国社会内部的生活质量存在巨大差异。

然而，这种日益加剧的社会分裂，在当时几乎没有引起反抗或抗议。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即使在萧条时期，工人阶级世界也存在着温暖和团结，工人阶级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文化和娱乐。那个时期的遗物(工人俱乐部和图书馆；充满活力的矿工小屋、合唱团和铜管乐队；由工人阶级社区中的“合作社”提供的信贷基础)现在看起来似乎已经很遥远，甚至肥皂剧《加冕街》(Coronation Street)也显得很遥远了。但它们确实证明了，即使在这些悲观的岁月中，工人阶级生活中也保有着力量和乐观。人民的统治者也鼓励大众娱乐，以此作为镇静剂，促进爱国情怀。这种“面包和马戏团”的传统，可以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的音乐厅。音乐厅的主角如乔治·罗比(George Robey，曾拒绝骑士爵位)仍然火爆。但这种艺术形式迅速被新的无声和有声电影所超越：查理·卓别林和玛丽·碧克馥(Mary Pickford)现在是影院的宠儿。除了英国工人阶级天生的韧性和自尊之外，还有一些品质使英国相对和平和融合。

这些可能要归功于当时备受诟病的政府。张伯伦担任卫生部长期间(1924—1929)是这一过程中的里程碑，这一时期有效地将伊丽莎白的《济贫法》贯彻到底。戴布帽的工人阶级中的足球迷，和住在郊区住宅开发区的、新兴的中产阶级，表面上被一些共同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熟悉的象征可以将他们全部联合起来，比如永远受欢迎的乔治五世——这或许是鲍德温提供的消磨意志的定心丸。1925年在新温布利球场举办的帝国展览会，激发了民族自豪感。这十年的体育明星是板球运动员杰克·霍布斯(Jack Hobbs)，萨里队和英格兰队的开场击球手，他在1925年超过了传奇人物W. G. 格雷斯的百分纪录(125次)。杰克·霍布斯为人谦虚、从不抱怨，是虔诚的基督徒，并且滴酒不沾，是个模范的家庭男人，是忠于皇家和国家的典范。他是一位愿意被业余的公立学校的“绅士们”(他们通过不同的大门进入了贵族竞技场)领导的专业“球员”。他总是打出一记直接的球棒，总是接受裁判的判决——无论判决多么令人失望或不公平，他都没有抱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转型的漩涡中，英国社会正在艰难恢复传统秩序，杰克·霍布斯温和、善良的个性，为这样的社会提供了可接受的试金石。

30年代

20年代以怀旧和创新的混乱迷蒙而结束。“上流社会”和宫廷一如既往地过着奢华的生活。烟画和杂志推崇社会名流的个人吸引力，如年迈的茶叶大亨托马斯·利普顿(‘Tommy’Lipton)或伦敦德里(Lady Londonderry)夫人等女招待。熟悉的名人们的影响，仍然在英国很多地方产生威力。埃尔加(Elgar)在1934年之前是英王御前音乐家；吉卜林(Kipling)一直在积极写作，直到1936年；托马斯·哈代于1928年满载荣誉去世，享年88岁。“安全第一”的理念只允许最谨慎的创新形式。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政治傀儡是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他在1929年要求组建第二个工党政府。麦克唐纳在1914年至1818年有反战抗议的背景，但作为全国大罢工中令人放心的人物、社会主义极端分子的打击者和上流社会沙龙的座上宾，他似乎投身于贵族的怀抱之中了。作为一名“合法”的反叛者，对于一个致力于适度而不失控的变革的社会来说，他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象征。劳合·乔治现在是一位孤立的老政治家，丘吉尔因为对印度自治政府的“顽固”观点而将自己排除在保守党主流之外——于是麦克唐纳似乎是一个可靠的领袖，他所采取的步骤显得更为稳妥。

事实证明，第二个工党政府是一场灾难。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失去了对政治的控制。1929年10月美国证券交易所崩盘，随后是贸易和就业的螺旋式下降，这是任何政府都无能为力的。尽管如此，很明显，英国工党政府几乎无法提供社会主义或任何其他类型的失业救济，失业率以惊人的速度上升；到1932年末，达到近300万的受保人口。虽然失业率在20年代后期逐渐下降，但实际上工业停滞和社会衰退仍在延续。除了世界范围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下降之外，还有一些英国特有的因素。这里的工业结构过度契合于传统工业，如煤炭、钢铁、纺织、造船业。长期以来，投资不足、人员臃肿和效率低下；同时英国的文化几十年来提倡人文学科和绅士风格，在商业教育或职业技能训练上乏善可陈。整个工业和制造业基础都急剧收缩，直到1935年才出现恢复的迹象。很久以来，在采矿业和其他领域出现的绝望，失业者的饥饿游行和示威活动，以及“靠救济金生活”的无助和无望——伟大的英国公众对这些情况已经屈从或麻木了。

有些人认为，需要一种新的政治举措来重建和振兴国家及其经济，并推动它们向新的方向发展。中间偏左派劳合·乔治在整个30年代仍然是一位年迈的、基本上被忽视的先知；他敦促英国也采用美国模式的新政。极左派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秘方，从社会主义联盟的集体主义，到后来的左翼图书俱乐部(Left Book Club)，再到小共产党的纯粹宗派主义。韦伯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声称看好苏联的社会主义。在激进的右翼，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Sir Oswald Mosley)首先退出了保守党，后来又退出了工党，试图通过混合计划经济和反犹太主义来创造一种英国的法西斯主义变体。与此同时，资深社会主义作家萧伯纳和威尔斯(H. G. Wells)以不同的方式推动有计划的、清廉的、科学的乌托邦事业。但最受欢迎的解决方案，是在英国政治的传统组合中寻找。到1931年8月，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显然处于绝望之中。随着5月报告的公布，高涨的政府支出和不均衡的预算，成为工业崩溃的根本原因，出现了大规模的银行挤兑。政府被敦促削减社会支出，包括失业者生存所必需的社会福利。内阁四分五裂，银行家和工会联盟之间争吵不休。8月23日，麦克唐纳辞职。

然而，第二天早上，不是一个保守党-自由党政府取代他的位置，而是麦克唐纳将继续担任新的“国家”政府的首相，几乎所有他自己的工党同僚都将被排除在外。在随后的10月大选中，这届政府(后来英国脱离了金本位并使英镑贬值)以绝大多数席位东山再起，拥有556名支持者；工党的席位减少到51个，几乎全部主要的前大臣在民意调查中都败北。这届“国民政府”将为30年代的英国定下基调。它的傀儡麦克唐纳逐渐从政治舞台上淡出，成为一个悲情人物。鲍德温的政治生涯勉强维持到1937年。他仍然能够动用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和手腕：他在1935年推动通过了一项给予印度更多自治权的法案；在1936年让爱德华八世“认输”——这位无冕的君主蔑视普遍的惯例，既想保留他的王冠，又要迎娶一个离异的美国女人辛普森夫人，最终只好选择退位。但政府内部的主要能量，来自新的技术官僚风格的保守党，他们摆脱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土老帽”形象。其中最突出的是内维尔·张伯伦，一位著名的伯明翰王朝的继承人，30年代政治生活中的杰出人物——无论在国内还是(后来的)国外。张伯伦引领了30年代前半期英国的经济复苏，在住房和耐用消费品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并为东米德兰兹和英格兰南部的发达工业区带来了新的繁荣。来自南威尔士、达勒姆、坎伯兰和苏格兰等老区的移民，与郊区和轻工业中心的新增长相得益彰。政府采取了独特的管理和监管方式，即英国经济政策的“中间道路”。农民因牛奶和其他营销方案、配额的形式而受益；城市和郊区居民也获益，如改善交通(伦敦地铁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扩大的天然气和电力供应，以及廉价的住房。1932年的渥太华会议埋葬了一个世纪的自由贸易。当时创立了一个新的关税和帝国优先的商业制度，原计划这个制度能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关税对英国经济的影响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但卡特尔化的钢铁业似乎显示出工业巨头化也有一些好处。选民们非常感激，在1935年的大选中，他们以多数票回报了国民政府(现在几乎清一色都是保守党)，并给予了张伯伦的保守主义广泛的支持，直到30年代末在外交政策上出现新的分歧。

国民政府的政治无可争议地、毫无歉意地建立在阶级和地区差异之上。老工业区得到“特殊区域”发展计划的支持。按照流行的说法，工业化的苏格兰、东北部、坎布里亚郡、约克郡和兰开夏郡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南威尔士都是“萧条地区”；只有当这些自给自足的社会的难民出现在伦敦和伯明翰、参加饥饿游行的时候，或在剧院门口向排队的人乞讨时，外部世界才发现这些社会的存在。在所谓的“萧条”社区中，有一种讽刺性的、自我维持的生活模式。在那里，工业正在萎缩，这意味着人们的收入进一步下降；这意味着共公设施的破败更趋严重，工业在加速衰退。公众对失业人员举行的，从贾罗到伦敦的游行，记忆深刻。

一些当时最有力的文学作品(乔治·奥威尔有点模棱两可的长篇小说《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沃尔特·格林伍德的、描述悲惨生活的《领救济金的爱情》(Love on the Dole)，刘易斯·琼斯动情地描述威尔士采矿村的生活的《库玛地》(Cwmardy)、《我们的生活》(We Live)极大地引起了人们对这种结构性贫困的关注，触及了当时社会和文化的敏感问题。但很少有人采取措施来解决问题的根源。贵格会和其他理想主义者都在当地举办了慈善救济活动。政府通过特别区域委员会提供了一些援助，尽管新的区域政策几乎没使这些地区的工业基础实现多样化或改造提升。托马斯·琼斯讽刺地提出，这些地区可能会变成露天考古博物馆，而火车会将这里的居民带到达格纳姆(Dagenham)或豪恩斯洛(Hounslow)去寻找就业机会。还有一些创新做法，例如建立工商业区，通过提供低息贷款或投资补助，吸引实业家组团迁入老工业区。例如，白金汉郡的斯劳镇成为30年代许多工业活动的焦点；而那里的糟糕建筑成了约翰·贝杰曼(John Betjeman)挖苦讽刺的目标。但是，总的来说，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施加的限制措施以及政府缺乏紧迫性，使得主要工业领域缺乏有效的支持。1935年《国防白皮书》出台，政府进行军备扩充，重点发展工程和飞机生产——直到这时，就业人数才大幅增加。

但是，遭受衰退影响的工业区得到的刺激政策很少，其主要原因是它们自给自足，发展受限。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其他地区的大多数人的生活还过得去，甚至在很多方面很惬意。30年代的通货膨胀率很低，私人住房便宜，消费者的选择也日益丰富。1933至1937年间，每年平均建造345 000所房屋。汽车工业和电气、化学和纺织品公司继续蓬勃发展。在英格兰中部地区，莱斯特和考文垂等城镇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和富裕。生活的回报更加明显。赫伯特·查普曼的阿森纳职业足球队的运动员虽然收入不高，却能吃牛排、喝香槟。在伦敦外围，“地铁”不断延伸，向北通往赫特福德郡边缘的柯克佛斯特(Cockfosters)，或向西通往白金汉郡边界的阿克斯布里奇(Uxbridge)，说明白领人口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和获得的服务都在扩大。在亨顿(Hendon)、哈罗或金斯伯里(Kingsbury)等郊区社区中，建造了许多整洁的商业步行街、新电影院和足球场。参差错落的半独立式中产阶级住宅，沿着主干道向远处延伸，甚至延伸到周围的乡村；它们相对不受旨在保护城市周边“绿化带”的环境政策的影响。伦敦以外的西部大道，成为不受控制的工业和住宅开发的代名词，建成一批劣质的、各时期风格都有的工厂(后代不恰当地把它们视为现代艺术的纪念碑)。如果说30年代失业和萧条期间，英国缺乏社会变革的一个原因在于老工业区缺乏政治和经济活力，那么另一个原因则在于，越来越多的人安于温馨舒适的郊区生活。在萧条的岁月里，大多数人的生活并未受损害。

30年代的欧洲，极权主义席卷了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法国和西班牙陷入了混乱；相比较而言，英国表现出惊人的稳定。英国的社会和文化等级变化很小。议会、法院和以牛津和剑桥(几乎完全是公立学校的保护区)为首的高度分层的教育体系都一如既往地保持着高声望。面对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这个君主国巧妙地回应以微不足道的变化，以此来保持其尊严。例如，乔治五世出席温布利杯决赛，这是工人阶级一年一度的节日。1935年乔治五世的银禧年登基纪念，也能激起全国人民的欢腾。甚至与爱德华八世退位相关的短暂危机，也没有使君主制受到什么损害。英国仍然与一个饱受冲突蹂躏的欧洲大陆相隔绝，英国人对欧洲大陆的民族知之甚少。

在艺术领域，30年代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非常繁荣和充满创造性的时期。在诗歌中，最重要的人物仍然是T. S. 艾略特，一位出生在美国的保守的英国天主教徒。他的《四个四重奏》从1930年开始陆续问世，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事实上，艾略特越来越认为戏剧是一种更适合的艺术形式，他从《大教堂的谋杀案》(1935年)开始戏剧创作。这部戏剧是对托马斯·贝克特殉道的最有分量的评论。然而，这一时期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们强烈反对脱离于20年代的布鲁姆斯伯里精神。在当时的漩涡中，年轻的诗人如奥登(W. H. Auden)、斯彭德(Stephen Spender)、戴-刘易斯(Cecil Day-Lewis)和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激情。奥登的著名诗歌《西班牙》(1937年)受到他在内战中短暂服役的启发，成为当时文学潮流的缩影。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年轻的诗人，即使实际上没有成为共产党人，也与一种新马克思主义亲近。与之相反，当时的两位更出色的年轻小说家伊芙琳·沃(Evelyn Waugh)和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都皈依了罗马天主教，尽管两个人的政治观点和其他观点截然不同。

英国音乐的波动性较小。国王御前音乐家埃尔加于1934年去世，不过他自从1919年创作了惆怅的、描绘秋天的《大提琴协奏曲》之后就没有什么新作品问世了。古斯塔夫·霍尔斯特(Gustav Holst)和弗雷德里克·戴留斯(Frederick Delius)的浪漫主义流派，不得不与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和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的追随者的不成调的甚至毫无结构的试验性风格相竞争。阿诺德·巴克斯(Arnold Bax)和拉尔夫·沃恩·威廉姆斯(Ralph Vaughan Williams)的音诗，是一种当代流行的全音阶作曲技巧，深深地根植于英国传统的曲调和主题，是现代音乐融洽地与本土音乐传统相结合的典范。

在视觉艺术方面，30年代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创新的时期，无论是在雕塑还是在绘画中。约克郡矿工之子亨利·摩尔(Henry Moore)和他的弟子雅各布·爱泼斯坦(Jacob Epstein)的作品，让英国雕塑焕发出新的活力。另一位先驱是画家本·尼科尔森(Ben Nicholson)的妻子芭芭拉·赫普沃斯(Barbara Hepworth)。在此期间，英国绘画也异常活跃，从斯坦利·斯宾塞(Stanley Spencer)的乡村基督教象征主义到保罗·纳什与法国超现实主义的成功融合。在各个方面，30年代的英国都比以往更为出色。在建筑和设计方面亟须创新，建筑师诺曼·萧(Norman Shaw)、查尔斯·沃赛(Charles Voysey)和查尔斯·雷尼·麦金托什(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的鼎盛时期是在1914年以前；从那以后，建筑设计不再墨守成规。从体现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和德国包豪斯(Bauhaus)的影响的大型公共建筑，到带有新艺术风格或装饰艺术色彩的工厂和电影院，再到普通但重要的地标(如弗兰克·皮克和霍尔登的伦敦新地下火车站)，英国建筑体现了许多反叛色彩和真正意义的解放。在一个更容易理解的层面上，皇家艺术学院和流行艺术节(如亨利·伍德爵士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办的伦敦“逍遥音乐会”等)所展示的新生活，体现了某种文化进步——如果算不上文化革命的话。

从各个方面来说，30年代的英国，在较老的工业区之外，展现的是一派国泰民安的景象，文化想象力也使国家充满活力。但局势在1937年发生突变，不是因为任何直接的国内不团结或争论，而是因为来自外交事务的影响。20年代和30年代，英国的大部分内部和谐都建立在一成不变的外交政策之上。凯恩斯于1919年所表达的情绪，在1922年把劳合·乔治赶下了台——现在这种情绪已渗透到整个社会。右翼不愿参与海外军事冒险的做法，遭到了左翼的抵制；左翼坚信1919年的和平解决方案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报复性的，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是民族和帝国之间对抗的产物，而不是为了建立更和谐的世界。在20年代，英国的国防逐渐削弱——公众几乎没有抗议，因为想当然地认为未来十年内不会发生重大战争。战舰的数量在这一时期尤其受到削减，丘吉尔担任财政大臣的时候最热衷于这么做。这之前在新加坡竣工的巨大的新海军基地，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了。主要的军事目的是确保对印度的统治。但出于对甘地和国会运动的逐步和部分妥协，使得在次大陆的英国驻军从1925年的57 000人缓慢减少到1938年的51 000人。同样，与爱尔兰自由邦的关系日益和谐，最终达成了1936年的“协议”；并且勾销了爱尔兰欠英国的所有债务，减少了陆军或海军的另一个潜在难题。

即使在希特勒于1933年1月担任德国总理之后，30年代初期英国公众的情绪仍然是淡漠的。英国的工人运动也倾向于和平主义——除了少数例外，例如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的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它代表右翼国民政府，对武器预算投反对票。在社会主义左翼，有一些人民阵线的拥护者，如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爵士。他敦促需要与苏联结盟，并认为社会主义才是国际不和的真正补救办法。相反，大多数保守党都不希望采取冒进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自从鲍德温对人们说，未来的战争很大程度上由空中力量决定胜负，不可能有真正的防御——轰炸机总能穿过防线。面对1931年中国满洲里或1935年阿比西尼亚的危机，保守党几乎没有热情去维护国际联盟的权威。有一些右翼分子，特别是一些新闻业巨头宣称，英国和希特勒的德国之间有共同点，两国都是条顿人的后代，都反对共产主义。一群政治家和记者在马洛(Marlow)附近的泰晤士河畔的克里维登(Cliveden)的阿斯特勋爵和勋爵夫人(Lord and Lady Astor)的豪宅里寻求庇护。人们普遍认为，外交部的想法正在朝着这一路的方向转变。

当行动的时机显现时，公众舆论是抵制的。希特勒德国于1936年初进入莱茵兰，直接违反了《凡尔赛条约》。但只有少数声音呼吁英国做出军事回应——如孤立且不受欢迎的丘吉尔。早些时候，针对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英国公众普遍赞同外交部的绥靖政策，尽管有些尴尬。实际上，意大利人被允许占领位于非洲之角的这个古老的帝国，有英国一点点的经济或军事参与。对国际联盟和集体安全精神做出了正式承诺，但他们合起来的力度远远不够。在阿比西尼亚危机期间，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Samuel Hoare)爵士被作为一个公共牺牲品一样推到幕前——但很明显，对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的绥靖政策是英国政府的集体决定。现在可以查到的内阁纪录证实了这一点。无论如何，霍尔几个月后几乎没有争议地重新进入政府。在西班牙，一个左翼民主选举产生的共和党政府，遭到佛朗哥将军领导的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的进攻，后来右翼势力得到意大利和德国的武装援助——对此，英国政府恪守“不干涉政策”，即使这意味着西班牙的民主最终会被消灭。1937年10月，一位强势人物内维尔·张伯伦出现了，他信心百倍地致力于积极、主动地寻求与法西斯独裁者的妥协，而不是鲍德温的被动的绥靖政策，再次强化了英国不想参与欧洲事务的情绪。政府内的主要人物，如霍勒斯·威尔逊(Horace Wilson)爵士和亨德森爵士(Sir Nevile Henderson，驻柏林大使)，推动了这项政策的出台。

然而，在各个层面，公众情绪突然开始发生变化。甚至政府也开始转向需要彻底改革国防，特别是在空中。从1935年起，国家正在组建一支新的以战斗机为基础的空军，以最新技术为后盾，包括“雷达”及其他防空和防御系统。通过像提萨德(Henry Tizard)和他的竞争对手林德曼这样的人，当权者偶尔再次听到科学创新的声音。到1937年，重整军备计划显然已经启动，尽管有来自财政部的压力——财政部关注计划对收支平衡的影响。私下里，人们现在已经知道，英国与美国建立了更广泛的经贸联系。英国仍处于经济困难时期，而美国一国就可以承担英国武器计划的开销。更广泛地说，公众的心理受到西班牙内战事件的深刻影响。不仅像奥登这样的诗人或像乔治·奥威尔这样的散文作家，而且许多与国际纵队并肩作战的英国工人阶级志愿者，也正在被推向新的国际主义。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将希特勒政权和德国的反犹太主义的真实情况告知了英国公众。即使在工党的左翼分子中，像贝文和沃特·西特里尼(Walter Citrine)这样的工会领导人，也在积极反对奉行新和平主义的工党政客，因为他们拒绝向法西斯德国和奥地利的工会和劳工团体提供武装援助。张伯伦是一位非常不善于随机应变的首相，所以他更难以维持平衡。

德国在1938年发动了一些列军事行动，占领了奥地利，随后威胁捷克斯洛伐克(表面上代表波希米亚西部边缘的苏台德德国人)，这些事件在英国造成了全国性的良心危机。张伯伦做出管理上的果断回应。他在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巴特戈德斯贝格(Bad Godesberg)，最后于1938年9月在慕尼黑，与希特勒达成协议。实际上，他纵容了德国人根据自己的时间表吞并苏台德地区，而不会遭到英国或法国的武装报复。在短时间内，这种投降政策似乎也顺应了公众的情绪。张伯伦以胜利的方式回归，以一种不祥的语言宣布，我们还处在和平时代。但这种放弃责任的行为再也站不住脚了。有些人声称张伯伦正在寻求喘息空间，为了让英国在后来的军事方面更有效地对抗德国——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内阁审议纪录的支持。来自丘吉尔及其同僚，甚至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新近从外交部辞职以抗议张伯伦的外交政策)的批评之声，现在更加符合民众的情绪。到1938年底，慕尼黑显然要对捷克斯洛伐克这个民主国家发动武装侵略；英国全国一片愤然。自1916年劳合·乔治以来最强大的首相张伯伦，在几个月前还坚不可摧，突然受到众人的指责。要加紧步伐重整军备，政府与工程行业的工会开始新的谈判，试图加快弹药和飞机生产。

当希特勒于1939年3月最终入侵布拉格时，英国公众的愤怒爆发出来了。张伯伦因外界压力而被迫做出保卫波兰的军事承诺——波兰位于远离英国海岸的东欧，并且不能保证苏联将协助保护波兰的东部边界。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都没有干预欧洲大陆事务(可以追溯到1812年半岛战争的结束)，现在突然发生了逆转。政府被惊恐的舆论所淹没。英国甚至想与苏联正式结盟——虽然事情进展缓慢，以至于苏联在8月与德国签订了协议。在夏季，有一种新的情绪弥漫开来，决心倾全国甚至整个帝国之力抵抗德国的侵略。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入侵波兰。在几次尝试修补、最后一分钟妥协的努力无果之后，张伯伦在9月3日的广播中宣布：英国已向德国宣战。几乎没有任何异议，即使是力量微弱的共产党——其中许多领导人物反对莫斯科的官方路线，也加入了反法西斯的事业。在下议院，工党成员亚瑟·格林伍德(Arthur Greenwood)代表英格兰“发言”——实际上他的演讲也代表了威尔士、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帝国的其他领地。

在围绕绥靖政策的争议的后期阶段，公众辩论的气氛变得前所未有地激烈。30年代初的自满情绪被搁置一旁。国民政府和工党之间就很多问题存在持续的敌意，如无休止的失业、“失业救济金”的丑闻和“经济状况调查”的操作等。除此之外，“慕尼黑人”(张伯伦、西蒙、霍尔和他们的追随者)跟由丘吉尔领导的民族主义批评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丘吉尔谴责懦弱的绥靖政策是可耻的。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件上，英国的左翼和右翼都一致抗议，这在西班牙或阿比西尼亚事件时还未出现。国内和国际矛盾加在一起，让英国社会成为一个充满激情的、动荡的整体。张伯伦是30年代总体繁荣的设计师、郊区中产阶级的伟人和这十年的主导者，现在突然成为骗人的、腐朽的政治秩序的象征。1940年，两位年轻的激进记者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和弗兰克·欧文(Frank Owen)在一场激烈的争论中，强烈谴责张伯伦是难逃其咎的“罪人”——这可能是自威尔克斯(John Wilkes)时代以来，对政府最严厉的批评。

在这个时候，由张伯伦主持的政府，很难使英国社会为一个共同的事业团结在一起。然而，如1914年8月一样，英国团结在了一起。实际上，当1939年战争爆发时，所有地区和阶级都还达成一致意见。与1914年一样，公开的宣传是：这场战争是代表被压迫民族和受迫害种族的一场圣战。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基本上是为了这样的一场圣战；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比1914年更是必要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资本家和工人、社会主义者和保守派，为了不同的动机而参战，或者是为了政治领域的不同优先追求。但是仍然存在广泛一致的迫切要求，以达成新的共识。如同20年前，面对全面战争的挑战和动荡，英国重新获得了团结和民族意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公众情绪明显不如1914年8月之后的那么激愤或强硬。一战时的军国主义和和平主义现在都荡然无存。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战争初期的奇特特征。在1940年4月之前的所谓“虚假战争”期间，战斗似乎很遥远，几乎只是停留在理论上。这是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的小说《打出更多旗帜》(Put Out More Flags)中所描绘的、一个充满好奇的模糊阶段。英国采取了大规模的空袭预防措施：公园里挖了战壕，向高空释放拦截气球，在公共建筑物上部署防空武器。向男女老幼分发了3800万个防毒面具；把几十万的学童从主要城市撤离到可能更安全的偏远农村地区(尽管许多人后来又逃回家了)。食品、衣服、汽油和其他商品的配给供应，突然变得司空见惯。起初，战争本身显得波澜不惊，喜讯从远方传来——如英国海军取得了一场胜利。那是在1939年末，德国战列舰“格拉夫斯佩”号在乌拉圭蒙得维的亚港外的普拉特河(River Plate)河口，被英国三艘较小的战舰逼入绝境。

公众情绪的不确定性，也反映在政府态度的模棱两可上。虽然内阁已经重建，把丘吉尔纳入了其中——如同1914年一样他回到海军部；但是掌权者仍然是原班人马，依然是1931年的国民政府。特别是工会，对一个仍由工会的老对手和阶级敌人张伯伦领导的政府深表怀疑。接着在1940年4月，冷战开始升温。德国人入侵了挪威，在纳尔维克(Narvik)打散了英国海军和陆军。不久之后，荷兰和比利时被占领，法国军队在无序的撤退中被打得落花流水。不列颠群岛本身的安全，现在已经面临着明确且紧迫的威胁。

30年代的旧政府不能再这样存在下去了。在1940年5月7日至8日的下议院中，80名保守党人反对张伯伦的领导。两天后，他辞职了。温斯顿·丘吉尔成为战时内阁首相，工党和自由党都加入了政府。首相的变更，总体上没有1916年12月那么明显的阴谋。事实上，丘吉尔在新闻界和议会中拥有更广泛的支持基础，而且比劳合·乔治拥有更多来自陆海空军高级指挥官的忠诚。

丘吉尔体现了传统的爱国主义和统一情怀，他的同时代人中无人可以与之相比。战争给他的职业生涯带来了新的动力和意义。他在电台和下议院的鼓舞人心的演讲，为他的国家在这个“最光辉的时刻”激发了新的民族意识。他能够把丢脸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描述成英国人智慧和决心的一场“胜利”。随着法国在6月中旬向德军投降，英国的领土安全受到了自1804年拿破仑一世以来前所未有的威胁。此时的英国孤立无援。

英国在陆军和海军方面的防御工作是值得商榷的。在国内战线，除了动员后备部队，还有一支平民组成的“家园护卫队”。在后来的喜剧片《老爸上战场》(Dad’s Army)里有滑稽的模仿，这支业余的队伍真有些搞笑。幸运的是，它的军事效力从未经受过考验。但真正的战斗在空中，现在担任飞机生产大臣的新闻大亨比弗布鲁克(Beaverbrook)迅速建立起喷火战斗机和飓风战斗机的储备。从8月中旬开始，德国空军发起一波又一波的闪电式空袭；最先的目标是英国机场和飞机制造厂，后来是伦敦、考文垂、普利茅斯、利物浦、赫尔、斯旺西以及其他港口和主要城市。奇迹般地，面对这种恐怖的轰炸，平民的士气和国家防御坚不可摧。在空战中，驾驶喷火战机和飓风战机的“少数”传奇飞行员(包括许多波兰人、捷克人和加拿大人)在8月至10月期间对德国空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到了圣诞节，德军即将入侵的威胁实际上已经过去了，尽管对伦敦和其他地方的“闪电式”空袭仍在继续。丘吉尔声名鹊起，人民的团结精神随之高涨。敦刻尔克和英国上空的空战，制造了无数神话——这助长了潜在的孤立主义和一种不真实的民族自力更生的感觉，导致英国战后对西欧联合的冷漠。英国人认为，在没有好战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援下，英国人凭借一己之力已经避免了敌人的占领，自1066年以来一贯如此。尽管如此，1940年的“最光辉时刻”的言辞，让人们充满骄傲和激情，感觉这是成就最高的历史时刻。

战争的后期进程，尤其是海上和空中战争，对英国的国际和帝国地位产生了重大的长期影响。这场战争起初是一场传统的欧洲冲突，旨在维护国家安全和西方的力量平衡，通过在北海和北大西洋广泛部署英国海军来保持对英吉利海峡的控制。实际上，在1941年夏天英国已经成功实现了这个目标，因为英军挫败了德国登陆不列颠岛的威胁(希特勒对此一直犹豫不决)，并击退了德国的空袭。随着英国商船队的日夜运行和(从1941年初开始)美国《租借法案》的出台，确保了在战争剩余时间内，英国可以获得免费的食品和原材料供应，不列颠群岛本身没有迫在眉睫的危险。即使是很容易被德国U型潜艇击沉的英国船只，也还在不断增加。丘吉尔密切关注中立国爱尔兰的港口以及其反英总理德瓦莱拉(de Valera)。在1944年夏季和秋季，德军从荷兰基地发射的V1和V2导弹对英国构成了进一步威胁。尽管这种新武器令人深感震惊，并且在英格兰东南部造成生命和财产的严重破坏，但并没有严重危害国家的安全。

然而，从1940年末开始，战争很快就展现了更广泛的帝国主题。最初的冲突只是为了保护西欧和中欧免受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侵略威胁，但战争迅速变成了维持英联邦和帝国的宏大使命——正如几十年来所做的努力一样。英联邦的白人统治的领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以及南非)立即提供了原材料、海军及其他方面的援助。此外，尤其是印度和埃及提供的信贷(在战后造成很多麻烦的所谓“英镑结余”)帮助英国购买物资，并部分弥补了海外资产损失和“隐形”收入的下降。1941年6月苏联参战；1941年12月，在日本袭击珍珠港的美国舰队之后，美国也进入战争。这场战争已经演化成世界范围内的战争，战斗在每一个大陆和每一个大洋打响，大英帝国的庞大结构也受到严重威胁。

英国陆军、海军和空军的许多努力，都是为了保护中东地区的传统交通线路——以苏伊士运河和波斯湾及其腹地的军事基地为中心，因为这里拥有巨大的石油储备。意大利于1940年8月参战后，英国军队在阿比西尼亚和索马里兰向意大利军施加压力，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英军付出更大努力来保护埃及和北非的沿海地区。1941年，阿奇博尔德·韦维尔(Archibald Wavell)将军领导下的英国军队，攻占了整个昔兰尼加(Cyrenaica)，并向的黎波里挺进，但后来被迫撤退回埃及。1942年托布鲁克(Tobruk)的沦陷，在英国国内引发一场重大政治危机，甚至使丘吉尔的地位受到威胁。

1942年晚些时候，最重要的军事活动涉及英国第八军。这支部队先是由克劳德·奥金莱克(Claude Auchinleck)将军领导，后来由蒙哥马利指挥。第八军抵抗德国向开罗和苏伊士的进攻。蒙哥马利于1942年11月在阿拉曼最终取得突破，英军成功并持续穿越今利比亚，通过的黎波里，进入突尼斯。在这里，蒙哥马利与奥马尔·布拉德雷(Omar Bradley)将军率领的美国军队会师——会师前布拉德雷这支军队从阿尔及尔附近的最初登陆点向东行军。随后盟军发动的一系列战役，包括占领西西里岛，从意大利长驱直入，从安齐奥(Anzio)海滩头到阿尔卑斯山——都离不开帝国的战略交通要道，以及对地中海东部的控制。那些认为应该在1943年在法国开辟第二战线以减轻苏联红军的压力的人，看到在地中海地区集中这么多军事力量而感到沮丧和愤怒。然而，丘吉尔重视地中海的战略意见占了上风。1944年，英国军队再次登陆希腊，驱逐了德国人；之后又挫败了希腊左翼运动——即希腊民族解放军(ELAS)。

在远东地区，英军也在拼命维系帝国的基础。日本穿过中国、入侵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包括占领美国在菲律宾的所有基地——这使丘吉尔在战略安排上将远东地区置于中东地区之上，因为这里是日军通往印度次大陆的要道。英军吃了几次大败仗。最致命的是1941年12月10日“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战列舰被日本炸弹和鱼雷击沉。随后日军迅速穿越马来亚，并于1942年2月15日迫使在新加坡的8万多英国和帝国军队投降。这场灾难，是指挥官珀西瓦尔(Percival)将军以及丘吉尔本人(他低估了日军的战斗力)严重错误的预判导致的结果。首相在下议院称之为“英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投降”。这是帝国衰落的里程碑，例如，从此以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要向美国寻求在太平洋地区的保护，而不是向宗主国英帝国。

然而，灾难没有持续发生。日军对缅甸的进军被迫推迟了，奥德·温盖特(Orde Wingate)将军的“缅甸远征军特种部队”(Chindits)获得了极大的赞誉。虽然印度受到国会运动以及日军从缅甸发动袭击的威胁，英国还是维持了在印度的统治。到1944年末，英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地位仍然强大，即使失去马来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即使需要依赖美国的陆地和海军援助。

最后在1944年6月，在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的指挥下，盟军从诺曼底海滩登陆法国，战争再次在欧洲大陆展开。最后阶段的英国军事战术引发了军事历史学家的一些争议，尤其是在法国北部和低地国家进军速度的延误。在阿纳姆的空降是一场灾难。即便如此，最终还是一场快速的大胜仗。1945年5月9日，蒙哥马利将军正式接受德军在吕讷堡灌丛(Luneburg Heath)的无条件投降。希特勒本人几天前就自杀了。两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和长崎造成巨大破坏，当时就造成十多万人死亡，随后日本也于8月15日投降。

在整个过程中，战争紧紧牵动着民族心理，没有表现出1914年至1918年大战期间的疑虑或愉快的沙文主义。最令人满意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六年里，伤亡人数比以阵地战为主的一战四年间的要少得多。这一次共有27万军人在六年内牺牲，以及在国内有6万多名平民死于德国空袭。战役更具外围性，更具偶发性，最终在技术基础上更有效地进行。甚至像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这样的和平运动的退伍军人也觉得，这是一场漂亮的战争。与此同时，围绕英国外部角色的所有重要问题仍未得到解答。在中东和远东地区，即使英国再次控制了亚洲的中国香港、沙捞越(Sarawak)、马来亚和新加坡以及非洲的英属索马里等地区，帝国体系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战时会议和1945年7月至8月的波茨坦和平会议上，美国人对加速非殖民化进程感到关切。丘吉尔焦虑地发现，他担任首相，打了六年的血腥战争，现在却不得不面对大英帝国的解体趋势。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在国内，全面战争的影响同样重大。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二战后英国的人口格局和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中央集权和控制力极强的政府，仍规范着社会和经济生活。然而，与1914至1918年不同的是，这个国家机器似乎更加公正，并且这一趋势更有可能延续到战后世界。这场战争清楚地表达了一种深刻的平等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英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曾出现过。乔治·奥威尔在《狮子与独角兽》里认为，社会正在发生革命。配给供应簿、防毒面具、身份证和其他战时控制措施，平等地折磨着人们，意味着“公平分摊”的理念。“闪电战”期间，人们共同承受苦难。“被疏散者”取得了显著的影响，他们是从伦敦、伯明翰、利物浦和其他城市撤离到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农村社区的学童们。全国的大部分人第一次发生相互交集，尽管不一定相互了解或相互喜欢。来自城市贫民窟的疏散儿童获得了医疗服务和食品供给——意味着他们的身心健康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战争意味着在30年代可怕的衰退之后可以恢复充分就业了。平等主义也鼓励了人们对社会规划的信心，即使车间和矿井口跟伦敦官僚的会议之间不一定存在明显或直接的联系。然而，结果是，怀着战时的团结精神和平等付出的精神，人们开始提出有关公共政策的新问题。在武装部队中同样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信念，这块“适合英雄的土地”不会像1918年后那样，把军人肆意抛弃。这种情绪，被战时媒体精确捕捉，包括由汤姆·霍普金森(Tom Hopkinson)编辑的插图杂志《图画邮报》(Picture Post)、《每日镜报》(Daily Mirror)，以及约克郡作家J. B. 普里斯特利(Priestley)的流行电台脱口秀。他的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式的本土激进主义风格，吸引了大批听众。

记录这种情绪最著名的文件是贝弗里奇(Beveridge)1942年11月的报告。这是出自一位严谨的学术型经济学家的报告，它概述了一项令人兴奋的全面社会保障计划。该计划由中央税收出资，包括产假福利和子女津贴、全民健康和失业保险、养老金和死亡抚恤金。用当时的话说，这是一项“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计划。欣喜若狂的公众反应，让这位缺乏个人魅力的贝弗里奇成了一个新名人，成为另一个“人民的威廉”；这份报告强调了社会政策在战后公共议程上的重要性，以及免费的国家医疗服务等其他优先事项。《巴洛报告》(Barlow Report，实际发布于1940年)主张对停滞不前的“萧条地区”进行彻底改革。随后，1945年的《工业分散法》(Distribution of Industry Act)开始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通过使经济基础设施多样化和现代化，扭转英格兰东北部和南威尔士等地区的经济衰退。1942年的尤斯瓦特报告(Uthwatt Report)概述了一种新的城市规划动态方法：在主要大都市周围提供“绿化带”；对土地使用进行新的控制；并通过发展“新城镇”来接纳老城区溢出的过剩人口。所有这些战时蓝图的基础，是对1943年预算方案和1944年政府白皮书中阐述的充分就业的进一步承诺。30年代，许多社区被停滞和经济的及人力的浪费所困扰，这样的悲剧再不会重演。那时失业游行者的领袖们现在在政府中很活跃，如爱伦·威尔金森(Ellen Wilkinson)，她是代表贾罗的国会议员和1936年饥饿大游行的领导人。

支持这一社会创新潮流的是财政政策的转变；政府承诺采取反周期政策，做人力预算和需求管理。这些做法甚至被金斯利·伍德(Kingsley Wood)和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爵士这样的传统主义战时财政大臣所接受。凯恩斯本人曾在财政部任职，并极大地影响了内阁强大的经济部门。凯恩斯曾经是1919年战后解决方案的主要批评者，现在不仅是制定国内预算政策的关键人物，而且也是外部财政安排的关键人物——包括通过布雷顿森林协议使国际贸易和货币合理化。最激进的秘方现在是在最古板的圈子中提出的：主要产业和英格兰银行的国有化；征收遗产税；医疗职业有薪水，还要接受国家指导。这些设想都引发了保守党和工党内阁大臣之间越来越多的争论，后座的议员也会愤怒地发飙，如直率的格拉斯哥犹太人伊曼纽尔·辛威尔(Emanuel Shinwell)和一位出色的威尔士前矿工阿内林·贝万(Aneurin Bevan)。但是，在像丘吉尔这样的传统战时领导人的支持下，这种社会和知识分子的辩论百花齐放，比1917至1918年的“重建”讨论具有更加精确的构想和更广泛的吸引力。这确实是新气象的标志。

在文化和艺术方面，战争为旧的价值观赋予了新的生命。显而易见，文学并没有像1914至1918年那样受到刺激；没有产生与一战时期类似的一代“战争诗人”。政府给战争艺术家提供一些资助，鼓励他们去描绘“闪电战”和其他地方的体验：亨利·摩尔、约翰·派珀(John Piper)和格雷厄姆·萨瑟兰(Graham Sutherland)是三个值得注意的例子；保罗·纳什是两场战争中的官方战争艺术家。

有趣的是，音乐是一种受到强有力刺激的艺术形式，特别是战时音乐创作得到了CEMA(鼓励音乐和艺术战时促进委员会)的赞助。海丝夫人(Dame Myra Hess)在“闪电战”期间在伦敦举行的午餐时间钢琴音乐会，表明了公众对音乐的一种新的热情。作曲家的杰出表现来自迈克尔·蒂皮特(Michael Tippett，他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创作了一部动人、充满人情味的作品《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孩子》)和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的作品。后者的《彼得·格赖姆斯》(Peter Grimes)于1945年6月首演，为英国歌剧带来了非凡的新活力。英国歌剧主要还是源自50年前吉尔伯特和沙利文(Gilbert和Sullivan)的合作作品(一位是剧作家，另一位是作曲家)。在战争期间，电影也成为一种创新的艺术形式。像电影《与祖国同在》(In Which we Serve)和《相见恨晚》(Brief Encounter)，有效地利用了战时主题：分离、失去、牺牲。电影为一个商业倾向的行业注入了创造性的现实主义。

然而，在所有文化传播的媒体中，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在公众心目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像汤米·汉德利(Tommy Handley)这样的喜剧演员，像维拉·林恩(Vera Lynn)这样的流行歌手，像理查德·迪姆布勒比(Richard Dimbleby)和温福德·沃恩·托马斯(Wynford Vaughan Thomas)这样的战地记者，成为当时伟大的大众艺人和新闻传播者。在一个被不熟悉的社会和思想观念震动的世界里，英国广播公司仍然是一个基本保守、令人放心的机构，恪守对上帝、国王和家庭的承诺，关注生命的连续性和国家遗产的永久性。在六年战争的大屠杀中，这正是大众所需求的。

无论如何，民众的意识和受教育程度都日益提高。自1918年以来，英国教育没有经历过任何重大改革；由于1922年的盖德斯经济政策，政府缩减开支，教育事业的发展受挫。工人阶层的大部分人，实际上根本没有受过中学教育；按照国际标准，在1939年之前上过大学或接受过其他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非常小，而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几乎全部是富裕或中产阶级的家庭背景——只有在威尔士除外。因此，1944年出台的《巴特勒教育法案》(Butler Education Act)是战争年代的另一个社会里程碑，它设立了新的普及全面中等教育的框架，像高卢一样分为三个部分，即现代中学、文法中学和技术中学。与此同时，法案为文法学校注入了新的活力，计划未来对学校建筑和设备的巨大投资，以确保更高的识字率以及社会和职业流动性。在战后的世界里，大多数落榜的学生就读于“现代”学校。尽管人们对其办学水准有诸多怀疑，但在文法学校接受教育的男女学生必定有良好的人生开端。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政府决心恢复传统价值观和思想，然而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都普遍要求社会变革，甚至是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愿望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在缩小。事实上，二战对英国人民最重要的遗产包括：在两种认知上的一致性：公众要求社会变革，政府部门也承认战前社会的不公正和分裂达到了危险的程度。这次变革的主要力量是现在的工会。它已经不是1918年后政府的局外人了。当时最强大的工会领导人、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的贝文(Bevin)， 1940年5月被丘吉尔任命为劳工大臣，是负责国内事务的主要大臣。在他的支持下，工会与政府合作，来规范工作实践、改善工业条件，以及规划经济战略，两者间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亲密关系。英国工会联盟(TUC)书记沃特·西特里尼(Walter Citrine)实际上成了政府的一名辅助成员。

战争期间确实发生过罢工，特别是1942年肯特郡的矿工罢工，以及1941年苏格兰克莱德河畔的和1942至1943年南威尔士的男学徒罢工。但与正在形成的、更广泛的共识相比较，罢工是相对较小的事件。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英国工会联盟起草了一份修订的公共优先事业清单，包括主要行业和公共服务的国有化、维持充分就业、依据贝弗里奇报告建立福利国家，以及更多基于“公平分摊”战时精神的平等主义财政意见。

在各个层面上，这种思潮附和着显著的政治激进主义情绪。实际上，在1940年至1945年间，可以说英国比其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都更快地向左倾斜。在政府中，丘吉尔政府的工党大臣们赫然占据着内务部门的要职：劳工大臣贝文；副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内政大臣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格林伍德、道尔顿(Hugh Dalton)和其他人也成为人们熟悉和值得信赖的人物。他们是，战后重建这一信念的守护者。改革派的保守党大臣也是如此，如教育法案的缔造者巴特勒(R. A. Butler)。他们的观点与政策制定者们的新正统观念相协调，他们中的许多是自由主义理论家，如凯恩斯或贝弗里奇，或者仅仅是无党派技术官僚。

除了威斯敏斯特和白厅之外，很明显，公众变得更加激进。公众的思想倾向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因为报纸上的盖洛普民意调查记录了这一点——尽管同时代人很少关注这些来自美国的、陌生的社会学统计方式。在补选中，模糊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大众财富党(Common Wealth Party)取得了几次成功。在苏联红军打赢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并向柏林挺进之后，公众普遍对红军充满了热情。甚至在军队中也是如此，在时政小组和讨论圈中，左翼或新颖的想法都被大肆宣传。来自北非沙漠或远东地区军人的家书，愤愤地要求在战后得到更好的待遇。

因此，随着战争的结束，重建，是一个更加连贯和深刻的理念。1918年，许多蓝图都设想得不妥当，注定要被财政部置诸脑后。这次更像是一场人民的战争。重建的想法更精确，既有更民主的推动力，也有更多理性基础。一旦战争结束，就会显现出巨大的影响。1945年5月，在德国投降几天后，丘吉尔的联合政府突然意外瓦解，而远东地区对日本人的战争仍在继续。令丘吉尔感到沮丧的是，代表普通民众意愿的工党国家行政部，坚持要求工党的大臣们离开政府。7月将举行大选。

1918年的“优惠券选举”始终是一次虚伪的表演。即使这次选举没有被凯恩斯所暗示的歇斯底里的“绞死德国皇帝”的沙文主义所污染——这个因素无疑是存在的。普遍的爱国主义激情，使得1918年11月至12月的竞选误导了公众情绪。然而，在1945年6月至7月期间，人们的头脑更加清醒：更准确地关注住房和医疗、充分就业和工业振兴；更关注战后迫切的社会需求，而不是外部或大英帝国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受人尊敬的战争领袖温斯顿·丘吉尔的权力和威望显得无关紧要，甚至成了保守党的尴尬。

令人惊讶的是，选举结果是自1906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政治滑坡。工党增加了203个席位，共占394个席位；而保守党占210个席位。平凡、沉默寡言的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发现自己进了唐宁街10号，成为被绝大多数人推选的政府首脑。除此之外，欧内斯特·贝文担任外交大臣，赫伯特·莫里森担任副首相，道尔顿担任财政大臣，以及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爵士担任贸易委员会(Board of Trade)主席。这是对战争年代变化的气氛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评判，毫无疑问也是对30年代的苦难的延迟判决，以及对慕尼黑和西班牙、贾罗和饥饿游行的痛苦记忆。在英国历史上，罕见地似乎呈现出一种不连续和脱节的状况；它使大臣们和群众选民既感到兴奋又感到困惑。正如一位新任工党大臣詹姆斯·格里菲思(James Griffiths)十分困惑地惊呼的那样：“这以后——会怎样？”

战后世界

事实上，一个阶段紧跟着另一个阶段不断到来。1945至1951年的工党政府，虽然在其六年任期内存在大量的国内党派纷争——甚至偶尔会相当激烈，但是却形成了一种新的共识，即：建立一个基于混合经济的民主国家和福利国家。这一共识，使得英国顺利实现了战后的艰难转型；这一共识，在本质上延续了一代人或更多代人。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政治和经济环境非常不同的情况下，战后时期出现的、由艾德礼奠定基础的共识，才受到决定性挑战。在这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权所引入的创新与稳定之间的平衡，似乎非常符合民众意愿。

在某种程度上，艾德礼政府确实制订了一项卓越的持续改革计划。主要行业和机构被纳入公有制，包括煤炭、铁路、公路运输、民用航空、天然气、电力、有线和无线广播，甚至英格兰银行。总的来说，英国20%的工业被纳入“公共部门”。边远省份的公司及私人资本家被分管企业的公共行政官员董事会所取代。直到1948年9月钢铁国有化带来了政府内部的分歧，公有制的主要前提(正如1945年劳工宣言所阐明的那样)才受到挑战。

公共财政扶持的社会福利也有很大的扩展，通常被称为“福利国家”。最引人注目的、最有争议的是贝文于1946年推出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该计划于1948年7月生效。免费医疗服务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争论，医生们极力抵制——他们认为这是在实施一个薪酬制度，使他们成为国家雇员，并会破坏私人行医。然而，战后的公众共识足以迫使该法案通过，并使所有公民能够获得免费医疗服务。其他值得注意的措施包括：1946年引入的国家保险制度，非常符合贝弗里奇的战时提案；国家提供补贴的廉租房也重获新的动力——到1952年，该计划共提供了100多万套新的临时住房；增加养老金；提高国民义务教育年限；还有儿童津贴。

有人说，这些措施在当时受到人们的一致欢迎——而实际上远非如此。政府向批评者做出了许多让步。贝文本人不得不允许医学界保留私人诊所，并在国有化医院内设立“自费床位”——这是典型的英国式妥协。在中等教育中，公立学校与国家文法学校并肩繁荣。事实上，1945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思想风行的年代，伊顿和其他私人教育机构从未如此繁荣，慈善机构的地位也受到国税局的保护。由于政府要鼓励房产销售，同时也是出于“财产所有的民主制”的原则，公共住房计划在消减。

然而，尽管有其局限性，福利国家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在接下来的20年，福利国家被认为是一个平衡的、富有同情心的社会的重要属性。尽管1951年4月大臣之间发生争吵，导致贝文和其他两位大臣因假牙和眼镜指控而辞职，但受到公众支持的综合性福利国家的基本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完好保留了下来。同样，对充分就业的承诺和新的区域政策也延续下来，这些政策为威尔士的山区、达勒姆、坎伯兰和苏格兰的中央工业带等曾经荒废的地区重新赋予了生命力。鉴于这些好处，工会会员准备接受工资冻结、贬值和不愉快的困难时期。尽管许多要求被政府断然拒绝，他们仍然保持对政府的忠诚。

后来的传说证明，在某些方面这确实是一个经济紧缩和普遍萧条的时代。从一开始，英国就面临着巨大的战后债务。原材料和基本食品供应持续短缺；由于缺乏美元，导致与北美的贸易严重失衡，使情况雪上加霜。1947年7月，在外汇兑换热潮之后，出现近乎恐慌的英镑挤兑；1949年9月决定将英镑兑美元贬值；1951年7月至8月朝鲜战争期间的国际收支异常困难。食品、衣服、汽油和许多家用商品的配给制一直延续到1954年。规划和控制由白厅的不露面官僚管理(并被“投机倒把”和“黑市”钻空了)。这种规划和控制成为当时最“正常”的一部分。

尽管如此，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工薪阶层大多认为，自1945年以来的岁月，是自鼎盛时的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以来最好的年代。工资比1938年的水平高出30%。生活水平提高了，就业有保障，环境和教育设施也更加令人满意。在英国，人们可以从事足球和板球等大众体育运动，去电影院和舞厅，还可以享受休闲活动。海布里、维拉公园或老特拉福德等足球场，每周吸引了超过6万名热情(且完全和平)的观众。

1951年，工党政府在在任的最后几个月推出了一个英国节(Festival of Britain)，以庆祝1851年大博览会一百周年。在面对经济短缺和海外事务严重阴霾的时候，一些心怀偏见的批评人士认为，这不是举行全国欢乐节日的时候——但庆祝这个节日，被证明是一个大成功。除了其他好处之外，它还开启了对废弃的泰晤士河南岸的大规模清理工作；其核心建筑是罗伯特·马修(Robert Matthew)设计的、用来举办音乐和其他艺术活动的新节日大厅(Festival Hall)。节日庆典使建筑师、雕塑家和设计师新的创造力得到释放。与此同时，它还展示了英国人潜在的一些技术和制造技能。沿着泰晤士河南岸的巴特西(Battersea)这个游乐园，成了欢乐和发明的海洋。这场节日庆典，证明了英国人的文化仍然充满活力，他们仍然向往着和平，仍然重视自己的传统。

事实上，1951年之后，保守党英国节所展示的民众喜悦之情得以延续。1951至1964年，是保守党不间断统治时期，四位首相先后是丘吉尔、艾登、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和道格拉斯·霍姆(Alec Douglas Home)；他们均奉行社会和平政策，一般允许工会发展他们在战争期间所增长的自由和集体谈判能力。也很少有大罢工，也没有家庭暴力——即使在北爱尔兰。福利国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所增加的条款相对较少。充分就业仍然是一个普遍关注的优先事项。事实上，人们认为，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方法能永久地确保充分就业。这种方法体现在“Butskell先生”〔这是两个人名的合成词，一个是保守党领袖巴特勒(Butler)，另一个是工党领袖盖茨克尔(Gaitskell)，两人当时都提出了中间派政策〕的财政信条里。

当失业率在1959至1960年再次抬头时，保守党在推动干预主义的地区政策方面，与其工党前任一样积极。这一时期的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被(半崇拜的)左翼报纸漫画家“维琪”(Vicky)称为“超级麦克”。因此，1951年至1964年之间没有出现任何与艾德礼式共识的重大偏离。1964年，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领导的工党，以微弱多数重掌政府(在1966年的大选中赢得了绝大多数席位)，表明国家政策没有大幅度偏离过去20年来人们广泛接受的政治和社会框架。

国内的政治和谐，为艺术的实验和创新提供了空间。在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荒芜的十年之后，50年代出现了许多杰出小说家及其主要作品，其中一些人在战前就开始写作：乔伊斯·凯利(Joyce Cary)、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安格斯·威尔逊(Angus Wilson)和艾里斯·默多克(Iris Murdoch)等，是其中最杰出的。英国戏剧在这一时期也经历了复兴，从爱尔兰人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和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的先锋作品，到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等坚定人物的社会现实主义。后者的《愤怒的回顾》(Look Back In Anger， 1956年)在斯隆广场皇家宫廷剧院的激进主义大本营上演，因其蔑视自1945年以来英国的社会变革而引起轰动。混沌、浪漫的“愤怒的青年”诞生了。在《局外人》(The Outsider)中，科林·威尔逊(Colin Wilson)捕捉到了边缘化的知识分子的两难境地。

诗歌也表现出很大的活力，特别是通过威尔士诗人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他于1953年在纽约酗酒死亡。北爱尔兰也出现了“阿尔斯特文艺复兴”。在海外，前往美国旅行的英国人注意到，英国戏剧家和演员近乎垄断了百老汇。尽管英国在经济和技术上比美国落后，但仍然可以通过其文化成就在美国演绎英国本土的作品——这并非是没有依据的幻觉。

英国音乐也异乎寻常地充满活力，布里顿(Britten)在作曲和歌剧方面依然活跃；像威廉·沃尔顿(William Walton)这样年长的人物也很活跃。更令人鼓舞的是，音乐制作显示出一种明显的迹象，即它不那么神秘了，也不再只是中产阶级的活动。学校交响乐团和业余音乐团体蓬勃发展。当地的音乐节正在快速涌现，1947年在爱丁堡推出的音乐节最为出色。所有这一切背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家通过艺术委员会提供赞助——无论人们对这个机构的存在和影响力有多大的争议。

遗憾的是，建筑和城市规划领域没什么进步。“新城镇”大多是冷漠的、“斯大林主义式”统一的代名词，即使像白金汉郡的米尔顿·凯恩斯(Milton Keynes)这样的新镇，其街道网格让人想起罗马时期的城镇规划，而在“闪电战”中遭受破坏的老城区的重建机会经常不被重视，特别是在曼彻斯特、斯旺西和圣保罗大教堂周围的伦敦金融城。丑陋的高层公寓穿透了天际线。新的城市建筑和大学往往显得冷峻而没有吸引力。“平板玻璃”并不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概念，主要城市中心和古老的大教堂城市的设计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在艺术界的其他地方，英国广播公司，无论是其广播还是电视，都显示出文化先驱的迹象。英国广播公司的“第三套节目”(The Third Programme)从1946年开始极大地刺激了音乐和戏剧的发展。电视在1950年之后开始在全国普及；尽管存在各种局限性，电视成了有效的社会工具，让国民更了解自己的国家。通过广告获得资金的“独立”电视台始于1954年。英国广播公司在满足少数群体——包括知识分子、威尔士人以及来自亚洲和其他地区的“有色”移民——的兴趣方面，也很有价值。

电影也逐渐成为新艺术实验的媒介。电影的低价和非正式的氛围，能够吸引大众，其地位也因为普通观众而得到加强，并且立即摆脱了来自电视的竞争挑战。20世纪40年代后期最著名的电影事件是伊灵电影公司(Ealing Studios)的喜剧，其特点是以克制的幽默和温和的宽容重新诠释了传统的英国主题。《买路钱》(Passport to Pimlico)、《仁心与冠冕》(Kind Hearts and Coronets)以及此类风格的其他电影，证明了英国社会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在英国阶级体系的阴影下制作的无穷无尽的电影则远没有那么有趣，它们以充满感情的、自视甚高的、令人茫然不解的术语来描绘工人阶级——前几代就移居伦敦西区的剧院观众对这些术语非常熟悉。外国人通常被描绘成不可靠的或只是滑稽的〔这一时期大量出版的伊妮德·布莱顿(Enid Blyton)的儿童书中就是这么描绘外国人的〕。像友善的村庄“鲍比”等持久的象征，被电影《寒夜青灯》(Blue Lamp)或电视剧如《警察狄克逊》(Dixon of Dock Green)赋予了感性的新意。

更为积极的是，在50年代后期，一些席卷法国、意大利和(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电影的新浪潮，也对英国产生了一些真正的影响。一系列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电影，往往带有尖锐的社会评论，表明文化态度的转变。《甜言蜜语》(A Taste of Honey)或《年少莫轻狂》(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深入探索了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和他们的价值观所塑造的人际关系；这两部电影的流行，体现了英国电影业的新深度和敏感度。在更广泛的层面上，电影业的发展表明了英国在这个过渡时期的安全与稳定。

普遍安宁的对外政策，有助于国内的稳定性。1945年的英国仍然是一个强国，是国际和平会议的“三巨头”之一，它通过制造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来证明了这一事实。在经济衰退的累积效应不可避免地造成影响之前，这件强大的外衣一直保留到1963年在莫斯科《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英国拥有自己强大的防御系统、自己的独立核武器、自己的英镑区，以及强大帝国(虽然正在逐渐解散)内部的战略、贸易和金融联系。在医学、物理学和化学方面，英国仍然十分卓越，一些杰出的英国科学家荣获诺贝尔奖：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和弗洛里(Howard Florey)发现了青霉素；英国分子生物学家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他的美国同事沃森(James Watson)共同发现了DNA。还有受尽折磨的数学天才艾伦·图灵(Alan Turing)，他在战争期间参与了对德国恩尼格玛(Enigma)密码系统的破解项目，并在自杀前开创了计算机科学。

然而，二战后，英帝国采取了渐进的、必要的收缩政策，英国的国际地位因此而重新定位。这是一个无情的过程，即使像丘吉尔这样资深的帝国主义者也无法阻止。1947年至1949年间，艾德礼政府给予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和锡兰(今斯里兰卡)以自治权，这一时期是权力移交的关键时刻。这等于明确声明，英国在军事和财政上已经力不从心，而且最重要的是缺乏以武力继续持有遥远的土地的意愿了。非殖民化进程在50年代势如破竹，英国在西非和东非以及其他地区的领地纷纷获得了独立，甚至包括肯尼亚和塞浦路斯——在这两个地方，英军与本土民族主义势力发生了血腥的冲突。在南部非洲，1963年中非联邦最终解体，意味着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和尼亚萨兰(今马拉维)的独立。

到20世纪60年代初，只有少数几块杂乱的领土仍然在英国的直接统治之下：英属洪都拉斯加勒比海地区的小岛、福克兰群岛、直布罗陀、中国香港、亚丁、斐济和其他一些前哨基地。现在，人们对于帝国的神秘感充满着怀念。“帝国日”从公立学校的日历中消失了；印度籍公务员匿名回国；国王不再是印度的皇帝。

然后在1956年10月，当埃及人宣布苏伊士运河从此被国有化后，当时的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惊人地联合法国和以色列采取秘密行动，入侵苏伊士运河区。世界舆论，甚至包括美国，都反对英国。英镑地位受到威胁；石油供应枯竭；在联合国的谴责下，英国军队灰溜溜地撤回。公众对此几乎没有表达长期愤怒；旧帝国主义的声音相对平静。在1959年的大选中，保守党在国内繁荣的基础上参选，并且轻松地赢得了胜利。按麦克米伦的话说，“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另一方面，美国政治家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Moynihan)大写特写英国在亚非第三世界的新声望，因为英国解放了世界上相当大比例的人口，而没有经历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或比利时人在刚果的痛苦。一个曾经青睐杰里米·边沁和李嘉图(David Ricardo)、约翰·穆勒和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等自由派的世界，现在开始倾听伦敦经济学院的拉斯基和托尼、《新政治家》杂志(New Statesman)以及(甚至反对)工党所宣扬的社会民主主义信条。

在后帝国时期，英国成为一个更加自省的国家，在世界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稳定的。随着英联邦内的联系变得更加礼仪化(虽然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如英镑区的运行、英国对黄油和肉类等英联邦产品的偏好)，与美国的关系显得更加重要，即使在许多方面苦乐参半。从1949年开始，美国和英国通过北约在战略和地缘政治上紧紧捆绑在一起。不久，在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中，两国也结盟。此后，英、美两国在政策上密切合作，无论保守党还是工党政府掌权。

英国人对两个英语民族之间的平等“特殊关系”引以为豪。然而，很明显，在实践中英国在拼命维持自己虚幻的独立姿态。在朝鲜战争中、在与中国的交往(除了正式承认之外)、在中东，尤其是在欧洲面对苏联的威胁时，英国和美国的政策是相似的——即使不完全相同的话。1956年英国参与苏伊士行动，这是对英、美关系的一次罕见的背叛，不过这次尝试性行动很快被扑灭了。1962年英、美签订的《拿骚协议》确保美国给英国提供“核威慑”(“北极星”号潜艇)，使得英国的防御和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

在本土附近，从1947年开始有人试图组建西欧的政治和经济联盟。从战争结束后这个想法首次提出，英国政府就持怀疑态度——即使不是公开反对。其理由包括：英国与英联邦的联系、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英国独特的宪法和法律制度，以及英国社会主义计划的自主性，等等。更重大的理由是，大多数英国人认为：西欧人是难以理解的外国人，英吉利海峡两岸很少有天然的联系。1963年，麦克米伦领导的保守党政府第一次试图加入欧洲共同市场，遭到法国总统戴高乐的拒绝；1967年威尔逊领导的工党政府的第二次努力再次被拒。英国人对未能加入这个国际机构没有表现出任何莫大的悲伤，因为加入欧洲共同市场意味着食物价格上涨，削弱跟英联邦国家的联系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威胁。亲欧洲派逆清晰的舆论潮流和“千年历史”感而行。

在这个自足并有点孤立的社会中，一般模式是以消费者的利益为主导所设计的。在表面之下，这个时代的预言家和经济学家们发现，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生产力下降。社会学家发现了深刻的不平等和阶级鸿沟，这些阻碍了“停滞社会”的现代化。英国人对自己的体制和传统的态度是自满得意。对于英国人来说，现在的生活似乎明显更好。出生率下降意味着家庭规模变小，也更富有。房屋装潢得更好；越来越多的家庭拥有汽车；可以用便宜的按揭贷款买房；每年夏天都去西班牙、法国或意大利度过一个体面的假期。

日益惬意的生活，也不局限于住在郊区半独立式房屋的中产阶级。工薪阶层的人们也可以乘飞机去阳光明媚的地中海沿岸旅游，或在酒吧、俱乐部和其他地方狂欢，因为更高的工资和更短的工作时间给他们带来了选择的自由。工薪阶层的年轻人成为社会学分析和反叛传统的潮流所喜欢的目标，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更古怪，流行文化在他们中间也更盛行。像长发的北爱尔兰和曼联足球运动员乔治·贝斯特(George Best)这样的体育明星，代表了与20世纪20年代的杰克·霍布斯非常不同的价值观。披头士乐队(一群利物浦青年)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取得了音乐上的突破，使得英国成为所谓“放任型”社会的先驱。在这样的社会里，酒精和毒品泛滥，裙子短得出奇，性行为也更加开放。1966年英格兰足球队在世界杯赛上的胜利，为年轻人的新好战性增添了爱国主义的光环，尤其是因为英格兰队击败了老对手德国队。足球流氓高唱着“两次世界大战和一届世界杯”!

此外，在麦克米伦首相等的享乐主义观点以及工党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的文明宽容政策的助推下，中产阶级改革者开始了其他社会变革。法律对性犯罪、同性恋和其他情况的罪行从轻发落。堕胎以及避孕药和其他容易获得的避孕手段，为无休止的性放纵提供了空间；离婚和单亲家庭急剧增多。据称，在美国肯尼迪总统的“新边疆”政策的推波助澜下，青年文化曾袭卷英国上下。尤其是英国大学中，混合了各种文化。在这里，越来越多的背井离乡的工人阶级学生与更具侵略性的同时代中产阶级融合在一起，因数量庞大，增强了对青年的吸引力。许多新的大学在1963年之后的十年里纷纷成立，而老牌大学大幅扩大规模。一些批评人士抱怨说，“更多意味着更滥”。其他人反驳说，只有5%的年轻人接受了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英国人的潜力几乎没有得到挖掘。由于社会富足解决了基本的生计问题，所以思维清晰的大学生可以将他们的精力转向新的奋斗方向。

50年代后期的核裁军运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产阶级年轻人的理想主义。有一段时间，该运动差一点影响工党成为执政党。60年代后期，同样的激情形成了对美国越战的抗议。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或法国索邦大学的学生反抗运动，也在英国校园中短暂爆发，然后同样神秘地偃旗息鼓了。

这些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公众满足的表面之下，实际上存在着各种根深蒂固的分裂力量。在哈罗德·威尔逊的第一任首相(1964—1970)期间，各种不同的群体爆发了反抗。世界的生态受到破坏，且受到难以想象的恐怖武器的威胁——这种背景下的年轻人，对消费主义和墨守成规的价值观不感兴趣。在其他地方，威尔士和苏格兰产生了年轻人的民族主义抗议潮流；在西班牙巴斯克(Basque)地区或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此类抗议，更让人难忘。威尔士和苏格兰并没有充分享受20世纪50年代经济增长的红利。为苏格兰以及后来(1964年)威尔士所创建的国务大臣等职位，几乎没有满足他们的民族愿望。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合理地抱怨说，伊丽莎白二世的称号在他们的国家是不恰当的。在威尔士，其古老的语言和文化在强大的英语文化的冲击下濒临灭绝。在1966年的一次补选中，卡马森(Carmarthen)的威尔士民族主义者获胜，随后发起了代表威尔士语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以及几次未遂的爆炸企图)。统一主义者的一个成功回应是：在1969年，查尔斯王子被册封为威尔士亲王。在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占领了汉密尔顿席位和几个地方当局；一种新的反英格兰情绪似乎席卷了苏格兰的高地和低地。

“有色”少数裔引起的问题，更加违反宪法或更不平静。自1950年以来，从印度、巴基斯坦、西非和西印度群岛移民到英国的人有一百多万人。他们住着破旧的房子，在就业中和在警察执法中(有时候)遭到种族歧视。除此之外，老城区的种族偏见更加危险。一名持不同政见的右翼灾祸预言家以诺·鲍威尔(Enoch Powell)以煽动性言论激化了种族歧视。根据美国的种族骚乱，他预测英国城市将成为“血河”。

更令人不安的是，在北爱尔兰，从1920年起一直由占多数的新教徒控制，现在出现了动荡。信奉罗马天主教(通常是民族主义者)的少数派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在实践中，维持宗教和种族和谐的努力显然已经落空。军队进驻贝尔法斯特和伦敦德里以维持秩序。爱尔兰共和军和新芬党在英国各城市制造了一波令人震惊的爆炸事件，表明古老的爱尔兰民族主义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险恶阶段。在60年代后期，少数族裔举行了从布里克斯顿(Brixton)到贝尔法斯特的游行，建立在双方同意基础上的自由英国似乎正在瓦解，好像跟1910年至1914年间的情况一样。

迄今为止，只有部分社会结构保持完好，因为整体人口的生活水平很高并且还在继续改善。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不断增加的经济压力正在加剧新的社会紧张局势。在这糟糕的十年里，英国举步维艰，采取了一个接一个的金融权宜之计，经历了频繁的国际收支危机和多次英镑挤兑。作为权宜之计，1967年的英镑贬值并未产生任何持久的补救效果。通货膨胀率开始显著上升，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领导的保守党政府肆无忌惮地扩大货币供应量——这是凯恩斯主义的误导版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所有预测现在都被推翻了，因为通胀上升带来了失业率的上升。

起初，这仅限于东北部、苏格兰和南威尔士的老工业区。后两个地区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与煤矿和工厂关闭以及工人下岗密切相关。但到了1973年，英国的经济问题显然已经产生了更为普遍的后果。这个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以及它在世界贸易和生产中的份额，都在严重下滑——也许是无可挽回的下滑。英国似乎已经取代土耳其，成为传说中的“欧洲病夫”。

为了抗议生活水平下降，工会发动了工人的集体力量。工会成员迅速增加，1979年达到1300多万人的峰值。罢工此起彼伏，煤矿的罢工最为严重。1972年2月举行了全国矿工罢工，并取得了圆满成功。尽管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煤炭工业已经全面萎缩，但希思政府还是充分见识了矿工罢工破坏国家生产和能源供应的能力。1974年2月，另一场矿工罢工迫使政府召集主题为“谁来治理英国？”的选举。出人意料，答案是：人们略倾向工党——于是政府随之大换班。矿工们再次赢得了他们的所有要求，并在工资表中恢复了以前的高排名。

日益扩大的抗议情绪、不愿接受传统的制裁和纪律，以及在工会强力挤压下动摇的生产基础——这些形成了不祥的背景，因为英国在享受了短暂而令人陶醉的“富裕”之后，将要迎接新国际秩序的陌生挑战。

从70年代到90年代

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为宏观经济和社会学治理提供了一个永久的、痛苦的案例。与几乎所有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英国的经济持续下滑——按绝对价值计算，甚至低于自己早期的生产水平。1973至1974年的能源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使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从中东进口的石油价格上涨了4倍，给经济雪上加霜。不过这刺激了英国在这十年里去开采北海的石油和天然气。

凭借核电站和水电计划以及丰富的煤炭供应，英国在很多方面都能比其他许多竞争对手更好地应对这些新的困难。但是，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不可避免地推动了自1919年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工会施压，要求在1975年底工资增长30%——这进一步加剧了通胀。英国的通货膨胀继续保持在历史高位，1980年曾一度超过20%，随后在1982至1983年降到相对容易控制的10%左右。此后，由于工资增长放缓，以及许多商品实际价格相对下降，货币供应受到限制；到1987年秋季，通货膨胀率下降至4%左右。

随着价格上涨以及工资和其他各项成本的压力，失业再次成为英国国内主要的祸害。到1980年，失业人数已超过200万——是自30年代以来的最大规模。随着政府投资和货币供应的减少，到1983年春季，失业人口已经超过300万。之后三年，失业人口一直保持在这一惊人水平，甚至有所上升；直到1987年经济增长有所恢复，失业人数才小幅减少，下降至300万以下。经济的中心似乎出现了严重的溃烂——几十万人，其中许多是青少年或其他年轻人，注定在数年内要依靠国家救济，而公共福利服务正在递减。

有证据表明，其他方面也有所下降。虽然人口继续增加，从1951年的5000多万增加到1981年的5600多万；但人们注意到：1975至1978年期间，实际上人口有所下降。在经济衰退期间，出生率急剧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增加——这给社会服务带来了压力，老年人必然依赖于身体健全的就业人员创造的财富。

其结果，对社会结构最具破坏性。1974至1975年是通货膨胀失控的最初阶段，紧跟着是政府与工会签订不安的所谓“社会契约”时期。契约是威尔逊和后来的卡拉汉(Callaghan， 1975—1978)的工党政府跟工会谈判的结果。工会同意调整他们的工资要求，以换取针对其需求的特定政府政策，特别是工作保护。此后没有发生过严重的罢工，直到1978至1979年所谓的“不满的冬天”，当时公务员甚至包括市政公墓的挖墓人都发动了一连串的罢工，帮助保守党选举获胜。

此后，工会继续坚定地举行维护“工作权”的示威活动，抗议削减公共支出和高失业率。不仅传统上脆弱的地区，如苏格兰、默西赛德郡和东北部，甚至曾经繁荣的地区，如西米德兰兹郡(West Midlands)，失业率都达到20%以上。在钢铁行业，康塞特(Consett)、肖顿(Shotton)和科比(Corby)等大工厂永久倒闭。因医疗卫生和教育服务(包括大学)投资减少以及艺术和环境支出减少，人们的生活质量间接受到影响。英国现在成了后凯恩斯主义“滞胀”现象的典型例子——即同时出现了工业衰退和高通胀。

这些经济压力严重影响了70年代的社会稳定。它们助长了其他已经十分明显的社会、社区或种族的紧张局势。最令人不安的案例仍然是北爱尔兰。英国最高的失业率加剧了新教徒与罗马天主教徒之间根深蒂固的种族和宗教仇恨。整个70年代，北爱尔兰的局势变得越来越令人担忧。民权运动的成功，冲击了原来的统一主义的主导地位；1972年的斯托蒙特(Stormont)大会，支持英国议会的直接统治。但临时派爱尔兰共和军重新开始制造暴力，同时伊恩·佩斯利(Ian Paisley)牧师发表侵略性的反教皇言论来蛊惑民众。

无疑，斯托蒙特大会的闭幕没有使双方实现和平。军队继续在伯格赛德(Bogside)和佛尔斯路(Falls Road)上巡逻。在阿尔斯特和南部的爱尔兰共和国之间，发生了紧张的边界事件——因为爱尔兰共和军从爱尔兰共和国获得资金和武器。有时，北爱尔兰的地方性暴力事件会跨过大海，蔓延到英国本土，在英国城市制造可怕的炸弹袭击，甚至暗杀政治家。女王的亲戚蒙巴顿勋爵是一位杰出的海军上将和政治家，1979年在爱尔兰附近的一艘船上被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炸死。

英国政府做出新的努力：让都柏林政府直接参与北爱尔兰事务——这是自1922年以来的第一次。1985年11月，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爱尔兰统一党总理加勒特·菲茨杰拉德(Garret Fitzgerald)达成盎格鲁-爱尔兰希尔斯堡协议。但是，这导致了阿尔斯特的统一主义者的抗议，并抵制英国议会。在那个不幸的岛屿上，真正的全爱尔兰的团结精神仍然遥不可及。爱尔兰历史悠久的种族仇恨尚未得到平息，矛盾双方都能轻易地弄到枪支。一再发生的暴力事件让公众开始明白事情的严重性：1984年的保守党会议期间，有人企图暗杀住在布莱顿酒店的撒切尔夫人；1991年2月，爱尔兰共和军向唐宁街10号发射迫击炮未遂。

其他紧张局势虽没有那么暴力，但同样令人不安。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通常以宪法形式继续表达自己的心声。在1979年“分权”措施失败后，凯尔特民族主义似乎有所收敛，但在威尔士仍然存在政治和文化冲突。捍卫威尔士语仍然吸引了许多热情的忠实分子，甚至还有愤怒的爱国者以绝食至死相威胁。有些英格兰人在威尔士乡村拥有“第二个家”，他们的房子有时会被当地的纵火犯烧毁。在苏格兰，政府仍然面对很大的分权压力，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基础削弱的情况下。然而，总的来说，威尔士和苏格兰仍然是和平的社会，没有像海对岸凯尔特人的北爱尔兰那样，被民族主义者痛苦地撕裂。

更令人担忧的是，大规模的黑人社区越来越动荡；其中大部分黑人居住在大城市贫穷、破旧的贫民区。伦敦的诺丁山地区和布里斯托尔的圣保罗地区出现了零星的麻烦。1981年夏，英国曾一度经历了美国模式的种族骚乱的全部恐怖，因为利物浦的托迪斯(Toxteth)地区和伦敦南部的布里克斯顿地区的黑人年轻人进行了长时间的骚乱，一切都被电视报道忠实地记录下来(电视报道或许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了。另一次暴力事件发生在伦敦北部托特纳姆(Tottenham)的布罗德沃特农场(Broadwater Farm)住宅区，黑人青年在那里谋杀了一名警察。这些事件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移民社区与警察之间缺乏信任。由于黑人年轻人的失业率尤为严重，而且在就业、住房和社会机会方面普遍存在歧视，种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和恐慌的理由。

其他麻烦也在累积。有一些工会抗议活动因为带有恐吓色彩，远远超出了此类活动通常会有的范畴。例如在伦敦北部举行的针对格伦威克(Grunwick)工厂的示威活动。青少年观众在足球比赛和其他运动场所制造盲目的暴力，破坏赛事。因此，英国的传统稳定性，越来越多地受到四面八方的冲击。一位美国国会议员沮丧地观察到，英国正变得像智利一样“无法治理”。

事实上，这一说法夸张得有点离谱。很少有社会能够在高失业率、通胀上升和公共支出减少的情况下像英国人一样保持平静。有证据表明，原来神圣不可侵犯的机构，现在受到的待遇低于其历史上任何时期应得的尊重：牛津大学遭到“静坐”抗议；警察、法官、教会领袖(和足球裁判员)未能维持他们以前的权威；即使王室成员也受到公众的批评或骚扰。尽管如此，制度和公民生活的大结构仍然是坚固的。但是，毫无疑问，发生社会摩擦和潜在的分裂的地方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必须重新审视和重新制定古老的制裁和限制措施，以使英国社会得以继续。

在这个动荡的时期，英国对外部世界的看法经历了一个内省阶段。在现实中，一种深刻的孤立心理决定了大众的态度，自1918年以后经常如此。与美国人在北约的正式联盟仍在继续，但对承诺没有多少热情。20世纪70年代后期，核裁军运动方兴未艾，是一种少见的和平的抗议形式，表明这种依赖于恐怖的核武器的联盟引起了很多公众的不安。拟议的巡航导弹计划引起了更多不安，并导致女性示威者在伯克郡的格林汉康蒙(Greenham Common)导弹基地进行长期抗议——这是女性政治的新起点。

在经历了多次外交内斗之后，英国于1973年进入欧洲共同市场。1975年的一次独立公投中，绝大多数人——几乎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支持英国成为其成员。但“欧洲”主要在非政治背景下引起了人们的喜爱。欧陆的一揽子度假计划、欧陆的汽车和食品的普及，以及欧洲足球比赛并没有让英国人更热切地喜欢他们的欧洲邻居。1975年以后，英国人对共同市场继续怀着闷闷不乐的敌意；民意调查显示，英国人持续反对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成员。无论如何，这个庞大的组织主要由隐身的官僚组成，很少受到民主制约；总部远在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这样的机构很难在英国这样的独立国家赢得公众的喜爱。加入共同市场意味着更高的食品价格，以及海量黄油和葡萄酒等将涌入英国市场，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英国人的广泛谴责——自1846年废除《谷物法》以来，英国人一直享受着廉价食品政策。英国人既是似是而非的“欧洲人”，也是似是而非的“大西洋主义者”。

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迹象表明，由于加入欧洲共同体带来了经济利益，英国人心甘情愿地成为其成员，反欧洲主义思潮也正在逐渐减弱。到1987年6月大选时，工党不再提议通过谈判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特别是因为该组织现在包括法国、西班牙和希腊的社会主义政府。1986年撒切尔夫人和法国总统密特朗签订协议，建设连接英法的、穿越英吉利海峡的高速铁路海底隧道。这条隧道于1994年开始运营，这显示英国的孤立主义至少有了部分让步。

1986年英国同意加入欧洲单一市场，这是一个重大变化。最后，经过内阁的多次内部争论，撒切尔夫人于1990年10月被迫加入欧洲汇率机制。然而，对于与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在保守党和政府的几个层面仍然存在严重分歧。在迫使执政十一年的撒切尔夫人于1990年11月辞去首相职务这件事上，这一分歧是主因。

英联邦的民族情绪仍然保留了一些影响力，以女王为名义国家元首。然而，与英联邦国家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描述。无论是涉及进入英国城市的黑人移民，还是关于如何应对南非种族隔离，与英联邦国家的这层关系，都可能产生摩擦而不是善意。与此同时，1989年英国与中国达成协议，在八年后将香港归还中国——再次表明，英国的世界角色正在不可逆转地削弱。

帝国格局迅速衰退的进程仍在继续，但是几乎没有引起公众的不满。经济和军事上的疲软，决定了英国采取的是有控制的紧缩政策。最艰难的遗留问题是南罗得西亚，这片与南非毗邻的土地推行着种族隔离系统，存在种族大屠杀的危险。撒切尔夫人保守党政府的政策出现了180度大转变，于1979年12月授予罗得西亚(后改名为津巴布韦)完全自治权——无视白人定居者的抗议。议会和公众欢呼、喝彩这次帝国的撤退。吉卜林和赛希尔·罗兹(Cecil Rhodes)的帝国主义精神终于被驱除了。“帝国”的观念似乎已经不太可能进一步扰乱英国人的心理。

然后，出乎意料的是，1982年3月下旬，阿根廷人出兵占领福克兰群岛(阿根廷人称之为“马尔维纳斯群岛”， 1833年被英占领)荒芜的前哨基地。英国政府在公众强烈呼声之下做出积极响应。两艘仅存的航空母舰和数十艘其他战舰、多架战斗机和一万名士兵组成一支特遣部队，被派往8000英里外的南大西洋的风暴海域。在迅速且成功的战斗中，得到了美国技术的支持，这些岛屿很快被重新夺回；6月14日，英国国旗再次飘扬在斯坦利港。

福克兰群岛战争极受欢迎；持不同政见者、核裁军运动或其他不同观点根本无人顾及。与此同时，在战争开始之前，除了从邮票上，英国人民几乎不知道这些遥远而几乎毫无价值的前哨小岛。一场战争似乎不会重振帝国的雄风。战后，增强海军力量或向南大西洋增加财政资源的公众愿望，并不比战前更强烈。福克兰群岛事件表明，英国人民中不耐烦的孤立感正在上升。面对国际怀疑论，英国仍然可以显示出强国的身份，在陆军、海军和技术方面，比像阿根廷这样的军事独裁国家更具优势。民族自豪感得到了复兴。

但福克兰群岛之战所表现的沙文主义，几乎在它开始时就消失了。英国国内重返熟悉的罢工、经济衰退和社会不满，例如1984年3月的一场激烈的矿工罢工，持续了整整一年。警方和矿工的纠察队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然而，全国矿工联盟内部就是分裂的，重要的中部地区的煤田继续开工——结果全国矿工联盟惨败，且更多矿井关闭了。

矿工能够迫使英国政府屈服——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历史和民间传说的一个主要特征。随着石油、天然气、电力和核能的大力发展，煤炭对英国的能源供应不那么重要了，矿工的力量也没有那么明显了。然而，在矿工罢工之后，白领和公共服务人员组织了一系列罢工，特别是教师引发的长期纠纷，导致1985至1987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教学秩序遭受严重破坏。

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保守党政府使80年代初期的问题更加严重——这似乎是英国在20世纪最右倾的一届政府。与此同时，工党政治家托尼·本恩(Tony Benn)领导着一场极左的、迈向原教旨社会主义的基层运动。共识似乎已经荡然无存。评论人员引用了叶芝的话说，“最好的缺乏一切信念，而最糟糕的充满激情”。工党中持不同政见的右翼成员组成了一个新政党，有些人从中找到了慰藉，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奉行凯恩斯式的经济中间路线，提倡收入政策、欧洲主义和核威慑。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对经济抱有很多宿命论，1983年6月的大选中，撒切尔夫人和保守党大胜，获得397个席位；而工党明显下降至209个，自由党17个，社会民主党只有6个席位。

人们再次担心温和的中间意见在大漩涡中会被一扫而空，但是其他更有希望的发展取代了这种担心。英国的经济变革有了回报。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国民经济有利变革的结果。北海的石油使英国能够自给自足，因此在其能源供给上处于独特的优势地位。国际收支突然出现逆转，有了大量、持续的盈余(直到1986年)。这也意味着制造业在英国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将不那么重要了。当然，石油、电子产品、航空航天(如协和式飞机)、高架桥(Humber Bridge)、高速列车、海峡隧道和计算机芯片方面的技术奇迹表明，本土的创新潜力和科学创造力并没有枯竭。

在80年代中期，也有不少迹象表明，这些发展创造了新的繁荣，至少在英格兰南部、部分中部地区和东盎格利亚。东盎格利亚的增长尤为明显。像斯温顿(Swindon)和贝辛斯托克(Basingstoke)这样的小镇，呈突飞猛进之势。由于英镑的贬值和一些大宗商品的进口价格下跌，英国经济在1987年初开始迅速发展，并达到4%的增长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增长主要依靠金融服务、信贷、投资和消费热潮，而不是英国制造业的传统优势；制造业继续呈现远低于1970年以前的生产水平。自从工业化以来，在历史变革中，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是动荡。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是1986年10月27日发生在伦敦金融城的所谓“大爆炸”：为交易商提供的一个几乎看不见的、高度复杂的计算机网络，取代了股票经纪人在证券交易所大楼里成群乱转的古老景象。这反映了资本市场的新国际主义。资本市场也有助于修复伦敦东区——数十年来这一区域一直被忽视。“雅皮士”(yuppy，年轻上进的专业人士)的社会现象，被广泛讨论并经常被谴责，他们大多是从事股票经纪、投资或商业银行业务的高收入青年。

对于许多英国公民来说，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危机之后，生活突然变得更加舒适。住房持有率继续提高，到1987年底，三分之二的人口拥有自己的住房。持有股份也变得更加普遍。政府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政策，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如电信系统、英国天然气公司、不列颠石油公司和机场(在80年代末供水和电力公司也实行私有化)。相反，工会在公众中的受尊重程度在下降，甚至工会成员也从1980年的1300万人左右下降到1987年的900万人。

在这个时期，英国并不是文化贫瘠之地或智力上缺乏冒险精神。英国小说家和戏剧家仍然非常有创意。几位英国著名建筑师获得了国际知名度，如詹姆斯·斯特林(James Stirling)、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和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的设计师)。英国音乐界从未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繁荣昌盛，伦敦似乎是世界音乐之都；在利兹、卡迪夫和其他地方，出现了管弦乐和歌剧的重要新发展。英国的文学周刊保持着高质量。英国广播公司仍然是一个主要的传播机构，其影响力因士气和收入下降而受到削弱——虽然与撒切尔政府的纠纷分散了很多精力。尽管从1981年开始，政府实施了开支削减政策，大学在文科、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包括医学)方面仍然不断取得创新成果。

一位美国评论员伯纳德·诺斯特(Bernard Nossiter)甚至在70年代末声称，英国表面的经济衰退和失业，其实掩盖了一些更积极的东西，即：创造性地利用闲暇。英国中产阶级和熟练工人阶级反对这种不断增加的大规模生产的常规模式，并选择更大程度地摆脱自动化劳动的苦役。这种观点可能过于乐观，忽视了古老的工作实践和管理惯性中的长期传统，这种传统阻碍经济甚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此外，英国文化所依赖的物质基础，受到技术创新失败和创业精神减弱的威胁。英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在80年代中期遇到的“人才流失”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有天赋的年轻科学家被吸引到大西洋彼岸去了。工业革命以后的两百年里，英国人仍然不愿意以现代化的模式来培养他们的科学天才。然而，尽管有这种明显的弱点，英国人才并不一定不能够应对社会激变和工业弱点之外的新压力，而不仅是承担了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商贸领头羊和国际地位的负担。

这些和其他事态的发展，为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带来了新的生机。在1987年6月的大选中，尽管工党在新领袖尼尔·金诺克(Neil Kinnock)领导下构成激烈的竞争，保守党还是再次轻松获胜，占375个席位；工党占229个席位，而衰弱且涣散的自由党/社会民主党联盟则只有22个席位。因此，撒切尔夫人成为自1812至1827年利物浦勋爵以来，第一位赢得三次大选的首相——这是一项非凡的成就。保守党在竞选活动中做出了很多努力，声称他们已经恢复了国家的繁荣，也是国家安全的可靠保护者。工党的单边核裁军政策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在蓬勃发展的英格兰南部，工党四分五裂、观念陈旧，不可能获选。

另一方面，选举结果显示，英国内部的区域鸿沟非常明显。保守党的大量选票来自南部和中部地区，但在北方的工业城市失势。在威尔士，工党得到5%的摇摆选票；在苏格兰，这个数字是7.5%。人们谈论着南北方之间的基本社会鸿沟：南方日益繁荣，充满自信；北方在腐朽没落，高失业率，城市发展滞后，公共服务不到位。19世纪40年代迪斯雷利的小说中描述的“两个国家”，在一个多世纪之后仍然那么泾渭分明。

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显示出一连串既分裂又稳定的因素，两种因素脆弱地共存着，破坏的力量十分明显。在北爱尔兰、工业界以及城市中的黑人聚居区，社会问题显而易见。政治共识面临着各种形式的新挑战：由本恩领导的新马克思主义工党左派；准法西斯国民阵线的种族主义思想；或者是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有时表现出的贵族精英主义。传统的关系(年轻人对待他们的父母、“女权主义”的妻子对待丈夫、工人对待雇主和工会领袖、学生对待他们的老师、公民对待法律和秩序的监护人等)似乎在不断发生变化。《英国正在死亡吗？》是1979年一本耐人寻味的书。相比之下，英国的稳定性往往表现为对古典模式和祖先怀着类似于宗教的崇敬，如对王室的崇拜，或者模糊的“遗产”概念——这往往需要有选择地和感性地阅读英国历史。

1987年大选后，撒切尔夫人的政府陷入混乱，显著加剧了公众的不稳定。在这十年(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政府奉行货币主义、私有化和市场力量；挑战教会、大学和地方政府等机构；凭借首相本人几乎无敌的个人优势，撒切尔主义似乎取得了胜利。但在接下来的三年里，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在国内，一些更激进的提案遇到了重大反对意见。政府试图将市场力量引入教育领域，甚至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引起了公众的极大愤怒。一项以社区费(或“人头税”)取代家庭税收制度的提议，招致全国各地的抗议。毕竟，早在1381年，生来自由的英国人在瓦特·泰勒(Wat Tyler)的领导下，就曾起义、反对征收人头税——这一段记忆仍然在流行。更为灾难性的是，政府做出了一个不明智决定，即1989年首先在苏格兰征收人头税。这使得苏格兰的专业人士、中产阶级舆论更加疏远保守党。在爱丁堡举行了一次多党制宪会议，会议制订了把税收权力下放给苏格兰议会的计划。

最严重的是，经济的表面复苏开始不那么可靠了。首先是在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股市发生大崩盘，股价下挫了22%。财政大臣奈杰尔·劳森(Nigel Lawson)的减税政策，现在被视为导致巨额国际收支赤字的罪魁祸首——创下20亿英镑的最遭纪录。失业率大幅上升，英镑承受着贬值的压力。更糟糕的是，政府主要夸耀的征服通胀，现在受到消费信贷和消费热潮的威胁。银行利率飙升至15%——每位按揭买房者都感受到了这种影响。更甚者，劳森与首相就欧洲政策进行了激烈争吵之后宣布辞职；随后，最新任命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也辞了职。

撒切尔夫人自己现在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她充满个性、专横的领导风格，现在看来更像是一种“负债资产”。她在外交事务中的“强硬”名声(可以追溯到福克兰群岛战争)，现在也似乎不值得信赖——特别是与英国的欧洲伙伴就统一货币问题一再发生争执的时候。与此同时，工党对尼尔·金诺克的“新现实主义”做出调整，变得越来越温和，因此更受选民欢迎；工党还放弃了对大规模国有化和单方面核裁军的承诺，以及其对欧洲的敌意——并在此过程中开始排挤拥护本恩的极左翼残余分子。在1990年的夏天，英国政治的巨变可能即将到来。

秋天，巨变如期而至。面对多名内阁成员辞职、补选失败以及对欧洲事务和经济的困难，撒切尔夫人似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11月迈克尔·赫塞尔廷(Michael Heseltine)挑战了她的党内领导地位(实际上是首相职位)。赫塞尔廷是辞职的前任内阁同僚之一。尽管撒切尔夫人赢得了第一轮投票(204票对赫塞尔廷的152票)，但她遭遇的党内反对意见，足以迫使她辞职。像1922年的劳合·乔治和1940年的内维尔·张伯伦一样，是保守党的后座议员，而不是选民，把她拉下了马。在第二轮投票中，胜利者是约翰·梅杰(John Major)，一位鲜为人知的英国财政大臣，也是一位看似温和的人。因此，他成为首相，引领国家从持续十一年之久的“撒切尔主义”过渡到更加一致的社会和政治秩序。

进入千禧年

1990年撒切尔的倒台，如同1922年劳合·乔治的倒台一样，都是极其痛苦的。随着前任领导的离开，似乎开启了一段更加平静的时期，梅杰称之为“一个国内和平的国家”。作为促进统一之举，梅杰把撒切尔的主要对手赫塞尔廷请进了内阁。国家曾有过一段平静时期。不受欢迎的人头税被取消。1991年2月，英国参加海湾战争，英国的装甲部队和喷气式战斗机出色地协助美军和其他“联合”部队把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部队赶出科威特——此举曾一度为政府赢得广泛支持，即使现在没有“福克兰群岛因素”来推动保守党的事业。

重要的是，梅杰似乎在欧洲问题上弥合了党内的分歧。1991年在谈判《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简称《马约》)的过程中(该条约加快了欧洲的一体化，包括1999年开始使用的统一货币)，英国政府似乎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英政府从欧洲伙伴那里赢得了将来从货币联盟中“有退出选择”的权利，以及保障工人的权利和最低工资的“欧洲社会宪章”，成功维护了保守党表面上的团结。

另一方面，撒切尔统治后期仍然面对各种基本困难，尤其是经济的衰退。这一时期，英格兰中部的中产阶级日子最不好过：工作不稳定、住房按揭利息高、陷入负资产和房价下跌。铁路系统的新一轮私有化，也引起了极大争议。

由于保守党的天然支持者遭遇了所有这些问题，而且在欧洲事务上，保守党也是困难重重，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保守党将在1992年的大选中输给工党——当然，至少民意测验是这么显示的。但是结果证明，这些预测是误导性的。约翰·梅杰以朴实无华、诚实守信、从不耍诡计的良好形象脱颖而出。他意外获胜，为保守党赢得336个席位；工党获271个，自民党仅20个。政府赢得了“埃克萨斯人”的支持——这些人爱国，平时喜欢阅读《太阳报》，是生活在像巴西尔登(Basildon)这样的新兴小镇的熟练和半熟练工人。保守党和工党分别获得41.85%和34.16%的选票；保守党的整体表现比议会的席位数量所反映的还要出色：共赢得1420万张选票，创历史新高。选民们似乎并不相信工党领袖金诺克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对多数选民来说，工党仍然是一个过时的、注重阶级意识的政党，而不能给人们带来繁荣的未来。保守党已经连续赢得了四次大选，这是自19世纪《谷物法》废除之后的自由党前身辉格党以来的最佳成绩；看起来，保守党注定要继续保持它的优势地位。

然而，实际上这次选举只是延长了导致保守党四分五裂的分歧和痛苦。1992年9月16日的“黑色星期三”，崩溃降临。无论是保守党还是首相，都无法从这次创伤中恢复过来。英镑面临巨大压力，英国政府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ERM)，并使英镑对所有主要货币贬值。这对梅杰首相和拉蒙特(Norman Lamont)财政大臣是一次致命打击，瞬间毁掉了保守党善于管理经济的美誉。保守党的支持率在民意测验中直线下滑；工党的支持率有时候超过保守党30个百分点。而且在接下来的四年半里，工党的支持率一直居高不下。政府似乎无力挽回败局。

经济复苏需要政府削减支出、增加税收。1993年克拉克(Kenneth Clarke)接替拉蒙特担任财政大臣，情况才慢慢好转。还有其他一些不受欢迎的政策。撒切尔的旗舰政策：工业和公用事业的私有化失去了光泽。公众发现，私有化的火车经常不守时，私有化的税务公司在夏季出现断水现象，还有公司高管的薪水也增长太快。

然而在北爱尔兰问题上政府曾一度取得一些进展。1993年末，梅杰与爱尔兰总理成功签订了《唐宁街协议》。第二年新芬党宣布停火。此次停火持续了将近两年。和平重新回到冲突不断的贝尔法斯特的街头，英国军队也逐渐撤出。但是1996年在金丝雀码头发生了一次大爆炸，表明脆弱的和平是暂时的。自从1922年爱尔兰分裂以来，支持统一的新教徒和天主教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政治鸿沟，其实一直没有缩小。跟皮特以后所有前任首相一样，梅杰没能弥合北爱尔兰世代的教派分歧。

尤其是，保守党被欧洲关系所困扰。1991年签订的《马约》并没有成为建立和谐的平台，而是导致选举失败的定时炸弹。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麦克米伦和希思的领导下，保守党成为更亲欧的政党，而工党更加敌视欧洲。现在它们的立场完全颠倒过来了。工党全心全意地致力于把英国送上欧洲舞台的中心，包括《欧洲社会宪章》和最低工资，受到各工会的热烈欢迎；而保守党内部意见不一，因为撒切尔执政后期出现的欧洲怀疑主义或者恐欧盟症变得越来越狂热。

推动反欧情绪的，不再是帝国发出的警告，而是英国的国家独立受到了威胁。《马约》被认为是对王国主权的挑战，因为议会将受到压力倾向欧洲共同体，并接受欧元，去除英镑在历史上的卓越地位，因此该条约成了争论的焦点。关于欧洲问题，保守党内阁也是意见不一，如同1903至1905年的内阁关于关税改革和帝国问题一样龃龉不合。梅杰跟当年的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一样无助且优柔寡断——1906年的结果是，保守党在大选中惨败。

在下议院，保守党的不同派别就《马约》和欧洲问题进行的争论，年复一年。党内分歧导致在补选和地方政府选举中受损，直到保守党在基层几乎消亡了。199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英国工党赢得64个席位，而保守党只有18个，自民党2个；此后的情况越来越糟。关于食品的各种争论使事态更加混乱。小牛肉、羊肉以及在英国水域的捕鱼权，据说都受到了来自布鲁塞尔的威胁。最糟糕的是，英国暴发了疯牛病，这种传染病导致了几人死亡，对公共健康构成重大威胁。以德国为首的欧盟禁止英国牛肉出口到大陆。疯牛病也是撒切尔放松动物饲料监管政策的结果，但是这件事引起了英国牛农、保守党普通议员和广大恐欧盟人士的大规模抗议。1996年夏季兴起了一股自5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反德浪潮。小报，如默多克控制的《太阳报》，煽动民粹主义者的仇外情绪。但是牛肉出口禁令没有取消。梅杰在恐欧盟的批评人士毫无理智的攻击下，被迫于1995年辞去党魁职务，但轻松击败了一位右翼挑战者约翰·雷德伍德(John Redwood)。这一事件凸显了梅杰在政治上的长期软弱性。

90年代中期，百姓生活的基调和风格比政府的政策更能体现一种理想破灭和愤世嫉俗的情绪。政府意外陷落性丑闻和金融丑闻的泥潭，使人回想起20世纪60年代的情形——那是漫长的一党执政的初期阶段。一个生僻的词“污秽”(sleaze)表达了公众对政治生活的印象，反对梅杰和他的政府的小报们也在不遗余力地煽风点火。一批次要政府部门的大臣卷入了性犯罪，并被迫辞职。即使在道德宽容的时代，这些行为如果是在政治家身上，也是不可接受的。对保守党尤其难以接受，因为该党不明智地宣称自己崇尚“家庭价值观”，并鼓励民众在道德上“返璞归真”(go back to basics)——在这个模糊的短语里，潜伏着危险。

更糟的是，政治家们与商界和金融界存在着隐秘的联系——揭示了威斯敏斯特的深层腐败。大臣们和普通议员被曝光接受了来自私人公司和中间游说集团的未申报财物，导致几名大臣辞职。

政策方面也存在严重的道德问题。内阁大臣在斯科特调查中被公开谴责，调查报告指控他们在1991年之前瞒着议会把军火卖给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这些武器被伊拉克用来对付英军)。同时，诺兰委员会(Nolan Committee)谴责公众生活标准，并呼吁更大的透明度。

依据美国或者意大利政治的标准来衡量，英国政界的违法行为算是小巫见大巫了。英国从18世纪末就开始根除腐败了。根据英国的标准，这些行为是令人震惊的。政府即使不腐败，也显得对腐败掉以轻心；而作为首相的梅杰，要么不知道实情，要么对此不够重视。

保守党的人气衰弱了，普遍的“污秽”使得90年代中期成了幻想破灭的时期。像威尔·赫顿(Will Hutton)的《我们所在的国家》(The State We’re In)和西蒙·詹金斯(Simon Jenkins)的《不对任何人负责》(Accountable to None)(都出版于1995年)等批评性作品，都谴责了后撒切尔英国的社会不平等、中央集权和淡化的社区意识；赫顿呼吁公民权利和共和国的团结。许多机构都受到了攻击，甚至君主制本身也面临一波自从摄政时期以来未有过的大众批评。私密的家庭问题刺激了这种批评，比如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的分居和离婚；同时有人批评女王的财富、生活方式，以及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温莎城堡失火后，动用了公共资金来修复，导致大规模的批评。1992年，女王称这一年是“极其糟糕的一年”。共和制取得了有限的进展，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

其他方面，因罗伯特·麦克斯韦尔(Robert Maxwell)养老金丑闻和莱斯银行(Lloyd’s Bank)的保险问题，人们对伦敦金融城的信心也受挫。刑事司法体系出现了警察滥用职权的案例，如伯明翰六人炸弹案(Birmingham Six)，在这起案件中证据被做了手脚。人们批评内政部侵犯人权和政治干预法律。

公众对英国社会的状态心存憎恶。在伦敦东部，高大上的后现代塔楼社区、一个生态公园，还有一个由伦敦码头区开发有限公司(Docklands Corporation)在金丝雀码头建设的小船坞——这一切光鲜亮丽，与睡在河岸街(the Strand)和林肯因河广场(Lincoln’s Inn Fields)的无家可归的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财富、收入、医疗卫生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社会差距越来越大。除了像艾滋病这类较新的传染病之外，像肺结核这种早就绝迹的疾病也卷土重来，困扰着穷人。还有其他社会不稳定的来源。家庭瓦解十分迅速：离婚率高达三分之一，在欧盟国家中位居榜首，甚至高于北欧国家。像默西赛德郡等地区，长期存在年轻人失业的问题，许多不安全的住宅小区，以及城市里吸毒泛滥——这些问题在电影《猜火车》(Trainspotting)里都有所反映。该电影是根据爱丁堡作家欧文·威尔什(Irvine Welsh)的小说改编的。尽管英国社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富裕，但是精神贫瘠，社会分裂。

然而在许多方面，这种感觉又是不均衡的，社会的绝望情绪被夸大了。尽管存在各种问题，梅杰治理下的英国还是越来越繁荣，大多数国民对生活非常满意。在黑人小伙史蒂芬·劳伦斯(Stephen Lawrence)被杀一案中，尽管警察在办案过程中存在种族偏见，但在撒切尔时代的种族骚乱之后，少数族裔的境况在不断改善。随着大多数女性(包括已婚和未婚)参加工作，家庭的收入增加了；像保姆和幼儿托管人等家政服务人员的数量，自爱德华时代以来第一次出现增长。年轻人上大学的比例达到了三分之一，同时非全日制和“继续”教育也开始普及。老年人的平均预期寿命稳步提高(女性达到了77岁)，带着养老金较早地退休，可以安享晚年。

出国度假变得稀松平常，尤其是1994年海峡隧道的铁路和公路开通之后。大多数家庭都可以享受集中供暖、微波炉、电视或个人电脑等生活的舒适和便捷。包括因特网和数字服务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意味着更多人可以在家里上班，并获取大量的知识。到2000年，英国的手机用户已经超过了2500万。城市生活开始复苏，像格拉斯哥、卡迪夫、纽卡斯尔或利兹这样的城市欣欣向荣，快乐的酒吧、世界各国的饭店和咖啡屋随处可见。购买国家彩票也非常流行(为慈善事业募集了大量资金)。休闲活动的流行，反映出人们的生活普遍富裕。足球运动取得巨大成功，从欧洲大陆或南美引进外国球星，收取高额卫星电视转播费。另外，黑人足球运动员、田径运动员或板球运动员的成功，极大地改善了种族关系。

英国的大部分文化保持强大活力。伦敦仍然是出版中心；建筑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和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获得了世界知名度。福斯特具有象征意义地设计了重建的柏林国会大厦，大厦于1999年开放。电影业尤其兴旺发达、充满创意，影院里的多屏幕技术吸引了更多观众。成功的电影包括历史经典《疯狂乔治王》(The Madness of King George，由第4频道制作)及《光猪六壮士》(The Full Monty，1977年)，后者讲述的是六位失业的谢菲尔德钢铁工人如何把他们的才干转化成脱衣舞表演的励志故事。媒体也充满了英国艺术和设计的活力；流行歌手辣妹组合展示了“女权”和新爱国主义。人们还谈到“酷不列颠”(cool Britannia)，英国是流行时尚市场的领导者，如同披头士乐队鼎盛时期和“摇摆的60年代”一样。1995年至1997年，在出口增长的带动下，英国经济开始复苏，但评论员感到不解：为什么社会上明显缺少“感觉良好”的情绪？很奇怪，公众的情绪很低落。

政治因素是理想破灭的原因。但似乎也是政治，才能重新带来希望。作为过去的社会主义和工会罢工的象征，工党似乎注定永久当在野党了——但却出人意料地成为缔造更加美好世界的希望。工党的东山再起，是在金诺克领导时期，当时工党放弃了左翼政策。他的继任者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通过削弱工会的力量，继续现代化进程，并在党内会议上引入“一人一票”制度。

但是真正的改变是在1994年史密斯去世之后。他的继任者是托尼·布莱尔，一位41岁，受过公立学校和牛津大学教育的出庭律师。布莱尔抛弃了旧的意识形态，振兴了工党。他年轻俊朗的外表，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是英国现代历史上最成功的党魁。他声称工党已不是“工党”而是“新工党”。他在按揭购房的中产阶级中，比在工党的核心支持者工人阶级当中更受欢迎。他高唱爱国主义，高举联盟统一大旗。他说，英国在本质上还是个“年轻的”国家。他利用发达的现代通信技术作为宣传手段，让全党随时获知信息，并提升领袖的作用。他在下议院嘲笑梅杰说：“你跟随你的党，我领导我的党。”

新工党更加包容。布莱尔公开呼吁商界精英对英国工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ies)的支持；他试图取悦默多克的媒体机构——尽管它们曾经诋毁过工党；他甚至高度赞扬撒切尔在国有产业的私有化、提高住房持有率以及结束来自工会的束缚等方面的成就。他的模式不像是出自旧工党〔该党从凯尔·哈迪(Keir Hardie)到詹姆斯·卡拉汉，已经延续了一个世纪〕，更像是澳大利亚工党的“市场社会主义”或者克林顿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民主党。

结果是，出现了一个不遵循教条主义的工党。该党拒绝国家计划、国有化、福利待遇普及化、收入再分配，以及与工会的联系——与工会保持联系曾是1945年艾德礼领导的工党的特点。布莱尔发起了一项成功的运动，在1995年否决了致力于国有化的第四条党章。由于保守党的失败，工党在民意测验上大幅领先，布莱尔主宰了英国政坛。

工党在1997年大选中获胜。民意测验结果在这轮选举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保守党遭遇了比1945年或1906年更惨的大溃败，实际上是自惠灵顿公爵于1832年抵制《选举法修正法案》(Reform Act)以后，最严重的失利。10.9%的摇摆选民倒向了工党，工党赢得419个议会席位；而保守党只有165个；自由党获得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新高：46个席位。五位内阁大臣丢了席位；代表英格兰郊区的选票大规模倒向工党，包括撒切尔在芬赤利(Finchley)的席位。所有主要城市的选票也投向了工党，苏格兰和威尔士也没有一个席位回归保守党。

这轮大选的另一个特点是，120多名女性被选为议员；其中100多名来自工党，都属于中产阶级——至此，工党中工会的因素基本上消失了。这是英国选举史上最了不起的大换血，这是对保守党执政缺位的不满反应，这种不满，从八年以前撒切尔实行人头税以来就开始累积了。44岁的布莱尔成为维多利亚时期以来最年轻的首相，并很快树立了个人权威。

工党的上台过渡期顺风顺水，经济迅速好转。这是历史上第一届上台的时候没有遭遇金融危机的工党政府；上台之后，经济继续保持稳定：信任财政大臣戈登·布朗执行审慎的金融政策；恪守竞选前的承诺，即维持保守党的税收和支出限制；利率将由独立的英格兰银行委员会而不是政客来决定；股价指数从1997年5月的4300点上升到2000年底的6000点左右；在许多国内政策上，政府长期奉行谨慎甚至保守主义原则，尤其是削减部分福利系统的支出，以减少对国家的依赖，并提倡“工作福利”的道德准则；许多左翼人士的抗议被置之不理；医疗卫生体系的支出水平引起了很多争议，直到2000年夏，政府大幅增加投入才罢休；政府对企业执行体谅、友好的政策；在维护法律和秩序上立场坚定；并首次开始收大学学费——所有这些措施，对于一个原本中间偏左的政党来说，都是非同凡响的。另一方面，政府实施家庭纳税减免政策，提高向儿童的投入，以及设定工人的最低工资(起初的标准是时薪3.6镑)——这些举措，带有财富再分配和渐进的社会主义色彩。

关于欧洲事务，这届工党政府似乎比前任更加积极。但是布莱尔跟梅杰一样，不愿意加入欧洲统一货币体系。他的直觉既亲欧又亲美。在第二次大选之后的某个时间，举行了公投。然而在北爱尔兰，政府终于在几十年的暴力之后取得了难得的突破。1998年4月的耶稣受难日，新芬党和统一党的领袖坐在谈判桌前，达成了协议。协议涉及以下几个方面：根据在苏格兰的模式，在贝尔法斯特成立一个由108位成员组成的大会；来自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的部长组成一个跨境委员会，负责处理安全和其他事务；还成立了英-爱委员会(British-Irish Council)。这是自1922年爱尔兰独立以来，阿尔斯特的政治家们意见最一致的时候，同时也是布莱尔一项非凡的外交成就。一个月后，在北爱尔兰举行的公投中，该协议得到71%的支持率，包括占多数的新教教徒。在消除武器方面经历了许多困难，随后在1999年11月北爱大会开始运行，在统一党领袖大卫·特林布尔(David Trimble)的领导下，新芬党的部长们担任着各个要职。然后，这个被捧成“历史性”的新动议陷入停顿，因为内部分歧导致北爱大会暂停了。2000年夏，大会临时恢复工作，但是在“游行季节”(marching season)，北爱的气氛仍然紧张，和平进程依然不稳定。

北爱协议暗含的联邦制度，与一个国内的领域方向一致，在这个领域工党政府非常激进。在一系列体制改革中，政府通过投票把上议院的世袭议员清除出去，到2000年底仅剩下92名上议院议员。《欧洲人权公约》的内容被纳入英国法律中，政府还出台了一项措施来扩大信息自由。更了不起的是，1997年9月工党组织了关于苏格兰和威尔士分权的公投。苏格兰人以压倒性多数支持在爱丁堡成立具有税权的苏格兰议会。在威尔士，以微弱多数(0.3个百分点的优势)支持成立由选举产生的大会。但是公投的结果将对联合王国的集权治理带来重大改变，联合王国自从1707年的《联合法令》以来就存在了。有人甚至预测，英国不再可能保持统一了。1999年夏苏格兰议会成立，议员依据各选区调整后的人口比例选举产生，工党和自民党组成联合政府，但是也有不少民族党席位。随着英国进一步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苏格兰议会有可能出现新的变化。国内的多元化和跟欧洲的融合，会导致政府结构松散，法律、议会和内阁的角色会发生转变，关于英国的身份认同会产生不同的观点。有一些人看到这种趋势，产生了激进的英国民族主义情绪。但是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了后帝国的世界、信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会以一贯的冷静去接受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变化。

随着布莱尔政府稳住了脚跟，2000年1月，英国人民以喜悦的心情迎接新千年的到来。比起十年以前撒切尔夫人倒台之后的情形，人们现在的心情很是放松。经济在复苏；社会安宁，包括北爱；性别平等取得进步；少数族裔更广泛地融入主流社会；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忙于处理分权初期阶段的事务。至少在这个时期，英国似乎找到了自己觉得相对舒服的风格和国际领导力。

当然，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发生了许多重大变革。不同阶级、不同性别和不同代人之间的互动，像婚姻、家庭和为人父母这样的社会基石，都经历着不断的变化，而且打破了传统的结构。2000年7月做的一份官方调查显示，在过去的30年里，财富、机遇和生活方式的差距几乎没有缩小。英国仍然是一个阶级分明的社会。来自有职业的和无技能的家庭背景的孩子，在教育前景和人生机会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来自后者家庭的女孩，很可能在十几岁就当了未婚妈妈，而不是去继续求学。

古老的机构难以应对现代潮流。英格兰圣公会很难适应世俗的时代；像女牧师的授任这样的问题，增加了教会的焦虑。2000年，只有少数年纪大的人参加基督教仪式。不信奉国教的道德心是维多利亚时期的遗留产物；由于教会组织负债累累，威尔士的不少小礼拜堂关闭了。天主教会(爱尔兰人一般信奉天主教)因其反对堕胎而受到抨击。除了生活在偏远的苏格兰西部群岛的加尔文教徒之外，周日不再是主的日子，而是人们购物、驾车出行、看电影和踢足球的放松机会。重要的是，多年以来，来自印度次大陆和部分中东地区的移民数量增速较快，发展最快的宗教团体是伊斯兰教。

王室成了最近一场动荡的众矢之的。有人预测，在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去世后，查尔斯王子可能不会继承王位。但是1997年8月31日，查尔斯离婚的妻子戴安娜王妃在巴黎车祸中丧生，人们爆发出非同寻常的感情宣泄。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为她举行的葬礼上，人们倾泻出他们的巨大悲伤——因为对他们来说，她既是占据小报娱乐新闻头条的魅力标志，又是权势集团的局外人；她同情社会的受害者，如艾滋病患者、无家可归者、单亲母亲和亚洲少数族裔等。她的葬礼或许重新唤醒了人们对君主制的依恋，即使以漫不经心、不是那么恭顺的方式表达出来。2000年8月，伊丽莎白王太后举行百岁生日庆典；隆重的场面表明，公众对王室还保留着爱戴。澳大利亚曾举行建立共和国的全民公投，但是失败了。英国共和国似乎还很遥远。

在某种程度上，托尼·布莱尔代替了戴安娜，成为权威的灯塔而不是“风中之烛”(在葬礼上人们这么称呼王妃)。尽管媒体上笼罩着阴郁情绪，民调显示出人们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在西方世界，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是如此。没有英国人愿意移居国外。对新工党的热情，在2000年的大选中有所减损。保守党领袖黑格(William Hague)在民调中取得一些进步。人们一再抱怨政府公共支出不足，尤其是医疗卫生和铁路，人们还担心像转基因作物等环境问题、民粹主义青年文化、黑人社群的愿望，以及南北经济鸿沟。但是所有的不满都未超出现有的社会结构。英国不同于欧洲大陆国家，没有诞生种族主义右翼势力。

2000年1月1日千禧年那一天，在格林尼治的泰晤士河畔开放了一个巨大的塑料穹顶，紧挨着17世纪的建筑师伊尼戈·琼斯(Inigo Jones，白厅设计者)和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圣保罗大教堂设计者)的杰作。这次展览活动与1851年的大博览会和1951年的英国节一脉相承；但是这次的大穹顶远没有50年前的英国节那么受欢迎，因为缺乏前一次的远见和历史意识，同时媒体也在唱反调。其他千禧年计划，一开始也不顺利：圣保罗大教堂附近的千禧步行桥，出于安全考虑，开放一天后就关闭了。但是其他项目(其中许多都是国家彩票资助建设的)展示了英国建筑师和工程师持续的创意才华，著名的有卡迪夫的千禧体育馆(Millennium Stadium)、盖茨黑德(Gateshead)横跨泰恩河的、充满未来感的悬索桥，以及巨型雕塑“北方天使”。千禧年还开放了一大批美术馆，经常在出人意料的地方，比如沃尔索尔(Walsall)及索尔福德的洛瑞(Lowry)美术馆。爱丁堡的“心”国家博物馆也被人广为称赞。在泰晤士河畔议会大厦斜对面的“伦敦眼”，是一个巨大的摩天轮，也深受群众喜欢。5月开放的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是由废弃的河岸发电站改造而成的，是瑞士建筑师充满想象的杰作。在泰晤士河北岸，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在18世纪70年代设计的萨默赛特宫重新装修后向公众开放。它采用了一系列建筑创新，传达着与以往的巴黎和纽约一样的活力。

20世纪的英国，经历了多次地震式、而且往往十分痛苦的巨变：两次世界大战、30年代的大规模失业及70和80年代的社会动荡。随着新千年的到来，英国现在正在经历着深远的文化和民族变革。古老的机构发现，公众对它们的崇敬和钟爱在悄悄溜走。

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东西一直没有改变。90年代最受欢迎的影片还是出自简·奥斯汀的小说。2000年1月的民调显示，威廉·莎士比亚在上个千年中仍被认为是“最伟大的英国人”——尽管有些人认为，另一位象征传统的温斯顿·丘吉尔“更伟大”。英国人普遍没有排外情绪。人们对自己的家乡依然怀着一份依恋，如对伦敦〔2000年5月通过选举产生市长，激进的左翼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当选〕、对“北方”、对泰恩河畔、对东盎格利亚或康沃尔，对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文化。邻近的著名足球俱乐部仍然延续着古老的敌对关系(在格拉斯哥还带有宗教色彩)——即使球场上的所有球员可能都来自国外。电视肥皂剧中，单是把场景布置成像索尔福德的加冕街(Coronation Street)和伦敦东区的艾伯特广场这样的内城街区，就对观众很有吸引力。古老的乡村魅力可以通过收音机系列节目《弓箭手》(The Archers)来感受——这档节目被人称为“每天的乡村故事”；而现实中充斥着犯罪、种族主义和离婚的社会问题。有一个叫作“乡村联盟”的激进团体十分活跃，对农民的生计问题和废除猎狐运动非常恼火，这表明英国农村有自己强烈的需求和身份认同，地域感更具有破坏性。位于爱丁堡的、具有立法权的苏格兰议会和位于卡迪夫的、选举产生的威尔士议会，引起人们的担心，担心当地民族的一次庆祝活动可能导致联合王国的解体。

2000年困扰英国的主要问题是看起来不太明显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矛盾。它们引出了一些根本性问题，如在多元文化、多信仰的社会，英国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是什么。面对诸如凯尔特人分权、来自英联邦和其他国家的移民、欧盟成员国身份，以及扫除旧地标的全球化经济，什么东西能够留存下来？这些难以参透的问题，与过去两千年延续的历史截然不同；随着新千年的到来，它们依然困扰着英国人。

结语(2000—2008)

英国人怀着谨小慎微的心情迈进新千年，全然不同于20世纪初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的心情。20世纪初，南非战争正酣，那时的英国人不可一世；1945年，经历过二战煎熬的英国人爱国情绪高涨。不过，在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执政期间，英国人安居乐业，甚至感到心满意足。这种情绪建立在稳定的经济增长和大众消费主义的基础之上。消费主义的风行表明，大部分人口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布莱尔也许是唯一没有被经济窘境所困扰的工党首相。1949年的艾德礼政府和1967年的威尔逊政府，都受到过英镑贬值的冲击。现在英镑十分坚挺，甚至坚挺得有点过了头。布莱尔手下得力的财政大臣戈登·布朗执掌经济，确保每年2%以上的稳定增长。近来英国人最关注的失业率，降至25年来的最低；通胀率降至1.8%，也是西欧国家中的最低；2001年11月的利率降至4%，也是40年来的最低水平。一个世纪前工党成立的初衷是捍卫劳工阶层和贫困阶层的利益，现如今的工党可以大言不惭地称自己是一个“务实的政党”——对于这样的政党，资产阶级再不会感到畏惧。

如今的英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金融业和信贷。英国曾经是世界工厂，但是现在的制造业产值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已经下降至20%以下；服务业对经济的贡献率增至75%，其中包括商业服务、银行业和其他金融服务，而且以计算机技术主导。自从1986年的金融大爆炸以来，伦敦一直是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许多城市所畏惧的金融市场全球化，恰好是伦敦的优势。其他欧洲经济体正深陷困境，尤其是德国和法国，它们眼巴巴地看着海峡对面的英国——曾经的“欧洲病夫”——正在快速发展。在某些方面，英国的经济稳定只是表面现象。英国经济严重依赖于国内消费，尤其是鼓励个人借贷的火爆房地产业，个人贷款也可以用于购买第二、第三辆汽车，或者去西班牙买一栋假日别墅。使用信用卡透支的消费额飙升到数十亿英镑。这一轮消费浪潮的显著特点在于，人们具有承受重度债务的胆量，尤其是住房按揭，或者支付子女的中学或大学教育费用。人们已经抛弃维多利亚时代留下来的古老训诫——花销不要超出自己的财务能力。据统计，2007年的成人人均负债约高达3.3万英镑。高借贷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稳定的利率。一旦房价下跌或股市低迷，许多人将陷入资产负值或财务危机。但是在新千年之初，这些风险似乎都很遥远。新工党遵循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如减少监管、私有化、资本自由流动，以及从保守党继承的低税率，似乎与其传统理念背道而驰。在布莱尔的工党政府的领导之下，在经济方面，英国人现在都是撒切尔主义者，尽管在社会政策方面还不是。很明显，工党政治家经常提到“市场”，而从来不提“资本主义”。

在这种经济环境下，老工党的标志性政策——公有制、对工业的控制、再分配税、全面福利，或支持工会——都胎死腹中。新工党的“第三条道路”强调管理至上主义，而非意识形态。分析师描述了不断扩大的半官方机构、“沙皇”、工作、私人融资计划等类似的“不入主流的社会力量”，并同时强调了非选举产生的管理咨询师、特别顾问，以及舆论导向专家，他们削弱了白厅和威斯敏斯特的权威。大卫·马宽德(David Marquand)在2004年出版的《大众的衰落》(Decline of the Public)一书中说道，从1979年以来，继倡导自由市场的撒切尔主义者之后，是布莱尔的管理至上主义者。他们常常带着反知识分子的平民主义色彩，不再坚持维多利亚时代公正无私的公共服务的理想。在这种陌生的政治氛围中，布莱尔的工党政府是首届没有受到左翼、马克思主义者或其他派别挑战的工党政府。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清楚明了的思想，已经缺乏说服力，正如撒切尔夫人之后的任何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一样。在继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之后，再没有人讲过什么有价值的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书籍问世。其实克罗斯兰这本书现在读起来也已经过时。1979年，工会最强大的时候，其成员多达1300多万人；如今的工会成员只有那时候的一半多一点，因此许多工会组织的地位被边缘化了或被忽略了，还有一些工会进行了合并。像身份明确的矿工或搬运工组成的独立工会，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成员组成复杂的组织，如联合工会和“法庭之友”(后来又被并入联合工会)。工会与工党的传统亲密关系已经不复存在——虽然工党的资金来源还依赖于工会。这届政府似乎是中间派，乐意征求各派别的意见——这么做绝不是出于工党的执政理念。工党和保守党之间的意识形态鸿沟，比起1945年或1983年的情景，已经微乎其微——不过现在的人们似乎也不太在意它们之间的差别。

英国政坛被布莱尔的个人魅力所主导。他超越了左右翼之间的老分歧，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驾驭媒体。他手下有一批精干的顾问，其规模超过任何一位前首相的顾问团队，现在他是英国政坛的真正主宰。于是在2001年6月的大选中(由于口蹄疫的暴发，大选日期被推迟一个月)，工党再次获得压倒性胜利，获得167个议会席位，占绝大多数，不亚于1997年的大选。经受了后撒切尔时代的创伤的保守党，仍然没有恢复元气。保守党赢得166个席位，比上一届大选多了一位，然后他们失去了英格兰南部的一部分席位，这些席位被第三个政党：自由民主党抢了去。然而，这次极其无聊的大选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低投票率，仅有59%，是自1918年以来的最低。英国引以为豪的是人人参与的民主制度和议会宪政，1940年“大本钟为自由发出洪亮的钟声”——撒切尔夫人也曾这么说过；但是现在的英国正在退出自己的历史角色。很明显，为赢得选举权进行的长期斗争，宪章派和妇女参政论者的无记名投票，似乎迷失了初衷。

然后，公众仍然需要英雄。他们从历史中而不是现实中寻找英雄人物。英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喜欢追忆二战时期的传奇英雄人物，尤其在1940年——当时的英国被认为在“最光辉的时刻”孤军奋战。体现这一历史转折的重大事件包括敦刻尔克大撤退、希特勒的“闪电战”和不列颠之战——有关这些战事的影片，无休止地在电影院和电视屏幕上播放。圣诞节那天，女王讲话后，这些片子立马上映，反日耳曼情绪高涨。尤其是对丘吉尔的崇拜达到了新的高度，有关他的传记一本接一本地出版。这种崇拜延伸到了全世界，甚至连不是历史学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也在自己的私人办公室里摆放着丘吉尔的半身像。丘吉尔的价值观、对大英帝国的热忱，以及对过时的社会等级制度的依恋，距离2001年的英国已经非常遥远；但是他所展现的坚强意志和国际影响力，是任何一位后继的首相所无法企及的。他的受欢迎程度，远胜于一战时期的首相劳合·乔治。每当发生恐怖主义危机或者环境灾难的时候，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敦刻尔克战役的精神，而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加里波利之战和索姆河战役。

作为上个千年的杰出人物，丘吉尔仍然具有偶像般的感召力。20世纪90年代，王室因家庭内部动荡导致其威望受损，丘吉尔取代了皇家的影响力。公众对王室的认识，模糊而犹豫，是视其为王室家族个人？还是宪政意义上的君主制？还是法律意义上的王权？人们围绕王室俸禄和税收的无休止争论，正体现了这种混淆。例如，谁才是王室的形象代表呢？虽然女王保住了她的王位，或者说是在勉强维持，但却不能算一个受人尊敬的偶像。2002年6月举行了盛大的伊丽莎白二世登基50周年庆典。白金汉宫的花坛里回荡着20世纪60年代披头士的经典歌曲《你所需要的只是爱》(All You Need Is Love)。庆典前不久，愈百岁的王太后刚刚去世，她受人爱戴，被视作希特勒“闪电战”时期的英雄人物，她的离世令全国人民悲痛不已。王位继承人查尔斯王子于2004年娶了同样已经离异的情人卡米拉·帕克·鲍尔斯(Camilla Parker-Bowles)。他们俩曾长期保持情人关系，《时代》杂志称卡米拉为他的“伴侣”，他们的婚姻并没有引起太多的争议，说明人们对王室的道德问题更加宽容了。与澳大利亚的情况不同，共和制在英国还远没有构成威胁。2005年，电影《女王》的上映，再次唤醒了人们对王室的忠诚；这部电影以同情的口吻(但说不上奉承)讲述了1997年戴安娜王妃亡故后女王所处的困境。身为女爵士的海伦·米伦(Helen Mirren)在片中扮演了伊丽莎白女王，并众望所归捧得奥斯卡大奖。尽管诸如美国人、法国人这样的国民以自己的公民身份而自豪，然而英国人(尤其是英格兰人)更乐意做地位更低的“女王的臣民”。

总体来说，这是一个社会和平时期，从维多利亚的鼎盛时期以来难得有类似的时期。这一时期内，没有发生过去常见的紧张，如大罢工、抗议人头税及种族暴乱等事件。高级警官曾指责，警察奉行制度性种族歧视政策；但是现在他们对内地城市的少数民族社区实行安抚策略，这一做法收效喜人。新法西斯主义英国国家党发起了各项运动，并在北部各个城市的白人男性劳工中形成自己的号召力。尽管人们对此感到忧心，但并没有出现类似于法国的勒庞(Marine Le Pen)和奥地利的海德尔(J梨rg Haider)那样强烈的种族主义。即使在长期深陷教派冲突的北爱尔兰，暴力趋势也大为减弱。尽管围绕爱尔兰共和军解除武装的争议导致(以及解除一些极端清教徒组织的武装)北爱尔兰地方议会无法开会，但某种形式的和平进程仍在继续。阿尔斯特省正在走向自从1922年爱尔兰分裂以来从未有过的正常状态，同时还从爱尔兰的经济繁荣中受益。

唯一重大的社会抗议活动发生在2000年之初，出乎意料地来自农村地区。乡村联盟(Countryside Alliance)壮大起来，在议会广场举行了几场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农村居民有多种不满，比如，抗议诸如邮政、公交等地方便利设施的减少，农场主抱怨政府处置口蹄疫方式不当，还有来自猎狐者的更具体的抗议——他们向议会提议，禁止带猎犬狩猎。但是在一个大多数人口集中在城市和郊区的社会，农村居民的抗议不太可能形成大气候，正如1846年他们抗议《谷物法》的情景一样。不循规蹈矩的上议院出人意料地动用了1911年议会法案，通过了禁止带猎犬猎狐的提案，最终使得猎狐得到禁止。然而，当支持者和反对者双方都耗尽了各自的热情之后，法案难以实施——这也是典型的英国人方式。乡村的猎人照旧残害、杀害狐狸、野兔、公鹿和其他野生动物。

除了禁止猎狐之外，新千年之初的英国，还发起了消除阶级鸿沟的运动。而实际上，此时的阶级鸿沟比以往愈加明显。英国的社会稳定，源自人们普遍不愿意挑战不平均的社会结构。社会各中间阶层的广大人群——常常生活在虚构的“中间英格兰”——正趋向大致平等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水平和方式更加同质化。然而，跟布莱尔上台之前保守党执政的18年里一样，布莱尔时代的特点之一是：社会越来越不平等。20世纪70年代曾出现过财富和收入更加均衡的趋势，但是在随后的30年里，这一趋势发生了急剧的逆转。当然，工党成功地把自己的许多社会政策瞄准了内地城市的穷人。工党给贫困的家庭和个人提供财富再分配式的税收减免、创造就业的新政计划、旨在减半且最终消灭儿童贫困的各种运动，以及在贫困地区加大基础教育投资。工党政府还签署了《欧洲社会宪章》(European Social Chapter)，并实施了保守党曾反对的最低工资——即使最初的最低工资并不高。这些举措自然有效地改善了贫困人口的生活，像“避难所”“拯救孩子基金会”和“帮助老年人”这样的慈善机构，也为穷人带来了福音。

但是，根据2007年朗特利基金会(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的报告，贫困人口的比例依然没变，甚至有所增大。报告称，“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增长到了17%。2007年，还有1270万人生活在“相对贫困”中，这些人的收入在中位收入的60%以下。在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众多城市，或者诸如位于南威尔士、东北英格兰前矿区的贫困社区，差不多一半的家庭都属于“相对贫困”人口。内地城市还有一些几乎无法救助的“底层阶级”(underclass)。相反，有钱阶级的规模不断扩大。“资产富足的”人因房价飙升而获益，尤其是在英格兰南部地区，他们中有些人因股市上涨而财富稳定增加。最富有的1%的人口，在1979年占全国收入的5%；到2000年后，这个比例翻了一番。私募公司的收益和城市奖金都迅速增长。2007年，公司高管的平均年薪达到了285万英镑；然而通过巧妙的运作，他们纳税的税率比他们的办公室保洁工的税率还低。因为伦敦的文化活力和仁慈的税收制度，许多跨国公司的主管和董事长视伦敦为理想的居住地。富人和穷人越来越明显地居住在不同地区，通过邮政编码就能识别；他们的孩子上不同的学校，相互也不认识。而左派知识分子曾在这个国家声称：社会主义就是平等。对财产继承和资本转移采取宽松的政策，意味着根深蒂固的贫富差距会代代相传。随着人生机遇越来越受家庭背景和教育主宰，在千禧年的英国，阶层流动性十分有限。英国知名大臣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声称，他的政党不受富豪的影响。新工党的执政理念与前首相迪斯雷利的“民族一体化制度”不同，现在的英国成了“两个民族”。直到2008年10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宣布，英国的社会不平等在缩小。

不过，虽然存在阶级鸿沟问题，但没有发生革命。这是因为大多数人已经认命，仅相信自己的子女的境况会更好。四分之三的人口拥有自己的住房，开着至少一辆轿车，每年至少一次乘坐假日廉价航班出国度假，使用着诸如手机、录像机和个人电脑这样的先进科技产品，品尝着异域美食，在电视上观看体育赛事放松心身(尽管参加体育运动不如以前频繁了)。虽然协和式飞机在运行30年后因技术过时而于2003年停止跨越大西洋的飞行，但英国人制造的空中客车A380于2007年交付使用。越来越多敢于冒险的个人，可以在维珍银河公司(Virgin Galactic)网站上预定未来的太空之旅。教育是一种强大的社会融合剂，高等教育迅猛发展，使得近乎一半的高中生都能上大学。在提倡“终身教育”的英国社会，教育并不止步于21岁。女性尤其获益于教育事业，现在女大学生占了大学生总数的一半。因此，女性在职业发展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尽管还没有完全实现同等报酬)。甚至连军情五处的负责人也是一位女性。随着受教育的女性优先重视职业发展，结婚和生育年龄被延迟，导致生育率下降。女性生产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提高到30岁。像房事后女性口服避孕药之类的避孕品，在药店里随时可以买到。此外，几十年来，人工流产已经合法，女性有了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尽管此举遭到提倡“生命权”的罗马天主教徒的反对。虽然20世纪70年代发起的女权主义运动已经失去了它的锋芒，但是这场运动在英国留下了深刻、永久的影响。

这一切意味着：公共争辩的焦点不再是社会福利和平等——自从劳合·乔治时代的新自由主义以来，这些都曾经是社会思想家日夜思考的主题。现在人们关注的焦点更多地转向了有关生活质量的问题，比如健康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个人福祉和个人自由。人们越来越关注吃得太好又缺乏运动的成年人的肥胖问题，甚至儿童的肥胖问题。因吸烟有害，从2007年起，在工作场所、饭店和酒吧、娱乐场所，以及公共交通系统实行了禁烟。围绕酗酒、因特网和其他形式的赌博以及贩毒，也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同时，政府的另一部分政策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比如：在市中心允许通宵饮酒，在内地城市开设赌场(一家超级赌场被上议院否决)，以及在划分“软毒品”和“硬毒品”方面，政策的左右摇摆(大麻制品的危害性，先是被降级，随后又被升级)。当时装模特凯特·摩丝(Kate Moss)被人发现吸食可卡因时，她的职业生涯短暂受挫；但是作为楷模，她的形象后来又得到了改善。

随着社会的发展，一部分明显受益的人口是“同性恋”群体，现在普遍称之为“男同”和“女同”。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同性成人之间自愿的性行为已经合法化，公众的态度也变得更加宽容、少了一份苛求。只有一些宗教团体仍然在反对同性行为，但已无济于事。2004年的一项里程碑式立法，就是允许民事伴侣关系(实际上，就是同性婚姻)，同时赋予同性伴侣领养孩子的新法律权利。公众人物自信地宣布自己的性取向。从奥斯卡·王尔德以来，曾经造成众多受害者的旧清教徒式的迫害，现在已经消除，但并没有出现令人兴奋不已的情景。同样，异性之间的关系也变得从未有过地开放和多样化；“伴侣关系”越来越多地取代了正式的婚姻，而且离婚率达到了一半。

除此之外，所有这一切表明，教会的影响力在削弱，而教会一直反对赋予同性恋者性平等权以及更加便利的离婚。已经被同性恋教士和女牧师问题搅得焦头烂额的英国圣公会，似乎在失去自己的权威——任何一个礼拜日里，只有不到10%的自称领圣餐者参加礼拜活动。天主教徒和穆斯林的宗教热忱，远胜于圣公会教徒。信徒最多的新教，在过去的400年里，曾一直是英国国民性的核心，但是现在新教正在迅速萎缩。70%以上的人或许会声称他们“信上帝”，“教会学校”(几所穆斯林学校)也在努力办学，并且顽固的世俗无神论者只是极少数。但是，出于众多实际目的，英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宗教国家。清教主义和贞洁道德观在全面隐退。当人们要求布莱尔的新闻发言人阿利斯特·坎贝尔(Alastair Campell)谈一谈首相的坚定宗教观时，他干净利落地回答道：“我们不信上帝。”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布莱尔离职后，于2007年底皈依了罗马天主教。

最显著的社会变化是英国6000多万人口中有了大量的外来移民——这一事实自然引发了人们充满焦虑的争论。联合王国当然是一个由不同本土民族组成的多文化的统一国家，他们包括英格兰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继早期的撒克逊人入侵之后，不列颠曾遭到丹麦人和诺曼人的入侵。在最近的几百年里，都铎王朝时期的佛兰德斯织布工，斯图亚特王朝末期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历尽东欧大屠杀的犹太人，以及20世纪50年代后、来自黑人英联邦的移民——这些外来移民向英国引入了新的少数民族文化。到2000年，来自印度次大陆、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大批人口在英国安家落户，而且主要集中在大城市里。此外，还有来自中东、远东和巴尔干半岛的难民，以及合法或非法的移民。针对如“洪水”般涌入英国的移民，人们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有些政治家也在借题发挥。人们开始关注生活在诸如牛津郡坎普斯菲尔德(Campsfield)的拘留营里的难民的待遇问题，以及他们是否有权在英国定居。如果把寻求避难的人悉数遣返，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尤其令人心碎。

印度裔英国政治科学家帕雷克(Bhikhu Parekh)勋爵主持了多元文化主义报告，他在2000年坚定主张，英国应该公开地、积极地承认自己是一个多文化、多信仰的社会，并应该为之感到庆幸。这种态度不仅体现在就业、福利和住房政策方面，还要贯穿到教育和英国的历史观上——应该把英国历史放在更加多元文化的背景下重新诠释。尽管多元文化主义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但是种族平等委员会(Commission for Racial Equality)更倾向于强调文化融合而非多元主义。即使大部分旧的种族紧张已经减弱，有人抱怨在政治上正确的多元文化主义会威胁传统的文化特征，如儿童玩具、摇篮曲和儿童故事、复活节的热圣糕，以及互送圣诞卡片(“冬天节”是人们给圣诞节的替代性名称)。政府大臣、来自布莱克伯恩的议员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提议，穆斯林女性不得佩戴面纱——这引起极大争议。锡克裔英国女作家古帕丽特·考尔·哈蒂丝(Gurpreet Kaur Bhattis)备受争议的话剧《耻辱》(Behzti)在伯明翰REP大剧院上演。这部以锡克教寺庙为背景的话剧，内容涉及性虐待和谋杀，引起了英国锡克教徒的强烈不满。他们的游行示威导致话剧停演。

但是来自亚洲的移民现在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和文化力量。内阁大臣罗宾·库克(Robin Cook)曾说道，印度咖喱鸡(chicken tikka masala)跟约克郡的布丁一样，成了英国的特色菜。2007年，差不多十分之一的英国人都来自国外：其中印度人有57万之多，其次是爱尔兰人(41.7万)和巴基斯坦人(27.4万)。当英格兰板球队在主场与印度队和西印度群岛各国的球队举行对抗赛时，观众对不同球队的支持同样各占一半——这就是为什么保守党政治家一度呼吁用一场“板球对抗赛”来作为界定国民身份的标准。尽管如此，英国的主流文化越来越不是纯粹的白人文化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足球队里，有大批天赋出众的黑人球员；还有许多来自欧洲和南美的球员，其中不少也是黑人。像阿森纳和切尔西这样的知名球队里，几乎没有一位本土球员。但是人们对“本地”球队的忠诚度丝毫不减。重要的不是哪个国家，而是哪一个俱乐部。

2004年后，种族和文化融合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来自欧洲各国的人口已经在改变着英国社会。同时大量的英国人口迁居到外国——大部分前往法国和西班牙。反过来，由于英国是个经济发达、文化活跃的福利国家，这个国家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外来人口。在伦敦就生活着30多万法国人，实际上伦敦已成了继巴黎、马赛和里昂之后的第四大“法国城市”；200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中，候选人来到伦敦拉选票。2004年，欧盟接纳了10个新成员，其中大部分是东欧国家，从此英国社会出现了新的转折。2007年1月1日，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加入欧盟，使其成员达到27个。尤其是，掌握技术能力的波兰人大批涌向英国。在2004至2007年的3年间，据估计有63万波兰人来到伦敦；紧随其后的是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和立陶宛人。伦敦几个郊区的文化成分极其复杂。然后，波兰人和其他人通常能找到工作，主要从事水暖工和电工等家政行业的工作；他们纳税、不惹事，为英国的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和92%的英国人一样，都是白种人——这一点对他们来说是有益的。大量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人来到了北爱尔兰，打破了原有的人口结构平衡，使天平倾向当地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少数派。北爱的警队成员，传统上主要是新教徒，现在招募了波兰人，进一步改变了警察队伍的结构。据估计，从2007年以来，英国接纳了总共150多万移民——实际的数字肯定要大得多。移民对英国的社会结构、宗教组成、主流文化及历史意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有待全面的考证。

来自海外的移民，是新千年之交的英国所经历的两个最明显的变化之一。另一个变化是宪政的改组。1997至1999年，在布莱尔执政的头两年里，在上议院议长欧文勋爵(Lord Irvine of Lairg)的领导下，英国实行了大刀阔斧的宪政改革。上议院差不多失去了92%的世袭贵族。《人权法案》确保了司法审查的权力，以此来监督立法和公共政策。1999年，新的苏格兰议会和选举产生的威尔士议会分别在爱丁堡和卡迪夫成立。改革进程依然在继续，尽管在2000年之后更多的是以零敲碎打的方式进行。于是，2004年后，上议院法官们注定要搬出威斯敏斯特宫，并组建美国式的独立的最高法庭——该法庭受首席大法官的管辖。作为政府和立法机关的成员以及司法系统的负责人，原来的大法官不再在上议院占据议长的席位，尽管1701年颁布的《王位继承法》(Act of Settlement)就做了这样的权力分割。大法官的权力实际上转移到了下议院。2007年，该职权由新的司法部负责人杰克·斯特劳行使。这样，历史悠久的、未成文的英国宪法(通过习俗和传统而不是书面法令来治理)越来越像美国的宪法：宪法里确定了法定的人权，最高法院监督政府，同时实现立法和司法的分权。英国还颁布了与美国类似的《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在政府内部形成更强大的信息披露文化，历史学家及其他人将从这项立法中获益。

最重要的是，随着苏格兰和威尔士在不同于英格兰的道路上继续发展，分权方案更加根深蒂固。在为大学生提供免费教育以及为老人提供免费医疗等事务方面，工党主导的苏格兰政府推行不同于英格兰的政策。尽管苏格兰的民族主义在这一时期已经有所弱化，苏格兰民族党仍继续壮大，导致在将来的政府中，无论在威斯敏斯特还是爱丁堡，都有不同党派共存的现象。在威尔士，当地的议会不具备一级立法的权力，也不具备苏格兰议会所拥有的财政权；威尔士更像是一个不确定的“国家”。于是许多人士呼吁威尔士议会去争取跟苏格兰议会同等的权力。最后，2006年《威尔士政府法》(Government of Wales Act)做出了重大让步，给予威尔士议会更大的立法权——尽管经历了冗长繁琐的枢密院令机制。到2008年，由于实行了分权，英国的国内政策在各个地区有差异。这一点越来越明显，而且联合王国似乎正在逐年分裂。例如，在英国本岛，有4个差异很大的卫生体制。威斯敏斯特和白厅强制推行了几个世纪的联合主义，现在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来自白厅的官员并不是最了解情况的人。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文化特性愈加明显。在苏格兰，实际上国内的政治事务完全由爱丁堡议会决定(苏格兰议会和政府大楼是由一位加泰罗尼亚建筑师设计的，宏伟气派，又不失现代气息)。英国国旗基本上被弃用，取而代之的是苏格兰圣安德鲁旗；苏格兰人很少唱英国国歌《天佑女王》。

尽管女王在迪赛德(Deeside)庄园的巴尔莫勒尔堡有她的府邸，而且她的儿子查尔斯王子经常穿着苏格兰短裙——苏格兰人并不买账。在威尔士，地方分权使得地方议会制定了新的教育和儿童政策，威尔士语得到了推广，2001年的人口普查表明，说威尔士语的人口自从1911年以来首次有了增加。长期以来与小礼拜堂结合在一起的威尔士文化，现在在全世界风行起来。在20世纪60年代，威尔士的民族歌手哀婉地唱着《我们一直在这儿》(Dy ni yma o hyd)，红遍全球，威尔士语就此顽强地保留了下来。2000年，“紧张症合唱团”(Catatonia)的性感金发女郎告诉全世界，“每天早上我醒来，感谢上帝我是威尔士人。”

相比较之下，在英格兰，什么都没发生，建立英格兰地方议会的计划一再受挫。宪政专家称，英格兰是宪政改革的“黑洞”。有一些迹象令人担忧，那就是英格兰人对苏格兰的怨恨。没有人能够回答汤姆·迪耶(Tam Dalyell)提出来的西洛锡安问题，那就是：苏格兰国会议员可以投票表决有关英格兰的问题，但是反过来却不行。“巴尼特公式”(Barnett Formula)是1978年出台的一项临时条款，条款规定为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提供比英格兰人更高的人均财政预算；北爱尔兰的居民获得的人均预算甚至更高——该公式以牺牲英格兰人的利益为代价而备受批评。而且，像戈登·布朗和罗宾·库克这样的苏格兰议员，在威斯敏斯特占据显赫地位；然而英格兰议员却无权涉足苏格兰事务。一些保守党人呼吁成立英格兰议会。长期休眠的英格兰民族主义开始抬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展示英格兰的圣乔治旗。2003年，在澳大利亚举行的橄榄球世界杯赛上，英国橄榄球联盟队意外夺冠，这一胜利似乎暂时激发了人们的英格兰情怀。然而，随着英格兰足球队的屡战屡败，这种英格兰情怀的热情并没有持续太久。

所有这些有关宪政制度的调整，宗旨在于加大政府的透明度和问责制的力度。戈登·布朗表示，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扩大自由，与维多利亚中期穆勒的说法如出一辙。尽管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分权措施深得人心，但是人们普遍觉得，英国还是一个行事隐蔽、善于私下操作的政体。政府的重大决策往往采用暗箱操作的方法——这招致广泛的批评，尤其是关于2003年参加伊拉克战争的决策；诸如赫顿报告这样的调查，也常常被指责是在替当局开脱。在一定程度上，英国还没有建立像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一样开放、透明的政府。英国国民也不能像1787年的美国人那样主宰宪制安排。法官们批评政府的政策，围绕人权立法的争议尤为激烈。这次争议涉及各项控制法令、反社会行为法令，以及古老的陪审团制度所面临的威胁(该制度在《英格兰大宪章》之前就确立，一直延续至今)，还有如何对待移民和寻求避难者的问题。对于《人权法案》的理解，法官们和政府常常相互矛盾。宪制改革确实带来了不少好处，但是其影响却是零零碎碎，缺乏连续性。在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所实施的地方分权，被人为地弄得极不均衡。各个地区以独立的方式引入分权，应对各自的独特问题，但缺乏适当的政府间协调机制。像联合部长理事会(Joint Ministerial Council)和海岛理事会(the Council of the Isles)这样的机构，试图团结联合王国，但是它们之间却几乎没有会过面。因此，英国政治体制改革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也制造了不少新的问题，这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

在一些重要领域，英国十分活跃，是世界的灯塔。英国在许多基础科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基因学：2000年，英国科学家绘制了有史以来第一幅人类基因图谱。在大多数文化生活方面，英国也是兴旺发达；尤其是在伦敦，其文化繁荣程度胜过巴黎和纽约。英国的音乐生活充满活力，伦敦有4个常驻交响乐团。2007年，皇家节日音乐厅(Royal Festival Hall)被重新装修，采用了1951年英国艺术节(Festival of Britain)一样的淡雅装饰风格，带有怀旧的情调——此举深受人们喜爱。一系列地方音乐节，是英国人离不开音乐的佐证。爱丁堡、格拉斯哥和卡迪夫开放了新的大型音乐厅，利物浦甚至在2008年被评为欧洲文化之都。伦敦也是世界艺术的中心，典型的象征是：位于泰晤士河南岸、富于创意的泰特现代艺术馆(Tate Modern)和一年一度的特纳奖(Turner Prize)。

在2000年的《博伊登报告》(Boyden report)发布之后，随着新剧目的推出，剧院的发展也是如火如荼。伦敦西区保持着一贯的繁荣，位于伯明翰和谢菲尔德的三家剧院也迎来了可喜的发展。伦敦的两家地方剧院也开始火爆起来，一家是伊斯灵顿的阿尔梅达剧院(Almeida in Islington)，另一家是考文特花园的唐马仓库剧院(Donmar Warhouse)；这里经常邀请来自好莱坞的明星担任主角。1999年后，涌现了一批“时事剧院”，这类剧院成了政治辩论的后备论坛，第一部时事戏剧叫《司法的颜色》(Colour of Justice)。这部话剧围绕一起真实凶杀案展开。在这起案件中，一个名叫斯蒂芬·劳伦斯的黑人青年被白人青年所杀，警方处理这起种族杀人案时带有明显的偏袒，麦克弗森(Macpherson)对此展开调查。其他戏剧涉及各种不同的主题，包括波特斯巴火车事故，关于科学家凯利博士(Dr. David Kelly)之死的赫顿报告〔该剧叫《为战争辩护》(Justifying War)〕，贝尔法斯特的血腥礼拜日，以及关塔那摩营的恐怖主义囚犯的待遇等。其中有一部戏剧是戴维·黑尔(David Hare)执导的反伊拉克战争片《事情发生了》(Stuff Happens)，戏剧里糅入了美国总统小布什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等人物的真实对话。接受国家补贴的剧院居然能够在重大问题上批评政府，正是因为言论自由得到了保障。这一时期有一部十分火爆的话剧是阿兰·本奈特(Alan Bennett)的《历史系男生》(History Boys)，该剧讲述的是一位同性恋历史老师跟他的学生们的关系，涉及了教育的价值问题：教育有其自身的目标而不是为了纯粹的物质主义标准。但本奈特还是不能超越历史上最受欢迎、最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莎翁的悲剧《麦克白》《奥赛罗》和《李尔王》，以及诸如《无事生非》等喜剧，吸引了大批观众前往环球剧院；剧院也吸引了伊恩·麦克莱恩(Ian McKellen)和茱蒂·丹奇(Judy Dench)这样的大牌演员。如同在第一个伊丽莎白时代一样，不朽的莎翁在第二个伊丽莎白时代依然大放异彩。

文学界也十分活跃，尤其是儿童作品。《哈利·波特》是由罗琳(J. K. Rowling)撰写的关于学校生活和巫术的传奇故事；该小说销量超过100万，故事也被搬上了银幕。尽管纸质书籍受到了电子媒体的挑战，但出版商利用在线营销并不断推出新作品来保持盈利。首先推出的是历史题材的作品，历史学家大卫·斯塔基(David Starkey)和西蒙·沙玛(Simon Schama)的著作，借助电视系列节目的推波助澜而大为畅销。一些知名的小说也以历史为题材，帕特·巴克(Pat Barker)、塞巴斯蒂安·福克斯(Sebastian Faulks)、吉尔斯·佛登(Giles Foden)等作家，继续探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方方面面。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的情节错综复杂的小说《赎罪》(Atonement)以二战为主要背景，再现了敦刻尔克大撤退。文化多元的另一个表象是，少数族裔作家异军突起。2000年出版的小说《白牙》(White Teeth)的作者查蒂·史密斯(Zadie Smith)，就是他们中的先锋。莫妮卡·阿里(Monica Ali)的《砖巷》(Brick Lane)赢得了大奖。小说讲述的是一位年轻的孟加拉妇女被迫嫁给伦敦西区的一位年龄比她大很多的男子，小说的主题不仅触及了种族问题，还触及了性别问题。少数族裔群体自己并不乐意看到这些有关他们的负面描述。2006年，当《砖巷》被拍成电影的时候，由于当地人的抗议，拍摄地不得不选在别处。还有一部大受欢迎的“少数裔”电影叫《我爱贝克汉姆》(Bend it Like Beckham，2002年)，是关于两个女足球运动员的故事：一个锡克女孩反叛其印度旁遮普父母；另一个英国女孩在挑战母亲的传统女性观念。糅合了种族、性和足球的这部电影，具有难以抵御的吸引力。

各种艺术风格的建筑，是最吸引眼球、最令人自豪的成就。伦敦现代化的新地标拔地而起，包括由建筑大师诺曼·佛斯特(Norman Foster)设计、俗称“小黄瓜”的瑞士再保险公司大楼(Swiss Re Tower)。坐落在威尔士卡迪夫海滨的千禧中心(Millennium Center)，是一座外墙镶嵌着当地板岩的多功能建筑。圣潘可拉斯火车站(St. Pancras)通过高铁“欧洲之星”把伦敦与巴黎、布鲁塞尔连通起来，2007年的重建吸引了媒体的大量报道。火车站由尼克·德比什尔(Nick Derbyshire)设计，设计风格与两座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协调一致，一座是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George Gilbert Scott)设计的酒店，另一座是威廉·亨利·巴罗(W. H. Barlow)设计的车站顶棚——这两座建筑已经被废弃了几十年。英国的现代化创新设计，给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遗产应有的尊重。在火车站树立了一尊7英尺高的诗人约翰·贝杰曼(John Betjeman)的雕像。在这里树立他的雕像十分恰当，因为他对维多利亚时期的哥特式建筑情有独钟，他一直在为保护这座火车站和附近的酒店奔走呼吁，盛赞它们是代表英国爱国主义的璀璨明珠。

一如往常，大部分英国文化得以保留，是依靠中产阶级中的热衷人士和知识分子。单单歌剧院和戏剧院的票价，就把劳工阶层拒之门外了。另一方面，文化也在普遍变得大众化。很多批评人士抱怨BBC脱离了其创始人瑞斯勋爵(Lord Reith)原定的风格和基调，变得越来越“弱智”。“真人秀”是一个新奇事物，普通公民可以置身一个人造的社会环境中——比如一个封闭的屋子里或者一个沙漠荒岛——这样的电视节目为有偷窥欲的大众提供娱乐。在电视节目《名人老大哥》里，一名年轻的印度女性遭到同住的其他女性的种族歧视，这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作为补偿，布莱尔首相邀请她到唐宁街共享茶点——于是，她笑到了节目的最后，荣获冠军。数字革命使人们更加便捷地享受音频、视频和电视产品，也更具互动性；“ipods”和手提电脑让音乐发烧友可以随心所欲地下载、享受他们喜爱的音乐，不用像过去一样经常光顾唱片店。像“脸谱”这样的社交网站，能让人们通过因特网建立看不见的朋友链。通信变得十分便捷、直接。因此，传统的新闻业和写作受到了微博的冲击。在微博上，普通个人利用电子对话为自己和任何感兴趣的人创造一种随机、无固定结构的公共论坛。学究们抱怨文法正确的英语正在被“博客世界”的通俗文字所腐蚀；而事实上，由于宽带的推广，无处不在的因特网正在吞食更严肃的写作形式。而其他人则抗议说，真正流行的文化表达正在受到侵蚀——或者更糟：被资产阶级化。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Glastonbury pop festival)长期以来一直是追求自由思想、自由生活的青年的解放论坛，现在越来越沦为中年人和中产人士追忆似水年华的场所。寻求吸毒和淫乱的青年激进分子，不得不去别处体验更大的刺激——对他们来说，这也绝非难事。无论多么不合时宜，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还是继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在萨福克郡的根据地奥尔德堡和爱丁堡之后，成为固定的标志性文化活动。

几十年来，大多数英国公众争论的焦点几乎全部围绕国内事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方面由于英国手头的资源日渐减少，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处于最平静的时期，因此英国开始奉行越来越谨慎的外交政策。装载着核弹的三叉戟潜艇游荡在苏格兰海域，无用武之地。跟撒切尔夫人一样，托尼·布莱尔亲自处理大部分外交事务，于是外交部更加被边缘化了。布莱尔似乎渴望英国在欧洲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英国人民怀疑他倾向“布鲁塞尔”，从而制约了他的想法。财政部向政府施压，要求英国不接受2001年问世的单一货币：欧元；因为财政部担心，一旦加入欧元体系，英国将失去掌管自己财政的权力，尤其是设定利率的权力。人们同样怀着某种岛国狭隘思维；小报记者们强烈反对加入欧元，因为新发行的欧元货币上可能没有女王的头像。英国置身于欧元区之外而安然无恙。有人提议制定一部新的欧盟宪法，更加明确地界定欧盟外长和各政府间机构的角色——这些提议同样引起了英国的欧洲怀疑论者的警觉。布莱尔不得不答应就欧盟宪法举行全民公投。2005年，在法国和荷兰的全民公投中否决了欧盟宪法——这样英国就没有必要举行公投了，英国政府松了口气，因为英国的公投肯定会否决欧盟宪法。2007年，在里斯本举行的欧盟非正式首脑会议上，英国签署了缩水的欧盟宪法——《里斯本条约》。但依然有抗议的声音，要求举行公投。

2001年9月11日，基地恐怖主义分子驾驶飞机撞击纽约的世贸大厦和华盛顿的五角大楼，造成3000多人死亡。“九一一”灾难之后，英国突然间采取了充满争议的、积极的干涉主义外交政策。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中，有67名英国公民遇难——这是自二战以来，英国在海外所遭受的最大生命损失。事件发生后仅仅几天，早就希望与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建立密切关系的布莱尔，在布莱顿举行的工党大会上，发表了激情澎湃的演讲。他表示深切同情美国人所遭受的苦难，坚决支持美国铲除恐怖主义，英国将与美国并肩作战。他的演讲表明，英国开启了基督教福音派的自由干预主义政策，以此解决全球问题，无论是恐怖主义、贫困，还是环境灾难。他的演讲如同格莱斯顿的演讲一样鼓舞人心，但也提升了人们难以满足的期望值。总而言之，英国是唯一一个派遣大批特遣队与美军共同战斗的国家，他们推翻了塔利班政权，铲除了阿富汗山区的基地组织根据地。有人告诫布莱尔和布什：阿富汗历来是一个危险的国家；在历史上，入侵阿富汗的国家都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尤其是1839年和1878年的英阿战争，后来的苏联人入侵阿富汗也吃尽了苦头。但是塔利班政权很快被赶下了台，英军驻扎在赫尔曼德省(Helmand)及其他艰难的地区，布莱尔得到美国国会和布什总统的大力赞赏，被誉为跨大西洋的英雄。他甚至荣获美国国会自由勋章——但是他在卸任之后才前往美国接受这枚勋章。4年以前，他曾成功地说服克林顿总统对科索沃的塞尔维亚动武，这件事很明显给他极大的鼓舞。他视阿富汗战争为符合道义的自由干预。通过参战，英国进一步巩固了与美国的“特殊关系”。

“九一一”恐怖袭击震惊了英国人，他们纷纷赞赏布莱尔的大胆举措。但是事情又出现了180度转弯。2002年4月，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克劳福德(Crawford)与布什总统的会议上，布莱尔秘密同意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伊拉克的独裁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被指控为恐怖主义的煽动者，他本人也因拥有生化武器而对世界构成威胁，或许将来还会开发核武器。随后，布莱尔多次发表声明，阐明伊拉克的威胁，必须消除其生化武器，最好是通过联合国的授权——如果行不通，则不得不采取单边行动。联合国首席武器核查官布利克斯(Hans Blix)的工作没有得到太多的支持。2002年9月和2003年2月的两份材料证明，萨达姆在伊拉克境内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布莱尔一再鼓吹“45分钟内”就可以销毁这些武器。对第一份材料的草率分析，使它成了一份“骗人的材料”：材料的一部分是从一篇默默无闻的博士论文中抄袭而来。到2003年2月，布莱尔已经在计划派兵入侵伊拉克，与盟友美军并肩作战——他几乎是唯一这么做的欧洲领导人；在此之前，英军已经被派往塞拉利昂、巴尔干地区、伊拉克及阿富汗参战了。3.5万名英军前往海湾地区。鉴于萨达姆对世界构成的威胁，唐宁街的口气就是要发动一场战争。尽管“改变政权”这个借口已经被推翻，但这场战争是精心策划的。布莱尔没有军事背景，1997至2001年的第一个首相任期内，他主要致力于处理国内事务；现在他成了自帕麦斯顿以来最好战的英国首相。

结果英国民众爆发了自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以后从未有过的愤怒。2003年2月15日，100多万人走上伦敦的街头——这是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政治示威，其他城市也爆发了类似的反战运动。反对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异见人士古老的“制造麻烦”的传统，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法国革命时期的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英国的民众一般对政治事务漠不关心，而这场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态度，让他们觉得，没有比外交政策更重大的事业了。示威者并不全是马克思主义者或穆斯林狂热分子，有很多老年人、经常去教堂做礼拜的中产阶层，还有大批小学生。就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侵略别国的合法性，总检察长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引起很多争议。伊战前夕，议会被迫举行投票表决，结果有139名工党议员投票反对政府的决策——尽管他们受到来自党内领袖的压力。这是最大规模的后座议员反叛。外交大臣罗宾·库克代表后座议员们发表了一份强有力的声明。军人们焦急地想知道，在敌对状态结束后，政府是否可以有效地恢复秩序。他们指出，士兵们压力过大，7000士兵部署在阿富汗，还有不少士兵部署在波斯尼亚、科索沃、北爱尔兰、直布罗陀和福克兰群岛，而且当消防员罢工的时候，还要配备军人去驾驶“绿色女神”消防车。那些了解英国历史的人注意到，英国在侵略外国后，往往很难全身而退。例如格莱斯顿于1882年侵略埃及，原打算速战速决，结果被拖入战争的泥潭，直到1954年才摆脱出来。然而布莱尔固执己见，3月19日英美联军的飞机轰炸了巴格达、巴士拉和其他伊拉克城市。战争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发动了。

战争的实质性阶段很快结束了。5周后，无论是在人数上还是武器上都处于劣势的伊拉克军队被迅速击溃，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他藏匿起来，后来被发现，并被送上了绞架。但是布莱尔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对于伊战后的秩序恢复，似乎没有慎重的规划。伊拉克警察和军队被解散了，而美国人在寻求对伊拉克石油的控制和其他经济利益。在接下来的4年里，一连串的暴力事件在伊拉克此起彼伏，也给英军造成了伤亡。到2006年，伊拉克险些陷入内战的混乱状态。对布莱尔来说，伊拉克好比世界末日的启示。由于参与伊战在国民中极不得人心，布莱尔在政坛上不再所向无敌。到了9月，61%的选民对他这个首相不满意；他的新闻发言人阿利斯特·坎贝尔也被迫辞职。有一件插曲极大地损害了布莱尔的名誉：一名政府科学家大卫·凯利(David Kelly)私下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在采访中他表达了对政府声明的质疑；不久，人们在牛津的一片树林里发现了他的尸体。报道称，他死于自杀，但是布莱尔难辞其咎。

从那以后，布莱尔首相一直被伊拉克问题缠身。英国的经济依然强劲，2006年的通胀率低至1.6%，是欧盟各国中最低的。工党仍然占据议会中的绝大多数席位。但是伊拉克问题抢了它们的风头。政府组织了两次调查。关于凯利博士之死的赫顿调查，被人讥讽是在为政府粉饰，尽管报告的文件令人震惊，其中包括总检察长的观点。有关战争的情报背景的《巴特勒报告》，要尖锐得多，尽管带着或多或少的含蓄口吻。报告揭露了军情六局和唐宁街的亲密关系，包括布莱尔的新闻发言人阿利斯特·坎贝尔。报告还批评了政府“沙发式”的管理模式，那就是：国家顾问举行的非正式闭门会议，往往私下里做出国家的决策；由选举产生的大臣组成的内阁，本该是正式的决策机构，但是现在被晾在一边。布莱尔独揽大权是政府的严重缺陷。为了实现他个性化的统治，他绕开了议会、内阁和行政部门。他发现英国公众并不喜欢拿破仑式的统治方式，在他之前的首相劳合·乔治和撒切尔夫人也有同感。布莱尔忽然间从自丘吉尔以后最受欢迎的首相，跌落到最不得人心的首相。一部分议员甚至要求对他进行弹劾，指控他捏造证据、使英国发动了一场非法的战争。自从1805年的梅尔维尔勋爵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弹劾案(未遂)以来，英国从未启动过这一程序。

因此，伊拉克是个转折点。英国需要对海外冒险举动十分谨慎，并尽量不要与盟友美国靠得太近。随着帝国的终结，英国的军国主义精神也随之远去。梅富根战役、苏伊士运河战争甚或福克兰群岛战争中的民族主义，早已不复存在。正如1906年约瑟夫·张伯伦和1956年的安东尼·艾登一样，布莱尔成了备受折磨的受害者。

2005年的大选，反映了伊战后的情形。对于国家大事没有太多的公开辩论。很少人期望迈克尔·霍华德领导下的保守党能取得比前任领袖威廉·黑格(William Hague)和伊恩·邓肯·史密斯(Ian Duncan Smith)更大的影响力——他们确实也没有什么大建树。自由民主党选择坚决批评伊战——但很明显他们是一个少数党。伊战给选举活动蒙上了一层阴影；当布莱尔在他的达勒姆选区拉选票时，一位阵亡士兵的父亲挺身而出，准备挑战布莱尔——此举令布莱尔十分尴尬。他的支持率只有60%，比上一轮大选没有什么提高。保守党的席位仅增加到198个，甚至比工党的惨淡时期都要少——1983年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领导工党的时候最不景气。但是布莱尔的多数席位减少了100个，只有66个——表明此时的工党已江河日下。工党史无前例地赢得了第三次胜利——但是感觉上像是一场失败。

2007年4月，布莱尔依然能展现他卓越的说服力，撮合北爱尔兰的新芬党和民主统一党达成和平协议。在英国政府“赏钱”的援助下，多年停摆的北爱尔兰举行了选举，北爱尔兰分权政府终于成立。2007年，北爱尔兰成立了不同寻常的联合政府，统一党领袖伊恩·佩斯利(Revd Ian Paisley)担任首席大臣，新芬党领袖马丁·麦吉尼斯(Martin McGuinness)担任副职——似乎永远不可和解的两派握手言和。这或许是自克伦威尔以来第一次，整个爱尔兰岛享受着如此长久的和平。也许只有布莱尔才能取得这一非凡的奇迹。在新加坡举行的申奥大会上，他的个人魅力极大地助力伦敦取得2012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但是这些了不起的成就，不足以中和国民中广泛的理想幻灭和焦虑不安之感。

2005年7月7日，伦敦申奥成功的第二天，这种焦虑不安达到了顶点。那一天，伦敦多处发生大爆炸：地铁里3次，分别在罗素广场站、埃奇韦尔路(Edgware Road)和阿尔德盖特(Aldgate)；还有1次发生在塔维斯托克广场(Tavistock Square)附近的一辆公交车上。针对地铁的另外3次爆炸预谋没有得逞。袭击共造成52人遇难，大部分是上下班通勤的人，还有700余人受伤。4名穆斯林炸弹杀手也丧生。行凶者是被伊拉克战争激怒的穆斯林极端分子，基地组织的忠实追随者。两周后，伦敦地铁又遭到一次未遂的爆炸袭击——此次袭击未造成伤亡，真是个奇迹。面对这些事件，英国公众镇定自若，医务人员和消防员应对出色。但是公众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在议会大厦和其他地标性建筑周围设置了保护性障碍物，并安装了电子安全设备。机场甚至火车站的乘客、体育赛事和其他大规模聚集活动的观众，都必须接受身体和物品安检。全国实行了一套新的监督管理体制。人们的移动自由在二战的时候受到纳粹德国空军的威胁，在20世纪80年代受新芬党恐怖主义者的威胁，现在受到了永久性的威胁。在一段欺骗性的平静期之后，2007年7月，几个在苏格兰医院里工作的穆斯林，驾驶着满载炸药的小汽车冲进格拉斯哥的机场——虽然袭击没有得逞，但是这一事件再次提醒人们：威胁无处不在。从此以后，英国人不得不生活在人身随时面临危险的气氛中。问题在于，如何有效应对。关于应对策略，存在激烈的争论。一方面要保护普通公民免受恐怖主义的威胁，另一方面要保障传统的个人自由，比如可以追溯到《大宪章》之前的人身保护法——英国人必须在两者间取得一个平衡。有人提议给普通公民发行身份证——这是二战以来的首次尝试，但引起了极大争议。2008年夏，布朗政府提议扩大警察的权力，把未经起诉的拘留日期延长到42天——这一提案引起的争议尤其激烈。提案被上议院否决。当局和公民自由的捍卫者之间意见不一。围绕优先事项和原则的争论，没完没了。

布莱尔派军入侵伊拉克时声称，伊战将会让英国人的生活更安全——结果恰恰相反。他还被指控售卖爵位，以此来为工党争取更多的捐款——这曾是劳合·乔治的做法。这种财政上的不当做法，进一步玷污了他的执政声誉。尽管警方没有找到指控的证据，但显然这些指控使这位一向声明自己“清白”的首相形象大为受损。这些“炒作”损害了他的声望。当他于2007年6月26日离职的时候，人们失去了一位最活跃、最卓越的首相之一，但是人们心中没有伤感。布莱尔最辉煌的政治生涯，以令人伤感的方式落下帷幕。

布莱尔的继任者是在他手下效力多年的财政大臣戈登·布朗。自从1994年布莱尔成为工党领袖以来，两人的关系长期紧张。要巩固自己的政治基础和赢得民心，布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新闻界极不看好他内在的苏格兰式忧郁，但起初，形势还是对他有利的。走马上任伊始，他要面对一系列迫在眉睫的危机：格拉斯哥机场遭遇未遂袭击；萨里郡的农业区再次暴发口蹄疫；7月底的瓢泼大雨导致塞文河和泰晤士河暴涨，英格兰中部的几个古镇遭受特大洪灾。长期的气候变化正在造成可怕的后果。实际上，布朗和他的新任大臣成功地应对了这些危机。保守党领袖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跟布莱尔有些相像，他风华正茂、英俊潇洒、温文尔雅，作为反对党领袖的头一年里就给人留下良好印象，但在竞选中颇感失落，尤其是当他的选区牛津郡的部分地区被洪水淹没的时候。在对待同僚和议会时，布朗试图给人留下开放和共治的印象；他提交了一份议案，每当遇到签订条约或参加战争这样的重大决策时，必须经过议会的批准，这相当于在王室特权的棺椁上又钉了一颗钉子。到举行工党会议的时候，外界普遍认为，工党会提前举行大选；但是布朗在短暂的迟疑之后拒绝冒险，他成为1827年以后在位时间最短的首相——1827年的坎宁首相仅执政4个月。

随后，由于政策管理不当，零售银行业务的危机，以及警方对工党财政问题的调查，布朗的威信迅速下滑。英国开始从伊拉克南部撤军——此举颇得民心；英军开始撤离巴士拉，原来驻伊英军有7500人，计划到2008年春留守2500人。然而到2008年4月，政府宣布撤军计划延迟。不管怎样，从伊拉克撤回的士兵很可能会被派遣到战火未熄的阿富汗。2008年的上半年，多年来一直稳定的英国经济突然变得岌岌可危。除了美国的银行危机(即所谓的“信贷紧缩”)外，全球石油和食品价格大幅上涨。通胀率飙升到4%以上，远在英格兰银行的预期目标之上；而经济产出和增长下跌。经济类报纸担忧经济可能会回到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同时会出现银行和信贷危机。由于房价下跌和利息上涨，导致固定资产的价值大幅缩水，因此房主受危机的冲击尤为严重——而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国内经济的支柱。毫无疑问，拥有房产的人们会迁怒于布朗政府。在5月的地方选举中，工党损失惨重。具有象征意义的伦敦市长一职，从2000年以来曾一直由工党成员执掌，现在也由特立独行的保守党人鲍里斯·约翰逊担任。执政多年的新工党，似乎面临着一场对保守党更有利的巨变，这次巨变可以与1979年撒切尔夫人当选首相相提并论。2008年初秋，经济进一步恶化。美国几家大银行的倒闭，对英国的银行和建筑行业造成重大冲击。布朗出台了应对之策：成功地对几家银行实行了国有化，对资本市场实行了历来最大限度的国家干预，因此他的个人威望得到了部分恢复。但是分析人士一致认为，英国经济将面临长时间的衰退。

但是英国领导人面对的问题远不止经济危机。在文化变革日新月异的时代，如何保持这个古老国家的文化连贯性和统一性，是另一个巨大的挑战。布朗的立场不明确，既不太左也不偏右，他是新工党11年执政后的幸存者，然而还要体现他的不同之处。一个主要的担忧是模糊的英国性。在有可能出现国土分裂的时刻(这是切实的担忧)，历史学博士出身(在历届首相中独一无二)的布朗，从专业的历史角度来处理这一问题。他试图把英国性与“英国价值观”联系在一起，包括诸如宽容和热爱自由等品质——但是这些品质很难与地球上任何体面的国民价值观区分开来。布朗还制订了宪法修订计划，旨在加强国家统一，包括在更多的公共建筑前升起英国米字旗，作为象征性的姿态。但是他的家乡苏格兰给他施压，要求更大的独立性——这可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随着事态的发展，2007年5月，在爱丁堡成立了以萨尔蒙德(Alex Salmond)为党魁的少数派苏格兰民族党政府，可能预示着300年之久的联盟的解体(英格兰与苏格兰在1707年达成了结盟协议)。美国人和法国人凭借宪法确立他们的公民身份和权利；而在英国，由于缺乏成文宪法，人们觉得自己是女王的臣民，所以英国人不可能通过美国人和法国人的方式来确立他们的身份和权利。当英国人谈及宪法的时候，他们永远不可能像1787年的美国人那样自豪地说，“我们是合众国的公民”。有人提议撰写一部体现民主思想的宪法，像《人权宣言》这类的文件；但是很多人认为这个东西太机械化、太正式，或者说不符合英国人的秉性。

这片古老的大地历经2000年后，现在面临着凯尔特人的民族主义和大批欧洲移民的挑战，以及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压力——在这种背景下，如何保持她的民族连贯性呢？在一个被个人消费主义所分裂的社会中，1945年后的社会公民身份和公共领域还剩下什么？当未来很可能落入联邦制的变体中时，英国性到底有多大意义？太多的英国基本元素已经消失了，包括对爱国的新教的重视，来自欧洲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的威胁，航海和贸易的自由，以及帝国的遗产。或许福利国家是唯一的国家黏合剂，英国的未来形态是一个大熔炉。联合王国的设想始于1603年，1707年与苏格兰联合，而到了1922年才实现了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的统一。现在所有联盟关系似乎都很脆弱。长期以来，“英国性”已经与“英格兰性”混为一体，但是“英格兰性”本来就是难以界定的术语。英格兰差不多只是一个地理区域，正如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涅眼中的意大利一样。

然而，理解“英国性”的一个持久关键点是：求助于历史。即使是庸俗化的“遗产”形式，共同的历史经验所形成的统一力量仍然存在，并且这一统一力量仍然可以用来代表英国的多元文化现状。结果可能未必会产生和谐，就像在围绕公民自由的威胁的辩论中，人们呼唤《大宪章》一样。2007年，当人们庆祝废除奴隶贸易200周年时，人们的意识形态比以往更加一致。这提供了一个积极的机会来反思当今的种族关系和文化多样性。除此之外，解放黑人不仅需要威廉·威尔伯福斯这样的白人慈善精英，还需要依靠黑人自身——无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在法国，历史学家通过观察历史记忆(如回忆录)、历史人物、事件、思想或象征的遗迹，探索了本国内更痛苦的分裂，这些历史遗迹渗透且支配了现在，并塑造了对未来的看法。同样，英国人或许可以调动自己的历史记忆和神话故事，并把它们转化成持久的东西。只要他们铭记历史，他们未间断的共同历史将再延续千年。

进一步阅读

1. 罗马不列颠时期

在罗马征服之前

R. Bradley, Social Foundations of Prehistoric Britain (Harlow, 1984)，该书的分析细致入微。

B. Cunliffe, Iron Age Communities in Britain (and edn. London, 1978)，该书描述了罗马征服之前几个世纪的概况。

——Greeks, Romans and Barbarians (London, 1998)，该书讲述了高卢和不列颠是如何成为古希腊和古罗马世界的一部分。

S. James, The Atlantic Celts: Ancient People or Modern Invention？ (London, 1999)，该书的观点存在争议，但是十分重要。

通史读物

P. A. Clayton (ed.), A Companion to Roman Britain (Oxford, 1980)，书中配备有极其精美的插图。

P. Dixon, Barbarian Europe (The Making of the Past) (Oxford, 1976)，一部带有精美插图、内容绝佳的背景阅读材料，该书把罗马不列颠末期置于欧洲的背景之下。

S. Frere, Britannia, a History of Roman Britain (3rd edn. London, 1987)，一部正史。

B. Jones and D. Mattingley, An Atlas of Roman Britain (Oxford, 1990).

M. Millett, The Romanization of Britain (Cambridge 1990)，一部独特的考古读物。

Ordnance Survey, Map of Roman Britain (4th edn., Southampton, 1978), two sheets (scale: 625 000) and gazetteer.

Peter Salway, Roman Britain (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 vol. la) (Oxford, 1981)，这是一部宏大的通史，包含了围绕重大主题的多篇文章。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Roman Britain (Oxford, 1993).

M. Todd, Roman Britain 55 BC-AD 400: the Province beyond Ocean (Fontana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1981)，该书具有洞察力。

R. J. A. Wilson, A Guide to the Roman Remains m Britain (3rd edn. London, 1988)，把该书推荐给那些希望探访这一时期的物理遗迹的人。

特殊方面的作品

A. Birley, The People of Roman Britain (London, 1979)，以罗马不列颠的知名人士为基础的启发性研究。

D. J. Breeze, Roman Scotland (London, 1996)，对北部边疆的当代思考。

M. Henig, The Art of Roman Britain (London, 1995).

——Religion in Roman Britain (London, 1984).

P. A. Holder, The Roman Army in Britain (London, 1982)，深受读者喜欢的第一部现代叙述。

R. Merrifield, The Archaeology of Ritual and Magic (London, 1987)，该书对罗马不列颠时期的材料做出了的具有启发性的重新诠释。

A. L. F. Rivet and Colin Smith, The Place-Names of Roman Britain (London, 1979)，一部主要参考书：地名词典，带有语言和地理分析。

C. Thomas, Christianity in Britain to AD 500 (London, 1981)，该书重新审视历史，发人深省。

2.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

原始资料来源

Gildas, The Ruin of Britain and Other Documents, ed. and trans.M. Winterbottom (Chichester, 1978)，有关盎格鲁-撒克逊人定居点的唯一当代资源。

The Goddoddin of Aneirin, ed. J. T. Koch (Cardiff, 1997)，威尔士后期的文本，但包含了有关公元6、7世纪不列颠北部的资料来源。

Adomnan of Iona: life of St Columba, trans. R. Sharp(Harmondsworth, 1995).

Bed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trans. J. McClure and R. Collins (Oxford, 1994)，公元8世纪初撰写的精彩生动的叙述，是有关盎格鲁-撒克逊早期历史的最重要的单一史料来源。

The Age of Bede, trans. J. F. (Revised edn., Harmondsworth, 1983)，该书是有关公元7、8世纪英格兰及其宗教文化的其他资料来源。

The Anglo-Saxon Chronicle, trans. G. N. Garmonsway (London, 1953)；一部关于盎格鲁-撒克逊末期的白话编年史，对阿尔弗雷德政权以后的历史，该书提供了当代的评论。

Alfred the Great, trans. S. Keynes ad M. Lapidge (Harmondsworth, 1983)，阿尔弗雷德的生平及相关资料。

The Earliest English Poems, trans. M. Alexander (2nd edn.,Harmondsworth, 1977)，较为重要的盎格鲁-撒克逊诗歌的翻译。

Beowulf, trans. S. Heaney (London, 1999).

通史和政治主题

R. Abels, Alfred the Great (Harlow, 1998).

E. Barlow, Edward the Confessor (London, 1970).

J. Compbell (ed.), The Anglo-Saxons (Oxford, 1982)，该书内容精彩，插图精美，是一本优秀的概论。

D. P. Kirby, The Earliest English Kings (London, 1991).

M. Lapidge, J. Blair, S Keynes, and D. Scragg,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Anglo-Saxon England (Oxford, 1999)，该书是一本相当全面的参考文献。

H. R. Loyn, The Governance of Anglo-Saxon England 500-1087 (London, 1984).

P. Stafford, Unification and Conquest: A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in the Tenth and Eleventh Centu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1989).

F. M. Stenton, Anglo-Saxon England (3rd edn. Oxford, 1971)，该书是一本长篇正史，具有很高的价值。

B. Yorke, Kings and Kingdoms of Early Anglo-Saxon England (London, 1990).

教会

F. Barlow, The English Church 1000-1066 (2nd edn., London and New York, 1979).

J. Blair and R. Sharpe (eds.), Pastoral Care before the Parish (Leicester, 1992)，该书记述了当地的教区组织以及教会与俗人之间的关系。

P. Hunter Blair, The world of Bede (London, 1970)，该书介绍了8世纪诺森比亚的宗教与学术。

H. Mayr-Harting, The coming of Christianity to Anglo-Saxon England (London, 1972)，该书是有关皈依基督教的最佳通史。

R. Morris, Churches in the Landscape (London, 1989)，早期教会的考古学和地理分布。

社会、经济与景观

S. Crawford, Childhood in Anglo-Saxon England (Stroud, 1999).

R. Faith, The English Peasantry and the Growth of Lordship (Leicester, 1997).

C. Fell, Women in Anglo-Saxon England (London, 1984).

M. Gelling, Signposts to the Past (London, 1978).

J. Haslam (ed.), Anglo-Saxon Towns in the Southern England (Chichester, 1984).

D. Hill, An Atlas of Anglo-Saxon England (Oxford, 1981).

D. Hinton, Archaeology, Economy and Society: England from the Fifth to the Fifteenth Century (London, 1990).

D. Hookw, The Landscape of Anglo-Saxon England (London, 1998).

G. Owen-Crocker, Dress in Anglo-Saxon England (Manchester, 1986).

苏格兰和威尔士

B. E. Crawford, Scandinavian Scotland (Leicester, 1987).

W. Davies, Wal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Leicester, 1982).

A. A. M. Duncan, Scotland: the making of the kingdom (Edinburgh, 1975).

K. Hughes, Celtic Britain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Wood bridge, 1980).

A. P. Smyth, Warlords and Holi Men: Scotland, AD 80-1100 (London, 1984).

考古和艺术

J. Backhouse, D. H. Turner, and L. Webster (eds.), The Golden Age of Anglo-Saxon Art, 966-1066 (London, 1985).

R. Barley, England’s Earliest Sculptors (Toronto, 1996).

M. Carver, Sutton Hoo: Burial Ground of Kings？ (London, 1998).

E. Ferni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Anglo-Saxons (London, 1983).

G. Henderson, From Durrow to Kells: The Insular Gospel-Books 650-800 (London, 1987).

M. Welch, Anglo-Saxon England (London, 1992).

D. M. Wilson (ed.), The Archaeology of Anglo-Saxon England (Cambridge, 1976)，几位作者合力撰写的有关该时期的各种物理证据。

S. Youngs (ed.), ‘The Work of Angels’: Masterpieces of Celtic Metalwork, 6th-9th Century AD (London, 1989).

3. 中世纪早期

F. Barlow, The Feudal Kingdom of England 1042-1216 (4th edn. London, 1988)，一部优秀的概述。

R. Bartlett, England under the Norman and Angevin Kings, 1075-1225 (Oxford, 2000).

D. Carpente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Britain 1066-1284 (Oxford, 2003)，一部很好的概述。

M. T. Clanchy, England and its Rulers 1066-1272 (Glasgow, 1983)，该书结合了政治和文化历史，观点发人深省，新加的结尾是关于爱德华一世的介绍。

R. R. Davies, Domination and Conquest: The Experience of Ireland,Scotland and Wales 1100-1300 (Cambridge, 1990).

——The First English Empire: Power and Identities in the British Isles 1093-1343 (Oxford, 2000).

R. Frame,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Isles: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Oxford, 2001).

Michael Prestwich, Plantagenet England 1225-1360 (Oxford, 2005).

一些重大主题的研究

M. T. Clanchy, 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 England 1066-1307 (London, 1979; 2nd edn. 1993)，该书分析了读写能力和识字意识的发展过程，引人入胜。

J. Gillingham, The English in the Twelfth Century: Imperial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Values (Woodbridge, 2000).

B. Golding, Conquest and Colonisation: The Normans in Britain 1066-1100 (London, 1994).

J. A. Green, The Aristocracy of Norman England (Cambridge, 1997).

J. C. Holt, Magna Carta (Cambridge, 1965; 2nd edn., 1992)，对于了解

《大宪章》的政治和社会背景，该书必不可少。

J. Hudson, The Formation of the English Common Law (London, 1996).

R. Liddiard (ed.), Anglo-Norman Castles (Woodbridge, 2003).

N. A. M. Rodger, The Safeguard of the Sea: A Naval History of Britain: 660-1649 (London, 1997).

M. Strickland, War and Chivalry: The Conduct and Perception of War in England and Normandy, 1066-1217 (Cambridge, 1996).

H. Thomas, The English and the Normans: Ethnic Hostility, Assimilation and Identity 1066-c. 1220 (Oxford, 2003).

王室传记

F. Barlow, William Rufus (London, 1983)，该书不仅记述了国王的生平，还深入研究了威廉二世那个时代。

D. Bates, William the Conqueror (London, 1989).

M. Chibnall, The Empress Matilda (Oxford, 1991).

J. Gilingham, Richard I (London, 1999).

J. A. Green, Henry I (Cambridge, 2006).

M. Howell, Eleanor of Provence: Queenship in Thirteenth-Century England (Oxford, 1998).

D. Mathew, King Stephen (London, 2002).

R. Oram, David I: The King who made Scotland (Stroud, 2004).

M. Prestwich, Edward I (London, 1988).

W. L. Warren, Henry II (London, 1973)，该书篇幅较长，但值得一读。

——King John (Harmondsworth, 1961)，该书试图纠正13世纪编年史学家对约翰王的负面定论。

教会和宗教

F. Barlow, The English Church 1066-1154 (London, 1979)，该书生动地分析了那个激进、动荡的年代。

D. Knowles, The Monastic Order in England 940-1216 (and edn. Cambridge, 1963)，一位学者僧侣记述了僧侣生活的历史。

——The Religious Orders in England, vol. i (Cambridge, 1962)，该书是了解男修道士诞生的重要文献。

苏格兰

G. W. S. Barrow, Kingship and Unity: Scotland 1000-1316 (London, 1981)，一篇简短但宝贵的概述。

A. A. M. Duncan, Scotland: The Making of the Kingdom (Edinburgh, 1975).

——The Kingship of the Scots, 842-1292: Succession and Independence (Edinburgh, 2003).

威尔士

R. R. Davies, Conquest, Coexistence and Change: Wales 1063-1415 (Oxford, 1987)，该书深入研究了那个时代威尔士的经济、社会和政治。

爱尔兰

S. Duffy, Ireland in the Middle Ages (Dublin, 1997).

R. Frame, Colonial Ireland 1169-1369 (Dublin, 1981)，该书是一部令人敬佩的概述。

经济

J. L. Bolton, The Medieval English Economy 1150-1500 (London, 1980)，该书是一部最有用的一般性介绍。

R. H. Britnell, The Commercialisation of English Society, 1100-1500 (Cambridge, 1993).

——Britain and Ireland 1050-1530: Economy and Society (Oxford, 2004)，一项非比寻常的广泛比较研究。

C. Dyer, Making a Living in the Middle Ages: The People of Britain 850-1520 (New Haven and London, 2002).

D. M. Palliser (ed.), 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i: 600-1340 (Cambridge, 2000).

S. Reynold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nglish Medieval Towns (2nd edn. Oxford, 1982)，思想家对英国城市历史的介绍。

语言和读写能力

M. T. Clanchy, 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 England 1066-1307 (London, 1979)，该书分析了读写能力和识字意识的发展过程，引人入胜。

艺术和建筑

P. Binski, Becket’s Crown: Art and Imagination in Gothic England (New Haven and London, 2004).

E. Fernie, The Architecture of Norman England (Oxford, 2000).

T. Tatton-Brown, Great Cathedrals of Britain (London, 1989).

G. Zarnecki, J. Holt, and T. Holland (eds.), English Romanesque Art 1066-1200 (London, 1984).

4. 中世纪后期

通史读物

A. D. M. Barrell, Medieval Scotland (Cambridge, 2000)，内容清晰易懂。

A. Cosgrove (ed.), A New History of Ireland, ii: Medieval Ireland, 1169-1534 (Oxford, 1987)，多位知名学者合力撰写各个章节。

——Late Medieval Ireland, 1370-1541 (Dublin, 1981)，文章言简意赅。

R. R. Davies, Conquest, Coexistence and Change: Wales, 1063-1415 (Oxford, 1987)，一份重要研究。

R. Frame,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Isles, 1100-1400 (Oxford, 1990).

——Colonial Ireland, 1169-1369 (Dublin, 1981)，令人钦佩的概述。

A. Grant, Independence and Nationhood: Scotland, 1306-1469 (London, 1984)，内容全面，观点新颖。

R. Griffiths (ed.), Short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Isles: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Oxford, 2003)，比较而言，这是一份专家级的概述。

R. Horrox (ed.), Fifteenth-Century Attitudes (Cambridge, 1984).

A. J. Pollard, Late Medieval England, 1399-1509 (Harlow, 2000)，有关这个时期的最新概述。

M. Prestwich, Plantagenet England, 1225-1360 (Oxford, 2005), and G. L. Harris, Shaping the Nation, 1360-1461 (Oxford, 2005), volumes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

G. William, Recovery, Reorientation and Reformation: Wales, c.1415-1642 (Oxford, 1987)，又一部重大作品。

有关特定主题的研究

C. Barron, London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Government and People, 1200-1500 (Oxford, 2004).

J. Bellamy, Crime and Public Order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London, 1973).

A. L. Brown, The Governance of late Medieval England, 1272-1461 (London, 1989).

C. Carpenter, The Wars of the Roses: Politics and the Constitution in England, c.1437-1509 (Cambridge, 1997).

A. Curry (ed.), The Hundred Years War (London, 1993).

R. G. Davies and J. H. Denton (eds.), The English Parliament in the Middle Ages (Manchester, 1981)，文章具有高度概括性。

A. Dunn, The Great Rising of 1381 (Stroud, 2002).

A. E. Goodman, The Wars of the Roses: The Soldiers’ Experience (Stroud, 2005).

M. Hicks, Englis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London,2002).

A. J. Macdonald, Border Bloodshed: Scotland and England at War, 1369-1403 (East Linton, 2000).

A. J. Pollard, The Wars of the Roses (London, 1995)，一系列史学论文。

S. Raban, England under Edward I and Edward II, 1259-1327 (Oxford, 2000).

C. D. Ross, The Wars of the Roses (London, 1976)，内容充满睿智、论证有理有据。

S. L. Waugh, England in the Reign of Edward III (Cambridge, 1991).

王室传记

C. T. Allmand, Henry V (2nd edn., London, 1997).

S. Boardman, The Early Stewart Kings (Edinburgh, 1996).

M. H. Brown, James I (Edinburgh, 1994).

D. Green, Edward the Black Prince: Power in the Medieval Europe (Harlow, 2006).

R. A. Griffiths, The Reign of King Henry VI (London, 1981; 2nd edn., Stroud, 1998)，该书不仅仅是一部国王传记。

R. M. Haines, King Edward II (Montreal, 2003).

M. Hicks, Anne Neville: Queen to Richard III (Stroud, 2006).

N. M. Ormrod, James III (Edinburgh, 1982).

C. McGladdery, James II (Edinburgh, 1990).

W. M. Ormrod, The Reign of Edward III (London, 1990).

M. Prestwich, Edward I (2nd edn., 1997).

C. D. Ross, Edward IV (London, 1974; 2nd edn., London, 1997).

——Richard III (London, 1981; 2nd edn., London, 1999).

N. Saul, Richard II (London, 1997).

其他传记性研究

H. Castor, Blood and Roses: The Paston Family and the Wars of the Roses (London, 2004).

R. R. Davies, The Revolt of Owain Glyn Dr (Oxford, 1995)，新一代的重大研究。

A. E. Goodman, John of Gaunt (London, 1992)，冈特的约翰是欧洲舞台上的王家子弟。

R. A. Griffiths and R. S. Thomas, The Making of the Tudor Dynasty (Gloucester, 1985)，都铎王朝的前史。

G. L. Harriss (ed.), Henry V: The Practice of Kingship (Oxford, 1985).

——Cardinal Beaufort (Oxford, 1988)，政治和战争中的教会王子。

M. Hicks, Warwick the Kingmaker (Oxford, 1998)，对一位神秘贵族的一次有价值的重新评价。

A. J. Pollard, Richard III and the Princes in the Tower (Stroud, 1997)，带有大量插图。

J. Watts, Henry VI and the Politics of Kingship (Cambridge, 1996).

教会和宗教

A. E. Goodman, Margery Kempe and her World (Harlow, 2006)，一部著名的神秘主义作品。

R. Rex, The Lollards (Basingstoke, 2002).

R. N. Swanson, Church and Society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London, 1989).

G. Williams, The Welsh Church from Conquest to Reformation (2nd edn., Cardiff, T976)，一份入木三分的研究。

经济和社会

R. H. Britnell, The Commercialisation of English Society, 1100-1500 (Cambridge, 1993).

J. Brown (ed.), Scottish Societ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London, 1977)，书中包含多篇有关核心主题的文章。

C. Dyer, Making a Living in the Middle Ages: The People of Britain, 850-1520 (London, 2002).

——An Age of Transi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Oxford, 2005).

——Standards of Living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Social Change in England c.1200-1520 (Cambridge, 1989).

C. Given-Wilson, The English Nobility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London, 1987).

R. Horrox, The Black Death (Manchester, 1994).

——and W M. Ormrod (eds.), A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1200-1500 (Cambridge, 2006).

M. Keen, Origins of the English Gentleman (Stroud, 2002).

E. Miller and J. Hatcher, Medieval England: Rural Society and Economic Change, 1086-1348 (London, 1978).

——Medieval England: Towns, Commerce and Crafts, 1086-1348 (London, 1995).

N. Orme, Medieval Children (London, 2001).

D. M. Palliser (ed.), 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i: c.600-c.1540 (Cambridge, 2000)，该书由多位知名权威合力撰写。

C. Platt, King Death (London, 1996)，该书评估了瘟疫对英格兰的影响。

R. Radulescu and A. Truelove (eds.), Gentry Culture in Later Medieval England (Manchester, 2005).

S. Reynold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nglish Medieval Towns (2nd edn., Oxford, 1982)，该书是对英国城市历史的开创性导论。

P. R. Schofield, Peasants and Community in Medieval England, 1200-1500 (Basingstoke, 2003)

语言、文学和艺术

J. Alexander and P. Binski (eds.), Age of Chivalry: Art in Plantagenet England 1200-1400 (London, 1987).

R. Marks and P. Williamson (eds.), Gothic: Art for England, 1400-1547 (London, 2003).

S. Medcalf (ed.), The Context of English Literature: The Later Middle Ages (London, 1981)，该书是融合文化和社会历史的罕见尝试。

V. J. Scattergood and J. W. Sherborne (eds.), English Court Cultur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London, 1983)，有关各种主题的专家论文。

D. Wallace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ish Literature (Cambridge, 1999)，有些章节写的是凯尔特语。

5. 都铎王朝

通史作品

S. G. Elis, Ireland in the Age of the Tudors, 1447-1603: English Expansion and the End of Gaelic Rule (London, 1998)，有关爱尔兰和文化问题的最佳概述。

G. R. Elton, Reform and Reformation: England, 1509-1558 (London, 1977)，该作品最生动地体现了作者埃尔顿的观点。

J. Guy, Tudor England (Oxford, 1990)，一部全面的正史。

C. Haigh, English Reformations: Religion, Politics, and Society under the Tudors (Oxford, 1993)，这是有关宗教改革的权威作品。

P. Williams, The Later Tudors: England, 1547-1603 (Oxford, 1995)，有关都铎王朝后半期的最新完整概述。

J. Wormald, Court, Kirk and Community: Scotland, 1470-1625 (London, 1981)，该书仍然是有关16世纪苏格兰的最佳导论。

K. Wrightson, Earthly Necessities: Economic Lives in Early-Modern Britain, 1470-1750 (London, 2002)，一部关于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指南，内容令人着迷，值得一读。

传记

S. Alford, Burghley: William Cecil at the Court of Elizabeth I (London, 2008)，这是伊丽莎白一世的重臣威廉·塞西尔的传记，向世人展示了他在爱德华六世和玛丽统治时期的惊人影响力，在50多年里，他一直是英国政坛的权力经纪人。

J. Guy, ‘My Heart is My Own’: The Life of Mary Queen of Scots (London, 2004)，该作品聚焦伯利勋爵威廉·塞西尔、伊丽莎白和玛丽之间的跨境诡计和政治三角关系。

C. Haigh, Elizabeth I (2nd edn., Harlow, 1998)，该作品篇幅不长，却是对伊丽莎白一世的最佳修正主义诠释。

E. W. Ives, The Life and Death of Anne Boleyn: The Most Happy (Oxford, 2004)，该书不仅记录了安妮的生平，也揭示了亨利八世的思维方式。

D. M. Loades, Mary Tudor: The Tragical History of the First Queen of England (London, 2006)，作者利用信件和原始文献，讲述了玛丽女王的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涯。

D. MacCulloch, Thomas Cranmer: A Life (London, 1996)，一部杰出传记，尤其是对爱德华六世的统治非常有见识。

J. J. Scarisbrick, Henry VIII (London, 1968)，一部有关亨利八世的经典传记，尽管新的研究取得了进步，但该传记仍然生动有趣。

A. Somerset, Elizabeth I (London, 1997)，伊丽莎白一世最好的商业传记，准确、翔实，可读性强。

有关特殊主题的研究

S. Anglo, Spectacle, Pageantry, and Early Tudor Policy (Oxford, 1969)，该书全面介绍了都铎时代早期的节日和娱乐活动。

P. Collinson, The Elizabethan Puritan Movement (London, 1967)，该书深入研究宗教和解之后新教所处的困境。

S. Doran, Monarchy and Matrimony: The Courtships of Elizabeth I (London, 1996)，关于伊丽莎白求爱和婚姻手腕的最佳分析。

E. Duffy, The Stripping of the Altars: Traditional Religion in England, 1400-1580 (London, 1992)，该书对宗教改革前夕的天主教礼拜传统进行了全面且令人回味的叙述，并以怀疑的态度重新评价了与罗马决裂后人们的反应。

C. Levin, The Heart and Stomach of a King: Elizabeth I and the Politics of Sex and Power (Philadelphia, 1994)，该作品从女权主义的角度重新评价伊丽莎白一世，探究性别在政治中的作用。

J. Loach and R. Littler (eds.), The Mid-Tudor Polity (London, 1980)，该作品有效矫正了有关16世纪50年代的陈腐论调。

D. R. Starkey, Six Wives: The Queens of Henry VIII (London, 2004)，该书如实记述了宫廷政治和派系斗争，又不失戏剧性。

L. Stone, 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Oxford, 1965)，仍然是有关都铎上流社会最重要的(即使有争议)研究。

K. Thomas,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London, 1971)，对这一时期思想状况的经典、高度原创性研究。

网站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London:〈www.hr.sas.ac.uk〉 Author:〈www.tudors.org〉

6. 斯图亚特王朝

政治和宪法的历史

G. E. Aylmer, The Levellers in the English Revolution (London, 1975)，该文献是简短的论文，也是重要教材。

B. Coward, The Stuart Age (London, 1980)，最佳导论。

G. Donaldson, Scotland: James V to James VII (Edinburgh, 1965).

C. H. Firth, Oliver Cromwell and the Rule of the Puritans (Oxford, 1900).

F. M. G. Higham, Catholic and Reformed: A Study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1559-1662 (London, 1962)，该书研究宗教思想。

C Hill,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Harmondsworth, 1973)，该书重现了17世纪50年代宗教激进分子的世界。

D Hirst, Authority and Confiict 1603-58 (London, 1985).

S. J. Houston, James I (London, 1973).

J. R. Jones, The Revolution of 1688 in England (London, 1972).

——Country and Court 1658-1714 (London, 1979).

J. P. Kenyon, The Stuarts (London, 1958).

——The Popish Plot (London, 1972).

M. MacCurtain, Tudor and Stuart Ireland (Dublin, 1972)，一篇简短的分析。

Miller, James II: A Study in Kingship (London, 1978).

T. W. Moody, F. X. Martin, and F J. Byrne (eds.), A New History of Ireland, iii: 1534-1691 (Oxford, 1976)，长篇叙述。

J. S. Morrill, The Revolt of the Provinces (London, 1976).

R. Ollard, The Image of the King: Charles I and Charles II (London, 1979).

C. Russell, The Crisis of Parliaments 1509-1660 (Oxford, 1971).

A. Woolrych, Battles of the English Civil War (London, 1961).

A. B. Worden (ed.), Stuart England (London, 1986).

社会、经济和文化

J. Bossy, The English Catholic Community 1570-1850 (London, 1975).

C. Clay, Economic Expansion and Social Change: England 1500-1700 (Cambridge, 1984).

D. C. Coleman, The Economy of England 1450-1750 (Oxford, 1977)，文笔干净利落。

C. Hill, Society and Puritanism in Pre-revolutionary England (London, 1964).

J. Hook, The Baroque Age (London, 1976).

P. Laslett, The World We Have Lost (London, 1971).

T. C. Smout, A History of the Scottish People 1560-1830 (London, 1969).

M. Spufford, Small Books and Pleasant Histories: Popular Fiction and its Readers in 17th Century (London, 1981).

L. Stone, 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abridged version, Oxford, 1967).

R. Strong, Van Dyck: Charles I on Horseback (London, 1972).

K. V. Thomas,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London, 1971).

C. Webster, The Great Instauration (London, 1970).

K. Wrightson, English Society 1580-1680 (London, 1982)，该书重现了17世纪乡村的精神世界。

文献和当代教材

J. Aubrey, Brief Lives (many editions but e.g. Harmondsworth, 1962).

J. Evelyn, Diary, various editions and extracts, principally the edition by E. S. de Beer, 6 vols. (Oxford, 1955).

R. Gough, The History of Middle (Harmondsworth, 1981)，由一位当地农民撰写的有关17世纪教区生活的精彩回忆。

J. P. Kenyon, The Stuart Constitution (Cambridge, 1962)，该书适合作为教材以及有趣的评论。

R. C. Latham (ed.), The Illustrated Pepys (London, 1978)，该书是精彩的日记摘录。

S. Pepys, Diary, various editions, but all previous ones superseded by that of R. C. Latham and W. Matthews, II vols. (London, 1970-1983).

J. Thirsk and J. P. Cooper, Seventeenth-Century Economic Documents (Oxford, 1972).

参考书目

M E. Keeler, Bibliography of British History: Stuart Period, 1603-1714 (Oxford, 1970)， 1960年前的出版物的综合指南。

J. S. Morrill, Critical Bibliographies in Modern History: Seventeenth Century Britain (Folkestone, 1980)，该作品是对前作Keeler的补充，并提供了对所讨论作品的评论。

除了上面列出的有助于撰写本章内容的作品外，以下是值得推荐的最新作品。

政治和宪法的历史

P. Croft, King James (London, 2003).

K. Fincham, The Early Stuart Church, 1603-1642 (London, 1993).

T. Harris, Restoration: Charles II and his Kingdoms, 1660-1685 (London, 2005).

C. Holmes, Why was Charles I Executed？ (London, 2006).

J. Morrill, The Nature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London, 1994).

——Oliver Cromwell (Oxford, 2007).

C. Russell, 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Civil War (Oxford, 1992).

社会、经济和文化历史

M. J. Braddick and J. Walter, Negotiating Power in Early Modern Society: Order, Hierarchy and Subordination in Britain and Ireland (Cambridge, 2001).

J. Raymond, Pamphlets and Pamphleteering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Cambridge, 2003).

K. Wrightson, Earthly Necessities: Economic Lives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New Haven, 2000).

文献和当代教材

D. Wootton, Divine Right and Democracy: An Anthology of Political Writing in Stuart England (Harmondsworth, 1986).

参考书目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Bibliography Online-free to all at 〈www.rhs.ac.uk/bibl〉.

7. 18世纪

这份清单列出了50本书，这些书籍不仅提供了有关主要主题的权威介绍，而且还使读者能够领略到有关该时期最佳的现代研究。

通史读物

L. Colley,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New Haven, 1992).

S. J. Connolly, Religion, Law and Power: The Making of Protestant Ireland (London, 1992).

T. M. Devine, The Scottish Nation, 1700-2000 (London, 1999).

R F. Foster, Modern Ireland 1600-1972 (London, 1988).

G. H. Jenkins,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Wales, 1642-1780 (Oxford, 1987).

P. Langford, A Polite and Commercial People: England 1727-1783, New 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 (Oxford, 1989).

R. B. McDowell, Ireland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 and Revolution 1760-1801 (Oxford, 1979).

F. O’ Gorma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British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1688-1832 (London, 1997).

W. Prest, Albion Ascendant: English History, 1660-1815 (Oxford, 1998).

T. C. Smout, A History of the Scottish People, 1560-1830 (London, 1970).

政治和政府

J. Black, A System of Ambiti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660-1593 (London, 1991).

J. Brewer,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London, 1989).

J. Cannon, Parliamentary Reform 1540-1832 (Cambridge, 1982).

I. Christie, Crisis of Empire (London, 1976).

H. T. Dickinson, Liberty and Property: Political ideolog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London, 1977).

J. Ehrman, The Younger Pitt, 3 vols. (London, 1969-96).

E. Harris, A Passion for Government: The Life of Sarah, Duchess of Marlborough (Oxford, 1991).

J. R. Jones, Britain and the World 1649-1815 (London, 1980).

P. Langford, Public Life and the Propertied Englishman, 1689-1798 (Oxford, 1991).

L. Mitchell, Charles James Fox (Oxford, 1992).

F. O’ Gorman, Voters, Patrons, and Parties: The Unreformed Electoral System in Hanoverian England, 1534-1832 (Oxford, 1989).

N. Rogers, Whigs and Cities: Popular Politics in the Age of Walpole and Pitt (Oxford, 1989).

W. A. Speck, Reluctant Revolutionaries (London, 1989).

P. D. G. Thomas, Revolution in America: Britain and the Colonies, 1763-1776 (Oxford, 1992).

——Lord North (Oxford, 1976).

——John Wilkes: A Friend to Liberty (Oxford, 1996).

社会和经济

J. M. Beattie, Crime and the Courts in England, 1660-1800 (Oxford, 1986).

P. Borsay, The English Urban Renaissance: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Provincial Town, 1660-1570 (London, 1989).

J. Cannon, Aristocratic Century: The Peerage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1984).

P. Corfield, Power and the Professions in Britain 1700-1850 (London, 1995).

V. Gatrell, The Hanging Tree: Execution and the English Public, 1570-1868(Oxford, 1994).

M. Daunton, Progress and Poverty: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700-1850 (Oxford, 1995).

D. Hay and N. Rogers,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Society: Shuttles and Swords (Oxford, 1997).

P. Huds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1992).

R. Porter, English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963).

H. D. Rack, Reasonable Enthusiast: John Wesley and the Rise of Methodism (Oxford, 1989).

R. Sweet, The English Town, 1680-1540: Government, Society and Culture (Harlow, 1999).

E. P. Thompson, Customs in Common (London, 1991).

宗教、思想与文化

J. Brewer, The Pleasures of the Imagination: 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997).

A. C. Chitnis,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A Social History (Edinburgh, 1976).

The English Satirical Print 1600-1823, 7 vols. (Cambridge, 1986).

W. Gibson, Church, State and Society, 1760-1850 (London, 1994).

D. Hempton, Religion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Britain and Ireland: From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to the Decline of Empire (Cambridge, 1996).

R. W. Malcolmson, Popular Recreations in English Society, 1500-1850 (Cambridge, 1973).

P. J. Marshall, The Great Map of Mankind; British Perceptions of the World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London, 1982).

E. G. Rupp, Religion in England, 1688-1591 (Oxford, 1986).

L. Stone,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 (London, 1977).

K. Thomas, 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 Changing Attitudes in England, 1500-1800 (London, 1983).

J. Uglow, Hogarth: A Life and a World (London, 1997).

M. Watts, The Dissenters: 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1978).

A. Vickery, The Gentleman’s Daughter: Women’s Lives in Georgian England (New Haven, 1998).

M. Matts, The Dissenters: 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1978).

8. 革命与法治

通史读物

C. Cook and B. Keith, British Historical Facts, 1830-1900 (London, 1975)，该书包含有关经济、选举和各个部门的数据。

E. Halevy, England in 1815 (Paris, 1913, London, 1924)，这是一本出版较早但仍然具有权威性的书。

J. F. C. Harrison, Early Victorian England, 1835-1850 (London, 1973)，这是一部有关抗议和激进运动的力作。

C. S. Kitson Clark, The Making of Victorian England (London, 1962)，作者的观点与保守党人G. M. Young接近，但他对中产阶级改革运动的性质异常敏感。

J. S. Watson, The Reign of George III 1560-1815 (Oxford, 1960).

E. L. Woodward, The Age of Reform, 1815-70 (Oxford, 1960).

G. M. Young, Victorian England: The Portrait of an Age (Oxford, 1936)，该书是对维多利亚时代一次重要的重新评价，让19世纪的英格兰历史免遭利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等人的歪曲。

经济

J. H. Clapham,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Cambridge, 1933)，克拉彭(Clapham)的一些结论，尤其是关于生活水平的结论，必须加以修改，但它们仍传达了大量详细信息。该书最好用作马提亚斯 (Peter Mathias)作品的补充。

F. Crouzet, The Victorian Economy (London, 1982)，该书是法国主要权威机构对英国经济最新研究的总结。

C. Hadfield, British Canals (London, 1950)，该书是他的伟大区域历史系列的导论。

P. Mantoux,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11; London, 1961)，这是一位法国历史学家的开创性研究，至今仍具有洞察力。

P. Mathias, 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 (2nd rev. edn., London, 1983)，算得上是最新的总结。

R. J. Morris and J. Langton (eds.), Atlas of Industrializing Britain (London, 1986).

M. Robbins, The Railway Age (London, 1962)，有关铁路和社会的专题研究。

L. T. C. Rolt, Victorian Engineering (Harmondsworth, 1970)，该书聚焦机械工程的发展。

政治和政府

A. Briggs (ed), Chartist Studies (London, 1974)，该书突出宪章运动的地域多样性。

M. Brock, The Great Reform Bill (London, 1973)，关于《1832年改革法案》。

A. V. Dicey, The Relation between Law and Public Opinion in Engla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906)，该书的文笔简洁明了，影响深远。

S. E. Finer, Edwin Chadwick (London, 1952)，该书深入研究了这位边沁主义改革家埃德温·查德威克。

E. J. Hobsbawm and G. Rude, Captain Swing (London, 1968)，该书讲述的是1831年的劳工起义。

N. Mccord, The Anti-corn-law League (London, 1975).

O. MacDonagh, A Pattern of Government Growth (London, 1961)，该书以研究客船监管条例为例，探讨行政管理的发展。

J. Ridley, Palmerston (London, 1970).

D. Thompson, The Chartists (Aldershot, 1986).

B. and S. Webb, The History of Local English Government (London, 1908-1929).

社会

O. Chadwick, The Victorian Church (3rd edn., London, 1971)，尽管书名只表明讲述一个教会，而实际内容却涉及所有教会。

C. Emsley, British Society and the French Wars, 1593-1815 (London, 1979)，该书的撰写动用了尚未公开的档案材料。

L. and J. C. Fawtier Stone, An Open Elite England 1540-1880 (Oxford, 1984).

J. Foster, The Class Struggl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1974)，该书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南希尔德、北安普敦和奥尔德姆的工业和政治进行了深入研究。

J. F. C. Harrison, Rohert Owen and the Owenites (London, 1969).

H. Perk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1580-1880 (London, 1969).

R. Porter, English Society in the 18th Century (Harmondsworth, 1982).

D. Read, The English Provinces (London, 1964)，该书向读者呈现了工业革命和反谷物法同盟的社会背景。

B. Simo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1780-1870 (London, 1960)，该书极力反对墨守成规，大力提倡教育创新。

L. Stone,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1500-1800 (London, 1977)，该书阐述了家庭结构、道德规范和情感的变化。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1963)，一部充满争议的杰作。

——Whigs and Hunters (London, 1975)，该书讲述18世纪的法律与社会。

W. R. Ward, Religious Society in England, 1590-1950 (London, 1972).

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

E. D. Evans, A History of Wales, 1600-1815 (Cardiff, 1976).

G. Oluathaigh, Ireland before the Famine, 1798-1848 (Dublin, 1972).

T. C. Smout, A History of the Scottish People (London, 1969).

——A Century of the Scottish People, 1830-1950 (London, 1986).

文化

F. D. Kingender, Art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1972)，马克思主义对艺术和工业的解释，从乐观到怀疑，大约1750至1850年间。

R.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London, 1958)，社会关键状况的研究：包括伯克、科贝特、凯雷、拉斯金的研究。

9. 自由时代

通史读物

A. Briggs, The Age of Improvement (London, 1959)，对1867年之前的政治和社会状况的绝佳概述。

L. Colley,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London, 1992).

R. C. K. Ensor, England, 1870-1914 (Oxford, 1936, often reprinted)，该书仍然具有物质价值和分析价值。

A. Grant and K. Stringer (eds.), Uniting the Kingdom (London, 1995)，这些短文生动记述了英伦三岛的分分合合。

E. Halevy,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vols. v (Imperialism and the Rise Labour 1895-1905) and vi (The Rule of Democracy, 1905-1914) (rev. edn., London, 1951-1952)，一部基于当代出版材料的经典作品，至今仍然拥有自己的地位。

K. T. Hoppen, The Mid-Victorian Generation, 1846-1886 (Oxford, 1998).

K. Robbins, Great Britain: Identities Institutions and the Idea of Britishness (London, 1998)，该书对英国意识形态和文化发展及衰落进行了论述，充满睿智，论据充分。

G. R. Searle, A New England: Peace and War 1886-1918 (Oxford, 2004).

经济史

M. Daunton, Wealth and Welfare: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851-1951 (Oxford, 2007).

R. Floud and P. Johnso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ii: Economic Maturity, 1860-1939 (Cambridge, 2003).

P. Mathias, 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 (and rev. edn., London, 1983)，内容简洁明了。

社会生活

The Batsford series,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Life in photographs (many vols. by city and county)，内容极佳，是重要的资料来源。

D. W. Bebbington, Evangelicalism in Modern Britain (London, 1989).

Florence, Lady Bell, At the Works (London, 1911 edn.)，该书对米德尔斯堡的社会生活进行生动、敏锐的分析。

A. Briggs, Victorian Cities (London, 1963), and Victorian People (2nd edn., London 1965), stimulating essays.

O. Chadwick, The Victorian Church, 2 vol. (3rd edn., London, 1971)，一篇强有力的概论，对英国国教非常有利。

H. J. Dyos and M. Wolff (eds.), The Victorian City, 2 vols. (London, 1973)，带有极其全面的插图。

V. A. C. Gatrell, B. Lenman, and G. Parker, Crime and the Law: The Social History of Crime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500 (London, 1980).

G. Mingay (ed.), The Victorian Countryside, 2 vols. (London, 1981)，当代作品。

R. Roberts, The Classic Slum (London, 1971)，在索尔福德度过的童年。

F. Thompson, Lark Rise to Candleford (Oxford, 1945, often reprinted)，牛津郡的乡村正在衰落。

F. M. L. Thompson (ed.), The Cambridge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750-1950, 3 vols. (Cambridge, 1990).

政治生活

R. Blake, Disraeli (London, 1966)，迪斯雷利生平的权威介绍。

——The Conservative Party from Peel to Thatcher (new edn. London, 1981)，关于保守党的兴衰。

A. Briggs (ed.), William Morris: Selected Writings and Designs (London,1962)，一本艺术和手工艺运动的导论。

H. A. Clegg, A. Fox, and A. F. Thompson, A History of British Trade Unions since 1889, vol. i. 1889-1910 (Oxford, 1964)，该书是一本理解复杂的政治和劳资关系不可或缺的文献。

E. H. H. Green, The Crisis of Conservatism: The Politics, Economics and Ideology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1880-1914 (London, 1998).

J. Harris, Unemployment and Politics: A Study in English Social Policy 1886-1914 (Oxford, 1972; paperback 1984)，这是一篇有关一个福利国家早期的有力的评论文章。

R. McKibbin, The Evolution of the Labour Party, 1910-1924 (Oxford, 1974, paperback 1983)，有关工党早期的权威作品。

H. C. G. Matthew, Gladstone, 1809-1874 (Oxford, 1986).

K. O. Morgan, The Age of Lloyd George (3rd edn. London, 1978)，继格莱斯顿之后有关自由主义的最佳导论。

H. Pelling, Popular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Late Victorian Britain (London, 1968)，该书对这一时期进行了具有挑战性的重新诠释。

M. Pugh, The Making of Modern British Politics, 1867-1939 (London, 1982)，对最新的研究进行了睿智的梳理。

A. Rosen, Rise Up Women! (London, 1974)，该书审视了妇女参政运动，运动带来了不利后果。

S. A. Van Wingerden, The Women’s Suffrage Movement in Britain, 1866-1928 (London, 1999)，该书以同情的口吻对整个妇女参政运动进行了叙述。

J. Vincent, The Formation of the Liberal Party, 1857-1868 (London, 1966)，分析精辟，有时甚至过于矛盾。

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

T. Devine, The Scottish Nation (London, 1999).

R. F. Foster,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Ireland (Oxford, 2000), chapters 4-6.

C. Harvie, Scotland and Nationalism (new edn., London, 1994)，内容生动，思想新颖。

W. Knox, Industrial Nation (Edinburgh, 1999).

D. Lord, The Visual Culture of Wales, i: Industrial Society (Cardiff, 1998), ii: Imagining the Nation (Cardiff, 2000).

F. S. L. Lyons, Ireland since the Famine (London, 1971)，从盎格鲁-爱尔兰观点来看，该书具有权威性。

K. O. Morgan, Rebirth of a Nation: Wales 1800-1980 (Oxford and Cardiff, 1981)，从温和的民族主义角度出发，该书表达了对威尔士人的同情。

W. E. Vaughan (ed.), Ireland under the Union, 1800-1870, 2 vols. (Oxford, 1989, 1996)，该书对充满创伤的时代进行了宏大、全面和批判性的记述。

帝国主义

D. K. Fieldhouse, The Colonial Empires (London, 1966)，一本很好的概论。

J. Keay, The Honourable Company (London, 1991).

P. Kennedy, The Realities behind Diplomacy (London, 1981)，该书有助于读者认识外交与权力的关系。

A. Porter,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ii: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1999).

B. Porter, The Absent-minded Imperialists: Empire, Society, and Culture in Britain (Oxford 2004).

R. Robinson and J. Gallagher,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London, 1961)，一篇大胆的论文，论证了战略意义大于经济动机。

A. J. P. Taylor, The Troublemakers (London, 1956; reprinted 1969)，该书发自肺腑地记述了一个失败的传统。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Oxford, 1954, often reprinted)，该书对德国争取权力所造成的后果进行了有力分析。

A. P. Thornton, The Imperial Idea and its Enemies (London, 1959)，该书优雅且睿智地记述了围绕帝国的争论。

10. 20世纪

通史读物

J. M. Brown and W. R. Louis (eds.),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 iv (Oxford, 1999)

P. Clark, Hope and Glory: Britain 1900-1990 (London, 1996)

R. Colls, Identity of England (Oxford, 2002)

T. O. Lloyd, Empire to Welfare State: English History, 1906-1992 (4th edn., Oxford, 1993)，一本出色的通史读物。

D. Marquand, Britain since 1918 (London, 2008).

K. O. Morgan, Britain since 1945: The People’s Peace (rev. edn, Oxford, 2001).

C. L. Mowat, Britain between the Wars (London, 1955)，一本涉及社会和经济主题的好书。

N. Tiratsoo (ed.), From Blitz to Blair (London, 1998).

社会和经济

A. Cairncross, Years of Recovery: British Economic Policy, 1945-1951 (London, 1985)，对艾德礼执政时期的精细研究。

J. R. C. Dow, The Management of the British Economy, 1945-1960(Cambridge, 1964).

R. Floud and D. McCloskey (eds.),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vol, ii (Cambridge, 1994).

A. H. Halsey (ed.), Trends in British Society since 1900 (London, 1971)，内容详尽且注重事实。

D. Kynaston, Austerity Britain 1945-51 (London, 2007).

J. Lewis, Women in Britain since 1945 (London, 1992)

R. Lowe, The Welfare State since 1945 (London, 1993).

R. Mckibbin, Culture and Classes: England 1918-1951 (Oxford, 1998).

G. C. Peden, British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Lloyd George to Margaret Thatcher (Deddington, 1985).

H. Pelling, A History of British Trade Unionism (2nd edn., London, 1971).

H. Perkin,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 Society: England since 1880 (London, 1989).

E. H. Phelps Brown, The Growth of British Industrial Relations, 1906-1914 (London, 1963).

S. Pollar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Economy, 1914-1980 (3rd edn., London, 1983).

J. Stevenson, British Society, 1914-1945 (London, 1984).

J. Tomlinson, Public Policy and the Economy since 1900 (Oxford, 1990).

政治

P. Addison, The Road to 1945 (London, 1975)，书中讲述的是二战时期的政治冲突和共识，扣人心弦。

S. Beer, Modern British Politics (new edn., London, 1982)，一篇触动人心的专题文章。

R. Blake, The Conservative Party from Peel to Major (new edn., London,1997).

C. Hazlehurst, Politicians at War, July 1914 to May 1915 (London, 1971).

P. Hennessy, Having it So Good: Britain in the Fifties (London, 2006).

D. Kavanagh, Thatcherism and British Politics (Oxford, 1984).

R. McKibbin, The Evolution of the Labour Party, 1910-1924 (Oxford, 1983).

D. Marquand, The Unprincipled Society (London, 1988)，一篇对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敏锐评论。

K. O. Morgan, Consensus and Disunity (Oxford, 1979)，战后英国(1918至1922年)。

——Labour in Power, 1945-1951 (Oxford, 1984).

——Labour People: Leaders and Lieutenants, Hardie to Kinnock (new edn, Oxford, 1992).

R. A. C. Parker, Chamberlain and Appeasement (London, 1993)，一份强有力的重新评估。

M. Pugh, The Making of Modern British Politics, 1867-1939 (London, 2008)，一项对学生有帮助的研究。

J. Ramsden, An Appetite for Power (London, 1998)，保守党的现代史。

D. Reynolds, Britannia Overruled: British Policy and World Pow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91)，一篇高质量的概论。

D. Sandbrook, White Heat: A History of Britain in the Swinging Sixties (London, 2006).

A. Seldon (ed.), Blairs Britain, 1994-2007 (London, 2007).

R. Skidelsky, Politicians and the Slump (London, 1968)，第二届工党政府。

T. Wilson, The Downfall of the Liberal Party, 1914-1935 (London, 1966).

传记

R. Blake and R. Louis (eds.), Churchill (Oxford, 1993)，该书的小短文具有权威性。

B. Brivati, Hugh Gaitskell (London, 1996).

A. Bullock, The Life and Times of Ernest Bevin, 3 vols. (London, 1960, 1967, 1983).

J. Campbell, Edward Heath (London, 1993).

——Margaret Thatcher, 2 vols. (London, 2000, 2003).

B. Crick, George Orwell: A Life (London, 1980).

D. Dilks, Neville Chamberlain, vo. i (Cambridge, 1984).

R. Foster, W. B. Yeats: A Life, vol. i (Oxford, 1997).

V. Glendinning, Leonard Woolf: A Life (London, 2006).

J. Harris, William Beveridge (Oxford, 1977).

K. Harris, Attlee (London, 1982).

P. Hollis, Jennie Lee: A Life (Oxford, 1997).

C. Hussey, The Life of Sir Edwin Lutyens (London, 1950).

M. Kennedy, The Life of Elgar (Cambridge, 2004).

H. Lee, Virginia Woolf (London, 1996).

D. Marquand, Ramsay Macdonald (London, 1977).

K. O Morgan, Callaghan: A Life (Oxford, 1997).

——Michael Foot: A Life (London, 2007).

B. Pimlott, Hugh Dalton (London, 1985).

B. Pimlott, Harold Wilson (London, 1992).

J. Rentoul, Tony Blair: Prime Minister (London, 2001).

D. Reynolds, In Command of History (London, 2004)，关于丘吉尔的战争回忆录的写作背景介绍。

J. Shepherd, George Lansbury (Oxford, 2002).

R. Skidelsky, John and Maynard Keyes, vols. i-iii (London, 1983, 1992, 2000).

P. Williamson, Stanley Baldwin (Cambridge, 1999).

H. Young, One of Us (London, 1989)，关于撒切尔夫人。

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

V. Bogdanor, Devolu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Oxford, 1999).

J. Davies, A History of Wales (London, 1993; new edn., 2007).

T. M. Devine, The Scottish Nation 1700-2000 (London, 1999).

C. Harvie, Scotland and Nationalism (new edn., London, 1994).

——No Gods and Precious Few Heroes: Scotland 1914-1980 (new edn., London, 1998).

J. R. Hill (ed.), A New History of Ireland, vii: Ireland 1921-1984 (Oxford, 2003).

J. Lee, Ireland, 1922-1985: Politics and Society (Cambridge, 1989).

F. S. L. Lyons, Ireland since the Famine (rev. edn., London, 1973)，一份对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的权威研究。

K. O. Morgan, Rebirth of a Nation: Wales 1880-1980 (Oxford and Cardiff, 1981).

文化和艺术

G. Abraham, The Concise Oxford History of Music (Oxford, 1979).

B. Bergonzi (ed.), The Twentieth Century: Spher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vol vii (London, 1970).

M. Billington, State of the Nation: British Theatre since 1945 (London, 2007).

D. Farr, English Art, 1870-1940 (Oxford, 1978)，包括建筑风格。

B. Ford (ed.), The Pelican Guide to English Literature, vii: From James to Eliot (rev. edn., London, 1983).

——(ed.), The Pelican Guide to English Literature, viii: The Present (London, 1983).

——(ed.), The Cambridge Cultural History of Britain, vol ix (Cambridge, 1992)，内容全面详尽。

J. Gros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nglish Man of Letters (London, 1969)，一篇出色的研究报告。

R. Hewison, In Anger: Culture and the Cold War (London, 1981).

——Too Much: Art and Society in the Sixties, 1960-1975 (London, 1988).

——Culture and Consensus (London, 1995).

P. Kidson, P. Murray, and P. Thompson (eds.), A History of English Architecture (London, 1979).

A. Marwick, Culture in Britain since 1945 (London, 1991).

W. W. Robson, Modern English Literature (Oxford, 1970)，最佳的简短叙述。

R. Samuel, Theatres of Memory (London, 1994).

——Island Stories (London, 1998).

P. Young, A History of British Music (London, 1967).

大事年表

*楷体内容表示属于罗马帝国历史的事件。

历任首相名录(1721—2008)

王室世系表

前言

1989年是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世界各地都举办了纪念活动。这些纪念活动的特点是规模大，当时就出版了数以百计的会议论文集和研究论著。法国大革命是轰动性的，是近代政治文化的开端，现在关于这一事件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有或多或少的研究，而这本《牛津法国大革命史》的出版就是这次纪念活动成果的一部分。1989年两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以及各类出版计划从很多年前就开始酝酿了。早在1982年，我就签下了这部书的合同。而1980年牛津大学出版社也已经出版了我的《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出版商决定让我承担一部范围更广的研究著作，要在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之际出版。起初我有点儿犹豫，因为我的主要兴趣是旧制度研究，而不是大革命。回想起来，从完成第一版开始，我就觉得旧制度的瓦解和大革命不能混为一谈。但要完成一部以1789年为起点的历史著作，其挑战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1989年，本书的第一版如期出版。13年后，在第二版问世之际，我参考了两百周年纪念后10年间的研究论著，而且也增加了一个附录，介绍大革命的历史编纂学。中译本依据的就是第二版。

我从未想过只写法国这场革命的历史。法国大革命对法国之外的许多地方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在18世纪结束之前，大革命释放的力量早已渗入别的国家，而且也已经跨越了大西洋，影响到加勒比海的奴隶世界，这些也是我研究的一部分。我选择1802年作为大革命的终点，是因为拿破仑至少在几年内解决了三个使得大革命迟迟不能了结的问题：宗教、君主制和战争。当然拿破仑本人也是大革命的产物，他在执政的几年中，更是进一步扩大了大革命的影响，使之深入欧洲的每个角落，甚至是欧洲人控制下的非欧洲地区。只有中国是个例外，直到20世纪，那些起源于大革命的各种意识形态才开始在中国产生广泛的影响。而一旦这样的影响产生了，了解这些意识形态的根源自然就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我衷心希望这部著作能在这方面起到一点作用。

威廉·多伊尔

2011年7月于英国巴斯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路易十六时期的法国

第二章 启蒙舆论

第三章 危机与崩溃(1776—1788)

第四章 三级会议(1788.9—1789.7)

第五章 1789年原则与改造法国

第六章 革命共识的破裂(1790—1791)

第七章 欧洲和大革命(1788—1791)

第八章 共和革命(1791.10—1793.1)

第九章 对欧洲宣战(1792—1797)

第十章 外省叛乱

第十一章 恐怖政府(1793—1794)

第十二章 热月(1794—1795)

第十三章 反革命(1789—1795)

第十四章 督政府(1795—1799)

第十五章 占领下的欧洲(1794—1799)

第十六章 革命的终结(1799—1802)

第十七章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透视

附录1 法国大革命大事年表

附录2 革命历

附录3 大革命及其史学家

译后记

第一章 路易十六时期的法国

法国国王其实不需要加冕礼，他在前国王去世时就领受神恩，登上宝座。加冕仅仅是遵从习俗，走过场而已。所以不少人，甚至部分高官都认为1775年6月11日在兰斯大教堂精心安排的路易十六传统祝圣仪式是在浪费公共财产。就在祝圣仪式的前一个月，巴黎周边的农村因高价面粉和面包引发了骚动，有人考虑将庆典延期。于是，通往兰斯的各个路口都有士兵把守，最后真正抵达香槟之都、目睹这一历史性时刻的人比预想的要少得多。旅店老板抱怨来客寥寥，宴会负责人也为剩下的食物可惜。但在那个阳光普照的早晨，当教堂大门砰然开启时，年轻的国王头顶王冠，手持查理大帝权杖，涂着克洛维[1]圣油，沐浴在荣光之中，在场的人们无不心生敬仰之情。

圣路易之子、法兰西和纳瓦尔最虔诚的基督徒国王——路易十六，在当天宣誓将保持教会的和平，平息混乱，力行公正，铲除异教，永远维护圣灵的崇高地位，对造次者绝不姑息。三天之后，在炎炎夏日中，他按照仪式碰触了2400名浑身恶臭的瘰疬病患者，人们素来相信受膏国王神圣的碰触能够治愈这种使人面目全非的疾病。除此之外，国王还抽出时间给74岁高龄的首席大臣写信，后者留在凡尔赛，抵制愚蠢的王后的任人唯亲之举，毕竟宫廷阴谋不会因国王登基而有所收敛。所以，路易十六举行的庆典以及他所履行的仪式，是一种奇怪的混合，既事关重大又微不足道，既意味深长又流于形式，既有诸多讲究又空洞乏味。他行使的权力，许下的承诺，甚至穿着的礼服，都经过了漫长曲折而又充满偶然性的历史的洗礼。在这个从1774年5月10日起被路易十六所统治的王国里，几乎没人知道或者记得这一切的缘由。

在18世纪70年代，不包括美洲和非洲的领土，法国国王所统辖的疆域大约有277200平方英里，居民超过2700万——直至1789年，人口还增长了100万。从中世纪早期到波旁王朝末年，通过征伐以及各种事件，法兰西王国不断扩张着领土。1678年，路易十四得到了弗朗什孔泰；1766年，路易十五得到了洛林，1768年他又得到了科西嘉。但是，在法国国内，阿维尼翁及其周边各区是属于教皇的，而阿尔萨斯的几个片区名义上是属于德国国王和米卢斯的独立城邦共和国的。没人对国中之国感到奇怪，因为它们都是根据法律、传统和国际共识划定的。无论如何，这些领土只是王国内部多样性的突出表现而已。

法国最初的行政区划是行省制。各行省本是封建采邑，后逐渐被法国国王吞并，面积大小悬殊：大的如朗格多克、多菲内和布列塔尼；小的如比利牛斯山附近的富瓦；还有边境的长条状地区，如佛兰德斯和鲁西永。它们都被设为行省。我们甚至连行省的准确数目都难以确定，因为历史传统总是含混不清的。然而在1776年，39个行省被任命了总督，但其功能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荣誉象征。而从中央行政角度，王国又被分为36个财政区，每区皆委派一名督办官。财政区的历史不如行省悠久，各地委派督办官也不过是近100年的事情。但这些行政单位在建制上远比行省规范，彼此之间的界限也是分明的。倒是高等法院的辖区，即13个最高法院，与行省比较类似，例如，巴黎的高级法庭就覆盖了王国三分之一的范围，而波城和杜埃高等法院的辖区只比最小的行省大一点。高等法院起源于中世纪采邑统治者建立的最高法院，当国王将别人的土地据为己有之后，他往往会选择保留而不是废除当地原有的制度。例如500多年前，英国国王曾作为诺曼底公爵在鲁昂主持法庭，直到现在当地人还是习惯称鲁昂高等法院为税务法庭[2]。历史最短的南锡高等法院于1775年建立，取代了洛林旧的公爵法庭。大多数高等法院要同时管辖几个行省和财政区。这种现象十分普遍，必然造成司法管辖权上的摩擦碰撞。而教会也有一套自己的区划。全国分为18个大主教区和136个主教区，后者集中分布在南方，地域狭小且历史悠久。不过很多主教喜欢在不属于自己管辖的主教区内圈出“裁判权飞地”[3]，布列塔尼多尔地区的主教至少就有33个这样的“飞地”，在地方乡镇，这种情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真正复杂的还在后面：除了针对特定事务颁布的王室法令外，王国领地可以不服从那些本应适用于它们的其他法律和行政指令。南方各省都依据成文的罗马法行事，但在其中一些地区，如比利牛斯，遵循的是地方习俗。在法国北方，传统习惯是第一位的，法律都以习惯法形式存在，迄今我们还能举出至少65条广泛适用的基本习俗和300多条各具地方特色的习俗。这意味着不同行政区之间的婚丧嫁娶、继承、财产占有等法律可能存在巨大差异，而如果一个人在不同地区拥有财产，他的财产契约可能是大不相同的。每个行政区也有自己的度量衡，同一计量单位在不同地方往往有不同的数值。在这种情况下，被欺骗或者害怕遭到欺诈的痛苦充斥在所有交易活动中，这为处于司法体系底层的成百上千家小法院和审判所带来了没完没了的案子。税制的情况也是如此，毫无规范可言。众所周知，法国北部和中央地区要缴纳的税比南部以及王国外围地区重。例如，主要的直接税——军役税，在中央省区按人头征收，而在偏远地区，像朗格多克是按地征收。而著名的盐税则根据地区不同分成6个征收等级，还有6个行政地区是免缴盐税的，包括布列塔尼。不论是在城门还是河流沿岸，数不清的税卡遍布于各省之间，货物税、通行税和关税等可以根据不同的税率，用各种各样的财物缴纳。例如，从弗朗什-孔泰出发，经由索恩河和罗讷河运往地中海的货物，途中要分别向36个税卡交钱，而这36个税卡中既有国家的也有私人的。在一个理性的观察家眼里，这样的复杂局面看起来一直都是反复无常、混乱不堪，这同时也是按部就班和毫无意义的历史遗产。但是这些传统并不像任何旅行家可以轻松证实的那样，仅仅是由地理气候、文化或者经济需要造成的。

法兰西王国起源于起伏而开阔的巴黎盆地，慢慢向四周扩展。巴黎盆地的地理交通非常便利。由塞纳河和卢瓦尔河组成的河道系统利于船舶航行，也易于改造，为人们提供了通向大海的便捷通道。陆上的干道大路纵横绵延，很少因天然屏障碍阻而改道，而巴黎就位于这些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的中央。到了18世纪晚期，法国已经建立起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主干道系统，令外国人啧啧称奇。由于气候温和、土壤肥沃，以及交通便捷，巴黎盆地的农业，尤其是首都北部和佛兰德斯低地附近，是整个王国最繁荣、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地方。这里不仅有着65万巴黎居民，还是英吉利海峡[4]沿岸全法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从诺曼底首府鲁昂到诺曼底的沿海地区，大量的人力被吸引到这里，从事欣欣向荣的棉纺织业，使巴黎盆地变成了所有英国旅行家口中的法国“曼彻斯特”。这里资源丰富、组织严密，最终成为城市聚集区，也很容易为中央政权所控制。在巴黎盆地，能读会写的居民远超王国其他任何地方，也超过了任何讲法语的地方(以能听出是法语为标准)。但在首都150英里(约合241.40公里)以外的地方，情况可就不是这样了。

在诺曼底西部和岩石嶙峋的布列塔尼半岛的边界并非开阔的原野，而是高高的山丘和由林木分隔而成的小块土地、零星的农庄和深陷的道路——这就是所谓的“博卡日风光”。再往西边走，那里的农民讲的不是法语，而是布列塔尼语，着装也与众不同，颇具地方特色。在18世纪80年代，英国旅行家阿瑟·杨(Arther Young)对法国景象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并因此闻名于世。他对当地的赤贫感到十分惊讶：“布列塔尼、曼恩和安茹就像沙漠一样。”[5]不过布列塔尼人丁兴旺，而且轻赋薄税，甚至自18世纪60年代起就有了便利的主干道。布列塔尼人对自己的独特个性也颇为骄傲。靠着粗蛮的高等法院和在雷恩召开的三级会议，他们比大多数省份拥有更多的自治空间。而且布列塔尼人通过海洋与法国之外的世界建立了联系。在布雷斯特，当地人以拥有法国最重要的大西洋海军港口为傲；洛里昂则是法国在印度洋利益的门户，声誉日隆的南特是法国奴隶贸易的中心，而且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频繁，仅次于波尔多。在卢瓦尔河南岸，旺代的低山丘陵区有更多的“博卡日地带”，那里分布着不少别具特色的农场与村落，但几乎没有更大的定居点。旺代海岸线的土地低矮湿软，缺少港口，这意味着所有主要交通道路都会绕开该地区。因此，旺代地区相当闭塞，其农业产出仅够温饱，要不时由南特向外出口劣质纺织品以贴补生计。

聚集了欧尼斯、圣通日、吉耶纳和加斯科尼等行省，范围一直拓展到比利牛斯山脚的加龙河盆地，与上述地域的差别可能就更大了。该地区拥有良好的航运和交通系统。除了吉伦特河口湾南边是灌木丛生的荒野外，其他都是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湿润的地区，因而农业产品十分丰富。甚至连波尔多附近的砾石滩，都是种植酿造最美琼浆的作物的最佳土壤。加龙河北部地区和比利牛斯山脚则在17世纪后期引进了玉米，从而改变了这个国家，也改变了农村的经济面貌。但是，西南部地区的农业商业化程度不及北部平原。从卢瓦尔河向南延伸开的地区，采取的是“小农经济”模式，那里的地主雇佣小自耕农和佃户来耕作土地，并不期望高产值。由于中世纪英国的长期统治，布列塔尼与法国其他地方的身份认同差异巨大。法国最南边的人们讲巴斯克语和贝亚恩语，但西南部大部分地区说带鼻音的加斯科方言，口音明显与法国北部的奥依语类似。毫无疑问，波尔多是该地区的中心，也是欧洲第二繁忙的海港。这里曾在17世纪发生过两次反对国王的叛乱。直至现在，当地人对与之相距五六天路程的巴黎依然充满了不信任感，总认为巴黎过多地干预了当地正急速发展的繁荣商业。从18世纪初开始，波尔多的人口从4.5万增加到11万。

除了巴黎南边一马平川的博斯平原，北部和西部的地理景观复杂多变，大多是山地，但很少有海拔超过600英尺(约合182.88米)的地方。如果我们在南方的巴约纳到北方的色桑之间大致画一条线，在这条线的南边和东边，除罗讷河的谷底、加龙河北部地区以及里昂湾的地中海沿岸地区之外，地势都比较高。靠近地中海的地区——即南部——和北部低地之间被不可逾越的中央高原切断。中央高原是一个偏僻多山的地区，经济十分落后，人们的生活只能靠季节性地迁徙来维持，而人们通常是向低地迁徙，最远甚至到达加泰罗尼亚。中央高原上当然也有土壤肥沃的河谷，在稍高一些的地方，不少农民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但他们只能做到自给自足，甚至越来越依赖板栗而不是谷物来养活激增的人口。中央高原的南部属于广大的朗格多克地区，后者得名于它在南部与众不同的法语方言。在普罗旺斯，南方方言几乎成为一门独立的语言：所有南方人说起话来都像是意大利人或者西班牙人，和中央高原以北的居民大不相同。普罗旺斯的气候也十分特别，干燥炎热的夏季和短暂的冬季非常适合种植葡萄、橄榄树和桑树，在任何土质上都是如此，包括当地的坡地。朗格多克居住着25万新教徒，他们大多数聚集在尼姆、蒙托邦和作为中央高原南部界限的塞文山脉及其周边地区。自1685年以来[6]，法国新教徒就没有享受过宗教的优厚待遇。18世纪前10年，狂热信奉《圣经》的农民掀起了血腥的卡米撒派运动，点燃了宗派对抗的火种。路易十六坚决铲除异教之后，这种对抗与怀疑有所减少，但从未消失。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国中央政府已不再以最严厉的法律对付持异见者，何况是自治传统悠久、权力有限的省份。朗格多克每年在蒙彼利埃召开的三级会议由主教们主持。但图卢兹高等法院自1762年起就变得臭名远扬，这是因为伏尔泰指责其为新教徒让·卡拉斯的司法谋害者。

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一样，也有自治的传统，但形式有所不同。艾克斯省高等法院的主席由督办官担任，税收则由公众议会管理。这个议会从1639年以后就再未召开过三级会议。艾克斯多荒野石滩，土地贫瘠，南部的土伦却是热闹的海军基地和犯人流放地。西边的马赛则是控制罗讷河口的重要口岸，这个河口是联系法国南北部的主要通道。马赛实际上垄断了法国地中海和勒旺的贸易，也掌控着通往大西洋的重要商路。1720年，法国暴发了一场严重瘟疫，马赛人口骤减，40年后才有所回升。一个英国游客写道：“这里的百姓习俗野蛮粗鲁，这一点更像是共和国，而不是君主国。”[7]很多北方人在看到南方人时也会同意这一说法。

毫无疑问，无论是从狭窄的罗讷河顺流而下，在激流中以惊人的速度冲过圣神港口的拱桥桥洞，还是从上游200公里处的里昂出发，以每天24英里(合约38.62公里)的速度缓慢前进在狭窄干道上，北方人都不会走访那个陌生的世界。当然，多菲内省东部阿尔卑斯山上的风景也吸引不了他们，那里全是高海拔的寒冷地带，居民基本以放牧为生。多山谷的多菲内省曾经也是由三级议会自治的。那里可谓“山高皇帝远”，人们还保留着几分对自治的记忆。低地中的居民都习以为常，每到冬天，多菲内山里的男人就会到谷底找活儿干，但食物有限，这就是生存竞争。最能吸引他们的就是拥有14.6万名居民的里昂。这座法国的第二大城市位于主干道交会点以及罗讷河、索恩河的交界处，没有一心想挤进高等法院并以此为荣的律师群体。丝绸贸易是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有6万人以此为生，不过18世纪70年代中期，丝绸贸易已逐渐衰落。

尽管到首都的距离和到波尔多差不多，但里昂属于巴黎高等法院管辖之内，而它北面的勃艮第省本身拥有一座位于第戎的高等法院，还有真正的三级会议。17世纪早期的战火摧毁了勃艮第很多地区，而弗朗什-孔泰在并入法国之后就不再是边境省份了，由此迎来了和平时期，勃艮第著名的葡萄园也重获生机。这些地方覆盖了从巴黎到南方的众多交通要道。便捷的交通利于当地的工业建设，于是，18世纪80年代在勒克勒索的煤矿铁矿附近建立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工业综合设施，生产军火、军械并借鉴英国焦炭熔铸法制造玻璃。不过，法国真正的冶炼中心在勃艮第西北部洛林树木丛生的山上。在那里，金属熔铸还要依靠传统的木炭提供热量，工厂的规模也都很小。至于洛林，则逐渐成为“法国领土”。它从1738年开始由法国控制，而在更长的时间里处于被法国领土包围的状态。它的近邻是弗朗什-孔泰和阿尔萨斯——两个由汝拉山脉和莱茵河连接起来的边陲省份。在从西班牙分离出来、并入法国之后，弗朗什-孔泰在整个18世纪都处于蛰伏状态，专心于自身事务，没有受到任何国际冲突的影响。该省内部的利益焦点是贝桑松高等法院的派系斗争，而其社会结构最显著的特点便是拥有14万农奴——原则上在他们死后，土地都要归还给领主。西班牙的统治给孔图瓦带来了虔诚和正统的名声，与他们北边的阿尔萨斯截然不同。此地有和朗格多克加尔文教徒迥异的20万新教徒和路德会教友，占了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一。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将阿尔萨斯并入法国——这个省的新教徒获得了宗教自由。在邻省洛林，还零散地居住着3万犹太人。阿尔萨斯和巴黎盆地之间被陡峭险峻、树木茂盛的孚日山脉隔断，该省紧邻德国，居民也大多讲德语，又地处莱茵河沿岸商业地带，这样的地理位置对其经济生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地农民从德国人那里学会了如何种植土豆，正如阿瑟·杨所说的，在肥沃的莱茵河谷，有“你所能见到的法国最富饶多产的土地和最发达的种植业”[8]。

在阿瑟·杨的法国之行中，这样的称赞并不多见。他认为法国农业呈倒退状态，商业化程度很低——这也得到了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认同：法国农业产量低，技术落后，耕作效率也相当低下。18世纪中叶，曾有一些专家积极倡导采用新方法，政府对他们的观点表示支持，并且试图推动公众对农业展开更广泛的讨论。但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而言，这一切对他们的日常耕种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在阿瑟·杨看来，问题的根源在于法国乡村财产的分散性和碎片化。虽然表述有所不同，但法国的所有法律都规定，遗产要进行分割。因此上一代人的遗产都将被下一代人分割继承。而欧洲其他国家为确保大宗不动产得以承袭，都制定了继承法。但在法国，继承制要么不为人知，要么财产被削弱或受到限制，而且无论如何，农民在经济上都无法承受这种继承制度。所以按照国际标准，即便是法国最大的地产也不算太大，只有教会的财产逃过了再分配的命运。不过，全法国有不少于400万的小地产所有者，他们的小块土地加起来也许相当于法国面积的四分之一。剩下的土地也大多不是组合成片的地产，将其分块出租给佃农也许是管理土地的最好办法了。法国几乎四分之三的出租土地都按照分成制契约租给农民，由租户耕种土地并自行准备农具，地主提供种子并得到半数收成，或者按照双方契约规定的比例收取粮食。此类租约中，双方承认小块土地的收成是无法预计的，难以定期缴纳固定地租。事实上，不论是自有的还是租种的，大多数农民的小块土地产出都难以满足一个农民家庭的口粮需求，更不用说可出售的多余粮食。当时致力于改善农业生产的人都哀叹说：所有的法国农民似乎都只关心种出喂饱自己家人的粮食，真是太糟糕了。他们最大的野心，也仅限于让土地满足其果腹的需要。

人们越来越渴求谷物，这本是传统需求，也是由饥荒带来的合理担忧。但这也妨碍了农业生产的多样化，尽管多样化其实有助于减轻农业歉收带来的灾难。事实上，在某些地区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人们开始种植高产量作物。西南部农民靠种植玉米生活，并能出售小麦；阿尔萨斯和洛林则大面积种植土豆。这两处新作物的种植都是在灾难性歉收发生之后才得以固定下来的。西南部的歉收发生于17世纪60年代，东部两省的歉收发生在1737—1741年间。但法国北部不适合种植玉米，而土豆在大多数农民看来还是喂牲口用的。无论如何，和谷物比起来，两种新型作物都需要更加肥沃的土壤，而肥料早就供不应求了。这是因为牧场常常被开垦为农田，家畜只能去公地或者休耕地寻找食物。在与人类争夺土地产出的情况下，牧群不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培育质量上都无法提供足够的肥料。正如阿瑟·杨不断强调的那样，牧群消耗掉的休耕地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在北方，土地习惯上三年一休，在南方则多是两年一休，任何一次休耕都使国家相当一部分可耕种土地毫无产出。只有在佛兰德斯及其周边地区，当地农民才会使用能够恢复地力的草料植物来替换谷物，诸如四叶草、紫苜蓿和驴食草等，这样一来，土地就无须休耕了。所以，这些位于法国最北部的地区能够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粮食产量居全国之首，绝非偶然。

在佛兰德斯出现的这种先进生产方式，最初是为了应对早期欧洲城市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人们对食物的需求，这些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且门槛很低的市场，激发了人们的种植热情。巴黎和北方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也有着类似需求，因此促成了巴黎盆地的开阔地带乃至全法国唯一的大规模农业生产基地。城市市场的巨大需求带来了收入，对地主而言，出租大片土地变得有利可图，也使所谓大佃农愿意接受地主不断抬高的地租。耕种几块大片土地的费用十分高昂，用来耕地的犁、牛马以及雇来种地的半熟练劳力都价格不菲，这也是为什么乡村大多数田间汉都用铁铲和锄头，而“农夫”一词就代表使用某种手段的人。不过，大佃农在乡村社会从来都不受欢迎，因为他们囤积最肥沃的土地，将农耕地变成牧场，圈起原本开放的土地，蔑视摒弃传统的公共权利——比如拾落穗和自由放牧。在地主和农民都对通过提高土地肥力赚取金钱毫无兴趣的农村社会，大佃农是一个干扰因素，除了种子，他们几乎再没有投资过其他的农业产品，阿瑟·杨曾多次对法国大多数农场建筑设施的荒废和工具的残破感到震惊。大多数农民和地主一样，都对为市场进行农业种植没有兴趣，即便有些兴趣，他们的市场也只能是地方性或区域性的。

仅仅是交通运输费一项，就使农业市场受限的状况成为必然——在当时人的概念里，即便运输成本减少，也少不了太多。道路和河流得到修缮，人们还开凿了运河，部分人希望关税更加合理，但在任何人都无法预见的铁路出现之前，人们获得的最终利润仍然十分微薄。大多数人试图减少生产上的负担，正是这种负担侵蚀着利润。比如，通过对税种的重组，就能减少相当于一个农民总产量10%～15%的税收。原本用于维持教区教士生计，却常常被修道院或俗众挪用的什一税，大概占农民产值的8%。而徭役强迫农村劳力去修缮维护道路，使农田每年都有很长一段时间无人耕种。从路易十六时期开始，农民可以以税代役，其中的消耗又被加到了税单上。总而言之，法国存在着时人称为“封建主义”的负担。这在各地差别极大，在巴黎和曼恩税赋只有百分之几，在中央高原为10%，图卢兹附近则是15%，在布列塔尼和勃艮第的一些地区能达到25%。各处确实有一些零星的无主之地，不用承担任何税赋，并且已经存在了相当长时间，但中世纪并入法国的大多数领土都是有主之地，在路易十六时代依然如此，尽管当时所谓领主和土地所有者两种身份已经开始分离。领主对自己也许已不再真正拥有的土地享有极大的“封建”权利。这些权利通常包括象征性的货币地租，但缴纳的货币金额和实物往往会加重，其中狩猎和射击权是一成不变的两种权利。有时还包括庄园垄断，这意味着种地者必须使用领主的磨坊或者酒窖，而且类似权利往往都会由领主的私人法庭强制执行。这么说都还太简单了，很多租约会不加区分地将封建和正常租金混为一谈。布列塔尼的大部分地区，在一种所谓“可回收地产”的体制下，佃户签订一份为期9年的租约，混缴货币租和实物租，同时佃户被视作他所租种土地的建筑及果树的经营业主，领主如果不出钱买断这些土地是不能驱逐佃户的，因此佃户实际享有土地占有权。但这是否意味着佃户是土地所有者？是否是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制？这些问题在实际操作中都没有太大意义——直到1789年，这一切才突然变得至关重要，命运攸关。[9]

尽管产量低、方法陈旧，而且没有改进的迹象，法国农业还是在18世纪中叶繁荣了一段时间。连年丰收满足了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需要，农产品价格看好，地租和土地价值也随之持续上涨。但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粮食产量开始变得不稳定，农业收成时好时坏。从1770年到1789年之间，只有三年是丰收年，而歉收的省份很难从外地购进足够的粮食补给。农民用于应对资源不足的酿酒作物在这些年中的产量也受到很大影响，比如1778年严重歉收，第二年却又出现超产。18世纪70年代中期，亚麻和饲料作物也严重不足。养牛人无法喂养自己的牲畜，只能将其杀死，低价出售，几乎所有人都这么做。但这一切并没有拉低一路攀升的地租和地价，地主和富农仍然如鱼得水。而对于作为法国农业主体的小业主、承租人和分成制佃农而言，路易十六统治时期可谓极其艰难、几近绝望。由于农业是王国的主要经济支柱，农业减产使得国家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备受冲击。

事实上，从事农业和从事工业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大多数工业都在乡村发展，即便是那些像建筑业理应属于城市的生意。建筑业是重要的新兴产业，正在改变巴黎和其他大城市的面貌，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每年冬天将自己的薪水带回农村的移民工人。冶金业其实与煤炭矿藏无关，大多数是位于木炭资源丰富的偏远林区的小规模公司。最大的工业——纺织业落户于城市，比如亚眠、阿布维尔、色当或克莱蒙-德-洛代的羊毛业，鲁昂和埃尔伯夫的棉纺业，尼姆和里昂的丝绸业。但只有在里昂，具体的产品制造才集中在市镇内完成，其他纺织业市镇只是一级市场，是派货和财政运营中心，而真正的纺织工作是在距离它们不超过50英里(约合80.48公里)的农家作坊里完成的。鲁昂附近大概有1330万农民从事与棉花产业相关的工作。不过，大部分工业劳动力都是农民，与之相应的，大部分消费者也同样是农民。遇到歉收年份，他们拿不出多余的钱购买衣物或其他消费品，所以，市场需求是随着农业的收成波动的。在路易十六时期，工业与农业一样，都处于不稳定状态，里昂的丝绸业就在一次次危机中起伏不定，羊毛和亚麻制品市场同样如此。只有棉花保持住了在世纪中叶经历过的增长态势，这是因为棉花的主要市场不在法国，而是在海外的南欧和热带殖民地。

但在18世纪70年代，法国没有多少这样的殖民地。英国在18世纪中期就将法国从印度赶走了，好望角东侧属于法国的只有“法兰西岛”(毛里求斯岛)和“波旁岛”(留尼汪岛)了。在加勒比海域，法国成功攫取了马提尼克岛、瓜德罗普和最重要的圣多明各(今海地)，这些热带小岛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它们的面积。在《巴黎条约》中，路易十五甚至愿意放弃整个加拿大来换取瓜德罗普。法国大革命前夜，圣多明各是全世界最富庶的一块土地。黑人奴隶生产出了糖、咖啡和其他热带奢侈品，这成为殖民地财富的来源。仅在圣多明各就有50万黑奴，而从非洲运输候补黑奴又是大西洋复杂贸易的另一个侧面，它依靠各大港口作为中转。正是由于殖民地的生产经营，法国海外贸易量在18世纪增长了5倍，激增的人口、奢华的建筑和波尔多、南特及勒阿夫尔等地熙熙攘攘的码头都是当时繁荣的见证。殖民地经济也与王国其他地域的经济状况不同，除1778—1783年的英法战争对它有一些冲击外，几乎没有衰退的迹象，而且此次战争中英国对这些殖民地造成的损害也不如前几次造成的严重。恢复和平之后，上述殖民地又达到了新的繁荣高峰。然而，这些地区的商业富庶并没有影响到法国内地。殖民地贸易的真正收益在于将珍贵奢侈品转手出口到北欧的港口。但即便人们将贸易所得利润投资到土地上，也多半是为了保值，而非再生产。

因此，可以说存在着两类法国经济，但两者的联系极其微弱。沿海地区和能够在四大河流域中通航的低地地区依靠国际间的贸易建立了联系，并分享了利润，它们似乎注定会不断发展。但路易十六的大多数臣民居住在内陆，交通不便，经济停滞，尽管18世纪中期引进了一些有益且优质的作物，却因为气候恶化以及人口的增长仍无济于事。17世纪动辄饿死成百上千人的饥荒似乎正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但是随着每一次几乎让所有民众成为乞丐的歉收发生，很多有识之士越来越担心现有政府的抗压能力。贫困是法国最显著的社会问题，没有人能够忽视它。旅行家们都注意到了农村住房残破、农民衣衫褴褛的现象。阿瑟·杨在凯尔西记述：“所有农村女孩和妇女都没有鞋袜，而农夫的脚上既没有木鞋也没有长袜。这是足以撼动国家繁荣根基的贫困……这里让我想起了爱尔兰的贫困景象。”[10]到处游荡的流浪汉令独门独院的农户提心吊胆，不少市镇的街道上满是乞丐。即便是在最好的年景里，贫困者——这里指那些没有工作或者没有保障的人——也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即800万人。而在较差的年景，工作机会减少，还会有200万到300万人沦为贫困者。大多数贫困者都是老弱病残，其家庭也无法供养他们，而随着人口增长，许多壮年劳动力也很难找到工作或维持生计，在18世纪的法国，物价上涨速度是工资上涨速度的3倍，皮卡第制造业的巡查员让-玛丽·罗兰写道：“今天的工人需要挣双倍工资才能糊口，他们挣的和50年前一样多，而当时的物价是现在的二分之一。”[11]一个诺曼底教区的神父对此种情况作了描述，他在1774年写道：

临时工、普通工人、熟练工人和有工作但不能解决温饱的人，都有可能成为乞丐。年轻人会去工作，当他们工作到能给自己买好衣服、支付婚礼花销的时候，就会结婚、养育第一个孩子，生第二个孩子时就有些困难了，有了第三个孩子后，他们的工资就不足以购买食物以及用于日常花销。每到这个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换上乞丐的行头，开始在路边讨生活。[12]

乞丐走的路一般是通往城镇的，这会给他们带来更多(或者期望中)的机会。城镇上的施舍者大多出身乡下，早年离开人口稠密的乡村外出闯荡。许多卫生状况差的城镇死亡率极高，儿童尤其容易夭折。城镇的繁荣基本依靠外来劳动力。移民即使在城里找不到工作，也能在修道院或者修女院获得救济品。医院和济贫院会接受捐助，用于接纳、救治那些丧失谋生能力的人。相比赤贫的乡村，城镇里得到私人慈善救助的可能性更大，但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就免不了僧多粥少，在路易十六时期，资源短缺的情况愈加凸显。修道院发的救济面包越来越少，这不仅仅是因为需求的增加，还因为他们遭到了批评——一视同仁的慈善举动带来了惰性。医院和济贫院发现它们长期依赖的慈善遗产捐赠也在减少，而且作为教会机构，它们得到进一步捐赠的机会也被1749年限制永久性营业土地的立法切断了。该法令通过限制永久性营业的土地来防止当时人们以捐献慈善为名转移地产。[13]投资政府债券的利息也蒙受了损失，因为18世纪的法国政府有过一次破产并转换了债期(由短期转为长期)，医院的资产本已缩水，再加上通货膨胀，它们能购买的补给就更少了。18世纪法国各地关心此事的世俗民众也开始寻求贫困救济的新方法。共济会分会建立了慈善基金，18世纪80年代的几个城市还建立了慈善社团，向富人募款，救济穷人。政府也开始慎重尝试实施全国范围的济贫计划，例如，自18世纪60年代起，在每个财政区建立济贫院；70年代开始建立慈善工坊，这些措施实施的背景便是公众对贫困问题的日益关注。在学院里，在知识阶层、文人圈子中和报刊上，人们对此展开了激烈讨论，这印证了有教养的人群对一场即将超出他们掌控的危机的担忧。

穷人的行为加深了人们的忧虑。一般说来，他们会接受眼下能找到的东西，但当他们找不到的时候，就毫不羞愧地开始乞讨。乞丐们大都“很专业”，这让那些被他们缠着不放的人开始怀疑他们的乞讨动机，假装吃不起饭的人或者编造倒霉故事的现象确实存在，任何能讨到更多钱的伎俩都值得一试。当他们乞讨不成时，恐吓往往成为更好的手段，而这和犯罪也没什么两样。每个贫民都有可能变成小偷。另一种情况是走私偷运，法国的大地上布满了关口税卡。在乡村有人偷猎，在城市绝望的妇女流落风尘，尽管这实际上会不可避免地带来疾病和进一步的衰败，18世纪60年代巴黎有2.5万妓女。一个从乡下来的姑娘经历大抵是这样的：先做女仆，怀孕，丢掉工作，为了养活孩子沦为妓女。她也许会选择丢掉孩子，而面对一张多出来的吃饭的嘴，不只未婚母亲会这么做。最能体现贫困状况的是弃婴弃儿的增加，18世纪时，这一数字增长了3倍。18世纪80年代全法国大约有4万弃婴，仅巴黎就有8000人，而在像巴约这样仅有1万居民的小城镇，每年也会有50名弃婴，收留这些儿童的医院连人头都数不过来。它们会把孩子抱给奶妈喂养，而奶妈本身也是赤贫者，在这些机构里，孩子往往活不过5岁。经济状况较好的观察者认为这一切证明了下层的道德水准正在急速滑落，于是考虑该如何教育他们不要这么做，而且还会操心教育到何种程度是妥当的。但这件事的核心在于，法国经济无法为全体农村居民提供像样的生活。

农民占法国总人口的80%。路易十六的臣民中只有五分之一的人居住在规模超过2000人的聚居地共同体中，约25万人根本就没有聚居地共同体可言，他们是四处游荡的漂泊者，让居有定所的人们既害怕又鄙夷。而对于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之上或者刚刚过线的人来说，流浪汉就是一种警示，他们也可能变成后者。大多数农民家庭的生活就是得过且过，混一天算一天。即便是有地的农民也难以糊口，因此，像很多无地农民一样，他们依靠某天或某季劳动的收入、做点农家手艺过活，或者把多出来的家庭成员送到已知(或者被认为)有工作的地方。1769年奥弗涅教区的一份报告中称：“居民们唯一拥有的‘行当’就是每年离家外出9个月。”[14]但悖论在于，正是这种状况的家庭构成了农村社会的主体。这不仅仅因为他们占农村居民的绝大部分，还因为他们能在大多数乡村都具备的共同体权利中找到有价值的额外资源。在公地上他们可以牧牛、收集柴草；在开放的土地上，他们会在收获之后捡拾麦穗，他们的牛可以啃食麦茬。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南方，社会共同体保护地方习惯的传统非常强势。如果领主要征收额外租税或者行使尚不确定的权利，共同体甚至会控告领主。从18世纪60年代起，在东部很多地区和西南部一些地区，官方认可并划定了公地的范围和分属，并终止了当地人的集体权利，然而，没有人利用这项立法占到过便宜。那些试图这么做的领主和大地产者被乡村共同体震慑住了，后者明显已经准备好通过法庭就这个问题进行斗争，更不要说骚乱和其他消极抵抗的手段了。村民们也用类似的策略对付什一税征收者，特别是当税款最后不能到达享有圣职的教区神父手中，而落入世俗人或者教会财产的世俗接收人手里的时候。毕竟，教区神父是每个村子的重要人物。在大多数村庄里，他也许是唯一受过教育并拥有权威的居民，与他的宗教权威和守卫教堂(在多数教区，教堂也只是普通建筑)的职责相比，神父更像是一个天然的首领。因此，他是使乡村团结一致的有力黏合剂。从历史上看，他最顽固的对手是那些在乡村团结纽带中份额最少的人——小部分拥有或能够出租足够土地的幸运农民，这些人能实现经济独立。

很多事情都让这些富足农民和他们身边的大量其他居民显得截然不同。仅凭自己的力量，他们就能在饥荒或者瘟疫中存活下来，还能在村里派发工作，因为他们自己就经营着大面积的土地。他们拥有农业工具、小推车，还喂养着大量牲口。其他人必须从他们那里租借，就像他们在困难时期还要找富农借种子或现钱一样。然而常常出现的情况是，如果倒霉的借债人还不上钱，那么富有的农民就会取消抵押品的赎回权，进而占有更多财富。他们确实常常被村里人提名为地方行政长官、收税员或者教会委员。这并不代表他们很受欢迎，而是因为只有他们有时间和资源来承担这样的责任。他们和其他村民罕见地团结出现在需要一致对外的时候，例如对抗地租开价对其产生威胁的大佃农，或者是享有免税资格的贵族和市民(因为后者一旦在教区中购置了土地，那么村里所有人都要摊派缴更多的税)，或者是当领主的种种权利——例如狩猎权、射击权、庄园垄断、实物或货币的封建租税——伤害到贫富村民共同的财产及利润时。村民们基本上是参照教区神父的地位来看待外来富人和庄园领主的：只不过后者被看成是乡村共同体中权力和权威的竞争者。而当日后有机会打击这些竞争者时，村民们毫不犹豫地把握住了机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这些吝啬的独立自耕农才是真正的乡下人：只有他们能够做到与城市毫无瓜葛。乡村社会中的其他人与城市生活的联系比看上去要紧密得多。大多数人无法种植他们需要的全部食物，因此需要到地方城镇市场购买。农舍作坊的网络也是靠城镇组织起来的，而且他们的产品也在城镇销售。几乎所有的农民家庭中都有人在某个遥远的城市工作过一段时间，或者干脆迁到城市中定居。通过这些途径，乡村和城市联结在了一起。城镇和乡村也并非一直泾渭分明，在很多人口密集的集合城市中心就有人放养牲畜和种植作物。法国90%的城镇居民不足1万人，只有9座城市人口超过5万。不管怎样，18世纪是城市快速扩张的时期：巴黎人口增加了10万，波尔多和南特的城市规模扩大了不止两倍，而里昂和马赛则扩大了至少50%。是的，错过了18世纪商业扩张的城镇——例如图卢兹、贝桑松或者其他数不清的小城市，它们整个世纪都在破落的城墙后苟延残喘——会逐渐失去活力。但路易十六时期法国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中，他们中包括了国王臣民中最富有、最有教养和最具活力的人。

即便如此，大多数城镇居民依然贫穷，而且没有一技之长。城市的贫困尤为集中而且刺眼，城里的工作总是不够。雷恩一位法官在1772年抱怨道：“本已悲惨的城镇居民还要为自己的无能所累，他们无事可做，因为能提供给当地居民做的事情本来就不够。”[15]被包括在这个行列中的人有不计其数的临时工、搬运工、轿夫、码头工人、侍者、擦皮鞋的小孩、杂货商、二手服装贩子，以及在任何城市街道都能碰见的叫卖小贩。他们群居在地窖里或者出租屋的楼上(在巴黎是四五层楼)，当处境困难付不起房租时，他们就会使医院和刑事法庭人满为患。无技能移民中运气好的人会成为家仆，也许这在任何规模的城市中都是最大的全职工作群体了。巴黎有4万~5万家仆，在大多数外省城市，他们一般占人口总数的5%~7%。雇主给家仆的待遇是包吃包住，除了发工资，常常还会发服装，其他无技能工人看到家仆们的优越处境也许会眼红不已。但真实情况往往是其他工人看不起家仆——仆人都是依赖于人的，要靠他们的主人过日子，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也不能结婚，因为已婚仆人价格昂贵且不便使唤，他们最大的奢望就是攒够钱赎身，开始家庭生活。大多数家仆都是频繁更换，这说明收入带来的表面的稳定，掩饰着他们生活的艰难和对此的不满。此外，寄人篱下、遵从他人意愿生活的感觉也很糟糕。在每个城市由临时工、乞丐、小混混和妓女组成的流动人口中，肯定有不少人曾因为一段时间的家仆工作而目睹过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他们知道自己失去的是什么，毫无疑问，在意识到自己永远进入不了那个世界时，他们对那一切的感受会更加强烈——或许只有做小偷能够“进入”那个世界了。

他们同样几乎没有机会进入技术工匠的圈子。大多数的生意都是严密组织、独家经营，只聘用土生土长的城里人和贸易集中地区的本地人。甚至本应是外来移民占优势的行业，也主要从特定省份聘用。比如，建筑业和凿石业工人主要是利穆赞人。技能是需要训练的，大多数工艺和手工行业都尊奉一套能力等级制度。最底层的是学徒，他们要学习行业知识。四五年之后，他们才有资格成为熟练工人，也就是所有行业的中流砥柱。在不少行业中，熟练工人还要外出游历学艺。巴黎的一个上釉工人雅克-路易·梅内特拉留下了一套十分重要的回忆录[16]，从1757年到1764年，在他20多岁的时候，花了大部分时间徒步走过了南法的各个市镇，整个旅程长达1500英里(约合2414.02公里)。为了方便找工作，从一开始，他就加入了法国三个最大工匠工会中的一个，该工会帮助会员在这场“法国之旅”中的每一站找到工作和宿舍。然而，工会没有法律身份，因此各地地方政府都对其颇为不满：它们是罢工和抵抗运动的有力组织者，更不要说互相的残酷争斗了。被政府所承认的技术行业组织是所谓的“行会”，原则上讲，一个工人必须是行会成员才有从业资格。每个城镇都有一个行会金字塔，由师傅团体控制。师傅们规定自己这门手艺的标准，他们自己就能成为该行业中独立的雇主。师傅是从熟练工人中产生的，后者要交一笔入会费，并呈上一件“作品”来证明自己的技艺。但师傅的儿子，像梅内特拉这样的人，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在做了8年的熟练工人之后，无须呈交作品，就能够当上师傅。在行会成为历史之前，很多事情就是由这种不公平造成的；但师傅并不是一张必然通往成功商业之路的护照，在大多数行会里，对师傅的资格似乎并没有特别严格的限制。而在里昂庞大的丝绸工人行会(那里有6万人，简直就是一个大工场)，师傅比熟练工人还多。在巴黎，1785—1789年间有接近7000人成为各种行会的师傅。师傅人数的增长意味着大多数工坊规模很小。1789年巴黎每个工坊平均员工数为16人或17人。尽管工时很长——通常都是每天工作16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但大多数工匠都有自己的工作节奏。按照现代标准来看，这个节奏是非常缓慢闲散的。各地都出现了颁布工作纪律的工作场所。最著名的是纺织印染行业，如克里斯托夫·奥伯坎普夫的工厂，该工厂位于茹伊，拥有近1000名职工；又如加尼耶、当斯和泰瓦尔三人位于博韦，拥有800名雇员的工厂。在巴黎最值得一提的此类工厂则是王家玻璃厂，有500名员工；或者是雷韦永的壁纸厂，有300名工人。两家工厂都在圣安托万区的东部。但这类工厂的规模、组织和不受行会约束的气氛使它们显得有些另类，当然也使它们成了被怀疑的对象。不只有行会才能维护传统质量标准和工人素质，这些工厂也制定了一套控制工人的好办法。逐渐增多的自由行业不是由行会组织的，因此转而在新兴的工厂规章体制中受到密切监管。不过对于这种管理方法的怀疑之声也在与日俱增。

1776年整个行会体制差点被废除，当时巴黎工匠们都上街庆祝这个消息。可就在几个月后，旧体制又基本恢复了。1781年引进的新管理手段后来被称为“工作表”。这是一份所有工人都要携带的工作记录，雇主签署该表之后，工人才能下班。这种新的发展和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实际工资缩水，使路易十六时期的工业领域越发不稳定。以生动描述18世纪80年代巴黎生活而著称的路易-萨巴斯蒂安·梅西耶写道：“几年来，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人民的不顺从，特别是工匠们。学徒和年轻工人希望表明自己是独立的，他们对自己的师傅缺乏尊重，并且自行组成团体。”[17]这些观察家非常关心接连不断的罢工和抗议，他们也许低估了师傅们及其手下之间由共同技艺、文化背景、熟悉的行会规章以及小工坊里的氛围等因素培养起来的团结一致。最生动的例子出现在里昂，这个“大工厂”的师傅和熟练工人联合起来，多次与几个垄断了他们产品收购和销售的大商人发生冲突。而每当农业歉收导致物价飞涨时，所有地方的师傅和熟练工人也都会协同合作。在这种时候，从未出现过工匠要求加薪或者师傅主动加薪的情况。双方——包括他们的妻子，她们也常常在此种情况下出来抗议——都希望，不论市场状况如何，政府能够出面平抑物价。

面包或者谷物价格的突然上涨被认为是公共秩序安全最危险的时刻，而城镇的秩序是最容易崩坏的。农民卷入其中的骚乱往往在他们到城镇赶集的时候发生。人人都认为面包的价格应该得到控制，维持普通人能够接受的价格水准。当面包价格超过这条线时，他们就会从道义角度考虑，认为自己有权采取行动把价格降下来。这些行动也许就包括威胁面包师和粮食零售商，甚至绞死那些消极应对的商人。暴民也会闯入商店或仓库，按照他们认为公平合理的价格把货物卖出。“囤积居奇”在粮食匮乏时期被认为是最严重的犯罪。骚乱群众会胁迫当地法官把粮价调整到可接受的程度。大多数法官也会立即同意，而且会在之后的数周内监控粮价。如果巴黎发生这样的情况则会被看作全国的大事——首都都挨饿了，那整个国家就岌岌可危了。在巴黎方圆100英里(约合160.93公里)范围内的所有市场中，粮食供给要优先满足巴黎的需要，而且即使到了两倍于该距离的地方，巴黎的影响依然很大。但最密切的监控也无法预测粮食短缺，虽然在18世纪40—60年代间的丰收年份中，粮食供应是相对可靠的(除了1752年)，但1768—1778年这10年却给很多地区带来了麻烦——这段时间的收成非常不稳定，而且由于国家首次尝试放松对谷物贸易的管制，后果就更加严重了。政府在18世纪60年代放开了部分管制，70年代早期又加强了约束，到1775年又再次放开。其结果就是在库存本就不足的情况下，粮食价格和价格预测都陷入了混乱。1768年在勒阿夫尔和南特发生了骚乱和民众自行规定粮价的情况，1770年在兰斯也是如此。在1770年，政府曾试图通过一些挑选出来的大商人调整粮食供应，结果却导致谣言风传——传言说卑鄙的大臣设计了所谓的“饥荒条约”，要让国王的臣民们挨饿。无论如何，政府重新管制并未缓解1773年的粮食短缺，波尔多差一点因此被饥民们洗劫。然而，最糟糕的莫过于1775年的“面粉战争”，就发生在路易十六加冕礼之前。尽管1774年粮食歉收，但杜尔哥相信自由市场能够最有效地防止粮食短缺，因此坚持撤销所有管制。到了第二年春天，巴黎面包价格的上涨超过了50%。4月27日，在巴黎以北25英里(约合40.23公里)瓦兹河畔的博蒙爆发骚乱，闹事民众在一周之内席卷了巴黎周边地区，直逼凡尔赛王宫大门以及首都的面包市场。国家不得不调动军队，逮捕上百人，公开处死两人，才恢复了秩序，而那时法国东北部大部分地区早已经历了长达两周的混乱。到了1778年，轮到了几个南方城市——格勒诺布尔、图卢兹和波尔多(再一次遭洗劫)——经历粮食歉收之后的民众开始暴动，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1784年和1785年的诺曼底。面粉战争平息12年之后，杜尔哥的下届官员不希望重蹈覆辙，于是积极干预谷物市场，保持粮价平稳，只有在1787年的大丰收之后才稍有缓和。然而，他们未能在正确的时机放松调控。

受过良好教育的旁观者总会将面包骚乱归咎于穷人——乞丐、流浪汉和小混混，这类人使城市街道每天的情景令人恐惧生厌。旁观者们认为，一无所有的人能从混乱中得到一切，这就是他们如此疯狂的原因。面包占大多数普通人食物总量的四分之三，在正常时期，一个最贫穷的雇工要把其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花在面包上。如果面包涨价，那么他整个生计都将受到威胁，因为剩下用于支付其他食物、衣服、供暖和租金的钱变少了，这使他有可能变得一贫如洗。有些人把激起类似于1775年混乱的人们称为“乌合之众”或“人渣”，并对此深信不疑，他们中大多数人从来不知道如此精打细算的生活到底是怎么过的。大量没有生活在赤贫状态的法国人随时都面临着跌下贫困线的危险，他们也随时准备用暴力来避免这种厄运。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城市里有生活保障的少数精英们就要被吓坏了，平常他们是城市生活的主导者，而且从来不用担心一块4磅重的面包的价格。

这种精英人群在大多数城镇中只占人口很小的比例——从未超过五分之一，通常远低于五分之一。他们中总有一些成功的工匠师傅，而境况宽裕的标志就是不用亲自参加劳动。法国主导阶层的显著特征是：一双柔弱的手，得体的衣着，有侍从或仆人，能识文断字，并拥有法国普通男女做梦都想不到的稳定收入和财产。他们的人数不超过200万，而除了几十万的贵族和教士之外，其余都是所谓的中等阶层——资产阶级。路易十六时期的资产阶级人数比路易十四末年的两倍还要多。与此同时，法国的总人口只增长了四分之一，所以资产阶级在社会中所占比例的增加比他们的人数增长得更快。这些人占据了大量的国民财富。大多数工业和几乎所有的商业资本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手中，总计占到法国全部私有财产的五分之一。大概有四分之一的土地归他们所有，他们还持有大量政府公债(尽管具体比例不明)。这份资产中有很大一部分被用于买官。自16世纪以来，买官被证明是法国极为成功的一个产业。18世纪80年代，由于资产阶级参与到买官的竞争中，把很多官职价格推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资产阶级的投资还不断涌向很多正在改变城镇面貌的新式华丽建筑，以及不断拓展的奢侈品行业。里昂的丝绸、西印度群岛的糖和咖啡以及诸如版画、壁纸之类装饰品的热销，都源于资产阶级的喜好和品位。资产阶级的资本在巴黎和其他外省城市如波尔多建起了富丽堂皇的剧院，资产阶级自己又会掏钱买票，保证剧院上座率。他们投资教育和文化的热情则带来了学校和大学学院的大量增加以及图书市场的繁荣，也促进了新兴产业的发展，比如报纸、公共图书馆、阅览室和不计其数的俱乐部和文化社团的建立。这一切都极为有力地证明着：随着穷人越来越穷、数量越来越多，富人也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富。梅西耶在1783年写道：“富人和其他人的差距每天都在扩大，而当穷人看到(前者的)生活以惊人的速度变得日益奢靡，贫困就越发令人无法容忍。敌意变得更深了，整个国家被分成了两大阶层：贪婪麻木的人和极其不满的人。”[18]

资产阶级的致富根基是18世纪迅速发展的商业和工业。所有资产阶级都是靠商业发家，随着时间的积累，他们的财富也与日俱增。伟大的成功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阿瑟·杨在波尔多时写道：“这里商人的生活极为奢华。他们的住宅造价不菲。他们对客人的招待极为慷慨，很多菜是用金银质餐具盛装的。豪赌则是很糟糕的事，甚至有绯闻风传商人包养剧院的歌舞女郎，当然这也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名声。”[19]雅克·萨瓦里在1675年出版过一本广受欢迎、多次再版的小册子，其中描绘了节制、朴素、精打细算的传统“好商人”形象，阿瑟·杨见到的资产阶级已经完全脱离了那个世界。但毫无疑问，大多数生意人没有过上这样的日子。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群体一样，富有的少数比节制的大多数更引人注目。但从根本上说，区别仅仅是程度不同而已。在任何层面上，商业资产阶级的行为大致是一样的。他们中几乎没有人愿意把钱留在当初发家的行业，贸易和制造业虽然利润可观，但毕竟不稳定。因此，资产阶级一旦有了钱，第一反应就是买地。所有的殖民地货物托运商和大城市银行家都会把他们的千万家产用来购置选定地区的庄园、乡间别墅和广阔的领主采邑，成功的小城镇商人则会购置街边房屋或者城外花园。土地总是保险的，虽然利润不高，但很稳定。总之，土地更为人所看重。一切最优秀的人，以及那些长久以来治理这个国家的人，都是地主。因此，任何想要在社会中成为大人物的人，都不能没有土地，而那些有着坚定志向的人知道他们早晚要从生意场全身而退。

很少有资产阶级家庭在富过了一代人之后还留在生意场上的，除非他们是新教徒或者犹太人——这两者被法律捆住了手脚，只能挣钱。经商利润如果不用于购置财产，就会用于为下一代人提供优越的教育环境。通过教育，下一代才有可能从事高尚职业，人们才会忘记他们是商人起家。这是长期以来确立的模式，尽管18世纪末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肯定商人的作用，并对他们一旦有钱就放弃自己行业的做法感到惋惜，但现实中商人的做法还是没有改变的迹象。

1780年，里昂的一个诉讼当事人这样描述他的对手：

我不能保持沉默，忘掉这件事……我自己就是一个广受爱戴和尊重的商人的子嗣，热斯先生侮辱了商业，他把那些从事这个行当的人称作“社会糟粕”，这就是他如何称呼这个举国上下都同样尊重的职业的。但请记住，热斯先生和我一样，也是商人的儿子，他否认了自己的血统，我却以之为荣。[20]

这位作者是地方法庭的一位法官。显然，他以父亲的职业为荣的原因在于，父辈挣的钱足够给儿子买到这个官职。而繁荣的买官市场最能证明长期以来资产阶级对摆脱商业这一“恶名”的渴望。买官制起源于16世纪，一开始是作为国王借钱的手段，到了17世纪，官职买卖成了法国社会生活的基本制度，如果官员可以缴纳这个官职所需的年税，就可以把职位传给自己的孩子或者卖给第三方。这让官职听起来像是和土地一样的投资品，而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需求，王室开放了绝大部分官职的买卖。整个司法体系，上至高等法院的最高主席，下至最偏远的乡村法庭的法警，都是可以买来的。其他成千上万的、各种品级的官员也是如此。在路易十六时期大概有7万个可以买卖的官职，价值共计9亿里弗[21]，而且随着大多数官职的涨价，整个市场的价值继续上扬。只有传统上不卖给资产阶级的官职——比如高等法院中的部分职位，或者那些可能会长期赔本的官职才没有涨价。其余官职价格都一路飙升，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无比渴望过上受人尊敬、有职业尊严感的生活，离喧嚣的生意场越远越好。

其实担任公职挣不到钱，但人们并不在乎。事实上，在巴黎或其他外省中心担任公证人一类的职务能够挣到很多钱。一个有天分的——或者很多人认为仅仅是好运的——麻烦制造者能在法庭上脱颖而出，获得成功。这也是有史以来首次有作家发现自己能靠笔杆子吃饭。但所有这些成功故事都是特例。大多数资产阶级的命运——同时也是他们的目标——是在审慎、与世无争但舒适的境况下茫然度日，找个门当户对的老婆，官职有人继承或者儿孙满堂。比如，注定要成为其时代最著名的外省资产阶级的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他的家族在阿图瓦从事法律行业已有五代，在1788年之前，他似乎除此之外无路可选。在毫无生气的外省城市阿拉斯，罗伯斯庇尔靠打官司过着平静的生活，在特别审判法庭当小法官补贴收入——这种法庭在全国各地不计其数；他有充裕的闲暇进行广泛阅读、写诗和参加文学比赛，还成为当地学院的成员。在其他城镇，有数不清的人和他过着同样的生活——平凡且单调。很多人加入了共济会分会，借着后者的“远大理想”和神秘且原则上秘密的仪式来给自己的生活增添色彩。而其他人，在充斥着中等阶层自负感的小世界中，纠结于各种琐事，比如感到被蔑视、争夺蝇头小利或者牢骚满腹、进行微不足道却又尖刻无比的争论等。在被当地律师讨论小组除名之后，罗伯斯庇尔就写过一本刻薄的小册子控诉他们。在格勒诺布尔，另一个小镇律师安托万-皮耶尔·巴纳夫在10岁的时候和他母亲进入一个为省区总督的贵族朋友预留的剧院包厢里，被赶了出来，结果巴纳夫在当地以此闻名，并且他本人对此颇为受用。这让资产阶级(同时也是新教徒)的巴纳夫步入了社会和宗教人士的行列，这明显是他们相当珍视的一种特质。巴纳夫后来表示，这件事使他的人生有了一项使命：“把一个人从天生被蔑视的境遇中拉出来，将其提升到应有的社会等级。”不过，他母亲进入那间著名包厢的决心(他的父亲当时坐在剧院正厅后排)是一个生动的事例，显示出了使资产阶级备受煎熬的执念——他们对贵族既爱又恨的复杂心态。

在所有资产阶级中，最为人们所欣赏的就是“过得像贵族一样”的人。这意味着他们不用亲自从事任何职业，而靠投资收益或者地租生活。“过得像贵族一样”的资产阶级非常稀少，任何能够承担贵族生活开销的人，也绝对能够承担成为真正贵族的花费。“成为贵族”是所有资产阶级梦寐以求的，也是对其社会成就的终极认可。如果一个人有这个财力，那么成为贵族也不难。最热门的官职中有超过4000个是授予持官者贵族头衔的，通过这条途径和其他各种次要的方法，18世纪一共有大约1万人(如果算上他们的家庭成员就是4.5万人)脱离了资产阶级身份成为贵族，速度大概是每天两人。大多数附带贵族头衔的官职确实要求两代人相继担任该职，这样才能算完全以继承的方式获得了贵族头衔。但857个国王秘书职务没有任何实际义务可言，能完全而且立刻获得贵族身份。这些职位被称为“花钱买来的肥皂”，但金融家、商人和工业家们对它们趋之若鹜。在18世纪80年代，他们把这类官职的价格炒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拥有职业的资产阶级来说，没有什么比看到白手起家的生意人一跃进入社会最高阶层更让人生气的了。他们本以为任何商人都低自己一等，现在却变得毫无意义：暴发户们预备用来购买贵族头衔官职的钱让所有职业人士望尘莫及——即便如此也是值得的。职业人士能做的只有请愿(就像地方民事和刑事法庭)，请求将他们自己的职位也变成带有贵族头衔的，或者通过盗用贵族身份脱身。伪造家谱在当时是一个小有规模的行业。1789年之前，我们能见到的德·丹东、德·罗伯斯庇尔、德·马拉、布里索摇身一变成了德·瓦维耶[22]，还有罗兰·德·拉普拉特耶尔[23]。对其等级的贸然闯入者，贵族们却不以为意，但这种态度绝非自我安慰。当高等法院投票通过只接受有多代贵族血统的成员(18世纪60—80年代有几个高等法院这么做过)、1781年著名的《塞居尔法令》规定军官必须从至少有四代贵族的家族中招募时，资产阶级舆论一片哗然。金融界购买贵族头衔的能力曾搅乱了职业人士心中的礼义廉耻，但现在这些政策针对的正是这个金融界。从表面上看，这些政策似乎排除了所有资产阶级担任炙手可热公职的可能。实际上，如果不先当上贵族，极少有资产阶级能身居如此高位。但是公开把这种情况规范化，在这个资产阶级和贵族的教育水平、价值观和外貌都逐渐趋同的时代，无疑是具有挑衅意味的。

什么东西让人们如此渴望成为贵族？当然是贵族身份所带来的魅力和卓尔不群的社会认同。然而资产阶级对特权并不陌生，当时社会中大多数人都能通过自己所处的行业、团体、城镇甚至省份获得一些特别的权利或免除某些义务。对于这个没有统一法律体系和制度的国家，特权就是其最大的特征。但贵族比大多数人享有更多特权，他们在社会中形成了独立的等级或秩序，国王的其他臣民，从最不幸的乞丐到阿瑟·杨笔下用金银餐具吃饭的殖民地大货商，都是平民。贵族在公共场合处处优先，能够佩剑，能够炫耀独有的盾徽。对贵族的审判要在特别法庭进行，而如果贵族犯下了严重罪行，可以得到特殊的死刑——斩首。他们不用服徭役，不用为驻扎军队腾地方，也不用参加义务兵役。最重要的是他们享有巨大的财税优势，免于承担盐税带来的重负——这是遭人憎恨的敲诈性盐业垄断。在转让封建财产的时候也不用缴纳财产变更税，而且贵族享有主要的直接税——军役税的免税权。实际上，很多资产阶级人士也不用缴军役税，因为城市市民也有免税权。在三级会议省区，军役税按土地而不按人头征收，当地贵族发现他们要缴军役税，而他们的邻居并非贵族，但由于拥有采邑，却不用缴纳该税。[24]当然，贵族不能免缴新近开征的直接税，例如人头税(1695年)和廿一税(1749年)。但在大多数人看来，军役税的免税权依然是贵族身份的典型标志，这明显是骑士时代的遗风。在当时人们的概念里，有责任为保卫国家而冒生命危险的人不需要为之纳税。但这种武士同盟也使贵族从事零售贸易变成一件丢脸的事情，这样做要冒着丢掉贵族身份的风险，也可能会降为要缴军役税的等级。很少有人敢于无视这项法律或其背后深深的偏见，这会危及他们作为贵族的优越处境。无论如何他们还要为子嗣打算，贵族身份是家族事务，是一项只有传诸后世才真正有效的殊荣。况且，贵族被认为应该投身比挣钱更重要的事情。按照惯例，他们是社会的管理者——这是有追求的资产阶级强烈地想成为贵族的另一个原因。

不论当时还是今天，没人知道贵族的确切人数，可靠的估计是在12万~35万之间，但这一小部分人拥有法国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土地，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依赖其封建权利所占有的。他们拥有所有最有价值的可卖官职、大量的公债，而近四分之一的教会税款则会落进贵族神父、僧侣的腰包。大多数重工业也被贵族控制，要么是通过投资，要么是由于他们直接拥有可以开展采矿业和冶金业的土地，这种产业以土地为依托，因此不会被看成是商业。甚至对于贸易的禁止也是有漏洞可钻的。大规模贸易已经对贵族和国王公卿们开放很多年了，因为他们中很多人本来就是大商人或者私人金融家，他们不会因为购买了带有贵族头衔的官职而被要求放弃生意。正因为成功的资产阶级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轻易成为贵族，他们带来的资产也一直在为整个贵族阶层的财富添砖加瓦，更不要说带着丰盛嫁妆的女性资产阶级继承人了，很多身无分文的绅士正巴望着靠她们“镀金”呢。于是，资产阶级不断增长的财富也带动了贵族富裕，帮助贵族保持住了领先地位。“贵族”就像是一个俱乐部，所有富人都觉得自己有资格——也确实有义务——加入。这绝不是说所有的贵族都有钱，但所有的有钱人最后都会成为贵族。

随着贵族财富而来的是影响力和权力。作为“王国第一绅士”的国王会在一群贵族廷臣中度过一生，原则上，只有名门望族才有机会见他一面。他所有的大臣也都是贵族——当1776年路易十六任命雅克·内克为国库总监的时候引起了轰动，因为内克是瑞士人，一个新教平民。行政部门的所有高级官员——大使、总督、国务委员以及督办官——都是贵族，陆军和海军的高级军官以及大多数低级军官也都是贵族。大部分确保中央政府有钱花的金融家和包税人都买到了贵族身份，而且因为每个高级法庭的每个职位都是附带贵族头衔的，所以整个司法系统的上层都是贵族。在教会里，贵族占据了所有主教职位、最好的修道院院长和教士职位，而且在路易十六时期，让他们担任这些职位成为一项制度。其动机也正是1781年《塞居尔法令》的隐含目的之一：把一部分公职留给那个没有其他资产的群体——贫困贵族。

事实上，路易十六时期法国的真正管理者并非贵族，而是财阀集团，大多数贵族在其中没有一席之地。大半贵族过得和普通资产阶级差不多，很多甚至还不及资产阶级。托拜厄斯·斯摩莱特[25]在1763年如此描述布洛涅的贵族阶层：

虚荣、傲慢、贫穷而且懒惰……他们任由自己的别墅衰败，花园和农田荒芜，寄居在上城区的阴冷小屋里……没有灯光、新鲜空气或者厕所。他们在里面忍饥挨饿，这样才能有足够的钱买好衣服，每天好好打扮一次……他们没受过什么教育，没有阅读品位，不理家政，没有任何实际的职业，只会打理自己的头发，修饰自己的仪态。他们讨厌步行，如果不是为了满足被观赏的虚荣心，也绝不会出国……他们装作非常在乎自己的等级，绝不会和商人有任何来往，他们觉得商人是平民。[26]

在宫廷，在巴黎，钱能疏通一切。公爵和达官贵人们非常乐意将他们亭亭玉立的女儿嫁给大金融家。内克的权力通行证就是他作为银行家的巨大财富。很多外省首府也存在着品级和金钱的融合，尤其是港口城市。然而，这些繁华的消费中心之外的贵族们，往往是一群血统高贵，却寒酸破败、没有多少资产财力的绅士。这才是大多数农民，也是大多数法国人会碰见的贵族。他们常常发现贵族傲慢自大，急于索取封建捐税和行使领主特权，极为依恋自己的祖先和贵族的特权。1825年，塞居尔伯爵在回望革命前的岁月时曾这样说道：“相比在宫廷有关系的上层贵族或人员，人们更有理由对乡村贵族感到不满，他们贫穷而且愚昧。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除了头衔一无所有，他们总想用头衔来和一些中等阶层一较高低，而后者在学识和财富上都让他们备感尴尬、颜面扫地。”[27]这种贵族最敌视的莫过于贸易了。在布列塔尼，处境窘迫的绅士在通过经商挣回财产时，可以“搁置贵族身份”。但即便这么做了的人——比如夏多布里昂[28]的父亲，他最后成功赎回了祖先的城堡，却也花光了所有积蓄。但他乐于重新过上窘迫却貌似位居上流的理想生活。缺钱意味着这些人不可能担任法院职位——他们付不起这些职位的钱。至于用来支付高级法庭法官可有可无的职业教育的经费，他们也只能望洋兴叹。他们倾向于把高级法庭官职看成是“穿袍贵族”[29]的新来源，并对之冷嘲热讽，求得心理慰藉，尽管这种看法往往是没有道理的。另外，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唯一货真价实的贵族——“佩剑贵族”。他们从祖先的血统中继承了自己的使命——战斗。他们有义务在军队中——当然是作为军官——侍奉国王，而国王相应地也有义务给予他们机会。但问题是，军队的所有职位也是可以拿钱买的，财阀们再一次把这些职位的价格抬上了天。在18世纪中期，人们对贫穷贵族问题展开过一次激烈的公共辩论。夸耶神父在1756年出版的《商人贵族》中称，解决之道在于鼓励这批贵族从商。但路易十四的私生孙子圣富瓦伯爵在其回应著作《军人贵族或法国爱国者》中谴责了金钱的魔力，并主张由贵族垄断军队职位，并以战绩作为唯一升迁标准。这既能给予贫穷贵族可靠的谋生手段，也能塑造更加专业的军官群体。到了1776年，这一系列辩论达到顶点，当时建成了由12所军校组成的体系，其中就包括拿破仑·波拿巴就读的布里耶纳军校。拿破仑来自刚刚并入法国的科西嘉岛，出身于一个贫穷贵族家庭，他在军校中学会了作战技艺的基本原理。《塞居尔法令》也有相同的意图——将来自资产阶级、把军装带来的光鲜荣誉和社会尊重看得比军事效率更重的富有纨绔子弟清理出军队。其缺陷在于对宫廷中的纨绔子弟没有影响：这些人的血统高贵无比，也同样有钱，但他们对军队的奉献承诺也仅仅流于形式。不论哪条路，天生的富二代或者贵族二代总是占先，而有天分或能力的人只能排在他们后面，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军队里。在很多人看来，很显然，整个社会都是这么运作的。一个自学成才的文人尚福，通过贵族关系在1781年进入了法兰西学院，他思索这样一个问题：“什么生物与他周遭的环境最格格不入？有没有可能是这样一个人呢？——他既无金钱亦非贵族，只有靠苦干和功绩，身边却到处都是拥有金钱或者贵族身份，或者是兼具两种优势的人。”[30]公众的不满主要针对军队，这也绝非巧合。18世纪中期法国军队的战绩实在太丢人了。他们在海上被英国击败，在战场上被普鲁士痛击，再没有其他国家机构像军队这般无能了。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军队为全欧洲所敬仰，而现在它的名声一落千丈，国家想努力恢复其声望，军事学校和《塞居尔法令》一类的改革正是这些努力的一部分。如今，代替路易十四军队昔日地位的是腓特烈大帝的军队，而后者恰恰为法国许多改革提供了榜样。历任陆军大臣都不仅想要建立普鲁士风格的军官团体，还要引进普鲁士的军事战术和作战演习、军队服装甚至军队纪律。这种政策处处发生龃龉，人们往往会争论，法国士兵如果犯了普鲁士式的军事错误——比如用剑面攻击——是否能在不丢颜面的情况下被惩罚？路易十六军队的构成当然和腓特烈大帝的军队不同：大多数士兵是法国臣民，还有志愿兵。军队中确实有23个外籍军团，其中包括令人敬畏的负责王室安全的瑞士卫队，但他们的人数还不及整个军队人数的七分之一，而且征兵制只用于招募民兵部队——这是一支只在战时调动的预备军。有很多人被招揽到一起，用于挑选每个地区所需的应征士兵；但免于参军的资格范围很广，只有最穷的农民逃不过征召。尽管现在民兵部队被收编的风险不大，但它在乡村地区仍然很不受欢迎。即便是最穷困潦倒的农民，也对军队生活没有太大兴趣。大量正规军队是在高度城市化、重兵把守的北部和东北边境地区征召的。大多数新兵要服满8年兵役，每年大概有3000名逃兵，这一数字低于当时的国际标准。军队占总人口的比重并不高，18万军人意味着每156个臣民中有一个军人(在普鲁士，这个数字是29比1)，而且军队的地域集中意味着它对中部、南部和西部所有省份的生活都不会造成冲击。约有60年时间，法国军队未曾在自己的领土上打过仗，18世纪时他们也从未接到平息国内动乱的命令。因此，虽然军费开支越来越大，军队却越来越与世隔绝，对多年非军事化的地区或人群没有太大影响。然而，军队内部也分成了不同的王国。大多数军官有大把假期，他们很少见到自己的部下，对后者也毫不关心。军事理论家鼓吹的普鲁士模式提倡军人无意志的机械行动，更是无法让军官和士兵走得更近。限制军队官职任命的措施也是一样，他们急于把富裕平民赶出军官阶层，同时也排除或压制了有才能的“好运军官”，尽管后者在其他的或者较低的军阶上积累了长期而宝贵的经验。

海军不可能有这种隔阂，船上的全体官兵要连续数月吃住在一起，每位军官都要对航海和船员职责了如指掌。在整个法国海军史上，军方一直努力将军官招募限制在贵族范围内。布雷斯特、罗什福尔和土伦的海军学校用于训练海军的所有军官，它们原则上只向贵族开放。但贵族们觉得扬帆远航太艰辛，不如待在陆军，尽管这些学校培养的“红衫”军官主导着整个海军，然而一旦到了战争时期，他们的人数将远远不及从沿海地区广泛招募来的“蓝衫”军。海军中没有买官制，即便是海军最高级别的官职，也很少有廷臣问津，因此每一级军阶中的社会竞争都要少得多。大海上靠的是能力和经验，为了确保即使下甲板船员也拥有这样的素质，从柯尔贝尔[31]的时代开始，法国就在实施一种海军招募体制：在沿海地区和航运流域，每一个低于60岁且有航行经验的人都被要求注册到一个“编队”或海军预备役名录之下，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有义务出动。就像民兵招募在农民中不受欢迎一样，这种海军招募在水手、渔民和驳船船员中也不招人待见，但相比英国海军的强制征兵制，这种方法能培养更好的战舰船员——他们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打败了英军，报仇雪恨。这场战争似乎为大规模扩张海军的计划和装备翻新进行了有力辩护，而上一次的扩张和翻新结束于1763年。到1780年，法国军队中共有86艘驱逐舰和79艘战列舰在役，从1776年到1783年，海军每年的军费涨了4倍。这样的努力对美国取得独立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后，路易十六仍决心要让法国继续保持作为欧洲主要海上力量的地位。而他唯一一次见到海洋，是在1786年去瑟堡视察一个兴建中的大型海军港口，这也是他在1791年之前唯一一次离开巴黎周边行政区，走访王国的其他地方。那里有3000名工人，阿瑟·杨1788年8月看到他们时就已经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很想知道，要完成一项如此浩大的工程，这个国家怎么才能做到不破产。事实上，这项工程又花了65年才得以完工。而就在阿瑟·杨抵达瑟堡的前11天，巨大的国防开支已经使这个国家入不敷出了。

贵族紧抓着军事力量不放，其理由是他们的等级天然决定他们要战斗，而且他们也以此来捍卫免税权。这等于回到了典型的中世纪社会分工：有人劳作，有人战斗，有人祈祷。自然，那些祈祷的人——教士们也会诉诸类似的理由，同样是强调某种自身的实用性，为其享有的广泛特权奠定基础。按照法律，教士的等级高于贵族，是王国第一等级，因为他们是王国共同体精神幸福和道德标准的守卫者。教士约有13万人，但超过半数的教士只从事普通的神职工作(其中三分之二是女性)，还有不少修道院外的教士属于大教堂和圣堂参事会联合会的成员，是没有医治灵魂职能的大教堂教士。因此，教区神父是少数，全国平均下来每位神父要负责400~500名居民。但是教士的分布和这个国家其他事物的分布一样，是不平衡的。在乡村，本堂神父是教区居民们唯一能见到的神职人员；而在城镇景观中充满了修女院、神学院、学校和医院，全部由教士运作，更不要说大教堂、教堂联合会和不计其数的教区教堂，可谓连甍接栋、钟声相闻。在很多小城镇，教堂是主要的劳动力雇佣方。在沙特尔的1.2万居民中，直接受雇于教堂参事会的就有500~600人，还有更多的人依靠它谋生，而教堂本身也是靠着周边地区的1.7万英亩(约合6879.66公顷)土地和124位封建领主来养活的。在1万人口的巴约，据估计，当地所有神职机构每年会为该镇经济贡献多达40万里弗。全法国有超过十分之一的土地在教会手中，尽管它们大部分在北方而非南方。而根据什一税，教区教士理论上能够收取每个人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于维持自己的生计。实际操作中什一税的征收很不规范，而且即便是对那些没能逃过该税的人也从未征满十分之一。除了1561年后并入法国的省份——其教会被“视为外国的”，所有教会收入都被免除了平常的税收。[32]和贵族不一样，政府想要摧毁教会的免税特权，但屡屡告败。最后的一次纷争发生在1749—1751年之间，国家准备开征廿一税。教会因组织有序而最终获得胜利。和第二、第三等级不同，他们每五年召开一次代议性的法国教士大会，休会期间，该等级所有集体事务都由一个常设的大会常务理事会管理，主管常务理事会的是两名被精心挑选出来的大会干事，他们往往是想出人头地、野心勃勃的年轻教士。然而，他们从事的大多是财政事务——免税并不意味着教会对王室岁入毫无贡献。教会每十年要向政府兑现一个所谓“自由捐献”，这笔钱会在教会内部对教士进行征收。同时，教会利用自身极高的信誉，替国家发放巨额债券，这意味着它还要筹措比“自由捐献”更多的钱来还利息。教会每年要向国家或帮助国家支付的费用加起来总共达到1600万里弗。然而鉴于他们每年岁入约为2.5亿里弗，他们的收入比例远远低于平均信徒的需求。

在第一等级内部，对教士的征税力度也不是完全平等分配的。教区教士依赖什一税和各种工作费，如果他们有幸得到一小块教会附属地，将会缴出收入的一半，此外，他们对于主教辖区内的征税额度分配没有发言权。大教堂教士和规模较大的教士会、修道院占有教会大部分地产，他们的代表垄断了所有有权力、有影响的位置。而这些团体中最富有的群体，反过来又一定会被贵族控制，因为对于贵族而言，前者能成为他们众多子女主要的、舒适的且待遇优厚的庇护所，否则这些子女会变成家族财产的沉重负担。自从1516年弗朗索瓦一世和教皇里奥十世签订政教协议[33]以来，国王有权任命大修道院中所有主教和院长。到了18世纪，国王听取一位主教的建议，把这一重大职务委任权以圣职名录的方式分配到了下面。然而，太多宫廷家族渴望让自己的亲戚、朋友和扈从过上教士那样的好日子，所有手中握有委任权的人都发现很难抵制前者的巨大压力。随着18世纪地租的提高，对教会职位的需求量更大了。高层大主教的收入都是六位数，很少有收入在2万里弗以下的高级教士，一个较大修道院有推荐权利的院长比主教收入还高。相应地，这些炙手可热的圣职将由大贵族的次子们担任。截至1789年，所有主教级别的教士(只有一个例外)都是贵族出身，四分之一的主教职位被13个家族把持着。这个体制内的很多圣职都被任命给了非常年轻的人，他们经过短暂的学习，闪电般地接受任命，在这个早已不那么神圣的等级体制内迅速蹿升。塔列朗[34]就是一个注定要做教士而非军人的人，幼年的他因为一次事故导致一条腿发育不全。他在21岁时被任命为副主祭，几周后成为兰斯大教堂教士，几个月内当上了修道院院长——不过他在4年之后才成为神父，再下一年他成了两名大会干事中的一个，1788年他34岁的时候，已经是欧坦的主教了。后来的历史将证明，路易十六时期的主教中，没人比塔列朗更加愤世嫉俗，更加冷酷无情，因为每每遇到考验时，大多数教士还是会怀着某种热情坚守圣职。不过他们的升迁都是同样神速，毕竟也没有其他途径可走。如果说这样的体制孕育了对神圣事业并不热心的神父，那么它也使法国天主教会的主教们成为强悍的政客和权力掮客。1787年5月图卢兹大主教洛梅尼·德·布里耶纳当上首席大臣，实现了教士们公开追求多年的抱负。18世纪早期的弗勒里、贝尼斯和泰雷[35]等例证表明，路易十四永不将高级世俗官职授予教士的原则早已人亡政息了。

布里耶纳是作为教会改革者而出名的。他在1766年当上了修士委员会的主席。教士大会成立该委员会的目的是进行投资，关闭或者合并(如果有必要的话)无人居住的修士院和修女院。教会成立委员会，摆出改革姿态，可谓18世纪最大的宗教变革——1764年法国驱逐耶稣会士的后续。驱逐耶稣会士是由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偶然事故从很多方面导致的结果，世俗权力除去了在法国宗教和教育生活中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团体，这段历史极为生动地展现了一个拒绝改革的教会将变得多么脆弱。教会在察觉到危险之后，就开始四处寻找容易下手改革的地方。修士群体被暴露了出来，因为他们一直犹豫着不吸纳新人，还被愈发功利的公共舆论谴责为财富囤积者，而教会则被认为是懒汉的避难所。于是，在1768—1780年间，458个修道院被解散，其共计62.2029万里弗的资产被分发给了医院、贫民院和神学院；但更大更富有的修道院依然毫发未伤，教区教士的问题、教会中被轻视的穷困苦工的问题，也都没有得到解决。很少有教区教士真的出身贫寒，毕竟从事教士职业是需要一定教育经费的，以大多数人的标准来看，享有俸禄的教区神父也绝非极度贫穷。然而，很多教士对教会财富分配不均、在教会管理中没有发言权且毫无升迁前途可言等情况牢骚满腹。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让享受什一税的教士人数越来越多，但在很多城镇什一税已经成为历史，就连在乡村，也有三分之一的有俸教士无权获得该教区的什一税。这些税款有时被转交给了平民教徒，而更多的时候是被转移到了修道院和其他教士团体的腰包里，后者只按照固定比例把收益中的一部分付给教区神父——这种经费被称为“恰当提成”。实际上这就是教区神父们的薪水，但18世纪持续的通货膨胀必然使这份提成的价值不断缩水。王室于1768年和1786年两度下令强制涨薪，但这两次都被教士抱怨涨幅不够。那些占有什一税的教会团体不仅不支付薪水涨幅，甚至放弃了给教士们付钱。于是现在轮到神父去触碰什一税的霉头了，他们发现自己收上来的钱还不如“恰当提成”多。18世纪70年代，在许多主教辖区，教区神父的不满爆发了，他们组织起反叛集会，控诉“恰当提成”的不足，谴责向教士征税的不公平性，还有大教堂教士和修士对教区行政部门的垄断，以及主教们的“专制”——教会现行模式的靠山正是主教的权威。在1780年教士大会中，主教们重弹老调：禁止未经批准的教士集会。1782年，一纸王室法令支持了主教们的立场，这显然使所谓的“神父反叛”偃旗息鼓了。但它并未尝试铲除引发反叛的根源，因为当时的教会正遭到世俗人士前所未有的抨击。

教会最遭人诟病之处是其政治权力。它垄断了公众崇拜，国王的所有臣民在法律上都是天主教徒。同样，从法律上讲，新教徒不享有宽容(阿尔萨斯地区除外)，也没有民事权利。就在1762年，一名牧师被处死了，政府新近释放新教囚犯只在1775年发生过一次。教会还控制了几乎整个教育系统，提供了大部分的济贫和医疗救济。它拥有覆盖面很广的审查制度，其布道坛常常被世俗政府借来发布重要公告和警报。这一切都强化了教会所宣称的自己拥有的上帝所赐的道德权威。在法国，法律和政令的日常执行非常不到位，在这样的国家中，教会使臣民保持温驯服从的功能就显得无比重要了。

在王国的大多数地区，除军队之外，推行法律最重要的力量要算骑警队了，这是一支马背上的警察部队，人数多达3000人。按照传统，不论大小，所有的城镇都雇佣看守人，但即便在最大的城市里，看守人总数也不超过三位数。只有巴黎的警力比较充足，各种部门加起来有2000多名警官，另外还有法国卫兵和瑞士卫兵。事实上，法国的法官比警察多得多，经过前几个世纪的买官制，法官人数大大增加。司法系统的最底层是成千上万的小司法辖区，不少是私人性质的，但都配备了一套完整的班子：审判人员，包括书记员、代诉人、法庭警察和执法人员。仅昂热这座2.6万人口的城市就有53个不同的法院和审判庭，不过，它们都不是司法系统中的高级机构。稍大一些的贝桑松有高等法院，其在职人员约为500人，其中大概有十二分之一的人员从事与法律直接相关的工作，其他更多人则间接依赖法律工作。这座司法迷宫带来的延误和巨额花销臭名昭著。1763年，巴黎高等法院的最高检察长(他应该了解情况)记述道：“有人每两三年就要打一场官司，耗费大量金钱只为了找到那位能受理他案件的法官，我们难道不是天天看到这样的人吗？”[36]但只要法国制定不出一套规范的法律体系，只要政府无法买断所有持官者的官职，问题就无法解决。这样的改革和理性化行动在1771—1774年以及1788年确实断断续续地发生过，是政府和高等法院政治斗争的副产品，但这类改革与催生改革的短暂局势一样，转瞬即逝。

高等法院位于司法系统的金字塔顶端，是各自管辖区域的最高终审法院。它们同时享有广泛的行政权力，这使它们常常和总督、督办官发生冲突。最重要的是它在立法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所有法律都要经过高等法院的注册，才具有合法效力，高等法院有权向国王呈上谏诤书，指出新立法中的缺陷。在国王给出答复之前，高等法院延缓注册，于是具有了搁置或阻碍政府政策的能力。自从路易十四死后，高等法院将这种技巧发展成了主要的抗议手段。原则上，谏诤书是国王与法官之间秘密的交流，但这个时期，高等法院为引导公共舆论而将谏诤书出版发售已是司空见惯之事。在得到国王回复之后，高等法院通常会更新自己的谏诤书。到了18世纪后期，高等法院的反抗手段扩展到了法官罢工和偶尔的大量辞职。然而，每个人都知道，国王有最终决定权，他会亲自到庭(在外省，国王会委派代表)，通过一个被称为“御临法庭”的会议命令高等法院注册引起争议的法令。君主代表着正义，法官的权威也来源于委派，因此，只要国王一出面，法官自然失声。高等法院通常会抗议君权的出场，但如果君主这么做了，他们也绝不会继续抵制。高等法院保存了颜面，而且不是通过公然反叛的方式——任何高等法院法官都没打过这种算盘。除了财政与宗教事务之外，大多数存在争论的问题也不需要通过“御临法庭”这一极端方式才能得到解决。即使如此，在18世纪60年代，很大程度上由高等法院引起的驱逐耶稣会士事件也是他们插手宗教事务的极限了。但在军费开支不断上升、政府不断征税和举债来满足军需的时代，财政问题上的对抗却只能愈演愈烈。18世纪上半期，司法辖区覆盖了全法国三分之一的地区，直到那时为止，最重要的高级法庭——巴黎高等法院在财政问题上还处于孤军作战的状态。但自1749年廿一税开征以来，外省法院也开始显示自己的权威，一方面是针对财政问题，另一方面是反对(在高等法院看来)中央政府的各省代理人扩充自己权能的努力。这种争斗在18世纪60年代尤其激烈，政府和贝桑松、图卢兹、波尔多、波城和雷恩的高等法院都发生过冲突，更不要说和其他高院周期性的小摩擦了。高等法庭越来越被怀疑密谋败坏政府声誉，篡夺王室权力。1766年，路易十五觉察到必须用强硬措辞重申他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权威，在这次被当事人回忆为“鞭笞会议”的事件中，国王亲临巴黎高等法院，宣布道：

国家的最高权力仅国王一人所有……法院的权威也只能来源于国王，他们以国王之名才能充分行使的权威，也永远归属于国王……只有国王享有立法权，不依赖于任何人，不允许任何分割……整个公共秩序都以国王为基础，国家与国王的权力与利益同为一体，也只能由国王掌握。

冲突仍旧不断，事实证明，因18世纪中叶战争带来的税负难以在和平时期得以填补。当新的司法大臣莫普激怒了巴黎高等法院，导致后者拒绝任何合作时，双方的冲突达到了新的高潮。莫普随即流放了法官，选择一些更听话的合作者取而代之。他还抓住机会取消了高等法院的买官制，在整个高等法院的司法管辖范围之内都建立起一套新的下属法院架构。提出抗议的外省高等法院也被改制了。出人意料的是，这次改革中大多数在职法官都选择了合作，但惨遭流放和革职的法官却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抗议风潮，宣称这是推翻王国宪政的行径。在这次改革按压下法院意见之前，雪片般的谏诤书朝国王飞来，尽管政府有精心安排过的宣传计划，但大部分舆论还是对改革的价值疑心重重。当3年之后路易十五去世时，这项体制还未能在法国巩固下来，因此，如何处置高等法院就成了路易十六继位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重大政治议题。几个月后，他决定召回法官，重建旧的机构，莫普被解职，其所有改革措施被取消。新国王身边最有影响力的大臣们劝谏说，如果他不召回可靠而备受信赖的公共自由守卫者，公共舆论就不会相信他的良苦用心。因此，在路易十六行加冕礼的同时，旧的司法体制得以重建，买官制得以恢复，巴黎高等法院再次开始写谏诤书，阻碍新法律的注册。但若有人认为一切又回到原样，那就错了。高等法院看到，自己并非不可侵犯，公众也看到，自己面对一个决绝的政府是多么无足轻重。通过1775年和1776年的谏诤书，巴黎高等法院非常满意地证明了自己仍旧强大，在接下来近10年的时间里，它保持着相对的沉默。而一些外省高等法院内部，与莫普合作的法官和不合作的法官之间暗自相互指责，于是陷入了多年的分裂。莫普是法国最后一位司法大臣，拒绝签署辞职书，他最终于1792年去世。高等法院的政治势力曾一度为莫普所削弱，却很难完全恢复，即使它已经得到重建。

莫普造成的破坏不止于此，其改革也使王室沾上了不可磨灭的污点。尽管路易十五曾在1766年以极为严厉的语言强调过自己的权威，但他仍然会宽容高级法庭的一些挑衅行为。这表示法国王权遵循法律，并能够接受臣民合法表达自己的不满。大批群众支持高等法院，而国王对它偶尔的让步也等于向国民证实了他并非暴君。不断成熟的王权本已对高等法院永无休止的阻碍感到厌倦了，对莫普的支持更将双方微妙的信任一扫而光。法院的起源和权力与法国王权本身一样古老，而莫普对法院的攻击使它的形象成了专制主义、目无法纪、只遵从王权意志的政府代理人，面对这个专断无常的政府，任何人或任何财产都是不安全的。如果路易十六不将莫普解职，而继续推行他的改革，那么“暴君”的帽子将会提前17年落到他的头上。但即便是重建旧的高等法院也无法抹去高等法院曾被压制的回忆。法国人现在知道了，如果国王愿意，他能够实行的权力有多么大，大家对此颇为不安。1771年之前的机构和人员是回来了，但是承载这些机构人员运转的政治信任(甚至是天真)的气氛却难以修复。

高等法院的法官大概有1200人，加上其他主管特殊金融财政审判的高级法院法官约1000人，他们共同组成了所谓的“穿袍贵族”。所有高级法庭官职都附有贵族头衔，但是到目前为止，很少有法官的贵族头衔是从官职那里获得的。他们大多数有好几代的贵族血统，而现在很多高等法院已决定只接收这样的贵族成员。他们主管着各自省份的全部地方事务，这也是他们会如此频繁地与督办官、总督发生冲突的原因。在巴黎，他们主导着全国性事务。高等法院和大城市高级法庭不仅仅比外省法院享有更大的权力和司法管辖区，大多数督办官、国务专员和大臣都是巴黎穿袍贵族出身。野心勃勃的年轻法官在干了几年之后，就会去购买官职，争取成为80名国王司法助理中的一员。在这之后，他们就能顺理成章地把目光投向34个督办官职位，这些职位一直是为他们这一级别的官员准备的。大多数督办官最后当不了内阁大臣，但他们却可以是督办官。这一切意味着，在首都，政界和法律界是紧密相连的，他们之间普遍的子女联姻则让这种关系更进一层。政治斗争中的任何人都在两派各有亲属，而双方的对抗并不总像表面上那样激烈。由于斗争双方关系密切，他们知道需要给对手留点面子。莫普自己不久前就担任巴黎高等法院院长，可他把过去同事中最敢说话的人流放了，而且流放到似乎是刻意选择的险恶之地，于是，这个舒适惬意的圈子震惊了。毫无疑问，莫普招来了私怨，而当他把被称为“侵略者”的外来人安排进他的新司法体制时，他背负的恶名也被进一步强化了。狭小的法律和行政精英圈子控制着王国大多数权力机关，他们并不欢迎新鲜血液，即便是在外省，“穿袍贵族”的谱系也只会偶尔断线。只有另外两个团体在王国统治问题上有同等发言权，而其中一个团体唯有成员在世时才能保有体面。

这个团体就是金融家群体，当时也简称其为“财源”，总人数在200人到300人左右。金融家群体掌管着政府的岁入和支出，保证政府有钱可花，提供短期贷款，并通过与私人银行和贸易界接洽，发放更长期的债券。大多数的间接税都是由总包税局征收的，这是一个富有的财团，通过每6年一签的合同获得垄断包税资格。直接税的收入也是由金融家组成的持官者收取并转出的。他们以管理公共资金为生，这项工作的高额收益让他们成了国王最富有的臣民。这群人中多数是从卑微的商人做起，但他们都没忘记给自己买一个贵族头衔，他们的女儿是全法国价码最高的女继承人。他们过着极尽奢华同时也令人怀疑的生活——人们怀疑他们的耀眼财富是从公共经费中攫取的，所以金融家备受嫉恨。老贵族把他们看成暴发户——尽管他们也很想“挽上”后者女儿的嫁妆。自由职业者也这样认为，同时又嫉妒金融家的成功。纳税人把金融家看成是公共吸血鬼，他们怀念那些令人记忆犹新的事：每当一个新国王上台之后，总会有金融家因挪用公款而被送上法庭。但在1774年，这绝不可能发生——他们的影响力太大了。财政大臣们花了十多年时间相继废除了金融家把持的官职，然而到了1781年，这些努力被放弃了。4年之后，总包税局在巴黎四周建起了一道10英尺(约合33.53米)高的城墙，用于防止人们逃避通行税。他们授意建造的城门或关卡堪称现代设计的杰作。但对于巴黎普通百姓而言，它们象征着财政欺压和挥霍国王岁入。

不过，要说挥霍纳税者金钱的惊人例证，还要往西走12英里(约合19.31公里)，到凡尔赛去看看。那里坐落着王宫，还有组成法国国家的第三股关键势力——廷臣。5万人居住在凡尔赛，使那里成为法国第二大城镇。有1万人在国王的家——凡尔赛宫里生活或干活，整座城镇的生活都依赖于此。宫廷每年花费3500万里弗，相当于国王岁入的5%，大部分经费都落入数百位廷臣的腰包。任何人只要穿着得体都可以进入凡尔赛宫。阿瑟·杨惊叹道：“在这里，你能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没有人会怀疑你，自由极了!”[37]但只有被引荐到国王面前并伴随其左右的，才是货真价实的廷臣。而一个人要成为“宫廷贵人”，必须提供能将其贵族血统追溯到1400年之前的可靠证明，或者得到特殊照顾才可以。只有不到1000个家庭有此殊荣，大多数人即使拿出证明也得不到太大好处，因为凡尔赛的生活昂贵到了极点。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承担服装、扈从、娱乐和凡尔赛、巴黎两地的住宅维护等费用——毕竟至少要有房子才能在当地引领时尚生活。能够拿得出这笔钱的人都是法国无可争议的社会精英，是贵族阶层中的精华——包括公爵、重臣、其他享有高贵头衔的人、王室周围的高级官员、大臣、将军、大主教或王室亲信乃至其同僚等。而即便是这样的人，如果得不到更多的年金、闲职或其他有利可图的国王政令或恩赐的殊荣，也会觉得难以为继。这正是这整套体系的总设计师——路易十四的目的，他要把法国的大人物集中起来，使他们围绕在自己身边，这样才能够监控他们。凡是来到凡尔赛的大人物都获得了丰厚的奖赏，同时也被驯服，变得依赖于国王。路易十四唯一拒绝给他们的是只有政府高官才能享有的实权。但到了路易十六时期，廷臣们夺得了实权。自18世纪50年代起，公爵、伯爵和穿袍的职业人士一样，担任执政大臣职务。每天与国王、大臣以及王室亲信们相处的人，即便没有正式官职，怎么可能没有影响力呢？受到王室青睐的人有获得利益、地位、年金、官职和各种额外好处的权利，宫廷生活本质上就是不断追求这一切的过程。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寝宫首席女仆回忆说，路易十五的死讯是这样传给他的继承人的，当时“路易十五的寝宫外屋传来和打雷一样的喧嚣，这是廷臣离开去世先王的前厅，跑向路易十六这位新国王致意的声音”[38]。自从路易十五以来，数不清的日记和回忆录作者以极为翔实的细节描绘了各种宫廷阴谋，这样生动的回忆在他们的书中随处可见，其中大多数回忆极为琐碎，但与之相关的名望、财富和权力却是无比真实的。法国的统治中心在凡尔赛，如果一个人能在宫廷获得成功，他将得到无限的奖赏。

有人以廷臣积累的公共资金多少来衡量其获得的奖赏。在廷臣影响力达到顶峰的18世纪70年代，王后的密友波利尼亚克公爵夫人每年的年金和薪资总计43.8万里弗。1774年，杜巴丽夫人在她的国王情人去世之后，从宫廷退休，这位美貌绝伦、曾经的女帽制造商，退休之后卖掉了自己在凡尔赛的三处房产，搬到几英里外一幢配备了奢侈家具的乡间别墅，生活在珠光宝气之中。在好色的路易十五统治下，王室情妇确实拥有成就或毁掉大臣的能力。路易十五眼前的大红人舒瓦瑟尔公爵就是靠不断向蓬帕杜夫人谄媚进贡才登上权力巅峰的；掌管海军的国务卿莫勒帕伯爵则因为四处传她的坏话而失宠，遭到流放，直到1774年，对情妇不感兴趣的新国王即位，才将其赦免，并任命其为首席大臣和顾问，莫勒帕的流放生涯至此才宣告结束。在1781年去世之前，莫勒帕曾插手所有任期四年的国务卿(外交、陆军、海军和王室内务)的任命与解职，另外还包括财政总监和掌玺大臣(司法系统中的最高职位)的官职，以及其他所有重要职务，如督办官和巴黎警察中尉等。莫勒帕作为法国首席大臣，在王家理事会中享有最崇高的地位，对一切政策制定起着主导作用，年轻的国王也对其知识和经验崇敬有加——即便这些知识和经验属于更前一代人，而前一代政府所面临的问题远不如现在尖锐。

除了莫勒帕，路易十六还能求助于谁呢？他的父母很早就离他而去，而他的祖父路易十五也没告诉他作为君主的任何责任，传授给他任何秘诀。他继承王位时年仅20岁。他的奥地利公主妻子1770年嫁给他时只有15岁，还只是一个满脑子只知道享乐的小女孩，对他不愿履行丈夫义务感到恼火。路易十六受过良好的教育，能阅读几国文字，而且十分虔诚。他有很强的责任感，决心要治理好国家，这也是他召回莫勒帕的原因，因为他的导师对后者评价颇高。但是他矮胖的外形和蹒跚的步伐使他显得很不起眼(一个英国贵族在1780年嘲笑说“国王看起来像是一个阉人歌手”[39])，天花出人意料地夺走路易十五的生命，这使他的继承人感到——像他自己说的——就像天塌下来砸到他头上一样。他登上了王位，号啕大哭，他太年轻了。114年前马扎然去世时，路易十四轻松掌握了权柄，并拿出明确的行动纲领。路易十六完全无法与之相比，他有的仅仅是良好的意愿。

英国大使观察后说：“国王陛下想要摆脱所有的阴谋利用。但这样的期待只能落空，这是年轻、缺乏经验的头脑中的幻想。他所登上的王位，远不能使他凌驾于所有阴谋之上，相反将其置于阴谋中心。若是拥有伟大、卓越的天分作为优势，也许能够粉碎这些阴谋集团，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有这样的优势。我认为，他会成为他们的猎物，发现自己每天越陷越深。”[40]

[1]　克洛维一世(Clovis I， 466—511)，法兰克王国奠基人、国王。——译者注

[2]　税务法庭，在中世纪的英国掌管税务以及裁决税务纠纷的法庭。——译者注

[3]　飞地，一种特殊的人文地理现象，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编者注

[4]　法国称“芒什海峡”。——译者注

[5]　Travels in France during the Years 1787, 1788 and 1789, Cambridge, 1929, pp. 275-276.

[6]　1685年路易十四废除了象征宗教宽容的《南特赦令》。——译者注

[7]　W. Scott, Terror and Repression in Revolutionary Marseilles, London, 1973, p. 10.

[8]　Travels, p. 180.

[9]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故有此说。——译者注

[10]　Travels, 10 June 1787, p. 23.

[11]　F. Bluche, La Vie quotidienne au temps de Louis XVI, Paris, 1980. p. 275.

[12]　O. H. Hufton, The Poor of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1750-1789, Oxford, 1974, ii.

[13]　Walter W. Powell, Richard Steinberg (ed.), The Nonprofit Sector: A Research Handbook, 2nd e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6. ——译者注

[14]　Hufton, The Poor, p. 69.

[15]　O. H. Hofton,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Poor of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in J. F. Bosher (ed.), French Government and Society 1500-1850: Essays in Memory of Alfred Cobban, London, 1973, p. 152.

[16]　Edited by D. Roche, Journal de ma vie: Jacques-Louis Ménétra compagnon vitrier au 18e siècle, Paris, 1982.

[17]　Tableau de Paris (12 vols., Amsterdam, 1783), S. L. Kaplan, “Réflexions sur la police du monde de travail 1700-1815”, Revue historique, 329 (1979), 70.

[18]　Y. Durand, Les Fermiers Généraux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71, p. 190.

[19]　Travels, 26 Aug, 1787, p. 60.

[20]　M. Garden, Lyon et les Lyonnais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70, pp. 534-535.

[21]　livre，法国大革命前第一种货币单位。——译者注

[22]　布里索的真实全名为Jacques Pierre Brissot， de Warville是他给自己取的假名。——译者注

[23]　这些人都是后来的革命领袖，在大革命之前却都将自己的名字贵族化。——译者注

[24]　在三级会议省区，军役税的征收只与土地有关，平民土地需要缴税，而贵族土地不用缴税。因此拥有平民土地的贵族要缴税，而拥有贵族封地的平民不用缴税。——译者注

[25]　托拜厄斯·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 1721—1771)，英国小说家。——译者注

[26]　Travels through France and Italy, London, 1763.

[27]　Edited by E. Cruikshanks, Memoirs of Louis-Philippe Comte de Ségur, London, 1960, p. 41.

[28]　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 1768—1848)，法国18—19世纪著名作家、政治家，代表作有《墓畔回忆录》等。——译者注

[29]　不是世袭贵族，往往出身于资产阶级，用钱买到贵族头衔。——译者注

[30]　Edited by C. Roy, Maximes et pensées: Caractères et anecdotes, Paris, 1963, p. 76.

[31]　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 1619—1683)，路易十四时代著名的法国政治家、国务活动家，长期担任财政大臣和海军国务大臣。——译者注

[32]　此处应指1561年的《普瓦西契约》，涵盖了当时全法国所有教会，这些教会不用缴税；而在1561年之后并入法国的地区，其教会被称为“外国教会”，需要缴税。——译者注

[33]　指《博洛尼亚政教协议》。——译者注

[34]　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 1754—1838)， 18—19世纪法国著名政治家、外交家、主教。——译者注

[35]　此三人为路易十五时代担任政府高官的神职人员。——译者注

[36]　M. Marion, Dictionnaire d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Paris,1923, p. 314.

[37]　Travels, 23 Oct, 1787, p. 89.

[38]　Mme Campan, Mémoires sur la vie de Marie-Antoinette, reine de France et de Navarre, ch. 4.

[39]　Diary of Lord Herbert, 7 May 1780, in The Pembroke Papers, ed. Ld. Herbert, London, 1942,p. 473.

[40]　S. K. Padover, The Life and Death of Louis XVI, NY, 1963 edn., pp. 50-51.

第二章 启蒙舆论

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的起居作息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制定好了。凡尔赛宫是路易十四最壮观的遗产，其影响超出了法国。在18世纪早期，其他王室也心怀崇拜，在欧洲各处仿建规模庞大的宫殿和装饰奢华的花园。从东边圣彼得堡外的皇村到西边马德里附近的阿兰胡埃斯，从北边瑞典王室的夏宫到那不勒斯以南的卡塞塔，统治者们在城镇外大兴土木，展示自己的权力，炫耀奢华安逸。在太阳王的余晖中，外国人对法国文化威望的敬意并不仅仅表现在建筑上。18世纪中叶以来，法式建筑、法式家具和法式时装主导着欧洲大陆的品位。随后流行起来的英国事物，也是根据法国的典范设计制造的。更为重要的是，所有有教养的欧洲人都会说法语。除了英国和西班牙，所有宫廷都偏爱法语。玛丽亚·特雷西亚女王的一位密友回忆起特雷西亚时期舍恩布伦的宫廷生活时这样说道：“法语是当时的日常用语，维也纳上流社会中的高层精英们会说：‘我像狄德罗、德国人一样说法语，包括我家的奶妈也说法语。’”[1]无论是腓特烈二世的柏林还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圣彼得堡，王室都在无止境地效仿巴黎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中，其他语言用得很少，他们的廷臣甚至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母语。即便在稍低的阶层中，人们也觉得如果不通晓法语，就不算有教养。但18世纪70年代出现了相反的浪潮，德国的赫尔德和意大利的阿尔菲耶里等作家怒斥自己同胞屈从于异邦文化。然而响应他们的人寥寥无几。同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发现，他们能够判断法国正在发生什么，因为他们大量引入法国文学，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来追踪、观察法国的事件。

自1754年起，欧洲各王室乐于订阅移居海外的德国人格林男爵在巴黎出版的《文学通信》，而他们的臣民则花更少的钱，买更多报刊来保持消息灵通。谨慎的人只订阅报道公共事件的老牌报纸《法国信使报》，稍有教养的会看《学者报》，但这两类期刊都是偏官方的，要接受政府的严格审查。自18世纪中叶以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独立报刊，有的是专业的，有的不是。其中大多数存在时间很短，而且如果没有一两个人的不懈努力，这样的报刊很少能生存下来。无论如何，在1715—1785年的70年里，这类独立报刊的数量增加了大约3倍(从22到79种)，而政府凭一己之力很难监控所有报刊的内容。比如冉森派的《教会新闻》自1728年开始就对当时教会的管理和前景持批评态度，是当局最想监控的报纸，但是当局总找不到这份报纸的印刷厂。公开将自己定位于特定读者的报刊则更加脆弱，比如广受欢迎、立场保守的《费雷龙文学年鉴》(1754年创刊)以及由兰盖于1777年创办的、总出惊人之语的《政治，民事和文学年鉴》。兰盖因为办报风格极端，于1780—1782年被囚禁在巴士底狱。即便如此，其监狱外的代理人还是继续出版他的双周评论。他在出狱时写就的系列回忆录最初也是在《年鉴》上发表的(后来被独立出版)，这些文章以极为恐怖的笔触描绘了被专制意志投入阴暗要塞的人们生不如死的日子。不过出狱之后，兰盖变得慎重起来，在法国司法管辖区域之外的奥属尼德兰出版刊物。事实上，此类期刊中最激进大胆的法语言论都是在境外发表的。其中时间最久、声望最高的是《莱登报》，由胡格诺难民[2]于1677年在荷兰创办，至今还在新教徒的指导下发行。它为读者提供关于法国国内政治和危急事件详细、及时和广泛的报道，具有温和而坚定的反官方立场。另一份同样受到欢迎但名气稍小的刊物是双周刊《阿维尼翁信报》。它于1733年出版，出版地为法国南部的教皇飞地。相比之下《莱茵省信报》稍显保守，但消息更加灵通，它在普鲁士克利夫斯出版。而思想激进的《百科全书报》则在南比利时的独立小公国布永出版。

这些期刊往往在全欧洲发行。在新闻爆炸的18世纪70年代，人们对这些报刊的需求大增，因为当时在斯堪的纳维亚、普鲁士、波兰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政治骚乱，更别提法国了，另外还有最重大的事件——美国独立战争。《莱登报》在18世纪50年代的印量只有几百份，但到1785年，印量已达4200份。报刊的一多半是在法国境外售出的，但法语报刊最大的单个市场仍是法国国内，同时在国内还有不少地方的报纸也崭露头角。巴黎从18世纪早期就有刊登每周新闻和广告的小报，里昂则是从1748年开始有的。截至18世纪80年代，任何自诩为省区首府的地方都有了这样的小报。《巴黎报》从1777年开始成为日报。10年之后，各类报纸的年销售总量固定在了7万份左右，拥有大约50万读者。

与报纸同步发展的还有书籍出版，迄今为止，我们只有一些零散的证据来重现当时的情况。尽管书籍出版随着审查制度的变化而有些波动，但在18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稳步发展。这之后其数量剧增，一直加速发展，直到革命前夕。严格说来，一个名为书籍贸易总监的官员会领导大量审查员检查书报，而同样所有的书籍报刊只有在通过他们的审查——或者获得了准许印刷的“特批”之后——才能出版。要获得出版资格，这些书籍就不能包含任何与宗教、政府和道德相抵触的内容。从18世纪20年代到1789年，书报审查员的人数从41人变成了178人，这说明他们的工作量增大了，但现实中真正被禁的书少之又少。很多书籍无法获得完全合法的出版特批，却都得到了“默认”出版，而更加含混难以定性的书籍则“根据单纯的宽容”原则获许出版。它们至少能得到一个保证，那样政策就不会针对它们。不过，如果一本书没有得到特批，那么它将有可能被索邦神学院或者高等法院起诉。而当高级法庭判定一本书具有颠覆性内容并责令将其公开撕毁、焚烧时，政府往往会置身事外。(似乎)除了法官之外，所有人都意识到，如果一本书遭到查禁，这其实是最好的免费广告。但就像报刊一样，法国国内较大一部分书籍也是在国外出版的——比如荷兰、阿维尼翁、日内瓦或者纳沙泰尔。纳沙泰尔是一块普鲁士飞地，它出口给法国的主要商品就是书籍。大部分书籍都没有获得进口批准，贩运要走迂回小道，目的是避开路卡检查。而在18世纪70年代早期，获得批准的进口图书也变得很少，因为政府惩罚性地增加了进口税。1783年，政府下令所有进口图书都要经过位于巴黎的书商行会审查之后才能运往国内其他地方，于是整个图书贸易陷于混乱之中。此举的目的在于消除色情读物、煽动性作品和盗版书籍，结果却造成所有书籍的运输成本过高，即便是在已经成形的繁荣市场也是如此。

越来越多的期刊、报纸和书籍到底被哪些人买走了？路易十六的臣民中有三分之一能够读写，而且像年历或传统童话故事之类的廉价大众图书有着相对固定的市场，这些书由流动小贩兜售，并因其封面得名“蓝色丛书”。但对于更加精致的报刊书籍，仅成本一项就对其销售造成了极大限制。订阅《莱登报》每年要支付36里弗，《文学年鉴》和《百科全书报》是24里弗，《阿维尼翁信报》需要18里弗。即便是技艺超群的工匠每周也挣不到30里弗，大多数人只能挣到15里弗，甚至更少，这意味着他们连偶尔买本书都很困难，境况稍佳的人会发现紧跟文学和时事所需的花费也很惊人。不过18世纪中叶出现了捐赠图书馆和阅览室，其会员费相当于订阅单本期刊的费用，这使之前阅读昂贵的情况得到缓解。据记载，此类设施于1759年在南特首次出现，30年后在同一座城市又增加了5家，藏书共计3000卷。在那段时间，各省都出现了类似的设施，1770年在巴约建成的图书馆就是例子，致力于“寻找文学和政治新闻领域最近引人注目的事情”[3]；有时还设有专门用于交流的单间。而在18世纪，另一种公共团体也得到蓬勃发展——交流谈话是其主要功能——这种团体就是文学社团。这种社团也有图书馆和订阅报刊。不过，成员们还是会定期展开公开讨论，其间常常会穿插音乐会。在讨论中，成员们朗诵自己的作品或者辩论热门话题，有时也会组织公共讲座或文学比赛。这类社团向所有人开放，但收取的会费远高于普通阅览室。它们通常会给自己取一个听起来相当高雅的名称，比如菲拉雷蒂斯社、哲学与美文社、讲谈社、缪斯社、爱国社等。第戎一家报纸在1787年记载：“法国每个城镇都有这样的社团，它们为社会各阶层中上流人士提供了多么惬意的消遣啊。”[4]在所有社会团体中最上流的还是学院，其成员只能通过选举产生，名额有限，他们拥有王室特许证作为官方认证。学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18世纪的产物。在1700年，除了大城市的学院——如法兰西学院、法兰西科学院、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之外，只有几所外省学院。到了1789年，学院数量增加到35所。这些学院大多都有自己的学院用地和图书馆，而且往往是从较简陋的文学社团发展而来，但最终学院的排外主义也恰恰成全了急速增长的文学社团。在整个18世纪，有6000名法国人成为学院成员，其中贵族超乎寻常地占到了37%或更多。不过院士们显赫的文化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们为数不多的公开讨论会极大地吸引了公众关注，与他们交往和通信的外国人会获得极高的名望。他们主办的征文竞赛吸引了远在千里之外、怀有文学抱负的青年，后者往往希望通过竞赛飞黄腾达。最著名的例子要数让-雅克·卢梭了，他于1750年在第戎学院赢得了竞赛。

因此，能够接触到图书的不仅仅是购买书籍报刊的个人，自己买书的人群和依赖于图书馆的人群之间并没有太大的社会差异。法国的读书阶层完全是由贵族、教士和职业资产阶级构成，他们大多居住在城里，而且多是非商业城市。商人和工厂主远不像法官、律师、行政官员和军官那样对思想观念感兴趣。巴勒迪克的一名书商在1780年写信给纳沙泰尔的出版商，对方正准备出版著名的《百科全书》的新增订版。他在信中写道：“我认为你在这儿卖不出几套书，我们向这里的每个人都展示了这套书，但迄今为止一套也没卖出去。他们对生意比对读书更感兴趣，他们的教育存在很大缺陷……比起完善心智，商人们更喜欢教自己的孩子5加4等于9，9减2等于7。”[5]为了加入不断扩大的文雅精英的行列，人们不仅要把闲钱花在读书上，而且还得为此前必要的教育付账。

路易十六登基时，法国的教育系统一片混乱，这和欧洲大多数天主教国家一样。因为他们驱逐了耶稣会士，而16世纪晚期之后，天主教精英的高等教育正是依靠这些耶稣会士。1773年，教皇解散了耶稣教会，其会士在1764年就被法国驱逐出境，他们的113所大学(当时法国共计有400所大学)也随之湮没无闻。这些大学有的消失了，有的转入其他修士等级之手，还有的由世俗神父[6]接管，受市政当局监控。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原本规范的学校课程被打乱。尽管公众曾讨论过“谁来补缺”的问题，但是政府从没有在全国范围内采取过实际行动。1789年，在8~18岁年龄段的男孩中，每52个孩子里会有1个进入大学。与父辈祖辈相比，他们得到的教育更为多样化。还有很多孩子是寄宿生，和家人长期没有联系。尽管如此，扎实的拉丁语经典基础仍被认为是接受卓越教育的前提。每天4小时的古代罗马语言和文化课占据了多数大学的6年课程。尽管在1760年之后，出现了一些地理课和法国历史课，但剩下的时间都被用于向学生灌输天主教正统思想。那些在基本人文学科之外学有余力的人——大多数期望并确实会走职业道路的人——会修读传统上被称作“哲学”的两年课程，他们在这里会接触到自然科学。表面上，传统仍占据着主导地位，正式场合中亚里士多德的权威不容置疑，但私下里，自17世纪90年代以来，16世纪科学革命的知识以及产生这些知识的思想和研究方法都在大学中广为传播。在以理性、实验的方法探索自然现象的过程中，不论是古典罗马还是天主教信仰，都无足轻重，而且掩盖真相也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大学都在传授着新的法则，18世纪60年代，牛顿物理学已经通过各种方式成为多数大学的标准课程。人们衡量自然价值的标准发生了改变，开始向自然事物能否表现得有用或者能否达成有用的结果方向发展。尽管学生在早期教育中被灌输了顺从和正统，但对于学过这些新兴课程的人来说，他们完全可以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人类事务。

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宗旨，这一代人的读写能力远远超过了前人，而启蒙作家则为他们描绘了一幅思想路线图。启蒙运动是一场批判运动，启蒙的鼓吹者相信一切都处在理性进步的过程中，任何东西，只要无法证明它能被人类利用或增进人类的幸福，就是没有价值的。这些人将自己称为启蒙哲人，这表示他们把自己当成独立的思考者，致力于为他人带来实质性的改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相信，用诗意、简洁和流行的文学作品向有教养的大众进行宣传，可以做到这一点。正如他们的对手所指出的：他们和超凡脱俗的传统哲学家刚好相反。人们普遍认同启蒙哲人的最佳范例就是伏尔泰。伏尔泰生于17世纪末，接受的是耶稣会士的教育，30岁时凭借其诙谐风趣的反教会文章崭露头角。伏尔泰本来可以作为一名多产的诗人和剧作家终其一生，但1726年在英国的游历改变了他的人生。在那里，他看到了宗教多元与宽容带来的益处，发现了洛克的心理学、牛顿的物理学和培根的理论经验主义。他完全为之折服，于是，在8年之后写下了《哲学通信》，把自己的发现传播给了对英国几乎一无所知的法国同胞们。这本书被高等法院查禁并公开烧毁，但销量依旧火爆，供不应求。洛克和牛顿也成为法国有教养阶层中家喻户晓的名字。伏尔泰还撰写历史著作，是名副其实的皇家史学家，他于1746年入选法兰西学院，然而他和当局之间的摩擦就像他对教会的嘲讽一样从未间断。伏尔泰最终于1759年在费尔内定居，那里离瑞士边境很近，相对安全。在费尔内，他俨然是一方主人，接待从欧洲各地赶来的名流，处理大量来信，针对宗教毫不宽容的丑行与司法审判的残忍冤案发起严厉的批判运动。1778年，在离开28年之后，他顺利返回巴黎。待在首都的4个月中，他受到了作家极少能享受到的、众星捧月般的追捧，繁忙紧张的应酬也使他筋疲力尽。伏尔泰的成功鼓舞了18世纪后半期大批野心勃勃的三流作家，后来的革命者则把这个一直致力于抨击不宽容与不公正的批评家与活动家视为最重要的精神先驱。

革命者对孟德斯鸠的心态更为矛盾。孟德斯鸠是波尔多高等法院的法官，一位住在有着护城河的城堡里的封建领主，同时也是一个为自己贵族身份而深感亏欠的人。不过，孟德斯鸠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远高于伏尔泰。他比伏尔泰年长4岁，于1755年去世，留下的著作没有伏尔泰多。同样是在路易十四死后摄政时期[7]的自由环境中，孟德斯鸠声名鹊起，他的成名作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波斯人信札》。该著作让人心潮澎湃，浮想联翩。在入选法兰西学院一年之后(即1729年)，他走访了英国，这改变了他的思想。但在旅行结束之后，他长期保持沉默，直到1748年，才(在日内瓦)发表了内容广泛、庞杂散乱的反思性文集《论法的精神》。这本书被证明是18世纪最具内涵、最具挑战性的政治思想著作。孟德斯鸠用分析而非叙述的方式，论证了不同政体皆是自然和历史的产物，因此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改变。这一观点让所有现存政权颇为宽慰。但是他同时有力地谴责了专制主义，谴责不遵循法律只遵循个人意志的独裁政府，并且暗示即便是真正的君主制，也时刻面临着滑入专制的诱惑与危险。国家需要中间阶层，他们有在王权与臣民之间起到缓冲作用、遏制专制的倾向，孟德斯鸠认为贵族阶层和高等法院应该充当这样的缓冲器。果不其然，这些群体在后来与王权的对抗中急切地举起了支持孟德斯鸠的大旗。反对专制主义成了反抗任何权力时都能使用的战斗口号，不论权力是不是真的被滥用了。尽管孟德斯鸠反复宣扬，并不存在普世政体，但在解释英国的情况时，他还是提出了一个最适合发展和维护自由的理想政体。他声称：只有在温和中庸的政府统治下，政治自由才能繁荣昌盛，而保持政府温和的手段就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的分立和平衡，即“为了使权力不被滥用，我们要以权力监督权力”[8]。在很多方面，孟德斯鸠完全误解了英国的运作机制，但他自认为从中发现的原则后来照耀了大西洋两岸，影响远远超出革命时期的法国。

在孟德斯鸠去世时，启蒙运动的浪潮开始慢慢合流。教会或教士的迫害与骚扰赋予这个不断扩大的理论作家群体一种共同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的最佳体现就是1751年由狄德罗(也许是史上第一位全职作家)和数学家达朗贝尔发起的伟大计划。他们准备模仿成功的英文现代知识概览——《钱伯斯百科全书》，集中多位作者，用法文来编纂类似书籍。不过在一开始，《百科全书》仅被定位为一本普通的参考书，其目标是提升、总结知识，并鼓励人们用批判性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达朗贝尔在第三卷的前言中写道，《百科全书》的文章“常常会带有哲学反思，因为现在的公众品位之高超乎以往。只有赋予其哲学精神，才能使这套百科全书脱颖而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求之若渴的认同”。当时皇家理事会已经下令，暂时搁置《百科全书》的出版，而随着后面的卷册相继问世(很快就使初定的两卷本显得过于短小)，该书被不断抨击为怀疑主义、无神论和煽动性言论的集大成者。1759年，当整套书出到第7卷时，当局收回了它的出版特批，整个计划几乎前功尽弃。转机出现在一个名为马尔泽尔布的人身上。他是一位自由派法官，于1750—1763年担任书籍贸易总监，是他默许了《百科全书》的出版。在剩下的书卷完成之后，整套书的规模达到了17卷之多，并于1765年出版。《百科全书》完成后不久，新的增订版又紧接着问世了，并采取更易携带的版式印制，取代了早期沉重且昂贵的开本。至1789年，这套知识纲目的多个版本一共卖出了2.5万册，其中一半在法国售出。尽管它确实是一本品质极高的参考书，但它的卖点并不在于此，而在于名声太大——此书蔑视政治权威，通篇对教会和宗教出言不逊。而《百科全书》成为畅销书也带动批评变得更加公开和广泛。编写者原本运用了一些花招和模棱两可之处，试图掩饰自己的大胆思想，如今看来都过于小心翼翼了。狄德罗早在第一版完成之前就对这项事业心生厌倦，并在晚年从宗教和哲学激进主义转向了政治和经济层面的激进主义，虽然长期养成的习惯使他隐藏了自己的心路历程。直到1784年去世时，他最为人所知的身份仍是一个感性的剧作家和艺术批评家。无论如何，在宣扬独立思考和漠视权威的价值方面，《百科全书》是他所设计编写的所有书籍中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百科全书主义”成为拒绝不经批判就接受事物的态度的代名词。

然而，即使百科全书主义也有自己的正统思想。它敌视一切有组织的宗教和不宽容行为，因为这是蒙昧主义和迷信的残余。它认为启蒙哲人们正在参加一场注定胜利的人类进步之战。这个世界正在改变，而“哲学”是最有力的推动力量，这种改变只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艺术和科学的有形进步(《百科全书》以“理性辞典”自居)正不可阻挡地推动着人类的完善。即便像1755年里斯本地震这样的自然灾难动摇了他们对于仁慈自然的信念，这些自认为获得启蒙的人仍坚信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卢梭。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日内瓦人，18世纪40年代在巴黎以抄写乐谱为生，但向往文学圈子。卢梭与狄德罗交好，并参与过《百科全书》的早期编写工作。不过，真正让卢梭成名的是他对正统启蒙思想的质疑以及他在18世纪50年代与所有启蒙领军人物的争论。第一次把卢梭带入公众视野的是他提交给第戎学院征文竞赛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论证说，科学与艺术的进步不但没有完善人类，反而使人类败坏。在回忆自己第一次觉察到这个问题的情形时，他写道：“人性本善，只是因为社会的存在才变坏了。”[9]这样的信念贯穿于他的所有作品，他用直率、煽情的笔法对此加以强调，这种笔法也打动了整个欧洲的阅读公众。他的小说《朱莉》(或《新爱洛伊丝》， 1761)和《爱弥儿：论教育》(1762)都是畅销书，书中传达着这样的希望：对于现行社会的不公与诱惑，人们仍旧保持着完好的纯洁和美德。任何读者看到这里都感动得潸然泪下。不过，这样的胜利只属于个人，卢梭并未拿出改造整个社会并将全人类恢复到最初的美好状态的方案。即便是他最经久不衰的著作《社会契约论》，也绝不是社会变革的指南，而只是一个高度理论化的探讨——人如何在不丧失自由的情况下，合法地建立起政治权威。卢梭还强调，这只适用于小型城邦。然而，《社会契约论》的作者是一位控诉当下社会腐化堕落的作家，书中鼓吹“公意”的主权总是最好的，而且永远不会错。令人震撼的名言警句俯拾即是，例如文章开篇所言的“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这样的一本书很难不激起人们进行现实变革的念头。尽管他苦口婆心地强调“公意”并不一定就是多数人的意志，但这个概念还是很快被庸俗化地解读为后一种意思。1778年卢梭去世，10年之后，法国现存的政府和社会崩溃了，而卢梭被迎接新时代的人们当成预见未来的先知来纪念。这个先知还留下了一本路线图，教人们如何构造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新国家。

《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在问世之初都遭到查禁，卢梭也离开了法国，在外游荡8年后才重回法国定居。但对于发出卢梭逮捕令的巴黎高等法院而言，这两部作品中的政治内容并没有冒犯它，冒犯它的是《社会契约论》中的“公民宗教”言论和《爱弥儿》中感人至深的“萨瓦牧师的信仰告白”。“公民宗教”宣称基督教是社会内乱的历史根源，并控诉了神职人员；而“萨瓦牧师的信仰告白”则说，真正能带来福音的信仰是对自然界仁慈的上帝的信仰，而不是折服于某个把持基督教教条的特定团体。卢梭的气质是感性和充满宗教情结的，但对于很多虔诚的教徒而言，他对神的亵渎不亚于嬉笑怒骂的伏尔泰。教会此时的主要任务就是阻止不断升温的非宗教化浪潮。报纸上满篇都是驳斥渎神的哲学思想的文章，而世俗政府则竭力要压制不满。可是教会内部并不团结，它的分化招致了更多的嘲讽。1713年针对冉森派颁布的那份《克雷芒通谕》[10]引发了近半个世纪的激烈争执，直到18世纪60年代后期才逐渐平息。自从16世纪的特伦多大公会议[11]之后，教会必须接受很多信条和观点，而冉森派教士拒绝接受。他们是天主教会中的清教徒，反对松散的神学体系，抗议教皇和主教过大的权力，最关键的是，他们不满耶稣会士在教会与国家中的影响。尽管启蒙哲人们害怕冉森派会主导教会，急急忙忙地宣称耶稣会士的失败是启蒙运动的胜利，但耶稣会士垮台的幕后策划者正是高等法院中的冉森派。在对该通谕的争执中，持不同意见的教士遭到迫害，失败的反对者被排除在圣礼之外，并且还会偶尔出现歇斯底里症和做礼拜时乱喊乱动的情况(这种人被圣·梅达尔称为“宗教痉挛症患者”)，这些事情使争执中的任何一方都颜面尽失。因此，并不只是无神论者的嘲弄传播了法国宗教生活需要变革的观念，即便在正统宗教群体内部，人们对宗教的感觉也在发生改变，不那么夸张高调的渎神行为可能更有市场。在他们立下遗嘱的时候，见证人的纪念弥撒变得简短了，并用简洁的言辞来表达其临死的信仰。在世的时候，他们不再点燃那么多的虔敬蜡烛，对宗教团体或者修道院的苦修兴味索然。霍勒斯·沃波尔曾经非常珍视尚存于法国的、浪漫而虔诚的宗教装饰——在英国，这些已于宗教改革中失去。到了1771年，他却对巴黎修女院的氛围变化感到失望：

我走进教堂或者修女院，却不像以前那样心满意足，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发生。人们的很多憧憬已荡然无存，缺乏本应显而易见的宗教热情，孤独隐居是因为遭到了世人轻视，而非出自沉思的需要，这都使此地看起来像一个废弃的剧院，注定要被拆毁。僧侣们不断说起他们在这里时日无多，曾经的神圣隐修之地，现在只剩下灰尘和黑暗了。[12]

当时，较小的修道院要么被关闭，要么被完全兼并。由于耶稣会士的失败，关于《克雷芒通谕》的争执也平息下来。另外，天主教因为备受无信仰者的诟病，对法国新教徒变得更加宽容。自从1685年《南特赦令》被废除之后，新教徒就失去了合法地位，他们的洗礼、婚嫁和丧葬都不具有法律效力，新教牧师如果主持宗教仪式就会被判重罪。但是在18世纪60年代，对牧师的极端迫害停止了，朗格多克新教徒的传统公开宗教仪式也再未受到干扰。教区神父仍会怒斥宗教异端，但很多主教却偏爱诸如“宗教偏执所导致的野蛮行径”一类的题目，虽然政府仍会派遣军队驱散新教徒的仪式，但军队总被故意派往错误的方向。1762年发生的一个事件似乎生动地展现了不宽容的恐怖情况。事情是这样的：图卢兹的新教徒让·卡拉斯为了阻止自己的儿子改宗天主教而将其谋杀，管辖朗格多克的高等法院[13]以此判了他死刑，这后来被证实为该地区最后一次处决牧师。伏尔泰对这一新闻十分惊骇，认为这是一起由蒙昧偏执引发的司法谋杀案。他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闻运动为让·卡拉斯平反，并于1765年取得了御前咨议会的支持，最终获得了胜利。1775年，在经过一段更长时间的斗争后，他又为西尔旺一家成功平反，后者因被指控谋杀叛教女儿在朗格多克被判刑，不过，他们逃到了瑞士，从而免于一死。这些案件激起了有教养的世俗人的道义感，等到18世纪80年代，已经很少有人公开支持对新教徒处以死刑了。更突出的例子是内克——路易十六在1777—1781年间任命了一位新教徒大臣。由此不难看出，政府对新教徒的限制形同虚设，迟早都会被废除。

让伏尔泰生气的不仅仅是图卢兹法官的偏执，还有他们所用法律的残忍和不公。卡拉斯死于车轮之刑，行刑程序非常可怕，犯人的四肢被铁棍砸碎，支离破碎的尸体被放在马车车轮上示众。还有更加骇人听闻的刑罚。一个名为达米安的仆人在1757年用小刀行刺路易十五，被捕后受尽折磨，被要求供出同伙。烧红的烙铁撕开了他的皮肉，4匹马试图将其撕裂。[14]弑君是极度重罪，法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可怕事件，达米安的量刑是经过认真研究先例之后确定的。在日常公开行刑中，这算得上是极其罕见的场面了，当时成千上万的群众挤在巴黎市政厅外的格雷夫广场上围观。伏尔泰曾插手过的另一个案件是拉巴儿案，犯人幼稚地犯下许多亵渎神明和圣物的小过错，结果惨遭折磨并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伏尔泰本人的一本《哲学辞典》也被扔进了火堆。这位哲人抗议道，惩罚这种行为的法律是恐怖的、非理性的以及极其荒谬的。法国在1765年译介了贝加利亚[15]的《论犯罪与刑罚》，该书呼吁建立更加克制的、人道的并免除折磨的刑事司法系统，伏尔泰对此书的译介大为赞赏。18世纪70年代早期，政府宣布了对法律条款的总体改革与修订计划，伏尔泰对此带头表示热烈欢迎。但是，在伏尔泰一生及其死后10年的时间里，除了1780年废除严刑逼供之外，没有发生其他任何改变。不过，在18世纪80年代中期，富有才干的、年轻一代的辩论家们出版了成千上万份的法律简报，正是他们曝光了一系列司法误判事件，向公众宣传不要屈从于监察制度，重新引发了人们对法律的残酷性、前后不一以及无力保护无辜者等缺点的关注。伏尔泰为卡拉斯平反的运动启发了他们，为了恢复蒙冤者的名誉，他们成功地动员了公众舆论。公众舆论的观点虽不新颖，但在18世纪中叶，这个概念的含义发生了变化。以前的“舆论(意见)”是指某种和“知识”或“真理”不同的东西，仅仅是人们偶尔相信的事情；而现在，它日益成为一种根据消息作出的评判，公众舆论则常被描述为某种“法庭”，有资格作出最终裁决，并且往往是正确的。卢梭在1776年写道：“我们的时代区别于其他时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在过去的20年中，出现了系统而持久地引导公众舆论的精神。而在此之前，伴随着人们的激情，这些舆论毫无目的地四处飘荡，不受任何管束，这些激情之间永不停歇的相互作用使公众游移不定，没有固定的方向。”[16]哲人试图提供这种方向，而在卡拉斯案之后，伏尔泰相信这是可能的，他写道：“舆论主宰世界，而最终哲学家将主宰舆论。”[17]事实上，哲人还算不上第一梯队。18世纪中叶宗教争执的双方都试图争取公众支持——冉森派凭借他们秘密发行的《教会新闻》，耶稣会士则靠他们的《特雷武日报》——双方都发行了大量小册子。在更早的时候，高等法院在摄政时期就公开印刷发行谏诤书，此乃蓄意安排，把有教养的读者裹挟进与政府的政治分歧中。到了18世纪50年代，在王室与高级法庭对宗教和财政问题的争执最为紧张之时，印发谏诤书已成为高等法院的惯用手段。1758—1764年间，传统审查机关作出了阻止人们公开讨论国事的最后努力，不允许讨论宗教、行政或财政问题。遏制《百科全书》、卢梭的著作以及其他理论书籍，也是当时审查制度的一部分。同样还有1764年的王室法令，它禁止公开出售任何与国家行政或财政事务相关的书籍。但审查阵线很难坚守，而政府大臣们也感到，与其把公众蒙在鼓里，不如让他们了解实情。他们转而想要获知人们对他们的意见。王室法令的前言越写越长。政府不仅销毁高等法院的谏诤书，还反驳其内容。当莫普[18]改革高等法院时，他雇了一批写手来歌颂和捍卫自己的政策。但就像一个焦虑而颇具洞察力的观察家所发现的那样：“每一步都让事情更糟糕。有人写，有人回应……每个人都想要分析国家的构造，人们会失去冷静。以前无人敢想的问题现在都被摆上了台面……人们正在获取的知识将带来革命，这只是时间问题。”[19]

没有什么事情比“七年战争”更能刺激公众论争了。在这场战争中，法国没有明确的目标，又与几个世纪以来的宿敌奥地利结成联盟，在海陆两面都一败涂地，且消耗了巨大的财力。税收和债券的数量都在增长，政府多收了钱却不见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国内出现了对全国社会和机构的全面质询，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政府的支持。1763年，人们史无前例地要求高等法院提出推行经济和财政改革的主张，但最后的结果却无裨益，反而不明智地助长了高等法院的自负心态。后者也黯然神伤，因为政府大臣们无视其建议，转而向另一种未经过实践的理论寻求帮助，发明这套理论的人给自己取了一个让人感到新奇又陌生的称号：经济学家。

这群人的奠基者是宫廷医师魁奈[20]， 1756年版的《百科全书》中曾多次出现他的名字。此人在后来的《经济表》一书中阐述了如下观点(与卢梭的观点惊人地相似)：存在着一个自然而仁慈的经济秩序，它被人为的武断干预搅乱了。实现经济富裕的唯一途径就是去除所有人为负担，特别是在农业领域，因为农业是唯一真正具有生产力的领域。18世纪60年代，这些思想在大批作者那里得到发展，其中包括米拉波、勒梅西耶·德拉里维埃和杜邦·德内穆尔。德内穆尔的著作《重农主义》为“经济学家”们创造了另一个称谓。与此矛盾的是，在重农主义者的理论中，他们所宣传的贸易自由恰恰需要政府扮演强有力的干预角色，因为只有政府才有力量扫除附加在自然经济秩序上的一切人工障碍。勒梅西耶甚至鼓吹某种专制主义，他认为这是合法的，因为他设想的专制主义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推行万世大法——自然法则。政府大臣可不愿意被视为专制的人，不过他们还是被重农学派所吸引，因为后者保证了财富。一个自然、自由并消除了一切人为限制的市场，将会使生产者变得更为富有，于是他们就能缴纳更多税款。就像魁奈在《百科全书》中所写的：农民穷，则国家穷。

自由生产所面对的限制数不胜数：各种习俗和集体手段、封建捐税、间接税、国内通行费、关税、生产垄断(如行会)、地方特权等不胜枚举，因此必须有专制君主才能扫除这一切。在众多限制中，有一项相对容易处理，即谷物贸易。长期以来，谷物贸易都在政府的密切调控之下，政府对谷物贸易、粮价管控、出口限制以及省区间贸易等各项事务设置了一整套复杂的调控机构。此时，对它进行理性化改造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由于确保面包供应被视为保障公共秩序的基础，因此谷物贸易一直受到严格的控制。然而，重农主义者认为，自由能够创造更多财富并使人们对饥荒的长期恐惧一去不返。于是，在1763年5月，政府宣布国内谷物市场自由化，一年之后，又宣布在谷物价格低于特定价格线时，可以自由出口。这一系列乐观政策的背后，是长达一代人的粮食丰收。但在18世纪60年代末，丰收的日子结束了，粮食歉收非常严重，甚至到了不管采取怎样的行政措施都无法保证充裕的程度。人们认为新的自由即便没有造成短缺，也刺激了这些年来的粮食短缺。当时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公共争论，支持传统调控的一方指责改革者们听信空想理论家的建议，放弃了王室多年来维持臣民生命的义务，使他们忍饥挨饿。有观点认为，从长远来看，缺乏调控所造成的高价格会刺激生产，最后粮食价格还是会随之下降。对于这种论调，直面粮食骚乱的法官们敦促持有此类论调者现实一些，1773年，在目睹了把城市推向混乱边缘的骚乱之后，波尔多高等法院院长致信本省总督：“这些人有理由抱怨，他们现在买不起面包，常挂在嘴边的话简单说来就是：宁愿被绞死，也不愿被饿死……为什么要让面包价格居高不下？在我看来——我必须承认——在一个税负如此之高的国家，国王必须肩负起如下责任：保障臣民们唯一剩下的东西——生命。”[21]面对种种问题，大臣们动摇了，但18世纪70年代早期施行的关税优惠政策未能重建市场信心。人们控诉他们和牟取暴利的个体垄断商签订了“饥荒条约”，把谷物贸易交给后者，有意让人民忍饥挨饿。

事实上，在1770年左右，人们对于法国总体统治模式的信心正急剧丧失。尽管洛林和科西嘉先后并入法国(1766年和1768年)，弥补了“七年战争”的一些损失，但在战争之后，法国与奥地利继续保持的同盟关系极不受欢迎。1770年，路易十五的孙子——也就是他的继承人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公主的婚姻加强了两国联盟。不幸的是当时在巴黎举行的婚礼出了岔子，发生了踩踏事件，导致136人死亡，这看起来像是一个预兆，凡尔赛照常进行的庆典则留给首都人民悲痛的记忆。当时路易十五的淫荡好色可谓人尽皆知，尽管法国臣民对国王与新的宫廷情妇杜巴丽夫人的风月之事(同样好色的亨利四世就保持着受人爱戴的贤君形象)并无太多怨言，但在人们心里，杜巴丽夫人和巴黎大街上的妓女别无二致。她的位置使她和政治难免会有瓜葛，她与莫普和泰雷的升迁，以及受人欢迎的舒瓦瑟尔公爵的失败都有关系，这些事让她备受世人唾骂。泰雷除了被人们质疑发起“饥荒条约”之外，还宣布政府的部分破产，这激怒了所有政府股份持有人。后来，他又修改税额评估条款，提高征税效率，很快为自己“赢得”了“勒索者”的骂名。与此同时，莫普对高等法院的攻击也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抗议浪潮。伏尔泰相信强大而仁慈的王权才是改革的最佳人选，并认为愚昧的法官是卡拉斯案和拉巴儿案的凶手，因此他为惩治法官欢呼雀跃。除他之外，大多数启蒙哲人都加入了抗议阵营。狄德罗在莫普进行改革期间写道：“我们处在危机边缘，其结果要么是奴役，要么是自由，若是奴役，则会和摩洛哥或君士坦丁堡一样。如果所有高等法院都被解散了……那么对于能阻止王权滑向专制的正确信念，我们只能说再见了。”[22]他和其他人一样，都相信孟德斯鸠的理论。如果没有中间力量遏制王权，那它就是专制，是最糟糕的政体，国民也没有权利和安全保障。高等法院不论有什么缺点，都是法国人面对权威的一道保护屏障。然而，在我们今天看来这都是幻觉。在抗议莫普行为的过程中，不论是在被打击的法庭印发的谏诤书还是在个人的小册子上，都出现了一个新的主题：三级会议。这是一个古老的国民代表会议，自1614年起再也没有召开过，所有人对它的构成和权能都只有非常模糊的概念，但每个人都相信三级会议的权威比高等法院更大。随着莫普改革措施的巩固，最初针对他的抗议偃旗息鼓，三级会议的呼声也逐渐消失。但这个念头已经出现了，并在接下来15年的政治讨论中被不断重新提起。

经历了这些创伤后，人们都认为路易十六的登基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好机会。路易十五的棺材在夜间被快速运走之后，人们对这位没有任何污点的年轻国王寄予了无限厚望。然而，他的“纯洁”很快变成了公众笑柄。自1770年结婚后，他虽然没有刻意回避夫妻生活，却无法使王后怀孕。他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女孩，直到1778年才出生，在接受了医疗照顾后才得以存活。与此同时，各种小册子里的下流谣言已经满天飞了，大部分都直指王后对夫妻生活的沮丧，虽然这种沮丧纯属推测。不过她的奢侈、轻佻和对政务的草率干预都很容易使她成为靶子，更何况她那变幻无常的哥哥约瑟夫二世在国际事务中犯了重大错误，法国随时面临被卷入战争的危险。当1785年人们听到王后要买一条极为昂贵的钻石项链的流言时，没有人感到吃惊。掉以轻心的红衣主教罗昂想要讨好王后，把项链弄到了手，但最后发现自己也成了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的受害者。整件事与王后没有一点关系，但在1786年的公审中，罗昂在高等法院面前为自己洗脱了罪名。这场审判对王后的行为肯定是一种潜在的伤害，她认为罗昂被无罪释放是对她本人的侮辱，即便这场骗局的犯案人员已经受到惩罚。红衣主教被释放后，大批人群为之庆祝，显然是对王后遭到羞辱感到高兴。而王室很快将无罪的罗昂发配到外省流放，这种恣意妄为招来了谴责。此时国王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分别于1781年和1785年出生)，也许国王本人的公众声望比10年前更高，但丑闻使整个宫廷声名狼藉，就像路易十五晚年一样糟糕，特别是在后来——当人们在1787年第一次知道宫廷到底花了纳税人多少钱的时候。

重建高等法院未能挽回被莫普破坏的政治信任。众多法官在一片欢呼声中官复原职，但莫普时期被流放的“归来”法官和与莫普合作的“留任”法官之间很快发生了争执，几名归来法官在争执中名誉扫地。巴黎高等法院在1775年和1776年象征性地反对了重农主义大臣杜尔哥的改革之后，再也没有坚持对抗权威的立场。一位心生厌恶的外省法官在1783年评论道：“曾经，法官们怀着为民谋福利之心……在威严的审判席上对大臣们的破坏性政策提出严正抗议……现在他们在骄奢淫逸的生活中失去了斗志，只顾追名逐利，对国王的意愿都盲目遵从。”[23]于是，人们继续寻找能使法国有效防范专制侵害的机构，这里的“专制”既指中央大臣，也指在地方代替国王行使权力的督办官。督办官绝不仅仅是听从上级差遣的代理人，他们被赋予了极为广泛的权能，而拥有独立行动能力的主体职能总是很宽泛的。到了18世纪后期，督办官对外省生活的影响扩散到更多方面，动机是他们有改善其治下(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所有人生活的义务，不论被治者喜欢与否。不少督办官是重农主义的公开信徒，比如成为中央大臣之前的杜尔哥。这些人都认为要在力所能及之处进行理性化改革，把最新知识投入实际的公共应用。然而他们的一系列行为，比如强行要求街道整齐排列、推行天花疫苗、把不卫生的墓地从城镇中心迁走、禁止出售疫牛、制订强迫穷人参加劳动的方案等，都加深了人们的偏见，更何况他们天生就是不受欢迎的税务官，此时的境况就更加糟糕了。他们的行为也引发了自身与其他地方权威的冲突，比如高等法院和省三级会议。其实高等法院和省三级会议反对的不是那些启蒙议程，而是他们的权威和纠缠不休。一名督办官在1787年9月指控贝桑松高等法院“完全不受任何监管……它荒唐的行为被荒唐地指挥执行，除了最盲目的专制主义，它不用接受任何管制……它和下属人员的绝对权力完全免于任何义务……它们制造最致命的麻烦却可以不受到任何惩罚”[24]。

人们越来越觉得，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是某种形式的省级代议机构。有些省已经有了这样的代议机构，当然是以三级会议的形式存在。三级会议省区和其他地方一样，也有督办官，但代议机构可以和督办官讨价还价，并分享后者的一些权力。18世纪80年代中叶，布列塔尼的历史充满了二者的对抗。尽管三级会议在明显挑战高等法院的权威，但自从18世纪50年代起，许多深思熟虑的高院法官还是开始支持在各自地区建立三级会议，或者恢复废弃已久的会议。18世纪70年代，不少高级法庭，如巴黎独立税务法庭和格勒诺布尔、波尔多高等法院时不时地提出召开三级会议。重农主义者也非常提倡组建由大地产主构成的议会，尽管他们越来越怀疑能否将三级会议作为议会模板，毕竟它成分太复杂，并受缚于传统。杜尔哥和他的顾问杜邦·德内穆尔在任职期间，一直梦想建构一套从村庄(或市镇)到省区整齐划一的地主代表大会层级体系。不过，在1787年之前，他们唯一迈出的实质性步伐就是内克在1778年提出建立所谓“省区行政院”。这个地主团体的提名在初审法院中进行，其中(和朗格多克的三级会议一样)贵族和教士各占四分之一，第三等级占一半。后者并不是传统省区中的所谓议员，而是督办官在该财政区的副官。贝里和吉耶纳北部最先实行该政策，而当内克1781年辞职时，当局正准备在布洛涅周围建立第三个行政院，但第三个从未建成。另外两个行政院，包括休会期间的委员会，在革命之前一直运转良好。虽然它们备受争议，不过从如何使国家管理方式具有更多代议成分的角度看，这确实是一个可行的范例。

内克的所有政策都饱受争议。事实上，他的整个人生和全部观点都是对现行政策的直接挑战。他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瑞士新教银行家，夫人常常举办沙龙，于是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内克成了巴黎知识界的名流。在沙龙里，他往往沉默寡言，一脸深沉，而内克夫人则精心地为丈夫营造了一种具备超凡理财能力和过人智慧的精英形象。1775年春，正值“面粉战争”高潮时，内克出版了一本书，支持对谷物贸易进行调控，让杜尔哥及其自由贸易政策的支持者大为恼火。这本书为内克带来了极高的声望，“内克狂迷”由此开始，几经起伏，一直持续到1790年。因此尽管内克是外国人，而且是异教徒，却能总揽政府财政的总监大权。掌权者们没有选择一个更正统的候选人，也表明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已经丧失信心。除了以独特的方式管理财政之外，内克还着手重组中央审计程序与税收结构，授意对官职买卖进行全国范围的调查，以限制过度买官。同时，他建立了省议会，部分抵消高等法院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他一直努力让公共舆论站在自己这边。对于这股兴起于18世纪中期的新兴力量的政治重要性，内克看得比其他任何人都清楚。他也发现了公共舆论的限度：1781年，当他试图利用自己的声望在高层政策制定中赢得更多发言权时，遭到了国王的回绝。内克辞职以示抗议，但丝毫没有威胁到路易十六，因为后者曾经有过前车之鉴。所以在改革之路上，内克只能走得更远。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没有重拾银行业，而是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写了一本辩护书——《财政管理》，以极为丰富的细节揭示了中央政府的运作方式。该书在1785年以三卷本的形式出版，畅销国内外。这其实是作者自己的一份声明：他应该被视为国家大臣的天然人选，如果国王还希望让自己的政府获得公众信任，那么他迟早要召回内克。

然而这些只是内克的拥趸们的看法，在职大臣觉得他们完全有权掌控公众信任。毕竟，国王推行的最重要的政策取得了不小的胜利。1783年英国承认北美殖民地独立时，法国的“七年战争”之耻终得昭雪。法国的陆海援助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海外斗争如火如荼之时，维持欧洲大陆的和平同样极为不易，难怪这一系列成就的总设计师韦尔热讷会对内克哗众取宠的把戏嗤之以鼻。而继莫普之后，韦尔热讷成为国家首相。但撇开战争开销不谈，干涉美国独立战争的行为本身又在法国引发了新一轮不满。

保守派从一开始就警告国王：支持共和主义反叛者抗击另一位君主是不明智的。但早在美国宣布独立之前，法国国内的公众注意力就已被当时的争端所吸引。1772年由雷纳尔神父署名出版(事实上是一本合著作品，作者中还包括狄德罗)的《两个印度的哲学史》使读者们对美国独立做好了心理准备。书中对欧洲海外扩张的批判引起了轰动，同时还预测了殖民聚居点将会独立。在预言成真之后的18世纪末，这本书的再版达到50次之多。在与英国政府的争执中，美国人一开始就提出自由和代议制的说法，这使笼罩在专制主义之下的法国立刻产生了惊人的共鸣。当约翰·亚当斯1778年造访波尔多时，当地高等法院院长以如下宣言欢迎他：“它[25]不能不同情世界上每一位自由的挚友……它同情自由事业中的受难者，因为它自己就在这项事业中受难多年。它曾在路易十五时期被废除，因为它撰写谏诤书，控诉专断的行为和致命的朝廷法令。”[26]英国于1783年宣布停战，8000名援美战士凯旋，这使法国第一次对美国产生了直接了解。雷纳尔在1780年又出版了一本关于美国独立战争的著作，尽管他本人从未去过美国。作家们为了满足大众热情，写了大量关于新世界生活的书，他们同样都没去过美国。很快，译著成为这场斗争中的关键文献，例如潘恩的小册子《常识》、美国《独立宣言》和几个新州的宪法。在1777—1783年间，新共和国大使富兰克林的高超宣传手段完全征服了巴黎上层社会。他作为避雷针的发明人已经名扬天下，而其通俗的哲学思想与简朴的风格更使宫廷和知识分子沙龙为之倾倒。他似乎是卢梭式简朴美德的活生生的例证，来自森林般的世外桃源，远离欧洲令人厌倦的俗世。尽管富兰克林在大都会的流光溢彩中如鱼得水，并公开宣称自己认为这一切无须改变，但他还是引发了对贵族原则的第一次进攻。叛逆的贵族米拉波伯爵出版《思考辛辛纳图斯的等级》(Considerationa on the order of Cincinnatus)[27]一书，谴责了独立战争中法国军官为纪念自己参战而设立的一种世袭骑士等级制。让米拉波注意到这一问题的正是富兰克林，当时像虚荣的拉法耶特一样的回国军官正在整个巴黎炫耀他们在新社会获得的勋章。因此，美国发生的事情批判性地反衬了法国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人们对美国所代表的新共和国与政体充满了浓厚兴趣，即使在独立战争结束之后仍未消退，而随着退役士兵们陆续回国，人们有了更好的消息来源。

至于美国的新闻来源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意味着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看到，一个全新的开始是有可能的。现存的政权可以被推翻，在此基础上，人们可以向着更理性、更自由的方向建立新社会。人类法律和社会组织的改善、再生都不再是乌托邦的想象。善于从每次风潮中渔利的临时记者雅克-皮埃尔·布里索最会审时度势，当他读到时下美国最流行的读物——克雷弗克的《一个美国农民的来信》时，他写道：

在欧洲人麻木的灵魂中，这些信也许能重新激起或唤醒对美德与简朴生活的向往……充满活力的灵魂能得到更多的启示。欧洲人会发现一个他们梦寐以求、渴望实现的国家和政府，那是一片以他们自己的语言与他们对话的土地。还有让他们为之嗟叹但终归并不存在于现实中的幸福。[28]

事实上，用1789年的革命领导人让-约瑟夫·穆尼耶的话说，美国正好迎合了人们“对变革的蠢蠢欲动与热烈渴望”[29]。在人们追求各种奇观的潮流中，不论是富兰克林的避雷针以及1783年和1784年法国多个城市中出现的人工驾驶热气球飞行，还是催眠术的流行和通过叩击可能隐藏着的自然力量——“动物磁力”达到神奇的治疗效果，这种渴望都表露无遗。现存的宗教也许会失去其神秘的吸引力，但科学正在创造其他奇迹。这种更新奇、更真实的智慧的追寻者们相信，他们最有可能在共济会的“御艺”中找到此类智慧。在1732—1793年之间，法国先后建立了800~900个共济会分会，其中三分之二都是在1760年后建立的。在1773—1779年间，共济会总计招收了2万名新成员。到18世纪80年代，任何略微重要的城镇都至少有一个分会。尽管罗马教皇将其指责为某种起源于英格兰新教的自然神崇拜，法国社会的精英还是对此津津乐道。伏尔泰就在最后一次走访巴黎时被拉入了共济会，并且与富兰克林在“九姐妹分会”的会友集会上象征性地进行了拥抱。进入共济会要经过层层筛选。女性不得入会(尽管在18世纪80年代出现了几个大胆的全部成员为女性的分会)，男人入会则是因为在那里能碰到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共济会设置了无数的筛选梯级，只有能人好手才能通过。在各分会内部，人们称兄道弟，互为平等之人，根据才能而非名衔选择领导。就像当时各地蓬勃发展的文学社团一样，大多数共济会会员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平民。事实上，两个团体往往由同一群人组成，在共济会中，他们之间的文化平等得到了全面认可。共济会集会主要由各项仪式组成，然后就是吃吃喝喝。很多会友希望能让这个组织发挥更实际的作用，他们组织了慈善募捐，“九姐妹分会”则投身于18世纪80年代中期为冤案平反的司法运动中。多数组织会避开政治，不过在1787年，一个自称“光照派”的群体想利用共济会组织颠覆巴伐利亚政府，其密谋被曝光后引起了轰动，自身诉求秘而不宣的共济会运动也引起了普遍怀疑。当时人们容易上当的另一个标志就是他们相信阴谋论，而同样的思维方式也倾向于追求用简单、普世的公式解决一切问题，不论这个问题本身多么复杂。在即将到来的风暴中，这种心智的限度将暴露无遗。

[1]　L. Réau, L’ Europe française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 Paris, 1938, p. 47.

[2]　16—17世纪法国新教徒形成的一个派别，他们反对国王专制。——译者注

[3]　D. Mornet, 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715-1787, Paris, 1933, p. 311.

[4]　Ibid., p. 307.

[5]　R. Darnton, 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édie 1775-1800, Cambridge, Mass., 1979, pp. 295-296.

[6]　世俗神父是入世教士的一种，他们生活在修道院之外，住在俗界，与修道院教士不同。——译者注

[7]　路易十五登基时只有5岁，奥尔良公爵腓力二世在1715—1723年任摄政王。——译者注

[8]　De l’ esprit des lois (Geneva, 1748), bk, xi, ch, vi.

[9]　M. Cranston, Jean Jacques: The Early Life and Work of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54, London, 1983, p. 228.

[10]　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在1713年颁布《天主独子》通谕谴责冉森教徒著作《道德思索》，法国国王和主教都接受了这一通谕。——译者注

[11]　这是一个反宗教改革的会议，重申了天主教的绝对权威。——译者注

[12]　J. Lough, France on the Eve of Revolution: British Travellers’ Observations 1763-1788, London, 1987, pp. 160-161.

[13]　朗格多克没有高等法院，管辖该地区的应为图卢兹高等法院。——译者注

[14]　这道刑罚费了很长时间，因为役马不习惯硬拽，所以一直没有成功将人撕裂，后来换成6匹马并施以鞭打才完成行刑。——译者注

[15]　贝加利亚(Cesare Beccaria， 1738—1794)，出生于意大利米兰的贵族，被誉为古典犯罪学创始人、废除死刑之父、现代刑法学之父。——译者注

[16]　M. Ozouf in K. M. Baker (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i: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Old Regime, Oxford, 1987, p. 422.

[17]　T. Besterman, Voltaire, London, 1969, p. 427.

[18]　莫普(Maupoeu， 1714—1792)，法国当时的掌玺大臣、大法官，在1770—1774年间进行了一场司法改革，被称为“莫普改革”。——译者注

[19]　Mme d’Epinay to Galiani, in L’ Abbé E.Galiani: Correspondance, ed. L. Perey and G. Maugras Volume 2, Paris, 1890, i. 375.

[20]　魁奈(Francois Quesnay， 1694—1774)，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宫廷医师，重农学派创始人。——译者注

[21]　W. Doyle, The Parlement of Bordeaux and the End of the Old Regime 1771-1790, London, 1974, p. 205.

[22]　J. Lough, An Introduction to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London, 1960, p. 192.

[23]　Correspondance de Félix Faulcon, ed. G. Debien (2 vols, Foitiers, 1939), i, 180.

[24]　B. S. Stone, The French Parlement and the Crisis of the Old Regime, Chapel Hill, 1986,pp. 147-148.

[25]　指高等法院。——译者注

[26]　The Adams Papers: Series I, ed. L. H. Butterfield (4 vols, Cambridge, Mass, 1961), iv, 35.

[27]　据历史传说，辛辛纳图斯在公元前458年被推举为独裁官，率军援救被埃魁人围困的罗马军队，击败敌军之后即解甲归田。——译者注

[28]　D. Echeverria, Mirage in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French Image of American Society to 1815, Princeton, 1957, pp. 152-153.

[29]　Adolphe, ou Principes élémentaires de politique, London, 1795, p. 91.

第三章 危机与崩溃(1776—1788)

自“七年战争”[1]的灾难以来，法国人一直渴望目睹英国的傲气受挫，希望看到这个“现代迦太基”强权的瓦解。在路易十六即位的时候，事情的进展似乎很顺利，因为大不列颠与其北美13个殖民地的矛盾日益加深。法国观察家们则兴致勃勃地观望着这一切，到1776年春天，外交大臣韦尔热讷确信“英格兰蒙羞的时刻来临了，此乃天意”[2]。他劝说国王，此时介入英国和美国的冲突对法国有极大的好处。4月份，秘密补给开始运往美国，法国海军也开始行动。法英关系从此恶化，并在1778年2月法美签订同盟条约时跌入最低谷，随后则是长达5年的全面战争。当战争结束时，不列颠帝国的实力确实被削弱了，法国终于报仇雪耻，国际声望也得以恢复，但这一系列举措也将国家推到了财政亏空的边缘。

这并非不可预见，杜尔哥早就意识到前几次战争造成的财政负担。他在1774年任财政总监的时候就警告过国王，厉行节俭对于恢复财政健康至关重要，否则“第一声枪响将把国家打入破产的深渊”[3]。1776年，在离职的前一个月，杜尔哥指责韦尔热讷关于介入美国事务的建议，他认为：战争的开销将使财政改革的希望彻底破灭，却不见得能真正削弱大不列颠。时间证明杜尔哥的两个判断都是正确的。但在1776年，杜尔哥手下的大臣们对他的政策和判断都失去了信心，况且在接下来的6个月中，人们找到了一个自信能解开乱麻的继承者。1776年10月，内克被任命为国库总管。他并非在默默无闻中被提拔起来的，而是非常用心地将自己塑造为一个有影响、有能力、能在杜尔哥的严苛政策之外提出新思路的人。人们对他的就职寄予了厚望。内克下定决心不增税，他相信通过节俭和调整预算结构，制止私人金融家牟取暴利，国家日常收支就能实现平衡。井井有条的财政秩序能够唤起人们的信心，而民众的信心又使国王能够举债以保证非日常的开销——其中最不同寻常的就是战争经费。

内克几乎完全靠借债筹措了法国介入美国战争需要的钱。他在职期间没有增加任何新的直接税，债务利息被算作日常开支的一部分，他声称通过节俭和“改善措施”能够支付这笔钱。自1777年上任到1781年5月离职，依靠这套体制，内克通过举债筹到了5.2亿里弗。绝大多数国债很快就被认购一空，巴黎高等法院只在第一次发行债券的注册问题上设置过障碍。借贷的成功要部分归功于较短的还款周期和高额利率，然而内克相信真正的原因是大众对他理财能力的信心。1781年2月，由于敌对大臣和心怀不满的私人金融家的政治诽谤，内克备受困扰，他企图采取一种前所未有的行动来捍卫人们对他的信心。在获得国王批准之后，他出版了《上疏》，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份公开的法国王室财政状况资产负债表。报告显示，在三年的战争和不增税的情况下，国家的正常收入比正常开支多出1000万里弗左右。《上疏》十分热销，公众对内克心悦诚服。没有人询问非正常开支是多少，而战争的花销正是算在非正常开支里的。在接下来的7年中，每当大臣抱怨财政困难，人们就会说，在内克时期一切都在控制之中。这种信任使内克在1788年得以重返原职，但在1781年，《上疏》却导致了他的下台。靠着《上疏》带来的民望，内克试图迫使国王批准他进入枢密会议，他之前因其宗教信仰而一直被排除在外。国王听从了莫勒帕和韦尔热讷的建议，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内克辞职离任。

《上疏》将内克的个人信用和国家信用等同起来，他的辞职使国家信誉受到巨大打击。其继任者儒里·德·弗勒里[4]觉得有必要增税，当然，这惹来了高等法院的反对，不过这些反对都被轻松克服了。不管怎样，新的收入使国王能拿出进一步举债所需的利息。因此，从1781年5月到1782年底，政府又筹到了近2.52亿里弗。美国独立战争总共花去了法国近10.66亿里弗，而且这笔开支并没有随着1783年和平的到来[5]而结束，1782年开征的第三轮廿一税[6]在战争结束3年之后就会停收，而1783年11月上任的新财政总监卡隆发现他也不得不继续借债。

在阔别13年后，1778年卡隆回到故乡佛兰德斯省任总督。他官运亨通，平步青云，但落了个油滑世故、野心勃勃、趋炎附势的名声。卡隆和宫廷显贵的关系很好，并且博得了彼时的重臣韦尔热讷的信任。凡尔赛对卡隆就职持欢迎态度。与杜尔哥和内克不同的是，卡隆完全没有要在宫廷推行节俭的意思。确实，他相信为了“有价值的奢侈”而挥金如土能够增加信用度。这似乎比较有效，从1783年到1787年，卡隆借到了6.53亿里弗。但到了1785年，逐渐有人质疑这样的政策是否能够长久。同年，内克出版了《财政管理》一书，他在书中既为自己过去的做法正名，又含蓄地指责了卡隆的做法。而自从1777年以来就从未犹豫过注册国债的巴黎高等法院，却在1785年强烈反对注册新债，以致其成员被集体召至凡尔赛。国王明确地告诉他们，他对自己的财政总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即便如此，此次的国债虽然条件优厚，但认购仍然非常缓慢，而且1786年的春天整个巴黎一直在谣传卡隆将被免职。尽管王后及其亲信大力支持卡隆的政敌，但有韦尔热讷为他撑腰，卡隆还是安全的。“现在看来，这个王国的财政不会向节俭发展。”1786年8月24日，目光敏锐的英国事务专员心怀嫌恶地写道：

继续购买大量奢侈品，在各种的王家场所大兴土木。靠着他的“慷慨大方”和谄媚功夫，卡隆在他最关键的时刻得以屹立不倒。但和他前任各届中最腐败堕落的人一样，完全没有意识到要减轻人民的负担和降低国家需要偿还的利息。[7]

这位专员并不知道，就在4天前，卡隆向路易十六递交了卡佩王朝有史以来最激进、最全面的改革方案。卡隆声称，在递交之前他已经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研究《财政改进计划》。毫无疑问，路易十六用了好几个月才弄明白并认可该方案。一开始，卡隆必须说服国王改革是非常必要的。1786年，这位财政总监解释道：该年将会有1.12亿的财政赤字，接近预期岁入的四分之一，可是在年底第三次廿一税就到期了，于是，在接下来的10年中，政府每年都将承受巨大的债务负担，该负担来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法国发行的短期债券，而来年收入的一大半都已经被预支了，这笔钱又是以预期的税收收益为担保、以短期借贷的形式从金融家们那里筹措来的。这样的做法本身司空见惯，但数额之巨大却前所未有。

(卡隆总结道)进一步举税是不可能的，总是借债也不是办法，仅限于经济层面的改革也是不够的。事已至此，通常的手段已经不足以达成我们的目标。唯一有效的措施是纠正整个国家体制内的一切弊端，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也是使财政秩序重回正轨的唯一方法。[8]

这次改革有三个部分：首先，是一系列的国家财政和行政改革计划，目的是“确立更一致的秩序”。它们主要围绕废除现存的三个廿一税及其各种附加税而展开，另外还针对特权阶层和特权团体享有的免税权、复利以及专门供给品。“领土税”取代了这套复杂结构。它是一种针对所有土地所有者征收的永久实物税，在收获季节上缴，无人可免。此项新税将由省代表集会中的纳税人与地方总督合作征收和管理。卡隆估计新税带来的收入会比廿一税多3500万里弗，而且通过一系列其他改革措施的推动，诸如新开征印花税以及更有效地管理王室领地等，新税制将会带来更多岁入。

如果纳税者生意兴旺，政府甚至还会有更大的收益。卡隆希望通过改革计划的第二部分着眼于经济刺激。卡隆听取杜尔哥前任助理杜邦·德内穆尔的建议，采纳了因杜尔哥1776年下台而搁浅的几项重农主义政策。他提倡取消对谷物贸易的控制和国内关税壁垒，在未能将徭役折算成税金的地方推行“以税代役”。1786年9月，韦尔热讷和英国达成了一项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将有利于法国农业的发展。但这些措施和财政改革都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只能通过继续借债来争取时间，避免眼前的危机。卡隆方案的第三部分旨在树立发行新国债的信誉。卡隆还建议，在将改革计划送往高等法院注册之前，首先应该获得举国上下的一致认可，这样能提前打退批评者，并告诉债权人，他的这套使国家财政重回正轨的做法已经获得了全体国民的支持。显然，寻求这种支持的平台应该是自1771年政治危机以来大家一直都在讨论的三级会议。卡隆考虑过三级会议，但他觉得其太难以预料，也太不受控制，因此放弃了这一选择。来自高等法院的抗议已经够糟糕了，而那些自视为民选代表的人所制造的阻力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之前还有另一种代议体制——显贵会议，与会者全都由国王提名，因此可以精挑细选。他们必须都是“有身份地位、值得公众信任的人，他们的认可将会极大地影响舆论”[9]。仅被选为代表这一无上的荣耀就足以使他们俯首帖耳，更何况有王国精英对该计划的公开支持，卡隆确信实施计划的贷款肯定能到位。

路易十六最终在1786年12月29日认可了改革计划。而显贵会议将于1787年1月29日在凡尔赛召开，旨在讨论国王就“减轻人民负担，恢复财政秩序以及关于各种奢侈消费的改革”等问题的看法。政府并未泄露更多的细节，于是人们议论纷纷。显贵会议一直拖到1787年2月22日才正式召开，因为卡隆和韦尔热讷先后患病，而且唯一毫无保留支持改革的韦尔热讷在2月13日去世了。在1月29日到2月22日这段延滞期，144名提名人有足够的时间互相接触了解，而64个外省代表则能够探知首都的政治氛围。代表中的非贵族不到10人，另外有18位教士、7位亲王，每人被指派去主持一个小组会议。36位公爵以及其他贵族和领主中的大部分人是将军、省区长官或有执政经验的人，他们之中还有自封的美国战争英雄、野心勃勃的名流拉法耶特。此外还有12位高级行政官员、38位高等法院法官、12位税区代表以及25位大城市市长。当这群显贵共聚一堂听到财政总监的提议时，显然不会像卡隆预料的那样唯命是从。卡隆对于管理政治会议毫无经验，完全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也不知如何驾驭它。

在他备受争议的政治生涯中，卡隆树敌无数，而这些人都列席了显贵会议。高等法院早在18世纪60年代就对他怀恨在心，因为他和当时针对高等法院中央集权的改革关系密切。和外省高等法院法官一样，巴黎高等法院的第一任法官也是卡隆的仇人。自1783年以来，卡隆就将带头的高级教士们强行离间拆解，以此威胁教士向王室交更多的钱。但在挑选教士代表团时，他却满足于听从图卢兹主教洛梅尼·德·布里耶纳的建议。布里耶纳掌控教士议会和朗格多克的三级会议多年，办事老到，而且善于隐藏自己的执政野心，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在卡隆的同僚中，只有韦尔热讷对他的计划了然于胸，而其他人觉得并无义务支持卡隆。有的人想利用显贵会议扳倒卡隆，剩下的人则是内克的拥趸。尽管这位来自瑞士的“奇迹先生”本人不在显贵会议中，但自从会议开始，他就成了议论焦点。在会议上，他有很多崇拜者，当卡隆在开场演讲中提到当前国家正经历一场严重赤字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上疏》。如果内克能在三年战争之后仍能做到盈余而且不加税，那为什么在三年的和平之后会有赤字和廿一税呢？卡隆的挥霍无度和大举放债成为众矢之的。人们完全有理由作出以下推论：且不说他尚未拿出数据证明危机的存在，如果当前有危机，那么理当由他负责。

假使提议不是由卡隆提出的，那么它在显贵会议上将会更受欢迎。正如塔列朗所言：这份计划“毕竟是众多聪明人研究了多年的结果”[10]。其实计划的大部分内容都得以顺利通过，批评主要集中在“领土税”、外省议会和强迫教士偿还团体债务的提案上。当时的显贵们毫不含糊地宣称自己支持最基本的纳税平等以及按纳税额度、比例来确定代表的原则，但是基于其地主身份，他们质疑将一种永久的、可变的税金完全加诸他们身上是否公平，征收实物税是否可行。此外，显贵会议的所有成员都属于本国的第一和第二等级，他们认为应当确保贵族和教士在外省议会中占有相当比例，而且如果要做到具有代表性的话，这类组织的决议不应屈从于督察的否决权。最后，主教们将偿还教士债务看作大臣们攻击教会行为的延伸。教士们很清楚，假如他们支援政府的债务被还清了，那么他们长期以来的自我征税权将得不到保证。他们表示，如果没有教士大会的允许，他们无法批准这些改革。与此类似，法官们也表示不能预先决定高级法庭的意见。实际上，绝大多数显贵也不知道自己在为谁说话。拉法耶特后来给华盛顿写信说，“我们并非这个国家的代表”，“我们声明，尽管无权阻止任何事，但如果我们认为某事不合时宜，我们有权建议不做此事，除非我们知道政府开支所产生的成效以及财政计划，否则新税对于我们就是不可想象的”[11]。这确实是显贵会议召开第一周时的代表性观点。卡隆在开始时主张，既然国王已看过账目，那么大家就应该相信国王。显贵们则针锋相对地说这和征求他们的意见是两码事。最后，在3月2日，卡隆极不情愿地公开了他的估算，并同时明确指责1781年的《上疏》是虚假和具有误导性的。内克一派因此勃然大怒，而其他心怀疑虑的人则要求看到更多详细的账目以便下定决心。3月3日第一次有人公开声称显贵会议无权批准新税。如艾克斯高等法院的检察长勒布朗·德·卡斯蒂隆所言，这项权利只属于三级会议。

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公众非常渴望获知显贵会议的消息，一时间流言四起，好在大量还算可靠的消息泄露了出来。小册子被四处发散，其中大部分对卡隆怀有敌意。当时众人皆知的笔杆子——放纵的米拉波伯爵指责卡隆专制蛮横、奢侈挥霍、渎职无能，甚至还涉嫌倒卖股票的罪行。这种气氛刺激着显贵们进一步要求公布详细账目，并对卡隆的计划吹毛求疵。因此，当3月12日卡隆在一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国王很高兴看到显贵会议取得了一致时，显贵们对他的怨愤就更深了。面对激烈的抗议，卡隆还是发表了讲话，这预示着其策略的第一次重大改变。既然在私下里未能恫吓显贵，那就利用公众关注的压力来迫使他们就范。3月18日，卡隆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提议将显贵会议的议程完全公开。3月31日，基于前段时间的铺陈，他发表了整个改革提案的原稿，并且还附上了一个简介(即《通告》)。《通告》是单独印刷的，在教区教士手中自由传阅，并敦促他们在布道坛上诵读，其目的显然是引导公众质疑那些批评卡隆者的动机。文中暗示，显贵们的所谓疑虑，全都是借口：

我们要付更多的钱!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谁是“我们”？只是那些付得不够的人。他们要按照公正的比例缴纳税款，没有人会负担过多。

特权会被牺牲!是的，这是公正的需要，是当下境况的需要。难道将负担加诸无特权者的身上会更好吗？

将会出现强烈的抗议!这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如果不牺牲少数个人的利益，怎么实现大众的利益呢？世上哪次改革不会招来怨言呢？[12]

但是这次针对批评卡隆者的大胆举措彻底失败了。显贵们向国王发出更加愤慨的抗议，而公众则对卡隆的呼吁无动于衷。大家将此举视为一个毫无信誉可言的政治投机家的最后一搏，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即使是国王本人也开始感到气馁了，会议议程毫无进展，他的总监看起来也没有办法让他人信服自己的诚意和好意。廷臣、政敌和野心勃勃的人都想落井下石。路易十六为了改革坚持到了最后。4月8日早上，他将侍奉其时间最长的司法部门首长米罗梅尼尔革职，因为后者明显没有支持卡隆。但就在当天晚些时候，财政总监本人也被罢免了。国王已经表明，只有新人才能全力推进改革，而大家对卡隆下台的庆贺也预示着政治气氛会有所改善。

然而，找到接班人并非易事。米罗梅尼尔的后继者是显贵会议成员——拉穆瓦尼翁，他一直是巴黎高等法院较有能力的法官，也是司法改革的倡导者之一。这次任命受到普遍欢迎，但国家面对的问题是财政困难，一时间无法找到愿意担负前任免职总监的改革计划的人才。内克仍然是公众的首选，可是国王并不喜欢他。就在卡隆被罢免当周的周末，国王轻蔑地指示，内克的《上疏》遭到卡隆的抨击，王室不应替他说话。内克因其厚颜无耻而被逐出巴黎。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候选人是布里耶纳，他从一开始就想利用显贵会议作为自己升迁的垫脚石。国王也不喜欢他，但在将财政交给一个官僚气十足的庸才[13]打理了3周之后，他还是妥协了。国王获知王室股票正一路下跌，如果再不采取应对措施，信用度必会一落千丈，于是在5月1日任命布里耶纳为王室财政总管，信用度便立刻回升了。面对这场一错再错的改革试验，除了显贵中最有能力、最聪明也最灵活的布里耶纳，似乎没有其他人能够力挽狂澜。

布里耶纳自己也相当有信心。他认为领土税可以用现金缴纳，预先固定税额，在一定年限内征收，如果能保证教士和贵族在各省议会中占有席位，显贵们必然会心满意足。5月9日，他向会议的头面人物提交了修正方案。但在上个月官员更迭的时候，显贵会议除了检查账目什么也没干。随着过目的账目越来越多，他们也越来越困惑。他们没有批准卡隆计划的修正方案，首先要求毫无条件地公开国家财政状况。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要做到账目公开，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由审计员构成的常设委员会。布里耶纳并不反对这项提议，但国王认为这侵犯了他的权力，否决了此项建议。他的决定终结了显贵会议一切有建设性的行动。显贵们现在表示：他们不具备同意或者批准新税的权能。5月21日拉法耶特在会议上说：“在我看来，为了赋予国王各种必要的手段，以及确保其结果的良善，现在是我们恳请他召开一场真正的国民会议的时候了。”[14]“什么，先生？”国王的兄弟阿图瓦伯爵喊道，“你难道是说三级会议？”“是的，阁下，”这位年轻的荣誉追求者回答道，“甚至比那更好。”

这一呼吁变成了普遍的呼声。布里耶纳立刻意识到显贵会议不可能再有进展了，必须在它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之前将其了结，于是，5月25日显贵会议被解散。在一场毫无争议的闭幕演讲中，布里耶纳宣布他将全力推行修正后的领土税、省级会议和卡隆原方案中的各种举措。由于已经高调宣布自己不代表任何人，显贵会议也不得不随之解散。蒙托邦的市长解释道：“至少，没人能说我们投票赞成过任何税制。”[15]无论如何，显贵会议都是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一场只能靠革命解决的政治危机的开始。召开本次会议旨在解决一系列迄今尚未弄清的财政问题，而3个月的议程极为清晰地向全法国乃至全世界表明了问题的严重程度。其结果就是使公众怀疑绝对王权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并鼓励人们反对王权的政策提案。布里耶纳把这一切看得很明白：

如果到显贵会议解散时还没有达成收支平衡(4月16日他需要向国王汇报)，那么在解散之后，就只能重回征税的老路，届时我们会遭遇巨大的阻力。召开本次会议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会上达成的意见能克服各种障碍，但若达不成意见，其效果和直接的反对无异。[16]

反对的声音已经存在，并且通过呼唤三级会议达到了顶点。在本来的策略中，卡隆认为三级会议是一项危险的举措，未将其考虑在内，但对于日后反对政府政策的人而言，呼吁三级会议却构成了他们的基本政治态度，且广受群众欢迎。显贵会议史无前例的政治场面将公共舆论推向了1771年以来的又一个高潮，而这一次的高潮再没退去。由于判断失误，卡隆向显贵施压的《通告》最终为公众舆论的发酵推波助澜。在公众眼中，他的离职使其信誉扫地，又反过来为显贵会议做了绝佳的辩护。高等法院很清楚，公众正期待他们态度坚决地对即将在高等法院注册卡隆计划的修正版表示反对。

布里耶纳内阁(他在8月份被任命为首相，该头衔自1726年以来从未被启用)也觉得改革迫在眉睫。毕竟，最初迫使卡隆制订改革方案的难题——第三次廿一税即将终止，巨额债款即将到期——仍然存在。5月上旬枢机主教的就任又使王室恢复了一点信誉，借到了一笔新债，但这也只是权宜之计。另外，国际环境在当年春天急转直下。荷兰共和国已经在内战边缘风雨飘摇了4年之久，因为国内自称“爱国者”的人意图剥夺奥兰治总督威廉五世的政治地位。韦尔热讷时期法国的政策一直是支持爱国者的，英国和普鲁士则正在煽动威廉五世展开猛烈的反扑。进一步支持爱国者可能意味着军事干预，也就意味着庞大的开销，因此，想办法解决预算危机的任务愈加迫在眉睫了。

6月底，政府内阁将改革计划送往高等法院注册，其中一些政策得以通过，例如谷物的自由贸易、以税代役，甚至建立省议会的法令都在巴黎高等法院轻松通过了。只有自1779年以来一直倡导吉耶纳省三级会议的波尔多高等法院在省议会权能不清的问题上持保留意见，它拒绝注册该法令，除非议会的具体权能得以厘清。但公众的目光聚焦在巴黎高等法院上，因为它具有贵族法院的地位，有不少于21位前任显贵会议成员在其中列席发言。大家都知道真正的斗争集中在税收问题上，这是政府计划的核心所在。首先是7月2日的印花税增加，高等法院对此的基本态度非常明确，它拒绝注册，除非政府先拿出账目说明增税的必要性。国王回应道，有足够多的前任显贵是知道具体情况的，高等法院无论如何都无权干预王室财政。他下令立刻注册。但与此相悖的是，高等法院决定提出进一步的抗议，声称无权批准永久税，这项权力只属于三级会议。政府没有在这个议题上纠缠，进而要求注册领土税。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讨论之后，高等法院依然拒绝注册，虽然并非全体否决，但大多数人都采取否决的态度。7月30日，三级会议呼声再起，法官们的立场深得民心。每逢高等法院开会，就会有大量人群聚集，上流社会的沙龙几乎一致要求法官们坚守立场。巴黎的政治俱乐部和讨论小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在一起阅读报刊，有时甚至会引发小册子和大字报的风潮，这些团体以每天一个的速度迅速出现。8月6日，政府决定启用御临法庭，强行注册税令。注册仪式在凡尔赛举行，避开了首都巴黎的忤逆气氛。在仪式上，政府宣布了全面缩减开支的计划，希望能够缓解强行注册带来的冲击。而全场出奇地安静，以至于路易十六的鼾声都清晰可闻。然而在第二天回到巴黎后，当高等法院在盘算如何应对时，大量人群涌入了司法厅，其声势之大，令人难忘。高等法院宣称强行注册是无效的，也是不合法的，三天之后，法官们投票决定着手处置卡隆，因为后者对公共资金管理不善。8月13日，法官们再次谴责强行注册的法令，博得了民众的阵阵欢呼。大臣们开始警觉，即便是那些怀疑过如此之快就动用御临法庭是否明智的人，也觉得国王必须马上重新掌握主动权，使沸腾的首都冷静下来，因此，他们接下来全都支持采取针对高等法院的一贯手段。8月15日，高等法院法官被放逐到特鲁瓦。

尽管高等法院的领导者们富有挑战精神，但从没有人想过和国王命令相抗衡。历史表明，类似的放逐从来都不是永久的，而且大多数是以王室方面的妥协甚至屈从告终。年长且相对犹豫的法官遵从了王室意愿，期望能给政治气氛降温。然而开始时巴黎还是出现了抗议骚乱，这主要是由因司法活动移交外省而丢掉饭碗的法官助理带头发起的。国王的兄弟到巴黎其他高级法庭强制注册税令，引来了阵阵嘘声和推搡，人们还和亲王的贴身护卫发生了冲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人们公开蔑视巴黎的治安管理人员，并扬言要游行示威，进军凡尔赛。一位英国观察家写道：“对国王、王后以及图卢兹主教[17]的谩骂简直令人难以置信。”[18]但政府依旧干劲十足，关闭了所有俱乐部，严禁书商经销未经授权批准的出版物。部队清理了司法厅，在街道上昼夜巡逻。同时，处置卡隆之事也被压了下来(尽管他已逃往了英国)，波尔多高等法院也被放逐到远离其原址的小城利布尔讷。截至9月的第一周，尽管巴黎高等法院不允许下属法庭注册或发布税令，外省高等法院对整个王室政策的反对之声也不绝于耳，政府似乎还是重新控制了一切。然而政府未能控制荷兰共和国的局势。6月底，由于奥兰治的霍亨索伦公爵夫人和爱国者之间的对峙，普鲁士下了最后通牒。9月13日，在英国的纵容之下，普鲁士军队跨过了荷兰边境，10月初他们就攻占了整个共和国。大家都认为法国会支援爱国者。阿瑟·杨9月16日写道：“在和每一个友人的政治谈话中，我们都更多地谈论荷兰事务，而非法国。”[19]但到了9月28日，当时的法国外交大臣蒙穆兰承认法国不可能干涉荷兰事务，财政危机意味着整个夏天法国都没能为之做好准备。这和韦尔热讷时期法国说一不二的局面形成了鲜明对照，又一次打击了政府威望。对国内问题的持续争论只是向人们揭示了解决问题暗淡的前景。

拉穆瓦尼翁志在深入改革法国的法律体制，他准备像当年的莫普一样，大举镇压高等法院的抵抗，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而布里耶纳想要和特鲁瓦的流放者们谈判，他感到很多法官受到了首都激进政治氛围的裹挟，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这种气氛是不理智的。另外，在9月中旬布里耶纳拿出了一个新方案。自从王室的头号批评者——显贵会议将公开账目和厉行节俭作为批准新税的前提条件以来，他就一直在酝酿这套方案。现在，布里耶纳试图在一个五年计划中做到显贵会议的这两点要求，该计划预计在1792年恢复财政秩序。他表示既不征收印花税，也不收领土税，只要延长现存的两个廿一税，并能更加公平地征收，那么这项计划就能成功。所以他现在的做法是终止放逐高等法院，撤回两项新税的注册，延长旧税期限。大部分法官都被说服了，于是，9月20日放逐被取消，高等法院即刻进入了正常的秋季休庭期。在11月重新召集之时，高等法院会收到一份新的国债法令，用于保证政府顺利度过五年的财政紧缩期。

公众对此既怀疑，又厌恶。尽管高等法院在注册廿一税延期的同时再次声明，只有三级会议能够批准新税，但这次注册在事实上背弃了该原则。曾经团结起来支持被放逐同僚的外省高等法院也觉得受到了背叛，特别是波尔多高等法院的法官们，他们仍在放逐之中。巴黎的法官助理在焚烧卡隆塑像的地方燃放烟花，生起篝火，庆祝了三天三夜。但是各种小册子并没有这些阿谀奉承，其对政府的敌意丝毫不减。

阿瑟·杨10月13日在巴黎写道：

似乎每个人都觉得大主教无法解除国家当前负担。有人觉得他不想这么做，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没有能力；有人觉得他只顾一己私利，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财政秩序过于紊乱，任何体制都无力回天，现在就缺一个王国的全国议会，但如果下一届政府不进行一场革命，这样的议会是不可能召开的。[20]

不管怎样，布里耶纳的乐观心态似乎很难动摇，即便是三级会议的想法也没办法给他敲响警钟。确实，他在五年计划中消解了这个问题。他设想，到了1792年，该计划的成功会极大地提升政府实力，届时召开三级会议只会是为了庆祝财政复苏。尽管计划尚未付诸实践，但现在就承诺这一点，能促使高等法院大开绿灯，保证借债发挥作用。

尽管如此，大主教布里耶纳仍想尽量保证万无一失。在将国债交给高等法院注册之前，他仔细地确证了高等法院中的大部分人对其会持欢迎态度，为了赋予高等法院注册更高的权威，他决定要让国王亲临现场，组织一场史无前例的御前会议。这不同于一般的御临法庭，因为在场者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在这种场合下达成的一致意见会具备显贵会议般的意义。这场会议于11月19日召开，有大量的贵族出席。会议以一条酝酿已久的法令开始，该法令给予了法国新教徒公民权利，目的在于创造和谐的氛围。因为奥兰治地区的报复行为，荷兰新教难民大量流入法国北部，为这条法令创造了极佳的宣传时机。但这次集会的真正目的是确保政府在1788—1792年之间筹集不少于4.2亿里弗的资金，借款将逐年递减，从第一年的1.2亿里弗到第五年的0.6亿里弗。这些资金将用于偿还将在五年内到期的短期国债，减少财政预支。同样会在未来五年施行的还有厉行节俭计划，包括王室家族消费、军队和财政官吏的理性化改革。布里耶纳表示他是在恢复曾被卡隆抛弃的泰雷、杜尔哥和内克的政策，抹杀私人金融家在预算管理中扮演的角色，将整个操作集中到单一的、官僚化的王室财政体系之中。高等法院的成员们花了8小时15分钟来阐述他们的意见，即使是公认的法官中较年轻的激进派领袖杜瓦尔·德普雷梅尼也支持举债。尽管他要求在1789年召开三级会议，而其他人更倾向于在1788年召开。有人反对举债，但似乎绝大多数人持赞成态度。可是这一共识还是没能成为现实。在会议的最后，国王重申将于1792年召开三级会议，并以御临法庭的方式宣布通过了国债注册。全场所有人大吃一惊，老一辈王室家族成员的领袖、继承了悠久的反抗传统的奥尔良公爵突然起身抗议，认为此乃非法之举。就在这个国家最和睦的一刻，国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我不在乎……”他结结巴巴地说，“这要看你了……是的……这是合法的，因为这是我的意愿。”

在一个如此担忧专制主义的威胁与罪恶的国家里，这个回答糟糕透顶。人们认为，就是在这个朝令夕改的政府才会出现诸如卡隆渎职的恶果，只有三级会议才是解决之道。因此，国王的话把政府本已在握的胜券变成了一场灾难。国债通过了注册，但是当国王(在沉默人群的注视中)离开后，高等法院继续辩论了3个半小时，奥尔良公爵也参与其中，他正式和本次注册划清了界限。翌日，一道密札颁下，奥尔良公爵和另外两个反对派代表——弗雷度和萨巴蒂埃都被流放到了乡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贵族不能到高等法院履职。宫廷和高等法院之间已经公然交火。国王宣布19日在他离开之后的会议议程无效。法官们要求取消放逐，却被搁置一边。与此相应的，法官们以搪塞注册新教法令作为回应。之前御前会议没有讨论该法令，一直等到1788年1月29日，该法令才得以通过。而此时高等法院已经想出了对付专制主义的新策略。1788年1月4日，他们宣布所有的密札均为非法，有悖于公意和自然法。国王亲自抨击了这些注册员，但3月13日他的抨击本身又遭到了抗议。外省高等法院也加入了声援行列，仍流放于利布尔讷的波尔多高等法院也强烈控诉密札，并拒绝处理任何事务或注册任何法令。其他高等法院则推迟注册延长廿一税的法令，有些干脆拒绝注册，有些法院发出了诤谏书，而所有法院都要求召开三级会议。此外，虽然除了波尔多，所有高等法院都已通过了省议会的注册，但不少法院都追随加斯科尼法院，表达了对省三级会议的偏好，因为它的选民覆盖面更广、权力更大。去年夏天之后，省议会的运作情况加深了人们的疑虑，因为议会议员多是提名产生，而没有进行选举。其中大多数人都同意延长廿一税，而拒绝妥协的人都须进行严格的资产评估，以示惩戒。这些都说明了波尔多高等法院的疑惧，而其他高等法院虽然是半信半疑，也认为这不无道理。毫无疑问，在每个抗议者心目中，只有三级会议才能使地区有能力和政府讨价还价。

11月19日，注册的借债获得了成功，更助长了这种观念。第一波债券很快被抢购一空，主要是因为还款周期相当短。此次政府有了偿还债务的信心，便开始一门心思处理高等法院问题。有谣言称，自1月份起，政府就在酝酿一场比1771年还要彻底的全面改革。到了4月，谣言已经传播到最偏远的省区，所有人都信以为真。因此，整个4月，巴黎高等法院都在毫不含糊地强调自身的宪政地位以及它为之饱受折磨的正义事业是不容置疑的。4月13日，高等法院递上了谏诤书，指出去年11月的御前会议操作不当，29日又开始禁止纳税人为廿一税呈交新的资产评估表，30日投票决定对国王就13日谏诤作出的回应再次抗议。国王当时的回应是一套老论调，他指责法院的刚愎自用使王国陷于一种法官贵族制。高等法院则反驳道，他们对三级会议的长期呼吁足以反驳国王的指责：“不，陛下，法国并没有贵族制，但也没有专制主义，有的只是宪政。”然后他们开始列举宪政担保的各种权利：

王位继承人是由法律任命的，国民有其权利，贵族亦然。不可革去法官职务。各省有其风俗以及与政府的协议。每个臣民皆有其天然判断力，每个公民皆有其财产，如果他贫困潦倒，至少还享有自由。在此，我们斗胆发问：这些权利中的哪一条，这些法律中的哪一款，能够和大臣们以国王陛下名义下达的旨意抗衡？[21]

这些抗议于5月4日被呈交，前一天在德普雷梅尼的倡议下，高等法院公布了一项严正声明，提出了它眼中的王国根本法，这包括：“通过定期召开且有定制的三级会议，国民得以拥有自由批准财政津贴的权利”、高等法院享有注册新法律的权利、所有法国臣民拥有免于因莫须有罪名而被非法逮捕的权利。由此，法院成员勠力同心，对抗所有试图对其不利的措施。即便是在1771年，如此激进的语调也是闻所未闻。5月4日国王下令逮捕声明的发起人古瓦拉·德·蒙萨贝和德普雷梅尼。此二人在高等法院找到庇护，后者投票决定法院将一直开庭到危机解除。5月5—6日夜间，法院拒绝将两人交给前来执行逮捕任务的军官，双方僵持了11个小时。法官们喊道：“逮捕我们所有人吧!”直到第二天早晨，当武装部队包围司法厅的时候，古瓦拉和德普雷梅尼才出来自首。不安的人们再次拥堵在高等法院的门口，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们被押往南边的国家监狱。由此可见，凡尔赛蓄谋对付高等法院已久，这不是没有道理的。5月8日，法官们被召集到凡尔赛，出席御临法庭。

这次宣布的司法改革成为法国王朝试图保持“绝对性”的最后一次尝试。高等法院一直利用注册权和谏诤权阻碍政策实施，改革意在一劳永逸地解除其权力，这些权力现在被移交给了全权法庭，该法庭由一群选拔出来的名人组成，有点像显贵会议。高等法院被降级为单纯的上诉法庭。与此同时，47个低级法庭被升为“大法庭”，高等法院的司法权也随之被削弱。权能的削弱必然导致法官人员的冗余，因此大量职务遭到废止。然而，就像前年11月19日一样，在极具争议的政策之前，会有一项意在赢得民心的政策打头阵。这次是一系列的改革，旨在消除滥用和误用刑法问题。自1785年以来，由于几起特别的司法误判，此类问题异常突出。此外，政府还承诺了进一步的改革。而在这之前的几天，经过高调宣传，政府发布了新的《上疏》，旨在告知公众财政改革一切顺利。布里耶纳和拉穆瓦尼翁很清楚，他们的政策若要成功，必须赢得民意。

一时间，他们似乎十分成功。巴黎似乎被改革搞蒙了，就像英国大使在汇报中提到的：巴黎保持着“彻底的安静”[22]。在国王兄弟的管辖下，巴黎高等法院以及首都其他高级法庭即刻休庭，等待进一步通知。在外省，5月8日总督们也靠着军事委员会执行了相同的法律，其中包括很多自去年以来没有通过注册的法律，军队的在场则保证了秩序。但几天过后，再次出现了小声的抗议，到了6月初，它已经变成了全国上下震耳欲聋的咆哮。

在巴黎，低级法庭迫于压力不得不注册新法律。律师界则投票表示，拒绝与新的司法架构合作。数月前由拉穆瓦尼翁成立并建议进行刑法改革的委员会此时也集体辞职了。外省所有的高等法院都无视休庭命令，继续集会，作出挑战中央的决议。波尔多高等法院的放逐于5月8日结束，当地组织起盛大的群众游行和烟火表演，人们张灯结彩，迎接从利布尔讷归来的法官。其他高等法院重新开始呼唤三级会议，在图卢兹、贝桑松、第戎、梅斯、鲁昂等地，必须靠大举颁发密札将高等法院法官流放出城，当地才能消停下来。6月7日，多菲内省的军事长官到格勒诺布尔试图执行同样的命令，造成了4死40伤的民众暴动，军队遭到来自屋顶的投击，因此这一天被称为“抛瓦日”。6月29日，愤怒的波城群众推开了高等法院的大门，让法官们重新归位。在雷恩，当局不敌由法官助理、学生和议长们组成的民众，对城内街道失去控制，时间长达两个月之久。7月9日，这些民众将总督赶出了城。这位总督抱怨自己蒙受奇耻大辱，全是地方指挥官的失误。他向布里耶纳抗议道：“我从未抱怨过我们军力不足。我们最需要的是有魄力的命令。”[23]然而，不单是布列塔尼司令官，其他的指挥官也不愿意下令朝民众开枪。谣言蔓延全国，军官们开始公开对政府表示敌意。毕竟，布里耶纳的改革和节俭政策没有惠及军方，不少王牌部队要么被撤销，要么被遣散，军旅之途由此中断。最后，没有军官违抗任何有决断性的命令。但在很多地方，平民贵族组织起未经批准的议会，通过决议支持高等法院，呼吁召开省级和全国三级会议。骚动的布列塔尼贵族们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前往凡尔赛，宣布国王的大臣们是罪犯。代表们在半路上就被逮捕了，关进了巴士底狱。这次的贵族反叛使路易十六龙颜大怒，但参加反叛的不仅仅是贵族，布里耶纳自己所属的教士等级也加入了反对行列。教士代表们在5月上旬召开会议，商讨自显贵会议以来悬而未决的教会问题，最后他们决定提供所谓“无条件馈赠”，向国王呈上请愿书，要求即刻召开三级会议，并且以后也须定期召开。吵闹的局面尚未平息，司法方面的改革却又陷入停滞，因为大多数低级法庭拒绝承认新制度。多年来被高等法院呼来唤去的少数低级法庭即将升为大法庭，认为可以伺机报仇雪恨，于是暂时保持顺从。但大多数法庭即使受到这一方针的吸引，也觉得冒犯上司可能得不偿失，因为高等法院完全有可能像1774年那样凯旋。

布里耶纳和拉穆瓦尼翁觉得只要有足够的魄力，就能挺过这场风雨，在1771年的莫普时代这招极为有效。这位大臣已被放逐了14年，人们对他还记忆犹新，历史似乎正在重演，像幽灵一般萦绕着当前的危机，挥之不去。莫普在1771年的诀窍之一便是分化反对阵营，这似乎也是布里耶纳的下一步棋。7月5日他宣称国王欢迎人们讨论未来三级会议的组成形式，其表面目的是要以最优方式来确立国家的政治团体，暗地里却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司法改革的注意力，分化出新的意见派别，在王国中的不同利益集团和等级之间播撒不和的种子，甚至催生出使会议更易于控制的新主意。他最终向公众保证，尽管最近权能部门有些调整，三级会议还是会如期举行。各省的市镇官员开始梳理会议先例，但在5—9月之间，有534种小册子集中在外省出版，这些充满敌意的小册子依旧大量发行，丝毫不受影响。直到布里耶纳和拉穆瓦尼翁下台，公众的目光才真正转向了三级会议的改革问题。

二人下台的原因，正是18个月以来前赴后继的每任大臣用尽手段想要避免的事情——破产。尽管在5月的政变中专制主义猛然出击，让人们回想起当年莫普改革带来的部分破产，市场也随之发生波动，但由于1787年11月筹到了贷款，政府的经济基础还算稳固。1788年公布的预算中有一个瑕疵：政府尚有2.4亿的债务需要从来年收入中预支，以弥补当年的收支平衡。多月的改革以及政策的不稳定导致了财政混乱和债台高筑，布里耶纳在他胸有成竹的《上疏》中并没有提及这些问题。如果5、6月那种抗议政府的风潮持续下去，那么政府的处境只会更加艰难，预期的税收也可能无法兑现，而7月13日发生的事情使税收达到预期值的可能化为乌有。一场巨大的冰雹使巴黎盆地的收成锐减。这场天灾以及全国各地普遍的恶劣天气，意味着农民们难以缴齐1789年的税金。因此，即便是在那些通常会借钱给政府的金融家眼里，以税收担保的预借款也毫无吸引力。而且，既然布里耶纳明确想要恢复泰雷、杜尔哥和内克的政策，并逐步取消私人金融家的传统角色，那么他们自然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帮助他了。不幸的打击在8月初发生了，布里耶纳被告知国库已空，而且预借款也再难筹措。为了恢复国家信誉，他决定孤注一掷。8月8日，他宣布召开特别会议，将三级会议的时间定在1789年5月1日，然而，这一次市场毫无反应。与此相应的，8月16日国库停止了支付，债主被迫接受附带利息的政府债券，这是一种变相的强制贷款。一直令人忧心忡忡的破产终于发生了，政府公债直线下滑，整个市场顿时陷入恐慌，在最重要的银行发生了挤兑现象。布里耶纳黔驴技穷了，现在只有一个人享有足够的信誉、声望和看似无瑕的公众记录，能使国家恢复稳定，他就是内克。布里耶纳作为首辅大臣的最后一招，就是说服犹豫不定的国王召回这位人民偶像。王室花了一周时间，死乞白赖地讨价还价，终于，内克在8月24日同意为国王服务，第二天，布里耶纳宣布辞职。

布里耶纳的政策是拯救旧制度的最后努力，他失败了，全部计划和他本人一起消失了。拉穆瓦尼翁也是一样。内克从一开始就很明确，在三级会议召开之前，他只将自己看成一个临时看守者。因此，王朝的破产不仅仅是财政上的，还是政治和思想意识上的，它的崩溃是全方位的，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

[1]　七年战争发生在1756—1763年，这场战争由欧洲列强之间的对抗所驱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在贸易与殖民地上相互竞争。同时，普鲁士——这个日益崛起的强国与奥地利正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体系内争夺霸权。——编者注

[2]　Orville T. Murphy, Charles Gravier, Comte de Vergennes, Albany, 1982, p. 235.

[3]　D. Dakin, Turgot and the Ancient Régime in France, London, 1939, p. 131.

[4]　儒里·德·弗勒里(Joly de Fleury， 1718—1802)，莫赫巴任命的财政总监，1781年5月就任，1783年3月离任。——译者注

[5]　1783年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译者注

[6]　1749年法国政府确立的税收项目，征收地产收入的5%税金。国家曾在1749年和1756年征收过两次廿一税，于1782年开征第三次廿一税。——译者注

[7]　O. Browning, Despatches from Paris 1784-1790, Volume 2, London, 1909-1910, i. p. 134.

[8]　W. Doyl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nd ed, Oxford, 1988, p. 51.

[9]　W. Doyl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nd ed., Oxford, 1988, p. 97.

[10]　W. Doyl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nd ed, Oxford, 1988, p. 98.

[11]　L. Gottschalk, The Letters of Lafayette to Washington 1777-1799, Philadelphia, 1976, p. 322.

[12]　Avertissement, in Calonne, De l’ état de la France, présent et à venir, London, 1790, p. 439.

[13]　此人是卡隆的合作者富尔科(Fourqueux)。——译者注

[14]　J. Egret, La Pré-Révolution française 1787-1788, Paris, 1962, p. 59.

[15]　J. Egret, La Pré-Révolution française 1787-1788, Paris, 1962, p. 60.

[16]　Journal de l’ Assemblée des Notables de 1787, ed. P. Chevallier, Paris, 1960, p. 79.

[17]　即布里耶纳。——译者注

[18]　H. Swinburne, The Courts of Europe at the Close of the Last Century, Volume 2, London, 1895, ii. p. 22.

[19]　Travels, p. 75.

[20]　Travels, p. 80.

[21]　Edited by J. Flammermont, Les Remontrances du parlement de Paris au XVIIIe siècle, Volume 3, Paris, 1888-1908, iii, pp. 738-739.

[22]　Despatches from Paris, ii, p. 44.

[23]　A. F. Bertrand de Molleville, Private Memoirs Relative to the Last Years of Lewis the Sixteenth,Late King of France, Vol. 3, London, 1797, i. 108.

第四章 三级会议(1788.9—1789.7)

1788年7月13日，强劲的风暴肆虐法国北部，在这惨淡的年景中，一场冰雹又不期而至，不少人和牲畜被砸死。上千平方英里的粮食在收获前夜遭到破坏，即便没有受灾的地区，也因持续的春旱、农田干涸而收获寥寥。更异乎寻常的是，王国中几乎所有地区都是如此。夏季灾难之后，1789年1月，等待人们的是有史以来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季。从前一年11月到来年4月，整个法国北部被冰雪覆盖，就连南部的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的葡萄园及橄榄树林也未能幸免。自路易十六登基以来，经济极不景气，谷物、饲料和葡萄产量的大幅度波动多次造成社会混乱，况且好的收成也不一定能使社会重回稳定状态。1785年的粮食丰收使第二年的谷物便宜而充裕，然而因为卡隆改革计划中的一条是取消谷物贸易控制——这也是其改革计划中少数没有遭到受教育阶层反对的项目之一——所有的余粮都在1787年被消耗殆尽。内克在1788年8月官复原职，立即重新实施控制，但损失已无法挽回。谷物价格已经开始上扬，整个冬天都涨势不减。在1789年7月14日的巴黎，粮价攀升到路易十四上台以来的顶点。

大部分法国人靠工资吃饭，对他们来说，谷物、面粉和面包的价格陡升无异于一场灾难。在正常时期，一个普通城市工匠的面包支出大概占其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无地的农业劳动力花在面包上的钱可能更多。粮价一直涨到了1789年春天，情况最好的人都要支出三分之二的收入买面包，而最差的则要拿出十分之九。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拿不出更多的钱花在其他食物、取暖和照明上。所以，即便对于那些没有因为河流结冰、封路和磨坊工坊停业而完全失业的人来说，1788年的严冬也是非常难熬的。巴黎的多塞公爵在1789年1月8日写道：“在这个严酷的季节，穷人们所遭受的不幸简直难以用语言形容。”[1]人们没有闲钱来购置消费品，这大大降低了对工业品的需求。有些地区的产量降幅达50%，而在很多纺织业城镇如鲁昂、里昂和尼姆则出现了产品大量积压的情况。在里昂，估计有2万~3万名丝绸工人失业。与此同时，本来纺织对于生活艰难的农村人来说是一项增加收入的副业，而现在产品卖不出去，这项副业也没人干了。传统方法成本较高，人们抱怨新技术抢了前者的市场。鲁昂的多轴纺织机完全落伍，用它生产的作坊全被淘汰了。最重要的是，人们还埋怨卡隆的另一项遗产，即1786年与英国签订的贸易协定，法国市场从此向英国制造商敞开了大门。这项协定付诸实施是在1787年中期，虽然英国进口产品更加物美价廉，但它们还来不及造成1788年和1789年的所有损失。可英国进口产品明显加重了业已严重的工业萧条，并和自由谷物贸易一道，成为劳动人民批评政府的又一条理由。从1788年冬到1789年春，几乎没有人哀悼一个旧政治秩序的逝去，因为它辜负了太多人，或者说让太多人大失所望。每个人都认为只要变革，情况一定会更好。当时剧烈而且日趋严重的经济危机使气氛愈加紧张，变革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发生的。

巴黎民众举行了数周活动庆贺内克的复职。人们点起篝火，把前任的塑像扔进火里。在新桥上，兴奋的群众拦住路过的马车，让车里人出来给著名的“贤君”亨利四世的雕像鞠躬。而诸如卫兵、哨卡和官员宅邸这样的权威象征也遭到了袭击，军队几次被召集肃清街道。在9月第四周高等法院流放归来时，一系列骚乱达到高潮。内克清楚，没有什么比全盘废除前内阁大臣们的计划更能迎合民意，而要这么做，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完全恢复高等法院原有的权力。在更多的示威和杀戮中，巴黎高等法院于9月24日重新开庭，第一条法令就是禁止所有进一步恶化的骚乱。与此同时，它将开庭并对政府当局的行为进行司法质询。法官们意识到，随着面包价格一涨再涨，公众的喧嚣很容易超出任何人的控制。不过，10月间外省高等法院的回归没有引起像巴黎一样的大骚动。庆贺受难“元老”们官复原职的篝火、烟花在愉快的气氛中熄灭，游行也随之结束。高等法院恢复之后要注册的第一项法令就是召开三级会议，内克为了进一步树立民众信心，把该项议程提前到了1789年1月。

所有高等法院都毫不犹豫地进行了注册，毕竟这是他们呼吁了一年多的事情。但巴黎法官们仍对政府的真正用意疑虑重重。他们记得，布里耶纳曾于7月在确保国王地位的前提下，邀请所有人提出关于组织三级会议的意见，但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法令对会议组织形式或选举方式只字未提。很多人怀疑，政府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像省议会一样温驯的架空机构。高等法院宣称，按照他们的注册规程，所有希望专制的愿望都应被扼杀在摇篮中，三级会议的组织形式应该和最近一次先例一致，应该“按照1614年所遵循的形式召开”。

1614年那届并未取得多少成果的三级会议分别在三个人数相当的会议厅中举行，三个厅分别代表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他们分别投票，并按等级计票。人们呼吁了18个月的三级会议，却似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觉得这值得研究。几天之后，大多数人才知道三级会议的情况。而一旦人们知道了，如果确实按照1614年的形式，那么它的意味显而易见。无论是人数比例还是占国民财富比例，教士和贵族代表都大大超过其应有份额。他们联手一定能够胜过第三等级。

在1778年或1787年建立的外省议会中，没有一个是按照1614年的组织形式召开的。在这些会议中，第三等级的人数翻番，并且按照人头计票。即便是古老而活跃的朗格多克三级会议也将第三等级代表人数翻番。而人们头脑中最鲜活的例证是夏季以来的多菲内三级会议。在几个省区，反对拉穆瓦尼翁政策的贵族们想要恢复失落已久的省三级会议。事实证明，面对专制主义，三级会议是比高等法院更有效的盾牌。“抛瓦日”之后，多菲内的106名贵族联名向国王递交请愿书，要求恢复省区代议机构，他们发现自己得到了格勒诺布尔市三个等级的支持。在这场城镇运动的非贵族领导人——穆尼耶法官和年轻的新教律师巴纳夫的推动下，人们同意召开一个全省代表大会。他们于7月21日在维吉尔的一个贵族公寓聚集，要求召开全国三级会议，让高等法院重新开放以及恢复省内的三级会议。维吉尔会议中，第三等级代表人数远远超过了另外两个等级人数总和。与会者都同意，在恢复后的三级会议中，第三等级代表的人数规模应该是其他两个等级的两倍，所有代表都应该由选举产生，并按照人头计票。8月2日，急于得到支持的布里耶纳同意恢复多菲内省的三级会议。可想而知，没有三级会议的省份也会提出希望得到相似的待遇。但布里耶纳在下台之前只有时间推进多菲内一省的进程，他宣布让该省三个等级召开会议，为重建后的三级会议起草一个章程。此次会议于9月5日在洛曼召开，与会者在月末拿出了一份计划，内容就是将维吉尔会议的全部原则变成现实。这显然就是全国三级会议的模板，而它旁边则是不合时宜的1614年模式。到了10月初，巴黎的小册子已经在竭尽全力指出这一点。

内克没有阻挠它们，他在就职不久之后就释放了所有在押的记者，这些记者在布里耶纳时期因为撰写反对国家大臣的短文而被收监。内克还表示，自己不会对报刊出版业施加以前的控制。他坚定地相信，公共争论范围越广泛，他在最后决定三级会议形式时就越不受拘束。但他没有料到高等法院会横加干涉，并且他极不愿意高等法院在这个问题上占据主动。这就是为什么内克会在10月5日宣布重新召开显贵会议，让显贵们在相关问题上给国王提建议。但结果适得其反，公众热情变得更加狂躁，所有接受过教育的人都在关注同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方式能最好地代表国民？而自从高等法院极力支持1614年模式之后，这个问题就成了辩论的焦点。从一开始，非贵族群体就明显不能接受：适用于多菲内省的东西为什么会不适用于整个国家？高等法院真正的居心何在？它是不是想要确保前两个等级的不平等特权，同时让人数最多、最具活力的国民群体在政治上永远臣服呢？卡隆在1787年3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煽动不起来的敌视“特权等级”的情绪此时开始萌发，而11月6日显贵会议召开之时，很多显贵都保持着高度警惕。高等法院的法官们在前不久还是国民英雄，现在却备受敌视和怀疑，而且所有为1614年模式说话的人都遭到同样看待。现在，似乎出现了一种全国性的共识，那就是支持第三等级代表人数翻番，按人头计票。

并不是所有的贵族都反对这一主张。事实上，在显贵会议召开期间，一个主要由贵族组成的群体就已经在努力促成这种共识。内克撤销的另一项布里耶纳禁令是对俱乐部的禁令。从9月到10月，巴黎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在11月早期，一个极为高贵的俱乐部开始在阿德里安·迪波尔的官邸集会，主人迪波尔法官是高等法院激进派的领头人物之一。这就是后来的“三十人委员会”，但其实际成员人数接近60人。他们都是巴黎法律界、文学界和社会生活中的精英，其中包括5位大贵族、24位法官，还有诸如拉法耶特、数学家孔多塞和巴黎法庭著名律师塔尔热一类的名人。塔列朗也位列其中，他刚被任命为欧坦主教，还有米拉波，他将这个委员会称作“绅士的阴谋”。十分之九的俱乐部成员都是贵族，但他们的目的不是维护贵族利益，而恰恰是反对1614年模式和各种各样的特权。米拉波在8月份写道：“向特权者和特权开战，这就是我的座右铭。特权在对付国王的时候很有用，但对于国家是可鄙的，除非摆脱了特权，否则我们的意志将永远得不到任何公共精神的支持。”[2]于是委员会开始有意利用社会焦虑和资产阶级的愤懑，竭尽全力激起公共精神，富有的成员们出钱让人代为印刷小册子，在首都和外省分发。中等阶层的人们看了之后开始相信所谓1614年模式其实是特权等级压制他们的阴谋。最典型的是来自沙特尔的沙龙常客西耶斯修士的《论特权》一书，他在书中谴责特权是寄生物，造成社会分裂，给人们带来不劳而获的幻象，其暗指特权被贵族和教士所垄断，实际上这本书造成了不小的误导。与此同时，三十人委员会还在省区周边散发请愿书范本，以便市镇以此为基础向内克提出申请，要求加倍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和按人头计票，到了11月，一个全国性的请愿运动已经初具规模。全国各城镇政府都感受到了来自资产阶级的巨大压力，因为后者常在当地的文学俱乐部和议事圈子里讨论问题以及协调行动，他们号召组织城镇会议向国王施压，呼吁第三等级的平等代表权。截至12月末，各地递交上了800多份请愿书。事实证明这类活动都是“自加速”运动，很快就会超出各类社团的控制能力，例如曾经耗费众多精力集中催化这些活动的迪波尔的社团。一个匿名的巴黎通信记者在11月24日发往波兰的信中写道：“人们只谈论一个话题，那就是第三等级的要求；只写一种东西，那就是关于三级会议组织形式的小册子。”[3]

11月6日，第二届显贵会议就在这种背景下召开了。预计会期本来不长，但在公众群情高涨之中，会议一直到12月12日才结束。相比1787年的显贵会议，本次会议新添了几个成员，但他们并不能改变该会议总体上的贵族特质。内克对其提出了54个有关三级会议形式的问题，但迄今为止公众只对两个问题感兴趣。在国王两位长兄普罗旺斯公爵和奥尔良公爵的领导下，一批迫切希望获得公众支持的会议成员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劝说显贵会议拒绝1614年模式。但大多数与会者似乎被9月以来的民众激情吓坏了，他们担心如果废除了1614年模式，教士和贵族就会陷入困境。只有33名显贵投票支持增加第三等级代表的人数，另有111票反对。确实，公开反对按人头计票的只有50人，但没人投票表示支持。大多数人觉得三级会议召开之后会自行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届显贵会议中的每句话几乎都立刻被传到了外界，而早在散会之前该会议就被谴责为特权等级的喉舌，即便显贵们一致重申1787年关于财税平等的承诺，也无人为之感动。显贵们的会议会期如此之久，唯一的成果就是使来年1月份的三级会议无法召开。在人们怀疑三级会议是否真能召开的气氛中，三级会议被推迟到了4月或5月。

在不太可能被说通的巴黎高等法院里，1614年模式的反对者们反而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迪波尔和德普雷梅尼在12月5日精心策划了一场游说活动，而法院在经历了一个夏天的流放后重回原位，也急于挽回自己的名望。最后在多数法官的劝说下，法院决定对自己在1788年9月25日发表的灾难性宣言[4]作一些限定性的说明。它现在宣布，高等法院所说的1614年模式是指：选举区应该按照旧的司法管辖区——大法庭辖区(法国北方称为bailliages，南方称为sénéchaussées)来划分。但这项声明背后的“勉强”多数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人们注意到，高等法院也并未接受第三等级的要求。更有甚者，在显贵会议散会之后，7位亲王中的5位联名上书国王，请求他既不要批准人数加倍也不要批准按人头计票。即便之前高等法院宣言的推手们产生了一些弥合性效果，现在这种效果也都烟消云散了。亲王们认为，有了财税平等，第三等级就应该很满足了。如果面对公众强烈呼吁的压力，就满足他们其他的愿望，那就无异于打开了人们攻击财产、财富和特权的洪闸。这将使国王忠实可靠的贵族阶层完全崩溃。不过，国王还没忘记去年夏天的“贵族反叛”之痛，在他看来，自己的这群贵族完全靠不住。他无视亲王们的请愿书(这封请愿书印刷出版之后，又引起了新的一轮对贵族顽固立场的强烈抗议)，毫不掩饰地告诉高等法院，自己对高等法院关于公共事务的看法不感兴趣，这是他和国民集体之间的事情。这在很多人眼中是一个提示，即国王的仁慈天性会使他站在第三等级这边。

到12月中旬，内克意识到此时必须作出关键性的决定了。与巴黎喧嚣的公众辩论以及满天飞的小册子不同，外省对于省三级会议的问题愈发糊涂。在这个问题上，内克明显没有前后一致的政策。大多数人希望在没有三级会议的地方迅速建立起像多菲内省那样的三级会议，而且大家普遍推测，全国三级会议的代表将由省区三级会议选出，因此省三级会议的形式就是极为重要的。但绝大多数贵族并没有准备放弃按等级计票，即便他们接受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加倍，而已有三级会议的地区则没有放弃原有形式和程序的念头。布列塔尼的每个贵族都有资格参加三级会议，而如果他们总是成百上千地参加，那当地的第三等级代表人数怎么可能得到有效的加倍呢？所有现实的改革政策都意味着剥夺贵族们长期以来的政治权利。事实上，对于三级会议中自己代表不足的问题，除了贵族以外的其他布列塔尼人已经抱怨很多年了。他们看到，如果其他省都采纳了维吉尔原则，那么很明显，他们的处境将更加窘迫。所以，在当局宣布将于1月召开布列塔尼三级会议时，人们在雷恩召开了市镇会议，要求废除省区中的一切税务特权，并扩大第三等级代表的范围。繁荣的商业城市南特走得更远，它在11月4日发出呼声，限制贵族和教士的人数，并要求前两个等级提前接受这些改变，否则就要面对第三等级代表的罢会。与此同时，政府已经批准了其他省份召开三级会议。多菲内遵循了9月洛曼会议制定的章程，因为只有在这个省没有严重的争执。其他地方有代表特权的人则表现出维持特权的决心，即便要和自己等级的人闹翻也在所不惜。在普罗旺斯、阿图瓦和弗朗什孔泰，按照传统只有特定类型的贵族能够参加三级会议，因此他们坚决阻止其他贵族参加，即使是为了选举全国三级会议代表也不行。与此同时，他们也鄙视第三等级增加代表人数和公开选举代表的要求。所以大失所望的群体不可避免地向政府投去了雪片般的请愿书。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内克作出了关于全国三级会议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圣诞节的前一周内克都和国王待在一起，12月27日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御前咨议会的决议》的文件，终于对9月以来公众辩论的核心问题作出了回答。全国三级会议中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将会加倍，因此，显贵会议的建议被拒绝了，而秋天以来形成的公众压力取得了胜利。显贵会议还认为，某个等级的代表既不能被选入其他两个等级，也不能由其他两个等级选出，这一点也被内克略过了。一些第三等级的支持者对此表示担忧，过分顺从的平民会投票给高层贵族或教士候选人，使后者得以胜出。内克只在一件事上照着显贵会议的说法做了。他没有承认按人头计票，只是表达了如下期望：在三级会议召开之后，代表们会达成共识，协商投票决定，这个问题必须由他们自由决定。通过这种方法，内克试图既不疏远前两个等级，又和第三等级保持良好关系。这样，对于他来说至关重要的名望就不会受损，但代价是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根本问题。在来年春天，所有选举人投票的时候都很清楚，那些被他们选上的代表在考虑任何事情之前，都必须首先面对这个问题。

《御前咨议会的决议》给选举之战的第一阶段画上了句号。在这段时间内，法国的政治气氛发生了急剧转型，其速度之快、规模之大让所有人为之震惊。自从1788年9月以来，公共舆论已经彻底分成了两个阵营。在布里耶纳和拉穆瓦尼翁下台以及把内克捧为公众至高偶像的过程中，反对专制主义的政治共识一度高涨，此时仍然存在。可是社会问题将宪政问题推到了幕后，在社会问题的层面，人们的共识瓦解了。一直以来，资产阶级是公共生活的旁观者，而现在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能在其中扮演固定的角色，通过努力还能起到主导性的作用。但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心中暗藏的对所谓“特权等级”的不满与敌对情绪完全宣泄出来，并被煽动起来。并非所有参与这场运动的人都是第三等级，比如迪波尔社团中的大多数成员。但在他们自己的等级中，这样的人肯定是少数，而且在短时间内有这么多人表现出反贵族和反教士的情绪，也使他们不会进一步推进自己的立场。恰恰相反，警觉的贵族和教士们竭力捍卫惯例和特权，而这些惯例、特权正是受过教育的平民最反感的东西。面对特权等级的顽固态度，资产阶级的愤懑有增无减。在西耶斯1789年1月出版的小册子《第三等级是什么？》中，资产阶级的心理得到了最精彩的表达，书中论证：在一个组织结构合理的国家中，任何特权群体都没有一席之地。第三等级，迄今为止什么也不是，但实际上它应该是一切。西耶斯宣称，国家就是生活在一部普通法之下的人们的联合体，而按其定义，“特权”处于普通法之外。所谓的贵族阶层是一种无所助益的社会等级、压迫人民的篡权者，完全应该让贵族作为第三等级代表参加选举。西耶斯彻底拒绝相信贵族放弃财税特权所表达出的善意，并指出了一系列他们尚未放弃的特权。他还建议，第三等级的代表一旦当选，就应该省去一切麻烦，直接将自己确立为代表全体国民的议会，不用理会另外两个等级。确实，在当时将第三等级的事业形容为“国民的”是司空见惯的，而自从1771年危机以来，表示反对专制政府的“爱国主义”一词，也开始被越来越多地用作第三等级目标的标签。

自冬天以来，出现了成百上千本控诉特权等级的言辞激烈的小册子，《第三等级是什么？》只是其中最具说服力的一本。某些省区的事态发展似乎正在证实这些小册子最糟糕的预测。当《御前咨议会的决议》传到布列塔尼时，当地的第三等级代表正好赶来参加三级会议，他们迅速决定，除非另外两个等级接受三级会议改革方案，否则就不参加会议讨论任何问题。然而，以前所未有的人数参加此次重要会议的贵族阶层也拒绝任何让步与妥协。1月3日，一道王室命令传来，宣布暂时休会一个月，以平息局面。无比愤怒的贵族恨得咬牙切齿，在布列塔尼省各个主要城市发出充满火药味的谴责，并继续进行之前三级会议的商议。由贵族主导的雷恩高等法院颁布命令，禁止不合法的市镇集会，但遭到无视。而它最坚定的传统支持者——城市中的法律学生也抛弃了它，转而加入呼吁改革三级会议的活动之中。针对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富有的资产阶级，一些贵族作出不明智的尝试，为了煽起群众对前者的仇恨，他们让自己的轿夫、仆人和其他依附者组织示威游行，反对改革。1月26日，一大群人在市中心集会，要求维持布列塔尼的宪政，降低面包价格。他们遭到了一群爱国学生的攻击，双方争斗了数天。在战斗白热化时，贵族们被围困于会议厅中，不得不提起手中的剑，杀出一条血路，其中几人被杀。这场骚乱到2月初基本平息，但三级会议成果寥寥，调和布列塔尼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希望荡然无存。全国人民都看到了，贵族已经准备好用武力捍卫自己的特权，绝不会束手就擒。

在这几个月中，第三等级的领袖已经出现。不过这是1788年11月以后的事情。最初，知名人物只有格勒诺布尔爱国者——穆尼耶和巴纳夫，而呼吁第三等级人数加倍和按人头计票的活动必须由迪波尔社团中的城市贵族发起的。这样的活动一旦发动，就超出了社团的控制，平民们开始为自己说话。他们撰写小册子，沃尔尼的期刊《人民哨兵》就有力地表达和强调了布列塔尼资产阶级的不满。在南方，多年以来因为被剥夺了民事能力，新教牧师拉博·德·圣-艾蒂安早已用笔作战。同时罗伯斯庇尔也首次涉足政治，发出了他的呼声——《告阿图瓦省人民书》，呼吁废除阿图瓦三级会议被特权控制的腐朽结构。他们组织城镇会议，向地方、省区和中央政府呈交请愿书。在布列塔尼、南特和其他城市的爱国者们组织志愿者队伍到雷恩与“残酷之剑”斗争。在各地组织运动的都是律师。贝桑松一位心怀怨恨的贵族在信中吐露了心声：“只要绞死10个律师，弗朗什孔泰就会平静下来。”[5]自第一届显贵会议以来，政府企图震慑高等法院一直是宪政危机的核心议题，没有一名律师会对此无动于衷。在三级会议的呼声被采纳之后，对于这些律师来说，三级会议的构成给了他们表述政见的良机。另外，第三等级中唯一有公共生活经验的群体就是低级法官和律师，也只有他们才能自信地大声表达第三等级的想法。这类人希望自己的才能得到认可，并能在新的政治秩序中发挥作用。对于这些低级法官和律师来说，那些固守政治特权的贵族无异于他们在自己的律师生涯中遇到的贵族法官。这伙人骄傲自负，把持开庭审案，但这完全凭借出身和财富，他们本身没有任何能力和学养。翻看18世纪后期的司法界记录，我们会发现里面充满了法官与律师之间、低级法庭和高级法庭之间的争执与倾轧。以前，对于争执所留下的怨恨，当事人只能接受，因为这被认为是该职业不可避免的磨难，而现在，怨恨都浮出了水面。在1789年春天的选举中，这样的敌对情绪得到了释放的机会。

1789年代表的选举制度极为复杂。1月24日颁布的选举条例规定，最基本的选区应该是传统的大法官辖区。不过，为了确保各选区人数大致相当，一些稍小的(或次级)大法官辖区被并到一起。还有其他例外，8个主要城市，包括里昂、鲁昂和巴黎，被赋予了独立代表权。一些稍小的区本来没有独立代表权，但在经过请愿之后也被赋予了此权利。而最主要的特例就是对一些三级会议省区的处理。和人们之前的期待刚好相反，1月24日的条例规定，省三级会议不会被用于选举国民代表，这有效地平息了改革或恢复省三级会议带来的骚动。不过政府为了慎重起见，还是给予了最近成立的多菲内三级会议选举国民代表的权利，而严格意义上的另一个王国纳瓦尔中的三级会议，也享受同样待遇。[6]如果上次召开三级会议的尝试不是以激烈争斗告终，布列塔尼也本应如此。在那之后，政府决定布列塔尼的第三等级在大法官辖区内选举代表，贵族和教士则在代表全省一、二等级的特别会议中选举代表。

算上各种例外地区，总共有234个选区，每个选区的每个等级都有自己的选举会。任何享有完全可世袭头衔的贵族都有资格参加贵族大会，每个享有圣俸、身居圣职的教士也是如此。不过修道院和圣堂参事会只被允许派出自己选出的大会代表。第三等级的人数众多，使间接代表成了唯一的选择。按照规定，每个年满25岁的男性纳税人都有资格参加初选会。初选会以每100个家庭选两人的比例选出代表，参加选举会，后者再选出最终的第三等级代表。每个选区要为全国三级会议输送两名教士代表、两名贵族代表和四名第三等级代表，而选举会的主要作用就是选出代表。但按照传统，选举会还有义务起草陈情书或“诉苦清单”，用以指引代表议事。在第三等级中，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城市行业协会和社团法人都有资格递交一份陈情书，并在当地选举会汇总为该等级的一份总陈情书。在这个过程中，国王贫穷臣民的很多要求被不可避免地删去了。在很多区，陈情书的最终版本显然是根据爱国积极分子精心组合与设计的模板写就的。但不管怎样，对于这个在20世纪前欧洲独一无二的民族而言，它的观念与关注，还是在陈情书中表现出来。而在这个紧要关头，对于每一个和当下严重问题命运相连的人来说，他们也得到了一个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期望的机会，而且他们也觉得自己得到了默许，这些问题必将被纠正，因此所有人都全力以赴，开动脑筋。1788年的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情形前所未有，但仍仅限于几个主要城市，而起草陈情书吸引了全国人民。1789年选举是欧洲有史以来最民主的景象，能与其比肩的情况要到19世纪晚期才出现。

当时法国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影响其结果。米拉波在1月出版了《柏林宫廷秘史》，有流言称，大臣们想利用这本书引起的外交尴尬阻止声名狼藉的作者赢得竞选。如果大臣们真是这么想的，那么他们显然没成功。无论如何，内克认为政府对选举的任何干预都弊大于利，将使本应建立于信任基础上的会议产生嫌隙。但他立下的规矩本身对结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们导致第一等级的选举会被教区神父把持，排斥其他教会团体的成员，而后者恰恰是迄今为止垄断着教会管理的人。所有的新贵族都无缘第二等级选举会，因为他们的贵族身份还未变成完全世袭的。另一方面，尽管大量血统纯正的、寒酸的小贵族缺乏政治经验，但他们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先前的主导者，比如廷臣和高级法庭法官。而在第三等级采取的间接选举体制中，农民、手工艺人和其他没有闲暇时间的人都被排除在国民代表的选举舞台之外，也就把当选的可能性留给了另外两个等级。

全国三级会议将于4月27日在凡尔赛召开，政府也命令选举在此之前结束。最后，三级会议在5月5日召开，而最晚的选举直到7月下旬才结束。巴黎的选举就是在5月结束的，稍晚结束的选举都是因为内部问题的干扰。不过，大多数选举都在3、4月间成功举行，而这段时间的背景是这样的：小册子的宣传攻势仍在继续，严冬尚未退去，去年夏季的粮食歉收不可避免地抬高了面包价格，人们的不满正缓慢上升，伴随而来的工业危机使失业人口数量剧增。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市集骚乱以及群众规定粮价的情况，一些被怀疑囤积谷物和面粉的粮仓、大商店、修道院和乡村别墅也遭到了洗劫。普罗旺斯出现了拒缴什一税和其他税款的情况，马赛的有产者也对当地政府的维稳不力极为忧虑，于是3月23日三个等级的选举人联手夺过城市管理权，建立了由富有居民组成的“爱国守卫者”组织。这个主意在未来产生了全国性的重大影响，不过在当时，很多人还是对推翻合法政府感到震惊。

不管怎样，日常法律与秩序力量似乎还是能够防止民众彻底失控的，尽管时局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4月下旬巴黎出现的骚乱便是当时局面的一个生动例证。4月21日，巴黎的60个区召开第一轮大会，选出首都第三等级选举会的成员。选举之后，人们兴奋之情不减，促成了这次骚乱。在4月23日，当圣玛格丽特区初选会正在讨论本区陈情书的时候，墙纸制造商雷韦永指出，面包价格应该降到日工资15苏的工薪阶层能支付的水平。雷韦永素以对失业者的慈悲之心闻名，但在当时高度紧张的气氛中，他的话反而被误传为呼吁下调工资。而在另一个初选会中一位硝酸钾制造商昂里奥类似的呼吁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在接下来的几天中，降薪的谣言传遍了巴黎最东边的圣安托万产业区，27日昂里奥的宅邸被愤怒的群众洗劫一空。当局增加了驻军，但第二天他们就被数千暴民淹没了，后者洗劫了昂里奥的房子和工厂，并砸毁了所有东西。一支人数众多的法兰西近卫军分遣队来到现场并开枪示警，在近两个小时的骚乱之后群众散开了，这次事件造成25人死亡和几乎同样多的伤员。谣言将伤亡人数扩大到了成百上千人，还包括更阴暗的阴谋论。这就是三级会议代表们抵达凡尔赛时所面对的情形。闹事者为国王、内克和第三等级欢呼，但在洗劫富有市民的财产时也喊出了“打倒有钱人”的口号，政府没能及时阻止这些人，行动部署过于迟缓。对于代表们来说，首都巴黎肯定比他们的家乡省区更让人头疼。

数月激烈争论引发了人们的无限希望与期待，那么这些被寄予厚望的代表到底是些什么人呢？这场选举产生出了怎样的代表？第一等级的代表情况显示，现有教会统治集团失败了。303名教士代表中有四分之三都是普通的教区神父，只有46个主教。事情显而易见，迄今为止控制着教会的贵族教士、大教堂教士和修士没有得到他们下属的信任。教士陈情书印证了这种情况，其要求包括提高津贴，废除什一税转交制度，放宽教区行政职务的任职资格，由选举产生的宗教大会管理大教士团、主教辖区和教会。这个结果让第三等级的宣传者们大为兴奋，因为他们觉得这意味着三级会议中的教士们将会同情“爱国事业”。而第三等级并没有注意到，教士等级在某些问题上还是很一致的，比如必须恢复并切实加强教会对教育事业的控制，继续对“所谓的哲学”中不敬神的思想进行审查，限制新教徒所享有的宗教宽容。而作为承认财税平等的回报，教会希望新体制能确立并加强天主教在法国的权威。相比教士内部关于教区神父地位的分歧，教士们对于上述问题的共识要重要得多，但在选举的兴奋氛围中，大多数观察者都没能看到这种深层的团结，只是随着事态的慢慢发展，这种团结的重要性才显现出来，这是之前人们未能预见的。

贵族阵营也是一样，选举结果排斥了该等级长期以来的领导群体。廷臣自认为能被自动选上。(多塞伯爵在2月19日报告说：“大多数离开首都的年轻贵族都野心勃勃地想成为伟大的全国议会的议员。”[7])一旦他们置身于久违的外省，处在地方的三级会议中，就会发现当地乡绅对其高傲态度极为反感，总对他们提出尖刻的反对。他们通常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获胜，尽管他们最后的表现要比主教们好，保住了大概三分之一的代表席位，其中包括奥尔良公爵、三十人委员会的几名成员如拉法耶特。在另一方面，这场选举对于高级法庭的穿袍贵族而言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这个骄傲、能言善辩并且自信满满的寡头集团只有23人成为代表，尽管像迪波尔、弗雷度和德普雷梅尼这样1788年斗争的英雄也当选了。不过，粗野的乡绅中被选上的人也很少，虽然他们在选举会上颇为突出。322名贵族代表中最大的团体由世系久远的外省家族子孙组成，他们居住在城市，并不贫穷，不过要说起政治经验，他们唯一可以算数的，也只限于参军的经历。和教区神父一样，他们发现自己获得了独一无二的机会，得以宣泄几代人的不满和沮丧，很多贵族选举会的争执极为激烈。一些选举会闹分裂，同一个选举会产生了分庭抗礼的代表名单，撰写不同的陈情书。例如布列塔尼的代表不能在该省三级会议进行选举，当地贵族对此极为愤慨，联合投票抵制选举，最终结果就是全国三级会议中没有一个布列塔尼的贵族。

从贵族的陈情书能够看出，他们的内部意见杂乱无章，唯一的共识是放弃所有的财税特权。确实，只有8%的贵族陈情书呼吁三级会议按人头计票，但坚持要按等级计票的陈情书也才勉强超过40%，剩下的则做好了妥协的准备。接近40%的陈情书认为，应该按照贡献和才能，而不是财富，授予贵族头衔。但在其他的问题上他们都没有共识。在三级会议召开之后，贵族代表会分成两派，一派是少数的“自由贵族”，人数在90人左右，他们准备寻求和第三等级达成协议的方法，剩下的则是顽固的多数。自由派贵族大多更年轻、更都市化，见多识广，也更有学问。但和他们的对手(指多数贵族)一样，自由派也是从贵族阶层中直接产生的。因此，面对1789年的政治考验，法国的第二等级其实颇为踌躇。他们准备好了进行变革，也渴望多方面的变革，但对于自去年秋天扩散开来的敌意，贵族们还是感到很紧张。而且，贵族内部的矛盾不满与拉帮结派远比教士复杂，这导致了分裂，他们没有像第一等级那样可以依靠的共识与团结。尽管他们的财富、权力和地位总和极为可观，但相比其对手第三等级想象中的形象，法国贵族实际上是虚弱的、缺乏组织和自信的。这种劣势在去往凡尔赛的代表们身上显露无遗。

与此相反，第三等级则明显更加和睦团结。没有农民或工匠能够进入第二级选举，而真正会去投票的少数(即便在巴黎，在大概5万选民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行使了自己的权利)也都是接受过教育的，有闲暇时间，并且偏爱自己同类的人。参加二级选举的人都要自付差旅费，更不用说最终被选到三级会议的人了。最重要的是，在竞选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不可避免地是进行过公共演说、主持过会议和起草过文件的人。其中，首先是律师和持官者，他们在1788年9月以来的公众运动中尤其引人注目。当选代表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有这样或那样的法律职业资格，四分之一的人是律师或公证人，其中就包括巴纳夫和罗伯斯庇尔。45%的代表(294人)持有可买卖的官职，其中就有很多人是大法官辖区法院的高级法官，选举条例还赋予了他们组织选举会的权利。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只有99名代表从事贸易或工业。内克允许选举人选择自己等级以外的人作为代表，这一决定的获益者也只有9人，尽管其中包括教士西耶斯和贵族米拉波。虽然第三等级代表团中有这两人，还有在前两年的斗争中在公众面前崭露头角的名人，比如多菲内爱国者的领袖穆尼耶、巴黎律师界的骄傲塔尔热和像天文学家巴伊这样的著名科学家，但是大部分代表在自己家乡之外还是不为人所知，也没有经历过风浪。除了相似的社会、教育背景之外，他们都对按人头计票和民事、财税平等表示支持，这是最能使他们团结起来的东西。如果有人怀疑他们对以上原则的支持，那么等到三级会议召开后不久，这种怀疑一定会烟消云散。

5月5日，在盛大的庆典仪式中，全国三级会议终于开幕了。三个等级在前一天下午进行了庄严宣誓，现在他们走进了凡尔赛宫最大的大厅，按照先例，穿上了各自等级的服饰：教士穿着他们的祭袍；贵族则身着丝绸、佩剑、由金线缝制的马甲，头戴嵌有白色羽毛的帽子；第三等级穿着肃穆的黑色衣服。熙熙攘攘、充满期待的人群前来围观这场典礼，也许任何开场演讲都无法表达人们心中的希望。没有人料到会感到无聊，这正是掌玺大臣和内克发言的效果。掌玺大臣的声音太小，根本听不见；内克本来有3小时的演讲，讲了半小时嗓子就哑了，剩下的由别人代念。尽管大家时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但演讲中并没有明确涉及那些牵动人心的话题。内克说三级会议不应为了财政问题而召开，但他在演讲中一直强调的就是财政和预算。他承诺，王室和内阁大臣们将全力支持行政和司法的全面改革，不过他也提示，作为以防万一的手段，国王保留否决他不喜欢的政策的权力。在计票问题上他态度含糊。一方面他建议大家就这一最重要的事务进行全体投票；另一方面他也宣称按等级计票也许更合适，而且无论如何，这件事情不能由任何政府权威决定，而应由教士和贵族自由地达成协议，放弃按等级计票。而在这之前，他们还要分开审查各自等级代表的资格。在三级会议召开的前一周，人们盛传宫廷中存在一个由阿图瓦伯爵和王后领头的党派，他们准备赶内克下台，这传言绝非没有根据。而更聪明的内克的支持者们猜测，在起草发言稿的时候，内克受到了束缚。但不论哪一方，大多数人都对内克的含糊其词感到失望。极端者离开大厅之后决定，必须首先彻底解决代表资格审查的问题，否则一切免谈。

斗争从第二天早上开始。当时的情况是：大部分代表相互并不熟悉，大家稀里糊涂，犹豫不决，又意识到自己参与的事务十分重要，感到有些畏怯，于是那些清楚自己目标的代表掌管了议程。布列塔尼和多菲内的第三等级代表在前几个月中积累了远比其他人更丰富的省区政治经验，他们认为分开审查代表资格一定会导致分开计票，必须反对这项决定。在经过了漫长而混乱的辩论之后，第三等级(他们以“平民”自居，这反映了第三等级的观念)决定不接受代表审查，也不单独处理任何问题。与此同时，贵族也没有丝毫犹豫。5月7日他们以188票对46票决定继续分开审查代表资格。到11日审查结束，第二等级宣示自己等级的会议已经“成立”。教士也投票表决是否进行分别审查，不过辩论时间很长，双方票数则为133比114，而在审查结束之后，教士们没有进一步宣示自己自成一体。作为传播福音的神职人员，大多数教士是严肃真诚的，他们希望能够找到和睦的妥协之道。5月7日，第三等级派出代表团，希望可以就共同审查的问题进行三方会谈，教士们对此表示欢迎，并呼吁贵族也这么做。一周之后贵族同意了，但当三个等级的代表碰面之后，他们发现第三等级代表带来的指示只有一条，那就是让他们接受按人头计票，其他一概不谈。而贵族也还以颜色，他们争论道，翻遍先例也找不到共同审查资格这一条，并于26日退出了谈判。此时巴黎第三等级代表抵达了凡尔赛，人数增加了，于是他们再次向教士呼吁，邀请后者“以上帝和国家利益的名义，到大议事厅中加入他们，以一致的行动带来团结与和睦”。对于教士来说，这无疑是对他们进一步的道德冲击，正当他们为此苦恼时，国王在5月29日亲自干预，他谴责了第三等级的消极态度，并敦促恢复协商，谈判确实恢复了，但并没有取得更积极的成果。与此同时，王储在6月4日去世，国王陷入了长达数日阴郁的哀悼期，政府内阁基本瘫痪。到6月的第二周，第三等级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和之前的策略相反，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并制定章程，6月3日他们将巴伊推选为主席。现在第三等级开始把“单独行动”挂在嘴边，单方面将“平民”们宣布为代表全国国民的议会，并在此基础之上继续资格审查，不再理会另外两个等级的意见。6月10日，西耶斯的正式提议将这个想法推到了顶点，他建议立即向另外两个等级发出一起审查代表资格的最后邀请，如若不成，“平民”们将执意继续。这个提议以493票对41票通过。邀请在第二天发出，但到12日仍未得到另外两个等级回应，第三等级开始自己点名审查代表。

真正的革命斗争此时启动了。如果去年12月国王批准了按人头计票，或者贵族和教士在三级会议一开始就同意一起审查资格，那么一切还会井然有序，法律的链条还能完好无损。第三等级在“切断缆绳”(西耶斯的说法)之前等待的时间之长，表明了来自法律界的代表们极不愿意蔑视合法性。在不征求另外两个等级意见的情况下，宣布自己是国民代表的唯一合法团体，无异于霸占了法律权威。他们也意识到，没有回头路了。这个决定是公开作出的，因为和教士、贵族不同，第三等级从一开始就允许观察员在场，而且随着局面僵持不下，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人从巴黎跑到凡尔赛，旁观其议事。这些看客中没人支持贵族或教士，因为“平民”们每次表示强硬态度的演讲都得到广泛的掌声。少数代表还坚守着达成共识的渺茫希望，每当他们呼吁谨慎和克制，都会引来嘲讽和嘘声。

人们也相信，凡尔赛任性的群众确实代表着更加广泛的公众舆论，这种舆论是被长达数月的狂热宣传和现在每天报道三级会议的作为——更确切地说是“无所作为”——的报纸掀起的。这个领域的领头羊是米拉波的《写给选举人的信》，它由最著名的代表撰写，按时、准确(尽管难免有偏见)地报道三级会议中每天发生的事。在三级会议刚开始的时候，没人相信米拉波。但他很快表现出无人能及的雄辩能力，并且有才能做到精准无比，在其他代表刚刚想到的时候，米拉波就能准确表达出他们想说的话。很快他就以爱国事业的名义，为自己的报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订阅者，特别是在巴黎，长时间的选战也使当地的政治高烧不退。尽管政治焦点在凡尔赛，但政治舆论的温室却在首都时尚的西端地区，在拱廊下，在咖啡馆里，在罗亚尔宫的人行道上。罗亚尔宫的主人奥尔良在1780年向公众开放此处，这里成为一个休闲花园，1789年，花园却成了流言、辩论和散发小册子的中心。

阿瑟·杨在6月9日写道：“我到罗亚尔宫去看最近有什么新的出版物，并将所有出版物编目。每个小时都有新东西出来。今天出版了13本，昨天16本，上周29本……从门到柜台都摆满了书……这些书刊中的95%是歌颂自由的，大多猛烈抨击教士和贵族……但罗亚尔宫的咖啡屋的景象更加让人惊异，不仅屋里坐满了人，还有翘首以盼的人群挤在门口和窗户旁，聚精会神地聆听某个演说家的讲话，演说家一般站在桌椅上滔滔不绝地向听众们发表演讲。人们倾听其发言时的期望之高，以及每当他们提议对现有政府采取更普遍的抵抗和暴力时，掌声之雷动，令人难以想象。”[8]

也许有些事情仍可以想见，比如6月13日，当普瓦图的代表点名时，三位教区神父递交了自己的资格书，凡尔赛的兴奋程度可想而知。这个举动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教士等级内部的纽带长期以来岌岌可危，现在终于断裂了，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又有16名教士脱离了自己的等级。但在点名结束之后，问题产生了：现在代表们到底在代表谁？很明显他们代表的不仅仅是第三等级。西耶斯顺着《第三等级是什么？》一书的逻辑，认为他们已经是一个现成的代表全国国民的议会，很多直言不讳的代表也同意他的说法。但其他人害怕，现在与贵族以及大多数教士达成和解的前景尚未明了，而西耶斯等人的建议会摧毁现有的希望，6月15日西耶斯试图与保留意见进行调和，提议把他们自己称为“法国国民已知的并通过审查的代表议会”。接下来是两天的辩论，其间还提出了更加冗长的大会称呼，而议会旁听席上的公众已经表现得不耐烦了。这一切都对西耶斯有利，到6月17日，他觉得是时候提出自己一直期望的建议了。此时，绝大多数人都意识到没有更合理的选择了，遂以491票对89票通过了“国民议会”的名称。就在这个众人已经陶醉不已的时刻，一些头脑冷静的激进代表想得更远。布列塔尼的代表领袖塔尔热和列沙普利耶提议，宣布所有现存税种非法，但在设计出新体制之前暂不废止。如果国民议会中止，那么它对现行税种可以暂存的批准也随之失效。其中的含义再明白不过了，却得到了一致通过。国民议会正式以主权者自居，并呼吁所有的纳税人藐视任何试图解散它的政府。现在面对挑战的不仅仅是另外两个等级，王室权威也被扯了进来。就像第二天英国大使(一位公爵)向其外交大臣所汇报的：“一旦国王仍像以前那样，准许第三等级继续，那么他离被后者支配的日子就不远了。”[9]

但国王仍沉浸在丧子的极度悲伤之中，还不太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他说国民议会，不过是个词汇。大臣们都看出来这远比词汇厉害，但对于接下来怎么办，他们存在分歧。在国王和内克都不知情的情况下，陆军大臣开始在巴黎周边增派驻军，王后和阿图瓦伯爵欣然同意，他们已经连续多周呼吁采取更强硬的举措。而内克一方面不同意第三等级以主权者自居，另一方面也认为必须把他们安抚下来。他建议国王召开御前会议，重申自己的权威，同时提出能让大家欢迎的妥协方案。国王同意了该计划，但趁内克不在的时候，王后及其党羽把他为会议准备的发言稿改得面目全非。而且在三个等级6月20日(周六)来到各自议事厅时，他们并未事先接到召开御前会议的正式通知，于是他们发现会议厅大门紧锁，并由卫兵把守。就在前一天，教士们勉强以多数通过了加入国民议会的决定，兴奋的代表们正准备在第二天给予他们热烈接待。紧锁的门和卫兵使他们目瞪口呆，而墙上召开御前会议的告示使代表们怀疑议会即将被解散。即便是那些反对6月17日决议的人，也被这次“专制行径”[10]激怒了。在他们看来，现在无视王室禁令，将会议进行到底，成了坚持原则的表现。大家征用了附近的一个室内网球场，愤怒的人群挤在各个门口，代表们庄严宣誓，“在王国宪法和公众新生得到创立和巩固之前”，决不解散。在周一，御前会议被推迟了一天，国民议会决定再次召开会议。这次他们终于得以欢迎大多数教士加入，并且向三位来自多菲内的贵族致敬。第一、二等级的团结和决心显然正急速崩塌。

御前会议也没能挽回这一切，内克整个周末都在煞费苦心地向公众担保，政府不会解散议会，他草拟的御前会议计划被修改，内克觉得自己有可能会受到牵连，于是有意高调地置身会议之外。当时，御前会议已经开始被人们称为“老古董”，而当国王以废除6月17日决定作为会议开场白的时候，贵族们露出了笑容，三个等级中的所有爱国者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事实上，国王提出的计划颇有建设性，当时和后来的观察者们都认为，如果这项计划能在5月被提出的话，会受到普遍欢迎。国王一共作出了35点声明，他承诺在未经三级会议同意的情况下，不再增税或举债，废除或修改几项不受欢迎的税种，取消随意囚禁、道路修筑劳役和农奴制，并宣布在各省建立三级会议。但他也宣布封建权利是不可侵犯的私人财产，而且仅仅敦促——而非命令——贵族和教士放弃财税特权。而在说这一席话之前，国王首先宣布三个等级都是神圣的。他也确实劝告前两个等级在一些共同相关的问题上加入第三等级一起讨论。对于受自己选举人委托觉得必须分开议事的贵族，国王希望他们不要如此敏感，因为所有的约束性选举人委托都被宣布为无效。不过在所有和教士、贵族的特殊利益与特权相关的问题上，这两个等级被赋予了一票否决权，而鼓舞了第三等级的市民观察团也被排除在未来所有会议之外。当天，军队就围在会议厅外，人数之多前所未有，国王以公然的威胁作为会议结语。他宣布，未经他的同意，三级会议一切作为均为无效。如果他们拒绝合作，他将独自照料“我的人民的幸福”，将自己视为人民唯一真正的代表。接着他命令代表散会，并于第二天恢复分厅议事。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成为一个转折点。就在贵族和教士们顺从地撤离会场时，第三等级和前几天加入其中的教士们岿然不动。在典礼官重复了国王的命令之后，米拉波称除了刺刀，没有什么东西能强迫他们离开。大家都表示赞同，国民议会也重申了网球场宣誓，并反复强调了自6月17日以来议会的作为，宣称代表们不可侵犯。与此同时，国王刚刚从御前会议腾出手处理内克请辞的问题，得知第三等级不愿离开之后，因为无暇顾及，国王表示他们可以待在那儿。就像1787年11月19日的御前会议一样，国王一句话就把整套计划抛弃了。当天晚上内克被说服，收回了辞呈，但他缺席御前会议的消息传到了巴黎，这被视作他即将被解职的信号，罗亚尔宫沸腾了。

阿瑟·杨第二天记述道：“巴黎的骚动简直难以形容，有一万人一整天都待在罗亚尔宫……让我惊讶的是，国王的提议遭到了一致鄙弃……这里的人们气愤无比，他们似乎拒绝任何妥协的念头，坚持要求三个等级的结合……对于内克主动请辞的说法，他们也满腹狐疑，他们似乎更关心这种事情，而非很多更加本质的问题。”[11]

激动的群众也挤满了凡尔赛的街道，他们冲进了王宫，没有遇到任何军队拦截。而内克在现身之后，得到了群众山呼海啸般的欢呼，他也放出豪言壮语，说绝不会舍弃人民。但另一方面，公开反对“爱国事业”的人遭到了围攻、推撞，其寓所的窗户也被砸坏。军队保护巴黎大主教逃过了绞刑，还吹嘘说他们保护主教没有开“不爱国的”枪。6月24日，巴黎两个连的法兰西近卫军——就是他们在两个月之前射杀了雷韦永风波中的闹事者——拒绝履行维持公共秩序的职责。尽管爱国，一位焦虑的巴黎人还是在25日写道：“谁能阻止混乱？警察既没这能力，而且也不能依赖他们。”[12]

不过这些事件却给国民议会带来了胜利。对于他们的挑战，国王回应不力。而群众运动带来的支持也非常管用，除了少数继续独立议事的教士之外，对于绝大多数教士，这些事件都构成了足够有力的理由，6月24日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加入了国民议会。而自从6月17日开始，奥尔良公爵和其他少数贵族就在劝说其等级同意与第三等级一起审查资格，24日他们进行了最后一次徒劳的努力。第二天共有28名贵族出现在了所谓的“国民议会厅”中，另外还有四五十人即将追随他们的脚步。显然，国王不能再指望前两个等级服从他了，而摇摆不定的法兰西近卫军也在暗示军队可能会失守。在这样的情况下，国王最终屈服了。6月27日他致信教士和贵族等级的主席，命令他们加入国民议会。一些人感觉遭到了背叛，并试图抗议，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很快意识到自己别无选择。在这个消息公开之后，巴黎和凡尔赛都举行了盛大的群众庆祝活动和烟火表演。当国王和王后噙着眼泪出现在王宫露台上时，他们得到了群众山呼海啸般的欢呼。阿瑟·杨写道：“所有事情似乎已经了结，革命结束了。”[13]

不论是哪派议员，肯定都希望事情就此告终，现在大家把处理各项事务和制定宪法提上了日程。所有人包括第三等级代表，都被前两周群众骚动所展现出的规模和力量吓到了。富有责任感的代表们期待一个更加严肃、镇静的时期的到来，使事态回归正常，重现社会和睦。但随着7月临近，这样的时期并未到来。6月30日，4000名群众袭击了塞纳河左岸的一座监狱，10名反叛近卫军正在那里等待被送往更加严密的关押地点。群众释放了这些士兵，带着他们胜利回归罗亚尔宫，并为其举办了大型公众庆典。这样的事件表明群众骚动远未结束。尽管6月27日是一片欢声笑语，但人们对宫廷居心叵测的怀疑仍广为流传，并且挥之不去。更可怕的是，这种怀疑得到了验证。6月26日，四个军团从边境被召回到巴黎地区，同时国王给予经验丰富的老兵布罗伊元帅最高指挥权。7月1日，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更多的军队被调回巴黎，人数大概增长了5倍，达到2万人之多。没人会忽视军事调动，或者无视外籍军团的加入，尽管他们被认为比法国本土军队更可靠。7月8日米拉波在国民议会提议向国王请愿，要求撤回这些士兵，得到了代表们的一致赞同。国王则冷冷地回答，军队的存在是为了保障公共秩序。但军队的真实目的似乎很明显，正像大家怀疑的那样，即威胁巴黎，扭转王室自6月中旬以来作出的让步。在宫廷中，王后和阿图瓦伯爵仍然一门心思要扳倒内克。在他们看来，6月23日劝说后者留下不过是一时之需，内克仍被排除在所有重大决策之外，同时他们在寻找更听话的代替者。到7月11日，他们觉得找到了合适人选。当天下午，内克收到了一封王室的信函，信中将他解职，并命令他立刻离开法国。尽管倍感震惊，内克还是立刻照办了。第二天，另外三位大臣被解职。布罗伊成了陆军大臣，卡隆的老对手布勒特伊和另一位尽人皆知的独裁主义者当上了御前会议的领导。新的国王内阁想做什么尚不可知，因为，内克被解职的消息一经公开，他们也顾不上做其他的事情了。

这次官员换血的时机挑得真是太糟糕了。每个人都被两周以来的军队活动搞得心惊胆战。而7月12日是周日，没有人上班。而最关键的是，自去年夏天就可以预见到的食物短缺和高价正走向高峰。现在正是危险的夏季中期，原有的粮食库存耗尽，新一轮粮食的收割时间未到。当然，内克是坚持谷物控制和面包价格补贴的。整个春天，他都在努力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即保持巴黎的低廉粮价，但这样做吸干了其他市场的供应，5月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佛兰德斯、阿图瓦、皮卡第和诺曼底都出现了粮食骚乱。这些消息大大刺激了有良心的、自责的教士们，使其在6月离开自己等级加入第三等级，希望能够采取一些应对措施。然而就是在各等级融合的时候，骚乱发生的地点逐渐向首都逼近，7月上旬人们听闻里昂抗议高粮价的骚乱极为严重，最后当地人摧毁了该市周边所有的税卡。7月4—7日，国民议会就谷物贸易问题进行了辩论，但未能达成一致结论，因为很多代表相信该贸易应该自由化，但考虑到群众的情绪，不愿说出自己的想法。同时，巴黎的面包价格正逐渐升到20年以来的最高点。

内克被解职的消息在7月12日下午传到罗亚尔宫。每个人都意识到，对人民力量的决定性考验开始了。人们立刻涌向剧院，强迫剧院关门以示悲哀。当天晚些时候，在杜伊勒里花园聚集的群众遭到了德意志骑兵的袭击，后者接到命令清理这个花园。人们一直害怕的军事行动似乎已经开始，不过在几次小冲突(甚至都不能确定发生过)之后，军队在傍晚时分撤离了，而整座城市则开始疯狂地武装自己。一旦武装起来，民众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行动。当天晚上，人们效仿里昂的先例，也攻击了城市周边的收费关卡，烧毁了几个税卡，火光照亮了夜空。第二天早上，他们将注意力转向被认为藏有武器的地方，首要的是圣拉扎尔修道院。人们在那里发现囤积着大量谷物，这证实了大家最糟糕的怀疑。人们做了不少渎神和反教士主义的事情，在这样不妙的情景中，修道院被洗劫一空。有产者们极为惊慌。自从代表们5月离开巴黎之后，当地的选举人就一直保持非正式的集会，在接下来的周六，由于军队已不可靠，他们决定组织民兵部队维持秩序。他们开始迅速执行该决定，当晚就派出13支巡逻队。他们之中的一人写道：“不过，我们的出场颇为尴尬。我们压不住人们的怒气，如果做得太过分，他们会杀了我们。现在不是和他们讲道理的时候。”[14]

14日早晨，轮到了巴黎荣军院。这里是退役老兵的医院，群众找到了大炮和轻型武器。人们拖着这些武器通过了大半个巴黎城，把它们摆在格雷勿方场上，正对着市政厅。距离此处仅数百码的地方，是最令人生畏的军械库、高耸屹立的国家监狱——巴士底狱。这显然是下一个搜寻目标，但要攻击这样一个要塞似乎不太可能，虽然人们后来才知道这里人手极少，防守极为松懈。一开始选举人试图进行谈判，让群众把武器转交给他们。但是当不耐烦的群众强行进入监狱内庭的时候，守卫部队惊慌失措并开了枪，打死近百人。职业军人介入了。自从6月最后一周的兵变和叛逃以来，法兰西近卫军的纪律就再也没有恢复过，伴随着罗亚尔宫里的酗酒狂欢，每天都有新的部队哗变，但是战斗经验并没有和军事纪律一起消失，法国近卫军士兵出现在了巴士底狱门前，带着群众从荣军院拖来的大炮。在如此之近的射程中，监狱的吊桥和大门很快就会被拿下，监狱的要塞司令很清楚这一点。巴士底狱投降了。

与此同时，国民议会正在凡尔赛召开会议，当首都方面的消息传来时，代表们正无望地向国王提出呼吁，希望他撤回军队。国王一开始驳回了议会要求，理由是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军队。但之后的7月15日下午，他亲自来到国民议会宣布，自己正在解散驻扎在巴黎外围的部队。喜出望外的代表们为国王欢呼不已，把帽子抛到空中，并全体护送国王回宫，6月27日涕泪横流的场景似乎又重演了。人们常常说起国王的善良天性和对人民幸福的挂念，但这并非造成国王政策180度转变的原因。从13日到14日，军队确实已经部署完毕，准备开始恢复巴黎的秩序，即使要进行恐怖的屠杀，军队人数也足够多。但法兰西近卫军的事例让人觉得不妥，其他的兵团会和他们一样吗？面对强行军的指令，面对穷人的街区和焦虑不安的平民不断地请愿，让士兵向手无寸铁的爱国者开枪，他们的道德良知一定受到极大的压力。指挥官们越来越不愿意考验部下的军事纪律，而布罗伊对这种情况下的冒险有着丰富经验。他劝告国王，军队已经靠不住了。

路易十六接受劝告标志着王室权威扫地。王权承认，它已无权强制执行自己的意志。于是，最终他只能接受6月中旬以来发生的一切。全国三级会议已经不存在了，它被单一的国民议会所取代，后者不分等级，挟国民之名以主权者自居，并声称有赋予法国一部宪法的任务。在这紧张的局势中，王后、阿图瓦伯爵和他们的心腹用尽手段密谋策划，想要颠覆这些成果，但最终失败了，败在群众运动浪潮下。此浪潮支持第三等级的立场，支持同情第三等级的教士、贵族们的立场。他们还败在一种政治气氛下，这种气氛是如此使人兴奋，即便是宫廷召集来遏制它的势力，也被它感染了。攻占巴士底狱象征这一系列运动达到高潮。在受到巴士底狱事件的挑战时，路易十六选择了退缩，使巴黎人民相信仅凭他们就能拯救国民议会于将倾之时。因此，他们以7月14日取胜的自由卫士自居。就像拉罗什富科-利安库尔公爵对路易十六说的：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叛乱。也许这句话是后人的杜撰，但不论是否属实，它都是正确的——这是一场革命。

[1]　Despatches from Paris, ii. 140.

[2]　Egret, La Pré-Révolution, p. 334.

[3]　Correspondance secrète sur Louis XVI, Marie Antoinette, la cour et la ville de 1777 à 1792, ed. A. de Lescure Volume 2, Paris, 1866, p. 305.

[4]　高等法院在1788年9月25日宣布按照1614年模式召开三级会议。——译者注

[5]　M. Gresset, Gens de justice à Besançon (1674-1789), Volume 2, Paris, 1978, ii, p. 756.

[6]　纳瓦尔的国王亨利三世于1589年继承了法国王位，成为法王亨利四世，纳瓦尔和法兰西就是这样结合在一起的，但纳瓦尔严格来说仍是一个独立王国，它在1790年才变成法国的一个省。——译者注

[7]　Despatches from Paris, ii, p. 161, 19 Feb. 1789.

[8]　Travels, p. 134.

[9]　Despatches from Paris, ii, P. 217.

[10]　J. A. Creuzé-Latouche, Journal des États Généraux et du début de l’ Assemblée Nationale (1789), Paris, 1946, p. 130.

[11]　Travels, p. 154.

[12]　Nicolas Ruault, Gazette d’ un Parisien sous la Révolution, Paris, 1976, p. 142.

[13]　Travels, p. 159.

[14]　Ruault, Gazette, p. 154.

第五章 1789年原则与改造法国

王室日渐式微，谁都明白国王撤军意味着什么。早在7月17日，阿图瓦伯爵就离开凡尔赛逃往东北部边境，在接下来的数周，不少朝臣也步其后尘。这意味着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然认为王室输了。就在当天，国王在少数代表的陪同下前往巴黎市政厅，宣布军队正在撤离，内克已经官复原职，巴伊就任巴黎市长(这是个新头衔)，拉法耶特成为新民兵组织(现被称为国民卫队)的指挥官。据说当天有15万武装市民聚集在巴黎街道上，他们都戴着蓝红相间的帽章，这是象征巴黎市和奥尔良公爵的颜色。当月拉法耶特把象征波旁王朝的白色也加了上去，红、白、蓝三色的“爱国色”从此诞生。国王接受了这个帽章，并佩戴着去了市政厅，首次得到人民的欢呼。与此同时，有一个包工头开始让工人拆除巴士底狱。

但这一周的兴奋与紧张并未就此消散。面包价格仍居高不下，各种供给难以保证，饥荒即将到来的流言四处散播。7月14日，群众砍下了巴士底狱要塞司令的头，杀死了延误武器输送的巴黎市长弗莱塞勒，这让决心捍卫爱国主义事业的暴力行为蠢蠢欲动，前两者的脑袋被插在长矛上游街示众。22日人们抓住了准备外逃的巴黎督办官贝尔捷·德萨维尼，他和他的岳父富隆刚刚上任就被群众砍了头，按照布勒特伊的说法，很不幸只当了“一百个小时的官”，原因是涉嫌在前几周切断巴黎补给。一些兴奋过头的公众人物试图给杀戮一个说法，巴纳夫抛出了他一生中的名言，他问道：这些人的血能有多纯洁呢？但在有教养的旁观者看来，这种野蛮暴力令人心惊肉跳。拉法耶特觉得新成立的国民卫队本应该制止这些杀戮，自己想要引咎辞职，但是迫于各方压力留了下来。尽管民兵组织非常脆弱，但它是爱国者们唯一信任的武装力量。在刚刚起步的阶段，他们必须依靠它，它也必须组织有序。从各省传来的不利消息只能让他们更加坚定自己的选择。

阿瑟·杨在6月28日离开了巴黎，他确信革命结束了。7月15日他在南锡听说外省市镇不会轻举妄动，除非他们弄清楚巴黎到底做了什么。但很多其他地方政府由于处理面包紧缺不力已经受到了冲击。南方很多城镇模仿凡尔赛建立起了国民卫队，在6月的最后几天，正当凡尔赛的宪政斗争悬而未决的时候，很多市政府没能及时采取措施应付来自群众暴力和专制主义报复两方面的威胁，因而压力倍增，而这种压力来自选举人和某些自封的显贵。内克被撤职的消息更是火上浇油，在7月的第三周，王国中的大多数主要城镇都建立起了革命委员会，它要么取代了旧权威，要么与旧权威并驾齐驱，并密切监控后者。它们大多是在暴动中夺权的，斯特拉斯堡的市政大厅和鲁昂谷物仓库被洗劫一空，纺织工人掠走了珍妮纺纱机。雷恩的士兵拒绝守卫城市，反而加入了群众队伍，将长官驱逐出城。要求面包降价的呼声不绝于耳，有些地方的人们甚至要取消所有赋税。这些自封的市镇革命委员会把保持革命热情高涨作为第一要务，各地争相建立了国民军。而接下来它们便忙于保障谷物供给，并给国民议会发贺词，庆祝它们幸运地逃过一劫。在这些运动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在春季选举中就已经举足轻重的律师阶层了。所有的有产者都因为害怕出现无政府情况而聚到一起，在商业和工业中心，商人们纷纷加入政治活动，而在这之前他们多是模棱两可的旁观者。教士和贵族也时常提供协助，但人们觉得这两者和已被取代的市政机关关系密切，而且之前教士和贵族代表强硬的态度也让选民心生疑窦。在第戎，教士和贵族就遭到了预防性的软禁。在这几周中，特权阶层不仅被清除出地方权力机构，而且在乡村遭到了更加严重的打击。

自从春天以来，粮食短缺越发严重，很多乡村地区的不安和骚动与日俱增。起草陈情书所带来的无限希望和随后进行的选举至关重要，它们阻止了焦躁与饥饿的农民大规模地劫掠谷仓以及对征收什一税和地租人员的对抗。农民明显希望能够大幅度减轻负担。但流言四起，人们纷纷传言凡尔赛已陷入僵局，群体性事件的数量有所上升。在巴黎和其他城市即将发生骚乱的谣言更加剧了农村的焦躁不安。国王向民众妥协的消息就像是取消了所有限制，他默认了特权阶层的失败，传达给所有臣民一个信号，即大家可以对公众敌人任意发落。持续的政治危机使阴谋论四处散播：有人想以饥荒整治人民，阻碍爱国行动；修道院和贵族的谷仓被前几季的什一税和地租撑得满满当当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同样可疑的还有城市商人，他们不走一贯的商路，到农村市场四处采购，把面包卖给饥饿的市民。此外，由于这次萧条，道路上挤满了找工作的人。农民原本就害怕四处游荡的流浪汉的劫掠，现在极易相信贵族雇佣盗匪到处抢劫。1788年7月的风暴刚过去一年，庄稼马上就要成熟收获了，农民更加紧张。这一切造成了所谓的“大恐慌”，7月的最后一周，一场群体性恐慌席卷大多省份，只有最外围的省区得以幸免。农民们聚在一起，武装起来，准备和贵族残忍的佣兵作战。而从远处看，这些武装人员本身就很像盗匪，于是恐慌就传播开了。

在很多地方，村民们害怕为时过晚，不等劫匪到来就试图先发制人，攻击贵族。他们觉得自己不过是在执行国民议会必然会下达的命令，就像一位乡村牧师所说：“当居民得知一切都将改变的时候，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在新的法律颁布之前拒绝支付什一税和其他地租。”[1]他们袭击粮仓，洗劫了之前上缴的粮食。在某些地区，例如诺曼底西部、勃艮第、埃诺、阿尔萨斯、弗朗什孔泰和多菲内，领主庄园和城堡遭到了进攻。但即便如此，毁坏和抢劫活动也并非全部，只有在领主与之对抗时才会发生。进攻者瞄准的是封建制的象征物，例如鸽舍、领主窑炉、榨酒间和风向标。他们对存放着契据证书的房间兴趣尤甚，地籍册和其他封建义务的文件记录都保存在此。这些房屋都被洗劫一空，文书被一烧而尽，焚毁法律文书的篝火远远地冒着黑烟，让恐慌感有增无减。如果领主正好在家，他们通常会被逼迫宣誓放弃特权。如果他们拒绝放弃，或者人们找不到封建文书，那么整幢建筑就可能被付之一炬。7月19日，在沃苏勒附近，一群人侵入了弗朗什孔泰某位特别令人讨厌的领主在昆西的庄园，他们被一次摧毁了整幢建筑的大爆炸送上了西天。没人将此归咎于侵入者，人们觉得任何领主一旦抓住机会都会采取这样的报复行动。消息很快传遍了法国东部，人们不断添油加醋，引发了新的一波抢劫城堡和富裕修道院的浪潮，一直持续到8月。

城镇居民感到十分惊恐，因为城市里也同时发生了暴动，暴动波及农村，但城市很快就平息下来，国民卫队似乎把事态控制住了。在一些地区卫队甚至觉得后方无虞，可以派兵到周边乡村维持秩序了。尽管自身既无训练也无经验，但他们还是不相信正规部队，因而比较偏远的农村几乎完全失控。由于不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骚动、抢劫和纵火报告，巴黎和凡尔赛当局认为情况更加糟糕。8月3日，国民议会的新闻委员会发言人称：“从各省发来的通报看，最卑劣的匪徒正席卷人们的各种财产，城堡被焚毁，修道院被推倒，农场被抢劫一空。领主收取的赋税荡然无存，真是无法无天，所谓的公正仅仅是法庭废墟上的一缕青烟。”[2]他要求公民们保持冷静，继续缴纳税款、什一税和其他地租，直到国民议会颁布新的法律秩序为止。但更加激进的代表认为，如果政府无法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激励，这样的呼吁百无一用。来自布列塔尼的代表因为定期聚会共商对策而被称为“布列塔尼俱乐部”，他们觉得应该采取更彻底的方法，即一种他们称为“魔法”的方法来平息民众骚动。他们认为封建制应该被一举废除。一切注定会发生，国民议会的另一个委员会正在分析的陈情书明白无误地显示了这种要求。当时，具有自由派思想的富裕大臣艾吉永公爵在三十人委员会中很活跃，委员会成员便劝说他提出废除封建制，作为原始提案的修正案。他们预估在8月4日周二晚上的参会议员较少，与此同时布列塔尼俱乐部的激进派列沙普利耶将主持会议，便把公爵发言安排在了当天晚上。历史证明，这次会议成了整个法国革命史中最彻底、最激进的一次。

本次会议的开端和议程都乱作一团。就在艾吉永公爵发言之前，另一位贵族诺瓦耶子爵看出了端倪，抢先提出废除封建制的建议。艾吉永公爵只能表示支持，但接连两个内容相似的提案导致接下来的发言提出了越来越彻底的要求。前两者呼吁取消地租、农奴制和劳役，但其他人觉得封建制不止这些，他们很快开始控诉贵族的狩猎权利、私人法庭和路桥税。提案本意是安抚农村，但迅速淹没在控诉谴责和弃权声明中，每次控诉和声明都引发阵阵欢呼。整晚议程的最大特点就是无限的利他主义，正如一位情绪激动的贵族所言：“沐浴在爱国主义的时刻。”[3]但在激昂之余，议员们也没忘记宿怨。乡村贵族提出，如果廷臣剥夺了他们的庄园权利，那么廷臣自己的年金和闲职也应该取消。据说一个教士首先谴责了狩猎特权，导致一位公爵愤然反击要求取消什一税。教区会费和神职兼任也经历了同样命运，到破晓时分，教区教士的大部分收入都被剥夺了。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会议演化成一场对各种特权的大控诉。市镇和省区代表宣布放弃近500年间传袭下来的权利和免税权，法官们也放弃职务特权，宣称要提供免费的正义，当买官问题(这是他们职位的基础)被提上废除议程的时候，他们毫无异议。人们达成了共识，所有的公职都应该完全开放，实行有能力者居之的选拔制度，法国人从此享有完全的权利和地租平等。凌晨两点多的时候，议程大致结束了。这时一方面是代表们建议在全国大唱感恩赞歌，打造纪念章以记述他们自己废除所有封建权利；另一方面，路易十六则赞扬他们是“法国自由的重建者”。

拉博·德·圣-艾蒂安后来回忆，当时不在场的人简直难以想象会场的情况，即便在场者的回忆也是互相冲突的。人们只记得一些不足挂齿的瞬间，而将当晚所有的决议形成书面法令花了大概一周的时间，进一步解决各种技术细节问题又花了6个月。当决议以冷冰冰的法律语言呈现出来时，一切远不如在那个夏日夜晚的烛光中那样豪迈慷慨了。8月11日法令有一个响亮的开头，即国民议会废除封建制。而它实际上规定，封建租金可以通过赎买解除，但在支付赔偿金之前，还是要继续征收的。它们毕竟是财产，就像买来的官职一样，只是可以赎买。不过尽管教士表示抗议，但什一税确实被废除了。一些代表颇有预见性地提出了所有的教会财产都应该收归国有。但真实情况是，赎买的办法不起作用，到8月11日全法国的农民都停缴了封建地租和什一税(更别提政府税款了)，他们把8月11日法令当作护身符。他们不准备重新缴税了，即使税金再少也不缴。真正废除封建制的，与其说是国民议会，不如说是农民，他们拒绝配合以一种渐进的方式终结封建制。所以这项法令最重要的影响是安抚了农村，当然部分原因是农民也需要回地里收割粮食。8月结束之时，最糟糕的乡村骚乱终于平息下来了。

但8月4日之夜废除的不仅仅是封建制，还有特权，即长期以来的社会和制度基础也被抛弃了。从省、地方到市，它根植于各层政府之中，在近三个世纪中，买官制构成了法国社会流动的主要通道，但现在它也遭到了批判。乡村教士赖以为生的体制面临同样的命运，尽管当时教会的不动产(属于较次要的封建特权)尚未动摇。自1789年以来，法国人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洗礼。很多代表确实尊重选举人的要求，未支持废除地方和外省特权的措施。在这一过程中，还出现过声势浩大的增加教区教士收入的呼声，而不是一并取消其收入。但现在凡尔赛的代表们所做的事情远远超出了选民的要求。如果贵族和教士代表严格遵守了选举人的委托，那么三个等级的合流根本不会发生。而国民议会的第一次正式决议中就有一项投票，废除了所有限制性的委托指令。这使代表们放开了手脚，不需要请示汇报就能根据自己的判断颁布废除封建制的法令，这也使他们能够自由地以一条全新的思路重塑国家。

1789年5月聚集在凡尔赛的所有代表都认为他们的任务是赋予法国一部宪法。早在7月7日他们就投票决定称自己为“国民制宪议会”，三个等级都对此毫无异议，而陈情书也表明人们对于宪法内容有一定共识。大多数代表认为应该效仿美国的一些州，在宪法之前先颁布一个权利宣言(尽管一些代表反对冒这样的风险)。在7月9—28日之间，代表们纷纷递交了各自拟写的草稿。8月4日下午，就在那场著名的通宵会议之前，议会同意当务之急是发表宣言。8月26日，在人们花了一周时间讨论教士不愿承认的思想和信仰自由的问题后，《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即《人权宣言》)得以投票通过。议会保留了自己在宪法公布之后对《人权宣言》进行增补或修改的权利，但实际上等到两年后宪法出台之时，没有人胆敢改动《人权宣言》。《人权宣言》已经成为大革命的奠基性文件，同样也是大革命奉为圭臬的文件。

《人权宣言》的核心在于法治，在17条条文中有9条明确提到了法治。第6条将法律定义为公共意志的表现，认为它是由所有公民直接或者间接制定的，这毫无疑问是对旧秩序下国王立法权威的否定。第3条则规定无论如何主权本质上是属于国民的，任何团体或者任何个人(包括国王)都不得行使国民没有明确授予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如第1条所言：在权利方面，人生来而且永远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联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权利，包括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暴政的权利(第2条)。该条款的潜台词就是，迄今为止，在法国这些权利都被忽视了。这也正是《人权宣言》有必要废止任意拘捕和监禁(第7条)、有罪推定以及谴责渎职官员(第15条)和确保财产安全(第17条)的原因。第16条明确提出：“凡是权利无保障、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法律面前的平等意味着特权的终结。所以“赋税应在全体公民之间按其能力作平等的分摊”(第13条)，而公职应该“根据个人能力，而不是除了德行和才能之外的任何其他标准”向全体公民开放(第6条)。《人权宣言》只是在思想自由方面语焉不详，尽管思想意见的自由交流被明确规定为“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第11条)。但《人权宣言》同时强调，法律会规定某些情况是对这种自由的滥用。尽管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思想意见，甚至宗教意见(这意味着革命者断然拒绝了教士在公共崇拜领域维持天主教垄断地位的意见)受到干涉，但意见发表仍要以不扰乱公共秩序为底线(第10条)。《人权宣言》中将义务与权利并举的情况并不多，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其实起草者曾试图列举出各项义务，但这样做毫无疑问会削弱《人权宣言》的力度。而正是因为《人权宣言》的纪念价值如此之高，作为宪法的前言，它的寿命超过了宪法本身。作为这场革命的首次伟大的宣言，后世所有受到法国大革命激发的人都将之奉为圭臬，视其为1789年的根本原则。

草拟宣言的人只有一点要求，这一点他们在开始就已经意识到了，为了赋予《人权宣言》最大限度的正当性，他们还需要另一样东西，即国王的同意，8月11日法令也是一样。如果王权不能公开且自主地站到旧制度的对立面，那么议会的所有工作都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然而没有否决权的国王能算得上自主的国王吗？这个问题让代表们一下子陷入了制宪的乱麻之中。

主导制宪委员会的代表是英国监督与制衡式宪政的拥趸，他们相信国王也应该和英国王室一样拥有否决权。他们同时也认为选举出来的国民议会中的民主因素应该受到另一个议会，即终身制的第二议会或者参议院的制衡。在穆尼耶和马卢埃——一群富有而善辩并得到米拉波有力支持的城市贵族(例如拉利-托伦达尔和克莱蒙-托内尔)的领导下，王政派在9月的前两周一直敦促议会接受他们的方案。但是7月爱国英雄穆尼耶、米拉波和臭名昭彰的保守派马卢埃的组合让很多人感到既吃惊又疑惑。当富有的前任宫廷大臣鼓吹某种疑似为上层俱乐部的贵族议会时，他很难取信于外省贵族代表。而普通的第三等级代表则认为，把经过几个月艰苦斗争才换来的统一立法院又分开毫无意义。9月10日，两院制以89票对490票被彻底否决了，王政派主掌的制宪委员会也宣告解散。对于国王否决权讨论的激烈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国王似乎要拖延签署8月法令，这让人觉得赋予他绝对否决权太过危险。但另一方面，只有西耶斯和啰唆的罗伯斯庇尔(他当时影响力尚小)等少数代表认为，一旦国民议会作出了决议，国王就不能否决。大多数人，包括爱国者们的领袖巴纳夫、迪波尔和贵族拉梅特兄弟在内，都心仪所谓的暂时否决权或者“搁置性的”否决权。而当内克表示国王也倾向这种否决权的时候，他们发现这暗示着如果暂时否决权能够获得通过，那么国王就会签署8月法令。9月15日，暂时否决权以673票对352票的压倒性优势获得通过。

这是议会第一次有负众望，不论是在巴黎还是外省眼中，任何形式的否决权都让人疑窦丛生。否决权问题刚被提出，罗亚尔宫一片哗然。就在8月30日，一个常在那里活动的“进步”贵族圣-于吕古侯爵就准备组织人马到凡尔赛游行。游行者声称，国王和议会应该迁往巴黎接受全面监督。尽管游行者仅有数百人，并受到了国民卫队的阻止，但没有人或者机构能够阻止小册子和期刊反对否决权，自7月以来，后者俨然成为首都政治生活的标签。议会就否决权问题闪烁其词，招来一片骂声，其间一家全新的报纸于9月12日诞生了。它一开始被命名为《巴黎政论》，后来改名为《人民之友》。通过这份报纸，到处招摇撞骗却多年不得志的弄潮儿让-保罗·马拉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在阴谋论和怀疑论甚嚣尘上时，马拉如鱼得水，他呼吁议会清除不可靠的议员。7月的经验告诉人们，他们绝不能在众目睽睽下执行停止行动。这不仅仅是马拉一人的看法，根据当时一位心存疑虑的书商记述，巴黎的言论中充满了“私刑”和“路灯柱”等语汇，任何被称作“贵族”的人都受到其威胁，而任何不招人喜欢的人都会被称作“贵族”。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特定的社会圈子有多么恐惧，他们拥有财富、头衔或者能力，曾经让大众惧怕或者嫉妒。对于“路灯柱”的恐惧确实吓住了一些想给革命捣乱的人，但是很多老实人被误认作新社会的敌人，他们也被吓坏了。[4]巴黎持续的经济困难更为大众的偏执心理火上浇油，继7月下旬和8月的降价之后，面包价格持续走高，供应也很不稳定。这本应该是粮食丰收之际，一年来人们对粮食的担忧本应一扫而光，但正常平静的天气不仅使粮食成熟了，也使河流进入了旱季，水力磨坊无法转动。巴黎周边的市场频频传来谷物骚乱的消息，到9月中旬，吵吵嚷嚷的妇女们又开始在市内拦截谷物车，并向市政府请愿严格控制粮食价格和供应。国民卫队要守住面包房，拉法耶特和他的部下面对不断发生的事故只能疲于奔命。

除了军事威胁，7月上旬的情况几乎又迅速地重演了一遍。由于国王一直听传言称自己将会被强行带往巴黎，他在9月14日就把以训练有素著称的佛兰德斯军团从东北前线召回了凡尔赛。军团于一周后抵达，受到了热烈欢迎。军团带来的安全感使国王有了底气，他打破了8月法令的僵局。9月18日，在一封由内克起草的长信中，国王表示自己准备接受8月11日法令的部分条款，其他的概不接受。代表们觉得遭到了背叛，他们请求国王不作修订，即刻颁布法令。国王表示他可以“发表”法令，但不会“颁布”法令，又在10月4日对《人权宣言》提出了保留意见。而当时巴黎满城都是关于10月1日国王护卫队如何款待佛兰德斯军团的传言，据说军官们多次举杯致意，但没有一次是向国民的，在一片反动口号中，军官们还践踏了三色帽章。在面包如此短缺的时候，他们居然还大快朵颐，被认为是极不爱国的表现，到10月4日全巴黎人都认为凡尔赛的反动酒宴意味着新一轮让首都挨饿的行动。第二天早上，巴黎市的几个街区被教堂传来的钟声叫醒，而自7月份以来，这钟声就被认为是武装信号。大量的妇女集聚在市集，向市政厅行进，在蜂拥向市政大楼以示决心之后，临近中午时她们又拖着大炮、举着武器向凡尔赛进发，一路上队伍不断壮大。7000多人在傍晚抵达了凡尔赛，冲入国民议会，要求政府提供面包，惩治那些亵渎了三色帽徽的人。手无寸铁的代表们别无他法，只能一边表示欢迎，一边平息众怒。在看到一个代表团前去面见国王之后，他们才如释重负。大多数议员发现，也许民众干涉是让国王无条件批准法令的唯一办法，而当成群结队的妇女到来时，国王也确实这么做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目标达成之后遣散示威者，重建秩序。维持秩序的力量，即拉法耶特和两万国民卫队，顶着一场倾盆大雨于当日后半夜抵达凡尔赛。拉法耶特本不愿意前来，因为他离开意味着巴黎的警卫就空了，可能会连累他背上和示威者沆瀣一气的罪名。但他的部下坚持要来，而且市政厅外的群众叫嚷着如果他和巴伊再有拖延就把他们绞死。当他真正到了凡尔赛之后，他只能尽量确保民众在秩序允许范围之内提出诉求。同时，他以巴黎的名义请求国王和他一起回去，举家搬往杜伊勒利卫队宫。当晚国王未置可否，但第二天早上一群巴黎人摸进了王宫，遭到国王贴身侍卫枪击。于是愤怒不已的民众涌入王宫，杀死了两名护卫，差一点就冲进了王后的寝宫。幸好几队来不及请示的国民卫队反应及时，控制住了他们，拉法耶特把王室人员集合到王宫阳台上亲自保护。这对于下面撕扯扭打的激动人群来说是有力的威慑，但不绝于耳的“到巴黎去”的喊声表明，只有一件事能够真正让他们平静下来。10月6日上午，国王宣布，他将去巴黎。

当天下午，国王和王后用了9个小时回到首都，一支6万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跟随在他们左右。为了表示友好，国王从王宫仓库运来了满车的面粉，而民众们则边走边唱赞歌“面包师，面包师的老婆和面包师的儿子”，这是指法国太子，他正坐在父王的马车中一起驶向巴黎。事实上，国王对于由天灾和行政机构动荡引起的面包短缺无能为力，即使有了便宜以及稳定的粮食供应，市集骚乱的结束也要等到11月才能实现。但对于革命而言，“10月事件”才是决定性的。路易十六再也未能回到凡尔赛。从此以后，他和家人被迫留在巴黎，就像一位英国观察家所言：“与其说是国王，不如说是囚犯。”[5]几天之后，国民议会也随之迁往巴黎，11月他们在刚翻修的骑术大厅安定下来，与杜伊勒利宫仅一墙之隔。这意味着新生的法国中央政权将接受巴黎的支配，而在接下来的五年中，巴黎人民以革命的守护者自居，一次又一次地直接干预国家政治。

在1789年的时候没人能看那么远。人们认为，如果不通过这种方式，8月法令将很难得到王室的批准。只有少数王政派觉得大势已去，其中包括穆尼耶(他在10月事件时担任国民议会主席)，他现在已经回到了家乡多菲内，告诫人们大城市的群体暴政极其危险。当然，10月事件还催生了一批流亡贵族和军官，这批人从一开始就对革命感到心惊胆战，迁离凡尔赛以及国王批准议会法令更让他们认为事态已经无可挽回，他们的看法或许是对的。国王对法国改革的所有公开反对到此为止，21个月之后他也将尝试出逃。不过在1789年10月到国王出逃这段时间内，议会将彻底改造这个国家。

制宪议会着手制定1791年宪法，其本质是削弱行政权力。专制的魔盒绝不能在法国打开，所以法国国王(这是一个新头衔，意思是国王并不拥有法国)的所有权力几乎都在立法机构的监督之下。他不能提出法案，只能动用暂时否决权来阻止他不喜欢的立法，阻止时间最长不能超过两届立法院，也就是3年。王室年俸由立法院投票决定，尽管国王可以任命政府内阁，但内阁成员都有可能接受立法院的弹劾。而且国王选择内阁也不是完全自由的，因为内阁成员既不能从立法院产生，也不能入选立法院。这完全符合孟德斯鸠的权力分配原则，《人权宣言》也是将其作为一部宪法的基本标准。但是如果不是因为在议会迁往巴黎之后的早期辩论中米拉波一次不合时宜的干扰，这项原则不一定会在1791年宪法中被如此鲜明地强调。11月6日，米拉波提议效仿英国，国王应该从议会选拔内阁部长。但他在前段时间对王政派的支持就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怀疑，而且人们风传，米拉波自己就想进入政府内阁。因此结果恰恰相反，没人相信他的话，而且此次辩论的最后结果是任何代表都要在卸任3年之后才有资格担任部长官职或者进入政府。

制宪议会的继承者——未来的立法议会，将包括745个议席，任期两年。他们通过间接选举产生，而远非全民普选。在7月和10月的前几周里，代表们显然不愿意在一个宪政政府中给群众过多发言权，虽然后者帮了他们的大忙，但同时也是难以控制的力量。因此在1789年10月29日的法令中他们引入了著名的“积极公民”概念。只有积极公民有权投票，而积极公民是指年逾25岁、纳税额相当于三天非熟练技工工资的男性(当时几乎没人想到女性)。据估计，这项法令在1790年的情况下能够赋予430万法国人投票权。但是积极公民在选举过程中所做的仅仅是以1%的比例在他们中间选出下一级选举的选举人，而下一级选举人需要缴纳相当于10天工资的税款。这一轮选举将产生4.5万有效选民，尽管也许近一半的积极公民从财产上看都是合格的二级选民。接下来，选民们在各地议会自行推选议员，议员的财产标准为缴纳1银马克的税金，相当于54天的工资，实际上大概有十分之一的积极公民都能达到这个要求。尽管新体制能够让60%左右的法国男性在政治生活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它的选举资格规定比三级会议更加狭窄，而且似乎与《人权宣言》的国民平等原则背道而驰。这种体制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极大争论，特别是银马克的条款引来大众报刊口诛笔伐。卡米耶·德慕兰在他创立的一份将最广为传播的激进报纸——《法兰西和布拉班特革命报》创刊不久后的某期中控诉道：“首都内只有一种声音，不久在各省就会出现一致抵制银马克规定的声音，它把法国变成了贵族政府……所谓的积极公民到底是指谁？真正的积极公民应该是攻克巴士底狱的人。”[6]但是积极公民不仅仅和议会选举有关。在这套新体制中，除了王室内阁，所有的政府官员都由选举产生，其中包括地方行政长官、审判官、大法官，甚至教区神父。权力的赋予即便不是来自最底层，也是来自下层，担任公职人员的合格公民只能通过其他公民选举产生。这一切都摧毁了旧的司法体制，当然人们已经取消了买官制和审判费，在原则上为它判了死刑。早在8月5日就有人提出废除高等法院，8月17日宪法委员会将之作为正式建议提了出来。旧的高级法庭的政治特权违反了三权分立的原则，而且爱国者们坚持怀疑，高等法院会成为阻碍革命的贵族们栖息的巢穴。11月高等法庭永久休庭，10个月之后被彻底废除。更下一级的整个司法系统也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由地方治安审判长、辖区民事和地区刑事法庭组成的系统，单一的上诉法庭对法庭业务进行评估，但它并不针对案件具体内容。新法庭不具备任何行政职能，而尽管代表们最终重新修订了民事和刑事法律，并开始建立陪审团审判制度，他们却没有设置任何形式的警察力量来执行法庭裁决。公共秩序是地方行政的责任，不归司法权威管辖，而他们能支配的唯一强制力量就是国民卫队。

整齐划一和分权是制宪议会改革行政体制的关键词。所有原来的省、行政区、公国和市镇极为丰富的多样性被一扫而光。全国被划分成人口、面积和富裕程度都大致相当的83个省，省下面又有区和公社，全部都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和官员管理，没有任何人是由中央任命的，因为过去作为专制主义工具的督办官还让人记忆犹新。新体制中的中央政府完全依靠千千万万低薪地方官员(级别最低的官员是没有薪水的)的热情和努力维持，而实际上每个地方官员的能力不同，对于这场席卷全法国的改革的执行办法也有不同的理解，或者是有不同程度的政治谅解度，革命委员会大多数人是毫无经验的。在最早的选举中，确实有大量旧制度下的官员和律师重回职位，但面对革命立法交给他们前所未有的责任，即便是他们的经验也很难提供参考。随着时间流逝他们逐渐从地区和公社官职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商人、小贩和工匠，在地方层面当个积极公民就足够了。1790年5—7月间的首届地方政府选举不仅标志着和旧秩序一刀两断，实际上还标志着1789年7月市政革命阶段所形成的秩序的终结。因为1789年改革旨在创立的体制并不比旧制度简单多少，但是现在每个公社选举一名市长、一名检察官和一个议会。居民人数超过2.5万人的公社，也就是事实上的大城市，会根据选举需要被划分成很多区。因此里昂和马赛各有32个区，波尔多有28个区，图卢兹有15个区，巴黎则有48个区。首都被重新分区，代表们非常庆幸原有的60个选区被取消了，因为它们当时成为民众激进主义的发源地。例如在新桥区南边的科德利埃区，在其野心勃勃、机会主义的主席乔治·雅克·丹东的领导下就非常突出。德慕兰的报纸就是在那里印刷的，其他的还有他的老对手卢斯塔洛的《巴黎革命报》等。1790年春季，他们共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运动，要求维持巴黎原有区划不变，但没有成功。但立法者们也低估了丹东建立的政治机器的精巧和组织化程度。它很快就像原来一样控制了新的城区，而且它通过其作为向其他区展示了如何延续自己对国家和巴黎事务的影响力。

国民议会下定决心要使市镇革命时期形成的民兵组织规范化，而在第一次市镇选举时它终于付诸行动。1789年8月，议会将所有民兵编入国民卫队，接受地方当局指挥，却认可地方有权创建民兵组织。只有在巴黎，因为有像拉法耶特这样的职业军人坐镇指挥，而且军队一开始就吸收了很多原来的法国官兵，军队才能做到组织纪律严明，并在夏末完成了武装和机构建制。而且即便是巴黎的国民卫队，也不会完全服从指挥，这一点拉法耶特在10月4日就发现了，当时自己的部下强制要求前往凡尔赛。但是，卫队是爱国者们觉得唯一能够依靠的力量。国家军队的长官都是对国王无比忠诚的贵族，就算旧的军衔纪律已经开始崩溃，军官外逃的情况也日益增多，甚至心怀畏惧的佛兰德斯军团都选择加入了拉法耶特的军队，大多数的代表(包括其中最保守的人)还是认为用国家原有军队来维持公共秩序的想法太危险了。相反，他们在10月事件之后颁布的《惩治骚乱的戒严令》(10月21日)中清楚地表明了他们依靠国民卫队的意向。该法令准许地方当局宣布戒严，戒严信号为悬挂红旗。地方拥有了召集国民卫队，并赋予其向不解散群众开枪的权力。显而易见，这支武装力量必须是完全可靠的，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一些不确定因素开始浮出水面。出现了统一的国民卫队制服，卫队成员必须购买，但是较贫穷的人买不起，而且只有积极公民才能参加国民卫队，参军者必须向国民、法律和宪法反复宣誓效忠。尽管卫队军官不能兼任市政官职，但他们也被鼓励去和邻近地区的国民卫队交流，以便建立一致的军队精神和统一服装。从1790年春季开始，国民卫队的区域集团军(或者称之为“联合军队”)开始形成，7月14日人们庆祝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在巴黎西部郊外的马尔斯校场举办盛大的“联盟节”。各地国民卫队也来到现场会聚一堂，就在将军和国王的注视下，他们再次宣誓，并欢庆一年以来的成就。国王在大约3.5万名与会者面前主持了宣誓仪式。当天下着雨，但浇不灭人们的热情，这次节日也许标志着法国大革命中的国民们会取得的和正在取得的共识顶点。搭建舞台的人们通过一首新的流行歌曲表达着他们的乐观精神——《就这么办!》意思是一切终将实现，这首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唱遍了法国。

然而同样是在1790年7月，有很多征兆表明并不是一切都会实现。相对于爱国贵族如拉法耶特、米拉波、迪波尔、拉梅特兄弟以及担任联盟节民众庆祝主持人的欧坦主教塔列朗，更多的人对时局感到悲观。相对于教士和非贵族代表，大多数的贵族代表步了穆尼耶的后尘，选择放弃自己在议会中的席位，流亡海外者也连绵不绝。一个驻守在阿尔萨斯的士兵在1790年5月记录道，每天都有迁往瑞士的贵族马车经过。在新时期能够留任官职的贵族少之又少，被选上的贵族就更稀少了，他们几乎是被新制度一脚踢开了。贵族身份也被无偿取消了，包括所有的附属物，头衔、等级、缎带、盾徽等(1790年6月19日)，他们成了社会异类。大多数人对他们疑心重重，典型例证就是人们很快在《就这么办!》中加上了一句“让我们把贵族们都吊在路灯上”。而对于很多贵族而言，最糟糕的莫过于乡村的持续混乱，如8月11日法令所言，在赎买之前，地主们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收取地租，但很多骚乱就是冲着地主来的。不断有人闯入领主林地和猎场，拒交地租的情况时有发生，而在去年7—8月得以幸免的领主象征物也不断受到攻击。那年秋天的一大风景就是教堂墓地中燃烧领主家具的熊熊篝火。西部中央高原的农民们在领主土地内种满了自由树。他们之所以把这些树称为自由树，源于一种古老的传统，他们给树木挂上领主制的象征物，并声称如果这些树能够屹立一年零一天，那么领主的权利就将消失。但进一步发展，植树节往往会演变成民众代表勒令领主放弃其剩余权利。1790年1月，在布列塔尼北部又爆发了新一轮的焚烧城堡现象，22座城堡被焚毁，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有很多其他城堡中保存的所有权证书。1789年末一位绝望的贵族妇人写道：“在奥弗涅，我们被农民们吓得六神无主。有一个村庄的所有人都非要见到所有权证书才肯交租，其他村庄则按兵不动。如果我们拿不出所有权证书，他们不会交租；如果我们拿出来了，他们就会把证书烧掉。”[7]几个月后，在更往西的地方——皮卡第和昆西，地方当局签署命令铲除新种的自由树，造成了严重的暴力事件。成百的农民聚集在一起阻挡伐树，而他们一旦聚在一起就会跑去攻击领主宅邸。很多城区躲过了这样的骚乱，但这些事件通过新闻报道传到国民议会，令很多地主感到恐惧。尽管国民卫队或者偶尔出现的正规军会赶去维持秩序，但等他们赶到也为时已晚。而且骚乱群众中常常混杂有穿着国民卫队服装的农民。确实，在7—8月间他们绝不是任何人都抢，是有针对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行为合法，而且国民议会中的律师和地主们可没工夫详细区分各种性质不同的“目无法纪”。议员们在1790年春天对封建租金的赎买价格进行了细致规定之后，下定决心不能向乡村农民的直接行动屈服。但一再出现的窘境是：在关键时刻，政府没有执行力，而地方群众一边反抗领主要求，一边毁掉给予领主要求合法性的封建契约，这一切一直持续到1791年。

当立法者们在修改宪法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时候，对他们而言，更加可怕的是，群众的反抗对象不仅仅限于封建义务。革命的第一年就出现了大面积的逃税现象。收费站和报税局在7、8月关门大吉，一直没能重建，而教士和税务员也不愿面对可能会被激怒的群众，即便上司一直敦促他们去收税。人们就是不想再缴税了，这个规矩一旦被破坏就很难再建立起来。试图征税的官员要么受到人身威胁，要么家里被抢，特别是在大家都知道你住哪儿的小地方。在皮卡第，类似的行为造成当地间接税的税收下降80%，人们在1790年春季组织起抗议间接税的自觉请愿活动，领导者是一名因为封建制废除而丢了饭碗的地产商——弗朗索瓦-诺埃尔·巴贝夫(不久之后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格拉胡斯)。他随后被逮捕了，这不是他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入狱。但讽刺之处在于，现在正在改造法国的代表们也和他一样，觉得间接税糟糕透顶。他们能清楚地看到，陈情书一致反对间接税。他们也和重农学派一样，认为只有对岁入净利润征直接税，才不会对经济造成伤害。因此，在1790—1791年间，所有的间接税、商品流通税、入市税、盐业和烟草专营权以及数不清的地方贸易和消费税都被废除了，随之被取消的还有管辖这些税款的各种盘根错节的财政监管部门，以及个体商人管理税款的包税局。传统的直接税也被废除了，例如军役税、人头税和廿一税。取而代之的是议会制定的三种新的直接税：土地税、动产税和商业盈利税。没有任何特权或者特殊免税的情况。公民按其能力纳税，而且既然这种税制和1789年的平等精神是一致的，那么公民就应该非常乐于纳税。于是，议会也没有设置任何强制收税的机关。代表们没能意识到任何官僚都会本能地想到的事情，即恢复直接税的阻力要比间接税大得多，尤其是在正常的纳税过程被多年的抗议和行政骚乱搅乱的时候，而抗议和骚乱可以一直追溯到1787—1788年间高等法院拒绝注册财政改革的时候。

之前通过政策想要解决的财政危机并没有消失。代表们没有忘记国民议会产生的最初原因，即庞大的国家债务。米拉波说，这堆债务是“国民的钱”，是必须偿还的。国民代表们可不想一上来就宣布法国破产了，即便内克在三级会议一开始就敦促大家立刻解决财政问题，他们还是选择了忽视。但就算是内克也没有能力无限拖延财政危机，实际上到1789年秋，内克也自身难保。他个人声望的顶点是7月29日从第二次放逐胜利回归巴黎，当时他在欢欣鼓舞的议会面前流下了热泪。但第二天他极力帮助释放7月14日被囚禁的军队长官贝桑瓦尔，这让本来准备迎接他回归的民众倒了胃口。9月，在国王消极回避8月法令的问题上，内克似乎也采取了默认态度，这引起了广泛不满。即便是他的财政能力也开始受到怀疑，他于8月提出的两项举债计划在议会的一片骂声中被否决了。9月晚些时候，他提出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爱国税”，该税将收取每个公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可以用现金或者贵重物品支付，议会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想法，但是没有设置任何用于报税的审核机构。内克个人拿出了10万里弗的启动资金，但这项税金运转了三年，收益远远达不到预期金额。当时改善财政状况刻不容缓，在1789年10月，光是短期借债就需要还7.07亿里弗，而随着议会不断地废除各种各样的政府官职和财产，它必须配套发放赔偿金，这意味着到第二年的夏天，它要还近20亿里弗的债。在这种情况下，议会转向了内克做梦也不会采取的方法，他们决定将教会地产收归国有。

这种做法的预兆早在8月11日法令中就出现了，法令中明明白白地将教会财产归于国家名下。在整个9月关于财政问题的辩论中，利用教会土地来缓解国家财政负担的提议不绝于耳。终于，塔列朗在10月10日以主教的身份正式提议，所有的教会财产都应该国有化。他认为，三分之二的财产应该付给教士，以补偿8月4日被取消的什一税，其余的可以用来重建国家财政。米拉波则认为教会的所有财产都应交由国家全权处理，这应被视作教会作为国家资源的一个基本义务。10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种冗长的辩论中度过。世俗方的论证是，教堂只是扮演经理人的角色，代表法国的所有信众管理土地，而且既然教士已经不构成一个等级，他们当然不应该再拥有财产。愤怒的教士和一些非神职人员回敬道，教士拥有土地是古已有之的，是经得起验证的，只有个体组织而非等级能构成有产者，一次如此大规模的财产征收明显违背了《人权宣言》保障财产权利的条款。那么在刚刚拿到如此大量土地的时候，就一下子将其卖出，会有什么后果呢？对此人们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市场会瞬间饱和，反而不利于生产；其他人则预计，购买土地者会成为革命永远的天然拥趸。双方阵营都有巴黎报纸积极加入，但极少有人在讨论中被说服。大多数代表在春季抵达凡尔赛的时候都相信，教会需要全面改革，在他们眼里，教士的任何反对意见都是出自一己私利。只要有教士代表站出来说句话，旁听席上带有强烈反教士情绪的公众就会大喊：“戴僧侣帽子的人都下去!”这表明群众和其他代表一样对教士疑心重重。而且，没人提出支付国家债务的切实可行的方法。于是在11月3日，米拉波当初的意见基本为大家所接受。议会以568票对346票通过了将教士财产“收由国家支配”的决议。

但是，对于国家如何使用这块新到手的“蛋糕”，尚需斟酌。事情似乎从一开始就要被搁置，因为在这个国家的这么多人里面，这一切偏偏只能由新教徒内克来启动，而他是反对此次征收的。内克提议，清算短期贷款的第一步应该是由国家银行发行一定数量的纸币。这里所说的国家银行，是指将金融行业协会在1776年建立的贴现银行国有化之后的产物，后者自建立起一直是政府信用的来源之一。但法国以前也发行过纸币，有着惨痛的教训。1720年苏格兰冒险家约翰·劳曾经以国家海外贸易收益为担保，建立法国国家银行，以钞票偿还国王债务。一开始情况还好，但后来整个方案出现问题，数以千计的家庭财产贬值成一文不值的废纸。后人对这次灾难心有余悸，很多议员都准备旧事重提以警告大家。另外，人们也不太喜欢掌管贴现银行的“资本家”们，何况后者在国有化后还会继续把持银行，在很多人眼里，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国家财政问题的罪魁祸首。金融界也产生了分化，天主教金融家本来是通过买官制来操控公共资本的，现在买官制被废除了，他们也丢掉了老营生，他们不愿意看到一群新教和瑞士银行家来取而代之。当米拉波在反对内克的时候，他充当了上述所有怀疑、恐惧和嫉妒心理的代言人，他提出，国家发行的纸币应该是以全国人民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为担保的债券，那就是国家的土地。难道由国民议会担保的国家信用，会比不过某个银行？在辩论过程中，人们为这种债券起了个名字：指券。当天，米拉波的主意最终胜出。在12月19日和21日，议会颁布一系列法令建立了所谓的“特种金库”，用于储存爱国税和价值4亿里弗国有土地的收入。凭借这些措施，国家能够发行与基金总价相等、单张面值为1000里弗、付息为5%的指券。国家向债权人支付指券，指券可以用于换取国有土地。

所以指券在一开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纸币。但几个月后，它确实变成了纸币。在发行之初，指券发行量是根据内克算出的1790年赤字最小估计值确定的，共计8000万里弗。但到了3月，税收的减少导致内克不得不把这一估计提升至2.94亿里弗。这次误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毁掉了内克最后的声誉。内克警告，不能仅仅依靠发行纸币来解决不断增加的债务，但议会已经把他的话当成了耳边风。4月17日议会投票决定将指券确立为法定货币，发行面额有200里弗和300里弗两种，只付息3%，以鼓励人们用指券换土地。但财政赤字仍然一路飙升，在4—9月间，法国先后发行了不少于6次的指券来填补赤字。9月29日议会正式决定，将发行量再涨三倍，也就是12亿里弗，目的是对被剥夺了官职的人进行赔偿，这笔赔偿金预计将会非常巨大。从此，是否支持指券变成了对于是否认可革命的考验，至于不断追加发行指券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已经不重要了。第一个没能经受住这场爱国主义考验的人正是内克，自从1789年10月起他就被马拉一类的激进记者追逼烦扰，被米拉波等议员摒弃蔑视，还被议会强迫执行他本毫无信心的政策。1790年9月3日，内克选择了辞职。在第二次回往瑞士的路上，他因被怀疑流亡出逃而被逮捕，就像某些失意的贵族一样。这位1789年春天的国家英雄以及他所支持的方法与政策，现在和旧制度一样，都被取代了，而要说谁在击溃旧制度的过程中厥功至伟，恰恰非内克莫属。

在1789年春天，所有人都期盼从三级会议中重生的法国能够焕然一新。即便反观革命前的陈情书，仍几乎没人能够预见这场变化的深刻程度。代表们声称自己是根据陈情书来着手改革的。至少，他们赋予了法国君主立宪制、地方分权的代议机构、民事和财税平等以及对个人权利的保障，从上述意义上讲，他们基本上是按照大多数陈情书的意思办的。然而，尽管陈情书都措辞精准，经过反复斟酌，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民意，但即便是在这些文献中，也从未提起过要废除省制、市镇、贵族制或贵族头衔，而对于封建制、买官制、高等法院和教会财产，也只有一些含混不清的要求。没人提过权利宣言，更没人想过国民卫队和纸币。换句话说，制宪议会制定或者签署的大多数改革措施，都是革命进程自身的产物。这些措施是对各种史无前例的事件和具体情况的回应，而不是为了满足法国国民已经表达过的要求。但是，这些影响深远的革命措施在第一年刚刚出台的时候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它们的执行过程可能是混乱无序的，但人们确实怀着良好的愿望甚至热情来执行这些政策，就算它们威胁或者损害了很多人的既得利益。前朝大臣也许会流亡国外，心灰意冷的代表会放弃席位，高级教士会抱怨政治劫掠，领主蒙受了损失，被剥夺了官位的人得不到赔偿。但以上各类人也构成了革命中鲜明的派别。不论是贵族、教士还是官员，他们对议会立法活动的参与程度都大大超越了他们在议会中的人数比例。而且普遍说来，法国上千万的民众都对封建制和间接税的终结表示了欢迎，同时成百上千的资产者迫不及待地抓住了新政体下的机会，参与到了公共事务的实践中。法国大革命前12个月的工作之所以能够完成，是因为全法国形成了广泛共识，在巴黎之外的每个公社也举办过联盟节，这是对革命共识的庆祝。但等到攻占巴士底狱第二周年来到的时候，共识开始迅速地瓦解。

[1]　G. Lefebvre, The Great Fear of 1789, Eng. Trans. London, 1973, p. 102.

[2]　J. P. Hirsh, La Nuit du 4 août, Paris, 1978, pp. 128-129.

[3]　H. Carrè, Marquis de Ferrières: Correspondance inédite 1789, 1790, 1791, Paris, 1932, p. 114.

[4]　Ruault, Gazette, 170 (16 Sept. 1789).

[5]　Despatches from Paris, ii. 268. Fitzgerald to Duke of Leeds, 15 Oct. 1789.

[6]　L. G. Wickham Legg, Select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Volume 2, Oxford, 1905, i, pp. 173-174.

[7]　S. Herbert, The Fall of Feudalism in France, London, 1921, pp. 121-122.

第六章 革命共识的破裂(1790—1791)

一旦法国开始改革，教会很难毫发无损，这一点所有人都很清楚。在1789年春季的陈情书中，三个等级一致要求宗教生活的组织和运作要有所改善，步入理性化的轨道。教士作为法国的第一等级，本想在这个过程中充当领导角色。一开始他们确实走在前面。在1789年6月，是教士代表首先打破了“特权等级”的身份，从而开启了三级会议向国民议会转变的过程。他们这么做是以上帝之名回应第三等级的诉求，而且饥饿的民众正饱受煎熬得不到救济，他们希望解除发放救济的障碍。没有证据显示，作为国家的一个单独等级，他们会放弃教士的地位，也没什么可以证明，对于任何可能伤害到教会或者宗教的行为，他们准备放弃否决权。但就在短短几周的时间中，他们丧失的东西远远超过了原有的优势。在8月4日之夜的宣誓中，也许没有哪个团体比教士遭受的损失更惨重了。巴黎的神父不仅失去了什一税、教区会费，而且也不能再通过兼职将可怜的俸禄积少成多。当时教士提出过赔偿金的问题，但是被拒绝了。主教们和各色教会组织，包括慈善和教育机构，都失去了他们原来可能得到的封建税费，这笔钱往往数目可观。后来议会投票通过了赔偿金，但是最终并没有支付。教皇也失去了第一年俸禄，这本来是所有信徒都应交给罗马教廷用于维持其运作的年献金，这次断绝让人们回想起16世纪所有的新教国家和罗马断交的情景。在就如何将这些改变写进法典进行辩论的过程中，对教会的进一步威胁出现了，这次针对的是教会土地，而且米拉波宣称所有的教士都应当满足于充当国家的有薪仆人。8月的后几周对教会打击更大。《人权宣言》的起草者拒绝将天主教作为法国国教，拒绝限制言论和意见的自由表达，并宣布公职和公民权利为每个人所享有，这意味着对新教徒、犹太人和天主教徒要一视同仁。议会中教士发言人总会遭到来自旁观席的嘲笑，所以10月份议会再次提起将教会不动产充作国有的时候，人们并不惊讶。教士们竭尽全力进行了斗争，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剩下的东西，更因为他们意识到，教会剩余的资源必然会引来议会的进一步行动。为了安抚人心，爱国者们表示，国家将会取代教会的慈善和教育职能，承诺每位教区神父的收入不低于1200里弗。三分之一的教士仍拿着“合理提成金”，对于他们来说，这意味着收入大涨，他们当然会很高兴。但对于大量教士而言，1200里弗比原来少，而且什么时候开始发钱也未可知。议会规定在这之前可以继续征收什一税，但是随着封建税费的解除，大多数地方的农民也不再缴什一税了，而强制征收则非常危险。换句话说，到1789年末，这场本来受到众多神父友好而热情对待的革命，带给教士们的却是巧取豪夺和空头支票。

这一进程在1790年仍在继续。2月13日，修道院修士的处境也发生了变化。除了致力于教育和慈善事业的修道院之外，所有的男女修道院都被解散了，而且禁止新的僧侣宣誓入会。诚然，前段时间的立法已经取消了这些机构的财产和收入，但是议会的用意更加深远。很多代表，包括很多教区神父，都认为这些修道士是百无一用的寄生虫，是社会的负担，国家教会无法为这些人的存在正名。在欧洲有大规模解散修道院的先例，最著名的就是约瑟夫大帝二世在哈布斯堡家族领土上进行的理性化改革。自18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本身也关闭过修道院。但在经过了前6个月对教会的重重打击之后，这项新政策看上去更像是令人担忧的改革计划的一部分。4月12日，一名忧心忡忡的天主教僧侣多·热尔勒提出了一项令人吃惊的议案，宣布天主教为国教，并规定由天主教主导公众信仰。实际情况是，他原来一直以来都是跟随爱国派投票的。有300名代表对他表示支持，但这个议案最终还是被否决了，否决它的正是在前几周选了新教牧师拉博·德·圣-艾蒂安做主席的国民议会。

确实有人怀疑这整场革命是新教徒的阴谋。在议会中，已知的新教徒只有15人，包括巴纳夫和拉博这样的激进领袖。他们强烈要求，在各方面给予那些在1787年之前完全没有公民权利的团体平等待遇。拉博和其他5名议员代表尼姆地区，在尼姆的选战中，新教资产者打败了自负的天主教势力，在第三等级中占据了大部分席位，这些新教徒在纺织品贸易领域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财富剧增。在7月尼姆建立国民卫队的过程中，新教徒同样占据了主导地位。对于天主教徒而言，他们的权力正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转移到了新教徒手中，而在此之前对方的力量仅限于经济领域。蒙托邦的国民卫队也主要由新教徒构成，同样引起了当地天主教徒的忧虑。天主教的对策是在1790年春的市政选举中凝聚起自己的绝对力量，以保证地方权力还在自己手中。他们成功了，但这使新教徒下定决心要保住国民卫队的控制权，不征召天主教新兵。因此，整个春季两个城市都笼罩在宗派冲突的阴影之下，终于在5月10日，蒙托邦爆发了可怕的骚乱。当时，由一群虔诚的妇女领头的群众极力阻止官员征收本已充公的寺院财物。他们很快就把矛头指向了国民卫队，国民卫队被打败了，还有5人被杀。惊慌失措的新教徒逃出了城，一直等到没有宗派纠葛的波尔多国民卫队全副武装赶来之后，当地才恢复了秩序。一个月之后，比这次骚乱更加血腥的一幕在尼姆发生了。6月13日，天主教和新教都在为第一次省选举拉票，在日益紧张的气氛中新教国民卫队向竞争对手开了枪。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似乎只是一场“斗殴”，但“斗殴”二字完全不能概括双方四天巷战的激烈程度。在听闻城里发生火并的传言之后，周边乡村两个教派的农民也分别前来增援，双方的战斗毫不留情。但由于新教徒一边有更多的火器，这次“斗殴”最终变成了对天主教徒的屠杀，大概有300名天主教徒死亡，新教徒死亡20名。在这场斗争结束之后，当地新教徒有史以来第一次完全控制了整个城市。可想而知他们在省选举中也大获全胜。因此加尔省由他们代表革命政府执行政策，包括教会政策。而对于当地虔诚的天主教徒来说，革命意味着他们长期以来的可怕敌人的胜利，世界颠倒了。

随着法国时局的发展，天主教日渐衰落，哪怕是教会的最高层——教皇也很快被卷了进来。第一年俸禄的取消仅仅是一个开场。到1789年末，居住在罗马教廷飞地阿维尼翁和孔塔-弗内森的15万教众要求脱离已经维持了长达441年的罗马教廷统治，并入法国。在阿维尼翁，合并论者经过长期的争取赢得了市议会，他们开始跟随法国正在进行的改革修订当地的法律。庇护五世拒绝承认这些改变，同时在3月29日的罗马红衣主教秘密会议上，发言谴责《人权宣言》以及到此时法国实施的所有宗教政策。阿维尼翁的反合并论者受到己方统治者强硬态度的鼓舞，展开了夺权的努力，这一系列的努力在6月10日的骚乱中达到顶点。他们被国民卫队镇压下来，很多教皇拥趸被杀。阿维尼翁的亲法国派很快将阿维尼翁并入了法国，当月晚些时候，孔塔的部分地区也这样做了。议会很清楚直接合并会带来的国际争端，因此并没有急着接受这些地区的合并声明，但在辩论此事的过程中很多人强调这是人民意志的决定。然而在孔塔情况并非如此，这片土地紧接着经历了12个月的内战。当时，教皇和革命之间的裂痕已经无法修补，但双方关系的彻底破裂并不是因为阿维尼翁或者孔塔，决定性的事件是《教士公民组织法》。

自从1789年8月以来，议会中就有一个教士委员会致力于制订一套全面的改革计划，恢复教会的活力，使其和革命原则相容，并为教会的未来提供有保障的财政和组织基础。原委员会中的15人中只有5人是教士，而当国民议会中其他人的想法完全显现出来之后，他们便开始消极拖延了。于是议会又给委员会增加了15个非神职人员，其中有几个自由作家，启蒙时期写过反教士文章；但大多数人是真诚的天主教徒，其主要目的是克服教会的弊端，使教会更加精简、更加健康。他们中有人表示，其目的“仅仅是让教会回归早期的原则”[1]。但这实际上意味着改变几世纪以来的做法，而且这是按照一个和法国现实情况完全不同的教会理念来比照当下情况。委员会还表示，他们制订改革计划时并不准备听取教会首脑的意见，或者任何外国王朝的意见。没人否定教皇在灵性或者教义上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法国国民要如何在自己领土上开展宗教生活与教皇无关，能知会教皇一声就很不错了。在5月29日议会展开对《教士公民组织法》的辩论时，国王被要求中止1516年法国和罗马教廷签订的博洛尼亚政教协议，该协议一直规范着罗马和法国教会的关系。没人提出取代性的协议。国民议会已经大刀阔斧地重塑了法国的世俗生活，将教会的经济基础釜底抽薪，也没碰到什么抗议，它觉得没有必要和任何人协商政策。在一开始，主教们曾建议，要通过一个教士的全国委员会来求得法国教会对《教士公民组织法》的同意。但他们被搁置在一边，因为不能让作为社会或者国家的独立等级的教士再度复苏。很多教区神父也同意这个观点，在1789年之前教士大会完全是等级制的喉舌。但这是过去的危险，而现在不通过建立全国委员会来实施改革的危险在于，如果教皇站出来反对他们，再没有任何的教会权威能够挑战教皇的决定。

但是教皇有可能反对吗？比起哈布斯堡领地最近几年发生的事，《教士公民组织法》并不算太激进，而前者业已为教皇所接受了。当议会辩论正酣的时候，阿维尼翁和孔塔的消息传来，这意味着如果教皇坚决反对，那么法国则可以威胁将把这些领土并入法国，这会胁迫教皇屈服。因此7月12日，在辩论数周之后，教士委员会提出的计划几乎未经修改就通过了。计划中的大部分内容也能让大多数教士满意。尽管比起原来有土地和什一税的日子，不少主教和教区长收入减少了，但它制定的薪资颇为丰厚。同时，对每一个等级的教士也有严格的住宅规定，这是陈情书中的一致要求。甚至教区行政区划的理性化也被提上了日程，这是很自然的，只有83位主教，每个省一位，10个大主教区。同样，教区的数量也大大减少，任何居民人数少于6000人的市镇只能算一个教区。所有的圣堂参事会都被废除了，任何没有医治俗人灵魂职能的有俸圣职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例如修道院和修女院，它们就被认为是百无一用的寄生虫。教士的存在是为了救助信徒，除此之外别无理由。按照这样的逻辑，主教必须先在教区中服务超过15年，教区神父必须当过5年的助理神父，这都是很明显的改善。因此，除了由精简有俸圣职所必然造成的教士失业问题，《教士公民组织法》所产生的重组效应对大多数牧师没有太大的影响。真正的问题在于职务的任命方式。所有的教士都由世俗民众选出，就像其他公职人员一样。主教由省议会选出，教区神父由区议会选出。主教要和一个咨议委员会一起行使权力。咨议委员会的设置让人们想起了某些冉森派教徒长期以来呼吁的教区神父会议，冉森派则是受了17世纪巴黎大学的宗教法规学者埃德蒙·理查的启发。“理查派”提倡教会通过选举进行治理，但不是世俗选举，更不要说由一群可能包含新教徒、犹太人和无神论者的积极公民来选举了。因为救治灵魂是一项极为严肃的工作，不能转交给尚未被教会接纳的人。最后，教皇的地位和权力也是一个问题。法令明文规定禁止所有的法国公民和任何外国主教或其代理人接触，然而这绝不是对所谓“信仰的团结，以及人们通过基督教世界可见首脑维持的联系”怀有偏见，在第一版草案中，教皇被称为罗马的主教。但后来被认为实在是大不敬，毕竟尊敬是教皇现在唯一能享有的东西了。一直以来，主教的任命都要得到罗马教宗的首肯，而现在罗马教宗仅仅是得到通知，主教已经被任命了。

教皇暗中的反应要早于议会对《教士公民组织法》的最终通过。7月10日他致信路易十六，劝其不要签署一份会导致法国教会分裂的文件。但当信被寄到路易十六手中的时候，国王已经初步批准了这份文件。他采纳的是主教们的意见，而教皇本以为主教们会采取反对立场。主教们也担心教会分裂，但他们认为恰恰是罗马方面掌握着是否决裂的主动权。极少有教士代表愿意反对新法令，不论他们私底下有什么保留意见。他们都相信教会必须接受这项法律。既然教士的全国委员会没戏了，现在只能等教皇发话。由于他们没有意识到教皇已经表态，因此整个夏季都极力劝说罗马不要谴责新制度，而要寻求共存之道。当8月24日国王正式公布《教士公民组织法》的时候，教士们作出了错误的推测，这一点不难理解，双方已经就废除博洛尼亚政教协议达成了共识，一切即将平息。庇护五世对法国主教的软弱感到震惊，决定采取拖延战术，并和他的红衣主教商议，缓慢地寻求避免教会分裂的方法。表面上他一声不吭，但只要他继续保持沉默，法国教士就很难自信地接受法国现在的新法律。

法国教士不是唯一着急的人。现在全国的教会土地都已经被列入出售目录，修道院和修女院相继被关闭，爱国者们在呼吁大家支持《教士公民组织法》，就像指券一样，这也是对一个人是否支持新制度的考验。事实上，宗教所带来的一系列复杂议题很快分化了人们的意见，这种分化从1789年春天以来还从未发生过。1789年人们一直意见不一，从未协调行动过的保守派报纸第一次联合起来，齐声指责《教士公民组织法》是对天主教信仰的攻击。爱国派的报纸则以当时特有的反教会态度予以回击。而在1790年的政治生活中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数量越来越多，没有什么比这件事带来的刺激更大了。

在国民议会搬到巴黎之后，激进领袖们组织起了一个“革命俱乐部”来讨论和协调改革政策，就像起先在凡尔赛出现的松散的“布列塔尼俱乐部”一样。他们在议会旁的雅各宾修道院议事，并在1790年1月更名为“宪法之友社”。在1789年的激烈变革中，很多外省中心也建立过政治俱乐部。一些俱乐部产生在诸如波尔多和第戎这样的大城市，但更多都涌现在偏远的、难有作为的市镇。起初他们试图相互呼应，1790年春则试图加入巴黎雅各宾的会议社团。雅各宾的声名日隆，又吸引了新的入会者。2月时他们仅有24人，到了8月变成152人，11月人数已经超过200。这些人悠闲自得，受过良好教育，被国民议会视为积极公民，他们建立组织和社团的爱好远远超过前两代人，而现在这种爱好转移到了政治上。截至1790年7月，巴黎的雅各宾派有大约200名议员成员，还有1000多名其他身份的成员，甚至在国民议会宣布某项国家事务之前，雅各宾俱乐部已经开始讨论了。而外省的俱乐部则把保持对新制度高涨的热情视为自己的职责。他们组织节日和游行示威，敦促低效率的地方政府，传阅爱国报刊，而且不断向其他市镇俱乐部发送消息。很多日后参加革命的大人物都是在俱乐部中获得了早期政治经验。这些俱乐部建立的具体情景或有不同，但它们通常是由某次事件或某个议题引起的。而在这些事件和议题中，宗教是最重要的问题。在贝尔热拉克和蒂勒，建立俱乐部是为了控诉支持多·热尔勒4月13日议案(该议案注定失败)的代表。在尼姆和蒙托邦，宗派斗争之后，新教徒将当地天主教领袖视为反革命，当地俱乐部正是由新教徒组成的。阿维尼翁的合并论者在9月建立了俱乐部，以表示他们并入法国的决心，其建立受到了邻近市镇如艾克斯、马赛、尼姆和塔拉斯孔雅各宾派的热烈欢迎。米迪地区的俱乐部在夏季建立，也是受到了第一次公然的反革命武装游行的刺激。8月，一支国民卫队联军在亚雷的加尔北部的一个偏远山谷集会。一开始，这次集会是绝对爱国的，但在尼姆“斗殴”中被打败的天主教领导人把会议主导权夺了过来。他们宣布自己就是造反者，并起草请愿书，控诉新教徒对省政府的控制。他们控诉道：“利用本来意在保护我们的政令，新教徒们正竭力把他们的法律强加到我们头上。从省到区，再到市政，到处都是他们的眼线。他们占尽升迁、官职和荣誉，法院对我们的恳求视而不见。”[2]尽管这支队伍后来被解散了，却留下了一个筹划委员会，和阿图瓦伯爵的部下共同谋划下一步共同行动。彼时阿图瓦伯爵正在都灵的流亡之中，他正梦想着武力勤王，反转革命。

对于这些团体而言，《教士公民组织法》简直是天赐良机。议会对待教士的犹疑不决的方式反过来加重了后者的不悦。10月30日，议会中的30位主教投票反对该法律，并发表了《说明原则》一文来解释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文中丝毫没有号召武力的意思，他们只是表明，在尚未征得委员会或者教皇同意的情况下，自己很难默认这项法律。然而，爱国者们将其举动视为鼓动大家违反《教士公民组织法》，而嚷嚷着支持雅各宾俱乐部的地方政府开始强制执行该法律。在一些采取了镇压行动的主教辖区，主教被赶走了，圣堂参事会也被解散了。在10月和11月上旬，法国选出了第一届省主教。但这一次教士没有逆来顺受，抗议出现了。在色内一个被废除的主教辖区，一位教区神父宣称：“我不能再进一步放弃自己和教会的圣契，就像我不能放弃在受洗时许下的承诺一样……不论生死，我都是属于我的信众的……如果上帝要试炼他的儿女，那么18世纪也会和第一个世纪一样出现殉教徒。”[3]议会代表埃斯比耶利被选为菲尼斯泰尔省第一位主教，雷恩的大主教却拒绝批准该项任命。苏瓦松的主教则因为谴责《教士公民组织法》而被省政府革职。然而南特的104名神父也谴责了该法律，要将他们集体革职是不可能的，但他们的薪俸被停发了。显而易见，向新教会秩序的和平转变难以实现，愤怒的地方政府纷纷要求议会采取行动。议会终于在11月27日采取了行动。在经历了两天的激烈争论之后，代表们决定：任何教士，只要不明确接受新制度，就要被立刻解除圣职。为了检验教士的接受情况，议会设置了宣誓环节。所有有俸教士都必须在即日起第一个周日的弥撒之后宣誓：“忠于国家、国王和法律，支持宪法赋予议会和国王的权力。”任何拒绝宣誓的教士都按照《教士公民组织法》中既定的程序予以革职替换。

法国大革命中有很多转折点，教士宣誓即便不是最重要的转折，也是其中之一，这毫无疑问是制宪议会最致命的错误。革命者首次强迫公民进行选择，强迫他们公开表明自己是否支持新制度。尽管拒绝意味着公民无法在新生的法国中担任公职，但悖论之处在于他们有拒绝的权利，这等于承认了他们有否定革命的权利。革命者本来是为了寻找持不同意见者，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不同意见”合法化了。代表们觉得这无关痛痒，因为他们预期拒绝宣誓者充其量只有一小撮高级教士及其下属。议会原本预计宣誓在几周内就能搞定，但是在几个月之后，教士宣誓的局面才逐渐明朗，全国近半数的教士不愿屈从。在罗马仍旧一言不发的情况下，国王于12月26日颁布了新的法令。因此，在1791年1—2月间，宣誓问题主导了法国的公共生活。议会中的教士们就是一个典型，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彻底分成了两派。只有109名教士宣了誓，其中仅有两位主教，一个就是塔列朗。随着宣誓截止日期逐渐临近，1月4日人群包围了议会，叫嚣着绞死拒绝宣誓的教士。而爱国者们——由新教徒巴纳夫做他们的领头人，显得毫无说服力——磨破了嘴皮子，使尽了各种手段，想要说服那些犹豫不决的教士，但没有任何人被说动。有了议会中教士们的榜样，可想而知农村的广大教士会更“顽固”(大家很快就开始这么形容未宣誓的教士)。不过不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在反教士的巴黎，极少有神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拒绝宣誓。

当时一位观察家在1月11日写道：“出于好奇，上周日我在圣日耳曼朗克叙瓦观看教士宣誓的仪式。教堂里座无虚席。教堂神父和第二助理神父拒绝宣誓，其他的15名神父则在群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欣然宣誓。当天在每个教区都有丑闻传出，例如在圣瑟韦然就传出神父和他的助理逃跑的消息。人们辱骂那些逃跑者，追捧对新法律效忠的神父。你们应该听听人们的议论，甚至在教堂里他们都会说：‘天下哪会像他们说的那样，有两种道德？有人宣誓，有人不宣誓!弥撒有变化吗？没有，完全没有，他们怀念的是钱，是美味佳肴。’……还有很多我不敢说出口的污言秽语。”[4]

巴黎周边的平原地区宣誓率也很高，比如比利牛斯地区。另外，东南部地区也特别高，例如普罗旺斯和多菲内，当地拿不到薪水的“提成金教士”曾在18世纪80年代教士反抗“主教专制”的运动中非常突出。但在很多大的外省城市，拒绝宣誓的人还是很多，和边远地区一样。在佛兰德斯和阿尔萨斯的大多数地区(当地人的思想文化和法国核心地区颇为不同)仍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有俸教士选择了宣誓。在朗格多克充满了想要利用革命达成自己目的的新教徒，但宣誓支持新制度的教士少之又少。总而言之，在西部有大量教士拒绝宣誓，只有从鲁昂到拉罗谢勒一线形成了一小块儿孤立地区，这里的宣誓教士超过了四分之一。此处的教士原来依靠什一税和教会土地过得很好，他们需要争取当地农民的信任，这比物质上的考虑更加重要。从各地情况看，俗众的压力是教士作出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地方政府和俱乐部花了大力气来推动教士接受法律，而凡是有群众支持的地方，他们都成功了。但在法国西部的田园乡村里，当地政府掌权者因为从革命中获益太多，已经备受诟病，当地神父们会选择站在教区居民一边。事实上，在很多地区，宣誓变成了对截至目前的革命政策的民意调查，教士选择成为顽固分子或者“支持宪法者”，实际上反映了教区民众对于各项事务的看法，其范围远远超过了《教士公民组织法》。最后，54%左右的教区教士进行了宣誓，这也意味着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认为革命太过激了。

不仅仅是教区神父要宣誓，任何教士，只要想要在新的宪政教会体制中通过选举谋得圣职，都要宣誓。由于主教管辖制被清除，他们在教会金字塔中升迁的机会大大提升了(尽管并未得到7名主教的首肯)，这在1789年之前是不可能的。塔列朗则担保教徒传统不会断绝，宪政教会将会向所有有才能的人敞开大门。很多僧侣和修士尽管被迫走出了修道院，但他们也宣了誓，借此获得从事医治灵魂事业的资格。相比过去可以忽略不计的定期补贴，他们还能得到更加丰厚的薪水。另外，尽管《教士公民组织法》导致教区数量剧减，但教士的拒绝宣誓率却表明有俸圣职其实很多，事实上供大于求。一开始，教会甚至不得不请求未宣誓教士暂时留职，等待合适的继任人选，这使教会颜面扫地。更糟糕的是，3月10日教皇终于打破了沉默，以私人名义致信给签署了《说明原则》的主教们，全面批评《教士公民组织法》。4月13日，他正式要求主教不要宣誓，5月4日这些文件被公布于众，尽管公布的文件没有涉及明确谴责的段落，但在各方眼中，这就是谴责。很多已经宣誓的教士收回了誓言，大概占总人数的10%。在巴黎，人们焚烧了教皇的塑像，充满敌意的群众不允许未宣誓教士及其集会实行自由崇拜，而这恰恰是《人权宣言》赋予人的权利。议会又开始对是否合并阿维尼翁进行辩论。在5月的尾声，罗马教廷大使离开了法国，革命的法国和罗马教会之间彻底决裂了。

从此时起，除被宗派倾轧搞得乌烟瘴气的地区之外，反革命势力开始谋求建立自己的民众基础。在1790年春以前，除了阿图瓦伯爵头脑发热的想象和他在都灵陈腐的流亡宫廷之外，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反革命势力。在10月事件之后，穆尼耶退居到多菲内，曾试图组织当地三级会议，谴责当时的革命形势，但被同乡断然拒绝。早在1789年9月，米拉波就在玩两面派的把戏。他一边在议会的讲台为激进主义煽风点火，另一边却作为顾问为国王和王后提供秘密建议。自1790年5月起，尽管国王和王后对米拉波的人品颇为不屑，他们还是开始为他按时提供的秘密建议付钱。米拉波想停止革命，而不是扭转革命。他支持强有力的王权，也认为国王应该离开巴黎，却不愿意掺和都灵的阴谋和他们重夺贵族权力的计划。不管怎样，路易十六没有采纳他的任何建议，米拉波在1791年4月郁郁而终了，尽管他的爱国者的声誉丝毫未变。国王也没有过多关注有关阿图瓦伯爵的小道消息。伯爵自1790年起对卡隆大加倚重，他曾对卡隆说：“我们必须侍奉国王和王后，无论他们本身是怎样的人。”[5]

当时，伯爵的手下正在和加尔的天主教首领进行接触，他们收到了关于东南部局势不稳的报告，备受鼓舞，当年秋天他们决定在罗讷河谷计划一场反抗运动。但是从此地的安全工作来看，反革命派将战略地点选在这里很不现实，由于书信泄露了整个阴谋，密谋者12月在里昂被捕。1791年2月，有人组织吹响了第二次“雅赖斯集结号”，目的是召集大量的天主教国民卫队向尼姆进军，却也以失败告终。一支主要由新教徒组成的武装队伍抓捕了这群乌合之众，整个过程非常血腥。阿图瓦伯爵对此类活动的支持让萨迪尼亚国王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后者开始明确表示都灵不欢迎流亡宫廷。1791年1月，这群颜面无存的流亡者决定离开，6月他们在德国科布伦茨找到了新的总部，这块领地很合适，它属于一个天主教国王，后者是特里尔主教的选举人。

路易十六对里昂阴谋倍感不安，他曾请求自己的兄弟不要实施该计划。这次计划的成功完全依赖于王家军队的协助，而在1790年夏天，军中是否有一支部队可以信赖尚不可知。很多士兵受到等级松散的国民卫队的影响，和他们的贵族军官之间形成了严重的敌对情绪，这导致里尔、埃斯丹、佩皮尼昂和梅斯等地相继发生军队哗变。这一系列兵变的高潮是三支驻扎在南锡的军队于7、8月间发生的哗变，并得到了当地雅各宾俱乐部的积极支持。西部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布耶将军决心杀一儆百，一举攻占了南锡。23名反叛士兵被处决，100多人受到了严酷的刑罚。除了议会里有人鼓噪说这是旧制度暴政的再现之外，杀一儆百的做法似乎起了作用。到了冬天，军队的骚动基本停息，国王觉得布耶似乎是一个能倚重的将军。从1789年夏天开始，王后就在幻想她的奥地利兄弟会来搭救他们，但此时已经快要到1790年底了，就连国王也开始敦促他流亡的兄弟赶紧制订救援计划，他开始认真考虑逃跑方案了。

不过，国王此时动逃跑的心思多少有些讽刺，因为人心也许正向王室靠拢。而更加讽刺的是，国王的出逃和人心向国王的靠拢都出自同一个原因，即宗教分裂。国王确实正式批准了《教士公民组织法》和教士誓言，但他的心中疑虑重重，而随着大量教士拒绝宣誓，教皇也保持着不祥的沉默，国王的疑虑更深了。路易十六的忏悔神父宣了誓，但从此之后国王再也不和他商议任何事情。国王生命中第二重要的女人(排在王后之后)，即他的未婚姑妈也极为鄙视宣誓教士。1791年2月教士们请求获准到罗马面见教皇，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国王自己贸然安排让他们离开法国。成群的妇女成为首都游行群众的主力，可她们没能来得及阻止教士们。在雅各宾派、公共报刊和比以前更加激进的科德利埃俱乐部(他们现在的正式名称为“人民权利之友社”，不是宪法之友。特别指出。)的鼓动下，妇女们聚集在其他王室成员的宅邸外进行恐吓，她们怀疑这是一次分批出逃的计划。1791年的整个春季，拉法耶特和他的国民卫队都在巴黎疲于奔命，忙着驱散反王室和反教士的游行示威。拉法耶特招来了大众报刊的谩骂，还有大众政治社团的记恨，因为科德利埃俱乐部想让这样的社团遍布巴黎；另一方面，拉法耶特也没得到国王及其追随者的感谢，他把自己看作王室的保护者，后者却把他看成“监狱长”。在国王看来，拉法耶特甚至不能确保自己手下的安全，因为他似乎每次都到得太迟了。2月28日，拉法耶特赶赴万塞讷，试图阻止一群暴民拆毁当地要塞，像攻占巴士底狱那样。为防国王无人保护，上百名贵族带着刀和手枪在杜伊勒利宫周围守卫。这看起来很像图谋出逃，拉法耶特急忙赶回去解除了王宫周围的武装，结束了这场名为“匕首日”的骚乱。在4月的复活节周，人们对这些装模作样、充当“宫相”角色的王党的蔑视达到了顶点。就像1790年一样，王室准备到位于巴黎西边圣克劳德的森林高地度过复活节。但就在周日复活节的前一天，国王公开接待了一位未宣誓教士，很快消息传遍了全城。第二天，当王室成员准备出发前往圣克劳德的时候，一大群民众拦住了马车，不允许它行驶。拉法耶特和平时一样再次迟到，他命令国民卫队清开道路。士兵们拒绝执行命令，大约僵持了两小时，国王不得不回到王宫。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次去圣克劳德的远足是逃跑计划的一部分，但最终被迫放弃此行，使国王确信他已经成为这座无神论都城的阶下囚。关于国王即将出逃的谣言和预测实际上反过来促成了他的想法，从此他开始制订自己周密的出逃计划。

与此同时，大众对未宣誓教士的迫害日益加重。比如，有的学生参加宣誓教士主持的弥撒，遭到了修女的惩罚，结果整个修道院的修女都被拉出来，在集市上被妇女当街鞭笞。未宣誓的教士团体本来租用了废弃的教堂，用于进行私底下的崇拜，由于害怕会受到同样的对待，也不敢开展活动。法纪崩坏的背景下，巴黎的失业率也在逐步上升。由于贵族逃亡或者生意削减，圣堂参事会和修道院的全面关闭，大量仆人和从事奢侈行业的工匠都流散到了大街上。公众慈善工坊倒是吸收了一些失业人员，其中最有名的工坊正在拆除巴士底狱，正是这件事给了人们拆毁万塞讷要塞的灵感。市场上的劳动力如此之多，而工资自从1789年以来就没有涨过。随着指券逐渐进入流通，驱逐了铸币，物价也开始上涨。1791年3月2日，国民议会宣布了一项在1789年8月被搁置的议题，废除行会和团体组织，因为后者是一个建立在特权基础上的社会的残迹，特权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行会也曾经是雇工的联合组织，其消失导致各色工人团体要求提高工资。其中最突出的是木匠和铁匠，他们在6月上旬暗示有一个包括了8万名工人的“大联合会”决意要求雇主涨工资。木匠们强调通过罢工来确保最低工资，很多人民社团也很支持他们。市政当局为了抵制雇工运动，采取了越来越强硬的措施，但最后议会认为自己有责任干预。6月14日，经列沙普利耶提议，议会投票禁止所有的工人组织和任何形式的集体工人活动。地方政府不得接受来自此类团体的代表，也不能为此类团体中的成员提供工作，这条法律将用于管理法国产业工人关系长达73年。

作为该议案的提出者，列沙普利耶非常关键。他在革命早期是激进派的领袖人物，雅各宾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而且长期在议会中扮演左派首领的角色。但1791年他开始相信，革命如果想要继续前进，就必然会伤及1789年以来所取得的成果。巩固革命成果的时候到了，要完善宪法，在它被民众激情完全淹没之前，使宪法运转起来，很多激进派领袖到了这个时候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前王政派的一个团体感觉到了风气的变化，在1790年的最后几周他们建立了“王政俱乐部”，想要挑战雅各宾派。很快其成员达到了上百人，它作出了原则性的让步，但其争取民众支持的方式太明显了，即在寒冷的冬季销售大量的补助面包。雅各宾派于是借机敦促市政府将其关闭，因为他们扰乱了市场。巴纳夫领导了这次活动，但到了第二年夏天，和他原来的激进派盟友迪波尔和拉梅特兄弟一样，巴纳夫也开始修正自己的看法。他们意识到，如果国王逃走了，整部宪法的基石就没有了，这将带来无法想象的后果。另外，在制宪议会完成了它的工作之后，剩下的就是权力分配问题，而每个人在夏天都打着类似的算盘。这两年中，代表们扮演着国家领导的角色，对于回到偏僻的外省，他们毫无兴趣。把国王争取过来意味着打开了仕途之门，更何况现在米拉波已经死了。但是巴纳夫、迪波尔和拉梅特的“三巨头”向政权核心的转移很快引起了大众的怀疑，而一直默默无闻的一群左派议员开始博得人们的欢心，米拉波在自己的最后一次演讲中(1791年2月28日)将他们称为“30副嗓门”。对于这群人的目标，英国大使有更加直率的描述，他在4月15日报告说：“有一派人，其目的是彻底消灭王权，不论后者已经受到了怎样的限制。”[6]他发现这群人的领袖是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现阶段是不是共和主义者尚需存疑。诚然，他4月10日在雅各宾俱乐部否认了这一点，但另一位英国观察家则从中看出了更多。

迈尔斯当时加入了雅各宾俱乐部，并将其情况汇报给伦敦，他这样描述罗伯斯庇尔：“他从骨子里就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并不是为了讨好大众，而是从自己的观点出发，认为这即便不是人们应该接受的唯一政体，那也是最好的政体。他根据这个原则行事，大众则坚定地支持他的那一套。他是一个刻板的人，固守原则，待人接物简单呆板，衣着朴素，明显不会腐化堕落，轻视钱财……我每晚都在观察他，我盯着他，分析他的每一个表情。他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他正变得越来越举足轻重。但说起来奇怪，整个国民议会都轻视他，觉得他无足轻重，我曾跟一位议员说起我的猜测，我认为他很快就会上位，统治成千上万的人，结果遭到了嘲笑。”[7]

这段话写于3月1日，5周过后，也就是4月7日，罗伯斯庇尔有了第一次实实在在的“成就”。米拉波的仕途曾因遭人怀疑而在1789年11月毁于一旦，如今罗伯斯庇尔旧事重提，提议所有的制宪议会成员在本届议会结束4年之内不得担任公职，该项议案获得了通过。他的下一项议案是在5月16日提出的，内容是所有的制宪议会议员不得进入立法议会，也获得了通过。这两项议案都对革命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在当时看来仅仅是一个策略性的胜利。右派议员之所以支持这两项议案，是为了整治“三巨头”，他们乐于见到左派的分裂。

这次分裂从5月到6月上旬一直在继续。当议会再次讨论阿维尼翁问题的时候，罗伯斯庇尔一干人要求立即合并，但这次他们没有成功，因为大多数人开始权衡进一步和教皇交恶的利弊。大家花了大部分时间讨论殖民地问题，该项议题自从1789年6月8日以来还未曾被真正提上议程，当时是一队来自圣多明各的代表团要求获得承认。1790年3月代表们废除了奴隶制，这是由一个巴纳夫主持的委员会提议的，显然黑人还未享受到人权。但自由的其他人种怎么办？圣多明各大概有4万白人，他们坚持自己对政治权利的要求。1790年10月，一小群当地白人试图通过武装力量来表明自己的诉求，遭到严酷镇压。现在其他人则向议会请愿，巴纳夫警告说满足他们的要求很危险，而罗伯斯庇尔则控诉奴隶制，要求无论肤色种族一律赋予其政治权利。罗伯斯庇尔的提议再一次通过了。他现在也开始掌控雅各宾俱乐部，他还在6月11日当选刑事法庭的公诉人，这显示了他在巴黎的民望。

估计这一切都无法让王室安心，在议会辩论期间，他们的出逃计划也正在一步步实现。现在，国王对于任何拉拢他的努力都不感兴趣了，他正集中精力草拟一份挑战性的声明，他准备在出逃之后留下这份声明，其中控诉了自1789年10月以来甚至在之前发生的各种事情。出逃是由王后的忠实崇拜者、瑞典冒险家阿克塞尔·冯·费尔森伯爵安排的，王室通过他联系上了布耶将军。他承诺为王室难民提供护卫队，保护他们赶往邻近卢森堡边境的蒙梅迪。护卫队士兵会以为自己是前去侦察国境对面奥地利皇帝集结的军队，无论如何，王室成员的行动都是非常隐蔽的，而且他们带着特别准备的护照。6月20日晚他们溜出了杜伊勒利宫，最近因为国王出逃的传言日盛，王宫四周的护卫增加了一倍，但国王还是躲过了他们的视线。尽管有些延迟，但他们还是全身而退。不过延迟意味着在皇家马车抵达之前，第一支护卫军已经撤退了，因为他们认为行动已经失败。这同时也是候补护卫军补上的信号。与此同时，各种军队调动引起了沿途市镇居民的怀疑，国民卫队出动了，6月21日晚在圣梅内勿勒，国王被认出来了，辨认者是当地的邮政局长德吕埃，他火速赶往下一个城镇瓦楞，这件事情也让他走上了激进政治的生涯。在瓦楞，国王一行被拦截下来，全镇的人都出来了，军队也无计可施。第二天早上，21名从巴黎赶来的信使带来了命令，将这些“逃跑嫌犯”带回首都。

国王出逃瓦楞是革命的第二个重大转折点，就像教士宣誓一样，它迫使每个人不得不作出选择，一旦作出这个选择，后续的选择也就都决定了。不论国王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仅仅是到蒙梅迪在安全距离之内进行谈判，还是像大多数人怀疑的那样(包括国王兄弟普罗旺斯公爵，此人当时确实到了奥属尼德兰，他也如此宣称)，准备逃亡出国，并在奥地利军队的帮助下回国，革命迄今为止的一切成就都被根本地改变了。外交家曾认为战争可能会随时随地爆发，国王出逃失败推迟了这种可能性，但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是否要选择一个不同的体制。王权已经背弃了革命，其理由在国王留下的声明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控诉巴黎囚禁自己，革命侵犯了财产以及“帝国的彻底无政府”，谴责革命者违背了陈情书中表达的愿望，新宪法下国王的权力太小以及雅各宾俱乐部四处伸展的权力触角，并含蓄地指责了新的宗教秩序。这样的人怎么能够继续充当国家首脑？巴黎民众和激进领袖们最不幸的怀疑被证实，共和派登场了。巴黎所有的王室象征物都遭到了攻击和羞辱，6月24日科德利埃俱乐部向国民议会呈上了一封请愿书，要求要么罢免国王，要么就发起全民公决来决定国王的命运。3万群众护送递交请愿书的专员。

议会的大部分议员对国王的背叛感到十分惶恐。但反常的是，在危机爆发之时，公共事务似乎能够在没有国王的情况下运作得很好。行政官员被召集起来，军队控制权也得到了确保，辩论也在继续，就像糟糕的事情没发生过一样。一个贵族代表惊诧地说：“你绝对难以想象，此时的法国其实没有国王。”[8]但是，罢免国王充其量只是让法国进入摄政王统治，这种统治太冒险，在法国历史上名声极差。最糟糕的结果则是重新起草几近完成的宪法。如果强调共和，无疑民众将会登台亮相，并且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自春天以来越来越多的代表觉得需要警惕群众。在出逃消息曝光的一天时间之内，议会想到了摆脱困境的方法。它将无视所有证据，假装国王是被绑架的。议会在6月22日发表的劝人民保持冷静的声明中表达了这个意思。至于国王留下的控诉状，则是居心叵测的谋士强迫不情愿的国王拟写的。反对如此捏造事实的议员被压倒性的票数否决。国王也被架空了，制宪议会从此同时掌握了行政权和立法权。但毫无疑问的是，绝大多数的议员都想保住王权，即使说再多的谎话、编再多的故事也在所不惜。7月15日，议会以颁布政令的形式将所有的罪责都归结到了布耶及其部下身上，他们将被依法提起诉讼。其实议员们心知肚明，当时大多数受到指控的人都已经跑到国外了，安全地待在奥地利境内。

瓦楞事件造成的紧张气氛弥漫全国。大家都猜测奥地利军队会入侵法国，营救在押的王室成员。国民卫队枕戈待旦，地方政府建立常设会议，保持警惕性。很多地方人士再次控诉未宣誓教士及其团体，认为他们和贵族、外国人勾结，在策划大阴谋。雅各宾俱乐部里充满了急切的爱国者，像是快要炸开的锅。春季的宗教骚乱重新激活了雅各宾俱乐部的网络，原因是需要凝聚人气支持教士宣誓，鼓励大家参加神父和主教的竞选。7月，雅各宾俱乐部的分部已达900多个，是年初数量的3倍之多，而国王在他的出走声明中特别指出，俱乐部是很多事情败坏的根源。但瓦楞事件给俱乐部出了个难题，很多俱乐部成员明显觉得国王背叛民众的信任，应当被罢免。至少有60个俱乐部要求审判国王。但只有少数俱乐部公开要求建立共和国，被其他俱乐部直接否定。很快，“母社”的分裂变得明显起来。辩论中很少有人对议会的做法表示满意，但对直截了当的共和主义也是响应者寥寥。即便是罗伯斯庇尔也主张把决定权交给人民。7月15日，一个消息传遍了巴黎，议会丝毫没有责怪国王，俱乐部难以抵御全城的愤怒情绪。当天晚上，一个迄今为止默默无闻的激进俱乐部——社会俱乐部组织起4000名群众前来搅乱了雅各宾俱乐部的会议。在瓦楞事件之前，社会俱乐部被认为是一个讨论乌托邦政治的团体，但在这之后，它和科德利埃俱乐部合作，一起呼吁建立共和国，并于6月24日在其报纸《铁嘴报》中公开发布了自己的要求。现在这群闯入者要求雅各宾派加入他们，共同起草请愿书反对国王复职。在攻占巴士底狱两周年庆典的前一天，马尔斯校场上建起了一个祖国圣坛，而社会俱乐部的成员打算把请愿书散发到圣坛上，以征集大量的签名。双方建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连夜起草请愿书。被选进委员会的有丹东和布里索。布里索通过他的报纸《法国爱国者报》和他在社会俱乐部里的活动，在巴黎为自己赢得了民主主义者的名声。第二天早上刊发在《铁嘴报》的请愿书最终定稿宣称国王已经退位，即使大多数国民作出决定，也不应有人来接替王位。这实际上是一份共和主义宣言，导致了雅各宾俱乐部的分裂。拉法耶特、拉梅特兄弟和俱乐部的很多活跃成员被视为罪恶的王党，他们此时也脱离了雅各宾俱乐部，带走了俱乐部中几乎所有的议员，只有罗伯斯庇尔及其盟友佩蒂翁和其他一两个人没有跟随他们，拉法耶特等人在废旧的斐扬修女院中展开了和雅各宾派对立的俱乐部集会。罗伯斯庇尔害怕他最可靠的平台从此分裂，在经过了激烈的辩论之后他劝说雅各宾的剩余成员收回对请愿书的支持。这已经太晚了。斐扬派得以摆脱他们的激进同僚，对此他们感到非常高兴。不管怎样，现在请愿书在科德利埃派手里，他们下定决心要去征集签名。

于是，大约有5万人于7月17日聚集在马尔斯校场上，截至下午约有6000人签名。但早在这之前，有两个躲在圣坛下的倒霉鬼被人们发现，情绪高涨且疑心重重的群众将两人绞死了。这让巴黎市长巴伊有理由根据1789年10月的法令宣布戒严，拉法耶特和国民卫队挥舞着红旗进入了马尔斯校场，招呼他们的却是铺天盖地的石头和几颗枪子儿。于是他们朝几乎手无寸铁的群众开了枪，就像一位当事军官说的那样，把他们“像小鸡一样”射杀了。[9]人群被驱散，大概有50人被击毙，受伤的人就更多。在“马尔斯校场大屠杀”之后的几周里，大约有200多名被认为是巴黎群众运动积极分子的人被捕，丹东逃到了英国，德慕兰和马拉也藏了起来。看起来共和主义运动被扼杀在摇篮中了。激进报纸停刊，科德利埃和社会俱乐部休会，而且社会俱乐部再也没有复会，甚至雅各宾俱乐部都被削弱了。斐扬派起草了一份自信满满的声明，邀请外省分部将现在的新俱乐部视作唯一合法的“宪法之友社”。制宪会议现在再无群众烦扰，开始着手敲定耗费了他们两年心血的宪法的最终定稿。

在这个过程中，自1791年6月以来一直冲突不断的拉法耶特和三巨头开始了合作。巴纳夫作为议会派去瓦楞护送王室家庭回来的专员之一，深深地为王后所倾倒。他带头在最后时刻对宪法进行了修改，使国王更乐于接受宪法。他们取得了一些胜利。《教士公民组织法》被从宪法中删去了，这意味着是否宣誓效忠宪法与是否接受新的教会体制无关，也意味着该法律可以像普通法律一样被修改甚至替换，而不用经过被刻意设置得异常繁杂并长达十年之久的宪法修改程序。与此同时，有议员提议未宣誓教士不得跨入曾任圣职地区方圆30英里之内的范围，这项提案也被否决了，因为挑衅意味太重。议会颇为虚伪地废除了将“银马克”作为代表选举资格的规定，事实上这在当年春季被证明是笼络巴黎群众社团的绝佳办法。但是二级选举会议的投票门槛被大大提高了，这里才是真正选出议会代表的地方，提高选民资格的目的在于确保最重要的权力杠杆被掌握在富有的地主手中。无论如何，在8月27日这些修正案通过的时候，下一届的立法议会选举已经开始了，而所有立法议会议员都还要通过银马克这一关。最后，斐扬派得以通过限制报刊自由的法律。议会(终于)认为报刊的责任是调节控制群众大量的不稳定情绪，不顾罗伯斯庇尔孤零零的反对，8月23日颁布法令，任何“有意煽动人们违抗法律，(或者)藐视政府权力，对抗政府行动”的作者都将遭到起诉，而任何正直或者诚恳用心受到抨击的官员可以就其损失提起诉讼。拉梅特兄弟和马卢埃(后者与前者不同，他一直都相信这些保障政体安全的程序)还梦想赋予国王绝对否决权，让议员有资格担任政府部长，甚至还想设置第二议院，但现在想要重拾1789年王政派的计划已经太晚了。将要让国王接受的这部宪法，自从1789年人们为宪法奠基时起就已经定型了，只是在细节上有些不同。

路易十六会不会接受宪法也完全是个未知数。国内外各种各样的人都在向他提供建议，这些建议又往往彼此矛盾，直到最后一分钟，路易十六还在犹豫。有的时候他似乎决心要落实宪法，7月31日他曾写信给阿图瓦伯爵，请他回到法国，放弃反革命的计划。第二天议会提出了更加严酷的刺激政策，它首次通过了惩治流亡者的法律。他们被要求在一个月内回国，并处以缴纳三倍税金的惩罚，而且官方也开始首次列出了流亡者名单。这项法律议案最先在2月被提出，但是由于米拉波的反对而未能通过。自此，流亡海外的队伍开始急剧壮大，特别是在瓦楞事件之后。对于军官而言，6月11日对国民、法律和国王(新制度中的国王)的新一次宣誓已经让他们心灰意冷，瓦楞的“失败”更使他们怒不可遏。在布耶流亡海外之后的6个月中，有将近6000人步了他的后尘，这超过了整个军队中军官人数的一半。9月14日，作为宪法颁布之日进行的大赦，惩治流亡行为的新法律被废除了，但这并没能止住流亡浪潮。此时，军队纪律在一次次的兵变中已经接近崩溃，有很多原本打算留下的军官也都断然选择了离开。

在贵族圈子里，斐扬派以立宪君主为核心重建国家共识的努力也没得到任何褒奖，大家想尽各种办法阻挠他们。在议会中，贵族们——他们现在被称为黑皮肤的人或前贵族，要么投弃权票，要么故意乖张地支持罗伯斯庇尔和佩蒂翁。尽管右派的目标明显是保守的，但他们中极少有人加入斐扬俱乐部，而且斐扬俱乐部最失败之处在于，它没能拉拢大多数的外省俱乐部。只有72个外省分部脱离了雅各宾，而且72个分部中还有很多在夏末又收回了自己脱离雅各宾的决定。8月上旬戒严令被取消之后，报纸又重新出现了，而巴黎没有一份重要的报纸是向着斐扬派的。没有什么比战争的谣言更能分化革命阵营了，它在整个夏天都沸沸扬扬。左派认为瓦楞事件是一场摧毁革命的国际阴谋的一部分，而王后和流亡者们确实也是这么打算的。当出逃行动失败之后，所有人都认为德国方面将会加紧努力，而摇摇欲坠的法国军队肯定无法抗击。事实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在7月10日发表了《帕多瓦公告》，邀请诸王和他一起，重新恢复法国王室的自由。但只有普鲁士国王积极响应，响应的结果无非是这两个国王8月27日在皮尔尼茨会见并进一步呼吁要协调行动。

《皮尔尼茨宣言》表示，法国国王的处境关乎欧洲所有君主的利益。该宣言邀请其他各国一道采取“最有效的手段加强法国国王的力量，在最完美的自由状态下，君主政府的基础既是君主的权利也是全体法国国民的幸福安康”。这两位国王表示，如果其他国家同意，他们就将“迅速行动”。但至少奥地利的私下想法是，其他国家组成联合军队不会有太大的作用。此时此刻奥地利正在解散军团。对于他们来说，《皮尔尼茨宣言》仅仅是王政和家族荣誉的需要，这也许会促使法国国内局势稍有缓和，但难以构成真正的威胁。既然如此，那么宣称这份宣言是在流亡王公的请求下发布的，或者允许流亡者们联名写煽动信给国王，力劝其拒绝宪法，就都是毫无意义的刺激性做法。对于制宪议会而言，关于外国将支持流亡者反攻法国的流言结束了，而作为对国际意见的蔑视，议员们于9月14日投票决定合并阿维尼翁和孔塔。

王公们对他们兄弟的劝阻来得太迟了。9月3日宪法就已完成并呈给国王请求其接受，9月13日在一片欢欣鼓舞和天下大赦的氛围中，国王签名表示接受宪法。斐扬派坚信，现在革命结束了，正常的宪政可以开始了，他们期望法国能就此进入更稳定的时期。但是大多数人是为了制宪议会即将于9月30日结束而欢欣鼓舞。制宪议会的成就是巨大的，在26个月的时间内它瓦解了旧制度，后者是几个世纪以来缓慢演进形成的产物。与此同时，制宪议会确立了新制度的原则，建立了一套延续至今的结构的轮廓。在革命之后，甚至到了19世纪，当人们赞许地说起1789年原则，他们说的正是1791年革命还未走向极端时路易十六所接受的一切，但革命走向极端的种子已经埋下了，应该对其负责的同样是制宪议会。由于强迫教士在教会和国家之间进行选择，它分裂了国家，给予了反革命比自身利益更高的行动目标。在行将结束之时，制宪议会又单方面地攫取了罗马教廷的土地，这加重了它对自己的伤害。宗教分裂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无法全心全意支持革命，国王自己就是如此。只有不敢面对其他事实的人才会相信他在1791年9月真诚地接受了宪法，在6月那场他自己称之为“旅行”的事件中，他的真实想法已经昭然于天下。这造成了进一步的分裂，立宪君主派和迅速升温的共和主义运动之间的分裂，而后者的中流砥柱是巴黎喧嚣的群众，这使得它更加令人恐惧。最开始发动革命的贵族们现在选择退出，隐居在偏僻的乡村，或者跨过莱茵河加入海外流亡王公的行列。这一切都难以保证斐扬派梦想的“后革命”生活。对于1791年10月来说，英国大使在4月作出的预言再正确不过了：“目前的宪法不得人心，不能持久。”

[1]　A. Aulard, Christianit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1927, p. 59.

[2]　G. Lewis, The Second Vendée: The Continuity of Counter-Revolut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the Gard 1789-1815, Oxford, 1978, p. 28.

[3]　P. de la Gorce, Histoire religieus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 Volume 5, Paris, 1902-1923, i. p. 203.

[4]　Ruault, Gazette, p. 217.

[5]　R. Lacour-Gayet. Calonne: Financier, réformateur, contre-révolutionnaire 1734-1802, Paris, 1963, p. 290.

[6]　Edited by O. Browning, The Despatches of Earl Gower, Cambridge, 1885, p. 79.

[7]　Edited by C. P. Miles,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Augustus Mile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817, Volume 2, London, 1890, i. p. 245.

[8]　Ferrières, Correspondance, pp. 362-363.

[9]　G. Rudé,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1959, pp. 89-91.

第七章 欧洲和大革命(1788—1791)

法国大革命让整个欧洲感到意外。诚然，在18世纪80年代，所有有文化的欧洲人都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动荡的、藐视权威的时代。美国已经摆脱了英国的统治，爱尔兰也曾反抗英国人的权威。在荷兰共和国，自称为爱国党人的人正在为夺下奥兰治亲王手中的准君主权力而斗争。不过，如果说有哪个大君主国不久之后定会崩溃，那不会是法国的波旁王朝，而是哈布斯堡王朝。约瑟夫二世，这位躁动的、令人捉摸不定的皇帝，正在对他的德意志领地进行莽撞的大修，以创建一个合理高效的军事专制主义体制。到18世纪80年代中期，他把注意力转向更为外围的领地，即匈牙利和南尼德兰，但这两个地区很快就陷入动荡。

对于所有新出现的动向，法国的外交官们都予以积极的鼓动。没有法国的援助，美国的独立可能不会如此迅速地取得决定性的成功。荷兰的爱国党人运动同样给奥兰治家族与英国人重建长达一个世纪的联盟造成了障碍，而这个联盟已于1780年破裂，所以，爱国党人可以依靠凡尔赛的任何支持。而且，一切迫使约瑟夫二世关注国内事务的做法都会受到欢迎，只要这些做法能抑制他的国际冒险。但是，作为境外反叛者的朋友，韦尔热讷在国内却是个坚定的权威主义者。无论是他本人，还是满怀信心地看着他施展君主国际影响力的外国观察家，都没有发觉他足下的大地正在崩塌。然而，在他于1787年2月死后仅仅6个月，法国也陷入了动荡。

国内危机开始削弱法国的国际地位，第一个征兆出现在1787年9月，当时法国无力恪守对荷兰爱国党人的许诺，允许普鲁士人进入这个共和国粉碎爱国党人的运动。欧洲各国内阁都注意到了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而且产生了幸灾乐祸的自得感。英国驻海牙大使写道：“如果上帝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惩罚他们的罪过，我该如何赞美神的正义呢!”[1]上帝显然这样做了。在随后的四年里，法国人越来越致力于国内事务，他们的国际影响力也随之衰退。许多世纪以来，外交关系的处理可以首次不必考虑法国的想法和做法。法国人无法恢复财政或实际事务的稳定，这种显而易见的无能让其他欧洲人感到震惊或高兴，至少到1789年夏天还是这样。直到那时，很少有旁观者理解整个事态的发展。但是，当巴士底狱被攻陷时，整个欧洲大陆似乎突然同时明白了法国局势发展的意义。巴士底狱是座国家监狱，它被攻占标志着臣民推翻了专制主义，而这些人直到此刻还不知道国王统治之下居然还有自由。

这个消息在被渲染之后造成巨大震荡。所有欧洲人都涌向书店和读书室，为得到最新的消息而吵嚷着。一位德国女士写道：“我好想看到这些重大的好消息，但不知道去哪里找刊登这些消息的读物。”[2]德国文学界的领袖人物几乎一致欢呼法国的事件。康德和赫尔德等哲学家，克罗卜施托克、荷尔德林和维兰等诗人，得知消息后都欣喜若狂。即使那些更具怀疑精神的人，如歌德和席勒，一开始也是热情欢迎来自法国的消息。里歇尔和更喜欢冒险的德国人还前往巴黎，亲自考察那里的新自由。他们中间至少有一个人后来成了名人，他就是富裕的普鲁士贵族阿纳卡西斯·克鲁茨，他在1785年离开法国时发誓不再回来，除非巴士底狱陷落。巴士底狱被攻陷时，他正在西西里，随后他急忙回到法国，投身他一直梦想着的民主政治。类似的反响也出现在意大利知识分子之间，他们很乐意看到一度被视为各国之中最牢靠的国家被群众起义粉碎，然后全心致力于民族革新。当然，这还不是梦想家期待的全面改革，或者如美国人那样，从一片处女地上重新开始。但这是发生在欧洲的中心，发生在大陆的思想首都，这就意味着，改革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即使远在斯德哥尔摩的沙龙和咖啡馆里，人们也在议论来自法国的消息。年轻的瑞典诗人凯尔格伦在给兄弟的信中写道：“告诉我，在历史上，哪怕是在罗马或希腊，还有比这更崇高的事情吗？听到这个伟大胜利的消息，我像个孩子、像个人那样哭泣。”[3]

在圣彼得堡，街道上举行了庆祝活动，消息传单被散发得到处都是。实际上，有俄国人目睹巴士底狱被攻陷。“自由的呼喊响彻我的耳畔，”其中斯特罗加诺夫伯爵激动不已地说，“如果有一天我能看到俄罗斯在这样一场革命中重生，那将是我人生最美好的一天。”[4]在欧洲，有一个国家觉得没有这种必要。1788年，大不列颠举行广泛的纪念活动，庆祝光荣革命一百周年，那场革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最终确立了议会制政府和法治。英国人对自己的自由颇为自得，而且习惯于把法国人视为暴政、迷信和贫困之下的奴隶。现在他们正善意地注视着邻国的追赶。辉格党反对派领袖福克斯宣称，巴士底狱的陷落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最美好的事件。虽然不是所有的英国观察家都像福克斯这样，但一开始的确没有多少敌意。1789年7月28日，一位英国议员在给驻法国的一位通信者的信中写道：“你也许感到意外，但这千真万确，革命……在这里引起了十分真诚且十分普遍的欢欣之情。所有谈话都在议论它，甚至所有报纸都无一例外地争相歌颂巴黎人，都为如此重大的人类事件而备感欣喜，尽管这些报纸并不受最为自由、最为开明之人的引导。”[5]

与此同时，那些曾目睹最近的革命举动被镇压或流产的人则感到欣慰和鼓舞。很多人已经设法流亡到了法国。日内瓦的民主派曾试图扩大这个城邦的政治权力圈子，但他们的努力在1782年被邻国的一个武装同盟镇压，而同盟的领导者就是法国，现在这些民主派希望巴黎的新政权抛弃日内瓦的寡头傀儡们。1787年，法国的绝对君主制国家在援助荷兰爱国党人时遭受失败，对此有更为真切的耻辱感，但对于遭受奥兰治派和普鲁士报复的流亡者，至少还能善意地收留他们。到1788年底，大约1500个荷兰家庭获得了居留权，以及路易十六赠予的小额津贴。当法国的权力落入同样自称为爱国党的人们手中，而且这些人试图更为广泛地让人分享权力时，荷兰流亡者深感欣慰。这些流亡者大多聚居在法属佛兰德斯的少数城市中，到1790年，他们纷纷组建俱乐部，并成立国民卫队。国民议会在承认这些精神上的盟友的同时，也继续给予他们资助。当然，国民议会宣扬的是和平，它在军事上是虚弱的，因此荷兰人此时要想靠法国人的帮助来扭转1787年的失败是没有多大希望的。

不过，大部分荷兰流亡者并没有远走法国。因奥兰治反动而亡命的大约有4万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较近的地方落足，如在奥属尼德兰或列日的教会领地。当荷兰的政治流亡者到来时，比利时国内抵制约瑟夫二世的教会和国家合理化政策的势力正在积聚力量。流亡者们发现，这里的反抗气氛以及语言上的亲和性让他们颇感惬意，但是，比利时的关键问题与荷兰爱国党人关心的问题大为不同。威廉五世的反对者们曾试图改变办事的方式。在比利时，试图进行变革的是个遥远的皇帝，但他的弗拉芒和瓦隆臣民只希望自行其是。1787—1788年，他们更亲近法国人而不是荷兰人。然而，到1789年，法国人已经开始行动，并准备创建以自由为基础的全新秩序，不过比利时反叛者大体上仍致力于维护现存的自由，即由习惯法和约定俗成的权利构成的庞杂体系，而法国的爱国者们已经谴责这是不公正的、无意义的特权。1789年上半年，上述两场冲突都到了紧要关头，然而，在斗争的喧嚣中，很少有人注意到，法国人的革命与他们所称的布拉班革命之间的分歧在逐步加深。就在第三等级在凡尔赛自称为国民议会并唯有它有权批准税收的第二天，约瑟夫二世要求布拉班的等级会议授予他无限的征税权和立法权(1789年6月18日)。他的要求遭到等级会议的拒绝，于是他解散了会议，并宣布放弃“快乐入城”协定，这是一份自由宪章，他像自己所有的前任君主一样，都曾在继位时宣誓遵守这一宪章。此刻法国正经历严重的粮食危机，这也影响到低地区域人口稠密的城市。像巴黎一样，这里饥饿的平民为当局的反对派平添了力量。实际上，“这里和巴黎一样”已成为布鲁塞尔的群众口号，一个秘密的革命协会就此诞生，以叩响反奥地利情绪。在18世纪80年代早期，爱尔兰和荷兰的准武装改革组织已经使用过“祭坛与家园”的口号，如今比利时的群众也以此自称，并得到教会的慷慨资助，因为这里的教会也像哈布斯堡帝国其他地方一样，是约瑟夫二世的改革中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不过，这里并没有发生群众起义，直到流亡者的武装部队于当年秋天介入其中。抵抗皇帝运动的公认领袖、阅历丰富的布鲁塞尔律师范德努特自从1788年秋流亡到荷兰后，一直希望外国当局关注其同胞的困境。由于各国君主都乐于看到约瑟夫二世深陷比利时的泥潭，范德努特受到鼓舞，最后他决心进行武装自救。他与“祭坛与家园”的创立者、律师同行冯克合作，于1789年10月组织了一次攻击行动，击溃了一支自负的奥地利小型卫戍部队，叛乱者不是穿越荷兰边界，而是从南边的列日发起进攻，当地主教的反对派已于8月中旬夺取权力，这显然是受了法国榜样作用的推动。到12月，得到起义群众支持的比利时反叛者已经控制了整个国家，在布鲁塞尔，人人都像法国人一样佩戴三色徽，不过这里的三色是黑、黄、红。1790年1月10日，应布拉班等级会议的邀请，各省代表聚集一堂，宣布成立独立的比利时合众国。来自法国的回响是一片赞同之声。但是，事态的发展很快表明，两场革命之间几乎没有共同之处。

比利时的“国家主权”政府只是希望延续过去，不要君主。权力仍然掌握在各省等级会议手中，后者实行传统的代表制，因而大贵族，首先是教会的大修道院院长占据支配地位。就任首相的范德努特对法国并无好感，因为那里的教会土地已被没收，修道院即将解散，贵族权力已被摧毁。不过冯克认为，建立新政治秩序的时刻也是改革的时机。他在1月底发出的宪法改革号召显然受到法国榜样的启发。他呼吁允许小贵族和教区神父进入等级会议，第三等级代表人数翻番，并设立第四等级作为小城镇的代表。从当时法国的情势来看，这些要求已经较为保守，但主权主义者和教会仍进行激烈谴责，认为它是法国式的均等化方案。当以冯克为首的“进步派”请求修改“快乐入城”协定时，布鲁塞尔人攻击了那些知名领袖的宅第。而当部分新联邦军士兵以兵变来支持冯克时，数千农民涌入布鲁塞尔以保护主权主义者。在怀有深刻的保守主义的乡民中间，冯克等人只是极少数派别，他们感到孤立并受到迫害，于是冯克和进步派的大多数主要首领逃亡法国，这就证实了其迫害者们最恶意的猜疑。

无论是法国还是法国的榜样作用，都未对比利时新政权构成真正的威胁。危险依然来自奥地利。在引发最初的骚乱之后，约瑟夫二世于1790年2月20日去世。继位者是他的兄弟利奥波德，此人一开始并无专制野心。利奥波德从1765年起担任托斯卡纳大公，他曾试图以臣民合作和参与的方式来治理佛罗伦萨。1789年春天，当法国的新闻刚刚传来时，他积极表示欢迎。“法国的再生，”他在6月14日写道，“将是欧洲所有君主和政府都必须效仿的榜样，不管是否愿意。无论在什么地方，这都将造就无限的幸福，不公正、战争、冲突和拘押都将终止，这就是法国带给欧洲的最有益的风尚之一。”[6]

到了1790年，利奥波德已不再那么乐观，不过他还不打算追随约瑟夫对比利时的高压政策。实际上，在3月的时候，他准备完全承认国家主权体制，以换取对自己君权的认可，但他没有得到回应。随后他与流亡法国的冯克接触，并许诺支持进步派，如果后者能协助他恢复权威的话。进步派顾念他的自由主义声望，一度与他进行谈判，但是法国的气氛很快让他们走向激进，于是双方的接触中断。直到此时，利奥波德才下决心诉诸武力。首先，为了清除外交领域的障碍，他与普鲁士达成协定。之前约瑟夫去世时，双方的关系走到了战争边缘。普鲁士的军队被吁请为列日革命的调停者，此刻他们踏上了前往比利时的征程。不过，利奥波德向弗雷德里克·威廉二世保证，他的意图是在全欧洲维持和平，于是列日城撤防，两个德意志大国于1790年7月27日缔结《赖兴巴赫协定》。根据该协定，利奥波德同意终止约瑟夫对土耳其人的战争，这场始于1787年的战争并未获得可观的领土。普鲁士在得到保证之后，同意不再支持反对哈布斯堡的叛乱者。奥地利与土耳其人的和平于9月如期到来，于是奥地利军队得以从土耳其前线解放出来，转而开展对比利时的收复工作。这个新国家的军队被完全压制，在所谓“九月十字军”中起事的农民志愿者的非正规部队同样被镇压。到12月初，奥地利士兵已横扫整个国家，列日被迫议和，主教在奥军的护送下返回列日，范德努特再度亡命荷兰。比利时合众国存在的时间不到一年。

没有什么人来援助比利时合众国，英国原本是低地区域的传统保护者，但它积极协助达成《赖兴巴赫协定》。也没有人与法国人商量，后者只是若无其事的旁观者。法国人已经意识到，范德努特的革命与他们的革命几乎毫无共同之处。直到5月22日国民议会宣布法国放弃进攻战争时，法国才从外交上的无所作为提升为原则声明。但是，当西班牙请求提供外交支持时，问题出现了。一年前，在温哥华岛外侧的太平洋上，西班牙海岸卫队曾试图逮捕在努特卡海湾活动的英国商人，其理由是整个美洲西海岸都是西班牙的。消息传到欧洲，英国人拒绝承认西班牙的权利要求，双方开始进行战争动员。马德里援引家族条约，从1733年与法国缔结联盟关系以来，这个条约就不断续订。路易十六和他的大臣们都打算应西班牙的请求提供援助，即便要冒战争的风险，但是，首次面对外交难题的国民议会拒绝了西班牙人的请求。一个国民代表机构不能承认统治王朝的家族联系是国际协定的正当基础，更不用说国际行动了。这样一来，尽管努特卡海湾争端使得传统的反英情绪再度激化，而且派遣舰队的谈判也断断续续地进行，但西班牙人没有得到切实的援助，他们被迫退却。革命派为自己拒绝延续王朝外交的做法而自豪，两个月后，他们则为王朝外交的另一个样本而愤慨。当时利奥波德(名义上仍是法国的盟友)希望奥地利军队能获准穿越法国领土进入比利时，对一场进攻法国、摧毁革命的国际阴谋的恐惧之情渐渐弥漫开来。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她的近臣也许梦想着这种局面的出现，但这显然不切实际。当东方的土耳其战争结束后，大陆列强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波兰。它们觉得法国已陷入无可救药的混乱，对它们而言，任凭法国自己在混乱中折腾可不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

1772年，俄国人、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勾结在一起，对波兰进行了第一次瓜分，掠夺了它三分之一的领土和人口，残留的部分几乎成了俄国的傀儡国。但很多波兰人在策划民族复兴运动，他们在等待时机。机会终于在1788年到来，当时俄国因同时与瑞典和土耳其开战而牵扯了精力。1788年10月到1789年1月间，波兰议会摆脱俄国的控制，开始大规模扩军，以保卫自己国家未来的独立。这个计划的倡导者自称是爱国党人，当时他们热烈欢迎来自法国的消息。受过教育的波兰人知道，法国是波兰的传统朋友，很多人讲法语并阅读法文著作，当他们看到华沙报刊充满了法国新闻时，感到自己已经被卷入一场反对专制主义的共同斗争。波兰的政治生活由贵族垄断，1789年11月，141个城市联名上书要求设立非贵族代表，此举让议会大为恼怒。自由在波兰意指“黄金自由”：根据无政府主义的古老宪法，选举产生的国王无实际权力，一张反对票即可让立法搁浅，而且不满者享有合法的反叛权。俄国人出于自身的考虑也支持这种安排，并把自己打扮成波兰宪法的担保人。然而，在1790年，爱国党人主张增强行政权、实行世袭君主制和议会多数表决制，并要求废除合法的反叛权。他们认为，只有进行这种现代化，未来的波兰才有可能获得抵抗俄国的力量。而当赖兴巴赫协定敲响土耳其战事结束的钟声时，事态变得更为紧迫了。直到1791年5月3日，国王和爱国党人的联盟才使议会通过新宪法，当时与会人员稀少，而且被军队包围。在5月3日宪法的措辞中，有很多是当时法国人的说法的回响，宪法的支持者组成的俱乐部也自称宪法之友。然而，这种相似性是表面的，作为旧宪法支柱的波兰贵族的认识也是表面的，更为重要的是，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看法同样是表面的。在她眼里，波兰的新宪法纯粹是雅各宾主义的产物。叶卡捷琳娜决心从失去对波兰的掌控的那一刻起恢复控制，她在波兰发现的法国回声更使她坚定了决心。令人困惑的是，促使她最终采取行动的却是1792年法国革命派的行动。

与此同时，西欧各国似乎正在适应法国的新体制。由于动乱局面在巴士底狱陷落之后一直在持续，人们当初的热情已渐渐冷却。10月的时局让很多偏向稳定和秩序的观察家感到惊愕，在法国以外的地方，几乎没有人认为巴士底陷落的第一个周年值得纪念。大部分欧洲人都是教会的信徒，对他们而言，直到1791年春，大革命与教会的争吵范围之广才全面显现出来。而在1790年，普遍的态度是遗憾和迷惑，而不是警觉。人们难以预料事态的发展。然而，在当年的11月，一个响亮而富说服力的声音开始引导人们，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埃德蒙·柏克在这个月里发表了他的《法国革命论》。

一开始，柏克并不比任何人更加确信法国事态的演变趋势，虽然他从未像自己的某些辉格党同僚那样被热情冲昏头脑。然而让他感到愤怒的是，大革命给英国的议会改革运动提供了显而易见的启迪。这场运动肇始于18世纪60年代末，目标是重新分配议席、缩短议会任期和扩大选举权，但是，在18世纪80年代中期，皮特提出的政府改革法案未获通过，此后这场运动走向了衰落。1788年的光荣革命百年庆典复活了改革的愿望，尤其是在因宗教原因而不能获得选举权的非国教徒之中。在旨在延续这些愿望而成立的“革命协会”中，非国教徒是支柱之一，而且促使柏克采取行动的正是著名的非国教牧师理查德·普赖斯博士。1789年11月4日(1688年的英雄威廉三世的生日)，普赖斯在革命协会的支持下发表了一篇布道词。他指出，法国在追求自由方面已经超过英国，它的宗教法律更加自由，它的政府制度更具代表性。当时发生在10月的事情仍是人人议论的话题，对此普赖斯说，他感谢上帝，因为“我有幸在有生之年看到3000万愤怒而刚毅的人民，他们唾弃奴役，以无可抗拒的呼声要求自由。他们的国王加入胜利的队伍，一位专断君主向他的臣民投降了”[7]。

对于上述关于法国事件的解释，柏克的愤慨无法遏制。1790年2月，他在议会激烈谴责大革命，这让他的辉格党同僚们目瞪口呆。接着在11月，怒火又促使他撰写了一篇伟大的檄文。他争辩说，1688年的事件不是法国意义上的新型革命，而是保卫英国神圣的自由免受决意颠覆这一自由的君主的侵害。敬重古老的制度和既定的常规是真正的英国式道路，实际上这也是任何自尊的民族的唯一道路。但是法国人摈弃了这一原则。他们抛开祖先的智慧，亦不顾及给子孙造成的后果，走上了断绝全部遗产的不归路。他告诫法国人，“你们曾经拥有近乎完美的宪政要素……然而从你们的行动来看，似乎从未构建起公民社会。万事都要从头开始，你们一开始就错了，因为你们以蔑视你们的一切财富为开端”。最温和的君主以及最美丽的王后统率着生机勃勃、高尚而有教养的贵族，令人起敬的教士和独立的司法体制，这个君主制是“表面上而非实际中的专制主义”，只要进行些调整，三级会议就有可能成为像英国议会那样的真正代表国民利益的机构。但是，在1789年的选举中得势的不是“国家天然的土地利益的代表”，而是“乡村神父”和“无名的乡间讼师……地方小法庭的职员、乡村律师、公证人，市政诉讼机关的各色代理人，乡村怨气和争斗中的煽风点火之人和操纵者……这些人一直仰赖的生存手段就是千方百计使财产权变得可疑、模糊和不稳定，怎能指望他们关照财产的稳定呢？”当然不可能，实际上，由这样一批人主宰的议会已经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财产没收行动。当柏克完成《法国革命论》时，法国教会的土地已经被国有化了，他从中看到了“无知、莽撞、专断和抢劫的冲动，任何东西都无法抵挡这一冲动”。剥夺来的财产用来发行毫无可靠前景的虚假纸币，此举亦使《教士公民组织法》势成必然，但任何有尊严的教士都不会屈从。“在我看来，”他总结道，“这个新的教会制度只能是暂时的打算，它是为最终废除基督教——不管采取何种形式——做准备。”

这些想法促使柏克考察大革命的起因。他深信，法国的旧秩序中没有任何根本性的错误，于是他把这一秩序的颠覆归因于阴谋。一方面是“财界人物”，这些渴望新利益的贪婪之辈因没有声望而心存怨恨；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所谓的启蒙哲人，即志在以任何可能的手段摧毁基督教的“文人阴谋集团”。哲人阴谋论并不新鲜。它可追溯到唯一被确凿证明的密谋活动，这就是所谓的光照派试图破坏教会主宰的巴伐利亚政府的密谋。巴伐利亚政府公布了一大堆耸人听闻的文件以证明密谋的严重性，柏克就看到过这些文件。柏克不是第一个将法国的事件归咎于类似于在巴伐利亚被挫败的阴谋的作者，但是，他将这一说法融入了当时对大革命最全面的谴责之中，这就赋予阴谋论以前所未有的权威性。不过，基督教的毁灭和无神论的得胜并不是他预见的唯一灾难。外省将憎恶“巴黎共和国”及其“猪猡大众”胁迫政府的做法，它们最终会切断联系，法国将分崩离析。指券将驱逐健全的铸币，将加速而不是避免破产。对于法国自己导致的混乱，唯一可能的终结方式是出现“某个深孚众望的将军，他熟谙安抚军队的技巧，具有真正的统帅气质，将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军队也只服从他个人……当这一刻到来的时候，这个真正统帅军队的人也就是你们的主人”。

柏克的《法国革命论》的意图是要劝说他的同胞，法国的范例并不值得效仿。毫无疑问，他清晰地表达出了很多英国保守派对于海峡对岸事件的朦胧感知。不过，他言辞中的怨愤和怒火也是针对欣赏法国的英国人的，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的做法为英国的国内改革运动吹进了一缕清风，自从皮特在1790年的大选中再次获胜以后，这场运动也陷于停顿。对于柏克无节制的谩骂，改革派觉得必须作出回应，1791年的前几个月便有几份令人信服的答词面世。不过，所有这些答词与托马斯·潘恩的《人权论》比起来都黯然失色，这部著作发表于当年2月，立即被欢呼为权威性答复。潘恩是共和主义革命的倡导者，1776年，他首次鼓舞北美反叛者在这方面达成共识。1787年，潘恩返回欧洲，1789—1790年冬天他访问巴黎，此后便一直等候机会发表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柏克的爆发给了他机会。

潘恩首先嘲笑柏克对过去的敬重：“每个时代、每一代人在所有情形下都必须像此前的时代和先辈一样自由自主地行动。原则的多样性和枯朽物还有统治力的论调是所有暴政中最可笑最蛮横的。”接着他详细反驳了柏克关于法国事态的描述，斥责柏克是权威的崇拜者而不是原则的拥护者，怜惜旧秩序的羽毛但忘了这只鸟行将就木。他详尽地叙述了巴士底狱的陷落(柏克很少提到此事)和十月的日子，试图以此来纠正有关群众暴行的恶劣说法。潘恩论证说，这些运动的首要目标是确立人权。他印制了公民权利和人权宣言的完整译本，并对它作了详细的注解，以此来驳斥柏克“毫无头绪的情感宣泄……一篇好似信口而成的政治评论”。法国人走上了一条创建合理、公正、明确的宪政的康庄大道，而柏克极力吹捧的英国宪政无非是一堆不公正的习惯法的随意而专横的集体名称，而这些习惯法的依据最多能追溯到某个诺曼冒险家的征服。现在该是所有人民学习法国人的榜样的时候了，应该废除贵族和爵位，取缔什一税，倡导人的再生。潘恩甚至鼓励英国人更进一步，即抛弃君主制。“就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来说，”他总结道，“政治世界中的任何改革都不应被视为不可能的。在这个革命的时代，一切都可以去追求。”

于是一场大论战开始了，这场论战将18世纪90年代余下岁月的英国公共生活推向极端。柏克的《法国革命论》是部畅销书(两年内售出3万册)，但它轻而易举地被《人权论》超过，后者可能总共卖出了20万册，因为此前陷入沉寂的改革社团已振作精神，积极推动这部作品在伦敦、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传播。1791年10月，都柏林激进派青年律师沃尔夫·托恩在首次访问乌尔斯特时说，《人权论》是贝尔法斯特的圣经。巴士底狱陷落的第二个周年纪念与此前大不相同，英伦三岛各地的重镇都举办了宴会。在伦敦，人们为柏克而干杯，感谢他挑起了这场论战。潘恩当时在巴黎，帮助起草马尔斯校场的共和派请愿书。11月他回到伦敦，并把佩蒂翁作为嘉宾带到了革命协会。此时各个激进派俱乐部与雅各宾派互致兄弟问候已蔚然成风，有证据表明，到1790年底，辩论正在唤醒此前政治上一直沉睡的团体。12月，“五六个技工”成立谢菲尔德宪法协会，旨在推动成人普选和每年一届议会。到1792年3月，这个协会已有两千名成员。同年1月，苏格兰鞋匠托马斯·哈第成立具有相同宗旨的伦敦通讯协会。这一年春天，《人权论》第二卷面世，文中谈论普遍原则较少，更多是关于英国激进主义实践的讨论，大多数外地大城市在同年建立起通讯协会以促进该著作的传播。但并不是整个英格兰都走向了激进化。1791年7月，伯明翰的“巴士底狱晚宴”引发了一场针对非国教教徒的骚乱，而非国教教徒是这次聚会的主要参加者。为教会和国王欢呼的群众洗劫了礼拜堂、会堂和一神派科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的家，而当地官员心领神会地袖手旁观。当体面人开始反思瓦楞逃亡时，几十年来徒劳地确立“天佑国王”为国歌的努力终于收获了成功。1792年5月，政府发表反对煽动性作品的公告，并对潘恩提起诉讼。

柏克在英国开启的争论并非没有在别的地方引起关注。《法国革命论》刚一问世就被译成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德文。法文版4个月内卖出了1.6万册，三个德文译本的销量远远超出这个数字。即使那些不赞同柏克的分析的人士，比如他的普鲁士译者弗里德里希·根茨，也深受其谴责言辞中思想理论的影响。潘恩激起的反响无法与之比拟。到1791年，大多数德国人，即使是那些两年前曾激动不已的人，都以日甚一日的忧惧注视着法国持续的混乱局面，而那位英国人对法国人所作所为的合理性深信不疑，这让他们难以理解。作为善意且不喜欢战争的诸侯——主教的臣民，有些德国人对法国教会遭受的掠夺深感震惊。对于大量在公法方面训练有素、维系着数百个德意志邦国的官员，大革命看来已经造成了混乱，这让他们反感。因此，柏克及其弟子和译者不用花多大力气就能让他们相信，抛弃自己的遗产和传统以便一切从头开始的人是不明智的。而德国统治者的态度则完全在情理之中。1789年8月，国民议会在对封建主义发起攻击的过程中曾作出决议，剥夺众多德国统治者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获得的某些颇有价值的永久权益，但对此没有任何赔偿。于是，当阿图瓦伯爵于1791年1月决定将自己的宫廷从都灵迁走时，德国成了法国流亡贵族们显而易见的聚集地。阿图瓦伯爵在一段漫游之后落足于科布伦茨，这个城市是他的姑父特里尔大主教的首府，这件事发生在瓦楞逃亡前几天。几周之后，他的哥哥普罗旺斯伯爵跟他会合，瓦楞事件之后数千名逃离法国的新流亡者也聚集到这里，如果他们不想继续顺着莱茵河上行，可以前往另一位教会诸侯——美因茨选帝侯的领地与孔代亲王会合。他们刚到德国便开始组织战争，为他们提供资助的有皇帝，有普鲁士、俄国和西班牙的统治者，还有许多德国小诸侯。备战引起的混乱以及流亡贵族行为方式中惯常的傲慢，使得莱茵地区的百姓对他们鲜有好感。但即便如此，德国人仍没有对这场流亡者所反对的革命产生多大的同情。流亡贵族的到来是另一个责怪大革命的理由。

不过，莱茵人所担心、流亡贵族期盼的战争来得很慢。在《皮尔尼茨宣言》之后，唯一一位渴望与他所称的“欧洲大猩猩”交战的君主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他曾授权自己的臣民菲尔森策划瓦楞逃亡，他自己则于1791年6月前往亚琛欢迎重获自由的路易十六。此事失败之后，他与交战三年的俄国议和，从而为发起攻击扫清了障碍。叶卡捷琳娜二世欣然接受和约，但不是因为有机会加入一场反法十字军。她也要镇压雅各宾主义，不过是波兰的雅各宾主义。她一边指令外交官持续催促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对法国采取行动，一边与两个侧翼的对手缔结和约，10月与瑞典，12月底与土耳其。不过利奥波德二世觉得，既然路易十六接受了宪法，《皮尔尼茨宣言》的后续行动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国王和革命已经调和。所以叶卡捷琳娜还得等待时机，同时她还要集中精力镇压国内的骚乱。

来自法国的资讯具有颠覆性，但大多数政府对这一点迟钝得让人吃惊。只有在西班牙，法国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受到抵制，因为那里的宗教裁判所严密控制着一切舆论表达。早在1789年5月，官方新闻机构就已停止报道法国的事件。9月，佛罗里达布兰卡授权宗教法庭取缔一切直接或间接鼓励不服从的作品，尽管这位大臣此前一直以其开明态度著称。1791年，军队封锁边境，所有外籍居民都必须到当地机关登记。这些措施十分成功，以至于一些法国流亡贵族发现，西班牙的一些村庄直到1792年甚至还没有听说过法国大革命。欧洲其他地方很少有采取这种隔绝政策的，但是，到1791年，大多数政府都开始后悔当初的开放。瑞典于1790年实行新闻审查，1792年，这一政策达到顶峰，禁止从法国输入任何文字材料，不准以任何形式涉及法国事务。1790年4月，俄国警察获准监视关于法国的宣传和看起来可疑的集会。两个月后，女沙皇因为看到亚历山大·拉季舍夫的《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而勃然大怒，她认为书中对农奴制的谴责和对自由的颂歌是受到了法国人的启发，是在号召推翻现存制度。拉季舍夫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官，是一位梦想家而非革命者，但他的著作给他招来了死刑判决，不过后来减刑了。对他的审判给他的作品带来的名声很可能比作品本身赢得的名声还要大，尽管大部分抄本都被毁掉了，但是此后的出版审查日渐严厉(该著作通过了审查)。

人们之所以对法国大革命原则的潜在危险性越来越敏感，无疑与首先在英国爆发的思想辩论有部分关系。但在这一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瓦楞逃亡和路易十六随后遭受的屈辱。所有君主都视之为可怕的，也许还是不祥的先例。君主们的恐惧肯定太夸张了，因为法国之外的革命者表现得很虚弱，哪怕是在一切都有利于他们的时候。但是君主们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只知道，欧洲最辉煌的君主已受尽他的臣民的凌辱。瓦楞之后巴黎日益高涨的反抗浪潮亦不能让他们安心。法国的革命者虽然发表了和平声明，但他们始终相信自己坚持的原则是普遍有效的。在1790年6月19日国民议会的一次著名会议上，阿纳卡西斯·克鲁茨被允许带领一个自封的国际代表团走上议会讲坛，宣称此刻在法国吹响的号角正在唤醒所有受奴役的人民。这些人中间还有奇装异服的演员，一些更为冷静的旁观者对此深感不屑。但是也有数千名副其实的政治流亡者的代表，他们来自日内瓦、荷兰和比利时，希望法国人能帮助他们重新掌权。瓦楞危机鼓舞了他们，他们极力推动法国人去挑战欧洲的暴君，后者的权力将在与武装的法国自由使徒的战斗中崩溃。但在即将终结的制宪会议中，没有人相信这一点，王室也不相信。因为军队显然已经瓦解，数千军官已逃离军营，加入流亡行列。幸运的是，军队没有被要求去兼并阿维尼翁，因而制宪会议最后的一个挑战举动代价很小。但是，欧洲可以超然地注视法国事态发展的日子已经结束了，革命者开始逐步以向邻国输出难题的方式来解决难题。

[1]　A. Cobban, Ambassadors and Secret Agents, London, 1954, p. 212.

[2]　G. P. Gooch, German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1920, pp. 39-40.

[3]　C. Nordmann, Grandeur et liberté de la Suède (1660-1792), Paris/Louvain, 1971, pp. 430-431.

[4]　P. Dukes, “Russia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Revolution”, History, 1971, p. 380.

[5]　A. Cobban, The Debate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800, London, 1950, pp. 39-40.

[6]　C. A. Macartney, The Habsburg Empire 1790-1918, London, 1969, p. 134.

[7]　A. Cobban, The Debate, p. 64.

第八章 共和革命(1791.10—1793.1)

制宪议会宣布成立立法议会，1791年10月1日立法议会第一次开会。这两个议会的性质大不相同。教士和贵族离开了立法议会，而在1789年选出的代表中他们占了一半，参加1791年的选举或者被选上的只有少数教士和贵族，回来或继续参加1791年选举的人数也很少。新选出来的745名代表都相当富有，在他们参加选举的时候，银马克的标准还在起作用，但是几乎没有人是靠经商或是手工业致富的。大多数人是有产者，人数最多的是律师。制宪议会的代表们慎重地回避了新议会的选举。和这些即将离任的人相比，立法议会的代表都是些籍籍无名之辈，经验不足，多为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不过也有例外，像新闻记者布里索及数学家、政论家孔多塞即是名望很高的人，但可以肯定，这样的人并不多。这些新代表之所以能当选，是因为他们在地方上享有一定知名度，这是1789年之后在全新的革命环境中树立起来的。在国民卫队里，在雅各宾俱乐部和那些依据新宪法设立的司法机构及行政区中，那些不胜枚举的选举产生的职位让他们在改革中获得了充分的实践经验，这些改革方案后来被那些设计和颁布的人否决，这也使他们明白哪些人是革命的敌人。从1791年开始，雅各宾派、国民卫队以及当选的地方官员就已经开始应付未宣誓教士的问题了。整个夏天，有四分之一的外省呼吁制定新法令，以便让他们有权更密切监视那些已被剥夺了年俸的顽固派教士。在那些普遍拒绝宣誓的地方，比如布列塔尼和南部的中央高地，当地政府往往自行其是，驱逐或者监禁那些臭名昭著的顽固派教士。瓦楞事件之后这类措施愈发强硬，而立法议会的选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的。所以10月1日参加立法议会的代表都认为那些拒绝宣誓的教士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10月7日来自奥弗涅地区的跛足代表库东第一个在议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两天后议会听取了关于旺代省大规模反对新颁布的教会法令的报告，在这个地区有九成教区的教士拒绝宣誓。

流亡者是困扰新一届国家代表的另一个问题。当立法议会召开时，人们对《皮尔尼茨宣言》仍记忆犹新，所以那些接受大赦[1]、迷途知返、回国宣扬宪政的流亡者几乎没有。恰恰相反，出逃的人似乎越来越多。一位英国访客说：“和去年相比，今年路上的马车和穿着考究的人越来越少……通道大开，出逃的现象让人十分吃惊。”[2]

10月15日，国王正式签署了一项号召令，请求那些流亡者回国，协助宪政的实施，这一次他是真心诚意的。而王后对国王的诡计多端的表兄弟们怀恨在心。那些已表明反革命立场的人士就在边境另一边调兵遣将，他们宣称比国王本人更了解他的真正利益所在，而实际上，虽然国王竭力摆脱各种猜忌，但他们的作为有助于长期维持这些猜忌。路易十六下令将杜伊勒利宫装饰一新，张灯结彩，燃放烟火，庆贺宪政历史的开始，而他自己也获得了民众支持，刚开始时他和议会还有一些误解，但很快就冰释前嫌了。而国王在流亡者问题上的立场也是推动他们关系和解的动力，这让那些斐扬派的干将欣喜若狂，自从制宪议会闭会后他们就留在了巴黎，王室似乎有意听取他们的建议，促成和谈，这使他们喜出望外。斐扬派不能参加立法议会，作为先前的制宪议会代表，两年中他们一直无法进入内阁。但是巴纳夫和迪波尔尤其希望通过私人途径来影响时局，而国王和王后再次让他们看到了希望。此外，立法议会有345名新代表加入斐扬派俱乐部，而被雅各宾派拉拢的仅有135人，这对斐扬派来说是莫大的鼓舞。

但是斐扬派都是私人集会，不接受旁观者，在那里谁也不会赢得演说家的桂冠。甚至俱乐部的创办者也从不抛头露面，以免让人觉得太过公开地议论政治。所以心怀抱负的人自然更乐意参加雅各宾派，在那里可以听到掌声，能够锻炼如何去煽动人心，这对他们在立法议会中出人头地大有裨益。在雅各宾俱乐部里，他们还能接触到那些有威望的政治家，如罗伯斯庇尔、佩蒂翁和布里索，他们都没有参与这个夏天肮脏妥协的交易，也未因此而颜面尽失。所以雅各宾派越来越有名气。罗伯斯庇尔当选为巴黎刑事法庭的公诉人，布里索最后也成为官员。11月13日，佩蒂翁接替退休的巴伊，当上了巴黎市长，比起他最有力的竞选对手拉法耶特，佩蒂翁的选票多出了一倍。斐扬派似乎没有这样的明星人物，从12月初开始，他们的成员逐渐离去。最后斐扬派孤注一掷，想要赢回他们的支持度，于是也将会议向公众开放，却发现旁听席上频频传来的诘问远远盖过了他们自己的讨论。斐扬派俱乐部一片喧嚣声，结果隔壁立法议会中的激进派就抱怨他们国家的立法者的讨论。斐扬派俱乐部被驱逐出了这块地盘，数周后才寻觅到一块较为偏远的新集会地。到那时候，情况已经很明朗了，斐扬派已然决定不了什么重要事情。然而在雅各宾俱乐部里，全国的名人每夜都在讨论着那些对于法国大革命未来至关重要的事情。

这一步是由布里索迈出的，10月20日他在立法议会上的第一次讲话就是关于流亡者的。他提议没收那些领头的流亡者的财产，包括国王的弟弟。但是，如果这个措施不起作用的话，那么法国将会打击那些庇护藏匿流亡者的国家。关于解决流亡者问题的最终手段必然是战争。虽然许多代表觉得这个提议有些草率，但是他们也决心着手处理流亡者的问题。11月9日，代表全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基本参照了布里索的提议，决定没收那些没有合理的理由而逃到国外的亲王和其他公职人员的收入，宣布所有藏匿海外的法国公民都是阴谋破坏国家的嫌疑犯，那些截止到1792年1月1日仍没有回国的人都将被判处死刑。议会要求国王马上批准这项议案，但是国王在11月11日时拒绝了签字。

路易十六和立法议会之间的最初一段和谐期至此结束。代表认为根据宪法，国王理应有否决权。应该说直到那时，人们还是很尊重国王的想法的，在一份公告中路易十六将自己的想法展示给巴黎街头巷尾的民众。起草这份公告的是斐扬派，公告颂扬了彬彬有礼的美德，唤起流亡者的爱国情绪，劝说他们回国。国王对法案的否决也表明他并不像别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傀儡。但是对布里索和他的朋友来说，这个举动可不那么单纯。自从瓦楞事件后，社会上便谣言四起，一些人认为主导政局的乃是由王后操控的、秘密的“奥地利委员会”，他们和流亡者以及国外势力结成了联盟，想要武力推翻法国的新体制。而国王的否决便是明证。王后和她在维也纳的兄弟之间必然有不少秘密通信，但是她的目的是对峙而非妥协，想要让流亡者躲避报复性法令的惩处。那么为什么国王会保护革命公开宣称的敌人呢？这是萦绕在代表心头的疑问。当讨论到非宣誓教士问题的时候，国王的态度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疑虑。

讨论于10月21日开始，恰逢阿维尼翁屠杀的消息传到巴黎。反对阿维尼翁并入法国的人以私刑处死一名新上任的市府官员，10月16日支持兼并的人予以回击，他们屠杀了被监禁在教皇旧官邸里的那些支持教皇的人。据报告，60名犯人被杀。在立法议会的数场讨论中都能听到关于拒绝宣誓的教士在外省滋事挑衅的报告。11月14日普罗旺斯的代表伊斯纳尔宣称：“在顽固派教士这个问题上，我唯一坚持的办法就是把他们赶出这个国家……你们难道不认为应该把这些教士和那些受他们蛊惑而误入歧途的民众划清界限吗？”[3]

11月29日议会最后规定所有拒绝宣誓的教士都应作新一轮的公民宣誓，而那些拒绝宣誓的人将会失去抚恤金。虽然前几年中他们也拒绝宣誓，但是抚恤金还是照样发给他们。因此两次都拒绝宣誓的教士被认为是嫌疑犯，将会受到官方的严密监控。那些仍然居住在充满宗教争端地区的人也会被驱逐，而且现在也不再允许他们用多出来的教堂履行职务。巴黎省政府出人意料地希望路易十六投否决票，12月19日国王否决了未宣誓教士的议案。

选择这一天是有用意的，因为国王好像又暂时恢复了主动权，他不愿损害流亡者的利益。议会颇感意外，像是遭受了挫败，觉得国王至少应该打击那些庇护流亡者的人。11月29日一个代表团敦促国王呼吁特里尔和美因茨的选民立即将亲王的军队赶出他们的领地，“告诉他们……如果德意志亲王仍旧支持那些反对法国人的准备，我们带给他们的将不是大炮，也不是宝剑，而是自由。让他们自己去考虑吧，民族觉醒后将是什么结果，这个问题让他们自己想想吧”[4]。

实际上，这个计划对国王很有吸引力。一场针对德意志小国王们的战争可能会把别的帝国也牵扯进来，他们的那些久经沙场的部队势必能轻而易举地击退那些已经溃不成军的法国部队。革命事业就能得到拯救，而整个局面会彻底改变。军人也能从战争中获益，拉法耶特现在想要扮演新的角色，他认为一场战争会让军队重新焕发活力，这是恢复国内稳定需要依赖的力量。纳尔博纳将军也是这样想的，据称他是路易十五的私生子，12月初他受命担任军事部长一职。于是12月14日国王来到议会，宣布他已经向特里尔的选民签发了最后通牒。到1月15日为止，如果大主教在他的管辖区内还没能阻止所有怀有敌意的流亡者的活动，法国就会宣战。议会爆发出一阵欢呼，接连几分钟的掌声都是献给君主的。所有人都如释重负，现在能做的就是等待了，唯有势力日渐式微的斐扬派分子心头充满了不好的预感。

在这样的情形下，国王对未宣誓教士支支吾吾的态度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一旦战争爆发，这个问题无疑会自行消解，因为那时这些未宣誓的教士自然就会被当作叛国者。同时布里索和他的支持者，尤其是那些来自波尔多地区的能言善辩的代表(韦尼奥、让索纳、加代尤其爱出风头)一直想要通过战争使国家获得新生，恢复尊严，挫败阴谋分子，并向全欧洲展现一个自由的民族所能拥有的伟大力量。国王也被迫支持他们，向他们说明了自己真正的立场，正如12月16日布里索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言所说的那样。同时纳尔博纳着手动员三支军队，达15万人之多，部署在东部边疆地区。在那些被驱逐出境来到法国的外国人中，有自称是“人类代言人”的克鲁茨，他招摇地游走在巴黎周围，头戴一顶猩红色的自由之帽。克鲁茨是一名狂热的好战分子，宣称解放全欧洲已经迫在眉睫。但是解放的时机要比任何人所能想到的更为遥远。接到法国的最后通牒后，特里尔的选民下令解散流亡者群体，并命令他们离开本地。美因茨的选民也同样行事。战争的理由因此不存在了，1792年临近时，法国似乎不得不靠自己来解决这些自愿承担的问题。

然而，法国公共生活中有不少人都觉得战争是一剂灵丹妙药。12月初，激烈的讨论渐渐在雅各宾俱乐部展开，罗伯斯庇尔指出了战争可能导致的所有危险和不确定性，他担心一旦法国军队获胜，会出现军事将领的独裁，尤其让他不安的就是那位寡廉鲜耻、一直都有野心的拉法耶特。但如果法国军队没有取胜，而按照当前军队的状况来说，很有可能宫廷会召集国外军队，推翻整个革命事业。不管怎么样，真正危险的反革命者不是那些荒唐可笑、装腔作势的流亡者，而是眼前就在法国国内的一些人，应该在国内把他们处理掉。但是，罗伯斯庇尔发现他的观点没人支持。布里索接连几个晚上都在反驳，他说为了巩固革命成果，战争是必要的，战争甚至能重振不断贬值的指券。一个被解放的民族毫不畏惧封建欧洲的专制君主和贵族，他们会被击败的，而受他们统治的那些叫苦连天的老百姓会受到鼓舞，肯定会追随法国，宣扬他们自己的自由。自然，在议会里并没有像罗伯斯庇尔那样的人来反驳布里索乐观的想法，不少人认为战争有重生的能力。另外，虽然莱茵河地区的诸位亲王也准备匆匆遵守路易十六发出的最后通牒，但彼时他们在维也纳的宗主国已经决定前来干涉，捍卫自己的利益。维也纳的外交官相信《皮尔尼茨宣言》已经缓解了去年春天的危机，他们建议利奥波德皇帝只要略加威胁，就会转危为安。于是12月21日，利奥波德皇帝宣布如果法国人继续对莱茵河的选民施加威胁的话，那么奥地利就会出兵。他补充说他毫不怀疑其他君王会成为他的同盟。当这一消息传到巴黎时，正是1791年的最后一天，这似乎证实了布里索和他的支持者一直鼓吹的关于专制君主的联盟要摧毁革命的决心。战争的鼓吹者们现在已经不把懦弱的莱茵河地区的选民放在心上了，法国应该向他们真正的敌人直接开战，向罗马皇帝宣战。罗伯斯庇尔和斐扬派的领导者们都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危险的举措，虽然他们的立场截然不同。王后显然对巴纳夫的和解措施无动于衷，这令他很绝望，他于1792年1月回到家乡多菲内。议会里也洋溢着爱国热情，自1789年以来有增无减，代表们以及那些前来围观议会的人都宣誓要为国家献身，他们似乎有意识地要重演网球场宣言的那一幕。那些流亡的亲王也背上了叛国的罪名。1月25日议会宣布罗马皇帝因其与其他国王之间的阴谋已经破坏了1756年建立的同盟国关系，议会通告国王，要求他的姻亲兄弟们谴责所有反对法国的条约，并公开宣布他和平的意向。如果到3月1日国王还没有给议会一个满意的答复，他们就要宣战。实际上，国王给了答复，他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因为外交政策是属于国王的宪政特权，议会没有权力。路易十六现在正等待着奥地利的答复。

实际上，维也纳得到的国王照会远比立法议会期望的专横。这只不过确认了奥地利的信念，使他们可以备战。2月7日与普鲁士达成正式防卫公约的消息更让他们不再顾忌，给出了一个十分蔑视的回答。巴黎在3月1日得到这些国际情报，当即便出现了骚乱。现在人们要求撤换外交大臣德莱萨尔，而且攻击的矛头很快转向了整个内阁政府，在背后唆使的便是时任内阁大臣的纳尔博纳。当议会投票弹劾德莱萨尔在王宫内搞阴谋并叛变国家时，王室却千方百计要顶住解职纳尔博纳的压力。甚至有人说要控告王后，停止国王的行政权力。正在这个时候，传来了一个完全出人预料的消息，3月1日罗马教皇去世，继位的是一名年仅24岁、毫无经验的年轻人，他会推行什么样的政策，没人能作出判断。在此等情况下，法国宫廷认为屈从于议会的喧闹讨论或许更为明智。3月10日国王遣散了整个内阁。新上台的人是一群彻底的好战分子，实际上都是布里索推荐的，其中包括被流放的瑞士银行家克拉维埃，他曾和米拉波交往甚密。罗兰担任内务部长，他经验丰富，是一名失业的工厂监工，他是被异常活跃、颇有野心的夫人拖进革命洪流中的。最重要的是迪穆里埃取代德莱萨尔负责外交事务。迪穆里埃是一名职业军人，从七年战争开始就憎恨奥地利，现在通往正式宣战的道路已经没有障碍了。迪穆里埃出现在雅各宾俱乐部，头戴红色的自由之帽，沸腾的爱国热情已发展至顶峰。罗伯斯庇尔和佩蒂翁谴责这种胆大妄为的举动，但是这种风气证明了获得解放的被压迫人民敢于挑战步步逼近的专制统治者。不过即便这种姿态也没有阻止迪穆里埃在最后时刻和普鲁士进行谈判的想法，他希望他们保持中立，然而这却再一次拖延了时间。4月中旬，奥地利开始动员军队，时机已经错过了。4月20日路易十六带着他的内阁群臣来到手忙脚乱的议会面前，宣布法国对匈牙利和波西米亚宣战，因为弗朗茨二世还没有当选为皇帝。只有七名代表投票反对这次宣战。

有人说，这将是一个自由民族反对一个侵略者国王的自卫战争。战争将不会有征服，法国的武装力量绝不会被用来侵犯任何民族的自由。唯有那些合谋反对法国的罪人会遭受惩罚。对于那些与法国人并无争吵的人，法国人将不会忽视任何减轻战争对其生命和财产造成损失的举措。然而，在一场注定只能与大革命本身一起终结、席卷西欧众多地区的战争进程中，所有这些誓言都一一破灭了。

现在发生的冲突有两个目的：第一，要教训奥地利，也要吓退那些想要干涉法国内政的外国人；第二，要击退流亡者，捣毁他们的大本营，让他们孤立无援，同时驱逐国内的叛国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让他们自己露出马脚。王室和军官也都想要通过战争达到他们自己秘而不宣且完全不同的目的。在那个冬天的争论中，时常能听到一种更深刻的观点，认为战争可以把法国公民的注意力集中到国外事务上，从而治愈国家内部的分歧，另外也能把对国内问题的关注点转移开去。自从1791年10月底这一问题浮出水面之后，它就必须得到解决，但是直到战争爆发，这些问题始终交织纠缠在一起。

这一步迈得太大了。革命并不必然预示着这样一场战争，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战争给革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1791年10月的第三个星期，关于圣多明各奴隶起义的报告传到了法国本土，11月，起义全面爆发，但是直到那时，人们才知道殖民地北部的蔗糖庄园早在8月14日就已经出现了奴隶起义，据估计有1000名白人被杀害，200座蔗糖庄园和1200座咖啡庄园被毁，1.5万名奴隶失踪，最终演变为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唯一一次取胜的奴隶起义。悲观的人早在几十年前就预见到了这样的事情，因为殖民地发展太快，人们对奴隶的要求贪得无厌。关于白种人和有色人种的政治权利问题在1789—1791年间非常突出，而论辩时双方都有奴隶随侍在他们左右，毫不在意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影响。制宪议会未能就奴隶问题达成一致，奴隶贸易、自由的“有色人种”的权利以及殖民地的独立本身就让圣多明各以及法国在西印度群岛的其他殖民地陷入混乱。到1791年底，起义演变为复杂的内战的一部分，发展势头是如此迅猛，以至于巴黎作出的任何决定不出三个月就会过时，因为那时事态又有了变化。这些事情让布里索很为难，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他就是法国反奴运动的创立者之一，而对于他那群来自波尔多的能言善辩的朋友来说，这座城市的繁荣与哥伦比亚的奴隶经济息息相关。但是，先撇开那些骇人听闻的掠夺和种族屠杀不说，奴隶起义带来的最初影响便是蔗糖的严重短缺，巴黎在1792年1月就感觉到了，因为蔗糖的价格涨了3倍。整整一个月，在首都东部的几个区都爆发了民众限价运动，大批妇女冲进仓库和杂货店，将在那里找到的蔗糖和咖啡按照原先的价格出售，这场风波一直持续到2月。

这一次民众担心的依旧不是谷物、面粉和面包。这是因为巴黎当局吸取了1789年的教训，早在秋初时分就陆续储备了充足的粮食，而这是从巴黎周围一大片地区搜刮来的，因此1791年的冬季在法国整个东北地区的集市小镇爆发了多起抢夺谷物的骚乱。2月，埃唐普市长被人用私刑处死，因为他拒绝降低谷物价格，最后动用数百名国民卫队士兵才恢复秩序。同月政府想要从敦刻尔克进口粮食，结果引发了持续三天的骚乱，许多港口的仓库被毁。比粮食价格更让人们担心的是法国的里弗和指券的贬值。从1791年6月到1792年3月间，里弗在外汇交易中贬值20%。1791年11月在巴黎的行市上指券尚能维持其票面价值的82%，但是仅仅两个月后就贬值了63%， 1792年整个春天都在贬值。这两股趋势不可避免地推动物价上涨，尤其是那些进口商品。因此即使是在像马赛这样很容易从南部欧洲以及北部非洲地区得到谷物补给的港口，谷物价格也迅速攀升。市府暗地里威胁那些囤积居奇的商人：“会有报复，这些报复不属于法律。”[5]

实际上，马赛已经成为政治动乱的代名词了。制宪议会最后决定将艾克斯定为罗讷河口省的省会，马赛人对此极为不满，他们想通过对其他市镇事务的干涉来树立自己地区的名望。1791年7月马赛的500名志愿者支援阿维尼翁那些支持并入法国的人，大获全胜。9月他们计划派出由本省各地的国民卫队士兵组成的小分队，前往阿尔勒游行示威，现在这个地方是由未宣誓教士派别，即褴褛派控制的反革命主要市镇。唯有来自巴黎的直接命令才能阻止住他们，然而没有什么能阻止得了他们接下来在2月向艾克斯进发的步伐，他们解除了艾克斯正规守军的武装，因为人们怀疑这些士兵支持薄纱派，随后他们再次折回到阿尔勒。巴黎的政治家满脑子想的都是迫在眉睫的战争，3月，一支6000多人的部队轻而易举地包围并攻下了这座城市，赶走了薄纱派的领头人。这些摩擦激化了矛盾，在整整两年间，该地区的内斗十分严重。3月25日，69名国民卫队士兵在罗讷河港口溺死，这触发了南部农村地区自1789年7月以来规模最大的骚乱。没有人相信，这些士兵的溺死是偶然事件。但是正如关于这件事情的谣传所显示的那样，那些听信了谣传的人认为士兵溺死是反革命阴谋的一部分，是要向那些驱散第二支雅赖斯军营行为的报复行为，报复阿维尼翁监狱的屠杀，报复其他所有“爱国者”的胜利，在这些胜利中，国民卫队的士兵都插了一手。加尔省各处的农民都在竭力把那些嫌疑分子和他们的财产一并清除，就包括那些未宣誓教士和贵族。据报道，仅在这一省，1792年4月就有101起攻击城堡、洗劫城堡里的东西、清除剩下的封建标记和档案的行为。骚乱不只发生在加尔省。在邻近的阿尔代什省，彻底被毁坏的有最臭名昭著的反革命计划的合作者——当特雷格伯爵的财产。到了6月，虽然骚乱渐渐缓和，但是波及的地区延伸到普罗旺斯，又向北蔓延至高地，向东远至上加龙省。这场骚乱引发的后果很难说，但是农民的主要目标是清除封建残余，这说明南部农民已经认为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手段，都要保卫1789年的成果，实际上农民这样做风险很大，如果阿尔勒和阿维尼翁的反动分子取胜，他们的一切都将化为泡影。圣神港口的灾难说明一旦对抗阴谋的行动失败，阴谋者便可能获胜。中央政府要么无视分裂的南部地区，要么缺乏向那个地方下达命令的能力，屡受侵扰的农民只得自行决定，确保已经瓦解的旧体制再也无法重建，而即将爆发的战争最能让人相信旧社会一去不复返了。

在战争开始的数周内，立法议会中大多数人都信心满满、热情洋溢。奥地利的盟军总是不受欢迎，落败是他们必然的命运，革命马上就要正面遭遇它的敌人了。由鲁热·德·利勒于4月25日和26日为在斯特拉斯堡作战的莱茵河军队谱写的战斗歌曲中生动地传达了这种不屑的感觉，利勒是个诗人，时任步兵军官一职。高唱这首歌的法国征服军队将会踏着那些罪恶的鲜血前进。同月，边疆上被处刑的敌人见到了一台新的机器——断头台。1789年12月制宪议会提出设计这样一台机器，初衷是让脑袋“要在一眨眼的工夫掉下来”。但是在罗伯斯庇尔的提议下，一些代表一度投票要求限制死刑，因此以前的那种野蛮行为不能再用了，而需要一种更为可靠、更加人道的技术。1791年，有人设计出了一种砍头机械设备。用这种设备砍头更为迅捷，体现了平等主义，而且如专家所言，砍头变得毫无痛苦。虽然断头台不是吉约坦医生制造出来的，但最初的想法是他提出来的，所以这台新机器被冠以他的名字。第一个丧命于断头台的是一名强盗，他在4月21日被砍头。

仅仅数日后，战争就得到献祭品。不过，那个人不是受雇于匈牙利和波西米亚国王的军人，而是一名被自己手下杀害的法国军官。最靠近的敌国疆界是比利时，那里的人仇恨1790年前来占领此地的奥地利人，他们肯定会张开双臂欢迎高扬自由的法国军队。4月28日战争爆发，战火沿着东北疆界缓慢推进。但是法国军队的阵线一开始就被瓦解了，士兵溃不成军，纷纷逃离战场，反而向一名指挥官开枪，他们认为这名军官是叛徒。逃离阵线的部队不在少数，骑兵中的逃兵比例几乎是步兵的两倍，还能依靠的部队犹豫彷徨不敢出兵，他们对自己的侧翼部队心存疑惧。不过运气在法国军队一边，因为奥地利人并没有准备进军，他们在等待和普鲁士一起发起攻击。直到5月21日，普鲁士人才宣战，而到6月底他们终于有了一支能够组织进攻的军队。

同时，第一次失败引起了巴黎的震动，人们相互指责。布里索派(此时是议会和内阁中那些主战派的代名词)失去了理智，强词夺理，颠倒是非，到处寻找替罪羊，他们对这场失败毫无准备，只能怪罪到所有其他人头上。一名温和的雅各宾俱乐部成员说：“在所有地方你都能听到这样的说法，说国王背叛了我们，将军背叛了我们，没有人是可以信赖的。奥地利委员会被当场抓住，巴黎已经被奥地利人攻陷六周了……我们身处一座马上就要爆发的火山口。”[6]

现在只要有针对叛国行为的新举措，很快就能获得通过。5月18日，巴黎的所有外国人都被监视。5月27日，议会再次讨论未宣誓教士的问题，最后颁布法令，流放所有被20名积极公民谴责的未宣誓教士。5月29日，议会决定解散国王身边1800人的卫队，卫队本来是根据宪政而设立的，人们怀疑这支卫队过于效忠不再受人信任的君主制，取代它的是一支可靠而爱国的国民卫队。国王批准了解散自己的卫队，但是他行动迟缓，反倒让那些本来就对他没有好感的人更加心生疑虑，他们担心国王在酝酿军事政变，因为议会早就决定将驻扎巴黎及其周边地区的正规部队派往前线了。为了填补这个空缺，军事大臣塞尔旺提议设立两万多人的国民卫队组成军营，就设在巴黎周围，这次召集来的是一支外省国民卫队。恰逢一年一度的7月14日联盟节，这支外省国民卫队就被称为联盟军。6月8日，召集联盟军的法令获得通过。但是国王对此有更多盘算，两天后，他瞅准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时机，意欲分化他的敌人。巴黎国民卫队的军官嫉妒联盟军在这座大都市里的政治地位，组织了所谓的“八千人请愿”活动，反对设立联盟军军营。国王立刻暗示他的大臣们他想要否决新的议案，也要否决关于未宣誓教士的法令。

内阁危机被公开化了。一方面有国王那位野心勃勃的年轻王后出谋划策，另一方面有塞尔旺和克拉维埃的支持。6月10日，罗兰给国王写了一封公开信，谴责他在批准那些得到议会大多数代表赞成的议案时过于拖沓，还责备国王的行为让整个国家都忐忑不安：“一个怨声载道的民族将会在他们的国王身上看到阴谋分子的同伙和共谋者。”[7]

任何一个国王都不会允许如此公开地责难自己的内阁，罗兰被革职了。6月13日，塞尔旺和克拉维埃也被罢官。迪穆里埃实际上并不同情被革职的这三位，但国王对他也没多少好感，于是6月15日迪穆里埃也下台了，担任北方军的指挥官。取代这届下台内阁的是来自斐扬派的无足轻重的人物，也有人说是拉法耶特在幕后操控。6月16日拉法耶特从前线给议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谴责雅各宾派是现在所有问题和灾祸的根由，对下台的内阁他鼓掌称快，他认为这届内阁导致了国家的内讧。这一做法导致人们更加相信拉法耶特在幕后操控的说法，使得人们的猜忌愈加显得有理有据，而当他受命担任指挥官时，人们的猜忌更深，认为他是要搞军事政变。那些支持下台内阁的巴黎民众觉得要先下手为强，他们开始计划一场截然不同的政变，这是自去年夭折的马尔斯校场请愿以来规模最大的民众干涉运动。

春季的经济危机再次使民众俱乐部复苏，自去年夏天以来这些俱乐部要么关门大吉，要么在暗地里活动。春天，巴黎的民众俱乐部的数量翻了一番，这些社团和正式的区议会的性质不同，后者只对积极公民开放，到6月，巴黎东部和中部人口密集地区的大部分区域都成立了民众俱乐部。4月15日民众政治起义的动力彻底爆发了，上千人参加庆典，为了那些在1790年南锡叛乱后被监禁的人，很多雅各宾派的首脑人物都到场参加集会。新的领袖也浮现出来，比如自称是“阿那克萨哥拉”的肖梅特，他曾领导科德利埃俱乐部中的激进派脱离该俱乐部。雅克·鲁是格拉维里耶区一教区的宣誓教士，他的名声建立在号召限价及处死那些囤积商人的煽动言辞上。战争开始的失利让一些区的爱国者十分诧异，他们提高了警觉，起初他们和雅各宾派一样都陶醉在自己的言辞中。整个5月，各区的爱国者都在抨击立法议会，要求获准各区议会的永久会期请求，但是最能让爱国者们团结在一起的就是清洗内阁的要求。为了展现对他们的支持，巴黎东郊各区和科德利埃俱乐部一起计划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要求国王召回先前的内阁大臣。表面上，示威的时间正值在杜伊勒利宫的花园种植自由之树之际，次日便是网球场宣言的周年纪念日，但是所有人都知道，正如美国大使在他的日记里写的那样：“明天会有一场骚乱。”[8]

6月20日上午，有一两支起义队伍从巴黎的西边会聚到杜伊勒利宫门口，黑压压一片，令人恐惧。当起义者拖着大炮走上宏伟的楼梯，准备向国王的寝宫进发的时候，宫殿的守卫并没有阻止他们。起义者开始喊口号，称自己是“无套裤汉”，是没有好衣服穿的普通爱国者，来这儿的目的是为了吓退暴君。他们发现只有国王一人在那里，长达两小时的时间里，起义者都在威胁他，要国王召回内阁。可是路易十六第一次表现出惊人的勇气，这倒给他阴郁的生活和统治平添了一抹色彩。他拒不服从，宣称效忠宪政。国王甚至借来了一顶时下流行的新式自由之帽戴在头上，还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干了一杯。最后佩蒂翁从市政厅赶来，劝说起义者赶紧解散，各自回家，但是毫无效果。

简单来说，6月20日的起义以失败告终。国王保住了他的内阁，而当进攻杜伊勒利宫的消息传到外地，人们纷纷对国王一家深表同情。很多外省提请国民议会处罚那些起义者，有些省的请愿书甚至征得了上千人的签名。国王公开责备佩蒂翁，说他没有履行市长的职责，没能阻止示威游行，巴黎抓住机会，将其革职。拉法耶特也瞅准了机会，加紧了攻击激进分子的势头，6月28日他来到巴黎，敦促国民卫队聚集在王宫周围。但是这些行动都没能吓退那些发起组织6月20日示威的人，反倒更坚定了他们再来一次的信念。实际上，6月23日他们就已经尝试过了，那天他们带着一份请愿书，要求国王退位。但是准备工作不够充分，未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第二次动员起民众力量，所以要求并未达成。然而，这足以让他们更加努力，而佩蒂翁的离职又给了爱国者们再次团结的新借口。此外，议会对拉法耶特的态度很冷淡，这让爱国者们更有信心了。拉法耶特不仅遭到民众的诟病，被认为在战时擅离职守，而且也遭到王室的指斥，他只得绝望地回到前线。杜伊勒利宫和内阁都在积极准备，蓄势待发。各种势力都有自己的想法，这是个关键的对峙时刻。6月20日的起义及其教训都预示着下一场起义的规模和形式。从这点来看，美国大使的说法是对的，他在日记里写道：“在这一点上，我想宪政已然是在垂死挣扎了。”

各项周年纪念活动渐渐成了革命日程的主要内容，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已经迫在眉睫，那就是7月14日纪念攻占巴士底狱。虽然国王否决了塞尔旺关于建立两万联盟军军营的提议，但是按照惯例，在马尔斯校场举行游行的计划仍在筹备中，全国各地的国民卫队陆续来到巴黎。闻听6月20日起义的消息，布雷斯特和马赛这些爱国者的地区就决定增派他们的部队，因此诸如军营这样的建制无论如何都是要设立的。7月5日立法议会在一系列讨论后，宣布国家处在危机中，这一做法无疑更加推动了整个爱国运动的大潮。一旦宣布国家处于危机中，那么所有的政府机构都将进入永久会期的状态，而且也有权从它们各自的国民卫队中调派志愿军，和陆军一起开赴前线作战。所以在7月5日之后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人们就要求立法议会颁布永久会期的法令，结果7月14日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联盟军都还在源源不断地涌入巴黎。马赛的志愿军直到7月30日才赶到巴黎，一路上都在高唱鲁热·德·利勒谱写的战斗歌曲，因此这首歌自诞生之日就有了《马赛曲》这个名字。整个7月，巴黎云集了来自各省的爱国者，他们高举长矛，雅各宾派和各民众社团千方百计地想要把他们拉入自己的阵营。早在7月11日联盟军的代表团已经在敦促议会控告拉法耶特，废除国王的否决票，召回佩蒂翁。两天后佩蒂翁复职，这是对14日所表达的一个善意的姿态。14日当天的节庆活动本身也比以往规模更大、更加壮观，国王不断强调自己要再做宣誓。但是，正如一名温和的雅各宾派所看到的“看上去很不错，但是他绝没有一颗爱国者的心”[9]，爱国者现在肆无忌惮地谈论着攻打杜伊勒利宫，就好像攻占巴士底狱一样，他们想要建立共和国。

但是这一次，他们想要施加更大的压力，让宫廷再无还手余地。在某些场合下，爱国者劝阻新来的联盟军，不要对宫廷发动准备不充分的攻击。为了确保胜利，还必须依靠无套裤汉的力量，如果各区的区议会能够对所有公民平等开放的话，那就最好不过了。但是这是非法的。尽管如此，7月21日法兰西剧场区投票，还是决定不再理会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区分，领导这次投票的是来自塞纳河南岸最足智多谋的政治领袖丹东。在两周时间里，另有六个区追随了法兰西剧场区，到8月初，参加区议会的人数陡然上升。7月25日区议会获准进入永久会期，从那时起他们开始同联盟军合作，并成立了中央委员会。雅各宾俱乐部现在也公开了他们要起义推翻君主制的计划。甚至连最谨慎的罗伯斯庇尔也在7月29日站出来，高呼采取直接行动，他放弃了宪政捍卫者的身份，而在此前捍卫宪政一直是他的口号。敌军跨过东北边界的消息传来，陡然增加了人们的危机感。7月25日反法联盟军指挥官布伦瑞克公爵签署了一份宣言，恫吓巴黎居民，说罗马皇帝和普鲁士君主的战争就是为了结束法国国内的骚乱，终结对君权和教权的攻击。他们想要解放王室一家，重建国王的“合法性”权威。他们会对那些不抵抗盟军的人给予保护。宣言明确警告巴黎人不要对杜伊勒利宫里的人采取任何行动，呼吁在首都的所有人都要对国王的安全负责，如果国王的安全受到侵害，那么这座城市将会受到惩戒性的且令人难忘的报复。这些威胁的消息在7月28日传到巴黎，反而助推了立法议会批准把武器分配给所有的公民，不论是积极公民还是其他公民，都要积极行动起来，保卫祖国。于是，所有人都可以加入国民卫队，这些人的数量远远超过至今还支配着巴黎各个组织机构的慎重的有产公民。巴黎各区纷纷请愿，要求国王马上退位。8月3日佩蒂翁代表48个区，也向议会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但是一些区旋即撤回了这份请愿。8月6日，聚集于马尔斯校场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的所有人又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而在外省一些主要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请求。最后，8月9日立法议会在听取了关于拉法耶特决定放弃指挥官一职的报告后，同意讨论国王退位的问题。

但是，事态渐渐超出了代表们的控制，因为民众警告的就是那些想要从6月20日失败的起义中获益的人，即那些被解雇的大臣及其在布里索派中的支持者，还有来自吉伦特的能言善辩的代表。这伙人希望利用民众的不满，迫使国王让他们重新掌权。他们并不想要一场运动，彻底推翻国王。但是当波尔多的代表韦尼奥、加代和让索纳给国王施压，要求他在“革命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中任命内阁的时候，却没有得到答复，他们的举动只能招致巴黎各区及其同伴雅各宾派的怀疑，所以行动一旦爆发，很快就变成了一场既反对立法议会，也反对王权的革命。

8月8日，立法议会的代表拒绝指控拉法耶特，这成为最后的导火索。8月9日，人们还没有明确表示要废黜国王，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做这样的决定。这一天爱国者和王室都在为等待已久的角逐做准备，而立法议会只是绝望地在一旁观望。号召起义的警钟响起了，1789年以来的数次重大事件中，这种声音就一直回荡在人们的耳畔。8月10日凌晨，巴黎各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开始夺权。他们象征性地选中了佩蒂翁，宣称自己代表的是一个起义公社，下令联盟军和刚刚完成民主化的首都国民卫队进攻杜伊勒利宫。当这些力量在上午9点抵达目的地的时候，他们发现国王和他的家人已经穿过马路，逃往立法议会，他们觉得在那里更安全。大约900名装备精良的瑞士守军还驻守在杜伊勒利宫，此外有一两百名廷臣和官员，以及2000名国民卫队的士兵，但这些国民卫队的士兵马上倒戈，投靠了公社，而公社有两万多名士兵。先开枪的是瑞士士兵，一小时后公社力量占据上风。瑞士士兵的行为显然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等他们开始撤退的时候，立即遭到那些没有武器的旁观者的攻击和追捕，这些人手持尖刀长矛，举着小斧头，不顾一切地冲向瑞士士兵，将他们砍死，撕碎他们的制服，做成纪念品。大约有600名瑞士士兵丧命，另外一些士兵在围攻结束后被关押到安全地区。而进攻者牺牲人数不到300名，其中联盟军90人，其余则为小店主、小商人和技工，这些人多为1789年之后各类事件及6月20日起义中的名人。8月10日的行动是大革命爆发以来冲突最为严重的一天，也是最具决定性的一天。

虽然国王和他的家人没有受到伤害，但是他的权威和他的宫殿一样已不复存在。巴黎的民众疯狂地摧毁一切带有王权痕迹的符号和图像，也更换掉一切带有“王”字的诫命。立法议会宣布暂停君主政体，由国民公会来决定未来的政府形式。韦尼奥的几次努力只不过暂时阻止了废除君主制。在严密的监控下，国王被转移到唐普勒堡(这是一座位于巴黎东北郊区的中世纪城堡)关押起来，从那一刻开始就没有人相信他还能再坐上龙椅，除非有外国势力的介入。

权力并没有落在议会手中，掌权的是新成立的巴黎公社。议会好像已经听命于公社的摆布，比如在任命新一届内阁这件事上就是如此。6月13日下台的三人现在全部复职，尽管他们和现在立场不太明朗的布里索派有瓜葛，名声不好。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任命丹东为新的司法大臣，从1789年以来他的名声全是靠在巴黎各区的活动建立起来的。参加投票任命丹东的议会代表不到300人。在前几周，立法议会的大部分代表都走掉了，而剩下的代表不仅人数少，且基本都是籍籍无名之辈，只能听从巴黎公社摆布，虽然想反抗，得到的却是不屑一顾。

公社最想要的就是报复，报复那些怂恿国王的人，那些在8月10日革命前后抵制民愿的人，以及一直受到国王庇护的未宣誓教士。他们还要报复拉法耶特，他是马尔斯校场的屠夫，以后也很有可能是个军事独裁者，但是拉法耶特逃脱了。8月17日他预谋带领军队向巴黎进军，那一天内阁决定解除其职位。后来拉法耶特跨过了普鲁士的国界，向敌军投降。即便如此，他在普鲁士的大牢里待了整整5年。8月17日当天，当局设立了特别法庭，审判政治犯，比如那些存活下来的杜伊勒利宫的守卫。这个法庭行动迟缓，8月21日，断头台得到了第一个牺牲品。从8月19日到8月26日，立法议会讨论针对未宣誓教士的解决办法，很多地方机构早已行动起来，方式各异。最后议会规定所有未宣誓的教士要在两周内离开法国，不然就要被流放到圭亚那。但是人们对神职人员没有丝毫的信任，所以那些本不需要宣誓的未领圣俸的教士也在6名公民的谴责下被流放。怀疑是这些日子的主调，8月11日以后，前往逮捕教士的是无套裤汉组成的监察委员会。如果没有通行证，谁也不能离开首都，而要得到通行证，必须得到由各区的监察委员会签发的爱国公民证书。当听说普鲁士的铁骑已经踏上法国领土的时候，这种偏执狂热的氛围变得更加强烈。隆维沦陷的消息于8月26日传到巴黎，这个地方几乎没有抵抗就沦陷了，这更让人觉得到处都有叛国者。在这几周里，丹东渐渐成了内阁里的主脑，他的办法就是要对巴黎的居民来一次大搜捕，搜捕藏匿的武器和嫌疑犯，这即是所谓的“挨家挨户搜查”，仅8月30日和31日两天就逮捕了3000多人。这让巴黎的各个监狱人满为患，人们当然相信被关押的犯人中有不少是叛国者。

8月10日以后，马拉这位自命为人民之友的人终于如愿以偿了。因为之前他的观念太极端、太血腥，很少有人支持他。他提出解决危机的办法就是屠杀，杀掉那些关在监狱里的嫌疑犯，还有一些大臣和代表。巴黎不少在公社的代表也有同样的想法，他们还对8月17日设立的法庭的拖拉作风表示不满。为了回应隆维沦陷，丹东呼吁从首都派出3万志愿军赶赴前线，很多无套裤汉似乎要准备动身，但是他们不愿离开家人，担心监狱里的反革命分子发生暴动。8月30日，议会想要动摇公社的控制，颁布法令准备开始巴黎的选举，无套裤汉们的心里更加不安了。布里索和他的同僚的意图昭然若揭，罗伯斯庇尔也开始称呼他们是“吉伦特派”，这让那些将公社视为国家救世主的人恼羞成怒。公社拒绝解散，听取了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里的提议，准备逮捕一大群敌对的代表和大臣。公社将马拉召入监察委员会，负责监狱事务，这一举动太有挑衅意味了。丹东出面干涉，才阻止了公社的逮捕行动，也拯救了一些人的性命，如果这些人在9月2日入狱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成为“九月屠杀”的牺牲者。

前线失利的消息成为进一步行动的助推器。继隆维之后，凡尔登也很快落入普鲁士军队之手。9月2日敌军越过凡尔登的消息传来，通往巴黎的道路已经敞开。丹东在他最著名的讲演中号召爱国者别再有所顾忌：“要拯救国家，我们就要大胆，再大胆，还要更大胆。”但是巴黎的主导情绪是恐慌。这天下午，一群狱犯从市政厅被送往阿贝义监狱，途中被无套裤汉劫持攻击，其中有17名狱犯被砍死。不久之后，设在老卡尔默修道院的临时监狱也遭到了攻击，那里的屠杀更为惨烈，大部分狱犯都被送到一个私设的模拟法庭。临近傍晚时分，公社插手了，但也只是配合屠杀者，并没有阻止他们。次日，公社往外省的主要中心城市送达了一份传单，暗示他们要以巴黎人为榜样。那时巴黎只有两座监狱没有遭到攻击。民众设立特别法庭，宣称要施行人民的正义，复仇的矛头指向所有那些背负反革命罪名的人。每一次宣判无罪，都会引来在场民众的欢呼雀跃，无罪释放的人不在少数。尽管如此，巴黎监狱里还是有大约一半的狱犯被屠杀。屠杀从9月2日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7日，被屠杀的狱犯大概在1100~1400人之间，大部分受害者根本不是什么危险的政治犯，其中包括存活下来的杜伊勒利宫的瑞士守军、200多名教士，还有不少是旧制度下的显贵人物，比如前任外交大臣蒙穆兰、臭名昭著的王后的爱慕者德·朗巴勒亲王。45名政治犯于9月9日在凡尔赛遭到屠杀，德莱萨尔也在其中。但是死掉的很多人只是普通的罪犯，如果说他们和颠覆性活动有关的话，也顶多是伪造指券者。然而猜忌滋生了亲信，伤风败俗的社会难道会和这些监狱里的阴谋分子没有一点瓜葛吗？执行屠杀的都是些普通的巴黎商人和群众，他们的确认为这样做很有必要，而且是有好处的。公社也是这样认为的，通过投票，还决定付给这些屠杀者报酬。但是一个月内接连发生两次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足以让那些亲历者心惊胆寒，各种屠杀的可怕细节传遍了整个欧洲，立法议会和雅各宾俱乐部都没有人想要公开称颂发生的一切。但是以布里索为首的一派和罗伯斯庇尔为首的另一派，双方之间很快就开始相互指责，都将责任推卸到对方身上，或者指控对方和屠杀者串通一气，这样的指控及反击来回持续了一年多。“九月屠杀者”成了政治骂名的标准术语。而害怕重演同样惨剧的心态在此后数月间一直萦回在法国人的政治生活中。

但是这次清洗肯定让无套裤汉放心了，家人已经没有了威胁了，巴黎人开始报名参加志愿军，他们成群结队地出发，迎战普鲁士军队。9月之后的几周里，报名参军的人数超过两万。9月9日一名英国官员说：“参军人数十分庞大，虽然他们还称不上是军队……报名还在继续……今天我听说还有很多人来报名，或者直接奔赴沙隆，难以置信。底层民众的积极性远远超出我的想象。”[10]这名英国官员很肯定地说“这些志愿者参军，只会给正规军带来麻烦”，但是“我也情不自禁地认为……布伦瑞克公爵应该尽快来巴黎看看”。在这段评述里，我们已发现对这样一个事实的朦胧觉醒，那就是18世纪战争的正规模式不是不可改变的。10天后正面的证据就出现了。9月20日在瓦尔密，就在沙隆西面，法国军队发起了最后的全力抵抗。克勒曼和迪穆里埃手下的士兵要多于普鲁士军队的人数。虽然他们的枪支很少，但却是优质的武器，而且手握枪支的都是大革命前就读于射击学校的优秀毕业生，所以在枪法方面，他们远胜于敌军，这一优势贯穿于整场战争。法国士兵高呼着国家万岁，向前冲锋。他们斗志高昂、意志坚决，几十年来在欧洲战场上从未见过，法国士兵就这样阻止了入侵者的铁骑。歌德目睹了这一切，他是被魏玛公爵带来的，想要活跃行军中的气氛。在一个阴雨绵绵的夜晚，在惊愕而沮丧的普鲁士军营里，歌德鼓励这些入侵的战士，说：“此时此地，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开始了。新纪元诞生之初你便在场，值得夸耀。”但在听者耳里这更像是约伯的安慰之词。

实际上，普鲁士人很快开始了和谈。迪穆里埃从来不相信普鲁士人会忠于奥地利同盟，他提出条件，弗里德里克·威廉国王当时就答应了，大革命的战争很有可能在那个时候结束。但是就在瓦尔密战役的当天，在巴黎召开了国民公会，国民公会的第一个举动便是宣布成立共和国。消息传来，普鲁士人立马中断谈判。

召开国民公会的想法在8月10日革命前就出现了。巴黎各区以及雅各宾俱乐部的激进分子在整个7月一直说需要一部新宪法，因此8月10日下午立法议会没有别的选择，只得“邀请”法国人民组建公会，“以确保人民主权以及自由和平等的统治”。第二天，立法议会颁布法令，规定新的议会的选举施行男性公民的普选，公民之间没有区别，只有仆人和失业的人没有投票权。但是至少立法议会抵制了各区的要求，后者呼吁直接选举，废除两级复选制度。罗伯斯庇尔再次提出执行自我否决的规定，立法议会觉得这样做会让罗伯斯庇尔当选，而所有的现任议会代表都将无法进入国民公会，因此否决了罗伯斯庇尔的提议。初级选举于8月27日开始，第二轮的选举于9月2日开始，这时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在600万选民中，只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人参与了初级选举的投票。不少外省接收到的关于8月10日及此后巴黎发生的事情的信息都是不完整的，而且也是得不到证实的，所以在当选的749名代表中有不少于200人曾是立法议会的代表，对选民来说这些人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了，其中就包括布里索和他的同僚以及来自吉伦特的最杰出的口才家。此外还有83人是前制宪议会代表，这是他们第二次登上国家舞台，包括奥尔良(他颇为骄傲地炫耀自己新取的一个共和国名字：菲利普·平等)、佩蒂翁和罗伯斯庇尔，这三位都是由巴黎选出的代表。丹东的当选是意料之中的，尽管他因此不能再担任司法大臣一职。在报界的名气同样会让马拉和克洛兹当选。托马斯·潘恩和约瑟夫·普利斯特利的当选说明法国已经接受了外国友人。从社会构成上说，与先前的立法议会一样，律师、自由职业者和有产者在国民公会中占有主导地位。虽然大商人、贵族和教士比以前少很多，但在国民代表中出现了不少各色各样的技工，这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一个年轻的议会，三分之二的代表年纪不到45岁。总之，因为国王的顽固且奸诈的行为，这些人会聚到国民公会里，自1791年初以来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他们已经在国家以及地方的各个层面获得了丰富的政治经验。

毫无疑问，国民公会会废黜国王。8月10日以后，在杜伊勒利宫里发现的文件也只能加深人们对国王叛逆行为的怀疑。无论如何，巴黎明确提出要建立共和国，所以9月21日为新宪法打下了基石，法国的君主制被取缔了。一年以后颁布了新的革命历法后，1792年9月22日被看作共和元年的第一天。但是废黜君主制是一回事，而如何处置路易十六是另一回事。1792年秋天的大部分时间就在讨论如何处置国王。

什么也不做，这个想法对布里索和吉伦特派来说很有吸引力，把国王作为人质，以防今后有不测发生。布里索和吉伦特派因为在8月10日前两周内说的那些模棱两可的话而被怀疑这样做是在为将来复辟君主制作准备。巴黎公社以及巴黎的代表都坐在左侧较高的席位上，成为所谓山岳派的核心，他们决定扼杀这个计划。10月1日巴黎公社的监察委员会宣称他们掌握了证据，一些代表付给垮台的君主制的合作者钱财，他们决定将这些人送上审判庭。为了调查此事，专门任命了一个委员会。11月，他们在杜伊勒利宫发现一个铁柜，证据确凿，因为铁柜里存有更多的罪证。根据宪政，国王本不可侵犯，而现在却要有理有据地被审判，或者至少要接受某个法庭的判决，这成了一个两难的法律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山岳派代表开始登台辩论，11月13日来自埃纳河省的年轻代表圣茹斯特第一次发言，虽然到目前为止他还只是无名之辈，但是他的发言成了山岳派的核心论点。这个观点认为暴君已经被审判过了，在8月10日那天就被人民判处有罪，现在需要的只是惩罚。已有人指控罗伯斯庇尔怀有独揽大权的野心，12月3日他登上讲台称：

路易不能被审判，因为他已经被判决过了。他是有罪的，除非共和国有罪。有人提议路易十六一定要审判，不用在乎手段。这是倒退，退回到立宪专制去了。这是反革命的想法，因为这就把革命推上了被告席。总之，如果路易还能被审判，就有可能无罪释放，他可能是无辜的。或者说在被判处有罪之前他都被看成是无罪的。但是如果路易被无罪释放，如果结果是路易是无辜的，那革命又扮演了何种角色呢？[11]

然而大多数代表都接受过正式的法律训练，如果不进行审讯，他们是不愿意谴责任何人的。从这年春天开始，佩蒂翁和罗伯斯庇尔分道扬镳，罗伯斯庇尔建议在主权人民代表，即国民公会面前审判路易十六，得到了一致的赞成。12月11日路易十六被从唐普勒堡带出来，走过一条寂静而拥挤的街道，到处都是赶来旁听指控的民众。指控的罪名涉及从三级会议召开以来路易十六的全部行为。但是如果代表们想要胁迫他，他们会感到失望的。路易十六深思熟虑，举止落落大方，时而回避听到的指控，时而否认，有时干脆说这都是谎言，最后路易十六要求一名辩护律师。正像6月20日那样，国王面对逆境的坦然而坚决的态度给旁观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也让那些想要砍掉他脑袋的人有点恐慌，而让那些想要救他性命的人增加了勇气。

审判的那一天，代表们很不情愿地给“路易·卡佩”配了一名辩护律师。12月26日他们听取了雷蒙·德·塞兹的辩护陈词，这是另一名颇具口才的波尔多人，他是吉伦特派代表中的重要人物，名声不小。塞兹将他的委托人描述成环境的受害者，并非彻头彻尾的暴君。他说他的委托人是一名给予民众所要求的一切的君主，包括自由本身。最后国王再次重申他无意也无心让他的臣民流血伤亡。很多人似乎被打动了，但是即使国王也很清楚，罗伯斯庇尔有充分的理由宣称判决只可能有一个。真正的问题只能是适当的惩处，是否能复审、能够缓刑。当国王被护送离开议会厅之后，这个问题又引起了新一轮的争论。吉伦特派依然坚持不管通过什么样的判决，都应由全民公决来批准，即所谓“诉诸民众”。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交锋十分激烈。没有人怀疑吉伦特派想要外省来拒绝国王的死刑，而这一点正是巴黎人想要的，而且他们很可能会实现。但是如果那样的话，很难想象如何避免内战。最后这些担心被证明毫无必要。唱票最后于1793年1月15日开始，在国王是否有罪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异议，693名代表投票国王有罪，没有人投票支持无罪释放。在是否诉诸全民公决这个问题上，国民公会内部的政治分歧开始凸显：283名代表投票支持全民公决，而424名代表反对。也就是说在次日决定国王的生死问题上，代表们的判决将是最终判决。这一次唱票一直持续到午夜，因为代表们都要对自己的投票给出解释或理由。其间有可怕的谣言，如果作出的判决不是死刑，那么无套裤汉将会冲上街头，进攻唐普勒堡，屠杀关押的犯人，更不要提公会本身了。可能出于此种担心，某些投票者动摇了。即便如此，投票迟迟没有结果，这让人愈感不适。根据官方的统计，有288人投票反对死刑，支持某种形式的监禁；支持死刑的人中有72人赞成缓刑；但是多数代表，即有361人赞成执行死刑。1月17日他们向路易十六宣布了这一结果。

仍有一些代表想要拯救国王。当宣布死刑的时候，国王的辩护律师发布了一项通告全国的呼吁书，这份呼吁书瞬间让局面变得十分混乱。但是民众扮演着君王的角色，他们享有宽恕的特权，1月18日有人提出缓刑。又一场喧嚣的争论开始了，最后以全体唱票而达到高潮。这一次有310名代表投票反对死刑，但是依旧有380名代表支持死刑。在此之后就没有再拖延了。1793年1月21日是星期一，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执刑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协和广场，就在他祖父凯旋的塑像脚下。他最后一次表达自己是无辜的，但是被隆隆的鼓声盖过。

共和革命从瓦楞事件就已经开始了，而自8月10日之后逐渐激进，最后的结果是自然而然的。旧制度的摧毁是彻底的、全面的、不可挽回的。弑君意味着没有妥协的余地，也没有回头路可以走。头脑清醒的只有少数人，他们明白当投票赞成处决国王的时候，战火已然平息，整个波旁王朝也早已土崩瓦解，因而处决路易十六并不意味着胜利，而是一种挑战。处决国王让无套裤汉们心满意足，但是就整个欧洲来说，却为革命带来了更多的敌人，盟友的阵营更加显得势单力薄，在法国本土可能也是同样的情况。处决国王的行为让那些已经成为革命敌人的人力量倍增，他们有了新的借口。路易十六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的血让那些质疑法国大革命的成就和大革命方向的人也开始抗拒，所以各种力量在1793年开始挑战它的时候，这个背负了弑君罪名的共和国几乎是理屈词穷。

[1]　1791年9月30日制宪议会在闭幕前颁布的大赦令。——译者注

[2]　J. M. Thompson, English Witness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1938, p. 146.

[3]　De la Gorce, Histoire religieuse, ii. p. 30.

[4]　J. M. Thompson, French Revolution Documents, Oxford, 1933, p. 161.

[5]　Scott, Terror and Repression in Revolutionary Marseilles, p. 33.

[6]　Ruault, Gazette, 284 (24 May 1792).

[7]　Thompson, Documents, p. 177.

[8]　Edited by B. C. Davenport, A Di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y Gouverneur Morris 1752-1816, Volume 2, London, 1939, ii. p. 453.

[9]　Ruault, Gazette, p. 295 (17 July 1792).

[10]　Despatches of Gower, p. 238.

[11]　H. Morses Stephens, The Principal Speeches of the Statesmen and Orator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Volume 2, Oxford, 1892, ii. p. 359.

第九章 对欧洲宣战(1792—1797)

18世纪90年代，路易十六不是第一个被臣民砍头的国王。1792年3月，对法国王室遭遇的危机愤愤不平的瑞典古斯塔夫三世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化装舞会上被暗杀。凶手是几名贵族，他们对开明专制的议程很不满。在他们眼里，强制推行这种议程的是路易十六的秘密谏臣，其真正动机是要博取民心。古斯塔夫在最后的讲话中谴责了雅各宾派，于是暗杀他的阴谋者为了转嫁责任，把暗杀说成是受到雅各宾派的指使。所以，即便是在革命爆发前，法国人也有理由讨厌君王，后来他们处决路易十六的做法就是明证。8月10日之后，各君主国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他们的驻法大使尚未被召回。美国大使也很焦虑，对于去留拿不定主意。而且，在瓦尔密大捷之后的欢欣中，法国人宣称他们酝酿的新的战争目标不仅仅是要离间警告那些君王，还有君王权力所依靠的整个社会等级制度。

在瓦尔密牵制了普军，迪穆里埃功不可没。他允许普军撤退，阻拦他们的只是糟糕的天气。而迪穆里埃自己则转道北上，进攻奥属尼德兰。这是最开始的前线，也是敌军最初的大本营；在尼德兰，迪穆里埃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让他在接下来的那个政局动荡的秋天成为发号施令的人。11月3日迪穆里埃跨过了边界，三天后在热马普大败奥军。短短一周内，迪穆里埃又来到了布鲁塞尔，月底他已经席卷了整个奥属尼德兰以及列日主教辖区。与此同时，在南部瓦尔密战役后加入反法联盟的萨瓦地区，遭到了孟德斯鸠指挥的法国军队入侵，尼斯被攻占。在莱茵河地区，屈斯蒂纳侵入各教会公国，并于10月21日攻占了美因茨，10月23日攻占了法兰克福。

8月才刚刚打了败仗的法国军队，何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彻底扭转败局？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是数量。瓦尔密和热马普两场战役中，法军人数远远超过敌军。实际上，近十年来法国人口不断增长，当时已接近2900万，与任何一个敌国相比，法国能召集更多的士兵。战争第一年就出现了大量热血志愿军，1789年之后，有18万爱国新兵决心捍卫新制度。此外，虽然原来的王家军队因为士兵的叛逃、兵变和大批军官的出逃，人数大大减少，但是那些决定留下来与革命军一起作战的肯定是法国最尽忠职守、战斗水平最高的士兵，而且正规部队的空缺迅速由能力超拔的军士填补。还有，在瓦尔密和热马普两次战役中，炮兵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是最少受到革命剧变影响的部队兵种，即便是在征召爱国志愿军的高潮时期，炮兵也只会接受那些有作战经验的士兵。上述这些都意味着，法国的军队绝非像反法联盟想象的那样无能，那么不堪一击。

数量不足、过于自信、情报不充分、甚至异想天开……德意志军队的问题远不止这些，后方的俄国人也让他们分心。1792年4月，波兰贵族不满国王斯坦尼斯拉斯于1791年5月3日颁布的中央集权宪政改革条令，与圣彼得堡串通一气，在塔格维卡结成了同盟。一个月后，俄国军队侵入波兰。8月底，尽管在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老兵塔德乌什·科希丘什科的领导下，波兰取得了一场精神胜利，但最终还是沦陷了，国王投降了。法国人视波兰的抵抗战与他们自己的抵抗战一样，于是8月26日立法议会赋予科希丘什科法国公民的头衔。

俄国的胜利导致普鲁士军队从法国的西部边界撤出，弗里德里克·威廉将部队集中在东部，为了得到他梦寐以求的胜利果实——第二次瓜分波兰。如果成功，他就可以得到格但斯克港口，那时不管叶卡捷琳娜二世给予什么，他都无所谓了。

所以整个秋天，法国军队持续向东推进，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有力抵抗，长驱直入敌国领土。发动这场战争的人宣称革命的原则将使他们无坚不摧，这样的说法依旧支配着国民公会里的法国公共生活，现在他们认为自己的预言是正义的，准备继续扩大他们的雄心。11月19日，在一份著名的法令中，国民公会宣布“以法国国家的名义，将为所有那些想要恢复自由的人民伸出兄弟般的援助之手”。一个月后，也就是12月15日，国民公会授权各军官在其攻占的领土上，推行法兰西共和国的所有社会措施，所有现行的税收、什一税、封建租税和奴役都被废除，也包括贵族制度及其各类特权。一些代表宣称法国的箴言就是向城堡宣战，把和平带到村舍!以和平、援助、兄弟之情、自由和平等的名义，他们将援助全人类建立“自由和人民的政府，各政府之间携手合作，同仇敌忾，夺走旧制度的权力，新机构的主要使命乃是负责为‘共和国的军队提供装备和补给’，为他们驻扎的部队担负所有的开销”。这意思很明确：被占领土，不管是否欢迎，是否同仇敌忾，都要为驻留的法国人承担开销，也就是说傀儡政府般的行政管理将渗透到每一个令人不快的细节中。12月15日，国民公会还宣布了指券也将在各个占领地区推行。1792年即将结束，这还不是由巴黎传来的唯一不祥之兆。在法国的保护下，一些领地甚至没有设立人民政府的自由，这些地区在两年前才放弃征服战争，逐渐想要并入法国。

的确，这种想法并不是法国最先提出的。当法国军队在9月跨越萨瓦边界时，当地民众就高呼着要并入法国，他们说要像阿维尼翁一样。秋天，一些德国人也提出莱茵河地区要并入法兰西共和国，因为莱茵河是法国的自然界河。持此观点的德国代表是自由派领袖格奥尔格·福斯特，他曾协助入侵美因茨。对于这种观点，国民公会的最初反应是慎重的。阿维尼翁是法国内陆深处的一块飞地，而且那位远在他方的统治者并没有军队，这与莱茵河地区的情况完全不同。法国军队占领的这片地区是战略要地，处于两国疆界之间，如果并入法国，可能会延长甚至扩大冲突，也会使后来的维和行动更加复杂。尤其是当这种措施运用到所有征服战争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场，即攻占比利时的行动中时，就更为明显。1790年被奥地利攻占者驱逐的大约2500名流亡者跟随着迪穆里埃前往布鲁塞尔，他们希望法国人能帮助他们重新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结束利奥波德二世的统治。迪穆里埃正盘算着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公国，于是支持这些流亡者选举国民公会的计划，但是巴黎支持迪穆里埃这种自作主张的人并不多。11月27日布里索写信给迪穆里埃说：“有一种观念正流行于此地，即法兰西共和国将要以莱茵河作为国界。”[1]当年12月和1793年1月，丹东作为特使两次出使比利时的军队。1月31日，他宣称“法国应以自然边界作为疆界。我们应该抵达自然界限的四个点：海洋、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丹东认为比利时是要并入法国的，但是莱茵河并不是比利时的边界，荷兰共和国一直延伸到莱茵河南部。法国军队哪怕在荷兰停留片刻，都会引起英国的反对。

皮特政府无疑很讨厌法国大革命及其所代表的一切，但是他们并不想与其开战。1792年2月，皮特在议会中宣布最多需要15年，和平就会降临。的确，他认为一旦大陆战争开始，反法联盟肯定会节节胜利，但是皮特拒绝英国卷入战事，即使是在8月10日以后也坚持这样的立场。英国并没有遭受任何严重的损失，而且法国的入侵似乎不会很快取得胜利。改变时局的正是入侵比利时的战争，因为英国在整个18世纪的政策就是要让这些低地国家免遭法国侵入。11月16日法国拉开了斯海尔德河战役的序幕，他们公然藐视荷兰共和国自建立以来的官方政策，打破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维持的体系。这威胁是蓄谋已久的，也是精心设计的。法国的军官和巴黎的预谋者开始肆无忌惮地宣称要颠覆1788年由英国和普鲁士担保的荷兰协议，他们的压力其实来自那支“巴达维亚军团”，这是从夏天开始由那些流亡到法国的爱国分子组织起来的。11月底，胆战心惊的总督威廉五世正式向伦敦求助，英国开始动员它的海军。

审讯并处决路易十六预示着最后的破裂。8月10日之后，巴黎血腥的场景已经让那些旁观者疏远了，尽管出逃事件发生后是这些人的善意保住了早已蒙羞的王室。法国军队的胜利鼓舞了英国的通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断给国民公会发送各类庆贺祝词、训告，甚至捐来很多靴子(他们认为士兵的服装太单薄，还穿着木制的鞋子)，它也将有产阶级送入政府支持的“捍卫自由和财产，反对共和派和平等派结社”。这个结社是由约翰·里弗斯在11月底建立的，一个月内就有了2000个分会，其成员远远超过通信委员会。所以当皮特向议会要钱，意欲组织一场战争来攻打一个谋杀了国王的国家的时候，他公开宣称议会有义务协助那些海外的同情者，无论何时，只要他们需要帮助。皮特很清楚，有大批民众支持他的观点，而且立法机构也会考虑这一点。他的敌对势力辉格党是分裂的，最终以失败告退。皮特和法国的秘密协商一直延续到1月。当路易十六被处死后，英国马上和法国断绝了关系。1793年2月1日，法国向英国宣战，就在同一场会议上，他们也向荷兰共和国宣战了。

法国人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此时他们与整个欧洲对抗。丹东对国民公会大声叫嚷：“他们有国王，这就是威胁!”[2]一贯夸夸其谈的布里索说：“我们无法平静，除非欧洲——整个欧洲都陷入战火中。”[3]法国人大肆吹嘘兼并战争，表示他们对欧洲的蔑视。1792年11月27日国民公会收到一份自称是“阿洛布罗热主权国民议会”的文件，随后便兼并了萨瓦。1793年1月31日，尼斯也并入了法国。2月，选举在莱茵河南岸举行，虽然它遭到大多数居民的抵制，但最后还是产生了一个由被围困的合作者和入侵者组成的公会，他们在福斯特的领导下正式请愿，要求并入法国。同时比利时人也得到机会，提出了全民投票公决。在整个2月及3月初，荷兰绝大多数人要求并入法国，而少数攻占地区的反对者也渐渐被劝服，投了赞成票。3月，这几个地区一个接一个地相继并入法国。此时，迪穆里埃已经得到了荷兰共和国的南方诸省。法国人认为自己战无不胜，不可阻挡。

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尽如法国人所愿。他们渐渐觉得自己作出的承诺有些不切实际，而且还无端地招致了新的敌人。与此同时，原来的敌人正在重整旗鼓，准备反击。比如，路易十六头颅落地后的两天，波兰的问题就有了结果。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提出再次瓜分波兰，她并不想与波兰打仗，她得到了最大的一份领土和人口，而普鲁士得到了格但斯克港口以及连接西里西亚和波罗的海诸省的一大片广袤的楔形领土。奥地利被排除在外，这令皇帝很不高兴，他赶走了主要的几名大臣。但是，普鲁士和奥地利结成的反法联盟稳固如初，而且他们开始关注西边的局势。的确，早在1792年12月2日，普鲁士就已经夺回了法兰克福；1793年3月初，奥地利军队再次进入荷兰南部地区。3月18日他们在内尔温登遭遇迪穆里埃，结果迪穆里埃一败涂地。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这是充满灾难的一年的开始。

在法国人正式宣战前，英国人已经在策划一个庞大的反法联盟。1792年底，他们向西班牙发出照会，要求与之结盟，英国人知道在瓦尔密战役前，波旁家族地位较低的一支加入了普奥联盟，让路易十六重新登上王位，恢复他的特权。路易十六被砍头的消息引发了普遍的厌恶情绪，法国驻西班牙特使被赶出西班牙。3月7日，即西班牙同意与英国合作，封锁法国地中海海岸之后不久，法国作为报复宣战。3月25日，英国成功劝服叶卡捷琳娜二世加入反法战争。一个月后，撒丁王国得到了英国的一笔资助；7月，葡萄牙和那不勒斯也被英国用外交手段拉入战争。同时，德意志各小国比以前更积极地准备向伦敦派出雇佣军。这个联盟并没有一项相互绑定的基本条约，然而在路易十六被处决后的一个多月里，欧洲大多数国家公开和法国作战了。

胜利是显而易见的。内尔温登战役中，法国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这场战役证明法军在瓦尔密和热马普只是侥幸获胜。迪穆里埃也放弃了重整军队的努力，向奥地利请求停战，并承诺与盟军合作，将率领剩余部队向巴黎进发，释放囚禁在那里的王后和王子，并宣布王子为路易十七。但是当他下令向巴黎进发的时候，他的部下拒绝服从，4月5日迪穆里埃做了和拉法耶特一样的事情，投靠了奥地利。此时法国人也被赶出了莱茵河地区，美因茨地区只剩下两万孤立无援的士兵；而在法国本土旺代地区又爆发了武装骚乱。4月，丹东决定使用安抚手段，他在国民公会新成立的救国委员会中负责外务。但罗伯斯庇尔却提出要采取极端措施，凡是和敌人谈判的人都要被处决；他劝说国民公会放弃无限制的自由以及没有目标地帮助任何向法国求援的承诺。丹东暗中与反法联盟的各方势力秘密协商，这让人感到法国革命似乎到了穷途末路。

这个夏天的所有事情好像都在朝着一个方向发展。6月，法国大部分地区出现了“联邦党”叛乱，强烈反对国民公会顺从巴黎的意志。7月，法国军队完全被赶出了比利时，当地民众十分高兴，奥地利军官科堡再次踏上法国领土，并于7月20日攻下孔代的堡垒。数周后，瓦朗西安纳也遭遇了同样的境遇，一支盎格鲁-汉诺威军队攻下敦刻尔克。在德国边界，美因茨的戍卫部队一度抵抗，7000名士兵丧命，于7月23日投降。在南方，西班牙军队侵入鲁西永，5月18日大胜法国守军，随后又在马尔斯德乌打败守卫部队。最不光彩的是8月27日土伦叛乱，作为地中海沿岸最重要港口城市，土伦港及其军械、舰队统统归属了英国。

法国的命运被彻底改变。巴黎的疑心更重了，政治运动也频频发生。很多人认为这些政治骚乱的原因就是变节，和敌人串通一气，迪穆里埃的背叛不就是证据吗？在他叛变之后，最爱国的军官也不愿再冒险了，他们觉得如果失败，很有可能会在断头台上结束自己的生命。屈斯蒂纳和乌沙尔两位军官肯定就是这样想的。1793年数次败仗的原因可能正是1792年的胜利。法国人太自信了，他们亲眼见证了那些专制敌人的军队溃不成军的狼狈样子。实际上，1792年底，数千志愿军纷纷卸甲回家，他们入伍打战就是为了应付1792年的危机，而现在危机过去了，他们被允许回家。到了1793年2月，武装军人只剩下23万人。所以当共和国再次面对它的敌人时，军队人数已经大减，而敌方军队和物资却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充。1793年上半年，法国既要应对国外的敌人，还要处理国内的叛乱，局面变得十分糟糕。

但是法国的虚弱无力并没有让它的敌人占到多少便宜，这很让人感到奇怪。他们能侵入法国，却从未深入腹地，而且整个反法联盟没有统一的部署，同盟国之间也没有合作。此外，联盟中的国家其实并没有一致的目标，虽然他们都宣称要恢复法国的君主制，但要让此时落入共和国手里的那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当国王，好像不大合适。虽然路易十六不是他们最中意的人选，但他的存在或许还能让他们觉得有些希望。趁着打仗，英国人很乐意出兵攻占法国多事的加勒比海诸岛，但他们的主要目的却是希望比利时重回奥地利的怀抱。奥地利当然也想要夺回比利时，不过他们另有盘算，且蓄谋已久，就是一旦得到比利时，就拿来换取巴伐利亚。从1786年开始，比利时带给他们的除了麻烦还是麻烦。当奥地利控制比利时后才发现这里的百姓还是和以前一样难对付，因此有点心灰意冷，不愿意再为反法联盟拼尽全力。此外，新上任的奥地利大臣图古特决定为入侵波兰保存实力，以免引起事端。如果还有瓜分波兰的机会，他可不想被落下。普鲁士和俄国都不确定下一次瓜分波兰会在何时，所以驻守在法国边界的普鲁士军队行军缓慢，也没有后援。俄国只不过是骚扰一下那些穿越波罗的海封锁线的法国商船。只要是和法国开战，英国采取的第一步往往就是骚扰商船。不久叶卡捷琳娜二世就不愿再为盟军提供援助，原因是英国拒绝给她提供补给。不少盟军的政治家都觉得他们用不着费太多力气，法国就会一败涂地。正如皮特在1793年7月19日说的那样：“如果我们能在各个方面重创法国，而他们国内的危机也在持续，法国不大可能还会长久抵抗强有力的进攻。”[4]

但是法国人在抵抗，而且接连取得了数次胜利。9月6日到8日的翁斯科特混乱战役虽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敦刻尔克解围了，伟大的老约克公爵率领的英国围军败退。10月15日到17日的战役更惊心动魄，在这场持续三天的战役中，茹尔当领导的法军在瓦迪尼斯击退了边界的奥地利主力。这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战役，法军沿路追击奥军，一直把他们赶出了国界。茹尔当年仅31岁，却是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老兵，他真诚的共和热情远远高于迪穆里埃和屈斯蒂纳。拉扎尔·卡诺亲眼见证了茹尔当指挥的胜仗。卡诺是救国委员会的成员，军务是这个委员会最关切的事务。凭借此后几年的努力，卡诺获得了胜利组织者的持久名声。

30万征兵法早在2月24日就通过了。这份法令引发了旺代叛乱，在法国的西部和北部也遭到强烈抵制。但是到了夏天，据官方统计，武装人数已达64.5万人。8月，国民公会接着宣布了一个全国动员计划，其规模前所未见，这就是全民征兵。首先，巴黎各区的无套裤汉组织起来，动员全国备战。这一请愿是在8月12日到16日之间提出来的。实际上，卡诺刚一加入救国委员会就起草了法令。法令规定以23岁为界，未达年纪的所有法国人都可以被征召入伍；18岁到25岁的未婚男子都需要服兵役；其他人要到制造工厂、粮食生产的地方以及运输部门服役；妇女需要赶制衣服，在医院当医生或护士，孩子要去制作绑带，甚至老人“也要去公共场所，在军营里鼓励士气，传播反国王、团结共和国的思想”。所有的马匹和公用房屋都要召为军用，很多地方要设立军械制造场，政府有权在战时做任何认为有必要的事情。到了1794年9月，这些措施催生了一支由116.9万人组成的军队。实际上，这其中全副武装、受过军事训练的不过75万人。但即便如此，这支共和国的军队也是欧洲历史上最庞大的军队。

前所未有的规模需要前所未有的组织和战略。在整个1792年，法国的军队基本上是由旧制度下的陆军残余力量组成，而这些人越来越少。国王卫队往往充当先锋，有时也会和陆军及志愿军部队混在一起。部队之间总有龃龉，相互瞧不起。他们拿到的军饷有差别，而且组编方式与服饰装备都不一样。2月21日国民公会投票结束了这种情况，执行混编原则，把一支陆军和两支志愿军混编在一起，组成一个小型旅。这个办法早被迪穆里埃在战场上试验过，获得了成功。混编原则规定了统一的军饷、晋升制度、服饰和装备。这次改革进展缓慢，直到1794年1月颁布了一项新法令，混编才最终得以普及，此时已过去了两年时间。但混编最终还是提高了效率，也优化了共和国军队的组织，理顺了起初的混乱情况，并培养了军队焕然一新的自豪感。这是一支由公民组成的军队，与德意志的专制君主派来对付他们的军队完全不同。德意志的军队由雇佣军和强制入伍的农奴组成，武器装备和后备补给也远远不如共和国的军队。很多战争食物与军械补给都依靠野蛮征用或者把军队安置在老百姓家里，当共和国的军队在1794年下半年再次踏上外国疆土的时候，他们的补给是由法国边界地区供应的。1793年8月到1794年7月间新建的30座工厂为他们提供军械，金属原料靠熔化教堂扶梯的扶手、大钟及其他饰物得到。不少人被派去寻找硝酸钠，他们在地窖和酒窖中寻找，这样就不需要从东部进口。硝酸钠是火药的主要原料。从1793年到1794年，法国备战依靠的就是这种权宜之计保证了军队的需要。虽然手段十分粗暴，蛮不讲理，但这样的做法是不得已而为之，尽管多少带有偶然性，因为更正式和有组织的做法收效太慢。而那些专门针对这支由年轻共和国建立的庞大军队的策略为后世提供了更多的启示。要在短时间内训练这样一支军队，让他们掌握18世纪战场上那些准确正规的作战手段是不可能的，但是靠着人数的优势，以及高昂的爱国热情的驱使——这种热情首先见证于瓦尔密战役，随后是热马普战役——共和国的军队根本没有必要掌握那些战术。法国人打败他们的敌人，依靠的就是人海战术。指挥官看到这么多人吓坏了，更不用说这些法国士兵对生命毫不珍惜，不久他们就明白了这种力量的效果。民兵们更是觉得无所不能，因为他们是在捍卫自己的祖国，就像1793年那样。他们再次把暴行引入战争，至少在西欧的战场上，一个多世纪里再也见不到仁慈和怜悯。

即便如此，法国人也花去不少时间才见证了这些努力的全部成果。1793年秋天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压制和痛击国内不同的叛乱。在瓦蒂尼战役之后，唯一振奋人心的胜利部分源于这种手段的成功。12月19日土伦被重新夺回，英国舰队仓皇逃走。在这场驱逐战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是25岁的炮兵指挥官拿破仑·波拿巴，他在土伦战役中声名鹊起，两个月内即晋升为将军。他计划侵入意大利，但是主要的对抗还是发生在佛兰德斯，反法联盟想要在1794年春天全线进军。弗朗茨二世从维也纳来到此地激励他的部队，他称赞讨好自己的比利时臣民，这些人还是第一次被他们的奥地利统治者接见，但是他并不想给民众留下深刻印象，他本人对那里的民众也没有什么好印象。弗朗茨皇帝从西部回来，波兰的消息让他担惊受怕，因为那里刚刚发生了一场大战。5月17日到18日，法国人在图尔宽阻挡了一支人数远远超过他们的反法联盟军队，而这些军队威胁到一些关键的堡垒。六周后，也就是6月26日，奥地利军队在弗勒吕斯经历了一场惨烈的遭遇战后撤退。即使在海上，法军也顶住了享有不可战胜之名的英军。过了冬天，卡诺在救国委员会里的同僚、前清教徒牧师让邦·圣-安德烈计划重整虚弱的、已经丧失士气的布雷斯特舰队。5月中旬，这支舰队就下海护送从美国运来的大批粮食入港。在英国人喜欢称之为“六月的第一次光辉胜利”的战役中，法国军队受到重创，损失了十三艘战舰，但是胜利者也精疲力竭，所以他们的舰队远远地躲开法国人，才没有遭受攻击。无论怎样，弗勒吕斯之战很关键，它是战争的转折点。从那一刻起，法国人转守为攻。

所以，经历了一年绝望而又狂躁的活动之后，法国开始收获成果了，但是与1792年一样，并不是所有的胜利都归结于他们自己的努力。波兰人再一次在关键时刻分散了敌人的注意力。法国人很同情1792年科希丘什科与俄国人的战斗，科希丘什科颇受鼓舞，1793年他来到巴黎，用六个月时间劝说刚刚成立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支持波兰刚发生的起义。但他得到的只是些恭维，8月他重新与聚在里斯本的流亡同胞们碰头，密谋起义。即便如此，法国也没有提供实际的帮助，法国的敌人也一样。他们显然有能力激起巨大的热情，在传统的波兰政治修辞中，自由、民族权利和代议政府依旧是很有蛊惑力的言辞。但科希丘什科不想仓促起事，尽管他对俄国的占领深恶痛绝。在俄国占领期间，波兰左翼势力的发展十分迅速。1794年春天，部队内部发生了兵变，科希丘什科不得不采取行动。在4年的国会期间，波兰的部队人数已经增加到5万，而俄国人千方百计想要将其减少到1.5万。不能让俄国人借镇压兵变之机屠杀密谋者们寄望的武装力量，于是科希丘什科3月24日来到克拉科夫，宣布起义。两周后，也就是4月4日，他击退了前来对付他的俄国军队，这个消息引发了一连串的起义，反对盘踞在维鲁以及华沙的俄国军队。现在，各地都出现了三色帽徽，波兰人翻译了《马赛曲》，喊出了“Ca ira”(一切终将实现)的口号；“国家起义盟友协会”也成立了，被人们视为雅各宾俱乐部。俄国从波兰首都撤走时，民众的怒火吞噬了一半人数，这是1792年在巴黎的九月屠杀中被杀人数的两倍。那里也出现了民众报复行为，针对那些与在塔戈维查联盟国家变节者有勾搭的人。科希丘什科想要在波兰实行全民皆兵政策，以此来赶走外国入侵者，唯恐“人民的高贵热情冷却”。[5]5月7日他签发了一份声明，保证农民人身自由，减少他们交给地主的负担，并暗示未来会有更多的自由。

并不是所有的起义领导者都会作出这般明智的承诺，大多数起义领导人来自波兰富有的贵族阶层，他们其实表现出来的不过是对一个参与程度有限的君主制国家以及周围谏臣的那种最本能的偏见。很明显，波兰掌握在一个国际性的雅各宾主义者手里，弗里德里克·威廉二世的那种被称为残暴派的影响不会被清除，除非整个波兰彻底被军队操控。普鲁士决定起带头作用，他们想讨价还价，得到更多好处，于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鼓动下，普鲁士军队于5月向波兰逼近。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女人暗地里早已煽动奥地利入侵波兰南部，结果普鲁士军队在克拉科夫完胜奥军，并和俄国军队一起攻下了华沙。但是到了9月，普鲁士人不得不撤退，因为1793年他们从波兰吞并的那些地区发生了叛乱。这给奥地利提供了机会，他们可以夺取波兰南部更多的领土，而俄国人决心使华沙孤立无援，因此请来了亚历山大·苏沃洛夫。这是一名从惨烈的巴尔干战争中走出的军官，作战经验相当丰富。10月初，苏沃洛夫在马策约威策大胜科希丘什科之后，率领着具有数量优势的军队向首都进发。11月苏沃洛夫进攻了布拉格及其位于维斯杜拉之外的郊区，在那里，俄国人的军队以极其残忍的举动为六个月前自己的遭遇复仇。大约有一两万波兰人死于那场报复行动，而苏沃洛夫很骄傲地汇报：“整个布拉格到处都是死尸，血流成河。”[6]在前后十年的时间里，这是最骇人听闻、最具毁灭性的一天，华沙居民意识到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就投降事宜进行谈判。他们的投降很快被接受了，到1794年底，波兰的独立斗争基本结束，科希丘什科则成为圣彼得堡的阶下囚。波兰周边的列强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就打定主意要将其瓜分，在1795年，他们花了大量时间在具体的分割份额问题上讨价还价，春季，普鲁士为了争得更多的割地，似乎还准备和另外两个国家开战。为做好准备，普鲁士和法国在1794年达成休战协议，并为促成最终的和平展开谈判。而实际上，普鲁士从西欧战场退出已经整整18个月了。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波兰的起义受到法国启发——它复制了法国的革命形式和语言风格，被它的敌人看作是明显的雅各宾式起义。当法国后院起火时，它分担了法国的压力——但直到起义结束，法国也未曾考虑过要去帮助它。不过，博爱和协助是吉伦特派的政策，在1793年至1794年间掌权的山岳派更关心如何维持国内革命形势，而非输出革命。因此，直到1794年11月，即波兰彻底沦陷之后(尽管法国人尚不清楚战局)，法国的执政者才开始考虑波兰人民，而且无论怎么说，法国军队的胜利的确是在输出革命。

弗勒吕斯一役之后，奥地利宣布放弃比利时，法国在夏季已经重新将其占领。图古特宣称法国为比利时付出了太多，太不值得。而法国再一次进入荷兰共和国的南部，重新唤起了1787年失败的爱国者们的希望——他们的希望曾在1793年被碾得粉碎。爱国者的俱乐部表面上以“读书会”作为掩护，在莱茵河口以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而随着普鲁士和法国开始谈判，总督威廉五世也意识到，他于1787年建立起来的保护屏障正在崩塌。他虽然有能力剿灭一场尚未成熟的亲法派密谋，但随着18世纪最寒冷冬天的到来，河流结冰了，荷兰也就丧失了最重要的防御。法国军队蜂拥过河，而在他们之前撤离的、来自约克的英军也蹂躏过此地，所以欢迎法国军队的不只是长期以来的爱国者们。1月18日，威廉五世乘船驶往英国，爱国者们正在多地逐一铲除他的部下。权力的转换非常和平，也许是因为这一切实际上早在法军到来之前就开始了。法国人在入境前曾许下诺言：一旦英国和普鲁士的傀儡威廉五世被赶下台，荷兰人就能自由地重组国家，并推行自己想推行的政策。荷兰的爱国者们相信法国的承诺，并且也劝其他人相信法国，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自欺欺人了。法国的一位将军极为露骨地表达了法国的态度：

荷兰没有努力避免被我们划入一般被征服国家之列的命运。解放荷兰靠的是我们不屈不挠的军队和将军们的指挥才能，而非任何革命。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对荷兰区别对待，它和其他被征服的国家一样。除了极少数的爱国者之外，这个国家尽是软弱的冒险者，他们追随野心勃勃的阴谋家和贪婪的投机分子，永远不敢为了帮助我们而拿起武器。[7]

整个18世纪，法国人一直认为荷兰富得流油，而为了法国利益，抢夺其财产的念头更是挥之不去。因此，双方5月在海牙签署的和平条约是惩罚性的，巴达维亚共和国(荷兰当时的官方名称)被要求支付1亿里弗的战争赔偿，并以极为优惠的利率再借给法国1亿里弗的资金。荷兰被迫割让多块南部领土，其中包括斯凯尔特河河口的控制权，并提供给法国占领部队共计2.5万人所需的供给。最终荷兰被迫与法国结盟。荷兰的海军很有实力，法国是想利用这支海军来对抗大不列颠的海军。这就是法国共和国的博爱与帮扶的真正含义：完全是为了满足法国的需要，实现法国的目标。对于欧洲其他同情法国的人而言，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警示信号，而另一方面也印证了他们的猜想，同情者的数量其实很少。荷兰一例的真正意义也许还没有完全彰显出来，1793年的联盟正在迅速瓦解，到了1795年5月，情况就十分明朗了。

在荷兰接受法国条件的前一个月，普鲁士终于撤军了。根据4月5日签订的《巴塞尔协约》，它将莱茵河左岸全部留给法国，让其自行处理，以此换取法国对普鲁士在德意志北部霸权和对该地区中立地位的承认。对普鲁士而言，这份协约来得太迟了，它本可以更早摆脱这一累赘，把所有力量集中到波兰，以达成自己的目的；而莱茵周边各省和当地选举人则要接受法兰西共和国的支配了。法国占领部队开始系统地搜寻这块尚且富庶的土地，用以支持法国的战争。7月，法国与西班牙签订了和约(同样是在巴塞尔)， 1794年底西班牙军队被赶出了鲁西永，法军则开始向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省区进发。他们在这些地区遭遇的抵抗比在其他阵线的抵抗要猛烈得多，这里的居民坚定地抵制无神论的法国军队，但马德里宫廷却担心会遭到亲法派的颠覆。一位马德里神父写道：“在酒馆和时尚沙龙里，打仗、革命、集会、国民代表、自由、平等一类的字眼儿不绝于耳。即使是妓女都会向你打听罗伯斯庇尔。”[8]1795年2月，当局破获了一起共和主义暴动阴谋。密谋者是一群教师和律师，领导人是一个名为比克内利的满腹经纶的理论家，他们本被判处了死刑，但由于法国在与西班牙签订和约时的坚持，他们得到缓刑。这次密谋和其他密谋的传闻足以把戈多伊吓出一身冷汗，他开始考虑讨价还价。戈多伊能力平庸，是西班牙王后的宠臣，也是政府要员。而法国其实并未真正受到西班牙的威胁，只不过它急于把部队向东调动，想要对抗奥地利，因此也表现得宽宏大量。在欧洲方面，法国只要求西班牙扮演调停人的角色，让它把葡萄牙和意大利小城邦劝回谈判桌。在海外，西班牙放弃了圣多明各东部的殖民地，但由于西部的法国殖民地一片混乱，加勒比海也在英国掌控之中，所以法国一时未能从新占领地中得到好处。法国与普鲁士和西班牙达成和约的真正意义在于，它终于能够放开手脚，对反法联盟中的剩余国家进行致命一击。在1795年8月，所谓的剩余国家包括葡萄牙、撒丁王国和一些意大利小国，还有最重要的——大不列颠和奥地利。

按照当时的情况，奥地利是最弱的国家。其东部国界很不安定，甚至连奥地利皇帝的兄弟托斯卡纳公爵都将之放弃了，其维持战争的唯一方法是向居心叵测的英国借钱。奥地利国内也存在分歧，不少国民对战争已经厌倦，并且越来越同情遭到围攻的波兰。尤其是在匈牙利，秘密警察发现了一个“雅各宾”团体，他们向法国发去求和信号，还定期集会讨论如何推翻现存政府。在1794年7月到9月之间，25名密谋者在维也纳被捕，在匈牙利也有34人被捕。对维也纳密谋者的审判揭示了他们的所谓叛逆行为：他们只是计划种植自由树，作一些激进的宣誓。而匈牙利密谋者的首领——前神父马丁诺维奇则准备建立共和国，并且攻击教会，推行与1794年5月科希丘什科宣称的类似对农奴让步的政策。正是这些信念使马丁诺维奇丢掉了性命，和他一道被判刑的还有另外6名密谋者，唯一的区别就是这6个人只是被判处终身监禁。这场公审大会的用意就是威慑民众，警告他们不要再尝试“雅各宾主义”的那套做法。对于改革皇帝约瑟夫和列奥波德而言，密谋者们带来的启示与其说是效仿法国的革命愿望，不如说是效仿法国的惨痛回忆。而密谋者最担心的事情——自1780年以来的改革措施被废止——现在也在加速降临，因为他们让弗朗茨皇帝感到了恐慌。尽管遭到国内敌手的阻挠，但因为意识到法国的威胁日趋严重，弗朗茨皇帝还是于1795年夏季签署了不引人注目的试探性议和书，但在10月1日，法国表现出对任何有缺陷的胜利的轻视——它再次宣布比利时被占领地区是法国的领土。比利时的前任统治者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于是决心继续抗争。而在英国方面也是一样——毫不妥协的领土兼并导致了持续不断的战争。

事实上，在反法联盟瓦解之后，皮特主动提出达成和平协议。直至1796年春天还抱着这样的希望——新建立且尚不稳定的法国政府也许会在比利时问题上让步。这样英国就能体面地退出战争——这场在任何意义上都消耗极大，远远超出他想象的战争。从1793年底，一切就开始对英国不利了。土伦失守，荷兰的约克部队表现糟糕，反法联盟也趋于瓦解。1795年6月，一场野心勃勃的海陆行动计划拉开了帷幕，目的是让3300人——大多数是流亡者——在基伯龙海湾的布列塔尼海岸登陆，以便和人数更多的舒安保王党游击队取得联系，但这次行动最终惨败。在皮特将英国注意力投向西印度群岛之后，圣多明各的法国殖民者就对英国保护反叛黑奴的行为极为头痛，一支小部队还在1793年被遣往该地。随着西班牙人将自己的一些岛屿割让给法国，英国越来越关注如何能实现本国殖民地的长治久安。1795年早期，类似的奴隶起义也席卷了英国的西印度殖民地，颇具共和主义色彩的武装民船在瓜德罗普兴风作浪。不过，如果能将加勒比海收归英国囊中，则会带来显而易见的商业利益。于是英国在1795年11月进行了大规模扩张，最终确保了现有殖民岛屿的安全，并占据了其他岛屿。但英国从未能征服瓜德罗普和圣多明各，而皮特在1795年只能以现有的成绩聊以自慰并自吹自擂——例如在荷兰反戈之后，英国拿下好望角的战绩。

英国国内也不太平。效忠派的浪潮曾经推动英国加入战争，但因为胜利的消息迟迟没有到来，这股势力也逐渐退去了。与效忠派针锋相对的团体曾因英法开战而陷入暂时的沉默，而到了1793年底，他们又恢复了活力，并掀起了反战运动，这再次推动了激进的议会改革。尽管苏格兰处于战争之中，改革团体还是组织召开了两次国民会议，而爱尔兰的多数天主教徒则史无前例地召开会议，要求取得和新教徒完全一样的民事和政治平等。鉴于爱尔兰天主教徒很清楚法国教会的遭遇，皮特认为有必要安抚他们，1793年早期，他要求极不情愿的爱尔兰议会对天主教徒的要求进行让步——除了给予他们议会席位。但在这之后，改革者再也没有得到任何让步。就像皮特所言，一个人不能在风暴中修理屋顶，议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同意他的看法。自从柏克在1790年抨击法国大革命，作为反对派的辉格党就四分五裂了。1794年夏，在柏克的极力主张下，很多辉格党领袖进入了政府。福克斯和其他的反战派成了孤立无援的少数，随着潘恩式的宣传被指控为扰乱治安，他们的抗议也变得徒劳。苏格兰的法官很快就把会议组织者发配到了博特尼湾，爱尔兰议会则彻底禁止了此类集会。“集会”一词此时带有了“叛国”之意，在1794年的英国，哈第和其他英国“雅各宾”领袖都被判处“叛国罪”，当时英国人发现，法国曾在春季派间谍经英格兰到爱尔兰，对当地发生亲法国起义的可能性进行评估汇报，于是英国采取了上述行动。该间谍在都柏林被捕，此前他曾经和“爱尔兰人联合会”的领导人取得了联系——该组织没有宗教教派，由议会中的改革派于1791年在贝尔法斯特建立，致力于削弱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另一方面(据该间谍汇报)，英国发生亲法国叛乱的时机尚未成熟，但是皮特还有别的忧虑。因为1794年12月所有被指控叛国罪的人都被无罪释放，这完全依靠当时的陪审团体制。于是皮特直接诉诸修订法律的行为。早在1794年5月，人身保护权就已经被暂时取消，而在1795年11月臭名昭著的“双法令”中，叛国行为的认定范围被拓宽，与此同时，法官被赋予了取缔大型集会的权力——改革团体在整个夏天都非常热衷此类集会。10月，乔治三世前往议会，准备启动这些政策，他的马车在途中遭到了袭击。这些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很快给皮特的统治贴上了“恐怖”的标签。在爱尔兰，爱尔兰人联合会被解散，领导人沃尔夫·托恩被怀疑推动法国干涉，遭到了流放，却没有受到指控。他来到法国，从1796年春季开始孤独却顽强地游说督政府：法国出兵爱尔兰将引发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大不列颠会失败并退出战争。

但是，督政府在1796年的首要目标是奥地利，后者正在欧洲大陆上孤立无援地面对着法国。法国的计划是，派出大规模部队，经由德国进攻奥地利的心脏地带，分散其注意力，同时以较小规模部队聚集意大利北部，攻其后方。波拿巴在最后时刻被任命为意大利陆军部队统帅——他是土伦一役的胜利者，在法国政界的地位正扶摇直上。波拿巴不得不在供给装备不足的情况下临时组建军队，但他的部队进军神速，简直出人预料，迫使奥地利军队撤离，在后者乱作一团的时候，拿破仑的部队通过一系列闪击战打败了撒丁公国，使其退出了战争。而此时拿破仑仅仅当了一个月的指挥官。在接下来的几周中，维克多·阿马迪厄斯三世接受了萨伏依和尼斯的沦陷(5月15日)。此时的波拿巴已经从阿尔卑斯山下来，进入了伦巴第平原，逼近米兰。与此同时，德国境内的法国部队却几乎毫无进展。意大利变成了主战场，有人开始谈论分割统帅权。在拿破仑眼里，这简直就是耻辱，他是不会容忍的。拿破仑的胜利之师对他忠心耿耿，督政府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测试自己的权威。但他们未能为拿破仑军队提供增援，当时奥地利正出人意料地轻松镇守着自己的莱茵河地区，并能从后备军中调人更换他们的意大利部队。这就是为什么法国靠着威慑性的南进可以吓唬住那不勒斯和帕尔马，使它们放弃联合，却拿不下曼图亚的原因，拿破仑的部队此时太虚弱了。从1796年8月到1797年1月，奥地利至少派出4支部队，沿阿尔卑斯山而下，缓和曼图亚的情况，每次都被拿破仑出色的军事调遣所击退，但其策略越来越铤而走险。当最后一支奥地利部队在里沃利(1797年1月14日)被击退后，曼图亚还是投降了。很快，应许已久的增援部队也抵达了，而且后背无虞。拿破仑则挥师北上，朝着维也纳进军。

拿破仑的阵地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坚固，他的通信线拉得太长，岌岌可危；他身后的威尼斯境内也暗流涌动，尽管该共和国处于中立地位，但仍有很多民间运动此起彼伏，而且法国军队正逐渐撤离该国——就像其他地方一样。无论如何，拿破仑现在离维也纳只有不到百公里之遥了，帝国首都一片恐慌。而拿破仑并不知道，此时德国方面的法国部队终于跨过了莱茵河，所以当他提出和谈的时候，奥地利已经准备好接受他可能提出的任何条件。但出乎奥方预料的是，在他们于1797年4月18日签订的《莱奥本初步协议》中，法方并没有提出他们揣测的要求，或者说，并未造成他们猜测的损害。他们被要求承认失去比利时，这毫无悬念。早在三年前，他们就已经在实际行动中把比利时丢掉了。他们也乐于承认共和国法律中所划定的法国疆界，因为其中并未就莱茵河左岸地区的归属作出明确说明。尽管波拿巴不愿意归还米兰，但他还是准备对奥地利的损失有所补偿，他提议，奥地利应该接受威尼斯作为赔偿条件。威尼斯境内的骚乱被证明是一个最理想不过的理由，现在这个古老的共和国像波兰一样被瓜分了。威尼斯市本身，以及阿迪杰河以东的威尼斯领土都归奥地利所有，奥地利因此拥有了漫长的亚得里亚海岸线。剩下的领土归法国，拿破仑在几个月之后将其并入了伦巴第的傀儡政权——内阿尔卑斯共和国。

这些条件中没有一条是得到巴黎的授意的。然而，对于督政府，还有那些终于在莱茵河有所收获的将军来说，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既定事实。实际上，这些条件与拿破仑在意大利一役中最初得到的命令完全相违背，也与督政府所追求的战争结果背道而驰。拿破仑接到的命令是：攻克奥地利领土，把它作为最终和谈的谈判筹码。对于如何谈判，督政府内部存在分歧，大多数人倾向于使奥地利承认法国在莱茵河沿岸的疆界，尽管其他人——包括卡诺，认为这种划分在未来会造成不断的冲突。但没有人预料到，更无人授意瓜分中立国，或者从法国征服国中再真正创造一个新的“姊妹共和国”。这样的安排导致谈判筹码尽失，《莱奥本条约》中关于莱茵河边界的条款论述极为含糊，可想而知，莱茵河边的将军们和督政府大为恼火。但在拿破仑争取独立的几个月中，个人授权初步和约仅仅是其中的高潮而已。法国部队解放了摩纳德地区和教皇治下的多个城市，1796年12月，拿破仑推动这些城市中的亲法派建立了南波河共和国——该共和国在1797年6月并入了同样是人为创建的内阿尔卑斯共和国。1月，当地行政长官被置于战场指挥官的管理之下，以确保前者不再遵从政府政策，这也令拿破仑彻底放开了手脚。正像督政府长期以来希望的那样，在曼图亚沦陷之后，拿破仑侵入了教皇国，并从教皇那里取得了领土让步。共和国一直与庇护六世不共戴天，并试图废黜他，但在《托伦蒂诺条约》中，教皇签字同意南波河的城市从教宗属地分离，并向罗马主教们保证，法兰西共和国是世界上“罗马最忠诚的朋友”。自从德穆里埃开始，成功的将领们就想追求自己的目标，实现个人野心，而现在他们中有一个人赢得了整场战争，并感到自己完全有权决定和平的条件。

现在与法国交战的只剩下英国了。而在《莱奥本和约》签署之初，英国是有可能实现和平的。1796年，英国未获得任何胜利，随着战争税的增加和过度征兵，它的处境更加困难。10月，因为来自两方面长达数月的挑衅，西班牙加入了法国，向海上的暴君宣战。而东欧之外的坚定反雅各宾派——即便实际行动不多——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也于11月去世了。现在连皮特和乔治三世都承认，奥地利的失败是早晚的事。一份官方和约被送到了巴黎。督政府本来对此期待已久，但现在的法国正在形成一个比突进意大利更大胆的计划。另一位军事奇才——拉扎尔·奥什曾平息旺代骚乱，摧毁基伯龙的入侵势力，他对拿破仑的迅速成功嫉妒不已，所以很想通过再次取得胜利，来维持自己的声望。因此，奥什非常轻易地相信了沃尔夫·托恩的话，因为托恩一再保证，如果法国以恰当规模的部队介入，爱尔兰将会发生起义，反抗英国的统治。而督政府——尤其是卡诺——也非常喜欢这个主意：就像英国在法国西部叛乱中所做的那样，法国也要在英伦诸岛煽动叛乱。于是，1796年12月法国断然拒绝了和平提议，一支由46艘军舰和1.5万人组成的远征军驶往爱尔兰。但是当奥什的部队快要抵达目的地时，他们的舰队却被远远地吹离了航线，进入了大西洋，他们连岸都没能靠近，就又颠簸着回到了法国。尽管地下组织爱尔兰人联合怀着极大的热情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但他们所期望的法国人一登陆就会发生大规模起义的可能性甚微。法国部队不仅来得太快了，而且在错误的位置登陆。作为盎格鲁-爱尔兰当权者的领主们吓坏了，伦敦的英国政府也是一样。1797年2月英国银行发生了严重挤兑，这反映了英国多年借债给失败的同盟国(例如奥地利)所造成的市场焦虑，但这场挤兑的导火线是一项旨在加强爱尔兰防御的都柏林紧急贷款。有着强大的西班牙海军和荷兰海军作后盾，法国似乎很快就会卷土重来。尽管银行迟迟未用黄金还款，但听闻西班牙舰队在圣文森特受损之后，公众的恐慌情绪渐渐平息下来。几周之后，英国发生了更为严重的灾难：皇家海军哗变。从3月到6月，水手们要求更高的薪水、更好的环境以及更充足的补给，斯彼得和诺尔的舰队陷入了瘫痪，诺尔的哗变士兵甚至封锁了泰晤士河口。不过他们保证，如果法国从海上来犯，他们愿意抛开自己的不满与之作战，而且在舰队中确实没有发生明显的颠覆性行为。在政府就海军的主要要求作出让步之后，哗变立即平息了，至少有24名带头的士兵被处以绞刑。很多士兵被怀疑受到法国间谍的唆使，或者更糟——受到爱尔兰人联合会的影响。海军保家卫国的决心和能力直到10月才完全恢复——当时荷兰舰队在坎伯当被击沉，英军主力正是哗变中的舰队和船员。

其实早在这之前，当年春季的挫折和侥幸就已经使皮特向法国再次提出和解。大不列颠也许能称霸海洋，但法兰西共和国——不论它多么渎神和多么“雅各宾”——才是毋庸置疑的欧陆之王。战争已陷入僵局。在英格兰，颠覆政府的行为尚能控制，而爱尔兰的情况大不一样，法国点燃了他们的希望，他们开始招兵买马；而且各地明显出现了厌战情绪。于是，1797年6月，两国的全权大使在里尔展开和谈。法国对皮特提议的礼貌回应使后者又惊又喜。但要知道，法国的春季选举选出了很多保王党，他们希望能够和波旁王朝的海外支持者达成公平协议，以便能更平稳地复辟，他们鼓吹在和奥地利的最终谈判中也达成妥协条约。卡诺从不赞成过度掠夺，准备同意王党的意见，拿破仑则不然，他主动参与了清除统治议会(还有督政府)中的保王党和温和派的密谋。9月4日，在将卡诺和一批新任代表驱逐出公共生活的果月政变中，由拿破仑的全权代表奥热罗指挥的部队提供了军事支持。法国对奥、英两国的谈判立场立刻强硬起来。奥地利方面意识到，现在为取得更好的条件而拖延时间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因此，在《康波福米奥和约》中，这场始于1792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和约条款与《莱奥本初步和约》基本相同，就像当时拿破仑所主导制定的那样。威尼斯不复存在，被奥地利和内阿尔卑斯共和国瓜分。法国得到爱奥尼亚的岛屿，这位将军已经开始梦想盘踞整个东地中海的帝国蓝图了。奥地利现在明确承认莱茵河作为法国的疆界，但指出这其中不能包括神圣罗马帝国，因为法国人已经占领了莱茵河太多地区。为了确保这些约定，奥地利必须得到大面积的领土赔偿，而这其中的复杂问题要等到之后的拉斯塔特会议才最后敲定。意大利的“姊妹共和国”得到了承认(以前属于热那亚的利古里亚现在并入了内阿尔卑斯共和国)，比利时的归属也再次得到了认可。

最初把英国带入战争的是比利时问题，但现在欧洲大陆的情况是木已成舟，所以英国也准备承认比利时是法国的一部分。事实上，皮特已经准备好承认法国在欧洲征服的所有地区，而且为了确保和平，他甚至愿意出让英国曾从法国手中夺走的海外利益。但法国则要求归还其盟友西班牙和荷兰在海外输给英国的领土，包括去往印度的要冲——好望角，不过没有给出任何补偿条件。督政府官员们现在是欧陆霸主，他们想要的是完胜。而皮特虽然迫切希望和平，但还没迫切到如此程度。双方谈崩了，在接下来的几周中，未撤离的英军使坎伯当显得很扎眼。实际上，还没等《康波福米奥和约》上的墨迹晾干，图古特就已经开始考虑建立以奥英同盟为基础的第二次反法联盟了。但在当时，欧洲大陆获得了五年来的第一次和平，只剩下大不列颠孤军作战。

法国主政者在1792年发起战争的主要目的是强迫他们的同胞表明态度：支持革命还是反对革命。在这一点上，他们获得了自己都不曾料到的彻底成功。但是战争也逼迫欧洲其他国家作出选择：战或不战，尤其是在法国取得胜利之后。共和国曾提出过开放性的承诺——博爱团结，并帮助赞成法国的人。仅在四个月之后共和国就收回了这项提议，但国外对此毫不知情，或者说即便知道了，也不相信。法国似乎想要把整个欧洲都纳入革命，纳入共和事业中，如有必要还会采取武力。不论政府是何态度，除了流亡者，所有身在海外的法国人都鼓励当地政府效仿法国。例如，在整个1792年，西班牙的法国人对教会和国王表现出了极端轻蔑的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把马德里政府推进了第二年早期爆发的战争中。而直到1793年早期一支法国舰队靠岸检修的时候，那不勒斯的雅各宾分子才浮出水面。他们通过建立俱乐部来标榜自己对法国的支持，就像福斯特身边的少数美因茨人一样——后者在几周后热烈欢迎入侵莱茵河附近的法国军队，同样的还有在华沙和维鲁的波兰人，他们在1794年藐视了俄国，在接下来的冬天热切组织起来欢迎解放者的荷兰“读书会”。事实上，在柏克逝世的那一年，也就是1797年，当他仍在竭力防范“弑君者的和平”的危险时，俱乐部已经成为人们指控革命的新的关键词，而正如柏克在1790年所写的书中所言，这场革命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前耶稣会士奥古斯丁·德·巴吕埃尔的《雅各宾主义史备忘录》中，俱乐部的问题得到了具体表达。早在1789年之前，巴吕埃尔就是反教会的启蒙运动的敌手。他争论道，整场革命都是一个反基督、反王室、反社会的共济会阴谋，它决心要让文明重回世界。巴伐利亚光明会不过是一个更大阴谋的序曲。共济会沙龙不是一直在宣扬“自由”和“平等”吗？现在风靡全欧洲的俱乐部显然是共济会分会，他们终于公开宣布自己的目标了。通过这种方式，柏克关于哲学阴谋的提示不仅仅可以用来解释革命起源，还能扩展到整个革命，截至巴吕埃尔著作出版时所发生的更加激进的进程都能解释。于是，迄今为止很多人对1789年以来的混乱事态还是一头雾水，现在他们深深地感到了安慰，因为这一切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巴吕埃尔的观点流行起来，这给共济会带来了灾难。自从革命开始，他们就在各地备受怀疑，而在法国的革命领袖中，以及海外为法国革命欢呼的俱乐部成员中，确实有共济会会员，现在看来，这一切不仅仅是巧合。巴吕埃尔的主张在共济会的发源地英国从未得到广泛的认可，但在其他地方导致了对共济会活动的坚决镇压，那些受人尊敬且富有教养的社会成员在旧制度的平静时期成批加入共济会，现在却惊恐地抛弃了它。

如果说共济会是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已经足够糟糕了；如果它还要对革命进程负责，那就更糟糕了。因为革命者不仅对邻国发动了战争和毁灭，他们之间还存在险恶野蛮的斗争和控诉，让巴黎的暴徒控制了国家的其他人，并利用冰冷的断头台处决任何挡道的人。这一切的前景尤其让国王们和王后们感到不安，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姐姐、那不勒斯的玛利亚·卡罗琳娜怒骂道：“我真希望这个臭名昭著的国家被分裂、被消灭，颜面扫地，彻底湮灭至少五十年。我希望神罚能显而易见地降临法兰西。”[9]有些人认为神罚已经到来了。但震惊欧洲其他国家的1793年和1794年景象并不是共济会阴谋的结果，也不是任何其他阴谋的后果。很大程度上，这是1792年鲁莽发动战争的后果，而在当时人们根本无法预料1797年的胜利。

[1]　T. C. W. Blan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 London, 1986, p. 137.

[2]　Stephens, Orators, ii. p. 189.

[3]　Blanning, Origins, p. 137.

[4]　J. H. Rose, William Pitt and the Great War, London, 1914, p. 144.

[5]　B. Lesnodorski, Les Jacobins polonais, Paris, 1965, p. 88.

[6]　I. de Madariaga, Russia in the Age of Catherine the Great, London, 1981, p. 446.

[7]　S. Schama, Patriots and Liberators: Revolution in the Netherlands, 1780-1813, London,1977, p. 201.

[8]　R. Herr, The Eighteenth Century Revoluton in Spain, Princeton, 1958, p. 325.

[9]　H. Acton, The Bourbons of Naples (1734-1825), London, 1956, p. 254.

第十章 外省叛乱

尽管不少外省的联盟军参与了攻占杜伊勒利宫的行动，但是法国君主制的衰落主要还是巴黎公社起义的功劳。召开国民公会，为法国制定一部共和宪法，这一观念也在巴黎各区萌生。因此可以理解，无套裤汉自视为新生共和国的保护者和守卫者，也觉得有权判断什么才是共和国应有的价值。因此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发号施令，这也就很自然了。国民公会坐落在巴黎，它没有任何可以捍卫自己、对抗民众压力的武装力量。1792年至1793年所有的军队都驻扎在边境，而巴黎的国民卫队已经不再是那支枪杀马尔斯校场共和请愿者的武装力量了。从7月底开始所有公民都可以应招加入国民卫队，这样一来它差不多成了由无套裤汉组成的民兵队伍。8月10日以后指挥巴黎国民卫队的是酿酒工人桑泰尔，他在巴黎东部地区一直很活跃。在立法议会闭会前的几周里，面对巴黎方面咄咄逼人的态势，孤立无援的立法议会只得忍气吞声。8月30日它下令解散公社，宣布开始选举，这是它企图重整权威的唯一一次尝试，但是很显然没有人理睬，议会的命令很快就被废止了。在9月初的几周里，自称代表国家良知的无套裤汉屠杀了首都近一半的监狱犯人，议会代表只能坐视观望，无可奈何。国家代表非常了解这群性情反复的嗜血暴民，而国民公会也不见得比立法议会更有安全感。沙博以前是名僧侣，他告诫他的代表同僚：“不要忘记，是无套裤汉推选你们当上代表的。”[1]有谁会忘掉呢!但那是否就意味着应该听命于巴黎呢？代表们的意见分歧很大。在国民公会召开后历时九个月的讨论中，关于巴黎在国家事务中的地位一直是热门话题。

带头诋毁巴黎的是那些曾试图避免8月10日起义的人，还有那些在监狱屠杀开始的时候罗伯斯庇尔希望公社逮捕的人，比如布里索、韦尼奥，还有“吉伦特派”。吉伦特派曾是立法议会的代表，但是在国民公会中也有不少新代表支持他们。实际上，吉伦特派不是一个党派，也从来不是一个党派，只有他们的敌人才会有意识地这样看待他们；但是吉伦特派代表着外省的选民，在立法议会期间，最主要的几个吉伦特派成员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合作。和以前一样，他们在罗兰家中聚会，罗兰依旧是内务部长。他的那位漂亮的夫人很有野心，尽管罗兰夫人也是巴黎人，但在聚会上时常会严厉责骂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和公会里所有的巴黎代表。在吉伦特派眼里，这些人与九月屠杀脱不开干系，是有阴谋的，他们靠着巴黎人的支持，想要夺取国家权力。公会召开伊始，这些人的阴谋就被粉碎了。因为比佐提议建立一支“外省护卫队”，从巴黎以外的地区招兵，来保护国民公会。比佐是前制宪议会的代表，后来成了罗兰夫人的情人。他问：“你们不觉得我们已被一些巴黎代表软禁了吗？”[2]山岳派谴责比佐的想法是“联邦主义”，也就是说是破坏国家统一的。结果国民公会通过了山岳派的倡议：共和国统一而不可分割。不少代表都为比佐和山岳派的两个议案投了票，他们这样做也是出于不得已，因为他们不愿意卷入派系斗争。这两派的对峙既是人与人之间的，也是原则上的。“平原派”因其总是坐在议会大厅的中央而得名，他们不受坐在左边的山岳派和坐在右边的吉伦特派的派系斗争的约束。不久，平原派便发现这两派在任何一个议题讨论中都会争执不休。10月的大部分时间吉伦特派都在攻击马拉，巴黎选出了这样一位支持屠杀的代表，也有点颜面无光。马拉反复提到独裁者，吉伦特派很清楚，马拉心中所指的人就是罗伯斯庇尔。10月29日，卢韦公开谴责这位意欲独裁的“粗野无礼的蛊惑民心的政客”。12月4日，比佐提议任何主张恢复君主制的人都将被判处死刑，攻击的矛头便转向了菲利普。比佐提议的弦外之音是一旦路易十六死了，山岳派就想推举这位臭名昭著而且颇有野心的亲王登上王位。事实上与路易十六命运相关的任何事情都会激化两派的分歧。山岳派怀疑8月10日之前他们的对手其实想和国王重归于好。这一猜忌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没有证据。罗兰声称发现了铁柜，山岳派便指控罗兰偷走了与他朋友有关的文件，这类似于几年前揭发米拉波不忠的事情。1月3日投票审判国王，山岳派再一次要求议会讨论关于1792年7月间波尔多代表和杜伊勒利宫秘密通信的谣传。此举的目的就是要让吉伦特派曾提出的死刑问题需交人民批准的建议一文不值。巴黎及其各区断然决定国王应立即受刑，绝不缓期，吉伦特派的做法就是要挫败这一决定。山岳派认为全民公决的做法无异于唤起内战；而吉伦特派则回应如不让所有外省一道来决定国王的命运，这本身就会导致战火。代表也在讨论吉伦特派姑息仁慈的那些想法。在这争执不休的两派之间，投票的行为会给一名代表贴上永远的政治标签，这不仅会影响他在此后法国革命时期的各类事态中的命运，而且也会成为后世的大革命史学家分析的出发点。

战事告捷，所有的冲突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但即便是外交政策也会受其影响。迪穆里埃和现在的所谓吉伦特派一直有瓜葛，他打了胜仗，吉伦特派也很高兴。正是吉伦特派提出对那些同情法国革命事业的人表达兄弟友情，提供援助，但罗伯斯庇尔警告众人通过暴力在国外建立自由体制，到头来必然是一场空。然而布里索出人意料地变得谨慎起来，他提出国王的死刑要缓期执行，这样就不会和更多国外势力结下梁子，但山岳派嘲笑布里索胆小怯懦，他们自己抢先提出要对英国、荷兰和西班牙宣战。处决了国王，也就等于向大半个欧洲的国家下了生死挑战书，在此之后，吉伦特派和山岳派又展开了殊死斗争。现在山岳派有了一名为了他们的事业殉道的人：1月20日，前贵族、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勒佩蒂埃·德·圣法戈因为投票赞成处决国王而被一名贵族谋杀。他的遗体被安置在万神庙，这里是供奉国家英雄的陵墓，是1791年在原有的杰尼耶夫教堂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安置圣法戈遗体的时候，人们正在讨论是否要把米拉波的遗体搬出来，毕竟他是继伏尔泰之后第一个安葬于万神庙的人。现在雅各宾俱乐部已为山岳派掌控，早在10月布里索就被从这个曾让自己辉煌一时的地方赶了出去，那些投票赞成全民公决审判国王的代表在3月1日也被赶出了雅各宾俱乐部。1月22日，罗兰厌倦了无休止的对他的攻击，提交辞呈，而山岳派却没能把握机会，内务大臣一职从他们手里溜走；但是山岳派挫败了建立外省卫队的提议，也彻底否决了2月25日孔多塞提出的宪法草案，因为这个草案代表着联邦主义，也会使行政权力陷入瘫痪。

总之，山岳派觉得巴黎民众会一直给他们撑腰；但实际上在审判和处决国王的闹剧过后，首都民众关心的是一日三餐问题。2月12日，公会听取了巴黎各区派来的代表团的报告，他们要求对基本生活品实行普遍限价。请愿者用“最高限价”来指称他们的提议。公会的代表极为难得地取得了一致，全体否决了这项请愿。他们认为干涉商品的自由流通交换只会扰乱市场，并不能保证货物的充足，而且1792年12月他们已经谴责过所有经济控制的手段。即使是马拉也宣称最高限价的请愿是一种危险的误导，虽然他相信解决食物匮乏的唯一办法就是把那些囤积居奇的人以及投机商人送上断头台。然而国民公会的代表必须想办法应对首都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

在1792年整整一年的骚乱中，指券一直在贬值。到了1793年1月，指券只保有其票面价值的51%，尽管如此，指券被强行规定为法国占领地区的法定货币。而另一方面硬币越来越稀少。1792年整个秋季，军方的征用和大宗采购扰乱了许多基本物资的供给，与海上诸强国的战事又导致了海路进口渠道的封锁。西印度公司的产品遭受的打击更为惨重，所有稳定的货源都落入了英国之手。商品的价格能够清楚地反映出破坏程度。到了2月，与1790年同期相比，糖的价格已经达到原来的两倍甚至三倍，肥皂价格也翻了一倍多。其他物品像咖啡和蜡烛的价格也在不断飙升。正是因为物价的上涨，人们才会提出最高限价，2月22日与24日公会和雅各宾俱乐部再次收到了最高限价的请愿。巴黎的民众没有得到答复，于是在2月25日一哄而起，打劫了杂货店和仓库。领头的大多是妇女，民众像以前一样，按照他们认为的合理价格给商品定了价，卖掉了那些他们抢来的东西，最后把卖得的钱悉数还给了那些倒霉的店铺老板。但是明目张胆的打劫和偷窃行为要比去年更普遍。很明显，去年夏天的流血事件让暴力变得平常。2月26日桑泰尔指挥的国民卫队奉命维护巴黎秩序，但是街头的骚乱显然让公会心惊胆寒。吉伦特派谴责马拉在背后煽风点火，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山岳派则怀疑是鲁策划的阴谋，自去年秋季以来，鲁一直在叫嚣要像对待最后的国王路易一样处置囤积商人和投机分子。让·瓦尔莱是鲁的朋友，每天站在公会院墙外的一个临时演讲台上对过路人发表演讲，嗓门很大，他们被称为“忿激派”。2月25日的事件可能没有什么阴谋，但是冲突爆发的确滋生了阴谋论，在3月新生的危机中，这种阴谋论的声音被迅速扩大。

国民公会决定在去年秋天大捷的基础上再接再厉，那些服役期满的志愿兵需要替换，而此后的战争规模可能更大，需要更多的志愿军。2月24日公会下令尽可能通过自愿报名的方式，征召30万士兵，但必要时也可以动用强制手段，各省定额分配。地方当局如果觉得合适，就用抓阄的办法，招募那些在革命前就已受过良好训练、等待征召的男性青年。这种让人生厌的办法已经禁行四年了，因此公会这样的决定必然招致民怨，实际上它只招募到一半的兵力。在某些地区，民众的反对怨恨情绪更加强烈，3月初旺代省的征兵就引发了民众的暴力抵制，此后的几个星期里，这又演变为公开叛乱，民众开始反对整个革命进程。旺代的农民更是不满，因为当地身强力壮的年轻人都被政府抓了壮丁，派去了战场。农民和当局之间的冲突不断，其实这些战争与他们毫不相干。征兵的命令是由当地市镇的资产阶级官员颁布实施的，这些人因为公职在身，可以免除兵役。民众对这一点也很不满。国民卫队就是一伙身穿制服的资产阶级，他们在驻扎的地方就地入伍，可以不用去前线作战，但同时他们却是强行拉壮丁的主要力量。农村年轻人和国民卫队之间的冲突中也夹杂着骚乱。这些身穿统一制服、自诩为爱国者的人，强迫别人为他们打仗，这到底是些什么人？就是他们，在1791年的时候，赶走了未宣誓的教士，强行安插新人；就是他们，在市场上买到了上等的教会土地；损人利己的城里人总能从革命中得到好处，而周遭的农村和教会总在受罪。和平安详的过去好像很遥远了，那时候国王还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那时候教会还凝聚着人们的忠诚。在过去整整一年里，法国西部地区到处都能听到这种抱怨，无论是招兵，还是关于未宣誓教士的问题，农民和地方当局总是冲突不断。8月10日革命后，双方的情绪更稳定，共和国宣告成立后，国王成了那些爱国者反对派的新的焦点。1792年8月底，旺代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反对者，他们高呼“打倒国会，国王万岁，贵族万岁”。在这些骚乱中，贵族其实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到了1793年，叛乱分子才明确提出贵族做他们的领导，于是贵族们参加了西部的叛乱，但是在爱国者看来，所有的叛乱都是贵族领导的。

1793年3月在布列塔尼农村的很多地方也出现了暴乱，这些暴乱不仅仅是针对征兵。一名布列塔尼的煽动分子叫嚣：“我们不交税了，因为国王没了，法律也没了……让国家见鬼去吧。”[3]但是与卢瓦尔河南部地区相比，布列塔尼有装备更精良的卫戍部队。只用了一个月时间，暴动就被镇压下去了。按照2月颁布的法令，各区按照分配的定额，征召军队。所以反叛没有终止，叛乱者反而更坚决，他们用游击战的策略继续斗争，这就是朱安党叛乱，波及濒临英吉利海峡的数省，延续了十多年。而且在旺代地区，大批农民为爱国势力集中的小市镇提供补给，但当地的市镇机关早已没人办公了。虽然上层不断派来增援部队，但是面对迷宫一样的农村地形，他们显得束手无策。到了3月13日，叛乱者中渐渐出现了一些公认的领袖，其中有退伍军人斯托夫莱。他指挥着一支万人左右的部队，击退了前来镇压的有着绝对数量优势的正规部队。而且不久之后叛乱者就佩戴了圣心、十字架，还举起保王党的白色旗帜，他们的口号是：“国王万岁!我们的好神父万岁!我们要国王，我们要教士，我们要旧制度。”一名看到此幕被吓得心惊胆寒的共和党人说道：“他们就是要把爱国者赶尽杀绝。”[4]

到了3月的第二周，关于革命政府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抵抗的报告陆续传到巴黎。恰逢此时，国外也传来了坏消息，奥地利率先在比利时发动反攻，迪穆里埃向荷兰进发的部队被奥军从侧翼包抄。迪穆里埃坚持除非接到明确的指令，否则绝不撤退，但是一些代表从中嗅出了叛变的味道。因为迪穆里埃战功显赫，吉伦特派一度很看好他。但是此时他的变节也结束了自己和吉伦特派的合作。3月8日有人在公会中宣布法军部队仓皇败退，惊恐弥漫了整个巴黎。丹东得到了比利时战况的直接情报，他呼吁巴黎的志愿军赶赴北方前线，扭转战局，但巴黎并未因此恢复平静，任何人都清楚记得去年九月志愿军赶赴前线引发的监狱屠杀。巴黎的某些情况让人相信是时候清剿这座城市里那些潜伏在公会中的奸细了。一些区开始呼吁建立革命审判法庭，审理叛国贼，雅各宾俱乐部接受了这一提议。3月9日公会也接受了这一提议，并在同一次会议上规定选派代表赶赴各省，解释并加速推行战时的临时措施，这些人便是“特派员”。当夜，一股武装分子冲进一家发行吉伦特派报纸的印刷店，砸碎了印刷机，烧毁了副本。乔装打扮的武装分子好像是受到一个自称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捍卫者指使的，他也是一名记者，名叫雅克-勒内·埃贝尔，他主编的《杜歇老爹报》在老百姓中很受欢迎。次日，这些人想要组织一场全面的起义，希望国民公会逮捕所有有嫌疑的军官、大臣和几名主要的吉伦特派代表。瓦尔莱等忿激派也参与了这一活动。警钟响起，城门关闭。但是公社拒绝参与，桑泰尔召集了9000名国民卫队士兵来维持秩序。叛乱分子渐渐散去，但是所有人都清楚：这样的情况不是没有出现过，他们可以利用民众的力量清除国民公会中那些不得人心的代表。到目前为止，山岳派还不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对付国民选出来的代表；而吉伦特派却相信巴黎那些讨人厌的代表已经再次卷入到一场要屠杀他们的阴谋中，而且这些代表也是这样说的。吉伦特派担心巴黎的威胁，这渐渐演变成一种十分强烈的信念。这本来可以理解，但结果却是不幸的。

此后数周，吉伦特派一直都在痛骂这次夭折的起义，不放过其中每一个可耻的细节，而与此同时旺代和比利时的局势日趋恶化。3月12日迪穆里埃公开谴责法国对比利时的政策失误，这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怀疑。一周后，迪穆里埃在内尔温登吃了败仗，人们更加怀疑他。战役失败的原因不是迪穆里埃叛变，他却因为这次失败而叛变。他想要向巴黎进军，重建1791年宪法，把年幼的路易十七扶上王位，但是他的部下不愿和他一起行动。4月6日迪穆里埃仓皇逃入奥军阵营，而在此前两周，他的不忠行为已是众人皆知了。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不受这次危机的影响。吉伦特派因与这位叛国者牵连甚多，也遭到了人们的怀疑；像丹东这样的山岳派的主要代表还是不愿意放弃最后一线希望，他力劝迪穆里埃回心转意，但徒劳无功，自己反倒受到了牵连。但是应付危机的建设性意见还是由山岳派提出的，虽然国民公会里不少山岳派的支持者已经作为特派员去了外省，仍有很多代表投票支持山岳派的举措。新举措包括3月21日在全国设立监察委员会，监控外国人和嫌疑犯的活动；新成立协调委员会，对备战实行更有效的立法控制。

君主制瓦解后，行政权力归属到一个由各部长组成的委员会名下，但是每一名大臣与公会里的某一专门的委员会之间又有点权限不明。1月1日治安委员会开始负责协调这些问题，但这个委员会庞杂臃肿，缺乏效率，同时3月的危机让人们觉得有必要寻找一个更强有力的组织。于是25日在代表贝特朗·巴雷尔的建议下，由25名代表组成的救国委员会成立，取代了治安委员会的位置。巴雷尔总能天才般地设计出折中办法，因此而声名鹊起。4月7日救国委员会开始工作，成员减为9人，每月改选一次。巴雷尔被选入救国委员会，成为任职时间最长的委员，而罗伯斯庇尔怀疑委员会的价值，拒绝参选。在起初的两个月里，丹东作为委员会的智囊，力图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协调周旋，以期共渡国家危难，但他的苦口婆心没有人愿意接受。

山岳派希望设立革命法庭，用于对付他们眼中一直在阻挠备战的巴黎的宿敌。然而吉伦特派却认为革命法庭是一把双刃剑，正是他们在4月1日建议取消代表的逮捕豁免权。做到这一点以后，对于他们来说攻击那位最有影响的雅各宾派成员的道路就畅通无阻了，而一些山岳派的同僚在较为冷静的时候也觉得他是个负担。此人就是马拉。

4月5日，作为雅各宾俱乐部的主席，马拉签署了一份公文，向外省求援，保护巴黎，抵御公会中“该受天谴的阴谋集团”，试图策反那些被吉伦特派视为自己拥护者的人。吉伦特派指控马拉的行为是在侮辱公会，4月12日他们将马拉告上了法庭；山岳派的代表因为出巡外省，支持马拉的人很少，因此吉伦特派的控诉压倒性地获得通过。看到自己的英雄受到了攻击，巴黎有33个区作出回应，他们号召将包括布里索、所有波尔多人和佩蒂翁——自从君主制垮台他就不再是激进分子了——在内的22名代表赶出公会。雅各宾俱乐部和公社都签署批准了这个号召，旋即又收回，因为这项号召受到了罗伯斯庇尔的谴责，他不愿看到国家代表受到威胁。无论如何，4月24日革命法庭宣告马拉无罪，当他走出法庭的时候，便被欣喜若狂的无套裤汉扛在肩上，抬回了公会。此举意在标榜他们的胜利，他们已经报仇雪恨了。

在针对马拉的指控中，有一条罪证是2月杂货店遭劫的次日，马拉在他主编的报纸上煽动民众自行去惩罚那些囤积者和投机倒把分子。从去年9月之后，马拉的报纸就改名为《法兰西共和国报》。现在马拉无罪释放了，巴黎各区更是信心倍增，他们再次对政府施压，以求解决经济问题。其实在马拉受审之前，他们已再次呼吁控制面包和谷物价格，而吉伦特派谴责民众不懂经济学。2月份山岳派还在捍卫自由市场，现在他们却沉默了，这是个不祥的预兆。实际上，山岳派在2月底就已经彻底改变了方针，支持限价要求，当时就引来国民公会的公共走廊里的一片欢呼声。4月30日吉伦特派宣称议会驻扎在巴黎已经很不安全，需要将会址迁往凡尔赛。他们觉得如果强制推行限价，必将爆发经济危机。这样的事情在5月1日果真发生了。圣安托万郊区8000名示威者围攻议会，宣称除非面包的价格得到控制，否则他们就不离开。那天双方僵持不下，谁也不肯让步，由于政府害怕局面变得不可控制，便于次日通过一项法令，为面包和谷物限定了最高价格，而且规定地方当局在搜寻和征购粮食方面拥有很大的权力，这项法令在第三天便颁布实施。山岳派公开支持这项措施，这成为一个转折点。他们认识到即便是在反对吉伦特派这一件事情上，要得到巴黎人的支持也是有条件的。一名政治间谍在给内务部长的报告里这样写道：“需要民众，就不能和他们对着干，雅各宾派很清楚这一点。”[5]

任何人都很担心，即便在巴黎，征兵也很不顺利，更不用说外省的情况，由此引发的骚乱范围肯定不只限于西部地区。弗朗什孔泰、朗多格西部和诺曼底这些偏远地区也传来了因抵制30万征兵令而爆发骚乱的报告。更令人担心的是春天一些主要的外省市镇渐渐脱离了中央的控制。

在这其中，首先动摇的是马赛，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因为自1789年以来，这座地中海重要的港口城市一直是激进主义的代名词。无套裤汉依然满怀敬意地记得1792年英勇好战的马赛联盟军挺进巴黎的情景。但是从很多方面而言，马赛的激进主义只是少数生活在保守内陆腹地、精力充沛的活跃分子的作为，而他们的周围都是一些不愿将精力和财富浪费在爱国事业上的商人。这种孤立的境地使得当地雅各宾俱乐部的激进分子控制了马赛的政治权力，1792年8月他们更是违抗立法议会，擅自将本省行政中心迁出艾克斯。就这一立场而言，他们一贯对富人嗤之以鼻，即使在西印度公司的骚乱以及与海洋诸国关系恶化威胁到城市商业基础时，他们依旧如此。很多坚定的革命支持者都入伍参军，离开了马赛，这让马赛的雅各宾派更为焦虑，而保王派的阴谋又如漫天乌云一般久久不散。巴黎成立革命法庭的消息传来后，马赛的雅各宾派认为这是他们成立自己的革命法庭的信号，他们也下达了全面解除武装的命令。因为各项革命监察活动的开展急需资金，他们便强制对富人征税，而且将这一措施推广到周围的农村地区，并向内陆小城镇中那些受困的俱乐部提供援助。马赛雅各宾派的一名代表说：“资产阶级就是继贵族之后，最无情盘剥压榨民众的阶级。”[6]但实际上局势不久就明朗了，民众想要团结在那些被雅各宾派激进分子认定为压迫者的周围，来反对雅各宾派。马赛的32个区出现了联合抵制运动。曾经作为雅各宾派阵营的各区议会，到了1792年冬天有不少码头工人加入，他们的生计问题受到经济危机的威胁。在这一点上，批发商人情况一样。所有民众和商人有一致的目标，在他们看来这个城市遭受的磨难都是因为雅各宾派，这不仅是地方性的问题，更是全国性的问题。3月公会派来的山岳派特派员抵达马赛，认可了当地雅各宾派做的所有事情，结果激起了各区肆无忌惮的抗议。他们依照去年8月巴黎的模式，成立了一个核心委员会，防止武斗进一步恶化。他们取得了成功。4月27日，在“一小撮纨绔子弟无法无天的日子该结束了”的呼声中，[7]特派员代表只身逃离马赛，也顾不上雅各宾俱乐部里的拥护者，只能让他们听天由命。考虑到蒙特利马尔的安全，特派员宣告马赛已是反革命的城市。实际上这只是派系之间的混战，核心委员会用了三个多礼拜才将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全部逮捕。但是在巴黎眼里，马赛已经叛变了，已经支持联邦主义，反对这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

的确，马赛雅各宾派的倒台加剧了南部地区局势的动荡。激进派从去年夏天以来就一直控制着这片地区，但现在却遭到了民众的抵抗。而且同样的情况也在艾克斯、阿尔勒和阿维尼翁等地方复苏。在尼姆，两个俱乐部一直都有摩擦，结果较为温和的一派开始向本市各区寻求援助，以此来抵抗另一个渐渐向巴黎激进派靠拢的对手，5月20日尼姆市的12个区自行宣布进入永久会期。实际上，面对从春天开始的这场全国性危机，整个南部地区的雅各宾俱乐部的极端作风在早已接受了共和国成立和处决国王的人中也激起了强烈的抗议。年轻的共和国经受着来自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声势最大、最具威胁的抵抗。

丝织业是里昂手工业的基础，革命爆发后，这一行业便陷入了危机，而1789年以后发生的各类事件更使其进一步恶化。丝织品本是奢侈品，但是那些革命前的老主顾很快就认识到炫耀在这个新时代是很危险的，因此丝织品的需求大幅缩减。战争也削减了海外市场的需求，同时萨沃伊供应的原材料也受到了影响。1792年控制巴黎的那些提倡艰苦朴素的共和派对奢侈品行业的困境深表同情。罗兰遭到了山岳派的指摘，1784年到1791年之间他生活在里昂，也一直是这座城市的捍卫者，但即便如此，巴黎的激进分子也没有多少人对这地方抱有好感。正如马赛的局势一样，里昂的地方显贵都不愿卷入政治混乱的新世界中，1792年9月的抢粮骚乱以及民众的限价运动持续了一周未能平息，里昂的市府官员信誉扫地，到了11月，约瑟夫·沙利耶领导的雅各宾派的积极分子趁机接管了地方政府。他本是一名手工业者，神志有些错乱。实际上，沙利耶领导的这伙人只不过是照搬巴黎雅各宾俱乐部的那一套做法，想方设法要保证足够的廉价面包，但面临着缺钱与距离城市较远的供给网络破坏这些困境，此外还总有人说要为东南边陲的驻军提供充足的补给，所以他们的尝试都失败了。5月，巴黎颁布了最高限价令，但很明显这份最高价目表无法在里昂实行，因为这里的面包价格要比巴黎高出三分之一多，所以在整个5月，里昂人都为基本物资的供给问题担忧。5月21日局势再度恶化，民众洗劫了仓库，一群妇女将军需品抢出，按照她们觉得合理的价格抛售。于是，国民公会将派往阿尔卑斯山前线的军队调至里昂，消息传来，里昂各区和市府马上开始对峙。各区都很清楚，最后肯定由当地的雅各宾派控制军队，而到目前为止，他们还不能动用强制武装力量。各区都害怕屠杀，如果屠杀发生，他们只能调动归他们控制的国民卫队。5月28日罗讷-卢瓦尔省省府不顾里昂市府的反对，对国民卫队下达了战斗号令。第二天，国民卫队袭击了里昂市政厅，推翻了雅各宾派主掌的市府。现在，里昂也公开反对国民公会了。

与此同时，西部农村的骚乱也愈演愈烈。3月19日国民公会颁布法令，凡是持有武器的叛乱者一经捕获，即判死刑。但叛乱者还是无所顾忌，他们接连攻下旺代省高地地区的数个市镇，而且借每一次胜仗为他们的队伍补充新鲜血液。1793年整个春天，大概有4.5万人加入天主教和保王党的军队，他们此时就是这样公开称呼自己的。而共和国眼下只能征到1.5万到1.6万人的部队来对付他们，而且其中有作战经验的成员很少，对于即将面对的那种类型的战争毫无经验。旺代军能从本地获得补给，而且一旦被发现，他们能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对“蓝军”(现在共和国的军队就叫这个名字)来说，唯一保险的办法就是聚在一起，大部队作战。当叛军来袭的时候，“蓝军”根本没有办法守住那些重要据点。5月25日丰特奈扬言要打通通往海洋的道路，因为从那里他们能得到英国的援助。6月7日叛军攻下了杜埃，向北一直推进到卢瓦尔河地区；6月9日他们抵达了卢瓦尔河，攻下了索米尔，赶走了巴黎国民卫队的指挥官桑特尔，而桑特尔带领一营的爱国志愿兵，在三周前才抵达旺代。

所以在1793年3月爆发的共和国的新危机，到了5月已经是十万火急。各条边界上的军队纷纷内撤，形成了一片新的内战区域，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叛乱旺代”，公会渐渐失去了对主要外省市镇的控制。巴黎政治家的对策无异于负薪救火，局势继续恶化。

在最高限价投票之后，巴黎马上出现了一种支持吉伦特派的迹象，这出人预料。5月1日公社规定了一项特别的额外征兵令，招募士兵赶赴旺代参战。这个命令吓坏了那些有钱人，因为之前专门向他们征收的战争税已经威胁到了他们的财产，更不用说那些包括最高限价在内的控制物价的措施了。这项税是3月9日颁布的，但还没有实施，由于得到国民公会里佩蒂翁的支持，年轻的纨绔子弟控制了几个区的议会，谴责公社的“群众专制”。这群涂脂抹粉的纨绔子弟很讨厌蓬头垢面的无套裤汉的政治作风，他们在香榭丽舍大街游行示威，要求把马拉送上断头台。在国民公会里，吉伦特派发言人吵闹着要谴责那些用来对付这些纨绔子弟的措施。山岳派本来有能力赢得公会的一致投票，击败吉伦特派的辩才，但是越来越多的山岳派，以及本来支持他们的代表都作为特派员出巡外省，也就无力还击吉伦特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山岳派最终改变了想法，打定主意要清洗公会。

这至少要从3月10日那次失败的事件说起。3月29日来自27个区的代表在原大主教的官邸集会，讨论一致行动来“拯救国家和自由”；4月15日33个区签署了一份列举最先要被清洗的人名名单。但是直到一个月后，他们才开始落实明确的行动计划，而吉伦特派在几个小时内便已经获知了所有内情。5月16日他们在公会中谴责这些想要清洗公会的人。两天后，人们呼吁如果国民公会在巴黎已经失去了自由，那么有必要设立一个履行实权的“非正式的公会”，并迁往布尔日。最后公会同意设立一个十二人委员会，调查巴黎公社起义的活动。提出这个建议的是巴雷尔，而不是吉伦特派，但是5月20日出席公会的代表不多，选出的十二人委员会中有几人是吉伦特派的，而山岳派却一个也没有。委员会审讯市长帕什，调查各区的登记簿，四天后，终于找到了想要的证据。十二人委员会建议在国民公会四周增派驻防的国民卫队，并在晚上十点关闭各区议会，另外下令逮捕那些被认为谋划起义的人，其中包括瓦尔莱和埃贝尔。因为在一期《杜歇老爹报》上，埃贝尔用激烈的言辞煽动无套裤汉消灭吉伦特派“这群阴谋推翻公会的叛国贼”，公社派出代表提出抗议。伊斯纳尔时任国民公会的主席，他言辞激烈，态度坚定，毫不理睬公会的抗议。伊斯纳尔说：“如果这样的起义一再爆发，那么国家代表就会深受其害，我代表法国人，告诉你们，巴黎也会荡然无存。”[8]马拉抗辩说伊斯纳尔简直让议会丢尽了脸，但是伊斯纳尔毫不顾忌这份指控，继续说道：“不久以后，人们就只能沿着塞纳河畔寻找巴黎的遗迹。”

这只不过是危言耸听，并没有实际效果，但是这让人想起了去年8月布伦瑞克的可怕威胁，巴黎人被激怒了。几周来，吉伦特派都在暗示要动用外省的力量，报复巴黎对国民公会的攻击。就在伊斯纳尔慷慨陈词之前，来自马赛的一名代表就已经因为谴责山岳派而被审讯。来自其他外省城市，诸如吉伦特派的大本营波尔多，以及里昂等的不祥谣传也开始传到巴黎人的耳朵里。这些抗议并不是由吉伦特派煽动的，但是这些冲突在巴黎某些区蔓延开来，另外起义者也相信他们的时间不多了。罗伯斯庇尔虽然很清楚威胁这些国家代表的危险，但他也认识到国民公会的僵局必须依靠外在的力量才能打破。5月26日，在雅各宾俱乐部，罗伯斯庇尔“邀请人民”来反对公会里的“腐坏代表”，他明确宣称要用起义来对付这些人。所以他们首先要摆脱十二人委员会，紧接着在5月26日深夜，起事各区的代表在一场闹闹哄哄的会议之后，冲进了国民公会的会议厅，打成一片，没有回家的少数几名代表只得投票解散了十二人委员会，他们也已经精疲力竭了。之前被逮捕的瓦尔莱、埃贝尔等人获释。两天后，十二人委员会又复职了，但是当委员会无法审讯委员会主席的时候，马上又被解散了。是否应保留十二人委员会的讨论还在继续中。如果继续保留委员会的话，那么其职责是什么？当最后一场可怕的暴动降临到他们头上时，代表们还在讨论这些问题。

暴动发生于5月31日的凌晨，瓦尔莱以坐镇大主教官邸的起义委员会的名义敲响了警钟。天刚破晓，起义者就已经解散了公社，又自行下令重建公社，关闭城门，搜捕嫌疑犯。前一天晚上，因为桑特尔不在，所以昂立奥担任了国民卫队指挥官一职。昂立奥先前是名文书，后来却投笔从戎。在起义的这一天，无套裤汉没有马上响应战斗号令。不久后问题就清楚了，不管起义委员会和公社先前如何商量，他们在后续问题上的分歧都很大。瓦尔莱想要解散整个公会，而一些人只是想要逮捕4月15日那份名单上的22名代表。还有一些人，包括公社的检察官肖梅特在内，希望谨慎行事，他们只是想要解散十二人委员会，恐吓吉伦特派采取更温和的措施。但是面对聚集在公会外面的民众，受到恐吓的代表的反应却让起义者失望了。他们开始调查这次起义，毫不费力就得到了一张诉状，这样就绕过了救国委员会，自己下达逮捕令。很明显，他们感觉到了对立双方内部的分歧，因此拒绝投降，还扬言威胁要外省来复仇。到了这个时候，罗伯斯庇尔才提出要弹劾那份名单上的人。起义者最后只是解散了十二人委员会。

面对挫折，起义委员会的决心更加坚定，他们要永远赶走公会中的敌人。6月1日里昂的雅各宾俱乐部被推翻，而洛泽尔省又发生了叛乱，旺代战事失利。这些消息传来，让他们更加坚定不移。吉伦特派长期以来挑唆的外省复仇看似到来了。山岳派觉得若要避免内战，必须立即把那些煽动内战的人赶出国家代表的队伍。所以人们一致认为，要在第二天，也就是周日，再次对公会施压，而那天正好是无套裤汉的休息日。周日清晨，公社派出代表，再次要求逮捕30名代表。当这份请愿递交到救国委员会时，又响起了一片欢呼声，要求签署关于请愿的报告。这一次起义者部署了周密的计划，争取做到万无一失。前一天晚上，昂立奥派了他的人，进驻公会周围的几个重要据点。国民卫队大约有7.5万到10万人，另有数千名旁观者也加入了守卫的行列。代表没有任何机会逃出议会大厅，一些代表想要逃走，马上被昂立奥和手持马刀的卫兵拦住，只得返回；巴雷尔拒绝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交出榜上有名的代表。但到此时，局势已经很清楚了，除非公会投降，否则包围公会的武装力量是不会散去的，公会别无选择。因此，当天晚上，公会下令逮捕29名代表——除两名代表之外，剩下的都是4月15日名单上的人，而其中大部分是十二人委员会的成员。在同一份逮捕令上，还有两名大臣的名字，此外罗兰和他的夫人也是公社的目标。很多代表并没有参与关于这份逮捕令的投票，显然他们不愿意被迫去威胁国家代表。像以往一样，山岳派更为现实，他们知道自己别无选择，便投票赞成逮捕代表，希望能让公会避免陷入更加糟糕的局面。山岳派清楚，从此以后，他们便是国民公会中无可争辩的主宰者了。

赶走吉伦特派，既不意味着一派政党的瓦解，也不是推翻政府的行动。但是旁观者却这样看待问题，那时如此，后来也是。当他们试图透过这番迷惑人的花言巧语和指摘非难来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也就不会将清剿吉伦特派看成是瓦解政党或是推翻政府的行为。政党这个观念和这一代人的思想格格不入，他们深受卢梭的影响，寻找代表尽善尽美的公共意志。在皮特统治的英格兰，虽然议会制传统悠久，但是福克斯仍发现让英国语文学会的大部分会员相信政党值得尊敬，完全不同于钩心斗角、争权夺势的朋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吉伦特派和山岳派都说对方是政党，但这也只是比较随意的说法。尽管如此，两派都会竭力否认对方的指控。在所谓的吉伦特派中，布利索、罗兰和其他波尔多代表的朋友圈之间肯定有重叠，这毫不奇怪，但是他们之间却从未有过一以贯之的合作关系，而且投票上也鲜有一致。只有当吉伦特派中的22名代表上了清剿名单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才像是事先计划好的一样统一。吉伦特派的形成靠的是不妥协的革命精神：不管发生什么，绝不损害1789年的各项原则，这才是他们的态度。正是出于这种精神，他们毫不在乎与整个欧洲为敌，而当战火蔓延开来的时候，抵制限价的要求也是基于这种精神，因为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明白限价必然导致经济灾难。同样他们坚持认为重大问题，诸如决定国王生死，必须征求全法国人的意见，这也是在坚持捍卫1789年的原则。总之，这种精神抵制了一个由九月屠杀的共谋者掌控的首都的独裁统治。国家主权的代表们绝对不能受制于无套裤汉那种反复无常、凶残暴虐的念头，也绝不能听命于像马拉和埃贝尔这些总在迎合无套裤汉的嗜血成性、毫无责任的煽动者。

国民公会中不少代表也有同样的观点。局势较为缓和的时候，这些观点一般不会遭人谴责，但是现在不太平，而且肯定有很多实际情况是吉伦特派不愿意面对的。没有了巴黎，共和国也就失去了根基，而国民公会本身也就不复存在。虽然掌控首都巴黎的那些力量令人讨厌，但是议会只有安安稳稳坐镇巴黎，并和这些势力携手共事，才是明智之举。对议会来说，还有什么地方能比巴黎更可靠吗？这就是山岳派的立场。吉伦特派脑筋死板，不愿妥协让步，也不愿审时度势，从实际出发。山岳派的核心力量是24名巴黎本市的代表，他们一直都比吉伦特派更像个政党，而且在处决国王、颁布3月紧急措施、颁布最高限价，甚至减缓先前为了寻求自由而无限制向别国人民输出援助的措施的这些重大问题上，他们常能争取到国民公会中的多数票，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而吉伦特派唯有在大部分代表缺席的情况下才能取胜，故而这种胜利并不长久。虽然他们的口才远胜山岳派，但是很明显吉伦特派没有能力控制国民公会。

因此吉伦特派也不是一个政府，从1792年8月到1793年6月间法国并没有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政府。行政活动靠的是内阁和国民公会几个委员会之间的协作，而这些组织都不受吉伦特派或山岳派的控制。但是就在同一时期，尤其是在1793年3月以后，政府的权力有了实质性的拓展，至少表面如此。颁布征兵令、设立革命法庭、颁布最高限价法令、按照救国委员会的形式设立的战时内阁雏形，这些都可以看成是政府权力的拓展。尤其是特派员体制，从1792年秋天开始，政府不定期地向发生骚乱的地区派遣专员，1793年的春天，在41组外省中，这些专员成为常设机构，他们是由议会其他代表任命的中央权力的全权代表，负责法令的落实以及处理战时的紧急事务。国民公会曾一次派出多达130名该类身份的专员代表。在这几个月里，这些人实际上是法国的治理者，他们由国民公会赋予全权，可任意使用。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回到巴黎时，他们会和山岳派站在一条阵线上，外管省的经历自然会强化这种倾向，因此到了1793年初春的时候，共和国倒有点像是山岳派主导的政府。而只有当这批代表出巡外省的时候，国民公会里的吉伦特派才有点声势。吉伦特派的主要发言人被赶走并不意味着山岳派就掌控了国民公会，只是在审判国王以后，国民公会的控制权才有了明确的归属。

为什么要将吉伦特派全部赶出国民公会呢？所有参与5月31日和6月2日事件的人并没有一致的目的。无套裤汉的想法是不惜一切代价让敌人闭嘴。在他们眼里，这些吉伦特派将爱国的巴黎人说成是无政府主义者、嗜血狂、九月屠杀者，还三番五次地怂恿外省进军首都，摧毁巴黎，自己绝不能向这些人妥协让步。山岳派则害怕如果巴黎再这样内斗不休，国民公会便会遭殃。瓦尔莱、鲁以及忿激派并不信任代议制的政府，他们不断地重复这种观点。因此，直到最后一刻，丹东等主要的山岳派还在恳请吉伦特派停止攻击巴黎，也不要煽动他们背后的势力。此外战争还在继续，而且不太顺利。此时并不是煽动外省复仇、挑起内战的有利时机。如果吉伦特派愿意解散十二人委员会，那么起义可能就失去了借口，不少人的确是这样想的，而且也产生了这样的期望。但是吉伦特派不愿妥协，虽然他们和巴黎的矛盾还没有危及公会的存在，但已经使所有的公共事务都陷入了瘫痪。公会里大多数人是实事求是、经验丰富的，面对这样的威胁，虽然勉强，但也决定牺牲一些同伴。这样的选择到底利大还是弊大，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清剿吉伦特派的消息对波尔多的打击好像最大。深受加勒比海动乱和英国封锁的双重困扰，数年前还是欧洲第二大繁忙港口的波尔多已经没有理由再接受革命的进程了。然而，1791年吉伦特省已经派出了一批颇有口才的激进分子前往立法议会，像韦尼奥、让索纳、加代，两年后这些人又当选为国民公会的代表。波尔多也不乏支持山岳派的人，他们的据点就是与巴黎的雅各宾派有密切联系的国民俱乐部。但是控制波尔多政治生活的却是与雅各宾派作对的自由之友俱乐部，在这里吉伦特派的代表掌控了政治先机，他们的原则是“坚持和强化宪政与自由，讨论所有与公共福祉和社会安定相关的问题”。[9]波尔多有28个区，其中大部分为自由之友俱乐部所控制。1792年的整个冬天，自由之友与他们在巴黎的代表来往密切。1793年3月他们甚至成功关闭了国民俱乐部，早在1月份时，他们就在商量要往巴黎派驻外省联军，以确保公会不受侵害。5月5日，韦尼奥万不得已，才接受最高限价，他认为是时候采取正面行动了。他写道：“吉伦特的居民们，站起来吧!国民公会势单力薄，就是因为没有人支持它。支援它吧，抵制所有威胁它的复仇怒火吧……机不可失。拿出你们的力量吧，平息内战，让和平重新降临。你们伟大的榜样必为后人敬仰，美德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10]波尔多各区作出回应，准备将国民公会从那令人恐惧的威胁中解救出来。但是与马赛和里昂的情况有所不同，直到6月2日清剿吉伦特派的消息传来，波尔多才采取行动。在清剿的名单中，有5名是波尔多的代表。即便到了那个时候，仍需来自别处的报告和采取集体行动的催促，他们的作为才不仅限于口头抗议。6月7日当地成立了“救国民众委员会”，宣告波尔多背叛了那个内讧纷争的国民公会，直到所有被清剿的代表复职。委员会反复在市民中散布反山岳派的宣传，同时也向那些他们认为已经做好反抗准备的城市派驻代表，这其中包括那些因反对巴黎统治而成名的城市。他们带去的信息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敦促外省应该联合推选布尔日作为非正式国民公会驻地，这个建议是吉伦特派代表在被压制前提出来的；另一方面，他们强迫所有不承认被清剿的国民公会权威的地区征召志愿者，进军巴黎，恢复宪政政府。因为得到密报会得到军队支持，他们很乐观，以为能召集8万人。6月14日当地宣告成立外省联军，其中有来自吉伦特的1200人。

马赛和里昂早已起义叛变，此时因为波尔多的局势而更受鼓舞。马赛和里昂的反雅各宾派情绪由来已久，而且两地早有合作：里昂起义军首先往罗讷省派出代表，与马赛人合作，他们抵达之时恰好听到来自巴黎的消息。马赛重新成立了民众法庭，在5月15日违抗国民公会的法令。这一法令压制了先前的一个民众法庭，而这个法庭是迫害整个罗讷河口省的山岳派同情者的。6月12日马赛正式宣布自己“以合法的身份反抗压迫”，并宣告成立“外省联军”。外省联军高呼“统一而不可分割共和国，尊重人身及财产”的口号，向巴黎开进。7月初部队抵达阿维尼翁，并占领了这座城市。7月24日，在罗讷省的另一端，里昂也紧随波尔多设立了民众法庭。该法庭下令征召约1万人的外省联军，最终却只有4000人。7月中旬，公会宣布里昂叛变，并建议所有忠诚的市民离开这里，于是新成立的里昂当局处决了沙利耶，断头台的铡刀很钝，落下四次后，沙利耶才身首异处。

其他南部城市此时也被卷进来了。6月11日蒙彼利埃所在的埃罗省省议会下达征兵令，进军巴黎。虽然图卢兹和格勒诺布尔两个城市都靠近敌军袭来的边界，但忧心忡忡的地方市府最后都拒绝了成立布尔日公会以及外省联军的提议。土伦在听到6月2日的消息之初还是很平静的，但是到了7月中旬就爆发了针对国民公会权威最危险、也可能是最持久的挑战。马赛也一样，1792年夏天以后土伦也由亲山岳派分子控制，7月他们屠杀了一批地方官员，控制了这个地方。这些人上台并不是各区的功劳，因为自1792年秋天各区就已经不再集会了。但是临近马赛的几个区在1793年春天成了推翻雅各宾派的排头兵，土伦的反雅各宾派也组织了要求重开区议会的运动。与大英帝国及西班牙的战事让土伦的港口工人苦不堪言，他们和来这儿务工的外地人已经没什么两样，而且他们的工资是用指券支付的。此时指券一再贬值，所以他们普遍对国民公会失去了信心。和马赛的码头工人一样，在当地显贵与雅各宾平等派的冲突中，他们就是现成的后备力量。如果雅各宾派想要动用武力，阻止重新召开区议会，只会让人们把他们视为去年夏天的暴徒。所以不管用什么办法，雅各宾派总归要倒台。7月13日土伦各区重新开始集会，7月14日选出了一个全体会议，协调各区的行动。三天后，总委会关闭了雅各宾俱乐部，逮捕了主要成员，随后解散了市议会。土伦像马赛一样建立了人民法庭，一个夏天就判了30多人死刑，其中大多数是有名的雅各宾派的支持者和活跃分子。7月15日总委会甚至逮捕关押了两名特派员。与其他南部叛乱城市不同，土伦的宗教活动有了复兴，而且背后有市府当局的支持，但是叛乱的社会原因和其他地方没有区别。8月恢复的各区宣布：“我们想要享受我们的财产，我们的自由，以及我们在和平时期辛苦劳作的果实，但是那些一无所有的人让这一切都成了泡影。”[11]不是所有反对雅各宾派的叛乱都发生在卢瓦尔河以南，地处边远、靠近瑞士的汝拉省也是成立外省联军的地区之一。临近的几个省纷纷效仿，尽管他们酝酿向远方的巴黎进军的计划根本没有实行。布列塔尼和诺曼底违抗中央行动的爆发更有威胁，因为这两个地方离巴黎更近，离旺代保王党的叛乱地区也更近。直到5月25日，在雷恩开会的伊勒-维莱讷省省总委会宣布它希望存在的是一个统一的共和国，“而不是罗伯斯庇尔，也非葛瓦代，不是丹东，也不是让索内；不是山岳派，也不是平原派；不是诋毁神圣的人民代表的任何派系朋党”。[12]

但是，那些一周前被赶出国民公会的人，其中有伊勒-维莱讷省的代表朗瑞奈，一周后他们就决定成立外省联军，进军巴黎，解救朗瑞奈和他的同僚。布列塔尼半岛的其他外省也起而叛变，支援他们。菲尼斯泰尔省的坎佩尔市查禁革命法庭，各区协调行动，要求建立布尔日临时公会。此外，所有人一开始都想与诺曼底的卡尔瓦多斯省的叛乱者联合。在5月31日听闻十二人委员会遭解散的消息后，卡昂市府谴责国民公会。6月9日，本地宣告叛变，他们抵抗前来镇压的部队，并逮捕了两名在本省监控沿海防务的特派员。叛乱分子向地方军事指挥官温普芬求援。温普芬态度很积极，但是他并不出名，是个保王党，也很可能是个英国间谍。6月30日卡昂成了“抵抗镇压中心委员会”的总部，宣称既代表布列塔尼半岛的六个省，也代表卡尔瓦多斯省。此时温普芬接受了武装指挥官的任命，这支武装力量已超过3000人。此外，叛乱的各股势力也因为6月9日被大批放逐的吉伦特派代表的到来而士气大振。6月2日针对这些代表下达的软禁令形同虚设，比佐、卢韦以及佩蒂翁等人相继出逃。起初，一些富有的卡昂人把这些人当作偶像。但好景不长，这些人发现，虽然自己好吃好喝地供养着这些吉伦特派，但是他们并没有变成保王党，因此这些卡昂人很快就冷淡下来。佩蒂翁说得不错：“他们打心眼里都讨厌山岳派，但他们对共和派也没有好感。”[13]这就是困扰巴黎人的所谓联邦党叛乱的内讧，这场叛乱必将走向覆灭。但是这些问题起初并不明显，至少从巴黎人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他们认为1793年6月法国大部分地区都叛变了国民公会，人人都说83个外省中有六七十个都在反对中央权威，历史学家也常常不加批判地接受这种说法。虽然各个叛乱中心的主张都类似，但是他们的利益有所不同。只要稍微清醒一点，就不会人云亦云，听信这种谣言。7月31日，对最细微的反抗活动都十分敏感的国有财产管理处官员认为负隅顽抗的只有8个外省。然而这个国家的第二大、第三大和第四大城市都坐落于反抗地区，所以很难使人不理会联邦党叛乱的威胁，因此也容易使人对局势产生误解。

然而，虽然联邦党人看起来是要瓦解这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不论是哪里的叛乱者都认为巴黎贿赂拉拢其他地区当选的代表，分裂共和国。1789年的革命曾经是反对集权的，而集权是波旁王朝的手段。1791年宪法未能扫荡专制，国民公会便由此而生，宗旨是要强化，而不是放弃1789年的原则，尤其是应赋予地方更多的自治权力。但实际上被派往外省的特派员尽管代表着体现国家主权的国民公会，但其权力很大，成了新的督办。而国民公会也只不过是巴黎各区大批“嗜血者”“无政府主义者”的人质。如果“联邦党”愿意分离共和派，保王党是很乐意助他们一臂之力的，但“联邦党”并不是这样想的。正如西南地区的一名指挥官在6月5日报告波尔多局势时说的：“我觉得这些人好像不想卷入巴黎人的事情，他们更像要捍卫自己的自由，捍卫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富裕……他们不想要国王，他们想要共和国，但那是一个富足而安详的共和国。”[14]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共和国就能免于战火，联邦党人不只是对在无套裤汉掌控下当选的代表不满，他们更不满于政府在那年春天财政匮乏时期采取的措施，尽管任何政府都可能这样做。征召并强化警力、控制市场、强行借贷等措施，不管是已然落实的还是政府扬言要采取的，在多年的动荡之后接踵而至，而这些动荡之所以被容忍，仅仅是因为人们对安宁的幻想。各个边关要塞则屡遭敌军骚扰。不管会遭受什么损失，和一无所有的人比起来，有钱人总能熬过这些劫难；但是1792年夏天之后，积极公民和其他公民之间已经没有区别了，这似乎把在紧急情况下强化的权力交到了那些最没有财产可以失去的人手中。马赛、里昂和土伦被围困的雅各宾派都相信只要威胁有产者，就可以维持君主制垮台后得来的权力，这实在很草率。同样，他们也希望得到山岳派的支持，并且相信这一定能实现。但同样肯定的是，那些反对派的人必然转而反对另一派。虽然富人用行动作出了表率，但这并不是他们的专利。没有普通老百姓的支持，“联邦党”根本不可能掌控局势，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对老百姓来说，雅各宾派带来的就是动荡不安，通货膨胀，以及物资短缺。对于这些，百姓当然心怀不满，怨声载道，实际上巴黎的无套裤汉也是一样，这实在很具讽刺意味。与旺代和布列塔尼的农民比起来，他们也不见得就愿意披甲上阵，去和那些毫不相干的敌人作战。更有意思的是对于他们支持的抵抗运动来说，这种消极态度是致命性的。“联邦党”最惨痛的失败是外省联军的悲惨经历。如果说在马赛能召集到一支3500人的队伍的话，那么波尔多顶多能征到1200人。第一批布列塔尼志愿军在抵达卡昂，于村庄行进时，本想吸收一支诺曼底的队伍。结果愿意继续前进的只有17人，而菲尼斯泰尔省的部队干脆就打道回府。而且那些志愿入伍的人也基本不愿意离家很远。马赛军队从来没有走出过阿维尼翁，波尔多军队也不是向巴黎进军，反倒向南挺进，最后在加龙河以北20里的葡萄园扎下营寨。布列塔尼和诺曼底的联军情况稍好，7月8日部队离开卡昂，7月12日途经埃夫勒时还有2000人准备向塞纳河进发，但是第二天他们在布雷库尔一听到国民公会军队的枪声，就夹着尾巴逃走了。他们一路溃逃，直到卡尔瓦多斯省才停住脚步。

旺代的天主教和保王军也是万般无奈才离开家园，但在1793年6月他们不断击退共和国军队的时候，这种情绪还没有成为问题。6月10日在夺回被“蓝军”占据了两个多月的马什库勒之前，夏莱特只是个不起眼的贵族，没有什么作战经验。6月19日叛军渡过了卢瓦尔河，进入昂热，这个地方的共和国军队已经撤走。6月29日叛军来到了最大的战利品的跟前——大西洋港口南特。1793年春天以来，南特已经成为支持吉伦特派、反对巴黎和山岳派极端分子的最主要的中心据点之一。但是随着反革命军的逼近，当地市府马上转变态度，认为不应该再谴责国民公会。所以他们拒绝了布列塔尼半岛其他城市的请求，没有派出部队加入本省联军。此外，他们也不愿和旺代军队一道起事叛变。进攻各方没有很好的合作，也远未想到南特的抵抗是如此顽强。于是经过两天激战，叛军撤退了。无论多么勉强，两面作战的南特还是得到了雅各宾共和国的援助。对于控制法国的山岳派而言，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叛军内部不和，而且没有统一调度，对于山岳派来说是很幸运的，因为即便是在巴黎本地，6月2日政变后的数周也非常混乱。几乎所有人都决定清洗国民公会才妥当，不少代表尽管与这一事件没有关系，但还是在与其选民的通信中对此加以谴责。6月6日和7日两天，曾有75名代表签署了一份秘密抗议书，而这份抗议书此时又成了指控他们是吉伦特派的罪证。其中有29人被捕，但是对他们的看管并不严，与此同时国民公会正在决定该如何处置这些人。这两点都说明公会的代表其实不愿意把这些人当成罪犯，只是在一些人逃走后，才加紧了看押。但在发动5月31日起义的激进派看来，公会这种纵容姑息的态度可能是种阴谋。而一旦摘得胜利果实，山岳派马上要和之前的战友划清界限。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山岳派又怎么可能成功呢？所以起义的激进派更是觉得其中另有蹊跷。6月3日开始，救国委员会一步步无情地削弱起义各区组建的中央委员会的独立性，6月8日后者被并入一个由指派的省级当局牢牢控制的机构，变成了一个为各省合法当局牢牢控制的组织。同时，山岳派准备根除那些还想再来一次激进革命的派系力量，比如忿激派。就在6月2日，赶走吉伦特派的前一天，国民公会投票通过建立“革命军”的若干规定。这不是军事手段，早在4月份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来过，而此后巴黎各区也就这个问题进行过几周讨论。这种性质的军队本应该是爱国者——也就是无套裤汉——用来维持治安的队伍。他们被派往乡下，以及其他需要他们的地方，搜捕叛徒、囤积商人、温和派、对革命不关心的人以及其他各类疑犯，并加以惩治。在6月1日，国民公会还投票通过了另一项规定，即在每天下午讨论宪法，直到宪法草案获得通过。代表们态度坚决，进展顺利。因此6月10日他们便通过了一份想要赢得巴黎以及农村地区支持的草案。这份草案废除了孔多塞在2月份的时候提出的旨在平衡制约选举的各项限制，其实这些限制一经提出就引发了激烈的讨论。1789年体制的基本特点是分权以及极端地去中心化，现在这些也被抛弃了。1793年宪法确保的是一院制的立法机构，该机构每年由具备投票资格的成年男子直接选出，然后它再选出行政机构。1793年宪法以一部权利宣言作为导言，其长度是1789年权利宣言的两倍。除了保障所有公民享有他们的权利以外，宣言还言明只要需要，公民便可获得政府的援助、国家提供的义务教育以及通过起义抵抗压迫的权利。6月24日这份草案得到了批准，副本被送往所有的初选议会。在此之前就是由这些议会选出了国民公会，因为草案需要以某种全民公投的方式获得人民的批准。此外国民公会还希望利用庆祝8月10日革命推翻君主制一周年的时机通过这项草案，而且他们也想取悦农民。6月3日国民公会下令将流亡者的财产分成可以支付得起的小份额出售。6月10日颁布法令，各公社的公民可以重新划分本地所有公共用地。7月17日所有名义上还残存的封建权利马上被废除，没有任何补偿。政府搜集所有与之相关的文献资料，并将其公开焚毁。

但是这些措施都与无套裤汉的利益无关，在他们的敌人吉伦特派被赶走后，无套裤汉关心的只有一日三餐问题。在6月的第二周，巴黎各处都可以听到人们指责屠夫，抱怨面包价格太贵的声音。到了第三周，面包供应已经成了问题。此时，从诺曼底传来谣言，卡尔瓦多斯省叛军企图封锁塞纳河。鲁与瓦尔莱本想在6月2日进行更彻底的清洗，但计划落空，所以现在民众的不满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放过的机会。在科德利埃俱乐部里，鲁提议新宪法对那些放高利贷的人以及投机商人都强制处以死刑。他说：“如果你的同胞们都在挨饿受冻，那么自由就毫无意义。”6月21日鲁带领一群来自更激进区的代表前往国民议会，在那里，他谴责公会的代表对那些囤积者和投机商人的无动于衷与姑息纵容。鲁说在这些问题上，即使是山岳派也并未比以前的专制统治者好多少。代表们被激怒了，他们把鲁扔出大厅。就在同一天，巴黎的妇女攻击了肥皂商人，并按照自己定下的价格卖掉抢来的肥皂。这足以表明鲁深得民心。山岳派决定孤注一掷，一举击垮鲁，瓦解他的势力。他们要夺去鲁作为公社小报编辑的职位，并预谋将其排挤出他的权力基础所在的科德利埃俱乐部。作为人民勤勤恳恳的朋友，马拉现在正因皮肤病变得虚弱，只有靠不断的药浴才能缓解病症。马拉已经被人说服，也开始谴责忿激派及其一切主张。但是到了7月中旬，6月2日的胜利者的内讧陡然终结，因为联邦党第一次发动了对巴黎的攻击，这也是唯一一次攻击。谣传成千上万的马赛人、里昂人和波尔多人正向巴黎进发，但在谣言风传的数周里，实际上只有一人来到巴黎。此人是卡昂人，意志坚定，却不代表任何派别。她要找到吉伦特派最凶残的敌人，为他们报仇。7月13日，夏洛蒂·科黛刺死了浴缸里的马拉。

现在山岳派又添了一名殉道者，而且要比勒佩蒂埃和沙利耶影响更大。从去年夏天开始，马拉因他的凶残而出名，但因疾病缠身，并未造成太长时间的影响。但失去这位对手打破了平衡，这似乎很严重。即便刺杀马拉的初衷是为了打击无套裤汉。愤怒的山岳派决定采取行动，他们当然不会放过一切能够利用马拉这个殉道者的可能性。8月8日山岳派甚至当着国民公会的面夸耀他的遗孀，并谴责忿激派是奥地利和英国的走狗。局势日渐明朗，前线以及叛乱各省传来的除了噩耗还是噩耗。共和国要渡过这个危急关头，必须采取最无情、最坚决的手段。政府的问题越来越棘手。丹东现在成了累赘，在7月10日投票后，他被赶出了救国委员会。和丹东一起下台的还有他的同党德拉克鲁瓦。两周后，也就是7月26日，人们终于承认了罗伯斯庇尔的价值，将其选入救国委员会。他很清楚，当下的首要问题就是“确保粮食供给，制定人民法律”。就在罗伯斯庇尔当选的同一天，公会通过了一份打击囤积的法令，规定囤积者要被送上断头台。这正是根据局势的需要，新宪法也好似终有所成。初选议会通过正式投票，以1801918票赞成，11610票反对，通过了宪法。实际上，赞成票将近有200万，相当可观，尤其在当时内战尚未平息的情况下，这可能也是国民公会实行和解政策的功劳。因此8月10日庆祝宪法颁布的仪式如期举行。庞大的游行队伍穿过整个巴黎。巴黎还竖立着一根由83柄长矛捆起来的巨大束棒。这些长矛都是由各省的成年爱国男子带来，象征着共和国的统一。宪法文本存放在一个雪松木盒里，悬挂在公会的会议大厅中。

按理说，现在国民公会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与之前的制宪会议一样，它应当自行解散，让位于一个常规的立宪政府。在8月11日那天，德拉克鲁瓦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当天晚上，罗伯斯庇尔否决了这一提议。他认为这样一来只会让“皮特和科堡的特使”掌权。现在是共和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形势如此危急，绝不允许有任何政治波动。战乱之时并不适宜颁布宪法，无论如何，只要危机尚在，宪法就不能生效。

[1]　J. Hardman, French Revolution Document, Oxford, 1973, ii. p. 23.

[2]　M. J. Sydenham, The Girondins, London, 1961, p. 126.

[3]　D. Sutherland, The Chouans: The Social Origins of Popular Counter-Revolution in Upper Brittany 1770-1796, Oxford, 1982, p. 260.

[4]　C. Tilly, The Vendée,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1964, p. 317.

[5]　A. Schmidt, Tableaux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3 vols., Leipzig, 1867), I, p. 174.

[6]　Scott, Terror and Repression in Revolutionary Marseilles, p. 55.

[7]　Ibid., p. 84.

[8]　Scott, Terror and Repression in Revolutionary Marseilles, p. 84.

[9]　A. Forrest,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Bordeaux, Oxford, 1975, p. 67.

[10]　Ibid., p. 99.

[11]　M. H. Crook, “Federalism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Revolt of Toulon in 1793”. History, 65(1980), p. 393.

[12]　D. Stone, “La Révolte Fédéraliste à Rennes”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43 (1971), pp. 368-369.

[13]　Hardman, Documents, ii. p. 102.

[14]　Forrest, Bordeaux, iii.

第十一章 恐怖政府(1793—1794)

1793年7月，雅各宾共和国与敌人的战斗陷入了低谷，军事噩耗频频传来：联军的铁骑已经踏入佛兰德斯以及比利牛斯山沿线的领土；在美因茨沦陷后，数千法国军队投降；英国军舰驶来，马赛希望联合其他的联邦党发动叛乱。国内的消息也不尽如人意。旺代叛军从南特撤退后，似乎对叛乱核心地带的掌控更加牢固。在与旺代叛军作战中唯一取胜的比龙再次夺回了索米尔。但是7月12日比龙竟被免职，理由是他以前是个公爵。继任的罗西涅尔是名无套裤汉，虽然颇有政治声望，却是个无能的酒鬼。在布雷库尔战役后，诺曼底的联邦党叛乱很快就瓦解了，但是因沙利耶的被处决，里昂还在继续抵抗；土伦先前一直忠于国民公会，现在也加入了叛变的行列。人们谴责夏洛蒂·科黛被无处不在的吉伦特派阴谋分子指使，7月17日她被处决后，科黛便成了包括温和派和保王派在内的整个反对雅各宾派阵营的殉道者。人们担心在巴黎各处活动的并不止她一人，政治冲突引发的怀疑满布各个街区。并不是每个区都是由坚定的无套裤汉控制的，巴黎西部的几个区政局变化莫测。选举巴黎国民卫队指挥官的时候，选区划分很不公平，而且候选人受到众人的攻击，因为他们曾经开枪射击马尔斯校场共和请愿者。最后昂立约当选为卫队指挥官。

8月1日让邦·圣-安德烈说：“困扰我们的罪恶就是没有一个政府。”[1]作为救国委员会的成员，他本该认识到这一点。就在同一次会议上，丹东建议应正式将救国委员会当作法国的临时政府，却没有得到国民公会的同意。救国委员会似乎不需要吸收新的力量就能够达到目的，8月11日救国委员会又接纳了两位极具军事经验的专家卡诺和科多尔的普里厄，普里厄刚刚从卡昂联邦党的控制下逃脱出来。此时救国委员会想要赢得公会的信任，它从来没有变成过政府，而且其行政权也并不是很稳固。但是在此后的12个月里，法国的领导权落在了救国委员会身上，它充分利用国家的各种资源，断然遏制了1793年的危机。

第一步便是打败联邦党，或者说那些还没有准备好还击的联邦党。在布雷库尔战役之后，他们已经没必要在卡尔瓦多斯省采取进一步的军事措施了。7月25日，厌倦了的布列塔尼人和那些出逃在外的吉伦特派都撤出了卡昂。现在，这个城市的生死存亡只能听天由命。到了8月3日，特派员和救国委员会的成员林代再次控制了卡昂。布列塔尼军队也没有坚持太久。8月中旬，他们签发了一份公开宣言，表示收回先前违抗的言论。出逃在外的代表继续寻找隐藏点。他们向南部潜逃，认为波尔多可能比较安全，但是等待他们的却是伤痛和失望。吉伦特省的抵抗运动也被瓦解了。在7月的最后一周里，吉伦特省的人民委员会似乎仍旧大权在握，控制着地方铸币厂的造币，用来支付其迅速增长的开销。随后，8月2日，因为担心巴黎会进行军事报复，而且面临愈加棘手的粮食供给问题，人民委员会突然自己解散了，并召回了派出的部队。如果它想要抵挡山岳派的报复，结果注定失败。尽管缺钱，人民委员会还是没有胆子抢劫造币厂，因为这会被视为偷窃国家的重罪。自建立之初开始，人民委员会一直是那些反对巴黎的流言蜚语的策源地，同时它也往法国南部和西部的各个地方派出专员，煽动联邦党叛乱。实际上，就国内危机而言，吉伦特省的人民委员会发挥的作用远比卡昂和雷恩的委员会更大，最后受到的惩罚也更为严重。8月6日，吉伦特省人民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被宣判为叛国者和不法之徒。8月19日特派员来到吉伦特，恢复了市府的合法权力，不过他们却失望地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充满畏惧、心怀忏悔的城市。由于当地纨绔子弟的捣乱和威胁，国民公会的专员只能于次日撤到沿河而上30公里的拉雷勒中由共和国控制的安全地带，在那里，他们向国民公会报告了自己在吉伦特省的经历，要求派兵支援，以便再次入城。直到10月17日，他们才放心大胆地向吉伦特省进发，但那时波尔多早已做了好几个星期的准备。8月27日波尔多的国民俱乐部重新集会，用三周时间选出了由雅各宾派控制的新一届市府。波尔多还举行了纪念马拉的活动。塔里安从旺代赶来接手波尔多事务，他的话一针见血：“(波尔多这样做)纯粹是为了保存面子。哪怕只有一小会儿，能团结28个区的肯定是饥饿和恐慌。”[2]

在同样的压力下，马赛也很快举起了白旗。接到命令后，阿尔卑斯地区的军队开赴对付马赛和里昂。8月初，里昂被包围了，但还在负隅顽抗。由于已经和罗讷河内的同盟失去联系，马赛人开始担心。从阿维尼翁撤出的外省联军驻在罗讷河河口，遭遇卡尔图指挥的正规军。港口被封锁了，而地里的庄稼还没有成熟，因此在8月初马赛爆发了面包骚乱。人民法庭开始处决领头的雅各宾派分子，还把那些执意要在公共场合为叛匪祈祷的教士送上了断头台。最后，当卡尔图带着部队步步逼近时，叛军干脆向英国海军上将胡德求援，希望他放行，以便从意大利运来的粮食能够进港。这是叛变，马赛一些区也开始效仿，情况十分危险。8月23日支持卡尔图的人员和要求与英国合作的人员发生了冲突，两天后，卡尔图抵达马赛，能逃的人员都逃去了土伦，此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彻底改变了土伦的局势。土伦的联邦党人之前没有想和敌军合作，即使他们清楚卡尔图攻下马赛之时便是他们的末日。其实马赛人前来求援着实让胡德吃惊不小，这让他觉得或许可以与土伦和谈。于是在8月23日，胡德正式宣布只要土伦承认路易十七，就对他们进行军事保护。不少人极其愤怒，但是另一些人被马赛难民散布的骇人听闻的故事吓坏了。经过激烈的争论，土伦各区决定接受胡德的条件，之后他们又花了3天时间让地中海舰队相信再抵抗也于事无补。8月27日英国舰队驶入法国地中海海军基地，反法联盟占领了土伦，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英国攻占了土伦，这意味着巴黎将面对新的危机。自从马拉遇刺后，各派势力都争相继承他的遗产。山岳派对忿激派的仇恨和攻击丝毫没有减弱。鲁在公社的势力刚刚被清除，其他人马上宣布继承他的遗志。此时新的民粹势力早已是山岳派政策在公社和陆军部里的代言人，以公社的公诉人肖梅特及其副手埃贝尔为代表。民粹派也把持了科德利埃俱乐部。埃贝尔的《杜歇老爹报》满篇都是骂人的文字，马拉死后，《杜歇老爹报》稳居销量排行榜第一的位置。不久以后，人们开始要求制定更严苛的打击囤积者和投机商人的法令，将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列入最高限价的范围，加大执行力度。同时，他们还要求加快组建6月2日法令设立的革命军队，加大力度调动人民的革命热情。这些要求和早先由鲁及其记者朋友勒克莱尔提出的要求没有什么区别，勒克莱尔甚至用马拉的“人民之友”来命名他自己的报纸。两派人都相信只有靠残酷无情和断头台才能清除叛徒、死性难改的人以及“自我主义者”。解决国家的危机，办法就是采取恐怖措施。

即使在国民公会，这样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像比约-瓦伦及其亲密合作者科洛·戴布瓦那般残忍的代表提出要对囤积者处以死刑。科洛本是演员，因其出巡外省时出色且无情的表现而成名。比约-瓦伦和科洛·戴布瓦靠着他们绝不宽容、绝不妥协的风格，渐渐从山岳派中脱颖而出。救国委员会批准了一些民粹派的举措，如8月23日应各区请愿者的要求，通过了全民征兵法。尽管这项法令的措辞犹如卡诺的散文一样振奋人心，从签署通过到部署执行都十分迅速，但远未达到全国性的效果。勒克莱尔宣称国家的决定都被国民公会中“姑息纵容的态度”腐蚀削弱了，需要清洗，因此也不排除重新发动一场类似6月2日那样的民众运动。埃贝尔一心想成为内政部长，结果8月20日落选告败，在失望惊讶之余，埃贝尔想利用勒克莱尔的那套计策，动员雅各宾派接受。经济情况对他非常有利。整个夏天，指券都在贬值，8月时降到其面值的22%，极为显著的是自从清剿吉伦特派以后降了14%。几周来，虽然收成不错，但天气炎热，河道干枯，很多水力磨坊无法工作，面粉依旧供应不足。所以6月以来，基本商品的价格不断上涨，有些商品的价格飙升得十分离谱，肥皂价格翻了三倍。国民公会里的所有的温和派和打瞌睡的人都受到了谴责。9月2日土伦沦陷的消息传到巴黎，民众的怒怨自然都落在了这些代表的头上。比约-瓦伦已经准备好了，他将指责救国委员会的无能，要成立新的委员会监督阁僚。

9月4日的行动本是一场体力工人要求涨工资以及更多面包的自发示威行动，但埃贝尔和他在公社及各俱乐部的朋友很快利用了这场运动。他们劝说在格列夫广场聚集的民众，让他们在15日重新聚集，到国民公会游行。9月5日埃贝尔一伙人擅用职权，关闭了所有的工厂。那天晚上，他们也想说服雅各宾派支持他们的提议，清除见风使舵的罗伯斯庇尔这个障碍。作为当时国民公会的主席，罗伯斯庇尔理应面对第二天早晨的示威游行。抵制示威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作为数千无套裤汉的领头人，肖梅特也在谴责物资短缺，谴责无法落实处理物资短缺的办法，以及导致这些问题的罪魁祸首。肖梅特说：“立法委员们，昨天和今天，公民们聚集于此，只有一个愿望：我们将派出一个代表团，把这个愿望告诉你们——这就是我们的生存。为了生存，我们要求法律。”[3]这就是说他们首先要组织革命军，打击囤积者，对付那些贪婪的、没有丝毫爱国心的农民。国民公会马上投票通过了这个提议，但是没有批准肖梅特认为有必要的外派军队使用车载断头台的举措。正是比约-瓦伦提出了这一建议，而且得到了丹东的支持。另外，丹东提议加快军需品生产，使每一名爱国者都有火枪。此外，他还建议革命法庭应该进一步分化，以便处理更多事务。而且正如丹东自己说的，他们要允许那些“埋头苦干的、靠汗水挣钱、不辞辛劳苦干的人”进入区议会。这些议会应该每周开会两次，每次出席会议的人应该得到40苏。在国民公会里，这些提议赢得了阵阵呼声，用巴雷尔的话说，在场者听得都发疯了。

巴雷尔提出，此时应实行恐怖统治。在三个月里，无套裤汉已经第二次挟持国民公会，而后者只能唯命是听，毫无反抗能力。在此后的数周里，立法委员也认可了激进和积极的行动方案，其规模从3月的危机以后尚属罕见。尽管丹东反对，但是比约-瓦伦和科洛·戴布瓦还是进入了救国委员会。9月17日他们通过了一项全面嫌疑犯法令，这项法令授权去年3月设立的监视委员会逮捕那些“暴徒、联邦党人和所有支持自由敌人的人，证据可以是行动、通信、言论以及出版物”。此外，嫌疑犯还包括了不少特定的范畴，比如前贵族，“(因为)这些人不会一直都认同革命”[4]。实际上，在这样笼统空泛的规定下，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疑犯。在嫌疑犯法令颁布的几周里，几乎每一天的公共言论都带有无套裤汉的风格。那些拒绝用“公民”而用恭顺的“先生”称呼对方、拒绝用“你”称呼对方的人，肯定会受到怀疑。此后，9月29日国民公会通过了全面限价法，强制对包括粮食、酒、柴火、衣物甚至是烟草在内的一大批基本生活品进行限价。商品出售价格高于最高限价的人将被处以罚款，并出现在嫌疑犯名单上。最后，革命军整装待发，但指挥官不是救国委员会的人选昂立约，而是龙森。龙森是一名可怕的埃贝尔派。6月以来，很多区要求审判被监禁的吉伦特派以及玛丽·安托瓦内特，因为这些人不可能无罪释放，所以这些要求极为血腥，而且毫无意义，这一点罗伯斯庇尔早就看到了。他一直在与这些做法斗争，尽力制止。但是9月9日有消息称有人密谋要将前朝王后从现在单独监禁的地方解救出来，到这个时候，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命运就基本决定了。10月3日王后接受了审讯，这一天也是审讯吉伦特派的日子。罗伯斯庇尔能做的就是劝阻国民公会不要采纳比约瓦伦提出的唱名做法，而比约-瓦伦想以此甄别出那些对叛国者仁慈宽大的人。

然而恐怖统治的第一批著名的牺牲者是另一批人。激进分子想要乘胜追击，一举歼灭政敌，但是他们的做法与后者并无二致。9月，忿激派陆续被捕。早在8月22日，鲁就已经进了监狱，但是不久以后就被释放，9月5日他再次被捕。瓦尔莱很有先见之明，他谴责丹东不该定期支付报酬给那些每周都参加区议会的人。9月18日瓦尔莱步了鲁的后尘，也进了大牢。勒克莱尔不敢再刊印出版物，销声匿迹。之前，忿激派时不时要求强制执行法令。他们不断呼吁更民主的手段，甚至要求改换国家代表。现在，这些声音都已经平息，变化简直翻天覆地。10月10日，国民公会觉得不能再任其发展。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它之前依赖的那套程序太过笨拙，效率太低。圣茹斯特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宣布“如果政府本身不符合革命的要求，那么革命的法令也不可能得到执行”[5]。所以，他建议救国委员会要在整个国家中承担核心调派的角色，只需服从国民公会的监督。这样的“革命政府”应该是临时的，也就是说法国将一直维持革命政府的状态，直到和平来临。

这样，法国大革命最著名的篇章开始了。在此后的九个月里，大约1.6万人死于断头台的锋利铡刀之下。这部冰冷的机器效率之高，让整个欧洲都见证了这段令人魂飞魄散的恐怖时期。恐怖统治直到1794年才宣告结束，而在开始之初铡刀就砍下了一位名人的脑袋。10月17日玛丽·安托瓦内特上了断头台，她在囚车里誓死不从的表现留在了大卫的画里。这批被告的口才让法庭的辩论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因此审讯不得不戛然而止。这21名吉伦特派者高唱着《马赛曲》慷慨就义。先前那些签署了秘密抗议书谴责6月清剿行为的代表也被当作吉伦特派关押了起来。但是罗伯斯庇尔总在阻挠这些行动，他不愿意这些人也接受审判，而那些在6月逃出巴黎的人，有4人死在波尔多的断头台上。佩蒂翁和比佐自杀了，两人的尸体被发现时，已经被狼咬得不成人形。11月，罗兰听说他的夫人已被处决，于是他也自杀了。11月菲利普·平等也上了断头台，虽然他不是吉伦特派，但他原来是亲王，而且儿子是流亡者。另外一些疑犯，像巴纳夫和巴伊也被砍了脑袋。一年前，巴纳夫和王后因密谋暴露入狱，而巴伊则是因为发生在马尔斯校场的枪杀入狱，无套裤汉对他一直深恶痛绝。行刑之日，人们专门为巴伊竖起一架特制的断头台。成为刀下鬼的远不止这些人，自此以后，断头台就一直竖立在离路易十六掉脑袋的地方不远的革命广场。

其实，从1793年10月到1793年底，只有177人在巴黎处死。这些人都是昔日的名人显贵，自然能引起民众关心。而在外省的恐怖统治下牺牲的成千上万的人基本都是些无名小卒，没有人关心。就在巴黎进行审讯的同时，里昂最终向包围的军队举起了白旗。里昂基本上依靠潜逃回国的流亡者指挥的保王党军抵抗了两个月的轰炸。这座饥饿的城市极为艰辛地熬过了夏天，希望来自皮尔蒙的援军解围，但在10月初的几天，援军就已遭受阻击。到了这个时候，失败已是必然的命运，里昂向特派员库东宣告投降。库东本想采取在卡昂很有成效的和解宽容的政策，但是里昂的情况有所不同。作为法国第二大城市，它已有四个多月反抗公会的历史，那时共和国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里昂处决了沙利耶，也毫不犹豫地加入叛乱阵营，因此它与保王党分子和国外敌军合谋也就丝毫不奇怪了。与其他“联邦党”中心相比，里昂在巴黎受到更多的辱骂，而救国委员会也决心拿里昂来做典型，以儆效尤。10月12日，在听到里昂沦陷的消息后，国民公会下令必须摧毁里昂。里昂这个名字必须消失，只留下废墟上的一座碑，上刻“里昂向自由开战，里昂已不复存在”。在之后的法令中，毁城实际上只是摧毁富人的宅邸，这座“断垣颓壁”的城市被重新命名为自由之城。库东不能忍受这种全面性的复仇，他设立了几个专门法庭，推倒里昂几名首富的房子，并要求这些人迁往别处。11月初，科洛·戴布瓦和之前出巡过讷韦尔的富歇取代了库东。二人强求巴黎下达儆戒性的报复命令，也希望巴黎进行协助，派来一支革命军。此时革命军完全听命于救国委员会的调派，无套裤汉横扫了整座城市，“挨家挨户搜查”，关押了数千名嫌疑犯。但是到11月底，这些专门法庭审判的联邦党人还不到200名，科洛认为只处死这些远远不够。为了加快审判速度，他们在11月27日专门设立了一座“七人法庭”，数日内处决了300名叛乱疑犯。如果仅靠设立在地方的断头台，他们无法完成如此庞大的处决。12月2日至8日，他们将有罪的人扔进挖好的大坑，用加农炮和手榴弹进行轰击。这样的处决一直持续到春天。到了1794年4月，共有1880名里昂人被判有罪。1月22日巴黎的革命军抵达，一名加入革命军队伍的德国冒险家目睹了这幕惨剧：

整片整片的房屋都燃起大火，尤其是那些最好的建筑。教堂、修道院，所有贵族住过的地方都已是一片废墟。我走到断头台前，数小时前被处决的那些人的血还在街面上淌着……我向一伙无套裤汉说……不冲洗掉这些血，实在是太难看了。其中一人说为什么要洗掉？这是贵族和叛乱党的血，狗会来舔干净的。[6]

军队攻占里昂后，便向南方行军，加入包围土伦的队伍。攻占港口的反法联军没有后援，他们的桥头堡也没能进一步扩张。但是只要联军还占据着海港的制高点，他们就能从海上得到补给。因此土伦被占了三个半月。但是12月17日少校波拿巴的炮手将英国和西班牙舰队从这些制高点的关键要塞中赶走。此时海军上将胡德认为他们必须马上从要塞撤走，否则舰队将会全军覆没。大概有7000名难民挤上战舰，其中包括土伦最初叛乱的大多数领导者。此后三天内，这些战舰顶着共和国军队的炮火仓皇逃走。监狱里的雅各宾派被释放，他们指认了许多叛乱分子。在武装叛军抓获的法国公民中，有800人未经审判就被枪决。在此后的一个月里，特派员巴拉斯(先前是个贵族)以及弗雷隆设立的革命委员会，以拥戴路易十七以及延误战机、串通敌军、导致法国地中海舰队遭受重创为名，审判了282多名疑犯，并将他们送上了断头台。土伦改名为“山岳派港口”。在恐怖统治一连清洗的数个“联邦党”叛乱中，土伦的地位仅次于里昂，因此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因为这座港口的战略意义，它才免遭进一步的打击。

相比之下，政府对马赛和波尔多的镇压要温和一些。1793年8月至1794年4月间设立的马赛革命法庭秩序不错，审判时也小心谨慎，总共审判了975人，其中有467人被无罪释放。尽管很多罪大恶极的人在卡尔图的部队抵达时已经逃到了土伦，但被判有罪的人中仍有289人被处决。将马赛命名为“无名之城”也是无奈之举。波尔多没有被改名，尽管其所在的吉伦特省也被易名为贝克德阿姆比斯省，这原是加龙河与多尔多涅河交汇的地区的名字。虽然塔里安和伊萨博都是血腥之徒，但是他们两人所设立的军事委员会中审判的疑犯大部分都被无罪释放，在1793年10月到1794年6月间，它仅仅处决了104人。如此温和的镇压让特派员本身遭人怀疑。伊萨博似乎对富人有好感，而塔里安也听命于他的那位贪图享乐的漂亮情人泰雷扎·卡巴吕。卡巴吕之前嫁给一位贵族，父亲是一名信誉不佳的西班牙金融家。1794年，罗伯斯庇尔的助手、年轻又生活俭朴的朱利安取代了塔里安和伊萨博，在他管理的两个月中，有198人掉了脑袋。在那个时候，除了巴黎以外，各地的恐怖政策都已经减缓了。

随后朱利安又被派到波尔多，因为他曾成功地检举了1793年10月卡里埃在南特实行恐怖统治时滥用职权的行为。那时，南特是对付旺代的指挥中心。镇压叛乱刚开始，监狱暴动突然爆发了。7月初，“白军”没能夺取主要港口就撤到了农村，共和国军队的反击战开始了。先锋部队是美因茨投降的正规部队，但为了保存实力，不久就被撤。这支部队以及一个团的巴黎无套裤汉志愿军都受罗西涅尔指挥。罗西涅尔决定在旺代的腹地实施一套周密的恐怖破坏手段。叛军首领因职权问题争执不休，很快就放弃了索米尔和昂热两地。此时，伦敦传来消息，英国人声称如果他们能夺取港口，便会给予援助，这让叛军士气大振。重整一番后，9月18日叛军在科隆大胜巴黎军队，次日又于托尔富大胜那支久经沙场的美因茨部队。但是在这之后，大部分叛军并没有乘胜追击，反倒是高唱着感恩赞美诗打道回府，各自回家去了。这并非罕见的现象。10月初，救国委员会希望重振军威，号令摧毁“神秘的旺代”，这是巴雷尔的措辞。各支共和国军队的指挥权重新整编统一，10月中旬，四支纵队分头进驻叛乱地区的总指挥部——绍莱附近的博卡日地带。10月17日，他们给叛军致命一击，并击毙了数名叛军首领。直到此时，由于连连告捷的共和国军队穷追猛打，叛军才不顾一切地从他们的农村据点向外突袭。他们孤注一掷，想要与英国人会合。在斯托夫莱的指挥下，叛军渡过卢瓦尔河，向北挺进，向港口城市格朗维尔挺进。地处科唐坦半岛的格朗维尔距离英国最近，正对着泽西岛。一路上不断有来自上布列塔尼叛乱农村地区的朱安党人加入。当他们在11月14日抵达格朗维尔的时候，部队已扩充至6万人，但是英国人并没有如期抵达。泽西岛的确有不少部队和补给，但其指挥官一直到11月26日才通过伦敦得知叛军抵达的消息，直到那时，他还不知道格朗维尔就是碰头的地方。格朗维尔守备严密。而旺代部队似乎没有攻城的经验。英国的舰队直到12月2日才来到格朗维尔，叛军早已大败而归，逃到了南部地区。12月4日他们又折回昂热，但这一次，共和国的守卫部队奋力坚守，叛军无法掉头渡过卢瓦尔河，只得向北逃窜，于12月12日在勒芒被共和国部队追上。这是一个冬雨倾盆的夜晚，经过一整晚的斗争，叛军一败涂地，溃不成军。威斯台尔曼指挥蓝军，将叛军一直向西赶到布列塔尼，并下令格杀勿论。他手下一名士兵说：“在去往拉瓦勒的路上，尸横遍野。女人、教士、僧侣、孩子，所有人都死了。我一个也没饶过。”[7]在这次撤退中，大约有1万人丧生。12月23日，天主教和保王党军队的残余力量最终在萨沃奈遭遇了追捕他们的共和国军队。负隅顽抗的只有死亡，人数达千人，近1万人逃进了附近的村庄。战场上丧命的叛军约有两千人，投降的俘虏又丧命于乱枪扫射中。“旺代大战”结束了，但是共和国的报复还在继续。这个地方现在被称为“复仇之城”，语义双关，意义可怕，很难翻译。1794年的春天，将军图罗派出了蓝军中的“地狱部队”，交相袭击叛军的核心地区，对途经之地烧杀抢掠。图罗的部下对士兵说：“我们正在进入叛乱农村地区。我命令你们，把能烧的都烧掉，凡是当地人，只要看到，就都杀掉。我当然清楚，这个村庄是有一些爱国者的。不用担心，我们必须让他们全部牺牲。”[8]强奸、杀婴，如此的暴行也让共和国的军队作呕，但是他们不敢违抗军令。在旺代这场叛乱中到底死了多少人，历史学家至今也没能达成共识，基本上叛军一方有25万人丧命，这个估计应该不会过高。这个地区的人口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恢复到1790年的标准，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与这场浩劫比起来，在南特恐怖统治审判下丧命的人员数字显得不那么夸张。然而这个地方的惨烈程度也极为罕见。在整个恐怖时期，有三个省的死刑人数占据了整个恐怖统治的42%，这三个省都受到旺代叛乱的影响。南特所在的下卢瓦尔省设有多所专门法庭，这些法庭将3548人送上了断头台。卡里埃之前出巡雷恩，他认为可以劝联邦党改邪归正，却相信狂热的保王党反革命分子理应严惩。和里昂一样，这里的断头台几乎没有沾染血迹。但是监狱人满为患，传染病肆虐，无辜的市民面临断炊的危险，阴谋叛乱分子的情况更糟。面对这些情况，卡里埃采取了恐怖时期最臭名昭著的办法：溺刑。11月19日，他将约90名教士和猪绑在一起，送上一艘凿了洞的船，使其沉溺于卢瓦尔河。在此后的六周里，他以同样的方式处死了另外六批疑犯。这些未宣誓教士并非都曾煽动民众叛乱。在南特的溺刑中，大约1800名教士被处死，他们的尸首一连数周都漂浮在卢瓦尔河口。南特的市民总被叛军骚扰，这些叛军毫不留情，所以他们并不反对溺刑这样的做法。当卡里埃下令射杀手持武器的叛军俘虏时，当地居民也认为这是他们应得的下场。南特人相信一旦白军获胜，遭屠杀的就是他们自己，殊不知旺代叛军已经屠杀了共和国公民。卡里埃几乎没有杀害任何南特人。他下台并于1794年2月8日被召回巴黎——这并不出人预料——的原因是那些对他在南特的酷刑的夸大其词的谣言，而正巧救国委员会也担心——尽管很快这样的焦虑就打消了——这样的暴行会不会适得其反，给共和国树起更多的敌人。因此，卡里埃的手下也在担心他们的顶头上司是否会因为行为过激而引火上身。虽然很少有人信任罗伯斯庇尔，但朱利安却是他的信徒，他自愿接受众人的指责。朱利安是卡里埃的手下，他向上层汇报：卡里埃处决犯人往往不加甄别，也常常不管法律条文的规定。现在中央颁布了法令，严格限定了特派员的职权，严禁他们自作主张。在这种氛围的变化下，卡里埃是第一个受惩的人，也是最著名的人。

然而，在整个1793年的秋天，特派员的行动依然很自由，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在这个阶段，恐怖是混乱的、无政府的、缺乏协调的，也是不受中央调控的。恐怖最具代表性的武器就是革命军队。外省也在模仿巴黎，纷纷建立革命军，其总人数达40万之巨。执行恐怖任务的革命军无所不为，但其主要任务是威胁、惩罚、逮捕和镇压，任何人的活动都有可能被当作反革命行为。特派员如果怀疑地方有二心，也常常会将设立革命军提上工作日程。革命军成了那些积极可靠的爱国者的据点，他们多数是已婚的技工，来自市镇，基本在当地活动。巴黎派去里昂的部队是个例外。实际上，对这些部队来说，地方性知识极为关键，他们知道谁是疑犯，在哪里能逮住他们。正因为如此，革命军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农村着力搜寻粮食，追捕囤积商和投机分子。在他们看来，这些人贪婪成性，无视最高限价法，所以市镇里的爱国者才会挨饿。1794年春，法国很多地方都设立了警备委员会，这个组织的运作也依靠地方性知识。除了贯彻执行9月通过的嫌疑犯法以外，他们还肩负许多其他责任，比如审批爱国公民证书。这种证书既是一种身份证明，也是一个人可靠的公共凭证。起初只有外国人需要携带这些文件，但是嫌疑犯法将此普遍化。那些没有爱国公民证书的人会被逮捕和监禁。实际上，在恐怖统治中因各种嫌疑罪名而被监禁的人多达50万。监狱无法容纳这么多罪犯，临时囚禁的地方条件又很差，所以有1万多人死在牢里。虽然他们还没来得及被审判，但他们也应算是恐怖的受害者。在混乱且充满暴力的1793年秋天，未经审讯或未见于官方记录就被杀害的人成千上万。救国是至高原则，那套过时且繁缛的程序可暂且抛在一边。死于恐怖统治时期(除去旺代)的总人数可能是官方数据的两倍，仅在一年中就死了3万余人。即便如此，在18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法国的恐怖统治仍算不上欧洲最血腥的。1798年，仅仅数周内，爱尔兰死掉的人数就和法国差不多，而这个国家的总人口仅有法国的六分之一。1794年11月4日，在华沙，仅一天就有两万人被屠杀。不管大革命陈述的是一套怎样的反贵族修辞，恐怖屠杀的牺牲品根本不是先前的“特权等级”。根据官方材料，被判死刑的人中，贵族人数的比例少于9%，教士还不到7%。民众占的比例很高，最多为中产阶级，占四分之一。在1793年到1794年的惩处中丧生的大多是普通百姓，其中经正式定罪的有三分之二，未登记在案的肯定更多。这个悲剧的时代夺取了这些人的生命，而他们并不是元凶祸首，只不过是做错了选择。在这个时候，漠不关心就是犯罪。联邦党或保王党叛乱地区以及边境各区都是判处死刑比例最高的地方，这绝不是偶然。因为在这些地方，络绎不绝的各类反对派军队往往让当地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

同时另一些区，尤其是法国中部，基本没有受到恐怖的影响。和那些骚乱地区有所不同，这些地方的恐怖往往是由于某人的一时冲动，或者是特派员本身所导致。有时候，这种恐怖也常常会被周围一大片地区效仿。例如，地处法国腹地的涅夫勒省没有理由让国民公会担心。但是1793年9月富歇的到来却让涅夫勒省燃起了宗教恐怖的星星之火。富歇原是教士，来自旺代。在那里，他对教士疯狂煽动民众，抵制共和国权威的能力有切身的体会。因此，富歇认为基督教和共和国绝不能共存，必须彻底清除“立宪”教会的遗迹。富歇倡导市民宗教，他还计划在9月22日那天举行“布鲁斯特盛宴”，谴责“宗教的诡辩”。富歇特别痛恨教士独居的生活习惯，他觉得这让教士离群索居，丝毫无助于社会繁衍，因此应该命令那些不愿结婚的教士收养孤儿或赡养年迈的公民。10月10日富歇发表了一份宣言，宣称法国人只能崇拜普遍德行；当然可以自由且平等地传播各种教义，但是公共场合严禁这类行为。而且墓地也不能有任何宗教标志，每个墓地的每扇大门上都要铭刻“死亡乃是永恒的睡眠”。由此，著名的废除基督教运动开始了。不久之后富歇去了里昂。肖梅特一直很留意富歇的活动，他从巴黎赶来，探访自己故乡的涅夫勒省，也把废除基督教运动的想法带回了巴黎。在巴黎公社同僚的支持下，这一运动在首都迅速开展起来。

与此同时，另一些特派员也在打击天主教。在阿布维尔，教士控制着佛兰德斯的边界地区。杜蒙强制执行公开弃教宣誓的命令，对那些立宪教士而言，现在只有公开进行弃教宣誓，才能证明他们效忠大革命。10月7日吕尔亲自监督捣毁兰斯地区那些装有克洛维神油的小药瓶。原先这些神油涂在法国国王身上，起到神化作用。但是杜蒙和吕尔的这些做法都没有得到国民公会的许可。另外10月5日公会颁布实施了新的共和历，这是法国与各种形式的宗教进一步决裂的标志。纪年不再从耶稣诞生算起，而是从1792年9月22日法兰西共和国创立算起，所以1794年是共和二年。每年12个月，每月30天，每个月的名称都与节气有关。每月三周，每周十日，以一个休息日结束。因此周日消失了，除非和不太频繁的休息日吻合才会出现。这套历法体系在此时设立，结果就是推动强化特派员的领导地位。而在先前的叛乱中心乖乖就范之后，废除基督教的活动便成了恐怖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活动开展起来，马上就变成了大规模的民众运动。他们撕毁画像，捣毁教堂，偷走圣衣，套在做仪式的僧侣身上，以示亵渎。他们扬言为了国家的需要，肆无忌惮地熔化教堂大钟，拿走各种金银餐具，用来铸枪、铸币。革命军很支持这样的行动，因此在巴黎革命军离开里昂之后，剩下的只有被洗劫一空的教堂。部队所到之处，留下的尽是被烧毁的饰物、圣衣和圣像。有些革命军比较有组织和纪律，雅各宾俱乐部民众社团——更不用提地方当局——都十分积极地组织崇拜理性、和谐和智慧，崇拜之前教会享有的其他有价值的特质。他们会把教士叫来，在这类节庆达到高潮的时候，让这些教士放弃自己的誓言，宣布自己会结婚，如果他们能和修女结婚，那是最好的结局。

肖梅特从涅夫勒省回来后，巴黎公社就将废除基督教纳入正式工作日程。10月23日，巴黎圣母院前门上的国王肖像被揭下。早在8月，国民公会就已经下令亵渎圣但尼的王室陵寝，此时它已被掏空。街名里也不再出现“圣”这个词，马拉的半身像取代了原来的宗教塑像。此外国民公会还想进一步推动这一趋势发展，在10月20日下令：任何教士，包括立宪教士和未宣誓教士在内的所有教士，如果被6个公民揭发没有公民精神，那么就要被流放，而任何先前被判处流放仍逗留境内的人，一经发现，就要受到惩处。他们在巴黎禁止穿戴传教士服饰。11月7日民选的立宪主教古贝尔先前批准其管辖的教区教士举行教士婚礼。他携本教区11名教士来到国民公会，正式辞退主教职位，在递交了主教徽章后，古贝尔戴上了自由和平等之帽。此后数日内，选择古贝尔这种做法的教士并不少。不久，公会里就剩下布卢瓦主教格雷古瓦一人还坚持穿戴教士服饰。巴黎各区一致通过了反对教士的提案，11月12日，一直推崇雅克·鲁的格拉维里耶区代表团派成员去国民公会。这群人佩戴着“他们自己区的教堂中的装饰物，这是自由人民的理性从先祖的迷信般的信仰中夺来的战利品”[9]，他们要求关闭各区的所有教堂。代表团退去后，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浩大的公共典礼，地点就在圣母院，当时被人们改称为“理性殿”。在11月10日举行的这场典礼上，爱国少女身披白纱，在招理殿堂前列队行进，这座殿堂位于祭坛曾高耸的地方。庆典进入高潮，一座象征自由的头戴红帽的女性雕像耸立起来。对于这一幕，官方的叙述充满了敬意——“此乃大自然之杰作”。自由女神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角色，但从象征意义来讲，自由女神引领着公社的官员前往公会。在国民公会中，她受到了主席与各位秘书的热情拥戴。

尽管经过刻意的掩饰，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还是让人觉得不齿，攻击教区的教堂和那些由民众选出的神职人员为革命树立了更多的敌人。小市镇里反宗教的雅各宾派往往会激起一些小规模的反叛，12月第二周发生在布里的事件就是典型。高唱着“天主教永存，把教士还给我们，把弥撒和瞻礼日还给我们”，成群的农民侵袭了地方俱乐部。数以千计的民众拿起了武器，加入他们的行列。最后当地政府靠着国民卫队和革命军无套裤汉的力量，才平定了骚乱。布里的安定至关重要，因为这是从南部香槟地区向首都运粮的咽喉要地。在废除基督教运动带来的一系列事与愿违的后果还未令救国委员会头疼之前，罗伯斯庇尔就已经提出了警告，他相信宗教信仰是有序的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11月21日他在雅各宾俱乐部指责这种反宗教的行动太过极端，而且于事无补，只能激起宗教狂热。他提醒俱乐部成员，人民是相信最高存在的，只有贵族才是无神论者。同时罗伯斯庇尔说服了救国委员会，通知各民众组织，提醒他们宗教迫害只会煽动迷信和狂热。最后，12月6日，国民公会同意重申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在这份法令里，他们正式禁止对“崇拜自由”的暴力或迫害行为，但为时已晚，巴黎的所作所为点燃了法国各地的雅各宾派的狂热激情，旺代地区对教士全面彻底的镇压似乎也成为典范，宗教围捕的魅力依然难以抵御。11月23日巴黎公社对罗伯斯庇尔进行回复，下令关闭首都所有的教堂，不久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也都如法炮制。到了1794年春天，只有像汝拉山区那样的偏远地带还有接待信徒的教堂。威胁之下，离职的教士大概有两万余人，而接受教士婚姻的有6000人。在一些地区，比如普罗旺斯，废除基督教运动一直到1794年3月至4月才达到高潮。而且，废除基督教运动不会无休止地发展下去。大部分教堂都关闭了，饰品圣物也不知所终，没有了神职人员，之后还能做什么呢？唯一能做的或许就是时刻警惕那些秘密的宗教活动。救国委员会很反对这样的骚乱，12月6日的信仰自由法令里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从1793年底开始，委员会的立场越来越明确，也越来越坚定。

废除基督教是一场危险的运动，也引发了不小的骚乱。但这只不过是导致救国委员会控制政府的原因之一。的确，正当这场突如其来的反宗教运动在巴黎达到高潮的同时，10月份宣布成立的“革命政府”也有了权限。1793年11月18日第一次提出的“革命政府法令”在12月4日通过。按照共和历，12月4日是霜月14日，所以这部法令称为“霜月十四法令”。革命政府的原则是高度集权。之前国民公会的权威高于一切，现在公会手里的行政权移交救国委员会，由它来处理国内行政和治安的一切事务。虽然比约-瓦伦在讨论中一直坚持要按丹东之前的提议废除行政内阁各部长，它们却被保留下来。但是现在这个内阁只不过扮演着两个委员会[10]命令的收发室的角色。他们严禁各级下属机构擅自更改曲解法令或是敷衍行事，这样的规定很明显就是针对特派员的。1793年的大半年里，特派员分辖各地，反倒使得中央权力受到极大限制。实际上，第一批执行霜月十四法令的就是这些专员，不过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的重要任务。此后，负责地方革命法令执行的是区和公社议会，他们每隔十天就要向管辖法国的两大委员会直接报告。1793年春天以降，在许多地方的联邦党叛乱中，各省府机构总是扮演保守者的角色。现在这类省级部门都已经被抛在了一边，无权插手诸如收税和公共工程一类的常规行政管理。为了确保区和公社尽心尽职地担负新派并且宽泛的责任，每个部门都有中央的救国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委派的一名“国家专员”，需要独立向委员会报告。此外，3月之后为了应付紧急危机而设立的所有非官方的地方组织，包括所有的地方革命军，全部被废除，因为这些组织“削弱了政府统一管理，有联邦党的倾向”。3月时各地统一设立的警备委员会被保留下来，但现在也需要向治安委员会汇报工作，它无疑担负着执行嫌疑犯法令的职责。显然，警备委员会已经被驯服，服从统一的调配，对中央的指令作出最快的回复，而且它们也不能再从根本上抵制或擅自更改政府政策。霜月十四法令的核心和1791年立宪者的期望背道而驰，甚至和国民公会宣布暂不执行的那部宪法也大不一样。权力下放、分权这些理念只适用于和平时期，这一点在罗伯斯庇尔12月25日重组革命法庭时提出的补充条款中都极为清楚。他说“立宪政府是为了捍卫共和国，而建立共和国是革命政府的任务。革命是自由与其敌人的战争，自由大获全胜，便诞生和平的宪政体制。革命政府需要特别活动，正是因为现在在打仗，所以革命政府是一种特别的需要”。[11]

所以霜月十四法令宣布无政府恐怖时期的终结，同时也宣告了革命军到处掠夺破坏的终结。法令颁布后，革命军成为受中央监控的武装力量之一，也就宣告了废除基督教运动的终结。此外霜月十四法令也标志着特派员享有的独立总督的职权结束。这是自1787年以来，法国第一次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尽管想设计一套直接服从的体制，但很明显，新法令没能马上收效。实际上，在法令颁布数月后，最后一支外省革命军宣告解散，废除基督教运动才真正销声匿迹。这主要因为很多特派员很难接受自己的权力被修正。若沃格是被派往新设的卢瓦尔省——设立这个省是为了瓦解之前里昂独大的索恩-卢瓦尔省——专员，他说：“救国委员会里肯定有反革命阴谋。不管在哪里，我都能感觉到。这些反革命分子派来的人就是要结束这些强有力的措施，他们想要倒转革命的方向。”[12]若沃格觉得在像卢瓦尔省这样的地方，霜月十四法令是不适用的。对峙了两个月后，若沃格才被召回。而到那个时候，谴责特派员专权、违抗中央命令，已经成了丹东一伙人提出放弃恐怖统治的主要措施。正是面对着这样的局面，罗伯斯庇尔批准了朱利安前往南特和波尔多，召回卡里埃和塔里安。最后丹东领导的“宽容派”斗争告败，专员保持的大权也被瓦解。

然而，霜月十四法令并不是在这个四面受困的共和国建立统一性的第一次尝试。从理论上讲，从1793年9月29日之后，全面限价法令也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它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大多数商品的最高价格为1790年当地的售价再加三分之一。但是在不少地方，这个价格已经高于当时的行市价格，而且在实施全面限价法令之前，也出现了不少抢劫商货的情况。因为地方价格差异不小，很多商人自然愿意把东西拿到价格高的地方出售。因此手忙脚乱的地方当局实际上花了不少时间才拿出一份全面价目，这比颁布推行全面限价晚了数周。各地差不多花了一个月时间才在1790年的物价基础上提高三分之一，制定了一份价目表。这个价格包括运输成本和商家应得的合理利润，也对工资作了限定。但是最高限价法没有得到普遍的推行，因为这样的法令需要另外设立一套实施调查和控制的机构。公会很清楚，在像巴黎这样的地方，其权力依靠工资收入者的支持。作为无套裤汉的主要力量，他们的工资已经超出了最高限价的规定。然而到了11月份，各区级机构已经开始着手控制物价，在法国大部分地方都是这样。10月27日全法国的食物供给都由“供给委员会”负责，它直接受救国委员会领导，尤其是供职最久的成员罗伯特·兰戴。兰戴很快成了卡诺经济组织计划的一分子，他大宗购买、分发粮食，管理进出口事务。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制定一份生活必需品的全国最高物价价目表，预计于1794年1月21日颁布。尽管早有严苛法令惩治囤积，而且最高限价规定的惩罚条例也十分严厉，此外1793年秋天革命军也对农民施行了非正式的恐怖打击，但是在表面的经济控制之下，黑市的活动还是很猖獗。另外大规模军需物资的购买也让市场无法正规运作，因为这类买卖需用现金支付，如果必要的话，也往往会超出最高限价的规定。到了1794年春天，法国极为明显地朝着管制经济方向发展，最鲜明的例子便是指券的价值，指券在1793年4月之后渐渐变成了合法货币。控制物价减少了流通指券的需求量，所以指券越印越少。1793年8月指券的价值只有其券面价格的22%，11月升到33%， 12月升到48%。尽管自那以后，指券一直在贬值，但是和1793年春天比已经慢了许多。可是1794年放弃经济管制后，指券又开始加速贬值。

强制对富人征税也是加速指券贬值的因素之一。1793年5月20日，政府在无套裤汉的压力下第一次采用这套手段，虽然忿激派一再强烈要求，但该项措施的真正落实是在九月危机的时候。9月3日，规定的征税对象包括收入超过6000里弗的未婚者以及收入超过10 000里弗的已婚者，根据收入高低逐级征收。这种征税是惩戒性的，但是那些需要交税的人是可以用贬值的指券交付的。这类税收算下来能达百万之巨，然而地方政府并不愿意接受，尽管在那些“联邦党叛乱”的商业中心，恐怖手段一直就是针对那些现在已经藏匿起来的发薪水的人，后果自然很糟。在法国的富人眼里，这种强制征税无异于一种令人发指的手段，在恐怖统治时期是一种报复性的阶级立法。1794年春天颁布的关于处理从革命敌人那里没收来的财产也是一例，这就是著名的“风月法令”。2月26日(风月8日)，圣茹斯特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提出“被定为革命敌人的”财产应该“没收”。3月3日(风月13日)他又提出各地警备委员会应起草一份1789年5月1日以来所有革命敌人的名单，这些人的财产应该分给“贫穷的爱国者”。10天以后他又制定了一份法令，设立了“民众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决定什么人应该被宣布为革命的敌人，决定哪些人的财产应被没收并重新分配。实际上，这些法令没有得到全面实施，而且零星执行的情况也十分混乱。圣茹斯特本人好像也未想过要如何贯彻执行，他在救国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里的同僚都不太积极，他们支持这种民粹措施，只不过是为了不输给新政治危机下的巴黎激进分子，这场危机已然在风月时达到了高潮。

后来一名代表回忆说：“恐怖体制的建立不是刻意所求，而是因为环境所迫自然而然形成的。”[13]但是这也意味着没有人能控制得了这个恐怖体制，即便是那些有利可图的人也是如此。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人能结束恐怖，即便是在恐怖体制已经慢慢地派不上用场的情况下。任何人对恐怖指指点点都会被认为是在同情受害者，因此他也会成为受害者之一。但是从恐怖作为政府体制被提出的时候，很多代表——可能也是大多数——就深感不安，不过紧急情况一旦解除——10月与奥地利战役大捷，数周后又控制了几个“联邦党”叛乱中心，大胜旺代军——恐怖作为一种治理国家的野蛮方式所承受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了。

很多人都认识到这一点，罗伯斯庇尔就是其中之一。他很清楚没有必要的过激行为会让国内很多人对革命失去信心，也会引来更顽固的国外敌人。基于上述考虑，罗伯斯庇尔想要营救王后和吉伦特派，谴责废除基督教运动，在霜月十四法令中也极力要拓展中央政府的权力。因此当11月22日丹东号召不要再流血并在设计霜月十四法令时也起到了建设性作用的情况下，罗伯斯庇尔毫不掩饰对他的支持。后来丹东批评雅各宾派而呼吁温和，罗伯斯庇尔也毫无保留地支持他。两天后，两人的朋友、新闻界老手德慕兰在罗伯斯庇尔的推动下出版了《老科德利埃报》。这份报纸的题目就说明了它的立场，即批评现在科德利埃俱乐部的主要人物，批评提倡继续恐怖、支持废除基督教的那些人。现在，罗伯斯庇尔已经怀疑大部分埃贝尔的盟友可能已经成了皮特的走狗，在臭名昭著的保王党阴谋分子巴兹男爵煽动下，投靠了反革命。1793年夏天以后这些人一直在攻击丹东。11月中旬，沙博告诉罗伯斯庇尔，此时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想要诋毁革命，想要扼杀革命的支持者，现在一切都已经明了。沙博以前是个僧侣，当过特派员，也曾加入过治安委员会，但在9月底因投票被迫退出。一伙腐化的代表，想要趁着前印度公司清算账务之际发一笔横财，他们把别人也卷了进来，其中包括像沙博这样的爱国者，所以就给了埃贝尔派揭发他们的机会。

对于像罗伯斯庇尔一样很警觉的人，这样的事情的确不可能发生。但是巴兹男爵确有其人，而且他的那些颠覆性的活动也不是什么秘密，此外指控印度公司的不可告人的交易证据确凿。治安委员会怀疑沙博只想挽救自己的声望，于是将他投入大牢，等着他指控别人。与此同时，罗伯斯庇尔也还在鼓励德慕兰继续攻击那些恐怖分子和废除基督教运动。12月12日他想要重组救国委员会，把比约和科洛这些极端分子赶走，召入丹东。虽然这个尝试失败了，但是战斗还在继续。12月15日《老科德利埃报》将法国的局势比作罗马帝制那个血腥时代，影射里昂屠杀。12月20日，罗伯斯庇尔建议国民公会设立“司法委员会”，来调查各类冤假错案。那时，在德慕兰和他的朋友看来，逮捕龙森和文森是合理的。龙森是巴黎革命的指挥官，刚从里昂回到巴黎；文森是陆军部的秘书长，之前暗示要对所谓的“宽容派”施行清剿。12月17日领导攻击的是丹东的朋友、诗人法布尔·戴格朗蒂纳。

首先被打垮的就是所谓的“埃贝尔派”，而那些侥幸逃脱的人也只能胡言乱语地说自己是无辜的，但是12月21日科洛·戴布瓦突然回到巴黎，使他们有了一线生机。科洛匆匆赶回巴黎是因为听说了龙森被捕，之前他曾和龙森一起出巡里昂。科洛想要为他们在里昂的所作所为辩解，以免自己引火上身。科洛径直去了雅各宾俱乐部为那些被捕的人辩解，十分振奋人心。因为有埃贝尔的推动，雅各宾俱乐部决定和科洛联手，要求指控者提供更充分的证据。科洛的干涉让恐怖再次成为统治手段，结果自清剿吉伦特派以来的政见分歧再次复燃。这次分歧一开始就波及救国委员会，比约和科洛在12月26日成功取缔了罗伯斯庇尔提议建立的“司法委员会”。1794年1月，法布尔·戴格朗蒂纳也被卷入了印度公司丑闻，所以分歧还在持续。罗伯斯庇尔忍无可忍了。德慕兰在第五期的《老科德利埃报》上指控埃贝尔贪污，而国民公会中宽容派的主要发言人也蒙受了投机和诈骗的罪名。1月8日法布尔在雅各宾俱乐部进行恶毒指控，罗伯斯庇尔和宽容派之间的“短暂蜜月”终结。1月12日法布尔被捕，唯一站出来替他辩解的是其私交丹东，截至那时他基本游离于各党派斗争之外。

在一个半月的争执吵闹后，一段令人不安的宁静降临。德慕兰放弃了《老科德利埃报》，外省的镇压高峰过去了，霜月十四法令也让那些叛变的特派员就范。朱利安代表罗伯斯庇尔调查这些人备受质疑的活动。一些关键人物也纷纷指责宽容派和埃贝尔派之间的派系斗争，他们认为这是共和国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2月1日治安委员会释放了文森和龙森两人，原因是证据不足。丹东很支持委员会的这个举动，同时也要求释放法布尔，结果自己因此遭人怀疑。文森与龙森两人肯定不会因此对治安委员会感恩戴德。他们从牢里出来，马上决定报复那些把他们关入大牢的人，所以再度掀起派系斗争。治安委员会和救国委员会竭尽所能，想要平息战火，德慕兰宣称他不想再出版《老科德利埃报》。但是他们平息党争的努力适得其反，埃贝尔派不单指控宽容派，此时也针对这些人，认为他们在为宽容派开脱。外省恐怖分子卡里埃和若沃格相继回到巴黎，更助长了这样的势头。在这些人看来，国民公会就是一个“派系”，必须进行清洗，所以必须来一场起义。科德利埃俱乐部是他们的大本营，现在他们也去煽动无套裤汉。2月底支持他们的各区俱乐部纷纷递交陈情书，谴责“不忠的”代表。3月4日科德利埃俱乐部决定创办一个民众刊物，名字就用马拉的“人民之友”，同时俱乐部决定在悬挂于俱乐部会议厅的《人权宣言》上蒙上黑布，直到“派系”被清洗。埃贝尔谴责德慕兰是敌人的间谍，谴责他在误导罗伯斯庇尔本人。他也在呼吁一场民众运动，一次“新的5月31日运动”。3月6日，科德利埃俱乐部所在的马拉区宣布自己随时准备起义，直到彻底清洗那些人民的屠杀者，他们冲进了市政厅，要求起事。没有其他区跟着马拉区行动，而且肖梅特也被起事者监控起来，没有人想要重演九月屠杀的惨剧。

治安委员会和救国委员会本该在下周改选，此时已惊恐万分了。不合时宜的最高限价早让巴黎陷入一片骚乱，在每一个集市日上，售卖基本生活品的摊位前的恶斗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黑市则更为猖獗。一名在3月19日因对杂货商叫嚣而被捕的失业工人说：“有自由，但那是富人的自由。他们全力以赴，就是为了打击穷人。”[14]在这样的背景下，起义不乏支持者丝毫不难理解。治安委员会和救国委员会决定携手合作。即便是科洛·戴布瓦，他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也劝雅各宾俱乐部维持稳定才是上策，并试图劝服科德利埃俱乐部与其合作。这是一种十分古怪的兄弟合作情谊，在最为紧张的时刻可能会卷走一些革命俱乐部。科德利埃俱乐部同意了，他们揭下了《人权宣言》上的黑布，以示诚意。但是龙森和文森两人对这样的举动很不满，他们继续要求清洗。支持他们的是埃贝尔，有时候埃贝尔比他们两人叫嚣得更起劲。救国委员会一直没有行动，它在3月11日和平地完成了自己的改选。罗伯斯庇尔休完一个月病假回来，委员会的势力才有所强化，它开始还击。3月13日圣茹斯特代表救国委员会谴责“外国阴谋集团”到处散播的阴谋，目的就是要行贿并最终诋毁代议制政府，饿死所有的巴黎人。圣茹斯特的发言刊印了数千份，在首都传阅。发言的语词十分夸张，指责各派系分裂了国民意志，指控起事行为实际是对抗人民自己，因为权力在人民手里。圣茹斯特的发言并不是针对某个人，但是却把埃贝尔、文森、龙森还有他们的追随者以及一切可能的支持者都包括进来。这些人大概有20多位，在随后的两天内都被捕了，被送交到革命法庭。公诉人弗基耶-坦维尔受救国委员会之令，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给这些人定罪，所以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政治审判。这20人的罪名包括煽动叛变、企图人为制造饥荒、蓄意破坏粮食供给以及阴谋制造监狱屠杀，在3月21日到24日这四天内行刑。结果早在预料之中。24日下午与“杜歇老爹”一起上断头台的有文森、龙森和马拉区的领导者莫姆洛。因外国阴谋集团一案获罪的还有众多外国人，包括克洛兹，面对着断头台前一如既往拥挤的人群，他告别了他深爱的人们。[15]

但断头台前的人群也颇有敌意。最终无套裤汉放弃了那些宣称为他们而战的人，那些最忠诚的代言者。警察报告很清楚地证明了巴黎百姓动不动就完全相信弗基耶-坦维尔那套胡编乱造的指控。救国委员会也必须指控有人阴谋制造饥荒，同时又颁布了风月法令。3月13日圣茹斯特的发言广为传播，救国委员会所做的这一切都说明它是多么想要赢得民众的支持，供给委员会为了稳定首都面包价格给出的特别承诺也说明了这一点，但过犹不及。3月6日巴黎其他47个区并没有跟着莫姆洛领导的马拉区准备起义，已经说明那些激情澎湃宣布起事的人在两天前几乎毫不费力地动员周边各区的民众力量只不过是偶然的成功，和去年9月差不多。即便他们鼓动成功，也丝毫没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呼吁会赢得别人的支持。革命的警觉和紧张局势已经维持了两年之久，无套裤汉有点筋疲力尽了。他们的很多目的都已经实现，打击囤积的要求写入了法律中，在全民征兵、最高限价、全面逮捕疑犯这些方面也都颁布了法令，而且以恐怖手段执行这些法令的政府也已组建完成。去年夏天以来，为了这些目的而战的爱国者也觉得理应支持一个推行这些法令的政府，打击各类派系。之前的“嗜血者”现在也通过各种方式，成了政府的雇员：要么是警备委员会的成员，负责颁布逮捕疑犯，签发爱国公民证书，按照霜月十四的法令，向国民公会下属的两个委员会负责；要么是各区议会里拿薪水的议员。这是丹东在1793年9月4日提出的一箭双雕的办法。1793年9月5日，面对围攻的无套裤汉，国民公会通过了丹东的提议，一方面出席区议会的人领取40苏的津贴；另一方面废除区议会的常设性，以后每周只开两次会。此举引发了各区无套裤汉内部的分裂，尤其是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矛盾。前者往往来自无套裤汉的上层，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阻碍津贴法贯彻执行。[16]正统派可能会嘲笑这些“40苏的爱国者”，因为后者放弃了常设议会这项重要权利，为的就是拿这点薪水，所以这年秋天很多区纷纷建立非官方的议会，或是“区社团”。但是最活跃、最讲求实际、经验最丰富的无套裤汉已经被挑选出来进入国家各级机构。从这一点来看，埃贝尔派就是有政治野心的可疑捣乱分子，他们就在这样一个已经赢得国内外战争的政府之下暗地捣鬼。

但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无套裤汉也走到了终点。尽管肖梅特没有和埃贝尔一起被捕，但也仅多活了几天。4月13日肖梅特和那些被认为是他的支持者的人一起上了断头台，其中有前巴黎大主教戈培尔。作为巴黎公社独立的喉舌，肖梅特的死也代表了巴黎公社命运的终结。巴黎公社花了一周时间，才对国民公会推翻所谓埃贝尔派阴谋表明立场，所以认定他们和埃贝尔派有所牵连。也是依靠这个借口，国民公会在4月底下达了全面清洗巴黎公社的法令，之后公社完全慑服于救国委员会的控制。同样的罪名也落到了早已丧失主意的革命军头上，之前有人认为龙森可能会带领他们叛变。3月27日革命军解散。深为革命军恐怖所害的农民、教士，还有那些生活还算宽裕的公民到现在真的可以松一口气了。巴黎那些嗜血成性的民众强加于这个国家头上的恐怖统治好像很快就要结束了。几乎没有人能预见恐怖还会延续多久，因为此时牢牢掌控恐怖的不是无套裤汉，而是政府，结果可能比先前更糟糕。

[1]　Hardman, Documents, ii. 149.

[2]　Forrest, Bordeaux, p. 226.

[3]　Hardman, Documents, ii. p. 357.

[4]　Thompson, Documents, pp. 258-259.

[5]　Hardman, Documents, ii, p. 157.

[6]　W. Bauer. Un Allemand en France sous la terreur: Souvenir de Frédéric-Christian Laukhard, Paris, 1915, pp. 272-273.

[7]　De la Gorce, Histoire religieuse, iii. p. 24.

[8]　R. écher, Le Génocide franco-français: La Vendée-Vengé, Paris, 1986, p. 159.

[9]　W. Markov and A. Soboul, Die Sansculotten von Paris, Berlin, 1957, p. 206.

[10]　指救国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译者注

[11]　Robespierre: Textes choisis, ed., J. Poperen (3 vols., Paris, 1958. iii), p. 99.

[12]　C. Lucas, The Structure of the Terror: The Example of Javogues and the Loire, Oxford, 1973,p. 357.

[13]　H. Hampson,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1975, p. 139.

[14]　Rudé,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p. 133.

[15]　克洛兹自称“人类演说家”(l’orateur du genre humain)。——译者注

[16]　Albert Soboul, Les Sans-culottes Parisiens en l’ An II: Mouvement Populaire et Governement Révolution 2 Juin 1793-9 Thermidor Ann II. La Roche-sur-Yon H. Potier, 1958. pp. 592-595. ——译者注

第十二章 热月(1794—1795)

只有当恐怖的缔造者和最初的拥护者在恐怖中毁灭或被置于沉默与无能为力的境地时，人们才会自然而然地开始思考：恐怖究竟为了什么，大革命又该走向何方？1794年3月底，一个警察暗探听到有人说：“我不知道这一切最终会有什么结果。人们斥责两个革命委员会，于是我们觉得这些委员会很可疑。人们斥责革命军队，如今它也解散了。革命这一名称的意思好像是某种反对一切事物的事物。”[1]但是，有一个人会用雄辩有力的声音反对这个说法：他就是罗伯斯庇尔。整个秋天和初冬，他也在为革命的方向和意义苦恼，与宽容派的逢场作戏和他的政策便能证明这一点。但到2月，他的想法逐步清晰起来。2月5日，他在国民公会发表了一个革命的信仰表白。他说：“我们正在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是和平地享有自由和平等，是永恒正义的统治。而永恒正义的法则不是镌刻在大理石或石头上，而是在所有人的心中……何种政府能实现这些奇迹？唯有民主制或共和制政府，这两个词是同义词。”[2]但罗伯斯庇尔指出，民主制并不等同于始终处于行动之中的主权人民(这就含蓄地拒绝了无套裤汉介入政府的要求)。

民主制是这样一种状态：主权人民在自己创制的法律指导下从事一切自己能胜任的工作，不能胜任的工作则由其代表来完成。所以他们应在民主制政府的原则中寻找政治行为的方针……那么民主制或民众制政府的根本原则是什么呢？或者说，维持它并使它运转的根本支柱是什么呢？是美德……这只能是对养育你们的故土及其法律的热爱……这种崇高的情感意味着把公共利益置于一切个人利益之上……你们的政治行为的首要方针必然是将你们的一切行为与维持平等、发展美德联系起来……在法国大革命的体系中，不道德的即为非政治的，腐败者亦即反革命。缺陷、堕落和偏见是通往君主制的捷径。

如果这些观念是别人提出的，那可能只是法国大革命中层出不穷、乏味浮夸的言辞的又一范例。然而，罗伯斯庇尔是个强有力的权威人物，他对自己的观点十分认真。在1794年的整个春季和夏初，为了清除共和国的腐败，剔除不能达到其严厉的道德标准的人，他越来越心神不宁。

他的这种不安心绪的第一个牺牲品是法布尔·戴格朗蒂纳，罗伯斯庇尔于1月8日在雅各宾俱乐部对他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指责。但在罗伯斯庇尔眼里，法布尔的贪婪、奸诈和腐败给他那些知名的伙伴蒙上了嫌疑，包括像德慕兰这样的宽容派首领。至于丹东这样夸夸其谈的墙头草，他们坚定地维护法布尔，表明他们把朋友置于爱国原则之上。在勾勒出美德理想国的蓝图后不久，罗伯斯庇尔病倒了，几乎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公开露面。在这段时间里，政治日程受埃贝尔派左右。治安委员会的成员阿马尔负责对印度公司的丑闻提出报告，以便对被告进行审判，但他在汇报自己的结论时令人困惑地拖拉。可能他也卷入了丑闻之中。由于同事不断施加压力，他终于在3月16日的报告中对法布尔、夏波和很多人提出指控。罗伯斯庇尔和比约-瓦伦公开在国民公会指责他的报告过分集中于财政细节，也就排除了这场阴谋的所谓政治性枝蔓。3月19日，阿马尔再度作报告，这次他拓宽了范围，法布尔和他的伙伴被送上了法庭。在埃贝尔派刚被清洗之后，这次审判的时间和筹备工作成为两个革命委员会的中心议题。

双方似乎已经决裂。比约-瓦伦等人觉得宽容派在怂恿埃贝尔派走向自我毁灭之后也自取灭亡，治安委员会的瓦迪埃也持这种看法。法布尔的案件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借口，因为他被逮捕前是继续执行恐怖政策的主要反对者。这样就可以清除德慕兰和丹东等人，虽然丹东在宽容派运动中没有起什么作用。丹东那臭名昭著的机会主义使他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当他的朋友受审时，他很难不受牵连。“治安委员会”其他成员认为，将一桩腐败案审判扩大为政治表演太过危险。天平在罗伯斯庇尔的掌握之中，审判丹东的想法是对他日益严厉的政治原则的一次检验。逮捕丹东和宽容派的提议最早出现在埃贝尔派受审之时，但罗伯斯庇尔又犹豫了一个星期。直到3月30日，在与丹东举行两次神秘的会谈之后，罗伯斯庇尔似乎才决心抛弃丹东，但在采取行动时，他表现得十分果决。就在逮捕证发出的当天，他便开始搜集指控丹东的材料。他的便函构成圣茹斯特31日在国民公会发言的基础，后者以两个委员会的名义宣布逮捕“最后的保王党分子，五年来他们结党营私，他们追随自由仅仅因为老虎须跟踪自己的猎物”。[3]他提议对这些人进行审判。也许是因为圣茹斯特强调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政治清洗，这项动议毫无阻碍地获得通过。

圣茹斯特控词的含糊也反映在4月2日到5日的审判中。当时东印度公司的密谋者德慕兰和丹东站在了被告席上，受审者总共16人，其中有9名议员。丹东甚至没有受到腐败的指控，虽然这一指控再容易不过。他的罪名全都是笼统的，依据的是他自1789年以来的政治记录。但他雄辩滔滔，很快便成了法庭的主宰，这让弗基耶-坦维尔惶恐不安。直到国民公会根据一项蓄意歪曲的报告——说这些囚犯反抗革命法庭——下令进行缺席审判时，对他的有罪判决才得以通过。囚犯们的“反抗”无非是嚷着传唤证人，不过现在这一点已是多余的了。4月5日，丹东、德慕兰、法布尔、夏波和其他人被送上了断头台。

在法国大革命中，像丹东和德慕兰的覆灭这样难以解释的故事实在少见，因为几乎完全没有关于涉案人物的可靠证据。埃贝尔和他的同伴至少是因叛乱而被公开传唤。德慕兰只是主张(而且这时他已不再坚持)少一点血腥味的体制；丹东受审时并无任何始终如一的激烈指控。他们之所以被清洗，似乎是因为他们可能而非实际的作为。实际上，对他们的处决标志着恐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此潜在的罪行也像确切的罪行一样成为处决的理由，有时候，未能达到理想的道德标准的人亦可以被处死。“美德一词让丹东发笑，”罗伯斯庇尔曾阴森地说，“一个对所有道德观念都视若无物的人怎能是自由的捍卫者呢？”[4]丹东的死标志着美德理想国的奠基。

这个理想国的另一个特征是持续的权力集中化。4月1日，部长理事会最终被废除。政府各部由委员会掌管，每个部由革命委员会的一个成员监督。两周后(4月16日)的命令规定，所有密谋案件都将由巴黎的革命法庭审理。在随后的几周，外省大部分曾执行过恐怖政策的特别法庭被关闭，这就使得首都的监狱塞满了嫌疑犯。为应对这种局面，审判程序大大简化并加速。根据牧月22日(6月10日)法令，法官和陪审员的数目增加了，证人实际上被废除，被告也没有辩护律师。法庭的目的被定义为惩罚人民公敌，唯一允许的判决便是死刑。但是，人民公敌的定义十分宽泛，因为根据惩治嫌疑犯条例，任何人都可能受到这样的指控。此举对恐怖的性质立刻产生了影响。在1月到3月之间，处决的人数曾迅速下降，但4月份又有所上升，原因是对旺代的镇压再次强化。5月人数有所回落，但从6月初开始，处决人数再次大幅攀升。新的恐怖高潮中的受难者主要是在巴黎被处决的。从1793年3月到1794年8月，共有2639人被送上革命广场的断头台，其中一半以上——共1515人——是在1794年6月至7月被处死的。在这些受难者当中，社会上层成员的比例也远高于整个恐怖时期的总比例：38%的贵族和26%的教士受难者是在这两个月被处决的，此外还有将近一半的富裕资产阶级。相对于其他时期，这两个月的恐怖更像是社会歧视的工具，而非惩罚具体的反革命行动的工具。当然，大部分死者也像其他受难者一样，的确有颠覆或叛国行动的嫌疑。但是恐怖形态的急剧转变意味着，在被处决的人当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既是因为他们的实际行动，也是因为他们的身份(或者1789年前的身份)才会如此。

被处决的埃贝尔派也许会赞同这样的政策。但是，两个革命委员会在其被清洗后采取的其他措施，很少能让他们满意。例如，在肖梅特被处决后，巴黎公社被置于治安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之下，其成员资格也被修改，以便构成一个可以从上层、而非从下面接受命令的多数派。于是公社立刻将注意力转向最高限价令——不过是转向埃贝尔派曾有意忽视的方面：限制工资。公社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搜集资料、编订埃贝尔派一直拒绝认真对待的工资表。与此同时，工资劳动者已经对即将到来的境况有了充分的警觉。4月，人们援引列沙普利耶法镇压要求提高工资的烟草工人首领。另一些工人团体也遇到威胁：如果他们胆敢提出类似要求的话，那他们将被征召为服从军事纪律的战时工人。但是，这些事件的发生恰好表明通货膨胀的压力远未得到遏制。然而，根据7月23日最终公布的新工资表，大多数工人的工资都被大幅度削减。1790年初，当指券价值暴跌时，很多人的工资涨了一倍或两倍。根据最高限价令，工资水平可以比1790年高50%，但也远远不能反映工人的劳动价值。此外，工人此时已没有任何有效的抗议渠道。各区已被纳入政府机器，整个4、5月间，巴黎公社都急于让人们忘却群众社团。到6月初，大部分社团都宣布解散了。

去基督教化的运动也开始逆转。两个革命委员会似乎也有一致的看法：废除基督教化是一场灾难。4月7日，库东宣布，新的提议将把国民的精神情感引向更具爱国主义的方向。这就是罗伯斯庇尔于5月7日在国民公会的演讲中提出的最高主宰崇拜。这种崇拜是在每个旬日举行的一系列共和节目中的第一个，它宣告了法国人民承认最高主宰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朽。罗伯斯庇尔在掌声中宣布：这些准则是正义的永恒召唤者，因而也是社会的、共和的。在谴责僧侣势力的同时，他再次提到自己热衷的论点：共和国的目标是提升美德。他还为非基督教化中的极端行为叹息(虽然言语不多)，并向卢梭这位公民宗教的缔造者唱起了赞歌。6月8日(牧月20日)，他提议全民向最高主宰致敬。每个地方都有一个月的时间准备节日活动。6月8日也是圣灵降临节，这或许是个意外的巧合，或许不是。如果不是的话，最高主宰崇拜可能被设想为对基督教的挑战，或对它的友好表示。在这一事件中，各地没有接到关于如何组织这次节日活动的指令。一些地方采用刚刚过去的理性节日中的纪念物，只是将旧标语涂成新的。其他地方利用这次机会举行公开的弥撒，几个月来这还是第一次。在巴黎，这次节日的组织被委托给经验丰富的画家大卫，他自己也是治安委员会的一员。大卫在马尔斯校场建起一座假山，山顶栽上一株自由树，来自杜伊勒利宫的群众游行队伍朝这里会聚。国民公会的主席带领议员们走在队伍的前面，恰巧那一周是罗伯斯庇尔担任主席。他利用这个机会又发表了两篇关于美德与共和宗教的颂辞，但他显然忽视了某些议员对这个伪教皇的体态的嘲笑，尽管他曾注意到这一点。另一些人觉得这不是什么好笑的事。“瞧瞧这个鸡奸鬼，”丹东过去的一个伙伴图里奥喃喃地说，“当主子他还嫌不够，还要当上帝。”[5]

越来越多的议员持有与图里奥类似的看法，两个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也是如此。从1792年秋天以来，罗伯斯庇尔时常被人指控想建立个人独裁，此时这一指控较以往更可靠。他代表救国委员会发言的次数似乎越来越多，而且他在全国肯定比在同事之中更为知名。在奥尔良和巴黎，最高主宰节上出现了“罗伯斯庇尔万岁”的呼声。两周前，两个自称为刺客的人还想刺杀他。其中的一个刺客实际上攻击的是科洛·戴布瓦，另一个人只走到了她认为的暴君住所的门口。两人都被处决，还有52个涉嫌卷入巴兹密谋的人，他们都穿象征弑亲的红色衣服。依据牧月22日法令，他们被处死。法令中的大部分条款是罗伯斯庇尔起草的，并由库东通报救国委员会，但事先并未征求后者的意见。虽然救国委员会仍然值得信赖，但他们行事的方式表明他们并不确信自己能赢得委员会的支持。确实，从4月以来，救国委员会逐渐成为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还有库东)与其他成员激烈争论的场所。他们一度威胁卡诺，因为后者驳斥他们是“荒谬的独裁者”。4月16日，救国委员会内部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总监查局”，负责监控公共官员的行为，上述三人被任命为其中的成员。但此举也许是为了让他们淡出。然而，他们以特有的热情投身新的工作，结果引起治安委员会的警觉，后者认为总监查局侵犯了它的领域，何况春天的公开审判已经表明它的权力范围被严重侵蚀了。所有这些都让罗伯斯庇尔四面树敌，牧月22日的法令更是变本加厉。法令中的笼统言辞让国民公会的很多议员——更不要说两个委员会的委员——提高了警惕性。他们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对该法令进行辩论，罗伯斯庇尔则谴责这些试图散播分裂种子的人。他们都记得，丹东派被捕时并无国民公会事先发出的命令，因此他们特别担心一个凌驾于一切与之对立的法律之上的条款。也就是说，他们担心这个条款会摧毁他们正常的逮捕豁免权。于是，在牧月23日，一些嘲弄罗伯斯庇尔在最高主宰节上的显赫地位的人提出了一个动议，要求新法令特别保护议员的豁免权。从动议通过的那一刻起，反罗伯斯庇尔的力量走向联合。

罗伯斯庇尔清楚地意识到事态的发展，虽然他对此缺乏正确的认识。“为什么给我？”他对这些天来一直守候在他门口的一个请愿者说，“为什么不交给委员会？每个人都交给我，好像我有无限权力似的。”[6]作为卢梭忠实的学生，他坚信自己纯洁而正直的意图正在被不爱国的阴谋家们蓄意诽谤和阻挠。这些阴谋家当中有一些因行为过激而被从外省召回的议员，如富歇和塔里安，也有图里奥这样的丹东分子，还有从前的屠夫莱让德尔。但6月12日，当救国委员会拒绝采取严厉措施并将“九个人头”——他认为他们是反对自己的阴谋集团的核心人物——交给他时，他便不再参加委员会的会议，而是日益频繁地在一个他知道能够获得支持的讲坛上公开露面，该讲坛就是雅各宾俱乐部。然而俱乐部的成员已不再有往日的权威了。在俱乐部而非国民公会表明立场，只能引起关于图谋暴动的猜疑。在那可怕的几周内，每天都有20至30人被处决，因而整个公共生活之中都弥漫着猜疑情绪。据说有60名议员晚上不敢睡在自己的床上。然而，另一个日益明显的局面是：恐怖已不再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6月1日，英国人未能阻止来自美洲的庞大运粮船队，船队中“复仇”号的沉没在巴雷尔给国民公会的报告中被渲染成共和国英雄主义和无畏精神的史诗。更为重要的是，6月26日军队取得了弗勒吕斯大捷，入侵比利时、根除奥地利人最后的威胁的道路再次打通。此后人人都盼望能松一口气。然而，两个委员会被各种猜忌撕扯着，各方都在含沙射影地威胁对手，没有人知道如何终结屠杀，除非在自己毁灭前消灭对方。

7月中旬出现了最后一次恢复统一——如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团结的话——的努力。作为自始至终的协调者，巴雷尔在22日举行了一次两个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会上同意加快实施风月法令。此后，国民公会和雅各宾俱乐部都相信，虽然此前有过一些分裂的迹象，但法国仍然有个统一的政府。但在第二天的联席会议上，罗伯斯庇尔在近一个月之后首次露面，并对比约、科洛、阿马尔和瓦迪尔做了一番充满敌意的人身攻击。他本人赞同新的联合政策，但由于他过早地发起攻击，任何停战都难以维系长久了。另外，两个委员会之外的议员担心最近鼓吹的团结成为现实，使得罗伯斯庇尔能够清洗那些他试图驱逐的议员。于是富歇和塔里安开始在两个委员会之外的议员中进行狂热的游说活动，通报最新得知的消息。为了区别于山岳派，这些议员被称为平原派。不过随着恐怖措施再度被强化，平原派的消极态度给他们招来了一个不太动听的称号：“沼泽派”。罗伯斯庇尔认为自己能够把握国民公会的大方向，7月26日，他再次在那里发表了一篇冗长凌乱的演讲，演讲中提到的人名不多，但通篇的威胁言辞似乎针对每一个人。他以当时风靡一时的方式称颂自己的廉洁和对美德的热爱，然后宣布社会上存在一个“危害公共自由的阴谋”，卷入阴谋的有议员和治安委员会的成员，甚至有救国委员会的委员，但他并未具体指明。这些“叛徒”必须被惩罚，他们的“小集团”必须被摧毁。两个委员会都应该清洗，因为“只要权力还与一伙无赖牵扯在一起，自由的卫士就会被永远放逐”。

这是一份宣战书。罗伯斯庇尔的敌人已经意识到，他们的生死将系于快速反击行动的成败，于是他们决心应战。起初一场嘈杂的争论发生，焦点是罗伯斯庇尔的演讲是否应该付印、印多少份。受到攻击的议员们再次指控他的独裁图谋，对此全体议员表现出明显的同情态度。当晚，罗伯斯庇尔向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再次宣读了他的演讲，这些吵吵嚷嚷的成员拒绝对比约和科洛作出回应。根据库东的提议，他们表决赞成驱逐所有反对印刷讲稿的议员，于是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国民公会的新的清洗行动。比约和科洛怒不可遏，他们径直前往两个委员会，几乎整晚都在筹备次日上午不可避免的对峙。在两个委员会之外的议员中，塔里安也在积极备战，他知道当时的国民公会主席科洛会安排谁在何时发言。7月27日(即热月9日)上午，当圣茹斯特——他并未涉足前几周的派系活动——出人意料地代表罗伯斯庇尔发言时，情绪的力量表现得一目了然。比约代表治安委员会、塔里安代表救国委员会及其他与会者谴责罗伯斯庇尔。他们的发言赢得欢呼，但当罗伯斯庇尔要求发言时，他被“打倒暴君”的呼声淹没了。科洛一直拒绝他发言，而轮番的攻击让议员们陷入狂热。最后有人提议逮捕罗伯斯庇尔，国民公会接受了这一提议。还有人提议逮捕圣茹斯特和同样支持罗伯斯庇尔的库东。相关的指令随即发出，巴黎国民卫队司令昂里奥同样被下令逮捕。

这是一场议会骚乱。罗伯斯庇尔前几个月几乎完全幽闭在圣奥诺雷街的住所中，他高估了议员们对他的支持，这是致命的。在7月27日[7]的演讲中，他直接或间接地攻击了许多议员，以致没有人觉得有完全的安全保障。不过，在国民公会遭受的挫折并不意味着罗伯斯庇尔已经穷途末路。26日夜间的情形表明，他依然能得到雅各宾俱乐部及公共走廊上听众的支持。另外，巴黎公社在埃贝尔派被清洗后进行了改组，那里也有他任命的大批成员。因此他在巴黎仍有机会，从1791年春天以来，他在群众当中一直有很高的威望，这会给他积聚力量。而且巴黎公社一开始也没有抛弃他。28日下午，公社命令首都的所有监狱看守拒绝接收囚犯，昂里奥也得以逃脱。在昂里奥试图集结自己的国民卫队准备起义的同时，逮捕的议员被带到市政厅，置于公社的保护之下。但是，48个区中只有17个区的国民卫队响应昂里奥的号召并在格雷勿广场集合，另一些区的卫队摇摆不定，直到国民公会采取决定性行动时，他们才迅速服从。根据巴雷尔的提议，逃跑的囚犯将失去法律保护。根据最初由圣茹斯特——真是具有反讽意味——提出的法律条款，这意味着逃犯未经审判即可处决。忠于国民公会的武装交由在土伦之围中崭露头角的巴拉斯指挥。面对这样的决定，再加上无力让大多数区走出敌意和冷漠，公社开始踟蹰不前。夜间，集合起来的部队逐渐散去。因此，当巴拉斯带领部队于7月29日凌晨两点到达市政厅时，市政厅已无人防守。罗伯斯庇尔企图自杀，但子弹仅仅击穿了颌部。次日下午，身受重伤的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

在随后的24小时，他的兄弟、库东、圣茹斯特以及其他80名来自巴黎公社的“罗伯斯庇尔派”被处死。目睹过行刑场景的爱尔兰政治流亡者汉密尔顿·罗万记载说：“不到一个半小时之内，大约六十人在革命广场被处决。我站在离行刑地一百余步远的地方，但死者的鲜血还是从我的脚下流过。让我感到惊奇的是，每当人头落到筐子里，人群中就爆发出千篇一律的欢呼声：‘打倒最高限价令!’”[8]这个星期前几天公布的工资表当然不是各区没有响应公社起义号召的唯一原因。危机来得太快，事先不可能有应对计划。而且，国民公会告知群众，罗伯斯庇尔图谋专制独裁，群众在此前就曾驯服地接受关于埃贝尔派和丹东派密谋的说法，这一次他们也不会劳神去拯救另一个同样被证明是泥足巨人的偶像。尽管如此，罗伯斯庇尔派的公社在危机爆发前几天颁布工资限制令的关键时刻疏远了普通巴黎群众，因为后者有个人尽皆知的癖好，那就是寻找替罪羊，而罗伯斯庇尔及其市内党羽的覆灭满足了这种癖好。至于罗伯斯庇尔本人，他从来就不是独裁者，也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他有这个目标。但他生性多疑，持续了一个春天的政治压力让他走到了妄想的边缘。有关阴谋的谣言围绕着他，更不要说刺杀行动了。由于对自己的操守坚定不移，他很容易把矛盾看成用心不良，把行事独立看作机会主义。后来，他认为公共生活中几乎无人可以信赖，由于他把这个想法说得如此明白，也的确没有人可以信赖了。又由于暗示那些跟他不一致或他不赞同的人都应被处死，他迫使这些人在被他毁灭之前先毁灭掉他。人们之所以称他为独裁者，是因为他们害怕一个掌权者在道德上的不妥协立场，在处死罗伯斯庇尔之后，他们用这一指控来证明自己行动的合理性。这就让他们把自己曾协同参与的行为过错归咎于罗伯斯庇尔。但在恐怖退潮后的几个月和刚刚开始的无情体制中，这种做法日益成为耻辱、指控和报复的对象。

热月9日的标志性意义主要不在于推翻某个人或某个集团，而在于否定一种政府形式。对此有不同想法的人很快就失望了。7月29日，巴雷尔轻描淡写地称这段插曲为“一次对政府毫无影响的纷乱”，并提名候选人以取代三位被处决的救国委员会成员，但他的提议未获通过。相反，国民公会接受塔里安的建议，规定救国委员会每个月应有四分之一的委员退出，退出者不享有接下来的补缺选举资格。废除革命法庭的动议暂时被否决，但有人竟敢提出这样的建议，这本身就表明当时政治气候的变化是何等剧烈。不久，国民公会所有的下设委员会均需按同样的程序进行改组，而救国委员会的新成员中就有塔里安本人。丹东从前的朋友也进入了救国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8月1日，改组后的两个委员会着手取消牧月22日法令。8月10日，它们对革命法庭的成员进行清洗，逮捕了弗基耶-坦维尔，终结了恐怖体制。8月，巴黎仅有6人被送上断头台，在这一年余下的几个月中被处死的人只有40多个。反革命图谋现在必须经过取证后才能定罪。由于取证定罪工作困难重重，各监视委员会的大部分职责和权威形同虚设。因此8月24日，巴黎的监视委员会从48个削减为12个，其他地方每区一个。所有这些举措都日益仰赖于国民公会议员的提议，与此相应的是，8月11日，救国委员会失去了作为政府当中的总管的角色，这有悖于巴雷尔代表该委员会提出的方案。除了军事和对外关系，救国委员会的其他职责都被分派给其他委员会。这样，在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的一个月内，恐怖和革命政府的中央机构已被国民公会瓦解，因为国民公会越来越确信这些机构已不再是必要的了。

这在全国率先开了放松神经的先河。8月10日的第二个周年纪念活动是在无拘无束的轻松气氛中进行的。不过，除了处决人数的下降外，时代变化的明显证据要算释放嫌疑犯了。一开始这就是人们的普遍期望，激动的人群每天都聚集在监狱门外和治安委员会门口。巴黎的释放工作开始于8月初，月底有3500名囚犯获得自由。这些走出监狱的幸运者对把他们送进去的人充满敌意和怨恨，后者大部分是监视委员会的公民同胞，如今被斥为恐怖分子，因此他们要报复。8月31日，西南郊的格伦内尔火药厂发生爆炸，死伤约400人，惶恐不安的“恐怖分子”认为这就是第一次报复行动，但实际上这可能是一个意外。并非意外的是大约在同一时间出现的针对无套裤汉的治安小分队，即所谓的“金色青年”。他们中间有些人是被释放的囚犯，有些人是逃避兵役者，还有很多人是文员和小官僚，所有这些人都想惹麻烦。他们炫耀昂贵的服饰和几个星期前人们才敢展示的发式。金色青年的总人数大约在2000到3000之间。他们专门骚扰知名的“恐怖分子”，扰乱后者的聚会，破坏他们不赞成的公共活动。反罗伯斯庇尔的主要密谋者、原土伦特派员弗雷隆在自己的报纸《人民代言人》上公开怂恿这些捣乱分子。这份报纸在9月初问世，很快就与这种街头私人武装的暴行遥相呼应。不过在当时，他的报纸远不是唯一斥责恐怖的过激行为及其始作俑者的喉舌。在8月至9月间，一系列右派报纸在巴黎遍地开花，以致有人在国民公会和雅各宾俱乐部呼吁遏制它们的煽动行径。塔里安、弗雷隆和其他在那个革命的月份得胜的人如今被称为“热月党人”，面对上述呼吁，他们以捍卫出版自由的嘹亮口号来应答。他们说，那些要限制出版自由的人是“罗伯斯庇尔的尾巴”(这也是8月底出版的一本小册子的标题)，是企图借助恐怖手段重返政府的嗜血狂。8月29日，国民公会公开抨击那些在最后关头才反对罗伯斯庇尔的革命委员会的主要“恐怖分子”。有人提议弹劾巴雷尔、比约、科洛、瓦迪尔和大卫。这样做对国民公会而言仍然走得太远太快。它拒绝起诉这些人，而且，为了表明继续忠实于激进主义，国民公会下令将米拉波的遗骨从先贤祠中迁出，用马拉的遗骨替代。卢梭的遗体也被下令掘出，安放在先贤祠中。受到这些迹象的鼓舞，雅各宾俱乐部采取了攻势。9月4日，它驱逐了塔里安和弗雷隆。几天后，塔里安在街道上受到攻击。

所有这些，热月党人都声称是恐怖回潮的开端。格伦内尔的爆炸是雅各宾派所为，弗雷隆现在让他的队伍掉头来攻击雅各宾俱乐部。在法国，“雅各宾”这个词首次(在国外当然不是这样)成为一个具有普遍侮辱意味的术语，它与恐怖和那个曾长期支配俱乐部讲坛的“独裁者”之间有着无法割舍的牵连。衣着光鲜的流氓滋扰曾支持雅各宾路线的各区大会，殴打大会首领。如果说在当时还需要什么让人回味一下最初的恐怖，那么一批来自南特的所谓联邦主义者堪当此种角色，但他们在革命法庭前被宣告无罪。在对他们进行调查期间，关于卡里埃在南特溺水处决的一些骇人听闻的细节被披露出来。这足以对他的协同者，即南特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提起诉讼，也足以促使国民公会对卡里埃本人立案调查。毕竟作为议员，除非国民公会有明确的指令，卡里埃本人可以免遭逮捕。对热月党人来说，这简直是天赐良机，他们正想加大反雅各宾派的力度。早在10月，塔里安就创办了一份自己的报纸《公民之友》，与此同时，莱让德尔在国民公会再次动议弹劾巴雷尔、比约和科洛。这一次拯救他们的是还没有人想攻击的原救国委员会成员，其中包括卡诺。他作证说，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曾赞成恐怖体制。但持续的压力使情况按施压者的愿望发展。10月16日，所有俱乐部和协会被责令公布其成员名单，成员之间的一切通信均被禁止。所有人都知道，这一措施旨在摧毁雅各宾俱乐部的全国性联系网，这个网络是其力量的源泉，而成员名单则等同于受打击者清单。11月初，在当初自己与罗伯斯庇尔经常发布全国性政策指令的讲坛上，比约对俱乐部敌人发表威胁言论，于是一群保守派纨绔子弟从他们平时的聚会地点平等宫(以前的罗亚尔宫)向俱乐部进发，石块如雨点般砸向俱乐部的每一扇窗户。两天后(11月12日)，数百名纨绔子弟卷土重来，冲入俱乐部大厅，大厅里的所有人全部遭到殴打。刚刚下令逮捕卡里埃的国民公会也无意对俱乐部表示支持。它不但未惩处施暴者，反而以挑动公共骚乱为由，下令封闭雅各宾俱乐部这个潜在的竞争对手。但实际上，街头暴力成了胜利者。一个密探记载说，数天之内，“总是看到有人被称为雅各宾派，被凌辱，甚至被殴打”。[9]

在外省，革命政府倒台引起的反动发展较慢。当革命的司法权集中于巴黎时，特别法庭并未完全消失。此外当地还建立了一些最臭名昭著的法庭，如奥朗日的民众调查团，它的规章以牧月22日法令为范本，在6月到8月间共处死了332人。它和其他法庭(特别是西部的法庭)在热月9日之后的五六周内继续运转，并下达了很多死刑判决。但不久新的特派员便前往各省监督撤销恐怖体制事宜，根据8月24日的法令，看守委员会削减为每区一个，数千名外省“恐怖分子”被清理出公共机关。不久以后，被其监禁的囚犯陆续被释放。很多获释的囚犯及其亲戚朋友，如今掌握了改组后的群众协会和市政委员会的权力，立即开始囚禁从前迫害他们的人。例如，到9月的第一周，奥朗日民众调查团的成员就已经站到了被告席上。在整个秋天，巴黎反对前“恐怖分子”的浪潮日益凸显，外省对这一迹象的领悟也足够迅速。12月初，一个被囚禁于布雷斯特的“马拉”号军舰上的英国人写道，水手们突然之间不再高呼“山岳派万岁”和“雅各宾派万岁”了。船舱里的伙计告诉他，这些口号现在被禁止了，人们要喊“山岳派见鬼去吧”和“打倒雅各宾派”。不过，无论是在首都还是在外省，反动的最终象征性信号并不是雅各宾俱乐部被封闭，而是外省超级“恐怖分子”卡里埃的命运。11月23日，卡里埃被送上革命法庭，他一直坚称自己在南特只是服从国民公会的命令，因此整个国民公会“乃至其主席的铃铛”都是有罪的。但这些辩词无济于事。12月16日，他被判处死刑并被送上断头台。他的辩词也许很公正，他当然不应对归咎于他的一切暴行负责。在牺牲卡里埃之后，国民公会便树立了一个不祥的样板。在卡里埃服刑前一周，罗伯斯庇尔于1793年10月从断头台边拯救的71名吉伦特派同情者(包括不幸的托马斯·潘恩)已完全恢复了国民公会代表的资格。政治转向已经完成，但吉伦特派的回归和清除最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并未预示着克制和共见的回归。1795年远非和解的一年，反而成为复仇的一年。

所有这些事态看来都深得人心。警察的报告表明，巴黎人普遍赞同关闭雅各宾俱乐部和处决卡里埃。1794年下半年，首都的不满情绪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9月7日，当雅各宾运动开始出现短暂的复兴时，国民公会将最高限价令延长一年，以表明它将继续实行经济管制。但是，在夏季的危机中，指券再次加速贬值：从8月到12月，价值从票面值的34%跌为22%。因此，虽然罗伯斯庇尔之后的巴黎公社于8月9日放弃严厉的工资管制——这一措施曾让巴黎转而反对那个“暴君”——确定了一个更加慷慨的工资率，但要求提高工资的骚动在整个秋天从未停息过。政府的军需工厂率先发难，不过，国民公会并未让步，反而在1月关闭了这些工厂。更为严重的是商品的匮乏，即使有商品供应，价格也远高于最高限价令许可的水平。10月的一份警察报告写道：“市场上的所有东西售价都在最高限价令之上”；更让人吃惊的是，“人们都说这项法令没有强制性，无限制的贸易自由是根治其弊病的唯一良方。”[10]当然，国民公会的议员们始终持这种观点。他们只是在群众的压力下才接受最高限价令，但最高限价令在颁布后的一年中发挥了效力，这也是他们前所未有地不情愿承认的事实。当听说民众对限价令的支持也在减退时，他们再次根据自己的信念行事。他们认为，价格管制使本已很严重的稀缺局面继续恶化，加剧了他们本想抑制的囤积行为。唯有一个自由的市场能够恢复充足的供应，更不要说重新激活对外贸易了——外贸在经济管制之下已陷入衰退。于是他们责成当局就这一事务起草报告，结果12月初的报告建议取消最高限价令。12月24日，这个建议被采纳。

当天晚上天寒地冻。这预示着这个冬天比1788年还要寒冷，确实，这也是整个世纪最寒冷的冬季。气候条件使得共和国的大军可以横越封冻的莱茵河进入荷兰，但这种气候给国内民众造成严重困难。河流结冰之后，在秋季就已变得稀缺的煤和木材供应完全停滞。这种影响也波及全国。南方的橄榄树刚刚从1788年的灾难中恢复过来，现在再受冻害，连罗讷河也完全封冻。1794年的收成不够理想，又要优先满足军队的需求。法国从波罗的海和北非等遥远地区购买谷物。但是，由于冰冻和解冻之后的洪水影响，到港的谷物无法转运和研磨。一些城市，包括里昂和巴黎，试图以大米为补充食粮，但经常缺少足够的燃料煮熟大米。因此到了春季，面包变成配给供应，地方政府因为面包价格补贴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在危机最严重的1795年2月到3月，巴黎人每天尚能得到一磅面包，而在外省，食物配给要少得多，供应也很不正常。最高限价令废除了，其他商品的价格也一路飙升。从12月到次年4月，巴黎的肉价上涨300%，黄油价格上涨的幅度超过一倍。1795年1月，街头出现冻死的饥民。另一些饥寒交迫之人选择提前结束生命，巴黎和鲁昂、勒阿弗尔等北方城市的自杀率显著上升。由于取消价格管制，政府自己也不得不为大笔采购支付高昂的市场价格，因为战争行动需要大量物资。税款入库进展迟缓，因为政治动荡使得相关政府机构陷于瘫痪，而歉收又削减了农民的收入。支付给农民的东西只有指券。为了偿付国家债务，唯一的办法是印制更多的指券，到1795年5月，指券流通量比一年前增长了近一倍。这时指券的价值跌至票面值的8%。

在这种背景下，巴黎继续着反雅各宾派的斗争。弗雷隆麾下的纨绔子弟控制了剧院，当剧院上演他们不喜欢的节目时，他们就齐声高呼新的战斗口号“人民在觉醒”来破坏演出。他们还试图淹没“马赛曲”的歌声，称那只是雅各宾派的圣歌。戴红帽的人受到攻击，自由树被砍倒，恐怖时期的墙上标语被涂掉。1795年的前几周出现了持续的反马拉崇拜运动。1793至1794年曾大量制作的这位“人民之友”的石膏胸像如今已遭到系统的追查和粉碎。人们想尽办法拆除国民公会大厅外的马拉纪念碑，右派的报刊则呼吁将他的遗骨从先贤祠中迁出。无套裤汉运动的余党十分仇视这类攻击圣徒的行为，因为尊奉这个圣徒的人远不止付费的雅各宾会员。在巴黎的某些区，群众协会纷纷表示抗议，这些区大多位于东部街区，仍受恐怖时期的老兵的支配。他们的努力得到一份新报纸的支持，这就是此前一直默默无闻的极端民主派、前封建法学家巴贝夫出版的《人民保民官》。1月底，他号召举行新的人民起义，实行仍被搁置的1793年宪法中的所有民主制度。这个重整旗鼓的口号带来的效果适得其反。一周后，警察进行密集搜捕，巴贝夫最后被逮捕，国民公会下令关闭群众俱乐部。1月8日，在马拉的遗骨仅在先贤祠安放了五个月之后，国民公会就对纨绔子弟的攻势让步，下令将马拉从先贤祠中迁出。国民公会宣布，任何人死后十年方可进入先贤祠。因为这个借口，共和二年的很多其他殉道者的遗骨亦被拒绝。

截至此时，反动浪潮已强大到让国民公会不能再佯装抵挡的程度。12月和次年1月，针对流亡者的法律开始放松，水手、手工工人和工匠在满足某些附带条件的前提下可以回国。4月11日，被宣布为非法的联邦主义者也被允许返回。与此同时，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建立，负责调查两个革命委员会的前成员所遭受的指控，3月2日的报告对这些被控者非常不利。巴雷尔、比约和科洛被软禁在家中等候受审。同样受指控的瓦迪尔则已藏匿起来。一周之后发生的事件也许可以突出地表明他们对共和二年的雅各宾体制的反动发展到何种程度。教堂重新开放，供群众进行宗教活动。在最后一次短暂地遵循雅各宾主义路线期间，1794年9月18日，国民公会最终宣布放弃宣誓派教会，从而将1790年以来大革命的路线引向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局。它颁布法令声称：共和国不再为任何宗教崇拜支付费用和工资——但这并不是说它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支付过。这也意味着国家不再认可最高主宰，这种崇拜与罗伯斯庇尔的联系太紧密了。但这一措施意味着放弃大革命自己创建的建制教会。教会与国家正式分离，这在法国尚属首次。在某些人看来，这一法令是向废除基督教运动的回归，外省的一些地方也确实再度爆发迫害抗拒派教士的事件。但大多数人的理解是正确的：这是在转移依然忠实于教会之人对共和国的敌意。这样一来，1795年2月21日的法令便水到渠成了。这条法令宣布任何宗教都可以按其意愿自由进行宗教活动。法令的语气有点勉强，引言中还有很多诋毁教士和迷信的言辞。宗教被确认为私人事务，地方当局不得给予任何形式的认可或支持。宗教信仰的任何外在表现形式，如僧侣的服饰、礼仪和教堂的钟，仍然被严格禁止。信徒应购买或租赁宗教活动场所，并向自己的教士或神父付费。但是法令通过之后，教士神父们发现信徒都很愿意。一个巴黎人在日记中写道：“今天，1795年3月8日，他们开始在巴黎到处公开做弥撒，在房间里、公寓里、大厅里，还有一些修道院的小礼拜堂。所有人都去听弥撒……有些地方的弥撒从早上六点持续到中午，很多人还领了圣餐……从1793年10月13日星期日以来还没有举行过弥撒。”[11]一个星期之前，在信仰笃诚的布列塔尼，一个英国囚犯被管风琴声吸引，声音是从被摧毁和劫掠的坎培尔大教堂发出的，他在那里面发现“成排的人跪着”，“一个灰白头发、令人起敬的体面教士身穿祭服，正在祭坛上布道”。[12]教堂里的会众大多是“来自乡间的贫苦人，另有几个地位较高的人。我敢肯定，如果人们认为这种做法不会受责备的话，本来会有更多的人在那里的”。

新宗教政策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议员们的这样一种意识：旺代必须获得持久的和平，那里的宗教不满情绪曾将革命的反对者推向保王党。虽然1793年叛乱者在萨维奈的战败终结了旺代的“大战”，但杜罗在次年春天进行的恶劣报复并不利于旺代居民与共和国的和解。报复的后果是激怒了整个地区的民众，而不是平息他们的不满。与此同时，在布列塔尼的北方，严苛的征兵政策使得投靠朱安党人的年轻人较以前有所增长。在地方首领们的协调下，具有一定规模的、有组织的武装团伙开始出现。到了5月，整个布列塔尼大约有22000名朱安党人在活动。夏季结束之前，他们的谋杀、威胁、扰乱交通、攻击宣誓派教士和国有土地购买者的行动让当地陷入一片混乱，只有较大的城镇尚在政府控制之下。1794年7月，一支新的布列塔尼天主教保王党军队宣告成立。这次行动虽然只是其始作俑者、保王党冒险家比萨伊的一次意愿表达，但仍引起国民公会的警觉。农村的叛乱已经使得西部的大片地区脱离了共和国的控制，只有那些设防坚固的港口才能防止英国人前来援助叛乱者。因此在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更具和解色彩的新政策浮出水面。杜罗已于热月之前被召回，并在1794年9月被逮捕，不过后来被判定不必对当年春天的暴行负个人责任。共和国军队奉命停止挑衅行动，并从各驻扎地撤回军营，与此同时，和平的触角伸向知名的游击战首领——旺代的斯托弗莱和夏莱特以及布列塔尼的比萨伊。奥什将军已从德国前线被调回，全面指挥卢瓦尔河以北的部队，他宣布对所有放下武器的叛乱者实行大赦并发放奖金。审判卡里埃的消息传来后，叛乱者确信共和国已放弃恐怖政策，12月1月，国民公会也宣布对一个月内投降的叛乱者实行大赦。很多人放下了武器，到1795年1月，关于全面停火的正式谈判已在进行中。2月初，率部控制旺代低洼地区的夏莱特签署了拉若尼和平协议。根据该协议，叛乱者将停止行动，条件是保障其宗教信仰自由，不得进行报复，并且该地区免于兵役法。共和国将归还所有被没收的私人财产，对造成的损失作出赔偿，并允许叛乱者继续持有武器以共和国的名义维持当地的法律和秩序。共和国不会向叛乱者作出的让步，就是在一个已经认可的国中之国中恢复君主制。“蓝党”可能认为，这样慷慨的条款是以前一直强硬的斯托弗莱能在5月初为旺代林区接受此类条件的原因，而4月20日的马比莱条约将此类条款扩展至布列塔尼的朱安党人，原因也是因为条件很慷慨。如果他们真的这样认为，那就大错特错了。夏莱特之所以签字，仅仅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已陷入危险的孤立中。另两个停战协定仅仅是叛乱者的缓兵之计，因为当时他们暗中得到确切的信息：比萨伊已经说服英国人对布列塔尼海岸发动一场大规模远征。夏莱特得知此事后也保证配合这次行动。

不过在这场危机爆发之前，国民公会必须克服发生在自己门口的一次严峻挑战——巴黎人民最后一次尝试以如今已成传说的1793年方式迫使代表就范。普通巴黎市民认为，1795年的可怕冬天之所以能够熬过去，完全是依靠当时国民公会坚决维持的面包定期配给制。但到3月初，公会维持配给制的能力也出现了动摇。议员们在冬季饥荒最严重时尚能维系的群众信任也随之动摇。面包店前面的队伍开始变长，配给份额被削减，在某些日子里，一些街区甚至完全没有面包供应。保王党人自1792年以来首次公开声称，供应短缺表明共和国已经失败。最先感觉到食品告罄的是妇女们，不过她们的第一直觉并不是把病恹恹的路易十七从坦普尔凄凉的囚牢里请出来扶上王位，她们想到的是恐怖时期的经济管制。一个警察密探在3月16日写道：“人们在谈论热月9日之前的体制，那时物价不像现在这样贵，钱和指券价值相等。”[13]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听到新暴动的传言，尤其是在巴黎的东边。然而就在此刻，国民公会重新接纳了走出躲藏地的幸存的吉伦特派，如朗居奈、伊斯纳尔和卢韦，这些人都以谴责无套裤汉而闻名。对幸存的恐怖体制的主要领导人的审判也在进行中——对巴雷尔、比约、科洛和瓦迪尔的检举弹劾于3月22日开始。当成批的妇女为改善供应而向国民公会请愿时，她们不得不在充满敌意、扬扬自得并且嘲笑她们装束的纨绔子弟丛中被推来搡去。但议员们对此无动于衷。他们通过决议，从供应正常的地区征调三分之二的可动用粮，作为强制性借用，并决定将面包配额分发到各家门口以根除排队现象。同时议员们也采取了自我保护措施，他们颁布法令，严惩对国民公会的攻击行为。弗雷隆将手下的金色青年改组成非正式的立法机构卫队。但他很快就变得无足轻重了。3月27日和28日，经历了几天的面包骚乱之后，向国民公会进军的企图出现了，而骚乱就发生在以前的激进街区，如雅克·鲁原来的行动中心格拉维里埃区。骚乱者现在拾起巴贝夫的口号，要求实行1793年宪法，而不管它还有哪些其他后果，任何一种后果都将意味着国民公会的终结。但1792年或1793年那种典型的无套裤汉行动组织已经没有了。这种行动所必需的机构已在12个月前灰飞烟灭，而没有这样的机构，如今积聚起来的力量最终要走向失败。但到4月1日(芽月12日)，骚乱在几天之后达到高潮，大约一万人(主要来自巴黎东区)向国民公会进军，这让聚集起来阻止他们的纨绔子弟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冲进大厅，要求面包和1793年宪法，并且来回盘桓，使得议会长达四小时无法进行任何辩论。但他们没有更清晰的请愿方案，相互之间也没有协调。他们本来指望一些山岳派的残留议员能够支持他们，但这些如今被称为“山顶派”的议员却带头催促他们离开。傍晚时分，得到纨绔子弟支援的国民卫队从西边开了过来，于是群众两手空空地散去了。国民公会任命刚刚从荷兰胜利归来的皮什格吕将军统筹首都的所有武装和治安秩序。接着，为了突出它的蔑视态度，也许还为了发泄备受压抑的紧张情绪，国民公会发布了对四个被弹劾的“恐怖分子”的裁决令。在一片欢呼声中，巴雷尔、比约和科洛(瓦迪尔缺席)被判决流放。他们至少逃脱了卡里埃的厄运，但他们的同事认为，这种幸运不会持续太久。他们的流放地是圭亚那，后来人称魔鬼岛，不过在1795年，它更为人熟知(也许不太确切)的名字是“不流血的断头台”。

在当时的巴黎，这样的举动简直就是挑衅。在随后的几天里，这座城市动荡不安，传言有新的进军和示威活动。皮什格吕的对策是驱散大型集会，下令逮捕任何有可疑记录之人。4月10日，为了支持他的行动，国民公会授权他解除恐怖期间各个街区的“知名”活动分子的武装。这一措施使得整整1600名巴黎人被官方剥夺防卫能力，无法应对任何形式的报复行为。此时16名原山岳派议员也被软禁。在这些措施之下，共和二年曾在革命政府中任职或与之合作的人实际上被认定为公共敌人，虽然他们大部分已不担任任何公职。新举措的影响不仅限于巴黎。在外省，随着冰封的河道在春季里解冻，这些举措便成为厉行反恐怖政策的信号。

这场反动被称为“白色的”，意思是说它的精神源泉是保王主义的。有些情况的确是这样：在巴黎以外，由于国民公会在1795年上半年无力应对饥荒局面，由此造成的幻灭感催生了一股怀旧浪潮，人们怀念国王照料臣民的基本生计的日子。在加尔省，当初的反革命中心尼姆周围出现了一些“太阳连队”，他们恐吓原来的“恐怖分子”，其领导人都是彻头彻尾的保王党人，并与阿图瓦伯爵的代理人有接触。里昂地区的耶稣连队与此类似。但是，白色恐怖的主要推动力无非是对暴行和悲剧的报复，它的受害者正是一年前掌权的那些人。白色恐怖更接近于1793年的那种无序的恐怖，而不是次年春天那种组织良好的体制性的恐怖。同样，断头台也不是它的特色，因为这是它所憎恶的恐怖时期的象征物。白色恐怖的执行者是行私刑的暴徒、谋杀团伙、搞诱骗和伏击的人。它最早出现在芽月起义及随之而来的镇压之前。例如在尼姆，第一批受害者死于2月底，这些原来的恐怖官员正是被声称护送他们去监狱的国民卫队所屠杀。基本在同一时期，原奥朗日群众调查委员会的法官也在沙维尼翁被私刑处决。但是，大规模反恐怖运动的真正发动器是4月10日的法令，根据这项法令，一些较为狂热的地方官员——他们通常也是坚定的热月党人特派员任命的——不仅解除了嫌疑犯的武装，还把他们投入监狱。在1795年夏天，多达8万到9万人度过了几周或数月的牢狱生活。在大部分地区，囚犯在秋天都已出狱，并未经受多大折磨。但罗讷河谷、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东部的情况不同，这些地区在恐怖时期曾十分血腥，血仇报复传统亦很强固，因此监禁前“恐怖分子”就成了屠杀他们的良机。例如，5月4日里昂发生严重流血事件，大批群众有计划地攻击监狱，100名到120名囚犯被砍死。一周以后，埃克斯发生类似惨案，60名囚犯罹难；5月25日，塔拉斯孔有24人死亡；6月5日，马赛又有100人被处死，此举得到特派员的公开纵容。土伦从英国人手中收复之后，海军很快就恢复了那里的爱国热情。当混乱无序的反动行为的消息从西边传来时，军工厂的工人组织了一次亲雅各宾派的进军马赛行动，他们高呼“山岳派万岁”。5月17日出发时有数千人，但一周之后，他们被正规军和国民卫队组成的联合部队驱散了。此外还有40到50人被杀，另有52人被一个为审理涉案者而设立的特别军事委员会送上断头台。这些只是最触目惊心的个案。1795年夏天，孤立的谋杀事件、殴打和其他暴行在整个东南部地区司空见惯。施暴者大多是一些青年团伙，他们夸张炫耀的服饰、一应俱全的攻击武器和逃避兵役的坚定意愿与巴黎的金色青年十分接近。1795年，他们在整个东南部地区可能造成了2000人死亡。在5月的第一次暴行大爆发之后，他们的行为并没有停止，实际上，6月从巴黎传来的新动乱的消息进一步刺激了他们。

芽月的大示威让国民公会深感震骇，它下令：当巴黎的面包配给量不足时，可以用大米和饼干来补足。不过，长期的燃料短缺意味着大米无法煮食，同时面包的短缺又进一步恶化。法国已没有任何尚可动用的粮食储备，而英国对海洋的控制使得海外供应变得极不可靠。因此，巴黎的配给量在4月和5月持续减少，唯一令人宽慰的是天气在好转。4月22日，有人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所有巴黎人每天都只有四分之一磅面包。巴黎从未陷入这样的窘困中。”[14]但是到5月初，配给量削减到两盎司。5月7日处决福基耶-坦维尔和革命法庭其他成员的民众主义举措，并未转移饥饿的民众的注意力。当与荷兰、普鲁士和西班牙签署胜利和约的消息传来时，所有人都在问：一个可以支配欧洲的民族为何无力给自己的公民提供食品？失去理智的妇女斥责男人胆小懦弱，不敢冲进国民公会要求不惜代价地获得更多的面包，而保王党分子则继续浑水摸鱼，他们暗示说，只有国王能够恢复充足的供应。不过，正如以前的芽月示威一样，人们最愿意听的还是无套裤汉残余分子的言论，这时他们开始组织另一次“革命日”，这次行动将会取得成功。各区大会开始定期召开，就像过去那样，有的大会还宣布永不休会。5月15日，即将发生新暴动的传言已经传得满城风雨。19日，一本题为《人民为获得面包和恢复权利而起义》的匿名小册子的出版成了信号，次日早上，巴黎东边工人街区那熟悉的警钟声响彻塞纳河两岸。在革命日历上，那天是牧月1日。

在狂热的妇女的催促下，男人们离开作坊，开始向国民公会进军。上文中的那个日记作者写道：“每个人都杀气腾腾。”[15]当第一批来人被侍者用鞭子赶出公共走廊时，情况仍然没有改观。中午刚过，国民公会就被来自圣安托万区和圣马塞尔区的武装国民卫队团团围住。当议员费罗和一批同事试图阻止他们进入大厅时，他被射杀了。群众砍下他的头颅挑在长矛上，这时大门也被冲开，密集的枪声中夹杂着“面包和1793年宪法”的呼声。暴动者进入大厅后立刻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释放被监禁的爱国者，各区设立永久性会议，重组独立的巴黎公社，强制性食品搜查，逮捕回国的流亡者和迫害过雅各宾派的议员。他们高喊“山岳派万岁”，这一次，他们的力量看来占压倒优势，所以“山顶派”议员不敢让他们离去，只能公开接受他们的要求。但是当天的早些时候，两个委员会发出了一份总呼吁书，要求部队和武装公民前来救援国民公会。当山岳派正在大厅里折中妥协时，忠实于国民公会的部队正在外面集结。当改组或解散两个委员会的动议提出时，这些部队被召进来。午夜时分，他们终于将无套裤汉从大厅中赶了出去，虽然使用了暴力，但没有开枪。危机还远未结束。就在这短短几个小时内，暴动者发出了增援圣安托万区无套裤汉的呼吁，东部各区的国民卫队搬出大炮作为回应。5月21日下午，大炮被挪到国民公会外面，随之而来的还有两万名群众。虽然与之对垒的人马大概要多一倍，但他们并不可靠，一些炮手一度跑到了另一边。没有人急于开火。虽然国民公会一边有很多正规军，但也有数以千计的普通公民，他们与对手几乎没有分别，也像对手一样饥饿。所以当国民公会宣布愿意接受一份请愿书时，暴动者轻松地把握了这个机会。请愿书再次要求面包和1793年宪法，前面的要求得到了庄重的许诺，暴动者于是散去。

就这样，暴动者失去了主动权，从此再也没有获得主动。在几个小时前，当大厅里的暴动者被肃清后，国民公会就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了它对无套裤汉的要求的真实看法：它烧毁所有在群众压力下作出的投票记录，并下令逮捕11名提议进行这类投票的山岳派议员。很多人认为(而且一些历史学家至今也认为)，两个委员会采取了欲擒故纵的手腕，在对山岳派发动攻击前让后者也受到牵连。不过，当两个委员会真的发起攻击后，山岳派的命运就已注定了。他们不仅被指控利用已出现的暴动，而且(相当不合理地)被指控策划暴动。6月12日，他们被送交一个专门委员会受审。审判前已有一人自杀，当必然会到来的审判结果于6月17日宣布时，另一些人也效仿了他。6人被判死刑，但4人没有上断头台，而是在被带出法庭时自杀，可能他们事先就已计划以这一最后举动来树立爱国主义的反抗榜样。这时他们已得知那些试图领导牧月1日暴动的人已经遭到报复。5月21日的交锋发生过后，国民公会下令包围整个圣安托万地区。由于正规军行动缓慢，一些区对是否让自己的国民卫队参与单纯的惩罚行动感到犹豫，更何况是和那些兴高采烈的纨绔子弟一起行动，这些人正在圣安托万居民筑起的街垒外集合。纨绔子弟入侵该区的第一次企图被挫败。但是包围圈越来越近，外面的各区已经站在国民公会一边，要求交出杀害费罗的凶手及所有武器。第二天上午，被包围的三个区认识到抵抗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于是他们投降了，几天之后，杀死费罗的人被送上断头台。但镇压并未就此结束。曾审判山岳派议员的委员会又处决了36人，其中有些人是5月21日那天跑到暴动者一边的炮手。约有3000嫌疑犯被国民公会下令逮捕。所有区都顺从地解除了武装，并逮捕了一些上层要求它们清查的可疑分子，其总人数也将近3000。在随后的几年中，每当政治钟摆摆向右边时，这些人又会被当作潜在的危险分子再次被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在有组织的群众运动中面临危险，但是，群众运动在1794年已被严重削弱，而1795年最后一次无套裤汉暴动的失败标志着它最终被摧毁。

现在当然没有实行1793年宪法的问题了，如果这样的问题过去真的存在的话。早在2月，一些主要议员已一致认为这部宪法完全不具备可行性，需要做彻底修改，更何况它已经成为叛乱的旗帜。但国民公会和以前的制宪议会一样，意识到自己存在的基本理由是要给法国提供一部可以持久而稳定地表达大革命理想的宪法。但这种理想排除君主制吗？君主主义情感已经十分清晰地在春天的经济困境中萌生出来，一些较为保守的议员也许希望，由坚定的宪政主义者培养起来的路易十七有可能成为一个可以为人接受的君主。但是6月8日，这个10岁的孤儿死于瘰疬病，在1775年，很多人还认为他父亲用手一摸就能治愈这种疾病。普罗旺斯伯爵在路易十六被处死之后就自封为法国摄政，闻知此事后他立即宣布自己为路易十八。6月25日，他从自己的流亡地维罗纳发出一则宣言，但这一宣言完全摧毁了自己与被他认可享有统治权的王国当权者达成协议的希望。他在宣言中称，他一旦复辟就将恢复三个社会等级、天主教会以及实际上的整个旧制度，只有某些未指明的“流弊”除外。他承认没有三级会议的同意不得课税，但他没有指出三级会议召集的间隔时间长度。另外，他也没有提及关键的国有土地问题。他表示将大赦那些犯错的臣民，但不包括弑君的议员。总之，对于有利于复辟成功的那些人，他没有提出有保障意义的东西。他甚至断绝了立宪君主派的希望，这些人还曾指望回归某种类似于1791年宪法的体制。他堵死了通过协商复辟波旁王朝的路径。不过在1795年6月，这似乎无关紧要，信心满满的反革命准备用武力为复辟开道。

[1]　R. Cobb, Les Armées révolutionnaires (2 vols., Paris, 1963), ii. p. 856.

[2]　Robespierre: Textes choisis, iii. pp. 112-115.

[3]　Stephens, Orators, ii. p. 508.

[4]　Stephens, Orators, ii. p. 563.

[5]　De la Groce, Histoire religieuse, iii. p. 503.

[6]　Thompson, English Witnesses, p. 254.

[7]　从上文看，应为7月26日。——译者注

[8]　Thompson, English witnesses, p. 248.

[9]　Schmidt, Tableaux, ii. p. 244.

[10]　Schmidt, Tableaux, ii, p. 240.

[11]　Journal de Célestin Guittard de Floriban, bourgeois de Paris sous la Révolution, ed. R. Aubert, Paris, 1974, p. 495.

[12]　Thompson, English Witnesses, pp. 257-258.

[13]　Schmidt, Tableaux, ii. p. 302.

[14]　Journal de Guittard, p. 506.

[15]　Ibid., p. 514.

第十三章 反革命(1789—1795)

《维罗纳宣言》对政治现实的态度一贯是顽固而盲目的，不分青红皂白。这份宣言是反革命的整部历史的典型体现。作为一场运动，反革命就在它有了一场革命可以反对的时候开始了。诚然，一旦爆发，反革命运动便在1789年之前的保守思潮的广阔范围内为自己寻找理论依据。但是反革命运动也参与新体制的创建工作，而其本身也诉求了新的理论依据，着眼于将这些张力融入反革命的视野当中。因此，直到1789年6月的第三周，即第三等级和一些来自外省的教士开始以国家的名义宣称主权的时候，一种配得上反革命名头的东西才真正出现。6月23日的御前会议，内克设计的一份向民众妥协的改革方案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王后、阿图瓦以及那些有同感的大臣们加以修改。御前会议是第一次企图阻止革命，并扭转其成就的重要尝试。那时，路易十六宣布的计划并非没有对革命精神作出让步。他保证如没能取得共识，便不能征税，三级会议要定期召开，取消强制委托权，确保个人和出版的自由，也保证了一系列关于财政、行政和司法的改革。但是贵族代表听到这些时笑了，这说明在三个等级分离的背景下，他们要维持自己那种引以为豪的特权和封建权力，并拒绝那些重大的改革要求。这些要求是前一周由第三等级代表就国家主权提出的，这些都表明他们认为革命的航标必须扭转回来。在革命年代此后的岁月里，6月23日的计划其实也是那些领导反革命军队的亲王认为他们掌权后也会接受的方案。这些亲王的很多追随者并不愿采取这样的过激行为，他们想要彻底复辟旧制度。此外，他们也很不喜欢那些事后叛变反革命阵营的人，讨厌那些一旦落败便会倒戈投降、从内部瓦解的人。从一开始，反革命就不见得比它所反对的大革命更加团结。

虽然第三等级对他们不信任，国王在御前会议之后的立场也更加不坚定，但是王后和阿图瓦这一派从没有放弃过重掌大局的希望。但是7月14日以后局势就不同了。的确，正是这些人阴谋赶走了内克，而内克的下台又激发了民众的暴动，巴士底狱的陷落便是这一过程发展的顶点。但是一旦木已成舟，他们也只想在法国国内实现他们的目的。7月17日夜晚，阿图瓦和他的一帮朋友逃出了凡尔赛，靠着一张皇家通行证径直逃到了奥属尼德兰。他们本来没想走这么远，但是哪里能容得下他们？要是现在打道回府，之后会怎么样？他们一概不清楚。这样的疑惑很普遍。到了8月初，不少之前的廷臣显宦也都离开了法国。和他们一起逃亡的还有不少低级贵族，这些人因为城堡被烧毁和人身受到威胁(这些都是农村地区在这几个惊慌失措的星期里的典型现象)而吓坏了。王政派没有能够确立一种英国式的制衡的宪政体制，这也让更多人离开了法国。十月催驾事件中民众暴力的再次出现也产生了一次大规模申请通行证的浪潮，那时候法国流亡者的几个委员会已经在法国广袤的疆域各处建立，布鲁塞尔、特里尔、美因茨、巴塞尔、日内瓦和尼斯。阿图瓦发现奥属尼德兰也不见得比法国清净，而且他的妹夫约瑟夫二世态度颇为冷淡，于是9月阿图瓦转道去了都灵，那里是他岳父统治的。在都灵，阿图瓦为大地主和其他贵族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协调反革命活动。起初，这个委员会仅仅是向那些君王求援，但是都被婉言拒绝。委员会的这些人其实没有处理公务和国际事务的能力，但不久，阿图瓦就找到了一个有这种能力的人——卡隆。1787年卡隆为了躲避巴黎高等法院的起诉，潜逃到了英国。之后他娶了一个富有的女继承人，准备把他的家产和专门技能知识都用于效忠君主制上。他想把君主制从现存的危机中拯救出来，结果却是徒劳的。一开始他也被维托里奥阿三世拒绝，这位萨迪尼亚国王担心法国会像攻占萨瓦和尼斯那样报复自己。最后在1790年11月，卡隆被邀请到都灵，他已经和各流亡的亲王通过气，而且在179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这些亲王在伦敦的全权代表。

至此，反革命的第一个信号开始出现在法国。1789年12月，马夫拉斯侯爵被捕。他计划靠军队把路易十六从巴黎营救出来，再秘密护送出国。1790年2月马夫拉斯侯爵因叛国罪被绞死。他原本是军人，和国王的弟弟普罗旺斯公爵有些关系。但是马夫拉斯侯爵和都灵那帮人没有联系，而且普罗旺斯公爵本人也还没有出逃。其实马夫拉斯侯爵是第一位被平民砍头的贵族。审判他之后，在议会面前，路易十六公开宣称这次审判是真正神圣的举动，他本人是效忠宪政的。当那些流亡者听到这样的宣言后，必然恼羞成怒。

(孔代亲王写信给卡隆说)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我想您大概也是这样想的吧。这样的做法，不管怎么费力去披上那种实际上不存在的自由的名头，到头来也就是枷锁，毫无意义。我们的爱国之心，我们和国王的关系，都让我们不能有丝毫放松。只能更加努力，把国家从毁灭君王和君主制的深渊中拯救出来……[1]

有这样雄心壮志的不仅仅是他们。在巴黎，在其议案被拒后，米拉波被任命为国王和王后的秘密顾问。之前他提议代表可以同时担任行政职务，这显然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国王和王后对这位有点糊涂的政治冒险家的猜忌和厌恶渐渐退去，从1790年3月开始他们付钱给米拉波，想让他一直做自己的顾问，并借由他的关系，获得议会的支持。米拉波并不反对革命，他和流亡者也没有联系，也不认同那些人的做法。他相信的是一个强大的立宪君主制，他觉得这是最符合1789年原则的。但是他密谋着让国王逃出巴黎，要求国王任命专门的卫队，他也在外省为王政大肆宣传。米拉波的这些举动实际上和那些在都灵搞阴谋的人没有区别。不过，国王对这些都视而不见。其实面对臣民，只要路易十六还是这样的迟钝且毫无作为，那么要为他的事业赢得国外人的支持，无异于天方夜谭。正如1790年一名西班牙大臣在马德里告诉普鲁士大使：“法国国王首先要证明他值得被支持。让他当国王，真是毫无意义，也是不可能的。”[2]

然而，在整个1790年，对革命动向的普遍不满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出逃流亡。对很多人来说，废除贵族毫无实际意义。1790年军队的叛变导致成批已经厌倦军官的人也离开了法国。高等法院的废除让不少法官失去了职位，他们也加入了出逃的队伍，不少人说要重建一个流亡高等法院。同时，议会制定的激进宗教措施也吓坏了那些高级教士和神父，他们开始投靠法国周边那些更虔诚的天主教国家。这在国界两边的国家都产生了同样的情绪。1789年最激进的穆尼耶在3月的时候跨过边界进入瑞士，在法国和瑞士都引起了轰动。这种觉醒不只限于社会的上层。对革命不满的趋势越来越明朗。1790年全年都有民众骚乱，如果说这些骚乱还算不上是反革命的话，至少也是反对革命的。毫无疑问，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6月发生在尼姆的斗殴，尼姆支持革命的清教徒挫败了那些天主教国民卫队企图控制本市的屠杀阴谋。两派势力的冲突源于传统教派之间的对峙，而大革命的改革更是火上浇油。但是天主教这一派的领导者弗洛芒和都灵有联系，而且他本人就是积极的反革命分子，所以直接听命于阿图瓦。死心塌地追随弗洛芒的人公开夸耀波旁王朝那白色的徽章，而且毫不掩饰他们对国民议会的轻视和不屑。对他们来说，这场斗殴就是一种失败，但是从长期的观点来看，这场屠杀制造了殉道者，更是强化了南部地区的天主教的情绪。2万名武装者在两个月后组编为第一支雅赖斯军，这证明了支持他们的潜在力量的雄厚，而且也给那些保王党分子的谣言提供了支持，谣言说保王党将要在远至图卢兹和里昂这样的地区收获胜利的果实。他们听说一旦起事，都灵的那些亲王马上带来国外援助，给他们资金和军事上的支持。但这只不过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实际上7月反革命暴乱真的发生时，他们什么也没得到。里昂的反革命者并不气馁，他们承诺要为这个城市带来一支从瑞士召集而来的游击队。而过了秋天，他们想出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想要把国王诱拐来，把他带到这座法国的第二大城市，而且他们相信这会得到整个南部地区的支持。他们把这个计划告诉了路易十六。起事时间定在12月。但是国王拒绝合作，他甚至要求维托里奧阿三世不要让他的弟弟和堂兄弟离开都灵，并阻止里昂计划。路易十六觉得风险太大。实际上，这个计划在12月已经暴露了，里昂地区逮捕处决了一大批人。诸位亲王大发雷霆，他们将这次挫折怪罪到路易十六头上，言语中充满了指责。1791年1月他们离开都灵，继续北行，寻找更意气相投，也更愿意提供援助的人。

然而，路易十六没有放弃逃跑的希望。就在这一刻，实际上他已经在考虑新的计划了，这个计划是米拉波和议会的一个保王党集团设计的，一个秘密官员和干事的网络遍布全国，一旦时机成熟，王室马上就逃往东部边陲。但是4月初，米拉波去世了，这个计划于是被搁置，然而新的时机又出现了。与此同时，反革命开始影响到议会本身。一些贵族代表已然出逃，包括主要的王政派成员，米拉波的弟弟(即肥胖的“米拉波-托诺”)，还有当特雷格伯爵。1788年的时候当特雷格伯爵还是绝对君主制的死敌，但是很快就成了保王派秘密干将的主要协调人。还有些贵族选择留在国内，想通过一些极端行为制造混乱，让议会颜面扫地。卡扎莱斯就是这样想的。他是一名新贵，曾任法官，相信从三个等级合并以后革命的每一步都在倒退。还有莫里，他是白手起家的教士。议会制定的教士法令尤其令他恼怒，这样政策的可怕后果在1791年春天就已经一目了然了。这些人在1791年春天的时候还很支持那些激进做法，甚至投了赞成票，但是现在他们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开始相信灾难即将来临，而新的体制也很快会崩溃。在1月的一场激烈辩论中，莫里告诉卡扎莱斯说：“让这个法令通过吧，我们需要它。再通过两三条这样的法令，那么一切就都结束了。”[3]

所以没有人会奇怪路易十六本人最后还是加入了流亡者的行列，出逃瓦楞。关于此事的谣言已经风传数月了，而且国王的姑妈早在2月的时候就逃去了罗马。人们认为这只是开始，随后国王本人也会跟着出逃。流亡者们一开始就在劝说国王出逃。但是王室出逃的计划是他们自己独立决定的，阿图瓦事先没有警告他们，而且利奥波德皇帝也只是在事情发生一周前才得知风声。他想要在边疆集结军队作接应。但是瓦楞出逃改变了反革命全部前途，虽然最后告以失败。这首先表明他们已不再可能相信法国的国王是心甘情愿地做囚徒，被关在巴黎。尽管制宪议会的代表拼命赞成所谓挟持拐带的说法，但是很明显路易十六已经拒绝承认大革命，拒绝接受大革命的所有成就，而且实际上他也已经谴责了这场革命及其成就。此外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巴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共和运动，这场运动由于马尔斯校场的屠杀很快被镇压，共和派似乎销声匿迹。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当务之急就是要营救国王。同时瓦楞事件也大大推动了出逃的风潮，其中有很多是军官，他们觉得效忠国王的誓言已然因为国王自由的丧失而结束。

第一批流亡者根本没有想到最后要采取军事行动。阿图瓦在逗留都灵期间，也只是通过军事来援助法国国内出现的叛乱起义，通过别国势力来干涉法国国内的事务。但到了1791年春天，某些流亡者团体开始把自己组编成一种军事组织。米拉波-托诺在瑞士建立了一支由旧军官组成的“黑色军团”，而其他一些组织在阿登高原的密林里操练。瓦楞事件后，随着法国大批现役军官的到来，反革命开始了真正自我军事化的过程。6月中旬，阿图瓦在科布伦茨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朝廷，数月后这个地方成了流亡军官的军事总部，他们把自己组编为团，开始采取行动。秋天，流亡者组织的军队达到了顶点，约有2万人。即便如此，他们也不过是作为普奥联军的援军。瓦楞危机导致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催生了一种权力，这种权力首次严肃认真地想要干涉法国内务。7月10日他们向各君王递交了《帕多瓦公告》，两周后赖兴巴赫会议召开，这都表明利奥波德二世已经被他的妹妹和妹夫的遭遇激怒。一开始他的情绪很激动，但是否要采取正面行动还不一定。然而流亡者很高兴，因为阿图瓦的长兄普罗旺斯公爵也加入到他们的阵营。普罗旺斯公爵和路易十六一起出逃，他们躲过了追捕，各国纷纷表示要采取行动，这让他们很受鼓舞。当阿图瓦听说普鲁士国王和利奥波德二世将于8月底在皮尔尼茨会晤，他也吵闹着要参见。虽然最后没有得到邀请，阿图瓦和卡隆还是出席了会议。这次会晤发表了《皮尔尼茨宣言》，而且明确表示这份宣言已经征得了流亡的各亲王的同意。随后，两位君王还将宣言交给了阿图瓦，让他见机行事。阿图瓦和普罗旺斯公爵将这份宣言附于一份很长的公开信的后面，他们准备在9月10日一并递交路易十六，敦促他不要再接受新宪政。

路易十六并未听从他们的建议，这个结果也在他们的意料之中。王后早就告诉过他们，她的丈夫尽管讨厌这部宪政，但是还是会接受。亲王的这封信很有趣，因为这是那些流亡国外的反革命者的第一次明确的阐述。他们认为宪政缺乏合法性，因为这不是由三级议会制定的。而国王赋予的任何认可也都是无效的，因为这都是被逼的。议会忙于制定的那些蛮横无理的条令都是应该受到责备的，都是可怕的，只会让法国蒙羞，也都是非法的。社会失去了秩序，教会受到了攻击，军队出现了骚乱，经济被彻底破坏，财产受到了侵害。从加冕那天开始，国王就已经宣誓要捍卫“国家的基本原则”。这封公开信说：“先生们，这部所谓的宪政的罪恶擢发难数，你们又如何能真心诚意、有理有据地支持这样一部宪法呢？国王是世袭的，你们可不能背离最初的原则，也不能侵蚀宪政立足的根基……”[4]如果国王真的接受了宪政，亲王们也会觉得这不是他的本意，因为他失去了自由。此外他们相信这样的理解，而且也会对整个欧洲君主国公布。所以这一点很清楚，和7月13日的议程比起来，现在亲王们的目的也不见得更开明。他们实际上承认三级会议的合法性，似乎也承认旧制度的某些弊端需要改革，他们强烈反对的是国民议会超出了陈情书的要求。但他们还是想看到一个自由的且有合法权力的国王，有归他调配的、效忠且听命于他的军队，有属于他的实际权力。很明显，由这样一个国王统治的这个社会就是旧制度的彻底的复辟。

这就是流亡者的梦想，他们的流亡生活也能反映这一点。1789年前贵族生活的大量细微差别和琐碎的势利行为在都灵及随后的克布伦茨两处的王宫生活里不仅得到了再现，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会为优先权和等级秩序争吵不休。在开始武装自己的时候，一些军团不愿接受新贵族，一旦有新人加入，他们也会不厌其烦地仔细检查其贵族身份，这些人在填写18世纪80年代之前的政治履历时会被询问为什么到现在才出逃。一位老军官说：“我累了。问题太愚蠢了，简直就是在审讯……我坦白，这样的开场让人很不愉快，我不该跑这么老远过来。”[5]瓦楞事件后，卡扎莱斯来到了克布伦茨，但又愤愤不平地回去了。记者弗朗索瓦·旭罗也是一样，他是彻头彻尾的右派。在意大利和德国那些接待他们的人面前，流亡者也是态度傲慢，目空一切，身无分文的时候，就会留下一张张空头支票。败仗和军事操练也让他们的日常生活变得很混乱。但是，他们不都是性情暴躁、装腔作势、自私自利的人，而且也不是所有的流亡者都只眷恋着旁落的权力和失去的特权。不少人承担的风险很大，他们离家弃子，放弃了自己的财产，加入到亲王们的阵营。这些晚来的人大多遭到态度强硬的流亡者冷眼相待，他们觉得这和第一批宦官显贵那种半游玩般的经历比起来，要危险得多。很多人真的为瓦楞事件后国王的命运打动，他们的历程被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非理性的忠诚驱使。夏多布里昂回忆说：“没有必要因为一个乳臭未干的英国王储，波旁家族就得漂洋过海，一表决心。”但是身处美国的他闻听瓦楞事件后，马上坐船回到了欧洲，途遇一个法国人，得知他所担心的最糟糕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于是加入了流亡者的军队。夏多布里昂与很多人一样，先前都是军官，很乐意在流亡者的军队里服役，因为在这里至少没有平头百姓，而出逃的平民也不会跟着他们前往美因茨或是克布伦茨。

流亡者们有各自的想法，但是绝大多数人对他们选择的这种流亡生活许下的承诺其实就是颁布宪政。1791年秋天制宪议会反对流亡者的强硬立场，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亲王们这种颇具威胁且带挑衅的态度。但是亲王及其随从相信时机已经成熟，他们不仅拿到了皮尔尼茨宣言，而且还从德国、西班牙和俄国那些更强大的统治者那里得到了不少补给。他们一共拿到了650万里弗，他们用这些钱买了武器和装备，还请了雇佣军，增强自己的实力。巴黎对流亡者的一举一动都十分敏感，这反过来让后者更觉得自己很重要，更觉得自己的军事行动是有价值的。但是秋天一过，他们又泄气了。钱已经花光，且各国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法国威胁莱茵地区主教诸侯，如果不把流亡者全部赶走的话，就要采取军事行动，于是莱茵地区主教诸侯马上下令解散流亡者的部队。其实这些部队早已因为武器、装备、庇护所甚至食物短缺而不成气候了。一些部队已经堕落为盗匪，靠着掠夺农民粮食作物过日子。这些情况更让流亡者气馁，他们觉得议会接连不断的激进举措会让更多法国人疏远革命。他们也认为如果保王党军队侵入，国内必然会有自发的起义支持他们。

不幸的是，这两个假设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毫无疑问，在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对革命不再抱有幻想，这种情绪在国民中日渐高涨。制宪议会在革命最初两年彻底改变了法国的行政、制度、财政和职业结构，而且1790年11月颁布的《教士公民组织法》更是平添了宗教分裂，反对新设立的教会政策的那些人也不得不加入反对革命的队伍中。后来教皇也谴责了《教士公民组织法》，使得罗马教廷正式和革命站在了对立面，流亡者于是宣称上帝站在了他们一边。但是迄今为止，由反对革命变为反革命也仅仅发生在教派分裂严重的南部地区。而且在那里，也产生了一种悖谬的结果，爱国热情更为高涨。因此1790年底，艾克斯的市长帕斯卡利想要抵制，想要保留地方高等法院和普罗旺斯地区传统宪政体制，结果被一群爱国民众以私刑处死。而无处不在的福尔芒于1792年在克布伦茨旅游的时候，慷慨地资助一支“南部天主教军队”，这支部队就集合在新近成立的雅赖斯营地里。7月初，一场仓促的叛乱也仅仅招募到数百人，其中很多人为加尔省当局派去的驱散他们的国民卫队和正规军所杀。的确，到这个时候，亲王们也和其他地区有了很有前途的合作联系。拉·鲁埃里侯爵是布列塔尼的贵族，一开始他就很不甘心自己的故土无法再独立自治，1791年5月他来到克布伦茨，宣传他代表反革命的“布列塔尼联盟”。他建议这个联盟在布列塔尼沿海所有市镇设立分会，或者至少安插线人。在布列塔尼，拒绝宣誓的教士非常多，而普通百姓也很支持他们。流亡者对这一切了如指掌，这让拉·鲁埃里侯爵大受鼓舞。从1791年秋天一直到来年春天，他定期汇报情况。拉·鲁埃里侯爵总是声称他的“布列塔尼联盟”有很多人支持，但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劝服他最可靠的线人留在布列塔尼，而不是踏上“荣耀之路”，出逃法国。到1792年初，他的拥护者已存下了大量的武器，虽然他们还不清楚这些武器能派什么用场。但是在几个月里，包括“布列塔尼联盟”在内的所有的反革命计划都发生了转变，原因是法国和德意志各诸侯国之间开战了。这本是流亡者一开始的梦想，但这和他们的努力毫无关系。

一时间，他们好像有了盼头。法国军队连连败北，士气低落，组织涣散。靠他们去抵抗一支经验老到的普鲁士君王和新皇帝指挥的装备精良的军队，好像有点不可思议。有些人的确是这么想的，虽然他们手下那些由旧军官组编起来的军队依旧自信满满。现在这些部队在莱茵河两岸迅速重组。在马上要动身赶赴军营时，一位流亡的贵族告诉他的妻子：“这肯定是一场轻而易举就能取胜的战争。”阿图瓦甚至怀疑是否需要普鲁士军队的帮忙。但是，他们的所有希望很快就化为了泡影。不少流亡者的军队跟随着普鲁士人，但普鲁士军队行军很慢，而且坚持要流亡者的部队殿后，还拿走他们的补给和装备，甚至还说抵达巴黎后，要和斐扬派达成政治妥协。流亡者很讨厌斐扬派，还有之前的王政派，他们觉得这些人甚至比雅各宾派和煽动民众的政客更可恶。而且最令他们心寒的是，一路上老百姓好像不是很欢迎他们。有人说：“敌人的大炮太可怕了，我们都不敢想象。没有人投奔到我们这边来，真令人失望。我们并没有想到，我们所在的这片土地上，舆论风气已是今非昔比了。”在这样的气氛中，《布伦瑞克宣言》的凶残的威胁性口吻也必然会适得其反。但是流亡者很欢迎这个宣言，因为这是吓住巴黎人，让他们不再攻击王室的最好办法。最终，这份宣言反倒加快了巴黎民众攻击王室的行动。8月10日推翻君主制的做法并没有让流亡者的圈子受到损害。在他们看来，君主制早就被推翻了，当务之急是拯救国王，不管他是不是坐在王位上。攻打杜伊勒利宫以及一个月后九月屠杀的血腥场面，在一些人看来肯定是个机会，可以实现酝酿已久的计划，他们强调他们想要推翻的正是这种邪恶的运动。因此，真正对流亡者的使命构成威胁的是瓦尔密战役。他们本人都没有参与这场著名的炮战，但是战后他们的主力部队肯定在败退的路上被抓获。那天大雨倾盆，疾病又把他们折磨得狼狈不堪。在普鲁士入侵期间，孔代亲王部队的一支留在巴登，所以完好无损。而其他流亡者的部队已是七零八落，被共和国的部队追杀得四散逃窜，现在他们只能躲进比利时和莱茵河选侯的旧避难所里。11月23日普罗旺斯公爵和阿图瓦正式解散了他们的部队，大逃亡开始了。法国的流亡者逃向除了普鲁士以外的欧洲每一个未被攻占的角落。普鲁士不太欢迎普罗旺斯公爵和阿图瓦，他们两人在哈姆小镇遭到冷遇，而他们的部队根本不被允许进入。在1793年最初的几周里，流亡者的队伍人员流散，士气低落。而正在此时，遥远的祖国向他们发来了最后的蔑视通牒，路易十六上了断头台，这说明他们三年半的努力功败垂成。

反革命活动落入了低谷。流亡者发起的战争不但未能拯救复辟波旁王朝的权力，反倒埋葬了它。现在，流亡者自己的队伍已经四分五裂，他们的保护者德意志国也乱成一片，而且和法国国内那些想要反革命的人也失去了联系。到现在为止，大约有4万法国公民在流亡中转而支持革命。孔代亲王的5500人的部队被收编加入利奥波德皇帝的部队。除此之外，流亡者的军队已经七零八落，相互之间也失去了协作。普罗旺斯公爵在听说路易十六被砍头以后，马上宣布他死去的弟弟的儿子为路易十七，宣布自己是摄政王。同时，虽然普罗旺斯公爵不喜欢阿图瓦，也不信任他，但还是任命他为国家的中将，阿图瓦接受了这个授封。普罗旺斯公爵又签署了一份抗议宣言，重申1791年9月写给路易十六那封信的内容。宣言称摄政王将会竭尽全力，营救王室的其他成员，重建法国君主制，在一个永固的宪政基础上恢复法国的君主制。宣言没有特别指明的那些“弊端”必将得到修正，在重建君主制后，主要的事情便是重建教会、等级和原来的司法体系，还有被没收的全部财产。可见他承诺会兑现有利于保住他位子的一切，但是没有人还会相信这些誓言有实现的可能。流亡者已经是无足轻重的人了，所有欧洲君主都拒绝承认普罗旺斯亲王摄政王的身份，只有俄国除外。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普罗旺斯亲王马上差遣他的弟弟阿图瓦前往圣彼得堡，看看叶卡捷琳娜二世能提供什么样的协助。在说了一个月好话后，1793年4月阿图瓦离开了圣彼得堡，得到一把镶有宝石的宝剑，上刻：天佑吾君。除此之外，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援助。法国波旁王朝的命运已然不值得欧洲宫廷关心，它已经没有未来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反革命运动有了新的起色，而且这不在流亡者预期之内。大不列颠加入战争，这是亲王们一直想要拉拢的同盟，而且这个同盟国的海上力量可以让保王党分子从法国海岸线的各处侵入。最后，英国是反革命的一个最坚定的国外靠山。但是1793年春天，英国人对关涉法国政治前途的任何计划都有所警惕。英国主要还是想限制法国的力量，而由谁来控制是次要的，而且他们也想借此壮大自己的势力。无论如何，他们肯定不相信，共和国能永远和整个欧洲的联盟对抗。所以培育他们的法国敌人，同时又要作出承诺，可能会什么也捞不到，因为一旦共和国陷落，先前作出的承诺完全有可能不合时宜。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让亲王们很恼怒。1793年3月初，一场声势浩大的反革命运动最终在共和国的西部诸省爆发，至少有14名流亡者突然加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抵制征兵运动。

当然，征兵仅仅是个诱因，在农民中深埋的那种怨恨才是根源。西部地区的农民从大革命中得到的好处远比其他地区来得少。即便是1789年8月4日废除封建制度时，他们也几乎没有受益。废除领主捐税在这个地区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在这里的捐税本来就很轻，而且本地的地主往往住在外省，如旺代或萨尔特省。废除什一税的主要受益者也是有产者，而在西部，布列塔尼地区大部分农民都是佃农，1790年农民发现他们的地主其实是按照之前支付的什一税总额来向他们收租。布列塔尼地区对抗整个革命事业，此地教士群体大规模地拒绝宣誓效忠宪政这一现象就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的确，不少教士这样做是迫于教区居民的压力，老百姓想以此警告巴黎，还有那些外省机构中代表新政府的官员。但是巴黎却丝毫没有反应，而且想要把这些未宣誓教士当作反革命分子来对待，最后在8月10日革命大潮中，巴黎真的这样做了，而且手段十分严厉，颁布了流放法令。君主制的瓦解只不过是让法国西部那些反对巴黎的人有了另一个目标，他们要向大革命表达自己的敌对情绪。以前，在有国王的时候，民众还能做他们自己的事情，生活也算富足。但现在革命政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和程度介入日常生活，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地主和收租者纷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与此相比，旧制度那些让人不满的税收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在某些地区，出走的人高达40%。征兵在这样的情势下其实已经毫无意义。但是战时，民众更抵制当局的所作所为，尤其当政府正努力筹措军需的时候，他们这样的行为和背叛没什么两样，会遭到一样的严厉制裁。所以他们还用担心会失去更多吗？于是他们所在的地方更是无所顾忌，也一直会叫嚣要恢复君主制。在开始几次骚乱延续的数周里，旺代的叛乱者便称他们自己是天主教军队，是保王党军队，他们也打白色的旗帜，佩戴白色的腰带和圣心徽章，到处寻觅贵族来做他们的领袖，这些都是旧制度下司空见惯的情况。布列塔尼地区朱安党的游击队也毫不掩饰他们效忠教会和国王，为了让他们能变得像旺代军那样团结，许多保王党分子用了几年的精力。

但是，1793年的春夏，不少重要的外省地区都起来反对巴黎。在这场“联邦党”叛乱中，西部地区的这些保王党派发现他们的声音几乎没有引起联邦党的重视。反革命者觉得那些拒绝接受国民公会权威的人肯定会接受保王的主张，但是这样想实在太过仓促了。“联邦党”叛乱中，保王党肯定是参与了的，而且也在尽力表现自己。比如，温普芬于7月中旬从卡昂开始进军，但是进展不太顺利，而为国王打响第一枪的是皮萨伊。9月，在最后的殊死抵抗中，里昂也越来越依靠保王派的军队。而在8月底，土伦实际上已经召来了英国舰队，叫嚣要恢复君主制。他们向普罗旺斯公爵发出了请求，但是直到11月，他才离开哈姆，打算动身前往土伦。普罗旺斯公爵的这个决定也受到了西班牙人的鼓舞，他们和英国打着一样的算盘，但是来到维罗纳之后，普罗旺斯公爵就听说土伦沦陷了。他并没有要掩饰自己的痛苦，这样做是有理由的。土伦只不过是因为担心国民公会的报复，才会把英国人召来，这样做他们自己也有些后怕。为了让老百姓安心，胡德将军宣布恢复1791年宪法，这根本不是亲王们的想法。然而，在联邦党叛乱中，这就是保王派的极限了。几乎没有人想要复辟一个有国王的旧制度。土伦仍被占领着，在那里，未宣誓的教士又出现在大街小巷里，贵族也开始要求人们像以前那样尊重他们，民众怨声载道。土伦是唯一一个宣称要恢复国王的城市，而这样的局面对他们是再清楚不过的警告了。

因此，真正且决然的反革命者正是这些西部的叛乱农民。最后到了夏末时节，他们开始依赖于共和国的海外敌人。直到8月，英国好像才开始认真考虑他们是否应协助法国西部的农民叛乱，而且即便到了那个时候，要真正搞清楚这些农民叛乱的实力，搞清楚谁是他们的代表，都不是简单的事情。武器和弹药都存放在泽西岛，英国人也往各地派出了密探，来试探叛乱分子，并鼓动流亡者聚集在海峡群岛，希望能在保王党占据的地方登陆。他们甚至还任命了莫伊拉勋爵为远征军的指挥官。当旺代军队跨过卢瓦尔河，史诗般地向格朗维尔进军的时候，就遇到了这支远征军。但是这支远征军接到命令要他们和天主教以及保王党军会合，这支军队吃了败仗。12月初，莫伊拉的舰队在近海区巡逻，发出信号，却没有收到任何答复。但是一种合作模式已经确立了，莫伊阿拉的军队还是停留了数个月，以待时机。而旺代军在勒芒和萨维内解散后，再次沦为盗匪和机会主义者，不过他们还是希望得到英国的帮助。可是从1794年春天以后，英国越来越觉得它援助的不应该是卢瓦尔河南岸地区，而是布列塔尼的朱安党。皮赛极力游说，终于成了朱安党的领袖，这件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所有这些行动都和普罗旺斯公爵及阿图瓦无关。英国和西班牙人不一样，很反对这位自封的摄政王想要前往土伦的计划。路易十六的这两位兄弟在1793年11月签署的声明内容让英国很不满，因为他们宣称“认可一个世袭的君主制，认可路易十六是合法的统治者，这两点是在法国重建一个正常政府的唯一可能的基础”，宣称复辟的君主制无疑会进行各类“调整改革”，而具体怎么做，宣言没有明说。通过这份宣言，普罗旺斯公爵和阿图瓦只不过表明他们就是完全认可君主制，而就君主制明确的宪政方面，他们自己也是稀里糊涂。但那时，这样的问题在反革命两个阵营中都没有共识。亲王们觉得和那些“纯粹派”(很早就出逃法国)很投缘，而且他们的复辟计划就是路易十六在1789年6月23日提出的那些议程；1792年以后流亡者的阵营里越来越多的人都想要复辟1791年宪政，他们仍旧相信1791年宪政是可行的，只需做某些修改。这些“宪政派”本身和先前的“王政派”(如穆尼耶和拉利-托伦达尔)、斐扬派(如拉梅特兄弟和迪波尔)以及更顽固的右派前代表(蒙洛西耶和马卢埃)关系都不太好。这些人都拥护君主制，但是一些人仍旧相信1791年宪法规定的一院制和分权体制，而另一些人(自然是那些选择流亡英国的人)更看好两院制和行政立法一体的制度。1789年11月7日制宪议会最后投票否决了米拉波的提议，立法机构的成员不能同时兼任行政职务。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法国绝对不能倒退到那个已有明文的代议宪政时代之前。瑞士记者马莱·杜庞认为这样一个结盟想要像流亡者一直鼓吹的那样，颠覆大革命，是没有前途的。直到1792年出逃前，杜庞一直给《法国信使》[6]供稿，他坚持右派立场，尖锐地批评法国。1793年8月杜庞《论法国大革命的本质以及拖延革命的原因》问世，那时候他还在怀疑战争本身能否终结革命。他认为所需要的是密集的宣传，让法国人相信，镇压那些席卷他们的骚乱和暴民统治，反法联盟的胜利将会取代革命承诺给予的基本所得。英国人对杜庞的分析印象很深。他们把他留在了法国，用来搜集关于法国事务的情报，从1793年到1797年情报搜集的基地就设在伯恩。可以想见，那些“纯粹的”流亡者对此很不满意，因为杜庞的观点，也因为各国对杜庞的信任。他们甚至对他掌握的情报毫无兴趣。他们宁愿依靠当特雷格在1793年底设立的情报网络。当特雷格定居于威尼斯，离普罗旺斯公爵设立于维罗纳的新基地不远，直到1797年，他一直都在从遍布法国各地的可靠的线人那里获得情报，再转手卖给那些感兴趣的盟国。当特雷格和线人之间的通信常常用密码或者某种隐形的墨水，所有的通信都涉及他们自己的政治观点，这也就是为什么当特雷格会用这些人。1792年他出版的《不妥协》的小册子，就很能说明他自己的立场。他把这些线人的来信大加修改或者添油加醋，为的是更有说服力，让收信人相信复辟旧制度不仅需要，而且可行。但如果他分析的问题和杜庞一样的话，盟国也不会听信他的一面之词。而且当特雷格和杜庞相互诋毁，暗暗较劲，都想和法国的当权者取得更直接的联系，尤其是看谁能获取西部乱党的一手情报。英国人觉得这些西部乱党就是那位不知疲倦的皮赛创立的。

1794年，反革命派愈加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英国身上，因为法国再次占据了陆战的上风，奥军也再一次从荷兰南部撤走，普军也开始袖手旁观。罗伯斯庇尔倒台了，上台的是右派，而且法国国内布列塔尼和旺代的保王党军还在坚持作战，所以尽管英国人在比利时遭受重创，还是觉得希望很大。但是到底是要插手法国西印度群岛的事情，还是援助西部的保王党叛乱，英国政府有点举棋不定。1794年9月皮赛来到伦敦，宣称自己领导着3万人的朱安党军队，而且很有组织，另外靠着英国提供的钱、武器和弹药资助，他还能招募来4万人。实际上，朱安党顶多有2.2万人，而且皮赛的代表性也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自发形成的朱安党军队实际上没有什么组织，彼此之间的行动也缺乏协调。皮赛的确和某些人数较多的部队指挥官有一些联系，1794年7月他开始以“布列塔尼天主教和保王党军”代表自居，这只不过是他自己的念头。朱安党军队根本没有什么军纪组织，和其他任何游击部队一样，他们几乎洗劫了布列塔尼农村所有的地方，地方官员被杀，民众拒交捐税，抵制征兵，抢劫国家和爱国者财产，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也纷纷倒台。但是朱安党的这些战绩都没有任何军事意义，而且他们也从来没有表现出能占据某处港口的能力，这样的情况从格朗维尔惨败就开始了，尽管英国人一直认为这场战争是大革命军事行动的先决条件。但是，皮赛舌战群儒，他的一番劝说打动了皮特。1794年冬天到来年的春天，节节胜利的共和国军队有计划地摧毁了每一处可能的叛军据点。到这个时候，英国政府越来越觉得应该在布列塔尼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行动。阿图瓦听说皮赛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尽管他对这个反革命中的后起之辈的真正面目还有疑虑，但最后还是代表王室给了他祝福，并任命他为中将。

他们计划等到6月开始落实，但距离那天还很远的时候，时局就出现了逆转。1795年春天，法国国内右派得势，最终结束了恐怖统治，并开始在全国和地方各个层面上逮捕主要的行凶者。尤其是在西部，公开的宗教活动得到恢复，于是朱安党运动以及旺代各处的游击队(得到农民支持的民众反抗最持久的代表之一)开始退出了舞台。他们的补给本来就不足，而且也没法依靠海运，因为现在英国已经认定这些叛乱没有前途了，再帮助他们就是白费力气。奥什将军的镇压反革命的新策略粉碎了各处的游击部队。很多朱安党的头面人物被杀，其他人也投靠了“蓝军”……把保王党首领带到谈判桌前的就是绝望。但是在他们给伦敦的密信中他们矢口否认，称共和国和谈绝不是真心诚意的。

(夏莱特告诉使节)告诉英国人和各位亲王，我签署和平条约，只是担心我的部队会全军覆没，他们已经弹尽粮绝了，又怎么和那些装备精良的军队对抗呢。但是告诉英国人还有各位亲王，我向他们保证，我绝对不是要和那伙杀了我的国王、屠害我的国家的人真心诚意地和解……我已经完全做好准备，再次拿起武器。我的士兵都是久经沙场的，他们很想痛痛快快打一仗；我阻止他们这样做，现在还不是时候，不要做无谓的牺牲。[7]

布列塔尼的朱安党也是这么想的，实际上，他们的首领没有一个签署《拉马比莱条约》，这份条约表面上结束了布列塔尼半岛的敌对行动。

鉴于这样的保障，一支远征军终于出发了，目的地选在布列塔尼南部狭窄而岩石遍布的基贝隆半岛。英国人甚至不再坚持据守一个港口，这时他们完全相信，当地的朱安党人能轻易占领和守卫堪称天然良港的地方。于是，到6月底时，已有3000人上船准备前往基贝隆，船上还载有供7万人使用的武器和物资。英军至少在坚固的桥头堡建立之前不会登陆，不过，受皮特庇护的那些反革命分子欣然接受了这一点。有太多的流亡者渴望在英国南部各地采取行动，无论从哪方面看，由忠诚的法国人来恢复法国国王的王位会更好。因此，这支部队的先锋是由流亡者和招募来的法国囚犯组成的。当他们登陆时，1万名朱安党人会聚到基贝隆，当地的蓝党忙得不可开交。但是，朱安党人纪律涣散，欢欣鼓舞的流亡者也好不到哪儿去，指挥程序很不清晰，入侵者没能从桥头堡向前推进。奥什很快赶来，他打算在进攻之前组建起强大的部队。当他于7月3日发起攻击时，他麾下已有1万名正规军，一周之后，奥什攻下基贝隆半岛，俘虏6000人。战俘之中有一千多名流亡者，根据新延长的处理被俘武装流亡者法案(最初于战争开始时通过)，他们受到严厉惩处，640人被枪决，随他们一起殒命的还有108名朱安党人。当最初的乐观报告传到伦敦时，英国人急忙把阿图瓦从不来梅接了过来，当时他在不来梅为了前往英国而进行了好几个月的交涉，但他担心自己因为没有偿付在英国的债务而被逮捕，这些债务是之前他的前景似乎还很光明的时候欠下的。英国人现在的计划是要派他担任布列塔尼的指挥官。但当他于8月初抵达朴次茅斯时，全世界都是知道基贝隆远征悲惨地失败了，而且那些最勇敢、最忠诚的反革命战士已经战死，或被奥什的行刑队枪决了。

英国人让流亡者在西部登陆，以期与那里的游击队建立联系的企图并未就此终结。现在，他们将努力的方向转向南方，转向旺代，那里的夏莱特按先前的许诺再度开始战斗，并表示他将在那里迎接登陆的同盟军。实际上，当他得知基贝隆战役后的报复时，他枪杀了数百名共和派战俘。夏莱特刚到朴次茅斯，阿图瓦就要求他加入那位王兄的追随者的队伍，9月初，夏莱特如期带领一支远征军起航，部队中有一部分是上次远征的残余。13日，他们在旺代对面的尤岛登陆。但这个时候，由于同西班牙签署了和约，奥什可以从比利牛斯前线调集新的部队。他将兵力部署在沿海一线，夏莱特无法突破。11月中，英国人召回远征军，阿图瓦也跟着返回，从此再没有踏上法国的土地，直到1814年。

1795年夏天的诸多事件让反革命派深受创伤。就在基贝隆远征军即将启程时，路易十七于6月8日去世。他的叔叔从维罗纳发出的毫不妥协的宣言宣布自己为路易十八，但这份宣言不仅断绝了他同法国国内势力强大的右翼分子合作的希望，还冷落了那些温和的立宪派流亡者，曾参与起草宣言的当特雷格等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参加基贝隆和尤岛远征的流亡者大部分也是“纯粹派”。这些人遭遇的厄运使得幸存者开始寻找替罪羊，很快他们就把矛头指向任何人，除了他们自己。皮萨伊是个显而易见的靶子。一些对他批判最严厉的人辩称，皮萨伊并非能力不够。远征的本来目的就是要使其失败，因为失败会剔除最精粹的强硬派反革命分子，从而为“立宪派”的得势铺平道路。鉴于这样的传言，皮萨伊明智地没有返回英国，虽然他从这场大溃败中逃生了。9月初，他带着自己宠爱的朱安党人返回布列塔尼，但是，他发现他的声望和权威在这里已遭受无可挽回的损害。如果说朱安党人之中还有谁堪称领袖，那应该是违抗《拉马比莱条约》的一位首领，他曾徒劳地等待阿图瓦带领援军抵达基贝隆，此人就是可怕而顽固的乔治·卡杜达尔。形形色色的法国反革命分子都能达成一个共识，即英国人应受谴责。对背信弃义的英国人的猜疑由来已久，无论是保王派还是共和派，这种猜疑都一样根深蒂固，虽然双方的怨愤之情有所不同。英国参战很晚，还拒绝承认普罗旺斯伯爵为摄政王，占领土伦仅仅是为了抢劫。接着，英国又以战争为借口占领法国在科西嘉和西印度的土地，并没有扶持那里的合法政府。最后，英国对基贝隆远征军装备不足，随后干脆放弃远征军及其“纯粹派”参加者。因此，当皮特于1796年再次开始将军事行动集中到加勒比海时，没有人感到奇怪。然而，当反法同盟分崩离析时，反革命派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大不列颠。越来越多的流亡者发现，这个岛国是唯一安全的避难所，纵然阿图瓦本人只能稽留苏格兰以逃避那些仍然紧抓不放的英格兰债权人。而且，朱安党人和旺代叛乱者还能指望从别的地方得到补给吗？

然而，当冬天渐渐来临时，送来的补给却少得可怜。与此同时，奥什的“海岸军”得到来自各条战线的正规军的增援，于是他对卢瓦尔河两岸的天主教保王党地区进行反复的搜寻和破坏行动。1796年2月，奥什抓获并处决了斯托弗莱。一个月后，夏莱特也落得同样下场。这两次行动，再加上宗教宽容和对蓝军部队劫掠行为的严格控制，终于给旺代带来了脆弱的和平局面。盛夏时分，奥什可以宣告叛乱终于结束了，感激不尽的督政府则宣布这位将军为“旺代的绥靖者”。这个时候，还有大批部队被调往布列塔尼，以致朱安党人难以采取任何行动，皮萨伊只得躲藏到地下掩体中，像只被猎逐的狐狸。

的确，到这个时候，路易十八本人也已迅速离开那些被他视为自己臣民的人。当波拿巴的意大利军团跨过阿尔卑斯山时，惊恐的威尼斯当局下令这位倒霉的王位觊觎者离开维罗纳。他未经许可便横穿瑞士，前往莱茵河沿岸与为奥地利效劳的孔代亲王的部队会合。上一年春天，人们曾对孔代麾下的一千多名流亡者寄予很高的期望。当白色恐怖席卷罗讷河两岸，里昂的数十名雅各宾党人被杀时，有些人曾谋划，由孔代手下的流亡者充当先锋的奥地利军队向弗朗什孔泰地区发动一场闪击战，然后南进，与里昂的保王党分子建立联系。英国人提供金钱，以便在整个地区扶植自己的代理人，而且，英国人和奥地利人听到以下的消息时都着了迷，据说莱茵地区的法军司令、荷兰的征服者和巴黎牧月起义的报复者皮什格吕对保王党的进展颇为动心，他最终改换了阵营，但在1795年夏天，策反他的各种努力使得所有进一步的行动都停滞了。年底时，莱茵河方面签署了正式的停战协定，但这对里昂的密谋者毫无帮助。1796年春天，当战事重开时，孔代希望再次实施这一计划，而国王本人的到来(他身披戎装检阅部队)也受到热烈的欢迎。但维也纳并不欢迎他，因为这位觊觎者的到来被视为法国人进攻的口实。弗朗茨皇帝像大多数其他统治者一样，也没有承认他是路易十八，于是他下令让后者离开。不久之后，有个身份不明的人还试图枪杀他。再无安身之所吗？此时他能找到的唯一的收留者是那位并不情愿的布伦瑞克公爵，后者的军队在1792年营救他哥哥即路易十六的行动中遭受失败。于是，他只能从布兰肯堡，从“一个肮脏的小城，一个住所邋遢、装饰破烂(如果谈得上装饰的话)的小蜗居中”[8]注视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在随后几个月中横扫大陆上最后的对手。

因此，如果说反革命意味着武装推翻法兰西共和国以及共和国主张的众多新生事物，那么，当欧陆战事于1797年4月终结于莱奥本时，这场运动已经失败了。《莱奥本预备和约》签字三天之后，法军逮捕了逃离威尼斯的当特雷格。经审讯(波拿巴本人亦在场)，他披露了很多关于其间谍网的信息，包括给皮什格吕带来灭顶之灾的信息。随后他被容许逃走，然而，这段极为见不得人的经历造成的影响摧毁了他与路易十八及流亡同党的信任感，而在这么多次争吵之后，再多一次又算得了什么呢？反革命自始至终都备受恶毒的仇怨和各集团之间的宗派主义的困扰，这些集团彼此仇视、互不信任，这种情形看来更甚于大革命本身。吵嚷不休的流亡者靠自己的努力绝不可能遏制或减缓，更不消说扭转法国事态演变的进程。他们的滑稽举动有时也能成功，但这统统都只能把事态进一步推向极端。在他们当中，唯有那些更愚蠢的人才指望极端化能够推进自己的事业。他们需要帮助，但是，在他们希冀的两大力量源之中，谁也不是一定愿意他们取得成功。

各大国首先只想削弱法国，当法国自身并未走向虚弱成为明显的事实时，它们才投入战争。然而，大多数流亡者却梦想着恢复对一个强大的、资源未遭损害的王国的控制权。在他们看来，唯有大革命本身才导致法国的衰弱，当他们听说各战胜国正在像瓜分波兰一样瓜分法国(且不提英国人利用海上霸权抢夺法国的海外利益)时，他们对此类流言甚为反感。后来，列强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一个稳定的法国比一个虚弱的法国更可取。但即便到这个时候，它们仍然准备接受某种最能恢复和稳定秩序的政权。它们对君主制(不管是何种君主制)的信念从来都是有条件的，直到1797年，承认路易十八的只有俄国和瑞典。各大国始终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它们只是偶尔才认为法国的反革命者不只是个麻烦和困扰，最好的情形下这些人也只是一颗棋子。

至于国内的反革命者，他们大部分无非是想我行我素。他们之所以抱怨，是因为大革命扰乱了自己的社区和宗教与社会稳定，革命从外部带来的干涉波及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又没有产生足够的利益补偿。巴黎的当权者以及试图在地方执行他们命令的人，都过于轻率地把任何形式的抵制称作反革命。然而，很多抵制行为，如1793年南方的联邦主义叛乱，仅仅是为了制止革命的继续发展。只有在加尔、旺代和布列塔尼农村地区，群众运动才发展起来，并公开为记忆中1789年之前的教会和国王而战。即便到此时，抵制也没有波及全国。必须指出的是，触发西部地区叛乱的是征兵，此举将把年轻人带到遥远的前线，同未知的敌人作战。普通的反革命群众更情愿与自己门口的爱国党人、宣誓派教士和新教徒作战。他们有一次曾离开故土，这就是旺代人的格兰维尔进军，但此举是在形势对他们不利之时为寻求外援而做的一次孤注一掷的尝试。如果1794年春天共和派能够收敛报复行为，抵抗运动在萨维奈之后很可能就此停止。撇开各种愚行、误解，也不谈1795年夏天让流亡者、外国列强、保王党叛乱分子的重大协同行动遭受失败的坏运气，就算阿图瓦如群众领袖们不断催促的那样返回大陆、竖起大旗，西部的反革命农民(虽然在当地人数众多)是否愿意向巴黎那样远的地方发起远征，也仍然是很可疑的。即便他们这样做，也肯定会在半道上被欧洲最有经验、战果最辉煌的军队拦截住去路。

就算他们真的发起这样的行动，他们也不能规劝多少人信奉自己恢复黄金时代的怀旧信仰。正如马莱·杜庞这位目光敏锐的保王派在《维罗纳宣言》后给路易十八的信中写到的：“绝大多数法国人不愿意接受从前的权威、屈从于曾行使这一权威的人。”[9]这并不是说有限的立宪君主制没有支持者，不过这位新国王和他的近臣可能觉得这一体制很可憎。《维罗纳宣言》可能断绝了国民公会议员们的期望，但就整个国家而言，在芽月和牧月的无套裤汉最后的骚动之后，君主制似乎越来越能为稳定局势带来美妙的希望。随着国民公会到期的日子日益临近，君主制甚至可以期待胜利，不过不是依靠外部入侵和内部叛乱，而是通过选举这一正常的政治程序。

[1]　Lacour-Gayet, Calonne, pp. 283-284.

[2]　Lacour-Gayet, Calonne, p. 283.

[3]　N. Hampson, in F. Lebren and R. Dupuy (eds.), Les Résistance à la Révolution, Paris, 1987, p. 446.

[4]　Legg, Select Documents, ii. p. 135.

[5]　J. Vidalenc, Les Émigrés français 1789-1825, Caen, 1963, p. 77.

[6] 《法国信使》兼具报纸和文学杂志的性质。由维泽于1672年创办于里昂，起初名为《文雅信使》，内容庞杂，销量很好。1724年改为《法国信使》，成为由政府资助的半官方报纸，1811年拿破仑下令查封此报。《法国信使》最后一次出版是1825年。——译者注

[7]　M. G. Hutt, Chouannerie and Counter-Revolution: Puisaye, the Princes an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n the 1790s. Volume 2, Cambridge, 1983, ii, p. 227.

[8]　P. Mansel, Louis XVIII, London, 1981, p. 79.

[9]　W. R. Fryer, Republic or Restoration in France？ 1794-1797, Manchester, 1965, p. 36.

第十四章 督政府(1795—1799)

1795年夏天，摆在国民公会面前的问题仍不十分清晰。在击溃恐怖主义和王党主义两派势力之后，它必须为这个国家设计一部能够防止两派势力复活的宪法。所有议员都同意，法国最需要的是稳定。但是他们也相信，国家可以也应该在不放弃1789年的原则、不牺牲同胞历经多年磨难和动荡而确立和维护的理想的前提下实现稳定。1789年的原则不能混同于1793年的原则。6月23日，布瓦西·邓格拉在给宪法起草委员会报告的引言中宣称，1793年的宪法“是由阴谋家起草、受暴政指使、靠恐怖手段通过的……除了造成无政府状态外别无他用”。总之它一无是处。他接着说：

公民平等才是一个理智之人可以要求的全部。绝对平等是妄想，如果要实现这种平等，所有人在智力、德行、力量、教育和财富方面都必须是绝对平等的……我们必须由最优秀的人来统治，最优秀的人是那些受过最佳教育、最关心法律维持的人。然而，除了个别例外，你只能在以下人士中发现这样的人：他们有一份财产，忠诚于财产所在的国家、保护财产的法律和维系财产的和平局面；财产和经济安全使他拥有教育机会，而教会则使他可以明智而准确地探讨决定国家命运之法律的利弊。而另一方面，没有财产的人必须凭借坚定的美德才能关心那种不能为他维护任何东西的社会秩序，才能抵制各种向他展现希望的行动和运动……由没有财产的人统治的国家存在于自然状态之下。

国民公会于8月22日通过的新宪法正是以这些原则为基础。像此前的宪法一样，它以《人权宣言》为序言，但没有提到出身平等和享受社会服务的资格，并以9项义务来平衡其列举的22项权利。所有21岁以上的男性纳税人都享有投票权。但议员应由选举大会产生，参加选举大会的公民须拥有或出租价值相当于100至200天(具体依选区大小而定)劳动的财产。这就意味着要从大约100万人(相当于1789年选民的三分之一)中选出大约3万人的选举团成员。选举每年一次，每次改选三分之一的议员，但立法机构首次改为两院制。1789年以来的经验已经证明了君主派关于一院制危险的所有警告，不过此前这些警告都被草率地忽略了。一部设计精密、相互制衡的宪法成为当时的目标。应该设立两个“委员会”：下院，即500人委员会，享有所有法律的创议权；上院，即元老院，由250名40岁以上的已婚或鳏居代表构成，其权力仅限于批准或驳回500人委员会的立法案。由于复辟君主制已无可能，执行权被授予元老院遴选的5位督政官，但其候选名单是由500人委员会提出的。5名督政官中每年有一人退出，退出者由抽签决定。无论是他们还是由他们任命的部长，都不得成为立法机构的成员。这是1789年的原则，共和二年的经验似乎更突出了它的明智。最后一点，共和三年的宪法修改起来十分困难。这是有意设计的。规定的修宪程序不得短于9年，此举的目的仍然是为了稳定新体制，并使两个极端方向上的任何修宪行为成为非法的。但即使这样，国民公会的成员仍不能确信他们的意愿能得到完全尊重。向新制度的过渡也需要某种连续性。他们回想起1791年的自我回避条例(当然是罗伯斯庇尔提出的)，认为这是制宪议会犯下的最严重错误之一。因此他们在宪法中附带这样的条款：第一届议会的两院成员，三分之二应从国民公会议员中选出。

但三分之二条款在公共舆论中引起轩然大波，这时人们已普遍对国民公会及其姿态感到厌倦。基本商品的匮乏和指券的贬值贯穿整个夏季，人们在责怪议员们(这并非没有理由)。8月10日举行推翻君主制三周年纪念庆典时，气氛十分冷清。一个暗探记载道：“市场上的妇女说，在降低物价上有所行动要比举行无用而费钱的庆典好得多。”[1]制定宪法至少意味着这个国家不久将甩掉国民公会，但三分之二条款又让希望化为泡影。君主派本来希望在选举中展现一下自己的力量，但这一条款同样让他们失去了在不久的将来获胜的希望。9月初，当新宪法和三分之二条款呈交初级选举大会批准时，民众的失望情绪之深已表露无遗。按官方的说法，宪法以105.7万票对4.9万票获通过，但实际参加投票的可能要多出20万人。选民人数少于1793年，但已足够。不过三分之二条款造成巨大骚动。当选举大会考虑这项法律时，它遭到了广泛反对，根据毫无意义的官方结果，在总数为31.4万的登记选票中，赞成票仅略高于20万。几乎四分之一的省反对该条款，在巴黎的48个区中只有一个区表示赞成。巴黎的敌意反映了牧月以来各区遭受彻底清洗后的局面：所有“恐怖”嫌疑犯都在清洗过程中被逮捕，保守派掌握了无可争辩的控制权。在投票反对该法律以后，右派报纸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攻击，这让国民公会意识到了危险的存在。9月初，它开始采取对抗措施，释放雅各宾嫌疑犯，召集部队前往巴黎。这些举动被视为以武力，甚至以恐怖为支持强行通过宪法的证据，因此只能助长喧闹的抗议声。9月23日(葡月1日)，投票结果公布时，一些全票当选的巴黎议员受到质疑，原因是当局没有公布准确的选举数字。于是巴黎西部的几个区开始组织暴动，当地的初选大会拒绝国民公会要求它们解散的指令，并一致谴责国民公会操纵选举。

10月3日，巴黎以西40英里的德勒发生保王派骚乱，随后被武力驱散。次日，骚乱的消息传到首都，有人呼吁所有区的代表聚会商讨协同行动。但后来到会的只有15个区的代表，这本已是不利的兆头，而且会上没有商定任何行动。国民公会迅速宣布这类集会非法，并在全城各要害之处部署配备大炮的部队。即便如此，10月4日(葡月12日)上午，七个区宣布起义并动员它们的国民卫队。当天傍晚，正规军被派往反抗运动的中心勒佩勒蒂埃区，随后双方达成了解除武装和撤退的协定。但协定并未被遵守。次日上午，2.5万叛乱者(大部分来自塞纳河南岸)向国民公会会聚，但被驻扎在各主要桥梁上的部队阻截。这个命令来自议员巴拉斯，这也是26岁的炮兵将领波拿巴的建议。双方的对垒持续了一下午，国民公会的大炮在4点30分开火了。叛乱者没有大炮，因为牧月之后解除巴黎武装的工作十分有效，即使有人拥有枪支也因缺少火药而不能射击。不过，国民公会只有6000名士兵，战斗刚一打响，塞纳河北岸的各叛乱区也出动了部队，双方势均力敌，战斗持续了六个半小时，零星的冲突持续到6日上午。对国民公会来说，它只花了波拿巴所吹嘘的“几颗炮弹”就掌控了当天的局面，但死者超过百人。

这是巴黎最后一次尝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各民族的代表们。虽然部队在牧月之后的绥靖工作中表现出色，但自1789年4月的雷维永骚乱以来，这是军队首次出动镇压骚乱。因此，葡月起义比国民公会的终结和10月27日生效的共和三年宪法更具转折意义。叛乱者的一个明显目的是在预定于10月第二周举行的选举中阻止三分之二条款通过，而叛乱的失败意味着国民公会的500名议员如期在新议会中获得议席(虽然他们当中只有394人是选举出来的)。在新议会中，他们可以延续热月国民公会的精神和政策，直到在1797年春天的选举中变成少数派。第一批督政官也从他们当中平稳选出。由于巴拉斯在葡月的表现，这个油滑的前贵族成为必然的选择。西耶斯在多年谨慎的沉默之后再次出山，但他拒绝主持一个并非自己设计的体制。主席的角色由卡诺担任，他作为军事组织者的声望超越了他的恐怖记录。拉·雷维列尔-乐博、勒贝尔和勒图奈尔仍是难以预测的人物，他们之所以入选是因为其共和主义立场，而他们在这方面的表现远甚于能力的展现。督政官们追随的依然是1795年夏天浮出水面的政策。当雅各宾主义构成威胁时，俱乐部应被关闭，恐怖嫌疑分子应被逮捕，就像牧月之后那样。当保王党分子成为危险因素时，政府就应对资金雄厚的右翼报刊实施监控，而雅各宾派报刊则会得到资助，拘押中的无套裤汉也会被释放，并被鼓励重开俱乐部。对前不久曾遭诅咒的恐怖分子的宽容堪称国民公会对葡月危机的回应，无论是在暴动策划期间还是在暴动之后。实际上，雅各宾派重获好感的流言大大加速了暴动的到来，而且一些新近释放的牧月老兵在巴拉斯的正规军中担任志愿兵。不过葡月之后的镇压还是无法与牧月后的镇压相提并论。当局没有采取措施阻止知名的暴动首领逃离巴黎，被捕者中只有两人被处决。尽管国民公会在宣传中声称大部分暴动参与者就是保王党分子，但事实并非如此。不过有一个事实很明确：暴动者中有很多财产殷实之人，如果新宪法能提供其渴望的安全，他们是能够被争取过来的。因此，葡月之后政府采取的最坚决的步骤不是打击叛乱者，而是打击他们和此前的无套裤汉都曾利用的机构，而后者自1792年以来一直是暴动的发动器。10月10日，各区议会被废除，随之而去的还有它们控制的国民卫队组织。一个新的、受中央控制的巴黎卫队取而代之，该卫队旨在成为政府的工具而非被统治者的工具。不过截至此时，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现实已十分清晰：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军队成了政府最重要的工具。诚然，宪法规定以首都为中心方圆60公里范围内不得驻扎正规军。但是，由于督政府的领导人没有军事支持便无法使其意旨得以实行，于是他们很快认识到，这个政权的生存同样需要军队的帮助。

11月1日，当督政官们在阴冷而破败失修的卢森堡宫安顿下来时，他们面临的最紧迫难题是经济问题。1795年的收成并没有缓解春天的饥荒局面。冬天的严寒本已让谷物播种推迟，夏季的反常干旱又使庄稼长势不佳。英国的封锁扰乱了海外进口，而国内的优质粮食仍被军队征用。所有的基本食物、蜡烛以及木柴都实行严格的配给制(但黑市交易很繁荣)，而11月初出现的霜冻预示着另一个极端寒冷的冬天已经提早来临。除了上述困难，更为严重的是指券走向了灾难性的崩溃。它的价值在督政府初期跌至票面值的1%。一个月后，巴黎的面包为每磅50里弗，黄油为100里弗，咖啡250里弗，肥皂170里弗。一个巴黎人在日记中写道：“任何东西都贵得要命。现在没有了秩序，没有了监管，人人都可以出售自己的财物以换取所需的东西……什么东西都缺，冻饿而死的时刻好像真的要来了。主啊，这是个什么样的共和国!最糟糕的是，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告终、如何告终。所有人都饿得要死。”[2]

10月19日，印制指券的印刷所的地板由于业务过于繁忙而坍塌，那里每个月都要印出价值20亿的纸币。硬币已经完全消失。1796年2月，当爱尔兰革命者沃尔夫·托恩到达诺曼底时，他发现铸币竟被拒收，因为人们想当然地认为那不是真的。自夏季以后，地主终于被允许将一半的地租改为实物形式，而宪法中规定的督政官和其他公职人员的工资不是以货币而是以谷物数量为标准。债务人很好地利用了这种局势，因为他们支付给债权人的通货的实际价值要低于票面价值。最大的债务人就是政府自己，需要偿付多少债务它就印多少货币。但政府也是债权人，它征收到的税款都是自己发行的废纸，尽管它试图让纳税人以铸币或实物缴纳半数税额。10月25日的“战争费用”要求纳税人在支付纸币时缴纳核定税额的20倍，此举旨在收回多余的指券，但实际上却于事无补。于是六周后(12月6日)政府发出了强制借用硬币的法令，以便贮藏的铸币重新流通。政府估计可征用6亿里弗，但四个月后仅有1.16亿里弗面世，很多投入流通的硬币最后被兑换成当时重新发行的已贬值的指券。当1796年2月政府最终决定不再印制指券时，仍在流通的指券价值已超过34亿里弗。当月19日，旺多姆广场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公共篝火活动，印制指券的印版被砸碎。

不过，就算这次行动取得了成功，回归铸币尚需时日。为了弥补亏空，曾有人提议设立一家土地银行，以仍未出售的国有土地为抵押发行纸币。新任财政部长拉梅尔在1789年之前就与银行界联系紧密，现在他试图组建一个金融家财团，以发起新的举措。但是，自1720年大破产以来，(由于公众的不信任，法国没有国家银行，这种猜忌仍很强烈)尤其是雅各宾派始终对投机行为心存敌意。兰戴领导的一场猛烈的报刊攻击运动使得议会拒绝了拉梅尔的计划，而兰戴本人曾参与共和二年的经济管制工作，如今他掌管着一家报纸——《法律之友》。议会通过的替代方案实际上是更换了名称的指券，即可兑换为国有土地或尚在流通的指券(兑换率为30∶1)的“土地券”。它与土地的比值以1790年的水平为准，由于此间几年中投入市场的地产空前庞大，因而土地价值也已大打折扣。另外，土地券的发行量相当于当时尚在流通的指券总面值的3倍。因此，在土地券发行的当天，它的价值就已跌至面值的18%；到盛夏时分，它已经和指券一样成为废纸。当它于7月17日停止作为法定通货时，它仅用4个月的时间就走完了指券5年的历程。不过这几个月是投机者炒作国有地产的好时机，他们买入废纸，在卖出或出租时收取铸币。议员们固然不支持银行，但他们更加不能容忍的是投机倒把者的天堂。按契约于1796—1797年冬天回收尚在流通的纸币的私人公司也获得丰厚利润大财。1797年2月4日，当债券作为通货被正式停止使用时，纸币在大革命中的实验也走到了终点。

投机者利用混乱局面大发横财，而普通百姓只能在第二个罕见的歉收年份忍受困乏之苦，这大大加深了人们的怨恨情绪。群众的不满又成为雅各宾派发展的沃土，他们的影响力在葡月的噩梦之后迅速恢复。8月22日，68名有极左嫌疑的“恐怖”议员被宣布没有资格入选督政府的议会，但他们并没有被排斥在其他政治活动之外。督政府刚一成立就宣布大赦，很多牧月之后被捕的残留人员被释放，他们与这些前议员联合起来，举行经常性的聚会。雅各宾派记者，如兰戴和《自由人报》的出版者迪瓦尔，发现可以利用政府并不轻易发放的资助。他们甚至可以成立一家俱乐部，于是先贤祠俱乐部于11月16日成立，很快便拥有千余名成员。

第二天，上一年最雄辩的报界鼓动家巴贝夫再次出版他的《人民保民官》。尽管很多雅各宾派愿意接受一个至少看来是坚定的共和派政府的好意，但巴贝夫从大赦被释放的那一刻起就毫不妥协。他问道：“法国大革命究竟是什么？是一场贵族和平民、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公开战争。”[3]在罗伯斯庇尔倒台前，穷人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进展，此后就是漫长的退却，现在巴贝夫要更进一步。在被囚的那几个月中，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除非财产被废除，否则人与人之间就没有真正的平等。公有制和财产的平等分配应成为国家的真正目标，为了建立这种国家，必要时刻应采取法国从未见过的激烈的恐怖手段。在此过程中，实行1793年宪法将成为第一步。最直接地拨动巴贝夫及其同代人心弦的，正是这一如今已成为经典的要求，而非正统的共产主义诉求，虽然他是共产主义在现代史上的第一个积极倡导者。《人民保民官》在几周内就卖出了2000份，读者不仅限于巴黎的俱乐部和咖啡馆，还有整个法国北部，乃至更远的外省城镇的前恐怖分子们组成的圈子。报纸发行两期之后，政府试图逮捕它的作者，但同情巴贝夫的无套裤汉将他秘密隐藏了起来，使他能继续出报。巴贝夫的怒火既针对督政府，也针对其雅各宾盟友的反复无常，这就使他一度和先贤祠俱乐部及其他愿意与新政权共存的集团割断了联系。但是，当他的妻子因分发报纸而被逮捕时，雅各宾派的舆论普遍支持他，三周后他的妻子被释放，此事弥合了双方的分歧。1796年2月中旬，在朗读巴贝夫谴责督政官为暴君的报纸时，先贤祠俱乐部的成员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在各个剧院，昂扬的爱国节目也在维系着这种情绪。刚到巴黎的沃尔夫·托恩激动地哭了，他记载道：“我以前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热情。”[4]由于不懂法语，他不知道自己参加的那些芭蕾表演实际上是雅各宾派的聚会。兰戴对银行计划的反对，群众对面包和肉类配额持续下降的愤怒抗议，看起来都是对政府的联合挑战。2月10日，在葡萄酒店外排队的妇女嚷道：“这个强盗共和国真是下贱透顶，开始它用断头台对付我们，现在它又想饿死我们。但罗伯斯庇尔不会让我们这样受罪的，他只处死富人。这年头，每天都要老百姓的命!”[5]

实际上，与雅各宾派和解以牵制君主派的政策似乎正失去控制。2月27日，局势陡然逆转。当天，5个俱乐部和一家剧院被封闭，其中的先贤祠俱乐部遭到波拿巴指挥的士兵清场。几天之后，各公共职位开始清洗雅各宾嫌疑分子。4月16日，鼓吹1793年宪法的人被判死罪。雅各宾派本来抱有某种与督政府共存的希望，但面对这个新政权的迫害，他们本能地转向了反抗。但典型的无套裤汉“革命日”已经不可能了。过去曾整合群众运动的机构现在已经不存在了，48个区也被12个没有组织的新区取代。巴贝夫在狱中就主张靠政变而非群众抵抗夺取政权。3、4月间，他和一批共和二年的受害者(包括邦纳罗蒂，此人原是恐怖时期的一名中级官员，后因撰写此次密谋的历史而成名)建立了一个起义委员会。委员会的目标是协调首都的“民主派”力量，以图秘密颠覆治安军团。治安军团此时已取代国民卫队，成为维持巴黎法律和秩序的主要力量。联络军事单位的方案也已拟订。按照计划，起义的信号一旦发出便不会面对任何抵抗，因为维持秩序的部队将加入起义。一份“起义法令”已经草拟出来，甚至被印刷出版。它以平等、自由和共同幸福的名义声称：主权已经被一小撮阴谋家(即依然控制督政府议会的前国民公会成员)篡夺，法国的民主派现在要推翻他们并“审判”他们。“平等派”一旦掌权就会推行1793年宪法，安排免费的面包供应，并将执行共和二年的风月法令，将国有土地分配给贫苦爱国者。他们对篡权者也将毫不留情。恐怖时期的一个老手幸灾乐祸地说，人头“就像牛羊下水一样扔到人行道上”。[6]但在这些复仇狂想实现之前，密谋行动被一个成员出卖，巴贝夫和其他平等派首领的藏身之所也被泄露。而且他们失去了行动的最佳时机。4月28日，当治安军团的一些部队发动兵变时，他们还坚持“人民之日”应在5月19日，于是兵变被镇压(最终有17人被处决)。5月10日，巴贝夫和邦纳罗蒂被逮捕，其他平等派也在随后几天被拘禁。被捕者总共128人，其中外省有48人。首领人物被囚禁在坦普尔，就像当初——他们曾大力诅咒关于其记忆的那位“暴君”。

1797年春，在对这些人进行审判前，负责粉碎密谋的督政官卡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给他们定罪。密谋者中有一人是议员(即在瓦楞认出路易十六的德鲁埃)，基于这一理由，这批人被送上一个专门组建的高级法庭。德鲁埃于8月逃脱，但审判工作仍在进行。因为法庭坐落在远离巴黎平民的旺多姆，因而密谋者无法驱使民众采取行动。与此同时，此次密谋的揭发也导致政府对雅各宾派的进一步镇压。在巴贝夫的文件中发现的《人民保民官》订户名单显然为侦讯嫌疑犯提供了一个按图索骥的依据，这些人受到充分关照，并且被清除出所有重要的位置，前提是如果他们占据这种位置。涉嫌此次密谋的治安军团被解散，这是表明政府将完全依靠军队的另一个标志性步骤。但军队可靠吗？巴贝夫和他的同谋者一直相信，军队是可以被颠覆的。在密谋失败后，这种认识仍在雅各宾派的圈子里流传。一万名百无聊赖、军饷低微的士兵就驻扎在马尔斯校场附近的格伦内尔，他们本来就羡慕在意大利取得辉煌胜利的战友们，更何况将军向他们支付的是抢来的硬通货。整个夏天，格伦内尔的士兵中一直都有兵变的流言，而且部队也在定期遣送可疑分子。9月9日，几百名雅各宾派向格伦内尔进军，希望一个龙骑兵团能向他们投诚，但是，他们当中的告密者已经提醒当局，于是士兵拔剑冲向游行队伍。20人被砍成碎片，另外30名当时或随后被逮捕的游行者在军事审判之后被枪杀。此时巴贝夫和他的同谋被装上铁笼车转移到旺多姆，等待他们的审判虽然不急促，但如督政官们希望的那样面临必然的结果。

雅各宾派的大溃败并没有鼓舞各色保王党人。他们在另外一边的战线也告急。外国朋友要么抛弃了他们，如英国人正在发出和平的试探信号，要么在战场上溃败，如在意大利的奥地利人。在旺代和布列塔尼，奥什对保王党叛乱的镇压已进入最后阶段。白色恐怖仍然笼罩着整个东南部地区，那些过去与雅各宾派有牵连的人仍有性命之忧。在瑞士的英国间谍头目维克汉姆和在意大利的当特雷格仍然抱有这样的希望：在一个家族仇杀早已成为生活习惯的地区，过去一直在进行的无序仇杀将会聚成一场运动。引人注目的是，马莱·杜庞看得更为清楚。他写道：“南方处于躁动之中，但这是一种盲目的骚动，它没有目标和手段。”[7]1796年1月，阿尔勒当地的一位评论者说，这里的人民“完全是我行我素，很少关心公共利益，他们染上了一个坏毛病：把重大的民族关怀简化为个人的激情和感受。对他们而言，革命危机并不是有利于或有害于自由的某个事件，而是让一派压倒另一派的手段”。[8]

在这种情况下，君主派把重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选举胜利上。接下来的选举计划于1797年春天举行，一些非前国民公会成员的议员已经在讨论这样的问题：前国民公会成员数量的减少如何才能有利于君主派。他们定期在城郊繁华的克里希聚会。这个“克里希俱乐部”最初出现于热月时期，在葡月事件过后一度陷入沉寂，这一点可以理解。现在它又重现生机。资金雄厚、直言不讳的右派媒体利用新改组政府的殷勤来强调机会即将到来，这些媒体的某些编辑便是克里希的常客。不过，右派内部并不存在真正的统一，甚至克里希俱乐部也是这样。绝对君主派痛恨立宪派，他们之所以与后者合作仅仅是为了利用后者。而在立宪派内部，有些人希望路易十八能作出让步，而奥尔良派则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王室的幼枝上，其代表就是平等的菲利普的流亡儿子路易-菲利普。正统派担心，一个作为弑君者之子的国王对那些依然控制政坛的弑君者而言是颇为诱人的前景，如果他们的共和国倒台的话。尽管如此，到1796年秋天，所有保王党人都相信，事态正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大多数人都愿为赢得选举而合作，而具体的决策留待以后。报纸和小册子的作者竭力指责共和国如何不济，因为它蔑视法律，但更重要的是它在经济和财政上的无能。同时某种类似于党派的组织也出现了，一些自称为“博爱社”的半秘密的保王党俱乐部成立。博爱社最初出现在波尔多，很快就遍及南方，鼎盛时期在70个省的范围内活动，其中一些博爱社还接受英国的秘密资助。它们的成员自称“秩序之友”，在1797年4月的选举中，这些人竭力挑动和利用即将投票的富人的恐惧情绪。不过他们的努力被一个内部小集团破坏，这批称为“正统之子”的人仍然在玩弄更为暴力的手段。但后者的图谋徒劳无功，这明显体现在年初的一次保王党版的格伦内尔密谋中，当时策反巴黎附近驻军的阴谋被人揭发了。1月底，当特雷格在巴黎联络网的主要代理人布罗迪埃被逮捕，随之入狱的还有组织中的几个关键人物。这些人立刻被送去公审，与此同时进行的还有2月20日在旺多姆开始的对巴贝夫的审判。

共和国面临的双重危险就这样生动地展现出来。此外，政府首次在大革命期间为自己组织了竞选造势活动。根据宪法，每个省都由选举产生的5人行政官管理，他们需接受中央任命的“督政特派员”监督，而后者是以共和二年革命政府的特派员为范本的。西部及罗讷河谷地各省局势动荡，这些地方的省级行政机构从一开始就不是选举产生，而是随巴黎政治天平的摇摆做相应的调整。在1796年的前三个月，11个省进行了完全或部分的人事改组，目的在于清除雅各宾派的影响。次年春天，各地官员接到这样的指示：他们应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确保选举大会成为坚定的、中间道路的共和派的大会。根据2月25日的法令，流亡者只有被从官方流亡名单上除名才能投票，这就排除了大量流亡者返回参加投票的预谋。而在3月，所有选举大会的全体成员都被要求宣誓保卫宪法，反对君主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督政府的这些策略让右派警惕起来。它在报刊上猛烈抨击这些做法，同时右派首领恳求路易十八作出某种姿态，以便在选举大会举行之前争取摇摆不定的有产者的信任。3月18日，路易十八终于从布兰肯堡发出了一份颇为勉强、暧昧不清的宣言，他敦促法国人在投票中坚决反对雅各宾主义。宣言还给人一种模糊不清的希望：《维罗纳宣言》并不是他最终的决定。

共和五年的选举于3月21日到4月9日举行，虽然有些前所未有的举措，但选举还是在公众的冷漠中进行。这是1791年以来历次选举的共同特征。鉴于约234名原国民公会的成员将根据抽签退出议会，这次选举就是要补选这些议席，但大部分有选举资格的选民并没有劳神参加投票。不过选举大会的意见还是很明确的。它们大力反对国民公会及其遗产，因此只有11名即将退出的议员重新当选。它们也反对雅各宾主义，任何具有明确的左派身份的候选人都未重新当选。但它们的投票首先反对的是督政府。在当选的议员中，228人此前毫无政治经验，人们仍倾向于这些人，而不是当局竭力支持的那些心腹老手。182名当选者是保王党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构成一个统一的党派。他们当中既有人坚定地主张渐进的、立宪主义的复辟，也有像皮什格吕将军一样的人。近两年来，他与路易十八的代理人不时接触，指望通过军事政变来复辟君主制。但是，由于保王党人的到来，督政官们自宪法施行以来一直仰赖的较稳定的多数便不复存在了。面对这种局面，只有吕贝尔提议立即宣布这次选举作废。不过他的同事们觉得，新的多数派的思想立场并不清晰，而且第一次意见测试便证明了它的不稳定性。当轮到勒图奈尔退出时，新议会选举巴特莱米为督政官。此人是位职业外交官，最著名的业绩是1795年的《巴塞尔和约》谈判。他的立宪主义信念并不明确，国民公会之所以会选择他，主要是希望他能帮助结束战争。

当然，所有国内局势的演变都是以波拿巴在意大利的胜利以及(至少是)在德国前线的进展为背景的。《莱奥本预备条约》于4月18日签订。5月20日，新的议会就在条约的影子中开会，它必须为和约的性质确立论调，这个问题立刻成为政治生活的一个中心议题。在与全欧洲作战5年之后，人们普遍渴望和平。当英国人于7月提出谈判时，签订一个全面协定的前景看起来充满光明。保王党人认为，和平将为复辟扫清道路，并会加速复辟的到来，因此他们支持与奥地利和英国的和解路线。务实的卡诺和巴特莱米也认识到：如果不作出明显的让步，和平注定不会长久。他们认为，无论如何都应与新的议会多数建立有效的联系。但另3位督政官(巴拉斯一开始曾表现出他一贯特有的摇摆)认为这种合作只能带来君主派的胜利。皮什格吕已经当选为500人议院的主席，与此同时，督政官们(如果不是议员们)收到了关于波拿巴叛国的致命证据。共和国的一些成功将领不愿亲眼看着他们的战果最终换来的是个国王。这其中不仅有波拿巴，还有驻荷兰的司令官奥什，他希望恢复自己在上个冬天的爱尔兰溃败中被削弱了的声望。在巴拉斯的怂恿下，奥什于7月将军队调入首都周围的宪法区域。在军队的关照下，督政府于14日投票否决了卡尔诺和巴特莱米的意见，决定对政府进行改组，清除了一些最突出的右派分子，此举是在有意挑战议会。右翼媒体开始称呼巴拉斯、吕贝尔和拉·雷维列尔为“三巨头”，而三巨头还开始向雅各宾派示好。巴贝夫最终在旺多姆审判中被定罪，5月27日，他和另一位密谋者被送上断头台。他们将作为雅各宾殉道者而为人铭记(像葡月后的受审者一样，他们在判决宣布时试图自杀)，不过其他被告大多被判无罪，于是结束这个事件并为不太极端的雅各宾主义不动声色地恢复声誉便有了可能。但是任何诸如此类的姿态都自然会刺激议会，当时它正忙于辩论如何限制督政府的财政权以及一些有利于抗拒派教士的措施。因此，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的紧张关系在整个夏天不断加剧。与此同时，明显已经分裂的督政府内部的多数派正在把越来越多的部队调往巴黎地区。实际上，宣布忠于共和国的军队中出现了一股爱国主义演讲浪潮，但无论是督政府还是将领们都没有采取任何举动阻止这一公开的党派性活动。波拿巴甚至告诉他的部下，如果共和国受到威胁，他们要以“鹰的迅捷”穿越阿尔卑斯山。同时他派遣自己的一位助手奥格罗前去指挥三巨头调遣来的军队。整个8月保王党的首领都在拼命组织抵抗力量。就在议会辩论重建国民卫队的措施时，街道上的非正规武装团伙已经被招募起来，并与奥格罗的部队发生冲突。

三巨头决定迎接挑战。9月3日到4日(共和五年果月17日至18日)夜间，他们命令手下的部队占领巴黎的所有据点并包围立法机构的大厅。接着他们对卡诺、巴特莱米、53名议员(包括皮什格吕)和其他几个著名的右派发出逮捕令，还封闭了大约30家报纸。在军队的监视下，一个从两院精心挑选的符合法定人数的议员开会认可了上述做法。与此同时，巴黎到处张贴揭发保王党阴谋及首次披露皮什格吕叛国行径的告示。但抵抗并没有发生，这次政变实际上没有流血。政变刚结束，被清洗过的议会宣布49个省在该年春天的选举无效，这便造成177个空缺议席。督政府内部的空缺由弗朗索瓦·德·内夫夏托和杜埃的梅尔兰填补，前者是著名的反教权人士，后者是实际上已被果月政变摧毁的宪法的主要设计者。

政变是否已使法国免于复辟？这一点看来还不明确。当然，政变挫败了某些由英国支持的保王党代理人的“宏大计划”，前法官和议员当德烈就是代表，按他的设想，过去几次选举中建立起的立法多数派和不断壮大的温和派舆论将以和平方式召回那位王位觊觎者，但是政变中罹难的确切人数足以表明根本就不存在王党主义的多数派。正如卡诺曾希望的那样，督政府和一个温和的共和派多数建立合作关系是非常有可能的。但三巨头担心密谋活动，将领们担心并蔑视所有温和派，于是他们便走到了一起，在宪法还没有经历第一次真正的考验之前就摧毁了宪法。从此以后，尽管法律仍被遵守，但“第二届督政府”将毫不犹豫地操纵结果或将不合适的结果弃之不顾。这就等于宣布，他们对自己赖以进行统治的制度没有信心。可能他们也很难相信自己的同胞会信任这个制度，或在受到督政府之外的武力威胁时会去保卫这个制度，而这样的威胁两年后真的到来了。

不过，果月事件同时也使政府进入了一个关键性阶段。共和五年(1796年10月到1797年9月)是瘫痪的一年，各种行动都悬而未决。在前半年，即将到来的选举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而第二个半年则因为选举的结果而陷入僵局。不过既然此时督政官之间实现了统一，立法机构也毕恭毕敬，政府可以转向在过去的12个月被搁置的各种难题了。

首先，国际局势已经明朗化。奥地利人和英国人都乐于进行旷日持久的和谈，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从一个分裂的法国那里捞取好处。但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前景了。六周之后奥地利人就签订了《康博福米奥和约》，其条款与上年春天在莱奥本达成的条款大体类似。与此同时，英国人收到的和谈条款无异于彻底投降，于是英国在果月政变一周之后中断了谈判。法国全部的战争努力都指向了这个岛国，波拿巴也被从意大利召回，指挥正在海峡边集结的入侵大军。奥什一直把不列颠诸岛视为自己志在必得的猎物，但他于9月底暴死，于是科西嘉人的最后一位真正对手也随之而去。不过，1796年北海的失利几乎让奥什陷于毁灭，而意大利的胜利者可不希望用自己的声誉冒险。荷兰人的舰队是不可或缺的助手，但它于10月在坎培顿被摧毁。在巡视北方各港口之后，波拿巴很快就确信，法国在1798年底之前不可能对英国发动有把握的远征。但是打击英国真的需要正面交锋吗？早在1797年夏天，波拿马还在意大利的时候，他便梦想通过埃及打击英国财富的重要来源——印度。9月，仍在意大利的波拿巴正式提出了这个想法，并转达给塔列朗，后者在移居国外一段时间后于7月再次露面，担任外交部长。1798年3月5日，这位将军和外交部长正式向督政官们提出了远征埃及的想法。自从回国以后，除了在诺曼底巡视部队时，波拿巴表现得很低调，他不愿意摆军人的架子。但是，这样一位战功卓著的将军、一个不止一次迫使共和国的政策朝与督政官们的指令相反的方向迈进的人，他的存在仍让督政官们感到不安。如果他远在埃及，他们会舒服很多，更何况他提议的远征，其规模要小于全面登陆英国的行动，也不会花那么多钱。如果他能成功，英国肯定会从战争中出局。因为它似乎依赖印度的财富，而法国控制苏伊士地峡将会使英国对绕行开普敦的航道的控制从优势变成负担。如果波拿巴失败了，他们就可以除掉他。因此督政府热烈欢迎埃及计划。1798年春天，一支舰队在土伦装备成型，5月19日，舰队载着3.5万人的部队起航。

果月政变也为解决共和国的财政窘境扫清了道路。财政部长拉梅尔历经共和五年的政治风云而继续留任，但纸币崩溃给他带来的问题，其难度并不亚于造成纸币崩溃的问题。贬值纸币的消失引发严重的通货紧缩，因为再次成为唯一法定通货的铸币依然很稀缺。债务人现在无法用纸币来清偿债务，他们无法招架价格猛跌、利率暴涨的局面。在很多地方，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看来是唯一可行的贸易方式。税收已改为现款支付，但是，当政府不得不直面因维持战争而欠下的庞大债务时，税款收入却一度枯竭了。1797年前几个月政府采取了各种应急措施，以求从任何可能的渠道增加铸币供应。未来的收入已经以高利贷般的利率抵押预支，国有资产被草草售空，被卖掉的不仅包括刚被兼并的比利时地区的原教会地产，甚至还有前国王王冠上的珠宝。意外横财竟成了主要的收入来源，如来自巴达维亚共和国支付的战争赔款，或从其他被占地区抢来的战利品。德国提供了1600万，意大利总共约有2亿。所有这些再次表明，共和国现在是多么依赖它的将军们。但即使这样依然不够。在通往果月政变的过程中，拉梅尔的工作以及其荒谬的财政应急举措所仰赖的投机者，都曾受到议会的猛烈抨击。主要的批评者被列入清洗名单。在清洗他们一周之后，拉梅尔提出了根本的、决定性的药方，并被督政府采纳。9月30日，国家以一次性支付国有土地购买券的方式削减了三分之二的债务，余下的三分之一被“担保”。自从1770年以来，法国政府还没有宣布过破产(除了1788年8月曾短暂为之)。有一个罕见的共识在经历大革命之后依然延续下来：国家债务是神圣的。如果没有这个共识，大革命本身可能不会发生，这一共识也是对新制度信任的一个象征。果月政变中，抛弃大革命中持续最久的原则看起来像是再次承认原则的失败。痛苦的债权持有人在随后几个月中发现，支付给他们的票据的票面价值一年内贬值60%。不久之后，不再接受这些票据购买国有土地的决定则让它们完全失去了价值。然而，“三分之二破产”每年为国家减少了1.6亿的债务开支，并为持久的财政重建铺平了道路。但这一过程直到几周后(11月12日)才随着“直接税管理局”的设立而开始，此举旨在通过督政府特派员来恢复地方层次的直接税征收。这是旧制度以来的第一个集中化税收机构，并配备了很多经历过业务培训的官员。他们的工作方法是派军队进驻拖欠税款的纳税人家中。1798年还抛弃了另一个大革命的原则，这就是重新开征陈情书中普遍诅咒的间接税。过去，直接税之所以遭人痛恨是因为它效率很高，而现在这种效率成为求助的对象。间接税的课税对象包括烟草、道路交通、法律文件以及门窗。不过议会在盐税面前知难而退，因为盐税是大革命之前最受痛恨的税收，对它的谴责之声犹在耳畔。但这些措施没有一项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尽管18世纪的最后几年收成不错，商业信心也在慢慢恢复，但要让铸币的流通量恢复到1789年的水平还需要多年时间。国家破产及对公民征税能力的恢复，直接导致有产者集团对国家的不满情绪增长，而国家恰恰希望这些集团成为其主要依靠。

果月之后督政府的政策也不能让这些集团安心。对议会的清洗和宣布选举无效只是意味着持续数月的“督政府恐怖”(按某些人的说法)的开始。针对流亡者的法律再次生效，春季里带着王党主义希望回国的人们要在两周中离开这个国家，违者将被处死。根据这项法律和未曾取消的旧法律，160人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被处决。当时还有一项谴责全体贵族的法律，根据该法律，贵族仅因为其贵族身份而被剥夺法国公民的资格，这在整个大革命期间还是第一次。不过这项严厉的措施几乎没有被执行过，因为不用说其他人，就连巴拉斯和波拿巴也会因此而成为外国人的。果月政变前，针对抗拒派教士的法律即将被废除，但在政变后重新开始执行。果月政变后的第二天政府即要求教士进行新的宣誓，以表明他们对君主制的仇恨，任何拒绝宣誓的教士都可能被立刻流放到圭亚那。自从1795年春天出现松动以来，有组织的宗教生活在稳步恢复，即使在葡月之后政治向左转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在地方也没有足够的权威去阻止宗教生活的恢复。随着共和五年保王党势力的复兴，很多流亡的教士回到法国，很多宗教会众欢迎他们回归并为他们提供生计。但果月政变对他们是个沉重打击，很多没有离开这个国家的教士再遭逮捕，不过被捕者中只有很少的人宣誓仇恨君主制。一万名教士拒绝宣誓，于是他们面临被流放的结局，五分之四的人流放到了比利时各省。在这些刚被兼并的省份，人们很快就发现这种做法太危险，因为大量流放者的到来很容易激怒闷闷不乐的当地人。尽管如此，还是有1400名拒绝宣誓的教士在前往圭亚那之前被送到雷岛和奥莱隆岛。一些教士在前往流放殖民地的路上被英国船只救走，因此最终到达圭亚那的只有230人。在被监禁的人中，很多是年老多病、无法逃脱逮捕的教士，他们死在了雷岛和奥莱隆岛。与此同时，督政官们试图鼓励一些颠覆性较少的宗教活动。当不幸的宣誓派教会的残骸烟消云散时(不过该教会拒绝这样的命运，这主要得益于格雷古瓦的组织能力)，反教权主义者拉·雷维列尔转而支持神爱运动。这场运动起源于1796年末，是一种理智化的共和派自然神论，它在非基督教化曾深得人心的那些城镇很兴盛。果月之后，从前的教堂拨给它进行活动，在拉·雷维列尔的关照下，巴黎最好最重要的教堂(一度包括巴黎圣母院)也从事神爱运动。但它从未得到广泛的群众支持，也没有抑制礼拜日活动来支持共和历的旬日。

不过，重新开始的官方反天主教运动受到雅各宾派的热烈欢迎。在18个月的迷惘过后，他们突然再次发现自己受到了温和的眷顾。果月18日，一个来自巴黎东部的自称为无套裤汉的小武装团伙曾自告奋勇地支持政变，不久即被无情地责令解散。不过，当三巨头意识到君主主义已成为主要威胁时，他们又必然向左边寻找支持。毕竟新的选举预计于1798年4月举行，到时国民公会的最后一批“常任议员”将退出议会。如果要避免保王党再次获胜，那些经受过考验的反王党分子应被动员起来。因此，在果月政变后不久，俱乐部再次被允许举行聚会，数周之内，大部分省都成立了“宪法社团”。并不是此间的任何方式都是雅各宾主义的，因为督政官们只是把这些手段看作团结一切可靠的共和派的聚合点。不过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是：由于对君主主义的强烈猜忌，大多数准备公开自己立场的人，其履历都与恐怖主义、废除基督教运动或民主制有牵连。同样不可避免的是，由于1794年以来对这些人的不断清洗，如今他们需要在工人中寻找新的信徒。例如，尽管1798年2月成立的埃弗勒宪法社团仅仅致力于“展现自由的民众政府的优点……阐发明智而确定的宪法原则，仅推举品行高尚的、谦逊而正直的开明爱国者担任公共职务”，[9]但当地官员在给内政部长的报告中说：“我承认他们当中有诚实的共和派，但我也听说有些人曾当着100多人的面宣称巴贝夫在旺多姆是被谋杀的。”在新的气氛下，民主派媒体得以复活，它们本能地使用充满社会怨恨情绪的语言，不过这类说法受到严格监控。随着选举的临近，更为直言不讳的宪法社团和新雅各宾派报刊开始被查封，巴黎被查封的社团包括左岸的巴克街俱乐部，这家俱乐部在当时呼吁进行选举改革，以大幅度拓展1795年确定的选举权。

但第二届督政府没有兴趣扩大选举权，它依然试图以体面人和殷实的有产者作为自己的权力基础。问题是，有太多这样的人仍然受君主主义的诱惑。如今需要补选的议席(包括果月政变后空出来的议席)不少于437个，情况比1797年更加危急，因此最无耻的办法是操纵每个环节的结果。当官方的候选人名单拟定后，任期即将届满的议会宣布它有意“核查”选举结果。政府为监控每个省的政治格局采取了细致的步骤，如果选举大会意向不明朗的话，政府支持者和地方官员则被鼓励在会上制造平局，这样议会就可以在各竞争派别和候选人之间进行裁决。1789年以来，这样的竞选平局总会出现在个别地方，但在1798年，四分之一以上(总计27个)的省级选举大会出现了平局，而初选大会上的平局更多。选举结果表明，压制雅各宾复兴的措施来得太迟了。在很多选区，宪法社团成员大量涌入初选大会，这就注定了督政府候选人的失败，尤其是在巴黎和很多大城市。这样一来，原国民公会成员的表现远好于上一年就毫不奇怪了，他们共有162人当选，其中71名为弑君者。“戴红帽的君主主义”——督政府关于两个政治极端派的邪恶联盟的说法并没有吓倒选举人。但君主派表现不佳，政府的支持者在43个省获胜。选举结果被认可后，核查程序立刻启动，选举平局的裁决工作也已展开。但是复杂的案例实在太多，以至于详尽的核查工作可能要持续到新的立法机构开会之后，而会议的预定日期是5月20日(即共和六年牧月1日)。因此花月22日(5月11日)法令强行作出决定，将127名议员从立法机构中剔除，其中有的人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坐上议会的席位。8个省的选举结果被完全撤销，只有47个省(总共为96省)的结果原封未动。19个分离主义少数派的候选人被确认当选，另有一些得票多的人被宣布当选。86名身份明确的雅各宾派当选者和一些新当选的地方官员被称作“花月派”。这就使得督政府能够维持对议会的稳定控制，而且运气也有利于稳固它的权威，最没有能力的督政官弗朗索瓦·德·内夫夏托因抽签退出督政府。代替的特雷拉尔是个著名的反教权主义者，他的到来增强了其他四人的团结。

花月政变不像果月政变那样引人注目，也不如后者那样具有决定意义，大量被认为很可靠的议员一年后开始反对督政官。但在当时，花月政变延续了果月当中确立的行政机构对立法机构的控制，但这一结果的代价是在一年之内第二次否认选民选择自己代表的权利。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如果1798年至1799年的议会没有遭受清洗，一个有效的议会反对派便可以发展起来，因为他们觉得，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雅各宾派依然以推翻宪法本身为目标(这与一年前的保王党分子不同)。但是，雅各宾派是带有血腥记录的人，这让如今被其斥为寡头的当权者们难以信任他们，让他们在中央权力机构中立足，看来会危及共和派的中间道路，而督政官们认为自己的首要责任就是坚持这一道路。

督政官们要做到这一点并没有多大的困难，两次政变没有遇到抵抗就是很好的说明。首先，当选举结果被否决时，大多数并不情愿投票的选民是不会提出抗议的。1794年至1798年，中央对地方控制的放松使得地方自治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恢复，而在共和二年，地方自治的丧失曾造成极大的憎恶情绪。其次，胜利之后到来的和平满足了民众的殷切期待。因此在花月政变之后，胜利的督政府可以带着几分信心迎接未来。但实际上，它的信心过分膨胀，不出一年便被成功冲昏了头脑，明知故犯地抛弃了大多数有利因素。

最致命的错误出现在外交事务上。在这个领域，督政府的傲慢表现得无以复加。在击败大陆上的所有敌人之后，法国人逐渐自称为“伟大民族”，本质上优于其他所有民族，因此他们有权按自己的法则行动。波拿巴在向督政府通报《康博福米奥条约》的条款时用布道者的口吻谴责意大利人：“一钱不值的卑劣人民，对自由也谈不上热爱，他们的传统、性格和宗教都使得他们对我们抱有深刻的仇恨。”[10]他后来对督政官们宣称：“你们已经成功地组织起了这个伟大民族，它的辽阔领土之所以界限分明，仅仅是因为大自然本身已经给出了界限。”督政官们也这样认为。在战斗结束之后，他们在别人的催促下行使自己意志的方式只能证实他们的傲慢。在为拟定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和约而召开的赖斯塔德和会上，由于帝国局势错综复杂，各项问题进展缓慢。不过到1798年4月，德国人在法国的恫吓下同意将莱茵河左岸地区并入法国自称的“自然”疆界内，并同意对教会邦国进行世俗化以便对这一过程中的受损方提供补偿。1798年1月，一场由法国支持的政变推翻了瑞士联邦的古老政府，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姊妹共和国”：海尔维蒂。8月的一项条约使得法国可以永远自由地使用阿尔卑斯山各隘口。法国在意大利也取得了进展，波拿巴已经证明在那里能够赢得荣誉，因此留在那里的不够知名的将领们急于赶超他们的榜样。果月之后，在督政府重新开始的反天主教运动的鼓舞下，他们对教皇大肆威逼，并将意大利北方的雅各宾分子派遣到教皇的领地上。1797年12月28日，罗马发生骚乱，造成一名法国将军意外身亡。这就成了2月15日法国入侵教皇国的借口，圣城被法军占领，一群雅各宾派宣布成立罗马共和国并立刻得到承认。教皇庇护六世成为囚徒，正是这位教皇对教士公民组织法的谴责加剧了法国的宗教纷争。在随后的8个月中，教皇仓促奔波于各个囚禁地，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最终于1799年8月客死在法国境内的瓦朗斯。

这样炫耀权势只会让欧洲，特别是奥地利感到震惊，因为法国在亚平宁半岛的持续扩张看来已经威胁到它在《康博福米奥条约》中得到的意大利领土。但远征埃及比任何其他事件都更为强烈地把震惊转向抵抗。这次行动被设想为无需成本的方案，它最初的军事表现的确令人惊讶。波拿巴于5月17日起航，6月12日占领马耳他，解散圣约翰骑士团，并派法军驻防该地。7月2日，波拿巴抵达埃及，猛攻之后控制亚历山大。21日的金字塔战役中，他击溃马木路克军队，几天之后到达开罗，成了埃及的主人。这是又一个辉煌的战役，但是到8月1日，这一辉煌化为乌有：当天，运载远征军的舰队被纳尔逊粉碎。在英国人的记忆里，这次行动被称为尼罗河战役。英国人本已在1797年撤出地中海，再次向那里派遣舰队无异于赌博。纳尔逊用了数个星期才发现法国人，但是当他找到对手后，他便向世人证明即使是法国最伟大的统帅也并非不可战胜。他将数以千计的法军精锐部队阻隔在东方，并为组建新的欧洲反法大同盟提供了关键的推动力。

土耳其人对这次无缘无故的入侵感到愤怒，这片土地毕竟在名义上还是奥斯曼的领土，于是土耳其在听到纳尔逊胜利的消息后立刻向法国宣战。这个举动在军事上毫无意义，但君士坦丁堡怒不可遏，以致此前不可想象的事情都成为可能。一支俄国舰队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前去攻击法国自《康博福米奥条约》后占领的科孚岛。不过，虽然叶卡捷琳娜二世作出了各种姿态，俄国还从未跟革命的法国直接交锋。在她1796年去世后，那位摇摆不定的儿子保罗一世在寻找机会表明自己的反革命立场。保罗曾因为对赖斯塔德和会毫不知情而感到恼怒，这次会议重绘了德国的地图却没有征询他的意见，这就违反了1779年确认的权益。在得知马耳他被攻占后，他更是暴跳如雷，因为他在1797年曾自称为马耳他的保护者。他还对法国人正在波兰制造麻烦的报告感到烦心。于是，当纳尔逊获胜的消息传开后，他急切地宣布参战。那不勒斯人同样如此，法国人占领教皇国及随后的一系列威胁让那不勒斯的波旁统治者深感恐慌，9月，胜利的纳尔逊的到来让他们兴高采烈，纳尔逊催促他们加入正在迅速成形的新同盟。那不勒斯人注意到法国在罗马驻防薄弱，于是他们急切地希望赶在法军增援到来之前发动进攻。11月，那不勒斯军队向北方的新姊妹共和国进军，他们在一名奥地利将军的率领下占领罗马。紧接着他们与俄国人签订进攻同盟条约。但是，在与法军的首次交锋中，他们便掉头逃跑了。法军指挥官尚皮奥内觉得波拿巴式的机会就在眼前，于是一路追击到那不勒斯。12月23日，王室逃离该城，随纳尔逊乘船前往西西里。1799年1月26日，尚皮奥内宣布成立那不勒斯共和国[11]。但他不是波拿巴，而且他面对的也不是1796年那个分裂的督政府。督政府不想建立另一个动荡不安、毫无根基的傀儡国家，因此他被解除指挥权，但麻烦已经铸成。此时俄国向奥地利要求过境权并得到了许可，于是俄军可以前去支持它的南方盟友。当年底，有1.1万俄军进入奥地利。法国人自然把俄国人的到来视为敌对信号，1799年1月2日，他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军撤走。但奥地利人没有答复，战争于3月正式开始。在此前的几个月中，一个庞大的条约网已经把欧洲大多数的独立国家拉入第二次反法大同盟中，弗朗茨皇帝也加入了这个条约网。在赖斯塔德，商讨《康博福米奥和约》最后细节的谈判仍在拖沓徘徊，4月22日，两个法国代表被奥地利士兵砍死。扑灭法国大革命的新战争俨然已经拉开序幕。

法国人并不欢迎在一年的短暂喘息之后重启大陆战事。战争的全面展开以海战的大溃败揭幕，这预示着毫不费力便可赢得胜利的时代已经结束了。1798年9月5日，在国际局势风云突变时，《茹尔当征兵法》中的一个说法便可看出新开始的斗争所要求的付出，因为征兵一词预示着某种长期的政策。共和二年以来，兵员数量持续下降。到1798年，在军中服役的法国人只有27万，而为了抵挡上一个反法同盟而动员的兵力超过百万。新征兵法是由瓦迪尼斯和弗勒吕斯的胜利者起草的，它重申了“总动员”的原则，即所有公民在危急时刻都应服从共和国的征召。兵员数量首先按志愿兵计算，如果兵员不足，将征召20~25岁的男青年来补足。根据地方当局拟定的登记表，每年都有“一级”新兵应征入伍。

上一次实行兵役制曾触发旺代的叛乱和内战，而现在实行兵役制的政府持有激烈的反教权主义立场并嘲笑民众的宗教情感。上次应付抵制和战败的一个手段是恐怖。督政府似乎正把大革命拉回到原点，近十年来撕裂了法国，也撕裂了大部分欧洲地区的那些难题，仍然没有获得持久而稳定的解决的前景。在随后的一年中，甚至此前一直支撑和保卫督政府的军队也得出了这个令人沮丧的结论。这时终于可以看到大革命的终结了。

[1]　Schmidt, Tableaux, ii. p. 338.

[2]　Journal de Guittard, p. 575.

[3]　A. Soboul, Le Directoire et le Consulat, Paris, 1967, p. 25.

[4]　Edited by W. T. W. Tone, Memoirs of Theobald Wolfe Tone, Volume 2, London, 1827, i, p. 214,p. 216.

[5]　Schmidt, Tableaux, iii. p. 95.

[6]　R. B. Rose, Gracchus Babeuf: The First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London, 1978, p. 239.

[7]　M. Lyons, France under the Directory, Cambridge, 1975, p. 47.

[8]　C. Lucas, in G. Lewis and C. Lucas (eds.), Beyond the Terror, Cambridge, 1983, p. 183.

[9]　I. Woloch, Jacobin Legacy: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under the Directory, Princeton, 1970,p. 197.

[10]　Letters and Documents of Napoleon, ed. J. E. Howard, London, 1961, p. 205, p. 210.

[11]　这个共和国的名字来自古希腊时代的一个殖民城邦Parthenope，那不勒斯即由此发展而来——译者注

第十五章 占领下的欧洲(1794—1799)

皮特在1798年春向地中海派遣分舰队的决定是一次大胆的赌博。这需要抽调八艘大型战舰，也会削弱海峡舰队，使其不能对法国西部各港口的已知海军力量形成压倒性优势。当命令于4月29日发出时，英国内阁已经在六周前得知爱尔兰即将发生起义，起义领导人还希望得到法国的援助。法国人在1796年12月证明他们可以避开英国的舰队并对爱尔兰发动一场大规模远征，只是因为坏运气他们才没有登陆。三个月后，一支由被释囚犯和亡命之徒组成的小部队在彭布罗克郡沿海登陆，他们的任务是发动一场英国的朱安党运动。虽然登陆者很快就被围捕，但英国对海洋控制的脆弱暴露无遗。

所有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爱尔兰革命者。从1795年以来，爱尔兰人联合会试图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为此它与前几十年中发展壮大的秘密农业社团网——保卫者联合起来。但保卫者并不关心政治，这些社团起源于乌尔斯特地区争夺土地的宗派斗争，它们一般是农村不满情绪的校正者，所关心的完全是地方事务，但也继承了仰仗法国支持的古老传统。由于人口激增、收成欠佳以及战争造成的经济紊乱，爱尔兰农村生计日蹙，它们觉得加入爱尔兰城市激进派起义计划的时机已经成熟，而后者现在正梦想着民族独立。虽然奥什远征的失败让人失望，但这次行动还是点燃了它们对未来的希望。1797年，宣誓参加爱尔兰人联合会的人数急剧增加。当英国的舰队发生兵变时，他们迫不及待地盼望法国人新的登陆行动。但实际上，这种希望十分渺茫，尤其是在奥什于9月死去之后。不过，当法国远征军出现在班特里湾时，爱尔兰还是没有积极响应。考虑到这一点，就算法国的战略家真的准备作进一步的尝试，他们会希望事先获得关于暴动的切实可靠的证据，而不是口头承诺。就在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感消磨着爱尔兰革命的希望时，都柏林政府采取了先发制人的严厉措施——解除最危险地区的武装以杜绝任何起义。1797年春，政府开始在乌尔斯特地区行动，它纵容一些军纪散漫的兵痞横行乡间，以鞭笞、纵火和拷打来恐吓百姓。由于搜出的私藏武器十分可观，这些恐怖手法便向南继续推广。爱尔兰人联合会的领导们担心自己的组织在展开行动前就遭破坏，但听到法国人准备在1798年卷土重来这一模糊的消息后，他们还是决心暴动。然而知情者已将他们的计划泄露给政府，3月12日，他们在都柏林的领导人被逮捕。当次级梯队的领导人于5月在莱茵斯特仓促起事时，他们的行动很快就被粉碎了。几周后乌尔斯特的另一次暴动同样被镇压。此时，派系冲突的恐怖气氛已经向南蔓延到威克斯福德，这里本来很平静，谁也没想到会出问题。该地的天主教武装团伙很快便达2万之众，他们屠杀新教徒，而前来镇压的部队甚为不堪，也被他们赶跑。一支衣衫褴褛的暴动部队向北进军，但他们的行动没有突破地域局限，只是在醋山扎营。在猛烈的炮击之下，起义者部队瞬间土崩瓦解，此时距离威克斯福德暴动仅三周。到6月底，暴动基本结束，大势已去。但是，暴动成功的消息此时才传到巴黎，为了调动力量支援暴动者，各种孤注一掷的尝试都提了出来。8月22日，一支刚刚超过千人的小部队终于在遥远的梅约郡的基拉拉地方登陆。随后数百名爱尔兰人加入队伍，虽然不信神的法国人对自己被爱尔兰人当作圣母玛利亚的士兵这一现象深感困惑。当这支部队向内地深入并接近据称爱尔兰人联合会成员众多之地(康诺特地区成员稀少)时，它还在一些小冲突中取得了胜利。到了9月，驻爱尔兰的政府军已达3万，其中三分之一的部队于9月8日在巴里纳马克与安贝尔将军对垒。后者在抵抗之后投降了。与此同时，从法国出发的另一些规模更小的远征军进展也并不乐观。这其中包括沃尔夫·托恩的行动，他被俘后戴上镣铐押往都柏林，他后来引颈自刎，逃脱了被处决的命运。

1798年的爱尔兰起义没有任何真正的成功机会。爱尔兰大部分地区没有受到影响，而涉足其中的大部分人对其法国盟友的事业的认识极为模糊。后者在1798年既没有资源也没有信心去支持爱尔兰，尽管它希望爱尔兰能同英国分离，或如很多人梦想的那样，至少成为英国的旺代。在这革命的十年中，爱尔兰暴动算是规模最大的亲法起义了(如果不算1794年波兰反对列强瓜分的斗争的话)。这既让统治爱尔兰的新教势力感到恐惧，也让他们在伦敦的支持者十分担心，后者一直没有什么可兴奋的事情，直到10月初传来纳尔逊胜利的消息。另外，爱尔兰暴动中的死难者虽然不能与1794年11月4日华沙密集的大屠杀暴行相比，但它在三个半月的时间里仍造成3万人罹难。这与法国恐怖时期的数字相当，而且历时较短，更何况爱尔兰的人口仅为法国的六分之一。即使暴动以这样的或更小的代价获得成功，起义农民、受教育的城市领导者及其法国盟友的目标也并不清晰明确，或者说，他们彼此之间很难兼容。爱尔兰人联合会的密谋者喜欢作这样的设想：一旦法国的解放者帮助他们获得自由，就会任由他们主宰自己的命运。1796年7月，沃尔夫·托恩告诉一位法国将军：“如果我们成功的话，法国人毫无疑问将对我们政府的措施有十分巨大的影响，不过，如果……他们明智的话，他们就不会打算进行任何直接的干预。”[1]托恩至死仍抱有这种乐观看法，但他没有考虑到将军那并不乐观的答复：“情况可能必须如此，像现在的荷兰就是这样。不过即使在荷兰，如果没有法国持续的监护，荷兰人可能又被执政者扭断脖子了。”

在法军到过的地方里，荷兰是个独一无二的地区，当地同情法国、支持革命事业的人众多。1787年以后，爱国党人被赶入地下，普通百姓则对前来支持威廉五世的英国和普鲁士士兵无法无天的行径感到愤慨，于是大家都欢迎最初作为解放者到来的法军。1795年的惩罚性和约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如今在荷兰掌权的那些人曾寄望于该条约发生影响力。当自由、平等、博爱的标语被从整个法国的墙壁上刷去时，第一个姊妹共和国仍在使用它们。它正着手制定一部比古老的乌德勒支联盟更合理、更民主的宪法，但决定制定宪法的方式就花了一年时间。在法国不断施压之下，他们最终达成的意见是，制定宪法的应是国民公会，而不是传统的等级会议。因此这个制宪机构于1796年选举产生，但很快就因单一制国家的支持者与联邦主义者之间的争吵而陷入僵局。更为激进的派别支持单一制，但思想更传统的议员反对，于是辩论僵持不下。这时各爱国俱乐部试图以颇为奏效的巴黎方式来向国民公会施压。这类做法中有一些引人注目，其中一次是5月阿姆斯特丹的国民卫队的兵变，它针对保守的市政当局。这次行动被成功制止，没有酿成死亡事件，但此时巴贝夫密谋恰好在法国暴露，这让占领军对荷兰激进主义提高了警惕。正如几周后沃尔夫·托恩被告知的那样，法国对巴达维亚加强控制显然很有必要。从那以后，法国便持续向荷兰施加压力以支持单一制方案，法军也日益明显地在各大城市的街头出现。所以，在1797年5月提出的宪法草案没有体现联邦主义的要求。在8月的全民公决中，这部宪法没有取悦任何人，而法国大使的公开赞同则注定了它的命运。宪法最后以108761票反对、27955票赞成而被否决。于是政府只得再次选举国民公会，让其重新开始工作，但它很快又陷入僵局。不过此时法国的果月政变已经排除了督政府和议会中的谨慎派，因此伟大民族更想在被保护者面前展现自己的权威。荷兰舰队在坎培顿被摧毁之后，巴黎对于无能的巴达维亚人的蔑视之情只会进一步加剧。果月政变本身就是走出政治僵局的优秀样本，最终也被效仿。1798年1月22日，在法国人的策划下，被军队包围的国民公会驱逐了22名联邦主义者，其他人除了抗议，无能为力。一个临时督政府宣布成立，以处理宪法生效前共和国的事务。这样一部宪法的草案实际上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的几周只是对草案做了一些细微的修改。4月，新宪法再次进行全民公投，这一次它以153913票对11587票获得通过。

这样，在法国征服两年之后，荷兰的旧制度终于被肃清了。等级会议及其代表的各省，都与执政制度一起告终。随之覆灭的还有一度很强势的行会、永久性的寡头市政议会以及建制教会。如今的巴达维亚共和国由八个大致相等的省构成，是一个统一且不可分割的国家。国家的立法机构采取两院制，由全体生活自立的男子选举产生。立法机构可以挑选5人督政官的行政机构。这部宪法比18世纪90年代法国的任何一部宪法都更民主。不过荷兰人在1789年之前实行某种代议制已达数世纪之久，因此宪法起草者很有信心超越新手，虽然是新手给他们发展自己传统的机会，他们不确定的是如何获得同胞的长期支持。1月时，被清洗的人还在监狱里，他们在全国各地的支持者被系统地排除出任何有影响力的岗位。5月，在法国的支持下，宪法制定者们决心用巴黎的国民公会在推行共和三年宪法时采用的办法来保障他们的宪法，即由他们继续担任议员。他们下令，第一次选举只能改选三分之一的议员，其他的议员由他们组成，即被视为已经当选，结果引发骚乱。在荷兰，出版自由是早已确立的传统，如今报刊开始抨击新督政府的无耻行径。在巴黎看来，荷兰人似乎再一次在建立革命政权的稳定性上遭遇失败。法国政府刚刚在国内的花月政变中处置了雅各宾主义的复兴，它当然也急于遏制国外的激进主义行为。法国政府抛弃了一年来在海牙为法国策划阴谋的大使德拉克鲁瓦，在野心勃勃的荷兰将军邓戴斯发动反对巴达维亚督政府的政变时，亦未表示反对。5月16日，邓戴斯公开与他的政治导师们争吵，随后就大肆招摇地前往巴黎游说更高的权威当局。当他于6月1日返回时，已经是万众爱戴的英雄，新政权的各色反对派都为他欢呼，新任法军司令茹贝尔也知趣地为他让道。6月12日，邓戴斯及其手下清洗督政府，逮捕了立法机构中最爱说话的成员。出人意料的是，邓戴斯自己并未掌权，而是立刻把权力交给1月被监禁的议员。这些议员也否认自己有长期连任的意愿，只是号召举行选举。到7月底，新的立法机构已经开会。巴达维亚共和国的宪政生活终于开始正常运转了，定期选举一直延续到1800年春巴黎的另一个新政权对这种状况不满意之时。

如果不是法国因为战事再起在别处碰到麻烦，这种宪政生活是否能在这段时间内延续很值得怀疑。荷兰的政治生活仍然动荡多变，这个共和国始终没有达到伟大民族在各个小姊妹共和国那里期待的支持和恭顺的标准。就荷兰的情况而言，人们越来越不认为能从国家与法国的关系中获得很大好处。一份创办于1798年夏的温和派爱国党人报纸质问：“时至今日，人们从1795年冬栽种的自由树上采撷了多少果实呢？说实话，没有多少。”这些年来税收加重了，陆战溃败之外又有海上的失败。1799年8月，当哗变的荷兰海军残部向威廉五世之子所在的一支英国舰队投降后，英俄联军在荷兰北部登陆了。虽然荷兰仍按1795年的条约支付2.5万军队的军饷，当时驻扎在这个共和国的法军只有1万人。尽管如此，法荷联军还是击退了入侵者，迫使后者撤退。他们为此进行了两个月的战斗，而且英国人的表现无愧于无情掠夺者的称号。然而，同英国的战争也摧毁了荷兰的贸易，海外殖民地被无情地毁灭，共和国的各个港口也被封锁。两个世纪以来，这个国家建立起的许多工业都依赖殖民地产品，如今这些产品的供应要么完全断绝，要么代价高昂。造船业和所有与之相关的部门都潦倒不堪。这就是与一个决意进行战争的大国结盟、与英国断绝关系的代价。另外，法国也没有为他们带来任何补偿性的优惠。占领军经常目无法纪，其要求总是让人难以接受，直到1797年，它一直用毫无价值的指券来支付征用的财物。从商业方面来说，这个姊妹共和国除了兄弟般的情谊没有得到任何好处。高关税壁垒将荷兰的工场排除在欧洲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外，也割断了1795年失去的荷兰领土与其古老的经济伙伴之间的联系。这些混乱造成的失业让一度令全欧洲艳羡的济贫体制不堪重负。被解散的教会申请资金维持运转，而此前它的开支是有一部分用于慈善事业的，牧师也不再是理所当然的救济协调人了。在较大的城市，四分之一到一半的居民需要申请救济，市政当局为此债台高筑。即便如此，民众的需要也未得到满足。一位英国旅行者在一个以前很繁盛的渔港看到的只有“贫困和衰败。港口里挤满了无人使用的渔船……码头上野草蔓生，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有成群凄惨的乞丐纠缠着要我们接济”。[2]

18世纪至19世纪之交，种种不幸已经使人们对法国的友谊和保护产生了普遍的幻灭感，但还没有出现要求断绝关系的重大举动。纵然有可能拒绝对一个不可一世的伙伴所负的条约义务，但实际上他们不可能有这样的选择。如果没有一支规模大得不可想象的忠诚可靠的军队，中立也是无法维系的。当共和主义失败后，召回奥兰治亲王是个很自然的解决办法，但这意味着屈从于英国，而且威廉五世从英国发出的宣言比路易十八还要强硬。1799年入侵荷兰的英军指挥官在报告中称，没有任何确切的理由让其认为荷兰人会热切地盼望奥兰治亲王，他比海牙的督政官更像他人的傀儡。这或许是因为，虽然巴黎的政局变动每每会引起新一轮的干涉，但大多数时间内，荷兰人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处理内部事务。不过很难说在法国人占领的其他地方，情况也是如此。

法国革命军最早征服的是比利时，在1792年至1793年第一次占领期间，杜穆里埃的部队把比利时当作敌人的土地，极尽盘剥利用之能事。1793年春法国兼并比利时的法令来得太迟了，不久奥地利重新占领该地，因此法令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当法军于1794年6月返回时，比利时的待遇仍然像是敌对地区而非被收复的共和国土地。对于重新兼并的利弊，巴黎当然是有争论的，但与此同时，比利时再次遭受残酷的剥夺。当地人必须缴纳战争税，必须向占领军提供食品等物资，而给他们的补偿(如果有的话)像往常一样，仍然是指券。7月11日，卡诺在比利时宣布，法国人必须“竭尽所能占有物资……剥夺这里……因为这是一个效忠于皇帝的国家，它有很多东西可以用来补偿法国”。[3]任何对法国人战争有用的东西都要征走，军用征收的总额定为10 900万，不过这个目标远未完成。为协调劫掠行为而设立的“贸易与索取局”的名称便能说明问题，这个机构的贪婪甚至让特派员都感到难堪。众口一词的抗议(用的是法国人也能懂的语言)成了耳旁风。到1794年底，巴黎的决策者开始意识到，这种政策带来的长期后果可能远远大于短期效益。1795年2月，贸易局被解散。8月设立了九个省作为政府行为的渠道，不断尝试改革(无论是奥地利还是“爱国党人”的)的10年中留存下来的区划和司法版图最终趋于合理。在新的区划边界和司法管区公布时，抱怨之声不绝于耳，不过相对上一年的混乱和敲诈，情况有所好转，因此新的组织措施很快得到广泛认可。但是，在引入法国式的行政管理制度之后，所有人都知道下一步是什么。法国已经获得莱茵河口以南的一小块荷兰土地，并强迫巴达维亚共和国同意重新开放斯凯尔特河。封闭斯凯尔特河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的一个条款，此举旨在打击尼德兰南部(即比利时，当时的西属尼德兰)，特别是安特卫普的出海贸易。虽然卡诺等重要人物曾警告说，1793年宣布的自然疆界等于无休止的战争，但让这片无人地带留在新获得的土地之外仍不能接受。于是，国民公会在1795年10月1日下令将比利时并入法兰西共和国，这是它最后的法令之一。

物资征调和苛重的捐税此时已停止。比利时人成了自由国度的公民，并可享有一切好处。爱国党人很快就克服了不许重建独立而带来的失望感，并投身新秩序的运转工作。但是，随着一些更具争议性的法国法律的逐步引入，他们觉得自己日益成为一个孤立的工具，而他们服务的这个国家不仅仅是要进行行政重组。首先，比利时的行政官员有责任推行法国的宗教政策。法国人在征服期间并非没有注意到比利时百姓那举世闻名的虔诚，虽然在剥夺教堂(特别是修道院教堂)中的奢华装饰时难免发生渎神的暴行，但官方政策还是克制的。当共和国正式放弃非基督教化政策和做作的自然神崇拜，并宣布自己保持宗教中立时，比利时人觉得安心了。然而，由于以教会地产为抵押的纸币一路狂跌、无法控制，法国的统治者贪婪地盯上了尚未触动的比利时教会地产。于是，1796年9月，大部分修道院被解散，其地产被投放到市场上。修道院里的上万居留者被扫地出门。与此同时，教区神父失去了登记出生、结婚和死亡的职责。但是，被没收的土地却不容易找到买家。1797年，当新的省份第一次参加法国的选举时，比利时的右派候选人得势，这反映了人们对于上述政策的敌意。果月政变使得选举结果无效，接着比利时教士又因为被要求宣誓仇恨君主制而感到深受屈辱，很多人拒绝宣誓，尤其是在弗拉芒语地区。果月之后的督政府对这些抵制很不耐烦，于是它采取特别措施清洗这场运动中推定的领袖人物。近600名比利时抗拒派教士被判流放，他们的圣俸当然也没了。旺代的错误正在重现，因为这里的教区神父的权威和声望同样很强。1798年9月的《茹尔当征兵法》为旺代画面的再现添上了最后一笔。在征兵法开始实施并将体格强健的弗拉芒农民征入法军部队时，骚乱于10月初爆发了，截至月底，骚乱发展成全面的叛乱。

由于北方存在着驯服的姊妹共和国，比利时各省的驻军都很虚弱，而且也没有想到要去维持内部秩序。因此当最初的骚乱于10月底被遏制时，西部又出现了新的叛乱。当时英国人就在附近的海岸外巡航，形势显得非常危险。内地则聚集了一支农民军，最多时兵力达到1万人，他们在绘有红十字架的白旗的指引下进军。虽然英国人通过走私向他们提供装备，农民军的装备仍然很差，也没有从社会上层吸引什么领袖人物，加入他们中间的城镇居民也不多。在占领城镇后，他们会在军队到来与自己匆忙撤退之前烧毁档案，砍倒自由树，洗劫官员的寓所。他们相当自觉地以旺代叛乱者为榜样，但也和后者一样缺乏长远目标。虽然有人高呼“皇帝万岁”，但大多数人用的标语是“为了土地和宗教”。他们只希望能与自己熟悉的神父继续平静地生活，自己的儿子不要在遥远的战场上为了一个再次沉浸在渎神狂热中的共和国送死。不过他们没有旺代人那样凶狠，造成的流血情况非常少。当时在南边的卢森堡发生的另一场起义也是如此。但是法国人的回应并不是那么绅士。法军机动部队对叛乱地区的袭扰坚持到11月底，12月5日，农民武装的残部在哈赛特被包围。由于农民军没有骑兵，被法军骑兵砍死的人数超过700人，其他人则像朱安党人那样四处躲藏。1799年7月底，最后一批叛乱者被抓获，公开的反抗结束了。紧接着是严厉的镇压，手执武器的叛乱者被枪杀。这场叛乱共造成约5600人死亡，比利时的教士(总共7500名)被大批流放。被捕者总计不超过500人，但威逼措施根本不利于同叛乱者的和解。民众对征兵的消极抵抗仍在继续。比利时各省的征兵计划原为2.2万人，但到1799年底仅完成了5千多，而且兵员主要来自城镇。

因此比利时的农村仍没有屈从于法国的统治，城市的回应方式则更注重实效。虽然税收比奥地利统治时期提高了50%，而且经济出现了相当大的混乱，但自由进入法国国内市场还是让人看到了形势趋稳时恢复元气的机会。一年后这些机会成为现实。直到1814年之前，比利时的工业都没有受到战火的影响，而且可以从战争中获利。比利时的市民可不像农民那样不愿意购买国有化的教会地产。在弗拉芒语地区，他们前所未有地接受了法语。但他们对公共事务不感兴趣，仅仅满足于由法国官员管理，就像约瑟夫二世改革之前由帝国官员管理一样。他们对法国人的感受并不比从前的奥地利人坏，如果在1799年之前没有法军六年的抢劫和掠夺，巴黎统治下的和平岁月可能是另一番景象。

1795年10月1日，在兼并比利时的法令发出时，提案人杜埃的梅尔兰还建议兼并整个莱茵河左岸地区。这个地区毕竟还在自然疆界之内，而且也被法军占领。很多地方在1793年就被兼并，正如比利时一样。但是，有人曾以兼并比利时会无限延长战争为由表示不满，现在他们认为兼并莱茵地区将更为不利。奥地利人已经放弃比利时，因此只有英国反对这次兼并，但由于英国在大陆没有立足点，它的意见可以被忽略。但是，在莱茵地区有领土利益和要求的国家不可胜数，抹平这一地区将在较长时间内树敌无数。利用这块被占土地作为换取持久和平的筹码要好得多。另外，法国在当地的代理人也不能确信兼并真的能带来好处。驻桑布尔-默兹地区的占领军的文职官员写道：“所有人打心底里厌恶我们，他们只热爱自己的神父、诸侯和皇帝。我们跟他们打交道就像是对付被征服的敌人……此外，将这一地区并入法国究竟为了什么呢？”这样的看法在1795年占据主流，因此莱茵地区仍处在共和国的边境之外。1797年春，曾有人建议成立“莱茵河内”姊妹共和国。这个主意来自奥什，当时他控制着莱茵河，正在寻找机会平衡波拿巴日益增长的个人领地，于是便想到创建一个自己的傀儡国家同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竞争。这个想法因奥什于1797年9月死去而告终，同月，自然疆界论的主要反对者卡诺也被排除出督政府。在剩下的督政官中，来自阿尔萨斯的吕贝尔一直主张兼并莱茵地区，但他的要求也没有立刻得到满足。虽然奥地利在10月的康博福米奥条约中承认左岸地区属于法国，但神圣罗马帝国(包括在左岸地区拥有领地的普鲁士)的认可要留待赖斯塔德会议解决。直到1798年12月，法国才靠威胁获得这一认可。但直到法国于1801年战胜第二次反法同盟，认可仍然是临时的。实际的兼并工作在这之前很久就开始了。1798年1月，被占地区分为四个省，此后这里几乎完全被视为法国的一部分。

但莱茵地区与比利时不一样。在法国人到来之前，它并没有抵抗现存权威的历史。这里也几乎没有地方雅各宾派或同情大革命的自封爱国党人，因此难以依赖这些人的合作。这里没有以法语为母语的居民，懂法语的人也很少。尤为重要的是，莱茵地区作为战争前线的时间长短与敌对行动持续的时间等同。当比利时的驻军缩减到几千人之后，这里还要长期负担庞大的法国军队。比利时经受的军事剥削持续了三年时间，但在德国，这种不幸的日子至少要长一倍。18世纪90年代以前，莱茵地区繁荣富庶，但遭受了反复的、有步骤的财富掠夺之后，它已变成一具虚弱不堪的空壳。因为法国政府无法为驻军买单，于是它积极怂恿当地驻军就地谋生。

一名在莱茵地区作战的老兵回忆说：“我们没有任何财政来源……我们没有任何行政组织来应对军事征调工作。我们不得不为生活而竭尽全力，不得不依靠我们能在当地找到的资源。但这些资源很快就耗尽，特别是在军队来回穿越该地好几次之后……部队的困境可以想见，它只有靠打家劫舍才能生存下来。”[4]

对一支机动部队有用的所有东西都被拿走：马匹、草料、马车、粮食、牲畜。部队驻扎在居民家中，并毫无愧疚地抢劫虐待自己的房东。体格强健的男子和男童被调去强迫参加劳动，如挖掘防御工事、构筑营房。更有秩序的局面的到来仅仅意味着剥削变得更为体系化。强制性借款和军事税收就在此时实施，军事征调现在有了付款，不过支付的是指券。当然，用指券缴纳新税是不受欢迎的。莱茵地区通往被兼并的道路(即比利时的解决方案的道路)，只是加剧了法国的德意志臣民的困难。1798年7月，法国在莱茵河沿岸设立关税所。这一举措无异于将一条连接两岸的商业大动脉变成一条分隔线，就像在尼德兰南部一样。莱茵当地的评论者指出，此举比任何其他措施都更有效地疏远了莱茵人与法国统治者，唯有走私者能获得些许好处。不过沿河两岸的居民很多成了走私者，与海关官员的持续冲突使得他们对新秩序的敌意制度化了。

在革命之前，莱茵地区的经济生活很大程度上以服务于教会诸侯的奢华宫廷为中心，如特里尔和科隆大主教及其所在的“驻跸城市”。法国的入侵永久性地摧毁了这种模式。主教诸侯、宫廷及主教堂教士都逃亡向莱茵河另一边，他们的财产和土地则被入侵者没收。数以千计的人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因为奢侈业和服务业是这些小都城的经济命脉。即便是希望从众多教会地产的世俗化中牟利的人也失望了。法国人将付给前领主的封建捐税一直维持到1798年春天，因为这项收入实在太丰厚了，政府无法为了普遍原则而牺牲它。什一税同样如此，不过其征收不再是为了供养教士，而是为了养法军。正如在法国一样，当什一税于1798年3月被废除时，一笔与此相等的款项被加在了地租上。因此，教会及其建筑和习俗遭受的亵渎没有得到任何补偿，而作为亵渎者的侵略军总是非基督化的最后堡垒，尽管这场运动在法国已经结束。1797年以后，当地的法律逐步与法国的法律一致化，但是，当时督政府推行激烈的反教权政策，因而莱茵天主教信仰特有的宗教游行活动被禁止。这些政策首先打击的当然是教士，而法国人对他们是抵抗运动的主要头目的猜疑也完全被证实。在整个占领时期，德国神父被驱逐、流放和逮捕。尽管规模比不上比利时，但足以长期维持信众的怨恨之情。

不过，莱茵地区没有发生类似于比利时和卢森堡的群众起义。关于这些起义的传言很快就于1798年秋天传到德国，不过引发的结果是出现大量违反和无视法国权威的行动。自由树被砍倒，官员受到恫吓，鼓舞善良的德国人挺身反抗压迫者的煽动性传单四处流播。当局的确很惶恐，但当地没有出现全面的反叛。这里有太多的法国士兵，而且比利时事件中最后的败笔——征兵——并没有被引入这块还不完全属于法国的土地。德国人的方式是消极抵抗，这种方式足以让法国官员将莱茵的某些地区比作旺代。1792年来到这里的一位法国将军报告说：“我还没有发现某个地区确实是希望自由的。”[5]五年后局面没有丝毫转变。一位民事官员警告说：“绝不要期待得到一个渴望奴役的人民的好感。”显然，大革命甚至对语言作了篡改，如果法国人在德国的统治经历是自由的话，语言也就失去了普遍接受的意义。

在一次又一次针对立法机构的政变之后，步履蹒跚的伟大民族仍然认为，自由只能属于法国人。不过，当它面对拥有自己独特传统和自由话语的人民时，一些特别的问题出现了。荷兰人就是一个例子，瑞士人是另一个例子。瑞士联邦是一些主权邦国的松散联盟，各邦国在所有方面都是不相等的。它的复杂程度非笔墨所能形容，而且也没有一个中央权威来赋予它条理性。因为任何这样的权威都会给每个邦国那种自负的自由设置难以忍受的限制。在瑞士人的鲜活记忆中，没有任何外部威胁致使他们产生这样的想法：这种权威因为某些其他原因可以设立。直到1796年，欧洲各大国中没有谁垂涎这一重峦叠嶂的欧洲心脏，而且它也没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法国人对意大利北部的征服使局面发生了转变。瑞士雄踞阿尔卑斯山各隘口，而这些隘口如今已成为连接法国与其附庸国及波河平原最方便的通道，当时波河平原已是法国重要的外国战利品来源地。较为敏锐的瑞士人立刻意识到，这意味着法国对其事务的干预将日益加深。为了不致受人支配，巴塞尔市政贵族的一位领导人彼得·奥克斯提议，联邦应改组为单一制国家。这就不可避免地采用很多法国式的制度和原则，放弃很多神圣的传统和自由。但是，如果瑞士不在某种程度上模仿法国，它可能会任人宰割而无能为力，宰割者不仅仅是法国，同样也可能是它的竞争对手奥地利。实际上，康博福米奥条约墨迹未干，督政府就把注意力转向了瑞士。流亡巴黎的拉哈尔普一直赞成法国的干预，为的是解放受讲德语的伯尔尼监护的法语区沃州。于是他敦促吕贝尔邀请奥克斯前往巴黎商讨瑞士的改革事宜，当时的督政府已经把瑞士的体制视为“各种没有任何联系的政府的胡乱拼凑，有的是寡头制，有的是民主制，但所有政府都是专制的，是法兰西共和国的敌人”。[6]当奥克斯于1797年12月抵达巴黎时，他发现波拿巴也是会谈的参加者。人们请奥克斯为“统一而不可分割的”瑞士共和国起草一部宪法，而这个共和国将在瑞士人听到来自法国的信号后发动起义推翻旧体制时诞生。这个信号就是法国兼并瑞士北部和西部的偏远地带、牟罗兹和日内瓦城。

1798年1月28日，牟罗兹城被如期兼并。3月26日，日内瓦紧随其后。在巴塞尔和苏黎世的内地发生反抗城市统治的农村起义的同时，沃州爱国党人宣布不再受伯尔尼支配。但是，除了巴塞尔之外，这些事件都与建立单一制共和国无甚关系，它们主要涉及一些很古老的矛盾。沃州的起义者宣布成立袖珍的“莱芒共和国”，但对更大范围的忠诚他们毫不在意。另外，除了巴塞尔之外，城市贵族对于镇压叛乱者都表现出始料未及的劲头。法国人不得不直接介入。2月份，布吕恩将军接到了占领伯尔尼的命令，混乱随之而来。最初给布吕恩下达的命令是建立至少三个单独的姊妹共和国，国家的划分应大致符合语言区分。在天主教山区，农民在神父的带领下反抗法国侵略者，数百人被杀。在巴黎，惊恐的瑞士爱国党人抗议说，只有一个单一的、中央集权的姊妹共和国才有望长期遏制此类暴动，督政府对他们的呼吁作出了让步。3月22日，布吕恩宣布成立海尔维蒂共和国，并宣布奥克斯及其法国合作者起草的宪法为该共和国的宪法。他没有召集会议来批准该宪法，而荷兰的例子表明，这种做法很危险。23个大小相等的州、两院制立法机构和5名督政官组成的立法机构就这样确定下来。一个月后立法机构开会时，奥克斯成为了参议院主席，但只有10个州派出了代表，其他的州拒绝接受一个未与它们商讨的制度。法军再度介入，强迫它们就范。这个新国家的第一次国际行动是于8月2日同法国签署一项条约，条约同意法国永久使用阿尔卑斯山各隘口，并确保法军在可预见的未来留驻瑞士。

海尔维蒂共和国不是一个被征服的敌人(如荷兰)，而是一个无法根治法国占领军造成的持久破坏的国家。在奥克斯和拉哈尔普的压力下，督政府承诺不强行征调。但是，瑞士各大城市丰厚的公共金库却被没收，用以支付驻意大利军队的开销，并装备正在土伦筹备的埃及远征军。战争税还是开征了，而且像别的地方一样，抢劫只是间或得到控制。早在1798年6月，在法国人的坚持下，两名督政官被撤换，原因是他们对其保护者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但到1798年底，法国人甚至无法担负起保护者的责任——11月，奥地利军队占领东部各州。几个世纪以来，瑞士首次成为战场。很快俄国人也在瑞士的土地上作战。法国人要求瑞士征召1.8万民兵作为法军的辅助部队，然而，尽管奥克斯和新共和国其他缔造者表示支持，立法机构却拒绝了这一要求。议会只同意成立一支志愿军，而且人数绝不可达到要求人数的四分之一。瑞士人依然记得在法国服役的最后几个瑞士军团的悲惨命运，1792年8月，它们在杜伊勒利宫惨遭屠戮。不过在别的方面，新的权威机构很愿意听从法国的指导。共和国宣布了大规模的合理化方案，包括废除内部通行税和关税壁垒、行会和职业团体、什一税以及封建捐税。教会地产交由国家控制，修道院禁止招募新的见习修士。在新教地区，这些措施深受赞许但影响甚微。但在天主教地区，这则引起很深的怨怼情绪，这样的地方包括一些最遥远的山谷地带，那里的自治传统在欧洲最具民主色彩。有个山区神父宣称：“新宪法试图抢走我们的神圣宗教、我们平静地享受了数百年的自由，还有我们远在天国的祖先留下的民主宪政。”[7]1798年5月，瓦莱州的农民组织了一支小起义军，虽然很快就被法军肃清，但游击战仍在继续，而且很不好对付，特别是当战斗深入乡间并不引起法国人优先考虑时。在游击战地区，最初禁止征调的法令很快就被破坏，于是前来保卫共和国的法军与敌军几乎没有分别。而敌军就是1799年从东部穿越蒂罗尔边境的奥地利军队以及从意大利经阿尔卑斯山口源源不断地涌入的俄国军队。

决定瑞士命运的是波拿巴对意大利的征服。瑞士改组的模式同样来自意大利。然而，当1796年春天法军穿越阿尔卑斯山时，虽然已经有了第一个姊妹共和国——巴达维亚共和国，但似乎没有人(甚至包括波拿巴在内)想在别的征服土地上建立类似的附庸国。在首次横越阿尔卑斯山的征途中，波拿巴横扫皮埃蒙特的维克多·阿玛多斯三世的军队，这位国王的一小批赞同法国理想的臣民在阿尔巴宣布成立共和国。但他们被忽视了，波拿巴只关心从军事博弈中排除皮埃蒙特军队，于是他与战败的国王签订了停战协定，后者则可以腾出手来对付那些反对自己权威的叛乱者。的确，在1795—1976年冬天，在邦纳罗蒂的协调下，流亡法国的各色意大利人都齐声歌颂“解放的”意大利的前景。他们试图让督政府相信，自己可以在皮埃蒙特组织一次起义，以推动法军的进展。但是，1796年5月，邦纳罗蒂涉足巴贝夫密谋一事被揭穿，这使督政府对他和他的朋友失去了信任。无论是在被占地区还是在法国，他那激进的社会和政治观念都会带来危险。督政府不无根据地担心，意大利亲法派真正同情的是雅各宾主义和共和二年的理想，而不是督政府的温和取向，这种情况将妨碍法国在第一次占领的三年期间的规划。法国人同样有充分根据地认为，意大利雅各宾派得到的群众支持微乎其微。一位领事在波拿巴胜利的前夜报告说：“共和派的意大利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人民完全没有接受自由的意向，他们也无法享有自由的福祉。鉴于他们的堕落，我们所能指望的唯有源于胆怯的沉默和源于恐惧的尊重；他们咒骂我们的原则，因为这有悖于他们的激情和偏见。”[8]不管怎样，督政府入侵意大利的战略仅仅是占领它、剥削它，并利用它在最后的和约中交换莱茵地区。

不过，在伦巴第，欢迎法国人的群众比法军侵略过的任何地方都更多，除了荷兰共和国。在各城市中，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热烈欢迎外来干涉，他们认为这是打破最近教会和贵族对意大利生活的强力遏制的工具。自1748年以来，意大利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半个世纪的和平与相对繁荣。意大利北部的思想生活也兴盛起来，改革派君主，如托斯卡纳的利奥波德和他的长兄约瑟夫二世皇帝(统治米兰公国)的举措使得很多有思想的意大利人深信：启蒙运动很快就会在整个半岛取得胜利。但在18世纪90年代早期，这些希望已经破灭。约瑟夫已经死去，利奥波德返回维也纳继承帝位，不久也撒手人寰。而且，随着可怕的消息从法国汹涌而至，改革终于被抛弃，政府对独立的精神生活严加控制。帕尔马和那不勒斯的波旁君主国已陷入歇斯底里的境地，教皇则诅咒改革是对信仰的威胁。对资产阶级激进派来说，更为不祥的是，这场反动浪潮显然得到了某些群众支持。当利奥波德二世离开托斯卡纳时，兴高采烈的骚动者高呼“玛利亚万岁”!他们驱逐利奥波德安排在教会中的詹森派教士，并重新请回改革派试图禁止的神像、圣骨和宗教装饰品。

但在1796年，当法军源源不断地进入伦巴第平原并粉碎所有前来阻止他们的奥地利军队时，垂头丧气的意大利知识分子兴奋不已。他们深信入侵者将会支持他们。在逃脱皮埃蒙特的迫害之后，阿尔巴共和国的流亡者便尾随波拿巴踏上了胜利的征途。与此同时，追随波拿巴的雅各宾派粗暴地废黜了当地的统治者，并宣布了自由平等的法则。波拿巴到达米兰时，发现一个俱乐部正在等待迎接他。这个俱乐部拥有800名成员，其中大部分是律师和商人。不到一周，这个“自由平等之友社”就开始出版自己的报纸了。又过了几个星期，它开始倡导一个当时大部分人都认为是乌托邦的理想：意大利的统一。波拿巴知道如何利用这些情感和表达情感的工具。在5月1日发出的一项声明中，他谴责了国王、富人和特权者，并含糊其辞地提到了实现“伦巴第的独立，此举将给它带来幸福”。[9]但是他补充说，如果法国军队不能获得它已无法取得的供应，它便不可能实现这些崇高的目标。因此这些原属奥地利的省份被要求为法军的开支提供“微不足道的捐助”，米兰的新当权者们则被委以收取此项捐助的任务。

对意大利及法国的意大利友人的不可避免的剥夺就这样开始了。当这支破衣烂衫的军队攻入世界上最富饶的平原时，它的将军曾以无数的战利品为许诺，如今他打算信守诺言，至少对自己的部下要这样。波拿巴在声明中提到的“微不足道的捐助”是指2000万的战争税。与此同时，军队所到之处，食品征用也无情地展开。他们为储存抢劫来的粮食和葡萄酒而专门设立了物资仓库，此外还计划建立容纳4000头牲口的围栏。各地市政府的金库被没收，意大利各城市中别具一格的公共当铺中的货物也遭到搜刮。法军还满心欢喜地破坏托斯卡纳的中立，借口是莱霍恩贮存着大批英国货物。英国人事先得到警报，并以惊人的速度从水陆两栖撤走了大部分货物，但这个城市的其他物资被洗劫一空。艺术品被成批从教堂和宫殿中搬出，然后整车装船运往法国。此外还有金银，仅1796年一年，波拿巴上缴给巴黎的金银价值大约4500万里弗。米兰当局每月靠非常规征收获得100万里弗，有了这笔钱，波拿巴才能以硬通货为士兵支付薪饷，而在当时的法国，硬通货已经完全绝迹。至于征调的物资，如需有偿付款也是用信誉扫地的土地券来支付。不消说，这位司令和他的主要副手也发了大财，但抢劫行动很快就遭到抵抗。5月25日，愤怒的农民推翻了帕维亚的雅各宾行政当局，这个机构本是法军如成群的蝗虫过境时建立起来的。在战斗前线发生变化时，被过分的反宗教暴行激怒的起义农民便开始行动了。波拿巴不得不转而对付起义，他下令对该城进行24小时无限制的抢劫。其他的抵抗不那么引人注目，但更难对付，因为它们大多发生在农村。大多数城镇都有雅各宾派的活动中心，这些人在开始时是打算欢迎法国人的，他们还与法国人合作，组织对同胞的掠夺活动。但在农村，法国人完全被视为目无神明的外国强盗，乡民一有机会就对其进行抵抗、伏击和骚扰。1796年夏天，整个伦巴第平原到处是农民暴动，有的还曾歼灭零星的法军部队。不过这些行动基本是地方性的，从未汇聚在一起，而战线的来回推移使得交战各方的士兵都成了农民的敌人。

即使在城市中，雅各宾派与法军的蜜月也未能长久延续。在6月被法军占领的教皇领地博洛尼亚和费拉拉，两年来镇压颠覆分子留下了深刻的反教会情绪。在博洛尼亚，最后一次处决就发生在法军到来前两个月。因此博洛尼亚的雅各宾派受到鼓舞，他们决心为自己的邦国起草一部独立的宪法，在当年余下的日子里，他们满心感激地为此忙碌着。最终的草案严格地以共和三年宪法为基础，这并不奇怪。但在米兰，躁动不安的激进派并没有获得这样的自由。5月底，他们成立仅两个星期的俱乐部被解散，只能在两个月后出现的“爱国社”中再次举行谨慎的聚会。9月，俱乐部经波拿巴批准后重建，不过名称被改为“文学与公共教育科学院”。但是，当它为召开志在使整个意大利获得新生的国民大会而展开活动，并采用有别于法国的红白绿三色徽时，法国再次进行抵制。无论是巴黎的督政府还是波拿巴本人，都对意大利的统一不感兴趣。11月，奥地利的新攻势可能会赶走法国人。在这种情形下，这家俱乐部准备在法军撤走时接管政权。有人组织了在市中心栽种自由树的集会，并以法律形式宣布伦巴第国家的独立。但奥地利人再度败北，法军的控制较以前有所加强，它粉碎了这场运动及发起该运动的俱乐部。

这时波拿巴意识到，漠视意大利人的这种理想就是背弃法国最可靠的给养源，如果可能的话，意大利爱国党人的能量应被利用而非排斥。基于这种考虑，当年秋天，他鼓励在博洛尼亚、费拉拉和摩德纳(这个公国也被法军攻占)被法国当局扶上台的人采取共同行动，以对抗地方保守势力的抵制。12月底，这些人的代表在雷焦举行会议，并宣布成立一个统一且不可分割的波河以南共和国(奇斯帕达纳共和国)，对此波拿巴并未提出异议。实际上，为了加快新国家的宪法起草，他还亲自参与。这部宪法最终于1797年3月27日公布。就这样，第一个意大利姊妹共和国诞生了，并得到了教皇的承认。根据2月的托伦蒂诺条约，这个国家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教皇的让步才得以建立的。

看到这些进展，伦巴第的激进派的热情日甚一日，尽管波拿巴拒绝他们派代表参加雷焦会议。波河以南的人们采用的新三色徽以去年冬天米兰的三色徽为榜样，他们还建立国民卫队或“意大利军团”，为新的国家提供武装支持。在伦巴第人看来，所有这些都清晰地表达着同样的理想。根据新宪法于1797年4月举行的首次选举严格参照法国的模式，但选举结果也同样令人吃惊。由于教会的巨大影响，大量保守派当选。对此波拿巴也颇感意外。从2月以来，他一直忙于从阿尔卑斯山谷地向维也纳方向对奥地利人做最后的追击，所以无法控制意大利人第一次自由的意见表达。他抱怨说：“像伦巴第一样，波河以南共和国三四年内还需要一个临时政府，以便用这段时间削弱教士的影响力。否则，赋予自由就等于一事无成……不过……我的第一个步骤是合并伦巴第及波河以南共和国，建立一个单独的临时政府。”[10]这番话是5月1日写下的。几周之后(6月29日)，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建立，短命的波河以南共和国被并入其中。

在巴黎看来，此举就像是蓄意制造一个附属于个人的被保护国。这个将军以专横跋扈的姿态给这个国家制定宪法，整个夏天他都在显贵簇拥的蒙贝罗宫中颁布各种政令。所有这些都表明，他为这个目标早有预谋。但实际上，波拿巴的上述想法可能更多是无计划的，在他行动的每个阶段，战略上的考虑压倒一切。波河以南共和国是抵挡来自南方的攻击的缓冲带，它有可资利用的自然边界。在伦巴第还没有类似的战略行动，直到奥地利人被驱逐出曼图亚。这次行动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与威尼斯领地接壤的法国占领区的东部和北部边界纯粹是管区界限而没有任何战略价值。威尼斯在这场冲突中保持中立，但是，由于它横跨奥地利与意大利的主要联系通道，因此在整个战争期间，它的领地都是重要的战场。当波拿巴前往北方的莱奥本时，他在贯穿整个陆地的交通线沿线留驻了守军，但不久后方爆发了针对这些守军的激烈行动。4月17日，暴动达到高潮，维罗纳有400名法军被屠杀。作为回应，波拿巴向威尼斯总督和元老院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威胁。不过，当奥地利人在莱奥本谈判中要求法国对他们在比利时和伦巴第的损失作出补偿时，这些骇人听闻的暴行成了绝佳的外交筹码。威尼斯将被交给哈布斯堡家族，但其边缘地带的一些土地应割让出来，以巩固法军在西部的征服成果。因此，当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于两个月后诞生时，它至少在东部已有一条连续的边界，即阿迪杰河一线。对此奥地利人表示接受，他们在10月的《康博福米奥条约》中获得了威尼斯的剩余土地。

在这种条件下，建立统一的意大利姊妹共和国便顺理成章了。另一种选择，即把被占领土并入法国，但这可能很难行得通，而且会激怒法国的意大利友人，看情形他们已经足够愤怒。意大利人希望按波河以南共和国的方式起草自己的宪法，但宪法是波拿巴给他们指定的。除了那些最温和的人士，所有人都被排除在新国家的权力部门之外。7月9日颁布的新宪法尽管规定的是选举制，但波拿巴下令，为使军事体制向宪政体制的过渡“免于混乱及震荡”，他将在宪法实施的第一年中任命所有的行政及立法机构成员。该宪法只维持了14个月，共和国的寿命仅比它长7个月。在存在的那段岁月里，共和国成了一个笑柄，原因既在于法国人对其盟友的剥削(当法国人的征调开始时，一个瑞士官员抱怨说：“我们可不愿意变成山南人。”)[11]，也在于当时激进派的骚动。来自威尼斯、皮埃蒙特、教皇国和那不勒斯的雅各宾流亡者很快会聚到了米兰，他们一直为意大利共和国、出版自由、反教会和反贵族的立法躁动不安。在意大利时，波拿巴尚能果断处置这类行动。宪法没有关于俱乐部的明确条款。1797年11月，人们仿照果月之后的法国成立宪政协会，于是数天之后，俱乐部就被当作“无政府主义者”的温床封闭了。一个月后，当波拿巴离开时，俱乐部重新开放，但这时它已成为波拿巴所担心的各种观点和言论的宣传工具。米兰的雅各宾派梦想着意大利的共和二年以扫除一切障碍，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一个热心的妇女甚至声称，谁要能提着教皇的头自己就嫁给谁。法国强加给这个最年轻的姊妹共和国的条款步步都在为自己盘算。1798年2月，双方签署同盟条约。条约规定2.5万法军将驻扎在这个共和国，并由共和国承担费用。条约还规定，共和国自身应征召并维持一支2.2万人的部队，而这除非采用必定会招致民怨的征兵制，否则根本不可能实现。法国货物享受优惠关税，而英国货物则被完全禁止。如果考虑到这个共和国是法国的创造品，并且它的生存完全仰赖于法国，这样的条款也许不是那么不堪忍受，但在很多人的意识中，这样的条款让人难以接受。米兰和其他城市的俱乐部谴责这一条约，而立法机构则拒绝批准。最终它们还是让步了，不过让步并非发生在巴黎的命令发出之前，当时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大使曾在巴黎暗示“山南的果月”。于是，在1798年4月，这个共和国的议会和行政机构被清洗，大部分波拿巴任命的保守派被排除(这让他大为光火)，得势的是那些更同情俱乐部中的激进派人士。

统一意大利的呼声再度高涨。由于各个孤立的姊妹共和国散布在整个半岛，统一的问题便更加紧迫了。古老的城市共和国热那亚难以抵挡法国的势力。1797年6月，在热那亚爱国党人和他们的法国伙伴的起义被镇压之后，这个国家被改为利古里亚共和国。新共和国的宪法就地起草，并在12月的全民公决中通过，这与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经历恰成对比。同月月底，罗马的一场骚乱造成一个法国将军意外死亡。惊恐万状的法国大使、波拿巴的哥哥约瑟夫逃往佛罗伦萨。果月政变以后，法国的督政府再次涌起反教权主义情绪，下令入侵托伦蒂诺条约留给教皇国的那点残山剩水。因为教皇没有军队，1798年2月10日，法军未经抵抗即占领罗马。5天之后，一小批雅各宾派宣布成立罗马共和国，但这些人并非罗马本地人，而是来自北方各姊妹共和国的冒险家。法军指挥官当即承认这个共和国，教皇被流放。但是，直到一场群众起义，即所谓“罗马晚祷起义”于2月25日被镇压之后，这个新国家才算稳定下来。在这里当然不可能由当地意大利人起草自己的宪法，巴黎派来了一个法学家委员会。他们设计了一个充斥着罗马术语的结构，如执政官、元老院和保民官，但其体制是现代的、巴黎式的。像山南的宪法一样，宪法实施的第一年也是任命而非选举官员。没有法国司令官的许可，任何事情都不能通过。此外，这位司令官还有权制定任何他认为合适的法律。这一规定最为露骨地表明，意大利各新生共和国的存在首先是为了伟大的法兰西民族的方便。

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姊妹共和国星群中的迟来者的待遇方面。热那亚人是传统的国际银行家，利古里亚共和国被视为这一角色的继承人，于是法国对它的第一个要求是贷款80万法郎。当议会拒绝这个要求后，法国大使策划了一次政变(1798年8月31日)，清除了主要的反对者。当米兰的骚动仍在持续，而且受到4月清洗之后掌权的激进派的鼓励时，巴黎再次向其代理人施加压力，要求他们维护自己的权威。1798年6月，一位新大使被告知，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目的是“完全服务于法兰西共和国的利益，帮助它成为整个半岛的所有政治纷争的仲裁者。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必须强大到对我们有用，但绝不可强大到对我们有害”。[12]因此，一些更为保守的、敌视意大利统一观念的人士应该上台。于是有人提出了一部以罗马共和国宪法为范本的新宪法，它将选举权严格局限在纳税最高者的范围之内。布吕恩将军被责令以武力确保宪法的实行，但这违背了他的意愿，于是他事先透露了宪法的内容，米兰和巴黎顿时开了锅，在巴黎，重新抬头的雅各宾派担心这部宪法是在为法国的宪政改革做实验。尽管如此，宪法还是于8月30日通过，布吕恩被责令确保这一变更在初选大会中获得批准。但是，他获得认可的行动是从政府中大量驱逐温和派。这是在蓄意违抗巴黎的命令，实际上也是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在一年之内的第三次政变。他被召回在所难免，而第四次政变也接踵而至，8月30日的宪法最终确立下来，12月，雅各宾派再次被驱逐。这一次的反响变弱了，因为第二次反法联盟战争已经开始，它的结局左右着所有姊妹共和国的命运。

实际上，最初的枪声在意大利响起。11月12日，那不勒斯军队入侵罗马共和国，两周之内占领它的都城，并受到激动的群众的欢迎，因为共和国十个月来的反宗教暴行让他们深感憎恶。在这段时间里，教堂被洗劫，宗教兄弟会被解散，新的修道立誓被禁止，很多宗教机构被关闭。在一个以宗教和旅游为唯一资源、成群的穷人依赖教士施舍的国家，这些改革无疑是灾难性的。新政府的纸币几乎刚一发行就开始暴跌，于是困难进一步加剧。几周之后，重整旗鼓的法军发动反攻，将入侵者赶回那不勒斯，更糟糕的情况发生了。再次露面的罗马雅各宾派比以前更为好战，他们禁止任何公开的宗教活动，限制宗教圣职的授任，并进行强制借款。法国人的敲诈也加强了，其总价值可能达7000万。

这种统治模式已经没有时间推广到最后也是最短命的姊妹共和国，即尚皮奥内于1799年1月26日在那不勒斯宣布成立的那不勒斯共和国。这时法国的督政官们已不再需要这样的卫星国了。由于奥地利人和俄国人准备进军瑞士和意大利，法军的战线已经拉得很长，风险很大，因此贫穷而遥远的那不勒斯王国的战略价值很有限。尚皮奥内了解这一点，在费迪南德四世的军队逃跑之后，他很满足于签订停战协定，该协定规定他占领北方各省，但不包括那不勒斯城——这个意大利首屈一指的最大城市。他的全部要求是应防止纳尔逊及其英国的分舰队登陆。但是惊慌失措的国王和王后放弃了那不勒斯，与纳尔逊一起渡海前往西西里。这时那不勒斯激动暴躁的穷人，即臭名昭著的拉扎罗尼，拿起武器开始对抗法国人。整个城市陷入混乱，最后贵族被私刑处死，王宫也被洗劫一空。自从俱乐部于1795年瓦解，这个城市的雅各宾派经历了三年谨慎而默默无闻的蛰伏期，如今他们再度兴起，并呼吁尚皮奥内介入那不勒斯的局势。尚皮奥内无法抗拒这一赶超波拿巴的良机，但是，当那不勒斯共和国的蓝、红、黄三色旗终于在该城上空飘扬时，1000名法军和3000名拉扎罗尼人为此送命或受伤。雅各宾派临时政府着手起草宪法，但一个致力于“公共教育”的俱乐部拟订了一系列乌托邦改革方案。然而，当尚皮奥内以十足的波拿巴风格驱逐一名批评他的文职特派员之后，他失去了信任并被召回。他的离职是督政府时期文官对武官的最后一次胜利，但这次胜利未能坚持到底，因为军事法庭在6月宣布尚皮奥内无罪。然而，他在南意大利创立的共和国此时已经消失，俄国人到达了伦巴第。为了防止被分割包围，那不勒斯的新任法军司令麦克唐纳放弃该城向北急行军。他的合作者唯一可以依靠的兵力是驻守在各要塞中的100名法军。这支力量足够控制拉扎罗尼，但它肯定不能与正在向那不勒斯进发的南方保王党部队匹敌，这支“基督教神圣信仰军”的领导人是好战的教会王公卢佛枢机主教。

卢佛是卡拉布里亚人，曾服务于教廷，但在那不勒斯宫廷更受优待。在与王室一起逃往西西里的船上，他主动请缨，要赶在法国人到达之前让自己的家乡举起义旗。费迪南德四世觉得自己已没有可失去的东西，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2月7日，卢佛和他的少数随从举着绘有十字架和王室徽章的旗帜在卡拉布里亚登陆。数周之内，他的追随者发展成为一支总数1.7万人的军队，并控制了整个意大利西南角。不久，邻近的阿普亚和巴西利卡塔省也落入他们手中。卢佛的策略是有针对性地利用社会对抗情绪，因为这个地区刚刚遭受自然灾害，人口过剩、贫困现象十分严重，而且不堪间接税和封建捐税的重压。他宣布废除间接税和封建捐税，而那不勒斯的雅各宾派只是在玩弄观念，于是人们得出这样的推论：法国人和他们的朋友代表的是富人及有权势者。他还激发农民对城市根深蒂固的反感，因为他知道，虽然不是所有城里人都是雅各宾派，但所有雅各宾派都是城里人。像所有地方一样，政治标签与当地长期存在的数不清的对抗和旧仇宿怨紧密相连，并为继续这些对抗和仇怨提供了依据。“神圣信仰”军的行动是一场农民的反叛，如果在其他情况下，它很容易成为反对波旁政府的斗争。像其他叛乱一样，它也是混乱无序的，其动机和影响主要局限于当地。卡拉布里亚的法律和秩序数十年未能恢复。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叛乱者准备和卢佛一起向防御空虚的那不勒斯进军。6月13日他们到达那里，同日英国舰队从海上威胁该城。随后的一个星期是混乱的围城战和无政府状态。失控的暴行让卢佛深感恐惧，他记载说：“老百姓，以及前来为国王作战的很多非法之徒……肆无忌惮地抢劫。所有体面人都逃离了这个国家。我们老实一点的士兵会站在门口制止抢劫，但起不到作用。抢劫往往以雅各宾为借口——但这是抢劫者的说法，实际上，他们常常为了打劫而称呼有钱人是雅各宾派。我发现小地方也是这样。他们一边高喊‘国王万岁’，一边啥都敢做，不用担心惩罚。”[13]

他可能没有想到之后的残酷报复，但他的国王、他那胆小的哈布斯堡王后以及王室的英国顾问们则不同。他们要求有人为与法国合作付出代价，王室回到那不勒斯后，公审就开始了。结果120名雅各宾派被绞死，1100多人被监禁。

现在，整个意大利都在反抗法国及其被保护者。当反法联盟开始调集军队时，法国入侵者试图控制整个半岛。在此前的战争中，皮埃蒙特已经被法国或法国控制的土地包围，并于1797年10月被迫同法国签订同盟条约。次年6月，法军进驻都灵的内城要塞，并在那里怂恿当地支持者从事反对这个君主国的活动。在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的修道院被解散后，法国人要求出售它们在皮埃蒙特的地产，于是事情演变成了危机。国王查理·埃曼纽尔四世拒绝这一要求，除非他能收回都灵的内城要塞。法国人的回答是要求更多的军事方便。当国王坚持立场时，法军便占领了整个国家(1798年12月)，并迫使国王逊位。他规劝自己的臣民服从法国人，然后前往岛国撒丁，因为这个地方仍属于他。皮埃蒙特的爱国党人欢欣鼓舞，但为时不长。1798年2月，一次精心操纵的全民公决同意法国兼并皮埃蒙特。对于南方的托斯卡纳，当时他们还没有考虑使用这种解决方法。但是，随着战事在春天重新开始，法国人觉得他们必须占领这个地区并攫取其尚未动用的资源。1799年3月，法军开进托斯卡纳，大公费迪南德匆忙逃往维也纳投靠自己的兄弟。然而，法国人刚刚控制该地就面临挑战：外部有奥地利-俄国军队的进攻，内部有当地民众的反抗。

反法起义席卷整个半岛，尤其是在法军过于分散的兵力集中收缩到北部时。总的说来，在这动荡不安的十年中，这些起义很可能是对法国大革命及其原则的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批判和否定。对于作为起义主力军的意大利农民而言，法国人意味着军事掠夺、抢劫以及沉重的课税。一个十分常见的情况是，虽然法国人在谴责封建主义时口若悬河，但他们还会继续征收地主的各种捐税，因为这是很方便的收入来源。更糟糕的是，法国人还亵渎宗教，因为他们抢劫教堂、蔑视宗教习俗和信仰。波拿巴曾意识到这些做法可能带来的危险，而且像他这样的将军不止一个。对于为数众多的高级教士和愿意与他们建立有效关系的教士，他们殷切地寻求这些人的支持，并且分发宣扬自由、平等以及和基督教完全相容的布道的传单。但是他们无法控制士兵的日常行为，后者从自己在国内外数年的历练中得知，教士是大革命最顽固、最善于潜伏的敌人，士兵时而出现的渎神冒犯行径就是这种意识的表露。最后，法国人还代表着雅各宾派的统治。在农民眼里，这些富有的念过书的城里人更关心的是为自己揽权，通常还显摆一下无端而过火的反宗教情绪，他们并不关心乡下人认为重要的问题。农民知道，这些人掌权要归因于法国人，他们为了保持权力而对侵略者俯首帖耳，并且会利用权力来发财，如剥夺教会与独占收益。法国人通常把意大利的农村叛乱比作旺代，或称呼叛乱者为朱安党人。宗教和物质利益方面的双重怨愤，乡村与城市的对抗，使得意大利的起义者与法国国内的那种反革命典型确实有很多相同之处。

但是，并非所有反对法国统治的人都是农民。法国的占领、抢劫和敲诈也为城市生活带来严重混乱。在1798年的罗马和1799年的佛罗伦萨，“玛利亚万岁”的反法口号响彻城市上空。不过，在城市中，地方性冲突通常也构成抵抗运动的基础。在托斯卡纳，攻击教会引发的怨气可追溯到18世纪60年代。由于法国人及其仆从没有取消自由贸易政策，在人口激增的城市，生活品价格一路走高，民怨沸腾，这种情形同样可以追溯到60年代。至于犹太人，所有雅各宾派都曾保证改善他们的尴尬地位，但在法国人撤走后，他们也受到群众的攻击。实际上，到1799年，越来越多的意大利雅各宾派也在背弃自己的恩人。雅各宾派从来就不是团结的。各地的温和派只希望重新开始18世纪80年代的稳定而有序的改革，在半岛的各个邦国，他们同急于谋求统一(必要时可使用恐怖手段)的激进派展开了斗争。在法国人掌握了控制权之后，一直受挫的激进派于1798年开始制定雄心勃勃的密谋计划，有时他们还与法国的反督政府雅各宾派协调步骤。1798年10月，督政府的一个消息灵通的代理人写道：“毫无疑问，此刻正在酝酿一个刺杀法国人的庞大阴谋……一些恶棍正在策划一起反对意大利各政府的新的西西里晚祷起义。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些阴谋，但这些可怕计划的某些内容仍不为人知。它涉及的是如何对这个深受憎恶的民族发动更为致命的战争，如果斗争再次开始的话。”[14]在皮埃蒙特，密谋者甚至已经着手争取农民的同情。1799年2月，虽然密谋者的动作被发觉，但朗格地区的农民还是在法国人即将兼并之前发难。不过极具反讽意味的是，他们不是以宗教物品为标识和象征，而是举起了雅各宾派殉道者勒·佩勒蒂埃和马拉的小像章。

因此，当共和七年于1798年9月开始时，在法国人及法国大革命渗透的大部分地区，如比利时、卢森堡、瑞士和意大利，都发生了对法国人及其革命的群众起义。1796—1798年，一场新的骚动席卷遥远的俄罗斯大草原，这也许与关于遥远西边骚乱的谣言有关。但是，唯一重大的亲法起义发生在一个法国人还未到来起义就已结束的地方，而且，即便是在这里，爱尔兰的农民也对法国人的主张没有任何认识。安贝尔的一个军官评论说：“上帝才帮助这些笨蛋，如果他们知道我们多么不在乎教皇和他的宗教，他们肯定不会这么热心地指望我们的帮助。”[15]到18世纪90年代末，虽然革命的法国在境外仍有数以千计的朋友，但他们的数量在急剧下降；它的敌人则数以百万计，而且与日俱增。第二次反法同盟在纸面上承诺至少集结40余万人的大军，这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再加上敌视法国的群众，使得这个革命共和国面临着共和二年以来从未遇到过的致命威胁。1799年春天，当军事行动正式开始时，各地的抵抗运动大多被遏制或被压制到尚能承受的层次，不过在意大利，法军已经完全不能应付那里的抵抗了。

但是，四年来接踵而至的成功所催生的傲慢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克服的。法国人率先向奥地利宣战，并在所有战线发起进攻。在德国，茹尔当渡过莱茵河，进军维也纳。虽然对方的兵力三倍于己，但他还是于3月25日在斯托卡赫向查理大公发起攻击，结果遭受失败，部队陷于瘫痪。从瑞士发起进攻的军队也被迫退却，奥地利和俄国部队尾随而至。在意大利，法军在人数上同样处于劣势，而且面对的是可怕的苏沃洛夫，只能打一场血腥的防卫战。6月底，法军被逼退到热那亚周围的海岸地带。各姊妹共和国纷纷在复仇与报复的大混乱中崩溃，苏沃洛夫在都灵宣布查理·埃曼纽尔四世复辟。只有在遥远的埃及，那个比其他任何人都加速了这场新危机到来的将领还能连战连捷。但是欧洲不知道这些，波拿巴也不知道法国在这场新战争中的灾难性处境。6月底，他向巴黎写信要求增派部队。直到8月初，他才蒙一位英国海军将领的好意，从一张两个月前的报纸上得知法国累战皆败的消息。他已经对在埃及的事业不抱希望，此时他已经预见到，在这里除了投降别无他途。督政府也是这个看法。实际上，早在5月25日，它就已经下令波拿巴撤出埃及。但是，8月24日，当波拿巴自行决定秘密返回法国时，这些命令还没有到达。被他带到东方的部队只得自生自灭。两年以后，这支减员三分之二、伤病满营、士气低落的部队向英国人投降。英国人最终将他们送回了法国，而统治法国的正是那位曾抛弃他们的将军。

[1]　Memoirs, ii. pp. 25-26.

[2]　Schama, Patriots and Liberators, p. 370.

[3]　J. Godechot, La Grande Nation (2 Vols., Paris, 1956), ii. p. 541.

[4]　T. C. W. Blann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Germany, Oxford, 1983, p. 87.

[5]　T. C. W. Blann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Germany, Oxford, 1983, p. 304.

[6]　R. R. Palmer, 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ii: The Struggle, Princeton, 1964, p. 413.

[7]　R. R. Palmer, 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ii: The Struggle, Princeton, 1964, p. 417.

[8]　Blann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Germany, p. 330.

[9]　Letters and Documents of Napoleon, p. 122.

[10]　Letters and Documents of Napoleon, p. 186.

[11]　Godechot, La Grande Nation, ii. p. 563.

[12]　Godechot, La Grande Nation, ii. p. 465.

[13]　Acton, Bourbons of Naples, p. 389.

[14]　S. J. Woolf, A History of Italy 1700-1860, London, 1979, p. 186.

[15]　T. Pakenham, The Year of Liberty, London, 1969, p. 351.

第十六章 革命的终结(1799—1802)

唯有稳定能使大革命的成就维系持久。但当时间步入1799年时，在重启的对外战争和持续的政治争吵之中，这种稳定看来比任何时候都遥不可及。然而，大量潜在的支持力量在等待着那个能实现这种稳定和持久的体制。一位督政府的特派员写道：

(巴黎西边的塞纳-瓦兹地区的农民)根本不是君主制的支持者，什一税和租税的记忆让他们非常反感。狩猎权被废除后，他们十分满意，觉得收成可以翻番，他们也承认并十分重视权利平等。很多人购买了国有土地，所有人的处境都有所改善，当他们对旧制度与新制度作比较时，他们更喜欢后者。但是旧制度的罪恶已经远去，他们唯一还记得的罪恶是革命动荡带来的。法国的胜利受到部分农民的欢迎，但它没有打动大部分农民，因为胜利是用他们儿子的鲜血换来的，而农民不是完全能接受这样的牺牲。他们不太注意运用公民权利，因为运用这些权利会让他们身心疲惫。他们仍然信赖神父，不过这主要是因为固执，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情感。这种情形表明，只要恢复和平、安宁和一段时间的平静，农民就会再次热爱大革命。[1]

但是大革命，也就是督政府体制，能够实现这种和平、宁静和平静吗？对此抱有信心的人看来越来越少了。

由于战事重启，督政府显然需要依靠征兵制来组建作战部队，此举已经在比利时各省引发叛乱。除此之外，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督政府还试图操纵每年一度的选举。虽然内政部习惯性地颁布谴责王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双重罪恶的告示，但选举大会因暗中操控而再次出现僵局，个别督政官则在他们认为自己有影响力的地区支持那些可以接受的候选人。一个省级选举官员声称：“不管人民作出怎样的选择，政府都只接受它已经委派好的人。”[2]虽然这次选举的投票人数创历史新低(的确受保王党人的抵制的影响)，但选举大会还是拒绝督政府的指导。推举的187名候选人中只有66人当选，27个选举大会出现选举平局，于是便产生了类似于1798年的竞争者名单。但这一次轮到即将卸任的议会踢开行政机构了。花月当选的那些可靠议员现在看起来已是严格的立宪主义者，在出现平局的选举大会中，他们认可的是较大的派别获胜，只有两个大会除外。这就导致大约50名雅各宾派及其同路人(包括花月中被清洗的一些人)进入了议会。没有别的议员的支持，他们无法形成多数，但是，有很多温和派议员因为各种原因也对督政府心怀不满。当新的议会于5月20日召开时，军事溃败的消息从各条战线雪片似的飞来。上届议会在结束之前作出了一个令人毫无信任感的姿态。当再次需要抽签决定谁退出督政府时，最自信的督政官吕贝尔被抽中了。5月16日增选替代的是一直批评宪法的驻柏林大使西耶斯，与1795年不同的是，他没有拒绝这个职务。从很久以前他就一直认为必须作出某种变革，现在他显然认为时机成熟了。

新议会的开幕加剧了政治危机，因为行政机构是分裂的，立法机关是反复无常的，军事危局可能像1793年一样严峻。督政府立刻遭到猛烈抨击，不过新上任的西耶斯引人注目地袖手旁观。6月6日，五百人委员会就军事失败问题质询行政机构。雅各宾派议员断言，是腐败和投机倒把的供应商使得共和国的军队供应不足，同样腐败的督政官们则纵容这些“破坏分子”的贪污行径。已经丧失统一的督政府在面对这样的攻击时完全乱了阵脚，没有作出任何答复。一周之后，五百人委员会决定将会期一直延续下去，直到督政府作出答复为止，随后元老院也如法炮制。这时有人宣布特雷拉尔上一年担任督政官是非法的，因为他卸任议员还不足12个月。这个问题在特雷拉尔当选为督政官的时候就有过充分讨论，而此时，这一规则将可能排除西耶斯，不过特雷拉尔选择的是辞职而非战斗。当选的继任者是戈伊埃，一个毫无影响力的左倾官僚，他站在了西耶斯一边。总是见风使舵的巴拉斯也投靠了西耶斯。因此，当议会将炮口转向拉·雷维列尔和梅尔兰，并控告他们组织花月清洗属违宪行为时，这两个人已成为行政机构中的少数派。这时他们的三位同事催促他们辞职以避免被弹劾，因为除非事先采取军事干预，弹劾看来已不可避免。西耶斯宠幸的茹贝尔将军也适时地大声鼓噪。经过几小时的挣扎之后，他们同意辞职，6月18日，更缺乏影响力的两个角色取代了他们：一个是弑君者狄柯，另一个是涉世不深的穆兰将军。这就是牧月政变——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由议会对督政府而非相反方向的清洗。意大利征服者的幼弟、新当选的左翼议员吕西安·波拿巴兴奋地说，立法机构终于再次确立了自己在宪政中应有的领导地位。一年前改变选区的欺骗手法曾在民意中激起广泛的愤怒，这无疑为议会的进攻提供了火力。但这次事件使西耶斯成为协调者，行政权力实际上已掌握在他的手中，这种权力的集中自罗伯斯庇尔以来尚属首次。而西耶斯的目标是削弱立法机构的权威，而非增加它的权力。

率先意识到自己如何被误导的是雅各宾派。作为花月的主要牺牲品，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成为这次报复行为的主要受益者。他们的报纸在取缔一年多之后再次出版，8月1日还宣布了出版自由。7月6日，一个新的俱乐部——骑术俱乐部宣布成立，聚会地点就设在杜伊勒利宫中那富有历史意义和英雄色彩的老国民公会大厅的周围，主持者则是幸存的雅各宾老卫士，以德鲁埃为代表，此时他主要作为巴贝夫的前合作者为人熟知。雅各宾派也重新担任公职，兰戴取代拉梅尔出任财政部长。更为重要的是，当来自前线的消息持续恶化时，议会通过了一系列具有雅各宾色彩的立法。6月28日，《茹尔当征兵法》以其最充分的形态实行，宣布立即征召所有20~25岁的符合兵役条件的公民，任何人都不可找人替代。作为议员的茹尔当亲自动议这一措施，并大费口舌来描述这次新的“总动员”。同时他还提议对富人强制借款1亿里弗以支持战争。到这个时候，军队占领的外国土地已不多，无法像1794年以后那样借地为生，因此共和国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资源。对最富有的公民来说，借款的利率十分严苛。这两项措施都让人想起共和二年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更严重的是7月12日通过的人质法。根据这项法律，某个省或某个区如对新措施及其他措施抵制，将导致其被宣布为“骚乱”状态。在这样的地方，当局有权逮捕流亡者或贵族的亲戚，监禁他们并让被监禁者承担费用，对他们罚款、没收财产以支付骚乱造成的任何损失。与相关责任人的牵连不需要任何证明。总而言之，这些法律看起来意味着无套裤汉恐怖的回归，它首先威胁到富人和有产者，1793年和1796年的强制借款的确是以他们为目标，但人质法让人想起了惩治嫌犯条例，而且该法的实施者享有更宽泛的权力。这些法律的通过让雅各宾派胆子逐渐变大，他们继续动议弹劾已下野的督政官和他们的军事部长谢雷尔将军，这些人被指控大量贪污。但是根据宪法，这样的控告需历时三十天并经三读之后方能通过，这就给了西耶斯时间，他可以协调各项措施以遏制雅各宾派的冲动。作为督政府的主席，他利用革命重要时刻的周年纪念——7月14日、7月27日(热月9日)和8月10日，公开对极端主义的血腥危险发出警告。此外还有针对骑术俱乐部的宣传攻势，因为这家俱乐部被指控试图引入1793年宪法。这个俱乐部大约有3000名成员，其中包括250名议员，其会议自然能让人回想起过去那些振奋人心的岁月。不过，它也遭遇了保王党分子的讥讽和骚扰，而这又让人想起热月后的冲突。因此很容易将这家俱乐部描绘成公共秩序的威胁。7月26日，有人根据这些理由劝说元老院将其驱逐出立法机构附近地带，正如1791年的斐扬派做法一样。骑术俱乐部于是前往河对岸的另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点：巴克街，由此导致的憎恨情绪使得俱乐部成员的抗议声音更加强烈。8月13日，新任警察部长富歇最终关闭了俱乐部，此人对雅各宾主义再熟悉不过。这正是议会需要的指导方向。大部分议员都没有雅各宾派的经历，他们此时关心的是不要在极端主义的道路上继续滑行。5天后，五百人委员会经过三轮投票推翻了对梅尔兰、拉·雷维列尔和谢雷尔的指控。

但这还远不是雅各宾复苏的终点。因为，作为雅各宾复苏的重要诱导因素的紧急局面还远未结束。实际上，局势连续几周持续恶化。8月15日，被派往意大利并试图确立共和国首席将领地位的茹贝尔战死，他的军队在诺维遭受灾难性失败。这个噩耗刚传到巴黎，英国人和俄国人在荷兰登陆、荷兰舰队投靠英俄的消息接踵而至。国内同样爆发起义，自1797年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国际反法联盟的形成及其最初的成功鼓舞了君主派组织，这些组织在整个1798年都很沉寂，如今它们赶忙拼凑各种起事方案以配合预期中的入侵。在西南部，它们计划以一支农民军攻占雅各宾的据点图卢兹，这支军队主要由为了逃避新征兵法的难民构成。在整个春天，图卢兹周围因政治问题导致的非法行为与日俱增。7月，当地的督政府代表报告说：“几个共和派被刺杀，大量财物被烧毁或损坏，40多个村镇中的自由树被砍倒或被连根拔起。”[3]三周之后的8月5日，农村发生起义。1万多人会聚到波旁家族的白旗下，虽然他们大部分并没有武装。一个月的内战蹂躏了加龙河上游两岸，伤亡超过4000人。不过，虽然政府的正规军并未参战，但叛乱者还是没能占领图卢兹，因为临近各省的国民卫队源源不断地赶来增援这座城市。为支援这次起义，波尔多、达克斯和阿让等临近城市也纷纷举事，但全都是零星的厮打。在督政府的动荡岁月里，图卢兹是雅各宾派始终掌握的唯一一座大城市，但这次起义的失败让西耶斯很尴尬，因为此刻他正想压制巴黎的左翼报刊。他在议会中的对手看到了重整旗鼓的机会。9月13日，茹尔当在五百人委员会上提议宣布国家处于危急之中，而根据1792年7月5日的法律，这种状态下所有权力机构都具有应急权威。这个提议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雅各宾派催促说，如果共和国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重新点燃过去的革命激情；他们的对手则辩称，宣布国家处于危急状态是一种权宜之计，但它已不适合于一个较有组织的国家；另一些人则警告说，搁置正常的法律程序将敞开通往1793年的大门，此前的经历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有说服力的正是这个论据。茹尔当的提案在投票中以245票对171票被否决，这清楚地表明了议员们对新督政府及其反雅各宾政策的信任。

几天之后，这种信任就被证明是有根据存在的。军队突然开始取胜。9月19日，布吕恩和邓戴斯击退入侵荷兰的英俄军队。一个月之后，入侵者被迫撤离这个国家。在瑞士，由于图古特调离奥军主力以确保在莱茵地区的目标，俄军陷入孤立并被分割，伤亡惨重，9月底俄国人撤离海尔维蒂共和国。鉴于军队再度告捷，议会也陷于混乱，西耶斯认为作出改变的时机已然成熟，此时应永久增强行政权力了。但这不能依靠宪政方式，因为其程序太漫长烦琐，必须通过政变来实现这一目标，而且转变应十分深刻，军事支持也十分必要，问题在于寻找一位可靠的将领。他最初青睐的茹贝尔已经死了，茹尔当是个雅各宾派，而他于10月初开始接触的莫罗显然很不情愿。就在此刻，波拿巴回来了。“这是你要找的人。”莫罗说。他说对了，不过只在短期内是对的。

波拿巴于10月1日回到法国，六天后到达巴黎。他北上巴黎的旅途堪称一场漫长的凯旋仪式，沿途有各种代表团和演讲会，兴高采烈的群众也聚集起来，以欢迎这位1797年和平的缔造者以及共和国的常胜将军。在首都他也是人人追捧的对象，因为他的光辉记录让整个政坛燃起了希望。像1797—1798年的那个冬天一样，他仍然表现得很低调，因为他需要时间来评估1798年5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局。但没有人经得起长久的等待，共和国面临的危机远未结束。奥地利人依然控制着意大利，威胁阿尔卑斯山前线。在法国西部，10月下半月再次爆发朱安党人叛乱。由于感受到新征兵法全面的威胁，各个朱安党团伙的首领于9月中旬商定再次发动支持国王的行动。10月14日，3000名叛乱者占领勒芒，并对该城进行了整整四天的抢劫，以补充军械和给养。南特等其他主要城市也被短暂占领过。因此到了1799年秋天，威胁共和国的已不只是雅各宾主义。督政府曾不断在两个极端派别之间摇摆，如今这两个极端派别依旧活跃，这无疑更加凸显了它的脆弱。西耶斯立刻与波拿巴展开接触，从间接接触发展到面对面。这位将军并不喜欢他，但觉得可以利用他。就西耶斯而言，他低估了这个未曾涉足巴黎诡谲政坛的军人，因为他给人的印象总是直接坦率的。不过，两人出于各自的理由都赞同为实行宪政改革而合作。波拿巴的兄弟时任五百人会议的主席，他也卷入了这一行动。富歇和塔列朗也涉足极深，他们在去职之后正试图卷土重来。

这次政变看起来像是对雅各宾主义的最后一击。11月9日，吕西安·波拿巴声称有人在策划阴谋，诱使议会同意将会议地点改为从前的圣克鲁王宫。因为它位于郊区，远离巴黎民众的影响，但民众自1795年以后就再没有染指过政治。波拿巴曾在1795年将立法机构从武装群众手中挽救出来，现在他被任命为首都地区的所有部队的指挥官。与此同时，督政府全体辞职，包括西耶斯在内，虽然戈伊埃和穆兰只是出于压力才这么做，于是法国没有了行政机构。此举旨在引诱议会于次日(即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在圣克鲁设立一个临时政府，但事情的进展不太顺利。虽然波拿巴在军事方面表现卓越，但当他要求进行宪法改革时，元老院反应冷淡。五百人委员会一直是雅各宾派的据点，波拿巴在那里被包围，议员们动了粗，有人还高喊“他不受法律保护”!他在厮打中受伤出血，被人带出了议会大厅。他的弟弟随后赶到，向大厅外的士兵宣称雅各宾派试图刺杀波拿巴。在高度紧张的气氛中，这个说法足以劝诱士兵执行清理议会大厅的命令。几小时后，一批符合法定人数的议员重新开会，投票赞同立法机构休会六周，此间一个由50名议员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将负责对宪法做彻底修改。而此前元老院已经作出了这样的决议。在休会期间，行政权力授予三位执政组成临时政府，他们是狄柯、西耶斯和波拿巴。督政府就此结束。

督政府为什么会垮台？雾月政变的密谋者们责怪宪法结构难以维系，它使立法机构过于强大，而行政机构过于虚弱。但实际上，在施行共和三年宪法的大部分时间内，督政府控制并支配着议会，不过它依靠的仅仅是操纵选举和清洗的手段。“对一个拥有3000万人口的民族而言，”波拿巴在果月政变后对塔列朗说，“在18世纪还要靠刺刀去拯救国家，这真是莫大的悲剧。”[4]但他认为，仅靠技术上的平衡和调整无法解决问题，因此希望进行彻底的改造。他在同一封信中说道：“我所赋予的各级政府的权威，应被视为民族的真正代表。”立法机构应是政府的一部分，它享有制定普遍的或(说得好听一点)“结构性的”法律的权力，而“具体的”法律工作应是行政机构的职权。西耶斯这位自封的政治天才并不赞成这种无止境的行政权，他仍然带有启蒙时代对专制主义的恐惧，并梦想着高明的制衡体系，以便将行政权力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在他看来，真正的难题是选举。人民当然是主权者，正如他自己在1789年大革命那个遥远明媚的春天曾宣告的那样，但是督政府的选举形式未必是这一主权的最佳表达方式。各级当权者当然应该是堪当此任的人，是富有责任感的公民，但他们不应该依从那些受他们统治的人。“信任自下而上，”他声称，“而权威自上而下。”[5]

这是些极端的解决方案，而它们所要解决的难题主要是政治性的，而非宪法造成的。实际上，共和三年宪法从未有过认真履行的机会。第一次选举由于三分之二条款而毫无意义，随后的历次选举都先后被打折扣。难怪越来越多的公民对投票感到厌烦，因为他们担心，在这种空洞的仪式过后，督政府总是会排斥那些它不喜欢的人。从1792年以后，虽然法国的统治者们总是把民族主权或人民主权挂在嘴边，但他们从未接受过选民的裁决。他们也没有接受所有代议制政体迟早都会出现的局面——不可避免的党派政治。他们仍然沉浸在卢梭的公意学说中，以为所有诚实的公民都会分享公意，因而他们把政治组织看作小宗派，看作针对宪政的非法密谋，其目的是制造分裂而不是促进共识。因此，无论是新雅各宾派俱乐部还是君主派的博爱社，都没有时间发展成为党派组织，尽管它们本来有这样的可能。它们都在容忍，但仅仅是为了排挤对方。另外，督政官们也没有认真尝试组建一个中间温和派以支持自己的权威，当然，在1799年的选举中他们曾批准可以接受的候选人当选，这也许表明他们在朝着这个方向摸索。他们似乎曾想到热月党人的共和国对所有思想右倾的人具有不言而喻的优点，这些人可能继续支持他们而又不必加强组织活动。他们的确有过这方面的努力，但缺乏信念。11月10日，当波拿巴在元老院声称不再有任何人尊重宪法时，他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即便是宪法指定的监护人也从来不相信宪法能顺利运转下去。

不过，这种立场并非没有理由。1796—1797年，保王党分子可能打算作为一个宪政体制内的政治党派来活动，但他们的长远目标无疑是推翻宪政并请回国王。那位国王也明确承诺要倒转1789年6月以来的一切事情。至于雅各宾派，他们在1799年日益频繁地表态，说他们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派，是按宪法手段合法组织起来的当局反对派。这些表白也许是真诚的，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急切地向共和二年的言论回归，总是对巴贝夫记忆犹新，并始终对各姊妹共和国的激进分子给予口头上的支持。所有这些都让人们有理由担心，雅各宾派所忠诚的实际上仍然是1793年的平等主义宪法。无论是他们的态度还是保王党分子的态度，没有丝毫迹象表明一旦他们当权就会比督政府更容忍反对派。双方都没有任何妥协或调和的意思，也都不愿意承认对手的良好意愿和合理的利益。

因此，困扰督政府的难题远不止宪法问题。而迫于波拿巴的无情压力，在一个月内草拟出的共和八年宪法，实际上也没有解决这些难题。它所做的是授予行政机构全权，这样一来就使当局没有理由不面对大革命造成的尚未解决的深刻难题。在政治体制的基层，所有公民都可以投票选举“他们中间被认为最适合于履行公共职务之人”，但这一规定仅仅是为了遴选十分之一的选民组成“社区选民”，后者再从自己的成员当中选出十分之一组成省选民，省选民中再选出十分之一，列入“适合担任国家职务”的全国名单。这个名单包括立法机构的成员，而成员的选择现在由一个新机构——上议院来决定，这部简明宪法给它规定的权力就是这个。西耶斯期望有一个“保守权威”来长期检审国家行为的合法性，1795年，他曾提议设立“宪法评委会”以履行这一职能，但没有成功。现在，由于设立了上议院，这个想法实现了，他也成为这个机构的首任主席。立法机构本身仍然是两院制：由100名保民官组成的下议院可以审议所有法律草案，但无权表决；由300名议员组成的上议院有权表决法律，但无权审议；两个议院都无权提出法律议案。起草法律的权力完全归于政府，具体法律条文由国务会议拟定，这个会议堪称旧君主制的核心机构的复制品。上述条款大多出自西耶斯，但他关于行政机构的设想却没有被采纳。在这个问题上，波拿巴将军终于亮出了自己的底牌。西耶斯最初提议的行政机构由两名执政官组成，一名主管内政，一名负责外交。执政官和国家机构的其他官员由一名最高官员任命，这位“大选举官”的职务是终身的，但他不行使其他权力，因此他实际上是某种立宪君主。波拿巴曾是这个角色的候选人，但一开始他就明确表态说，自己无意充任他所称的“肥猪”。他想要实际权力，最终他成功了。于是执政官将有三名，11月10日以后正是这样，但首席执政官将享有最高权威。没有人怀疑谁会担任这一职务。

12月15日，新宪法的起草宣告完成。正如事先承诺的那样，从前的立法委员会将不会重现。宪法将通过全民公决认可，在革命历的雪月(1799年12月21日到1800年1月20日)里，每个社区都将开放登记处以登记他们的赞成或反对意见。根据2月初宣布的结果，共有3011007票赞成，1562票反对。大约有600万选民没有投票，虽然当局采用了各种天才手腕以放大赞同宪法的人数，但这些都无关紧要。早在12月25日，即在人民认可之前，宪法就已生效。它的起草者宣称，宪法是“建立在真正的代议制政府原则与神圣的财产、平等和自由权利之上。它所确立的权威将是强大而稳固的，因为这些权威必定是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和国家利益的。公民们，革命已经奠基于其最初的原则之上。革命结束了”。[6]

在随后波拿巴统治法国的15年间，这篇告示中的厚颜无耻将变成家常便饭。在执政府宪法的那些简明而模棱两可的条款中，1789年原则只剩下一点残缺不全的痕迹。第一执政肯定不是第一个宣布大革命结束的人，而一旦稳定局势的承诺变成现实，情况就会是这样。这取决于十年来撕裂法国的难题能否得到满意的解决。在两年内这些难题解决了。此后几年中，大多数法国公民觉得这种解决方式有点无耻，而牺牲1789年的大部分原则只是付出的一个小小的代价。

革命的法国面临的最严峻的难题，很多是因为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大部分时间处于战争状态。1797年的和约并不包括英国这个最顽强的对手，而且有经验的政治家中没有多少人认为大陆和平能维系长久。最终，战争的重启让一个军人走上了政坛，他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结束战争，而且要以胜利的方式结束。如果法国战败，他很难指望另作他图的机会。

1799年底，事态已经朝有利于他的方向演变。奥地利人的贪婪和两面三刀使得各同盟国倍感苦恼，如果按照合理的计划，盟国的军队早已深入法国境内了。但是，图古特未去支援在瑞士的俄国盟友，而是将查理大公麾下的奥地利精锐部队调往北边的莱茵河沿线。在意大利，他的目标是要在苏沃洛夫占领的土地上确立奥地利的控制权，而不是把法军残部赶到阿尔卑斯山另一边。1799年秋天，苏沃洛夫完成了从瑞士撤军的壮举。但这次撤退损失惨重，再加上英俄联军入侵巴达维亚共和国的行动失败，反复无常的保罗一世认为两个主要盟友已经背叛了他。1800年初，他决心退出战争，并下令部队回国。第一执政利用这个机会向弗朗茨皇帝和乔治三世提出议和，不过只能在《康博福米奥条约》那次辉煌但不稳定的胜利的基础上议和。他知道这肯定会遭到拒绝，于是准备再次对奥地利发起打击，就像1796年一样，从莱茵河和意大利北部同时向维也纳进军。这一次他掌握了全局，像此前的督政官一样，他也意识到意大利战场是次要的。但是，莱茵河方面的司令莫罗认为进攻维也纳太冒险，而波拿巴的权威尚不够稳固，无法驾驭这位将军。于是波拿巴将一切都押在复制自己1796—1797年在意大利的胜利之上。他在法国东部极为隐秘地集中部队和给养，并于1800年4月底从瑞士穿越阿尔卑斯山。6月2日，他进入米兰，而就在前几天，自去年夏天被围困在热那亚的法军刚刚投降。这就意味着，当他于6月14日在马伦戈与奥地利人对阵时，后者已无后顾之忧，而且在兵力和武器上占据了优势。因此他差点输掉这次战役，只是最后一刻后备军新生力量的到来才挽救了他。但他的对手并没有重整队伍次日再战，而是急于寻求停战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奥地利人要撤离整个伦巴第和利古里亚地区。于是第一执政可以宣称再次获胜，很快莱茵河方面也签署了停战协定。法国再次提出议和，但条件还是一样的，奥地利人则相信自己有力量取得更好的议和条件。11月，战事再起，这时第一执政地位已经足够稳固，可以坚持发动一次横贯德国的致命攻击。12月3日，莫罗在慕尼黑外围的霍恩林登取得决定性胜利。圣诞节时，战斗停止，谈判正式开始。

谈判的结果是《吕内维尔条约》。由于图古特在夏季的失败后倒台，缔约速度加快，条约于1801年2月9日签字。它不仅进一步确认了《康博福米奥条约》的条款，如承认比利时和莱茵河左岸是法国领土，承认法国在意大利北部的各姊妹共和国，而且认可奥地利人对威尼斯的控制，从而将哈布斯堡家族逐出托斯卡纳。这个大公国再次被法军占领，并改名为伊特鲁利亚王国，其君主是波旁家族的路易一世，即帕尔马公爵的儿子、西班牙国王的女婿。当这个胜利的共和国开始为波旁家族及所有人缔造王国时，革命的终结已是指日可待了。南方的那不勒斯共和国并未复活，根据那不勒斯的波旁王室于1801年3月同法国缔结的和约，它丧失了一些边缘领地，并允许法军在重要港口驻防，但法国人承认它的合法地位。在1801年，法国人从长期盟友那里得到的东西比从敌人那里得到的更多。1796年后成为法国保护国的西班牙就将辽阔而荒芜的路易斯安那让给了法国。西班牙的大臣们认为，转让的价格足以支付他们在意大利恢复影响力(如他们希望的那样)的费用。

这些协议再次将英国置于孤立境地。在海上，英国仍然处于无法撼动的支配地位。在地中海，英国舰队挫败了所有解救或增援留在埃及的法军的尝试。1800年1月，法军司令克莱贝尔同意撤离。法国一直没有采取行动，但当年春天从欧洲传来的好消息却鼓舞守军坚持下去。第一执政从未真正放弃曾驱使他前往埃及的梦想，即使是英国远征军登陆埃及并于1801年3月迫使法军最后的残部投降之后。1800年9月，英军驱逐了马耳他的法国人。占领马耳他，彻底疏远了保罗一世和前盟友的关系。作为圣约翰骑士团的大头领，保罗一世仍然认为这个岛屿理所当然地归他所有。于是他提议与波拿巴进行全面合作，并开始与波罗的海各国组织“武装中立”，以对抗控制着北欧各港口通道的海上暴君。但是，当控制波罗的海通道(英国海军供应的生命线)的丹麦加入这个中立同盟时，纳尔逊于1801年4月2日率舰队袭击哥本哈根，摧毁了丹麦的舰队。而就在一周之前，保罗一世在圣彼得堡被刺杀，几天之后英俄重新开始接触。直到那时，伦敦还没有人谋求组建另一次反法大联盟。当波拿巴于1799年12月提出议和时，英国人傲慢地答复说应先让波旁王朝复辟。一年以后他们不能再这样轻慢了，因为法国再次完全掌控大陆，而强烈的厌战情绪及经济困难使得国内出现了新的不满浪潮。1801年，爱尔兰在法律上与英格兰实现了统一，但局势仍不稳定。皮特认为最有可能尽快恢复平静的措施是允许天主教徒进入议会，但乔治三世坚决反对。由于这一原因，1801年2月，皮特这位法国大革命的最顽强的对手辞职了。几天之后，他的继任者阿丁顿就向巴黎伸出了橄榄枝，波拿巴立刻作出回应。经过一个夏天的谈判，预备条约终于在10月签字。

对法国而言，最终使大革命战争走向终点的条件绝对是一场大捷。共和国根本没有作出任何重大让步。英国虽然依靠海洋控制权有所收获，但仅仅获得了锡兰和特立尼达，前者损害的是荷兰，后者损害了西班牙。开普被交还给巴达维亚共和国，英国人也承诺撤离马耳他。法国人确实同意撤出埃及，但英国要为此提供船只。英国人试图搞一个附带的商业条约，或者为被废黜的荷兰执政及皮埃蒙特国王谋求一点赔偿，但这些努力都被置之不理。英国没有公开承认瑞士和意大利等姊妹共和国，以及法国对比利时的兼并，因为最初它进行战争就是为了防止这一兼并，但谈判行动本身就是一种默许式的承认。当预备条约公布时，整个英国爆发出的欢腾淹没了对这些屈辱条款的多数批评声。1802年3月25日在亚眠签署的正式和约认可了这些条款。

再过一个月，革命的法国将战争作为政策工具就整整十年了。十年跌宕起伏的战争对法国的改造，远比1789年原则曾期许的改造更为深刻，战争也大大改造了西欧的许多地区。在1792年4月，几乎没有法国人会想到，十年的战争过后，法国的疆界会推进到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山脊，并且它会控制从北海到亚得里亚海的所有附庸领地。不管战争努力是否值得，甚至是否必要，其结果无疑是辉煌的，波拿巴确保了自己的声望臻于顶峰。1800年7月，他对一位普鲁士外交官说：“大家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只要战争的祸害还在继续，法国大革命就没有完结……大革命在自己的进程中将继续扰乱、颠覆和推翻很多国家。我想要和平，我同样也需要稳定当前法国的政府，并将世界从混乱中拯救出来。”[7]这次和平并未能维系长久，混乱不久便波及18世纪90年代几乎没有被波及的欧洲其他地区，但这主要是皇帝拿破仑的业绩，而不是他借以上台的大革命的业绩。

在大革命卷入战争旋涡之前，法国舆论就已经在国王的问题上呈现出对立状态。战争的首要结果是建立了共和国，但共和国看来就像路易十六的统治一样惹人争议。在国王被处决几周之后，保王党叛乱分子就在西部发动内战，这场内战没能被彻底平息，1799年似乎有再次爆发之势。当法国公民有自由表达的机会时，许多人更愿意要国王而不是共和国，正如1797年选举中表现的那样。如果复辟能恢复过去的平静岁月，或者国王能承认和担保大革命的某些早期成果，可能更多的人愿意接受复辟。因此在1799年底的法国，很多人希望并期待第一执政能成为波旁王朝的蒙克将军[8]，而且他的军事权威的确曾稳定合法统治者的政府。这位野心勃勃的觊觎者也注意维护这些希望。1800年2月20日，路易十八以奉承的口气致信“洛迪、卡斯蒂廖内、阿尔科里的胜利者，意大利和埃及的征服者”，敦促他恢复波旁王朝以摘取至上荣誉，因为唯有复辟能确保法国的安宁。波拿巴并不急于答复。在以军事胜利巩固自己的权威之前，他的一切利益都要求他维持君主派的希望以便君主派舆论不致产生危害，但与此同时，他坚定地切断了君主主义的力量来源。

最直接的威胁来自朱安党人，就在波拿巴掌权前几个星期，他们再次行动。但波拿巴的上台让反叛者乱了阵脚，一些朱安党领袖纷纷开始议和。波拿巴则准备采取慷慨姿态，12月28日，他在一份声明中称，新宪法将保障西部各省的信仰自由。去年夏天臭名昭著的人质法也被取消，他还与某些最重要的朱安党首领进行会晤，敦促他们效忠他。“波旁家族没有机会了”，他对这些人说，“你们已经为他们做了该做的一切，你们是正派人，请站到光荣的一边。”[9]有些首领未被说服，这其中包括卡杜达尔，他仍在与英国人合作。但到1800年春，大多数人已经与拿破仑达成协议，而且没有遭到严厉追究。如果不是抽调了4万部队，马伦戈战役几乎不可能打响，而这些部队在几个月前还奉命驻扎在西部的骚乱省份。这次战役的胜利也巩固了第一执政在国内的地位。9月8日，他觉得可以答复路易十八的提议了。对于这位圣路易的后代，他仅仅称之为“殿下”，并直截了当地告诉后者：“您不必指望回法国了，否则将有10万人的尸骨为您做铺路石。请致力于法国的和平和幸福吧……我很愿意为您退隐后的安宁和愉快效劳。”[10]

同时拿破仑还与流亡者和解。虽然新宪法禁止他们在任何情形下回国，但最后一项条款揭示了这一规定的意义所在：“流亡者的财产归于共和国，不可更改。”于是这些财产的获得者的权利有了保障，而路易十八从未作出这样的承诺。只要流亡者接受这一点，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回国是受欢迎的。1800年3月，流亡者名单正式封存。10月的大赦令赦免了所有曾拿起武器反对共和国的人。这时很多反叛者已经回国，并未出现针对他们的行动。同时，对于君主派或倾向于君主制的人，他们最担心的人已经被系统镇压，这些人就是雅各宾派。“雾月政变”的借口就是防止雅各宾阴谋，政变还驱逐了62名左翼议员。对于雅各宾派，拿破仑没有任何和解的姿态，新宪法使得这些人不可能再现1799年选举中的胜利。幸存的雅各宾派被第一执政谴责为“始终反叛任何政府的卑鄙的恐怖分子……9月3日的谋杀者、5月31日的肇事者、牧月的密谋者”。[11]到1800年夏天，他们只能在咖啡馆进行密谋，而且富歇那些无所不在的密探随时都在偷听他们的谈话。他们的谈话杀气十足，而且总是以如何刺杀法国的新统治者为中心。1800年12月24日，在第一执政的马车刚刚经过巴黎市中心后，一台巨大的“地狱装置”被引爆，多人死伤。这并没有让政府感到意外，波拿巴深信雅各宾密谋者应对此负责。但事实恰恰相反，富歇很快就查明，炸弹是卡杜达尔派往巴黎的朱安党人的作品。富歇的主子对此不感兴趣，因为这是打击雅各宾派的天赐良机，必须有血的教训。于是教训来了，富歇抛开法律程序，逮捕了130名雅各宾派分子。警察多年前就得知这些人的大名，从1795年以来，每当督政府的钟摆摆向右边时，他们总会进监狱，对此他们已经习惯了。但这一次的结果是：4人上了断头台，5人被枪决，其余大部分人被判流放，或者去圭亚那，或者去新流放地塞舌尔。在这次事件中，真正的罪犯一个也没有受到处罚，除了在爆炸中殒命的人。

波拿巴在对他痛恨的人和痛恨他的人实施报复时，还有更精明的盘算。“这是一次机会，”他在国务会议上宣布，“政府应该利用……要实现中产阶级与共和国的和解，就必须有一个重要的实例。”[12]

当然，他指的共和国是自己领导的共和国，而且他也知道，挫败王党主义的最有效方式就是使得自己的统治看起来比国王更能保障稳定和财产安全。因此他无情地打击巴贝夫的平等主义信徒，而此前通过的危险立法已经被清除，该立法的通过也是平等派影响力的最后表现。人质法在雾月政变的4天后被废除，强制借款在9天之后停止，取而代之的是一小笔比例制附加税。国家的债权人也放心了，因为1800年2月设立了一家国家银行——法兰西银行，80年的疑虑和偏见终于被抛弃了。政府于次年8月宣布，此后所有国家债务将按时以现款支付。当年夏天，1797年拉梅尔改革后的“三分之一担保债券”升值一倍。在正常的税收征收体制建立之后(其中复活了很多革命前很有效的做法)，税款收入大为改善。1802年没有战争，这一年第一执政终于可以宣布预算平衡了。这些成就的基础还不牢靠，但它们在不断稳固。国家财政的监管日益严格，并具有责任感。

在法律和秩序方面，出现了同样的局面。中央政府在各地的权威得以强化，因为每个省都设立了省长，这让人想起在1789年被废黜的督办们，而且省长的权力也远比督政府的特派员广泛，后者是1795—1799年中央与地方当局的联络人。省长们面对的局势颇为混乱，自从《茹尔当征兵法》颁布以来，数以千计逃避兵役的强健青年干起了抢劫犯罪的营生。在南方，他们不可避免地加入保王党人的行列，骚扰地方官、收税员、国有土地购买者、离职的国民卫队成员、从前的雅各宾派积极分子以及其他被他们仇视的对象。在别的地方，他们混入流窜犯团伙中。由于他们为迫使富人屈服，采用了一系列酷刑手段，因此他们被称为烧火者。在执政后的第一年，所有部队都被调往莱茵河和意大利迎击外敌，因此犯罪浪潮无法遏制。在和平恢复后，不仅征兵的压力减轻了，而且回国的兵士可以执行中央任命的新地方当局的意志并镇压犯罪分子。1801年2月设立了一个权力广泛的特别法庭，以处理盗匪犯罪行为，混乱局面开始好转。虽然第一执政在高层政治行为中根本不理睬法律程序，但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他仍小心翼翼地表现得像个法治原则的使徒。赋予法国一部统一的、广泛的法典，这种说法至少从18世纪70年代以来就在流传。历届革命议会都为展开这项计划设立了委员会，但都没有实现。波拿巴决心继续这项工作。他在1800年也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此前各委员会的文件和方案全都交给了该委员会，他还不断催促其尽快拿出成果。在委员会的102次会议中，他亲自出席了其中的57次。这些会议完成了委员会的第一项成果——民法典。虽然法典直到1804年才正式公布，但预备草案从1801年底就开始流传。在这些立法活动中，法国公民可能会赞赏委员会的活力和干劲，这为他们带来了一整套清晰的财产持有和转让规则，这也是法典的主旨所在。无论是国王还是代表制议会，都无法迅速地完成如此庞杂的工作。当法典公布时，有关大革命期间获取的土地的合法性和有效期的最后疑虑被打消了，这归功于同大革命最长久、最难以和解的对手——教会的协定。

国民议会曾试图彻底改造民族的宗教生活和宗教组织，这一不恰当的举动比任何其他政策都更伤害了早期的革命共识。革命岁月中没有哪种创伤比这更深，而且这也是各派最经常揭开的伤疤。1795年以后，法国各地群众性的日常宗教活动迅速复兴，但是，在督政府的最后阶段，官方的反教权政策再次加强。1799年8月29日，被囚禁于法国的庇护六世死去，而此刻他的故都已经陷落，成为法国人的姊妹共和国，巴黎人普遍认为教皇不会有继任者了。天主教会曾挑战过伟大民族，但它失败了。虽然无知民众仍然深陷轻信和盲从的泥潭中，教会作为一个机构却在迅速瓦解，这有利于人类的整体利益。

然而，波拿巴从来没有低估宗教的力量和教会的韧劲。1796年春天，当他奉命向罗马进军以报复罗马人杀害法国使节时，他碰到了教宗派来的西班牙使者。西班牙人记载说：“我告诉他，在教义或涉及教义的问题上，如果你们想让教皇有半点造次的表态，那你们就错了，因为他绝不会这样做的。你们可以报复，可以洗劫、焚烧、摧毁罗马以及圣彼得的教堂，但不管你们如何攻击，宗教将依然屹立。如果你们希望教宗促进普遍的和平以及对合法权威的服从，他将很愿意去做。我觉得他完全沉浸在这个想法中……”[13]

当然，波拿巴在意大利的时候，他对教皇的态度要比督政府给他的命令更为克制。次年初，波河以南共和国成立，它的土地大部分取自圣座的领地，当时他告诫共和国的建立者：“任何事情都要循序渐进、手段温和。对待宗教应像对待财产一样。”波拿巴本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在埃及的时候，他甚至冒充信奉伊斯兰教，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加强法国的统治。当他回到欧洲时，情况已经很明朗：庇护六世不会是最后一位教皇。分散在各地的枢机主教聚集起来召开选举教皇的会议，奥地利人答应他们可以在其新领地威尼斯开会。在1800年3月的会议上，一个出人意料的候选人脱颖而出，他就是伊莫拉的主教查拉蒙蒂，新教皇称庇护七世，他的声望主要来自1797年的圣诞节布道词，法国入侵者后来还印制并传播这篇布道词。他们的做法可以理解，因为主教宣称，基督教并不一定与民主平等不相容，他在论证中甚至引用卢梭的观点。因此，这位教皇的实用主义可能与法国新统治者的实用主义颇为契合，而后者正忙于为大革命造成的所有难题中最棘手的难题寻求解决办法。

在教皇选举会议投票之前，第一执政就发出了和解的信号。督政府坚持革命历中的旬日，而不是礼拜日，但这一立场在不知不觉中被放弃了。1799年12月，波拿巴下令为庇护六世举行隆重葬礼。次年1月，他向朱安党代表暗示，他们的宗教诉求很快将得到满足。在查拉蒙蒂当选之后，他立刻表达了自己的想法。1800年6月再次进入米兰之后，他在大教堂召集该城教士——当时马伦戈战役还没有打响——并宣告说：“基督的、正统的、罗马的宗教将完好无损地保留，并可以公开信奉，此乃本人的坚定意愿……没有道德就不存在社会，而没有宗教就没有良好的道德。因此，唯有宗教可以给予国家坚定而持久的依靠……一俟本人可与新教皇商谈，我很愿意清除妨碍法国与教会首脑实现完全和解的任何障碍。”[14]

马伦戈战役刚一结束，他就与庇护七世接触，提议就新的教务专约展开谈判，以便在法国重建教会。

此举事关重大。如果法国的宗教祭坛能够恢复，民众对新制度不满的主要根源将被清除。另外，如果巴黎和罗马能够结束敌对状态，宗教和反革命之间的联盟就会被拆散，而这个联盟曾经让双方各不相让。各姊妹共和国的居民也将被安抚，而比利时和莱茵地区的新法国公民将会以宽慰之情接受这一转变。但另一方面，这一政策的全面实施困难重重。应该恢复哪个教会？因为现在有两个同时声称具有合法性的教会，而且双方都有教皇认可的主教团。以后主教该如何任命？恢复的教会是高卢派享有16世纪以来累积的全部自由和传统的教会，并附带有各种办公署、教士大会、主教座堂、修道院和慈善堂等机构吗？还是类似于1790年国民议会打算设立的那种简约的实用机构呢？而首要的问题是，谁来支付教会的费用。在谈判开始前，第一执政就以排除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为前提条件，他们不可能归还1790年被没收又被出售的任何教会地产。教皇对这一点有充分的准备，尽管他从未承认没收的合法性，正如他不承认兼并阿维尼翁的合法性。在这一点上达成谅解之后，谈判于1800年11月正式开始。

成果绝不稳固，直到1801年7月双方才最终达成协议。谈判曾数次走到破裂的边缘，第一执政几次发出愤怒的最后通牒，而法国的一些部长也拖累了谈判，其中包括著名的背教者和前主教塔列朗、从教士转变为狂热的反基督教分子的富歇。枢机主教中也存在严重的不安。不过，最终达成的教务专约与波拿巴当年强加给法国的世俗对手的和平大不相同。它首先面对的是事实。天主教是大多数法国人的宗教，教皇的谈判代表希望它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宗教。不过，在随后的几年中，在有关法国在意大利的各卫星国的平行协议达成后，关于天主教地位的协议终于达成。法国有几十万新教徒，而谁又知道伏尔泰的怀疑主义门徒到底有多少呢？对于这些人，大革命宣布的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十分关键，第一执政也这样认为。教务专约的第一条重申了这一原则。尽管如此，某种国家教会还是建立了起来，天主教教士由公共财政供养，并由政府通过主教来任命。像旧制度时代一样，主教由国家首脑指定，教皇仅授予他们精神权威，主教和教士应宣誓服从政府。就这样，通过与教皇的协议，执政府完成了国民议会以单方面的、非协商的方式未能实现的目标——按国家的组织原则来重组教会。1790年，教士像世俗官员一样由选举产生。1801年，主教成为教士们的省长。在两种体制中，民事和宗教的地理区划十分接近(尽管不是完全一致)。

对于梦想全面恢复旧制度教会的保王党人来说，这是一次失败，但这同样是主张政教彻底分离的雅各宾信念的失败。备受指责的宣誓派教会的幸存者如今以高卢派自称，1801年6月，其中的40位主教得以在圣母院聚会以显示其力量，也许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名正言顺了。在拒绝宣誓的流亡高级教士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还活着，虽然波拿巴恢复了教会，但他们担心波拿巴会把他们交给一个从未放弃革命的教士群体。实际上，第一执政在拒绝讨论变更地产现状的同时，还对教皇提出了另一个前提条件：现有的主教，无论是宣誓派还是抗拒派，全都要免职，全面整顿必须有一个全新的开端。教皇没有反对，但这样的要求意味着承认教皇拥有一些世俗统治者从未认可的权威，在协议达成后，教皇就可以援引这些权威。他颁布了“如数奉还”诏书，呼吁所有抗拒派主教将权力交还与他。在93名幸存的抗拒派主教中，55人服从，正如他们当初服从前任教皇关于否认教士公民组织法的指令那样。拒绝交还权力的主教被教皇剥夺职务。由于罗马从未承认组织法时期任命的圣职的合法性，因此对宣誓派教会而言，这样的措施就不必要了。波拿巴做了必须做的一切工作，他下令教务会议驱逐未获认可的成员。不过，当他打算任命12名(其中只有两人愿意撤销1790年的宣誓)宣誓派成员时，教皇感到大为震惊。而更大的震惊此时还没有到来。就在教务专约于1802年4月颁布前，法国单方面附加了77项“组织条款”，这些条款对教皇与法国教士之间联系的限制比1789年之前的高卢主义时期还要严厉。1682年路易十四的四条反教皇的“高卢条款”再次在所有学校和神学院被讲授。不过到这个时候，庇护七世认为，不管这些问题有多么重要，以抗议来威胁整个协定已经太晚了。这正是第一执政精心策划的局面。当然，很多问题可以留待未来澄清，何况其他条款还是值得欢迎的，如最终放弃旬日以恢复礼拜日。不管怎样，法国终于恢复了宗教活动的自由，教阶制度也重新建立起来，这些不敬神明的革命的后继人对教皇权威的认可，甚至比旧制度时代至诚的基督教国王还要谦恭。与这些事实比起来，上述不满意之处根本无关紧要。

在第一执政的所有作为中，这件事是最受争议的。在很多人看来，教会的重建是放弃大革命曾主张的一切，或者像一位愤怒的将军指控的那样，是背弃十万人曾为之牺牲的事业。然而，在共和十年芽月18日的宗教法(包括教务专约和组织条款)通过之前，另一项革命遗产也被扔到了一边。1801年1月，在保民院和立法机构遭受清洗之后，议会生活中的最后一点自由也被剥夺了。这些机构的成员是1799年12月由西耶斯和参议院挑选的一些较为驯服的人，但他们并非可有可无，在400名成员中只有47人从未担任过历届革命议会的议员，因此他们熟悉辩论程序和立法方式，而现在他们唯一的职责是认可第一执政的决定，这让他们难以接受，而且这也不是西耶斯在起草宪法时的意图。事态的演变让西耶斯颇感不悦，他怂恿自己在保民院的朋友公开抨击法律提案，对此波拿巴越来越恼火。第一执政宣称，他在保民院的批评者是一些抽象派的“玄学术士”，他们应该被溺死。他警告说，他不会像路易十六那样任人藐视，这个比较意味深长。马伦戈战役后，他的地位得以巩固。当他逃脱“地狱装置”的谋杀后，公众明显表现出欣慰之情，但即便如此，批评之声还是没有停止。到1801年春天，只有6项法案被否决，另6项法案被撤回，但是政府担心共和十年会议期间(1801—1802)的反对将会激烈得多，因为教务专约必须通过立法程序而成为国家法律。当议会于11月开会后，议员们甚至对胜利的和平条约也吹毛求疵。对于加速起草民法典的措施，第一执政则认为它受到了恶意阻挠。当保民院任命道努为参议员时，他认为这是一个蓄意的挑战，何况这位宪法专家还曾带头反对设立审理农村盗匪的特别法庭的法案。他觉得应该在辩论教务专约之前采取行动，宪法中特意设置的含混之处现在可以为他所用。宪法规定，两个议院的成员应在共和十年改选，但是没有明确规定改选的方式和时间。于是政府宣布现在是改选的好时机，参议院被责令着手提名可以留任议员的人选。就这样，60人从立法机构中被清洗，20人被逐出保民院。这次行动没有遇到抵制，几个月后，很多被清理的议员担任了别的公职。公众对雾月政变以来的首次清洗的反应难以捉摸。此时独立的媒体大多已经消失，不过警察的报告显示，在巴黎的咖啡馆里，所有的谈话都支持第一执政，蔑视那些不代表任何人而且忘恩负义的公职人员。据报道，公众现在关心的主要问题是第一执政的人身安全。作为稳定和秩序的保障者，他远比那些滑稽笨拙的政客可靠，十多年来的不安和动荡活生生地证实了这些人的无能。

在这种气氛中，教务专约终于在4月5日至8日呈给立法机构，而此刻《亚眠和约》的消息传来，吹鼓声响遍全国。这项条约遭遇的反对并非微不足道，但仍以压倒性胜利通过了。在随后两个月中，另一些新举措也提了出来：重组教育，设立荣军团，延长第一执政的任期。1802年底，波拿巴成为终身执政，法国几乎再次拥有了一位国王。

不过与此同时，1802年4月也是个庆典的月份。庆典在18日复活节那一天达到高潮。当天的一次庄严的弥撒标志着天主教在法国的复活。弥撒在圣母院举行，第一执政、政府全体要员和外交使团出席。布道者是70岁的布瓦日兰，曾经的埃克斯大主教，如今的图尔大主教。这位古老世家出身的贵族曾在路易十六的加冕礼上发表布道词，此刻他歌颂新的开端。那一天，巴黎挤满了兴高采烈的群众，1793年后陷入沉寂的钟声再次响起，与隆隆的炮声一起为人们助兴。夜晚降临时，殷实人家的窗户亮起了灯，但此刻所有人都没有考虑未来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战争结束了，政治纷争停止了，宗教自由恢复了，他们在为大革命举行葬礼。

[1]　C. H. Church, “In Search of the Directory”, in Bosher, French Government and Society, p. 286.

[2]　M. Crook, Election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 Apprenticeship in Democracy, Cambridge, 1996, p. 154.

[3]　J. Godechot, The Counter-Revolution: Doctrine and Action 1789-1804, London, 1971, p. 334.

[4]　Letters and Documents of Napoleon, p. 203.

[5]　J. Godechot, L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sous la Révolution et l’ Empire, Paris, 1968, p. 555.

[6]　Letters and Documents of Napoleon, p. 323.

[7]　A. Fugier, Histoir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s, iv: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 empire Napoléonien, Paris, 1954, p. 153.

[8]　英国革命期间的革命军将领，但对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起过重大作用。——译者注

[9]　Godechot, Counter-Revolution, pp. 365-366.

[10]　Ibid., p. 364.

[11]　M. J. Sydenham, “The Crime of 3 Nivôse (24 December, 1800)”, in Bosher, French Government and Society, p. 300.

[12]　Ibid., p. 306.

[13]　A. Latreille, L’ Église catholique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Volume 2, Paris, 1946, i. p. 229.

[14]　F. M. H. Markham, Napoleon, London, 1963, pp. 92-93.

第十七章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透视

《吕内维尔和约》以及《亚眠条约》结束了革命战争，这场战争的总体特征远甚于此前的任何冲突。比如，有教养的旅行者颇感震惊地发现，他们已经无法在与自己国家交战的国家自由行走。对于这种变化，英国人的感受最为强烈，在18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法国的势力割断了他们与西欧大部分地区的联系。和约缔结后，大陆重新向他们开放。1802年，数以千计的英国人渡过海峡，前去参观大革命的现场，想亲眼看看乔治三世和他的大臣们曾与之战斗的事物。“我对这个国家的民众曾有十分可怕的看法，”4月抵达加莱的法妮·伯尼写道(她嫁给了一位流亡者)，“觉得他们全都成了嗜血的魔鬼。”[1]但她发现法国人根本不是这样。当时加莱的经济因为多佛海峡的渡船中断而遭受严重打击，当地人很高兴看到富裕的英国游客再次路过此地。这些赶往巴黎的游客希望一睹终结大革命的英雄的风采，而当时这位英雄还没有被英国人妖魔化为“科西嘉怪物”。不过他们首先注意到的是道路。1787年曾让阿瑟·杨肃然起敬的大道如今已是坑坑洼洼、无人料理。到处都是废墟和封闭的建筑：废弃的修道院和修女院，荒芜的贵族城堡。不过，在途经信仰虔诚的佛兰德斯和皮卡迪时，旅行者注意到，礼拜日有大批身穿最好的亚麻衣衫的信众聚集在一起望弥撒，但较大的教堂大多被洗劫和破坏。一个从勒阿弗尔来的绅士记载道，鲁昂大教堂由于被改造成火药工厂而被弄得“漆黑而肮脏”。到处都是三色旗，路遇之人很少有不戴帽徽的。不过从公共建筑还是能看出信条的转变，虽然上面刻着“自由、平等、人道、博爱，抑或死亡”的标语，但“抑或死亡”被轻轻地涂抹掉了。不用说，君主的徽章和标志到处都被擦去或掩盖，凡尔赛的宫殿也已人去楼空。有个参观者写道：“窗户残破不堪，或已堵塞封闭，大门铰链脱落，此前那些一根莠草也见不到、只有欢笑和光彩的庭院，如今已是荒草蔓生。目睹这一切怎能不让人动容呢？”[2]不过，当他到达巴黎后，他发现大革命前的那些故交的变化并没有人们认为的那么大。巴士底狱已经没有了，原址被用作堆木场。杜伊勒利宫的参观者希望能见到住在里面的第一执政，也可以请向导给他们指点1792年屠杀时瑞士禁卫军留下的血污。街道上富人的私人马车少多了，街头小贩在出售各种家具构件以及贵族或教会生活用品的残骸。但是这个大城市像往常一样充满生气，罗亚尔宫甚至比阿瑟·杨在沸腾的1789年到访时还要拥挤。当然，那里没有人谈论政治，它已经成为一个十分热闹的游乐场所，而且这样的场所还有好几个。富裕而时髦的上流社会又开始像君主制时代一样自我炫耀，街头的警力也使得治安有了很大的改善。军事游行和检阅几乎是每天的例行表演，这在一个由将军统治的国家并不奇怪。

这些就是动荡13年之后的直观结果，其中有些是当代剧变的表现，另一些是持久的、无可挽回的变迁的征兆。不过，当改革者们在1789年那个令人心醉的春天准备实现民族的再生时，几乎没有人思考过他们的目标和梦想到底是什么。因此法国大革命最初的动力主要是思想方面的，而不是社会经济方面的。连续三代的经济繁荣使得法国的有闲阶级财富增加，他们的人数也有了很大增长。他们把经济收益投资在文化方面，而文化首先意味着教育。他们都曾聆听过教士的教诲，后者努力想让他们养成虔诚和服从的习惯。他们谴责这种教育，并以促进宗教改革以来独立思考已取得的进步为己任。到18世纪中叶，一种受过教育的、批判性的公共舆论开始形成。在一个不断扩大的思想舞台，具有各种思想色彩的作家都想涉足其中，而政府也越来越想迎合这场思想运动。公众信任的丧失是财政和政治危机的根源，这场危机加速了政府体制的崩溃，尽管这个体制的习性及轻重考量自路易十四时代以来几乎没有改变过。一个抱负有余而手段不足的国家的迅速垮台总会造成普遍的意外。但没有人预料到这一点，也没有人想推动这一天的到来，虽然人们对现存的制度和手段极为失望。但是，在1788年，在旧式绝对君主制的瓦解无可挽回时，人们开始思考用什么替代旧制度的问题。由于三级会议的召集以及此前陈情书的起草，整个法国(远不止是受过教育的精英)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一时间一切都成为可能，一切弊政都可救治，一切不满都可以匡正。总之，所有的旧账都可以算清。福音就是变革，远在法国之外的受教育阶层也为之欢呼雀跃。对开明人士而言，这是为人类事务构建更为合理、正义和人道的组织的大好时机，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发动大革命的国民议会吸纳了这个国家知识分子中的精华，后者也自以为是启蒙的产品、工具和胜利象征。在整个法国，与他们背景相似的人在同样理想的鼓舞下纷纷拥护他们。雅各宾俱乐部的自发性激增，还有它那关于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崇高愿景，都是这种理想的反映。在某些俱乐部中，这种理想从未熄灭过，虽然它们随着革命的变化而日益成为少数。

从很多方面看，法国的革命者的确在一个持久的基础上赋予国家事务以更大的合理性和逻辑性。在行政重组方面，新建立的省一直沿用至今而少有变化，它扫除了千余年来生成的叠床架屋的司法区划体系。米制和十进制经过5年的精心制定，终于在1795年4月开始采用，这个体制终结了另一种产生于习惯的可怕混乱，此后它们还走向了全世界。民法典几乎同样成功，1789年前的几代人一直在梦想和探讨这种明晰而简约的法律汇编。虽然是第一执政的权威和意志使其最终成形，但起草工作早在1790年革命的第一波浪潮中就已开始。过去刑法中的野蛮和极不公正现象被永远根除。断头台则不那么成功，如果不是已经成为恐怖的主要大众化工具的话，也许它会赢得人们更多的认可，即一种人道的改良举措，这也是最初设计它的目的：更快、更可靠，而且绝不会有痛苦。不过在某些方面，它竟奇特地满足了设计者的初衷。对于断头台上草草处死的大部分人，人们以为他们是在反抗另一些同样由逻辑、平等和人道精神指引的变革，不过任何有理智的人大概都不会接受这种指责的根据。

正是因为有抵制，大革命才变得激烈。1789年的人们天真地认为，他们使民族再生的努力不会遇到任何反对，他们觉得，自己意图的真诚和善良对于别人就像对于自己一样一目了然。但是，启蒙运动总是毫无顾忌地把无知、迷信和自私归咎于它的对手，而它的门徒也完全继承了这种思想。有些评论家把恐怖精神追溯到1789年，因为那时的爱国者已经毫不犹豫地使用恫吓手段来追求自己的目标。这种看法并非完全错误。1789年6月15日，当马卢埃批评宣布成立国民议会的提议时，一名听众从走廊里向他猛扑过去，嘴里高喊：“住口!你这邪恶的公民!”[3]一个月后，巴纳夫公开为私刑处死富隆和贝尔蒂埃的行为辩护。在1789年，如果没有流血的威胁，国王对成立国民议会的抵制确实可能无法克服，但爱国党人对抗的成功恰恰为应对未来的挑战树立了榜样。在这个民族已经对公开的屠戮感到厌恶时，政治活动者仍然无法接受其对手的合法性和良好意愿。最终，一位公开蔑视知识分子的将军走上了前台，他以稳定的名义压制了知识分子的所有纷争。

最初抵制变革的是贵族，召集三级会议的决定使他们的权力和特权岌岌可危。作为三级会议中一个单独的等级，他们在1788年底发现自己已经被孤立并受到攻击。这场攻击是由一个知识分子集团发起的，这就是三十人委员会，它处心积虑地利用受教育精英阶层中的社会紧张，发动了一场要求立法机构不可分割的强大群众运动。很多惊恐的贵族向自己的特权寻求庇护，结果加剧了对抗情绪以及当时正在资产阶级中蔓延的不信任感。在三级会议开幕时，最初的问题仍未解决，而当问题终于有了结论时，几个月的反贵族宣传已经使得这一社会阶层整体成为民族再生的顽固反对者。即使到这个时候，贵族肯定不会全部如此。他们的陈情书表明，他们对改革有非常深入的思考，并且愿意放弃很多最有价值的特权。但此时，除非贵族彻底投降，任何做法都不能让爱国党人满意。贵族成为大革命中最有效的否定性和辱骂性术语，它被用来描述一切反对大革命的事物。平等成为大革命最强有力的感召口号之一，在平等的状态下，任何人均不得享有基于血统或家族等不公正标准之上的特权。甚至拿破仑也总是把平等挂在口头上，尽管他自己出身贵族并在一个专为穷苦贵族子弟开设的军事学校里接受教育，但他总是鼓吹，大革命为才能之士敞开了康庄大道，而他正是因此而成功。

因此，贵族是大革命中的首个也是最大的失败者。在革命开始前，他们就已同意放弃免税和税收特权，从革命一开始就失去了习以为常的尊重和优先权。多年以后，这种尊重和优先权还会慢慢重现，一直不肯散去。但在1789年之后，这一切饱受质疑。当年6月，贵族们失去了单独的政治代表权和团体权力。实际上这种有利条件的存在非常短暂，因为除了在某些三级会议地区，它只出现于三级会议时期。8月，随着封建制的废除，他们的物质受到了损失。虽然他们并不是封建权益、捐税、荣誉和特权的唯一享有者，但毫无疑问，这个制度对他们的影响最大。在一些偏远地区，封建捐税的残留一直保留到19世纪。但从根本上说，到1794年，封建制度及领主从中获取的利益已经被彻底消除。8月4日之夜还改变了法国贵族的性质。此前，新兴有钱人可以通过投资被封授贵族的官职，从而成为精英中的一个开放精英阶层，但官职买卖制度的废除使得贵族第一次成了种姓，贵族的封授告终。一年后贵族身份不被认可，纹章等标识也被禁止。

但无论怎样，贵族现象不可能被废除。高贵被视为一种世袭品质，它存在于血统之中，至少在那些拥有这种血统的人看来是这样。不过在启蒙人士眼里，这是人类无知和迷信的又一例证。大革命的政策迫使很多贵族离开了这个不再被他们视为祖国的国家。至少有16 500人在革命期间流亡国外，很可能还有数千人由于各种意外情况未被统计。拒绝回国或被处决的贵族，其财产被没收，大约12 500个家庭丧失了全部或部分地产。不过很多人设法直接购回或逐步购回财产，而且早在1799年之前，流亡贵族就已开始谨慎地回国。皇帝拿破仑很快又建立起一种新贵族，并给这一新贵族定调子，这正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改变前贵族的性质。此外，他对贵族的全部要求就是拥有可观的地产，贵族要证明这一点并不难。在帝国时代的大多数省份，纳税最多的阶层由贵族占据主导地位。

因此，贵族的物质损失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庞大，也并非不可挽回，但是这次创痛让他们久久不能忘怀，而且他们经历的波折着实令人心有余悸。由于反革命始终不曾取得成功，流亡生涯也是失望、苦涩和困苦的。“也许我永远要和家人分离了，”法莱索侯爵夫人在1793年初哀叹说，“我是一个被自己国家放逐的流亡者，没有法律保护，身上已是一文不名，我儿时了解和热爱的东西以及我的幸福时光已经远去，除了凄惨，除了对未来的彻底绝望，我在四周看不到任何东西。”[4]当流亡者试图在基贝隆湾强行登陆，或通过别的战斗回国时，数百名这样的流亡妇女殒命，没有流亡的贵族则始终是嫌疑犯。虽然恐怖期间处决的贵族只有1200多人，但被当作嫌疑犯关押数月的贵族则要多得多。1797年，当局势看来已经缓和时，他们被剥夺了公民权，理由仅仅是他们是贵族，而且很多人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被大批流放。由于这些磨难，贵族圈里滋生出对大革命及其拥护的一切事物的强烈仇恨和蔑视。在大革命的每一个阶段，法国公共生活的活跃分子中都有前贵族，但他们并未像1789年以前那样占据垄断地位，至于重现从前的日子就更不可能了。很多贵族此时故意远离公共生活，认为这是有失尊严之事。换句话说，无论是贵族还是非贵族，心理冲击远比物质损失严重。“服从的纽带到处都已松懈”，未来复辟王朝时期的大臣(1826年)维勒尔伯爵抱怨道，“……罪恶在我们的举止当中，我们的举止至今还受大革命的强烈影响。”[5]

大革命最初对教会的攻击几乎未受阻碍就通过了。8月4日那个欢欣亢奋的夜晚之后是更为冷静的辩论，教会在辩论中表达了自己的失望，因为国民议会拒绝对什一税的损失作出补偿。不过，在各等级合并为国民议会的过程中，教士的善意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大多数教士都难以相信，大革命在革新其他一切的同时却不能让民族的精神生活获得再生。然而，教士经受的磨难比贵族更具灾难性。8月4日的损失远远不止什一税，很多宗教机构失去了广泛的封建权益，但几个月后它们地产的彻底丧失则让这点损失显得微不足道。另外，大革命中获利最多的人，即国有地产的获得者，主要是从教会的损失中受益的。

在1790年宣誓之前，教会再次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这些损失并非全是物质方面的。实际上，过去高卢教会那种自行管理、自行课税的团体组织早在教士公民组织法之前就已经消失了，后者只相当于一份死刑执行令。教务专约所恢复的根本不是从前的教会，修道制度也在1790年走向覆灭。虽然很多男修士看来很愿意解除修道起誓，但法国的4.5万修女几乎一致反对解散她们的修道院。巴黎主教区的伽尔默罗会修女抱怨说：“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人喜欢说修道院里满是受难者，他们因懊悔而慢慢憔悴枯死，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抗议：如果世上存在真正的幸福，那么我们就是在圣堂的庇护下享有这种幸福。”[6]教务专约没有对恢复修道生活作出规定，虽然修道团体再次出现，但从未像旧制度时代那样普遍。教士宣誓以及随后类似的做法分裂了教会。拒绝宣誓并因而抵制大革命的人，命运最为悲惨。在爱国者眼里，这些被剥夺圣俸的抗拒派很快就成为贱民，他们在任何地方的行动都被视为颠覆活动，战争爆发后他们又成了叛国者。在1792年9月的屠杀中，教士是最先罹难的人，当时共有223名教士被杀。此外，恐怖时期被判刑的教士近千人，而流亡或被流放的教士则将近2.5万，几乎占全体教士的六分之一。由于90%的流亡教士为在俗教士，因而教区神父损失了一半。到1794年，宣誓派教士也被视为嫌疑犯，他们面临被罗马和大多数法国人抛弃的厄运，虽然后者并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有些教士在教务专约颁布后做了迟来的辩白，但对其他人来说，宣誓意味着同罗马决裂，这一创伤不可能治愈，他们一心要组成一个“小教会”，不过这个教会在19世纪逐渐走向衰亡。大革命逼迫法国教会陷入一场痛苦的、悲剧性的分裂，而非基督教化中的过激行为只能加剧这种痛楚。当枢机主教团在讨论教务专约的最后细节时，一位意大利枢机主教的谈话鲜明地表达出个中创痛之深：“哦，上帝啊……一个政府在禁止正教、在以最令人愤慨的法律迫害正教、在沾满如此众多的殉道者的鲜血之后，今天它竟要再次向正教敞开大门。但不是作为最有威望的宗教，而是作为大多数人的宗教见解；不是出于热爱，而是出于恐惧；不是从敬畏出发，而是从策略出发。这样的政府还能干出什么事呢？它还想把教会剥得精光，仅给它配少许教士，由它付钱的教士，政府自己任命的教士。过去的教士坦然走向火刑柱，而这种冒充正教徒的教士实则是教会分裂的肇事者。他们既没有悔过，也没有与人和解。相反，我们看到，那些正派的牧者，那些耶稣基督的坚定信徒，却被迫从自己的国家流亡……与自己的教众分离……修士已经从整个大帝国被驱逐，圣洁的修女无处安身，主教座堂和神学院无以为生，神殿在遭亵渎之后已是肮脏破败，善款机构、虔诚的善举、权益和豁免都已被废除或摧毁。总之，教会只剩下一具无血无肉、灵魂和权威尽失的空壳。法国重建的就是这样一副宗教的空架子，那些想出这个悲哀计划的人还自鸣得意，还想篡夺祭坛修复者的头衔。”[7]

不过这位安托内里枢机主教还是对教务专约投了赞成票。毕竟它有拯救的善意，因为它在法国恢复了宗教自由，重建起一个组织良好的教士团体以及教宗的权威。教宗制度虽然遭受严重的物质损失，但它也是在大革命的影响中获益最多的一方。在18世纪80年代，教宗似乎已是一种快要寿终正寝的制度，世俗化的君主鄙视它，德国和意大利的詹森派主教违抗它。表面看来，教宗制度毫无用处，而这大大误导了教士公民组织法的起草者们。然而，在18世纪90年代末，像受那个不敬神的共和国及其外国支持者迫害的教士一样，教宗本人也分享着殉道者的荣耀。与此同时，在整个法国和法国控制的欧洲各地，广大人民对根据教宗指令反对大革命的教士表现出了忠诚。对于这些事实，法国的第一执政都已意识到并且有勇气承认，虽然这违背大多数努力整顿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事务的人们的建议和意愿。和谐并没有马上到来。数年之内，他也像雅各宾派，对教士的奸计恼怒之极，但他从未尝试废除1801年的基本纲领。这时教会已经恢复，并去除了各种无处辩解的赘疣和弊端，于是，在罗马不可挑战的教义和精神权威之下，它首次将其几乎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教化灵魂的工作中去。不过它要感谢大革命的远不止这些。像贵族一样，教会被大革命唤起的经历完全是痛苦的。在整个19世纪，罗马天主教会都把法国大革命及其所作所为诅咒为无神论者的轻狂暴行，其煽动者是邪恶的哲人和诡计多端的共济会会员。教会还赋予巴吕埃尔那些语无伦次的历史谎言以完全的权威性。另外，共和派的信念植根于大革命中，他们把教会视为最可怕的敌人，并加入共济会以示对抗。只有教会和国家的彻底分离，如在1794—1802年那样，才能缓解他们的猜疑。1905年这个目标终于实现，而在此前的几十年中，双方都不断走向极端主义，一切最终都可追溯到1790年。

在整个旧制度时代，教会控制着两项社会工作——教育和济贫，这种控制权的中断同样要追溯到那次致命的分裂。1789年的人们认为，教育是另一个有待以理性原则实现再生的领域。整个18世纪90年代，各种宏大的方案纷纷出现，包括最后一位哲人孔多塞于1792年草拟的计划，不过另一些更为紧迫的事务总是推迟教育实践行动。但旧的教育体制已经瓦解。尽管教育机构拥有的地产起初并未国有化，但其他的资助，如移交的什一税收入、主教座堂和修道院通常的捐赠，早已经干涸了。拒绝宣誓的教会教士被辞退，接过教职的教士经常被召去担任教区神父。教育性修会(如奥拉托里修会)最初逃过了大革命对修道院的攻击，但到1792年8月，所有具有影响力的教士都受到怀疑，以至于这样的修会最终也解散了。最后，1793年3月，因财源告罄而走投无路的共和国将学校和学院所有的地产收归国有。直到1802年，政府才采取措施填补由此造成的亏欠，尽管1793年宪法宣布教育是基本的人权。1795年的宪法没有作出这样轻率的承诺。督政府在每个省设立一所中心学校，并在巴黎建立一些高等学校，以取代被国民公会当作团体主义堡垒而废除的大学。但初等教育被留给地方兴办，公共财政对此不予支持。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教师(教士太危险，无法把教育共和国青年的任务交给他们)，各级学校不堪其苦。大革命自身就是前所未有的教育发展的产物，但现在它给教育制造了大混乱，在校人数明显下降。1789年中学生人数为5万，10年之后，中心学校的学生只有1.2万至1.4万。基础识字率从1789年的37%跌至1815年的30%左右。

济贫领域的情形更加凄惨。18世纪80年代以来，人人都能看到贫困问题的恶化。对于这个难题，同样不缺少改革的意愿和大胆的行动方案。制宪议会曾设立一个乞讨问题委员会，该委员会搜集了大量关于贫困问题的资料。立法议会也设立了自己的委员会，它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在济贫问题上通过的法令不下56条。1793年宪法宣布，任何困境中的公民都有权获得公共救济，1794年5月设立的“国民福利大典”将登记任何应该救济的案例。两个月前政府还颁布了一项全面的济贫法，禁止私人救济行为，理由是救济目前是国家事务。10月又有了另一项与此相关的法令：禁止乞讨。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上述措施中有些也显得抱负过大。而在一个为战争倾尽全力并将所有能调动的资源都用于战场的国家，这些措施实际上毫无意义。在某些地区，地方当局为制定国民福利大典而付出了令人赞叹的努力，但在督政府时期，这项工作被放弃了。到这个时候，贫困问题比1789年严重得多。6年的动荡造成经济混乱，穷人更多，而且此前的救济机构已明显不足，对教会的攻击又摧毁了这些机构。当教会地产国有化以及修道院解散之后，修道院的慈善事业也就终止了。以教区为单位的救济主要依靠捐献和宗教赠予，但教区神父因宣誓问题发生分裂，济贫工作陷于停顿，想捐钱的人也停止捐赠，怕引起别人的嫉妒。作为穷人最后依靠的收容院和济贫所，其资源也早已不堪重负，更何况每次革命立法运动几乎都会无情地分割这点资源。像学校和中学一样，很多类似机构也在1789年8月4日的改革中失去了重要的收入来源。废除市政税收的税制改革则夺走了另一些济贫机构的收入来源。济贫投资因为1792年就已失控的通货膨胀而大幅缩水，一些依靠王室直接赠予的济贫机构则发现国民议会不愿意继续赠予。像教育修会一样，作为收容院中主要护理者的各慈善修会最初也没有解散，没有受到宣誓风波的影响，但是与教育修会一样，这种局面未能持续下去。到1792年，修女照顾穷人时的虔诚之心引起爱国者的猜疑，她们不得招募新修女。1793年10月，她们也要进行宗教宣誓，拒绝宣誓者会被逮捕监禁，尽管显然找不到有效的替代者。最后一击发生在1794年7月，收容院的财产被收归国有。

就这样，过去的慈善救济体制瓦解了，但没有任何具有建设性的措施取而代之，尽管这方面有过各种高调设想。在督政府时期，一切全国性举措的设想都被抛弃了，不过1794年之后开始了某些恢复工作。收容院地产停止出售，没有售出的土地返还，被监禁的修女获释，并继续从事护理工作。1789年之前，俗界的富人是善款募集和管理中的关键角色，如今他们又开始战战兢兢地担当从前那样的协调角色。一些地方税收和对戏票等征收的奢侈附加税再度设立，以便为收容院提供资金。在拿破仑时代的法国，该类趋势都受到官方的鼓励，慈善捐赠也重新活跃起来，但是没有达到革命前的水平。截至1847年，法国收容院的数目要比1789年少42%，而当时的人口却多了700万。因此，由于盲目地废除现成的救济机构而又没有设立和资助有效的替代机构，穷人和病人在数代人的时间里遭遇的不幸无法言说。在这个领域里，法国革命者口惠而实不至的行为所造成的人道悲剧比其他领域都更加严重。

革命者的确有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严重的经济问题也的确加剧了这些困难，实际上，大革命对法国而言是一场经济灾难，不过这场灾难很大程度上也是革命者自己的作为。

大革命爆发于一场罕见的经济危机之际，这一局面将影响大革命的整个特征。1789年春天，所有阶层都对三级会议寄予不切实际的希望，这的确有利于第三等级的成功。但是，很多希望实际上源于1788年的歉收、严冬、物价飞涨、工场产品需求下降引发的焦虑感。在7月的巴黎，民众之所以支持爱国党人的事业，是因为他们认为新体制将会保障廉价面包的供应。在无套裤汉看来，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背叛革命，他们维护这种供应的决心将限制历届革命议会的经济政策，直到1795年。即使在无套裤汉的权力被粉碎后，也没有哪个政府会如此不讲实际，以致要将巴黎的粮食供应交给自由市场，虽然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在原则上都信任市场力量。最后，1789年8月4日，为了平复总是担心收成安全的农民的偏执心理，国民议会作出了让步。虽然一开始它很担心，但这种让步也正切中大革命的反封建意识形态。经济问题暂可放到一边，一旦1789年有个好收成，经济形势也许能有好转。但是，经济演变开始受革命立法的影响。

贵族和教士遭受的损失造成了最初的经济混乱。摧毁一个极为重视服务业的特权社会，难免造成严重的冲击波，波及的范围也远不止直接的受害者。由于丧失封建收入，这在某些地方可能占到领主收入的20%，领主的直接反应是提高地租。1790年12月，地主获得特别授权，可以在他们征收的租金之上附加相当于被废除的什一税的金额。到1791年，这类地产上征收的名义租金上升了四分之一。农民抵制大革命最顽强的地区往往是租赁制占支配地位的地区，这种现象绝非巧合。贵族生活方式的消失也造成严重后果。对于凡尔赛这样的城市，冲击是剧烈且不可挽回的。1802年，在凡尔赛凭吊寥落残破的昔日辉煌的英国游客看到的正是这样。巴黎从前的时尚街区命运同样如此。“圣日耳曼区永远不会恢复原貌了”，一位过分悲观的外交官访客在1796年这样写道，它“人迹相当稀少；公馆都已被政府占据，邻近林荫大道的小街长满野草”。[8]每个设有高等法院的城市或经常召集省三级会议的城市，在这些机构消失、富有的贵族成员流亡之后，其经济都受到严重打击，衰退成气派全无的无名城镇。对教会的劫掠使这类问题更为严重。修道院、主教座堂和大教堂为俗人提供了众多直接或间接的工作机会，从建筑工、画匠一直到清洗教士服饰的洗衣妇，不一而足。当这些宗教机构丧失财产、收入甚至机构本身时，所有工作岗位都没有了，佣人被成批辞退。以巴约为例，贵族和教士在1787年雇佣了467名佣人，9年后这个数字仅仅为76人。由于主要顾客消失以及随之而来的简朴之风的推广，奢侈品行业也遭受毁灭性打击。丝绸业之都里昂在大革命前就已陷入困境，18世纪90年代又经历了经济上的大动荡以及政治上的大混乱，1790年到1806年，里昂的人口几乎下降了三分之一，从14.6万缩减到10万。1789年至1799年，丝绸工场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

在这类震荡中，很多归根结底是大规模土地转移造成的后果，而这种转移是大革命最持久的成就之一。但是，国有财产的利用方式却造成了一系列的难题，这表现在指券的通胀上。由于深信土地是财富的唯一真正源泉的重农主义秘方，国民议会的议员完全愿意相信，以土地为抵押的纸币要比约翰·劳1720年发行的纸币更为可靠，而人们对那场货币灾难仍然记忆犹新。如果指券没有过分地超量发行，如果它们能按当初设想的那样有步骤地回收，也许这个目标可以实现。但是，革命者一方面坚决反对强制削减旧君主制留下来的债务；另一方面又没有力量和意志去提高税收、强化征税工作，因此印制纸币的诱惑实在难以抗拒。到1792年1月，指券的超量发行已使其贬值28%。从战争开始直到1794年，法国主要靠自身资源支付战争费用，除了继续发行指券外别无他途。1790年到1797年发行的纸币票面价值总额为450亿里弗，但其实际价值(以1790年价值)还不到名义价值的七分之一。在这段时间内，四分之三的贬值幅度可以不容置疑地归因于指券的超量发行。其后果波及整个经济领域。国有土地的出售本来被视为整个经济政策的基石，由于通胀效应，出售额仅仅收回了这些土地真实价值的四分之一。在1798年通货紧缩之前，革命的法国一直是债务人的天堂，因为指券是按票面价值使用的法定通货。指券最早的一位反对者曾预言：“在法国，一无所有者和无所不有者都将因纸币而破产。”[9]债务人的天堂就是债权人的地狱。商业信心无法建立，除了黑市和强制开展的军工生产，正常的生产和交换在18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陷于停顿。银根紧缩，利率高得如同高利贷。铸币被囤积起来，好不容易搜刮来的铸币还须用来同外国人做交易，因为后者拒绝接受法国的纸币。工资劳动者及所有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发现他们的资源急剧缩减，工资后来也上涨了，但面对呈四位数增长的生活成本，工资很难跟上步伐。1790—1797年，政府雇员的工资增幅达3000%，但其他人很难达到这个水平。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劳力需求不断增长，唯一的雇主就是政府。面对市场萎缩和不断攀升的价格，其他雇主只能裁减和解雇工人。到1798年，巴黎的失业者达6万人，相当于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显然，这种失业率与督政府时期人人都在议论的犯罪率上升有直接联系，更不用说城市自杀率的显著上升了。从前失业人群还可以依靠慈善机构，现在连这个也没有了。

当然，是战争最终让指券绑架了这个国家，尽管布里索在1791年的最后一天还宣称，战争将根治已经出现的通货紧缩。战争也是大革命期间一场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灾难的根源，这就是海外贸易的毁灭。1789年之前，海外贸易曾是成就最为夺目的领域，与其他领域不同的是，其在大革命的早期受到的冲击不大。1791年，波尔多和马赛的贸易达到顶峰。但是就在这一年，圣多明各爆发了规模浩大的奴隶暴动，而地位日益增长的殖民地贸易正是以圣多明各为中心的，至少波尔多是这样。奴隶暴动发展成为一场全面的内战，它打乱了法国与加勒比地区的几乎所有贸易。接着，1793年，法国与欧洲大部分地区处于战争状态，而最为不幸的是同英国的战争。这时法国海岸被封锁，更糟糕的是，国民公会在8月禁止出口一切必需物资，并对所有中立国船只实行禁运。一年后这些禁令解除，但英国人已经加强了控制，他们在18世纪9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控制了大西洋航道。港口贸易没有完全停滞，私掠船成为它们新的贸易渠道，但是它们的殖民地贸易大多已经被摧毁，1789年之前的繁荣景象一去不复返。外贸在这个国家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重从25%跌至7年后的9%。马赛的人口从1790年的12万降至1806年的9.9万，波尔多从11万降至9.2万，南特从9万左右减至7.7万。

外贸是旧制度时代无可争辩的经济引擎，它的崩溃表明了某种持久的结构性转变。现在法国注重的是其在18世纪90年代后期征服的大陆市场，这个市场以各种伪装形式一直保持到1814年。国际贸易从海上转向大陆市场，在大陆，法国的势力逐渐成功地排斥了英国人的势力。对于那些善于利用这一局势变化的人来说，革命年代并非没有机会。军事工业当然表现突出，如军火、冶金，甚至毛纺织业也因为前所未有的军服需求而繁荣起来。比利时从1795年并入法国的国内市场后，其采矿和毛纺织业城镇发展很快，而法国本土的旧工业中心反而衰退了。法国棉纺织业的复兴几乎堪称完美。1786年，根据一项设想欠妥的商业条约，技术更加先进的兰开夏的优质廉价产品大量涌入法国，法国棉纺织业面临生死攸关的挑战，但是英法冲突的重启使它摆脱了消亡的厄运。棉纺织业中心鲁昂的人口有了增长，尽管高等法院的撤销、重要宗教机构的解散和海外贸易的断绝一度使其人口下降。1796年以后，鲁昂引进了很多新机器，不过这些机器在海峡对岸已经使用了几十年，而且在那里行将淘汰。总之，在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法国棉纺织业由于奢侈之风复苏和对英国的持续排斥而走向繁荣。

事实上，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经济动荡大多时间短暂，虽然经历过这场动荡的人深受其苦。当丝绸再度走俏时，里昂走向了复苏，海外贸易也爬升到1789年的规模。但是直到19世纪30年代，丝绸和海外贸易这两个领域才恢复到大革命前的水平，这一点很具典型意义。大革命时代至少让法国的经济发展停滞了一代人的时间，而且没有构建一个更具活力的经济结构。革命时代的确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某些前提条件。国内关税壁垒被撤销，度量衡实现了标准化，行会的限制性规章被废除，劳工组织受到《列夏白里埃法》的约束。但所有这些都没有解放企业家精神。18世纪90年代的极端不稳定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精明的投机者和军队供应商积攒了巨额财富，特别是在督政府时期，但是，大部分有钱人都急忙把钱转为没有风险的投资形态——土地。这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革命前的模式，大革命则强化了这种模式，因为它废除了革命前法国独一无二的投资形式——官职买卖。与此同时，它又将空前数量的新土地投放到市场上，出售教会和流亡者的地产，跟买主讨价还价。因此，法国资产阶级长期以来回避商业投资，以及尽快从商业投资中抽身的倾向被强化了，这种倾向在19世纪也将长期持续下去。

在土地耕作方面，大革命也没有带来任何显著变化。废除封建负担带来的积极效果大部分被高额的租金和税收抵消。革命立法强化而不是禁止遗产分割继承，这就使得大部分土地经营单位仍然较小。通货膨胀助长了早已确立的分成制的推行。军事征调一直是牲畜的沉重负担，而且浪费了宝贵的粪肥，而征兵(或逃兵，后果是一样的)则使得最精干的劳动力大量减少。到1802年，法国的农业多养活了100万人，这的确是个可观的成就，尤其是考虑到交通网的恶化。但是，除了马铃薯的加速传播之外，农业生产能力的扩张并无其他创新可依托，正在发展中的农业市场的信心也许受到了风险性实验的打击。直到19世纪40年代，法国农业的模式和基本生产效率与一个世纪前并无太大不同，直到铁路时代到来，根本性的转变才开始，法国经济的其他领域也大多如此。

那么从物质方面来说，大革命的价值又体现在哪里呢？对大多数从臣民变为公民的普通法国人而言，它可能没有价值。大革命极大地加剧了他们生活的不稳定性，这与他们的期待恰恰相反。大革命还一度要摧毁他们生活的宗教、文化和道德根基。1789年的陈情书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大部分法国人希望国家尽量少干预他们的生活，但国家后来的干涉要多得多，也粗暴得多。恐怖统治在共和二年之后几乎就结束了，但这样的统治此前闻所未闻。恐怖虽然退潮了，国家权力依然如故，而且不断增长，它拥有的强制力量是旧君主制国家做梦都不曾想过的。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大革命遭遇的最持久、规模最大的抵制不是来自从前所谓的“特权等级”，而是来自普通百姓，他们只希望革命停下来。在疏远这么多公民同胞之后，革命者还给反革命者提供了从未中断的希望和鼓舞。但是，大多数民众的抵抗是在抵制大革命而不是对抗大革命。革命的抵制者虽然口头上喊着恢复教会和国王的口号，但在多年的动荡和外来干涉之后，绝大多数人要求的是稳定和自治。然而，他们的抵制经常使得法国的新政权采取进一步的极端镇压手段，于是创伤越发深重。

民众对大革命实际举措的抵制不仅限于旺代的公开反叛，也不仅限于布列塔尼、曼恩和诺曼底西部周期性的朱安党叛乱。在上述地区，农村社区的联系因为新宗教政策的影响而被割断，就连废除封建制也未能给这里的农民带来多少利益，因为他们主要是佃农。在整个南方，叛乱已成痼疾，那里的人们认为大革命是在为富有的新教徒牟利。在很多其他地区，一些地方性事务时常引发骚乱。关于流亡和恐怖的数字也能说明问题。近3.2万农民或工匠离开了这个自由的国度，他们占登记在册的流亡者总数的三分之一。恐怖期间官方的死难者数字为8350人，其中近六成的人来自同样的社会阶层，他们因为抵制革命而被处死。开小差的、当逃兵的数字是另一个尺度，这类人被生动地称为“不服从者”。1789年，旧制度时代最受痛恨的制度之一——抽签服役制被废除，但1793年它又恢复了，1798年征兵制的系统化特征更加显著。在督政府时期，逃避兵役被普遍视为农村犯罪浪潮的主要因素。“很多逃兵潜伏在树林里，”1796年经过尚蒂伊的一位英国旅行者写道，“抢劫和谋杀接连不断。我们不敢在夜里行走半小时。”[10]后来他称这些人为盗匪，一些社会科学学者认为这是反抗现存秩序的经典形态。换言之，抵制大革命是一场群众运动，这远比无套裤汉的运动更具群众色彩，虽然这个说法通常只用在后者身上。不过，若说无套裤汉也抵制革命，那倒有几分道理。无套裤汉根本不信奉1789年革命者的经济自由主义，也没有后者那种极端的财产权信仰。他们信奉的是道义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而且他们准备用武力抵制那些公开反对道义经济理念的人，比如吉伦特派。他们主张大众民主制，对富有的、受过太高教育的人并不信任，这与农民对富有的城市爱国者的反抗情绪颇为相近，因为这些闯入高度自治的农村社区的市民不仅购买国有土地，还带来了宣誓派教士。无套裤汉之所以欢迎革命，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认识：君主制在最后的岁月中开始背弃它对臣民的历史悠久的道义承诺。只要他们的力量能得到有效利用，当权者就会接受他们的支持，并在口头上奉承一下。但是，对于无套裤汉控制国家决策进程的要求，大部分议员从来不接受其合法性。而对于恐怖和非基督教化期间的群众暴行，他们的认可带有难以遮掩的不情愿。一旦他们可以摆脱群众的支配性影响，他们便在1795年公开处置巴黎残留的激进分子，就像对待革命的抵制者一样。到这个时候，后者与其他地方的反革命还有一个共同点，即经过了这么多的动荡和混乱，他们都没有获得可观的利益。

当然，有些人毫无疑问地获得了好处。在任何与其有关的名单上，显赫的位置总是留给地产所有者的。1789年8月，这些人摆脱了封建捐税和什一税的负担，声称财产是至高无上的社会和政治用品。民法典的完成巩固并明晰了他们的权益以及权益转让的方式。各部宪法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政治权力的实际行使依附于财产权之上。财产将确定名流阶层的身份，他们作为选举人统治法国，一直到19世纪末。大革命几乎没有改变有产者的社会轮廓。贵族占有的土地数量不可避免地下降了，虽然在19世纪他们仍然是最大、最富有的有产者阶层的主力。在社会层级结构的另一端，国有土地的出售，特别是18世纪90年代中期的小块土地出售，使得小农数量上升，他们占有的土地总份额略有增加。在教会和贵族地产的重新分配中，最大的得益者是资产阶级。他们对所得利益的安全性十分担忧，与所有其他情形相比，这一点最能推动大革命落入一位独裁者之手，因为这位独裁者确保了稳定，并无条件承认一切有产者的权益。当他倒台时，资产阶级对所得利益的把持无法撼动，复辟的波旁君主虽然将未出售的土地交还给流亡者，并且组织了一个基金以赔偿财产受损者，但他们从未认真想过废除大革命留下来的土地分配格局。

最后，作为自由职业者来源的资产阶级同样在大革命中获利。1789年的革命者宣称职业向才能开放，并认为无论是凭借出身还是金钱，任何人都不能享有获得任何职务的优先权。这种原则最初的实践看起来会演变成自由职业界的大灾难。在官职买卖被废除后，法令宣布的产权赔偿也就取消了。不过当时的赔偿额是根据1771年税收申报时的官职价值(因而大大低估了)计算的，而旧制度最后20年中官职价格的大暴涨在当时还没有开始，而且这笔赔偿主要是用不断贬值的指券支付的。失去官职的人觉得受了骗，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同样令人担心的是，大革命初期人们对自由职业组织普遍怀有敌意。他们认为，自由职业者坚持自身标准的信念就是已然被抛弃的团体主义和特权世界的阴魂。一位著名律师回忆说：“认为任何人不经审查和学习就享有从事自由职业的权利，这是对自由的最早滥用之一。”[11]医生、律师以及整个司法行业都被投入市场，而对从业者的资质要求极低。此外，从前的认证团体，如各大学，都已经被废除了。因此革命的法国成了一个各色庸医和江湖骗子逐猎的好去处。当然，他们大多数人也是资产阶级的成员。直到拿破仑时代，国家才控制局面，并重新启用严格的许可制度，以恢复职业标准。这个解决办法比1789年之前更具官僚气，但当时整个法国就是这样。

虽然对王家行政官的权力的敌视是1789年的陈情书中最为普遍的怨言之一，而且1791年的宪法也几乎把所有权责都交给了选举产生的官员，并免除了督办及其专业班子，但当法国进入战争状态后，这一趋势便产生了逆转。18世纪80年代，中央行政机构的雇员不到700人，1794年则为6000人，行政官员总人数增长了5倍，总共约为25万人，占整个资产阶级的十分之一左右。在督政府的混乱日子里，这些数字有所下降。当时官僚机构受到例行清洗，不过在帝国那个无与伦比的行政体制中，这些数字稳定下来，并没有比18世纪90年代的峰值低多少。此时这台行政机器已经有了更为明确的资格要求和准入规则，以及一个牢固的专业结构，甚至还有草创的纳税养老金制度这一种像地产投资一样安全可靠的生计来源。

另一个从大革命中获得好处的群体是士兵。没有哪个领域比这个领域更向才能开放，士兵中那位最成功的野心家总愿意证明这一点。在19世纪，军事职业依然吸引大量的贵族成员，但贵族垄断军官团的日子已经永远过去了。1789年军队宣布机会平等，这个原则很快成为现实，而且比人们通常的期待更为突然。因为当时军纪松弛，大量军官在随后的两年中流亡国外，留下来的低级贵族军官发现他们有了更多的晋升机会。此后的20多年里，先是伟大民族，随后是拿破仑帝国大幅扩军，这为参军和继续在军中服役的人提供了光荣而美好的前景。到1802年，40万法国人死在战场上；在滑铁卢战役落幕前，又有大约100万人步他们的后尘。每次征召令发出，总会有数以千计的逃兵和开小差者，这清楚地表明军队远非对所有人都有吸引力。不过共和国军队的热情、献身精神和革命的傲慢是不容置疑的。士兵从一开始就是最狂热、最极端的革命者，他们鄙视那些依然保持贵族做派的军官，私自处死有叛国嫌疑的将领，欢呼非基督教运动，并且乐于让战败者品尝他们无拘无束的军纪。在1795年和1796年，抢劫掠夺的机会极多，有幸在意大利军团服役的士兵则享有领取铸币薪饷这一独一无二的特权。到1797年，军队自认为披上了从前无套裤汉的外衣，是大革命的纯洁卫士。他们时刻准备在某个胜利的将军的指挥下介入国内政治，只要这位将军声称要将共和国从一无用处的唠叨鬼手中拯救出来。当那些将军中的最幸运者掌权后，军事作风弥漫整个国家。1801年，英国和谈代表康华里爵士列席立法机构的会议，虽然他本人也是位经历丰富的战士，但在入场和退场都有鼓声开道的情况下，他还是觉得很尴尬。在整个拿破仑统治时期，只要是荣军团或帝国贵族的士兵，都位列执政府和帝国的头等阶层。1815年，回国的皇帝极为容易就组建起一支新军队，这表明士兵对新秩序是多么感恩戴德。

地主、资产阶级、官员和士兵，所有这些群体都从大革命中获益，都利用了大革命造成的有利局势。其他一些人也受惠于审慎而有意识的解放法令，他们当中最突出的是新教徒。虽然君主制国家对新教徒采取了更为宽容的政策，并于1787年授予其民事地位，但法国新教徒几乎一致欢呼大革命是他们真正的恩人，宣称大革命带来了思想自由、宗教自由以及法国公民之间公民权利的完全平等。他们很快就提出了这些权利要求，在南方各城市引起剧烈反响，使那些地方的旧天主教精英失去了权力。因此，新教徒的成功仅仅证实了他们在天主教徒眼中那种由来已久的名声——颠覆者和麻烦制造者。但是，早期的忠诚并不能让他们免于恐怖和非基督教运动的摧残，很多新教徒卷入了加尔省的联邦主义叛乱，46人在随后的报复中被判刑。在城市里，教堂只在革命前两年开放(通常在前天主教堂的地点)，后来就被关闭，或被改造成理性神殿。在加尔文主义的农村心脏地带塞汶山区，牧师人数因为宗教社团的废弃而大量减少，但新教徒中没有死难者。在督政府时期，新教徒宗教活动的复兴比天主教徒还要慢。果月后针对公共宗教活动的法律对新教徒的打击也比天主教徒严重，因为这些法律禁止他们“在荒野中”的传统露天宗教仪式。与此同时，神爱运动的苍白理性也诱使大批新教徒脱离了原来的信仰。然而，1798年兼并日内瓦使得这个最著名的加尔文主义中心完全成为法国领土，执政府的现实主义原则拒绝支持恢复天主教的法律支配地位。实际上，在波拿巴时代，新教教会是建立在与天主教会平行的基础之上，也带有领取薪水的牧师。在这一过程中，新教失去了很多较为民主的传统，一些孤立的社区则已无人过问。1815年波旁家族的复辟触发了新的白色恐怖，在加尔省，志在必胜的天主教徒因1790年以来的不幸而报复新教徒。不过此时已无人提及大革命开始时授予新教徒的权利和地位。当波拿巴结束这场混乱时，他重申了过去的规定。

大革命还解放了法国的3.9万犹太人。在这个问题上，1789年之前同样出现了变革的信号。格雷古瓦的名字之所以引起公众的关注，是因为他在1784年梅茨科学院的征文中折桂，征文的主题是如何改善犹太人的命运。同年，阿尔萨斯的犹太人承受的一些法律歧视被取消。大革命开始时，政府正准备做进一步的妥协，官方和犹太人领袖都认为，这种妥协是针对新教徒的善意政策的自然推论。然而，国民议会在授予犹太人完全的法国公民权的问题上要迟疑得多。当这个问题进入辩论时(迟至1789年最后几天才开始)，很多人认为犹太人根本不是法国人，至少尚未同化的、说意第绪语的阿尔萨斯德系犹太人不是，尽管他们占犹太总人口的九成。这些人并没有从1790年1月的首个解放法令中受益，直到制宪议会快要告终时，他们才于1791年9月27日被授予完全的公民权，而未来的督政官、来自阿尔萨斯的吕贝尔对此仍表示反对。严格说来，非基督教化不适用于犹太人。但在1793—1794年，他们的宗教活动仍然受到阿尔萨斯的山岳派狂热分子的迫害，这些人还记得，伏尔泰和其他进步的先知对犹太盲信主义和迷信的谴责，就像经久不衰的民间偏见对犹太人的谴责一样严厉。恐怖结束而偏见犹在。实际上，在18世纪90年代末，由于再次出现来自德国的德系犹太人移民潮，偏见加剧，吸引这些移民的是他们在法国的同胞如今享有更高地位的现实。然而，政府直到1805年才再次介入犹太人事务，当时拿破仑的主要目的是要巩固他们的公民地位，只要这能强化国家对他们活动的控制。他们已不可能恢复18世纪80年代之前的边缘人身份，这让整个法国社会中依然存在的反犹主义者深感不满。

最后，法国大革命还废除了奴隶制，尽管不太情愿，而且措施也施行较晚。这个问题与新教徒和犹太人的问题不同，它在1789年之前没有变革的希望。虽然大多数哲人都曾谴责奴隶制及维持奴隶制的贸易活动，但法国的第一个废奴协会直到1788年才成立，这就是布里索建立的“黑人之友”社。只有少许陈情书提到这个问题，而奴隶制的捍卫者组织严密而且有殖民地贸易的财富为资助，他们控制了国民议会的殖民地委员会。但是，在议会于1789年7月表决接纳圣多明各代表(并非正式召集的代表)之前，他们在究竟代表谁的问题上曾进行过漫长而又激烈的争论。这就提出了人数众多并且组织日益严密的自由混血人的政治权利问题，暂且不涉及黑人奴隶的权利。议会在作出表决后转向了紧迫的国内事务，但这个决定对殖民地的冲击是爆炸性的，殖民地的白人和自由混血人之间爆发了争夺政治控制权的斗争，1790年10月的起义标志着斗争的高潮。但起义受到白人极端残酷的镇压，其领导人奥热被处以车裂。这些冲突的消息在巴黎激起新的辩论。1791年5月，在格雷古瓦和罗伯斯庇尔等代表的敦促下，议会授予父母皆为自由人的混血人以公民权，这是大革命首次作出种族平等的姿态。但是，当议会的消息传到圣多明各之前，奴隶因为周围残酷的政治冲突而躁动起来，于1791年8月发起大暴动，暴动要求政府在种族问题上采取步骤。1792年4月的立法议会，布里索在其中赫赫有名，授予所有自由混血人以完全的公民权而不考虑其父母身份。但是，当奉命前去执行新法律的特派员抵达这个殖民地时，他们发现局势已经十分严峻，以致这项法律无法起到任何作用。他们到达几个月后，法国和英国交战，同宗主国的联系很不安全，于是，为了应付复杂多变的局势，无可奈何的特派员只能相机行事。他们刚到的时候还坚定地重申新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将维持奴隶制，但到1793年2月初，特派员松托纳克斯已经开始谴责“肤色的贵族”了。后者则试图以武力将特派员驱逐出殖民地，只有非白人保卫松托纳克斯。后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于1793年6月赋予所有为共和国战斗的黑人自由。他宣告说：“只有依靠本地人，也就是非洲人，我们才能为法国留住圣多明各。”[12]两个月后，岛屿另一边的西班牙人入侵这个动荡的殖民地，他决定采取最后的步骤。8月29日，北方省废除了奴隶制；10月，法令宣布整个圣多明各全部实现自由。上述法令都没有得到国民公会的批准。实际上，当吉伦特派于7月被清洗后，布里索已经名誉扫地，被视为其朋友的特派员已被召回。不过，当解放的消息于1794年1月传到巴黎时，国民公会热烈欢呼，虽说议员们只是像松托纳克斯一样，把这一措施视为打败共和国在加勒比的英国和西班牙对手的方式。因此，国民公会于2月4日颁布了自己的法令：法国所有殖民地的黑人奴隶制均将废除，所有当地居民均获得完全的权益。

这一法令影响巨大。消息于4月底抵达圣多明各时，黑人叛乱首领开始向共和国投诚，曾加入西班牙侵略军的自由黑人杜桑·卢维杜尔也前来投靠。黑人武装赶走了西班牙人，并屠杀那些曾经迎接入侵者的白人。根据1795年的和约，西班牙将整个伊斯帕尼奥拉岛让与法国。惊恐的白人转而向英国人求助，此时奴隶骚乱已经蔓延到英属各岛屿，英国人急于扑灭骚乱的源头。英军1793年就出现在圣多明各，此时又加强了兵力，但是，大部分刚刚从欧洲征募来的英军就像苍蝇一样死于瘴疠。1798年，英国人撤军，留下1.3万具尸体。与此同时，很多从前的奴隶已在杜桑的指挥下成为军人，利用武力迫害和恐吓混血人。杜桑仍然忠于法国，但他脱离了法国的控制，直到与英国约定重开海上航道之时。海上通道一旦打开，波拿巴就采取特有的强力步骤来重振宗主国的权威，他派遣的军队抓捕了杜桑，将他当作囚徒送往欧洲。但是，法军很快就像此前的英军一样受到疾病的摧残。1802年，当第一执政下令恢复奴隶制的消息传来时，一度非常愿意出卖杜桑的黑人领袖们再次发起抵抗，而英法战事重启又一次切断了海上联系。法属殖民地重建奴隶制，并一直维持到1848年。但圣多明各的奴隶制再也没有恢复，这个殖民地于1804年1月1日宣布成立海地共和国。

这个新国家将面临多年的血腥动乱。1803年，杜桑死在汝拉山区的一个监狱里。18个月后，他从前的一位副官德萨林自封为皇帝，并下令再次屠杀白人。但是，法国再也没有恢复对这个从前最富饶的殖民地的控制。因此，海地是法国大革命造就的唯一真正独立的国家。当然，几年之后，拉美很多地区也宣布从西班牙手中获得独立，当时后者因遭受法国的入侵而无能为力。但是，推动这场独立运动的是大革命的继承人，而不是大革命本身，因为是拿破仑废黜了马德里的正统王朝。

尽管如此，拉美独立的奠基人使用的意象和语言很多源自大革命，如他们的权利宣言、宪法和三色旗。有一位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曾担任过法兰西共和国的将军，并且从18世纪80年代起就梦想在自己的大陆发起革命，他就是米兰达。当这些领导人走入公众的视野时，他们宣扬的民族自由和独立理念已经在法国的邻国中深入人心。到19世纪前10年中期，大革命在法国之外的欧洲的冲击和影响还远未结束，不过昔日的景观已经很难辨别了。

整个国家被永远扫除了。法国的势力已经消灭了一些著名的城市共和国，如日内瓦、热那亚以及最为辉煌的威尼斯。当大革命使法国孤立无助时，它的老盟友波兰被那些掠夺成性的邻居瓜分了。其他国家(如荷兰共和国和瑞士)的根基发生了根本变化，而当皇帝拿破仑想建立一批卫星王国时，它们再度发生重大变化。在法国势力影响的外围，1798年的爱尔兰亲法起义也加速了爱尔兰独立于英国的法律地位的终结。神圣罗马帝国苟延至1806年，奥地利人在法军面前的再次溃败终于毁灭了这个帝国。然而，从1797年起，当《康博福米奥和约》将莱茵河左岸地区让与法国后，帝国的传统构成已无法维系。莱茵地区失去产业的诸侯应到别的地方寻求领土补偿，即从教会统治者那里剥夺的德国土地。《康博福米奥条约》的安排在《吕内维尔和约》之后得以确认，赔偿工作也完成了。在帝国最终解体三年之前，德意志各邦国全部实现了世俗化。

这些变化都是法国强加给欧洲的，不过它们延续的时间比法国的霸权要长。在拿破仑战败之后，法国失去了自己所得的大部分利益，甚至在它自称的“自然疆界”之内亦有损失。比利时成为新尼德兰王国的一部分，1831年又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卢森堡成为独立的大公国。奥地利并不希望收回上述两个地区，因为它更满足于自己在意大利的收获。普鲁士继承了莱茵河左岸的大部分地区，没有人想重建这里的教会诸侯国，甚至复辟后的萨伏伊也重组为撒丁皮埃蒙特王国。在上述损失中，法国仅仅在1860年收回了萨伏伊。实际上，从长远来看，在法国革命者对欧洲发起的战争中获益的是他们的敌人，尽管他们曾自信地要摧毁这些敌人。表面上看，奥地利人一再遭受决定性惨败，但他们展现出几近神奇的恢复能力，其领土大为扩张，并支配中欧达半个世纪。普鲁士人在瓦尔密首次与法军直接交锋，于1806年遭受毁灭性失败。但是战争结束时，他们大大巩固了腓特烈大帝率先缔造的北德霸权，而且领土也远比原来广阔。俄国和西班牙则证明，法国的军事实力实际上是有限的，拿破仑入侵这两个国家的失败标志着法兰西帝国开始走向没落。更为重要的是，海峡那边的英国仍然不可撼动，即便它的商品面临被排除出欧洲的危险。督政府最先尝试这个策略，拿破仑则将它发展成一种全面的体制。与此同时，英国人还资助法国在大陆上的对手，并且利用海上霸权增强与世界其他地区已经很强大的贸易联系，并有步骤地摧毁或占据其对手的资源。法国的占领注定了荷兰的经济衰落。在18世纪80年代，荷兰虽然已经远远被英国超越，但它在贸易、殖民地、金融和银行业方面依然很有实力。在阿姆斯特丹受巴黎统治时，这种实力大部分被伦敦抽走。但在整个18世纪，英国最大的经济竞争对手是法国。即便大革命没有爆发，法国也不可能在经济上追赶英国。从18世纪80年代初开始，英国人就在贸易额和工业生产方面显示出决定性的领先势头。但是大革命将两国差距拉大到不可弥补的程度，同时英国还控制了法国人失去的海外市场和资源。在军事方面，当法国在伊比利亚半岛泥足深陷时，英国的海上霸权终于找到一条直接影响大陆战争的通道。它将军队运往大陆，指挥这支军队的将领最终让拿破仑遭受决定性的军事溃败。威灵顿的胜利是在比利时取得的，英国最初正是为了这个地区而介入战争。1914年，英国基于同样的原因再次介入，这场战争标志着英国的世界霸权世纪的终结，法国的战败曾标志着这个世纪的开端。

1815年战败的法兰西帝国不再是那个曾发动战争的国家，此时的战胜国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每一个在与革命法国的交锋中幸存下来的国家都被深深地打上了战争的烙印。1793年以后，共和国便竭力动员这个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俄国除外)的全部资源。对于这一战争努力针对的各君主国而言，只有采取同样的措施才有望取胜。大众战争出现了，参战的军队十分庞大，全面的军事需求造成的冲击已经波及全体人民，而在此前的一个半世纪，战争是有克制的，目标也有限，人民与战争处于绝缘状态。正如克劳塞维茨(他伟大的战争理论全都建立在对1792—1815年的冲突的分析之上)指出的：

在1793年，没有人想到建立这样的武装力量。战争突然之间再次成为人民的事务，为数达三千万的人民的事务，他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国家的公民……由于人民参与战争……整个民族的自身力量起了决定作用。从此以后，可资利用的手段——即可以产生的力量——将不再有明确的限制……战争要素摆脱了所有陈规的限定，它可以利用一切自然力量。其中的原因是人民介入了这一重大的国家事务，这种介入部分原因是法国大革命对各国内部事务的影响，部分原因是法国人对所有民族的威胁态度。[13]

但这些变革必须被组织起来，而政府若不掌握广泛的新权威就一事无成。例如，某种形式的兵役制在所有地方都成为通例。在玛丽亚·特丽莎时代，奥地利的世袭领地开始实行兵役制，1802年扩展到匈牙利。1806年，半职业半雇佣的旧式普鲁士军队战败，此后开始组建新的国民军，这种军队首次以本国公民为基础，而群众性抵抗力量“后备军”的创建则体现了“总动员”的精神。在英国，民兵和其他辅助性部队扩大了抽签服役制。1793年首次引入民兵制时，整个爱尔兰发生了骚乱，1797年的苏格兰同样如此。而在不列颠诸岛的各港口，强征入伍始终是造成紧张的根源。这些政府很少犯法国人的错误，将对征兵的抵制等同于叛国和同情敌人。但是，由于担心真正的雅各宾分子会利用征兵造成的怨愤及其他群众的不满情绪，各国普遍加强了警察的活动和数量，暗探和情报人员激增。税收负担当然大大加重，为了寻找新的课税资源，各地的新花样可谓五花八门。1799年，英国首次征收主动申报的收入税，不久奥地利也开征同样的税收。指券不是唯一发行和贬值的纸币，1800年，奥地利有2亿银行券在流通，到1804年，银行券贬值35%。

不过，对与法国作战的各国政府而言，税负增加引起的抵制从未达到1798年爱尔兰起义那样的规模和持久性。其原因在于，对欧洲那些陷入困境的国王和皇帝的臣民而言，法国人在实质上比他们的统治者的作为还要可憎和可怕。当他们了解法国人在被占土地上的所作所为之后，他们根本无法消除恐惧。18世纪90年代法国的革命扩张导致了一场如火如荼、毫不妥协的民族主义运动。不过在这个武装民族对邻国发起最初的冲击过后，法国人发现邻居们作出的是以牙还牙的反应。法国人发现，他们在1789年革命开始时宣布的民族主权原则，如今可以被其他追求民族主权的人民用来反对自己。在很早就实现风俗和语言统一的国家，如荷兰共和国，法国的所有榜样实际上都强化了已经很强烈的爱国情感。有些国家在此前从未有过统一的地方，如意大利，法国的榜样向人们表明，陈旧的隔阂和分裂完全可以消除，首次缔造出一种强大的民族情感。意大利最早的民族主义者把实现目标的希望寄托在法国的势力之上，但后者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模棱两可。1796年，米兰的法国新政权曾赞助过一次征文，主题是论述何谓意大利的最佳政府，征文比赛的引言中有这样引人入胜的话：“意大利几乎一直是外国人的家产，外国人总是以保护我们为借口而侵犯我们的权益，在赋予我们旗帜和动听的名称时总是控制我们的家园。法国、德国和西班牙曾先后统治过我们……因此最好赋予……某种能够最有力地抵抗侵略的政府。”[14]意大利民族主义雅各宾派的悲剧在于，当人民对法国侵略者的憎恶于1798—1799年席卷整个半岛时，他们却与可憎的外国人被视为一路货色。在其他地方，民众与知识界的民族主义者也不完全一致。法国最顽强的对手、最有效的抵抗者是志愿军，其中的重要原因正在于此，1809年，奥地利征召抗法志愿军，有15万人响应。3年后，俄国人可以给正规军补充42万兵员，这些人都愿意参军驱逐外来入侵者。唯有民族主义才能有效地反对民族主义，正如克劳塞维茨再次指出的，这样的战争一旦发生就是生死搏斗。人民战争不承认油头粉面的旧君主们那些古老而狭隘的、讨价还价得来的条款。这是未来的战争，法国大革命为这种战争开了头。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样一种激烈而残酷的民族对抗竟是以普世人权的名义发起的。更让人惊奇的是，当革命的法国自身在很大程度上背离这些价值时，这些价值本应与法国人的原则联系在一起，但是，除了法国的傀儡国，欧洲其他国家都没有想去拥护法国的意识形态。当法国的势力威胁它们的生存时，它们也知道，法国的原则对它们的合法性构成挑战。不过，尽管它们竭力反对，甚至拿破仑同样如此，但这种意识形态要确立起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法国大革命的主旨是人民主权，自这个原则宣布的两个世纪以来，它已经征服了世界。对于这个原则在实践中到底意味着什么，人们一直存在争议，而且一开始就有争议。按正当程序选举产生的代议制政府是一回事，但是，1789年6月15日，当那位指着公共走廊里尖叫的群众中的一员高声宣称“要知道……我们是在我们主人的面前辩论，我们的意见应对他们负责”[15]时，其实他是在招惹麻烦。1792年，在进攻杜伊勒利宫的流血行动和九月的屠杀中，狂暴的民主制占据了上风，虽然秩序派人士从一开始就提出过这种警告。自古代以来，人民首次掌握了权力，或者如无套裤汉及其山岳派盟友宣称的那样。后来的民主派认为这几个月是他们信仰的首次胜利，但当时大多数有产者和受教育者都因此而受到惊吓，而且这几个月还一直萦绕在历代人的记忆中。归根结底，无套裤汉的行动很可能是延宕而不是推动了大众民主的事业。尽管如此，成规和世袭性权利不再是合法政治权威的不容置疑的共识基础，即使是最富于绝对主义色彩的君主或独裁者，也迟早会觉得必须搞一个人民认可的仪式，以便确认其权威的正当性。选举或全民公决或许多半都被做了手脚，但法国大革命同样是这一手法的开创者。不过，1789年以后，那些认为最好不要从被统治者那里获取任何形式的同意的政权越来越少了。

如果要让1789年的革命者——可能还有1802年之前他们的大部分同胞——用一个词总结一下他们的事业，他们可能会回答：“自由。”在革命的法国以及被法国征服的国家，自由的意象到处都是：弗里吉亚帽，寓意雕塑以及首先由胜利的雅各宾派栽种、后来又经常被反革命者砍倒的自由树，这种树到1792年共栽种了6万株。1792年以后，罗马共和主义的装束风行一时，束棒和斧子也是如此。所有文化人都熟知的那些严肃朴素的古代爱国者，如布鲁托斯、斯凯沃拉和加图，被普遍视为模仿的榜样。但是“自由”到底意味着什么？在日常实践中，它的意思是由当权者的需要决定的。在他们看来，卢梭关于合法权威可以强迫人自由的说法最合时宜，在共和二年，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等更喜欢推理的演说家的言辞中充斥着诸如此类的诡辩。在国外，自由仅仅意味着法国人的统治。不过，一些较为明确的定义还是有的，而且从一开始就有革命者提出过。在公民权利和人权宣言中，自由被定义为做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的权利，它的限制仅仅是别人也享有同样的权利。最后它还意味着思考、写作和选择自己信仰的自由。虽然大革命很快就在实践中限制这些自由，但它从未停止过对这些价值的冗长而空洞的礼赞。后来这些价值还与这样一种信条粘连在一起，它们全都受到法国大革命神话的启发。

人权的第二个关键词——平等同样如此。即使我们对法国大革命的其他情况一无所知，我们至少知道它提出了著名的箴言：自由、平等、博爱。第三共和国把它作为国家的座右铭，而且此后就没有抛弃过，除了维希政府时期。就历史事实而言，博爱来得较晚，直到1793年才出现。1794年底，这个口号很快又被废弃，因为它只是给无套裤汉的小恩惠，何况无套裤汉此时已属多余。然而，平等从革命一开始就有。人权宣言说，所有人在权利上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区分只应建立在公共效用之上，法律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根据这些说法，一个建立在特权、世袭性优越和封建权益之上的社会被抛弃了，而且法国的革命者为所有希望这样做的其他社会提供了完整的纲领。然而，1789年的革命者要实现的平等具有十分明显的局限性。机会平等，即为才能敞开前程是一回事，财富或财产的平等则是很不相同的另一回事，唯有财富和财产能赋予机会平等以真实的内容。但在18世纪90年代，拥护这种平等的政治活动家向来都只有一小批。的确，财产(及随之而来的安全)被宣布为一项自然的、不可让渡的人权。1793年3月，国民公会在一片欢腾中颁布法令：任何提出农业法的人都将被判死刑。这里的农业法指的是以强制措施重新分配地产，所有议员都在某种程度上了解这种做法，因为上学时都读过罗马共和时期不幸的格拉古兄弟的故事。政治权利平等为其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者，尤其是在1793—1794年。但是，当时的民主言论主要是为了打动无套裤汉，还是出于真诚的信念，这一点很难判断。可以肯定的是，18世纪90年代只有一部宪法规定任何层次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不需要财产资格，这就是1793年宪法，但它从来没有实施过。因为一旦国民公会承受的群众压力减轻后，宪法就会被当作不切实际的东西抛弃。1795年的宪法制定者没有复活1790年提出的积极公民概念，但他们将实际投票权，即二级选举大会的投票权，公然交到了殷实的有产者手中。执政府的选举人名单遵循同样的原则，它确定的政治民族实际上是名流们。直到1848年，这种原则才再次受到挑战。

同样，男女之间的平等也被当作不值得考虑的问题而丢到一边，虽然妇女在1789年及其随后的公共事务中扮演了前所未有的角色。从1789年10月迫使王室返回巴黎的凡尔赛进军，到1795年牧月里催促男子在随后的革命日子里采取更果敢的行动；从构成最坚定的抗拒派教士群体(如修女们)，到18世纪90年代后期稳步引导宗教信仰活动的回归，妇女在大革命的关键时刻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她们的介入总是将事态推向极端。格雷古瓦对群众拒绝支持他那残缺的宣誓派教会感到绝望，但他大概不是唯一哀叹“狂暴而爱煽动的妇女”[16]的影响的人。另外，尽管像罗兰夫人、塔里安夫人和内克那位好事的女儿斯塔尔夫人这样的政治女性在最高层有隐蔽的影响力，旧制度时代由来已久的传统仍在延续。不过革命初期巴黎那种前所未有的气氛却造就了一些非同凡响的新人物。特罗瓦涅·德·梅丽古尔身穿国民卫队的制服坐在雅各宾俱乐部的男子们中间，她在8月10日曾号召胆小鬼们进攻杜伊勒利宫，她还做过皇帝的间谍，最后被她的(女性)政治对手殴打致疯。女演员和愤激派克莱尔·拉孔波组织了一个“革命共和国女公民”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同市场上拒绝佩戴革命帽徽的妇女展开了激烈斗争。妇女是如此不安分守己，以致国民公会在1793年10月30日正式禁止妇女组织。还有一位剧作家和小册子作者奥兰普·德·古日，她曾抨击罗伯斯庇尔，并自告奋勇保卫国王，后因要求对政府进行全民公决而被逮捕。她假装怀孕(已45岁)，但还是被送上了断头台。1791年，她写了一本题为《妇女和公民权利》的小册子，在文中提出了男女政治权利平等的要求，这个要求根本没有兑现的希望。法国大革命中的男子对宫廷情妇以及自以为是的沙龙女主人的恶劣影响记忆犹新，更不用说旧制度时代那个轻浮的王后了。一切都表明，公共生活中的妇女是危险的，无论是在最高层还是在街头(正如1789年后的经历表明的那样)。他们觉得，妇女的角色只能是妻子和母亲，她们为祖国生养孩子，政治则留给男人。在这一点上，拿破仑是个完美的典型，在起草民法典期间，很多时候他的插手都是为了限制妇女的财产权。也许他不会反对1793年雅各宾派记者普鲁东给妇女的忠告：“成为诚实勤勉的姑娘、温柔谦和的妻子、贤良的母亲，如此你们便是优良的爱国者。真正的爱国主义在于履行个人的义务，在于仅仅看重与性别和年龄相适应的权利，而不是穿戴‘自由’帽裤，不是手拿矛和枪。请把这些东西留给生来就是为了保护你们、让你们幸福的男人吧。”[17]

因此，法国大革命的平等主义实践相当狭隘，虽然如此，大革命也产生了有史以来最激进、最富想象力的实现平等的尝试，这就是巴贝夫的平等派密谋。这次密谋旨在实现一项基本人权，而密谋的精神源泉来自另一个基本权利，这就是1789年和1793年宣言中都认可的抵抗压迫的权利。革命者绝不会做的一件事就是宣布革命本身非法。直到1814年之前，所有政府在追溯自己的正当性时，都不会上溯到1789年6月人民代表掌握主权以及7月中旬群众运动认可这一行动之前。1793年的人权宣言宣称：“当政府侵犯人民的权利时，对人民和人民的每个组成部分而言，起义是最神圣的权利，也是最必要的责任。”1792年8月，大革命中的第二次革命就是为行使这一权利而推翻君主制的。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存在期间，心怀不满的人总是把起义视为反抗他们认为违反了人权的政府的合法手段。这种思维定势将长期植根于法国历史中，而且很快就植根于整个世界的历史中。现代革命的观念不会上溯到1789年之前，但它一旦在法国出现，这样一种观念就形成了，即依据普遍原则而不是现存法律、以武力推翻现存秩序的做法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正当的。与此同时，一个新的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这就是革命者。1789年之前没有革命者，没有人期待、预见或策划过当时开始的灾难。大革命创造了法国的革命者，但这种情况再也没有重现过。从此以后，革命都是有意识地筹划过的，甚至当革命的形态和时机出乎意料时(如在1917年)，也总是有革命者以确定的计划去把握机会。此后人们认识到，革命不只是上层突然而剧烈的变动，它可以被策划出来，而且可以成功。对这种新型革命而言，法国大革命是经典的政治和社会历练。它提供了启示，证明革命能够发生。它提供了榜样，哪些策略可以运用，哪些错误应该避免，一目了然。它提供了一种风格和话语。自觉的革命者将采用三色旗作为自由的旗帜，将模仿法国人的制服(1792年，沃尔夫·托恩曾梦想为爱尔兰人联合会的“国民卫队”设计一种绿色剑条裤子，但没有套裤)，将以革命事件的日子给街道命名，将设立公共节日和周年纪念。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曾将18世纪90年代视为革命的向导来研究它，而当时发生的事情(或被认为发生了的事情)则在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历史学中占据了关键位置。

但是，大革命后来的政治影响波及的范围远不止革命者，一切政治语汇都被永远改变。左派、右派的概念可追溯到制宪议会，议会的激进派很快就习惯性地坐到了主席台的左边，他们的反对者则聚集到了右边。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在展望更为极端的革命观念和前景时把激进派视为自己的先驱，从而用上了左翼的标签，而且(有时看来)还声称他们是革命遗产的唯一继承人。然而，他们这样做的根据恰恰是右派完全拒绝这笔遗产的原因。

在1789年之前，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积极而自觉的政治见解还不存在，但一些天主教政论家已经开始谴责启蒙，认为它威胁到一切既定的价值观，不过，直到其最可怕的预言变成现实时，他们才引起广泛的注意。然而到1793年，自称为哲人弟子的人们已经提出一套革命的意识形态，对稳定的所有主要支柱都发起了攻击，这包括财产、社会等级结构、宗教、君主制度。所有这些支柱，还有为它们辩解的那些理所当然的理由，都已不再不容置疑。此时需要捍卫它们，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从事理论工作的人有柏克、根茨以及逃避法国侵略的萨伏伊避难者约瑟夫·德·迈斯特，他从1797年撰写《论法国》起就开始控诉。他相信，大革命的历史已经表明，过分追求抽象的自由和理性导致了大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实际上，像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右派早期的全部政治见解都是以历史理论为基础的，虽然他们的理论更加狭隘地局限于大革命本身。迈斯特认为，要重建被大革命摧毁的秩序和稳定，关键是要恢复被大革命推翻的其他东西，诸如贵族制、王座，但首先是祭坛。不过这些制度一俟恢复之后，就要防止被自由思考和革命理想等腐蚀物再度颠覆。当旧制度伤痕累累的残余物从这场大灾变中恢复过来后，绝不妥协成为铭记最深的教训。如果说大革命是对旧制度纵容潜滋暗长的放纵和不信神而施加的惩罚，那么确保未来持久之稳定的最佳办法就是支持宗教、避免代议制度、控制舆论以及时刻警惕颠覆性阴谋。右翼的一整套政治见解已经诞生，而且像与之对立的革命理念一样跨越了边界，它将支配19世纪的许多政府，但最终他们发现，不妥协政策只能引发这一政策试图防止的东西。改革者被迫策划革命，因为已经没有希望通过别的道路实现变革，当革命终于再次爆发时，其对宗教和社会秩序的敌意更加强烈。

温和的保守派同样感到恐惧。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人，他们认为防止革命的最佳途径是改革而不是不妥协。他们并非总能成功，但至少愿意正视眼前的现实。不管是好是坏，大革命都发生了，它所唤起的理想、渴望和神话无法从人类的记忆中被抹去。大革命粉碎的那个只知道容忍和接受的世界，绝不可能被人为地重建起来。

因此，大革命的身影横亘在整个19世纪以及之后的岁月中。1917年之前，也许没有人质疑它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甚至在这之后它依然有强有力的理由占据首席地位。它是第一场现代革命，原型性质的革命。大革命之后，欧洲世界的一切都不再是原来的样子，我们全都继承了它的影响。当然，人们可以认为，很多归功于大革命的原则很可能根本没有兑现。在1789年之前，很多迹象已经表明，法国的社会结构正向单一精英阶层支配的方向演变，不过在这个精英阶层中，重要的是财产而不是出身。这种趋势的根源在于资产阶级一个世纪的扩展，而且这种扩展看来已经无法逆转，正如持续不断的外省议会实践所表明的那样，有产者似乎注定要在政府事务中分享更大的权力。另外，大革命推行的许多改革在绝对君主制时代就曾被尝试或考虑过，如编订法典、税收体制的合理化、减少官职买卖、自由贸易和宗教宽容。有了这些已经展开或在思考中的变革，政府的权力看来也要稳步增长。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是1789年受专制恐惧症影响的人们抱怨的一个对象。在教会方面，修道理念已经走向衰落，教区神父的处境越来越受到公众同情。经济方面，殖民地贸易已达到顶峰，而在工业方面无法与英国竞争已是日益明显的事实。在其他结构性领域，大动荡看来根本没有造成影响。保守的投资习惯仍然是19世纪初的特征，农业中的惰性和缺乏企业家精神的商业活动也在延续。在国际事务方面，如果法国大革命没有发生，人们很难相信英国不会建立贯穿整个19世纪的世界海洋霸权和贸易霸权，或者普奥竞争的进程与实际状况会有很大的不同，抑或拉丁美洲不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赢得独立。在所有领域，大革命的影响是加速或延缓了某种趋势，但没有改变总体方向。

但另一方面，如果不是意外、失算和误解造成的混乱在法国独特的情境中聚合成一场革命的话，人们也很难相信会产生明确的反贵族、反封建的革命性人权意识形态。如果没有导致大革命与天主教会争吵的那次历史性误判，我们也很难相信会发生非基督教化这样的极端事件：而没有那场争吵，教皇权威的戏剧性复兴看来也难以想象。代议制政府可能很快就会成为现实，但如果没有无套裤汉运动为榜样，大众民主制理想还要花多长时间才能确立起来呢？在英国，这场运动肯定彻底改变和拓展了议会改革事业——尽管无套裤汉的血腥形象很可能加剧了来自保守派的抵制。尤其重要的是，革命者发动战争的决定——所有历史学家都认为这使大革命走向了革命化——摧毁了既定的战争模式，而旧制度的政府是不会采取大革命的战争方式的，武装人民也许是他们最不愿意去想的事情。另一方面，战时的紧急状况造成的景象给我们的大革命记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就是恐怖。屠杀绝非新鲜事物，而且18世纪90年代最恶劣的大屠杀发生在法国之外的地方。但大革命的恐怖有一些令人恐惧的、难以想象的新要素，政府可以有步骤地成批处决自己的对手，屠杀可以连续数月，而且采用的是一种能让鲜血染红整个街道的装置，虽然这种装置是出于人道的目的而设计的。这样的事竟发生在人们心目中欧洲最文明的国家，那个国家的作家曾教导18世纪的人们为这个时代不断发展的温和、善良和人道而骄傲。这幕历史戏剧改变了政治变革的全部意义，如果它没有发生，当代世界也许难以想象。

换句话说，大革命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创造大革命的知识分子十分敬重启蒙作家，后者一直相信，如果人们敢于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目标就会实现。1789年的人们在一个罕见的大无畏的时刻实践着曾让受过教育的欧洲人激动不已的利他主义和理想主义，但他们没有注意到，而且他们的导师也没有预见到，理性和善良的意图本身并不足以改变人类的命运。当历代人累积的经验被视为陈规、偏见、盲从和迷信而被抛弃时，错误也就形成了。不得不经历随后26年的大动荡的那一代人为此付出了代价，到1802年，已经有100万法国公民付出了生命，拿破仑时代还将有100万人死去，外国的死难者更是不可胜数。还有多少万人失去了生命呢？法国大革命的愿景既是崇高而鼓舞人心的，也是悲怆和令人震骇的，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是一幕悲剧。

[1]　The Diary of Fanny Burney: A Selection, ed. L. Gibbs, London, 1940, pp. 347-348.

[2]　C. Maxwell, The English Traveller in France, 1698-1815, London, 1932, p. 219.

[3]　Mémoires de Malouet (2 vols., Paris, 1874), ii. 10.

[4]　M. Wiener, The French Exiles, London, 1960, pp. 44-45.

[5]　R. Forster, The Survival of the Nobility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Past and Present, 37 (1967), 83.

[6]　J. McManner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hurch, London, 1969, p. 33.

[7]　Latreille, L’ Église catholique et la Révolution, ii. pp. 38-39.

[8]　Swinburne, Courts of Europe, ii. pp. 114-115.

[9]　F. Aftalion, L’ Économi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987, p. 247.

[10]　Swinburne, Courts of Europe, ii. pp. 105-106.

[11]　M. P. Fitzsimmons, The Parisian Order of Barrister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1987, p. 65.

[12]　R. L. Stein, Léger Félicité Sonthonax: The Lost Sentinel of the Republic, London, 1985, p. 76.

[13]　Clausewitz: On War, ed. A. Rapoport, London, 1968, pp. 384-386.

[14]　D. Mack Smith (ed.), The Making of Italy, 1796-1870, New York, 1968, p. 15.

[15]　Malouet, Memoires, ii.

[16]　O. H. Huft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Church 1796-1801”, in Lewis and Lucas, Beyond the Terror, p. 48.

[17]　H. B. Applewhite and D. G. Levy, “Women, Democracy and Revolution in Paris, 1789-1794”, in S.A. Spencer (ed.), French Women and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Bloomington, 1984), 75.

附录1 法国大革命大事年表

附录2 革命历

革命历是在1793年10月颁布的，从每年9月22日算起，这一天是共和国成立的周年纪念日。革命历直到1806年还在使用。法布尔·戴格朗蒂纳设计了每个月的名称，本意是想要和每个节气配合，但不好翻译。然而，当时的英国人对此不屑一顾，将这些月份戏称为：滑月(Slippy)、寒月(Dippy)、伤月(Drippy)、冻月(Freezy)、喘月(Wheezy)、喷嚏月(Sneezy)、雨月(Showery)、花月(Flowery)、凉月(Bowery)、热月(Heaty)、麦月(Wheaty)、糖月(Sweety)。共12个月，每月30日，剩下5天，起初这5天称之为无套裤汉日，但是在督政府时期又命名为余日。革命历和格里高里历法之间的对应表格参见下表。

附录3 大革命及其史学家

最初的两个世纪

从来不可能对大革命作出中立的评价，对当代人来说，个中原因再清楚不过了。雄心壮志都被释放了，利益受到了攻击或是威胁，毫无妥协可寻。因此早在1791年，对于这场要对整个国家、社会和文化作出突然的且是彻底的改革尝试的各种对立的立场和观点已经形成了，那时罗伯斯庇尔仅仅是一个唠叨鬼，断头台还是一个耸人听闻的玩笑，恐怖统治尚无从设想。但暴力推翻王权的经历，九月屠杀和共和二年的腥风血雨，让一切变得匪夷所思，并从此给革命贴上了恐惧的标签。以清洗屠杀为主的统治方式超出了革命敌人最坏的估计，也考验着革命同道的容忍限度。因此从1794年以来，存在着三种基本立场。第一种认为大屠杀是引发敌视革命的主要原因，现在看来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革命的支持者则分成了两类：一类认为，为了保住革命，认为恐怖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恐怖是必须而且应当捍卫的；另一类既不捍卫恐怖，也不承认其必要性，但认为恐怖是可以理解的。这三种态度的具体表达方式多种多样。用现代术语可以表达为“贵族”(或反革命)、“雅各宾派”和“温和派”三类，更近的术语则将其称作“反动派”“激进派”和“自由派”，或者简单地表述为“右派”“左派”和“中间派”。在两百年后，法国大革命的史学家依然可以如此划分。

右派解释的所有基本要点都可以回溯到伯克。这种解释认为旧制度依旧是稳固的，而且根本上是可行的，言外之意就是这一体制必然是从外部被摧毁的。罪魁祸首就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持续且不负责任地批判、腐化了对宗教、君主制和既定社会秩序的信念。巴吕埃尔(Barruel)在恐怖结束后阐发了一种更为极端的观点，将启蒙运动看成是一种秘密且周密布局的阴谋，目的是要宣传无神论和无政府主义，主要就是那些共济会员。这伙人就是在搞破坏，他们宣扬暴力和屠杀深深根植在这场运动中，如此野心勃勃的企图，是不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的。

这些观点的早期史可以参考拜克(P. H. Beik)撰写的《右派眼中的法国大革命》[1]和麦克马洪(D. McMahon)撰写的《启蒙运动的敌人：法国的反启蒙者和现代性的形成》[2]。这种敌对的传统在19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为一名不信教的一流作者十分合理地阐述，而且在19世纪的天主教圈子里流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他就是依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他撰写的《现代法国的起源》[3]虽然没有天主教的痕迹，但同时却也充满了对血腥的民众激进的恐惧，这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时期反复出现，与先前的论辩相比，泰纳的观点有更多的受众。他的巨著影响深远，故而雅各宾传统中当代一流的史家阿尔丰斯·奥拉尔(Alphonse Aulard)用了整整一本书的篇幅从学术研究的标准来攻击泰纳著作，而泰纳已经去世。1909年奥拉尔遭到了一名年轻的信仰天主教的档案馆员的回击，他就是奥古斯都·科尚(Augustin Cochin)， 1916年被害。科尚几乎没有出版过其他著作，但是在一系列他死后才发表的论文中，科尚重建了革命前的思想社(包括共济会)和雅各宾主义之间的连续性。当时俄国革命的胜利和过激引发了一片恐慌的气氛，泰纳和科尚的分析被融进一种新的右派综合观点中，他就是皮埃尔·加克索特(Pierre Gaxotte)[4]。加克索特是法国运动党(Action Française)的拥护者，这个党派梦想着复辟君主制。加克索特认为暴力和恐怖从一开始就内在于革命，而整个革命过程就是在革命前的思想社中已经酝酿好的。这种观点在1940年到1944年的维希时期成为正典，但是当这个可耻政权倒台以后的半个世纪里，这种观点再也没有追随者了。

反对革命的历史编纂学大多是从外部来分析革命进程的，这和最早的雅各宾派的取向不同，他们也在忙于撰写大革命史。这些人不少是大革命的幸存者，他们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试图为其卷入的恐怖行为辩解，他们常常将恐怖怪罪到别人头上，而罗伯斯庇尔总是替罪羊。最顽固的前雅各宾派可能就是邦纳罗蒂(Buonarroti)，他撰写了《为平等而密谋》[5]，就将1796年巴贝夫的阴谋解释为一种试图恢复并超越已丧失的共和二年的平等期待的努力。但是左派历史编纂学的连续的传统得从1847年才开始，那时他们面对着另一场革命。这一年朱尔·米什莱(Jules Micheles)大革命史的第一卷以及路易·勃朗(Louis Blanc)的数卷《大革命》都出版了。这两个人都颂扬在推翻压迫性的旧制度、建设共和平等的新体制中的人民所扮演的英雄角色。在他们撰写的历史中看不到暴民：民众的干涉代表进步的力量，其动因还是对正义和团结博爱的渴望。而且恐怖无论如何也不是人民的罪责。米什莱将恐怖推到罗伯斯庇尔头上；而社会主义者勃朗认为这是自私自利的艾贝尔派造成的。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两人都认为恐怖源于环境，无人能预见，无人能控制，这绝非是革命本身所致，也与革命的进程无关。

共和二年那场人人向往的社会福利实验或者说“期待”却伴随着流血冲突，因此而困扰的历史学家一般都会像米什莱和勃朗那样思考。即便是保守而且不认同社会主义的共和主义者，也发现了杀戮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头两年的特点，这种杀戮实在很难与他们认为的共和主义所代表的进步协调起来。这就是奥拉尔的观点，他是索邦大学第一位大革命史的教授，那时第三共和国正通过召唤第一共和国，来寻找自身合法性的根基。《法国大革命：一部政治史》[6]就认为大革命的历史使命便是创建一个民主共和国。当欧洲的各个君主国家联合起来，阻止这一事业的时候，这个国家就被迫投入战争，而恐怖和革命政府也是国家自卫的手段。而当共和国的存活有了保障时，恐怖和革命政府也终止了。奥拉尔不喜欢罗伯斯庇尔，因为他认为在已经不需要这样做的时候，罗伯斯庇尔还想要延长恐怖和革命政府。奥拉尔眼中的英雄是丹东，丹东反对延长恐怖和革命政府，并为此付出了生命。

奥拉尔著作中最精彩的一章就是分析共和二年是否就预示着社会主义，他的结论是否定的。恰恰相反，这些看似带有社会主义痕迹的做法只不过是一种临时的权宜之计。同样在1901年问世的还有政治家尚·饶勒斯(Jean Jaurès)的《大革命社会主义史》第一卷[7]。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还很纠缠不清，即使马克思本人也并没有直接论述过大革命。饶勒斯想要将马克思的理解更完全地整合进大革命的历史当中，因此他宣称：“大革命间接地为无产阶级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大革命为社会主义的诞生准备了两个必要条件：民主和资本主义。但是从根本上说，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到来。”因此，仅仅是像奥拉尔那样撰写一部政治史是不够的，大革命应该有更深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维度上的反思，这些反思到那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现在饶勒斯发挥他在议会的影响，寻求公共资金的资助，出版涉及大革命经济和社会史的材料。虽然到了20世纪20年代，饶勒斯又投身政治活动(他开始研究历史的时候还没有获得立法议会的席位)，但是他创立的研究取向已然在法国的大革命历史编纂学里占据了主导地位。大概在60年之后，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作为最后一名伟大的饶勒斯信徒，才将这种研究取向称之为“经典”解释。

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在俄国取得了胜利，然而饶勒斯没有活到那一年，要是他活到了那一年，肯定是要后悔的。此外俄国革命的胜利也是“经典”解释取胜的原因之一。这场革命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宣称自己是继承了罗伯斯庇尔和共和二年雅各宾派的遗产，激发了几代西方的同情者。在法国，所有那些想要继续1794年未竟事业的人，可能也都会认为这是一番光辉且可行的事业。在这些历史学家中，第一位表现出这种热情的就是阿贝尔·马蒂耶(Albert Mathiez)。马蒂耶的授业恩师是奥拉尔，但是更多地受到饶勒斯的启发。1908年他已经和自己的导师奥拉尔分道扬镳，自创一个更激进的大革命阐释学派，这就是“罗伯斯庇尔研究协会”。这些协会现在还存在，协会发行的刊物《法国大革命史年鉴》依旧是这个领域中主要的法文期刊。马蒂耶和奥拉尔的论战主要围绕着对丹东历史名声的评价展开。马蒂耶认为丹东是一个腐败的人，是个自私自利的人，甚至很可能是个叛徒，他想要恢复罗伯斯庇尔的名声。自邦纳罗蒂之后，没有人胆敢正面捍卫罗伯斯庇尔，尽管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一名不可腐蚀者，但却与恐怖有着不可脱离的干系。然而，俄国革命早期的经历说明如果要打压反动分子的话，恐怖是必要的。马蒂耶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毫不费力就论证了恐怖的合理性。“大革命中的法国会接受恐怖，是因为它认为如果不暂时停止自由，胜利就是毫无希望的”，此外“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党派就是因为想要借着恐怖，彻底改变财产关系，才会牺牲”。罗伯斯庇尔倒台了，这种社会和民主革命的希望也随之落空。马蒂耶的名著《法国大革命》[8]突然终结于热月9日，在此之后，仅仅就是“复辟”回潮。

1932年马蒂耶辞世，享年58岁，他的论战好辩的风格没有继承者。之后，左派史学家开始关注更细致的经济和社会分析，最杰出的是乔治·勒费弗尔，他其实是和马蒂耶同一年出生，但活到了1959年。勒费弗尔因研究农民而声名鹊起。1939年恰逢大革命150周年纪念，勒费弗尔出版了一本言简意赅的作品，分析了大革命起源，这就是《八九年》[9]，本书的立论基础是当时的正统命题：“经济权力、能力以及关于未来的感觉，现在都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里……：1789年的革命恢复了事实和法律之间的协调。”关于恐怖，勒费弗尔认为，“尽管很多因素扩大或玷污了恐怖政策，但它仍旧堪称是革命的胜利，这是为了抵制‘贵族阴谋’而坚决采取的对策”[10]。

这种左派研究取向的学术血脉突然被维希政权阶段中断。但是在解放后，右派已经彻底遭人否弃，不少年轻的知识分子都加入了共产党，左派再次浮现，势头比以往更大，欧内斯特·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e)浩繁的研究《从旧制度末期到大革命初期法国的经济危机》就将大革命深深地扎根进经济背景中。阿贝尔·索布尔是新一代学者的代表，他在《共和二年巴黎的无套裤汉》[11]中集中对所谓的“民众运动”进行学术分析，这场民众运动一直都在推进革命的激进化，但是他的概论性的研究遵循正统解释。[12]他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做支撑，认为“法国大革命代表了……漫长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的顶点，这让资产阶级成为世界的主宰。这个真理至今未变……”

然而将大革命看成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并不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际上，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可能就是从复辟时期的第一代大革命史家那里继承来的。这就是弗朗索瓦·米涅于1824年出版的以及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于1823年到1827年出版的著作。他们出现的背景可以参考梅隆(S. Mellon)的《历史的政治用途：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的研究》[13]。这些历史学家勾画了自由主义的大革命研究取向。在他们眼里，革命是正义的，因为被推翻的旧制度有诸多弊端，而且十分不平等。资产阶级的发财致富、队伍的拓展以及受教育，都使资产阶级队伍中的成员对绝对君主制的角色以及世袭贵族的社会支配地位不满意。他们想要建立能体现代议制、平等的立宪君主制，能保障政治和公民权利；但是1791年以后整个进程就脱离了这个轨道，这是因为民众势力的介入，他们对稳定和政治秩序没有兴趣。自由派史家崇拜也强调那些有勇气的人的重要性，这些人想要让大革命稳定下来，最后失败了，比如米拉波，甚至还有丹东。面对像马拉这样的嗜血民粹分子，像罗伯斯庇尔这样的无情的独裁者以及恐怖的捍卫者就开始退缩了，更不用说那个更令人恐怖的圣茹斯特了。从这一角度撰写大革命史的历史学家遇到的根本问题是：为何这场革命会“出错”，以及何时出错。

英语世界中，许多大革命史家也都遇到同样的问题。19世纪史家的论战在本-伊斯雷尔(H. Ben-Israle)的《英国史家和法国大革命》[14]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但那时，盎格鲁世界对大革命的主流解释可能是来自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于1835年问世的著作，并通过仰慕他的查尔斯·狄更斯在其于1859年问世的《双城记》中获得。很奇怪，伯克对大革命的全面诋毁在这片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没有任何回声。在大多数英国人眼里，缺少代议制、没有自由言论，这就足以使推翻一个绝对君主制成为合理因素。虽然暴力是不合理的，但却是可以接受的，至少卡莱尔早就从革命前群众的苦难和社会的腐化中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在20世纪中叶以前，英国和美国很少有历史学家长时间地待在法国，或是研读法语档案。他们的研究基本上是在阐释法国学者的观点，他们似乎对英国整体和平迈向自由很有好感。然而，最合英美学者品位的，就是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托克维尔的第一部著作是分析大西洋对岸的民主体制，从那时开始，他就已经不同于法国的自由主义主流思想。

托克维尔并没有按照计划写出专门分析法国大革命的论著，但是他做的初步研究《旧制度与大革命》[15]是迄今为止关于这一主题的最重要的研究。这不仅仅是一部史书，更是一种试图从长时段来分析大革命的尝试。从一种长时段的历史视角出发，托克维尔将大革命看成是不可逆转的自由民主化进程中的关键环节，但是这两股力量并不能共存。在彻底摧毁旧制度后，奠定大革命的民主和平等也粉碎了自由的保障，而这种保障曾阻碍了君主制威权化的倾向。结果这为拿破仑的上台铺平了道路，促使拿破仑一举推翻了大革命创立的更无根基的自由体制。从1789年开始，没有任何一种代议制能存活下来。托克维尔写下这些观点的时候，正值新的波拿巴摧毁了孕育其政治生涯的那个体制，因此这位自由主义者并不是将大革命看成一种解放的力量，大革命释放的民主完全有可能迈向独裁。托克维尔为此深感遗憾，因此他珍视自由观念，也发现自由在大西洋彼岸已经生根发芽，这真是对他们的恩宠。但是托克维尔的结论所依据的事实并不准确，而且误解也不少。尽管如此，在他去世(1859年)后的一个世纪里，他在英美都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另外，托克维尔去世仅仅几年后，第三共和国便宣告了一个全面自由制度的诞生，而且直到1940年才告以终结。这与他的预测不太吻合，所以在自己的国家，托克维尔很快就被遗忘了。在法国，广域大革命研究的自由主义传统是被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吸收的。

奠定近代世界众多潮流与趋势基调的就是法国大革命，故而大革命的研究也从来不可能脱离当代政治。1945年以后，在这方面却出现了一些变化，围绕大革命的新一番论战就是在“冷战”的阴影里开始的，然而这难说是一种巧合。这些论战者就是后来所谓的修正派，这个称呼和那些共产党内部的不受欢迎的批判者是一样的。在英语世界里，这种批判开始于1954年阿尔弗雷德·科班(Alfred Cobban)在他就职伦敦大学的法国大革命教席的演讲。讲座的题目是“法国大革命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他认为大革命不是成长的代表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胜利，而是一种非资本主义的律师和持官者的胜利。十年后，科班在他的《法国大革命的社会阐释》[16]拓展了他的批评，矛头指向了他称之为以勒费弗尔、拉布鲁斯和索布尔为代表的正统学派。不仅大革命不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成就，而且大革命并没有摧毁所谓的封建制度，而且远没有实现所谓的开启自由职业、解放经济，相反大革命阻碍了经济扩张，代表了“保守的、有产的、地主阶级的胜利”。同时，在大西洋的另一端，乔治·泰勒(Georges V. Taylor)在1962年到1972年之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分析了大革命前的财产结构和商业活动，泰勒的结论是多数严格的资本主义模式都是在君主制国家下运作的，而不是反对君主制的国家。此外，法国国家财富中，资本主义所占的份额很少，因而不会对旧制度构成挑战。实际上，在位于社会顶层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不存在经济上的竞争。从正面来看，他们同属一个精英群体。因此大革命不是阶级冲突的结果。这是一场带有社会影响的政治革命，而不是一场带有政治影响的社会革命。[17]

起初，法国学者是带着怀疑和鄙视的态度看待这些观点的。去世前，勒费弗尔本人也不重视科班的观点，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但是在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之后，团结的法国左派也出现了裂痕，并且开始批评斯大林主义在莫斯科的所作所为。1965年两名幻灭的年轻的前共产党员，弗朗索瓦·孚雷和德尼·里歇(Denis Richet)出版了一本大革命的新作《法国大革命》[18]，这本论著复兴了自由派的传统，认为1789年到1791年才代表真正的大革命，而此后便出现了“侧滑”，进入了恐怖时期，原因是王室的变节和民众想要控制巴黎。这两位新人立即遭到了谴责，说他们在学术上缺少说服力，这就像当年奥拉尔谴责泰纳一样。1971年孚雷回应了对他的批评，他猛烈地攻击被他称为“革命的教义问答”或是“雅各宾-马克思主义的圣经”的大革命史观。他说这种东西总在纪念大革命，而不是用一种学术超脱的态度分析它。这是第一次，一个法国人认识到英语世界的学者对这个问题所做的越来越多的贡献。孚雷认为法国学界的看门人总是念念不忘那种僵化的雅各宾正统，而这些英语世界的学者与他们截然不同。

这一切鼓励了其他法国学者，他们也开始关注别国研究，其中诺加莱(Guy Chaussinand-Nogaret)最为重要。1976年他出版了一部关于革命前贵族的研究[19]，认为革命前的贵族在很多方面和资产阶级类似，他们也接受大革命的很多观念。因此大革命与其说是资产阶级的胜利，不如说是一个新的有产精英群体的胜利。这个有产精英群体既包括贵族，也有资产阶级，他们必将在19世纪以显贵之名统治法国。由英国和美国学者发表的其他的关于贵族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弱化了阶级冲突作为大革命起因的解释。我本人是从研究旧制度涉足大革命研究领域的，1980年我出版了《法国大革命的起源》[20]。在梳理了1939年之后的学术论战后，我提出革命爆发更多地源于偶然性的和政治上的失策，而不是社会冲突。也就是说是大革命创造了革命者，而不是革命者发起了大革命。

实际上，修正派的研究慢慢地颠覆了大革命起因的“经典”解释，而且越来越让人觉得可信。苏联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举步维艰，这也同样损害了那种纪念式的历史书写传统。1917年以后，这种传统一直仰仗苏联的成就才得以维持下来。1982年索布尔去世后，左派阵营里就再也没有任何一名重要的人物能够重建一度占据支配地位的解释了。社会党的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宣布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将在1989年举行，他选择的主题毫无疑问是代表自由派的——将大革命看成是宣扬人权的，与恐怖毫无关系，也不提及恐怖。

这就等于是接受了孚雷和里歇在1965年提出的观点。但是孚雷没有止步，1978年他重印了发表于1971年的那篇重要檄文，并出版了一本包含一系列论文的英译本《思考法国大革命》[21]。孚雷呼吁一套全新的解释模式，赶走社会分析，也包括他自己之前提出的革命侧滑的解释。孚雷说之前只有两位史家“提供严格的对大革命的概念化”，这就是托克维尔和科班。这两人都是一种挑战，但至少托克维尔还是英语世界比较熟悉的。科班是大革命遗产的公开的敌人，他从20世纪40年代早期开始就没有被严肃地对待过。孚雷在政治舞台上的历程让思想右派重新获得人们的尊重，20世纪80年代他们宣称恐怖从1789年那一天开始就是内在于革命的。这种分析方式在前一个世纪已然成熟了，但是他本人对宗教因素并不关心，这似乎让他和最古老的敌对传统有所区别。但是不久，宗教的维度也浮现出来了：旺代问题重新唤起了人们的兴趣。1964年美国社会学分析者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出版了《旺代》(The Vendée)，就是这一潮流的先驱。法国西部反革命的历史现在被放进更传统的议程加以分析。最极端的，也是最臭名远扬的例子就是雷纳尔多·塞克(Reynald Secher)的《法国的种族灭绝：旺代复仇》[22]，此书谴责雅各宾派共和国，认为共和国是有计划地在灭绝其农民敌人，毫不避讳煽情地描绘种族屠杀的情景。大革命是否绘制了迈向20世纪大屠杀和古拉格的道路？另一位持有同样观点的是英国历史学家西蒙·莎玛(Simon Schama)。莎玛是犹太人，他撰写的《公民：法国大革命的编年史》(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是大革命两百周年之际最畅销的作品。他认为暴力一开始就是大革命的本质，而且“仅仅在1789年，恐怖就导致很多人死亡”。莎玛认为1794年罗伯斯庇尔的倒台便意味着大革命的结束，这和马蒂耶的叙述完全一样，而且很多左派叙述也持同样的观点：如果恐怖和大革命不能分开，那么恐怖结束了，大革命也就结束了。英语世界主要是通过《双城记》，甚至是《红花侠》(The Scarlet Pimpernel)来获取他们想要知道的知识，但是莎玛的书并没有译成法文，毕竟孚雷已经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很难将大革命研究的社会取向从左派的经典解释中剥离开来，他们是最先严肃地阐发这种取向的人。所以当经典解释的完整性在修正派的研究冲击下崩溃的时候，科班从一开始就呼唤新的社会史，但一种不落窠臼的新的社会史的呼声似乎被人遗忘了。很多人抱怨说修正派只会破坏，毫无建树之功。社会史的解释力不再受人信任，这种心态不是孚雷独有的。早在1952年，塔尔蒙在《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23](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中就指出了能在启蒙运动的思想中找到现代暴政的根源，而这种暴政首次出现在恐怖时期。这种观点一部分是受到托克维尔的启发，但是更多地受到反革命传统的启发。塔尔蒙是生活在以色列的犹太史学家，他的观点与那种被维希政权摒弃的天主教右派传统没有关系，但是却受到了各派社会史家的嘲笑。这种情况直到诺曼·汉普森(Norman Hampson)的《意志与环境：孟德斯鸠、卢梭和法国大革命》[24]出版才告以终结。一名在社会史领域已经功成名就的人开始全面转向思想解释。汉普森的第一本专著是《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史》[25]。不过到那时，新一代学者也朝着同样的方向迈进。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研究所谓在启蒙运动上层统治下的地下出版和色情文学，一直想要将革命前法国的社会史和思想史融合在一起，他的文章结集，名为《旧制度的地下文学》[26]。1978年凯斯·贝克

(Keith Baker)也开始了一系列讨论，就革命前政治作者的思想模式和

“话语”完成了一系列讨论文章，结集出版了《创造法国大革命》[27]。他们关注的都不是主流的历史人物。令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贝克所谓的旧制度的“思想库”：它是如何为革命的意识形态打下基础的。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文化，而不是观念本身，和晚年的孚雷有很多共同之处。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叶，这一潮流已然蔚然成风。在一部影响很大的论文集里，这股风潮彰显无遗，就是林·亨特(Lynn Hunt)的《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政治、文化与阶级》[28]。1986年贝克和孚雷主持的一组会议在芝加哥开幕，主题是“法国大革命和近代政治文化的诞生”[29]。现在，“后修正派”这一术语开始使用，称呼一种对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取向。在这种研究取向中，大革命基本上被看成是一种更深层趋势的表征，比如某种公共舆论的浮现〔基于哈贝马斯(J. Habermas)1962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对于资产阶级社会范畴的研究》[30]〕的理论构设，以及君主制的“去神圣化”(desacralisation)〔梅里克(J. Merrick)的《十八世纪法国君主制的去神圣化》(The Desacralisation of the French Monarch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或者可以参看公共生活中的边缘群体研究，比如琼·兰德斯(Joan B. Landes)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妇女和公共领域》[31]。

1989年的两百周年纪念之际也是这本《牛津法国大革命史》第一版问世之际，恰逢苏联解体。至此，活跃了大半个世纪的左派解释也寿终正寝。二百周年纪念的特点便是引发了全世界范围的论战，孚雷宣称自己是赢家。除了少数想要将雅各宾派和恐怖分离开的艰苦努力之外，比如伊格内(P. Higonnet)的《超越德行的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32]，年轻一代的学者还没准备好要重振经典解释。在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在1997年孚雷去世后就一蹶不振。即便之前，法国的研究也更多追随的是大西洋彼岸的学术风气，比如沙尔捷(R. Chartier)的《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33]。科班和泰勒开创的修正派解释逐渐被法国同行接手，不过只是被诡异地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此外，后修正学派也在世纪之交树立了自己的霸权，这基本是一场北美的运动，发生在一个思想潮流激荡的世界里。而在那里，已经没人信奉马克思主义了。

当下的大革命研究

近期的论战，更详尽的指引，以及它们是如何演化、变化和进化的，可以参考两本简单但不乏分析力度的著作：刘易斯(G. Lewis)的《法国大革命：论战的反思》[34]和布兰宁(T. C. Blanning)的《法国大革命：阶级之战还是文化冲突》[35]。琼斯(P. Jones)主编的《社会和政治视野中的法国大革命》[36]集结了重要的论文并给予了颇有裨益的分析讨论，而且编者本人也是大革命的研究者。关于法国在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之际的论战，最充分的导引是卡普兰(S. L. Kaplan)的《别了，大革命》[37]，虽然很长，但一点也不啰唆。大革命研究不乏优秀的导论，但是琼斯的

《朗文大革命手册》[38]首屈一指，无可替代，内容丰富，必然会使初学者受益无穷。且按图索骥，读者很容易找到更详细的研究指引。最全面的英文工具书是斯科特(S. F. Scott)和罗萨(B. Rothaus)主编的《法国大革命历史辞典》[39]，虽然各词条的质量参差不齐，而且还存在一些奇怪的纰漏。而在法语辞典中，索布尔主编的《法国大革命历史辞典》[40]也有同样的问题，其编纂者大多是经典解释学派阵营里的学者。孚雷学派也有自己的辞典，这就是孚雷和奥祖夫(M. Ozouf)主编的《法国大革命批判辞典》[41]，其实这是一本反思论文集，而不是辞典。关于1789年各名代表的，有一本质量上乘的必备手册，即勒迈(E. H. Lemay)主编的《制宪议会辞典：1789—1791年》[42]。另外，还有蒂拉尔(J. Tulard)主编的《拿破仑辞典》[43]。

大革命的很多重要人物都有传记，尽管这种写传记的取向在专业史家中已经不流行了。路易十六最优秀的生平传记是哈德曼(J. Hardman)的《路易十六》[44]，但是相比之下，此书关于路易十六在1789年前的经历更为可靠，也不乏新意。关于路易十六最后的岁月，可靠的导论是乔丹

(D. P. Jordan)的《国王受审：法国大革命和路易十六》[45]。关于大革命人物，近来最重要的传记出自戈特沙尔克(L. Gottschalk)多卷本的《拉法耶特》[46]。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叶[47]，这套书还没完成，这么一位妄自尊大的人真的值得如此关注吗？关于米拉波的传记质量平平的倒是不少，至今还没有一部堪称优秀之作。布拉比(E. D. Bradby)的两卷研究是关于巴纳夫的唯一传记。此外除了贝克的《孔多塞》[48]和迈(G. May)的《罗兰夫人和革命年代》[49]之外，主要的吉伦特派成员也还缺少传记。作为一个群体的分析，可参看惠尔(L. Whaley)的《激进派》[50]。关于重要的山岳派成员的研究是帕尔默(R. R. Palmer)的《十二统治者》[51]以及诺曼·汉普森的《意志与环境》。关于马拉，有杰尔马尼(I. Germani)一部最新的传记[52]，但是关于那位想要成为马拉继承者的传记，我们还得去看沃尔特(G. Watler)的《埃贝尔和杜歇老爹报》[53]。诺曼·汉普森的《丹东》[54]综合了关于这位神秘人物的一些不太可信的材料。《圣茹斯特》[55]也是出自汉普森。关于卡诺，有雷纳尔(M. Reinhard)两卷的法文传记，这到现在也还是不可取代的。罗伯斯庇尔至少已经有了几部不错的传记。最充分、也是最易读的传记依旧是汤普森(J. M. Thompson)的那本，但是近期的研究已经收入由海登(C. Haydon)和多伊尔主编的《罗伯斯庇尔》[56]论文集。革命景观最著名的记录者大卫的传记可参阅罗伯特

(W. Roberts)《雅克-路易·大卫：革命艺术家》[57]，而社会和政治上最激进的参与者就是罗斯(R. B. Rose)《格拉胡斯·巴贝夫：第一位革命共产主义者》[58]一书的主人公。在两百周年纪念之际葬入万神庙的，也是大革命期间最能让人接受的就是格雷古瓦神父(Grégoire)。波普金父子

(R. H. Popkin和J. Popkin)主编的《格雷古瓦神父和他的世界》[59]饶有趣味。任何时候都有关于拿破仑的书。蒂拉尔标准的法国式的传记英译本质量平平，副标题是《救世主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Saviour)，是在1984年出版的。英语世界里最好的传记依旧是马卡姆(F. M. H. Markham)撰写的，尽管在很多方面这本书都为后来的研究所赶超。

大革命的起源是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勒费弗尔的《降临》依旧值得探讨，但是更晚近的研究是多伊尔(W. Doyle)的《法国大革命的起源》。[60]斯通(B. Stone)所著的《法国大革命的创生：全球史的阐释》[61]试图建立一幅更宏大的解释情景，而沙尔捷的《文化起源》则提供了一种十分有趣的解释。关于旧制度末年政治的最优秀的导论是哈德曼的《法国政治：1774—1789年》[62]，而关于1787—1788年更详尽的研究参见让·埃格雷(Jean Egret)的《革命前的法国：1787—1788年》[63]，其结论依旧可靠。塔克特(T. Tackett)的《革命者的诞生：法国国民议会代表和革命文化的出现(1789—1790)》[64]对1788年到1789年的政治给了一个严肃且令人信服的重估。琼斯(P. M. Jones)的《法国的改革与革命：1774—1791年变迁的政治》[65]一书分析深入，引人入胜。他试图跨越1789年的断链，寻找连续性。

关于制宪议会的工作成就，汉普森的《恐怖序曲》[66]、费兹西蒙斯

(M. P. Fitzsimmons)的《重建法国：1789—1791年》[67]和阿普尔怀特

(H. B. Applewhite)的《法国国民议会中的朋党：1789—1791年》[68]都让人耳目一新。制宪议会的两项重要改革得到了细致且十分深入的研究，这就是马科夫(J. Markoff)的《废除封建制度》[69]和马哥丹特(T. W. Margadant)的《法国大革命中的市镇争斗》[70]，后者是关于重新划分行政版图的研究。安德烈斯(D. Andress)的《马尔斯校场屠杀》[71]重写了制宪议会期间的民众史。人们对立法议会少有同情，也就没什么学术研究的兴趣，但有米切尔(C. J. Mitchell)的《1791年的法国立法议会》[72]。

相反，国民公会这段时间引得了广泛的关注。政党——长期以来，好像是不言自明的党派之争，在西德纳姆(M. Sydenham)于1961年出版的

《吉伦特派》[73]中得到了彻底的重估。帕特里克(A. Patrick)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人：1792年国民公会里的朋党》[74]提供了更激进的观点，令人难以接受，不过总体上却是个可信的解释。那场决定吉伦特派命运的政变在斯拉温(M. Slavin)的《政变的形成》[75]得到了细致的分析。高夫(H. Gough)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76]是一本简洁明了的导论。关于新近大革命研究不可替代的精彩论文集有贝克主编的《法国大革命和近代政治文化诞生》的第四卷。20世纪50年代对著名的无套裤汉有了细致的研究，此后人们对他们关注得越来越少了，概览性的研究有鲁德

(G. Rudé)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77]和威廉姆斯(G. A. Williams)的

《技工和无套裤汉》[78]，十分精彩地梳理了无套裤汉到底是些什么人。这些研究中，妇女是被忽视了，戈迪诺(D. Godineau)的《巴黎的妇女以及她们的法国大革命》[79]弥补了这一缺陷。民粹主义(political populism)在斯拉温的《从艾贝尔派到断头台》[80]中得到详尽的分析。而热月之后的历史，有腾内森(K. D. Tonnesson)的《无套裤汉的挫败》[81]。马蒂耶的

《罗伯斯庇尔死后》[82]依旧是关于后热月时期最可读的叙述。西德纳姆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1792—1804年》[83]虽然评价公允，但是在各处细节的处理上已经被后人所超越。对热月困境的审慎分析是巴奇科(B. Baczko)的《终结恐怖》[84]，此外卢卡斯(C. Lucas)主编的《超越恐怖：论法国的区域和社会史，1794—1815年》[85]也很出彩。关于颇有争议的阴谋者巴贝夫，伯查尔(I. H. Birchall)《巴贝夫的幽灵》[86]提供了一种感情丰富的观点。就后来的雅各宾派试图摆脱和恐怖的干系的这个问题，参见沃洛克(I. Woloch)《雅各宾派遗产》[87]和利夫西(J. Liversey)

《在法国大革命中制造民主》[88]。近期，关于导致拿破仑上台的危机，最易读的分析参见克鲁克(M. H. Crook)《拿破仑掌权》[89]。

关于这一时期的宗教，最优秀的导论是麦克马纳斯(J. McManners)的

《法国大革命和教会》。在细节的论述以及分析的范围上，阿斯顿(N. Aston)的《法国的宗教和革命：1780—1804年》[90]都超过了麦克马纳斯的书。关于宗教引发的巨大的分裂，杰出的讨论是塔克特《十八世纪法国的宗教、革命和区域文化：1791年的教士公民组织法》[91]。对宗教分离引发的更广泛的影响，参见查德威克(O. Chadwick)的《教皇和欧洲革命》[92]。梯利的《旺代》是一本关于宗教如何演化为反革命的经典分析，但是此书的某些观点遭到了萨瑟兰(D. M. G. Sutherland)就同一现象的论著《朱安党人》[93]的质疑。自塞克的《法国的种族灭绝》在1986年问世后，关于旺代镇压的规模一直都是争论不休。更公允的评述参见马丁(J. C. Martin)

《旺代和法国》[94]和迪皮伊(R. Dupuy)的《从大革命到朱安党》[95]。关于反革命文学发展的简论参见罗伯特(J. Roberts)《法国的反革命：1787—1830年》[96]。法国流亡者重新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卡彭特(J. Carpenter)和曼塞尔(P. Mansel)主编的论文集《欧洲的法国流亡者和反对大革命的冲突：1789—1814年》[97]便是引领这一研究的代表。流亡者在基伯龙

(Quiberon)遭遇的严重危机在赫特(M. G. Hutt)的《朱安党和反革命》[98]中有十分详尽的叙述。哥德肖(J. Godechot)的《反革命：教义和行动1789—1804年》[99]已然为上述研究超越，但仍有参考价值。

如果宗教意味着大革命第一个重要转折点的话，那么战争就是第二个转折点，而对当时人来说，战争带来的转变更大。布兰宁的《法国大革命战争的起源》[100]证明这一系列巨大冲突开始的缘由并为何能在1798年又重新开始，令人信服。他此后在《法国大革命的战争：1787—1802年》[101]中，对冲突的过程和重要性给予了十分生动的叙述。斯科特(S. F. Scott)的《王家军队对大革命的反应：1789—1793年之间陆军的角色和发展》[102]以及科马克(W. J. Cormack)的《大革命和法国海军中的政治冲突：1789—1794年》[103]分析了革命对法国军队的影响。论述法国扩展的通论性作品，参见哥德肖的《伟大的国家：法国革命在世界的扩张》[104]，这本书依旧是不可替代的。关于法国是如何对待国内的外国人的，参见拉波特(M. Rapport)的《革命法国的国族性和公民权》[105]。尽管其倾向有些令人费解，但是帕尔默的《民主革命的年代》[106]依旧是这个时期的一种重要概览，他试图将法国放入更广阔的视野里。丹恩(O. Dann)和丁威迪

(J. Dinwiddy)主编的《法国革命时期的民族主义》[107]搜集了一系列关于当时人如何回应革命的个案研究。与之相关的还有布勒斯(M. Broers)的

《拿破仑统治下的欧洲：1799—1815年》[108]，他的分析也很中肯。《爱国者和解放者：革命在荷兰1780—1813年》[109]史诗般地描绘了革命浪潮是如何吞没这个国家的，而布兰宁的《法国大革命在德国：莱茵河地区的占领和抵抗》[110]涵盖的不只是莱茵河地区，而且最后一章的总结价值很大。支持法国革命的两个国家的历史参见莱希诺多尔斯基(B. Lesnodorski)的《波兰的雅各宾派》[111]和埃利奥特(M. Elliott)的《革命战友：爱尔兰人联合会和法国》[112]。而对法国最顽固的反对者的分析，参见库克森(J. E. Cookson)

《不列颠武装国家：1793—1815年》[113]和罗伊尔(E. Royle)《革命的大不列颠？》[114]。大革命也是布莱克本(R. Blackburn)所著的《推翻殖民地的奴隶制：1776—1848年》[115]的主题。关于加勒比海最详尽的研究，而且其影响远远超出其标题所展现的是盖格斯(D. P. Geggus)的《奴隶制，战争和革命：英国对圣多明各的占领》[116]。

从两百周年纪念以来，大革命的经济和社会史多少有点起色。至今仍旧没有合适人选来翻译这个领域中最伟大的作品，即拉布鲁斯的《法国的经济危机》，尽管此书在1983年已经重印了。而马蒂耶的《高物价和恐怖时期的社会运动》[117]依旧能让我们受益良多。关于指券及其影响的权威评论参见克鲁泽(F. Crouzet)的《通货膨胀：路易十六到拿破仑时期法国的纸币》[118]，而关于十分混乱的金融世界，参见布吕吉埃(M. Bruguière)的《大革命的管理者和不法牟利者》[119]。两百周年纪念时，法国学术界关于大革命的经济史的共识可参看论文集《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国家、金融和经济》；发人深省的概览出自一位心存怀疑的外行之手，即塞迪约(R. Sédillot)的《法国大革命的成本》。在所有农民研究中，最杰出的是勒费弗尔的《法国大革命时期诺尔省的农民》，此书还没有英译本，但是勒费弗尔另一本杰出的论著《1789年的大恐慌：革命法国的农村恐慌》[120]已经有了英译本。琼斯的《法国大革命中的农民》[121]综述了在这一宏大领域中两代人的成果，尽管他的观点备受争议。福里斯特

(A. Forrest)的《法国大革命和穷人》[122]重新开启了一个长久以来为天主教宣传者所占领的领域。博迪尼耶(B. Bodinier)和泰西耶(E. Teyssier)合著的《大革命最重要的事件：国有财产的售卖》[123]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信号，这标志着法国史学界重新对重大问题产生了兴趣。

与作为整体的大革命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还在不断修正中。克鲁克(M. Crook)的《法国大革命中的选举：民主的学徒期》[124]和格尼费

(P. Gueniffey)的《数字和理性》[125]改变了人们关于大革命选举的理解。丘奇(C. Church)的《革命和官僚作风：法国部长科层制，1770—1850年》[126]和布朗(H. Brown)的《战争、革命和官僚国家：1791—1799年法国的政治和军队的行政管理》[127]对法国的官僚体系提供了更好的理解。旧制度核心体制的终结可参阅多伊尔的《卖官鬻爵：十八世纪法国的官职售卖》[128]第九章以及卡普兰的《团体终结》[129]，沃洛克在其《新制度：1789—1820年间法国市民秩序的转型》[130]富有启发的分析也填补了空白。大革命给拿破仑带来的教益在莱昂斯(M. Lyons)的《拿破仑·波拿巴和大革命的遗产》[131]得到了全面的总结。高夫在其《新闻报的出版和法国大革命》[132]提供了一个概览，而达恩顿和罗什(D. Roche)主编的《印刷中的大革命：1775—1800年法国的出版》[133]就将印刷和出版看作了一个整体。关于由后修正派引发的研究领域，参看肯尼迪(E. Kennedy)手册性的《法国大革命的文化史》[134]。最后一个主题是贝纳尔—格里菲特(S. Bernard-Griffiths)、舍曼(M. C. Chemin)和埃拉尔(J. Erhard)主编的《法国大革命和“革命者破坏文物行为”》，但是奥祖夫在其《节庆和法国大革命》[135]中研究了这个问题的积极影响。革命者关于其文化遗产的矛盾态度在普洛(D. Poulot)的《1789—1815年的博物馆、国家和遗产》[136]中得到了概述，然而他们未竟的建筑梦想在利思(J. A. Leith)的

《空间和革命：1789—1799年法国的纪念建筑、广场和公共建筑计划》[137]得到了丰富的描述。革命服饰可参见里别罗(A. Ribiero)的《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流行时尚》[138]，大革命结社中最顽固的弊端在阿拉斯(D. Arasse)的《断头台和恐怖》[139]中有深入的分析。

法国大革命的每一个层面都激起论战，而大革命论著的数量惊人，在任何一方面想要提出观点都困难重重。有人说大革命主题的论著要比法国近代早期历史其他领域每年出版的著作总和还要多。本书推荐的阅读书目只不过是个线索，难免武断，但是这里指出的大部分研究本身都有重要的参考书目，或者也能在它们繁多的脚注里找到出处。

[1]　The French Revolution seen from the Right，宾夕法尼亚，1956年出版，1970年再版。

[2]　纽约，2001年出版。

[3]　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六卷，巴黎，1876—1893年出版。

[4] 《法国大革命》， 1928年出版，1930年出版英译本。

[5]　Conspiracy for Equality，布鲁塞尔，1847年出版，奥布赖恩(Bronterre O’ Brien)于1836年译成英文出版，中译本由陈叔平翻译，上下卷，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译者注

[6]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1901年出版，1910年英译本出版。

[7]　第一卷中译本由陈祚敏翻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译者注

[8]　1922—1927年出版，1928年出版英译本。有两个中译本。第一个中译本由唐虞世翻译(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二个中译本由杨人楩翻译(兼注)(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版；商务印书馆，1963年新版；1973年第二版)。杨译不仅附有详尽注释，矫正马蒂耶多处错误，而且用语典雅，堪为精品。此外1958年版后附有介绍马蒂耶生平、法国大革命研究及各国大革命研究论文三篇。——译者注

[9]　Quatre Vingt Neuf， 1946年由普林斯顿出版英译本《法国大革命的降临》，中译本由洪庆明据英译本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译者注

[10]　1930年出版一部通史(1962—1964年出版英译本两卷)，中译本由顾良等翻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2010年再版。——译者注

[11]　Les Sans-culottes Parisiens en l’ An II，巴黎，1958年；1964年出版英译本。

[12]　在1962年出版的《新概览》中索布尔的《法国大革命史》有两个中译本，节译本由端木正翻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全译本由马胜利等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译者注

[13]　The Political Uses of History: A Study of Historians of the French Restoration.

[14]　English Historian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剑桥，1968年。

[15]　The Ancien Régime and the Revolution，中译本由冯棠翻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译者注

[16]　剑桥，1964年，1999年重印，格温·刘易斯(Gwynne Lewis)写了一篇很有用的导言。——译者注

[17]　参见泰勒的论文“非资本主义财富和法国大革命的起源”(Noncapitalist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美国历史评论》，第79卷，1967年，469-496。

[18]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1970.

[19]　英译本《十八世纪法国的贵族》， The French Nobil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剑桥，1984年。

[20]　第三版，牛津，1999年。第三版中译本由张弛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译者注

[21]　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剑桥，1981年。中译本由孟刚译出，2005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版。——译者注

[22]　英译本于2003年由圣母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出版，译者乔治·沃洛什(George Holoch)。——译者注

[23]　中译本由孙传钊译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版。——译者注

[24]　Will and Circumstance: Montesquieu, Rousseau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伦敦，1982年。

[25]　Soci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伦敦，1963年。

[26]　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剑桥，马萨诸塞，1982年。中译本由刘军翻译，中国人民大学2012年版。——译者注

[27]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剑桥，1989年。

[28]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伯克利，1984年。中译本由汪珍珠译出，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第1版。——译者注

[29]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会议论文在同一主标题下分四卷出版，牛津，1987—1994年。

[30]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英译本于1991年出版。中译本曹卫东翻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译者注

[31]　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纽约，1988年。

[32]　Goodness beyond Virtue: Jacobins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布里奇，马萨诸塞，1998。

[33]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达勒姆，1991年。

[34]　The French Revolution: Rethinking the Debate，伦敦，1993年。

[35]　The French Revolution: Class War or Culture Clash，伦敦，1997年。

[36]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伦敦，1996年。

[37]　Farewell, Revolution，两卷，伊萨卡，纽约，1995年。

[38]　The Longman Companio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伦敦，1988年。

[39]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两卷，韦斯特波特，1985年。

[40]　巴黎，1989年。

[41]　A Critical Diction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纽约，1989年。

[42]　Dictionnaire des Constituants 1789-1791，两卷，牛津，1991年。去世前，勒迈最后主编并出版了《立法议会辞典：1791—1792年》(Dictionnaire des législateurs 1791-1792)(牛津，2007年)，由奥祖夫作序。——译者注

[43]　Dictionnaire Napoléon，第二版，巴黎，1989年。

[44]　Louis XVI，伦敦，1993年。

[45]　The King’s Trial: The French Revolution vs. Louis XVI，伯克利，1979年。

[46]　Lafayette，芝加哥，1950—1973年。

[47]　原书作“18世纪90年代”，有误。——译者注

[48]　Condocret，芝加哥，1975年。

[49]　Madame Roland and the Age of Revolution，纽约，1970年。

[50]　Radicals，格洛斯特，1999年。

[51]　Twelve who Ruled，普林斯顿，1941年。

[52] 《兰彼得》， 1992年。

[53]　Hébert et le Père Duchesne，巴黎，1946年。

[54]　Danton，伦敦，1978年。

[55]　Saint-Just，牛津，1991年。

[56]　Robespierre，剑桥，1998年。

[57]　Jacques-Louis David, Revolutionary Communist，伦敦，1978年；教堂山，北卡罗来纳，1989年。

[58]　Gracchus Babeuf: The First Revolutionary Communist，伦敦，1978年。

[59]　The Abbé Grégoire and his World，乌得勒支，2001年。

[60]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英文版第三版于199年出版。中译本《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张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附有关于历史编纂学的详尽导论。

[61]　The Genesi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Global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剑桥，1994年。

[62]　French Politics 1774-1789，伦敦，1995年。

[63]　The French Pre-Revolution, 1787-1788，芝加哥，1977年。

[64]　Becoming a Revolutionary: The Deputies of the French National Assembly and the Emergence of a Revolutionary Culture (1789-1790).

[65]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

[66]　Prelude to Terror，牛津，1988年。

[67]　The Remaking of France: The National Assembly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1791，剑桥，1994年。

[68]　Political Alignment in the French National Assembly, 1789-1791.

[69]　The Abolition of Feudalism，帕克大学，1996年。

[70]　Urban Rivalrie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普林斯顿，1992年。

[71]　Massacre at the Champ de Mars，伍德布里奇，2000年。

[72]　The French Legislative Assembly of 1791，莱登，1988年。

[73]　The Girondins，伦敦，1961年。

[74]　The Men of the First Republic: Political Alignments in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of 1792，巴尔的摩，1972年。

[75]　The Making of an Insurrection，剑桥，马萨诸塞，1986年。

[76]　The Terror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77]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牛津，1958年。中译由何新译出，北京：三联书店第1版。

[78]　Artisans and Sans-culottes，伦敦，1968年。

[79]　The Women of Paris and their French Revolution，伯克利，1998年。

[80]　The Hébertists to the Guillotine，巴吞鲁日，1994年。

[81]　La Défaite des Sans-culottes，奥斯陆和巴黎，1959年。

[82]　After Robespierre.

[83]　The First French Republic 1792-1804，伦敦，1974年。

[84]　Ending the Terror，剑桥，1994年。

[85]　Beyond the Terror: Essays in the French Regional and Social History, 1794-1815，剑桥，1983年。

[86]　The Spectre of Babeuf，贝辛斯托克，1997年。

[87]　Jacobin Legacy，普林斯顿，1970年。

[88]　Making Democrac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剑桥，马萨诸塞，2001年。

[89]　Napoleon Comes to Power，加的夫，1998年。

[90]　Religion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1780-1804，贝辛斯托克，2000年。

[91]　Religion, Revolution and Regional Culture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The Ecclesiastical Oath of 1791，普林斯顿，1986年。

[92]　The Popes and European Revolution，牛津，1981年。

[93]　The Chouans，牛津，1982年。

[94]　La Vendée et la France，巴黎，1987年。

[95]　De la Révolution à la Chouannerie，巴黎，1988年。

[96]　The Counter-Revolution in France, 1787-1830，贝辛斯托克，1990年。

[97]　The French Emigrés in Europe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Revolution, 1789-1814，贝辛斯托克，1999年。

[98]　Chouannerie and Counter-Revolution，两卷，剑桥，1983年。

[99]　The Counter-Revolution: Doctrine and Action 1789-1804，伦敦，1971年。

[100]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s，伦敦，1986年。

[101]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s 1787-1802，伦敦，1996年。

[102]　The Response of the Royal Army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Rol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ine Army during 1789-1793，牛津，1978年。

[103]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French Navy 1789-1794，剑桥，1995年。

[104]　La Grande Nation: L’ Expansion révolutionnaire de la France dans la monde，第二版，巴黎，1983年。

[105]　Nationality and Citizenship in Revolutionary France，牛津，2000年。

[106]　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两卷，普林斯顿，1959—1964年。

[107]　Nationalism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伦敦，1988年。

[108]　Europe under Napoleon 1799-1815，伦敦，1996年。

[109]　Patriots and Liberators: Revolution in the Netherlands 1780-1813.

[110]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Germany: Occupation and Resistance in the Rhineland 1792-1802，牛津，1983年。

[111]　Les Jacobins Polonais，巴黎，1965年。

[112]　Partners in Revolution: The United Irishmen and France，纽黑文，1982年。

[113]　The British Armed Nation 1793-1815，牛津，1998年。

[114]　Revolutionary Britannia？，曼彻斯特，2000年。

[115]　The Overthrow of the Colonial Slavery, 1776-1848，伦敦，1988年。

[116]　Slavery, War and Revolution: 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Saint-Domingue，牛津，1982年。

[117]　La Vie chère et le movement social sous la Terreur，巴黎，1927年。

[118]　La Grande Inflation: La Monnaie en France de Louis XVI à Napoléon，巴黎，1993年。

[119]　Gestionnaires et proéteurs de la Révolution，巴黎，1986年。

[120]　The Great Fear of 1789: Rural Panic in the Revolutionary France，伦敦，1973年。

[121]　The Peasantr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剑桥，1988年。

[122]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Poor，牛津，1981年。

[123]　L’ Evénement le plus important de la Révolution: La Vente des biens nationaux，巴黎，2000年。

[124]　Election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 Apprenticeship in Democracy，剑桥，1996年。

[125]　Le Nombre et la raison，巴黎，1993年。

[126]　Revolution and Red Tape: The French Ministerial Bureaucracy, 1770-1850，牛津，1981年。

[127]　War, Revolution and the Bureaucratic State: Politics and Army Administration in France 1791-1799，牛津，1995年。

[128]　Venality: The Sale of Offices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牛津，1996年。

[129]　La Fin des corporations，巴黎，2001年。

[130]　The New Regime: Transformations of the French Civil Order, 1789-1820，纽约，1994年。

[131]　Napoleon Bonaparte and the Legac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贝辛斯托克，1994年。

[132]　The Newspaper Pres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伦敦，1998年。

[133]　Revolution in Print: The Press in France 1775-1800，伯克利，1989年。

[134]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纽黑文，1989年。

[135]　Festival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剑桥，马萨诸塞，1989年。

[136]　Musée, Nation, Patrimoine, 1789-1815，巴黎，1997年。

[137]　Space and Revolution: Projects for Monuments, Squares and Public Buildings in France 1789-1799，蒙特利尔和金斯顿，1991年。

[138]　Fashion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伦敦，1983年。

[139]　The Guillotine and the Terror，伦敦，1989年。

译后记

我于2010年7月赴英国参加大革命220周年学术会议时，在会场遇到多伊尔教授。他很高兴地送了我刚出版的《贵族的敌人》一书，而且兴奋地说他的《牛津法国大革命史》要在中国出版译本了。当时我对此事一无所知。回国后很巧的是，这本书的翻译任务落到了我身上。但如果没有刘景迪和黄艳红的大力协作，我一个人是无法完成这项工作的。其间还得到北京大学高毅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庞冠群副教授的协助，一并表示真挚的谢意。

本书是浙江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研究青年创新团队”的阶段性成果。

张弛

于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北苑

目录

各章作者简介

导言

第一章 战争缘起

第二章 同盟国的战略，1914—1917年

第三章 运动战：东西线战场，1914—1915年

第四章 协约国策略，1914—1917年

第五章 巴尔干半岛，1914—1918年

第六章 土耳其战争

第七章 非洲大陆的战争

第八章 海战

第九章 经济战

第十章 经济总动员：金钱、军需和机器

第十一章 女性在战争中的角色

第十二章 自由主义遭遇挑战：战争大后方的政治

第十三章 东线与西线，1916—1917年

第十四章 哗变与军队士气

第十五章 战争目的与和平谈判

第十六章 宣传和动员

第十七章 社会主义、和平与革命，1917—1918年

第十八章 美国参战及其影响

第十九章 德国的胜利，1917—1918年

第二十章 空战

第二十一章 协约国的胜利，1918年

第二十二章 和平条约

第二十三章 尚未终结的战争

第二十四章 记忆与这场伟大的战争

拓展阅读

译名对照表

各章作者简介

小塞缪尔·R. 威廉姆森(Samuel R. Williamson, Jr)：历史学教授，并担任美国田纳西州塞沃尼南方大学副校长。他的著作包括：《大战略的政治：1904—1914年英法备战》(第2版，1990年)，《奥匈帝国与一战源起》(1990年)；与斯蒂文·瑞尔登合著的《美国核战略起源，1945—1953年》(1993年)。

霍格尔·阿弗雷巴赫(Holger Afflerbach)：利兹大学中欧史教授。著作包括：《埃里希·冯·法金汉传记》(1994年)，《三国结盟：一战前的欧洲大国与联盟策略》(2002年)，《失败的艺术：石器时代到现代的投降史》(2013年)；另外他还编著了《威廉二世皇帝：一战期间的最高统帅——来自德皇从军履历资料》(2005年)。

丹尼斯·E. 肖沃尔特(Dennis E. Showalter)：科罗拉多学院历史学教授。著作包括：《铁路与步枪：士兵、科技以及德国统一》(1975年)，《德国军事史，1648—1982：批评传记》(1984年)，《坦能堡战役：帝国冲突(1991年)，《腓特烈大帝的战争》(1995年)，《德国统一战争》(2004年)；共同编著有《战争与现代世界》(2012年)。

大卫·弗伦奇(David French)：伦敦大学学院历史学教授。著作包括：英国一战战略三部曲——《英国经济与战略计划，1905—1915》(1982年)，《英国战略与战争目标，1914—1916》(1986年)，《劳合·乔治联盟战略，1916—1918》(1995年)，还有《丘吉尔陆军之战力提升》(2000年)，《军事认同》(2005年)。

理查德·J. 克兰普顿(Richard J. Crampton)：牛津大学东欧史教授，圣艾德蒙学堂资深会员。著作包括：《保加利亚1878—1918年历史》(1983年)，《现代保加利亚简史》(1987年)，《20世纪及其后来的东欧》(1997年)。

乌尔里希·特林佩纳(Ulrich Trumpener)：阿尔伯塔大学退休历史学教授。著有《德国与奥斯曼帝国，1914—1918》(1968年)。

大卫·齐林格瑞(David Killingray)：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现代历史学教授。著有《欧洲大瘟疫》(1973年)；共同编著《卡其制服与蓝色制服：英属非洲殖民地的军队与警察》(1989年)，《帝国卫士》 (1999年)；撰稿或参编多部非洲史学著作，包括：《非洲与一战》(1987年)，《非洲与二战》(1986年)。

保罗·G. 霍尔本(Paul G. Halpern)：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授。著有《地中海海军形势：1908—1914》(1981年)，《地中海海战：1914—1918》(1987年)，《一战海军史》(1994年)；编著《凯耶斯文件》(3卷，1972—1981年)。

B. J. C. 麦克切尔(B. J. C. Mckercher)：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历史学教授。著有《巴尔德温第二次组阁与美国，1924—1929》(1984年)，《埃斯梅·霍华德爵士：外交回忆录》(1989年)；编著有多部作品。

休·斯特罗恩(Hew Strachan)：牛津大学战争史学教授，任教于万灵学院。著作包括：《欧洲陆军与战争行为》(1983年)，《英国陆军政治》(199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卷：致武器》(200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新插图史》(2003年，10集同名电视纪录片解说词)。

苏珊·R. 格雷泽尔(Susan R. Grayzel)：历史学教授，密西西比大学萨拉·伊索姆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主任。著作包括：《战争中的女性认同：一战期间英法的性别、祖国与政治》(1999年)，《妇女与一战》(2002年)，《居家与战时：从一战到二战的英国空袭与艺术》 (2012年)。

约翰·特纳(John Turner)：英国萨里大学现代历史与政治学退休教授。著作包括：《劳合·乔治的秘书处》(1980年)，《英国政治与一战：联盟与冲突，1915—1918》(1992年)，《麦克米伦》(1994年)。

罗宾·普莱尔(Robin Prior)：历史学退休教授，曾任教于澳大利亚国防学院、新南威尔士大学；特雷弗·威尔逊：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历史学退休教授。二人合著包括：《西线司令部：亨利·罗林森爵士的军旅生涯：1914—1918》(1992年)，《帕斯尚尔战役：尚未揭秘的故事》(1996年)。罗宾·普莱尔著有《丘吉尔的〈世界危机〉成为历史》(1983年)；特雷弗·威尔逊著有《自由党的垮台：1914—1935》(1966年)，《战争面面观：英国与一战》(1986年)。

亚历山大·华生(Alexander Watson)：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讲师，曾任教于剑桥大学、华沙大学。著有《经历一战，德英陆军的士气与溃败，1914—1918》(2008年)，此书获得弗兰克尔奖。

大卫·史蒂文森(David Stevenson)：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国际历史学教授。著作包括：《德法战争，1914—1919》(1982年)，《一战与国际政治》(1988年)，《战备与战争来临：欧洲1904—1914》 (1996年)，《一战爆发：透视1914》(1997年)，《1914—1918：一战史》(2004年)，《艰难时局：1918年的胜利与失败》(2011年)。

J. M. 温特(J. M. Winter)：耶鲁大学教授。著作包括：《社会主义与战争挑战：英国的理念与政治：1912—1918》(1974年)，《一战与英国人民》(1985年)，《一战经历》(1988年)，《记忆场所，缅怀场所：欧洲文化历史中的一战》(1995年)，《历史上的一战》(与昂多安·普罗斯特合著，2005年)，《记住战争》(2006年)。

约翰·霍恩(John Horne)：都柏林三一学院现代欧洲史教授。包括：

《战争中的劳动力：法国与英国：1914—1918》(1991年)，《1914年德军暴行：拒不承认的历史》(与艾伦·克莱默合著，2001年)；编著包括：《欧洲一战时期的国家、社会与动员》(1997年)，《品读一战》(2010年)。

大卫·查斯克(David Trask)：美国陆军军事史中心首席历史学家。著作包括：《美国与最高战争委员会：1917—1918年的美国战争目标与结盟战略》(1961年)，《上校与内阁：1917—1918年的英美海军关系》(1972年)，《威廉·薛佛·班森海军上将——海战指挥官第一人》(与玛丽·克拉齐科合著，1987年)，《远征军与联合作战：1917—1918》(1993年)。

霍格尔·海威格(Holger H. Herwig)：卡尔加里大学历史学教授。包括：《德国海军军官部队：社会政治史：1890—1918》(1973年)，《“奢华”舰队：皇家德国海军：1888—1918》(198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与奥匈帝国：1914—1918》(1997年)，《马恩河》(2009年)；他还编著了数卷研究1914年一战起源与备战的文集。

约翰·H. 摩罗(John H. Morrow, Jr)：乔治亚大学历史学教授。著作包括：《德国空军建设：1909—1919》(1976年)，《一战时期的德国空军》(1982年)，《一战之空战：1909年至1921年的军事飞行》(199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一部帝国史》(2004年)。

提姆·特拉弗斯(Tim Travers)：卡尔加里大学历史学教授。著作包括：《杀戮战场：英国陆军、西线战场以及现代战事发端：1900—1918》(1987年)，《一战取胜解析：1917—1918年的西线英国陆军的指挥与科技》(1992年)，《加里波利1915》(2001年)。

左拉·施泰纳(Zara Steiner)：剑桥大学纽霍学院退休教员。著作包括：《英国外交部与外交政策：1898—1914》(1969年)，《英国与一战起源》(1977年)，以及两卷关于一战、二战期间欧洲关系的论著：《失败之光》(2005年)，《黑暗的胜利》(2011年)。

罗伯特·葛瓦斯(Robert Gerwarth)：都柏林大学学院现代历史学教授，都柏林大学学院战争研究中心主任。著作包括：《俾斯麦之谜》(2005年)，《莱茵哈德·海德里希传》(2011年)；编著包括：《和平时期的战争：一战后欧洲的准军事组织暴力》(2012年，与约翰·霍恩合编)，《20世纪欧洲的政治暴力》(2011年，与唐纳德·布洛克汉姆合编)。

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Modris Eksteins)：多伦多大学历史学教授。著作包括：《理性的局限：德国民主新闻与魏玛民主体制的崩溃》(1975年)，《春天的仪式：一战与现代时期之诞生》(1989年)。

导言

休·斯特罗恩

战争——陈词滥调

这本史书的终章讲述了一战记忆。作者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梳理审阅了25年前的词条，这些资料来自英联邦战争公墓委员会20世纪80年代后期保存的访客留言簿。在贝纳费战争公墓留言簿的“评论”栏里，一位英国访客写道“毫无必要”。在欧洲大陆西北部，众多公墓沿伊普尔、阿拉斯、凡尔登、贝尔福一线分布。“毫无必要”，这则评价虽然简单实用，意味深长，却淹没在一战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始终难以被史学家分享、评论。

众多战争诗人的诗篇早已表明，以文字形式描述战争绝非易事，需要投入巨大精力，这也不难解释为何关于一战的出版物寥寥无几。作者需要理解似乎是不成熟的，甚至是非理性的现象，并将其梳理成形——从过去到现在，这一点一直是最重要的写作动机。但是由此所产生的一战文献描述，往往对战争规模或情感宣泄有失公允。另一位最近造访西线公墓的人评论道：“除了陈词滥调，我想不出其他字眼。”如果说记录一战经历的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现代主义——塞缪尔·海恩斯在《臆想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英国文化》一书中就持这种观点，原因在于他们认识到，作家必须借助新词汇和新文体才能准确描述战争的意义。

在不考虑相对主义或精细分类的情形下，当时的人们经常把这场大战简化为三个字眼——全球、总体、现代——每个词都似乎能让人感受到战争的规模，然而每个词又充满歧义，最终沦为陈词滥调。

世界大战

“全球”这个词，貌似从地理意义上覆盖了全世界，但实则欠缺准确性。直到战争结束，也未见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参战。而且陆上战场主要限于欧洲、中东以及非洲部分地区，中亚和远东仅爆发了零星战事。倘若将“全球”一词弃之不用，取而代之的就是“欧洲”。战争发端于第三次巴尔干战争。事实上，理查德·J. 克兰普顿的研究表明，与接踵而至的大规模冲突相比，巴尔干半岛的紧张局势显得较为孤立。当时，有些人将后续爆发的战争称为“欧洲大战”，也有几位后世的历史学家将其解读为某种形式的欧洲内战。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欧洲大陆的“成员国”互相绞杀，消灭共享的霸权，挑战共同的文化传承——由基督教、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共同塑造的文化传承。

但是这样一来，准确地说，由于这种霸权的存在，战争的范围又显得过于局限。1914年，欧洲在全球位居主导地位——引领全球经济，控制多个殖民地——这样一来，欧洲爆发战事，全世界都被裹挟其中。以伦敦市为例，它是当时的航运和保险行业中心。59个国家使用金本位——即将本国货币与黄金挂钩，而金价则是通过兑换英镑来衡量的。“全球化”和“网络化”体系日益形成，而一战则打乱了这一进程。大卫·齐林格瑞在他所写的章节中明确指出，由于非洲绝大部分都被欧洲宗主国统治，因此在开战伊始，立即就被卷入其中。1912—1913年两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奥斯曼帝国仍然是个欧洲国家。为了调整与其他欧洲列强的关系，土耳其被迫卷入战争。但乌尔里希·特林佩纳认为，鉴于奥斯曼帝国横跨欧亚中东，战火随即燃烧到高加索、伊拉克和叙利亚。作为伊斯兰世界的世俗领袖，奥斯曼帝国有权代表各地穆斯林宣布圣战。尽管没多少国家响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被迫选边站队。

真正的中立状态往往屈从于变幻莫测的国家利益，这恰恰印证了战争的影响力。B. J. C. 麦克切尔描述了毗邻德国的中立国所承受的经济战压力。反观域外国家，由于远离欧洲战场、不必周旋于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它们自然易于倒向协约国。诚然，出于一己私利，参战的确是明智之举，这个道理在日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大卫·查斯克强调，1917年美国之所以参战，不仅是因为德国实施无限制潜艇战，最主要的是其寻求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野心。因此，“全球”这个词更好地诠释了一战影响的广度。

总体战

较之“全球”，“总体”这个词用得更不恰当。它的隐含意义是绝对的，但现实意义却是相对的：“总体战”幸亏只是一句空话。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某些战役，特别是西线战场的索姆河战役、凡尔登战役以及帕斯尚尔战役、意大利战场上的伊松佐河12次战役，以及喀尔巴阡山脉严寒中的鏖战，都把这个概念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了。对于那些在这些战役里战死的个人而言，用老套的话说，这种经历就意味着“总体”战殁。但是，倘若有一支小分队脱离战场，就会有截然不同的观察视角。约翰·摩罗认为，空战犹如骑士之战——个人勇气战胜了战争工业：1917—1918年间，空战远比陆战危险得多；而空战结果往往取决于参战国的工业实力而非王牌飞行员的机智果敢。大规模工业生产决定了空战的胜利。但是在西线战场，飞行员在高空至少能比陆军士兵更看得清地面作战的大致轮廓。堑壕战限定了作战区域，战争时刻威胁着官兵生命。堑壕为官兵提供了掩体。而当堑壕被攻破时，运动战便取代了堑壕战；士兵开始洗劫粮库，恐惧陡生，谣言四起，暴行累累——对平民百姓而言，这无疑是噩梦般的灾难。特林佩纳认为，即使是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原因也大致相仿。

对于其他人，这种所谓的合理性解释是断然不可接受的——这等同于把骇人听闻的亚美尼亚大屠杀轻描淡写为战争背景下的军事行动：亚美尼亚人视之为一场大屠杀，惨状堪比纳粹大屠杀。诚然，亚美尼亚人的命运证实了战争对平民的戕害。鉴于亚美尼亚人此前就备受迫害，那么大屠杀是不是以全新方式进行的？身处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与身处俄罗斯帝国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特别是1915年“大撤退”期间)的境遇，是否有天壤之别？这两点尚存较大争议。另外，亚美尼亚大屠杀的独特性在于，它为国际人权创造了一个新词汇——反人类罪，即从形式上说，犯罪动机并非源于宗教差异(尽管亚美尼亚人是生活在伊斯兰国家的基督徒)。

战争对于平民的身体伤害，极少有像亚美尼亚大屠杀那样惨烈的，更严重的战争创伤则在于心理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总体”这个词绝不如“极权”更为准确：政府通过宣传来进行思想动员。至少一直到1917年，大部分宣传是面向国外的，特别是针对有可能被说服成为盟友的中立国家。但是J. M. 温特认为，对于宣传所下的这个定义过于局限：操控民意的机制，往往掌握在逐利的公司而非政府手中，他们所使用的媒体也远比印刷品更为多样。媒体手段多种多样，起初是宣传海报，随后是电影，还包括老套的纪念品、图画明信片、连环漫画——这些媒介及时、广泛地加深了敌对情绪。1917年的两大明显迹象表明，参战国政府需要资助并发展这些宣传技术。亚历山大·华生认为，第一个迹象就是前线的哗变。约翰·霍恩分析了第二个迹象，即国内发生革命。学界通常认为，前线哗变并非反对战争目的，而是反对为了达到战争目的所采取的方法。反观后者，由于苏俄呼吁和平，但拒绝赔款割地——这说明了它反对战争本身的目的。事实上这两股潮流密不可分：一战的参战军队是公民军队。由于政府大规模募兵，使得士兵感到身处军队和社会之间，全体社会成员均置身于战争之中。

全面实行男性征兵制产生了另外一重“总体”效应——它导致工业生产丧失了大部分劳动力，因而随后动员女性加入其中。但苏珊·格雷泽尔反对将女性动员的规模夸大其词，因为许多从事军火生产的女性在1914年以前就有其他工作。在传统农业中，女性已经与农村经济融为一体。由于男性被征召入伍，劳动力短缺所带来的负担加重。城市人口对于军需品生产至关重要——这也从另一方面解释了“总体”参与战争的意义，即战争与所有人都息息相关——因此，城市也就自然成了战争中的合法目标。在一战中，这就意味着它和海上封锁带来的物资短缺差不多：没有食物、照明、供暖以及衣物。1918年空军战略学家认为，紧随其后的便是直接攻击城市。

现代战争

这样一来，从第三个领域上看，一战更接近“总体战”。精密科技推动了飞机制造的发展；飞机本身就是限制一个国家工业动员的方式。精密科技和工业动员为工业化战争提供了条件，但是工业化战争仍然超过二者总和，它指的是科技和工业的运用方式，即作战方法。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工业化社会之间的战争，这种论断不能充分说明它是“现代”战争的起源。同“总体”这个修饰词相比较，“现代”一词的使用要慎之又慎。

可以肯定的是，新式战争机器取代了大自然的节奏。自从蒸汽船出现以来，机器就日益显示出掌控最基本条件的能力。1914—1918年，潜艇使得海战不再依赖风力和天气，而只是取决于海洋深度。空中侦察迫使士兵只得在夜晚行动，白天则匍匐隐蔽；高爆炸药威力巨大，简直能够移动大山——至少是小山丘。大炮决定了士兵们的作息表——无论是睡觉、起床，还是行军、停止，这些都取决于炮击频率。罗宾·普莱尔和特雷弗·威尔逊认为，1916年时，大炮的精密程度和规模尺寸决定了西线战事。提姆·特拉弗斯描述了1918年协约国取得一战胜利，大炮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是确凿无疑的。但是枪炮的残酷所带来的直接效应却是前现代的。士兵深挖堑壕，堑壕拯救了士兵生命——这样一来，他们所理解的战争就不太具有“总体”参加的意味。堑壕里士兵的境遇与“穴居人”相似，要想生存下去，所需要的武器与18世纪的围城战类似；迫击炮和手榴弹，甚至还有更加原始的战斗工具，例如棍棒和斧头。工业化战争所带来的第一反应并非现代主义，而是原始主义。

但这并非唯一反应。当精密工程被应用于大规模生产中，便产生了轻机枪；化学工程研发了新型炸药以及光气；电气工程革新了通信手段，使得军队可以获取实时情报。精确的反炮兵火力，使得军队野心日益膨胀。在战术层面，新技术的发展最终导致了火力重组和运动战，重新整合了炮兵和步兵。在实战层面，火炮可以长距离精确打击，增加射程，在短时间内密集炮击——这迫使堑壕加深，战线拉长。霍格尔·海威格的研究表明，这些作战技巧正是德军的制胜法宝，德军所采用的作战原则，后来成为20世纪实战概念的基础。

战争走向

战术和技术相结合，便决定了“现代”战争。但是1914年时，总参谋部关注的并不是战术和技术。作战参谋们关注的是战区内的军事行动、军队调动；他们关注的是战役而非战斗。一战之前，他们最关心的是不同战术之间的关系，即策略。他们认为，策略是一种纯粹的军事行动、一种作战方式，与政策毫无关联。尽管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涉足政治，但是他们的专业军事指挥水平为自己赢得了政治优势。小塞缪尔·威廉姆森并未指责挑起战争的将军，但他确实认为由于这些将领采取机械化军事动员计划，使得外交斡旋成功的机会被大打折扣。D. E. 肖沃尔特强调，一旦开战，陆军首要关心的便是机动作战，重视实战而忽视战术。这样一来，高级军官由于思想僵化，被1914—1915年的个人经验所局限，因此不能深入战场，获得堑壕战的直观经验和启示。

海战与陆战不同，没有这些层次之分。保罗·霍尔本回顾了英德舰队各自的指挥官——约翰·杰利科和莱因哈德·舍尔的战术和作战策略。在日德兰海战中，两支舰队均遭到炮击；杰利科和舍尔都善于观察战局并灵活应对，都意识到战略战术所带来的影响，例如，杰利科深知英国大舰队倘若战败，那就意味着英国将满盘皆输。

在海战中，战术和战略指挥被混为一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无线电的发明。当时的无线电设备十分笨重，陆军无法轻易移动，但每艘军舰都能安装无线电。显而易见，无线电常常被滥用，通信交流冗长拖沓；信号以电波的形式传送，使得敌方至少知道对面有一艘军舰存在——倘若获取了对方的密码本，例如英军就获取了德军的密码本——那就可以读取电报信息。但是英国人却对另一件事情有独钟：位于伦敦的海军部，偏偏要直接干涉身处海上的下级军官的作战指挥。1914—1915年，时任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尽管只是一名文职官员，但仍然热衷于滥用无线电越级指挥，策划海军作战事宜，而且不止一次地造成灾难性后果。

武装部队负责完成作战任务，而战术问题则具有政治意义，关乎国家大局，在一场“现代”“总体”的战争中，二者往往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这是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1914—1918年，各参战国首要的政府职能就是交战。约翰·特纳认为，对文职官员而言，他们更加关注战争如何进行、具体战役的目标是什么，这种关注是真实且合法的。一般说来，在英法等所谓的自由社会中，由于文职官员的关注，军民矛盾异常尖锐。对士兵而言，为了战争目的而最大限度获取资源——特别是生产弹药和征用人力，都使得他们对战时经济的运营变得合情合理。德军最高司令部的保罗·冯·兴登堡和埃里希·冯·鲁登道夫将军就是这样做的——通过掌控战时经济，他们的职权远远超越了纯粹的作战任务。

当制定战略上升为国家的首要职能时，军队就不再轻易服从政治命令了。克劳塞维茨曾讨论过战争走向。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一次世界大战凸显了战争走向，即战争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植根于抽象哲学而非现实。在大部分时间里，战争本身变成了目的，而非达成目的之手段。战争对参战国而言消耗巨大，军需消耗提高了各国对战争成果的期望值，而忽视了他们到底能够从战争中捞到多少好处。霍格尔·阿弗雷巴赫的研究表明，以德国埃里希·冯·法金汉为代表的一类将领，被勒令接受妥协，但是这种妥协源于军事现实，亦无法获取政治支持。大卫·弗伦奇认为，对协约国而言，战争并非手段与目的的完美结合。劳合·乔治于1916年12月出任英国首相，他决定限制将领权力、减少伤亡，但拒绝了当月提出的和平倡议，并谋求彻底取胜。而德国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也誓言将战争进行到底。

战争目的

前两章回顾了1914—1917年战争的战略梗概，或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场战争毫无目的——根据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的记述，许多造访西线战场的游客都异口同声说，一战就是一场“浪费”之战。大卫·史蒂文森在讨论战争目的时，提出了关于战争走向的第三种观点，并反对另一种陈词滥调式的观点。他关注战争的政治目标，并发现：交战双方的目标全然无法顺利调和。他认为“没有胜利的和平”或许无法长久维系。

左拉·施泰纳通过分析《凡尔赛和约》，也支持大卫·史蒂文森的上述观点。1919年的和平转瞬即逝，原因并非合约条款不够严谨，而是因为列强未能执行该条约。二战距今已有70年，冷战也早已结束，回首二战和冷战，我们可以对未来世界的和平进行预测。战争以及随后的和平所产生的政治成果正慢慢衰竭。在20世纪，战争极大地促进了现代化，同时又极具破坏力；战争所产生的各种问题一直延续到21世纪。

首先，四个专制帝国土崩瓦解。1914年，德意志帝国还貌似年轻，充满活力。学者们对待俄国的态度大相径庭：有些人认为沙皇专制与革命力量的早期冲突导致俄国分裂；也有学者认为，1914年列强博弈计划中，俄国的重要性反映出它具有隐藏的实力。至于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早在19世纪就已经逐渐衰落，日薄西山。多民族构成是这两大帝国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当时民族主义正日益高涨。

签署《凡尔赛和约》的战胜国，将民族主义作为一条指导原则，这样一来，就将国内政治置于国际关系之中，为列强关系定下了一个持久的基调，但其间龃龉不断，这贯穿20世纪后来的数十年。诚然，这种操作漏洞百出。欧洲的民族划分和领土划分并非一一对应；东欧的民族矛盾纷至沓来，直到苏联成立才得以缓解。至于欧洲以外的地区，民族自决权未获承认——至少在当时没有被完全承认。但是在中欧、东南欧以及中东，现代世界的政治版图在1919年巴黎和会后得以成形。

其次，《凡尔赛和约》包含自由主义甚至民主的理念，这是美国参战的战果。1914—1917年间，自由主义遭到打击。约翰·特纳认为，从国内视角出发，对别国的侵略行径已经彻底扭曲了传统的自由主义。从国际上看，沙皇俄国加入协约国的作战行动削弱了这一联盟进行战争的意识形态纯洁性。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使俄国退出了协约国集团，但并未缓和英法两国高层首脑人物的立场，因为苏俄的退出对自由主义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尤其是退出战争本身就意味着和平的理念。伍德罗·威尔逊像救世主一样提出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构想，无疑使战争的意识形态基础得以复活。许多在1914年参战的国家之所以参战，就是因为它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以战止战的战争”。威尔逊的提议无疑让参战国的和平构想重燃希望。短期而言，美国参议院拒绝修改《凡尔赛和约》，国际联盟土崩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随之而来——这都表明自由国际秩序轰然倒塌。但长期而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表明威尔逊主义具有延续性。1918年的11月11日休战纪念日是为了庆祝停战而设立的，随着岁月流逝，这一天由庆祝变为纪念。

一战持续时间

历史学家的责任之一就是把历史事件置于一定视角下讨论。战争所带来的危险——特别是一战的危险，在于把这些历史背景合理化，而大大削弱了战争的暴行，而且历史学家要做到客观公正，不得不泯灭人性。只有一个因素可以把一战描述为“总体”“现代”，即战争时间跨度。

本书的许多作者都指出，战前人们预期战争会很快结束，但是1914—1915年的战争进程使这种幻想彻底破灭，大家感觉这会是一场“漫长”的战争。但是，“短暂”或“漫长”都不是明确的时间定义。1914年时，最明显的参照物莫过于1866—1870年德意志统一战争——以星期为度量单位计算战争跨度。但是，战前准备耗时数月，即便是当时的总参谋长也无法信心十足地预测战果；某些消息灵通的评论员预测，战争会持续两至三年。在大众看来，这些专业的计算预示着这会是一场“漫长”的战争，但考虑到战争的真实走向，身处1918或1919年去回溯的话，这些预测又显得过于“短暂”。

罗伯特·葛瓦斯在本书倒数第二章也指出，一战并未随着休战纪念日的一连串纪念活动而突然停止。恰恰相反，中欧东欧冲突不断；内战将波兰从俄国分裂出来；土耳其战败后继续作战，力图重塑自身和疆界；1914—1918年，在欧洲列强边缘地带原本被压制的革命，在战后即刻爆发。1914年一战爆发，其他冲突也紧随其后，此起彼伏——巴尔干诸国混战；日本在东亚大陆和太平洋地区扩张侵略，图谋建立帝国，但最主要的还是四大列强倒台后各国的独立之战——所有这些鏖战，都一直持续到一战结束之后。1918年11月11日，德国在贡比涅森林的一节火车车厢里突然接受投降条约——但一战并未就此结束，这也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全球”大战。

对于研究“现代”战争的历史学家而言，一战的时间跨度并不算长。考虑到战争规模和结果，历时52个月(假设我们承认：一战终止于1918年11月11日)，一战也称不上“总体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然历时更长一些，但这是后话了。从1914—1918年间那些参战国的角度来看，30年战争、七年战争，以及拿破仑战争，时间跨度都更长一些。一战的历时和美国南北战争大体相当。

第一次世界大战着实称不上一场长期战争，但也算不上短期战争。但它的确是一场异常惨烈的战争。战斗风雨无阻，全然不受天气和季节制约；至少在西线战场，战地受伤在历史上首次超越疾病成为首要致死因素。特别是由于受伤，许多官兵都在前线有过短暂逗留。他们的战争经历可以说是五味杂陈，既有胜利的兴奋，也有失败的沮丧。每位官兵参战的范围、地点、程度都有所不同，汇总起来的集体经历绝对称不上“总体”“现代”抑或是“全球”战争。这场战争的决定要素非堑壕莫属。堑壕内的官兵团结一致，他们对于战争现实的记忆也大致相同——随后的章节会继续说明，这是一场风格迥异的多方冲突。

1998年，本书第一版出版时，恰好是德国休战80周年。本书第二版出版是为了纪念一战爆发100周年。在详细梳理了最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书为读者提供了拓展阅读指导，其中4个章节是全新撰写的。鉴于3位原撰稿人(盖尔·布雷本，戴维·英格兰德，L. L. 法勒)业已仙逝，原章节均被替换。罗伯特·葛瓦斯撰写了《尚未终结的战争》这一全新章节，反映了学界自1998年起对一战研究的新倾向。

过去15年间，史学界对一战进行了许多研究和讨论，但本书的撰稿人并不想对初版做过多改动，这的确出乎意料。这是纪念一战100周年时遇到的挑战：抓住这一机遇，运用对一战已有的观点，产生新的思路。在导言开篇之处，我曾指出，在过去100年间，对一战的记述曾达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1928—1934年间(至少在英语区如此)，当时许多出版商都认为，出版战争回忆录渐成时尚。德国作家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畅销全球，随后被好莱坞搬上银幕，大获成功。许多学者(包括莫德里斯·埃克斯坦因)都认为，一战回忆录的风行是受到了《西线无战事》的启发。然而二战随后爆发。直到一战50周年时，人们才对它重拾兴趣。对英语观众而言，人们围绕民粹主义讨论了冲突是如何爆发的。1964年，一战老兵首度发声。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历史纪录片《伟大战争》是首部记述一战的纪录片，一战老兵在该片和其他节目中都讲述了各自的经历。1963年，琼·李特伍德在动感十足的影片《多可爱的战争》中使用战争歌曲讽刺英军将领，类似的讽刺作品还有艾伦·克拉克的《毛驴》(1961年)，列昂·沃尔夫的《在佛兰德斯战场》(1958年)。约翰·特林在为道格拉斯·黑格写的传记中回应了上述批评，约翰·特林还为这部作品起了一个颇具挑衅性的副标题——《受过教育的士兵》(1963年)。1964年2—3月，《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全新彩页副刊都被用来讲述一战，称其为“压垮欧洲文明的最大劫难”。大西洋对岸，美国的《生活》杂志在当年4月份也开始出版类似的纪念专刊，但其执行编辑用词不甚准确，没有准确地描述英国所参加的一战，因此，他唤起了“关于战争的理想主义甚至是冒险主义”。

纪念一战50周年的史学集刊均未做过严肃的档案研究，因为那时战争档案尚未解密。后来研究一战的学者们(也包括本书的撰稿人)则不同，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可以调阅的档案充足且资料翔实。在20世纪70年代，关于一战的大部分国家档案陆续公开，一是因为50年保密期限到期自动解密，二是因为公共文件的管制规定有所放松。从那时起，研究质量逐年提高，知识深度逐步拓展。但是现有研究仍有巨大缺陷——对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研究有待加强；奥匈帝国的一战档案全面翔实，对其相关研究还十分有限。但同另一种现象相比，这些档案研究的欠缺简直微不足道。

高深的学术理论远未唤醒公众意识。纪念一战100周年本身需要塑造公众对战争的理解，这也是第三大要务。这就向媒体、广播公司、出版社以及各国政府提出了新挑战，即必须摆脱一战50周年纪念时代的陈词滥调才能塑造一种全新的叙事方式，使大众喜闻乐见。很明显，许多关于战争的记述都出自私人笔记或地方志，关于家史和社区活动。但这些史料也需要国际化视角。一战史需要突破民族和教区争论的界限，实现真正的对比研究和国际研究，以便更充分地反映战争本质、内部相关因素以及战争影响。这也是本书的写作目标。

第一章 战争缘起

小塞缪尔·R. 威廉姆森

萨拉热窝

1914年5月中旬，在贝尔格莱德的科特乌加克公园，加夫里洛·普林西普用他的左轮手枪对着一棵橡树射击，为密谋的任务做训练。这轮射击训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枪。普林西普是波斯尼亚的一名塞尔维亚族学生，打算在哈布斯堡皇室继承人斐迪南大公访问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期间刺杀他。当时普林西普已经和塞尔维亚的恐怖组织黑手社(The Black Hand)建立密切的联系。在塞尔维亚军事情报局局长德拉古京·迪米特里耶维奇(绰号“公牛”)的领导下，黑手社主张通过暴力创造一个“大塞尔维亚王国”。对普林西普和德拉古京·迪米特里耶维奇来说，这就意味着要不惜任何可行的手段结束奥匈帝国对波黑的统治。

事实证明，普林西普非常聪明。虽然他的同伴在1914年6月28日有所退缩或者行动失败，但是他完成了任务。第一枚炸弹爆炸后，斐迪南大公的随行人员陷入混乱，这个年轻的波斯尼亚塞族青年发现大公的座驾就停在离他六英尺(1英尺约为0.3米)的地方，于是迅速开了两枪。几分钟后，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夫人苏菲丧命于萨拉热窝。

整整一个月之后，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三次巴尔干战争随即在短短一周内演化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什么谋杀者首先发动了局部战争，然后才是更大规模的战争？究竟是哪些长期问题、中程问题和战术问题让欧洲陷入冲突？以下所述，是当前对“七月危机”历史性思考的总结，并对一战的起源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长期的紧张局势

1905年以后，欧洲的外交官、战略制定者和政治领导人都面临一系列环环相扣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长期困扰着欧洲大陆，另外一些则是更早时期的问题附带的结果，有些问题得到了解决，有些却悬而未决。持续多年的欧洲东部问题，成为最主要的问题之一。自1878年以来，欧洲列强凭借自己的力量占领了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领土，也就是所谓的“欧洲病夫”，因为英国占领了埃及和塞浦路斯，法国占领了摩洛哥和突尼斯，意大利占领了的黎波里(利比亚)，奥匈帝国占领了波黑。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使得奥斯曼帝国失去对巴尔干半岛的控制。但是，由于俄国、塞尔维亚和哈布斯堡王朝仍然在争夺控制权，所以巴尔干半岛的斗争并没有结束。俄国打算以“斯拉夫兄弟”的名义获得主导话语权；奥匈帝国希望凭借巴尔干半岛而成为通向东方的桥梁，继续它的历史使命；塞尔维亚意图争取出海口。

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哈布斯堡王朝，它也被认为“病入膏肓”。对许多人来说，这一问题是：在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日益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拥有5000万居民的欧洲第三大国能否以一个多民族帝制国家的身份而继续存在下去。多数邻国觊觎奥匈帝国的领土，但有一个国家迫切地希望它能存活下来，即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的北边邻国和同盟国(德奥同盟关系始于1879年)。

奥托·冯·俾斯麦在19世纪60年代为德国统一而做出的努力和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使德国走向了统一。由此一来，德国占据了欧洲的核心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德国早已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它的经济实力也在不断增强。1900年后，德国开始推行激进的世界政策和无节制的海军政策，这震惊了大多数欧洲国家。对许多国家而言，德国的野心就是第三大欧洲问题。而且让情形变得更加复杂的是，任何一届德国政府都不会轻易让俄国从奥匈帝国的解体中有所获益——因为那样的话，俄国将会对德国的东部边境构成更大的威胁。德国实力强大，这会促使英国和法国以势力均衡为出发点，向俄国寻求帮助，从而震慑和威胁德国。

还有另外一些与时代背景有关的问题。开战前几年，国际格局阴云密布——列强结盟、军备竞赛、帝国主义遗毒、经济竞争以及充满仇视的民族主义。到1914年，欧洲已经划分成了两大外交阵营——尽管松散但彼此却有着明显的区别。一个阵营是同盟国，它以德国为中心，包括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罗马尼亚通过秘密协定也加入其中。但是到1914年夏天，政治家们普遍认为，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并非可靠的盟友——或者说两国不太可能帮助维也纳。另一个阵营是协约国，它以法、俄联盟为中心，同时英国也是协约国一员。当时英国做了周密的军事部署。另外，假如德国向西进攻，法国首当其冲。然而，英国从来没有与法国或俄国签署正式条约，只是留下了关于英法和英俄之间的战争仇恨——这比正式条约更为危险。

尽管两大联盟之间的敌意根深蒂固，但是各列强还是在三大国际冲突(两次摩洛哥危机和波斯尼亚持续不断的紧张局势)中维持了和平进程。1914年，三个主要国家——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和德国开始战争动员，之前的那些制约因素都随之消失。虽然说同盟/协约结构这种形式本身并没有引发战争，但是它的存在却意味着：一旦周密的军事动员计划成为执政逻辑，冲突就会演变成更大规模的战争。

他们在战略和海军方面的活动，和同盟/协约的外交部署有着密切的联系。在1914年的前十几年时间里，各成员国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军备竞赛，1898年以后的英、德海军竞赛尤为显著。虽然同盟/协约体系的每个成员国都参加了海军竞赛，但是军备竞赛对英、德两国的关系产生了最为明显的影响。其他任何问题都没有对英德关系产生这么明显的负面影响，与其他任何问题相比，这也是双方为保持克制而做出的努力中遇到的最大绊脚石。德国逐渐增强其军事力量，英国也步步紧逼。上将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希望借助强大的军事力量影响英国的外交政策，让英国更加尊重德国。更为激进的是，英国引进了拥有全重型火炮的无畏级战列舰，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军备竞赛。

德国带来的威胁，迫使英国将其主要的海军部队向北边移动。由此一来，法国就有理由宣称：其海军部队部署在地中海，是为了保护英国在该地区的利益。英国对其主要协约伙伴法国的责任感，主要就是基于上述因素。

其他各国也纷纷烧钱造舰，各国都试图与邻国进行较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中会提到，大型战舰和实际进行的海战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而潜艇和护卫舰会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其实我们往往忽略了更重要的军备竞赛，即1911年以后欧洲大陆军队兵力的急剧增长。除了英国，各国已经开始了征兵活动。尽管并非所有的男性都被征召入伍，但征兵活动还是提供了巨大的兵力资源。各国都有成千上万的常备军，比如，1912年德军人数是64.6万人，法国是61.1万人，俄国是133.2万人。不过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结束后，普鲁士总参谋部断定没有多少人会选择入伍。1912年底，德国的常备军人数增加了13万，法国增加了将近9万。奥匈帝国也增加了其部队的人数，俄国打算建立更多的部队。到1914年7月，虽然动员工作尚未开始，但同盟/协约国中服役的士兵已经达到了将近360万。

几十年来，帝国之间的竞争传统就是对军事和海军筹备工作提供大力支持。19世纪晚期，国际政治格局就是对殖民地和帝国势力进行争夺。20世纪初期，紧张局势并没有得到缓解。两次摩洛哥危机和1908年的波斯尼亚吞并事件让欧洲大陆离危险局势更进一步；近东问题和之前一样棘手。1911年9月，意大利入侵的黎波里，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而且在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中，英德、英法、英俄以及奥匈帝国、塞尔维亚、意大利和俄国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

对英国而言，为抵抗南非的荷兰后裔布尔人，布尔战争(1899—1902年)爆发，它暴露出“光荣孤立”政策所隐含的风险。因此，英国政府开始寻找伙伴。1902年，英、日结盟，保障了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不被俄国蚕食，英国首次尝到了结盟的甜头。紧接着，英国在1904年和1907年分别跟法国和俄国缔结协约，每一份协议都旨在遏制或终结帝国主义之间的敌对倾向。确切地说，尽管英国在当时还保有放手大干的权利，但是签署这些协议后，英国的帝国政治和大陆政治开始变得错综复杂。

列强之间的经济竞争加剧了帝国主义竞争，并且有所超越。一般来说，除了关税问题，列强之间的贸易活动较为容易。奥地利人会跟俄国人订购武器，英国人会根据市场需求建造船只，德国人会向俄国人出售货物，法国人到处兜售武器。但是，为了安抚俄国，法国慢慢把哈布斯堡排挤出巴黎的金融市场。这样一来，各国的贷款制度日益僵化，就连平时最慷慨的英国也不再对奥地利有求必应。尽管如此，维也纳没有花费多少工夫，就在柏林和纽约筹集到了资金。国际贸易和银行业仍然拥有国际化前景，十分警惕战争。对金融界来说，维持和平是唯一合理的政策。

在构成国际政治背景的主要国家中，猖獗、充满敌意和激情的民族主义没有合理性可言，而且比任何人的出现都更为危险。1914年，由于受法国大革命、文化传播以及历史神话发展的刺激，民族主义已经变成了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把玩的对象。虽然在1900年后，每个国家都有其独具特色的民族主义，但是民族主义在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后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雷蒙·普恩加莱先后出任法国外交部部长和总统职位；在他的领导下，法国实现了一次真正的民族主义复兴。在英国，由于北爱尔兰的基督教徒拒绝接受爱尔兰地方自治，爱尔兰问题发展到新高度。德国内部的分歧不再那么强势，常常和缺乏深谋远虑的普鲁士军国主义混合在一起。在意大利，狂暴的民族主义者都在关注奥匈帝国占领蒂罗尔州和达尔马提亚海岸的事。对俄国来说，每个巴尔干问题都是对斯拉夫人兄弟情谊和俄国激进民族主义的考验。在民族主义的作用下，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火药桶。

但是哈布斯堡帝国独树一帜，因为11个民族在这里经过一番斗争后，最终还是在一起生活。凭借1867年的二元君主宪政安排，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控制了这两个国家的政治机构。但是他们必须适应民族多样性，相应地调整他们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事实上，哈布斯堡的领导人曾做出努力，向捷克人、波兰人和国内其他民族做出让步，包括斐迪南大公在内的一些领导人甚至准备好付出更多努力。但是不愿妥协的匈牙利精英拒绝为其他组织削弱自己的政治力量。而哈布斯堡的邻国就不怎么友善了，因为罗马尼亚企图占领特兰西瓦尼亚，意大利打算至少把蒂罗尔州收入囊中，俄国想看到帝国的解体，而贝尔格莱德地区的塞尔维亚人打算在哈布斯堡帝国的领土上创造一个大塞尔维亚王国。受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刺激，其他国家打算建立一个全新的、属于南斯拉夫人的王国。

1903年王朝政变后，卡拉格罗维奇王朝在贝尔格莱德获得执政权。然后塞尔维亚逐渐成了奥地利的死对头，因为它急于看到哈布斯堡帝国灭亡。1908年以来，波斯尼亚危机、巴尔干战争、塞尔维亚领土范围和人口的增长等因素，都让这一关系更为恶化。塞尔维亚政府对那些想在巴尔干地区结束哈布斯堡帝国统治的集团持容忍或鼓动的态度，其中“公牛”的黑手社是最危险的团体。1908年后，哈布斯堡帝国的决策者将塞尔维亚视为民主时代君主政体生存的主要威胁。正如西方在20世纪90年代的所做所为一样，塞尔维亚领导人在奥地利眼中，其政治和外交方面的主要行为就是欺骗和逃避。1914年6月，哈布斯堡帝国的领导者认为，很快就要和塞尔维亚进行最后一笔账的清算了。

虽然问题重重，但是1914年春天，欧洲的情况比过去四年中任何时候都稳定。可以明确的是，德国和俄国因为德国对奥斯曼展开军事行动而争论不休，两国的军事媒体互相嘲讽。昔日盟友罗马和奥地利都想控制阿尔巴尼亚，对阿尔巴尼亚的归属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涉。维也纳不得不接受罗马尼亚显然已经脱离了同盟国的这个事实。然而相反的是，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举行了一系列看似大有希望的经济协商。更令人惊讶的是，英国海军在6月底访问基尔的德国舰队，英、德关系几乎一片宁静和谐。

其实各国面临的主要是国内问题。在法国，亨利埃特·克劳夫人因为《费加罗报》主编对她丈夫造谣诽谤而将其谋杀，这一案件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在英国，多年来悬而未决的爱尔兰问题，曾差点让英国高级军官发动了兵变，他们急于在国内加强统治；在俄国，一些主要城市因为战前大罢工而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活动；在德国，社会主义者的势力逐渐崛起，引起人们的阵阵恐慌；在奥地利，由于捷克和德国之间的矛盾冲突，议会于3月份休会；在匈牙利，生活在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马扎尔人(匈牙利主要民族)和罗马尼亚人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

不过可能塞尔维亚的情况最为危险，因为塞尔维亚的文官政府(得到俄国的支持)不断受到塞尔维亚军队的攻击，军队试图成为国中之国。更糟糕的是，尼古拉·帕耶伊总理于6月初下台，但在俄国的坚持下实现复辟。尽管欧洲的这些内部问题令人担忧，但并不会给国际和平带来危险。亚瑟·尼克尔森长期以来一直担任英国的外事副国务卿，1914年5月初他表示，近几年从未见过如此稳定的国际局势。

6月28日星期天，萨拉热窝的两声枪响打破了这种假象。这次枪击事件必然会将欧洲各国内外政策的所有危险点集中在一起，随之而来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奥匈帝国的反应

虽然塞尔维亚的暗杀行动成功了，但也对帕耶伊的文官政府构成了威胁。“公牛”和他的黑手社手下早已同室操戈。在这之前，帕耶伊没有调查到这个秘密组织的主张，现在他发现自己需要做出妥协。1914年6月初，帕耶伊总理隐约听到过密谋暗杀的谣言，他甚至想打听具体情况，但“公牛”对此保持沉默，拒绝告诉他任何细节。现在还不确定，塞尔维亚是否告知过奥匈帝国警惕暗杀行动。无论如何，谋杀发生后，总理不能承认他事先知道暗杀的阴谋，也不允许奥匈帝国方面有任何将暗杀活动的细节公之于众的行动。任何妥协行为不仅会对他的政治地位产生威胁，也会让“公牛”和他的手下试图发动政变，或者出现更糟糕的情况。

6月28日后，帕耶伊试图减少塞尔维亚新闻界对斐迪南大公死讯的冷嘲热讽，但是成效不大。虽然他也试着对奥地利表现出安抚和亲切之感，但他知道哈布斯堡帝国一定认为普林西普和塞尔维亚有着某种联系。他只能寄希望于哈布斯堡的调查员，不要在“公牛”和其他人之间制造某种直接的必然联系。

不过帕耶伊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不能容忍任何哈布斯堡王朝对塞尔维亚主权或对他和军事当局权威的侵犯。如果他做出任何让步，就会暴露自己，并受到政治对手的攻击，同时也会令其他文官遭遇危险。因此，面对“七月危机”，塞尔维亚会采取中和政策，看似巧妙地躲避了各种问题，实则别有用心。战史学家认为，俄国没必要使塞尔维亚问题陷入僵局。面对萨拉热窝枪击事件，塞尔维亚领导层制定了自己的应对路线，意味着要和奥匈帝国进行最终对抗。

虽然斐迪南大公和苏菲的死讯震惊了哈布斯堡的领导层，但是他们的葬礼并没有得到皇室的重视，只有少数人对他们表示同情。所有的高层领导都想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因为大家都知道塞尔维亚对这次袭击事件负有责任。84岁高龄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听到消息后，从巴特伊施尔的狩猎别墅匆匆赶回维也纳。接下来的六天时间(到1914年7月4日)，哈布斯堡帝国的领导层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议论皇室对二人死讯的反应，并对暗杀事件后波黑地区大范围政治动荡局势进行预估。由于皇室曾三次差点与波黑交战，所以我们不能忽略之前1912年和1913年的紧张局势。每一次好战的对外手段都能大获全胜，俄国对此也只能照单全收。

奥匈帝国总参谋长弗兰兹·康拉德·冯·霍茨坦多夫将军，是最为好战的哈布斯堡领导人，他确实对1914年战争负有主要责任。在前几次危机中，他曾向塞尔维亚发动了50多次战争，而且经常感叹，如果皇室1908年袭击塞尔维亚的话，取胜的概率很大。在“七月危机”中，康拉德再三强调，最后清算的时机已经到来。康拉德在1912年和1913年要求发动战争，但是受到了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外交部部长利奥波德·伯克托尔德的阻拦。现在斐迪南大公死于枪下，伯克托尔德决定采取行动。除了匈牙利总理伊斯特凡·蒂萨，所有的领导人都想解决塞尔维亚问题。为了使其保持国际信誉，皇室必须证明，南斯拉夫民族运动不能毫无底线，恣意妄为。

萨拉热窝的报道声称，这次阴谋确实和贝尔格莱德的某个低级官员有关系，而且不止一个官员——这些报道让哈布斯堡帝国更想解决塞尔维亚问题。尽管在1914年还没有确切证据，但是官员都推断出塞尔维亚政府已经采取了措施，而且有可能策划了这次行动。考虑到这一证据，哈布斯堡领导层很快提出了三个方案：对塞尔维亚实行外交高压；对塞尔维亚果断采取军事行动；下发最后通牒，如果遭到拒绝就采取军事行动。7月3日，迫于康拉德和军事领导层的压力，弗朗茨·约瑟夫只能同意采取行动，不排除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只有伊斯特凡·蒂萨反对通过军事行动解决问题，而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获得他的许可。蒂萨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而且他想在政府做出最终决定之前确保德国对其提供支持。但是他坚决反对任何军事行动，这样一来就剩下两个选择，要么实行外交策略，要么通过外交或军事联合解决问题。不出所料，那些一心想采取军事行动的人选择了第二种方案。

7月4日，奥匈帝国的外交部部长伯克托尔德将他的下属亚历山大·霍约斯派到柏林以寻求德国的支持。霍约斯十分好战，他带了弗朗茨·约瑟夫写给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亲笔信，还有一份用于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的长备忘录。他在柏林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德国完全明白奥地利的用意所在，即哈布斯堡领导层意图和对塞尔维亚进行军事清算。德国领导层(各种原因，后文详解)同意哈布斯堡帝国提出的要求，意识到这可能是它与塞尔维亚的保护伞俄国之间的全面战争。

获得德国的支持后，奥地利的领导层于7月7日召开会议，制订计划。康拉德将军信心满满，他觉得一定能大获成功；其他部长试图说服蒂萨接受军事行动的方案。同时，领导层拟定了初步的外交策略。7月13—14日，匈牙利总理蒂萨最终不得不同意强硬的军事行动，接受了可能与塞尔维亚开战这一事实——他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他担心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一旦结盟，就会威胁到匈牙利统治下生活在特兰西瓦尼亚的300万罗马尼亚人；同时，他们准备好了最后通牒草案，安排好欺骗欧洲其他国家的策略，还将一些休假的军人召回了部队。

但是发出最后通牒的时间仍然是个主要问题。7月20—23日，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和总理勒内·维维亚尼对俄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样一来情况更加复杂，下发最后通牒的时间遥遥无期。伯克托尔德不想在法国领导人访问俄国期间提出这些要求，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就意味着下发最后通牒的时间要延迟到7月23日下午。最终，他们会在贝尔格莱德下发48小时最后通牒——但其实根本没办法实现通牒的各项要求。

7月5—6日，德国决定全力支持奥地利，这成了欧洲近现代史上最为热议的话题之一。这样一来，德国为何会有这样强烈的反应就不足为奇了，毕竟早在1900年，威廉二世和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关系就很亲近；更何况他们才刚会面，在思想方面就达成一致。此外，西奥博德·冯·博斯曼德·霍尔维格总理认为，德国应该向奥地利表明自己支持最为忠诚可靠的盟友。更具争议的是，在德国军队的压力下，柏林的文官是不是应该将萨拉热窝刺杀事件看成一次天赐良机，对俄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一说法的缘起是，俄国的军事力量逐渐崛起，德国对此备感担忧，因为据说俄国的军事防备在1917年达到顶峰。几十年来，俄国和德国的军事关系在1914年初跌到了最低点，而且威廉二世的军事顾问不会对奥地利有一点限制，这和之前的巴尔干事件截然不同。欧洲的军事竞争不断加剧，事态愈演愈烈，一直蔓延到“七月危机”。

尽管如此，德国领导人竟然达成一致，支持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一决胜负。因此，德国国王和总理对奥匈做出了正式的承诺(也就是所谓的空白支票)。就此，奥匈帝国开始向塞尔维亚进军。“七月危机”下一阶段逐渐展开后，德国将发现无论是好是坏，自己都会受到可靠盟友的摆布。

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

德国一直等了两周多，等哈布斯堡领导层做出最终决定后再展开行动。在此期间，德国皇帝在北海航行，德国军队和海军司令部对自己的安排信心满满，在德国的旅游胜地享受假期。同时，奥地利一直在拖延，博斯曼德·霍尔维格对此非常恐慌，他也开始担心德国对外政策的“潜在风险”和“跃入黑暗”会带来不好的结果。但是他支持奥地利的决心并没有因为这些顾虑而有丝毫动摇，他只希望哈布斯堡帝国能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

7月20日，欧洲到处都是哈布斯堡帝国即将对塞尔维亚宣战的谣言。英国政坛的焦点依旧是爱尔兰问题，法国公众还在关注克劳谋杀案，而奥地利开始对塞尔维亚展开行动。结果7月23日之前，协约国都没有对伯克托尔德提出异议，而且外交部部长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接着，在7月23日下午6点，哈布斯堡帝国部长瓦迪米尔·吉尔斯按照指示，在贝尔格莱德将最后通牒发给了塞尔维亚外交部。英国外交部部长爱德华·格雷爵士将其称为“一国对另一独立国家下发的最过分的文件”。

最后通牒的时间是48小时，它要求塞尔维亚做出让步，并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这起刺杀事件。帕耶伊本来在其他地方参加竞选活动，收到通牒后匆匆回到贝尔格莱德起草答复。在答复中，他承认了最后通牒的几点内容，但是对奥地利的关键需求决不让步——因为如果让步，可能会让奥地利认为帕耶伊本人和他的政府是这起谋杀事件的共犯。

和萨拉热窝刺杀事件一样，哈布斯堡的最后通牒也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震惊。虽然人们还没发现和平下隐藏的危险，但是欧洲外交官(以及他们的陆军和海军军官)都意识到危机四伏。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应最直接最强烈的是俄国，而不是德国。得知最后通牒的消息后，俄国外交部部长谢尔盖·萨佐诺夫立即宣战，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全欧洲都卷入战争，而这些都是无法避免的。

还没等塞尔维亚做出回应，在7月24日的参议院会议上，萨佐诺夫和其他人就一致要求俄国大力支持塞尔维亚。因为担心俄国无法控制泛南斯拉夫运动，他坚决敦促采取行动。尽管当时俄国的军事改革尚未完成，但是他的上级领导还是支持这一做法。前不久法国对俄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让俄国人信心倍增，因为如果一旦开战，法国一定会支持俄国。

在萨佐诺夫的催促下，第二天议会取得了沙皇的许可，开始启动各项军事措施，为局部或全体动员工作做准备。议会决定进一步开展局部动员工作——这样可能对奥匈帝国形成威胁，使其不敢贸然攻打塞尔维亚。在整个“七月危机”中，俄国最早展开军事行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些措施的范围广大，所涉及的范围包括德国和奥地利。而德国的军事情报局自然会把俄国这些举动看成是某种形式的动员工作。在这次危机中，俄国逐步加强边境安全，召回部分军队，这些行动都充满挑衅，令人不安，远超奥地利一心应战的决心。

另外，爱德华·格雷爵士拼命想充当和事佬，就像1912年他在巴尔干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但他所做的一切都徒劳无功，因为他没能让奥地利延长最后通牒的时限。7月25日下午6点，吉尔斯认定塞尔维亚的答复不够充分，然后打破外交惯例，马上动身去了附近的哈布斯堡王朝领土。由此一来，“七月危机”不断扩大，形势岌岌可危。

格雷仍然在为争取和平四处奔走。他打算发起一次四国讨论会，缓解这次危机的紧张局势。不过他没法让俄国或德国接受同样的建议，进行某种形式的调解或外交商讨。格雷失败的一部分原因主要是德国的两种假设情况，即英国可能会袖手旁观，而德国对奥地利的大力支持可能最终会吓退俄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格雷的每一次努力都会让伯克托尔德感到恐慌。现在他决意开战，阻碍当地冲突的任何干预。事实上，哈布斯堡的外交部部长很难让康拉德将军同意在7月28日星期二开战。这一声明发出后，便是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间的混战——这样一来，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塞尔维亚自然而然地把这场混战夸张成奥地利的大规模袭击。这就意味着，俄国会用这次混战来表明自己对塞尔维亚的支持，同时准备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到7月28日，欧洲各国都采取了一些陆军及海军方面的备战措施。法国和德国重新征集了一些前线部队，奥匈帝国为袭击塞尔维亚开始动员工作。在英国，第一任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获得了内阁的批准，保证英国舰队在军事演习后完整无损。7月29日晚上，他下令英国舰艇通过英吉利海峡进入北海阵地。可以说多亏丘吉尔，英国才成了欧洲战争中第一个维护切身利益的大国。

此时格雷还在寻找解决办法。但是爱尔兰问题久久悬而不决，英法两国由于政策问题过于亲密，内阁成员之间的分歧日益增大，这些问题对格雷而言都是重重阻碍。在7月最后一周时间里，格雷多次尝试获得内阁的同意，通过英国的干预威胁德国——但是这一想法遭到了内阁成员中激进分子的拒绝，因为他们不想让英国卷入大陆战争。

现在格雷想促成英国和比利时签署条约，承诺保证比利时的中立国身份；与此同时，德国保证比利时和法国会在战后恢复双边关系，试图以此让英国保持中立——但这无疑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格雷不仅果断拒绝了这一贿赂，还把矛头对准了德国。7月31日获得内阁的许可后，格雷要求法国和德国保证比利时的中立国地位。法国照做，而德国并没有。格雷在道义和战术方面取得了胜利。

在圣彼得堡，决策者反复商讨，以确保能应对危险。7月28日，萨佐诺夫意识到，奥地利不会因为对奥匈帝国的局部动员而受牵连。事实上萨佐诺夫的长官都认为，局部动员会让全体动员的情况更为复杂，因此他们都支持萨佐诺夫开展全体动员工作。他获得了沙皇的批准。只有尼古拉二世稍显犹豫，因为他收到了来自表兄威廉二世皇帝的消息，不过威廉二世发来的电报也没有什么重要内容。7月30日，沙皇意识到，德国可能会做出回应，会将袭击的矛头指向俄国的盟友法国，所以他下令开始总动员。

俄军的总动员给德国最高司令部清除了一些障碍。首先，这意味着任何谈判都不会有结果，包括奥地利停止进军贝尔格莱德这一提案也不会有任何结论；其次，德国可以宣布进行“防御战争”来防卫俄国的侵略，这一策略帮助霍尔维格在国内达成共识；最后，表明总理只能接受赫尔穆特·冯·毛奇将军的要求，在德国开展动员工作，并实施战争计划。霍尔维格意识到德国是个只身独立的大国，开展动员工作就相当于进入战时状态。然而只要德国开始动员工作，首相就没有太多控制权了。

1914年8月1日星期六晚上7点，德国正式向俄国宣战。第二天，德国军队入侵卢森堡；当天晚上，德国向比利时提出要求，允许德国军队借道比利时进军法国。比利时内阁在会上决定抵抗德国的进攻。

虽然法国已经开始了动员工作，但是法国政府一直急于让英国从中调解，所以让法军驻扎在距离法国边境6英里(1英里约为1609米)的地方。在伦敦，法国大使保罗·康邦三番五次地要求英国政府承认英法联盟之间有关道义和军事义务的不成文约定。尽管如此，8月1日星期六，英国内阁还是决定拒绝对法国做出任何承诺。8月2日星期日，内阁同意格雷做好接下来两步措施，即英国将保护法国北部海岸地区，让其免受任何德国海军的袭击，而且英国将要求德国放弃攻击比利时。英德大战一触即发。

8月3日星期一，英国内阁回顾了当天下午格雷在议会的讲话要点。他的演讲内容非常公开化，提到了英法的军队和海军机密安排，通过他的演讲我们可以得知英国肯定会从中干预，保持均衡，而且它将誓死保卫比利时和法国。如果德国仍然在西部展开进攻，法国将坚决开战。8月4日星期二，最后一项要求从伦敦转送到柏林，遭到拒绝。1914年8月4日晚上11点(格林尼治时间)，英德开战。

战事时间表

开战后，各国的注意力转向事先安排好的动员计划。海军面临的问题相对简单，准备好展开大型海战，加强或阻挠海上封锁政策，保护好海岸线，保持航线畅通，就可以应对问题。而陆军面临更大的风险，因为如果一支军队战败，很有可能整场战争也就结束了。大家都认为应采用进攻性战略，每场战役速战速决，再加上精心准备的计划，他们已经准备好应对几乎所有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

各国的战争计划中都包含详尽的动员工作日程表，而且各将领都想最先开展动员工作。虽然动员工作意味着更容易开战，但是只有在下列两种情况下它可以保证各国大范围地参与：第一，如果俄国展开动员工作，德国会效仿俄国，并且立即进攻比利时和法国；第二，如果德国的动员工作不受俄国挑衅的影响，那么最终结果还是一样。俄国任何形式的全面动员工作，都会引起德国的警惕——因为对德国而言，动员就意味着战争。可能只有极少数的文官完全理解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有些军事策划者都吃不准这些联系。

1914年德国的战争规划简单又危险，机械化程度相当高。为避免受困于法俄之间的两线作战，德国会最先在西边发动袭击，侵犯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在大规模的扫荡行动中包围并压垮法国军队。一旦法国战败，德国会重新部署其主力军对抗俄国，在奥匈帝国的帮助下结束战争。俄国试图立即向法国提供援助，扰乱德国在西边的进攻。俄国部队会在东普鲁士袭击德军，其他俄军向南行进到加利西亚，对抗哈布斯堡军队。但是要想达到目标，俄国不得不马上展开动员工作，因此他们在“七月危机”伊始就制订了计划，而这些计划将会给欧洲的和平态势带来重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在1914年8月采取了一些初步措施，但是将全面动员工作推迟到后期。即罗马不再进行干预，而不是很快卷入了一场博弈，各方为是否参战角力。直到1915年8月，意大利这一仅剩的战前主要盟国才加入了战争，但是它改旗易帜，加入了与同盟国对立的协约国。

战事升级

1914年8月10日，欧洲处于战争状态。这场战争从第三次巴尔干战争开始，迅速发展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这些事件，怎样进行责任认定？是谁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哪些做法本可以避免战争爆发？自1914年以来，这些问题让各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深感困扰，因为一直没有确切的答案。不过以下的评论可能会说明这些问题的背景。同盟国或协约国建立了联系机制，让国家对政策发展的控制进入新的高度——一国只拥有部分控制权。最重要的是，由于德国一心想发动进攻性战争，所以俄国和德国每一次发生冲突时，法国都会卷入其中。直到1914年，同盟国或协约国之间的分歧日益增多，足以超过联盟带来的影响。

德国大肆疯狂的行为和1898年后德国和欧洲的政治特点几乎如出一辙，这一行为的后遗症就是德国完全失去了公信力。因为只有对德国来说开展动员工作才等于开战，所以德国的所作所为事实上是一种狂妄的举动，让整个国际社会不寒而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部分历史学家认为，德国在1914年实行的政策可能没以前那么强硬。但是那年夏天，德国为其先前咄咄逼人的气势付出了代价。

塞尔维亚对恐怖主义的行动不闻不问，试图逃避所产生的后果。 1918年南斯拉夫国家建立后，塞尔维亚成为这场战争最大的赢家。不过荒谬的是，导致奥匈帝国垮台的民族冲突，也会对这个新国家和1945年后的继任者产生困扰。

尽管奥匈帝国担心南斯拉夫作为一股政治力量逐渐崛起，会对其产生威胁，但是这个二元制君主国无法进行完善的自我改革以应对挑战。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生前爱好和平，他的离去让国家无法控制康拉德将军的野心，并安抚民众的恐惧。奥拓卡尔·切尔宁的墓志铭虽然听起来很刺耳，但是不无道理：“我们被迫走向死亡，我们所能选择的只有如何死亡，而我们选择了一种最可怕的死亡方式。”

德国认为应该支持自己的多瑙河盟友，但是反过来又会影响其对俄国和法国的立场。没有德国支持的话，奥地利可能会有所犹豫，或者对贝尔格莱德采取更为温和的态度。但是为了支持奥地利，同时让俄国和协约国分道扬镳，德国会冒险加入大陆战争，实现短期和长期目标。其实德国和奥地利算得上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又让事态变得难以控制。

不过俄国也对最后的结果负有主要责任，因为在这场战争中，俄国一直决心支持塞尔维亚，不愿意同德国和奥地利进行协商，而是迅速采取军事措施——这些举动都不断加剧了这次危机的紧张局势，最终失去了控制。7月30日，俄国开展全体动员工作，这场灾难一触即发。

另一方面，俄国做出这些决定要面临的是与法国结盟的各种后果。尽管法国抱有很大期望，但实际上和俄国结盟并未使法国免于重创，更确切地说，是法国自食其果，成了俄德战争的牺牲品。在整个危机期间，法国领导人未能说服俄国谨言慎行，却努力获得了英国的帮助。

对英国政府而言，在1914年8月做出决定并非易事。格雷不能对严重分裂的内阁进行攻击。英国和法国十年前的友好协定内容模糊，尚不成文；这些友好协定根据前人的旧俗而来，具有非确定性质。爱尔兰问题造成的政治环境十分恶劣，同样造成掣肘。格雷急切地希望英国的干预能对德国形成威胁、阻碍其行动，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格雷是否还有更多选择？考虑到英国的政治体制和自由党执政的不稳定因素，也许格雷能做的也只有这些。最近有一些人断言，可能当时只有一支庞大的英国军队才能阻止德国行动，但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1914年7月，一两个关键决定可能就会避免战争爆发。事实上，“七月危机”就是战事不断升级的后果。人们期望速战速决，打一场进攻性战争，把战争当成一种政策性工具并对此深信不疑——但很快就可以证明这一切都是假象和妄想。现代战争充满了冷酷、坚韧和不屈不挠，很快代替了大众媒体笔下浪漫神勇的传奇。少数精明的决策者(君主、文职大臣、海军将领和将军)发动了这场战争；无数百姓因此而丧命，才为这场战争画上了句号。

第二章 同盟国的战略，1914—1917年

霍格尔·阿弗雷巴赫

德国战无不胜吗？

同盟国是否有望赢得一场大陆战争？尽管在1914年以前很多人讨论这个问题，但答案并不简单。这场战争的政治环境包含了太多未知数，因此，我们只能对获胜的概率猜测一番。有一点对德国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即马上开战的大陆战争将是一场联盟战争，法国和俄国将联合起来对抗同盟国。但是意大利会和同盟国战友并肩作战吗？同盟国的另一盟友罗马尼亚又会如何？英国一直和大陆联盟撇清关系，这一次它又会如何呢？

我们很难预测这些大国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德国军队仍然相信他们能够赢得下一场战争，但面对这些不确定因素，他们也只是凭直觉自信满满。1914年以前，德国总参谋部认为它所指挥的是欧洲最为训练有素、最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能像1870年一样打败法国，然后在与任一大陆强国的对决中战无不胜。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德国认为胜利唾手可得，它也看到了这场战争中所包含的各种危险因素。1914年7月，年轻的赫尔穆特·冯·毛奇(小毛奇)在演讲中说，这场可怕的战争将摧毁欧洲几十年来的文化生活。许多人也持同样的观点，其中包括接任毛奇的总参谋长埃里希·冯·法金汉，他认为就政治而言，只有美国和日本会从这场欧洲战争中获益。不过，德国将领都抛开政治和人道主义因素，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他们认为这场大陆战争虽然极具复杂和危险因素，但都是可控的，特别是和俄国及法国的两场战争。他们都是专业素质很高的军人，极度渴望投入战斗，丝毫没有逃避的念头。

德国人觉得自己一定能大获全胜，而且他们认为即使情况有所恶化，最糟糕的就是陷入僵局。1914年，德国人担心接下来几年其军事优势将会消失。不足以取得胜利，尤其看到俄国重新武装军队就更为担心。尽管忧心忡忡，德国人还是对自己的优越条件充满信心。欧洲的军事力量能说明战前的局势：

表1　1911年同盟国和协约国的战争力量

老毛奇和施里芬的战争计划

法国和俄国有可能和德国交战。他们的军队数量多于同盟国，但是军队素质略占下风，而且俄国需要一定时间调动其全部力量。1858—1888年，老毛奇担任德国的总参谋长，他认为下一场欧洲战争将耗时长且进度缓慢。1890年在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中，他警告：下一场战争可能“长达七年甚至三十年”，然后他制订了相应的计划。他打算将德国军队一分为二，分别在两条战线上展开防御战。这个计划虽然有可行性但毫无吸引力，因为它并没有明确指出德国如何取得胜利或者保持战斗力，只是拼命坚持，试着和敌人小范围交火——希望他们能在某一时刻放弃抵抗。老毛奇的计划和1914年底的实际情况惊人的相似：德国军队分布于东西两线，任一战线都不足以采取果断行动，但都足以抵抗敌人；反过来，他们的敌人也无法击败同盟国。

这并不是德国总参谋部所策划的战争；对这一结果的预期可能会让德国改变“七月危机”中的决定。德国1914年的战争计划与之完全不同，它和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伯爵有着某种联系。施里芬伯爵是第二任总参谋长，老毛奇的继任者，他的新备战方案在许多细节上有所改进，一直到1914年仍然有效。虽然他的想法多变，但主要目的是集中德军西线力量与法国速战速决；然后转移至东线部队，和奥匈帝国共同对抗俄军。1914年，德国在西线部署了七个陆军军团，只有一个军团坚守在东线，保卫德国东部各省。在几周时间里，奥匈帝国的军队不得不孤军奋战，抵抗俄军的进攻。这个计划最大的好处在于它似乎告诉德国如何在大陆战争中取胜。在法国战败之前，奥匈帝国不得不顶住俄国的进攻。而问题在于奥地利对这一切并不知情，奥匈帝国的参谋长康拉德·冯·霍茨坦多夫还在制订计划：他把哈布斯堡军队分成塞尔维亚和俄国两条战线，并建立了一个主要的预备部队，将其派往两个阵地最需要的地方。康拉德将军也认为，只有进攻才能取胜，并不寄希望于德军。

谋求胜利：战争最初几个月

德国在西线的大规模进攻进展顺利，各部队进军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到1914年9月初，德国总部有一些人已经在想象西线战事的盛况。9月9日，西奥博德·冯·博斯曼德·霍尔维格总理的秘书库特·里斯勒起草了一个新和平时期的第一项计划。这是一份战争目标清单，囊括了在法国和比利时获得的权益，并设想建立一个以德国为主导的中欧经济集团。但就在同一天，德国不得不停止进军，因为马恩河战役改变了战情，成为转折点。

尽管德军在东普鲁士的坦能堡大获全胜，但是他们在南线打得并不顺利。奥匈帝国的军队在塞尔维亚和俄国的合力进攻中战败，成了这两条战线的防御性阵地。尽管康拉德·冯·霍茨坦多夫将军责备德军没有及时赶到共同抵抗俄军，但这样的局面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他自己造成的，因为他高估了自己军队的能力。马克斯·鲍尔上校曾这样评价康拉德将军：“虽然他的军事理论很丰富，但是很遗憾，奥地利军队无法实现他的目标。”

1914年秋天的僵局

对同盟国而言，1914年秋天的经历值得深思。马恩河一战溃不成军，小毛奇完全失去了理智，威廉二世和军队高层不得不让法金汉接替他的职位。1914年11月，法金汉战败，他意识到：在这样的军事僵局中，德国的前景并非一片光明。他曾向博斯曼德·霍尔维格阐明长时期军事消耗战的事实。相比经济条件优越的敌军，同盟国实力耗尽的速度会更快。他要求总理从政治上找到一个方案解决冲突，建议与俄国或法国单独媾和，或者与两国共同和平相处，让德国能继续抵抗英国的进攻，如果必要的话可以使用潜艇解决问题。这样一来，博斯曼德·霍尔维格不再像以前一样看好法金汉，因为用这样的策略开战，只不过意味着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不过在接下来几个月里，德国的外交领导人确实研究了一下单独媾和的可行性，尤其是与俄国单独媾和。

因此，从1914年11月起，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战略就是坚持抵抗，直到从政治上找到解决方案。尽管两大集团完全陷入了僵局，但他们都没有准备好为全面和平进行谈判。现在还有两种可行的办法。第一个办法是试着和敌国的某一方单独媾和，集中力量共同打败其他敌方；第二个办法是拉拢新盟友，改变力量均势。虽然双方都想通过后者解决问题，但事实证明，第二种方法有利也有弊，原因是：各国的利益所在和战争目标存在分歧，导致和平谈判的进程举步维艰。而说服新的力量加入同盟国需要做出各种承诺，这样才能将对方完全拉拢过来，但是这些承诺只会让同盟国更加左右为难。

奥斯曼帝国干预

奥斯曼帝国参战对协约国影响不大，对德国及其盟友而言则是有益而无害。在整场战争中，德国的战争目标比主要盟国奥匈帝国的大得多。并不是说奥地利没有野心，它只是服从德国的要求——而且在后来的战争中，奥地利极度渴望实现和平。奥斯曼帝国于1914年11月加入同盟国，刚开始它只想获得一个联盟的庇佑，除此之外别无他求。但是德国没有做出任何承诺，甚至没有保证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参战并没有增加实现和平的可能性，因为和平会鼓动协约国制订大计划分裂土耳其帝国。

最终土耳其军队证明敌友双方都低估了奥斯曼帝国的能力。不过，虽然它牵制了大量协约国军队，增强了同盟国的军事力量，但不足以打破欧洲的僵局。

为东西线的正确策略而战斗

1914年底，德国军队领导层出现了明显分歧，他们对之后的作战方向和取得胜利的概率各持己见。保罗·冯·兴登堡和埃里希·鲁登道夫是坦能堡战役的英雄人物，他们就是“奥博斯特”(Oberost，即东线最高指挥官)，主张建立一个“乌博—坦能堡”。他们意欲模仿康拉德·冯·霍茨坦多夫将军的做法，对俄国展开大规模的围攻行动。对他们来说，波兰实在是充满了诱惑。康拉德将军打算带领一支队伍向东北方向前进，让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带着另一支队伍向东南方向进军，然后两支队伍在华沙东部会合，拦截俄军并将其歼灭。不过法金汉觉得这一方案不可行，因为他的储备军数量不够，无法开展这个大规模军事行动。而且，俄国在华沙东部地区有着完备的铁路设施，他们可以逃脱包围，甚至有必要的话会撤回俄国。

法金汉曾受过普鲁士和克劳塞维茨传统理念的熏陶，他觉得俄国太过强大难以战胜。他说再来一场坦能堡战这样的战役并非易事，而且俄国地域广袤，他们对这样的地缘性挑战束手无措，在西线开战时更是如此。自1812年以来，俄国的军事学说所持的看法是：只有征服整个俄国，才能让它结束战争，实现和平。法金汉认为，或许限制俄国尚有可能，但无法征服整个俄国。

意大利干预和格力士-塔尔诺战役

东线战事频发，奥匈帝国控制区更是如此。俄国在喀尔巴阡山脉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试图强攻匈牙利。意大利是最后仅剩的中立国，东线的局势让意大利参战的概率变幻不定。协约国极力争取罗马的支持，而同盟国虽然名义上和意大利是盟友，但还是想让意大利保持中立。如此看来，意大利的干预可能会打破欧洲的平衡。罗马和双方都进行谈判。与奥匈帝国的报价相比，协约国开出的价码更高。因此，德国对意大利可能倒戈带来的危险非常重视，它甚至考虑用自己的一些领土补偿奥匈帝国的损失。

1915年3月，东线局势急剧恶化。从1914年11月开始，俄军包围了奥地利的普热梅希尔据点；1915年初，救援行动由于风雪天气而不得不停止。1915年3月，普热梅希尔要塞投降，13万士兵被俘。历史学家把这次失败的国际影响和二战中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影响相提并论。此时法金汉不得不付诸行动——虽然他想把重点放在西线，但现在他必须先解决东线问题。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有两个：其一，稳定东线局势；其二，阻止意大利——因为他认为能让意大利三思而后行的最好方式就是取得成功。

为实现这两个目标，法金汉决定在东线展开局部进攻。与康拉德将军合作期间，在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将军和参谋长汉斯·冯·泽克特指挥下，他组织了一场奥地利—德国进攻战。1915年5月2日，德国新组建的第十一军和奥匈帝国第四军联合袭击了格力士-塔尔诺地区。由于俄国在喀尔巴阡山脉的战线太长，俄国高级司令部反应迟缓，无法重新组织行动或击退敌军的进攻，俄军不得不进行“大撤退”。由此一来，俄国失去了对俄属波兰的控制；紧接着同盟国于1915年8月进军华沙。截至1915年底，俄国的伤亡人数已达180万人。后来同盟国在格力士-塔尔诺一战大获全胜，随后的行动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原本的计划范围有限，即解除俄军对加利西亚西部的控制，进入卢卡波。但让人想不到的是，它的范围逐步扩大，可能是这场战争中最大的胜利。尽管这项计划不能让同盟国取胜，但是在它的帮助下，同盟国得以继续战斗，时间长达三年半。而且这次军事行动就是强力一击，加速了俄军的瓦解。

虽然德军在东线大获全胜，但为时已晚，他们还是没能阻拦意大利的干预。1915年4月26日，罗马政府签署了《伦敦条约》，承诺在一个月之内参战。1915年5月23日，意大利对奥匈帝国宣战。不过，同盟国在格力士大获全胜，可以分出精力对付意大利的背后捅刀之举。如果意大利没有参与干预，那么俄国在格力士-塔尔诺的挫败，将成为一战历史的转折点，打破欧洲策略的均衡态势，产生深远的影响。意大利最终加入战争，而德军击溃俄军，抵消了对彼此的影响。

所以康拉德和法金汉在取得胜利时表现得很平静。他们建议俄国应该提供优越的和平条件。但是沙皇对西线盟友不放心，因为沙皇政府担心如果俄国单独媾和，会引起盟友的敌意，而且他们对依赖一个狂傲的德国这件事也持保留态度。除此之外，俄国还有更雄伟的战争目标尚未实现。

1915年的西线战事和加里波利

法金汉认为，从战略方面来说，1915年的东线战役其实就是孤注一掷。1915年5月，在德军和俄军激战之际，西线的190万德军被迫抵抗245万英法联军的进攻。法金汉一直很担心法国的局势，而且其他地方也是问题重重。英法联军试图打通奥斯曼帝国的达达尼尔海峡。1915年3月18日，他们在海面发起的进攻遭到击退。不过协约国于8月25日成功登陆加里波利，控制了达达尼尔海峡。奥斯曼士兵奋勇抵抗，但是他们的物资补给短缺，形势严峻。德国本想给奥斯曼提供军火和装备，但未能成功——因为塞尔维亚控制了多瑙河，中立国罗马尼亚不允许运送战争物资。德国的外交部比参谋部更想帮助奥斯曼，他们探讨了其他方案：一个办法是打败塞尔维亚，顺利通往伊斯坦布尔，但是法金汉和康拉德决定继续关注俄国的军事行动，没有分兵进攻塞尔维亚。

1915年塞尔维亚沦陷

1915年夏末，保加利亚似乎有可能加入同盟国并肩作战，这就更增加了征服塞尔维亚的胜算。保加利亚军队能为同盟国的进攻提供必要的力量支持，保加利亚政府可能被成功游说，原因是：第一，1915年夏天同盟国的军事地位大大提高；第二，同样是获得塞尔维亚的领土，同盟国能提供的比协约国更多。

德国、奥地利和保加利亚三军联合，在攻打塞尔维亚的战役中大获全胜，他们在1915年9—10月成功击败塞尔维亚。塞尔维亚残军逃往亚得里亚海，乘船前往希腊的萨洛尼卡。至此，奥匈帝国完成了最初的战争目标。

1915年底的战略形势

1915年底，同盟国的军事力量更为有利。他们打败了俄国，占领了俄属波兰；在西线成功击退英法军队的进攻；又将巴尔干半岛收入囊中，并控制了通往伊斯坦布尔的供应线。1916年1月，协约国的最后一支队伍放弃了加里波利。不过，尽管同盟国取得了胜利，但是距离战争结束还是遥遥无期。

战争将怎样继续进行？奥地利、匈牙利和德国之间展开了紧密的战略合作，他们于1915年打败了俄国和塞尔维亚——这是当年最伟大的胜利。不过在1915年底，这三国由于争夺巴尔干半岛而不再合作。法金汉和康拉德开始各自为战，为1916年制订计划，但最终他们的计划都宣告失败。

1916年凡尔登战役

法金汉发现，要想实行下一步计划绝非易事。他本想和俄国或法国单独媾和，但是并没达成一致。他仍然觉得只要敌军紧密联合在一起，同盟国就无法果断击败任一敌国。他知道德国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尝试。1915年底，同盟国最担心的就是继续进攻俄国，因为这一战略将会一事无成；如果法金汉愿意撤退并放弃占领阵地，德军就无法追击敌人。因此，法金汉决定在西线发动进攻战。他选择从凡尔登入手，原因是他认为从战术上讲，凡尔登能带给法国巨大的压力。凡尔登是个绝佳的地方，其城市和要塞坐落在山谷中，靠近德国的铁路线。法金汉决定迅速进攻、占领要塞周围的高地，然后在高地上架设重炮，使法国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他们无法顶着高地密集的炮火继续进攻要塞，这样一来不得不放弃占领要塞或者再次控制周围的群山。这种情况和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军炮击旅顺的战术如出一辙。第一种选择会沉重打击法国的士气。不过他觉得另一种办法具有可行性，即法国展开一场看起来艰苦卓绝的战斗，遭受巨大损失后战败，英国为了对摇摆不定的盟友提供帮助，会为击败法金汉保留其储备军进行救援；同时，他希望再次开始潜艇大战，让英国承受更大的压力。博斯曼德·霍尔维格担心中立国(尤其是美国)采取行动，所以拒绝了这个计划。这一切本应该让敌方恢复理智，回到和平谈判桌进行商讨，但是都未能奏效。

1916年2月21日，凡尔登进攻战开始，并且德军取得了初步胜利。但是德国的进攻部队实力不够，无法控制高地，法金汉的计划因为他自己的错误而失败。为了争夺对凡尔登周围群山的控制权，德军和法军很快陷入了殊死搏斗。到1916年3月，这个计划已经不再奏效。但是德国很难放弃刚到手的战绩，包括杜奥蒙要塞。1916年2月，法国军队占领了这个要塞，而且在德国看来，占领杜奥蒙要塞是拿下凡尔登的关键。现在德国又陷入了两难境地，因为就战术而言，德国不可能放弃那些战争成果，也不愿意将那些付出巨大损失后收入囊中的利益拱手相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战争变得越来越可怕、越来越令人绝望，但它仍在进行中，不断有新的军队加入，期待着一点一点占领其他山脉。德国情报部门明显的失败之处在于，他们认为在这场战争中，法国要比德国遭受更多损失。现在，在这种错觉的激发下，他们对这场战争还有坚持不懈的念头。

1916年夏天协约国军队的全线进攻

1916年6月下旬，军事形势有了大变化。半年多来，协约国一直在为协同攻击做准备。1915年12月，他们在尚蒂伊会面策划1916年战略，决定摧毁同盟国最大的军事优势。他们认为这样就能在“内线”进行运作；借助铁路把后备部队从一条战线转移到另一边，在这方面同盟国要比协约国行动更为灵活。一个最明显的解决办法是，所有战线同时发起进攻，这样一来，德国和奥匈帝国就丧失了主动权，无法在战线之间转移后备部队。他们希望能在前线有所突破，最终赢得战争。尽管这些计划的核心是果断进行战斗，但实际上它们的形式都比较平和。特别是在凡尔登进攻战的影响下，他们的准备工作有所延误，而且想要在1916年3月发动常规攻势是不可能的。

1916年6月4日，情况发生了变化。加利西亚前线的俄国军队指挥官A. A. 布鲁西洛夫将军发动进攻——主要依赖于展开突袭，而不是借助长时间的炮轰发动袭击。布鲁西洛夫的进攻减轻了意大利的压力——5月14日，康拉德对意军主力进攻发起了反击，并初步在特伦蒂诺取得了突破性胜利。

事实证明，布鲁西洛夫攻势取得了巨大成功，因为在他的进攻下，奥匈帝国第四军土崩瓦解，被分割成第七军，而且短短几天之内奥匈帝国损失了大概20万人。虽然康拉德的进攻成功打击了俄军向意大利派遣军队的战线，但是俄军对战术十分熟悉，德国自己的士兵也有了厌战情绪；而且奥地利指挥官行事草率，这些问题都让他忧心忡忡。

迫于凡尔登战役的压力，法金汉不得不将德国军队派往东线，避免奥地利军队完全崩溃。1916年7月1日，酝酿已久的英法联军从索姆河开始发动进攻。但从一开始，这场进攻战对协约国而言就是一场重大的灾难，原因在于，虽然英法联军的炮轰长达一周，但并没有击败德军的防卫，英国先遣部队反倒在德国机关枪的进攻中一再溃败。不过德国前线仍然压力巨大，特别是协约国优越的物资补给和工业条件，给防卫军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德国高级军官的日记和信件中，第一次出现了“担心战败”的字眼。直到1916年7月之前，至关重要的问题依然是究竟会取得胜利还是会陷入僵局；但现在这个问题似乎成了究竟是陷入僵局还是战败。

其实这些事件可以用截然不同的方法解释。尽管英国和法国拥有优越的物质条件，但它们还是在索姆河一战中败于德国。从历史角度来看，虽然协约国在索姆河战役中险胜，英国在战争前后也有所学习，但不得不承认这次进攻战其实是一败涂地。西线德军的防守依旧固若金汤，从战略角度来说也不可能有所突破。不过东线战事有所不同，整个奥地利军队在俄国的压力下溃不成军，俄国先遣部队只是暂缓停止了其步伐。

布鲁西洛夫攻势和索姆河战役没能实现击败同盟国这一战略性目标。德国和奥匈帝国取得了巨大的防御性胜利，成功抵挡东西线的进攻。而且罗马尼亚已经于1916年8月底加入战争。罗马尼亚政府认为奥匈帝国已经结束了，想瓜分匈牙利的领土实现其目标。但是同盟国能够发起反击，因为同盟国四国都对罗马尼亚宣战，并从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开始发动进攻。罗马尼亚统帅部命令各部队在战线之间来回攻击，不过没能顶住先遣军的进攻。1916年12月6日，同盟国部队攻入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

1916年底的状况——同盟国的和平提议日渐绝望和潜艇战

同盟国在1916年又一次大获全胜，他们借此机会向协约国提出了和平倡议，但是遭到了拒绝。

1916年夏天和秋天的战事表明，虽然协约国的整个军事力量协调一致，但还是无法和同盟国抗衡，罗马尼亚参战也无济于事。相反，罗马尼亚失败后同盟国获得了必要的原材料，经济方面的危机形势有所缓解。

1916年，战争形势与之前有所不同。同盟国为其胜利付出了代价，他们身心俱疲，意识到自身物质材料的匮乏——这些感觉甚至冲走了胜利的喜悦。更糟糕的是，在1916年夏天紧急事件的影响下，同盟国不得不对作战方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的第一步就是1916年秋天停止与俄国单独媾和的进程。德国之前发出的各项提议都遭到了俄国的拒绝，再加上绝望感与日俱增，迫使德国招募波兰军队进攻俄国。即使在1812年，拿破仑也纠结是否拿出波兰这张底牌，因为一旦这样，就无法和俄国达成任何协议。1916年10月，同盟国宣布波兰王国成立。但许多问题依旧悬而未决，比如德国和奥匈帝国控制下的波兰领土何去何从。然而，现在波兰问题公开摆到台面上，使得与俄国的进一步和平谈判更为复杂。

另一种背景中也存在这种激进主义。由于英国实行海上封锁，而且农业劳动力不断流失，化肥短缺，收成不好，导致同盟国的粮食严重短缺。他们似乎可能在战场上大获全胜，但最后却因饥饿而亡。1916—1917年的冬天被称为“芜菁之冬”，德国人每天的口粮下降到了800卡路里的食物。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情况则更糟。奥斯曼帝国的一些地区出现了饥荒。虽然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出现了粮食短缺，但总的来说这是个灾难性问题，大城市比乡村地区更严重。帝国军事内阁的长官莫里兹·冯·林克将军在1916年10月2日写道：“总体情况非常不好。我们的人力不足，国内的状况相当糟糕，粮食短缺问题很难解决。无论如何，这个冬天我们还能坚持一下。事实上，只有奇迹才是我们的救星。我们不能发动潜艇战，因为这将意味着与美国、荷兰和丹麦开战，我们不能那样做。如果我们的敌人没有被彻底击败，谈何胜利？也许我们能打败罗马尼亚，然后得到一些粮食。奥地利看起来很糟糕，由于内部问题和粮食短缺问题而濒临崩溃。这些只能在心里想想，没有人敢在公共场合说这些话。”这就是德国领导人当时的心态，他们宣布发动无节制的潜艇战，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

战争伊始，德国潜艇就被用来对付英国的商船。但英国人迅速武装了他们的船只，因此潜艇停下来搜查过往船只非常危险。德国海军部认为，解决办法是让潜艇在安全的情况下从水下击沉过往船只——这样的话就会违反国际法。1915年2月，德国宣布，英国的周围海域为战区，这意味着该地区的任何船只都在打击范围之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德国对英国非法宣布整个北海为战区的报复行为，不过二者还是有区别的，因为皇家海军可以控制北海并进行封锁，但德国却不能封锁英国群岛，因为他们的潜艇太少了。潜艇战的目的之一是让中立国的船只远离英国。后来卢西塔尼亚号沉没[1]，美国提出了严正抗议，潜艇战遂在1915年8月叫停。从那时起，陆军和海军就想恢复“无节制的潜艇战”。尽管事实表明，按照“巡洋作战”的原则能让潜艇巡视的效果更好，而且也不会引发太大的政治性问题，但是海军部依然坚持己见，认为只有静悄悄地击沉船只才是最保险的办法。总理和外交部用非常合理的理由拒绝了潜艇战的激进主义，他们不想让美国和其他中立国卷入战争。1916年8月，法金汉被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二人组取代，博德斯曼·霍尔维格的地位有所下降。这二人很快加入海军参谋总长汉宁·冯·霍尔茨多夫的麾下，支持无节制潜艇战。霍尔茨多夫保证，越来越多的潜艇舰队会让战争速战速决，而且在无节制潜艇战的威慑下，英国会在几个月内求和。

关键是美国的态度。德国领导层甚至包括霍尔茨多夫都不希望与美国发生战争。但是支持无节制潜艇战的人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美国虽然中立，但还是没安好心，照样给协约国提供武器；而且他们觉得美国加入战争并没多大作用，因为美国并不会完全参战，只是表面做样子。西线军队的指挥官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是个出了名的悲观主义者，他认为最糟糕的情况可能是美国给法国派遣50万军队。其他人很乐观，他们觉得在德国赢得战争之前，美国不会向欧洲派兵。鲁登道夫这样的一些人甚至声称，他们都不把美国放在眼里，不过在1917年1月，这样的人还是少数。林克日记中的言论表明，1917年2月1日宣布的无限制潜艇战只是绝望之举，并非军国主义的狂妄自大。1917年1月26日，他写道：“气温持续下降，痛苦无处不在，而且物资缺乏。我们很有必要马上结束战争。但是该怎么做？潜艇战一定会到来，但是它会成功吗？我们不得而知，但必须赌一把。”

1917年2月1日——同盟国注定战败[2]

1917年2月1日，同盟国注定战败。若不是美国加入战争，协约国不可能取得胜利。1917年3月第一次革命后，俄国退出战争。同年夏天，法国军队士气严重低迷。同盟国也不可能赢得战争，因为他们已经完全身心俱疲。这场战争可能会以互相妥协、实现和平而结束，这符合欧洲僵局的逻辑性，也是顺其自然的结果。同盟国和德国国会先后于1916年12月和1917年7月提出这一解决办法。但是协约国不愿妥协，阻碍了和平进程。如果俄国退出战争后美国没有取代其地位，那么协约国对胜利的信心就会被击得粉碎。

[1]　卢西塔尼亚号当时是英国商船，该次航行是从美国纽约起航的，搭乘了包括近2000名美国人在内的乘客。——编者注

[2]　德国计划于1917年2月1日实施无限制潜艇战，相关电报内容被英国截获，这最终促使美国对德宣战。——编者注

第三章 运动战：东西线战场，1914—1915年

丹尼斯·E. 肖沃尔特

前线战事

所有大陆强国的战争计划，都依赖于对战事的精准把握和对速度的控制。这一切都基于策略，即从战略、作战方式和战术方面来说持续发动进攻。但是只有德国对中立邻国故意发动进攻。德国军队在施里芬计划中发明了一种很重要的概念，即利用“右勾拳”(right hook)迅速通过低地国家，避免与法国轻率交战。法国修筑的防御工事就是将这种袭击转移到战场。相比于作为法国和比利时快速传递信息的高速通道，荷兰更重要的作用是充当通往世界的窗户。

比利时防御工事的关键在于列日要塞，它是欧洲最强大的防御体系之一。德国计划在48小时内迅速拿下列日。但事实证明，德国人盲目自信且缺乏经验，他们用了10天时间才取得胜利，为主力军前进扫清道路，而且投入了十几枚重围攻榴弹炮、口径30.5厘米的奥地利重炮和德国克虏伯炮厂设计的口径42厘米的“贝尔莎巨炮”。

三支军队用不少于六个军团的兵力横扫了比利时。他们遭遇了预备役和当地武装力量的几次抵抗，便给这些人以大肆的威胁和报复。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证明，游击战是非常有用的，并让德国军队相信最好的应对措施就是进行更激烈的打击。他们烧毁村庄，处决平民。1914年8月26日，比利时鲁汶市大部分地区因涉嫌所谓的游击活动而遭到破坏，这使得德国在敌方和中立国眼中也成了邪恶的“匈奴人”。借用塔列朗的话来说，这个错误实属罪大恶极。

正当德国右翼军队通过比利时之际，法军向敌人最薄弱的地区发起了进攻。约瑟夫·霞飞在最后的战前发展中制订了“第十七计划”，他认为德军可能会入侵比利时，但是在入侵过程中可能会过度扩张其势力范围。“第十七计划”主要决定了法国的进攻重点，并非进攻策略。霞飞打算将法国所有的动员力量组成五支军队，部署在法国东部边境。如果德国像预期那样侵犯比利时的中立地位，三支军队将朝东北方向进军并会合，如果德国一直向前进军，那么法国先遣部队的主要轴心线将分布在梅斯—托尼维尔防御工事的两边。

这个计划最致命的问题在于，它将几乎四分之三的部队都部署在凡尔登南部。考虑到法国的行动注重进攻性，我们可以得知，这样部署兵力为早期入侵阿尔萨斯—洛林奠定了基础。无论那些在1871年脱离法国的省份有多重要，从战略角度来说，他们都走进了一个死胡同。然而，法国于8月4日得知比利时遭遇攻击后，霞飞下令全面进攻洛林。他的目的是解决德国左翼军队，并让他们的战略预备队撤出南方，而他部署在北方的三支军队进军比利时和卢森堡，穿过摇摇欲坠的德国先遣军轴心部队，向前推进。

从战术上来说，法国最初的军事活动非常大胆激进，但是作战方式谨慎小心。为了鼓励其他人，霞飞开始痛下狠手，将那些消极应战的旅、师、团指挥官一并清洗。到9月份第一周，至少50名法国将军被调往后方。这种“巨大牺牲”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速度和压力的一味追求。营级以上的部队，24小时内所有指挥官和士兵都要在接到命令的10分钟内做出反应。所有军队的士兵都面临身体疲惫和精神低迷两大问题。英国远征军在8月17日的核心战役中失去了一位军队指挥官，这或许将和其他可衡量的物质因素一样，成为和平计划在战场上失利的原因。

尽管遇到了许多预想中的和意料之外的困难，但是法国第一军和第二军还是在少有抵抗的情况下一路挺进了洛林。他们面对的德军人数并不多，这些人在施里芬计划中的作用是吸引法国军队和法国人对主力军的注意。德国参谋长小毛奇不再相信这一点。8月中旬，看起来法国的军事调动不会受到比利时的阻碍，霞飞会不会真的打算让主力部队穿过孚日山脉，直接进攻莱茵河？

除了小毛奇的顾虑，第六军指挥官，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的信心也很重要，因为他觉得可以指挥部队在自己所辖军事区成功发起进攻。8月20日，法军进攻莫朗日和萨尔堡的德军重要哨所，直到此时小毛奇还是犹豫不决。法军步兵带着刺刀上阵，结果整排整排地被步枪、机关枪和炮火炸成了碎片。德军在两天内将他们打回到了15英里之外的地方。

第一军和第二军从莫朗日撤退后，法国第三军和第四军进入阿登高地，他们的目的是攻破德国中心。8月21日，法国先锋部队进入了欧洲西部最为险阻的地带，各分队走散后失去了联系。装甲部队和飞机都无法提供德国兵力和活动情况的系统情报。与法国相反，德国第四军和第五军的情况较为乐观。德军都在摩拳擦掌准备战斗，他们的骑兵部队比法国的更强大，更具攻击性。不过，8月22日双方军队陷入战斗时，几乎没有什么可供选择。在一连串的遭遇战中，德国的战斗力凭借所处的地形有所提升——这样一来，战术优势让他们有能力击败法国。法国炮兵发现很难在一些窄道部署火力，因为这样的话他们无法给步兵提供支持。战场上死里逃生的士兵因为巨大的损失而士气低落，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出现了恐慌——陆军军官和尉级军官更是如此。

马恩河奇迹

霞飞决定采用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下令让部队从阿登高地撤退，防止德军右翼部队在8月25日对巴黎产生威胁。法国第五军的兵力部署在比利时南部边境；英国远征军刚开始只有四个师部的兵力，现在成了法国的左翼力量。第五军的指挥官查尔斯·朗热扎克是法国和平时期最优秀的将领，在军事方面非常超前，因而备受尊敬，不过也因为说话尖酸刻薄而令人生畏。在8月的前两周里，他的情报部门在第五军辖区研究了德军的兵力和活动情况，内容准确，令人震惊。然而直到8月18日，霞飞才下令向比利时进军。尽管如此，他还是低估了德国先头部队的进军速度。朗热扎克也担心他的左翼军队不断暴露，有可能遭遇袭击。英国远征军指挥官约翰·弗伦奇爵士的无知更加重了朗热扎克的担忧，因为在他看来，弗伦奇及其手下无所事事，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同时，德国第一、第二、第三军的进攻横扫了比利时，比利时境内幸存下来的英法部队从安特卫普的沿海要塞地撤退，脱离了危险。8月21日，法国第五军和德国第二军在桑布尔河沿岸遭遇。德军在6英里的前线上来回通行，法国指挥官当场发起反攻——这和朗热扎克最初的打算是背道而驰的，原因是前线战斗耗费太多，阿尔贡战役就是前车之鉴。法国对其团级军队缺少管理，步兵和炮兵配合不协调，导致进军步伐一度停滞不前。而德军能做的只有撤回第五军。8月23日在蒙斯北部，英国远征军召开了一次研讨会，讨论了亚历山大·冯·克鲁克第一军的火力情况。英国步兵能在简易的防御阵地中每分钟开火15次，抵挡德军。当天战斗结束时，英军守住了阵地。但是由于两翼军队受到威胁，英军无法一直控制战场。两翼军队受到威胁后，英军加入了盟军行动——也就是后人所称的“大撤退”活动。

8月25日，霞飞和小毛奇都在为再次评估战局苦恼不已。虽然战事不断，但霞飞还是实现了三个目标。法国的进攻战一直受阻，因为德军实力远比预想中强大，而且他们的力量进一步扩张到北部，超出了霞飞的设想。另一方面，法国遭受了空前的损失——战事毫无进展，却在不到两周时间里损兵折将30多万。这对一些专业人士来说实属意外，因为他们曾公开质疑，被匆忙动员起来的民众是否有能力承受这样的打击。法国军队可能在撤退途中放弃了自己的仓库和通信路线。霞飞利用这些情况，将部队转移到他的左翼，然后创建了新队伍第六军，扩充英国远征军西边的协约国兵力。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霞飞依然性格稳重、木讷寡言，与平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许他比任何一位高级指挥官都更优秀，因为他意识到，现代化军队可以给敌人迎头一击，并非儿戏。就算像德国进军比利时这样的威胁，他们也无法及时做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霞飞一方的人可能会表现出焦虑，这种情绪会向军队下层弥漫，这是最糟糕的结果。

德国最高司令部普遍流行一种相反的情绪。为了通信交流，德国将最高司令部建在科布伦茨，但由于军队分布广泛，最高司令部和各部队逐渐脱节。除了电话和通信员所提供的零星信息，德国的指挥官鼓励下级军官直接在现场取得主动权。由于鲁普雷希特在洛林的反击取得初步胜利，所以巴伐利亚王储打算扩张为全面进攻。8月22日，小毛奇对王储的计划表示许可。

大家普遍认为，小毛奇的决定其实源自他的自负和优柔寡断。批评家认为，小毛奇虽然在前线取得胜利，壮大了德国军队的力量，但是毫无优势可言。另一方面，这也是德国巩固战争成果的方法，利用发展机会将战术胜利扩大为军事胜利。洛林地区取得的突破，可能为真正的“坎尼之战”奠定了基础，对法国军队而言就是两面夹击——这个结果远超施里芬最初的设想。从长远来看，小毛奇派遣他的右翼军参与扫尾作战，是个更严重的问题。不过军队指挥官似乎人手足够。8月26日，虽然战场参谋长不同意向东线派遣两个军团，但还是照做了，并未产生抗议或任何问题。

这一切看起来都毫无必要。8月26日，在克鲁克的压迫下，英国远征军的一支军团在拉加多海湾遭遇德军，陷入绝境，但这只是一场反击战。为了缓解英国的压力，霞飞命令朗热扎克进行反击，但8月29日的伪装战只不过是还击罢了。打通巴黎这条路线后，德国最高司令部于8月30日继续向卢森堡挺进。当时的局势瞬息万变，捉摸不定，而德军继续进军卢森堡让本已岌岌可危的状况更加复杂。法国孤注一掷，在几天内对鲁普雷希特的进攻施以反击。在德军战线另一边，克鲁克改变了先头部队的前进路线。第一军没有直接包围巴黎，而是转向法国第五军和英国军队。小毛奇对此表示赞同，因为它完全符合施里芬计划的重点，即摧毁敌军的主要野战部队。不过在9月2日，他命令克鲁克跟在卡尔·冯·比洛的第二军后方，形成侧翼武装力量，对抗法国在巴黎附近发起的进攻。

克鲁克认为从地形上来说，这样是相互矛盾的。因为他所带领的先头部队远超比洛的军队，而决定战役的最好办法似乎是继续前进。不过克鲁克最终还是妥协了，安排第一军的三个军团向东南方向前进；另外两个军团大部分都是骑兵部队，留在巴黎应对进攻。同时，法国已陷入绝境，因为失去巴黎就意味着在这场战争中一败涂地。霞飞打算将所有的东西都交付给比洛带领的第二军，这是他们的战术中心。法国临时第六军会发起二次进攻，又会给主攻战场提供支持。毛奇逐渐意识到后一种情况有可能发生，于是9月4日晚上下令第一军和第二军都停止向南进军，做好准备应对西线的威胁。

克鲁克觉得自己好像在跌跌撞撞地下山，然后有人告诉他应该放慢脚步，因为这样才能保持平衡。刚开始他还是按原计划进行，不过9月5日当天，第二军发来消息称，巴黎所受的威胁远比他所想的严重。第一军的指挥官开始按原命令转向西线，但这还是战争以来德国第一次失去了主动权。9月5日，第一军的侧翼受到了法国第六军先头部队的进攻。第二天，双方在乌尔克河沿岸全面交战。克鲁克继续朝着战场一路前进。

9月7日，第一军的大部分兵力都在战场上厮杀，部分兵力朝着战场进军。结果克鲁克和比洛的部队相隔大约30英里——这样一来，虽然比洛的军队小有战绩，但他们早已精疲力竭，无法突破法国的进攻。后来英国远征军和新任指挥官管理的第五军加入其中。这就是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双方军队都小心翼翼地向着另一个战场进军。但是比洛早已疲惫不堪，无心应战，他认为撤退是最好的选择。小毛奇通过口头授权，让他的情报局局长卡尼尔·亨奇中校代表他分析当前的形势，亨奇也提议撤兵。9月9日，第二军开始向北撤退。虽然克鲁克还是想奋战到底，但是他的手下早已筋疲力尽；而且骑兵和空军向英国军队报告第一军的左翼阵容后，克鲁克认为，应该重组部队，重新做打算。马恩河战役到此结束。

几天之内，双方内部的批评声此起彼伏，都在谴责各自的指挥官贻误战机。德国一些批评者声称，如果小毛奇对战事把握得更好，或者考虑的范围更大，抑或是如果克鲁克和比洛都愿意再一次发动进攻，结束巴黎的僵局，德国都有可能取得胜利。从协约国的角度来看，随着战争陷入僵局，批评家们感叹没有好好利用这个缺口，因为数万人为之付出了生命；如果英国行动再快一点，如果法国指挥官们愿意再一次信任埃兰和克伦，或许真的能在秋天到来之前结束战争。

回顾来看，这两种观点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马恩河一役之前，德国右翼兵力本来在数量和地位上有优势，但后来一直逐渐下降。士兵和军官无法适应施里芬的大计划，他们都身心俱疲，思维迟钝，所以不可能很好地实行战术计划和军事行动。即使第一军和第二军能够立即取胜，但是亦不足以摧毁法国第五军和英国远征军，协约国方面全身而退的可能性更大。另一方面，在马恩河之战中救第一军和第二军于孤立之中的风险很大，因为没有足够的后备部队可供行动部署。

海上竞赛

士兵们的惰性和质疑，尤其是德国后备军阻碍了协约国的军事活动。在此之前，法国和英国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加剧了这些因素的影响。由于人员伤亡和遣散问题，军队各级指挥部和连队的关系一片混乱。由此可以预见，协约国在9月份的军事活动并不可靠。德国也变得意志消沉。所谓的“海上竞赛”于10月中旬结束，它其实更像是一次爬行，双方从风平浪静的南部和中部战线调集兵力，重新部署，在对方的北部侧翼实施小型攻击，但这些行动受到了兵力不足、缺少部署空间和更改策略等因素的阻碍。双方士兵都摒弃常规战法，深挖战壕，交火对阵取代了机动迂回，专攻防守，诱使敌方冒险出击。这些变化因素并不是很官方，但是高级指挥部打算到圣诞节拿下战争，所以他们几乎不会知道其中的详细情况。

德军到达海峡后，埃里希·冯·法金汉决定再试一下。9月14日，他接替名誉扫地的小毛奇担任总参谋长。从10月20日—11月24日，德国在比利时北部受洪水侵袭的地带发动了一系列的正面攻击。英国远征军在伊普尔前线成功抵挡住了德军的进攻，不过他们自己也损失惨重。然而，虽然发动攻势能突破羸弱的协约国防御体系，但是法金汉也不清楚军队到达旷野后会面临什么。在战争爆发后的四个月内，西方各国的行动已经从手段转变为战略目的本身。

东线战事计划

东线展开的大战，让大部分士兵觉得惶惶不安。德国和奥地利长期以来一直在考虑联合进攻俄国。不过在1914年之前，德国在两条战线上没有足够的可支配资源用于同时采取行动，至少柏林就是这样。因为必须做出选择，相比之下，法国更容易遭受打击，俄国因其组织混乱和距离而受保护。德国相应的战争计划是动用最少的兵力展开行动——用十几个东普鲁士兵团的力量击败法国，再和俄国进行清算。

奥匈帝国的策略主要由参谋长康拉德·冯·霍茨坦多夫制定。他打算进行双线作战，即在东线和俄国交战，然后在南线和意大利或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各国交战。奥匈帝国的最终动员计划将军队划分为三部分：派遣8个师对抗塞尔维亚，28个师和俄国交手，剩下的12个师可能灵活性极强，或者充当战略后备军，被派遣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他们在最关键的战争第一周奔波于各战场，不知道何去何从。

奥地利的辩护者非常在意德国一开始拒绝向东进攻俄国以支援奥地利这件事。因为奥地利的军队力量薄弱，所以德军必须先发制人。由于他们没有把握主动权，导致俄国完成了主要目标，选好了前进路线——这些都意味着德军有可能在战场上节节退败，或者被困于利沃夫和普热梅希尔的堡垒防御。四支哈布斯堡军队在与塞尔维亚军队交火后意外战败，惨遭塞军羞辱，然后于8月18日进军俄属波兰。

法国要求沙俄尽快发动进攻，俄国表示那样的话，自己只会成为战争的牺牲品。但事实上，客观来说，俄国的大战略对这样的行动是有利的。既然俄国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独当一面对抗德国和奥地利，那么最保险的办法就是在战争中冒风险，确保法国既不会被占领，也能保全实力。唯一战前问题是，是否应该对德国或奥地利发动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似乎有足够的实力做出两种选择，而且最终派遣了30个师对抗德国，显得实力更为雄厚。如果将近500个营的兵力都不能冒险和德国对抗，那么俄国在任何情况下都注定要失败。

坦能堡战役

俄国针对德国制订的计划是，向东普鲁士突击队派遣两支军队，一支军队横渡尼曼河向西进军；另一支军队从俄属波兰出发朝着西南方向前进。他们的任务是摧毁德军，让德军失去东普鲁士这条臂膀，并为直接进军德意志第二帝国创造条件。8月20日，德国高级官员为当地的战事失利而惊慌失措，原本看起来这个计划似乎进行得不错。然而，俄国第一军和第二军的指挥官既没有协调行动，也没能压制他们的优势。小毛奇下令让退役将军保罗·冯·兴登堡接任第八军指挥官，并任命总参谋部的顶级人才埃里希·鲁登道夫担任参谋长。8月23日他们抵达战场后，实施了这两位新任军官起草的计划，集中精力对付南线的第二军。经过五天的激战，五万俄国士兵战死或受伤，九万多人被俘，德国在大战以来首次涌现出了战争英雄。

凭借小毛奇提供的援军，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趁热打铁，在马苏里湖一战中进攻俄国第一军。不过，虽然他们的行动规模庞大，但只取得了局部胜利。而且当德国被迫支持一个深陷灾难的盟友时，根本没机会利用这一点。

奥地利兵败加利西亚

俄国高级司令部曾猜想过奥地利的意图所在，提出在加利西亚北部部署两支军队，在奥俄前线东南方向安排另外两支军队，接着都向前进军，从两侧包围哈布斯堡军队，切断他们的退路。骑兵和空中巡逻队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康拉德的左翼部队取得了小范围胜利；于是他决定继续前进，但是忽视了右翼的威胁。出人意料的是，他的第三军于8月26—27日在洛沃夫东南部被击溃。此时的第二军刚到达战场，等待部署，对此束手无策。9月4日，俄军在北部发动反攻，进攻战随之停止。

然而，康拉德提议突袭俄军，这与德军在马恩河战役的策略截然不同。军队进入战斗状态后，战线所到之处都是那些易受攻击的后卫军和侧翼军。康拉德认为，谁最先通过战争实现目标，谁就能取得胜利。但是他砸在了自己手里。最初，奥地利各族民众都在战场上奋战厮杀，但是经过三周前所未有的战斗，这些人都筋疲力尽，而军官们深感困惑，所到之处都是俄军。到了9月11日，就连康拉德也意识到，撤退是实行包围和歼灭的唯一选择。他手下有25万士兵战死沙场或受伤，10万人被俘。温斯顿·丘吉尔认为，是康拉德让他的军队心灰意冷，在三周内耗尽手下士兵的精力，对奥匈帝国最后的结局而言，这一结论是一则恰当的墓志铭。

1914—1915年　德国转向东线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利用德国铁路网，从普鲁士重新部署四支部队进入波茨纳，然后从华沙进攻俄国后方。不过这一次俄军以退为进，随即又集中火力发动反攻，切断了德军的进攻。德国奋力拼搏，接着冬季到来，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暂告一段落，但他们已经很满意了，因为已成功缓解了奥地利的压力。

虽然坦能堡战役的胜利者依然认为战争会结束于西线，但他们还是忍不住猜想：如果派一些略微强大的军队去东线，会有何种结果。康拉德提议从喀尔巴阡山脉向东北发动攻势，鲁登道夫支持这一主张，因为与其说这么做是为了战绩，不如说是为了保卫德国东线的援兵。

法金汉并没有那么乐观。在他看来，英国对德国而言极具危险，并相信只要德国保有西线的前沿阵地，就可以遏制法国的力量。早在1914年11月中旬，他就断定：德国无法再用军事手段击败协约国。德国在西线军力不支，无法让东线的协约国战败者相信和谈是唯一的选择；同时，对法国和英国来说，德国又太过强势，他们无法相信如果不依靠武力来扭转局势，德国会同自己进行谈判。最后可能的结果是出现消耗战，因为两代战事规划者都认为德国不能赢得战争。不过俄国可能容易受到和平提议的影响，尤其是如果初步计划受到致命一击的话更是如此。

1915年1月，德国和奥地利的联合进攻只取得了局部胜利。新崛起的德国军队在马祖里一带遭受了巨大损失。在奥地利战区，喀尔巴阡山脉的伤亡和失踪人数达到了75万。3月底，俄军的大规模反攻，让协约国看到了胜利进军布达佩斯的希望。

这次行动应该从战线另一边开始。行动成功后，法金汉于3月下旬做出决定，他认为德国应避免最坏的选择：在东线再一次发动进攻。奥地利不能战败。德国努力让意大利保持中立，但是一直受到协约国各种承诺的干扰。由于奥地利拒绝在地中海地区或巴尔干地区做出让步，因此这些承诺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当时奥匈帝国太弱小，没办法做出妥协。此时已经没有时间互相联合了。虽然法金汉勉强削弱了西线的军事力量，但他还是认为西线是最重要的战场。奥地利虽然实力不足，但如果德国慷慨援助，有可能坚持不妥协策略；但倘若奥地利溃败，则会对德国产生威胁。法金汉安排了8个师向东进军，为波兰中部地区的突击行动提供核心援助。5月2日，新建的德国第十一军在加利西亚的格力士和塔尔诺之间开辟了长达40英里的区域——这支军队名义上受奥地利的指挥。结果俄国大意了，相继展开局部撤退。到6月第三周，25万俄军投降，伤亡人数多达数十万。和平时期的军官和士官几乎都牺牲了，可用的物资储备也消耗殆尽；不过在短期内，东线战事还是一无所获。

1915年春天的西线进攻战

第一次伊普尔之战后，西线战事虽然陷入了僵局，但并没有完全停滞。尽管在战争前四个月伤亡人数达到了80多万，但法国军队及政府都想尽快收复失地。英国刚开始并不打算全力投入战争，但后来决定征集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军队，并奋力越过海峡。12月20日，法军主力在香槟发起进攻战，不过这场战争在1914年圣诞节休战期间告一段落。在战争年代提起圣诞节，总是让人很伤感。这场战事持续了3个月，最后的结果是法国用很大的代价获得了小范围收益。英国从旧的预备役军人、新兵和从帝国调遣的部队中组织部队，重建了英国远征军，他们所经历的和3月10日法国在新沙佩勒的经历如出一辙。

不过，对各自的成就进行评估时，协约国认为，随着战术和技术的不断改进，如果再有一些士兵和炮兵，他们就有可能突破德国阵地，一举拿下德军。在英国的支持下，霞飞计划5月在阿图瓦地区展开全面进攻。德国一直在关注法国的动作，于是先发制人，在佛兰德斯率先发动进攻。

第二次伊普尔战役并非由战略野心而引爆。法金汉试图摆脱协约国的控制，打算让军队假装在俄国战场撤退。1914年的战斗让伊普尔变得格外重要，因为拿下它就能为德军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守住它会使协约国军队进入一个十分便利的战场。虽然法金汉同意在一些行动中使用新型武器——氯气，但其实他并不看好氯气的发展前景。事实上这些气体云也并未带来任何突破。加拿大第一师非常幼稚，他们用自杀式行动来抵抗德军，阻碍德军前进，争取时间让后备军到达前线。在一连串的反击战中，他们精疲力竭，同时也几乎使“英国第二远征军”消耗殆尽。

在5月和6月的一系列袭击中，协约国军队没有取得任何重大收获。只不过在维米岭战役和费斯蒂贝尔附近破坏了复杂的德国防御工事；相反，他们耗尽了准备好的弹药和可用的军需库。西线的进攻行动一直处于暂停状态，直到工厂能够提供枪支，训练营和医院能提供更多的刺刀，才能开始行动。

1915年秋天

从9月下旬到11月初，霞飞在香槟又发起了一系列正面进攻。基奇纳伯爵建立了“新军队”，现在他的第一师加入北边的英国远征军形成了更强大的力量，他们凭借毒气袭击了德军。最后的结果是双方都损失惨重，一无所获。德国虽然也有损失，但这一次他们开始改变战术，决定建立强大的前沿阵地，并进行快速反击，这些都是以后西线战场上的主要策略。协约国在不断学习中受挫。尽管从表面上看，有人管理他们作战经验丰富的军队，但这些人尚未做好应对各种状况的心理准备。很多人在学习相关经验的过程中战死沙场，而且向下一代士兵传授的经验教训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最后，德国为打破大战的僵局贡献了一己之力。虽然由于俄国的战争梦和英法的各种承诺导致单独媾和未能顺利进行，但是德国希望格力士塔尔诺战役能成为和平谈判的第一步。德奥联军继续向俄国进军，到9月末形成了防线。这条防线北起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南到切尔诺夫策。但是和其他战斗者不同的是，沙皇帝国考虑战前状况时，把大部分国内的合理性作为重要事情。10月6日，保加利亚加入同盟国，用6周时间发动了军事行动并占领了塞尔维亚。一部分塞尔维亚残余军队得以留存，并在适当的时候帮助了保加利亚的对手罗马尼亚加入协约国。奥匈帝国陷入了极端状态。战争初期，德国的各种资源都很简易，而且动员效率低下；从长远来看，它所做的只不过是维持这种岌岌可危的状态。一年时间转瞬即逝，同盟国似乎正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或者至少已经精疲力竭。

第四章 协约国策略，1914—1917年

大卫·弗伦奇

协约国策略不足

第一次世界大战伊始，协约国的法国、俄国和英国就表现出其本质弱点，即缺少协调一致的战略性政策。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因为协约国各成员国都没有参加过联合作战，上一次英法联合作战还要追溯到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同时也反映出，虽然协约国因为法国、俄国和英国的共同利益而建立，但他们之间仍然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一战前三国会因为这些问题分道扬镳，在战争期间也会如此。

1905—1914年，英法俄三国的大多数决策者认为，德国日益恣意妄为，对他们的国家安全和利益产生了威胁。不过虽然1904年形成了英法协约，1907年签订了《英俄协定》，但是英法俄三国还是因为三大紧张因素而分裂：第一，各国的舆论都对协约国直接提出了批评。在英国，保守派政客仍对俄国的野心持怀疑态度，而自由主义者则强烈反对沙皇政权在国内进行镇压。第二，虽然各国签订了协议，但是殖民竞争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英国和法国还在为埃及问题、波斯湾的军火贸易和摩洛哥何去何从而争论不休。不过，相比俄国和英国之间持续不断的紧张局势，这些争端就显得微不足道，因为英俄两国仍然对彼此在中东和印度边界地带的意图深感疑虑。最后的结果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在战争期间，虽然协约国的每个成员国都试着调整其战略以安抚盟国，但同时他们又密切关注盟友在战后的发展野心。第三，虽然俄国和英国在1913年达成了统一的战略方针，但俄国和英国之间从来没有达成同等水平的协同一致。事实上，由于英国没有庞大的军队足以和德国相抗衡，而且其海军对陆地战争几乎没有什么直接影响，所以法国和俄国的一些军事高层和将军都怀疑英国在大陆战争中是否是一个有价值的盟友。此外，1914年之前，英国不愿意明确表示在战场上会帮助自己的盟友，这让俄国和法国都十分恼火。有些人更加怀疑，以至于他们认为最好的选择是与德国达成和解。

法俄求助于英国

俄国和法国约定从东线和西线同时进攻德国。但到了8月末，德军击退了法军的进攻；而且在东普鲁士，一整支俄军在坦能堡被德军歼灭。随着德军一路向巴黎进军，俄国外交部部长萨佐诺夫担心其盟友可能会弃他而去。因此，他建议协约国的每一个成员国都签署一项协议，承诺不会单独媾和。1914年9月5日签署了《伦敦公约》，一个正式联盟取代了战前模棱两可的协约国同盟。该公约确保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因为如果一个盟国受到了威胁，它可以寻求盟友的帮助。但是公约中并没有规定协约国要实施的统一战略，因此，提供援助的各项细则仍然有待商榷。

幸运的是，在英国的帮助下，法国统帅霞飞将军能在马恩河解救法国；而德军在占领巴黎之前被迫撤退。但是霞飞无法将德军打回老家。而且到11月底，从瑞士到北海沿岸的战线都趋于平静。虽然巴黎脱离了危险，但是法国的伤亡人数仅仅在8月就达到了将近30万人。在这场战争中任何一支军队可能都不会有这么大的损失。德军占领了比利时大部分地区和法国东北部一些最重要的工业区。俄国打破僵局的希望渺茫，原因是尽管他们击败了奥地利，但事实证明他们并不是德军的对手，也无权进军柏林。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陆同盟向英国寻求更多的支持，并抱怨英国没有承担自己的责任。这不足为奇。但是和其盟友相比，英国的军队十分弱小。基奇纳伯爵从1914年8月开始招募军队，等训练好这些新兵、整理好装备，英军才会有实力。然而，他们不能忽视盟友的请求。到1914年底，他们意识到德国决定利用盟友之间的相互猜疑来破坏协约国联盟，以便与法国或俄国单独媾和。因此，英国开始给其盟友提供资金，并寻找一个战场，能让他们充分发挥皇家海军的作用——这是他们主要的战略资本。

1914年，英国希望能避免与土耳其交战，因为奥斯曼帝国像堡垒一样提防俄国的入侵，以保卫他们在印度和埃及的利益。但他们在这件事上几乎没有选择权。在8月，德国两艘军舰“戈本”号和“布累斯劳”号成功避开地中海地区的英国皇家海军，并在君士坦丁堡找到了庇护地。联盟进步委员会统治了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签署了一项秘密条约，并于10月底允许两艘军舰攻击俄国黑海沿岸地区。这样一来，英法两国不得不支持其盟友，并于11月初对奥斯曼帝国宣战。这不仅迫使英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开辟了两条新的战线，而且也在协约伙伴之间建立了一种重要联系——因为各成员国对奥斯曼帝国都有自己的打算。

不过奥斯曼帝国的参战，对英国来说也是一个机会，让英国证明自己对俄国的支持。1915年1月，奥斯曼军队在高加索地区对俄军形成威胁，于是俄国要求英国采取行动以分散奥斯曼军队的力量。在2月和3月，英国与法国一起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海战，意欲攻取伊斯坦布尔。为此，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法国军队集结成了陆海远征军，但还是失败了。顽强的奥斯曼军队仍然保卫了达达尼尔海峡。1916年1月，最后一支盟军从加里波利半岛地区撤退时，他们已经损失了20多万人。

加里波利战役还表明，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协约国有统一的战斗目标，但其实各成员国都在为战后世界做打算。各国都想限制德国，同时也在增强自己的实力。1915年3月，由于担心英国会邀请希腊一起接管伊斯坦布尔，俄国坚持要求在他们允许任何其他国家加入协约国之前，现有盟友必须承诺伊斯坦布尔在战后归属于俄国。为了迫使盟友答应这一要求，萨佐诺夫暗示道，如果没有得到满足，俄国可能会向德国寻求更好的条件。他提出这些要求就意味着，即使无法和奥斯曼进行和平谈判，也会让俄国在战后成为东地中海地区的强国，英法两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便会受到威胁。对此英国和法国别无选择，只能同意萨佐诺夫的要求。他们考虑自己在奥斯曼帝国的既得利益时，只能通过争取优势做出回应，1916年5月，他们在争论中签署了《赛克斯-皮科协定》，将奥斯曼帝国亚洲部分瓜分给英国、法国和俄国。

寻找盟友

因为要长期作战，所以协约国开始寻找新盟友。1915年协约国在其他战场小有胜利，从而抵消了失败的加里波利战役。巴尔干半岛中立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希腊等国，并没有消除彼此的分歧而形成协约联邦，因为他们并不相信能瓜分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事实上，劳合·乔治这样的英国政治家认为，他们有可能这样做，因为他们误以为通过一系列注重实效的折中手段，能解决分裂的巴尔干半岛各国间的敌对。他们不能在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中产生的猜疑里面越陷越深。1915年10月，英国和法国向巴尔干派兵，从外交上提供支持，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寻找新盟友，而是挽救昔日盟友。1914年，塞尔维亚击退了奥匈帝国的两次入侵，但是在9月，奥地利军队联合德国和保加利亚对塞尔维亚发起了第三次进攻，塞尔维亚全军覆没。最初，英国和法国的军队登陆希腊北部的萨洛尼卡，为塞尔维亚军队开辟了一条逃生路线。这项计划失败后，英国想撤军，但遭到了法国的强烈抵抗。该行动的指挥官萨拉伊将军是法国下议院左派的宠儿，他在西线被免职。不过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政府深知必须对他委以重任，否则自己可能会失去下议院的支持。因此在战争后期英法联军一直驻扎在萨洛尼卡。

英国的许多决策者很快便为萨洛尼卡行动而深感不安。他们意识到法国承诺加入这场战役并不是为了击败同盟国，而是为了建立战后法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统治地位。事实证明他们的想法是正确的。白里安一直以来都想打开巴尔干战线，他认为法国在该地区增强影响力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将维护法国在意大利和俄国的利益，而且有助于法国战后的经济复苏。萨拉伊无法让法国赢得战争，但他可能确保法国实现和平。

虽然协约国把意大利拉拢到了自己的阵营里，但是意大利参战还不足以打破军事僵局。战争开始时，意大利统治阶级的大多数成员都认为，意大利立即参战是不可能的，因为意大利的军队和民众对此毫无准备。不过他们也明白，如果意大利希望继续保持大国地位，就必须和获胜方一起战斗，而他们的疑虑就在于到底谁才是最后的赢家。直到1915年5月，意大利才最终加入了协约国阵营。但他们仅就如何在战后瓜分奥匈帝国的领土进行了百般讨论。但是由于意大利军队准备不足，社会四分五裂，他们无法在奥匈帝国大显身手，“新战线”很快就陷入僵局。此外，协约国一直非常怀疑意大利为共同事业所做的各项承诺，因为它到1916年才对德国宣战。

1915年，俄、英、法三国军队在主要战线上惨遭失败。5月，德军在格力士-塔尔诺战役中突破了俄军防线，迫使俄军向东转移，然后德军于8月5日占领了华沙。法国军队试图在香槟和阿图瓦打破德国防线，但遭到了德军的反击。英国也发动了小规模进攻，但在3月的新沙佩勒和 5月的奥贝尔岭这两场战役中失败而归，他们打算让军队在法国保持防御状态，直到积累了足够的士兵和炮弹后再行动，以确保成功。但是时间太过宝贵，他们不能荒废时日。法国越来越焦虑，因为德国仍然占领着他们的大片领土，而且他们怀疑英国想通过加里波利远征行动在中东地区扩张势力范围。最后，由于未能在8月打破加里波利僵局，英国只能屈服于盟国的各项要求。“我们必须开战”，英国战务大臣基奇纳伯爵承认“并非应该开战”。9月，法国和英国军队发动了进攻，英军之所以和他们的盟友一致行动，并不是因为英国希望在战场上大获全胜，而是他们担心如果没有表现出帮助盟友的意愿，无论是法国还是俄国，都有可能抛弃自己而单独媾和。

协约国1916年计划受阻

1915年底，由于几乎没有协同合作，协约国的每个战略都会遭到破坏，这是非常明显的事实。12月6—8日，协约国的军事代表在霞飞将军的总部尚蒂伊召开会议，共同为1916年制订计划以弥补这一缺陷。协约国军事高层都认为同盟国在1915年取胜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他们有着通畅的内线沟通，如果一个战场受到了威胁，可以从另一战场迅速增派援兵。协约国将领决定，1916年在俄国、法国和意大利前线发动一系列联合进攻战，破坏同盟国的内部沟通。他们希望这样做能削弱同盟国地理位置的优势，而且如果他们行动一致的话，可能会耗尽同盟国的兵力储备，迫使他们在1916年底前寻求和平。

但是在他们开始实施这个计划之前，德军已于1916年2月21日在凡尔登发动进攻，意图向法国施压迫使其放弃抵抗。法国外交官草率地拒绝了德国的提议。但是8月份德军停止进攻行动后，法军的伤亡人数攀升到了35万，法国不得不向其盟友寻求紧急援助。意大利帮不了多少，因为5月他们的军队遭到了奥地利的袭击，奥地利曾一度威胁要攻破伦巴第平原防线。俄国的援助更为重要，因为虽然俄军原本计划夏季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北部发动主要进攻，结果宣告失败。但是在布鲁西洛夫将军的指挥下，俄军对奥地利发起了进攻并大获全胜。1916年6月，在三周时间内，布鲁西洛夫杀死或俘虏的奥匈军队人数接近奥匈军队总人数的二分之一。由此，自1914年9月马恩河战役以来，他带领的军队在协约国部队中取得了首次重大胜利。

相反，英法联军在西线未能大获全胜。1915年12月—1916年4月，是否批准尚蒂伊计划这一问题，在英国政府中引起了激烈争论。所有部长都明白如果批准尚蒂伊计划，他们的军队必然会损失巨大。志愿军越来越少，弥补损失最好的办法就是引入征兵计划。以财政大臣雷金纳德·麦肯纳为首的一些部长反对这个做法，他们认为如果再从工业和农业等行业征召兵力，那么英国日益恶化的收支状况会全盘崩溃，英国将在战争胜利前走向破产。劳合·乔治一派的人认为英国别无选择，在破产之前不得不为赢得战争赌一把，原因是如果它不参加夏季进攻行动，协约国可能会溃不成军。最终主战的一方赢得了这场争论。7月1日，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发动了索姆河战役，希望能尽快突破德军的防线。但是他没能速战速决，这场战争演变成了一场可怕的消耗战。对于最后的伤亡数字，一直都是众说纷纭。英国大概损失了42万人，法国的伤亡人数将近20.3万人。我们很难得知德国的确切伤亡人数，但是一份合理的评估表明德军在索姆河战役中大概损失了58.2万人。

英法联军坚持不懈地进行着索姆河战役，哪怕德国在凡尔登停止进攻之后也是如此；究其原因，或许是英法对俄国负有盟国责任，或许是英法误以为相比自己的伤亡速度，他们能更快地杀死德军；或许是要援助罗马尼亚。布鲁西洛夫成功发动了进攻，罗马尼亚因而大受鼓舞，而且预期还能分割奥匈帝国的领土，所以罗马尼亚在8月份加入了协约国。短期来看，对德国和奥地利而言这是个非常糟糕的消息，因为奥地利在匈牙利的兵力只有3万人，而罗马尼亚的人数是他们的10倍。但是罗马尼亚刚一参战，布鲁西洛夫就恰好结束了进攻，这样一来，同盟国可以集中后备军力量对付协约国的新成员并将其粉碎。1916年圣诞节，同盟国占领了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尚蒂伊计划就此破产。

和平提议遭到拒绝

1916年12月，协约国收到了两份和平照会。第一份是德国发来的照会，意图在协约国中挑拨离间；第二份发自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他想尝试如果交战国之间有足够的共同基础，那就可以进行和平谈判。不过协约国拒绝分裂，也不接受和解。因此协约国拒绝了德国的提议，因为所谓的和平通牒就是一个骗局，根本没有任何具体建议。12月底，在伦敦召开的英法联军会议上，协约国给威尔逊起草了一份答复。从表面上看，这份答复有和解之意，但其中还是隐藏了他们继续战斗的决心。虽然协约国否认打算全面颠覆德国，但是坚称除非同盟国从所占领土撤军，同时为他们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否则自己不会和同盟国讲和。欧洲的一种含糊不清的说法是，协约国打算以民族自决为基础实现和平。然而事实上，协约国最初的三个成员国已经向意大利做出了承诺，结果意大利违背了这一原则，而英法两国仍希望以某种形式保护多国力量一环的奥匈帝国，从而在战后世界的东欧同德国相抗衡。在中东，为了掩盖其称霸帝国的真实目的，协约国承诺解放那些深受奥斯曼暴君统治下的犹太人、阿拉伯人和亚美尼亚人，从而伪装其真实企图。虽然协约国坚持认为，像国际联盟这样的组织只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和平解决办法，而不能代替一个国家，但它还是和威尔逊的这一构想有某种联系。协约国的答复表明，即使在两年多的战斗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是协约国任一成员国政府都无法通过妥协实现和平——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无法击败敌军。

协约国战略失败

自1914年8月以来，协约国有其四大战略性政策。英国皇家海军负责为协约国提供畅通的海上交通联络。英国有足够的财富，完全可以充当协约国的“钱袋子”。法国和俄国军队可以在英国的援助下牵制欧洲大陆的同盟国军队，他们可以一直战斗，直到1917年初，基奇纳伯爵预测出双方军队都已精疲力尽。然后英国的新军可以果断加入陆地战，给同盟国致命一击，基奇纳伯爵暗暗盼望着能让英国决定和平议程。

但是从1916年11月—1917年3月，所有的核心策略都不再管用。11月底，美国政府建议美国银行家停止向交战方放贷。这一举动严重威胁到英国在协约国内部的经济优势，因为到1916年，英国将美国的大部分借款又借给了盟友。由于法国拒绝帮助英国将自己的黄金储备运送到纽约，所以英国极度缺少资金来维持本国及盟国在美国进行采购。英国很快就无力再充当协约国的“钱袋子”了。

在海洋方面，英国的盟友将皇家海军视为一张王牌，他们很容易忽视它对削弱同盟国所起的作用。当法国政治家和未来战时总理乔治·克列孟梭得知，如果让皇家海军舰队冒险进入北海的话，它将击沉德国舰队。对此他回答说，“这就像在水里打了一个洞”，但不会赢得战争。鉴于英国大舰队不能给德国致命一击，他这种轻蔑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1914年以前，英国人认为如果战争来临的话，他们会再一次像特拉法加战役一样，给德国海军以沉重的打击。但是让他们失望的是，德国公海舰队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他们无意于和英国大舰队交战，德国舰队将潜艇、水雷和伏击结合在一起，削弱了英国大舰队的优越性。英国对海面仍然严防死守。最终德国海军将领经历失败后才相信，他们唯一的希望是通过发动全面的潜艇进攻来决定战争的走向。然后在1917年2月1日，德国宣布向协约国发动无限制U型潜艇战。英国仅在4月份就损失了50多万吨位的商船，有些人开始对皇家海军能否保护协约国的海上通信表示怀疑。

1916—1917年的秋冬时节，由于伤亡人数不断增多，通货膨胀日益严峻，而且食品严重短缺，俄国军队和民众的士气濒临崩溃。俄国警方和特工报告显示，大多数俄国人认为他们不可能赢得战争，俄国应该实现和平。最终的结果是：1917年3月爆发了一场革命，沙皇政权垮台。临时政府接替了沙皇政权，并很快向其盟友保证，俄国会继续参战。但是临时政府的对手——彼得格勒苏维埃政府出现后，这一承诺似乎成了一句空话。而且俄国的新任总司令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告诉其盟军，他们的军队纪律涣散，溃不成军，在夏天之前无法发动进攻。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1916年11月，虽然英法联军先前战败了，但仍旧不屈不挠。英国和法国将领在尚蒂伊会面，一起说服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在1917年实行的政策应该和1916年的大致相同。各盟国都会再次发动进攻，以配合盟军的行动。1917年2月，他们在彼得格勒又召开了一次会议，旨在和其西方盟友共同协商1917年的策略，但未能形成决议。尽管法国不断施压，但俄国还是拒绝在春天和整装待发的英法联军共同发动进攻。虽然俄国也在施压，但英国和法国坚称，他们部署在萨洛尼卡的部队仍将处于防御状态。

其实并非所有人都赞同再次实行1916年的计划。1916年12月，劳合·乔治代替赫伯特·阿斯奎斯担任英国首相，他上台后承诺要对德国实施“彻底的打击”，也下定决心将英国的伤亡人数降到最低。因此在1917年初，乔治出席了协约国在罗马召开的会议，希望法国和意大利能在伊松佐河前线对奥匈帝国发动强有力的进攻，夺回的里雅斯特港和伊斯特里亚半岛。他希望意大利能同意这一行动，因为他承诺让意大利瓜分他们觊觎已久的领土。法国会这样做的原因是，这样一来能减轻对俄国的压力，因为他没有要求西线前线取消进攻，只是推迟行动，但是最后却失望而归。截至1916年11月，意大利军队总共发动了9次进攻试图攻破伊松佐河防线，损失了60多万人，但都以失败告终，未能到达卢布尔雅那平原并进军维也纳。意大利总参谋长路易吉·卡多尔纳将军拒绝了劳合·乔治的提议，因为他知道如果其他盟友按兵不动，那么同盟国就会集中后备军力量向意大利发动进攻，这样一来意大利的伤亡人数就会只增不减。

劳合·乔治的意大利计划受到了阻碍，不过尼维尔将军接替霞飞担任法国总参谋长后向他提出了另一个选择，乔治对此很高兴。尼维尔将军声称一两天的大规模炮击就能突破德军防线；而且他提议，英法联军应该在春天发动两次协同进攻。英国准备在维米岭战役中发动进攻，摧毁德国的后备军；而法国准备在南边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袭击，意图突破德军在埃纳河的防线。劳合·乔治对这一计划表示大力支持，不过帝国总参谋长黑格将军和威廉·罗伯逊爵士并不赞同这个做法，因为他们担心尼维尔是个骗子，而且他们原本的计划是在佛兰德斯发动攻击以解放比利时沿岸地区，但是尼维尔的计划对他们形成了阻碍。不过在1917年2月的加莱会议上，经过激烈对峙后他们达成了一致——英国远征军暂时归尼维尔将军指挥。

英国将领都对尼维尔的计划表示怀疑。短短几天之内，法国就损失了将近10万人，之前本就士气不高，这样的结果让法国大部分士兵意志消沉。尼维尔的继任者是贝当将军，他上任后立即结束了尼维尔的进攻策略，决心为军队建立军火储备，并打算在协约国新晋成员美国加入后，再发动一次重大攻势。

4月6日，美国参战，这对协约国来说虽然喜忧参半，但几乎是1917年春天唯一鼓舞人心的事件。伍德罗·威尔逊几乎像忧虑“普鲁士军国主义”一样忧虑协约国的帝国主义和英国的“海军主义”，因此故意不签署《伦敦公约》。这样一来，美国成了参战国，并非协约国盟国。事实证明，美国人其实对战争毫无准备，一直到1918年，他们才能给新伙伴提供重要的军事援助。因此在战争后期，协约国开始极尽所能地从美国获取最多的兵力和资源，但威尔逊的部分计划和他们本国利益背道而驰，对此他们尽可能坚持自己的初衷，不愿妥协。

因此，美国参战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协约国的性质。各盟国热衷追求一己之利，他们尚未分裂的唯一原因就是恐惧，这种恐惧来自他们共同的敌人。这种貌合神离的后果就是，协约国各盟国不仅很难达成共同策略，而且他们在讨论战后清算时总是互相怀疑，毫无信任可言。协约国之间，就好比出于利益关系而非爱情所结成的婚姻。

第五章 巴尔干半岛，1914—1918年

理查德·J. 克兰普顿

第三次巴尔干战争

巴尔干半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其他地方的战况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战役分散，时间较短，但通常对战局具有决定性影响。第二，只有在巴尔干半岛的战场上，多个独立国家牵涉其中。各国都想掠夺领土，因此会把自己卖给出价最高的投标人。这样一来，外交活动可能与军事活动一样具有决定性意义。第三，巴尔干半岛在一战爆发前就战事不断。1912—1913年间，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黑山共和国将奥斯曼军队驱赶出欧洲。在1913年一场历时很短但非常残酷的战争中，希腊、塞尔维亚和奥斯曼分割了保加利亚的大部分战利品，而罗马尼亚已经占领了保加利亚东北部的大片宝贵土地。许多官员和民众都担心再起冲突，这会让巴尔干半岛的任一国家都更加下定决心与假定的最终胜利者结盟，获取最多的利益。巴尔干半岛和其他地区也有相同之处，因为内部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是同盟国最终战败的重要因素。

1914年7月28日下午1点20分，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用电报宣布战争。当天晚上，塞尔维亚首都遭到了奥地利从泽蒙要塞发出的炮击，同时还有萨瓦河和多瑙河上哈布斯堡炮艇的攻击。 8月12日，奥匈帝国的三支军队横渡萨瓦河和多瑙河，进军塞尔维亚。塞尔维亚人一直以为战事会向东推进到贝尔格莱德，结果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于是他们弃首都而逃，将政府撤退到尼什。不过虽然塞尔维亚人被打得措手不及，但他们也没有退缩。普特尼克将军带领援军向西进军，部分军队在24小时内行进60英里，然后直接进入战斗。8月15—18日，塞尔维亚西北部的泰瑟山发生了遭遇战。侵略军受到了抵抗，并于8月24日退回了边境。塞尔维亚人迫于压力，不得不向协约国特别是俄国低头，紧随其后。但是塞尔维亚没有发动进攻战的条件，而且缺乏补给，他们不得不很快撤退。波蒂雷克将军在几周前一直在萨拉热窝，待在斐迪南大公身边。在他的领导下，奥地利军队于9月8日再次发动进攻，并于12月2日占领了贝尔格莱德。年轻的塞尔维亚军官越来越不满足，他们在巴尔干战争中并无太多战绩。但是一直到西方的补给通过萨洛尼卡运送到普特尼克的军队，他才能考虑进行反击。

就在贝尔格莱德被占领的那一天，普特尼克认为自己能发动反击。当奥地利军队在科路巴拉河沿岸的窄道上奋力转移他们的重炮和辎重时，普特尼克下令进行攻击。虽然塞尔维亚人没有足够的弹药进行炮轰，但他们用传统的剽悍勇气发动攻击，在普特尼克将军的带领下，塞尔维亚第一军很快突破了敌人的中线。12月15日，塞尔维亚人夺回了贝尔格莱德，普特尼克将军给上级领导发了一份通报胜利成果的电报。电报内容很简洁，大致是说现在塞尔维亚的土地上只有奥地利的俘虏，没有奥地利的士兵。

由于需要向加利西亚转移军队以应对俄军的进攻，奥地利军队有所削弱，但塞尔维亚人为取得科路巴拉河战役的胜利仍付出了极大的代价。10万塞尔维亚人在这场战役中丧生，他们大多数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都经历过巴尔干战争。更严重的是，很多人在和奥地利交战后受伤，患上了斑疹伤寒。这种疾病的传播速度快得惊人，它不仅带走了13.5万塞尔维亚平民和士兵的生命，而且在它的威力下，协约国不得不暂停修筑进军塞尔维亚的铁轨，为期一个月。塞尔维亚军队已经极度缺乏弹药，在接下来一年的进攻里战斗力进一步削弱。

1914年，巴尔干半岛只有阿尔巴尼亚发生了军事冲突。阿尔巴尼亚成立于1912年，虽然它的当地和部落武装力量很强大，但它并没有多少机会发展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1914年秋天，地方军阀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已经相当强大的势力，阿尔巴尼亚逐渐陷入了混乱。10月，希腊军队进入了其所宣示主权的阿尔巴尼亚南部地区，而意大利占领了重要战略岛屿萨赞岛，12月，他们进入了附近的发罗拉港口。

争取保加利亚

1914年秋季至1915年春季，外交舞台上有了重大发展。战争爆发后，黑山共和国与塞尔维亚协同作战，不过奥斯曼、保加利亚、希腊和罗马尼亚仍然保持中立。虽然希腊首相维尼泽洛斯一心想加入协约国的战斗，但是康斯坦丁国王并不是很想这样做。他在德国受过教育，还娶了德皇的妹妹。协约国的政治家也不同意这个做法。俄国担心希腊可能会对君士坦丁堡提出相同的条件；而爱德华·格雷爵士认为，如果希腊加入盟军的话，将促使奥斯曼帝国和保加利亚与另一方结盟。希腊的提议遭到了拒绝；不过这对结果没什么影响——11月奥斯曼不惜一切代价追随了同盟国。

这样一来，保加利亚就成了关键因素。如果保加利亚加入同盟国，德国和奥斯曼之间的供应线就会得到保障，而协约国和俄国之间的供应线将被切断；同时塞尔维亚会面临三面应敌的状况。保加利亚和马其顿一样重要。除非塞尔维亚让步，否则协约国基本束手无策。他们不愿意这样做。1915年春天，协约国和意大利签署了《伦敦条约》，塞尔维亚因此不太愿意做出让步。塞尔维亚担心，条约内容包括亚得里亚海的东海岸领土归意大利所有，所以他们更加决意要维护马其顿的领地。

同时，同盟国还有两大不可忽略的外交优势。第一，他们是奥斯曼帝国的盟友，可以向伊斯坦布尔施压，使其对保加利亚做出让步。奥斯曼皇室最终同意，将马里萨河谷连同它通往亚历山德鲁波利斯的铁路都割让给保加利亚。第二，作为塞尔维亚的敌人，他们可以向保加利亚承诺其可以占领敌国塞尔维亚的所有领土。

协约国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实行的外交手段毫无作用，对他们自己的战事发展也无助益。保加利亚的对外政策主要由斐迪南一世决定，不过亲德派首相拉多斯拉沃夫也参与其中。协约国打算将这两位亲同盟国的政治家拉拢过来，而非试图赢得他们的支持或买通他们。事实上，这二人并无实权。在最后的事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军事形势的转变。如果同盟国看起来有可能赢得战争，斐迪南和拉多斯拉沃夫会承诺紧随同盟国。1915年盛夏，他们似乎要做出承诺。5月，意大利加入协约国阵营共同作战，但影响甚微；俄国从波兰慌忙撤退，而在靠近俄国的地方，协约国深陷加里波利，做着无望的挣扎。同盟国承诺将马其顿最好的地盘及马里萨河谷都分给保加利亚，斐迪南对此当然全盘接受。

1915年9月23日，保加利亚政府开始进行军事动员工作。10月14日，斐迪南一世宣布向塞尔维亚开战。10月16日，英国和法国对保加利亚宣战并进行反击。几天后，俄国紧随英法，加入对保加利亚作战的行列。

占领塞尔维亚

保加利亚向塞尔维亚宣战，加入了同盟国的大规模进攻行动中。法金汉意识到，德国对俄国的打击力量日渐不足，而且他急于和奥斯曼直接对话，所以开始计划于9月初消灭塞尔维亚。刚从波兰凯旋的德国将军奥古斯特·冯·马肯森被授予指挥权，这让康拉德大为懊恼，因为他认为巴尔干半岛是奥地利的势力范围。10月6日，三支奥地利军队和两支德军从北部对塞尔维亚展开进攻；东边是两支保加利亚军队，进攻总人数达到了60万。而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所能召集的兵力还不到敌军的一半。到10月9日，贝尔格莱德已落入敌手，甚至此时保加利亚还未正式参战。德军和奥地利军队从北方扑来，博亚吉耶夫将军率领的保加利亚第一军和托多洛夫将军领导的第二军被迫进入塞尔维亚东南部和马其顿。在两个星期内，保加利亚第一军与马肯森的军队联合行动，占领了皮罗特和尼什；托多洛夫的第二军在南部占领了希普、韦莱斯、库马诺沃、斯科普里和弗兰贾。12月，保加利亚军到达比托拉。此时由于尼什受到威胁，塞尔维亚政府已经撤离了，塞尔维亚人手中已经没有大城镇了。由于塞尔维亚的补给线和逃往爱琴海的路线被切断了，所以他们撤退到瓦尔达的西部，进入科索沃波列，希望能加入黑山军队。他们对此很失望，就像和其他地方一样。面对投降还是撤退到阿尔巴尼亚山脉，他们选择了后者。1915年底，塞尔维亚军队不断受到敌军飞机和当地部落的袭击，许多士兵身患斑疹伤寒，而且对当地地形和气候完全束手无措。这迫使他们一路跋涉到亚得里亚海海岸，在那里，法国人会带他们去科孚岛避难。从纯粹的英雄主义和忍耐力来说，几乎没有什么能和塞尔维亚大撤退的惨烈相提并论。

萨洛尼卡

塞尔维亚军队的最终目的地是萨洛尼卡。保加利亚开展动员工作后，希腊的政治局势进一步复杂化。1913年条约规定，如果塞尔维亚遭到保加利亚的进攻，希腊要对塞尔维亚提供援助。首相维尼泽洛斯抓住了这个机会，让希腊向协约国靠拢，请他们的军队在希腊北部登陆，并承诺，如果15万协约国军队投入巴尔干战争前线，他们就加入战争。协约国尤其是法国做出了热情的回应。但在希腊，有些人反对维尼泽洛斯，虽然国王康斯坦丁一世同意总动员，但不想让希腊加入战争。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大国和保加利亚协同作战对抗塞尔维亚，那么1913年条约的规定并不适用，而且他们的国王起初同意协约国部队登陆萨洛尼卡，现在又反对这一做法。虽然维尼泽洛斯由此被迫辞职，但协约国军队还是于10月3日登陆了萨洛尼卡。

从政治角度来看，登陆萨洛尼卡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希望通过登陆加强维尼泽洛斯的实力从而和国王康斯坦丁一世相抗衡，而且能提高希腊参战的可能性。但这一切都是徒劳。不过，一旦这一计划失败，希腊北部的协约国军队就没有任何有效的军事意义。对于那些派遣到萨洛尼卡的塞尔维亚人和军队而言，协约国能做的并没有多少，他们本可以在加里波利发挥更好的作用。确实，登陆计划甚至破坏了他们自己的政治意图。康斯坦丁国王认为，他们的出现表明加里波利的冒险行动已经失败；萨拉尔将军麾下的四个法国新军团从达达尼尔海峡转移到萨洛尼卡，这一事实更是印证了他的想法。如果加里波利战役已经被放弃，康斯坦丁一世可以合理地推算出他有更多的理由保持中立，因为向协约国承诺的话，将使希腊与刚刚战胜塞尔维亚的保加利亚发生冲突。更何况奥斯曼人还在为加里波利战役中打败协约国而扬扬得意。

尽管希腊陷入了四分五裂和犹豫不决，但是马其顿的战斗仍在继续。协约国军队从萨洛尼卡向瓦尔达河挺进，然后在马其顿的克里沃克与保加利亚第二军交战。经过激烈的战斗，协约国军队退回了希腊领土。保加利亚军队渴望追击敌人，越过边境再次进入萨洛尼卡——他们在三年前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与胜利擦肩而过。但这是德国人所不允许的，他们担心如果同盟国的保加利亚军队进入希腊，康斯坦丁一世将无法让希腊继续维持中立；此外，如果协约国军队撤出希腊北部，幸存者将被派往西线去加强英法联军的力量。因此到1915年底，保加利亚军队沿着阿尔巴尼亚山脉的石库比挖出了300英里的壕沟，一直延伸到色雷斯地区东部的马里查河。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防御阵地。不过后来的事件表明，物资供应很难送到这里。

1916年分割阿尔巴尼亚

1915年6月，塞尔维亚军队在翻山撤退之前，就已经占领了阿尔巴尼亚中部地区；同时，黑山军队转移到阿尔巴尼亚北部，占领了包括斯库台在内的德林河区域。1915年底，塞尔维亚军队在撤兵时放弃了占领区；该地区中的一部分被保加利亚军队占领。保加利亚军队从马其顿长驱直入，到达阿尔巴尼亚中南部，占领了爱尔巴桑。与此同时，意大利军队从发罗拉的桥头堡转移到先前的希腊占领区，此时的希腊军队正忙着撤退，无力应对意大利的扩张。当地的阿尔巴尼亚人至少对希腊撤兵很是高兴。随后希腊所占据的阿尔巴尼亚领土迅速缩减，如同朝鲜战争时韩军溃败釜山一般，而且在协约国登陆萨洛尼卡后，这些地方归法国控制。1916年1月，奥地利军队进入阿尔巴尼亚北部，赶走黑山军队后占领了该地，从维奥萨到奥赫里德湖形成一道防线。随后阿尔巴尼亚发生了一些小规模的对抗。第一次世界大战对阿尔巴尼亚其实有一定的建设作用，并非完全都是破坏性，因为各方占领军队都在修建道路、桥梁和窄轨铁路。

尽管奥地利军队进入了阿尔巴尼亚，但是，1916上半年马其顿阵线几乎没什么战事。协约国曾希望占领希腊的鲁佩尔堡垒，因为这里是斯特鲁马河谷的入口，由此能进入保加利亚中心，但是在5月，保加利亚第七里拉师占领了鲁佩尔堡垒，他们惨遭挫败。

同盟国打败罗马尼亚

1916年的夏天，各方不再关注巴尔干半岛的情况，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北边的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在战前是奥匈帝国和德国的盟友，不过它拒绝参战。协约国和同盟国都在极力拉拢尚未答应参战的国家，就像他们对待希腊和保加利亚时一样，但是德国和奥地利在保加利亚面前地位非常稳固，因为他们可以将敌国塞尔维亚的大量领土分给保加利亚，协约国可以向罗马尼亚提供布科维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大片领土，不过比萨拉比亚的情况可能比较复杂，因为罗马尼亚的诉求可能会与同盟国成员俄国的利益发生冲突。

1916年初夏，协约国已经按捺不住了。眼看着索姆河和加利西亚即将开战，他们从外交上对布加勒斯特施加了极大的压力，最后决定采取有力措施，使罗马尼亚总理布勒蒂亚努下定决心。俄国布鲁西洛夫攻势的初步告捷促使罗马尼亚决定加入协约国。协约国各方都同意由罗马尼亚占领布科维亚和特兰西瓦尼亚以及匈牙利的部分领土；法国敦促盟友同意布加勒斯特所提出的任何条款，并可以对那些行动困难或不利的国家不予理睬。

截至1916年8月，罗马尼亚军队有1.99万名军官和81.38万名士兵。其实罗马尼亚的主要问题在于物资补给，它的现代武器寥寥无几，比如缺少战壕里的迫击炮、飞机或者战地电话，武器装备也很少，而且罗马尼亚的国内资源匮乏，工业生产只能满足每把手枪配备两枚子弹，每天每把步枪只能射击一轮。此外，因为土耳其海峡通道被封锁，使得西方盟国的进口货物必须通过俄国北部或远东港口才能送达，而且由于罗马尼亚和俄国的铁路轨距不同，延误总是不可避免的。同时，罗马尼亚迅速扩充军队数量，导致许多军官训练不足，大部分军官都缺乏战斗经验。这一点和保加利亚军队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罗马尼亚拖到最后时刻才签署参战的政治和军事协议，这些不利因素就更加凸显。8月1日后不久，罗马尼亚领导人承诺他们将准备战斗，但一直拖延最后的谈判，结果罗马尼亚军队直到8月27日才开始行动。但彼时，布鲁西洛夫攻势已经失去锋芒，罗马尼亚失去了发动进攻的机会。这一结果非常令人懊恼。

罗马尼亚的第一军和第二军被派去保卫西部的喀尔巴阡山口，而第三军则在多瑙河和多布罗加设岗守卫。不过第四军发动了进攻，进入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于8月30日占领了布拉索夫。一周后，他们几乎到达了锡比乌，但是9月8日，他们前进的步伐受到了阻碍。

受阻碍的原因是，敌军在南部采取了一次突击行动。在马肯森的统率下，保加利亚第三军、部分德军和后来的奥斯曼部队于9月1日越过“1913线”进入了南部的多布罗加。9月6日，他们攻占了图特拉坎堡垒，俘虏敌军2.5万人，缴获枪支100把。为了阻碍保加利亚军队前进，罗马尼亚第三军在阿弗雷斯库将军的带领下发动了弗拉门达行动，越过多瑙河并试图与后方敌军交战。行动失败后，马肯森继续向北前进，并于10月拿下了切尔纳沃德和康斯坦察。

阿弗雷斯库的策略想象力十足，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主要是因为他需要从南部前线调集军队，以应对西北部日益增长的威胁。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德军和奥匈军队由德国上任总参谋长法金汉指挥，其部队由德国的五个新编师和其他两个骑兵师组成。骑兵师和四个新编师聚集在凡尔康山口附近，法金汉已于11月初在这里部署了兵力。他的部队进入日乌河谷后，面对的只有罗马尼亚一个师的兵力。从11月30日—12月30日，双方在阿尔杰什河与内结伏河展开了决战。与此同时，马肯森的部队横渡多瑙河，进入距布加勒斯特约40英里的瓦拉契亚。12月6日，双方军队都抵达了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附近。尽管道路泥泞不堪，几乎无路可走，但是罗马尼亚军队还是在奥地利和德国军队的全力追击下一路向东北撤退。罗马尼亚军队横渡赛雷特河进行撤退，他们在这里和姗姗来迟提供援助的俄国大军会合，而国王和政府人员撤退到了摩尔达维亚的雅西郡。

1916—1917年，协约国和希腊

在协约国刚开始为1916年战役制订计划时，他们决定从北边的萨洛尼卡发起猛攻，援助罗马尼亚。英法联军于8月份向道依兰湖前进，但是收效甚微。保加利亚的运气更好，他们的第一军占领了莱林，一路向西南挺进，直到在奥斯特罗沃附近，由于协约国的炮兵部队占优势，他们遭到了协约国军队的阻碍。保加利亚第二军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他们一路进军到西南部的色雷斯并一举将其拿下，还占领了包括卡瓦拉港口在内的斯特鲁马河与美斯特河下游地区。塞尔维亚在马其顿前线的西部地区取得了成功，年底时战局平稳。最终塞尔维亚军队在凯马卡兰山发动了一次进攻，场面宏大且代价高昂，而协约国军队和保加利亚第二军在切尔纳河的一处河岸地区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血腥战斗，这场战斗最终以协约国军队的胜利告终。12月，塞尔维亚军队进军比托拉。

协约国部署在希腊的军队也很主动。1916年8月，一些支持首相维尼泽洛斯的官员在萨洛尼卡发动政变，然后维尼泽洛斯离开了雅典，最终于10月和他的追随者在萨洛尼卡会合。由于担心引发希腊内战，协约国迟迟不肯承认维尼泽洛斯政府，但作为回报，他们要求雅典的官方政府给予他们更为优惠的待遇。为了保证这一需求，并确保控制雅典到萨洛尼卡的铁路线，协约国军队于12月在希腊首都附近登陆，但是在协约国承认了萨洛尼卡的维尼泽洛斯政府之后，他们遭到了强烈反击，损失惨重。

阿尔巴尼亚岌岌可危，命悬一线。但此时有了较好的政治解决办法。维尼泽洛斯的支持者发动政变后，法国当局将该地区移交给萨洛尼卡当局管理，这导致阿尔巴尼亚土著发起了反抗。1916年12月，萨伊尔不得不屈服于当地各方的压力，对7个穆斯林和7个东正教的阿尔巴尼亚人授权，组建行政委员会，管理该自治区。这个管理委员会一直有效，直到1917年6月希腊正式加入协约国后，法国的军事统治再一次摇摇欲坠。

1917年马其顿前线的战事相对较少。保加利亚和德国的大部分防线都是沿着山麓修筑，防御效果很好；一名英国军官认为军队要想保证良好的供给，就应该一直控制这样的阵地。直到1918年，阵地的重要性才显现出来。

在希腊，协约国能给外交方面的胜利记上一笔。承认萨洛尼卡的维尼泽洛斯政府后，协约国对仍然效忠于康斯坦丁一世的希腊地区实行了联合封锁，理由是希腊应该为1916年12月登陆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1917年 6月，康斯坦丁一世不得不屈服于协约国的压力，接受被长期流放的命运。维尼泽洛斯回到雅典后，议会受到反对党的抵制，不过还是同意希腊加入协约国。协约国指挥者在萨洛尼卡指挥9个师，兵力远超希腊海军的数量。

罗马尼亚寻求停战

由于1917年巴尔干半岛的主要战场在罗马尼亚前线，所以这些希腊军队其实未能派上用场。法国军事代表团对罗马尼亚军队进行了改组整编，到1917年夏天，常规部队将近50万人，同时后备军和民兵中有20多万人。为了在1917年结束战争，协约国的一部分宏伟策略是让罗马尼亚人横渡赛雷特河发动袭击。7月22日，在阿弗雷斯库将军的指挥下，第二军在马拉瑟斯提附近发动进攻。尽管他们取得了初步进展，但无法继续发起攻势。俄国在北边节节败退，迫使他们从罗马尼亚撤出部分兵力，而留守的部队中弥漫着不满的情绪。罗马尼亚的指挥官决定谨慎行事。虽然阿弗雷斯库将军的进攻对德奥军队并未产生多大作用，但它确实对德军元帅马肯森有一定影响，因为他当时正从南边发起进攻，于是不得不让第九军转移到不太有利的地方。8月9—16日，马肯森在赛雷特河的马拉斯提附近和罗马尼亚军队交战。这是罗马尼亚军队遇到的最大规模的遭遇战，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马肯森的部队也不再前进。

虽然马拉斯提战役可以说是罗马尼亚的胜利，但它给罗马尼亚的后备军造成了巨大损失。随着俄国对战斗的决心日渐动摇，罗马尼亚的立场变得更加危险。如果俄国缔结和平协议，协约国的物资补给将无法运抵罗马尼亚，而且罗马尼亚占领区内有普洛耶什蒂油田，还有很多军火工业，这让罗马尼亚无法维持现代战争。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夺取政权后战局变得更糟糕。而且当罗马尼亚得知俄国要和马肯森就停战问题进行讨论时，他们也加入其中一起讨论。

1917年12月初，罗马尼亚和同盟国就停战协议进行了谈判，不过政治领导人并不急于签署协议。德国已经不耐烦了，如同1916年的英法一样急躁不安。1918年2月，马肯森给布勒蒂亚努四天的时间签署和平协议，不然就要面临新一轮战争，不过布勒蒂亚努最后的选择是辞职。3月5日，阿弗雷斯库政府在布夫泰亚签署了初步的和平协议。而就在两天前，俄国签署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退出战争，这样一来，罗马尼亚就完全处于孤立状态。

阿弗雷斯库很快辞职，让位给马尔吉罗曼，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亲德派，1916年战败后一直留在布加勒斯特。各方都希望他的亲德派身份能缓和布夫泰亚的紧张局势，但是这个身份并不管用。5月7日签署的《布加勒斯特条约》条件很是严苛：罗马尼亚遣返其大部分军队，并将装备交给德国；它必须放弃喀尔巴阡山口和多布罗加；事实上罗马尼亚的经济发展和德国牵扯在一起，因为德国控制着罗马尼亚的港口和多瑙河航运，并且垄断了罗马尼亚的石油业，时间长达90年。他们的议会(由限定选举权推选而成)批准了这一条约，但是斐迪南国王拒绝签署。

国王拒绝签署《布加勒斯特条约》，其实表明同盟国在巴尔干半岛取得的胜利和统治比实际情况更为显著。在欧洲中部和东部地区，人们面临食物和燃料日益短缺的问题，而且似乎每条人命分文不值，可以随意被抛弃，这些人都很容易受到布尔什维克和社会主义支持者的引导。在军事防御地区，惩罚煽动者可能有些危险，并且这些措施对恢复军队士气无济于事。保加利亚是同盟国在巴尔干半岛的主要盟友，其腐败问题是最严重的。

协约国在马其顿的胜利

首先，在马其顿为军队提供物资补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马其顿只有一条南北方向的铁路，但是要从保加利亚运送物资，就需要一条东北到西南走向的铁路。物资补给必须沿着道路进行，虽然这些货物又少又轻，但由于保加利亚的机动车辆数量不足，大多数物资都很难运送。那些牲口可以翻山越岭运送物资，但是路程耗时长且进度缓慢，导致很大一部分物资其实不过是牲口的饲料。

为了保证物资补给队伍正常前进，保加利亚军队征召了大量的牲畜，此前农业生产力就已经因为兵力动员而大受影响，这样一来更是雪上加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有参战国中，保加利亚召集的人数最多。德军的活动进一步阻碍了军队和平民的食物供应。官方采购占据了保加利亚产量的一部分，但德国军队的非官方采购也和官方采购一样多。德国人开着卡车在保加利亚奔波，到处安装电话线，士兵们买了他们能买得到的东西，并用德国马克高价支付。1915年12月，德国马克成了保加利亚的法定货币。保加利亚的农民经常从德国和保加利亚政府采购局购买食品，然后以更高的价格出售给德国士兵。1917年，德国人甚至在索非亚附近单独建立了一个火车站来运送他们的食物，该站禁止保加利亚人员入内。

1918年初，保加利亚各地的粮食短缺问题日益严重。各地发生了许多骚乱，在被占领土上，大范围的民众骚乱对马其顿战线的物资供应线构成了威胁。而在塞尔维亚的一些占领区，军队试图征募年轻人入伍，但是遭到了彻底的反抗。随着时间的流逝，形势变得更加严峻。虽然拿下了盛产谷物的多布罗加，但是情况并未像预想中一样有所改善。保加利亚人曾设想过他们能得到多布罗加，但《布加勒斯特条约》规定，该地区由奥地利、德国和保加利亚联合控制。首相拉多斯拉沃夫选择了辞职，他抱怨道，他们像对待溃败的敌人一样对待保加利亚人，并没有把保加利亚看作凯旋的盟友。保加利亚人也不能在乌克兰购买大量的粮食。一名保加利亚军官于1918年被派往该地区，但是他在布达佩斯和利沃夫遭到有意的拖延，无法在奥地利官员之前抵达目的地。当奥德萨港口投入使用时，另一名保加利亚军官不得不诉诸武力威胁，才避免了奥地利士兵卸走一车准备运往保加利亚的食品。1918年夏天，保加利亚的食物短缺问题相当严峻，对前线军队和民众都产生了严重影响。

1918年9月，保加利亚军队意志彻底消沉，溃不成军。萨伊尔的继任者弗朗谢·埃斯普雷将军指挥着装备精良的部队，于8月从萨洛尼卡对保加利亚发起了猛攻。但是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军火供应不足，而且对自己家庭的贫困和附近战壕中德军的“幸福感”愤愤不平，保加利亚的士兵无心应战，无力应付敌军的进攻。9月中旬，保加利亚军队撤退到斯特鲁马山谷的狭路，那里正是协约国飞行员经常攻击的目标；9月底，军队和平民都非常不满；9月27日，保加利亚代表团抵达萨洛尼卡寻求和平；9月29日，签署了停战协议。保加利亚是最后一个加入德国主导的同盟国，但成了第一个脱离同盟国的国家。由此一来，保加利亚的脱离促成了同盟国的最终瓦解。

保加利亚签署停战协议后，巴尔干半岛仍旧硝烟弥漫。11月10日，奥匈帝国接受协约国提出的和平条款后，罗马尼亚重新进入战斗状态，因为他们急于分赃。

令人惊讶的是，也许导致巴尔干半岛的同盟国力量走向崩溃的是社会剥削，而不是各国之间的紧张局势。1914年，5000名波斯尼亚塞族人加入塞尔维亚军队的第一志愿军，黑山军队中有3支黑塞哥维那军团，但哈布斯堡帝国南部的大多数斯拉夫臣民都仍效忠于他们的皇帝和军队。塞尔维亚人没有忘记这一点。

第六章 土耳其战争

乌尔里希·特林佩纳

奥斯曼帝国参战

由于担心近东地区的势力失衡，奥斯曼政府于1914年8月2日与德国建立了秘密联盟。反过来，德国抓住了增强军事实力并发动圣战的机会，这可能会煽动亚洲和非洲协约国的穆斯林发动叛乱。在内阁分裂的情况下，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近臣控制了其外交政策，他们认为参与大国政治是避免奥斯曼帝国进一步分裂的一种手段，但讨论到同盟国或协约国哪一方是最佳选择时，他们内部产生了分歧。从某种意义上说，协约国的冷漠态度促使奥斯曼帝国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原因是即使英国支持奥斯曼帝国中立，但“青年土耳其党”还是无法逃脱丧失领土和财政债务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德国的船只和黄金让奥斯曼帝国觉得稍为安心。1914年10月下旬，统治联盟和进步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层决定，将奥斯曼舰队派遣到黑海，对俄国的海军基地发起进攻，11月初宣布参战，两周后宣布发动圣战。

奥斯曼帝国的领导层信心十足，希望至少能收复过去几十年中他们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一些失地。此外，一些有权势的部长和他们的追随者决心向东扩展到里海及其他地区。几乎所有人都心怀“泛图兰”[1]的梦想，下定决心让奥斯曼帝国重新成为一个主权国家，也就是废除奥斯曼苏丹给某些外国政府的投降条件和其他各种特权。

奥斯曼帝国并没有什么能力来对抗世界列强，但是它有勇敢的士兵和中欧盟国的技术援助，所以顽强抵抗了四年。奥斯曼帝国的国库长期亏空，工业设施十分有限，而且交通系统尚未发展完善。除了这些问题，奥斯曼帝国虽然在不断扩张，但它为战争所做的努力遭到了严重的阻碍，因为国内有几大宗教群体，他们对奥斯曼苏丹的支持摇摆不定。一些库尔德部落不愿意遵守当局颁布的规章制度；而许多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希望他们居住的地区能拥有更大的自治权，甚至完全脱离奥斯曼帝国，实现独立。

奥特曼帝国有2000多万人口，在大战期间招到大约300万士兵，但由于伤亡率高，以及更高的得病率和逃亡率，所以奥斯曼军队一直都很少出现50万兵力以上的状态。战争初期，奥斯曼军队在伊斯坦布尔周围地区部署了大约十七个师，安纳托利亚东部部署了十个师，叙利亚/巴勒斯坦七个师，阿拉伯半岛(汉志地区和也门)四个师，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两个师。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他们又另外组成了几个师部，并重新部署了许多现有的部队。例如在1916年，七个师转移到欧洲各战区，即加利西亚两个师，罗马尼亚三个，马其顿两个。俄国布鲁西洛夫发起攻势后，两个师部被派往加利西亚，他们在损失惨重的情况下为巩固东线做出了巨大贡献。

随着战争持续进行，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军队人手严重不足，牲口、装备和武器短缺问题日益严重。在一些战区居然出现许多奥斯曼士兵穿着破烂衣服和完全不合脚的鞋子作战的情况。从1914年秋季以及1915年中期开始，德国和奥匈帝国(小范围)向奥斯曼转移军队、海军、航空专家和小部队以及作战部队。他们还经由铁路向伊斯坦布尔运送了许多车皮的煤炭和设备。1917年，德国向叙利亚转移了大约6个营的步兵和机枪兵，进一步提高了奥斯曼的作战实力。这些部队被称作“亚洲军团”，他们和一些机枪手与战斗工兵联合在一起，为奥斯曼军队在巴勒斯坦发动进攻提供必要的援助。

和平时期的法律规定，奥斯曼帝国的基督教徒和犹太公民有义务服兵役，其中大部分士兵在1915年被转移到(无武装的)劳工营。不过摩西·舍托克是个例外，他在马其顿前线担任准尉，接着由于精通外语而成为巴勒斯坦一名德国指挥官的口译员。后来他改名为摩西·夏里特，1953年成了以色列总理。

土耳其青年党崛起后，他们的军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因此在战争时期，1914年，时年32岁的恩维尔帕夏掌管着最高司令部，曾担任军政部长和副司令(代表手无实权的穆罕默德苏丹五世)。虽然几位训练有素的德国军官给恩维尔提供援助并提出建议，包括弗里德里希·布隆萨特·冯·谢伦多夫少将(1914—1917年)、汉斯·冯·泽克特少将(1918年)，但是他总是从特定的角度和位置出发，而这些正是对他本人和内阁成员最有利的。穆罕默德·塔拉特无疑是这些内阁成员中最重要的一位，他先担任了内政部长(1913年—1918年)，接着担任了总理大臣一职(1917年2月—1918年10月)。穆罕默德·卡维特帕夏在1914年接管财政部，并于1917年2月再次接管。他所领导的一个团体更为保守(而且并非亲德派)，会偶尔抵制塔拉特和他的追随者实行的激进的民族主义政策。

几乎所有的奥斯曼军队和兵团指挥官都和恩维尔一样年轻，仅30多岁，通常是准将或上校军衔。此外，大多数奥斯曼帝国的师级指挥官都是中尉级，他们有的甚至比恩维尔还年轻。在接下来的五年里，这些年轻的战士将在奥斯曼国民命运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最为出名的是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即后来的阿塔蒂尔克)，他在1923—1938年担任土耳其总统；以及阿塔蒂尔克的继任者穆斯塔法·伊斯梅特帕夏(伊纳尼)， 1938—1950年担任土耳其总统，并在3个不同的地域担任土耳其总理，他的任期从1961年延长到1965年。不过还有许多和他们一样的高龄老兵，比如艾哈迈德·费夫齐(查克马克)一直担任总参谋长，直到1944年才卸任；还有卡齐姆·卡拉贝基尔和阿里·伊赫桑(萨比斯)在分别于1948年和1957年辞世前都是土耳其国会议员。

虽然大多数年轻的奥斯曼军队领导人给自己的任务带来了能量和活力，但是他们往往缺乏精细的工作经验，尤其是后勤方面的工作，对德国军官或下属来说，这是对耐心的极大消磨。奥托·利曼·冯·桑德斯将军(1913—1918年)、海军上将吉多·冯·乌瑟多姆(1914—1918年)、陆军元帅科尔马·冯·德·格尔茨(1914—1916年)和埃里希·冯·法金汉将军(1917—1918年)都是奥斯曼军队中的德国最高领导，虽然他们因为奥斯曼伙伴的行为遭受了许多挫折，但仍然非常赞赏安纳托利亚普通士兵的毅力和坚韧。

奥斯曼帝国最落后的地方就是交通运输系统。1914年，奥斯曼的铁路轨道只有3580英里，但要供679 360平方英里的地方使用。所谓的巴格达线，全长只有580英里，其中还有三个大缺口，这条铁路需要对伊斯坦布尔和奥斯曼帝国东部和东南部地区如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巴勒斯坦、阿拉伯等地之间的所有人员或物资供应进行多次转运。在战争后期，托罗斯山脉和马努斯山脉的隧道都已建成，但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存在的巨大鸿沟只有在战争结束之前部分关闭。同时，与俄国毗邻的奥斯曼地区根本没有铁路运输，他们需要从最近的370多英里外的轨道终点开始，借用牛车和徒步行军，在原始道路上运送物资。汉志地区的奥斯曼驻军，只能依赖从叙利亚延伸到麦地那的一条摇摇晃晃的朝圣铁路，而那些无法逾越的沙漠和山脉，完全切断了也门的奥斯曼第七军和奥斯曼帝国其他地方。

因为只有几条较好的陆路交通，所以海上运输对奥斯曼军队来说至关重要，尤其是在黑海、地中海东部和红海等地。但是在所有这些水域(除了黑海)，协约国的海军优势非常明显，使得奥斯曼军队在战争期间无法使用这些海道。虽然人们认为煤和其他燃料供应不足或难以获取，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奥斯曼为战争所做的努力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早早就付诸东流。

安纳托利亚和外高加索地区

奥斯曼军队和敌军的第一次重大冲突，发生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当时俄国高加索部队正向科普鲁科伊挺进，这次冲突对奥斯曼第三军造成了巨大打击。1914年12月中旬，奥斯曼军队果断发动了反攻。这次行动由恩维尔帕夏亲自指挥，主要由奥斯曼几个师通过雪山和高原从侧翼展开进攻。但是他们很快陷入了俄国萨里卡梅什铁路泥泞的沿线，停滞不前，大批奥斯曼士兵战死或冻死，包括第九军的指挥官和3名师长在内的许多人都成了阶下囚(其中两个人后来成功逃回了土耳其。)。

奥斯曼军队在亚美尼亚高地的惨败中损失了6万多人和60多门大炮，但就在4个月前，俄国萨姆佐诺夫将军带领的军队在坦能堡战役中惨败，这并不意味着是战败者的最后结局。奥斯曼军队在后期战争中不断扩充，在新任指挥官马哈默特·卡米尔帕夏的带领下，第三军的17个师在凡湖和其他地方展开了运动战。

正是在这场战役中，发生了臭名昭著的驱逐亚美尼亚人行动。奥斯曼帝国当局引证亚美尼亚人叛乱以及他们与俄国人进行合作(在一些地区确实如此)这些事例，于1915年4月在东部省份发起了一项残酷的驱逐和屠杀亚美尼亚人计划，这一行动将持续到1917年，成千上万的壮年、妇女和儿童因此而丧命。奥斯曼帝国官方声明坚称总伤亡人数不到50万，他们说虽然很遗憾，但这项行动是合法的，它只是国家安全计划的意外结果。在大多数亚美尼亚人和许多西方历史学家看来，奥斯曼帝国试图故意将亚美尼亚人赶尽杀绝，这次行动至少对100万人造成伤害，甚至还有更多的受害者。

1916年冬天，奥斯曼帝国再次遭遇失败。在新任指挥官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指挥下，俄国高加索军队在整个前线发动了一次突袭。2月16日，俄国部队占领了废弃的埃尔祖鲁姆堡垒，并俘虏了1.3万多名奥斯曼士兵。其他俄国军队在海军强有力的支持下，于4月18日占领了黑海港口城市特拉布宗，进一步破坏了奥斯曼第三军的物资供应。奥斯曼第三军由菲利特·韦普帕夏领导(他在1935年或1936年结束了职业生涯，并在意大利入侵期间为阿比西尼亚皇帝建言献策)。尽管奥斯曼军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他们还是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遭受了更大的挫折，7月16日巴伊布尔特失守，9天后埃尔津詹失守，1.7万名俘虏逃走了。

巴格达铁路线道路拥堵，导致从加里波利和色雷斯向安纳托利亚东部转移奥斯曼帝国新师需要6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而且直到8月，奥斯曼第二军在艾哈迈德·伊泽特帕夏(弗加萨)的领导下，准备从迪亚巴克尔周围地区向俄国高加索军队左翼发起进攻。虽然伊泽特的军队夺回了包括比特利斯城镇在内的一些失地，并暂时夺回了穆什(凡湖西部)，但没有发动决定性的进攻，导致东安纳托利亚前线僵局难破，毫无进展。1916年底，将近一半的奥斯曼军队都被派去抵抗俄军，这是西方战争中经常被忽视的一点。

1917年的俄国革命使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奥斯曼军队获得了喘息机会，其实夏天时这里的战事都逐渐平息了。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掌握了政权，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对欧洲东部战线有所影响)和埃尔津詹(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停火)达成了正式的休战协议。俄国高加索军队迅速瓦解后，外高加索人民主张脱离苏俄政府实现独立。此时的奥斯曼政府发现了一个重新夺回失地的好机会，确切来说是控制大部分外高加索地区的良机。因此在1918年2月12日，奥斯曼军队越过停战线，对亚美尼亚的小股军队和后来的一些格鲁吉亚部队进行攻击。奥斯曼第一高加索军队在卡齐姆·卡拉贝基尔帕夏的领导下稳步向东进军，于2月13日拿下埃尔津詹，3月12日占领埃尔祖鲁姆，一直向边境地带逼近。同时，在谢夫凯特帕夏的领导下，奥斯曼第二高加索军队沿着战前的俄国—奥斯曼边境的海岸前进，并于2月17日占领特拉布宗。在阿里·伊赫桑(萨比斯)的带领下，奥斯曼第四高加索军队也在南边取得了良好进展，他们在4月的第二周重新夺回了凡湖，并到达波斯和俄国的战前边界地带。

此后不久，奥斯曼军队继续前进，夺回了他们在1878年被俄国占领的地区。4月15日，他们占领了港口城市巴统，10天后拿下了俄国要塞卡尔斯。虽然德国对此提出抗议，但是奥斯曼军队继续朝着第比利斯和巴库的方向进军。为了不让新成立的共和国格鲁吉亚落入奥斯曼军队手中，德国派遣军队前往格鲁吉亚，但他们无法阻止“伊斯兰军”向里海前进。这支军队由1万多名阿塞拜疆志愿军和6000左右的奥斯曼士兵组成，指挥官是恩维尔帕夏的弟弟，中校努里帕夏(基里吉尔)，他们于7月中旬抵达伊丽莎白波尔和巴库之间的库尔达米尔。凭借L.C.邓斯特维尔少将带领的一小股部队的帮助，社会革命者和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新组成了“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独裁政权”(Centro-Caspian Dictatorship)，他们成功保卫了城市，一直到9月15日还在抵抗努里的军队，不过后来他们在一片混乱中成了一盘散沙。

奥斯曼帝国占领了石油储量丰富的巴库。苏俄政府和德国对此非常不满，不过他们对这一既成事实也无能为力。奥斯曼军队在其他战场上特别是伊拉克和巴勒斯坦都处于溃败的边缘，亟须从奥斯曼东进军队中抽调兵力提供援助，这对本就气愤不已的德国来说无疑是火上浇油。值得注意的是，奥斯曼军队一直驻守在巴库，一直到11月，他们才逐渐从高加索地区撤出，此时沙皇俄国已经不复存在。

美索不达米亚

确认奥斯曼帝国参战后，驻印英军登陆沙特阿拉伯半岛；奥斯曼军队不堪一击，驻印英军很快战胜了他们，然后于1914年11月22日抵达巴士拉。1914年底，英军到达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汇流处。尽管气候条件十分恶劣，但他们沿着两条河流慢慢行进，于1915年10月初抵达巴格达以南30英里的塞尔曼帕克。

伊拉克战区的第一位奥斯曼指挥官上校素卜哈帕夏在1914年12月被俘，他的继任者中校斯莱曼·阿斯克在1915年4月自尽。最终，接任的尤塞夫·努尔丁上校抵挡了英军前进的步伐。1915年12月初，德军高级军官巴伦·冯德·格尔茨抵达巴格达，掌管伊拉克和波斯的局势，而努尔丁的军队在泰西封击退了查理·唐森将军的第六师(蓬纳)发动的重大袭击，并在库特艾玛拉将其包围。英军数次试图解救唐森，但都以失败告终。4个月后，因英军的解救行动屡次失败，唐森和他的部下向奥斯曼第六军的新任指挥官准将哈里尔帕夏(库特)投降。哈里尔是恩维尔的叔叔，年轻气盛，截至1918年6月，他一直担任伊拉克或波斯战场的高级指挥官。面对英属驻印军团强有力的军事部署，哈里尔治下多地接连失守，1917年3月巴格达失守，1917年4月萨马拉失守，1917年11月提克里特失守，最后在1918年3月失去了对希特的控制。在他的继任者阿里·伊赫桑(萨比斯)的带领下，奥斯曼第六军暂时恢复了士气，决心与英军抗争，但最终还是被打回摩苏尔。

英国官方记载数据显示，在1914—1918年的美索不达米亚战役期间驻伊英印军接近89万人，其中2.76万多人丧命于创伤或疾病，大约5.14万人受伤，将近1.35万人失踪或被俘。在这场战役中，奥斯曼部队的人数大概是英军的一半，但他们同样伤亡惨重，尤其是由于后勤保障不力，导致许多奥斯曼士兵长期挨饿且只能赤脚行走而造成的伤病。

波斯

由于波斯还有部分中立的身份，所以俄军和英军驻扎在这里。由于受到德国的鼓动，奥斯曼军队于1914年底入侵波斯北部，并于1915年1月进军到首都大不里士。俄国军队进行反击，最终将奥斯曼军队赶回边境。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在一些波斯非正规军和德国军官的支持下，奥斯曼军队和N. N. 巴拉托夫将军领导的俄国远征骑兵队之间展开了断断续续的战斗。不过1917年秋天布尔什维克执掌俄国政权后，英国军队逐渐独立承担起抗击入侵波斯的奥斯曼军队这一任务。

波斯发现自己虽然保有中立身份，但成了两个敌对阵营之间的战场，两面受压；同时，德军也通过波斯在阿富汗发动了几次小范围的远征行动，煽动其统治者和人民对协约国采取行动。奥斯曼帝国在亚洲中部地区有自己的打算，所以几乎没有支持德国的这些小动作，反倒时常阻碍他们的行动。

加里波利

1914年11月3日，奥斯曼帝国刚加入战争，英法海军中队就轰炸了保卫达达尼尔海峡的外围堡垒。三个半月后，奥斯曼军队于1915年2月20日发动了一次更为系统的海战。这次行动在3月18日的一次重大战役中达到高潮，在此期间，协约国的几艘战舰在新建的奥斯曼雷区都被击沉或惨遭重创。4月25日，在总指挥官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统率下，英国和法国殖民军队从达达尼尔海峡两侧登陆，然后利曼·冯·桑德斯将军和冯·乌瑟多姆上将共同指挥，对奥斯曼的防御工事进行了有效重组，加强其力量。虽然英国和澳新军团多次差点夺取了加里波利半岛的制高点，但是在奥斯曼第二军和一些德国海军炮兵部队的支持下，利曼·冯·桑德斯将军带领的第五军打退了英军，占领了制高点。协约国各师部现在由查理·门罗爵士指挥，他们在1915年12月和1916年1月撤出了桥头堡。

正是在加里波利战役中，奥斯曼第十九师的年轻指挥官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蒂尔克中校一战成名，用大胆果断的行动证明了自己，并最终升任为一个主要战区的指挥官，掌管“阿纳福塔军队”(Anaforta Group)。奥斯曼军队成功地保卫了达达尼尔海峡，不仅提高了自己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而且通过在俄国和西方之间保持重要的沟通路线，进一步减弱了俄国战争部署的效果。不过，虽然奥斯曼帝国取得了大胜，但他们还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士兵战死沙场，武器装备遭到破坏，1916年奥斯曼帝国不得不对其几个师进行重建。

埃及和巴勒斯坦

奥斯曼军队在参战之前就准备侵略埃及。在德国的鼓动下，一支约两万人的奥斯曼远征军于1915年1月出发，以急行军的速度穿过西奈沙漠，不过未能穿越苏伊士运河。虽然这场战争的指挥权掌握在艾哈迈德·卡玛尔帕夏将军手中(他是联盟和进步党的领导成员，同时也是内阁的海军部长)，但巴伐利亚上校弗里德里希·巴伦·克雷斯·冯·克雷森斯坦逐渐掌控了西奈和巴勒斯坦南部的前线军事行动，他在1917年担任奥斯曼陆军第八军的指挥官。

在多次小规模的突击行动后，奥斯曼军队于1916年7月尝试第二次向苏伊士运河进发。但他们在罗马尼亚战役中遭到了敌军的进攻。之后英国部队缓慢地向北进军，穿过西奈沙漠。他们在前两次加沙战役中都失败而归，不过在第三次加沙战役中成功地突破了奥斯曼防线，并于1917年12月占领耶路撒冷。当时，德国前最高司令埃里希·冯·法金汉将军与大批德国军官一起抵达了巴格达。他们原本计划重建巴格达，但实际上对以色列的防御工事做了一番指导。然而，由于他的军事行动受挫，而且和奥斯曼很多政要不和，导致他于1918年2月被召回。

恩维尔帕夏将利曼·冯·桑德斯派往巴勒斯坦担任“伊尔德林集团军”的指挥官。利曼手下指挥了三支奥斯曼军队，但士兵精疲力竭且人手不足。他极力想给军队提供援军和物资补给，从而和艾伦比将军领导的部队决一死战，但基本都是徒劳无功。1918年9月，奥斯曼的这条战线从雅法北边的地中海地区开始，呈东南东方向穿过犹地亚山，稀稀疏疏一直延伸到约旦河东边的高原。9月19日，英国发动进攻，迅速粉碎了赛维德·科班利帕夏将军指挥的奥斯曼第八军，这样一来就迫使准将穆斯塔法·凯末尔领导邻近的第七军收回右翼兵力。在约旦河以东的地区，准将梅辛利·卡玛尔帕夏带领的奥斯曼第四军也发现自己的侧翼可能会受到攻击，利曼·冯·桑德斯将军在拿撒勒突袭行动中差点被俘。在接下来的6个星期里，他的残余部队(奥斯曼人、德国人和少量奥匈士兵)向北方撤退，途中还遭到了持续不断的空袭和阿拉伯军队不时的骚扰。10月下旬，艾伦比将军的部队已经占领了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大部分叙利亚地区，还俘虏了7.5万名士兵。

由于奥斯曼军队在巴勒斯坦彻底溃败，同时协约国军队向巴尔干半岛进军也对他们有所威胁，所以在伊泽特·弗加萨帕夏将军的领导下，奥斯曼政府于10月20日开始和英国协商停战协议。经过长时间的讨论，10月30日在利姆诺斯岛的“阿伽门农”号上，海军部长侯赛因·劳夫带领的奥斯曼代表团签署了停战协议。“阿伽门农”号是萨摩赛特·高夫·卡尔索普爵士最重要的旗舰。在协商过程中，法国曾试图占得一席之地，但并未成功。

虽然签署《穆德洛斯停战协议》后奥斯曼撤出了战争，不过一些奥斯曼守军还是在他们的阵地上停留了一段时间，比如一些奥斯曼人不愿意离开麦地那。英国要求奥斯曼军队在停战后交出摩苏尔，不过刚开始遭到了当地指挥官的拒绝。后来，英国在1918年11月中旬才将摩苏尔收入囊中，这导致该地区的法律地位存在争议。

阿拉伯

麦加王子侯赛因与英国人以及名义上的奥斯曼帝国君主进行一番商讨后，选择投靠协约国。1916年6月，他宣布汉志地区独立，并对麦加和麦地那的奥斯曼军营发动攻击。麦加很快投降，而麦地那的奥斯曼军队却坚持到了战争结束。在接下来的两年半中，在劳伦斯上校和其他英国军官的领导下，阿拉伯叛乱分子突袭汉志地区的铁路，并孤立了奥斯曼军队驻地。最终，侯赛因的追随者决定参与艾伦比将军的最后一次总攻，并对撤退的奥斯曼军队进行骚扰，而且途中占领了包括大马士革在内的许多重要城镇。然而，他们期待着能在战后的和平解决方案中获得丰厚的回报——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

奥斯曼帝国秘密加入战争，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最终导致其瓦解，从而在整个中东地区引起了政治剧变。不过，在遭受战败和帝国瓦解之前，土耳其人在大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因为它扩张了自己的地域，至少间接促成了自身的发展和强盛。无论通过军事方面的努力，还是在亚洲和非洲的各个地区，特别是在马格伯特发动存在危险因素的颠覆行动和伊斯兰宣传计划，奥斯曼军队都牵制了大量英国和俄国军队的兵力(还有小部分法国和意大利部队)，否则他们可能会去对抗欧洲的同盟国部队。也许更重要的是，在德国和奥匈同盟的帮助下，奥斯曼成功地阻止了俄国和其西方盟国通过黑海进行联络，大大打击了沙皇的力量。德国和奥斯曼帝国结盟后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合计约50亿马克的贷款和信贷资金，部分资金是以金银的形式支付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奥斯曼人对同盟国的共同战争努力贡献了更多的力量。

1918年后，主流媒体对青年土耳其党在战争时期的领导人及其对同盟国的支持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这种舆论在土耳其持续了20多年，但是近几年，在公众心中和土耳其历史文学作品中，恩维尔帕夏和塔拉特帕夏以及无数同伴的形象逐渐得到改善。

[1]　Pan-turanian，图兰人种也称南西伯利亚人种，是欧洲对中亚突厥语系各民族的统称。“泛图兰”即实现中亚各民族的统一。——编者注

第七章 非洲大陆的战争

大卫·齐林格瑞

1914年，非洲大陆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因其大部分为欧洲帝国主义所控制，最初为保持非洲中立的努力付诸东流；非洲的经济资源、要害港口、交通枢纽、无线电台等，不可避免地将各个殖民地带入后来的全面战争中。这场冲突与非洲本身无关，但是非洲的人民、资源、物资却服务于欧洲战事。大部分战役也是由本地招募的军队开展。非洲战事中，英国最初的战争行动是由入侵德国多哥兰殖民地(Togoland)的非洲军队打响的，它们也入侵德国的多哥兰殖民地；由将军冯·莱托·福尔贝克指挥的德属非洲军队(地方军)于东非持续作战，直至1918年11月欧洲宣布停战。非洲战事只是世界大战中的一小部分。相比欧洲人，除了生灵涂炭、满目疮痍的东非和中非地区，大部分非洲人几乎没有感受到一战的直接影响。然而，一战对非洲经济、社会、政治的破坏还是让数以百万计的人受到影响。

到1914年8月，非洲大部分地区为欧洲强国瓜分殆尽。这些殖民地，许多地方的殖民统治松散且脆弱。德国的四处殖民地——多哥兰、喀麦隆、西非南部、东非地区防御薄弱，对邻近的法国和英国殖民地威胁有限，也为盟友控制的公海所阻隔。德国在西非多哥兰开展的为期两周的战役也很快被英法殖民力量所破坏。大一点的殖民地喀麦隆需要更多海军、陆军力量来对抗德国的防御能力；德军撤退到北部高原，1916年2月他们于此处投降。对西非南部的征服，主要是由来自南非的白人军队开展的，得到非洲劳工的帮助。这次军事行动稍有延误，因为支持共和主义的南非白人反对南非参加一战。1914年9月、12月，英国、南非军队夺取了卢德立米和斯瓦科普蒙德的沿海村镇，并将德国人赶出了鲸湾港。主要由欧洲人组成的德国军队向北撤退，最终在1915年7月于楚梅布投降。随着他们向殖民地开拔，南非修建了一条新的铁路，成为一战的补给线，这也让德军因战败而丢掉的殖民地加强了同南非的联系。

各国在东非的争夺战是代价最大的，造成的破坏也是最严重的，并且一直持续到1918年末。英国比德国具有军事优势，因为英国控制着海洋并且在非洲拥有的军队数量更多。冯·莱托·福尔贝克将军是德国的指挥官，他最多拥有1.5万名士兵。

然而盟军最终从印度、南非、东非、中非、西非、比属刚果、马达加斯加以及葡萄牙在非的一些主要殖民地中，共招募了10万人。英国在一系列的海上战争之后，便很快获得了中非和东非一些大湖的控制权。但是，当1914年11月印度和英国的军队无法占领东非坦噶港口时，他们夺得德属东非的雄心便很快受到了打击。严峻的战争在乞力马扎罗山地展开，但是德国游击部队困在了乌干达的铁路上。到1916年初，德国军队已经朝着中部铁路向南撤退。为了避免他的军队被困，冯·莱托·福尔贝克组织了一支战术游击队撤退到坦噶尼喀南部。作为德国指挥官，冯·莱托·福尔贝克知道自己不可能打败盟军，而且进一步的抵抗只会使自己损失更多的士兵以及非常重要的资源。尽管情况恶劣，但是很多非洲民兵依然对德国保持忠诚。数量很少并且仍在递减的军队跨过卢旺达河，撤退到葡属东非，穿回到坦噶尼喀，最终在罗得西亚北部投降。一大片遭到破坏的土地标志着敌方军队穿过中非和东非的路线，因为只有德国和南非在西南非战役中，以及英国在东非使用过几架侦察机。

1914年，奥斯曼帝国作为同盟国盟友加入战争，这对英国和法国在北非和中东的利益造成了威胁。奥斯曼和德国宣扬好战的、反殖民的伊斯兰教思想，这鼓舞了当时的起义活动，同样也是新兴的反抗运动，反抗法国在摩洛哥、撒哈拉以及意属利比亚的扩张，反抗英国在苏丹统治的扩张。埃及的安全，具有战略性地位的苏伊士运河到印度和中亚路线的安全，以及新从波斯南部获得的石油供给安全，这些都对英国在战争中的努力至关重要。埃及，名义上是奥斯曼的一个省，但是早在1882年就被英国占领了。在战争期间，埃及作为英国原棉的宝贵来源，成为对抗土耳其人的重要战地。西奈的防线抵御了奥斯曼的多次袭击，从而保卫了苏伊士运河。从1915—1916年，西奈防线使英国人在达达尼尔海峡和美索不达米亚遭遇失败。然而，随着1917年初奥斯曼帝国军事力量减弱，英国军队跨越西奈山，入侵巴勒斯坦。

士兵、征兵和起义

1914年，非洲大部分地区要么刚被征服，要么只是还未正式置于殖民统治之下。那场战争，军队的撤退打断了征服摩洛哥和利比亚的进程，为大部分殖民的非洲人提供了机会，他们或是继续反抗欧洲的统治，或是发动起义。战时针对税收、征兵以及强占农作物和牲畜的政策也是爆发起义的原因。1915—1916年间，西非爆发了几场起义，非洲人民损失惨重，尤其是反对法国统治尼日尔上沃尔特以及苏丹的起义。殖民统治者担心奥斯曼宣传激发的极具破坏力的伊斯兰思想也许会引发全面的反欧起义。一些小型起义，比如约翰·奇伦布韦于1915年在尼亚萨兰发动的那场反征兵的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了。但是，1917年，在邻近莫桑比克的马孔德地区，因为残酷的葡萄牙劳工征兵政策，爆发了一场更为大型的起义，直到1920年才被镇压下去。这些起义威胁了殖民统治，瓦解了战争时期所做的努力，转移了军队的注意力，他们不得不去镇压起义，也带来了更多的死亡。相比之下，大多数身处英法殖民地以及南非受过良好教育的非洲精英，通过鼓励招募和提供经济援助来支持殖民战争。他们希望一旦战争结束，自己的忠诚能够换来种族隔离时代的终结，公民权的扩展以及新的经济政治机会，虽然大部分都徒劳无功。

非洲对战争所做出的人力物力贡献是巨大的。热带非洲的战争参与者大部分还是非洲当地士兵，但是法国也利用殖民地的人力补偿了其人口方面的缺失，也从而可以攻击德国的军事弱点。1910年，曼金上将提倡征召一支大型的西非黑人军队(la force noire)以此作为驻守北非的守备军队，从而解放了法国军团的力量去攻打德国。但是到了1914年秋，成百上千的西非散兵也在西部前线正面对抗德国。随着战争的进行，法国想从他们的热带非洲殖民地中征用更多的军队，任命族长为征兵代理人。到了1918年，人力需求更为迫切，西非的征兵运动委托给了布莱斯·迪亚涅，他是来自塞内加尔的非洲代理人，曾被委员授予过军衔。面对起义和强有力的反抗的压力下，他征召了6.3万名将士。

所有的殖民地都在征兵。人们为了躲避征兵而逃到了丛林之中。有的时候一整个村子的人都穿过了边界。战争时期，法国总共拥有17.1万名西非士兵服役于欧洲，而其他人都在东地中海，一小部分是来自北非的殖民地，还有4.5万人来自马达加斯加岛。战争结束之时，在德国和一些同盟国的反对声中，非洲的军队作为占领军驻扎在莱茵兰、匈牙利、保加利亚以及土耳其。欧洲战场上，法国征召的非洲士兵的死伤数远远超过了8万人。

与法国不同，其他欧洲列强并未征集大军为非洲以外的地区服务。大多数的殖民地军队规模很小，仅由几千名当地征募来的居民组成，他们在白人官员的带领下，职责主要是维护国家安全及保卫边境。这些军队均为步兵，仅装备了几个轻型火炮和少量机关枪，显然装备不足，当然也未受过现代战争的训练。这些宪兵部队中规模最大的一支是比属刚果由1.5万名士兵组成的强大国安军。英国、德国、意大利及葡萄牙的殖民军规模还要小得多；比如，1914年时西非边防部队中的尼日利亚军团人数仅有5千人。战争刚一爆发，英国驻扎于南非的小型军队就撤军了，联盟的防御只能依赖刚建立的守卫军——一支在紧急情况下刚加入了3万志愿平民军的小型专业作战部队。

战争刚爆发时，所有的帝国主义列强都开始扩大他们在非洲的殖民军队，招募新兵和一些志愿军。非洲军队在整个非洲的各种军事活动中征战。比如，英属西非部队在多哥兰作战，喀麦隆部队被派去镇压国内叛乱，继而又远航绕过好望角去支援东非旷日持久的军事行动。由于东非恶劣的气候条件，1916年英国决定此项军事活动由非洲军队单独执行。与此同时，随着帝国人力越发匮乏，伦敦军方与政客要求英国向法国学习，征募一支庞大的黑人军队，解决非洲以外地区的问题。对此项政策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黑人军队并未受过专业训练，不知如何与欧洲部队作战，而且他们也无法忍受欧洲的寒冬。事实正是如此，因此1915年后，法国让非洲部队于冬天撤出战线，这样他们就能在法国南部较温暖的气候中恢复过来。气候问题未能阻挡一小群英属西非人被征募来为美索不达米亚的河务工作，未能阻挡几千名埃及工人在法国工作，未能阻挡在欧非混血的南非人被派往中东，亦未能阻挡两万名南非本土劳务派遣队——他们身穿非战斗制服，1916—1918年一直在西方战线后方服务。在法国，这支派遣队被集中安排在营地里，与那些南非的移民矿工并没有什么不同。直到1918年，英国军队指挥官还一直在考虑要征募非洲人在欧洲作战，但是在他们真这么做之前，战争就结束了。南非白人军团在欧洲作战事迹最著名的是1916年7月在德尔维尔伍德的残酷战役，德尔维尔伍德已成为南非参战的主要标志。被南非黑人铭记的悲剧事件是1917年2月战舰“门迪”(Mendi)的沉没，当时600名本土劳务派遣队队员在英吉利海峡溺亡。

在炎热的非洲，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受到气候条件、疾病和落后的通信情况的阻碍。牲口死于舌蝇携带的锥体虫病而不能使用。因此，在远离河流和几乎没有铁路的地方，转移物资的主要方式是人工搬运，人力才是军队的手足。敌军需要数千名搬运工把军火和食物运到前线，疏散伤员。搬运是重活儿，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为许多非洲人所厌恶。在战争时期更是如此，因为几乎没有报酬，而且死亡率增加了。热带的军事活动需要提供持久大量的劳动力，这些只能靠武力来保证。男人，甚至女人和孩子都被迫卷入其中。强行把男人们从村庄带走，这给那些被留下的人，主要是女人、孩子和老人，带来了巨大的生产负担。食物短缺，偶尔的饥荒，尤其像1917年11月在东非属地缺少雨水的时候，更是雪上加霜。

即使像多哥兰地区反对德国这样的短期战争，也需要数千名搬运工。德国医学传教士阿尔伯特·史怀哲回忆起，1914年在法属刚果，他看到死去的搬运工那瘦弱的身体躺在远离战争的道路上。南非人为南非、西非的战争贡献了3.5万名劳动力，这些人修建铁路，拦截道路，储备物资，装船并且运送食物和军火。漫长痛苦的东非战争需要的搬运工最多，达到了最让人震惊的死亡人数。那次战争里涉及的搬运工人数不明，但据合理的估计，整场战争中德国和中东非联盟雇用的人数大约为100万。

在德属东非属地，工资低到无法吸引足够的志愿搬运者，主管施加的压力使得招募到的人数更少。到1915年，大范围强制招兵开始。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搬运者经组织进入了军事劳动局。食物短缺和高死亡率增加了人们对搬运工作的抵制。1917年大规模征税，搬运工只有12万名，当局害怕结果闹大暂停了征兵。近期的一项评估显示有20多万名16岁到40岁之间的男性应征入伍，伤亡人数达5万，这是东非属地男性人口总数的八分之一。对搬运工需求最大的地区是德属东非交界处，那里的劳动力由两个国家征用。即使是尼亚萨兰这种小地方，也提供了黑人搬运工。他们的非营利性工作为战争提供了超过20万的搬运工。东非所有搬运者的死亡人数或许超过10万，主要是因为官方能力不足和忽视，导致劳工的疾病和饥饿问题。英国在西奈地区的行动，也需要大量的埃及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从农民中征募而来，他们做搬运、挖掘的工作以服务军队。1917年3月—1918年6月之间，接近30万签了3个月合同的劳动者应征入伍。虽然一项近期的评估认为征兵只是稍微受阻，兵役生活是可以忍受的，并且因为报酬可观受到农民的积极响应，但一位英国高级官员说，征兵是一种新形势的强迫劳役。军队还需要大量的骆驼和大批食物，这大部分都来自印度和埃及的农民。成千上万名北非人从世界各地被招募，成了庞大的军队后勤力量，他们在欧洲前线的后方提供服务，法国也征召了9万名阿尔及利亚人为法国服务，以完成战争时期因为严重的劳动力短缺而难以完成的工作。

战争对经济的影响

1914年，热带非洲许多经济体呈现疲态，而这些经济体多数受限于海外公司，且主要经营出口欧洲的经济作物和矿产资源。殖民宗主国对其殖民地区的投入非常微薄，几乎没有专门用于连接出口地区与海岸的铁路。1914年，欧洲与热带非洲的贸易总额相对较小。其中英法两个主要殖民国与该地区的贸易额甚至不足其贸易总额的3%。战争中，英法两国失去了最重要的商业伙伴——南非、埃及和阿尔及利亚。其中南非主要生产黄金、钻石，以及大量的羊毛与食品，埃及主要提供棉花，而阿尔及利亚出口烟草、红酒和羊毛。这场战争破坏了非洲经济，阻断了殖民宗主国对这些殖民地区的微小投入，减少了政府财政收入，搅乱了航海贸易的线路。对大多数殖民地而言，这场战争加重了税收负担，缩减了对公共工程项目和社会福利的支出。战争期间，大多数非洲出口商品的价格都在下降，殖民地贸易形势严峻。大多数非洲人1918年的经济情况较1914年更为惨淡。战争早期，一则联合贸易禁令致使德国市场被关闭，热带地区产品无法进入。英法商人及政客计划永久性阻碍德国贸易公司与非洲进行贸易往来。为此，战争一旦结束，德国政府就提出各种或官方或非官方的计划来保护帝国的经济利益。

出于战争需求，协约国耗费了大量时间来组织安排殖民地的生产。“总体战”这个理念很新，因此，殖民政府已经面临人手不足的问题，同时缺少人员填补武装力量。1916年之前，殖民政府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将殖民地的生产并入战争经济中。战略性矿物以及农产品的贸易，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殖民政府的引导和控制。比如，将德国逐出西非市场的英国，开始努力确保有更多的棕榈油以及可可粉进入本国市场；与此同时，南非也向英国出口更为优质的食品，尤其是水果与肉类。以矿产出口为基本的南非经济此时建立起新工业，生产曾经依赖进口的商品以应付燃眉之急。战争结束之前，南非新建的钢铁产业已基本成形，为国内市场制造了一系列产品。这次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引起越来越多的人口转移到城镇，他们在那里的新工厂获取工作。在南非，许多非洲人以及非洲白人开始成为城市的工人。阿尔及利亚也面临了相似的转变，但也有很多阿尔及利亚劳工进入法国的劳动市场。纵观非洲，由于战争对士兵以及物资的新需求，城镇人口增长相较之前更为猛烈。但同时，城镇人口的激增也腐蚀破坏了南非惯常合法的居住与就业上的种族隔离现象。1918年前，非洲人虽然仍在白人预定的矿井或农场上辛勤劳作。但在其他方面，非洲人开始在行政机关、贸易领域以及教堂中代替白人，拥有一席之地。

商品的运输以及贸易秩序，被战乱所打破，这导致进口商品的短缺和商品价格的上涨。价格通胀触及了非洲的每个角落，而受影响最明显的还属城镇地区。在这些地区，许多居民必须依靠进口商品来生存，比如食物和煤油；但在同时，许多工人的工资却在下降。1914—1918年间，南非和阿尔及利亚的物价翻了一倍，塞内加尔的物价变为原来的三倍，马达加斯加的物价甚至上涨了5倍。价格通胀造成民怨四起。在一些殖民地区，由记账员、矿工、码头工人和铁路工人组成的工人联盟为要求涨工资而进行了罢工运动。对于政府和贸易公司来说，这其中的大多数联盟都很小而且很容易应付，而最大的联盟是在南非，其中的工人既有白人也有黑人，他们的罢工示威让当局忧心忡忡。参与罢工的黑人矿工在最后的尖峰时刻被迫回去工作，而白人却为维护他们在基于种族上的劳动和工薪特权而激烈地进行反抗。在战争的最后，1919—1920年间，非洲大陆经历了短暂的战后经济复苏，这也促使物价进一步上涨，引起了更多的怨言。东非的这场持久战使得人们颠沛流离、妻离子散，这不仅限于小型军事行动所涉及的地区。毁灭性的冲击造成了大范围的影响，男性被强制征兵，家畜和粮食被收缴用作战事储备。战略物资供应者将他们掠夺的魔爪深入肯尼亚、乌干达、刚果、北罗得西亚、尼亚萨兰和葡属东非地区。男人被迫上了战场，往往就一去不归，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战争带来的疾病和饥荒也造成了重大的伤亡，虽然很严重却没有确切的死亡数字，但这也必须包括在死亡总人数内。在非洲东部和中部，残酷的战争导致某些地区的食物奇缺和饥荒，人口数量下降，以及成千上万的人和牲口死于流行疾病。战争的破坏力以及隔离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后果：人口迁移，非洲锥虫病肆虐，土地受到破坏。对东非的许多地方来说，多年的战乱确实在那段时期给其造成了严重的危机。

1919年初，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年，大流感在世界范围内暴发，短短6个月时间就使得3000万人因此丧命，远远超过战争所带来的伤亡人数。尽管这次流感并非由战争导致，但由于当时的政府部门将大部分精力投入战争中，以至于无暇顾及流感的蔓延。于是，流感沿着战线，从欧洲、美洲蔓延至非洲地区，并通过铁路、水路和贸易等方式，迅速波及整个非洲大陆。疾病和死亡总是毫无预兆地突发而至。非洲大部分地区的死亡率为2%～3%，而这一数据，在东非地区，已增至5%～6%。南非的形势则更为严峻。

国际航道的交会以及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络使疾病迅速席卷整个联盟。最新的官方数据显示，已有30万人因此次流感丧命，这对国家长期的人口发展极为不利。许多非洲人民为应对此次突发流感所带来的灾难，纷纷投身宗教事业。有些原本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当地本土宗教的人们自发成立了复兴教。在中非以及东非的一些地方，由于受到战争和流感的双重影响，反殖民主义思想有所抬头，比如说瞭望塔运动，就大力宣扬了欧洲统治的覆灭。为应对战争及战后重建工作，注重祷告者权利以及先知话语权的新教运动席卷了整个战后时期。此次战争，使得基督教传教士在非洲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得以松动；德国传教士也在极短的时间内被非洲牧师和传教者驱逐出境；教会学校以及医院相关活动的举办也大量削减。然而，这场战争同时激起了非洲人民对于西方教育的兴趣。1918年，学校里非洲人的数量远远多于1914年。而原本在1914年之前就微不足道的殖民社会福利待遇，又在此次战争中遭受重创。

政治与战争

到了1914年，非洲的独立国家仅剩利比里亚和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战争激发了民族主义思潮，也促使人们产生了摆脱欧洲殖民统治的决心。北非穆斯林在战争时期发动了圣战和宗教战争，与欧洲的异教徒进行了斗争。其中，摩洛哥的斗争尤为持久。在这里，阿亚尔·海巴驱逐了法国人。昔兰尼加的萨努西坚决反抗意大利的统治。撒哈拉中部的达富尔地区，阿里·迪纳尔在法国和英国的控制下艰难寻求独立。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哈桑与英国和法国进行了旷日持久的独立战争。外国的侵略和泛伊斯兰教思想催生了北非的民族主义思潮。1914年，埃及民族主义者对英国的武装攻击和吞并进行了反抗；1920年，在瓦夫德党的领导下，整个国家对英国的统治进行了公开反抗；埃及于1922年获得了名义上的独立，然而英国对有战略意义的苏伊士运河进行着军事管制；1922年，摩洛哥北部独立，成立的里夫共和国(Rif-Republic)，被欧洲高级军事力量摧毁。非洲人民关于重获或保卫自由的努力大多都是这种遭遇。然而，在南非，战争激发了白人从伦敦手中夺取自治权的念头，这一想法于19世纪20年代成为现实，他们拥有了主权，并加入了国际联盟。

少数非洲人为他们在战争中的忠诚获得了回报。许多受过教育的非洲人受到威尔逊总统“十四点原则”的激励，并且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泛非洲主义的影响，他们希望能够在殖民地内推动政治及社会的平等，然而这点愿望也遭受了无情的打击。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和一些西非的法国人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他们拥有了选举权和公民权利。然而，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英属西非国民大会以及南非本土国民大会这些精英组织，在殖民地首都和伦敦进行的游说和请愿几乎毫无进展。战后，南非和殖民定居点的白人强化了自身的政治地位，而非洲人对肯尼亚殖民者转让土地的抗议被无视。然而，1922年，白人矿工为了革命和民族主义进行的反抗受到了南非军事集团的打击。

所有殖民交战国都志在征服非洲，能殖民的领土越多越好。虽然德国一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要求恢复其“失去的殖民地”，但德国在欧洲的失败，结束了它的非洲帝国时代，以及其跨越大陆的大型“米特拉弗里卡计划”。在所谓的“非洲的第二次划分”中，非洲的战利品落到了胜利者协约国的手中。随着英国和法国之间不断瓜分德国殖民地，“非洲的第二次划分”于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得到共识，也为国际联盟所承认。英国现在控制着从开罗到海峡的领土；比利时得到了一个面积狭小但人口稠密的原德国在东非的殖民地；葡萄牙和意大利因战后边界调整政策也得到了领土。南非说服了西南非却没有成功地劝说南部罗得西亚加入联盟。之前的德国殖民地由国际联盟来管理，那些管理殖民地的殖民国家必须每年向全世界做报告来告诉世界他们如何管理那些领土；殖民统治者第一次受制于国际责任的有限形式，也受制于一种担心，这个担心就是联盟以后致力于结束殖民活动和掠夺殖民地，也会管理非洲酒类的供应。

结论

在非洲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分水岭。此次冲突向所有交战国显示了帝国在非洲拥有的劳动力资源和原材料的战略价值。“帝国”呈现出了一个新的意义：在一个完整的帝国体系内，如果有必要的话，殖民地国家需要制订经济发展计划，但是殖民地人民的福利也是必须照顾到的。被殖民的非洲即使几乎没有新的投资，在经济发展的想法和标志着战后法国和英国殖民政策的托管制度之间也存在着严峻的紧张局势。战争给在战争中战斗的或者被抓的成千上万的人带来的影响很少被人知道。正如许多人担心的那样，欧洲种族优越感正在因为非洲战士们极力抗争和与白人战斗而减少。游历海外，和来自其他国家和大陆的人民交流，了解不同的文化思想，这些都会帮助非洲人民对他们自己和非洲殖民统治者有一个全新的看法。

第八章 海战

保罗·G. 霍尔本

北海战略

战争爆发之际，英国皇家海军的战舰与其竞争对手德国相比，仍然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但英国也需要维持国际贸易往来并维护帝国的利益，而且他们的资源也确实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就濒临枯竭。海上战争的新武器——水雷、潜水艇、鱼雷——迫使英国放弃传统的近距离封锁策略和把敌军海岸作为前线的想法。他们采取了远距离的封锁战略，从地理位置来看也确实有利于这一点，因为不列颠群岛相当于防浪堤或瓶塞子。德国的船为了离开北海到达世界其他地方，就必须经过英国这里。1914年的海军方面也认识到了新式武器的危险性，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是战争爆发后大舰队的总司令，他一直想办法避免遭到潜水艇的攻击或驶入事先埋好的雷区。

帝国海军办公室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在1898和1900年大力推展了海军计划，使德国海军取得了实质性巨大进展。尽管如此，他们仍在摸索作战策略。考虑到英国海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德方想要在其海岸外沿布置水雷及鱼雷，以此削减英国联合舰队的优势，直至希望自己的舰队在数量方面有利于其大型作战。但这一切都以假设英国会采取紧密包围政策为前提。当提尔皮茨问德国军舰指挥“如果他们不来你要怎么办”时，他意识到了这种想法的弊端。他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德国人也从未找到一个应对策略。如果英国海军军官还没有愚蠢到让自己落入陷阱的话该怎么办？最基本的方法仍然是尝试以全部公海舰队围剿一部分英国联合舰队，将其消灭，以取得数量平衡。而英国的目标则依旧是避免以上情况的发生，使公海战队与全部的联合舰队背水一战。北部发生的几次重大交锋都源于这些策略。德国皇帝不愿冒宝贵舰队被摧毁的风险，而是希望将其留作未来和平谈判的筹码，这使得问题复杂化了。反过来，英国人十分清楚，作为一个岛国，其生存依赖对海洋的利用。丘吉尔曾评论道，“杰利科是两党中唯一能在一个下午内输掉战争的人”。就是对其最好的诠释。基于以上情况，英德双方的海军指挥都十分审慎小心，战争期间只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海上交锋也就不足为奇了。

地中海

在中部地区，尤其是地中海地区，协约国未必就具有压倒性的海军优势。在战争开始前，德军的同盟——奥地利-匈牙利军队就已经开始进行重要的海军建设项目，其目的是将以海岸防御为主的部队培育成为极具战斗力并且英勇无畏的海上军队。当然，奥地利正在打造的军队一定能够足以与其在三国联盟、意大利和其他潜在敌军中的昔日同盟抗衡。在1913年，奥地利、意大利、德国达成了一个公约。而三国联盟中各国海军的联合，对法国和英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法国海军的实力在欧洲海域以前仅次于皇家舰队。然而，在战争开始的10年前，法国军队的实力已经逐步落后于德国了。法国军队相对三国联盟的优势已经极其微小——至少在各种报告中是这样体现的。在长时间的事态演变中，这种威胁逐渐变成了一种幻想。在战争开始的初期，意大利宣布中立，而奥地利舰队则注定留在亚得里亚海继续防御任务。表面上来看，地中海地区对于协约国来说没有任何威胁。

自从1912—1913年的巴尔干半岛战争开始，德国已经在地中海地区部署了自己的海军，也就是德国海军地中海分队。在1914年7月，这支军队已经拥有了战斗巡航舰——“高本”号和快速轻型巡航舰——“布雷斯劳”号。8月3日，德国指挥官——海军少将威尔姆·索科恩炸毁了博恩和菲利普维尔的法国阿尔及利亚港口并且拉开了战争的序幕。索科恩并没有试图和他的奥地利同盟军一直驻扎于亚得里亚海，并且也没有试图使达达尼尔海峡保持独立。然而，由于英国和法国军队的失误，他成功了。为了逃避中立法案，“高本”和“布雷斯劳”两艘军舰表面上卖给了土耳其海军并且挂上了土耳其的徽章。他们保留了德国的官员和船员，因此这个买卖就是一个假象。英国和法国理应受到质疑，并且也有责任远离达达尼尔海峡。

1914—1915年，北海行动

在北部，英国海军的首要目的就是保卫英国远征军到法国的通道，而且重要的是，德国海军并不能试图阻止此事。英国人和法国人建立了一个封锁线切断了德国与外界的接触。这个封锁线最初是由废弃的巡洋舰组成，这些船舰在主要战斗中不再发挥任何作用。皇家海军也逐渐使用辅助巡洋舰，武装商船(通常是客轮)用作战舰。可能他们最为知名的雇佣船就是第十巡洋舰中队，此舰队在苏格兰北部的海域开展了所谓的北部巡逻，然而那里的天气状况却暴露出初次使用的老舰并不适合。大型的邮轮或许可以忍受频繁出现的恶劣海上状况，能够装备大量的煤炭，仍旧能继续长期的巡逻。

在封锁区内，海军的作用是缓慢而稳定的，但并不显著。这与陆地上沉重的打击和伤亡数形成对比，并不可避免地引发这个不公平的问题：“海军究竟在做什么？”在战争开始的几周里，大多数人都期望一次重大会面，当它并没有出现的时候，大舰队必然存在失落感。怎么能让德国人出来呢？第一次重要海军行动发生在8月28日，此时队长雷金纳德·蒂里特带领的哈里奇部队的轻舰和驱逐舰正试图结束德国在赫里戈兰海湾的巡逻。英国的潜艇将被部署好，去袭击任何可能出来的德国重型轮船。因为海军部、大舰队、哈里奇部队和英国潜艇之间的错误联络，此次行动因浓雾和阴霾变得更为复杂，几乎让英国一败涂地。当来自大舰队的轻舰到达时，场面相当混乱，没有被告知出战的英国潜艇曾一度向一个英国轻舰开火。越来越多的德国舰队出来支援德国驱逐舰，使得英国轻型部队非常难熬。对英国人来说幸运的是，德国舰队各自作战，因为较低的水位阻止了外海舰队穿过珍珠港。尽管能见度低，德国重型舰队、水雷和潜艇的情况未知，海军少将大卫·贝蒂最终决定带着他的战斗巡洋舰中队干预此次战争。他的舰队的到达起着决定性作用。在此次行动结束时，德国巡洋舰“美茵茨”号、“阿里阿德涅”号、“科隆”号以及驱逐舰V187已经被击沉。英国没有损失舰船，只是两个驱逐舰和蒂里特的旗舰，巡洋舰阿瑞图萨最终必须被拖行返航。在没有公海舰队的及时干预下，海岸边上的战败对德国确实是一次心理上的重击，德皇也明确了他的防御态度。珍贵的战斗舰队不能再遭受同样的命运了，他命令舰队的指挥官在参与任何舰队活动之前一定要得到他的明示准许。

从1914年9月开始，潜水艇开始展现出它们的潜力。1914年9月5日，德国的U-21潜水艇用鱼雷攻击了侦察巡逻舰“探路者”号，并将其击沉。这是英国第一艘被潜水艇击沉的军舰。在此之后的一周多一点，英国的潜水艇E-9击沉了德国老式巡洋舰“海拉”号。杰利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停泊在斯卡帕湾的舰队在潜水艇面前会不堪一击，于是在战争早期，他便将舰队转移到了苏格兰西北海岸的艾斯湾。直到斯卡帕湾的防御力量有所提升，杰利科才将舰队转移回去。不幸的是，杰利科对潜水艇的重视并没有得到海军总部同僚的广泛认可。尽管海军总部已经收到了警告，可能会有潜在风险，但是在荷兰海岸约14托平均水深的海区，他们仍然反布置了一队老式装甲巡洋舰，还极讽刺地将舰队命名为“活饵中队”。9月22日，德国潜艇U-9击沉了“克雷西”号、“阿布基尔”号和“霍格”号巡洋舰，人员伤亡惨重。潜水艇以这样惊人的方式向世人宣布，它将成为英国海洋霸权的最大威胁。杰利科将舰队的停泊地点先转移至苏格兰海岸更南部的洛兰纳什尔，接着又转移到爱尔兰北部海岸的洛克斯威利。杰利科承认，直到1915年早些时候，斯卡帕的防御达到了可观的程度时，他在海上才感觉稍稍有些安全。

巡洋舰之战

在欧洲海域之外，德国和奥地利的海运很快被驱逐出其他的相关海域，船只或被扣，或被迫寻求中立港湾的庇护。德国的海外殖民地迅速成为联合远征军的目标，虽然有时候会经历漫长的作战，但还是避免不了其殖民地接连被他国抢走的命运。在战争爆发时，德国只有零星巡逻舰散布在海外，一些德国邮轮则摇身一变，成为辅助巡洋舰。在南大西洋航行的“卡尔斯鲁厄”号巡洋舰因其内部爆炸沉船。在这之前，“卡尔斯鲁厄”号已经深陷麻烦。另外，“哥尼斯堡”号巡洋舰最终在东非的鲁菲季河抛锚停船且被毁。在此之前，“哥尼斯堡”号就需要大量的维修，但完成的数量寥寥无几。德国的辅助巡洋舰也是同样的情况。作为入侵方，德国那些大型班轮的表现让人失望。这些班轮对煤炭的需求量十分大，但是煤炭在当时并不容易补给，而且即便到现在，煤炭也不容易在海上或临时停泊中运输。尽管这些邮轮截获了些煤炭，但在战争爆发的那年年底，它们仍然有的被击沉，有的被扣在中立海港。

一战初期，所有的德国海军中，唯有中将马克西米安·格拉夫·冯·斯佩带领的东亚舰队十分可观。斯佩手下有两艘装备巡洋舰，分别是“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这两艘巡洋舰是闻名于所装备的重炮的战斗舰艇。他还有“艾登”号、“纽伦堡”号、“莱比锡”号轻巡洋舰。这些德军舰队驻扎在德国强占的中国青岛。在1914年8月23日，日军与德军开战，青岛沦陷。日本人派出了一支远征队来攻打青岛，只因国内根本无法给予增援的军队，德军还是于11月11日投降了。而斯佩早在日本刚开始攻城的时候就离开了青岛。他派遣了自己最新最快的巡洋舰——“埃姆登”号攻打印度洋。“埃姆登”号的上将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仗，共击沉16艘英国轮船、1艘俄罗斯轻巡洋舰和1艘法国驱逐舰。这也成为此次战役的传奇。通过此次战役，他完全扰乱了印度洋上的贸易，曾给英国和法国带来相当多的麻烦，而那时这两个国家正忙着所谓的伟大的“帝国护航舰队”的行动。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这个帝国其他部分总是不乏军事暴动。实际上，要不是日军的帮助，这支皇家军队要想完成任务就会很难。“埃姆登”号最终在11月9日被澳大利亚的轻巡洋舰“悉尼”号击毁于科科斯岛。德国的巡洋舰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也一时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但他们带来的损失也只是英国及其盟军战舰的一小部分。他们与战争后期潜水艇带来的威胁相比简直不算什么。

斯佩向东穿过浩瀚的太平洋，最终到达南美的西海岸，在那里他加入了轻巡洋舰“德雷斯顿”号。此舰正准备离开智利海岸。因此在11月1日斯佩遇到一支英国军队的时候，他有两艘装甲巡洋舰和3艘轻巡洋舰。这支英国后方军队正在克里斯托弗·克拉多克上校的带领下离开科罗内尔。尽管克拉多克的军队比起斯佩并不占优势，只有老舰“好望角”号和“蒙默思”号，1艘轻巡洋舰“格拉斯哥”号以及辅助舰“奥特朗托”号，但他认为老战舰“坎诺普斯”号速度太慢，会阻碍他带领德国人发起战斗，所以他不愿意等待“坎诺普斯”号的到来。在此次科罗内尔战役中，英国惨败，“好望角”号和“蒙默思”号全部沉没，无一人生还。这次战役是皇家军队一个世纪以来第一次打败仗。尽管如此，斯佩对他具有历史性胜利的战役仍不敢相信。据说他的手下在瓦尔帕莱索吩咐人在斯佩临走时献上一束花，斯佩说道：“谢谢，我要是死了，正好放我的坟墓前。”

斯佩的直觉是正确的。英国新的第一海军大臣——上将费舍尔勋爵反应敏捷，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将战列巡洋舰“不屈”号和“无敌”号分开部署到南美洲海域，将“皇家公主”号部署到北美地区。这种几乎遍及全球的海军力量调整，对现在的斯佩而言，意味着一种潜在的威胁，这种威胁针对的是非洲、加勒比地区以及太平洋地区的盟军远征军以及贸易，而他需要思考的是，是否应该返回西方世界。斯佩决定绕过好望角并且突袭马尔维纳斯群岛。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英国海军在中将多夫顿·斯特迪的带领下刚刚到达。斯坦利港口重重的三角桅杆意味着斯特迪将巡洋战舰“肯特”号、“卡那封”号、“康沃尔”号以及轻型巡洋舰“格拉斯哥”号全部投入战斗。随后，在12月8日的撤离行动中，德国舰队中除了“德累斯顿”号，尽数沉没，而且伤亡惨重(包括斯佩自己的)。“德累斯顿”号一直处于逃亡状态，直到英国舰队在智利一个偏远的太平洋岛屿——鲁宾孙·克鲁索岛发现了它的残骸，是德军自沉了德累斯顿号。福克兰海战中德军的失败使得之前克罗内尔海战带来的荣誉荡然无存，自此之后，一战进程中就再也没有德国海军的小舰队(与小型海盗相比)在海外出现过。

波罗的海

海战不仅是英德两军间的竞争，其他海军，比如波罗的海的俄罗斯海军，同样参与了战争。在1914年，尽管俄国的战前建设项目已经开始奏效，俄罗斯“无畏”级战舰和大型驱逐舰已经投入使用，俄罗斯波罗的海战舰主队的实力远远低于德国公海舰队。然而，在皇帝的哥哥，普鲁士的海因里希亲王的主导下，德军通常选择在北部海域部署公海舰队，在波罗的海部署的舰队处于防御状态，后来却很大程度上成为废弃船只的一部分。这给予俄罗斯一个明显的优势，但如果德军决定通过基尔运河运送战舰进入波罗的海，这种优势就会轻易丢失。俄罗斯海军的主要目标是保卫芬兰海湾和首都彼得格勒。基于他们的战舰可能劣于其潜在敌人，俄罗斯在“中心位置”芬兰和爱沙尼亚海岸间密集地布满雷区。他们计划用沿海的炮台覆盖这些雷区，他们的战舰可以在其后战斗并灵活移动。沙皇在对海事的态度上极其小心，决心不再重演日俄战争的灾难。海军上将艾森直到其1915年3月去世前，一直担任俄罗斯海军指挥官。他可能是战争中最有才干的俄罗斯海军上将。有一次，德国海军公然地被集中于北部海域，艾森所带领的位于芬兰湾外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发动了更积极的进攻，在波罗的海南部德军的航线布满了水雷。德军对此的回应是定期排雷，进行一些潜艇活动，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的矿业运输。德军可以通过从瑞典运来的铁矿石来维持他们的核心交通，并且声称他们成功地把俄罗斯控制在了一个次要位置。波罗的海两岸的密集开采最终使这里受到污染。由于1914年秋末英国舰艇的到来，这里的形势对德国来说更加不利。费舍尔想通过运送一支舰队进入波罗的海以帮助俄罗斯人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但从桑德这条位于丹麦和瑞典之间的狭窄通道，使少数的潜艇通过到达波罗的海成为可能。两艘英国潜艇设法在年底前加入俄罗斯军队，到1915年又多出3艘。1916年德国人使通过海峡的航行变得十分危险，但是英国人却能派出4艘小型C型船只，经过天使之路和俄罗斯北部的河流和运河。英国潜艇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成功，但其运行受到了洋流和气候的不良影响——波罗的海东部冬季结冰；同时，瑞典海军在通过自己的近海水域时开始护航，以此迫使瑞典中立。德国陆军在1915年取得长足发展后，使里加湾变得出名。德军想在通向海湾入口处驻军但失败了，并且直到1917年10月德军才巩固了海军对海湾的控制权。即便如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也需要对奥塞尔岛进行一次两栖作战——“阿尔比恩”行动，这注定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

海军情报

在战争早期，波罗的海上的海军作战行动也促使英国进行了一场意义重大的情报变革。1914年8月26日，在与俄国巡逻队的一场对战中，德国的轻型巡洋舰“马格德堡”号在爱沙尼亚海岸触礁搁浅。由于俄国的战舰已经迫近，德军被迫弃船而逃。于是俄国缴获了德军的电报密码本，并将一份复印件送到了英国。英国在太平洋上的1艘德国货船和在北海沉没的1艘德国鱼雷船上缴获了其他密码本，并把复印本与这些密码本联系了起来。因此，英国得以建立一个高效的解密组织。这个组织位于海军部，通常以“40号办公室”而为人所熟知。英国意识到这笔资产非常难得，所以密切地保护着这一秘密。但由于保护程度过高，重要的信息往往无法传达给需要的人，导致英军错失了许多机会。在战争后期，英国建立了一个情报分工体系，下设窃听站和测向站。直到此时，解密组织才意识到其巨大的潜能，尤其是在反潜艇战中。由于英国能够读取德国的无线情报，1915年初，北海上又一场遭遇战在双方之间展开。1914年秋，德军采取了袭击的计策，准备派遣快速战舰轰炸英国的雅茅斯、斯卡布罗、哈特尔普尔和惠特比等沿海城市。德军除了想不择手段重创英国和提振士气，还意图将英军皇家舰队或其部分战舰引诱到刚设伏的雷区，或使英军战舰处于U型潜艇的火力范围之内。德军想俘虏离开了皇家舰队的部分战舰，其意图差一点得逞。“40号办公室”虽然发出了德国即将入侵的警告，但是并没有意识到德国一整支公海舰队会在海上支援。英国海军部认为从联合舰队抽调一支战斗小分队，足以支援海军上将贝蒂的巡洋舰队，还不必让杰利科率领整支舰队出海。反过来，德军也没有意识到英军已经提前收到警告。同年的12月26日，德军成功地进行了轰炸任务。然而，由于天气状况太差以及海上能见度过低，加上在通信和报告方面的人为失误，德国海军的各大主力舰队彼此间失去了联络。

德国人在1915年1月24日这天并不是那么幸运。为了一举歼灭英国巡洋舰队，“希佩尔海军上将”舰队下属的巡洋战舰突袭了位于北海中部的多格尔滩，他们本以为英军会在此巡航。然而英国“40号办公室”情报机关发出警报，英国海军元帅贝蒂率领巡洋战舰企图困住德军。在这场持久战中，德军的“布吕歇尔”号装甲巡洋舰被击沉。但由于旗舰“雄狮”号受创以及贝蒂指挥失误，德舰最后得以逃脱。然而多格尔滩行动的失败导致冯波尔上将代替英格诺尔上将成为公海舰队的司令官，这让德皇比以往更加坚定除了偶尔的袭击，舰队不许在赫里格兰和拜特之外的海域交战，因为这一地区有轻型舰部队和广阔的雷区支援。换言之，杰利科不会迫使德国人故意将大型舰队置于危险境地。因此人们关于主力战舰在海战中的担忧于1915年日趋减少，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英军和德军的轻武器部队时有冲突，有的人说这是北海中的僵局，但是这一僵局也暴露了德国人的弱点，因此，对于德国人来说，英军的屏障是牢不可破的。

亚得里亚海行动

亚得里亚海沿岸出现了相似的僵局。意大利退出三国同盟以后，奥地利舰队远远不及法国，并且面临这样一个困境，它的前盟友意大利很快会加入敌方阵营。奥地利指挥官海军上将海斯在战争开始之际就拒绝了德军想要奥地利舰队继续深入伊斯坦布尔的要求，并且明智地阻止了和实力较强的法国在南亚得里亚海的定期作战。8月16日，法国在黑山海岸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了小型巡洋舰“真他”号，但由于缺少合适的基地而受到了牵制。1914年12月21日，奥地利潜艇U-12号用鱼雷袭击了法国无畏舰“让·巴尔”号。虽然“让·巴尔”号没有沉没，但法国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失去了主要的战舰，并且横跨奥特朗托海峡设立了远线封锁。1915年4月法国不明智地把巡逻队转移至极远的北部以后，他们损失掉了武装过的巡洋舰“莱昂·甘必大”号，败给了U-5号。

5月23日意军的参战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战局。奥地利战舰处于一个无望的劣势，但在战争开始，海斯依然带领奥舰队横跨亚得里亚海，突袭意大利港口。这是战争期间奥地利唯一的舰队行动。战争开始的前两个月，如同英军在北海的遭遇，意军受到了相同的经验教训，损失了武装巡洋舰“阿马尔菲”和“加里巴尔迪”号，败给了奥地利潜艇。意军在亚得里亚海并没有损失无畏舰队，亚得里亚海的海军轻型部队，负责侦察巡洋舰、驱逐舰以及鱼雷艇。奥地利舰队核心力量牵制了意军的行动，每当意军想对局势多变的达尔马提亚地区发动海上和陆地袭击时，便会受到奥地利军队的牵制。在没有强有力支持的情况下，德军不会贸然采取行动，以防奥地利战舰的不配合。由于奥地利潜艇的存在，意大利战舰在亚得里亚海的行动现在来说是很危险的。在此种局势下，奥地利海军扮演了传统的舰队角色。轻型部队间打了就跑的突袭贯穿整个战争始终，1915年底同盟国占领塞尔维亚以后，不难想象，奥地利海军已错失了阻止塞尔维亚军队余部撤离的良机，塞军余部已退回海岸防守。1915年12月29日，奥地利军队突袭了都拉佐，但其两艘驱逐舰被炸毁，在随之而来的更猛烈的同盟国舰队的攻击中也只能仓皇而逃。

自从土耳其在1914年10月29日加入同盟国一方，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黑海也成了海军作战的战场。桑松与土耳其政府中的亲战派密谋，突然挑起事端，率领土耳其舰队袭击了俄国港口。俄国人以宣战回应。除了“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战舰，土耳其海军仅拥有很少的现代化驱逐舰能配合德国战舰作战。这些仅有的土耳其战舰接近报废，行动迟缓。1915年，随着俄国的无畏战舰、大型驱逐舰、潜艇等投入使用，在这场力量角逐中俄国开始占据上风。俄国对博斯普鲁海峡实施了封锁，力图阻断从黑海上的运煤港口到伊斯坦布尔的煤炭运输。在1916年，俄国人利用他们的海军优势实施了成功的水陆两栖作战，支持了俄国军队在黑海东部拉齐斯坦海岸线的作战。战役最终以俄国军队攻破特拉布宗结束。俄国军队也在切断土耳其煤炭贸易上取得了极大的胜利，使得伊斯坦布尔内煤炭短缺。但是由于1917年俄国革命，混乱逐渐蔓延到黑海舰队，俄海军的胜绩由此大打折扣。

英国和法国的海军1915年试图彻底破坏土耳其战区，扫除雷区，打通达达尼尔海峡的通道；不过失败了，使得伊斯坦布尔处于协约军的严密监视下。3月18日的袭击闯入了一条没料想到的新布的水雷线，两艘英国战舰和1艘法国战舰被击沉，其他战舰严重受损。结果使得军队陷入僵局，然而英国的潜艇还能在水下穿过达达尼尔海峡，并在马尔马拉海上成功作战，同时重组强化过的海军力量卷土重来，也取得了成功，最后进入的保加利亚，使得同盟国在战争中的失败成为定局。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也招致德国潜艇抵达地中海。德国此举是由于在1915年的春天奥地利人无力对被步步紧逼的土耳其人做出任何帮助。第一艘抵达达达尼尔海峡的德国潜艇U-21击沉了“凯旋”号战舰和“女王”号战舰，迫使英国做出战略调整。然而，潜艇还在打击地中海商船中取得了最大的胜利，德国最终在普拉建立了一支潜艇别动队，另一支在科托尔海湾。

潜艇战

在1915年期间，德国人发现潜水艇最有价值的作用是打击商船而不是战船。因为考虑到乘客和船员的安全问题，潜水艇太小了以致不能遵守巡洋舰战争的传统规则，所以德国人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与中立者的摩擦之中。涉及美国人死亡的事件已经导致美国人的强烈抗议，并且他们也下令限制德国潜水艇指挥官的行动。1916年3月“苏赛克斯号”事件之后，德国潜水艇指挥官再次受到限制，这些限制导致公海舰队恢复活动。因冯·波尔生病被迫下台，态度更加强硬的莱因赫·舍尔接替了他。1916年5月31日，舍尔在斯卡格拉克附近对英国巡逻队进行扫荡，“40号办公室”得知德国人外出后，日德兰海战爆发，这是一战中最伟大的一次海战。一直以来，关于这场战争争论的主题是因为此次战争开始时间较晚，较差的海上能见度和黑暗漫起让垮掉的德国人停止作战，在黑暗中甩掉了英国舰队，最终到达了安全的基地。与德国损失的1艘战列巡洋舰、1艘无畏舰、4艘轻型巡洋舰和5艘驱逐舰相比，英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3艘战列巡洋舰、3艘装甲巡洋舰、1艘旗舰和7艘驱逐舰。但是战略情形没有改变。大舰队的优势始终不能撼动，无情的封锁仍在继续。几周之后，舍尔向德国皇帝汇报说：“即使公海战役最成功的结局也不能迫使英格兰讲和。”舍尔号召重新恢复无限潜艇战。

8月18日，舍尔尝试让皇家舰队卷入潜水艇的埋伏之中，英国人又被预先警告了一次，但是还是没能阻止德国人，并且损失了两艘巡洋舰和潜艇。之后英国人决定不冒风险，把在北海南边的皇家舰队卷入。北纬55度30分以南和东经40度以东的海域将会为潜水艇留出空间。僵局重新开始，在1917年初，德国政府更倾向于号召无限潜水艇战役的人。

1917年2月1日，德军重新发动了无限潜艇战，并迅速取得大规模胜利，4月战果尤其丰硕。如果德军继续以同样的速度投放潜艇，他们本可以取胜，但英军采用护卫舰编制应对潜艇威胁。护卫舰是航海时代历史悠久的装备，但英军素来不愿采用该系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英军害怕护卫舰在港口出现拥堵或者过度拖延的状况，担心错误估算需要护卫队的船只数量。护卫舰和逃生路线的好处之一是让潜艇难以发现船只，其另一好处是护卫舰能在预定地点击沉潜艇，这是一些鸡肋猎潜艇做不到的。因此，协约国商船损失减小时，德军潜艇的损失反而增加。当护卫舰证明其价值的时候，准备周全的舰队编制在南北大西洋和地中海地区诞生。德军往往游弋袭击，攻击沿海水域以及港口和护卫舰或集结点之间的脆弱区域。英军派出地方护卫舰作为回应。此外，飞机和飞船与海滨地区一样拥有重要地位，因为飞机和飞船能阻止潜艇的海面行动，还能避免潜艇占据有利的开火点。潜艇损失不能完全被消除，但损失最终在可接受范围。1918年的第二个季度，新装备的吨位首次超过了损失。反潜艇战役需要英军付出不懈努力，英军需要组织和按特定路线派遣护卫队，启用无线拦截和智能机器协调逃生，使装备标准化，生产诸如小型护航舰的专业反潜艇船舰。最终，努力得到了回报：潜艇优势并没有为德国带来胜利。

奇怪的是，协约国海军联盟的领导在很久之后终于意识到护航才是解决潜艇问题的办法。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在其他方案上浪费了太多精力。1917—1918年间，联合舰队仍旧定期进行潜艇追捕行动，但收效甚微。1915年9月初，联合舰队尝试在地中海的奥特朗托海峡建立一系列漂浮着的拦截网，随后又使其固定并装备了水雷。但这样做的结果同样不乐观。在1917年5月，尽管奥地利人被成功激怒并偷袭了火力屏障，但在击沉了14架漂浮艇后，奥地利成功地在之后的追逐战中甩掉了试图拦截他们的联合舰队。尽管美军在1918年为其携有潜水测音器的驱潜艇装备了火力屏障，但是明显没有效果。在1918年的北海，美军是在奥克尼海峡和挪威海峡之间布置水雷的主要力量。这项巨大的工程被人们质疑是否值得为此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多佛尔南部的屏障更加有效。德国驱逐舰在1917—1918年初对英国进行了突袭，而英国对这些夜间突袭很难进行还击。尽管在此次被突袭中失败，英国仍建立起火力屏障来阻止德国佛兰德斯小型潜艇战队通过英吉利海峡向西进攻。他们的目标是通过迫使德军采取较远的路线绕过不列颠群岛，来减少其配置火力的时间。1918年4月23日，勇敢的英国人突袭了比利时的泽布吕赫和奥斯坦德，这一行动是为了阻断运河，避免复杂的潜艇战对布鲁日内陆造成影响。但对泽布吕赫的突袭最多只是一部分的胜利，因为对奥斯坦德的突袭失败了，而5月份的另一场突袭也以失败告终。不过，不断累积的压力事实上成功地阻止了德国潜艇穿过多佛尔海峡。

1918年的春夏，德军已无力阻止美军及其大量物资跨过大西洋，不仅如此，也难以阻止英国远征军运往巴勒斯坦的物资以及英法在萨洛尼卡的军队。地中海地区的人们担心德国会将手伸向俄罗斯的黑海舰队，然后突破达达尼尔。意大利和法国在亚得里亚海的指挥问题上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这些分歧掩饰了奥地利的重要性；同时，法国的舰队在科孚岛而意大利的舰队在塔兰托。不过法国的战舰加强了英军在爱琴海的力量，而黑海舰队危机事实上只是杞人忧天。德军只占有了几条船，因为俄军把其他船只都击沉了。而物资和人力短缺的问题在战争结束时并没有产生太多影响。

直到战争结束，战列舰时刻准备着军事行动。这就需要保留大量的驱逐舰以便更好地保护船舰。但是在战争中没有什么是注定的，主力舰指挥官杰里科和贝蒂，以及他们的继承者们，并没有享受到先见之明的好处。的确，一场伟大的战役很可能已经发生，因为德国政府开始就达成休战进行谈判，舍尔和海军高级司令部不愿意接受这个裁决，并计划采取最后行动。他们被自己的人搞得灰心丧气，因为公海舰队的主力舰不主动出击，已经影响了士气，此时士兵充满情绪，在战争的最后几天里，很少有人愿意送死，结果导致大家都无心战斗。当公海舰队最终起航时，它将在苏格兰近海与皇家舰队遭遇，并被押送到苏格兰水域，最终自沉在斯卡帕湾。

第九章 经济战

B. J. C. 麦克切尔

经济战战略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现代的第一次全面战争，同盟国和协约国的经济活力与他们的军事实力在追求胜利的过程中变得同等重要。因此，1914—1918年间，经济战的战略目标是破坏敌人的经济，削弱敌人的经济实力和军事行动能力。同盟国和协约国利用过去的经验，建立创新的官僚机构以满足新的条件，使用现代武器如潜艇造成地方粮食短缺，削弱他们的工业生产和商业，努力扰乱敌国的经济生活。因此，削弱敌人武装部队的物资供应成为每一个联盟大战略的组成部分。物质匮乏还有另一方面的作用：它可能助长敌对政府的国内压力，使其精力偏离战场，削弱其内部凝聚力。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斗争中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后来可能被过分强调了，例如，英国海军对德国的封锁。然而，毫无疑问的是，经济战对于协约国的胜利和同盟国的失败，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不出意料的是，英德两大国打经济战的总体战略取决于各自的主导性经济力量：即英国依靠其盟国，德国依靠中央集权。这意味着，这两种相反的经济战方式，基于国家发展状况、地理位置、军事力量和外交地位的不同，从而限制了对方的工业、金融和贸易。英国是一个岛国，国家生存依赖进口食物和原材料与出口工业化产品，对其而言，经济战在1914年已经不陌生了。1792—1815年与法国的战争期间，英国就已反抗了拿破仑为削弱其经济实行的大陆封锁体系——法国企图通过阻断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贸易往来这样的战争手段，此举迫使英国在全球其他地方寻求替代市场和必需品供应。伦敦皇家海军也促使了英国实行对法国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封锁。尽管英国的封锁激起了一些中立国的反感(例如1812年爆发过的英美战争)，但是这打破了拿破仑的欧洲封锁体系，加速其战败。

随后一个世纪里，例如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还未放弃封锁，到参与国际会议制定战争法时，尤其是1856年巴黎会议和1909年伦敦会议时，其国内反对限制皇家海军自由的呼声，导致继任政府正式放弃了对皇家海军的限制。倡导自由贸易的英国当然反对威胁到其海上贸易的挑衅，美国内战时北方封锁南方也是因为同样的问题。在1909年伦敦会议上，英国代表帮助拟定了严禁在公海走私军火弹药的宣言。困难之处在于，是否干涉“非直接贸易”这个通过中立国进出口军火和其他货物的方式。会议最终决定，如果能证明货物运往敌国，则启动对中立国港口的完全禁运，议会拒绝了修改《伦敦宣言》。到1914年，英国海军部和皇家国防委员会计划利用皇家海军的水上军舰实行战争计划，通过拦截所有载有走私品来往德国的商人，哪怕是经过中立国港口——以此来破坏德国经济。然后，重要的是，1909年后发布了《海军部手册》，要求皇家海军军官在用战舰拦截中立国运载商用货物(而不是严禁物品的商船)时要遵守《伦敦宣言》。其战争计划的另一方面，则是要在皇家海军的保护下，确保出入境英国的供给和贸易品得到最大收益。

德国在1914年以前便形成了“战争经济”的概念，这是由其位于欧洲中心的地理位置、自给自足的意识以及敌对势力的威胁所共同决定的。自19世纪80年代早期，德国的军事策划人员就开始考虑进行一场双边战争的可能性，这一问题随着1894年法俄联盟的形成而变得尤为关键。尽管人们料到敌军可能会封锁德国海岸线，德军总参谋部认为即便在那样的交战时期，德国仍然能够实现诸如粮食、肉类及工业原材料在内的基本物资的国内供给。总参谋部继而制订了旨在9个月(德军供给开始消耗殆尽的最长时限)内快速全面制胜法俄两国的作战方案。对于短期作战准备最详尽的描述体现在1905年的施里芬计划中。但在这一关键时期，由于德国决心挑战英国皇家海军的威名，英德关系极度受损。

从1905年开始，柏林陷入了英国可能会加入对德阵营的担忧。鉴于此，德政府在海陆两个参谋部之间又成立了一个新部门。时任海军部长的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认为：要让快速取胜成为可能，就有必要对德国可能面临的经济困难进行评估。总参谋部长官小毛奇对于德军取胜踌躇满志，他认定德国的扩张型经济是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国力正是作战毅力的巨大源泉。在德军赢得胜利的时候，战时供给的想法开始令德国的实业家们受到鼓舞。1912年，迫于来自实业家们以及海军方面的压力，德国部长们建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来收集农业生产的实时数据，确定工业原材料需求，并制定食品和原材料的存储与分配方法。德国还认为它可以同像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各个政权以及美国这样的中立国开展直接或间接贸易，以此来削弱封锁。然而，由于德国志在短期内结束接下来的这场战役，他们并没有考虑具体要怎样做才能破除可能形成的军事封锁。正如一项对战前德国计划的分析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什么提议是关于“怎样攻破围困”这一重大问题的。

说实话，每个欧洲强国的军事参谋都希望下一场大战能取得迅速而决定性的胜利。这些军事参谋计划利用轮船和铁路来部署军队、大炮和其他物资；快速将最大数量的军队部署到前线；制订作战计划以击败战场上的敌军。农业生产和工业能力是扩大战争所必需的，因此也是不容置疑的。1914年7月末8月初，当战争在欧洲爆发时，当然，每个联盟都迅速采取行动试图扰乱敌方经济。同年8月4日，德国在英格兰东海岸布下了水雷。作为回击，英国在德国北海航线布下水雷，此外，英国对此次战争中的中立国，尤其是荷兰发出警告，因为鹿特丹港处理来往于德国西部的货物。面对美国要求英国认可《伦敦宣言》的压力，也不管最初法国和俄国表示如果德国及其盟国也认可该宣言，他们愿意遵守《伦敦宣言》的意愿——英国拒绝向美国屈服。

同盟国的封锁政策

在外交部部长爱德华·格雷爵士的领导下，很快建立了对外海事办公委员会，该委员会旨在调查英国在此次封锁中的法律立场。经过这些审议，以及在德国布水雷的推动下，英国于8月20日发布了一项议会决议。该决议称英国将遵守《伦敦宣言》，而有条件的战时违禁品(作战所需的粮食和像铁丝网以及航海仪器这样的工业品)是其履约的附加条件，这些产品如果是要帮助同盟国作战，那么它们将会被禁止并截获。根据拿破仑战争的先例，英国还设立了军事法庭，由独立的陪审团审理被俘船只案件，根据国际公认的违禁品法律来决定这些船只和货物是该由英国政府征用还是自由放行。在第一次马恩河战役之前，面对德国对法国东北部的猛攻，法国支持了这些提议。

到1914年12月，东西两条战线的动员和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壕沟战拉开了序幕，伤亡人员不断攀升。这标志着全面战争的开始。由于领导层和普通士兵要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经济战就显得尤为重要。协约国为了削弱同盟国而共同努力，采取新的形式联合摧毁同盟国的经济，包括限制邮件往来、严格管制出口、法律上禁止与敌国进行贸易往来以及扩大违禁品名单。

在战争初期，英国落实了封锁政策。由于国际商贸的重要性，它不仅可以提高战后英国的地位，而且有利于英国在战争期间履行为协约国提供经济支持的职能。而另一方面，法国的政策则是出于阻止德国战后经济恢复的考虑来制定的。因此，法国坚持提倡建立协约国之间更广泛的协调机制，这不仅可以作为一种加强战时封锁的手段，同时也可以为战后经济封锁打下基础。尽管1916年6月在巴黎举行了协约国之间的经济会议，但这些目标远没有实现；相反，随着法国对瑞士贸易的控制(瑞士是同盟国最南端的中立边界)，一个实际上的劳动分工产生了。自从意大利1915年5月加入战争，协约国之间关系的维护就变得更加简单，意大利不仅可以安排瑞士进入地中海，也能封锁巴尔干半岛的亚得里亚海岸。

英国的封锁是由外交部协调完成的。此次责任分配反映出一个事实，与海军力量相比，许多其他因素对封锁效果更为重要。最重要的是，在管理德国周边中立边境上，需要使用外交手段，以防止这些边境成为德国进口货物的渠道。其次，对边界中立地带的管理，大量依赖于商业情报。在高级官员艾尔·克罗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违禁品部门，由于战争的持续，外交部控制了封锁的战略方向。在这个过程中，在中立地带，无论是和英国海军部、贸易委员会以及情报接收人打交道，还是与英国使领馆合作，艾尔·克罗在建立机制上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机制将联合抵制向同盟国出口食品，重要的工业原材料以及各种机械。联合封锁政策源自伦敦。在伦敦，通过修改封锁政策的有关法律(制定了新的枢密院令和边境走私物品列表)，加强了对同盟国的经济限制并且确保了封锁禁运的全面性(皇家海军的操作能力)。自从国际法律规定，只要封锁有效它就是合法的，这些经济战的因素就结合到一起了。

在欧洲，相对较弱的政府往往会在交战双方中保持中立，来确保自己国家的社会经济稳定有序，政治不会受到威胁。这其中，最有创意的做法当数荷兰了。荷兰政府发现本国陷入一个境地：一方面，如果德国发现自己太偏向他们的敌对方，德国政府就会对荷兰发起进攻；而英国一方如果发现自己同德国中央政权走得太近，就会对荷兰实施最严厉的封锁处理。1914年晚秋，海牙官方清楚地了解到战争短时间内不会停止，于是政府决定将荷兰的经济控制大权发放给本国的龙头企业和船业集团，成立“荷兰海外信托”公司。信托规定，对于英国封锁的禁品以及禁止间接交易的法令，应由私企，而非政府来遵守。此外，私企也竭尽所能地同德方保持尽可能多的贸易往来。同样原因，瑞士政府也发现，法国和意大利政府先后对瑞士实施的地域封锁政策也阻碍了本国同德国的贸易往来，而这一贸易往来关系到本国经济的生死存亡。因此，瑞士效仿荷兰的做法，用建立良好信用等一系列的方式来维护本国经济发展。

1916年2月，针对外交部和海关部关于封锁政策引起的官僚纠纷，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创立了“封锁部”，隶属外交部。这一举措不仅表明了外交部在封锁政策上享有优先决定权，也重申了战争经济在同盟策略中至关重要的地位。而这一同盟策略，在随后发生在凡尔登、索姆河和东欧地区的几次惨败之后也变得越发重要。新部长由原外交部副部长罗伯特·塞席尔伯爵担任，克罗将继续担任高级顾问一职。接下来的三年同往年一样，协约国经济体加紧了对同盟国的包围，一系列原本不属于绝对违禁品的商品也渐渐停止了向同盟国的供应，这其中就包括肉制品、金属以及矿物质、动植物油、煤油、棉花和羊毛。随着战争的升级和协约国作战区域的损失剧增，任何可以加强同盟国武装力量，维护该国工业发展或养育该国人口的产品都成了封锁对象。

协约国的胜利是大势所趋。举例而言，在一战前德国城镇人均每周消费3.2磅(1磅约为454克)肉类制品，而到1917—1918年，该数值跌至0.3磅。无独有偶，由于德国在1915年被封锁，造成88235名德国平民死亡(该数值比1913年平民死亡人数总和还高出9.5%)。到1918年，死亡人数飙升至29.3万人(该数值比1913年的死亡人口总数还高出37%)。关于战争期间，尤其是在1917—1918年的严冬，德国人民是否真正挨饿受苦这一问题还尚未有定论。有人称，人们的体重变轻，所以对食物的需求会变少，如果调理好身体，人们便可以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总而言之，我们必须承认，在1914—1918年期间，封锁行动几乎没有影响到德国军人的战斗力，却对社会和人们内心产生了影响。因此也就给德国的政治带来了影响。高尔将军是一位高级官员，他称：“德国人民失败了，究其原因有许多……而我认为封锁行为在这些事情中最为关键，它使全国人民意志消沉。”在1915年后，经济低迷，导致许多德国人开始埋怨政府。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分配不均，比如，乡村地区的食品供给量充足，城市地区则不然。在城区内也存在着不均，阶级内部和阶级之间的分配并不平等，有钱人或是有权人可以在黑市上买到东西。在工人阶层中，制造武器的工人生活较好，优于非技术工种、白领工人，甚至比一小部分政府官员还要宽裕。因为像针织毯和皮鞋等一系列的日常消费品供不应求，所以在德国发生了通货膨胀，大众的负面情绪与日俱增。在1916年，德国发生了五十余起因食物引起的暴乱，在1917—1918年，这一数字还有所上涨。除了食物定量供给——在1917—1918年德国的冬天十分寒冷，而且国内动荡不安——还有封锁行动也造成一定影响，这直接导致1918年十一月革命的爆发，进而导致德皇威廉二世的退位和魏玛共和国(指1918—1933年期间采用共和宪政政体的德国)的建立。

转向无限潜艇战

同盟国对于经济战采取的办法并没有协约国那么复杂。战争前几个月，除了在北海布置水雷，德国和奥匈帝国还禁止与敌国进行贸易，禁止向大英帝国支付资金付款，并审查邮件和电报(保加利亚和土耳其随后也采取了相同办法)。1915年1月，战况日益明朗，战争并不会速战速决，取得胜利需要持续不断的士兵和财富作为支撑，所以同盟国采取的经济措施表现为两个策略。第一个策略就是确保充足的食品和原材料供给。鉴于1914年战前计划采取自给自足的模式，德国的资源必须得到充分利用。从已占领领土所获得的农作物和原材料能供应这些资源。同时，俄罗斯帝国的西部疆域表明，须采取措施克服由于协约国的封锁而引起的供应问题，而占领这些疆域正是德国的一个作战目的。至于比利时，由于德国的征战部队凶残地掠夺其食物和草料，人民正面临着饿死的危险。更远的柏林努力与中立国保持贸易关系，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荷兰以及美国。这就涉及利用德国以及中立国航线的商人，通常要虚假地处理货物仓单以骗过那些拦截其货船的同盟国海军官员。

同盟国面对经济战的第二个策略就是竭力瓦解敌国经济，尤其是领军者英国。货运、贸易和保险都容易受到巡洋舰行动的影响，但德国的战前海军军费集中投放在了北海战舰上，削弱了其国际力量，无法发起一场种族战争。战争初期，英国贸易面临的最大威胁，即在中国的斯佩东亚舰队于1914年12月在福克兰岛战役中被毁。德国公海舰队未能以合理的理由与英国皇家海军开战。对此，德国的一些海军部官员、新闻界以及因潜艇攻击协约国海上贸易而利益受损的企业感到挫败，备感压力。德国海军部副部长阿尔弗德雷·巴林极好地总结道：德国不得不采取最残酷的潜艇封锁。1915年2月1日，德皇威廉二世与他的重臣以及军事顾问做出决定，即德国的潜艇而非海上战舰，将对协约国实行贸易封锁。

在战争前几个月内，德国只有39艘潜水艇。随着柏林海军政策开始全面强调这些战舰的重要性，与海上航船相比，潜水艇的建造变得更快速、更经济。德皇威廉二世为发展潜水艇拨出更多的资金与丰厚的资源。1914年秋天与1915年春天之间，德国造船厂收到了103份潜水艇订单。到了1915年初，德国海军在邻近英国与法国、远离佛兰德斯的大西洋和北海执行任务。这些攻击对协约国联军港口造成的影响不大。例如，在1915年3月进出英国港口的5000名商人，只有21名遭遇了沉船。但是在1915年 3月7日，英国远洋客轮“卢西塔尼亚”号驶出纽约后，在爱尔兰被击沉。虽然德国情报人员认为“卢西塔尼亚”号载有战争武器，并且，德国驻美国大使馆在美国报纸上刊登警告说这样的船只易受到潜水艇的攻击，但这次攻击造成超过1000名乘客遇难，其中美国人有120人。伍德罗·威尔逊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发表强烈抗议，并提议美国应该参加反德战争。

在8月，另一艘船又被击沉导致更多的美国人遇难之后，经过复杂的外交交涉，华盛顿的抗议与美国资源全面资助协约国的可能性迫使德国政府采取了潜水艇攻击限制政策：中立的商人与所有客轮不受攻击。在很大程度上，直到1917年1月，德国潜水艇的攻击行为才不再活跃。但是在日德兰海战中，没能突破英国皇家海军的防线使德国海军雪上加霜。德国海军部部长声称，潜艇每月可击沉60万吨位的航船，如果采取无限制的潜艇战，就可以在6个月内击败英国。但是由军队支持的海军在1916年“物资”之战中被击溃，这使他们认识到了美国的经济与工业力量。1916年 12月的和平协商失败，减少了那些更倾向于保持美国中立者的争论。德国人估计，战争的最终成败会在美国军力生效前见分晓。

1917年2月初，德国展开了两年前由巴林和其他人共同提出的潜艇行动。1917年上半年，德国的军事行动导致英国及其盟国的商船沉没数量不断增加，6个月内的沉船数量高达1505艘，总重277406吨。但随后在美国海军的帮助下，英国皇家海军有效的应对措施：严密保护船队，改良深水炸弹和水雷，空中掩护以及设立更高效的情报机构。1917年末，虽然英国只能限量供应食物，一些基本商品也处于短缺状态，但德国利用潜艇扰乱协约国经济生活这一行动的效果却不如以往(后5个月船只沉没数量仅为617艘)。德国针对协约国船只的军事行动持续到1918年，但后期成效有限。等到1918年德国迫使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俄国签署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并开始其重要的但最终失败的进攻时，同盟国已经失去了经济战中的优势地位。

对中立国的影响

两个联盟都未曾预料到这场战争会成为持久战，它们对中立国的外交策略是让其处于一种平衡状态，没有哪一方能真正地操控这场经济战。其原因很简单，全面战争一旦开始，同盟国和协约国都需要农产品、工业原材料、专业器械，以及只有中立国才能提供的财政援助。虽然交战的各国都思考了一系列的小举措，希望以此来触动中立国，比如西班牙想要与德国进行贸易往来，伦敦和柏林都希望能与瑞典以及美国建立同盟关系。但1917年中，沙皇俄国的覆灭以及美国参战，对抗同盟国使事情发生了转折。最终，协约国取得了外交胜利，增强了与同盟国对抗的能力。

1917年上半年，对同盟国与协约国而言，瑞典是欧洲最重要的中立国。这一局面是由若干因素造成的：瑞典政府于1914年8月之后对外宣布保持中立；瑞典议会、武装部队、政客和知识精英的亲德反俄倾向；以及瑞典重要的地理位置——它可以同时保持对德国和俄国的贸易路线。1914年8月，瑞典政府宣布中立，并继续保持同德国的商贸往来，正因如此，瑞典在1917年4月之后一直得到美国的支持。在这一时期，同样至关重要的是，斯德哥尔摩已经拥有自身明显的外交优势。对沙皇俄国来说，唯一有效的贸易路线是从像哥德堡这样的瑞典港口到俄属芬兰大公国这样的陆上路线。不仅如此，土耳其还封锁了达达尼尔海峡；同时，从尼克拉夫到摩尔曼斯克南海岸的铁路线尚未完成。在1915年的艰难谈判中，尽管有来自英国方面更具约束性的枢密令(1915年3月)，但是瑞典政府迫使协约国接受转运条例：即对等于瑞典国内生产的货物以及运向俄罗斯的货物，瑞典人可以向德国出口相同数量的货物。

尽管伦敦海军和其他大臣感到不快，但这一安排得到了英国驻斯德哥尔摩大臣埃斯米·霍华德以及俄国的支持。转运确保了俄国得到充足的补给，这使得沙皇政权能够在东部战线维持其军事力量抗衡德国和奥匈帝国。一旦俄军瓦解或者和平条约破裂，德国将会空出80～100个师，而这些军事力量一旦西移，将会促使德国打破其在法国的军事僵局。令霍华德再度担忧的是瑞典的隐藏威胁，如果对瑞典封锁得太紧，瑞典将会加入同盟国参战。这种情况很可能将俄国驱离战场。这并不意味着霍华德同意转运。但是协约国的政策必须受到现实政治命令的指引，并且克罗和“封锁部”也勉强同意霍华德递交的北方封锁政策的申请。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协约国和同盟国来说，美国都是最为重要的中立国。1914年8月之后，美国有关交战双方经济战的政策是基于对“公海自由”的需求——或者更直白地说，对中立贸易权的需求。抱着想要得到美国物资以及资金支持的想法，交战双方都谨慎地与美方进行接洽。威尔逊政府在“卢西塔尼亚”号沉船事件之后，抵御德国潜艇的攻击已经引起了热议。然而，美国在抵制英国枢密令，捕获法院以及其他协约国封锁手段时却不那么积极：从1914年末到1916年末，威尔逊对抗这些举措的方法是通过一系列正式抗议书将其驱逐回英国和他们的盟国。美国国内，包括威尔逊以及在美国开设公司，为英国银行家服务的金融家杰克·摩根在内的许多地位显赫的美国人有着强烈的亲协约国和亲英派情感。

但是，英美关系在战争开始的前两年受到了严重破坏，并且有了皇家海军的支持，英方拒绝缓和封锁以迎合美方表示出的不满。1916年底，正值美国总统大选，看起来英美关系极有破裂的可能性。威尔逊在12月赢得连任并承诺不参战以及保证“公海自由”。美国明显表现出对于协约国封锁的敏感性，随后国会在12月份通过了一项议案，授权建立一支名叫“首屈一指”的舰队。一场重大危机即将来临。

然而，德国随后便发动了无限制潜艇战。1917年2月3日，德国潜艇攻击中立国船只，严重损害了中立国贸易权，致使美国与其交恶。此后两月，美国人的反德情绪日渐高涨，再加上齐默尔曼电报事件的催化，终于导致美国于1917年4月6日向德国宣战。对同盟国来讲，美国参战如同雪中送炭。就在此前一个月，俄国中间派为建立宪制推翻了沙皇统治，俄国局势因此混乱不堪。为缓解国内局势，俄国发动夏季攻势却致惨败。布尔什维克党11月(俄历十月)上台，沙皇俄国就此退出一战战场。德国等到了打破西线僵局的良机，并于1918年3月在西线战场发动攻势。1917年4月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代表着协约国的经济战进入新的阶段。这一阶段，同盟国国家经济压力增大，因而削弱了潜艇战的威力，加剧了物质资源的短缺，刺激了德国及奥匈帝国国内民主势力的抬头。此外，美国的参战也意味着，以瑞典为主的中立国家失去了经济封锁中最强大的缓冲带。

经济战与最后的胜利

事实上，美国海军与英国皇家海军联手，对同盟国及中立国供应商们实施战时经济封锁，并以预想不到的活力赢得了最终胜利。俄国战争失败后，瑞典介入战争时施加给德国的威胁也随之消失。霍华德、克罗与“封锁部”向瑞典与德国施加经济压力，步步紧逼。最终，美国的物资供给与贷款更容易越过大西洋，以援助在西方前线与再度得势的德军交战的协约国联军。

随着美国宣战这一个月以来，亚瑟·贝尔福作为外交部部长、格雷爵士的继任者，前往美国申请了新的贷款，并争取到对于协约国战争的物资援助，这样的做法都在预料之中。1918年11月，美国远征军在最终击败德国及其盟国的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大。然而，因为有美国海军的支持以及充足的财政资源的帮助，在冲突爆发的最后18个月里，协约国经济战加速了同盟国的瓦解。从1914年8月—1917年4月，协约国实施的封锁政策扰乱了德国经济，日趋严重的食物短缺以及不断产生的国内动荡使得人心惶惶，引发内乱，例如粮食暴动。1917年后半年，更多有效的联合经济战加剧了这些问题在德国及盟国间的发酵。到1918年夏末，德国的反攻态势始终无法达到预期，突破封锁，并且它的三个盟国也纷纷提出休战。这时，威廉二世政府意识到自身缺乏持续这场争斗的军事与经济能力，帝国缺少时间和财力去开发因《布列斯特和约》条款而从俄国获得的资源。这样下去的结果便是帝国政权的分裂、共和政体继任人的出现以及1918年 11月德意志帝国的投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战至关重要。一般来说，各个联盟在战争中能否具备破坏敌方经济并削弱其健康财政的能力，与最终胜利的取得同等重要。当速战速决的想法被证明是虚幻的，双方的经济战争策略变得愈加精确和残酷。协约国最终证明了他们更擅长实践全面战争艺术这一要素，从其就封锁制定的法律条文，英国违禁品部门和“封锁部”的建立，反潜技能的应用以及他们在1917年中前后对中立国家的务实外交中可以看出这一点。相反，德国与其盟国的经济战争行为过于简单：从中立国家和被占领地区寻求物资供应，同时利用潜艇攻击盟军和中立国船只。当德国领导人采取无限制的潜艇战争时，他们便将美国推向了协约国的阵营，并疏离了像瑞典这样的友好国家；同时，由于基本商品更加短缺，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政治实力和凝聚力受到打击，从而加剧了其民众的生活困境。尽管这并不是导致德国与其盟国最终战败的唯一因素，但协约国在这场战争中采取的经济策略使同盟国丧失信心，从而削弱了他们发动全面战争的能力。

第十章 经济总动员：金钱、军需和机器

休·斯特罗恩

速战速决的幻想

士兵在1914年8月开赴战场，相信自己会在秋日落叶前回家，最糟糕也会在圣诞夜前回家。这只不过是人性的一种反映。面对逆境时的如意算盘，不过是人们应对逆境的一种机制，而并非对战争持续时间与其本质的战前的洞察，更不应该将流行的概念误认为是专家意见。

当小毛奇成功取代施里芬成为德国总参谋长时，他告诉德皇下次战争不会以决战方式解决，而是要和敌对国家进行长期斗争，直到该国的全部部队被击垮后，才能取胜。这样说来，小毛奇仅仅是在重复利用其杰出的叔叔(指老毛奇)的智慧，而他自己并没有单独思考这个问题。1914年 8月，基奇纳成为英国负责战争的国务大臣，他建议内阁要做好准备，应对这场将要持续三年的战争。

士兵有三个理由去参加这场漫长的战争。其一，就像其他人知道的那样，士兵们知道这场变革可能造成的影响从1871年就开始了——倾向于防守并且战争有可能拖延，产生高昂费用。其二，广泛地发动战争总动员，这不仅为长期战争提供了充足的储备资金，而且在这个更加民主的时代，也保证了国家将会为之战斗，因为这项事业是正义的并且是受欢迎的。显然这样的战争一旦开始，将很难停止下来。其三，1914年成立的联盟集团意味着，对某个国家取得决定性胜利，并不能够解决战争。

正如施里芬一样，小毛奇的问题是德国军队不能接受这份分析的原因：英国、法国和沙俄三国的国家收入总和，比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收入总和多60%。甚至在和平时期，三个协约国的军费开支也要远远超过同盟国的开支。在大规模军队时代，协约国的人口基数比同盟国多5倍。一场持久战注定会使德国战败。唯一让同盟国感到安慰的是对手尾大不掉。他们的殖民地有着广阔但落后的领土(规模是同盟国的11倍)，这让协约国有一些负担，协约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仅是德国和其联盟国的一半。

施里芬正是因为认识到长期战争存在的危险，所以制订了一项对抗法国的短期决定性战役行动计划。但由于他知道战术和战略上的逻辑影响了其解决方案，于是采用经济和金融上的论据来支撑其立场。他认为战争持续时间不会太长，因为各个国家经受不起长期的战争。

战争资金

关于经济，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观点都十分相似。事实上，在1914年前，布洛赫——一位波兰银行家就对未来要发生的战争做出了一个最著名的分析。与那些想要让我们相信的分析相比，他的分析并没有和当时流行的观念那么格格不入。布洛赫认为一场旷日持久，无法迅速结束的战争即将来临，即使是那些发达国家，想要为此投入大量财力，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他得出的结论盲目乐观，正如1914年8月那时普遍流行的观点一样——他认为需要在战争上投入的花费会阻止各国参战。

虽然布洛赫对军事情况做了正确的分析，但是他在财政方面的计算却完全错了。即使最贫穷的欧洲大国也不会因财务困窘而被迫退出战争。其实，奥斯曼帝国1912年就正式开始了战争，所以在整场战争中这里的战斗持续时间最长。欧洲的各种资源并未被自己看作对战争的限制，相反是赋予了战争的能力。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卡尔·赫弗里希。他于1915年 2月—1916年5月担任德国财政部长，他拒绝厉行节俭，所以德国当时的口号就是“金钱无用”。英国财政大臣劳合·乔治认可凯恩斯的观点，在大战爆发之际，认为金钱毫无意义。总体上来看，那些交战国都认为，战后依然要为战争付出巨大的代价。

因此，在开战期间，用于资助战争的款项中税费只占了一小部分。在1914年，大多数国家税收系统的收入，大部分间接来源于关税与消费税；然而随着国际贸易的削减，这些收入也随之减少。同年，英国恰好单独拥有一个有效的所得税系统，但是全英国4600万人里也只有113万人缴了税。战争期间，有2400万人首次进入该系统缴税，其中：工人阶级中有收入的群体所缴税款就翻了3.7倍。尽管如此，在英国的战争花费里，税收也只占20%。征税的首要功能就是抑制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指货币的数量增加了，但在消费品的使用率上却降低了)与维持国际借贷。

许多金融人士很早就认为会有一个短期战争，这是因为他们低估了国家的借贷能力。战争中，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贷款，款项来源有三种，第一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就是发行短期国库券。为保证国家纸币的发行，这种国库券也逐渐代替了黄金。因此，政府借贷的同时，纸币也大量流通，这也更加刺激了通货膨胀的发生。在1914—1918年，德国的纸币流通增长了1141%，英国增长了1154%，奥匈帝国增长了1396%。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影响意味着，流通货币的增长变成了一种强制国内借贷。

对比之下，第二种借款的形式是在市面上发行战时公债，购买公债属于自愿行为。购买债券在当时成为一种对最终胜利充满信心的表现，因此，购买债券逐渐流行起来；同时，战时公债是在扩大货币发行规模时产生的，可以稳定流动债务。随着战争的进行，大多数战时贷款，例如短期国库券，是掌握在金融机构手中的。在交战国中，法国最为成功地动员了私人投资者。

直到1915年11月，法国才第一次发行战时公债，英国在战争期间也总共才发行过三次债券。英法借款方式与其他战争国借款方式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两国更多依赖于海外负债，也就是第三种借款的形式。这并不是意味着同盟国不重视国外借款：德国曾借款给奥匈帝国来交换黄金；之后，德国又用黄金交换土耳其的短期国库券。因此，德国公民手中持有的奥斯曼帝国货币增加，土耳其公民手持货币却没有增加。然而，德国并没有成功进入世界上最重要的、位于纽约的第三方货币市场。由于协约国的封锁，德国无法从美国进口商品，对美元的需求也因此受限。

相对而言，协约国各方，尤其是英国，用其在美国敛来的财富购买美国的货物。最初，英国此举多是为了满足俄罗斯的需要。因俄罗斯缺乏国际金融信誉，而英国则拥有此种信誉，因此英国代俄国完成。到1917年 4月为止，70%以上由美国流入英法的资金都为俄所用。但1915年，英国也成为意大利战事中的银行，1916年，其逐渐成为法国人的银行。到1917年 4月1日，英在美每周消费达7500万美元，且为冲抵总数高达4.9亿美元的证券缺口，英国已借款3.58亿美元。

因此，人们对于一场短暂性战争的预测停留在这一假设上：和平时期融资的正统观念将继续在战争年代盛行。经济分析学家虽然能够想象出现金耗尽的情况，但他们发现军需品用尽是更难以想象的。因为在战事中，能够主宰交战各方经济政策的，并非对于资金的管理，而是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弹药短缺

1914年，欧洲实际上被军备竞赛所裹挟，自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以来，各国都在加强军备，且在巴尔干战争中军心大振。加上随之而来的军界的高度调动，哪怕是和平年代，都可使这群期待一场长远的而非短暂的战争的人们的信念更为坚定。况且，就战争中的第一次主要经济危机而言，除由最初的资金调动所带来的资金流动性问题，这次危机并非融资问题而是生产问题。

1914—1915年的冬天，各国军队都面临弹药奇缺的窘境。大多数军队都增加了炮弹库存，他们认为至少足以进行3个月的战斗，在某些情况下足以进行6个月的战斗。但是弹药用完的速度远比他们预想的快。法国军队1914年9月中旬就面临弹药短缺的问题，德国、英国和俄罗斯军队在10月底也面临同样问题。因此弹药短缺的原因不在于战争的持续时间比预期长，而是因为其本质就是异样的。

弹药短缺的主要原因是堑壕战。如果在运动战中出现弹药紧缺，它往往是暂时性的——因为马拉动的供给，是跟不上战场上快速移动的部队的。一旦前线相对安定，工厂和炮台之间的运输线就安全了。如果枪支在堑壕战中缺少弹药，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运输问题，而是因为火力超过了生产率。并且固定位置使枪支可以确定更多目标。这不仅增加了弹药的消耗，而且还产生了对1914年装备的大多数野战炮弹的不同类型的弹药的需求。炮弹在向前发射时会在空气中四散成碎片，它是对付在空地上分散行进的步兵时首选的军需品，但是高爆弹药更适合攻击战壕的士兵。许多人急于将1914年战败归咎于缺乏高爆弹药，这样做只会鼓励他们一味地抱怨弹药短缺的情况，而非去寻求战术策略的解决方案，转而支持经济和工业解决方案。

经由和平时期到战争时期的转变，战时弹药需求和生产优先性急剧上升。1914—1915年，各国均追求能增加弹药产量的方法，这是工业重新定位的一个重大外部表现。比起落后的农业国家，更多的发达国家能够更好地应对这一转变，前者虽能召集大型军队，却缺乏相应的工业基础来武装士兵。因此，英国经济在战争期间增长了10%，而奥斯曼帝国的下降幅度高达40%。仅鉴于战前弹药的国内消费和国际贸易的需求，没有强国能够预料到从正常生产跨越到战时生产之际的混乱。尽管政治层面的变化因国而异，但从广义上来说，各国经济状况还是具有可比性的。战争一开始，三个问题立马显现了出来，即保护弹药原材料，劳动力需求和可用工厂供应。

造成原材料短缺的最直接原因是对手的入侵。法国于8月丢掉了其东北部领土，进而，其煤炭、铁矿石和钢铁产量大幅削减；且其国内生产总值下跌，一直持续到1918年。法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30%，其中约一半是领土流失造成的。俄罗斯侵占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油田至1915年5月，而后者的原油总产量在战争期间下降了65％。同年夏天，俄罗斯撤离波兰之际，掠夺了其五分之一的煤炭产量和十分之一的铁矿石产量。更多的滞后效应源自堵塞封锁。俄罗斯的波罗的海和黑海出口关闭，西部边境则成为战场，剩下的海上联络点，符拉迪沃斯托克、阿尔汉格尔和摩尔曼斯克之间则距离太远，而且俄罗斯铁路交通太差，无法维持其所需的进口物资需求。因此，1913—1917年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三分之二。

早在1906年，因为害怕英国加入战争，德国海军一直强调鲁尔区是薄弱地带，进口原材料若遭到封锁将不堪一击。直到1914年8月，德国迅速行动，设立了由普鲁士战争部支持的原材料办公室，在此之前并未采取任何措施。该办公室实行集中配给制，其职能是对原材料进行中央调配。但大部分工作人员(包括总部和负责人)——德国家电品牌AEG的瓦尔特·拉特瑙，都是从一些大公司挖过来的。

因此，机构内资本主义思想盛行。事实上原材料的所有权也还是属于私营企业。这种矛盾不仅发生在德国，所有工业较为发达且依赖商人服务战争经济的交战国都是如此。而俄国的问题更多在于工业化本身，并非战时生产的转变。俄国的工业有效地促进了自身的发展。1915年6月，俄贸易和工业联合委员会号召全面发展工业，设立了战时工业中央委员会。到1916年，相比于1913年，俄国经济增长了21.6%。奥匈帝国却是与俄国完全相反的另一个极端。与其交战国皆不相同，奥匈帝国在战争开始前就做足了集权主义制度的立法工作：1912年紧急战争法允许国家接管与战争相关的经营活动，并要求其员工遵守军事法。一方面，企业资质看似被取消，另一方面，由于内阁的内部矛盾，匈牙利不认同他们眼中的奥地利协议，拒绝与奥地利合作，国家的主管部门也四分五裂开来。尽管如此，到1916年关键生产指数还是比1913年要高，1917年又再次下跌，1918年彻底崩溃。

直到1917年，英国的海上运输一直非常强大。当时，令英国人担忧的是，如何去管理劳动力而非怎样获取原材料。在1915年6月，劳合·乔治成了军需大臣，他决定限制商业联盟的权力，尤其要限制工人罢工的权利。军火库的工人们在为强制生产卖力，而且他们不能随意更换工作，1915年中期，新军队招募军人时已经占据了军火行业劳动力的16%，以及化工和炸药行业劳动力的23.8%。维克斯发起了一项“授予工人勋章”政策，这样他们就不再背负这样的污名——没有制服就代表缺乏爱国主义情怀。“冲淡法”——在自动化过程中使用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劳动力——能够补偿所损失的技术工作人员，但是这种方法受到贸易协会的强烈质疑，而且最终只是被看作战争时期的权宜之计。

在一些征兵的国家，这些问题就没有那么严重。在法国，与劳合·乔治同样是激进派的艾伯特·托马斯于1915年5月安排一名初级部长负责军火库。但是，跟其他国家一样，法国各处都想通过得到资本主义的资助来促进生产，而不是通过得到集体主义的支持。工人的权利是次要的。1915年8月颁布的一条法律中提出并设立了“军事工人”的概念。出于战争生产的需要，这些人不必参军了，但是这些不再参军的人由此不能随意更换工作，实际上也丧失了罢工的权利。在1916年早期，英国终于采用了征兵制——这就像是一个分配国家劳动力的工具，也像是为军队招募的一种手段。

第三个问题——工厂问题使所有的大国都感到苦恼。战前，大多数常规的军火订单是由政府军火工厂处理的。在和平时期，私人企业的工作仅限于建设一些军舰(在1914—1915年需求快速上升的背景下，军舰生产能力过剩)或者满足一些具体但通常是短期的需求。为了防止工厂无所事事，军火公司会从事多元化经营或者寻求出口市场。他们力所不能及的是在和平时期让工厂的订单维持在战时的水平。

因此，一旦交战国向私人工厂求购大规模枪炮弹药，军火商则难以在短时期内大量供应。许多军火商同样担心：建筑新工厂、获得新型机械会使各国在战后生产过剩，因此会导致实质上的劳动力分流。许多军火商——包括德国的克虏伯、法国的施耐德—克雷索、奥地利和匈牙利共属的斯柯达、英国的威格士—都致力于市场最复杂的一端。这些军火商研制重型火炮，而研制这些火炮又需要精密的策划和专用的高端机械工具。研制其他武器则需要重新规划，因此一些没有背景的军火商则会迅速投入其中。

堑壕战促使了古老的技术及围攻战中所用的迫击炮和手榴弹的改进，这二者都不是复杂的设备，且都是用新公司的方法进行武器生产的绘制。在俄罗斯，费伯奇就不再将宝石镶嵌在手榴弹上。子弹供应商都遭到整减了。德国和法国的子弹都是用铸铁制造而成，而非使用复合钢铁材料，因此，工厂不配有车床和磨具，而是使用水压机。正因如此，汽车制造商像路易·雷诺，就能够进军军火行业。但是加工过程不能改变子弹头的形状，雷诺的子弹必须做成两部分，故得名“双头集团”。

短期内提升产量的后果就是质量下降。人们降低了各种检查标准，所以新型炮弹的表现不敌旧式炮弹。法国在1915年因为炮弹早爆而损失了600架野战炮。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期间，英军发射的炮弹有30%在轰炸伊始就变成了破铜烂铁。直到1916年以后，产量快速提升所带来的固有缺点——检查水准下降、低质工厂并入、技术工人水平降低才被克服。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各个交战国特别是协约国阵营的国家，炮弹的质量上乘，且产量充足。

物资之战

从1914—1916年，欧洲大陆的主要国家都在艰难维持着某种意义上的原地踏步。在开战前，他们要保证能够组建大量军队。因此他们国家的很多生产力都投入军备建设中，不同的大型兵工厂已经差别很大。比如法国就致力于生产75毫米口径的枪炮和弹药，而几乎无暇顾及其他大炮的生产。但是英国没有投入大规模的兵力参战，英军的军需供应风险较低，因为产量快速增加，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弹药替换与补充的问题。用军备术语来说就是受到现有技术的限制较少。此外，服务已经开始依赖于技术的主导地位——在海军，技术是一种保持其至高地位的工具；在陆军，技术可以弥补殖民地管理的人数劣势：在1904年，英国是第一个将机械枪支分发标准化的国家；1905年，英国带头发起了战舰革命；所以在1915年，英国一直探寻技术的边界并且利用技术来补充甚至是替代劳动力，它的一个成果就是坦克的发展。而更为意义重大的变化是调整了生产次序，即生产重型炮而非野战炮，且设立的目标超越了英国的劳动生产能力。英国希望在1917年把工业实力应用于战场上，从而赢得战争。在这件事上，协约国考虑把时间表推进到1916年7月，但这对于兵工厂来说时间太紧，没办法完全达标，而且其运用过程中的特点尚待解决。再者，法国军队在凡尔登的战斗意味着英国在索姆河战役中参与更多。所以，英国直到1917和1918年才获得其大炮优势所带来的全部益处。

到1916年，英国以及程度相对较轻的法国在战时经济的控制与集中化方面，达到了可观的程度。但是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依然反对任何类似社团主义的政策。这样的观点受到了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影响的挑战：在某些观察者看来，英国的火炮击垮了德国的军队，其传统观念即使没有粉碎，也松懈了不少。德国人用了一个新词——“物资大战”来描述他们眼中的战争。

总参谋部新长官汉丁伯格首次在西方前线参战，他的观念丝毫没有发生改变。1916年8月31日，汉丁伯格推出了他所谓的“一号项目”，即到1917年5月，军需品供应翻倍，机关枪和火炮的产量翻三番。这一项目产生的影响巨大，其目的与战争部早先的目的大同小异，并且一定会产生重合。子弹火药的产量决定了德国枪支的生产速度；1914年德国的化学工业依赖进口的棉花、樟脑、黄铁矿以及硝石，因此，德国发展替代工艺弥补工业的不足，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来制造火药，有再多的枪也没有用。

再者，汉丁伯格的项目将军事工业从整个经济体系中孤立出来——尽管1916年的事实已经说明二者不可分割。这也是官僚主义困惑的反映，对总参谋部来说，军用物资的需求无可非议；而利用并不坦诚的方式与工业供应商勾结，并缺少战争部的参与，这一做法并不可取。1916年10月，最高总部计划创建一项新的经济指令，使其受总部控制，并独立于战争部。最后，新的职能部门“战争办公室”成立，它包含在已有的战争部框架中，但重复了战争部的许多职能。

真正触发工业与现有战争部之间冲突的，是对工人的管理问题。工业部门出于对自己的利益的考虑，希望能够管理德国的劳动力。而战争部对于其他方面的考虑则更为敏感——不仅考虑到战争需要人参军，也需要考虑到确保工人权利的问题。汉丁伯格方案加剧了这一冲突，因为其成就依赖于从军队中释放技术工人。工业化的战争需要一条能够总体上满足军队、工业以及劳动力需求的劳动力政策。因此，这种构想才是真正的社团主义，它推动了战争办公室《附属服务法》的颁布，这一法律由帝国国会于1916年通过。德国对所有17～60岁男性征兵；同时德国通过了强制征兵的死亡条约，也接受工会作为工人管理中的角色。

从狭隘的层面来看，这两项措施令人震惊的是德国法律是在奥匈帝国紧急战争法案之后出台的，同时也是在英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18个月之后出台的。即使是在当时，这些法律也没有得到广泛应用。

1915年3月，英国工会坚持认为兵工厂权利的丧失会对雇主及利润形成限制。因此，战争军火法对军火公司的利润设置了上限，并在1915年9月针对从事其他活动的企业出台了超额利润税。意大利、奥匈帝国及法国分别在11月、4月及7月出台了类似的政策。英国税法还不够完善，澳大利亚和法国企业将纳税时效推迟到战后：1914—1917年间，雪铁龙汽车公司的利润达到了610万法郎，但纳税金额只有6万法郎。而德国，尽管是在1915年底出台了战争利润税，但政府对逃税做了严厉警告。所以在此以后，公司就通过转移财产或者通过获得政府战争贷款的行为来逃避缴税。公司给运费定价，所以国家(作为主要的消费者)成了主要的纳税人，工会认为，税务应得到加强，将其作为他们辅助服务的法定收入的一部分，但结果失败了。陆军部第一任部长——威廉·格勒纳在1917年用了一条相似的措施，结果遭到撤职。1916年，戴姆勒汽车公司得到了35%的分红，同时在战争的前三年，最成功的钢铁和矿业公司的利润翻了三番。

当时有人认为——而且之后也有人认为，利润动机是调动产业为战争做出努力的最佳方法。但是如果高利润伴随着生产力下降的话，这种观点可能就不适用了。德国产业对工人的重视反映了其信仰，即工人是确定性生产的关键性投入。但是对人力的重视让德国产业忽视了机械装置。一战期间，自动化程度出现下降而不是提高：1917年7月戴姆勒汽车公司每台机器平均雇用1.8人；而在1918年秋，每台机器工人的数量为2.4人。

这些数字表明，产业从人类大军中挑选劳动力的能力正在丧失。同时这些数字也表明中欧这片土地上工人劳动力的衰败。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最健壮的人被带去服兵役，工人发现自己生产率在下降而工作时间却在增加。1916年，奥匈帝国每位鼓风炉工人的钢铁产量为365吨，而1917年为225吨。从1914—1916年，俄国顿涅茨盆地工人的年均生产量从146吨下降到122吨，铁的人均生产量也从347吨下降到202吨。

机械与人力

因此，在战争的后半期，资源流动中最关键性的问题在于机械与人力的权衡。如果自动化武器——轻机枪、火焰喷射器、坦克，以及最重要的大炮可以让军械代替人力，那么军队中就可以释放更多的劳动力，以此可提高武器弹药的产量。因此，前线的火力与人力的配比将会提高；与此同时，工业的发展也会不降反升。

在此，有理论方法来解决长期以来的工业化战争难题。在战争初期，每个营都会配备两把机枪——这在所有军队中都是标准装备。在1918年3月，德国每个师有9个营，每个师都配备54把机枪以及144把自动步枪；法国军队每个师则配备72把机枪以及216把自动步枪。英国军队每个师配备64把机枪以及192把轻机枪，并忍痛割爱，将每个师中原有的12个营压缩到9个营，由此立即提高了英国武器与兵力的配比。至于8月英国对亚眠的袭击，英国的每个营都配备30把轻机枪、8台迫击炮以及16个枪榴弹——仅供500名士兵使用，并且在每个师之前还有6辆坦克。而对比1916年，英国每个营包含1000名士兵，一个师也仅配备4把轻机枪和一两台迫击炮。

在1917年末，驻法英国军队预测，到1918年3月，其军队士兵数量将少于25万人；但是内阁人力委员会则表示，军械冲模工人所需数量少于造船、造飞机以及造坦克工人的数量。在德国，仅兴登堡计划就减少了100万士兵。1916年9月—1917年6月中旬，免服兵役的工人数量从120万上升至190万，而到1918年1月，这一数字则达到了230万。

做出这些决定旨在让协约国的军队更有利于管理。当1918年3月德国发动袭击时，英国得到了法国的援助，军力得以加强，并且英国也得到了美国的及时援助；此外，他们还从帝国中获得了巨量人力方面的收益。但是德国缺少这样的资源。到1917年2月，德国军械数量达到峰值，其炮的数量为7130；到1917年12月，炮的数量降至6353，而到1918年11月，炮的数量则降至5000。这种下降趋势必然会发生——这反映出德国军队缺少人力(和车马)。当1918年10月德国军队溃败之时，让德国最高司令部哀叹的不是枪支弹药，而是人力。

在决定战场表现和工业生产关系的因素中，人力并不是唯一的变量。最终，同盟国成员也无法逃避，因为原材料短缺的情况在战争爆发之时就已经占据了他们的全部精力。总体上来讲，前线的人们没有直接察觉到这些限制——主要是因为战争经济优先考虑武装部队的需求。到1918年为止，最为明显的现象出现在交通运输领域。1917年，由于缺乏劳动力，德国的煤炭产量下降。在劳动力从军队中释放出来之时，煤炭的可利用性加重了人们在轨道车辆和铁路方面持续投资不足的影响。拒绝海上运输、拒绝通过征服来扩张领土的做法，加重了铁路网所能承担的负荷。1914年以前，作为煤炭净进口国的奥匈帝国，在面对这些压力时甚至更加无力。到1918年为止，奥匈帝国的煤炭需求量远远超过了其供给量的27%。随着战争结束，同盟国成员基本上停止了运输：煤炭运输取决于铁路体系，而铁路体系自身正在消耗生产着的煤。

美国参战

封锁效应在创造这些特定资源限制中充其量起间接作用。其重点不是狭义的禁运品——军火和生产工具——而是粮食。落后的国家在用尽军火之前就消耗完了。这一问题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俄国以及奥匈帝国尤为突出，因为奥匈帝国抢占了乌克兰的粮食储备，而这些粮食本来是德国预留给本国人口的。但是，他们对同盟国为应对食物短缺所采取的行政安排感到困惑，他们至少确信，那些对于战争付出努力最多的人——前线士兵和国内重工业的工人有优先权。因此，封锁效应的主要受害者是那些对于军事工业最不重要的人。而且，在协约国金融家的眼中，经济战意外起了决定性作用。

1916年11月28日，美国联邦储备部给成员银行提出这样的建议：反对购买外国国债，提醒私人投资者审慎精选外国投资的对象。盟国股票因此价格暴跌，10亿美元一个星期以后从股票交易所蒸发掉了。美国经济对盟国所订购的燃料的依赖性远远高于本土，所以必须寄希望于协约国的最终胜利。除此之外，协约国依赖美国的货币市场，以便它获得产业潜力，这样的依赖性，创造了一种杠杆。使用这个杠杆，美国可以充当和平会谈时的中间人。

1916—1917年的冬天，英国运送3亿美元的黄金支持纽约银行的汇率，控制从美国出口的货品成本；同时，英国也积累了纽约银行近3.58亿美元的债款。但是英国并不慌张。双方经济力量是相互影响的，美国目前也不希望协约国失败。

这也是柏林的打算。从德国方面来看，虽然美国保持中立，但是在经济框架内成了隐蔽的“交战国”。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17年2月决定采取自己的形式的经济战——无限制潜艇战。但是实际上，英国无法知道它如何能够继续为4月以后的战争付出代价。德国知道英国的金融困境，但在战争努力中却低估了金钱的重要性，以至于无法理解其潜在的决定性影响。

在最后两年的战争中，最令英国担心的资源限制是货币。协约国在伦敦所欠债务，抵消了英国对美国的债务。但俄罗斯看起来很可能违约，法国和意大利都没有像英国那样的财政上的严格性。当无限制U型潜艇使美国加入战争时，英国财政部集体松了一口气。此外，美国参战加强和巩固了对德国的封锁，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摆脱了对中立观点的担忧。

与英国经济一样，美国经济在战争期间也增长了10%。此外，俄国退出战争意味着协约国中的人均产出现在首次超过同盟国的产出。到1918年，协约国在所有关键指标——人口、领土和产出方面，相对敌人都有领先优势。尽管如此，任何对战争经济的分析都不应该仅仅因为美国对盟国投了很大的一笔，就认为协约国注定会胜利。首先，1917年4月之后的美国财政援助虽然至关重要，但仍显勉强，并最终放弃了援助。其次，美国大规模军队的建立将美国军需品的生产目的从支持欧洲军队转向生产自己的军需品。再次，美国军队所需的大多数最先进的装备都是由协约国提供的，特别是法国炮兵的武器。毫无疑问，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助于促进纽约发展，并最终使其超越伦敦成为金融中心，但美国力量的决定性作用主要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非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十一章 女性在战争中的角色

苏珊·R. 格雷泽尔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家盖尔·布雷本曾经写过：如果将女性视为一种“团结紧密的群体，有自己的宗旨，抱负和经验。那么女性可能是非常可怕的”。虽然有不少的战时观察家和战争之后的研究者已总结了女性在战争中的状况，但按照不同的因素，女性的经验也会有所不同，按年龄、社会地位、领域、婚姻状况、就业、种族、个性特征等。但也不能责备历史学家和今人想要做出关于女性的整体描述的愿望。要将她们作为群体来关注，就要始终关注她们在战时的某时某地角色，如此看来，如果要了解这次战争，就得了解当时在女性身上发生的故事。

所以，除了要记住以下讨论的女性是单独的个体，我们也应该将她们看作一个挑选出来的群体。因为除了个别特殊的，女性一般不参与前线战争。在很多战时宣言中，都强调带有性别色彩的战时行为——即男性属于前线战场，而女性应该待在家中。也就是说，一些因素对女性为战争出力的方式起了决定性的塑造作用。由于女性对国家的贡献不同于征召入伍的男性那样带有强制性；相比之下，她们在各行各业的工作更多是自愿的。当数百万女性还在努力地做着家务和新的带薪社会工作时，国家逐渐将其影响渗入日常生活中更私密的地方。

尽管战时女性的公私角色不断切换，但理想型的女性形象和描述，作为国家的一种象征，几乎出现在各种宣传中。1914年夏天，德军攻入中立国比利时，奸淫及各种暴行以图片的形式展现了出来——不仅表现在女性和儿童难民的照片中，也可以从倒在军靴下的妇女形象中体现出来。更引人注目的是，在一张号召美国人民“摧毁疯狂暴行”的海报中，一名德国士兵以猩猩的形象出现，一只手挥舞着带有军国主义字样的棒子，另一只胳膊搂着一个不幸的女子。这样带有性别特征的形象，将战争复杂的起源和行为，变成了简单的文明与野蛮的对抗，通过对妻子、母亲和怀中孩子亵渎的展现，来揭露战争的野蛮。还有一些刺激性较弱的形象，把女性比作国家、自由和正义的象征。例如，法国士兵为了“玛丽安”的荣誉而战，而其他国家也有日耳曼妮娅和不列颠女神等象征。

战争时期，当局还曾以女性作为诱饵和笑料来吸引男性入伍。英国在战争开始时依靠的是志愿者而不是应征入伍兵，所以，未来的新兵似乎听到了所有女性的询问。一位小女孩坐在父亲的腿上问道：“你们在大战中做了什么？”妻子和母亲们都在不断地说：“去吧!”祖母也会鼓励大家参军。战争后期，在美国艺术家霍华德·钱德勒·克里斯蒂的一幅画中，一个穿着制服的年轻女子宣称“哎，真希望我是一个男人，可以加入海军”。虽然这在战争结束时变得可以接受，但在整个战争期间，大家都认为，女性的意见可以影响男人的行为。媒体在口头和视觉上大肆呼吁女性要宣传战争，这表明政府将其视为一个特定的群体。与各自国家的男子一样，大多数女性在战争中努力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性别与地理

因此，要是女性未能正式参军，和她们的丈夫一起上前线的话，她们也会快速响应号召，支援战争。她们的经历有共同之处。但是，战争中，女性真正会经历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们所在的地理位置。不仅国家动乱会对女性造成深刻的负面影响，她们身处国内怎样的城市地区也是影响因素。战争会给城市生活带来许多的困难，在缺乏男性劳动力的乡村地区，情况又不尽相同。尽管对于新军事化武器的使用率越来越高，无论离得多远，都可以利用空军来破坏掉房屋与前线之间的障碍，但是，战争中，首当其冲的还是那些毗邻战场前线的地区。敌军占领的区域内，想要继续在这片区域生活的女性又面临着其他一些困难挑战。

举例说明，1914年，德军攻打比利时，占领土地，当地女性被迫卷入战火中。随着德军的“扫荡”，众多女性遭受性侵等暴力行为，流离失所。这些女性难民如果想要带着她们的孩子逃走，所需要的支出又是战争损耗的一大尖锐象征。有些仍旧留在被占领地区的女性，要在当地驻军的需求压力下，依靠外界网络的帮助，解决食品与燃料短缺的问题。还有一些女性选择加入劳动力队伍，这些人里，有人选择了护士职业，负责照顾受伤友军。她们还为这些军人提供藏身之处，帮助军人逃往中立国比如荷兰，同时她们还是英国情报局的一员。这些女性是在拿自己的生命来冒险，一个显著的例子是，1915年，英国护士伊迪斯·卡芙被处以死刑，因为她曾帮助比利时的友军逃走。

比利时绝不是唯一在敌人统治下改变了女性生活的国家。在成功征服比利时之后，为了在1914年秋季结束战斗，德国军队横扫法国。法国在西部前线严防死守，但北部的10个地区仍被占领。随着战争持续时间超出了最初的预期，法国担心战争中留守女性的命运。鉴于德军的野蛮声誉，一位法国参议员竟然提议修改法律，允许生活在被占领土上的女性堕胎——这些女性被德国士兵强奸和蹂躏。这项措施从未成为法律，但大家对这些所谓的“敌人的孩子”的命运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孩子不仅与这些女性的安危息息相关，也可能意味着法国的未来由拥有一半德裔血统的孩子掌握。

在法国，差异性体现在农村地区和城镇中心。农村地区在无男性劳动力的情况下，妇女们为维持农产品产出量而苦苦挣扎。而城镇中心，尤其是巴黎，多数妇女则与战争紧密关联。玛丽·皮蕾奥，一名法国西南部的年轻女子，写信给她的丈夫保罗，说她面临着艰辛的农业耕种环境以及糟糕的农村生活。显而易见，妇女、男孩、老人作为劳动力是不足以维持战前产量水平的。相应地，物资短缺可能在巴黎这样的城市引发配给问题，而这些城市中包括女性在内的城镇居民也面临着其他接连不断的问题，比如住房问题。风餐露宿考验着丈夫不在、自己负责维持家庭生活的女性们的心，她们对维持其家庭战前生活标准深感无力。

而这种情况在权力集中的城市可能最为严重。战争期间，柏林或维也纳的女性们是坚强的——但并不总是成功——随着粮食渐渐限量供给，她们要坚强地支撑家人的存活。柏林政府在战争期间号召女性们组成一支战争后方志愿军，以此来支持上阵杀敌的士兵们。但女性们觉得此角色渐渐难以胜任。自1915年，家庭厨房所做的救济主食比如说面包日益减少。各阶层的柏林妇女们知道，领取供给她们自己及家人的食物意味着排长队，而且这些食物常常不够。在战争期间，作为一家之主的维也纳妇女觉得很难获取基本必需品，因为她们要与靠近战区的奥地利—匈牙利地区城市难民进行竞争。受政府在战争伊始施行的坚壁清野策略的影响，处于战争旋涡的维也纳妇女们开始意识到，她们的牺牲几乎与士兵们的不相上下。1917年3月，一名妻子写信给她被俘的丈夫，她恸哭道：“我和你唯一的孩儿想再看你一眼是没希望了，因为我们娘儿俩就要饿死了。”那些生活在更为偏远的农村地区的人更容易获取食物，而排队领食物的、实实在在挨饿的妇女们渐渐乐意采取行动——反抗、暴乱、抢夺食物。

数百万的俄罗斯农村女性沦为难民并蜂拥至市区以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抗议者们一样，抗议呼声最高的群体之一便是士兵的妻子和女仆，她们要求国家能照顾到其基本的生活需求。这些女性认为，国家应给予她们充足的食物和燃料，因为她们家里的顶梁柱都已奔赴前线。若是这些必需品无法得到满足，她们就会首先在经济领域，其次在政治领域中公开反对战争。

在欧洲其他的一些地方，生活在奥匈帝国和德国部队占领区的女性们，曾遭受过严重的粮食短缺和资源匮乏的困扰。在不同时期，想要在白俄罗斯、意大利、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以及塞尔维亚的部分地区中生存下去，就要取决于妇女们与占领军交易的意愿是否强烈。这种交易还包括以肉体之躯换取物质所需。帝国主义军队向占区妇女所施加的隐晦性暴力已席卷包括比利时和法国在内的各大占领区。这种情况部分源自沦陷区妇女焦虑而又绝望的心境，尤其在1916年春天前后，年轻女子被国家强制征调时，情势更为严峻。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女性既住在家里，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住在“前线”。英国发动的空袭和海军轰炸，同样给生活在农村沿海地区和伦敦市中心的人们带来了战争。在1916年撰写的关于齐柏林硬式飞艇袭击事件的文章中，居住在马盖特附近的一名女性描述道，“那是非常大的爆炸声，离我们很近，紧接着就是另一个……我们都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出现在房子里”。虽然房子幸免于难，但炸弹却炸死了一名婴儿。这种可恨的状况同样也将发生在其他地方，这种新技术可以使战争在除了前线的其他地方照行不误。

远离欧洲主战场的国家——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以及美国等国的女性，承担起战争的后援工作。她们为资助士兵和水手的各种慈善组织贡献力量，并且带动国内消费以确保军用物资的供应。远在非洲和印度殖民地的女性群体也为这场全球战争贡献了力量。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印度妇女，例如既是作家又是政坛活跃分子的萨若吉尼·奈度，她就鼓励印度男子响应军方的号召，同时也呼吁更多地关注印度的人权。包括德国和法国在内的一些殖民地国家迫使来自亚洲地区的妇女进行劳作来满足战时需要。同样地，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妇女食不果腹，无法享受到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工作。战争年代的妇女所做出的牺牲和承受的苦难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有所不同。然而无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如何相异，女性群体的参与不仅成为战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关键的是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

工作中的性别

尽管在战争初始之际，女性对世界上的无薪水劳动再了解不过了，但是战争危机以重要的方式改变了她们带薪劳动的性质。一些女性在此之前就转移到了那些仅限男性的工作上来，其中大多数女性从一种工厂工作转移到了另一种，或者对绝大多数女性而言，她们的工作从家政服务转移到了工业或服务业领域。

整个西欧为了1914年的大战全都动员了起来，其中女性农业工作者仍然仅占劳动力的一小部分。而在战争期间，她们在农业方面的地位显著提升。其中意大利尤为明显，在工业方面，女性并没有实质性地取代男性，而在农业方面则是相反的情况。与并没有正式女性组织的意大利相比，英国既需要提高其国内的食物供给量，又需要补充劳动力。结果，像女性陆军和女性森林军团等特殊组织招募城市女性来弥补这一缺失。作为食品的主要生产者和消费者，女性在战争期间所提供的支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当时的战时海报上，一位面带微笑的女性宣称“厨房是取胜基石”。或许这可能有些夸张，却很好地体现了女性在连接国内任务与为战争胜利所做出的努力上起到的纽带作用。

然而，对许多由男性在战后可以胜任的工业领域或其他职业而言，女性并非第一选择。包括工业家及政府官员在内的雇主，他们会首选在军工服务方面很年轻或很年老的男性，其次是那些海外或殖民地劳动力，最后才会选择女性。直到1915年，女性才以绝对的数量转移到工业劳动上来。女性参加工作(尤其是在与战争相关的工厂)、女性在现代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这已经成了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因此很可能打破传统的性别角色位置。而且，与此同时，女性加入许多战时工业中，而且这些工业正在向规模化生产过渡，这种生产将工作量分解成了更小的单位，然后重新分配到大量没有技能或有一点技能的工人身上，这些工人既有男性又有女性。因此，许多女性完成的工业任务大都无须专业技能并且是不断重复的，不过战时条件也为女性创造了一些机会，她们可以接受训练并且可以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事实上，尽管相比那些与她们职业相同的男性，女性要挣得少，但她们的薪水却要比那些被定义为传统的女性职业——比如纺织业和服装生产或者是家政服务，高两到三倍。除此之外，鉴于女性工人作为劳动力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一些国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让工厂工作与家庭劳动更加相容，这些措施中更包括一些创新，例如将托儿所建到法国的工厂中。

1917年，俄罗斯妇女劳工已达到全国劳工总人数的40%以上。至1918年，法国军工企业中有三分之一的从业者是女性。大战伊始，德国克虏伯公司雇用了2000～3000名女性从事军火生产，1918年1月后则飙升至2.8万人。同年，英国劳工妇女人数几乎有500万，但战前仅有100万。可供妇女们选择的岗位层出不穷，金属加工及军火制造领域尤其如此，整个气象为之一变。因为12小时工作下的繁重劳动，常年与TNT一类可产生毒性黄疸(致英国女性皮肤变黄的一种病症)的化学物质打交道，加上潜在的爆炸危险，可以说女性工作的危险系数和劳作强度，与男性不分上下。

动员劳动及家庭责任带来的双重压力，让女性工作者苦不堪言。战时奥匈帝国、德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女性更是深陷其中。1917—1918年间，女性劳工的社会角色日益政治化，德国、法国、意大利及俄罗斯等国女性在罢工和抗议中占据主导地位突出体现了这一点。女性投身工厂工作，也重塑了其他领域女性的社会分工。例如美国国内的白人女佣进入工厂工作后，非裔女性便离开南方的广阔田园，填补了这一市场空白。

女性们从事新的工作，极大改变了战时社会形态。伦敦时事评论员指出，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有轨电车司机、警察，走上那些从前男性专属的岗位，成为上班族。今天女性从事的秘书等工作，在战时初具规模。彼时，间谍工作方兴未艾，女性也在这一领域中崭露头角。一战时最臭名昭著的女间谍玛塔·哈丽于1917年执行任务败露后，被法国政府处决。而其他女性间谍则为赢得这场战争做出巨大贡献。这其中，沦陷区女性尤其功不可没。

大多数国家开始依赖医学领域中的女性劳动力，尤其是护士。战争初期，医院任职的专业护士包括红十字会国家分支机构招募的妇女，或者在英国为其他服务团体如急救护理组和志愿救援支队服务的妇女。她们也会开救护车和建立战地医院。相比其他职业，护理行业让女性有机会在战争期间做些不可或缺的工作，从而为国家效力。这些工作又正和她们的性别相匹配。虽然护士理应躲避前线的风险，但事实上，她们经常驻扎在战地或者附近，冒着生命危险救治伤员。

虽然女性医生数量少，并且经常遭人质疑，但她们也提供了帮助。面对政府经常性的打压，这些勇敢的女性仍主动设立医院。埃尔西·英格利斯医生通过英国主要的女权组织即英国全国女权联盟募集资金，在法国、塞尔维亚和俄罗斯建立了苏格兰妇女医院。1915年，英国陆军部放松了对女性医生的打压政策，并允许医生路易莎·加雷特·安德森和弗洛拉·莫里在伦敦建立了恩德尔街军事医院。一些甘于奉献的美国女医生也想方设法地到法国提供医疗服务。战争结束时，她们不仅在欧洲治疗伤员，殖民战地印度和东非也有她们的身影。还有些妇女负责运送伤员，这让她们像医生和护士那样直接接触到战争中的残杀。

最令当代人疑惑和震惊的是，战争时期女性被纳入国家武装部队。战争早期，英国的几个妇女团体设立了妇女自愿预备队等准军事组织。她们下定决心证明女性也可以为保家卫国做出贡献。尽管在当时，人们谴责她们穿卡其布做的衣服来假装士兵是在侮辱战士；但到1917年，英国政府设立了第一个正式的女子辅助部队。该组织准许其成员在部队中提供辅助性的服务。法国女性在部队里也履行类似的协助和支持职责。正如一个文章标题所言，她们负责“打扫房间、洗衣做饭”这样的工作。但她们没有军衔，也不能像英国女性那样穿军装。德国也开始招收妇女来负责基本的军队辅助任务。这样一来，女性有力地帮助了男性在战场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女性在参战中备受排挤。有两位传奇人物打破了这一现象，成了独立女性中的代表。她们其中一位是英国女性弗洛拉·桑迪斯，服役于塞尔维亚军队；另一位是罗马尼亚的埃卡特琳娜·特奥多罗尤，她曾是一名护士，最终于1917年在战争中被杀害。显而易见的是，1917年，当临时政府允许她们这个创举的时候，俄罗斯女子“死亡之营”的成员们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紧跟着俄国革命的是大规模的叛乱，那年夏天有5500～6500名女性参军。她们特地剪掉长发，穿上制服，打算继续在军中服役，以此来让男人们感到羞愧。这些女性军队中最著名的，也是见证这场战争的一支军队是由玛丽亚·波卡列娃领导的。她之前是一名护士，后来是一位农民。在俄罗斯军队最后的战争中，她的参战军队有200～300位女性。虽然这些军队在战争中的贡献并不是特别突出，但是她们成了这场战争潜在的强有力的符号，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了人们对于性别标准的期待。

尽管很多女性加入了军队，战时政府也给她们的家属提供了专项资金，但是他们仍然认为女性的首要任务就是待在家里。一方面，这些资金意在保持士气，这与女性家属生活的好坏一致。法国设立了一项津贴体系，采用均值测试。这样，只有那些完全依赖于士兵工资的人才能获得国家补助。德国和意大利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救济有许多限制。到1915年底，超过400万的德国家庭有资格获得政府补助，由当地发放资金，这些家庭大多由女性主导。奥匈帝国给在军队服役军人的妻子们提供了直接的财政资助。然而，在这两个例子中，逐渐恶化的战争形势使这些资助变得更加困难。除此之外，政府控制这些资金的发放，以实现其他的战争目的。例如，奥匈帝国决定要扩大劳动力，于是停止了对那些不需要照顾孩子的妻子的资助。在一些比较富裕的国家中，美国有着极为慷慨的国家资助。尽管美国参战的时间相对较短，但仍然将士兵工资的一部分直接提供给他们的妻子——不管他们的财政状况如何，而且没有种族之分，平等对待。军人妻子的津贴如此丰厚，有时甚至超过了战前军人的收入。

在大多数情况下，尽管资金分配数量有所不同，国家仍然承担着额外的角色，监督那些忍受着分离或是得到士兵津贴的女性。尽管资金有时被用在了某些情况下不合法的妻子和孩子身上。但是，在一些地方，如果妻子被发现品行不端，相应的资助也会被取消。除此之外，女性相对较高的战时补助也引发了铺天盖地的报道，据称在法国和英国，战时女性工人行为不检点，引起了公众的呼声，督促政府约束她们的不端行为。伴随着这些担忧的是将一些女性视为潜在的“内部敌人”，威胁着社会和军队的士气、道德和繁荣。

士气、道德和记忆

从很多战时媒体报道中很明显可以看出，女性对她们男性亲人和家庭的情感支持是女性对战争的贡献的关键部分。战争打响时，国家和民间团体组织呼吁女性爱国和做好随时为国奉献的准备。不出意料，女性的情感寄托有助于士兵们坚守在阵地上。女性的日常家庭生活和女性志愿组织工作的核心内容就是寄出装满亲手织好的舒适衣物、特别准备的美食以及其他的她们儿子、兄弟、丈夫、情人和朋友要求送去的物品，还有信件。除了监管，亲密关系，比如母子、夫妻关系，不用多说就会激发士气，不断地提醒着士兵们，自己在为谁而战。许多妇女组织自愿支持那些缺乏家庭和团体关怀的士兵。

在法国，这种亲密关系通过“战争教母”的形式准规范化。“教母”收养一名在前线的“教子”，并会像母亲一样为他们送去温暖。意大利参战后，一个同样的组织“士兵教母”出现了，并且成效卓著。意大利参战后的前10个月的时间里，热那亚的一个当地组织为士兵们寄去了2.9万封信。然而，这样匿名的关系纽带导致“教母”这一角色的性别意味，在法国尤其如此，《巴黎周刊》上登载的广告中一位士兵在1917年说：“我不需要袜子，但是很乐意与一位年轻、漂亮又深情款款的教母保持联系。”

女性支持前线士兵，从另一方面来说也会因为某些妇女过于热情而反倒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由于据宣称妇女将获得新自由，公众评论迅速聚焦于战争暴露出来的道德标准可能存在的不足。举一个极端案例，1917年英国报纸谴责某些妇女为残暴贪婪的“鹰身女妖”，对无辜男性下手。1918年美国的《妇女家庭杂志》的编辑，将英国的街道描述为美国大兵被放荡的女人“钉上道德的十字架”的地方——这些女人利用了他们的寂寞和背井离乡的心理。道德废弛产生了巨大威胁，性病会损害服役士兵的健康。

战时，国家对性行为尤其对卖淫行为的规定，让女人们明白了战争的传统。有些国家，例如德国和法国，实行卖淫合法化；但英国和美国与之相反。国家尽力确保战士不会因性接触而感染性病，尽管性接触对年轻男子来说是必要的，这些男人被剥夺了正常的战前的社会生活，而女人们战前会因传染给士兵性病被判有罪并遭严惩。英国的防御条例第40条中指出，严惩任何将性病传染给帝国军队的女人。一些国家，例如，英国和法国，也试图阻止殖民地非白人的士兵和欧洲白人女性发生性关系，无论这些女人是护士还是普通民众。

战时生活对女人们另外一个方面的影响就是悲痛。服丧的仪式慢慢适应了大规模的死亡，女人们继续作为家庭和秘密回忆的承担者存在着。在战争快结束时，女人们开始在重要的公众场合举行追悼会。例如，1920年，在威斯敏斯特，一个不知名战士的葬礼开始了，女人们可能更多以哀悼者的打扮出现在战争纪念仪式前，尤其是打扮成悲伤的母亲，而不是战时的工人。

结论

怎样确切报答女人在战争中的牺牲和提供的服务，引起了人们对女性公民权利和战后选举权的讨论。战争以前，几乎没有女性选举权。少数女人(男人)曾在战前积极参与到女权主义运动中，她们却颇有争议地在战时抗议反对战争的人。其他积极分子认为，战争给予女人为国家服务的机会。这些争论形成了一种思潮，在这种思潮中，女性的选举权在战争的最后几年里极大扩大，并且从那之后快速扩展。俄国和德国的革命政体可以毫无争议地保证女性的选举权。公民权利中死亡的扩张伴随着女人更多发言权的要求。战争之后，一些国家授予女人投票权，这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英国(尽管在平等条款上女人不如男人，但在1918年人民代表法案中，有权投票的女人不得超过30岁)、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丹麦、爱沙尼亚、德国、匈牙利、拉脱维亚、北爱尔兰、波兰和美国。只有法国作为主要战争参与国却坚决反对授予女人投票权，甚至立法机构也在讨论的措施，只给失去一家之主的女人“家属票”或“为逝者投票”，这些女人因此承担投票的角色。战前女权主义者的目的是获得选举权，现在由新的女投票人承担了责任，并保持质疑权。

尽管社会政治和文化潮流都在瓦解性别规范和两性关系，然而德国的本杰明·乔曼发现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或许在绝大多数参与国中都是正确的：“家庭作为中产阶级社交的重要团体，为资产阶级的男男女女们带来了稳定，而这些人正在应付由战争带来的改变。资产阶级思想中的核心价值观和文化习惯等，虽然不是毫无损伤，却在战争中极大地保存了下来。”衡量家庭生活是否稳定的两个核心指标——结婚率和出生率也确实在战后得以恢复。公众鉴于战争造成的惨重伤亡，开始抱怨不愿嫁人的女性们。然而，一种社会文化期待，即女性应通过婚姻和母亲的身份来获得主要的满足，给各个阶级的女性带来了胜利。女工们发现自己和男工们一起被解雇；随着战争的结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再拥有战时的职位和薪水。然而，对数以百万在战争中帮助维持国家稳定的女性来说，这段经历给她们留下了无法磨灭的记忆。

第十二章 自由主义遭遇挑战：战争大后方的政治

约翰·特纳

政治背景

战前的欧洲由四大工业国家——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和两大幅员辽阔的农业帝国——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主导。1914年8月爆发的战争，给这些政体带来了三大问题：第一，内部矛盾亟待解决，然后才能对外作战；第二，政治家和士兵需要在几年的和平共处之后，重新处理他们的关系；第三，国家需要扩张政权以调动人力物力对外作战。不同的国家在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应对这些挑战，结果也不尽相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逃离战争风暴。大多数国家都能发现，1914年建立的体制事实上非常脆弱。

19世纪末的欧洲社会，依赖自身所拥有的巨大财富和权力、专注于特定领域、拥有教育程度越来越优良的产业工人。不能指望他们接受从属关系——有序社会和有序工业需要的从属关系。胁迫是无效的，社会的快速变化和个人流动性打破了自然关系。各国政府不得不面对来自混乱政治和工人阶级的挑战。

战后的政治体制也各不相同，各种形式的政体让人眼花缭乱。作为当时主要欧洲国家的英国，已经持续开展了一个多世纪的工业化运动；而美、法、德等国也早已从19世纪中期迅速崛起，并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相比之下，意大利和日本则是从19世纪90年代异军突起；同期的沙俄则因为沙皇的不作为，工业化进程一波三折。工农业间的社会和政治平衡也随之发生变化。同样发生变化的还有中产阶级的规模和人员结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享有等量的工业产品和财富。

此外，这几个大国的管理体系也大相径庭。尽管所有国家(除美、法)都实行君主制的政体，尽管所有国家(除沙俄)都广泛开展民选，组建了国民代表大会，但实际上国与国之间的管理体系完全不是一回事。在中欧和东欧，集体政治在过去对政府各部门的影响相对较小。德国政府则是由德皇及皇室掌控。德国首相和各部长无须经由德意志帝国议会任命通过，只需要在德皇、皇室和军队的辅助下统领国家。各政党的影响力也微乎其微。奥匈帝国实行贵族部长负责的外交和军事政策，这些部长大人大多无视奥地利和匈牙利选出的议员——而正是这些议员组成了帝国的代表大会。奥地利议会推行广泛民主，各政党积极参政议政，因而很好地代表了奥地利人民的利益；而匈牙利议会则是由马扎尔人统治，匈牙利政府也是残暴无道、压迫人民的。在俄国，沙皇及其幕僚大权独揽，情况比匈牙利更恶劣；至于1906年一次小型革命后匆忙设立的杜马，则从未“轻易”启用过。

在西方，国家的治理结构更凸显了社会的复杂本质。意大利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国家大权掌握在一个政党手中，它们主导国会和执行政府，但是各种政党权力薄弱，杂乱无章。也是由于这种政党间的杂乱无章，这个国家本身对意大利社会影响不大。在英国——另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各类政治党派井然有序，能够创建强有力的政权。但是同样地，国家对社会影响很少。在法国，其下议院权力很大，能够组织政府或推翻政府(在1871—1914年间，就有60个政府的更替)；其执行政府本身制度不健全；政党无组织纪律可言；然而相较英国和意大利来说，其国家大权更依赖法国社会本身。

自由主义陷入困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危害在于，它带来了一种政府的新模式和对政治的新态度，这在19世纪后期和大战爆发前的10年表现最为明显。不论在何种欧洲的政治体系中，总有一些人认为，国家大权应掌握在立宪政府的手中，认为这些政府应当对它们统治的大部分人群有求必应。这些人认为，社会和政治上的变革就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政府存在的意义就是拨乱反正，在总体上使世界上的国家、民族同时存在，共图繁荣发展。这些看法都是自由主义的态度。自由主义的想法，可以看成是对历史学家阿诺·迈耶曾提出的“秩序的力量”和“运动的力量”的一种平衡——粗略地可以区分为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向往自由贸易、言论自由，提倡保护人权。同时自由主义也给很多人以希望——如果反动保守派的行为被严加控制，工人阶层的起义力量也会因为革命难以实现的要求而受到抑制。很多欧洲社会有一个或多个政党，其行事原则彰显了一些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对立法的执着，灵活性的变通和响应能力共同组成了一种政府的模式，能够被政党或政权接受，然而这些政党对自由主义的其他价值观却不感兴趣。自由主义的存在显示出能够接受多种政权形式的社会，并且希望社会的不同不会意味着破坏性的冲突。

在一些国家，自由观念在大战前深入人心，甚至影响到了右翼政党，尤其是在英国。在德国和奥地利，没有执政希望的政党才会推崇自由主义。而在俄国更是如此。开放的、积极的宪政思想，只不过是首相、大臣有时讨论解决棘手问题的方法。在意大利，自由主义不仅被视为是阻碍社会主义发展的屏障，也是天主教独裁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反对者，还是对立宪和世俗价值观的拥护者。尽管这些自由主义的形式是多样化的，但它的确加速了欧洲19世纪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革进程，它也使自由主义在与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的竞争中占据显而易见的优势地位。战争将这种优势付之一炬。在欧洲，随处可见的是社会和政治团体的瓦解，而这是战争带来的直接的不良政治后果。在英国，主要政治争论在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后销声匿迹，这种局面至少持续了一段时间。在没有征兵制度的情况下，男人们蜂拥志愿加入到爱国战争中来，工业中的动荡局势明显减少，爱尔兰避免了内战的爆发。另外，保守党和自由党这两大政党向小政党、工党和爱尔兰民主主义人士宣告政治休战，而这些党派大部分都遵从了两大政党。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仅用了一句反语就概括了自己的感受：大战的爆发是他政治生涯中幸运的一笔。

法国下议院各政党的休战这一背景同样为全民拥护一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要知道，联盟在法国政治中并不罕见。其中1914年8月的法国下议院的“神圣联盟”内阁格外引人注目。主要是因为除了总理，该内阁还包括勒内·维维亚尼(曾是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大·米勒兰(社会主义者)、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与维维安尼同为前社会主义者)和保守共和党人亚历山大·里博特。这一政府持续至1915年10月，后由白里安组建的内阁继任。白里安内阁既包括代表天主教利益的人士，又包括极端的反教权主义者。尽管这一“神圣联盟”内阁与其他的民族联合政府一样不堪一击，民族联合的思想也还是持续到了1917年。

法国和英国国家内部的政党间休战，均未坚持到一战结束，这与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经历大为不同。意大利参战的决定仅仅由几个内阁部长就做出了，甚至未寻求军事部门的意见，更别提国民大会了。渐渐地，战争本身就成了一种政治图谋。乔瓦尼·乔利蒂在1903—1914年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自由党首相。1914年3月安东尼奥·萨兰德拉接替其位置，后者更右倾。当意大利因萨兰德拉卷入战争后，乔利蒂就赢得了反对战争的代表们可观的支持，直至乔利蒂败北。自1912年反对利比亚的战争后，乔利蒂的支持者们就被指责为不爱国，与社会主义勾结。对此次战争，意大利民众大多不支持，不管是战争伊始，还是在1917年卡波雷托战役达到极点，奥地利对意大利造成重创的那几年。此外，萨兰德拉政府是战后唯一垮台了的战胜国国家政府。

德国就更不同了，更加激进，主要是因为德皇威廉治下的德国不能像其他类似的地方一样追逐权力。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占主要地位的是社会民主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将传统的“反对侵略”这一政策抛在脑后，不过帝国政府在战时也不需要他们支撑。实际情况就是社会民主党加入了“国内和平”的阵营，政党间达成了一致协议，左翼分子支持战争以换取对改革的空头支票。战争第一阶段，右翼派的野心持续膨胀，既想要攻克外部的东西战场，又想强化独裁政权。同时，为动员战时经济，国家自然进行了更深的干预，这些干预大部分由德国纳粹党的领袖完成，比如右翼政治的突出代表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而他在战前一直不能过分插手政权。

在奥地利和俄国，君主政体对战争的爆发的反应是，试图忽略战前政治问题并依法令管制国家。结果，政治问题太严重，不容忽视。遍及奥地利帝国的少数族群，对代表遥远王朝的利益愤恨不已，而诉诸武力。斯拉夫人的领地，尤其是由匈牙利议会管理的领地，传出了自决的呼声。帝国政府实行的战时政策过于集权，负责帝国外交政策的切尔宁伯爵在1917年4月已警告，如战争继续，帝国注定会解体，而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政治领袖在1918年12月才得知此事。在俄国，不满情绪已经很普遍，由对政体的反对所引发。此政体对军队和公民的要求十分无情，而组织工业战的低效却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不满情绪以及最终推翻两个帝国的运动进展缓慢，不是一开始就达到了充分的效果。

左派的构成

战前的欧洲，“左派”由多种社会组织构成，通常有中产阶级的领导，还有一些主要关注工业问题的贸易工会。这些工会领导者通常是社会主义者，或者属于与工会利益相关的社会主义团体。但是他们的关系并不简单。许多工会领导者拒绝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目的，例如由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扩大福利、追求经济平等，而是支持在集权下实现成员的直接利益。在英国，尤其可以作为例证的就是1900年形成的工党，它不是社会主义团体，而是作为向议会施压的组织来维护贸易的合法权益以及各工会在市场地位的政党。工人阶级运动从而变得支离破碎，此运动曾尝试组织并代表一大群人——其中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阶级斗争的存在或者试图改变工业所有权的分布和财富的分配。尽管如此，社会主义言论成为欧洲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会的通用语。其中很多人在社会主义国际(第二国际)找到了认同感。社会主义国际组织国际集会、传播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比贵族更强大的思想。

战争使整个欧洲把目光聚焦到阶级矛盾身上。工会与社会主义政党会将爱国主义情怀置于阶级意识之前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绝大多数的工业化人口是会选择追随他们，抑或是转向那些中产阶级和贵族的政府呢？这些政府已经陷入战争泥潭。放眼欧洲，社会主义政党已然分裂，他们中间的大部分支持自己的国家政府，只有一小部分还在坚持国际主义。在法国，工人运动很快展现出了对于这场战争的支持态度，毫不含糊。法国总工会秘书长茹奥·乔豪斯信誓旦旦——法国的工人们一定会为奥地利和德国的皇权统治敲响丧钟。在英国，工人运动的热情虽然不敌法国，但英国工党和工会联盟也表示这是一场民主与专制的较量，在这场战争中，工人应当站在协约国的一边。拉姆塞·麦克唐纳作为独立工党的创始成员想要信守住独立工党的国际主义，也因此辞去了议会工党大臣的职务，由亚瑟·亨德森接任。独立工党不断遭受质疑，是英国异常强烈的反战运动的核心。但在这场运动中反战只是少数人的观点，官方打出的标语是“德国胜利之日即欧洲民主衰败之时”。在德国，人们则相应地认为自己的国家正在遭受未开化斯拉夫人的威胁，并且还不止于此，威胁还来自法国和俄罗斯政府被别有用心的人操控，欲借巴尔干半岛冲突来满足帝国主义私欲。

然而表面浮华的1914年8月和9月，并不能掩盖同时期全部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当政府要根据战需分配那些少得可怜的人力与资源时，工人阶级的参与问题就变得更加尖锐。壕沟战的所需，迫使政府去挤压那些依旧留守在家生产弹药、耕种田地的劳动力。他们受到不同程度的压迫，罢工活动受挫、被禁，工资受到管制，工人只能在规定的领域做工，那些能够给予工人一些市场控制权的、让工人自己决定生产过程的传统活动全部都被迫停止。女工以及没有学徒经验的不熟练男工进入工厂，去取代那些参战的熟练工；而那些在不同程度熟悉自己生产领域的熟练工则按照命令去到国家需要的领域。无论这是军方的要求(在德国日益如此)还是民选政府权力扩张的结果(在英国、法国、意大利一向如此)，它都具有引发破坏性社会倒退的隐患，特别是当改变的直接推动力是雇主的时候。

英国和法国政府从而与工会做了具体的交易，工会会员要参加当地委员会，当地委员会须设定薪酬，分配劳动力，用于补贴征兵、薪酬控制、雇用女性及残疾人。5名工人代表在联合政府获得席位：亚瑟·亨德森于1915年4月参加了首个英国联合组织。艾伯特·托马斯作为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成员，主要负责从1914年10月—1917年9月的法国军火工作。但是这一办法并没能让阶级矛盾或工业动荡得以消除。车间工人认为，他们的领导正在与他们的阶级敌人勾结——因此，谁能为他们争取更大的利益，他们就听谁的。1915年夏末，英国制定了征兵政策，因此爆发了一场重大罢工行动。在1916年春，工程行业出现了大范围罢工，1917年再次出现，这些运动都是由工厂的工人代表领导的，他们既要挑战工会和政党领袖的私自勾结，也要反抗传统工会组织对信教教徒的排挤。

工人代表参与国家事务，使得工人运动更加分裂，左翼态度更加强硬，这一矛盾更是无法解决。没过多久便面临战争持续打下去的威胁。1915年9月，来自交战频繁国家的许多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者在瑞士的齐美尔瓦尔德会面，并在会议上谴责了战争的爆发，更大程度上针对的是由列宁提出的革命失败主义策略。厌战情绪最终还是占了上风。1916年和1917年发生的罢工事件，关系到的不仅是工人的利益。虽然在所有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在总体上有所提高，但缺乏成熟的经济管理会导致物价先于工资上涨：这会导致当地滋生极端厌恶情绪。在1915年和1916年，征兵和住房条件差是罢工的主要因素。直到1917年，英国的工人代表一直在呼吁和平谈判，进一步缓解公民的艰苦条件。

为反对临时政府，俄国爆发了第一场革命，并出现了苏维埃士兵和工人，这使得西方的工人运动备受激励和震惊。亚瑟·亨德森于1917年7月从俄罗斯访问回国。他向刚加入新成立的劳合·乔治联合政府的同伴们警告说，必须尽快考虑以谈判来结束战争，以防工人阶级崛起并停止战争。他的内阁同僚将其驱逐出局，之后他便回到了工人运动的怀抱。到年底的时候，无论是工党的左派还是右派都强烈批判政府拒绝对谈判进行深入思考。这导致工党对立的两派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调和，甚至在工厂工人代表和官方工会的各个层次结构之间都产生了一致的意见。

欧洲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苗头。放弃工人阶级提出的增加薪水、改善工作环境，并享有更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的要求，只能是暂时性和权宜性的。关于放弃来之不易的成果，总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存在。政府没能够予以回应，这使得人们确信，当进程变得举步维艰，正如1917年各交战国之间陷入激烈的斗争旋涡，如本书第十七章中讨论到的，热血沸腾的社会主义反对党将会成为真正的威胁。在法国，少数派代表艾·玛黑姆是冶金工会的秘书，他将少数派和多数派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人格化。他于1916年12月坚持认为，只要是国防建设开始的地方，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就不再反对茹奥提出的多数派要求，即国家的利益乃劳动者的利益。同样，俄国的工人和社会主义当时也分为多数社会民主主义者(当时由弗里德里希领导)；独立社会主义者(当时由雨果·哈斯领导)，他们曾公开批判战争；斯巴达克党(由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领导)以及左派代表，他们对俄国革命释放出的信息，表示积极支持。

左派与工人阶级参与政治进程，对工人阶级运动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也使得战后欧洲出现社会主义政府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战争后几年，他们的参与使得阶级冲突司空见惯，这也许是战争所产生的更重要的影响。

右翼的复活

战前欧洲的右翼政治与左翼政治同样花样繁多，支离破碎。在社会层面、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都存在分歧。在除法国的所有国家，拥有土地且与军队有密切联系的保守贵族，是重要的政治力量，即使在法国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总的来说，工业资本主义的代表都是右翼。行业协会和雇主联盟不断要求自由贸易或关税保护，各种团体要求保护财产权。代表这些右翼立场的政党往往一片混乱，这不难理解，因为他们的组成人员存在矛盾。例如，在德国，封建官僚主义法庭和军队大都由普鲁士贵族组成，他们在国会占有的议席数量也很可观，原因是选举体系严重倾向于农业地区代表，而且莱茵—威斯特伐利亚(Rhine-Westphalia)的商人被边缘化了。在英国，虽然持续下滑的经济使得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日渐衰落，但他们在保守党中仍然具有影响力，该党在亚瑟·贝尔福时代的领导人于1911年被安德鲁·博纳·劳(一位格拉斯哥商人)驱逐。英国自由党对许多商人来说仍颇具吸引力。

贵族因为有众所周知的物质财富需要去保护，所以无论何地何种情况下他们更倾向于保守主义。然而，贵族却完全不是工业资本家最可争取的盟友。德国、法国、意大利和一些英国商人发现自己因其贵族身份影响受到了他们认为自己应得的政治权力的排斥。于是他们决定采用不同的策略，正如大众政治中挑战左派一样引起焦虑。工人阶级的爱国主义诉求很坚定，这十分常见。尽管在大多数国家这一策略通常不厌其烦地被用于吸引下等中产阶级和农民而非产业工人。另一方面，与政治立场息息相关的是社会帝国主义，这一主义意味着全部就业的承诺，采取一定的社会福利措施，并且向可提供市场和原材料的殖民地扩张。这些情况并不完全与事实相符。军备和军事扩张通常意味着税收，税收大部分又由富人们支付。福利意味着国家干预社会。对此，战前欧洲的工业巨头和贵族精英为了抵挡左派而做出妥协，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为了普鲁士土地所有者和普尔·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工业者的利益而服务的税收政策。所以这种妥协十分脆弱。

这场战役是右翼重获主动权的机会。在德国，“泛德运动”日益声势浩大，与重工业以及武器制造商所援助的军国主义集团相关的运动尤其如此。泛德运动者们不久就抱怨说，支持战争贷款的社会民主党议员们已经宣称站在爱国立场上有诸多好处，而这可能也会在某种情况下强加到他们头上。右派则让风险有所增加，因为他们定下了一系列扩张主义的战争目标，而这些目标与社会主义者进行保卫祖国战争的观点丝毫都不相容。政治冲突持续加剧直到1914年堑壕战停止，东部前线运动战越来越缺少人力，战局也更加难以预测。到1916年中期，右派与陆军高级指挥部加紧发动全面战争以控制欧洲与殖民地区(指挥部由某些主要党派援助，包括民族自由主义者，目前，他们已完全忘记了他们战前寻求国际和平的愿望)。右派的政治主动权落入了高级指挥部手中，以东部前线的胜者保罗·冯·兴登堡元帅和埃里希·鲁登道夫上将为代表。社会民主主义者意识到德国的工业与工人正遭受苦难，看不到成功的曙光，所以他们开始不再支持战争贷款，甚至建议在与协约国在合理妥协的基础上进行和平协商。这场斗争在并不确定的国家首脑——也就是德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与德皇之间激烈展开，二者都认识到泛德和平不可能实现，不能容忍社会民主党人“谢德曼式和平”明显的失败主义，不能满足与之相关联的宪法改革的需求。

很快就出现了宪政政治的完全崩溃。高级指挥部要求无限制潜艇战，这不可避免地使美国投入战争。在未能使协约国陷入困境之后，国会大厦的左翼政党提出了“和平解决方案”。鲁登道夫威胁要辞去军事职务，因为他无法再与贝特曼·霍尔维格合作。由于德国国会党拒绝支持总理，甚至反对军队，霍尔维格被解雇并被军队傀儡迈克尔斯取代。迈克尔斯在社会民主党、左翼自由党和天主教中心党之间，在国会大厦中试图达成有效的亲和平联盟。和平解决方案被勉强通过和真正忽视了。迈克尔斯的背后是军队，他在三个月内取代了赫尔丁伯爵，他不像贝特曼·霍尔维格或米卡艾丽丝一样能够回应国会大厦的要求或阻止它表达不同意见。1917年9月建立的德意志祖国党，开始更加强硬地控制德国政府，代表泛德的一切，而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开始更加强硬地控制德国政府。

1917年秋，对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自由主义运动而言，实际上恰处于其最为不振的时刻。尽管每次自由主义运动都以不同形式面对其强敌。在法国，继任的联合内阁遇到了军事失败以及群众暴乱。到1917年春止，法国发动了尼维尔攻势，这一举动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各个群体都紧跟着参与了暴动。在尼维尔攻势前，也就是在1917年3月，白里安政府垮台；接着，里伯特政府首先以左翼姿态亮相，以期迎来和平，收复权力，并对战争进行强有力的抵抗。里伯特在8月末垮台，而潘勒维坚持抗争到1917年11月。那时，他的职务由乔治·克列孟梭继任，克列孟梭最终借由社会主义者取得了联合内阁的控制权而结束暴动。克列孟梭作为一个强势的劳工压迫者和自由主义的敌人，重振了其名声。这样说可能有些过分了，不过他确实残忍地对待其政敌，其政敌经历过逃亡，现在躺在牢房里，时日无多。克列孟梭的影响力，让他在战后的余生里仍然握有权力。这一影响力便是他有大众拥护，可以树立自己的言论权威，而这些支持也让他不可撼动。法国政治沦为支持抑或反对战争的一场争论，在这样的局势下，取胜的可能性极大地受到了影响。

劳合·乔治在英国的境遇与克列孟梭的情况十分相似。自1915年4月阿斯奎斯联盟建立以来，劳合·乔治担任军火部部长一职。虽然阿斯奎斯所主持的内阁由自由党掌控，但是政府赞同了扩大征兵与民间经济的必要性，这一举动使他们失去了自由党派和下议院中工党的支持，同时也失去了保守党派的青睐。因为他们并不认为阿斯奎斯或是他的自由党党员(除劳合·乔治)会真的投入战争中。最终，阿斯奎斯于1916年12月下台，被劳合·乔治所领导的以保守党为主的联盟取代。劳合·乔治联盟扩展了对于经济以及社会的国家控制。劳合·乔治认为，他之所以能上台只是因为民意支持他反对下议院；1917年5月，他一直在为首相选举准备，这次他将会带领一支右翼亲战的自由党人士，与温和的保守党人士组成的联盟，反对反战分子的队伍，也就是阿斯奎斯——左翼自由党派以及工党。最终，劳合·乔治通过将反战主义与失败主义联系起来，成功地分裂了自由党。1918年1月，政府的战争目标发生了表面变化，变为旨在承认美国总统威尔逊敦促的“民主和平”，于是反战运动也就被此计谋消解了。虽然这使战争政策变得有些不同，但它还是承认反战运动是政治危险的。可与此同时，一份声明表示强劲的政策会克服“和平主义”。

劳合·乔治政府还面临来自右翼分子的另一种挑战，大多数参战国于1917年和1918年被占领。它们原以为稳操胜券的国家通过他们在战前所努力培养出的军力会在战后的经济大战中实现经济上的独裁，可是最后，这场“军事胜利”却令人不太满意。在英国，这意味着保守党中关税改革派的胜利，自由党自由贸易信条的逆转。在德国，这也是泛德意志主义的胜利，在法国，这代表着又一次地对大型企业的民族主义利益的鼓励。从与1916年巴黎经济会议的协定来看，这已成了严肃的政治问题，其在英国与法国得到自由党和社会主义政治家的一致接受，又对战前自由主义造成另一次冲击。

政治斗士们

我们已经见证了德国军事干涉对政坛产生的深远影响。英国是传统意义上实行宪政制度的国家，其军事等级制度也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英国军事等级制度体现为保守党的政治宣传，饱含同情的新闻报道以及阿斯奎斯采取的军事政策。为了证实先前弹劾他的同僚是错的，十分重视对军队的控制，阿斯奎斯以壳牌公司丑闻事件为导火索，强烈谴责国内政客造成的军事失败。阿斯奎斯对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的达达尼尔海峡惨败负有重要责任。海军上将费舍尔因达达尼尔海峡军事进攻计划而辞职。1915年底，国内政客威逼阿斯奎斯政府强制征兵并采用西部战线的策略。

劳合·乔治与大部分政治同僚意见不同，他坚持认为应该实行征兵制。他一直以来质疑英国军方的决策，索姆河战役后，最终失去了耐心。劳合·乔治当首相的首要目的就是阻止英国帝国总参谋长罗伯逊和法国指挥官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对无用的防线部署军队。1917年3月，曾经选举劳合·乔治上台的保守党政治联盟否决了其想解雇黑格的提议。劳合·乔治不得不接受黑格的佛兰德斯防线，这最终导致了帕斯尚尔战役。1918年2月罗伯逊由于最高军事委员会的身份遭到撤职，而黑格则侥幸留到一战结束。

劳合·乔治作为英国首相却迫于形势，不得已容忍违抗命令的将军，然而这种情况并不只发生在英国。在意大利，卡多尔纳将军拒绝与政客讨论军事战略，并在1916年8月废除了战争区的政治官员。在1917年他还试图强迫时任内政部长的奥兰多下台，当然最终没得逞。在意大利输掉卡波雷托战役后，奥兰多成了首相，罢免了卡多尔纳并任命迪亚斯为新将军。在此期间法国经历了四次主要的军事领导人更替，约瑟夫·霞飞将军领导了1914年和1915年法国的大规模进攻，尽管当时的白里安政府强制他用相同的精力保卫凡尔登，他还是在1917年主张再次发动进攻，并因而被免职。随后，白里安政府被罗伯特·尼维尔上将所控制，但在1917年他所发动的春季会战使法军士气大伤。上将亨利·菲利浦·贝当重新集结了军队，但由于人心涣散，战略失误，很快就在1918年3月被斐迪南·福煦所取代。福煦任协约国军队总司令期间，指挥英、法、美、比军队挫败德国的五次进攻，捍卫了自己的声誉。像英国的上将一样，法国上将展现出了非凡的能力：夺取政治领导人的权力、操控社会媒体和舆论、形成自己的议会体系，并在人民怀疑的目光中捍卫了自己军事洞察力的权威性。

国家和民间社会

在其他章节中我们已经见识到了战争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工业遭到大规模破坏、女性角色发生迅速而巨大的转变、社会渐趋动荡、阶层关系的重新排列组合。这些变化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方面的表现就是，国家以各种形式扩张，这些扩张以牺牲公民的隐私和独立为代价。正如我们所提到的，在不同国家，这个扩张过程的起点各不相同但方向却一致，主要的受害者是战前的自由秩序。

战争的必然结果是反对国家力量的人权的中断，在英国，首次提出的强制征兵引起轩然大波，而在欧洲即便在和平时期，也有义务兵役的存在，此种现象令人费解。长期而言，也许更重要的是国家政治监督机器的发展。沙皇俄国的政治警察作为俄国政治系统中的一部分被人熟知。然而不可避免的是，法国军事情报工作者往往不为人知，他们通过战争发现像罗曼·罗兰一样杰出的反战知识分子，还有英国特勤局的警察们，他们的关注点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到商场的服务员再后来到内心不满的退役军人。从这些人到左翼组织和工人运动机器只是一小步，这是战争之间的特点。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一个不同且依然重要的部分是税收。战争增加了公共支出，这些支出多为军需品和军队支出，他们受到税收资助，税收在每个地方都使人不悦。而且税收的必要支出比大多数公民所认为的要少得多。通过提高战争贷款，或通过印钞和引发通货膨胀这些手段几乎是普遍现象。但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公共支出形式，对战后整个欧洲高消费政府的维持做出的最大贡献是支付形式的转变：针对特定社会群体的社会福利支出要么是因为他们的需求很大，要么是因为他们构成政治威胁。失业津贴和公共住房计划就是典型的例子。自由主义者不喜欢这种隐晦的额外税收以及它在劳动力自由市场中造成的扭曲。

欧洲国家从战争中学习到怎样干涉私人行为，至少干涉了工人阶级的私人行为。英国政府确保士兵的妻子得到一份异地津贴，条件是必须忠于她们的丈夫，并细心照顾抚养他们的孩子。在战争结束后不久，法国收紧了已经很苛刻的重大国策，方法是禁止控制生育。

总体来说，这些转变使国家向更加注重道德转变，而在战争之前这些只是由中产阶级的慈善志愿组织来完成，例如英国的慈善组织和法国的天主教堂。

最终，国家和社会的边界被永久地模糊掉了，但界限也可能因为战争工业关系的改变而更加清晰，除了德国，战前的福利系统主要基于工会组织的兴起，这种组织是自发的，在英国和法国，他们在战争前就采取了许多措施来使这一整体融入国家福利系统。例如英国1911年就通过了国家保险法案，以及其他许多力图阻止工会的运动，因为这些运动产生了许多政治风波。与此同时，工会与工厂主就福利也难达成一致，工业的买卖双方最想做的就是不让国家干预，尽管有些工厂主想拉拢国家来承受弹性成本，而工会领袖意识到他们双方的社会成员无法提供足够的帮助。国家、工会和工厂主可以被看作是三个独立的实体，国家起着控制工会和工厂主之间的矛盾的作用，此外国家还可以维护公共秩序，这就是战争前自由国家的特点。

而在战争期间，正如我们所见，各国政府都迫使工会和工厂主加入了战争。政府不仅依靠工会的官方合作，还得到了工厂主们的个人支持，其中不乏商业巨头，比如掌握德国军工生产的沃尔特·拉兹诺以及曾在英国政府大有作为的铁路大亨埃里克·格迪。除此之外，各个工厂主协会也大大帮助了政府处理复杂的平民争斗。此时在英国，一些大型组织也在悄然兴起，其中就包括英国工业联合会(FBI)，其规模可比肩德国中央工业协会以及其他在法国和意大利类似的大型商业团体。无论是工厂主协会还是大型商业组织，都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不认可。它们的立场与贸易协会相同——认为与政府合作是有利的，同时还担心背叛政府会失去成员的支持。贸易协会十分希望进行经济战争，并试图影响政府的政策。总的来说，各国政府都听取了贸易协会的意见，并尝试在一些政策问题上与贸易协会谈判以扩大双方合作的好处。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合作最终使得私人利益与国家行为相互交织和渗透。

将政府、工厂主和工会联合在一个共同框架中的努力，在德国工会和工厂主之间曾相当短暂地达成了一个协议，即所谓的《斯廷内斯—列金协议》。这些协议预示着战后的德国政府将接受经济政策通过三方协议来制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23—1924年的大通货膨胀。在英国，同样的努力是：1919年的全国工业会议，由总理提出了工会大会和联邦调查局接受的一些建议。但在英国，联邦调查局主要是关注贸易政策和关税；全国工厂主联合会主要关注工资谈判，最终并没有长期合作。尽管如此，工会和贸易以及与政府单独谈判的雇主和协会的做法，在法国和英国比战前更加安全，这代表了一种在战前自由国家中隐蔽的、鲜为人知的新形式的政治行动。

自由主义的失败

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政治制度忽左忽右的极端化，这对世界各地的战前自由派和中左派都是一个打击。在大多数情况下，左翼会在战败的国家中占上风。暴力革命推翻了德国和俄罗斯的君主政权，奥斯曼苏丹国屈服于凯末尔·阿塔蒂尔克的民族主义和世俗化起义。因此，战争的集体记忆经常反映在俄罗斯布尔什维克的格言中，即战争是“革命之母”，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对于战胜国来说，就没有这样的必然性了。英、法两国的政权一直保持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右翼政治力量大大加强。而意大利则对残破的和平做出了反应——完全清除了左翼势力，转变为右翼权威政体。甚至连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打算坚持其有些摇摇欲坠的君主制，但这种君主制也同样伴随着猛烈的右翼运动。尽管所有这些国家都在政治文化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有时还会有更多群众参与进来，但不能简单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进步”、左派运动或民主运动混为一谈。

但在大战中消失的自由主义，不仅是20世纪初期政治的温和中心。不论战后地区是选择了左派还是右派，他们对社会都产生了进一步影响，成了不同的政治实体。即使是左派也搁置了国际主义。因为政府在战争期间对经济与社会采取的责任方式与1914年之前大有不同，所以政治冲突更明显地直接集中于阶级利益和经济政策方面。在战争的重重压力之下，国家权力变得活跃起来，这不仅是为了公民的利益，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存。“革命之母”同样孕育了作用，使战前自由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被社会冷落。

第十三章 东线与西线，1916—1917年

罗宾·普莱尔 特雷弗·威尔逊

对德国的高级指挥官来说，1916年东部战线的战役绝不是一场全面战争。1915年俄军的撤退已经使沙俄的部队远离德国前线。因此，法金汉将主力部队调到西部战线去，他认为那里的战事更为紧急，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对1916年俄国前线的顽强抵抗无动于衷，只是德国不会再对那里进行重大的进攻行动了。

与此同时，1915年12月，在尚蒂伊(霞飞总部)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协约国指挥官正在商讨来年的协调作战计划。一旦达成共识，法国、英国、俄国和意大利的军队将共同作战，来对抗德军和奥匈帝国的军队。这样德、奥将无法利用国内交通线把军队转移到西部或者东部前线。

布鲁西洛夫攻势

在这一伟大行动中，俄国一开始以为这只是西南战线进攻哈布斯堡王朝军队的一次小型战役。但就在那之后，俄国西部和北部战线对抗德军的重大战役打响了。相应地，士兵和武器装备都将集中在反击德军上。该行动定于1916年6月开始，届时沙俄的军队将已重新整顿和获得补给。

有了上次的经历，并非所有的俄国军事指挥官都愿意立即再次开展对抗德军的行动。1915年末的一系列成功之后，他们更加迟疑了。1916年 3月18日，俄国部队在纳罗奇湖周围对维尔纳发动了袭击。他们原本打算几个星期前就行动的，好利用结冰的湖泊和晚冬坚硬的地面。但士兵和武器未能及时集结，导致行动时湖面正好开始解冻，这也使行动陷入被动。其后果之一就是夏季攻势中反击德军的热情进一步减退。

因此，4月份，俄国总司令积极筹备6月即将打响的战役，主要目标还是维尔纳。但是他们西部和北部战线的军队指挥官都踌躇不前。他们表示可以行动，但要等重型弹药足够用时才行——这种反应可能会越来越强烈，但这未必是件坏事。

最终说服他们同意采取行动的是西南战线新上任的指挥官。布鲁西洛夫将军指挥他的军队在反抗德军的同时，也在对抗奥匈帝国。虽然这些军队本身供给不足，但这将牵制敌人的军队并提高他在北方战场的胜算。布鲁西洛夫的提议通过了，条件是他的部队不会得到额外的士兵或弹药补给。这样他们就达成了(某种)共识——夏天，三位俄国指挥官会按照尚蒂伊计划一同出击。

从某方面来说，结果是皆大欢喜的成功。刚好，布鲁西洛夫在两支北方军队之前行动，这两支军队仍在等待上级批示下来的大量装备。为响应意大利在特伦蒂诺遭遇奥匈帝国袭击、需要支援的请求，布鲁西洛夫于6月4日发起攻击。他的作战方式与当时的正统战术背道而驰。他并没有把他单薄的武器和人力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地域，而是沿着前线进攻。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他一直与德军正面作战的话，只能是死路一条(但这一点经常被忽视)。而对抗正处于士气低迷且兵力不足的哈布斯堡王朝军队，(因为部分士兵被转移到了特伦蒂诺)，作战从一开始就非常成功。6月的头几周里，布鲁西洛夫的军队势如破竹，捕获了大量的战俘，占领了大片的土地。

但这样的成功无法一劳永逸。俄国高级指挥部将兵力集中在北方战线，而布鲁西洛夫的攻击是分散的，虽然这使他可以占有攻其不备的优势，但装备不足使他无法完全发挥这种优势。而且他很快发现，德军数量越来越庞大，因为德国东部指挥部意识到奥匈帝国的艰难处境，德国援军必须火速赶至南方。

与此同时，俄国指挥部还在摇摆不定，是继续准备维尔纳之战，还是将资源支援给布鲁西洛夫？最后，7月初，俄国发起对德行动。但行动很快陷入困境。在那之后，俄国北部和与哈布斯堡王朝交战的前线都出了问题。罗马尼亚预计奥匈帝国将会溃败，于是加入俄罗斯方面参战(结果可悲)。这使布鲁西洛夫的部队转移到了喀尔巴阡山脉，并与罗马尼亚一起遭受了滑铁卢。不久，布鲁西洛夫在德国的压力下被迫放弃所有战果，德奥军队的伤亡总计约为140万。

有必要对这次行动做一次总结。布鲁西洛夫在寻求实现一个目的的同时，即为他的北方行动寻求强大的侧翼支持，暂时看来似乎还想同时实现另一个目标：削弱奥匈帝国的战斗力。然而，他只重视了战争刚开始时候从东部战线传来的消息。如果俄国不能击败德国，则在其他战场上也无法取胜。

1917年7月的东线进攻

1917年东部战场的突破带来了转机(与前一年有些许不同)。德国高级司令部再一次选择在东部采取防守策略(而在西部战场，德军期望用潜艇战来更好地代替陆上作战)。俄国发生的事件(十月革命)使德国更加坚定了这一战略。因为俄国无心恋战，德国指挥官也不愿意继续进攻，以免重燃俄国人民的斗争精神。

而在战线的另一端，俄军依照年初制订的计划，准备再次对德国和奥匈帝国采取行动，但这次的首要目标是西南战线以及易于攻打的哈布斯堡王朝军队。然而，俄国革命的爆发很快中止了这些计划。革命情绪的扩散，以及人们对战争的认识逐渐觉醒(1917年3月和4月有200万士兵逃亡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人们怀疑俄军进一步作战的能力。但临时政府(沙皇下台后建立)认为，只有盟军的胜利才能保住新生政权，只有一场伟大的战役才能重新鼓舞士气。

因此，布鲁西洛夫成为总司令后，在6月和7月展开了更大的行动。突击队在作战中打前锋，战斗力较弱的部队紧随其后。在整个前线，尽管这些行动最初获得了短暂的胜利，但几周后行动全都失败了。突击队很快变成了残兵败将。后续部队或拒绝行军，或干脆准备投降。

布鲁西洛夫被解除职位后，科尔尼洛夫将军继任。他停止了进攻，并热衷于对抗平民政府，从而导致士气进一步衰退。俄国在一战中的战斗走向终结。此后，西方盟国不得不在俄国退出的情况下继续坚持战斗。

炮兵与西线

如果1916年和1917年，东部前线上德军占上风而俄军处于劣势的话，那么西部战线的战况将会更加难以预测。英国和法国军队发起的三次进攻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即使从最乐观的角度来看)。但是对同盟国来说，德国对协约国西部盟军的攻势，包括1916年的陆战和1917年的海底战同样并不乐观。

协约国1916年的西部战线计划源自1915年末的尚蒂伊会议，计划提出英法军队将在仲夏时节联合跨越索姆河进行攻击。但是他们在1916年 2月被德国先发制人，作为法国大本营的凡尔登被攻打。

两次行动的目标经常被人们拿来做比较。英法两国在索姆河的进攻目的是在20英里的战线上破坏德军防线，并让步兵和骑兵通过攻破的战线攻入门户大开的德国。但人们都觉得这是异想天开。相反，德军在凡尔登的目标，看起来更加合情合理。法金汉，这位德军总司令并没指望能够取得突破。他在回忆录中说到他的目的是消耗，就是在自己的军队不遭受相应损失的情况下，折损大量法国士兵。他会首先与敌军短兵相接，然后向前推进骑兵和炮兵，以便在敌军武装支援抵达时立即将其消灭。这样，他就能一点一点地做到覆灭法国大本营，并将敌军耗尽(而不是他自己的军队)。

法金汉的想法似乎与黑格的野心勃勃形成对比——这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现实。实际上，他们两个并没有可比性。两个指挥官意图的不同，对他们的行动并不具有长期的影响。从根本来看，法金汉和黑格都很有远见，但也被同样的妄想所困扰。

他们洞察到的最关键的就是，事实已经证明什么才是武器中的胜者，它不是毒气，毒气在1915年失败了；它也不是坦克，因为坦克对条件的要求很苛刻。而且无论如何，坦克在1916年末才得以使用。取得胜利的武器是高爆炮弹。这场战争中其他值得注意的武器，如机枪和带刺铁丝网，可能更适合防御。而高爆炮弹，如果大量使用的话，可不分防守和进攻。防御工事下的守军将如置旷野，屈服于它的暴怒。

法金汉看到了这一点，同时黑格也看到了。战争最终会(也有权)证明他们的见解是正确的。1918年的胜利主要是由炮兵取得的。除了其他因素，西方协约国赢得了这场大战的原因是，在战场上他们装备了足够的炮弹，并使其发挥了最大的作用，还分析了什么是可行的和能够受益的目标。但是1918年与1916年不同。到了战争的第四年，枪支和炮弹以及使用技术都得以普及。而1916年并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法金汉和黑格在策划凡尔登和索姆河战役时忽略了这一点。他们只注意到自己储存的大量炮弹，认为这是史无前例的。最荒谬的是他们心中的目标：要么是法国被耗尽，要么是德国战线崩溃。

法金汉至少尽力限制他攻击的范围，从而让炮击足够猛烈以使目标地区一个活口都留不下。即便如此，炮兵顾问仍怀疑轰炸是否猛烈到足以达到他的目的。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选择只攻击前线有限的一部分(默兹河右岸8英里)，德国指挥官当时必定无法顾及法国炮手在左岸的类似行动，这个区域在法金汉的攻击范围之外，但仍在其炮弹的射程之内。

相比之下，黑格预见到，来自侧翼的火力可能会威胁到试图前进的部队。他选择通过攻击20英里的前线来消除这个威胁，从而将他行进的步兵和骑兵放置在侧翼火力射程之外的中心地带。他从而陷入了与法金汉相反的误区。对如此宽阔的前线，以他的枪支和炮弹数量，他根本无法直接突破他面前敌人的防御，所以在这次战役中，他的部队将在敌人的炮兵和机枪的攻击中全军覆没。因为他的轰炸太微弱，根本无法阻止敌人的进攻。

两名指挥官都未能认识到问题的关键，即他们实际需要拥有多少武器才能完成当下的任务。这导致和凡尔登和索姆河战役相似的问题持续出现，尽管在计划和意图上有所不同。双方都持续遭受了巨大的伤亡，只有小范围土地的频繁易主(有时只是暂时的)，没有任何一次行动使进攻者或防御者获得这场战役的最终胜利。

凡尔登战役

法金汉于1916年2月21日发动了凡尔登战役，并进行了毁灭性的轰炸，随后取得了惊人的初步成功——夺取了杜奥蒙要塞。此后，行动陷入困境，而且再也没有恢复势头。这次袭击一部分是靠前线的幸存火力在顽强抵抗，但更多的是来自默兹河左岸的侧翼火力。法金汉不得不迅速重新调整他的行动。他将注意力转移到了默兹河左岸，从而扩大了他的前线，但也令他失去了方向感。直到5月下旬，在双方激烈的血腥战斗之后，他才消灭了位于默兹河另一岸的法国炮兵主力，并设法回到原来的目标上去。6月，他完成了对法国堡垒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抓捕行动。此后，即将到来的索姆河协约国联军行动给了法金汉停战的理由——或许只是借口。

法国军队在大部分战斗中都有着坚定的意志；但到战争后期，士气有了明显下降，且遭受了残酷的打击。不过德国的损失几乎一样惨重(几乎每100万伤亡中就有三分之一是德国人)。最后，法金汉只能无功而返。他试图在不造成自身重大损失的情况下消耗法国军队，并占领大量土地的这种想法，被证明是无稽之谈。

索姆河战役

当英法联军于7月1日开始行动时，法国在凡尔登的失利，使得索姆河战役成为英国人主导的一次进攻。相应地，制订作战计划和指挥的责任主要落在作为总司令的黑格和英国第四军的司令亨利·罗林森爵士身上。

1915年，黑格和罗林森在所有西部战线上的行动中都一起战斗。他们学到了重要的一课：只有密集的火炮攻击才能突破精心布置的防御工事；没有捷径来为进攻者打开突破的大门，进攻步兵行动速度要快，利用掩护并采用相互协助的火力和移动战术。(甚至新到达的基奇纳部队也证明了这些战术的可行性。)

索姆河的计划几乎未采纳这些积累下来的经验。罗林森关于定点攻击的计划被束之高阁，整个英国的计划都集中在突破和探索骑兵的使用方法上。因此下令攻击20英里的前线，初步深入4500码(1码等于0.9144米)。黑格的400门重炮和1000门野战炮都不足以保证攻下这样一个区域。同样，关于步兵战术的经验被搁置一旁；相反，攻击主力将以整齐的队形缓慢穿过无人区。

因此，1916年7月1日，战役的第一天，成为一场不可避免的灾难。战壕防守未被清除，敌军炮兵甚至还没有参战。那天过后，一共12万人的进攻士兵中，伤亡人数达5.7万，其中两万人丧生，但只夺回了南部战区前线的一小部分领土。英法联军在右翼得到大量法国炮兵的援助，才控制了德国前线，并向第二条防线挺进。相比之下，北部和中部的进攻一无所获。毫无疑问，出师不利使得这场战役被迫暂停。为履行对协约国的承诺以及黑格的意愿，战役才继续打了下去。后续行动分为三个阶段：7—8月， 9月，10—11月。

在第一阶段，黑格和罗林森很少对日常战事进行指导。从典型战役中可以看出，这支军队的小分队在不同的时间段攻击着狭小的防线。这种方法却让德军可以集中他们的火力，一次性对一个地方进行反攻。因而英军大部分战役都以惨败告终，只有偶尔会出现比较好的状况。7月14日，一连串猛烈的炮火攻击，吞噬了德军第二条防线中的很大一部分，但并不是所有战役都是这样。从7月2日到8月末这段时间内，英军损失惨重，为了夺取和第一天攻获的差不多大的地盘，伤员多达8.2万人。同英国协同作战的法军只能在右翼跟随英国的节奏。

到了9月，进攻形势似乎有所好转。英国的炮兵能够在行进的步兵之前打出徐进弹幕。这种“移动的弹幕”有效地压制了处在战壕中的防御力量(但很难压制敌方炮兵)。而且，一种类似坦克形式的新型武器即将投入使用。结果，首次使用的时候(9月15日)，这种新型武器以及新型炮兵技术并没有得到充分使用。为了不击中坦克，弹幕轰击中留下了空隙。如果坦克发生故障而不能及时到达，步兵就会既得不到坦克也得不到炮兵的保护。一旦这种情况发生，黑格就会再一次将他的炮兵散布到很宽广的区域，以便让装甲兵进入。因此在9月15日，坦克的首次亮相仅对德军的防线造成了很小的破坏，但在10天后却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所有的坦克都按兵不动，仅由炮兵来保护步兵。除此之外，黑格的目标也十分切合实际。最终，德军的第三道防御体系遭到瓦解。

事实证明，这种效果也是暂时的。此时，在黑格的军队和巴波姆之间，德军第四、第五和第六战线已经处在建设中。雨从未停止，行动的黄金期即将结束。很显然，当务之急是叫停战争。然而，黑格继续前进，从10月初到11月中旬，他七次对德国第四防线发起进攻。在到处是积水和烂泥的艰难环境下，行动全都失败了。随着人力资源逐渐减少，该行动最终于11月14日停止，距离巴波姆(第一天的目标)还有6英里。索姆河战役给英国造成了45万人的伤亡，法国在侧翼作战行动中的伤亡达20万。德国人的伤亡人数比较少——40万人。黑格和霞飞宣布，该行动将在新的一年重新开始。

尼维尔攻势

在这种情况下，黑格和霞飞1917年的计划都没有实现。法国政府不希望索姆河的悲剧重演。他们撤了霞飞的职务，取而代之的是罗伯特·尼维尔将军，他是最近在凡尔登成功进行定点攻击的指挥官。

尼维尔1917年的计划与之前的计划完全不同。第一种计划，英军(由尼维尔指挥)被要求通过攻击阿拉斯来吸引德国火力。然后尼维尔将对阿拉斯进行主要打击。他希望通过这次强力的打击来使法国人能够突破德国阵地并获得实质上的巨大胜利。如果48小时内没有完成，就中止行动。

法国和英国的政治领导人最初很支持尼维尔的计划。对法国人来说，它似乎远不如霞飞的“蚕食”计划那么代价高昂；对英国首相来说，所有法国将军似乎都更喜欢黑格的作战方式；不幸的是，对盟军来说，这些愿望并没有实现。1917年2月，为了保留人力，德国人已经将他们的军队撤回到更短且更具防御性的兴登堡战线上，因此，尼维尔要攻击的德军其实只剩下很少的兵力。4月9日，在阿拉斯发生的第一次袭击，英军确实收复了维米岭和南部的一些领土，但此后英军的进攻陷入困境。在“贵妇小径”，尼维尔4月16日的大规模攻击取得了初步进展，但既没有突破也没有重大损失。不幸的是，进攻也没有停止。

对许多法国士兵来说，这是无法忍受的，因为尼维尔不切实际的承诺，他们的期望值曾经很高。一些散落在战线外的小分队只愿意死守战壕，不愿再参加任何更进一步的行动。而其他人则完全拒绝继续作战。到了5月底，最坏的情况出现了，当时大概有3.5万名士兵参与了集体抗命。法国政府也同样幻想破灭，尼维尔被撤了职，贝当接替了他，取消了一切进攻计划，并且承诺改善军队的境况。他还以军法审判了3400名罪魁祸首，并且把其中的450人判处了死刑(其中只执行了50人的刑罚)。

德军没有发觉法军的动乱。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德军没能趁机展开任何行动。事态逐渐趋于平静。但有一件事很明确，那就是法军当年不能再进行任何持续性的进攻了。如果1917年协约国再次发起进攻，那一定是英国发起的。

第三次伊普尔战役

由于法军在“贵妇小径”战役中的失败，英军在阿拉斯的支援行动也毫无成效。黑格在恢复对军队的掌控权之后，选择继续进攻——只不过是在北方战场。他从伊普尔的山地地区进攻，并且向比利时的海岸推进。他将会攻占那里的潜艇基地，而所有驻扎在比利时的德军都会陷入困境。

但是首先，黑格需要夺下梅西纳岭，才能阻止德军窥探他对战斗做出的准备。6月7日，普鲁默将军率领的第二军占据了梅西纳岭。在此前的两年时间里，英军在山脊的德国阵地处安置了100万磅的TNT炸药。在攻占山脊行动的关键时刻，19个内含百万磅炸药威力的巨型地雷被突然引爆，同时再配合普鲁默军队的反炮兵部队对德军炮兵的绝对压制，保证了普鲁默以相对适当的代价取得了此次占山行动的成功。

黑格为了主要的北部袭击，并没有选择普鲁默做指挥，而是选择了经验较少(或许还听话)的第五部队司令高夫将军作为指挥。但令人费解的是，占据梅西纳岭6周后，高夫才开始发起攻势。而这段时间给了德国喘息的机会。德方抓紧时间将他们的防卫专家陆军上校冯·洛斯博格接到了梅西纳，利用地形优势把阵地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防守阵地。最终，7月31日，高夫指挥军队发起攻击，但面临的是西线战场上最严密坚固的防守战线。

英方的进攻伴随着空前规模的轰炸开始了。然而英方计划本不切实际，他们并没能完全攻破冯·洛斯博格所布下的防线。而且，一些英军最开始夺得的阵地也被防御军夺回，并落入英军火力攻击范围之外。最重要的是，德军在战略地带格卢维尔特高地上获得了一小块土地，从这里德军可以俯瞰整个战场。不过高夫确实在1.4万码的前线向前推进了3000码——毫无疑问，这样的结果比1916年7月1日那次彻彻底底的失败好太多了。出于方便考虑，山脊战役剩下的部分分为三个阶段——8月阶段、9月阶段和10—11月阶段。

8月是第一个艰难的阶段。雨从7月31日下午开始一直不停地下，持续到整个8月几乎都没有放晴。低地大都成了沼泽。而这并未阻止高夫的步伐。这一个月来，他发起了6次进攻。最后，由于伤亡惨重——死伤了6万名将士，他再难向前推进毫厘。有几次进攻尤其失利，以至于军队几乎无法爬出战壕，更别提发动连续攻击了。终于，黑格行动了。高夫被降级，受命从北部侧攻。普鲁默的第二军接手了看似棘手的格卢维尔特高地。

8月就这样过去了。普鲁默终于等到了适宜的天气，他随即在9月20日、26日以及10月4日先后发起了一系列定点攻击，总共在格卢维尔特高地上前进了4500码。继而帕斯尚尔山脊也遥遥在望了。帕斯尚尔山是高夫在战争刚打响的时候就立下的攻击目标之一。

10月的头几天，雨又开始下，战争也进入第三个阶段。雨水把本就浸透了的战场变成了月球表面般坑洼的泥潭。黑格的军队这时也发现，他们正在进入一块不断缩窄的凸出位置。那里没有足够的空间用来部署枪炮，反倒是把全军置于南部纵向攻击的枪口上了。按照常识，这场战役该结束了，但黑格和高夫都不愿意这样做。更让人惊讶的是，普鲁默也不愿结束战斗。所有的英国指挥官都没来由地放言德军就要走上穷途末路了。各方都觊觎着帕斯尚尔山脊及其周围的草场。战争还在继续。

所以，在10月8日这天，英国装甲军不负所望，再一次于前线集结。只是，他们注定无法取得突破。此前步兵部队在不具备天时地利的情况下勉强作战，虽然时而被逼到匍匐前进，却也慢慢攻取了通往帕斯尚尔山脊的区域。终于，11月10日，帕斯尚尔村被攻获，结束了这场战役。然而，这支时运不济的军队现在发现，自己所处的这片凸出地过于显眼，一旦敌方发起联合反攻，他们肯定难以招架。(在1918年的德国春季进攻中，1917年获得的所有土地都在3天之内失守。)

该行动造成英国27.5万人伤亡，德国人伤亡人数要少很多，只有20万人。它削弱了协约国最大最可靠的军队，并且使黑格无法拥有足够的后备力量来抵挡德军在即将到来的春天发起的猛攻。

1917年在西部战线上还有最后一次闪击战。虽然帕斯尚尔战役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但是黑格组织军队对坎布雷—兴登堡线的一个薄弱的部分进行了攻击。11月20日开始的这次攻击没有什么永久性的收获——30日，德国收复了他们失去的所有土地。然而，这场战斗体现了两种发展前景。第一，坦克被大量使用。尽管过于机械化，不容易持久，但它们在初始阶段确实帮助步兵前进，同时使损失降到最低。第二，而且更重要的是，采用了新型火炮技术。声音检测技术极其精准地定位了敌人的火力点，使英国炮兵连在发起攻击前能够一直隐藏行踪，然后用火炮将德国的枪支化为灰烬。战场上惊喜连连。1918年，炮兵的精确攻击且出其不意，偶尔由坦克协助，这为胜利开辟了道路。

第十四章 哗变与军队士气

亚历山大·华生

士气与战前的军队

1914年之前，领导西方军队的职业军官认为，士气是现代战场上的决定性因素。斐迪南·福煦是一战后期协约国军队的最高统帅。1903年，他曾用最简练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理念“战争是士气的战争，胜利是胜者士气的获胜，是败者士气低迷的失败”。他十分重视培养军队英勇的精神。因为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1902年)以及日俄战争表明，军队需要巨大的勇气、坚强的意志，最重要的是铁一般的纪律才能穿越战火之地。而由于新型装匣步枪、机关枪、疾射火炮的引入，现在的战场要比过去更加危险。军事专家们主张将士气摆在首要位置，高于作战技术之上。提出这一主张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害怕新发明可能会导致军队无法出击，进而给他们带来政治影响并威胁到他们的社会地位。这也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所谓的社会和政治体制“退化”的焦虑反应。他们还认为，工业化、社会主义以及正在兴起的民主意识正在阻碍人民的成长、毒害人民的思想、弱化差异、削弱士兵的忠诚和坚定。军队最不满意的就是1914年他们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他们的物资准备不足以迎战他们潜在的敌人，也就是热烈信仰士气的法国和奥匈帝国。一战前几十年的和平岁月里，法、奥两国军队皆“尚武”，与其他好勇斗狠的军队相比，其攻击性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一次世界大战首次战役就揭露了一个血淋淋的事实：在战场上盲目坚信“士气至上”是十分危险的。起初流动作战阶段，所有陆军部队都因盲目坚信士气而遭受了大量人员伤亡，法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陆军更是伤亡惨重。这两国的步兵依然勇敢，且服从指令对敌军发起进攻，但是由于没有详尽缜密的作战计划，还缺少炮兵的支援，他们在敌人的火力攻击之下溃不成军。在8月末，有25万法国士兵或死亡，或受伤，或被俘。奥匈帝国自夏天对塞尔维亚发动战争以后，一直处于损耗状态。在东部战线，奥匈帝国共损失了37.5万人，超过了流动作战部队总人数的五分之一。然而即使最初就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但战争仍以人们始料不及的方式证明和平时期坚信“士气至上”这一信念的正确性。首先，陆军没能像预测中那样速战速决，战争变成了胶着的持久战。1914年秋天以后，西线军一直寸步难行。而别处的战争仍十分激烈，却无法决定胜负。士兵们面临着各种问题：长期病痛困扰、思乡以及意识到结束战争遥遥无期。在这种僵局之下，士兵们的勇气、决心以及部队培养和保持这些品质的能力，成为决定胜利与否的关键。其次，分散的小队战术在战争中逐渐成熟起来，其目的是打破过于依赖高昂的士气而造成的僵局，但这与战前军队所崇尚的士气有所不同。不同于早期对纪律和服从的强调，这种战术更注重个人意愿、主动性和团队合作，并与可以装载士兵的新型武器相结合，来打破敌人的防御。

训练和纪律

1914年，全面训练普遍被认为是提升士气的基础。欧洲陆战部队素来保持着和平时期至少两年一次征兵的传统，英、美两国则雇用长期服役的士兵。训练能够向军人传授武器的使用技巧和野外作战技术，但其首要目的是培养他们的军人精神，使军队组织严密有序。通过安排紧凑的训练，新兵立即被要求统一遵守纪律。军人的着装和行为都有严格规定，逾规者将会立即受到处罚。在基础训练中的军规是最严厉的，教员不断向士兵灌输服从的思维惯性，士兵们绝不许忘记凌驾于他们之上的绝对权力。军队权威立足一系列可怕至极的惩罚措施：英、德(至1917年)和奥匈帝国经常采取的一项措施是将罪责很轻的违规者捆绑于车轮或大树上数小时。哈布斯堡王朝军队还会使用手铐脚镣，俄国和奥斯曼部队会抽打或鞭打反抗的士兵。情节更严重的则会面临着监禁或苦役。战争的第二阶段，德国军方怀疑有些军人宁愿被关在监狱以求安全，也不愿参与危险的战斗，于是建立了督战队。接受种种惩罚的受害者们都被送往前线执行最艰难且危险的任务。军队处置中针对最严重的违规行为有着最严厉的惩罚，那就是死刑。

表2　死刑1914—1918年

训练与纪律，尽管这是两项确保军队服从命令的重要手段，但也受到战争条件的影响。为了保持前线兵力，新兵只能训练两三个月。即使是在和平时期，这么短的时间也不足以让新兵完全内化军队的严格纪律。甚至以德军为首的一些侧重战术创新的军队，在战争进入后半段前，已经将重心从训练转移到提高军队的主动性以及使用武器的熟练度。而一些依靠惩罚制度激励士兵的军队依旧保持一贯作风。如意大利军队——纪律最残暴的军队之一，每17个士兵中就有一人因违纪而受到纪律处分，然而即使这样严苛的军队，也慎用死刑。一战时意军共枪毙了729名士兵，只占服役士兵的万分之一。其他军队相应地更少动用死刑，这表明，尽管那些已执行的处决被广泛宣传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威慑作用，但是担心自己被军队处决并不能增强战斗的士气。此外，在战争期间，大多数军队的纪律都会变松而非变严。此间，英军和法军死刑的定罪率逐年降低。奥匈帝国同样如此，战争第一年，奥匈帝国共处决了268名士兵，但在最后一年，除了地方性出现的逃兵，只有143名士兵被处死，只比之前的一半略多一点。1917年，奥匈帝国和德军都减轻了部分刑罚。与此同时，俄国明显走了另外一条道路：脱胎于沙俄军队的红军，在1917—1922年的内战中迅速因铁律如山而家喻户晓。

军事忠诚

军队不仅是为了压迫士兵，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忍耐力，培养他们作为军人的自豪感和身份认同感。一位值得信赖的指挥官会激发士兵们的斗志。1914年，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在坦能堡战胜俄国后，成为德国民族英雄，这提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好的例证。以奖励和晋升激励士兵奋勇杀敌；哈布斯堡王朝军队尤为慷慨，截至1917年发放了300多万枚奖牌。在凝聚和激励士兵方面，更重要的是培养军队忠诚。军团不仅是军队的战术或行政分队，他们是具有历史血统、传奇和特定风俗的军事社区。军人穿着整齐，在代表他们的方阵里面行进，并且被告诫要维护由先辈以勇气为军团赢得的荣誉。在战前，英国正规军不遗余力地发扬这种团队精神，将军队忠诚转变为长期服役士兵的一种“宗教信仰”。战时士兵也很认同他们的军团，尽管通常来说，这并非因为军团对过去军旅生涯的美化，更多的是因为士兵出身之间的联系。除了奥斯曼帝国的所有大国都按地区划分招募新兵。大陆地区的军团通常具有地区上的联系，而英国的军队则以他们所征新兵的郡名命名，至少在名义上是这样的。一些英国军队确实非常本地化：战时“伙伴营”的成员来自同一街道、协会或者企业。区域同质性有助于提升士气，因为它将士兵聚集在一起。他们不仅说同一种方言，共享当地文化，而且还在捍卫同样狭义意义上的“家园”，它将当地社区变成了战场上的战斗部队。

军事一体化也严重依赖于人际关系。士兵与他的小队或部门人员之间的关系，10～15人不等，他们一起吃饭、睡觉、工作、训练和战斗，他们关系的好坏对士气影响极大。这些小分队为他们的成员提供情感支持和安全感，使他们保持紧张状态，并强制服从。害怕令“好朋友”或“同志”失望的情感往往比惩罚更有效。这种整合方法在一种情况下效果不佳，就是当士兵和互相排斥的少数民族聚集在一起时，同伴的压力会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引发违纪。德国军队在战争的第一年发现，波兰人经常被孤立——特别是集中在同一军队时。奥匈帝国人担心他们的捷克士兵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特别是在1915年春两个军团向俄国集体投降之后。对罗马尼亚、鲁塞尼亚和一些南斯拉夫人军队，这样的疑虑也越来越多。因此，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在1917年进行了重组，以便打乱士兵的国籍。这破坏了凝聚力，阻碍了基于小团体基础和团队合作的新战术的引入，因为士兵经常需要与他们几乎无法沟通的同志一起完成任务。不过，这也减少了叛乱，帮助部队在一年半的战争中幸存下来。这些由不同国籍军人组成的部队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们易受伤亡。虽然可以整合替补队员并且待伤病员在恢复后返回，但是非常激烈的战斗可能会使整个小队或军团覆灭。例如，在1916年7—11月的短短4个月内，英国在索姆河战役中作战的部队，平均失去了70％～85％的步兵。因此，在最需要他们的时候，连接紧密的前线小组却很快就被摧毁了。

另一个对军队士气具有重大影响的就是，士兵之间以及士兵与其长官之间的关系。年轻的军官带领战士们战场杀敌，士兵们期望他们有战术技巧和过人的勇气。然而，在1914—1918年战争期间，军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休息、劳动和训练，或者是在进行低强度的堑壕战。因此，军官们的工作内容更多涉及了关心下属。试尝他们的伙食，关心他们的身体，并组织士兵保持营舍卫生，这些都是排长或连长的职责。他们的认真负责与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士兵们的士气、纪律和健康。一个集体的领导者如果做事高效，并且关心下属，那么这个集体的士兵们甚至连患精神疾病的概率都会变小。战前的军官们一般是上层阶级的新入伍者，一部分原因来自势利的思想，但另一部分原因是这种候选人所受到的家长式管理和爱国式的教育。只有法国的军队，一个中产阶级占主导的团体，为很大一部分现役军人出身中产阶级。1914年，极其严重并且快速增长的军官伤亡迫使所有的军队降低了对战时任命军官的社会阶级标准，并且严重依赖将后备军官输送至前线。英国军队，以上层阶级的习惯训练战时工人阶级以及中产阶层下层的新入伍者，成功地保留了上层阶级的家长式管理。法国的初级军官也表现得尽职尽责。德国军队则更严格地坚持社会排他性，设法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良好的前线同级间的关系。而在后方，口粮严重短缺，士兵对上级有更好的口粮和工资怨声载道。相比其他国家的同级别职业军官而言，奥匈帝国的储备军官通常语言技能不精，使得他们与多国籍士兵组成的部队疏远了。俄国军官名声最差。在和平时期，俄国曾是在欧洲社会上最排他的军队，家长式管理方面也声名狼藉。随着学生、富农以及有一技之长的工人参军打仗，军队的构成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阶级间的关系仍然很紧张，这也是军队疲弱的主要原因。

组织性保障

由年轻军官领导的战斗部队的适应能力，主要取决于后勤保障是否到位，以及军事集团的人事管理能力。士兵不仅依靠军队提供武器和弹药，还有他们的基本生存需求：比如食物、衣物、休息场地等。位于欧洲西侧的协约国，因其财富积累和世界市场的便利，在这方面优势巨大。战争后期，由于受到了封锁，同盟国士兵缺乏物资，士气低迷。食物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等到1917年，德国士兵担忧，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他们如何打赢这场战争。奥匈帝国的军队在战争末期时饥肠辘辘，这使士兵软弱无力，精神萎靡，毫无斗志。服装是另一个刚需，也十分匮乏。衣物不仅可以保护士兵免受环境的影响，还能显示士兵们的军人身份。军服越来越破烂，士兵们的健康每况愈下，作为军人的荣耀感也渐渐消耗殆尽。1918年10月，一位衣衫褴褛的哈布斯堡王朝士兵抱怨道：“比起英雄，我们更像是乞丐。”为了增强士兵的耐力以及减少前线伤亡，规律的休息也十分重要。德军很晚才认识到经常轮换部队的好处。1916年凡尔登战役，德军只有当溃败到无法控制战线时才撤出军队。而法军则经常轮换部队，保护有生力量，以便随时可以重建军团。不光是休整的频率，休整的质量也十分重要。英国军队在大洋一角驻军数十年，其技能得到了磨炼，尤其擅长为士兵举行娱乐活动。运动会、球赛、马术表演、看电影、海边远足以及无处不在的音乐会都有助于避免部队无聊或陷入阴郁情绪。

公民士兵

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都是公民士兵，他们仍最忠诚于平民百姓。服兵役向来是一种民众责任，整个欧洲也觉得这种观念理所当然，即便是在专制的俄国也一样。士兵对军队权威的服从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尽管比较模糊，但它最终来自他们对社会、国家和他们所奋斗的事业的承诺。1914年，战争双方的公众舆论都认为这场战争是一场正义的保卫战。但超出战争目标的惨重损失、伤亡以及争议渐渐动摇了这种共识。腐朽的政权渐渐开始丧失民心。自从1905—1906年爆发的革命失败之后，本身就风雨飘摇的专制沙皇，尤其容易受到由资源掠夺和军事失败引发的愤怒和幻灭情绪的影响。家庭在保持士兵和战争事业的联系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许多在前线冲锋的战士们来说，他们的亲人就是自己要保护的整个社会。这种家庭与前线战士的紧密联系，使得士兵时刻保持斗志。例如，法国士兵在战争期间收发信件的数量高达100亿封。战士们也渴望离开战场与心爱之人相聚。家人们往往会向战场上寄一些自家烘焙的食物、衣服以及值钱物件，表达他们对士兵的关爱和感激。1917年，每周都有超过100万个这样的包裹抵达西部前线的英国军队。这些信件和礼物有力地提醒士兵他们负有捍卫国家的使命；相反，在战争后期，德国以及奥匈帝国的士兵不断收到家人寄来的表达绝望或者担忧的信件——这些信件逐渐动摇了他们对领导者的信心，并开始质疑继续战斗的意义。

军队最初的准备不足以塑造军队的意识形态动机，在和平时期，欧洲的武装部队自诩为“民族学院”，专门教导军人服从命令，热爱祖国。然而，独立于民间社团和政治政党之外的职业官员并不适合这项工作。战争时期，早期的军事宣传更倾向于依赖军队牧师的布道活动开展。然而，1917年的俄国二月革命是个转折点，这场革命揭示了忽视群众会有多么可怕的后果，并引发了战争中的另一个危机：意识形态危机。革命政权之所以迅速在部队中引进了一套现代化的政治教育运动，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士兵是军队的关键组成部分，可借此作为影响俄罗斯人民的渠道。早在1917年夏天，一个“中央社会政治启蒙委员会”就在培训讲师，给部队安排会谈，并编制关于军队士气的日常报告。作为俄国的政治对头，德国也悄然效仿，并于1917年7月公布了“爱国主义教育”计划。各级指挥官也大肆宣传，旨在教导士兵“不可受敌方诱惑而妥协求和”。他们的方法也成熟老到，不惜代价也要查明并解决军人们所伤心忧虑之事。很快，他们就意识到，寓谈于乐最容易引人共鸣。电影也成了化解逆反心理的新媒介。很快就有了效仿者，其他军队也开始关注自己士兵的疲惫，并越来越多地使用进攻性宣传来激发部队的士气。1918年1月，意大利军队因上一年秋天在卡波雷托的失败而很清醒，于1918年1月建立了宣传办公室。 3月，奥匈帝国与英国军队也成立了自己的宣传机构。就连美国也成立了自己的士气部门，开始在每年秋季进行露营训练。虽然这种种举措大都太过有限且为时已晚，并无太大作用了，然而，它们的存在，就像适度的惩罚一样，表明了军队对士气的重视程度的提高。大部分军队最终意识到，想让公民士兵配合，不是只下达一条命令就能解决的，关键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可解释的，甚至是可以协商的纪律条文，这样才能有效地让士兵信服并遵守，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违纪

在战场上，军纪实际上不只是长官下达命令，其执行结果还要看士兵接受的程度和意愿。甚至在1914年，长官下令战斗到最后，几乎都没人听从。士兵的所作所为，通常位于绝对服从和完全叛变之间的一大片灰色区域——部分服从。个体可能会推卸令人不快的任务，装病告假，或在战斗中迅速寻求掩护，“互放彼此一条生路”。休战期间，战火仍在继续，但双方都尽量不杀害任何人，也不故意得罪别人。敌对双方甚至偶尔如兄弟般友善，最为著名的是在1914年圣诞节。尽管协约国是严格禁止这种做法的，但在1917年春，怀着加速瓦解俄国革命军的企图，德国指挥官在东部战线却鼓励这种做法。然而，很少有士兵公然蔑视军队权威。几乎没有人能从前线退下来，这也不被看作是明智之举。自残不仅意味着终身残疾，还会受到军队的严惩。例如，在奥匈帝国，曾有129名士兵因自残而被处决。无论是临时的还是永久的逃跑，在战区通常都并不诱人。由于其所涉及的距离遥远，以及有部署在铁路线后和火车站的宪兵，逃跑的概率是极小的。惩罚极其严厉，不仅包括军队的处罚，还有其他士兵的排斥以及社会对其家庭的指责。在西部，几乎没有士兵试图逃跑。只有31 405名英国士兵和5万名德国士兵曾擅离职守或逃跑——占每个军队士兵总数的不到0.5%。即使是意大利军队，其在战争最后一年，依靠少而严厉的纪律来激励士兵，也因此造成糟糕的战绩而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它也维持了这一最低限度的服从。该军队记录有162 563名逃兵，小于其士兵总数的3%。

尽管如此，即便大多数战争逃兵率并不高，但它的确反映出士气的波动。1917年军队状况很差(当时人员伤亡达1700万，仍然看不到和平的希望)，逃亡率在欧洲军队激增。德军逃兵率翻了3倍，在比利时军队中翻了不止4倍。二月革命后，俄军逃亡率增加了5倍。只有英国远征军未受此影响。个体违纪行为人数上升，随之而来的是集体违纪现象的出现。冲突引起的最惊天动地的哗变发生在俄国首都彼得格勒，彼得格勒卫戍队倒戈加入示威群众当中，是二月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纪律约束一旦遭到破坏，就再也无法在沙皇的军队中得到复原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一号法令成立了民主士兵委员会，与其说这是明确协商在指令与执行关系中地位的尝试，不如说这是赋予士兵反抗军官的权利。此举有助首都恢复安定，使前线不再发生暴乱。但是它削弱了权威，必定也摧毁了军队的战斗力。

在其他军队，1917年的反抗更加温和，而且也只发生在战区。1917年3月与7月，两支意大利军队发生叛变。9月，英国军队斯台普斯的训练营发生暴乱。德国战斗部队在整个夏末和秋季都受到小规模的恐慌和起义的困扰。这些骚乱规模有限，而且是因为士兵疲劳以及对恶劣条件的不满，并不是为了更加野心勃勃的政治目标。然而，士兵们士气低迷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在秋季的卡波雷托战役中，在德国与奥匈帝国的双重袭击下，意大利军队溃不成军。有28万意大利士兵选择投降，35万落荒而逃，还有1万人牺牲。法国军队经历了大战中最严重的前线士兵的叛变。1917年4—6月，共有近一半师的4万名士兵哗变。一些士兵拒绝上前线作战，其他人同意赶往前线但不再准备进攻。高级指挥官试图将士兵的违纪归咎于后方颠覆，但是真实原因却是对休假不足、口粮劣质，以及对家庭的担忧。除此之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对军队领导层的进攻策略感到失望，这一不满则在“贵妇小径”的大溃败中达到高潮。最终，与俄国农民士兵与其国家疏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叛变体现了源于法国共和体制的强大韧性。法国士兵想要和平，但当务之急仍然是将德国军队驱逐出他们的国土。军队进行了血腥镇压来重塑权威，以儆效尤——554名逃兵被判死刑。但实际上，只有49名被杀，其他人则通过私下商议服役条件后重新编制入伍。一旦自毁性进攻停止，军人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法国军人就做好了进一步牺牲的准备。

海军哗变

海军的违纪行为从1917年开始增加，这些表现比陆军违纪更有组织性，也更为激进。在和平时代，战舰和巡洋舰一直是舰队的骄傲，但这些军舰却更易受兵变之害。原因是：第一，这些士兵中的大多数来自城市工人阶级，这使得他们自身带有工业文化下的阶级凝聚力及集体行动特性。而相较而言，大多数陆军成员多为贫农。第二，大型战船很少投入实战中，这些战船长时间停在港口，这使得水兵们感到自己参军并无意义，也给了他们机会聚在一起互诉不满并策划反抗。第三，阶级之间通常是相互有敌意的，这在中欧和东欧舰队中更为明显。海军军官很少使用类似陆军中的“家长式管理”。海军的伙食比陆军士兵的还要差，这导致他们更加埋怨长官有更加优厚的休假津贴，抱怨上级因陆上粮食短缺而拒绝为海军改善伙食。因此当反抗爆发时，才如此暴烈。在俄国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1917年2月的革命中，士兵因不满纪律的严苛，愤怒和政治上的矛盾被激化，士兵用刺刀杀死了指挥官并以私刑处死了其他军官。一年后，奥匈帝国的海军士兵们控制了停在卡塔罗港口的装甲巡洋舰。他们杀死了一名军官，威胁如果哪艘船只没有悬挂红旗，他们就会立即发起攻击，他们要求立即无条件实现和平，要求政治民主化和民族自决。因其不能将反抗势力扩散到港口之外，他们与岸上的军队展开了紧张的48小时的僵持战，并最终被制伏，4名反叛者随后被处决。

海军哗变可能对战争结果造成极大威胁，这在著名的战争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1918年10月底德国公海舰队起义，德国水手和俄罗斯、奥匈帝国的士兵一样，缺乏士气，厌倦战争并痛恨他们的指挥官。他们对1917年夏天的早期罢工和对主力舰上的抗议活动受到了镇压、两个水兵被处决而耿耿于怀。叛变的导火索是德国最高海军指挥决定攻击英国。对水手而言，这是毫无意义的自杀；德国和美国政府自当月初就一直在进行协商，人们满心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和平。起初，人们的抵抗只是为了阻止战争行动。然而，在叛乱船只被转移到基尔且当局打算实施处罚时，抗议者制定了更激进的目标。其他军团的平民工人和军人与顽抗的水手一起煽动革命，革命迅速席卷德国。1918年11月9日，革命之火烧到柏林并推翻了德皇政权。

崩溃

在国内，正如俄国和德国政变证明的那样，陆军和海军叛乱可以在政权更迭中发挥关键作用。然而，在前线，军队在整合和强制士兵方面的作用也很显著，违纪行为基本不会给军队带来致命的打击。例如，在1918年底，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军队都衣衫褴褛，饥肠辘辘，意志消沉。两个国家都有大量的逃兵：在战争结束时，有25万人从哈布斯堡王朝军队中潜逃，近50万人从奥斯曼帝国盟国军队逃跑。可是，大部分士兵是在休假时逃亡或者是在铁路运输中和前往前线的行军营中逃亡。战区的监督更加有效，部队依靠军队获得供给，成千上万的人仍然处于备战状态。兵变大部分只限于大后方。1918年夏天，奥匈帝国国家卫戍部队遭遇了一连串暴动，这些反抗通常是由俄国激进的前战俘发起的。然而在前线，直到10月底，哈布斯堡王朝完全瓦解的时候，才出现了严重的集体违纪行为。尽管如此，低落的士气影响还是很大：制度约束可能会使军队坚守各自岗位，但无力在军队中阻止疲惫和绝望导致的士气低落的蔓延。所有同盟国军队在最后几个月的敌对行动中，军队作战表现都非常糟糕。

造成全军溃败的原因不是哗变而是低落的士气。德国军队在西部前线的惨败，为这一点提供了最戏剧化也最有力的例证。1918年，德国军队和其盟国军队一样，交通线路上出现了严重的士兵逃跑现象。被德军视为胜利最后机会的春季进攻失利，征兵的运输部队频繁抵达法国，但他们的补给被削减了20%。在前线，疲惫、消沉、渴望和平的情绪日益增长，尤其是从7月中旬开始，法国和英国得到了美国大量新增兵力的支援，发动了最后一场压倒性的反击。直到战斗的最后几周，德军才出现大规模的士兵叛逃，但战斗热情之前已经急剧下降。士气低落的士兵不是反叛，而多是在他们疲惫不堪的年轻长官的带领之下集体投降。在战争的最后4个月，共有38.5万人投降，比之前4年被俘的人数总和还要多。史无前例的投降浪潮，使得协约国的进攻迅速向前推进，这又反过来加速了投降。当德国的军队退回他们自己的边境的时候，低落的士气在前线士兵和军官中层层蔓延。9月底，最高指挥部也乱了阵脚。军队指挥官抱怨再也不能鼓舞士气，宣布战争失败，并说服德意志帝国政府立即开展停战谈判。德国军队对胜利的渴望被彻底粉碎，只想赶快迎接和平的到来。

结论

士气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持久度和最终结果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尽管在和平时期军事专家预测出来士气的决定性影响，但他们对于战争到底需要多高的士气仍然不甚了解。正如早期作战的血泪教训表明，他们绝对服从的信念不足以抵抗现代武器。部队需要韧性、决心、主动性以及团队协作才能在1914—1918年这场残酷的持久战中有效作战。为满足这些需求，最成功的部队把严格的无条件服从折中成为更灵活的纪律，妥协使得原则不那么容易被打破。军队通过审查士兵的包裹来探知本国士兵心系何物，探索在保持权威的同时满足士兵需求的办法。在战争的决胜期，军队甚至会对进一步牺牲做出解释，来增强战争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是有条件的，并且植根于战争时期军队对社会、国家和事业的贡献。结果证明，他们确实是适合作战的、相当强劲的军队。

尽管如此，自1917年开始的分裂迹象表明，士气并不能决定一切，尤其对欧洲东部和中部来说。国家物资的短缺和战争正义的幻灭使不满和逃跑现象加剧。俄国革命表明，国内兵变和国内反抗势力一旦联合起来，可能会对政权造成致命威胁。恶劣的服役环境和腐朽的军队内部等级关系，使海军处于最有可能集体叛变的危险地带。在前线，军规比士气更加容易维持。在战争的最后几天，更严密的监督和整合遏制了大部分严重的集体违纪趋向，但是同盟国却不能消除士兵中的冷漠、疲惫和绝望。按照福煦的说法，低迷的士气摧毁了军队作战的热情，消磨了军队的战斗力，也因此注定失败。

第十五章 战争目的与和平谈判

大卫·史蒂文森

普鲁士军事理论学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从其他的角度来讲，战争其实是一种政治工具，也是政治活动以另一种形式的延续”。本章内容将会从这一角度出发，再次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本章内容将通过分析此次战争双方的目的：即他们打算使敌人陷入何种境地，进而从政治角度集中讨论这次战争双方斗争的原因。双方目标相互冲突，使得任何企图通过谈判来获取和平的努力都变成了徒劳。即使到后来，战争变得比1914年任何国家政府所预期的更加持久，花销更大。这种从政治角度来揭示战争核心原因的方法只是众多方法中的一种，但它确实是最有启发性的。战争目的与和平谈判的历史，为我们了解军事行动提供了更好的背景。接下来将分为三个部分论述：1914—1917年初同盟国与协约国的战争目标的发展变化；1917年通过协商实现和平的努力失败；1918结束战争的决定。

德国的战争目标

相关档案的解禁，改变了我们对战争时期的外交政策的认知，现已有大量的资料可供查阅。但还是弗利茨·费舍尔教授那本开拓性的书——《德国在一战中的目标》开启了这个话题。尽管遭到了批判，但这本书仍是所有后续讨论的起点。

费舍尔认为“德国战争目标”整体上前后一致，并得到了德国社会大多数和几乎所有政治阶层的支持。这两个说法都是有理由的。很显然，德国人在很严肃地看待他们的战争目标。他们没有仔细审视目标就开始了敌对行动，甚而妄图牵制法国和俄国，使他们为了保证在欧洲大陆的安全而无暇顾及其他，并以此来为自己的对外侵略扩张创造更多的机会。就在短短的几天内，审议就在总理西奥博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办公室开始进行了。很快，相关的部委就制订了一连串的规划，开展定期的高层会议和更广泛的公开辩论活动。

费舍尔最轰动的成果叫作“九月计划”，总理贝特曼在1914年9月 9日批准了这项计划。这项计划中阐明了这场战争的总体目标，即保证德意志帝国在西部和东部一直处于安全状态。这项计划还设想，在西部战线上，卢森堡将会被德国所吞并，比利时也会沦为德国的附属国，即“在避免国内政治动乱的情况下实现兼并”。德国会将列日(海军部门后来提议的)以及布鲁日—奥斯坦德—泽布鲁日三角区作为海军基地。比利时其他地区也将被一直占领，且将加入德意志的货币和关税联盟体系，其铁路运输也将会被德国所控制。至于法国，主要的吞并部分将会是布里埃—龙韦盆地，其铁矿产量占据法国总产量的十分之九。另一方面，尽管法国可以支付一笔沉重的赔偿金，以阻止德国再次发起进攻，但条件是法国与盟友割裂并单独与德国议和，则它的赔偿金会得到相应的减免。如果不这样做，那么法国将面临更严重的赔偿。极有可能的是，包括北部的煤田和海峡港口在内的地区也将被德国所控制。

虽然到了1917年德国有意使目标更为温和，但是德国在“九月计划”制订的针对西部的目标在战争中相对保持了前后一致。帝国殖民部又推行了第二个野心计划，即将中非地区一个连通东西海岸的殖民地从法国和比利时的手中瓜分过来。第三个野心计划则是派遣海军分别开往地中海、大西洋和印度洋基地，与佛兰德斯据点相结合——这将会威胁到大英帝国的通信系统。然而，德国接下来的两个目的却与此前的不甚一致。第一个目标也是初步的经济目标，是中欧计划，这是一个关税同盟，涵盖了欧洲的中西部。此举意在巩固“九月计划”中德国对中欧的经济统治地位。贝特曼认为，这一举措主要是另一种政治上控制德国邻国的手段。而德国商业界却认为如果这意味着隔绝外部市场，那么它并无价值可言。在随后的战争中，随着协约国封锁的加强，重新在世界贸易中获得一席之地成了至关重要的商业目标。德国将中欧计划作为一个保密的军事协议，同时也是与奥地利互通特惠关税的协议。但是，奥地利过分谨慎的态度阻碍了这一计划的实现。

最后是东欧。虽然在“九月计划”中德国设想“俄国最好节节败退……而且俄国对非俄罗斯附庸民族的控制将被打破”，但是德国在东欧地区的目标迟迟没有实现，直到1915年期间德国和奥匈帝国才占领了俄属波兰。战前东部的这三个帝国在控制波兰的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但是此时波兰归属权不仅会使俄国与同盟国决裂，还会使奥匈帝国与德国决裂。起初，贝特曼同意将俄属波兰并入哈布斯堡王朝，以换取后者接受中欧计划中的经济和安全关系，但是1916年夏天的布鲁西洛夫攻势凸显了依靠哈布斯堡王朝是十分危险的。于是德国最终决定，俄属波兰应该在名义上独立，但是要与德国结成货币和关税同盟，并由德国控制，这样的结果远远超出了比利时方案的预期。波罗的海沿岸的库尔兰省和利沃尼亚省也同样在名义上独立并接受德国政府的间接控制。1917年，这一方案被应用于乌克兰。

尽管德国的目的一直都在于抵抗西方列强，但是此时的东部战场却在德军不断进攻下开始扩大。战争目标不具体并且经常处于争论之中，也就没有必要设置强制性不可协商的要求。贝特曼把“九月计划”当作德军驻扎西部的“临时计划”，而随着德军逼近巴黎，这一计划似乎胜利在望。然而3个月后他就认同了新任总指挥埃里希·冯·法金汉的观点——想要完全战胜所有协约国成员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与这些强大的敌人长期对峙的话，德军就会显出疲态。贝特曼认为从现在起主要的目标是努力分裂敌方联盟，为此，他和法金汉不打算设立什么明确具体的目标。他们都认为最有希望的目标就是俄国，因为1915年德国对其做出过和平试探，而攻打俄属波兰和巴尔干地区也是为了迫使其做出回应。德国人起初只打算吞并波兰疆域的边疆地带，(然而，这里的斯拉夫人和犹太人将被消灭)，而1916年后他们目标的东移也证明，俄国的反应并没有使他们满意。同样，他们也希望凡尔登战役能迫使法国投降。但到1916年末为止，俄国和法国都没做出回应。法金汉的继任者保罗·冯·兴登堡和埃里希·鲁登道夫则认为，德国不需要做出让步。但受奥匈帝国的激励，并且考虑到了以后可能会和美国展开潜艇战，贝特曼获批在12月做联合声明，表示同盟国愿意提出和平协议，但如果协约国对起初的和平试探做出回应，他也提供不了什么承诺，不过实际上协约国愤慨地拒绝了同盟国的和平协议。

德国政府在先实现战争目标规划还是先分裂协约国之间摇摆不定。德国并不愿意接收大批他国人口，所以德国希望能借助缓冲国以及经济主导权来实现本国扩张，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其欧洲霸权。在公众面前，德国当局声称自己的目标是维护“安全”以及提供“保障”，而从不将真正的目的宣称于世。尽管如此，德国国内还是有大批强大势力想要求取帝国间的和解，其中包括德意志帝国议会中的右翼和中心人物，许多重工业、农业代表、知识分子精英以及威廉二世本人。

协约国的战争目标与凝聚力

如果贝特曼想要分裂协约国，他们必然会团结一致。冲突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成为国际联盟的通病。早在1914年之前，德国就已经感觉到自己处于俄、英、法协约国三方组成的包围圈中，所以德国开战的部分原因也在于想要分裂三方联盟。协约国也意识到了，如果放任德国行动，就会打破相对独立的三方平衡，所以三国在1914年9月签订的《伦敦公约》中决定不再单独和解或单方面谈判。两方联盟存在根本区别，即德国是同盟国中最强大的一国，如果德国想要和解，那么其他盟友必将效仿。但在协约国之中，英、法、俄三国势均力敌，且目标都直指粉碎同盟国的阴谋。

英国对欧洲以外国家的目标是确定的，但对欧洲国家内部的目标是不确定的。它认为，战败的德国将失去舰队和殖民地——它们对于英国的航道及海外领土是极大的威胁。但对于其他欧洲国家，英国的一个明确承诺是，恢复比利时战前的独立和完整。除此以外，英国领导人在经济上不想太过压制德国(因为他们意识到德国作为贸易伙伴的重要性)，抑或是苛求数量极高的赔款；在战略上，他们也不想过分削弱德国而让法国和俄国渔翁得利。英国希望这种民主化的处理方式使德国维持统一，并约束其行为。德国自身的战败也足以说明侵略是得不偿失的。法国人则更为激进，他们立刻投身于收复阿尔萨斯—洛林的战争中。此地区失守于1871年普法战争，是法国铁矿石、磷酸盐、钢铁的重要来源，也是莱茵河的边界，寄托着法国人深深的爱国之情。他们希望，战后比利时和卢森堡能同意建立关税联盟和开展安全合作。法国在1916年6月举办了巴黎经济会议。此次会议原则上通过了一系列措施，以便把协约国统一成一个经济联合体。而且1917年2—3月，法国与沙皇尼古拉二世秘密协定(《杜梅格协议》)，同意俄国在波兰问题上的要求，以换取俄国放弃莱茵河左岸管辖权。莱茵河左岸的国家，将在法国统治之下分为多个缓冲国，大部分萨尔河煤田会连同洛林一起被兼并；而除了德国的战败国则缴付赔款，解除武装。英、法的主要敌人始终是德国，但对俄国来说，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也几乎是同样程度的敌手。1914年，英、法、俄三国宣告，他们将收回波兰主权并收回波兰人居住的所有地区(包括从德国收回波兹南，从奥地利收回加利西亚)。但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再发起针对德国或是奥匈帝国的行动，不久，他们便遭受了重大军事失利，计划也因此暂时陷入搁置状态。

1914—1917年，协约国缔结了各种条约以吸引新的伙伴，同时留住同一战线的盟国。其间，他们通过提高德国分离附属国的难度，从而进一步使其与同盟国的和平进程复杂化。日本于1914年8月参战，协约国承诺认可其对中国胶州半岛和对德国太平洋岛屿的主权。意大利也于1915年5月与英国进行谈判，签署了《伦敦条约》。该条约承诺，它将会得到哈布斯堡王朝在特伦蒂诺、南蒂罗尔、伊斯特里亚以及达尔马提亚的领土。罗马尼亚在1916年8月参战，作为回报，它也将得到奥匈帝国的利益。另一个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因素是土耳其的介入。俄国想得到君士坦丁堡和博斯普鲁斯的亚洲海岸，英、法两国在1915年3—4月签署的《海峡协定》中承认了这一点。1916年6月阿拉伯起义之前，在开罗的英国高级专员与麦加的谢里夫间来往的“侯赛因—麦克马洪信函”中，英国承认阿拉伯独立，而起义的势头则加速了与巴黎签订协议的进程。1916年5月签署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圈画出了对土耳其位于亚洲领土的控制和影响范围，确立了英国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地位，以及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统治地位。1916—1917年进一步确立了俄国在土耳其亚美尼亚和意大利在小亚细亚南部的主导地位。普遍意义来说，1916年6月，在巴黎经济会议上，协约国同意战后对德国商业区别对待，但是要尽可能地做到协约国自身的自给自足。最终，在1917年1月10日，美国总统邀请两个阵营对战争目的进行陈述(贝特曼秘密做了回复)，而协约国公开明确了他们的目标，如果不是有意扰乱视听的话，那这个目标的精确性是前所未有的。

对比双方的阵营，冲突的焦点显而易见。英国和德国在比利时以及殖民地的问题上产生冲突；法国和德国就阿尔萨斯—洛林和莱茵相持不下；俄国和同盟国争着要统治波兰；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也在争抢阿尔卑斯山脉以及亚得里亚海；德国和法国对待关税同盟的政策相互冲突。但是，1914—1916年，几乎没有任何和平试探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德国希望分裂协约国，但因协约国团结一致而未能实现。对战争目标的外交僵局和海陆的战略僵局，使德国四面楚歌。无论是折中妥协，还是诉诸武力，又或者是革命，都无法结束战争：参战人员和后方群众始终在坚持。从第一次伊普尔战役到推翻尼古拉二世，三足鼎立是当时世界的主要格局。

1917年的和平倡议

在这个僵局中，1917年的最大变动是国内战线的凝聚力。沙皇下台，现有秩序受到了更大的挑战，此外还有德国和英国的工人罢工、意大利的暴乱以及法国的军队哗变。然而，东欧的交战国，俄国和奥匈帝国的局势最为紧张。1917年成为尝试通过谈判解决骚乱的高潮。然而，他们未能实质性动摇任何一方的战争目的。另外一个重大变化是美国的介入，这使僵局更为紧张并延长了战争的时间。

沙皇俄国和奥匈帝国的领导集团都发生了变动，奥匈帝国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辞世，卡尔大帝登基，新外交大臣奥拓卡尔·切尔宁上任的同时，俄国临时政府诞生。二元君主制中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头越来越强，城市的供给不足，于是，卡尔大帝和切尔宁急切想要恢复和平。卡尔在盟国和外交大臣都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通过波旁家族的西斯托王子与法国联络，并且偷偷写信支持法国对于阿尔萨斯—洛林的“正义之战”。法国和英国与奥匈帝国不存在领土纷争，对奥匈帝国的提议十分心动，但是他们又不能抛弃意大利。不管怎样，卡尔想要一个总体的和平，而不是单独的和平。他既不愿意抛弃德国，又不能够说服贝特曼妥协，相反，这位德国总理尽管仍想尽办法分裂他的对手们，却被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所诟病，这便使他的目标更加难以实现。即使7月德意志帝国会议通过了一项“和平决议”，谴责合并和索赔的行为，但这项决议的起草者并没有把德国的自治缓冲国算在内。与此同时，由于和平决议的通过，贝特曼被迫卸职，但继任者乔治·米凯利斯是最高指挥部而不是立法机关的候选人。米凯利斯只以“他理解的方式”接受了和平解决方案。

俄国在协约国内部施加的压力几乎没什么效果。与卡尔和切尔宁一样，临时政府也从单独媾和中退出。埃茨贝格尔·考利施科在3—4月期间与德国的对话基本没取得什么成果，因为德国似乎想以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作为交换。政府提倡盟国之间召开战争目标会议，但遭到英、法拒绝后，此倡议也无疾而终。对俄国的盟友来说，更危险的是有人提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社会主义政党会议，彼得格勒苏维埃强烈支持该提议。虽然这个倡议前景迷茫，但它却有可能激励法国和英国的左派。反对妥协的人依然存在，法国众议院在6月通过的杜蒙决议，与德国一样，对否认兼并含糊其词。

如果底层不对推进和平施加压力，那么政府间的交流也不会有什么成果，秋季的协商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事件的起源是教皇本笃十五世提出的倡议，他主张要充分了解战前状况，然后得出解决方案。尽管双方都拒绝他的主张，但英国通过梵蒂冈弄清了德国对比利时的立场。在此期间，奥地利与法国举行会谈(阿莫得-莱沃特拉对话)的消息传到了德国：如果奥地利放弃它的盟友，法国将会为其提供德国的土地。德国外交大臣理查德·冯·库尔曼察觉到，这将威胁同盟国的统一，他决定以牙还牙。对英国的调查更使他确认了自己的观点，即英国是协约国的薄弱环节，他告知西班牙中间人维拉博侯爵，暗示他做好双方交换意见的准备。

库尔曼的消息于9月发布，同时，法国得知，冯·兰肯男爵——布鲁塞尔的一名德国籍官员愿意与法国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在瑞士会面，白里安也愿意前行。两个西欧大国现在面临着重大抉择。白里安的继任者——保罗·潘勒维，怀疑即使收回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法国人民仍会继续战斗。潘勒维的外交部部长亚历山大·里博特，谋略比白里安更胜一筹，阻止了此次瑞士之行。事实上，即使米利凯斯愿意放弃吞并龙韦—布里埃地区，以换取铁矿石的供应，德国人也只打算归还少数边境村庄。至于英国，在贝尔维尤皇家议会上，德国领导人同意不再要求佛兰德斯海岸，但是对比利时的其他要求不变。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愿意不惜以俄国为代价来实现和平，但是他的内阁绝大多数成员坚持，英国必须与其盟友协商——英国外交部确实这样做了。结果库尔曼受邀与全体协约国交流，讨论他忽略的那条建议。

谈判一开始就证明了德国根本无法分裂英国或是法国。双方经过深思熟虑，觉得自己仍然可以获得战争胜利。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认为，随着俄国的陷落，他们能够取得上风。里博特和劳合·乔治认为，他们能于战场中幸存并且在美国的援助下，能确保其战争目标的实现。美国的财政贷款已使英国在濒临破产的数周内脱离危机，并且能使协约国可以继续购买必需的钢铁、军粮和石油。在俄国寸步难行之时，美国供应了几十万的新兵。虽然如此，美国的援助仍会被尽可能地延迟并予以限制，这就会给同盟国一次最后翻盘的机会。

这么做不仅是逻辑使然，更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美国总统威尔逊在1917年2月与德国断交，原因是德方发动了无限制的潜艇战。威尔逊想对战后世界格局施加决定性影响，因此才在4月份对德宣战。他相信，只有参战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在国际联盟(由威尔逊提议建立)的支持下，威尔逊为重组国际关系设计了一个伟大的宏图。由于德国军国主义者是这一宏图的根本障碍，因此必须打败德国，使其成为一个民主化国家。然而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首脑们同时也怀疑威尔逊具有帝国主义的野心。

从短期来看，“威尔逊并不想看到威廉二世的政权安然无恙。他拒绝参加斯德哥尔摩会议，并驳回了教皇本笃的倡议。他从不干涉其他盟国追求各自的利益目标，尽管他们通过支持国际联盟来取悦威尔逊”。1917年11月，英国之所以发表《贝尔福宣言》，支持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民族家园”，部分原因是他们知道威尔逊具有悲悯之心，并希望得到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支持。法国在1916年巴黎和会上放低了经济争夺战的目标，转而集中精力推举总统，以保证战争结束后，法国能够继续控制世界大宗产品贸易。然而，英、法两国此举都是徒劳的，威尔逊总统依旧和他们保持距离。他既不承认秘密条约，也不拥护《伦敦公约》，并且与其他国家保持联合而非同盟关系，这样就可以随时和同盟国单独媾和。威尔逊总统乐于看到伙伴国对美国经济的日益依赖，同时在欧洲培育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势力，一旦时机到来，威尔逊就准备立即给欧洲政府施加压力，当事件愈演愈烈，达到高潮时，美国随即将以仲裁者的角色登场。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及后果

1917年僵局被打破，但还不足以促成和解。1918年，东西线的武力战争都结束了。在东部战区，布尔什维克革命首次以势不可当之势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一个愿意单独缔结和平的政权。紧接着，1917年12月停战，3个月后签订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列宁一开始并未料到革命居然传播到了德国。然而，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失败，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生存就变成头等大事，这就使得停止战争变得至关重要。然而，通过公开发表言论和否定盟军之间签署的秘密协议，谴责“和平法令”里面的兼并和赔偿条款，布尔什维克在某些程度上与威尔逊保持一致，达成了内部共识。

结果演变成了一场宣传战。库尔曼和切尔宁认为有机会通过《圣诞宣言》使布尔什维克从西方分离出来，在这份宣言中他们声称，如果他们的对手也这样做的话，他们就放弃兼并和赔偿。然而，正如1918年1月5日，劳合·乔治在的卡克斯顿音乐厅的演讲，以及威尔逊于1月8日在他的“十四点原则”演讲中所说，协约国和美国不会满足他们和平前的现状。两人都向第三股力量发起呼吁：即同盟国阵营里的社会主义者、工会会员及国内左派，还有俄国。对威尔逊来说，这意味着给列宁改革提出了替代方案，他承诺实施开放外交政策、海上自由通航、商业非歧视政策、军备限制以及除了盟国“对殖民地要求采取非歧视态度”。但是他也支持精确限制的协约国战争目标，包括归还比利时，纠正法国在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上的“错误”，授予意大利无可争辩的领土主权。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应授予他们的属民自治权但仍隶属国家管辖，俄国须有自主权。

同盟国利用这一借口，坚称《圣诞宣言》无效，并继续同乌克兰独立政府和平交往。俄国高喊着“没有战争就没有和平”从(与德)谈判中退出，这是因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委员都支持革命战争。但是俄国对德国之后的入侵毫无还手之力，之后，列宁说服了支持革命战争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人，并说服了他们接受条款。在《布加勒斯特和约》中，俄国放弃了对波兰、库尔兰、立陶宛和乌克兰的主权，并且从芬兰撤军，这等于放弃了原沙皇俄国三分之一的人口、耕地和大部分工业。5月份，根据《布加勒斯特和约》，无路可退的罗马尼亚只得向德国出售小麦和盈余的石油，并接受德国的长期占领。然而，德军并没有停止进攻，列宁不得不在8月签署补充协议，放弃利沃尼亚、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同盟国沉浸在如此绝对的优势之中，他们可以随意地添加条款，并且受到德意志帝国议会绝大多数代表的支持，这些人投票支持了1917和平方案。德国企图建立一系列东部卫星国的野心似乎就快要实现了。

此外，俄罗斯的停火使鲁登道夫自1914年以来首次在法国获得少量的民众支持优势，并开始了他毁灭性的春季攻势。胜利有助于重新统一国内战线并减少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摩擦。此外，在1918年4月所谓的“切尔宁事件”中，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公开了卡尔去年发给波旁的西斯托王子的秘密信件，这因此使得卡尔向德国承诺不再有独立外交。德国和奥匈帝国针对未来合作的谈判更推进了一步，德国似乎不仅巩固了其在东部的统治地位，还巩固了它在奥地利的统治地位。

和平不能取胜？

尽管如此，几个月内，德国在其达到最辉煌的时刻之后，接受了失败的命运。主要原因是西线战况的转折。鲁登道夫未能发起攻击，到7月份，美国军队以最快的速度抵达战场，协约国重新获得了主动权。9月28日，随着保加利亚求和，土耳其军队在巴勒斯坦溃败，英国人越过兴登堡防线，鲁登道夫发现他也必须请求停火。然而，他的部队现在无法撤退到德国境内。他很快重拾信心，认为还可以抵抗几个月。他于10月4—5日发出呼吁，这一呼吁不是指向协约国，而是针对威尔逊一个人，他要求停战，还提出根据威尔逊条款实现和平。伴随着政府组成成分越来越复杂，马克斯·巴登亲王被任命为总理，给外界创造了一种民主的印象。德国尝试过停战，但仍心有不甘，而且这一次它仍希望能够分裂敌方阵营。

与1917年不同的是，美国正努力在协约国内获得如德国在同盟国中的首要地位，威尔逊看到了实施他计划中下一步骤的机会。与之前的做法不同，他没有和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商量，就公开了“十四点原则”。但与此同时，他严格遵守停火协议，是想以此换取协约国对德国的同情。当鲁登道夫后知后觉地试图反对时，威廉表现出极少见的武断，他坚持要罢免这位将军，但留用兴登堡。他已经拯救不了他的王朝了，因为十一月革命席卷了德国城市，9日，威廉退位支持社会主义领导的临时政府。尽管纳粹后来矢口否认，但当时德国内部已全面崩溃，结果是最高指挥部做出了求和的决定。十一月革命使德国无力抵抗，但停战条款在德皇下台之前就在巴黎的协约国内部会议上拟定好了。其中，最大的输家是奥地利。切尔宁事件以来，为抵御奥地利，西方各国加固防线，认为该国实行的二元君主制在德意志人的主导下已不可挽回地失败了，最后的统治权最好还是要依靠各主体民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代表都得到了新的承诺。当奥地利政府呼吁根据“十四点原则”达成协议时，威尔逊总统却称，“十四点原则”已经失效，可能由于他的声明，民族主义革命爆发，在社会主义夺取德国之前废除了双重君主政体。然而，对于德国，威尔逊基于“十四点原则”，与盟友达成和平协议。从这一层面上讲，德国获得了比单独和英法谈判更为优厚的条件，“十四点原则”部分被接受(英国拒绝承诺海上航行自由并增加了潜在赔款)，在停战协议的陆军和海军条款中，协约国得到了很多好处。德国的殖民地仍为英国所占有，并且交出了大部分海军，比利时部队撤离，法国入驻阿尔萨斯—洛林和萨尔河地区，协约国驻守莱茵兰地区。意大利占据了1915年就承诺给他们的领土，而德国从俄国撤军，废除了与布尔什维克签订的条约。而威尔逊总统是否真的能够站在世界各国的角度做出决策，仍然需要在议和会议上商榷。

同盟国和协约国都努力为抵御外敌、保卫安全而斗争；并对其人民说，这场战争是为了终止战争。但是，只有扩张的方法才能达到自我防卫的目的，尽管交战双方都对彻底的兼并只字不提，但他们都努力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以永久限制敌方的主权。列宁认为，战争是帝国主义的，这是事实。这并不一定说战争徒劳无益，也不是说那些为了实现国家首脑的目标而遭受如此痛苦的普通公民被愚弄了。1917—1918年，俄国革命以及美国参战之后，相对自由的国家与独裁国家之间相互斗争，西部国家发言人以公正的态度告诫说，鲁登道夫在德国影响很大，与这样的德国达成的协定不可能持续太久。威尔逊提倡的“没有赢家的和平”即使求得了稳定其基础也是脆弱的。尽管《凡尔赛和约》有种种缺陷，但是如果严格遵守的话，它就足以维持欧洲超过20年的和平。然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一直试图分裂的协约国最终破裂，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下了基础。

第十六章 宣传和动员

J. M. 温特

宣传战的政治尺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每个参战国都设立了控制信息流的机构，监督和影响公众舆论。第一项任务并非难事：军队总是对军事部署的细节，作战时间和士兵伤亡了如指掌。第二项任务确实需要一定的创造力。在早期的冲突中，作家和艺术家、牧师和外行名人都有自己的小群体，但在大战之中，宣传的声音必须传至整个国家。共同的奋斗目标是大规模战争的一个基本要素；宣传活动在50个月之久的战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迄今为止规模最为壮观的广告运动，而被推销的产品则是战争的正当性。他们的推销术语是道德，这种语言中充满了象征形式，“正义”和“非正义”的概念被裹挟在流行文化之中。由于广告的“用力过猛”，宣传一词已经成为谎言的代名词。但是战争期间，宣传绝对不止于此。想要了解集道德冲突、选择性报道、误导和不实论断为一身的战时宣传，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之视为“国家律师”的简报——在其国民和世界人民面前为国家的事业做辩护。

国家主导并不意味着国家能够控制导向。的确，国家可以进行一些舆论操纵，但绝不会实现完全操控。宣传的一个最关键的特点就是其具有双重性，它把政治观点与民间诉求融在一起。国家宣传的力量是在与民众观点相一致的作用下所形成的合力。国家宣传有悖于普遍意义上的常识时，这种官方信息会因空洞而被大众所忽视；反之，如果两者的观点恰巧相一致，特别是当民众观点是自发产生并且具有持续性的时候，国家宣传就被赋予了无尽的能量。

1914—1916年，作战双方都在宣传中强调，这场战争对于自己而言是属防卫性质的，他们都受到过挑衅，遭遇过袭击，他们之所以参战只是为了保卫国家领土、捍卫国家尊严。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军方因掌控着诸如德国克里格斯出版社、法国梅森·德拉出版社等一系列舆论机构，在宣传中占主导地位。但自1917年起，民间机构大量涌出，原因显而易见：战争的政治性质改变了，宣传也随之而变。美国于1917年4月参战，同年俄国也历经两场革命，这些事件使战争舆论宣传发生了转变。现在战争目标成了宣传的核心。在一战的最后两年中，舆论宣传的焦点问题是实现什么样的和平，即我们要建立怎样的战后世界。蛰伏于欧洲每一个参战国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兴起，他们提出有关欧洲未来格局的设想。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想要中央政府实行永久计划经济，因为它已经为人们提供了不错的薪资，也完全消灭了失业。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对这个问题有另一种看法：这场战争都是帝国主义彻头彻尾的阴谋。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通过外交部发布了俄国与英国和法国之间就未来控制君士坦丁堡达成的协议。难道这就是数百万人用生命争取来的东西？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则持另一种观点：必须通过建立在国际联盟下的民主国际秩序，来证明这些牺牲的伟大意义。

这个动荡的时期显然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引导公众的舆论倾向。在1917年活跃着的各种新思想的衬托下，欧洲各国显得格外沉寂。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既不和列宁统一战线也不买威尔逊的账。德国高级指挥部对民主思想的传播更加抵抗。必须为筹备战争找到合适的理由。因此，主要的欧洲参战国都为宣传工作披上了合理的外衣。他们建立了新的宣传机构，还使用了新的宣传方法。迄今为止，德国高级指挥官都没有充分考虑舆论状况就进行战争。现在，随着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当权，应对人民渴望协商和平的呼声，解决这一民愤成了当务之急。英国民众对战争的合理性有着同样零零散散且源源不断的怀疑，这迫使英国建立了一个情报局，而这也是英国历史上的首个情报局。劳合·乔治向两位新闻巨头——布鲁夫布鲁克和北岩勋爵求助，并将国外和国内的宣传权转交给他们。因此，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宣传成为战争政策的一个独立且必要的元素。我们将在下面研究它的影响。

纵观20世纪的历史，宣传的政治重要性并不能在其中得到完全体现。其意义更多地体现于大规模动员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历史中。在这个动荡的世纪，宣传给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都烙上了独特的印记。

宣传对巩固长达四年半的战争所需的团结有重要作用。宣传并没有缩短战争的时间或赢得战争。但是，宣传有助于将社会改造成更加有效的战争工具。自从1914年以来，随着对士兵、军火和劳动力的动员，以及平民战争，思想动员也随之而来。这种现象是一战中最突出且令人不安的特征之一。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限、个人表达和思想控制的界限被重新绘制或不复存在。

正如我们注意到的，战时国家的宣传仅仅是一部分。双方都在努力地进行宣传，从残暴的故事到野蛮的漫画，再到儿童故事，再到彻头彻尾的谎言。最强有力的宣传不是来自当权者，而是来自人民群众。“仇恨政治”就是大众政治。它既是可见的也是口口相传的，更是有效的。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通过商业广告、漫画、海报、明信片、布道、伤感歌曲和战时不断发展的自由创作诗歌，吸收了底层的生活图景和概念。

有一种现象特别值得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了渲染战争正义性而调动了神的形象和神谕。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国内数百万的百姓都在担心他们战场上的至亲是否安在。多亏圣母玛利亚以神圣的教堂为许多士兵提供了容身之所得以幸存，也因此，在战争初期出现了宗教语言热潮。每一个现存的教堂，甚至是最离经叛道的教堂都奉此次大战为“圣战”。

同时，在战争时期，参战国家内部的宗教划分也开始渐渐淡化。其他方面的一些界限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法国，影响尤为深远。一战之前，天主教大部分信条都是反对共和制的。反过来，不那么激进的执政党在1905年正式以非国家身份对教会特权发起挑战。在文化(而非制度)意义上，一战使罗马天主教民族化。

无独有偶，在1870—1871年发生的普法战争，德国战胜法国在色当日举办庆祝仪式，在德国的大多数地区，这一天都是一个反天主教的节日。1914年以后，德国天主教徒可以展示他们是多么具有德国特色。同法国一样，描述“牺牲”和“殉难”这类词都会融入战时文化。所有参战国中，犹太人的爱国精神最为明显，至少一度让那些地方性的反犹太主义都黯然失色。说教布道随处可见，它们宣扬“正义”，祈求神明庇护征战的士兵。对每个国家来说，战争都是一件全体性的大事。

宣传教育走进了千家万户。对于儿童们的宣传更是有大量的振奋的标语，根据战争期间一个法国儿童撰写的文章来判断，民众和这些“未来的士兵们”都会接受这样的战时文化教育，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憎恨敌人。

早在拿破仑时期，儿童一直都是勇敢者和受害者的形象。但是在1914年之后，他们不再只是被动承受，他们学会了杀戮，学会了等待向敌人复仇的时机。一首英国童谣就很好地捕捉了在全面战争时期针对儿童们的宣传动员。一个小孩面对着一间被毁房屋吟诵道：

这是杰克建造的房子，

炸弹落在了杰克建造的房子上，

是匈牙利人往杰克建造的房子上扔下了炸弹，

子弹打死了往杰克建造的房子上扔下了炸弹的匈牙利人，

——而这次，是那个孩子拿起的枪。

战争伊始，政治宣传更多的是口头上的空话，而没有付诸实际行动。所有主要参战人员中的有名人士都对敌军声伐笔讨，借此来声明国际抵御是多么崇高正义。一大批德国科学家和人道主义者反驳了对德国军队在比利时野蛮行径的指控。专家认为，迫害欧洲士兵的是协约国带来的黑人军队，而不是德国。在战争后期，英法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作家也都陷入了对敌人的类似程度的诋毁之中，他们认为，德国文化催生了一种“普鲁士主义的疾病”。

随着动员的传播，一本描写一方虚伪，另一方正直的学术小册子的出现变得微不足道。政治宣传的核心是行动落实的前提，尤其是在讽刺漫画和海报艺术中。所有参战国的报纸都把战争的矛盾冲突道德化了。它们提供了敌人的原型：把疯狂的、像动物一样野蛮的匈奴人形容为肥胖、贪婪的英国商人，他们贪婪地渴求德国的财富和珍宝。在法国，一个圆胖、狡诈、嗜血成性的布伦希尔德形象代表了德国；一个虽然天真幼稚但有点快乐的玛丽安代表了法国。

这些文化图像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不只是讽刺漫画。法国学者所谓的“战争平庸化”，即它作为一系列正常事件融入日常生活的能力，再没有比在这里更明显的了。爱国主义和利益渗透到了兴登堡桌布、福煦烟灰缸、基奇纳啤酒杯这些平凡的事物中，把无休止的战争碎片化了。位于法国东部城市埃皮纳勒的佩莱伦公司，专门制作宣扬战斗神圣的廉价海报。它平庸和荒谬地创造了一个完全虚构的战争，远离了战场上的泥泞和流血。这种非现实有利于它的销售，这种销售体系庞大且遍布全球。

战时爱国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尤其是在形式净化以后。明信片是家人与前线士兵通信必不可少的媒介，也是各种爱国言论的载体。在法国，经过战争的杀戮，人口骤减。夹杂着诱惑的性暗示扭转了这种局面。

平凡并不意味着微不足道。事实上，士兵的昂扬士气源于他们的作战演习。战争在继续，所以爱国言论仍起到昂扬斗志的作用，因为这是一场正义之战。这场战争不是那些受人尊敬之人唇枪舌剑的政治之战，而是道德之战。有些人认为战争会以谈判或和平妥协方式结束，这简直是无稽之谈，还会背上背叛前线作战士兵和已牺牲士兵的指责。因此，这种自下而上的宣讲是压制异己的良策。政府层面已尽力避免和平言论在战时散布，然而统一言论是最有效之策，就是用精细或者粗糙的大量图像以视觉形式在战时社会广泛传播。

以电影、宣传和道德重振军队

在战争中期，为了表示战争是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较量，电影业兴起。宣传重整军备题材的电影形式迥异，从喜剧到情节剧再到悲剧，不一而足。大多数电影的出厂不是政府策划的，也不是以常见的国家资金支持形成。诚然，电影的审查是严格的。但现在，个体电影独领风骚，在银幕上，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娱乐节目流行起来，宣扬善恶分明。音乐厅、情节剧和留声机产业也挤进来了，向越来越疲惫、紧张、焦躁的人群售卖有利可图的“止痛药”、振奋人心的海报及音乐。

电影在战时很受欢迎，这一点都不奇怪。电影满足了人们在平凡的情况下对平凡的渴望：讽刺了枯燥的军队生活，并直接针对所有问题产生的源头——敌人表达了异常的愤怒。这是一个专为查理·卓别林量身定制的时代。他是英国出生的音乐厅演员，在1913年12月加入了麦克·塞纳特的启斯东电影公司，在1914年就已经成名，并且通过留在加利福尼亚制作电影而不是参军为战争做出了贡献。

卓别林通过大银幕上为协约国作战所做出的贡献远胜于他参军做出的。卓别林是标志性人物，他既脆弱不堪又胆大包天。他是《流浪汉》里伟大的幸存者——这是卓别林1915年最成功的电影——他几乎丢失了所有的体面，但仍然不屈不挠。难怪一些英国高地轻步兵偷偷拿着卓别林的人物海报，带去了西部前线。

更不寻常的是，卓别林的照片对于治疗弹震症的作用。一位心理医生服务于美国军队时指出卓别林的照片在治疗中产生了奇迹般的作用。“请在您的照片上签名”，路易斯·科尔曼·霍尔医生给卓别林写道，“几乎每位士兵都在照片上见过您。我将会向可怜的士兵展示您的照片，这有可能会吸引他的注意力。他可能会说：‘你认识卓别林吗？’因此便有了拯救这个士兵的第一缕希望。”

卓别林的一些电影具有明确的政治宣传色彩。他通过电影宣传自由公债，然后呼吁公众购买。1918年4月8日，卓别林和玛丽·璧克馥、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一起现身纽约华尔街，大约吸引了三万人前来。和费尔班克斯一起扮小丑(并站在他的肩膀上)后，卓别林告诉围观群众，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德国处于优势地位，必须为协约国军队募集钱财。这一点很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那个老东西——德国皇帝赶出法国。在华盛顿，卓别林同样提到了这点：“德军已经攻到我们门外了!我们必须阻止他们!要想阻止他们，我们就要购买支持自由公债!记住，每一张债券都能挽救一个士兵的生命，一位母亲的儿子，也会为这场战争早点儿画上胜利的句点!”卓别林随即迅速地从台子上跳了下来，并且(用他自己的话说)“抓着玛丽·杜丝勒一起跳了下来压到了富兰克林·D. 罗斯福的身上”。那时年轻英俊的罗斯福是我的朋友，而当时，他碰巧是海军部副部长。罗斯福去会见威尔逊总统时，考虑到英国观众，他特地与著名的英国音乐厅明星哈利·劳德一起出场。而哈利的儿子，于1916年不幸被杀身亡。

然而，卓别林的主要银幕成就是他通过《从军记》这部战争影片，宣告了其他所有战争类电影的终点，为战争电影立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1918年10月20日，《从军记》公映，随即便收获了一片赞誉。电影的背景设定在一个美军训练营，着力讽刺了美军新兵训练营的严酷性。经过一次不成气候的演习操练之后，筋疲力尽的卓别林睡着了，而醒来之际，他发现自己身处西部前线上。卓别林单枪匹马地抓捕了一整个德军部队，这期间他将伪装艺术运用到了极致，将自己装扮成了一棵树，并设法捉到了德皇本人(德皇由他的兄弟西德尼扮演)。

卓别林在战争期间独树一帜——成了那个时代的天才喜剧演员。电影对战争的影响远不止一个方面。战争期间出现了许多与战争主题无关的电影，这些作品都是逃避现实的。但是，另一部分人则选择直面战争，利用电影来传播明确的道德观，希望借以鼓励众人的士气。当我们回看这些电影时，我们会发现，在这些作品的影响下，人们变得更加一致统一；而人们在军事冲突下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焦虑恐慌的情绪，也在喜剧电影柔和且具有安抚作用的画面与情节之中，得到了缓解。

许多德国人也认为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而且他们的文明是建立在比法国的颓废和英美粗俗的商业主义更高尚的价值观上。在德国，电影也在传播信息。1913年，德国有超过2000家电影院，仅在柏林就有200多家电影院。全国影院总数仅为英国影院数量的一半，但随着丹麦和美国电影的进口，德国电影在战争前夕得到蓬勃发展。

最初，电影业被高层指挥官视为烦恼，但随着1916年埃里希·鲁登道夫接任首席军需官一职，电影突然有了许多强大的支持者。1917年，当美国新闻影片进口被禁止时，国内产业出现了违规行为，即为无法满足的大众提供关于前线的照片。克虏伯武器装备公司总监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在这项工作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于1917年末催生了“环球电影公司”，这是一个电影公司联盟，三分之一归德国国有银行所有，并在间接军事控制下。有了这样的支持，“环球电影公司”的生存能力得到了保证。但就像德国的战争努力一样，它不是来自流行文化，而是来自政治和工业精英。

电影业与当局的关系限制了其行动的自由性及有效性。但是，高级指挥部认可了大众对电影的需求。在1917—1918年的艰难岁月里，优先供给电影院煤炭和电力，使整个德国和被占领的比利时影院人气一直很高。

军队拥有自己的电影业。1917年有900家露天电影院，有德国电影明星亨利·波顿和阿斯塔·尼尔森，他们擅长喜剧和情节剧，但他们有意识地将利润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从而在战争结束时建立了强大的国内电影产业。在那时，德国电影业既是一个可行的经济企业，又是大胆的实验工具。1914—1918年战争中的电影宣传手段遗留下来，得以被纳粹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利用。

结论

宣传是否有助于缩短战争？可以几乎肯定地说不能。当德国军队在战场上遭到痛击，并没有其他原因，德国就投降了。愤怒的士兵试图归咎于盟军的宣传——诱惑和误导，从而导致失败，但只有阿道夫·希特勒及其随行人员那样警醒的人才认真对待这一论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学家已经撤销了这项指控。

关于协约国宣传对1917年4月美国加入战争的影响，人们也提出了同样夸大的说法。实际上英法对美国确实做了大量精密的宣传。德国宣传人员也在那里，尽管他们的工作在德国战争努力之外其他地方也有同样的拙劣和笨拙的痕迹。

英国的宣传方式是间接的。英国宣传主义者认识到美国孤立主义的力量，在加拿大出生的吉尔伯特·帕克爵士的带领下，试图通过直接邮寄来吸引有影响力的人。吉尔伯特爵士的卡片随附了小册子或转载，增加了个性化设计。他们安排了与英国知名人士的媒体访谈，并总是用礼貌的信件向编辑回应新闻批评。电影新闻片将协约国的正面形象带给更广泛的公众，并主持了一系列公开会议。1917年1月，吉尔伯特·帕克爵士回到英国并将其职位移交给继任者——格拉斯哥大学的W. M. 迪克逊教授。

从那时起，德国在美国的前途就自我毁灭了。首先是无限制潜艇战：对美国船只的直接威胁，为协约国带来美国海运的私人援助。然后是俄国的二月革命，消除了自己支持“民主”——即协约国——中的障碍因素，进而顺理成章地反对“军国主义”——即德国。然后是德国外交部对墨西哥的疯狂态度，将美国西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作为联合行动的潜在成果。英国情报部门截获了这一消息，并在新当选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将被迫采取行动的恰当时刻透露了这一消息。他在1917年4月6日采取了行动，因为美国参战了。

孤立主义者和反英主义者认为，虽然协约国的宣传不足以完全消除战争，却能够控制战争的爆发，缓和各方立场。美方加入战争并非受到宣传的影响，而是因为德国从多个方面威胁到了美国人民的生活和利益。

欧洲歌剧院内，远有比协约国宣传更有力的影响源，而这恰恰对协约国能够比同盟国更好地承受战争压力一事做出了解释。协约国独立掌控财政，支配原材料的利用，这都缘于其长达一个世纪的帝国扩张。相对而言，德国并无这样二、三、四线的增援。与这些巨大的不平衡力量相比，宣传仅是其挫败对手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原因。

德国在文字与图像的战争中还存在着另一劣势。因为长达四年，德国并非依靠统治阶级的支持，而是依靠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来获得德国人民的支持。况且，在1914年8月坦能堡大战中的两大功臣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四年后负责起了战争大权。这些人也代表了德国的一种骄傲而挑衅性的军事传统，这种传统牵制世界长达50个月。1918年夏天，在德军向对手屈服而撤退之时，在每位德国人都渐渐明白这场战争注定会战败之时，德国不可战胜的言论仍在大肆宣扬，这无疑加重了其战败的痛苦。

1918年德国不得不吞下一剂苦药，而其并非由宣传而来。而这正是让协约国的百姓和士兵们度过了那段黑暗的战争时期的原因。方法是坚持考虑到这一简单的信息：因为德国所构成的威胁，军人们仍在战场上战斗着，因此必须将其遏制住。对于奋战在法国的法军和比利时军而言，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样，这种想法也存在于德军、美军、英军、从殖民地来的帝国军人，以及其后方的家属当中。并非协约国的宣传使各方萌生这一想法，而是在德国入侵比利时，看到自1914年以来德国穷兵黩武的时候，就产生了这种信念。不断加长的伤亡名单，增加了协约国阵营的痛苦和战争胜利的决心。德国自掘坟墓，后来试图把注意力从这个事实转移到对战争的伟大性宣传上，但它根本不具备能赋予其上的军事意义。它的根本影响是文化，而不是政治；他们展示的是一个更黑暗的未来，以及在一场更可怕的战争中所调动的仇恨。

第十七章 社会主义、和平与革命，1917—1918年

约翰·霍恩

到1914年，战争与和平以及革命早已锻炼了社会主义者的想象力。1912年11月，当欧洲与巴尔干半岛的战争一触即发之际，社会主义者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在瑞士巴塞尔会面。他们相聚在一座教堂里，当教堂的大钟发出警鸣，他们发表了一份声明，称这场战争对发动者，那些精英来说，可能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从逻辑上讲，也许在一个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组织中，这样的预测应该是人们乐于见到的，而不能称之为警告。最为激进的一些代表，如列宁和罗莎·卢森堡，确实将战争视为革命的契机。战前社会主义思想的新理论强调在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作为经济帝国主义之一，其中国际经济力量之间的冲突将导致持续的战争和最终的革命，方向相同。列宁将在1916年写成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对这一著名观点做出表述。

但是，总的来说，欧洲社会主义者对战争的坚决敌意，以及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与革命的问题区别看待，是非常了不起的。自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以来，强调了每个参与党的变化和经济政治发展的复杂性在国家环境的演变中的重要作用。第二国际不可否认地发展为了一种独特而深刻的国际主义文化，它主要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杰出哲学家卡尔·考茨基的影响下形成的。但是，他们所设想的革命是一种广泛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将塑造无产阶级的大团结。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社会巨变抽象化，注入一种积极的民族主义，使“社会主义”变成文明最先进的方式，并注入了一种乐观的理性主义，视社会主义为“文明”最先进的表现形式。

随着国际局势日益紧张，维护人道主义价值的社会主义者把“防止战争”这一问题提升到大于一切的高度上来，战争不仅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产物，也被看作是“文明”的对立面。的确，1914年人们有着某种悲观情绪，以至于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参加工会的工人都遵守了第二国际的指示，拒绝发动战争，尤其是因为相互矛盾的不同国籍使拒绝发动战争的形式无法达成一致。但这才让防止战争发生显得更为重要。

战争与社会主义，1914年8月—1917年2月

然而战争依然爆发了，这给社会主义者带来了双重打击。战争的爆发显示了第二国际的无能，即使它的爆发是偶然的，第二国际并不是引发战争的原因。而这也使社会主义者对战争的看法产生了质疑，因为矛盾并非来自其经济竞争对手，而是由于巴尔干半岛地区的民族主义冲突。1912年，第二国际曾抑制住了巴尔干半岛地区的冲突，并为此沾沾自喜。战争引发了一系列的侵略行动，因此，社会主义者很快就重新找到了可以合理地参与国家防卫的语言来维护他们自身的未来。他们争论的依据出现在一本有影响力的书上——《新军队》。这本书是法国社会主义领导人让·饶勒斯写的，是为了调整国际无产阶级的行动，以防止资本主义和殖民战争利用工人阶级来保卫国家。他的想法来源于法国的共和传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饶勒斯在法国战争动员的前夕被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刺杀，成了战争狂热气氛下的牺牲品。但整个欧洲，不仅是社会主义者，还有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都认为，工人的确有他们各自的国家。并且，由于一套更明白易懂的左翼理论，他们还支持(甚至参加)战时国家政府。

起初，军事行动和速战速决战略率先爆发，任何政治生活正常的假象都会告一段落。但是随着战壕逐渐稳定，社会学家和其他人一样面临着影响广泛的工业战争所带来的全新事物。多少年来他们都受此影响。第一，除了战争准备，漫长的战争需要国家动员所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资源。这个过程无疑带来了一些问题：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它将以什么为代价，同时这个过程使得支持国家行动的社会主义浪潮在管控中争取更大的公平。鉴于战争还需要大规模的经济动员，因此在大部分劳动工人中间，在英、法、德等国的社会主义领袖中间形成了一股独特的战时改良主义倾向，这是全国战时动员的教训。与此同时，还形成了可控的战时经济，并按照社会主义的路子进行战后经济政治“重建”。事实上，战争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使命。第二，军需品的需求规模之大难以想象，这就使得工业工人与士兵一样，对战争胜利至关重要。随着工业动员规模扩大，特别是战时经济状况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却给予工人众多的经济便利(尽管一些新形式的工业规定试图去控制它)，工人不但在战争中举足轻重而且变得越来越好战。在主要的军需品集中地区，当地激进的工人运动发展起来，推翻了已有的工会和社会主义组织。第三，伤亡人数逐渐上升，军事行动陷入僵局，交战各方不知是该奋战到底还是通过协商缩短战期。社会主义者是最重要的反建制运动群体，特别公开地表达了这些疑虑。

战争的这些对社会主义者在不同方面的组合和影响，因国家而不同。在战前，政权的合法性以及战时国家动员最广泛的地方，比如英国和法国，社会主义者对战争的潜在反对最为温和。在这两个国家中，由于政府有效地让平民可以得到世界粮食供应，战争对工人的经济影响不如其他地方那么严重(尽管仍然很突出)。在德国，更严酷的经济条件和更有争议性的政权，在战争期间演变为军事威权主义，导致更大的不满和社会主义的反对。在1917年4月，这些社会主义反对者分裂成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然而，大多数社会民主党成员是战前第一国际的最大派别，仍然保持强大的力量，并且仍然以某种形式效力于国家。它出现在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特别是俄国，战前狭窄的国土及其与社会(特别是工人阶级)之间微弱的调解关系，已经因受到战争的残酷经济和军事影响而变得不稳定。对战争努力的反对意见最大，社会主义者对战争的敌意最为强烈。对于所有这些差异，到1917年，大多数参战国普遍存在疲惫感，罢工、抗议和叛乱不同程度地表明了人们对和平的深切渴望。

和平与革命，1917年2—9月

和平，不亚于战争——通过世界战争的经验为社会主义者取得了新的重要性和意义。1914年12月，年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卡尔·李卜克内西拒绝投票支持战争贷款，这一举动立即得到了国际知名人士的欢迎。到1915年初，大多数欧洲社会主义政党中都有少数声音和许多工会运动开始质疑支持战争的正确性并寻求方法结束战争。由于在阶级和人道主义方面对战争的敌意深深植根于战前第二国际的价值观，至少恢复国际精神来反对战争是合乎逻辑的。第二国际常设局(在德国入侵时从比利时迁至中立的荷兰)，因支持国家力量的主流社会主义者的敌意而濒临瘫痪，因此中立的社会主义者虽是非正式形式，但实际获得了领导地位。温和的荷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以及更激进的瑞士人和意大利人组织了国际会议。特别是来自法国和德国的持异见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会员，以及流亡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来自中立国家的侨民，在两个不起眼的瑞士村庄，齐美尔瓦尔德(1915年9月)和昆塔尔(1916年4月)聚集，共同抗议战争。

决议案的论调取决于两次会议均保留了传统的战前马克思主义思想，这次战争被看作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产物，国际劳工和社会主义联盟才是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正确道路。只有革命能够彻底结束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结束战争本身。但是和平才是最终的目标，而不是革命。尽管这两个术语在语义学领域是和谐共存的，但它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强调赢得和平的重要性而不是赢得革命(除了少数由列宁起草的宣言)。尽管在1916年的昆塔尔再次强调了和平的重要性，和平自始至终都是首要目标，为无产阶级革命最终胜利开辟了道路。列宁是改革的先锋，1914年，他认为旧有的第二国际已经瓦解，便逐渐开展了一项政策：将坚定的改革分子挑选出来，这其中包括中立的人们，从而使和平服从于革命。

但是，强调和平而非强调流行于社会主义和贸易联盟的革命是本末倒置的。社会主义和贸易联盟在精神上以及事实上对抗了战争，它在战前的国际社会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在社会主义的言论中不断突破。德国少数的领导人(伯恩斯坦、考茨基、哈斯)在1915年6月的声明中形容战争是野蛮时代一切残忍形态的结合。时间需求以及同样的术语遍布四处。托洛茨基起草的齐美尔瓦尔德方案中阐释了混乱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但同样以混乱的描述开始：

数百万尸体覆盖了战场。数百万人余生将会成为残疾人。欧洲对于人们来说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屠宰场。无数先辈的劳动人民所创造的所有文明注定会被毁灭。如今，野蛮正在战胜迄今为止构成人道骄傲的所有东西。

法国国际关系恢复委员会于1916年公布了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会议公告，该组织还发行了一本小册子，抓住了妇女在前线等待亲人消息的痛苦：“啊，女人，一生的使命便是繁育和爱，你们的心灵更加敏感。难道你们没有看到战场的可怕吗？难道你们没有从你们的儿子、丈夫和兄弟那里听到痛苦的哭声吗？”毫无疑问，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士气高昂的社会主义活动者甚至是知识分子的心声，而不是普通士兵、工人和厌战百姓的意愿。但是，这一举动也表明社会主义者希望能够理解并对工业战争的新奇做出解释，也表明工业战争的破坏规模之大，使传统阶级分析不再适用于当下的环境。

俄国1917年的二月革命(公历3月)似乎果断地把革命的概念移到了所有社会主义者的议程中。沙皇下台是一个巨大的事件，更加长远地来看，俄国的动荡成功地重新定义了社会主义者对革命意义的理解。但是，1917年，人们迅速了解到了革命在当前对于战争和和平的忧虑方面的意义。自然，革命有它自己严格的俄国逻辑。军事自信的崩塌、俄国沙皇正当性的瓦解、深度的经济混乱以及反对国家的社会极端主化1917年在其他国家都没有发生。然而，其他国家已经在1905年俄国革命前期(也就是和日本交战失败后)预演过这些现象了。但是当同代人，尤其是社会主义者们尝试预言这些危机的影响时，却不会注意到这些危机有多么特殊。

沙皇下台后，出现了两种权力形式。第一种也是比较弱势的一种，是临时政府(由政权的敌对方自由党组成)；第二种权力形式更为强大，政治权威的来源(当代人称之为“双重权力体系”)包括各种民众抗议运动，包括工人、农民和越来越多的士兵，这些运动形成了无数的地方委员会和“苏维埃”。影响最大的是彼得格勒苏维埃，表达了社会主义者和人民对战争的不满，并从一开始就坚决要求协商一致的和平，但不放弃国防。

人们最稔熟的历史模型就是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模型。因为它带来了战争，许多从协约国过来的亲战社会主义者，包括英国工党的领导亚瑟·亨德森和法国军事部长艾伯特·托马斯的意见就是，被革命带来的战争肯定诱发民主主义和国家动员，所以他们出使俄国就是为了鼓励这个结果。尽管临时政府尝试过实行雅各宾模型和克伦斯基领导的“继续战争”，但是只带来了1917年失败的夏季攻势和军队的解体。

但正是这种对协商和平的普遍革命需求使欧洲社会主义者感到兴奋，并解释了俄国革命之所以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因。革命体现了对和平的希望，还伴随着1917年几乎每个参战国家的士气危机。这种用苏维埃和其他革命形式传达出来的信息给人一种控制命运的感觉，这种感觉与军事僵局和战时社会条件给人的无力感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是在1917年4月罢工庆祝俄国革命期间，向莱比锡工人分发的一部革命的小册子所宣称的。苏维埃的事例鼓励各地激进的工业武装分子把他们的地方力量看作是促成和平的手段。意大利最严重的战争动乱是1917年8月的都灵起义，部分是由彼得格勒苏维埃访问团引发的，受到4万名都灵社会主义者和金属工人的欢迎，他们高喊：“俄国革命万岁，列宁万岁!”因为面包短缺和对工业纪律的强烈不满，都灵迅速响应，发出了和平的诉求。在法国，劳工的政治文化是建立在广泛的革命传统之上，俄国革命加强了经济和政治抗议的倾向，包括以革命语言、革命意向来表达和平的诉求。“俄国革命恰逢人们(包括欧洲人民在内)厌倦了迎合沙皇、德皇和普恩加莱的贪得无厌之时。”1917年3月，法国社会主义代表和昆塔尔文件签署人皮埃尔·布里森宣布说：“革命者将实现和平，这将带来人类的新生和所有边界的废除。”即使在英国，劳工的政治文化一般都绝非是革命性的，但二月革命的威望也助长了对和平的渴望。1917年 6月在利兹举行的社会主义反对派团体特别会议呼吁在全国各地建立“工人士兵委员会”。

1917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社会主义大会上明确指出，俄国以外的欧洲社会主义党成员应保持内部和平(革命的重要性成了一种象征性的词)。中立国家的社会主义党人提出了这项计划，试图恢复交战国家之间社会主义党成员的联系，但是如果没有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的认可，这项计划也终将变为一纸空谈。支持这场“防卫战争”的社会主义党成员很少为战争辩护，但是他们对最终胜利的承诺使得他们很难谴责人们对壕沟僵局的恐惧。激进的革命者(比如列宁和齐美尔瓦尔德左翼成员)认为，战争是危机的前兆而非危机本身。因此，反战者们广泛地联合在了一起，他们对其他一些标准有着分歧(比如对改革和革命)。同时，也是这些人为计划中的会议提出了一些希望，并针对1917年普遍存在的战后倦怠情绪提出了一些社会主义党人的看法。1917年4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了，该党派中既有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教皇”考茨基，又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带领的斯巴达克斯党极端左翼分子。该党派成了在和平诉求下政治重组的典型代表。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其他部门。希望用和平取代战争的革命者以及国防部的大多数成员(即使他们仍对协商和平持怀疑态度，但仍坚持战争会给人类带来痛苦)都认为，自己国家不应该对外扩张并且应致力于化解国际争端。

然而，斯德哥尔摩的失败证明了1917年社会主义者对和平的看法是多么异想天开。最终，终于定在9月初的会议从未举行。法国和英国政府担心，公众舆论可能会因为社会主义者的联合而认为这场战争无法获胜，他们禁止国家社会主义者和工党代表团参会。但即使不是这样，社会主义者也绝对不会同意以妥协来结束战争，这注定会议将会失败。国与国之间相互冲突的战争目标，压力依然过于强大。社民党试图与军政府的激进扩张主义保持距离，但它仍然认为这场正义之战是德国的国防手段之一。英国和法国多数人仍然相信德国应对这场战争负责，并且某种程度上，他们希望利用斯德哥尔摩共同对抗社民党的阴谋，从而帮助俄国，尤其是这场战争中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当会议未能举行时，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主要是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思主义者)在斯德哥尔摩会面，抛弃复兴第二国际的想法，并果断地利用和平运动进行革命。

就在道义上反对战争惨剧与人类屠杀，以及就如何结束战争和达成政治协议问题而言，斯德哥尔摩计划没有实现。在俄国之外(或许在意大利)，同样的问题使得工业和大众抗议运动没有转变成对国家备战的声讨。实际上，即使是俄国群众的革命运动，也在1917年6月的最后一次攻击的失败中，在7月的剧变中向这个结果更迈进了一步。正如法国少数民族社会主义领导人和和平主义者让·朗格特在1918年的德国春季进攻中评论的那样：“在这种危险面前……为了世界的自由，没有社会主义者或国际主义者会表达任何其他想法。在面对德国人的冲击时，只有抵抗……”

革命与和平，1917年10月—1918年11月

公历9月，社会主义者在斯德哥尔摩未能达成和平协议，随即布尔什维克党在其后的俄历十月(公历的11月)成功地发动了一场革命，建立起新的政权。那时，新政权的未来风雨飘摇，在那之后的三年期间，其内部矛盾频发，历经内战，遭到外部反动势力的排挤，直到1920年夏，十月革命的成果得以确立，这一切才得以平息。十月革命是一场几近没有流血的政变，它让布尔什维克党掌握了俄国的命运。从那时起，这场世界上第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深刻地影响着其他社会主义政治运动，而且还影响着其自身的革命形象。

对十月革命进行猛烈批判的人则认为，这仅是一场暴乱。但是这样的评价对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的布尔什维克党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有失偏颇。1917年4月，列宁在瑞士的流放结束，在他返回俄国的途中，布尔什维克党在其指导下竭力为参加城市民众运动的广大人民发声，为他们诉说心中的愤懑——粮食匮乏、战乱不断。在此期间，布尔什维克党发挥的作用要胜过其兄弟党派——孟什维克党以及民粹社会主义革命党。到10月，布尔什维克党在苏维埃大会取得了大多数席位。克伦斯基领导下的临时政府已处于一种瘫痪状态，当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从临时政府那里取得政权时，他们虽表现迟疑，却完成了对革命进程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重组。

最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党迅速将俄国改造成一个一党制国家。在二月革命之前，俄国是通过公选选举制宪议会来制定宪法的，这一经典的制度则源于法国大革命，而在俄国社会农村群众中仅拥有极少数成员的布尔什维克党则取消了这一制度。布尔什维克党将无产阶级力量从传统的西方民主准则中分离出来，再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与布尔什维克党自身的准则进行合并。此前，布尔什维克党与革命政府，孟什维克党以及左翼社会革命党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布尔什维克党将这些分歧也纳入合并的概念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布尔什维克党敏锐地认识到，在一个落后且基本没有进行工业化的社会中进行先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会是一个非常荒谬的行为，于是他们采取紧缩政策。而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该政策都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个标杆，用来处理与其他革命党派的关系，控制民众运动，以及对抗反革命行动。即便如此，在十月革命一周年之际，新政权对有序但彻底革命的设想与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实就是由于大规模的经济征用、红军的临时政策和内战而导致的混乱和激烈的冲突。新政权认为自己可以通过社会化和集体所有制在俄国建立起一个现代工业社会。

国际上对十月革命的影响充满了悖论，国内也有很多议论。摆在眼前的有两条路，一是通过发起布尔什维克反德国家动员而继续留在战争里；二是完全摆脱战争以满足大众的反战情感。列宁选择了第二条路，尽管遭到了革命中极端分子的反对以及一些亲密同志的不情愿，比如托洛茨基。1918年3月签署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俄国与德国讲和并退出了一战。代价是沉重的，沙皇俄国的西部要受制于德国。这种直接的羞辱在世界革命的进程中，俄国事件只不过是第一幕罢了。这也回答了如何在一个落后国家推行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大难题。尤其如托洛茨基所说，革命很可能从全球帝国主义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开始，不过只有它能蔓延到先进的工业中心地带才能生存，比如德国。对布尔什维克来说，这种对革命过程的理解为他们认为正在进行的“永久性革命”提供了一种优势，同时他们也通过一个崭新的、革命性的共产国际来培养它。

由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布尔什维克戏剧化地将革命置于和平之上，也因此大大削弱了社会主义改革运动的吸引力。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此时正受困于战争形势。对以前的盟友来说，尤其如此。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狠狠地批判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因为他们单方退出战争，使德国人有机会在1918年发起春季进攻。一些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甚至都在批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因为他们助推了军国主义，并且对德国做出了回应，但是更多人只在原则上提出了反对意见。如果是德国的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反对意见，也不足为奇，因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夺取政权，受到影响最大的是第二国际的主流思想马克思主义，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将自己视为第二国际的管理者。1918年中期，《无产阶级专政》问世，这本书在当时非常有影响力。在这本书中，卡尔·考茨基不赞同俄国的革命模式，他声称在工人阶级占社会人数的绝大部分之前，任何想要实现社会主义的行为都会加快专政统治的形成，并对民主不利。而社会主义要想成功，甚至存活下来，必须依靠民主。实际上，考茨基曾将自由民主主义和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甚至大多数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所支持的集体社会主义的结合体作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对立面。罗莎·卢森堡在1918年12月主持了斯巴达克斯联盟向德国共产党转型的会议，在1918年末时，她发表了语言非常犀利的批评文。同列宁一样，是战前年青一代中比较重要的激进分子，她用文字批判了第二世界中华丽的辞藻，罗莎·卢森堡早就认为革命是一场灾难性的活动，在这场活动中，革命政治起到的作用只是引导性的而不是决定性的。因此，她批评布尔什维克的专制主义，因为它扼杀了革命进程中的创造力，随后，在1919年1月，她与卡尔·李卜克内西被杀害。同时，在德国战后的秩序恢复中，她的自发的暴力革命的观点被残酷地镇压下去。

尽管受到指责，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引导了欧洲社会主义的极端左翼分子运动，并在革命问题上重新予以组织。早期谨慎的德国共产党不被激进的法国社会主义和革命工团主义分子接受，更不用说强烈反对意大利参战的绝大多数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正因为信息匮乏，每个组织可以按自己的意愿(鼓励工团主义，实行大规模罢工，推崇无政府状态，建立自制苏维埃)为他们理想中的十月革命做准备。

一战期间，对大多数中欧和西欧的社会主义者而言，不用革命手段达成和平仍是重中之重。而斯德哥尔摩会议没有开成的事实，打消了他们通过达成社会主义共识和进行外交来结束战争的念头。更重要的是，人们意识到战争的真正意义和结果应该是阻止此类灾难再次发生。“再无战争”不是战后短暂的稳定局面，而是战争本身发出的号召。这又让战时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爱国者的道德矛头指向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确保“进行一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成为事实。建立和平世界，即所有国家拒绝武力，和平仲裁，建立国际联盟的思潮在一战前的第二国际中就已具雏形。但现在这种思潮意义非同小可，借助大量涌现的社会主义者和人们对通过“民主”和平解决争端的支持，它系统而有条理地团结起了广阔的忠坚力量。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将这一愿景诠释得更有影响力。1918年12月，威尔逊抵达欧洲，受到英、法两国工党和社会主义领导者的欢迎，这证明他具有代表性意义。战争最后一年，威尔逊思想显然比列宁主义在欧洲社会主义人士中更具影响力。这不足为奇，持续数年的一战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不仅让社会主义人士，也让其他人产生了末世论。因此，坚信世界和平优于革命似乎是唯一能缓解战争给人们留下的恐惧的办法。

和平不会重塑世界。社会主义政党到处谴责和平条约和国际联盟，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曲解了自己在战争时期所抱的希望。战争为那些战败和新建立的政权带来了转型危机。在德国，1918年发起的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因战败而臭名昭著的君主制，而革命队伍也分成了两部分：社会革命自由民主主义者和一小部分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在过去政权的军事条件的帮助下，民主派只是设法压制住那些社会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向魏玛共和国做出了妥协。但是到1920年，激进主义的浪潮在各地开始减弱。虽然共产主义俄国那时被孤立了，但是仍然对革命及其政治主张产生了更深的影响。随着社会主义者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批评愈演愈烈，第二国际被分为共产主义国际(创建于1919年)和两个社会主义国际，最终，他们合并在一起。

1914年发生的一战使得蕴藏着第二国际政治文化的火苗迸发出来。但是由于战争形成了长期分裂，和平与革命的意义也不断发生改变。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们认为，他们能取得革命成就的部分原因是自己一直反战，并且树立了一种观念，即把战争的历史妖魔化，将拥护战争的社会主义者看成背叛者。战后，共产主义一直将反战主义这种道德论述当作革命的目的，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形成的威胁才改变了人们对战争持有的态度，相反，改良派社会主义者认为，布尔什维克是一种独裁主义，是战争所形成的那个更残酷的世界里的一部分。他们从改良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阻止了十一月革命形成的混乱。现在保卫国家和反战主义之间的冲突得到了解决，维护民主世界的和平，实际上已经成为再次创立战前形成的人文主义的价值观的核心。这是一个过程，它可使改良派与革命社会主义中的非共产主义倾向共存。战后这种趋势发展得很快。这个过程结束很长时间以后，战争又改变了其所导致的社会主义的分歧。

第十八章 美国参战及其影响

大卫·查斯克

决定参战

美国不愿意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基本没准备与强大的欧洲军队联盟。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竭力避免使美国成为交战国，而且试图协调战争矛盾。这种惊人的行为本身就违背了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在美国最终加入协约国后，威尔逊总统也确实朝着与孤立主义相反的方向走了，得益于此，他可以对其他陷入战争中的国家做出战后安排。

美国长期对外政策的趋势使美国与其他反对同盟国的国家逐渐组成联盟，这种趋势最终使美国在1917年4月6日对德宣战。在战前，英美友好协约已经形成。同时，美德之间也处于一种微妙的敌对状态。在美国成为一个强国以及国际平衡完全被打破之后，这些政治变化反映了美国利益所在之处的变动。与英国和其他海岛国家相似，美国的重要利益所在是要阻止欧亚大陆的陆权强国称霸欧亚。过度集权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整个或大部分欧亚地区，那么将会对整个新世界形成安全威胁，北美地区尤其严重。如果这种惨剧发生，那么美国政府的民主理念——“民有、民治、民享”将会破灭。而关于美国民主模式将会渗透全球的通常假设也将不会发生。

在美国中立的那段时间(1914年8月—1917年4月)，很多事件大大加速了各国对于组建国际联盟的想法，这是一个反霸权主义的联盟。德国针对外海域非战斗人员和中立商业活动所发动的潜艇战，就意味着开始了对协约国的侵略。1917年2月1日的海上战争愈演愈烈，最后完全变成了不受控制的潜艇战，这是对传统意义上中立国权力的滥用。这时，公众也不得不认为美国势必要站在协约国这边了，尽管他们很不情愿。

对此现象，威尔逊强烈反对：在向国会提出要对敌方宣战之前，他犹豫了整整两个月。他花费了两年多，竭尽全力想让自己成为交战双方之间的和事佬，希望在美国未参与作战的情况下平息这场战争。然而，这个想法还是破灭了，因为在1915—1916年间，不管是协约国还是同盟国都不愿接受调解，相反，随着战争步伐的前进，双方的对峙更加尖锐，都希望赢得这场战争。

威尔逊希望美国可以调解这场战争的想法，在一开始是借助一种秘密的外交手段实施的。然而，在1916年12月，他为了要通过谈判而达到和解，让交战国陈述战争的目的，这也让他之前的想法公之于众。但是，交战双方的回答都不尽如人意。德国表示，大规模的潜艇战就是为了让美国的想法破灭。此时的威尔逊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无路可走。他要不就选择代表协约国参与作战，要不就退回被动的中立状态。

最终，他选择了参战。因为他希望逼迫国际上可以接受崭新的、不同以往的国际秩序，这是唯一的办法。对威尔逊来说，他不仅是要和解这场战争，在他心中，已经对未来的国际社会构想了宏大的蓝图。威尔逊式的伟大设想不仅体现了国家对于一个稳定的国际社会的期盼，更反映出他们对于发展意识形态的想法，特别是在反军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民主价值观。在协约国与同盟国中，他都发现了致命的缺陷。在抉择站在哪一方的过程中，就体现出了国家本身对亚欧地区扩张势力内在所固有的反抗。战争尾声时，他希望可以让双方止步于此，因为交战各国的行为已经严重违背了他对未来规划进程的核心内容。

威尔逊更喜欢以两个方面为基础解决问题，一个方面是在国家自决的基础上公正地解决领土问题，另一个方面是在公共安全基础上建立国际联盟。联盟中应该有议会，负责维持和平，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在议会中起主导作用。议会中的各种机构反映了国家为所有人民构建一个和平与繁荣未来的构想，议会也通过这些机构支持所有形式的国际改革。这种方案不承认同盟国们已经相互制定的“秘密条约”——这些秘密条约主要处理战后的领土划分问题，通常忽视了民族自决。

尽管威尔逊在同意进行武装干涉前寻求各种办法以避免战争，但他并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的参战决定源于这样一种理念，即只有和平和解，只有1917年1月22日的“无胜利的和平”声明，才能给全人类——包括那些受到欧洲殖民者统治的非洲和亚洲人民带来稳定与机遇。他也曾在自己的伟大演讲中向公众描述过这样的和解。协约国成员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所以威尔逊想要改革协约各国中的联合形式和敌对阵营，这反映出了一种古老的美国信念，即衰微的旧世界和崭新的新世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而新世界终将取代旧世界。

海上的美国

困难在于军事和海军力量不足。美国没有为一场大战做好准备，因为威尔逊没有预料到参战。他的思想停留在调解上。到1916年，他认识到未能强硬调解的部分原因是缺乏强大的武装力量。他需要足够的力量来支持他野心勃勃的外交。在这个时刻，他成了“准备”的信奉者。1916年的国会立法通过了“首屈一指”的海军计划和陆军扩军，但在这一变化巨大的国家安全政策可能产生影响之前就进行了干预。

美国怎么协助新的“伙伴”(associates)呢？【威尔逊从未使用过“盟友”(allies)一词，以表达对纠缠不清的国家结盟的憎恶】。它可以延长贷款，为协约国国内战线和武装部队提供急需的物资。它也可以立即给予海军支援，因为有相当数量的船只准备采取行动。问题层出不穷。军队只有13万名常备军和7万名国民卫队。佩顿·康韦·马奇将军恰当地描述了这种情况。就法国作战而言，这支部队没有实际的军事价值，它几乎不足以组建一支针对(国内)紧急情况的警察部队。

德国领导层支持无限制潜艇战，因为他们知道这可能会导致美国的干预。他们认为美国在协约国军队被迫投降之前无法改变什么，德国采取了激进的海上战略，发布了海上商业禁令，因为他们认为军事上无法强迫法国做出决定。尽管德国几乎击败了俄国，但在海军赢得战争之前，它现在将处于守势。

目前，威尔逊避免与盟友讨论战后安排，因为他知道这种交流可能会激发不信任。他打算在美国为联盟事业做出重大贡献后，再重新恢复有关民族自决、集体安全和国际改革的外交运动。他给他最亲密的顾问爱德华·M. 豪斯上校写信说：“英格兰和法国对和平的看法在各方面都不一样……战争结束后，我们可以强迫他们采用我们的理念，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经济将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我们现在不能强迫他们，因为任何企图为他们辩解或是提及我们共同意志的话题都会带来分歧，这些分歧将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并影响整件事情的效果。”

在调停战争的前几个月里，美国做出了一项基本决策，即从此之后调动军事资源。维持英国和法国财务现状的举措得到了认同。而且，美国决定接受同盟国的海军战略，该做法进一步牵制了德国水面舰队以及同盟国的经济封锁政策。U型潜艇的攻击力危及了这些目标的安全。

首要且刻不容缓的做法就是要派遣美国反潜机，尤其是要派遣驱逐舰来帮助对抗海底威胁。短暂的犹豫之后，根据美国海军军官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陈述，暂停了1916年海军建设规划，该规划规模宏大，旨在建立一支能够获取制海权的“平衡舰队”。该项极端举措是一项不合时宜的海军战略举措。美国制船厂不建主力舰，反而建造反潜舰和商船。一支拥有6只驱逐舰的舰队即刻前往爱尔兰昆士顿，那里在进行一场由英国海军上将指挥的军事活动。其他战舰在闲置之时前往那里。一支美国燃煤战列舰舰队于1918年加入了英国大舰队，该舰队是唯一与反潜战争完全不同的舰队。

被派往伦敦的海军上将威廉·西姆斯强烈支持英国反潜增援的请求。尽管西姆斯对英国观点的支持引起了海军部门的不满，在海军部门，对于英国皇家海军的一直以来的抗拒仍然存在，他的建议通常获得批准。没有其他选择，尽管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上将威廉·本森和其他人不愿意推迟马汉的建造舰队的计划，但他们认为战后需要能够对任何欧亚舰队作战的海军，包括英国和日本的。如有必要，建造舰队的计划可以在以后恢复。

一些争议阻碍了海军合作。海军部门坚持认为联盟应对潜艇和潜艇基地采取“进攻性”措施。护航队似乎仅是一种防御策略。这种态度导致了美国对在扼流点铺设水雷行动的广泛支持，潜艇必须通过该点抵达公海。这样的位置在挪威和苏格兰之间。1918年，美国率先大规模铺设水雷，以封锁北海出口。像多佛尔海峡和奥特朗托海峡的其他此类行动一样，这项措施失败了。护航系统决定了海底战争，其中包含U型艇，足以保持必要的通信。

另一场海上争端发生于1918年，当时美国开始向欧洲派遣许多运输部队。英国人不想削弱商船队的护送队。美国人自然希望为他们的士兵提供可靠的保护。幸运的是，联盟保留了足够的船只来护送商船和部队运输。美国空军运输船在去往欧洲的途中沉没。虽然商船吨位的损失在整个1918年一直有，但数量明显减少。

美国军队

大陆战略暴露了许多问题，因为军队规模太小。国家将如何动员其军队？它会在哪里战斗？如何战斗？将人力快速送到战场的一种可能方法是，派遣在军团或师中形成的作战部队去往经验丰富的协约国指挥人员的指挥下运作，利用盟军后勤系统维持这些“合并”单位。美国一直反对将美国人送到像萨洛尼卡和巴勒斯坦等“次级战场”的提议。美国的准备工作设想了一个“西方战略”，战争部门从未偏离过这样的观点，即集中精力使法国取得胜利将对战争的结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派遣到美国的盟军任务提出了在西部战线上合并作战的可能性，但它被立即拒绝了。它将有损民族自豪感，美国军方自然会反对它，而更愿意在自己的国旗下服役。还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政治考虑因素：合并可能会破坏战后威尔逊主义外交倡议的支持度。

美国没有利用其兵力来补充法国和英国的缺口，而是决定动员一支庞大的独立军队，在自己的旗帜下作战，由自己的军官指挥和配备，通过一个独立的后勤组织提供供给，并在其自己的西部地区作战。成立后，这支军队将发起决定性的攻击并保证战后政治目标的实现。约翰·J. 潘兴将军带着这种想法去往法国，战争部门提供了大力的支持。战争部长牛顿·贝克表达了最重要的想法：“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美国军队的独立性和认同感，这样他们才会成为美国政策的执行者。”

潘兴享有一定免受民间干涉的自主权，这在军事历史上极为罕见。他的影响力之大，以至于战争部将自己视为潘兴将军在法国下属的分支，由此对动员进行大规模指挥。任职至1918年的军队参谋长达斯科·布利斯将军将自己看作美国远征军总参谋长的“副手”。布利斯的继任者佩顿·马奇将军曾试图重新夺回战区军队的控制权，但潘兴保留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虽然总统掌管政策，以确保专业军事决策与其宏观政治目标方向一致。军令安排并未影响民用控制，因为潘兴并未试图影响基本政策和战略。他专注于训练和行动，强调彻头彻尾的独立军创建工作。

决定动员一支庞大的独立军队隐含着巨大的风险。这样的一支军队直到1919年，也许是1920年才开始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的方案意味着联军在极度缺乏军事援助时必须忍耐，等到美国远征军已经充分征募完毕、武装齐全、训练结束并运往西线为止。考虑到战斗时庞大的需求，1917年时无人能确定联军是否能坚持到从美国作战行动中获益那一天。威尔逊总统的新型理想主义并不意味着他不能以权宜之计达到目的。

1917年，动员军队的工作在混乱无序的状态下迅速展开。政府实行征兵制，这使军队的组建变得公平有效。地方官员们在征兵委员会中任职，而这个委员会要做的就是使征兵合法化。一座座训练营仓促而建，工业部门也转变为生产军事装备和物资。然而，在1917年，只有4个师的军队被派往法国作战，可是他们并没有做好全面战斗的准备。

这次动员规模空前。但是各国并没有立刻完全采用欧洲广泛的制度变革，迟迟没有发动全面战争。谨慎小心的威尔逊派努力让现行的政策措施变得不那么暴力。直到1918年，战时产业委员会才建立起来，其目的是使采购合理化。陆军部和海军部也逐渐建立起必要的行政机构。所以说，当时的美国政府并没有充分发挥好它的职能。1918年是令美国人绝望的一年。而那时，美军还远远达不到作战的能力。

1917年，协约国遭受了一系列的重创，像U型潜艇的攻击、法国在战争中的失利、英法联军攻势的失败、俄国打了败仗、布尔什维克革命、意大利又在卡波雷托惨败。这些打击迫使协约国第一次开启了盟国之间的合作。在1917年12月举行的巴黎会议上建立了最高军事参议院，其职能在于把握总体的政治军事方向。同时也建立了海军战争委员会来协调海军活动。其他一些像处理海运、生产、财政和陆运事务的盟国间的组织也纷纷成立。

威尔逊与布尔什维克主义

美国对这些变化喜闻乐见，前提是不干涉威尔逊的战后计划。为避免纠葛对美国的行动自由造成限制，威尔逊并没有派政治代表参加最高战争委员会。尽管如此，他还是任命布利斯将军加入该委员会的常驻军事代表咨询小组，要求进行必要的军事协调，尤其是统一指挥。威尔逊并不很支持最高战争委员会的倡议，他认为这些倡议不仅不合理而且会对他的战后意图造成威胁。例如，他一贯反对旨在颠覆俄国新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结盟计划。他谴责企图破坏列宁政府的做法并非因为他拥护布尔什维克党，而是威尔逊认为这些举措侵犯了国家主权。他认为同盟国的失利将会削弱俄国的激进分子，他还反对除西方战线的任何地方的军事承诺。1918年 7月，为了应对极端压力，他勉强放宽了对俄罗斯北部和西伯利亚东部远征的严格限制，以此来保护储存在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以及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物资，并帮助快速营救被俘虏的捷克士兵。

为了应对布尔什维克的挑战，以及意识到美国在战争中的地位提升，威尔逊最终打破了对战争目标的沉默。1918年1月8日，他在国会上发表了“十四点原则”，这是一项未与协约国协商的单方面声明。于同年2月、7月和9月也分别发表了类似的声明，所以最终的美国计划包含了27项具体要求。到目前为止，这是在战时对战后政治目标做出的最详尽的公开阐释。主要目标依旧不变，那就是威尔逊制定了一个基于自决权的公平的领土协议和一个基于集体安全的国际组织系统。威尔逊这么做是因为他意识到协约国现在依靠美国并且没有资格进行抗议。当时，他并没有试图获得盟国对其和平计划的认同，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谈判筹码有待继续提高。通过这种方式，美国向两个交战国联盟公开表明了其广泛意图，而又不损害其与盟国的关系。威尔逊希望能够以他温和而富于创造力的方式激发国际社会对战后“十四点原则”以及相关声明的支持。

1918年初，德国两位首脑鲁登道夫和兴登堡意识到无限制潜艇战已经失败，他们也认识到在美国增援部队改变法国的力量平衡之前必须迫使他们做出决定。其结果是决定在西部战线上取得突破，意图粉碎法国和英国军队，从而在美国军队大量涌现之前结束战争。

驻法美军

1918年3月21日，当德国军队发动第一次强力进攻时，只有30万美军抵达欧洲。新的德国战略迫使盟军和联合的大国在法国将军斐迪南·福煦的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指挥部，以改善法国几支军队之间的协调，包括比利时军队和新生的美国军队，得到了美国强烈的支持。德国的攻势也迫使美国改变其打算以自己的军队作战的努力。

法国对人力资源的明确需求，使临时将美国作战部队合并到盟军的热潮再一次产生，至少对训练和有限的实战而言是这样。它将允许美国远征军在继续建立一个独立的军队的同时，阻挠德国的攻势。潘兴不愿允许它以任何形式进行合并，担心这会阻碍美国军队的发展。结果是，虽然美国的军队越来越多地抵达法国(1918年5—7月期间有80万人)，但大多数人被分配到训练部门。这项措施使经验丰富的盟军军队可以加强防御。虽然一些经验丰富的美国军队提供了有用的援助，特别是在6月份的德国第四次进攻和7月中旬的短暂的第五次进攻中，但盟军还是首当其冲地受到了德国人的攻击。

潘兴将军抵制进行联合，这让其受到了大众的反对。对于联合，他仅仅允许在短期内从协约国额外获取物资，以此作为报答。不像西姆斯那样主张在不损害自己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与盟国保持友好关系，潘兴将军颇自以为是又极其傲慢，主张在军事与政治领导上与协约国保持各自独立的立场。尤其要与法国的乔治·克列孟梭总理保持疏离的关系，具体做法是对其所在任期采取极为严苛的要求，以创建独立的军队。

和解的结果是，允许短期内与美国部分士兵联合，尤其是一起进行训练，这一和解加快了为美国进行分散演习做准备的进程，尽管潘兴将军坚信，这样的让步扰乱了他开展计划。潘兴将军担心盟国的将领会让美国的远征军消耗严重，让其士兵无法进行独立武装行动。布利斯将军在最高军事会议上倾向于赞成盟国的意见，纵然他忠诚地拥护潘兴将军。这一紧张情势于暑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在那时，来自德国的进攻得到了最终的遏制，而彼时布里斯将军更大程度上扮演着同盟国间军事调停者的角色。此外，潘兴将军手握大权，组建了美国第1军，并于当年9月初期开展了独立的演习活动。这一军队无法自给自足，缺少防身武器、盔甲、战机以及后勤供应，而这些都是盟国理应提供的必需品，也是进行大规模的美国战事演习所要付出的代价。

斐迪南·福煦计划于7月初进行具有侵略性的演习活动，这一演习在1918年余下的时间里分为两个阶段。首先，会有一系列的有所局限的进攻活动展开，旨在削弱西部前线沿路的各种地处凸角位置的部队的力量，以作为确保迅速移动的工具。这样的事业能增加法国全军的士气，法国军队那时尚未完全从1917年的惨败与叛乱中恢复过来。这样做也可以帮助英美两军为1918年第二阶段的作战做好准备。第二阶段作战是一次具有普遍性的进攻战，其旨在将德国人从比利时与法国境内的战场上驱逐出去，从而确保1919年能够达成协定。

福煦将军所采取的一系列小范围进攻大获成功。英国军队8月在法国的亚眠赢得了一场转折性的战役。这场战争迫使德国不得不考虑尽早脱离这里的泥潭。同时，在美国军队的帮助下，法军在瓦兹河—马恩河地区也取得了巨大的突破。9月，美国第1军在洛林发起了最后的有限攻势，占领了圣米耶勒突出部，这也是潘兴部队一直计划的行动。

美军第一军在9月12—16日对圣米耶勒进行了攻击，德军在1915年后就开始占据这个地方，但是考虑到自身的弱点，德军计划撤兵，放弃圣米耶勒据点，把兵力集中到沿线的防御据点。美军的进攻加快并打乱了德军的撤退，美军只能在突出部回味与德军对战的笑柄。虽然潘兴在这场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但胜利也掩盖了一些残酷的现实，尤其是指挥官和士兵缺乏经验的事实。可以肯定的是，圣米耶勒战役的胜利，证明了美军第一军能够击败强大的敌人。

美军的胜利给福煦的战略反击准备提供了大力的支持，福煦最终在9月底开展了战略反击。和克列孟梭不同的是，福煦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来说服潘兴提供美国的军事援助。潘兴在法国进行军事行动的初期，面对防御工事完备的梅斯，他起初的计划就是先进攻洛林。

他的参谋认为占领梅斯可以封锁德国的通信，让独立的美军采取行动。他创建了供给服务和训练设施来支持这一具有野心的行动。占领梅斯并不会堵住另一条离东边有一定距离的路线，潘兴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另一方面，福煦打算攻破兴登堡防线，这条防线是用来保护供给德国前线的铁路的。他的目标是北方莫伯日到欧努瓦艾姆里之间的铁路，和南方梅济耶尔到色当之间的铁路。如果成功了，协约国就能够封锁里尔到斯特拉斯堡之间的通信，使德国不得不撤退到安特卫普—默兹河战线。因此福煦命令美军向北发动攻击，作为向欧努瓦艾姆里—梅济耶尔区域协同作战的一部分。第一军将做出卓越贡献，但会与同盟军共享胜利。

福煦的同步强攻立马就成功了。英国在皮卡迪向东发起了攻击，向圣康坦市坎布雷进军。在另一边突破兴登堡防线，使欧努瓦艾姆里—莫伯日地区暴露。几个美国师与英国第四军的合作很有效率，因此可见短暂的联合是行得通的。这场胜利最终结束了德国的优势。

美国第1军的收获根本无法与英国相提并论，甚至连法国都比不上。潘兴于9月26日对从阿贡森林到默兹河之间进行大规模袭击，共有15个师，相当于欧洲军队30个师的兵力，美军与法国第四军团22个师合作，向北进军至阿贡森林以西，战争在44英里的前线爆发。在阿贡和默兹之间，德军最强大的阵地最初配备了5个师，大概是他们正常人数的三分之一；默兹西部和东部的海拔高度为炮兵和机枪提供了绝佳的位置。潘兴在前线险峻的地形上的行动必须迅速突破几条坚守的防线并开辟通往梅济耶尔—色当地区的道路。第一军依靠出其不意达到目标，突破了葛朗伯莱—默兹河畔丹线，这是补偿其经验不足的方法。

起初9月26日的攻击进展顺利。但是，在达到敌人防御工事的第二线后，第一军陷入了困境。它没有出奇制胜，德国的增援部队很快就到来了。只有两条不太好走的路通往前线，导致交通堵塞。步兵行进，炮兵重新安置和后勤支援变得非常困难。10月期间，第一军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但损失惨重。停战时120万的军队约12万人伤残，其中2.5万人牺牲。

潘兴声称，他的行动压制了德国部队，否则这些部队本可以在其他地方支援陷入困境的德国军队，但这一成就远没成为早先设想的决定性胜利。正如黑格和其他人所担心的那样，缺乏经验的指挥官和士兵效率低下，潘兴坚持认为野战的策略在受攻击的地区是不合适的。

大量的德军向大规模步兵的汹涌浪潮掷来猛烈的火力。如果盟军是在其取得胜利的时候偶有失利，那还尚可原谅，否则这就是一次严重的失败。

10月10日，潘兴任命少将亨特·利格特为美国第1军的指挥官，并组建了美国第二军，由少将罗伯特·布拉德指挥。第二军被指派准备东袭，这表明美国仍然希望能够夺下梅斯。潘兴作为美军总司令，和利格特花费了几周的时间重新对涣散的军队进行训练。最后，在西部战线的其他战役中证明，利格特的训练及作战策略是十分有效的。这些作战技巧在后来北上攻打色当的战役中，使美国第1军大受裨益。

默兹—阿贡战役中遭遇的滑铁卢并未使威尔逊总统改变主意，他仍然希望点燃德国对和平的渴望。德国新任总理马克斯·巴登亲王认识到，美国的和平计划远没有协约国盟军的计划破坏性那么强。相应地，他给威尔逊写了一封信。威尔逊在10月6日收到信件，并基于“十四点原则”及相关声明提出了和平协商的建议。威尔逊10月8日的回应促使美德交换了双边意见，10月27日，马克斯亲王接受了威尔逊的提议，双边交流达到顶峰。整个过程中，威尔逊没有询问盟友的意见，盟友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还差最后一步，即在巴黎举办盟军会议，来验证各怀鬼胎的协约集团各国是否会接受这一提议。

11月1日，福煦又发起了一次全面攻击，旨在完成9月26日就开始的行动。被袭的德军别无选择，只能撤退。最后，美国第1军攻破了默兹和阿贡之间的堡垒，并加入突袭中，突袭很快阻断了敌人的铁路交通线，顺利完成了福煦的作战计划。潘兴仍梦想着攻击梅斯，但一直没有机会。截至11月11日的停战，美国军队前进了34英里，占领了580平方英里的领土，和盟军的战果相比，美军的成果真实但有限。

与此同时，豪斯上校代表威尔逊参加了盟军讨论美德条约的会议。尽管许多代表都反对美国要求公海自由权和法国的赔偿要求，威尔逊还是强行要求盟友接受了他宏伟计划的绝大部分。在那之后，德国被要求签署停战协议，保证不会再发起袭击。

尽管美军从未获得过预想中的决定性胜利，但美国的全面参战仍为战争的胜利增加了胜算。大多数情况下，美国远征军英勇奋战，但它从未成长为一支高效独立的军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军表现最好的一些战役发生在临时与盟军军队合作的时候，尤其是1918年7—8月，在艾恩—马恩战役上，与法国第六、第十部队合作时，在9—11月那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皮卡第行动中与英国第四部队并肩作战时。在美军指挥官员完全掌握指挥技术，调整训练方式和作战技巧来应对西部战线需要之前，战争早已结束。潘兴作为一名指挥官的缺点也映射出许多欧洲指挥官曾有的缺点，这些指挥官在进行早期现代战争时，从失败的经历中学会了现代战争的最佳可行方案。10月份他安排手下最有能力的少将指挥美国第1军和第二军，是明智之举。

威尔逊总统主导了战后和平协商。尽管被迫在诸多事宜上做出让步，协约国还是同意了关于领土分割的安排。领土安排通常尊重自决，协约国还通过了建立国际联盟的主张，以确保和平并帮助恢复国际关系。战时威尔逊和平主义的夭折，缘于美国拒绝接受国际领导。没有美国的支持，和平方案就无法生效，威尔逊主义最终获得了胜利，但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之后的事了。这些阻止德国和苏联在欧亚大陆上霸权主义的努力，是1914年就存在的世界失衡的延伸，而在之后1918—1939年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

第十九章 德国的胜利，1917—1918年

霍格尔·海威格

德国的防御准备阶段，1916—1917年

1916年底，德国及其同盟国的前景不容乐观。奥匈帝国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于11月逝世，而外界对他的继任者卡尔一世知之甚少。弗朗兹·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征讨”意大利的军队在伊松佐河沿线溃败。而东线，俄国的布鲁西洛夫将军大举进攻卢茨克，粉碎了这支古老的帝国皇家军队。军工产业缺少各种原料和军用物资，饥荒在维也纳和其他城市的中心肆虐，粮食暴动与工厂罢工现象都呈上升趋势。

德国方面，在凡尔登和索姆河两大战场上接连溃败(80万人伤亡)后，法金汉卸任总参谋长职位，让位给兴登堡与鲁登道夫。新上任的两位将军采取了长期的“歼灭战略”，希望带领战争走向胜利。1917年，他们开始采取防御措施，包括从前线阵地的突出部上撤军，例如法国阿拉斯到苏瓦松之间的“昂克尔河膝盖”区域；建立大规模防御工事，即齐格飞防御地带(又称兴登堡防线)；按照威利·罗尔上尉暴风突击队的训练模式反复操练军队士兵；通过实行无限制潜艇战来打破英国的“饥饿封锁”。1916—1917年的“芜菁之冬”导致本国前线士兵士气低落，很快就要吃不上饭了。尽管如此，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仍然在发动工厂、动员国民，为1917—1918年的“全面战争”做准备。

“阿鲁贝利西”行动成了这场战争中最伟大的工程壮举。一支由50万德国预备役军人、平民以及俄国战俘组成的军队，赶工4个月，沿着阿拉斯—拉昂战线打造了5个独立的、由混凝土和钢筋加固的防御阵地。鲁登道夫还记得1915年俄国在波兰实施的“焦土政策”，遵循这一政策，他损毁了所有遗弃的领土，这样一来，协约国只能“找到一片完全荒芜的土地，机动性会大大降低”。齐格飞防线10英里范围内的城市和村庄都被摧毁，所有的战争物资都被一扫而空，树木被砍倒，街道上布满了地雷，水井也被投了毒。鲁登道夫大胆地放弃了过去三年间，以数万士兵性命为代价赢得约1000平方英里的土地。“阿鲁贝利西行动”行动应该可以算作鲁登道夫作战艺术中的一次杰作，这一行动帮助德军缩短了近30英里的战线，并解放了10个师和50个炮兵连的兵力。

接着，鲁登道夫整编了现有的军队，已经升格至半独立状态的师又掌握了对其炮兵的控制权。鲁登道夫将每个师分为了3个兵团，每个兵团又分别有3个营。每个师都配备有54把重型机枪和108把轻型机枪。德意志帝国11个骑兵团中的4个被解散。

同时，军官也修正了战争理论。1916年12月1日，赫尔曼·盖尔上校起草了《阵地防御战的指挥原则》。这一理论旨在“有效节约地利用己方军力”，同时使敌方“精疲力竭，伤亡惨重”。为了实现这一点，该理论没有围绕士兵这一主体进行展开，而是更加注重具有极大优势的器械(包括火炮、迫击炮以及机关枪等)。同时，该理论主张修建“纵深”防御工事，也就是说，歼敌区由至少3条纵深6～8英里的防线组成。只要前哨战区配备薄弱且“避开”主要攻击，“纵深防御地带”就会更“灵活”，敌方的主力进攻则会深入由机枪控制的交叉火力区。处在后方区域的小型联合武装部队将夺回失去的领土。炮兵则部署在反向斜坡上，受空中侦察机的指挥，先与敌方炮兵交火，随后与敌方步兵(此时超出了他们枪炮的射程范围)进行交火。

接着，鲁登道夫开始专注于训练恩斯特·荣格尔笔下的新式“战士”。所有连营的长官都就盖尔的“指挥原则”接受了为期一个月的指导课程，随后他在索莱姆、瓦朗谢讷和色当，为最出色、最富有远见的军官开设了特殊的“战争学院”。另外，鲁登道夫还创建了9个炮兵学校来训练炮兵，学习布鲁赫米勒上校发明的徐进弹幕射击战术(即“钢铁之风”)，以此来掩护步兵向前推进。至1917年1月，他还为士兵们接连提供了为期4周和6周的课程，按照罗尔暴风突击队的训练模式开展训练。典型的暴风突击队是指由1名上尉和4名中尉领导的队伍，队内配有24把轻机枪、8门迫击炮、8门轻型迫击炮、8个火焰喷射器、4个轻型火炮群、若干重机枪、手榴弹和一个信号喇叭。

在物资方面，鲁登道夫按照“兴登堡计划”，吩咐普鲁士陆军部将弹药和迫击炮的产量提高一倍，并将火炮和机枪的产量提高两倍——普鲁士陆军部实际上已经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人和马都必须尽可能多地被器械取代。”《预备服务法案》力求动员17～60岁的所有男性参军，并让女性进入工厂劳作。威廉·格勒纳将军领导建立了一个特殊的指挥部，来监督他们在“全面战争”中的工作，但他估计产量仅增长了60%。运输车辆、煤炭、铁路站场和桥梁的不足，以及极为紧张的运输体系都限制了产量的提高。兴登堡希望让城市青年和妇女们加入劳工营的愿望也没有实现。但是鲁登道夫和他的战士们至少勇敢地面对了1914年之前德国军队不用考虑的问题——现代工业化战争。现代工业化战争是由数百万战斗人员参与，数百万工人劳动推动的战争，这是拿破仑时代的军队和武器所不能比的。

1917年协约国的进攻

正如1916年冬季举行的尚蒂伊会议所概述的，在接下来一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德军都要做好准备，迎接意料之中的协约国协同进攻。在西部，英法两国针对齐格飞防线发起了进攻。1917年4月16日，罗伯特·尼维尔将军带领法军对德国的前线部队展开了大规模攻击。德国的前线部队范围很广，从南部的阿拉斯延伸向了苏瓦松，向东则到达了雷姆斯。但是，作为“阿鲁贝利西”行动的一部分，德国放弃了其前线部队，并据守在齐格飞防线混凝土与钢铁浇筑的要塞和碉堡之后。四天之内，他们就瓦解了尼维尔的攻势。北部的道格拉斯·黑格爵士于6月7日—7月21日在佛兰德斯对梅西纳(Messines)以及伊普尔发动了大规模攻击。但由于黑格的部队又一次缺乏奇袭的策略和凝聚力，且行军所经之处刚刚被撤退的德军焚毁，所以他们只得以在初期有所斩获，随即就又陷入了佛兰德斯的泥浆和血泊之中。但黑格并未泄气，7月31日，他对伊普尔展开了第三次进攻。然而黑格的部队并未因此摆脱困境，40万伤亡的数据验证了德国弹性纵深防御的实力。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虽然为帕斯尚尔战役惨痛的伤亡人数感到震惊，却还是为自己在西线防守策略上取得的成果而沾沾自喜。

在东部，俄罗斯前线也爆发了可怕的战役。1917年7月1日，为纪念军事部长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布鲁西洛夫将军发起了以克伦斯基为名的颇为自负的进攻，带领俄国第七、第八和第十一军试图夺回加利西亚东部。起初，随着哈布斯堡第二和第三军从德涅斯特河撤退，一切都在按照计划推进。但随后德国人就开始进行反击，并在10月19日击溃了在佐洛乔夫附近的布鲁西洛夫部队。随后马克斯·霍夫曼的军队在俄方撤退时迅速向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推进，但是最终还是因为缺少补给、夏季炎热和士兵疲惫等结束了此次进攻。9月，德军攻取了里加，并于10月攻取了波罗的海的奥塞尔、月亮和达戈群岛。1917年11月6—8日，布尔什维克党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带领下在俄国首都夺取了政权，此前他被德军从瑞士送往彼得格勒。

最后，意大利根据之前在尚蒂伊会议上制定的联合盟军战略，于五六月份袭击了奥匈帝国伊松佐河沿岸地区，并于1917年8月和9月发动了又一次袭击。在第10次伊松佐战役中，路易吉·卡多尔纳军队的伤亡人数达到15.9万人，在第11次战役中，该数值又增加至16.8万。哈布斯堡军损失过半时，维也纳的民众及军队首领终于承认：尽管二元君主制不会再让损失扩大，却也无法在没有德国帮助的情况下赢得战争。尽管维也纳将前方战场视为“本国的战争”，而且卡尔一世下令只有他“本国的军队”才能击败“宿敌意大利”，但最终维也纳也别无他法，只能向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寻求援助。

卡波雷托战役

事实上，鲁登道夫认为，他的部队在整个1917年并没有完全处于防守状态，他在9月时派遣阿尔卑斯战区的专家，巴伐利亚军队参谋长克拉夫特·冯·德尔门辛根前往尤利安阿尔卑斯山。克拉夫特深信，如果意大利再次进攻，奥匈帝国必定失守，于是提议奥匈帝国及德国联军沿着弗里锡和托敏中间30英里长的狭窄小道发动进攻。而一个名为卡波雷托的小镇就坐落于这条战线的中心。这位巴伐利亚参谋长拒绝使用惯常的哈布斯堡强攻战术，而是沿着阿尔卑斯山脊向前推进，以便对山谷地区进行大面积的突袭。他称这次行动“艰难，危险，并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并非不可实现。

鲁登道夫对此表示赞同。他任命奥托·冯·毕洛将军率领新十四军，克拉夫特·冯·德尔门辛根担任参谋长。从9月20日开始，2400余列火车载着重型火炮，榴弹炮和空军部队从波罗的海前线驶向卡尔尼奥拉和卡林西亚。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毕洛冒着连绵大雨，在尤利安阿尔卑斯山南部斜坡伪装良好的前沿阵地中，整合了他的混合部队。这支军队在夜间移动，并采用了迂回路线，无线干扰和封闭式空中掩护，帮助他们躲开了意大利侦察兵的视线。为了做好山地战的准备，德国人进行了艰苦的训练和进攻演习。火炮齐射，犹如暴风骤雨一般密集，紧随其后的便是密集的火力掩护。挺进到前沿阵地的最后一段路程都是在夜间进行的，而运送补给的则是一群被包住了蹄子的牲畜。

1917年10月24日凌晨2点，毕洛的第十四军在浓密的灰雾中发射了2000发致命性的蓝十字和绿十字毒气弹。雾雪笼罩下，毒气在狭窄的阿尔卑斯山谷中快速扩散，而意大利原始的防毒面罩根本无法为卡多尔纳军队提供任何保护。接着，毕洛将迫击炮换成了炮弹，在意大利的第一线上重创了对手的设施和士气，而这一战线上部署了绝大多数部队士兵和机关枪。早上6点30分左右，德国人集中重型迫击炮的火力直接攻打卡多尔纳的第一道和第二道防线。最终，在8—9点间，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步兵排成一纵列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前进。他们先后占领了弗里锡、托敏和卡波雷托，而且在当天有许多分队都前进了10英里。在埃尔温·隆美尔的带领下，符腾堡山地营中的几支分队快速攻陷了克拉格恩扎、库克和马塔杰尔山高地，俘虏了3000多名士兵。伊松佐河“石头荒原”上尖角的石灰岩悬崖，没能为意大利人提供什么庇护。在马焦雷山的一场暴风雪中，10个团大批投降。

紧接着就是全线崩溃。路易吉·卡佩罗将军由26个师组成的意大利第二集团军，在战斗的起始阶段就被摧毁了。到10月下旬，意大利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的100万士兵，同他们的装备一起，顺着伊松佐河溃败至塔利亚门托河。卡多尔纳军队在4天内舍弃了他们过去耗费30个月夺取的所有领土——曾有30万人为其而死，74万名战士因其受伤。此外，他在佩拉尔巴山和亚得里亚海之间一整条宽100英里的防线也被摧毁了。11月2日，奥匈帝国的部队跨越了塔利亚门托河。毕洛没有听从鲁登道夫的命令在河边停下，而是选择乘胜追击。因大雨阻滞，又加之缺乏骑兵和机动部队，奥匈帝国和德国的联军最终在皮亚韦河停下了进攻的步伐，这里距离最初的伊松佐河前线只有70英里。协约国将6个法国师和5个英国师从西部防线一直派到皮亚韦河。卡多尔纳和卡佩罗因这次失败遭到了贬斥。新上任的意大利指挥官阿曼多·迪亚兹承诺，会边战斗边撤退，一直撤退到南面的西西里岛；而法国元帅斐迪南·福煦则尖刻地建议他将皮亚韦河作为起点。

卡波雷托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惊人的战术成就之一。此战役最初规模有限，只是为了缓解意大利对奥地利的压力，但70天内作战范围就扩张了80英里。在此过程中，同盟国与意大利之间的战线缩短了200多英里。意大利陆军遭受了惊人的损失：1万人死亡，3万人受伤，29.3万人被俘，损失了3150门火炮以及1730门榴弹炮，超过35万名逃兵游弋在乡野地区。而胜利方的伤亡人数则在6.5万～7万之间。

但是卡波雷托战役也暴露了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军事作战方面的不足。饥肠辘辘的军队在意大利丰富的食物仓库和葡萄酒窖里狂欢了多日——这也成了1918年在法国接连发生事端的前兆。由于缺乏坦克和机动运输车辆，行军步伐被拖慢，最终致使军队滞留在了皮亚韦河。同盟国军队之间的合作也非常有限。哈布斯堡的将军们认为，鲁登道夫过早地限制了军队行动，并指责德国指挥官有诋毁奥匈帝国军队的行为。而德国予以还击的方式则是对他们奥地利同僚的“冲锋”和“勇气”进行中伤，并暗示成功皆属于毕洛的第十四军。更重要的是，鲁登道夫将这次行动视作其终点和目的，而没有将其作为更广泛战略中的一环。

1918年攻势

1918年这新的一年给了鲁登道夫一丝希望，有望能终结德意志帝国两线作战的噩梦。2月18—19日，借着列宁发起的革命，50多个德国师在东部再次开战。一支北路军队从普斯科夫州向纳尔瓦进发(为1941年的突袭埋下了伏笔)；一支中路部队奔赴斯摩棱斯克；还有一支南方军占领了乌克兰。德国的霍夫曼将军把这次作战比作乘着火车和汽车的一次悠闲漫步。1917年12月3日，布尔什维克与德国人进行了停战谈判。经过一番杂乱无章的争吵后，列宁同意于1918年3月3日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签订停战条款——而当时德国军队正在攻打高加索、克里米亚和芬兰。两个月后，在《布加勒斯特条约》框架下，罗马尼亚沦为德国的附庸国。做着“中欧梦”的人们很高兴德国正在“间接”扩张主义的基础上走向经济霸权，无限量的粮食和石油储备的景象仿佛在他们眼前起舞。然而，很少有人关心或意识到，100万德国士兵将不得不留在俄国占领区，来管辖并开发这片广袤的地区。

事实上，就在鲁登道夫肆无忌惮地想要重绘东欧边界时，他的战地指挥官和部下正在评估德国在1918年的前景。前景并不光明。最后的预备役已被征召入伍；工业生产也没有达到兴登堡计划中设定的目标；10～15个美国师预计将在1918年5—6月间抵达法国；而1917年2月1日制定的无限制潜艇战略都成了无用功。西部前线仍然决定着战事的走向，英国也依旧是德国的最主要敌人。德国最高指挥部负责人乔治·魏采尔少校直言不讳地说：德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在美国实施有效援助之前，将英国一举歼灭”。1917年11月11日，鲁登道夫决定在蒙斯进行最后一搏。1918年 1月23日，德皇威廉二世获悉了“米夏埃尔行动”，3月10日，兴登堡下达了正式的攻击指令。许多参谋员称这次袭击是德意志帝国的“最后一张牌”。

德意志帝国为赢得这场战役做好了孤注一掷的准备。2月15日—3月10日期间，10400余辆全节火车昼夜不停地将士兵和物资运往前线。鲁登道夫将他的部队划分为三个部分：44个装备齐全的机动师，每个师850名士兵配有机枪、火焰喷射器和迫击炮；约30个进攻师，作为一线的替换部队；100余个战壕师，他们没有最好的武器装备，唯一的使命就是驻守已攻占下来的阵地。70余个机动和进攻师的上校及少校在色当和瓦朗谢讷接受了8天的进攻策略培训。速度、时机和专注力都至关重要。炮兵得到了补给，空军也增加到了126个中队，约有2600架飞机。部队连夜奔赴前线。此外，军方还制订了一项特殊的诱饵计划来迷惑协约国的侦察员。

步兵再一次成了战役中的重中之重。1918年1月，盖尔上校提出了一项全新的战术攻击理论《阵地战进攻学》。这一理论要求小型联合部队要渗透进敌军防线，绕过防御中心，并迅速深入敌人的后方；预备队则要利用敌人防线上的疏漏；分队不是停止进攻进行补给，而是要不停推进直到筋疲力尽；而接受过补给的小队则会越过他们继续前进。“不要给惊讶的对手以重新整理反击的机会”。这种高超的战术技巧已经取代了最高指挥部的战略。事实上，鲁登道夫拒绝使用“战略”或“行动计划”这样的词。“我反对‘行动计划’这个词。我们会(在他们的防线上)打出一个洞来。至于其他的事，等着瞧吧。”他说。

德国的计划是召集第十七、第二和第十八集团军，以钳形攻势突破陆军元帅黑格的第三和第五集团军，并将英军困于康布雷的突出部。然后，这些德国分队将沿着索姆河西北方向前往阿拉斯—阿尔伯特，并给余下的英国远征军分队制造混乱。军方选择的进攻区域主要是平坦地带，这里有厚重的黏土土壤，其间还遍布着索姆河、昂克尔河以及克罗泽特运河狭窄且沼泽密布的河谷。阿尔伯特和蒙迪迪耶之间的主要作战区，在1917年“阿鲁贝利西”行动期间被德军摧毁了。

1918年3月21日凌晨4点，6608门炮与3534架迫击炮打响了“米夏埃尔行动”，西部前线顿时陷入猛烈的炮火中。5个小时后，炮兵团撤下毒气弹换上了开花弹，并为大约70个进攻师布下了火力网。柏林已经挂满了旗帜，人们敲响钟声，期待着这场胜利。

战场发来的初步报告让鲁登道夫很满意。不出48小时，毕洛将军的第十七集团军和格奥尔格·冯·德·马维茨的第二集团军就在进攻巴波姆的途中成功会师，随后便重击了黑格的第三条防线以及他的炮兵驻地。另外，奥斯卡·冯·胡蒂尔的第十八集团军也冲破了“黑格阵地”，向福莱斯特进发。鲁登道夫迅速加强了胡蒂尔的军队，并促使他向索姆河沿岸的佩罗讷进发。短短两天时间里，德军不仅粉碎了休伯特·高夫将军的第五集团军，还迫使英国远征军后撤至索姆河及克罗泽特运河后40英里。黑格部队损失了29万士兵和1300支机枪。

鲁登道夫并没有一个战略甚至是作战指挥的概念，他指挥第十七集团军前往杜朗，指挥第二和第八集团军前往米洛蒙-利翁和朔勒讷-努瓦荣，从而盖过了胡蒂尔的功绩。他希望派军驻扎在哈兹布鲁克重要的铁路线上，把英、法两国分割开。他用了3天时间，带领他的部队跨越了1916年的索姆河战场。黑格和法国总司令菲利浦·贝当担心盟军阵线可能会崩溃。在过度分散的第五集团军败退之后，英国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了第三集团军的行动上，希望守住阿拉斯和维米岭的北部关卡。在南部，法国派出了24个师来堵住这个关隘，但他们的行动颇为迟缓。此外，贝当像黑格一样战战兢兢，唯恐丢失他负责的防线上的其他防守据点。谨慎催生了不信任。因此，迄今为止第一次，两方都同意让一个最高联盟指挥来协调他们的诉求。3月26日，在杜朗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福煦被指定为总司令，负责整个西部前线，至于进一步明确他的权力，则还需要更多的会议。福煦精确地指出，亚眠是打击德国的关键之地。3月28日，约翰·潘兴将军同意派出美国编队以巩固盟军防线。在开展“米夏埃尔行动”的一周后，鲁登道夫展开了一系列针对法军和英军的小型进攻。但在这一过程中，他反倒削弱了德军进攻的攻击力。德军在瓦兹河与英吉利海峡之间的区域呈扇形散开，以巨大的辐射阵形行军，这一战略让他们很快就筋疲力尽，士气也跌落谷底。德国近半数的预备役和三分之一的炮兵都提前丧失了战力。截至3月27日，这次进攻战已经沦为阵地战。

鲁登道夫部队中的土耳其青年党纷纷谴责“米夏埃尔行动”缺少作战计划，甚至都没有一个作战目标。有人称鲁登道夫已经“变得懦弱”了，其他人则哀叹德国缺少坦克和卡车(德国有10辆坦克和2.3万辆铁皮卡车；而协约国则有800辆坦克和10万辆橡胶车胎的卡车)。同时，还有人对德军经常停止作战，去抢夺协约国盟军丰富的食品仓库和酒窖的行径感到愤怒。鲁登道夫之前曾声称，“米夏埃尔行动”进行到第4天就能知道它是否是成功的。而3月27日，当总参谋部官员提醒鲁登道夫这件事时，这位第一军需部长尖刻地回答道：“你叽叽喳喳的为了什么？你到底要我怎样？我现在要不惜一切代价缔结和平条约吗？”

鲁登道夫没有选择承认失败，而是转移了作战的重心。4月9日，他在利斯河上袭击了佛兰德斯，再次迅速地取得了初步胜利，并迫使黑格于4月12日发布命令，提醒英国军队，他们已经走投无路了。协约国在4月10日失去了梅西纳岭，4月25日又失去了凯默尔山至利斯河北的地区，但到26日时他们稳定了前线。3天后，这场战役宣告结束。

5月27日，鲁登道夫再一次变更了他的进攻线路，转而攻击埃纳河。他在“贵妇小径”打响的突破性战役旨在威胁贡比涅、雷姆斯以及终极目标巴黎，在此过程中他还设法诱使法国预备军离开德军想要攻击的真正目标——黑格。在战役打响的第一天，汉斯·冯·伯恩将军的第七集团军就越过了法国第六集团军，抵达了韦勒河畔的菲斯梅。鲁登道夫利用了这有限的战术性胜利，将布吕歇尔卷入了苏瓦松-雷姆斯这场伟大的战役中。5天之内，德国就俘虏了5万名战俘，切断了巴黎到南锡的重要铁路线，并向马恩河畔的蒂埃里城堡进发。6月初，德国士兵重新回到了1914年9月他们曾放弃的阵地上。巴黎似乎又一次陷入危机中，多达100万人在恐慌中逃离了首都。克雷皮森林一侧，改良版21厘米口径的克虏伯海军炮将巴黎置于炮火射程之下。

鲁登道夫面临他在战争中最后一次主要的进攻抉择：他是应该扩大马恩河前线部队并攻击巴黎，还是应该移军北上将英军驱赶至英吉利海峡？为了避免任何直接损失，他选择了前者这个更诱人的选项。6月9日的浓浓雾气中，胡蒂尔的第十八集团军和伯恩的第七集团军从马恩前线部队的西面、努瓦荣和蒙迪迪耶之间的地区发起了进攻。两天后，在“坦克部队”——美国第2、第3师的帮助下，福煦将军向蒂埃里城堡和贝洛森林发起了一次激烈的反攻。德国军队再一次止步于巴黎城门之外，伤痕累累，筋疲力尽。6月，德军已经折损了209345名士兵。

在德军向巴黎进军时，当时的哈布斯堡指挥官康拉德·冯·赫岑多夫，说服卡尔一世在提洛尔对“毒蛇”意大利发起再一次进攻。1918年6月15日，在将近一周的阴雨之后，康拉德沿着阿斯蒂科和皮亚韦河之间50英里的战线发起了进攻。同时，陆军元帅斯凡多萨·冯·波吉纳向奥德尔佐—特雷维索方向进军。在康拉德梦想着进入威尼斯的时候，博罗维奇也瞄准了帕多瓦。然而，奥地利历史学家彼得·菲亚拉认为，皮亚韦战役被证明是哈布斯堡军队命运的尾声。6月16日，康拉德第十一集团军又回到了最初的阵地，粮草匮乏，弹药不足，且士气低落。与此同时，由于协约国的空军来袭以及皮亚韦河水位上涨，博罗维奇第六军也溃不成军。在短短一周多的时间里，奥匈帝国军队就失去了142550名将士。在接下来的3个月中，随着近20万士兵的伤亡，这支军队已经不再能被称为一支战斗部队了。

一方面，康拉德在皮亚韦战役中失利；另一方面，1918年7月中旬，鲁登道夫对马恩河前线部队东侧进行的最后一次突击惨遭失败，使得同盟国的军队被迫进入了永久性的防御状态。不管是鲁登道夫还是康拉德，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明白：这场战争的主动权已经转移到协约国手中，德意志帝国已经与胜利渐行渐远。

第二十章 空战

约翰·H. 摩罗

空战预想

从汽车和化学制品到发电机和炸药，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见证了技术与工业的爆炸式增长。随着1884年法国动力飞艇的诞生以及1903年美国飞机的出现，动力飞行的时代迎来了曙光。在动力飞行出现之前，古希腊神话中的代达罗斯和伊卡洛斯都展现过飞行的梦想，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空中战役打响之前，人们对空战的设想就出现了。航空业迅速引起了民众的关注，而航空领域的成就也成了20世纪初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标准。

人们在脑海中勾绘出的空战场景，并不一定预示着随之而来的现实。1883年，也就是飞船出现的前一年，阿尔伯特·罗比达在《20世纪的战争》一书中设想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毁灭性空袭。伊万·布洛赫在1898年撰写的关于战争的论文也预料到了，未来将会出现来自飞艇的轰炸。1908年和1909年，德国伯爵斐迪南·冯·齐柏林巨型飞艇的发展也预示着这种可怕预言即将成真。

对英国来说，飞行成功可能意味着这个在现代历史上从未遭受入侵威胁的岛国将面临新型的攻击方式。1906年，当阿尔伯特·桑特斯·杜蒙在法国飞行时，报界巨头北岩勋爵艾尔费雷德·哈姆斯沃斯意识到，“英格兰不再是一个岛屿”。他把这种威胁理解为“敌人驾驶空中战车突袭英格兰”，尽管有些不切实际，但这确实是对其本质的经典评价。

学者们都在推测动力飞行对战争的潜在影响。受到了齐柏林硬式飞艇的启发，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在1908年出版的《空中战争》一书中预言了一场主要由飞艇引发的无休止的世界大战，这场战争最终将导致人类文明的崩溃。其他一些欧洲作家称，航空飞行将会把各国联结起来，使战争的残酷难以想象，还有一些人含糊其词，宣称飞行器会益于和平也会促进战争。

1908年，在政府官员的激励下，欧洲各国对航空业的兴趣普遍提高。那一年，齐柏林硬式飞艇进行了12小时的飞行，亨利·法尔芒第一次驾驶飞机完成了跨国飞行，而威尔伯·莱特则完成了两个小时的闭路飞行。1909年，路易·布雷里奥穿越英吉利海峡和雷姆斯的空中飞行，更进一步激发了公众对飞行的热情。由于这些飞艇和飞机给欧洲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军事航空联盟和航空俱乐部开始出现在法国、德国乃至欧洲各地。这些议院外的航空飞行活动集团模仿了在此之前的海军联盟，著名的军事、政治和工业领导人都有参与其中，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新闻机构并鼓励议会代表支持军用航空。军用航空的资助者中也不乏出身显赫的，例如普鲁士的海因里希王子、俄国大公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以及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

这些鼓励航空业军事化的、好战的主流态度，成了1914年欧洲航空发展的背景。而美国，由于缺乏这种主流态度，他们陆上飞机的发展也很快落后于欧洲，尽管格伦·柯蒂斯在水上飞机和飞艇的研发上表现出色。1909年末，法国和德国开始打造军事航空部队。而在德国，新闻界实际上在齐柏林硬式飞艇达到军事性能规定之前，就起到了助推的作用，促使军队接纳了它。

1911年摩洛哥危机之后，欧洲已经料到战争即将爆发。1912年，为了应对欧洲大陆的发展，以及大英帝国空中联盟和英国航空俱乐部针对齐柏林硬式飞艇袭击发出的警告，英国政府最终成立了军事及海军航空兵。德军利用文化的沙文主义至上观念支持军用航空，并通过其在德国社会中的普遍影响力，有效地控制了民用航空。1912年，政府和工业界成立了一个国家航空基金，为军队购买飞机、训练军事飞行员、资助建设机场和成立航空研究所。

其他的欧洲国家也建立了类似的基金。随着大赛和锦标赛时代的终结，再加上事故冷却了公众对航空运输的热情，航空体育产业开始逐渐衰落。在缺乏充足的体育或商业市场的情况下，军用航空的支持者们开始主导主流风向以支持他们的事业。1912年，飞机制造商通过合约，与军方建立起了牢不可破的关系，他们开始资助民用飞行员——媒体界视这些飞行员为国家荣誉的捍卫者。飞机设计师和制造商成为战时航空领域的中流砥柱，其中包括：法国飞机制造商法尔芒和伏瓦辛兄弟、路易斯·宝玑以及斯帕德的路易斯·贝什罗；德国的安东尼·福克、罗伯特·泰伦以及恩斯特·亨克尔；英国的杰弗里·德·哈维兰和托马斯·索普威斯。还有发动机制造商，如法国的尼奥姆和雷诺、德国的戴姆勒。

航空领域的国家优势竞争带有文化和帝国主义的色彩。德国人认为齐柏林硬式飞艇象征着他们自认为的文化至上思想，而法国人认为驾驶飞机时所必需的主动性与高卢人大胆无畏的个性十分契合，在英国，如拉迪亚德·吉卜林这样的航空倡导者将飞机视作工具，可以统一整个帝国，给有色人种殖民地居民留下白人具有优越性和控制力的印象。当英国人考虑用飞机来管辖帝国的时候，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实际上已经将飞机应用在了1911年和1912年的北非战争中。因此到1914年，飞行就呈现出了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特征。

齐柏林硬式飞艇的出现，让德国全体官兵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期望。他们认为一支十几艘舰艇的微型舰队就可以对敌人进行一次有效的打击。这种飞机广泛激发起了大众的热切情绪，但人们也并没有期待它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因为大规模的杀伤力显然超出了当时脆弱的飞行器的承受力。但在1914年，意大利的设计师乔瓦尼·卡普罗尼和俄国的设计师伊戈尔·西科尔斯基创造了多引擎飞行器，这种飞行器使轰炸成为可能。

战前时期的文学作品，几乎预言了飞机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的每一个角色，包括轰炸平民可能会给全民士气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种态度也预见了意大利空军理论家朱里奥·杜黑在战后提出轰炸平民迫使国家走向失败的主张。民用和军用航空领域之间的密切联系，为这一既能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激励平民，又能直接威胁到平民的武器提供了一个非常合适的环境。

在战前时期，公众就已经将飞行员视作英雄人物，视作征服天空的技术大师。新的精英战士开始在欧洲的航空兵中脱颖而出，潇洒大胆的“中尉代达罗斯·伊卡洛斯·布朗”正是如此，他已成为英国打油诗中标榜的“集名誉声望于一身的”皇家空军飞行员。

大多数陆军(和海军)都强调要开发飞行缓慢、稳定的飞机来用于侦察。战前的民用和军用实验实际上都忽略了空战领域，更倾向于侦察和轰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军方会重新动用战前飞行运动员小型、高速，且现已加以武装的机动型飞机，让它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之中，并使它成为这场战争中最伟大的个人英雄、空中王牌和战前最英勇的运动飞行员继承者的座驾。战时空战将会重新引入战前军方一直试图根绝的航空运动领域的一些方面，这一领域强调个人攻击，这甚至有时候会伤害自己飞行员的高性能飞机。

1914年的飞行侦察

1914年8月，欧洲各国将初级的航空兵(每支部队包含至多几千名人员和200～300架飞机)和刚刚起步的航空工业投入了战场。在西部和东部前线上，飞机传递着重要的情报。当西方前线的战争陷入对峙僵局时，飞机成了侦察和炮兵定位的唯一移动工具。然而想要强化观测能力，它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摄像和无线电报技术。飞机进一步证实了，在极具攻击性的英法飞行员手中，轰炸和空战是具有极大潜力的，他们不仅满足于履行军事观察职务。

事实证明，运输和生产是至关重要的，每一处的战争，在爆发后的两个月内都会中断运输和生产。在西部，军方主要通过铁路和卡车输送兵力；在东部，俄国和奥匈帝国的军队通常使用马车或牛车作为交通工具——将最现代的发明与最古老的交通工具结合起来。面对人力和物力出乎意料的高损耗问题，法国人的反应最为迅速，他们在秋季时开始将飞机——特别是发动机的生产列为重要事项，并将其标准化、规格化。德国在冬季时开始效仿法国的做法。英国的产量仍然较少，与俄国和奥匈帝国的产量相当，尽管后两个东部帝国缺乏英国的工业潜力。

1914年10月，一名法国炮兵指着阿尔伯特附近的一架德国飞机对一名英国记者评价道：“就是那只可怕的大鸟在困扰着我们。”这只战争之鸟已经展开翅膀，它的阴影笼罩了欧洲。1915年，它将成为一只拥有利爪的猛禽，将其笼罩下的土地和海洋变成一个致命的格斗场。

1915年的轰炸机和战斗机

1915年，空军军备更加先进，逐渐发展出不同类型的飞机来完成前线上的特定工作，但同时这些军备也需要更多的技术和工业力量来满足其对新型改良材料的需求。轰炸与追击成了空中武器在战争中的新定位，这也迫使现有的最合适的飞机类型进行一些调整来适应这一新定位——如莫拉纳和纽波特这样的轻型飞机，福克这样用于战斗的飞机，还有像伏瓦辛和阿维亚蒂克这样机型更重、用于轰炸的飞机。俄国、意大利和德国都有一些可以投入使用的大型飞机，如西科斯基、卡普罗尼和哥塔，它们的飞行距离和负载量都证明了它们有更强力的发动机，有潜力发展成为战略性轰炸机。

然而到1915年，只有德国的飞艇有能力携带足够的炸弹，并且攀升得够快够高以躲避空中拦截，从而使战略突袭成为可能。英格兰也因此遭受了第一次空中袭击。但是这些空中巨人仍然容易受到地面火力和天气因素的影响，未能进行有效的打击，德国因此重蹈了1917年因为潜艇舰队不足而无法击败英国的覆辙。德国将这些昂贵的庞然大物——同时也是敌军炮兵的主要攻击目标——从西部前线转移到了人口较少的东部前线，而德国海军则继续成功地使用飞船来侦察敌情。所有参战国家，包括1915年5月刚刚加入战争的意大利，都开始在北海、黑海和亚得里亚海上使用水上飞机或是飞艇。

1915年航空领域最大的发展就是战斗机的出现。首先是法国人罗兰·加洛斯在他的飞机上安装了固定的前射机关枪，只用一个导流板来保护他的螺旋桨。接着是福克调整了同步装置以便在他的单翼机上配置枪械。到了1915年末，一架高效的战斗机不再只需要速度和机动性，固定前射机关枪也必不可少。早期有追求的飞行员，如马克斯·殷麦曼、奥斯华·波尔克、乔治斯·居内梅和利奥·霍克，尽管他们性情各异，但都表现出同样的坚韧、果断、勇气和进取心。这类新型的技术类士兵也衍生出了新的飞行战术，并提出建议改良驱逐机。他们的努力将会使欧洲战场上的作战双方在来年变得更加危险。

1916年真正空战的到来

历史学家认为，1916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分水岭，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使作战双方均自以为唾手可得的胜利化为了泡影。同时，由于双方都致力于通过发展大型空中武器来获得制空权，这两场战役也成了空战正式开始的标志。1916年的空战既是军事战争，也是技术与工业的战争。虽然政治和管理上的冲突损害了各个国家的航空力量，但法国还是在工业实力的竞争中领先一步。法国的飞机发动机生产远超其他各国，因为法国早早就积蓄力量建立起了大范围的自动化工业以打造多种飞机发动机，特别是具有革命意义的西斯帕罗-苏扎V8发动机。因此，其飞机引擎的产量领先于其他各国。而德国由于缺乏人力和物力，无法像协约国一样拥有工业方面的领先优势，发动机产量更是难以与之匹敌，因此德国只能凭借其先进的飞机制造技术与其他国家对抗，比如雨果·容克斯的悬臂机翼全金属飞机和1915年巨大的R型飞机，以及1916年的“信天翁”战斗机。

西部战线上，各主要国家所采取的空中战略反映出了各国的工业现状和基本军事战略。英国和法国的空中战略都极具攻击性，但相比法国，英国皇家飞行队队长“响雷”休·特伦查德将军采取的进攻战略更加无情和强硬。德国则节约资源，采取防守式进攻策略，集中其航空部队力量，力图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上掌握制空权。

1916年，欧洲的航空部队中出现了最可敬的英雄——年轻的王牌飞行员，他们体现了国家的牺牲意志。波尔克是德国的一名飞行大师兼航空战术家，在获得过40次胜利后，于10月坠机身亡。他的过世引发的全国性哀悼，都肯定了他对德国青年的鼓舞作用。个人英雄的时代持续到了1917年，但是个人难以左右日益增多的空中消耗战。1917年，工业实力对航空业来说将变得更加关键，因为飞机已经成为战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17年空中消耗战

1917年，随着西部战线和意大利前线接连不断的大规模战斗机战术、近距离空中支援和战术袭击有所发展，以及德对英的战略轰炸，飞机成了战争中一个多功能武器。由于春夏季节空军训练不足，英国皇家飞行队在向德国派遣战斗机并进行轰炸的过程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这是“血腥四月”传奇的缩影。皇家飞行队指挥官淡化了这次损失的严重性，并称其证明了空军对战争的贡献。飞行队从国内招募士兵，填补了人员耗损，并订购了3架新型战斗机——索普威斯“骆驼”战斗机、SE5战斗机和布里斯托尔战斗机——赶在秋季前克服了这一危机。

1917年5月“贵妇小径”战役失利后，法国军队限制了自身行动只进行有限的进攻，为了防止人力耗损，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政策。然而精英战斗机群，如“猎鹳号”，仍在毫不留情地追击着德军。但是，法国飞行员单打独斗的空战理念越来越不利于他们战斗机部队的效率。在1917年的空战环境中，只有极少数的个体能生存下来，更不要说杀敌了，单枪匹马的王牌飞行员阿尔伯特·鲍尔、盖纳莫和维尔纳·沃斯的牺牲证明了这一点。幸存到1918年的英德王牌飞行员都是老练的空军中队领袖，其中包括爱德华·马诺克、詹姆斯·迈卡登以及“红男爵”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像查尔斯·南杰瑟和勒内·丰克这样伟大的法国王牌飞行员仍然是独行侠，他们幸存了下来并还在突破万难地杀敌。然而，能主导空战进程的是群众而非个人，这和地面上的战争是一样的。英国和德国的战斗机飞行员们也许都会承认自己有成为一名新军事贵族的想法。不同的是，英国战斗机飞行员将这一想法与对团队的信任结合在了一起，他们有这种信任，是因为在公立学校学生时代就把空战视作一种团队性运动。而德国的飞行员大多是职业军人，他们更信奉纪律，这种文化心态有效促进了向大规模空战的过渡，这在德国战斗机“集团”中有所体现，这一军团中包括多达4个拥有60架飞机的中队。

1917年，德国和英国的指挥官都认为，近地空袭将在未来的战争中大放异彩。英国的战斗机担负着近地空袭的责任，还要与友机合作进行随机的、不协调的以及个人的进攻。然而，尽管付出了巨大代价，此类攻击仍未对总体战局造成影响。德国人开发了专门的装甲对地攻击机和高度机动的双座战斗机，这些战斗机由士官执飞，最多30架为一个机群组，对地面堑壕进行猛烈扫射。

1917年，战场上的装备消耗以及物资短缺，加之后方英法两国的政治纷争等因素，迫使各国提高本国的飞机产量。在空中装备较弱的国家中，意大利强调本国空中力量要进行严格的标准化，以此来弥补国内物资匮乏的劣势；俄国空军多年辛苦经营未有起色，直到该国伊戈尔·西科尔斯基研制出大型四引擎侦察轰炸机情况才有所改善，然而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后又重新归为沉寂。奥匈帝国也受困于物资短缺而举步维艰，慢慢走向崩败。美国于4月参战，只有在训练和飞机方面依赖盟友的帮助，才能在未来掌握一定制空能力。

1917年，空军实力的发展凸显出了航空发动机的重要性。三大主要国家都遭遇了发动机生产危机。法国解决了这一问题，优化了他们引以为豪的“西斯帕罗-苏扎V8”发动机，并生产出一批具有更大马力的版本，这一发动机应用于法国“斯帕德”机型以及英国SE5A战斗机。而不管英国还是德国都未能克服发动机生产不足这一更为根本的问题。因此，在战争结束时，法国生产的发动机数量将相当于英国和德国两国的生产总和。

法英两国航空管理部门的政治化程度都很高。法国政府的不稳定性以及高级指挥部与作战部之间的官僚主义分歧导致其航空业不断发生变化和冲突，直到1917年深秋，乔治·克列孟梭担任总理，菲利浦·贝当担任总司令，法国才趋于稳定。在英国，陆军部和海军部为争夺航空资源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终，劳合·乔治政府成立了一支独立的空军部队才解决了这场冲突，并在首相与各将军争论战略政策问题上给予支持。因此，1918年4月，英国皇家空军成了第一支自主空军部队，其中还包括一支以战略轰炸为目的的独立空军，不过实际上它的行动并未有什么改变。

与宪政政府相比，德国军用航空局堪称是稳定平和的典范，直到战争结束都一直是同一批将领统领着空中工作，这其中包括赫尔曼·冯·德尔·里斯·汤姆森上校、威廉·西克特中校以及在1916年担任空军总指挥的恩斯特·威廉·冯·霍布纳尔将军。面对无法弥补的人力财力短缺情况，德国空军在1916年秋季的兴登堡动员计划之后开启了另一项计划，即1917年的“美国计划”，以期应对日益恶化的形势。

1917年，在西部战线上，协约国的优势不断扩大，但由于英法两国缺乏合作，导致德国空军依旧存活了下来。1917年4月，美国加入战争，但可惜的是美国并没有在空战领域做好准备，因此他们需要更加协调地分配所有资源，以便装备一支美国空军加入未来的行动。

空军力量对最终胜利的贡献

1918年，航空业对战争的胜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18年西部战线上，各方飞机的总数超过8000架，这表明空战，特别是空中的搏击已经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消耗战。1918年前线上的空军人数已经达到9万～30万人，飞机有2000～3000架，与此同时，国家航空工业雇用了数十万工人，每月生产上千架飞机及引擎。

不仅是中队这样的基本作战部队编制了，这些分队还被纳入日益庞大的军队中——像是拥有60架飞机的德国战斗机部队——希望借此来获得空中优势。1918年，法国最终实现了航空部门的整合，部署了700余架轰炸机和战斗机，轰炸机均采用了最先进的宝玑14轰炸机，它以速度快、坚固耐用、装备精良而闻名，而战斗机则采用了强大的“斯帕德13”，旨在对德军战线进行攻击性的战术突袭。即使是配备“传奇福克D7”的德国编队——这场战争中大量投入生产的终极战斗机，也无法阻止协约国数量众多的轰炸机和战斗机的联合攻击。在意大利前线，30～40架“卡普罗尼”三引擎双翼轰炸机或掩护步兵进攻，或跨过亚得里亚海进行分段长距离突袭，有时为了躲避防空工事，这些轰炸机只能在距离海面12码的高度飞行。

这些空中武器并不能左右战争的胜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地面战争。战斗机除了直接对地进攻，通常还通过保护或是攻击侦察机和轰炸机以在地面战争中发挥间接作用，而战略轰炸因为仍然处于萌芽发展阶段，还无法影响战争的结果。

飞机在战场上对军队进行支援，确立了它的真正意义。侦察机使军队很难在日间进行活动，这迫使他们在夜间运送人力和物资。然而因为执行这些任务的英法双座双翼飞机已经老旧，不免成了敌方战斗机的囊中之物，直到1918年“萨尔姆森2A2”型飞机的出现。相比之下，德国则派遣专业机组人员，驾驶性能卓越的“朗普勒”和“DFW”双翼飞机在高海拔飞行，对手即使是技术娴熟的战斗机飞行员也不免感到棘手。1917和1918年，飞机开始对战场和后方的部队和物资进行越来越具有攻击性的打击。德国常在100码的高空集结30架飞机，用机关枪、手榴弹和轻型杀伤炸弹对敌人的火炮阵、据点和步兵储备实施打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场的制空权成为赢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各个战线上都有飞机服役。政治家和指挥官们，如英国军需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德国首席军需部长埃里希·鲁登道夫以及法国的总司令菲利浦·贝当，都意识到大规模战役中空军的重要性。英国人准备使用亨德里-佩奇公司的V-1500轰炸机轰炸柏林的举动结束了战争。战略性轰炸的价值至今仍未能证实，但轰炸平民会削弱士气，并且战争可能会结束的这种认知，已在参战人员和航空理论家的心中生根发芽。1914—1918年间发明了空中作战基本技巧的战斗机飞行员后来并未退役，其中有一些还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指挥官。1914—1918年的空战策略与空战战术都预示了1939—1945年间会发生更大规模的空战。

在战争结束后的两年内，所有的航空兵都复员了，同盟国各成员国因为和平条约而不得不遣散兵员，而胜利的一方因为战争的结束也自然地遣散了兵力。随着军事订单的减少，航空业也逐渐萎缩。一些飞行员和实业家开始重新关注起民用航空运输，一些国家的军队也在帮助民用航空起步；而另一些飞行员和实业家则留在了英法两国的空军部队中，致力于监管帝国的边远地区。

战时航空业的遗产、空战唯一的官方历史、多卷文献、《空中战争》、传记、战争回忆录和大众作品，都强调了英雄主义和个人主义。空中英雄的悼词和人们对个人空中战斗的关注让人回想起工业化以前的战争理想和过去神话般的战士，这在战前非常流行，也让战争和现代化技术更容易为人接受。新生代精英战士的功绩被浪漫化，使民族神话得以延伸至工业时代的战争中。在这一时代中，新的精英战士主要来自中产阶级。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况促使空战被神话化为单一的个人战争形象。陆战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屠杀使个人无足轻重。空战英雄这一形象肯定了个人和年轻人在这场屠杀中的重要性，尽管这具有一定误导性，但人们急需这种肯定。因此，战斗机飞行员不仅成为航空业的象征，同时也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终极英雄。

然而，关注个人战功的行为，让这支新生的战斗部队呈现出了一种陈旧的、过时的面貌，这在新的“全面战争”中有所体现——新“全面战争”融合了军事、政治、技术和工业等方面。它也往往掩盖了空中消耗战中伤亡的程度。1914—1919年间，法国有1.8万余机组人员在接受培训，其中伤亡人员占39%，而2.2万英国飞行员的伤亡人数更是超过50%。如果不是难以记录，德国的伤亡人数也不遑多让。1918年上半年法国步兵的伤亡人数占总人数的51%，而法国飞行员伤亡率则达到了71%。最大的伤亡来源于前线上的事故与后方的训练。

空战飞行既不是运动也不是比赛，它致命无情又反复无常。在战役中，一名空军飞行员的性命不仅依赖于他的技术和运气，还取决于飞机本身，而飞机可能出现发动机失灵、枪支卡壳、机翼破损等情况。精神紧张与飞行疲劳这样的职业病反映了空战的压力。爱尔兰的爱德华·马诺克是英国最高的王牌飞行员，他在1918年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神经紧张问题，以至于他在巡逻之前常常生病。手抖和泪流满面暴露了马诺克的精神紧张，这不仅是因为他坚信自己会死，害怕被烧死，还因为他的飞机反复出现问题。1918年夏，他被地面火力击中，坠落火海。空中战斗是令人振奋和陶醉的，但也令人烦恼和恐惧。

强调个体作战的行为也掩盖了这场战争留下的一个更深远的遗产，即战略轰炸平民的谬见。空中武器确实是全面战争时代的产物，它将平民和军事目标混为一谈，并认为轰炸妇女和儿童是赢得战争一个可接受的手段。在德国空袭伦敦期间伦敦陷入了一定恐慌，除此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空中轰炸造成了平民的严重伤亡。然而，平民无法抵御轰炸的假设仍然存在。对空战浪漫理想化的想象根植在过去，而大规模平民伤亡的残酷景象则预示着未来——这些画面构成了20世纪空军力量的双重遗产。

第二十一章 协约国的胜利，1918年

提姆·特拉弗斯

1918年初，协约国在战争中属于失势方。俄国革命、意大利在卡波雷托的失利、1917年法国的叛乱、协约国兵力的减少以及帕斯尚尔战役后英国军队的耗损，这一切都表现出协约国存在相当大的问题。因此，在1918年初，英、法决定继续在西部战线上部署防御，等待充足的美国兵力加入战局；同时增加坦克、飞机和其他一些机械装备的生产量，准备之后再发起新一轮的攻势。然而，大家普遍认为这场决定未来战局的战役将在1919年爆发。那么，协约国是如何在1918年就在西线上大获全胜的呢？

实际上这取决于六个决定性阶段。第一，协约国抵挡住了1918年德国发动的大规模春季攻势；第二，7月18日法国在马恩河上发动了决定性的反攻；第三，8月8日，澳大利亚、加拿大与英国在亚眠战役中大获全胜；第四，美国远征军的陆续抵达；第五，9月末协约国发动全面进攻；以及最后10月和11月初，协约国对德国撤退部队发起最后的追击，这也直接促成了1918年11月11日停战协议的签订。

马恩河上的反攻

德军在3—6月春季攻势中获得初步胜利后开始显露疲态。鲁登道夫此前认为，春季攻势会吸引协约国的预备军离开佛兰德斯地区，以便他在佛兰德斯发动决定性的“哈根”进攻，并将英国远征军都赶到海里去。现在，鲁登道夫再次进行尝试，计划于7月中旬进攻马恩河地区以威胁巴黎和雷姆斯。然而，当时的时间非常紧迫。因为截至6月中旬，美国远征军已经在法国组建了20个大型师，而且美国大军还在以每个月25万人的速度，潮涌般进入欧洲大陆。很快，德国在人数上的优势将被逆转。但在7月份的马恩河战役中，尽管兵力有些不足，但法国的33个师仍在对阵45个德国师。此外，德军火炮的数量即将告罄，6353架训练用火炮也不得不加入马恩河战役。即便如此，德国在火炮装备上也有2∶1的优势——这一比例在以往的德军攻势中是最低的。更重要的是，很快贝当将军指挥的法国军队通过情报来源，得知了德国将于7月15日发动进攻的消息。而因为在此次攻击中，每125码就需要布置一条火炮输送路径，所以想要隐蔽地发动进攻是非常困难的，这也让德国失去了突袭的机会。贝当还认识到了构筑纵深防御阵地的必要性，并说服了古尔戈指挥的法国第四集团军也采用此方式，但法国第五集团军并没有采纳。同时，法国的炮兵团做好了对德国步兵进行反击的准备，但并不准备袭击德国炮兵团，因为法国已经没有充足的炮械和弹药支持对两方都进行打击。

7月14日午夜后，德国的一枚炮弹切断了古尔戈将军总部的电力供给。尽管陷入了黑暗，但是古尔戈很高兴，因为这枚炮弹证实了法国的预测：“从没有一次炮击让我这么高兴。”德国的攻势迅速陷入僵局，接着，在7月18日，法国开始发动反攻。法国已经为这次进攻准备了些时日，原本只是针对苏瓦松的有限进攻，但第十集团军的曼金将军将这次攻势扩大为一次针对马恩河阵地突出部侧翼的大规模进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7月15日德国取得的有限胜利，反而使法国的反攻从中受益，得以进一步深入突出部。法国第十军和第六集团军(包括美国和英国师)统领了这次进攻，配有750辆坦克，火炮装备数量上也拥有2∶1的优势。这次进攻非常突然，先前没有进行炮队标记，但是密集的火力网掩护了步兵，使得初期战果丰硕。火炮是成功的关键，地面上每1.27码就有一个重炮弹坑，每码有3个野战炮弹坑。与其他所有的进攻行动一样，进行到后期进攻会变得更加困难，但是法国和协约军一直在持续进攻，直到8月初才停止。

法国的反攻扭转了战局，使德国成了失势的一方。值得注意的是，7月20日，鲁登道夫叫停了哈根攻势；7月24日，当时的西部前线协约军总司令福煦将军指挥他的军队继续进攻。战争的局势已然扭转，直到战争结束，德国军队将一直处于防守状态。然而，随后8月8日的亚眠战役，掩盖了7月18日进攻的成果，历史学家们也大都低估了1918年法国军队的作战能力。7月15日—8月5日，法国的伤亡人数总计95 165人，8月又增加了10万人。法国第十集团军作为进攻的先头部队，从7月18日到战争结束期间的伤亡人数超过了10.8万，其中1.3万人死亡。7月1日—9月15日间，法国总伤亡人数约为27.9万人。英国远征军的伤亡人数更多。1917年的法军哗变仍然影响着法国陆军，但1918年时，这支军队还未达到强弩之末的地步。

然而，除了伤亡数据，其他的统计数据甚至给了德军一个更大的教训。3—7月间，德国主要通过进攻占据了一些阵地，但这些地区都需要兵力进行防御。此外，德军的压力非常大，这一时期德军的总伤亡人数已经接近100万人，其中包括12.5万人死亡，10万人失踪。士气的大跌也让德军陷入困境。德军缺乏补给，一有机会便去抢夺敌人的物资和酒，而许多德国士兵都借机放弃或是逃避前线上的任务。接着，在6月和7月，流感席卷了整支德国军队，50余万人感染。这使得德军的兵力在1918年7月时被大大地削弱了。8月1日，德国第二集团军宣布，它的13个师中，两支部队适合作战，5支部队只能进行防御，3支部队连防御工作也难以维持，还有3支部队需要救援。每个营中只余200支步枪、15～20支机关枪的兵力，军士和军官都难觅踪迹。因此可以说，西线的德军由于其自己发动的进攻惨遭失败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导致他们在3—7月之间的战争中铩羽而归。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德军就此停战——事实上，从7月到停战期间，另有42万士兵伤亡。在这期间，8月8日的亚眠战役也极大地推动了德国走向战败。

亚眠战役，1918年8月8日

因此，8月8日，集中了步兵、炮兵、坦克和空军的亚眠战役促成了协约国第三阶段的胜利。由罗林森将军率领的第四军发起，亚眠战役展示了精心组织的联合武器进攻所能达到的效果。干扰敌军的策略和严格的保密制度让人有意外之喜。特别是德军知道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军队是英国远征军的主要进攻部队，也是这次行动的先头部队，所以干扰和保密的策略显得尤为重要。这一次步兵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火力支援，包括刘易斯机枪、迫击炮、机关枪和发烟弹。炮兵在后方进行标定，用1917年开发的精确测量方法预先记录敌方炮台和其他目标。在战斗开始前，协约军已经查明了95%的德国火炮，因此德国的反击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大约1900架飞机掌握了制空权，部分掩盖了地面342辆Mark V坦克、72辆中型A坦克还有兵员运载和攻击坦克出发时的声音。凌晨4点20分，当雾气、烟雾和黑暗笼罩在这片土地上时，2000门重炮和榴弹炮的轰鸣打响了这场战役。另外德国由于夜间进行轮值救援、士气低落且防守疏松，也让这场战役更加顺利。

在加拿大第1师中指挥第十六营的空军中校佩克追忆道：“浓雾弥漫，军队在零点时迫不及待地向前发起冲锋……一英里内没有遇到敌人的阻拦。烟雾非常大……派珀·保罗在我身边被击中了。大军一直坚定地向前进发，占领了一座又一座山岭。我们在欧贝尔库尔短暂地修整了一下，坦克也在这里停留了一阵。最终在早上7点15分时与敌军交火。”事实上，这次进攻取得了惊人的成功，第一天就向前推进了6至8英里，尽管侧翼很大程度上要慢于这一速度。接下来几天，也取得了进一步的进展，但同时损耗也更大，英国远征军总司令福煦和黑格给罗林森施压，要求这场战役要比他预想的更深入。为了持续进攻，他们牺牲了许多坦克和飞机，例如在第4天时只有38辆坦克仍在进攻，到了8月8日有96架飞机折损，第2天又折损了45架，这样大量的耗损主要是因为他们在试图摧毁索姆河桥。

8月10日，在鲁瓦附近执飞巡逻的韦斯特上尉荣获了一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就在他返回我们阵地的飞行途中，遭到了7架福克双翼机的攻击。几乎在他的飞机第一次被击中时，其中一架敌机……就用3枚炸裂弹射中了他的左腿。尽管韦斯特上尉的左腿无法控制飞行，右脚也受伤了，但他还是成功地驾驶飞机返回并降落在我们的阵地上。”降落后，韦斯特上尉也坚持在接受治疗前先进行汇报。

8月8日之后的几天里，亚眠开始变得混乱不堪，造成了许多步兵伤亡。此外，此次袭击深入了之前的索姆河战场，德军部队在此地寸步难行。最终，18个德国预备师进驻此地以加强防御。迫于加拿大部队指挥官库里所施加的压力，罗林森说服了黑格于8月11日停止进攻。然而，侧翼的军队并没有同享此次亚眠战役的胜利，英国实力较弱的远征第三军在向北撤离时遭遇严重问题，而法国德伯内的第一集团也没能成功向南推进。此外，罗林森的第四军指挥部一直没有派出唯一可动用的英国远征储备军——第三十二师，直到战局已经无法逆转。另一方面，8月8日的战役在德国司令部内引起了激烈的讨论。鲁登道夫称它为“德军的凶日”，而德国官方的专文指出：“当8月8日战场上的余晖散尽之时，这场战役就无可辩驳地成了德军自开战以来遭遇的最大失败。”

攻破兴登堡防线

亚眠战役之后，福煦要求协约国尽可能快地开展一系列进攻。在开战之前，福煦一直不惜一切代价地想要推动这次进攻，而现在的战局终于能让他付诸自己的想法了。但是如何开展进攻？福煦希望能针对特定的目标，而黑格则更乐于沿着防线发起总攻。8月末，黑格建议和南部的美兹埃尔部队，以及北部的圣康坦-康布雷部队会合来发动进攻，福煦接受了这一建议。但现实情况是，在美国做好准备之前，协约国中最强大的军力集中在防线的中段，部署的主要是英国远征军，也因此，此处必须是迎接敌方最主要进攻的部位。8月21日，为了利用亚眠战役获胜的优势，英国远征军第三和第一军，以及法国第十和第六集团军发起了针对阿尔伯特—巴波姆的大规模进攻。著名的军事战役包括9月1日澳大利亚军夺取圣康坦山的战役。在夺取这个难攻的小镇时，澳大利亚军先是用迫击炮和榴弹炮进行了半小时的轰炸，随后派出了一队配备有刘易斯机枪和步枪手榴弹的步兵冲入战场。9月初，加拿大军团在敌方防守士兵士气低落时夺取了德罗库尔—凯昂战线，进攻中先使用了740支枪进行密集攒射，关键时刻派出了坦克、配备有刘易斯机枪和步枪、手榴弹的重装步兵进行支援。

现在，这场战争准备进入下一关键阶段，即进攻兴登堡防线，这也将成为9月下旬连续四场大规模协约军进攻作战的一部分。福煦按照黑格“集中进攻”的想法，把重点放在防线中心拉昂的突出部，但是福煦同时也希望能最大限度地分散德国的防守，防止德军后备兵力转移。因此，福煦命令大军从默兹向北海进发。9月26日，美国第1军和法国第四军进攻默兹—色当地区；9月27日，英国远征第一军和第三军进攻康布雷地区；9月28日，比利时、法国和英国驻扎在佛兰德斯的军队沿着海岸线向根特进发；最后，在9月29日，英国远征第四军和法国第一军进攻比西尼地区。

在如此大规模的进攻中，只有几个特定的战场能被人铭记。第一个就是9月12—18日美国远征军成功缩小圣米耶勒突出部的战役。随后从9月26日到战争结束，该军队投入默兹—阿尔贡战役，但这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尽管美国远征军并没有为协约国赢得这场战役，但是这场战役贡献了战员方面的重要优势，截至11月底，已有超过200万美军驻扎在法国。正是因为预料到美国远征军的人数会稳定上升，德军才不得不发动了注定会失败的春季战役。美国远征军的到来给协约国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鼓励，并确保了协约国最终的胜利，即使美军在战场上有时缺乏作战经验，有不足之处，但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场被人铭记的战役则是9月27日，第一集团军中的加拿大军团对北海海峡发起的进攻。军团指挥官库里计划让两个师冒险穿过运河上2600码的干涸河道，接着由另两个师展开扇形攻击。尽管库里所在军队的指挥官霍恩将军努力让他改变计划，却并未成功。这次进攻是在凌晨5点20分发起的(现在在早上发起进攻已经是惯例，黑暗能帮助军队躲开机关枪扫射)，并极为依赖枪炮。在230把德军枪炮下，加拿大军团的炮火反击成功率达到了80%，而决战时刻的徐进弹幕射击更导致了德军防御的瘫痪。正如一名炮手所说的那样：“前线上数英里内你所能见到的全部都是漫天的火炮，弗里茨战线上充满了硝烟和炸开的炮弹。”步兵发现运河上没有设置任何路障，他们一跃跳下干涸的河床，在远处搭起了云梯，并爬上了岸。在没有充足梯子的时候，他们便踩在彼此的肩膀上攀爬。

坦克难以在此地前进，所以机关枪的火力遭到了弹幕射击、刘易斯机枪和步枪的压制。到了晚上，加拿大军团已经大面积接触敌军，北海海峡防线被击破，德军防线断断续续，部分区域的士气低落。一位观察员回忆道：“随着火力扫射起伏如雾，我看到德国人向我们的阵地奔来，并向他们遇到的每个人举起双手。”一名德国战俘用英语向俘虏他的人大喊：“你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这显然是不成熟的想法，因为第二天德军就发起了反击，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加拿大军团在敌方无组织的进攻中挣扎前进，但德军的机枪防御总能摧毁他们。10月4日，库里写道：“德国人从未如此苦战过。”但康布雷仍于10月9日失守。这场战斗确是一场消耗战，加拿大军团在8月22日—10月11日期间伤亡30 806人。虽然这一阶段的战争取得了胜利，但付出的代价也很高。

第三场被人铭记的战役是第四军在兴登堡和博雷瓦尔战线上的关键性进攻，其中包括在9月29日圣康坦运河上的进攻。澳大利亚军团指挥官莫纳什组织了这场进攻，他的军团是第四集团军的一部分。如北海峡战役一样，莫纳什也野心勃勃地计划让两个美国师穿越一条6000码的狭窄运河通道，然后呈扇形而出，同时派遣两个澳大利亚师穿过中心区，与美军交替前行并最终占领博雷瓦尔战线。由于对计划不甚满意，罗林森将正面进攻的面积扩大到了1万码，在南部增加了46个师，这些师的士兵将不得不通过救生筏、救生圈、梯子、船和绳索跨越水域过河。然后将有32个师成功过河加入战斗。罗林森还将配备的坦克数量增加了近一倍，达到162辆(总司令部为第四集团军预留了大部分坦克)，并增加了轻型坦克和装甲车。因为兴登堡战线布满了壕沟，沟中又布置了大量电线，于是炮兵部队准备了1637支枪械，用四天时间清除金属线，打破防御，尤其是敌方第四十六军的防御，压制敌军的火炮和机枪。英国远征军还第一次使用了3万发BB弹(芥子气)。最后，一份俘获的德军防御地图也为炮兵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攻击点。

9月29日早晨5点50分，在运河上的大部分的作战区中，密集的火力和坦克掩护着步兵接近敌方目标，但随后交替前进的澳大利亚师则面临着重型机枪火力。据B53坦克9月29日下午6点30分汇报：“在我前进的过程中，坦克的前部被来自卡巴雷森林农场前方壕沟内和农场内发出的枪林弹雨般的MG子弹扫射……我的左炮手使用霰弹击倒了一名壕沟后的MG枪手，我的右炮手则一直用钢弹与MG子弹和野战炮进行交火。我注意到我坦克前部的机关枪扫射到了许多壕沟内的敌人。在前进的过程中，我的坦克两次被击中右侧翼机体，并被打掉了一个舱门。”事实上，个别村庄和据点配备有200架或更多的德国机枪的事情并不罕见，而这些地区也很少被炮兵摧毁。因此，需要用到坦克或是步兵来应对这些坚不可摧的防御体。再往南，第四十六军跨河更是一项难得的壮举。在密集的火力和浓雾掩护下，先头的步兵旅清理好了通向运河的道路，并如狂风般开始渡河，紧跟着的还有其他的旅和第32师。在接下来的六天中，战役一直在持续进行，由于出现了太多次冲锋与太多次组织不协调的攻击，使得协约军损失惨重。在8月8日—10月5日期间，第四集团军中的澳大利亚军团伤亡人数达到了25 588人，同时澳大利亚军中开始有人对他们持续进攻的任务感到不满。因此他们于10月5日退出战线。

鲁登道夫提出停战

随着兴登堡防线和其他防御工事在9月下旬的进攻中彻底崩溃，协约国在西线上的战事进入最后阶段。9月28日，鲁登道夫下定决心，为了拯救日益耗损的军队，有必要提出停战，陆军元帅兴登堡也认同这一观点。同一天，德国的盟军保加利亚在莫纳斯提尔—多恩战役后要求停战。接着，在10月下旬，自从6月份奥地利皮亚韦河战役失利后就一直安稳的意大利也开始投入战斗。10月24日，意大利、法国、英国的盟军联合进攻维托里奥威尼托，这加速了奥地利的败势，并促使他们于11月3日停战。土耳其也于10月30日同意签订和平条约。

同盟国军队的盟军迅速溃败，但是从10月中旬一直打到最终停火的西部战线战役仍未结束。同盟国军队普遍开始撤退，尤其是英国远征军第一、第三和第四军面对的敌人。通常情况下，每天都有一支德军撤退，德军的野战炮和重型枪械掩护着彼此，而机关枪、单机枪和迫击炮则掩护着步兵撤离。而协约国主要以火炮予以回应，正如一名军官所写的：“在徐进弹幕射击的射程内，步兵可以轻易地接触到敌军。然后德军会被俘、被杀或是撤退到下一个进攻线，可能是在后方6000码的地方。而步兵则接着推进……然后在下一条战线上进入下一轮僵持局面。”协约国的问题则在于后勤部门和士兵的厌战情绪，法国第五师的一名士兵回忆道：“每个人都很沮丧，因为我们知道德国人已经要求停战了，我们都希望在我们重新回到战场之前能有停战的消息传来。但是没有，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即将到达这场战争的终点，我们更害怕在距离战争结束如此近的时候死去。”而德军方面，10月18日，皇储鲁普雷希特写道，他的部队不再可靠，由于“缺少马匹”，炮兵也开始脱离战斗。

最后，在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点，枪声停止了。西部战线上的胜利决定了这场战争，但是协约国是如何获得胜利的？答案相当简单，按重要性列举如下：第一，日积月累的消耗对德军来说影响很大，所以他们无力承担起比协约国失去更多的士兵。1916年和1917年的协约军进攻如预想般重创了德国军队。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军从未从1918年春季战役中恢复过来。春季战役使他们失去了最优秀的部队，并且彻底地动摇了德军士气。1918年德军的失利导致在3月21日—11月11日伤亡人数达到了176万人，其中包括大量不愿意继续战斗的德国人。德军部队中实际上已经没有兵力了，而协约国还在通过美军的集结而不断扩充兵力。德军因为损耗和筋疲力尽而被击败。

协约军胜利的第二个原因则是因为其在技术和物资上占据优势。无论是在火炮、弹药、坦克、飞机、刘易斯机枪、手雷、机关枪、食物供给、铁路，甚至是在马匹方面，协约国都有着压倒性的优势。即使是在德国春季战役之前，德军在西部战线上也只有1.4万门炮，而协约国拥有1.85万门炮；德军拥有3760架飞机，协约国4500架；德军10辆坦克，协约国则800辆。也许1918年战争的关键武器是火炮，而协约国并不缺少弹药。正如一名英国官方历史学家写的：“敌方每发射一枚炮弹都会受到10枚、20枚的反击。在1918年夏季和秋季的轰炸中，英国炮兵极大地主导了战场，以至于敌方的反击很大程度都是盲目的。”因此，1918年9月28—29日作战期间，英国远征军消耗的炮弹是战争开始以来最多的，共发射了945 052发。夏季，法国军队平均每天要消耗28万发75毫米野战炮的炮弹。协约国的物资优势轻而易举地就拖垮了德国军队。

如果说1918年有一个转折点的话，那就是法国在马恩河发动的反攻，以及其后的亚眠战役。获得胜利的第三个原因，即为战术变革。现在，英法两国军队完善了多武器联合作战的学说：他们出其不意，对敌人发动不明炮火袭击，实施威力巨大的炮火反击，另外还使用坦克、飞机、调用步兵进行陆地作战。尽管如此，更好的战术也并没有避免更大的伤亡——事实上，伤亡人数要比公众所知的更为严重。7月1日—9月15日，法国军队失去了7000名军官和近27.2万名战士。8—10月的英国伤亡人数约为30万。同样伤亡惨重的还有加拿大的军队，从1916年的8—11月，加军总共损失了30 089名士兵，主要是在索姆河战役中牺牲的；1917年伤亡人数达29 725人，主要是在帕斯尚尔战役中折损的；1918年伤亡人数达49 152人。因此，尽管协约国军队采用了新的联合部队战术，1918年也成了这场战争中最艰难的一年。

最后，1918年，协约国军队在西部战线上还取得了什么成就？在此期间，英国远征军俘获了18.9万名战俘，2840门炮；法国军队俘获了13.9万名战俘和1880门炮；美国远征军俘获了43 300名战俘和1421门炮；比利时军队俘获了14 500名俘虏和474门炮。这些最终的统计数字可能恰当地代表了1918年协约国在法国战场胜利中的各国主要贡献。

第二十二章 和平条约

左拉·施泰纳

和平会谈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召开。来自不同大洲的37个国家的代表团聚集至仍处于战时状态的法国首都。许多非官方代表和请愿者挤在酒店走廊上，一支500多人的记者团似乎记录了这次世界性对话。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吸引了欧洲人的注意力，他也因此成了当时的英雄。疲于战争的人们期盼着美国梦中所提到的和平与繁荣。西部战线已经归于平静，但其他地方的战争仍在继续。三大帝国的失败和崩溃，导致它们以前的领土上出现了无政府状态和革命起义。无论是以前的沙俄还是之后的苏联都没有参与和平谈判，但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浪潮就如同班柯[1]的鬼魂，笼罩在和平谈判桌上空，威胁着整个欧洲。新旧各国都在抢占着邻近的领土，俄国国内及其边境地区内战频发。协约国军队仍然驻扎的地区还能保持和平，但是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不是胜利者能控制得了的。

尽管伦敦、华盛顿和巴黎做了很多会前准备工作，但实际上会议的安排还是十分混乱。由英、法、美、日这些主要胜利国各派两名代表所组成的十人会议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于是在3月中旬，一个非正式的四人会议出现了，其中包括劳合·乔治、乔治·克列孟梭、伍德罗·威尔逊以及维托里奥·奥兰多，其中维托里奥·奥兰多是四个人中影响力最小的。他们就需要做出裁决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磋商。在考察团、委员会和个人顾问的协助下，“三巨头”以临时、零碎的方式为和平条约中的内容做出重大决策。

由于伍德罗·威尔逊具有一定声望和名气，加之协约国对美国的重要性表示认可，所以全体会议在其第二次会议上才得以设立了一个委员会，由威尔逊担任主席，审议拟议中的国际联盟问题。《国际联盟盟约》以英美草案为基础，由主权国家制定了一个集体行动的制度化模式以维持和平，在次要问题方面，它鼓励各国加强合作以获得社会和经济福利。为了取代之前没能成功的权力平衡体系，新制度把条约中的第十条和第十一条作为核心条款，呼吁联盟各成员国尊重和维护其他所有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并使针对单一成员国的战争或战争威胁成为全体联盟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并为之行动。第十二条和第十七条则描述了可对侵略方采取的措施或制裁。战争虽然不归属于非法行为，但是需要延期3个月，以便国际组织达成一致意见。《国际联盟盟约》接受了“集体安全体系”的畅想——这个术语仅在20世纪30年代中使用过——但此举并不是为了创造出一个超级国家，而是为了在主权国家的世界中进行运作。

自从成立以来，国际联盟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得到了国际认可，但是对于那些必须去运作这一体系的人来说，这是非常难以接受的。美国参议院否决了《国际联盟盟约》及其所载的《凡尔赛和约》。而威尔逊的倡议并未能得到英国或是法国政府的支持。劳合·乔治急于平息英国国内强烈的亲国联倾向，他拥护国联，但是对此并没有什么感情，并利用其他个人外交手段达成他的目标。法国人想要建立一个由常备军队支持的加强版胜利者委员会。由于该计划未能成功，保持怀疑态度的克列孟梭只能寄希望于确保法国的安全得到更切实的保障——他对国际舆论的力量并不抱任何信心，但他意识到，需要对国际体系的改变做出回应。将《国际联盟盟约》纳入巴黎和平条约的每项条款中，并暂时把前敌对国家排除在外——这样的做法将新机构与胜利者的和平和现状联系在了一起，使得德国人愈加认定威尔逊出尔反尔，并加剧了苏联对这一新机构的敌意。

“集体安全体系”能否在所有国家都发挥作用，是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问题，甚至在这一体系建立并接受检验之前，成员国的后续行动就凸显出了该体系存在的根本弱点。国联的成立被公认为是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至少这是国际秩序的一个新特色，对各国的政治家及其民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裁军”与“集体防护免受侵略”的承诺，让威尔逊“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的主张更具有实质性的内容。不幸的是，就像权力制衡一样，新体系还是依赖于主权国家履行条款的自我意愿，不得已时还要发动战争以强迫他们履行。

《凡尔赛和约》

《国际联盟盟约》落实后，缔造和平的主要任务即可展开。1919年6月28日，在凡尔赛宫的镜厅内签署了《凡尔赛和约》，这是巴黎缔结的五项和平条约中最重要的一个。此时，距离弗朗茨·斐迪南遇刺已有五年时间。

克列孟梭、劳合·乔治、伍德罗·威尔逊，以及他们各国国内憎恶德国人的民众，都认为德国应该对此次战争负责，并且坚持要让他们受到惩罚。没有人相信德国会因此被摧毁，但也没有人准备迎来一次“软和平”。和克列孟梭一样，劳合·乔治认为这场战争犯了危害人类罪，而伍德罗·威尔逊对正义的理解与德国所期望的不同，包含着强烈的惩罚性因素，认为只有在惩罚过后才有调解的可能。这三位领导人只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目标却完全不同。78岁的克列孟梭特别关注法国未来的安全，并寻求保障以保护自己的国家免受人口众多、经济实力更强大的邻国的侵略。他深信德国会再一次危害和平，因此他想要寻求一个安全体系能够重新调整德法之间的平衡，使其有利于法国。作为一名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明白，想要实现这个目标离不开美国和英国的支持。他的想法并非毫无可能实现，通过强迫德国积极参与和平调解，也许能够建立起一个新的安全体系。在会议召开之前，劳合·乔治就以德国为代价，确保了英国主要海军和殖民地的安全，但他也不只是关心如何惩罚德国，同样他也在关心欧洲大陆未来的安稳。在认可法国提出的安全要求的同时，他也在寻求一个德国人可以接受的“公正和平”，他希望在这“和平”中不会再产生新的仇恨，也不会再有新的阿尔萨斯—洛林来挑起未来的战争。过于严苛的和平会动摇德国政府的统治，带来革命与贫困。英国如果想要追求至高无上的帝国主义同时又有经济野心，就需要一个繁荣的德国重回欧洲舞台。首相在巴黎扮演的角色就是要促成一种和平局面，即最终无须英国维持，而是靠欧洲大陆上各个国家相互制衡的平衡关系。伍德罗·威尔逊思想的关键在于建立新的国际联盟。国际联盟和在经济上与其对应的自由世界贸易体系不会排斥一个民主和平的德国的加入。如果威尔逊能更善于谈判，他可能已经签订了一个更自由的条约，但因为他充分相信国联将纠正和平缔造者的错误，所以愿意牺牲“十四点原则”中的一部分内容。

《凡尔赛和约》的签订代表着，在英国关注欧陆稳定性，而威尔逊关注民族自决和国际联盟问题时，法国呼吁修改安全策略的要求占了上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19年发表的精彩的、极具影响力和误导性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中声称，这不是“迦太基和平”。德国没有被瓦解，它重新振兴的能力也没有被剥夺。由于其周边帝国的垮台，德国保存了基本完整的实力，甚至可能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条约中的条款虽然严苛，但考虑到这场战争的长度和破坏性以及协约国胜利的完整性，条款还不算过分苛刻。

克列孟梭实现了许多关键目标。德军被裁军，军队限制在了10万人之内，海军更是减少到只比海岸防卫队的人数多一点的地步。德国不被允许使用任何军用飞机。德国遭受的领土损失约占战前领土的13%，失去了650万～700万人口，和所有的海外领土。在其北部和西部的边界上，除了失去阿尔萨斯—洛林和萨尔矿区，其疆域的变化不大，其中有三个小地区被割让给了比利时，北部石勒苏益格的一小块土地经由公民投票后割让给了中立国丹麦。东部的损失更加严重，梅默尔、但泽丧失，上西里西亚中的一部分都被划给了捷克斯洛伐克；并且在一次颇具争议的公民投票后，上西里西亚剩余领土中的三分之二被划分给了波兰。对德国人来说，把领土割让给重建后的波兰是最令他们反感的，同时这也是1919年和约中饱受争议的部分。

克列孟梭曾认为，除了裁军条款，领土的变动是法国最主要的收获，但他被迫就莱茵兰、萨尔州和波兰边境问题做出妥协。在劳合·乔治的反对下，克列孟梭不得不放弃要求德国割让莱茵兰，而福煦将军认为这是事关法国未来安全的关键所在。在经过大量的斗争和商讨之后，他勉强同意对莱茵河左岸解除武装，占领右岸领土，并派遣协约国军队对该非军事区进行长达十五年的驻扎。两国还商定了一些条款，旨在根据德国对协约的执行程度来决定，法国每五年是否要从此地撤军。劳合·乔治非常怀疑法国对这片区域怀有霸权野心，他对此表示反对，称割裂莱茵兰与德国将无助于欧洲的重建。他提出了一个处理方法，根据该方法，如果德国无故入侵，克列孟梭的撤军将得到英美两国类似的补偿。在最后一刻，英国的提议能否成行取决于美国的批准，这也是英国首相们惯用的伎俩了。如果参议院否决该条约，英国做出的保证就会失效。法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歇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寻找一个替代的策略。克列孟梭当时意识到了危险，并且让步称，如果德国未能履行其条约或是赔偿义务，他们将延长占领期限或是重新占领此地。然而，他认为保障法国安全主要在于英国和美国未来对法国的支持。然而，在这些备受期待的保证失效之前，克列孟梭从莱茵兰撤退的行为就已经受到了法国的严厉批评。三巨头对这一妥协都感到非常不满，因为这一条约中包含一些强制措施以履行条款，所以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另外，克列孟梭还因为威尔逊总统的强烈反对而没能成功地吞并萨尔州。正是劳合·乔治的说服才让总统勉强接受了撤退。德国将萨尔州的主权交给了国际联盟，并将其有价值的萨尔矿区所有权交给了法国。十五年内将会举行一次公民投票，如果萨尔州人投票重新加入德国，他们将不得不从法国手中重新购回矿产。克列孟梭承认了这场民族自决的合法性，并认为萨尔州人将会投票重回法国。无论法国人是想要以德国为代价获得极大的经济优势，还是为了重新赢得民众支持以重新获得领土，抑或是两者都有，反正这次谈判没有让克列孟梭得到他所想要的全部，但比威尔逊愿意让步的部分要多。

波兰边境问题的争端，主要发生在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两人之间。法国人完全是现实原因接手了波兰的事业。随着沙皇俄国的瓦解以及俄国革命的成功，法国希望建立一个强大有力的波兰，作为其“东方屏障”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屏障”的建立旨在遏制德国的扩张以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蔓延。威尔逊的第十三点原则是支持波兰独立并拥有自己的海岸线。就像在另一场伟大战争中已故的总统一样，威尔逊需要让波兰裔美国人这一重要的群体感到满意，但同时他也相信重建波兰是必要的，也对这一重建事业感到同情。劳合·乔治不太愿意让波兰独立，而他潜在的反波兰情绪被波兰政治家在巴黎的激进行为和夸张的要求所煽动。他认为波兰包含有大量的德国人，将这样的波兰壮大起来将会为未来的灾难埋下隐患。他很少拒绝领土委员会的建议，这是其中一次，在威尔逊勉强同意的情况下，他对这些委员会的建议做出了一些修改。但泽成了国际联盟控制下的一个自治州，但它并入了波兰的海关区，而且波兰还掌握着该地区的外交权力。在6月份对条约草案的最终修订版本进行磋商的过程中，劳合·乔治成功组织上西里西亚发起了一次公民投票。波兰问题因波兰东部边境局势不稳定而变得复杂化，只有一场苏波战争和1921年3月签订的《里加条约》才能解决俄国与波兰的边境问题。波兰是迄今为止最大的继承国，也不可避免地成了一个多民族国家，它的领土中包括德国260平方英里的领土。东普鲁士是容克贵族势力的核心地带，新设立的“波兰走廊”将它与德国其他地区隔绝了。“波兰走廊”由波兹南的一部分和西普鲁士组成，波兰得以与大海相连。德国将失去300万人口，这并非德国被分割的全部人口，1922年上西里西亚分裂时这一数字还要再增加。不仅许多德国人拒绝并入波兰，后来的英国政府也认为未来东部边界的再划定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法国坚持反对国家吞并，还是以德语为母语的苏台德地区最终并入捷克斯洛伐克，都没有像波兰问题一样激起德国人的反抗情绪。这些决定几乎都违背了自决原则或民众主权原则，但英国和美国都没有提出异议，而德国人对奥匈帝国前子民的关注远比对他们自己事务的关注度低。

正如这些和平的缔造者在这片新的战场上结束战争后所预料的那样，他们敏锐地注意到了和平协约中的经济利益。德国被剥夺了10%以上的战前资源，包括基本原材料，并且还受到了商业和经济的短期限制。后者是法国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旨在以德国为代价提高法国的地位，但事实证明，英国和美国能够接受法国的战略。最令人意外的是，协约国提出的赔款要求成了三巨头面临的最困难和最具争议的问题。威尔逊没有什么要求，他只希望德国的战争赔款能够严格限于对平民及其财产所造成的伤害，并根据这些原则达成了一项会前协议。他在巴黎设定了一个合理的赔偿数额以及赔偿时限，同时他拒绝了协约国完全不合理的要求，即要求将协约国欠美国的103亿美元债务纳入赔偿金额中，也因此美国在谈判中的地位有所降低。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在赔款问题上面临着巨大的国内压力，比其余问题上的压力都要大，因此他们都坚持维护两国国民所提出的赔款要求。但矛盾的是，从他们后期的争吵中可以看出，是英国而非法国希望通过将抚恤金纳入赔款总金额中来扩大赔偿数额，而又是劳合·乔治而非克列孟梭拒绝在这一可能商妥的领域进行妥协。劳合·乔治支持由他个人任命的代表们所提出的数额庞大的赔偿金额，即使1919年3月在枫丹白露，劳合·乔治被警告称要求德国赔偿过多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他也没有改变想法。尽管克列孟梭的顾问们在意见上存在分歧，但是法国还是更倾向于继续执行协约国战时协议或是进行战争债务清算，也不愿意要求高额的赔偿金。他们甚至试图拓宽偿款渠道，与德国人签订工业协定，但是并没有成功，如果成功的话，法国将无须面对转移赔款资金的问题而直接受益。尽管如此，法国下定决心要保证他们应得的赔偿，而英国也在努力获得赔偿金中尽可能多的那份，在两国的施压下，德国要赔付的偿款似乎高得离谱。三位领导人因为无法就战争成本或是德国的赔款能力达成一致意见，他们同意推迟所有决策至1921年，届时会有一个协约国内部的委员会来解决这些问题。在此期间，德国将以现金和实物的方式支付两万金马克(约50亿美元)。威尔逊没能成功争取到一个固定的赔款总额以及30年的赔款年限。

赔偿条款受到德国谴责，并在美国和英国代表团中引起了恐慌，针对这种情况，凯恩斯出书进行非难。推迟决策是最主要的一个错误判断。劳合·乔治希望靠推迟决策来安抚民众要求即刻进行高额赔款的要求，让时间冷却民众的情绪，并借机制定更加合理的条款。然而，随着美国退出和平会谈，推迟决策的举动导致英法之间出现了长时间的争论，而因为德国下定决心要尽可能地减少赔款，所以和德国之间也陷入了长期的争论中。赔偿问题成了后和平时代的战场，反映了法德都希望争取到未来欧洲控制权。

条约中赔款部分的另一个重大错误是第231条，同样对执行结果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作为一项调和国家关系、惩罚责任国的条约，当中所谓的“战争罪责条款”无疑会把德国人激怒。美国建议，这条条款要明确德国对战争要负起道德责任及承担后果，从而满足协约国国内舆论以及德国对赔偿的有限法律责任。有指控称德国及其盟友(这一说法出现在《巴黎和平协约》中)要对此次战争负起全部责任，德国不仅利用这一指控抨击了赔偿条款，还抨击了整个条约的道德基础。短时间内，这种抨击赢得了英国和美国大部分民众的支持。不经意间，和平缔造者们向德国人施压，却为德国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武器，以破坏和平的道德合理性。

东南欧协议

四人议会中除了奥兰多，其他人对东南欧的和平安置问题并不太感兴趣，并倾向于接受领土委员会在拟定新的边境线方面的建议。英国和美国都非常支持民族自决，而法国则更想要建立强大的继承国作为其“东方障碍”的一部分，以替代已经瓦解的俄国联盟。与处理德国问题时一样，国籍不能成为划定边境的唯一依据。战时对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希腊做出的承诺有些得以实现，有些则没有。意大利对勃伦纳山口北部边境的要求，以及其与南斯拉夫在达尔马提亚和伊斯特里亚上的冲突，都是这些争论中最具争议性也是最容易引起不和的问题。失望的奥兰多回国后便因签署了“残缺的和平”协议而受到指责。此外，和平缔造者们不对中东欧的“巴尔干化”负责，因为这一事件在会议召开之前就发生了。他们只能认可民族革命的结果，并平息边境问题和争端。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南斯拉夫这三个新的国家在1919年之前就存在了。俄国的西部和南部边界线上有其他七个国家宣布独立，即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存在时间更为短暂的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经过持续不断的辩论，他们一致决定，不再对苏俄采取任何行动。面对俄国的持续内战，谈判的大门既没有打开也没有彻底关闭。鉴于布达佩斯的实际情况，俄罗斯境外的布尔什维克梦魇在会议期间有所消退，但是恐慌犹存。俄国由于内战和边境争端缺席了和平会议，东部的边境问题仍无定论。

1919年9月10日与奥地利签署《圣日耳曼—昂莱条约》， 1919年11月27日与保加利亚签署《讷伊条约》， 1920年6月4日与匈牙利签署《特里亚农条约》，这些条约都是在威尔逊和劳合·乔治离开巴黎后签订的，由一些次主要国家处理完成。这三条条约以《凡尔赛和约》为蓝本，载有《国际联盟盟约》，保有类似的战争责任、赔款和裁军要求。区别于对德条约，这几款条约承认了塞尔维亚王国、克罗地亚王国和斯洛文尼亚王国的地位(1929年“南斯拉夫”才成为官方名称)，并包含有保护少数民族、宗教和语言少数群体的条款条文。奥地利因为只有800万人口以及经济前景极不稳定而残存。由于禁止国家吞并，所以奥地利和德国的边境线还遵循着战前的划定。意大利和战后继承国受益于其前领土的分裂。由于1919年3月21日发生库恩·贝拉革命，和平缔造者们也无法决定如何对此进行处置，所以匈牙利的条约签订被推迟。只有在独立行动的罗马尼亚人占领首都并最终被说服离开之后，才能与匈牙利人达成最终解决方案。匈牙利失去了三分之二的战前领土和三分之一的马扎尔人以及许多其他民族人口，它曾对这些民族进行过无情的统治。尽管匈牙利比奥地利经济情况更好，但匈牙利国民在其殖民演变下变得支离破碎，受害不轻。而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都因此利益受损。不仅是匈牙利成了阻碍和平解决的最大敌人之一，其境外的匈牙利少数民族也深感不平，并且一直高举修正主义大旗。保加利亚人同样在种族问题上非常为难，尽管除了割让色雷斯给希腊(这使保加利亚失去了海岸领土)它们并未失去太多领土。《讷伊条约》的独特之处在于，条约中制定了实际的赔款金额9000万英镑，后来这一数额有大幅减少。

大国的利益、战略和经济以及战时对盟友的承诺，并不是民族自决原则不能够一以贯之的唯一原因。如果新的国家存活下来了，领土委员会的专家们必须考虑经济和战略的可行性以及民族忠诚问题。1919年或是之后任何时候，都很少有人能充分理解东欧的种族复杂性。按照国界线划定边境线是行不通的。与1919年以前不同，现在更多的人生活在他们自己民族的政府统治之下，但是旧帝国中许多不如意的民族又成了新国家中并不满足的少数群体。值得称道的是，除了土耳其和希腊的人口交换，1919年很少有人口被迫流动。民族原则的胜利促使心中不满的人发起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运动，而和平条约实际上也催生了邻国之间新的冲突。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希腊以及其他国家强制签署的少数条约中包含了国际联盟制度，这是认可国际权力的第一步，但是这样的制度并不能给这些国家保障。事实证明，在战后继承国国内建立的民主形式的政府都不太长久，而在捷克斯洛伐克这样民主政府得以存活下来了的国家中，政府也并没有引导匡正少数民族的不满情绪。虽然这些条约为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机会，但民族主义至上的潮流阻碍了合作，损害了所有人的利益。

土耳其与《色佛尔条约》

1919年，英法两帝国达到了他们的巅峰时期。尽管部分人承认统治者对他们治下的人民要担负责任，但民族自决并未扩大到欧洲以外的世界。这种授权与人的解决方案非常符合威尔逊的想法，会强化殖民统治的基础。日本极力想要在和约中列入种族平等条款，但遭到了英美两国的反对。确实，对民族主义原则加以强调的举动，对印度和埃及、对管理规定以及对中国都造成了影响。在中国，将山东割让给日本的消息于5月4日激发了中国民族主义最初的游行示威之一，也导致了中国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在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领导下，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挫败了协约国分裂土耳其中心地带的计划，并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共和国。尽管美国和日本在巴黎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欧洲以外殖民地签订的和平条约都明显带有欧洲的精神和内容。

《色佛尔条约》签署于1920年8月10日，是巴黎条约中最后签订的，也是最复杂、存活时间最短的条约。它标志着一个形式最古老的欧洲帝国主义的高潮，也代表了英国权力和影响力的延伸。奥斯曼帝国的彻底瓦解，未来继承国之间的纠纷以及伦敦国内意见的分歧都解释了为何和平总是姗姗来迟。事实证明，对于英国膨胀的野心和希腊的“大国”梦想来说，这种长期的分歧是致命的。1919年3月，当意大利袭击菲乌米奇诺并威胁要占领士麦那(今伊兹密尔)时，亲希腊的劳合·乔治带领希腊占领了港口和色雷斯东部。正是发生在士麦那的事件引发了1919年夏天大获成功的凯末尔主义者抗议运动。

《色佛尔条约》中明确写道，土耳其失去了它在阿拉伯地区所有的领土以及其在英法之间的土地。汉志王国——现更名为沙特阿拉伯，在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统治下宣布独立。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爆发激烈争吵，这也导致英法关系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接近冰点，在那之后，众人同意将伊拉克和美索不达米亚归于英国，叙利亚和黎巴嫩归于法国。尽管英国早些时候已经向阿拉伯人和法国人做出了承诺，但担保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的《贝尔福宣言》仍然被纳入强制性条款中。英国赢得了摩苏尔的管制权，但代价是提供给法国25%的油田份额。尽管英法之间关系冷淡，但民族主义者仍然不足以动摇两国瓜分战利品的做法，他们管制下的国家以及那些仍然受到他们影响的独立国纷纷群情激奋。强加的和平协议贻害无穷。

关于土耳其的其他地区，《色佛尔条约》的起草者忽略了凯末尔主义者的胜利，并将土耳其在欧洲的影响局限在了其本土地区内。君士坦丁堡仍然在土耳其主权之下，但其大部分在欧洲的领土以及两个爱琴海岛屿被一起移交给希腊。此外，在一项赋予了意大利和法国特权的单独协议中，安纳托利亚地区被分割，由此出现了一个独立的亚美尼亚以及一个受到认可的自治的库尔德斯坦。除非国际联盟理事会另有决定，否则无论和平还是战争，该海峡都将对所有国家的船只开放。协约国国家将管控该国的整个财政，而令人深恶痛绝的领事裁判权制度也得到了巩固和延续。

这些条款无法得到执行。1922年，穆斯塔法·凯末尔击败了希腊，并将协约国之间的分歧转化为自身优势。他驳回了法国和意大利的索赔，并留下英国去独自帮助君士坦丁堡对抗民族主义者。1922年10月，劳合·乔治做出让步，同意了凯末尔要重新签订和平条约的要求。随着英国从高加索撤军，凯末尔与苏联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阿塞拜疆、亚美尼亚(被两大强国瓜分)和格鲁吉亚都归于苏联的统治之下。新的土耳其条约于1923年7月24日在洛桑签署。土耳其摆脱了所有投降和赔款，除了海峡沿岸的一个小型非军事区，它也不必再遵循军事限制。它重新占领了色雷斯东部、士麦那和一些爱琴海岛屿。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土耳其成为该地区稳定的军事力量。《洛桑条约》是唯一要经历谈判的和平条约，也是和平条约中最成功且维持时间最长的条约。

临时条约

在经历了如此大规模且长时间的斗争之后，无疑，最终的《巴黎和约》令人失望。福煦元帅说得很对，他说：“这不是和平，这是一场长达20年的停战协定。”人们普遍认为，《凡尔赛和约》过于苛刻以至于它无法安抚德国，可又太温和以至于难以压制德国。德国无法受到惩罚，而又没有得到安抚。很难相信德国人可以接受协约国提供的任何形式的和平，因为他们难以直面自己的失败。可以说，尽管美国缺席，但只要英法两国站在同一战线上，这一和约也能顺利执行。然而，英国要求严格遵守条约，而法国则希望从中调和并修改和约。这一和约非常灵活，以至于允许对其进行重新阐释和修订。胜利者之间的不和谐以及作战双方长时间的修正主义运动，使这一和约变成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休战协定”，这种“休战”或多或少地持续到了希特勒对这一领土现状发起进攻。要求“公正和平”的独特主张时不时地遭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的破坏，有些人利用这些观点来掩盖胜利者的需求，同时掩盖在解释自己的要求时所做的误判。这些条款激起了人们对该和约在德国国内外合法性的质疑。和约中很多的缺点与其说是乌托邦式的空想造成的，不如说是战争所留下的局势现实造成的。旧的权力平衡已经被摧毁，无法恢复。德国虽然被击败，但仍然潜力巨大。法国因为没有了战时同盟的帮助，变得太弱势，无法维持1919年人为制造的平衡。苏俄从不被信任，美国已经退出了所有的欧洲安全体系，而英国则更倾向于将德国重新带回欧洲中心，而不想让它为法国提供帮助。东欧部分地区出现的权力真空，以及地区国家之间的争端，对任何长久的和平来说都是一个未来隐患。因为美国和苏联经常扮演次要的、模棱两可的角色，也导致了和平协议的不稳定性。在他们的潜在能力转化为实际力量之前，仍需要数十年的累积和另一场战争的爆发。战前的问题悬而未决，而战争本身也在侵蚀已经分崩离析的欧洲秩序。和平缔造者也不是乌托邦式地空想，他们认识到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并对其做出反应。在巴黎划定的国家边境线，一直被应用到1938—1939年，甚至在其之后还因为一些新的变化在纳粹和苏联统治时期得以保存了下来。欧洲后来的动荡证明了民族主义倾向一直存在。即使在国际联盟方面，和平缔造者们也不仅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家。尽管在过去几十年间经历了失望与失败，但打造一个国际合作制度化模式的冲动仍在。比起过去的历史学家们，当今的人们更有资格对和平条约做出评判。

[1]　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的人物。——编者注

第二十三章 尚未终结的战争

罗伯特·葛瓦斯

“战后”时期？

一战在1918年11月结束了吗？这一问题的答案要求证于地理学。对西部战线上绝大多数的战斗人员而言，11月11日的停战结束了这场已经导致数百万士兵和平民死亡的战争。然而，大多数研究一战的历史学家都会同意，东部还没有进入和平时期。恰恰相反，大规模的暴动仍在持续，这一时期经常被称为“战间期”(但具有误导性)。值得注意的是，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多集中发生在历史悠久的欧洲战败帝国的广袤领土上：哈布斯堡、罗曼诺夫和奥斯曼。这些帝国从地图上的消失助长了新的、激进的国家的出现，并提供了空间以供他们通过不受限制的军队来捍卫他们真实的抑或是幻想的领土。战后的暴力活动范围很广，从芬兰和波罗的海诸国开始延伸，穿过苏俄、乌克兰、波兰、奥地利、匈牙利、德国，一直穿越巴尔干半岛，进入安纳托利亚、高加索和中东地区。在托马斯·马萨里克总统的领导下，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了唯一暴动之外的和平之岛。早在1919年，俄国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彼得·特鲁夫就注意到，对生活在中东欧的人来说，一战还远未结束：“这场世界大战随着停战协议的签署而正式结束……然而事实上，从那时起我们所经历的，以至后来还在继续经历的一切，都是这场世界大战的延续与变形。”

1918年在莱茵河东部爆发的冲突有一些不同之处，这点不同在于，此时，欧洲国家已经或多或少地垄断合法暴力长达一个世纪，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军队成为常态，而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之间根本性的重要区别已经被纳入法律(即使这些条例在实践过程中经常被违反)。战后冲突扭转了这一趋势。在缺少国家统治的情况下，各种政治派别的民兵都扮演了国家军队的角色，而朋友和敌人、战斗员和平民之间的界限，远没有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么清晰。内战、革命、反革命和边境战争都在同时爆发，而边境战争通常发生在没有明确划定边境线的国家之间或是没有国际公认的政府之间。德国的自由人士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民族主义者并肩作战(或是反目成仇)，俄国的白军与红军在整个版图上都燃起战火，而波兰、乌克兰和立陶宛的武装部队则在未明确划定的边界上相互作战。其他武装冲突的爆发点包括阜姆、安纳托利亚西部和东部、高加索、上西里西亚、布尔根兰州和前奥斯曼帝国的国土——这些地区现在被人们称作“中东”。一战的战胜国英国和法国也没能逃脱这些暴力事件，他们的问题多集中在殖民地上。在对正规和非常规的英国军队进行血腥游击战后，爱尔兰获得了独立。在更远的埃及、印度、伊拉克、阿富汗和缅甸，英国派遣了大量的军队以平复骚乱，而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叙利亚、印度支那和摩洛哥也在做着类似的工作。

但最严重的动乱发生在欧洲中部和东部，从1918年一战正式结束到1923年《洛桑条约》的签订，这一短时期内的死亡人数非常之多：包括在俄国内战中遇难的人，超过400万人由于内战或种族斗争而丧生，其中还不包括数百万被驱逐的人和从中东欧这场浩劫之中逃离的难民。

这些冲突背后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性，这使得人们很难找到明确的原因来解释“战后”欧洲的地理环境和不同程度的暴力事件。然而，我们又必须对其进行简化。我们通常认为可能是因为以下三个因素：第一，俄国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改变了国际的政治格局，同时也作为一种空想理论鼓动了反革命武装的奋起，而且它不局限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可能会胜利的国家。第二，一方面是1918年失败带来的力量(对意大利来说即是“残缺的胜利”)，另一方面是胜利带来的内在安抚力。第三，欧洲帝国突然分裂，而继承国无法与邻国在边境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综上所述，这些重要因素可以帮我们理解在这个近代历史的关键节点，大量的非法军事暴力事件产生的原因、过程，以及产生了怎样恶劣的影响。

俄国革命及对欧洲内战的担忧

“1917年”在俄罗斯和欧洲其他地区的政治暴力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虽然一战本身为政治的残酷化奠定了基础，但对于俄国及其大多数人来说，1917年的革命及之后的内战成为改变其生活轨迹的重大事件。暴力冲突现在已内在化和普遍化。在随后的几年里，红军招募了多达500万人(其中超过70万人死亡)，大约100万人被征入白军，伤亡可能高达22.5万人。此外，足有130万人因为苏联镇压反革命运动而死去，另有10万人因为白色恐怖而死去。据估计，疾病肆虐下，有200多万人因病去世，其中包括28万红军士兵。

罗曼诺夫王朝的领土上几乎所有地方都在爆发内战，战事的残酷令人难以想象，而且没有道德的约束。虽然暴力行为并没有针对性，但是犹太人却经常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在整个罗曼诺夫的领土上都是如此。因为俄国革命中犹太人较为强大，反布尔什维克运动很快污蔑称1917年革命是犹太人的阴谋。最初是俄国白军利用这一谬见做宣传招兵之用，他们试图组织抵抗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布尔什维克在招兵时总是能提供更有吸引力的承诺(“土地、面包、解放”)。打出“反犹太人的布尔什维克”这张牌至少让白军有一些能产生共鸣的身份认同，而这很快导致整个前罗曼诺夫帝国土地上爆发了反犹太主义暴力。在考纳斯和其他立陶宛的城镇中，犹太人受到骚扰，他们的店铺窗户被砸碎，他们的意第绪语铭文被涂抹覆盖。俄国西部和乌克兰的情况更加糟糕，犹太人受到反布尔什维克主义人士的仇视。仅在6—12月期间，就有10万犹太人被杀害，其中大部分是安东·邓尼金“志愿军”的成员做的。然而，邓尼金的部下并不是唯一专挑犹太人杀害的人，乌克兰和波兰的民族主义军和各种农民部队也加入屠杀犹太人的队伍中，通常是酗酒刺激下的屠杀行为，单在1919年的乌克兰就记录了934起类似事件。

没过多久，犹太人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最主要受益人这一说法就蔓延到了俄国境外。事实上的确有相当多的犹太人在随后1918—1919年的欧洲中部革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包括柏林的罗莎·卢森堡、慕尼黑的库尔特·艾斯纳、匈牙利的库恩·贝拉和维也纳的维克多·阿德勒，这使得这样的指责看似合情合理，甚至英国和法国的媒体也这样认为。例如，三分之一的当代法国报纸都将布尔什维克革命归因于犹太人的影响。而在英国，温斯顿·丘吉尔在1920年写了一篇臭名昭著的文章，将欧洲大陆革命都归咎于犹太人：“没必要夸大国际上关于犹太人在开创布尔什维克主义方面的作用，也不必夸大他们在俄国革命中的实际推动作用。但是，无神论的犹太人，他们的作用无疑是非常大的，可能远超其他所有人。”

1919年以后，伪造的《锡安长老议定书》被翻译成西欧语言，在国际上广泛流传，也更进一步地煽动了这些观点。1921年，它被曝光纯属伪造虚构，但这也并没能扭转因此而引起的对反革命的想象力的巨大影响。然而，反犹主义和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缔结在欧洲不同的环境中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只在莱茵河东部(并且在易北河以东更为明显)，这种“反犹布尔什维克主义”才引发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大规模谋杀，而这直到1945年才成为欧洲历史一个非常突出且可怕的特写。

然而，尽管犹太人在反革命暴力的受害者中特别突出，但俄国内战影响了所有年龄段的人、所有社会群体且不分性别。这场内战中爆发了如此不受限制且无差别的暴力事件，主要有几个原因：除了在意识形态动机下与广义的内部敌人进行事关存亡的斗争之外，前沙皇帝国国家建设的残酷与极度的食物匮乏也放大了这场极端暴力。战争混乱、储备枯竭以及分配问题，造成基本物资的长期匮乏，1917年之后，这一情况更加严重，为了集体生存和个人生存，还出现了原始掠夺。1921—1922年的饥荒波及了2200万～3000万人。伏尔加地区和乌克兰各自因饥荒而死亡的人数，预计都有100万人左右。有些学者甚至声称总人数能达到500万。1917年起，饥肠辘辘的逃兵部队对农村实施恐怖统治，催生了各种农民自卫团体。这些团体在与特别政治警察——契卡打交道时使用了极端形式的暴力，政治警察为了粉碎叛逆的农民团体而回之以暴力。对许多现在陷入内战无节制的暴力中的人来说，一个政权如果无法保证民众安全，当地就会出现更多的自发组织，甚至出现惨绝人寰、竞相残杀的暴力方式。

在俄国革命后出现的众多暴力活动参与者中，有两个团体因为其庞大的规模而尤其突出，他们声称自己是崩溃的俄国帝国军队的继承者，是唯一合法的武器持有者：他们分别是红军和反革命的白军。红军在正式成立之前，主要是由工厂工人、士兵和水手组成的非法军事志愿者组织，也就是所谓的赤卫队。在罗曼诺夫帝国日暮途穷时，赤卫队对国家合法暴力的垄断提出了挑战，1918年这支队伍被重组为红军。很快，芬兰人、爱沙尼亚人、乌克兰人、匈牙利人和奥地利革命者都开始复制赤卫队的模式，而赤卫队也开始代表一群由新型意识形态所驱动的暴力革命参与者。

同样，战后几年间极右势力的一方也见证了武装团体中新的政治文化的出现，这不仅限于俄国，但它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了俄国榜样的启发。然而他们的政治目标通常比那些共产主义者的要更加模糊，起码共产主义者在理论上在为实现马克思和列宁著作中提出的无产阶级的乌托邦而努力。相比之下，俄国“白军”更加不受理论等事物的束缚，他们只因为共同的目标而团结在一起——这也导致他们最终的失败。白军的主要领导者，包括东部的海军上将亚历山大·高尔察克、北高加索和顿河地区的安东·邓尼金将军和克里米亚的彼得·弗兰格尔，他们从来没有在统一的军事指挥下进行过系列军事行动。在西伯利亚和俄国南部，自封“首领”的格里戈里·谢苗诺夫或是罗曼·冯·恩琴也都在单独行动。虽然他们被白军所认可，但主要是因为他们都强烈地反对布尔什维克或是“反红”。“反红”现在已经覆盖了阶级革命中一大部分的松散联盟的敌人。

特别是在乌克兰，随着农村地区变得日益混乱与目无法治，大规模的农民自卫运动爆发，而因为有更多暴力活动参与者的加入，白军和红军之间的内战也变得越发复杂。这一运动借历史上的哥萨克人为名——哥萨克人的国家早在19世纪初就在乌克兰消失了，但他们作为过去繁荣和自由的象征而活在大众的记忆中。很快就有其他利益相关者加入其中，例如农民无政府主义者内斯托尔·马克诺，他召集手下4万人的黑色军团在南部草原上集合。然而，无论这些绝大多数没受过教育的农民战士效力于红、白、绿、黑哪一种颜色的旗帜，在当时执政的政治制度每年都会发生几次变化的情况下，生存问题比意识形态重要得多。

布尔什维克革命和随后在前沙俄领土上爆发的内战，很快便与其他国家的革命与反革命运动相互作用，他们要么给那些渴望社会经济和政治发生暴力变革的人树立起希望的灯塔，又或者成了某些人的噩梦，因为一穷二白的人民大众要站起来了。在诸多的案例中，芬兰，这个并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家(在1914—1918年间仅有不到1500名芬兰人自愿参与对俄或对德战争)，却表现得最为极端。尽管在战争中并没有多么“野蛮化”，但芬兰却经历了整个时期最血腥的内战之一：超过3.6万人——占总人口的1％——在1918年内战的6个月内死亡，这使其成了20世纪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内战之一。很长一段时间，史学家都仅仅把芬兰内战当作俄国十月革命的延伸。然而事实是，在芬兰(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威胁大都被夸大化了。经常出现的声称“俄国参与”芬兰内战的说法实际上非常边缘化，在与卡尔·曼纳海姆将军的白军作战的部队中，俄国的志愿者只有5%～10%。即使布尔什维克授意的赤卫队在1918年1月于赫尔辛基实施武力夺取政权，从而引发内战，但更为温和的芬兰社会民主党几乎立即控制了革命运动。最终，这场运动与同一地区团体成员之间进行的极端暴力事件(内战中的典型事件)一起被镇压了。

要说最遵循俄国革命模式的国家，当数由库恩·贝拉领导建立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了。匈牙利革命照搬俄国赤卫队模式，试图守住革命胜果，但匈牙利苏维埃政府也仅存在了很短的时间，不久便被罗马尼亚—斯洛伐克联军颠覆，取而代之的是在米克洛斯·霍尔蒂领导下的反革命政府，这是一个利用极端暴力手段报复所谓“红色恐怖”的政权。

即使是在布尔什维克不太可能武力接管的国家中——如德国或是奥地利——俄国布尔什维克这个坚定的革命性少数群体成功一统大权的事件，也迅速为其政治注入了强大的新能量，并催生了坚定的反革命武装。对他们来说，暴力镇压革命，特别是对革命者进行暴力镇压，是他们最主要的目标。18世纪后期的情况并没有什么不同，恐慌的统治阶层担忧会发生像推翻雅各宾政府一样的革命。1917年后许多欧洲人怀疑布尔什维克主义会传播到旧世界的其他地区，煽动暴力人员和活动以应对他们感知到的威胁。欧洲各地所面临的这种威胁的特点在于，对既定秩序的威胁不甚清晰：从攻击资产阶级观念的匿名群众，到专门攻击女性狙击手和犹太人—布尔什维克的世界阴谋。有关布尔什维克暴行的新闻引发了这种抽象的恐慌，其中许多是事实，但也有一些夸张，这些消息大肆传播到西欧甚至是美国。1920年9月16日在华尔街发生的炸弹爆炸事件，导致38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这一事件很快(但错误地)被归咎于布尔什维克特工。美国对“俄国状况”的恐慌并不如欧洲中部那么明显。在中欧国家，这种恐慌很快导致政府迅速采取了从政策到法律的专制管理措施。此外，法西斯势力也开始上台，狂热的法西斯主义领导者企图清洗整个世界。

战败国的动员力量

1918年10月31日，亚得里亚海哈布斯堡舰队司令米克洛斯·霍尔蒂向他的陛下卡尔一世发送了最后一封电报，向他保证了自己“决不动摇的忠诚”。几分钟后，他就将自己舰队的旗舰“SMS联合力量”号让与新南斯拉夫州(未来的南斯拉夫)，解放了他部队中的捷克、克罗地亚、波兰和德奥的水手以及官员，使他们成了后帝国时代前途未卜的国民。然而，对霍尔蒂本人来说，战争还没有结束。一战主要战争国之间的斗争结束后，他很快就找到了另一件要做的事：从各个势力中将他的祖国匈牙利独立出来，据称正是这些军队导致哈布斯堡王朝失败，同时导致他们的帝国解体。

从这方面看，霍尔蒂对1918年末局势的反应与37岁的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反应并无二致，凯末尔几乎是同时从沦丧的巴勒斯坦阵线撤回到了伊斯坦布尔。1926年，当他已经被公认为阿塔蒂尔克并成为土耳其共和国总统时，他回忆起当他抵达被击败的奥斯曼帝国首都时，正是他接受“使命”要将这个帝国的“突厥民族的核心”转化为土耳其单一民族国家的时候。他将通过一系列暴力冲突来完成这项任务，在此之前他阻止了希腊进军安纳托利亚，这也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最大规模的平民驱逐。

这两个例子都有助于解释欧洲发生战后暴力活动的地域如此不平衡的第二个原因：战败的动员力量。失败的原因不仅仅是权力的制衡，还关于一种心理状态(包括拒绝承认逆转局势)，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称之为“失败的文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在组织和支持数百万欧洲人部署大规模暴力行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也是国家(与军队领导层保持紧密合作)在负责军事和文化上的遣散工作(一旦冲突结束，便对暴力进行合法化，重新吸收或中和战争中的暴力)。只要国家被击败，无论是现实中被击败还是在精神上被打败(如意大利的民族主义)，都很难再发挥这一作用，甚至恰恰相反，它会恶化暴力活动，让一大批团体和个人选择自我修复战败的痛苦和民族的耻辱。

因此，对回到祖国的人来说，是战胜还是战败就显得格外重要，1918年11月，一份个人证言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解释了拒绝被遣散回乡(或是希望遣散)的原因，并表明了在1918年11月之后继续做一名士兵的决心，中欧的非法军事活动家经常引用1918年这种“恐惧从前线返乡”的心情来形容动荡下整个充满敌意的世界，这是军事等级制度和公共秩序暂时崩溃所引发的一种情绪。

欧洲战败国中的保守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拒绝承认是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了中欧帝国的瓦解，他们认为停战协议对于“战无不胜”这一军人荣誉来说是一种无法容忍的侮辱。在这种普遍看法之下，右翼非法军事的亚文化有着相同的重要特征，至少在中欧如此。在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一些参与建立和运行右翼非法军事组织的领导人过去都是一些中下层军官(大部分都是中尉和上尉，也有一些上校)，他们来自中产阶级或是上层社会，都在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帝国晚期的军事院校接受过教育和培训。1919年6月5日，霍尔蒂首次招募了6568名志愿者组成反革命国民军，在这些人中，有近3000人曾经是军队的军官，另有800人是半军事化的边防部队以及宪兵队中的军官。德、奥、匈三国中的许多激进分子都来自农村，特别是边境地区，在这些地方，人们对种族陷入危机的感觉要更真实，是那些生活在诸如布达佩斯、维也纳或是柏林这样大城市中的人所比不了的。在匈牙利，从特兰西瓦尼亚大量涌入国内的难民进一步激化了布达佩斯的紧张氛围。革命以及罗马尼亚军队的暂时驻扎，使布达佩斯这个首都城市已经进入军事化状态。

意大利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主要是因为意大利并非一战中的战败国，而是获得了一个“残缺的胜利”(至少在意大利民族主义者眼中如此)。这种看法得以广泛传播，主要是由于人们在战争结束时预期过高。奥匈帝国的解体、意大利边境线拓展到勃伦纳山口和伊斯特里亚，以及意大利能在巴黎和会的战胜国之中获得一席之地，这些都是为了补偿其百万的伤亡或是其永久的创伤，但是战后意大利针对达尔马提亚(以及针对阜姆的长期争论)提出的要求遭到拒绝，挫败了那些抱有希望的人。右翼的非法军事组织，如阿迪提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战斗团，他们能得以团结一致的信念就是意大利在巴黎和会上遭到了同盟的背叛，因为尽管意大利在战争中比英国的伤亡损失还要大，但意大利的盟国拒绝了意大利的领土要求。这种信念与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恐惧相结合，尤其是在战后，社会主义者在意大利北部、中部和波河河谷地区的当地选举中获胜，更加深了这种信念。在国内暴力不断升级时，单1920年就有172名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者遇害，其中包括10位人民党成员、4名法西斯主义者以及51名警察。在1921年大选期间，暴力进一步加剧：仅在5月15日选举日当天，就有28人死亡、104人受伤。

战败(有些人或称之为“残缺的胜利”)以及对革命的恐惧(或现实)使信守不同政治信条的人们之间产生暴力冲突，但暴力发生的地点以及程度取决于第三个因素：欧洲帝国分裂土地上的种族冲突。

帝国的垮塌与种族内的暴力

如果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随后的内战引发了人们对欧洲阶级战的恐惧，同盟国的战败破坏了欧洲大陆上帝国的合法性以及可存在性(一般情况下，指的是其继承国)，那么在一战时，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想法，将是欧洲大部分地区发生战后冲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场战争与一战密不可分。在其他种族群体反对民族独立的要求时尤其如此。

前帝国土地上所有的民族运动都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承诺中受到了激励，这一承诺镌刻在他于1918年1月发表的著名的“十四点原则”中。其中称中东欧被压制的国家应该有一个“自主发展”的机会。“自治”的口号成为有力的号召，掀起反帝情绪并动员群众。初期的东欧国家运动很快遇到了各方势力的反对。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民族运动抓住布尔什维克政变的机会宣布独立，当地布尔什维克党，即爱沙尼亚“军事革命委员会”和拉脱维亚“执行委员会”迅速质疑开始新国民议会的合法性。这两个组织都能得到来自塔林(爱沙尼亚首都)和里加(拉脱维亚首都)工人的大力支持，从而导致数月的恐怖活动以及反恐行动。当德国的春季攻势导致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全部被占领时，情况变得更加混乱。直到当年11月德国战败，红军开始进攻明斯克(白俄罗斯首都)和维尔纽斯(立陶宛首都)，事件才有所缓和。波兰想在欧洲中心重塑强大的单一民族国家的努力也遭遇了困难。约瑟夫·毕苏斯基意识到波兰武装部队开始在四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分别是在西里西亚北部对抗强大的德国志愿军，在特申对抗捷克，在加利西亚对抗乌克兰军队，以及对抗有意从西部进攻的苏俄军队。

在被侵占的和被重新占领的地区，特别是波罗的海地区和乌克兰，层出不穷的暴力参与者们纷纷涌现：从“红军”“白军”“绿军”“黑军”到德国的自由军团(1919年春天在拉脱维亚尤其活跃)，以及各式各样的反布尔什维克“家园保卫军”，如“立陶宛火枪手联盟”、拉脱维亚的“国家护卫队”或是爱沙尼亚的“防御同盟”(1919年时成员超过10万人)。直到1920年这一地区才恢复稳定。拉脱维亚和波兰成功地反击了“红军”——这在后来也被拉脱维亚和波兰的民间传说传唱为道加瓦河和维斯瓦河上的“奇迹”——列宁希望将红旗插遍前沙皇帝国领土的梦想暂时搁置了。1920年7月和8月，苏联政府与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签署了和平条约，并重申了对波罗的海地区的主权。同年10月，最后的德国自由军团也在遭遇里加之门战败后离开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数月后，在1921年，《里加条约》确认波兰成为战后冲突的赢家之一，并将西白俄罗斯、东加利西亚和沃尔希尼亚划到了华沙的直接控制之下。只有较晚加入协约国作战的罗马尼亚，经过同红军的长期作战之后，基本维持原来的领土(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

因此，这一时期东欧和中欧的国家命运大相径庭——从获得了胜利并且领土得到扩张的“小协约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和波兰，到希望破灭的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再到面临“国家灾难”的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后两个国家都在《特里亚农条约》和《讷伊条约》中损失了大量领土。战争的结果和战后冲突为国家间的关系定下了基调，也为该地区的新一波暴力浪潮埋下了隐患。在巴尔干半岛地区，特别是在马其顿和科索沃等地区，塞尔维亚和亲南斯拉夫的非法军事集团在一战中取得了胜利，作为主要国家巩固了战争期间侵略所得的领土，并且暴力镇压反抗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领土分裂的命运也影响到了另一个一战中的战败国——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失去了其在中东地区的所有领土。1919年侵略小亚细亚并首战告捷的希腊以及东部地区的亚美尼亚暴乱都威胁到安纳托利亚半岛的领土完整。至今，土耳其青年党和民族主义者的历史也被认为是“解放战争”(独立战争，1919—1923年)，而这实际上是暴力成立民族国家的一种形式，代表着战时种族不和的延续，也是安纳托利亚排斥奥斯曼帝国基督徒和亚美尼亚人的延续。如同其他地区一样，国家建设的进程代价高昂，尤其是该国的少数民族，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对基督教少数派的怀疑与仇视终于在1915—1916年的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中通过暴力宣泄了出来。

1919年希腊军不明智地选择入侵士麦那(今伊兹密尔)，导致安纳托利亚西部发生了一场残酷的、长达三年的冲突。最终，战争之神站在了希腊的对立面。1922年，随着土耳其军队进入士麦那，一群奥斯曼帝国的士兵逮捕了士麦那东正教大主教赫里索斯托莫斯，这位主教公开支持希腊入侵，因此奥斯曼帝国士兵将其交给了他们的指挥官，后者又决定将大主教交给土耳其的暴民，导致这位大主教被残忍地凌辱后杀害了。士麦那东正教大主教的惨死不过是一次为期两周的暴力狂欢的序曲，让人想起17世纪欧洲宗教战争期间对敌人的镇压。接着，约有3万名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被屠杀，还有更多的人遭到抢劫、殴打、强奸，施暴者则是土耳其的士兵、非法部队以及当地的青少年团伙，最后他们一举焚烧了这个城市中的教徒住处。这次大屠杀的幸存者被驱逐出了土耳其，这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历史上最大的强制性人口迁移。总共有大约90万名奥斯曼希腊人和40万希腊土耳其人，被强行安置在一个他们中大多数都从未去过的“家园”。

遗产

1923年末，欧洲的暴力事件程度明显下降。随着法国与比利时联军撤出鲁尔、俄罗斯和爱尔兰的内战结束以及《洛桑条约》的最终签署，“东部自1914年起就持续不断的战争状态终于得以画上句号”。欧洲暂时进入了一段政治和经济稳定期，一直持续到大萧条时期。

然而，到了1923年，仍有许多没有彻底消失的文化，包括暴力言论、统一政治以及街头斗殴。准军事主义仍然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政治文化的一个中心特征，包括各种运动，如德国的冲锋队或救世军、意大利的黑衫党、罗马尼亚铁卫军、匈牙利十字军、克罗地亚乌斯塔沙、莱昂·德格雷勒在比利时发起的雷克斯运动以及法国的火十字团。尽管在大萧条之前，这些运动就没能取得后续的进展，但他们已经深深扎根于战后时期的动荡局势中。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阿塔蒂尔克的新土耳其，斯梅托纳、乌尔曼尼斯以及帕茨在波罗的海实施的统治，这些准军事活动都对各自国家的成立贡献不小，也经常被视为新“准军事国家”的起源，这些国家很快中止了中东欧短暂的民主政治。

再者，战后时期更重要的遗产是，人们认识到需要在乌托邦新社会出现之前清理团体中的外来因素，以铲除那些被认为对团体平衡有害的人。这一信念强有力地构成了1917年至20世纪40年代后期欧洲激进政治和行动的共同信念，特别是在那些对战争和战后冲突的结果感到沮丧的国家。无论对这种政治理念进行怎样的阐释，这种单一纯粹的团体政治不论在农民的梦想里，还是工人的抱负中，抑或是人民公社的官僚模式中，都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它对于理解暴力循环问题至为关键，它也解释了在1917年后30年的欧洲为何发生了如此多的暴力动乱。在此期间，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暴力活动的参与者们遵循了一个一战后诞生的逻辑：像一战时那样，利用军事手段击败敌方军队并对被征服者提出要求(无论多么严厉)都不再是战争的目标，将那些阻止新乌托邦社会建立的人消灭殆尽，才是目标。

第二十四章 记忆与这场伟大的战争

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

“你好好躺着，伙计，”我对他说，“你很快就没事了。”他看了我一眼，似乎有点困惑，就这么死去了。

——弗雷德里克·曼宁《中产阶级的财富》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笼罩着20世纪，甚至绵延至今。它一直最大限度地刺激着人类的精神，也引发了悲痛者们的朝圣和纪念活动。一战过去后近百年，每晚当《安息号》的吟诵声在伊普尔的门宁门纪念馆响起时，人们依旧会哭泣。我们多希望这一切都未曾发生过。

我们一想起战争，便联想到青年、天真与理想的消亡。理所当然地，我们会认为1914年之前的世界更美好、更幸福。许多人在19世纪末不断地对未来进行预测，然而事实却不像他们预测的那样。如果说19世纪是一个划分点，并且带给人类无数次震惊，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定是带给人们最大震撼的一个事件。根据众多历史记载，一战的爆发就像开启了一个大门，我们从此走入了一个充满怀疑、愤怒和不满的世纪。

无论是最初的狂欢还是过后的沮丧，这些过激的情绪都被视为极端主义政治的序曲，这种政治在欧洲战后占据了一席之地。大型作战武器的无情杀戮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更为肆虐的暴行和大屠杀做了铺垫，它对启蒙运动价值观的攻击则反映着科学的不确定性和讽刺的美学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如果没有一战，巨蟒剧团可能永远不会存在。这场战争所释放出的一股强大势力，是我们迄今为止都无法遏制的。“主啊，请与我们同在，永志不忘——永志不忘!”可是，吉卜林先生，在这个世界中，我们要如何忘记？

围绕战争爆发出来的热情被描述为无与伦比的社会和精神体验，只有参与其中才能明白。鲁珀特·布鲁克写道：“我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知识分子们，以及有文化的群众——包括教师、学生、艺术家、作家、诗人、历史学家，甚至是工人，他们有炽热的灵魂兼有铁一般的拳头——都志愿参与其中。学校长椅和教堂长椅都空了。曾经参过军的人也加入了祖国前线的斗争。

那些印在纸张上的文字，从未像那时一样传播得那么快过，在壕沟中、在国内，也在七大洋中流传。柏林的批判家尤利乌斯·巴卜估计，在1914年8月，德国的诗人们每天要写5000首诗。在托马斯·曼的想象中，他爱国的诗意灵魂在火焰中燃烧。在无线电和电视出现之前，这是一场伟大的文学之战。每个人都在书写它，为它记录。

毫不奇怪，一战很快变为了一场文化之战。对英国和法国来说，不管是在历史还是法律上，德国就是野蛮进攻的代表，残酷就是德国人的本质。而对德国而言，英国代表了一种商人钻营的精神，法国则强调外在形式，这对一个英雄国家来说是令人厌恶的。“背叛”是英国人的名字，而“伪善”则是法国的代名词。

一场中产阶级的战争

但这场战争也体现了社会价值观。受过教育的阶层广泛参与其中，助推了西线战事的形成，而该战事则体现了这些阶级的意志与理想。堑壕战不仅是一种必要的战争形式，而且还是一种社会的表现形式。从某种意义来看，堑壕战的发明是欧洲中产阶级的一项伟大成就，其代表着中产阶级的决心、毅力、责任与勇气——而这些正是他们最为珍视的特点与品质。

为君殁叹息，

侠情随君去。

战事久败北，

惜君已长眠。

这首诗选自温彻斯特公学于1917年6月发行的校刊《威科姆人》。不仅唤起了人们岁月流逝的感伤之情，而且还唤起了一种文化危机的意识。

法国资本家瑞内·约翰内特曾坚称：“资产阶级从本质上讲是一项成就。”同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来看也是一项成就。美国作家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将西线战争称为“一场爱的战争”。因为它见证了一个世纪以来中产阶级间的相亲相爱。“我那美好可爱且安全的世界在一阵猛烈的爱的催化下而分崩离析”。菲茨杰拉德所说的“可爱且安全的世界”是帝国的一个宏大构想，也是帝国想要实现的一个梦想。那是一个充满自信的世界，一个有着信仰的世界，一个有着历史渊源的世界，一个万物休戚相关的世界。历史是进步的代名词。

起初是贺拉斯提出了这一理念——为国捐躯，美哉!宜哉!——尔后所有的文法学校、国立高等学校和欧洲的大学预科班都开始传授这一理念，是刻板教条(即英国人所谓的底线)造就了这种理念。消耗战摧毁了旧贵族和欧洲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1000万人将因此而丧生，2000万人将会因此而伤残。在前线上，军官的伤亡率是最高的，因为他们被要求要以身作则，而对于那些被迫离开其自由职业——如教师、律师——成为战士的士兵来说，伤亡更是必然。对这些人来说，想要存活几周而不被杀害甚至不受伤的可能性相当小。这样的家庭留下来的子嗣更倾向于成为有德行操守的领导，而政治权威则被切分、损害、碎作一地：如同阿斯奎斯、贝特曼·霍尔维格、莫罗·内拉顿以及罗斯福家族。同样，艺术家和作家们也在颠沛流离中丧生：如弗朗兹·马尔克、翁贝托·薄邱尼、奥古斯特·马科、亨利·戈迪耶·布尔泽斯卡、阿兰·傅尼埃、艾萨克·罗森伯格、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爱德华·托马斯、夏尔·佩吉以及威尔弗雷德·欧文。因为一战埋葬了大量的天赋和传统，所以一场激烈的二次战争无可避免，包括政治、社会、道德在内，这些社会文明的基础将得到重新审视。

语言与战争

随着战争的爆发，也出现了一些传统的庆祝浪潮，在这些浪潮退去之后，人们开始对社会进行重新审视。起初时这一进程非常缓慢，也很谨慎。在战争期间，人们只有必要时才会这样做，而且基本上都是私人行为。1916年，亨利·巴比塞确实出版了一本广为流传的小说《炮火》，谴责这场战争。但最初吸引读者注意的是他对这场战争的看法，而非他对战争的谴责。受到巴比塞影响的诗人，西格里夫·萨松曾试图对战争发表公开抗议，但后来又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拉回到战争前线。同样，在中立的苏黎世，达达主义的星星之火开始燎原，特里斯唐·查拉、理查德·胡森贝克、雨果·鲍尔，以及其他流亡者一起，开始模仿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一切事物。最初时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共鸣，但人们已经开始质疑各种基本问题：理性、荣誉、责任、爱国主义、美丽、阶级、爱情、艺术，以及最重要的——权威。

在这些质疑中，语言的完整性似乎首先遭到了破坏。当情况紧迫、现实情况又不可预测时，文字似乎非常遥远，而句法也似乎完全提供不了任何帮助。特里斯唐·查拉发表了一篇关于如何写诗的文章，他写道：将报纸上的文字剪下来装进袋子里，摇晃这个袋子，然后一个一个地剔除掉里面的文字——那就是一首诗了!约翰·梅斯菲尔德说，写诗需要为烂泥想出一个新词；路易斯·迈雷特说，写诗需要为“死亡”想出一个新词；比弗利·尼克尔斯说，写诗需要为“战争”想出一个新词。美国作家海明威总结道：“只有地名还有其尊严。”他在一战中曾到达过意大利前线。

由于无法想象也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现实，参加过一战的士兵们感觉自己好像是拥有了一个秘密。查尔斯·卡林顿表示：“这个秘密，永远无法传达与人。”如果语言都不稳定，那么人还要如何进行交流？社会契约还剩下什么？法律和权威又会如何？旧的思想轻而易举地变得无效，就如同被扎破的轮胎。奥斯伯特·希特维尔说：“‘英雄们’变成了‘讨厌的人’。”而当这种表达的危机在下一场战争中达到一个新高度时，弗吉尼亚·伍尔芙讽刺道“无言即是快乐”。

大多数的战斗人员直到最后都记得他们社会所宣扬的那一套陈词滥调——艾萨克·罗森伯格称其为“二手习语”。当奄奄一息的士兵们还在喃喃着的婴儿时期就已经耳熟能详的祈祷语“神圣的耶稣，慈悲为怀”，对一些人来说，战争还是件“大好事”，至少他们在家信中是这样写的。战争参战国利用大众教育和其他国家机构大力宣扬某些价值观和设想，而战争也是在这些价值观和设想的基础上打响的。除了俄国，四年多来旧的价值观在各国都经受住了考验，但是怀疑的种子却已经种下了。

在一些战败国的文化中，这种语言表达的危机更为凸显，尤其是在德国或意大利这样没能分得应得胜利品的国家。在这些社会中，战争经历带来的神秘暗示比缜密的思维更加重要。于是这场战争就具有了其精神实质，而非理性实质。很多从一开始就参战的德国人称，战争是一个有关“精神解放”的问题。当以这种逻辑面对失败时，对战争经历的庆祝，就要远胜于对战争目的和结果的庆祝。这种情况下，谚语“饥寒起盗心”便成了行为的指南。

战争的纪念

不幸，以及其伴生的悲伤，是20世纪20年代的主流情绪。临时搭建起来的战场墓地中，十字架摇摇晃晃，成了一个美丽的勋章。新的墓地已经建了起来，在这里，人们为在战争中牺牲的人立了墓碑，并竖起纪念碑。吉卜林称这座坟墓为“静寂之城”。墓碑的图腾自然选用的是传统的类型。在英国，每位牺牲者的家庭都收到了一本意见册，帮助他们为其挚爱的人选择墓志铭，这本册子的推荐语句来自《圣经》以及英国文学经典。在安详的秩序与光荣的鲜花下，诗人艾德蒙·布兰敦受到了启发，称英国与帝国的坟墓为“崇高行动的诗歌”，而这场战争则是“死者通过光辉的事迹诉说与世人的文字”。

法国的米其林公司和英国的百福旅行社等公司曾尝试在战后立即将战场变成旅游景点，但收效甚微。但是慢慢地，游客们开始去寻找他们挚爱之人的长眠之地。这种朝圣活动在1928—1929年大萧条前夕达到了顶峰。1928年夏季，英国退伍军人协会组织了一次伊普尔朝圣之旅，有近1.5万人参加。为失踪者准备的蒙宁门纪念碑游客留言簿，在7月收集了8000多个签名，在8月份又有近1.5万个签名。德国人原本被禁止进入法国和比利时，后来这一条令改为“不鼓励访问”，但自纪念碑竖立后，也有德国人开始来到这里。官方的讲话都开始重申战争的道德目的：协约国是通过责任与牺牲以维护自由和尊严；而德国方面，正如兴登堡将军1927年在坦能堡战役纪念碑落成时的献词中所说，即“保卫祖国”，“我们怀着单纯的心行军……用纯洁的双手进行战斗”。包裹着战争与亡者的是一层虔诚的盔甲。

战争文化

人们在哀悼的同时，为了保持理智，也在像吉卜林一样试图遗忘。罗伯特·格瑞夫斯和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曾约定，不再讨论这场战争。前军官兼考古学家斯坦利·卡森也有着同样的看法：“我们都对战争闭口不谈。”军团的历史都被记录了下来，同时也出现了回忆录和一些怪诞的小说：如阿兰·赫伯特、查尔斯·爱德华·蒙塔古、恩斯特·荣格尔、罗兰德·道格拉斯、R. H. 莫特拉姆和爱德华·艾斯特林·卡明斯。荣格尔在德国备受喜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在《钢铁风暴》中赞颂了原始的暴力，这本书于1920年首次发表，很快就增版印刷，一次印刷了5000～6000份，但仍供不应求。厄内斯特·雷蒙德的《诉于英格兰》描写了战争的浪漫，于1922年首次发表，它在20世纪20年代间也是每年都在印刷，但是印刷的数量要少一些。美国人都在期待一战的小说，一个能用恰当的荷马视角来看待一切的小说。但是出版商除外，当图书企业遭遇10年期的大规模失业问题时，那些关注利润的人认为公众对战争并不感兴趣，公众审美倾向的数据也肯定了这一观点。1927年8月，英国30万电影观众接受了一次民意调查，他们对战争电影甚至是历史电影都毫不感兴趣。伪装成社会戏剧的多愁善感的情爱电影才是他们的最爱。那一年中以“爱”为名的电影多达22部，其中有《沙滩情缘》《爱在十字街口》《贝蒂·彼得森的爱》，甚至是《嗜血的爱》。

战争结束后的前十年中似乎没有什么时间来看一本书。电影院、汽车、飞机——各种令人兴奋的事物和热闹的活动似乎都要比读书这样古怪的消遣更为可取。大众文化掀起了新的高潮。似乎受到美国和其他前线国家的影响，许多令人兴奋的新东西涌进人们的生活——像是节奏鲜明的爵士乐，畅饮松子酒的前线女郎，还有查尔斯顿舞。年纪大的人为这些图像、声音和语言感到震惊。年轻人和老年人都将这种新道德以及高度追求感官享受归因于战争的影响。

战争的那些物质景观正在恢复，前往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前战区更加容易，坟墓成了西部战线上的主要旅游地。与此同时，许多退役军人认为自己正在失去曾经的战争。不仅是时间破坏了战争，多愁善感、粗俗与无知也是帮凶。格哈德·申克是一名德国人，他在1927年前往佛兰德斯。他震惊于农村地区的重建，但更忧心于伊普尔对战争的商业化行为。除了在商店大量出售制作的纪念品，街上的儿童还向他出售生锈的武器、头盔、手榴弹和束腰外衣的扣子。前皇家步兵团的一名上尉回忆说：“伊普尔的布料会馆一定和尼亚加拉河一样，被列为世界上被拍摄最多的场景之一。”小说家克里斯多福·伊舍伍在1935年11月11日前往伊普尔，去悼念他在1915年牺牲了的父亲。伊舍伍同样被这里的粗俗所震惊。“这个小镇确实是‘永远的英格兰’，”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充满了肮脏的小茶馆，伪劣的纪念品和高声的叫卖。”

如果说1918年后传统的政治权威受到了严重质疑，那么随着俄国内战的肆虐与欧洲其他地区间歇性爆发的战争，艺术中陈旧的表现形式也开始被认为是不恰当的。一种狂野的经验主义开始普遍出现在视觉艺术、音乐、戏剧和文学中。艺术家们使用他们的刷子和油漆，就如同使用左轮手枪和炸弹。马塞尔·杜尚给蒙娜丽莎留下了一小撮胡须并称之为艺术。在一次展览中，他使用了一个小便池，并称其为“喷泉”。他说，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容易被人讨厌的对象。作曲家谱出了灵魂充满痛苦的曲子，剧院制片人和导演们也在寻求改变世界的方法。愤怒和暴力的情绪渗透到了艺术中。法国诗人路易·阿拉贡因一个被摧毁的景象而欣喜若狂——“教堂和炸药轻易便堆积出了辉煌与混乱”。而表面上温柔的英国诗人斯蒂芬·斯彭德将这些句子作为其诗歌戏剧《法官的审判》的结尾：“秃鹰在空中盘旋，飞过曾是城市的荒漠，杀!杀!杀!杀!”

战争过后，出现了一批新型艺术知识分子——介入派。他们认为，从前被认为是泾渭分明的文字和行为开始相互融合。知性与理智开始为人所重视。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也许是这类人中的最佳代表人物，他是一位通过切实行动来打造自己文化形象的人。“我想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道伤疤。”他笔下的一个人物这样说道。赞赏马尔罗的评论家们都将他的书称为伤痕丛书。在这里令人兴奋的生命力超越了道德，生命也超越了善恶。老兵恩斯特·荣格尔在他的著作《内心的斗争》中写道：“我将目光投向过路的女人，目光如同手枪一般迅速且极具穿透力，我为她们不得不露出的笑容而感到高兴。”对他来说，战争的精神层面与物质方面一样重要。他认为，停战协议与和平协议后，一战还在继续，或者说，战争从未离他远去。他将创造性的破坏能量视为指引未来的灯塔。

超现实主义者安德列·布勒东谈及了“客体危机”，但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主体危机”同样存在。精神分析理论对新形势的研究有着独特的作用，而弗洛伊德也成了20世纪20年代家喻户晓的名字。尽管爱因斯坦尽量避免将他的相对论与新的艺术形式联系起来，但普罗大众并不介意这种关联。1921年，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暗示了数学对科学的影响，并声称：“数学拯救了艺术。”而在这一切之中，一战也像是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一样，但以一种更全面的方式，摧毁了绝对真理，让公众更容易接受新的思想。

反思1915年艺术的主旋律，特别是战争对文学的影响。约翰·高尔斯华绥曾预测英国将面临巨大的内部压力。他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中写道：“那种压力很可能对文学产生比战争本身更根本、更强大的影响。如果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想要出现任何令人震惊的变化，那么至少需要五到十年的时间，而不只是一年的时间。”到20世纪20年代末，出现了十年的政治动荡、经济混乱、失业以及其他不景气的局面。高尔斯华绥的预测成真了——大众情绪崩溃了。战争又一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然而，正如他所预言的那样，通过更为及时的关注，能使得一战成为重要的媒介。

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小说《西线无战事》就诞生于这一动乱时期。1928年末，柏林的报纸对这部小说进行了连载。在1929年，此小说单行本发行。短短的几个月内，31岁的雷马克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到1930年，这部小说已经出现了28种语言的译作，世界销量将近4000万册。从1928年末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战争题材的书成为出版物的主要内容。这其中有作家罗伯特·格雷、埃德蒙·布伦登、齐格弗里德·萨松、里查德·奥尔丁顿、欧内斯特·海明威、路德维西·雷恩、阿诺德·茨维格的小说和罗伯特·塞德里克·谢里夫的戏剧作品《旅程终点》。这部戏剧在伦敦连续上映了594场，并于1929年底在12个不同的国家上演。同时期也出现了大量战争题材电影，其中包括G. W. 派伯斯特的《1918年的西部战线》、赫伯·布雷农的《格里斯查中士之案》以及刘易斯·迈尔斯通为环球影业公司贡献的雷马克小说同名改编作品。《西线无战事》这部电影于1930年上映，全世界的人们纷纷争相观看。当年这部影片还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战争热”利用战争来表达当代人的焦虑。然而，与此同时，比起历史学家们之前或是之后的作品，它都更加塑造了一战的流行形象。一些最成功的作品，例如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格瑞夫斯的《告别这一切》、茨威格的《格里斯查中士之案》以及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它们都谴责这场战争是徒劳的大屠杀，极为不公，是政治和社会的灾难。海明威说，进步与目标，所有这些浮夸又带有腐败性含义的词语，散发出一种让人厌恶的气息，让他想起芝加哥的牲畜屠宰场。只有个人的适应力与真挚的同志情才在这个地狱中有所意义，尽管是悲惨的意义。普通的士兵，不知名的战士，无名的、不愿透露姓名的受害者，成了这场战争的象征。在这样一个人们普遍缺乏坚定意志的社会中，反英雄主义开始取代英雄主义。威尔弗莱德·欧文，这位年轻的诗人在停战协议敲定前的一个月被杀害了，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说道：“诗歌存在于悲悯之中。”十年之后，雷马克也以更加平静的说法表达了这一意思。20世纪20年代的新英雄是不合时宜的流浪者查理·卓别林，他在生活中奋勇前进，又被生活所击倒。

如果说“战争热”比战争还要更能反映出20世纪20年代的民众情绪，那么大多数人会认为这些书和电影是那个时期生活的真实写照。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在1931年写道：“美国人并不是被那些死在法国和佛兰德斯战壕中的德国士兵所征服，而是被那些死在德国书籍中的德国士兵所征服。”他所说的这句话，指出了小说对人们的态度和价值观的巨大影响。在发展我们这个世纪的历史想象力方面，小说家和电影制片人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历史学家。而这，同样也是一战的后果。

这种对“泥与血的文学”的信任激怒了很多人。对于很多退役军人和遇难者家属来说，这样的说法——即这场战争不过是在白费力气，他们的亲人就像是儿子被父亲杀死了一样，不过是战争的牺牲品——是一种亵渎。因为雷马克和格瑞夫斯的书中都牵涉了大量的肉体内容，所以有些人厌恶地称这类文学为战争文学中的“厕所流派”。在英国及其领土内，人们普遍地把它当作一种外来流派。1929年在福克斯顿举行的停战庆典上，一位牧师说道：“我没想过有一天我竟然会读到这些书，它们虽出自同胞之手，却像是敌方宣传者们干出的卑鄙勾当。”本来这场战争的目的在于对抗外国的胡作非为。而这种异化的堕落文化却又一次影响了土生土长的年轻人。

但是在德国，同样有人反对雷马克之类的人。他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德国战后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即《凡尔赛和约》签订的十周年，条约里“战争罪责条款”令人苦不堪言。在那一年，德国的经济也遭遇重创。世界各国都在遭受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德国受到的打击尤为沉重。1929—1930年间，纳粹党在选举中取得了多数选票从而上台执政，而这正是因为雷马克笔下那些士兵们的心灰意冷。包括阿道夫·希特勒在内的许多纳粹党人，都曾在一战期间服役，他们把在战争中取得的精神成就看得非常重要。他们斥责雷马克等人，并且通过暴力的示威游行反对柏林在1930年12月上映这部由好莱坞制作的和雷马克小说同名的电影。当时，中间派领袖海因里希·布吕宁带领中间派成员组成了脆弱的联合政府。他们屈服于压力，最终以这部电影中包含了对德国的敌意为由，成功地封杀了这部电影。

1933年1月，希特勒的掌权加速了欧洲政治上的两极分化。在两个政治极端，士兵是无助受害者这样的形象都不受欢迎。无论是对法西斯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来说，士兵都是革命的行为主体。但是，大家对战争的集体记忆与这个理论背道而驰。1939年，战争再次爆发，这次无人欢呼，甚至在柏林都没有。

一战的记忆就如同一片乌云笼罩在两次大战之间，再也没有比1938—1939年针对德国领土要求的国际谈判更令人沮丧的了。“战争热”时期的文学、戏剧和电影基调都表明，一战并不值得付出如此代价。《英国陆军季刊》于1930年4月卷中写道：“在今后的很多年，应该不会有另一场大战了。”相比之下，对于阿道夫·希特勒而言，正如他在《我的奋斗》中写的那样，这场战争是“我世俗经历中最伟大、最令人难忘的时光”。然而，尽管如此庆祝暴力，希特勒并未预料到，1939年发动的这场战争，他自己甚至是其核心集团都未曾感到喜悦。

1945年后的战争记忆

法国与英国在侵略波兰后，于1939年9月对德国宣战，尽管在宣战中进行了道德声明，英法只做了表面功夫的战斗。法国战败，英国则由于希特勒在军事战略与政治判断上的失误而侥幸逃过一劫。一些旧的言论再次被提起，但这次战争中的宣传与上一次的战争宣传已然大相径庭。这次是为了生存的顽强斗争，而不是教化使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程度、破坏力和破坏范围远远超过西方国家的想象。二战中发生了严重的道德困境，同时种族清洗、对城市的密集轰炸以及战争结束时使用的原子弹武器等，都给民众造成了极大的痛苦，而这是一战中使用的重型火炮、潜艇、坦克，甚至是毒气所不能比拟的。一战作为一种原始的、不成熟的战争，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退去。

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热战逐渐变为冷战。希特勒、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历史重要性似乎比德皇威廉、沙皇尼古拉二世甚至威尔逊总统都要大得多，更不用说首相劳合·乔治或克列孟梭。随着世界分裂出不同意识形态的阵营，也随着核世界末日的预言变得越来越真实，一战相应地变得不那么伟大了。二战似乎展现出了比一战时更大的鸿沟。

然而，20世纪60年代，我们对这个世纪的看法再一次得到了改变。一股新的反讽浪潮与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敌对情绪联系在了一起。讽刺时事的滑稽剧集《多可爱的战争》的大获成功以及在对抗越南战争时兴起的黑色幽默，在魏玛时期与达达主义和柏林卡巴莱歌舞表演的幽默结合在了一起。此外，历史学家开始指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连续性。人们似乎达成共识，1914—1945年间的数年构成了20世纪的30年战争，其本质是欧洲各国人民之间的一场内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前往战场进行大范围旅游的想法还为时过早，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个想法才成为现实。如今，谁去参观了在佛兰德斯、维米岭、索姆河、凡尔赛的战场以及那些在一战中死去的人们的坟墓？他们为什么去参观？在参观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他们的家人与战争有关。在墓地的游客簿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南非人、加拿大人这样的感慨——“终于找到你了，爷爷”。很多旅行团前往此处，学校班级也经常组织参观。但实际上，临时的访客可能占大多数。

游客簿中的评论往往是陈词滥调或多愁善感的句子。有关政治、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反馈是最常见的。荷兰人、比利时人以及北欧人似乎最喜欢表达和平主义的情感；英国人喜欢引用诗句；而美国人则喜欢通俗的表达。然而，大多数评论中还是包含着很深刻的感情。从参观者访录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一战依然吸引着我们。在爱尔兰农场公墓，一位澳大利亚人写道：“有幸至此参观，得偿所愿”。

一战之中，有关堑壕战的强度、不可预知性、难解之处、恐怖之处以及实际运用中的无效性等问题的讨论贯穿整个世纪。我们感激士兵们所做出的贡献，也敬佩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极大耐力。我们中一部分人甚至会遗憾——正如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20世纪30年代所说的——西方世界可能再也无法得见这种刚毅果敢。但是战争是否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了？真相是，不论是在社会层面，还是在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至少在短期内，我们都想象不出比现实更坏的结果了。1915年，高尔斯华绥写道：“或许在这场死亡风暴过去30年后，我们之中得以幸存下来的这部分人回望过去时，会以一个失望的笑来为这个话题画上句点，并承认要是没有这场战争，世界还会是原来的样子。”然而30年之后，到了1945年，高尔斯华绥已不在人世，但死亡风暴又被重新掀起，没有人发出笑声，只有可怕的沉默。

但是，人们可能会争辩说，在这场将被永远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中，确实有其积极的一面。局势的颠覆改写了历史，旧政权的削弱则解放了创新的能力。这全都回馈到了我们自己身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战曾经是，并且现在仍然是现代社会为了解放的伟大冒险；它是民主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它对全世界都敞开怀抱，是20世纪的代表性大事件。

我们仍沉湎在这场战争中。温斯顿·丘吉尔称其为“人类最伟大的争论”。一战带来的悲痛至今仍挥之不去，对于它，我们永远无法忘怀，也永远无法真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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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名对照表

目录

导言 第三帝国

第一章 魏玛共和国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

第二章 纳粹“夺权”

第三章 选举、公民投票与节日

第四章 建筑与艺术

第五章 摄影和电影

第六章 经济

第七章 大屠杀

第八章 战争与帝国

第九章 家庭阵线

第十章 衰落和溃败

译者致谢

导言 第三帝国

罗伯特·格拉特利(Robert Gellately)

当今的历史学家依然在对第三帝国提出各种问题，尤其是因为其史无前例的罪行和它发动了波及整个欧洲的军事侵略。关于这个仅仅存在了12年，却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政权的许多研究灵感来自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一个在1914年之前的政坛基本没有实际地位的人。

阿道夫·希特勒出生于1889年，根本不是德国公民。他在奥匈帝国度过的青年时期内大部分时间表现平平，没有显露出任何在未来可以发迹的迹象。到了20岁，他还是一个毫无教育背景、离群索居的流浪汉。他除了想当个画家，并没有什么雄心壮志，而且他也没有接受过当画家的正规训练。他粗浅地涉猎过绘画，隐约觉得想成为他所热爱的歌剧的舞台设计师，然而在这一点上，他也毫无建树。1909年的秋天，他住进维也纳的一家收留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此时他的人生跌入谷底。次年2月，他离开收容所，栖身于简陋的单身宿舍，在那里一待就是三年多。1913年的5月，由于继承了他父亲一笔可观的遗产，“艺术家”阿道夫·希特勒动身前往慕尼黑，梦想成为一名建筑师。然而他依旧交不到朋友，找不到工作，只能靠画明信片勉强维持生计。鉴于当时严苛而僵化的阶级和政治体系，其所容许的社会流动性相对而言非常有限，所以他似乎注定会因此而一事无成。但接下来，即将在1914年爆发的世界大战，却使世界乾坤颠倒。正如发生在几乎遍布全球的数百万人身上的情形一样，为德国而战的憧憬激发了这个年轻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他很快成了志愿者。这次大战将带来革命性后果，即推翻旧秩序，最终使得像他这样的社会局外人也有可能胸怀鸿鹄之志。

然而1918年11月，德国战败。当希特勒从战场归来时，没有证据表明他曾梦想成为某种革命领袖。他没有什么远大抱负，只不过想着尽可能长久地留在部队。就像许多德国人一样，他深信是国内阵线在背后捅了刀子，背弃了这支“无敌之师”，而且像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样，他至死对此坚信不疑。

虽然已是而立之年，但他实际上毫无作为，依然是一个漂泊流离的独行者，一个溃败之师的下士，囊中羞涩，前途渺茫。然而不久后，他就引起了征兵军官的注意——他们正在物色经过培训就能向正在复员的军人灌输民族主义思想的士兵。接下来，希特勒接受了短暂的学校教育，在此期间，他表现得相当不错。1920年，他帮着组建了一个新的政治团体——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或称为纳粹党。虽然他迅速成为该组织的领军人物，但在当时德国的政治图景下，他们士气低落，该组织也只不过是许多乌合之众所组成的类似的团体之一而已。

令人震惊的是，仅仅过了20年多一点的时间，即1941年秋天，52岁的希特勒已经成为德国无与伦比、万人崇拜的领袖人物，德国的经济已经恢复至能立于强国之巅。而且1940年中期，他已经重建、武装并果断地使用了新命名的国防军来击败波兰。更引人注目的是，他还占领了西欧大部分地区。一年以后，他指挥劲旅直捣苏联。因此在当年12月，德军已陈兵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城下。接近1941年岁尾时，希特勒似乎已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统治者，尽管不久这一切又灰飞烟灭。他可以审视一个广袤无垠的欧洲大陆帝国，几乎包括整个欧洲——西起英吉利海峡，东达列宁格勒，北到挪威，往南直至高加索，并且沿着往东南方向的大弧线延伸到巴尔干半岛、希腊和北非地区。至此，新生的德国在追求更多“生存空间”的过程中，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文明基石的核心，并且进行着主要针对东欧犹太人的大屠杀运动。直至其倾覆之前，第三帝国的所作所为成为邪恶的缩影，给欧洲乃至更广大的地区留下创伤。时至今日，这些伤痕依然历历可见。

鉴于事情的发展出现了如此戏剧性的转折，1945年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一直试图解释清楚为何发生了这一切便也不足为怪了。本书中该领域的专家对已有的研究工作进行精选，展示了他们的最新成果，并提供了当代的阐述，其观点既具有平衡性又易于理解。本书的每一章集中讨论了某些专门的问题和事件。作者指出，随着我们发掘出新的材料和文献，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和途径，或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为旧证据赋予新意义的事件，我们能逐渐加深对第三帝国的理解。

最初在1945年，作为战后审判的一部分，来自德国西部的盟军律师和检察官开始调查纳粹高官的罪行。当时关注的重点是相当小的一个罪犯圈子，这是战后早期的作者采取的方法，战前被从德国赶出来的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也是这样做的。她将国家社会主义描述成一种“主宰性的统治”体制，它“骇人听闻的机器”——由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等社会地位卑贱的人物操纵——对犹太人的“行政谋杀”负有责任。这种论调假定，有些类似毫无头脑的机器人或者极权主义人物之类的东西在操作一个运转平稳而高效的政府杀人机器。然而，正如已故的大卫·塞萨拉尼(David Cesarani)所指出的那样，自从20世纪60和70年代以来，学者们发现国家社会主义德国政权不是“极权主义的独体巨石”。相反，“第三帝国是一个由相互竞争、相互重叠的机构组成的多层面体系，希特勒对它的领导毫无章法可循，而且政策的制定是强势个体和利益集团妥协的结果”。

在东欧则形成了战争的另一幅图景，在那里，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改编的所谓的法西斯代理理论颇为流行。或许该理论最具影响力的系统阐述来自共产国际领导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他在1935年说道：“自大萧条以来，某些‘帝国主义圈子’正尽力把危机的全部负担转嫁到工人阶级身上。这就是他们需要法西斯的原因。”至于纳粹政权，他总结道，“它是法西斯最反动的变种”，和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更像是“邪恶的沙文主义”。它是一种政治流氓政府体制，该体制将煽动与折磨一起运用到工人阶级，以及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反动分子身上。它兼具中世纪的野蛮和兽性。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它对其他民族进行肆意践踏。

这种谴责的影响力极广，只可惜它使学者们偏离了方向，即尽力去搞清楚国家社会主义是如何凭本身的能力领导了这一革命运动，而且它在德国社会根深蒂固这一事实。尽管有些“资本家”在该党从建立到1933年攫取政权的道路上捐助了一些资金，但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的资金都是自筹的。1933年之后，新政权镇压了工人阶级运动和工会。然而那种认为第三帝国的诸多魅力没有影响到工人阶级的想法是错误的。

20世纪80年代苏联之外的学术界，主要是年轻学者重塑了我们对第三帝国的理解。他们开始研究普通百姓如何经历纳粹时期。他们中还有人研究在被德国占领的那些年，非政府官员和平民是如何参与这个出现在德国、蔓延到从法国到波兰直至横贯欧洲的更远地区的恐怖体系。最近几年，姗姗来迟的大量研究工作集中于纳粹政权如何努力创造出“人民共同体”(community of the people)，这是一个基于种族的、排外的、和谐的社会，是希特勒早在1933年上台成为总理之前就向德国人承诺过的社会。就像以往书写开创性历史的学术努力一样，这种研究方法，掀起了暴风雨般的持续争论。

本书中，我们集中于四个至关重要又相互联系的主题，这些主题连成一体，形成了对于第三帝国前后贯通的阐述。

希特勒的角色

首先，我们要着重强调一下希特勒作为一个很有魅力的领导人的重要性。伊恩·克肖(Ian Kershaw)巧妙地运用了这一方法，撰写了一部至今仍被认为是关于该话题标杆性著作的大型传记。历史学家沃尔克·乌尔里希(Volker Ullrich)在2016年出版了一部作品——这是自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1973年的经典著述以来第一本关于希特勒的德语版传记大作。尽管他也强调了希特勒超凡魅力的重要性，但他发现了新的或者说很少有人使用过的文件，并以此来修正了克肖的描述。如果说这种方法提出了重要的洞见，那么，我们在使用“魅力”(charisma)一词时应该谨慎。自从20世纪80年代这个词开始在日常语言中流行以来，它的意义就变得彻底模糊了。它经常被当作一种积极属性或者是任何拥有巨大魅力或惊人吸引力的人或事物的代名词。

历史学家借用了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魅力概念，即“特殊天赋”，他早在第三帝国出现之前就撰文阐述过这一概念。他说，在遥远的过去，宗教或政治领袖在其追随者认为他们拥有“神赋的权利和才华”时，就使用过“超凡权威”。在长达几个世纪的苦难时期，无论是心理、宗教、经济还是政治方面，某些“自然的”领导人通过这种独特的权威形式开始统治世界。在韦伯看来，“承认一位有魅力的主宰者拥有个人使命，仅仅这一事实就确立了他的权利地位”。因此，当我们谈到希特勒的魅力时，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他发出的信息内容，这样真正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他所谓的神奇个性或所谓的迷人的蓝眼睛。我们还应该研究人们如何理解他的使命，他们认为他代表着什么，以及他们接受和认同他的部分或全部使命的程度。

希特勒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拥有这个“特殊天赋”的呢？在他的青年时代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具有非凡能力的迹象，尤其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或政治人物的非凡能力。如果他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通常是一个腼腆的人，离群索居，没有与统治阶级建立任何“恰当的”联系。1913年，他离开维也纳前往慕尼黑，也许部分原因是为了躲避祖国的征兵。然而，在慕尼黑，他激动地赞美1914年8月战争的到来，为这一消息的宣布而情绪振奋，并迅速志愿为德国而战。在西线的拉锯战中，他赢得了当之无愧的荣誉，但显然他仍然没有什么领导才能，也不愿担任军官。然而，早在1915年，他就开始从心里对他亲眼所见的屠杀赋予了特殊的意义。通过一封他在2月写给慕尼黑熟人的信就可以判断，那一年他开始思考这场斗争不祥的方面。在信中，他说到当他和他的同志们回到国内时，他希望他们能“看到一个更纯洁的国家，所有外来异质的东西都被清洗掉了”，“我们数十万人每天所付出的牺牲和痛苦将粉碎德国在国外的敌人，同时也将摧毁我们国内的国际主义——这将比获取任何领土利益都更有价值”。

然而，1918年11月底回到慕尼黑后，他确信国内阵线背弃了军队，并发现这是一个因革命而四分五裂的城市，右翼反对运动在与邪恶的“犹太布尔什维主义”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如果说在11月7日的慕尼黑革命(比柏林革命早两天)中，一些革命领导人，如科特·艾斯纳(Kurt Eisner)，和他在慕尼黑的一些战友真的是犹太人的话，那么事实上，横扫整个德国的革命都是社会对四年战争所付出的牺牲普遍感到不满的产物。

希特勒最想做的就是继续留在军队里担任某种角色。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军官们挑选他去接受训练，让他对即将复员的军人就民族主义问题发表讲话。他的上级还指派他监视慕尼黑的政治团体，比如规模很小的德国工人党(DAP)，这是该地区许多极端右翼和反犹主义政党之一。德国工人党给他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就在1919年9月他参加了该组织一次会议的一周以后，他就加入了该组织，不久就成了该组织的明星，并在1920年帮助它转型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1920年3月31日，希特勒在德国已经待了六年半多的时间。这位30岁男子，不管是否被赶出了军队，他都异常大胆地跃入了政治圈。他开始创造一种全新的社会、心理和政治身份，甚至一种新的人格。不久他就能吸引2000名听众来听他的演讲，而且随着他声名远扬，还有更多的听众慕名而来。

从1919年开始，他就被证实是反犹分子。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唯一可靠的书面证据，他私下里很快就向慕尼黑年轻的法学院学生海因里希·海姆(Heinrich Heim，后来成了希特勒一生的密友)表现出他在这方面的激进倾向。传记作家沃尔克·乌尔里希最近发现，在写于1920年8月的一封信中，海姆引用希特勒的话说：“只要犹太人的恶劣影响继续存在，德国就无法康复。当说到一个民族能否存在时，人们没能对被蒙蔽的(德意志)民族同志们的生活划定最后的界限，更没能对敌对的、危险的异族部落的生活划定最后的界限。”因此，希特勒预演了他的反犹太主义的“救赎”版本，该版本将民族的救赎与“驱逐”犹太人联系起来，尽管这其中的意味将继续发生变化。

与此同时，随着战后失控的通货膨胀在1923年达到灾难性的程度，希特勒发出的讯息得到了越来越热烈的回应，至少在巴伐利亚州是这样。有一段时间，他成了名副其实的“慕尼黑之王”，以至于在当年11月通货膨胀达到顶峰时，他试图发动一场政变，但该政变组织得非常糟糕。这次可耻的失败之后，他确信永远不要超前地走在人民的前面，这是他在《我的奋斗》(Mein Kampf)中详尽阐述的一种政治观点。《我的奋斗》是他的自传，大部分在狱中完成，书中揭示了他的想法和计划。我们现在知道，这本书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问世的，当时竟然没有人读过它，这真是一个难解之谜。我们也知道，希特勒肯定是它的作者。目前尚不清楚这两卷一套的大部头作品，在为他赢得人们的支持方面扮演过什么角色。

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他不需要转变所有追随者的信仰，他们中的许多人，比如纳粹高层领导人，在看到希特勒之前，已经持有与他类似的想法。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们和他一样都有着“拯救”一个战败又分裂的德国的使命感，这一追求开启了某些党内关键人物的职业生涯，他们是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格雷戈尔(Gregor)、奥托·斯特拉瑟(Otto Strasser)、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以及两名爱沙尼亚裔德国移民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和马克斯·欧文·冯·舍布纳-里克特(Max Erwin von Scheubner-Richter)等。

以德国未来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为例，我们有他的大量日记，这些日记几乎记录了他的每一天，这为研究他个人的政治觉醒提供了线索。和其他人一样，戈培尔也经历了一战后幻想破灭和失去人生目标的心路历程，在这种心理影响和政治氛围双重作用下，早在听说希特勒之前，他就已经成为支持大德国(Pro-Greater Germany)、“反国际”、强烈反犹的人——在那个时代，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他背离了左派唯物主义，然而他并非一定反对某种德国社会主义。

虽然在战争结束时，戈培尔还算不上什么活动家，但就像这个国家的许多人一样，他渴望一个“伟人”的归来，也许是像铁腕宰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或者是身为战争英雄和未来总统的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那样的人。1924年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吐露，德国“曾一度渴望这个独一无二的人，就像夏天的大地渴望雨水一样”。他认为自己可能就是那个人(其他人也这样想过)，至少在他1925年7月12日第一次听到希特勒演讲之前，他是这么想过的。那天他听了希特勒演讲的反应是站在外面，“哭得像个婴儿，躲开其他人”。后来他提到这次经历，感觉就像一次“复活”。“那声音，那手势，那激情，他的样子，正如我愿。”这一句加了强调，仿佛希特勒是他自己的心理投射、他业已实现的梦想。在《我的奋斗》第一册成书时，虽然戈培尔对作者有些半信半疑，但仍然发问道：“这个人是谁？半平民，半上帝!这真的是基督或者正是施洗者约翰？”

希特勒于1924年底出狱后，几乎从零开始从事政治工作；并与少数忠诚分子一起，很快改进了纳粹党组织。然而，这是一场艰难的战役，直到另一场重大的社会灾难——经济大萧条在1929年降临这个国家，这场战役才不那么艰难。最重要的是，正是这种经济混乱和大规模失业让人们在心理上做好了接受纳粹宣传内容的准备，并看到了希特勒模糊承诺的希望。重大突破出现在1930年的全国选举中，这是股市崩盘以来的第一次投票。一夜之间，“处于边缘地位”的纳粹党，连同一群好战的虔诚信徒，成为能够抗衡其他所有政党的力量。第二年初，希特勒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再次宣称自己是先知——这是他最喜欢的姿态之一，他声称“几乎可以神谕般肯定地”预言，他将在两到三年内掌权——这次他是对的。

他于1933年1月被任命为总理后，政府做出了一致的努力来宣传这位新的国家领导人，就好像上帝派他来履行神圣的使命一样。很快，大多数人就会对他欣然从命，并因此默认了他凭借超凡权威去行动的权利。然而，马克斯·韦伯明智地指出，如果这一权威被常规性使用，它的革命核心就会开始削弱。希特勒本能地解决了执政中的这一难题，因此，从他执政的第一天起，甚至从一定程度上说在此之前，他就反其道而行之，避免下达官僚主义的任务。也许他只是懒惰，毫无疑问，他现在甚至认识到召开内阁会议(很快就停止了)会削弱他的个人吸引力，使他不再像往常那样表现得大权神授，不再凌驾于政治之上。

尽管希特勒自学成才，读书很贪婪，但他告诉他的至交自己也喜欢通过与他们私下交流观点这种方式进行学习，比如交流关于如何去组织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话题。然而，他已经倾向于他周围的人称呼他为元首(而不是总理)，以表示他对人民运动的认同，并强调他的身份不同于其他政客。

然而，即使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国家社会主义者也无须营造他们赖以立身的情绪氛围。反魏玛共和国的强烈情绪已经存在，并伴随着人们对《凡尔赛条约》(Versailles Treaty)的非正义性深深质疑，还有反犹主义和反布尔什维克主义。1933年3月底，身为人母、同时也是布伦瑞克的一名充满热情的女性党员的伊丽莎白·赫本斯莱(出生于1883年)被希特勒迷住了，并为他最近选举投票中的胜利而欣喜若狂。她说，直到那个时候，共产主义者才烧了他们自己的红旗，并寻求加入她的运动。“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她写信给荷兰的已婚女儿，“首先，他们必须在集中营里度过三年的测试期，社民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也得如此。”

希特勒在第三帝国时期继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一直到他痛苦的人生终点。年轻的德国历史学家费利克斯·罗默(Felix Romer)总结了这个男人对盟军俘虏的德国战俘的吸引力。他在一本很有见地的书中研究过这些战俘，该书至今仍未有英译本。罗默的结论是：“在这些人的眼中，元首是国家社会主义中所有积极的和吸引人的东西的化身”，他们把所有消极的东西都归咎于他的那些直接随从，并指责其他当权者，“或不失时机地为他们开脱”。被囚禁的人公开表达了他们对于希特勒的忠诚，这种忠诚跨越了旧的宗教、阶级和政治界限，以至于到了这种程度：任何现在声称拒绝接受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囚犯，往往属于较老的反对派团伙。“人民共同体”至少在心理意义上，依然存在于被俘的国防军心中。即使在1944年6月之后依然如此，当时战败是注定的，这一点本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独裁者利用公民投票和选举

我们在书中探讨的第二个主题是希特勒政权的相关概念。希特勒政权是一种奇怪的混合体，既独裁，但又通过公民投票和选举来向公众发出呼吁以寻求支持。我们可以把这一制度称为公民投票独裁制度。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说他希望有一个由人民支持的威权政权，一旦掌权，就能证明他可以通过选举或《魏玛宪法》允许的公民投票来获得支持。他也不是唯一想把各种问题付诸投票表决的独裁者。然而，当时的许多人和此后的学者都对结果的有效性表示怀疑，部分原因是纳粹在最初6年中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这些选举。但这些事件和公民投票都是固定的并且充满了恐怖吗？尽管历史学家通常坚持这样认为，但本书中呈现出的最新研究表明并非如此。事实上，当地方纳粹集团采取明显的非法措施来阻碍或改变投票活动时，政府或纳粹政党就介入了，因为柏林不想让外界观察者对压倒性的积极结果产生怀疑。

社会民主党的地下成员和纳粹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敌们在他们的秘密报告中写道：“法西斯主义”已经在公民投票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在11月的公民投票中，纳粹获得了90%的选票，在同时举行的全国选举中达到了87.9%。社会主义者写道：“持批评态度的外国人”倾向于认为这些结果是通过“武力或恐怖”获得的。唉，社会主义者不得不绝望地承认，这种观点误解了“法西斯意识形态对德国社会所有阶层的真正而深远的影响”。这份地下报告最后勉强承认：总的来说，选举结果是“民众情绪的真实反映”，支持纳粹主义的选民人数表明，“社会正在按照异常迅速和有效的程序变成法西斯社会”。

再举一个例子，在1936年，由于初步采取了恢复经济和“良好秩序”的措施，希特勒已经在公众的掌声中大放异彩，这一点不容忽视。这一成功无疑在1919年《凡尔赛条约》所允许的萨尔全民投票(1935年1月)的积极结果上得到了体现。1936年3月29日在德国国会大厦举行的另一次公民投票选举，据称是为了授权希特勒重新在莱茵兰建立武装，虽然他早就采取了这大胆的一步。这一举动藐视了备受憎恨的《凡尔赛条约》中的某些规定，因而在此次选举中，希特勒政权竟然惊人地获得了98.8%的选票。尽管地下社会主义者通常在描述人们对纳粹政权的态度时强调分歧和矛盾，但在1936年3月17日，他们在慕尼黑的观察员目睹了新命名的国防军阅兵式后，不得不承认：“场面太热烈了。整个慕尼黑都站了起来。”他补充说：“人们可以被迫歌唱，但他们不能被迫如此热情地歌唱。”这似乎是回应了他的同志们以及未来的历史学家用纳粹恐怖来解释希特勒政权背后明显的共识。这位记者在1914年战争爆发时感受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热情，现在他只能说，“(当时的)宣战对我的影响不能与3月7日希特勒接见民众的场景对我的影响同日而语”，“这位领导人赢得了民心”，“受到了很多人的爱戴”。

希特勒为什么需要选举？尽管他和约瑟夫·戈培尔对待选举非常严肃，事实上，他并不是那么需要选举。但正如这位宣传部长在1933年接受采访时所说的那样，希特勒政权想向全世界表明整个国家都在支持该政权，因此政府将对外展示德国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之间团结一心。如果说街坊邻居或纳粹党对选民施加了某些胁迫或进行了一些道德规劝，要求他们出来投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话，那么当时的社会党人的地下观察者则认为这里面有恐吓介入的成分。

这个民族怎么能这么快就一边倒支持希特勒呢？部分出于心理原因。德国学者在1945年后回避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德国大部分国民一度都是支持纳粹主义的。事实上，加入纳粹党或者其附属党组织的人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全国上下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该党党员。战后许多学者强调该政权的压迫性及其前所未有的罪行，但同时这些学者将该政权所享有的社会支持问题搁置一旁。然而经过几代人的研究和写作，我们现在已经得出了相当不同的结论。正如德国著名历史学家乌尔里希·赫伯特(Ulrich Herbert)最近所指出的那样，在第三帝国时期(最后几个月是明显例外)，或许95%的德国人口“在纳粹政权下相对安全、相当平静地生活”，这其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未受到国家威权的丝毫压迫”。

纳粹主义的社会视野

贯穿本书的第三个主题是“人民共同体”，这个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在传播了，纳粹也提出了他们自己的概念。鉴于希特勒将犹太人和许多其他被认为是“劣等种族的人”“医学意义上健康状况差的人”或政治上可疑之人排除在这个概念之外，人们又会多认真地去看待这个备受吹捧的社会愿景呢？

1934年，几百名纳粹党员在哥伦比亚大学西奥多·艾贝尔(Theodore Abel)教授的赞助下，在一场著名的竞赛中提交了论文。艾贝尔承诺将为最好的自传颁奖，尤其是那些能够讲清楚是什么力量引导他们奔向了希特勒和纳粹党的作品。大多数人强调，他们当时希望建立一个“人民共同体”，结束阶级冲突，“恢复”社会和谐。相当一部分人说，他们当时也希望犹太人和其他外国人被驱除出去。另一些人加入该党主要是因为他们被希特勒以及他(极其模糊)的改革承诺所吸引。这些论文，现在陈列在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里，我读过很多，也非常同意艾贝尔的结论。因为这些作者当时是在为一位美国教授写作，也许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了他们的反犹主义，但这种偏见还是以多种方式间接地被表达出来了。

今天的历史学家们争论这个政权在多大程度上创造了广为人知的“人民共同体”。尽管一些人认为，这样一个神话般的共同体根本就不存在——那只不过是一个廉价的宣传工具，但简单地否定“共同体”这个概念未免太草率了。正是纳粹意识形态的这一因素决定了“人民共同体”这一被允诺的乌托邦结构。的确，从来都没有过让社会上所有人都平等的尝试，因为只有种族纯洁的人才被重视，任何不符合这一标准的人都会被排斥在外，真正的阶级差异依然存在。然而，上层社会的大多数人却有着这样一种社会心理：他们属于特殊的种族团体。

纳粹政权设法让社会上更多人能够享受到那时只对社会精英开放的奢侈品和娱乐活动。因此希特勒许诺了全民都可以拥有的国民轿车，即大众汽车，数百万人每周预付五个帝国马克，“为的是四年内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小汽车”。

尽管客户必须提前支付很高的费用，且不能收取任何利息，但很快就有数万人注册了，虽然他们没有一个人拿到成品。不过，历史学家哈特穆特·伯格霍夫(Hartmut Berghoff)强调了他们“虚拟消费”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虽然“种族内的同志们”(racial comrades)没有像被承诺的那样拥有自己的汽车或房子，但围绕着这些和其他梦想所进行的宣传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获得了作为消费者的满足感。他们可以想象开着自己的车在新高速公路上行驶。此外，德国政府历史上首次对普通民众表示了真正的关切，发起了清理和美化工作场所以及小城镇和村庄的运动，这些努力给许多昔日的怀疑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有机会欣赏歌剧或乘游船到外国度假，在那之前，这些娱乐活动都只为富人所享有。普通民众看电影的次数成倍增加，参观美术馆、听交响乐、观看歌剧和参观展览的次数也在与日俱增。还有“德国艺术日”这样的节日。节日期间，游行的花车上装饰着德国历史人物的形象。通过这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清晰地呈现出来。除了试图赢得工人的支持，新政权还试图吸引整个社会，包括经常被忽视的农民在内。1933年9月，德国政府推出了以古老传统为基础的别具一格的丰收节，在下萨克森州的比克堡(Bückeberg)吸引了数十万人。此外，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庆祝丰收节的活动。

当然，如此多的人转而支持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政权结束了失业，尽管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创造工作机会的项目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相比之下，重整军备在解决失业问题方面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研究经济的历史学家对其军费开支做出了各种不同的估算，然而所有人都同意，从希特勒统治的第一年到战争爆发，军费开支一路猛增。汉斯-乌尔里希·威勒(Hans-Ulrich Wehler)认为，军费开支从1933年在国民预算占比的4%上升到1938年的58%。这种大规模的资本注入还创造了良好的就业机会，一些社区前所未有地繁荣起来。此外，随着1935年3月军事草案的重新出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了武装部队。这一年之前，在军队服役的人数被限制在20万人以内；但到1936年8月，一项新的军备计划要求军队的战时兵力要在1939年10月1日之前达到462万人之多。相比之下，用于建造备受吹捧的高速公路所需的人数并不多，从1933年12月的4000人缓慢增长，到1935年5月才首次达到10万人。

如果说战胜大萧条是一场长期的斗争，那么德国最终还是成功了。毫无疑问，希特勒通过表现得信心百倍和设置新的心理基调来加速斗争胜利的进程。即使是在1933年之前反对纳粹主义最强烈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成员，也不情愿地承认德国经济在好转。事实上，沃尔克·乌尔里希已经表明，和其他社会群体一样，大多数工人异常轻松地改变了对纳粹主义和希特勒的负面看法，有时甚至是一夜之间。一位同时代的人深情地回忆道：“突然间一切似乎皆有可能。”

这并不是说，在1933年初的暴行之后，恐怖就完全停止了。然而，这种恐怖并不是随机发生的，因为它的主要目标是那些已经害怕的人，比如惯犯；或者被鄙视的人，像流浪汉、吉卜赛人和“他者”。有专门的运动来清除街上的妓女、皮条客和色情物品。成文的法律已经明确禁止同性恋行为，手握大权的警察更加严厉地执行了这一法律，而新的法律使得对任何被认为有种族或身体“缺陷”的人进行绝育成为可能。此外，臭名昭著的“盖世太保方案”并不是战后发明的。尽管被选择性地使用，其首先是用来打击地下共产主义运动，然后在1944年至1945年，用来追踪抵抗和犯罪的窝点。虽然很难概括“好公民”对这些事态发展的反应，但有证据表明，许多人以“法律和秩序”的名义欢迎这种打击行动。最近，当被问及这类犯罪时，一位老奶奶坦率地说道：“我们并不为之担心。”如果后来她的犹太朋友或熟人轻易地消失了，她说：“但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没有任何疑问，也许我们是吓怕了。”

战争与帝国

书中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主题是关于战争和纳粹帝国的。希特勒认为，促进经济发展和建立“人民共同体”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实现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全面计划。在他执政的头几年里，即使是那些兵不血刃的、小小的外交胜利或者他那些呼吁和平的演讲，也使他备受欢迎；与此同时，他也变得更加自信和武断。20世纪20年代认识他的人在30年代末再次见到他时，几乎认不出他来。

德国精英们的普遍梦想是，一旦他们在国内创建了一个和谐、无冲突的社会，德国就能摆脱几乎所有德国人都认为是非正义的、战胜国在1919年强加给他们的战后和平解决方案。希特勒和他周围的人想要的更多，包括击败外部敌人，然后占领东部的生存空间。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征服者们将深入乌克兰，也许到莫斯科，甚至是乌拉尔山脉；他们将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即“优等民族”日耳曼人的乌托邦，新的定居者会把原先土地上已经存在的民族驱逐出去，奴役甚至杀害他们。

希特勒在外交政策上所取得的初步成就，鼓励了人们对东方的生存空间展开这种野蛮的幻想。最重要的是，无休止的宣传感染了纳粹党中的许多人。除了领导人之外，其他阶层的人都梦想着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他们的计划，连同学术专家和党卫军的计划，要求的无非是故意让数百万人挨饿。如今这些幻想以及比如那些属于“东方总计划”的其他幻想，读起来就像恐怖故事，充斥着征服、掠夺和奴役的战争——这场战争向未来推进，可能一直持续到与美国最后的一决雌雄才会结束。奇怪的是，即使在德国开始输掉战争后，这种野心仍在扩大。

而且正是在建立一个德意志帝国的背景下，这个政权开始了对所有欧洲犹太人骇人听闻的屠杀。尽管纳粹统治集团中的许多人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灭绝犹太人的问题，但大多数历史学家坚持认为，“最终解决方案”的一个或多个决定是在1941年6月与苏联开战之后所实施的。

早在1933年，德国的犹太人就已经很好地融入了社会，因此他们不会轻易接受纳粹掌权后他们的生活会发生多么根本性变化的事实。犹太人是这个国家的少数群体，虽然他们只占总人口的不到1%，但在大城市中却很突出，甚至在纳粹驱使反犹主义更加盛行之前，德国的一些舆论就对他们深恶痛绝。犹太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1000多年，早在1871年建立的新德国，他们就依法获得了平等权利，并享有几乎世界上最多的社会进步机会，但这些事实现在都无关紧要了。

对希特勒和纳粹党来说，当务之急是推翻犹太人享有的这些权利并迫使其离开。然而大多数公民对反犹主义并不十分重视。因此在1933年4月，官方发起的抵制犹太人企业和专业人士的活动是一次宣传上的失败。然而，希特勒对意大利大使维托里奥·塞鲁蒂(Vittorio Cerutti)悄悄说，他想要的远远不只是这样的抵制，他令人震惊地预言道：“在500年或600年后，希特勒这个名字将被普遍奉为一个光荣的名字，因为这个人一劳永逸地根除了犹太人这一全球瘟疫。”的确，他的反犹主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恶毒。

当希特勒赢得了民众的普遍支持，并在国际压力下获得了更多的行动自由，对犹太人官方和非正式的歧视也随之逐渐升级。特别是在1938年9月，德国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获得苏台德地区，一个月以后，11月纳粹发动了这个国家漫长历史上最残忍的大屠杀之一——骇人听闻的“水晶之夜”。此后，犹太人不得不在所谓的“雅利安化”(Aryanization)运动中以低廉的底价卖掉自己的财产，这场运动是政府支持的抢劫，在战争年代，这种抢劫遍布德国人所到之处。

随着1939年9月对波兰的征服，第三帝国发现自己面临着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当时并不清楚应该如何处置这些犹太人。1941年6月反苏战争一开始，特种部队就开始在东部向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开枪，迫使数百万人进入犹太人聚居区。7月10日晚上，希特勒的一名副官瓦尔特·休厄尔(Walter Hewel)在元首所在的掩体里录下了一段特别可怕的陈述，他引用希特勒的话说：“我感觉自己就像政界的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他发现了杆菌，并为医学科学指明了新的方向。我发现了犹太人是导致所有社会腐败的细菌和酵素。”这种想法使已经在进行的谋杀行动合理化，因为当时特种部队射杀的不仅是男性犹太人，还包括妇女和儿童。

1941年9月，希特勒做出了一项具有突破性的重要决定：驱逐留在德国(旧帝国)的所有犹太人。按照克里斯托弗·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的结论，事实上，到10月的最后一周，“从希特勒身边亲密的小圈子，渐渐地扩展到其他人，都已经知道希特勒期望他们去做什么，并且知道他们大致计划朝哪个方向前进”。11月初，第一个以制造死亡为唯一目的的灭绝营开始动工，这一事态发展鲜明地表明，在此前不久，希特勒就已经下达了命令或者表达了想在他的军队所能达到的范围内杀死欧洲所有犹太人的愿望。此外，近年来，历史学家指出，纳粹领导人在1941年12月12日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发生在希特勒宣布对美国开战之后，对美宣战并不是与日本之间缔结的条约所要求采取的步骤。终于在那天世界大战爆发了，希特勒第一次“预言”(1939年1月30日)过犹太人将会遭遇什么的时刻到来了。他曾说过结果将“不是世界的布尔什维克化，不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犹太人种在欧洲的灭绝”!

除了历史学家之间持续争论关于希特勒下令或决定大屠杀的可能的日子或时段之外，最近的研究还强调了“普通”德国人——即不属于纳粹党或者党卫队的男性(和一些女性)——的作用。他们自愿在警察队伍中服役，并很快发现自己身陷杀戮战场。国防军中的数百万人不仅目睹了这些事件，还经常与党卫军合作，有时还参与了杀戮。当然，德国占领军在东欧的杀戮中不必寻找合作者，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当地人都争相利用了这种形势。

战争期间，困扰希特勒的，很大程度上也困扰着武装部队的军官甚至其高层指挥官——就是害怕重演1918年“背后捅刀子”的悲剧。这种恐惧困扰着党卫队和纳粹党羽。据谣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内战线抛弃了作战前线，导致了一战中德军的战败。从某种意义上说，该政权在1933年以后的和平年代，特别是在战争期间所采取的许多措施，其中一部分是为了确保历史不再重演。因此，希特勒不想要求德国人去做出太多牺牲，导致戈培尔为了赢得对“全面战争”的支持而进行了艰难的斗争，等到他得到批准时，已经为时过晚。

为了避免敌人的宣传可能会瓦解己方士气，政府宣布收听外国电台(如BBC或莫斯科电台)为非法行为；警方会立即采取措施逮捕违反者和所有潜在的“内部敌人”；集中营的人口在不断增加。这场战争还造成了新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迫使被抓来的数百万劳工去补上在武装部队服役的几百万德国人的空缺。他们中大多数人来自波兰和苏联西部。他们被打上标记，被当作奴隶对待，并被警告如果他们胆敢与德国人发生性关系，将被处以死刑，这种威胁经常被付诸行动。

在东部占领区建立的集中营帝国开始侵占国内阵线，特别是在1942年9月希特勒允许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在现有工厂的房地上建立分营地时。希姆莱希望把工业搬进集中营，但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则偏爱私营企业，结果很快德国人就与被奴役的外国工人或集中营囚犯并肩工作。正如马克·布格伦(Marc Buggeln)在对汉堡集中营和分营的研究中指出的那样，这些机构不是与社会隔绝的独立自主的实验室，因为接触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在工作场所穿着条纹衣服的囚犯不正是以“劣等种族奴隶”的身份出现来证实“人民共同体”的存在吗？许多工人认同纳粹政权，并心甘情愿地支持对所有集中营囚犯的压迫，或者说他们至少是接受了奴隶制，只是冷漠地耸耸肩而已。

正如乌尔里希·赫伯特所提醒的，战争结束时，集中营里“不到5%”的囚犯是德国人，其中大多数是外国人，包括来自匈牙利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他们是在1944年至1945年全面紧急状态下被带到德国的。几乎没有一家公司对使用集中营囚犯表示担忧，市政府也是如此，甚至那些向军方提供基本物资的公司也没有为囚犯提供更好的待遇。比如，在战争结束时，他们都希望党卫军把囚犯带出汉堡市以防止骚乱发生，并避免将要到来的协约国有可能把该城市视为拥有奴隶制的城市，从而给城市形象抹黑。

德国以外的灭绝营是另外一回事。其中最糟糕的有三个：贝尔赛克、索比布尔、特雷布林卡，是莱因哈德行动(Operation Reinhardt)的一部分，这三个灭绝营一直开到1941年底或1942年初，1943年底之前才完全消失。这些灭绝营的目标是杀害波兰的两百多万犹太人。

奥斯维辛，是规模最大的、专门从事谋杀的集中营，其最后一次撤离始于1945年1月，当时许多幸存者和其他集中营的囚犯开始了所谓的死亡行军。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卫兵驱赶着虚弱的囚犯，穿越城镇和村庄，去往未知的地方。这时各家各户德国人肯定听到了集中营里虐囚事件的传言，灾难被披露出来。但在此情形之下，当地市民或纳粹党员还是帮助纳粹追捕任何逃跑的人。

苏联红军部队首先发现了灭绝营和纳粹所犯下的滔天战争罪行。在战争期间，克里姆林宫开始进行审判，还派遣了一个名字很长的“负责调查德国法西斯和他们的同伙在苏联领土所犯暴行的国家特殊委员会”(简称CHGK)前往。他们的报告提供了侵略者罪行丰富的细节，令人震惊，而这些罪行往往是在当地人协作下完成的。苏联政府当时选择性地使用了一些材料，然后将其中的大部分放入档案。直到1991年，这一证据才比较容易查到。今天，读者可以在《苏联犹太人黑皮书》(因为苏联审查机构的审查而推迟出版)中找到这份文件的精选译本。《未知黑皮书》(2008)中经常有戏剧性的个人证词。然而直到最近几年，学者们才开始将这一材料和苏联保存的其他文献纳入对希特勒政权和大屠杀更广泛的研究之中。许多工作尚待完成。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这本书参考了许多影像资料。它使用了照片、绘画、宣传图片和许多其他材料作为纪实性证据。我们基于各种不同的渠道，包括官方资料、电影，以及当代业余摄影爱好者、外国人和盟军所拍摄的照片，拍摄了这些不同种类的图像。战争期间，罪大恶极的场景转移到了东欧，德国当局下令全面禁止拍摄大规模处决的照片；禁止拍摄集中营和灭绝营的场景；禁止拍摄撤离或死亡游行以及战争回到德国本土后发生的类似事件。然而，一些士兵或平民，无论是犯罪者、旁观者，甚至是幸存者，都设法拍摄下这些罪行，使之“名垂青史”。“一些抵抗者或潜在受害者冒着生命危险拍下这些照片，记录了所发生的事实。”伊扎克·阿拉德(Yitzhak Arad)就是这么说的。他是一名犹太幸存者，后来逃了出来，在地下作战，最终成为以色列的一名将军，后来成为以色列著名的亚德·瓦谢姆博物馆(Yad Vashem Museum)的馆长。此后，他出版了几本极其重要的书，最近出版的是《苏联大屠杀》(Holocaust in the Soviet Union)。他最早于1990年出版的英文版《大屠杀画报》(Pictorial History of the Holocaust)，现有许多版本。阿拉德指出，尽管就某些主题和事件而言，影像材料很丰富，但一旦涉及东欧的广大领域，我们却很少有照片证据。

本卷书书写了一部第三帝国的最新历史。随着最后的幸存者、目击者和他们的直系亲属的离世，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展出的那些证据，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不可或缺。

第一章 魏玛共和国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

马修·斯蒂伯(Matthew Stibbe)

自1945年以来，历史学家通常试图从魏玛共和国固有的结构性弱点，或从德国历史上所谓的特殊独裁倾向来解释纳粹的崛起——这种独裁倾向可追溯到19世纪甚至更早的时间。他们认为魏玛共和国要么缺乏必要的宪法制约和有责任担当的治国方略，来抵御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极端主义威胁；要么就是受到了1918年以前保守派精英代表的破坏，后者继续主导着军队、司法和行政部门等关键机构，并决心寻找替代议会统治的反民主方案。1914年至1918年四年多的战争，随之而来的1919年苛刻的和平解决方案，20世纪20年代初的极度通货膨胀以及20年代末对美国贷款的过度依赖又摧毁了国民经济，使魏玛共和国特别容易受到20世纪30年代初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总之，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导致了纳粹的成功。

尽管如此，仍有理由认为纳粹的崛起及其在1933年以后的日益成功和广受拥护，是不能仅仅从参照国家发展层面来界定和解释的历史话题。在地区层面，早期纳粹运动及其代表“真实”德国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战后主导巴伐利亚的形势所构建的。在那里，各种各样的保守派、反共和派和极端民族主义团体在1919年至1923年间都在争夺霸权地位。与此同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传达出来的核心信息，例如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反犹太人阴谋论的信念，是整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者和右翼人士对1917年俄国革命和1919年柏林、慕尼黑、布达佩斯以及其他地方掀起的左翼起义取得的暂时军事胜利的普遍回应的一部分。

在德国内政方面，国家社会主义常常被定性为军国主义极端主义运动、基于种族主义拒绝承认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为同胞、对魏玛“体制”毫不妥协的敌意以及对《凡尔赛条约》的暴力拒绝。当然，正如我们将在本章各节中更详细地看到的那样，所有这些事情都是问题所在，但还有更重要的问题：这场运动首先成功地引导了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一系列矛盾情绪和文化焦虑，以及它对现有社会和性别秩序构成的诸多挑战，其次它成功地将这些焦虑转变为德国和整个欧洲新激进民族主义的愿景。

战后巴伐利亚的激进右翼与早期纳粹党

纳粹党，最初被称为德国工人党，后来又被称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由记者卡尔·哈雷尔(Karl Harrer)和铁路锁匠安东·德雷克斯勒(Anton Drexler)于1919年1月在慕尼黑创建，后者在战争期间曾参与了短命的右翼祖国党(Fatherland Party)活动。哈雷尔和德雷克斯勒都认为，德国工人党可以成为使工人远离马克思主义和左翼革命事业的一种手段。他们还与慕尼黑政治边缘的其他各种更阴暗的种族主义团体建立了联系，包括神秘主义者的极北之地(Thule Society)、由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移民团体组成的奥夫鲍集团(Aufbau)以及激进的反犹德意志骑士团(Germanenorden)。阿道夫·希特勒是奥地利出生的德国战争老兵，据说是巴伐利亚帝国军队情报处(Bavarian Reichswehr)的雇员。(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本来是被上司卡尔·梅尔(Karl Mayr)派去刺探情报的，结果1919年9月加入了这个政党。巴伐利亚帝国军队富有同情心的军官们确实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初期资金的重要来源，也是负责培训其准军事部门——冲锋队(Sturmabteilung， SA)的重要力量。

尽管主要是一个政治集团，但早期纳粹也得到了来自各独立武装民兵组织、民防协会以及1919年以后在巴伐利亚和德国各地仍致力于打击军事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退伍军人团体的支持。最极端的是弗朗兹·里特尔·冯·埃普的追随者。弗朗兹是一位授勋的陆军上校，也是自由军团(Freikorps Epp)的指挥官。埃普自由军团是一支志愿旅，曾于1919年5月在哥达附近的奥尔德鲁夫基地充当先锋，对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实行了残酷镇压。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些后来的成员(和领导人)也加入了非正规的军事组织，于1919年至1921年在德国东部边界上，特别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上西里西亚，对波兰人、布尔什维克和其他的“敌人”作战。与此同时，希特勒、德雷克斯勒(Drexler)和经济学家戈特弗里德·费德(Gottfried Feder)一起，于1920年2月参与制订了该党的第一个方案，即所谓的“二十五点”(Twenty-Five Points)。在此之前，哈雷尔已经辞去了党内职务，德雷克斯勒很快发现自己被排挤到权力中心之外，到1921年希特勒就成了唯一的领袖。

对犹太人、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仇恨；认为帝国军队在1918年11月被国内叛徒“背后捅了刀子”的信念；以及对含糊其词、所谓不分宗教派别的“正面基督教”(Positive Christianity)运动的献身，都是纳粹在战后几年里的主要宣传主题。例如早期加入奥夫鲍集团和纳粹党的波罗的海裔日耳曼宣传家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负责在慕尼黑媒体上宣传反犹的、沙皇时代的伪造品《锡安长老会纪要》，希特勒对所谓的“犹太人-布尔什维克”威胁的新看法明显受到了其影响。后来，他成为党报《人民观察家报》(Volkischer Beobachter)的编辑，并一度被公认为纳粹党的“首席思想家”。富有的记者兼剧作家迪特里希·埃卡特(Dietrich Eckart)是希特勒最早的导师之一，曾在1920年12月帮助该党购买了《人民观察家报》。他认为德国的民族“觉醒”只会发生在反对他认为的“我们内部和周围的犹太唯物主义精神”的斗争中。历史学家德里克·黑斯廷斯(Derek Hastings)说，除了埃卡特，早期的纳粹党也受到了其他各种天主教种族主义思想家的影响，并被批评者贴上了“基督教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教派”的标签，呼吁对犹太人进行新的清洗运动。这一情况直到1923年9月才有所改变，当时希特勒与坚决反天主教的德国战斗联盟(Germany Combat League)结盟。这是一个由“爱国”退伍军人团体、新教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在纽伦堡的德国日(Germany Day)组成的短命联盟，从此他疏远了最初的一些天主教同情者。

尽管天主教的宗教形式是否对早期纳粹思想形成有影响仍存在争议，但更广泛的共识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最初在观念上非常褊狭，局限于南德，即使它在1920年至1921年成功地在巴伐利亚州边界以外建立了几个分支。1920年8月，希特勒前往奥地利萨尔茨堡，参加德国中西部、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国家社会党派发起的会议。所有这些党派赞同纳粹党纲领(“大德国区所有德国人联合起来”和“废除《凡尔赛条约》和《圣日耳曼条约》”[1])的第一条和第三条。作为一个在战前的林茨和维也纳长大的年轻人，希特勒非常钦佩奥地利泛德国思想家乔治·里特·冯·舍纳尔(Georg Ritter von Schonerer)——后者把对犹太人、捷克人、政治天主教和多民族的哈布斯堡政权的仇恨同等程度地加在一起。现在，他试图使这些想法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战后地缘政治环境。

至少在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里，他工作的重点是在地区范围内树立该党的形象，消除来自德国社会党等对立右翼集团的竞争。1922年10月，希特勒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他和他的800名支持者参加了在巴伐利亚以北的科堡举行的“德国日”，并与来自相邻的图林根州的左派反对者进行了斗争，这些左派反对者支持了当地工会抗议该镇上的军国主义者。那天最后，希特勒与前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卡尔·爱德华(Carl Eduard)以及他的追随者一起畅饮了一番。卡尔·爱德华后来成为党内和党卫军中引人注目的官员，他是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和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昔日的英国皇室成员(直到1919年被剥夺了头衔)。他也曾是一名士兵，与各种反共准军事组织有联系，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埃哈特旅(Ehrhardt brigade)和自由军团(Freikorps Epp)。大概同一时间，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功地说服了国家社会党纽伦堡分部的大部分人，包括反犹主义者、乌合之众的煽动者朱利叶斯·斯特雷彻(Julius Streicher)，让他们任其支配。伊恩·克肖表示，此举成功地将该党的党员人数翻了一倍，达到了约2万人。与当时在德国“国家”层面存在的种族主义团体，比如泛德联盟(Pan-Germany League)和人民防卫与反抗联盟(German Volkisch Defence and Defiance League)相比，这个数字仍然很小，但足以在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弗朗科尼亚以及更具天主教色彩的巴伐利亚地区的政治舞台上产生重大影响。

1923年危机

1923年期间，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员人数剧增。到1923年11月，这个数字已经达到55万，但其核心支撑部分仍然主要集中在慕尼黑。这一年初，因为此前德国拖欠了和平协议规定的应支付的赔款，法国和比利时占领了鲁尔工业区。入侵的军队打算没收制成品和原材料，以代替缺失的金马克存款、木材和煤炭货物。柏林的帝国政府这时得到了来自各个政治派别的支持，于是宣布一项被动抵抗政策，但这种打算部分落空了。在鲁尔的德国工人被指示进行罢工，而不是服从法国和比利时军事当局发布的交货命令。越来越多的钱被印刷出来用以支付他们待在家里的费用。反过来这又意味着，早在1922年夏天就已经开始恶性通胀，加之之前1914年至1922年创纪录的“普通”通胀，通货膨胀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到1923年秋，基本食品的价格每天都上涨几次，11月5日每公斤黑面包的价格达到780亿马克，11月19日达到骇人的2330亿马克。中产阶级的储蓄被冲洗一空，数百万家庭面临着贫困和饥饿，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前途风雨飘摇。除了1923年11月在慕尼黑以失败告终的“啤酒馆政变”(本章本节会有更多关于此内容的讲述)之外，古斯塔夫·斯特雷斯曼(Gustav Stresemann)领导下的新帝国政府还面临着10月左翼在图林根州、萨克森州和汉堡发动的起义。因此，政府被迫动用紧急权力恢复国内秩序，并以协约国可以接受的条件结束鲁尔危机。

在巴伐利亚，入侵鲁尔引起的愤怒与德国的其他地方程度相当。根据《凡尔赛条约》关于协约国15年内可以在莱茵河以西的德国领土上驻扎军事力量的规定，作为巴伐利亚的一部分，普法尔茨(the Palatinate)从1920年起就有法国士兵在此驻扎。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巴伐利亚人和其他人一起抗议法国使用北非和西非军队来充实其占领军(按照当代德国的说法，这是“莱茵地面上的黑色耻辱”)。对鲁尔的入侵虽然只涉及欧洲军队，并不影响到巴伐利亚领土，但这被视为另一次挑衅。然而有趣的是，希特勒运动针对德国的大多数其他民族主义团体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拒绝支持消极抵抗政策，反而呼吁首先进行反对柏林政府的全国起义，与法国的任何军事清算倒是排在其次。这也让纳粹党与德国北部的各种极右翼团体产生了冲突，这些团体为了对抗法国的“帝国主义”和西方的“金融资本主义”而与共产党结成了奇怪的临时联盟。他们中的恩斯特·祖·雷文特洛伯爵(Count Ernst Zu Reventlow)甚至撰文参与了关于“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主题的讨论，这些文章在鲁尔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发表在共产党的日报《红旗》(Die Rote Fahne)上。

虽然这些团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1922年10月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进军罗马”(March on Roman)成功的鼓舞，希特勒极端反共和的立场却赢得了那时正在德国南部争夺霸权的、更广泛的右翼领导人和军国主义团体的同情。例如，通过参与上述战斗联盟，前战时陆军军需官上将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表示，他愿意与纳粹和其他阴谋活动组织合作，为新的准军事部队提供培训。这违反了《凡尔赛条约》的裁军条款。令他们厌恶的是，柏林的斯特雷斯曼政府似乎决心履行这些裁军条款。

更复杂的是目前巴伐利亚政治和军事当局(尤其是负责维护慕尼黑法律和秩序的“三巨头”)采取的立场。三巨头分别是巴伐利亚州州长古斯塔夫·里特·冯·卡尔(Gustav Ritter von Kahr)，巴伐利亚州警察局局长汉斯·里特·冯·西瑟(Hans Ritter von Seisser)和驻巴伐利亚德国国防军(the Bavarian Reichswehr)司令奥托·冯·洛索(Otto von Lossow)。他们的态度对任何政变企图能否成功实现都至关重要。尽管他们都坚决反对共和制，但在政治上和国家社会主义有巨大分歧。尤其是卡尔，在他的社会民主党前任约翰尼斯·霍夫曼被罢免后，他在1920年至1921年期间担任巴伐利亚州长，与其说他是大德国民族主义者，不如说他是一个保守的君主主义者和巴伐利亚分裂主义者。尽管如此，他在任职期间一直拒绝将右翼极端分子移交给柏林，并在1921年至1923年担任巴伐利亚区长期间继续阻止引渡请求。1923年9月26日，作为巴伐利亚政府对柏林决定结束在鲁尔进行的斗争的初步回应，他被任命为握有紧急权力的国务委员。此后，他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下令将100多名外国出生的犹太人驱逐出巴伐利亚——这显然是对极右翼观点的让步。

在1923年11月8日至9日发生的戏剧性事件中，卡尔和他的君主制伙伴西瑟和洛索动摇了，尽管起初他们仿佛是受到了胁迫，而同意了希特勒、鲁登道夫和战斗联盟共同策划的在慕尼黑发起“全国起义”的阴谋，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在没有警察和德国国会支持的情况下，这场政变最终被证明是一个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他们只想游行穿越慕尼黑市中心、夺取对巴伐利亚战争部大楼的控制权并抓捕一些市议会议员作为人质，因此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巴伐利亚王位继承人鲁普雷希特(Rupprecht)和慕尼黑大主教红衣主教迈克尔·冯·福哈伯(Michael von Faulhaber)均拒绝批准该政变。巴伐利亚州首府的大多数国防军(Reichswehr)军营和警察指挥所也拒绝交出武器或与阴谋者为伍。尽管如此，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决心在11月9日的早晨执行他们的计划。在慕尼黑市中心统帅堂(Feldherrnhalle)前面的音乐厅广场(Odeonsplatz)上，14名叛乱分子在与武装警察和军事小分队激烈的枪战中丧生，4名警察也在枪战中身亡。希特勒逃离现场，因此招致鲁登道夫的不满，但几天后希特勒就被捕了。

接下来1924年2月至4月进行的审判成为国际和国内宣传中的重要事件。希特勒被判叛国罪，并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而鲁登道夫被判无罪释放。希特勒以此审判为宣传平台，提出了他有些误导性的极端民族主义观点，声称自己是该阴谋的唯一政治领导人，从而把鲁登道夫的贡献边缘化。该判决出乎意料地宽大，反映出主审法官乔治·尼特哈特(Georg Neithardt)带有保守倾向的同情心，而且还拒绝考虑帝国政府官员关于在该纳粹领导人刑期结束时将其驱逐回他的祖国奥地利的要求，理由是保护国家免受外国出生的煽动者侵害的法律，“不适用于像希特勒这样特别具有典型的德国人思维方式的人”。

希特勒被囚禁在位于巴伐利亚首府以西约40英里处的兰德斯堡监狱(Landsberg Fortress)，与他一起被囚禁的还有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赫斯随后于1933年成为该党的二把手。在判决宣布后的几天里，一份名为人民集团〔民族-种族主义者集团(Völkischer Block)〕，实际上就是当时已经被取缔的纳粹党的候选人名单，在4月6日的巴伐利亚州议会选举中赢得了17.1%的选票，在5月4日的德国国会选举中赢得了16%的巴伐利亚州地区选票。慕尼黑人民集团，在这两次选举中的支持率甚至更高，分别为34.9%和28.5%。这一出人意料的成功，加上在德国部分地区的非法夺权行动中未能获得警察和军事支持的教训，使得当时的希特勒确信，通往未来胜利之路须穿过投票箱，这也是他在自传《我的奋斗》中得出的结论。《我的奋斗》大部分是在兰德斯堡写就的，最终在1925年和1926年出版了两卷。

相对稳定

德特列夫·J. K. 佩克特(Detlev J. K. Peukert)等人曾将1924年9月描述为魏玛共和国的“欺骗性的稳定”时期。1923年10月至11月，一种新的货币，地租马克(the Rentenmark)被推出，尽管以数百万小储户和养老金持有者的损失为代价，但其使得恶性通货膨胀戛然而止。随后，根据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对赔款进行了修订，该计划还使得美国向德国提供了新的贷款。尽管斯特雷斯曼作为帝国总理于1923年11月下台，但此后他任数届联合政府的外交部长职务，直到1929年10月他突然去世。在他的主导下，德国于1925年签署了承认其与西方邻国边界的《洛迦诺公约》，于1926年加入国际联盟，就协约国1927年至1930年间分阶段从莱茵兰撤军进行了谈判，撤军比《凡尔赛条约》规定的时间表提前了5年。德国与西方的关系，特别是与法国的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并在1929年至1930年，根据《杨格计划》(the Young Plan)完成了对赔款支付的进一步修订。

斯特雷斯曼围绕外交政策建立起来的一些共识也延伸到国内。在此期间，德国国内对极右翼政党的支持无疑明显减少了。例如在1924年12月的德国国会选举中，人民集团(Volkischer Block)在巴伐利亚州的得票率从16%降至5.1%，而在整个德国该集团的得票率仅为3%。在1925年3月的第一轮总统选举中，鲁登道夫作为该集团的候选人，只赢得了灾难性的1.1%选票，并且退出了竞选，这无疑让希特勒感到满意。希特勒在服刑仅9个月后被释放，并于1925年2月正式对纳粹党进行重建，但该党一开始也很难在选举中取得任何进展。在1928年5月国会选举的第一次全国支持率测试中，它只获得了2.6%的选票，甚至在其巴伐利亚腹地，它的得票率也不到6.4%；在柏林，其结果只有微不足道的1.6%。诚然，其党员人数继续增加，到1928年底达到10万人左右，但纳粹党企图在工薪阶层生活的地区重建对它的支持却落空了。直到1927年，德国大部分地区禁止希特勒公开演讲，甚至在普鲁士这个最大的州禁令一直持续到1928年。

即便如此，也不能将这些“荒野年代”视为纳粹党完全失败的时期而对其不屑一顾。一方面，正如克肖所指出的那样，希特勒极力要做的是获得“对这次运动完全的掌控权”，在共同承诺消灭“马克思主义”和摧毁所谓的“犹太共和国”的基础上，既要留住老的支持者又要赢得新的追随者；另一方面，该党的结构得到了彻底改革，如今在民众中展开宣传，比进行准军事活动更受重视(尽管定期被禁止，偶尔也会有冲锋队各级内部的公开反抗，但准军事活动仍然很重要)。纳粹党在下巴伐利亚的前特工格里格·斯特拉瑟(Gregor Strasser)被带到慕尼黑，领导该党新的政治部。他的职责是在德国各地设立分支机构，并确保只有获得政治部正式批准的人才能代表党发言。然而他的权威却被地区高莱特(Gauleiter，地区党部部长或叫政党领导)的权威所制衡，后者被任命是因为他们对希特勒的绝对忠诚超越了他们对政策的考量。党的政治部和高莱特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不可避免的，但将该党所有成员团结在一起的是他们都相信德国在1918年因“内部敌人”的阴谋而被迫屈服，而实现国家复苏的唯一现实途径是在言论和行动上对左翼和犹太人采取无情打击的政策。

在这段时期，一个特别重要的党员是未来的帝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他是一个能够蛊惑人心的莱茵兰人、仇犹者和离经叛道的天主教徒。和斯特拉瑟一样，他最初希望更多地强调国家社会主义的反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因素。1926年9月，他成为柏林的高莱特，在那里他多次组织与共产党的暴力冲突，并在1930年5月，成为纳粹党在慕尼黑的中央宣传处的负责人。与此同时，总体政治重心的变化并没有帮助纳粹党在全国范围内遍地开花。事实上，希特勒在1926年2月于班贝格(Bamberg)召开的一次党内高级官员会议上明确表示对这一举措不予考虑，他在会议上谴责布尔什维克主义是“犹太创造”，称意大利和英国为“天然盟友”，并重申他支持1920年的“二十五点”。纳粹党在全国影响力的建立倒是更多地得益于其他极右翼团体土崩瓦解、相互交战和群龙无首的局面。例如，上文提及的雷文特洛伯爵，于1927年退出了敌对的边缘政党，加入了纳粹。尽管他与戈培尔以及柏林的纳粹党其他主要人物关系紧张，但他们还是能一起共事。

当然，自1923年到1927年，德国的政治氛围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柏林联合政府频繁变化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更开明的意识，即可以让议会政府为人民服务。例如为新住房计划提供慷慨的公共融资，以及为大多数工薪阶层创建一个全国性的、由政府支持的失业保险计划。在这样的背景下，纳粹宣扬的讯息在很大程度上显得无关紧要。尽管如此，许多普通的中产阶级仍然没有被争取到共和制这边来。其中的一个早期迹象出现在1925年4月举行的第二轮总统选举期间。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前武装部队总司令、贵族出身的陆军大元帅兴登堡出人意料地战胜了共和派主要派候选人、天主教中央党(Catholic Centre Party)的威廉·马克思(Wilhelm Marx)。更令人吃惊的是他甚至都没有参加第一轮竞选。

尽管保罗·冯·兴登堡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专制的君主主义者，但在最初担任总统的头五年里，他基本上不参与政治事务，似乎是接受了议会制度。在1928年5月的国会大选后，他甚至同意任命一个由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穆勒(Hermann Muller)领导的新政府。然而他支持了军队企图保护自身不受“毫无根据的”公众批评或者不接受对其活动进行民主监督，这方面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做法偶尔会引发激烈的国内争议，比如左翼分子试图揭露国会在海外(特别是在苏联)使用秘密资金和关系，在违反《凡尔赛条约》限制的情况下，推行秘密重整军备的政策，但遭到了阻挠(或被谴责为“不爱国”)。1928年10月，穆勒政府是否会按照其前任制订的计划，着手建造一艘小型战舰装甲巡洋舰A(Panzerkreuzer A)这种相对来说的小事情再次突出表明，国会特别是在库尔特·冯·施莱彻(Kurt von Schleicher)将军领导下的国会，决心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对国防政策的控制。

1925年的总统选举和兴登堡的胜利是在魏玛德国战争纪念这种钩心斗角的政治活动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事件，表现在“人民的候选人”马克思(共和国的黑红金)和帝国兴登堡的候选人(旧帝国的黑白红)使用了对立的颜色。像钢盔队(Steel Helmet)这样的右翼老兵团体(在20世纪20年代拥有30万至35万成员)早就接受了兴登堡于1919年首次提出的谎言(myth)，即德国帝国军队战败是因为国内民主政客的“背叛”，而不是在战场上被打败。1924年3月后，(钢盔队)拒绝接纳犹太人，把重点放在纪念战场的丰功伟绩上，比如与自己有关的战役，1927年落成的巨大的坦能堡纪念碑(Tannenberg Memorial)修建在兴登堡(1914年9月在东普鲁士对决沙皇军队而大获全胜的著名战役地点)的附近。合伙反对他们的是拥护共和政体、反战和主要唯社会民主党人马首是瞻的“黑红金”国旗队(Reichsbanner Black-Red-Gold)。该组织成立于1924年，1925年至1926年期间其成员增加到90万人左右。最近本杰明·齐曼(Benjamin Ziemann)认为“国旗队”在魏玛共和国的纪念文化中有很强的影响力，但不足以确保压倒那些主张反共和、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的观点，以及完全主导关于战争经历的民主叙事。因此，“战争记忆”仍然是支离破碎的，是政治斗争话语的场地，而不是建立民族团结意识的手段。

然而，“战争记忆”不仅仅是老兵及其家人的问题。正如历史学家迈克尔·威尔特(Michael Wildt)所说：“对于德国的青少年来说，他们年龄不够，没有被征召入伍。然而他们毕竟长大了，不可能把那场战争只当成一个遥远的童年回忆。那场战争也成为他们的肉中刺，提醒他们错失了一个可以证明自己能力的机会。”尤其是相当一部分狂热的纳粹分子，都出生于1900年至1910年之间，他们后来在党卫军或党卫军的精锐安保组织黑衫队(schutzstaffel)中一路飞黄腾达，直至担任高级职务。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他1923年加入纳粹党，1929年被希特勒任命为党卫军司令(Reichsftihrer SS)，当时年仅29岁。战后德国海军军官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于1931年被任命为党卫军情报部门负责人，1939年升任党卫军安全总局局长，当时年仅35岁。这些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新兵加入了纳粹党及其警察和恐怖机构，他们属于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这种环境不是由共同的阶级利益意识，或对共同战争经历的记忆黏合在一起，而是由对国家社会主义这一意识形态世界观的坚定信念连成一体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从自由团老兵和冲锋队的黑衫军中招募来的，就像自由团老兵和冲锋队的黑衫军一样，他们也被纳粹党领导原则背后的军国主义价值观、男权意识所吸引。然而，吸引他们的还有其他东西，即纳粹竭力将战后世界描述成一个被政治动乱、性混乱和经济动荡永久统治的地方，“和平”即使在1924年至1929年的那些年里也只不过是海市蜃楼。由此看来，摆脱这种永久紧急状态的唯一出路在于由一场运动提供等级制度和纪律，这个运动比任何其他民族主义小团体更能够以建立激进的社会秩序的名义来使暴力合法化并动用暴力。

最后，从更为平淡的意义上看，“希特勒运动”在争取全国声望的运动中得到了新的推动力，这是由于在1928年5月选举中表现不佳的DNVP或称德国国家人民党(Germany National People’s Party)所采取的激进的右翼运动所造成的。1928年间，德国国家人民党参加了各种“资产阶级”联盟，但拒绝为1928年6月上台的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政府服务。相反，它选出了一位新的领导人——新闻大亨阿尔弗雷德·胡根堡(Alfred Hugenberg)。他决心利用自己庞大的媒体帝国暗中支持针对魏玛的“全国反对”阵线的重新结盟和巩固的进程。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也是在钢盔队、泛德联盟、国家乡村联盟和纳粹党的支持下，1929年7月胡根堡发起了一场反对《杨格计划》的全民公投运动，《杨格计划》是解决德国向协约国赔款事宜的修改方案。

公投最终在1929年12月22日举行。仅赢得580万张选票让其支持者明显感到失望，因为票数远低于迫使政府改变政策所需的2100万张选票。尽管如此，纳粹由于参与了这一民族主义的联合计划而成功地获得了知名度。在1929年至1930年冬季所举行的地方选举中，他们的表现略有改善。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利用德国国家人民党内部的分歧和弱点。例如，纳粹党反复指出德国国家人民党在1924年批准了《道斯计划》；在竞选资料中加入对帝国总统兴登堡和穆勒政府的猛烈攻击；以及支持泛德联盟提出的、但遭到德国国家人民党温和派反对的建议：在公投中增加一项将使任何寻求批准《杨格计划》的政府部长都可能因叛国罪而受到刑事起诉的声明。这样从1930年开始，纳粹党就能够慢慢地智胜和取代德国国家人民党，成为所谓的“青年党”主要的和更活跃的右翼反对派。

大萧条及其后果

历史学家对于如何评价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德国经济复苏的稳定或不稳定程度一直存在分歧。然而，尽管纳粹在《杨格计划》公投期间表现出坚持民族主义，并在1930年突然成为关键反对党，但成为许多人共识的是纳粹本身并不是1933年他们上台的主要决定因素，大萧条给德国带来的经济灾难，比纳粹党做没做什么事情重要得多。这首先是1929年10月底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崩溃引起的，并在1932年初达到最严重的程度。当时有600万德国男子失业，工业生产总值下降到1928年记录水平的58%。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大萧条加速了上述右翼势力的重新结盟，在20世纪20年代“稳定”的表面下酝酿的一场更为普遍的“古典现代性危机”(Peukert)，大萧条将其推向紧要关头。虽然魏玛时代的社会改革中的一些项目在1930年以前比其他项目更成功，但都戛然而止，国家支持的失业保险基金很快就在需求的重压下崩溃了。保守派经济学家和商人现在要求限制工会权力，认为工人的工资在经济繁荣时期太高了。面对自1924年以来食品价格持续下跌的局面，1929年经济紧缩更使之雪上加霜。农业专家预测，除非采取激进措施增加关税保护或政府补贴，再或者结合两种措施，否则农业部门将很快崩溃。教会和政治领袖，甚至一些工会老板联合起来反对所谓的双赚(Doppelverdiener)，即将“自私”的已婚妇女留在工作岗位上，而不是让她们回到家中为男性或单身女性让路。最终，1932年5月国会通过了一项允许解雇在政府就业(stateemployment)的已婚妇女的法案。随着魏玛时期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加，人们也开始呼吁寻找新的解决方案，以解决预测者提出的可能成为“过剩的一代”(永久失业毕业生)的问题。反犹太主义学生团体很快加入了这场辩论，他们寻求更直接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办法是对上大学的犹太人人数加以限制。

与此同时，左翼人士加紧了他们针对废除《刑法典》第218条禁止堕胎的规定的长期运动，在此过程中，他们将妇女的生殖权利作为阶级斗争和改善普通工人生活斗争的一部分。为了影响政府的政策，许多“非政治”型专家也提出了激进的削减福利法案的新方法，例如通过推行“有遗传病的患者”“自愿”绝育的方案(后来这一方案在1933年被纳粹强制执行)；将城市长期失业者重新安置到农村土地安置点，以及为失业青年建立新的劳动服务计划。除了反对双赚运动的部分例外，很少有迹象表明保守派希望回到1914年以前。一些人把“危机”本身视为一种创造力，尤其是那些预言社会革命的发生和资本主义终结的共产党人，以及鼓吹民族革命以及“净化性”暴力和“行动”的新政治的国家社会主义者。

民主价值观也被体制本身的支持者大大削弱了。早在1930年3月27日，赫尔曼·穆勒领导的大联合政府因未能就未来失业福利水平达成妥协而垮台之前，联合政府中的中间党派和中右翼政党曾计划组建一个新的少数党政府，由同样的紧急状态下总统权力做支撑。兴登堡听从了他的军事和文职顾问圈子里的反共和分子的建议，拒绝把紧急状态下总统权力交给穆勒。[2]后者的继任总理，保守派天主教中央党(Catholic Central Party)政治家海因里希·布鲁宁(Heinrich Bruning)决定，无论有没有国会多数人的支持，都要大幅削减公共开支。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使自己变得越来越依赖兴登堡的恩宠，导致了议会统治的实际中止，取而代之的是更专制的总统政府。

新的政治气候使得纳粹受益，他们在1930年9月的选举中取得了第一次全国性的重大突破。选举是在兴登堡下令1928年议会提前解散时举行的，兴登堡的目的是为布鲁宁削减预算赢得某种多数人的赞同，但这是注定会失败的。相比之下，社会民主党、德国国家人民党和较小的中间党派发现自己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问题上都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不得不在国会为布鲁宁的经济措施提供战术支持，结果信誉扫地。事实上，唯一能在1930年9月增加选票份额的政党是共产党，尽管该党比纳粹温和得多。与此同时，由于国会代表未能尊重选民的反紧缩裁定，在没有任何其他可行方案可供选择的情况下继续“容忍”布鲁宁的少数派政府，议会体制变得更加声名狼藉。当在特定情况下不能再“容忍”时，兴登堡只是根据宪法第48条宣布停止立法，从而回避了议会批准的需要。

事实上，国会议员们聚集在一起的次数越来越少，开会的次数从1930年的94次减少到1931年的42次，到了1932年只开会13次。政治争论现在从议会转移到了街头，身着制服的对立派们，如冲锋队、钢盔队(Stahlhel)、国旗队和共产主义红色阵线战斗者联盟(the Communist Red Front Fighters’ League)之间的武装冲突时有发生，特别是在选举期间。从1930年3月到1931年3月，出于政治动机的战斗已经夺去了多达300人的生命，在接下来的一年以及更长的时间里，死亡人数进一步上升，另有数百人严重受伤。虽然纳粹有时会因为与这些暴力有明确的关系而受到负面宣传，但他们在声誉上也收获良多，成为最愿意与令人畏惧的共产党人较量的组织。1931年1月，冲锋队的成员为10万人，1932年1月为290 941人，1932年8月为445 279人，现在钢盔队远远落后了，但仍有约35万人。

与此同时，纳粹党更多在幕后耍的花招，不仅让议会也让整个魏玛政治体系在1932年夏天几乎陷入停顿。例如，当年5月12日，曾在穆勒和布鲁宁政府任职的高级军事将领威廉·格罗纳(Wilhelm Groener)被迫辞去了总理一职，原因是他多年来成功地与社会民主党合作，虽然他远未被说服，但他首先支持并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对冲锋队的禁令。军队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德国国防部(Reichswehr Ministry)国务秘书、军方和政党之间的关键调停人库尔特·冯·施莱彻，似乎担心格罗纳甚至还有布鲁宁仍然执着于凡尔赛体系及其裁军条款。在一劳永逸地推翻1919年强加给德国的所有军事枷锁的计划中，希特勒运动现在被视为一个可能的盟友，尽管职业军人也对冲锋队中要求将右翼准军事组织纳入国防军(the Reichswehr)的那些人深表怀疑，但还是喜欢假装相信冲锋队仍然是一个致力于“国家观念”而非“政治”的机构。

更糟糕的是，1932年7月，布鲁宁的继任者，时任总理、高度独裁和极端保守的弗朗兹·冯·帕彭(Franz von Papen)，下令对在普鲁士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普州政府发动非法政变，并立即将其部长和高级警察局长，特别是那些负责执行当时已被推翻的冲锋队禁令的人免职。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刻，因为在那之前，普鲁士一直是德国民主宪政的大本营之一。11天后，纳粹从7月31日的国会选举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大的政党，赢得了37.3%的全国选票和230个席位，取得了重大成绩，但仍未达到绝对多数。到目前为止，问题已不再是魏玛共和国能否生存下去，而在于谁能取代它：是由希特勒领导、拥有全部总统权力的政府(即由希特勒支持、并在国会中占据多数席位的联盟)，还是一个由军队支持的独裁政权。由于兴登堡仍然拒绝考虑第一个选择，而希特勒在1932年8月被提议担任帕彭领导的政府的副总理时拒绝了第二个选择，所以德国政府继续陷于瘫痪状态。军队方面对帕彭内阁口头支持德国重整军备做出了积极回应，却与施莱彻提出的计划保持了距离。施莱彻曾让自己担任帕彭政府的国防部长，招募冲锋队成员加入由政府支持的新民兵组织，接受未具体说明的军事化培训。

最后，大萧条加剧了已经非常严重的分歧，即温和的、支持共和的社会民主党(SPD)与更为左翼的、支持布尔什维克和(自1925年以来)支持斯大林的共产党(KPD)之间的分歧，回到了1914年至1919年的战争和革命时期。两党都公开宣称自己是反法西斯的，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选举中，两党继续获得36%至38%的全国选票。社会民主党代表的是那些仍有工作的工人，实际上，在布鲁宁的紧缩措施下，他们的实际工资随着食品和其他价格的下跌而略有上升。社会民主党几乎成功地保住了其作为有组织劳工的主要政党地位。然而，随着大萧条的加深，它失去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失业者和贫困化的城市选民的支持，把他们拱手让给了更为激进的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对布鲁宁的“容忍”令工人阶级大失所望，共产党也能够从这一点中获利。

看起来，这两个左翼政党都不愿意与对方合作共同反对纳粹主义。例如，共产党于1928年7月至8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六届世界大会上通过了严格的“阶级对立”政策。这导致它谴责钢铁阵线(Eiserne Front)，称之为“社会法西斯”。钢铁阵线是一个新的共和国防御组织，由社会民主党于1931年12月建立，并得到了自由工会、工人体育协会和国旗队的支持。共产党与斯大林在国际问题上的想法一致，“钢铁阵线”的代表也被谴责为“德国资产阶级的党羽”“法国和波兰帝国主义的志愿代理人”，以及与资本主义西方结盟的德国有计划、有步骤地滑向“温和”的法西斯主义预兆。“钢铁阵线”也反过来批评了共产党对苏联的严重依赖及其对斯大林主义教条赤裸裸的信奉，还批评了共产党主导的红色阵线(Red Front)经常在德国各地城镇与冲锋队发生冲突时使用更暴力、更具对抗性的战术。更广泛地说，它拒绝左派和右派的极端主义，并拥护《魏玛宪法》和法律制度，认为这是工人权利的最佳保障。后来，在1933年8月于巴黎举行的劳工和社会主义国际(LSI)会议上，当遭到质问而对更有争议的政策——即为何“容忍”布鲁宁(从1930年10月到1932年5月)而不是对政府削减开支采取强硬立场——进行辩护时，社会民主党主席奥托·韦尔斯(Otto Wels)宣称：“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受到了环境的驱使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被迫选择了一种不那么邪恶的政策……我们最终屈服，是因为600万失业者造成的压力。”

德国的社会民主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之间的分歧在1932年初最为明显，当时社会民主党和其他中间派政党一起，在两轮总统选举中支持兴登堡，使之成为最有可能击败希特勒的人。而此时共产党则提名自己的领导人恩斯特·塔尔曼(Ernst Thälmann)为革命工人阶级的候选人。[3]此外，在1932年夏天，冲锋队和红色阵线在激烈的街头战斗中反复攻击对方和警察。无可否认的是，在1932年底的某些地区，对立的工人党之间有了更多合作的迹象，包括试图建立一个“共同的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无产阶级阵线”。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在国家层面合作，纳粹本来是可以被阻止的，然而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正如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所说，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而且社会民主党决心继续保持其最后一个权力堡垒，即在普鲁士统领州政府(和州警察)的地位。这就要求他们与中右翼的“资产阶级”政党达成某种形式的妥协。这是他们至少在7月20日帕彭政变之前(事实上，直到7月20日之后，社会民主党部长在针对帕彭政府的法律诉讼中继续以合法统治者的身份出现)试图建立平衡的行为。

是谁在支持纳粹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纳粹并没有创造出能够使他们在1933年掌权的社会环境，希特勒也不是以多数票当选的，而1932年社会民主党被非法驱逐出普鲁士政府的社会环境也不是其自身的责任。然而，纳粹除了从左翼阵营分裂中获利外，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选举斗争中，对老牌中产阶级新教政党的选举支持几乎完全崩溃，纳粹也因此受益。这些政党在面对大萧条的灾难时未能紧紧抓住选民；而对布鲁宁采取的不得人心的通缩政策，也不愿提出可以替代它的其他经济方案。1930年9月，这一问题在国家层面上第一次表现得清清楚楚，当时纳粹党以及各种右翼地区特殊利益集团都从保守的德国国家人民党(DNVP)和中右翼的德国人民党(DVP)的失败中获益。1932年7月更是如此，当时由于政见不同而四分五裂的小政党的大批支持者也转变为国家社会主义者。

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保持稳固地位的德国北部和西北部农村新教地区，有一种脱离魏玛党(Weimar Party)的文化转向。在这些地区，选民长期以来感觉遭到柏林历届政府的忽视，甚至在1928年，德国国家人民党和德国人民党的支持率也出现下滑，而特别利益党派的支持率则高达14.1%。正如理查德·贝塞尔(Richard Bessel)所指出的，1929年8月之后，在民主德国，冲锋队的暴力也有助于在农民、农民的儿子和小商人中争取到新的支持。这一点在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尤为明显。在这些地区，如果遭到突然袭击，普鲁士警察或左翼反对派无法轻易派遣增援部队。在靠近波兰边境的地区也是如此，冲锋队偶尔还会与国防军的边防部队(Grenzschutz)进行非正式合作。在南部的巴伐利亚州弗兰肯行政区(Bavarian Franconia)，新教城镇科堡于1929年6月选举出第一个纳粹占多数的地方委员会。但此后对纳粹的支持方面最惊人的突破出现在德国另一端的普鲁士的一些辖区，诸如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和波美拉尼亚(Schleswig-Holstein and Pomerania)，纳粹在1930年9月分别赢得了27%和24.3%的选票(全国平均得票率为18.3%)， 1932年7月分别上升到51.1%和48%。

纳粹党最初在北部地区获得了相当大一部分农村和辖区中下阶层的选票，1930年在东部地区略微缩小。但到1932年7月，纳粹党的选民人数增加了一倍多，而且很有可能成为泛民的政党，在所有社会阶层和全国各地都有大批追随者。将1932年7月的结果与1930年9月的结果进行比较，很难判断全国各地支持率的增加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纳粹宣传的成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归功于上文所提及的20世纪20年代以来魏玛德国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变化。当然在这个时候，忏悔和阶级忠诚在德国仍然很重要，而新崛起的白领阶层和在早期高通胀危机中失去了许多传统金融安全的向下流动的中产阶级，则在一定程度上侵蚀着他们。在德国南部和西部的天主教地区，纳粹的表现明显较差，民众对中央党或相当于中央党的巴伐利亚人民党的支持仍然很强有力。同样，来自工业区和大城市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社区的选民倾向于紧跟社会民主党或共产党。然而，就像蒂姆·梅森(Tim Mason)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承认的那样，左翼政党大约有1300万稳定的支持者，最多只占德国无产阶级家庭成人总数的一半。天主教的工薪阶层通常支持中央党，而其余的则由数百万农村劳动者、工匠、手艺人、小商人、退休和半退休的战争伤残人士、失业的退伍军人和非工会成员组成。这些人与新教的中下阶层类似，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天主教或老式普鲁士保守主义等既定意识形态保持非常松散的联系。

随着危机的加深，(新教)中上阶层的成员，精英阶层的医生、牙医、律师和大学教授等人，也倾向于将对德国国家人民党或德国人民党的忠诚转向支持纳粹。但是这些人1932年，其他新的纳粹选民在这个阶段是否完全被国家社会主义所说服，仍然值得怀疑。事实上，在纳粹党的大部分选举宣传中，被认为是德国民族复兴“最后希望”的，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而是希特勒或“希特勒运动”。作为宣传部长的戈培尔，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驾驭的挑战是，如何在只有三分之一多一点的选民愿意向国家社会主义者提供支持的基础上扩大该党的选举基础。在他的内心深处，念念不忘的还有600万张选票——这600万张选票曾在1932年4月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中让希特勒与成功的候选人兴登堡之间拉开了距离。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尽管纳粹党一跃成为国会和许多州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事实上也是最大的政党。

在1933年之前，德国的电台不能用于政党政治广播。群众大会和公开集会，再加上大量散发海报和宣传传单，是选举时政治交流主要的和最有效的工具，并被纳粹党及其反对者广泛使用。继希特勒在1932年4月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失败之后，该党还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来吸引女性选民加入纳粹的事业。一方面正如海伦·博克(Helen Boak)所表明的那样，至少在新教地区，这一战略取得了一些成功，因为在该党的支持者中，女性人数开始超过男性；另一方面，外交政策问题被悄悄搁置一边，因为它不可能为纳粹党赢得任何额外投票，特别是在1932年6月至7月洛桑会议取消赔款债务之后。

1932年选举期间，纳粹党使用最频繁也是最简单的口号是“面包和工作”，其次是尊重母亲和以家庭为中心的价值观。尽管这类主题也被诸如社会民主党、德国人民党和中央党等对立政党所采用，但事实上，让纳粹表现出众的不是他们所传达的信息内容，而是他们传达这些信息的方式。正如历史学家温克勒所指出的那样，1932年5月10日，该党的组织部门领导人格里格·斯特拉瑟在国会上公开承认，他从俄罗斯出生的社会民主党人、德国自由工会的首席统计学家弗拉基米尔·沃廷斯基(Wladimir Woytinski)提出的建议中，偷取了一些创造就业的想法。考虑到纳粹党与布鲁宁政府及“体制党派”(system parties)之间的政治距离更大，他自己的计划看起来似乎比沃廷斯基的计划更可信。

在地区和地方层面，纳粹也越来越擅长有的放矢地将他们的信息瞄准特定的选民群体，包括农民、工匠、小商人、农村工人、工厂工人、家庭主妇、教师、战争遗孀、退伍军人，甚至律师和警察。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以前的政治归属和政治忠诚已经很薄弱，或者已经有了为保守、民族主义权利投票的传统，仅仅是一小撮组织良好的纳粹活动分子出面就足以胜券在握。这一现象最早发生在全国层面是在1931年7月，当时规模相对较小，但非常坚定的国家社会主义学生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在激烈的选举后成功地接管了德国和奥地利的总学联(Allgithiner Studentenauschuss)，该联盟于1926年才成立。1932年3月至7月，在德国北部和东部各省的城镇和农业区，甚至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地区，这种现象再次发生。此外，被纳粹信息的“新鲜感”和活力所吸引的不仅仅是年轻选民或第一次投票的选民。正如于尔根·法特(Jurgen Falter)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行的复杂统计研究所显示的那样，纳粹党是得到了所有其他政党的投票，尽管更多的是来自右翼而不是左翼。纳粹选民的平均年龄虽然很难完全精确地判断，但可能略高于其他政党的年龄标准，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纳粹获得的支持仍然存在重大弱点。例如，彼得·朗格里奇(Peter Longerich)指出，相对而言，纳粹党在柏林就不那么成功。尽管1927年，戈培尔以高莱特的身份抵达柏林后不久就已经开始过早地鼓吹向帝国首都的“胜利”进发。事实上，纳粹在这里的得票持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32年7月到达顶峰，为28.7%。更令人震惊的是，在联邦德国莱茵-鲁尔地区的一些天主教城市，纳粹仍然居于第三或第四位，排在中央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后。因此，在科隆和埃森，他们的得票率仅为24%，在盖尔森基兴(Gelsenkirchen)仅为23%，在多特蒙德(Dortmund)仅为20%。即使在“运动之都”慕尼黑，纳粹在1932年7月的得票率也仅是29%，远低于37.3%的全国平均得票率，还不如在北部，比如纳粹在一度是社会民主党大本营的布莱梅(Bremen)得票率达到30%，在汉堡的得票率为33%。正如我们所见，在德国南部和西部的大片地区，甚至在东部的上西里西亚，纳粹都无法超越天主教政党。因此，法尔特(Falter)等历史学家强调了德国政治中“公开声明的分裂”(the Confessional cleavage)在塑造支持纳粹方面存在的地区差异上发挥持续的重要性，因为新教徒投票给该党的可能性一直高于天主教徒，这一点不足为奇。

此外，希特勒和戈培尔都清楚地知道，凭借在全德国平均37.3%的支持率，想要赢得绝对多数是不够的。尽管他们将宣传的重点集中在希特勒身上而不是宣传整个政党，但近三分之二的德国人并没有投票支持纳粹党。如果往前推进的声势不够，可能会导致这场运动消解，特别是时下更多急躁的暴动者要求立即夺取权力，更多温和派则在考虑如何与其他政党结成联盟，而就像纯粹主义者戈培尔所担心的那样，这些政党会冲淡纳粹的信息(尽管他也曾在1932年中期短暂地有过与中央党结成“黑褐色”联盟的想法)。想不到更好的办法，又决心展示纳粹反对“反动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激进的资历，在1932年11月，戈培尔在柏林与当地共产党人达成了一项短暂的协议，以支持针对由社会民主力量控制的市政交通当局而举行的罢工。然而没过多久，冲锋队和红色阵线就恢复了对街道的持续争夺战，前者故意把后者在像威丁(Wedding)和纽科伦(Neukolln)这样的无产阶级社区中的一些据点作为攻击的目标。

通往权力之路

1932年11月6日，在柏林运输罢工最终失败的前一天，德国举行了新的国会选举。这一次，尽管纳粹党仍然是最大的政党，但还是失去了200万张选票和34个席位。朗格里奇(Longerich)怀疑，部分原因是受到了戈培尔与共产党关系的影响(不用说，共产党在全国的得票率实际上从14.3%上升到了16.9%；而在柏林，该党的得票率为31%，高居榜首。相比之下，社会民主党为23.3%，纳粹为26%)。就目前而言，帕彭完蛋了。当年12月2日，他的前盟友库尔特·冯·施莱彻接替他总理和议会部长(Reichswehr Minister)的职位。施莱彻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政党，尽管他曾在不同时期与除共产党外的几乎所有政党的领导人密谋过，但至少从书面材料上看，他在党内的支持率为零。如果他能说服国家人民党和少数较小的右翼政党支持他，他最多可以指望584名议员中有65～75名议员支持他。面对议会重开后立即对他进行不信任投票的可能性，事实上，他继续执政的最佳机会在于与国家社会党达成某种协议。另一种办法是要求总统再次解散议会，即使总统同意，他也只有60天时间，60天后新的选举又会举行。

纳粹党已经精疲力竭，他们在9个月的时间里参加了5次主要的选举，还有几次小规模的选举。该党的财政状况很糟糕，有迹象表明该运动可能四分五裂，形成对立的派系。在东普鲁士和下西里西亚，该党的“温和派”将纳粹党财富的显著减少归咎于8月初围绕冲锋队在不同地区恐怖活动的负面宣传。在国家层面，希特勒和斯特拉瑟在战术和政策上也出现了重大分歧，导致后者在12月8日发表破坏性声明，辞去其所有党内高级职务。过去历史学家曾将斯特拉瑟离开纳粹党与一个所谓的施莱彻的布局联系在一起，该布局旨在胡乱拼凑一个建立在工会、护国军(the Reichswehr)[4]和一些“左翼”纳粹分子支持基础上的联盟。然而最近，朗格里奇和小亨利·阿什比·特纳(Henry Ashby Turner， Jr)等学者将这种“跨党派阵线”(Querfront)的说法斥之为戈培尔凭空编造的谎言，其动机是破坏格里格·斯特拉瑟和施莱彻的名声(他们都是在1934年6月30日所谓的“长刀之夜”被党卫军杀害的)，并凸显希特勒在争取总理职位方面的智慧。

然而，正如结果所表明的那样，即使斯特拉瑟没有和施莱彻策划过任何分裂纳粹运动的具体计划，他与兴登堡、希特勒以及内阁的大多数部长的关系也处理得非常糟糕。这使得帕彭——这位曾经是他的盟友、现在是他最主要的政治对手，在背着他进行协商想让希特勒担任总理，而他本人则担任副总理。在这一潜在集团的背后，主要的企业和土地利益集团都被动员起来，或者至少是支持除掉施莱彻。当时他们认为施莱彻与工会的关系过从甚密，甚是可疑，或者在土地问题上太不值得信任。然而，也不能像一些更粗劣的版本阐释的那样，错误地认为新的希特勒-帕彭政府只是一个为资本和旧的地主精英提供资金的工具。相反，关键的决定是在兴登堡狭隘的顾问圈子中做出的，他们现在看到了一个机会，即通过“从上面”重新调整右翼势力，永久地将中间和温和的左翼政党排除在权力之外。

要扫除的最后一个障碍是总统本人。他长期以来一直反对任命“奥地利下士”担任总理职位，并在1932年8月宣布，“如果他将政府的全部权力交给一个政党，而且这个政党对持不同观点的人采取如此不宽容的态度，他在上帝、良心和祖国面前都无法交代”。即便如此，兴登堡也不是民主主义者，而且是反其道而行之。在1932年3月至4月的总统选举中，他非自愿地依靠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选票赢得了多数，这加强了他的独裁倾向。他意识到要保持自己的公众形象就要与他现在所看到的布鲁宁和帕彭时代失败的政治实践保持距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成立一个稳定的右翼和极右翼政府是必要的。很显然，施莱彻这样的老军事阴谋家就无法实现这样的目标。

1932年底的国际联盟似乎也将支持向新政府转变，新政府将在重整军备问题上采取更坚定的立场。尽管不应夸大纳粹对国防军(护国军)军官团的渗透程度很重要，因为希特勒担心军队仍会被用来对付他，并且会奉命开枪，而他的这种担心可能是对的。然而，有一种看法是，纳粹领导的政府将能够意识到“重整军备的巨大可能性”，引起这种可能性一方面是由于国际联盟未能阻止日本在1931年对满洲的军事侵略，另一方面则是由于1932年6月至7月的洛桑会议上英法德签订协议、取消德国所有未偿还的赔款引发的。协约国未能继续削减自己的军备开支(日内瓦召开的世界裁军会议上关于德国的关键主题)也让德国谈判者占了便宜。1932年12月11日，英法两国在原则上承认了德国谈判人员在军事安全问题上“权利平等”的要求。然而消极的一面是，到1933年1月底，护国军领导层担心，除了选择希特勒领导的政府之外，任何其他选择都会削弱由德国脆弱的国际地位得到些许改善所带来的优势，而这种优势非常明显地是通过继续分裂、挫伤那些支持积极地重整军备计划的国内政治力量的士气来获得的。就连过去曾多次警告过兴登堡要小心防范希特勒的护国军司令库尔特·冯·哈默斯坦-艾克多(Kurt von Hammerstein-Equord)将军也改变了心态，开始悲观地认为，另一个少数人的帕彭政府将是一个更糟糕的选择，因为它“如果不带来内战，就会带来大罢工，从而导致用军队去对付国家社会主义者和左翼这一完全不得人心的举措”。

最后，经过许多秘密的幕后谈判，兴登堡在拒绝了施莱彻解散国会的请求后，于1月28日首先免了施莱彻的职，然后于1933年1月30日任命希特勒接替他的职位。在这一决定之前，是帕彭再次带头说服年迈的总统，希特勒一旦任职是可以被掌控的。事实上，1月30日或在不久后，由兴登堡任命的11名内阁成员中，只有3名是纳粹：希特勒、担任帝国内务部长的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和作为议会议长和普鲁士内政部长的赫尔曼·戈林。曾在东普鲁士担任军队指挥官、被兴登堡认为“极其可靠”和“完全不关心政治”的沃纳·冯·布隆伯格(Werner von Bloomberg)——当时正在世界裁军会议上履行为德国代表团提供建议的岗位职责——却被即刻召回，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几小时前宣誓就任国防部长。兴登堡对他的指示是“履行他的职责……还有让国防军远离政治”，这指的是在柏林流传的虚假谣言，即施莱彻在前一天晚上策划了军事政变，但对兴登堡来说，一方面这也是一种保护护国军免受新政府无端纳粹化或政治干涉的手段；另一方面，显然兴登堡不打算推翻帕彭在1932年7月的非法政变，也不打算允许社会民主党重新成为普鲁士的合法统治者。然而这个州的内部治安，以及随后整个德国的内部治安，现在都掌握在国家社会主义者手中。

这样就形成了国内恐怖统治的局面，恐怖统治的最初目标是反对左翼，而对外部世界则造成了(执政上的)连续性和可敬的假象，尤其是当帕彭和施莱彻领导下的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诺拉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被重新任命担任同一职务时。财政部长卢茨·史威林·冯·克罗西格克伯爵(Count Lutz Schwerin von Krosigk)和交通部长保罗·冯·埃尔兹-里贝纳赫(Paul von Eltz-Riibenach)也曾在之前任职过的前两个内阁继续任职。在经历了短暂的不确定之后，弗朗兹·古特纳(Franz Gurtner)也被确认为司法部长。的确，并不是所有的国际评论员都对柏林的新政府充满信心，许多人怀疑2月底的夜间纵火烧毁国会大厦是谋杀罪行。纳粹曾一度成功地将此事归咎于共产党，但不久之后的1933年3月4日，世界被维也纳事件的消息分散了注意力，基督教社会总理恩格伯特·多夫斯(Engelbert Dollfuss)关闭了奥地利议会，并取得了紧急权力，目的是镇压左翼和极右翼。独裁似乎正在成为欧洲的常态，不管是传统的保守专制还是赤裸裸的专制，各地的民主派都处于守势。

纳粹是迄今为止最暴力、最残忍的法西斯独裁者。他们在选举中既没有夺权，也没有赢得政权，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寻常的。尽管后来将纳粹对德国的胜利“征服”进行了神化，包括为争夺在慕尼黑和著名的“红色”城堡(如柏林、汉堡和萨克森)的霸权而进行的英勇战斗——但事实上，他们是按照宪法被任命入职的，而此时其声望却处于下降期。尽管如此，他们上台的环境也反映出欧洲政治和军事精英未能找到解决自1914年以来困扰世界的经济混乱、政治不稳定、军事侵略和边境不安全等诸多更大挑战的答案。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随着充分就业的恢复、空军的建立、莱茵兰无可争议的重整军备，以及对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几乎不流血的兼并，希特勒在德国的声望一路飙升，那些解决方案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遥远了。

[1]　1919年9月，奥地利与协约国集团签署的《圣日耳曼条约》，禁止奥地利与德国联合，并承认波希米亚德语区和苏台德地区合并为捷克斯洛伐克。

[2]　根据《魏玛宪法》第48条规定，在“公共安全和秩序受到严重干扰或威胁”的情况下，帝国总统可以通过紧急状态法或者直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无须事先得到国会的批准。根据第25条规定，总统还可以下令解散国会，条件是在60天内举行新的选举。

[3]　在第二轮选举中，兴登堡的得票率为53.0%，而希特勒的得票率为36.8%，塔尔曼为10.2%。

[4]　the Reichswehr，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中文的译文不同，以区分在纳粹上台前后德国的不同时期的对应译文。按照传统，一战后至希特勒上台之前译成“护国军”，上台后译为“国防军”。——译者注

第二章 纳粹“夺权”

赫尔曼·贝克(Hermann Beck)

1933年1月30日星期一上午11时30分，希特勒成为兴登堡总统内阁的德国总理。与其前任不同的是，这是一个由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保守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自1930年3月以来，围绕在年迈的总统保罗·冯·兴登堡(出生于1847年10月)身边的一小群顾问一直在议会的微弱支持下，通过他们选定的人选来管理共和国。然而，根据1932年11月6日的选举，有超过40%的代表支持希特勒的联合政府。在该政府的10名成员中，只有3名成员属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其中希特勒担任总理，威廉·弗里克担任帝国内务部长，赫尔曼·戈林担任议会议长和普鲁士内政部长。其他成员包括德国国家领导人阿尔弗雷德·胡根堡、退伍军人组织钢盔队负责人弗朗兹·塞尔德(Franz Seldte)，以及无党派背景的保守派人士，如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诺拉特和财政部长卢茨·史威林·冯·克罗西格克伯爵，两人都曾在前几届政府任职。这不仅表明内阁中保守力量的连续性，而且也说明3名纳粹成员力量的相对薄弱；而希特勒只能在总统充分信任的副总理弗朗兹·冯·帕彭在场的情况下才与兴登堡进行磋商的事实，则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在德国保守派看来，他们能够利用国家社会主义群众运动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这一看法在国外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2月的头几个星期里，人们并未立即产生不祥的预感。战后精力充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Germany Social Democracy)领导人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这位当时37岁前程似锦的议员，在2月初以嘲讽的口气对希特勒的角色评价道：“以前他是一名装潢师，现在他是一件装饰品。内阁有他的名字，但幕后的实权派是阿尔弗雷德·胡根堡。希特勒能说话，但阿尔弗雷德·胡根堡会行动。”社会民主党报纸《前进报》(Vorwards)以同样的论调刊登了一幅漫画，画中的希特勒热切而专注地驾驶着一辆汽车，却不知道后座的帕彭和胡根堡正在用第二个方向盘操控着汽车行驶的方向。

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减轻迫在眉睫的危机感，并将一些担忧引向其保守党盟友，而这些担忧本来可以使人们更加敏锐地对付纳粹的威胁。纳粹和保守党之间的关系并不好，甚至在内阁宣誓就职之前，希特勒坚持要进行新的选举，因此引发了他和胡根堡之间激烈的争论。但当胡根堡发现这一点时已经为时过晚，因为帕彭担心如果胡根堡拒绝接受新选举，联合协议可能会破裂，因此他谨慎地对胡根堡隐瞒了希特勒有可能会掀起轩然大波的选举要求，但帕彭的担心是正确的。这位德国国家领导人担心，在政府的支持下，国家社会主义的力量将进一步增强。两党领导人之间的争论确实增加了联合会谈在最后一刻失败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希特勒保证选举结果不会改变内阁的组成、胡根堡仍然固执己见的情况下。直到兴登堡的工作班子负责人奥托·迈斯纳(Otto Meissner)突然闯入内阁会议，痛斥内阁成员说让帝国总统久等是不合适的，当时是上午11点15分，仪式原定于上午11点举行的，胡根堡才最终让步了。希特勒取得了第一次重大胜利。然而，1月30日上午发生的事情仅仅是权力的转移，真正夺取权力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它将发生在1933年1月30日至1934年8月1日之间的18个月内，到那时，帝国总理的职位与总统的职位合二为一，集于希特勒一身。一天之后，即1934年8月2日，久病不愈的兴登堡与世长辞。

独裁开始成形

1933年2月头几天的平静只是一种假象。尽管最初的政治暴力并未超过前三年的水平，但希特勒明确表示，他的政府代表着一个激进的全新开始。2月1日，在他领导的政府第一次发布的公告中，他指责魏玛共和国政府完全不善于管理，破坏了国家团结。用他的话说是让国家四分五裂，陷入了“一团自私自利的政治观点、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对抗”的混乱之中。他现在发誓要恢复失去的民族团结。在2月10日柏林体育场举行的选举动员活动开幕词中，他首先谈到了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将在1933年成为纳粹宣传的主旨——他倡导的运动延续了德国过去的伟大遗产：“我知道，如果今天坟墓打开，过去那些曾经为德国战斗、受苦和牺牲的伟大的智者，将起死回生，加入我们的行列。”这些旨在感动全国的讲话，都是经过精心编排的，由新的媒体无线电收音机(魏玛政府没有好好利用过这些媒体)进行传播，经过约瑟夫·戈培尔的频频介绍，他成功地传递了一种令人振奋、焕然一新的气氛。

尽管纳粹党头几个星期的步伐受到了限制，但削弱反对派力量的必要手段已经到位。2月4日，公开会议通过了《保护德国人民法令》允许取缔报纸和解散“滥用或蔑视国家主要官员所属的部门、机构和机关”的规定，助长了对新闻和集会自由的侵犯。该法令甚至对“预防性拘留”做出了规定，并为取缔倾向于批评新政府的措施和方法的报纸提供了便利。尽管对报纸的禁令常常会在接到法院禁令后就被解除，但在经济不稳定的时期，即使是暂时的中止也可能导致其破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法令是由希特勒的前任起草的，他们曾希望由此更好地控制即将到来的内战。

自1932年7月20日帕彭政变以来，一直由第三帝国(the Reich)管理的普鲁士曾经是魏玛民主的大本营，社会民主党、中间派和自由左翼德国民主党在整个共和国时期掌管政府，但现在成为纳粹主义大肆扩张的一个州。赫尔曼·戈林首先担任内政部长，而后在4月2日之后担任州长。自1871年以来，普鲁士一直是德国最重要的州。虽然由于《凡尔赛条约》在西里西亚和上西里西亚的领土损失削弱了它的影响力，但它仍然占德国领土的62.5%；而且根据1933年的人口普查，其人口占德国人口的61.2%。2月7日，戈林用毫不含糊的语言指示普鲁士警察与全国性组织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队建立密切关系，对他们的罪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时大力反击左翼的行动，并恢复自由地使用火器。5天后，戈林将5万名冲锋队员和钢盔队员纳入警察部队，作为“辅助警察”，手枪和橡胶警棍配备齐全，这成为一个引领潮流的举措，德国其他各州快速仿效，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在1933年冬季和1934年春季为推进纳粹接管而采取的所有实际措施中，让冲锋队暴徒穿上警服是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后来，在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之后，辅警部队1933年8月在普鲁士逐渐解散，而其在巴伐利亚的解散，则到1934年春才完成。

对普鲁士政府的清洗，特别是针对最高级别的州(provincial)层面和地区层面的管理者的清洗，在帕彭担任总理期间就已经开始了，当时的受害者主要是社会民主党人。现在戈林继续将其他民主党的官员赶下台，仅在1933年2月，就有十几名普鲁士大城市的警察局长和其他高级官员被迫退休，由与新政府关系密切的专家接替。这与1932年帕彭接管后的早期清洗一起，使得普鲁士的行政结构在面对3月和4月间纳粹采取的措施时，毫无招架之力。

关于“保护人民和国家”这一具有决定性的法令，是在1933年2月27日至28日晚上国会大厦发生火灾之后颁布的。不管谁最终要对这场大火负责，它都为希特勒政府提供了一个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可接受的借口，也提供了一个建立独裁政权的手段。现在大众普遍认为是荷兰共产党马里努斯·范德·卢贝(Marinus van der Lubbe)干的，而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大家普遍认为是纳粹自己干的。《国会纵火案裁决令》为镇压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确立“保护性拘留”、集中营以及暂停基本公民权利和自由等措施提供了法律基础。从那时开始，信件可以被打开，电话交谈可以被监听，会议可以被解散，嫌疑人可以未经审讯就被拘留。该法令可以对企图暗杀政府成员、在公共建筑纵火、煽动“严重骚乱”和武装抵抗该法令的人处以死刑或长期监禁。它还授权帝国政府接管那些未能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的德国各州的权力。没有任何指导方针规定如何实施该法律，第三帝国这一未得到承认的基本法在其整个存续期间一直有效，并赋予了当局在处理或捏造嫌疑人时想要的一切自由空间。

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即将到来的政变企图，此时已经甚嚣尘上，因为二者已经被纳粹和保守党人煽动到狂热的极点，他们中的许多人真心相信他们不断唤起的共产主义幽灵真真切切地存在。1933年2月28日上午，戈林告诉内阁，共产党人打算“组建恐怖小组，放火焚烧公共建筑，在公共厨房下毒……绑架内阁部长和其他知名人士的妻子和孩子作为人质”。3月1日，副总理弗朗兹·冯·帕彭对慕尼黑大主教福哈伯主教(Cardinal Faulhaber)说，共产党革命者的意图是“消耗人民的体力，同时在100个地方放火，烧毁农田，毁坏铁轨，抓走上学路上官员的孩子，在罢工时把他们当作盾牌，在食物中下毒，私闯民宅，射杀门卫和服务员”。红衣大主教把这些写下来并信以为真。

因为这一切发生在选举前的五天，人们普遍认为共产主义真的带来了威胁，而纳粹这种看似有效的应对威胁的措施，极大地增强了公众对国家社会主义及其处理国家所面临问题的能力与信心。国会纵火案引起的德国政治氛围的巨大变化，再加上对民主党政客的残酷骚扰，促成了纳粹选票的显著增加。

在1933年3月5日的选举中，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获得1727.7万张选票(占43.9%)，比1932年11月的选举结果增加了554万张选票。选民投票率从80.6%上升到88.8%，增加了390万张选票。在3月7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希特勒认为3月5日的投票结果是一场“革命”。鉴于他的政党在1932年的4次全国选举中从未获得超过37.3%的选票，甚至在7月31日至11月6日期间从37.3%下降到33.1%，他现在确实有理由感到心满意足了。不过在3965.4万张选票中，有56%投给了非纳粹党，地区差异仍然很大。例如在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部分地区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纳粹党得票率远远超过50%，而在柏林、科隆和亚琛周围的天主教地区以及威斯特伐利亚部分地区，其得票率仅为33%。在总共647名当选代表中，纳粹有288人(43.9%)，共产党有81人(12.3%)，社会民主党几乎保持不变，有120人(18.3%)，天主教中央党及其较为保守的巴伐利亚分支巴伐利亚人民党(Bavarian People Party)分别有74人(11.2%)和18人(2.7%)。而早就被边缘化的自由党，总共才获得不到80万张选票。

选举明显使纳粹党的力量超越了其保守派盟友，后者拥有略高于300万张选票，占总数的8%，勉强维持之前的成绩。因此相对而言，德国国家人民党的重要性降低了。充满生机、充满活力、能量四射的纳粹党似乎完全有理由宣称自己拥有未来。到3月底，地方国家人民党领导人已经考虑与该党更成功的联盟伙伴合并。这次选举带来了另一个明显的优势，由于共产党被取缔，其81名民选代表要么藏起来，要么被监禁，因此仅288名纳粹代表就构成了剩下的566名代表中的一半以上；加上52名德国国家代表，他们就占了60%。

“革命”与暴力

在选举后的几个月里，第三帝国发现自己卷入了纳粹自称的“革命”之中。这个词很快就被朋友和敌人共同使用，从流亡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到新教领袖，再到约瑟夫·戈林本人。那年的晚春，最初的“民族”革命变成了“民族社会主义”革命，最后变成了“日耳曼”革命。

在实现全面夺权的道路上，一个关键的事件是接管那些尚未被纳粹党控制的各州(länder)，即汉堡、不来梅、吕贝克、萨克森、巴登、黑森、符腾堡和巴伐利亚。在任何地方采取的都是基本相似的方法：纳粹普通士兵挑起混战让柏林有机会进行干预，并派遣一名“帝国委员”(Reich Commissar)来恢复秩序。一群魁梧的党卫军和冲锋队员已经准备好随时与任何妨碍他们的人开战。暴力，尤其是在夺取巴伐利亚政权期间到处泛滥的暴力，成了革命引擎的润滑油。

在一些更为重要的州政府，即巴伐利亚州、符腾堡州、黑森州、萨克森州和汉堡州都在扮演或看守着少数派政府，因而在自我捍卫方面处于弱势地位，这为纳粹夺权提供了便利。虽然冲锋队表面上保留了合法性，但许多冲锋队支队都是肆意妄为，却没有承受任何法律后果。为控制日耳曼各州而进行的斗争，本来应该是那些有能力反击的反对派显示其英勇的时刻，但从已知的一些当地情况来看，似乎是普通士兵本来愿意抵制暴力入侵，但事实上，领导层极不喜欢对那些可能在兴登堡和德国人民面前反对合法行使政府权力的非法起义负责。对左翼领导人来说，似乎不言自明的是，在发生起义的情况下，不仅帝国和州官僚机构，而且规模小而高效的德国陆军和包括兴登堡在内的保守党机构都会支持纳粹党。因此，武装抵抗不仅不可能成功地打击在数量上更强大、组织更完善的纳粹组织，而且很可能因为反对一个表面上合法的国家政府，背上叛国罪(Hochverrat)的污名而引起公愤。因为从所有的表象来看，这是一个追求合法过渡的国家政府，除了反对任何反对派的强大到让人畏惧的国家力量外，公众的情绪似乎也偏爱这位新主人，他生命的激情(elan vital)似乎不容抵抗。考虑到权力的配比，因此而谴责左翼和民主反对派的懦弱似乎是不公平的。

另一个防止武装反对派的强有力因素是普鲁士警察和纳粹组织在国会纵火案后先发制人，主动出击。共产党领导人和成员被逮捕，工会、社会民主党和国旗队(Reichsbanner，共和国的准军事组织)的官员经常遭遇同样的命运。在国会纵火案后的极度兴奋中，在对共产主义政变的广泛预期中，疯狂地搜寻非法武器的行动开始了，连很小的场所也不放过，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潜在抵抗者的武装。在整个3月至5月的下半月，针对左翼的恐怖活动势头集聚。“保护性拘留”的大部分人员是左翼组织的成员(1933年7月31日为2.7万人)，还包括约10万的临时关押在冲锋队法外“野营地”和酷刑室的被拘留者，还有被杀害了的政治反对派。地区恐怖活动因地方冲锋队、纳粹党官员和警察局长的残暴程度而异，1933年3月和4月，共有421人被“保护性拘留”在东普鲁士的三个管辖区；在莱茵省(the Rhine province)杜塞尔多夫区这个数字几乎高达10倍(3818人)。对共产党的镇压尤其彻底，在柏林和鲁尔，大部分成员被逮捕；在巴伐利亚州的一些城市发生了大规模逮捕，整个城市被封锁，并进行了系统的搜查。到1933年夏天，几乎所有奥格斯堡的共产党活跃分子都被关进了监狱和集中营。对左翼的恐怖行为的公开程度远远大于对其他群体，因为左翼作家由此可以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盖世太保的第一头目鲁道夫·狄尔斯(Rudolf Diels)形象地描述受害者被囚禁在冲锋队的酷刑牢房和监狱中的痛苦，道：

我现在可以和警察小分队一起进入刑讯室了。在那里，刑讯逼供者使用的几个空房间的地板被稻草覆盖着。我们遇到的受害者被饿得奄奄一息。数日来，他们一直站立着被锁在狭小的空间里，以逼出“供词”。“刑讯逼供”开始和结束的时候，十来个暴徒每隔一小时就用铁棍、橡胶棍和鞭子殴打受害者。被打得牙齿脱落、骨头断裂，是这种痛苦的见证。当我们进去的时候，这些活着的骷髅一排排地躺在腐烂的稻草上，伤口在感染化脓。没有一个人的身体不是伤痕累累，从头到脚布满了蓝色、黄色和绿色的瘀伤，证明了他们所受到的非人拷打。

接管州权、对左翼的暴力浪潮与对纳粹主义的宿敌和政敌的清算同时进行。即使一个人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声名赫赫，也不能因此免于被攻击。过去曾与纳粹有过纠葛的人现在都处于危险之中，比如著名政客、前议会副主席齐格弗里德·冯·卡多夫(Siegfried von Kardorff)和前总统弗里德里希·埃伯特(Friedrich Ebert)遗孀的家被搜查；而冲锋队则洗劫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房子，寻找爆炸物。与此同时，银行、保险公司和私人企业也受到了大量侵害，比如敲诈勒索店主(大部分是犹太人)；经济受到了破坏，比如强迫关闭零售店和骚扰店主；此外冲锋队威胁要关闭柏林证券交易所。市长和地方高级官员被强行撤职，受到人身羞辱，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遭到粗暴对待。例如，1933年3月10日，杜塞尔多夫市的保守派市长罗伯特·莱尔(Robert Lehr)勋爵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遭到了一群冲锋队暴徒的袭击。他的一名市政顾问当着他的面被鞭打。

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国家陷入混乱无序的局面。冲锋队肆无忌惮的恐怖行为与公共生活的其他领域法治继续顺利运作并行不悖。尽管情况对现任政权的敌人来说很糟糕，但大部分中产阶级认为，在共和国最后几年，数百人被杀，数千人受伤，相比之下，1933年的冬末和春天没有那么充满暴力。希特勒的德国国家盟友以及大部分爱国的德国人都支持对左翼的残酷镇压，经常达到这样的程度：纳粹恐怖活动与其说是一种镇压手段，不如说是一种非常规但有效的恢复秩序的手段。虽然纳粹受害者、反对者和世界其他大部分国家都认为纳粹革命是暴力革命，它非法推翻了宪法体系，同时破坏了法治，但保守和有民族观念的德国人却为其辩护，认为这是一场有序的权力的合法转移，它将国家从混乱和共产主义统治中拯救了出来。

1933年从3月5日到夏天的反犹暴力浪潮在很大程度上被历史研究者所忽视了。对犹太人的袭击在整个德国都很猖獗，地区焦点集中在普鲁士，特别是柏林和莱茵省，在萨克森、慕尼黑等大城市和巴伐利亚乡村。最初的目标是德国境内的外国犹太人，特别是所谓的“东方犹太人”(Ostjuden)，即自19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从东欧移民过来的犹太人。大多数受害者是波兰犹太人，他们约占居住在德国的外国犹太人的60%。仅波兰大使馆的投诉和抗议记录就有数以百计的针对个人的暴力袭击，对酒吧的突然袭击，全副武装的抢劫，随便敲诈、勒索、绑架以及其他形式的折磨。

人身袭击与抢劫相结合往往是最常见的攻击形式。仅举一个例子：3月23日，8名冲锋队男子在丝绸商人所罗门·罗森施特劳奇(Salomon Rosenstrauch)位于威斯巴登的商店里袭击了他，将他毒打一顿，毁坏了昂贵的家具，并要求他立即关闭商店，否则他们就会回来杀了他。罗森施特劳奇受了重伤，几根肋骨断了。但几个星期后他重新开了店，而袭击者之前发出的威胁是认真的。4月22日，两名男子强行进入罗森施特劳奇的公寓，杀死了他。其他形式的暴力袭击包括武装抢劫、强行取消债务、毁坏财产或农产品以及各种形式的羞辱仪式，如身穿辅警制服的冲锋队队员袭击犹太教堂，破坏教堂的家具和设备，将礼拜者的胡子剪掉，强迫他们唱民族主义歌曲，用警棍殴打那些不愿加入的人。

在记录中针对非德国犹太人的袭击还算有好的一面，因为受害者至少可以向他们的大使馆和领事馆申诉。但鉴于记录在案的案件数量众多，实事求是地说，在1933年3月初至夏天之间发生的暴力袭击事件，保守估计也得有一千多起。很少有袭击被记录下来，因为警方大多拒绝将其记录在案。据大使馆报道，受害者往往害怕报案，因为他们预计自己可能会被身穿辅警制服的冲锋队员殴打。无论如何，执法官员通常不会在接到警报时去现场，受害者被告知“保护犹太人不是警察的职责”，或者“外国人无权获得警察保护”。

德国犹太人的情况则不同，未知案件的估计更多，因为除非受害者在受到攻击、人身袭击和恐吓或勒索后，成功地向警察报告攻击者并得到了保护，否则将无法追究。对于谋杀案，检察院必须展开调查；然而，即使知道凶手是谁，1933年也没有通过任何判决，因为根据1933年7月25日的特赦，罪犯因“在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期间犯下的罪行”被释放。对德国犹太人所犯的罪行范围更广。4月1日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对犹太人商店、律师和医生的抵制尽管总体来说不受德国民众的欢迎，但这些只是冰山一角。1933年4月1日以后，在许多地方这种情况持续了几个星期。1933年夏天，很多地方颁布了禁令，通过了禁止在犹太商店为公务员和纳粹党成员购买商品的禁令。那些违反禁令的买家的名字有被刊载在当地报纸上或张贴在市政厅的公告栏上的危险。

另一个广泛实行但鲜为人知的反犹罪行是绑架犹太商人、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员，还有严重虐待和谋杀威胁。受害者被袭击、绑架，并经常被关押在冲锋队的刑讯室中达数日之久。随后他们被释放，条件是立即离开德国，否则就有被谋杀的危险，其目的是将他们驱逐出德国。例如柏林神经科医生弗里茨·弗兰克尔(Fritz Frankel)，他于3月23日在柏林凯撒拉里做手术的过程中被一群冲锋队男子逮捕，被带到一个冲锋队刑讯室，受到严重折磨，最后被释放，条件是立即离开德国。他带着妻子和孩子逃到瑞士，在那里向德国驻伯尔尼大使馆递交了一份报告，详细讲述了他所遭受的痛苦。

1933年还有一种常见但基本被遗忘的阴险暴力形式是所谓的游街示众(Prangermarsch)和各种形式的“示众”。就像它中世纪的原型一样，它的作用是打击受害者尊严，同时以一种羞辱的方式在全镇示众。将所有这些曾经属于私人的东西无情地拖入公共领域，是开始独裁的标志，也是一种镇压异己的手段。这种非常公开的污名化有两个目的：一是在社会上抹黑那些违反政权政治准则的人，让他们在自己的社区里成为受蔑视的人；二是迫使他们同意政府的目标。另一种污名化可以在报纸文章中找到，其中列出了与犹太人关系密切的公民的姓名、地址和职业，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使它成为公开羞辱的理由。

最后还是发生了频繁的谋杀。没有关于被杀的犹太人的确切数据，估计数字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们完全是基于口口相传、道听途说或推断。没有任何当局或机构、德国行政部门或外国记者有关于在纳粹夺取政权的初期阶段被杀害的犹太人的总数(或哪怕是准确估计的数字)的文件。德国当局对找出真相不感兴趣。他们淡化了有关反犹太主义罪行的报道，称其为“残暴的宣传”，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谓的协约国的“诽谤宣传”等同，并对其真实性进行了中伤。

纳粹并不只袭击犹太人和左翼成员。国家社会主义(NS)组织的目标还包括联合政府的伙伴，即保守的德国国家人民党成员。1933年3月和4月，德国全国的市长们被冲锋队领导人强行取代，纳粹组织还经常对其保守党盟友发出人身暴力威胁。冲锋队和德国国家准军事组织之间也进行了多次激战，激战中保守派通常数量远远不及冲锋队，输得很惨，受伤严重，如牙齿脱落、头部受伤和偶尔的枪伤。即使是著名的保守派政治家也未能幸免。德国全国工人运动领袖保罗·鲁弗(Paul Rüffer)被打倒在地，险些被从楼梯上扔下去。从心理上讲，这些攻击是有理由的，因为普通的冲锋队士兵对上层保守分子的怨恨日益加深。1933年春，全国社会主义运动表现为一场革命的、社会平等主义运动，致力于废除特权，实现社会公平，决心奖励生育，打破教育制度中的障碍，为应该得到帮助的农场男孩或年轻工人开辟道路。有人试图摧毁现有的等级制度，例如在奥斯纳布鲁克法院设立了一个申诉办公室，经常得到纳粹同情的中低层官员在那里可以投诉上级，而上级往往是和德国国家人民党关系密切的人。

国家社会主义对保守体制的厌恶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成分。这一点表现在他们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他们的演讲和小册子之中，针对已被社会承认的资产阶级(Bürgertum)。德国资产阶级被描述为优柔寡断的群体，应对1918年的大灾难负有责任(因为其成员未能与左翼革命抗争)，还应对长期存在的阶级林立、充斥着骄傲自大心理的社会负责(因为这些东西剥夺了这个国家数百万最优秀的劳动人民对国家的忠诚，致使这些被疏远的劳动人民漂泊到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相比之下，国家社会主义者则把他们的运动描绘成包罗万象的运动)。他们争辩道，未来所需要的是创造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新人”，以确保他们的革命成果能够持久保存下去。这个新人，没有阶级的自负，充满了高尚的价值观：毫不利己，关心更广大的福祉，有“品格”，诚实，有“境界”，以及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随时准备拯救他人”将会及时地取代资产阶级。实际上，他们几乎并没有采取什么具体措施，但1933年上半年主导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宣传的平等主义论调，成功地在民众对政权的看法上留下了印记。这种人人平等的诉求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当时该政权为何备受欢迎。

诱惑力

除了用暴力引起恐惧、从而扼杀潜在的反对派并使怀疑者就范之外，该政权还有它的诱人之处，即那些所有阶层的德国爱国人士普遍认为它拥有能使人民的生活比共和国时期有明显改善的积极因素。首先，许多人确信这个国家已经被从共产主义的致命危险中解救出来了——这种危险所带来的威胁，在当时看起来已经足够真实地存在着。不到15年前，数十万俄罗斯难民在穿越欧洲的途中涌入德国，他们讲述了共产主义统治的残酷和可怕的暴行故事；而现在，这个陌生的东方庞然大物从此永久地体现了共产主义统治的残酷和暴行。早在1932年11月，近600万德国人投了共产党的票，当时共产党是国会中的第三大党。德国经济大萧条带来的生灵涂炭极其令人沮丧的贫困氛围，听天由命的痛苦，以及接近40%的失业率，为这种恐惧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背景。

然后新缔造的民族社区(Volksgemeinschaft)令人振奋，让人想起1914年8月国内的团结精神。当时在敌人的汪洋大海面前，三军已经关闭。在4月4日对美国听众发表广播讲话时，并不是现政权的支持者的新教主教奥托·迪贝柳斯(Otto Dibelius)说：“今天，德意志帝国团结在了一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这是我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一消息中流露出的充足的力量和自信，溢于言表，而这些成就被认为是国家社会主义带来的。该运动及其领导人因为振兴国家，并因其决心在必要时与战争时期的西方敌人进行斗争，从而捍卫国家而获得了赞誉——魏玛共和国政府显然缺乏这种决心。该政权早期的宣传巧妙地强调了建立一个内部团结并实现复兴的国家，后来反而成为加速德国政党的分裂和灭亡的因素，原因是它认为多个政党只不过是实现国家统一意愿这一道路上的障碍。

与推动实现一党制的运动自然连接在一起的是，人们普遍感激德国再次拥有强大的国家政府。在德国人看来，这将结束国家利益被出卖的局面。4月底，梅克伦堡(Mecklenburg)的新教主教海因里希·冯·伦托夫(Heinrich von Rendtorff)在一次教会领袖会议上捕捉到了这种普遍的感觉，当时他如释重负地谈道，在德国终于有了一个“奥布里基特”(Obrigkeit)，这个词意味着一个强大而果断的政府，德国民众应该对此心存感激，它偶尔的革命的“过激行为”应该被忽略。

没有一件事比1933年3月21日，即所谓的波茨坦纪念日更能让保守和有民族主义意识的德国人接受这个政权。在波茨坦这个象征着普鲁士军事和政治传统的地方，国家社会主义通过巧妙的舞台设计成功地标榜自己与普鲁士的过去一脉相承。生机勃勃的新运动连贯流畅地融入了普鲁士的传统。在这一天要敬献花圈(兴登堡在腓特烈大帝的坟墓旁)、阅兵式(国防军、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队)和教堂礼拜(到处都是穿着制服的人)，所有这些都旨在表明纳粹离开“魏玛精神”、转向被复兴的“波茨坦精神”。国会正式开幕，所选的这一天恰恰是1871年德意志帝国第一届议会开幕的日子——3月21日。

新当选国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主义者除外)代表中的大多数人、军事领导人、前王储(为皇帝留了一把庄严的空位扶手椅)、外交使团、纳粹领导人和希特勒，都出席了这场华而不实的盛会。希特勒穿着显眼的平民燕尾服，恭敬地向老陆军元帅致敬。元帅体现了该事件所唤起的品质，简朴、严肃、庄重和秩序。在波茨坦，国家社会主义者给人的印象是被驯服了，这显然证明了老精英们的算盘：驯服希特勒的企图最终成功了。新教教会的领导人尤其使人印象深刻，他们在内部备忘录中一再强调，波茨坦纪念日是使他们相信国家社会主义总体上将对德国的未来产生有益影响的关键事件。

波茨坦事件引发的广泛热情为引入修改宪法的《授权法案》(Enabling Act，3月23日)开辟了道路，该法案以议会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并将赋予希特勒政府在四年任期内立法和与外国缔结条约的权力，而无须和帝国议院(The Reichstag)、帝国众议院(Reichsrat)或总统商议。该法案在最后时刻试图增加一项修正案，以保障公民和政治自由，从而削弱希特勒即将获得的权力，结果无疾而终。中间派、巴伐利亚人民党，还有两个自由党以及纳粹党和德国国家人民党的赞成票，确保了该法案顺利通过；出席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一共94名(之前20多名已经被捕或逃离德国)全部投了反对票。柏林克罗尔歌剧院内外(就在烧毁的国会大楼的正对面)聚集着数百名气势汹汹、面带嘲笑和奸笑的冲锋队士兵，尽管有外国外交官在场，但他们还是营造了一个充满威胁和胁迫的气氛。

为什么一些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政党投票支持《授权法案》？中间派的代表和自由党后来为他们的赞成票辩解道，不接受只会导致纳粹进一步的暴力和流血。促使天主教中心和自由党代表投票赞成该法案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是3月下半月大众要求接受该法案的情绪。毕竟《授权法案》只是正式批准了一个已经存在的政治现实，因为“自下而上的党的革命”已经彻底改变了最高层的权力。二战后不久，当人们仍然对1933年春天的激情记忆犹新时，一些中间派和自由派代表承认了公众舆论施加的无形压力，并坦率地宣布“人民已经厌倦了国会各党派之间的争吵”。他们辩称，他们从未因投票支持《授权法案》而受到批评；事实上，他们以前从未“经历过这种如此招摇的表示同意的行为”。

希特勒在讨论《授权法案》时宣布，他打算尊重教会的地位，他在基督教中看到了“我国人民伦理道德生活的不可动摇的基础”，这使他的政权更加巩固。3月28日，天主教主教宣布，他们以前的立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以前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警告和反对现在已经没有必要。该月底，《州与帝国协调预备法》(Preliminary Law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Lander with the Reich)颁布，该法律将各政党在州议会的力量分别进行了调整，以符合3月5日的选举结果。当时柏林的联合政府在全国各地都占据了主导地位。4月7日，该法得到了《帝国总督法》(Reichsstatthaltergesetz)的进一步补充，规定了任命州长的权力，而州长的任务是使州的政策与中央政府的政策相一致。希特勒这样大笔一挥，就废除了具有百年历史的各州的权利和特权，也废除了在德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联邦原则。在希特勒继承总理一周年的纪念日上，《州与帝国协调预备法》彻底废除了州议会，联邦制被彻底埋葬。各州被降格，主权被移交给帝国，仅仅作为一级行政单位，类似法国的部委(尽管比法国的部委大)。从现在到第三帝国垮台，德国将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然而，这并不是事态发展到行政混乱以及平民、政党和党卫军官僚机构职能重叠的前奏。

因此，在许多方面，3月都是决定性的月份。3月5日以后，国家社会主义一路凯歌，接管了各州，镇压了左派，举办了波茨坦纪念日，最后通过了《授权法案》。3月，民众对现政权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有些人是被恐惧吓呆了，认为抵抗是徒劳的，但当时大多数人似乎真心对在一个更加奉行平等主义的社会拥有更美好的未来的承诺满腔热忱，这种感觉一度被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的诱惑”。诱惑是一个恰当的概念，因为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对德国和外国犹太人肆无忌惮的施暴和对左翼的残酷镇压中，希特勒及其运动已经闪现出这一承诺危险的迹象，也预示了等待德国和欧洲的将会是什么。

抵制、审查和舆论一律(Gleichschaltung)

德国的反犹风暴引发了西方媒体的抗议，英国上议院提出了质询，英国和美国爆发了游行示威，坎特伯雷大主教也发起了抗议。持续不断的反犹暴行引发了1933年春季的抵制德货运动，导致德国的商品出口量急剧下降。汉堡商人们在5月4日给商会的一封信中描绘了抵制德货影响下的残酷画面：北非、叙利亚、巴勒斯坦、南非、西班牙和中东部欧洲，从波兰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以及法国、比利时、英国和美国，都受到了反德情绪的影响。在许多地方，德国旅行推销员不再被接待，德国商品被退回。7月，德国旅游统计数据显示，与1931年相比，德国几乎损失了一半的外国游客。很明显，这个国家已经丧失了魏玛政府和古斯塔夫·斯特雷斯曼的外交政策辛苦建立起来的信任和声誉。

为了回应外国的反应，希特勒决定让德国犹太人对国外的抗议活动负责，发起了全国性的抵制活动。与同时代者和后来的历史学家的评价相反，4月1日及其之前的日子仍然很不平静。档案中列举了许多绑架事件、受害者在生命和肢体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被迫移民，受到勒索、殴打和其他形式的羞辱。在国内，外国抗议活动遇到了几乎团结一致的国内阵线的抵抗，与1914年关闭军队的做法如出一辙。德国当局和以赫尔曼·戈林为首的纳粹政客强烈否认虐待指控，并声称“革命”是以堪称楷模的方式进行的。即使是那些可以自由发声的组织，比如拥有近4000万信徒的新教教会，也支持政府，声称外国的批评只是另一场反德国运动，这让人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宣传中各种捏造的谎言。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宣传”来平衡外国的批评，也主导了接受全面审查的德国媒体的报道。在上文提到的4月4日对美国听众发表的广播讲话中，后来勇敢反抗了纳粹政权的著名新教主教、非纳粹人士奥托·迪贝留斯(Otto Dibelius)，将这种抵制行动描述为纯粹的防御措施。他承认这个政权曾经有过失，但它把德国从布尔什维克主义中拯救出来，而且根据虚假报道：“全世界的犹太人社区现在已经在几个国家开始了反对德国的运动。”迪贝留斯并不是唯一在反对纳粹主义的同时又怀有很强的反犹主义的保守派领导人。

反犹主义风暴持续到春天，直到夏天才逐渐减弱，随后在4月通过了一系列反犹主义法律。首先通过《雅利安条款》(Aryan clause)将德国犹太人排除在公务员制度之外(任何祖父母是犹太人的人都被排除在外)，然后禁止他们从事法律工作，不能在法院担任法官和检察官。犹太医生被禁止参加健康保险机构，对相关人士来说，这很可能是经济末日。4月25日，对犹太大学和完全中学(Gymnasium)[1]的学生实行了严格的配额制度，这一限制可能使其无法获得在德国上大学所必需的完中文凭(Abitur)。在兴登堡的干预下，立法进行了修改，使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积极参与德国一方的作战、其子女或父亲在战斗中阵亡的德国犹太人和那些在1914年8月1日已经就职的人获得暂时缓刑。与国家社会主义者认为德国犹太人避开了前线服务的说法相反，60%以上的犹太律师仍然留任，这一事实证明了他们为德国提供了积极的战时服务。

对反犹暴力、抵制和4月立法的反应是不祥的预兆。那些在那之前一直支持56.8万的犹太少数群体(根据1925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的德国政党因自身的问题焦头烂额，例如，自由左翼德国民主党(DDP)和社会民主党(SPD)要么被削弱到无足轻重，要么经历了内部变革——就像德国民主党(DDP)在转变为国家党(Staatspartei)时的情况一样。在1933年春天，社会民主党为它的现实生存而奋战，因此，无法指望他们提供任何帮助。希特勒的联盟伙伴，德国国家人民党，比其他人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和言论自由，但由于其过去也有反犹主义色彩，他们也不太可能提供什么帮助。德国军队中只有几十名犹太军官和士兵，军队领导人也表示对这一问题不感兴趣。战后，当被问及他们不喜欢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因时，几十位高级将领中只有两位提到了“种族问题”。军队的主要政治人物，战争部长沃纳·冯·布隆伯格和他的参谋总长沃尔特·冯·莱彻诺(Walter von Reichenau)，急切地想讨好政府当局，与其建立良好的关系——因为政府承诺向军队提供的东西比魏玛历届政府提供的都要多。1933年6月布隆伯格在高级官员面前宣布，军队不能无视《雅利安条款》，8月7日国防军的成员被禁止与“非雅利安人”结婚；1934年2月，《雅利安条款》被引入了国防军。

自从外国的大使馆和领事馆不断地提交受到冲锋队攻击的外国犹太人提出的申诉以来，帝国和政府官僚机构都对反犹攻击再熟悉不过了。因此柏林内政部的官员和各州的部长们都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从他们部门间的通信表明，官员们发现，按照规定与犯罪者结成民族团结的大局，但当这个大局和他们自己的是非观念之间发生冲突时，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理由占了上风。在给外国外交使团的报告中，官员们对袭击轻描淡写，歪曲真相，为袭击者找到了各种借口和开脱的理由，不惜一切来解释对犹太人的侵害并使之合理化。为了弱化犯罪者的罪行，受害者往往被控告莫须有的罪名，一位名叫伍珀塔尔(Wuppertal)的牙医和一位名叫威斯巴登(Wiesbaden)的乳业商人被谋杀，原因是他们被指称为“共产主义者”；一名富裕的波兰商人被殴打，原因是他是一位“有名的共产主义者”；另一名受害者则是因为他大喊“所有德国人都是猪猡”。然而一个人被六个全副武装的冲锋队队员包围着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说出这种话的。当其他借口用尽时，报告里偶尔会说，袭击发生在“国家最兴奋的时候”。总之，反犹攻击的受害者不可能指望得到官僚机构的帮助。官僚们的报告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袭击事件的责任在于受害者。

在抵制活动的前一天，布雷斯劳(Breslau)天主教大主教阿道夫·贝特拉姆(Adolf Bertram)——也是德国的五位大主教中最德高望重的人(primus inter pares)——问他的同僚，插手政府的事务是否合适。贝特拉姆明确表示，他本人认为不合适，因为这一举措可以被视为“干涉与教会无关的领域”；他断言这一举措可能不会成功，实际上纸里包不住火，还可能会损害教会，“而且整个德国肯定会把这件事情往最糟糕的方面理解”。最后他提到，在过去，“当不同国家的天主教徒受到迫害时，以犹太人主导的媒体不也是一直保持沉默吗？”对于这个问题，阿道夫·贝特拉姆显然疑虑重重，面对这种情况，其他大主教都达成一致意见，天主教会应保持沉默。

新教教会的回应则更进了一步，不但否认发生了大量袭击事件，实际上还支持这些法律措施。4月26日教会领导人开会讨论这一问题时，与会者强调犹太人完全垄断了某些职业，因此教会官员发现自己无法反对“依法解决这一问题”。新教最高执行委员会主席赫尔曼·卡普勒(Hermann Kapler)坚持认为，鉴于犹太人自1918年以来取得的进步，国家采取保护措施是“理所应当的”。还有，新教教会明显地对国家政府感到心满意足并且害怕疏远新主人，仅凭谨慎这一点，就必须保持沉默。

政党、军队、官僚机构和教会的领导人都非常清楚发生了什么。出于各种动机他们做出相应的反应，其中包括国防军将军们的漠不关心，教会的谨慎恐惧和公然反犹主义，以及心甘情愿与官僚机构沆瀣一气，各种动机混合在一起，正是1933年很大一部分德国社会的特色。

除了2月4日颁布的法令开始了对新闻界的审查之外，钳制公开和半公开的言论也早早就开始了。在《三月授权法案》签署两天前，兴登堡签署了《背信弃义法令》(Perfidy Ordinance，有时也被称为《恶意法令》)。根据该法令，“明显歪曲真相的断言”可能会诋毁“该帝国的福祉或政府、国家社会党或其组织的名声”，可以被判处两年监禁。该法令开放性的措辞允许任何形式的解释。即使是只谈事实，如果有批评该政权的迹象，也可能遭到起诉。该法令是一种有效的镇压手段，因为即使无害的政治对话也可能招来致命后果。仅在1933年，就有3744项违反法令的行为在特别法庭受到起诉——这样就无法对它们提出上诉。即使是“非公开恶意言论”也可能受到惩罚。因此《背信弃义法令》激发了人性中最糟糕的一面。它助长了恶意指控，挑起不信任，迫使每个人都不合人情地保密和谨小慎微地生活，从而造成人际关系的障碍，而这种障碍在独裁统治消亡很久后还依然存在。纳粹德国的生活中总是充斥着一种强烈的恐惧心理，人人自危，唯恐自己多说了一个字。

1933年春，在高度紧张的气氛中，大多数谈话本身都是政治性的。该法令也抑制了社会交往，改变了社交模式。出于自我保护的原因，那些了解谈话内容的人很可能会被迫报告“可能对国家有害的评论”，因为沉默可能意味着共谋。威廉·S.艾伦(William S. Allen)在对北部小镇诺特海姆(Northeim)的研究中提到了一位名叫库诺·鲁曼(Kuno Ruhmann)的医生的例子，他在一次晚会上喝了太多酒，就模仿希特勒的讲话方式逗在场的客人开心。第二天早上，他的女房东把他报告给了镇上的纳粹总部。正如艾伦所写到的，这一消息迅速传播开来，社交生活急剧减少，因为人们意识到他们不能再相信任何人。

对该法令的随意解释也为当局提供了机会，将敌视纳粹政权的团体，如共产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犹太人作为攻击目标。引人注目的是，同样的违法行为，犹太人比非犹太人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在德国南部凯尔(Kehl)附近的村庄里有一位犹太老年店主米娜·布洛赫(Minna Bloch)，因告诉她的清洁女工(1933年5月)她不明白希特勒为什么对犹太人如此恶劣，尤其是他本人有犹太背景——结果被判处6个月监禁。尽管布洛赫的心脏很不好，经常疾病缠身，而且她的兄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德国战死沙场，但检察官拒绝了任何对她宽大处理的请求。无独有偶，1933年4月，来自黑森州弗兰肯堡(Frankenberg in Hesse)的牲畜经销商迈尔·布赫海姆(Meier Buchheim)也遇到了麻烦。他曾在与鞋匠的一次谈话中提到“各种犹太人被绞死在莱茵兰普法尔茨”(Rheinpfalz)。由于在沃姆斯(Worms)周围地区发生了多次暴力反犹袭击事件，布赫海姆的说法是与事实相符的。而且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德国作战甚至受伤，作为一种可以减轻处罚的条件被提出来过，但并没有改变8个月监禁的严厉判决。法院认为布赫海姆的观点损害了“德意志帝国的福祉”，因为它暗示“德意志帝国目前处于无法无天的状态，而当局没有采取应对措施”。

非犹太裔被告的情况就好很多。当失业的新教徒装修师威廉·迪茨(Wilhelm Dietz)被指控时，他得到了宽大处理。迪茨曾讲过吉森(Giessen)地区袭击犹太人的事，其中包括游街示众和其他羞辱性的恶劣行径。尽管他的妻子证实了指控的内容是真实的，但他还是被无罪释放了。1933年6月，来自法兰克福的女裁缝卡塔琳娜·沃尔夫(Katharina Wolff)在她的美发院里讲述了一件事：在慕尼黑，一名犹太人被杀，另一个人受了重伤，德国国会大厦(Reichstag)是被纳粹自己纵火焚烧的，还有其他一些有损政府声誉的言论，但她以相对轻微的四个月刑期逃脱了严厉惩罚。

在1933年4月22日成为普鲁士州长的戈林，于6月22日通过了一项法令：反对所谓的悲惨论调(Miesmachertum，由危言耸听者、抱怨者和发牢骚者引起的悲观情绪)，该法令专门针对在部委和其他政府部门工作的官员和雇员。因此，宣称对政府的措施怀有不满、失败主义和绝望情绪的，明确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煽动宣传的延续”；而抱怨者则被认为是纳粹政权的马克思主义敌人，并据此予以处理。与之相反的是公务员，特别是上层公务员将受到教育，以便按照7月15日内务部长弗里克颁布的国家社会主义原则行事。

与此同时，文学和小说也像口头言论一样遭到无情的彻底审查。5月10日，在爱国旋律和军事游行等声音的包围下，柏林和其他大学城的书籍被烧毁。在这场反对“非德国精神”的游行示威之前，就已对公共阅览室和外借图书馆[2]进行了清洗。在焚书之后的几天和几周里，更多当代作家被列入了不受欢迎和被禁作家的名单。由于担心他们的书在第三帝国里卖不出去，一些作家克制住自己对该政权的批评，例如托马斯·曼(Thomas Mann)一直拖到1936年。

据称，那些被付之一炬的书的作者违反了“德国精神”。被视为危害到德国实力和战斗精神内在本质的，属于违反“德国精神”这一范畴的包括：任何可能触犯传统道德标准的、贬低德国伟人的、通过对战争所有肮脏和苦难的真实描述来玷污一战英雄记忆的，或暴露出对德国历史和政治持怀疑和探究态度的。犯法的作者包括社会主义者，如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和库尔特·图科尔斯基(Kurt Tucholsky)，以及传记畅销书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小说家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Erich-Maria Remarque)、《柏林日报》(The Berliner Tageblattt)著名主编西奥多·沃尔夫(Theodor Wolff)、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克尔(Alfred Kerr)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这些批评、审视和讽刺的声音中有许多是犹太人。

不久，焚书和审查变成自我审查，为了不让非法书籍被窥探到，就把它们转移到第二排的书柜上并藏于那些能被该政权容忍的作者的书后。同样，出于自我保护的原因，人们主动迅速地筛选和删除他们的口头和书面言论，因为正如历史学家所证明的那样，那些找上门的谴责非常之多。

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部分是“舆论一律”(一个模糊的，不可翻译的术语，由纳粹挪用)，字面意义是协调，从工会、专业协会、手工艺行会和公务员组织，到零售商人协会，再到体育和休闲俱乐部，所有社会组织齐头并进，步调一致。最终，甚至连右翼学生击剑协会也被禁止了。在安抚性地将劳动节提升为全国性节日之后，工会于5月2日被禁止，并与白领工会一道最终被迫加入新成立的德国劳工阵线。之前的专业团体被吸收到现有的国家社会主义组织中，如国家社会主义医生联盟，而在以前没有国家社会主义组织的地方，纳粹党员肯定总是会在执行委员会中占大多数，接管领导权。在德国北部小镇诺特海姆，如同帝国的其他地方为类似功能，如为体育活动服务的俱乐部和协会，都被混在一起并进行了合并。例如，在诺特海姆，十几个体育俱乐部被压缩为一个。

社会和业余爱好的俱乐部，例如合唱社团，经常反映出城镇的阶级结构，因为这里分别有工人、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的歌唱社团。将众多的俱乐部打散并重新融合在一起，也是对阶级林立的德国社会的一种打击，因为资产阶级的俱乐部被迫为减少社会差异这一受欢迎的目的服务，放弃其特权。在新德国，社会地位应该是无关紧要的。1933年春季，所有纳粹组织都大声宣称要实现这一目标。作为“协调”的结果，到1933年夏，各种独立的社会团体，甚至象棋俱乐部和集邮社都已经不复存在。那时每当人们聚集在协会、社团和组织中时，党员也将会在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不仅意味着德国人现在不再能够在公共领域联合起来了，消除了传播不满情绪的机会，还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和监视，并为灌输思想提供了基准体系。之后专业人士和其他机构频繁组织的“教学之夜”(instruction evenings)很快就说明这一点。

从那时开始，迫使公民成为当时基本上属于纳粹性质的组织的成员，从而获得大众的支持，仅仅是一小步。加入新的纳粹团体，不管是商业行会还是专业协会，并不总是强制性的，尽管证明自己是“人民的好同志”的潜在社会压力使人很难置身事外，特别是在经济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在1993年3月至夏末之间进行的这一巨大的社会结构改革进程一旦完成，就消灭了任何有组织的抵抗的可能性。在对纳粹政权的宣传中，表明了当时舆论一律新赢得的国家团结和焕发出的活力。

革命的终结

在希特勒就任总理仅仅5个月后，1933年7月6日，他便宣布革命不应该是永久性的，而应逐渐转变为一种“演变”。宣布这一消息的目的是为了终止冲锋队对银行，私营企业和行政办公室的“革命性”的干预。7月14日，《禁止(政治)党派成立法》使一党专政合法化，所有其他政党都在6月22日至7月5日期间被取缔或解散。这些措施，连同一系列旨在巩固该政权的相关立法，例如使丧失公民身份合法化，没收该政权的假定敌人和真正敌人的财产，以及强制德国超过两百万的公务员行纳粹致敬礼，一起使纳粹夺权的第一个阶段成功收官。

7月，希特勒和他的政府受欢迎的程度达到了第一个高峰，一切似乎都朝着利于纳粹的方向发展，就连教会似乎也要顺从了。7月20日，天主教会的任何潜在抵抗都被第三帝国和梵蒂冈之间的宗教协定所压制，纳粹政权承诺保证天主教文化和慈善组织的完整、天主教自由行使宗教权力和信仰自由。作为回报，梵蒂冈承诺教会将避免任何形式的政治介入。三天后，希特勒推举的竞选德国新教教会领袖的候选人路德维希·穆勒(Ludwig Muller)在当天的教会选举中取得了胜利，并当选为尚未成立的联合新教教会的领袖。虽然统一新教教会的计划被证明是难以实现的，在年底前，希特勒建立一个遍及全国的统一新教教会的计划明显落空了，但这次选举标志着希特勒又一次惊人的成功。到了1933年仲夏，国内反对派似乎完全被制伏了。

民主政府已被废除，政治左派以及其他纳粹的反对者都被如此成功地镇压下去，以至于连保守派都小心翼翼地不敢公开反对纳粹的措施。社会上所有独立的组织要么已经被解散，要么已经被迫“与当前流行的政治潮流保持一致”。自宗教改革以来，具有百年历史，已成为德语地区的中欧特征的联邦制，让位给一个以柏林为中心统治的中央集权政府。过去不管是民主制度还是其他制度，都在自1913年8月初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民族狂热和无比兴奋的高昂情绪中被急切地、热情地彻底摧毁、瓦解和抛弃了。与1914年一样，1933年给人的感觉是那种根深蒂固的寄予厚望，但结果证明在现实中无以维系。到那年秋天，全国人民的热情和激情普遍被流行的宿醉所取代。尽管如此，国家社会主义的“诱惑”依然深入人心。在1933年6月，就连托马斯·曼都揣测“这场德国运动的核心可能是正确的”，后来被现政权处决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朱利叶斯·莱伯(Julius Leber)也在冥想国家社会主义的“伟大实验”，“缓解数百万德国人的存在焦虑”。大多数对这个政权持赞同态度的知识分子选择留在这个国家，其中包括演员和导演古斯塔夫·格伦德根斯(Gustav Gründgens)、海因里希·乔治(Heinrich George)和埃米尔·詹宁斯(Emil Jannings)；音乐界的知名人物包括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和威廉·富特威格勒(Wilhelm Furtwiingler)；剧作家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和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同等程度地热衷于新的信条，在某些情况下，对纳粹主义的逢场作戏是短暂的，例如海德格尔和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所有人都错误地判断和一场根本上反知识分子的运动结成联盟的后果，从而不得不咽下妥协和屈辱。但是他们决定留下来，尽管他们足够有名，且移民是可行的选择。

那些不得不离开的人中包括最精英的德国科学家。正如汉斯·乌尔里希·塔默(Hans Ulrich Thamer)曾经指出的那样，1933年以前，十几位诺贝尔奖得主住在柏林-达勒姆(Berlin-Dahlem)，位于威廉皇帝公会(Wilhelm Gesell Schaft)的研究所周围一平方英里的土地上。但一年后德国遭遇了人才外流，而这个国家再也没能从这场人才外流中恢复过来。这批流亡海外的移民中几乎四分之一来自大学和研究机构，其中包括德国著名的犹太科学家，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詹姆斯·弗兰克(James Franck)、马克斯·伯恩(Max Born)和奥托·斯特恩(Otto Stern)。此外，移民还包括许多德国人文社会界最具创造力的科学家和学者。尽管一些人在二战后从他们所流亡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回国。但随着他们的离去，德国的大学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所享有的卓越地位将永远消失。1932年，德国出版了4703份日报和周报，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但到1933年底，作为工业化国家中识字率最高的国家和人均报纸密度最高的国家，德国损失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报纸。在许多方面，希特勒的统治一开始就已经意味着德国传统的终结。

因为被寄予厚望的决定性变化并没有实现，革命期间的那几个月极度亢奋的状态和振奋人心的期望一旦过去，幻灭感就会大规模地出现。这往往是由于经济因素、食品价格的上涨没有与相应的工资上涨相匹配，在短期创造就业方案(通常是建筑业)取得第一波成功之后，在1933年和1934年的冬季，建筑活动陷入停顿，对失业挥之不去的恐惧重新燃起，第一次挫折到来了。尽管纳粹政权通过积极的、不停歇的宣传活动和征召义务“劳动服务”，尽力向每个人保证就业是其议程上的首要问题，但在1934年的冬季和次年早春，就业情况似乎停滞不前。小手工艺品商店的老板们很不高兴，因为与早先的承诺相反，政府没有关闭百货商店。农民们也在《国家世袭农庄法》(the Reichserbhofgesetz)强加给他们的各种束缚下感到痛苦不堪。1933年9月底通过的该法规定，面积在7.5至125公顷之间的耕地，传给下一个继承人时不得分割继承、不得抵押——这严重限制了农民的经济自由和流动。不仅是工匠、工人和农民有理由感到不满，家庭主妇们还抱怨从肉类到奶制品，许多食品都供应不足。国家社会主义组织在经济(管理)中矛盾、考虑欠周和破坏性的干预，常常被人们认为是在为人民供给必要品时出现障碍的原因。因此，对经济的不满具有明显的政治性。

胎死腹中的二次革命与政权的巩固

在期望值最高的地方，幻灭感也最强，说的就是纳粹冲锋队的普通士兵。随着1933年7月革命的宣告结束，冲锋队失去了它的职能。1933年夏秋期间，冲锋队领导人常常被从他们之前担任的银行、保险公司和行政办公室的职位上以“特别专员”或“特别全权代表”的名义撤职。因此在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最成功的一年结束时，冲锋队的普通士兵往往空手而归，没有得到任何东西来证明他们为“奋斗的岁月”所做出的牺牲。

1933年5月1日，纳粹党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170万左右的新党员涌入后，对新来者关闭了大门。新成员中的许多人在1933年3月和4月的重大事件中发现，在内心深处他们一直是国家社会主义者。相比之下，冲锋队则保持开放，在1934年的头几个月里，其队员数量突破了300万大关。在他们的队伍中，1933年春天席卷整个运动的革命平均主义和吵吵嚷嚷的反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与之相关的还有对二次革命喧闹嘈杂的讨论，似乎越发来势凶猛、越发真诚，因为它根源于对现实的沮丧和被辜负了的希望。1934年春，二次革命的威胁看起来很危险，特别是当时民众的不满与国际形势的不稳定同时发生。国防军的高级军官们对冲锋队领导人恩斯特·罗姆(Ernst Rohm)宣称的，在冲锋队的基础上建立一支棕色民兵，并将“国防军的灰色岩石淹没在棕色洪水中”的计划感到担忧。希特勒强烈反对罗姆的计划，因为他需要利用专业军队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来实现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他很早就表示，任何二次革命的尝试都将“淹没在鲜血中”。

事情终于到了紧要关头。来自长期被称为“帝国投诉办公室”(Reich Conflicts Offlce)的帕彭副总理官署内部的公开批评，汇入了冲锋队慢慢酝酿的不满情绪。1934年6月17日，帕彭在马尔堡大学(Marburg University)的一次演讲中对政府的攻击，最终迫使本不情愿动手的希特勒采取了行动。希特勒与党卫军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和海因里希·希姆莱，以及罗姆在党领导层中的老对手赫尔曼·戈林和约瑟夫·戈培尔在后勤和串通一气的陆军领导层的支持下，准备了最后的镇压。罗姆于6月25日被德国军官帝国协会(the Reich Association of German Offlcers)开除，他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6月30日星期六上午，愤怒的希特勒带着武装警察和党卫军人员将他逮捕。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罗姆和其他几十名冲锋队领导人都被连珠炮式地击毙。与此同时，希特勒趁机摆脱了宿敌，比如巴伐利亚州政府专员古斯塔夫·冯·卡尔，他于1923年11月因为啤酒馆政变惹恼了希特勒，还有他的前副司令格里格·斯特拉瑟，以及他在总理办公室的前任库尔特·冯·施莱彻和施莱彻的亲密助手冯·布雷多(von Bredow)将军。施莱彻和斯特拉瑟被指控与罗姆串通密谋反对政府。与此同时，帕彭周围的保守派反对派也被消灭了。撰写了帕彭讲话的埃德加·荣格(Edgar Jung)、为其撰稿的埃里希·克劳斯纳(Erich Klausner)，以及帕彭的参谋长赫伯特·冯·博斯(Herbert von Bose)皆被枪杀，而帕彭本人则先是被软禁，然后被派往奥地利担任特使，后来又担任大使。1934年7月3日的一项法律将针对罗姆的诉讼定为国家自卫行为(Staatsnotwehr)。在常被称为“长刀之夜”的事件中，近100人丧生。在这个时候，希特勒露出了真面目，恰好符合剧作家贝特霍尔德·布莱希特(Berthold Brecht)对他的描述：一个强盗团伙的头目。

这种针对冲锋队二次革命的威胁和来自保守阵营的批评的双重目标而发起的攻击，先发制人，巩固了纳粹政权。希特勒心甘情愿地承担了处决罗姆和其他冲锋队领导人的全部责任，因为他是“德国人民的最高仲裁者”，他很清楚针对冲锋队的行动将得到很大一部分人的强烈支持，这些人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无法无天的冲锋队暴徒的折磨。虽然杀害荣格、克劳斯纳和其他与之没有直接关系的人遭到了公众谴责，但陆军(与清洗有牵连，并从中获利)和教会都没有提出抗议。8月1日，总理和总统的办公室合并一处；8月2日，久病缠身的兴登堡离世；同一天，军队向希特勒本人宣誓——希特勒作为“元首和总理”的权力现已完全制度化了。这些政治变革在1934年8月19日举行的公民投票中获得了接近90%的赞成票。纳粹政权已经度过了最初的不稳定阶段，现在已经大权在握、稳操胜券了。

[1]　译者注：关于Gymnasium的译法，需要结合德国的教育体制。德国“小学”4年，之后的“中学”分三类：5年、6年、9年的，没有初中高中之分。9年的叫“Gymnasium”。中国参照的是美国六、三、三(小学、初中、高中)学制，因此有人认为，德国前两种学制仅有共9年或10年，相当于我们的小学加初中；第三种学制(“小学”加Gymnasium)共13年，就把它的最后文凭(Abitur)称为“高中文凭”，进而称“Gymnasium”为“高中”。有鉴于此，更适合的译法是，Gymnasium是完全中学，Abitur是完全中学文凭或完中文凭。

[2]　书籍可以外借的图书馆。——译者注

第三章 选举、公民投票与节日

海德薇·里克特(Hedwig Richter)

拉尔夫·杰森(Ralph Jessen)

纳粹组织在1936年举行了春季选举，其场面甚为壮观，是一场盛大的活动。3月29日(星期日)，德国举国上下似乎都在户外奔走、欢呼、庆祝，当然也包括投票。白天，两艘齐柏林飞艇(Zeppelins)飞过帝国上空并抛撒传单，上写：“投票给元首。”到了黎明时分，“从东方飞来”的这两艘飞艇抵达莱茵兰。早在几周前，帝国就应该通过这样的选举使莱茵兰的军事化合法化。飞艇上的一名电台记者描述称，飞艇飞过“古老的帝国之城”亚琛(Aachen)和科隆(Cologne)上空时，挂在降落伞上的国旗飘向地面。而下方，正是科布伦茨(Koblenz)的“德意志之角”(Deutsches Eck)纪念碑。当时，年轻人正在那里围成一个圆圈，并在中间摆出一个叉号造型，代表投票给希特勒。接着，飞艇来到法兰克福(Frankfurt)，继续飞行，经过“一段高速公路，它就像一条白色丝带一样穿过美丽的风景”。飞艇上的气氛很轻松，机组人员都已投票：一切都做得合法合规。选举委员会成员握手宣誓就职；与此同时，为了确保投票的保密性，他们专门设了一间投票室和一个投票箱：“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地面与空中之间进行空中飞行投票。”

这些城镇在黑、白、红三色旗帜的海洋中闪耀着光芒。次日，报纸就报道了火炬游行、歌唱、焰火和游行活动。一位美国记者写道：“帝国的每一支乐队都让柏林和其他中心喧嚣不断。”在柏林，民众一整天都聚集在帝国总理府前欢呼呐喊。戈培尔说：“整个德国都沉浸在喜悦之中。”还有报纸报道称：“在这喜庆的日子里，阳光普照德国人。”尽管所有人都认为投票率会达到95%，但令人惊讶的是，仍有众多选民在选票上画叉号反对“自由与和平的德国国会”。根据官方数据，投票率为99%，其中98.8%的人在选票上画了叉号，而他们只有这一个选择。只有50万选民没有这样做。

纳粹党的要员们很难重获出路，“国家已经崛起了”，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元首统一了国家，我们做梦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都很茫然。”毫无疑问，纳粹的领导者们都筋疲力尽了。在这场疯狂的竞选活动中，他们大肆宣扬和平并赞扬德国莱茵兰军事化。就连其他国家也被吸引了。《纽约时报》刊登大量文章描述此次选举活动，还特别提到了齐柏林飞艇：“对政府来说，那两艘巨大的飞艇形成的壮观场面，是象征一个拥有主权的强大民族的骄傲感的最好标志。”

纳粹为什么要举行这样的选举？选举不是从根本上违背了独裁的“领导原则”和独掌大权的要求吗？为什么即使是在独裁的背景下，他们还要冒险选举呢？1933年1月希特勒夺取政权后，德国先后举行了四次国会选举和五次全民公投。原因似乎显而易见，纳粹需要利用选举进行宣传，这与他们利用公众节日的目的一样：既可以作为盛况奇观调动民众，同时又能向国外的观察者传递信息。正如纳粹进行的群众庆祝活动一样，选举活动精心设计了各种典礼和仪式，目的是营造一种崇高的氛围，使民众从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

然而，对于纳粹专门通过选举来扩大宣传这一事实，仍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因为，民众有理由认为这些事件的影响在于它们能提供一种全世界公认的合法形式。在大众和民主的时代，“人民”的参与和支持对于合法化而言不可或缺，并且没有哪种形式比这更合适了。如果反对派中绝大多数人持反对意见，他们如何为自己的反对意见提供正当理由？如果“阿道夫·希特勒的人民”支持他、拥护他，与他一道宣扬他们的和平愿景，那么英国、法国或国际联盟有什么理由反对希特勒呢？纳粹确实想要争取到每位选民的选票，而且如果认识不到纳粹党在动员选民方面的有效性，就无法理解它的成功。尽管事实确实如此，但将纳粹党的胜利主要归结于欺诈和操纵，或者归结于宣传机器都有失妥当。它基本上遵循了魏玛共和国的选举制度，所以保密措施(统一选票、投票室和投票箱)仍然正式有效。即便是放眼全世界，这些方法也被认为是合法选举的先决条件。

1933年7月14日通过的《公民投票法》，不仅是纳粹独裁政权的新发明，也是纳粹政权强有力的政治工具。《魏玛宪法》第73条已经设想到了公民投票的重要作用。然而，“领袖型国家”基本上消除了“制衡”机制。但根据《魏玛宪法》，公民或议会可以发起全民公决；而根据1933年7月通过的新法，只有“政府”才有这项权力。此外，在纳粹国家中，可以通过公民投票终止宪法或议会法令，这比在魏玛共和国容易得多。

如今，“第三帝国”的公民投票和选举研究经常被忽视，这是因为“民主合法性”处于独裁统治下这种逻辑似乎没有意义。一战之后，岌岌可危的民主国家受到了法西斯主义的威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遭到摧毁。然而，并非只有英国、法国或美国才承认人民广泛参与的民主是一种古老的传统。纳粹极尽所能利用这种传统为自己提供民主合法性。1936年，流亡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谈到德国的民主传统时称：“这是一个伟大而智慧的国家……毕竟，它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广泛自治……而新的统治者聪明地认识到他们必须提供民主传统的某种替代品。”

由上级操纵选举并非纳粹政权首创，自20世纪20年代起，类似情形在意大利和南美洲就已经存在了。从1937年开始，苏联也跨入“独裁民主国家”之列，其决定性因素是“人民”明确的支持。由此可见，选举不仅是一种正式的程序，而且通常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选举的作用不仅在于选举一个人担任某个职务，它还被用于界定选民的作用，并强调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如果选民默默地参与每一次选举活动，就表明他们认可现有的政治秩序。

为了探寻纳粹统治合法化中具体的“民主”和“公民投票”逻辑，接下来我们将更详细地剖析选举与节日。

独裁政权中的参与性传统

纳粹认为自己才是唯一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并对此毫不掩饰。他们敌视议会民主，认为自己才是国际主流的一部分。这不仅在极权主义国家如此，那些有着悠久议会传统的国家也是如此——在这些国家也很流行批判议会。然而，在20世纪，就像选举一样，也不可能轻易废除议会制度。事实上，一旦纳粹掌权，他们的目标可能不仅仅是像他们在1933年之前强硬要求的那样，仅仅废除议会和选举制度。他们有更大的野心，消除民主中的自由与竞争元素，从中移除所有“制衡”、解除对少数群体的保护、废除两院制以及对宪法的承诺。他们的愿景是实现“民众统治”——这是卢梭共识理论激进化版本。纳粹政权之所以选择这样做，是为了利用民主的阴暗面。因为，就民主本身而言，除了自由平等的开明统治之外，往往还包含着它的对立面，即煽动行为、民粹主义和多数人暴政的可能性。希特勒在1936年的一次竞选演讲中宣称：“我没有废除民主，而是简化了民主。因为我宣布我不是对47个政党负责，而是对德国人民负责。”

一般来说，纳粹主义并没有提出有关选举和公民投票重要性的一致理论。对投票的评估不仅在纳粹统治过程中发生了变化，而且也因相关人员和机构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至少有一部分权力精英认为，1933年3月将是最后一次选举——这表明，政权在一次又一次的选举中是即兴发挥、没有任何的章程计划。“第三帝国”一流的法律理论家为“领袖型国家”的参与性合法化提供哲学理由：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曾认为魏玛选举是“腐朽的”，主张彻底废除“以前那些无意义的投票残余”，否认权力更迭后的选举具有议会选举的特点。即使1933年3月5日的国会选举，“从法理事实上说”，也是一场公民投票，一场德国人民(承认)阿道夫·希特勒为政治领袖的公民投票。1939年，法律专家恩斯特·鲁道夫·胡伯(Ernst Rudolf Huber)宣称：“让人民投票是为了加强元首对外的地位，也是为了清楚地展示民族团结。可是，正是元首在不断将国家的真正意志融合在一起。”因此，无论投票结果如何，希特勒都不受约束。官方的法律周刊称：“人民的呼吁表明，德国领袖型国家是真正的民主形式，这与主导世界其他地区的多党制议会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位政府消息人士的声明强调了选举的重要性，称国家不应该“只是简单地发表评论”，人民的决定应代表一种“法律行为”。

然而，在任何情况下，国家都必须遵从“人民的意志”。卡尔·施密特甚至称这是“公认的、基本的国家社会主义原则”之一：“帝国政府将其听取的人民的意志视为权威。”恩斯特·鲁道夫·胡伯认为，只有在国家社会主义中，“人民的意志”才能通过元首“以一种纯粹的形式被揭示出来”。但同时，他也强调，“领袖型国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德国……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元首型国家(völkisch)，政治统一体现在人民身上，而国家的意志是由元首制定的。”

纳粹一直声称“真正的民主”“改良的民主”(戈培尔)“更好的、更简单的民主”(希特勒)或“真实的民主”。在1934年的公民投票中，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问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能够实现像德国一样的民主呢？”希特勒最喜欢在外国人面前吹嘘，“四千万德国人民”“团结一致站在他身后”；他不准备“在没有取得人民信任的情况下采取任何行动”。1934年8月，他告诉外国记者：“每年我都抓住机会将我的权力交给德国人民批准。……我们‘野蛮’的德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民主。”1933年7月14日通过的《公民投票法》旨在促进“征求人民意见”，官方对此的解释是，这只是一个基于“古老的日耳曼法律形式”的程序。这一切都是为了表明群众对纳粹领导的赞同，这在纳粹统治期间发生的选举变化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尤其是对投票程序的广泛操纵。各党派都可以参加1933年3月5日的德国国会选举。尽管反对党——特别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此前受到残酷的压迫，许多候选人被逮捕并遭受折磨——纳粹仍然只获得了43%的选票。在这之后，1933年11月12日，德国举行了另外一次国会选举，其目的是使选举结果没有反对票。因为其他政党都被禁止参选，选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投票给纳粹党，要么投无效选票。这个国家期望向全世界表明，它“赞同”元首的政策。1934年，德国人批准元首接管总统职位，该批准具有追溯效力。1935年1月13日，萨尔(Saar)人民根据《凡尔赛条约》举行了萨尔公投，这是萨尔人民选择加入法国或德国或者保持现状的公民投票。1936年3月7日，一党制议会举行了第二次投票，涉及莱茵兰再军事化全民投票，而针对全部两个问题，选票上只有一个叉号选项供选择。结果，国会选举实际上变成了公民投票。因此，作家维尔纳·伯马尔堡(Werner Beumelburg)说：“我们选择投票箱的过程……不是选举，也不是投票，而是对我们所服务的使命以及承担这些使命的人做出的承诺。这些承诺严肃、庄严、不可动摇。”纳粹认为，1938年4月10日的选举也是如此，选民要投票表决“奥地利与德意志帝国的重新整合”，还要表决“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名单”，尽管这一次，选票上提供了“反对”选项。

因此，德国国会的选举制度并未被废除，而是变成了无人反对的选举。出于同样的原因，议会得以保留。显然，希特勒认识到议会所提供的合法化大有裨益。1933年2月底，德国国会大厦被纵火烧毁，这可能是人为造成的。希特勒不仅坚持保留这座建筑(不顾他的明星建筑师阿尔伯特·斯佩尔的建议)，甚至还坚持扩建。但由于种种原因，翻修工程直至1938年才正式动工，然而战争的爆发使得该工程在不久之后又停工了。在1933年11月大选前的一次采访中，戈培尔指出了可以解释国会具有“持续重要性”的两个因素：首先，政府需要一个代表整个国家的权威机构，可以支持它颁布立法；其次，“元首”需要一个机构来“向世界展示人民和国家的团结”。显然，他们在利用国会的传统来加强这种宣传效果。因此，不应低估国会继续存在的象征意义，即便国会实际上主要是作为希特勒登场的舞台，或是作为一致通过特别是具有象征性的法律的平台。在1933年3月24日通过《授权法案》之后，国会在1942年4月24日最后一次会议前只举行了19次会议，而且只通过了7部法律。

在1933年3月21日“波茨坦日”(Potsdam Day)，当纳粹宣称帝国的所有合法性都来源于纳粹组织时，议会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因为这个时期涉及的不只是“第三帝国”和恺撒帝国的庄严握手，即穿着旧帝国元帅制服的兴登堡，或在波茨坦举行仪式的象征性姿态，还有3月5日举行的德国国会的开幕仪式。因为在1871年3月21日，德国国会第一次开会。它是根据当时最盛行的选举法之一选举产生的，其中包括对24岁以上的人实行男性普选。尽管他们对议会和党派提出了种种批评，但它获得了德国人所珍视的传统地位。因此，毫不奇怪，纳粹也很重视一个议会席位所带来的声望。党内最重要的官员，纳粹冲锋队或党卫军，都或多或少自动获得了一个席位；其他的纳粹要员，如阿尔伯特·斯佩尔和弗里茨·托德特，都曾试图得到一个席位，却始终未能如愿。

纳粹政权在其他领域也利用了这种参与性传统。例如，在1939年庆祝“夺取政权”的周年纪念日时，希特勒在国会发表了演讲。根据戈培尔的说法，该演讲的“主题”是：“德国将永远是一个元首共和国，再不会有君主统治了!”在演讲中，希特勒大谈过去的著名人物，赞扬德国的和平愿景，并攻击了犹太人。他认为合法性最主要来自“德国人民”。他反复谈到“民族共同体”，并向听众提起威尔逊总统14条宣言中“关于民族自决的根本命题”。希特勒说道，其他国家拒绝给予“高度文明的德国人民”这项权利；而他，希特勒，现在又赢回了这项权利。“元首”提醒议员们，他们有“神圣的、永恒的职责”：“你们不是某个地区或某个区域组织的代表，你们也不是特定利益的代表，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你们是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民选代表。”

与此同时，希特勒在国会演讲中明确表示，他反对1933年以前德国即已存在的“外来民主”。“所谓伟大的民主国家”(在演讲的其他部分，他称其为“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应该反思一个问题：“归根结底，一个得到99%民众支持的政权，和那些采用最可疑的舞弊选举方法才能维持统治地位的国家，难道不是完全不同的民主吗？”“就民众统治而言，我们已经有了一种更透明、更优越的形式，他们怎么敢试图把某种东西强加给我们呢？”从国会议员的反应就可以看出国会“民众统治”形式的实际含义，他们的国会活动仅限于用“欢声笑语”来回应元首的讽刺性言论，用“雷鸣般的掌声”来回应每一个威胁姿态。

选举技巧

单纯靠鼓掌并不足以维持民主的假象，这一点可从纳粹的选举制度中得以印证。他们想要一种国际公认的合法形式。为此，他们需要一种符合国际标准的选举制度。

因此，根据法律，纳粹选举具有“全民参与性”。在1933年和1934年期间，甚至犹太公民也可以参与投票。1933年，内政部长弗里克斥责当地一名政党领袖，称将犹太人排除在竞选名单之外是“违法的”，并声称要严格禁止这种行为。然而，犹太人中央协会(Central Association for Jews)建议其成员在1933年11月的选举中投“赞同”票的事实表明，当时他们已经承受了很大压力。直至1935年《德意志公民法》颁布〔这是纽伦堡(Nuremberg)的法律之一〕，犹太人被剥夺了投票权，然而“犹太混血”(“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一”混血犹太人)仍享有投票权。值得注意的是，“德意志公民”的权利首先是根据他们的投票权来界定的：“在政治事务中行使投票权仅限于拥有完全‘政治权利’的德意志公民，犹太人不能成为德意志公民，在政治事务中不享有投票权。”

至少在第一次选举中，集中营的囚犯还可以投票，而且由于实行了匿名制度，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1933年11月大选后，一名集中营指挥官抱怨道：“根据投票结果来看，处于保护性拘留的囚犯中约三分之一的人还没有理解甚至不会理解当前的情况。不幸的是，我们找不出那些屡教不改的人是谁。”1933年11月，在施瓦本阿尔卑斯山脉的霍伊贝格(Heuberg)集中营，约有一半的囚犯投票反对纳粹政权。

令纳粹士兵们非常恼火的是，尽管他们要求公开谴责“叛国者”，但政府却坚持选举保密，并于1933年宣布，要想尽“一切办法”防止对选民的“骚扰”，这份声明通过媒体广为流传。在另一份声明中，内政部长弗里克下令“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选举自由和投票保密”。有一次，因为没有做好保密工作，选举委员会宣布一个投票中心的投票结果无效。

尽管如此，操纵和欺诈事件也一再发生，投弃权票者和投反对票者一再遭受纳粹的政治恐吓。有个别报告称，在投票站内都印着“卐”字符和希特勒的画像，纳粹党成员在那些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人的选票上做标记，近乎公然地监视着投票站。狂热的希特勒支持者公开拒绝使用投票站，也进一步破坏了选举的保密性。而且，在计票时，许多选举委员会直接忽略“反对票”，这样他们就可以上报政权所期望的结果。然而，还有很多值得一说的地方。如果排除1936年的选举，舞弊和操纵行为还没有普遍到能从根本上扭曲选举结果的程度。对实际选举程序的区域研究和个人记录研究一再证实了这一点。英国大使在1933年秋季选举时称，“投票本身无疑是保密的”。《纽约时报》在1938年4月选举结束后报道：“正如中立的观察者看到的，从信封里取出的选票显示，确实有超过97%或98%的选民支持希特勒，支持德国与奥地利合并。”对纳粹来说，1934年8月总统大选的公投结果相对有些令人失望，但也表明了选举的相对自由。尽管他们在选举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且施加了政治压力，但纳粹“只”获得了90%的选票。这意味着，实际上有700多万有投票权的选民没有投票或投了“反对”票。在公民投票后的第二天，情绪低落的政治领袖加入希特勒的阵营时，他们试图找出“出了什么问题”。在1936年举行的下一次选举中，当局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下令将所有没有在唯一的“赞成”选项上画叉的选票，都算作“赞成”票。如果忽略掉一个事实，即这些选举根本没有给人民提供选择的机会，那么，这可能是纳粹选举舞弊最明显的例子。

纳粹之所以禁止选举舞弊，是因为他们担心这会使选举丧失合法性。他们对此不抱任何幻想。在1936年的选举中，将“反对票”变为“赞成票”的做法，以及不能投“反对票”的事实，都受到外国媒体的严厉抨击。纳粹在1938年纠正了这一错误：选票上再次出现了“反对”选项，空白或错误标记的选票不再被算作“赞成”票。

因此，总的来说，选举会产生显著的影响。例如，犹太浪漫主义学者维克多·克莱姆佩勒(Viktor Klemperer)认为，1933年11月的公民投票无疑是希特勒的胜利。他写道：“我也开始相信希特勒的权力，相信他会留下来。”根据社会民主党流亡委员会的说法，在这些选举之后，社会民主党也不得不“克服极度抑郁的情绪”。纳粹认为选举结果也必须在国外产生预期的效果。例如，1933年3月大选后，伦敦的《泰晤士报》在其选举分析中加入了赞扬的字眼：“在英格兰，从来没有任何反对奥地利和德国联合的公众情绪，这本身丝毫不妨碍大不列颠与德意志之间达成谅解。”1938年德国国会选举后，《纽约时报》评论道：“阿道夫·希特勒的日耳曼帝国昨日通过了投票的严峻考验，当时新德国有近5000万选民赞同吞并奥地利。”甚至在1934年因无数“反对”票和弃权票令纳粹备受打击的总统大选后，《纽约时报》阐明了现实情况：“阿道夫·希特勒是帝国的元首，以近90%德国人的选票获得了绝对权力。”甚至在1936年，当国外批评无效选票被算作“赞成”票时，《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仍在粉饰这种声音：“尽管存在这种混乱，希特勒还是赢得了压倒性的选举胜利，这是毋庸置疑的。”在1938年的德奥合并公投事件中，《纽约时报》的记者对质疑和批评不以为然。不管外国人说了什么，就一个已经决定的问题(与奥地利的合并)进行的所谓毫无意义的全民公投是“对希特勒的一种致敬，不亚于对民族和种族团结的狂热表白”。除了1933年3月的选举外，外国记者几乎没有提到对反对派使用的恐吓手段。

动员与现代化

宣传机器无情地操控着公众的思想。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成员、学生、普通纳粹党员都被动员了起来。选举的准备工作在投票前几周就开始了，在投票前的最后几个小时里，他们狂热地动员民众：公共建筑和教堂里悬挂着旗帜；纳粹工厂在民众的工作场所举行会议；他们做出最后安排，使德国侨民能够在船上投票；男性选民的火炬游行；还有大规模唱诗班，教堂的钟声在投票前夕敲响。纳粹政权利用一切技术手段展示它的现代化和对进步的乐观信念，从空中的齐柏林飞艇到地铁站扩音器都在播放希特勒的演讲。选举日当天，柏林的街道人群涌动，声嘶力竭地呼喊希特勒；全国各地的德国人都聚集在一起，通过收音机收听选举结果，对投“反对票”的消息发出唏嘘声。1938年，在维也纳，成千上万兴高采烈的市民沿着环城大道游行，高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和《德意志之歌》等爱国歌曲，并高呼：“我们想见元首!”在乡村地区，军乐队为乡村演奏小夜曲。在1933年的选举中，民众涌向教堂做礼拜。在一些乡村地区，冲锋队人员被认为特别虔诚，他们的棕色制服在前往教堂的人群中尤为显眼。当选举结果宣布时，全国的公告上写着：“创纪录的胜利：票数如下……”

纳粹的反精英主义、反男权制和现代宣传，他们对工人的口头呼吁，以及他们的强硬行为，吸引了那些在魏玛共和国被边缘化的人群，他们很乐意参与到这种抗议情绪中来。最重要的是，很多年轻人被吸引了——冲锋队内部全是一群年轻人。纳粹通过其全面的社会动员，使世界上许多人站了起来，在此过程中羞辱了曾经的名人。他们让社会党部长和犹太百万富翁在大街上被追赶，或者让他们穿着袜子和内衣遭受嘲笑。德国人从该政权的掠夺欲望中获利，以谋杀同胞为代价而致富。在某些方面，大肆宣扬的人民和政权的统一被证明是正确的，并在选举中得到了显著的象征性表现。1933年的选票使用熟悉的你“是否愿意”形式，与婚姻誓言相呼应，上面写了这样的问题：“作为德国人，你是否愿意支持帝国政府的政策？你是否愿意声明，帝国政府表达了你的观点和愿望？你是否愿意郑重承诺忠于帝国政府？”

尽管纳粹倾向于男性形式的表演、男性参与的活动和仪式，但有大量证据表明，他们实际想要同时吸引男性和女性：“德国的男性和女性!”纳粹定然不希望女性仅在厨房里活动。相反，在20世纪20年代，纳粹党已经认识到群众党赢得并维系女性支持的重要性。因此，许多选举呼吁是专门针对女性的。在1933年11月的选举中，“为了避免误解”，纳粹甚至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下，“在11月12日的德国国会选举和公民投票中，与以往所有选举一样，女性享有与男性相同的投票权”。

为了彰显人民与领袖的团结，必须进行全面动员。在选举期间的每个清晨，通常天都还没亮，希特勒青年团的男孩和德国少女联盟(BDM)的女孩就已经在街上喧闹地游行了，他们吹着喇叭、敲着鼓，提醒德国人他们的“责任”。而且在柏林工人阶级居住的地区，甚至在投票站开放之前，民众就已经排起了长队。在1934年的选举中，几乎所有拥有投票资格的选民都已经在11点前完成投票。由于选举的目的是要给民众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所以本周日上午的选举活动变得更加复杂。1938年的德奥合并选举期间，冲锋队队员、纳粹机动部队和空军部队、消防队，以及其他任何能组织起来并能制造巨大噪音的人群四处走动以叫醒民众。而在有些地方，刚到中午，就已经有80%的选民进行了投票。纳粹党员们用汽车把年老体弱的人送到投票站，并在医院设立了专门的投票站。如果哪些公民没有投票，纳粹党员一定会再次探访，并提醒他们履行应尽的“义务”。

动员支持选举的任务主要落在纳粹党员身上。在选举日前的几个星期里，他们一直忙个不停，骑着自行车穿梭在乡村宣传选举活动，骑着摩托车或列着车队四处宣传选举信息。而在选举日当天，他们不知疲倦地把自己的同胞送到投票站。与斯大林的做法如出一辙，希特勒利用选举来控制他的特工，并甄别组织中存在的问题。

没有法律规定选民必须投票，但到处都有党员、报纸、广播和热心的公民提醒他们绝对有必要投票，以及“对元首表达忠诚和感激的义务”。1934年公民投票的前一天，戈林告诉德国人：“任何人都不能离开，否则就证明他们不值得元首信任。”我们必须“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示范展示给全世界，这个示范将扫除关于新德国的所有谎言和歪曲的事实。我们必须表明，阿道夫·希特勒已经和德国人民在所有的思想、行动和情感中融为一体”。

由于魏玛选举法(包括无记名投票)仍然有效，所以没有人因为拒绝投票或错误投票而被送上法庭。然而，也存在一些公务员因没有投票而受到纪律处分的情况——尽管内政部长不允许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多讨论。由于内政部长明令禁止骚扰非选民，为了施加更大的压力，纳粹想出一个办法——标记那些已经投过票的人。因此，在整个帝国，游说者到处分发徽章来确定谁投过票。有报纸报道称：“每个人都佩戴着‘赞成徽章’并引以为傲。”在一些地方，游说者还会分发“履行选举义务证书”。

纪律处分、共谋、反抗

一位美国记者分析了1938年的公民投票。据他分析，纳粹用暴力的方式吞并奥地利，从本质上说，并不能算是胜利。“国家社会主义法规定举行全民投票，以这样的方式，才能使合格的选民牢记其在决定国家命运方面所承担的责任”。这一观察相当敏锐。1933年11月选举的前几天，老牌自由派报纸《福斯日报》(Vossische Zeitung)刊登了一篇对戈培尔的采访。在采访中，记者不断提问，如果只有一个政党，不再有任何反对党，那么议会选举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最后，这位记者一针见血地总结道：“既然如此，国会选举就必须是一项针对德国选民有正确思想和内在纪律的考验。”于是，宣传部长回答说：“没错。”

通过投票，每个公民都可以表明自己对该政权的认可。民众前往投票站的过程变成了一种服从表现，甚至是同谋行为。必须保留自由投票，以提高服从仪式的重要性。这不仅涉及缺乏相关的法律规定的投票，而且还涉及选举日的提前投票，这在每个独裁政权中都被视为特别忠诚的证明。欢庆的气氛也为选举增添了具有忠诚特点的色彩。纳粹党报纸《国民日报》(Nationalzeitung)就对1936年3月的选举写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选举活动，这是一个庄严的庆祝活动，每个人都很荣幸能够通过投票来感谢元首做出的所有伟大功绩和成就。”

抵制这种宣传、不投票、投“反对”票或破坏选票到底多么困难？一般而言，即使投票是保密的，民众也不得不考虑反对的声音。游说者施加的压力较为温和：中午过后，为了让那些还没有投票的选民投票，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和众多纳粹党员会去这些选民的家里。在更极端的情况下，冲锋队成员会在街上呼喊着追赶那些没有投票的人，一群人在旁边大喊：“把他们捆起来!”

选举期间的压力可能更大：1936年3月29日，在萨尔州的一个村庄，一名助理牧师和他的管家在投票站投票。结果，一个纳粹分子开始怀疑他们，然后悄悄地在两张选票上标记上墨点。在统计选票时，发现两张选票都投了“反对”。村民们就聚集在牧师门前，并把这两名天主教徒拖到外面，在街上追赶、嘲笑他们。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下萨克森州(Lower Saxony)的一名工厂老板身上，他被迫参加投票，然后被关押起来并受到虐待，直到第二天才被释放。此外，还有人在街上被人追赶，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没有投票，因为我并不关心德国的荣誉与和平。”尽管这些可能只是个例，但它们确实揭示了普遍存在的压抑和恐惧氛围，这足以迫使大多数选民服从。

在选举之前，大部分选民获准在家乡以外的地区投票——这表明了一些选民在试图逃避压力。据推测，许多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在选举日不受骚扰——要么根本不投票，要么在更匿名的环境中投“反对”票。政府对这一事态做出的反应是，规定投票站应开放到18点，以使每个选民都有机会投票。

成千上万的选民要么拒绝投票，要么投了“反对”票，这一事实表明，在纳粹主义统治下的选举和公民投票不仅仅是认可和服从的仪式，同时可能也是民众疏远或反对该政权最重要的机会。这仅仅不适用于1933年3月的选举，因为尽管纳粹施加了巨大压力，但仍有56%以上的选民投票反对希特勒成为独裁者。1933年11月的选举结果更值得人们注意，当时独裁政权已经完全建立，但仍有210万张“反对”票；而在1934年的公民投票中，更有430万张“反对”票。然而，有人反对这一点，认为反对派的大量投票表明，选举期间对政敌使用恐怖手段属于例外情况，但是提出反对意见是有可能的。

“第三帝国”的政治节日

在今天看来，1933年至1939年和平时期的政治节日对纳粹统治的重大意义很容易被低估。纳粹德国对民主的破坏以及该政权对其认定为国家和“雅利安人种”(Aryan race)的“敌人”所使用的残酷武力，最终以“大屠杀”收尾，有力地塑造了我们对纳粹德国的看法。欢乐的节日和热情的民众为希特勒欢呼的景象，与这段充满压迫、暴力和恐怖的历史并不相符。然而，节日和恐怖融入到自我庆祝的“民族共同体”——这与暴力排斥“共同体异类”并不矛盾，二者是密切相关的。一些特别狠毒的镇压措施与壮观的庆典密切相关就能证明这一点。1933年3月21日，普鲁士历史与“第三帝国”之间精彩地上演了所谓连续性的一幕——后被称为波茨坦日。两天后，《授权法案》的通过摧毁了民主。就在100多万人在柏林庆祝5月1日全国劳动节仅仅一天之后，纳粹政权就摧毁了自由工会。在1935年纳粹党帝国党代会期间，在密室中起草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目的是剥夺犹太人的权利，这是纳粹党“年度政治仪式”中最复杂的活动。在纪念1923年纳粹党慕尼黑暴动失败期间，希特勒和戈培尔发动了恐怖行动，致使数百名犹太人于1938年11月9日死亡。有时，暴力和压迫甚至被伪装成一种庄严的仪式，就像1933年5月的“柏林焚书”事件一样。

然而，如果将“第三帝国”举行的众多节日仅仅看作准备实行暴行的平台或转移民众对压迫措施注意力的策略，那就是大错特错。在面向本国和外国人民时，政治节日也有助于纳粹政权进行形象管理。参加大型群众集会的民众可以感受到他们是情感共同体的一部分，毫无疑问，他们正在体验无阶级的“民族共同体”的现实生活。政治节日以其高涨的情感和精心设计的场景提供了一个场所——在那里，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典型的政治审美可以产生直接有效的影响。与此同时，这些节日的仪式和象征为政治领域营造了一种神圣的气氛。如果纳粹主义被描述为一种政治宗教形式，那么公共仪式就是其礼拜仪式的核心。在政治节日中，“元首”和“人民”之间的直接接触既是魅力型统治的工具，也是魅力型统治的表现，是“希特勒神话”的重要基础(伊恩·克肖，1987)，大量德国人的忠诚都基于这一点。在选举期间，群众活动不仅展示了“新德国”的实力和现代化程度，也恐吓了国内外的反对者。经过出色的后勤和技术手段安排，游行、示威和阅兵把德意志帝国描述成一个高效的现代化国家、一个未来充满希望的国家，尤其是能够为本国民众提供精彩的表演：乐队和穿着制服的年轻英俊男子，火炬游行、烟花和“光明大教堂”，一起乘坐专列参加活动的经历，在帐篷里过夜，活动结束后的狂欢酒会，所有这些都为民众带来了巨大的欢乐。

就像选举和公民投票一样，政治节日也是将德国人民融入纳粹政权的一种手段，但却不能影响纳粹的政策。这样的节日有精心设计的场景，假设所有参与者都在同一个地方，那么这样的活动一次可以持续几个小时或几天。如同选举一样，仪式性的节目使民众从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尽管演讲者、在场的政治家、参加游行队伍的人以及正在观看的“群众”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是，作为节日共同体的一员，他们形成了一个整体，其中，“群众”本身也变成了演员。所有参与者同时出现，他们进行互动，参与象征性的活动，这些都能使民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进而影响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政治节日是情感和情绪的媒介，是现实世界和象征世界的融合。纳粹通过各种方式利用这些节日，目的是让人民融入他们的政权。

纳粹的“节日日历”

政治节日一开始就在纳粹统治的自我投射和展现“人民”与元首的团结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一点在“第三帝国”第一年的简要叙述中就可以看出来。1933年1月30日之后，希特勒和纳粹党开始摧毁魏玛民主，并迫害他们的政治对手，取缔其他党派，同时“整合”所有的独立组织。独裁之路充满了名副其实的“节日焰火”。在帝国的城镇和乡村，纳粹精心策划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公共活动，以及许多小规模游行、集会和仪式。在这些活动中，当地文化的传统元素与纳粹运动的象征和仪式被结合在一起。1933年举行的许多小规模的节日活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有启发性的视角，这份期待混合了机会主义、希望和热情等，最终许多德国人将这份感情寄托于希特勒身上。他们也表明了自己的决心，纳粹党、冲锋队、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开始征服公共领域，并用他们的标志和仪式占领公共领域。主要节日及其在各省的多方效仿，不仅有助于塑造有吸引力的形象，还可以作为外部装饰，掩盖国家的残酷征服行为。这种“社会仪式”是建立独裁统治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第一件大事是1933年3月21日的波茨坦日。如前所述，3月5日当选的议会在邻近的波茨坦开幕，而不是在柏林。波茨坦有兵营、宫殿，还有“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陵墓，是普鲁士国家神话中最重要的纪念地。

虽然必须在短时间内临时制作很多东西，但在戈培尔的带领下，组织者还是成功打造了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演出。这场演出旨在展示“革命性”的纳粹运动和“普鲁士传统”之间的协调。纳粹政权希望这个地方的传奇能赋予它历史的合法性。然而事实上，直到后来希特勒与年迈的德国总统冯·兴登堡握手的照片才成为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权力移交最著名的象征。直接的情感作用来自波茨坦仪式的“普鲁士”氛围，以及整个民族都参与到伟大的权力移交仪式中。在波茨坦，成千上万的人们站在街道两旁，除此之外，纳粹号召全国各地的德国人在房子上悬挂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或纳粹的“卐”字符旗帜。当天晚上，民众举行了无数次火炬游行和“自由仪式”来庆祝“国家的重生”。

仅仅几周后，1933年，5月1日被定为“全国劳动节”，象征着工人阶级融入了“民族共同体”——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工人运动的传统抗议日定为公共假日。此明智之举是对工人的一种象征性认可。即使在全球经济危机引发大规模失业之前，工人也认为他们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受害者。然而，这种象征性的认可却意义重大。在1933年的“全国劳动节”当天，没有举行大规模集会和游行，而工会和左翼政党成员本可以借此机会支持工人阶级的利益。相反，“五一”节庆祝活动的核心是由国家组织的群众大会。超过一百万人在柏林的“滕珀尔霍夫公园”(Tempelhofer Feld)参加了会议。在这里，年轻的阿尔伯特·斯佩尔赢得了声望，因为他创造了一个让希特勒组织得以兴盛的舞台。斯佩尔对这一事件的策划涵盖了许多后来群众活动的典型元素：希特勒面对群众讲话的讲台背后是巨大的“卐”字符旗帜，现代的扩音器把演讲内容传达给聚集在希特勒面前的数百万人，一名电台记者在城市上空的飞艇上进行了现场直播。火炬游行和焰火为这难忘的一天画上了句号。庆祝活动结束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暴力镇压。5月2日，自由工会遭到取缔，其财产被没收。工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劳动节已经转变为“民族共同体”的劳动节。在某些方面，比如波茨坦日，这个群众性的节日是从魏玛共和国的自由公共领域到独裁政权的公共行为空间的一种过渡仪式，其中每个参与者都扮演一个固定的角色。接下来的几年里，纳粹的劳动节与其在劳工运动中的起源含义迥然不用。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民众把这一天当作一个非政治性的春天的节日来庆祝，这一天有诸如“五月树”之类的新传统，也有工厂或办公室等“工作场所共同体”准备的娱乐活动。德国劳工阵线领袖罗伯特·莱伊博士(Dr. Robert Ley)，在1936年5月的庆典上提出了“享受生活”的非政治性口号。

1933年庆典的下一个活动是“纳粹党的帝国党代会”，该会议于8月30日至9月3日期间在纽伦堡举行。

事实上，这只是一次名义上的党代会。最重要的是，这是希特勒“纳粹运动”和“德国人民”之间魅力关系的仪式性展示。纳粹党及其众多附属组织的数十万官员、成员和支持者每年都会聚集在纽伦堡参加各种活动，此类活动通常会持续几天。它很少受到政治演讲内容的影响，而更多地取决于作为共同体的一部分的经验。20世纪20年代，纳粹党发起纽伦堡集会，但直到1933年以后，这些集会才被列为重要场合，也变得日益复杂。受希特勒本人委托，由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执导的1934年党代会电影《意志的胜利》大获成功。事实上，这部电影不是纪录片，而是极具暗示性的宣传片，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了党代会想要传达的信息。在电影中，许多热情的民众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为希特勒欢呼。电影的另一个主题是，在华丽的背景下，身着制服的纵队根据严格的编排，列队穿过巨大的阅兵场，这一幕被视为完美纪律的典范。毫无疑问，希特勒在这一场景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但这实际上是“纳粹运动”的自我写照，其焦点不断地集中在忠诚且纪律严明的支持者和忠诚的“人民”身上。为此，纽伦堡纳粹党的伟大节日及其在电影中的集中表现，最重要的是庆祝“人民”和“元首”的团结。此外，这些仪式表演的重要作用是向参与者展示纳粹运动及其“元首”的特殊性和“神圣性”。希特勒乘飞机抵达就是一个例子，夜晚纽伦堡的火炬游行以及新党旗的“献礼”也是如此。“献礼”采取的形式是希特勒用所谓的“血旗”来感染人民。据说，这面旗是由党员的血浸透过的，这些党员在1923年失败的慕尼黑暴动中被警察射杀。这种阴郁的仪式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说明党代会的礼拜仪式借鉴了基督教殉道者的传统。最后，纳粹全力在纽伦堡修建建筑，目的是为纳粹党的节日提供合适的场所。军队游行穿过中世纪古城是为了展示该党与德国历史的渊源，而帝国党代会会址上那些巨大的新建筑(实际上从未完工)，及其看台、体育场、街道、大厅和阅兵场，则为表现“民族共同体”与元首之间的密切关系提供了背景。这是一种权力建筑，这座建筑内的人从来不被允许将自己视为个体，他们只能在一个纪律严明的集体中行动，并将自己视为这个“群体”的一部分。

党代会结束一个月后，“帝国丰收节”于1933年10月2日在德国北部城镇哈梅林(Hamelin)附近的比克伯格(Bückeberg)举行了首演。尽管“五一”劳动节的目的是将工人纳入“民族共同体”，但50万人聚集在下萨克森州是为了庆祝德国乡村与“新德国”的联系。

尽管这个节日的名字让人联想到教会传统和农民文化，但它完全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节日。尽管比克伯格的群众大会邀请了穿着传统服装的表演团体，并使用粗糙的木质平台，从而试图营造一种乡村氛围，但在许多方面，它都与5月1日的柏林活动很相似。此外，1933年至1937年庆祝“帝国丰收节”的地点，与自然和乡村生活的联系并不大。纳粹斥巨资将比克伯格平坦的高地改造成了可容纳一百万人的阅兵场，参加阅兵的人乘坐公共汽车从四面八方赶来。建造阅兵场是为了让参与者能感受群众大会的氛围，同时向下也能看到谷地中进行的军事游行和演习——就好像他们也在舞台上，能够身临其境。然而，归根结底，这里的节日活动和空间布局首先是为了安排“元首”和他的“人民”会面。节日舞台的中央是所谓的通往山上的“元首之路”。希特勒及其随从在数十万人的欢呼声中在这条路上“穿过”人群。据估计，1933年这段“穿过人群”的行程足足花了45分钟。希特勒和“人民”之间这一充满魅力的亲密时刻反复出现在“丰收节”的照片中。虽然每年都会举行政治“丰收节”，且仪式愈加隆重，直到1937年停办，但它并不是比克伯格独有的重大活动。正如“五一”劳动节作为重申“民族共同体”的日子，不仅在柏林，而且在许多其他地方和工厂都有庆祝活动，全国各地的村庄和小镇都会举行“帝国丰收节”的庆祝活动。在那里，民众关注的焦点不是与元首的魅力邂逅，相反，这些地方性的庆祝活动结合了乡村节日文化的传统元素，用新的政治符号表现当地的特征，以及当地纳粹组织和官员声势浩大的参与。这些小规模活动能否站稳脚跟并赢得当地群众的喜爱、是否会沦为政治例行公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能否成功地将意识形态信息融入当地流行的节日文化之中。

1933年的最后一次盛大庆典于11月9日在慕尼黑举行。自1925年以来，纳粹党一直将这一天作为1923年希特勒政变失败的纪念日——忠诚的巴伐利亚警察毫不费力地镇压了这次政变，但纳粹党却将其转变为纳粹运动的核心根基事件。特别是在1933年以后，民众越来越重视那些与被枪杀的反叛者有关的殉道仪式。就此，纳粹党甚至比“帝国党代会”更受关注。纳粹党利用希特勒在“市民啤酒馆”(Bürgerbraukeller)的年度纪念演讲，反动派城市游行的重演以及日益浮夸的死亡崇拜，创造了一个有关英雄主义和牺牲的神话，从而有助于塑造纳粹党的形象。因此，11月9日的庆祝活动主要不是关于有魅力的“元首”和“民族共同体”之间的联系，民众所颂扬并赋予传奇地位的是所谓的“斗争共同体”——与纳粹党早期所说的“斗争年代”有关。每年11月9日，慕尼黑都会进行一场精心设计的传统仪式，在这一传统仪式中，纳粹运动的“老战士”们不断在脑海中确认，他们是发誓效忠元首的团体，代表“第三帝国”的精英。尤其是这个原因，在政权的所有仪式中，这个节日包含了最多的政治宗教仪式元素：年复一年，1923年“血旗”已经变成了纳粹党的遗物，在整个城市举行隆重的仪式。1923年牺牲的16人获得了政治烈士的身份，在1935年的盛大仪式上，他们被重新安葬在国王广场(Königslatz)新建造的两座“荣誉神殿”里。他们的名字每年都会以“点名”的形式被充满感情地宣读出来，每念完一个名字，一群人就会齐声高喊：“到!”从而营造出“倒下的英雄”和活着的运动支持者之间的神秘团结。

尽管波茨坦日仍然是一项独特的事件，但到1939年，其他节日也都按照同样的年度节奏在纳粹日历中确立了自己的固定地位。1934年，在纳粹日历上又增加了一些不太隆重的节日。纪念一战死难者的“全国哀悼日”变成了“英雄纪念日”，这就把对战争的纪念融入到了激进的英雄故事中。此外，迄今为止具有纯商业性质的“母亲节”被赋予了更重要的地位，成为“纪念和尊敬德国母亲的日子”。这些年度节日在二战爆发前一直是纳粹政治仪式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大型仪式来纪念特定的节日。其中包括“波茨坦日”， 1933年焚书仪式，1936年奥运会，慕尼黑不定期举行的德国艺术日，以及1939年4月20日希特勒的生日庆祝活动。

在20世纪30年代，纳粹节日风俗发展成为四种不同的趋势：第一，朝着经典发展迈进。因此，尽管活动、符号和仪式不断改变，但总体上是朝着标准化的方向迈进。例如，1933年，当地的节日游行在5月1日举行，而且丰收节的活动包含了许多源于地方传统的元素，后来的趋势是模仿集中组织的活动。第二，大型政治庆祝活动变得更加隆重、壮观。参与者的人数持续增加，活动变得更加宏大，建筑则多数是为党代会和丰收节而修建的场地和建筑物。第三，重整军备和备战意味着军事变得日益重要。在纽伦堡党代会上，阅兵式和现代武器的展示成为节目的一部分。在1937年的“帝国丰收节”上，100万名观众观看了长达一小时的军事演习，演习中有10 000名士兵，还有坦克和轰炸机。1939年，希特勒在庆祝自己50岁生日时，举行了一场持续4个半小时的游行，40 000多名士兵，5000辆机动车和600辆坦克参与了此次游行。第四，现代大众传媒变得越来越重要。为了取得成功并产生影响，节日依赖于所有实际出席的参与者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交流，但节日只能影响出席和参与活动的民众。因此，在早期，戈培尔试图用最现代的媒体技术来烘托政治节日的气氛，以便影响更多的民众。从一开始，无线电广播就是宣传工具的一部分，同时也运用了新颖的现场报道技术。通过提供简短的电影报道，电影新闻短片至少可以给人一种“整体艺术作品”(Gesamtkunstwerk)的表面印象，而这正是节日所追求的效果。但是，莱妮·里芬斯塔尔精心制作的关于1934年党代会和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电影，其在技术上极具革命性并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1936年开始，纳粹也尝试了电视广播，但是由于其技术原始，这种方式只能涵盖少数观众。

元首神话与“民族共同体”：政治节日的作用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纳粹还维持并不断发展他们的节日活动，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和耗费大量资源。数百万人被动员起来，成千上万的党内工作人员和公务员参与组织这些活动。纳粹斥巨资举行仪式，并修建柏林、纽伦堡和比克伯格的巨大建筑。为什么要组织这么多盛大的演出呢？这些政治节日对纳粹独裁统治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关于该政权的性质和它在德国人民中受欢迎的原因，这些节日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在1936年发表的一篇著名文章中，哲学家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提到了法西斯主义下的“政治生活审美化”。他说，把政治转变成一场精彩的表演，有助于组织和吸引人民，使其与该政权捆绑在一起，但同时又无视人民的真正利益。确实，这种分析貌似合理，但它没有解释纳粹节日文化的重要性，因为节日不仅仅是一种转移注意力和操纵人民的方法，最重要的是，“五一”劳动节、纽伦堡党代会、“帝国丰收节”和11月9日的慕尼黑死亡崇拜等重大仪式，都是“人民”和“元首”面对面相遇的舞台。在仪式中，希特勒亲自出席，面对面交流的可能性，偶像与崇拜者的接近，以及会面的严格规范和仪式化，是创建和维持魅力型团体和“元首”神话的重要前提。

此外，国家和政党的重大节日以及各省的小型活动，包括游行、群众集会和示威，在这些场合中，参与者可以将自己视为同类“民族共同体”的成员。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交场合，节日的本质是使民众产生情感和情绪。纳粹节日试图在视觉、听觉和表演上征服参与者。标准化的符号和政治修辞旨在将参与者纳入进来，以排除所谓的“人民公敌”，这为建立一个感情色彩浓厚的共同体奠定了基础。参与节日同时意味着参加重要的政治活动。这种成为共识一部分的集体意识和参与感，要比演讲者所做的实际政治宣传重要得多。

最后，在1933年至1939年，纳粹节日成为重要工具，通过仪式、表演和符号，该政权可以控制和压制在魏玛时期纳粹党的权力“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革命动力。在德国民主的危机年代，冲锋队和德国纳粹党发展了一种长期的行动和动员方式，以此获得并保持势头。街头示威，选举之战，啤酒馆里的斗殴都是常见行为。许多纳粹活动人士曾预计，这种革命动力将在权力接管后继续存在。随着独裁统治的建立，官僚主义的“协调”以及重新重视军事，纳粹党领袖开始通过国家机构、纳粹党卫军和盖世太保有组织的恐怖活动来行使权力，而不是通过动员冲锋队或来自下层的压力。

政治节日还有助于增进“人民”和“元首”之间的魅力关系，确保人民在情感上能体验“民族共同体”，并保持这样一种感觉：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权。政治节日能否实现这一目的取决于其能否有效进行形象管理，以满足德国人对认同感和方向感的需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治节日一方面回归到熟悉的主题，另一方面，它从现代大众文化和娱乐产业的角度提出创新的想法。

创造传统是用来确保信誉和聚焦共同期望的机制(霍布斯鲍姆)，通过这一机制，纳粹党为自己及其节日提供了历史合法性。从特定节日的选择理由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被创造出来的传统。5月1日指的是劳工运动的传统，丰收节借鉴了基督教的传统，“母亲节”也是已经确立的传统，而11月9日则与殉道者崇拜有关。在这种情况下，纳粹运动实际上是在创造自己的传统。这种创造传统的策略，体现在对节日进行精心设计的各方面。年复一年，节日的节目都遵循着同样的顺序，就像基督教的日历一样。历史感、节奏和重复都给节日的节目带来了连续性和真实性的氛围。

第二，对于重大节日，纳粹节日的负责人选择具有象征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场地。场地本身特有的光环有助于传统的发扬，以使节日更加可信。纽伦堡是一座风景如画的古城，有着重要的中世纪历史。作为党代会城市，它展现了纳粹的主张，即体现“真正的”德国历史。类似的传统联系还有下萨克森州的比克堡，它的卖点是德国农民的象征。

第三，戈培尔和其他纳粹节日管理者毫不顾忌地利用各种完全不同的节日传统。基督教的习俗和仪式(如游行、对殉道者和圣物的崇拜)与19世纪的节日传统完全一样，他们也热衷于游行和打上爱国标签。正如5月1日的社会主义劳工运动一样，青年运动以其对自然的浪漫化和对真实性的崇拜而做出了贡献。有选择性地采用不同的形式和做法，使纳粹能够在冲突环境中吸引众多民众，同时抹除这些做法的原始意义。这种传统的动员或发明与明显的现代元素结合在一起。

这些还包括(第四点)举行节日的公共空间的设计。的确，一方面，在地方层面，他们使用了许多传统文化的元素，例如在节日气氛浓烈的城镇中游行，或用因丰收节而被华丽装饰的农场马车游行。然而，另一方面，纽伦堡或比克伯格的节日建筑是相当新的，柏林的滕珀尔霍夫公园的设计也是如此。帝国党代会广场上的巨大建筑，以及为容纳一百万人而改造的比克伯格斜坡，促成了一种全新的大规模编排和集体体验的形式。它的首要目的是将个人纳入构想的共同体。与这些新空间相关的主导建筑为大型节日提供了合适的舞台，如果没有极权主义的大规模编排，这将毫无意义。

第五，纳粹的节日是现代活动管理的范例，它巧妙地利用了最新技术提供的所有可能性。能够把几十万甚至一百万人带到下萨克森州的偏远地区或纽伦堡的省城，并在短时间内供养他们，这本身就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后勤成就。使用最现代的扩音器，高效的灯光布置，飞艇和飞机的部署，数千名士兵的阅兵式，最新的武器展示，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1933年至1939年间的政治节日成为最受欢迎的科技和军事现代化演示。

第六，大众媒体。纳粹节日的目的是让参与者尽可能地“完全”融入活动，并让“政治”尽可能全面地成为一种情感体验。理性的争论和政治辩论是不相关的。为了确保这种体验不局限于参与者，从一开始纳粹就打算将仪式传送给全国的广大公众。报纸报道、照片、广播和电影都是为了把当地的重大活动变成整个国家的体验。虽然纳粹利用电台报道来实现全国的同步体验，而且许多德国人看过里芬斯塔尔拍的1934年党代会的电影，但这种媒体策略成功与否仍不得而知。因为节日共同体的特殊性质恰恰在于需要所有的参与者在场。考虑到当时的技术状况，越是有关情感、体验和共同体的问题，就越难通过媒体传达这种体验。这无疑限制了纳粹节日文化的有效性。

民众需要继续积极领会“元首”和“纳粹运动”之间的关系，这对这个魅力政权的合法化具有决定性意义。与选举一样，这些仪式可以明确展示该政权的“民主”性质。即使已经成为僵化的仪式，但选举和节日维持着群众运动的假象。同时，它们又蕴含着纳粹运动的潜在动力。除此之外，希特勒和戈培尔在1938年11月9日，轻易地对德国犹太人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恐怖浪潮。而当天，纳粹党致力于激起民众对“斗争时期”和“陨落的英雄”的记忆，这两件事息息相关。20世纪30年代，面对外国和本国人民，纳粹政权的自信不断增强。这不仅是选举和公民投票的结果，还与那些表明同意和排斥的展示仪式有关——它们似乎阐明了群众的意见，也显示出了反对派的无力。

第四章 建筑与艺术

乔纳森·彼得罗普洛斯(Jonathan Petropoulos)

1945年3月，阿道夫·希特勒坐在他柏林地堡(Berlin Bunker)的样品间里，面前是为他的第二故乡林茨(Linz)专门设计的以元首博物馆(Führer Museum)为核心的文化中心模型。希特勒转头对帝国安全办公室主任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Ernst Kaltenbrunner)说：“亲爱的卡尔滕布伦纳，如果你我都不相信我们在战争胜利后会一起建设这个新林茨，我今天就饮弹自尽。”将战争和文化中心建设相提并论虽然代表着对广阔前景的幻想和对军事形势的错误理解，但也表明，即便是在危急关头，希特勒也非常关注艺术品和其他文化问题。这位独裁者会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摆弄模型，整理画册。他甚至亲自挑选了一些装饰地堡的艺术品，其中包括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肖像(意在祈祷能像七年战争结束时的普鲁士及其国王那样奇迹般幸存下来)。其他的纳粹领导人对艺术也很感兴趣，也会理解希特勒充满象征意义的沟通方式。柏林地堡容易让人联想到故事的结局，但事实是，建筑和艺术从一开始就在纳粹德国的演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自1920年国家社会主义兴起之初，艺术就被证明是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根据其创始人安东·德雷克斯勒、戈特弗里德·费德尔(Gottfried Feder)、迪特里希·埃卡特，当然还有阿道夫·希特勒的说法，雅利安人是文化的承载者，他们培育了崇高的艺术。犹太人颠覆和利用文化，大量生产欺骗他人的劣质作品。此外，因为希特勒自认为是个艺术家，纳粹副官们虽然有时也显得力不从心，但鉴于“元首原则”(Führerprinzip)，他们期望能够追随希特勒，培养对文化的兴趣。由建筑师转行当帝国军备部长的阿尔伯特·斯佩尔回忆说，喝得酩酊大醉的高莱特在纽伦堡看瓦格纳(Wagner)歌剧时竟然睡着了。但事实证明，这些领导人努力参加文化活动并摆出赞助人的姿态本身就意义重大。纳粹“舆论一律”的意识形态原则和创建诸如帝国文化商会这样的庞大机构的共同努力，也使得艺术在纳粹德国历史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总的来说，艺术成为谋杀政策合理化的工具。许多人认为，德国文化的优越性为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战争提供了理由，他们认为，“我们是有文化的人，不是野蛮人，因此我们在进行一场高尚的战斗”。简而言之，艺术是纳粹世界观传播的核心。

在1933年1月纳粹夺取政权后，艺术在政府的经济计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增加艺术项目支出也被纳入旨在刺激经济的公共工程项目中。希特勒最早委托建造的建筑之一是慕尼黑的德国艺术之家(the House of German Art)。纳粹随后在1934年5月22日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至少2%的建筑预算用于艺术和装饰项目。纳粹领导人在文化上投入了史无前例的巨额资金，许多艺术家都从纳粹政府及其官员处获得收入，这些领导人被许多艺术家视为赞助人或顾客。后来，纳粹雄心勃勃的艺术计划中的部分资金来自战利品和其他掠夺行动，尤其是来自战争期间的被占领地区。掠夺的收益使纳粹国家富裕起来，并为艺术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位于林茨的元首博物馆计划收藏从欧洲各地掠夺而来的画作，建筑师阿尔伯特·斯佩尔和领导“林茨特别项目”团队的赫尔曼·吉斯勒(Hermann Giesler)从国家资助的盗窃活动中获得资金支持。

用历史学家罗伯特·埃德温·赫兹斯坦(Robert Edwin Herzstein)的话来说，艺术也成了纳粹“希特勒赢得的战争”宣传活动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迅速建立了对几乎所有媒体的统治之后，新领导人使得大多数德国人民相信，政权会推进国家利益。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纳粹思想——尤其是关于犹太人和其他民族问题，关于民族主义和责任感问题，当然，对希特勒的崇拜也与日俱增。在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这一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之前，纳粹对媒体的统治已经持续了5年时间。他们利用文化向德国人灌输思想，这又为大屠杀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如果不是纳粹的宣传，不会有那么多德国人会在1933年参与或者默许屠杀。激进化的过程是逐渐展开的，而艺术也成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

将艺术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是与艺术的主旨背道而驰的。而文化活动对第三帝国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批评政权提供了途径，尽管这些批评仍局限于私人领域。例如，被放逐的奥托·迪克斯(Otto Dix)在康斯坦茨湖(Lake Constance)受“精神移民”灵感启发，创作了寓言作品《七宗罪》(Seven Deadly Sins)。尽管战争一结束他就把标志性的希特勒式小胡子加进了画中。在被德国占领的阿姆斯特丹，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充满象征意义的杰作让他得以探索与文化和野蛮有关的主题。纳粹主义的受害者同样坚持创作。德国犹太裔画家菲利克斯·努斯鲍姆(Felix Nussbaum)创作了一系列杰出的自画像，记录了他在1944年惨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前的生活。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Theresienstadt)的囚犯持续创作艺术和音乐，直到他们被驱逐到奥斯维辛(Auschwitz)。

然而，从一开始，纳粹夺取政权就引发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才外流。先是从德国，而后是从其他欧洲国家，这些移民催生了大量的学术作品。这些流亡者及时帮助动员世界舆论反对纳粹德国。移民常常把自己标榜为“另一个德国”的代表，与纳粹野蛮统治下的德意志帝国形成鲜明对比。在美国，这些人帮助创建了德国文化自由美国协会(American Guild for German Cultural Freedom)和好莱坞反纳粹联盟(Hollywood Anti-Nazi League)等组织，创作出包括电影和小说在内的大批抨击希特勒及其政权的作品。比如康拉德·维特(Conrad Veidt)在电影《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中饰演的斯特拉瑟，或者弗里茨·朗(Fritz Lang)和贝特霍尔德·布莱希特的《刽子手之死!》(Hangmen Also Die!)，后者是基于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之死改编的。小说则有托马斯·曼，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和安娜·塞加斯(Anna Seghers)等人的作品。可以说，这些移民揭露希特勒政权邪恶本质的努力帮助了罗斯福总统说服美国国会在1941年12月对德宣战，并采取了“抗德优先”的政策。希特勒把学术人员削减了约43%。人才的离去代表着“人才流失”，这显然为二战期间和战后的轴心国带来了损害。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汉斯·贝特(Hans Bethe)和莉丝·迈特纳(Lise Meitner)等犹太科学家的离开，以及对“犹太”科学(包括量子物理学)的普遍蔑视，导致德国无法先造出原子弹。

在杰出的艺术作品中就可以看到上述主题本身。以一系列最杰出的艺术作品为例，在此重点关注个人艺术领域：建筑、视觉及造型艺术、音乐和文学。鉴于戴维·克鲁(David Crew)在本书中对摄影和电影的探讨，本文不再讨论这些领域。撇开领域不谈，人们可以谈论“官方”和“非官方”文化，尽管它们之间的界限往往是很模糊的。为了讲述更完整的第三帝国文化史，有关艺术的讨论将包含官方领域和非官方领域。关于非官方文化，我们应该认识到，尽管当局的管控不断升级，比如1935年将犹太人驱逐出帝国文化协会(Reich Chambers of Culture)， 1936年禁止艺术批评、禁止从事个人职业(“Berufsverbot”)，而且自1937年起，这些现象变得更加普遍，但纳粹德国的艺术仍然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较少的强制性。

建筑

尽管希特勒自幼在林茨时就喜欢歌剧，但建筑始终是他的最爱。如果接受技能训练，他可能会成为一名建筑师，但他却从未通过工程和数学课程的考试。于是他转向了另一个方向，成为一名油画家和水彩画画家。他虽不出众，但表现也相当不错。希特勒自己知道这一点，但他认为自己使用画笔和钢笔的能力足以让他成为一名优秀的建筑师。这位独裁者对建筑实践有着令人敬畏的指挥能力，可以像他处理某些剧本和船舶吨位(以及其他军事细节)一样处理好建筑实践中的细节。这表明他的兴趣一方面在于音乐和艺术，另一方面在于战争。尽管希特勒有许多不足，但他拥有成为有影响力的建筑赞助人的能力。

关于第三帝国的“官方”或国家资助项目，即使没有统一的风格，也会体现出某些主题和思想。建筑一直都是具有高度交流性的，或者用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的书名来说，建筑是“石头里的文字”。泰勒承认，希特勒并没有统一的建筑风格，但是他被“社区”的理念所驱使进行创作，例如纽伦堡拉力场，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Berlin Olympic Stadium)，为林茨设计的文化中心，以及其他吸引希特勒密切关注的公共场所。历史学家乔臣·蒂斯(Jochen Thies)对这方面的认识更为深刻，他认为希特勒的建筑方案反映了他统治全球的计划。建筑的巨大规模表达了新政权的权力和野心：它们对观众产生了一种震撼心灵的影响，因为观众在这些作品面前显得十分渺小。虽然希特勒和他的建筑师们计划的许多建筑从未建成，但其精心设计的比例模型也传达出了他们的意图。原计划在柏林修建的大会堂(Grosse Halle)可容纳18万人，并且有自己的微气候，比如穹顶内会定期“下雨”。

纽伦堡飞艇法庭(the Nuremberg Zeppelin Tribunal)实际上已经建成，可容纳20多万人(9万名游行者和12.4万名就座者)。政党集会被设想为瓦格纳式(Gesamtkunstwerke)，即“完全的艺术作品”，结合了戏剧、音乐和舞蹈等元素。正是建筑设计为这些宏大场面奠定了基础和框架。

希特勒以及其他领导人对德国主要建筑大多采用了新古典主义风格。这种风格传达了秩序的理念，单凭重复和规模，就可以实现纪念性。石头是代表性建筑的首选材料。

纳粹喜欢花岗岩、石灰石和大理石。这些石头通常由集中营的劳工负责开采，希姆莱的党卫军是其主要供应商。从某种意义上说，石制建筑体现了文化与野蛮的联系。尽管阿尔伯特·斯佩尔的“废墟价值”理念(即建筑不应该使用钢筋或其他在多年后会变为废墟的有损美感的材料)实际上是一种二战后的概念，但希特勒和他的同伙仍然相信，石头体现了权力和永恒。纳粹建筑以纪念性、新古典主义和石头为主要特征。就像他们在意大利的法西斯同盟一样。如果说两者风格不同的话，那就是纳粹发展了更具特色的风格(法西斯对现代建筑和艺术更加具有包容性)。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人们通常一眼就能认出纳粹建筑。无论是柏林的滕珀尔霍夫机场(现在用作会议中心)，还是慕尼黑国王广场附近的保罗·路德维希·特鲁斯特(Paul Ludwig Troost)建筑群，都很引人注目。有些人会说，它们的周围有一种光环。在第三帝国时期，这些建筑上会有纳粹标志和其他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装饰，以便更好地体现政权。

即使是国家资助的官方项目也有例外。为了实现地缘政治野心，纳粹需要工业基础设施，许多工厂都是以现代的或者更实用的风格建造的。赫尔曼·戈林在林茨的作品是利用现代理念设计的实用建筑的一个例子。学者们早就知道，许多包豪斯派(Bauhaus)建筑师都在第三帝国找到了工作。这些现代主义者通常不从事代表性建筑的设计工作；但也有例外，比如阿尔伯特·斯佩尔聘请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重新规划设计柏林，又如保罗·博纳兹(Paul Bonatz)设计了现代高速公路桥梁，并接受了在慕尼黑建造新火车站的委托。

在纳粹德国实用派建筑领域，阿尔伯特·斯佩尔脱颖而出。他聪明(1945年他在纽伦堡测试的智商是128)、有才华、工作勤奋，在战后被称为“好纳粹”。这位年轻的建筑师给柏林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erlin)的海因里希·特塞诺(Heinrich Tessenow)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者是一位尖刻的批评家，但最终还是成了斯佩尔的导师。特塞诺在德累斯顿(Dresden)附近的海勒劳(Hellerau)设计了花园住宅小区，并改造了柏林中部的新岗哨(Neue Wache)纪念碑，而且他通常采用现代主义风格。特塞诺对斯佩尔有很深的影响，斯佩尔借用了他的风格，喜欢直线和稀疏的装饰，或者至少是有选择性的装饰。斯佩尔雄心勃勃，是个机会主义者。1934年，希特勒的第一位宫廷建筑师保罗·路德维希·特鲁斯特的离世给斯佩尔提供了机会。斯佩尔承担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项目，包括改造德国驻伦敦大使馆和193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的德国馆。德国馆高耸入云，顶端有一只帝国鹰。斯佩尔因此获得了一枚金牌，并且锁定了他作为希特勒偏爱的建筑师的地位。斯佩尔继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先是被任命为教授，之后又被任命为帝国首都的建筑总督察，手握大权。与此同时，他还在多个陪审团、编委会和政府委员会中任职，在文化官僚机构中掌握重权。这些都发生在1942年初他被任命为帝国军备部长之前。

斯佩尔继续从事设计工作。他的项目在战争中都相继建成，一直到成为帝国军备部长。当时的战时配给限制了建筑，特别是非战时必须建筑的建造。纽伦堡国会大厅(The Congress Hall)已经几近完工，如果纳粹恢复年度政党集会的话，它很可能已经建成了。然而，斯佩尔的大部分工作都是设计模型。他在纽伦堡的作品和在柏林1939年建成的新帝国总理府(the New Reich Chancellery)是例外。他声称要在一年内完成总理府工程，而实际上，拆除工作直到1937年才开始(而且规划过程还要往后推)。这位建筑师喜欢传播关于自己的神话，比如独立于希特勒而工作，完成项目比别人快等。斯佩尔还喜欢诋毁对手，包括赫尔曼·吉斯勒，斯佩尔在回忆录《第三帝国内部》(Inside the Third Reich)中把吉斯勒的名字都拼错了。但斯佩尔是一位幸存者，本来他有可能在纽伦堡被判处死刑，但他成功逃脱了，还与墨西哥的一位朋友将自己的大部分艺术收藏隐藏起来(后来又找回了)，之后成为一名畅销书作家。他在某种程度上知道自己参与了一件邪恶的事情。正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早在希特勒敢于向他最亲密的伙伴表达任何这样的意图之前，这些纪念碑就已经是他对世界统治权的一种主张了”。斯佩尔和曾经的独裁者做了一笔“浮士德交易”(Faustian Bargin)[1]，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也获得了相当大的权力。

非官方建筑的特点是风格的多样性。一方面，包括大多数纳粹领导人在内的赞助人更喜欢历史主义风格。他们的私人住宅，包括希特勒的伯格霍夫(Berghof)，赫尔曼·戈林的卡琳霍尔庄园(Carinhall estate)、戈培尔在万湖(Lake Wannsee)上的施瓦南沃尔德圈地(Schwanenwerder)，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在柏林-达勒姆(BerlinDahlem)的别墅，以及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在科隆附近的莱霍夫(Leyhof)的豪华别墅，这些也只不过是首脑们豪华住宅中的几处而已。纳粹领导人还委托制作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物什。对纳粹来说，很少有比他们自己家更豪华的地方了。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有定制的餐具、瓷器、水晶器皿、开瓶器等。他们的品位支撑了整个纳粹纪念品行业，直到今天，这一行业仍然蓬勃发展。当局定期发起反对“庸俗艺术品”运动，但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但是，在第三帝国期间依然存在高质量的艺术和工艺，以及才华出众的设计。纳粹政府和纳粹党以各种方式影响着应用艺术——建筑师必须是帝国视觉艺术协会(the Reich Chamber for the Visuals Arts)的成员，必须符合建筑规范——但他们也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至少曾经有一段时间，路德维希·密斯·范德罗(Ludwag Mies van der Rohe)和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成为非官方领域实用派的其中两位核心人物。时任包豪斯学院最后一任主任的密斯在1932年从德绍(Dessau)搬到柏林，曾试图保留这一机构。在1933年4月这所著名学校被关闭前，他曾与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和盖世太保(Gestapo)的领袖鲁道夫·狄尔斯(Rudolf Diels)进行过商讨。密斯仍然享有卓越声誉，而且他不是犹太人。他和包豪斯派的创始人沃尔特·格罗皮乌斯一起，受邀参加1933年德国国家银行(Reichsbank)设计比赛。两人都设计了宏伟而现代的结构，将现代风格和法西斯风格糅合到一起。尽管每个人都认同密斯的作品，但评审团的一名成员海因里希·沃尔夫(Heinrich Wolff)最终赢得了比赛(在1934年至1938年期间，他建造了一座规模巨大却并不太出众的建筑)。然而，和格罗皮乌斯一样，密斯仍然认为他的作品应该当选。两人都加入了第三帝国视觉艺术协会，填写了在第三帝国当建筑师所需要的所有文件，并参加了1934年的展览《德国人，德国作品》(Deutsches Volk， Deutsche Arbeit)。这个盛大的关于德国工人(非犹太人)优越性的宣传展览以现代主义设计为特色，包括前包豪斯派赫伯特·拜耳(Herbert Bayer)创作的海报。格罗皮乌斯和密斯积极参加1933年和1934年的其他建筑竞赛：密斯提交了1935年在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上的德国馆设计图，格罗皮乌斯提交了由当局大众休闲组织承办的另一个建筑群设计图。两位建筑师都在他们的模型设计中加入了“卐”字旗，以表明希望融入纳粹政权的意愿。

格罗皮乌斯很快就意识到他在纳粹德国没有立足之地，特别是在这个政权的政策越来越激进和高压(更别说反现代主义)的情况下。格罗皮乌斯与埃贡·霍尼格教授(Egon Hönig)是朋友，后者是帝国视觉艺术协会的第一任会长，他对时事了如指掌。1936年，霍尼格被更为激进的画家阿道夫·齐格勒(Adolf Ziegler)取代，但当时格罗皮乌斯已移居英国。格罗皮乌斯尽一切努力使他在德国的事务井然有序，并避免与当局对抗。他甚至请求能够获得哈佛大学建筑学教授的职位。他写信给戈培尔，称他将取代一名法国人，还说这一任命在德国反响良好。密斯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来跟随他的朋友和竞争对手(都在考虑哈佛职位)来到美国。1938年，他到芝加哥的阿默尔理工学院(the Armou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担任教授。密斯和格罗皮乌斯渐渐与反纳粹德国移民建立起联系。作为美国自由的象征，他们的事业在战后得到蓬勃发展。“包豪斯先生”(格罗皮乌斯)在1959年至1961年间帮助设计了美国驻雅典大使馆，并受邀参加了1961年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的就职典礼，由密斯设计的位于公园大道的西格拉姆大厦(Seagram’s building)很早就成了地标性建筑，但他们都曾努力与纳粹合作的情况却很少被提及。最近的学术研究对这些进行了更为细致入微的描述。

寻求与纳粹合作的建筑师通常都展现出极大的自信，他们相信自己可以融入任何体系。密斯和格罗皮乌斯一样，自成体系，以现代主义风格为特点，这引起了纳粹党中反现代主义者的愤怒。希特勒和其他人不会允许密斯或格罗皮乌斯重新塑造纳粹党。年轻的、不太有成就的阿尔伯特·斯佩尔的包袱要少得多，只有他的一个导师——海因里希·特塞诺，表现得有点太现代，对官方建筑项目持批评态度。但斯佩尔仅有的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谅解的。

视觉和造型艺术

说到传达纳粹艺术本质的恰当形象，就要提到纳粹雕塑家约瑟夫·索拉克(Josef Thorak)工作室的一个参观者。当他询问在哪里可以找到艺术家索拉克时，一名助手告诉他，索拉克在他们上方60英尺的地方，正在他创作的雕塑耳朵里工作。就连纳粹也意识到，找到一种能产生优秀艺术品的官方风格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希特勒曾把他的口号“给我四年时间”(让德国转型)运用到视觉艺术上。1937年7月德国艺术之家(German Art)在慕尼黑开幕，那是希特勒的最后期限。这位独裁者专门成立了评选委员会，让委员们评选可以展出的作品。但希特勒对他们筛选出的作品非常失望，开始亲自挑选〔在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的帮助下〕。挑选的结果依然让希特勒不满——尤其是绘画作品，而包括戈培尔在内的其他纳粹领导人也同样对作品不满。戈培尔经常在日记中哀叹当代艺术的现状。尽管如此，希特勒、戈培尔和其他领导人还是从这个一年一度的德国艺术大展(Grosse Deutsche Kunstaustellungen， GDK)上购买了大量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这些展览作品成为纳粹政权的最佳象征。

受明显意识形态支撑的艺术更容易获得国家资助。绘画和雕塑对这一种族主义政权尤其重要，因为它们是为数不多的渲染人体的艺术形式。超人是纳粹雕塑的典型主题。字面上的超人，以肌肉和不朽为主要特征。在官方艺术中，描绘“种族健康”类型始终是其艺术的主题，尽管这些雕塑往往带有攻击性，而绘画又往往显得过于甜腻或平淡无奇。战后，德国艺术大展中的许多乡村风景画保存在了巴伐利亚政府的办公室里。对“纯粹种族类型”的描绘和“他人”的相对缺失是纳粹艺术的典型特征。在风格上，官方作品倾向于写实主义，或者说，至少不抽象——尽管一些在战争期间创作“战斗艺术”的艺术家在这方面有所保留。“堕落艺术”的概念在20世纪30年代逐渐流行起来。其学术根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尤其是犹太文化评论家马克斯·诺道(Max Nordau)1892年的著作《堕落》(Entartung)。“堕落”在视觉艺术中得到了表达，这一思想成为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关键原则。甚至在希特勒夺取政权之前，对文化政治的利用已被证明是纳粹手中的有效工具。对许多纳粹来说，那些创造现代艺术的人在生理上是有缺陷的，他们无法看到真实的颜色或形状。此外，这些艺术家是提倡无根风格的国际运动的一部分，因此是“文化布尔什维克”。种族上劣等或政治上颠覆都是要传达的信息。有一些书籍，如沃尔夫冈·威尔里希(Wolfgang Willrich)在1937年出版的《清洗艺术圣殿》(Cleansing of the Art Temple)，也在宣传这种观点。

虽然国家社会主义艺术并非一个整体，但有两个典型人物，分别是阿道夫·齐格勒和阿诺·布雷克(Arno Breker)。前者曾在1936年至1943年间担任帝国视觉艺术协会的主席。尽管他曾一度保持更进步的风格〔艺术史学家弗朗兹·罗(Franz Roh)在1925年的一项研究中认为他是魔幻现实主义最有希望的支持者之一〕，但对他的任命标志着对现代艺术的反对和国家权威的扩张。齐格勒以描绘古典场景中僵硬的裸体而闻名。一些同时代的人觉察到他作品中的古怪特质，私下里嘲笑他为“德国阴毛大师”。然而奇怪的是，齐格勒的画作却备受推崇，成为第三帝国最常被描摹的作品之一。他种族化的主题，理想化的风景，强调现实主义的风格，使他的画作经常被列入有关纳粹文化的展览中。巴伐利亚州绘画收藏集包含齐格勒的《四个要素》(Four Elements)，并经常将其出借〔比如借给纽约的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用于举办名为“混乱与古典主义”的展览〕。齐格勒有相当高超的技术才能：从1933年开始，他一直是慕尼黑学院的教授，教了一代学生。虽然他的作品数量相对较少，但却备受瞩目：挂毯版的《四个元素》悬挂在193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德国馆的中央大厅(并赢得了金牌)，而其原作位于慕尼黑元首大楼(Frürerbau)希特勒的办公室外。

齐格勒是位杰出的艺术家，却因为领导了清除国家收藏的“堕落”艺术品的运动而声名狼藉。他领导的三人委员会从博物馆中清理了约2.1万件艺术品。1937年，慕尼黑举办了“堕落艺术展”，他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一篇尖酸刻薄的演讲(此前一天，希特勒还主持了德国艺术之家的落成典礼)。齐格勒臭名昭著的演讲将他对“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血脉与土地”之间的联系以及犹太人构成的有害威胁等思想结合在了一起。在随后的几年里，他与留在纳粹德国的现代主义艺术家们进行了斗争。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反自由主义的狂热分子竟在1943年初因表达失败主义观点而被盖世太保逮捕。齐格勒被送往达豪(Dachau)集中营，但希特勒在六周后亲自下令释放他，并允许他秘密退隐。阿道夫·齐格勒的战后生涯也平淡无奇。他住在巴登郊外的一个村庄里，直到1959年去世，享年67岁。

很少有艺术作品能像阿诺·布雷克的雕塑那样，捕捉到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和风格。就像他们所代表的具有种族优越感的超人一样，布雷克的巨大雕像也经常以具有威胁性或军国主义的姿态出现在国家博物馆和纳粹官方建筑的显著位置。他获得了教授职位，并通过周密计划，在奥德河畔(Oder River)的弗里岑(Wriezen)建了一所工厂，在那里监督他的作品的大规模生产，他还有一座曾经属于腓特烈大帝的城堡。在为政权创作丰碑式的英雄雕塑时，他偏离了自己作为现代艺术家的本真——他曾是被法国现代大师阿里斯蒂德·梅洛(Aristide Maillol)所称道的一位年轻雕刻家。布雷克曾一度被广泛认为是最有希望成为德国新艺术大师的人。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连著名的犹太现代艺术交易商阿尔弗雷德·弗莱希泰姆(Alfred Flechtheim)也认为他是一名艺术家。但布雷克在1932年法西斯意大利研究中见证了不朽雕塑的潜力〔当时墨索里尼(Mussolini)政权正走向更宏伟的“帝国风格”〕。戈培尔在罗马的马西莫别墅拜访了布雷克和其他艺术家。1933年春天，他请这位雕刻家回到新德国。布雷克答应了，很快就找到了阿尔伯特·斯佩尔这个重要的赞助人。二人在文化领域(以及其他领域)成为领军人物。斯佩尔控制了大量的财政预算，并将其中的一大笔资金交给了布雷克：数百万马克的账单仍保存在档案记录中。他们在为帝国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充实了自己的口袋。

在非官方领域，对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和其他现代主义艺术的支持一直持续到1945年。事实上，国家赞助的领域也在推动表现主义的发展。后来成为文化官僚的亲现代主义学生，如奥托·安德里亚斯·施雷伯(Otto Andreas Schreiber)、汉斯·魏德曼(Hans Weidemann)和弗里茨·希普勒(Fritz Hippler)，都在戈培尔的支持下工作，并通过《国家艺术》(Kunst der Nation)等刊物和工厂推广现代主义。利用工厂是因为工厂是安全地点，其他纳粹特工不能进入工厂。这给年轻的亲现代主义者提供了组织现代艺术展览的机会，他们的展览中包括卡尔·施密特-罗特鲁夫(Karl Schmidt-Rottluff)、格哈德·马尔克斯(Gerhard Marcks)以及马克斯·佩希施泰因(Max Pechstein)等人的作品。纳粹党内部一直存在着亲现代主义势力。事实上，一些专家认为，要不是因为希特勒，现代主义很可能已经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官方风格。前希特勒青年领袖，后来成为维也纳帝国总督的巴尔杜尔·冯·希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甚至在1943年赞助了一场以现代艺术为特色的展览。在希特勒看来，这场名为“德意志帝国的青年艺术”(Junge Kunst im Deutschen Reich)的展览过于激进，这一特点在全面战争措施开始实施的情况下尤为突出，因此很快就把它关闭了。

现代艺术在纳粹德国依然存在，只不过是在更私密的空间里存在。艺术家们常常在乡村工作，比如恩斯特·巴拉赫(Ernst Barlach)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古斯特罗(Güstrow)画室工作。直到1938年10月去世之前，巴拉赫一直是位高产画家。马克斯·佩希施泰因也在波美拉尼亚工作，而奥托·迪克斯则在康斯坦茨湖的海门霍芬(Hemmenhofen)作画。即使他们觉得受到了政府的约束——出于对调查的恐惧，迪克斯偏爱风景和寓言——许多人在第三帝国还是很高产的。绝望的时代有时会孕育伟大的艺术。因此，直到1945年，现代艺术的交易商也还在开展业务。1945年春天，炸弹接二连三地在德国的城市里爆炸，大部分交易商都躲到了乡下，但他们仍在继续出售画作，通过德国邮政运送卡尔·施密特-罗特鲁夫和埃里希·海克尔(Erich Heckel)等现代主义艺术家的画作。

埃米尔·诺尔德(Emil Nolde)是一位杰出的现代艺术家，他在第三帝国时期仍在继续创作。他来自德国和丹麦边境，但他依然坚信自己的艺术才是真正的德国艺术。诺尔德认为自己是德国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在1920年加入纳粹党丹麦分支。这位开创性的画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加入了柏林的新分离派(New Secession)，之后又加入了德累斯顿和柏林的桥社(Die Brücke)，在20世纪20年代大获成功。事实上，1937年和1938年从德国的博物馆中没收的诺尔德的画作多达1052幅，这在所有艺术家中是最多的，这也证明了他之前在商业上和评论界的成功。他住在离弗伦斯堡(Flensburg)不远的希布尔(Seebüll)，在柏林还有一套公寓。这里不仅有良好的工作条件，还有一个可以与其他创意人士互动的地方。他的朋友包括舞者格雷特·帕卢卡(Gret Palucca)和玛丽·威格曼(Mary Wigman)，诺尔德都为他们作过画。他还试图培养与纳粹领导人的关系，并在1933年11月应邀成为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客人，参加纪念啤酒馆政变死难者的午餐活动。诺尔德记录了自己的经历，在书信中写了关于会见希姆莱的情况，身处政客之中却让他感到有些不自在。但他渴望得到官方的认可。纳粹领导层中有他的支持者，戈培尔和斯佩尔非常欣赏他的作品，戈培尔还用他的作品装饰了自己在第三帝国早期时的家，帝国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Berhard Rust)也给予了他积极的评价。诺尔德认为自己和自己的艺术是德国的，就算是住在瑞士附近，他还是这么认为。在这一点上他与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是很像的。

虽然受到了公众的指责，但诺尔德还是继续自己的创作。1941年他收到一个“职业禁令”(禁止从事他的职业)，他写信给戈培尔，反对制裁。事实上，他退回到希布尔继续工作。盖世太保发现他画笔下的故事大多是虚构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害怕检查，这很可能促使他开始创作小幅水彩画，这些水彩画没有气味，更容易隐藏。他创作了大约1300幅“未上色的画”，但他也在战争期间画了12幅油画。他的艺术作品仍在售卖，尽管他本人非常小心，因为出售最近的作品是违反“职业禁令”的。他从战争中幸存下来，写了一篇关于自己在第三帝国时期经历的非常简短的记述(绝不能代表对他过去经历的“掌握”)，但是他在希布尔过着平静的生活。在健康状况允许的情况下，他一直坚持画水彩画，直至1956年去世前不久。如今，他的画作价值数百万美元。

画家夏洛特·所罗门(Charlotte Salomon)是为第三帝国官方所排斥的极端典型。她是柏林的犹太人，表现主义艺术家。作为一名女性，她坚持在一个厌恶女性的社会中工作，她最出名的是自传体系列作品《生活？还是剧院？：一出歌舞剧》(Leben？ Or Theater？: A song-play)。1936年，19岁的所罗门成功考入美国纯艺术和应用艺术学校，并在那里学习了两年。但是，反犹太主义的高涨破坏了她的教育和事业。所罗门的父亲在“水晶之夜”之后被捕，并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所罗门想象了父亲的经历并将其画了出来)。所罗门被送到法国南部，和她的祖父母住在一起。他们在属于美国前爱国人士奥蒂莉·摩尔(Ottilie Moore)的一处豪华庄园的别墅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搬到尼斯(Nice)的一套公寓里。1940年，她和祖父试图穿越比利牛斯山脉(the Pyrenees)逃离法国，但他们被捕了，并被送往古尔斯(Gurs)的拘留营。由于祖父身体虚弱，他们被释放，并回到了尼斯。在那里，所罗门专心创作。

在创作《生活？还是剧院？：一出歌舞剧》的过程中，夏洛特·所罗门创作了769幅水粉画，以及总计1325页的草图和透明胶片，她把它们组装起来并贴上标签。她记录了自己家庭的经历，用画笔捕捉这场悲剧，用艺术史学家格里塞尔达·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的话说，这个作品是激进的现代主义混合体，具有互文性、形式大胆和多样性等特点，堪称“20世纪最具挑战性的艺术作品之一”。这些图像记录了犹太人在欧洲的生活，纳粹的崛起，以及为逃离欧洲所付出的努力。但最主要的是她自己的私人世界，这个安静的女孩在她自己的世界里创作。许多后期图像探讨了疾病、痛苦和死亡。正如学者们所说，她似乎感觉到了自己即将到来的命运。1943年，她把这些作品交给了一位可信赖的朋友乔治·莫里迪斯(Georges Moridis)博士，并附言道：“把这个保管好，这是我的一生。”所罗门与另一位德裔犹太移民亚历山大·纳格(Alexander Nagle)结了婚。他们被一起从尼斯的家中拖出来，送到德兰西(Drancy)，然后被驱逐到奥斯维辛。1943年10月10日，26岁的所罗门和她未出生的孩子死于毒气。遭纳粹杀害的犹太人艺术家不止她一个，其他受害者包括画家菲利克斯·努斯鲍姆、雕塑家奥托·弗伦德里希(Otto Freundlich)，和画家埃尔弗里德·洛斯-瓦希特勒(Elfriede Lohse-Wächtler)。1940年7月31日，瓦希特勒在位于皮尔纳-索嫩斯坦(Pirna-Sonnenstein)疗养院的毒气室被谋杀。这些都是杀死身心残疾者的“第四节”计划的一部分。

因为视觉艺术通常在相对私人的空间中创作，创作者可能有机会创作出与官方审美要求相悖的作品。帝国视觉艺术协会在分配物资时显得相当慷慨〔甚至像奥托·安德里亚斯·施雷伯(Otto Andreas Schreiber)这样的著名现代艺术家在战争后期都能获准购买颜料〕。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禁止绘画”(Malverbot)。的确，画家们受到恐吓和迫害，犹太人艺术家的情况往往更糟。但许多现代主义艺术家在第三帝国期间坚持下来了，而且往往有惊人的成果。

音乐

尽管德国的音乐人才大量流失，但作为巴赫和贝多芬的故乡，这里依然人才济济。纳粹德国的音乐天才令人印象深刻，从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威廉·弗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赫伯特·冯·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伊丽莎白·施瓦兹科普夫(Elisabeth Schwarzkopf)、卡尔·奥尔夫(Carl Orff)，到1940年的保罗·欣德米斯(Paul Hindemith)——而且这还只是冰山一角。这里有传统的“室内音乐”(字面意思为“室内音乐”)，以及纳粹竭力“协调”的大量唱诗班和地方乐团。柏林有三大歌剧院，交响乐不仅在首都繁荣发展，而且在德累斯顿、慕尼黑和维也纳等城市也都常有演出。拜罗伊特(Bayreuth)仍然是瓦格纳迷的圣地，实际上，它的地位在20世纪30年代有所提高。希特勒与温尼弗雷德·瓦格纳(Winifred Wagner)私人关系密切，他为瓦格纳提供可观的经济支持，从而将政权与音乐节紧密联系在一起。

当然，纳粹领导人试图根据意识形态塑造音乐，从丰富的军队进行曲，到党卫军唱诗班的爱国歌曲。第三帝国设有诸如帝国音乐协会这样的音乐管理机构，为所有音乐家发放证书。如果出现“证书看起来可疑”的情况，则音乐家必须通过由当地委员会设立的能力测试。通不过测试可能会导致个人被降级为临时音乐家。“堕落音乐”展览于1938年在杜塞尔多夫开幕，和视觉艺术展览一样，这项展览以种族主义宣传为特色，但这次展览关注非洲裔人〔拿着萨克斯的猴子一样的人物，以大卫之星(Star of David)为标志性形象〕。除了爵士乐，许多纳粹分子还对无调性音乐嗤之以鼻，他们认为这是犹太人的音乐(因此显得很庸俗)。音乐相对来说不好管理(一个人几乎可以在小团体中演奏任何东西)，但这并没有消除纳粹理论家们对音乐的颠覆性危险的担忧，试图将犹太从业人员从国家音乐生活中清除出去，就是当局对音乐最明显的干预。

理查德·施特劳斯是德国最重要的音乐家之一。作为1933年最负盛名的音乐人物，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他一直以惊人的速度进行创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oke Zarathustra， 1896年)、《艾丽卡特拉》(Elektra， 1906至1908年)、《玫瑰骑士》(Der Rosenkavalier，1910至1911年)、《阿尔卑斯交响曲》(An Alpine Symphony， 1915年)等作品，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作为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过渡人物，施特劳斯创作了丰富的音乐节奏，也探索了半音阶和非谐振，尤其是在如《艾丽卡特拉》这样的早期作品中。虽然他在职业生涯中也曾担任过重要的行政职务，比如国际作曲家合作常任委员会主席，但对他来说，1933年秋天成为帝国音乐协会的第一任主席则是一个很大的提升。这将他与政权捆绑在一起，用他的名声服务纳粹。他后来说，他试图减轻新统治者造成的伤害，这听起来有一定的真实性。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与政权的合作将改善德国的音乐生活，并帮助那些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尤其是他的犹太儿媳和孙辈。他们在维也纳被盖世太保逮捕后，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全力斡旋，将他们软禁在加米施(Garmisch)的别墅。但他也是受到自己庞大野心的诱惑，才会担任帝国音乐协会的主席。正如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斯波特斯(Frederic Spotts)所说：“如果弗特文格勒渴望成为音乐表演的元首，施特劳斯则希望成为所表演内容的元首。”

施特劳斯的行为是勇气与合作的融合。一方面，他试图继续维持和犹太歌词作者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的伙伴关系。他写给这位最近的流亡者的信被当局截获，并最终导致他在1935年被迫辞去帝国音乐协会主席一职，这揭示了他对希特勒和其政权的关键立场。然而，如上所述，他继续以有利于纳粹的方式创作和行事。1934年，他创作了《巴赫林》(Das Bächlein)，献给戈培尔。这首曲子在结尾三次重复“元首”这个词，具有明确的宣传意图。1936年3月，在莱茵兰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比利时反德情绪愈加高涨，施特劳斯在安特卫普(Antwerp)的一个节日上担任了指挥。后来，在1943年，他完成纳粹维也纳总督巴尔杜尔·冯·希拉赫布置的任务，为纪念“德奥合并”五周年写了《节日曲》(Festmusik)。迈克尔·H.卡特(Michael H. Kater)曾指出：施特劳斯“对‘黑人’极度不信任，这是他极度厌恶爵士乐的一个原因……”施特劳斯也讨厌轻音乐。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希特勒喜欢这种体裁，戈培尔认为这是一种对大众有用的麻醉剂。有几次，这位作曲家发现自己陷入了大麻烦，因为他嘲笑了弗朗兹·莱哈(Franz Lehar)，而后者恰是希特勒最喜欢的音乐家之一。同为指挥家的阿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捕捉到了这个人的矛盾之处，他有一句著名的俏皮话：“我向作曲家施特劳斯脱帽致敬，而面对施特劳斯这个人，我会再把帽子戴上。”1945年4月，施特劳斯在加米施的家中被美军逮捕，指挥官米尔顿·韦斯(Milton Weiss)中尉对他极为尊重，因为韦斯本人就是一名音乐家。据报道，施特劳斯走下豪宅的楼梯，宣布：“我是理查德·施特劳斯，《玫瑰骑士》和《莎乐美》(Salome)的作曲家。”韦斯中尉点头表示认可，然后在屋前放了一块“禁止入内”的牌子，以保护屋主。施特劳斯对自己在第三帝国的所作所为毫无悔意。他于1949年去世，享年85岁。

另一位难以被简单界定的音乐领域关键人物是卡尔·奥尔夫(1895—1982)。和施特劳斯一样，奥尔夫的经历引发了一个疑问，即伟大的艺术成就在纳粹统治下是否可能实现。他的《康塔塔·卡米娜·布拉纳》(Cantata Carmina Burana)给出了最肯定的答复。这部作品将24首13世纪的诗歌配以简单的和声，自1937年在法兰克福首演后，在纳粹德国轰动一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认为：“当歌手们像穿着杰克靴的机器人一样吐出拉丁摩擦音时，那是很可怕的。”然而，这部作品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命运》(O Fortuna)这首歌也成了公认的经典。奥尔夫的成就无疑对音乐学家鲁道夫·斯蒂芬(Rudolf Stephan)的说法提出了挑战。因为斯蒂芬曾说，1933年至1945年期间，国家社会主义“在那些真正出现的杰作中没有发挥作用”(他补充道：“它没有创造任何积极的东西，只会破坏。”)。

1939年，在《卡米娜·布拉纳》发表两年后，奥尔夫提交了《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s Night Dream)的配乐作品，当时纳粹当局呼吁寻找能代替菲利克斯·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的音乐。因为门德尔松有犹太血统，他的音乐已被禁止。奥尔夫因此获得了从法兰克福发来的5000帝国马克的佣金。虽然奥尔夫和他的辩护者后来坚称，在纳粹夺取政权之前，他就已经开始为莎士比亚的戏剧作曲了。但事实是，1939年10月，这部作品在法兰克福首演。当时还有一场宣传庆祝活动，由该市市长弗里德里希·克雷布斯(Friedrich Krebs)主持——他也是当地德国文化战斗联盟(Fighting League for German Culture)的领导人。尽管有这些表面上的合作，但奥尔夫与白玫瑰抵抗组织的主要人物库尔特·胡伯贝尔(Kurt Huber)教授是朋友。1942年，胡伯贝尔被捕后，他的妻子请求奥尔夫帮忙斡旋。但奥尔夫拒绝了，说如果这样做，他会“破产”。他为自己拒绝帮忙而深感内疚，甚至在1946年1月写信给这位已故教授请求原谅。然而，他挺过了整肃纳粹运动，并在战后成为高产的音乐家。他转向古代世界这个更安全的主题，将之作为后期许多作品的背景。但他也曾试图影响现实世界，并制订了一个名为“奥尔夫·舒尔维克”(Orff Schulwerk)的儿童音乐教育改革计划。这是一个整体的方法，结合了运动、唱歌和即兴创作。像施特劳斯一样，卡尔·奥尔夫在第三帝国时期也有维持音乐生活的伙伴：威廉·弗特文格勒、赫伯特·冯·卡拉扬、伊丽莎白·施瓦兹科普夫和卡尔·伯姆(Karl Böhm)等杰出人物，他们在与政权的妥协中继续着自己的事业。

如上所述，非官方音乐也得到了蓬勃发展。音乐历史学家帕梅拉·波特(Pamela Potter)曾指出：“音乐审查制度可能是最不严格的，因为政府或警方控制范围之外的音乐渠道种类丰富、数量众多，所以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最不现实的。”“某些作曲家，如保罗·冯·克劳瑙(Paul von Klenau)和温弗里德·齐利格(Winfried Zillig)尝试了序列音乐，而由受过古典训练的音乐家演奏的‘沙龙舞曲’在大多数城市中心十分流行，甚至偶尔出现在国家控制的电台中。”这种音乐的一个变种，有着浓重的小提琴成分(通常给音乐一个更“甜美的音色”)也是常见的。因此，“娱乐音乐”一定程度上很有包容性，就像有时戈培尔和其他纳粹当局那样。爵士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传入德国，有些人认为是德国战俘在法国的军营里听到了爵士乐，从而助力它流行起来，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莱茵兰的盟军占领军带来了爵士乐。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柏林和德国其他大城市的剧院和卡巴莱夜总会的兴起推进了这一新音乐模式的发展。

然而，爵士乐在1933年被官方禁止，或列入被禁音乐的目录。许多纳粹分子认为爵士乐是黑人和犹太人的产物，因此爵士乐受到纳粹理论家的攻击——例如1935年从理查德·施特劳斯手中接任帝国音乐协会主席一职的彼得·拉贝(Peter Raabe)教授。1934年初，拉贝在帝国音乐协会的第一次大会上批判爵士乐，他“痛斥犹太人的影响，尤其是在传播劣质音乐方面”。但德国公众对这类音乐的兴趣给拉贝带来持续挑战。在战争期间，英国人特别擅长诱导德国人去听爵士乐，乔治(George)和艾拉·格什温(Ira Gershwin)、格伦·米勒(Glenn Miller)、本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等人把爵士乐和流行音乐及新闻报道混合在一起。尽管戈培尔在1939年9月发布了一项命令，禁止收听外国电台广播，但越界行为仍在继续(特别是因为迫切需要了解军事形势的最新情况)。德国国防军领导人告诉戈培尔，越来越多的士兵收听英语广播。尽管德国部长个人对“扭曲的节奏”和“无调性的旋律”很反感，但他还是允许电台播放更多“有节奏的舞曲”，尤其是在晚间。甚至连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和埃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等黑人音乐家的音乐也在德国电台播放——尽管没有公布他们的名字。然而，随着1943年更严格的全面战争措施的实施，这种自由化也随之结束。

摇摆青年(The Swing Youth)和雪绒花海盗(Edelweiss Pirates)构成了更具体的亚文化，他们借用爵士乐和大胆的美国摇摆音乐。1940年2月，大约500名摇摆舞者在位于汉堡-阿尔托纳(Hamburg-Altona)的凯瑟霍夫酒店(Kaiserhof Hotel)主楼附近的一个隐蔽大厅举行了一场准公开舞会。盖世太保的一名特工报告说：“摇摆舞太可怕了，伴着英国歌手演唱的英国音乐，而我们的士兵还在与英国作战。”音乐只是雪绒花海盗身份的一个方面。这些“海盗”大部分是年轻人，年龄在14岁到18岁之间，他们离开学校以躲避希特勒青年团，但要入伍又太年轻。这些“海盗”以多种方式反对纳粹政权。尽管组织松散，但他们把希特勒青年团当作一个敌对的街头帮派，伏击巡逻队，并以痛打他们为荣。

他们也会采取其他反抗当局的行动，比如帮助逃兵。但不管是音乐俱乐部还是徒步旅行，“海盗”们更多是为了寻求自由。他们这种利用爵士乐和流行音乐来抵抗当局的亚文化成为好莱坞电影的素材。虽然这些年轻人未能成功改变政权的进程，但他们在越轨行为中却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

文学

第三帝国时期的文学作品虽然丰富，却似乎处于同时期其他艺术形式的阴影之中。这可能是因为希特勒政府没有像提拔某些建筑师、艺术家和音乐家那样提拔作家。但我们知道，希特勒实际上是位狂热的读者，他拥有一个超过1.6万本藏书的图书馆。他经常读书到深夜，还在书上做批注——学者们已经开始对这些批注进行分析。帝国文学协会作为一个庞大而重要的社团组织也很突出：战争初期，它管理着3000名作家、2500家出版社、2.3万家书店和50个国家文学奖。在第三帝国期间，平均每年有2万本新书出版，这使德国成为欧洲最大的图书生产国。因为德国民众的识字率接近百分之百，文学被当作一种重要的宣传形式。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是第三帝国时期最畅销的书，虽然还是有很多人从未读过这本书，但它的销量已经达到600多万册。希特勒政权还推广其他主旋律题材的作品，比如元首崇拜、种族等级信仰(以及随之而来的反犹太主义)、人民与土地之间的精神联系〔《血与土》(Blut und Boden)〕，以及超民族主义。

1933年5月10日，纳粹学生焚烧书籍，这是希特勒12年执政期间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之一。这次事件发生在柏林大学城和洪堡大学(Humboldt University)，纳粹学生们焚毁“反德国精神”的书籍。事件造成的影响力之大，可能连戈培尔都感到吃惊，其还引发了国外的负面宣传。德意志帝国的宣传部长再也没有下令焚书，但他批准将一些现代艺术作品从德国国家收藏中清除出去——1004幅画作和大约3000幅平面作品，1939年3月在柏林的主消防站被销毁，从而使其在公众视野中消失。帝国文学协会的官员们例行审查犹太作家、现代主义作家和左翼作家，尤其是具备上述多项特征的作家。1936年，戈培尔还下令禁止文学批评，尽管事实上，这些指导方针主要是为了恐吓可能会冒犯纳粹官员的评论家。尽管如此，这些规则规定，评论必须遵循一种模式。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格伦伯格(Richard Grunberger)所指出的，“带有引用的概要，有关风格的旁注，对纳粹主义认同程度的度量，表明赞同与否的结论”。

汉斯·乔斯特(Hans Johst， 1890—1978)是官方领域作家的代表，1933年戏剧《施拉格特》(Schlageter)的作者。该戏剧歌颂了一位纳粹烈士，这位烈士在1923年因反抗法国和比利时对鲁尔的占领而被法国人处决。剧中有一句名言：“一听到‘文化’这个词，我就要拿起我的勃朗宁。”乔斯特的这番话意在恳求主人公去战斗，而不是学习，暗寓纳粹德国的文化与武力之间的联系。

1933年首演的《施拉格特》被当作纳粹推崇的“英雄剧院”的典范之作。乔斯特被推崇为“纳粹桂冠诗人”。他在1935年至1945年期间担任德国文学协会主席。在这个职位上，他与戈培尔和许多其他纳粹高层领导人多有接触。他也是党卫军的一名上校，还是希姆莱的亲信之一〔他称希姆莱为“我的帝国元首，敬爱的海尼·希姆莱(Heini Himmler)”〕。乔斯特的作品曾有表现主义倾向，他偶尔也会帮助一些现代主义的同事，比如戈特弗里德·本(Gottfried Benn)，但他成了那个时代主旋律“血与土”主题文学的支持者。乔斯特投身行政工作后，作品逐渐减少，但他还会继续发表诗歌、散文和演讲，包括1938年的《德国是我家》(Meine Erde heist Deutschland)和1940年的《帝国的呼唤，人民的回声》(Ruf des Reiches，Echo des Volkes)。1944年9月，乔斯特被列入“受上帝保护的艺术家”名单(Gottbegnadeten Künstlern)。然而，战争结束后，他接受了审判，并被判处三年半的有期徒刑，这一刑期在当时来说是比较长的了，随之而来的是十年写作禁令。他以笔名在德国连锁超市艾德卡出版的杂志《聪明的主妇》(Die Kluge Hausfrau)上发表诗歌，但乔斯特被联邦共和国当局视为严重威胁，他实际上被边缘化了。

戈特弗里德·本(1886—1956)是一名专门研究性病的医生，从各方面来说都不太可能成为伟大的诗人，尤其是表现主义派诗人。但他确实做到了。他在一战前推出诸如《陈尸所》(Morgue and Other Poems， 1912年)等诗集，作品还出现在表现主义期刊《死亡召唤》(Die Aktion)上。戈特弗里德·本对生活中的非理性力量——激情、情感以及驱使人类的本能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他对人性和生命的看法是阴暗的。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前线医生，战后回到柏林继续从事医务工作，并参加了先锋艺术家团体。

他成了乔治·格罗斯(George Grosz)的朋友，这位艺术家激发了本的灵感，促使他创作了《肉》(Meat)系列作品，名噪一时，并在1932年进入著名的普鲁士艺术学院。但是，尽管他与魏玛柏林的先锋派人物交往密切，但他也表现出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支持。1933年2月，他被任命为艺术学院诗歌部的临时负责人，帮助纳粹推进“一体化”的进程，迫使海因里希·曼、凯特·科尔维茨(Käthe Kollwitz)等现代主义派人物辞职，并提拔了支持纳粹的作家，如汉斯·乔斯特、汉斯·格林(Hans Grimm)和欧文·吉多·科尔本海耶(Erwin Guido Kolbenheyer)。1933年4月24日，本和政府的关系迎来了一个关键时刻，当时他发表了题为《新国家与知识分子》(The New State and the Intellectuals)的广播讲话。文学学者埃格伯特·克里斯平(Egbert Krispyn)总结了他的言论：“他嘲笑所有的自由主义，并宣称知识自由必须服从于极权主义国家，并应为此做出牺牲。与此同时，他称赞国家社会主义者代表了新英雄主义物种，未来属于他们。”本与移民国外的克劳斯·曼(Klaus Mann)就“新”帝国中知识分子的角色进行了公开讨论，并阐述了一种高度种族主义的世界观。有时，他会将二者结合，例如：“你难道意识不到，在你的拉丁海岸，发生在德国的事件不是那种用著名的辩证方式扭曲和谈论的政治把戏，而是历史突变和人民愿望共同孕育的新物种的出现吗？”他还说：“文明的业余爱好者，歌颂西方进步的行吟诗人难道意识不到，最终，这里关键的不是政府形式，而是人类诞生的新愿景——或许古老，但或许是白种人最后一个宏伟概念，或许是最宏伟的宇宙精神本身的实现，就像歌德的赞美诗《致自然》(To Nature)的序言一般？”本的种族主义还表现在1933年9月他为杂志《我的世界》(Die Woche)写的一篇文章中，他呼吁“去除或隔离”(ausscheidung)“大众中不那么有价值的部分……”不仅是出于种族适应性的考虑，也是出于宏观经济(volkswirtschaftlichen)的考量。简而言之，本公开有力地阐述了一个种族主义的优生计划。他那以高雅文化为基础的论点被视为对种族灭绝计划的支持，尽管他本人没有呼吁杀戮和迫害。除了他思想的生物学部分，本的观点在其他方面与国家社会主义相吻合，包括对国家的赞美和对个人服从国家的号召。

事实证明，他对第三帝国的愿景只是幻想，因为他希望新统治者会拥抱现代主义——包括表现主义——并希望他们能重振这个阴郁的国家。他对日益暴力和激进的政府感到苦恼，在1933年6月，他放弃了普鲁士学院诗歌部主任的职位。然而，正是1934年6月的长刀杀人夜(murderous Night of the Long Knives)促成了本与政权的决裂。希特勒、戈林和希姆莱领导攻击救世军领导层，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政治对手。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确切的死亡人数，但一些人认为死亡人数可能超过200人。本审视了自己的选择：作为一名德语作家，移民似乎特别令人生畏。作为波美拉尼亚一位牧师的儿子，他觉得自己了解家乡，不能离开它。因此，他采取了著名的“贵族式移民”，选择了参军。1936年，本重新入伍，只是从医，并不杀人。他继续私下写作，视角变得更加黑暗，他对自己早先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热情表达了一定程度的懊悔。他在战前写的中篇小说《狼酒馆》(Das Weinhaus Wolf)中援引了一句中国成语“骑虎难下”，并总结道：“现在人们看到了历史上大规模屠杀的理由：掠夺和荣耀——这就是权力机制。”本从公共生活中隐退，就像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 1895—1998)。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荣格尔用他的关于英雄主义和牺牲的故事，尤其是他的畅销书《钢铁风暴》(Storm of Steel，1920年)，激励了许多纳粹。荣格尔拒绝加入纳粹党，对希特勒表现出明显的矛盾心理。在自己的作品中，他小心翼翼，尽力不越界颠覆，但是像《在大理石悬崖上》(On the Marble Cliffs， 1939年)这样的讽喻性作品让人毫不怀疑他对政权的走向感到担忧。和本一样，荣格尔也经历了内部移民。他减少了公众活动，减少了出版量，但仍继续写作。和本一样，荣格尔最终也回到了军队。在德国占领巴黎期间，他驻扎在此，充分利用法国首都的文化生活，与毕加索和其他同时代人会面。两人都在战后时期重振了自己的事业：本在1952年获得了联邦共和国总统西奥多·休斯(Theodor Heuss)授予的勋章，荣格尔赢得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最喜爱的作家这一荣誉。

因为写作是最私密的艺术——甚至都不需要绘画材料——它为政权的反对者和受害者提供了记录经历和表达观点的最好机会。提到受纳粹迫害的作家，人们会想到沃尔特·本杰明(Walt Benjamin， 1869—1940)，格特鲁德·科尔玛(Gertrud Kolmar， 1894—1943)和艾尔斯·拉斯克-席勒(Else Lasker-Schüler， 1869—1945)。诗人保罗·塞兰(Paul Celan， 1920—1970)曾在罗马尼亚犹太人区写作并翻译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在1944年至1945年被关在劳改营期间写下了《死亡赋格曲》(Todesfuge)，这可能是关于大屠杀最著名的一首诗。保罗·塞兰出生在保罗安切尔(Paul Antschel)的一个讲德语的犹太家庭，这个家庭来自布科维纳北部(属罗马尼亚，但更早的时候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一部分)。这位年轻有为的诗人试图通过回到他在切尔纳乌迪(Cernauti)的家来抵御二战的风暴。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竟被抓去当苦力，清理被不断摧毁的贫民区的废墟，而后又被关进劳改营。1944年2月，赛兰被苏联红军解放，之后便去精神病院做了看门人。他很快搬到了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开始活跃于犹太文学圈。就在这个时候，他出版了德语和罗马尼亚语的《死亡赋格曲》。每一节的开头都是“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喝下它……”这是一个重复的短语，让人想起工业过程，然后赛兰将这个过程与火葬场的烟雾结合起来。这首诗中令人难忘的一句话“死神是个来自德国的大师”也成为经典。1947年，塞兰搬到维也纳，随后又搬到巴黎，之后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那里。由于饱受孤独和疏离的折磨，他于1970年跳入塞纳河自尽。他是众多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后又结束了自己生命的作者之一。这些作家包括让·阿默里〔Jean Amery，原名汉斯·查姆·梅耶(Hanns Chaim Mayer， 1912—1978)〕、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1919—1987)、塔德乌斯·鲍罗夫斯基(Tadeusz Borowski， 1922—1951)和莎拉·科夫曼(Sarah Kofman， 1934—1994)。

和保罗·赛兰一样杰出的作家包括瓦尔迪斯劳·斯皮尔曼

(Waldyslaw Szpilman， 1911—2000)、埃利·维塞尔(Elie Wiesel，1928—2016)、伊姆·克特斯(ImreKertesz， 1929—2016)、露丝·克鲁格(Ruth Klüger， 1931— )。来自不同国籍的犹太作家群的普里莫·莱维，以及夏洛特·德尔博(Charlotte Delbo， 1913—1985)、海因里希·鲍尔(Heinrich Böll， 1917—1985)、昆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 1927—2015)、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 1929—2011)，以及博罗夫斯基等基督徒作家。这些作家的作品记录了他们在第三帝国和纳粹大屠杀的经历。由于纳粹征服了如此广阔的地域，这些

(以及其他)作者记录下了广泛的欧洲经历。包括维克多·克莱姆佩勒

(Victor Klemperer， 1881—1960)、伊曼纽尔·林格布鲁姆(Emanuel Ringelblum， 1900—1944)和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 1929—1945)等人的作品在内的一系列回忆录也记录了那个时代。显然，在这些黑暗时期中的生活考验催生了他们对人类状况的深刻见解。

结论

大约50年前，大卫·斯科恩鲍姆(David Schoenbaum)撰写了截至1939年的纳粹德国社会史。他提出了“客观社会现实”和“主观社会现实”之间的区别：前者代表了国家社会主义在统计学上可以度量的后果，而后者则适用于人们对自己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感知。许多德国人感知到了诸如社会阶层划分、收入分配和性别角色等方面的转变，但却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是国家主导的文化和宣传说服人们接受这些虚构的转变。在他们的摩尼教世界观中，纳粹领导人制造了这样一个主观社会。一面是被历史学家彼得·雷切尔(Peter Reichel)称为“第三帝国的美丽外表”的美丽愿景；另一面则灌输种族主义和仇恨，其中尤以杰弗里·赫夫(Jeffrey Herf)在他的纳粹宣传研究中所称的“犹太敌人”最为突出。有时，这两面并存，比如这部有关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的影片《元首送给犹太人一座城市》(Der Frührer schenket den Juden eine Stadt)，在1944年9月被暂时美化后投入拍摄。但电影杀青后不久，担任导演的犹太人库尔特·格伦(Kurt Gerron)就被“疏散”到奥斯维辛，一到那里就被用毒气杀死了。

由于纳粹领导人明白文化的重要性，他们在这一领域展开了激烈的(有时是残酷的)权力竞争。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具有艺术潜质，比如希特勒是画家兼建筑师，海德里希和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是小提琴家，史特莱谢尔(Streicher)和罗森伯格是画家，冯·希拉赫是位诗人。他们认为自己代表了一个文明的国家，这一信念帮助他们把意识形态战争和种族灭绝合理化。文化和迫害以非常直接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盗窃一个民族的艺术和文化财产是通往奥斯维辛的扭曲道路上的重要一步。征用这些财产使受害者陷入非人境遇，正如犹太社区发生的那一幕，他们被迫陷入赤贫，营养不良，经常生病，逐渐接近通往奥斯维辛的征途。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乔治·斯坦纳就曾说过：“艺术、学术追求、自然科学的发展，许多学术分支在与大屠杀和灭绝营相近的时间和空间里蓬勃发展。”为什么人文主义传统和行为模式在面对政治兽行时，是如此脆弱？事实上，它们是一种障碍，在人文文化中感知到专制统治和残酷的诱惑是更现实的。

作为欧洲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德国在高度重视建筑和艺术的领导人的统治下，陷入了野蛮状态。留给我们的是一些无法抹去的画面：汉斯·克拉萨(Hans Krasa)的儿童歌剧《布鲁尼德巴》(Brunidbar)正在特莱西恩城上演，作曲家和大部分演员在1944年9月的一场演出后被送往奥斯维辛并被杀害，还有在奥斯维辛门口演奏巴赫和贝多芬作品的管弦乐队。

在二战早期以维也纳为背景的电影《第三个人》(The Third Man)中，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饰演的角色观察到，“在瑞士，他们有兄弟般的爱，他们有500年的民主与和平，而这又产生了什么？布谷鸟钟”。这当然不是纳粹德国的情况。关键是，虽然纳粹限制文化，并试图扼杀创造力，但他们的努力最终并没有削弱第三帝国时期文化的重要性。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纳粹德国的文化史精彩纷呈，包括举足轻重、才华横溢的个人。他们在魏玛文艺复兴之后出现，涉及切中人类存在核心的主题。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有才华的战后德国艺术家探索了文化和野蛮的联系，包括汉娜·霍奇(Hannah Höch)、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乔治·巴塞利兹(Georg Baselitz)、安瑟姆·基弗(Anselm Kiefer)和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正如彼得·沃森(Peter Watson)在他近千页的巨著《德国天才》(The German Genius)结尾处所言：“德国的困境并不容易……”

[1]　浮士德交易是一种心理障碍，其主要内容是：一个人对一种看似最有价值的物质的盲目崇拜过于强烈，从而使他失去了理解人生中其他有价值东西或精神的理由和机会。这种症状，会使他永远沉浸在理念与结果的落差中，从而使他进行着贬低他人的行为。——译者注

第五章 摄影和电影

戴维·F. 克鲁(David F. Crew)

考察第三帝国时期摄影和电影图像的制作和消费是有重要意义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第一，纳粹在1933年之后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改变德国人看待世界和看待自己的方式。虽然这项重塑大众观念和主观性的计划使用了文字、语言以及音乐，但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图像，特别是摄影和电影图像。第二，纳粹权力崛起期恰逢摄影和电影作为德国大众文化和社会实践实现重大突破的时期。1933年至1945年期间，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拍照片，更多的人会花钱购买带有插图的杂志或去电影院观看电影。这种前所未有、无孔不入的可视化流行文化，在构建与纳粹价值观相一致(或者可能相冲突)的新的世界观方面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我把这一章当作对一个普通的德国人在开展他日常生活中各种活动时，所能接触到的照片和电影图像的探索。我的目标不仅是要从图像本身的角度来看待摄影和电影，更重要的是要将其视为大众社会和文化实践，是第三帝国日常生活中正常的、无处不在的组成部分。为了使这场讨论可控，我把重点放在了柏林(当时德国的媒体之都)和纳粹第三帝国的一系列重要的“样本”年上：1933年，希特勒上台；1938年，克里斯塔纳赫特(Kristallnacht)之年(“水晶之夜”)，全国范围内发生针对德国犹太人的大屠杀，奥地利和苏台德被吞并；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纳粹野蛮入侵并占领波兰；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并逐步实施反犹大屠杀。1945年，战争主战场终于回到德国，空中作战对德国的城市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德国军队出现了整个战争期间最高伤亡率。虽然我会设法让读者清楚地了解德国人在第三帝国时期可能开展摄影和电影工作的所有不同地点，但我还是将研究重点集中在三个最重要的大众实践上——阅读插图杂志、观看电影和拍摄私人照片。

我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出版的“地址簿”中选取了真正住在柏林的德国人的名字。然后我构建了一个想象的、但完全有可能的视觉旅程，这些人可能是在某个具有代表性的日子或星期，离开公寓，走在柏林的街道上，去上班或开展一些休闲活动。1933年，也就是希特勒上台的那一年，柏林的地址簿上将17人列为柏林米特区(Mitte)乔塞大街4号的“户主”。这条街是腓特烈大街向北延伸的街道，经过一个主要火车站然后向南穿过柏林的菩提树下大街。火车站向北几个街区，腓特烈大街与奥拉宁堡大街相交，这里有一座在城中显得尤为雄伟的犹太教堂。犹太教堂附近的居民区大多是犹太人。东边更远处是一个名为谢恩维尔特尔(Scheunenviertel)的居民区，居住着许多来自东欧和前俄罗斯帝国的犹太移民。然后，乔塞大街4号就在离这个犹太世界不远的东面。在19世纪，柏林这一地区的社会形象是由波尔西格机车厂(Borsig Locomotive Works)塑造的，该公司是柏林工业化的主要推动者之一。19世纪末，该公司进一步向北扩展到泰格尔(Tegel)。到了1930年，波尔西格濒临破产，其机车业务只能依靠德国通用电气公司(AEG)的收购得以维持。

1933年住在乔塞大街4号的17个户主中，只有两个人在1941年被找到：格罗斯(G. Große)是一名银行职员，而克拉特(K. Klatt)是一名邮递员。所有其他的人，从事着不同的工作，从机械师、记账员到卡车司机和女裁缝，他们要么搬走，要么去世，要么被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许多战线中的某条战线上去了。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1933年3月12日这天，即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我们跟随着银行职员和邮递员的脚步，离开乔塞大街4号的公寓、走在上班的路上。他们第一次见到照片可能是在当地许多居民区的报刊亭里，报刊亭里卖着几十种不同类型的日报和周报，包括最重要的插图报纸。在20世纪20年代，看插图报纸和杂志的德国人可能比看电影的人还要多。卡尔·克里斯蒂安·弗勒(Karl Christian Führer)指出，比如1934年，《柏林画报》(Berliner Illustrierte Zeitung)的发行量为945 472份，我们可以假定还有数十万德国人阅读此画报及其他杂志，但并没有实际购买，因为阅读圈(Lesezirkeln)提供出租服务。弗勒发现，到1938年，大约有100万德国人订阅了这样的阅读圈。1933年的柏林通讯簿列出了9个这样的阅读圈，包括创建于1880年的法伦霍尔兹阅读圈(Lesezirkel Fahrenholz)，这个阅读圈在大都市有两个办公地点。

虽然在1933年，还能够选择包括外国报纸在内的出版物来读是很了不起的，但我们住在乔塞大街4号的两个居民可能已经意识到，在希特勒上台之前能够买到的一些插图报纸和杂志现在已经被禁了，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工人画报》(Workers’ Illustrated Magazine)。他们再也找不到由犹太人或左翼摄影师和作家拍摄的照片和写作的故事。在纳粹统治下从事媒体工作需要具备帝国文化商会相应部门的成员资格，犹太人、左派和其他“不受欢迎的人”被排除在外。那么，格罗斯或克拉特从他们可以购买的插图中可能看到什么？插图杂志没有表现出主题的一致性，而是试图为每个人提供信息以提高销售额。在希特勒统治下，它们如何做到这一点既显示了魏玛时期做法的延续，但又有重要的变化。

纳粹党主流插图杂志《插图观察家》(Illustrierter Beobachter)，专门对元首和纳粹运动进行视觉描绘。与《插图观察家》相比，《柏林画报》可能会受到更多政治上的限制。尽管如此，《柏林画报》却也在显要位置刊登过希特勒的照片。1933年4月23日一期的封面呈现了一幅引人注目且至今仍为人熟知的照片：希特勒穿着制服，他的身后簇拥着一群身着风暴支队制服，强壮而坚定的年轻人。我们看不到最后一排年轻的冲锋队员的头，也许他们的队伍在照片框架之外无止境地延伸开来，这意味着有那么多年轻人拥护希特勒，而一张照片不可能清楚地展示出这些人的庞大数量。这张特别的头版照片似乎纯粹是对纳粹事业的宣传，然而，它也显示出前纳粹时代的重要延续性。希特勒是新的名人。像男女演员或魏玛时期的政治家一样，希特勒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故事。

封面照片试图吸引潜在读者的注意力，进而促使他们决定买某本特定的插图杂志，而不是其他的普通在架杂志，但读者可能并没有发现他们每周看过的头版照片中一致的视觉策略。从视觉上看，1933年3月12日那一期的《柏林画报》的封面并不是特别吸引眼球，尽管它突出了德国航空一项可能实现的激动人心的传奇——这张照片展示了魏玛一所工程学校的三名重要的飞行员，但他们的装束都是非常古板的西装和领带。然而在这之后的3月19日的那一期上的头版照片则是完全不同的。这期的标题是《春天的阳光》(Frühlingssonne)，它呈现了一个可爱的金发女孩。3月21日出版的一期特刊展示了政治性照片：这张照片摄于晚上，数百名冲锋队的军人手持点燃的火炬列队穿过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 Gate)。4月9日发行的首版照片展示了一位年轻的女性(大概是美国本土女性)：穿着牛仔裤骑着马，戴着头饰，以此激发读者对“在亚利桑那州的沙漠悬崖上访问霍皮-印第安人”故事的兴趣。4月16日的封面照片是卡尔·本茨(Carl Benz)为曼海姆(Mannheim)的一座纪念碑做出贡献的报道，吸引了不少关注——卡尔·本茨是著名的德国汽车公司的创始人。图片展示了一个穿着19世纪的服装并面带微笑的女子坐在当时生产的三马力单缸的奔驰汽车上的情景。一周后，《柏林画报》刊登了一张照片，照片展示的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阿道夫·希特勒在他44岁生日时被冲锋队的年轻人簇拥的画面。4月底，刊登了另一个纳粹领导人赫尔曼·戈林的照片，他在对教皇进行国事访问时与副总理冯·帕彭和梵蒂冈首脑出现在同一场合。5月1日纪念首个纳粹国家劳动节的另一期特刊，从下方拍摄了一张齐柏林飞艇的照片，照片左侧，飞艇上悬挂着一面纳粹大旗。两个星期后的5月14日，《柏林画报》封面印有“士兵运动员”的字样，展示了纪律严明的士兵们光着上半身，表演日常早操的情景。6月11日，希特勒又一次出现在了封面上，内容是他访问帝国海军的画面。然而，与希特勒早期照片不同的是，这张照片只展示了希特勒在一名高级海军军官的陪同下的画面。6月25日，《柏林画报》头版题为《母亲的手》的照片，展示了一个小孩坐在地上，伸手握着一个大人的两根手指，而画面中只有大人的双手和小臂。除了多样性之外，读者在《柏林画报》每周一期的封面照片上看不到一致的模式。事实上，这就是关键点——编辑们明白如果太多封面都是同一个人，如希特勒，就可能留不住读者，但他们也明白，封面照片不能简单地从政治过渡到日常生活。相反，头版呈现的照片需要让这两者交替出现，从而保持着吸引力。类似的原则决定着杂志的内部布局，它将一系列看似不协调的话题和照片并列在一起。

1939年1月12日发行的一期即是一个例子。封面展示了四个年轻女人穿着某种类型的内衣一起在一间看上去像闺房的屋子里。标题解释说，这张照片是一场时长9小时的柏林新音乐评论彩排的场景，在这场彩排中，年轻女孩们演唱了一首全新的流行歌曲：“我喜欢黑发，但你是金发。我爱高个子，但你却很矮。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来的——这一定是你甜蜜的微笑!”女孩们一遍又一遍地排练这首歌，直到演出完美无瑕。同一期还有一个故事，庆祝希姆莱成为党卫军帝国长官十周年；还有一张希姆莱和希特勒一起行走在上萨尔茨堡(Obersalzberg)的照片。在这张照片下面，有一张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迪尔(Edouard Daladier)在突尼斯观看当地军队阅兵的照片。在同一页的左边，还有一张埃及女王法里达(Farida)和她的女儿费里亚尔(Ferial)的照片。同一版还有庆祝希特勒在柏林的总理大楼落成揭幕式的照片，该大楼由阿尔伯特·斯佩尔设计。右边的一张照片展示了希特勒在与大楼里工作的清洁女工交谈的情景。另一张则展示了希特勒和斯佩尔一起在元首偌大的新“工作室”里的情景。在第三张照片中，一名工人隆重地将新大楼的钥匙交给希特勒。还有一张照片展示了工人们听着希特勒的演讲，他说他们应该为这份工作感到骄傲。在这一页的左下角，读者可以看到一张不和谐的照片，照片上一位英国工程师试图让他的俄罗斯妻子乘飞机离开苏联，但没有成功；他的第二次尝试奏效了。照片显示，这对夫妇在柏林短暂停留期间重新团聚。在本期杂志中，还有三幅“戏剧性”的图片，这些图片是用一台装在飞机里的自动摄像机拍摄的，展示了西班牙空战的场景。但在页面的下半部分，主题转移到了“美国的丑闻和问题”上：照片上是一名曾任美国一家大型制药公司总干事的前囚犯，名为科斯塔-穆西卡(Costa-Musica)，他诈骗了数百万美元，并用这些钱把他的别墅装饰得像一座中国宫殿。

有人提出，像《柏林画报》这样的插图杂志提供给读者的，只是第三帝国现实状况的过滤版本，这样可以把他们的注意力从残酷的政权上转移开。然而，1933年之后纳粹运动和纳粹政权极力推崇反犹太主义，令人厌恶，而《柏林画报》确实没有退缩，仍然向读者展示这些事实。尽管它可能并未达到《插图观察家》或臭名昭著的《前锋报》(The Stormtrooper)之类党刊那样的深度，但它也并没有简单地忽略这些组成纳粹现实的关键部分。1938年11月9日至10日，一起暴力事件席卷德国、奥地利和纳粹新占领的苏台德，即之后广为人知的“水晶之夜”。据索尔·弗里德兰德(Saul Friedlander)称，7500家犹太企业遭到破坏，267所犹太教堂被毁，全德国有91名犹太人被杀，3.5万名犹太人被逮捕并被送往集中营。根据戈培尔的指示，德国报纸开始了赤裸裸的反犹太主义煽动性宣传。《柏林画报》等画报杂志被禁止发声。1938年11月17日，“水晶之夜”事件发生一周后，《柏林画报》的封面刊登了一对优雅的夫妇一起跳舞的照片，照片中的人正是英国业余选手约翰·威尔斯(John Wells)和蕾妮·西森斯(Renee Sissons)，他们被称为“世界上最棒的舞蹈情侣”，多年来他们一直是国际冠军，最近又在柏林举行的一场国际比赛中再次获得冠军。然而，《柏林画报》并没有完全忽视当时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行为。同一期杂志用两页篇幅描绘了纳粹举办纪念1923年11月8日至9日在慕尼黑试图推翻魏玛政府的活动。虽然这次政变失败了，但1933年时，纳粹把这次政变描绘成他们势不可当的权力崛起的开始。页面左侧的大照片标题为《(纳粹)受害者倒下的地方》。右边一张小照片展示的是苏台德纳粹领导人康拉德·亨莱(Konrad Henlein)第一次在慕尼黑参加典礼的情形。右侧的页面继续叙说故事，在《巴黎谋杀案后续》标题的底部是17岁的波兰犹太男孩赫歇尔·格林斯潘(Herschel Grynszpan)射杀德国大使馆官员恩斯特·沃姆·拉斯(Ernst vom Rath)的照片。戈培尔借用这一事件掀起反犹太暴力浪潮。在同一期的后面，还有题为《全球问题：犹太人》的两页故事。这是一个多方面的系列报道的第一部分，重点关注的是罗兹的犹太人——罗兹被称为波兰的曼彻斯特，每两个居民中就有一个犹太人。左侧页面上方的大图的标题表示，在主导罗兹经济的纺织业中，“大型经销商、小商贩和运输公司的所有者都是犹太人”。“犹太移民的大潮”正从罗兹涌入西欧。一张照片显示，年轻的犹太夫妇漫步在罗兹的彼得库夫大道上，而这条大道是属于那些“投资建造”它的人的。在这里，有人举止优雅脱俗，有人在英国或美国开立了银行账户，有人在每个商业大都市都有亲属；但他无视与出生的城市之间的真正联系，他只是在等待另一个国家提供的大机会的到来。

1939年1月5日出版的《柏林画报》刊登了第二期反犹太系列报道。这次的故事集中发生在罗马尼亚。右面一页的上面有一张大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穿晚礼服的肥胖男人；一个女人穿着晚礼服坐在他的左侧、抽着烟。标题表明这名男子是“罗马尼亚最富有的犹太人之一，金属大王奥施尼特(Ausschnitt)”。这则故事声称，60年前，他的父亲从加利西亚(Galicia)移民到罗马尼亚，从事回收、买卖废旧金属的工作。几年后，他与军队达成合作，为其供应物资。他去世时，给儿子留下了价值100万雷(罗马尼亚货币)的黄金。通过操纵股票市场，儿子垄断了整个国家的金属工业。他的故事是很多犹太人的缩影，在罗马尼亚，“犹太人如鱼得水”。在这张照片下面，有一幅刊登在罗马尼亚报纸上的画，画中显示的是罗马尼亚边境一侧的犹太人正在向加利西亚边境一侧的犹太人招手，两边的犹太人形象都是以讽刺漫画的形式展现的。罗马尼亚的犹太人正在告诉加利西亚的犹太人他们应该到罗马尼亚来，因为这里的生活就像“坐在亚伯拉罕的腿上”一样舒适。这一页的右上方刊登着一幅地图，据称是犹太人在罗马尼亚的分布图。在东北部的几个地区，犹太人占总人口比例的25%。即使罗马尼亚政府及人民一再试图通过限制户籍来限制犹太人获得财产，以驱逐和无数次屠杀来降低这些“外来人”的影响，但他们的防御战还是失败了。现在犹太人占布加勒斯特(Bucharest)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据称他们控制了整个货币市场、外贸、自由职业市场和工业。据估计，罗马尼亚居民中犹太人共有190万人，占总人口的九分之一。

在报道了罗兹和罗马尼亚的犹太人之后，下一期的反犹太系列报道告诉读者：“罗斯柴尔德家族(The Rothschilds)控制着世界。”故事宣称此照片本不会传到德国，并且是《柏林画报》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才获得的。照片显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巴黎小镇的别墅里举办了一场豪华晚宴，为客人提供昂贵的美食佳肴、优质的葡萄酒和奢华的环境。

我们可以推测这些反犹太照片故事的影响。至少他们会向读者表明，这种种族仇恨现在已经被认为是第三帝国日常视觉经济的一个正常组成部分。20世纪30年代的《柏林画报》为这个种族群体的正牌成员雅利安人建构的视觉世界是：优雅、享受、冒险和消费者福祉，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第三帝国日常体验的新现实——而这三篇反犹太图片文章将“世界犹太人”描绘成实现这一承诺的敌人。或许这些文章也是为了提醒读者，与波兰、罗马尼亚或法国不同，纳粹德国政府已经实施了激进的反犹政策以排除犹太人对德国公共生活的一切影响。德国的雅利安公民可以对这种“美好生活”怀有向往，而在欧洲其他地方，这样的美好生活正在被犹太人所享用。

在第三帝国看电影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住在乔塞大街4号的两位居民，格罗斯和克拉特可能决定去位于柏林一条主要大道上的华丽的“电影宫殿”里买票看电影，或者他们也可能会去一个普通的街区电影院。1933年柏林的地址簿列出的名单显示该市有不少于185家电影院。其中至少9家电影院在乔塞大街4号的步行距离内。据埃里克·伦施勒(Eric Rentschler)说，1933年德国全国共有5071家电影院。到1941年，这一数字增加到7043家。德国人热衷于看电影。1933年，他们看电影的次数共达到2.45亿次；到1944年，这一数字增加到11亿次。但是第三帝国的电影文化主要集中在人口超过10万的较大的德国城市，居住在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德国人没有机会看到电影。

1933年后，住在乔塞大街4号的邮差和银行职员在柏林看到的大多数故事片与他们在纳粹上台前看到的并没有显著的差异。约瑟夫·戈培尔领导的一个新部门——大众启蒙与宣传部深入控制了纳粹德国的电影制作，但纳粹政府和德国电影制作人的首要任务是将观众吸引到电影院。这就意味着要制作具有娱乐性、有趣而引人入胜的电影。第三帝国的电影文化自然包括大量的政治宣传电影，如《希特勒青年魁克斯》(Hitler Youth Quex， 1933年)，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的《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 1935年)和《奥林匹亚》(Olympia，1938年)，以及反犹太主义历史情节剧《朱德·塞斯》(Jud Süss， 1940年)。到1945年，已经有大约2000万德国人观看过这些电影。但第三帝国时期制作的绝大多数电影都是娱乐电影。伦施勒观察到，在1933年至1945年之间制作的1094部德国剧情片中，295部是情节剧和传记，123部是侦探电影和冒险史诗，523部是喜剧和音乐剧。20世纪30年代最成功的电影之一《幸运的孩子》(Lucky Kids， 1936年)，改编自1934年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的好莱坞大片《一夜风流》(It Happened One Night)，由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和克劳黛·考尔白(Claudette Colbert)主演。《幸运的孩子》拍摄于纽约，并以美国名字命名角色。

德国观众、电影制作人甚至纳粹领袖都被好莱坞制作的电影迷住了。1937年，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他送给希特勒的圣诞礼物是32部好莱坞的“经典影片”和12部米老鼠电影，“他对这些宝藏感到非常高兴”。德国人可以看到很多好莱坞的电影，直到1940年戈培尔禁止所有美国电影进入德国市场。科里·罗斯(Corey Ross)观察到，在1935年到1937年之间，每年德国电影院放映的最受欢迎的十部电影中，有四部是在美国制作的。德国电影制作人和纳粹官员都钦佩好莱坞的电影技巧，这些技巧使美国大片能够吸引到如此多样化的观众。与好莱坞不同，纳粹利用电影技术不是为了赚钱(虽然这对戈培尔来说也很重要)，而是在被接纳的德国种族群体中建立一种“人民共同体”的感觉。讽刺的是，让20世纪30年代数百万去看电影的德国人拥有更加相似的观影体验的，不仅仅是屏幕上的图像，还包括声音。在无声电影时代，电影院会利用不同的音乐伴奏搭配不同的影片来迎合当地观众的口味。而1929年开始出现有声电影，这个无声到有声的过渡使得观影条件有了更大的统一性。而且制作有声电影的成本比无声电影要高，并且有声电影的产量也不大，因此当时很多德国人都在看同样的影片。

然而，乔塞大街4号的这两位居民去电影院看的并不都是故事片。正如埃里克·伦施勒证明的那样，到20世纪30年代末，至少在大都市的电影院里，德国观众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冗长的节目，开始是广告，然后是新闻短片，之后是纪录片短片，最后是电影正片。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电影制作人和纳粹政客的首要任务是取悦德国电影观众。然而，这种对娱乐的关注并不意味着纳粹分子已经放弃了他们的政治目标。首先，他们得保证这是一部娱乐电影，能够把德国观众吸引到电影院，之后才能有机会让观众接触到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新闻短片或文化电影故事。娱乐电影也不是完全没有政治意义和目的的。娱乐电影向观众展示了统治者对大众需求和欲望的反应。1933年，有些德国人担心电影会充斥着高压的意识形态轰炸，然而第三帝国时期的电影并非如此，人们仍然可以享受到1933年以前电影带给他们的快乐和幻想。然而，纳粹德国在和平时期制作的许多娱乐电影确实传达了微妙却重要的信息。这些信息有着有关个人幸福与社会和谐的兼容性，可能有助于纳粹管理大众情绪，并使观众在看待世界与纳粹的重大任务上产生情感上的一致性。

拍照的德国人

《柏林画报》不仅鼓励读者消费摄影作品，还鼓励他们“拍摄快照，拍摄自己”——杂志中有一则广告宣传语就是这么表达的。在一家泳衣厂商和爱克发(Agfa)影像公司的赞助下，一场盛大的比赛即将开始，它将是1933年游泳旺季的大事。这个比赛用一整版的广告照片进行宣传，照片中是一位穿着泳衣、戴着泳帽、面带微笑的迷人的年轻女子。比赛提供了价值15 000马克的奖品，包括摄影设备、泳衣和现金，奖励给获得“身着本格的里巴纳泳装拍摄的最佳照片”奖获得者。

19世纪20年代，德国率先生产小型手持式相机，并逐渐把相机价格降低到了很多人消费得起的水平，因此数百万德国人可以通过摄影记录他们的生活。迈肯·乌姆巴赫(Maiken Umbach)所指的著名的徕卡相机就是在1925年获得的专利。蔡司依康公司(Zeiss Ikon)于1933年推出康泰时(Contax)相机。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大量类似基本型号的相机进入市场，且价格更为便宜。1939年3月30日这一期的《柏林画报》刊登了一则广告，宣传爱克发伊索潘胶卷和爱克发伊索莱特相机。这则广告展示了一张当代纳粹主题的照片，照片正是用爱克发相机和胶卷拍摄的。照片中展现的是六个参加帝国劳工服务的年轻人，他们光着上半身，像扛着步枪一样扛着铁铲，排成一条直线向前行进。随着纳粹的重整军备计划的实施，出现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德国人也能够购买更多的相机。到1939年，仅徕卡相机就卖出25万台。如果住在乔塞大街4号的两位居民——银行职员格罗斯或邮递员克拉特到1933年的时候还没有相机的话，他们只需要去这条街的博瓦茨商店买一个就可以了。

迈肯·乌姆巴赫提醒我们，即使是没有照相机的德国人也可能参与摄影。例如，当一群家庭成员、同事或朋友在某些场合想要拍照留念的时候，有人就要充当摄影师为他们拍照。或者，这些照片的主角要经常与摄影师一起确定一个特定的拍照场景。许多看似偷拍的家庭照片其实都是摄影师和模特合作精心制作的成果——被拍的人决定穿什么衣服、用什么背景、摆什么姿势以及如何表现。模特和摄影师也可能一起从这些私人照片中挑选喜欢的照片。制作家庭、工作场所或其他的集体相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拍摄家庭照片或其他私人照片往往只是这过程中的第一步。集体相册按照一定的顺序和照片之间的关系展示个人照片，照片旁边通常是手写的标题，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叙述有意义的故事。到了20世纪30年代，摄影、拍照和收集照片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摄影通过它自己的语言已成为一种新的大众传播途径。

第三帝国时期，人们拍摄了数百万张“私人”照片。在纳粹独裁统治下，普通德国人又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生活呢？关于这个问题，这些照片能告诉我们什么信息？私人照片的主要功能是为家庭和个人生活中的重要事件——洗礼、毕业典礼、婚礼、家庭团聚、家庭旅行或朋友聚会等创造视觉纪念。这意味着许多在第三帝国时期拍摄的照片，与德国人在1933年之前或在1945年之后拍摄的照片似乎没有多大区别，甚至与同一时期其他欧洲国家或美国拍摄的家庭照片也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这些照片拍摄的社会背景是不同的，这些不同必然会在第三帝国时期私人摄影实践与意义上留下印记。首先，纳粹德国的公共空间往往被纳粹标志和符号所覆盖，如巨大的“卐”字符旗帜或反犹太标语横幅。这种侵略性的纳粹宣传不会出现在家庭范围里，但并不是所有的私人照片都是在家里拍摄的。一个德国人如果在户外拍一张“私人”的朋友或家人的照片，需要决定是否将纳粹标志或符号包含在镜头里。琳达·康兹(Linda Conze)、乌尔里希·普雷恩(Ulrich Prehn)和迈克尔·怀尔德(Michael Wildt)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一个较小的城镇里拍摄的两张私人快照，这两张照片就证实了这个问题。其中一张展示的是一位年长的女士独自坐在公园的长凳上。在远方的背景里，我们可以看到两座房子中间挂着一条反犹太横幅(“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拍这张照片的人显然认为在镜头里不需要去掉这个横幅。第二张照片是在同一个公园里拍摄的，一对面带微笑的年轻夫妇坐在公园的长凳上，背景里没有显示横幅。但是我们不可能知道拍摄第二张照片的人是否是有意识地将横幅排除在镜头之外，或者他只是认为这个角度更好看。然而，很清楚的是，在第一张照片中出现的反犹口号并没有阻止摄影师拍照，或者说，它并没有阻止摄影师将其保存起来并作为照片里的人或者摄影师日常生活中一个微小而愉快的时刻的纪念。在这张私人照片里，纳粹政权公然的种族主义已经成为第三帝国日常生活摄影的一部分。

在第三帝国时期拍摄的数百万张私人照片帮助我们构建了一个“常态”的新形象。这种新常态绝不是由纳粹种族主义的粗俗言论支配的。但它确实以各种微妙的方式，将私生活与纳粹政权所承诺的光明未来联系了起来，而所有被接纳的德国种族群体也分享和享受了这种未来。当然，这意味着其他种族和外人不但不能享受第三帝国带来的好处，而且还会因为给被接纳的德国种族群体提供这些好处而经常遭受剥削。但是私人摄影通常都忽略了那些被纳粹排除在“人民共同体”之外的每个人的命运，这其中包括犹太人、“基因缺陷”的德国人和非德国的欧洲人。此外，在纳粹统治下，私人摄影本身就是雅利安德国人的特权。在战争期间，犹太人和波兰人拥有的相机都被没收了。在被占领的法国，只有占领军或德国民政当局中的德国人才可以出门拍照。新的大众摄影的主要目的是在图像的制作和消费中享受视觉乐趣，并为未来创造视觉记忆。实际上是照片培养了这样一种信念——尽管这实际上是一种幻想——即在希特勒的统治下，“正常”的私人生活是可能存在的，特别是如果德国人认为希特勒为他们创造了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条件，很多人也确实是这么认为的。这样就使得日常私人生活的小乐趣，在经济大萧条和魏玛共和国最后痛苦的政治混乱(1930—1933)之后成为可能。纳粹许诺了一个新的开始。未曾受到纳粹政权迫害的德国人记得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战争的头两年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在这一时期，充分就业使得人们有能力结婚，建立家庭，并开始重新享受生活的小乐趣。私人照片记录下了这些“美好时光”。

《柏林画报》中的德国战争

在20世纪30年代，插图杂志在故事报道方面还没有像日报那样受到严格的管制。随着1939年战争的爆发，情况发生了变化。军事审查制度和宣传部新的指导制度加强了对插图杂志内容的控制，这些制度与对报纸发行的要求类似。1939年9月，当我们这两位住在乔塞大街4号的居民到附近的报刊亭购买《柏林画报》时，他们会马上注意到杂志已经有所不同。像其他带插图的周刊一样，《柏林画报》庆祝德国的胜利，美化德国军队的剥削行为，向读者展示照片，证明希特勒的新型作战方式——闪电战——是不可阻挡的。在战争的头两年，《柏林画报》一直着重报道德军的不懈进攻，并一直延续到1941年6月22日开始的入侵苏联战争的初始阶段。1941年《柏林画报》刊登的照片故事强调了德国火力的破坏性影响。例如，7月10日那一期的两张照片展示了一排被摧毁的敌人的坦克和卡车。这期的标题告诉读者，在1941年6月22日至27日期间，德军共摧毁或缴获“2233辆战车，包括46辆重达52吨的坦克”。苏联战俘的照片显示他们迷失了方向，常常不戴头盔，制服脏乱，表情沮丧。相反，德军士兵装备精良，意志坚定，勇往直前地向苏联挺进。1941年7月17日的那一期刊登了四张标题为《这些是丘吉尔的同伙》的大头照。照片上，被德军俘虏的苏联士兵没有刮胡子，蓬头垢面。这些照片与下一个报道中四个英俊、微笑的德国士兵的大头照形成鲜明对比，他们仅在25分钟内就摧毁了6辆苏联坦克。德国士兵的照片充满了活力和阳刚之气，这些照片不仅与沮丧、肮脏和虚弱的苏联男性战俘形成了鲜明对比，更是与作战中的红军女兵形成了鲜明对比。1941年第30期杂志展示了一位“不自然的”持枪女同志。标题解释说：“在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运动中，德国士兵一再俘虏女囚犯，她们有的穿着女性的服装，其他则穿着制服，(她们是)狡猾的狙击手、坦克队员或卡车司机。”

当我们乔塞大街4号的两个居民翻阅《柏林画报》时，他们一定会看到《柏林画报》所声称的一系列描绘“犹太苏维埃委员会暴行”的照片。据报道，在立陶宛，“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男人、妇女和儿童。那些恐怖的照片展示了他们残缺的尸体。报道声称，一个年幼的孩子“仅仅因为母亲是德国人”就被谋杀。

大量势不可当的德军进攻苏联的照片，以及据称是犹太政治委员会和苏联秘密警察所犯暴行的照片同时涌入读者的视野。但这并不是巧合，《柏林画报》还有一个关于华沙犹太人区的冗长的照片故事。1941年7月17日出版的《柏林画报》中刊登的华沙犹太人区的场景试图展示，犹太人，即那些在“布龙贝格(Bromberg)、利沃夫(Lemberg)、杜布诺(Dubno)、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战争初期德裔被杀的波兰城镇)进行谋杀的刽子手所属的群体”，是如何自生自灭的(但绝口不提正是德国侵略者导致了波兰犹太人在华沙犹太区的非人境地)。这些照片将犹太区的大多数犹太人遭受的悲惨情况和少数富裕的犹太人享受的特权进行对比——这些特权包括参加歌舞表演，在“犹太人聚居区酒吧”喝酒。这些照片似乎表明，一些犹太人无情地忽视，甚至可能利用了他人的苦难。没有一个地方有德国占领者的影子。

电影中的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初，参战各国政府都关闭了受欢迎的娱乐场所——因为在如此严肃的时期，这些地方似乎太“轻浮”了。然而，二战时期，为了鼓舞民众士气，电影院、无线电广播及其他形式的大众娱乐形式依然继续正常运转，这是一件大事。事实上，战时去看电影的德国人比和平时期还要多，而且最成功的一些德国电影也是在德国战争时期制作的。在战争的头两年，电影观众的增长一方面是因为德国人需要转移注意力，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信息的需求，甚至后者的因素更大。成千上万的德国男人被派到前线，他们的亲戚朋友想了解战争的最新情况。对于这些影迷来说，新闻可能比故事片更重要。据科里·罗斯报道，柏林几家新开的电影院为了满足民众对战争信息的渴求，每天只播放新闻短片，有的甚至达到10个小时的播放时间。

在战争的头两年里，新闻片的优势在于能够或多或少真实地报道德国所取得的一系列不可否认的胜利。呈现给德国观众的战争情形无须经过重大篡改。然而，观众逐渐开始对新闻片所展示的战争场景产生怀疑，这种怀疑甚至在入侵苏联之前就有了。例如，据科里·罗斯报道，1940年2月，驻扎于德累斯顿的德国士兵就曾对一部展现德国侦察兵在洛林穿越法国边境的高调电影表达了嘲讽。但是新闻短片中对1941年开始的苏联战争中不断增长的伤亡人数则轻描淡写甚至完全忽略，这引起了观众对官方来源新闻的质疑。尽管如此，新闻短片仍然成功地将信息和娱乐结合起来，至少在此之前是这样的。然而，对新闻短片失去信心并没有造成电影观众的减少。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德国人被吸引到电影院去观看纳粹政府认为值得拍摄的、高质量、高成本的故事片。据科里·罗斯介绍，1943年至1944年间，德国人去看电影的平均人数比1939年增加了40%左右，是1933年的3倍之多。随着盟军轰炸行动摧毁了许多柏林电影院，以及德国电影业生产的电影越来越少，我们住在乔塞大街4号的两位居民实际上会发现越来越难买到首映剧场的票。罗斯表示，排队买票的队伍中会爆发打斗，票通常只能从黄牛手中获得。

战争期间，我们住在乔塞大街4号的两位居民可以看到不同类型的电影。历史剧描绘了德国过去的天才领导人〔《俾斯麦》， 1940年；《弗里德里希·席勒》， 1940年；《伟大的国王》， 1942年(Bismarck， 1940；Friedrich Schiller， 1940；The Great King， 1942)。〕其他电影戏剧抨击了德国现在的敌人，财阀般的大英帝国〔《卡尔·彼得斯》和《欧姆·克鲁格》， 1941年(Carl Peters and Ohm Krüger， both 1941)〕和苏联(GPU， 1942)。1940年制作完的电影《贾德·塞》(Jud Süß)和《罗斯柴尔德家族》(The Rothschilds)揭露了背信弃义的犹太人——被纳粹视为德国最大的威胁。《朱德·塞斯》(Jud Süss)是第三帝国最成功的电影之一。到1945年，超过两千万观众或约三分之一的成年人都看过这部电影。

纳粹承诺，击败敌人将使第三帝国成为一个庞大的新帝国，所有种族上被接纳的德国人都会从中受益。纳粹希望大制作的故事影片不会只是为了取悦德国观众，还要向德国人表明，他们的个人幸福取决于“国家的命运”，他们要动员民众支持这场战争。然而，至少现在个人的幸福必须服从于对胜利的责任和承诺。讲述了普通德国男人和女人在二战期间故事的《点播音乐会》(Request Concert， 1940)和《伟大的爱情》(The Great Love， 1942)能够成为在纳粹德国最受欢迎的两部战时电影也就不奇怪了。这两部电影都吸引了大量观众。据科里·罗斯报道，到战争结束时，《点播音乐会》卖出2650万张票，《伟大的爱情》卖出2800万张票。《点播音乐会》成为多媒体制作的奇迹。这部电影的灵感来自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广播节目，节目邀请听众按要求发送一段音乐，在广播中播放，送给对他们很重要的人。在战争期间，这个广播节目在战斗阵线和家庭阵线之间建立了一个听得见的纽带，一个正如纳粹所看到的“广播中的人民共同体”。重新命名的《国防军点播音乐会》(Request Concert for the German Armed Forces)邀请士兵们发送他们的音乐片段送给重要的人。1942年12月，一个特别的圣诞连线广播节目(多个电台连接)将家中的听众与德国士兵连接起来，他们驻扎在庞大纳粹帝国的遥远角落里，从北极圈到北非，从大西洋海岸到苏联。

《点播音乐会》讲述了一对年轻夫妇的故事，英格·瓦格纳〔Inge Wagner，伊尔斯·沃纳(Ilse Werner)饰〕和赫伯特·科赫〔Herbert Koch，卡尔·拉达兹(Carl Raddatz)饰〕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时坠入爱河，但后来内战爆发，赫伯特作为秃鹰军团的飞行员被派往西班牙，他们失去了联系。1939年波兰被袭击之后，赫伯特仍然深爱着英格，便向电台节目《国防军点播音乐会》发出请求。两个人终于又找到了对方。科里·罗斯辩称这部电影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将最近的事件带入了戏剧性的情节中，因为它使用了一些原始的纪录片片段。但最重要的是，它告诉德国观众，对国家的奉献并不会妨碍个人幸福和个人愿望的实现，相反，它最终会帮助实现个人幸福。

德国士兵拍摄战争照片

到1939年德国开战时，大约有700万德国人或10%的人口拥有照相机。为了向德国士兵推销相机，福伦达光学仪器公司做了一个广告，广告上画着一个士兵，脖子上挂着一个皮套，据称是皮套里的相机救了他的命。这则广告声称，一枚手榴弹碎片卡在了照相机里而不是士兵的身体里。在医院休养期间，他又订购了一部救过他命的同款福伦达相机。这台设备非常坚固，完全可以阻挡战争可能造成的很多伤害——虽然广告最后开玩笑说，用大炮瞄准相机并不一定是什么好主意。

受插图杂志和新闻短片中广告图片的鼓舞，许多德国士兵把相机带到了战场上。一小拨人也在他们的背包里带了手持摄像机。普通德国士兵拍摄的战争照片是什么类型的呢？这些私人照片与官方的摄影作品是一致的还是不同的呢？官方发出的照片是由宣传公司约15 000名摄影师在1943年之前随军拍摄的。二战期间，这些宣传公司的摄影师在德军战斗的每一条战线拍摄了至少350万张照片。其中数百张照片发表在大批量发行的插图杂志和报纸上，数百万读者可以看到。插图杂志——《信号》(Signal)以20多种语言出版，并在所有被德国占领的国家发行，巅峰时销量达到250万册。这些图像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塑造了德国人和欧洲人看待战争的方式。

帕梅拉·斯威特(Pamela Swett)、科里·罗斯和法布里斯·德·阿尔梅达(Fabrice d’Almeida)认为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为什么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被纳粹政权吸引，甚至为之着迷，我们就需要承认它给那些种族上被接纳的人带来了快乐。战争带来的最重要的乐趣之一是使德国男性和一小部分女性有机会前往新纳粹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带着照相机的德国士兵就像游客一样。在被占领的法国，他们拍摄了著名地标的照片；在巴黎，他们站在特罗卡德罗广场上，背后就是埃菲尔铁塔(正如希特勒在法国首都的旋风之旅中所做的那样)，或者他们坐在圣心大教堂的台阶上，还有蒙马特的红磨坊、凡尔赛宫、孚日山脉和诺曼底海岸。在希腊，士兵摄影师为帕台农神庙拍照。景观是重要的主题，但迈肯·乌姆巴赫表示，西欧的景观照片与在东方拍摄的照片有很大不同。在西方，照片中呈现的景观是经过塑造的、“文明的”、可亲的。西欧显然属于一个熟悉的“文化空间”(Kulturraum)。然而苏联一望无际的草原却不是这样的，特别是当道路因为秋雨变得泥泞不堪时，整个景象就显得毫无吸引力，诡谲神秘，甚至充满威胁。在广袤无垠的东方大地上，德国士兵并没有归属感。

像一战时一样，德国士兵也通过照片来展示德国的军事力量，比如其闪电战在西方的胜利。他们还拍摄了敌方领土内被摧毁的建筑物、铁路线和桥梁的照片，摧毁或缴获的敌方火炮、坦克和其他武器的照片。敌方战俘的照片也出现在士兵的相册里。摄影师对黑人和殖民士兵特别感兴趣。在法国拍摄的照片中也出现了普通民众的身影。在苏联，对普通民众的拍摄更加具有民族研究价值。苏联的普通民众在德国士兵眼中是具有异域特点的、奇怪的、未开化的他者形象。

许多德国士兵和平民目睹了德国战争在东方的普遍暴行，一些人还拍摄了照片。但德国士兵的私人照片和相册中最常见的拍摄对象并没有什么新奇，有时就是士兵在东部前线日常生活中的滑稽场景——追逐鹅或山羊、做饭、洗衣服。然而德国士兵的剪贴簿中令人不安的部分是照片中展现的日常可期的生活与恐怖景象的对照。同一本相册中可以看到苏联占领区的灯柱上悬挂着的“游击队员”的尸体，同时还可以看到很多快照，拍摄了一些前线的同志，被破坏的建筑物或景观，东正教教堂或其他具有当地“色彩”的照片。战后，这些照片的所有人——或他们的亲戚——显然觉得这些关于暴行的照片不应该被放在这里，于是就撕下了它们，却留下了胶水印记和原始标题，作为现在缺失的照片存在过的痕迹。

暴行照片构成了官方和私人战争摄影的重要区别之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插图杂志确实刊登了暴行的照片，但只有那些据称是苏联人犯下的暴行的照片。然而，在其他方面，私人和官方战争照片的视觉世界比我们想象的更接近对方。普通士兵摄影师们复制了他们在插图杂志上看到的主题和观点，他们还从负责拍摄杂志照片的战争摄影师那里购买了一些照片，贴在自己的相册剪贴簿中。虽然私人和官方战争摄影不是简单的相互观照，但它们往往在共享的想象框架中重叠在一起，这一框架定义了战争本来是什么样子。

与摄影和电影的其他邂逅

在第三帝国，德国人还有许多其他方式邂逅并使用照片和电影图像。由于篇幅的原因，不可能把所有方式都考虑详尽。但至少可以提供一份简要的可能性清单，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住在乔塞大街4号的两名居民中有一位是吸烟者，他一天或一周中的一站可能是当地的烟草商，那么从4号向北走10分钟即可到达位于乔塞大街33号的克拉拉·阿姆斯洛(Clara Ameslower)。在这里，他可以买一包香烟，香烟盒里附赠可收藏的摄影卡片或购买照片的优惠券。在第三帝国期间，这些摄影图片的发行量可与插图报纸及杂志相匹敌。例如，由利是美烟草公司创建的香烟图片服务，在其高峰期出售了约240万册相册，顾客可以在相册中贴上希特勒或新德国武装部队的照片，或由该公司随每包香烟赠送的1936年奥运会的照片。

我们住在乔塞大街4号的两位居民也可以通过大规模生产的明信片的形式获得照片——1933年之前，明信片描绘的是旅游和历史遗址，但此时也包括希特勒的肖像。一些明信片是由希特勒的私人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制作的，他呈现了这位国家元首“不为人知的一面”(As No One Knows Him是霍夫曼最畅销的照片集的题目。照片集是另一种视觉类型，是第三帝国另一个重要的摄影“平台”)——换句话说，明信片上展现的是希特勒私人生活中安静的瞬间。迈肯·乌姆巴赫指出，在风格和主题上，这些由霍夫曼拍摄的照片与数百万德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拍摄的私人家庭照片类似。它们试图表现出与大量官方照片和画像中“伟大”的政治家希特勒所不同的，这位纳粹独裁者“更人性”的一面。

照片也用于一些更重要的纳粹宣传展览。首先是在1937年，接着是在1942年，我们住在乔塞大街4号的两名居民可以参观“伟大的反布尔什维克展览”或“揭露布尔什维克主义展”。1942年的展览设在距离我们这两位居民的住处不远的路斯特花园。该展览结合了摄影作品和展现可怕场景的画作，有些图片还是彩色的。1942年5月18日，一个由德国-犹太共产主义者赫伯特·鲍姆(Herbert Baum)领导的名为“树群”的反抗组织试图在展览会上放火。几天之内，该组织的许多成员被逮捕。20人被判处死刑。赫伯特·鲍姆在默比特监狱被折磨致死。他的妻子玛丽安于1942年8月18日在监狱被处决。这次纵火袭击使约瑟夫·戈培尔和其他纳粹领导人感到不安。希特勒怒不可遏，他告诉戈培尔要确保尽快将所有滞留在柏林的犹太人驱逐出境。

在第三帝国时期，摄影成为众多纳粹组织和机构的基本做法。如果我们的两位居民，或1933年至1945年间居住在这里的其他德国人，是希特勒青年组织、纳粹女童和妇女组织、帝国劳工局、党卫军、德国警察或其他任何第三帝国机构的成员，他们也会看到(甚至可能帮助制作)该机构活动的照片。这些组织中的许多人认为创造自己的摄影记录非常重要——这样才能保证建立自己的“内部”照片实验室。一些组织和机构还会出版插图杂志，在杂志上发表这些照片供内部消费，但也是为了向更多的德国公众宣传自己的组织。比如米里亚姆·阿拉尼(Miriam Arani)发现，在被占领的波兰，德国警方和党卫军拍摄了大量照片。其中一些被用来识别和残酷迫害波兰人、犹太人和任何其他非德国裔的人，党卫军或警察将他们视为第三帝国危险的敌人。其他发表在《警察》(The Police)等杂志上的照片也在该机构内流通。这些照片庆祝德国警察在波兰的“成就”，并试图塑造强大的自我形象，培育警察部队内部的集体归属感。德国警方的个别成员也在波兰拍摄了自己的私人照片。一个盖世太保的特工编了一本厚厚的相册，其中主要是他认定的德国敌人的照片——当然这些敌人仍然主要是犹太人和波兰人——而他的任务是消灭他们。

作为武器的照相机

纳粹懂得如何利用相机作为武器。犹太人被羞辱甚至被谋杀的照片是第三帝国视觉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933年，冲锋队拍摄了全国范围内抵制犹太人商店的照片，并张贴告示，任何胆敢越过抵制线的人将被拍照。冲锋队还羞辱了所谓的“混合种族”夫妇，让其在街上游行示众，强迫他们在脖子上挂上大牌子，承认“我掠夺了一个基督教少女”或“我是一个德国女孩，让自己被犹太人玷污”。这些公开的羞辱行为经常被拍照记录。康兹、普雷恩和怀尔德表示，在一个东方小镇——弗里斯兰镇(Frisian town)里，当地纳粹党支部委托一个药剂师拍摄这种游行的照片，后来他把照片放在他的商店橱窗里展出。1939年，德军入侵波兰时，国防军士兵羞辱了在华沙街头的正统犹太人，在镜头前剃掉他们的胡子和耳朵周围的头发；或者强迫他们做丢脸的体操，同时拍摄他们的照片。据尼古拉斯·斯塔加德特(Nicholas Stargardt)说，这个德国小镇里最后一批犹太人于1941年从巴特诺伊施塔特(Bad Neustadt)被驱逐到东部的照片被放大到海报尺寸，并放在市中心展览。就连入侵苏联后，在被占领的东方领土上发生的一些枪击犹太人事件，也显然是为了拍照而上演的。与上面讨论的私人照片中的拍摄对象不同，这些犹太人受害者对他们如何或是否出现在这些照片中没有任何发言权。显然，强迫受害者拍照的实际行为对肇事者很重要。这些照片本身将成为德国人与他们的种族敌人或其他敌人算账的纪念品。在这种情况下，摄影是权力的行使。

当然，纳粹的受害者们也拍照，虽然拍照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困难也是非常危险的事。为什么呢？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就是至少向自己证明，或许也是为了在将来证明，绝大多数第三帝国的照片和电影中呈现的视角并不是看待世界的唯一方式。这种摄影特征或自我主张，从犹太人在被占领的欧洲拍摄的婚礼照片中就可以看到。

能够有犹太人的婚礼照片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我们无法指望犹太人会不顾纳粹占领、不顾被驱逐和被消灭的威胁而结婚。婚姻的前提是对某种未来的期望，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照片中的很多人都不会存活下来。难道他们不知道不久将会在自己身上发生什么事吗？他们是在自欺欺人，以为自己能活下来吗？1942—1943年间，在希腊萨洛尼卡(Salonika， Greece)举行的一场婚礼的照片说明告诉我们，这对夫妇的“婚礼是在他们被驱逐前两个月匆忙安排的，这样他们就能待在一起。这对夫妇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丧生”。

然而，知道这些照片拍摄的故事之后，我们反而很难理解这些照片最初展示的内容。我们也许知道这些照片里的大多数犹太人是活不下来的——事实确实是这样。认识到我们的“现在”和他们的“那时”之间的距离可以让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些犹太夫妇和他们的亲戚是微笑着的，为什么他们在战时物资稀缺和纳粹迫害的极端条件下，花费这么多精力和聪明才智去寻找婚礼礼服和一场“体面”的婚礼所需要的一切。这些犹太人婚礼的照片并不是试图否认大屠杀的可怕现实，而是有意识地通过表明一小部分常态和对未来的希望来否定大屠杀的怪诞异常。犹太人婚礼的照片也可能暗示犹太人有时可以用摄影来挑战纳粹宣扬的反犹太人的恶毒形象。在这些私人照片中，犹太人展示了自己希望被看到的一面，而不是纳粹描绘的那样。

到1945年初，德国人的视觉世界正在迅速缩小。如果我们住在乔塞大街4号的两位居民确实还活着，而且还住在原来的地方，他们会发现已经很难买到一本插图杂志或找到一家仍在营业的电影院了。除非去黑市，否则士兵和平民可能无法买到相机胶片。随着纳粹帝国的边界在东部被红军压缩，在西方和南方被盟军击退，德国人在报纸和杂志上看到的战争画面越来越接近帝国本身。电影这个视觉领域尚未受到影响。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戈培尔投入了大量资金和其他资源来制作电影，如《明希豪森》(Münchhausen， 1942/1943[1])中的奇妙特效，或制作1945年1月30日上映的维特·哈兰(Veit Harlan)的电影《科尔伯格》(kolberg)中描绘的民族救赎的历史剧。这部电影描述了1807年普鲁士军队在波米兰尼亚的要塞科尔伯格镇对拿破仑军队的英勇防御。根据科里·罗斯的说法，这部电影是第三帝国最昂贵的一部电影。甚至在红军已经进入东普鲁士时，戈培尔还从前线调遣了5000名真正的德国士兵和3000匹马参与战争场景的拍摄，同时用100节火车车厢载着盐来模拟雪景。也许，戈培尔是希望这部电影能激励德国观众继续战斗到取得纳粹领导人所依然坚称的可能发生的“最终胜利”。然而，科里·罗斯认为，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我们可以看到《点播音乐会》和《伟大的爱情》中揭示的娱乐和政治之间的密切联系。对许多德国人来说，电影现在已经成为逃避前线传来的更加令人沮丧的新闻的一种方式——哪怕仅仅是几个小时，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事件(1943)以及盟军在德国本土的轰炸造成巨大破坏之后。正如一位当代人所描述的，德国人在1944年和1945年所看的电影是“帮助我们继续前进的电影”，那么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打算前进不是为了让德国赢得战争，而是为了让他们及其家人能够在战争中存活下来。“只要德国人完全致力于赢得战争的胜利，他们就能期待美好生活”，这样的承诺变得越来越空洞。

德国人也越来越不相信他们在插图杂志或每周新闻短片中看到的东西。这两种视觉媒体都急切地用德国胜利的照片轰炸他们的读者或观众，而对于德国在1943年斯大林格勒惨败的言语或照片则很少见到。现在，比起德国人所看到的东西，他们更相信自己所听到的——在朋友和家人中流传的谣言或者英国广播公司中的德语广播。

第三帝国摄影和电影的来世

在第三帝国时期拍摄的一些照片在1945年后重回德国人的视野。那些纳粹暴行的照片和德国人向他们的死敌——犹太人复仇的照片，在战后浮出水面。这在当时也许被视为“伟大时代”的记录，却也成为这一可怕罪行的视觉证据。然而，第三帝国时期很多其他的照片和影片与纳粹恐怖的联系并不如此明显。战后一些德国人认为日常娱乐或度假的私人照片，还有纳粹制作的一些大型电影表明第三帝国的生活中，有许多部分没有受到纳粹意识形态和种族主义的影响。第三帝国的大片仍然会出现在德国电视广播的节目清单中，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前，还会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电视台播出。因此有争议认为，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德国娱乐影片，没有真正的政治内容或意义。同样，如今的德国人也有可能被他们在数千张家庭相册中找到的私人照片所说服，这些照片表明，进行“正常”的日常生活不需要十分重视纳粹制度的意识形态和种族要求。第三帝国似乎总是躺在这些私人照片的框架之外。在这一章，我论证了我们不应该不加批判地接受这些说法。我们需要把第三帝国时期所有的影像资料放在赋予它们意义的真正的历史背景中重新定位，然后才能正确理解纳粹德国时期摄影和电影的用途和功能。

[1]　本书中年份或月份中的“/”表示“或”，作者不确定或目前史学界无定论。——编者注

第六章 经济

彼得·海斯(Peter Hayes)

纳粹经济史的核心有一个悖论：纳粹政权的丰功伟绩在当时看来似乎是举世瞩目的，但是，当人们随着历史的长河回首往事时，这看起来则更像是一种权宜之计，并最终遭遇了惨败。在工业化国家中，第三帝国最早走出了大萧条，并在这之后取得了伟大胜利，然而，这些胜利的背后是一系列罔顾后果的临时性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只能在短时间内勉强奏效。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希特勒奉行的扩张主义所产生的巨大需求和纳粹德国有限的资源基础之间的持续差距。事实证明，这一鸿沟是可以在短期被弥补的，并足以支撑德国取得1939年至1941年战争的压倒性胜利；但随着全面战争在多条战线上的爆发，纳粹德国所能提供的资源就更为捉襟见肘。从1942年开始，帝国的物质匮乏导致了不可逆转的惨败。

阿道夫·希特勒早就预见到了这一问题。事实上，他的主要政治目标是通过获得“生存空间”来解决这一问题，在他看来，“生存空间”是在20世纪获得大国地位的前提条件。他相信，只有征服一个经济上能自给自足的邻近大国，德国才能在世界舞台上取得成功，并能与其他国家相抗衡。然而，与其他潜在对手相比，德国在人口和资源方面存在局限性，因此，希特勒知道他的帝国计划必须秘密地执行。在希特勒20世纪20年代公开和未公开发表的著作中，他预见到可以通过一种连续且分而治之的策略，来实现他的领土扩张目标。这种策略模仿了大约60年前俾斯麦的做法，后者通过连续战胜丹麦、奥地利和法国，最终实现了德国统一。希特勒策划了一个曲折的侵略过程，这一过程首先是与意大利共同对付法国在东欧的盟友，然后是打败法国，再然后就是在英国的支持或默许下，对抗苏联。共产主义国家失败后，德国就可以吞并乌克兰的粮食和煤炭生产地区以及高加索地区的油田。由此就奠定了各大洲对抗美国的最终战争胜利的基础，美国被希特勒认为是世界上存在着危险的犹太人权利的最后堡垒。

因此，纳粹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在短期内抵消德国经济疲软所带来的影响，而土地掠夺则可以最终消除经济疲软。或者，正如希特勒在1927年时写到的那样，经济的任务是“确保民族的内在力量，从而使其在外交政策领域站稳脚跟”。尽管外交活动将在这一主张中发挥作用，但是纳粹元首却总是认为扩张归根结底是军事实力问题，而经济仅仅是形成军事实力的一种手段。1933年2月9日，希特勒在担任德意志帝国总理仅十天之后，就阐述了这一系列想法的主要实践含义。他告诉内阁委员会：“今后，如果德国国防军的要求与其他目的的要求发生冲突，德国国防军的利益在任何情况下均须优先获得保证。”

因此，军事考虑的主导地位是贯穿纳粹经济史的红线，然而，这种主导地位最终却是一种自掘坟墓的行为。它确实在从大萧条中复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纳粹统治的第一阶段，即1933年1月到1936年8月，它确实保证了希特勒对权力的掌控。但是，在第二阶段，即1936年9月到1939年9月，当纳粹政权为侵略构筑经济基础时，两者之间不断升级的要求相互冲突，并引发了其他国家的反对，这使得希特勒改变了原定的曲折路线，而德国为了占领波兰，只能同时与英国和法国交战。在第三阶段，即从1939年9月到1942年底取得胜利的高潮阶段，经济过度扩张的特征依然非常明显。在这一时期，苏联和美国加入到了德国的敌对阵营，他们在欧洲东部迅速取得了胜利。为了扭转帝国与其对手之间的权力不平衡局面，德国只能孤注一掷。最后，即1942年底到1945年5月战争结束的生存斗争中，德国虽然大势已去，但仍大举掠夺其已经占领的欧洲地区，希图尽力避免失败，但最终仍然赶不上帝国的对手们势不可当的生产能力。

复苏

阿道夫·希特勒上台时，德国已陷入经济困境。自1928年以来，工业产值已经下降了三分之一。有超过600万人登记失业。而且，这个国家要实现最终好转似乎是不可能的。外币贬值削弱了德国的出口能力，到1933年夏天，德国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仅能维持一个月最低水平的进口。即使需求和信心得以恢复，德国仍无力购买必要的原材料，这就可能会扼杀经济复苏。然而，到1936年夏天，这种情况却得到了明显改善。德国恢复了充分就业，工业产出超过了大萧条前的最高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超过了1929年的水平。尽管实际工资和人民生活水平都还未完全恢复，但在大多数德国人看来，经济安全感的恢复足以抵消这些问题。

那么，纳粹德国是如何迅速实现如此惊人的经济成功的呢？部分原因是希特勒的偶然上台。大萧条使工业固定成本和要素成本再次降至有利于盈利的水平，并且，早在1932年末，就业率和股市就已经开始回升。而且，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两任内阁也同意了拨付大约10亿帝国马克用于创造就业机会计划，该计划于1933年开始实施。这些有助于推动建筑业和汽车业的复苏，这一向好态势在1934年扩大到了消费部门。希特勒的前任们未完成的道路建设项目也推动了形势的好转，尽管这些项目仍然需要时间来逐渐恢复，且其实际情况有时候也还达不到对外宣传时所说的那么好。直到1934年年中，在那些被吹上了天的高速公路上，也才只有34 000人在工作。

相比较于时机的重要性来说，纳粹政权的成功还是更多地依靠由希特勒的主要经济代理人执行的政策组合。这些经济代理人包括帝国银行总裁，也就是后来的经济部长贾马尔·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和威廉·开普勒(Wilhelm Keppler)。开普勒是一名纳粹退伍军人，他于1934年担任原材料制造专员。这一政策组合有两个主要的相辅相成的特征：政府对市场和企业决策的广泛干预以及剧增的军费开支。

干预的主要原因是德国不正常的贸易平衡。它迫使纳粹政权致力于削减非必需品的进口，实行必需品配给制，鼓励出口，并且多向那些能买到帝国最需要的商品的国家出口，开发和购买国货或买外国商品的替代品(例如，用合成纤维替代棉花和羊毛，用煤制汽油替代原油，用从煤中提炼的肥皂和油脂替代动物或石油基油脂)。这些努力引发了一场经济结构调整，并在整个第三帝国期间一直呈螺旋形上升态势。每当国家努力控制投入和产出中所出现的瓶颈和压力时，它就会产生双倍的力量，各种资源都会被导向到纳粹国家想要的方向上去。

在这一过程中，纳粹政权在运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方面更趋熟练，因此他们可以利用激励和禁令操纵企业为其目的服务。由于进口替代品的生产成本太高而无法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因此，为了诱导企业进入或扩大进口替代品的生产，帝国通常承诺其购买产品的价格会高于生产成本，在10年内对工厂进行折旧，并支付5%的年投资回报。这种做法的原型是1933年12月，帝国与大型化工集团法本公司之间著名的汽油合同，政府由此降低了德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当商业诱因不足以引导企业高管们按照政权的要求生产时，纳粹政权便毫不犹豫地运用强制手段。纳粹政权可能会用直接征兵的形式，如1935年经济部命令鲁尔地区的褐煤制造商购买布朗煤制汽油公司(Braunkohle Benzin AG，简称BRABAG)的股份，从而用褐煤制造汽车燃料。

相反，当纳粹政权想限制不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领域的生产时，经济部就会禁止投资购置新机器或扣留许可证，从而禁止其获得更多定量供应的建筑材料。最后，为了补充进口替代品，帝国开始了一项出口促进计划，通过对企业的国内销售额进行征税来建立一项基金，从而对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以低于国内的价格销售产品的利润差额进行部分补偿。通过此类手段，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德国已经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保障其从国外获得其最低需要，它也有能力将开支投入到希特勒的最高优先事项：重整德国军备。

早在1933年6月，纳粹政权就计划在此后的8年内将350亿帝国马克用于军备，也就是每年44亿马克或预计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5%～10%。到12月，德国空军设想，到1937年要有2000架前线飞机和30万人的军队。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军费开支从1933年时分别占国民总收入的1.6%和德国政府总支出的4%增长至1934年时的6.3%和18%。到1936年，这两项比例已高达13.7%和39%。帝国购买的军事装备和相关物品从1933年占国民产出的1%增长至1936年的11%。因此，1934年，军备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增值的47%，并在1935年达到了大约42%。尽管私人投资逐渐增加，但这些巨额支出大大降低了创造平民就业或其他形式的经济刺激的支出，加之士兵人数的增加，在纳粹统治的头三年，失业率也因此而大幅度下降。

这样大规模的支出引发了融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沙赫特创造了一种平行货币，这种货币是由一家名义上的私人公司——冶金研究公司(Metallurgical Research Corporation)发行的可转让票据，所以该票据名为梅福券(Mefo-Bills)。梅福券可以像钱一样用于支付，也可以在帝国银行兑现，但却没有同时出现在当时的国家预算里。沙赫特还开始限制企业进入股票交易所等公共资本市场，从而将投资需求引向国债，又同时限制企业的股息支付，从而促使企业建立大量的现金储备，以便为服务于帝国经济优先事项的建设项目提供资金。

到1936年，学界对总体结果的评价是这样的：一位足智多谋的学者说是“不平衡的”，另一位学者说这是一次“严重变形”的经济复苏。虽然受到政府支出的推动，但纳粹的经济复苏并不是凯恩斯主义，因为凯恩斯主义是把钱放进消费者的口袋里，然后消费者把钱花了，并释放出乘数效应，从而推动整个经济增长。相反，德国的复苏采取了国家推动的方式，将国家财富投入到武器生产和对军事发展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从1934年年中开始，政府开始限制平民消费——禁止扩大生产用天然纤维制作的服装，食品的买卖完全由国家控制——并将资源用于化学制品和机械的产出。

虽然家庭收入增加了，但这是因为更多的人有了更多的工作，而不是因为实际工资的明显增加。尽管如此，人们对面包、糖、鱼甚至肉类等主要食品的摄入量增加，还是足以让大多数德国人相信他们的生活正在变得比大萧条之前更加宽裕。

为了加深民众的这种感受，在德国劳工阵线(German Labour Front，DAF，这一机构取代并吞并了工会)支持下，政府向德国人展示了“人民共同体”的好处。其中包括通过“力量来自欢乐”计划(Kraft durch Freuide， KdF)进行的廉价度假活动——其中大多数是短期的国内度假，还有乘坐威廉·古斯特洛夫号(Wilhelm Gustloff)等新远洋客轮去往挪威峡湾或者马德拉岛的航行。1934年，大约有200万德国人通过这一计划享受到了假期，并在第二年达到了300万人。组织者强调人们平等地享受旅游，例如，确保船只只提供同一类客舱，并通过抽签分配船舱。

政府还让人们有机会为“人民的汽车”(大众汽车，最初名为KdFWagen)存钱，汽车价格是“每个德国人”都能负担得起的，“不分阶级、职业或财产”，并让人们有机会购买其他如今被视为奢侈品的物件的平价款，如“国民收音机”(Volksempfänger)。

纳粹复兴的另一个方面有着明显的特点：帝国成功地控制和刺激了德国资本主义。1936年，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的经济编辑吹嘘说：“事实上，资本主义认为自己仍未被触及的地方已经被政治所利用……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与技术时代相对应。它让资本主义像马达一样运转，使用它的动能，但改变了挡位。”他好像还补充道，“并改变了方向。”买家垄断正在形成，而德国就是这一经济体中的主要买家，正在获得不成比例的市场影响力。在没有直接干预私有财产权的情况下，纳粹政权不仅罢免了少数顽固的企业高管，还获得了让国内大多数经济和商业发展服从政治意愿的权力。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德国商业银行等大型股份制银行的重要性反而降低了。企业高管的自由裁量权，以及企业追求与纳粹政权的期望所不同的商业战略的能力也相应遭到了削弱。

自给自足

1936年夏末，在第三帝国刚刚成功地对莱茵兰地区进行了重整军备之后，德国最高司令部起草了其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规模进攻计划。同时，希特勒也决心使德国经济与军事保持同步发展。他为负责军事和经济动员的两个副手，沃纳·布隆伯格和赫尔曼·戈林，准备了一个秘密备忘录，并指示，在四年内，德国军队要能够“运作”，德国经济要“有作战能力”。不到两周后，纳粹领袖在纽伦堡党的代表大会上宣布启动“四年计划”，降低对国外原材料的需求。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为了实现德意志帝国的经济安全，但实际是为了按时实现他给布隆伯格和戈林制定的目标。

这一目标的实现似乎耗资巨大，并且还在不断膨胀。20世纪30年代末，军备和自给自足(经济自给自足)项下的投资占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量的67%。到1937年底，“四年计划”计划投资100亿帝国马克，主要用于用煤炭生产燃料和橡胶，开采国内铁矿石和用纤维素制造纺织品，从而将全国的年度进口额降至一半。一年后，空军的规划者希望德国的飞机数量能够增加到现在的5倍，同时，海军军力也能有所增强。并且，希特勒还批准了建造一支庞大的水面舰队的Z计划。军队仍然在增加细分部门，并沿德法前线修建西部防御工事。随着工业投资占消费品的比重在1938年下降到17%(1933年占比41%)，从制造消费品中赚取的工业工资比重也下降到只有25%，德国畸形的经济生活形态变得更加明显。在1929年到1939年的10年间，实际国民生产净值增长了48%，但人均消费仅增长了4%，军事采购吞噬了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这个水平对于处在和平时期的国家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沙赫特对这些企业的承受力，以及由此导致的畸形所持的保留态度使他失去了希特勒的支持，而沙赫特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了赫尔曼·戈林的身上，戈林成为“四年计划”的负责人。即便如此，许多德国工业领袖仍对那些能够经受正常的商业可行性考验的项目进行投资的行为表示怀疑；同时，他们还担心，疯狂扩张的资金需求会使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不堪重负。戈林的言论和行动有效压制了此类疑虑。1936年12月，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一群高管：“新工厂的债务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予以分期偿还并不是什么要紧的问题……我们已经处于动员和战争中，就差没开枪而已。”1937年8月，由于德国钢铁制造商反对投资开采低级德国铁矿石，戈林就威胁要以蓄意破坏经济的罪名控告他们，从而予以压制。他强迫他们帮助资助一家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的新公司来承担这个项目，他还假装谦虚地允许将该项目命名为“赫尔曼·戈林国家工厂”。沙赫特于1937年11月辞任经济部长；戈林在1938年2月接任后，对经济部进行了“大换血”，其高级官员都是政府经济计划的坚定支持者。第二年10月，他对煤炭和钢铁公司的一群主要高管进行恐吓，以至于其中有一个人写道：“如果国家认为我们的表现不尽如人意，那么征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商业，特别是采矿业，从未像今天这样危险。”

事实证明，德国公司的累积储备，再加上平常的政府激励措施和补贴，足以维持1936年至1939年的工业繁荣。而国家通过征收每年增加5%的公司税率，要求储蓄机构将存款投入政府债券，并用抵免未来税收的方式支付其他费用等途径来资助这些补贴。同时，掠夺也帮助维持了帝国的预算。在1938至1939财政年度，政府通过强制“雅利安化”以及各种摊款和费用，加速剥夺德国犹太人的财产，从而使税收和海关收入达到了国家政府财政收入的5%。然而，到1939年初，帝国的财政状况变得越来越严峻：预计到1942年，每年的军费开支将达到300亿德国马克，一开始每年相当于德国国民收入总额的30%；帝国的短期循环债务将在1942年的前8个月上升80%；同时，流通中的货币量达到1937年的两倍，带来通胀压力，而且还存在失控的危险。

此外，事实证明，要满足包括很多需要进口的材料在内的建筑材料需求的增长是很困难的，这就跟为众多大型新工厂买单一样困难。在此前三年，帝国在其众多需求之间面临着艰难的权衡，并采取了越来越严格的配给和监管措施，但现在的规模比三年前要大得多了。帝国对铁、钢及其他金属的分配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控制措施，从而导致了大量订单的积压。在1938年年中，政府获得了征召和分配劳动力的权力。曾经有一段时间，掠夺也在这方面帮助了帝国：1938年3月，德国占领奥地利，从而使德国的外汇供应增加了一倍。一年后，德国对捷克黄金储备的收购，减轻了德国进口商品费用支付的负担，同时，捷克的军备工业和武器储备也提高了德国国防军的实力。尽管如此，早在1939年，国外购买力的极度疲软迫使帝国立即将资源投入到出口商品中，减少生产军需品。这种僵局暴露了希特勒经济学的矛盾性。为了征服世界，要防止封锁，实现自给自足和大规模军备，而“四年计划”则使征服世界的必要性变得更加突出。

掌控着局势的纳粹领袖认为，等到1940年“四年计划”完成再发动生存空间战争之时，将贻误战机，且损失惨重。在1937年末的一次会议上，他曾预测，1942年或1943年将是开战的最佳时间——到那时，虽然那些更富竞争力的对手已经在努力赶超，但他重整军备的运动将为他赢得最大优势。现在他得出结论，他已经建立起了一台强大的军事机器，国内已有足够的能力来生产必要原材料的重要替代品，并将德国企业转变为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但他的国家正在运行的经济能力也已经达到了外部极限。只有提高经济能力，他的帝国才能战胜其潜在的敌人。鉴于这一认识，再加上斯大林在1939年8月公开的《互不侵犯条约》，以及一项以谷物和矿石交换机器的协议，希特勒对他的曲折计划做出了修改。通过入侵波兰，他认识到，虽然波兰和法国是他的对手，但英国可能还是会支持他们。尽管如此，在再次转向东方战场之前，他仍然打算继续玩弄他们。

征服

尽管在战前几年已经负担了各种开支并做出了种种努力，而且希特勒分析认为，对于德国来说，1939年是相对有利的开战时间，但第三帝国在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还是背负了众多不利因素。帝国只有一部分军队实现了机械化；英国和法国的机械化军队的数量更大，而且有时还会装备性能更为优越的坦克和飞机；弹药、石油和橡胶的储备也仅够维持几个月的战争；而且，相对于它的敌对帝国而言，这个国家的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也要少得多。此外，德国早已进行了充分动员，似乎已经很难再从其经济中获得更多的军事产出。劳动力方面已无潜力可挖，因为在二战期间，相比英国和美国来说，已经参加工作的德国女性的比例更高(1939年，在15～60岁的德国女性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就业，而且女性占德国劳动力的比例已经超过1/3)。当成千上万的工人应征入伍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通过将劳动力从次要产业转移到重要产业才能实现军事生产的发展，而多年来，德国也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1939年至1940年间纳粹耀眼的军事胜利掩盖了这些问题。同时，随着苏联粮食和矿产品的流入，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缓解。大量波兰和法国战俘变成了劳动力，其中以农业方面居多。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数千吨燃料和其他原材料均落入德国人手中。1940年1月至7月期间，德国的武器产量翻了一番，事实证明，包括镍、铜和钢在内的金属库存对此做出了巨大贡献。那年秋天，德国从波兰吞并的领土上实现了大丰收。被占领的丹麦奶牛场成为后方黄油、牛奶和奶酪的主要来源。对西欧及后来的塞尔维亚和希腊征收的大量占用费不仅充实了帝国财政，而且国防军还能用当地货币给驻扎在那里的士兵发放军饷。商店里有许多国内短缺的商品，军队用这笔钱把它们买了下来，然后通过军事哨所把这些商品送回国，这缓和了定量配给的负面影响。

但是，德国的占领国和盟国也成了累赘，导致帝国的资源需要向太多方向分散。现在，虽然煤炭生产不景气，但西欧以及德国的家庭依然需要供暖，那里的工厂也依然需要供电。为了与芬兰、意大利、克罗地亚、罗马尼亚，特别是苏联保持贸易往来，必须继续保持一定数量的出口产出——因为德国需要用机械和技术知识换取这些国家的商品，这其中有一部分对国防军是至关重要的。军队需要更多的人员，但煤矿、军火厂和农场也同样如此。军事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马匹，但农业生产也同样如此。同样，化肥和炸药也均须使用相同的化学物质来制作。

潜艇、大炮、飞机和坦克都要用到常见的金属和机械部件。早在1940年，帝国领导人就认识到了在战争中一直困扰德国工业的核心问题。就算帝国通过向国内的工厂施加压力，让它们生产出更多的设备，但是，由于国家资源有限，包括弹药、船舶、装甲车、飞机在内的任何重要军事工具的适当增产，通常都会导致其他一些工具的减产。这就导致了1940年至1941年间断断续续的军事生产模式的出现，生产重点会根据不断发展的战略考虑迅速而突然地从一个重点转移到另一个重点。

德国的经济限制意味着，增加军事生产需要采取更严格的粮食和商品配给措施，并进一步减少消费品供应。在二战的头两年，人均实际消费和职工家庭口粮中的卡路里含量均下降了近20%。为军队制造材料的工业劳动力所占比例从1939年的22%飙升至一年后的50%。与此同时，人们几乎没有什么可买的东西，这样就积累了大量的储蓄存款——到战争中期，储蓄总额达到400亿帝国马克——民众的存款为政府提供了强制性贷款。

和1939年一样，希特勒在1940年认识到了持续的经济制约，这促使他试图使用武力突破这些制约。甚至，希特勒于德国空军在不列颠之战中战败以前就已认为，他们应该夺取苏联的粮食和资源，而不是用钱去购买；而且，通过入侵苏联，可能还可以说服英国人达成和解。到12月，入侵计划进展顺利。军事生产的重心从1940年的弹药生产转移到1941年的火炮、枪炮、飞机、车辆和潜艇生产，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迅速取得东方战场的胜利。纳粹的首脑们虽然认为能够迅速在东方战场取得胜利，但是，由于美国可能会介入英国战场，所以也不一定要结束这场战争，因而纳粹策划者们还是想扩大战争的规模。因此，从1941年开始，纳粹对战争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投入，这其中不仅包括武器和弹药，而且还要用煤炭生产出燃料和橡胶，从而满足帝国的需求。为了扩大燃料和橡胶生产，德国在盟军轰炸机射程之外的上西里西亚区(Upper Silesia)的莫诺维茨(Monowitz)、海德布莱克(Heydebreck)和布里施汉摩尔(Blechhammer)建造了一个三角形的巨大军事设施。这些设施的建筑成本总计超过10亿马克。

在德国20至30岁的健康男性中，有85%的人身着制服。尽管如此，在战争的头两年里，德国在军事产出方面还是取得了显著的进步。飞机年产量从1939年的8295架上升到1941年的11 776架，潜艇年产量从15艘上升到196艘，坦克年产量从约1300辆上升到5200辆。尽管如此，英国的飞机和潜艇产量还是高于第三帝国，苏联的飞机、潜艇和坦克产量也同样都超过了帝国。到1941年秋天，德国放慢了进军苏联的脚步，正如亚当·图兹(Adam Tooze)所说的那样，那时“德国战时经济开始分崩离析”。煤炭短缺既削弱了西欧工厂对帝国的效用，也减缓了炼钢用焦炭的生产，而焦炭在军备生产中是必不可少的。限制燃料供应使军事谋划者得出结论，德国不能同时在海、陆、空进行有效的战斗。空军和陆军的装备需求似乎是相互排斥的。包括德国空军的恩斯特·乌戴特(Ernst Udet)在内的几位消息灵通的官员一致认为这场战争是打不赢的，于是便自杀了。负责军备生产的弗里茨·托德同意他们的观点，并在1941年末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希特勒，几个月后，他死于一场空难。

挣扎求生

正如一位德国实业家后来所观察到的那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的武器制造商总是处于一种捉襟见肘的境地，“就好像他们不得不用很短的毯子盖住自己：如果某一方用毯子把自己都盖好了，那另一方肯定就盖不住了”。1942年以后，由于大量使用强制劳动和奴役劳动，德国在生产方面实现了巨大的飞跃：1944年的坦克产量是1941年时的4倍，飞机产量是1941年时的3.5倍。但是帝国的资源是十分紧张的，要实现产量的激增，只能降低质量或对其他方面进行减产。为了生产出更多的飞机，每月只能集中生产一些标准型号的飞机，如海因克尔111(Heinkel 111)和梅塞施米特109(Messerschmitt 109)，同盟国在这方面的生产能力已经远超德国。弹药产量连续几个月的增加是以牺牲坦克的产量为代价的，装甲产量的增加是以牺牲潜艇的产量为代价的，而火箭产量的增加也是以牺牲大炮的产量为代价的，如此不一而足。这场战争是绝望且注定失败的，因为美国、英国和苏联的生产能力要强得多，他们在1941年至1943年间生产的飞机数量是德国的6倍，1944年的产量是德国的4倍，他们在当时几乎已经完全占据了空中优势；在坦克制造方面，1941年至1944年间，美国、英国和苏联的产量是德国的3倍。即使考虑到美国和英国也在同日本作战，同盟国依然占据着压倒性的经济优势。而且，德国还在1943年后遭到了空袭，导致德国不得不将大量的大炮和弹药从前线转移到防空部队。

正如弗里茨·托德所极力主张的那样，如果不能同时在两条战线结束战争，那么，明智的做法是至少结束其中一条战线上的战争。但德国没有这样做，这不仅是希特勒孤注一掷的种族冲突意识的产物，也是因为他相信德国仍然可以获胜且人们对其深信不疑。更何况，另一个官员还在欧洲大陆上无情地攫取劳动力。托德的继任者，阿尔伯特·斯佩尔是顽固的胜利信徒，他于1942年2月就任军备部长，图林根的纳粹省长弗里茨·萨克尔(Fritz Sauckel)是他的得力助手，于1942年3月就任劳工事务全权代表。这些人几乎和希特勒一样要为延长战争负责，他们不仅要对帝国所采取的越来越多的犯罪生产方式负责，更要对战争期间德国遭受的大量死亡和破坏负责。

在斯佩尔执掌军备的头15个月里，德国的军备生产增长惊人，平均每月增长5.5%。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随着许多新的生产地点投入运行，措施和投资产生的成效其实是发生在他上任之前。但是，他建立了由一名资深的纳粹分子和制造商汉斯·凯尔(Hans Kehrl)领导的新的中央计划办公室，收紧了德国经济战争的总体方向。斯佩尔还主持创建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团体和委员会系统，每个系统均由经验丰富的实业家领导，分别负责协调工业投入和产出的流动。

随着模型和定价的进一步标准化，这些举措使得效率和生产力取得了小幅提高。但是，推动德国产出激增的真正力量其实是萨克尔大力开展残酷无情的征召和抓捕，其将数百万的外国劳工带到德国，他们中被迫工作的人越来越多。1942年，生产坦克的工人总数增加了60%，机车制造业的工人总数增加了90%。大多数新手都是外国人，他们很快就占到了军备工人的1/3，而在制造飞机的工人中间占到了40%以上。到1944年，大约有800万外国人在德国工作，他们构成了46%的农业劳动力，34%的矿工，30%的金属工业工人，28%的化学工厂工人占比，其总人数占全部劳动力的26%以上。

这种外国劳动力其实是一种掠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被迫劳动的。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后，大约有60万意大利士兵被德国人关押，然后被运往北方，这些士兵遭受了专门针对他们的鄙视和苛待。波兰人不得不在衣服上佩戴标识性的“P’s”的标签，而来自纳粹占领的欧洲更东边地区的工人则贴上了“Ost”的标签；这两批人(在1944年时有380万人)的劳动任务最艰苦，但所获得的食物最少，到手的工资也是最低的。这些劳工被严格限制与周围的德国民众接触，如若发生性关系则可被处以死刑。西欧和北欧工人的情况就会好一点，但仍有很多人潜逃。在空袭期间，潜逃人数更是成倍增加。

1943年5月，同盟国加紧空袭，结束了德国军备生产不断上升的态势，在接下来的9个月里，德国的军备生产基本都处于低潮期。与此同时，这一年夏天，德国在库尔斯克战役中被苏联击败，标志着帝国明显已经无力发动重大的进攻行动。面对毫无悬念的战败结局，斯佩尔和萨克尔不仅加倍强迫劳工劳动，而且还加强了与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党卫军的合作，把集中营的囚犯当作奴隶劳工——他们只须每日向集中营支付租金，而根本不用向这些工人支付任何报酬。1941年，私营企业开始在奥斯维辛附近的法本工厂以及附近的布里施汉摩尔和海德布莱克的建筑部队中使用犹太人和其他囚犯做劳工，并让囚犯参与进行上西里西亚区和德国在战前吞并的波兰部分的道路建设项目——该项目由菲利普霍尔兹曼建筑公司承建，但这种做法在这之前是相对罕见的。在1943年之前，大部分的囚犯劳动都是在集中营中党卫军所属的工厂里，或由党卫军指导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在东欧。但是，1942年11月，经过斯佩尔的劝说，希特勒已经授权在帝国内部的工厂使用集中营的劳动力。而在当时，这种做法与那个也许可以称为第三帝国彻底失败前最荒诞的经济倡议一起被推翻了：战斗机工作组计划(Jägerstabprogram， Fighter Staff Programme)，就是将国家大部分重要工厂，特别是为空军生产的工厂掩埋或转移到地下。其中包括纳粹实现胜利梦想所日益依赖的制造“神奇武器”的装置，特别是V-1和V-2火箭，这些装置耗费了越来越多的稀缺资源。仅在V-2计划中，帝国就投入了20亿帝国马克，其中大部分是为了建设一条穿越德国中部山脉的装配线。成千上万的集中营囚犯在那种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进行劳作。最终，死于火箭制造的人数几乎是被火箭炸死的人数的两倍。

奴役劳动制度所造成的伤亡人数是极其可怕的，在战争的最后两年更是如此。在法本公司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工厂，有2.5万至3万名囚犯在劳作过程中死亡。据记录，1945年初，有70多万名难民营囚犯为德国或私人企业工作，到第二年夏天，其中可能共有2/3的人已经死亡。此后，强迫劳工的死亡速度有所降低，但伤亡的原始人数还是很大的。至少有30万苏联和波兰文职人员在德国工作期间死亡，另外还有100万苏联战俘死亡。广泛流传的说法其实是一种误解，与之相反，强制劳动或奴役劳动制度其实都不是受利润所驱动。他们是在希特勒的种族唯我主义和德国劳动力供给的数学模型的共同作用下出现的，因为希特勒坚持认为只需考虑德国人的福祉。随着军队的需求削减至与德国劳动力的规模(和质量)相匹配时，帝国的劳动力缺口已高达数百万。德国之所以使用强制性工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廉价，而是因为他们是可用的，而且一度似乎是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替换的。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尤其是在进行建筑作业时，因为他们往往生产率低下，他们的劳动产出还抵不过从党卫军那里租赁、供养和看管他们的费用。但这一事实却导致了一种反常的激励，它促使雇主节省这些工人的供养和看护开支，只要他们的人数还足够就可以了。

萨克尔和斯佩尔的劳工制度集中体现了德国为了争取大陆主导权所表现出的恣意妄为和冷酷无情，但这一切最终却徒劳无功。诚然，使用外国劳动力确实有助于解决战争导致的德国农业减产问题。1939年至1944年间，德国的农业产出只下降了15%，而从占领国运来的农产品数量还超过了这部分下降的产量。尽管如此，从1942年初开始，德国平民的日常饮食却变得更糟了，随着脂肪和动物蛋白供给的急剧下降，人们只能用土豆和卷心菜来替代，而用来制作面包的面粉的质量也大幅下降。在煤炭和钢铁等关键投入供应有限的情况下，1941年后，西欧工人进入德国并在那里开展集中生产——这实际上确实是出于经济目的的考虑。但强迫劳动和奴役劳动计划的效率确实低得惊人，且在政治上适得其反。这使得被占领国的人民与德国离心离德，进而加剧了1943年至1944年欧洲抵抗运动的蓬勃发展。很多人不得不躲藏起来，由此导致了被占领地区生产率的下降。而且，被他们蒙骗了的德国人以为还能赢得这场战争，这其中就包括阿尔伯特·斯佩尔。

表6-1.奴役劳动经济学

事实上，德国的掠夺在其他各个方面也都同样是得不偿失的，它们只能产生短期的收益，而帝国相较于其敌人所存在的劣势却永远也无法被弥补。而且，在权衡得失的过程中，这个国家其实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对于被占领国对德国的贡献有各种不同的估计，但最可靠的数据表明，欧洲被占领地区承担了德国约35%的战争费用，并提供了其30%～35%的粮食供应。来自比利时的粮食供养着德国人，但却使比利时矿工遭受饥饿，这激起了他们的愤怒，从而导致了德国所急需的煤炭产量的降低。在被占领的东欧，大规模征用粮食和家畜让在那里的德国士兵填饱了肚子，但这之后，粮食的产量却降低了。在乌克兰，保留集体农场确保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却因此而造成了民怨沸腾。收取惊人的占领费——1940年至1944年，德国在被占领国榨取的占领费数量惊人，比如，法国的占领费可能高达350亿帝国马克或其国民收入总额的30%，在比利时和荷兰的占领费有210多亿帝国马克。这些都是以恶性通货膨胀为代价的，在一些比较小的被占领国就更是如此——那里的生产力遭到了破坏。当被占领国和盟国对德国进行“清算”时，德国有了1000亿帝国马克的巨额“债务”，这是帝国没有支付的进口总值，相当于迅速剥离了欧洲的资源。

相当令人震惊的是，如果说纳粹掠夺存在没有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情况，那唯一的例子就是对欧洲犹太人的剥夺。但最终，德国对犹太人进行了大屠杀。事实证明，这一过程的费用几乎完全是由德国自身承担的，而且也确实充实了德国的财政资金。但是，尽管帝国设法留下了大量战利品，甚至把从荷兰犹太人家里抢来的家具运到汉堡，分发给因遭受轰炸而无家可归的公民，还在灭绝营搜罗了一大堆私人物品，供流离失所或被遣返的德国人使用。但是，从犹太人那里掠夺的大多数不动产和金钱仍留在他们原来的国家。尽管从灭绝营里的犹太人那里搜刮到的一些金器和镶金牙确实都归帝国银行所有，但其实，帝国银行只用了一半都不到，剩下的那些被藏在了一个矿井里，直至战争结束时都还未动用。最终，美军在那里发现了这些战利品。

剩下那些从犹太人手中掠来的黄金中有一大部分都在战争期间用在了德国的工业生产中，而大部分银器也用来制造硝酸银——硝酸银是空军侦察拍摄不可或缺的部分。犹太劳工的流失并未给德国的战争努力带来明显损害，纳粹政权最有价值的犹太奴隶劳工一直在波兰劳作。1944年初，在苏联人到来之前，拉多姆周围的犹太奴隶劳工生产出了三分之一的德国步兵弹药。但大屠杀以另一种方式严重削弱了帝国：由于德国一直奉行着凶残的占领政策，因此同盟国下定决心只接受无条件投降。

德国通过隐藏、分散或以其他方式伪装了许多生产基地，1944年上半年，德国的武器生产实现了最后一次激增，之后，同盟国利用空中力量破坏了德国的燃料供应，切断了其运输和电力连接，从而成功地扼杀了德国的工业。1945年初，随着美国、英国和苏联军队包围德国，德国工业产量陷入停滞，而主要由奴隶劳动力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飞机Me262实际上也无法起飞——它原本被认为是一种能够发挥与众不同作用的“神奇武器”的完整版本。

德国在二战期间的全面动员非常广泛。1943年，战争生产占了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70%。在所有与德国交战的国家中，能和纳粹德国一样的只有苏联，它成功地将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全部服务于战争。第三帝国在这一过程中创造的工业基础设施的数量十分巨大，因此，尽管同盟国的空中力量对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1945年该地区尚存的实际资本比1939年时仍要高出五分之一——几年后，这一地区成为联邦德国。许多大公司也同样拥有较多设备，并具备较强的制造能力。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如果说如此巨大的扩张为战后联邦德国经济的复苏奠定了基础，那么它也是以同样巨大的生命和财富牺牲作为代价，只为服务于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德意志大陆帝国的梦想。

第七章 大屠杀

奥马尔·巴托夫(Omer Bartov)

编史

大屠杀是20世纪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一看法是近期才出现的。在纳粹种族灭绝幸存者被解放后的几十年里，“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甚至都不被认为是第三帝国和二战历史上的一个中心主题，对这一点，随便翻阅在此期间出版的历史专著便能得到证实。继而，随着对该事件历史意义认识的不断加深，对其意义和影响的解读也成倍增长。事实上，尽管过去所有事件都随观察地点和时间变化而不断被重新审视，而大屠杀则越来越多地被用作一个模型、一个警告、一个陪衬或一个神话，来证明往往是完全矛盾的断言。于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最初尤其因其几乎是不可理解的极端性而被边缘化的事件，现在又一次由于它的激进性在20世纪的历史和陈述中占据中心地位，吸引学者和其他许多人尝试从过去吸取教训以鉴当今。同时，对大屠杀的多方引证不仅表明了人们当前对它的关注，也表明了其缘起的复杂性及其实施的深远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各地竖起了许多纪念碑，宣告“永不再发生”(never again)。但人们对于绝不允许再次发生的具体事件的理解，因其民族归属、思想意识及宗教信仰等因素，在不同地域和不同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意义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初，在“大屠杀”一词被广泛使用之前，纳粹反人类罪的提法就暗示了这一点——既是对全人类犯下的罪行，也是违背人道这一概念的罪行。第三帝国迫害国内外反对者，政治敌对势力，其所认为的种族敌人，被其占领和奴役的国家，以及与之作战的国家的人民。由于纳粹主义的普遍破坏性，似乎没有必要区分纳粹的受害者，不管他们是死于对英国的闪电战还是作为抵制运动的战士被驱逐出法国，或是在白俄罗斯和列宁格勒(Leningrad)遭到全面重击直至饿死，又或是因其是犹太人而被杀害。阿兰·雷奈(Alain Resnais)颇具影响力的影片《夜与雾》(Night and Fog， 1955)反映了这一将所有受害者归并一类的趋势——就如同苏联政权坚持认为苏联的所有国家在卫国战争(the Great Patriotic War)中都遭受了同样的痛苦和牺牲。拆除纪念犹太人种族灭绝的纪念碑，并禁止提及大屠杀中地方上于纳粹的合作，成为战后苏联政治记忆的主题。

然而，在那之前，对大屠杀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例如，莱昂·波利亚科夫(Leon Poliakov)1951年的研究《仇恨之果》(Harvest of Hate)，将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列为长期历史中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和犹太人恐惧症(Judeophobia)的巅峰，标记着它在本质上有别于所有其他种族主义罪行——战争和纳粹犯下的侵略。这一观点被大屠杀的犹太幸存者广为接受——尤其是那些来自东欧的犹太人，并且在以色列也占主导地位——最终成为1961年至1962年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Jerusalem)受审的根本前提。在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1967年的“六日战争”后，“大屠杀”一词越来越成为英语中“最终解决方案”的共识所指，而在以色列(后来也在法国)，“大灾难”〔Shoah(catastrophe)〕一词被采用。因此，对于大屠杀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描述：一种认为它是纳粹意识形态的结果，将其应用于大抵所有被纳粹迫害和杀害的群体；而另一种则认为它植根于欧洲人、基督徒，甚至基督教以前的反犹太教传统，而纳粹只是几百年来从未间断地将犹太人根除于欧洲社会的情绪和冲动的最极端表现。

在学者中，特别是历史学家中，出现了另外两种相互关联但又截然不同的解释学派。其中一个学派，显然与犹太恐惧症的描述有关，但也更明确地侧重纳粹意识形态，尤其是阿道夫·希特勒，后来被称为意向论。根据这一学派的观点，希特勒调动了德国乃至欧洲基督教根深蒂固的情绪，以灌输他的世界观——这在他1933年掌权后成为德国的政策。在希特勒看来，人类历史是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之间无休止的斗争。为了统治世界，雅利安人必须摧毁或征服其他所有低等种族，并征服东欧和苏俄的广阔生存空间，在那里，他们将找到充足的资源来繁荣和繁衍。在这种世界观下，犹太人是反种族的，他们既要在世界上竞争统治地位，又要完全寄生在其他种族身上，用自己的血统混染其他种族，同时又奇迹般地保持本族的纯粹——这在希特勒的种族世界中是力量的象征。在意向论者看来，希特勒在他统治的12年里，追求这一世界观的政治含义，寻求在东方建立一个帝国，征服斯拉夫人，特别是一贯地、毫不留情地屠杀犹太人。换句话说，希特勒将对犹太人的“宿怨”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并在掌权后将其转化为国家政策。

对于导致犹太人种族灭绝的驱动力量，有一种全然不同的解释——后来被称为“功能主义”或“结构主义”它承认希特勒的扩张主义者、种族主义者本质及其种族灭绝倾向，却又把他描述成一个本质上软弱的独裁者，其力量源自不同国家和纳粹政党机构之间为赢得他的支持而发起的争斗。即便是在政党内部，希特勒的意识形态也是最极端的。且在第三帝国，和元首的亲密关系意味着权力，在实现德国目标的道路上那些为实际的和所认为的障碍提供最激进的政策和解决方案的个人和机构〔如：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卫军(SS)、国防军〕，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影响力和对其有利的政策倾斜。在这个被“功能主义”历史学家汉斯·蒙森(Hans Mommsen)称为“渐增激进化”的过程中，随着德国征服及殖民东方生活空间的目标被红军抵制挫败，犹太人的政策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最终解决方案”不是一个提前计划并得到希特勒铁血奉行的政策，而是被理解为第三帝国的无序结构及其权力掮客倾向的结果。根据伊恩·克肖(Ian Kershaw)的说法，这些政客为获得影响力而无情地互相竞争，以此表示效忠元首。

对大屠杀更新的解释，既利用了更多的文献资料——部分是在共产主义垮台后获得的，部分是归功于年轻学者对档案的认真研究——更应归功于广泛地利用了史学研究的新趋势。这三个方向尤其突出。

首先，正如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所论证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大屠杀主要发生在东欧，那里是大多数犹太人生活和被屠杀的地方。因此理解那些国家犹太人和他们的社区之间的联系，来评估几个世纪以来不同种族间的关系对通过二战期间德国的入侵实施种族灭绝所产生的影响似乎越来越重要了。历史学家诸如简·格拉博夫斯基(Jan Grabowski)的研究真实揭示了在纳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时当地民众的广泛合作。

其次，随着历史学家对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现象研究的深入，温迪·洛(Wendy Low)等学者剖析了德国在东欧和苏俄西部的殖民野心与犹太人大屠杀之间的联系。事实上，与早期的历史编纂不同，最具影响力的解释或许当属戈茨·阿里(Gotz Aly)，他把大屠杀解读为最极端的，也是被纳粹称为“东区总规划”(General Plan East)的对广阔地区人口结构重组和安置计划的唯一成功组成部分。

最后，日益突出的种族灭绝研究对理解大屠杀产生了影响，大屠杀被看作受国家指示的更大背景的大规模屠杀的一部分。备受争议的是，大屠杀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其他案例，最突出的有，从20世纪初德国西南部非洲赫雷罗人(Herero)的种族灭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直至1945年后柬埔寨和卢旺达的种族屠杀。但也有证据表明，大屠杀在其他方面不同于这些案例，尤其因其灭绝营的广泛使用，以及纳粹当局想要杀掉每一个所能抓到的犹太人的冲动。在这一领域最杰出的学者有唐纳德·布洛克汉姆(Donald Bloxham)、德克·莫斯(Dirk Moses)和朱尔根·齐默尔(Jurgen Zimmerer)。

虽然这些更大的解释框架将大屠杀纳入了整个现代历史的背景中，但它们也被批评为抹杀了大屠杀的历史和独特象征性。在重建大屠杀的历史以及其他大规模暴力事件的历史时，另一种整合事件不同观点的方法更加强调那些当事人的经历、感受及描述。上述讨论的其他方法主要涉及种族灭绝的凶手，无论他们是理论家、指挥者还是实际的杀手。从撰写这些记述的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需要解释的是诸如决策、动机以及实施一项遍及整个大陆的大规模屠杀行动的机制等问题。在这种历史编纂中，受害者仅仅成为他们无法掌控的决策和行动的最终产物。但是，同所有其他种族灭绝一样，大屠杀也确实主要是一个数百万人在遭受极端的肉体和精神折磨之后，往往被以最可怕的方式杀害的事件。因此一些历史学家，包括索尔·弗里德兰德(Saul Friekländer)，亚历山德拉·加尔巴里尼(Alexandra Garbarini)和笔者，为重建他们的个人经历以及揭示大屠杀各个方面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受害者的日记和证词，大屠杀的凶手对这些不感兴趣，因此在他们留下的文件中无法找到。这一方法，不是总括地解释大屠杀组织的方式，或把它作为一个整体与其他种族屠杀比较，而是致力于既人性化受害者的经历，还原他们被凶手剥夺了的声音，又核实相对被忽视的方面，诸如遭受种族屠杀的犹太人社区内部的社会动态，犹太人和基督徒邻居之间的关系，凶手和受害者之间的接触——这些接触通常被错误地认为是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方法关注集体屠杀和一对一暴力截然不同于灭绝营的非个人性质，而带有个人独特性。

起源

基于这些不断变化的观点和解释，现在让我们更深入地查找最终解决方案的根源、实施及后果。大屠杀更早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两个主要来源。第一个是反犹太的宗教神学、流行神话和社会怨恨，其在19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阶段转变为现代反犹太主义。现代的反犹太主义源于犹太人的崛起和快速工业化的共同作用，尤其是中欧的快速工业化，导致了大规模的城市化和农村人口的迁移，削弱了传统的精英阶层，侵蚀了旧中产阶级的小工匠和制造商。逐步取而代之的是重工业、连锁商店，不断增长的白领和服务业以及大众传媒，这些都通过密集的铁路网络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著名经济历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称之为“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的这一“伟大变革”，随着不断扩大的城市空间和通信网络，催生出新型的大众政治，对那些无法适应它的人造成了尤为不安的影响。犹太人在1871年德国统一后得到解放，迅速加入新经济，他们被那些落后的社会经济部门认为是造成他们不幸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现代化，平等权利的扩大与新民族——国家的侵略性民族主义的结合，构成了反犹太主义作为民粹派民族主义政党工具的政治兴起的肥沃土壤。

最终演变成纳粹意识形态的第二个根源是所谓的“科学种族主义”在整个欧洲的出现。其中一些论述可以追溯到从语言学区别种族语系的趋势——即识别具有特定民族或种族起源的不同语言家族，如印欧语(IndoEuropean)和闪米特语(Semitic languages)之间的区别。另一个元素将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进化论和物种起源解读为给人种或种族之间固有不变的差异提供了科学证据，进而使种族(如雅利安人)在进化树中的等级高于其他种族(如非洲人)。这些概念与种族生理概念相结合，据此可以繁衍出更纯的、因而是更高级的种族，而与之相对的是混血的，也即劣等的或退化的种族。由于这种人类概念起源于欧洲和北美，印欧语系的白雅利安人被视为体格和道德都优于其他所有种族也就不足为奇——至少只要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更重要的是在他们不断扩张的殖民帝国都能保持种族纯洁性。

事实上，正是对殖民帝国的征服，促使欧洲人认为自己是优越的——不仅在军事和技术上，也在文化和道德上，对一些人来说，在生理上也是如此。但也正是少数欧洲精英对大量非欧洲人的统治引起他们对本土化的担忧，统治过程中适应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与当地人通婚造成了种族混合，从而稀释了这些重要的优越品质，因此他们越来越痴迷于通过分类和隔离保持种族纯洁性。

“科学种族主义”和“种族生理学”是主张人类进化和繁衍的科学，因此不仅成为欧洲合法话语的一部分，而且标志着其实践者的现代性和复杂性。当应用于被反犹运动认为是异族、非欧洲种族的犹太人时，这一论述为怨恨、排斥和仇恨政治提供了“科学依据”。正是旧偏见和信仰的结合，对新社会经济的愤怒和恐惧，以及对不可改变的种族差异的无可辩驳的科学证据的断言，使现代反犹太主义变成了一场尽管不是完全无处不在但却强大无比的政治运动。这一潜在的爆炸性组合中还缺少两个要素：一个是能让恐惧和仇恨煽动者吸引大众的普遍危急时刻，另一个是要让大家认为清除犹太人就能解决社会面临的所有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

正是索尔·弗里德兰德所称的这一救赎的反犹太主义，成为希特勒的世界观与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其早期反响可见于19世纪末期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莱斯切(Heinrich von Treitschke)推广和合法化的口号“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其语句成了黄色纳粹派德尔·斯特姆(Der Stürmer)的座右铭。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败后，随之而来的可怕的通货膨胀摧毁了中产阶级的储蓄，最后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大萧条，德国社会发现自己被从一个危机席卷到另一个危机。旧的帝国政权瓦解了，经济安全感及缓慢但确定的进步被侵蚀，民族自豪感被羞辱，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白白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和健康，一个新的共和党政权一经创建便被许多人怀疑为社会局外人控制的境外强加势力欺骗。这一时刻，许多愤怒和恐惧的德国人既想寻求更好的未来保证，又想查明和清除那些造成这场意外灾难的人。根据“暗箭伤人的传说”，德意志帝国不是在战场上被打败了，而是被内部的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出卖的(这两者通常被视为同义词)。暗箭伤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关于1918年令人震惊的溃败的传说，它为魏玛共和国的所有苦难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希特勒和他的新国家社会主义党正是抓住了这一思想——德国可以再次强大，但只有通过清除内部的敌人——首先是犹太人才能实现。救赎需要残酷的社会手术，希特勒承诺要实施这一手术。

对犹太人的政策和策略

诚然，反犹太主义并非德国独有，但正是在那里，一位致力于激进救赎这一形式的领袖上台，并立即着手实施他的意识形态。同样，元首及他的政党的种族主义世界观决定发布政策，针对其他被感知的生物威胁和“社会局外人”，尤其是残疾人和吉卜赛人，以及同性恋者、游手好闲的人、惯犯和其他所谓的“不合群者”。但正如彼得·隆格里希(Peter Longerich)令人折服的论说：在希特勒的想象中，自然也即纳粹整个政体的虚构中，对犹太人的政策和策略在种族社区的整合中扮演了中心角色——将其与其根本的异族——犹太人区分开来。当局痴迷于“解决犹太人问题”，尽管那里只有50万犹太德国公民。而且当局在德国作为一个国家和种族的救赎与犹太人遭受的不幸之间建立的联系，成为德国公众再教育及为即将到来的斗争做准备的基本组成部分。1933年，德国可能只是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东欧国家)一样，甚至更少地具有反犹太倾向。但到了战争爆发前，尤其是德国的年轻人，受到了密集的反犹太主义灌输，并多次观看公开羞辱和排斥犹太同胞的行为。可以说，这一过程训导他们把犹太人视为可有可无的、邪恶的存在，犹太人需要——而且谢天谢地——已经正在被从他们当中清除出去。然而，当这些年轻男子和为数不少的妇女行进到东欧时，他们惊恐地发现，还有数百万犹太人居住在那里，其中许多人比他们在德国所认识的任何犹太人都更像反犹主义描绘的正统犹太人的刻板形象。

战前的纳粹德国对其犹太公民进行了持续的攻击，导致他们的贫困、边缘化和移民。1935年的《纽伦堡法》使犹太人成为二等公民，并限制犹太人和雅利安人(被定义为非犹太人，因为纳粹永远找不到“科学地”确定谁是犹太人谁是雅利安人的方法)之间的接触。犹太人财产的雅利安化过程将大量财富从犹太人那里转移到德国人手中。在1938年11月克里斯塔纳克大屠杀(Kristallnacht Pogrom)之后，愿意接纳犹太人的国家很少，但犹太人离开这个国家的压力却大大增加。在两天的时间里，数以百计的犹太教堂被烧毁，数以千计的犹太企业被洗劫和摧毁，近百名犹太人被屠杀，数万人被关进集中营。到1939年9月，有一半的德国犹太人已经离开，留下来的人中老年人和女性占比失调。但是许多离开德国的犹太人后来被挺进东欧、苏联的德国军队俘虏，最后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成为希特勒的牺牲品。

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犹太政策表明，当时希特勒还没有构想出实施种族灭绝的实际计划，但相当热衷于建立一个无犹太人帝国。但他的意识形态目标是在德意志帝国东部广阔的生存空间建立一个德国殖民帝国，这使得他不得不面对被视为劣等或危险的群体：斯拉夫人和犹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策不能被视为种族灭绝，但它的内在动力从一开始就具有屠杀性，因为它的目标只能通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以无情、暴力地转移人口来实现。战争的爆发很快使德国面临一个自食其果的困境，对此，它一时找不到解决方案。

入侵波兰是以一个概念为前提的，这个概念在两年后被更清楚地表述为“歼灭战”(Vernichtungskrieg)。据报道，在1939年9月1日发动袭击前夕，希特勒召集他的军事首脑举行了一次非公开会议，敦促他们对波兰人采取极端无情的行动，并补充说：“今天谁还在谈论亚美尼亚人被歼灭了呢？”提及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很可能是为了减轻人们对于因罪行而将受到惩罚的恐惧，这一说法从几个方面说明了问题。虽然实际上在奥斯曼帝国垮台后曾有过起诉那些相关责任人的讨论，但无论是新的土耳其当局还是预期处理此类案件的国际机构，最终都没有惩罚任何人。对希特勒及其同僚来说，这显然表明，在全国范围内犯下罪行的人可能会逍遥法外，如果他们取得胜利，情况就更有利——这是希特勒想要的唯一选择。与此同时，亚美尼亚的种族灭绝也首次唤起人们认识到动员国际社会反对国家支持的大规模屠杀的必要性，并展开了一场对危害人类罪的新的讨论，但没有成功。事实上，波兰犹太法学家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在了解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情形后，已经开始阐明他对这一“无名之罪”(crime without a name)的看法，最终创造了“种族灭绝”这个词，并成功地推动了联合国1948年关于打击这一“罪中之罪”(crime of crimes)的决议。事实上，德国军事顾问密切观察到，帝国对其少数民族和宗教的系统性破坏，并不是20世纪第一次种族灭绝。这一“荣誉”当属1904年德属西南非洲赫雷罗人和纳马人(Nama)遭到种族灭绝。一位德国将军被派去镇压德国殖民地上的非洲人叛乱，在那里发布了声名狼藉的灭绝令，导致土著居民被德国正规军杀戮，被致命地驱逐到沙漠中或遭受奴役。因此，希特勒声称的不再有人谈论此类案件，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忘记了这些案件；恰恰相反，他已经了解到，国家可以大规模屠杀而逃脱罪行，这是他在此后6年中以前所未有的决心所应用的一个教训。德意志帝国已经犯下了这些早期的种族灭绝罪行之一，并曾参与另一起，这只能进一步鼓励元首摧毁他真正的和认定的敌人而没有任何内疚或担心被报复。

波兰在德国与苏联的联合推动下迅速遭到破坏，该同盟是《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条约》(Molotov-Ribbentrop Pact)中达成的协议，该条约将波兰在两个大国间做了切分，为纳粹领导层实现其创造东方“生存空间”和“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意识形态目标创造了机会。但事实证明，这项工作的规模远远大于预期，这两个意识形态目标不可能轻易同时实现。为了将波兰人驱逐出被帝国吞并的部分波兰地区，并让来自苏联的德国人在那里定居，德国人必须决定他们应该同时对生活在他们新征服领土上的200多万犹太人做些什么。纳粹党卫军(特遣部队，the SS Einsatzgruppen)在入侵前成立，对付德国的政治和“生物”敌人，他们进行了大量的暴力活动，这包括斩首波兰政治和知识界领袖，残暴地屠杀和恐吓犹太人，以至于甚至一些国防军将领都抱怨。然而，大量犹太人最终被关押在封闭的隔离区，其中最大的是在华沙(Warsaw)和洛兹(Lodz)。就如何处理这些生活在日渐恶化的条件下，被剥夺了充足食物、住所和卫生设施的广大犹太人，德国领导层似乎没有达成任何共识。总的目标是明确的：他们必须被“移除”或“重新安置”。但这些术语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起初，有计划将波兰的犹太人驱逐到该国东南角，让他们在那里饿死，但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行的；尤其是因为德国的总督，也就是所谓的总督辖区(德国占领的波兰部分地区并没有直接并入帝国)强烈抵制犹太人涌入“他的”领土。1940年5月至6月，在西部战役取得胜利和与法国停战之后，德国人重又恢复了将波兰的犹太人驱逐到法国殖民地马达加斯加这一旧想法，他们推测由于当地的条件，到达那里的犹太人将大量死亡。但与波兰领导人在20世纪30年代曾梦想让本国摆脱犹太人不同的是，德国人事实上没有办法将世界各地数百万犹太人运送到非洲海岸外的一个岛屿上——只要英国海军仍然控制着海洋就不行。

大规模屠杀

其结果是，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大约50万犹太人死于隔离区的“自然原因”，而其他大多数人则越来越多地被投入到德国战事中，以及被腐败的德国隔离区管理人员为自己私人敛富而任意差使。但对犹太人问题真正“最终解决”的焦急等待很快就要结束了。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了“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 300多万德国士兵伙同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意大利盟军入侵苏联。德军指挥官接到一系列命令，要求他们把红军政委清剿到最低限度，对苏维埃领土上的一切可疑分子，如游击队员、共产党员、犹太人，都要严加处理，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靠山吃山”——仰赖这些他们即将占有的、往往是穷苦人的东西供养自己。而针对被占区苏维埃公民的行动，军事管辖权被削减。对于如何处置国防军包围战术预期俘获的大批红军战俘几乎毫无准备。最不祥的是，陆军高级司令部与党卫军和警察司令海因里希·希姆莱签署了一项协议，支持四支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幕后操控作战部队。这些作战部队由大约3000人组成，很快就得到了众多警察营、党卫军编队和当地合作者的协助。希特勒在东部自行宣布的歼灭战最终导致近3000万苏联民众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包括300多万红军战俘，约三分之二的苏联士兵被德国武装部队俘虏。对苏联的战争也很快演变成党卫军特别行动队及其附属机构一系列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行动。

当红军在国防军入侵之前撤退时，尤为突出的是1939年苏联占领下的波兰东部地区的犹太人，遭到了他们的基督教邻居、波兰人和更为突出的乌克兰人的一系列屠杀。这些地方暴力事件的爆发往往是由乌克兰民族主义活动家和德国人训练的组织领导的，并得到希姆莱的副手兼帝国安全总部〔Reich Security Main Office(RSHA)〕头领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指挥下的特别行动队的鼓励。6月30日至7月2日，在加利西亚东部的首府伦贝格〔Lemberg(Lwow， L’viv)〕，约4000名犹太人遭到屠杀，另有数千人在该地区的其他城镇被残杀。在这一首波暴力和屠杀之后，随着国防军的先头部队及紧随其后的流动的屠杀分队进一步向东进入苏联，德国秘密警察(German Security Police)在被德国占领的地区部署了更有秩序的警力。在早先的几个月里，发生了几起规模空前的大规模枪杀事件，包括8月下旬在卡米尼埃克波多尔斯基(Kamieniec Podolski)屠杀了23 000多名犹太人，10月中旬在斯坦尼斯劳(Stanislawow)枪击了多达12 000名犹太人，9月下旬在基辅(Kiev)附近的巴比亚尔(Babi Yar)屠杀了33 000多名犹太人。同样，到11月底，在波罗的海国家活动的特别行动A队在大规模枪击案中杀害了近14 000人，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

所有这些杀戮都是由不同编制和类型的德国警察及当地民兵和德国军队联合实施的。这些都是许多旁观者看到的公共场所发生的事件，同时伴随着随处可见的众多暴行以及有组织的抢劫，和对财产和贵重物品的掠夺。犹太人多被谋杀并就近埋葬在他们居住的地方，他们的财产大部分流入占领者及他们的邻居手中。

在这第一波杀戮中，数十万人在一对一的枪击中被杀害，埋葬在贯穿东欧和苏联西部的乱葬坑中。帝国领导层对这些有关如何实施“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的新想法很满意。希特勒的副手赫尔曼·戈林在1941年7月写给海德里希的一封信中请求批准这一解决方案，但学者们对于这一方案是何时决定的意见不一。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认为希特勒是在1941年秋天战胜苏联的“喜悦”中做出这一决定的。克里斯蒂安·格拉赫(Christian Gerlach)提出，希特勒做出这一决定是苏联在莫斯科城门发动反攻，12月初美国加入战争，陷入世界大战后——希特勒早就在1939年警告过这是一场会让犹太人灭绝的世界大战。他认为，这一决定是随后不久海德里希在1942年1月29日的旺西会议(Wannsee Conference)上向帝国高级官员宣布的。彼得·朗格里奇(Peter Longerich)则认为，这一政策随着更有效的杀戮方法和组织的发展而不断衍变，直到1942年春天最终发展为整个大陆的种族灭绝，开始了对犹太人大规模驱往新建灭绝营的行动——首先是从华沙犹太区，然后是同年夏天从波兰和西欧的其他地区。

无论我们接受哪种解释，我们所知道的是，谋杀设施的建设始于1941年底。其目的不是在犹太人居住的地方进行大规模枪击，而是将他们用火车运送到特别营地使用毒气来杀害。最终，德国人建立了四个灭绝营——切尔姆诺(Chelmno)、贝尔泽克(Belzec)、索比博尔(Sobibor)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专门用于大屠杀，大部分是犹太人，还有两个集中营——迈丹尼克(Majdanek)和奥斯维辛-比克瑙(Auschwitz-Birkenau)——一方面作为屠杀设施，同时也用于监禁和强制劳动。据估计，在大屠杀中被杀害的550万至600万犹太人中，约有一半是在这些集中营中被毒气毒死的，其中100多万人是在奥斯维辛，几乎与特雷布林卡一样多。

许多东欧犹太人以及多数从东南欧、南欧和西欧被驱逐出境的犹太人在灭绝营中被杀害，同时还有大量犹太人在东部的居住地继续被杀害。这种杀戮与毒气室中工业的、相对隔离的、非个人的大规模杀戮有很大不同，后者将大屠杀与其他种族灭绝区别开来。相反，这是一场城镇里面个人的、面对面的大规模屠杀，受害者、凶手和旁观者往往事先互相认识，没有人是完全被动的，也没有人声称没有看到、听到或知道这些残杀案。这场杀戮由分散在东欧各地人员稀少的秘密警务固定哨所执行，得到由当地辅警组成的更大的组织的协助，这些组织人员主要由苏联撤军后出现的民族主义民兵组织重组而成。这些民兵坚持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议程，致力于建立独立的国家，清除犹太人和其他不受欢迎的少数民族〔例如，最突出的是前波兰东部沃希尼亚和加利西亚(Volhynia and Galicia)的波兰人〕等。因此，东欧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也是民族清洗和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保证之一，德国人本身也起到了辅助作用。这一点在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OUN)及其军事部门乌克兰反叛军(UPA)的案例中最为明显。该组织摧毁了波兰东部的土地，并在德国警察现身不多的地区，对屠杀犹太人所占的惊人比例起到推动作用。例如，在加利西亚(Galicia)自治区东部的切尔特科夫-布加勒斯特(Czortkew-Buczacz)地区，一个总共30名德国警官的前哨基地在数百名乌克兰辅助人员协助下杀害了约60 000犹太人，约占当地犹太总人口的95%，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1942年秋季、夏季至1943年之间的短暂时期。

集体种族灭绝不限于发生在后来成为乌克兰西部的土地。正如历史学家扬·T.格罗斯(Jan T. Gross)在其颇具影响力的研究作品《邻居》(Neighbours)中所揭示的，1941年7月，耶德瓦布内(Jedwabne)镇的波兰裔居民在没有德国人帮助的情况下杀害了多达60名犹太邻居。进一步研究显示，在波兰的这一地区还有更多这样的案例。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也参与杀害他们的犹太邻居。诚然，这种普遍的暴力行为不应减轻纳粹德国的任何责任，纳粹德国既发动了一场全大陆的种族灭绝，又允许许多地方组织和个人袭击、抢劫和杀害他们的犹太邻居。但是对于居住在这些东欧村庄、城镇和城市中的犹太人来说，他们原本与他们的基督徒邻居几个世纪以来和平共处，但现在他们的熟人、同事、同学和朋友转而与他们为敌，追捕他们，或将他们交给纳粹杀人犯。这意味着他们经历的大屠杀，不仅仅是外敌的凶残入侵，也是一个在曾经熟悉但现在充满致命敌意的环境中发生的一系列集体屠杀。

灰色地带

毫无疑问，在许多情况下，幸存下来的少数犹太人得到了基督徒邻居或陌生人的庇护；没有这种帮助，他们几乎不可能生存。此外，那些提供帮助的人可以预料到，如果德国人发现他们藏匿犹太人，会杀死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尽管这种情况并不总是发生。与此同时，救援动机显然很复杂，常常模棱两可，前后矛盾，而且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从纯粹利他主义的例外情况到对大量金钱或物质利益的贪图都有。大多数被基督徒拯救的犹太人也报告说，他们有时恰恰被藏匿他们的人出卖。没有钱或贵重物品的犹太人可能会被出卖或杀害。相反，一些参与杀害犹太人的当地合作者选择帮助一些犹太人，而那些出于民族主义原因抵制德国人的人中，也有不少将追捕犹太人作为其民族主义行动的一部分。这种复杂性部分地解释了幸存者的矛盾心理，以及为什么他们常常在几十年后才承认他们对救援者欠的感情债，因为他们也有痛苦的记忆——他们的家人被战前认为是朋友的人杀死或供出。

德国的盟国在杀害数十万犹太人和保护本国许多犹太公民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往往(虽然不完全)是出于他们自认为的国家利益。保加利亚交出了居住在其与德国结盟后所吞并的领土上的犹太人，但拒绝让自己的5万保加利亚犹太公民被运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匈牙利虽然受反犹独裁统治，经常残暴对待其犹太公民，但也保护他们不被驱逐出境。直到1944年春夏季，德国人入侵并驱逐了大约40万名犹太人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那里，在阿道夫·艾希曼亲自策划的大屠杀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杀戮行动中，大多数人被毒气毒死。罗马尼亚人在本国杀死的犹太人比任何其他德国盟友都多，接近25万人，但随后在罗马尼亚的中心地带雷加特(Regat)，他们又保护犹太人不被驱逐出境，因此那里幸存的犹太人比其他任何东欧国家都多。在法国，其合作主义政权在1942年底之前一直保持对其公民的警备控制，协助将7.5万名犹太人(大多数是非公民)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们中绝大多数在那里被屠杀，但法国随后又拒绝配合驱逐法国犹太公民，使法国三分之二的犹太人幸存下来。相反，尽管荷兰没有明显的反犹太传统，当地犹太人在社区融合得很好，但在德国占领期间，该国政府和警察干练地协助德国人将当时居住在那里的15万左右的犹太人中约四分之三驱逐出境并处死，而另有3万藏匿的犹太人中的三分之二幸存了下来。

从纳粹当局角度来看，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既是一个主要的战争目标，也是一个胜利的障碍。在意识形态上，“驱逐”犹太人势在必行。但是“最终解决方案”也转移了军备的大量人力、组织技能和设施，使德国失去了一支数量庞大、技能高超、意志坚定的劳动力——他们完全清楚只有工作才能使他们免遭杀戮。随着德国命运的转变和军事损失的成倍增加，越来越多的德国工人不得不被派往前线，生产出越来越多的战争物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德国现在尽量让苏联战俘活着，以剥削他们的劳动。同样，德意志帝国开始在东部和西部被占领土上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征募劳工，先是自愿、后来强制，这一政策的副作用是加剧了当地男女的武装抵抗，他们害怕在德国工厂被盟军飞机轰炸。尤其是在东欧，犹太人传统上以工匠为生，德国工业家和军事机构不愿意他们被杀。希特勒、希姆莱等意识形态主义者坚持认为必须屠杀犹太人才能赢得战争，而现实主义者则认为犹太人可以先帮助其赢得战争，然后再被处理，这场争论以前者的胜利而告终。但这一目标也是通过在措辞上利用纳粹“通过劳动消灭”(Vernichtungdurch Arbeit)的政策实现的。按照这一逻辑，身体健全的犹太人将被用于基本的战争生产，而其他被视为经济负担和争夺德国公民稀缺资源的无用人口，如儿童、病人、残疾人和老人将被杀掉。这一论调将种族灭绝重新定义为一种经济上合理的政策，而不是全面战争时期的疯狂意识形态。可以肯定的是，一旦身体强壮的人被活活累死，他们也就成了无用的、消耗食物的人，可能会被依次屠杀。

洛兹犹太区被德国人重新命名为利茨曼施塔特是这一逻辑下一个尤为可怕的例子。犹太社区及其领导人也陷入其中，疯狂地试图生存下来。犹太区的首领查姆·拉姆科夫斯基(Chaim Rumkowski)，决心通过动员犹太居民为德国人有效地生产战争物资来拯救尽可能多的人。作为交换，他把那些被认为无法工作的人都交给了德国人。1942年9月，拉姆科夫斯基(Rumkowski)要求犹太区(该犹太区在1940年4月建成，已经有超过16 000人)的余留人口“把你们的孩子交给我”，声称他们的牺牲“会让其他人生存下来”。事实上，洛兹犹太区是德国控制下仅存的大型犹太人集中地；但1944年8月，在红军到达前不久，德国人将包括拉姆科夫斯基在内所有余下的犹太人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

拉姆科夫斯基是犹太人与德国人合作的一个例子。他们的目标是“拯救可以拯救的东西，但他们的做法往往使德国人更容易杀害犹太人”。德国人在整个东欧建立的众多犹太委员会本应在犹太社区和占领者之间进行调解；他们通常得到犹太警察分队的帮助——这些分队对犹太区或犹太人居住地区进行内部控制。但是这些犹太警察部队装备着棍棒、穿着制服，也帮助德国警察和当地的辅助人员包围犹太人并驱逐他们。许多犹太警察的所作所为既是为了自救，也是为了保护家人。最终，他们中的多数也被杀害，如同犹太委员会的成员一样。同时，这些警察也成为许多犹太区和集中营中形成的犹太人抵抗组织的目标，因为他们被视为叛徒，象征着与德国人的合作。另一方面，不少犹太警察一旦在自己的家人和社区居民被屠杀后，最终也加入抵抗运动。

1941年底，威尔诺(Wilno)犹太区的犹太抵抗运动指挥官阿巴·科夫纳(Abba Kovner)在他的一本小册子中写下的座右铭“让我们不要像羊一样走向屠杀”，成为各地犹太抵抗运动的口号。虽然小股的犹太游击队在森林里活动，有时与苏联游击队合作——尽管他们经常遭到民族主义地下战士的袭击——但1943年4月，在华沙犹太区爆发了对德国人最大的一次抵抗，起因是华沙犹太区30万人中的三分之二在特雷布林卡被毒死。虽然与德军的战斗持续了几个星期，对德军来说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几乎没有代价的调遣，但它对当时和随后的犹太人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它也是直到1944年波兰在华沙暴动之前，被占领欧洲截至当时最大的一次民间暴动，许多幸存的犹太人也因加入战斗而被杀害。

另外三次暴动象征着犹太人在大屠杀中所处的可怕困境。1943年8月在特雷布林卡，同年10月在奥斯维辛-比克瑙和索比博尔，索德尔-孔曼多(Sonder-kommando)小组的大批犹太成员(负责脱掉受害者衣服，把他们带进毒气室，然后在火葬场或柴堆里处理尸体)，站起来反抗警卫，试图逃跑。这三次暴动中的大部分成员要么在随后的搏斗中被打死，要么后来被抓获并杀害。至少在比克瑙事件中，起义者还炸毁了火葬场的一处设施，目的不仅是逃跑，而且还希望阻止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屠杀。然而，这些暴动的道德难题是，在此之前，这数百名年轻、强壮的男子曾极大地协助了德国人的工业屠杀行动，而徒劳地希望尽可能长时间地活命。由于他们还负责整理受害者的物品，很容易将他们洗劫一空，因此索德尔·孔曼多工作人员的饮食和衣着也比其他囚犯好得多，他们在黑暗的中心地带过着一种可怕的特权生活。可以肯定的是，索德尔·孔曼多所有成员都知道，他们迟早也会被杀：他们已经看到了灭绝系统最深处的运作，这意味着他们绝不能活下来讲述这个故事。但他们选择充当这种角色，有时甚至目睹自己的家庭成员和社区成员被杀，这使得他们成为普里莫·列维(Primo Levi)所称的“灰色地带”的象征。拉姆科夫斯基和其他许多犹太委员会成员及犹太警察也有可能属于这一灰色地带。

动机

1996年，美国政治学家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Daniel Jonah Goldhagen)发表了一项名为《希特勒的自愿刽子手》(Hitler’s Willing Execationers)的研究。这本书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他认为在大屠杀中，德国人受到了驱除论者特有的反犹太主义的驱使，这种反犹太主义可以追溯到19世纪，因此，找到愿意杀害犹太人的德国人从不是一件难事，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也很喜欢这样做。这本书之所以受到攻击，是因为它把反犹太主义作为大屠杀的唯一驱动力，而德国则被这种恶疾所感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还有许多其他原因；只是在希特勒掌权之后，德国的反犹太主义才急剧高涨，其他几个国家至少也受到了同样严重的感染。此外，许多犯罪者不是德国的，而是属于当地的辅助者或盟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在他1992年出版的《普通人》(Normal Men)一书中，也尝试考察犯罪动机。布朗宁认为，他调查的后备警察之所以扣动扳机，主要是因为同伴的压力和对权威的服从，因此他们的行为符合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和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的调查结果。但是，虽然有些人最初可能对杀害无辜的妇女和儿童有疑虑，但事实是，德国警察、党卫军甚至正规军，也很少报告说难以招募士兵去杀害其他人，即便是拒绝或逃避命令，其惩罚也最多可能是会被转移到另一个部门或前线。在战后德国无数的司法调查和审判中，人们发现，被告是否对这种行为有任何内心的反对，以及他们在事件发生多年后关于这种反应的陈述，都无法从表面上看出来——德国的犯罪者经常性地、高效地和无情地进行大规模屠杀。

这些行动通常由盖世太保官员以及其他警察和党卫军人员作为安全警察执行，但在德军占领城镇的阵地上，还有许多德国人，如正规士兵、消防队成员、行政人员、工程师、铁路人员等技术专家等，以及这些男人的家人，包括他们的妻子、女朋友和情妇，他们的孩子，有时甚至是他们的父母也同时目睹杀戮，偶尔还参与其中。几乎一半的大屠杀受害者不是在隔离的灭绝营中被杀害的，而是作为公共事件通过大规模枪击执行的。他们被执行时所在城镇的所有居民都能看到或听到，因此，没有谁能逃避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与，而且他们往往足以从受害者留下的东西中获利。换言之，我们不能仅仅把大屠杀理解为一场复杂的、机械的和非个人的工业谋杀，而是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在过去几年里，特别是在东欧，造成了一种人人都扮演着这样或那样角色的种族灭绝惯例。旁观的视众，或漠不关心，或关切，但在事件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而且(我们愿意认为)“内心是反对的”这样一种安慰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战后捏造的，受害者的叙述显然没有证实这一点——这些叙述描绘他们被所有人追捕和谋杀。

那些致力于下令和组织种族灭绝的德国领导人当然不承认“灰色地带”，不承认道德模糊，也不承认倒退。1943年10月，海因里希·希姆莱在波森(波兹南)发表了臭名昭著的演讲，他向党卫军官员听众指出，他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即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是一项艰难但必要的工作。他认识到，一些不属于他的“黑色序列”的弱小德国人，可能会发现很难理解将犹太人斩尽杀绝的必要性，而且可能会懈怠执行这项政策。但是在他看来——而且一直这样鼓动他的部下，他们所做的不仅是史书上光荣的一页，而且是永远不会被书写的一页，尤其是因为人类其他人还没有达成这一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卫军的行为超越了传统道德——根据传统道德，杀害无辜妇女和儿童是一种犯罪和暴行，而他们将这种行为改编为一种宏伟、勇敢的自我保护行为。希姆莱说：“我们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我们有能力屠杀成千上万的人，并且不受这种行为的玷污。”

战争快结束时，希姆莱做了重新考虑。考虑到自己的个人命运，而不是所在组织发动的世界历史事件，他寻求与盟国谈判的方式，并愿意释放一些集中营囚犯，以换取自身安全。当一切结束时，他持假证件企图逃跑但被逮捕，在可能被识破前实施了自杀。对一个自称是一个由无畏、无情的勇士组成的新种族缔造者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悲惨的结局。希特勒认为他的首席刽子手最后的背叛是可鄙的；元首甚至比希姆莱更深信战争胜利和杀害犹太人是同义词。因为德国失败了，雅利安民族(而不是其不屈服的领袖)证明了自己与其他种族不同，特别是斯拉夫人。这是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根据这一点，权力即正确。希特勒甚至在下令和策划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种族灭绝之后，仍确信帝国的失败是犹太人的胜利。正如1945年4月29日——他在柏林碉堡自杀前不久，在最后的遗书中所写，摧毁德国的战争完全是那些犹太血统或服务于犹太利益的国际政客所期望和煽动的。然而，他仍坚信，“在我们城镇的废墟和纪念碑中，将会滋生出对那些对我们犯下所有这一切的最终责任者——国际犹太人及其帮助者的仇恨”。他的遗书的最后一句敦促“国家领导人和他们手下的人严格遵守种族法，无情地反对所有民族的普遍毒害者——国际犹太人”。

许多被控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官员从未动摇过必须根除这一种族的信念，甚至在事件发生几十年后，那些仍然活着的人也没有任何悔恨的迹象，而是对自己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Rudolf Hoss)在1947年被处决前不久就这样写过；索比博尔和特雷布林卡的指挥官弗兰兹·斯坦格尔(Franz Stangl)在20世纪60年代末审讯期间接受记者吉塔·塞雷尼(Gitta Sereny)的采访时，未能表露出任何悔恨之意。而帝国驱逐出境问题权威专家阿道夫·艾希曼，其职业生涯贯穿了整个时期——从迫使奥地利犹太人在1938年沦为一贫如洗的流亡者，到1944年将成千上万的匈牙利犹太人驱逐到奥斯维辛，表现出对其在阿根廷期间所作所为的自豪感，并于1962年在耶路撒冷的法庭上说“悔恨是小孩子的事”。正如哲学家贝蒂娜·斯坦尼思(Bettina Stangneth)在其研究《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Before Jerusalem)一书中详细而令人震惊阐述的，他并非种族灭绝机器的一个齿轮，而是一个执着的思想家，即便在他的上司希姆莱下令阻止他之后，他仍试图继续杀害犹太人。事实上，艾希曼在战后阿根廷的德国流亡社区建立了自己的名望，夸大其在实施犹太人种族灭绝中的重要性。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其1963年对这一审判——《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研究中称之为“恶魔的陈词”。但这并不适用于艾希曼，或其他许多犯罪者。她认为他们只是“案头杀手”、小职员和野心家，他们既没有良心，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反犹太偏见，只是想继续自己的事业。如果说这里有什么陈词滥调的话，那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所精心策划的那些巨大罪行是解决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即犹太人问题的一种完美的合理方式。这有助于他们晋升职位，加强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自然是令人高兴的；但让他们充满自豪和成就感的是，他们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不可想象的任务，并在这个过程中使之成为惯例。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国家司法行政局路德维希堡(Ludwigsburg)国家社会主义犯罪调查中心主任威利·德莱森(Willi Dressen)计算过，到2005年，共有10.6万人因国家社会主义犯罪被调查，其中只有6500人被判刑，只有166人被判无期徒刑。他指出，这意味着“纯粹从统计上讲，每起谋杀案付出10分钟监禁”。因此，大屠杀的组织者对他们的成就感到自豪，而扣动扳机的凶手很少受到惩罚，战后又回归正常生活；他们中似乎很少有人感到，也很少表达出任何个人的罪恶感。

清算

相反，种族灭绝幸存者经历的解放是一个远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令人不安和矛盾的事件。一方面，从德国占领下解放出来，对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地理位置意味着不同的事情，这些差异投射到那些经历过这一事件的人的记忆中。1944/1945年，当红军席卷东欧和中欧时，解放了仍躲藏在小股游击队和森林营地中的少数幸存犹太人。苏联人也到达了灭绝营，其中一些已经被德国人完全摧毁，而奥斯维辛集中营和迈丹尼克集中营已经部分撤离。苏俄犹太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写了一篇令人痛心的报道，讲述他第一次见到特雷布林卡的遗址，了解到特雷布林卡是一个专门用于大规模产生尸体的设施。波兰犹太电影制片人亚历山大·福特(Aleksander Ford)制作了第一部关于解放迈丹尼克灭绝营的纪录片。

对犹太人来说，红军的到来意味着解放，而对他们的许多基督教邻居来说，这意味着重新被占领。在乌克兰西部，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奥恩-乌帕(OUN-UPA)的战士仍在继续抵抗苏联，这些自由战士杀害犹太人的行为甚至在红军到达后还在继续。民族主义者经常将苏联人视为犹太人或为犹太人利益服务的人，而对于犹太幸存者来说，意识到一些前线的苏联部队是由犹太人管理的，这几乎是奇迹。在波兰，苏联强加的共产主义政权被许多人视为犹太人的报复，而逃亡到苏联的犹太人返回波兰，引发了对他们可能要收回财产的恐惧。这些情绪，再加上战前时代内化的反犹太主义，以及德国统治期间犹太人被视为猎物的看法，引发了暴力大屠杀。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次发生在1946年的基尔切(Kielce)， 40多名犹太人被杀。这种对犹太人回归的反应，以及“犹太共产主义神话”(Zydokomna)的复苏，导致在大屠杀后返回波兰的近25万犹太人，向西方和巴勒斯坦-以色列大规模移民。

在西方，盟军的到来解放了许多集中营，这些集中营在政权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被用来监禁纳粹主义真正的以及被认为的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社会敌人，而不是犹太人。这些集中营，如卑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和达豪，只有在战争结束时，随着红军不断深入德国占领区，东部劳改营的囚犯被派往西部进行可怕的死亡迁徙，才关有犹太人。这些死亡迁徙的幸存者到达德国集中营时，饥肠辘辘、病态不堪、精疲力尽，正赶上这些机构的管理开始瓦解，许多人死在那里。对西方盟国来说，他们在那里遇到的情况塑造了他们对大屠杀的看法，或者说他们对于纳粹政权对政治抵抗者和无辜平民所犯罪行性质的理解。正如在西方，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也一直不清楚，在东方，国防军的后方被红军击溃——在那里，绝大多数德国军队战斗并被杀害，因此，这次与集中营的遭遇也造成了对纳粹罪行真正含义的错误理解。

这种扭曲的看法也反映在1945年纽伦堡特别法庭上。在那里，纳粹政权幸存的重大战犯受到审判，但有关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案件却参与甚微，几乎听不到幸存者的声音。直到20年后对艾希曼的审判期间，100多名大屠杀幸存者才首次在国际范围报道的专门针对犹太人种族灭绝的司法环境中做证，讲述他们的经历。这些证词中许多与艾希曼的具体罪行没有什么关系，也不能直接与他联系在一起，这引起一些观察人士的愤怒，尤其是汉娜·阿伦特。尽管关于他的动机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但毕竟，艾希曼的罪行和责任是毋庸置疑的。但作为一个警示式的司法事件，审判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使人们意识到大屠杀是一个与纳粹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着密切联系并且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事件。

在写《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阿伦特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劳尔·希尔伯格(Raul Hilberg)当时刚发表的研究报告《欧洲犹太人的毁灭》(尽管她曾作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读者反对该报告发表)。希尔伯格使用了为纽伦堡法庭收集的德国文件，与该法庭一样，他认为，使用幸存者证词增加了一个主观因素，这既不具有历史可靠性，也无助于说服公众“似乎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实际上已经发生”。但他的书，基于一篇被他导师警告说将结束他学术生涯的论文，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作为先导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最终确立了大屠杀在20世纪历史中的中心地位，并将其从“仅仅是犹太历史的一部分”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今天对大屠杀进行的重新解读和重写都是基于一个几十年前不存在的前提，即我们不可能在不将大屠杀的历史融入其中的情况下了解我们所处时代的历史。如果这里有一个警告的话，那就是：同样道理，我们不能将自己与已经成为21世纪标志的大规模危害人类的罪行割裂开来。

第八章 战争与帝国

迪特尔·波尔(Dieter Pohl)

毫无疑问，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统治的领土是一个帝国。到1942年底，它扩张到覆盖14个完全或部分被占领的欧洲国家和另外5个作为盟国而依赖德国的国家。德国占领下的人口不少于2亿。帝国的建立是“第三帝国”历史的核心。它是一种获得世界大国战略地位的手段，是一种利用欧洲来促进德国战争经济的手段，是一种在人口结构上对欧洲大陆进行重新配置的手段，或者用国家社会主义的术语来说，是一种种族路线的手段。加上日本和意大利的战时帝国，及维希法国和比利时的殖民地——尽管这些只是间接的一部分，德意志帝国将最终决定世界的命运。

战争

所有这些狂妄扩张的计划和政治策略的根源是德国对1918年失败的反应。德国保守派精英的代表们首先在全力修改《凡尔赛条约》，并在一定程度上争取中欧霸权。而巴伐利亚州的政治家阿道夫·希特勒自1925年以来，一直提议在苏联取得生存空间。“生存空间”的概念并没有精确的定义，也没有把德国人可以定居的范围表示为一个可以开发的地区。

1933年2月3日，就在希特勒掌权几天后，希特勒在军事领导人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宣布，他打算立即进行一场“掠地”战争。于是，他开始重整军备。新政权可以建立在魏玛共和国政府所做工作的基础上，因为他们已经制订了全面重新武装的秘密计划。1933年后，军事扩张迅速越过了《凡尔赛条约》规定的限制。公众首次意识到这一点是从1935年开始服兵役。1936年起，重整军备迅猛加速。到1939年战争爆发时，多达450万新兵源扩充到新的军队，2600辆坦克和3600架战斗机准备就绪。

在1937年秋季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希特勒确立了他的战争战略：首先，捷克斯洛伐克将受到攻击，借口是保护那里的德国少数民族。这将导致与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友——法国的战争。然而，事实上，意大利领导人墨索里尼和西方多国为防止战争进行了干预。在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协定》(Munich Agreement)中，他们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希特勒预想的战争权被剥夺了。即便如此，1938年3月吞并奥地利和1939年3月事实上吞并捷克领土，也等于大幅扩大了德国的经济资源和军备基础。

希特勒现在把注意力转向波兰。他选择了波兰作为他在对苏战争中的初级伙伴，波兰也要把领土割让给德意志帝国。然而，波兰政府试图在与德国和苏联的关系中保持谨慎的平衡，不愿意被敲诈，将信任寄托于西方的支持。因此，从1939年5月起，希特勒准备对波兰开战。1939年8月，《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条约》消除了苏联作为战争敌人的危险之时，他发动了一场决定性的政变。作为回报，希特勒提出自己可以和斯大林一起瓜分中东欧。

1939年9月1日，斯洛伐克也加入了德国的入侵队伍，波兰军队对此几乎毫无抵抗力。四个星期内，波兰西部投降。1939年9月17日，斯大林也入侵了波兰，波兰被分成了两个占领区。虽然对波兰的军事胜利使希特勒更接近他对苏联战争的最终目标，但他在这一过程中引发了一场世界大战——因为1939年9月3日，法国和英国遵照与波兰结盟的条款对德宣战。英属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逐渐加入了对德国的战争，这样一来，欧洲以外的国家从一开始就卷入了冲突。

希特勒长期以来一直希望与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英国一起发动战争。然而，现在英国成了他的长期对手。尽管英国和法国都没有在1939年夺取军事主动权，但在1940年春，英国政府试图在挪威登陆，以切断瑞典对德国的铁矿石供应。德国人先发制人，一场持久战役后，毫无阻力地占领了丹麦和挪威。

入侵法国，很早就在计划之中。该计划被定在1939年底，但之后一再推迟。法国军队多年来一直是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然而1940年5月/6月，却以惊人的速度溃败。法国军事领导人没有预料到，德国国防军没有南下，而是穿过比利时茂密的森林，向默兹河(River Meuse)前进，然后到达大西洋海岸。法国和英国军队驻扎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因此被包围。尽管如此，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成功地从敦刻尔克(Dunkirk)地区撤离到英国。德军此时已占领了法国北部和大西洋沿岸。尽管如此，未能入侵不列颠群岛，主要还是因为德国空军无法取得制空权。

在法国战败前不久，墨索里尼站在希特勒一边加入战争，占领了尼斯(Nice)附近地区。也正是在1940这一年，墨索里尼将战争扩展到东南欧和非洲，以实现其将东地中海纳入意大利控制之下的扩张计划。1939年3月，在战争爆发之前，意大利已经占领了阿尔巴尼亚。1940年9月和10月，墨索里尼下令袭击希腊、埃及以及英国和法国殖民地非洲之角。然而，意大利军队失败了，这促使希特勒在1941年2月派分遣队前往利比亚，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战争舞台。与此同时，他做好准备入侵希腊。由于政变的结果，最初是德国联盟的一员的南斯拉夫，似乎有撤离“轴心”的危险，于是希特勒下令同时入侵希腊和南斯拉夫。两个国家都在几周内投降了。在这场战争中，德国领导人不仅有意寻求墨索里尼的协助，同时也有意避开英国在东南欧的任何影响。

入侵苏联的计划早在1940年6月就开始了。1940年11月/12月，希特勒决定在1941年春发动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实际上是希特勒野心的核心。这是由他的“生存空间”概念所推动的，是一个战略上的农业项目，是他为德国掠取给养并确立其统治计划的核心。希特勒同大部分德国精英一样有着狂热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信仰。1940/1941年之交的情势之下，德国对英国的战争陷于停滞，希特勒希望消除苏联作为英国潜在盟友的地位——这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尽管国防军高级司令部认为对苏联发动战争是危险的，但最终没有人对1939年底/1940年初提出的进攻准备工作提出批评。

事实上，有一种强烈的信念，认为德国人有正确的战略来征服这个庞大的国家。对苏战争是唯一一次有计划的“闪电战”：快速坦克部队深入苏联领土，包围莫斯科以西的大部分红军；然后跟随其后的步兵将消灭困在“口袋”里的部队。乐观的德国评估认为，苏联将在8至12周后被击溃。德军可以转而打击英国海空力量，最终对美国的空战需要的也仅仅是差不多同样短的时间。

灭绝战争同样是德国战略的一部分：德国领导层相信，如果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础被摧毁，苏联会更快地崩溃。根据德国领导层的信念，这一基础不仅包括国家工作人员，而且还包括大量的犹太少数民族。因此，甚至在入侵之前，国际法对平民和战俘的保护就被取消，德国对军队、党卫军和警察部队发出了广泛的屠杀命令。此外，德国的策划者还制订了大量计划，它将使民众挨饿。军队完全依靠苏联的农业自给自足，其他农产品将被运往帝国。策划者预见到将发生大规模饥荒，会主要发生在城镇和苏联少数民族地区。3000万居民将被饿死或被迫逃离。

1941年6月22日，德军与芬兰和罗马尼亚军队一道，对苏联发动了史上最大的战争。在几周内，他们征服了波罗的海的广阔地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但早在1941年7月中旬的斯摩棱斯克(Smolensk)战役中，德国的推进停滞了几个星期，因此闪电战的计划已经基本过时。尽管到了10月，军队占领了列宁格勒地区和几乎整个乌克兰，但1941年10月和11月两次对莫斯科的进攻却失败了。苏联在1941年12月发动了反攻，德国的进攻计划最终失败，战争的结束遥遥无期。事实上，希特勒现在孤注一掷了，随后在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的美国海军之后，向美国宣战。

1942年6月，德军的第二次进攻开始于苏联南部，延伸至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地区。然而，德军这次进攻的中心目标——占领高加索地区正在开采的油田和炼油厂，却无法实现。军队甚至不能完全占领斯大林格勒市。然而在1942年11月，苏联军队包围了德国及其盟国军队，到1943年1月底，德国遭遇第一次惨败，希特勒被迫从北高加索撤军。1943年6月，他试图在库尔斯克(Caucasus)地区发动新的进攻，却以失败告终。渐渐地，红军开始从德国的占领下解放苏维埃领土——首先是于1943年秋解放了乌克兰。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德意军队在埃及靠近阿拉曼村(Alamein)附近遭遇失败，被迫向西撤退。1942年11月，美国军队也介入欧非战争，并在摩洛哥登陆。到1943年5月，西方盟军终于在突尼斯战胜北非的德意军队，从而在1943年7月将战事从非洲转移到西西里。结果，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在当月废黜了墨索里尼，于是德军于1943年9月占领意大利本土，意大利军队投降。盟军也在此时越过大陆，尽管他们的进攻在意大利南部陷入困境。

盟军经过长时间的准备，于1944年6月在法国北部登陆，开辟了第三条战线。德国领导层早就预料到这一事态发展，并将其视为决定性的战役。虽然盟军也于1944年8月登陆蔚蓝海岸，相对较快地解放了法国和比利时，但到1944年底，进攻已不再有新的突破。

然而，德军最大的失败是在东部。1944年6月，苏联红军也在东部发动大规模进攻，粉碎了德军的整个“中心”集团，为挺进华沙扫清障碍。德军在1944年3月进军匈牙利，现在又进入斯洛伐克，以阻止红军。苏联军队毫无阻力地横扫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因为他们现有的政府被推翻，继任者对德国宣战。继红军在1944年10月第一次踏上德国土地后，到1945年1月，红军占领了奥得河(Oder)和内塞河(Neisse)以东的全部德国占据领土。西方盟军对第三帝国领土的最后进攻，也是伤亡最惨重的一次进攻，直到1945年2月/3月才开始。直到此时，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荷兰北部和意大利北部才摆脱德国的统治。1945年5月7日，德国陆军高级司令部在莱姆斯(Rheims)签署了投降书，协议第二天生效。5月9日午夜后不久，在柏林，在有红军出席的情况下，同一仪式再次举行。

德国的战争首先是一场在欧洲取得霸权的战争，其次是一场波及北非“侧翼”和大西洋海军的战争，一场由美国向英国输送补给引起的斗争。然而，德国战略的基础是统治世界的野心。通过与其盟友日本的合作，德国的目标是统治欧亚大陆，在希特勒看来，欧亚大陆是地缘战略世界的重心和中心地带。此外，意大利帝国和维希法国的殖民地是为了确保在非洲的霸权。希特勒从未停止过梦想，有一天，一个亲德政府将在英国上台，与德国讲和。这一权力基础将确保“轴心国”最强的和最后的对手——美国，可以与欧亚大陆保持一定距离。

然而，这场战争远远超出了德国的经济和人力资源能力。因此，德国领导层不得不依赖两个核心行动领域：一方面削弱国际体系，巧妙地以谋略制胜他国；另一方面是广泛的经济发展和人力政策，这些政策的奉行越来越以牺牲被占国家为代价。从1935年起，希特勒系统地摧毁了在凡尔赛建立的战后定居点。西方大国几乎没有反对他，也没有反对德国吞并奥地利和占领捷克领土。1939年的《德苏反侵略条约》对希特勒来说是一次决定性的、令人震惊的政变，它把中东欧完全送交给独裁者们。除了波兰之外，罗马尼亚首先发现自己身处火线之中，其石油供应对德国战争至关重要。这个国家当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德国。

然而，就结盟而论，希特勒的政策并不那么成功。一方面墨索里尼高估了他的国家所能做的，并且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另一方面，与日本的联盟几乎没有带来实质性合作。双方都有太多的怀疑；日本政府得到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条约》的警报，但随后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却没有预先警告。希特勒于1941年12月对美国宣战的目的是把美国的资源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日本的，一个德国的。尽管德国在东欧的其他盟国，除了保加利亚，都参加了对苏联的战争，但从1943年开始，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开始脱离“轴心”。因此，联盟政治失败了。

只有系统地开发国外资源，才能发动和维持战争。甚至1938年对奥地利的吞并也与“回归帝国故里”的民族主义情绪无关，而更多的是与奥地利的财源、原材料和劳动力储备有关。1939年3月进军波希米亚(Bohemia)的主要动机是觊觎它的军备工业。东欧被占领土的首要作用是提供粮食和煤炭，他们主要来自西里西亚煤田和乌克兰多涅茨盆地(Ukrainian Donets Basin)。然而，逐步适应西欧工业以满足德国军备需求在经济上更有价值。德国从被占领土获取的约70%的产品来自西欧。掠夺东欧获得的最重要的战利品是强制劳动力，该点自1942年起便表现得尤为突出。

尽管到1944年夏天，德国占领的领土不断缩小，但他们的军备产品的开发和生产却在提高，尤其是通过对大约70万名集中营俘虏的残酷剥削。到了1944年中，当德国经济失去了罗马尼亚石油和西欧工业，化学工业越来越成为盟军轰炸的目标时，德国的资源终于耗尽。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为什么尽管国家社会主义德国资源有限，却能够在欧洲大陆行使近5年的完全霸权。从结构的角度来看，1942年经济优势的杠杆已经倾向于支持盟国。尽管失去了西部工业区，但早在1942年，苏联经济就能够创造巨大的军备产出，同年底，美国的军备生产也达到顶峰。

即便如此，起决定性作用的不光是相对的经济实力，还有政治及战争的进程。由于西方盟国在1939年至1940年的战争中只进行了非常有限的干预，所以希特勒在1941年春之前能够征服一个又一个国家。1941年至1942年两条战线上的战争之所以能够成功，也是苏联领导人严重的军事失误所致——最后一次是1942年5月的哈尔科夫战役(Battle of Kharkov)。直到1942年秋天，经过三年的战争，形势才开始扭转。德国的军事领导人失去了主动权，美国的经济实力加上苏联的军事储备，赢得胜利只是时间问题。此外，德国海军在北大西洋战败，主要原因是盟军军事情报部门能够解码德国的无线电情报。不可否认，从斯大林格勒到战争结束，盟军又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才击败希特勒，并耗尽了德国巨大的人力和财力。

希特勒在欧洲的战争造成3500万至4000万人丧生，另有2000万至3000万人死于亚太地正的冲突。到目前为止，苏联和波兰的受害人数还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1400万至1800万士兵死于欧洲和北非战场(取决于苏联损失的数字)；1100万至1200万人死于德国罪行，其中至少250万人是红军战俘。在大屠杀的受害者中，大约有60万是德意志帝国的公民，因此，大屠杀受难者绝大多数来自被占领土。

只有更仔细地审视德国战时帝国的结构，才能解释这令人震惊的破坏规模。因为这一领域不同于传统帝国，其目的不在于整合各种民族团体，而更多地在于“种族重组”和激进开发剥削。该帝国的存在与不断的战争相连，政治稳定从未实现。希特勒既不希望在他所征服的国家实现和平，也不希望与其达成任何解决方案。

德意志帝国

希特勒缔造了自拿破仑时代以来欧洲最大的大陆帝国，却从未实施过详细的计划。很明显，从早期开始，他就想要吞并奥地利，征服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最终在苏联建立一个激进政权。然而，德国势力范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实际发展，首先取决于战争进程(这在许多方面出乎意料)以及战后德国精英们的政治态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制订了在欧洲建立霸权的计划，在很短的时间内，整个俄罗斯南部被占领。

在世界经济危机时期，德国霸权的间接形式应在“更大的经济空间”(Grobraumwirtschaft)背景下讨论——例如着眼于东南欧。国际法专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等正在研究“更大的德国地区”理论，在这一地区，美国等“外来”势力是不被允许介入的。党卫军内宣传扩大日耳曼帝国计划，包括佛兰德(Flanders)领土——一直延伸远至挪威和波罗的海国家，与此同时，德国种族专家为重建中东欧种族秩序制订了蓝图。德国不仅要将那些拥有德国少数民族的领土日耳曼化，还要将那些被认为已经受到德国文化影响的地区日耳曼化。纳粹党卫军司令海因里希·希姆莱，1939年起作为帝国委员负责巩固德意志，他越来越多地将这些计划纳入自己的政务当中。1941年底，这些设想在“东方总计划”中达到了高峰——这是一个影响波兰、波罗的海国家、苏俄北部和乌克兰大片地区的大规模重新安置项目。预计多达3100万斯拉夫人将被重新安置，以便在更长期内为德国殖民创造空间。

这一占领计划的框架不仅是出于脱离实际的理论方案，而且还源自普遍和广泛的文化种族主义。这种种族主义并不是国家社会主义所特有的，而是回到了更早的论述。虽然大多数德国人认为西欧人颓废但也高度文明，而斯拉夫人则被视为在文化上居于劣等。来自士兵和占领军的信件充斥着资产阶级的刻板印象，他们声称卫生和秩序“在东方”是缺失的。众所周知的作为缺乏生产力的代名词“波兰商业(PolnischeWirtschaft)”在那里很常见。在占领期间，有关土著人民低劣的殖民话语占主导地位。有时这些人被称为次等人，尽管事实上这个名称应该是为“犹太莫斯科人”保留的。尽管德国天主教徒觉得与波兰的天主教文化有某种联系，但对于苏联而言，却没有这种感觉。因为苏联的城市居民和年轻人首先被视为布尔什维克，而被称为“大俄罗斯人”的俄罗斯人则被认为比较原始，当然也很温顺。一个隐含的种族等级建立起来：树的顶端是爱沙尼亚人，德国人和爱沙尼亚妇女之间的婚姻是不被禁止的。在那下面是库尔兰、利沃尼亚、拉特加利亚、立陶宛和乌克兰的土著人，往下是白俄罗斯人，最下面的是俄罗斯人。不过总的说来，一方面德国的反奴役主义是灵活的，与斯洛伐克人或克罗地亚人结盟不成问题；另一方面，在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和苏联西部拥有大量犹太少数民族的领土上，践行的个别城市和地区犹太化的意识形态学说，产生了特别可怕的后果。

对巴尔干半岛经典的刻板印象在占领当局中也很普遍，即众所公认的，那里的人有着狡诈又残忍的倾向。塞尔维亚的形象仍然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口号的强烈影响。这些说法在德国和占领军中很普遍，并作为基础形成了一种共识，即在东欧的大部分地区，人口较为低劣，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危险的。

关于国际法的特定论述也是这一进程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它取消了对剥削和使用暴力的最后限制。波兰被征服后，被视为一个已解散的国家，在国际法上没有地位，也无权得到更广泛的国际社会的保护。这同样适用于被占领的南斯拉夫。在被占领的苏维埃领土上，国际法的权威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完全无效的。在这些领土上，德国占领者认为暴力是合法的手段，例如，这是对1939年8月/9月在波兰对德国少数民族犯下的罪行的报复，及后来对游击队活动的报复。在西欧和北欧，占领者更警惕国际法——例如在对待战俘方面，尽管这在用于犹太人时很快就被废止了。红军中的犹太士兵都被杀害了，但被德国俘虏的波兰军队中的犹太军官，尽管人数不多，但却得到了国际法的保护，在战争中幸存下来。

经济剥削对占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战争的继续，它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洗劫——无论是有组织的还是个人的，从一开始就成为每一场德国战争的特点。在对待民族的方式上，东西方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波兰的大多数地区和被占领的苏联，支持工业的结构将被摧毁，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动将同南斯拉夫和希腊一样，被削弱为帝国的农业腹地的经济活动。只有波希米亚仍然被认为是一个工业国家。

波兰和苏联的工业基础设施中有相当一部分确实遭到了破坏、蚕食或封存。只有在波兰西部，被指定用于日耳曼化进程的工业才得到了实质性的保护——尽管它们被完全征用。当战争与德国的期望相反，开始对他们不利时，他们改变了路线。甚至波兰和被占领的苏维埃领土现在也要利用他们的工业来支持德国军队。最后，甚至德国公司从1942年开始也将生产转移到波兰，以便脱离盟军轰炸的范围。

在被占领的欧洲西部和北部地区，工业生产基本上继续进行，尽管越来越多地是为满足德国军备工业的需要。然而，犹太人拥有的企业被没收。如果被占领国的制造商在德国入侵前一段时间没有承诺他们的公司从事特定的产品和市场，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或多或少要与德国经济管理局合作。雷诺(Renault)在法国的工厂就是一个例子。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方面的考虑比民族身份方面的考虑更为重要。被占领国的国民经济面临着出口和原材料市场的丧失，消费品行业的崩溃和货币贬值。即便如此，影响也千差万别。在东欧，它们有时是灾难性的；而在荷兰，它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被占领国在经济上对德国越来越重要——尤其在1942年以前，但促使德国统治欧洲的却是种族意识形态，它也决定着政策走向。一开始，国家社会主义领导人和他们的规划者致力于第三帝国的扩张，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德国临境许多地区的日耳曼化。这些扩张主义思想并不局限于那些在1919/1920年和平条约中丧失的领土，而是超越这些之外。自1939年以来，这项政策的核心地区一直是波兰西部，正包括从未归属德意志帝国的洛兹市，然后是1940年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的加入，1941年4月起斯洛文尼亚北部也加入其中。日耳曼化包括三个要素：首先是对“不受欢迎”的那部分人口的驱逐和征用；然后是来自东欧其他地区的德国人的安置；最后是根据德国种族名(German Ethnic List)确定种族选择。大规模的驱逐计划被制订出来(例如，波兰西部大约300万居民将被驱逐到波兰中部)，并已经开始实施。他们经常因为执行不力而陷入困境，且多数情况下是因占领地的抗议而以失败告终。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居民要被驱逐到维希(Vichy)地区，斯洛文尼亚人要被驱逐到大克罗地亚(Greater Croatia)。这些驱逐往往以失败告终，取而代之的是在原领土内重新安置。在一些情况下，在被侵占领土以外的地区开始“日耳曼化”，并开始执行东部总计划。因此，从1942年秋到1943年春，卢布林(Lublin)以南的扎莫斯(Zamość)地区有11万波兰人被逐出或驱逐出境，相当一部分人被屠杀。原本是要他们为德国移居者腾出空间，而事实上，这些移居者只有少量迁往该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有大约200万人成为纳粹重新安置项目的受害者。然而，由于斯大林在1939/1941年的扩张，那些被迫离开祖国的德国人的安置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终结。

在吞并的领土内进行的基于德国人种筛选整个人口的过程，在各个区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因此，在丹泽(格但斯克)-西普鲁士，相当一部分波兰人被认为适合日耳曼化。其结果是大批男性士兵被征召入伍。从整体上看，“日耳曼化”进程的范围非常广泛，尽管在各领土上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然而，对于驱逐和征用以及被吞并领土上的歧视行为的受害者来说，这是影响深远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致命的。

第二个有种族动机、无疑也是最激进的项目是在被占领土上迫害和屠杀犹太人。这是本书另一篇文章(第七章)的主题。我在这里只想指出，一方面如果东欧部分地区没有激进的占领政策，这种有系统的大规模屠杀就无法解释。如果不普遍取消东欧人的权利，不对他们使用暴力，那么“最终解决方案”是无法想象的；另一方面，这起大规模屠杀导致大片被占领区的人们普遍遭受残酷对待。事实上，这被视为一种警告：他们将遭受同样的命运。对罗马吉卜赛人的屠杀也是有系统地进行的。尽管他们不被认为是雅利安人的敌人，但他们在种族上被认为是低等的。最重要的是，地区行政当局和警察总部要求屠杀罗马人，因为这些人被他们认为是“社会公害”。甚至从德国到一些被占领土，由激进的优生政策所产生的对精神病患者的屠杀也在持续发生。在波兰和苏联的许多地方，党卫军和警察杀害精神病院的病人，以便征用他们的建筑物。而在法国维希，卫生服务管理部门听任该地区的大量精神病患者饿死。

从国家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迫害和屠杀是适宜加强占领国安全的措施之一，作为反犹分子，他们认为犹太少数民族是一种威胁，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温床。当然，德国在被占领土上的“安全”概念远不止反犹太主义。从德国的角度来看，不仅布尔什维克主义，而且任何增强少数民族认同的东西都可能被视为威胁，特别是在那些以自信著称的国家，如波兰、塞尔维亚和某种程度上的希腊。1939年，战争爆发后不久，德国秘密警察开始屠杀波兰精英和反德组织的成员。受害者为知识界人士，如大学毕业生和牧师，还有1919/1920年在德波边境制造冲突的激进分子。据波兰方估计，1939/1940年，约有6万波兰人被枪杀，其他一些则被关进集中营。从1941年6月起，德国警察和军队一直在对苏联官员采取类似的激进措施，即使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中也有数万人被枪杀。

然而，德国占领军在1941年夏天以后才遇到了真正的抵抗。南斯拉夫军队的残余分子联合起来并号称切特尼克人(Chetniks)抵抗占领，不久，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团体也跟着加入。占领者随后威胁要对民众采取激进的、致命的反制措施——一名德国士兵死于平民之手，作为报复，有100人将被射杀。德国警察和军队不愿意从民众中的多数群体中挑选受害者，而是首先以犹太人和乌克兰的俄罗斯人为目标。1941年秋，这些屠杀达到了种族灭绝的程度；到1942年初，大约6万人在苏联被枪杀，在塞尔维亚，这个数字大约为3万。然而，这一暴力政策并不成功。从1942年夏天起，苏联的武装抵抗有所加强，而在南斯拉夫，抵抗则转移到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在被占领的苏维埃领土上，党卫军、警察和军队在与游击队的战争中发展了一个大规模的“带状行动”(Band Operations)体系，每一次行动都造成数千人死亡。民众的总死亡人数接近50万。从1942年底开始，随着抵抗运动的发展，德国占领者也扩大了暴力的使用范围。最初是在波兰地区，然后是在斯洛文尼亚和希腊，到1943年秋，对被占领的意大利也使用了暴力。最后，从1944年中期开始，甚至在法国也发生了一些隔离大屠杀。这种暴力在1944年8月华沙暴动期间达到可怕的高潮。几天里，德国党卫军和警察部队有计划地试图屠杀该市整个地区的居民，直到他们被控制住。尽管如此，仍有大约16万居民死于暴动。在东南欧和西欧，这种使用极端暴力的做法在占领区的官僚阶层中引起强烈反对，事实上许多人认为这种做法适得其反，因为它驱使民众加入抵抗运动。

如果我们审视占领政策的基本要素及其执行情况，各领土之间的差异似乎就不那么明显了。研究一再强调占领区官僚主义的复杂性——甚至是混乱的性质，声称在各行政机构内部，各当局和个人之间的竞争是普遍存在的，就如同在帝国一样。诚然，这类冲突——关于责任和资源范围的争论，甚至关于个人虚荣心的争论不断出现，但在以下关键问题上仍然达成了广泛共识：确保占领，进行经济开发，屠杀犹太人和“日耳曼化”。不同部门之间甚至有着密切的合作。

整个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占领政策的核心参照点是“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意大利或日本相比，德意志帝国并不拥有控制占领地的中央权力机构，只有各占领军的首脑在争先接近希特勒。尽管他不断地了解被占国家的发展概况，但他对这些问题的兴趣有限。中央帝国政府基本上被排除在这一领域之外，甚至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干预波兰、法国或南斯拉夫事实上被吞并的领土。取而代之的是，来自边境地区的全国民主行动党高莱特(NSDAP Gauleiters)统管这些地方，其在管理占领区方面往往具有双重职能。决定占领政策的中央当局是戈林的经济管理局、四年规划局以及希姆莱领导下的党卫军和警察组织。此外，还有劳工全权代表等特别专员，甚至外交部也可能影响占领政策。

从结构上看，各占领当局之间有很大不同。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以及塞尔维亚和希腊中部，或多或少地按照国际法建立了军事管理机构。这些名义上是国防军高级司令部的职权，但事实上，他们成立了自治的占领官僚机构。处在战争中的被占苏维埃领土的东半部，政府由军队指挥。在这种情况下，负责的陆军军需长没有制定独立的占领政策。尽管军事管理部门被认为是更传统、更少纳粹化的机构，但他们采取的剥削政策和镇压的方式与其文职对应部门类似。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军事管理部门内，文职人员主要负责占领政策。

挪威、荷兰和被占领苏维埃领土西部(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东部部分地区)的平民占领行政当局被称为帝国军需部。在波兰中部和南部，对应的部门称为中央政府。职务保留在帝国内部的高级国家安全行动党(NSDAP)干部，则在其中工作。这些文职行政机构的设立是违反国际法的，因为只有与德意志帝国接壤的领土才出于表面原因没有被公然吞并，而事实上它们已经被吞并。

在政治上有利的地方，甚至可以保留本国政府。因此，一方面丹麦的政治制度在占领期间基本上仍然存在——尽管有一个所谓的帝国全权代表置于其上。另一方面，为了达到占领目的，法国被分为三个地区：北部和大西洋海岸分别隶属于两个不同的军事行政区，法国中部和南部受控于一个独裁的法国政府，其官方所在地是温泉镇维希(Vichy)。尽管维希政府有一些行动自由，但它还得服从德国指示。在匈牙利，1944年德国军队占领该国后，其政治制度也基本上得以保留。在荷兰、比利时、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塞尔维亚和希腊等其他国家，当地国民政府享有的自治权明显减少。

希特勒和德国占领军很少发动占领区本土法西斯运动，这一点令人惊讶。中央政府雇用的是那些属于保守派和右翼民族主义圈子的人员。他们的德国上级相信，他们可以依靠这些人更加谨慎和高效地执行政策。只有在被占领的挪威，纳斯乔纳尔·萨姆林(Nasjonal Samling)才在1942年初接管了政权，就如同匈牙利的箭十字党从1944年10月起接管几个月一样。在警察和地方政府中，通常有更多的法西斯分子来自当地民众中。总的来说，所有这些招募当地人的机构都有效地执行了德国人要求的任务，这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他们确实试图减轻剥削政策。这些机构的一些代表与西方政权或其流亡政府秘密接触。然而，总的来说，没有被占领国行政人员的合作，德国在欧洲的统治是难以想象的。

德意志帝国并不是希特勒在欧洲唯一的统治区。东南欧被视为意大利的领地，到1943年，意大利控制了地中海沿岸从尼斯到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的领土。匈牙利从希特勒那里得到了它在1920年依《特里亚农条约》(the Treaty of Trianon)失去的部分领土，其不仅包括南斯拉夫境内，还包括罗马尼亚的北特兰西瓦尼亚(Northern Transylvania)领土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卡帕托-乌克兰。保加利亚在南斯拉夫的西马其顿、希腊的马其顿以及西色雷斯(Western Thrace)建立了自己的占领政权。作为对参加希特勒对苏联战争的奖励，罗马尼亚在敖德萨(Odessa)地区获得了占领区，芬兰在拉普兰(Lapland)获得了占领区。在区域层面上，“轴心国”甚至在德国主权下也能推行自己的占领政策，就像乌克兰东部匈牙利军队那样。一方面，另一些“轴心国”得益于被希特勒占领的欧洲，凶残地追求自己的压制政策；另一方面，由于轴心伙伴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希特勒也可以占据一个舒适的裁判位置。

占领区的社会结构

占领造成的社会群体如同领土以及不同的组织模式一样各具形态。然而，把它们看作一个整体也属合理，因为它们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是，以德国占领人员的形式向这些国家强派了新的管理者。数十万占领官员被派往占领区，以及负责“安全”的军警人员进行补充，二者总数可能超过100万。特别是在被占领的苏维埃领土上，以及南斯拉夫，有大批军队驻扎在腹地。占领军从帝国的各个角落抽调人员。其中约10%来自奥地利，主要受雇于被占领的东南欧。苏台德德国人于1938年被收归德意志帝国，几乎只在被占领的波希米亚(Bohemia)和摩拉维亚(Moravia)工作，而其他德国人则主要只在地方政府或警察等部门担任中下层职务。

到目前为止，占领人员大多数是男性。管理部门的女性主要是秘书，她们中的一些人在军队中做辅助工作，也有的被分配到德国基础设施或“兰迪恩斯特”(Landdienst)工作——在那里，纳粹少女组织——德意志少女联合会(Bund Deutscher Madel)的成员会协助被占领地区的农业发展；另一些则被用于党卫军、集中营的女性部门。高级文职人员允许带家属到工作地点。后来，这种做法促成了德国商店、学校和幼儿园等常规德国基础设施建设。尽管占领管理部门通常尽量将德国人居住的地区与当地居民居住的地区分开，但这一尝试只是部分成功。

德国占领人员分布很不均匀。在被侵吞领土上设有一个完全的德国行政机构，每个职位都由德国人担任，一直到最低级别，且每个专门部门都由德国人配备职员，而在帝国的粮食部门和总督辖区，这只适用于区和市一级。在军事统治的领土上，德国占领人员比例最小。在那里，工作是由相对较小的地方军事管理部门完成的，尽管在靠近前线的地区或有许多游击队的地区，往往也会有成千上万的德国士兵。

占领官员一部分来自纳粹党机构，另一部分来自帝国内部政府。在管理层以下，人员是多种多样的混合体，有时包括自愿在被占领土服务的人。然而，在专门部门，大多数工作人员都受过专业培训，例如在经济、劳动管理、铁路、邮政等领域。在后一类工作人员中，以及在从军队中任命的占领军官中，有着更复杂的政治态度，而高层则可以说是高度纳粹化的。

特别是在东欧，占领者将纳粹信仰与把自己视为“优等民族”的姿态结合起来。对他们来说，当地居民低人一等，而实际上，当地居民也确实是这么被看待的。他们极为迅速地使用暴力，无论是针对犹太人还是镇压抵抗——尽管有人针对非犹太人的大规模暴力的适宜程度进行了辩论：这不应触及破坏占领军统治的程度。

在占领官僚机构中谋职一般来说能保证让人过上舒适的生活。一方面，尤其是男人，免于被征召到前线作战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另一方面，在有许多游击队活跃的地区，成为占领工作人员是他们最喜欢的目标。即便如此，总体来说，在国外供职为人们提供了获得可观财富的机会，尤其是通过对犹太人和其他东欧人的大规模掠夺。正如最近的研究所证明的，其腐败至少和帝国内部一样广泛。尽管如此，并非所有的占领工作人员都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尤其是在东欧。他们抱怨生活水平差，基础设施不足。许多职员在工作岗位上没干多久，就被转移到其他被占领土，而有些人则进行了名副其实的“欧洲行政之旅”。这是不同占领区行政当局有如此密切联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占领者在各地享有不受挑战的地位，而且在被占领的东欧，他们可以成为生死攸关的仲裁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土著居民不得不屈从于丧失民族自决权和人身自由的处境。各国的镇压程度差别很大。那些被柏林认为是日耳曼人的社会相对来说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佛兰芒人(Flemish)、荷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被视为日耳曼人，最有可能受到占领者的尊重。法国人和瓦隆人(Walloons)被视为文明人，与德国人几乎相当地位，尽管这并不适用于战前被说服的民主党人，不适用于任何被怀疑抵抗的人或被追捕的共产主义者——他们被占领国追杀，在出于政治动机的法庭诉讼中被定罪，或未经任何正当程序便被驱逐到集中营。

特别是在西欧和东南欧，占领者利用宣传为民众提供融入新秩序的机会。起初，国家败在德军手下给人们的民族认同感带来了严重冲击，各国的政府和政治制度都因此失去了合法性，支撑民族凝聚力的象征和惯例被占领国破坏或禁止。但丹麦是唯一一个在德国占领期间可以保留王室和政府的国家。甚至连政党都继续存在，并在3月4日举行了正式的议会选举。其他国家的国家领导人则纷纷逃亡，并通常在伦敦建立一个流亡政府。精英阶层在被占领下所经历的根本变化表现为多种形式。波兰和苏联的精英遭到迫害和谋杀，而其他国家则受到“清洗”，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人员被解雇。军队的首脑们不由分说都成为战俘或被遣散。而对于行政、商业和教育领域的精英来说，情况又不同。如果他们没有逃走或被解雇，这些精英，特别是西欧和北欧的精英，可以继续留任。甚至当地的警察武装也有相当高的承续性。最近的研究表明，在被占领的苏联，多达10%到15%的辅警曾在斯大林政府的某个时期服役过。

尽管大多数国家的农耕社区因年轻人被征召入伍而遭受损失，但技术工人较少受到影响。一些人收到占领国特别是工业区向他们提供的相当可观的物质利益。当然，任何带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色彩的政治活动都受到严厉的镇压。特别是在西欧和北欧，占领国允许企业家和雇员建立新的组织，以此促进社会和谐。这些组织只不过是被禁止的工会的名义上的替代品，因为占领当局希望防止工资上涨，以遏制通货膨胀。

在德国占领下，保持民族特性的机会非常有限，只有在“新秩序”的环境下才有可能。特别是有合作政府的国家，形成了右翼民族主义独裁文化。法国维希政府的口号“工作、家庭、祖国”(Travail、Famille、Patrie)是这种社会保守主义倾向的典型代表。这种口号有一定反响，因为许多人在战败后寻求国家复兴。这样，法西斯倾向被融合进来，却并不主导公共话语。

在这种环境下，一种右翼民族主义文化发展起来，许多知名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学者投身进来，他们中大多数人在战前表达过有利于德国的观点。尽管印刷媒体由占领国控制，要通过审查制度，但他们仍然是广泛和老练的。大多数国家有自己的文化机构。例如，比利时见证了佛兰芒文化名副其实的繁荣——原本在战争之前佛兰芒文化曾感到有些衰落。在占领期间，除了波兰和苏联取缔了无线电广播外，当地的记者主导着新闻和无线电广播。当然，这种文化是极大地适应“新欧洲”(New Europe)的，而且是强烈反犹的。

至少到1942年，各社会不得不适应德国永久统治的认识，直到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转折点之后，一种新的观点才发展起来，以期在战后时代恢复主权。在此阶段，占领国寻求其他的融合战略，反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已经全面展开。

德国对苏联发动进攻后，描绘了欧洲大陆在1943年苏联开始进攻后将受到严重威胁的场面，并号召大家加入到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来。卡廷(Katyn)附近的乱葬坑是发现苏联秘密警察的受害者的地方，其在德国的宣传运动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它坐落在中东欧和东南欧异常反共社会的沃土上，当地人担心他们将会是第一个被红军侵略的对象。与此同时，德国宣传部正敦促向斯拉夫人，甚至是波兰，提出更积极的合作提议，公众歧视即将被消除。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个别团体开始与占领国合作(尽管通常被蔑称为“勾结”)。占领者最先接触的是支持德国统治的右翼民族主义团体。尽管这种支持必须完全符合德国的计划，因此换言之，这种支持通常没有呈现为民族自治的前兆。因此，德国人很快就对波罗的海国家或乌克兰西部的民族主义地下组织在1941年提供的服务感到失望。在波兰，占领国拒绝任何形式的政治合作提案。然而，在大多数国家，依靠社会较保守阶层的支持建立起了合作政体。有足够数量的本地人随时可以来管理部门和行政部门工作，甚至可以建立民兵组织替代兵役。特别是武装党卫军很快就试图招募本国民众参与到国外军事行动中来。起初，这些人主要是来自法西斯集团的西欧和北欧人，但从1943年春天开始，组织还招募了反对共产主义的东欧人。此外，党卫军首领希姆莱也成功地从德国境外的德国少数民族中招募了许多人加入武装党卫军。

尽管到1942年底，处于占领之下的社会融入“新秩序”的进程明显加快了，但大部分民众不想与其有任何瓜葛，并希望很快摆脱德国的统治。不可否认，在这些社会中，几乎没有自治的领域，而另外建立一个公共领域也是不可能的。在德国的占领下，教会难得地可以相对自主地行事。在波兰，天主教神职人员压力很大，因为他们被视为波兰民族自信的凝聚。数千名牧师死在德国集中营。相比之下，在苏联，教会在经历了多年共产主义迫害之后在德国统治下得以复兴，因此明显效忠于占领政权。其他被占领土上的教堂也基本如此。然而，这些教堂不仅是只为德国占领者提供有限触碰的空间，而且还象征着民族身份的延续。特别是在1943年初战争开始出现转折后，一些教会与那些跟占领者勾结的政权保持距离；梵蒂冈寻求与西方盟国的接触。然而，情况很复杂。例如，西欧教会或希腊东正教批评杀害犹太人的行为，而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东正教的主教在1942/1943年仍经常公然发表反犹言论。

只有地下运动在德国占领下享有真正的自治权，尽管这些运动实际上比长期以来所被认为的要复杂得多，范围也更为有限。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前，反对派组织规模很小。国家社会主义的主要政治对手——欧洲的共产党人，一直在等待中，直到1941年6月《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条约》被打破。其后白俄罗斯、俄罗斯和南斯拉夫的武装抵抗快速发展起来。特别是在苏联，这些组织往往是由共产党、红军或秘密警察组织起来的，虽然这些组织大多在1941年底被捣毁，但在1942年又系统地集中建立起来。在其他国家，地下组织只是逐渐发展起来的。抵抗运动在波兰发展得最为广泛，流亡政府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地下国家，有政府、武装干部及反文化运动。与共产主义团体形成对比的是，“本国军队”(Home Army)起初并没有挑起与占领国的武装对抗，以避免遭到以屠杀平民的形式进行的可怕报复。1943年初战争开始出现转折后，地下组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成员，随着德军在1944年夏天的大规模撤退，解放指日可待。

对占领的抵抗普遍来自各政治派别。尽管从1941年中期开始，共产党就一直走在前面，但与此同时，南斯拉夫的切特尼克人的出现开创了一个保守的大塞尔维亚运动(Greater-Serbian movement)。从1943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右翼团体加入其中，而这些右翼团体中的一些在1941年还曾与德国人合作。在波罗的海国家和西乌克兰也成立了一些组织，这些组织在首先打击共产党的同时，也打击德国占领军。即使在法国，也存在着对德国占领的极端右翼抵抗。

这些政治方向上的差异很快形成了竞争，并在一些国家引发内战，以决定战后的秩序。早在1941年春，克罗地亚和波黑的极端民族主义的乌斯塔沙运动(Ustasha)就因屠杀塞尔维亚人民挑起了内战。到1941年秋，内战蔓延到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大部分地区。1943年初，人们看到了一个战后新秩序的希望，这场冲突变得更加激烈。波罗的海国家、波兰西部和乌克兰西部的反共地下组织此时正在与苏联游击队作战。乌克兰抵抗军则走得更远。由于预期战后乌克兰会出现“种族”同质化，于是个别团体开始屠杀并驱逐波兰少数民族。大约6万波兰人在德国占领军的监视下丧生。在被占领的希腊，地下民族保守党爱德党(EDES)和共产主义人民解放军(the Communist ELAS)之间爆发了冲突。这些内战部分持续到1947/1949年，彼时已是德国占领军撤退很久之后了。

然而，这些并不是其他矛盾取代德国入侵的唯一占领区，因为在几乎所有从德国控制下解放出来的国家，战争结束前很多问题都是以暴力方式解决的。这不仅是为了惩罚曾经与占领军合作，也是为了决定这些国家战后走向而进行的政治斗争。

被占领土上的生活

对被占领社会的仔细研究表明，它们与战前状态的不同不仅仅是精英阶层和文化重心的改变。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社会的构成发生了变化。这就从根本上衍生出一个悖论：文化变得更加男性化——因为它是由战争中传统的性别角色和暴力决定的，而社会变得更加女性化。苏联的妇女数量一直都比男子多，这是1918/1920年内战的结果，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一比例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到处都是男人被征召服役，然后成为战俘或被杀。当德国人入侵时，设法逃跑或被疏散的主要是男人。最后，在那些被驱逐成为强制劳工或被关押在难民营和监狱的人中，男性占了大多数。其结果是，生活在被占领区的妇女明显多于男子，特别是在苏联领土上，在一些城市，妇女占到人口的三分之二。

家里养家糊口的人常常不在家，妇女们涌入了一个起初往往非常有限的劳动力市场。直到1942年出现劳动力短缺，女性的就业前景才有所改善，尽管总体上她们的薪酬低于男性同事。

同样原因导致劳动力市场上儿童的数量明显增加，尽管战时出生率有所下降。起初，老年人的情况也是这样。然而，他们最先受到艰苦的生活条件的影响，死亡率急剧上升。因此，战争极大地改变了家庭生活，母亲比以往承担起了更为重要的角色也就不足为奇。

除了对德国暴力的恐惧外，占领区的日常生活还受限于担心是否有东西可吃。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基础设施，经济重心的重新调整导致许多东西短缺。原则上，粮食实行定量配给，与战前相比，因为许多进口市场关闭，所以粮食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较差。粮食状况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在这方面供应最好的国家是比利时、荷兰、挪威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法国、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南斯拉夫的情况要糟很多。在被占领的苏维埃领土上，这种情况多半坏到灾难性的程度。在被占领的苏联东部领土，特别是大城市，德国人实行的政策几近于饥饿政策，而在被占领的希腊，多重因素引起粮食短缺危机，这在意大利占领区尤为严重。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在1944/1945年冬天，占领国故意实施饥饿封锁，以打击荷兰北部的罢工。

粮食短缺并不是同等程度地影响到每一地区的人口。重工业工人的口粮是最慷慨的，而犹太人的口粮是最微薄的。总的来说，有工作的人获得更好的配给，军需品工人占有最大的份额。影响不同的另一个因素是城镇居民可以获得额外的供给，例如从乡下亲戚那里。而独居的老年人只能依靠自己，因此处境岌岌可危。

由于德国的财政和劳工政策，日常生活变得更加困难。在大多数国家，为了更容易地为占领区秘密提供经费，本国货币价值下跌。尽管占领当局下令冻结工资和物价，但随着物价的迅速上涨，很快就形成了广泛的黑市。在德国占领希腊期间，希腊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德国人被迫稳定货币。总的来说，被占领国的工资实际购买力明显下降。

因此，在许多地区，人们的健康状况恶化也就不足为奇。药品短缺，医院被德国军队征用，以及犹太医生被屠杀，这些使得问题更加严重。例如，在波兰和法国，相当一部分学龄儿童患有营养缺乏症。

许多地区的工作年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在波兰和苏联，企业的破坏和关闭首先导致了失业率的急剧上升。在西方，市场的丧失和企业的倒闭带来了类似的影响。与德国本国一样，占领当局很快采取措施，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监管和控制。德国的职业介绍所是所有被占领土上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在波兰和被占领的苏维埃领土上，德国颁布了一项普遍的义务工作令，基本上每个有工作能力的人都有义务登记。德国很早就开始招募工人。起初这是自愿的，但从1941年底开始，波兰和苏联的招募活动变得越来越强制，于是合同工作变成了强制劳动。最迟到1942年秋，西欧和北欧也开始强制招募。

1942/1943年，警察和德军积极地征招新兵。由于那时已经几乎没有登记失业的成年人了，占领当局便将目标转向年龄更小的群体。当乌克兰的突袭行动在1942年夏天达到高峰时，被抓获的主要是14～20岁的女孩，她们被安排在德国家庭或农场工作。最后，在1943年，德国人将她们从游击队势力强大的地区举家驱往德国。

对于新兵来说，风险各不相同。西欧强制劳工的条件比P工人(来自波兰)和“东方工人”(来自苏联)要好——他们被安置在兵营里，待遇极差，经常被编为罪犯。大约850万人来到帝国工作，其中大约有1.5万名东欧工人没能活下来。

虽然对在德国或奥地利进行的强制劳动已有充分研究，但我们对被占领土上强制劳动的了解仍然显得零碎。这种情况也集中于波兰和苏联。农民和农场工人，由于没有充分完成他们的定额任务，所以同可疑的游击队员和其他人一起被关在许多工棚里。苏联妇女被强迫为德军挖土方工程是很平常的事。而在白俄罗斯，撤退的军队则组织大批强制劳工，让他们随军。总的来说，可以认为被占领土上的强制劳动几乎和德意志帝国一样普通。

总的来说，要避免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为德国人工作是不可能的。军火工人情况也如此，就如同农民必须向占领者交付定额产品一样。为了维持占领地的公共生活，他们没有任何办法避免合作：地方行政、社会和经济服务等都必须保留，公共秩序也必须依靠警察保证。

特别是在那些条件异常艰难的被占领土，这些工作是令人羡慕的。工作确保了更好的口粮，并提供人身保护，使人们免于被驱逐到德意志帝国进行强制劳动。由于这个原因，在被占领的苏联，有不少地方政府都人满为患。但特别是在东欧，从事为占领当局提供公共服务的工作是一项很成问题的事业。地方行政当局经常参与对犹太人的迫害，而辅警通常在驱逐或直接屠杀中充当一定角色。

民众与加入行政部门的人员之间的关系也出现分化：不少市长或辅警摆出众所熟悉的法西斯分子模样，或者利用他们与德国人的关系，使他们能够在当地获得权力。特别是在乡村，他们通常是占领当局的唯一代表。

事实上，土著民众与德国占领者之间的日常接触并不常见。尽管数万德国士兵被部署在许多靠近前线的苏联城市，并逐步超过当地人口，但在一些农村地区，在被入侵后也几乎见不到一个德国人。然而，在城市里，占领者几乎随处可见，为他们工作的人员总是受到优待。在被吞并的波兰领土上，对土著居民的歧视达到了当德国人向他们走来时，他们得避到马路旁的地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众能够非常清楚地区分哪些占领工作人员是凶恶的，哪些是友好的。一份波兰地下组织的报告指出，只有对大约1%的德国人可以毫无保留地持正面看法。尽管如此，当地民众还是适应了与德国人的日常接触，尤其是因为经常需要获得官方文件。

而在德国人这一方，许多德国男子利用身处国外及在占领区的权力关系之便，从事性冒险活动。迄今为止，只可能拼凑出被占领土上性暴力程度的一个非常零碎的画面，但在东欧，情况似乎相当严重。德国军队在被占领土上为士兵开设妓院。然而，与当地妇女的亲密关系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只要不是犹太妇女，德国当局就会容忍这种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妇女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从贫穷导致的卖淫，到寻求保护，再到真正的恋情都有。然而，这些妇女，如同荷兰的“糖蜜”(Moffenmeiden)，被大多数当地居民视为叛徒。解放后，她们经常受到严厉的惩罚，她们及通过这种私通关系生下的孩子在很久以后也都受到歧视。

对占领者一方的暴力干预主要针对男子，他们被认为比妇女危险得多。然而，在针对犹太人、吉卜赛人和精神病患者的犯罪案件中，以及在对游击队战斗中的屠杀案件里，这些区别没有得到遵守。

德国占领下各地区的日常生活存在巨大差异。在丹麦，甚至连公共生活都得以继续而几乎没有中断，而波兰的城市却目睹了犹太区的大规模死亡和犹太人被野蛮驱逐到灭绝集中营。在荷兰，经济蓬勃发展，而在游击队活跃的东欧地区，德国占领者不断威胁要进行报复性射杀。因此，有必要更详细地确定暴力在哪些地区、在什么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及暴力针对的对象。在被占领的波兰、苏联西部和塞尔维亚，暴力几乎无处不在。

这是大型犹太社区的基地，也是灭绝集中营的所在地。在这里，数千名红军士兵在德国战俘营中丧生，而在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屠杀是对游击队战争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一地区，发生了大规模驱逐非犹太人的事件，也发生了将人残忍地围捕为强制劳工的事件。在这些领土上，德国占领者不必为他们的罪行特别保密，因为不仅被迫害的群体，而且整个民众都被视为没有任何权利以及不受国际保护。此外，当地民众也以各种方式参与暴力，而不仅仅是作为受害者。

然而，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暴力事件的目击者。波兰和苏联的每个人都知道大规模屠杀，许多人亲眼见过。这一经历不仅向人们展示了他们自身的无力，也向人们展示了文明行为准则的瓦解——正如斯大林时代的暴力曾展示的。这些都是处于危机中的社会。

另一方面，在其他被占领土上，暴力则针对相对明确定义的群体——主要是犹太人、吉卜赛人和抵抗运动成员。它也没有在公开场合执行，而主要是驱逐出境或在监狱墙后射杀。直到1943年秋天，公开使用的暴力才扩展到波兰、苏联和南斯拉夫之外，但这仍然局限于特定的地区和地点。然而，暴力威胁笼罩着整个被占领的欧洲，如果德国人的规则受到侵犯或遭到积极抵抗，他们就会使用暴力威胁。因此，这毫不奇怪，与历史情况类似，处于被占领国的民众采取的基本政策是适应和遵守。尽管绝大多数生活在被占领国的人反对德国的统治，但这种观点只能在私下表达。抵抗运动起源于旧的组织，如前军队或共产党的分散组织，或在苏联国家机关中工作的组织。直到1942年末/1943年初，抵抗才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在东欧，年轻人成群结队地试图躲避那些派出去强迫他们成为强制劳工的小分队，而各地的情况都变得越来越明晰：德国人将输掉这场战争。直到1944年，抵抗运动才发展到其战后神话所描述的规模，当然，它们还不是广泛流行的运动。

转入地下是极其冒险的。不仅德国机构积极调查所有的抵抗组织，而且这些组织被告发的风险很高。毕竟，人们，特别是东欧的人们，会使他们周围的家人、邻居、整个社区置于遭报复的危险中。许多社区，甚至许多家庭被分割——一个儿子加入辅警，另一个儿子或女儿跟随游击队。最后，合作和抵制都在转型，在被占领期间，有相当多的人改变了立场，有时不止一次。因此许多曾经参与过大规模屠杀的辅警最终加入游击队的行列。在这些特殊情况下，没有一个人的生活轨迹是简单的，无论是战前的政治忠诚还是职业生涯，都无法决定任何人在被占领土上的命运。

小结

尽管希特勒早就蓄谋扩大德意志帝国和征服苏联的生活空间的战争，但这场战争走了一条出乎他预料的道路。尽管西方各国的不作为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一项只着眼于扩张的残酷外交政策，他在1941年4月成功地控制了欧洲大陆的大片地区。然而，在早期，他的中心战争——征服苏联——并没有成功，但通过动用和开发欧洲资源，他得以将战争延长四年，直到他扫荡了半个大陆。

就短时期而论，希特勒和德国的首脑们缔造了历史上最激进的帝国。其目的是激进的：在欧洲实现“雅利安种族”的世界统治和犹太人的灭绝；此外，驱逐了3100万斯拉夫人，使3000万苏联居民饿死或逃亡。

它在实施中也是激进的。成批地杀害犹太人和吉卜赛人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虽然在日本和意大利也有用屠杀来镇压抵抗的类似做法，甚至某种程度上与其他国家在殖民地的做法也有相似之处，但德国的情况因其方法而尤为突出。德国在苏联的饥饿政策是建立在远比1931/1933年斯大林计划要多得多的基础上的。激进的剥削政策加速了大规模屠杀。最重要的是，对苏联农业的掠夺不仅对一些地区的平民造成毁灭性的影响，而且对苏联战俘的影响更大，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饿死。最后，强制劳动成为剥削的中心手段，尽管它驱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抵抗运动，而且从1943年起，强制劳动显然与针对游击队的屠杀行动有关。

1100万至1200万欧洲人因德国的罪行丧生，另有数百万人被监禁或驱逐出境——尽管他们在战争中幸存下来。数百万人在遭受暴力、伤害或失去身边的人之后，承受被占领的创伤。饥饿的经历也影响着人们的余生。

总而言之，德国的占领是对人类生活、社会结构和社会资本的巨大破坏。然而尽管如此，生活在德国统治下的大多数人，在困难的情况下，也试图在不损害自己的前提下过正常的生活，他们通过对占领者做出或大或小的顺应做到了这一点。解放后，是那些拥有最强大政治权力的人决定什么是超越国家忠诚界限的行为。最终，远比德国人数量更多的土著居民因参与德国人的犯罪或各种形式的合作而受到惩罚。而大多数占领的德国人则设法逃脱，并逃避了对他们行为的惩罚。

第九章 家庭阵线

茱莉亚·S.托瑞(J ulia S. Torrie)

介绍

1944年6月初，德国士兵库尔特·F.(Kurt F.)在等待盟军登陆法国时，写下一封给父母的信。一位朋友告诉他，他的家乡哈姆(Hamm)又被轰炸了。当他看着飞过头顶的飞机时，他想也许盟军永远不会降落，会试图完全通过空中摧毁第三帝国。他写道：“战争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像电影里那样，最好的地方在后方。”

典型的战争故事描述坚强的男人勇敢地面对敌人，而女人则在相对平静的家里维系家庭。我们倾向于从对立的两方来思考冲突：战争与和平；前线与家园；男性与女性。当然，这些对比只是方便思考的工具，但是像库尔特·F. 这样的信提醒我们，这种区分可能是武断的。家庭和前线之间有许多联系，因为士兵们经常写信，讲述他们的经历和感受，而他们的妻子、家人和朋友每天分担忧虑和希望。战斗的胜利，或许可能更多的是战斗中的挫折，影响着平民的情绪，而家里的士气打动着前线的士兵。除了共同关注的问题，“家”和“前线”是同一冲突的不同部分，正如库尔特·F. 所指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方不再像过去年代中那样安全。在战争期间，暴力从一个地区蔓延到另一个地区，士兵和平民都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本章在第三帝国战时大背景下，通过三大主题来考察德国国内战线的生活。第一个主题是民众的士气，特别是动员社会发动战争的必要性与政府担心对民众要求过多会削弱他们的支持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鼓励读者考虑阿道夫·希特勒和其他重要人物的相互作用，如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警察和党卫军总司令海因里希·希姆莱、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及“人民共同体”。这些人在多大程度上关注民众的士气，这对他们追求战争有什么限制——如果有的话？

第二个主题探讨长期战斗如何依赖对德国所占领土的开发来为工业提供劳动力、粮食和原材料。德国人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他们对征服资源的依赖？他们如何与国内战线的许多非德国人——包括强制劳工和战俘——相互影响？他们知道多少对这些人的非人道待遇，以及对犹太人和其他人歧视、清除，然后大规模屠杀——本书其他章节较翔实论述的主题？

最后，本章强调在整个冲突中，家庭阵线和战争前线之间的关联性。随着战争的继续，最初的胜利被僵持和德国命运的逆转所取代，德国民众的反应如何？妇女的情况如何？确切地说，她们同工作岗位上的男人、休养的士兵、老人和儿童一起构成国内阵线，是其最大的群体。空中轰炸带来的威胁越来越大，它比其他任何威胁都更倾向于消除战争和家庭阵线之间的差异。当空战蔓延天际，平民们蜷缩在掩体里，看不出他们自己的处境与士兵的处境有什么差别。这一印象逐步加深——当最后的动员导致年轻人和老年人、妇女及男子一样被征召入伍时，从来没有完全分开过的家庭阵线和战争前线正逐渐融合在一起。与此同时，恐怖肆虐，秩序崩溃，第三帝国滑向崩溃。

战争初期的士气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即便是在人们一致支持希特勒扩张主义的德国，也没有多少民众对此抱有热情。从上一场战争结束到现在还不到30年，德国人并不想再卷入新的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显著特点是粮食和燃料短缺，同时人们普遍感到资源没有被公平地分配给全体人民。那场战争以惨重的损失和《凡尔赛条约》而告终，这一条约在未来几年里使德国陷于瘫痪。也许最重要的是，许多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将失败归咎于家庭阵线，他们表示，如果平民的士气更加旺盛，德国可能就会赢得这场战争了。这显然是错误的，但对平民能否挺得过另一场冲突的担忧，影响着新的战争计划。

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家社会主义者在经济、政治和宣传上都在为战争做准备。市民们被鼓励不要把第三帝国看作一个扩张主义的侵略者，而是一个被四面八方敌人包围的被围困的岛屿。战争开始时，他们自认为是不情愿的战士，为责任所迫而保卫家园。

战争最早的一些影响是在西部边境地区显现出来的，特别是从1938年起，类似于建造“西墙”这样的防御工事将数千名年轻男子送到沉睡的乡村。到1939年8月下旬，为军事行动清扫德国边境以及避免平民落入敌人手中，大约50万人被从萨尔、普法尔茨和巴登(Baden)预先撤离。尽管大多数人在与陌生人一起不舒服地待了几个月后返家，但这次撤离显现出整个战争期间大规模人口转移将带来的挑战。

随着冲突的深入，党和国家机构的最高成员观察民众的情绪，查找衰弱迹象。整个战争期间，帝国安全部(Sicherheitsdienst或SD)的详细报告追踪了普通德国人的希望、担忧和恐惧。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帝国安全部报告告诉我们的更多的是编撰者的观点，而不是民众的士气本身。但柏林当局要求提供这样的报告，因为他们希望得到有关当地情绪的清楚反馈。对于一个独裁政体，希特勒政权对民意非常敏感，并做出回应。它需要人民的支持以继续战斗，这种敏感性有时给平民以惊人的力量去影响家庭阵线的政策。

与此同时，当局竭力确保顺从，特别是向那些收听国外电台、与战俘亲密接触、抢劫撤离人员的房屋或以其他方式破坏战势的人公布惩罚措施。虽然警察可能希望控制帝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其极权主义的愿望受到其手段的限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公众的合作。基于邻居、熟人甚至家庭成员的告发，警察可能会调查违法行为并定罪。演说者变得小心翼翼，担心会泄露自己一直在收听外国广播，或者让邻居怀疑自己可能在这么做。发表批评当局的意见，或对战争结果表示关切——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很难的。

尽管政党把人们告发察觉到的犯罪行为的意愿视为支持其政策的一种表现，但这一点远不明确。事实上，历史学家罗伯特·格拉特利曾指出，所有告发中约有四分之三是“提供这些信息的原因与明显或明确支持纳粹几乎没有关系”。相反，它们是嫉妒、竞争和吸引关注的结果。尽管如此，不断出现的被告发的危险还是起到了吓唬民众的作用，并加深了当局对日常生活的渗透。

初步成功

随着希特勒的军队轻松击败波兰，德国人那种发动战争的被迫感很快就得到释放。整个冬天，人们热切地关注着丹麦和挪威战争的消息，但也都知道真正的较量是在西方——对法国和英国。直到春天来临，在英军被赶出欧洲大陆前，法国也被德军打败时，滋长的焦虑情绪才得以缓释。战胜法国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因为德国人战胜了他们的“死敌”，为1918年的失败报了仇，并纠正了被他们视为非公正和平的《凡尔赛和约》。

这是战争大获全胜的阶段，西部占领区沉浸在欢乐中的士兵的热情即为明显标志。年轻人写信回家，讲述他们参观法国的历史古迹，第一次在海里游泳，大口大口地吃高卢美食。就在巴黎被征服后，美国记者威廉·谢勒(William Shiler)看到了占领者，“拍摄圣母院、凯旋门、荣军院”，他写道：“数千名德国士兵整天聚集在无名士兵的墓前，那里，火焰仍在圣弧下燃烧。他们仰起露出金发的头颅，站在那里凝望。”

尽管他们在家中的亲人都知道士兵们在光荣地履行职责，他们表现得像踏上土地的征服者一样。1940年的西部战争，仅延后于东部战争一年，就没有了当初表现出来的残暴，但这也不是一场完全“干净”的战争。两条战线都处于不断升级的暴力之中，正如学者拉斐尔·舍克(Raffael Scheck)所指出的，1940年，法国殖民地约1500～3000被俘士兵被屠杀就是明证。尽管这种针对某一特定群体的暴力行为，与最初对法国平民的普遍温和是并存的，但平民的财产经常遭到掠夺，而且德国马克和法郎之间的汇率被定得很低，只有20比1，甚至购买商品和服务也成了一种极不平等的协定。

士兵的妻子应该忠于他们不在身边的丈夫，但占领者很少考虑被征服土地上对性及其他可及诱惑的享受。占领者的行为可能会有损德国人急于在欧美地区展现的他们自己的正面形象，但军队也认识到，占领区的娱乐是对艰苦作战的重要补偿。他们不禁止享乐，而是通过为占领者建立官方妓院，邀请他们乘坐巴士游览旅游景点来引导享受。经过精心审查和管理的娱乐活动对士气有积极的影响，因为他们的家人喜欢从来信中读到征服带来的旅行和消费。

希特勒凭借战胜法国的力量，在国内掀起了一股狂喜的浪潮，现在准备入侵英国。英吉利海峡上空的主要空袭开始，首先是针对英国航运，然后是机场，接着是伦敦和其他主要城市。然而，德国人对于战争正被带向英国的满足感只是短暂的，因为英国皇家空军很快加强了自己的突袭，空战开始直接触及德国。

自希特勒上台以来，防空一直受到鼓励，因为它在几个方面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当务之急一致。德国人痴迷于飞行技术，他们和欧洲邻国一样，坚信下一场战争将以突然的空袭开始。为这一不测事件做准备，使希特勒得以动员社会，并将其置于战争的基础之上。早在1933年9月，法国《马汀报》(Le Matin)就评论说：“德国防空活动推进得十分激烈，这使得人们会认为德意志帝国正处于敌机入侵的前夜。”人们对德国受到威胁的感觉得到了德意志帝国防空联盟(Reich Air Defence League)的强化，到1936年，该联盟共有820万成员，占柏林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黑森(Hesse)、普法尔茨和巴登(Baden)人口的10%以上——这些地区被认为是薄弱地区，因为法国和盟国的飞机很容易进入这些地区。

尽管戈林曾向平民保证，英国飞机甚至永远都无法到达西部的鲁尔工业区，但对首都柏林的第一次突袭于1940年8月下旬发生。到9月底，年轻人从柏林和汉堡提前撤离。儿童被视为国家的未来，仍然是德国疏散方案的重点，下文将详细探讨这些方案。

适应长期而残酷的冲突

德国在1940年至1941年整个冬天继续轰炸英国，但部分原因是为了掩盖希特勒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东方这一事实。1941年6月22日拂晓，军队向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输送了350万人。就像战争开始时对波兰的进攻和一年前西进的行动一样，这种新的进攻对民众来说是正当的——理由是防御。希特勒认为，德国需要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以避免英国人和苏联人的包围——他们正努力合作以摧毁德意志帝国。

虽然人们可能没有料到对苏战争会这么快开始，但他们基本上很快就适应了。但也有人对长期战争的人力成本表示担忧，并对苏联军队可能如何对待俘虏发出质疑。对囚犯待遇的不安源于长期以来的信念，即俄罗斯(及更普遍的苏联)是一个兽性的“亚洲人”部落之地(a land of bestial ‘Asiatic’ hordes)。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士兵就开始了对他们所认为的“俄罗斯野蛮主义”(Russian Barbarism)的战斗，而现在，这种战斗被这种对共产主义俄罗斯激进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惧所覆盖。在对俄罗斯人缺乏真实了解的情况下，宣传片换上了原始野蛮的战士、落后的农民和可怕政委的形象。

一些士兵轻松前进，深入苏联领土，而另一些士兵奋力挺进。虽然已在西部战线犯下了暴行，战争后期那里的暴力升级，但东部战线的战斗从一开始就规模更大，更加残酷。士兵们试图保护家人不受有关最严重暴行消息的影响，但偶尔他们信中包含的信息肯定会给读到的人留下印记。1941年8月7日，不莱梅店主兼预备役警察赫尔曼·吉申(Hermann Gieschen)从拉脱维亚某地写信给妻子。他告诉她前一天晚上“从这个地方带走的150个犹太人被射杀，男人、女人和孩子，倒下一片。犹太人正在被彻底消灭……请不要想它，这是迫不得已的。别把这事告诉(我们的儿子)R，以后再说吧!”有些人，像吉申，忍不住分享他们所看到的，偶尔信件也会躲过邮政审查。这些细节仅仅是暴力的暗示，暴力不光是针对犹太人的，还针对当地村民。例如，整个农业社区被烧成平地，以报复被认定的“游击队”活动。

同样令人不安的是，国内有传言称，德国医院的精神病患者和残疾患者正被有计划地屠杀。一些德国人赞成这些针对他们认为的生物学上“不适合”的人的措施，但也有一些人感到震惊：那些本应照顾社会最弱势成员的医生和护士实际上正在杀害他们。天主教和新教教堂的代表们对“T4行动”——根据其所针对建筑的柏林地址(Tiergartenstrasse 4)命名，表达了最强烈的反对。1941年夏天，有关精神病患者遭遇的投诉达到了高峰，当局暂时停止了这项方案。希特勒在8月下旬下令停止，但随后又悄悄重启这项计划，使用致命的药物注射和饥饿，而不是以前使用的毒气。经常会是，亲属在家人死亡几周后才听说消息，他们会收到一份官方证明，交代一个完全捏造的死因。战时状况使得这些谋杀更容易实施，因为亲属与精神病患者失去联系。例如，当他们的家庭医院被改造成一个医疗单位，供“正常”平民轰炸受害者使用时，他们就被转移。在整个冲突过程中，个别德国人对精神病患者的遭遇表示担忧，但成批地屠杀精神病患者仍在继续。当局辩护的部分理由是出于种族原因，部分理由是不能工作的人正在从其他人身上夺走宝贵的资源。

利用欧洲被占领区的资源：粮食

到1942年初，德国未能攻占莫斯科，这表明苏联不会很快被打败。日本袭击珍珠港后，美国加入了战争，德国面临着一个资源以4∶1超过自己的联盟。科隆在春季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千架轰炸机”袭击，这是盟军实力的象征，也是空中轰炸可怕的预兆，德军士气进一步受到打击。

国内战线开始面临物资短缺，尤其是粮食短缺。1942年4月，民众口粮不得不被缩减，整个夏天，公众情绪持续抑郁。国家安全局报告称，粮食状况已经成为“民众的主要谈话主题之一”。1942年10月收获季节，戈林在柏林体育宫(Berlin Sport Palace)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宣布将“普通消费者”的面包和肉类定量分别从8000克增加到9000克，从1200克增加到1620克。尽管这并没有弥补之前的缩减，而且增加的定量也不得不在次年春天取消，但公众情绪有所改善。

然而，粮食供应只能通过开发被德国占领的土地和继续快速掠夺来维持。德国人开始明白，这场他们仍然认为是防御性的战争，其实需要一个他们持续为之战斗的欧洲帝国来维持。在1939年入侵波兰的四个月前，希特勒曾告诉他的指挥官们：“这是一个扩大我们在东部的生存空间和确保粮食供应安全的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粮食短缺导致了民众和政府之间不稳定的紧张关系，当局这次决心采取不同的做法。

战争一开始就实行配给，分三种类型，分别给“普通消费者”“重体力劳动者”和“特重体力劳动者”。到冲突结束时，共有16个类别，涵盖不同年龄和需要的个人。孕妇、哺乳期母亲和幼儿获得了更多的牛奶分配，而轮班和夜班的劳动者得到了额外的卡路里补给。营养研究表明，一个典型的工人家庭每人每天消耗约2750卡路里，该系统通过向“特重体力劳动者”提供多达4200卡路里的热量来重新分配营养。由于白领工人通常能摄入2400卡路里的热量，重体力劳动者的额外配给也表明了他们的政治重要性——因为他们使战争工业逆转，政府不能冒险激起这些人的反对。

尽管政府在战争初期犹豫是否缩减消费品，但像肥皂和衣服这样的必需品越来越受到严格的配给管制。妇女杂志《NS女装》(NS Frauenwarte)定期刊登文章，解释配给制度，并鼓励平民爱惜衣服和鞋子，使它们尽可能被长久穿戴。与其他战争国家一样，也有回收废金属运动和反对浪费的运动。提倡节俭方面的努力包括提倡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德国家庭每个星期天都要吃一顿低成本的一锅饭(Eintopf)。党代表挨家挨户地收集节省下来的钱，这些钱被捐赠给全国社会主义冬季救济工程〔the National Socialist(Winter Help Works)〕——一个慈善组织，为需要帮助的“人民共同体”成员提供资助。这些尝试的目的是强调德国的团结和团体感，正如流传的照片中希特勒和其他帝国官员享受一顿欢乐的一锅饭所表现出的他们愿意与人民一起做出牺牲。

同样，当局也不遗余力地将军人和平民的饮食联系起来，以避免有人觉得这个或那个群体可能是特权消费者。从1942年1月起，德国所有的餐馆都被要求在周二和周四提供一顿一锅饭或别的简单饭菜。通过分享野战厨房式的食物，德国人可以更广泛地履行家庭和战争前线的统一，以及“人民共同体”的统一。

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希特勒就已经开始准备工作，防备德国可能如一战中一样陷入封锁。他的目标是充分开发现有的农业用地，寻找那些可能会变得难以获得的外国商品的替代品。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化肥的供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造化肥用到许多与制造炸药相同的原材料。脂肪和蛋白质也是人们关注的问题，这导致了政府资助的对动物育种、牛奶生产以及培育大豆等传统上不在德国种植的植物的研究。

当局试图更好地储存食物，以便全年都能摄入健康的营养。罐装食品有几个缺点，包括它们的总体质量、重量，以及制造金属罐需要进口的锡板。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开发的速冻技术，能保证更好地储存维生素，而且需要的包装少。国家社会党人支持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并在1939年购买了美国查尔斯伯德赛(Charles Birdseye)研发的工业加工专利，以使大规模冷冻迅速可行。正如历史学家乌尔里克·汤姆斯(Ulrike Thoms)所指出的，希特勒的民族主义政权这一惊人的购买表明，德国人看到了冷冻在为即将到来的战争中能确保充分的粮食储备方面的巨大作用。到1940年，已有约22 000吨冷冻食品投入生产，其中鱼类7000～8000吨，水果和蔬菜14 000吨。然而，运输和储存冷冻货物需要特殊设备，而国家社会党人的梦想很快就受到了战时物质条件的限制。冷冻促进了挪威鱼类以及主要用于军事用途的法国肉类和蔬菜的开发，但新技术并没有转化为对冷冻食品的大量消费。

尽管战时的创新为后来的扩张打下了基础，但很难判断战争期间大多数德国人的烹饪和饮食习惯到底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当然，脱水食品被大量引进，大豆和豆芽被用来填补肉食配给空缺，豆粉给速食饮品提供了食材。传统食物仍然占主导地位，然而，随着包括食用土豆在内的根茎蔬菜数量的增加，肉类和脂肪类饮食的数量却在减少。

被占领国对德国国内战线粮食和消费品的供应做出了重大贡献。1940年，法国丰富的资源让士兵们大为惊奇，他们开始把肥皂、丝袜、黄油甚至鸡蛋等各种东西寄回家。从1940年9月下旬起，除定量配给的货物例外，国防军决定在法国“军人个人可以购买任何他们喜欢的东西”。除了野战哨所运送的许多货物外，士兵带着鼓鼓的背包和挂在脖子上的包裹回家休假成为一个熟悉的景象。他们备受欢迎的到来有助于弥补短缺，这让士兵感觉自己是一个大度的英雄——历史学家戈茨·阿利(Gotz Aly)认为，这加强了民众对希特勒扩张计划的支持。从1943年开始，对德国的空袭愈演愈烈，士兵们紧急搜查占领区，寻找基本生活用品，再送回家给遭受轰炸的家人。购物成了更为公开的掠夺形式的替代和补充。

尽管西欧人遭受了许多苦难，他们的战争岁月记忆就是饥饿岁月，但在苏联，对被占领区的榨取却走得最远。粮食和农业部国务秘书赫伯特·贝克(Herbert Backe)认为，挖掘东部粮食资源对于“缓解欧洲的营养状况问题和减轻交通运输压力”至关重要。德国士兵接到指示，不管国内平民需要什么，都要靠这片土地，正如国防军军需官就被围困的列宁格勒平民所解释的，“每列从祖国运来供给品的火车都会在那里卸下食物。我们的亲人有东西吃，而俄罗斯人挨饿，这样比较好”。随着战争的拖延，德国只能靠彻底耗尽邻国的资源来继续战斗。

利用欧洲被占领区的资源：工人

除了食物和工业资源，帝国还开发人力。有些人是受到激励自愿来的，例如，德军承诺只要有三人自愿为德国工作，就可以释放一个法国战俘。但是，绝大多数人被带到帝国是违背他们意愿的，要么是作为战俘，要么是作为强制劳工。对这两个群体来说，随着战争的继续，工作条件越来越差，口粮越来越少，武断的暴力行为也越来越普遍。疾病是常客。尽管德国的每个人都有受到盟军空中轰炸的可能，但外国人尤其处于危险境地，因为工业场所是轰炸目标，而他们没有跟德国同事同样的避难机会。

为了补偿越来越多的德国男子被征来服现役这一事实，德国引进了外国工人。学者乌尔里希·赫伯特指出，武器巨头克虏伯(Krupp)所在地埃森(Essen)的外国人口从1940年不到1%的低比例增长到1945年初的10%以上。工人们被安置在营地，口粮随着战争的继续而明显减少，并受到随意惩罚。战争期间，至少有17万苏联工人和13万波兰工人在德国丧生，由于这些数字不包括那些在前往或离开德意志帝国途中死亡的人，实际数字可能高出数十万。

最初，由于担心没有足够多的劳动力，外国劳工受到了相对周到的待遇。然而，当1940年法国沦陷、120万士兵被俘虏时，德国突然似乎有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并朝着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方向发展。一些地方的党卫军和警察代表不等上级命令，就禁止波兰人使用自行车——以防逃跑，并禁止他们进入游泳池和海滩。在整个帝国，他们休假和加薪的权利被剥夺，他们不再被允许进入当地的教堂。从1942年2月起，所有来自东部的工人被要求在衣服上佩戴一枚印有“Ost”(东部)字样的识别徽章。

尽管国家社会主义的种族主义认为来自“雅利安”国家的工人比其他国家的工人更有效率，德国人还是发现波兰工人同样有效率——如果不能说更有效。与此同时，可持续发展部得出了颇为矛盾的结论：大多数外国工人都是不令人满意的工人。他们通过镇压来扭转这一局面，包括开设特殊营地，称作“工作教育营地”(Arbeitserziehungslager，简称AEL)，专门用来“再教育”懒惰的工人。虽然第一个营地，即卢登谢德(Ludenscheid)附近的汉斯维克(Hunswickel)，是为了提升波兰劳工的工作表现而设立的，但德国公民也被派往该营地。它是由建筑公司霍奇蒂夫(Hochtief)和盖世太保合作经营的，前者负责工事，而后者监视和惩罚囚犯。因为在工人被送往这样的营地之前不需要审判，汉斯维克营地(Hunswitkeland)和战争期间在德国及被占领领土开办的其他将近200个埃尔斯(AELS)为工厂和警察处置那些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人提供了快捷便利的方式。到1940年底，汉斯维克收容了大约650名囚犯，进行为期6周的“再教育”。营地的条件很差，25%的工人通常无法工作。事实上，霍奇蒂夫发现那些仍能工作的工人也效率低下，于是很快就退出了这一安排。据乌尔里希·赫伯特说，其他公司已经开始依赖霍奇蒂夫作为惩罚和威慑，他们很快介入支持盖世太保的这一行动。到战争结束时，埃尔斯(AELS)的场地一次可容纳约4万人，他们已成为不断扩大的镇压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吸收工人，而且还吸收任何其行为被视为破坏战事的人。

在有些情况下，德国人和外国同事在一起工作相当顺利。有时，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串通和互助，因为工人们明白，与外国人相处可能有助于维护自己在工厂的地位，工厂不是一个争斗的集体。不过，在很大程度上，德国工人似乎没有对外国工人表现出任何特别的同情，也不关注他们在工作之外的生活，他们的总体待遇或者他们最初是如何来到德国的。

在德意志帝国的所有外国人中，苏联战俘可能面临最恶劣的条件。他们受到德国监管人员的虐待，许多人被派到鲁尔区(Ruhr region)的矿山做苦工。在这里，一个当地的矿工可能既监督工作，同时又控制5名囚犯的食物配给，随意和反复无常的暴力机会诱惑了许多人参与工作。

较幸运的是那些在小企业工作，特别是在农场工作的劳工和战俘。在那里，他们为前线的士兵制造急需的替代品。历史学家尼古拉斯·斯塔加德特说，在东普鲁士的一个典型的大型农场里，只有一名士兵监管25名法国战俘，而在较小的家庭农场里，一到两名战俘可能白天工作，晚上返回混合的睡觉区，甚至不受监管地待在农场里。在这些情况下，相对宽松的监督为外国人和当地平民之间的友善提供了机会。然而，当局认为外国人和德国妇女之间的接触，打开了性亲密关系和种族混合的大门。对于那些被视为“种族低劣”的人来说，友善尤其危险。从1940年6月起，被控与德国妇女“进行被禁的接触”的波兰男子被当众吊死，纳粹政府和警察机构介入防范。在他们看来，这是为了维护丈夫不在时德国妇女的道德。被指控与“种族低劣”的外国人有牵连的女性被公开羞辱，通常会被剃光头在街上游行示众。

在德国的一些地方，这一做法得到了当地民众的认可。他们认为这为其他人树立了样板。在托依林加(Thiiringia)， 800～1000人出来看20个波兰人被吊死。帝国安全部报告说，警察赶走了另外的600～700人。然而，在其他地区，尤其是罗马天主教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人们与同是天主教徒的波兰人和法国人有同伴感，他们不赞成公开羞辱。一些德国人抱怨对女性实行性双重标准，但根据罗伯特·盖尔内特(Robert Gellately)的说法，也有一些人认为女性和男性一样有罪，也应该被处以绞刑。

在其他国家，战俘与平民之间的亲密关系尤其糟到禁止，但第三帝国将其视为军事违抗，惩罚很严厉。战俘被军事法庭审判后，被送进军队监狱进行几年残酷的强制劳动。妇女在特别法庭(Sondergericht)受审，理由是她们“破坏了国家意愿而抵抗”(新成立的“破坏”罪行)。他们通常被处以关监禁(Zuchthaus)两年，暂时丧失公民权利，并被要求支付审判费用。根据拉斐尔·舍克(Raffael Scheck)的说法，大多数与战俘发生性关系的案件都涉及法国人，他们可以更自由地走动，与当地居民的接触也比其他囚犯多。这一问题的规模体现在，对法国战俘进行的约1.5万至2万次审判的记录保留下来了，其中80%与被禁止的亲密关系有关。

警方通过隐约的谣言或来自邻居及同事的告发，了解战俘的人际关系。有时，如果盖世太保发现妇女有怀孕的迹象就会跟进。在联系紧密的农村环境中，一些妇女发现很难抗拒战俘的接近，尽管明显的强奸案似乎并不多见，德国法官也倾向于认为，如果妇女不同意发生性行为，她们应该会更有力地进行抵抗。

考虑到他们的总体待遇，就不奇怪外国工人和战俘都不是有效率的劳工。偶尔，有关当局也会承认这一点，并根据工作表现过问具体措施。1942年春，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帝国安全总局(Reinhard Heydrich’s Reich Security Main Office)——也许是最激进的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种族信仰的代表，承认苏联工人的口粮太少，无法维持工作能力。然而，口粮无法增加，因为在同一时期，德国人的口粮也被削减了。直到德国的口粮在秋季增加，外国人的粮食供应才得以解决，而且在整个战争期间，外国人的口粮供应仍然低得惊人。在这方面，同其他方面一样，政府选择奉行歧视性政策——即使这些政策破坏战事。

公众对针对犹太人的措施的了解

我们可以从这种不顾经济需要和战争诉求也要继续歧视和非人道待遇方面，来衡量国家社会主义信念的程度。证明这种驱动力最好的例子就是第三帝国推行针对犹太人政策的顽固性。随着战争的继续和反犹太人措施的升级，国内战线的德国人对犹太人和其他不被认为是“人民共同体”成员的人的命运知道多少？20世纪30年代，许多关于犹太人、政敌和其他囚犯待遇的报道都出现在各大报纸上。当局并没有隐瞒这些信息，而是宣传这些信息，以强化国家社会主义“严惩犯罪”的理念。镇压被描述为帝国摆脱危险敌人的方法，报纸的读者被鼓励将自己视为不适用于该措施的好公民。希特勒以及警察和宣传部门的负责人期望并实际得到了广泛的民众支持，采取措施打击那些被定义为外人的人。同时，公开而强有力的警务制度有助于确保公民遵守政府政策。

战争开始后，媒体提供的有关镇压措施的信息少了，但仍不时有报道。罗伯特·格拉特利指出，由于当局对战时的士气深感担忧，批准这些报道的新闻官员“务必觉得这些报道值得发表，并会得到好公民的接受和欢迎”。从1941年9月1日起，所有5岁以上的“非特权”犹太人都必须在衣服的左胸处缝上一颗黄色的大卫之星。这项措施将犹太人加以区别，使他们很容易成为公众蔑视的对象。受害者的可辨识度也使针对他们的罪行更加明显。对于那些选择观望的人来说，很明显，犹太人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在德国的犹太人总数正在减少。同样，也常会看到犹太人被赶上卡车，被推上火车，先被带去犹太人区，然后被带到东部的死亡集中营。

市民们还通过来自前线的信件了解被德国宣布为“种族敌人”的情况，比如前面引用的赫尔曼·吉申的信件。他们获得的信息是分散的，但德国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并在不同程度上认可了这一点。国家社会主义者非常善于挑起和强化长期存在的偏见，因为他们教导人们将犹太人视为毁灭帝国的全球阴谋的头号罪人。这一阴谋先后被描绘成“英美”或“布尔什维克”，但背后的关键人物始终是犹太人。

德国各种监狱和集中营不断渗透公共空间，这抵消了战时媒体关于镇压的信息减少的影响。像萨克森豪森、布痕瓦尔德和达豪这样的大型和长期营地位于主要城市(分别是柏林、魏玛和慕尼黑)附近，它们还有许多卫星营地。不断扩大的帝国边界上还开设了新的大型营地，被收容的人被安排在农业和工业领域工作。他们身穿容易辨认的条纹制服，在空袭后还被带到大城市进行清理工作。在整个战争期间，营地中的非人道状况与消灭犹太人的愿望，与战事对工人的需求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尽管剥削集中营劳动力用于战事本应更合乎情理，但国家社会主义者却实施大规模屠杀，这一事实突显了他们对消灭德国和欧洲犹太人的重视。

有时，对东部暴力和杀戮的了解似乎影响民众的情绪。士兵们在日记中倾诉他们对战争的大规模、残酷和无情的暴力的想法，并与家人分享他们的忧虑，甚至有深深的愧疚感和羞耻感。此外，有人把德国对待犹太人和盟军空袭联系起来，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原因。然而，大众舆论可能是矛盾的。例如，1943年5月，哈雷(Halle)帝国安全局报道说，人们接受了政府宣传的说法，即犹太人对德国水库发动了所谓的“溃坝”袭击。一些人的反应是说，“杀死所有犹太人”，但同一份报告援引了其他公民的观点，即针对犹太人的官方措施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如果犹太人没有受到德国人的攻击，那么和平早就到来了”。当时，人们对于犹太人遭遇的普遍认识是零星的，常常是模糊不清的。人们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一些人全心全意地支持反犹太人的措施，认为应该继续；另一些人则表示关切，并将自己的命运与德国对待欧洲犹太人的做法联系起来。

在斯大林格勒之后的坚持

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初期的乐观情绪逐渐被顽强的简单坚持所取代。在战争的任何时候，这种变化都没有在斯大林格勒失利后那样明显。1942年秋天，随着德国军队继续在高加索地区前进，临时增加的配给鼓舞了公众的情绪。军队已经建立了与东线的航空邮件联结，这意味着一封信花两个星期就能到家，而不是4个星期。因此，在保卢斯将军(General Paulus)的第六军向斯大林格勒进发的过程中，家属们只在很短的延迟后，就可以跟随到亲人前进的轨迹。控制这座工业城市是保护军队挺进南方的关键。保卢斯的军队虽然在进攻斯大林格勒方面取得了初步的进展，但还是被红军包围并切断了联系。德国空军司令戈林急忙宣布，他可以通过空中给封闭的军队发送补给，但大约30万人的需求很快就耗尽了他的财力。进入深秋，粮食、燃料和弹药都极度短缺，直至12月对苏军的反击失败。因为希特勒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斯大林格勒，保卢斯最初拒绝突破包围圈，但到了1943年1月下旬，他的阵地已经难以防守。剩下的德军投降了，2月初，战斗结束，口袋关上了。

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前，希特勒的宣传把斯大林格勒战役描绘成一个英勇的牺牲，把士兵们的死亡描绘为一个可以用胜利来弥补的悲剧。这种言论在德国历史悠久，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盛行。然而，此时，这部“英雄史诗”适得其反，因为没有一场胜利可期，德国民众期待成功，却对失败毫无准备。也许最残酷的是，政府利用苏联没有签署《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的事实，声称没有关于德国囚犯下落的可核实信息。它这样做是为了维护斯大林格勒保卫者死于战斗的神话，而掩盖包括许多军官在内的9万人或更多人投降的事实。然而，对成千上万的家庭来说，这个谎言意味着数月和数年的不确定性，因为他们想知道他们的军人亲属是否已经死亡，是否被囚禁然后死亡，还是有一天可能会回来。

像这样的战争悲剧常常促使德国人至少暂时求助于宗教当局，试图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安慰。希特勒政权与新教徒的关系令人不安，与天主教的关系更不佳，两者都被视为公民忠诚的竞争对手。然而，最终，纳粹主义被迫接受民众宗教信仰的坚持，允许士兵在占领区参加教堂礼拜，许多战争受害者由宗教当局而不是政党当局安葬。

在斯大林格勒事件之后，戈培尔想保持民众对党的支持，于是拼命地扭转自己的宣传攻势。紧随斯大林格勒灾难之后，宣传部长于1943年2月18日在著名的体育宫发表演讲，讲德国人民继续战斗的责任，以消除人们对失败的恐惧。尽管演讲的影片显示，精心挑选的观众回应戈培尔全面战争的呼吁达到了狂热的兴奋程度，但事实上，帝国安全局的调查表明，许多人发现演讲和观众的反应相当假。戈培尔希望将民众支持的浪潮向更强大的方向推进，以动员国内战线，但此时，这一体系仍保持原样。

妇女与战争

妇女是国内战线上最大的成年人群体，她们对战争的态度如何尤为重要。国家社会主义者对妇女的政策是矛盾的，而且随着战争的继续而变得更加矛盾。一方面，该党维护传统观念，认为妇女是母亲和家庭主妇，是基本的照顾者，她们将生育和抚养士兵后代。政府鼓励结婚和生育，并通过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组织(NSV)发起的母婴计划支持母亲的工作；另一方面，当局还通过德国少女联盟(Bund DeutscherMädel)和国家社会主义者妇女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 Frauenschaft)等组织，为离家工作的妇女提供机会。要注意不应夸大这一“进步”，因为妇女工作却没有薪水，虽然她们获得了一些领导职位，但她们的决策权有限，她们往往要向男性上司汇报。然而，历史学家妮可·克莱默(Nicole Kramer)指出，国家社会主义组织中的志愿工作为妇女提供了自我肯定的机会，妇女利用这一点为自己谋取利益，例如作为获取带薪工作的桥梁或作为避免义务兵役的一种方式。

战争的局势倾向于推动政权扩大妇女的作用。在两大战役之间的那段时期，伴随着妇女旧时的就业形式——如在纺织厂工作、做女佣或在家庭农场工作，从事文书工作或在服务部门工作的机会同时出现。国家社会主义者上台后，曾试图通过劝阻妇女外出工作来解决整体失业问题。符合当局种族标准的夫妇可以获得婚姻贷款，但条件是妇女必须离职。然而，在1937年，这一规定被悄悄废除，因为备战造成了劳动力短缺。

当局试图更充分地利用妇女的能力，尽管历史学家认为，它在这方面不如英国或美国成功。没有家庭责任的年轻妇女投入工作，有幼儿的母亲发现自己难以兼顾工厂工作和家庭责任。妇女志愿的战争工作意义重大，但工业生产对外国工人的依赖远远超过对妇女的依赖。

除了志愿工作外，一些妇女不仅在德国境内，而且在德意志帝国占领的欧洲地区从事有偿工作。伊丽莎白·哈维(Elizabeth Harvey)的研究表明，作为教育工作者和福利工作者，她们在国外传播德国文化和国家社会主义思想。此外，由于对承担现役作战角色的男子需求的增加，妇女接管了军事行政和文书工作。大多数女性军人年龄在19～35岁之间，没有直接的家庭责任。历史学家卡伦·哈格曼(Karen Hagemann)指出，“(德国)妇女的部署规模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规模”。战争结束时，约有50万人作为军事辅助人员在工作，另有10 000人为安全服务部门工作，40万人在德国红十字会(German Red Cross)担任护士。这些妇女像她们的男性同志一样，一次离家好几个月，她们的信件和归来成了德国国内听到战争消息的另一个渠道。在国内战线，特别是1944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妇女被派去操作雷达设备，从高射炮塔上发现敌机。这些角色使她们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中，其处境有时与士兵所遭遇的条处境当。她们的经历表明，家庭和战争前线是可以相互渗透和依存的空间。

对空中轰炸的反应

这种渗透性在空战背景下变得最为明显。盟军对德国的第一次袭击并不是特别具有破坏性，但改进后的雷达技术很快使轰炸机能更准确地瞄准目标。1942年2月，英国通过一项推进地区轰炸的指令后，突袭变得越来越具毁灭性。1943年春夏季，对德国西部鲁尔地区的突袭不断升级，包括对克虏伯和曼内斯曼(Mannesmann)等矿山和工业公司的突袭。其他城市也成为袭击目标，1943年7月的最后一周，英美轰炸机轮番袭击汉堡市中心。在炎热干燥的天气的助推下，燃烧弹在汉堡警察局长后来估计为22平方公里的一个地区引发了一场大火。在该区域内，温度变得如此之高，以至于沥青路面熔化，逃离的平民被困在路上。火焰吸走防空洞里的氧气，令里面的人窒息，并被烧成灰烬。在街上，警察局长报告说：“孩子们从父母手中被旋风卷走，迅速燃烧起来。”当地救助轰炸受害者的组织变得不知所措，震惊的幸存者逃散到农村，带去了遍布全国的恐怖故事。总的来说，有大约3.4万至4万人死亡，约90万人失去家园。

学者们关于空袭对德国民众的影响看法不一。战后不久，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得出结论，空袭削弱了平民士气，为结束战争做出了决定性贡献。最近，有人认为，爆炸引起的团结感有助于抵消其对社会凝聚力的破坏性影响。在不通风的庇护所里，当炸弹从头顶坠落时，人们每晚都在战栗。或许，这一共同经历有助于巩固“人民共同体”，因为炸弹让每个人都变得平等。

然而，国家社会主义者对空袭反应的关注表明，他们将空袭视为对士气的主要威胁。为应对突袭，该党及其福利机构——国家社会主义福利组织以热腾腾的饭菜、衣服和前往更安全地区的火车票，试图表现出他们的关切，同时前所未有地介入德国人的生活。1943年12月中旬，宣传部长戈培尔指出，“在国内，我们几乎只忙于空战”。近一年前，为了协调空袭反应，政府成立了部际空战损害赔偿委员会，成员包括各主要部委的代表，以及军方、国家社会主义福利组织、帝国青年领袖和其他机构的代表。戈培尔任指挥官，帝国总理汉斯·海因里希·拉莫斯(Hans Heinrich Lammers)将他描述为“一个精力充沛、政治地位高、民族影响深远的人”。将委员会置于戈培尔的控制之下，突显了空战对士气的重要性。

自1940年以来，对德国的轰炸就一直不断。如上所述，第三帝国在这之前就已经实施了一项兼具实际目标和心理目标的防空方案。当市民们清理阁楼上的易燃废弃物并遮住窗户时，他们成了家庭阵线战士。他们学会了如何用水和沙子扑灭大火，党内志愿者代表(Blockleiter或Blockwarte)监督他们遵守空袭条例的情况。在一些像柏林和汉堡这样的大城市，以及像哈姆和埃森这样的工业中心，建造了巨大的混凝土塔式碉堡，上面有高射炮平台。柏林塔楼的墙大约有4米厚，每个塔楼可容纳1万人——却仍然只是柏林人口的一小部分。隧道里也建了公共避难所，城市居民改造了公寓的地下室，这样当警报响起时，他们就可以带上孩子和财物去到地下。小规模的避难所在遭受直接袭击时几乎提供不了保护，但尽管如此，他们在睡眠中被一次又一次地惊醒，爆炸物砰砰落地，市民们畏缩在黑暗和灰尘中。在汉堡，除了爆炸物本身，燃烧弹引起的大火导致巨大的生命损失。众所周知，总体数字很难确定，但最近的研究估计，在战争结束前，德国有35万至38万人死于轰炸。

面对这样的威胁，从濒危地区至少撤离那些社会上最弱势的成员是有意义的。有限的人口转移在1939年清空了帝国的西部边境地区，但国家社会主义当局仍然对大规模撤离的价值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撤离是一种懦弱的逃走方式。1940年8月，一份德国空军的报告仍然认为“这些措施对于德意志帝国领土来说是不可能的”。

因此，1940年9月底开始了一项先从汉堡和柏林，然后是其他主要城市疏散儿童的令人惊讶的计划的实施。为了应对德国这一年夏天对英国目标的密集袭击，空军加强了自己的突袭。轰炸的增加会引起平民恐慌，这可能是德国人开始疏散儿童的最重要原因。儿童方案打破了战前反撤离的共识，为今后的措施提供了一个样板。随后，又有其他三种形式的撤离：对那些不被认为对危险地区的经济至关重要的成年人进行自愿撤离；将工厂和其他设施连同其雇员一起疏散到农村；将遭受轰炸的平民撤离家园。

儿童疏散计划被称为儿童遣送拓展计划(Erweiterte Kinderlandverschickung，将儿童送往农村的拓展计划)或简称为儿童遣送计划(KLV)。该名称最初指的是党为城市工薪阶层的儿童提供在农村的暑期方案。现在，它被用于那些表面看起来像是延长夏令营的疏散计划。宣传疏散作为一种健康措施可能会让父母更容易接受，避免暗示政府无法保护人们免受轰炸。1940年9月下旬，希特勒派希特勒青年团团长巴尔杜尔·冯·希拉赫负责疏散10～14岁的儿童，而3～10岁的儿童、孕妇和婴儿则由国家社会主义福利组织照料。3～10岁的孩子待在寄养家庭，或在母亲怀有孩子或还有其他小孩的情况下，与母亲一起住在集体设施里。年龄稍大的儿童被安置在青年旅社、旅馆和其他被征用的设施中。所有儿童的撤离都应该是免费的，尽管当局鼓励有能力的家长出资。在整个战争期间，父母还可以自行安排孩子住在更安全地区的亲属那里，然后申请撤离人员的津贴和福利。

经儿童遣送计划撤离的儿童通常乘坐500人一组的火车，有时乘坐莱茵河(Rhine)或易北河(Elbe)的轮船，前往指定的接待区。途中由一名医生和两三名护士陪同，必要时增加国家社会主义福利组织人员。10～14岁的营地由国家社会主义教师协会(Nationalsozialis-tische Lehrerbund)批准的工作人员管理。男孩和女孩的营地是分开的，遵循大致相同的活动时间表——从早上7点的叫醒到晚上9点的就寝时间。课程在上午9点到下午1点之间进行，其余时间则用于吃饭、运动，做家庭作业，干轻松的家务活，及通过广播节目和影片进行政治教育。孩子们的空闲时间是有限的，尽管有些晚上安排读书或手工艺品制作。前撤离人员艾达·路易斯·沃伊特(Ida-Louis Voigt)回忆道：“可以说，我们总是很忙。”让孩子们忙个不停，有助于推进他们作为优秀纳粹分子的教育，并有助于解决严重的想家问题。和其他撤离者一样，14岁的沃伊特(Voigt)非常想念她的家人，尽管几周后她开始明白，“我无法改变这种状况，所以我只有接受它。有时我会哭，当然，这也无济于事”。

起初，被疏散的儿童被送到尽可能远离英国机场的帝国南部和东部地区，另外有一些前往被占领的波兰，后来儿童遣送计划撤离人员远赴匈牙利。焦虑的父母被安抚“孩子们不会最终进入我们的‘匈人’地区，而是在纯粹的德国人中心”。到1942年底，整个学校同母亲及弟弟妹妹们一起撤离。这一变化意味着，从1943年夏天开始，儿童遣送计划越来越多地与德国其他撤离措施相结合。

在儿童遣送计划开始的时候，当局估计柏林和汉堡大约13%～15%的儿童可能会自愿撤离。到战争结束时，根据历史学家格哈德·考克(Gerhard Kock)的说法，实际数字要高得多，85万年龄在10～14岁之间的儿童被送往儿童遣送计划营地(KLV camps)，而同样数量的6～10岁的儿童则同寄养家庭住在一起，另外大约50万名儿童与母亲一起撤离。因此，仅国家资助的撤离就影响了200多万儿童。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被邀请加入儿童遣送计划。为发现传染病(肺结核、脊髓灰质炎)和虱子等状况，当局对儿童们进行了体检。不能被安置在正常群体环境中或与家人在一起的儿童被送到特定的营地。其中包括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如聋哑人或盲人，以及患有轻微行为问题和长期尿床的儿童。规则进一步规定，“在对儿童进行登记时，应尽可能核实他们值得注意的方面和举止的适当性……因其行为和举止而不适合的儿童将被集中在封闭的场所(festen Einrichtungen)”。“良好的行为和得当的举止”不仅是儿童遣送计划的先决条件，而且犹太儿童，那些来自被贴上“不合群”标签家庭的儿童以及有严重精神或身体残疾的儿童也被排除在外。儿童疏散方案的目的是拯救生命，但只是某些儿童的生命，且疏散是根据决策者的条件进行的，而不是所涉家庭的条件。

正如撤离行动提供机会，使儿童在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下聚集在一起，并向他们灌输新政权的原则一样，政党机构利用战争救济将民众中的弱势群体与当局联系起来。在应对空袭的过程中，理论上，城市当局和政党之间存在着分工，前者负责处理紧急措施，如安置，后者的职责包括“领导和照顾民众”。执政党通常优先选择那些可以把自己塑造成施予者的任务(比如经营施粥场，或者分发衣物)，把那些不那么光彩的清理和收费工作留给市政当局。尽管如此，市政当局和党仍共同努力，在受灾严重的社区附近建立联合管理的行动中心(Einsatzstelleri)。空袭炸弹受害者在女护士、教师和图书馆员的帮助下，由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组织或纳粹妇女组织工作人员提供热饮、急救和其他援助。这些中心的工作人员提供基本的衣物和现金预付款，并帮助轰炸受害者填写损失申报表。那些厨房无法使用的受害者会得到一张绿色身份证，凭借它可以从市政、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组织和军队的施粥场获得援助和食物。纽伦堡地区的一位官员在1942年8月说：“所有的党和国家部门都在不遗余力地为遭受损失的民族同胞(Volksgenossen)迅速且充分地提供救济，这给民众留下了一个极好的印象。”

由于不可能建造足够多的房屋来补偿破坏，城市的轰炸受害者被安排在临时设施中，直到他们可以被安置在其他地方。城市的房屋所有人被要求填写一个问卷，该问卷成为申请的基础。1943年的《控制住房令》(Verordung zur Wohnraumlenkung)被用来腾出空间给那些被炸毁的家庭，他们有的搬进了被驱逐的犹太人腾出的公寓。总的来说，住房短缺对工人阶级的压力可能比对其他群体的压力更大，因为工人的住房离工厂更近，因而更容易被摧毁。此外，富裕市民和党内人士更容易迅速找到新房子。

任何不在市区工作的人都被迫离开。成年撤离者一开始可以去任何他们选择的地方，但是在1943年4月，内政部确立了一个指定的接待区名单，使危险的地区与至少一个南部或东部更安全的地区建立伙伴关系。这鼓励了跨地区的协调，使监管撤离人员变得更容易。例如，德国西部一些工业城市的居民被遣往西南部的巴登，而大部分科隆撤离者都去了下西里西亚。

整个战争期间都有撤离人员未经允许而返回原籍的问题。政府试图阻止这些“疯狂回归”，这些回归占用了火车上宝贵的空间，并威胁到疏散措施的有序推进。到1943年，返回的撤离人员达到了惊人的比例，当局对付的措施是拒绝向未经允许回家的人发放配给卡。没有配给卡，平民就不能吃饭，其目的是让他们被迫返回他们的疏散区。然而，1943年10月11日，鲁尔地区的工业城市威滕(Witten)， 300名市民针对这一措施举行示威。大多数示威者都是妇女，有些由她们的子女和丈夫陪同，她们一般是矿工或基础战争工作者。警方拒绝介入驱散示威活动，因为他们指出，拒绝发放返家撤离人员的配给卡没有法律依据，他们从根本上认同妇女的要求。对于这些不由士兵养的家庭来说，撤离是没有意义的，他们住在因需要长时间的战时轮班而很难管理的家中。

起初，当局试图进一步打击“疯狂回归”。例如，1943年11月2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在这一点上，我们决不能屈从于人们的意志，因为人们自然对空战未来可能的发展没有清晰的看法。”他在当月晚些时候的报道中说，我们面临的最困难的国内政策问题是大批返回的撤离人员。在当局努力向撤离者和城市居民等提供食品时，整个帝国的人口自由流动使交通系统负担过重，粮食供应也不稳定。然而，最终戈培尔改变了他对屈从于人民意志的想法，在1944年1月下旬，希特勒下令不得拒绝对未经允许返回家园的撤离人员发放配给卡。因此，当德国“民族共同体”成员反对具体的官方措施时，国家社会主义当局少有地改变了路线。

日益增长的威胁和最终崩溃

与此同时，当希特勒遇到意在结束其统治的直接和公开的政治企图时，他迅速做出反应，显现出极端的残暴。一对兄妹学生抵抗者汉斯和索菲·斯科尔(Hans and Sophie Scholl)在慕尼黑印制反纳粹传单并在墙上写下“打倒希特勒”等标语后，被审讯了三天，然后于1943年2月被处决。尽管这些理想主义者曾希望他们的死会引起大规模骚乱，但慕尼黑大学的学生们却表现出了对当局的忠诚。

其后，1944年7月20日，一个由传统军事和政治精英策划的企图谋杀希勒特的阴谋被实施。密谋者希望杀死元首，然后建立一个非独裁政府，为德国争取一个提出有利和平的建议的机会，密谋者差一点就成功。然而，克劳斯·申克上校(Colonel Claus Schenk)、冯·斯塔芬伯格伯爵(Count von Stauffenberg)小心地安放在希特勒东普鲁士总部的炸弹，炸伤了元首，而没有炸死他。在最初的混乱和纷杂矛盾的报道之后，数小时内，希特勒的生还得到了证实，并通过无线电在德国各地广播。在袭击之后，不仅犯罪者自己，而且他们的家庭成员也被追捕、杀害或监禁。这一密谋并没有削弱民众对希特勒的支持，反而有加大支持的倾向，因为人们对希特勒的幸存表示欣慰。

到1944年夏天，盟军的轰炸进一步加剧，很难否认德国正在输掉这场战争。一旦它不再拥有国内的制空权，大片土地就容易受到更猛烈的轰炸。白天的袭击已经司空见惯，这些袭击往往相对精确，其危险性几乎不亚于夜间区域轰炸。飞机的目标是较小的中心以及大城市，有时会追击单独的列车和有轨电车。如果不能说是明确的，但至少是含蓄的，这些袭击的目标是平民，因为袭击一直持续到战争几乎结束的时候，超出了用于任何重要战略目的的范围。最臭名昭著的是，德累斯顿市在1945年2月13日至15日遭到轰炸，当时德国人的战争显然已经失败。根据奥拉夫·格罗勒(Olaf Groehler)的说法，在战争最后的6个月里，盟军总炸弹吨位的一半以上落在德国，一半的空袭伤亡发生在1944年8月之后。

尽管对“神奇武器”——如以英国为目标的V-1和V-2火箭的宣传，一直到1944年，维系了德国人的胜利希望，但到1945年初，他们开始了解自己处境的严重性。一些士兵仍深信希特勒的帝国将取得胜利的持续宣传，但大多数人继续战斗是因为另一种可能——彻底失败，是无法想象的。当军队拼命坚持时，国内战线当局试图调动一切资源维系战争。连16岁的男孩和50岁以上的士兵都被征召去，但由于武器生产跟不上需求，这些新士兵在装备简陋，训练也较少的情况下就被送往前线。在国内，十几岁的女孩加入了数千名妇女组成的管理防空探照灯和雷达设备的队伍，这样与她们相应数量的男性就可以投入战斗。这些人在工作的地方吃饭睡觉，受训使用手枪来保护自己的岗位，她们充当的角色与她们所替代的男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在各方压力下，社会秩序开始瓦解，当局的行为越来越武断。尽管公开表达对德国最终胜利的怀疑一直是危险的，但现在对战争结果的轻微怀疑就可能导致即决裁判和死亡，或者被关押在遍布德国土地上的监狱和集中营。外国工人尤其引起警方的怀疑，警察常常决定直接向他们开枪——这样更容易。根据乌尔里希·赫伯特的说法，在战争的最后几天，成千上万的人以这种方式死去，而且记录如此零碎，以至于真正的死亡总数可能永远不会被知道。

当集中营的囚犯和其他犯人被驱往德国中心地带开始了致命的迁徙时，恐怖也升级了。这些游行的目的，一部分是为了保卫战俘们为帝国的最后工作能力，一部分是为了防止他们认为的“敌人”落入盟军手中。对于东部的死亡集中营而言，其目的还在于将非人道的待遇和大规模屠杀隐藏起来，不让外国人看到。犯罪者意识到他们可能很快就要面对战后的司法审判，于是记录和杀人设施被销毁。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虚弱得无法走动的囚犯被杀掉，或者干脆被留在原地任其死去。在1945年冬天的严寒条件下，绝大多数人，以死亡告终，其余的人被命令进行残酷的跋涉。

国内战线的一些人与散乱的囚犯群体有接触，但难民营囚犯的悲惨处境并没有直接触动他们。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处境，随着德国周边战争的夹击加紧，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成千上万的平民难民逃离东部的红军和西部的英美盟军控制区，涌向德意志帝国的中心。1945年2月，帝国宣传部估计有1600万至1700万平民在迁移。一些家庭能够在较早的时候离开，秩序井然，其他则匆忙收拾东西，在越来越混乱的情况下逃离。有些人坐火车，与愿意陪同他们的亲戚一起；其他人的旅程则是在开阔的乡间长途跋涉，常常与陌生人一起步行，寻找不确定的住所。

虽然联邦德国人也逃亡，但受打击最严重的是民主德国人。到1944年夏天，军事撤退意味着大规模的平民流离失所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德国人害怕被苏联控制，因为红军士兵的强奸和残暴是司空见惯的，考虑到德国人自己在东线的残暴，没有理由指望敌人的怜悯。决策者没有及时安排疏散平民，而是等到最后一刻才下令让人们离开，把疏散工作变成了混乱和长途迁徙。

在这些困难的条件下，当平民逃离丹泽(Danzig)，撤退的士兵被向西转移以巩固中央帝国的防御时，丹泽就成了瓶颈。德国东普鲁士最西部的据点丹泽，估计有150万当地居民，加上1945年2月另外40万过境人口。当6000名德国人每天乘船和经陆路“跋涉”离开时，每天又有25 000人涌入这座城市。1945年1月30日，一艘满载丹泽地区士兵和平民难民的“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欢乐轮船在波美拉尼亚海岸附近遭到苏联潜艇的鱼雷袭击。

一个月后，英美部队正逼近莱茵河，当看到国家社会党领导人乘坐被征用的汽车驶向安全地带，而其他所谓的“人民共同体”成员徒步前往时，平民们的幻想破灭了。民众不再依赖于党，取而代之的是坚强地自力更生，以弥补战争最后几个月普遍的行政混乱。人们只能面对现实，将就苟活，住在他们能找到庇护的地方，等待冲突结束。到5月初和平到来前，邮政服务已经几个星期没有运营了，许多家庭成员已经有三四个月或更长时间没有彼此的消息了。对于来自帝国最重灾区的家庭来说，确定自己亲人的位置都是一个巨大难题，更不用说考虑把他们召集在一起，找到回到家乡的路，重新开始。德国，一个位于欧洲中心的现代国家，已经成为一片废墟。

结论

如果说前几年没有人为地明确区别开家庭阵线和战争前线，那么在战争的最后几周，这两方都遭受了不可预测的致命暴力，暴力同样影响到平民和士兵。妇女承担了迄今为止本应是男子承担的战争角色，儿童和老人也暴露在广泛的空袭中。在整个冲突中相互联系的家庭阵线和战争前线现在几乎无法区分。当然，正如库尔特·F. 在1944年所意识到的，这场战争中最好的地方并不在后方。

除了家园和前线之间的许多联系之外，本章还强调了德国继续推行战争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其控制的欧洲领土的开发。占领区为工业提供了劳动力、食品和原材料。尽管平民并不一定承认这一变化，但德国的国内战线却成了一个国际空间，德国人在这里与波兰人、苏俄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其他欧洲人一起工作和生活。与这些人的互动，包含了开放和同情，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爱，以及没有共通的人性的残酷。

控制平民与外国工人和战俘的交往，只是当局试图在整个冲突中引导德国人的行为和操纵士气的一种方式。尽管官方担心，但平民的士气并没有衰减，德国人继续相信他们会赢得战争，直到战争接近尾声。直到1945年4月，即使他们不再相信，他们也仍然继续在最后一个据点为撤离者提供社会服务和安置。总的来说，第三帝国的领导人成功地做到了国内阵线上的令人满意的程度。希特勒和他最亲近的顾问们跟踪民意，特别是通过可持续发展报告，有时改变政策，考虑平民的意愿。历经盛衰沉浮，尽管做出了许多牺牲，但没有出现群众背离国家社会主义的现象。国内阵线的持久支持是有效推进战争的一个关键因素。

第十章 衰落和溃败

罗伯特·格拉特利(Robert Gellately)

第三帝国是什么时候开始衰落的？当然不是在1940年5月和6月，当时国防军轻易就打败了法国，并把英军赶出了欧洲大陆。伴随着这些胜利，德国看起来像是一个重新崛起的举足轻重的军事大国，已完全从上一场战争的灾难中恢复过来。此外，这场战胜宿敌的胜利还在许多德国人中树起一种意识，即他们的国家已经恢复了在欧洲的“合法地位”。一个官方的帝国安全(安全部)报告显示，这个国家所感知到的命运变化是如此势不可当，甚至“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圈内有组织的抵抗”都已不复存在。尽管这一观点可能有些夸张，但1940年夏天，当希特勒从法国回到柏林时，沿街人群表现出的对他的追捧远超此前。

一年后的1941年6月22日，随着针对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的展开，帝国甚至显得更加强大。如果说德国的国内阵线最初是谨慎的，那么随着国防军成功的消息从东线传回，民众的情绪便很快高涨。帝国以其横扫一切的气势取得了一场又一场的胜利，并俘虏了数十万苏联红军士兵。陆军参谋长弗兰兹·哈尔德(Franz Halder)将军起初比许多同事更加谨慎，直到被俘虏的红军将领向他证实，在德维纳河(Dnieper Rivers)和第聂伯河(Dvina)的对岸，或者在白俄罗斯明斯克(Minsk)和乌克兰基辅(Kiev)以外，没有苏联军队“强大到足以阻碍德国的作战计划”。因此，曾经持怀疑态度的哈尔德在7月3日的日记中透露：“说俄罗斯战役仅仅在两周内就赢得了胜利，这可能不为过。”不仅他自己确信如此，而且据了解，社会主义狂热分子和国际舆论也都把苏联看作“泥足巨人”。那个夏天和初秋，最大的问题是，德国及其盟国要多久才能彻底打败红军，才能永远铲除共产党员在莫斯科的大本营。

战争是什么时候变得不可取胜的

在东部战役中，费希尔(Führer)常常和周围的人一样乐观。尽管如此，他也陷入了一轮又一轮的悲观和怀疑之中，因为尽管他占领了大片领土，但取得的最终胜利却比计划和预期准备工作更耗时。接着是秋雨，将尘土飞扬的道路变得泥泞，使人和机器陷入泥沼。1941年10月25日，在前线，步兵将军戈特哈德·海因里希(Gotthard Heinrici)在日记中写下了问题的实质：他的士兵占了上风，几乎可以看到莫斯科，最终以4∶1的比例赞成德对俄的分裂。然而，他不得不承认，由于道路不畅，“我们被困在了路上”，公路“连日拥堵”，行军变得异常困难。

希特勒自然领会了其含义，在11月8日的慕尼黑演讲中，他把自己和赢得闪电战的必要性撇开干系，并带着反感地说他从未使用过这个“完全荒谬的”词。事实上，弗里德里希·弗洛姆(Friedrich Fromm)将军作为军队军备工作的负责人，非但没有迅速取得胜利，反而在11月24日带来了军事生产不足的消息。他对哈尔德将军坦率的建议是，他们应立即寻求和平。他也不是唯一一个轻轻敲响警钟的人，因为在5天后由武器和弹药部长弗里茨·托德安排的一次会议上，坦克专家沃尔特·罗赫兰(Walter Rohland)警示了苏联在坦克生产和冬季准备上的优势。此外，根据他对美国军事潜力的了解，他推测，如果美国参战，德国就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当时，托德部长本人惊讶地告诉希特勒，击败红军的任务超出了德国的能力。他简单地补充道：“这场战争再也不能在军事上取胜了。”对此，这位坚定不移的领袖随后冷静地问道：“那么，我该如何结束这场战争呢？”当托德回答说，唯一的选择是寻求政治解决方案时，元首忠实地回答说：“我几乎还看不到一种政治终结的方式。”

现在，这位备受欢迎的元首在这场演讲中能说些什么呢？这场演讲，他原本打算展示他的军队在十字军东征般的伟大功绩。就在他讲话之前的12月7日，德国的日本盟友袭击了珍珠港，这让他有些吃惊。与希特勒在一起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博士说，这一消息的到来“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两天后，他在日记中提到了日美在远东开战对德国国内的巨大影响，“整个国家都松了一口气，对美国和德国间可能爆发战争的心理恐惧消除了”。

希特勒相信，在美日对战的情况下，美国将无法继续援助英国，因此将不得不减少他们在北大西洋的海军部署。现在，他可以指着由日本引发的东亚冲突向他的人民保证，他们不是独自在与世界战斗。12月11日，当他最终发表讲话时，他自信地说出了令人震惊的胜利清单，俘虏了380万红军士兵，以及大量的战争物资。但即便如此，一些德国人听到他报告说他们自己的部队在战斗中遭受了162 314人死亡，571 767人受伤，33 334人失踪时还是感到震惊。

在此背景下，他们的领导人带来了日本袭击美国的“好消息”，现在德国不必对美国宣战。通过这一步，希特勒为发动当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做了最后的努力。他声称美国一直在资助和唆使英国和苏联，因此他坚持认为德国必须击沉所有前往这两个国家的船只。然后，就如他每在战争关键时刻的做法一样，进一步把敌人的行为归到犹太人身上。他说，我们知道罗斯福背后的力量，因为“就是这些生生不息的犹太人，相信他的时代已经到来，给我们带来了同样的命运，即我们在苏俄看到和经历过的惨状”。

第二天，他会见了他信任的纳粹党地方长官——那些他将在战争后期依赖的地区领导人。尽管我们没有那篇演讲的副本，但我们有戈培尔关于演讲内容的翔实报告。会见中，希特勒拒绝预测战争会持续多久，尽管他怀疑美国的参战会延长战争。他宣布他已经坚定地决定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征服苏联”，至少到乌拉尔山脉(Ural)——莫斯科以东约2000英里的地方。他把该地区视为德国“未来的印度”，一个“我们将要在那里定居的殖民地”。他竟还认为仅仅设定一个这样的目标就能实现吗？残酷的现实是，12月5日，红军已经开始把希特勒的军队从莫斯科的城门赶回去。

在场的海因里希将军在给妻子的一张便笺中写道：

写信的此刻，我非常关切这里发生的事情。苏俄人在几个地方刺穿了我们薄弱战线上的大缺口，迫使我们撤退。我们经历了与1812年(拿破仑时代)一样的状况，厚厚的积雪、几乎无法通行的道路、飘雪、暴风雨和严寒。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只希望我们最终能成功地阻止敌人。但我们谁也不知道怎么做。

希特勒12月的讲话避开了这种逆转的暗示，转而提出了更安抚人心的设想，例如，他告诉帝国领导人，鉴于德国防空防御系统的进展，敌人的轰炸几乎没有什么可怕的，他错误地预测这会降低轰炸的效力。不可避免地，他提及犹太人问题，并冷冷地提醒他的党内同志，他早先“预言”的如果犹太人将带来另一场世界大战，会发生什么，因为他宣称，他们在1914年已经这么做了。希特勒第一次发出这种威胁是在1939年1月30日，也就是他被任命为德国总理的周年纪念日。现在，戈培尔记录了这些话，他暗自遵守着这一预言：“这不仅仅是一句说辞。世界大战就在眼下，消灭犹太人肯定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对这个问题不能心慈手软。”如果德国人在东部战役中遭受了如此多的伤亡，那么“这场血腥冲突的策划者必须用他们的生命来偿还”。

总之，到1941年底，第三帝国表面上仍处于上升趋势，但与其敌人——即世界三大强国的综合实力相比，却存在潜在的严重经济弱点，同时又面临一场军事危机。希特勒的反应，不是听取明智的建议，更不是寻求政治出路，而是变得更加好战。他坚定地向美国宣战，在他的帝国日程上增加更多征服目标，并下定决心消灭所有犹太人。事实上，自1941年6月以来，党卫军特遣部队及其当地合作者已经处决了数十万犹太男女、儿童。1941年10月，在瓦尔特高的切姆诺(Chelmno in the Warthegau)，第一个秘密的死亡营地开始建设，11月贝尔泽克开工，这是莱茵哈德行动(Operation Reinhard)的第一个场所，其令人惊愕的任务是屠杀前波兰的数百万犹太人。

希特勒将未能消灭苏联的失败归咎于他的将军们。12月19日，他解除了德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勃劳希契(Alther von Brauchitsch)的职务，并亲自担起这个角色。在红军的反击下，国防军的防线并没有完全崩溃，因而令希特勒感到宽慰的是，在1941年至1942年冬天，他的军队并没有被逼重复拿破仑1812年那次可耻的撤退，然而仅仅建设和维持防御阵地意味着放弃一些艰苦作战的成果：有价值的武器，甚至食物。

德军迫切需要的是更多的人，为此他们必须与祖国的工厂和农场竞争。为了弥补劳动力短缺，帝国开始在欧洲各地招募、征召或强迫外国人到德国工作，特别是波兰、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的外国人。纳粹种族理论将这些男人、女人和青少年定义为“种族异类”，当局强迫他们在衣服上戴上“P”(代表波兰)或“Ost”(代表东方工人)标号。然而，即便是算上就位的数百万人，各经济部门和军队中仍然存在人员短缺。

尽管在初夏，国防军以迅捷积极的步骤开始了一项新的重大行动，但到1942年春天，他们又陷入艰难跋涉。希特勒在4月5日对蓝色行动(Fall Blau)的指示中大胆指出，其目的是“一劳永逸地摧毁敌人残余的军事力量”，同时消灭苏联战争经济的核心资源，并将资源收归德国所有。这次进攻于6月28日发动，比前一年的进攻要弱，这次在他的坚持下，并没有开往莫斯科，因为斯大林已经在莫斯科集结红军编队等候。相反，德国国防军将在北部坚守阵地，尽可能阻断列宁格勒，而德国的主力军“动用一切可及力量”向南攻占高加索油田，继而攻占斯大林格勒的苏联武器中心。尽管到现在为止，敌方已经学会撤退的谨慎性，因而基本上避免了被大规模包围和俘虏，但国防军还是再次走了弯路。

希特勒把进攻分为两翼，较弱的北翼指向斯大林格勒，随着较为强大的先遣部队开始攻入高加索地区，首先抢夺了迈科普油田(Maikop oilfields)的战利品，其他的则一路跑到遥远的巴库(Baku)。希特勒早在1942年或最迟在1943年就指望入侵西方，因此他认为蓝色行动对取得战争胜利至关重要。当然，正如预料的那样，8月8日至9日，当德国人攻占迈科普(Maikop)时，红军已经废掉其炼油厂。我们可以通过回忆来感受到国防军此时的不自量力：从迈科普到列宁格勒(也是蓝色行动的一个目标)的距离是1134英里，几乎是从波士顿到迈阿密的整个美国东海岸的长度。

第三帝国达到顶峰

如果我们把德国较强盛时期的势力范围包括在内，第三帝国在1942年夏天取得了它最大的领土，因为在当时，德军占领的领土从英吉利海峡延伸到北非的一部分，几乎覆盖了当今欧洲的所有地区。在苏联的国防军向北越过列宁格勒，然后向南到达莫斯科，继而到达斯大林格勒，再进一步进入高加索山脉，8月21日，一些孤军在险峻的地形上行进，并具有象征意义地在该地区的最高峰厄尔布鲁斯山(Mt Elbrus)插上一面旗帜。此后，第三帝国开始收缩。

如我们现在从俄罗斯档案馆最近公开的德国文件中所了解到的，1942年9月18日希特勒会见国防军高级指挥官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时，他们知道蓝色行动已经失败。此外，他们在希特勒位于乌克兰文尼西亚(Vinnytsia， Ukraine)总部的会晤中揭示了一场领导人危机。希特勒对陆军总参谋长弗兰兹·哈尔德将军感到特别不安，认为他和许多年长的将军们都“枯竭了”。他们应该被“狂热地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的“鲜活的”军官所取代。尽管他在9月24日解除了哈尔德的职务，但这一决定不足以改进德军面临的关键问题。负责军队军事补给的弗里德里希·弗洛姆将军向希特勒报告说，该系统正在崩溃，他重复了他一年前发出的可怕警告——即避免彻底灾难的唯一办法是寻求和平谈判。哈尔德被解职了，但他明智地建议过不要去攻打险恶的高加索地区，并提出说到达里海巴库油田是绝对不可能的。他还得出结论说，德国不可能赢得东部的战争，也因此，不可能再赢得整个战争。现在，即使对他和弗洛姆压制，摆脱像他们这样麻烦的军事专家，对解决国防军面临的结构问题也无济于事——特别是运输系统的严重不足，无法跨越的广袤领域，以及缺乏训练有素的军队替补兵源和充足的补给。

随后，北非局势恶化的消息传到希特勒总部，10月23日，英国驻阿拉曼第八军开始迫使“沙漠之狐”——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撤退。元首对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提出的向苏联伸出和平触角的建议置若罔闻。事实上，他在11月8日对党内忠诚人士的年度讲话中就明确而毫不含糊地排除了任何通过谈判取得和平的可能性。

他的信条之一是，国家应避免在衰弱的时候进行谈判，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理性的论断，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它排除了在没有取得军事突破或最终惨败之前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同样，西方盟国和苏联已经达成一致，他们不会考虑与德国进行任何单独的谈判。随后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Casablanca Conference)上，罗斯福和丘吉尔要求必须“无条件投降”。希特勒无视这样的谈话，直到他和戈培尔开始意识到，他们可以利用盟军的口号，在自己的国内战线进行宣传。

从1942年9月前两个星期进入斯大林格勒的第六军的命运可以看出，实际情况更难让人忽视。11月19日红军反击时，几天之内就包围了侵略者。然而，希特勒毫不动摇地拒绝了(新晋升的)陆军元帅弗里德里希·保卢斯试图突围的请求。1943年2月2日，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伤亡惨重，难以估计，至今仍有争议。历史学家通常会给出300 000作为被包围德国士兵的数目(最近修改得更低)，其中大约100 000人被杀。红军俘虏90 000多人，其中仅6000人幸存。在这一连串的数字中，我们往往忽略了德国的盟国(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匈牙利)军队也在这里作战，并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这场灾难不仅仅是轴心国判断失误的问题，因为形势之所以逆转，一方面是苏联做出了牺牲，另一方面是苏联的军事武器制造超过了德国。因此，早在1942年，尽管失去了许多工厂，不得不将其他工厂迁往乌拉尔山以东，苏联仍以2∶1的比例在战机生产上，3∶1的比例在小型武器及大炮制造上，4∶1的比例在坦克建造上超过了德国。

当战争的命运无情逆转至不利于第三帝国时，东部战线上仍有许多士兵，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奥古斯特·托佩尔维恩博士(Dr. August Tópperwien，教师，坚定的基督徒，从来不是纳粹党员)却决心坚持这条道路。他在1943年1月下旬的日记中指出：“说到人，其他国家(美国!)超出我们，正如他们总共生产的武器超过我们。我们的信心只能建立在对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信念上。”因此，逆境、前期的重大失败和前途渺茫，反而使希特勒的一部分军队更加坚定地继续战斗，并越来越服膺于纳粹主义。

2月7日，这位德国的最高统帅在他的总部，对斯大林格勒刚刚所发生的事做出了一番神话般的解释。当他对召集来的帝国领导人发表讲话时，首先指责他的盟友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然后将矛头指向犹太人。后者被认为是“在所有敌国发挥作用的一种推动力，我们没有任何可与之抗衡的力量。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必须从帝国领土上，而且必须从整个欧洲消灭犹太人”。事实证明，从1942年3月中旬以来，到此时他谈及犹太人，仅仅一年多的时间，约75%～80%的犹太人已经在一波超乎寻常的大规模集体屠杀中丧生。

所有这些杀戮，如同把失败归咎于其他国家一样，不能改变这无法避免的军事结论，这一点甚至在国内战线上也开始显露出来。斯大林格勒的国防军战败的消息，至少根据戈培尔的说法“对德国人民有一种震惊的影响”。使得这一消息感觉更糟糕的是，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宣传人员引导全国人民相信胜利在望。现在有一种沮丧的感觉，三天的官方哀悼企图将天降的惨败渲染为神话。戈培尔意识到，人们无法正视这样的挫折，但为时已晚。因此，此后，甚至有关紧急军事逆转的新闻报道，都采取了低调、实事求是的基调。

为在部分程度上抵消公众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负面反应，戈培尔最终获得希特勒的许可，于1943年2月18日就全面战争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讲话中，这位宣传部长指出了犹太人所代表的“紧迫危险”，并声称“无论如何，德国绝不会屈服于这种威胁，而是要及时地、必要时以最残酷的手段反击这种威胁”。然后，他几乎是在恳求“国内战线表现出与军队的团结”，并“肩负起同样沉重的战争负担”。事实上，戈培尔早就相信，普通公民会愿意牺牲更多来赢得胜利，尽管希特勒的保留意见仍然占上风。

戈培尔讲话时，另一条战线上更多的坏消息在酝酿，因为远在北非的斗争一直在残酷的煎熬中。到1943年5月，德军最终以彻底失败告终。盟军俘虏了约25万名德国和意大利俘虏，其中包括著名的非洲军团的残余人员。就被俘和阵亡人数而言，这一损失比斯大林格勒还要严重。同样在5月，由于缺乏资源，柏林不得不压缩在北大西洋的潜艇战。

尽管经历了这些挫折，希特勒在1943年4月15日说，他已经“决定”对苏联发动第三次战略进攻——7月5日展开“城堡”行动(Operation Citadel)。然而，这一次敌方设计了一个防御工事消耗进攻者的资源，之后红军又进行了反击——后来一直拖到8月23日的库尔斯克战役。据俄方消息，红军伤亡863 303人，其中死亡和失踪254 470人。德国在7月5日至8月23日期间的人员损失约为17万人，其中46 500人死亡或失踪。尽管德国国防军损失较小，但它能用以补充的人员却少得多。

希特勒别无选择，只能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停止“城堡”行动。这有点讽刺，因为他在战役开始前曾宣布，“库尔斯克的胜利必将是向世界发出的信号”，展示出德国能战胜一切困难。现在国防军失利了，世界应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其目的原是通过向斯大林展示苏联轻松取胜的时代已经结束，从而迫使克里姆林宫的头头寻求单独的和平，以加速瓦解敌人的“非自然”政治联盟。但这一努力彻底失败了，更糟糕的是，据沃尔特·瓦利蒙特将军(General Walter Warlimont)在费勒的战地指挥部(Fiihrer’s field headquarters)报告，经过艰难集结的德国军队是现存“最重要的后备力量”，现在他们“多数情况下受创只剩下残余力量”。他补充道，这次失败不仅仅是一场失败的战斗：“它把主动权交给了俄国人，直至战争结束我们也未能将之夺回。”

之后，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都没有想出别的宏伟战略。相反，取而代之的是他们用一种狂热的意志，对抗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保卫自己的“大陆要塞”。更为渺茫的希望是，如果战争继续下去，盟国之间明显的政治分歧将无情地导致他们的联盟解体，德国或许能够与一方或另一方合作。

战火烧至本土

西方盟国军队也更加逼近德国，1943年7月10日，英美军队登陆西西里岛。为阻止状况恶化，7月24日，意大利法西斯大议会解除了希特勒的亲密盟友贝尼托·墨索里尼的职务。9月初，国防军选择入侵意大利，并尽可能深入半岛，尽管这一战略所需的军队数量已经不足。意大利的士兵们不得不在轴心国的行列中继续战争，否则面临被扣押。在这60万左右顽固地拒绝战斗而被德国人奴役的意军当中，“不少于4万人”，更可能是有5万人最终丧生。

1943年7月，战场上的重大危机加在一起，标志着第三帝国走向瓦解的又一个阶段。在国内阵线，盟军的轰炸行动主导了普通民众对战争的直接体验。特别是从1943年起，最初几年里急剧增加的20多万吨空投最能说明这一点。与其领导人的含糊预言相反，尽管德国预先加强了空防，但空袭行动变得更加激烈和致命。例如，在“蛾摩拉行动”(Operation Gomorrah)中，对汉堡北海港口的袭击，从1943年7月24日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3日。这些炸弹制造的大火烧毁了整个城市，估计造成了3万到4万人死亡。

戈培尔写道，汉堡袭击发生后，一种恐慌席卷了这个国家，使其抵抗的意志瘫痪，而不是加强。从汉堡和其他这样的城市撤离的人把这个国家卷入了轰炸战斗，他们还散布谣言，放大恐慌和夸大死亡人数。例如，在南德，散布谣言者将死者数量增加了一倍，继而两倍；而在东部的西里西亚，截至当时基本上还没有受到轰炸战斗的影响，在汉堡死亡人数却被夸大到35万。一份官方报告称，在该市受伤而被疏散到边远的巴伐利亚州贝勒乌特(Bayreuth in Bavaria)的妇女，散播恐惧感，据报道，她们随身带着她们死去的孩子的头。然而，就在袭击发生后的汉堡，纳粹党官员、大工业家和党卫军非但没有在灾难的重压下崩溃，反而重新集结，进行重建，增加军备生产。

另一方面，在东欧，1943年中期“城堡行动”之后，国防军开始撤退。8月12日，希特勒下令修建一道“东墙”，以对应大西洋沿岸的西墙。在这里，战斗的重点将转移。他相信“东部的危险将继续存在”，该地区广大的地理面积使得我们能够在丧失大片占领区的情况下依然不对本土构成威胁。相比之下，在西方，任何突破都将很快侵蚀德国。

当希特勒的军队离开东部部分地区时，在他1943年2月14日的命令下，士兵们实施了“焦土”战术：焚烧、摧毁、杀戮或驱赶人们到西部。年轻的步兵威利·彼得·里斯(Willy Peter Reese)曾经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现在他记下来在这场大旋涡中，他是如何“陷入精神真空。我最后的价值观崩溃了，善良、高贵、美丽都消失了，我的高昂情绪离开了我”。当他的部队向下一个城镇前进时，他能看到地平线上的烟云，“俄罗斯正在变成一个人口减少，烟雾、战火、残骸遍地的沙漠，前线后方的战争更让我感到不安，因为受影响的是非战斗人员。”

希特勒的军队似乎缺乏动力。1943年12月22日，他们的领导人采取措施，更大力度地向他们灌输纳粹意识形态。因此，他在国防军总部成立了国家社会主义领导小组。在那里，他雇用经验丰富的军官(NSFO)，仿效他曾经鄙视并下令消灭的红军政委。在新年的1月7日，他说他们在师级的工作是建立国家领导层和军官团之间的完全一致，因为他希望整个国防军接受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当月晚些时候，他打电话给许多前线指挥官，要求在波森(Posen)进行为期两天的“教育课程”。1月27日，他在总部与他们交谈了两个小时，其目的是让他们达到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标准，并使他们为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甚至可能是同苏联订立某种协定。

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希特勒避免在大众面前讲话。整个1944年，为了适应阴郁的日子和他日渐衰落的领袖力量，元首甚至一次也没有在公众面前露面——尽管他在纳粹党的一次集会上发表了讲话，通过无线广播做过两次讲话。相反，他把自己深埋在地下指挥部的军事事务中，现在他的目光再次转向西方。事实上，早在1941年12月14日，他就已经下令开创一条从法国到挪威的防线，以防从大西洋沿岸的进击。次年8月，他将这一范围扩大到大西洋墙——到1944年6月，最终沿海岸线的防线达2685公里。戈培尔不久前会见希特勒时，元首向他保证，无论进击何时发生，其都将失败。失败一旦发生，就会“加速”英国可能发生的危机，而这反过来又会在那里造成某种情节——比如德国在1918年革命中经历的情景。此外，这一事态的转变可能会使斯大林接受某种形式的和平。

希特勒让他最好的手下隆美尔负责保卫西部海岸线，他们选择了一个稳妥的战略，重点是大力加固那似乎无法穿透的大西洋墙。这项计划期望在海滨阻止敌人，消除那里的威胁。然后，如1915年在加利波利(Gallipoli)的西方盟国所经历的一样。然而，1944年6月6日，西方军队的进攻点出人意料，大西洋墙终究没有阻挡盟军多长时间。盟军建成一个滩头阵地，一个月之内，远征军最高指挥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Dwight Eisenhower)就拥有100万士兵可调遣，其中包括13个美国师和11个英国师，以及1个加拿大师，盟军很快就突破德军的海岸防御进入内陆地区。

德国领导人未能预料到敌人会如此迅速地突破“隆美尔带”(Rommel belt)，因此没有备选计划，也没有足够的海岸外储备。更糟糕的是，他们的战略估算没有考虑到，到1944年中期，盟军空军掌握了制空权——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早在1943年向国会发表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欧洲堡垒”没有屋顶。然而，一旦盟军在诺曼底站稳脚跟，希特勒就绝不仅仅是投降的问题了。他于6月17日访问了在法国被贬抑的隆美尔，欲重新激励他，并轻松地做到了这一点。然后他们制定了另一项防御战略，拖住盟军数周甚至数月。

德军，如希特勒一样，一直防备着盟军登陆。希特勒现在想象着一场迅速“消灭战”的场景，一场新的敦刻尔克战役，就像1940年一样，在那之后，国防军的全部武装力量将部署在东部的一个新的巴巴罗萨，重复1941年的成功。如果他的计划成功了，他们将把一场不可能的双线战争变成两场战争，每一场战争只有一条战线。至少，通过把西方盟国钉在海滩上而击败他们，可能会为与斯大林单独和平谈判的提供机会。与这一思路一脉相承的是，早在1944年3月8日，希特勒就下令沿东线建立一列“堡垒阵地”(Feste Plätze)，从列宁格勒附近的塔林(Reval)向南一直延伸到黑海敖德萨(Odessa)以西。他的指示指出，每一支军队都“允许自己被包围，从而压制尽可能多的敌军”，就像城堡和堡垒在遥远的过去所做到的那样。

就在盟军登陆诺曼底的同时，红军动员了一场名为“巴格拉季昂行动”(Operation Bargration)的夏季攻势。即使是初始阶段的白俄罗斯，也至少有120万红军(不包括游击队员)，巴格拉季昂行动的人数也以3∶1的比例超过了德国国防军，更严重的是，坦克兵力比例为23∶1。该行动最终于6月22日启动，恰逢德国进攻苏联三周年。因此，苏联军队从国防军那里吸取了教训，并为了扩大其在数量上的优势，把重点放在了敌人防线的狭窄部分上。此外，由于德国空军的大部分剩余力量都被西方国家所牵制，苏联空军控制了东部的上空。

在那次夏季攻势中，苏联的进攻一直持续到8月，在此期间，红军和德国国防军的角色与三年前发生了逆转。斯大林的军队现在进行了一场移动战争，就像德国人在1941年所做的那样，而希特勒的军队在1944年不得不仿效当时红军的简单防御态势。1944年8月，一些苏联将军和今天的几位军事专家认为，红军本可以直驱柏林，从而提早结束战争。而它停在华沙前的维斯图拉河(Vistula River)，在那里等了几个月，而德国军队随后在华沙暴动失败中无情地摧毁了波兰抵抗军，这是战争晚期许多悲惨和有争议的事件中的又一起。

历史学家仍在争论“巴格拉季昂行动”中的伤亡数字，但算上它的四条战线和红军250万战斗人员，苏联遭受了惊人的180 040人死亡和失踪，另有590 848人受伤。尽管国防军集团中心的伤亡人数较少，但它无法替补399 102人的损失(26 397人死亡，262 929人失踪)， 109 776的伤员。

在这场大屠杀中，1944年7月，一群德国军官企图暗杀希特勒而结束战争。这些尝试中的高潮是7月20日，克劳斯·申克·格拉夫·冯·施陶芬伯格(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在东普鲁士的元首总部——狼穴安放了炸弹。元首在爆炸中幸免于难，为了证明这一点，他通过全国广播电台上报道，这是1944年截至那时的第一次，报道说：一个野心勃勃、肆无忌惮、罪恶的官员组成的“小集团”试图杀害他和他的工作人员。他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把这一阴谋与1918年底战争结束时在德国发生的情况做了比较。一些共谋者在意识到希特勒没有死之后自杀了，因为他们知道，只要希特勒活着，军事精英们永远不会背叛他们对他的忠诚誓言。盖世太保追查到其他人，并将他们送交人民法院进行羞辱性的公示审判。

对德国舆论的研究普遍认为，刺杀希特勒的企图不受全国60%～70%的人欢迎，其中包括主要教堂的成员。甚至美国当时对德国战俘的调查也得出类似结果。当然，一些前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活动家对政变失败表示失望。但另一方面，也有市民说希特勒从来不够激进，没有触及“反动”的贵族和军官集团，本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来创建一个真正的“人民团体”。

即使第三帝国处于明显的困境，它仍然是危险的。早在1944年6月13日拂晓前，它的飞行炸弹第一次瞄准了伦敦。戈培尔说服希特勒称它们为V-1(意为“报复”)火箭，从而暗示他们只是一系列复仇导弹中的第一批。更大的V-2，虽然开发得更早，于1944年9月8日在伦敦首次爆炸。然而，在虚张声势的背后，戈培尔认识到德国局势的严重性。

不断变化的独裁政权

在暗杀发生后的几天内，希特勒决定通过赋予四位领导人“更多的实权”来重振他的独裁政权，他们每一位都主张采取更激进的战争路线。首先是宣传部长和大众启蒙运动部长戈培尔，戈培尔于1944年7月23日访问了希特勒的总部，不由自主地注意到元首已经“老了”。尽管他没有获得他所希望的全面干涉社会的权力，但这位部长还是很满意于获得了希特勒的一项法令。两天后，他成为全面战争的帝国全权代表，希特勒不情愿地很快同意戈培尔的愿望，关闭所有的剧院、管弦乐队、歌舞厅和其他文化机构。然而元首不愿意听到要停止出售糖果和啤酒，据说是因为士兵们在前往前线的路上需要糖果，而如果国家切断他们的啤酒，巴伐利亚人会感到愤怒。

这前四大领导人中，位居其次的是海因里希·希姆莱，任德国议会党卫军和德国警察局长以及内政部长。自斯大林格勒战役以来，秘密警察(盖世太保)也在希姆莱的指挥下，一直在更积极地追查“长期抱怨者”，收听被禁止的外国电台广播的人，以及那些涉嫌“颠覆军事士气”的人。这些警察官员，其中许多人是从东部凶残的部门调回来的，他们已不像以前那样倾向于对这些疑犯做无罪推定了。从1944年中期开始，盖世太保在科隆或杜塞尔多夫等被炸毁的城市，对那些被视为“激进政敌”的人使用残暴的审讯手段，不顾一切地试图避免类似1918年11月的骚乱。

最高领导层中的另一位是希特勒的副手，阴郁的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他根据需要将自己的理想激进主义注入纳粹党机构，从而加剧了全国各地对激进分子的抵制。希特勒把地区纳粹党头目视为他最忠实的追随者，并越来越多地指派他们在自己的地盘上领导斗争。在鲍曼的领导下，他们从1944年9月1日起成立帝国国防委员会(RVK)，不久即负责动员人民冲锋队。

这支根据9月25日的法律新成立的平民部队称，16岁至60岁能够携带武器的男性，可以被征召到新的人民冲锋队中服役。这是一支父亲军，最终也包括了刚满16岁的男孩，尽管大多数男性都在55岁至60岁之间。这一新的阵形体现了希特勒心目中全民武装的理念。根据他9月颁布的法律，该政权于10月18日宣布了这一消息，这一天正值1813年莱比锡国际战争(Battle of the Nations at Leipzig)纪念日——当年包括普鲁士在内的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击败了拿破仑。然而，尽管宣传鼓吹发动人民冲锋队(Volkssturm)，但它的存在成为走向绝望的另一迹象。尽管有数十万男子和男童被征，但其装备简陋，是一个不堪一击的军事队伍。毫无疑问，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对这些人的动员使控制他们变得更加容易。不只这样，因为许多人迎来了拿起武器对抗侵略者的机会，满怀热情地参与进来。一些队伍参与了看守集中营囚犯和外国工人，以及在爆炸袭击和其他导致他们“使用武器”的任务中保障安全。

阿尔伯特·斯佩尔是四大权力拥有者中的最后一个，通常被称为维持战争机器运转的人。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起，他任希特勒的建筑师。1942年2月，弗里茨·托德(Fritz Todt)意外死亡后，他成为帝国的军备和战争生产部长。在9月20日至22日与希特勒和希姆莱会晤时，他们达成了一项决议，之前斯佩尔和其他人主张将集中营囚犯转移到工业区，而希姆莱此前希望将更多工厂迁往集中营。

斯佩尔赢得了这场辩论，不久，德国各地的军械工厂和其他企业开始在现有工业设施的基础上准备集中营的“分营”，那里的工程师和专家可以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项安排是让党卫军提供基本的衣服、食物和哨兵任务，而公司则负责监督囚犯的工作，并支付他们每天的“工资”——给党卫军的少量津贴。此外，党卫军也有自己的事情，最有名的是采石场，如在弗洛森堡(Flossenbürg)和毛瑟森(Mauthausen)。这一体系是广泛和大众的，例如汉堡附近的新加姆(Neuengamme)营地，在1944年12月顶峰时，控制着分布在86个分营地的46 984人，其中24个是妇女营地。在那一时期，主要营地的人口约计11 000人。尽管盟军轰炸不断增加，斯佩尔仍缔造了种种“军备奇迹”——至少根据他自己的宣传。然而，亚当·图泽(Adam Tooz)在最近的一次重要评论中指出，虽然1942年至1944年期间所有形式的武器生产都有所增加，但这种激增可能并不是一个奇迹，因为这是斯佩尔被任命前经济中释放的力量所致。尽管如此，到1945年初，盟军的轰炸粉碎了这一“奇迹”，因为袭击者可以随意行动，摧毁德国剩下的交通和工业系统。

在国家层面，即使将决策权下放给四大集团——斯佩尔、希姆莱、鲍曼和戈培尔，希特勒仍保留着置于他们所有人之上的最终权力，包括军事统领权。他坚持他的计划，要在西部重拳出击。1944年12月16日，他在阿登山脉(Ardennes)发动了一场出人意料的反攻。如果说它早期成功的消息短暂地在国内战线上激起了希望的话，那么地面上的盟军，很快就在压倒性的空中优势的支持下，继续“膨胀之战”(Battle of the Bulge)。甚至在圣诞节之前，德国的进攻就开始动摇。不到一周，进攻就停滞或失败了，而这一短暂的冒险承受了惊人的高昂成本。虽然西方盟国伤亡惨重，而国防军的数字仅略低，但最大的不同是德国无法派出替补兵力。这一失败表明，将西方盟国赶出欧洲大陆是不可能的，因此，一支日益衰弱的国防军将不得不在西方和东方同时进行防御战斗。

为提升士气，希特勒在全国广播中发表了备受期待的新年讲话，这是他在1944年全年第二次利用无线电武器。他发誓绝不投降，绝不重蹈1918年11月被神话化的“背叛”的覆辙。他在1945年1月1日向德国国防军发表的公告中说，军人们知道他们是在“为生存或死亡而斗争!因为我们面对的犹太国际阴谋的目的是消灭我们”。

希特勒的空军副官尼古拉斯·冯·贝洛(Nicolaus von Below)回忆说，1945年1月1日，德国空军司令戈林把他剩下的1000架飞机集合起来，对西部边境的各种目标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试图用自己的奇迹来开启一个“成功的”新年。然而，飞机遭遇了顽强的抵抗，更糟糕的是，在返回的途中，德国阵地的“友军炮火”击落了许多不可替代的机器，这是由于他们任务的“绝密”性质造成友军的误判。就在一个月后，德国空军绝望地创造了自己的“神风”(kamikaze)飞机——撞击式战斗机(Ramming Fighters)，它可以攻击敌人的发电站或关键桥梁，以阻止入侵部队，飞行员则可在最后时刻跳伞逃出。在4月7日，当第一次使用时，大量载有美国轰炸机的盟军战斗护卫舰击落了180架投入战斗的德国飞机中的大部分。不甘心的戈培尔博士坚持认为，在对这些撞击式战斗机进行了首次试验后，“试验还不能被认为是失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项计划的志愿者(据报道有2000人)比机器还多，而且无论如何，第三帝国像这样的计划已经没有时间实施了。

普通德国市民最担心即将到来的红军。1945年1月12日，在另一次大规模行动中，苏军动用了225万人组成的9个军团，开始了针对整个战线的维斯图拉-奥德(Vistula-Oder)进攻。虽然他们绕过了希特勒的“要塞阵地”，但这些阵地仍然中断了他们的通信，减缓了苏军的推进速度。然后，在2月15日，苏联军队暂停了一段时间，部分原因是德国不顾一切地反攻和如此长时间的长途战斗的压力。红军曾横跨波兰和东普鲁士作战近300英里，现在停在离柏林不到50英里的奥德河边。

一些苏联将领在回忆录中说，当他们返回莫斯科进行磋商时，斯大林告诉他们，德国尝试与美国和英国寻求单独的和平。因此，苏联夺取柏林的目标不可以失败，否则西方列强将估算其价值并夺取这一终极战利品。诚然，在意大利曾有过一些与西方盟国的地区性谈判，但他们绝不会同意与德国单独达成协议，尽管斯大林担心最糟的情况发生，尤其是在攻占柏林方面。至于最高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他估计他们不能阻止红军到柏林去，那是愚蠢的尝试，而这一努力可能会使他们有10万人丧生。直到3月初，在雷马根大桥(Remagen Bridge)的一场激烈战斗之后，盟军的兵力才最终越过莱茵河。到4月1日，他们突破了西格弗里德防线(Siegfried line)，包围了莱茵-鲁尔(Rhine-Ruhr)，俘虏了3200名士兵。接下来，艾森豪威尔和他的战略规划者设想了两个推进方式，一个是向北孤立德国在挪威和丹麦的军队，另一个是向南进入柏林，切断德国国防军可能的最后防线。

按照既定程序，艾森豪威尔将军于3月28日向斯大林发送了一份这一战略的副本，这一步骤需要系统化沟通，并确定双方怎样能够了解对方在做什么。这一信息通过美国驻莫斯科军事特派团传递，不过在3月31日到斯大林手中时，他召回进行磋商的红军领导人已经抵达。他们从苏联情报部门获悉，号称“蒙哥马利领导下的美英司令部”正准备攻占柏林，以便与他们抢夺胜利的果实。这样的阴谋没有发生，尽管斯大林用它来勒令朱可夫(Marshals Zhukov)、科涅夫(Konev)和罗科索夫斯基(Rokossovsky)元帅，让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开动军队先到达那里。

3月31日，埃弗里尔·哈里曼(Averill Harriman)大使和英国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大使在莫斯科向克里姆林宫介绍了艾森豪威尔的计划。他们告诉斯大林，艾克(Ike)说柏林“不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苏联领导人也认为德国首都“失去了以前的战略重要性”。也许斯大林认为美国和英国只是在散布不实信息，尽管他当时说红军只会向柏林派遣“中级部队”时撒了谎。事实上，苏联将发动一场庞大的行动。双方间的猜疑证实了希特勒长期以来对两方政治分歧的预判，尽管东西方分歧只在他和他的政权不复存在之后才浮现出来。

祖国一片混乱

阿尔伯特·斯佩尔在德国西部做了一次短暂的访问，1945年3月14日，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戈培尔：“从经济角度讲，战争已经失败了。”他说，经济最多还能维持四个星期，之后就会解体。为了应对这一严峻形势，希特勒于3月19日发布了一项“尼禄命令”(Nero Order)，摧毁一切对敌人有用的东西，包括所有“军事、交通、通信、工业和供应设施，以及帝国领土内的物质资源”。斯佩尔不愿遵守这个命令，他与希特勒的分歧导致他们的亲密关系破裂。尽管如此，到当月底，斯佩尔修补了一些东西，并设计了另一个计划来重组德国剩余的武器装备。

1945年1月至4月，在戈培尔记录的与希特勒的对话中，元首继续摇摆不定，不确定是否尝试与东方或西方展开对话会更好。他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正如他自1941年底以来所做的那样，要使政治解决方案成为可能，他自己的军队必须在某个地方取得有限的军事胜利。戈培尔对这种犹豫不决稍感担忧，而英美盟军则在几乎没有遭遇反抗的情况下向首都挺进。正当他继续试图让希特勒有兴趣试探和平时，元首坚持认为敌人联盟必须解体。这位宣传部长连日来试图说服这名男子至少在电台讲话，以鼓舞低落的军民士气。然而，即使是最好的宣传也有局限性。其无法在当炸弹每晚都在降落，敌机几乎找不到对手时，还说服人们他们正在赢得战争。希特勒也许认识到了这一局限性，因此对戈培尔认为“不可理解的”麦克风产生了反感。

由于德国境内有770万至790万外国工人(截至1945年)，德国的人文面貌也发生了变化。显然，一方面，从波兰和苏联西部引进这些被官方视为“劣等种族”的男人和女人，与建立一个基于种族的“人民社区”的方案相矛盾；另一方面，这些在工厂、农场或家庭中从事苦力工作的外来者的存在和被污名化，每天都在提醒“优等民族”其自身的特权地位。但无论如何，劳动工人是急需的。

随着解放大军的日益逼近，其中一些外国工人敢于对雇主表现出轻微的“不尊重”。自称纳粹主义意识形态领袖的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Alfred Rosenberg)于1944年7月撤至柏林郊外的一处避难所，他感到忧虑，来自东方的女性“十分坦然地四处走动，有些面色忧郁，有些开怀大笑”。“想想，”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东线崩溃，这些人可能会野蛮地对待我们。”这种担忧普遍蔓延，并在11月1日达到顶峰，当时柏林盖世太保总部授权其地区中心进行“特别处理”(处决)。很快，数百名外国工人因为最轻微的罪行被枪杀或处以绞刑，比如，当他们被发现手里拿着附近一列火车残骸上的一块脏面包时，便被定“抢劫”罪。战争结束时，各种动机驱使当地盖世太保进行狂热活动，尽管他们主要针对外国工人宣泄怨恨。几天后，盟军发现，在新的乱葬岗中留下了(据不同估计)1万到3万名受害者。

警察把外国工人——至少是那些不在农场工作的工人——“隔离”在工厂场地的不同营地里，进行不同程度的压制。这些被带刺的铁丝网和卫兵环绕的地方，与战争结束时也出现在德国的每一个角落的成千上万个集中营的外观并无二致。我们需要将后者与纳粹党卫军在1943年和1944年解散的死亡集中营区分开来，死亡集中营在贝尔泽克(Bełżec)、索比堡(Sobibór)和特莱布林卡(Treblinka)的莱因哈德行动(Operation Reinhard)中，纳粹党卫军犯下战争中最大的屠杀案之后解散。这些死亡工厂杀害了170万犹太人，直到党卫军在1943年10月将它们关闭。直到1945年1月，他们才从奥斯维辛-比克瑙撤离——一个后期最大的屠杀场，大约100万人死在那里。

除了波兰的秘密死亡集中营外，集中营网络和数以百计的分营——其中大部分关押非犹太囚犯，在战争后期像癌症一样在德国蔓延。而1934年10月，集中营几乎全部消失。1936年，希姆莱和希特勒同意保留其中一些，并给他们新的任务。然而，正是在战争中，这一体系才真正得到扩展。尽管看守每个月都要使数千人工作至死，但集中营的总人数急剧增加，到1942年9月，集中营的人数达到了六位数。1945年1月15日的最后一次人口普查统计出714 211名囚犯现在面临着撤离，这一过程后来转变为死亡迁徙，党卫军命令将虚弱的男人和女人转移到未知的目的地。

虽然有些历史学家认为，纳粹党卫军打算杀死所有这些迁徙的犹太人(他们约占所涉人员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党卫军和希姆莱想保留最多的可用的劳动力储备，以备继续战斗。事实上，在1944年的头几个月，希特勒同意犹太人再次进入德国，并在4月，授权斯佩尔在各种项目中使用10万名匈牙利犹太人。更多的人从东部其他地方来到这里，1944年夏末，其中约4万人最终落脚于慕尼黑郊外的分营地，还有一些人后来到其他地方工作，包括远至汉堡北部。这些举动强烈表明，撤离奥斯维辛集中营等地背后的动机是剥削囚犯的劳动，尽管实际上警卫们不断地使犹太人累死。

受到逼近的敌人直接威胁的地区，希特勒下令将其全境人口迁出，在此情形下，难民营也被迫撤离。戈培尔在日记中承认，在一些西部地区，平民拒绝行动，因为没有人听，所以他的领导人的命令是“学术演习”。尽管如此，他在1945年3月26日补充道：“元首是对的，因为我们落入敌人手中的任何人力、物力或经济潜力都将在很短的时间内转变成针对我们的。”与此同时，在斯佩尔与希特勒的谈话中提到的另一个担忧是，当敌军逼近时，释放的或越狱的囚犯可能会引起骚乱。希特勒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供给失败，他们应该“清除营地”；如果没有交通工具，则应该“杀死囚犯并埋葬他们”。

当地研究显示，城市官员和高层实业家有他们自己的动机。例如在汉堡，他们主动开始与党卫军谈判，清理城市和工厂的集中营囚犯，以便在盟军部队到达时向他们呈现更干净的形象。不管驱逐囚犯命令的根源是什么，悲剧是，大约7万人在这一痛苦的过程中丧生。这些不幸的人经常分布在有人居住的地区，因此他们的不幸和可怕的死亡也是第三帝国末日的公共象征。

走向崩溃的“人民共同体”

自1944年以来，祖国早已不再是古老的田园牧歌。1945年2月13日至14日对德累斯顿的轰炸成为所丧失一切的象征，许多人认为这座城市相对安全，因为它本来不是军事目标。估算的死亡人数高达25 000人，这是在盟国之间引起一些讨论的少数事件之一，特别是自从2月18日美国媒体报道了“蓄意恐怖轰炸”以伤害德国士气以来。戈培尔大做文章，将德累斯顿的死亡人数乘以10倍，高达25万人，这一数字随后也在盟军媒体流传开来。最终，温斯顿·丘吉尔提出了温和的抗议，称之为“纯粹的恐怖行为和肆意破坏”。尽管英国首相的保留意见在几年后曝光，历史学家理查德·奥维(Richard Overy)表示，英国对城市的轰炸仍以“明显具有惩罚性质和规模过大”的方式存在。

在这场混乱中，希特勒建立人民共同社团的计划——即所宣扬的“人民共同体”——还留下什么？他在战时的演讲中经常提到这个话题。在1944年1月30日他就任财政大臣周年的演讲中，当谈及那些使他能够抵御来自各方的敌人袭击的成就时，他再次提到这个话题。他自豪地指出他和德国人民共同完成的工作，并赞扬德国革命的包容性(或排他性)方面，以及“在规模巨大的国内清洗和建设方面做出的努力”。他声称，在政权建立之初，这项社会工作是必要的，因为德国“当时自身病得很重，由于犹太人感染的蔓延而变得如此虚弱，以至于在德国国内都很难想象克服布尔什维克的危险，更不用说在国外了”。

随后希特勒把通过“温和而顽强地将以前的阶级状态转变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有机体”“建立德国人民党”——这一日耳曼社区，视为他的最高成就。他断言，这一步骤“使(新的)德意志帝国能够对布尔什维克的所有感染企图免疫。国家社会革命的一个决定性成就是，在今天的这个国度里，每一个年轻的德国人，不论他的出身、财富、父母的地位、所谓的教育等，都可以凭借自己的优点，成就自己想要的”。

他在1945年1月30日的最后一次无线广播中简短地回到了这个话题上，尽管在此前一年，前线的局势明显恶化，但他坚持要寻找某种意义，从他第一次世界大战归来的遥远日子所发生的一切当中寻找。他宣布自由社会秩序和个人主义时代已经衰退，并于1918年结束。他说，人民团体正在取代残余的“资产阶级国家”。更重要的是，正如他现在所回顾的，当他在1933年上台时，一场与“犹太-亚洲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激烈斗争已经在激烈进行，就像一场抗疾病的斗争，如果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进行了一场“巨大的经济、社会，以及文化重建”，德国早已断送于它。在他试图鼓舞士气并为自己的失败辩解时，他的演讲表明，尽管在当前战争中降临到这个国家的不幸很可怕，但如果财阀布尔什维克(plutocraticBolshevik)阴谋得逞，苦难和混乱将无限恶化。

尽管许多早期的历史学家普遍强调，恐怖对保持国内战线不屈服于盟军攻击至关重要。但最近，与此相反，尼古拉斯·斯塔加德特却坚持认为，恐怖从来不是人们坚持下去的唯一的、更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战争仍然是合法的，也许不仅仅是纳粹主义本身。当然，这些平民和士兵在保卫国家的过程中，也确实帮助维持和检验了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专政，并使其继续发挥作用。

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国防军军官，奥古斯特·托佩尔维恩博士，一名非纳粹分子，其日记在不久前被发现，日记阐释了坚持战斗的意愿，因为在1944年底，他对自己十几岁的儿子被征召入伍表示乐于接受，他还希望他的妻子以某种方式服役。“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圣诞节，”他在12月22日写道，“防守上，全民武装，男人和女人，年轻的男孩和女孩!到处都是前线，外面还有家里!毋庸同情!”6天后，他指出，一场军事灾难即将来临，德国必将遭受可怕的惩罚。然而，尽管如此，他并没有责怪元首，因为“除了他没有人有勇气采取行动”与正从东方越来越逼近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对阵。

尽管许多历史学家坚持认为希特勒未能建立新社会，但盟军在战争期间秘密记录的一些德国战俘的情况似乎反映了不同的状态。英国一位被俘官员这样说：“每个人都为共同事业而工作的原则——实业家的这一想法，实际上是德国劳工所代表的资本和其他资本的受托人，所有这些听起来都很容易，但以前没有人做到。”事实上，历史学家诺伯特·弗雷(Norbert Frei)曾表示，在1933年春天以及用于消除党派和工会的暴力之后，新政权开始认真而系统地努力争取“德国工人”，“不久这些努力就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最近，德国作家马克西姆·里奥(Maxim Leo)在与祖父母交谈，并阅读家庭日记和信件后，用一句话总结了他的家族史：“希特勒让小人物大了，让大人物小了。”

社会趋于平等从来没有走那么远，第三帝国在其短暂的存在过程中几乎不可能抹掉以前所有的社会阶级、态度和风俗，更不可能建立一个乌托邦社会。尽管如此，从心理上看，似乎这个国家的许多人还是感觉到新的曙光即将来临，至少在胜利的岁月里是这样。的确，在战争期间，腐败和偏袒已成为惯例，特别是在被占领地区，尽管这种剥削所得的一些收获——如从犹太人那里偷来的货物，已流落到国内的普通人手中。我们应该注意到，新社会从来没有追求完全平等的目标，因为未来的田园牧歌将只面向健康的德国人，而体弱多病的众多的社会局外人将面临无情的淘汰。

任何关于家庭阵线如何应对战争后期大规模破坏和死亡的解释，都必须考虑到公民参与多种形式自我救助组织的意愿。虽然盟国希望打击民众的士气并使其与政权疏远，但轰炸促进了民众对自我保护组织和机构的参与，而政权本身认为这些组织和机构是将新社团团结在一起所必需的。事实上，德国学者迪特马尔·苏斯(Dietmar Süss)最近提出假设，防空洞可能有助于将“人民共同体”转变为一个真正的民间(vólkisch)社区，因为它们包括所有的“种族同志”——不分老幼，尽管他们显然拒绝任何犹太人加入——他们可能仍在德国，以黄星为耻辱标记。

我们也可以在那个时代的日记中，包括约瑟夫·戈培尔的长篇日记中，在一定程度上追踪这些发展。他写下了军队和人民士气的失落，特别是在1945年3月美国人开始跨越莱茵河之后。源源不断的报道谈及对战争的厌倦，考虑到持续不断的空袭，乃至现在几乎毫无抵抗，他对此深为理解。3月20日，当一名党务官员要求用新的论据来唤起人们对胜利的希望时，戈培尔至少在他的日记中承认，他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几天后，另一位地区领导人向他解释说，人们“被敌人数月和数年的空袭折磨得筋疲力尽，他们宁愿结束这种恐怖，而不要身陷无休止的恐怖”。一些政党领导人不能(或不愿)听从希特勒一再的命令而撤离靠近西部战火地区，因为市民顽固地拒绝离开他们的家园。不管是党内成员还是其他人，他们相信在自己所在的地方而不是在已经受到红军威胁的东部，可以得到更好的待遇。因此，社区与独裁政权之间的团结纽带不可避免地出现裂痕。此外，当敌军士兵出现在一个城市、城镇或村庄前时，当地居民、知名市民和工场主——其中一些是忠诚的纳粹官员或市长，请求国防军撤退，以使他们的家园或企业免遭破坏。当党卫军、盖世太保或军方遇到这样的异议时，他们通常会毫不留情地加以镇压。

在地面上，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在一个地方，国防军在无望的胜率下奋力杀戮；在其他地方，有人扔掉武器，不战而降。在战争的最后5个月里，有154万名国防军死亡，也就是说，在最后一次绝望的战斗中，每天大约有11 846名国防军士兵(包括战俘)死亡。此外，在战争的最后17个月里，盟军释放了他们战时炸弹的四分之三，此时的死亡人数占据了总轰炸死亡人数的将近三分之二，最新估计在35万到38万人之间。这些死亡大约80%是德国平民，这意味着战俘、外国工人或集中营囚犯等其他人数也相当多。

当局动员了无处不在的纳粹党街区和牢房领导人，并敦促他们定期探访家庭，不仅是为了狭义上的监督，而且是为了帮助被炸毁的人，安慰寡妇、受伤的士兵等。随着前线局势的不断恶化，柏林下令在国内前线实施更彻底的恐怖行动。例如1945年2月15日，德国司法部设立了新的军事简易法庭，向任何可能危及士气的人施以严厉的惩罚，例如“掠夺”。3月9日，当局建立了新的“军事飞行法庭”，使得执行死刑的速度甚至更快。其中一次判处了50多人死刑。在美军抵达梅因州泽林根(Zellingen am Main)的前几天，将一名备受尊敬的当地男子吊死在家门口。在其他地方，受害者包括那些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生命或财产损失而胆敢试图弃城的人。另一个失败的公共象征是因被指控玩忽职守而被处以绞刑的士兵或纳粹党魁。4月，希姆莱甚至命令国防军，任何人胆敢出示白旗或床单，即当场射杀其家中的所有男子，并烧毁他们的家。

我们可以在战争结束时重建这些日常的生死故事，特别是德国人对德国人的恐怖活动——主要是利用1945年后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进行的许多审判所收集的证据。阿姆斯特丹国家社会主义犯罪研究基金会在其第63卷丛书《德国关于国家社会主义杀人罪的审判判决》中公布了无数此类案件。在我的书《支持希特勒：纳粹德国的同意和胁迫》中，我使用了其中一些材料来展示人们是如何经历越来越反复无常的恐怖的。如果说在和平的6年里，警察主要针对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社会局外人和犹太人，那么在最后的6个月里，没有人是完全安全的，无数的地方官员遭到了恶毒的打击。

平民对战争失败的反应多种多样。例如，在德国西部，1945年3月下旬，锡耶堡(Siegburg)的妇女在市政厅前示威，要求军队放下武器。随后，在一些小镇如奥切森福特(Ochsenfurt)，以及第二个月在温德斯海姆(Windsheim)和热罗则芬(Gerolzhofen)，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在特洛辛(Trossingen)，当地纳粹党魁走得更远，拒绝建立“人民共同体”，或执行希特勒的尼禄命令，该做法意味着他们将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前程。相反，一方面，他们和其他人一起，与德国和法国军方谈判和平移交该镇；另一方面，在不远处的海德堡，妇女和女孩、男孩、老人及医院的病人甚至拿起武器对抗西方侵略者。

在民主德国，斗争更加令人绝望和严酷，最迫切的动机是尽一切可能阻止红军及其强奸、抢劫、掠夺等行为。在这里，军人、党卫军、纳粹党、人民冲锋队或地方行政人员自己组成法官、陪审团和执行官，他们不仅随意枪杀或绞死明显的敌人，如逃犯，也用同样的手段对付自己的人民，而且只因最轻微的理由。例如，1945年4月，在德累斯顿以东的一个村庄被波兰军队短暂占领时，一名德国人曾担任翻译。波兰人撤退后，人们返回，把他当作一个想当然的“叛徒”，然后，党卫军处决了他。与此同时，在柏林，平民们将另一名翻译宣布为“间谍”，并以同样方式对待他。

以下是最近公布的战后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进行审判的几个例子。在第一个审判中，我们看到1944年底和1945年初全国各地集中营囚犯和战俘迁徙的一些细节。其中几个在1945年4月的头几天通过了弗兰肯汉(Frankenhain)。一个战后法庭听到说，当任何一个不幸的人试图逃跑时，党卫军看守就向他们开枪，尽管有些人逃走了。一名当地男子，一名33岁的工人和自豪的南非人发现，其中5名(男性)穿着泄露(他们身份的)营地服装。他得到了另一个南非成员的帮助，一起把5个筋疲力尽的逃犯放在一辆马车上，把他们带到一条河边，一枪打死一个。这一地区的另一个例证是1945年2月，臭名昭著的党卫军奥托·斯科尔泽尼(Otto Skorzeny)领导的一个“飞行法庭”在奥德河畔的施威德(Schwedt)镇上聚集，至少10名国防军成员因拒绝战斗而被枪杀或绞死。“法庭”还在眨眼间决定处决克尼斯伯格(Neumark)市长，他显然是在没有允许离城的合法证件的情况下出现在了施韦德。斯科尔泽尼希望当地(年老的)警察执行这项任务，并提供一场“教育”，这意味着一场蓄意制造的可怕的公开绞刑。一名路过的士兵在日记中指出，除了市长外，他们还处决了一名负责克尼斯伯格机场的空军将领——被控没有保卫它。同样的命运降临在4名士兵身上，他们的尸体都要在原地吊上好几天。这些情景发生在民主德国，尽管随着文明纽带的瓦解，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这些战后的司法案件揭示了似乎无限多样的谋杀和混乱，许多事件都出乎人们的想象，因为残余的宗教教义和社会风俗崩塌了。

最后一个来自东部的案例是自杀。这在党内的知名人士中很普遍，但在外省份，普通民众也不乏自杀的。于是，1945年5月初，在威斯玛(Wismar)正南的施韦林(Schwerin)的一个小村庄，一个有4个孩子和两位祖父母的家庭因不想落入即将到来的红军手中而决定自杀。男人们把他们的亲人带到附近一个湖边，不顾孩子们的反抗，溺死了他们，之后这些人却最终决定不自杀了。回到村子里，他们把失踪家庭成员的遭遇归咎于苏联军队。几年后警察才清算这些罪犯。

平民自杀率几乎不可能计算，尽管最触目惊心的集体自杀场景发生在东部，特别是在德明(Demmin)——今天的梅克伦堡-沃波默恩(Mecklenburg-Vorpommern)的一个小镇。那里有多达900人甚至更多的人，特别是妇女，在1945年4月30日一路劫掠的红军到来之前或之后不久自杀。事实上，苏德前线的其他几十个地方也记录了类似的大规模自杀事件，每起自杀都夺去数百人的生命。如同是在一种大规模的流行病中，处于一种“情感的狂热”中，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杀。有些人只是绝望或猜测斯大林的军队很快就会控制他们的城市或城镇；特别是妇女不能再面对强奸的灾难，而像玛格达·戈培尔(Magda Goebbels)这样与丈夫住在柏林地堡里的人说，她不想生活在一个没有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1949年的一本关于“数字柏林”的手册将首都柏林在战争后期的自杀人数定为7057人，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数字太小了。苏联人一到，所有的平民都得自食其力，因为红军士兵出于报复和其他各种动机，对妇女犯下了难以言喻的暴行。想要了解更多的人，应该从那时最令人悲惨的一份文件开始——由柏林一位匿名人士写的：《柏林的一个女人》(A Woman in Berlin)。

战争的不可估量性

即使在看似不可逆转的战争浪潮中，希特勒也开始相信某种奇迹。比如他的一个主要敌人的死亡或敌人同盟的解体，就像普鲁士有名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大帝(1712—1786)时期，七年战争期间所发生的那样。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突然去世，阿尔伯特·斯佩尔后来报道了希特勒的欢欣，病态的元首给他看了一张剪报：“给你，读吧!”他接着说：“你从不相信，但它就在这里。”他结结巴巴地说，“有我一直预言的奇迹出现了。谁是对的？战争没有失败。读吧!罗斯福死了!”戈培尔，甚至一些顽固的将军都相信，正如沙皇伊丽莎白(Tsarina Elisabeth)的去世拯救了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the Great)一样，现在命运终究会拯救他们这一方。

地堡里一名稍微更可信的目击者对这件事的记忆似乎有所不同。空军副官尼古拉斯·冯·贝洛回忆说，当戈培尔对罗斯福死亡的消息喜出望外时，希特勒没有表现出很大的乐观，而是更加冷静，虽然他没有否认“他的死可能会对我们产生政治影响”。尽管如此，他们对老敌人命运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然而，即使是他们转瞬即逝的希望，也表明希特勒不想失败，更不用说他是有意的，或者说是他“精心策划”要失败的。维也纳很快沦陷，就在鲁尔战事爆发不久，不到一周，红军就开始了对柏林的最后进攻，在那里，他们继续面临激烈的反抗。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希特勒和他的行动所奉的使命。尽管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绝大多数人怀着不同程度的热情接受了其中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而且他们一直这样直至战争年代。在同样的程度上，许多人都有为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的雄心壮志，为了建立一个基于种族的“人民共同体”，许多人准备好接受排斥不受欢迎或鄙视的社会局外人的做法。至少，他们赞同把犹太人“赶出去”，有些人冲进来收拾犹太人走后留下的战利品。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可能是正确的，他认为当局表现出“对民众支持种族灭绝的程度感到不安”，尽管希特勒和戈培尔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说到他们想做什么，但没有说明具体细节。当然，大屠杀不仅仅是关于德国的行为，因为反犹太人十字军在欧洲各地发现了大量的热心合作者，特别是在东方，那里发生了大部分屠杀案。

在最后的几个月里，希特勒偶尔为“配不上”的国家大发雷霆，他用达尔文主义的社会术语谴责他们的命运活该。然而，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回忆这位领导人一生对德国一切事物的英勇追求，或是瞥一眼20世纪30年代的节日里，在狂热的人群中，这位耀眼的元首的照片。这些照片传达了一种压倒性的印象——一种热爱的关系，在最后变得不堪。如果说希特勒不是德国国家主义者，未免太夸张，因为从他年轻的时候起，这位未来的领导人就满怀激情地相信泛日耳曼统一，而且他坚持这种信念一直到他的末日。

进入1945年4月和5月，德国境内相对较少的人将失败视为不可避免，因为在通往终点途中的每一个阶段，在军队、纳粹党、党卫军中，或是民间志愿者中，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把事情拼凑在一起。他们的情绪(受刺激)无疑是黑暗的，尽管他们的态度是要继续下去的。他们不顾失败或仓促撤退，不管轰炸和破坏有多严重。一些平民和士兵是出于对报应的恐惧，担心红军发誓要报复，对盟军轰炸的仇恨，或是因为纳粹政权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公然实行恐怖统治。一些人投降了，挥舞着白旗，还有一些军队扔掉了武器，这也是事实。这和匈牙利最后的情况没什么两样，整个党卫军装甲部队没有战斗就投降了。然而，如果低估了德国坚持自我牺牲精神的大量证据——无论是以事业的名义，为了国家、为了家乡，还是为了对当前敌人“做正确的事”，那都将是错误的。

4月16日，苏联开始了对柏林的最后进攻，在人数和武器上都远远落后的情况下，苏联派出了大约150万人的军队。统帅朱可夫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都反复坚持需要尽快到达首都，以颠覆西方盟国可疑的阴谋——某些盟军部队抢劫红军的胜利。因此，苏联军队为了尽快占领柏林，再一次造成了不必要的大量伤亡，单从4月16日算起，根据苏俄的消息来源，造成红军伤亡352 475人，其中有78 291人丧生。

阿道夫·希特勒，现在过早衰老，身体虚弱，只能躲在柏林地堡里，向他最后的军事会议保证，如果他们能坚持住，英国人和美国人可能会看到，只有在德国的帮助下，他们才能抵御苏联的威胁。4月25日，希特勒在与戈培尔的谈话中坚称，或者，如果斯大林看到西方国家对柏林激烈防御的反应，他可能会意识到他不会得到他想要的欧洲，因此可能会试图与德国人达成协议。这两个人还相信某一方会真的同意对话吗？海因里希·希姆莱自1945年2月以来一直试图与西方盟国展开谈判，直到他最终提出保证投降。4月29日，当希特勒听说英国广播公司广播了希姆莱这些尝试的消息时，他立即将曾经的“忠诚的海因里希”逐出政党和所有国家机关。此前几天，当听到戈林在贝赫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的一个遥远的山中栖所，企图抢夺德国领导人宝座时，他对戈林做了同样的事情。

事实上，许多纳粹高层企图逃跑，有的被抓获，如希姆莱和戈林，被抓后自杀。其他高级官员预料或效仿希特勒的自杀，41个政党地方长官中有8个，47个党卫军和警察高级领导人中有7个，以及军队中大约十分之一的将军都这样做了。

4月份，当美国第一军的士兵在托尔高(Torgau)附近的易北河岸边与红军乌克兰第一军的成员会面时，纳粹高层对他们事业的信念烟消云散。军队非但没有像希特勒和其他人所希望的那样双方战斗起来，反而像有着共同事业的同志们一样庆祝。4天后，为了在最后一次绝望的斗争中找到意义，他递了一个口信给鲍曼：“由于我们士兵的牺牲和我本人与他们之间至死不渝的亲密关系，这颗种子有朝一日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德国历史上发芽，并带来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光荣复兴，从而实现真正的民族共同体。”这样的话对当时的大多数德国士兵来说意义不大，对4月30日接近希特勒柏林总部的红军来说更是毫无意义。那一天，在15点20分到15点25分之间，他和新妻子伊娃·布劳恩(Eva Braun)回到他的办公室，自杀了。24小时后，戈培尔和他的妻子玛格达(Magda)毒死了他们的6个孩子，然后自杀。

希特勒在1945年4月29日凌晨4时写下的简短的《政治遗嘱》(以下简称《遗嘱》)中，两次重申，他没想在1939年与英法开战，也没想在1941年与美国开战。他在1939年波兰冲突爆发后3天就提出了一项协议，他声称这项协议失败是因为“英国政界的领导阶层”，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国际犹太人组织的宣传”。《遗嘱》再次陈述了他臭名昭著的“预言”：如果“犹太人”发动另一场世界大战，将会发生什么。他说，与1914年至1918年战后不同，这次“真正的罪犯”将不得不“为这一罪行赎罪”。《遗嘱》的最后两行写道：“我首先责成国家领导人和他们手下的人严格遵守种族法，无情地反对犹太人。”

即便在希特勒死后，与德国和解也变成一件复杂的事情。东西方的利益冲突和野心为欧洲的大结局增添了色彩，并导致了两次签约仪式。在第一次仪式上，武装部队高级司令部作战参谋长乔迪(Jodi)上校于5月7日凌晨2点41分在法国兰斯(Reims)与四个盟国的代表签署了军事投降书。停火将于次日23点01分生效。5月8日，当未经授权的新闻泄密披露这一消息时，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领导人选择宣布胜利，因此，全球各地的民众都疯狂庆祝，而苏联没有这样。

斯大林为有次要成员参与这一仪式感到愤怒，他还声称，该文件只是“投降的初步协议”。事实上，苏联代表是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苏斯洛帕罗夫(Ivan Alexeyevich Susloparov)将军，他只是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红军联络官，而美国将军沃尔特·贝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代表艾森豪威尔将军与法国证人弗朗索瓦·塞维兹(Frangois Sevez)少将签署了协议。

这位苏联领导人要求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一个更正式的仪式，战败国家的最高军事人物和自己的指挥官出席仪式。这将是历史上一个不可磨灭的标记事件，展示苏联作为德国战败的主导力量的合法地位。因此，5月8日，艾森豪威尔的副手亚瑟·泰德(Arthur Tedder)爵士率领的3名西方盟国代表会晤，会晤地点在卡尔肖斯特(Karlshorst)——朱可夫元帅位于柏林的总部。很快，3位德国武装部队领导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由国防军最高司令部司令凯特尔元帅率领，他从遥远的弗莱恩斯堡(Flensburg)飞来北方，那里是德尼茨(Dönitz)上将领导下的德国政府的所在地。那个纸面政权一直似有似无，直到5月23日不光彩地向盟军投降。

西方不确定该如何报道柏林发生的这些重要事件。尽管如此，《纽约时报》以及朱可夫和其他在场人员〔如美国将军约翰·R.迪恩(John R. Deane)〕的报道一致认为，在苏俄对文本的谨慎造成一些延误之后，5月9日午夜过后不久，3名德国军官进入大厅，这一程序终于开始。

证人和参与者相继“签约”，从凯特尔的第一个签名开始(从0点15分到0点28分)。这份文件有9份，俄文、英文和德文各3份。除了凯特尔，其他德国签署者有空军的斯顿普夫(Stumpff)上校和海军的冯·弗里德堡(von Friedeburg)上将，他们代表德国国防军最高司令部签署了协议。朱可夫元帅代表红军最高统帅与空军元帅特德(Tedder)代表盟军远征军最高统帅签署协议。最后，美国的卡尔·安德鲁·斯帕茨(Carl Andrew Spaatz)将军和法国的拉特尔·德·塔西尼(Lattre de Tassigny)将军作为证人加上了他们的签名。

这位法国将军对整个议程做了精细的记录。当他们结束时，他清楚地注意到，“凯特尔站起来，用指挥棒敬礼”——不为胜利者认可的一种礼节——然后带着他的随从离开了。那是5月9日0点45分。朱可夫元帅的说法是，仪式在0点43分结束。无论斯大林的意图如何，5月9日成为俄罗斯每年庆祝的“胜利日”，直到今天。

一些历史学家坚持认为第三帝国是“自毁”的。著名的德国军事专家伯恩特·韦格纳(Bernt Wegner)甚至认为希特勒“策划”了这场1942年起他就知道的正降临的失败——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这一争论将继续下去，尽管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和美国庆祝胜利之后，1945年4月下旬在托尔高会晤时，仍有数千名德国人在挣扎。事实上，就在沿路，国防军、党卫军、纳粹党、地方政府的成员，以及自愿行动的平民，仍在杀害逃犯、外国工人，以及国防军的逃兵，以便继续战斗或阻止任何溃败的迹象。战争的结束，与其说是德国自毁的结果，不如说是世界上得以留存的大国们的决心和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为了终结第三帝国并摧毁其形成思想，毅然决然地与之战斗，付出了鲜血及经济上的沉重代价。

译者致谢

《牛津第三帝国史》的英文原版是研究第三帝国的经典著作。其语言之考究，史料之详实，逻辑之严密，令人爱不释手。能有机会翻译这样的作品，实属幸事。

于我而言，《牛津第三帝国史》是一本有温度的书，正如这次翻译机会，也是带着温度而来的。2019年，时任我校科研处长的郑承军教授，为提高我校教师的科研水平，以其丰富的经验和精准的眼光，经过考量和挑选，为我们争取到这套国外经典作品“牛津欧洲史”的翻译机会。对于这份温暖，我一直心怀感恩。

欣然领命后，我开始筹备翻译这本书，工程过半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新冠疫情打乱了我原本的翻译计划。2020年春节，形势骤然变得非常严峻，我被迫从山东火速回京，开始另一项紧急的工作。我们团队满怀爱国热情，快速投入工作，没承想中途我突然病倒，一病就是三个月。就这样，在疫情笼罩之下，我度过了有生以来最艰难的日子。

听闻我情况的韩芳老师，热情承担了后半部分的翻译工作，她细致严谨，让我感受到合作的愉快，收获满满。好友马辉和盖梦丽雪中送炭，挤出时间帮我审校译稿。我的研究生张红和顾梦洁，协助校对和查证资料，成为我最有力的帮手。此外，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个人。鉴于这本书涉及很多德国历史以及第三帝国时期特有的文化背景和史料，我需要不时地请教德国语言文化专家朱小雪教授。朱教授当时一边要值夜班，一边还要照顾家人。但即便如此，他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帮我翻译德语词汇，白天还多次就文中的细节，给我上德国文化课，每次都讲得酣畅淋漓!在不堪回首的庚子年，在病中只能靠在床上做翻译的艰辛时期，我却收获了人间最值得珍惜的温暖情义!衷心地感谢他们!

我热爱翻译，文中各处都尽心去一一查证，但由于身体状况，最后的一段工作，确实是力有不逮，若本书仍有未尽人意之处，请读者们海涵。粗陋和不当之处，求教于方家，还请不吝指出。

马诗远

2021年2月23日晨于北京

目录

编者前言

第一章 罗马帝国地中海地区的变迁，400—900年

第二章 黑暗时代的北方世界，400—900年

第三章 中世纪盛期的欧洲北方社会，900—1200年

第四章 欧洲北方入侵地中海地区，900—1200年

第五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地中海地区，1200—1500年

第六章 北方的宫廷与城市文明，1200—1500年

编者后记

大事年表

编者前言

西方文明创生于中世纪欧洲。对置身于现代欧洲和美洲的我们来说，那些习以为常的、已被输出到全世界大部分地区，以至于我们无可摆脱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在中世纪便已被注入我们祖先的心智之中。400年到900年之间，那个黑暗时代的人口迁徙和新制创设引发了崩溃与重生。自1500年以来，我们的文明再也没有经历过任何足以与之相比拟的巨变。因而，我们的文明再也没有出现类似在900年到1500年间成长起来的那样一种簇新的生活方式和心态，那是一种围绕着大教堂和大学、国王宫廷和商业城市发展起来的新文明。

在托马斯·阿奎那的时代，大多数欧洲人今天所生活的城镇和乡村就已经存在了，这些地方大多位于13世纪建设的教堂附近。这些城镇和乡村的存在，尽管只是历史演进的一种简单的外在标志，却显示了历史在更深层面上的延续。欧洲近代民族国家是由法兰西的腓力二世和英格兰的约翰这些国王建立的君主国家所衍变而来的，民主的政府形式是以代表制度和同意原则为基础的，起源于13世纪的等级会议。人民主权的观念最早出现在14世纪学者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的著述里，他了解当时意大利公社的情况。我们经营商业和银行的方法则来自佛罗伦萨的佩鲁齐家族和美第奇家族。现代的学生所获得的学位在中世纪的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就已经存在了，他们所学习的课程也是由中世纪大学的学科发展而来的。我们的历史著作和小说直接由莱奥纳尔多·布鲁尼和乔瓦尼·薄迦丘的作品发展而来。困扰我们的、在自然界的物质世界与宗教和道德的精神世界之间的界限，源自阿奎那的二元论。在他生活的13世纪，教宗与大学同国王与议会对抗，而经院神学家则在努力调和亚里士多德与《圣经》这两种权威。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自己的传统，那么西方文明自中世纪以来的新生和延续，就使得那个时代显得对我们极其重要。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描写过去和现在有何不同，这比描写古今的相似之处要更加困难一些，不过不了解那些差异，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往昔社会的形态和变动。大卫·惠顿在本书的章节是从介绍12世纪德意志大贵族“狮子”亨利所处的世界开始的。在这位贵族的世界里，政治制度的特点是重视家族关系和借助宗教获取合法性，与我们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爱德华·詹姆斯在本书更靠前的一章里谈论了东盎格利亚的雷德沃尔德和高卢的达戈贝尔，他们的王权与现代政府的差异就更加巨大了。在其他的章节里，我们会读到卡塔尔派和胡斯派的历史，这些中世纪的非正统派与我们今天见到的一些宗教虔敬人士有相似之处，不过他们也有一些对我们来说神秘难解的特征。为了把握一个遥远时代的特点，在古今之间，我们既需要注意到由于人性相通而导致的共同点，也需要注意到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思想传统所造就的明显差异。比起古代的中国和印度，中世纪欧洲对我们来说不是那么难于了解，不过要解释那个时代还是相当困难的。中世纪骑士热衷于骑马征战的生活和宫廷的社交，中世纪的隐修士则热衷于整日的祈祷和追求与世隔绝。他们呈现的各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在我们看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

我们现在能够重建的中世纪世界的情景主要是以过去一百年中的研究和重新思考为基础的。我们完全不再认同吉本或者司各特对中世纪的看法，前者轻蔑地把它说成是迷信的时代，后者醉心于赞颂哥特式文化的浪漫。我们现在对那个时代的看法一部分来自大量印刷出版的中世纪文献，包括记述历史事件的编年史。它们的编辑工作是由《德意志历史文献集成》的编者们开拓的。这些文献还包括英国古文献学会和其他机构出版的系列丛书，譬如其中的诗歌，以及英国公共档案署和类似机构公布的政府和法庭文件。现在我们能够轻易找到大量已经出版的中世纪文献，一个学者即使花费几辈子的精力也无法读完这些材料。

同样重要甚至也许更重要的是，审美观和研究角度的变化让我们更透彻地了解了中世纪。梅特兰等学者的著作采用了一种类似人类学的方法，试图勇敢地把握对不发达社会的种种假设。他们的研究工作帮助我们拓展了对中世纪的村庄和它的领主、对中世纪的法庭和土地关系的理解。在亨利·德尼夫勒和弗兰茨·埃尔勒的影响下，对宗教富有热情的学者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改变了我们对中世纪大学里神学和哲学的认识。就民族迁徙的情况而言，我们所能展示的情景不仅出自几部记事简单的编年史，也依据无数考古发掘的成果，我们因为这些考古发现得以整理出大量文物和居民遗址。晚近的经济史学者让我们了解了中世纪人口史的新进展，不仅让我们知道了1000年到1300年间人口的极大膨胀——这不仅使农村地区人口充足，而且促进了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让我们了解了1315年饥荒、1348年黑死病以后人口的持续减少。过去我们对中世纪世界许多方面的认识是模糊的，而现在因为学者们在研究上做出的巨大努力而变得十分清楚了，譬如拜占庭帝国、十字军运动、早期的方济各修会、意大利的商业、胡斯派。我们现在对中世纪欧洲的了解可以算得上是有深度且相当精确的，这在19世纪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部著作所描写的欧洲史是按照以下原则来组织章节的：我们试图区分地中海地区和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以北的欧洲北方。这当然不是一个理想的区分。在400年，高卢的罗马化要比北方其他地区更加彻底。而在800年，查理曼帝国不仅包括高卢，也包括意大利的部分地区。前往圣地耶路撒冷的十字军征伐主要在法兰西和诺曼底得到支持。西方的基督教共同体形成于12世纪以及此后的时期，包括欧洲的北方和南方。各地区的同一性体现在它们都接受教宗的权威，并因为下列因素而得到加强：法兰西和意大利的大学之间的相互交流、法兰西对那不勒斯和圣地耶路撒冷附近地区的征服、意大利的国际贸易网络，以及作为学术和外交通用语言的拉丁语。在某种意义上，中世纪的历史就是欧洲文明的重心由阿尔卑斯山以南地区转向以北地区的过程。如果我们寻找400年时文明的中心，我们也许会选择罗马或者君士坦丁堡；至于稍后的文明中心，我们会选择巴格达或者科尔多瓦。而到了1300年，欧洲西北部、法兰西的北部、低地国家、莱茵兰地区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这里经济富庶，有着繁荣的农业和纺织工业；这里有大学、教堂、方言文学、诸多领主和城市权力中心的存在，因此思想和艺术丰富而深邃。

但这样一种南北的分界还是很有用的。地中海地区在某种意义上始终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区域，在中世纪早期尤其如此，当时的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势力范围基本不触及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以北的地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的思想和艺术的高度发展对北方地区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其根基之一还是意大利的独立城市，而北方是没有这种城市的。组成其根基的其他元素是地中海区域的贸易以及意大利人在记忆中对罗马的热爱。地中海区域与北方的差异把逐渐形成的西欧分割成两个部分，同时又为我们安排中世纪的讲述提供了方便。

托马斯·布朗在本书第一章里说明了，尽管查士丁尼曾经努力振兴罗马帝国，蛮族和穆斯林的入侵还是急剧地促成了罗马的衰落，而社会和经济的变化以及基督教的发展则较为缓慢地推进了同一进程。爱德华·詹姆斯讲述了蛮族迁徙、基督教传播和查理曼恢复西方帝国的努力，讲述了维京人入侵对这一努力的打击，以及在这些事件造成的迷茫混乱中阿尔卑斯山以北诸王国的形成。大卫·惠顿的章节涉及公元900年以后北方世界的新扩展。他谈到骑士阶层中出现的新生活方式、新的修道团体，以及主导当时社会的德意志国王和王公、法兰西的国王、英格兰的诺曼统治者和安茹统治者。在这一章里，我们注意到我们今天看到的欧洲开始出现了。罗斯玛丽·莫里斯描写了中世纪盛期拜占庭和阿拉伯帝国的衰落、北方欧洲人在十字军运动中向南的扩张、诺曼人在意大利的征服活动，以及西班牙的再征服运动。彼得·登利概述了中世纪最后几个世纪里地中海周边地区国家和民族的复杂变动，此时在意大利北部城市中出现了思想和文化的辉煌成就，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文艺复兴。最后，马尔科姆·韦尔把我们带到英法百年战争期间的欧洲北部，这场战争还涉及了勃艮第的瓦罗亚公爵和佛兰德斯城市。他令人信服地指出，尽管这一时期人口暂时下降，世俗文化依然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被称作北方的文艺复兴。如果我们试图发现当下欧洲文明一些最明显的特征，我们可以寻找的地点是这个时期的巴黎和布鲁塞尔的宫廷，以及佛兰德斯和托斯卡纳的城市。

文明中心在中世纪由南方转移到北方、由东方转移到西方的过程涉及罗马、拜占庭和阿拉伯帝国的变迁。这些帝国虽然拥有广阔的疆域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仅仅具备相对薄弱的控制能力。而在西欧，我们见到的是一些组织更加严密、特点更加鲜明的小国。现代欧洲人在思考古代世界的时候倾向于注意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城市，忽略比较大的国家，因为前者所代表的古代社会与中世纪在意大利和低地国家出现的最为接近。罗马、拜占庭和巴格达的“世界帝国”衰退了，接着出现的是西欧的多种政治力量，它们的复杂性是很难描述的。皇帝和教宗的政治诉求和成就令人印象深刻，他们试图在中世纪盛期主宰西方的基督教社会，重新建立一个“世界帝国”，但是欧洲从来没有真正地向他们臣服，也没有真正地向任何一个专制的权力中心屈服。在欧洲，即便是一个范围有限的地区也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也就是说，中世纪历史给我们最突出的印象，是权力和财富分散到无数的中心，它们互相竞争，扩展到多个不同的、预想不到的方向，让人感到异常地具有活力和创新能力。政治权力分散得最彻底的地区，譬如托斯卡纳、低地国家和莱茵兰地区，也许是最有创新力的。政治权力的分散部分是因为政治单位本身微小，部分是因为国王、独立城市、强大领主以及教会组织的互相制衡。教会在各处都与世俗权威进行竞争。权力的多样性导致了中世纪欧洲人多样的创新精神。

中世纪欧洲经济和文化的多样性预示了现代世界的状况。当然，在历史中去寻找当代社会的观念是有风险的。一条生命或一场运动的独特性是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学家的目的正是强调这些个体性。我们希望本书展示的丰富多样的古代生活方式能够帮助读者避免落入简单化的陷阱，帮助他们意识到中世纪社会的遥远和复杂性，尽管他们往往会有理解上的困难。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研究历史是因为历史在今天还是能够引发我们的关注。如果我们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与阿贝拉尔、圣方济各有着同样的希望和忧虑，他们对我们就毫无意义。我们希望，伦敦和加利福尼亚的当代居民能够在本书里认出他们的祖先。我们希望，本书能够帮助他们理解他们当下所生活的世界的起源。

乔治·霍尔姆斯

第一章 罗马帝国地中海地区的变迁，400—900年

托马斯·布朗

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式微

在4世纪的晚期，处于地中海地区的罗马帝国核心部位尚无任何发生剧变的迹象。3世纪的动乱被军队出身的皇帝制止，他们的改革护卫了帝国的边界，造就了稳定的政治局面。在君士坦丁大帝皈依之后，基督教的地位已经十分稳固。他对艺术和建筑项目的慷慨支持显示了帝国在重新振兴以后拥有的财富和自信。

不过，在395年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去世以后，帝国拉丁化和希腊化部分之间的分裂变得更加明显了。在文化成就、经济繁盛程度、城市的数量和规模等方面，东方要远远超出西方。高卢和不列颠只能举出114座城镇，而东方则拥有900多座作为政治和经济中心的繁荣城市。在东方，由于希腊化传统加强了帝王崇拜和对专制权力的美化，无论是帝国可调用的资源，还是在意识形态上对帝国的支持，都要比西方强大得多。埃及的纸草文献和叙利亚村落的出土遗址都说明了当时东方农业的繁荣，这与意大利使用奴隶的大庄园和高卢的农民小屋形成鲜明对照。东方社会相对来说更重视个人能力，忠诚和有能力的官员选拔自地方城市的精英；而在西方，即便是皇帝在4世纪任命的那些所谓“新人”也迅速地接受了元老院贵族的权力、传统和傲慢。在东方，那些有学识的主教和传教者强化了人们对基督教帝国理想的忠诚，这一帝国被认为是出自上帝的恩赐；而在西方，基督教的地位还没有那么牢固，而且教会还削弱了人们对帝国的依恋，为教会服务成为人们在侍奉皇帝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东方人拥有君士坦丁堡这个大都会，这个战略位置优越的首都在规模和辉煌程度上都超过罗马和其他位于西方的皇帝驻地。

在395年，最急迫的问题是又开始严重起来的蛮族入侵。早在376年，以西哥特人为主的大批日耳曼人越过多瑙河，其目的是逃避匈人这伙可怕的草原游牧民。378年，这些外来者和罗马原住民之间因为紧张的关系发生了亚得里亚堡之战，罗马军队在战争中被消灭，皇帝瓦林斯被杀。虽然来自蛮族的威胁被暂时遏制了，但是哥特人得以在罗马领土上居住下来。他们在国王阿拉里克的指挥下袭击了希腊，造成了巨大破坏，而后又北上进入现在的南斯拉夫。401年，阿拉里克入侵意大利，肆虐十年，抢劫勒索。罗马人既没有可靠的军队来击败哥特人，也没有足够的经费收买阿拉里克。由于没有得到索要的金钱和土地，阿拉里克恼羞成怒，在410年包围并洗劫了罗马。这场破坏造成的损害是有限的，但是对罗马人的士气却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毕竟这是罗马在公元前390年被高卢人袭击以后第一次落入敌手。闻听这一消息后，圣杰罗姆在伯利恒的隐修地黯然落泪。基督徒和异教徒就这一事件爆发了尖锐的争论。为了反驳异教徒的攻击，基督徒写出了表述自己社会观和历史观的著作，譬如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

西哥特人在410年阿拉里克去世后撤到了高卢，意大利因此没有遭受他们长期的蹂躏。更具持久性和破坏力的，则是帝国力量在高卢地区的虚弱所造成的后果。汪达尔人、苏维汇人、阿兰人在406或407年的冬季突破了罗马人在莱茵河的防卫，君士坦提乌斯这位来自不列颠的篡位者在阿尔勒建立了一个短命的帝国。到418年，虽然帝国政府终于控制住了来自叛乱和入侵的双重威胁，但是却越来越依赖借助盗窃者捕捉盗窃者的权宜之计：罗马人用赐予土地和补助金的许诺，以及用罗马海军阻断粮食供应的威胁，迫使西哥特人驱逐了阿兰人和汪达尔人，并同意他们作为罗马的盟友在阿基坦安顿下来。

在5世纪的前五十年，日耳曼各民族在地中海西部众多地区定居下来，这基本上是一个安稳与和平的过程。在高卢地区，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先是在莱茵河畔、之后在萨伏依地区定居下来，成为抵御农民起义和其他蛮族的一道壁垒。他们从当地的罗马人那里只拿走了一部分土地，允许罗马人保留原有的制度，继续在名义上做皇帝的臣民。西班牙在汪达尔人及其盟友苏维汇人和阿兰人入侵后，进入了一个混乱且黑暗的时期。汪达尔人在429年转移到阿非利加，西哥特人最终在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建立了统治。

阿非利加是罗马帝国在地中海西部地区的一个行省，它的命运大约最为接近民间关于灾难性入侵的看法。在他们非凡的头领盖瑟里克的指挥下，汪达尔人很快就卸掉了自己罗马盟友的外衣，占领了迦太基和阿非利加其他的城市。阿非利加曾经是罗马帝国最富有的行省，现在汪达尔人向被征服的罗马人毫不客气地征收高额赋税，迫害基督教的主教，并从这里派遣船只进攻地中海周边地区其他罗马统治下的土地。

对意大利和皇帝驻扎的拉韦纳来说，罗马对蛮族入侵的抵抗看起来像是一场虚假的战争，它们所受到的影响微不足道。这样的安全感来自两位有才干的司令官的战绩。他们是君士坦提乌斯和埃提乌斯，后者被称作“最后的罗马人”。他们设法挑动入侵的蛮族互相对抗，希望以此巩固处于分崩离析之中的帝国。埃提乌斯平衡各派力量的努力最终失败，与他结盟的匈人翻脸不认账，入侵了意大利北部。帝国在此时成了各位独裁者所控制的势力之间的玩物。年幼的皇帝罗慕路斯有一个富有讽刺意义的绰号“小皇帝”，他在476年被意大利日耳曼雇佣兵的首领奥多亚克废黜，后者为自己的手下分配土地，并直接统治了意大利。

诺里克姆行省在奥地利的西部。在这里，罗马政治生活在日耳曼蛮族的压力下被破坏了，相关记载生动传神，留存至今。首先发生的是来自罗马的供应和款项被切断了，于是过去习惯于接受罗马保护的居民只能依赖一位有号召力的圣人的领导，而在这位领袖去世以后，行省的罗马居民只好撤离。不过在意大利，一个复杂的文官统治的局面被保留了下来。元老院贵族们保持了他们的特权地位。他们拥有庞大的地产，垄断了有利可图的行省总督职位，在他们的庭院里继续着典雅的文学活动。

在高卢，当地的元老仍然是罗马统治合法性的主要象征，却不再有帝国统治的沉重负担。不过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和社会地位被边缘化，因为他们的官职和头衔变得空洞无意义。身边的日耳曼“客人”开始炫耀实力，西哥特人以图卢兹为中心建立了王国，而勃艮第人则在高卢的东南部建立了一个模仿罗马传统的国家，以里昂和日内瓦为首都。元老们适应新现实的过程是艰难的，这可以从贵族学者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的书信和诗篇中窥见。他对日耳曼人的态度有时表现为对一位有教养的西哥特国王的敬仰，后者会玩十五子棋。他也对借住在他的地产上的日耳曼人的贪吃表示厌恶，他们“竟然把臭奶油涂抹在自己的头发上”。阿波利纳里斯先是隐居在自己的乡间住处，借助文学来逃避现实，后来则以克勒芒主教的身份从事有良知的活动。这一变化反映了时人普遍加入教士队伍的情况。被现实困扰的贵族们通过选举成为主教，以此在地方上维持自己传统的领导地位，并保留罗马的习惯和文化。

罗马人对蛮族的消极抵抗逐渐削弱了西哥特国王的权力，尽管后者拼命希望获得罗马人的支持，并为此颁布罗马法的法典。然而在507年，罗马人还是帮助新近皈依基督教的法兰克人国王克洛维在图尔附近的武耶击败了西哥特人。此后的西哥特王国仅局限于西班牙，除去比利牛斯山北边、塞普提曼尼亚(今法国朗格多克-鲁西永地区)附近一小片突出地带。西哥特人能够平稳地撤退到西班牙得益于东哥特国王西奥多里克的干预，他在从奥多亚克那里夺取意大利以后成为地中海西部最强大的蛮族君主。他也是蛮族国王中最有趣的。他富有军事领袖的才干，懂得保持他的子民的东哥特认同；同时，又由于他在君士坦丁堡做过人质的经历，对罗马文明的优点有适度的欣赏。

这种对罗马文明的态度导致了西奥多里克对公共工程的大方赞助、对经济活动的大力推动以及对罗马习惯的维护，尤其是对元老院表示尊重。为了加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西奥多里克刻意地争取元老们的支持。东哥特人集中居住在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处于他们各自首领的管理下，与罗马人是隔离开来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则由那些与东哥特人合作的罗马人负责，譬如卡西奥多鲁斯这位来自卡拉布里亚新贵族家庭的元老。不过作为一个皈依非正统信仰的小民族的领袖，西奥多里克的地位始终是脆弱的。在他统治的最后阶段，他用异常严厉的手段来对付罗马人。这一变化来自他对王位继承问题的担忧，来自拜占庭在外交上对东哥特王国日益加大的压力。罗马教会与东方拜占庭皇帝的关系此时得到改善，后者毫无保留地支持正统信仰，而元老院的保守成员也在同时表露出对罗马统治的怀念。这一形势使得西奥多里克怀疑罗马人在为举行叛乱而和君士坦丁堡进行谈判，于是有了逮捕和处死哲学家波伊提乌斯这一恶名昭彰的事件。

在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拜占庭帝国似乎进入了一个与西部帝国同样的衰落过程。该世纪最后几位来自狄奥多西家族的统治者也十分无能。巴尔干半岛遭到匈人和东哥特人的蹂躏，而君士坦丁堡也不时受到直接的威胁。就如何理解基督而发生的宗教纷争在叙利亚和埃及这些东部行省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对基督徒来说，该纷争涉及灵魂的生死和能否得到拯救，也与能否维护让上帝喜悦的正统教义有关。不过东方拥有的一些内在优势后来逐渐地帮助拜占庭克服了困难，促使其成为一个生命力顽强并且具有凝聚力的社会。人们对此的印象是，拜占庭人普遍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上帝建立的基督教帝国，它的繁荣反映在小亚细亚和在富有活力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到处进行着的建筑活动，它的政治稳定由那些训练有素、忠心耿耿的新官吏们维护着。这些官吏中一位叫阿那斯塔西乌斯的，后来成为皇帝，他通过谨慎和大度的政策降低税收和减少开支，进一步巩固了帝国。由此形成的政治和财政稳定的益处被他的继任者查士丁一世以及查士丁的侄子查士丁尼完全享用了。

查士丁尼是拜占庭最杰出的皇帝，不过他被一位出言不逊的同时代人指责为“毁灭了罗马帝国”“造成了巨大的混乱”。事实上，他努力把国家带回到罗马大帝国的鼎盛时期，并且在开始的时候获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功。北非汪达尔王国是君士坦丁堡最恼火的眼中钉，皇帝向那里派遣的军队规模不大，不过由才干卓越的将军贝利撒留指挥，很快就打败了这个在5世纪的地中海地区散播恐惧的民族。在历史学家普罗柯比看来，汪达尔人已经变成所有民族里面最淫荡的，他们的军事力量被他们的财富腐蚀了。皇帝旋风般的胜利在534年颁布的大部头《罗马法典》的前言里得到了过分的渲染。查士丁尼的立法活动，与他捍卫宗教正统的坚定立场一样，来自他对世界帝国的高度评价，他把这一帝国看作天国在人世间投射的形象。他的专制倾向因为532年一场野蛮的暴动得到加强，也得到了他那位曾经当过演员的、令人生畏的皇后狄奥多拉的支持。那场暴动的矛头指向他所依赖的、不得人心的官员。

在整个6世纪30年代，查士丁尼进行了大规模的建筑活动，包括建造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这个教堂带有尺寸空前巨大的圆顶。他的军队把胜利推进到西西里和意大利，并在540年夺取了罗马和拉韦纳这两个东哥特人的主要政治中心。在宣传中，查士丁尼强调自己的用意是恢复罗马的伟大，而他的实际活动的结果却是废弃东部帝国以往令人舒适的宽松的官僚体制，代之以集权的统治体制。这一变化的基础是他的妄自尊大和精力充沛，他对臣民无情的政治和财政压迫，他对人民忌恨的谄媚官员的依赖，以及他对正统教义的严厉捍卫。

查士丁尼的好运在6世纪40年代终结了。波斯的入侵给帝国东部造成很大破坏；斯拉夫人渗透到巴尔干半岛；东哥特人在他们能干的新国王托提拉的率领下把帝国在意大利的立足地压缩到几个海岸据点；大批人死于542年的鼠疫，城市生活和经济发展受到了灾难性的打击。548年，查士丁尼的帮手、皇后狄奥多拉去世了。他剩下的统治岁月带有无情和严厉的色彩。但局势的变迁并没有打垮皇帝，他反击入侵的敌人，派遣纳尔西斯带领军队去意大利，在553年给了东哥特人致命的一击。查士丁尼还不知疲倦地敦促帝国东部信奉异端的臣民回归正统信仰。

查士丁尼在565年去世，此时他似乎已经成功地恢复了罗马的荣耀。非洲和意大利信奉阿里乌异端的王国都回到了帝国的统治下，甚至勃艮第王国也在5世纪30年代被他的盟友法兰克人征服。只有西哥特人统治的西班牙还保持着独立，但是它因为内部的纷争而受到削弱，并因为拜占庭在卡塔赫纳附近所占领的突出地带而受到威胁。在其他方面，查士丁尼的统治标志着罗马帝国的一个新开端。他的专制倾向以及关于罗马-基督教世界的理想成为后来所有的拜占庭皇帝奉行的纲领。5世纪的动乱并没有毁灭地中海周边地区大体一致的罗马生活方式。

遭受更多入侵的年代

查士丁尼的好大喜功和铺张浪费被认为是帝国财政破产的原因，并使得帝国后来遭遇的挫折难以避免。事实上，帝国在他去世后仍然富裕和强大。如果把意大利作为例外来考虑，帝国的衰落似乎是瘟疫和长时段的经济因素所造成的，而不是因为战争和过度的税收。拜占庭仍然可以有效地保障财政收入，不过帝国的文官统治性质使得它难以组织数量充足的优质军队来抵御众多强悍的入侵者。

这些入侵者中的第一批是斯拉夫人。后来游牧的阿瓦尔人把斯拉夫人组织成松散而有效的帝国，以索取贡品和劫掠为生，对拜占庭形成更大且暴力色彩更明显的压力，并从570年开始对拜占庭不断发起毁灭性的攻击。皇帝莫里斯在多瑙河前线的一次兵变中被杀死以后，继承皇位的福卡斯十分无能，他未能制止阿瓦尔人及其盟友斯拉夫人占领巴尔干半岛和希腊，只在那里保留了一些沿海据点。阿瓦尔人的一支军队在626年包围了君士坦丁堡，而塞萨洛尼基这座帝国欧洲部分最伟大的城市遭受了多次攻击，并将自己能够生存下来的原因归功于圣德米特里这位主保圣人的帮助。

伦巴德人至此还没有引人注目的行动，但是阿瓦尔人对潘诺尼亚形成的压力迫使他们在地中海地区发起了日耳曼蛮族有史以来最具破坏性的进攻。在6世纪，伦巴德人与罗马人已经有过接触，担任他们的雇佣兵，有些甚至皈依了阿里乌派的基督教。这些经历帮助他们改善了政治和军事组织能力。在他们能干的领袖阿尔博因的率领下，伦巴德人在568年进入意大利，占领了波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当地人民对帝国的税收和宗教政策十分不满，而那些薪饷微薄的日耳曼雇佣兵以及被击败的东哥特人的残余势力也暗中协助入侵者。伦巴德人的进攻从这一形势中得益不少。在6世纪80年代，拜占庭人把该地区重新组织在一位军事总督的管理下，并在法兰克人的支持下发起了反攻。伦巴德人在他们有才干的国王阿吉鲁尔夫的领导下收复了丢失的领土，最后在605年与拜占庭达成了停战协议，把意大利永久地分割为两个部分，即他们的新王国和拜占庭帝国控制的地区。北方的伦巴德王国包括皮埃蒙特、伦巴德、埃米利亚、托斯卡纳，以及威尼托的陆地部分。南方很多地区在半独立的公爵领斯波莱托和贝内文托的控制下，帝国能够统治的只有罗马和拉韦纳以及连接两地的脆弱的走廊地带，以及威尼斯、热那亚和南方港口附近的沿海据点。逐渐稳定下来的局面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内部和平与繁荣。教宗格里高利一世曾经以悲伤的心情描述过“不可言状”的伦巴德人所带来的破坏：“城市人口消失，教堂被焚烧，土地荒芜、无人耕种。”

实际的情况比起这位罗马教会人士在感慨中提及的要更加复杂一些。不同地区的情况迥异：边境地区的确是荒凉且无人居住的，而在帝国控制地区进行的社会和行政调整也带来巨大的动荡，其程度不亚于伦巴德人直接进攻引起的混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伦巴德人控制地区的内部，那些新来的武士精英迅速地掌控了局势，对普通罗马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生活几乎没有造成任何扰乱。

拜占庭之所以没有在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重建统治权威，原因是帝国人口最多、最有价值的东部省份遭遇了重新崛起的对手波斯的威胁。皇帝莫里斯好不容易在591年恢复了和平，但是在福卡斯于602年篡位以后，波斯人又发起进攻，蹂躏了安纳托利亚，征服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波斯人在614年把耶稣受难的十字架这件神圣的纪念物带回到泰西封，在626年又把军队开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两件事让拜占庭人深刻感觉到危机的严重性。若不是拜占庭人和他们的皇帝希拉克略具有很强的应对困难和灾祸的能力，波斯人本来也许可以实现大流士和薛西斯的野心。希拉克略调动和集中了备受打击的帝国的全部力量，从高加索地区对波斯人发起了反攻，迫使波斯帝国就范。

希拉克略的惊人胜利仅仅带给拜占庭人短暂的欣喜。到630年，在耶稣受难十字架于凯旋中被接回耶路撒冷仅仅两年以后，一个曾经经商的人带领着他的贝都因追随者组成的军队进入了阿拉伯半岛上的城市麦加，他就是先知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在632年去世，此时的阿拉伯半岛已经统一在他所传布的新信仰之下。此后十年之内，波斯和拜占庭的东部行省都为伊斯兰教所征服。

这一新宗教运动的惊人成功来源于阿拉伯半岛多变的政治、社会和宗教氛围。在此前的历史时期里，贝都因部落与富裕的城市商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古老的多神教信仰受到犹太教和基督教一神论确定信念的冲击。阿拉伯人习惯性的袭扰和政治动乱一度受到拜占庭和波斯外交活动的制约，但两大强国之间的斗争导致这一制约的失效。穆罕默德的天才在于，他控制这一局面的办法不仅有赖于他作为政治家的气度，还有他对伊斯兰教强有力却又兼收并蓄的理解，即对真主的彻底服从。他将民众的好战传统与新近出现的宗教狂热引导向一场不可抵御的征服运动。

伊斯兰教非凡的胜利不仅来自它自己的各种优势，也来自它对手的虚弱。下列因素都有助于它的成功：伊斯兰武士的英勇和忠诚、早期哈里发的统治才能、简明教义的吸引力、因为承诺具体的奖赏而得到加强的传教力度。与以前的侵略者不同，阿拉伯人对他们所遭遇的各种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吸收和改造，其成就是持久的。他们从其他宗教信仰那里拿来更有效和更具吸引力的元素，保留了希腊-罗马行政体制和城市文化中切实可行的成分，同时又维护了他们自己文化的特点和生命力。许多拜占庭臣民在政治和宗教上与帝国的疏远也是伊斯兰教胜利的重要原因。埃及和叙利亚说科普特语和亚拉姆语的基督一性论者把和他们一样说闪米特语的阿拉伯人看作解放者，认为后者帮助他们摆脱了说希腊语的收税人和以正统的名义进行宗教迫害的人。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在支付人头税之后都得到了宽大的待遇。值得深思的是，在拜占庭帝国正统信仰的腹地安纳托利亚，阿拉伯人进行过持续不断的进攻，但是却未能永久地征服这一地区。

从661年到750年，快速扩张的伊斯兰世界由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统治。他们的首都建立在大马士革。倭马亚王朝的统治者强调他们是来自沙漠的武士，是与众不同的精英分子。不过他们展示了务实的包容态度，接受了自己的臣民的艺术和文化，利用被征服地区的财富来支持他们的享乐和战争。自由贸易的区域相当广阔，各地的民众得以保存他们自己的文化，维持了经济的繁荣。统治他们的政权与其说是一个帝国，不如说是仁慈的保护者。

与此同时，拜占庭发现自己无法逃避一场生死之战。在一场残酷的消耗战之后，小亚细亚内地竟是一片荒凉无人的景象。不过帝国借助一系列重大举措逐渐地稳定了形势。在敌人的突然袭击面前撤退下来的军队被布置在各个军区，而传统的军政分治被完全放弃了。地方政权完全由军区指挥官掌控，国家完全不理会驻扎在各地的军队搜刮和积累地产的行为。拜占庭实行了焦土政策，让军队撤退或者在堡垒里面固守，等待敌人的战线拉长，并且避免决战，以游击战来袭扰阿拉伯人的力量薄弱处。另外，严寒的冬天也打击了敌人。有编年史作者记载说，在791年，来侵犯的敌人“遭遇到极寒冷的天气，以至于他们的手脚都冻掉了”。

阿拉伯人的侵略对安纳托利亚高原的打击是灾难性的。因为侵略者不断的袭击造成了巨大破坏，城市生活和乡村生产变得极其困难。敌人来临之际，拜占庭的民兵护卫并引导农民以及他们的牲口进入到要塞里面。内地的城市变成了要塞化的军事基地，甚至西部的大城市也经历了突如其来的衰落。尽管阿拉伯人的侵略势头被逐渐削弱，尤其是在军事才干出众的伊苏里亚王朝诸皇帝当政以后，但是拜占庭还是为和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国家因此被改造成一个贫穷的军事化社会，与中世纪早期的西欧情形相似。

伊斯兰教徒的征服活动这时仍在继续。阿拉伯军队深入到中亚，接近印度和中国边疆，向西则横扫了北非。他们在698年[1]占领了拜占庭帝国在该行省的首府迦太基。在此之前，由于摩尔人的袭击、内部的宗教纷争，以及沙漠的逼近，迦太基已经陷入困境。阿拉伯人在711年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西班牙，并且仅仅打了一仗就击败了西哥特王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他的日耳曼王国反而因为伊斯兰教徒在东方的攻击而得到加强。拜占庭被迫集中力量来保卫自己，放弃了在西方重新建立自己权威的希望。这一变化最大的得益者是伦巴德王国。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国王罗塔里通过颁布《伦巴德法典》号召自己的人民，攻下了拜占庭在利古里亚和威尼托的据点。到680年前后，拜占庭帝国被迫与伦巴德人订立条约，承认他们的王国。此后伦巴德人接受了基督教正统信仰，因此与他们统治下的罗马人民的关系也得到改善。

拜占庭人遭遇的磨难只是让西哥特王国在一个短时期内在西班牙减轻了压力。西哥特人始终坚持反拜占庭的立场，尽管他们模仿帝国的礼仪和铸币，并且在587年[2]皈依了基督教正统信仰。他们允许西班牙教会经常举行会议，就各种世俗和宗教问题颁布法令，并在会议上刻意地把国王统治权当作神授君权来支持。促成教会与国家这一合作的人士之一是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这位伟大的学者和主教。他的历史著作流露出热爱西班牙的自豪感以及对狡诈和懦弱的“罗马人”的敌对情绪。让人疑惑的是，西哥特王国拥有完备的政府，是日耳曼人诸王国里面唯一能够征收土地税的，但是却在阿拉伯人的入侵面前迅速崩溃。各种因素都有一定的作用，譬如王位继承问题没有得到妥善处理，犹太人这一少数族群受到排斥和歧视。不过这一“历经暗杀磨炼的独裁政权”走向崩溃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日耳曼蛮族所建立王国共有的一个弱点：哥特人的军事精英试图保留他们敬仰的罗马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却不允许罗马人获得真正的权力和财富。

西哥特王国顷刻瓦解，许多基督教贵族很快改宗伊斯兰教。不过西班牙留给中世纪西欧的遗产是不容小觑的。穆斯林西班牙的基督徒发展出一种富有活力的“莫扎拉布”(Mozarab)文化。在北部山区还出现了一些基督徒的小国，十分活跃地抵抗着异教徒。大批由西班牙流散出来的学者和典籍为此时还处在少年阶段的西方文化提供了大量养分。不过伊斯兰教徒的进攻起初还是势如破竹地越过了比利牛斯山，阿基坦和普罗旺斯的高卢-罗马贵族遭到阿拉伯军队致命的打击。这些贵族在7世纪摆脱了墨洛温王朝的直接控制，就像他们在5世纪的状态那样，穷困局促，却享受着自治的地位。直到法兰克王国宫相查理·马特于732年在普瓦提埃的著名胜利阻遏了伊斯兰教徒的挺进。法兰克人接着收复了法国南部，在那里构筑了抵御阿拉伯人扩张的强有力的陆上屏障。

伊斯兰教地区统治王朝的变化给了备受其困扰的基督教世界一个重要的解脱压力的机会。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在750年被阿拔斯王朝推翻，后者把首都转移到了巴格达，把权力中心挪向东方。贝都因人原初的生命力此时已经消失了很多，而被征服地区的文化和政治传统开始抬头，尤其是在波斯地区。当各地的分离主义倾向与巴格达王朝日益繁复的经营和官僚化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个东起印度河、西至大西洋海岸的巨大帝国分裂为较小的单位。西班牙由倭马亚王朝的流亡者统治，北非由阿格拉布王朝统治，而埃及则落入了图伦王朝之手。

对拜占庭人更加紧迫的威胁来自西面出现的阿拉伯国家的海上力量，以及再次由北方而来的攻击。由西班牙来的阿拉伯海盗在828年攻占了克里特岛。在整个9世纪，帝国的西部海岸都处于阿格拉布王朝的攻击之下。繁荣的西西里岛在827年遭到入侵，878年其首府叙拉古被攻占，此后该岛只有东部几个小据点还留在希腊人的手里。来自保加尔人的威胁更加靠近帝国的中心地区。他们利用阿瓦尔人力量垮台的机会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在那里保加尔人的贵族统治着斯拉夫人的农民。证实保加尔人威胁的证据出现在811年，让人毛骨悚然。这一年，克鲁姆可汗击败了皇帝尼基弗鲁斯一世，并用他的头骨制成了饮酒的杯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9世纪，当保加尔人的威胁变得十分严重的时候，拜占庭传教士们已经开始进行让他们皈依东正教的工作。保加尔人此时有了比较复杂的行政制度，引进了斯拉夫人的字母，其文化也因此得到了发展。他们的沙皇西蒙对拜占庭国家的普世性提出挑战，把自己的国家当作能够与之竞争的一个合法的帝国。拜占庭还面临着它的另一个北方邻居罗斯人的攻击。他们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冒险者，在俄罗斯的斯拉夫人中间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们与在西面的维京人一样，把有利可图的贸易活动与破坏力极大的暴力攻击结合起来。

不过，当拜占庭度过自己的英雄时代再度逐渐崛起的时候，其荣誉、力量和财富都大大增加了。拜占庭的海军实力使得它能够在达尔马提亚和威尼斯重新施展权威。在876年，阿拉伯人的袭击导致意大利南部的伦巴德王公们地位虚弱，马其顿王朝的第一个皇帝巴西尔一世利用这一时机占领了巴里，并在卡拉布里亚和伦巴德亚(现代的阿普里亚)建立军区。在9世纪早些时候，拜占庭的将军还征服了斯拉夫人占有的伯罗奔尼撒半岛，让希腊修士在那里进行基督教化和希腊化的工作。在帝国的内部，拜占庭也由圣像破坏争议所造成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在马其顿王朝的统治下经历了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同样重要的变化是，帝国对北方诸邻国开始采取更加务实和灵活的政策。查士丁尼征服世界的雄心此时不再是皇帝的计划了，他们更倾向于借助说斯拉夫语的传教士的力量来扩大拜占庭文化的影响。

在地中海世界的西部，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局势动荡和充满不确定性的9世纪。在8世纪后期，北方出现的新侵略者在强硬地捍卫基督教信仰的同时，也充满自信地代表着拉丁西方的扩张主义，尽管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西方一直是遭受外部侵略的一方。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即查理大帝，从他的父亲丕平三世那里继承了新近征服的地中海地区阿基坦和普罗旺斯，也继承了为支持教宗而干预意大利事务的传统。伦巴德人在751年攻下拉韦纳之后曾经试图占领拜占庭总督统治的地区和罗马公爵地，这引起了教宗极大的恐慌。教宗不仅一直把伦巴德人看作外来的蛮族，而且相当成功地借助伪造的文件《君士坦丁的赠礼》来支持自己在这些地区的统治权威。这份文件声称记录了第一个基督教皇帝把“意大利和西方”赠送给圣彼得的决定。教宗利用法兰克人对圣彼得的崇敬培育了与他们特别友善的关系。查理后来回应了教宗的请求，带领远征军进入意大利，在774年接管了伦巴德王国。

这一发展带来了令人震惊的后果，包括创建了一直到1870年仍然在意大利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教宗国。查理和教宗之间得以加强的同盟关系导致许多罗马的典籍手稿和圣徒遗物被带到法兰克王国。教宗在800年的圣诞节为查理加冕，希望以此加强他对自己的保护者的掌握。拜占庭人万分恼怒，在经过了长期的谈判以后也只是在812年勉强且有条件地承认了这一皇帝头衔。对教宗来说，恢复西部帝国标志着疏远拜占庭的关键一步，意味着他们在西方获得了伸张自己的政治和宗教权威的大好机会。以长时段的眼光来看，一个西方帝国的产生促成了一个鲜明的欧洲认同的出现，并且有助于造就一个在整个中世纪主导西方的南北轴心。

法兰克人卷入意大利事务并没有帮助该半岛统一。法兰克官吏和教士成了精英的统治阶层，大量土地被交给教会，不过伦巴德王国的基本结构还是被保留了下来。从罗马向北到博洛尼亚的前拜占庭控制地带，此时的地位仍然模糊。虽然教宗认为这是“圣彼得遗产”的一部分，但是那里的统治权在相当程度上掌控在一些地方人士的手里，譬如拉韦纳的大主教和坎帕尼亚的贵族。法兰克国王实际上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南面的贝内文托仍然是伦巴德传统政治力量的中心，由原来的王室的后代统治着，以卡普阿和萨莱诺为基地，不过到了9世纪稍后一些时候却分裂成了独立的小王国。伦巴德人的力量因为阿拉伯人的袭扰和拜占庭人的反攻而受到削弱。即使在876年以前，东部帝国在意大利也是一支主要的力量。拜占庭不仅在此拥有直接控制的领土，譬如卡拉布里亚、奥特朗托地区、西西里，而且还拥有那些基本自治的沿海城市，包括威尼斯、盖塔、那不勒斯以及阿马尔菲。在9世纪中叶和后期，阿拉伯海盗的袭击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他们甚至在意大利的陆地上建立了基地，在846年甚至洗劫了罗马近郊的梵蒂冈。虽然驻扎在意大利的加洛林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路易二世以及教宗约翰八世领导了对阿拉伯海盗的英勇抵抗，但却未能成功制服敌人。草原游牧民马扎尔人的突然入侵加剧了意大利的苦难，他们一路烧杀劫掠，在899年向南推进至奥特朗托。到900年，意大利的政局一片混乱。帕维亚的王位受到多人的争夺，教宗忙于和各个贵族派别周旋。大贵族家庭在半岛各地兴起，他们在村庄里构筑堡垒，力图以此强化他们对乡村的控制。拜占庭人是唯一从这一混乱局面中得益的基督徒，他们的声誉不仅来自他们在罗马和南方持久的文化和艺术影响，也因为意大利人意识到法兰克人的虚弱和粗野而得到加强。

在普罗旺斯、阿基坦和西班牙北部地区存在着大体相似的混乱局面。查理曼在所谓“西班牙边区”击退阿拉伯人的努力几乎没有牢固的成果，法兰西的地中海沿岸在9世纪一直遭受穆斯林海盗袭扰，受到严重破坏。劫掠的海盗团伙在海岸上建立巢穴，譬如在里维埃拉地区的法拉科西内，以便攻击和抢劫穿越阿尔卑斯山的朝圣者和商人。与加洛林王朝其他地区的情形一样，来自外部的压力以及国王权威的解体造就了地方权力转移的条件，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开始集中到互相争斗的贵族家庭手中。

残存与破坏：城市生活的个案

拜占庭和伊斯兰教国家通常被认为保存了古典时代的城市生活和复杂的政治机制，而中世纪西方由于日耳曼蛮族的入侵和定居，被认为经历了与以往文明的完全断裂。这一笼统的说法显然难以言之成理。罗马世界的制度早在蛮族进入之前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有些情况下，与历史保持“连续”带来了负面的效果，而与历史发生“断裂”的结果却是积极的。譬如说，在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区，精英军事集团的掌控日益加强，不仅造就了更为有效的对外防御体制，也削弱了传统的贵族文官制度，后者在许多方面已经显得僵化和缺乏活力。促成变化的很多因素是人力无法控制的，譬如在542年的大暴发以后继续在各地至少蔓延二百年的瘟疫，又譬如在4世纪和8世纪之间破坏农业生产的恶劣气候。当时的人们急切地把自己与他们所崇尚的过去联系起来。东哥特人试图为他们自己创造出一段经典历史，把亚马孙女战士描绘成哥特妇女，而历史学家拉韦纳的阿涅卢斯很坦然地把查理曼的国家称为“罗马帝国”。

考察与过去连续和断裂的程度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评估留存下来的旧制度有多大影响，各种新的力量对社会有多大的冲击。考察历史传统的复杂性可以很好地透过考察一个关键制度来体会，而这个制度几乎可以等于古代文明：城市。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拜占庭是一座标志着政治和社会恒定不变的纪念碑，而实际情况在许多方面恰恰是相反的。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这个帝国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部分是因为拜占庭人自信地把自己的国家看作罗马世界的代表、上帝之国在人世间投射的影像，不过在成功应对一场又一场的危机的时候，帝国在制度上和财政上依赖的资源却来自它自我更新的能力。旧行政体制里面最实用的因素被保留了下来；而那些昂贵的传统习惯则被抛弃了，譬如在君士坦丁堡发放免费粮食的制度。帝国鼓励斯拉夫人和其他民族在境内定居，以此补充受到消耗的人力资源。僵化的贵族文官制度被按照能力任用官员的制度取代，出身微贱的有才干的军人得到重用。为了鼓励臣民对国家的忠诚，一些具有平民主义色彩的象征物和信念得到推广。大地产被自由的农村公社取代，农民的地位因此得到提高。外敌入侵、人口减少、权力转入地方军事长官之手，这些现象导致社会结构的简单化以及罗马传统的中断，但是却促成了一台灵敏且有效率的军事机器的产生。

在拜占庭所经历的演变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它的城市。尽管拜占庭城市遭遇了经济上的衰退，其自治权力也被削弱，但是它们在5世纪和6世纪依然构成东部帝国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并且维持着活跃的市政生活——正如公共建筑的大量建造以及竞技活动中臭名昭著的派别斗争所反映的那样。不过由于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侵略，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城市不是被遗弃，就是变成了堡垒化的村镇。安纳托利亚西海岸比较繁荣和安全的城市也经历了灾难性的衰退。在以弗所，港口淤积，公共澡堂被废弃，这座曾经繁华的城市变成了一座内陆的设防小居民点。在萨迪斯，传统城市生活的消失可以从7世纪建造的一条道路上看出来，因为这条道路穿越的正是从前的市政建筑的废墟。

在巴尔干地区，城市生活的凋敝更加严重。许多城市在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的入侵中完全消失了。在剩下的城市里，譬如雅典和科林斯，居民退缩到修筑有堡垒的城市中心高地上。考古发掘中出现的铜币证实了各地的商业活动也在急剧地衰落。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城市生活本身的衰落，还有人们城市意识的丧失以及城市角色的转换。城市不再具有早些时候作为经济和居住中心的意义，在军事和行政功能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作用。意味深长的是，9世纪后期，当帝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繁荣和稳定的时候，绝大多数衰落的城市并没有出现复兴的征兆。

君士坦丁堡当然还维持着大规模的城市生活，规模稍小的塞萨洛尼基情况也是一样。不过即使在首都，人口的减少也是明显的，所以626年瓦林斯没有能够修复引水渠，而君士坦丁五世则试图增加城市的居民人数。到10世纪，君士坦丁堡再度成为一座辉煌的城市，有着70万居民，但是它始终是例外的、具有寄生性质的都市。它的居民主要为宫廷和政府提供物品和服务，它的贸易和工业由帝国官员严密控制，被迫把满足国家的需求当作自己首要的任务。

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曾经评论道，9世纪的安纳托利亚只有5个像样的城市。这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在同一时期的阿拉伯世界，情况完全不同。在阿拉伯人征服的地区，城市在稳步地向前发展。繁荣的大城市不仅分布在黎凡特和美索不达米亚，包括开罗、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也出现在罗马城市一度衰落的西方，那里的非斯、凯鲁万、科尔多瓦和帕勒莫变成了著名的城市。这些城市复兴的原因包括那里存在广阔的共同市场、黄金再度由非洲和东方流入、商人获得重要的社会地位，以及城市精英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

在地中海地区西部，政治动乱以及贸易量和货币流通量的大大缩减使得城市生活遭遇了明显的衰退，不过比起高卢北部和不列颠，这里城市的衰退不是那么明显。城市的外部特征，譬如罗马时期的城墙、引水渠以及其他建筑物，无疑有相当程度的保留，这通常是当地主教努力的结果。罗马的万神殿等神庙被改造成了教堂。在卢卡、巴塞罗那以及其他地区，罗马时期的街区规划被沿用下来。有时候原来并非为公众使用的大建筑物成为中世纪早期城镇的核心，譬如戴克里先在斯普利特的巨大宫殿，在斯拉夫人来袭的时候，就成了附近萨隆纳居民的避难所。

城市发展的连续性在各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在意大利北部，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其他所有的罗马城市都被保留下来了。而在南部，到伦巴德人入侵时，大部分城镇已经不再被记载为主教驻扎地，那里只有沿海的一些地方还继续维持着都市生活，其生命力所依靠的是拜占庭的商业活动和拜占庭海军的保护。特定的外部入侵可能是一个城市衰落的因素之一，阿奎莱亚的情况几乎就是如此。不过长时段的因素通常更加重要，譬如港口的淤积、贸易通道的变更，以及安全环境的整体恶化。通常，向一些特定区域进行移民开拓的必要性依然存在。在一些容易受到外敌攻击的罗马城市，居民搬迁到防御更加牢靠的地点，譬如在格拉多和威尼斯泻湖地区，居民们转移到海岛上；而在罗马周围的坎帕尼亚地区，居民则是搬迁到山顶。

那些延续到中世纪早期的古代城市看上去状况十分糟糕。帝国后期的罗马人口有几十万。到6世纪晚期，经历了围攻、饥荒和瘟疫之后，那里大概只有三万左右居民，重要的古典建筑不是荒废了，就是被拆掉，拆卸下来的材料被用于其他建筑。城里的大片地区沦为废墟。虽然古罗马时期慷慨赞助市政建筑的传统早已被基督教会的教堂建造工程替代，但新盖起来的建筑都低矮且寒酸。公元900年前的卢卡城中有记载的57座教堂见证了这一点。

罗马生活方式在数个领域都经历了持续的弱化。虽然在教士和大多数罗马人中间罗马法依然是有效的，但是其主要的用途是在极其简单的公证程序方面，即公证员为见证当事人之间的交易誊写程式化的法律文书。城市的自治在罗马帝国的晚期已经衰落，此时终于完全消失了。在伦巴德人和拜占庭人控制的意大利地区，军事贵族掌握了统治权。罗马元老院这个最伟大的“市政会议”在东哥特时期曾经被授予重要的行政职能，此时它的一些成员移居东方，它的权力则转移到教宗和军事长官的手中。罗马人的各种市政活动，譬如赛马、竞技表演以及去公共澡堂的习惯，都因为教会的反对和经济生活的紊乱而停止。

在许多罗马制度消失或者被教会控制的同时，另一些罗马传统却延续下来。城市依然是政治和行政管理的中心，意大利的拜占庭、伦巴德以及法兰克贵族继续维持着他们的都市生活习惯，而英格兰和大部分高卢地区的情况却正好相反。意大利城市对自己的罗马历史保持着认同感，特别是那些继续受到罗马传统的政治统治方式控制的城市，譬如罗马、拉韦纳、那不勒斯，当地的教会作者赞美往昔的荣耀，而执政官、保民官等罗马的头衔得到沿用。更让人惊讶的是，在伦巴德人控制的地区，这样的情感也相当强烈。一些描述米兰和维罗纳的8世纪的文字留存至今，不仅提到城市里的教堂和圣徒遗迹，也骄傲地列举了那里的城墙、神庙、广场和竞技场，流露出来的那种市民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罗马遗产为基础的。

意大利的城市在一些新领域所显示的活力对未来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罗马的城市主要是居住和行政的中心，很少涉足商业，而中世纪早期的一些城市把它们的经济基础建立在贸易活动之上。城镇总是或多或少担任地方市场的角色，而国王颁布的法令总是要涉及对商人的保护和课税，在伦巴德人的统治下情况依然如此。到了8世纪，亚得里亚海北部沿岸出产的海盐成为最早被长途贩运的货物之一，造就了科马基奥以及后来的威尼斯的繁荣。作为拜占庭的臣民，威尼斯人享有进入东方市场的特权。他们很快就把鱼盐贸易扩展到纺织品、香料等奢侈货物，并开始贩卖奴隶。一位威尼斯总督的遗嘱表明，在829年，贵族财富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海外贸易的投资。在10世纪早期，帕维亚的一份档案记载，威尼斯商人为了在这里出售东方的奢侈品，按照惯例缴纳了作为礼物的香料和化妆品。威尼斯人的商业促进了伦巴德城市的繁荣。这些城市为威尼斯提供了食物和布料，又把从那里进口的商品贩运到欧洲北部。在9世纪晚期，意大利南部也存在着类似的奢侈品贸易。一部圣徒传记提到，威尼斯商人赞美了这位圣徒在罗马购买的一件拜占庭斗篷。这类物品被看作高贵身份的标志，有很大的需求量，它们的交易刺激了整个经济的活跃。南方的长途贩运中心主要是加埃塔、阿马尔菲和那不勒斯。它们都臣属于拜占庭，又与阿拉伯人有着兴旺的贸易关系。

米兰和克雷莫纳这样的内地城市在9世纪也有了它们自己的富裕商人，不过这些商人在城市里是次要的群体，他们往往使用自己的财富购买土地，或者与贵族家庭建立婚姻关系。后来出现的比萨和热那亚那种巨型商业中心在此时还只不过是村庄。东部帝国的商人认为他们的利益和野心可以在首都的繁华生活中得到满足，与之不同的是，意大利的商人培养出对自己家乡城市的强烈自豪感，并在对本地主保圣人的礼拜中表达这一自豪感，甚至不惜因为这一自豪感发动对国王官吏的反叛。城市有“可敬人士”组成的法庭。“教堂门前的集会”主要是讨论市场的安排和其他公共事务。这些机构都没有完好的档案留存下来。体现这一市民爱国主义情绪的一个例子是摩德纳。该城市位于拜占庭人和伦巴德人控制地区之间，并曾经因此被废弃。教士对当地的主保圣人、殉教者吉米尼亚诺的崇拜帮助摩德纳生存下来。与大多数意大利北部城市一样，摩德纳的主教逐渐成为日常行政管理的负责人，所以在9世纪80年代主教勒多因重建了城墙，甚至在一座小教堂里面镌刻了一首诗歌，号召市民们像罗马和特洛伊的英雄们那样守卫城市。早些时候的主教的确为地方利益呼吁，表达市民们的情感，然而到了10世纪，主教在市民眼里成为外人和国王代理人，不再受到欢迎。主教手下的教士会议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不仅参与各种意见的谋划，也致力于保护他们所在城市的传统。

这种经济和文化的活力在拜占庭内地的城市是完全看不到的，而在意大利也要到11世纪、当城市的政治意识觉醒的时候才充分地展现出来。在这个时期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大部分其他地区，我们看不到这种水平的经济活动、行业多样性和地方自豪感。达尔马提亚的城市是一个例外。它们与意大利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有经济往来，也得益于名义上与拜占庭的臣服关系。这里不仅有活跃的经济和宗教生活，各城市的市民也在斯拉夫人频繁的骚扰下萌生了强烈的爱国意识。在信奉基督教的西班牙北部地区，经济生活比较落后，城镇主要的功能是充当军事堡垒。不过，即使在这些欠发达地区，人们也普遍在法律活动中使用书面文件，这与欧洲北方的情况完全不同，并且西哥特颁布的各部法典在这里长期有效。在法国南部，马赛这类原先繁荣的沿海城市还维持着一定程度的商贸活动，在法律活动等领域沿用着某些古罗马传统。但是我们拥有的有限证据表明，这些城市在8世纪和9世纪的发展因为内部的长期动乱和阿拉伯人不断的袭扰而受到阻碍。

也就是说，在地中海沿岸，没有任何地区完全丢失了城市的传统。尽管遭受外敌的入侵，除了在边疆容易遭受攻击的地带，城市生活所需要的基本的稳定环境很快就建立起来，有些城市开始扮演商业中心这个新的角色。甚至在经济生活继续停滞的那些地区，城市固有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也持久存在，并造就了后来能够有力回应新机遇的一种社会氛围。

地中海世界的统一与分裂

“这个海洋分享着共同的命运，……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和同样的大趋势。”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对16世纪的地中海地区做过经典的研究，其基础是认同该地区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这也是研究古典世界的学者们的观点。然而，在中世纪早期，某些大趋势的相似性并不能掩盖下列事实：地中海不再是罗马能够控制的一个湖泊了，也不再是联结一个统一地区的交通渠道了。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中世纪与古代文化发生断裂的原因即在于此。对这一观点的经典表述在20世纪20和30年代由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提出。他论证说，阿拉伯人在7世纪破坏了地中海世界的统一，并以此为独具特色的西欧文明的出现铺垫了道路。对皮朗的方法和材料，学者们已经做出有力的批评，他们尤其不赞同皮朗夸大贸易发展的程度以及他的亲罗马偏见。皮朗命题具有煽动性，也混淆了原因和结果。地中海地区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不再是一个统一体，这一历史的断裂其实在许多方面是其他新动向的征兆。

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不仅很难确定其后果，也难以确定其时间和原因。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地中海地区是由数个海洋组成的，罗马海军的控制能力，以及依赖罗马保护的正常贸易和交通，在不同海域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在最东边(即爱琴海)，在进入7世纪以后的很长时间，罗马的海上力量和贸易还在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海洋是重要的货运通道：国家掌控的谷物供应依赖由埃及到君士坦丁堡的船运；在西南土耳其海岸边发现有623年前后沉没的一条船，里面有装葡萄酒的双耳细颈陶瓶和其他大批生产用具。在西边的第勒尼安海，虽然短途的沿海航行还在继续，因为这要比陆地交通更加廉价和安全，但是海盗和汪达尔人的舰队在5世纪严重打击了长途贩运，使之再也无法复苏。非洲的食品贸易不再有重要意义。查士丁尼打败了汪达尔人和哥特人，但是并没有完全恢复罗马的海军力量。即便在爱琴海区域，拜占庭海军的压倒性优势也被倭马亚王朝建立的舰队打破，后者由大批背弃基督教的人组成，他们攻占了塞浦路斯岛和罗得岛等基督徒的基地，并且曾经两度封锁了君士坦丁堡。

拜占庭人很快就意识到，为了防卫沿海的行省和保障那里的供给，他们必须拥有海上优势。他们为此重建了由特定地区提供的新的军区舰队。海军的这一复兴得益于以巴格达为据点的阿拔斯王朝的兴起，他们不像之前的倭马亚王朝那样重视海洋。但在9世纪，拜占庭海军的霸权被军区舰队的一系列叛乱削弱，也受到好战的穆斯林国家的挑战，尤其是北非的阿格拉布王朝。其结果是西西里岛在827年遭受入侵，克里特岛则在828年陷落，帝国的西部行省遭受了毁灭性攻击。虽然拜占庭的海上优势在650年左右遭受了严重的挑战，但是帝国在对自己的生存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域还是保持了强大的力量。这是因为与阿拉伯人相比，拜占庭的船只更加先进，水手更加专业，木材和海军补给品的供应更加充沛。说到与西方的联络，阿拉伯人要到9世纪才严重威胁到拜占庭对地中海中部亚得里亚海区域的控制，而此时臣属拜占庭的威尼斯和阿马尔菲等城市正在建设自己强大的海军力量。

拜占庭海军实力的强弱变动仅仅是妨碍它与西方交通的诸多因素中的一个，陆上交通被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的入侵隔断也是同样重要的原因。到9和10世纪，陆地通道才因为巴尔干地区的基督教化而重新开放。帝国与西方的疏远还有多种心理原因。在罗马帝国后期，东西方之间已经存在语言隔阂，希腊语在西方成为少数像波伊提乌斯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掌握的语言。在与查士丁尼的战争中，东哥特人刻意利用了意大利人对“怯懦的”希腊人的疑心。当局很清楚东西方之间的对立在政治上是危险的，所以在7世纪君士坦丁堡的一次公开审判中，一位持不同意见的神学家被指控“喜欢罗马人、仇恨希腊人”。拉丁语在东方不再是行政事务中使用的官方语言。通过文化的融合，也因为皇帝福卡斯的屠戮，拉丁语原来在首都享有的重要性逐渐减弱。6世纪中叶的历史学家还能够细致地描写在西方发生的战事以及日耳曼人的风俗习惯，而在之后的历史著作里，关于西方的内容只是偶尔的旁白。到了9世纪，重要的年代记作者对西方的兴趣局限于记载教宗对支持圣像破坏的拜占庭皇帝的厌恶和敌意。虽然帝国政府展示了更加宽广的眼界，试图继续履行自己在西方的责任，继续向法兰克人和叛逆的伦巴德人派遣使节和送去金钱，但是由于在东方面临更加急迫的压力，因此没有能力为西方动用足够的人力和金钱。到了7世纪30年代，根据记载，在帝国与阿拉伯人殊死格斗的关头，部署到意大利的拜占庭军队人数减少了，在出土的法兰克人钱币窖藏中也不再见到有来自拜占庭的礼物。

阿拉伯人的进攻意味着迫在眉睫的危险和经济需求，而处在解体之中的西部帝国变得日益遥远和无关大体，因此在整个地中海地区，人们的视野逐渐变得狭窄。拜占庭意大利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这里，本地人和外来士兵的融合造就了一个军事上高效率的社会，培养了强烈的地方认同，而他们对拜占庭的态度仅仅是因为惰性留存下来的名义上的忠诚。与世界帝国的联系被削弱并非没有益处：摆脱了统一的精英文化的压制，摆脱了单一的大都市中心那迷人且强烈的吸引力，地方文化和地方社团得以逐渐繁盛。有时候这一形势也伴随有地方族群意识的觉醒，譬如西班牙巴斯克人和非洲摩尔人的情况；在其他地方，譬如在意大利，地方文化体现为老城市重新恢复的活力和自我认同。

在罗马世界，大宗的货物和产品通过官方的渠道进行运输，尤其是国家赞助的运货人，不过长途贩运只具备有限的重要性。国家机器崩溃之后，特别是在西方，如此的大规模货物运输就受到种种限制。长途运输越来越依靠犹太商人和叙利亚商人，他们的专长是从东方贩运奢侈品。关于这些长途贩运商人的记载到7世纪就不多见了，不过东方的货物还是继续通过其他途径流向西方，很多是拜占庭送给西方盟友和重要教会人士的礼物或者外交礼品。它们的意义远远大于它们的数量和价值，因为这些礼物不仅是社会身份的标志，而且也成为本地手工业者参考的样品。即便是日常用品的流通也从来没有完全停止。尽管潮流是使用各地自己生产的牛羊皮纸，在敬重传统的罗马和拉韦纳，特别重要的文件仍然书写在纸草上。

也就是说，7世纪发生的变动局限于当时已经相当有限的商业交流，而且这一变动不涉及西方非基督教地区。西班牙和北非进入了伊斯兰教的自由贸易区，由此与黎凡特发展起有利可图的贸易联系。从8世纪开始，其他地区的长途贩运也有相当规模的成长，反映出社会日益安定、人口增长、气候得到改善。在伦巴德人控制的意大利和其他地方，我们看到有更多的文献提及富有的商人，而到了9世纪，阿马尔菲、威尼斯这些名义上接受拜占庭控制的城市变成了积极与东方贸易的商业中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国际贸易开始蓬勃兴起的时候，阿拉伯海军开始在地中海中部和西部展示其实力，在政治现实的压力下，那不勒斯等城市此时不得不与伊斯兰世界建立密切的联系，包括向阿拉伯人缴纳保护金和参与奴隶贸易。到了10世纪，在阿拉伯地理学者对南意大利港口的描述中，通过观察“塔里”这一伊斯兰教徒所使用铸币在半岛南部的流通程度，我们可以判断贸易联系的广泛程度。

其他非商业的渠道对于货物流通也依然是重要的。教宗的文献经常会提及东方的圣徒遗物、服装和装饰品，其中许多是作为官方礼品来到罗马的。大量昂贵的纺织品经由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外交途径到达西方。西方来的使节、克雷莫纳的利乌特普兰德试图把一件丝织衣物偷偷带出君士坦丁堡，被当场抓获。其实这种行为在当时十分流行，拜占庭人试图限制西方人这样做，以便维持这些奢侈品的昂贵价格。

所以，简单地相信皮朗的观点不足以解释地中海地区极其复杂的统一性问题。虽然东西方之间的联系在性质和程度上都经历了变化，但却从来没有彻底中断。西方人始终知道存在着一个富裕且强大的东方，他们对东方的知识与其说是通过商人取得的，不如说是来自外交家和朝圣者的口头传述，而东方人在当时却没有太多理由对贫穷的西方产生同等程度的兴趣。来自东方的艺术品和奢侈品对西方产生了重要的冲击，尤其是让那些从事贸易的城市有了存在的理由，从而使其稳定发展起来，给予欧洲的经济和文化惊人的影响，但是涉及的人群仍然只是少数精英。与罗马帝国的情况一样，无论是在东部还是西部，经济的基本性质还是农业的，人口的绝大多数是艰辛贫苦、自给自足的农民，他们在西部饱受地方领主的压迫，在东部则处在包税人的淫威之下。地中海地区的地图此刻由繁多的地方社团拼接而成，这既是这一地区脆弱的原因，也是它的力量之所在。

统治方式和政府

在统一的地中海世界作为现实消失以后很久，罗马帝国不朽的观念依然存在着。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神圣的世界帝国都在意识形态上被利用来作为一种思想源泉，其发端可以追溯到伟大的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和狄奥多西统治的时代。拜占庭人称自己为“罗马人”，习惯于声称自己拥有普世的统治权，即查士丁尼曾经积极追求的对整个罗马世界的统治权。西方人也依据罗马帝国晚期的传统来建立王权的意识形态基础，不过他们不得不调整世界帝国的观念，以便适应变化了的政治条件和占据优势地位的教会思想。希波的圣奥古斯丁意识到帝国已经衰落了，在他看来，帝国的重要性不如作为上帝拯救工具的教会以及由义人们组成的真信团体(“上帝之城”)。而在西哥特人统治的西班牙，一些作者认为，上帝青睐的世俗统治者已经不再是虚弱和持异端教条的罗马人，而是在日耳曼人所统治的西方，是那里强大的基督教国王。不过总的来说，西方人还是满足于模糊地承认遥远的君士坦丁堡皇帝的普世权威，因为在意识形态上他们没有更加言之成理的说法取而代之，也因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但以理书》里面的“第四王国”就是罗马帝国，一直要存在到敌基督来临的时候。西方蛮族王国的这种矛盾心理可以由伦巴德国王罗塔里643年编纂的法律中看出来。这是一部不加掩饰的传统的日耳曼法典，不过却用拉丁文写成，其作者应该是一位担任官职的罗马人。该法典的开头是一部关于伦巴德人的简明历史以及一篇阐述立法动机的声明，言辞恳切，系借鉴查士丁尼的“新法”写成。

查理曼在800年举行了自己的加冕礼，此时的西方对自己和对拜占庭开始有着一种新的更加清晰明确的态度，而教宗也已经不再对君士坦丁堡抱有幻想。此后在西方，尽管加洛林王朝很快就垮掉了，尽管在罗马和南意大利仍然有势利的人羡慕拜占庭的国力和财富，保有对拜占庭帝国的依恋情结，但西欧的皇帝还是成了意识形态的焦点以及合法统治者。在加洛林皇帝路易二世于871年写给拜占庭皇帝的信里，两个帝国之间的竞争变得十分清楚。路易在信里声称自己拥有皇帝头衔的依据是他的品德、他的继承权、他领受的涂圣油礼，同时谴责希腊人违背正统的信仰。西欧和拜占庭之间的猜忌和敌意此时还有所克制，所以不至于发生后来十字军运动时期的那种冲突。此时双方都能够意识到彼此有着共同的基督教信仰，也面临着共同的外部威胁。拜占庭皇帝狄奥菲鲁斯在遭受阿拉伯人攻击时曾经写信给“虔诚者”路易，请求他的援助。而路易二世在写这封争辩性的书信时正试图与拜占庭在地中海中部建立抗击阿拉伯人威胁的联盟。

西方中世纪的行政结构完全没有拜占庭制度的那些优点。拜占庭从罗马帝国那里继承了一个完备的首都城市和一支领取薪俸的官僚队伍，并且有一整套中央政府的法律和财政体系。相对来说，西方政府的权力基础要脆弱得多，他们不得不依赖军事力量和教会的支持，不得不时常哄骗那些桀骜不驯的贵族对国王保持忠诚。拜占庭国力强盛，能够有效控制和动用自己的资源。虽然它的大多数行省很难说比西方要富裕，但是国家有办法来获得一切可以榨取的物资，以便为辉煌的宫廷和无所不包的行政部门提供财政支持。官僚体制和教育水平保证了拜占庭税收文书档案的维护，也保证了有一支领取俸禄的官吏队伍来征收帝国的赋税。国家维持着可靠的金币供应，主要目的不是刺激经济活动，而是为了让征税更加顺畅，以及发放金钱给军队和官吏更加方便。这样一个复杂严密的行政制度有很大的优势，但我们不宜过度强调高度一体化的东方与结构松散的西方之间的差异。

西欧诸王国的征税能力是有限的，只有贸易关税和各种司法收入，唯有西哥特王国得以按照罗马人的办法征收土地税。不过国王控制着大量的土地资源。伦巴德人占有着大片的地产，据统计，在经过长达两个世纪的流失和对教会的赠予之后，伦巴德王室在11世纪仍然拥有意大利北部超过10%的土地。国王收入的其他重要来源包括战利品、进贡的礼品、罚没的财产、铸造货币的垄断权，以及某些法律业务和营造活动的批准权。罗马和拜占庭主要的财政支出是维持军队的耗费。日耳曼人诸王国没有这项财政负担，因为所有自由的武士都有义务在他们各自地方的公爵的率领下为国王服兵役，这也是他们得到其定居所在地土地的条件。推行这一制度需要伦巴德国王以及他们之后的加洛林国王随时对大土地所有者保持警惕，因为后者总是倾向于无情地把农民变成他们的依附民。

拜占庭国家另一个主要支撑是它在司法领域的控制力。国家不仅任命各种法庭的法官，而且罗马法的属地原则依然有效，其前提是所有的权威都来自皇帝。《查士丁尼法典》具有拉丁特色，作为其补充，皇帝利奥三世在739年或谓726年颁布简要的法典《选编》，皇帝利奥六世后来又发布具有权威性的《帝国法典》。在西方，法律从来没有像在拜占庭那样系统和规整。西方法律此时是属人的，而不是属地的，教士和本地人遵守罗马法，使用简化了的本地(“通俗”)法典，而征服他们的日耳曼人则分别遵守哥特法、法兰克法或者伦巴德法。尽管如此，这些国王还是比欧洲北方的国王更好地掌握了法律和法庭。以意大利为例，国王的官员主管着法庭，国王颁布的法典越来越受到罗马人习俗的影响。国王权威的加强得益于“叛国”和“国王的和平”这样一些概念的发展。新的法律条文使得财产的自由处理成为可能，从而阻止争斗，便利商贸活动以及城市生活的其他方面。

君士坦丁堡的景象给来访的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奢华的宫廷和复杂严密的中央政府官僚体系。在西方，伦巴德国王以及其他国王的宫廷保留着日耳曼人的特点。出于政治上的必要，国王必须随身带着武士和侍从。不过拜占庭式的服装和礼仪逐渐在西方得到模仿，许多官员的职能显然传承自罗马官制，譬如内务大臣和公证人。对罗马传统的继承有一个生动的展示：在米兰的竞技场，国王阿吉卢尔夫宣布在场的儿子阿达洛尔德为国王。在帕维亚发生的事情具有特殊的意义：620年，国王的宫廷被固定在这里，城市各处出现了王室的寓所、教堂，甚至还有公共澡堂，其风格来自君士坦丁堡、拉韦纳和西哥特王国的首都托莱多。在伦巴德人皈依基督教后，其宫廷的罗马特色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在伦巴德人统治时期和加洛林王朝时期，帕维亚始终是国王政府精巧的神经中枢，其权力触角伸展到王国的每一个角落。

地方政府是所有中世纪早期国王实现其权力的薄弱环节，而拜占庭国家在这方面的优越性其实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突出。由于来自外敌入侵的压力，东部帝国在7世纪不得不精简罗马帝国后期主要由文官组成的行政体制，并给予军区长官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帝国面临着外敌威胁造成的危机，因此变成一个更加军事化的社会。军事长官在地方上掌控主要的政治和土地资源，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也就是说，拜占庭出现的情况与同时期日耳曼人诸王国面对的形势相似。凭借向地方下达复杂的书面指令和派遣监军，尤其是掌控财政权，拜占庭皇帝能够更好地控制局面。意大利历史学家利乌特普兰德曾经惊讶地看到，在君士坦丁堡，军区长官在领取薪俸时可以拿到成袋的金币。即便如此，当时制度中的地方化倾向仍然成为政治和宗教冲突的一个根源，怂恿着野心勃勃的军阀发动政变和叛乱。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国家统治者与地方强人之间，权力的天平还是向前者倾斜，能干的军人皇帝建立了一连串强有力的王朝，使得拜占庭避免了西哥特西班牙和伦巴德意大利的那种命运。

拜占庭强盛的另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地方官员起初是按照他们的能力任命的，富有责任心，他们的职位还没有被某些家族或者大地主垄断。不过到了9世纪，地方官已经在当地植根很深，变成了西方那种世袭贵族。一些业已形成的大家族有了显赫的姓氏，其中最有权力的成员聚敛了大量的地产，把拜占庭军事和财政体制所依赖的军区士兵和农民变成了他们的依附者。一位帕夫拉戈尼亚的地主在8世纪晚期拥有48处地产，1.2万只羊；而在9世纪的这一地区，伯罗奔尼撒的一位女继承人遗赠给皇帝80处地产和3000个奴隶。封建社会雏形产生的条件此时已经在拜占庭出现，其情况与西方贵族的统治相似，即地主凭借对土地的占有，压迫当地的民众。在伦巴德人和加洛林王朝控制的意大利，国王使用一些特定的办法有效地钳制贵族。伦巴德国王的军事声誉比他形式上的地位更加重要，而加洛林统治者则依靠忠诚的法兰克贵族，任命他们担任官员，并派遣国王的巡检官监督他们。路易二世在879年[3]去世，加洛林王朝从此进入了动荡且脆弱的阶段，豪强开始篡夺国王的权力和土地，在地方上扩大自己的权势和财富。虽然意大利的国王政府相对要复杂一些，但是仍然没有东部帝国拥有的那些有效的政治手段。拜占庭的贵族利益与帝国体制唇齿相依，他们的野心在皇帝的宫廷能够得到最好的满足，他们能够在那里获得合法的、有利可图的官职，以及对他们的地位至关重要的高贵身份。

相比之下，可以说意大利的中央政府在长时间内就像一根折断的芦苇，地方政治有条件地维持着生机勃勃的状态。7世纪时，在罗马人统治地区存在的政治地方化问题开始扩展到日耳曼人统治的地区。与司法私人化或者封建化的法兰克完全不同，意大利生活的复杂性有助于保存法庭的公共特性、成文法以及正规的法律程序。对法律程序和书面文件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意大利百姓的文化水平远远高出西方其他地区的人民：在9世纪90年代的卢卡，法律文书上77%的证人能够签署他们自己的姓名；在900年前后，大多数意大利城镇处在地方领主和主教的权威之下，不过由来自不同地区的居民组成的复杂团体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继续存在，为后来独立公社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我们有证据相信，政治生活和公共权威发达的意大利模式比拜占庭模式更有活力，后者所维持的专制统治是以牺牲地方社团为代价的，并把政治积极性由地方转移至首都。奇怪的是，与意大利的形势明显相似的情况发生在伊斯兰世界，那里大量的财富和高水平的文化教养创造了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上专制的政府实际上只满足于收税和维持国防，而让地方精英去管理各自城市里的市场和日常生活。

宗教与精神生活

罗马帝国晚期是基督教在地中海地区广泛传播的时代。基督教在东部的影响要大于西部，而在农村，人们大多还信奉罗马传统的宗教(基督徒所谓“异教徒”在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乡巴佬”)。基督教传播之成功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教会拥有有效力的组织，以主教为首，以城市为基地，再就是这一信仰对各种各样的人都具有吸引力。基督教借用了希腊哲学的词汇及其对精神生活和道德问题的见解，因此基督教的道德说教和毫不含糊的一神论对知识分子颇有吸引力。与此同时，基督教还成功地与多种神秘宗教竞争，赢得了大批的皈依者，他们不仅得到了获得永恒拯救的慰藉，而且在这个成员关系紧密的团体中找到了归属感。君士坦丁的皈依以及此后罗马国家之接受基督教在当时就像是晴天霹雳，而且这对教会的影响也不完全是正面的。许多皈依者接受新信仰的理由不是宗教信念，而是他们的野心，希望借此从政府那里获得政治和金钱上的好处。主教逐渐被看作帝国的官员，而教会的会议经常不得不听命于皇帝的指令。

教会新获得的财富和权力加重了教徒之间的矛盾。在非洲，既存在保守的亲罗马派，他们认可教会新的地位，也存在顽固的“多纳特派”，他们激烈地贬低现世生活，排斥那些早年在遭受迫害时曾经叛教的教徒。另外一些争论涉及“三位一体”教义，其影响持续了几个世纪。教会一度屈从于皇帝的压力，接受了亚历山大里亚神父阿里乌的异端观点，即认为基督作为圣子要低于圣父。虽然这一教条在4世纪就受到教会的谴责，但是在此之前，阿里乌派神父就已经说服巴尔干地区的西哥特人接受了他们这派的基督教信仰。大多数定居在帝国境内的日耳曼蛮族在5世纪皈依了阿里乌派，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这一“民族”信仰来展示他们与文化上占优势的罗马人的区别。

在东部帝国，关于基督论的争执造成了严重的分裂。正统的意见在451年的卡尔西顿大公会议上得到认可，但是反对的声音在埃及和叙利亚一直很强烈，尤其是在基督一性论的信奉者中间，他们相信基督的人性已经消失在他纯粹的神性之中。虽然这些异端活动并不单纯是政治或者社会运动伪装的形式，但它们无疑受到人们不满情绪的推动。在这些地区，希腊文化精英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主导地位招致当地人的怨恨。这种抵触情绪具有政治的含义，因为在那个时代正统信仰被认为是个人获得拯救之必要，是上帝所护佑帝国成功的保证，而皇帝则急迫地希望恢复其臣民的团结，为此不得不在迫害异端派别和寻求最大限度的妥协之间来回摇摆。帝国政府寻求妥协的政策遭到了罗马教宗的强烈反对。作为西方的宗主教，教宗坚决抵制对正统信仰纯洁性的任何破坏。让局势更为糟糕的是，东部帝国和西部帝国就谁是教会首席主教的问题有着分歧，两地的关系因此日趋紧张，这是381年新首都君士坦丁堡被给予宗主教区的地位以后一直存在的麻烦。

到6世纪，尽管查士丁尼所珍惜的普世教会理想依然继续存在着，但在现实中，帝国东部和西部的分离已不可避免。西方基督徒仍然保持着早年他们对帝国的疑虑，认为自己的信仰应当与世俗生活分离，而且比世俗生活更加重要，并且把教会看成富有战斗精神的宗教军队。这些观念因为西部帝国的崩溃而愈发得到加强，主教在此时不仅是宗教领袖，甚至还负担起世俗社会的领导责任。在东部帝国，古代世界多样和复杂的形态得到保留，教会完全不可能采纳这种把宗教与世俗生活对立起来的态度。东部教会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自己与世俗社会分离或者凌驾于尘世之上，因为它认为帝国是上帝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给予物质世界更大程度的神圣性。西部的教会人士，如教宗格里高利一世，被迫调整思路，以便接受变化了的社会现实。他知道蛮族入侵者将会长久地居住下来，于是放弃了把基督教与罗马等同的传统思路，试图通过精心策划的传教工作，将伦巴德和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整合到基督教世界里面来。

东部和西部基督教逐渐扩大的差异不应该让我们忽视二者之间继续存在的联系和相同之处。正如法兰克朝圣者能够到耶路撒冷去旅行一样，东部的教会人士和艺术家也可以在西方定居下来。譬如来自圣保罗家乡塔尔苏斯的西奥多，他先是在罗马当修士，后来被派往坎特伯雷担任大主教。在整个7世纪和8世纪初，主导罗马宗教和知识生活的是希腊人和叙利亚人。在中世纪早期，整个地中海地区都出现了圣徒传等多种类型的基督教文学，通俗基督教文化还以宗教游行、圣像和圣徒遗物等形式表现出来。在那个简朴的时代，人们对神圣的渴望需要有可触摸的记号。无论在东部还是西部，主保圣人都被尊崇为城市的庇佑者。宗教礼仪日趋完美，令人印象深刻，教堂等宗教场所为人们所精心布置，成为集体虔敬的表现形式。

无论在东部还是西部，教会显然都争取更大的同一性。由于阿拉伯人攻占了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和耶路撒冷，东部教会的君士坦丁堡牧首因此获得了更大的权威。在4世纪和9世纪之间，一系列大公会议决定和颁布了东部教会的教义和纪律。由于大公会议的立法、教宗权威以及教会法的发展，西部各地传统的差异逐渐缩小，各地教会的大主教和都主教都获得了更加完整界定的治权。

类似的趋势在修道制度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而修道院原本是最激进和多元化的宗教生活领域。最早的修士(“隐修者”)不过是虔诚的平信徒，他们的意图是通过远离尘世诱惑来履行基督关于清贫、克己的命令。修道运动始于埃及，早年的旷野教父，譬如圣安东尼，拥有数以千计的追随者。多种多样的修道团体很快出现了，有的坚持原来的个人隐修生活方式，有的组织成修道集体，由一位长老来领导。在4世纪和5世纪，修道制度迅速由埃及向北扩散到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向西扩散到高卢、意大利和西班牙。在试验修道方式的活跃气氛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圣人，其中有些人因其简朴的生活或所提出的朴实可信的建议而获得很大的社会影响力。譬如柱头修士西蒙，他在大马士革附近一根石柱上待了三十七年。总的来说，修道生活逐渐重视更加温和的方式。学者、卡帕多西亚的圣巴西尔提倡修道纪律，他提出的修道规则后来成为东正教修道传统的标准模式。

修道制度很快就被西部教会接受，不过在此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些变化。元老院成员在罗马的住处和他们的地产上设立修道院，离家修道成为时尚的贵族运动。一些主教为自己教堂的教士建立修道院，他们认为修道是值得提倡的基督教理想，有助于抗衡世俗风气对教会的侵蚀。图尔的圣马丁曾经是一个军人，他和其他一些修士在传教活动中扩大了修道运动在西方的影响。然而许多建在汝拉山中以及里维埃拉海岸边的修道院，在具有个人魅力的创立者去世以后，并没有留下永久的影响。高卢地区的修道传统以严苛的纪律为其理想，这一传统后来成为爱尔兰和凯尔特不列颠教会组织的基础，在那里结出丰硕的果实。人们一直在探寻将秩序、安定与灵修热情相结合的方法。在这方面，约翰·卡西安的著作为努西亚的本笃所借鉴，他设计出了具有建设性和想象力的修道规章。这部规章对西方教会的影响并没有立刻显现出来。但是从长远来看，本笃为组织严谨的修道团体设计的蓝图成为拉丁西方修道制度的范式，要求修士遵守一套井然有序的祈祷、劳作和学习的日常规程。本笃在卡西诺山建立的修道院于577年遭到伦巴德人的洗劫。虽然这位圣徒的名声因为教宗格里高利一世所写的传记而广为传播，但是他的规章并没有在此时为罗马的修道院所采纳。格里高利自己也是一位修士，他大大扩展了修士的职能，任命他们担任教宗手下关键的行政官员，并派遣他们执行重要的任务，譬如由奥古斯丁领导的在英格兰的传教工作。这位奥古斯丁是教宗自己的修道院里的成员。

在整个西欧，堂区教士需要面对传教和教会改革这些艰难的工作，而罗马帝国城市生活的崩坏使得他们在道德和物质资源上都难以胜任，因此教会开始越来越倚重修士。这一形势也削弱了修道文化中的贵族色彩。出身名门的卡西奥多鲁斯在维瓦里乌姆创办的富有学术和教育特性的修道院出现得比较晚，是贵族修道传统的代表。修道运动这一变化的主要推动力来自简朴、大胆和积极进取的爱尔兰修士。在伦巴德人控制的意大利地区，修道院的发展起先遭受了阻碍，因为伦巴德人认为基督教会是政治上不能信任的“第五纵队”。到8世纪，修道院才在这里迅速成长起来。国王和公爵的捐赠支持了一些伟大的本笃修道院的建造，包括法尔法、阿米亚塔山、诺南托拉、卡西诺山的修道院，它们都成了重要的文化和经济中心。

拜占庭的修道制度始终要更加接近最早在埃及形成的模式，即平信徒的虔敬运动，其中出现的圣徒赢得了广大乡村居民的支持。不过到了6世纪，这里也有一些与西部情况类似的发展：修道院开始在城市地区建立起来，帝国和大公会议的立法试图让修道院更有秩序和接受更加一致的制度，慷慨的捐助造就了一些富有的修道院——譬如查士丁尼在西奈山上建立的巨大的圣凯瑟琳修道院。拜占庭的修道传统具有简朴的特色和草根魅力，这使得它在国家遭受阿拉伯人入侵之后能够存活下来，其力量甚至有所加强，尤其在主教的权威因为城市的衰落受到削弱的情况下。修士是虔诚民众的代言人，在抵制伊苏里亚王朝圣像破坏政策的运动中，他们很快就冲到最前沿。他们坚决地保护圣像，为此遭到残酷的迫害。843年，拜占庭帝国最终对圣像破坏政策进行了谴责，修士的声誉随着保护圣像运动的成功而更加显赫。对修道院的捐赠有了惊人的增加，尤其是对那些新近流行的、包含个人隐修小屋的修道院。到10世纪，国家开始警觉修道院财富导致的弊端以及修士众多所招致的人力和税收流失，因此开始对修道院的发展进行限制。900年前后，拜占庭修道院的发展有了两个新的变化：一是更加注重学问和书籍抄写，以君士坦丁堡的斯图迪昂修道院为典型代表；二是修道院在整个拜占庭教会领导层中的影响增加。9世纪以后，修士担任牧首的情况越来越多，他们成为教会内部“激进派”的中坚力量，毫不妥协地反对帝国政府对教义和教会纪律的干预。

9世纪后期，教会在西欧和拜占庭已基本奠定了其在未来数百年中的角色基础。在西欧，教会的财产有了很大的增加，以至于意大利有三分之一的土地被认为是在教会的手里。平信徒之保护人对教会也是一种危险，这些贵族篡夺教产，将主教区和修道院置于自己家族的控制之下。尽管如此，教会也有几项值得一提的成就，包括确立了基督教的王权观念，建设了永久的教育和学术中心，逐渐规范了宗教用语。最重要的是，教会把自己塑造成了特色鲜明的精英组织，其制度和礼仪的用意是引导人们获得拯救。

在拜占庭，虽然战胜圣像破坏运动以及在巴尔干地区的传教使得教会的声誉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但教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影响仍然有限。拜占庭人一般都有虔敬的信仰，不过平信徒和教士之间的界限却不是那么清晰，君权神授的说法并未遭到质疑。个人与上帝的直接交流仍然被认为是得救的可能途径，恰如神秘主义传统所表述的。也就是说，个人获得拯救并不被认为是只有教会才有资格关注的问题。

西欧和拜占庭教会的观念差异在9世纪以后加剧了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两个教会分裂的直接原因包括：罗马要求得到普世教会的首席权；双方争夺对东欧新近皈依基督教地区的管辖权；对宗教礼仪有不同意见；西欧教会坚持要在信经中加上“及圣子”这一内容；以及个人之间的误解。双方的冲突有时候得以化解，通常是因为教宗需要得到拜占庭的政治支持。然而教义和纪律问题上的分歧一旦引起公开的争吵，对抗的氛围就会出现，并最终导致了1054年的分裂。

基督教是促成中世纪早期那些重要变化的原因之一。古典理想强调的是理性的自满和自信，而中世纪却改而强调个人在他无法掌控的超自然力量面前的无助。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把他的朋友阿利比乌斯描写成古典理想的化身，谈及在观看了一场角斗士表演以后这位朋友如何屈从于卑劣的嗜血冲动，并以这种“倒退向邪恶的反向皈依”证实了谦卑和神恩的必要性。中世纪出现的上述变化反映了在罗马帝国后期已经开始的一种趋势，即比较科学理性的观念让位于日益为民众接受的对彼岸和非理想力量的向往。一位具备那种完全古典风格的历史学家，譬如普罗柯比，很难真的相信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是魔鬼。虽然古典的宇宙观，譬如托勒密的学说，在中世纪继续为人所知，但是没有基督教的宇宙理论那么受人欢迎，后者在平直写实的同时还富含寓意。6世纪时，亚历山大里亚有一位名叫“印度的科斯马斯”的商人，他写过一部《基督徒的地理学》，把世界描画为摩西的帐幕，地球是其基础，而天国则被包围在其拱状的顶端。

中世纪早期的世界观把人看作神意的工具，认为人类可以被划分为含、闪、雅弗的子孙。“异教徒”的胜利，不论他们是穆斯林还是日耳曼蛮族，都被解释为上帝对基督徒罪过的处罚。历史被解释为上帝意图通过人的行动在世界上的展开。与基督之道成肉身以及最后审判的终极目标相比，人的行动被认为只具有次要的意义。

大约在250年，圣西普里安写道：“受审判的那一天就在眼前。”中世纪早期的人们仍然急切关注着即将来临的世界末日。《圣经》里面的预言让他们相信，基督的再临是即刻就要发生的事情，而6世纪和7世纪加深的危机又巩固了这样的看法。教宗格里高利一世认为伦巴德人的到来预示着世界的末日，而当哈里发欧麦尔在638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当地的牧首宣布，先知但以理预言的可怕破坏已经来临了。这样的威胁来来去去，让人们始终意识到末世的存在。在10世纪，即使在拜占庭帝国处在其巅峰的时候，人们仍然普遍地认为世界的末日并不遥远，对尘世前景如此牢固的悲观看法无疑会延缓发展。重要的是，这种世界末日论还没有发展为千禧年的观念，即中世纪后期人们预言和期盼千年和平与繁荣的到来。在中世纪的社会关系等级结构中，人人都有自己应得的地位。这种社会关系被认为是上帝的安排，而对权威的服从则被看作《圣经》教导人们接受的义务。

教会的作者是中世纪舆论的主要塑造者，也是我们了解当时人们的价值观的唯一途径。他们蔑视物质世界，肯定修道院所代表的克己忘我。他们使用《圣经》和教父的文献来证明妇女是诱惑和内心冲突的来源，古罗马社会和日耳曼社会根深蒂固的妇女歧视传统因此得到了加强。9世纪历史学家阿涅卢斯谴责结婚教士的理由是妻子变得好争吵和专横霸道，“她们因为罪过变成耶洗别，因为背叛变成大利拉”。其实真正握有权力的只是少数贵族妇女、女王和修女院院长。古罗马社会对妇女个人权利和财产权利的认可要高于日耳曼人。后者认为，在法律上，妇女从出生到去世都从属于自己的家族。教会对家庭法的影响对妇女有更明显的益处。教会法禁止纳妾和离婚，并把婚姻抬升为一个更加严格规范的制度。

和所有传统社会一样，中世纪早期的西欧十分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团结。在受日耳曼影响较深的地方，譬如伦巴德人控制的意大利地区，远亲关系也得到充分的重视，因为家庭成员在战争、司法纠纷(包括家族间争斗)和经济活动中有相互支持的实际需要。当中世纪社会变得更加稳定和复杂之后，封君封臣关系等新的社会关系逐渐出现，核心家庭的地位更加突出。在高度个人主义的拜占庭社会，小家庭历来是基本的生活单位。

虽然崇尚物质和享乐的行为与基督教价值观是完全矛盾的，但是这些情况的确出现在我们掌握的史料里面。尽管受到教会的约束，皇帝和国王，譬如拜占庭的利奥六世，还是会豢养情妇。修士，譬如历史学家“执事”保罗，也会得意地讲述自己平信徒祖先出众的武艺。许多基督教作者对淫乱故事和妓女表现出好色的兴趣。最引人注目的，是人们处处流露的对宝物和财富的迷恋。这在那个贫困和饥荒主宰着人们生活的年代，也是可以理解的。

学问、文学和艺术

在整个中世纪早期，无论是在拜占庭还是在西欧，学者和作家都把仿效古代文学精品和教育模式作为自己的目标。虽然单纯从古典传统之脆弱存在这个角度去看中世纪早期的文化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知识分子所优先关注的是什么，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误导作用，因为这很容易忽略这一时期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创性成就，尽管那还仅仅是有限度的成就。而且我们因此还容易忽略现在已经几乎完全丢失的、庞大的口述文化传统。

在这一时期的初期，文化生活具有惊人的包容性和活力。地中海大多数地区此时还保留有一定程度的安定和繁荣，元老院贵族还继续在追求理想化的闲暇生活，其内容包括创作和抄写传统的世俗文学作品。与此同时，帝国的基督教化意味着新文学种类的产生，譬如神学、圣徒传以及教会史，而其中具有最持久生命力的成果是礼拜中使用的情感丰沛的对话，无论是在拜占庭还是在西欧，宗教礼仪中的对话此时逐渐开始具备中世纪丰富多样的形式。在4世纪，教会对待古典文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曾经是人们激烈争论的问题，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奥古斯丁提出的比较温和的观点占了上风。他的看法是，异教徒文化如果受制于《圣经》权威，并为基督教信仰服务，那么就可以得到容忍。在东部，该争论没有那么大的重要性，因为这里在此前已经经历了更加彻底的基督教化。查士丁尼在529年关闭了雅典的柏拉图学院。他的意图不是为了清除某种威胁，而是以此推进他建立更纯洁的基督教社会的理想，把已经是少数的异教徒学者排除出去。新柏拉图主义是罗马帝国后期哲学的主流，早已被吸收到基督教思想里，譬如6世纪出现的那些以伪狄奥尼西为作者的著作就认为，宇宙是一个等级结构，源自上帝。这些著作在东西部都有很广泛的影响。在教育方面，古代常见的课程安排由拉丁文学家马尔提亚努斯·卡佩拉在他的一篇作品中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并借助该文传播到中世纪西欧，即卡西奥多鲁斯提倡的“七艺”。

西欧文化在5世纪经历了一些挫折，也有一些进展。通过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的书信和诗歌，人们可以看到他对身边缺乏欢乐的世界采取鸵鸟式的拒绝态度，将自己深埋在本阶级传统的乐趣和优雅之中，也就是专注于刻意雕琢的文学风格。西多尼乌斯在去世的时候(489年)已经成为一名主教，而直到6世纪，在高卢地区从事文学和教育活动的人也仅仅局限于几位贵族出身的主教和少数修道院里的修士。意大利社会在比较长的时间里避免了军事化，但是其文化活动仍然变得日益狭隘和缺乏原创性。波伊提乌斯的重要哲学和科学作品不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代表，更具有代表性的是神父阿拉托尔改编的韵律化的《使徒行传》，以及作为官吏的卡西奥多鲁斯所写的风格华丽、内容空泛的书信。意大利的高雅文学在哥特战争以后就几乎完全消失了，由此可见其脆弱单薄。

在拜占庭，古典文化传承的断裂要来得更晚一些。我们可以看到，在6世纪的中期和后期仍然有按照古典传统写作的历史和其他著作，大批帝国的官僚仍然凭借所受的教育获得职位。文学创作还扩展到平民中间，出现了更加通俗的历史和宗教作品，譬如更多谈论地震和其他吉凶征兆的马拉拉斯的编年史，以及那首必须站立咏唱的奉献给童贞圣母的赞美诗。但6世纪后期和7世纪的外敌入侵也导致了文学作品种类大大减少、质量明显下降。在意大利，世俗教育和赞助文学活动的制度崩溃了，除了教宗格里高利一世的各类著述，我们几乎见不到别的作品流传下来。格里高利曾经担任过城市的行政长官，完全有能力使用古典修辞学家的风格写作，但是他的神学著作和《圣经》评注与他所处的时代更加匹配，促成了奥古斯丁宗教思想的通俗化。他的《对话录》记录了圣徒的言行事迹，将意大利的圣徒和殉道者描绘成简朴的上帝信徒，直接以乡土气十足的语言来吸引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听众。本笃倡导的修道制度对欧洲北方文化活动的持续和振兴贡献巨大，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对8世纪以前的意大利却影响甚微。意大利-希腊修士在罗马和南意大利推广希腊语知识的贡献也同样重要。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文化生活似乎是在平凡的、不幸为人们所忽略的人群中间维持着。一些学校应该还继续存在着，否则很难理解平信徒在实际事务中表现出来的读写能力，以及一定数量的公证员和其他法律人士的存在。主教座堂的教士会议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致力于维护本城市和本教区的传统。大多数流传下来的著作是由这些教士写作的，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些杰出的学者。9世纪的意大利看起来在逐渐地复兴，北部的米兰和维罗纳等主教城市成了活跃的文化中心，而在南部则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求知氛围。

基督教西欧文化地图上最明亮的板块是西班牙，其教会得益于大量涌入的非洲修士和学者，以及国王在皈依基督教信仰后与之密切合作。主教在教会会议的立法活动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守护者。这些主教中最活跃、著述最多的是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在他众多的历史、神学以及其他作品中，最重要的是他编写的百科全书《语源》(Etymologies，二十卷)。该著作对古典学问做了简要的概括，在中世纪广受欢迎。伊西多尔和其他学者的成就创造了一个活跃、有特色的文化传统，它在阿拉伯人数百年的统治后仍然存活着，并且对整个欧洲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最具活力的文化生活出现在黎凡特和西班牙那些被阿拉伯人征服的地区。那里保持着高水准的希腊科学、哲学和医学研究，古叙利亚语文献在其中扮演着尤其重要的角色。伊斯兰教文明的丰富多样和国际化色彩来源于其接纳的希腊文化和波斯文化传统，也归功于穆斯林社会的繁荣和秩序。在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宫廷，艺术和文学的成就辉煌耀眼。伊斯兰教文化也有自己原创性的因素，譬如大量阿拉伯语诗歌。作为《古兰经》的语言，阿拉伯语拥有令人尊敬的地位。

处境困难的拜占庭帝国在文化发展上也道路坎坷。与西欧相比，这里的世俗教育还有相当的规模，仍然是人们获取官僚职位必需的关键步骤。古典希腊文的作品继续在这里被人们学习和抄写。另一方面的情况是，在7世纪和8世纪，能够读写的民众有明显的减少，文学作品的产量也下降很多，特别是古人青睐的许多世俗文学品种。尽管更加便宜的书写材料逐渐得到推广，即纸在逐渐代替牛羊皮，而且书写的字体也变得细小精致，但书籍仍然是珍贵稀少的东西，只有最富裕的读者才买得起。一部四百页手抄本的价格大致相当于一位高级官员半年的薪俸。拜占庭文化生活的发展受到了两个特殊因素的影响。一是行省文化生活的崩溃，君士坦丁堡不仅是帝国的文化中心，而且吸引了各地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另一个因素是教会积极地参与教育活动，譬如君士坦丁堡斯图迪昂修道院在教育上的作用，不过此时兴办牧首学院的计划已经被放弃了。世俗文化和教会文化的交融促成了新文化的产生，在9世纪以两位杰出学者为代表，他们见证了这一时期文化和研究活动的恢复。其一是哲学家利奥，他在哲学和数学领域有许多著作，并设计和建造了一套光学的信号系统把首都与帝国东部边境地区联系起来；他在担任君士坦丁堡哲学学院的院长之前，是塞萨洛尼基的大主教。另一位代表人物是伟大的古典学者佛提乌，他在成为君士坦丁堡牧首之前，是帝国的文官。

无论是在使用拉丁文的西部还是在使用希腊文的东部，文化的衍变都经历了一个相似的过程，学术的受众在两地都有急剧的减少，两地的文学创作在6世纪晚期和8世纪早期之间都遭受了一场危机。不过基本的学校教育延续下来了，重要的文献也得到了保护。与欧洲北部的修道院相比较的话，其世俗文化内容仍然是相当卓著的。

与文学一样，艺术也试图坚持古典的模式，但是实际情况是，艺术品的质量在衰败，数量在减少。尽管如此，艺术品外表的质朴往往掩盖了其复杂的象征意义，而且与自然主义的脱离甚至在今天也让我们感到了亲切的吸引力。创作意图和艺术风格的变化在罗马帝国后期就已经发生了。由于经济困难，旧建筑上的柱头和其他材料被拆下来用于其他建筑之上。国家大笔的工程开支意味着私人赞助不再那么重要，而国家支持的纪念碑式建筑艺术则试图向臣民展示统治者的伟大。基督教的传播推动了宗教礼仪所需要的精美服饰和器具的制作，也促进了辉煌的教堂建设。在等级日益严密的社会氛围里，古典时代体现人物个性的现实主义风格逐渐让位于呆板饱满的面部形象，艺术家开始理想化地强调所刻画人物的尊贵和地位，譬如元老院成员委托制作的双连雕刻画，以象牙为材料，在上流社会用作拜访时用的名片。其他形式的艺术在同一时期也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壁画、镶嵌画、圣像都日渐普遍，成为向各阶层信徒传递基督教教义的手段。到500年前后，圣像的品种已经齐全，形成专门的圣像系列。

在西方新的、富有的日耳曼统治者那里，艺术也达到了新的高度。通过对墓葬和隐藏财宝的洞穴的发掘，我们发现了奢华的珠宝、武器和体现军事贵族生活方式的装饰品。在蛮族的北方流行的是抽象的几何图案，而欧洲南部则更多带有古典风格的人物和动物形象，许多奢华器物都是罗马工匠制造的。

相对繁荣和安定的东部在5世纪和6世纪出现了十分丰富的艺术风格，它将平民化了的古典传统艺术与流行的地方性格调相融合，表现为更加浓重的装饰性。最具有鲜明的原创特色的作品来自查士丁尼时代的都市艺术，譬如圣波利克多教堂的柱头，圣索菲亚、圣塞尔吉乌斯、圣巴克斯教堂的圆顶建筑。与此同时，高水准的自然主义传统也延续着，譬如君士坦丁堡皇宫中覆盖地面的镶嵌画，以及在古典风格场景中描画大卫形象的餐具等。

6世纪的经济和政治动乱使得西部的艺术创作陷入了危机。在拉韦纳这样的重要中心，建造豪华大教堂的活动在查士丁尼的统治结束后就停止了，此时珠宝和雕塑的制作也变得土气和简陋不堪，教堂则大多盖得又小又简单。即便在罗马也是如此，尽管来自东部的艺术原创性影响十分强烈，而且教宗也努力赞助宗教建筑以维护这一朝圣和教会管理的中心。这个时期建造的绝大多数教堂是由世俗建筑物改造而成的，譬如圣安德里亚诺教堂(原来的元老院)、圣马利亚古教堂(原来的卫队兵营)、圣马利亚圆顶教堂(原来的万神殿)。

动乱在东部出现得要更晚，不过程度也更加严重，由外敌入侵所造成的伤害又因为毁坏基督和圣徒圣像的运动而加剧。圣像破坏运动的迫害之风在君士坦丁堡和安纳托利亚远比在帝国的西部省份要厉害。不过即便在首都，一些关于世俗人物且格调轻快的画像还是被保留了下来。843年，圣像破坏运动最终被挫败，此时大规模的宗教艺术活动才得以恢复。在9世纪的后半期，重新装饰圣索菲亚教堂等宗教建筑成为一场盛大的活动，紧接着又出现了手抄书籍出版和仿古典象牙雕塑制作的振兴。随着这场马其顿王朝的“文艺复兴”的到来，拜占庭艺术终于发展出自己的体系，包括特定的装饰图案、设计程式、圣像学说。这一特定艺术传统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后期罗马帝国，但是在本质上构成了后来日益僵化的拜占庭艺术的基石。

在地中海西部地区此时也出现了艺术生活复苏的迹象。来自东部地区的影响在罗马及周边地区起到了刺激这一复苏的作用，譬如希腊工匠的贡献就可以在教宗约翰七世(705—707年在位)委托制作的艺术品上看到。这方面另一个突出例子是在米兰以北的塞普里奥堡，那里的“城外”圣马利亚教堂的壁画具有鲜明的拜占庭艺术风格。虽然其制作时间很难确定，不过很多学者认为，其中一些圣像的场景透露出它们可能是拜占庭艺术家绘制的，在伦巴德王国皈依基督教之后，他们被派遣到了那里。

对艺术的主要影响还有本土的因素，即来自本地持久的传统。明显的例子就是人们在意大利北部和高卢南部继续制作古典风格的雕花石棺，以及常见的罗马建筑技术继续为人们所用。伦巴德王国的艺术风格与拜占庭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国王利乌特普兰德以及其后诸国王统治时期成规模的建筑工程体现了这一点。这一时期的经典之作包括布雷西亚宏伟的神圣救世主教堂，而在奇维达莱的山谷圣马利亚教堂墙上，人们能够看到精美的粉饰画。在卡西诺山和诺南托拉的修道院会，因其重要地位能够给予艺术品制作更多的赞助，尤其是带有装饰的手稿文本。罗马传统在延续，而且富有的修道院和愿意赞助艺术的主教数量是有限的，这就使得“加洛林文艺复兴”所造成的创作冲动只在意大利有显著影响。不过在加洛林王朝统治下的边远地区，譬如在蒂罗尔的一些教堂，包括纳图恩斯的圣普罗克洛斯教堂，也有漂亮的壁画。在罗马，加洛林王朝的经济和政治支持促成了教宗在9世纪初大规模地赞助艺术和建筑项目，而圣普拉塞德大教堂里的圣芝诺小圣堂是这些赞助活动的最完美体现。在初期罗马式建筑的最早范例里，意大利艺术振兴的本地因素十分明显，但是拜占庭的影响仍然强烈。纪念圣马可的第一座教堂是830年左右在威尼斯建造的，以君士坦丁堡的圣使徒教堂为样本。

在地中海地区西部的其他地区，艺术活动经历了更大的起伏和波动。西班牙在经过西哥特人的统治后没有留下什么像样的艺术，只有一些个人的珠宝以及像国王雷塞斯温德华丽的许愿王冠那样的作品，后者是1859年在托莱多附近瓜拉萨尔一个埋藏财宝的地方发现的。罗马传统的顽强留存还可以在莱昂王国被发现，如9世纪建造的一些早期罗马式精致教堂，有奥维耶多附近的洛斯普拉杜斯的圣胡利安教堂，以及纳兰科的圣马利亚教堂等。此外在西班牙北部还有一些“莫萨拉布”风格的教堂，其中的一些东方元素是那些逃离伊斯兰教迫害的难民带来的。

基督教西班牙艺术的前景在此时已显端倪，但是与南边倭马亚王朝统治地区产出的精彩艺术品和手工业品相比，依然显得粗糙和土气。科尔多瓦的大清真寺代表着那个地区最伟大的艺术成就，是在785年开始建造的，能够容纳5500个信徒。在中世纪早期的地中海区域，最奢华的艺术出现在繁荣的伊斯兰世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在阿拉伯人最早征服的那些地区，古典晚期的传统得到了最完整的保留，恰如大马士革的大清真寺所展现的那样。不过由于《古兰经》对偶像崇拜的禁止，那里的艺术很快就转向与自然主义风格完全不同的方向。

新时代来临前的地中海地区

在某些方面，地中海地区在900年的时候的确降到了罗马帝国后期以来的最低点。海洋在此时不再是巨大的中央集权帝国的联系通道，而是成为分离拜占庭帝国、伊斯兰教地区和西欧地区的屏障，这三个区域相互的关系基本上是不友善的。在西欧，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向北方移动，那里出现了新开发的疆域和市场，而南方的生态和气候都有恶化。

就地中海地区总体的情势而言，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积极有利的一面。到900年，新的政治地理已然在这里形成了，而且一直持续到1453年，即分裂倾向一直在增强的伊斯兰世界，和被称为“新罗马”的拜占庭，以及西欧的诸王国。伊斯兰世界此时已经失去了早年向外扩张的冲动，分裂成一些较小的国家，其中许多有着昌盛的经济和文化生活；马其顿王朝统治下的拜占庭帝国恢复了稳定，为经济繁荣创造了条件，并在巴尔干和东方开始重新征服失去的疆域。拜占庭的艺术和文化振兴也反映出帝国重新强调罗马和希腊传统的自信。帝国此刻正要进入其最强盛的时期，不过将在日后瓦解其中央集权结构的力量也在形成，这一力量最终导致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封建”割据。

西方这时还没有发展起来，但是已经有一些富有生命力的迹象，并且在后来把濒临地中海的南部重新建设成了欧洲最有活力的地区，使之成为与东方和南方富有成果的接触和交往中心。基督教帝国的理想由加洛林王朝确立，并持久地对人们的心态产生影响；这一理想的基础是受到教宗越来越有力控制的、日益具有西方特色的基督教信仰和教会。西欧南部各地的经济都有所恢复，人口也有所增长，并因为与北方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而获益。南部过去曾经遭受过蛮族入侵的打击，不过在这个时期却躲开了蛮族的攻击，并且在商业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成为贸易活动的中转站。南部的朝圣地，如罗马和孔波斯特拉，吸引了大量朝圣者。

当法国南部还停留在动乱和落后状态中的时候，基督教西班牙却已经开始形成有利于发展和社会流动的条件，其动因是大量涌入的难民和冒险者，以及借助袭击穆斯林地区获得的大量金钱和战利品。不过真正显示出巨大发展潜力的地区是意大利：其人口逐渐复苏，同时还对地产进行了效益良好的分割和管理。此外，教会财产被出租给善于经营的人，教会和城市市民积累的资本则被投资于土地。随着土地市场的发展和货币地租越来越普及，需求和货币流通的增加又刺激了商业和城市的进一步发展。米兰此时在其城墙之内已经完全都市化了。在一系列事件，譬如924年克雷莫纳市民反抗其主教的起义中，人们可以窥见城市市民的活力和集体意识。

中世纪早期地中海地区的历史在相当程度上是“地下”的历史。最引人注目的发展是政治解体和社会动荡这些负面的现象。相当一部分古典遗产被保留下来，譬如拜占庭沿用的罗马法和行政体制，伊斯兰世界继承的古代科学和医学，意大利长期坚守的城市生活传统。中世纪早期不仅是勉强生存和痛苦转型的时期，同时也有其创新的成就。地中海地区的三种宗教在各自的结构和信仰的氛围里取得了各自成熟的形式。在虚弱的中央权威造成的分权状态中，地方的贸易和政治、文化活动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在意大利和伊斯兰世界。古代社会的强化结构被打破了，新的制度获得了持续的生命，社会群体获得了更好的适应能力，新的共同体富有活力。这些因素汇聚成的力量有助于人们更好地面对好时机所带来的新挑战。

[1] 英文原版误作695年。——编者注(本书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编者注)

[2] 英文原版误作586年。

[3] 英文原版误作875年。大事年表亦误，不再出注。

第二章 黑暗时代的北方世界，400—900年

爱德华·詹姆斯

对古罗马人来说，至少对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大部分文字史料所记载的古罗马统治者和贵族精英分子来说，欧洲北方处在文明的边缘，甚至处在文明之外，几乎是可以被忽略的。罗马帝国的这些部分，即不列颠的中部和南部、高卢的北部，与地中海西部地区的省份相比，只是被微弱地罗马化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方留存下来的最古老的拉丁文献属于罗马帝国的末期，而且它们的作者可能是在基督教学校里学习的拉丁文，而不是在世俗的学校。罗马当局一般不会注意到不列颠和高卢北部，除非是在这些地区出现篡位者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些地区受到边境外更加野蛮的部族攻击的时候，譬如法兰克人、阿拉曼人、萨克森人、皮克特人以及食人肉的阿特科提人。北部行省实际上不过是用来保护帝国免遭境外蛮族攻击的缓冲地带。

在本章所涉及的五百年里，北部地区在欧洲历史上的角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8世纪和9世纪的时候，这里变成了欧洲的政治中心，也可以说是欧洲的精神和思想中心。英吉利海峡和北海的港口使得相邻地区具备了罗马帝国时期从来没有过的活力。查理曼这位法兰克人成了第一位北方的皇帝，他在800年的加冕礼经常被正确地看作重心由南方转移到北方的象征，而这一重心转移是中世纪早期最重要的发展。另一个发展，对历史学家来说更具重要性，即欧洲北部在这一时期也拥有了自己的发言人。我们对罗马帝国时期北部情况的了解只能通过罗马和希腊的作家，而此时由于基督教的传播，北部开始有人以拉丁文以及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的语言写作了。除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易北河以东的地区，欧洲北方的历史开始首次被清楚地记载下来。

部族的迁徙

罗马帝国西部的崩溃伴随着部族的迁徙。究竟是这些迁徙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终结，还是说这些部族利用了帝国的衰落，以及应该如何来描述这些迁徙，仍然是历史学家争论的问题。这些部族的移动究竟应该被称作“迁徙”还是应该被视作“入侵”？在欧洲北部，这些人群的移动被看作“迁徙”是比较合适的。那些说日耳曼语言或凯尔特语言的部族进入的绝大多数地方是罗马军队业已撤离的区域，有时候他们这样做还得到了罗马人的鼓励。与日耳曼人对欧洲南部的入侵相比，这些迁徙的规模和文化影响要大得多。罗马帝国西北部有大片地区接受了日耳曼语言和文化，这种情况在英格兰尤其明显，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莱茵河以西和多瑙河以南的地带，包括现代比利时、德国、瑞士和奥地利所在的那些地方。现代欧洲地图上最引人注目的一些地名是与5世纪和6世纪时到来的那些部族有关的，譬如英格兰〔以及那里的萨塞克斯(南撒克逊人居留地)和埃塞克斯(东撒克逊人居留地)等一些郡的名称〕、苏格兰、法兰西、不列颠、阿尔萨斯、巴伐利亚等。当然，这些部族迁入罗马帝国境内，也造成了他们原住地的政治真空，这就为居住在更加偏东地区的居民的迁徙和入侵创造了条件，譬如那些原先住在今德国所在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及斯拉夫人原住地的部族。欧洲北部不同语言和族裔居民的分布要到10世纪才稳定下来，才开始形成其现代状态的雏形。

对文字记载稀缺的时代，历史学家很难把握迁徙这样的活动。当时史料所提及的一般只是首领，而不会就民众的情况留下可靠的信息，而且通信的困难和谣言的盛行也会使得关于首领的记载失去准确性。我们能够确认的仅仅是一些人名，譬如阿瑟王。这些人可能是非常关键的政治人物，在很广大的区域内有影响，也可能是昙花一现的领袖，仅仅在狭小的地方有重要性。借助观察出自这个时期的数以千计的墓葬，考古学家一直在试图勾勒出普通民众迁徙的情况。不过他们做的这项工作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迁徙者和本地居民的遗骨混杂在一起，难以分辨。而与死者埋葬在一起的珠宝和其他物件有时被说成是“萨克森人”风格的或者“法兰克人”风格的，但是它们实际上不单可以标志死者的族裔，也可能是当时一种流行的时尚样式，或者可以说明当时某种器物流通的程度。不过考古学的研究证明了迁徙确实发生过。譬如说，那些由德意志北方地区迁移到英格兰东部的人用来放他们死者骨灰的罐子，在制作和装饰上和他们之前在原住地使用的骨灰罐是完全一样的。考古学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迁徙发生的原因。德意志北部沿海的土地在5世纪和6世纪的下沉引发了频繁和持续的洪涝问题，那里的一些居民因此把他们的居住地建造在高地上，而另一些居民对洪涝灾害的回应显然是渡海前往不列颠。

在公元400年的莱茵河上航行的船只有一些最近在美因茨出土了。莱茵河在当时是隔离罗马人和蛮族的主要分界线。有些法兰克人的确曾经被允许居住在莱茵河口西边的土地上。在战争中被罗马人俘获的其他日耳曼人，包括法兰克人，也有被安置在高卢北部的。他们被分散成小群体，并成为罗马军队招募兵员的对象。法兰克人在这方面尤其典型，他们既是罗马人的盟友，又是他们的敌人。在4世纪后期，有一些法兰克人变成了罗马军队的将领，甚至担任了执政官。高卢的防御体系是在3世纪建立的，日耳曼人此前曾经发动一系列重大攻势。该防御体系在5世纪时仍然有效。罗马人在特里尔控制着高卢，因此高卢的大部分地区在当时仍然是安全的。罗马的军团和海军甚至在不列颠成功地反击了苏格兰人(罗马人叫他们爱尔兰人)、不列颠人、皮克特人从哈德良长城以北发起的多次进攻，也反击了由海路前来的日耳曼人。在每次的蛮族进攻之后，罗马人都进一步加固了他们的堡垒；在399年，统率西方罗马军队的日耳曼将领斯提利科便亲自到不列颠来督察军事行动。

但几年之后形势就发生了剧变。在406—407年的冬季，日耳曼各部族，尤其是汪达尔人、勃艮第人和苏维汇人，越过莱茵河进入高卢，有可能是为了逃避来自亚洲的游牧部族匈人。此时匈人正将他们的控制范围扩展到多瑙河以北的广阔区域。于是有一位叫君士坦丁的将领(与一个世纪以前的君士坦丁大帝同名)带领他在不列颠的大部分军队渡过海峡到高卢，以应对那里的蛮族。当撒克逊人在408年进攻不列颠的时候，那里几乎没有罗马士兵的防卫。皇帝霍诺留不得不授予不列颠人民拿起武器自卫的权利。他无疑认为，就像以前曾经发生过的那样，一旦危机过去，政府可以重新恢复其权威。可是这次的危机和以往的危机有所不同，欧洲大陆不间断的政治麻烦使得帝国不再可能重新关注不列颠。历史学家对此后差不多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英吉利海峡的北面发生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仅有的一些史料都十分模糊，很难解读，充满了因为暧昧而让人头痛不已的暗示。考古材料要相对丰富一些，但是以之来说明历史事件的脉络不仅困难，而且需要特别谨慎。不过有些事实以及许多推想还是浮现出来了。罗马控制下的不列颠，在410年前后，受到来自三个方向的入侵，即来自北方的皮克特人，来自西方的爱尔兰人，以及来自东南方向的各日耳曼部族。皮克特人的进攻在5世纪似乎停止了，他们好像并没有在哈德良长城以南建立居民点；爱尔兰人在威尔士西部有定居点，他们在苏格兰西南部建立的达尔里亚达王国保持其政治影响力达数百年之久；在日耳曼部族中，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来自德意志西北部，朱特人来自丹麦，弗里西亚人来自尼德兰。他们先是在政治上控制了不列颠的东南部，然后其政治、文化和语言上的影响逐渐向西扩展。到10世纪的时候，他们占领了现代英格兰所在的整个地区。

古罗马作者把由德意志北部移居不列颠的日耳曼人都称作撒克逊人。这些部族在不列颠扮演的角色与四个世纪后的维京人相似。他们袭击高卢和不列颠沿岸地区，在加龙河与卢瓦尔河的河口、巴约的附近以及不列颠建立居民点。起初这些居民点也许不过是海盗的据点。按照不列颠的传说，亨吉斯特和霍萨这两位最早的撒克逊人是被一个不列颠的首领请来做雇佣兵的，而他们后来却叛乱了，在不列颠东部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这个故事与欧洲大陆一些日耳曼部族的历史相同，不过是一个简化的版本。日耳曼人在不列颠和大陆有着大致相似的经历。不过海洋的屏障的确会使得前往不列颠的迁徙不同于其他迁徙活动，它们不可能是有组织成规模的，而不得不是零散的，在几代人的时间里逐渐发生。在欧洲大陆，政治权力和机构经常由罗马人平稳地转移到日耳曼人手里，不列颠的大多地区并没有这种情况。在诺森伯兰，对伊夫林的伯尼西亚王宫的考古发掘透露出，盎格鲁人占领并沿用了不列颠原有的政治中心。伯尼西亚(诺森伯兰和达勒姆)和代拉(约克)均为凯尔特语地名，盎格鲁国王在那里所统治的民众应该主要是不列颠人，那里应该有一些不列颠和罗马传统被保留下来。再往南边一点的地方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定居的主要地区，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在那里不可能有太多的遗留。城市如果没有在3世纪或4世纪就已经消失，那么在这时也会消失。罗马帝国新的宗教基督教的命运也和这些城市一样。

不列颠罗马居民的后代有不同的命运。许多人被新来的蛮族奴役，或者至少接受了他们的统治。另一些人生活在西部独立的王国里，盎格鲁-撒克逊人把他们称作“威尔士人”，意思是“外国人”。还有一些不列颠人参加了他们自己的迁徙活动，来到了后来被称为布列塔尼的地方。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知道，他们是作为难民到了那里，还是被罗马当局请去那里维持秩序，抑或是受到反抗罗马的叛乱者的邀请——后者在5世纪至少发动过两次反罗马的叛乱。布列塔尼在中世纪被称为“小不列颠”，以便与大不列颠相区别；几乎在整个中世纪，这个地区的存在保证了这里说凯尔特语的居民能够顽强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即便这里在名义上受到法兰克人统治的时候，不列颠人也有自己的领袖。法兰克人称他们为“伯爵”，而不列颠人则无疑认为他们就是自己的国王。

在5世纪最初的二十年，欧洲大陆和不列颠的局势十分混乱。在406—407年间的“大入侵”之后，莱茵河防线崩溃了，高卢各行省的首府搬迁到了安全的阿尔勒。在篡位者君士坦丁和他的不列颠军队的协助下，被击退的汪达尔人和苏维汇人转向到了西班牙。但是勃艮第人则留了下来，在莱茵河中游建立了一个王国，而莱茵河的下游地区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被放弃给了由不同部族构成的法兰克人。此时的政治动乱看来已经迫使许多罗马贵族离开高卢北部，转移到更加安全的南部地区。罗马军队已经无法防卫北部地区。的确，到了5世纪30年代或者40年代，高卢的罗马军队是由罗马士兵、日耳曼雇佣兵和日耳曼盟友混杂组成的。罗马将军埃提乌斯在那些岁月里是高卢军事事务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主要依靠的是匈人组成的部队。他使用这些匈人士兵摧毁了莱茵河流域的勃艮第王国，并与他们订立条约，允许他们移居到里昂和日内瓦之间的地方(勃艮第)，但是要求他们支持罗马帝国。451年，为了击败阿提拉率领的匈人大军，埃提乌斯组建了“罗马”联军，其中的主力是西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法兰克人。瓦伦提尼安三世在454年暗杀了埃提乌斯，而后者的忠实追随者接着在455年又暗杀了瓦伦提尼安。此后在高卢北部，罗马帝国不再有地位确定的领袖人物。

法兰克人之一部拥戴希尔德里克为他们的国王，这个人物的出现使得北高卢的形势有了新的趋势。我们对他的了解很不完整，不过他显然与罗马人或者罗马人中的一部分协同抗击西哥特人以及卢瓦尔河流域的萨克森人。他不是基督徒，却与高卢的基督教会有合作关系，并为他的后代在后来三百年中所统治的王国奠定了基础。帝国西部普遍认可的皇帝在455年被杀，最后一位驻扎西部的皇帝在476年被废，高卢北部的局势因此陷入混乱。对这里的许多人来说，希尔德里克此时肯定显得像是一位理所当然的统治者。他在481或482年去世，被安葬在图尔奈。他的坟墓展示了其权力的一些特征：里面有数百枚在君士坦丁堡铸造的金币，可能是作为津贴赠送给他的；还有一枚罗马将军惯常佩戴的胸饰。

希尔德里克的继承人是他的儿子克洛维，通常被认为是他确立了法兰克人在高卢的统治。在克洛维去世大约七十年之后，图尔的主教格里高利写下了他统治的情况。虽然克洛维统治的一些细节为后人所诟病，但是其成就是显而易见的。通过武力征服和接受正统的基督教，克洛维收服了高卢北部的罗马人。他还收服了法兰克人各部，其手段之一是将所有与他竞争的王侯全部铲除。罗马人和法兰克人一定都叹服他领导的军队在抗击其他日耳曼部族时取得的胜利。克洛维征服了东边的图林根人，以及由现在的西南德国进入现在的阿尔萨斯和北部瑞士的阿拉曼人。507年，克洛维和他的部众向南越过卢瓦尔河，摧毁了阿拉里克二世统治的西哥特王国。当克洛维在511年去世的时候，法兰克王国由他的四个儿子联合统治。他们消灭了勃艮第王国，并以在军事上帮助东哥特人为交换条件，兼并了普罗旺斯。到了6世纪中叶，统治法兰克王国的希尔德里克和克洛维的后代，即墨洛温王朝，业已成为罗马帝国之后最强大的蛮族统治者。几乎整个高卢都在他们的统治之下。他们在意大利也有一个立足点，而且还迫使图林根人、阿拉曼人和巴伐利亚人向他们称臣。他们声称对英格兰的东南部拥有的宗主权也许不像大多数英国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虚幻。克洛维去世最晚的儿子克洛塔尔一世在561年的临终遗言因此是可以理解的：“哇!竟然把我这样伟大的国王都杀死了，真不知道这个天上的国王是什么样子？”

法兰克人作为罗马权威的继承人在6世纪建立了新的政治稳定。不过在这个时候，部族的迁徙运动仍没有终结。匈人霸权在453年阿提拉死后瓦解了，一些部族移居到西欧，另一些部族则乘机向南或者向西迁徙。巴伐利亚人在6世纪早期到了多瑙河上游地区。在6世纪中叶，来自中亚的游牧民族阿瓦尔人说服伦巴德人转移到意大利，自己则移居到多瑙河中游地区(匈牙利)，并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王国；西至图林根，东抵君士坦丁堡，都是他们的掠夺范围。直至8世纪后期，阿瓦尔人的王国才被查理曼击败。保加尔人在7世纪定居下来的地方在阿瓦尔人的东面。最后，目前考古学家才刚刚开始理出头绪的问题是斯拉夫人各部族的迁徙。他们是东北欧的原住民，约6世纪开始向南越过罗马帝国在多瑙河的防线，进入帝国的巴尔干地区，向西进入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以及维斯杜拉河与易北河之间原来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区，并威胁到图林根、萨克森和丹麦的日耳曼人。

基督教的传播

400年前后，绝大多数欧洲北部的居民信仰一个或多个非基督教的神灵。而到了900年，基督教却已经传播到西北欧洲的绝大部分地区，并开始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东欧延伸。在400年，以立法的手段打击非基督教信仰的活动才刚刚开始，图尔的圣马丁以及其他主教刚刚开始在乡村积极传教，修道院等基督教的制度还几乎不为人知。在900年的高卢、德意志、不列颠和爱尔兰，基督教受到国家的支持，在理论上每一个人都必须接受洗礼，教会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十分重要，而修道院也成为欧洲最重要的精神和文化力量。欧洲基督教化的缓慢过程往往是从国王和贵族的皈依开始的，这无疑是这个历史时期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罗马文明的其他内容伴随着基督教传播到蛮族那里和帝国以外的地方，包括法律和国家的观念、文字的书写、拉丁文化和基督教的丰富知识及其文学。拉丁文以及后来的法文可能只是因为基督教的传播才成为高卢北部乡间居民的语言。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悖论是，罗马化的进程要到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才在西方达到了高峰。

欧洲南部的蛮族在他们定居下来的时候几乎已经都是基督徒了，不过他们信奉的是阿里乌派异端。法兰克人国王克洛维在政治上的成功与他带领自己的人民信奉正统基督教有一定关系，因为这样就使得法兰克人易于被他希望统治的高卢-罗马人接受。当时的高卢教会依旧主要由高卢-罗马人管理，而不受制于法兰克人。教会十分感谢克洛维的皈依，并支持他的统治。高卢的教会人士继续在高卢北部的农民中间进行传教工作，包括已经居住在那里的法兰克人，不过他们很少把目光投射到自己所在的主教区之外。罗马帝国的教会当局并没有针对欧洲北部非基督教蛮族的传教政策。很多人相信，罗马帝国是因为上帝的引导才信仰基督教的，而帝国之外的人没有信仰基督也是上帝的意愿。还有一些人要更加乐观一点，相信蛮族入侵本身也是上帝为传播基督教而安排的。因此，当主教们被派遣到帝国境外的时候，譬如当教宗塞莱斯廷在431年派遣帕拉第乌斯到爱尔兰去的时候，后者的任务不是去收服异教徒，而是以主教身份去领导那里的基督徒，尽管他们生活在帝国的境外。在帕拉第乌斯作为主教管理的爱尔兰基督徒中间，我们的确知道一位教徒的名字，一位在不列颠西海岸被盗匪俘获的罗马-不列颠少年，他的名字叫帕特里克。他是一位杰出的人才，是这些岛屿上第一个有作品流传下来的不列颠作家，是那里引用福音书来支持普世传教活动的第一人，也是那里信念坚定地把针对帝国境外异教徒的传教看作自己使命的第一人。

帕特里克是最早推动爱尔兰人皈依基督教的传教士之一。这场传教和皈依运动可以说具有开创性和一些前所未有的特点。基督教会在此之前一般集中在城镇，用希腊语和拉丁语来传播福音，而在爱尔兰则不同，因为传教士需要在一个部落社会里工作，那里没有城镇，也没有人懂希腊文或拉丁文。那么主教们驻扎在哪里呢？又在哪里培训神父呢？在这样一个亲缘关系强而有力、财产观念不同于罗马帝国习惯的社会中，教会如何去适应？所有在欧洲北部工作的传教士都面临着这些问题，但是许多解决方法是在爱尔兰出现的，其中有些还被爱尔兰人输出到不列颠和欧洲大陆。

这些解决办法在很大程度上与传教地区教会的修道院有关，体现了修道院在其中所扮演的新角色。罗马帝国的修道院是人们回避世俗生活的地方，教会由教区的神职人员来管理，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是与修道院隔离开的。在爱尔兰以及其余北方蛮族居住的地方，修道院则是举足轻重的教会机构，它们是下列活动的基地：传教、使用拉丁语进行的基础教育、神职人员的培训。男女平信徒给了修道院越来越多的土地，因此它们也成了主要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主教经常驻扎在修道院内，其权威受到修道院院长的牵制，后者无论在宗教事务上还是在世俗事务上都更加重要。

基督教进入一个完全以乡村和部落作为组织结构的社会还引发了另外一些后果。那些把土地捐献给修道院的人们并不情愿，或许按照蛮族的土地法也不能够把捐献看作绝对的。在蛮族社会，家族对家长所控制的土地有某些权利。虽然不同部族各有各的习俗，但是遗产的分配是严格按照规矩进行的，死者的家庭财产必须按照这些规矩遗留给特定的亲属，譬如他的儿子、女儿、兄弟和叔伯。而根据罗马法，如果某人在遗嘱里把财产留给教会，他就同时合法地取消了其他所有法定继承人对这份财产的权利。教会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信徒的财产捐赠，而且教会人士熟悉罗马的物权法，他们在国王的支持下努力改变蛮族的习俗。在法兰克王国，有些法兰克贵族在6世纪就已经忽略法兰克的法律，写下对教会有利的遗嘱。不过图尔的格里高利曾经抱怨说，国王希尔佩里克老是把这些遗嘱撕毁。国王似乎能够通过他的干预改变土地的法律性质，否则贵族们就可能规避法律，把国王作为服役回报交给他们的土地捐献出去，而把自己祖传的土地保留下来。记录修道院所得捐赠土地的文书总是警告说，修道院对这些土地拥有权利，侵犯其权利的人将受到可怕的惩罚。修道院最担心的恐怕就是土地捐赠人原来合法的继承人，他们有时也的确试图用暴力夺回这些被捐赠出去的土地。在爱尔兰，人们就此事达成了一种妥协，后来欧洲北部其他地方的人们也纷纷仿效，允许捐赠者的亲戚在修道院里有某些权利。这样一来，许多修道院就成了所谓“家庭修道院”，其院长来自捐赠土地建立修道院的那位贵族的亲戚，修道院的土地会以优惠的条件出租给他们，修道院会款待作为访客的他们，还会给他们其他的好处。浸润整个社会的家族文化也由此进入了修道院，引起了热心维护修道院纯洁性的人的担忧。他们认为修道制度本来是远离尘世一切关系和诱惑的一个途径。这些热衷于修道生活的人中间有一位叫科伦巴努斯的贵族，来自伦斯特。他得到的劝诫是做一个“小朝圣”，到阿尔斯特的班戈当一名修士，以此避开家乡的亲属，但是他的苦修热情并没有因此得到满足。为了做更彻底的赎罪善功，他决定做一次“大朝圣”。他于590年与12位同伴一起永久地离开了爱尔兰，踏上了永久朝圣的旅程。

科伦巴努斯的另一个称呼是“小科伦巴”，是中世纪早期为了获得灵魂拯救而离开爱尔兰的众多爱尔兰教会人士之一。他抵达高卢，在勃艮第建立了几所修道院，其中有著名的吕克瑟伊修道院。他坚持认为对国王的尊崇不应该超出他在爱尔兰所习惯的程度，因此和王室发生分歧。此后他离开了高卢，在意大利北部的博比奥又建立了一所修道院。当科伦巴努斯抵达高卢的时候，那里的教会已经地位牢固了，有着数以百计的修道院，在南部地区修道院尤其众多。而高卢-罗马的主教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位高权重，尽力维持着他们对这些修道院的控制。不过，科伦巴努斯的修道精神，他维护自己的修道院不受主教干预的决心，他建立于乡村的大修道院模式，都对法兰克贵族有吸引力。在科伦巴努斯去世以后半个世纪，许多接纳修士或者修女的修道院出现在高卢北部，其中有不少是以吕克瑟伊修道院为范本的。

在科伦巴努斯离开爱尔兰的二十五年前，阿尔斯特贵族家庭出生的科伦巴就已经踏上了旅程，不过他外出的地理方向是相反的。他和他的追随者们来到了马尔岛边上的小岛艾奥纳，在那里建立了最富影响力的爱尔兰修道院之一。盎格鲁-撒克逊历史学家比德告诉我们说，科伦巴甚至还说服皮克特人皈依了基督教。科伦巴的继承人、与比德同时代的艾奥纳修道院院长阿多南不认为这符合事实。科伦巴的确曾经向皮克特人的国王布里戴布道，但是显然没有成功，而且这也不是他北行的主要目的。他到布里戴宫廷的意图是说服国王保护希望定居在奥克尼群岛的爱尔兰修士的安全。在科伦巴还活着的时候，苏格兰出现了众多的修道院，其中许多是在他的支持下建立的，不过那里的绝大多数修士所关注的是他们个人的灵魂，而非帮助他人获得拯救。那些定居冰岛的爱尔兰修士无疑是这样的，否则他们绝不会到那个原本荒无人烟的地方去!但最终，这些修道院还是不可避免地成为向周围居民传教的途径。皮克特人的皈依始自科伦巴。在他去世后的一个世纪里，由于埃格的唐南或阿普尔克罗斯的梅勒鲁拜等人的努力，他的这项工作才得以完成。

艾奥纳修道院对英格兰教会史有着更加直接的影响。我们已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中间最早的两个基督徒是艾奥纳修道院的修士，当时科伦巴还活着。盎格鲁人奥斯瓦尔德在被流放期间待在艾奥纳，当他于635年成为诺森布里亚王国的国王时，就提出要艾奥纳修道院派教士来协助他推动将国家基督教化的工作。艾丹被选派到了那里，他建立了林迪斯法恩修道院，以此作为他担任主教的诺森布里亚教区的中心。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后，比德在距离林迪斯法恩不过几千米远的地方写了《英格兰教会史》，他把艾丹看作理想的主教，认为他不仅虔敬、谦卑，而且不断地巡游教区各地，向教徒布道，以自己神圣的生活给他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国王做出榜样。林迪斯法恩成了传教士的培训中心，并且到7世纪中叶，当诺森布里亚成为英格兰最强大的王国的时候，这些传教士还到那些臣服于诺森布里亚的小王国去传播福音。约克的威尔弗里德极力鼓吹以罗马传统取代爱尔兰传统，不过他也是在林迪斯法恩开始他的修道生活的，并受到那里的传教热情的感染。他把基督教传播到了萨塞克斯，也开始向现在低地国家所在地的弗里西亚人传教。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皈依开始于英格兰南部，而不是始于北部。教宗格里高利一世派遣修士奥古斯丁到不列颠重建教会。教宗显然认为罗马的不列颠行省并没有完全消亡。奥古斯丁的任务是分别在伦敦和约克建立大主教区，以便在各地合适的城市设立24个主教区。到奥古斯丁在597年抵达肯特的时候，尽管他发现当地的形势与格里高利预料的有很大差别，他还是尽力去完成自己的任务，说服国王埃塞尔伯特皈依了基督教。埃塞尔伯特的王后贝尔塔是信仰基督教的法兰克公主，所以国王本来就对基督教有相当的了解。奥古斯丁以肯特王国的坎特伯雷作为自己主教座堂的所在地。坎特伯雷四周有罗马城墙，因此可以算作一座城市，不过和其他不列颠的罗马城镇一样，此时不过是一堆废墟，也许里面居住有一些盎格鲁-撒克逊农民。约克的主教区建立于627年，格里高利派遣的最后一位传教士保利努斯说服诺森布里亚的国王埃德温接受了洗礼。这是教宗格里高利所发起的不列颠传教的最后的成就。不过由于埃德温的继承人叛教，保利努斯不得不逃往肯特。艾奥纳和林迪斯法恩在此后替代罗马和坎特伯雷成为推动英格兰人皈依的力量，并因此引发了一些麻烦，尤其是在宗教习俗的一些问题上。在7世纪中叶的时候，爱尔兰南部的教士已经不再按照过时的方式计算复活节的日子，但是北部的教士仍然保留着旧传统。爱尔兰教会还施行与罗马方式不同的、可能来自德鲁伊特人习俗的剪发礼。664年的惠特比会议要求爱尔兰教士纠正这些与罗马不一致的习俗，不过爱尔兰教会的影响并没有因此消失。英格兰教士到爱尔兰接受教育，从那里的修道院带回书籍。加上与罗马新建立的联系，英格兰教会可以获取爱尔兰教会和罗马教会的精华。诺森布里亚贵族本尼狄克·比斯考普曾经四次前往罗马，他在那里以及在高卢为自己在贾罗和芒克威尔茅斯建立的姊妹修道院搜觅图书。这两所修道院的图书馆可能是当时欧洲北部藏书最丰富的，所以毫不奇怪，到8世纪初那里培养出了“可敬者”比德这位欧洲北部最伟大的教师和学者。

到7世纪80年代，英格兰所有王国在名义上都皈依了，而且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开始以法律的手段强制推行基督教。坎特伯雷的狄奥多尔来自叙利亚，此时已经年老。英格兰教会按照他制定的严格规则进行了重新组织，地位看起来已经稳固。英格兰富有理想的教士开始把他们的精力转向外部世界，考虑去关怀他们在欧洲大陆的日耳曼弟兄的灵魂拯救。威特伯特花费了两年的时间来向国王拉德伯德和弗里西亚人传教。威利布罗德继续他的工作，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并在法兰克统治者丕平二世和教宗的支持下成为第一位乌得勒支的主教。史威斯伯特到布鲁克特里人那里传教，而原来住在爱尔兰的赫瓦尔德两兄弟则去了萨克森，在那里被残忍地杀害了，成了殉教者。

最成功的盎格鲁-撒克逊传教士卜尼法斯来自韦塞克斯，他的主要活动地区是德意志中部，那里曾经是爱尔兰人基利安在7世纪殉教的地方。卜尼法斯到过罗马，从教宗那里获得进行传教工作的许可。在弗里西亚，他在威利布罗德手下工作。在德意志中部取得初始的成功以后，他在722年被任命为主教，十年之后又被任命为大主教。他建立了富尔达修道院，以此作为在德意志中部传教的基地。754年，他在向弗里西亚人传教时被杀害。卜尼法斯不仅是一个传教士，还是一位改革者和组织者。他将巴伐利亚和德意志中部的教会划分成不同的主教区，主持了一系列法兰克王国的教会改革会议，并且以美因茨大主教的身份领导了德意志教会的统一。在所有这些活动中，他都得到了法兰克统治者的支持，即查理·马特和他的儿子丕平三世。经过卜尼法斯改革和重新组织的教会尊重教宗的领导权威，他留下的这样一个教会成了加洛林王朝获得王位的重要基础。

德意志在8世纪早期的皈依与法兰克王国重新统治那里是密切相关的两个事件。盎格鲁-撒克逊传教士在那里工作的有利因素，除了他们的语言接近弗里西亚人和萨克森人之外，还包括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与法兰克人的政策保持距离。不过法兰克人并不掩饰他们的意图，即把萨克森人的基督教化看作他们对之所进行的野蛮征服战争的一部分。772年，在法兰克人进行的第一次征服战争中，强迫萨克森人皈依的第一个举措就出现了：萨克森人传统宗教礼拜的圣树“伊尔明苏勒”(Irminsul)被砍倒了。洗礼逐渐被看作效忠法兰克人的证明。到785年，查理曼颁布法令说，任何被征服的萨克森人如果拒绝受洗，或者有亵渎基督教的行为，譬如在四旬期吃肉，将被处以死刑。教会的组织结构在萨克森被建立起来，基督教在法兰克军队的协助下被强加给那里的居民。约克的阿尔昆与查理曼关系密切，但是即便是他对这些政策的抗议都无济于事。而且，可能是另外一位盎格鲁-撒克逊人勒尔——美因茨大主教卜尼法斯的门徒，敦促查理曼那样做的。

萨克森人被强迫皈依这一恐怖事件是公元900年之前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基督教征服。在欧洲北部和东部，传教活动也在逐渐开展。法兰克修士安斯卡尔被任命为汉堡大主教，负责监督北部的传教，并在丹麦，甚至在今天瑞典所在地区的比尔卡，建造了教堂。他主持的传教没有导致当地出现持久的基督教社会，主要是因为维京人接踵而来的频繁袭击。由巴伐利亚出发的传教士试图推进斯拉夫人的基督教化，同样成效不大，不过原因却是不同的：德意志传教士遭遇了希腊人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更加成功的传教活动的竞争，他们两人是在863年由君士坦丁堡派出的。摩拉维亚是第一个组织良好的斯拉夫人国家，两兄弟在那里活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考古发掘在米库尔切采等设防中心里发现的教堂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摩拉维亚国家的崩溃以及马扎尔人的入侵最终导致了他们传教事业的失败。

我在上面所描写的情况是一个缓慢的进程，其结果是国王和贵族了解了基督教，并让他们的国家接受了这一宗教。这一进程构成了基督教化最显著的因素，但是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真正且深入的基督教化，譬如培训教士，在乡村向民众布道，消除或者基督教化异教的风俗习惯，普及基督教教义，还要花费好几个世纪的时间。

蛮族的情况

对罗马人来说，所有居住在罗马帝国境外的人都是蛮族。这是一个法律和政治的概念，而不是一种族群的划分。历史学家现在用不同的方法来区分这些蛮族，要么以语言为标准，将他们分为日耳曼人、凯尔特人和斯拉夫人，要么以他们所属的政治权力来归类，认为有法兰克人、皮克特人、西撒克逊人等。需要记住的是，这些也不是族群的名称。在8世纪，盎格鲁-撒克逊国王许多臣民的祖先是说威尔士语的罗马帝国公民，而在这个时候这些“凯尔特人”(或者说罗马人)说的是古英语，并且他们认为自己是盎格鲁人或撒克逊人。在7世纪，许多或者大部分自称法兰克人的民众是高卢-罗马人的后裔，他们在5世纪或6世纪以后就受到法兰克人的统治。这样一来，我们发现有各种各样的蛮族王国。在有些王国里，是少数蛮族统治着大多数的罗马人，譬如在高卢；在另一些王国里，当时甚至连基督教以及其他的罗马观念都没有进入，譬如在挪威和俄罗斯。其实历史学家还可以用其他范畴来划分这些蛮族。一些蛮族卷入了4—6世纪的迁徙大军，而另一些则没有。一些民族在中世纪早期发展了书写的技能，并且留下了对其自身状况的记录；而还有一些蛮族仍然处于史前时期或者处在没有文字记录的阶段，例如皮克特人或者斯堪的纳维亚民族和斯拉夫民族，关于他们这一时期的状况，我们只能通过同时期外部人模糊不清的记录或者现代考古学家推测性的研究去了解。

直到最近，历史学家一直从种族的观点出发去考察问题，无论他们讨论的是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凯尔特人还是罗马人。这一倾向掩盖了欧洲北部各个蛮族王国之间很多的共同点。对斯拉夫社会这一时期内部的情况我们没有可靠的证据，但是稍晚时期的证据表明，在斯拉夫人的各部族内部也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其时，蛮族社会内部已经严格阶层化，包括生活在最底层的奴隶和半自由状态的人，以及生活在社会最上层的某些贵族和王室。贵族的出身通常会决定一个人能否成为这个阶层的成员，但是要想进入这一阶层就必须拥有足够的地产，这些地产通常都是为国王服务的回报。法典严格规定了人的法律地位；每一个人都有其“人身价格”，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法兰克人称之为“偿命金”，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称之为“荣誉价格”。一个法兰克自由人的价格是200索里达(solidi)，一个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人的价格是200先令(shilling)，一个爱尔兰自由人的价格是6塞特(set)，而贵族的“人身价格”通常是这些价格的3倍或以上。在谋杀案件中，杀人者及其亲属应当支付给受害者亲属上述数量的补偿金。在爱尔兰、威尔士和英格兰，一个人在法庭上的誓言的价值很可能通过其“人身价格”来衡量。一个贵族或者国王提供的誓言很可能比一个普通人的誓言更受重视，如果罪行不是太严重的话，他们的誓言可以帮助他自己或者其他人洗清别人的指控。

家族在所有这些社会中都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和法律组织。我们在前文已看到，家族拥有家族首领个人所持有的土地上的各种权利，除非国王赋予或者改变这些土地的法律地位。家族还承担一些法律义务，最重要的就是将任何加害家族成员的人绳之以法。在极端的情况下，家族成员可以杀死谋杀其亲属的人。有时候教会人士会对“血亲复仇”进行谴责，但他们实际上接受这种“血亲复仇”，因为没有这一习惯的威胁，那些犯罪者几乎很难被带到法庭接受审判。所有的法庭诉讼都是私人事务，被害的一方或者其亲属将案件提交给法庭并且提出指控。尽管国王、国王的代表或者地方权贵人士有时会出席法庭，但他们也仅仅充当仲裁者的角色。在各个民族中，有一些人被认为具有法律专家的地位：譬如法兰克人中的“裁判人”或者英格兰人中的“审判员”。在爱尔兰，法律人士形成了一个清晰可辨的博学阶层。其他蛮族王国关于法律的原始资料都是以国王的名义颁布的法典，但在爱尔兰，我们发现了审判员个人写作的法律著作，这些审判员自己在法律的执行体系中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过我们绝不可因此推断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不是说爱尔兰审判员在他们自己的法律体系中享有至高的地位，而在其他欧洲蛮族王国中只有国王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法律实践的实际状况并非如此简单纯粹。“君主的话语就是法律”，这一观念所体现的罗马皇帝的权威一直在为西方的国王提供灵感。罗马皇帝的例证使蛮族国王相信，将其民族的习惯法用文字记录下来，将法律以文字方式颁布，将赋予国王前所未有的法律地位。

每一蛮族部落中的首领就是国王：拉丁语将之表述为rex，爱尔兰语的rí与之有联系，而古英语则将国王表述为cyning(即“家族中的人”)，尽管古英语中的王国表述为rice。在爱尔兰，国王分为几个等级：部落的国王(rí túaithe)、地位凌驾于其他部落国王之上的部落国王(ruiri)、地区的国王——即“众王之王”(rí ruirech)。一些野心极大的国王还会宣称自己是全爱尔兰的国王，或者塔拉之王(king of Tara, ard rí/rí Temra)。一些迹象表明，在日耳曼各王国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国王等级体系，即便在由入侵所引发的政治动荡改变了传统体系之后，情况依旧如此。法兰克人中似乎存在数个部落国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墨洛温王朝出现，后者消灭了其他王室。而英格兰拉丁语文献中被称作subreguli、principes或者duces regii的神秘人物很可能就是部落国王。在英国甚至有ardrí的同义词bretwealda，也就是“不列颠的统治者”：与其他地方一样，这与其说代表一种现实，不如说代表一种野心。一些民族或许只在紧急情况下才会选举“国王之王”：“可敬者”比德记载大陆的萨克森人并没有国王，而是由部落领袖(satraps)进行治理，并且只有在战争威胁整个民族的时候才会选举一个战争领袖。在政治环境并不需要一个永久性的战争领袖的地方，例如在爱尔兰、萨克森或者斯堪的纳维亚，一般就不会出现一个拥有大片领土的强权国王。法兰克和盎格鲁-撒克逊的国王的首要身份是战争领袖，而在爱尔兰和大陆的萨克森人中，情况则并非如此。

这就是迁徙的蛮族与定居在固定地区的蛮族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之一。迁徙的过程打乱了原有的部落组织，严峻的环境将战争领袖推到台前。战争领袖将战士集中在他周围，并且将战争的战利品授予这些战士作为回报：黄金、贵重物品，以及最重要的土地。对一些尚未出现阶层分化的小部落而言，战争就是他们夏季的娱乐。这种战争很少导向领土扩张。随着生活的军事化，这些部落逐渐阶级分化，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国王，以及拥有土地的贵族阶层。社会的军事化甚至影响到了威尔士：这一地区曾经是罗马帝国的领土，它并没有屈服于蛮族的统治，而是被迫在其国王的领导下抵抗蛮族的入侵。威尔士史诗《戈多丁纪》(Gododdin)就描绘了一幅战斗和宴饮的贵族生活图景：年轻的战士寻找荣耀，如果他足够幸运的话，能够获得世俗的声望。比它更著名的古英格兰史诗《贝奥武夫》(Beowulf)所记述的社会与《戈多丁纪》中的描述并无太大差别。北方新的日耳曼王国的男子墓葬向我们展示了5世纪晚期以后战士在社会中的新地位：武器、长矛、单刃兵器(石板斧或者大刀)，或者在贵族的墓葬中出现的刀柄镶金的长剑和镶有黄金珠宝护手的长剑，都成了这些人的陪葬品。现存的王室墓葬显示，王室家族通过炫耀般地展示其不菲的花销宣示其统治，或者试图巩固其统治。

为了能够延续其政治的统治，国王需要给予这些战士回报。他可能授予这些战士黄金(以金币或者珠宝的形式)；他也可以授予这些追随者土地，或者土地的终身使用权，尤其是给予那些即将从王室的服务中退休的人。在蛮族社会中，一个人在接受礼物的同时也接受了责任——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以至于伦巴德的法律承认，当一个人赠予他人礼物而没有得到回报的礼物时，他有权通过武力要求一份回报。因此，上述制度可以成为一种政治工具。国王授予属下礼物，就可以保证接受者提供忠诚的服务。人们告诉他，慷慨是一个国王最重要的品质。而国王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找到充足的资源。就这一问题而言，法兰克人诸国王面临的困难比其他国王要小。这不仅因为他们接受了大量的地产，其中大部分或者全部都是以前的帝国领土，还因为他们接管了罗马的税收体系。尽管到这一时期，罗马的税收体系已经摇摇欲坠，但它仍然能够为法兰克国王提供大量的黄金和各种产品。同时他们和他们的武士还能够更轻松地打败敌人并获得战利品，这也给予了他们难以估量的优势。法兰克的武士对战利品如此狂热，以至于他们有时候在未获得国王允许或者违背国王建议的情况下大举前进并且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但是总体而言，6世纪法兰克人的军队是非常成功的，他们的国王带领他们打败了大部分邻国。在536年拜占庭入侵意大利之后，他们经常卷入意大利的事务，并且既从东哥特人那里，也从拜占庭人那里获得战利品和津贴。

绵延不绝的战争作为一种获得土地和战利品的手段，为政治统治的延续提供了重要支撑。这一点在英格兰同样有所体现，这一地区没有罗马的税收体系。在英格兰，王国在繁荣的时候就会持续不断地扩大其领土。6世纪时，在政治疆界尚未稳定之前，东部的王国(如萨塞克斯和肯特)有可能通过成为军事强国而在政治上变得更加重要。但到了7世纪，这几乎已经变得不可能了：东部的各王国发展停滞，而西部和北部边界的王国则发展良好。在685年，诺森布里亚国王埃克弗里思及其军队在邓迪地区北部的内希坦斯梅尔进攻皮克特人时遭遇惨败，埃克弗里思及其大部分军队被杀。埃克弗里思的随从大臣比德将这次失利视作上帝的惩罚，因为埃克弗里思在前一年发动了不正义的战争：尽管受到圣埃格伯特的警告，他还是攻击了爱尔兰人这样一个“无害并且对所有盎格鲁人都很友善的民族”。实际上，在爱尔兰人看来，法兰克人和盎格鲁人的所有征服战争似乎都是特别荒谬且邪恶的。爱尔兰各国王的战争经常只是抢劫牛或者试图迫使其他部落缴纳贡金的尝试罢了；他们从不将扩张领土当作目标。

三个蛮族王国

要写作一部论述5—8世纪欧洲北部蛮族王国的政治史，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一堆国王和战役的名单中难以自拔，而且关于其中的动机和个人品质，我们都缺少必要的信息。在这一时期的任一时间点，欧洲北部可能都有至少两百个国王。要了解欧洲北部这些不同的蛮族王国的工作或者这些国王面临的问题，我们最好以7世纪上半叶三个完全不同的蛮族社会的国王为例证：法兰克的达戈贝尔、东盎格利亚的雷德沃尔德和爱尔兰东阿尔斯特地区阿尔艾德的皮克特人国王孔加尔·凯奇。

斜眼或半盲的孔加尔·凯奇也被称作克拉恩，他是达尔安拉迪王朝的国王，这里的居民被称作“克鲁辛”(这是古爱尔兰语对皮克特人的称呼)。达尔安拉迪王朝的国王统治着现在安特里姆郡的中部地区，达尔菲塔克王朝和达尔里阿塔王朝则分别统治着该郡的南部和北部地区。5世纪时，达尔里阿塔在苏格兰西南部地区建立了一块殖民地。从6世纪开始，该王朝的国王经常从苏格兰统治其在爱尔兰的王国。627年，孔加尔成为整个阿尔艾德的最高国王，接受其他国家缴纳的贡金。628年他出发攻击东部的尤尔尼尔王朝，并且杀死了他们的最高国王苏博恩·蒙。629年他又攻打达尔里阿塔，不仅杀死了它的国王，而且还杀死了很多流放在达尔里阿塔的伯尼西亚王国的王公，这些王公是埃德温在雷德沃尔德的帮助下征服诺森布里亚时逃亡至此的。同一年，即629年，孔加尔入侵尤尔尼尔，但是被这里的新任最高国王多莫纳尔·马克·埃杜击败。孔加尔在这场战斗中幸存，并且在637年成功说服达尔里阿塔放弃与尤尔尼尔的原有同盟，转而与他结盟。在达尔里阿塔的帮助下，孔加尔在唐郡的莫埃拉大战中与多莫纳尔·马克·埃杜对阵。同一天，达尔里阿塔人和一些尤尔尼尔人一起在琴泰岬与多莫纳尔·马克·埃杜的舰队相遇。孔加尔看起来成功地导演了尤尔尼尔王朝的一部分攻打另一部分的战争，但是他自己死在了战场上，如此，尤尔尼尔统治北部地区不再有任何挑战。642年多莫纳尔·马克·埃杜寿终正寝的时候，《阿尔斯特编年史》称呼他为“爱尔兰之王”。他是第一位获此称号的国王，而这一称号毫无疑问是极其荣耀的。

一部早期爱尔兰法律著作在论述蜜蜂法(Bechbretha)的时候写道，蜜蜂叮咬造成的伤害应当由蜜蜂的主人承担。这条法律的制定“是因为发生了孔加尔被蜜蜂叮瞎的罪行，而在此之前他是塔拉之王”。此后尤尔尼尔部落联盟占有“塔拉之王”这一有名无实但声名显赫的头衔，他们有效地消除了对获得该头衔的所有外族成员的记忆。这条线索再次表明，孔加尔曾经在爱尔兰东北部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拥有政治野心。孔加尔的盲眼使他无能为力，关于这一点的记载并非不合情理。爱尔兰的诸国王生活在一个和南边的日耳曼国王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通过古老的仪式(例如与其王国的婚姻)以及精巧编制的禁忌和特权体系与其臣民相区分。这其中关于王权的一些思想与古代印度的梵文文学中的记载非常相似，并且回归到了欧洲文明的史前根源。通过爱尔兰的历史，我们可以更容易地了解罗马以前的欧洲社会的本质。

这一时期，雷德沃尔德统治着东盎格利亚王国。在他统治的初期，他处于肯特国王埃塞尔伯特的霸权之下，但随后他就成为英格兰南部实力最强大的国王；在这一时期，无论他诚心与否，总之他接受了基督教并且在肯特受洗。但是诺森布里亚的修士比德记载说，雷德沃尔德“被他的妻子和邪恶的教师带入歧途，偏离了他真诚的信仰”。此外他还曾经在同一座建筑中建造了一个基督教的祭坛和一个异教徒的祭坛。当人们因宗教意见激烈的分歧而分离的时候，这种巧妙的妥协或许有重要的政治功能。甚至在埃塞尔伯特于616年去世之前，雷德沃尔德就已经成功地使他的王国成为英格兰南部的主导力量。他很可能在7世纪20年代晚期去世，在他去世的时候，诺森布里亚的埃德温说服他的儿子厄普沃尔德皈依了基督教。但在厄普沃尔德被杀之后，一位异教徒继承了王位，并且统治了三年。之后，厄普沃尔德的兄弟西格贝尔特归来，并登上王位，为基督教建立了更坚实的基础。他曾经被流放到高卢，很可能是在达戈贝尔的宫廷中：非常有趣的一点是他和达戈贝尔的儿子同名，而这是一个传统的墨洛温名字。与西格贝尔特一同从高卢来的还有主教费利克斯，根据比德的说法，“正如他的名字所表明的”，他的传教给这个王国带来了极大的幸运。

除了这些记载之外，我们只了解雷德沃尔德的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他曾经接受伯尼西亚的盎格鲁国王埃塞尔弗里斯的贿赂，后者的目的是要他杀死当时流亡在其宫廷中的德拉王子埃德温。埃塞尔弗里斯曾经统一了伯尼西亚和德拉，成立了诺森布里亚王国。但是雷德沃尔德并没有杀死埃德温，反而领兵北上攻打埃塞尔弗里斯，将埃德温立为国王。考古学和地名研究还帮助我们从比德简略的记载中获得更多内容。在1938年，人们在萨福克郡伍德希里奇附近的萨顿胡发现了一艘7世纪的作为墓葬的船，在这艘船上有黄金首饰以及神秘的物品，例如被一些人认为是国王象征的巨大的油石；自此以后，就一直有猜测认为这是雷德沃尔德的陵墓。无论如何，这座陵墓充分证明了这里与欧洲北部世界存在着联系。船葬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一种风俗，而在这座墓葬中发现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尤其是瑞典人制作的头盔和盾牌强调了这种联系。这或许可以证明，雷德沃尔德的沃芬加王朝的起源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该墓葬中悬挂的木碗是在不列颠制作的，刻画着保罗和扫罗的银碗和银质的勺子是在拜占庭制作的，这可能是受洗的礼物；墓葬中的剑可能是法兰克人制作的，而装饰着很多金饰珠宝的石榴石很可能是经由法兰克王国进口的；还有一个装饰着黄金和石榴石的钱包，里面有37枚金币，每一个金币都是在法兰克王国的不同地点铸造的。在萨顿胡所发现的东西展示了一幅惊人的画面，表明了当时各地国王的宫廷可以联系到的欧洲其他地区的范围之广。

这些联系的性质一直是近些年一些争论的主题。很明显，在7世纪，通过英吉利海峡和北海进行的贸易活动开始变得重要。一些迹象表明这些贸易活动是有组织地进行的。墨洛温王朝的银币逐步有秩序地取代金币，这一过程在7世纪60年代达到高峰，此时银币完全取代了金币。有人认为，当时的人们尝试使用一种更适合于商业贸易的货币。法兰克国王达戈贝尔授予圣德尼修道院特权，允许它举办每年一度的集市。他显然在试图以这种方式鼓励贸易。7世纪中期，一些贸易场所明显变得重要起来。我们可以从表示“集市”的地名后缀来识别贸易场所：“-wic”或者其他地方方言的后缀。在法国北部海岸有昆托维克(Quentovic)，尼德兰有多雷斯塔德(Wijk bij Duurstede/Dorestad)，日德兰半岛有石勒苏益格(Schleswig)，还有汉姆维克(Hamwic，后来的南安普顿)、埃奥佛维克(Eoforwic，后来的约克)以及距萨顿胡大约12英里(约19.3千米)的伊普斯威奇(Ipswich)。在今天的伊普斯威奇，考古学家发现了很多中世纪早期的陶器，并据此推断出这里曾是一个很大的居住区。这些陶器说明，在7世纪早期(也就是雷德沃尔德和西格贝尔特的时代)，这里的人类活动达到了相当繁华的程度，后又在公元800年左右再次活跃。这里发现的很多陶器都是从莱茵兰地区进口的，还发现莱茵兰生产的玻璃的碎片，以及大量船上的铆钉。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在伊普斯威奇，以及在7世纪欧洲其他贸易市场，或许有季节性的贸易港口。这些港口是国王建设的，国王控制一些重要的商品流入其王国，例如酒和奢侈服装。他们这样做或许可以达到双重目的：从通行税中获利；获得一些物品的垄断权，用以奖赏他的追随者和附庸。他们用这两种手段加强自己的权力。

当我们的视线从爱尔兰转移到东盎格利亚、并展望法兰克的时候，我们关注的区域大大增加。在雷德沃尔德的时代，任何一年都有超过一百位国王同时统治着爱尔兰，每个王国都只有现在一个郡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大。当我们的视线由东盎格利亚向南越过英吉利海峡的时候，我们观察的国家的规模又进一步扩大。雷德沃尔德的军队可以帮助他从东盎格利亚向外出击数百英里，强迫其他国王臣服于他并且缴纳贡金，但是与达戈贝尔的王国相比，他的王国领土非常小，大部分局限在东盎格利亚的海岸地区。达戈贝尔的权力扩展到整个现代法国和低地地区，以及今天德国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与其他蛮族国王相比，他的财富数量肯定非常巨大。

克洛塔尔二世(达戈贝尔的父亲)年长的姑姑布伦希尔德曾经统治法兰克王国二十余年。在将她折磨致死后，克洛塔尔二世在613年重新统一了法兰克王国。622年，克洛塔尔二世任命达戈贝尔为奥斯特拉西亚的国王。该地区位于法兰克王国的东北部，而克洛塔尔二世本人则居住在以巴黎为中心的纽斯特里亚地区，从那里直接统治着高卢的其他地区。达戈贝尔的顾问主要是两个奥斯特拉西亚的贵族，梅斯主教阿努夫和丕平，后者被任命为宫相。(阿努夫的儿子与丕平的女儿之间的联姻造就了后来强大的加洛林王朝。)克洛塔尔二世死于629年，达戈贝尔成为唯一的国王。根据当时编年史家弗雷德加的记载，他最初几年的统治是非常顺利的。弗雷德加显然赞同达戈贝尔控制地方贵族(地方权力的实际拥有者)的尝试。例如，他告诉我们，国王对勃艮第的访问给当地的主教和贵族造成了极大的震动，鼓舞了受压迫的人们；“他的善意与热情如此高涨，以至于他忘却吃饭睡觉，以免任何人在未得到应有的公正之前离开”。阿努夫退休以后，达戈贝尔离开了丕平，到纽斯特里亚的居所居住。对弗雷德加而言，此后的情势就开始变得不妙了：“他忘记了他曾经深爱的公正。”他针对外国的一次远征暴露了他在国内所面临的问题。他派遣一支奥斯特拉西亚法兰克人到波希米亚，攻打斯拉夫人的一支——文德人。文德人由萨莫统治，他是一位有事业心的法兰克商人，文德人对他十分顺从，让他在那里统治了三十五年，并拥有十二位文德人妻子。达戈贝尔的奥斯特拉西亚军队被打败了。按照弗雷德加的说法，这并不是因为斯拉夫人的实力强大，而是因为奥斯特拉西亚人的士气低落。他们显然感觉到，达戈贝尔移居到纽斯特里亚地区的这一行为表明他抛弃了他们。萨莫所领导的文德人受到这次胜利以及与另一支斯拉夫人——索布人结盟的激励，开始袭扰法兰克王国边界以西的地区。631年，萨克森人答应帮助达戈贝尔对抗文德人，但他们提出的条件是要返还自克洛塔尔一世以来他们每年缴纳给奥斯特拉西亚的五百头牛；达戈贝尔同意了这一要求。但是按照弗雷德加的说法，这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因为在第二年文德人再次攻击了法兰克人。

达戈贝尔在高卢地区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他任命尚在襁褓中的儿子西吉伯特为奥斯特拉西亚的国王，同时任命两位奥斯特拉西亚人为摄政王，以此安抚这里的人们。随后他说服权贵同意让他的另一个儿子克洛维成为纽斯特里亚和勃艮第的继承人。635年，他的军队打败了越过比利牛斯山入侵加斯科涅的巴斯克人，并且他还强迫布列塔尼国王朱迪卡签订条约。根据弗雷德加的记载，朱迪卡进入达戈贝尔位于巴黎附近的克利希的宫廷，但是拒绝与达戈贝尔共同进餐——因为后者所犯下的罪，但却和王室官僚的首领奥杜安共同进餐，后者后来成了鲁昂主教，并且是一位圣徒。达戈贝尔于639年[1]去世，成为第一位下葬于圣德尼修道院的法国国王。他曾经扩建这一修道院并且将其“用黄金、宝石和珍宝装饰得富丽堂皇”。尽管达戈贝尔的儿子都未成年，但这并没有引发继承争议。西吉伯特继续统治奥斯特拉西亚，克洛维则统治纽斯特里亚和勃艮第，他们两个都在摄政王的辅佐下统治这些地区。

虽然达戈贝尔被视作墨洛温王朝最后一个有效统治全法兰克王国的国王，但是他统治的特点暴露了墨洛温王朝的一些问题。纽斯特里亚是国王权力的中心，国王喜欢的住所全部都在巴黎附近。达戈贝尔曾经到访过勃艮第一次，向勃艮第人(如弗雷德加本人)展示了他的权力和善意。但是在大部分时间中，勃艮第和高卢其他地区的地方贵族都能够不受国王的影响，继续他们的生活和地方性统治。达戈贝尔或许从未访问过阿基坦，不过他毫无疑问通过一些人了解这一地区的发展。譬如王室成员德西迪里乌斯，他的通信留存至今；他继承了他的兄弟卡奥尔的主教位置。达戈贝尔取得了军事胜利，但是阿基坦西南部地区仍逐渐被巴斯克人控制，他们将其名称由诺韦姆波普拉纳改为瓦斯科尼或者加斯科涅。不过独立倾向最严重的地区距离王国的统治核心地区更近，也就是奥斯特拉西亚。在达戈贝尔统治时期，奥斯特拉西亚和纽斯特里亚之间的对抗已经变得非常明显，这种对抗影响着7世纪剩余时期墨洛温王朝的政治生活。这两个地区的区别一部分体现在文化上，纽斯特里亚地区的语言很大程度上是拉丁语或古法语，而奥斯特拉西亚地区则是法兰克语或日耳曼语。克洛维统治时期，莱茵兰的法兰克人曾经被萨利安法兰克人征服，但是他们自己独立的身份却在克洛维的后代的统治时期得到承认甚至发展。他们成功说服达戈贝尔同意他们拥有自己的国王，并且在达戈贝尔统治时期他们自己的法典——《利普里安法典》中首次将其记录下来。

尽管我们可以从这种地区性的分裂中看出7世纪晚期墨洛温王国解体的端倪，但达戈贝尔的统治仍然有积极的因素。墨洛温家族统治王国的权利从未被质疑。事实上，关于墨洛温王朝在大约两个半世纪中独揽法兰克人王权的文献记录体量庞大，在中世纪早期欧洲并没有关于另一个统治家族的文献能够达到相似的数量。随着一个王朝逐渐没落，它能够生存下来正是因为它的衰老——它可以获得巨大的声望和神秘性。最终它变得无害，因为它已经没有权力了。在欧洲北部地区，唯有墨洛温王朝可以合理地声称自己是罗马的继承人。在那些蛮族国王的眼中，拜占庭皇帝仍然是他们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即便在达戈贝尔统治时期，墨洛温王朝统治的方式仍被认为是罗马式的。它的政府和行政机构仍然沿用罗马官僚体制的形式书写记录(现存最早的政府文件可追溯到克洛塔尔和达戈贝尔统治时期)，并且经常将这些文件写在进口的纸草上。文件本身全部都是用拉丁文写作的，沿用了很多旧的法律格式。自克洛塔尔二世以后，教士在行政人员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但大部分行政人员仍然是受过教育的平信徒。法兰克人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的自豪感在达戈贝尔统治时期结出了果实，这时期出现了一种传统，认为法兰克人是特洛伊王室的后代，因而他们和罗马人的地位是相等的。到了8世纪，法兰克人吹嘘自己高于罗马人，因为罗马人曾经迫害基督徒，而法兰克人是教会强有力的保护者。

达戈贝尔取得的成就和具有的野心与他6世纪的祖先很像。他为图林根指定了一位法兰克人公爵，在阿勒曼尼亚地区组织了教会，还为阿勒曼尼人和巴伐利亚人制定了法典。即便那些临近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边界的日耳曼人也准备承认他的统治。达戈贝尔仍然拥有可以供其支配的大量土地，他和他的贵族将其中大量的领土授予教会。在爱尔兰圣徒科伦巴努斯的激励下，高卢北部地区经历了一场修道院的复兴。克洛塔尔和达戈贝尔的一些宫廷官员都卷入了这一运动，包括奥杜安和德西迪里乌斯，其中最著名的是阿基坦人埃利吉乌斯。在一首关于圣埃卢瓦和达戈贝尔裤子的法国童谣中，埃利吉乌斯的出现使他名垂千古。他既是一位金匠和珠宝匠，被人带到巴黎装饰纽斯特里亚地区的一些大教堂，包括圣德尼大教堂，也是宫廷中的高级财政官员。他还是铸币工匠，刻有他名字的金币在古币收藏者中广为流传。他在达戈贝尔死后不久进入教会，成了努瓦永主教，因在其主教区杰出的传教工作而获得了圣人的声誉。在这一时期的山北高卢地区，阿基坦很多曾经的高卢-罗马贵族成为教士，他们仍然保留着罗马世界的学识和传统。在北部地区的墨洛温修道院中，这些教士有力地推动了书籍的制作和学识的复兴，这些文化成就接着又为现在所知的8世纪的文化复兴奠定了基础，后者即“加洛林文艺复兴”。

加洛林王朝

8世纪欧洲最强大的统治者家族来自奥斯特拉西亚，他们是曾担任达戈贝尔顾问的丕平和阿努夫的后代。在7世纪，这个家族几乎未中断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丕平一世的儿子格里莫阿德和孙子丕平二世都先后担任奥斯特拉西亚的宫相。到687年泰特里战役时，丕平二世已经以墨洛温王朝傀儡皇帝的名义重新统一了奥斯特拉西亚和纽斯特里亚。但是高卢北部严峻的权力斗争严重地削弱了墨洛温王朝及其宫相的权力。在高卢南部，地区性的身份认同已经开始出现。阿基坦地区有自己的公爵；普罗旺斯的贵族事实上就是一个独立的统治者；勃艮第的贵族很少注意北方的法兰克人。在达戈贝尔统治时期，莱茵河另一侧的各种日耳曼民族仍然处于法兰克人的统治下，而这时他们开始要求自己的独立地位。即便在高卢北部，墨洛温王室及其宫相也经常无法阻止地方贵族家族的行为，后者定居在他们自己的领地上，并且通过家族的修道院控制教会，偶尔也能通过世代控制的主教控制教会。

真正重新统一高卢地区的是丕平二世的私生子查理·马特，而且后来加洛林王朝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通过墨洛温家族的傀儡皇帝重新统一了高卢北部地区，之后开始重新征服墨洛温家族以前曾经占领的地区。他因为732—733年的一场军事胜利而广为人知，当时他带兵打败了阿卜杜勒·拉赫曼领导的阿拉伯人，这些阿拉伯人正朝着图尔进军，企图洗劫富有的圣马丁修道院。很多人将这场战役视作历史的伟大转折，认为查理·马特阻止了阿拉伯人征服西欧的企图。这种看法几乎肯定是错误的，但这或许是高卢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它展示了查理·马特高于阿基坦公爵欧多的地位。从此以后，查理·马特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征服活动，他不仅将阿拉伯人赶回了比利牛斯山以南的地区，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再次确立了法兰克人在高卢南部地区的统治地位。这些战争持续了数十年时间。查理·马特领导了几次针对勃艮第和阿基坦的战役。他的儿子丕平三世发动了针对勃艮第和普罗旺斯的战役，并重新统治了这些省份。法兰克人在8世纪50年代用十年的战争将阿拉伯人赶出了塞普提曼尼亚，并且成功地让哥特人和塞普提曼尼亚人相信，法兰克人的统治远好于阿拉伯人的统治。但是，法兰克人在阿基坦地区遇到了最严峻的挑战。查理·马特多次与欧多开战，到8世纪60年代，则由丕平三世与欧多的儿子胡纳德以及胡纳德的儿子作战。直到丕平的儿子查理曼统治阿基坦的最初几年，法兰克人才最终征服了阿基坦人。781年，查理曼任命自己的儿子路易为阿基坦国王，他借此承认了阿基坦人的存在，以及他们作为阿基坦人的身份认同。

加洛林王朝早期同样在别的战场上与其他势力作战，例如布列塔尼、萨克森和阿勒曼尼。维持这种持续的战争所需要的一部分费用可以以战利品或征服的土地来获得，但这两种形式的收入显然难以提供所有的战争费用，例如在阿基坦地区边界经常爆发的小规模且毫无收获的冲突。无怪乎加洛林家族将自己大量的土地授予他们亲密的追随者。正如后人带着反感的情绪回忆的那样，查理·马特经常将教会土地授予其追随者。后来人们可能忘记了，很多教会土地，以及主教区和修道院，在查理·马特到来之前都是属于世俗贵族的。查理·马特和他的继承者没收教会的土地既是消除地方贵族反对派不可避免的手段，也是教会改革不可避免的步骤。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加洛林王朝改革的第一位代理人是圣卜尼法斯。他支持丕平三世，协助他摆脱世俗化的主教以及重新制定合适的修道院规章，在此之前，这些修道院差不多已经变成了世俗政治的棋子。在丕平的哥哥卡洛曼的鼓动下，在8世纪40年代早期召开的宗教会议上要求恢复教士生活的正确规则、定期召开宗教会议，并从各主教区驱逐异端。卜尼法斯的事业由法兰克人继承下来，尤其是克罗狄根，他于742年成为梅斯主教，在754年卜尼法斯去世后继承了大主教的头衔。克罗狄根开始以罗马传统为模式统一法兰克的礼拜仪式和宗教实践，这成了加洛林教会的特征。他建立了一所教授罗马圣咏(也就是所谓格里高利圣咏)的学校。在他的影响下，罗马传统的修道规章(也就是圣本笃规章)开始被当作修道生活的样板得到推广。

卜尼法斯和克罗狄根在加洛林王朝与罗马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有政治意义。丕平的兄弟卡洛曼在退出政坛后就进入了一家罗马的修道院。三年后，丕平三世仍然称呼自己为“公爵”或者“亲王”，他遣使前往罗马，询问教宗匝加利亚：掌握实权的人是否应当成为国王？教宗给出了丕平需要的回答。751年，丕平将墨洛温家族的末代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送到修道院，并且在苏瓦松为自己加冕。在法兰克王国的历史上，这是首次在加冕礼中为国王涂油，这或许也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由主教为国王加冕。通过这具有革命性的行为，宫相丕平三世现在成了国王丕平一世，而且不想让任何人拥有反对其合法性的机会。教会在国王的加冕礼中承担的角色，对后来欧洲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丕平的孙子就是被主教废黜的。教士们认为既然他们有权制造一个国王，也就有权罢免一个国王。教宗斯蒂芬二世于754年[2]造访法兰克王国，这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他请求法兰克人前往意大利帮助他夺回被伦巴德人侵占的领土。斯蒂芬重新为丕平和他的儿子们涂油，加洛林王朝成了教宗新的保护人，取代了越来越无力保护教宗的拜占庭皇帝。丕平出兵意大利，强迫伦巴德人求和，并将土地还给教宗。

丕平远没有他的儿子查理出名。查理被称作“大查理”以区分他和他的儿子；查理也被称为查理大帝或者查理曼，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他漫长的统治时期改变了欧洲的政治与文化面貌，而且他在中世纪人的思想中就是理想国王的代表。近来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将他的统治时期界定为中世纪的开端更为合适。在某些方面，如领土扩张与巩固、教会改革以及与罗马的复杂关系，查理曼将他的父亲丕平的政策推向了逻辑的终点。

查理曼成为中世纪第一部非教会人士传记的传主。这本传记的作者是艾因哈德，他是查理曼宫廷中一位博学的侍从。艾因哈德模仿的对象是苏维托尼乌斯对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描述，他的著作记载了查理曼的外貌、穿着、饮食习惯、宗教活动和学识兴趣。这些记载尽管可能不完全可信，但仍为我们提供了这位法兰克国王的生动肖像。他高大强壮，身体健康，饮食适度。他习惯锻炼：骑马、打猎和游泳，最后一项运动令我们感到非常吃惊。艾因哈德告诉我们查理曼将亚琛作为自己宫廷所在地的原因是这里的温泉，他过去常常和他的家人、朋友以及侍从在这里洗浴。他的母语是法兰克语，他也能够阅读和说拉丁语，也能够理解希腊语，甚至还可以说一点。他在宫廷中召集了一些博学的教士，还跟随他们学习文法、修辞和数学。尽管他将写作板放在枕头下以供练习(他经常晚上起来四五次)，但是他从未掌握书写的技巧。

艾因哈德为查理曼所做的传记恰当地以其战争作为开篇，因为他是一位不知疲倦且极其成功的将领，正因如此他才能够在欧洲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我们所见，他结束了丕平以来与阿基坦的战争，并且在781年任命他的儿子路易为该地区的国王。他在这些战争中遭受的一次严重失利就是发生在比利牛斯山的朗塞瓦战役。这一场战役随着《罗兰之歌》与《英雄之歌》而广为流传。在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之后，查理曼将萨克森纳入他的统治之下，并且在其统治末年开始与丹麦人作战。他摧毁了阿瓦尔人在匈牙利的王国，征服了布列塔尼人、巴伐利亚人和很多斯拉夫民族。在南部，他开始重新从阿拉伯人手中征服西班牙，并在伊比利亚半岛东北部建立了西班牙边区。但是他最重要的胜利或许是在阿尔卑斯山以南的意大利取得的。教宗哈德良请求查理曼帮助他对抗伦巴德的德西迪里乌斯。773—774年冬季的战役是短暂却具有决定性的。德西迪里乌斯被驱逐了，“法兰克人的国王”查理曼又获得了“伦巴德人的国王”的称号；随后他任命他的儿子丕平为意大利国王。但是教宗仍然未从他的敌人们的攻击中脱身。799年，利奥三世被一群反对他的罗马贵族伏击，这些贵族想要挖出他的眼睛并且割掉他的舌头。利奥逃到查理曼那里，后者正在帕德博恩准备又一次针对萨克森人的战争。查理曼命令利奥三世休养，并于800年亲自赶到罗马。在圣诞节这天的圣彼得大教堂，教宗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使他成为罗马人的皇帝。

在中世纪的历史上，或许再没有其他的事情比查理曼加冕在学术上得到更多的讨论，但学者们仍然觉得这项研究困难重重。当时的人们对该事件的记录就很不一样。我们不知道查理曼是否在加冕礼之前策划了这一事件，或者这仅仅是利奥的一个阴谋，其意图是想要将法兰克人的国王与罗马教会的事业联系得更紧密。作为罗马人的皇帝，查理曼治理的“罗马人”究竟是罗马的居民还是教宗国的居民？查理曼和他的教士究竟是在加冕礼之后才开始将此视为“罗马帝国的重建”，抑或这种观念本身就是在他作为“奥古斯都”的欢呼声中所固有的？甚至早在加冕礼之前，亚琛宫廷学校的前校长约克的阿尔昆就曾经讨论过查理曼的帝国。他曾经写信给查理曼，告诉他797年君士坦丁堡的合法女皇帝伊琳妮已经被罢免，而这导致了世界秩序的混乱。阿尔昆的这两件事与加冕礼之间是否有关系？对查理曼而言，加冕为帝国皇帝的意义或许就是，作为一个统治了大量国家的国王和公爵，查理曼利用这一仪式获得了一个纯粹的、令人敬畏的头衔，而且他可以随意解释这一头衔。更多地了解当时其他人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将是非常有意思的，例如按照艾因哈德的记载，爱尔兰的各位国王“一直以主人称呼他(查理曼)，并且称自己为他的奴仆和附庸”。又如诺森布里亚人，查理曼和教宗的特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他们合法地恢复权力。皇帝自己或许将这个新的头衔看作属于他个人的。806年，查理曼在起草他的遗嘱的时候，将他的帝国分给各个儿子并且没有留下关于帝国头衔继续流传的任何规定。查理曼的三个儿子中有两个先于他去世，或许正是这说服他和他的儿子“虔诚者”路易：让帝国作为一个整体存在是上帝的意思。

从查理曼统治的早期开始，他和他的教士顾问们就在考虑按照上帝的意愿管理法兰克人的土地。每年一度的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决定(即宗教法条)，这些法条体现了他们建立教会内部严格的教会法的决心，加强对修道院规章的服从，以及改善整个王国内部的基督教生活。这时最重要的需求就是教育，尤其是教士的教育。不仅以日耳曼语为第一语言的教士需要学习拉丁语，生活在高卢的人的口头语言与书面拉丁语之间的分歧此时已经十分明显，同时法语也在形成的过程中，因此对《圣经》以及礼拜仪式的准确理解已经出现了分歧。查理曼在789年颁布了《改革敕令》(Admonitio generalis)，这份文件强调了教士和大众的教育的重要性，并且要求为这两类人都建立学校。查理曼召集的盎格鲁-撒克逊和爱尔兰的教士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阿尔昆。他们为非拉丁语人群编写了拉丁语教材，也通晓基督教的基本典籍，其中一些典籍已经在高卢北部地区失传。有人认为，盎格鲁-撒克逊和爱尔兰教士的一大贡献就是发明了一种新的拉丁语发音方法。在阿尔昆自己编订的、关于恰当的拉丁语的教科书中推荐了这种方法。在这部著作中，他将拉丁语视作一种死语言(在高卢地区并非如此)，给予每个音节同等的重要性，每一个辅音都要清楚地发音，和写下来的保持一致。这样每个单词的结尾都会发音，它们在单词中都有其语法功能；这样就避免了圣卜尼法斯见到的那位巴伐利亚的教士所遇到的困难。因为单词结尾不清楚，这位教士以祖国、圣女和圣灵的名义为人施洗。但在拉丁语改造的过程中，拉丁语却真的变成了一种死语言，只有教士精英阶层才可以掌握。绝大多数普通大众不再能够理解礼拜仪式。然而布道辞必须要让大众听懂。这些宗教法条不仅要求在每个教堂教士都应当进行布道，而且还要求他们应当用普通人的语言进行布道，即使用“乡巴佬罗马语”(古法语或罗曼语)或者德语。到9世纪，加洛林王朝的大部分地区都建立了堂区，每个堂区都得到了布道手册。而且主教们还颁布了他们自己的法令，试图保证每个堂区的教士都知道他们的职责，保证每个堂区都有教士履行职责所需要的书籍。在西方，教会和国家首次联合起来，试图将基督教传播到他们控制的每一寸土地。

对教士进行基本教育的活动有很多有意义的副产品。查理曼获得的有知识的教士的人数前所未有，他们在行政系统任职；随着新改革的拉丁语和更加清晰易辨认的字体的出现，查理曼拥有了一种精确且国际化的书面语言，方便他在方言众多的帝国使用。对晚期拉丁语语法和古典拉丁语文学的长期研究，是改革古典拉丁语所需要的。这些研究还造就了一批学者，包括诗人、历史学家、校勘学家、神学家和哲学家，这些学者的成就确实能够与古典晚期的研究相媲美。这个阶段的古典文化复兴的中心内容有一个笼统的称呼——“加洛林文艺复兴”，其发源地就在法兰克王国的宫廷。这里的多数学者都是外国人：比萨的彼得和执事保罗来自意大利，奥尔良的狄奥多尔夫来自西班牙，阿尔昆来自诺森布里亚，约瑟夫来自爱尔兰。但宫廷中也有一些学者是法兰克人，如安吉尔贝，他与查理曼一个未婚女儿的幽会为世界贡献了历史学家尼塔尔。还有一位法兰克人学者艾因哈德，他对查理曼的一个主要批评就是，认为他对他的未婚女儿们的行为过于放纵。这场文艺复兴在查理曼的孙子“秃头”查理时期达到顶峰，此时，法兰克王国已经有了多个书籍生产作坊和学术中心。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事实：加洛林王朝的文化成就在其帝国分崩离析的时候达到了顶峰。书籍生产和教育都需要财富和某种政治稳定，而到9世纪后半期，二者的条件都不充分。

814年，当年老的查理曼去世时，法兰克王国的前景看起来仍是光明的。他只有一个继承人“虔诚者”路易，因此帝国将保持统一。路易的侄子伯尔纳在他的父亲丕平去世后继承了意大利王位，但是仍然承认帝国的最高领主权。路易的教士顾问，尤其是阿尼亚内的本笃，发现了继续改革教会的时机；本笃会规在816年被指定为帝国内唯一的修道规章。但是造成未来的麻烦的种子已经埋下了。当路易来到亚琛的时候，他驱逐了查理曼一些最亲密的顾问，包括自己的两个侄子。817年，路易做出安排，他的长子罗退尔将在路易死后继承皇帝头衔，而他的另外两个儿子“日耳曼人”路易和阿基坦的丕平将分别在帝国内担任国王。意大利的伯尔纳起兵反抗，因为在这份继承遗嘱中并没有提及他。路易镇压了这次起义，并且刺瞎了伯尔纳。所有的不满都围绕罗退尔爆发，而罗退尔已经加冕为皇帝。这场斗争在822年达到高潮，路易被迫进行苦修赎罪，并且将他的两个侄子召回宫廷。但是更致命的是，在823年，路易的第二个妻子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路易决定这个儿子，即“秃头”查理，也参与划分遗产；他的其他三个儿子自然认为，任何对817年安排的修改都是对他们地位的冒犯。路易从9世纪20年代后期到840年去世，一直在与他的一个或者多个儿子进行斗争，并且一度被主教会议罢免。皇室成员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皇帝的声望，而且促使贵族将自身的利益置于帝国的健康运转之上。路易的死亡也引发了激烈的内战，并且一直持续到843年《凡尔登条约》的签订，查理曼的帝国被罗退尔一世、“日耳曼人”路易和“秃头”查理瓜分为三个王国。罗退尔仍然保留皇帝的头衔并且拥有包括了两座帝国之城——罗马和亚琛的中法兰克王国，但是他对路易的德意志王国或查理的西法兰克王国都没有权威。罗退尔去世后，他的中法兰克王国自行分裂，路易和查理开始为压倒对方而开战。这时一个新的因素加入到这种分裂和内战的局面之中：维京人。

维京人

在查理曼统治时期，海盗突然越过北海抢劫欧洲西北部的修道院和居民。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关于斯堪的纳维亚居民最早的文字记录。斯堪的纳维亚人在此之前并非不为西欧人所知，那时他们的身份是商人。实际上，“维京”(Viking)这个词最早的意思可能是商人，也就是“前往贸易场所(wics)的人”。这些人带来了皮毛、海象牙、琥珀和奴隶：这些都是需求量极大的昂贵物品。他们将玻璃、陶器、金属制品(包括刀剑)以及各种货币带到北方，考古学家已经在那里发现过这些物品。在8世纪，人们对这些商品的需求比以前旺盛很多，而且有迹象表明斯堪的纳维亚商人在东波罗的海地区非常活跃，他们在那里收集运往西方的皮毛。繁荣的贸易必然促进船舶设计的进步：一种带桅杆的很长的船，能够航行通过北海并且一直深入大西洋海域。这种单桅帆船是维京海盗的故事成为事实的必要条件之一。有人推测，斯堪的纳维亚商人前往俄罗斯地区，还从东方的阿拔斯王朝得到了大量白银，然后将其运往查理曼帝国。这些白银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加洛林时期的教堂建设，也推动了加洛林王朝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经济发展。从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阿拔斯王朝的政治动荡导致了白银供应的减少，这引发了加洛林王朝的危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们一直严重依赖白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被迫成为海盗。上述假设还未得到验证，但是它提醒我们，加洛林王朝作为罗马帝国以来欧洲最强大的政权，它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维京人的扩张，即便这只是推动了贸易以及给海盗活动提供了机会。

为了抵抗维京人的劫掠行为，8世纪90年代，查理曼和麦西亚王国的国王奥法都组织了海岸防卫力量。但是最早出现关于维京海盗攻击记录的地区在更北，那里最著名的三个修道院都遭受了攻击：林迪斯法恩修道院(793年)、贾罗修道院(794年)和艾奥纳修道院(795年)。当然，被记录的进攻和真正的进攻并不是一回事。这些记录说明，附近的修道院在其编年史中记录了这些攻击，而且这家修道院还幸存下来，因而这些记录得以流传。诺森布里亚地区关于维京人劫掠的记录几乎没有被保存下来：9世纪上半叶，维京人的劫掠行为非常猖獗，以至于那里的修道运动事实上被完全破坏，而遭受攻击的修道院的图书馆也被完全摧毁。但是爱尔兰的修道院记录了大量的攻击行为。爱尔兰的修道院编年史给我们提供了非常详细的记录，这些修道院大部分都在这些劫掠中得以幸存。

维京人最早的抢劫行为都是以小船队为单位进行的，他们从不深入内地。直到9世纪30年代，才有人组织大规模的抢劫行动。他们利用了之前获得的知识，以及法兰克王国在“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期的政治动荡。在834—836年间，多雷斯塔德先后三次遭受洗劫。他们的抢劫行为已经深入到了爱尔兰的最中心地带，并且迫使林迪斯法恩修道院和诺瓦尔穆捷修道院(位于卢瓦尔河口)的修士携带着圣物迁到更内陆的地区。在840—841年间，维京人的舰队首次在爱尔兰过冬，建立了永久性的居住地，包括都柏林。843年，他们第一次在法国的诺瓦尔穆捷越冬。851年，维京人在英格兰南部的萨尼特度过冬天。

不断劫掠的维京人似乎对变化的时局非常敏感，总是能到达欧洲北部能够提供最多利益(即战利品或者贡金)的地区。“虔诚者”路易在9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建设海岸要塞，同时重新建设了海军舰队。在路易于840年去世的时候，法兰克王国爆发了内战。维京人在841年就沿着塞纳河航行，并且对北岸地区进行了多次攻击。845年，维京人的进攻直接威胁到了巴黎，这也是他们对这一地区攻击的高峰。最终在收到7000磅白银以后，维京人才从这一地区撤退。在此后的二十年间，西法兰克王国成为遭受维京人抢劫最严重的地区。维京人利用这一地区的大河(如塞纳河、卢瓦尔河和加伦河)深入内地。莱茵河及其支流可以使维京人到达中法兰克王国的内陆地区，但是这里并没有遭受太多的劫掠，这是因为罗退尔一世允许哈拉尔及其侄子罗里克这两个丹麦维京人定居在莱茵河口靠近多雷斯塔德的地区，让他们保卫罗退尔的王国免受劫掠。而在西法兰克王国，“秃头”查理忙于巩固自己的地位，清除来自他的侄子阿基坦的丕平二世的威胁，不能将全部力量用于防守。然而到了9世纪60年代，他似乎发明了一种非常有效的办法抵御维京人——建设海岸堡垒和带要塞的桥梁。他将塞纳河和卢瓦尔河下游地区留给维京人，而在内地富裕的城市和修道院地区加强防御，使之免于遭受劫掠。因此在865年，一些具有王室血统的斯堪的纳维亚将领率领的“劫掠大军”从西法兰克王国撤退，接着在东盎格利亚地区登陆。在866年，他们从相互争斗的诺森布里亚国王们手中夺取了约克，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个王国。这些人随后征服了麦西亚东部地区和东盎格利亚地区。他们还对韦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发起了战争。878年，维京人从东部和西部同时发动进攻，差点俘获这位国王，但他们最终还是失败了。阿尔弗雷德重新集合了他的臣民，强迫入侵的维京人接受和平，并且让他们接受西撒克逊和后来被称为丹麦法地区之间的分界线。维京人此时或许刚刚得到了来自法兰克王国的好消息：“秃头”查理于877年去世。他的儿子“结巴”路易也在两年以后去世，西法兰克王国随即进入一段内部混战的时期。丹麦法地区的维京人在富勒姆集合了一支军队，并在879年渡过英吉利海峡。这次他们不仅攻击了法兰克王国的北部，还攻击了中法兰克王国的北部地区。这时罗里克也去世了，不再保护这一地区。佛兰德斯地区被彻底摧毁了，维京人于882年沿着莱茵河一直抢劫到科隆和特里尔。由于巴黎伯爵厄德的出色防御，维京人在885—886年发动的针对巴黎的大规模进攻失败了。其他地区要塞的防御也有效地抵御了进攻。厄德精力旺盛，他在888年成为法兰克王国第一个既非墨洛温家族亦非加洛林家族的国王。维京人此时也遭受了一系列失利。他们回到英格兰，却发现阿尔弗雷德已经学习了邻居法兰克人的经验，建造了一系列要塞，建立了一支有实力的海军。斯堪的纳维亚的军队在896年分裂，其中一部分去了诺森布里亚和东盎格利亚，另一部分再次向南，去了塞纳河下游地区。直到911年，法兰克国王“天真汉”查理将鲁昂周边地区授予诺曼人罗洛，赋予诺曼人合法的权利。后来这一地区发展成了诺曼底公爵领。维京人的扩张时期结束了，而在一些地区针对维京人占领区域的“再征服”开始了：在佛兰德斯地区；在阿尔弗雷德的孙子[3]埃塞斯坦统治的英格兰中部地区；甚至在爱尔兰，各国王的联军在902年暂时驱逐了都柏林的维京人。

历史学家很难评估维京人的这些劫掠活动的影响。很长时间以来，他们认为其影响主要是负面的。这些学者受到当时材料中反映的血腥海盗的形象影响，强调他们对修道院的破坏及其造成的政治混乱，指责维京人导致了加洛林王朝的崩溃，破坏了相对和平的古爱尔兰地区。晚近的另一些历史学家，尤其是P. H. 索耶教授之后的历史学家，注意到这些抢劫行为和定居行为的特征是它们的规模很小。他们指出，英格兰的修道运动在维京人到来之前就已经衰落了；加洛林王朝的崩溃是内部结构性的原因导致的；维京人并没有终止爱尔兰教会免受世俗权力侵犯的局面，而数十年来，爱尔兰的修道院不仅一直受到爱尔兰的国王们的劫掠，而且还遭受其他爱尔兰修道院院长的袭击。考古学家则对斯堪的纳维亚的艺术和航海成就印象深刻，他们开始强调维京人作为手工业者、商人、航海者以及农民的积极贡献。约维克维京中心展示了约克郡科珀盖特(这是一个斯堪的纳维亚语名字，意思是“木料旋工之街”)地区重大考古发掘的成果。该成果是这种思路的一个范例。研究者已经指出，抢劫者社会和受害者社会之间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使得同化维京人或者至少接纳其为盟友变得相对容易。但是现在的历史学家转向了另一个方向。如果科珀盖特的考古成果展示了维京人的活动，那德比郡雷普顿的考古发掘也有同样的效果，后者展示了维京人抢劫修道院的细致程度：这些维京人将这座修道院的所有珍贵物品都洗劫一空。有人认为维京诗歌展现了维京人的暴力倾向，认为他们“处在精神变态的边缘”。维京人对他们的异教传统非常狂热，他们洗劫修道院的行为既是投机行为也是宗教行为，还以非常血腥的方式将他们的反对者作为献祭供品。

强盗还是商人？当然，维京人，或者他们中间某些具体的个人，都同时具有这两种身份。作为强盗，他们很容易在贸易市场交换他们的战利品，并且获得其他产品。而作为商人，偷窃是他们获得商品的一种简便方式。其他的一些维京人领袖，如在“劫掠大军”中的那些，或许还有政治野心。而紧随成功的军队而来的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不过，如果只考虑9世纪的话，维京人的首要遗产是破坏性的。在随后更加和平的时期，小规模的海盗行径被大规模的有政治目的的扩张替代。社会的稳定带来的是定居活动以及和平的商业贸易。大约在910年前后，约克的维京人设计了科珀盖特地区的街道和房屋。

欧洲西北部最早受到维京人影响的地区或许是苏格兰和不列颠地区。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的当地语言消失了，因此当地的原住民很可能也消失了。在整个中世纪时期，这些岛屿上的居民都是挪威人。外赫布里底群岛同样变为了挪威语地区，盖尔语直到16世纪才在这一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维京人似乎很少在内赫布里底群岛和大陆地区定居，尽管异教的图像和墓葬表明马恩岛在9世纪时是维京人的重要基地。很多维京人定居在苏格兰西南部和英格兰西北部，他们很可能就经由马恩岛或者其他岛屿从爱尔兰迁徙而来。

维京人首次攻击爱尔兰是在8世纪90年代，他们最早攻击和定居的地区是爱尔兰的北部和东部。他们的抢劫活动似乎在9世纪30—40年代早期最为猖獗，这一时期维京人建立了一系列海岸定居点，如都柏林、沃特福德、利默里克等。自此以后，文献中记载的抢劫行为就减少了。爱尔兰的国王们取得了一系列反抗外来入侵的胜利。在9世纪40年代后期，大型的丹麦舰队到达爱尔兰，他们进一步削弱了这里的挪威维京人。他们的到来也引发了一场维京人间的内战，其间在斯特兰福特湾爆发了一次大规模海战，有数百艘战舰卷入战斗。一支挪威舰队重新控制了苏格兰群岛和爱尔兰。此后都柏林的国王们的政治野心更多转向了苏格兰地区，到10世纪则转向约克的维京人王国，而不再关注爱尔兰岛内部。从9世纪50年代起，维京人在海岸的定居点不再对爱尔兰的各个王国构成真正的威胁，他们甚至还经常成为很多爱尔兰国王的同盟，参与爱尔兰各王国内部的战争。维京人野蛮的抢劫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是这些行为扰乱了修道院的生活和工作，毁坏了难以计数的不可替代的图书馆，将很多学者和书籍“送”到海外加洛林王朝的宫廷；从长远来看，由于维京人的存在，爱尔兰的政治和文化重心从沿海地区转移到了内陆地区。因为贸易城镇和钱币的先后出现，维京人的到来或许对爱尔兰的经济生活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评价维京人对法兰克人地区的影响时，学者们会遇到类似的问题。维京人仅仅是一种麻烦的因素，即原本已经复杂的政治景象中新出现的因素吗？他们是某一位心怀不满的伯爵潜在的同盟吗？或者是为他提供了一个在地方上作为家乡保护者而扬名立万的机会？其实这些角色维京人都扮演了。但是很明显，参与抢劫法兰克王国的维京人远多于参与抢劫爱尔兰的人，部分原因是这里潜在的收益要大得多。法兰克王国遭受抢劫的时间更长而且程度更严重。维京人对城镇的攻击，以及他们在乡村地区造成的不安定，使得查理曼统治地区的商业活动尚未开始就衰落了。从佛兰德斯一直到波尔德莱(即波尔多地区)的沿海地区的人口当时曾经大量减少。维京人入侵对政治更广泛的影响还不是很清楚。显然，即便维京人没有入侵加洛林王朝，它也已经分裂。加洛林国王的权力已经衰退，尤其在西法兰克地区。一系列国王的权威由于不能迅速地解决问题而被削弱，而一些地方贵族抵抗维京人的胜利增强了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力。东法兰克王国由一系列特定的部族公爵领组成，如萨克森、法兰克尼亚、士瓦本和巴伐利亚，维京人很难侵扰这些地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911年。此后，在那里出现了一位非加洛林家族的国王，使得加洛林王朝的政治结构得以保留。但是此时西法兰克王国已经分裂为数十个单独的政治实体，其中有些掌权的贵族并不服从在位的国王。一些地方当权者的崛起与维京人的入侵有直接关系。10世纪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佛兰德斯伯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因为他可以迁入一个传统结构已经被维京人破坏殆尽的地区。卡佩家族很快将取代加洛林家族，成为法兰西的统治者。这个家族的两个先祖——罗贝尔及其儿子厄德都将他们的名字留在了反抗维京人的战争史册中。

而维京人在英格兰造成的影响又有所不同。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英格兰的定居活动很可能比在其他地方更为广泛和普遍。英格兰很多地名都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语言，现代英语中也有很多斯堪的纳维亚的因素，而方言在这方面受到的影响更加严重。但是追溯这些语言元素非常困难，我们不可能知道产生这些因素所需要的移民规模。一个地名以“by”结尾是否表明该地是由一位维京地主所有或者该地的居民完全是维京人？一个彻底斯堪的纳维亚化的地名元素是否意味着，为这个地方命名的当地居民都使用斯堪的纳维亚语言？总体而言，语言学家倾向于认为，地名起源于特定部族在当地的大规模定居；而历史学家则对此持怀疑态度。维京人无疑在政治上带来了冲击力。英格兰在800年前后分裂为若干个单独的王国，其中麦西亚具有霸主地位，德文和康沃尔仍然是独立的不列颠王国。到900年，只有一个英格兰人的王国幸存下来，即西撒克逊王国，其国王已经将自己称为“英格兰人的国王”，并且开始“解放”不列颠其他地区。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解放；西撒克逊的一些敌人，如诺森布里亚或者德文和康沃尔的不列颠人，都将维京人视作得力的同盟。但是我们很难想象，如果不是维京人摧毁了除西撒克逊以外的所有原住民王国，英格兰在10世纪后期如何成为一个富裕、强大并且团结的王国。某种程度上讲，维京人创造了英格兰民族，当然这一过程也少不了西撒克逊所做的宣传。

关于当时的情况，我们拥有的文献记载几乎全部都来自有文字记录的西欧地区。但是借助于稍后的传说、阿拉伯旅行家的报告以及考古成果，我们能够看到更大的维京世界。维京人从苏格兰群岛出发向西北一直到达了冰岛。他们在870年左右最初登陆这里是一个意外，但他们几乎立刻开始向这片土地移民，尽管这里无人居住且不宜居住。一些定居者来自爱尔兰(不仅有维京人，而且有爱尔兰人，后者大多是维京人的奴隶或者妻子)，另一些人来自苏格兰和挪威。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中，他们继续从冰岛向西扩张，到达格陵兰和纽芬兰。从长远来看，他们更重要的扩张是向东方迁徙；其中主要是瑞典人，他们在整个波罗的海地区和俄罗斯内陆建立了贸易场所。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写过一部历史著作。在这部著作的帮助下，我们知道了诸多贸易路线中的一条。君士坦丁七世描述了来自诺夫哥罗德和其他地区的罗斯商人如何在基辅集合；他们之后沿着第聂伯河航行到黑海，然后到达君士坦丁堡。在860年和其他某些时候，这些船队决定进攻君士坦丁堡而非与其进行贸易，但收效甚微。阿拉伯商人同样与这些罗斯人会面，并且给我们留下毫无疑问的证据：这些罗斯人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在9世纪晚期，留里克领导一些罗斯人占领了基辅，并且建立了一个公国。这个公国在一个世纪以后成为俄罗斯最强大的国家。瑞典的如尼石刻文字表明，维京人的死亡发生在非常广泛的区域。这提醒我们，维京人活动的影响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与他们在欧洲北部劫掠过的其他地区同样深远。维京人的抢劫行为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与欧洲其他地区联系得更为紧密，为他们皈依基督教奠定了基础，还引发了重大的经济社会变化，最终促成了瑞典、挪威和丹麦的政治统一。至少在公元900年左右的一段时间内，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整个欧洲北部联系和交流网络的中心，这一网络为该地区提供了某种前所未有、独一无二的联合。

[1] 英文原版误作638年。

[2] 英文原版误作753年。

[3] 英文原版作“儿子”，实则埃塞斯坦是“长者”爱德华的儿子，阿尔弗雷德的孙子。

第三章 中世纪盛期的欧洲北方社会，900—1200年

大卫·惠顿

流产的王国

1175年左右，萨克森的黑尔马斯豪森修道院誊写了一部精美绝伦的福音书。它将被送往一座名叫圣布拉修斯的教堂，这座教堂刚刚在不伦瑞克由“狮子”亨利建造。作为萨克森公爵和巴伐利亚公爵，亨利是这一时期德意志地区最强大的贵族。不伦瑞克是他在萨克森的主要驻地——他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奢华的宫殿，其豪华程度甚至超过亨利的主君、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的宫殿。而为亨利的这座教堂所准备的这部新的福音书内有精美的插画，其中一幅画的对象是公爵本人和他的英格兰妻子玛蒂尔达。他们二人都谦卑地跪在基督面前，接受基督的加冕。这两顶王冠是他们献身于基督的标志。这幅画还有另外隐含的意义，那就是对亨利地位的抬高。当时的人会将国王及其配偶画成这样的形象，但一般不会将公爵夫妇画成这样。即使不知道这一点的人也会发现，这幅画像格外突出亨利和玛蒂尔达的形象，甚至将他们画得和基督本人一样大小，同时画中其他的一些细节也在强调亨利和玛蒂尔达的地位。他们两人各自手持十字架，这是在提醒人们，亨利曾经获得了真十字架的残片。在他们上面画的是几位圣徒；在亨利这边，画的是他曾经尊崇的一群圣徒，他在萨克森将数座主教座堂和其他主要教堂奉献给这些圣徒；而在玛蒂尔达这边画的则是与英格兰密切相关的两名圣徒，大格里高利和托马斯·贝克特——这也强调了她的英格兰血统。画面中，在公爵夫妇之后站立的是他们的先祖，这些先祖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以强调这对夫妇的杰出形象。亨利的先祖包括曾被加冕为帝国皇帝的外祖父罗退尔三世，以及亨利的父亲“傲慢者”亨利。罗退尔曾经试图将皇位传给“傲慢者”亨利，最终却徒劳一场。画面中站在玛蒂尔达后面的是她的生父英王亨利二世，以及曾经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后的祖母玛蒂尔达。在这样的语境中，这些精神上的皇位具有现实的隐喻，而这很有可能是精心策划的结果，因为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亨利公爵试图获取皇位。

然而仅仅五年之后，“狮子”亨利的梦想就破灭了。1180年，“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宣布没收他的两个公爵地，并将他流放。因此这幅画像有一种道不尽的辛酸。不过画像所传达的信息远不止于此，因为它描绘了这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事件。画面中站在公爵夫妇身后的所有亲属和先人，都来自在加洛林时期不知名的小家族，这些家族都是通过联姻崛起的。罗退尔受益于他与萨克森公爵女继承人的婚姻。“傲慢者”亨利受益于他与罗退尔女儿的婚姻。亨利二世的母亲玛蒂尔达受益于她与皇帝亨利五世(1106—1125年在位)的婚姻。亨利二世的崛起受益于玛蒂尔达的第二段婚姻，即她与安茹伯爵的结合。此外，亨利二世还受益于英王亨利一世没有留下男性继承人这一事实。“傲慢者”亨利与“狮子”亨利来自这些家族中最显赫的一个——韦尔夫家族，这个家族曾经和“虔诚者”路易以及“日耳曼人”路易联姻，并且曾经拥有勃艮第的王位，但“傲慢者”亨利与“狮子”亨利来自这个家族的旁支。“傲慢者”亨利的祖父是一名与该家族联姻的意大利贵族。所有这些人物只能从最宽泛的意义，证明他们是其加洛林祖先的后裔。

好的联姻是他们崛起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婚姻活动绝大多数都是在国王的许可下进行的。国王这样做或出于联盟的目的，或作为其服务的回报，或是为了家族的延续。国王与其权贵之间的关系难以保持稳定，因为这些关系的基础是人的生死、预期目标的成败、世代的更迭等偶然事件。国王要给予他的附庸某些回报，使人们臣服于他。这种行为周而复始，因为这样建立的关系很可能因一方的去世而破裂，甚至很有可能走向上述提到的不愉快的结局。“狮子”亨利自己就为这种状况提供了鲜活的例证：在他的福音书中所画的他与玛蒂尔达的婚姻，就是“红胡子”腓特烈一世与亨利二世的联盟合约的一部分。但随后，他及他的家族与“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关系破裂，并被赶出德意志地区，这时英格兰国王给他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难地。同国王一样，一个大贵族的地位也取决于他和其他人的关系，包括与他的邻居以及与封臣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同样是不稳定的。亨利用大肆侵犯他人权利的方法，控制和扩张了一些大地产。这之所以能行得通，主要是因为“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对那些受害者的抱怨之声充耳不闻。当“红胡子”腓特烈一世认为时机对他有利的时候，他就倾听这些抱怨，没收了亨利的领地。通过这种方式，“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允许亨利的敌人们以武力恢复他们的领地。

在这幅画像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图中站在亨利一边的圣徒都与他有特殊的关系，他曾为他们捐建大教堂，并为这些教堂捐赠了土地。在这部福音书的插画中出现的他曾经尊崇过的圣徒，现在又将其恩惠回馈于他，并成为他世俗与精神诉求的支持者。亨利认为他的雄心将取悦于上帝与诸圣徒，并小心翼翼地请求他们的垂青。精神世界和世俗世界并非两个分离的世界，而是同一幅画和同一个世界的不同部分。

权力的轮廓

亨利的故事的不寻常之处仅仅在于其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的重要性。在10—12世纪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的政治生活中，命运与权势地位的多变与不可靠是其基本特征，十分常见。亨利的抱负及其失败提醒我们，在10—12世纪的欧洲北部，我们可以谈论法兰西王国或德意志王国。但国王与国内权贵之间、权贵与权贵之间、权贵与他们自己的封臣之间，存在着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这一关系网络长久地决定着国家的发展与国内的凝聚力。在这段时期，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这些改变并没有触及政治的本质。

在研究这些变化之前，我们应该先考察那些没有改变的因素。韦尔夫家族将其血统追溯至查理曼。查理曼的继承人曾经娶该家族的一位女子为妻，因而他们提出这样的主张是非常自然的。但他们的这种说法并非完全可信。查理曼代表着基督教国王的理想形象。他曾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帝国，授予人们土地与职位，赞助教会文化发展，并扩张了基督教世界的版图。在中世纪的传说中，他曾经去耶路撒冷朝圣，并且带回了无比珍贵的圣物；他还曾经在西班牙发动针对萨拉森人的战争。查理曼是国王们的榜样。在100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三世曾打开他的陵墓。在1165年，“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将他列为圣徒。后来法国的腓力二世也强调他的血统可以追溯到查理曼，尽管他的先人正是从查理曼的后裔那里抢得了王位。关于查理曼的记述与传说的强大力量，使他成为领主权与统治合法性的最理想来源。如果国王与查理曼的联系是松散的，那他们就会寻找所有理由来加强这种联系；如果这种联系不存在，他们就会竭尽所能来创造与查理曼的联系。

现在保留下来的最早的贵族家谱是佛兰德斯伯爵的家谱，它是在950年前后编制的。这份家谱并未强调其父系的先祖，而将所有的重点置于一位与“秃头”查理的女儿结婚的祖先之上。这样的婚姻既是一个家族登上政治舞台的标志，也是对这个家族已有的地位与权力的承认，还标志着他们对国王祖先的紧密联系与忠诚服务。在家谱中铭记并庆祝这样的婚姻，是在含蓄地提醒国王们：国王的伟大，来自为国王服务的人们的勇猛、忠诚和能力；国王不应该吝惜对封臣的赏赐以作为对他们忠诚服务的回报。

贵族可以赋予自己的地位合法性，同时还能以其他的方式突出自己的身份。他们以祖先或者亲属的名字为孩子命名，借此让自己和其他人记得这些祖先或亲属。如果新娘家庭成员的名字有特别明显的含义的话，他们经常会用这个名字为孩子命名。血缘的纽带可以延伸得极其广泛。1148年，罗马一个小家族的成员吹嘘自己是英王斯蒂芬的亲戚，因为国王的外祖母来自伦巴德王国。在亲属内部，这样的纽带也可以加强内部成员之间的联系。例如有一次，英王斯蒂芬正准备攻占一座城堡，他想要处决守军。在他军中服役的士兵里有守军的亲属，这些士兵乞求他的仁慈；斯蒂芬认可了他们的服务，不得不同意了他们的请求。然而，血缘同样也可能成为某种障碍。在佛兰德斯，只有父母双方都是贵族，他们的孩子才可以被认为是贵族。因此，如果一个家族有仆人的祖先，无论它后来变得多么强大，与这个家族联姻的人都可能丧失其贵族身份。

在不同的时期，贵族身份有不同的含义。基本上，它不是由一个人的勇猛、权力或者美德所决定，而是由其出身所决定。并非所有孩子都能继承父亲的优秀品质，因此从一开始，贵族身份就与卓越不是同义词。因为土地可能被所有子女分割继承或只由其中一个单独继承，但成为贵族的资格却传给了所有孩子。这种关于贵族的看法直到12世纪依旧存在，尽管很明显的是，一些出身卑微的小人物家族有时也会获得大量的财富与权力，一个典型代表就是佛兰德斯的埃勒姆巴尔迪家族。该家族获得了布鲁日监理的世袭权利，并利用联姻的方式，和许多佛兰德斯贵族建立了一个关系网。当佛兰德斯伯爵查理想要破坏这一关系网时，他威胁要调查这个家族先祖的仆人出身，这反而使伯爵的地位有所动摇，并损害了那些与埃勒姆巴尔迪家族联姻的家族的贵族身份。佛兰德斯伯爵查理的这一举动并不明智，并最终导致了他在1127年被刺。在12世纪后期，宣称自己家族起于卑微逐渐变得可以被人接受。一份家族史中写道：“在‘秃头’查理时期，很多能力、荣耀皆胜过旧贵族的新贵族，变得强大且知名。”甚至有些人会伪造卑微的出身。安茹伯爵曾宣称其祖上是一名护林人，完全忽略通过婚姻与加洛林时期的大贵族建立的紧密关系。他们借此吹嘘自己的能力，或许这样做能使他们在与法国国王交战时觉得好受些。

随着贵族身份逐渐脱离了唯血统论的束缚，贵族集团的范围比以前扩大了很多。这个词偶尔可以形容所有的自由人，尽管这种状况并不常见。从10世纪开始，比较常见的情况是将那些拥有城堡的人称作贵族。贵族也可以指骑士，但这种含义更广泛的用法并不经常出现。因此，一名贵族与埃勒姆巴尔迪家族联姻，当该家族的骑士起源被公开时，这名贵族会感到羞耻。对贵族这一称呼使用的不确定性不仅反映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也反映了在各种势力的影响下，欧洲各地区社会发生的不同程度的广泛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发生以后才会被人觉察。

这些发展和变化主要涉及的是大贵族和小贵族的关系。它们不仅是军事发展的产物，也是经济恢复的结果，或许还因为它们有利于促进和维护一些长久以来被忽略的统治阶层的利益。国王和大贵族本来就是军事领袖，他们能否得到众人的尊敬取决于其作战能力——无论这种能力是表现为维护自己的土地与权力，还是表现为征服其他地区。因此，这些军事领袖必须拥有一支由训练良好的士兵组成的扈从队伍。组建或维持这样一支队伍有多种方式。国王和大贵族，如10世纪的波兰贵族们，可以招募拿军饷的军人来组建这样的队伍。一些军事领袖也可以用其征服和劫掠的宏伟计划来组建军队。在10—11世纪，维京人就采用这样的方式，诺曼底公爵威廉成功征服英格兰依靠的也是这样组建的军队。招募那些寻求生计和更好生活的无地贵族也可以组建这样一支队伍。在12世纪早期，英王亨利一世在大陆进行战争时，领导的就是用这种方法组建的军队。国王和贵族同样可以通过某种特定的契约来组建队伍，这种队伍的成员通常是自由士兵。但在德意志地区，这些士兵也经常是非自由人，即身份不自由的领主侍从。尽管军队的组成方式多样，军队成员有各种不同的诉求，但通常人们都希望得到土地作为回报。拥有土地可以让人们不用为生命中的低潮而担心，例如与主君发生争执、长年生病或步入老年。而对他们中的未婚者来说，拥有土地也是他们寻觅妻子的必要条件。

描述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有各种不同术语。如果某人对土地拥有在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那这种土地就被称作自由地。这类土地依据当地习惯法的规定在家族内继承。当这种继承方式引起争议时，他们可能会邀请国王或贵族进行干预。自由地的持有人也不一定无条件地拥有土地。服军役，出席地方法庭，这些公共义务是加洛林王朝政府的基本特征。在某些时候，土地所有者还需要缴纳某种形式的额外税费。随着加洛林政府的崩溃，地方贵族而非国王成了这些义务的受益人——某种程度上，地方贵族一直都是这些义务的受益人。此时这些自由地可能逐渐被视为封地。也就是说，要持有这些土地，持有人需要向领主提供某些服务。自此，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土地保有形式。

由于这种多样性，人们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结构是否可以被称作“封建”有不同的看法。封建主义可以被视为，由于接受领主授予的土地，下属对领主承担的一系列义务的总和。即便在这种宽泛的定义下，亦不能说领主与下属的关系是完全封建的。下属在向领主行效忠礼的时候，领主可以不给予他任何被称为封地的土地。同样，当下属从领主那里领受土地的时候，下属也可以拒绝将自己置于长久的对领主的义务中。在向下属封授土地时，领主要声明，下属领受的土地是具有封建土地性质的，因此下属应当服军役、出席法庭、缴纳税金，并接受领主关于其土地继承问题的裁决。唯有如此，双方的关系才是封建的。这样的主张并非被下属毫无异议地接受，相反，它们会经常引发激烈且充满暴力的争执。这是领主权自身的模糊性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加洛林王朝与大贵族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与贵族们和他们的封臣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无大的区别。因此，我们不清楚大贵族的权利和义务在多大程度上来自公共权威，这种公共权威是被授予他们的，或者是被他们攫取的，或者是来自效忠礼这种仪式。其结果就是各种义务关系的融合，以及领主和下属之间多样而又常常混乱的关系模式。

查理曼后代之间围绕王位继承问题发生的争执，以及维京人和萨拉森人在9世纪的进攻，是封臣制度与封土制度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在10世纪上半叶，马扎尔人的进攻横扫德意志王国和法兰西王国大片地区，这也促进了上述两种制度的发展。这些外界压力消失之后，领主权的发展在11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依然在持续。由于这一进程在本质上是一种地方性的现象，因此在不同地区，领主权的发展程度与时间早晚各有差异。一个领主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时，他的行为也在刺激周边的领主们做同样的事情，如果他们不想成为他的下属的话。同样，若一个领主在这些方面不够积极，则周边领主也无需建设和强化其领主权。军事技术发展导致了军费的大幅上涨，不同领主或者不同地区对军费的上涨有不同的适应能力。战争技术的发展和上述适应能力的差异加大了领主们在地方上面临的压力。

发动战争的目的可能是抢掠财物或征服土地。对于前一种类型的战争，进攻者需要具备的首要条件就是突然性和机动灵活性，而防御者的有效对策就是将财富置于防御状况良好的地方。而对于后一种战争，进攻者则需要强大到能够击溃对方，或在对方过于强大的时候全身而退，其首要目标是摧毁农村。一般情况下，战役仅限于作物收获前的几个月，不过南部地区的主要作物是葡萄、水果和橄榄，这些地区全年都很脆弱。发动这种战争的要求就是进攻、拦阻进攻、规避拦阻的速度都足够快，还要有充分的防护和良好的训练，能够摧毁敌方的劣势军队，或抵御优势军队进攻。装备精良的骑士是最能满足这些要求的兵种。他们装备着精良的链甲和盾牌，他们的马匹专为一位穿着如此装备的骑士而培育。马鞍和马镫都很高，足以使骑士的矛头充分利用马的冲击力。在接受过长期的专业训练后，骑士们能够掌控这一切因素，并且能相互协作行动。这使得骑士成为战场上的主宰。在任何军队中，骑士都不是数量最多的兵种，因为供养一支大规模骑士队伍的花费太高。但骑士代表战争中的一个因素，他们可以通过机动性发起进攻，也有足够的力量赢得战斗。希腊历史学家安娜·科穆宁娜曾这样描述她所见到的一群法兰西骑士，这些骑士在1097年从君士坦丁堡路过：“一个骑在马上的骑士是不可阻挡的，他可以攻破巴比伦的城墙。”

骑士的重要性可以从1066年诺曼征服的过程中看出。诺曼贵族入侵时带的是经过训练的战马；而在9世纪时，维京人入侵时依靠的是在东盎格利亚地区俘获的马匹，以此提高机动性。在德意志地区，训练有素的骑士在10世纪有效地抵抗了马扎尔人的多次进攻，也抵抗了后来斯拉夫人的屡次入侵。这一经验对这些入侵者影响非常大，以至于斯拉夫人不得不按照西方的模式，改造了自己以战争团伙为核心的政治结构。与此同时，维京人依靠水路的进攻效果越来越差，因为他们潜在的受害者已经采用骑士部队来对抗他们。因此在10世纪，维京人的进攻依然是欧洲人面临的主要威胁，但到了11世纪，维京人的威胁就小多了。维京人的侵略继而转向了尚未发展重装骑兵的地区，如英格兰、爱尔兰、北方群岛和波罗的海的南部沿岸，或转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内部。

骑士不仅是面对敌人侵扰时的防御对策，而且同样为进攻提供了更好的手段。但这一时期，昂贵的防卫设施越来越多。军事领袖在招募士兵进行抢掠的同时，还需要为他们提供安全的庇护所。在那里人们可以建设宗教场所，并能够在危急时刻将畜群转移进来。在10世纪的波兰，有数十个巨大的土木结构的堡垒充当这样的庇护所，里面驻扎着领波兰大公军饷的士兵。欧洲西部的防御工事则小多了，但在抵御马扎尔人、丹麦人和斯拉夫人的侵扰时，德意志的亨利一世及其继任者所建造的那些城堡也有一些和波兰的要塞规模相当。这种要塞的建筑和栅栏一般是用木头建造的，可能建在天然或人工的高地上，但这种建筑对火攻毫无抵抗能力。例如，由于被领主的勒索激怒，一名教士曾带领其堂区居民烧毁他们领主的一座要塞。财力充足的封建主的另一选择就是用石头建造要塞。在10世纪后期，这种要塞就在安茹地区出现了。大约一个世纪以后，德意志地区也出现了用石头建造的要塞。

因此一个领主会发现他处于与相邻领主之间的“军备竞赛”之中，若他建立了一支骑士军队，或建造了城堡，则其相邻的领主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这种“军备竞赛”的原因，并非出于抵抗维京人或马扎尔人入侵的需要，这些入侵者在10世纪已经被抵御和打败了。这一发展也不是经济的衰退或者自然经济的主导地位所导致的；相反，在封建化进程达到顶峰的11世纪，经济也得到了恢复。封建化发生最早和最彻底的地区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尤其是在佛兰德斯地区。推动这一进程的原因是封建主急于维持、巩固以及发展其领主权。

在法兰西地区北部，长子继承制在10世纪建立起来，随后于11世纪在德意志地区和法兰西地区南部也确立下来。伴随着这一发展，领主们承受着一种双重的压力。一方面，他们要为自己的家庭成员寻找新的土地；另一方面，他们也要为封臣的后代寻找土地。向外移民可以减轻这种压力。来自法兰西北部不同地区的贵族找到了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他们或是随着诺曼征服进入英格兰，或是加入诺曼人向意大利南部地区和西西里岛的移民浪潮。在12世纪，这一地区其他的一些贵族加入了苏格兰国王的军队。很多贵族前往圣地耶路撒冷和西班牙，加入了那些地区对异教徒的战争，以便在拯救其灵魂的同时为自己获得新的土地。实际上，12世纪早期的一位编年史作家认为，这种现象证明了，第一次十字军运动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因为在这位作家看来，这些野蛮贪婪的人内心对物质财富的轻视完全是不自然的。即使如此，封建主们依旧承受着土地匮乏的巨大压力。不过他们可以通过下列方式减轻压力：寻找新的土地并将之分封出去；尽可能严格限制封臣的土地占有权，只允许封臣通过遗嘱继承土地，而不是把继承作为理所应当之事；赋予封臣更多的权利，减少甚至免除封臣的服务。这些封臣权利并非不受限制。这样建立起的封君与封臣的关系并不比通过更粗鲁的庇护制度所建立的关系更加长久。国王与封君经常同时使用上述三种手段控制和安抚封臣。但同时，这其中每一种手段都很可能引发摩擦与争议；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带来内战。

这一时期的社会处于基本稳定状态。这并不明显，不过却是实际情况，而且不应该被否认。成功的国王和封君利用防御工事和强大的军队镇压叛乱的封臣。直到11世纪中期，这两种昂贵的手段都防止了王权和领主权的崩溃。最高领主权可能在不同的国王或者封君之间转移，但只有在一个地区的贵族准备效忠新的封君时，这种情况才会发生，因为新的封君是封臣抛弃旧封君的必要因素。某一个地区的贵族几乎很难在这种事情上达成一致，而且谁也不知道新的封君是否比旧封君更容易让人接受，因此前述领主权转移的现象极少发生。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权力关系的平衡被打破的地区，而且这种不平衡通常持续很久。因此，国王们和很多大封君的领地能够保持长久的稳定，而且形成于9—10世纪的领地分界线很大程度上也被保留了下来。当“狮子”亨利梦想获得皇位的时候，他只是希望获得其领地内的最高权力，而非与在位的其他国王分庭抗礼，从德意志王国中分离出来。

经济的复苏

上述社会政治的演进显然不是虚弱的自给自足经济的表现，而是这一时期经济迅速复苏的反映。维持领主权、保障军费开支、回报封臣的服务以及展示封君的慷慨，所有这些活动都需要花费金钱，这种经济压力迫使贵族在寻找新的致富手段的同时，尝试在已有的财富中占据更大的份额。

自始至终，农业都是财富的主要来源。封君已经享有对人的权利，并以相同的手段控制了土地财富；在自己的领地中，他们把已经获得的各种权利与公共权力融合，然后把这些权利扩展到其领地内尽可能多的人身上。控制地方司法、强制农民劳动、提供“人身保护”，以及征收赋税，这些都是领主把自由农逐渐转化成农奴的基本手段。农奴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土地上并且任由领主征收赋税和劳役。农业歉收和逃离盗匪是两个可能导致自由农沦为农奴的原因。但是迫使农民放弃自由的压力来自贵族，而且下层人民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自由。因为农奴增长最迅速的时期并非社会最不稳定的10世纪，而是农业丰收、领主们开始放弃木造城堡转而建造石砌城堡的11世纪。直到12世纪，农奴制度仍在继续发展。在940—980年间，给沙特尔主教堂的捐献中有80%来自自由农；在1090—1130年间，这一比例锐减至8%，而在此前的三十年间这一比例还有38%。12世纪30年代，在南部的勃艮第地区，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希望自由农将其土地捐给修道院，因为相对其他领主而言，修道院更加温和。在东部的萨克森地区，农奴也保留了更多的自由。来自周边异教地区的奴隶为领主提供了另一个劳动力来源。由于这里的土地更容易遭受劫掠，因此领主不得不对农奴更加慷慨，以换取对他们的控制。

从11世纪起，人们开始耕种早些时候休耕的土地。从11世纪20年代起，这种情况在法兰西南部变得非常明显。随后法兰西北部和西班牙地区在11世纪60年代，德意志地区从12世纪30年代起都开始这样做。清除森林、改善排水设施，以及佛兰德斯地区消耗大量人力填海造地，这些活动都创造了新的可耕种土地资源。这一过程是人口增长的结果，也许更是封君增加收入的一个手段。在12世纪30年代，巴黎附近的圣德尼修道院院长絮热在修道院的庄园领地上建立了一个新的村庄。他的主要目的是增加修道院的收入，而不是为了疏散原来那些村庄里的过剩人口。与此同时，人们用马代替牛进行耕种，在有些地方用三田制代替两田制。这种耕作制度可以减少空闲的土地数量，尽管从长期看，这种做法会使土地变得更贫瘠。从12世纪60年代起，欧洲的气候开始好转。这些举措和因素都有利于谷物产量的提高。尽管如此，人们依然需要为了生存而奋斗。在12世纪末，欧洲北部持续的严冬就导致了大范围的饥荒。

这些发展都伴随着人口的迅速增加。在一些地区，农业产量可以供养增加的人口；但在另外一些地区，人口增长的压力只能依靠向外移民缓解；而在其他的一些地区，不断增加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超过了供应。当最后一种状况发生的时候，就会出现剧烈的通货膨胀，从而带来深刻的政治影响。在佛兰德斯地区，开发新的土地增加了可耕种土地数量，毛纺织业提供了新的谋生手段。但从12世纪早期开始，这一地区就承受着人口过剩的压力。早在1113年，不莱梅大主教腓特烈就从这个地区召集农民到他的主教区开垦土地。在12世纪，萨克森地区其他的教士和贵族也追随他去那里寻找农民。因为这个缘故，萨克森地区在1300年时的人口数量是1000年时人口数量的10倍。而同一时期，整个德意志地区的人口数量仅仅增加了3倍。这些行为帮助佛兰德斯地区缓和了人口压力，但并不能完全控制人口增加所产生的副作用。严重的通货膨胀动摇了佛兰德斯地区贵族的地位。佛兰德斯在过去是最为稳定的伯国之一，但在12世纪晚期陷入政治动荡。在欧洲的不同地区和不同时间，上述情况有程度不同的发展。有些国王和大贵族的力量因此得到了加强，另外一些国王和大贵族的力量因此受到削弱，他们之间的力量对比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随着人口的增长，城镇也在发展。城镇的经济支柱是为当地市场服务的制造业，诸如家用器具制造和纺织业，但城镇的收入来源还包括人们在宗教场所的贡献和封建主的花费。封建主们还试图从市场通行费或者从铸币厂的利润中获得更多收入。在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城镇及其居民的政治重要性有了快速发展。佛兰德斯伯爵查理被谋杀后，这一地区爆发了内战，后来阿尔萨斯的梯叶里继承了爵位。在这个过程中，根特和布鲁日的城镇居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此前约二十年，拉昂的居民谋杀了他们的主教，因为这位主教拒绝授予他们公社的地位，即自治城市的权利。这一事件标志着，城镇居民正式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大约在同一时期，虽然孔波斯特拉是发展落后得多的城市，它的主教也正经历着市民的叛乱。面对这样的压力，很多封建主不得不妥协，将其权利转为固定的税费，并允许其市民把按照习惯获得的权利固定下来。这种变化是吸引更多的居民来他们的城市定居的重要因素。然而，一旦领主赋予市民这些权利，他们就很难再有回旋的余地。这一格局会导致封建主们在通货膨胀时期面临巨大的困难。

在12世纪，城镇承担着更多的功能。一些城镇还可以借助它们的学校吸引学生，从学生那里获得收入，例如巴黎；另一些城市则通过银行业和土地抵押业获得收入。当贵族们陷入财政问题的时候，或者教会在进行建设的过程中面临财政问题的时候，这些行业可以为城镇带来可观的收入。犹太人不受基督教对高利贷活动的禁令限制，因此他们在这些金融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们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犹太人往往受到反犹活动的攻击，在1096年，莱茵兰地区就爆发过对犹太人的严重迫害。他们也容易被封建主征收毫无理据的赋税，1180年，法王拘捕了国王领地中的犹太人，并向他们征收高达1.5万马克的赎金。除去银行业，西欧地区还有大规模的手工制造业和长途贸易。这一时期欧洲有三种主要的出口品。一是奴隶，部分是被德意志人在其东部边界俘获的，或是被维京人俘获的；在11世纪早期科尔多瓦的穆斯林哈里发政权崩溃以前，它对奴隶有着旺盛的需求。二是来自佛兰德斯地区的呢绒和毛纺织品，其中越来越多的产品开始使用英格兰的羊毛。三是白银，在11世纪，人们在萨克森地区发现了大银矿。经由意大利和俄罗斯内陆的河道，这些商品被用来交易来自东方的奢侈品，尤其是丝绸和香料——这些奢侈品既贵重又容易运输。

贸易的发展为封建主们提供了新的收入来源。起初，这些贸易活动容易成为抢劫财物或者勒索税款的目标。这种趋势的结果就是，法兰西北部的很多城堡都建造在交通相对薄弱的地点附近。大封建主和国王们对这些破坏贸易发展的行为反应激烈，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是他们作为基督徒的义务，但同时也因为他们要建立征税的垄断权。在11世纪晚期，佛兰德斯地区的一位伯爵将一名骑士活活扔进沸水中，因为这名骑士曾经在一个市集上复仇闹事。这位伯爵因此闻名。法王路易六世(1108—1137年在位)则将大量时间花在镇压那些掠夺商人的领主上，不过交战的双方并没有因此停止征收他们自认为应得的税费。另外一些封君采取了更积极的行动来鼓励在他们领地内进行贸易活动。这些封君的最佳代表就是香槟伯爵，他在12世纪建立了一个市集制度：在他的领地内，各地市集在一年内的不同时期开放，佛兰德斯和意大利的商人在这个市集体系中进行交易。这里的贸易规模非常大，以至于在12世纪后半叶，这一地区的钱币成了在意大利很多地区流通的铸币的标准。这种现象背后还可能有另一种比较糟糕的趋势：北方出口货物的价值很有可能不足以抵消进口货物的价值，所以只能通过出口金银来弥补进出口贸易的差额。

宗教生活中的领主

当“狮子”亨利把献身基督的行为与更为世俗的梦想结合起来的时候，正是这种结合支撑起了他的时代。国王们将他们对臣属所负的责任等同于他们对上帝所负的义务。他们认为这些义务包括惩罚压迫者，保护无助者(尤其是寡妇、孤儿和教会)，以及将基督教传播到异教徒的领地。国王们有时可能会忽视或者否认这些原则，但这类行为使这些原则变得更加重要，而不是相反。因为没有这些原则，永久的世俗权威就缺少了合法性。因此在社会最动荡混乱的时期，国王们会最热心而鲜明地维护王权的宗教特征，这一现象并非偶然。由于加洛林王朝的古老传承，德意志的国王，尤其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发展出了特别强大的宗教传统。他们使东边和北边的异教徒邻邦皈依，保护教宗，将其从罗马内部派别争斗的泥潭中解救出来，还偶尔主张他们拥有高于欧洲其他国王的最高权力。他们在这些活动中的表现，是他们的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其他的国王们同样热衷于强调他们职位的神圣性，例如法国国王腓力一世和路易六世都声称自己通过触摸治愈了结核病人；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七世在使穆斯林皈依方面取得了成功，并据此要求获得皇帝的头衔。

宗教性的主张和更加世俗的考虑之间有时会出现矛盾。在皇帝奥托一世时期，汉堡-不莱梅的大主教热衷于在丹麦人和瑞典人中传播基督教。为了使斯拉夫人皈依，奥托一世本人在马格德堡建立了一个大主教区。这些民族的皈依与教会司法管辖权的扩张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有时教会直接以领主的身份出现，但这种做法招致反对。在马格德堡大主教区建立十四年以后，斯拉夫人在982—983年爆发了一次大起义，这次起义几乎将此前所取得的成就完全摧毁。这个主教区此后再未成为重要的传教中心。东方的统治者很快发现了这种领主权所带来的危险以及基督教传播所带来的机遇。波兰的梅什科一世和匈牙利的斯蒂芬一世都接受了来自德意志地区的传教士，从而预先避免了来自德意志人的攻击。但他们同样接受了来自波希米亚的传教士，此外斯蒂芬还接受了来自拜占庭的传教士，他们借此避免了德意志人传教士控制自己国家的教会。在1000—1001年，奥托三世承认，梅什科的继任者“勇者”波列斯瓦夫在格涅兹诺建立的新的大主教区直接隶属于罗马。奥托三世还同意斯蒂芬的王国直接臣服于教宗。这两个国家各自的独立得到了正式的确认。波兰和匈牙利因此避免了德意志人的控制。同时，梅什科和波列斯瓦夫利用他们刚刚皈依的基督教征服了波美拉尼亚并迫使那里的异教徒皈依，而斯蒂芬也用同样的手段迫使其他的马扎尔人公爵向其臣服。在其他地方，异教更难被彻底消除，因为它成了抵制外来统治的政治力量的核心。圣阿达尔贝特和奎尔富特的布鲁诺曾经在波美拉尼亚地区传教，他们只是在10—11世纪之交因为在这一地区传教而丧失性命的传教士中的两位。12世纪20年代，班贝格的奥托发现武力是传教的必要手段，因为这些地区的异教宗教场所必须被占领和摧毁。即使在不需要如此激进手段的地区，传教的进程也非常缓慢且常流于形式。挪威在10世纪末就已经基督教化，并且在11世纪50年代就有了自己的主教。但是在一个世纪之后，洒酒祭神和弃婴这样的异教习俗仍然在这一地区普遍存在。

因此，国王们扮演的角色有时候看起来是矛盾的。当他们采取必要的武力迫使异教徒皈依的时候，他们会得到称赞；当他们试图将这种皈依与政治统治相结合时会损害传教的效果，他们也会因此受到指责。一些国王自己就暗中破坏这种理想形象，例如德意志的亨利二世，他就联合信仰异教的斯拉夫人，共同对抗信仰基督教的波兰。尽管他后来在班贝格建立了传教主教区，以此作为赎罪的方式，但他的行为仍破坏了国王的理想形象。其他的一些行为也有损于国王们的宗教角色。国王们从来都不是大教堂和修道院仅有的建立者和保护者。从10世纪开始，贵族在这些活动中扮演着比以往更重要的角色，而且他们特别热衷于在自己的领地上建造教区教堂。这些宗教活动的背后有时隐藏着世俗利益，因为堂区教堂可以为其封君带来收入，而修道院则可以在领主权的扩张中扮演高级堡垒的角色。譬如在11世纪上半叶，在安茹家族与布卢瓦伯爵家族之间为了争夺图尔爆发的冲突中，安茹家族位于旺多姆的圣三一修道院就扮演了这种角色。从10世纪早期开始，大封建主不再以平信徒的身份占据修道院院长的职位。但是他们将存在争议的土地授予他们控制的某座修道院，并依据这座修道院对这些土地的主张，自命为这些土地法律上的保护人。利用这种手段，这些封君对这些土地的统治几乎不会受到影响。

这并不是说，精神方面的考虑就必然不在这些大封建主的头脑中。他们把大教堂献给圣徒，并且慷慨地将这些圣徒的圣物赠予这些教堂。这些圣物的重要性，某种程度上可以从人们购买甚至偷窃这些圣物的迫切性上得到反映。德意志的奥托一世在962年远征意大利，其重要特征就是大量圣物的转移。12世纪，“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将东方三博士的圣物赠予一位科隆大主教，以此回报他的服务。1102年，一位孔波斯特拉的主教在与另一位主教的斗争中采取的一个策略就是窃取对方的圣徒圣物。圣徒可以赐予夫妇孩子，可以治愈疾病。但是要获得他们的青睐，需要在他们的教堂捐赠礼物或者为他们建立一座教堂。这很可能就是教堂数量在11世纪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神职人员喜欢指出，圣徒也会有不那么友好的行为。圣徒会使那些嘲弄他们的人突然去世。如果教堂的建立者或其亲属不尊重教堂的权利，他们自己也会成为这些圣徒不友好行为的受害者；但建立教堂的家族的世俗对手或敌人更有可能成为受害者。世俗和宗教的目的很有可能因此达到完美的和谐，因为圣徒和封建主在与其对手的竞争中联系在一起。

在这种氛围中，国王曾经的重要地位会被削弱。德意志地区的大教会为了反抗压迫者，会寻求国王的保护。这种行为在法兰西地区要少一些。这些教会也会注意来自国内的压迫者，并且会以一个国王维护教会权利的意愿的强弱来评价他。982年，当皇帝奥托二世在意大利遭受一次巨大的失败的时候，一位编年史作家认为，这场灾难是上帝对他将梅泽堡主教区并入马格德堡大主教区的惩罚。一个世纪以后，这些干预教会的国王并未维护好马格德堡大主教区的利益，所以马格德堡大主教一直站在反对王权的前线。

在教会内部，发生了一系列进一步弱化国王作为上帝在尘世的代表的事件。10世纪，在社会秩序混乱的法兰西王国，教士们开始发表关于教士和平信徒的关系的新看法，这些观点逐渐形成了著名的三个阶层的理论，这种理论将社会分成劳作的人、作战的人和祈祷的人三个阶层。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厄德在贵族欧里亚克的圣杰拉德的传记中表达的主题就是：作战的人有责任将使用武力的理由限定为保护无助者和教会。从10世纪末起，类似的观点在一系列宗教会议中有所暗示。它最早出现在法兰西南部地区的宗教会议中，到1030年，在法兰西北部地区举行的宗教会议上也出现了这样的思想。在这一地区，世俗人士若违反了“上帝的休战”和不得在特定的时间段进行战斗的规定，就会承受被开除教籍和用沉重的苦修赎罪这样的双重惩罚。在德意志地区，直到11世纪晚期，国王都保有大部分的权威，但主教已经接管了发号施令的权力，尽管除了一些零星的针对个人罪犯的审判外，他们尚未做好准备。除了限制战争的努力，教会人士也开始宣布他们有发动战争的权力。战争可以是有益处的，可以有助于拯救战争参与者的灵魂。这种看法首先由克吕尼修士提出，随后得到了教宗的热情支持。1064年，教宗亚历山大二世将赎罪券授予那些参加对抗穆斯林巴瓦斯特罗的人。教宗格里高利七世在1074年试图用同样的方法组建一支军队，以便让他们帮助东部基督徒反抗穆斯林的压迫，但他的努力没有取得成功。然而在1095年，教宗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宗教会议上旧事重提，并且得到了热情的响应。实际上，他开创了一个先例，那就是发动十字军的权力成了教宗的特权，但这一特权渐渐地被滥用。尽管国王们亲自参加了随后的一系列远征行动，但是发动针对异教徒的战争的权力从他们那里转移到了教宗手上。因此他们作为战争领袖的地位被削弱了，尤其是在12世纪末教宗开始宣称所有的战争都属于他们的权力范围之后。

教会内部第二个影响国王地位的变化就是修道运动的巨大发展。由于各个修道院所在地习俗不同，以及在面对有时非常强大的力量侵蚀时，保留其修道生活本质的能力各异，因此，尽管原则上仍然追随圣本笃规章，但各修道院在具体实践中有很大的差异。当国王、贵族和各个主教都试图新建或改革某个修道院的时候，他们经常被另外一所修道院的名声尤其是修道院院长的声望吸引，从而向其求助。在德意志地区北部，戈尔泽的约翰格外活跃，但他的影响完全是属于个人的。在他死后，他的声望就逐渐为勃艮第地区的克吕尼修道院所超越。这座克吕尼修道院建于909年，并且先后由多位极具影响力的修道院院长进行管理。在11世纪奥迪罗院长(994—1049年在任)和于格院长(1049—1109年在任)治理的时期，克吕尼修道院和它所改革的修道院之间逐渐形成隶属的关系，尽管它与不同的修道院之间的关系亲疏程度相差极大。其结果就是，隶属于克吕尼修道院的修道院数量迅速增长。在998年，仅有38座修道院隶属于克吕尼，而到了于格院长去世的时候，克吕尼修道院已经控制了数百座修道院。这些附属修道院的重要性并不在于附属于克吕尼修道院的数量之多——尽管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对附属修道院享有广泛的权利，但是对它们的管理很松散——而是在于这些修道院摆脱了地方主教的控制。这对实际和法律上享有教会领地的贵族有很大的益处，因为它依附于一个遥远的上级，而非当地一个可能和自己存在利益冲突的上级。与此同时，这给予了这些修道院一个选择机会，使其在受到当地领主的压迫或威胁时，或者当地主教故意找麻烦时，可以向高于本地领主的机构上诉。对国王们而言，克吕尼修道院则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克吕尼修道院的院长对国王非常尊敬，一般不会在其王国内挑战他们对教会享有的权利。这些修道院院长偶尔还会在对立的教宗和国王之间充当调停者的角色。但即便如此，国王对克吕尼修道院仍然满怀戒备，因为这些修道院臣服于一个不受他们影响的权力中心，动摇了他们对修道院控制的根基。

到11世纪末，一种新的更加艰苦的修道形式开始显现出强大的吸引力。旧式的修道院过于依赖世俗社会，因为他们的许多活动都以礼拜活动为中心，尤其是为其建立者、捐助者和那些已经被吸纳成为修道团体成员的人们祈祷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修道院的许多新成员都是被父母送来的儿童。这种事不仅问题不大，而且是父母的福音。因为除非分割他们的领地，他们无法给孩子任何保障。同样，新成员见习期时间短也不甚重要，因为这是给予那些希望在去世前短暂成为修士的人的一种恩惠，使他们能够从修道团体的祈祷中获益。一个修道院领地供养的修士团体的规模大小，献给上帝和他的圣徒们的建筑的壮观程度以及举办重要宗教仪式的方式，都影响着他们拥有财富的正当性。克吕尼修道院的教堂中最壮观的就是其中的第三座，当克吕尼修道院的修士们第一次在这里进行日课的时候，一个修士描述，这一段时间这里“每天都像过复活节一样”。但到12世纪，上述所有现象都出现了问题：接受儿童为修士和短暂的实习期使很多不够资格的人成了修士；修道院的财产使修士陷入了关于财产的冲突；壮观的教堂是陷于物质世界而非从中逃离的体现。这些思想并非此时才出现，但是在12世纪它们才开始获得关注。这些现象也证明了不仅此前出现小股的隐修士是正常的，而且很快出现一个在规模上足以和克吕尼修道院相抗衡且逐渐抵消其影响的修会也是必然的。西多会于1098年起源于勃艮第第戎附近的西多，到1153年已包含350家修道院，并且遍布欧洲。这其中大部分修道院都位于偏远地带。这种情况正好满足了捐献者们的需求，他们可以将无法从中获益的土地赠予这些修道院。这也满足了那些修士的需求，他们可以远离世俗世界及其关怀，同时还能重新将体力劳动引入修道生活中。这个修会的崇高理想，有时被其攻击者恰当地描述为极度的幻想。它对附属修道院的管理比克吕尼修道院的更为紧密，这体现在他们为整个修会制定了一份条理分明的总章程。

如果克吕尼修道院所代表的利益和理想隐含着对国王的宗教地位的威胁，那么西多会发展了这些思想，并且将其与自身的新理念相结合。这些修道院组成的修会是比克吕尼修道院更强大的威胁，因为它们的组织更加紧密。当“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坚持承认一名对立教宗的时候，德意志地区的西多会作为一个整体追随总修会的领导，拒绝承认他的身份；而勃艮第地区和德意志地区的克吕尼修道院却承认了。这导致了两个修会之间的关系破裂。比这更严重的是，西多会主张实现理想的方式是将人对上帝的义务置于优先地位，他们拒绝同世俗世界的舒适生活妥协，而克吕尼修道院却对其妥协了。西多会还蔑视充当世俗权力检验标准的事物。虽然此前某些教士一直支持这样的主张，但是作为一个新的修会，其成员全部坚持这种主张则是史无前例的。

教会内部第三个反制国王宗教地位的发展趋势，就是教宗权力的增长，这也是对其地位反制作用最为明显的一个因素。尤其是在政治统治崩溃的地区出现了两种情况：各地教会和圣徒之间的相互竞争；教会在面对世俗力量的掠夺时的脆弱性。这两个因素使得教会迫切地渴望这样一个机构，它既可以将一个教会置于另一个教会的附庸之下，使它们免于向世俗权力低头；它还可以把这个教会及其财产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在世俗权力侵害它们的时候能够发出圣彼得的憎恶(绝罚)。对德意志的奥托一世而言，教宗的合作对于对抗持反对意见的德意志主教、建立马格德堡大主教区非常重要，同样教宗对波兰的保护使这里的统治者免于受到德意志世俗和宗教的双重统治。与此同时，如果有明显的证据证明在选举过程中存在违反规定之处时，教宗可以撤销这次选举；因此法兰西的休·卡佩在10世纪90年代不能任命他中意的候选人为兰斯大主教。11世纪，教宗更加积极地行使其权利；在德意志的亨利三世于1046年进行教宗制度改革之后，教宗开始到意大利之外的地区巡视(尽管有时候是作为意大利混乱的政治环境的逃难者)，而且开始干预当地的事务，这种干预常常是具有决定性的。为了调查权力滥用并且鼓励上诉，他们还派遣枢机主教和教宗特使，有时还给予地区主教这种权力，这经常引发地区主教同僚的抱怨。

教宗采取这些措施是因为他们和他们周围的人都逐渐相信，教会的一切都难以令人满意。在他们看来，世俗价值观正在侵蚀教会，甚至已经掩盖了上帝的信息。从一开始他们就针对两种行为：教士结婚的倾向，以及通过送礼或者许以金钱或土地以获得圣职或者圣俸(即买卖圣职)的行为。这其中有很强的经济因素，已婚教士容易将教会财物送给妻子或者孩子，并且可能将其教堂遗赠给自己的孩子，而买卖圣职者则容易以其教会为代价犯下罪行。然而改革的宣传并不强调这些因素，而是强调教士作为圣礼执行者的角色：在圣餐礼中置于象征基督重生的饼上的手不应被不洁活动玷污。但是事实证明执行这些规定很困难，一些地区的教士宣称自己有结婚的权利，他们甚至试图谋杀那些推行教宗禁令的主教(如美因茨大主教西格弗里德)。几乎在任何地方，人们都不可能阻止教士的儿子成为教士。主教们的合作是实行这些改革的必要因素，但是当买卖圣职的指控对主教和对他们的下属一样适用的时候，改革通常就会失去他们的支持。主教经常抱怨，这些指控背后往往隐藏着教士之间、他们出身的贵族家庭之间的恶意对抗，如果这些对教廷的上诉得到关注，他们的权威就受到损害。主教们的这些抱怨有时是有道理的。

这种不满在格里高利七世(1073—1085年在位)时期达到顶峰，尤其是在德意志主教之间，亨利四世的统治时期麻烦不断，其间他任命的少数主教经常被指控买卖圣职。亨利自己则被指控同意了这些买卖圣职的行为并且包庇买卖圣职者，而且他在意大利任命三个主教区主教的行为严重地侵犯了教宗的权利，因为教宗声称这是他自己的主教区或者他已经为这些教区任命了主教。在1076年1月的沃尔姆斯帝国议会上，亨利和他的大部分主教联合起来并且免除了其对教宗格里高利的服从。这一事件导致的冲突是教宗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格里高利开除了亨利的教籍并且要求其封臣强迫亨利向教宗臣服，最终他指定了一位德意志王公莱茵费尔登的鲁道夫为德意志国王。而亨利则在压力之下于卡诺莎觐见格里高利并与之和解，但随后他就成功地用一个更听话的教宗取代了格里高利，并且拒绝承认坚持格里高利改革的教宗继任者。到1106年亨利去世的时候，他依然未恢复教籍。

这次冲突双方都出版了大量的小册子证明自己的观点。国王是否有权插手教会事务由次要问题变为了主要问题，是这些小册子讨论的核心问题。从11世纪早期起，国王就开始授予教士戒指和权杖，象征被授予的职位和教会的领地。假如有人提名了一位不受欢迎的候选人，国王有最终的决定权，他可以通过取消授职仪式终止任命程序。格里高利七世试图阻止亨利沿用这种习俗，他的继任者乌尔班二世(1088—1099年在位)和帕斯卡二世(1099—1118年在位)通过了一系列宗教决议，试图在所有地区都禁止这项习俗。他们这样做是基于宗教原因而非政治原因：如果主持圣餐礼的手与握刀剑的手联合，则圣餐礼有被玷污的风险。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禁止教士向世俗人士臣服。国王可以罢免宗教人士的规则就此被拒斥。同时，尽管国王可以在教会反抗地方贵族侵犯的时候给予必要的支持，但若他和地方贵族一样将其权力用于压迫教会，则同样可以被处以开除教籍的惩罚，这种做法逐渐被承认。最终在1106—1107年，英格兰国王和法兰西国王分别与教会达成协议，1122年德意志国王在沃尔姆斯宗教会议上与教会达成协议。虽然这些协议都未能得到长久执行，但是这些协议都认可国王可以出席主教选举会议并且将主教领地授予成功当选的主教。因此冲突双方就授圣职权礼达成一致，从此授圣职权礼就有了带有误导性的名称。

这个冲突在实践中取得的成果远不如理论上的成果，但并非无足轻重。从此，尽管国王在主教选举中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但不再能决定选举结果。如果国王试图推翻一个已经当选的主教，经常会导致主教向教廷提出诉讼，尽管这种诉讼的受关注程度因政治因素的考虑而不同。因此，教宗强力介入政治的可能性成为国王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有时候不得不放弃其他青睐的候选人。与此同时，对国王而言，庇护主教免受其下属的控告以及教宗或教宗特使的判决变得越发困难，这立刻为主教的行为确定了一些不可触碰的底线，以及减弱了他们在第一时间寻求国王帮助的意愿。

12世纪文艺复兴

基督教世界和教会内部的发展改变了王权的本质。其他的知识潮流则有不同的结果。在12世纪，古罗马的先例与一股探寻知识和艺术的潮流结合，产生了格外丰硕的成果；“文艺复兴”这一术语并非误用。法律或许是最早受影响的领域。罗马法在欧洲北部大部分地区被部落习惯法取代，这些习惯法几乎没有被收集整理过，也几乎没有被有意识地修改过。11世纪以前几乎没有国王沿用其加洛林前辈的习俗或者颁布新的法律。两个因素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一个因素是意大利大部分地区都保存了罗马法，这些地方经常有日耳曼国王到访；另一个因素仍然是意大利人。从格里高利七世开始，教会制定了相当数量的教会法。在1140年前后，意大利法学家格拉蒂安对教会法进行了整理编辑。他试图通过辨识隐含的原则将相互冲突的规定统一起来，然后将其用最清晰的表述扩展至类似的案例中。这些判例并不是立法，但是能让法律更有效力。教会法的制定是教宗的权力，它所引发的立法行为促使国王开始效仿教宗。

罗马先例的再创造和转变触动了思想和艺术的所有领域，尽管相比之下在一些领域更流于表面。古典时代文学通过修士的著作几乎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并且修士是主要的历史著作编写者。很多情况下，他们会将当时及之前不久的历史记录下来，并将其置于自创世以来的整个基督教历史叙事之中。因此，罗马人的历史被纳入上帝的历史的框架中。而同时，罗马历史学家则以更为独立的方式影响后代历史学家。他们的历史记载重要人物的作为，并且以他们对国家的贡献评价其作为，超自然事件则只寥寥数笔。这两方面的影响都可以在11世纪以后欧洲北部的历史学家的著作中看到。其结果就是出现了一种历史写作方式，它为权力提供了用世俗语言建构的新基础，也提供了一系列的评价标准。它的代表人物被人们依据这些标准评判，并且被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

10—11世纪，神学同样是修道院把持的特权，随后是主教学校的特权。12世纪，一些学校开始吸引不在学校任职的著名学者，这些学者并不依靠学校的薪俸而是依靠收取学费维持生活，这就是巴黎大学的起源。伶牙俐齿，随时准备挑战古老的教条或者同事的教条，以及回应新的趋势，这些都是成功教师的标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皮埃尔·阿贝拉尔。他告诉学生，隐藏在行动背后的动机是判断行动是否正确的标准。他还乐于指出《圣经》中不同表述间的矛盾。这对他同时代的一些人而言太过超前，导致他于1121年和1140年两次被谴责，并最终在克吕尼修道院中离开人世。除此之外，他的教导影响了那些没有他那么富有争议性的同事和继任者。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经过托莱多和西西里的学者翻译之后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人们也开始重视这种可能性：世上存在着自然秩序，而上帝并不直接干预。但是这一论点如何不减损上帝的全能？这一问题尚无定论，但是学者已经就此展开讨论。

相同的发展趋势在这一时期的艺术和建筑中也有所体现，而法兰西地区的表现同样比其他地区更显著。其特征是一方面艺术与建筑表现出更加写实的趋势，试图通过特征而非寓言画来塑造形象；另一方面通过对教堂结构的调整，最大限度地强调光线的重要性，象征着上帝的影响。这一时期不再采用罗马时期的技术方法，尤其是在肋拱的使用上，但这种改变是缓慢的，而非突然变化。11世纪末克吕尼修道院建造的一座体量特别巨大的教堂保留了所有的传统，但却有两处炫人耳目的特色：一是在教堂后殿的一圈祈祷室，每一间都献给一位圣徒，为整个教堂东段提供自然光线；二是飞拱的使用，在建筑不足以支撑房顶时，飞拱的使用可以平衡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结构，这使得建造更大的窗户成为可能。12世纪40年代，在重建圣德尼修道院教堂的过程中，人们有意识地使用这些技术创新。在随后的一代人中，这些技术在法兰西一系列哥特式教堂的建筑中得到运用。拉昂大教堂和巴黎圣母院是这场技术革新运动最早的成果，之后是12世纪末的沙特尔教堂；此后，这种风格占据了统治地位，而且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甚至对很多人而言它们成了中世纪的标志。在其他地区，这些创新扎根得很慢；在德意志地区，尽管更大规模的建筑迫使其做出一些技术变革，但这里的流行趋势是追随罗马和意大利的先例。与其他领域一样，德意志地区的艺术沉浸于一个越来越无法恢复的世界。

德意志及其周边地区

在这三个世纪绝大部分时间中，德意志王国的地位比西欧地区更高。919年亨利一世继承王位时，人们很难预料到这种状况。康拉德一世将亨利指定为王位继承人，他的继承只在他自己的领地萨克森和康拉德的领地法兰克尼亚得到承认。在使用武力迫使士瓦本公爵和巴伐利亚公爵承认其王位失败后，亨利被迫以同意他们任命各自领地内的主教和接管王室领地的条件换取这两位公爵的承认。在做出这些让步之后，他似乎失去了王权的一些基本要素：供统治者和他的随从们在全国巡回审理案件时休憩的地产，可以任命可靠仆人的职位。到亨利去世的时候，这些特权已经恢复了，但是“狮子”亨利的事例提醒我们，这之后很久公爵们都在试图获得和他们前辈同样的权利。在德意志历史的进程中，国王无法轻易地建立自己的权威和传统，彻底的王公贵族统治也并非无可避免，实际情况在两者之间剧烈地摇摆。

亨利一世继承王位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作为一名精力充沛的战争领袖，他能够将丹麦人的威胁抵挡在他的公爵领以北，并且在933年给马扎尔人以沉重打击。自从在906年摧毁摩拉维亚王国之后，马扎尔人就威胁到了整个德意志东部地区甚至更西部的一些地区。他们的威胁使公爵们极不情愿地成为亨利一世的同盟，并将其他的一些统治者，以波希米亚的瓦茨拉夫为主，置于他的最高统治权之下。亨利得以继承王位的另一个基础就是其家族柳多尔夫家族的崛起：912年他继承父亲奥托的爵位成为萨克森公爵。当时禁止近亲结婚的法律尚未完全确定，教士还没决定要提出这项法律，但是这已经成为事实：若干辈的血亲之间不能通婚；一度规定七代人之内的亲属不能通婚，但是这并没有被严格执行。因此，一个新的王朝就可以对前朝加以利用，因为他仍然可以自由选择最有政治优势的婚姻。这一基础本质上就是破坏性的，但是它有利于帮助亨利从他的女婿[1]吉塞尔伯特公爵手中夺回洛林，并且这也是他的儿子及继任者奥托一世能够成功的一个主要条件。

在亨利的基础上，奥托能够将德意志王权发展至巅峰。他的成功也受益于环境因素的影响。在东方，他在从易北河到奥得河的区域内发动了一系列针对异教徒斯拉夫人的战争，这些异教徒同样威胁到了梅什科一世统治下刚成立的波兰公爵领；这些战争为他强迫他人臣服提供了领地和人力。在西方，他在加洛林家族和罗贝尔家族断续的冲突中受益匪浅，因为冲突使洛林的贵族不愿推翻他的统治，因为一旦这么做，他们就几乎无法从法兰西获得任何帮助。在德意志地区内部，他让他的亲属与其他公爵家族通婚。这可以保证士瓦本和巴伐利亚与他站在一边，而洛林则被送给了他的一个女婿。在南方，意大利的政治动荡为他提供了大量干涉机会。这为奥托在951年带来了意大利国王的王冠，在962年带来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除此之外，这还为奥托带来了很多圣物，他把这些圣物送给了东部地区的主教区和修道院。他将主教派往远离故乡的主教区任职，当主教区周围地区不太平时，这就创造了另一个支持他的力量。同时，他还成功地将军事义务加于教会，以保卫东部的边界，并且在发动远征时要求教会提供军队。虽然奥托利用这些机会达成了斐然的成就，但他依然处于一个极其危险的时期。他的继兄和弟弟都把自己视作国王的候选，并且相继发动叛乱；其他的公爵也认为自己是王位的继承人，这其中就包括他的儿子士瓦本伯爵柳多尔夫，因为他担心奥托和意大利的阿德莱德的婚姻将妨碍他继承王位。运气保住了奥托的成就，当他面临最严重的反叛，也就是柳多尔夫的叛乱的时候，马扎尔人新一轮的进攻打破了对立的格局。国王和叛军再次团结起来对抗马扎尔人的威胁，并且于955年在奥格斯堡附近的莱希菲尔德取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

奥托的这次胜利使他成为处于领导地位的君主。紧接着他就被拥戴为皇帝，尽管实际上他的加冕礼还要等教宗方便的时候进行。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他所建立的王国尚无瓦解的危险。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围绕将王国作为整体继承所产生的纠纷经常出现，并且没有人正视它已经分裂的现实；而在国王和王公之间的冲突则主要出现在继承问题和双方在各自领地内的权利问题这两个方面，而非国王的最高统治权的问题。在德意志地区之外，其最大的影响是在东部地区。奥托的胜利促使他竭力争取建立马格德堡大主教区，并且最远将传教士派往基辅，这有助于加快征服斯拉夫人的速度。同时，奥托的胜利还消除了主要来自新出现的波兰和波希米亚公爵地的威胁，使马扎尔人定居下来。马扎尔人最终建立了一个令人畏惧的政权，就是后来的匈牙利王国。这三个国家内部之间的冲突使德意志国王得以取得对波希米亚永久的领主权，以及间歇性对匈牙利的领主权。另外，对斯拉夫人的领土的征服还带来了波兰人的贡品。但是他们之间的联系非常脆弱，需要持续地通过武力来恢复，只有波希米亚被纳入了德意志王国的边界。从长远来看，这些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德意志的国王以其邻国为代价能够换取人们的臣服，他们现在在意大利只要做同样的事情就可以了，那里没有一个稳固的政权能阻止他们前进。

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德意志国王是奥托的孙子奥托三世(983—1002年在位)。他的父亲奥托二世(973—983年单独统治)追随奥托一世的脚步，插手干涉法兰西王国的麻烦事务，并将德意志王国的东部边界扩张到了奥得河。他在意大利南部的灾难性失败导致了982—983年斯拉夫人的大叛乱，德意志王国的边界再次止步于易北河。在10世纪90年代，奥托三世发动了一系列旨在恢复领土的战争，但毫无成果，这或许是促使他停下来思考的原因。而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令人尊敬的流亡主教布拉格的阿达尔贝特在波美拉尼亚遇难的事故。1000年，奥托三世前往他位于格涅兹诺的墓地朝圣，并且建立了一个大主教区，直接听命于罗马。第二年，他在埃斯泰尔戈姆为匈牙利人建立了一个大主教区。同时，圣物被送往那里，奥托也承认波列斯瓦夫为波兰半独立的统治者，尽管后者直到1025年[2]才正式自立为王。在将东部事务处理妥当，且西部法兰克的国王和贵族不再能在洛林制造太大危险后，奥托三世在意大利度过了自己统治后期的大部分时间。他在多大程度上设想革新帝国作为基督教各王国联盟的领袖，以及这个设想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现实性？这个问题吸引着自此以后的历史学家，但他们根本无法得到回答，因为奥托在21岁时就不幸早逝了。

不像他的先辈们，奥托三世并没有留下继承人。他过世后发生的事情就是将来一连串麻烦的预兆，因为他的侄子巴伐利亚的亨利，即亨利二世(1002—1024年在位)的继位遭到了另外两位权贵的反对：迈森的埃克哈德和士瓦本的赫尔曼。他们每人都有强有力的追随者，分别是波列斯瓦夫和马格德堡大主教，而他们的反对显示着柳多尔夫家族所建立的国家的脆弱性。埃克哈德通过婚姻与波列斯瓦夫结亲。很多时候这些贵族与王国内外的贵族缔结的关系给予他们支持和联系，这些支持与联系使得他们变得难以操控。因此，当埃克哈德被刺杀时，其结果是将亨利拖入与波列斯瓦夫的战争，这场战争覆盖了亨利统治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对马格德堡大主教而言，他面临的是从他的主教区降级，这个主教区吞并了他之前的主教区。国王可以任命自己信任且有能力的人为主教，但是各教区之间的争端仍然有可能让他们站到国王的对立面。亨利在德意志度过了他统治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但这或许不能代表他有意识地反对其先辈的政策，这只是简单却十分必要地试图弥合奥托去世时王国被撕开的裂缝。他给予教会更多的贵族权利，尤其是萨克森地区的教会，这表明他希望能够获得一个可靠的政治基础。

康拉德二世(1024—1039年在位)的继位标志着德意志王权历史的第一次主要的改朝换代，因为亨利二世没有留下继承人。这样的变革会削弱王权，有时王公们会为了获得土地或权利决定是否支持国王。如果国王的权力基础转移到了他已经持有土地的地区，那么王室土地和权利就非常容易被视为筹码。但同时，这些变化还可以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康拉德让他的儿子和继承人亨利三世(1039—1056年在位)与来自丹麦的新娘联姻，在此之前亨利并没有被任何婚姻束缚。亨利自己却因为随后与普瓦图的阿涅斯的婚姻而饱受诟病，这次婚姻是他维护对勃艮第王国的控制的重要手段。勃艮第国王鲁道夫在1032年没有留下继承人就去世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勃艮第王国加入了德意志王国。康拉德二世和亨利三世追随他们前辈国王的先例，利用东部三个国家的继承争议维护对这些国家的最高宗主权，并且试图至少实际控制意大利北部。为了维护他们在德意志王国的地位，他们采取了两个危险的权宜之计。第一个是康拉德在成功对抗士瓦本公爵恩斯特的叛乱时所采用的，即通过向其附庸提供安全的封地并保障他们土地的继承权而解除他们对士瓦本公爵的附属关系；第二个是亨利在洛林所用的，即干涉公爵的继承，并且坚持使其分裂。每个措施都有值得辩护的理由，前者成功地平定了一场危险的反叛，后者则阻止了一个统一的洛林的出现。因为如果洛林公爵与法兰西国王达成和解或和其他在这一地区比之前有更多利益的强大的王公达成和解，那统一的洛林可能造成巨大的危险。和这些眼前利益相比，这些措施还有长期的后果。操纵封臣的继承是封君维持其领主权的基本手段之一，同样没收不履行义务的封臣的土地也是，当这些权力被限制之后，大贵族发现他们若不做出更多让步就很难让其附庸履行相应义务。不仅如此，这还可能导致当国王要继续给他们增加义务的时候，附庸会提出质疑和反对。同时，国王干涉继承问题的倾向刚好侵犯了大贵族的权利，他们现在被禁止干涉有关他们自己人的继承问题。其结果就是贵族怨气沸腾，并使德意志地区滑入大叛乱的边缘。亨利三世在1056年去世的时候，留下尚在襁褓中的亨利四世为继承人，很多人不希望他继承王位，“免得他和他父亲一样”。正像很多时候一样，最强大的国王留下了最棘手的遗产。

亨利四世的年幼给了那些心存不满的人机会，并且让其他贵族得以增强实力。虽然他的先辈已经在影响、土地和财富积累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出的成果，但是这样做的代价是侵犯了贵族自认为不可剥夺的权利。一些摄政者趁机巩固他们自己的地位，尤其是科隆大主教阿诺和不莱梅大主教阿达尔贝特，他们还帮助其他贵族恢复或获得他们的权利。国王直接持有的公爵地被授予了大贵族，其中士瓦本被授予了莱茵费尔登的鲁道夫，巴伐利亚被授予了萨克森人诺德海姆的奥托，萨克森被授予了奥多夫·比隆，他参与了巴伐利亚反对亨利四世的行动，随后接管了很多国王领地，阿达尔贝特则获得了不莱梅主教区的很多领地。当亨利成年的时候，他面临着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任何恢复他所失去权利的尝试都只能使那些牺牲他的利益而取得巨大收获的人支持他的对手，因为他们非常担心自己会成为亨利的下一个对象。亨利尝试恢复萨克森的王室领地并试图保卫这些土地的行动激起了一次叛乱，当1075年的叛乱被平定之后，他施加于叛乱领袖的严厉惩罚又迫使他的支持者三思。教宗格里高利七世在1076年开除了亨利的教籍，这给了贵族机会，但是并没有引发随后的内战。在亨利与格里高利在卡诺莎和解之后，莱茵费尔登的鲁道夫当选为国王以取代亨利。

这件事情引发的战争对亨利十分有利，鲁道夫于1080年受伤而死，亨利可以毫无顾虑地在意大利发动一系列针对格里高利七世的战争。然而他的成果很不稳固，部分是因为他对支持者的封赏，例如将士瓦本授予霍亨斯陶芬家族的腓特烈，加强了这些土地的其他主张者的反对情绪。并且渐渐地，这些情绪纠结成了无法释怀的敌意。因此每一次成功都伴随着新的叛乱，教宗乌尔班二世和帕斯卡二世巧妙地鼓动了这些叛乱，他们先支持巴伐利亚公爵韦尔夫，他的儿子与托斯卡纳的玛蒂尔达结婚，随后又支持亨利的儿子康拉德(从1092年开始)和亨利五世(从1104年开始)的叛乱。随着亨利四世的年老，对他的支持者而言，与他的继任者搞好关系的需求变得很明显。他令人不愉快的统治在波希米亚和奥地利公爵的叛乱中结束，他们之前对亨利都很忠心。他被自己的儿子俘虏，王室徽记被没收。1106年他去世的时候仍然处于被开除教籍的状态，因此他在列日的墓地也未被祝圣。

亨利五世的继位并未解决德意志王国的问题，因为情况已经脱离了他的掌控。在这种状况下，为了迫使教宗帕斯卡二世承认他任命主教的权利，他在1111年皇帝的加冕礼上绑架了教宗，这一行动导致了教宗的彻底反对，是非常缺乏政治智慧的。由此导致的开除教籍的处罚给予了因为其他理由想要反叛的人充足的借口，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叙普林根堡的罗退尔，他被亨利任命为萨克森公爵，还有莱茵地区的大主教们，亨利将他们的土地授予了他的支持者以换取他们的结盟。因此在王公们迫使亨利和新教宗于1122年签署《沃尔姆斯宗教协定》达成和解之后，贵族们依旧反对他以及他的继任者，即叙普林根堡的罗退尔(1125—1137年在位)和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康拉德三世(1138—1152年在位)。康拉德和他的兄弟士瓦本的腓特烈在罗退尔统治的很长时间里都与他不和，而罗退尔则转而与他的女婿巴伐利亚公爵“傲慢者”亨利建立联系，并且准备将萨克森公爵和王位都交由他继承。当罗退尔去世时，他的这些计划被挫败了。因为权贵们选举实力强大的亨利为国王不能得到任何好处。相反，支持康拉德则可以获得很多利益，这其中很多都是以牺牲亨利的利益为代价的。在这个基础上，奥地利的利奥波德和他同父异母的兄弟亨利·加索米尔格特获得了巴伐利亚，而“熊”阿尔布雷希特则获得了萨克森。在1142年，“傲慢者”亨利的遗孀的去世使得通过婚姻达成妥协的尝试失败了，而西西里的罗杰二世和匈牙利的盖佐二世的干预则使得整个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他们支持反对派，以预防康拉德干涉他们的内政。当士瓦本公爵“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继承他的伯父康拉德的王位时，利益的分化以及德意志权贵中的反对派这两个问题能否解决依旧没有答案。

“红胡子”腓特烈一世(1152—1190年在位)是自亨利三世以来最伟大的德意志国王，但和亨利三世一样，他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以牺牲德意志王国的未来为代价的。他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平息已经持续一个世纪之久的敌意和领土争端。“傲慢者”亨利的儿子“狮子”亨利重新从阿尔布雷希特手中获得了萨克森，并且很快在那里建立了稳定的领主权。不久之后，他又被授予巴伐利亚的土地。作为补偿，亨利·加索米尔格特被授予奥地利，并且给予他在领地内事实上的自治权，在边境地带之外的领地还可以免除其军事义务。而对腓特烈而言，他要在勃艮第、士瓦本和南萨克森巩固权力，而这最终导致了他和“狮子”亨利的冲突，因为他的行动阻碍了亨利在这一地区的主张。同时，他试图恢复在意大利的帝国权利，这个时机相当不错。在1153年的《康斯坦茨和约》中，教宗尤金三世借助他的帮助对抗罗马元老院；而在意大利南部，在罗杰二世去世之后，西西里王国能否继续存在尚未可知。同时，如果腓特烈重新获得帝国在意大利的权利的话，他将获得可观的税收，还有土地。在“狮子”亨利的叔父韦尔夫四世将那些土地卖给腓特烈之前，那些土地多数都是属于韦尔夫四世的。这些前景看起来都非常令人乐观；同时，为了获得权力和新的财富来源并且不致破坏他和他的权贵之间脆弱的和平，干涉意大利事务几乎是腓特烈唯一的选择。

在这一过程中，腓特烈进行了多年艰苦且耗资巨大的战争，直到《康斯坦茨和约》彻底保住了他的大部分胜利果实。这场战争对德意志王国的影响有些矛盾。美因茨和科隆的大主教，也是他在意大利的主要军事领袖，在战争中几乎耗尽了他们主教区内的资源，而另一些贵族则利用国王对军队的迫切需求而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这些贵族中最重要的就是“狮子”亨利，他最终开始向往获得一个王室的职位，并且希望获得国王在萨克森残留的领地，从而使自己的领地变得完整。当腓特烈拒绝他的要求的时候，亨利拒绝向其提供军队。而这时(1176年)腓特烈在伦巴德激战正酣，正是迫切需要军队的时候。四年之后，腓特烈利用亨利在萨克森引起的敌意，剥夺了他的公爵地，而事实上亨利被从他自己的领地上驱逐，这些领地被授予许多权贵，其中主要包括科隆大主教、阿尔布雷希特的儿子和维特尔斯巴赫家族。这是非常危险的行动，因为这使权贵之间平息已久的领地仇恨和对抗重新爆发。当时亨利和他的儿子们获得了萨克森的一些领地作为部分补偿，这有助于维持德意志的和平，这期间腓特烈离开德意志参加十字军，并在半路去世。尽管年老的亨利已经打算接受现状，但是他那些年富力强的儿子们并不打算接受这些损失。

腓特烈的儿子和继承人亨利六世(1190—1197年在位)和他们就其利益达成了一些和解。亨利六世在征服西西里王国的事业上投入了大量精力，他还设想了更宏伟的计划，尽管这些计划被证明是失败的。为了取得这些成就，他就要竭尽所能平息德意志王国内部的事端。“狮子”亨利重新获得了吕贝克，但不幸的是，这并没有阻止亨利的长子抛弃国王的军队，向教宗切莱斯廷三世申请了一份诏书，这份诏书规定只有教宗本人可以开除亨利家族的教籍，而主教没有这个权力。随后，他举兵反叛了。这次叛乱被镇压下去之后，亨利六世才继续征服西西里。但是，尽管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在1196年的维尔茨堡帝国议会上，他还是没能说服王公同意他的各个王国的可继承性。1197年他去世的时候，王公们没有选举他年幼的儿子为国王，而是分别选举他的兄弟士瓦本公爵腓力，以及“狮子”亨利的一个儿子不伦瑞克的奥托为国王。只有时间能分辨这是否比之前的事件对王权的损害更大。

德意志的国王尽其所能地维护其王权，结果在王权的目的、特权和责任在很大程度上还未明确的时候，在这个国家内的领主权依旧沿着一直积累的分裂趋势发展的时候，国王的行动导致了普遍的反感，这是德意志的悲剧。国王同时承受着对其传统和宗教基础的挑战，而他的世俗对手缺乏试图定义国王行为的边界的倾向和意识。相反，王公们围绕不同的王位候选人时进行千变万化的组合与重组，并且期待他们支持的人给予他们慷慨的回报，期待他们可以拥有最美好的未来。尽管并非他们的本意，但这种行为的结果，就是在国王作为神权领袖和战争领袖的角色早已过去的情况下，国王无法获得土地、权利、人员、法律和风俗的支持，以保障其统治的安全性。

法兰西王国

这一时期，法兰西王国也经历了一块大领地政权的兴起和衰落，但那不是法兰西国王的领地。它的起源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国王的偏见，而当这一领地政权崩溃的时候，法兰西国王趁机走到前台，这同时也是一个稳定持久的国家发展的良机。这个即将衰落的政权起源于“天真汉”查理时期，他将鲁昂及周边地区授予了维京人领袖罗洛，以此防止他的进攻。到10世纪末，罗洛的后代在此基础上获得了更多的土地，并且形成了诺曼底公爵领。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通过征服战争成为英格兰国王。此后，这个政权的统治在资源和权力方面超过了法兰西北部的其他领主，包括权力局限于巴黎周边地区的法兰西国王。威廉在1087年去世的时候，他的领地分别由他的各个儿子继承，但这并没有持续很久。他们的封臣的利益并不适合分别继承导致的双重附庸。由于拥有更多的资源，英格兰国王比诺曼底公爵在统一所有领地方面占据着更有利的地位。这时已经有迹象表明，这些发展将强化诺曼底公爵在法国的地位。诺曼底公爵声称法兰西国王必须前往他的领地来接受他的效忠。1106年，当英国国王亨利一世从他的哥哥手中征服诺曼底时，他开始宣称自己将不会作为诺曼底公爵向法国国王效忠，因为国王不能效忠别人，只能接受别人的效忠。再到下一代人，亨利的女儿与安茹伯爵杰弗里的联姻将盎格鲁-诺曼领地扩张到更大的范围。最终他们的儿子继承了英国王位，即亨利二世，他同时还是诺曼底、曼恩和安茹的领主，并且通过与普瓦图和阿基坦的女继承人埃莉诺的婚姻获得了这两块领地，而埃莉诺此时刚刚与法国国王路易七世离婚。在这种情况下，亨利[3]得以使得所有欧洲大陆领地对他效忠。但是，他和他的继任者能否继续这样做仍悬而未决。

在某种意义上，法兰西王国的历史进程与德意志王国的历史进程是相反的。法国最混乱的时期在最开始；到了13世纪，局势对它变得更加有利，之前的冲突已经平息，法兰西逐渐形成统一的国家。它没有受到边界扩张的机会的诱惑，也没有因为外部的威胁而成为一个不成熟的国家。当统一国家形成时，人们自愿接受它，有意识地完善它，并因此国祚绵长。这些因素在当时很少见。安茹家族领地的衰落发生得非常迅速且出人意料，法国王权突然大范围扩张是意外的收获，而非长期有意努力的结果。但是如果在这一时期，法国的王权没有衰败到几近消失的地步，那么这些事情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法国王权的衰败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加洛林家族和罗贝尔家族围绕王位的冲突时期，这场冲突持续了1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第二阶段则是在卡佩王朝于987年继承王位后，享有的非凡的稳定时期。其间卡佩家族的王权不受干扰，也不被挑战。冲突是一个更为明显的因素。887年，“胖子”查理退位。之后，巴黎伯爵厄德被选为国王，但这并没有导致王朝的更迭。在厄德去世之前，他不得不承认由“天真汉”查理继承王位。然而，厄德的当选为他的后代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先例，他们可以利用“天真汉”查理无力保护其继承地位的条件。厄德之弟罗贝尔在922年就曾经效仿，而在罗贝尔死后，他的女婿勃艮第的拉乌尔也同样效仿了这一先例。这一时期中，法国的情况与亨利三世以后的德意志王国并无太大差别。大封建主在这一时期出现并且地位得以巩固，尽管其中一些存在时间很短。国王的赏赐、篡位以及强权的共同作用导致了这些大封建主的出现，每个封建主都受到邻邦获封进程中各种恐怖事件的刺激，因此这些封建主很自然地想利用卡佩家族和罗贝尔家族之间的冲突，甚至煽动他们之间的冲突，因为一个潜在的国王通常比一个在位的国王更加慷慨。一旦这种利益分化出现，之后有两种情况可以将其终结。一种是其中一个家族或者其他竞争者消失，另一种就是大封君的实力变化，他们有时变强到不需要惧怕国王，有时变弱到国王不需要对他们采取特殊行动。

尽管厄德的后代和亲属并没有在936—987年间拥有王位，但他们在想要取得王位的时候总有机会去获得。加洛林王朝的路易四世(936—954年在位)、罗退尔(954—986年在位)和路易五世(986—987年在位)，时时刻刻都面临着罗贝尔的儿子“伟人”休和孙子休·卡佩的威胁。这种环境下，在大贵族攫取王室职位、权利和土地的时候，在他们试图控制大教堂的时候，正如韦芒杜瓦的赫伯特以他的儿子的名义在兰斯所做的，在他们毫无顾忌地谋杀他们的对手的时候，国王只能坐视不管。外部环境也不令人乐观。马扎尔人和萨拉森人的攻击来去如风，这让法国国王甚至来不及像奥托王朝国王那样作为伟大的战争领袖出现。同时，洛林地区已经被纳入了德意志的范围，法国国王让这一地区的人们重新臣服于他的尝试并没有成功，而德意志王权的强大也使得这种计划得不到人们的欢迎。当法国国王试图在德意志王权微弱的时期强迫洛林附庸时，他的举动严重地侵犯了大贵族的利益，使他们转向支持罗贝尔家族；当兰斯大主教阿达尔贝隆在987年为休·卡佩加冕为法国国王的时候，他的亲属在凡尔登的利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休登上王位的时候，休战的两个条件都具备了。加洛林王朝幸存的候选人，路易五世的叔叔洛林的查理因为与一个骑士家庭联姻而失去了继承的资格，但导致他失去继承资格的更可能是因为他在罗退尔和奥托二世之间的变节行为。同时，法国北部的领主们尽管还没有最终确定边界并巩固自己的地位，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到达了一个转折点，继续扩大冲突所导致的风险远大于获得的利益，所以查理对王位的主张并没有获得很多支持。简而言之，休在获取王位的时候，国王的权力已经所剩无几，这是他所建立的王朝能够持续三百余年的主要因素。10世纪的冲突还以另一种方式影响了王权。在加洛林家族和罗贝尔家族统治时期，国王通过婚姻建立重要的同盟，例如他们都与奥托一世的姐妹结婚。在11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政治上对卡佩家族最为有益的婚姻都因为近亲通婚的禁令而被禁止，或者他们不顾这一禁令坚持缔结婚约，王权就容易受到挑战。这一状况在鲁西家族的族谱中有所体现，该家族在休获得王位时期与他们关系密切。在11世纪，他们没有记载任何与王室的联系，直到12世纪后半期路易七世时期，国王的权力开始恢复之后，他们才开始吹嘘自己与王室的关系。

这些发展导致的结果就是休的儿子罗贝尔二世(996—1031年在位)、孙子亨利一世(1031—1060年在位)和重孙腓力一世(1060—1108年在位)统治时期是法国王权发展史中的最低谷。一些大封建主，诸如阿基坦的威廉五世和布卢瓦的厄德，都努力试图获得意大利、勃艮第和洛林地区的继承权，而未曾受到国王的阻拦或者妨碍；另一些封建主，例如安茹的富尔克，在法兰西北部地区开拓并建立了强大的领地，法国国王间歇性的反对对他们几乎不会造成阻碍；诺曼底的威廉则通过征服英格兰建立了强大的、幅员辽阔的盎格鲁-诺曼领地，其阴影笼罩了所有法国北部的领主，包括国王。在这一时期中，卡佩家族只获得了极少的土地，其中收获最丰的就是勃艮第公爵领。但是为了使亨利一世的哥哥放弃对国王的宣称，他们不得不将其转让给他。与此相比，腓力一世时期获得的加蒂奈和布尔日就只是很小的补偿了，尽管它们是国王可以安全地享有的领地，而勃艮第还不是国王可以稳定地控制的领地。各个封建主之间断续的危机使国王有机会偶尔干涉他们之间的事务。例如亨利一世帮助威廉公爵在1047年平定诺曼底的叛乱。腓力一世曾经试图帮助布卢瓦-沙特尔和安茹对抗诺曼底，以保证他们之间的力量均衡。尽管这些干涉行为有助于保持国王干涉的权利，以及各个贵族的臣属地位，但除此之外，这些活动没有更多的影响。不过，腓力一世至少还保留了一项尊严。国王保留了对大约超过三分之一的法国主教的任命权，但是他并没有像德意志的亨利四世一样冒着和教宗发生全面冲突的风险保护这项权利，或者保护主教免于格利高利七世在法国的特使——强势的里昂的休的调查和惩罚。这样的抉择是明智的，因为很多主教的土地和政治权力都已经转移到了他们主教座堂驻地城市的伯爵和子爵手上。在格利高利的改革中，法国国王获得的利益比失去的多，因为坚持主教由主教座堂的教士团选举的做法，使大的贵族家族想要把亲属推上主教职位的尝试变得更加困难，也更缺乏吸引力。其结果就是，在公元1100年之后，法国越来越多的主教来自小贵族家族，而非来自大贵族，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力量较小，不足以成为其他地方权势及其亲属或是教士团的潜在威胁。而对这些小贵族领主而言，当那些伯爵或公爵侵犯他们的利益或者支持他们对手的时候，他们能有一位能够提供帮助的家族成员。而国王插手这些事务的余地，既取决于这些对立派别的对抗强度和持久性，也取决于大封君对这些派别不同的控制程度。但是总体来说，从12世纪开始国王干涉的余地扩大了很多。这一时期中城镇的发展——其中一些城镇还获得了公社的特许状，同样给国王提供了类似的干涉机会。通过授予这些城镇特许状，国王可以限制不合作的主教或封君的权力。而为了获得这些主教或封君的支持，他也会拒绝颁发这些特许状。

因此，到12世纪开始的时候，事情的发展变得对王权有利。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卡佩家族不会再明显地触犯近亲通婚的禁令，这使他们可以利用政治婚姻的机会促进王权的发展。法国王权发展的转折点是路易六世统治时期(1108—1137年)。路易对法国王权发展的巨大贡献在于将王室土地，即王田稳定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同时摧毁了那些对旅行者和商人违法征收赋税的领主的城堡，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城堡来征收税款。他的举措和其他的封君的做法并无二致，但是他的传记作者圣德尼修道院院长絮热将他描述为基督教国王的理想形象，称他保护教会和穷人免受邪恶势力的侵扰破坏，同时还将他描述为圣德尼修道院的捍卫者和领袖，称他是法国的圣徒。这些记载提供了其他封君不具备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基础。同样的趋势还表现在他通过触摸治愈患有结核病的穷人这样的事情上。路易在国王直属领地之外也非常活跃，他高超的外交技巧和一次偶然的战役尽管不能使英格兰的亨利一世不情愿地效忠于他，但是在1135年亨利去世之后，这两个因素使亨利一世未来的继承人以及内战中的竞争者效忠于他。在佛兰德斯，当“好人”查理于1127年被谋杀后，路易的干涉阻止了其爵位由亨利的亲密盟友继承。这样的干涉有助于恢复国王和大贵族之间的联系。这些举措和路易的前辈所做的没有区别，但是它们更加长久有效，因为亨利一世的强势破坏了法兰西北部地区的政治平衡，这迫使他的对手与法国国王结盟。有两个事件可以说明法国国王权力的恢复：第一件事是在1124年，当亨利的女婿德意志王国的亨利五世入侵法国的时候，法国几乎所有的大贵族都派遣了代表团支持国王；另一件事发生于路易统治的末期，阿基坦公爵在为其女继承人埃莉诺择婿的时候选择了路易的儿子和继承人，希望埃莉诺的利益可以得到保护。而此时，阿基坦基本不受国王权力的影响。

事实证明这场婚姻并不持久。在1152年，埃莉诺与路易七世(1137—1180年在位)离婚，并且与诺曼底公爵亨利结婚。亨利很快成为英格兰国王、安茹和曼恩伯爵，即亨利二世。无疑，对法国国王而言，过大的领地和权力比亨利一世时期的领地和权力危险性要小一些，因为这一更为巨大的领地和权力有利于国王和大贵族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路易七世的第三段婚姻是与香槟的阿黛拉的结合。在余下的统治时期中，路易和她领地的领主的关系都比较友好，而他的儿子腓力二世(1180—1223年在位)的第一段婚姻是与埃诺的伊莎贝拉的结合，腓力二世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利益，围绕着她的嫁妆产生的纷争，一直持续到她去世为止。同时，英国国王亨利二世和他的继任者理查(1189—1199年在位)所统治的巨大领地为法国国王提供了巨大的干涉空间。尽管亨利和理查一直在巡视的路上，但他们还是没有太多时间去巡视很多领地，因而难以察觉这些地区因为不满而导致的叛乱。这样的问题在亨利统治的后期更加严重，他的儿子们开始为争夺遗产份额而参与叛乱，路易和腓力都第一时间为他们提供支持。亨利的儿子们相继在别人的鼓动下要求他授予土地。每个儿子都对父亲的安排感到不安，都被鼓动参与叛乱，这个过程从他们刚成年就开始。路易在1169年的《蒙米拉伊和约》中将授予亨利长子土地作为一个基本条款。这种状况在理查统治的时期仍在继续，他的弟弟约翰同样被鼓动参加叛乱。类似的手段同样被运用于亨利的附庸；在1173—1174年反对亨利的大叛乱平息之后，路易将不得剥夺叛乱者土地作为和约的一个条款。

这种做法在很多方面都有助于卡佩家族的发展。他们作为亨利的封君，对他的附庸权利的维护，就意味着在战争中掌握主动权的是他们而非亨利；战争在亨利的土地上进行，而非在他们的土地上。因此，安茹家族不得不在所有地方都时刻做好准备，而卡佩家族可以更加从容地利用他们的资源，决定进攻的时间和地点，通过摧毁土地而消磨亨利军队的抵抗意志。安茹家族过度依靠他们在英格兰的资源来支持他们的战争，在理查参加十字军和被德意志国王俘虏期间，腓力利用理查不在自己领地的机会获得了诺曼底地区的一些要塞。在此之后，理查更加依靠英格兰的资源。但是十字军战争和为理查支付赎金几乎耗尽了英格兰的资源。此外，英格兰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无法调整税收数目以应对货币贬值，都一定程度上将英国国王置于日渐不利的地位。在腓力通过与埃诺的伊莎贝拉的婚姻获得阿图瓦、亚眠和韦芒杜瓦，以及有效地扩大了王田之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1194—1197年的大饥荒打击了腓力的战争努力，同时也打击了理查的战争努力。但是法国王田的经济复苏尚未达到转折点，英格兰却达到了。英国过多的人口导致了通货膨胀，并且给国王、封君及其封臣之间的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时，运气再一次青睐了发展后来者。

12世纪见证了一种更加世俗化的、实用主义的统治理念的出现。这种理念以国王对人民做出的贡献来评价国王，当国王对人民造成伤害的时候，他所施行的就是暴政。这种状况的出现，一部分原因是历史研究的发展，一部分是因为在圣职授受权之争中旧的神授王权观点受到了冲击。但是，这种理念也是贵族规范他们统治的反映，确定附庸对他们的义务，同时又承认他们附庸的权利。无论这些过程是否牵涉国王的事务，国王都时刻做好准备，来处理人们对其封君的诉状。还有另一个进程也有利于卡佩家族，因为它限制了金雀花家族按其权利处理附庸事务的自由，同时促使这些附庸相信如果封君滥用其权力的话，支持国王对抗自己的封君是完全正确的。

这些趋势在理查于1199年去世的时候表现得尚不明显。没人能预料金雀花家族的土地将在五年之内被法国国王，尤其是腓力二世剥夺殆尽。腓力二世本人可能是最没有想到的那个。当时他还在加强巴黎的防御工事，并且组织一批学者反驳一个预言，这个预言称卡佩家族将只能统治法国七代人的时间，而他自己就是第七代国王。这或许是命运给他的最终的优势：因为他的实力的真正本质还没有完全显现，他的对手所做的一切都正中其下怀。

斯堪的纳维亚和欧洲东部

最后，我们还需要注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欧洲东部三个国家——波兰、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政治制度的发展。决定这些国家历史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都来自国外，而非国内。东部三国的发展是受其西部毗邻的强大的德意志王国的影响，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发展则是在东方和西方做海盗所提供的机遇，以及在9—10世纪期间支撑其强大扩张的掠夺物和来自伊斯兰的白银供给的中断。

在上述的东部三国中，匈牙利是遭受西边的邻国干涉最少的，同时也拥有充足的机会来凝聚对王权的支持，并将其合法化。从10世纪马扎尔人部落松散的联盟转变为匈牙利王国的过程相对平稳，这是因为只有团结才能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抵抗德意志王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干涉。同时，只有团结才有足够强大的实力在12世纪大部分时间中建立对克罗地亚的统治。尽管有很多围绕王位继承的冲突，但金矿和银矿以及大规模的王田使匈牙利国王的实力非常强大。而波兰则不够幸运：它没有那么多机会发展为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因为它虎视眈眈想占有的波美拉尼亚和其他斯拉夫人的土地，也同样为德意志国王和权贵所觊觎。从亨利二世时期开始，德意志王国就与异教部落结盟，以防止出现一个强大统一的波兰。波希米亚公爵领位于波兰的南面，是三个国家中与德意志联系最紧密的，因此它能够建立对摩拉维亚的统治，使波兰放弃对这一地区的主张。到了1138年，波兰强盛一时的皮雅斯特王朝的统治者分裂为几个对立派别，每一个派别都希望获得德意志王国的帮助，因为它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与此同时，波希米亚则相对稳定，但代价是在事实上它被并入德意志王国，虽然它是在自己的普舍美斯家族公爵的统治之下。弗拉蒂斯拉夫二世在亨利四世镇压萨克森的反对者时提供了帮助，而且他代表腓特烈带领庞大的军队进军意大利。因此，国王赠予他一顶王冠，这是对这个附庸地位的小小补偿。在亨利六世去世后德意志王位空缺的时期，波希米亚得到了喘息的短暂机会。

在讨论斯堪的纳维亚的历史的时候，有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那就是阻止他们扩张的强大国家大多是他们自己建立的。诺曼人在塞纳河流域的定居点吸引了移民而非战争分子。劫掠并且发动针对英格兰的全面入侵的可能性对维京人内部的团结起到了强大的刺激作用，然而一旦这个目标实现，这种刺激作用也就没有了。定居者和领主在新征服土地上生活，他们对征服其他没有吸引力的土地已经没有了兴趣，因为这既浪费精力，还要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当诺曼人占领英格兰之后，维京人历史的这一篇章就结束了。在北方群岛、爱尔兰和冰岛的进一步的劫掠和征服活动为维京人的传统保持着一丝活力，但是不能再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推动力，来促成现在已经不必要的政治统一。

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三个国家中，只有丹麦保持了稳定和统一；挪威和瑞典都长期处在政治动荡的境地。外部压力是促使他们保持统一的主要因素。丹麦或多或少一直承受着来自德意志王国的压力；而对另外两个国家而言，它们偶尔会受到来自丹麦的压力。与波兰和匈牙利一样，这些国家最早都是出于政治原因接受基督教，以防止被其基督教邻国征服。但是只有在丹麦，基督教会成为支持国王的重要力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导致其分裂为由若干城镇组成的区域社会，这些小的社会多数沿海岸线分布，对其无法行使中央政府的职能。在这一时期中，我们所熟悉的政府的基本特征，只有在丹麦才能够被辨认出来；当继承争议发生的时候，争议的一方或双方都寻求德意志国王或者大贵族的帮助。就像皮雅斯特家族中的竞争者一样，这些派别有时会承认德意志国王的领主权。同时，丹麦还发展了和萨克森很相似的封建贵族政治。对它的邻居而言非常幸运的是，丹麦从此不再派出曾经蹂躏了欧洲北部海岸绝大多数地区的维京战帮。他们两次征服了英格兰的大片地区，还烧毁了包括汉堡在内的很多城市。对丹麦人而言，这意味着他们被贬逐到欧洲历史上非常边缘的位置。

重新审视上述提到的这些地区，我们发现，这三个世纪中欧洲北部的历史最引人注意的特征，就是欧洲政治版图变化之小。大封建主的发展是很普遍的，同样普遍的还有相对的和平和繁荣。关于王权的一种观点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而建构另一种观点的材料已经准备好了。除了这些巨大的改变，在12世纪结束的时候，法国还看不出政治统一的征兆，德意志王国的分裂也未露出迹象。一系列剧烈的动荡已经呼之欲出，但当它们真正发生的时候，人们仍十分震惊。无论“狮子”亨利还是“红胡子”腓特烈一世都未超越其时代；他们在行动的时候都怀着与数个世纪之前的许多前辈和对手相同的自信。最终，正是这种自信，甚至是对变化的无视，造成了令人震惊且出乎意料的影响，这种影响将会在13世纪的欧洲迸发。

[1] 英文原版误作姐夫。

[2] 英文原版误作1024年。

[3] 英文原版作“路易”，据前后文文意，此处当为“亨利”。

第四章 欧洲北方入侵地中海地区，900—1200年

罗斯玛丽·莫里斯

古老的帝国，全新的挑战

“萨拉森帝国和罗马帝国，凌驾于大地上所有的帝国之上，光芒四射，就像天空中两座最闪亮的灯塔。”

此语写于大约914年，正值牧首尼古拉一世之时。当时的世界上有两个政权享有绝对的荣誉与尊重：一个是以巴格达为中心的阿拔斯王朝，近东地区的统治者；另一个是罗马帝国，在4世纪以后，它以新的基督教首都君士坦丁堡为中心。这两个国家的统治传统都可以回溯至久远的过去；东部帝国的人们总是声称他们是罗马人，而地中海东岸的统治者同样热衷于宣传自己的穆斯林传统，声称他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知的时代。但公元900年以后这些宏大的帝国概念有多少是和现实吻合的呢？在牧首的世界观中，西部地中海世界的土地和统治者毫无地位。他对拜占庭帝国在其附近的势力经常受到挑战之事只字不提。他所描述的是世界本该成为的样子，而非现实的情形。到了1200年，对所有人而言，他们都需要面对全新的现实。罗马帝国这一旧理念虽然还很强大，但已经被重新阐释了。而在地中海世界的许多地区，旧帝国——拜占庭、加洛林和穆斯林帝国的权力已经被更小、更地区化的国家取代，这些国家有的甚至只有一座城市的规模。集中化的权力被侵蚀了，将广袤的领土连结起来的纽带已经不再是单一的政治权力，更多的是宗教和文化传统。

这种状况在被称作“拜占庭共同体”——君士坦丁堡的直接政治权力或其强大的文化势力控制下的区域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公元900年后的三百年中，帝国的军队将其版图扩张到6世纪以来的最大范围。但是很快，事实证明在外部新的突如其来的威胁面前，拜占庭帝国无力维持其统治。10世纪是拜占庭扩张和再征服的伟大时期。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在三个主要地区的扩张：东部边界、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在东方，帝国于873年在恰拉西安(卡帕多西亚)、911年在塞巴斯蒂亚(萨马里亚)、916年在利堪多斯(恺撒里亚东部)、934—944年间在泰夫里卡(幼发拉底河以东)分别设立了军区将军。10世纪末，在塔尔苏斯、狄奥多西奥波利斯(今埃尔泽鲁姆)和范湖东北的亚美尼亚塔龙地区也设立了军区将军。在意大利，伦巴德和卡拉布里亚两个军区的设立标志着拜占庭在意大利南部地区权力的重建。这种权力在皇帝尼斯弗鲁斯二世(963—969年在位)时期达到顶点，他还在意大利设立了一个新的高级军事总管的职位，总理拜占庭在意大利领土的行政。在巴尔干半岛，9世纪末斯特里蒙、尼科波利斯(两地均位于北希腊)和达尔马提亚地区各军区的设立，标志着拜占庭重新控制了之前被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攻占的土地。11世纪初，巴西尔二世(976—1025年在位)在成功地征服了保加利亚地区以后，在那里建立了更多的军区。

取得这些成就的手段本身就对帝国的统一构成了威胁。在“黑暗时代”中，拜占庭通过将人民撤入防守坚固的城市，或者进行防御性游击战来抵抗侵略。现在它转守为攻，这就需要新的战略和领导方式。在7世纪时，以土地为基础的军民合一制度下的农民兵，现在需要将自己装备成重装骑士。这个转变花费甚巨。在10世纪，我们会发现像福卡斯、阿古鲁斯、杜卡斯和科穆宁(这些家族在公元1100年前都出过皇帝)这样的大家族的成员在各行省拥有大量地产且以军人为职业。伴随着军事上的成功而来的是更大的野心；声名显赫的将军尼斯弗鲁斯·福卡斯于963年携东线与克里特岛的胜利之势，通过武装政变为自己加冕，攫取了皇帝的权力。在11世纪这是经常上演的剧情，并且成了拜占庭局势动荡的主要原因：因为一旦一个地方总督成功，那如何阻止其他总督效仿呢？当强大的军事皇帝，诸如巴西尔二世统治时，通过强硬的政治手段(如没收实力过于强大的附庸的土地)，他可以阻止实力强大的省份的离心化趋势。在11世纪，由于各个家族都竞逐帝国的最高权力，因此中央政府的权力不断受到省份派系的挑战。在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1081—1118年在位)重新建立稳固的王朝之时，帝国内的政治分裂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面对突厥游牧民族在小亚细亚地区的严重侵扰时，拜占庭无力抵抗。而小亚细亚无论在人力还是粮食生产方面，都是帝国至关重要之地。突厥入侵者第一次出现在亚美尼亚是在1016—1017年。11世纪末历史学家埃德萨的马修将其形容为世界末日。但是直到11世纪40年代，这些“浑身沾满鲜血的残忍野兽”的出现才得到拜占庭评论者们的普遍注意，这时他们的军队已经开始毁灭帝国最东端的数个军区，紧随其后的游牧部落侵占了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草场。亚美尼亚和他们在格鲁吉亚的附庸统治者尽力延缓他们的进攻，但是最终被迫向北逃入高加索地区或者向南逃入奇里乞亚地区。在此前一个世纪如此成功的拜占庭军队，现在不是陷入君士坦丁堡权力斗争的泥潭中，就是尝试着阻挡向帝国西部地区的攻击。1071年，拜占庭在曼济科特(在今土耳其东部)战役中失败，而且皇帝罗曼努斯四世·戴奥真尼斯(1068—1071年在位)被突厥人俘虏；同一年，诺曼军队占领了拜占庭在意大利地区的首府巴里。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这种情况过去也曾出现过：拜占庭帝国从一个如此遥远的首都，维持如此漫长的边境的防御已经力不从心。在1097年十字军军队第一次到达君士坦丁堡前，拜占庭已经向西方发出了一系列求救信息，希望得到帮助，共同对抗异教徒。作为回应，很多“法兰克人”加入了皇帝日益增长的多国混合雇佣军，这其中有日耳曼人、瓦兰吉人(斯堪的纳维亚人)、俄罗斯人，甚至还有英格兰人。

11世纪后期的战事的代价是耗竭了帝国的税收。11世纪早期货币成色的下降可以视作增加流通中的货币的尝试，以应对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增加；但是到了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统治时期，对帝国资源消耗最严重的是武装征召军队以抵抗东方的突厥游牧民族横跨多瑙河的袭扰，以及诺曼人在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发动的进攻。无怪乎奥赫里德大主教狄奥菲拉克特在11—12世纪之交时抱怨说，在巴尔干地区的帝国军队和征税官就像蝗虫一样。君士坦丁堡对于该行省的困境也缺乏关心。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的财政改革和征税体系改革采取了一些手段，以补救帝国财政的损失。但是，他的官僚热衷于揭发各种逃税机构尤其是大修道院，使得行省上的权贵们与君士坦丁堡的政府离心离德。

12世纪拜占庭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时来运转，无论是在领土上还是财政上。科穆宁王朝的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约翰二世(1118—1143在位)，尤其是曼努埃尔一世(1143—1180年在位)，都依靠十字军恢复了小亚细亚的土地，但是他们未能恢复10世纪时的帝国边界。他们和塞尔柱突厥统治者的条约至少保证了安纳托利亚西部地区免受进攻。曼努埃尔还尝试恢复拜占庭在意大利的领地。扩张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包括教宗在内的潜在盟友的不值得信任、疾病以及一个老问题——无法越过如此遥远的距离为部队提供增援。但是君士坦丁堡中央政府重新征服它最远的省份之一的失败还有更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不仅适用于意大利，同样也可以解释巴尔干半岛的情况。

拜占庭利用宗教、外交和文化而非军事作为武器，在巴尔干地区建立了霸权，这在11世纪保加利亚扩张的威胁被消除后非常有效，但到了12世纪这些手段已经失效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的地方政权在君士坦丁堡审慎的支持下进行统治。而更远的匈牙利王国，从1000年起就实现了基督教化，看起来怀着感恩之心接受了拜占庭的政治庇护。但在12世纪后期，地方政权统治者的领土野心大大膨胀，这将拜占庭拖入了一系列战争之中。匈牙利王国向亚得里亚海的扩张导致了巴尔干西部地区的政治势力的重新组合。在承认匈牙利对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的统治后，拜占庭对匈牙利王室内部冲突的失败干涉达到了顶点——这严重威胁到了位于亚得里亚海另一端的拜占庭的老盟友威尼斯。1166年斯蒂芬·尼曼亚领导塞尔维亚人起义，1185年两名保加利亚贵族彼得·阿森和伊凡·阿森[1]领导起义，这导致了事实上独立的保加利亚王国的建立：尽管君士坦丁堡并不承认这个国家，但在法理上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

为什么拜占庭之前尝试过且有效的间接统治手段在12世纪失灵了呢？或许首要原因是它太过传统了。在与新迁入民族结盟时，拜占庭并非单单将他们笼罩于拜占庭霸权的政治光辉之中，而是要使得他们无法像以下犯上的诺曼人，或是欲壑难填的突厥人一样，为自己攫取政治权力。但是，新迁入的民族都已经拥有了宗教信仰，他们不能接受拜占庭将他们整合进一个东正教“共同体”的努力。结果拜占庭人不得不进行战斗，并且对这些“野蛮民族”的军事胜利就成了衡量帝国成就的主要依据。在1176年的密列奥塞法隆战役中，突厥人决定性地战胜拜占庭之后，拜占庭想要使这些野蛮民族臣服就更加困难了。不仅如此，在12世纪的最后三十年，这一直是拜占庭的科穆宁家族和安基卢斯家族间爆发大规模冲突的托辞。军事上的日渐衰微，以及周边旧日盟友的离心趋势都加剧了君士坦丁堡的分裂。在曼努埃尔统治时期(1143—1180年)，帝国转向西方寻找盟友，但在以条约和婚姻为条件结盟的同时，危险也随之而来。地中海世界西部的城市——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之间的冲突，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野心都被带到了拜占庭和君士坦丁堡。曾经满怀自信进行扩张的帝国中心，在1204年变成了西方领土扩张野心的目标。

10世纪也是伊斯兰世界大变革的时代。这一时期中，位于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彻底瓦解，很多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取得了长足发展。这些国家之间的团结不是通过忠于巴格达而表现的(因为在埃及建立了一个对立的法蒂玛王朝)，而是通过将阿拉伯语作为通用的官方语言，以及重要的宗教仪式(如一年一度的哈吉，也就是麦加朝圣)团结在一起。较为偏远的穆斯林省份，如伊弗里基亚(在今突尼斯、的黎波里塔尼亚和阿尔及利亚以东一带)，仅仅象征性地交给巴格达一点赋税，到了926年巴格达几乎收不到来自埃及、叙利亚、摩苏尔和伊朗的很多边远地区，甚至是伊拉克本土的财政收入。因此，可以很容易地发现，阿拔斯王朝崩溃的根源不是军事失败，而是财政破产；10世纪阿拔斯的动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无法供养作为其统治基础的大量军队。哈吉拉(Kharaj)，即中央政府官员每年征收的土地税逐渐被两种形式替代：可靠性无法保证的包税人；或数量不断增加的伊克塔(Iqtas)[2]，就是将一个地区的税收指派给个人，他们提供一定数量的军队或者金钱，并逐渐成为地方领导者。这些离心的趋势为遍布首都的党派所加剧。其中有两条突出的联系线索：宗教和政治。

由于在伊斯兰世界中哈里发是唯一的合法统治者，因此很多势力都试图控制他。阿拔斯宫廷就是一个阴谋丛生的场所。阿拔斯的权势者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会招募军事力量，通常由雇佣军首领和从突厥或山地民族中招募的雇佣军组成，这些雇佣军首领在政府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10世纪早期，波斯士兵中的三兄弟，也就是白益王朝的建立者，攫取了伊朗和巴格达的权力。理论上讲，他们是代表阿拔斯进行统治，而事实上在1055年突厥人控制哈里发之前是他们在控制哈里发。哈里发在他宏伟的宫殿中成了事实上的囚徒，狱卒则是拥有足够军队支持的人。这一时期，军事制度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9世纪以降，突厥人提供了大量军队，他们的游牧文化为军队带来了骑兵机动和骑射技艺。但是，招募他们的条件是为他们的部落提供牧场，而通常这些牧场上已经有长期定居的族群。这样一来军队结构发生了变化。军队不再接纳主流的、定居的穆斯林族群。这种变化不断加剧了局势的动荡，因为对立的集团为了控制国家机器而不断争斗，地方军事将领在他们自己的区域内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

伊斯兰世界动荡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就是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分裂。在白益王朝统治时期，十二伊玛目派开始从单纯的宗教派别发展为政治力量，该派别信仰以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阿里为首的十二个伊玛目。该派别信徒诋毁对最早两任哈里发的纪念活动，相反他们纪念早期什叶派领袖遭到谋杀的日子，并将这些纪念日发展为节日。他们开始崇拜阿里家族成员的墓地。这一信仰在巴格达的商人群体中格外盛行。然而哈里发依旧沿袭旧的逊尼派传统，强调他们对于先知早期的追随者以及最早的四位哈里发的崇敬。11世纪早期，逊尼派的影响在城市中恢复，同时1003年哈里发拒绝一位杰出的什叶派成员担任大法官，并且在军队中任命逊尼派突厥人担任重要职位。双方日益强硬的态度使局势日益紧张，972年，当一支军队被派遣对抗拜占庭帝国时，在离开巴格达之前，它的突厥指挥官就改变命令，转而攻打白益王朝及其追随者。

因此，在11世纪突厥入侵之前，伊斯兰世界就已经分裂了。处于中心地位的是两个各自有独立行政体系的哈里发，外围则是一系列稍小的国家，如位于阿勒颇和摩苏尔的哈姆丹家族、控制巴勒斯坦部分海滨城市的一些小家族、控制里海地区的库尔德人以及控制叙利亚沙漠的贝都因王朝。正是这些最边远的地区将拜占庭和西方的基督徒卷入冲突，而哈里发无法提供有效的军事支持则是10世纪拜占庭和11世纪第一次十字军运动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权力的分散所带来的唯一好处就是为穆斯林的行政人员和学者在那些自立的地区统治者宫廷中找到职位和获得庇护提供了更多的机会。10世纪被称作“伊斯兰文艺复兴时期”。在这一时期，伊斯兰学者将古代的文学瑰宝留存下来，科学与艺术也开始走向繁荣昌盛。

12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再次联合可以看作基督徒卷入近东局势的直接后果。那些能够在与拉丁王国的战争中获胜以及能从全伊斯兰世界征召军队加入圣战(jihad)的将领，获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伟大的埃米尔萨拉丁是12世纪后期抵抗十字军运动最著名的领袖，他和他的家族几乎一手造成了埃及法蒂玛王朝的衰落。他打败了哈里发的主要支持者——苏丹的军队。在萨拉丁于1171年去世的时候，阿拔斯哈里发被迫在开罗的清真寺中承认他是伊斯兰世界唯一的领导者。

在西方，查理曼的单一帝国设想和罗马公教世界高度重合，但是独立于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帝国。这种理念在公元900年之后再度强势登场。由于罗马本身在这个计划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很多包藏着其帝国野心的政治活动不得不在意大利举行。德意志人在奥托王朝皇帝统治时期的扩张促使他们不只将自己视作国王，并且要恢复从查理曼时期继承的中世纪王国的疆土。奥托一世在951年干涉伦巴德的借口就是应意大利国王罗退尔二世(947—950年在位)的遗孀阿德莱德的请求，后者请求奥托打击她的政敌伊夫雷亚伯爵贝伦加尔(950—963年在位)，因为他曾经自立为国王。同时期，由于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很多统治家族都卷入了意大利北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所以奥托也格外注意控制通往他王国南方的关隘和通道。教宗约翰十二世向奥托寻求保护，以抵抗贝伦加尔在罗马附近的攻击，这是更有决定性的因素。奥托于962年2月被加冕为皇帝，这是对他作为教宗保护者的角色的承认。如此一来便开启了“罗马帝国的复生”这一历史进程。教宗和皇帝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奥托一世与约翰十二世之间签订的条约中有条款规定，新当选的教宗应当宣誓履行对皇帝的义务，但危险的是条款并未明确宣誓的具体内容。作为回报，皇帝应当保护教会的利益和圣彼得宗座的安全。到10世纪末，帝国在意大利的活动分为相互联系的两部分：在帝国意大利领地上努力建立政治霸权地位，以及保护教宗的安全。

在接下来的数百年中，帝国的势力频频干涉意大利北部的事务。在康拉德二世继位的第一年，米兰主教阿里贝托就保证米兰将效忠皇帝。随后康拉德二世前往惩罚帕维亚的市民，因为他们发动暴乱并摧毁了城中的王室宫殿。康拉德提醒市民，这座宫殿不仅仅是一座私人建筑，更是国家的象征。1026年，康拉德在前往罗马参加他的加冕礼时，镇压了一次拉韦纳市民反对帝国官员的叛乱，并接受了卢卡的臣服。11世纪30年代帝国的一系列远征，目的是使更多城镇臣服。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用当代历史学家维波的话说，这些远征“造成了大规模的混乱，……并且使这些城镇联合起来对抗他们的领主”，成了开启同时期一系列市民运动的标志性事件。

皇帝给予教宗的帮助经常包含对罗马城桀骜难驯的贵族的管理。很长时间以来，教宗的位置都是罗马城派系斗争中势力最大的派系的囊中之物。在西部帝国皇帝开始对这一职位加以关注之后，更有能力的人开始掌握这一职位。很多来自帝国的教士当选为教宗，例如奥托三世年幼时的导师，同时也是杰出的学者欧里亚克的热贝尔，就是后来的教宗西尔维斯特二世。这些教宗从北方带来很多能力出众的教士担任教廷的行政官员。教宗从来都未曾忽视来自罗马暴徒的危险，所以他经常被迫从罗马逃离，但是现在这种恶性影响能够稍有减轻，因为皇帝时刻准备着提供援助。尽管如此，这些联合所依据的原则并非一成不变。教宗领导的改革运动的两大原则是反对教士的世俗化和重新定义教会内部权力和权威的基础。尽管这场运动在基督徒生活的所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但是它对教宗与皇帝关系的影响却格外深远。11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例如亨利二世和亨利三世，都非常热衷于支持改革派的修道团体，以及废除教士恶习。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他们的支持，鼓励了像尼古拉二世和格里高利七世这样的改革者的改革脱离控制。1059年的《教宗选举条令》规定只有由少数高级教士组成的团体可以选举教宗，也就是后来的枢机主教团；罗马市民和教士的认可程序应当在选举之后进行。这份文件中只是含混地提到选举中“皇帝应当享有他所应得的敬意”。但年轻的亨利四世对此并不认同，他自幼就被教导对教会恰当的管理是他的职责，他也坚持这个观点。实际上，日后即使是在西欧最虔诚的平信徒中，许多人也非议教会的观点。但是该观念的发展：教会不受世俗力量的管辖，以及更重要的，圣彼得赋予教宗的灵性权力高于授予任何世俗统治者的灵性权力，这两种观念导致了一场涉及神学层面和政治层面的冲突。

这些观念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皇帝和教宗双方的角色。教宗身边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神学家，他们坚持圣彼得的继承人所拥有的精神之剑高于皇帝所拥有的世俗武器。如果这种说法正确的话，皇帝权力的所有基础，尤其是他所宣称的对欧洲的世俗领导权，都将成为被质疑的对象。争论双方都转向12世纪学校的“新人”寻求帮助，以期他们在争论中提供人力和智力支持。双方的争论持续了整个中世纪。同时，整个西部欧洲的宫廷都发展了更有效率的行政体系，同样教廷也吸引了很多有能力的教士为其服务，处理12世纪不断涌向教廷且日益增加的事务，诸如司法上诉、投诉和逐渐增加的组织十字军的问题。传统是教宗使用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并且借助诸如享有盛名的教会法律师格拉提安这样有才干的人，回溯教宗的档案，重新发掘教宗被遗忘的权利。但皇帝的支持者同样利用传统捍卫皇帝的权利。对他们而言，皇帝干涉意大利事务的合法性来自罗马法，因为正是在《查士丁尼法典》中明确规定皇帝拥有处理帝国世俗事务不可撼动的最高权利以及保护教会的责任。12世纪，博洛尼亚的学校以法律训练闻名，这里培训的学生既可以为教宗的最高权威辩护，也可以为皇帝的论点寻找理论意义的支撑。

因此，1154年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再次充满自信地入侵意大利。自此至1183年康斯坦茨议和的三十年中，他发动了一系列针对教宗和意大利城市的入侵。这一时期的联盟令人困惑，在这错综复杂的状况中，腓特烈干涉意大利的动机才得以体现。其中一个动机在他处理伦巴德地区的一些小城市(诸如洛迪)的上诉时得以体现，这些小城市要求抵抗米兰日益增长的权力。在皇帝最高领主权的旧伪装下，他承诺要恢复帝国的公义以及旧日的和平。作为回报，寻求皇帝帮助的城市应当承认其帝国权利。有趣的是，1158年四名来自博洛尼亚的律师起草的《隆卡利亚谕令》主张，皇帝有权征收封建税，用以维持已被征召的帝国军队；对城市征收通行税和人头税；以及最重要的，皇帝个人拥有财产和司法的最高领主权。皇帝应当指派帝国官员监督这些权利的行使。

如果《隆卡利亚谕令》得以实施，帝国在意大利的权力将得以大大恢复。但此时的政治现实使任何恢复强大帝国权力的尝试都必然会遭到破坏，这一谕令变成一纸空文就是这一现实的佐证。意大利北部各种组织对蛮横干涉其政府形式的尝试的反感程度，更甚于他们对于强大近邻夺取领土的反感。教宗为他们的政治活动提供了神学依据，而他们尝试通过与皇帝的敌人，即北部城市以及南部诺曼王国的联合，对抗帝国领土潜在的扩张活动。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其局势因1194年年轻的皇帝亨利六世继承西西里王位而发生巨大改变。同时也是在这场政治游戏中，帝国这个名号有了真正的、现实的政治重要性。拜占庭存留了帝国的理论却失去了帝国的很多实质内容。与此不同，德意志对帝国旧时核心地区意大利的宣称，一度为帝国提供了现实的领土基础，这是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这种基础在查理曼的继承者的西部领土中当然是不存在的。

在查理曼帝国崩溃之后，法兰克的国王们在南部地区和西班牙边区已几乎没有影响。尽管很多法兰克特许状能够上溯到位于卢瓦尔河以北的那些遥远的国王统治的时代，但是这些特许状在地中海各行省很少见到。罗讷河谷是勃艮第王国的边界，再南面的地区，由于加洛林王朝原有的行政体系的崩溃，出现了众多地方贵族王朝。在南部地区，最强大的是图卢兹家族。11世纪时，图卢兹家族控制着从罗讷河到昂古莱姆，从比利牛斯山向北到奥弗涅山脉的广大地区。他们在这一地区的主要对手是巴塞罗那伯爵。在雷蒙德-贝伦加尔一世统治时期(1035—1076年)，巴塞罗那的领地向北扩张，其边界越过比利牛斯山，到了卡尔卡松地区。一个独一无二的加泰罗尼亚政治实体开始出现。当雷蒙德-贝伦加尔四世与阿拉贡国王的女儿成婚并且成为国王的继承人时，加泰罗尼亚的实力大为增长。12世纪时，新生的加泰罗尼亚王国曾和图卢兹发生冲突。阿拉贡政权在法国南部地区的扩张在1196年国王阿方索二世去世时戛然而止，此后他的两个儿子分别继承了他的土地，佩德罗获得了阿拉贡和巴塞罗那，而阿方索获得了比利牛斯山以北的地区。

南部地区的大家族扩张领土和扩大影响力的方法都十分相似，因为在这一地区，公法和土地持有这两种罗马传统依旧被保留下来。土地的完全所有权，或称自由持有权在南部地区非常流行，这意味着领主的权力并不能包含于其授予封臣的土地中，这与卢瓦尔河以北的封建土地并不相同。持有土地的前提条件甚少包含效忠这一条；土地授予的条件经常是地租而非封建义务。很多土地的授予有其时限，而非世袭。因此封建关系并不能被当作领主权扩张的基础。作为代替，这一地区的大土地持有者专注于扩大自己的领地(尤其是通过明智的联姻)，以及获取追随者的效忠誓言。作为回报，这些人经常被任命为城堡主，负责建造那些数量不断增加的要塞。这些要塞在10世纪成为抵御穆斯林进攻的防御中心。当这些城堡主本身变为新骑士家族的权力中心时，他们的野心通常会受到这个地区更强大的家族的限制。这其中有两个主要因素。其一，各区域的贵族家族推行的统一公法的流行——而非北部部分地区推行的地区私法，有助于区域观念的形成而非地区身份的认同。以罗马法为样本的法典编纂，例如1150年巴塞罗那伯爵颁布的《加泰罗尼亚习惯法》，就是这种理论假设的实际体现。不仅如此，图卢兹和巴塞罗那均建立了自己的行政体系，尤其是税收体系。这是伯爵强调自己权力的另一种手段。其二，图卢兹和巴塞罗那伯爵均参与了另一个领域的各种活动，也就是教会的改革和与之相伴随的圣战和十字军运动。这相较于其在领地内的行政体系的任何其他进步更能提高两个统治者的名声。图卢兹伯爵雷蒙四世是第一次十字军中的一位领袖，在此之前他已经在攻打西班牙境内的异教徒。到12世纪，他的继承者们同样对圣地的事务兴趣浓厚。巴塞罗那伯爵和其他的西班牙国王则积极参与基督徒对西班牙的再征服运动。他们不是这些活动仅有的受益者，小贵族们也热衷于参与此类事务。他们不仅从中获得给予胜利者的土地和战利品的回报，而且通过领导这些军事远征，宣示在贵族家族中的领袖地位。与他们作为改革教会和修道院的慷慨赞助者相伴而来的是，南部的大贵族成了扩张性不断增强的拉丁教会的急先锋。

灵性的改革与禁欲主义的挑战

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仅仅影响了地中海世界的一小部分权贵精英，而像在穆斯林世界一样，在整个基督教世界也出现了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信徒如何更好地侍奉上帝，并且确保自己可以获得拯救。尽管传统上这一时期被视作拉丁教会与希腊教会冲突不断增加的时期，但是地中海世界在精神领域的发展是如此惊人的相似。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地中海的东西部之间有相当程度的灵性交流。

例如，东西方对各种形式的修道生活的热情都日渐高涨。当然，修道主义起源于东方，并且10—11世纪的东方教会保留了多种形式的修道生活。他们并非强制大量修士加入修会，而是仅仅要求他们遵守圣巴西尔留下来的通用规则。有两种修道形式最为流行：住院修士，也就是集体修道，以及个人修道。第二种修士单独住在小房间中，有时相互离得很远，但他们每周要相聚一次进行祈祷。集体修道的形式强调将个人意愿升华为集体意愿的德行，而且这种形式强调服从于院长的必要性；而个人修道则更强调个人精神境界的提升，以及独自对抗魔鬼的诱惑。个人修道延续了沙漠教父以来的隐修传统。在10世纪的拜占庭，出现了将两种修道形式相结合的修道院，阿索斯山的新修道院就是这种变化的代表。尽管这座山在9世纪因在此隐修的修士闻名，但直到圣阿塔纳修建立大拉夫拉修道院之后，这种起源于小亚细亚西部的新型的混合式的修道形式才开始有一定影响。包括拜占庭皇帝在内的赞助人帮助修建了很多新的建筑，绝大多数修士都居住在这些新建筑中，过着集体的修道生活。只有极少数，在灵修上特别精进的修士可以离开修道院，到附近的地方过独自隐修的生活。虽然人们依然在创办传统的、在城市中的修道院，但是这种新的修道生活从理论上允许每一位修士都拥有达到精神生活的更高层次的可能性。其吸引力从在阿索斯山修道院生活的修士数量的激增中体现得格外明显(大拉夫拉修道院到1100年有多达一千名修士)。

同样在西部地区，人们对禁欲生活的热情和修道生活现状的不满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至于这在何等程度上受到拜占庭世界的影响依旧有很多讨论。意大利南部地区的这种现象的出现一定与拜占庭有所联系，诸如圣尼尔(格罗塔费拉塔修道院的建立者，卒于1005年)这样的希腊修道领袖在拉丁地区都广为人知，而且位于卡西诺山的本笃会修道院同时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拜占庭皇帝的庇护。意大利的很多拉丁修道院都强调禁欲生活的重要性，诸如11世纪早期圣罗穆亚尔德在卡马尔多利建立的修道院，1036年约翰·瓜尔贝托在瓦隆布罗萨建立的修道院，以及著名的神学家彼得·达米安所在的阿维拉纳的修道院。瓦隆布罗萨修道院是集体修道的形式，但是他们雇佣世俗兄弟从事修道院的体力劳动，这保证他们可以专注于灵修。在卡马尔多利和阿维拉纳，隐修士们围住在各个修道院的周边，这看起来非常像拜占庭的修道方式。

在意大利其他地区、法国南部地区和西班牙，修道院改革由克吕尼修会领导。尤其在罗马，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厄德曾经六次到访这里，他的改革热情获得了元老院成员阿尔贝里克的支持，他允许厄德在他位于阿维蒂诺的一座宫殿中新建圣玛利修道院。11世纪，像苏比亚科和法尔法这样的大修道院都接受了克吕尼修道院的管理，尽管受到了其修士强烈的反对。克吕尼修道院的成功依赖于地区世俗领主的支持，他们将其领地内的很多修道院都置于克吕尼修道院的控制之下。在西班牙北部这种情况更为显著，尤其是在莱昂-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六世的领地内。他的妻子勃艮第的康斯坦斯是克吕尼修道院院长于格的外甥女。其他一些位于南方较有影响力的改革派修道院同样依仗当地贵族的庇护和实际的帮助，例如本笃会位于马赛的圣维克多修道院。贵族对于教会的关注毋庸置疑；无论是在拜占庭还是西欧，其形式都表现为赠予教会土地、金钱和特权，但是当这些涉入教会的形式与新的神学主张相冲突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塞尔达那伯爵基弗雷德以10万苏勒德斯金币的价格为其子买下纳博讷大主教的职位。这是改革派所禁止的买卖圣职，但这正体现了伯爵认为其家族必须在领地内的教会统治体系中拥有恰当的位置的想法。修道院的世俗保护者经常为修道院的正常运转捐献财物，并且改善修道院的地产。11世纪末，君士坦丁堡牧首禁止这种行为，其初衷是要维护教会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但同时他也在挑战世俗人士表现其虔诚的一种传统方法。因此，为什么这种主张在强大的世俗利益团体中会获得如此广泛的支持呢？

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是，11世纪的改革运动不仅获得了教会最高层的支持，更是民心所向。在南部地区，政治权力支离破碎，“上帝的和平”运动获得了广泛的响应，在11世纪30年代，一系列的大公会议在罗讷河流域召开，其目的就是宣誓保卫和平。包括图卢兹和巴塞罗那在内的很多贵族，都试图成为教宗的直属封臣，以在地方上获得更高的声望(同时也防止其他贵族攫取自己的头衔)。在民众之间，朝圣是被鼓励的行为。人们将其当作忏悔的表现，而这一时期最受欢迎的朝圣地包括罗马、孔波斯特拉甚至耶路撒冷。这些地点都坐落于地中海世界的人们的旅行范围之内。朝圣者们发现了新的有影响力的圣徒崇拜的中心：在意大利南部的加尔加诺山发现了大天使米迦勒的神殿；1087年在巴里建立了新的圣尼古拉教堂，里面供奉着商人从小亚细亚的米拉、甚至是遍布圣物的君士坦丁堡偷盗来的圣徒的遗骨；罗马也未能从这种灵性外化的热情中幸免，因为11和12世纪在罗马建立了大量的教堂，这有助于帮助提高教宗的名望和形象。

因此，那些没有与教宗产生直接冲突的领主可以从改革中获益良多。但是，如我们所见，基督教信仰对于无信仰者的具有攻击性的要求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后果，而这其中暗藏危险。东西部教会之间关于教会内部最高领导权的争论导致双方的猜疑不断增加。这种猜疑更因为双方神学和仪式上的不同而加剧。因此矛盾的是，当时双方较此前更为广泛的双边交流反而加剧了互不信任感。比起这些，更危险的一个问题是，一些人以教会无法许可的方式寻求精神世界的提升。

教会打击的那些异端总是相信他们是在实践基督的教导，即使和教会的代表所宣称的真理相冲突。然而从教会的观点来看，异端信徒信奉任何被教宗直接或间接谴责的信条，或者是面对证明他们错误的证据的时候，他们依旧拒绝听从教会的教导并且坚持他们自己信仰。无论异端信徒的信仰有多么真诚，这都被视作摧毁真正的信仰的恶魔所为。他们就是在基督肢体中传播感染与疾病的主要源头。

异端并不单单是地中海地区的现象，然而，毫无疑问，对西部异端最重要的影响来自其与东部的联系。12世纪异端本质的变化就是这种联系的体现。11世纪，异端表现为远离现实世界，并且过基督教导的赤贫的生活。由贡都尔夫所领导的一群意大利人就很好地诠释了这种行为。贡都尔夫和他的追随者拒绝承认教会财产的合法性以及所有教会礼仪的外在象征——铃铛、焚香和圣坛。他们否认圣礼，尤其是洗礼，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人们过着义人的生活，那么洗礼完全是流于表面的累赘。而如果生活堕落，那么罪人在接受洗礼之后，也不会使其生命得到提升。他们依靠简单的手工劳动生活。以皮埃蒙特的蒙福尔城堡为中心的另一群人，其信徒中既有普罗大众，亦有地方贵族，他们同样表达了对官方教会结构和教条的失望。他们认为，罪的赦免，不应当成为教士的特权。他们否认罗马教宗的权威性，支持其领导者杰拉德。在城市中，这种新型的“清教徒”有破坏性更大的后果。帕塔里尼派，即米兰的“拾荒者”，其领导者埃勒姆巴尔德出身于一个小骑士家庭。在他的领导下，这一派别在1056—1075年间对米兰城的和平构成了巨大威胁。他们不仅攻击圣安布罗斯大教堂的教士腐败和道德沦丧，还建立了自己的教堂，在那里，独身教士为人们提供他们需要的灵性方面的服务。帕塔里尼派最初获得了改革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如格里高利七世和彼得·达米安的支持。事实上他们以过于热情的方式关心的那些问题，同样也是改革派教宗所考虑的。但是他们日益增多的暴力行为使大众改变了对他们的看法，转而反对他们。埃勒姆巴尔德最终被他的对手谋杀，很多该派信徒从米兰逃离。教宗为了增加其自身在米兰教士间的影响，放弃了对他们的支持，转而支持逐渐出现的新的改革派教士。无论是米兰的帕塔里尼派还是后来传播到其他城市，如布雷西亚、克雷莫纳和皮亚琴察的帕塔里尼派，虽然他们的主张，从严格意义上讲，从来都没有超过教会的改革会议决议的范畴，但是他们行动的狂热性导致他们被视为异端，因为他们质疑了教会作为规范教士行为的唯一权威，并且声称世俗人士有权反对错误的教会法，这些都是教会无法容忍的。然而帕塔里尼派对教会的攻击为12世纪异端的发展埋下了隐患。相较于那些满足于在相对避世的地方依照福音的教导来生活的小团体，12世纪广泛传播且公开的布道挑战了教会的基础信条。这些运动的中心在意大利北部和朗格多克地区。这其中的一些派别，如里昂地区的瓦尔多派和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卑微者派都有悠久的历史。卑微者派的信徒多为纺织工人，而彼得·瓦尔多的很多信徒则是商人。他们散尽家财，过一种贫穷的生活。

12世纪中期，出现了两位略有不同的、非常活跃的人物：布鲁伊的彼得和修士亨利非常活跃。他们的教导显示出了比人们所提出的使徒般的简朴生活更加极端的特征。修士亨利先是在法国北部地区活动，然后于1145年到达图卢兹伯爵的领地，宣讲不举行圣礼的云游教士的合法性，以及取消弥撒的必要性。他的教导在很大程度上和布鲁伊的彼得相似，然而，他们这样的培特罗布西派对教堂建筑、信仰的外在表达以及为已故之人祈祷等诸多宗教实践的谴责，都清楚地显示了其与东地中海异端传统的联系，尤其是鲍格米尔派(Bogomil)的影响。

对拜占庭的神学家而言，教士鲍格米勒的信徒不过是“肮脏的摩尼教徒”，也就是4世纪的异端摩尼教的后继者。摩尼教导人们，一共有两个创世的源泉，即善与恶，而尘世的所有生物都是恶的作品。被囚禁在肉体的牢笼中的人的精神只有在人死的时候才能获得自由，而人在世的唯一目的就是努力从物质世界的恶中逃离。鲍格米勒派明显属于这种二元论传统，但其在保加利亚和巴尔干半岛北部的信徒同样抵抗君士坦丁堡教会的权威，以及随着巴西尔二世的征服战争不断落入拜占庭控制地区的不断增加的希腊语教士。鲍格米勒派远非一些现代希腊历史学家所主张的“民族主义抵抗”。10世纪，东正教教士科斯马斯所对鲍格米勒的宗教实践记录表明，这些宗教实践给东正教教会机构以及它最根本的教条都带来了挑战。道成肉身不过是一种错误的信仰，因为基督怎么可能将自己化身成一种完全恶的东西呢？因此随之而来的就是救赎同样是无效的，圣礼也是，因为这些过程中所使用的东西——酒、面包和水从本质上都是被污染的。二元论者对教会和它的神圣容器——圣像、圣画和十字架本身都毫不关心。他们实践一种简单的信仰，仅仅以主祷文作为其唯一的祈求，并且相互进行某种形式的忏悔。

正是这种带着对教会组织的批判的二元论宇宙观表明了各个运动，诸如培特罗布西派、修士亨利的追随者以及影响最广泛的清洁派与东部的异端传统之间的联系。罗马教会面对着巨大的挑战，因为这些不可接受的信仰正在通过不能接受的方式传播。云游布道者将这些异端带到了那些尚未建立教区的地区，以及那些土地所有权过于破碎以至于平信徒与教士之间无法形成基本庇护联系的地区。清洁派的“完人”避免食用所有通过生殖活动制造的食物，其生活极端正直且贫穷。这些人的存在是对当时教士世俗化的鲜活批判，也是对教会无法在其布道过程中传播信仰的见证。无论异端在哪里出现，都是正统教会有所缺陷的例证。在地中海东部，坚持希腊语作为仪式语言使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语民族逐渐远离东部教会；在朗格多克，人们对教会的反对主要是针对长期不在教区的教士个人，如纳博讷大主教，在1190—1212年都不在他的教区；另一种反对情绪爆发于那些世俗教育发达而教士教育落后的地区。但是异端同样是一种社会变动的信号。信仰异端的商人和新的城镇领袖，都是准备好要和传统决裂的人，并且质疑当前权威存在的基础。他们在政治权威衰退的地区(意大利、图卢兹领地)势力强大，而在巴尔干地区的势力稍小。图卢兹地区在伯爵雷蒙四世离开前去参加第一次十字军的时候，就进入了异端政治冲突的时期，而事实上在巴尔干地区，拜占庭的政治权力从未像君士坦丁堡的宣传的那样稳固。

西部教会对异端的回应，首先是调集力量进行说服。到12世纪80年代，朗格多克官方正式对异端团体进行定罪。纳博讷大主教伯尔纳·戈塞林在对韦尔多派异端进行了一次询问之后，针对这些人的信仰活动颁布了一份并无实际效果的谴责令；蒙彼利埃的威廉三世则表达了他对异端的反对；在阿拉贡，阿方索二世和佩德罗二世分别于1192年和1194年颁布了禁止异端的法令。米兰大主教摧毁了一座异端学校，这座学校在12世纪90年代非常活跃。教宗最终于1184年开始领导反对异端，颁布了谕令，坚持主教在关于异端的所有事务中有审判权，并且要求当有人在教区内报告异端活动或者怀疑异端活动时，主教应当在教区内建立相关机构进行询问。同时，教宗要求世俗统治者要协助主教进行上述活动。其长远的影响就是使正统教会开始意识到，他们需要组织正统教士共同努力对大众进行再教育。12世纪早期的西多会修士，包括圣伯纳德在法国南部地区非常活跃，但是直到13世纪多明我修会和规模程度都稍逊一筹的方济各修会开始他们广泛的传教活动，教会才在解决那些以城市为基地的异端问题上取得进展。异端在公元1200年以后的持续存在，尤其是在朗格多克的农村地区，需要一些更加严厉的办法处理——宗教裁判所和军事镇压。

拉丁基督教的扩张：西班牙——一个边疆社会

宗教上的差异在基督教国家内部引发了紧张情绪，但从11世纪开始，圣战，也就是一场针对信仰上的敌人的正义战争，这一概念越来越频繁地被援引，以使针对非信仰者的攻击合法化。从西班牙到圣地，基督教势力在穆斯林世界的扩张是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而且这是基督教社会和穆斯林社会内部深远的结构变化的反映，同时也是这种变化的催化剂。

在西班牙，“再征服运动”一直被视作单纯的政治术语，用来描述这个军事扩张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基督教诸国王满怀着十字军的热情，不屈不挠且不可避免地领导了对西班牙南部的穆斯林王国的征服。实际上，无论是过程还是最终的结果都复杂得多。到1200年，穆斯林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许多地区的统治走到了尽头，但是伊斯兰文明在伊比利亚半岛人民的生活中的影响无处不在。尽管十字军的意识形态在西班牙社会的骑士精英阶层中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导致再征服运动的首要动力来自其他方面。

伊比利亚半岛的历史发展可以用“边疆经历”这个术语来准确地阐释，即在这里，人口超过地理环境的承载能力，迫使其走上殖民和对外移民的道路。人力资源的不足导致社会约束和习俗的松弛，对杰出军事将领的需求则促使一些出身卑微的人掌握了权力。这是一个一夜之间就可以造就英雄的时代，例如著名的熙德(约1043—1099年)。

10—11世纪基督教势力的分布可以清楚地反映地理条件的决定性地位。两个基督教王国分别位于半岛的西北部和西班牙中心大高原的东南部。阿斯图里亚斯王国的宫廷由国王奥多尼奥二世于914年迁往莱昂，新的首都位于加利西亚到阿斯图里亚斯的道路与从杜罗河到埃布罗河的道路交汇点。从这里，莱昂国王可以抵御来自南部的穆斯林的入侵。10世纪中期，在伯爵费尔南·冈萨雷斯统治时期，卡斯蒂利亚从莱昂分离出来并组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另一个基督教的权力中心在大高原的东边，比利牛斯山山麓地区。从加洛林王朝的边区中形成了一些强大统治者治下的稳定政权：纳瓦尔、阿拉贡(1035年之前是王国)，以及位于地中海沿岸、巴塞罗那伯爵领导下扩张的加泰罗尼亚地区。阿斯图里亚斯和加利西亚的人们将穆斯林赶到了杜罗河及以南地区，这是他们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到1085年，卡斯蒂利亚王国的领土已经到达了塔古斯河畔；而在12世纪初，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在埃布罗河流域已经建立了稳固的统治。

在这一时期，基督徒和穆斯林的领土之间并没有确定的边界。权力建立在占据要塞以及对支离破碎的穆斯林小政权征税的基础上。这些小政权继承自强大的科尔多瓦哈里发穆斯林政权。这些小国内部相互争斗，很容易成为周边基督徒国王所使用的被恰当地称作“敲诈保护金体系”的牺牲者。当时出现了一种叫作平等税(parias)的费用，这种费用就是穆斯林小国向基督教王国支付一定数量的金钱，以在对抗自己穆斯林对手的时候获取军事帮助。这种平等税成了基督教国王的一项常规收入；阿方索六世从格拉纳达的统治者阿卜杜勒那里曾经一次性征收总计3万第纳尔以及额外的每年1万第纳尔作为平等税。

这种依靠敲诈而获利颇丰的体系能够成功运作主要依赖两个因素：这些穆斯林小君主无力在穆斯林内部形成长久的同盟，同时基督教力量成功地巩固了他们所获取的领土。定居在免受穆斯林侵扰地区的基督徒居民的存在，为抵御穆斯林的反击提供了必要的防御措施。10世纪“莫扎勒布”，也就是阿拉伯化的基督徒移民，在伊比利亚半岛北部的定居，以及随后鼓励比利牛斯山以北的人来此殖民的措施，为巩固基督徒进攻的成果提供了必要的人口。西班牙的诸国王鼓励他们在比较危险的区域定居。作为代价，农村地区的土地制度主要是自由持有。城市享有各种特许状，这些特许状赋予了这些人高度的自治权。在很多地区，中小地产占据主导地位。这些中小地主的活动甚少受到封建制度的制约，他们甚至经常自己挑选领主。中央高原占主导地位的畜牧业对牧地的需求为领土的扩张提供了更多的借口。这些定居者也对保证他们自己的安全，免遭外来攻击有浓厚的兴趣。在城镇中建造安全的避难设施也是非常重要的。新占领的城市，如萨拉曼卡、瓜达拉哈拉和阿维拉(这个城市有坚固的花岗岩城墙和88座防御塔)都是由其定居者自己控制的，他们的城镇特许状反映了组织防御和进攻的重要性。这些城镇通常都有非常详细的说明，明确城镇的民兵组织，城镇军事力量的指挥机构，贵族阶层服役的义务以及战利品的分配。在像西班牙这种边疆社会中，财富可以通过劫掠的收益积累，那些出身卑微的人很渴望加入骑士(caballeros)的队伍中，这些骑士因其作战英勇而获得其地位，而非因出身或是拥有次级贵族(hidalgos)之类地位而高贵。那些出身低下的人享受着和低等贵族出身的人相同的地位。

11世纪末期，这个基督徒社会的坚韧程度面临严峻挑战。在1085年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六世的军队占领托莱多之后发生的事件，表明了作为胜利者的基督徒，对战败的穆斯林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据传在其王后的鼓动下，他将托莱多城中的大清真寺改为了基督教堂，而对莫扎勒布为穆斯林市民提出的宗教宽容的提案置之不理。至此，塔古斯河以北的所有土地都在基督徒的控制之下。从比利牛斯山以北来的军队将这种征服的希冀变为现实，但是他们也将自己的态度以及偏见带到了这一地区。在克吕尼派修士的鼓动下，当地莫扎勒布的仪式被禁止了，取而代之的是罗马的仪式。他们还鼓动西班牙的诸国王将自己视作教宗的封臣，并鼓动他们随时准备摧毁被认为是不正确的宗教实践，或者在为信仰而非仅为土地发动的战争中承担领袖的责任。根据后来阿拉伯编年史作者马卡里的描述，在这种沉重的宗教氛围中，“阿拉贡和纳瓦尔的国王‘战士’阿方索一世派出使者……召集所有的基督教国家参与并帮助他”继续征服埃布罗河流域的其他城镇。计划对萨拉戈萨的攻击是1181年图卢兹一次大公会议的主要议题。在这次大公会议上，贝阿恩的加斯东、比奥格尔的琴图洛、卡尔卡松子爵这样的重要领主讨论对这座城市的围攻计划，他们此前都参加了在圣地的战斗。教宗格拉西乌斯二世赦免了所有参加战斗的人的罪。此后教宗尤金三世于1148年修正了十字军运动的谕令，认定西班牙为十字军运动的合法区域。由此，十字军运动在12世纪的伊比利亚半岛全面展开。这里出现了模仿圣地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军事修道团：1158年的卡拉特拉瓦骑士团和1175年得到教宗认可的圣地亚哥骑士团。教宗鼓励西班牙的骑士在自己的家园打击异教徒，而不是背上十字架前往东方。

在穆斯林之间，也出现了类似的宗教上强硬化的倾向。在托莱多沦陷之后，塞维利亚的穆尔台米德向北非穆拉比特的统治者求援，要求一起抵抗阿方索六世。这些新的军队帮助抵挡了基督徒前进的脚步，但是他们还带来了一种更为严肃和好战的穆斯林意识形态。这是对文化丰富却虚弱无力的分裂王国统治者的妥协政策的鲜活批判，也是对“圣战”观念强有力的宣传。穆拉比特及后来者阿尔穆哈德人在12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控制了穆斯林西班牙地区，并且压制了基督徒的军队。直到托莱多大主教罗德里格·希梅内斯在意大利、法兰西北部、德意志和普罗旺斯鼓动了一次十字军之后，大量的基督徒军队才在1212年的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战役中给予阿尔摩哈德人致命的打击。

宗教态度的极端化对于西班牙本土的传统贻害颇深，但是伊比利亚半岛仍然提供了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文化交流的绝佳场所。在意大利人克雷莫纳的杰拉德(1114—1187年)的领导下，托莱多出现了一所影响深远的翻译学校，这所学校吸引了来自全欧洲的学者。这里的学者翻译活动的主要领域是科学和数学著作，例如穆斯林科学家阿威罗伊(1126—1198年)的著作。这些译作中保留了很多希腊知识，而这些知识此前在西欧早已失传。在杰出的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可敬者”彼得于1141年到西班牙游历时，他委托一个翻译团队将《古兰经》和其他一些较短的穆斯林文献从阿拉伯语翻译为拉丁语，这个团队反映了托莱多学者的世界性：很可能来自拉特兰的凯顿的英国人罗伯特；来自巴尔干北部地区的赫尔曼；来自托莱多的彼得是一名莫扎拉布；还有一位来自托莱多的穆斯林穆罕默德。他们将提供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可以为在学术上驳斥穆斯林信仰提供弹药，而且还增进了西欧的神学家对伊斯兰教的理解，将他们从那些传说的深渊和已经失去活力且千篇一律的猜想中解救出来。犹太学者同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可以在拉丁语、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著作间自由穿梭，并且经常在翻译的过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一些杰出的学者为这一时期的文化成就添上了犹太文化的独特一章，如摩西·麦蒙尼德(1135—1204年)，他可能是《摩西五经》最伟大的评注者。在相对次要的层面上，彼得·阿方索(即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莫瑟斯·塞法迪)在他的著作中将很多东方的传说故事传到西欧，乔叟和薄伽丘都从他的故事中获取了灵感。中世纪的人们所熟知的很多乐器都来自摩尔人。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冲突与交流不仅为中世纪欧洲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发展提供了动力，而且推动了其想象力的发展。

意大利南部：同化的政治

10世纪，意大利和平的威胁来自穆斯林的劫掠。克雷莫纳主教利乌特普兰德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由于进攻可能来自法拉科西内(位于法国西南部的中世纪村落)的萨拉森人，也有可能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因此情况更加危险，“以至于来自西边和北边的人们进入罗马之前，几乎必然会被这些人扣押，并且只有在支付大笔赎金之后才可能获释从而进入罗马，前往使徒门前进行祈祷”。伦巴德、拜占庭和教宗的联合军队在915年成功地将萨拉森人的威胁从加里利亚诺河河口地区清除，萨拉森人在法拉科西内的基地亦于973年被摧毁。但是萨拉森人对意大利南部地区的威胁并未消除，当地贵族亦无力将其赶出该地区，这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干涉提供了理由。982年，奥托二世从萨勒诺南征，并且声称他是来“保卫基督徒”的。这场战争最终以灾难收场：年轻的皇帝的军队在塔兰托被打败，次年他在罗马去世。这为北方军队的进一步干涉提供了机会。

日后关于这一事件的传说性的历史记录，模糊了诺曼雇佣军来到南意大利的背景，但是他们涉入这一地区的政治，又一次证明了当地的政权无法保证本地的安全。拜占庭占领地区的城市(如巴里)发生了针对其距离遥远的政府(即拜占庭)在当地的代表的反叛(而中央政府本身的注意力正集中在对保加利亚的战争上)；伦巴德地区的王公为了穆斯林侵袭这一经常存在的危险争论不休。这两个因素为骑士团体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而这些骑士都仅仅忠于自己的领主。诺曼骑士于1016年[3]出现在加里利亚诺河以南地区，最早仅仅是“卖命的”：一些来自诺曼底地区不太显赫家族的骑士，他们将为任何分给他们一部分战利品的人作战。然而很快他们拥有了获得永久性回报的可能性。诺曼骑士雷纳夫于1030年成为阿夫萨伯爵，这也标志着诺曼人在这一地区的永久性定居。最为著名的冒险家是奥特维尔兄弟。他们证明了军事才能和外交技巧在一个时刻准备着战争的社会(如西班牙)中可以带来怎样的回报。奥特维尔在一支300人的诺曼军队中参加了1038年拜占庭对西西里的失败的进攻。当发现他们暂时无法劫掠阿拉伯酋长囤积的财富的时候，许多诺曼人加入了君士坦丁堡皇帝的军队；另一些人，包括奥特维尔兄弟，则转而向他们之前的雇主开战，并且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在这个阶段，他们还保持着一丁点对当地贵族的忠诚。威廉·德·奥特维尔于1042年当选为诺曼伯爵，承认伦巴德贵族萨勒诺的盖马尔为领主，而他的同父异母兄弟罗贝尔·吉斯卡尔则冒险与强大的伦巴德女王公希塞勒加塔结婚。但是诺曼人能够从相互冲突的权力争夺中获益的特点很快显现出来。

1047年在卡普阿召开了一次有皇帝亨利三世参加的会议，诺曼人对意大利南部地区的权利与财富的主张得到认可。尽管这一行为意图强调帝国对意大利进行安排的权力，但事实上这在法理上承认了诺曼人在这一地区的领地的存在，并且漠视了那些被诺曼人夺取土地的领主的权益。教宗则担心这个危险的外来者会与帝国结盟，因此被迫对其予以承认。教宗利奥九世(1049—1054年在位)一度希望能够利用复杂的局势重新获得教宗长期主张的贝内文托地区。但是他的军队在1053年的奇维塔特战役中被诺曼人极不光彩地打败，六年之后，教宗尼古拉二世在梅尔菲会议上承认阿夫萨的理查德(雷纳夫的侄子)为卡普阿的领主，并且承认罗贝尔·吉斯卡尔为阿普里亚、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在当时基督徒控制该岛几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的领主。实际上直到三十年以后，罗贝尔的弟弟“大伯爵”罗吉尔才完全控制西西里，尽管主要城市巴勒莫已经于1072年易手，陶尔米纳酋长国于1079年沦陷。

两大事件标志着诺曼人的权力在意大利南部地区的最终建立，以及重要的新联盟的形成，其影响波及整个地中海地区。1080年，皇帝亨利四世为了获得罗贝尔·吉斯卡尔在反对教宗问题上的支持，向其提供帝国圣职授受权作为回报，但罗贝尔·吉斯卡尔并未向他宣誓效忠，相反却宣誓效忠于教宗格里高利七世。1130年，罗吉尔二世加冕为“西西里国王、阿普里亚公爵和卡普阿公国领主”。在政治上，教宗的承认意义不大；诺曼人依旧以其利益为主导。1085年，教宗格里高利七世向诺曼军队请求帮助，对抗向罗马进军的帝国军队。结果他引狼入室，导致罗马城被他们洗劫。之后教宗发现自己实际上成了诺曼人的囚徒。但是从意识形态角度讲，教宗将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土地授予诺曼首领是后者获得国际认可的重要步骤。建立一个王国是他们从默默无闻到成为贵族这一过程的最终步骤。诺曼权力在南意大利“不可遏制的崛起”这一事实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骑士们在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尽管这确实是重要原因。但只有他们最重要的财富——西西里岛被他们牢牢控制之后，他们的未来才有了保障；正是在这场对异教徒的胜利中，教会的支持为诺曼人提供了他们梦寐以求的高贵身份。11世纪80年代由罗贝尔·吉斯卡尔及其儿子塔兰托的博厄蒙德所领导的在巴尔干对抗拜占庭的战争，进一步确立了他们作为信仰先锋在当时人心中的地位。这场战争也被视作与分裂教会的希腊人进行的正当的战争。意大利的诺曼人和教宗之间的“特殊关系”偶尔也会出现危机，但是他们都怀有改革教会和传播信仰的热情，这使西西里在1095年第一次十字军中成为必然的兵源地。对于像博厄蒙德这样的人而言，由于他们在意大利的继承权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所以在东方获得土地的可能性以及能够为基督教世界而战的机会，这两者都使得参加十字军成为他们难以抗拒的选择。

与西班牙的情况不同，诺曼人并没有带来移民。他们成了凌驾于伦巴德、拜占庭和穆斯林的农奴、行政人员和教士之上的统治精英，虽然这些人依然有着其他领主和传统的记忆。最早一批诺曼定居者并没有将其政治文化传统强加于他们征服的地区，而是将之与当地的政治文化传统相融合。尽管拉丁教会发展稳定，尤其是通过将很多希腊修道院的财产赠给拉丁修道院，但是其他信仰也同时存在。这些新来者并不把自己称为诺曼人。他们的国王被称作“西西里人的国王”。这样，诺曼统治者就把自己置于地中海最有权势的基督教统治者——拜占庭皇帝的庇荫下。他们的专断的统治、呆板的仪式和垄断的国家经济管理都沿袭了希腊的传统。国家许多行政机构都有拜占庭或者伊斯兰的源头，尽管其中有很多明显的诺曼式官职，例如最高司法官(justiciar)、司宫(chamberlain)和治安官(constable)，但是他们背后的王权所拥有的无处不在的权力，在当时欧洲北部地区是没有的。

正是这种有着东方色彩的统治影响着当时的西西里文化，并且必须指出的是，这使其统治者在来自北方的人和东方的人看来都不是猜忌而是崇拜的对象。穆斯林作家伊本·朱拜尔在1184年惊讶于他在巴勒莫发现的担任高级职务和任职于宫廷的穆斯林之多，并且指出他们可以自由地保留自己的信仰。这些国王都资助来自东方的学者：伟大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伊德里斯为了纪念罗吉尔二世写了《国王罗吉尔之书》；希腊学者尤金尼奥斯将托勒密的《光学》从阿拉伯语翻译为拉丁文；还有一位叫亨利的学者，人们以苏格拉底在叙拉古的学生亚利斯提普之名赞誉他。他将柏拉图的希腊语著作《美诺篇》和《斐多篇》翻译为拉丁语。后两位学者都在威廉一世(1154—1166年在位)的宫廷中任职。当很多人都涌到萨勒诺的欧洲顶尖医学院学习的时候，也有一些人到阿普里亚学习希腊哲学，例如12世纪著名的英国学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这个国家文化上的多样性在其历史遗迹中也可见一斑：从巴勒莫王宫教堂的阿拉伯式的屋顶到博厄蒙德位于普利亚区卡诺萨形似穆斯林圣墓的陵墓；从切法卢大教堂后殿雄伟的东正教样式的耶稣全能像到巴里的圣尼古拉教堂，这座在意大利人埃利亚斯(拉卡瓦修道院院长)指挥下建造的教堂充满了鲜明的伦巴德建筑元素。

诺曼扩张如果依照其内在逻辑继续下去，会不会推动他们征服整个拜占庭帝国，这仍充满争议。但是尽管西西里人不断掠夺巴尔干半岛沿岸(1147年发生了臭名昭著的绑架希腊底比斯丝绸手工者的事件)，还有因占领拜占庭帝国在南意大利的土地所引发的与拜占庭帝国持续的敌对状态，但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他们有全面攻击拜占庭帝国的计划。他们也没有积极参加十字军在近东与伊斯兰国家的作战。他们更喜欢从日益增加的奢侈品贸易中获取丰厚的利润，这依赖于北非和埃及的大港口，因此他们和临近的阿拉伯国家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他们偶尔向拜占庭帝国表示友好，成功地平衡了对教宗的支持，并且通过联姻与欧洲国家，如卡斯蒂利亚、纳瓦尔乃至英格兰，建立友好关系。但也正是这种国际层面上的外交政策导致了西西里的诺曼王朝的衰落。威廉二世，由于没有合法的男性继承人，遂将其姑姑康斯坦斯嫁给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的儿子亨利六世，这一举动遭到很多传统诺曼家族的反感，并且在1189年威廉去世后引发了内战。亨利以争取其妻子的继承权为理由南征。经过惨烈的战争，最终他于1194年在巴勒莫加冕为西西里国王。王国的财富现在被用于霍亨斯陶芬家族保持其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力，而西西里王国则成了教宗和皇帝之间国际政治游戏的一颗棋子。

十字军控制下的巴勒斯坦：殖民经验

1095年，教宗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给第一次十字军布道。四年后，耶路撒冷城陷落了。西欧人征服之迅速保证了这次扩张行动的成功。尽管拜占庭对参加十字军的许多战士的桀骜不驯有所担心，但无论从任何角度，他们都相当赞同十字军的目标。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穆斯林国家都无力阻止数千不屈不挠的十字军战士抵达圣地。最早出发的一批人，由“隐士”皮埃尔和戈蒂埃·桑斯-阿沃尔带领，被称作平民十字军。他们在通过巴尔干半岛时一路打家劫舍，于1096年晚秋时节到达君士坦丁堡。他们坚持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到达比提尼亚，在那里他们立即遭遇突厥人，并大败而归。由西欧经验丰富的贵族所领导的军队则更为小心。他们在君士坦丁堡集合所有的部队，之后才穿越小亚细亚半岛。拜占庭迫切希望充分利用这些经过战火洗礼的骑士。在这些十字军领袖于1096—1097年在君士坦丁堡过冬期间，他们之间达成了很多相互提供帮助的协议。一些西欧的军事领袖向皇帝宣誓效忠，因为拜占庭人也非常熟悉他们所说的“拉丁人惯例的誓言”。然而毫无疑问，阿莱克修斯一世和圣吉勒的雷蒙(即图卢兹伯爵雷蒙四世)达成了某种协议，商定拜占庭军队在十字军穿越安纳托利亚高原的时候提供支持，作为回报，十字军在征服帝国原来的领土之后，需要将其交还给拜占庭帝国。

第一次十字军运动的转折点是安条克围城战。十字军从1097年10月21日开始围城，一直到1098年6月3日；随后伊斯兰军队从伊拉克行军前来，将十字军围城军队包围。可怕的物资匮乏折磨着这些刚刚从横穿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远征中幸存下来的人，食物和饮用水严重短缺，目击者记载了那些出身卑微的士兵和曾经的骑士(这些骑士既失去了马匹，也失去了重新获得马匹的手段，这等于失去其社会地位和金钱)的野蛮行径，其中甚至有吃人的暴行。圣吉勒的雷蒙的牧师阿吉尔的雷蒙谴责军中纪律废弛的生活，因为这使远征处于危险的境地，同时他生动地描述了教士指挥的赎罪行伍和禁食活动。在这种极度激昂的情绪氛围中，6月15日传来了令人兴奋的消息：有人发现了据信是刺进耶稣肋部的圣枪。幻象和迷梦指引着皮埃尔·巴托罗缪和瓦伦斯的斯蒂芬找到了藏有圣枪的地方，随后类似的精神体验在军中传播。6月底他们终于击败了穆斯林的包围军队，很多人都说看见有圣徒骑着白马在空中领导他们的进攻。基督亲自在幻象中现身，斥责他们在继续征服耶路撒冷过程中的拖延。这些筋疲力尽的十字军战士似乎从这些报告中获得了新的决心，想要继续前行。并且在底层战士中，弥漫着迫不及待继续行军的情绪。然而，圣吉勒的雷蒙和塔兰托的博厄蒙德因是否应当将安条克的控制权交还给拜占庭帝国爆发了激烈冲突，这导致军事行动被推迟。结果博厄蒙德将这份战利品窃为己有。他并没有将安条克的控制权交给拜占庭皇帝的代表，其理由是，由于得到十字军在城外将要被全歼的错误情报，皇帝阿莱克修斯撤回了他的军队，并且准备返回君士坦丁堡。博厄蒙德坚持认为这场背叛使任何同盟条约都变得无效。拜占庭在意识到博厄蒙德无意放弃他的战利品时，笼统地给拉丁人，尤其是博厄蒙德本人贴上不守信的标签。这种“欺诈”行为很快就恶化了拉丁-拜占庭之间的关系。

圣吉勒的雷蒙最早带领一批军队出发继续南征。这对解决十字军的僵局十分重要。他或许已经意识到，与其在安条克逗留，进行毫无成果的权力争夺，不如继续投身于圣战理想的行为，从而获益更多。他的军队沿着巴勒斯坦沿海地区迅速前进，避免漫长的围城，收到当地穆斯林统治者的金钱之后就和平离开，继续前进。1099年6月初，十字军军队在耶路撒冷城外扎营，在短暂的围城之后，7月15日耶路撒冷沦陷，十字军士兵在城中大肆屠杀犹太人和穆斯林居民。

现在基督徒控制了耶路撒冷；但是十字军将何去何从呢？包括法兰西国王的弟弟韦芒杜瓦的休、诺曼底的罗贝尔(即罗贝尔二世)和佛兰德斯的罗贝尔等贵族在内，很多人认为他们的誓言已经实现，于是带着很多作战经验丰富的士兵走上归途，这些士兵成功地从艰苦的长征中幸存下来。但对其他人而言，在圣地定居并且享受在西欧不可能获得的社会地位更具吸引力。但是这里的新政府如何组织呢？西班牙和意大利南部地区的行政系统中可以任用很多穆斯林和希腊人专家，与这两地不同，在圣地政府中雇佣穆斯林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实上，除了拉丁基督徒和与之结盟的叙利亚与亚美尼亚的基督徒，所有人都被视作潜在的敌人。耶路撒冷王国和与之相连的艾德萨、安条克和的黎波里实际上都是后来殖民地的早期形式。征服者的习俗、价值观和服饰都被强加于当地居民身上。他们的新家园总是被西欧人称为海外领地。这表明对很多同时代人而言，巴勒斯坦的十字军国家尽管受到诸多东方文化的影响，但它们仍然被视作西方社会的延伸。而且他们在东方组织的国家可以提供一种有趣的视角，以发掘他们所认为更好的政府形式。

君主制或许是最显而易见的组织形式，但是耶路撒冷的新政权统治者的设计存在很多问题。阿吉尔的雷蒙记载道，尽管一些很有影响的贵族将王冠给予他的领主圣吉勒的雷蒙，但是被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基督在耶路撒冷以“犹太人之王”的名义被钉上十字架并被加以荆冠，他自己不配在这座城中加冕为王。随后，在一次伴随着阴谋诡计的不甚清楚的选举之后，布永的戈德弗鲁瓦被任命为统治者，享有“圣墓保护者”的头衔，很多后世的历史学家，如出生于巴勒斯坦的伟大历史学家提尔的威廉就认为他是耶路撒冷的第一位国王。这个新统治者和其他十字军国家的关系同样不甚清楚。戈德弗鲁瓦的弟弟鲍德温在十字军期间在艾德萨建立了一个伯爵领。戈德弗鲁瓦去世之后，鲍德温被加冕为国王，他将艾德萨变为王室的一块封地，由耶路撒冷国王分封出去，但是安条克和的黎波里伯爵领一直保持着更独立于王国的地位。只有在它们的领主被俘、太年幼无法有效统治以及女领主统治(不能领导军队)时，耶路撒冷的国王才能够在这些地区施加影响力。国王无疑是王国内这些新贵的封建领主，因为是他授予这些贵族封建权利，无论是土地抑或税收。由于在王国内安全且富饶的土地供应永远不足，国王更多地授予金钱。新近的研究表明，耶路撒冷国王在12世纪中期以前都享有非常大的权力。他是战时的总司令，在犹地亚和撒马利亚占有大片领地，垄断着染色业、制革业、捕鱼业和炼铜业，并且从关税和对商业活动以及朝圣之路征收的各种过路税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但从12世纪中期起，各种问题开始显现。定居东方的第一次十字军参与者的后代现在有时间巩固他们的领地，并且通过婚姻形成了明显的贵族“阶层”。从西欧新来的人发现他们很难立足，而且国王为了说服人们留下来保卫王国而将自己的土地大量分封，使得国王自己的土地大为减少。那些出生于东方的人对于后来参加扩张活动的西方人(如1147年第二次十字军的骑士)敌意日益增长。12世纪后半期，国王的权威因贵族的叛乱和大地主逐渐增强的独立趋势而进一步削弱。12世纪80年代在面临阿拉伯进攻的危险时期，围绕王位的继承而发生的残酷的派系斗争愈发严重地削弱了王国的实力。

正如耶路撒冷国王的地位与西方国王的地位类似一样，王国的其他机构也和西方有很多相似之处。正如所有的殖民地一样，征服者将自己的宗教机构也带到这里。拉丁教士在城市落入十字军之手时，就立即进入市内。1099年，一位拉丁主教急匆匆地在耶路撒冷设立了教座。希腊主教的回归遭到了拒绝，这是引发拜占庭敌意的另一个因素。修道团体也随之而来。新来的统治者允许叙利亚基督徒保留他们的教士，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进入那些神圣的场所，例如耶路撒冷的圣墓大教堂。但是和意大利南部与西班牙一样，在东方这些拉丁王国中，拉丁教会享有最高地位。然而这里的教会并不是克吕尼改革之后的欧洲教会。耶路撒冷的国王们在高级教士的选任上比当时的西欧统治者能够施加更大的影响。罗马与圣地之间遥远的距离，使教宗几乎不可能在这些地区施加很大的影响；同时，也需要支持国王，因为是国王负责保护圣地、保障每年复活节前来东方朝圣的船只的安全，这也使教宗很难对那些不符合教会法的宗教活动提出强有力的反对。

保护圣地是耶路撒冷的统治者最主要的任务。在这一领域，一些西欧的做法被引入圣地。军队以封建的形式组成，从国王处领受封地或者收入的人有义务在战时响应国王的号召。有经验的战士总是处于稀缺的状态。1100年，圣地可能只有大约300名骑士和大约1200名军士，王国的立法机构为了缓解这种状况制定了以下措施：允许妇女和其他后代继承土地，并且依此提供军事服役；禁止已经持有一块封土的骑士再次获得封土；当一块土地的主人回到欧洲并且一年零一天还未回来时，允许其他人迁居、耕种并且持有这块土地。圣地还见证了一种新的骑士形式的发展：军事修道团体的兄弟。施洗者圣约翰骑士团，即医院骑士团的前身，是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照顾前往耶路撒冷朝圣者的人们；圣拉撒路医护骑士团参与照顾麻风病人；圣殿骑士团和后来的骑士团，例如条顿骑士团和圣女蒙特瓦骑士团，则是战士的兄弟会。他们遵守修道誓言和纪律，献身于保护圣地的守卫活动中。如圣伯纳德这样有影响的教士认为修士使用武力并无不妥，他们是以“基督的战士”的身份进行作战的。军事修道团体守卫着圣地的各大城堡，他们在东方战争中积累的经验使他们成为王国防御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尽管他们并不完全服从命令。

在海外地区维持拉丁国家的权力存在很多困难，主要原因是几乎没有法兰克人居住在乡村地区。他们几乎全部定居在城市地区——除此之外，他们只在城堡要塞等少数地区居住。要巩固他们的权力就必须不断征战，1144年穆斯林军队占领埃德萨，并且阿拉伯军队在伟大的将领努尔丁、赞吉和萨拉丁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这使得拉丁王国的战斗越发困难。耶路撒冷王国几乎没有自己的船只。他们依靠意大利城邦的海军征服海岸城市，以及对抗强大的埃及海军，以保护贸易和朝圣之路。如我们所见，它不得不回报以一些特权。尽管很多时候这些外来的海军援助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意大利城邦和穆斯林国家之间获利颇丰的贸易，就意味着这些城邦在地中海东部的行动随时可能使自己的宗教利益和经济利益陷入互相冲突的境地。

第一耶路撒冷王国于1187年覆灭，然而很明显，在某种程度上从1099年法兰克人占领这座城市的那一刻起，基督徒在哈丁战役中迎来灾难性失败的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后世再未有第一次十字军运动那般的热情；耶路撒冷王国从诞生开始就一直在防御；这个王国的本质在于建立基督教对圣地的完全控制。结果是相应地在同样程度上引发了穆斯林异曲同工的想法：重新征服圣地是关乎荣誉的重要事务。但是，即便在重新征服耶路撒冷之后，“圣地问题”仍然在很多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领导者心目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13世纪，十字军的理想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尽管如此，基督徒统治圣地的旧梦想依然非常具有说服力。

长途贸易的兴起

东地中海地区拉丁王国的建立是国际贸易的重要推动力，但意大利从服务于地区性市场需求到覆盖远距离地区的国际贸易的商业活动扩张早在9世纪末就开始了。伦巴德平原北部的城市已经与远至英格兰的广大地区建立了联系。《城市荣誉指南》成书于10世纪末11世纪初，里面提供了大量早期意大利北部城市帕维亚贸易机构的详细内容。这份文件详细列举了针对各种商品的税收，其中包括马匹、奴隶、羊毛、亚麻、锡和刀剑，以及城中很多商人团体被授予进行贸易的通行证和权利。盎格鲁-撒克逊人不需要缴纳税费，但是作为回报，他们需要向主管贸易的当地官员提供礼物，诸如白银、猎犬、盾牌、长矛和刀剑等。而威尼斯商人为了免缴关税，向他们提供诸如丝绸和金钱等礼物，但同时还要和意大利南部城市萨勒诺、盖塔和阿玛尔菲的商人一样，给予当地官员香料和金钱等礼物。帕维亚政府官员的权力不仅仅在城中施展，上述文件中列举了这座城市在阿尔卑斯山山口的十处海关。只有那些前往罗马朝圣的人才可以被免除征税。这条路线上南部的城市也同样将其权力扩张至城外，如维切利、阿斯丁、维罗纳和克雷莫纳。

然而到了1000年前后，伦巴德地区主要的贸易城市变为了米兰。这其中有地理环境的因素，但最主要的推动力来自政治活动，如952年皇帝奥托一世将贸易的权利授予“圣安布罗斯的教会”。从这个很小的起点，米兰迅速成为意大利北部地区最主要的贸易城市，从贸易中获得的税收不仅成了民众的财富，而且成了外部政治势力对米兰进行政治干涉的一个原因。

更南部的城市则通过海上贸易积累财富。其中阿玛尔菲和威尼斯这两座城市早在公元1000年之前就开始了广泛的贸易活动。对于两地的繁荣，我们的很多证据都来自阿拉伯旅行家和地理学家的著作，因为这两座城市分享了穆斯林商业和贸易活动的利润。作家伊本·哈克尔在他977年的著作《诸王国及交通之书》中写道，阿玛尔菲是“伦巴德地区(这里指意大利南部地区)最为繁荣的城镇，也是最高贵、地位最杰出、最富裕和辉煌的城镇”。阿玛尔菲的繁荣建立在与穆斯林世界进行贸易的基础上。996年，据传有大约200名阿玛尔菲的商人在亚历山大里亚遭到攻击，因为此前一支准备攻击拜占庭的阿拉伯舰队在那里被烧毁。尽管这一数据有所夸张，但是反映了阿玛尔菲商人巨大的贸易规模。

在拜占庭帝国境内的贸易是威尼斯繁荣的基础，尽管威尼斯的商人早在9世纪就出没于亚历山大里亚地区，并且他们也是971年拜占庭皇帝约翰·齐米西斯谴责的对象，因为他们打算将武器卖给穆斯林。《城市荣誉指南》写道，威尼斯是“一个从不耕耘、播种或者收获葡萄的国家”。而且到9世纪末，他们控制了伦巴德波河流域大量地区和亚得里亚海沿岸的贸易。10世纪，他们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势力扩展到安科纳地区。在亚得里亚海另一边，威尼斯成为伊斯特利亚和达尔马提亚部分地区的保护国，帮助他们抵抗斯拉夫海盗的进攻。保护亚得里亚海的安全畅通一直是威尼斯的第一要务，因为它与东方以及意大利其他地区的贸易都要通过这条通道进行。不仅如此，达尔马提亚沿岸和一些小岛给威尼斯提供了谷物供养其人民，并且在11世纪以后为其提供木材以建造更大且更便宜的船只。威尼斯商人在君士坦丁堡日益增长的特权地位从10和11世纪的一系列帝国文件中可以反映出来。992年，巴西尔二世同意威尼斯的商品进入君士坦丁堡所缴纳的关税低于其他竞争对手(犹太人和伦巴德贸易商人，以及来自巴里和阿玛尔菲的商人)所应缴纳的关税。大约一个世纪之后，帝国皇帝将君士坦丁堡金角湾沿岸的一块黄金区域授予威尼斯商人从事贸易活动，并且免除他们在爱琴海各港口进行贸易的通行税和其他税种，但很可能没有免除他们在黑海的税务。威尼斯在东地中海地区海上的扩张通常归功于他们签订的这些条约。而这些条约和特权也成为拜占庭和威尼斯政治关系博弈的筹码，按照帝国意愿终止或者恢复。10世纪时威尼斯和帝国关系出现紧张局面的原因，多数情况下都是因为拜占庭富有技巧地操纵威尼斯的贸易权利，并且支持威尼斯的竞争对手，尤其是热那亚和比萨。1111年比萨商人同样被授予了他们在君士坦丁堡的货栈，并且帝国保证他们不会受到威尼斯人的攻击。12世纪60年代，比萨宣誓效忠拜占庭皇帝。各个贸易团体之间相互的敌意最终于12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城市中导致了一系列暴乱，并且在拜占庭帝国内部引发了不断增长的反对拉丁人的情绪。

威尼斯商人的野心的舞台是在东地中海地区的贸易扩张，而热那亚和比萨的商人则发展与北非穆斯林城市的有利可图的贸易。热那亚通过布日伊等港口向北非地区出口货物，其中主要包括布匹，即由伦巴德商人从米兰和帕维亚运来的厚粗棉布、来自西班牙和德意志的亚麻以及无纺棉，以及来自东方、经热那亚通过海上运输到北非的纺织与皮毛工业需要的染料、宝石、香水和香料。而热那亚商人则从北非进口皮毛产品、谷物和明矾(用于染布时调染料)。比萨同样在北非拥有贸易站。这两座城市和威尼斯一样在耶路撒冷都有利益，都获得了贸易的权利，并且在十字军从穆斯林手中夺取耶路撒冷之后获准在城市中建立社区，作为条件，它们要为十字军提供不可或缺的海上力量援助。

长途贸易并不仅仅局限于地中海的基督教世界。穆斯林作家兴奋地列出了出入于伊斯兰世界的商品，而穆斯林更加重视他们与东方的贸易，因为这方面的利润最为丰厚。伊本·哈克尔10世纪写到凯鲁万统治时马格里布是最大的城市。这个活跃的港口出口诸如丝绸、羊毛和混血女奴等商品，而位于从苏丹开始的商路尽头的西吉勒马萨则提供了巨额的通行税退税。

穆斯林和基督徒商人并不经常前往对方的土地进行贸易，在很多情况下，意大利商人承担了欧洲大陆和地中海沿岸之间的中转贸易商的功能。而犹太商人在整个地中海地区都特别活跃，尤其是在皮毛贸易和奴隶贸易上。9—10世纪拜占庭与东欧的斯拉夫人进行的战争，使得犹太人在凡尔登的奴隶市场能够提供丰富的奴隶资源。这些奴隶最终被卖往各哈里发政权。随后，犹太人开始将东方的奢侈品卖往西方，其贸易横跨基督教世界内部与穆斯林世界。

地中海地区长途贸易的发展需要新的商品融资、远航组织以及债务处理的方法。海上通道仍存在巨大的危险；很多商品的价值很高，这就需要一个支付体系，而不仅仅是依赖于实物交易或者大量货币的运输；商业关系的复杂性——中间人和中介机构经常需要调和各种原则之间的矛盾——这些迫切的需求促使高度发达的贸易体系的出现。热那亚的公证机构记录显示出两种常用的资助贸易远航的方式：克门达(the commenda)和合伙贸易(the societas)。前者投资人提供商业冒险所需的全部资金并且获得全部利润的四分之三，剩余的四分之一归属他的旅行代理人；后者是投资人待在家中并且提供商业冒险所需资本的三分之二，旅行代理人提供三分之一，最终的利润则由双方平分。前者的一个特点是只有商船回来之后投资人提供的借款才能够获得回报，到12世纪末，这种方式使用得越来越多，这表明存在一个日益增加的小投资人团体，他们希望尽可能多地从其投资中获利。当然在意大利贸易城市中存在很多实力强大的商业精英，如沃尔塔、布龙和乌索蒂马尔[4]家族(他们的名字恰如其分)，至少热那亚的情况表明其居民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涉足某种形式的海外贸易探险活动。

这一时期地中海世界商业的重要性不仅影响了作为其基础的城市社会的地理结构，同样也影响了其社会结构。无论是基督教城市还是穆斯林城市，他们都以集市系统组织其贸易区域；交易相同商品的商人的店铺和货物被安排在同一区域，这样有利于竞争并且使消费者获益。零售商和贸易者的近距离接触有助于他们形成团体凝聚力，这长时间以来都很明显。但从10世纪开始，商人阶层和其他城市阶层还是要求在城市的政治生活中拥有更重要的地位。最重要的转变发生在意大利，这里没有强大的中央政权，这使得城市和乡村地区一样能够建立他们自己的独立的政府。11世纪很多市镇都发生了剧变，人们发动暴动反对现有的权威——诸如主教和伯爵，并且建立了一种新的机构：公社。

城市的自由与市民政府

正如城市生活产生出它们自己的经济机构形式一样，它们也发展了自己的基于团体和协会基础之上的政治结构。公社最初是一种维持和平的市民团体。这种政治形式在意大利发展得尤为充分。以前它经常被视作全新的事物，但是新近的研究表明公社不过是中世纪的人们找到的另一种方法，用来联结集体成员，因为他们很多事情都是集体进行的。但是为什么这种政府形式在11世纪及以后在很多意大利市镇出现，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城市的市民可以通过很多形式团结起来，如市民的身份认同，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认同都是从罗马时期流传下来的，而公证人和律师的存在就是这种传统得以传承的载体；意大利的主教区都很小，很多城市都有主教座堂，主教经常扮演社会领导者的角色，而城市的主保圣人则照看这些对他们特别崇敬的忠诚信徒；很多土地持有者都居住在城市，因此市民的团结不仅局限于城市之内，而且延伸到了乡村地区。

例如在米兰，城市中有三个主要团体：大地主(the capitanei)，他们在农村和城市都有财产；小地主(the vavassores)，他们经常服务于前者；以及城市中的商人和专业人员(the cives)。843年皇帝将教会的土地授予大地主，此后他们的权力迅速增长。但在11世纪，皇帝更青睐小地主，以削弱大封臣的力量；通过1037年的封地法令，小地主成为他们土地的自由持有人，并且减少了对领主的义务。很多迁往米兰的小地主与城市中的团体，如律师和商人等，出于共同的原因一致反对大地主。正是出于这样的联合团体，那些因为共同的目标而团结起来的人们，组成了公社。城市中的这些团体通过选举产生他们的领导——执政官，当选者通常来自显赫的家族。人们通过这种方式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权贵或者其他势力(如教会)的侵犯。

从本质上讲，这些以共同目标与活动为基础的市民团体并无创新之处，但11—12世纪的政治环境意味着这些团体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例如在米兰，大主教在城市的政治活动中一直扮演领导者的角色，而这一职位的任命权对于教宗与皇帝而言都有巨大的利益，二者都宣称对伦巴德地区享有宗主权，双方都希望他们提名的候选人可以被城市的市民和教士接受。并且随着关于米兰领主权的斗争的持续，控制着城市的贸易和土地财富的团体在双方之间左右逢源，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在意大利北部其他城市，对帝国各种主张(如帝国收取赋税和贸易通行税以及在意大利征收的支持帝国军队的费用)的敌意根植于公社政治需求的最深处。1081年皇帝亨利四世认可了比萨的习俗，同意在未取得由市民大会选取的12名代表的同意时不会任命托斯卡纳的长官。热那亚的习俗表明了城市利益希望进行改变的内容：司法独立以及召开法庭的权利，这个法庭可以审判有关土地、继承问题和商业纠纷的案件；免除外来政治势力强加的赋税，以及有权限制外来移民的涌入。

到了1150年，公社的领导者经常被称作执政官，这很明显是沿袭了古代的传统。各地的执政官数量不尽相同。1140年维罗纳由7名执政官共同签署了一份文件。奥尔维耶托 1157年有两名执政官，但是到了1170年和1172年增加为4名。在执政官之下就是城市中的上层人士组成的议事会，1200年时奥尔维耶托的议事会有100名成员。比萨的执政官与其他很多城市一样，宣称其权威是“公民大会的人们”授予的，但是这不能被视作任何形式的民主选举权的表现。那些宣誓保卫公社的人都是来自城市中显贵家族的成员；工匠阶层和贫穷的市民并不能够直接参与到城市的政府之中。城市中激烈竞争的权贵家族都集体卷入政治生活中，正是这种现实意味着在很多时候他们之间内部争夺权力地位的斗争更甚于抵抗外来政治势力的斗争。在威尼斯，尽管很多传统的统治家族，例如奥尔索莱奥家族、坎迪亚尼家族和莫罗西尼家族仍然控制着城市，但是很多其他的团体逐渐削弱这些大家族的政治权力。到了12世纪末，旧时的公民大会(arengo)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480名成员组成的公民大会(maggior consilio)。这个公民大会的成员是由威尼斯每个区的两名代表选举产生的。1185年，这个体系被进一步修改，公民大会自己选举出一个40人组成的委员会处理立法事务。所有这些安排都不是民主的，其初衷也不是民主的。到了1200年，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很多城市都和威尼斯一样，一个由大家族和既得利益团体组成的、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小圈子把持着权力。

中央政府权力的缺位，是意大利北部地区公社政府兴起的原因，也是其导致的结果。尽管对这种“非自然”的政府形式充满敌意，但无论是教宗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最终都要接受它们。“红胡子”腓特烈一世攻击米兰，以恢复“正义和正确的政府”。为了对抗皇帝，1167年伦巴德地区的城市组成了伦巴德同盟，开了众多城市以民兵组织的力量和狂热反击帝国军队的先例。腓特烈在1183年签订《康斯坦茨和约》，承认这些城市有权利组成伦巴德同盟，这标志着神圣罗马帝国政府认可了这些城镇拥有某种程度的政治自由，尽管这并没有阻止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干涉这些城市的政治事务。同样，教宗阿德里安四世于1157年接受了由奥尔维耶托的执政官做出的效忠宣誓，以此来表明对这座城市的支持，从而接受公社的存在。之后，教宗利用这座城市来管理教宗国内的领地。

然而到了12世纪末，公社这种政治形式的弊端显现无遗。在军事作战或者公社遇到危险时，它缺乏有决策能力的领袖，造成了过去经常为一件事而任命一个执政官的情况。到12世纪，派系政治的问题日益凸显，追索权都掌握在执法官手中，担任这个职位的有时候是帝国代表，但经常是有一定任期的外人。1170年在维泰博，一个类似于镇长的职位——代理镇长(rector)诞生了。1171年，这个职位在奥尔维耶托也出现了，在佩鲁贾则于1174年出现。在公社任命这些人维护公社的独立时，这一职位有先天的危险性。这些人可能会青睐于城市中的某一个派系，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有可能为自己寻求权力。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城市中出现的独裁政府，其隐患早在公元1200年之前就埋下了，并且在城市统治精英中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中体现出来。

上帝守护之城的衰落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击了君士坦丁堡而非收复圣地。人们关于意大利城市在这其中扮演的角色有很多讨论。当然，意大利各个城市在拜占庭首都拥有的获利丰厚的贸易活动促使了12世纪意大利人在君士坦丁堡定居，并且导致了城市中不同的意大利人群体之间的摩擦不断增加。在意识到宫廷生活接受了西方的习俗时，拜占庭一些阶层的人们被激怒了。人们常常提及曼努埃尔一世·科穆宁将长枪比武介绍到拜占庭的失败尝试，但是更令拜占庭小贵族讨厌的是越来越多的帝国贵族与西方的贵族妇女结婚，这剥夺了他们在宫廷中提高声望的传统手段。隐藏在这些联姻背后的政治考量是显而易见的。威尼斯、拜占庭帝国和耶路撒冷王国形成一个地中海联盟，旨在形成一个包围圈，并且在可能的时候彻底从意大利南部根除诺曼人的势力。但是在1150年曼努埃尔并不成功地入侵意大利之后，政治光谱开始发生改变。拜占庭在意大利的远征行动预计沿着亚得里亚海岸一直前进到安科纳地区，而1164年匈牙利占领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的行动获得了帝国的认可，这两件事情使威尼斯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威尼斯和拜占庭的古老联盟开始破裂。

拜占庭帝国衰落的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就是默许帝国权力从巴尔干地区的退出。新的独立国家的出现导致了原有势力范围的丧失。拜占庭偶尔发动一些较大的行动，例如1159年曼努埃尔·科穆宁成功进入安条克，这个过程中耶路撒冷国王起了微小的作用，并且拜占庭重新获得了对这座城市的领主权，尽管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但是1180年曼努埃尔去世后，拜占庭帝国内部出现权力的真空，这导致了严重的政治斗争。年轻的阿莱克修斯二世·科穆宁仅仅统治了三年(1180—1183年)，就逐渐被远方表亲安德罗尼卡·科穆宁控制，后者是一名曾经在帝国东部作战负过伤的老兵，他的恶名传遍整个地中海东部。1185年安基卢斯家族通过政变上台，并且在政变中安德罗尼卡在竞技场被一个暴徒分尸。贵族对过去一个世纪中科穆宁家族独占帝国权力的不满在这场政变中达到了顶点。但是安基卢斯家族并没有摆脱派系斗争的困扰。1195年拜占庭皇帝伊萨克二世被剥夺王位并且被刺瞎，后他的儿子年轻的阿莱克修斯四世·安基卢斯投奔他的姑父士瓦本的腓力。在1202年发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前后，这一事件使德意志人被迫卷入拜占庭的政治运动中。在第四次十字军出发时，教宗英诺森三世是否已经完全知道了这次十字军的目标是君士坦丁堡而非打击穆斯林军队？关于这一问题，至今人们仍然在热烈地争论，尽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他对威尼斯人和德意志人的利益主导了这次十字军的行动方向感到不满。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威尼斯人为十字军提供了舰船运输军队，并且将其视作扩大自己在地中海东部的权力的一种手段。在经过长时间的围城激战后，1204年4月12日君士坦丁堡被拉丁军队攻陷。他们在城中的大屠杀和劫掠甚至震惊了铁石心肠的同时代的人们。

“由上帝守卫的君士坦丁格勒(Kostantingrad)和希腊之地的帝国就此在诸王的争吵之中灭亡；现在法兰克人统治着它。”

《诺夫哥罗德编年史》中充满悲伤的评论总结了拜占庭帝国对于首都陷落的震惊的反应。对很多人来说，这是帝国为管理混乱与腐败所付出的代价；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上帝对帝国结交支持教会分裂的拉丁人并且接受罗马教宗至上这种无耻观点的惩罚。尽管将君士坦丁堡的衰落描述为“不可避免”的观点可能是充满误导性的。但1100年十字军历史学家沙尔特的富尔彻已经指出了这一衰落趋势，而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就是其顶点。在描述法兰克人在圣地新家园的生活的时候，他写道：我们以前是西方人，而现在成了东方人。其实东方人也成了西方人。地中海世界在贸易、宗教仪式、政治态度和联盟方面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正是这种相互依存将1204年对拜占庭权力的侵蚀推至顶峰。地中海成了法兰克人的内湖。

[1] 英文原版作“彼得和阿森”，实则阿森是姓氏，彼得是名，正文中“两名保加利亚贵族”指的是彼得·阿森和伊凡·阿森两兄弟。

[2] 中世纪部分伊斯兰国家采取的封建采邑形式。——译者注

[3] 英文原版误作1017年。

[4] 意大利语，意为利用海洋。——译者注

第五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地中海地区，1200—1500年

彼得·登利

教宗及其敌人与盟友

1202年，一位博学的隐修士约阿吉姆在他的出生地卡拉布里亚去世了。他的著作是中世纪晚期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约阿吉姆重新划分了世界发展历程。在原有的“圣父统治时期”与“圣子统治时期”之后，他又新加了第三个时期，也就是“圣灵统治时期”，第三个时期就是地上天国。根据他的计算，人类即将走向第二个时期的结束。1260年将是向第三个时期转变的年份，这一年善恶之间爆发里程碑式的战斗，反基督者将会现身。随着这些著作的传播，人们对世界末日的兴趣越发浓厚。这些文本当然可以有很多种阐释，所生发出来的观点随着1260年的到来和过去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早些时候腓特烈二世(1194—1250年)的统治促生了世界末日的流言。他是在圣职授受权之争期间和教宗爆发冲突的最后一位伟大的皇帝。尽管将皇帝与反基督者等而观之有些令人惊异，但是腓特烈的一些言行似乎能够佐证这一点。他有一半的西西里血统，并且在西西里长大。腓特烈不仅仅继承了日耳曼的贵族传统，他将西西里世界性的文化化为己用，他的宫廷中有很多伊斯兰学者、占星家和珍禽异兽，据称还有奇怪而残酷的人体实验。尽管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对腓特烈教义怀疑主义或者异端的指控，但腓特烈并非通过武力，而是通过与苏丹谈判，赢得了那场十字军中仅有的险胜。那时候他还是一名被开除教籍的人士。他在西西里岛上对穆斯林十分宽容，使大批穆斯林移居到卢切拉平原，并且在距罗马不足200英里(约322千米)的地方建立了一个能够坚持自己全部习俗和宗教信仰的异教徒殖民地。皇帝做出这种行为所引起的冲击尤为剧烈(或许他是有意为之)。因为传统上，皇帝在与教宗冲突时的合法性就在于他是基督教世界的世俗守护者。但这并非没有先例，在某种程度上，腓特烈二世的这种形象都是精心宣传的结果，而这种宣传很可能就是教宗授意的。在教宗的眼中，腓特烈远不止是一位不羁或者邪恶的统治者。“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已经使皇帝与教宗之间逐渐升级的冲突越来越多地发生在意大利，也就是教宗权力中心附近。他的儿子亨利六世与西西里女继承人康斯坦斯的婚姻不仅预示着对教宗更大的压力，而且完成了对罗马的包围。此番前景对教宗威胁巨大，他们从1194年亨利的儿子腓特烈出生之时就开始竭尽所能阻止他同时继承两大领地。因此，腓特烈在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之前，就具有巨大的政治重要性。

腓特烈的少年时代恰逢在教宗史上最有能力并且最富精力的教宗之一——英诺森三世担任教宗的时期。英诺森不知疲倦地在基督教世界扩大教宗的权力和影响，干涉英法之间激烈的政治冲突，接受全欧洲统治者的敬意。然而神圣罗马帝国的未来依然是最重要的议题，而他施加的影响并不能令人满意。1197年经过两次选举之后，英诺森首先和韦尔夫家族的候选人不伦瑞克的奥托结盟，但是他最终和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士瓦本的腓力议和，因为他才是更受欢迎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候选人。当腓力被刺杀之后，英诺森重新支持奥托，条件是要保证教宗的独立；但当奥托完全不顾这些保证甚至开始在意大利进行劫掠的时候，英诺森只剩下一个选项：支持腓特烈，支持他取代奥托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因此，尽管教宗倾尽全力，仍未能阻止腓特烈将帝国与西西里联合。英诺森最终取得的成果就是对西西里的临时控制，因为腓特烈的母亲康斯坦斯指定教宗作为腓特烈该领地的监护人；并且承诺中意大利地区为独立的教宗国，这个政治承诺最早是奥托做出的，后来腓特烈又加以承认，它比指定教宗为监护人具有更重要的政治意义。

1220年刚加冕的皇帝回到意大利，这里已经成了他的基地。几年之后教宗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腓特烈的主要目标是要在西西里重新建立秩序(西西里王国的范围已经超出了西西里岛，延伸到了意大利半岛自那不勒斯以南的地区)。然而很快他就把注意力转向了意大利北部城镇，并且于1226年在克雷莫纳召开了一次帝国议会，目的是重建帝国在这一地区的权力。这一行动迫使这些城镇重新组成伦巴德同盟反抗腓特烈的干涉，而伦巴德同盟最早就是为了反对腓特烈二世的祖父“红胡子”腓特烈一世而成立的。绝大多数的城镇都公开反抗腓特烈，后者被迫让步。直到这时候，腓特烈才不得已履行参加十字军的诺言，但是当他从十字军的行动中回来的时候才发现，他的敌人不仅仅是那些城镇，而且还有新的教宗格里高利九世，教宗英诺森三世的侄子。格里高利九世在反对腓特烈二世的问题上毫不退让，趁腓特烈参加十字军不在西部的时候，他削弱了腓特烈对西西里的控制，而且还巩固了半岛北部反对腓特烈的同盟。在腓特烈余下的生命中，他几乎不断陷于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冲突之中。格里高利九世去世之时，腓特烈不断威胁罗马，试图影响教宗选举。随后两年中，教宗一职处于空缺状态，而最终当选的教宗英诺森四世，几乎比格里高利还要坚定地反对腓特烈。新的教宗很快逃亡里昂，宣称腓特烈对罗马的压力危及了这座城市的安全。在里昂他召集了一次大公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罢黜了腓特烈的皇帝职位。腓特烈在意大利北部仍然难以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而为了支持这场战争，西西里承受的战争负担引起了当地人们的不满和暴动。

1250年随着腓特烈二世的去世，他的功业几乎瞬间瓦解。在他三个存活的儿子中，只有私生子曼弗雷德有能力继续维持霍亨斯陶芬家族在西西里的统治，并且可以在意大利其他地区反对教宗。他于1266年在战争中败于安茹的查理一世，在贝内文托被杀。1268年腓特烈的孙子康拉丁在塔里亚科佐战役中战败被杀，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统治走到了尽头。同样，很大程度上帝国在意大利的活动也就此结束。直到半个世纪以后，另一个皇帝亨利七世才自信有能力发起另一次在意大利的征服战争(1310—1313年)。尽管他有大批军队并且在意大利引发了很大的混乱，但是他并没有机会建立长久稳定的权力。他在征战途中去世，这使这场战役戛然而止。另一位皇帝“巴伐利亚人”路易四世在14世纪20年代与教宗爆发了更为激烈的冲突，但那时意大利已经在这场冲突中处于次要地位，而且教宗和皇帝的冲突在欧洲政治中也越来越边缘化。

在某种程度上，腓特烈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将意大利北部作为冲突的舞台。对西西里资源稳定的控制给了他机会，使他持续对意大利北部造成威胁，因为仅依靠德意志的资源，皇帝不可能对这一地区构成持续的威胁。而且尽管对于一位秉承了帝国传统的皇帝来说，这种行为是非常自然，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重申帝国在这一地区的权力的决定仍不合时宜。这不是数个大国之间的条理分明的冲突：在伦巴德地区，腓特烈对抗的是反复无常的独立的政治势力，它们饱受内部派系斗争的折磨，即便有意，也无力形成稳定的政策或者同盟。但是皇帝的企图对他们来说是如此的不可接受，以至于如此多的好战的城市联合起来反对他。由于错误的战略和时间观念，尤其是对这些城镇的抱负和能力的完全无视，腓特烈错过了大部分的机会。这在腓特烈对于西西里和德意志的政策中也有体现，同时腓特烈在作为传统的帝国皇帝这个角色的时候也表现得非常保守。教宗最后发现他们许多时候都是不战而胜。因为他们并不要求这些城镇臣服，而是联盟，因此相较于这位非正统而最终走向反动的皇帝而言，教宗成了这些城镇更青睐的选择。

教宗对腓特烈的反对包含几个方面。他们之间存在意识形态的对立，这是教宗和皇帝对各自角色认知冲突的延续。他们之间有领土争端，在北意大利，教宗一旦丧失对这里的影响力，将导致皇帝的控制区域更加接近罗马；在中意大利地区，教宗试图建立教宗国作为缓冲地区；南意大利地区同样是双方争执的缘由之一。在诺曼人征服西西里的过程中，教宗给予了很多帮助，这使得教宗在这一地区拥有特殊的利益。康斯坦斯将教宗指定为腓特烈的监护人这一举动就是这种特殊关系的典型表现。腓特烈在西西里恢复秩序的行动是教宗求之不得的好事；但是他将教士从政府中驱逐，并且利用西西里的资源反对教宗，就明显不是双方良好关系的体现。格里高利九世将其在西西里地区的影响作为向腓特烈开战的重要基础。在公元1250年以后，控制西西里成为教宗反对皇帝的首要原因，并且由于教宗只能依靠外部军事力量来执行其政策，因此他们不得不想方设法寻找同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们与安茹家族的结盟。法国国王的弟弟查理被邀请进入意大利对抗曼弗雷德；以此为开端，教宗与法国国王延续了三代人的同盟，这个同盟因战争和双方在南意大利、后来则是意大利其他部分的共同战略利益而得以巩固。

“西西里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实际上，它被称为“现代政治史的开端”。对西西里自身而言，安茹家族受邀而来不仅仅意味着外来统治的继续，同时也意味着战争和分裂的延续。腓特烈在西西里重新建立了秩序，镇压了叛乱的贵族，并且加强了对行政人员的控制，这使得他们对国王更为依赖。腓特烈还为西西里制定了一部法典，建立了一所大学培养行政人员，以及一座作为很多文化活动中心的宫廷。这些成就是不容忽视的，但现在的历史学家更多强调这些行动中的利己主义，毕竟他用来控制国家的铁腕牺牲了当地的经济发展。随着安茹的查理的到来，负面影响延续的同时却没有带来任何正面影响。新的外来统治的建立带来了新的外来统治阶层，以及更多的并非用于发展西西里的赋税负担，例如拜占庭帝国的恢复，这些都引起了人们的反抗情绪，最终在1282年爆发了血腥的“西西里晚祷”事件，并且阿拉贡的佩德罗三世受邀继承西西里的王位。在大约九十年的时间里，一系列极为弱势的王权——位于那不勒斯的安茹王朝和位于西西里的阿拉贡政权，都试图在自己的土地上巩固自己的权力，并且在双方的冲突中占得先机。这对于公共秩序和国王权威的破坏程度只有对经济的破坏可以与之相比，作为曾经的“欧洲粮仓”，这里的土地变得贫瘠，人民都非常贫穷，很大程度上都是这一时期造成的。西西里作为地中海文化的交汇点曾获益良多，但是现在一系列的统治者都以其作为资源支持他们在其他地区的政策，它必须要为这种国际主义付出代价。

同盟对意大利总体上造成的后果同样重要。教宗和安茹家族的紧密同盟导致了支持教宗派或者归尔夫派以及归尔夫主义在全意大利的兴起。安茹家族不仅是那不勒斯的统治者，也是教宗在意大利半岛的急先锋。这一同盟一度使人们感觉可以为这一地区饱受纷争的政治形势带来一些和平和稳定的措施。但是事实并不如人所愿。而安茹家族和阿拉贡先后进入意大利的一个更严重的后果是，之前一股外国势力——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意大利的利益和主张被两股其他势力取代，这两股势力看起来更现代，某种程度上欧洲的未来就在这两股势力身上。15世纪末，当法国和西班牙先后入侵意大利并且在随后三个多世纪中剥夺了意大利的独立时，他们其实仅仅是在重申由13世纪最初的那些利益发展而来的主张。就此而言，发生在13世纪后期的一系列事件既是意大利陷落这一重要转折的前提，又是其某种程度的预演。

对教宗而言，这个同盟同样是重要且影响深远的。如果教宗不想完全成为罗马和中意大利贵族压力下的玩偶，一个强大的盟友是绝不可少的。然而教宗为不断卷入盟友的军事行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3—14世纪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军事花费的大幅提升，而教宗成为最早体验这一变革的欧洲领导人之一。开始于英诺森三世时期的行政体系的改革以及教宗对教会控制的加强，很快就面临了严峻的挑战。一个解决方案是给予某些战争特殊的地位，例如十字军。这给予了他们道德支撑和宣传价值，以及从教士那里征税的权利。把针对基督教世界教宗反对者的战争称为十字军运动并不是新发明，但是这一习俗在教宗-安茹同盟的背景中达到最高点。这也使教宗容易受到滥用十字军运动的指责。这个同盟更严重的后果是使教宗越发依赖法国，不仅仅有作为在意大利的安茹家族的后台的法国国王，还有进入教廷的法国人。乌尔班四世自己是法国人，并且邀请安茹家族进入意大利，他还任命了足够多的法国枢机主教，以保证在本已混乱的教宗选举中出现一个新的派别。

所有这些因素在卜尼法斯八世时期以一种危险的方式一起到来。塞莱斯廷五世不问世事，于1294年退休。本笃·卡埃塔尼当选为教宗，即卜尼法斯八世，他是过去四十年中选出的第12位教宗。卜尼法斯是一位来自安茹的候选人，年老却精力充沛，是一个有些顽固的政治家。他很快就表现出超出安茹家族所期待的对个人和家族利益的浓厚兴趣。他发动了一次十字军，针对与他敌对的科隆纳家族的枢机主教。而他在归尔夫派内部的阴谋造成了一次分裂，这些都使他的同盟者与他疏远或者感到窘迫。但是他在和法国国王“美男子”腓力的关系中棋逢对手，而导致他们冲突的是税收问题。卜尼法斯和腓力之间的冲突将在下一章中讨论。在这里必须提及的是，这次冲突的后果对教宗而言是极其严重的，并且直接导致了教宗放弃罗马，前往阿维尼翁。

意大利作为教宗的驻地过于不稳定。在13世纪接下来的七十年中教宗试图通过逃离这团灾害性的政治泥沼以获得和平，并且从远方控制教宗国。然而政治活动是这一时期的唯一亮点的假设是错误的。随着托钵修士的兴盛，教宗还将成为这一时期最具有活力的复兴运动的领导者。圣方济各的理想——尽管他不如圣多明我的理想引人入胜，但影响同样深远——在英诺森三世及其继任者的鼓励下，为改革和复兴提供了“突击队”。他们精力充沛地寻求与异端进行战斗的机会，尤其是在城镇地区(至少在意大利如此)。这也被视作在意大利，教宗的控制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原因。这种情况下，严格区分教宗的政治活动和宗教活动过于武断。如果教宗想要继续保有其行政和教牧的权力——对在城镇地区执行宗教活动的主教和教士的控制——的话，其政治权力是必要的。以此判断，比起整个13世纪，1302—1303年的冲突最后导致的戏剧性结果，对教宗国来说更具灾难性。

意大利城市国家：理想与现实

圣方济各是意大利中部阿西西(今属翁布里亚大区)一位成功商人的儿子，这位伟大的富有革命精神的人在城市中践行他的标志性的活动。他对贫穷的信奉来源于有进取心的商业阶层的巨大财富，与被迅速兴起的城市所抛弃的令人绝望的贫民之间的巨大反差。他所建立的托钵僧会对现实世界的活动非常热心，而又摈弃所有的世俗财产，这两点都同样具有革命性。在意大利，托钵僧会仍然是城市修会，主要依靠城市的慈善捐赠生活，扮演着城市信仰的核心力量并且应对城市的问题，布道，开导人们并且教育形形色色的平民。

托钵僧的活力与成功同城镇的活力与成功如此紧密地贴合并非偶然。在谈到这些城市国家胜利的奇迹的时候，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有非常中肯的赞誉，认为它们或许是中世纪最为惊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区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地区城市国家的历史，这一点意味着这一地区发生了许多丰富繁杂的政治活动、经济创新与垄断，以及科学技术的专业技能和文化的发展。随后的几个世纪中，欧洲其他地区都从中汲取着经验。而布罗代尔对这些城市国家的成功的强调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正如马基雅维利在16世纪初所说，政治的活力是由一种张力造成的，此张力来自这些城市国家所建立的政治体系的自身特点。我们还可以继续推论：某种程度而言，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城市内部、城市与城市之间，以及城市与外部社会之间的冲突和竞争导致的。

这些城市国家的兴起源于他们反抗领主的活动，例如主教、伯爵或者其他教宗或皇帝的代表。这两个权力中心都遥不可及的势力的冲突使城镇获得了很多好处，他们可以帮助一方打击另外一方。一度教宗或归尔夫派〔Guelphs一名源于敌视霍亨斯陶芬家族的韦尔夫(Welf)家族〕，以及皇帝或吉贝林派〔Ghibellines一名源于霍亨斯陶芬家族在士瓦本的威伯林根(Waiblingen)城堡，后来成为其政治口号〕这两派的发展为城镇内部的派系以及城镇之间同盟与反同盟提供了某种结构基础。这种派系政治和城镇间的同盟是城镇政治的特点。甚至某种程度上，他们各自的意识形态在城镇间的同盟中都有所反映；在意大利中部的很多城镇，尤其是归尔夫同盟的核心城镇佛罗伦萨，其反对贵族的态度与归尔夫派的宣传非常契合。而贵族利益则披着吉贝林派外衣，尤其在意大利北部，他们的结构分明的贵族权力源于皇帝的授予。但是我们不能过于看重这些联系，以至于把每个城市都分门别类。占据城镇统治地位的派别更多地将这些标签视作方便的旗帜，可以随意放弃或者使用。

对这些新出现的公社而言，另一个主要的问题——事实上是他们能否成为可行的城市国家的测试——就是他们能否控制周边足够大的乡村地区以防御虎视眈眈的邻邦，保障自给自足的粮食并且获得足够的赋税，控制其领地内或者周边的大土地主。控制周边乡村地区的权贵是一项从未彻底完成的任务，但是使大多数乡村的权贵臣服则是建立“领土国家”的一项必要条件，这也是这些城镇国家随后的政体形式。将乡村贵族卷入城镇事务的过程始于12世纪，并且延续到13世纪。乡村贵族一旦卷入城市事务，他们就倾向于组成很大规模的家族以及家族间的同盟。当时的评论者认为这是城镇的主要污点和薄弱之处，也就是派系对立。这种对立导致了无休止的暴力以及随之而来的虚弱。而这些乡村贵族应当对造成这种状况负责。这种家族同盟的标志就是他们建立的防御塔楼，这是中世纪城市地貌的首要特征(一些地方的防御塔楼存留至今，尤其是圣吉米尼亚诺和博洛尼亚)；立法机关通过决议授权铲除这些防御塔并且限制未来的建筑不得高于市政厅之，这也是公社政权兴起的标志。城镇国家采取其他一些实际措施阻止那些不受限制的暴力，这些暴力通常和贵族有关。到12世纪末13世纪初，12世纪的执政官被执法官取代，后者是一个通过短期条约任命的非民事官员，其拥有广泛的行政权力。为了反对这些权贵的放纵行为，在很多城市出现了一种反对集团，他们被称为民众(popolo)。他们通常和归尔夫派结盟，并且到13世纪中期，他们的胜利被视为驯服暴力这种贵族传统的时刻。这种对贵族暴力的控制在一些改革，如1293年的《佛罗伦萨司法条例》中达到高潮，其中被列举的权贵家族被永久性禁止担任公职。

民众的胜利在相应的城市具有重要的意义。紧随而来的是相当精巧的城市政府以及代表当时市民精神的最好的纪念碑。但是有一些特点需要强调。它是以阶层为基础的、一个广泛的同盟，尤其是行会成员之间的同盟，无论是大行会，诸如银行家、商人以及专业人士的行会，抑或是小行会，例如手工业者或者小商人的行会。在控制了权贵之后，民众很容易在城镇中发展出派系斗争以及暴力行为；在佛罗伦萨，归尔夫派和民众取得胜利之后，很快就分裂为对立的黑白归尔夫派。那些被压制的权贵家族很快就被其他家族取代；新的商人家族通过金钱、捏造的血缘关系和新移民(gente nuova)的方式获得贵族身份。这些新的家族被旧的家族鄙夷。贵族的影响继续以其他的方式延续。在锡耶纳，很多被压制的贵族都是银行世家，他们的实际权力在严格的政治领域之外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贵族文化仍然渗透着市民生活：各种形式的吟游诗人传统，贵族的理想形象，以及各种各样的谄媚态度。

正如城市国家见证了永久性的社会政治变革一样，其机构也发生了变化。13世纪新出现的两种政府形式——大会议和更高等级的由行政长官(priors)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很快就取代了旧的政府形式。大会议成员一般至少为三百人，从有资格担任公职的家庭中挑选；执行委员会成员任期为两个月，负责立法和制定政策，并且对大会议负责。选举行政长官的过程和其他公职人员一样都极其复杂，而且是这种体制的愿望的体现。它包括抽签或抓阄和挑选的混合方式，有时还会伴有旷日持久的组合，以保证整个大会或者委员会不会轻易被某个派系控制。很短的任期；“特别委员会”，即在官员任期结束的时候检查他的表现，惩罚其缺点；禁止官员联合任职或者亲属同时任职，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但是所有的措施最终却都没有效果。最终，这种体制的弱点——需要广泛的征求意见，不能够做出迅速或者机密的决定——引发了进一步的改进，即采用一个成员更少且有特殊权力的特殊委员会(Balie)。这很快成了保留共和政体的城镇的政府的普遍做法。

城镇的宪章都是非常理想化的，然而其市民总是无法实现这种理想。强制性地变更宪章以及强制性的立法活动，都是这些机制不能很好运转的表现。尽管绝大多数城镇的这一体系很快就瓦解了，其原因并不是其繁复的官僚制度和过于崇高的理想，事实上这些都以另外的形式幸存了下来。制度瓦解的主要原因是所有的这些选举上的微妙之处、制衡原则，不是更简单明快的“领主政府”的对手。以“强人”作为独立政府的替代物或者权宜之计的做法在13世纪上半叶就出现了，这一时期，乌贝托·佩拉维奇尼和艾泽林·达·罗马诺这两位腓特烈二世的模仿者很快为自己在意大利北部开辟了政权。他们的极端残忍标志着他们是旧式贵族的化身，而非新式的统治者；但是他们预示着后来的统治模式。

公社时期的理想主义让人们注意这样的问题：这种政府类型究竟有何成就？公社政府活动的纯粹程度令人惊叹。尽管锡耶纳并非这种政府的典型代表，但是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因为在1287—1355年的九人政府统治期间，社会异常的稳定，它将政府的抱负和成就推向了极致。首先锡耶纳将其税收体系发展到了高度精细的水平。战争的花销——它曾经是归尔夫派和吉贝林派在托斯卡纳斗争的重点——保证了这一点。税收意味着对乡村的控制，因为乡村是税收的主要来源。现在保存着1263年以后锡耶纳附庸地区的列表，这些地区需要在某些节日提供蜡烛，以象征他们的附庸地位。这些乡村地区都受到锡耶纳事无巨细的规范。锡耶纳在公社的边界以南很远的地方建立新的城镇，并且通过免税的形式鼓励人们前往这个城镇定居。锡耶纳还建立了一个防御网络，并修建了灌溉体系和大坝。在城镇中也进行了类似的活动。城镇的规划达到了顶峰。建筑允许的高度、距离和材料都有相关规定，违反者要支付沉重的罚金或者将违规建筑拆除。城镇自身的建筑计划极具野心。城市中建立了供水系统，今天去这座城市的游客都会注意到那些著名的喷泉，但是他们看不到的是，为了将城外的泉水引入城中而修建的长达25千米的地下沟渠。锡耶纳将大把的金钱花在市政厅、教堂和锡耶纳最壮观的圣玛利救济院的建造和装饰上。在设计主教教堂时，为了使对手的教堂黯然失色，这些野心几乎达到了狂妄自大的地步。到14世纪，当锡耶纳的钱花完的时候，这座教堂才仅仅完成了其耳堂的部分，但是这个耳堂已经几乎达到其他教堂中殿的大小。

锡耶纳对于立法的热情可能达到了顶峰，同时涉及方方面面。在绝大多数城镇，人们生活的各个可以想到的方面都被规范了：宵禁的时间、娱乐活动中的穿着和花费(“反奢华法案”)、继承和遗产问题、监护问题、贸易、礼仪、垃圾处理、旅馆管理，甚至是妓院等方面都有相应规定。阅读这些城镇的行政档案——文件材料也是不可估量的财富——就是在发掘整个社会的精细程度。这种高度精细的社会并非简单建立在内省和自觉的基础上，其根基是足够保证城市社会发展出各方面要求的财富。经济的早熟是取得这些成就的基础，这些城镇最为繁荣的时期也是意大利城市在国际贸易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13世纪晚期，来自佛罗伦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商人定期前往香槟集市。当这个集市被其他的商路和集市取代的时候，热那亚和威尼斯开辟了定期前往布鲁日和其他欧洲北部港口的大西洋航道。意大利商人通过在最大的那些北欧城市中设立固定的分支机构与之保持联系，促成了坐贾的兴起。同时它还引领了新的商业技术，如复式记账法、信用体系、海事保险和货币兑换的发展，这些新技术保障了这个商业网络体系的正常运转。意大利人还是最强大的贷款提供商，英国和法国的国王都从意大利银行家手中借款(并且偶尔拖欠债务，这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出人意料的是，城市手工业却处于从属的地位。当然，绝大多数意大利城镇都是周边地区的市场，并且很多城镇都有专门的手工业，其中最重要也是最独特的就是佛罗伦萨的纺织业。布匹的确用于出口，但是除此之外，他们操纵的很多国际贸易都是利用意大利作为地中海中心的优势而从事的贸易。当比萨和热那亚较早在地中海中部和西部建立商业帝国之后，威尼斯和热那亚在地中海东部地区进行扩张，并且与穆斯林世界建立了新的商业往来，以及与更远的蒙古帝国建立了商业联系。航位推算法的发明使得冬季航海变得可行，正是利用这项技术，威尼斯人在13世纪末建立了一个定期的国家控制的桨帆船队网络，可抵达到黑海(威尼斯和热那亚都在那里建立了殖民地)、叙利亚、埃及、非洲北岸(从坦吉尔到直布罗陀海峡)、马赛、艾格莫尔特、巴塞罗那。他们不仅完全控制了亚得里亚海，而且实际控制了更多地区。威尼斯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垄断了盐和谷物的贸易。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有激烈的竞争，但包括他们在内的意大利人享有对东方事实上的贸易垄断，并且到远处探险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像马可·波罗的家族那样的远行是非常正常的。作为国际贸易的中心，意大利在科技发展中也处于领导地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西方，玻璃的生产在威尼斯达到了顶峰，这里生产出来的玻璃可以用于餐具、眼镜和窗户；法布里亚诺是西方最早实现纸张的常规化生产的城市；机械表是意大利人的发明；甚至阿拉伯数字都是最早由一位意大利数学家引入欧洲的。

尽管有这些发展，意大利仍然处于失序状态。这些城市国家在因其智慧和创造力继续令世界和历史学家们惊艳的同时，也以其混乱而臭名昭著。“早熟”这个词非常适合这种情况。他们并不是资产阶级或者革命者，尽管他们的某些社会冲突和“前资本主义”的发明指引了未来。市民的自豪感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但是在很多方面这些城市都还很保守。很多作家都赞美这些市民的理想和美，同时也描写有血有肉的市民并不光彩的实际行为，对这些矛盾的行为总结得最好的或许是但丁。但丁的作品是对这一时期理想与缺点不可回避的评论。他被佛罗伦萨驱逐之前，在佛罗伦萨的市民传统中被养育长大，并积极参与了13、14世纪之交这座城市混乱的政治生活。他也学习了托斯卡纳的语言和文学传统，后来为其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兴趣包括很多理论学科，如哲学、神学和宇宙学，佛罗伦萨在这些学科上都处于领先的地位。同时他的兴趣还包括古典学和爱情诗，这些在佛罗伦萨与托斯卡纳地区都很活跃。但丁最伟大的著作《神曲》是一部杰出的宗教、哲学、诗歌和政治著作，结合了政治理论家和苦难的政治流亡者的经历。他虚构了一次从地狱经炼狱到天堂的旅行。通过前无古人的奇思妙想，以及用神学来描绘死后世界，但丁将他的偶像和敌人都放在合适的位置，并且对当时整个政治形势进行了审判。《神曲》是一部横跨两个时代的著作，它既截取了当时最有活力和最有建设性的意大利城市生活——其抱负、创造力和激情，同时也深刻地表达了其“中世纪”的观点。这终究是一部宗教著作，其中进行了许多道德评判，并且至少有一种观点是完全过时的，即他认为建立普世帝国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总之，尽管他提出的方法不切实际，但是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只要这些早熟的意大利城市不断内斗，它们最终要被那些能够建立更强大政权的国家超过甚至蹂躏。

罗马、拜占庭和穆斯林世界

如果没有1204年那里程碑式的事件，那么威尼斯就无法获得商业上的霸权地位。在第四章中已经讨论过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武力攻陷君士坦丁堡，它不仅仅是一次暴行和巨大的心理打击。这是十字军第一次在东南欧洲和小亚细亚获得巨大的领土。通过新的“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的条约，威尼斯获得了其中八分之三的领土，剩下的部分被新皇帝佛兰德斯的鲍德温和“法兰克贵族”瓜分。同时，在名义上东西部教会的分裂被弥合了，罗马的教会在君士坦丁堡站稳脚跟。

然而这个帝国是短命的。被从君士坦丁堡驱逐的拜占庭人很快在两个地区重新集结——位于希腊西岸的伊庇鲁斯和位于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一个第三“帝国”在特拉布宗建立，并且在小范围内一直存在到15世纪晚期)。很快西欧的皇帝就黔驴技穷了。他们几乎没有来自西方的增援，并且从长时间看，当拜占庭稳住阵脚后必然会占据优势。同样在拉丁人心中，并没有如何统治这片地区以及应对拜占庭问题的概念。他们几乎未曾尝试建立同盟，以理解被征服者的心态，不论是利用其缺点或是发挥其长处。最重要的是，拉丁人显然未能充分尊重宗教在拜占庭政治生活中扮演的特殊角色。11世纪的宗教分歧使旧罗马帝国东西部的领土渐行渐远。这两部分的分裂是以宗教分歧为基础的。没有什么措施，能够比强加一个拉丁式的教会、西欧的仪式、按照“合理的”分界线重新划分拜占庭的教区结构，更能导致东方的附庸同西欧领主离心离德。宗教的团结仅仅存在于表面，而且是通过武力获得的，它从未能够正常运转。

实际上，一点压力就足以将拉丁人从他们新获得的大片领土上赶走。在拉丁人占领君士坦丁堡一年之后，与保加利亚人建立同盟的提议被拒绝，随后保加利亚人入侵并且在色雷斯打败了西方军队，迫使拉丁人很快放弃了小亚细亚的领地；塞萨洛尼基则于1224年落入伊庇鲁斯统治者之手。拉丁帝国能够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原因，并非由于拜占庭人接受了西欧外来者，而是拜占庭内部的分裂。到1240年，在精力充沛的约翰三世·杜卡斯·瓦塔特泽斯超凡的外交手段和行政预见的帮助下，尼西亚人开始崭露头角。并且由于蒙古人的入侵导致的拖延，拉丁帝国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加剧。决定性的事件是1259年尼西亚人在佩拉戈尼亚打败了伊庇鲁斯的霍亨斯陶芬的曼弗雷德与阿凯亚的法兰克贵族的联军。这之后，1261年尼西亚重新占领君士坦丁堡就是一个可以预知的结果了。

重回君士坦丁堡并不意味着拜占庭政府不再受到1204—1261年众多事件的深远影响。例如，无论尼西亚的统治者如何有胆识且高效，他们再也无法达成十字军之前的拜占庭领土的统一。在接下来的两百年中，西方人在伯罗奔尼撒和其他岛屿的存在得到了保证。拉丁帝国的事业由安茹家族继承，他们在13世纪后期常常干涉地中海东部的事务。皇帝米海尔八世·帕列奥列格(1261—1282年在位)最主要担心的就是安茹家族扩张的危险。实际上，1282年一次重新征服君士坦丁堡的十字军运动，因为“西西里晚祷”事件才宣告破产(拜占庭皇帝很可能涉入这一事件)。但是拜占庭对西方的态度，这时已经从抵制升级为了憎恨。这种态度非但没有帮助解决帝国的问题，反而引发了更多的问题，这是非常矛盾的。避免西方扩张的最好方法——后来也是获得西方支持对抗突厥人的最好方法，就是修复双方的分裂。但每一个试图与教宗和解的皇帝都引发了国内宗教主流势力更深的分裂，甚至常常是暴力的反抗。

同样，在财政和经济事务上，拜占庭皇帝惊诧地发现他们竟任凭自己刚刚驱逐的势力的摆布。威尼斯和热那亚在东方的贸易霸权，意味着他们在和拜占庭帝国进行贸易的时候，只能用剥削来形容。同时皇帝只能通过授予土地拥有者各种特权或者免除其赋税来获得其支持，而这种行为进一步减少了皇帝获得的税收。由于能够控制并且征税的领地越来越少，皇帝日益贫穷，不得不缩减国防开支，并且越发依靠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军事支持，由此不得不被迫卷入这两者之间一直以来的对抗。现在这些对抗开始引发一系列的战争，多数战争发生在拜占庭的水域。其他来自东西方的雇佣军既有基督徒也有异教徒，他们的行为都降低了帝国的行政管理能力，并且增加了皇帝对金钱的需求。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系列的货币成色下降，结果很快拜占庭人就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威尼斯杜卡特作为更可靠的交易货币。

皇帝同样因为被从君士坦丁堡驱逐而受到影响。尽管政治阴谋、异见和内部清洗之前对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而言是地方性的，但这些趋势在贵族开始互相争夺流亡皇帝这一头衔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不断增长。由于米海尔八世刺瞎其共治皇帝——年幼的约翰四世·拉斯卡利斯的眼睛，其继位也饱受诟病，并且非常不受民众，尤其是教会人士的欢迎。他去世后，东正教在安德罗尼卡二世在位时期(1282—1328年)全面复兴。安德罗尼卡二世的长期执政导致了围绕继位问题的公开内战(1321—1328年)。内战结束时，他被迫退位。其继位者安德罗尼卡三世去世时，再次因继承纠纷而引发内战，其中还夹杂着宗教冲突。在面对东西方夹击的巨大威胁时，拜占庭几乎无法承受这一系列流血冲突的后果。约翰六世·坎塔库震努斯于1347年加冕为皇帝，在很多人看来，拜占庭在此之前就已经改朝换代，这位新加冕的皇帝作为顾问为帕列奥列格王朝的皇帝服务多年，但是逐渐开始领导一个政治派系反对年轻的皇帝约翰五世。在内战中，坎塔库震努斯与斯特凡·杜尚和奥特曼土耳其人保持了多年的同盟。前者是新出现的塞尔维亚王国的国王，也是拜占庭新的威胁，而坎塔库震努斯甚至和后者建立了王室联姻的关系。尽管历史倾向于将他评价为一个开明且高风亮节的人，但是在他统治期间，这些不同权力间的冲突依然延续，而他本人也于1354年在公众的要求下退位，这一年奥斯曼土耳其占领了加利波利，第一次在欧洲获得了立足之地。

从西欧的角度观察，传统上认为1204年占领君士坦丁堡的事件毫无值得自豪之处。然而一个被忽略的事实就是，这是西欧人在地中海东部一个新的地区持续不断的殖民活动的开始。1204年瓜分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东部岛屿领土的有“法兰克人”和意大利人，这一过程持续了两个多世纪。这其中很多都是短命的、领土破碎的政权，它们受制于不断变更的领土、王朝和同盟，对历史学家而言，几乎没有重要性。但它们中一些政权也建立了理智而相对稳定的统治，这其中的一个代表就是法兰克人在伯罗奔尼撒的统治。尽管拜占庭重新占领了这个半岛的一些地区，但是此地依然保持着某种形式的和平，甚至法兰克人的骑士文化也得到建立并有所发展。14世纪早期这一过程被一群加泰罗尼亚雇佣军的到来打断，这些雇佣兵非常残暴，他们在1302年的《卡尔塔贝洛塔和约》之后在意大利南部地区无所事事。在占领并控制雅典之前，加泰罗尼亚人在希腊土地上造成了难以计数的破坏。大约1380年，加泰罗尼亚人被纳瓦尔人赶走，而后者又被内里·阿恰约利领导的佛罗伦萨人驱逐。重点是，1204年的这一波“浪潮”有后来者和生力军；这些小贵族希望能够为自己建立一个小国家，或者至少获得一个贵族头衔，而且他们并不是很关心这样一个现实：这些冒险者最终取得的成就几乎很少能满足他们最初的野心。

这些殖民主义的野心当然在很多方面都是征服圣地活动的替代或延续。但以这种方式从拜占庭方面获取利益，是十字军运动衰落的主要原因。这种常见的说法是有道理的。那些伯罗奔尼撒和爱琴海岛屿上小块却富饶的土地，在领主们看来当然比在海外领地的事业更有吸引力。但是圣地的十字军运动衰落的原因并非这么简单。一方面，十字军的热情在前三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并未衰退。真正使十字军热情消退的是十字军运动的扩散或滥用，以及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十字军取得的胜利是如此之少。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只不过是一系列从未到达耶路撒冷、甚至未曾计划到达耶路撒冷的远征行动的第一次。这之后很快就是1208年的阿尔比十字军，这次十字军运动是针对法国南部的清洁派异端的。后来又是一系列上述提到过的“政治”十字军运动。十字军可以像对抗异教徒一样，针对异端、教会的敌人发动战争，这样的原则很快就付诸实践了。那些针对异教徒的十字军运动更加频繁，但是计划不周密。第五次十字军运动是由匈牙利国王安德鲁领导的，1217年出发前往巴勒斯坦的阿卡，到了那里之后却决定转而攻打埃及的杜姆亚特。在经过长时间的围城之后，他攻下了这座城市，但是在试图攻打开罗的时候对方更胜一筹，最终把杜姆亚特也丢了。作为自身野心过度膨胀的受害者，十字军并没有听取在拉丁东方的殖民者的建议，并且拒绝了穆斯林用耶路撒冷交换杜姆亚特的提案。腓特烈二世在1228—1229年和1239—1241年的两次十字军运动中通过小聪明赢得的短暂胜利，更多是出于偶然而非有计划地进行。而13世纪真正的十字军的代表是法国国王路易九世。1244年耶路撒冷的陷落刺激他发动一场更加传统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前往埃及的远征。这次行动组织得很好而且资金充足，但以和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相同的方式搁浅，而且犯了同样的战略错误。国王被俘，在支付大笔赎金后才重获自由。1270年，路易最后一次发动十字军运动，攻打突尼斯，这完全是之前被俘的结果，试图消除他1248年失败的负罪感。这次战争中，法国国王死于突尼斯城外，这次远征也就此停止。

随着前往圣地的十字军基本消失，穆斯林军队不断逼近基督徒在圣地的领地。13世纪上半叶十字军国家时来运转，穆斯林世界则相对混乱。由萨拉丁建立的开罗的阿尤布王朝和十字军国家进行外交交往的经验丰富。尽管双方之间冲突不断，但依然可以从双方的根本利益出发达成共识，这样的情况反复出现。阿尤布王朝以埃及为核心，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而更像联邦国家。这种情况造成的不团结给了十字军可以利用的机会。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更加没落；暴力而不羁的阿萨辛极端主义者在十字军国家边界出现，对穆斯林和基督徒而言这些极端主义者都是需要打击的对象。不仅如此，穆斯林世界还受到蒙古人入侵的极大影响。13世纪20年代，蒙古人的军队摧毁了花剌子模，并且占领了布尔哈拉和撒马尔罕，近东的各个国家就此成了蒙古人扩张的前线。1241年蒙古大军横扫东南欧，打垮了匈牙利王国并且到达达尔马提亚海岸，各种关于他们如何残暴的传说成为其军队入侵时的“先锋”。两年之后，他们攻击了小亚细亚。这两次战争中，蒙古人的撤退和他们的入侵一样突然。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受到了长老约翰关于东方的国王乐意帮助西方打击穆斯林的传说的影响，试图使蒙古人皈依基督教，至少与蒙古人结盟压制穆斯林国家。尽管双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是利用蒙古人打击穆斯林的想法只有极小的价值。1250年，就在路易九世在尼罗河三角洲被打败之后不久，一支埃及军队发生兵变，苏丹被暗杀，阿尤布王朝被马穆鲁克王朝取代。五年之后蒙古军队卷土重来，于1258年攻下巴格达并且推翻阿拔斯王朝，并在基督徒的帮助下于1260年3月占领大马士革。同年9月，蒙古军队在巴勒斯坦的艾因札鲁特与马穆鲁克军队交战，遭到决定性的失败。此事件导致后者很快就控制了叙利亚并在穆斯林世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从这时起，拉丁国家就在劫难逃了。新苏丹巴伊巴尔斯是一名狂热的将领，他接连攻击十字军国家的城镇和要塞，并且逐个摧毁。1265年他攻下恺撒里亚、海法和艾尔苏夫；1266年攻下采法特和加利利；1268年攻下雅法和贝鲁特，并且占领北方要塞安条克，并且俘获其国王；1271年占领医院骑士团的克拉克城堡和阿卡尔。随后他提出休战十年并且被基督徒接受。1281年他的继任者卡拉万延长了这一休战条约，但这仅仅是战略性休战，当卡拉万觉得自己足够强大之后就撕毁了这一条约，并且于1289年占领的黎波里。两年以后，随着阿卡的陷落以及从其他要塞和城镇的撤离，基督徒在海外领地的统治走到了尽头。

海外领地的陷落原因直白明显，就是因为对手的军事力量更为强大。腓特烈二世在取得耶路撒冷的王冠后马上返回意大利；军事修道团以及无处不在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相互之间争执不断并且经常公开交战，这些行为于十字军国家毫无助益。而且十字军也并没有建立了社会和谐的国家，他们一直和当地人处于隔离状态。但是十字军国家并非特别腐朽，只是如果没有西欧来的援军，这些国家即使再团结也于事无补，而公元1270年之后，再也没有进一步的增援。潜在的十字军战士要么被其他冲突纠缠无法脱身，要么正在怀疑他们是否有取得成功的机会。总之，鉴于人们都感觉海外领地挣扎在垂死边缘，西方人决定让其寿终正寝。

穆斯林的复兴敲响了海外领地的丧钟。但是在13世纪的西班牙地区，基督徒正持续不断地侵蚀穆斯林的领土。在精力充沛的国王的领导下，13世纪开始的新一波攻势几乎完成了整个再征服运动。1212年，大批基督徒军队在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战役中击败了阿尔摩哈德人的军队，这场战役发生于进入瓜达基维尔河河谷的必经之路。13世纪30年代卡斯蒂利亚的国王费尔南多三世(1217—1252年在位)在重新统一卡斯蒂利亚和莱昂之后再次发动战争，并且于1236年占领了曾经的哈里发首都科尔多瓦，这给予了穆斯林沉重的心理打击。1243年穆尔西亚向其臣服，1246年哈恩也称臣纳贡，最终于1249年，在长时间的围城之后，塞维利亚投降。阿拉贡国王“征服者”海梅一世(1213—1276年在位)的功绩不在费尔南多三世之下，他于1229年攻占马略卡岛，随后接连攻占了梅诺卡岛和伊维萨岛，并且以此为开始建立了地中海的阿拉贡帝国。1238年他攻占巴伦西亚城，并且于1245年占领了这一地区。与此同时，葡萄牙人向南推进，于1249年占领了半岛南岸的最后几座城市。伊比利亚半岛的再征服运动接近完成，穆斯林的统治被局限于格拉纳达地区最南部的山区。

西班牙的再征服和基督徒在地中海东岸的国家所建立的行政管理的范围和程度皆有所不同，尽管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所采取的方法各有特色。在卡斯蒂利亚征服的地区，穆斯林被剥夺了土地并被从城市中驱逐，以此保证胜利果实，他们大多逃亡到格拉纳达。征服者将土地奖赏给他的军队。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新领主都缺少穆斯林精细的经济管理智慧。很多土地从耕地变为牧场，并且很多土地持有者在多年的无序经营之后返回北方，将其土地卖给军事修道团。这些军事修道团很快就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卡斯蒂利亚南部地区保留了传统边疆国家的面貌；一套人口分散的畜牧业经济系统，由世代为奴的人充当劳动力，强大的男爵们控制着广大的农业土地，经济上的发展非常少见。这种经济结构随后被卡斯蒂利亚人带到了新大陆。而阿拉贡则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统治征服地区。在巴伦西亚，穆斯林仍然占人口的大多数，因而驱逐他们是不现实的。穆斯林被允许继续在这些地区生活，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他们处于基督徒的管理下。基督徒则利用着容许他们存在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好处。再征服运动之前，这一地区就是穆斯林和基督徒共存的局面，因此在征服之后不需要有太多的社会调整。毕竟共存是可能的，因为西班牙东海岸是天然的贸易基地，各族在这里有共同的利益。加泰罗尼亚的巴塞罗那可能是西班牙唯一可以和意大利主要城市竞争的商业中心，这里很快就成了整个阿拉贡地区的中心。

尽管程度不同，并且并不一定完全成功，但是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都是各种族共存的地方。除了穆斯林，这两个国家都还严重依赖犹太人，尽管其犹太社区规模不大，但却非常重要。他们主要在城市地区活动，很多犹太人从事专业的技术活动，尤其是医学、货币借贷(基督徒被禁止从事高利贷活动)和行政工作(尤其是包税人)。尽管事实上犹太人从事的都是基督徒被禁止参与或者不愿意从事的工作，但持续进行这些活动经常使他们成为人们厌恶的对象。无论如何，犹太人都是对这些社会重要的补充，并且某种程度上成为沟通基督教文化和穆斯林文化的媒介。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可能被破坏，再征服运动后爆发了多次叛乱。但总体上说，这一地区三种文化的共存状况比其他地区更好，并且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西班牙仍然扮演着三种文化的交汇点的角色。在这一问题上尽管卡斯蒂利亚的“贤者”阿方索十世有些理想化甚至趋于幻想，但是他将自己标榜为“三教之王”这种行为，实际上象征着再征服运动所面临的挑战。

危机与转折

从大约13世纪末到14世纪中期，欧洲很多地区爆发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危机和倒退，这些危机一起到来并且影响相互叠加，使社会看上去处于危机之中。14世纪被称作“灾难的世纪”，地中海世界和欧洲北部都面临巨大的难题。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这仍然难以理解，这种情况所有人都能观察到，但是却没有一种简明的解释或者一种解释体系能够阐释其原因。在任何情况下，这会是一种视觉幻象吗？难道这种明显的危机没有像其他危机一样隐藏着积极的发展吗？历史学家有信心做的就是描述这一时期所面临的问题，并且通过逐一审视这些问题来观察其解决方法所带来的变化。

如果要把这种现象归结为一个词，那人们一定会选择黑死病。从某种意义上说，将这种致命的疾病引入欧洲的元凶就是自罗马时代晚期以来西欧人在发展与东方贸易关系上的成功，尤其是与蒙古人的贸易。黑死病起源于远东地区，并且通过跳蚤传播，而跳蚤寄生在老鼠身上，就这样它们通过意大利人的商船将瘟疫传播到了欧洲。到1347年秋季，这场瘟疫传播到了拜占庭、罗得岛、塞浦路斯和西西里的墨西拿；到这年冬天，到达了威尼斯、热那亚和马赛；到1349年春季，瘟疫扩散到了托斯卡纳和中意大利地区。1348—1349年间，瘟疫在地中海地区肆虐，同时也蔓延到了欧洲北部地区。这些黑死病患者被跳蚤叮咬的地方及其附近的淋巴腺发生肿胀，随后会暴发紫色的斑点——也就是疾病名称的由来——并且进一步攻击患者的神经系统，患者死亡率超过一半。肺鼠疫是其变种，会攻击患者的呼吸系统，使肺部功能几乎崩溃，并且还会通过咳嗽传播，传播性很强并且不受气候变化影响。最致命的是罕见的能导致败血症的变种，细菌直接攻击患者的血液系统，在任何明显的症状出现之前患者就会死亡。

这种传染病以其新颖性、症状、横扫欧洲的速度及由其导致的患病死亡人数令当时的人们感到恐惧。锡耶纳的编年史作家阿尼奥罗很好地记录了它所引起的无助感和绝望的气氛：

“这场瘟疫于5月传入锡耶纳，这是一个恐怖残酷的事件。我不知道如何开始叙述这个残酷的事实：几乎所有见识其残酷的人都被悲伤淹没，几乎无法用人类的语言复述这样的恐怖事实，而没有亲眼见证如此恐惧的人一定是被上帝眷顾的人。患者几乎都是立刻死亡，这些患者的隐私部位和腹股沟发生肿胀，他们在尚能说话的时候就倒下死亡。父亲遗弃了他们的儿子们、妻子遗弃了丈夫、兄弟相弃。所有人相互遗弃，因为这种疾病似乎可以通过呼吸和视线传播。患者死亡之后，人们甚至都找不到人手埋葬他们，无论是诉诸金钱还是友谊。人们最多将去世的亲属倾倒在沟渠里，没有神父或者仪式，也没有教堂的丧钟。锡耶纳很多地方，人们开挖深沟以丢弃数量巨大的逝者。每天都有数百人去世，他们被丢进这些巨坑，覆上一抔黄土。死亡人数之多，这些巨坑很快被填满，人们为此不得不挖更多。

我，阿尼奥罗，被人称为胖子，亲手埋葬了自己的五个孩子。很多死者埋葬之浅，以至于狗都可以将他们挖出来，拖曳着穿过整个城市，并以此为食；没有人为逝者哭泣，因为所有人都在等待死神降临；那么多人离世，人们都认为世界末日到了。”

编年史作家的叙述对于告诉我们确切的死亡人数并无太大帮助。他们所说的人数总是很多，并且喜欢夸大其词，历史学家很难解决这一问题。现在人们的判断是死亡人数至少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30%；现在的研究表明近东地区的死亡率大概相似。尽管死亡率大致相等，但是在意大利城市地区的死亡率要高一些，正如很多研究表明的那样，在托斯卡纳地区也高一些，但是米兰地区情况稍好一些，很有可能是因为迅速的防疫措施；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卡斯蒂利亚地区稠密的人口使其承受了更大的损失。

很明显这场瘟疫对欧洲人造成了深刻的心理影响，但是历史学家发现很难确切地描述这种影响。在很多地方观察到的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放弃旧的价值观和道德束缚，在享乐主义中放纵。从长期来看，研究者将其与这样一些问题联系起来：质疑权威和宗教真理，平等意识及对贫贱身份的满足，随后几十年中四处发生的起义，甚至是新的探究精神和对新的医学知识的兴趣的发展。与此同时，一些人指出新的信仰形式、忏悔运动和更为昏暗的绘画风格的发展，就像在托斯卡纳地区一样。但所有这些都难以归结到黑死病身上，甚至是1347—1350年的瘟疫身上。疾病带来的真正的影响更为漫长而微妙。在接下来的一百三十年中又暴发了多次大规模的瘟疫。接下来的几代人经历了这些，并且明白瘟疫是不可预知但随时可能暴发的威胁，不安全感开始根植在人们心中并且使得人们的态度发生改变。

评估瘟疫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同样困难，历史学家已经否定了将整个14世纪的经济衰退视作其影响的观点。这些后果中和瘟疫最相关的就是某些地区的人口减少。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很多地区，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都发生了土地危机；劳动力短缺，劳动力价格上涨，土地持有者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政府尝试通过立法阻止劳动力流动，以缓解这种趋势。在很多地区，已经存在的将农田转变为需要劳动力更少的牧场的进程得到了加速。很多地主采用土地短租，或是采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应对改变了的局势，他们很快就恢复了自己的地位。同时四处都出现了向城市移民的浪潮，农民抛弃了他们的土地，甚至一些村子都全部荒芜了。他们强烈希望在城市找到一份工作，或者至少在城市中试试自己的运气。但是这种趋势，甚至是人口减少的趋势早在黑死病暴发之前就开始了，而且在黑死病暴发后又延续了很长时间，瘟疫仅仅是对14世纪经济运行状况产生影响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同样，经济“危机”并不总像其表现的那样。当然，地中海很多港口的贸易量有大幅度的下降。不过，在很多城市、工业与贸易商路衰退的同时，另一些则在兴起。14世纪的地中海世界并非清一色地处于危机之中，许多可以说是转折，这种转折一直持续到15世纪。

这其中的一个转折是由另一种“来自东方的瘟疫”引起的。13世纪，拜占庭不得不在其东部边界和很多突厥人部落进行战斗。13世纪早期突厥的一支奥斯曼土耳其异军突起，这个部落是以其首任领袖奥斯曼的名字命名的。奥斯曼的崛起非常迅速。1302年奥斯曼在比提尼亚(今安纳托利亚西北部)打败拜占庭军队，这时他看上去仅仅是众多部落中普通的一支。1326年他的儿子乌尔汗占领了布尔萨，该地与君士坦丁堡之间只隔着马尔马拉海。1329年乌尔汗在尼科美底亚附近两次打败拜占庭军队。1331年尼西亚陷落，1337年尼科美底亚也落入奥斯曼手中。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拜占庭丧失了在小亚细亚的全部领土。根据1333年拜占庭和乌尔汗的条约规定，拜占庭甚至不得不每年向奥斯曼进贡。但奥斯曼的力量才刚露头角。在1354年占领加利波利之前，奥斯曼已经卷入了与西欧的军事对抗中，对方经常与拜占庭结盟。接下来，所有这些军事成果都被乌尔汗的继任者穆拉德一世巩固。亚得里亚堡被占领了，并且土耳其人将宫廷建在那里。1371年，土耳其人在马里察河打败了塞尔维亚人，1387年他们占领了拜占庭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穆拉德一世在1389年的科索沃战役中去世，但是他们打败了塞尔维亚人，并且彻底包围了塞尔维亚。1394年，巴耶塞特一世开始攻打君士坦丁堡。

在加利波利被占领之后，防止被奥斯曼人吞并就成了拜占庭皇帝的首要任务。约翰五世是首位放下身段前往西方寻求帮助的皇帝，在他之后还有很多皇帝追随他的脚步。但是他仅仅获得了零星的回应。只有在君士坦丁堡面临直接威胁的时候，西方人才有所行动，他们派遣了一支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远征军，以勃艮第公爵的儿子约翰为将领。结果于1396年在尼科波利斯遭遇惨败之后，西方人彻底失去了信心。1444年另一支军队在瓦尔纳遭遇了类似的结局，而这之前西方都未曾增援过拜占庭。君士坦丁堡可以坚持到15世纪中期主要是因为帖木儿蒙古在小亚细亚的迅速扩张，他们在1402年打败并俘虏了巴耶塞特一世。14世纪晚期以后，塞尔维亚人成为抵抗奥斯曼人、保卫欧洲和基督教世界的主要力量。拜占庭成为奥斯曼的附庸，他们除了等待亡国的命运外别无他法。东欧人的活力体现在希腊人重新征服以米斯特拉为中心的伯罗奔尼撒地区。在这里，晚期拜占庭文化得到了复兴。在面对政治困境的时候，文化的鼎盛繁荣成了他们的主要焦点。

相反奥斯曼正呈现出一个组织良好的国家的特征。他们占领了巴尔干地区，并且在这里殖民。他们同化了被征服的人们，并且向他们征税，在他们中间征兵组建军队。他们轻而易举地就使一部分地区屈服。除了他们令人惊异的军事战斗力，奥斯曼政府组织精密且社会稳定，实行宗教宽容政策，这种大棒加胡萝卜的统治手段相对于拜占庭四分五裂的局势和效率低下的统治，对很多人更有吸引力。奥斯曼进攻的真正影响出现在下个世纪，他们的威胁不断扩张，并且威胁到西欧在东方的利益，甚至是意大利本土。但是穆斯林在欧洲立足的基础是在14世纪确立的，地中海世界已经开始感受到这种状况的影响。

西班牙诸王国在这一时期同样出现了危机。13世纪早期再征服运动中吞并的大量领土给他们带来了特有的问题。同时，西班牙诸王国越来越多地登上国际舞台，例如在地中海或是在北方与他们接壤的法国。从此以后，他们就很容易卷入欧洲的大事件中，例如百年战争。在国际层面，阿拉贡尤其典型。到13世纪末，阿拉贡建立了一个包括西西里和撒丁尼亚在内的大帝国，并且在法国南部保有很多利益。纵观中世纪晚期，阿拉贡各个国王的国际政策都和其国内的需求相冲突。如果过度关注外交事务，国内就常常会产生反动或骚乱。不仅如此，很多西班牙地区的国王性格软弱，喜欢将个人野心和个人喜好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并且由于经常出现私生子，使得这些国家常常陷入关于继承问题的严重冲突。这些问题中最具破坏性的是1350年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十一世(他是欧洲唯一死于瘟疫的统治者)死后引发的长时间内战，这场内战中他的私生子特拉斯塔马拉的恩里克最终击败了他的合法继承人“残忍的佩德罗”，并且于1369年获得王位。阿拉贡的内战虽然规模小，但是更为频繁，而且贵族在继承问题危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阿拉贡的贵族建立了一个代表性的议会，此一引领潮流的发明使他们和其他社会阶层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管我们不能认为它总是能纠正国王的弊端。很多历史学家将这种国王和封臣之间的关系称为“契约关系”，并且给予这种发展积极的评价。

西班牙地区的各个王国之间也会相互攻打。这些王室经常相互通婚，许多王国试图吞并邻国，甚至统一半岛。从14世纪中期开始，特拉斯塔马拉家族的野心就导致了很多冲突。1369年，他们获得了卡斯蒂利亚的王位；1383年试图继承葡萄牙，但却引发了葡萄牙全国性的叛乱并且最终使得葡萄牙建立了阿维什家族的统治；1412年它们继承了阿拉贡。这些举动最后结出了良好的果实，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王室在15世纪晚期联合在一起。但在当时，这些举动成为不断引发混乱的根源。

政治冲突和经济社会问题紧密相连，事实上，经济社会问题经常是政治冲突的根源。黑死病流行期间，法律和秩序的崩溃是一个前奏。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早期，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贸易大规模衰退，巴塞罗那受影响尤甚。在整个西班牙东海岸，银行破产。由于出口量减少，整个国家都陷入硬通货外流的困境中。由于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的君主都想以省事的方式摆脱其财政困境，两个国家的货币都遭到了反复的、毁灭性的贬值。在瘟疫暴发后的农村地区，无论是贵族还是教会都缩减开支，并且坚持对佃户和农奴的传统权利，这些措施都引起了农奴的反抗。这种反抗令西班牙北部烽烟四起，并且酿成地方性的起义，而且在15世纪后期，这还成为爆发内战的导火索。但是这种农民骚乱爆发前很久，社会就开始通过针对犹太人的骚乱来宣泄压力。1391年始于塞维利亚的大屠杀浪潮在短短两个月内就席卷全国。犹太人是社会不满情绪的现成标靶。社会所有成员，包括国王都开始推波助澜。这是他们对非基督徒态度变得冷酷的里程碑事件。这种趋势在15世纪末开始的以武力迫使异教徒皈依或者驱逐中达到了顶点。

但无论如何以全面否定的态度评价14世纪是错误的。西班牙仍然是前途光明的地区。如果加泰罗尼亚承受着经济衰退的打击，但卡斯蒂利亚则正经历牧羊业和羊毛出口的巨大增长。百年战争对卡斯蒂利亚是福音，因为这严重地打击了英格兰的羊毛贸易。伴随着羊毛贸易的发展，与羊毛有关的手工业也迅速发展，卡斯蒂利亚的港口(桑坦德和塞维利亚)以及造船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而这又促进了卡斯蒂利亚其他产品在大西洋贸易中的发展。这和其他方面一样，都预示着卡斯蒂利亚已经为新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意大利长久以来都为政治冲突所困扰，人们似乎难以觉察危机的到来。但是同样存在着征兆，这些征兆相比于当时的评论家关于他们国家所处的困境所表现的极度痛苦更具实质性内容。在瘟疫最早暴发之前，就有迹象表明当时意大利出现了人口减少和经济问题，14世纪40年代巴尔迪和佩鲁齐银行的大规模倒闭就是预兆。意大利遭受了特别频繁的瘟疫和饥荒，有时两者同时出现，有时则相继侵袭。在黑死病暴发后的大约一个世纪中，有迹象显示数座城市的贸易和工业都出现了衰退，尤其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但并非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经济衰退的图景同威尼斯人的贸易形成了鲜明对比。威尼斯很快就适应了土耳其人的出现，一方面是通过和土耳其人建立贸易关系，另一方面是寻找新的近东商路，使他们与东方的联系不致中断；伦巴德的贸易也并未陷入萧条，他们和欧洲北部的贸易不断改善，出现了丝绸和大米这样新的贸易商品。证据再次指向了贸易性质的变化和地理中心的迁移，各种具体的危机或许只是这些变化的表象。

无论意大利的经济是否出现衰退，14世纪的意大利半岛已经不堪其政治问题的重负，这一点已显露无疑。归尔夫同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教宗并不在意大利，但他必须保证回到罗马的道路是安全的，因为这里是他权力的源泉。在那不勒斯，安茹的罗贝尔之死使整个国家陷入了超过一个世纪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因为贵族和外来者为了对一系列羸弱的国王和女王施加影响而相互征战。而归尔夫同盟中的另一个重要国家佛罗伦萨也承受着日益沉重的负担，并且对教宗国的政治泥潭所产生的花费和混乱感到厌烦。奇怪的是，正是教宗不在教宗国期间，在枢机主教和团长希尔·阿尔沃诺斯的任期内，他才迈出了平定这些小国的重要的第一步。和平条约被签订之后，这一地区一些专制者的野心随着代牧区的建立而获得承认。代牧区是一种有用的发明。然而这种绥靖的举措很快就遇到了瓶颈，其弱点就是北方边境的国家，尤其是战略要地博洛尼亚，佛罗伦萨人和教宗很快就围绕这座城市发生了争吵。在八圣徒之战中，佛罗伦萨被处以宗教仪式禁令的惩罚并且与教宗军队作战，这是双方关系的冰点。这导致了佛罗伦萨一些贫穷手工梳毛工人的起义。他们短时间获得了政治权力，这是欧洲城市社会革命最早期的明显表现之一。意大利北部地区的情况同样不好，这里很多城市都被试图建立王朝的统治者接管。他们与公社时期一样，陷入了永恒的内斗之中。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米兰的维斯孔蒂家族，他们从14世纪中期开始主导意大利北部地区的政治。14世纪末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统治时期，米兰的重要性得到巩固。强大的军事和高超的外交技巧使这位精力旺盛的统治者不仅实际上控制了意大利北部全部地区，而且控制了托斯卡纳大片地区和教宗国的一些城镇。被孤立的佛罗伦萨人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的威胁：意大利可能被统一。但事实上，米兰的霸权完全建立在统治者的个人魅力之上，当他去世时，米兰的霸权也一夜之间崩塌。

所有这些都是在各个国家间战争和冲突大量减少，国家陷入相互纠缠和相互依靠的背景下发生的。由于战争都是地方性的，因此这种状况也是地方性的。到14世纪，大多数城镇都用雇佣兵取代了民兵，并且这种体系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雇佣军在其将军的领导下可以作为一整个作战单位集体被雇佣，省却了城镇进行募兵工作的麻烦。在百年战争的间歇，这种体系得到了不受欢迎的补充。很多被解雇的外国军人进入意大利寻找新的雇主。来自法国、德意志和英格兰的雇佣军将领主导了14世纪晚期的战争，以至于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可以将其扩张战争打上从外国人手中解放意大利的旗号。像所有的这种军队一样，他们垄断了暴力。随着战争的结束，这些城镇发现在和平时期保留这些军队是符合他们利益的，因为这方能阻止他们反噬自己的雇主——雇佣军成了真正的收保护费的组织。意大利雇佣军取代外籍雇佣军之后情况并未好转，这些雇佣军将领多数起源于教宗国，他们现在为自己寻求领地和权力。他们的野心助长了许多冲突，令总体局面更加混乱。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5世纪。而且雇佣军的费用十分高昂，结果就是尽管并非他们的本意，雇佣军使得这些城市国家的内部事务更加恶化。

传统观点认为14世纪是公社体制衰退并被领主制度或者专制统治取代的时期。这是非常准确的，到14世纪末，只有佛罗伦萨、锡耶纳和威尼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保持共和政体。但是或许这种趋势并没有过去人们认为的那样重要。19世纪的历史学家描述了一幅世纪末危机，即自由对抗专制的图景，而其他人则给出了相反的解释，认为是效率对派系政治的胜利，并将专制政治描述为“对共和政治的实用主义批判”。晚近的历史学家则指出了这两种体制之间的共性：仍然存留的公社逐渐变为了寡头政治，并且新的专制政体为了继续执政而依赖于城镇的共识。比政府组织形式更重要的是城市国家数量的减少以及领土国家的发展。14世纪冲突的结果就是适者生存。这使得意大利政治更加容易管理，并且最终使意大利获得了一段时间的和平。

巩固与扩张

到15世纪早期，意大利有五大主要的政治力量。米兰的领土稳定增长，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的统治昙花一现。维斯孔蒂家族的公爵在15世纪上半叶统治米兰。那不勒斯仍然被各种麻烦困扰，这些问题直到阿拉贡控制王国才得以解决。在佛罗伦萨，作为对执政基础广泛的政府以及羊毛工人的暴动的反动，一个寡头政府出现了。从1434年开始这座城市落入了美第奇家族的控制。他们的统治完全居于幕后，所以在对外时佛罗伦萨仍然可以宣称他们是共和政体，同时又默默地承认其第一公民的重要性。这是一种极其方便而有效的安排。威尼斯在某种意义上，乃是新的闯入者。他们直到14世纪末才真正开始卷入大陆的政治活动中，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奥斯曼的领土扩张下，威尼斯需要保证其粮食供给；而米兰和帕多瓦的入侵则威胁到了其边界安全。现在他们开始作为大陆的政治势力走上前台，但是这和其他政治势力的混乱密切相关。威尼斯的政府与众不同，它是一个共和国，同时还有正式的元首，即总督，这一职位是终身制的。这样的政治体系展现给外部的是一幅社会稳定的模范景象，所有这些都被很多人喜欢并且“神化”。

第五种政治力量就是教宗。在15世纪时，他首先应当被视作一种政治力量；他的处境非常特殊，同时不利于国家稳定。教宗对教宗国的领土依然保有最低程度的控制力。多数国家都是在中心地区控制力强而周边地区控制力弱，但是和这些国家不同，教宗国政治动荡的核心就在教宗身边。西方教会大分裂结束后教宗正式返回罗马，这时的罗马很落后，经济不发达，除了宗教旅游业之外没有经济基础可言；教宗依然很大程度上处于周边土地贵族(包括那不勒斯家族，这个家族和教宗之间相互纠缠)的掌握之中。而教宗权力的本质本身就可能成为其软弱的根源：教宗总有各种国际的、非政治性的考量；更重要的是，教宗选举制度的选举人——枢机主教都是由前任教宗任命的，这就成了不稳定的原因。这在心理层面和其他层面同样重要。教宗总是喜欢建立一个亲属网络，而关于这种裙带关系的做法合理的解释是他们希望其顾问和官员是值得信任的。这一点在15世纪的教宗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几乎所有教宗，在两三轮选举之后，都会被他的亲属继承，而这些亲属都是由他任命为枢机主教的或者其政治地位是在他的任期内上升的。这意味着教宗比之前都更加呈现出派系特征，而且受到教宗国的外交同盟取向的影响。来自威尼斯、热那亚和锡耶纳的教宗轮番继任印证了这一点。

1423年米兰和佛罗伦萨之间爆发了持续32年[1]之久的战争，他们一直是世仇。佛罗伦萨人请来了威尼斯人，后者却很快与对手签订了休战条约(1427年)，并获得了更多的领土。而佛罗伦萨则只能自己吞下将不受欢迎的米兰人引到托斯卡纳的苦果。战争中的很长时间内，主角是两位雇佣军将领，为米兰出战的尼科洛·皮奇尼诺和为佛罗伦萨出战的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后者并不可靠，他在战争中至少三次转投到米兰军中，并且在战争中不断为自己夺取领土。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威胁，以至于那不勒斯的阿方索都向他进攻，阿方索一直都在为获得领地而战斗。他的卷入又牵动了教宗的利益，因此到15世纪40年代，整个意大利再次陷入战火。1447年米兰的菲利波·维斯孔蒂去世，斯福尔扎作为菲利波的女婿要求继承菲利波的位置，为此和阿方索发生冲突，三年后斯福尔扎取得了最终的胜利。1454年米兰和威尼斯最终达成和解，签订了《洛迪和约》，这为意大利带来了总体上的和平并且促成了意大利同盟的形成。令人惊讶的是，这次和平持续了四十年之久。

有很多理由可以解释这次和约的签订以及和平的维持。这一时期的文献显示，战争导致了普遍的财政枯竭，并且对参与国家的政府造成了严重的压力。在和约签订前的几年，一些更具理性的人登上政治舞台，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必须结束战争。这些人中尤其以阿拉贡的阿方索和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为代表。这时已经可以相对有效地控制雇佣兵将领，而且斯福尔扎在成为米兰公爵、达成其野心之后也更加服从劝导。对于威尼斯和教宗，还有另外一个性质不同的原因：1453年土耳其人终于如愿以偿攻下了君士坦丁堡。尽管当时这一行动只剩下象征意义，但是在心理层面上依然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外部力量干涉的畏惧，无论是来自土耳其人还是其他形式的政权，都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将原来争斗不休的国家组成新的同盟。

还有其他一些不那么现实主义的解释，即这些国家的外交技巧都在进步。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是现代外交机构的发源地，他们发明了常驻大使、外交豁免条约和收集情报等手段。这一体系已经足够精密以取代，或至少补充战争作为处理外交事务冲突的首要选择。和约可以达成的另一个因素就是这些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变得越来越相似。他们都是领土国家(尽管教宗国对领土的控制较弱)，他们都由王公统治(在外交方面，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实际上扮演了王公的角色)，它们全都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和财力支持宫廷和宫廷文化，这是另一种相互对抗的手段。正如所猜测的那样，封闭的宫廷生活使统治者及其随从从影响他们的压力中解放出来。到15世纪后半期，意大利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已经动摇并且逐渐被超越。著名的美第奇银行的倒闭不仅仅是管理不善的缘故，而且还因为新的强劲竞争者在德意志和其他地区正在出现，并且新的贸易商路也在出现。而贵族仍然在“奢侈品”上花钱如流水：建筑、绘画、支持文学、宴会和炫耀，这些都达到了夸张的地步。人们从土地和税收中收取了越来越多的资金，但是投入经济生产领域的资金却越来越少。

意大利同盟同样起到明显的作用，因为各国之间形成了权力平衡的局面。五大主要的政治力量之间的政治和战略地位相似，并且互相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不过，弱点依然存在。在菲朗特统治期间(1458—1494年)，那不勒斯的君主十分具有侵略性。教宗再次面临着来自南部和教宗国内贵族骚乱的双重威胁。这一地区再次打破了意大利半岛的权力平衡，并因臭名昭著的西斯克特四世的主动出击造成了与佛罗伦萨之间的不和，这将所有国家拖入冲突，并第一次对同盟造成了威胁。

和平难以持久或许是不可避免的。1494年这种和平被彻底打破，随后数十年中意大利陷入了欧洲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战争之中，这很大程度上是其他人的责任：意大利这种混乱局面的背后是西班牙和法国的插手，他们各自都有对意大利的宣称，都为战争做好准备而且都乐于将意大利作为战场。意大利境内的各势力，最多也就是结成貌合神离的同盟，但即便如此也不是这些外来者的对手。法国和西班牙的军队在意大利地区其实象征着一种拥有新军事资源的国家。如果“适者生存”减少了意大利境内国家的数量，那么这一原则正按照其逻辑在得出结论。

西班牙各王国之间的联合差点就不会发生，或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存在。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曾经为了继承卡斯蒂利亚而与葡萄牙国王的未婚妻乔安娜作战，如果伊莎贝拉失败的话，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两国将会进行联合统治。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两国通过联姻的合并，也不意味着西班牙的统一。双方签订条约，两国严格独立并且规定了两个国王行事的范畴。费尔南多单独统治阿拉贡，与伊莎贝拉联合统治卡斯蒂利亚，并且在未经她同意的情况下不得离开卡斯蒂利亚。尽管很长时间以来，历史学家，尤其是西班牙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都将这两人视作现代西班牙的建立者，但更多的现代历史学家倾向于强调西班牙各个王国的延续性，以及这对被教宗授予“天主教国王”的统治者的政策对其前任政策的发展。

当时，不仅联合的时机成熟了，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在很多方面也很好地互补。阿拉贡的利益主要在东方，也就是地中海，而且尽管其经济遭受了一定打击，但是充分利用的话，它在意大利半岛南部的西班牙地区还是有机会的。在外交和国际贸易方面，卡斯蒂利亚的利益则主要在大西洋地区、欧洲北部、大西洋中的岛屿以及更远的地区。双方之间没有明显的利益冲突，并且几乎没有经济竞争。在外交事务上，费尔南多和伊莎贝拉可以很好地利用二元统治带来的益处。

这两位统治者没有统一的计划，而且几乎没有同时应用到两个国家的政策。由于双方面对的最为迫切的问题完全不同，此结果不可避免。在卡斯蒂利亚，国王最为迫切的需求是打压贵族，并重新树立国王的权威。重新征服的很多农村地区仍然在贵族手中，这些地区都人口不足；贵族帮助国王征税，并且截流一部分，而且还从国王那里窃取了其他的特权。国王使用“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利用军队以遏制特权的滥用；并且重新建立了城市民兵作为进一步的制衡手段；他继续采用大学训练的专门人才或“莱特拉杜斯”(letrados)[2]担任行政官员，以取代贵族。贵族变成了一群廷臣，依赖于国王。同时统治者同意免除他们的赋税，并且通过间接的方式补偿他们，尤其是通过授予他们加入“梅斯塔”(Mesta)的特权，这是一个包括很多贵族在内的畜牧业者的组织。所有这些政策都使费尔南多留在卡斯蒂利亚，在他在位的三十七年中，只有不到七年的时间待在阿拉贡。尽管他不在，总督和议会继续和政府一起运转，并且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尤其是在加泰罗尼亚地区，费尔南多意识到需要修复内战对这一地区造成的创伤并且促进经济的复兴。

费尔南多和伊莎贝拉的成就并不体现在具体的行政措施上，而在于其统治期间所展现出的强烈导向。以一场受欢迎的对外战争统一国内意见，这一古老的方法在再征服运动中展现出了特殊的重要性，完成这一过程的时机已经成熟。一次由教宗资助的十字军征服了格拉纳达。这场战争由于格拉纳达的国王进行挑衅而引发，始于1481年并且持续了十年之久。1492年的最终胜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穆斯林将领内部的不和，但是宣传者们有意贬低了此原因的重要性。战争结束的同时，自上个世纪以来对犹太人和穆斯林迫害的浪潮也达到了顶点。犹太人在1492年最终被驱逐，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民众行动，披着基督教信仰的外衣。而从短期效果来看，这也是一次敛财行为，因为犹太人几乎没有机会将其财产带走。格拉纳达的穆斯林的处境则好很多，1492年的和约规定他们可以继续留在那里并且坚持自己的信仰。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教会中的强硬分子对此做出了极大的修改，其结果就是1499年格拉纳达的穆斯林被要求皈依基督教或者离开。到1502年，这一政策扩展到卡斯蒂利亚的穆斯林身上。那些选择留下来的穆斯林仍然被隔离，就像犹太人“教友”一样，这是为了保持所谓基督徒血统的纯洁性，同时他们还被禁止担任公职或者其他重要职位。

所有这些都代表向某种程度的统一迈进的共同努力。这种统一并非接下来一个世纪实现的政治统一，而是目的、情感和“西班牙化”的统一。随着征服和皈依而来的是教会的发展。教会实际上在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已经统一，而且是一个巨大的西班牙机构；“天主教”国王几乎不允许教宗干预其政治，并且他们还控制着教会的人事任免。甚至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中，教宗也失去了重要的位置。宗教裁判所分别在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建立，审查皈依的犹太人的正统性，这两个国家的宗教裁判所于1483年合并，成为第一个权力遍布两国的机构。宗教裁判所并不是，也从来不是传说中的秘密警察，但人们会这么想也不奇怪：在西班牙，教会和国家，宗教和政治的相互联系紧密而独特。

费尔南多和伊莎贝拉的统治并非“绝对君主制”。至于他们的权威，我们会注意到他们总是采用那些受欢迎的政策，例如偏爱再征服运动和“梅斯塔”，驱逐穆斯林和犹太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再征服运动，它非常受欢迎，而且他们的成就是他们利用了大众共同参与行动的潮流，以加强王权并且奠定了建立一个统一国家的基础。再征服运动中体现的智慧同样被应用到向新世界殖民的过程中，并且使卡斯蒂利亚在这一进程中保持领先地位。这一进程非常迅速，1504年伊莎贝拉去世前，卡斯蒂利亚已经制定了规范已经存在的和未来殖民地的行为的详细法律。

殖民化的功劳应该归于西班牙，但这功劳主要是殖民化而非发现新大陆。探索大西洋的故事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候达到顶峰，但探索大西洋的过程很漫长，并且主要是葡萄牙的功劳。探索的三大部分——大西洋中的岛屿、非洲海岸和新世界中的前两项都是葡萄牙人主导的。葡萄牙人探索世界的过程据说是以1415年征服摩尔人的休达开始的，该地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这个行动激起了葡萄牙人以宗教和商业的名义进行探险的热情。尽管14世纪人们就发现了大西洋中的岛屿，葡萄牙人和卡斯蒂利亚人偶尔会造访加那利群岛，但是15世纪开始，人们重新对这片地区兴趣大增，并且开始相互争夺。最终1479年教宗确认卡斯蒂利亚对这一地区享有权利，这将卡斯蒂利亚拖入了征服当地的关契人的长期战争中。14世纪的人们就知道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这两个地区分别于1424年和1439年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佛得角是由葡萄牙人于1462年发现的。很多这样的岛屿成了进一步探险的中转站，但是在当时其重要性是作为殖民地体现的，如甘蔗的种植，这是葡萄牙经济的重要内容。

由于当地人口众多，西非海岸并没有真正被殖民化，但是葡萄牙人寻找到了掠夺的机会，主要是奴隶，其次是贸易。这一点上，发现几内亚的意义尤为重大。这些冒险对人们的吸引力主要来自黄金(欧洲人对财富永远的渴求)、奴隶和非洲传说中的财富。到这时为止，他们在北非海岸的探险只能依靠中间人的帮助。宗教动机同样很重要。他们渴望使异教徒皈依，并且希望知道穆斯林的势力究竟延伸到何处，他们还希望能够和传说中东方的基督教国王约翰取得联系(至迟至1497年，达·伽马在他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跨时代的航行中，就携带着一封写给约翰的信件)。关于究竟哪一个是推动探索新世界的主导性原因，一直以来都有无尽的争论。此外，葡萄牙扩张的航海活动名义上的领导者，“航海者”亨利的功绩究竟几何也是一直在讨论的问题。但看起来是这些原因的合力使葡萄牙王室赞助了这些探险活动。至少在初始阶段，经济和宗教的动机相互渗透。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些探险活动完全是“中世纪”的。求知欲的因素随着这些行动的发展(当这些行为产生足够利益，并且能够自给自足)而不断增强，在真正的远程探险中达到顶峰。而哥伦布试图发现一条向西到达印度的航线，这背后的魄力之大则完全是另一个维度。尽管他对地球的大小有错误的观念，这使他对探险过程中遭遇的困难估计不足，但他的计划仍然是迈向未知世界的前所未有的巨大跨越。难怪葡萄牙人会拒绝他的建议。他们的成功建立在一点一滴知识的积累以及和与西非海岸保持联系的基础上；他们在大西洋地区的运气一直不怎么样(加那利群岛刚被西班牙夺走)；哥伦布要求他们赞助其探险的建议与他们长期以来的航海行动的传统背道而驰。尽管最终哥伦布在卡斯蒂利亚的支持下完成航行，但其花费则由热那亚的金融家支付。

发现新大陆的重要性在16世纪随着新发现的不断推进才逐渐显现。但这些探险已经改变了欧洲的贸易状况。尤其在地中海地区，这些探险造成了至关重要的后果，这也是其资助者的初衷。毫无疑问，旧世界的机会正逐渐被新世界的机会替代。

新思想与新方向

哥伦布航海所依据的理论，也就是向西方航行也可以到达中国和印度，是由佛罗伦萨人保罗·托斯卡内利详细阐释的，1474年他写信给葡萄牙国王的忏悔神父的信中提到了这个理论。这是地理学和制图学发展的产物，这两门学问在有航海传统的城市都有悠久的传承，但这也是知识分子团体发展的结果，因为托勒密的《地理学》在1409年被另一位佛罗伦萨人翻译为拉丁语。这仅仅是人文主义运动影响的众多领域中的一个。人文主义运动发端于意大利并且在15世纪上半叶传播到各地。

无论人文主义者和文艺复兴的思想如何具有革命性，它们都深深扎根于中世纪的文化中，以至于很难确切地指出文艺复兴运动的开端。13世纪西欧文化活动的一些方面非常具有国际化的特点，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地中海沿岸地区都全方位地投入到这些文化活动中。其中一个方面就是骑士精神、宫廷爱情和英雄史诗等贵族文化，这些多发端于法国南部地区，并且在中世纪晚期的西班牙、法兰克希腊(Frankish Greece)[3]以及意大利的很多地区(包括城市地区和城市化程度不高的南部地区)都有很大的发展。另一个方面则是文化的宗教本质，它融合了再征服运动与十字军狂热的宗教热情，与骑士精神相辅相成。它还以不同的形式在整个13世纪的知识浪潮中脱颖而出：伴随经院哲学的发展而到达顶峰的神学和哲学、针对异端的知识立场以及布道团体的发展。毫无疑问，巴黎是这场运动的中心，其成就受到西欧国际化的影响(如13世纪巴黎伟大的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就是意大利人)。托钵僧对宗教文化的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的宗教热情，驱使他们遍历包括意大利城镇在内的欧洲。在他们的影响下，宗教观念和宗教教育的大众化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中世纪结束的时候。

骑士文化和宗教文化这两部分在文艺复兴的过程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并且一直都非常重要。但是意大利城镇给文艺复兴增加了第三个因素，也就是世俗文化。对专业知识的需求——行政人员、律师、医生和商业人员——促进了世俗教育的发展，事实上，世俗教育自城镇建立开始就一直存在，但是在这一时期扩张迅猛。私人赞助和城镇赞助的学校和主教学校、教堂学校一起发展，但它们比宗教学校重要得多。读写学校、“算盘”学校和语法学校如雨后春笋一般，并且为大学提供生源。从13世纪早期开始，意大利北部城市都建立了大学，重点教授医学以及法律。为城镇的权利辩护，以及法院的管理都需要律师，而且律师也享有很高的声誉。然而相比起律师，对于公证人的需求更大。遍布意大利城市乡村的公证人是公共行政机构和私人商业交易正常运转的润滑剂，事实上所有的法律文件都必须由公证人起草或者“提出”。对公证人的教育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我们对此知之甚少，但是我们确实知道13世纪公证人的培训和正式的法律培训一起都有了非常显著的发展，尤其在博洛尼亚。

最后，城市需要修辞学家。这很难纳入“专业知识”的维度，因为这些专业知识的维度毕竟是人为划定的并且有很多重合。但是与公证人培训一起发展的还有中世纪的写作和修辞艺术。这些都是教育的基石，而且影响广泛。修辞技巧在托斯卡纳地区发展尤为迅速，在这里大多数律师、作家和公证人都接受过这些训练，可以说修辞技巧是当时知识分子的象征。对修辞学的研究直接促进了对古典学的兴趣，这几乎是必然的。“人文主义者”这个词，在13世纪之前，就意味着一位对古典文化有兴趣，或是阅读过古典作家作品的人。古典文化从未完全在西欧失传，只是在这一时期人们对古典文化的兴趣在增长。然而历史学家喜欢将“人文主义者”这个术语(由studia humanitatis发展而来，这个术语在15世纪就广泛应用)来描述这样的人：这些人将古典文化的研究视为最重要的学科，或者是目的本身，并且无论其何种方面的活动都受到古典文化的深刻影响。14世纪最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就是彼特拉克，他经常被称作“人文主义之父”。彼特拉克是佛罗伦萨人，他出生在父母流放途中并且注定一生中多数时间都生活在阿维尼翁附近。他是新型知识分子的范例，依靠为赞助者写作并且提供建议为生。我们可以称他为当时的自由撰稿人。

彼特拉克的事业汲取了上述提到的很多传统(尽管他坚决拒斥经院哲学)。他的兴趣跨越了很多学科和文学题材。作为一名受过良好训练的律师和文员，他以他的情诗、信件和论文而著名。但是在留给后世的遗产中最重要的是他对古典作品的热爱和追求，对古典作家手稿的搜寻，尤其是对西塞罗的赞赏。彼特拉克的重要性还在于他那高调的个性。他在与各个影响力极大的人物交往中受益，受到权势人物的吸引，而且是自我推广的专家。他的很多举动都为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形象塑造了典范。14世纪晚期出现了一大批和他竞争的人，并且随着这一群体人数的增长，他们之间开始出现了集体认同。这些人在各个领域都很活跃，他们将这种不断扩展的风尚变为了世俗文化的奠基性活动。

我们应当如何总结这样一场如此无处不在且层次丰富的运动呢？或许最好的方法就是从这场运动的核心开始，也就是对古典文化的兴趣。这种兴趣表现为多种形式。首先就是搜集各种古典遗存，15世纪前期的学者就以此为志向，例如弗拉维奥·比昂多和他关于罗马和意大利地形学和历史的著作，安科纳的西利亚克和他搜集的古典时代的铭文等。搜索的范围同样包括文献。中世纪的修道院文化保留了很多文本，却无法充分发挥其价值。找寻古典文化的另一项工程就是翻译，即将这些文本从希腊文翻译为拉丁文。当然，在翻译过程中，希腊语的知识乃是必备之基础。1396年曼努埃尔·赫里索洛拉斯到达佛罗伦萨大学执教标志着这一工程的起始，这一进程持续了整个15世纪，来自拜占庭或者被拜占庭放逐的学者加入了这一工程。翻译运动使西欧学者能够接触到先前未能被翻译或是翻译错误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随后15世纪柏拉图的作品也得到了翻译，而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著作又深刻地影响了人文主义者的文化。消化吸收这些文本需要文字学的修养，翻译运动恰巧也把这个学科提到了新的高度，催生了莱昂纳多·布鲁尼(曾任佛罗伦萨大臣)的翻译理论和洛伦佐·瓦拉的翻译理论，后者常被称为现代文字学之父。

古代文本激起了人们对修辞学浓厚的兴趣。波乔·布拉乔利尼重新发现了昆体良的思想和西塞罗的全本《论雄辩家》，这一发现是决定性的。在这些文本中，人文主义者们发现了古典拉丁语修辞学的全部理论基础，这对于更好地理解圆周句的用法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和辩护工具。随后的拉丁语“纯洁运动”引发了不同的评价。有人谴责人文主义者坚持使用高水平的语言并且鄙视那些水平略低的通俗语言，这种行为将拉丁语变为了一种死语言。但古典修辞学的重要性远不止此。其根本在于平衡、准确和和谐的原则——事实上这也是审美的原则。通过将这些原则广泛应用于各种学科，人文主义学者将它们结合起来，为视觉艺术和其他学科的发展提供了知识和文字的理论。

在西塞罗的《论雄辩家》最后一部分中，人文主义者将演说者的理想形象刻画成为了建立更好的政府而使用其辩论技能的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市民。这同样很重要，并且使我们体会到这样的事实：无论是通过雇佣还是通过成为统治阶级成员的方式，人文主义者仍然和政府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们的学术活动的早期成果集中于有关理想政府和理想的市民行为的新思想。这一点在佛罗伦萨表现得尤为明显，1400年前后维斯孔蒂的威胁造成的政治危机之后的数十年中，“市民意识”的发展和寡头统治阶层的利益休戚相关。这种基于古典时代源泉的市民主义并不是新事物，我们在雷米吉奥(多明我会修士，也是但丁的老师)13世纪晚期的著作中就可以看到，而帕多瓦的马塞利乌斯14世纪提出了共和国政体的观点，或者至少是代议制政府的观点，这种观点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是非常现代的。其新意或许在于两点：与其模仿的古典制度的相似程度，以及将公民意识阐释为一整项“计划”，包括将现实活动置于默观之上、对私人行为的规范、对共和国历史角色的定义以及对城市的理想化。所有这些都是一个侧面。古典时代的模型同样可以被用来提高国王的地位，尤其是在14世纪晚期出现的那样。

古典的模式对于历史的书写同样具有深刻影响。人文主义者将其变为一种更加文学化和规范化，同时组织更好且更有洞察力的学科。与此同时，人们可以用一种新的视角洞察历史。据称君士坦丁大帝通过《君士坦丁的赠礼》将其世俗统治的权力赠送给教宗，这是中世纪一份引发很多争论的文献。洛伦佐·瓦拉通过文字学手段最终证明这一文件是伪造的：这一文本中的某些单词和概念在所谓这一文件写作的时期是不可能出现的。时代错乱的意识是对过去认识发展的关键；而这种意识随着学者研究古典文本，同时以过去为模型的研究而不断发展。最后学者们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当时的意大利已经不是古罗马或古希腊。然而这极大地增强了人文主义学者的自我意识。越过漫长的古典价值观的传承已所剩无几的时代，人文主义者通过回到古典时期，与刚刚过去的时代决裂。文艺复兴的先锋知道他们正在参与一场复兴运动。正如彼特拉克，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重要性，同时为自己的工作而欣喜若狂。这些情绪某种程度上出于一种自我满足。如果我们认为文艺复兴与中世纪之间是一种断裂的话，这可能要追溯到他们自己看待自己的方式上。

人文主义者的活动扩展到很多领域。在大学中，他们正在用其文字学原则影响法学研究。在宫廷中，他们正在适应王公的要求。文艺复兴的文学见证了基于古典模式的骑士史诗文学的新发展(和当时喜剧与悲剧的发展一样)。从长期来看，教育领域受到的影响最大。人文主义的教育计划起初是一种防御手段，以对抗担心古典学的风靡会导致古典异教的死灰复燃而心怀敌意的教士。但这个计划很快就被教师们(诸如威尼斯的维托里诺·达·费尔特和曼图亚宫廷中的瓜里诺·达·维罗纳)付诸实践。这些学校的学生主要是精英阶层，但可以证实的是，人文主义者的计划在学生课堂中传播得非常缓慢，但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教育是人文主义者能够越过阿尔卑斯山的首要因素，因为这保证了古典学——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出发点的传播。这是至关重要的。

和这些文人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视觉艺术的成就与之不分伯仲并且最终更为显赫，而且这些成就又主要(尽管不是全部)集中在佛罗伦萨。我们仍然很难明确文艺复兴中这两个领域的确切联系，但它们之间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两方面的发展都源远流长。如果说15世纪绘画领域具有决定性的变化是透视法的发现，那远在14世纪早期就已有同样重要的发现，那就是乔托所发现的空间表示法和壁画艺术的技巧。城市的装饰进程，在某种程度上被黑死病打断，后来被一系列的新艺术家接管，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布鲁内莱斯基、多那太罗、吉尔贝蒂、马萨乔和博学者阿尔贝蒂。布鲁内莱斯基为大教堂新建的恢宏的穹顶，这不仅是一项杰出的技术壮举，而且是对和谐最纯粹的表达。多明我会的新圣母教堂和其他教堂都新建了正面外墙，新的建筑拔地而起，如圣灵大教堂和圣洛伦佐大教堂。这里同样还有一批私人赞助者资助教堂的新建筑装饰和之后的私人肖像画。绘画方面则出现了现实主义的发展，色彩、透视和比例的广泛试验，以及古典图像学主题的流行；雕塑方面则重新对运动和比例变得敏感，并且取代了浅浮雕，立体雕塑作品成为常态。

由于所有这些革新，佛罗伦萨声名鹊起，各地的资助者竞相争夺其主要艺术明星。这体现了为所有这些变革而激起的兴奋之情。到15世纪中期，人们关注的中心转移到了罗马，以尼古拉五世为代表的几位教宗在罗马召集了大批博学的学者。这些学者性格鲜明，他们将公然世俗的甚至有伤风化的文化带到了教宗的核心地区。随后几位教宗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贵族都有突出表现：庇护二世当选教宗前是人文主义者；保罗二世将注意力放在了重建罗马城的建筑上；西斯克特四世，尽管他有好战的名声，也召集了几位人文主义者。但到此时为止，文艺复兴仍然只在意大利地区：威尼斯、米兰和那不勒斯都赞助人文主义者和艺术家为他们工作，文化是小国家(如曼图亚和费拉拉)的领袖可以轻易使大国的统治者黯然失色的领域。

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最终成了这场很快就超越了国境线的运动的中心。实际上，意大利一直都是中心。自阿维尼翁时期的诸位教宗以来，意大利的艺术作品就对外传播，这里的作家也和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的作家保持联系。教会的大公会议加速了这一过程，宫廷和教廷中的人文主义者都参加了这些会议，并且正是康斯坦茨大公会议决定给予波乔·布拉乔利尼机会去搜寻周边的修道院以取得他的发现。庇护二世在成为教宗前的旅行以及他广泛的联系，都有助于人文主义者活动的传播，罗马教廷的发展为文艺复兴增加了新的中心，并且通过枢机主教和侍臣增加了国际交流。西班牙通过阿拉贡人在那不勒斯的宫廷以及逐渐增多的遍布意大利的西班牙商人和学生，接受了很多新文化。大学也成了德意志人关注的焦点，很多人都来意大利接受高等教育。很快在德意志和一些东欧地区就出现了一种长盛不衰的观点：前往意大利的游历是一个人文化组成的重要部分。当然影响是双向的：意大利在输出文艺复兴的同时也在输入；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艺术家在欧洲北部安家的同时，佛兰德斯画家，尤其是音乐家也在意大利找到了安身之处。意大利13—14世纪的艺术和商业的平行霸权并非全部都是想象出来的。如果我们继续使用比喻来说明，14世纪末的战争并未对这种产物和交换造成阻碍。即便意大利的政治独立被摧毁了，经济被破坏了，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仍被视作欧洲文化的交汇地。

[1] 英文原版作22年，按1423年开战，1454年和解，应为32年。

[2] 即西班牙的律师。——译者注

[3] 法兰克希腊指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1204年)占领君士坦丁堡后，法兰克人在希腊中部和南部征服并统治的原拜占庭帝国领土。

第六章 北方的宫廷与城市文明，1200—1500年

马尔科姆·韦尔

国王与贵族：理想与现实

教会与世俗君主的关系一直都是中世纪欧洲史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是在中世纪晚期，世俗化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教宗控制和神圣化世俗国家的尝试失败了。1500年时欧洲北部的世俗君主比起1200年时的世俗君主，对教会的控制加强了许多。在德意志，世俗君主和贵族对教会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在法国，国王对教会人事的任命权和特权都增加了；而在英国则已经出现了“民族”教会，教宗的影响已经变得极其有限。统治者仍然有义务保护和支持其领地内的教会，作为回报，高级教士则认可并且祝圣其统治权力。无论世俗人士还是教会人士都更加重视将世俗权力变得更神圣更强大，而非仅仅依靠残酷的手段或者大众的共识进行统治。但是世俗统治者不再是教会意志的工具或者仆人，因为教会很大程度上被世俗国家吸收。

伴随着教会权力——尤其是教宗权力衰退的是世俗权力的扩张和精致化。国王的形象正在改变。中世纪晚期的国王同其他人相比鹤立鸡群：他们穿着不同的服饰，手持或者佩戴着特殊的纹章，并且被认为拥有某些国王特有的权力，包括立法、司法功能以及维持和平与秩序的职责。这一时期国王的典礼与仪式则变得更加复杂而精致。这在国王的加冕礼、国王进入主要城市、王室葬礼以及全体的司法会议和代表会议(如法国的最高法院和三级会议、英国的议会和神圣罗马帝国、波兰、匈牙利的等级议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圣人一样，国王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象征物来辨识，最重要的就是王冠、水晶球和权杖。

中世纪晚期王冠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尽管一些大贵族宣称自己有佩戴王冠的权利(如法国的布列塔尼公爵和阿尔马涅克伯爵)，但这个权力的象征越来越专属于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主张只有自己可以使用带顶的王冠，因为它与教宗的三重冠相似，但是波希米亚、奥地利、波兰和匈牙利的统治者同样认为自己有权利使用象征绝对君主权的有顶王冠。英国的国王直到亨利八世才开始使用“帝国”王冠；在法国，这种绝对君主权的象征直到1550年以后才出现。水晶球象征着尘世的权力，直到1204年阿拉贡国王使用之前都只有皇帝才可以使用，英国在14世纪以后也开始使用。然而法国国王并不使用水晶球，他们更倾向于两支权杖：长的代表国家，短的代表正义之手，自“美男子”腓力四世(1285—1314年在位)以来，代表着国王作为正义的施予者的形象。卡佩和瓦罗亚王朝的法国国王都很重视他们的礼仪佩剑。这并不是战争才能和军事力量的象征，而是代表着国王的正义。这把名为“快乐”的佩剑代表着自查理曼以来的传承，在国王出席国事活动的时候由法国的警卫长呈递给国王。中世纪末期，象征正义的佩剑和象征仁慈的百合的结合体成为法国国王最重要的形象。

为了强调其与众不同的身份，国王和皇帝会穿特殊的服装：神圣罗马帝国的鹰冠加冕服以及法国国王绣有百合的十字褡。在不太严肃或神圣的场合，他们需要向他们的附庸和其他统治者(或其使者)展示他们的权力。他们打扮得越富贵，他们展示财富越慷慨，人们越认为他们实力强大。然而这种显而易见的炫耀行为并非专属于国王。中世纪晚期国王的主要议题之一——控制大贵族的困难程度非同一般。法国的勃艮第和安茹家族、英国的约克和兰开斯特家族，以及德意志的萨克森和莱茵帕拉丁伯爵(即普法尔茨伯爵)家族，他们都呈现了一种准王权的形象。例如勃艮第公爵“好人”腓力，习惯于向外国君主的代表炫耀其金质或者银质的盘子，以向他们展示他有强大的财力，可以支付战争的花销，并且能够保护同盟的伙伴。英格兰的亨利七世出于同样的目的向外来使节展示他珍藏的珠宝和精美绝伦的手稿。

仪式的精巧化伴随着国王宫廷和王室组织的发展。中世纪早期国王(如英格兰的亨利二世)的巡回宫廷使国王在路上不得不面对各种恶劣的道路状况和天气状况。整个队伍鱼龙混杂，非常混乱，这些巡回宫廷最终被更加正式的宫廷组织取代，其中瓦罗亚时期的勃艮第宫廷(1384—1477年)在这方面达到了顶峰。作为国王私人生活的王室的扩张和发展，宫廷变成了规模更大、花销更大且更奢侈的权力中心。宫廷逐渐修建在城市中，其经济来源——熟练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包括金匠、裁缝、武器制造者、挂毯工人、画家、书稿装饰者和奢侈品供应商)使大城市自然而然成为宫廷生活和宫廷文化的理想之地，如巴黎、布鲁塞尔、里尔、图尔、普罗旺斯、因斯布鲁克、布拉格和维也纳。这一时期银行家和放债者提供的贷款，以及首都城市的兴起，都促进了政治权力不断地“城市化”。到1450年，布鲁塞尔成为勃艮第的“好人”腓力最喜欢的居住地，并且将这里的柯登堡宫作为其宫廷所在地；英国的威斯敏斯特在亨利三世在位时(1216—1272年)成为英国王室的首选；波希米亚的查理四世在布拉格修建了卡尔斯坦宫并且修建了新城(1348年)，这使这座城市变得更大，并且更漂亮。法国则是一个例外，这时期的政治形势使法国国王在查理七世(1422—1461年在位)和路易十一世(1461—1483年在位)时期并未使用巴黎的宫廷(尽管这里在13世纪早期就成了首都)，而是将宫廷安置在卢瓦尔河沿岸的城市(图尔、罗切斯、希农和安布瓦茨)。作为法国文艺复兴中心的宫廷，坐落在此区域的原因，可以追溯至百年战争时期。英格兰-勃艮第在1420—1436年间曾长期占领巴黎。在其他地区，随着一些国家重要机构(大法官法庭、王室法庭、财政署、财政法庭等)入驻永久性的建筑，国王行政机构的权力中心现在完全建在了城市中。

这种发展的影响非常深远。西欧国家的贵族发现他们需要亲自或者通过代理人在宫廷中保持自己的存在。对一些贵族而言，在城市中拥有宅邸和在乡村拥有城堡并不矛盾(如佛兰德斯或者荷兰的贵族)，但是另一些人则认为为了在宫廷中不被遗忘，必须在城市中有住所。一些大贵族在首都的宅邸(如14世纪末法国的勃艮第公爵、波旁公爵和奥尔良公爵在巴黎的宅邸，冈特的约翰在伦敦的萨伏伊宫等)表明在农村地区的城堡已经不能够保证他们的政治权力。我们不能夸大这种变化的重要性，因为阿图瓦伯爵罗贝尔二世(卒于1302年)在埃丹、巴里公爵让(卒于1416年)位于耶夫尔河畔默安和克伦威尔勋爵拉尔夫(卒于1455年)位于塔特歇尔的壮观的城堡，都表明封建领主的权力仍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贵族涌向统治者的宫廷的向心力，尤其是在农业地租减少并且货币购买力时常严重下跌的时期，是西方很多地区贵族生活的明显趋势。退休金、宫廷侍臣和各种闲职(管家、执面包者、执杯者、执号角者或者雕刻侍从)都为贵族提供了重要的收入(1483年法国的一份退休金名单列出了大约七百个名字)，并且是国王控制其贵族的重要手段(如在勃艮第和德意志各公国)。宫廷和侍臣是中世纪晚期留给所谓文艺复兴的“新君主”最为持久的遗产之一。

旧王朝与新王朝

这一时期很多统治家族都出现了男性继承人世系自然断裂或者被其他王朝暴力取代的趋势。1254年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最后一个皇帝康拉德四世被杀，神圣罗马帝国开始皇位空缺时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273年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伯爵当选为“罗马人的皇帝”才结束。即便如此，1291年他去世时并未留下孩子，1298年他的继承人拿骚的阿道夫被史无前例地罢免，1308年哈布斯堡的阿尔伯特一世被谋杀，所有这些都导致神圣罗马帝国的王朝动荡不断加剧。最终卢森堡家族成为解决这种过渡时期遗留下来的混乱局面的最好选择，但帝国皇帝的头衔并不能为他们提供权力和支持，他们只能日益依赖他们的波希米亚王国。直到1438年阿尔伯特二世当选为皇帝，他才将匈牙利、波希米亚和德意志的王位统一。1421年阿尔伯特与最后一位卢森堡王朝皇帝，即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1410—1437年在位)的女继承人结婚，而西吉斯蒙德去世时并未留下男性继承人。这使得奥地利和匈牙利受一位君王联合统治。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腓特烈三世(1452—1493年在位)和马克西米连一世(1493—1519年在位)统治时期实现了(尽管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两国首次联合。这一重要安排下产生的王朝一直延续到了1806年。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由七位选帝侯选举产生，其统治者的权力又被1356年的《黄金诏书》限制。然而在其他王朝，我们同样可以观察到与皇帝绝嗣类似的境遇。奥地利旧的统治家族巴奔贝格于1246年因为没有继承人而终结。在波希米亚，普舍美斯王朝家族于1306年因为没有男性继承人而宣告统治终结，该家族只有一位女性继承人伊丽莎白，她和卢森堡家族的约翰(1346年在与法国的克勒西战役中阵亡的盲人统治者)结婚，这保证卢森堡家族继承了波希米亚的王位。在法国，查理四世1328年去世时没有留下直系的男性继承人，这使得建立于987年、始终占据着法国王座的古老卡佩王朝没有继承者。法国的贵族最终同意瓦罗亚伯爵腓力为国王，即腓力六世。这破坏了政治的延续性，并且很快被政治对手利用，为首的就是英格兰的爱德华三世。在波兰，皮雅斯特家族最后一位国王“伟人”卡齐米日在1370年去世时没有儿子，另一个西方的家族——安茹家族通过联姻同时继承了匈牙利和波兰的王位，并且在“伟人”路易(卒于1382年)的统治下，这两个国家完成了临时的统一。但是这种联合统治并未长久，匈牙利和波兰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分别由西吉斯蒙德和弗瓦迪斯瓦夫统治，后者是立陶宛的异教徒统治者，他皈依基督教并且保证天主教斯拉夫人的波兰王国的独立，以对抗日耳曼人，尤其是条顿骑士团的侵略。最后，1327—1485年的英格兰经历了四个王朝的暴力更迭：1399年兰开斯特家族推翻了金雀花王朝，取代兰开斯特王朝的约克家族又被都铎王朝推翻，最终由都铎王朝建立了较为长久的统治。将上述现象称为世袭君主制的欧洲性危机是过于夸张的，但是这些令人震惊的事实表明，中世纪晚期的统治家族都是较新的王朝。这些家族通过各种方式取得王位：旧王朝扩大其领土权力，或者不太显赫的家族的地位得以提升。

君主政治的不安全性和不稳定性主要是基于一系列事件不可预料的后果：剥夺头衔、婚姻同盟和男性继承人的出生等，这种不安全性和不稳定性导致了统治者个人和非个人化的职位或王权的尊严这双重属性的分离，这是很重要的转变。围绕王权出现的一些日益庄重的仪式和形象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出现的，非个人化的“王权”观念不受各种王朝命运起伏的影响，并且将肉身的国王从权力中剔除，这种观念受到了额外的强调。因此，拥有国王或者统治者的纹章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例如英格兰的爱德华一世获得了象征威尔士国王的王冠和苏格兰国王的来自斯昆的加冕礼基石，马提亚·科尔温(1458—1490年在位)从皇帝腓特烈三世手中买到了象征匈牙利王位的圣斯蒂芬的王冠，勃艮第的“大胆”查理(1467—1477年在位)曾试图获取一顶王冠，但不得不满足于大公爵的头衔。

法兰西和勃艮第

这一时期西欧政治发展的最重要的两个特征就是：法国的卡佩王朝崛起，并且其声望与权力在路易九世(1226—1270年在位)时期达到巅峰；在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和王朝力量——勃艮第的瓦罗亚家族(1328—1589年)。在腓力二世(1180—1223年在位)统治时期，法国的卡佩王朝将其领土和司法管辖权限扩张到诺曼底地区(1204年)，朗格多克大部分地区也更为紧密地依附于卡佩王朝。阿尔比十字军，尤其是路易九世领导的对抗清洁派异端的十字军，不仅使北部的法国人从宗教上控制了南部地区，而且实现了从政治上统治南部地区。图卢兹的雷蒙四世的宫廷曾经统治了朗格多克的大部分地区，但是随着这一宫廷的消失，路易九世在这一地区为他的弟弟普瓦提埃的阿方斯(卒于1271年)建立了强大的属地。在阿方斯去世后，图卢兹伯爵领重新成为国王的领地。路易九世的成功一方面归功于他的个人品质——强烈的献身于宗教的热情，对正义和和平的追求，以及他作为十字军领袖的声望和王权神圣化的典型。人们或许可以将“国王崇拜”的概念起源追溯到他身上，这一概念由腓力四世继承并发扬光大。但是不容忽视的还有为路易九世尽忠职守的他的亲属、逐渐由世俗人士出任的官僚机构以及法国教会。他从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崩溃中也获益良多。越来越多的人将法国国王而非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视作道德领袖、世俗权力神圣化的象征，以及出现争端时公正的仲裁者。

这些主题在“美男子”腓力(1285—1314年在位)统治时期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教宗卜尼法斯八世于1297年将路易九世封为圣徒，这是受到来自法国的压力的结果。而教宗为腓力的统治留下了浓重的阴影。腓力和他的顾问们的意见并没有获得普遍的赞同。在1294—1303年间，法国与卜尼法斯八世之间爆发的一次激烈冲突(或者一系列冲突)破坏了圣路易和腓力三世以来的法国和教宗之间和谐的关系。这次冲突的内容是世俗统治者对其王国内的教士征税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并非只在法国爆发，英格兰的爱德华一世在13世纪90年代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然而，法国和教宗的冲突十分激烈，几乎是11世纪末格里高利七世和皇帝亨利四世冲突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教宗卜尼法斯八世对腓力严厉谴责，并且在1302年的《至一至圣教谕》中鲜明地阐述了教宗的观点，“美男子”腓力则攻击教宗的普世统治权、教义正统性以及审判异教徒的能力，双方的这些宣传都表明以往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扮演的基督教世界世俗统治者和捍卫者的角色已经(至少是暂时地)转移到了法国国王身上。腓力的法律专家们已经不再是教士(如皮埃尔·弗洛特、纪尧姆·德·诺加雷、皮埃尔·迪布瓦，以及纪尧姆·德·普莱西安)，并且与教宗没有任何利益纠葛。在他们的建议和教唆下，腓力事实上应当对卜尼法斯的去世以及随后所谓针对他的异端审查负责。1303年，法国和意大利军队在诺加雷和卜尼法斯在枢机主教中的对手科隆纳家族的领导下，武力攻击了教宗位于阿纳尼的宫殿，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教宗在几周以后去世。在一个短暂的过渡期之后，新教宗克雷芒五世(1305—1314年在位)的当选开启了法国与教宗关系的新纪元，并且恢复了部分以往双方的和谐关系，当然其代价是教宗很大程度上更加依赖法国国王。尽管这种趋势很容易被夸大，但不可否认的是，中世纪教宗的权力和地位在“美男子”腓力统治时期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和损害。教宗约翰二十二世(1316—1334年在位)在与皇帝维特尔斯巴赫的路易四世(1314—1346年在位)的矛盾中，就发现卜尼法斯八世时期留下的遗产难以逾越。

1328年卡佩家族统治的突然结束终结了一个王朝延续的卓越范例。瓦罗亚家族的腓力六世(1328—1350年在位)的王权很脆弱。他由法国的贵族推选，方式和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大同小异，而且面临着其他王位宣称者的反对，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年)就与瓦罗亚家族继承了卡佩家族的王位有着直接关系。但是14世纪的法国国王还面临一些重要的内部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法国境内一些大贵族半独立领地的形成。奥尔良、波旁、布列塔尼和安茹等公爵领，以及富瓦和阿尔马涅克伯爵领都形成了“独立王国”，这是法国国王有争议的继承导致的，同时也是瓦罗亚王朝自身的危机导致的——如1356年国王约翰二世被英格兰的“黑太子”爱德华俘获导致的普瓦提埃的灾难，或者1392年以后查理六世(1380—1422年在位)的疯癫。王权的权力与声望在查理五世(1364—1380年在位)时期开始恢复，并且从他的统治时期开始出现了很多关于国王的政治理论、肖像和仪式等，就像“美男子”腓力时期一样。例如，《查理五世加冕礼》中所记载的隆重的加冕礼或者隆重的入城仪式，都强调国王的戏剧性特征以及独属于国王的公共形象、服装和纹章的重要性。在查理五世时期，法国国王的形象正在经历变革。国王展示给其封臣的形象不再仅仅是传统的半神权、查理曼的直系继承人、拥有治愈诸如结核病等疾病的能力，而且还有受过良好教育、识文断字且精明。在克里斯蒂·德·皮尚死后发表的《查理五世的事实与道德之书》中称他为“贤人”。这标志着这种趋势的发展：查理五世听从顾问的明智意见，认为外交比战争重要；他利用王权是最高权力这点，听取封臣所有针对其贵族及其法庭判决的上诉；他还赞助艺术和文学。因此查理五世有时被视作后来出现的“文艺复兴国王”的原型。但是他统治期间的很大精力都用于建设政府体系，这是继承其前任的工作，还有部分精力用于军事和财政改革以及外交联盟(与神圣罗马帝国和卡斯蒂利亚)，这些工作都巩固了国王的根基。

1380年查理五世去世后法国国内形势不断紧张，并且导致了大贵族的分裂，权力也落入瓦罗亚家族的对手手中，这或许并非巧合。1363年“好人”约翰将勃艮第公爵领授予小儿子腓力，这却给约翰造成了未曾预料到的结果。勃艮第公爵领最初很小，并且是法国国王的封地，后来成为一个最终反对法国国王的欧洲权力群体的核心。和历史上其他国家一样，勃艮第通过王室联姻、购买和征服的方式建立了一个勃艮第公国，或者更确切地称之为勃艮第地区或者统治区。“帝国”也许能更恰当地描述1363—1477年间这些领土混合体。1369年勃艮第公爵瓦罗亚的腓力(后来被称作“大胆”腓力)与佛兰德斯和阿图瓦伯爵路易·德·马尔的女儿的联姻对这个家族命运的改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384年腓力的岳父去世，他继承了佛兰德斯地区的爵位，这是15世纪勃艮第扩张的关键。他同时也成了勃艮第(神圣罗马帝国封土)伯爵，因此他将南北部的领土合并在一起。勃艮第的历史就是德国历史学家称为封建世袭政治的典型代表，即一个公爵在扩张领土和展示财富方面超过了他的邻邦和对手。总之，勃艮第领土和王朝的扩张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将瓦罗亚公爵家族与其同时代的人区分开的是他们从尼德兰地区获取的巨大财富。到“好人”腓力统治时期，低地国家的公爵地贡献了他收入的七成多，而原来的勃艮第领地更多的是提供贵族和律师的人才支持，而非经济支持。这一时期，所有大贵族领都出现了自治的趋势，但是只有勃艮第地区能够获得贷款和城市财富，以及低地国家的贸易和商业通行税。没有尼德兰地区的纺织工业、海上贸易、河运和银行家族，勃艮第家族或许无法统治西北欧地区。

尽管勃艮第公爵家族是从法国的瓦罗亚王朝分裂出来的，并且仍然是法国的贵族，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它和它的母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法国王太子查理与勃艮第公爵“无畏者”约翰(1404—1419年在位)在蒙特罗的桥上会面的时候，查理的党羽谋杀了约翰，这使双方的关系更加恶化。约翰的儿子腓力不得不收回所有对太子的效忠。1422年，当查理继承法国王位的时候，勃艮第家族已经转到了反对他的阵营，也就是年轻的英格兰国王亨利六世和他的摄政王贝德福德公爵约翰那一边。勃艮第和英格兰的联盟使得法国的地方贵族更加独立。1435年腓力和王太子(现在已经是查理七世)在阿拉斯和解，但此后，他从未获得他父亲在法国政治中那种核心的地位。虽然他称自己为一个“好的、真正的且忠诚的法国人”，但他的政治热情都投入到了整顿佛兰德斯地区不羁的封臣的政府、在低地国家的扩张以及干涉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中。1428—1433年期间，勃艮第先后吞并布拉班特公爵领和埃诺、荷兰、那慕尔和卢森堡伯爵领，这开始了腓力在法兰西和神圣罗马帝国中间地带的一系列扩张活动。腓力的儿子“大胆”查理入侵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并且试图保持其家族和哈布斯堡家族的联姻，他希望通过后者继承帝国皇位，或者至少在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中间开辟自己的国家(东边可以到达莱茵河以东)，这将其一系列的扩张冒险活动带到了尽头。

查理的野心和宏伟计划曾有成功的机会，因为一些日耳曼贵族并不反对出现一个勃艮第王国，只要它不干涉他们的独立统治并且自给自足。当时的皇帝腓特烈三世贫穷而又吝啬，与勃艮第形成鲜明对比。但是“大胆”查理没有他父亲的政治技巧和外交才能。他使很多城镇最终疏远了他，而这些城镇是支撑他统治的基础。他迫使洛林的勒内二世与瑞士联邦结盟，这导致了查理1477年在南锡的惨败和去世。他还失去了布鲁日的美第奇银行的支持。重建加洛林时期的“罗退尔吉亚”(Lotheringia)[1]那样的中法兰克王国的行动在15世纪的政治环境中是行不通的。查理面临太多阻碍和反对他的既得利益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位)，还有大城市如斯特拉斯堡及其盟友伯尔尼和瑞士邦联，洛林及其在神圣罗马帝国内的盟友的反对。查理在战斗中去世，他的领地被哈布斯堡家族和法国瓜分。他的女儿玛丽和后来的马克西米连一世联姻，保证了尼德兰地区(这一地区于1477年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治权)成为帝国领土，而1482年勃艮第公爵领的南部地区则重新归属于法国国王。尼德兰的联合行省在近代早期欧洲的政治形态和格局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而这种形态和格局很大程度上在15世纪的王朝统治期间就已经被决定了。

百年战争

中世纪晚期战争的频繁性已经被很多当代历史学家论述。威尔士边区或法国南部某些主教区(如卡奥尔)的居民几乎一生都处于战乱之中。这一时期地区战争此起彼伏。在德意志很多地区，封建贵族或者城市派系之间的私战极其普遍。他们甚至有正式的机构来规范私战，这种频繁的私战逐渐不可避免地走向失控。而与此同时，在法国南部很多地区私人派系之间爆发了持续的争斗，这些争斗通常表现为骑兵劫掠，往往是一个贵族家庭及其追随者针对另一家族发动的。这其中最明显和最持久的私战就是西南部的富瓦和阿尔马涅克两个家族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双方的对抗从1290年一直持续到15世纪下半期。但是这些私战在欧洲北部大部分贵族中间并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无论是14世纪英格兰的“乡绅集团”还是政治权力十分分散且长期不和的地区(如法国的比利牛斯山边区和德意志的威斯特伐利亚地区)。这其中一些冲突表现出更加普遍的意义。14世纪90年代阿尔马涅克-奥尔良家族与勃艮第家族之间的冲突，或者英格兰的约克和兰开斯特家族之间的巨大冲突，都将私战上升到了国家政治的层面。甚至不怎么重要地区的事务也可能发展成普遍的战争，如法国西南部省份阿让奈的和平遭到破坏，导致了1324—1325年英法之间的战争。

历史学家不可避免地专注于这一时期大规模的“民族”冲突，最重要的就是英国和法国1337—1453年之间的百年战争。某种程度上说，这场战争是自诺曼和安茹王朝以来两个王国之间长期冲突的一部分。这是英国国王在欧洲大陆持有封地造成的结果。到1259年，英国国王亨利三世事实上在法国只持有阿基坦公爵领，同年他在和法国国王签署的《巴黎条约》中正式确定了这种状况，并且他成为法国国王的封臣，向法国国王效忠。这代表着他们正式承认，安茹帝国现在比起12世纪时的盛况(包括了诺曼底、曼恩、安茹、普瓦图以及阿基坦)已经大大缩水。有人认为这些条约只会引发战争。如果一个统治者自己就是国王的话，他怎么能够因为他在大陆的领地而成为另一个国王的封臣呢？然而这个问题并非不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并且双方都曾做出不同程度的努力避免战争。尽管1294—1298年和1324—1325年双方两次爆发了短时间的冲突，但是英法之间，为了处理好他们的关系，发展出了一套临时的共存方式：双方统治家族进行联姻，时刻准备以司法和外交方式解决冲突，以及卡佩王朝的国王们就英王位于法国西南部领地的效忠方式做出妥协的良好意愿。卡佩王朝的几任国王非常希望解决这些问题。尽管1294年“美男子”腓力和英格兰的爱德华一世因加斯科涅和航海问题进行了一场战争，但是他仍然在1303年与英格兰联姻，使双方达成和解。战争可能耗资巨大，双方在1294—1303年间都耗尽了自己的财富，尤其是在战场扩大，波及佛兰德斯地区和阿基坦地区以后。

1204年，“无地王”约翰失去诺曼底，这是法国国王宣称对这些领地具有统治权的主张从理论向实践转变过程的开始。随着金雀花王朝统治者的活跃区域自然而然地转向英格兰王国，他们在大陆的统治逐渐变得以英格兰为中心。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的阿基坦地区执行英格兰的行政程序，如有责任向英格兰的财政署说明情况，并且在议会中听取来自加斯科涅地区的请愿。而且1289年国王作为阿基坦公爵而实施的行政改革的伟大方案，成了中世纪剩余时间中阿基坦地区行政体系的基础。然而将法国的政策视作持续不断、始终如一地驱逐英格兰在这一地区的影响的观念是错误的。卡佩王朝可能对英格兰的外交事务产生影响，无论这种影响多么微弱，都是非常有利的优势。而且由一位中间领主，如阿基坦公爵，统治那些骚乱频发且难以驾驭的地区，对法国国王而言是最符合其利益的做法。佛兰德斯伯爵领地的情况和这非常相似，这里的大城镇经常与伯爵不和，后者轮番向法国国王和英格兰国王寻求帮助。但是随着1328年卡佩王朝的终结，瓦罗亚家族的腓力六世继承王位，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被解决了。爱德华三世的父亲与法国的“美男子”腓力的女儿结婚，因此爱德华主张自己有权继承法国的王位。他的王朝的所有前任国王中从未有过像他那样与法国国王建立密切的亲属关系的。正是卡佩王朝的继承危机给了爱德华机会，他主张继承法国的王位，这得到了他母亲的大力支持。1340年他宣称瓦罗亚家族的腓力为篡位者，并且永久解除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封建关系。

1326年爱德华三世与法国埃诺伯爵威廉三世的女儿菲利帕订婚，而没有和法国国王家族的公主定亲，这标志着英国对外政策的转变。爱德华一世在1294—1297年间就曾经试图与低地国家和德意志北部地区结盟，现在爱德华三世同样和这些地区结盟，但是这次结盟最重要的基础是爱德华三世对法国王位的主张，而非权利受到腓力六世侵犯的封臣。进攻的方式类似，但是原因却很不同。通过主张对法国王位有继承权，爱德华似乎将英法两国局势紧张的一个源头一笔勾销。他在阿基坦地区的封臣向巴黎最高法院(法国国王的最高上诉法庭)上诉是不合法的，因为任何上诉都是向一个篡位者寻求公正裁决。而1294—1303年战争之前法王“美男子”腓力的政策表明，由于这种上诉方式的鼓励和诱惑，阿基坦地区公爵的权力被逐渐削弱。在法国内部和外部都有爱德华热情的支持者。佛兰德斯人，尤其是根特的市民将1340年爱德华对王位的主张，作为将自己从伯爵那维尔的路易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合法理由，因为这位伯爵是支持法国国王的。法国的一些贵族(如纳瓦尔国王“恶人”查理或阿尔马涅克伯爵加斯科涅家族)很欢迎金雀花家族和瓦罗亚家族的冲突，这使得他们对联盟的潜在对象的选择更为丰富。局部地区的冲突可以在一场更大的冲突中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富瓦和阿尔马涅克家族分别站队，并从中获益良多。

在法国很多地区以及德意志的某些地区，14世纪是雇佣军集团和强盗式贵族横行的年代。但是将这一时期的法国社会描述为“无政府”或者全面混乱是比较夸张的。14—15世纪的军队并没有很强的破坏和毁灭的能力，百年战争对农村造成的损失都是地区性的，只局限在那些入侵军队经过的干道附近地区。与德意志地区一样，造成更大损害的是私战行为，或者雇佣军、雇佣战帮为了勒索保护费而进行的征伐，他们是这些地区(如布列塔尼、普瓦图和佩里戈尔边区等)居民的实际掠夺者。英法两国之间达成的和平给一些地区造成毁灭性影响：英法《布列塔尼-加莱条约》(1360年)签订之后解散了一些军队，大量失业的雇佣兵被释放到农村地区。对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远征部分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但是军队的抢劫行为到15世纪发展为盗匪问题，这一问题直到1448年法国国王查理七世建立常备军才得以有效解决。即便到了这一时期，国王发现他仍然不是国家中唯一供养且保持军队的人，贵族集团(如1465年的公众利益联盟)使得国王要彻底控制武装贵族仍旧非常困难。中世纪晚期王权最为强大的国家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将战火蔓延到国外，尤其是1494年查理八世远征意大利的行动，是最有助于法国的贵族及其军队将法国国王视作首要的效忠对象的手段。

瓦罗亚王朝在1453年对英国的战争中节节胜利。15世纪，英王亨利五世(1413—1422年在位)发动的一场掠夺战争使英格兰征服并且占领了一片地区，但是以英国的国力无法彻底控制这些地区。爱德华三世的战争都是短时间的掠夺战争。14世纪英格兰征服(及殖民)的唯一战略要地是1347年占领的加莱城及周边地区。1417年亨利五世的第二次诺曼战役标志着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且更具野心的阶段。亨利不仅要征服并控制诺曼底，更要控制整个法国。他还要使查理屈服，后者自称为王太子，1418年后流亡到了布尔日。但事实证明英格兰的兰开斯特家族及其法国勃艮第盟友并没有足够的实力完成这一伟业。财政破产可以很大程度上解释兰开斯特家族最终失败的原因，在圣女贞德成功夺回兰斯之后，1429年查理七世于此地加冕并且受膏为“法国真正的国王”，由此瓦罗亚家族获得了道德上的制高点。这一点和勃艮第的“好人”腓力于1435年背叛英格兰一样，在任何分析英国失败原因的时候都应当被优先考虑。但是法国恢复的速度是缓慢的，1431年贞德在鲁昂被处决，在这之后二十二年，法国才收回了英格兰在法国的最后一块领土(除加莱之外)。阿基坦地区拒斥法国的主权，人们害怕法国的各种苛捐杂税——帮助金、通行税和盐税等，这些正是查理七世得以收复诺曼底和阿基坦地区的手段。尽管路易十一世早年曾经犯过错误并且策划了过于复杂的阴谋，但是他对英格兰的胜利毫无疑问地巩固了他和瓦罗亚家族的国际地位，而且使他可以在他父亲统治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从1453年到1500年，法国一系列大贵族的领地都归还法国国王或者被其吞并。通过联姻或征服，法国国王与勃艮第、普罗旺斯和布列塔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到15世纪末，法国很大程度上形成了旧制度时期的格局。英法之间的战争某种程度上为近代早期法国的身份认同提供了平台。

如之前所看到的，战争无论在人力还是财力方面都花费巨大。英法1294—1303年的战争耗费了英国36万斯特林(sterling)，法国则至少花费了173万里弗(livres)，相当于43.25万斯特林。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时期经常和最激烈的战役重合，如1180—1220年困扰英国金雀花王朝的恶性通货膨胀，或者1290—1310年困扰英法两国的严重的货币贬值问题。军事花费——包括装备、防御工事、战马、武器和后勤供给——在这一时期迅速增长，15世纪将一支军队投入战场或者参与围城，其花费比之前一个世纪大大增加。甲胄的改进、城堡的建造以及火器和火炮的出现是造成军事花费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1470年法国的路易十一的预算为185.4万里弗，其中传统陆军和火炮的花费就占到了92.8万里弗，而据估测，他父亲在这方面的花销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而已。神圣罗马帝国东部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在1396年成功地抵御了一次西方的十字军，并且于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神圣罗马帝国为了在东部边界防御他们的入侵耗尽了哈布斯堡家族的收入，尤其是在马克西米连一世时期。胡斯战争使欧洲中部很多地区陷入战争泥潭并且遭到破坏，在1434年温和派贵族于利帕尼打败胡斯派极端主义者之前，防御波希米亚异端的狂热教徒军队是皇帝西吉斯蒙德和很多德意志王公首要考虑的问题。欧洲北部很多地区都爆发了局部战争，那些受破坏最严重的地区已经找到了免受战争荼毒的手段，例如德意志地区的“领地和平运动”和法国南部地区的地区休战。战争对农奴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却是贵族存在的目的。然而，一些地区(波尔德莱、凯尔西和下诺曼底等)从地区战争的废墟中开始恢复，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农村的重建、农村地区人口的恢复，以及外来劳动者的迁徙定居，都是与15世纪农村极度黑暗的社会图景不协调的靓丽景色。

疾病及其后果

我们还必须考察传染性疾病的灾难性影响和人口的突然变化。欧洲北部人口爆炸性的增长到14世纪早期就结束了。有迹象表明，从1290年开始，欧洲的人口就逐渐减少：农村土地的荒芜、农村佃户的不足、不再有新建设的城镇以及战争都导致了农村人口的减少；欧洲地区农业的歉收和1315—1317年的大饥荒一般被认为标志着经济衰退期的开始。在一些地方经济有所恢复，中世纪晚期人口的危机直到1348—1349年之后才出现，大规模的黑死病攻击了西欧大部分地区，在一些地区造成的死亡人数约占当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有些地区所受影响非常严重，城镇和修士、托钵僧的宗教团体受损尤甚，但是很明显在某些地区影响则小很多，波希米亚王国很幸运地逃脱了黑死病和接下来14世纪60—70年代的大规模传染病。无论这些疾病的影响范围多大，这些致命的传染病都不可避免地对中世纪晚期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准确的信息难以获取和解释，但是总体来看，欧洲的死亡率在35%左右，这导致了农村地区人口的大量减少、城市和农村地区劳动力的死亡，以及幸存者财富的重新分配。瘟疫造成的社会空白需要被填补。1350—1400年间欧洲爆发了一系列暴力反抗，反对因传染病而停滞的社会阶层流动。物质生活改善的愿景在召唤着手工业者、农奴或者城市贫民。但是劳工法令的出台以及城市贵族阶层的封闭都导致了这些阶层的人们被囚禁于现在的生活之中，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导致的挫败感通过这一时期的大起义而爆发。1358年法国的扎克雷农民起义、14世纪80年代法国南部地区的手工工人起义、1381年英格兰的农民大起义，以及1382—1384年佛兰德斯的航海工人起义并非欧洲北部地区被排挤阶层的有组织合作的产物，而是瘟疫之后他们相似的经济社会地位所导致的结果。所有这些起义都被统治阶级镇压了，而且大多非常残忍，只有佛兰德斯地区的社会冲突仍在继续，这是因为以根特为首的三个大城镇在他们新的勃艮第领主面前采取的半独立姿态造成的。

除了最悲惨的社会阶层之外，其他的社会阶层同样受到了瘟疫的影响。人们的无助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一些很极端，如自我鞭笞的出现，与之相伴随的是14世纪50年代赎罪游行的出现；另一些不太极端，如对圣塞巴斯蒂安和圣吉勒斯的崇拜，这两位圣徒被视作使人们免受瘟疫侵袭的保护者。教士阶层遭受重大损失，如图尔奈的圣马丁修道院在1348—1362年间损失了80%的修士。人们必须找到新的圣职候选人填补空缺，14世纪后半期主教的圣职授任名单经常十分冗长。不仅仅是教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面临着招募新人的困难。政府发现征召新兵很困难，而且他们的工资大幅上涨，而学徒、木匠和农村劳动力则从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短缺中获益。军队规模的显著下降，以及政府对军队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强调或许和瘟疫的后果有某种关联。值得注意的是，百年战争期间英国派往法国最大规模的军队(3.2万人)，是瘟疫暴发的前一年(1347年)爱德华三世派遣前去围攻加莱的军队。

到1420年，疾病肆虐最严重的时期结束了，欧洲很多城镇的人口都显著增加，尤其是城镇密布的低地国家地区。例如到1470年荷兰总人口的45%和佛兰德斯地区人口的36%都定居在城市地区，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统治下(不包括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地区只有1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在勃艮第的瓦罗亚公爵家族的统治下，荷兰地区符合费尔南·布罗代尔“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称号，佛兰德斯地区则不能获得这个称号。黑死病的影响在资本主义早期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将以前仅属于投机和冒险商人或金融家(如奥格斯堡的福格尔家族、纽伦堡的施特勒莫尔家族、布鲁日的布莱德林和莫雷尔家族，以及赫尔的德拉波勒斯和金斯林的布劳歇家族)的资源开放给大家。作为破产的巴尔迪和佩鲁齐家族的继承者，美第奇家族在欧洲北部地区并没有垄断借贷行业，地方性的银行家族和金融家，例如加莱的英国羊毛特许商人，占据了这一地区金融市场的很大份额。14世纪中期的危机过后，欧洲北部地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其分配极其不均。

教宗、异端和托钵僧

教廷曾是充满活力的机构，但中世纪晚期的教廷只是之前教廷的空虚躯壳而已。教宗认为自己是最高普世领袖的主张饱受诟病，而且当时的人们惊讶于教宗和枢机主教的世俗化和财富，因此“中世纪教会的衰落”的说法是很诱人的。但是中世纪晚期的教宗和高级教士与他们在11—12世纪的前辈(如巴约的厄德和拉诺尔夫·弗拉姆巴德)相比，世俗化程度并不特别高。他们当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精通神学和教会法，而且完全能够胜任他们在政府和权力机构中的职位。教会人员的素养或者性格并没有变得更差，而是教会机构本身的特性正在变糟。作为格里高利教宗改革的后果，教宗有义务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行政和司法事务中。教宗的统治权并不仅仅停留在教条里，而是表现在公正的行政机构以及审判和仲裁的过程中。教廷缺乏强制手段，因此高度依赖于世俗权力执行其判决，并且在欧洲的王国和贵族领地内只能通过其代理人维持有效的存在，这样的教会有必要由一位律师-教宗来领导。选举一位圣徒般的隐修士作为教宗的危险性在1294年彻底爆发了，教宗选举会议将隐修士彼得罗·莫罗内选为教宗，称塞莱斯廷五世。他的教宗任期简直就是灾难，在四个月之后他就被迫辞职。

因此，中世纪晚期不问世事的灵修不再是当选为教宗的必要条件。教宗本人或许是禁欲且虔诚的教徒，但是他的公共生活和其他王公贵族并无太大区别。他们的生活比世俗贵族更困难的地方在于教会内部和世俗世界都兴起了对纯粹宗教信仰的崇拜。由于教会作为机构越来越世俗化，要求其更纯洁、更精神化的呼声越来越激烈。英诺森三世任教宗期间(1198—1216年)代表着教宗至上主义的巅峰，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规定了教会事务的处理以及教会与世俗政权的关系，这种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世纪晚期教会的发展。在英诺森四世时期(1243—1254年)，教会的财政机构进行改革，大量的圣职授予了教宗和罗马教廷推荐的候选人。由教会的中央机构掌控的商业规模到13世纪末有了迅速的增长，例如教宗财务省；审理上诉案件、外交事务、复查金融账目、任命有圣俸的教职(经常任命亲属)以及获取仲裁的回报等活动构成了教宗和枢机主教活动的很大部分。

因此，出现反对教会组织的机构就不令人惊奇了。某种程度上，12世纪晚期基于教区的清洁派教会的出现就为此准备了条件。清洁派或称为阿尔比派，是一种起源于东方的二元论异端，它主张罗马教会是邪恶力量的产物，而且“真正”虔诚的人是那些被他们称为“完人”的神圣男女们。这些人坚持他们的苦修和神圣的生活，并且和神之外的世界相隔离。这是最早出现的将贫穷作为教义基础的教派之一，并且以不同的形式在西方的基督教世界传播。坚守贫穷被认为是真正圣洁的表现。有人认为基督的教会应当赤脚行走在使徒的道路上，赤贫成了基督教上好的美德之一。与之伴随的还有福音主义。教宗洪诺留三世担任教宗时(1216—1227年)承认了由阿西西的圣方济各(1181—1226年)所建立的托钵僧会，这一事件表明了教会的态度：修士避世的时代已经过去，教会需要一个既可以守贫又可以传道的团体。平信徒(尤其是城市的平信徒)的需求，因为人口迅速增长而大量增加，圣方济各修会的出现满足了这种需求。与西多会等早期修会不同，圣方济各会成员都居住在城市中或者城市附近的住所，强调他们的慈善工作以及传播福音的工作，他们经常在室外从事这些工作。欧洲南部地区有施舍乞丐的风尚，与此相比，在布鲁日、约克或者布拉格的街道上做一名真正的乞丐更加困难。很快，圣方济各会和他们更注重思辨的兄弟圣多明我会，也被称为兄弟布道者，就在整个西欧基督教世界迅速扎根。但人们并不能很好地遵守圣方济各的规章，并且在修会内部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冲突双方是传统派和属灵派，前者主张拥有财产的必要性，后者强调在他们托钵僧基础上的绝对的、使徒式的赤贫。圣方济各会内部的这次分裂是更大危机的征兆。

当时的社会经济迅猛发展，教会也从中受益。基督令其使徒将贫穷付诸实施的任务由此更加难以完成。对现代人而言，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作为一名富商的儿子，抛弃所有的世俗财产追随基督的理想，这是非常震撼的。在更富有且最世俗化的城市平信徒之中，对宗教性的贫穷的庇护和崇拜也有长足的发展。因此，托钵僧取得了最初的成功——对圣方济各会而言是对使徒般的贫穷的实践，对圣多明我会而言是布道、教导、演说以及和异端进行斗争。然而圣多明我会并没能在朗格多克地区通过传教消除清洁派异端的影响，一系列以十字军为名迫害异端的行动中的第一次就发生在1220—1240年。这为多明我会宗教裁判所或者宗教法庭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这些机构将主导教会纠正错误信仰和背教的活动。尽管阿尔比十字军极大地破坏了清洁派异端，但是它仍然扎根在朗格多克的社会土壤中。贵族对清洁派信徒的支持，以及其重心在农村地区，诸如帕米耶、纳尔邦和卡尔卡松等主教区，这使得它同中世纪晚期其他大多数异端都不同。其他异端多将重心放在城市。1310年图卢兹的宗教裁判所以异端的名义烧死了皮埃尔·奥捷和他的助手们，这是清洁派异端最后的活动踪迹。该地的宗教裁判所法官是多明我会修士伯纳德·居伊，他写于1320年的《审判手册》为他的同僚们提供了信息、建议和程序指导。某种程度上说，教会自己创造了中世纪晚期的异端——教会自身的一些作为完全可以被视作丑闻，从而引起人们的反对，而且他们以某种固定的形式起草各种指控，宣布那些符合指控的人为异端。宗教裁判所记录的那些受害者所表现出的信仰和实践的统一性表明，正是教会自身的各种假设，将自洽性和逻辑上的连贯性强加于许多混乱而不成熟的信条之上。威逼利诱充斥审讯过程，以使受审讯者交代更多被怀疑的异端，比如他的同伙和邻居。当把这些也纳入我们的视野的时候，宗教裁判的程序被滥用的可能性就显而易见了。政治、物质和其他动机会使宗教裁判所的行动变味，贞德并非宗教法庭目的被曲解的唯一受害者。

教宗、胡斯派与世俗人士的虔诚

14世纪大部分时期教廷另一个受人诟病的缺陷就是其地理位置。意大利的枢机主教及其罗马贵族中的盟友之间的矛盾(以奥尔西尼和科隆纳为首)迫使教宗克雷芒五世(1305—1314年在位)逃往阿维尼翁避难。在那里，教宗希望能够免受贵族派系斗争的影响，这些斗争已经使枢机主教们的教宗选举会议分裂，并且陷入绝境，而倒霉的塞莱斯廷五世就是在这种绝境中当选的。在地理上阿维尼翁和罗马相隔遥远，是教宗在孔塔-弗奈辛领地的一部分，但它不受任何世俗统治者的管辖，而且很适合连接意大利和欧洲北部地区。教宗离开了圣彼得的宗座，现在的教宗是法国人，而且枢机主教大多是他的法国同胞。所以克雷芒五世和他的两个继承者都被贴上了法国温顺的服从者的标签。他在圣殿骑士团事件(1307—1312年)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完全值得称赞，但是他至少保证了在法国国王“美男子”腓力的压力下宣布圣殿骑士团为异端后，将其财产转交给医院骑士团，而非交予法国国王。但克雷芒五世、约翰二十二世(1316—1334年在位)和本笃十二世(1334—1343年在位)原本并不是来自法国北部地区。他们来自法国南部地区：克雷芒是加斯科涅人，约翰来自卡奥尔，本笃来自帕米耶，他们与法国南部的贵族关系密切，而不是和法国国王的宫廷圈子建立关系。1303—1324年和1326—1337年英法两国之间没有大的冲突，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阿维尼翁教宗的努力，他们派遣调停者和教宗特使前往他们所熟悉的地区并且热衷于平息冲突和化解争端(尤其是克雷芒)。在克雷芒六世(1342—1352年在位)时期，法国的利益开始主导教宗的政策，这位教宗之前做过鲁昂大主教并且担任法国国王腓力六世的顾问。在法国最需要教宗支持的时候，乌尔班五世(1362—1370年在位)对法国做出了巨大的让步，尤其在财政方面。例如，1369年他批准了“无畏者”腓力与佛兰德斯的玛格丽特的婚姻，而没有同意英王爱德华三世的子嗣与后者联姻，他这样做是为了向英格兰表明教宗已经成了法国国王查理五世的盟友。出于政治原因，基督教世界的很多地方都对法国教宗毫无敬意。

1378年，在教宗格里高利十一世的带领下，教廷迁回罗马，但这并没有解决教宗面临的问题。一部分枢机主教反对教廷离开阿维尼翁，他们选举了一位对立教宗，从此西方天主教世界进入分裂时期，并且分裂状况一直持续到1417年。在这段时间中，教会做出了各种努力解决造成这种局面的问题。最终教会召开一次大公会议并达成一致，选举出教宗马丁五世，以反制他的对手们。大公会议运动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理论，某种程度上这是欧洲整体上向代议制政府发展的一种表达。比萨(1409年)、康斯坦茨(1414—1418年[2])和巴塞尔(1431—1449年)三次大公会议提出的理论，影响了后来罗马教会的改革运动，但其影响在1440年就耗尽了。教会显然不是民主团体，它并不适合以代表大会的形式进行统治，并且在大公会议主义者内部，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都存在着矛盾，这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大公会议的权威。在等级制教会处于混乱的这一段历史中，出现了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教宗。这很大程度是建立在教宗国的世俗和领土的统治基础之上的。教宗国主要是马丁五世通过武力征服和购买手段恢复的，并且教宗国开始深刻卷入意大利半岛的政治活动中。然而教会在阿维尼翁时期和大分裂时期的苦难还有一些积极的结果。改革的思想正在传播，在英格兰、法国和德意志，改革的圈子在教会内部开始形成，并且具有一定影响。在英格兰，教士的教育水平在主教的支持下不断提高；德意志教区和教省宗教会议都勇敢地试图制衡各种特权滥用；在14世纪晚期的巴黎，人文主义的改革者，如勒费弗尔·德塔普尔，对教会作为多层次的机构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教会涵盖了教士、知识分子和虔诚方式等方面重要的多样性。

在大分裂时期教会经历了两次巨大的震动：英国的威克利夫派，也就是罗拉德派异端的兴起，以及波希米亚的胡斯派异端的爆发。这两次运动有一些共同的信条，尤其是关于教士在圣礼过程中所担任的角色以及削减教会的财产这两个方面，但是他们最终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当威克利夫派失去统治阶层成员(即所谓罗拉德骑士)的支持时，胡斯派则得到了很多波希米亚贵族的支持和庇护。1414年以前，英国贵族确实曾经庇护和赞助过威克利夫派教士，但在1414年，罗拉德派加入了各种政治暴动，意味着尽管骑士阶层欢迎取消对于教会的财产捐赠的提议，但是他们不得不拒斥罗拉德派。约翰·奥尔德卡斯尔爵士领导的起义剥夺了统治阶级支持的动力，这对罗拉德派作为地下组织的生存而言是致命的，尽管它在社会的中下层人民中非常有影响。罗拉德派教士在教会中的渗透停止了，1401年的教令“关于应被烧死的异端”中规定的严厉惩罚手段授予了英格兰类似于欧洲大陆对抗异端的方式，尽管是英格兰教会和世俗政府而非教宗和多明我会控制着这些手段。胡斯是一名神父和学者，他的思想让波希米亚卷入了一场影响更加深远的运动。自阿维尼翁教宗与法国国王查理四世结盟以满足后者的政治需求和目标以来，波希米亚反对教宗的情绪就一直在强化。波希米亚用捷克的教职回报德意志教会，因此它和西方教会的关系更为密切。这只会煽动波希米亚的民族情绪，这种情绪和布拉格伯利恒教堂进行的布道所激发的宗教热情相结合，在胡斯被康斯坦茨大公会议(1415年)宣布有罪并被处决后以一种极端的形式爆发。胡斯派起义包括很多内容：针对皇帝西吉斯蒙德的政治抵抗，平信徒在圣餐礼上同时获得酒和面包的权利的教条主张以及在教会和国家中对日耳曼移民的民族迫害。它使中欧地区陷入混乱，并且建立了清洁派之后的另一个从罗马脱离的教会，而这两个教会也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以前欧洲北部仅有的两个。

胡斯派所引发的对罗马教廷的挑战不仅仅局限在波希米亚境内。大批有组织的农民和城市士兵在波希米亚贵族和乡绅(如扬·杰士卡)的领导下，进入了皇帝西吉斯蒙德和其他德意志贵族的领地内。这些胡斯派军队发动了针对奥地利和法兰克尼亚的进攻，并且在所到之处进行抢劫掠夺。德意志王公所领导的天主教世界十字军败在这些普通军人手中。胡斯派军队装备着手枪、长矛和弩。塔波尔派的极端主义者在塔波尔山建立了自己的社区，直到1434年温和的酒饼同领派(亦称“圣杯派”)贵族打败他们之后，胡斯派的威胁才得以消除。然而剩余的胡斯派军队随时准备受雇于任何需要人力的雇主，他们分散在中欧各地，使整个中欧地区都不再稳定。教宗马丁五世以非常焦虑的心情看着波希米亚暴动的景象。1427年他布道要求发动另一支针对这些异端的十字军，并且要求西方的国王和王公提供人力和财力的支持。教宗对英格兰提出了特别的要求，教宗写道，约翰·威克利夫最早在这里播下了邪恶异端的种子，而且从这里传播到了波希米亚地区。然而西方的国王对他们的军事和财政资源有其他更重要的用途和需求，英国一支本打算用作十字军的军队在1428年被国王派去参加奥尔良的围城战。尽管教宗鼓吹要发动十字军，然而西欧的各个国王各有打算，这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之后尤为明显。欧洲北部民族国家的国王和王公更乐意将外交、军事和财政资源投入到王朝建立和领土的防御与扩张之中，而非攻打波希米亚的异端或者土耳其的异教徒。

除了外部矛盾越来越尖锐，教会内部也不甚团结。中世纪晚期，以圣徒为媒介寻求个人与上帝之间更深刻的联系是一种普遍的风气。在教会眼中，在寻求这种关系的时候，教士在圣礼中作为个人和上帝的中间人具有重要作用，而异端的错误在于经常将教士的这种作用排除，或者极大地弱化。正是通过被祝圣的教士举行的圣礼——洗礼、告解、赦罪和圣餐礼或弥撒，每个有罪的平信徒才能够和基督救赎的力量建立合适的联系。教会的各种正式的礼仪(尤其是弥撒)与个人的宗教热情与虔诚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规范这一张力并非易事。但是在正统教义与异端错误的两个极端中间，有很多更温和的宗教情绪和行动形式。在这些形式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所谓“服事上帝的新途径”，它是从14世纪晚期荷兰的一个小地方发展而来的。受莱茵兰地区虔诚的崇拜和迈斯特·埃克哈特(卒于1327年)关于日常的圣洁的教导影响，一个名叫格哈德·格鲁特(1340—1384年)的加尔都西修道院新成员在荷兰的德文特建立了一个兄弟社区，他本人于1380年被祝圣为执事。这些被后人称作“共同生活兄弟会”的人们居住在一个社区，接受世俗人士进入他们的居所，并且提供了一个以非异端且实际的方式实践个人虔诚的绝佳榜样。兄弟会最重要的一项产业就是生产书籍。其成员都是抄写员、装订工人和插画师，他们成为生产和传播宗教书籍的名副其实的出版商，这其中荷兰北部兹沃勒的出版商最为知名。很快，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符腾堡也建立了兄弟会的分会。世俗的虔诚、实际的工作以及以文字书写的福音主义结合起来，使这些弟兄们成为虔诚生活最好的说明，而这种生活是非常现实的。

圣伯纳德的早期西多会那样英雄式修道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共同生活兄弟会展示了平信徒在教士统治的教会内部积极寻求位置的程度。尽管15世纪后期，居住在这些兄弟会中的人越来越多是教士，但是他们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围墙。在教会内部，旧的修会也在尝试改革，尤其是伽尔默罗派和西多会，但在中世纪晚期获得最多世俗人支持和捐赠的是加尔都西会的成员。在英格兰，有影响力的新修道院只有位于伦敦的卡尔特修道院(1370年建立)和位于北约克郡的神恩山修道院(1396年建立)。加尔都西会的修士几乎都是隐修士，居住在自己隐修的小房间或者小房子中，但会在某些特定时候举行圣餐礼的聚会。除了祈祷和冥想，他们最主要的工作和“共同生活兄弟会”非常相似：制作和编辑书籍。理查德·罗尔、尼古拉·勒夫或加尔都西修道院修士丹尼斯的作品非常特别，并且在他们的时代广泛传播；卡尔特修道院将平信徒对圣徒般的隐修士的兴趣制度化了。隐修士和隐居者增加，经常在世俗贵族的领地上，他们与世界彻底隔绝的宣言取悦了中世纪晚期的富贵阶层。或许这其中有某种代表禁欲主义或者自我否定的因素——这一时期的赎罪文学可以支持这一观点，这些文字有些是世俗人士写的。兰开斯特公爵亨利在他的《圣医之书》中写出了他这样有钱有势的人物所面临的俗世的各种诱惑和罪恶。救赎这些罪有很多种形式——从个人赎罪的实践到给宗教场所、救济院、贫民院或学校的捐献。中世纪晚期很多世俗人士更加注重实际的表达方式，善功变得越来越重要。有各种方式能够进入天堂以及逃离炼狱的痛苦，如此多的慈善行为的出现表明了世俗人士表达虔诚的方式多种多样的特征。

教宗可能来了又去，宗教会议开了又散，但是欧洲北部绝大多数居民的视野被局限在他们的教区、学院或者主教区中。在这些地区，洗礼是普遍的且必须的，它将男人和女人们集合为一个信仰的集体。该集体在波希米亚之外尚未被宗教改革时出现的教义分歧而撕裂。但是在中世纪末期已经出现了分裂的迹象，因为除非进行改革或是进化，中世纪罗马教会传统的形式和机构已经不足以满足文化程度更高、受教育程度更好的世俗人士的宗教需求和热情愿望了。

文化：视觉艺术

正如历史学家将中世纪晚期的教会描述为衰落或衰亡一样，在12—13世纪文化的春天与盛夏之后，1300—1500年间欧洲北部的文化也被冠以迟暮、过分成熟和开始腐烂的特征。这种描述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伟大的荷兰文化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他在著作《中世纪的衰落》(1919年)中描述了一幅正在衰落的文化的悲观图景。季节的修辞——文化的春天、夏天和秋天，并没有被后来的历史学家沿用。受黑格尔哲学启发而来的一元论解释不再统治文化史研究的写作。如果我们研究这些主题——对视觉艺术的赞助、世俗文学与藏书，以及宗教情绪和观点变化的影响，我们就可以将这一时段的“文化”视为丰富而又有创造力的。1200—1500年间的世俗人士(包括贵族与非贵族)对艺术与文学的赞助，在文化生产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赫伊津哈描述了这种文化，但是并没有进行分析。

任何欧洲北部文化研究的一个中心主题必然是巴黎作为艺术赞助和生产中心的兴起与衰落。圣路易时期，国王在城市和法兰西岛(例如圣夏佩尔)的建筑工程将大批木匠、雕刻家和画家带到这些地方为法国宫廷工作。在书籍生产方面，巴黎或许是欧洲北部最重要的城市：其工坊诞生了伟大的插画师，例如法国皇家档案中记载的巴黎人洪诺雷及其继承者让·波切里。《圣路易圣经》(1250年)是巴黎手稿插画学校的典型作品，这种风格被后来的插画师(如洪诺雷)以一种更具代表性的现实主义所继承。巴黎有繁荣的书籍贸易，这很大程度上是大学及其需求所导致的。至迟到1344年，书籍爱好者达勒姆主教理查·德·巴里仍然将巴黎描述为书籍爱好者的“人间天堂”。装饰这些书籍——《圣经》、诗篇、时祷书和世俗传奇——的艺术家基本都是世俗人士，而不是修士或者教士。这种书籍生产的世俗化极大地决定了其特征，如时祷书中记录了礼拜的时间(如晨祷、晨经、晚祷等)，以及各地区(如巴黎、鲁昂、萨勒姆和乌得勒支等)不同的祈祷文和仪式。这些书籍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教会当局的控制和审查，它们由平信徒制，由平信徒享。当然也有许多礼拜用书是为教士使用而生产，并且遵守某些既定的规则，但是世俗贵族的牧师或告解神父对装饰精美的《圣经》和诗篇有一定需求。《勒特雷尔诗篇》(1340年)就是这种书籍的代表，它每一页的底部都画着其赞助者的骑士形象以及乡村生活的景色。但是巴黎作为欧洲北部书籍和其他宗教艺术(如祭坛装饰和组塑)的宝库的首要地位从14世纪晚期开始衰落，这其中有政治因素，但与艺术史的关联更为紧密。

由阿尔马涅克和勃艮第的矛盾所导致的法国高级贵族的分裂对艺术的赞助产生了影响。随着贝里公爵让在1416年的去世，当时最伟大的艺术赞助者从巴黎消失了，并且法国首都还受到随后勃艮第公爵“无畏者”约翰于1419年被谋杀的影响。“好人”腓力和他的父亲不同，他并不经常居住在巴黎，勃艮第对视觉艺术的赞助逐渐转到了他们在尼德兰的领地中。“法国”艺术开始和“勃艮第”艺术分离。虽然英国的贝德福德公爵约翰继续在巴黎工作，但是其他城镇，如兰开斯特家族的法国领地鲁昂，以及瓦罗亚家族的领地图尔或布尔日开始使巴黎作为插画和书籍生产的中心黯然失色。勃艮第领地内的布鲁日、里尔、蒙斯和乌特勒支开始作为装饰精美的书籍的生产地和出口地不断发展。1416年以前，一些最有天赋的画家来自勃艮第的尼德兰及其周边地区(如林堡和盖尔德斯)。布拉格的查理四世的宫廷对艺术的影响塑造了绘画中更大程度的现实主义运动。这种影响从14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显现。奥地利的鲁道夫公爵的肖像油画就展现了这种来自捷克的影响，同时也有查理四世时期意大利和法国风格的渗透。理查二世时期的英格兰和科隆的帕勒家族(他们和阿拉斯的马修共同在布拉格建造了圣维特主教堂)都有波希米亚的画家的存在，他们扮演着中欧、低地国家和法国的中介。1425年一位来自马斯特里赫特的画家扬·凡·爱克为勃艮第的“好人”腓力工作，这是这位公爵赞助新的现实主义油画的开始。这种风格很快就为公爵在尼德兰的附庸和他的意大利债权人所接受。

显然凡·爱克的艺术满足了某种需要和需求。例如他的油画所展示的写实和精确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从为教区或者大主教教堂的私人礼拜堂(或者教堂的附属礼拜堂)所作的多联画(二联画、三联画或多联画)中的捐献者的肖像中发展出了独立的肖像画。如此，纪念个人变为可能。现在这些油画的赞助者可以看到他们自己与圣徒在同一幅油画中一起礼拜圣母和基督。他们与他们的礼拜对象处于同一空间。这是最个体形式的“人格化”虔诚的宗教行为。扬·凡·爱克和罗吉尔·凡·德尔·威登将布鲁日的金融家皮埃尔·弗拉德林或圣多纳提安教堂的受俸神父乔治·凡·德尔·帕勒画进油画中，把他们置于非常靠近基督及圣母的亲密位置。这是他们作为赞助者和信徒所希望看到的，而凡·爱克和凡·德尔·威登满足了他们的需求。将这种情景描述为赫伊津哈所说的“亵渎”，是将主观价值判断带入这个问题。这一时期世俗人士和教士的虔诚表现为亲近圣徒的热切期盼，以及将自己置于基督教历史所叙述的人类历史与悲剧之中的渴望。这在中世纪是前所未有的。这一时期的宗教感情寄托于对圣母的崇拜，通过在《黄金传奇》中收集圣徒的生平、神秘剧和奇迹剧以及家庭的现实主义艺术表现，后者既是观点改变的特征也是原因。这些欧洲北部的艺术家的高度现实主义油画完美地表现了这些贵族和资产阶级赞助人的宗教热情。代表性的现实主义与宗教象征主义相融合，而艺术中的自然主义显示了宗教兴趣的缺乏，这一理论是不堪一击的。如此高质量的艺术作品强化、诠释了教义真理并且激励了虔诚的实践。赫伊津哈认为对神圣事物的熟悉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对神圣的亵渎，我们有信心拒绝这一观点。

在法国，王太子查理及其宫廷于1418年流亡布尔日，意味着此后艺术的中心将集中在卢瓦尔河流域。在1450年之前有一群画家在图尔为瓦罗亚宫廷工作，这其中最伟大的就是让·富凯，他也满足了其赞助人的愿望。对他们而言，让·富凯的作品比起巴黎或者鲁昂的工坊提供的画作，很明显更新潮而偏离传统。富凯的作品是这一时期意大利或意大利风格影响欧洲北部绘画的最早的证据。他的主要顾客是王室财政官员(如埃蒂安·谢瓦利埃、西蒙·德·瓦里或洛朗·吉拉尔)及司法官员(如纪尧姆·乔文内尔·德斯·乌尔辛)。这些相对新兴的贵族最近才因其为瓦罗亚王室的服务而被提升到这个地位。他们更偏爱富凯这种镀金的半意大利风格的产品，而非他们同时期更传统风格的作品，他们或许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现他们暴发户的本性。无论如何，意大利风格装饰的作品在欧洲北部其他地区直到很久以后才出现，勃艮第治理下的尼德兰也是如此。即便在法国，只有在1494年查理八世远征意大利之后才将这种晚期文艺复兴的风格带了回来。这一时期德意志地区的绘画也并未受到阿尔卑斯山以南地区的很多影响。在科隆，一所杰出的画家学校创造出了一种比尼德兰地区更修长挺拔且更为纤细的哥特式风格的圣徒和殉教者的形象，尽管他们之间有更多相似的基础。画像在德意志地区非常盛行，到1500年，几乎所有的王公和高级教士都有了艺术家为他们创作的非常写实的肖像。但是15世纪时期，通往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和汉斯·贺尔拜因的艺术之路已经在低地国家准备好了。

世俗文化：文学与骑士精神

这一时期的世俗文化是由两大因素塑造而成的：普遍且传播广泛的世俗文学以及在文学、艺术和实践活动中表现的对骑士精神的崇拜。尽管1500年时欧洲北部地区识字人口的比例很可能低于同期的意大利地区，但是大学的建立(1347年的布拉格大学、1365年的维也纳大学、1432年的卡昂大学、1441年的波尔多大学、1422年的多尔大学以及1425年的鲁汶大学)和语法学校学生的增加很明显地提升了对各种书籍的需求。世俗读者群早在约翰·谷登堡使用活字印刷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抄本生产是非常兴盛的工业，在欧洲北部多数地区从属于行会的规章管理，这些工坊中生产的很多方言书籍都是纸质版，相较羊皮纸卷轴，其生产成本和价格便宜很多。在英格兰、法国、尼德兰和德意志，这满足了很多并不富裕的顾客对廉价书籍的需求，这些书有时甚至都不装订。可获得的书籍和同时期大贵族的偏好左右了世人的品位。威廉·卡克斯顿最早挑选的印刷书籍在贵族的图书馆中都有收藏。事实上，其底本来自同样的地方——勃艮第公爵的图书馆或拉格鲁萨塞勋爵路易·德·布鲁日的丰富藏书。欧洲北部的印刷字体也倾向于模仿15世纪晚期手稿中的字体，尤其是所谓勃艮第“混合体”。新识字的世俗人士对书中记录的传奇、历史、宫廷爱情和骑士精神的阅读需求非常迫切，这些记录经常是由从勃艮第宫廷中流传出的枯燥乏味的版本重新编写而成的。

这种情况是理所当然的。骑士精神的理想依然主导着统治阶层，而城市的贵族和商人则模仿贵族，上演他们自己的骑士精神戏剧。然而，中世纪晚期崇拜的骑士精神非常肤浅，徒有过去作为鲜活且富有活力的军事和社会行为准则的外壳，过于强调中世纪盛期的理想(事实上骑士精神只存在于理论层面)，而罔顾其于中世纪晚期已没落的现实。骑士精神与对骑士的崇拜在12世纪受到了宗教热情和理想主义的激励，但是其本质上是一种世俗的意识形态。例如教会抵制比武大会，因为这可能造成暴力、放纵、流血以及纵欲等问题。这种反感情绪直到14世纪才渐渐消除，因为其中一些较容易致命的元素都已经被逐渐禁止了。但是即便在1350—1500年间，骑士比武仍然非常危险，有时出现的意外会导致比武者死亡。在德意志地区使用尖锐的长矛而非圆滑的长矛比武仍然是贵族解决他们私人恩怨时非常流行的活动。无论比武大会多么精致、虚假或者具有戏剧感，它都可以作为贵族暴力的安全阀。或许勃艮第的“大胆”查理和哈布斯堡家族的马克西米连一世在赞助骑士比武时意识到了这样的事实：在有家族仇恨的时候，这些比武会变得非常激烈。

13世纪以后中世纪的比武大会，无论是集体特征的混战比武还是个人特征的长枪比武，都被认为具有戏剧化的特征。到1230年，亚瑟王的传说因为一些著作而非常流行(如法国的克雷蒂安·德·特鲁亚和德意志的施特拉斯堡的戈特弗雷德，或者《莫里斯·冯·克劳恩》一书的佚名作者)，这为比武大会提供了适合夸张地重现的主题。亚瑟王的圆桌由一群骑士围绕，而比武大会，例如1278年在法国北部的勒·海姆举办的比武大会上就诞生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亚瑟及其骑士的庇护下，也曾有一次比武大会被举办。在这些场合中，贵族妇女享有殊荣。虽然混杂着展现武力的求爱行为是教会明令禁止的，但这却使得年轻的贵族非常兴奋。然而到了1316年，教宗约翰二十二世缓和了以往教宗对比武大会的反对态度，14—15世纪教宗承认了新的世俗骑士团(如嘉德、星室、克雷森蒂以及金羊毛)，这是教宗态度转变的表现。这些骑士团在教堂中聚会并举办分部会议，如圣乔治教堂、温莎教堂、布鲁日的圣母大教堂以及昂热的圣莫里斯大教堂，并且为了这些严肃的场合他们还发明了一种礼拜仪式。在忠诚并非绝对，尤其是以金钱为其前提的时代，为了强调贵族对自己的义务，王公们发现这些骑士团具有政治价值。勃艮第的“好人”腓力将对其忠诚作为加入金羊毛骑士团(建立于1430年)的前提条件。混杂的勃艮第领土没有英格兰式的议会贵族，骑士团将贵族团结到一起。哈布斯堡家族在继承勃艮第的尼德兰地区之后也利用这一组织，瓦罗亚公爵家族对马克西米连位于因斯布鲁克和维也纳的宫廷文化的影响深远。英格兰的爱德华四世(1461—1483年在位)也受到了类似的影响，15世纪佛兰德斯、布拉班特、埃诺和荷兰地区的文学、音乐以及视觉艺术的繁荣使低地国家成为其他地区(甚至是意大利地区)效仿的文化范式的来源。

然而如我们所见，勃艮第的宫廷和佛兰德斯地区“原始”的艺术并不是从一次断裂中出现的。尽管到14世纪中期布拉班特的以尼德兰语为书面语的宫廷文化一度非常繁荣，然而法语作为尼德兰地区书面语言的统治地位已经在1300年就确立了，即便在以尼德兰语为口语的地区。在勃艮第以前的时期，法语是宫廷社会的语言。阿图瓦、佛兰德斯和埃诺的王室都积极推动世俗文学的发展。来自埃诺的让·弗尔瓦萨尔或许是中世纪晚期最著名且影响最大的战争和骑士编年史作家，在他之后是15世纪中期勃艮第宫廷的乔治·夏特兰。弗尔瓦萨尔是一名教士，他被授予希迈教堂的一个受俸教士的职位，但他是最后一批获得这种职位的教士之一，他的作品既有诗歌也有散文，并且极具世俗特征。15世纪勃艮第人喜欢的不仅仅有乏味的传奇和历史，而且有说教式的著作，这些著作本质上经常是斯多葛主义的，用古代(尤其是罗马时期)的历史作为鼓励或者警示的例证。这些都是由宫廷贵族写就的，例如吉耶贝尔·德·拉诺耶。他们为其贵族同胞提供能够说服别人或者对别人施加影响的艺术工具。勃艮第和德意志地区的大学同样在入学的时候接受了很多贵族学生。现在为王公服务的是受教育程度更好且文化程度更高的贵族，他们要努力模仿国王的教会和法律顾问的雄辩口才和修辞技艺。

然而他们使用的语言并非教会或者法律拉丁语，而是方言。公元1250年以后英格兰、法国北部和低地国家都有一种不断增长的趋势：使用方言起草文件和记录内容。与此同时的是宫廷中方言文学的发展和兄弟会的流行，德意志的这些机构中还开展了诗歌竞赛。勃艮第统治地区的大修辞学家，例如夏特兰和莫利内就是这种发展的部分硕果。在14世纪的英格兰地区，中世纪英语作为一种书面语言出现，并且被说法语(或盎格鲁-诺曼)的贵族接受。这很大程度归功于法语的形式和影响，在乔叟的诗歌中体现最为明显。到了1500年，英格兰宫廷中的语言不再是法语，尽管掌握这门语言被视作成为贵族的必要技能。几乎毫无疑问，这一时期的很多王公贵族都掌握了多种语言——安茹的勒内精通五种语言，而皇帝查理四世于1356年颁布法令，要求神圣罗马帝国的贵族都要学习母语之外的语言。但是到1500年方言的兴起已经开始威胁到中世纪晚期占统治地位的法语宫廷文化。以法语为灵感的主题和文化形式仍然受到广泛的喜爱和改编，它们逐渐被这样一些人使用和吸收：他们将法语视作一种后天获得的技能而非天生的技能。

欧洲北部中世纪晚期的文明有其独特的特征，任何将其从更早时期或者更晚时期的文明中剥离而进行评论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一种“高级而强壮的文化”(赫伊津哈语)用文化现实主义、方言文学、平信徒的虔诚表现自己，而骑士精神的高峰仍占据统治地位。当然新事物在诞生，但在它们身上，中世纪前身的印记显而易见。

[1] 意为“罗退尔的领地”，也称“洛林王国”。

[2] 英文原版误作1417年。

编者后记

我们选择1500年作为这本书的终点。到这时中世纪欧洲文明的全盛期与1000—1300年间的人口大爆炸的盛世一起远去，正如我们距离法国大革命之前旧制度时期的人们一样遥远。中世纪文明扩张时期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在欧洲西部创造了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有强大的内部统一和对共同目标的追求。例如我们在十字军运动中可以看到这一现象，十字军始于1095年[1]并且延续到13世纪晚期，其间激烈程度和成功程度都不尽相同。十字军军队从英格兰、法国北部和德意志地区的骑士贵族中征召。他们还使用了意大利商业城市的船只以及来自西西里和加泰罗尼亚的军队。13世纪中期，在解放圣地、攻击穆罕默德的动力的激励下，一些国王(如英国的爱德华一世和法国的圣路易)依然横跨地中海亲自参加十字军。

如果我们更深入地观察公元1300年以前文明的内部结构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一些广泛的迹象，这些迹象表明一种共同文化、一种共同理想的趋势乃至中央集权化的现象正在出现，尤其是在宗教领域。一种观点认为教宗制度是中世纪最引人注意的创造。到13世纪中期，希腊东正教以西地区，遍布于此的教士都乐于接受罗马在教义、涉及圣职纠纷的司法权力、任命主教人选甚至是征收沉重赋税方面的权力。教宗的权力当然并非不受限制，他们受到国王和贵族们的挑战，国王希望控制自己领地内的教会，贵族则希望任命亲属掌管其领地内的教会。某种程度上，教宗权力依赖于世俗权威的存在，因为教士们发现罗马的宗教领域的权力能够帮助他们，保护他们免受更为迫在眉睫的威胁。毕竟，正是教宗的权力让英诺森三世成功地与英格兰国王约翰进行外交斗争、怂恿卜尼法斯八世凌驾于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之上，从而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凭着权力，教宗可以长久地在遥远的欧洲北部征收财富，为他在意大利进行战争提供财政基础，并且可以成功地干涉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教职任命问题。

教宗权力的中央集权化与12—13世纪出现的大规模的修会关系密切。中世纪早期的本笃会修道院对欧洲的殖民运动和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都遵守圣本笃修道院规章，这也是中世纪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但是这些修道院都是单独建立存在的，并没有共同的组织。12世纪出现的新的修道组织，例如西多会，他们对统一的行政机构有很强的归属感。13世纪出现的托钵僧修会——圣方济各会和圣多明我会——在服从教宗制度的路上走得更远，他们接受了教宗的特许状，这使得他们免受地方主教的控制，并且教宗还会出现在他们每年一度的代表大会上，这些代表来自欧洲各地的分会。托钵僧修会某种程度上是对教会的统一最圆满的诠释。

在思想世界中，教宗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13世纪的巴黎大学在哲学和神学领域拥有非同凡响的名望和影响，现代欧洲的任何一所教育机构的名望和影响都难以望其项背。当然还有一些其他重要的学校，但它们都是巴黎大学统治的思想世界的延伸，例如帕多瓦大学和牛津大学。其他的思想家或许不同意大阿尔伯特或者托马斯·阿奎那得出的结论，但是他们都卷入了相同的问题和困境，这些问题是由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被翻译为拉丁语所引发的，而难题则是由调和《圣经》的启示和异教徒科学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他们所有人都以不规范的拉丁语著书立说、与人辩论，他们追求语言的精确而不注重优美，他们使拉丁语成为中世纪欧洲的共同语言。在各地，通晓拉丁语将知识分子和使用未经修饰的方言的人区分开来。

世俗世界在某些方面与教会不同，但是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共同的文化迹象。12世纪最引人瞩目的发明之一就是传奇故事诗歌的出现。13世纪亚瑟王的故事、查理曼的故事以及特里斯坦的故事在欧洲各国广泛流传。英格兰和西西里的骑士阶层贵族使用法语，导致了法语在文学上的统治地位。经过法语传奇小说作家润色的故事同样被其他语言传诵。传奇在文学中的统治地位受到了骑士制度和骑士精神流行的影响，同样部分源于法语但在中世纪世界广泛传播。骑士可以在欧洲任何地方认出与他地位相同的人，正如教士或者主教可以在欧洲任何地区辨识出同类一样。

全欧洲在文化形式上的扩张最明显——且存留至今——的表现就是哥特式建筑。现代任何旅游者在参观索尔兹伯里大教堂或者佛罗伦萨大教堂时都能发现总体上的建筑风格与哥特风格的代表性杰作巴黎圣母院和沙特尔教堂相似。12世纪中期法国出现哥特式建筑后，这种建筑风格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到欧洲各地，并且取代了更有地方特色的罗马式建筑。位于意大利的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大教堂是13世纪中期仿照法国建筑原型建造的哥特式教堂，这座教堂建立在方济各的坟墓之上，他的修会在教宗的庇护下遍布欧洲西部地区，将这座教堂视作中世纪中期欧洲统一的视觉象征并非毫无道理。

1300—1500年中世纪世界的这最后几个世纪中，随着十字军运动的衰落、1378—1415年天主教会大分裂期间教宗权威的崩坏以及巴黎学术盛世的消失，欧洲的统一也被很大程度地削弱了。要指出造成这一巨大现象的具体原因非常困难，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认为人口的减少以及低地国家商业城市的兴起所造成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度的破坏是部分原因。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并非贫穷的社会。相反，我们在各处都发现了证据表明当地高收入、更为舒适的家庭生活与艺术品位的绝妙融合以及在经济和审美方面的巨大活力。同时，欧洲的人口因瘟疫大幅减少，但生存下来的人精力充沛，正是这样的欧洲开始了对欧洲以外世界的征服活动，如达·伽马和哥伦布的探险。

正如第五章和第六章中提到的，当我们观察分析文明的发展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到不同的地理区域的发展，尽管这些地区之间是有联系的，但是它们展现出了不同的文化特征。例如，当我们观察重要的地方文化流派的时候，如14世纪早期威尔士和诺维奇的大教堂的装饰风格与一般的哥特式建筑传统并不相同，乔叟在《特罗伊勒斯和克莱西德》中对骑士文学的发展以及文艺复兴中佛罗伦萨古典主义对修辞学家理想的发展，在所有这些例证中，我们都会发现很多内容都是全新的创造，但是又和中世纪的传统有紧密的联系。尽管如此，中世纪晚期世界的标志是格外的富裕以及生活方式的多样化，这使得欧洲文明比以前更为复杂，并且预示着现代欧洲的创造性。

新的多样性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重要著作中使用的语言的多样性。拉丁语和法语曾经统治12—13世纪，但现在不得不让路给意大利语、英语、佛兰德斯语、加泰罗尼亚语以及捷克语。这一运动的源头在某些方面是神秘的，但是其结果是明显且突出的。14世纪末在乔叟、朗格兰和威克利夫的著作中，英语作为一种书面语言突然出现的同时，普通人更多使用英语作为私人通信语言。1300年前后，但丁及后来的薄伽丘推动了意大利语从晦涩走向准确，成为商业文书的正式语言。在波希米亚，14世纪早期胡斯推动的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被翻译为捷克语的《圣经》、赞美诗以及其他宗教著作的吸引力，这些翻译的宗教著作使得普通人也可以理解这些著作。宗教改革家、商人和诗人推动了方言的发展，这些人都打破了拉丁语的束缚。文艺复兴时期彼特拉克以及后来15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所使用的拉丁语实际上是一种新语言，而且无疑是一种来自更下层人士所使用的方言的不幸的学术转向，但仍然是一种新式的具有吸引力的语言。

如我们在前面几章中看到的，15世纪的文明包含了大量的区域性文化，这些文化用不同的语言竞争，以期获得更大的影响。同一时期的文明还包括不同的社会形式，从英格兰乡绅的广大乡村社会到威尼斯和热那亚的高度发展的城市资本主义。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宫廷世界、仍然十分盛行的骑士制度和比武大会、城市生活中的大教堂分会和修道院、商人以及工业无产阶级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相互渗透。14世纪英国议会出现，它包括了来自贵族、教士、乡绅和市民的代表，是中世纪晚期世界的一个缩影。无论我们如何寻找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就，我们都可以在城市发展最发达的两个区域——意大利北部和欧洲西北部找到它们。

中世纪晚期欧洲最富裕的城市很可能就是散布在巴黎和斯特拉斯堡西北部地区的众多城市：布鲁日、安特卫普、科隆。我们在那里可以发现繁印刷业、挂毯制造业以及机器制造(如起重机)等最重要的工业发展。在使世俗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的技术发明中，包括凡·爱克和梅姆林等人的绘画技术，他们的艺术成就在更精确地展示人的面貌以及自然风景等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15世纪的佛兰德斯人和布拉班特人是伦勃朗时代荷兰商业文明的先驱。

文艺复兴早期的意大利在工业创新上略逊一筹，但其令人吃惊的艺术运动在公元1500年以前孕育了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以及波提切利的精致的古典主义，这和思想领域的高度活跃创新关系密切。这些城市的人文主义者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思想，并且以此评判共和自由主义和专制统治的效率。即便马基雅维利在1500年尚未开始写作《君主论》，但他这时肯定已经有了其中的一些思想。同时，罗伦佐·瓦拉对《圣经·新约》文本的研究，以及马尔西利奥·菲奇诺对柏拉图作品的翻译催生了大量杰出成就，这影响了接下来数个世纪欧洲思想界的进程。

当我们观察1500年的欧洲世界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一时期的世界和我们本书开始的年代(一千年之前)时的欧洲已经完全不同。欧洲已经走出了世界帝国的时代并且创造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新的文明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并且它是建立在高度成功的农业与工业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如果没有数以百计的政治文化中心为了成功而相互竞争，那么就不可能有未来扩张的跳跃性发展。欧洲政治的混乱分裂是我们祖先文化繁荣的肥沃土壤。

[1] 英文原版误作1094年。

大事年表

[1] 英文原版误作909年。

[2] 英文原版误作909年。

[1] 英文原版作“罗退尔五世”，实则他的称呼应是罗退尔三世或罗退尔四世。

[1] 英文原版误作阿拔斯王朝。

[1] 英文原版作“腓特烈二世最后一位存活的儿子”，实则康拉丁为康拉德四世之子，腓特烈二世之孙。

目录

序言

绪论

第一章 从君士坦丁到希拉克略的东罗马帝国(306—641年)

第二章 城市与乡村的生活

第三章 新宗教与旧文化

第四章 伊斯兰教的兴起

第五章 生存斗争(641—780年)

第六章 毁坏圣像运动

第七章 中期帝国(780—1204年)

第八章 学术的复兴

第九章 传播福音：拜占庭的使命

第十章 分裂瓦解(1204—1453年)

第十一章 帕列奥列格时代的学术

第十二章 朝向法兰克-希腊文化的发展趋势

编年大事记

序言

我想我不必重复拜占庭一直并继续被人们不适当地忽视了这样的话。这种情况直到百年前，甚至五十年前还是如此：当然目前不再是这样了。孟德斯鸠(Montesquieu)和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那些人对拜占庭的诋毁诟病在当代人中还有余毒，有些人还保持着某些维多利亚时代的敌意。但是在19世纪末以前这种看法总体而言被摒弃，对拜占庭的评价变得更为积极。尽管情况还不尽如人意，拜占庭被排斥在学术课程之外的现象还是得到了纠正。如今，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大学都讲授拜占庭研究课程；有12种以上的国际学术期刊专门刊登拜占庭研究资料；相关专著的数量也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大量增加；国际会议、讨论会、圆桌会议、专题讨论会的数量难以计数，而拜占庭文物展览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新一届拜占庭研究国际会议(2001年在巴黎举行)就有上千名出席者。

拜占庭帝国的昭雪在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历史观念和审美倾向的发展中构成了一个有趣的篇章。曾经被视为只有堕落腐朽、阴谋诡计和邪恶丑陋的传说转变成为令人激动、丰富多彩的史诗；曾被吉本看作迷信的东西变为精神性十足、富有灵气的东西；曾被嘲讽为呆滞僵化、毫无生气的拜占庭艺术在20世纪初变成了反对僵死的学院经典的精神资源。这些变化的发生是因为我们比前人拥有更多的资料吗？大约从1850年起，我们确实拥有更多关于拜占庭“物质文化”的知识，但是这种情况并未出现于文献方面。实际上，如果有人认真梳理一下就会知道，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拜占庭文献早在1850年就被整理出来了。拜占庭帝国并没有发生变化，而是我们的研究态度发生了变化，毫无疑问将来还会变的。

拜占庭无须任何辩解，其在欧洲和近东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已经是确定的事实；其文献(如果有人愿意用这个术语来指称所有文本集成的话)虽然广泛，但是却遭受了比较严重的损失；其保存在岩石、绘画和其他媒介上的遗产遭到更严重的破坏，成为许多不可再生遗产的突出代表。以此为基础，就有可能将拜占庭的成就与其他同时代的文明，特别是中世纪欧洲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进行对比，从而得出有据的结论——尽管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这一结果。然而，这类对比工作至今还很少有人从事。

如今，倡导质疑和重新解释公认观点之风对拜占庭历史的影响比任何其他时期都要深刻。在许多极为重要的问题上，学术界也不再有一致的看法。因此，我并不想把我自己的观点或相互一致的看法强加给本书的各位作者。

西里尔·曼戈(Cyril Mango)

绪论

拜占庭(Byzantion)这个名词的拉丁语形式为Byzantium，是一个位于色雷斯地区博斯普鲁斯海峡入海口的希腊殖民地的名字——这是一个自然风光极其秀丽，同时兼具重要战略价值的地方。大约在建城一千年之后，拜占庭被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选为皇帝的驻地(324年)，并将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新罗马(Constantinopolis nova/altera Roma)。这种行为在当时并非没有先例：君士坦丁伟大的先辈戴克里先皇帝(Diocletian， 284—305年在位)就曾经把自己的宝座安置在附近的尼科米底亚城(Nicomedia，今伊兹米特)，并且致力于“使它与罗马难分伯仲”。但是，与尼科米底亚和其他几个临时的首都很快失去其地位不同，君士坦丁堡取得了长久的成功，这座“统治之城”延续了11个世纪，这还不包括之后奥斯曼苏丹5个世纪的统治史。

从历史的长期发展来说，君士坦丁这一充满灵感的举动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次统治权的迁移(translatio imperii)，即在一个新宗教的护佑下，在一个新地方开启了一个新进程，也就是一次革新。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样做并不一定是要与过去的传统一刀两断。新罗马包含了旧罗马的元素。甚至有传言说，君士坦丁秘密地将特洛伊的守护神从罗马移出，并将其埋于他在君士坦丁堡竖立的那根巨大的斑岩石柱之下。顺便提一句，这根石柱历尽沧桑，至今依然屹立不倒。安淑撒(Anthusa)其实就是罗马弗罗拉神(Flora)的复制品，君士坦丁堡就是献给这位神秘的命运女神的。

君士坦丁的继任者继续自视为合乎法统的罗马皇帝，正如他们的臣民自称罗马人(Romaioi)一样，尽管许久以后，他们已经忘记了这个词的拉丁语读音。他们没有为自己寻找其他的祖先。我们任举一例，当11世纪的博学家米海尔·普塞罗斯(Michael Psellos)为了指导他的学生——皇帝米海尔七世(Michael Ⅶ)而编纂一部入门的史书时，是从罗慕路斯(Romulus)和雷穆斯(Remus)开始记述的。他寥寥数笔就带过了王政时代的诸王和共和国时期的执政官，接下来详细地记录了皇帝的世系传承。这一谱系开始于君主政体的创立者尤里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直到巴西尔二世(Basil Ⅱ)和君士坦丁八世(Constantine Ⅷ)为止。奥古斯都(Augustus)，而非君士坦丁，是其历史中的关键人物，因为他的统治时期恰好与我主上帝道成肉身的时间相吻合，这是当时普世历史中的核心事件。基督教和罗马的君主政体，实际上是同时产生的。

直到十字军时代，古罗马的外衣才渐渐被脱去。那个时候，东部帝国和西欧逐渐被迫拥抱在一起，而双方却都不怀有任何爱意。在西欧人看来，君士坦丁堡的王国毫无疑问是个希腊人的国家，而且还是个分裂出去的政权。作为回应，一些希腊的知识分子则将他们自己与古希腊的荣光联系在了一起(见第十一章)。然而，“种族认同”在那个时代广受关注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当时，导致裂痕产生的重大争议在于宗教，即是否顺从罗马教宗、圣灵如何临在、炼狱、教士的独身生活、在圣餐仪式中使用发酵面饼还是无酵面饼等问题。正是它们导致希腊人和拉丁人彼此分隔。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基督教世界才能在教宗的领导下，重新以罗马之名联合在一起。

约翰·曼德维尔(John Mandeville)爵士在14世纪中叶依然可以使用“希腊皇帝”这一称呼，但是，这在文艺复兴时期更富学者气息的环境中却不那么恰当了。“希腊”此时特指古希腊或者地理上正被土耳其人占领着的希腊地区。已经于1453年灭亡的君士坦丁堡的王国需要一个独有的称谓，这就是“拜占庭的”(byzantinus)这个形容词产生的背景。这个词比“君士坦丁堡的”(Constantinopolitanus)更为简便，同时带有让人愉快的“古典”光环。现在，人们可以使用“拜占庭文献”(scriptores byzantini)、“拜占庭历史”(historia byzantina)和“拜占庭帝国”(imperium byzantinum)这些概念了，尽管由历史学家路易·库赞(Louis Cousin)撰写的最早的关于拜占庭的大部头史书(1672—1674年完成)依然被冠以《君士坦丁堡史》(Histoire de Constantinople)之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最早一部在书名中使用“拜占庭”这一名称的英语作品是乔治·芬利(George Finlay)于1853年撰写的《从716年到1057年的拜占庭帝国史》(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from 716 to 1057)。在英语世界中，“拜占庭”(Byzantium)这个词用来形容一个帝国而非那座城市的现象要到20世纪时才变得普遍，而在法国、德国和俄国则要更早一些。

这样，当“拜占庭”这个概念不再带来不便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方便的术语。在合理的界定下，拜占庭必须被视为罗马帝国在地中海世界东部的直接延续者，即罗马帝国在语言和文化上受到希腊影响的那个部分。作为一个延续的概念，它没有起始，尽管一些有象征意义的日期已经被用来当作其历史的开端：如戴克里先登基(284年)、君士坦丁堡奠基(324年)、君士坦丁堡落成典礼(330年)、将基督教作为帝国唯一排他性的宗教(380年)、帝国被划分为东西两个部分(395年)、西部帝国的灭亡(476年)，乃至利奥三世(Leo Ⅲ)自立为王(716年)等，其中最后一个时间点目前依然被《剑桥中世纪史》(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采用。对于这些日期，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些有说服力的反对意见。然而，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很可能更应该归因于感觉，而非一种“客观的”、被假定当作历史分期基础的标准。对于我们来说，罗马是我们的文明之源，根据我们的定义，它属于古典世界的范畴。当我们凝视着和平祭坛(Ara Pacis)、图拉真圆柱(Trajan’s column)上的浮雕，抑或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骑马的雕像时，我们是在和罗马的精神进行交流。但是，当我们在拉韦纳(Ravenna)圣维塔利教堂(San Vitale)著名的描绘有查士丁尼(Justinian)的镶嵌画前沉思时，我们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它所描绘的不再是一个自然主义风格的宗教仪式画像(敬奉一个圣杯)，而是一个圣像。查士丁尼头顶光环，他和他的随员们正面对我们，身后则是金光灿灿的背景。我们没有即刻理解艺术家的意图，他表现的是一个向右侧行进的队列，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物虽以正面示人，却都踩在彼此的脚尖之上。在我们的眼中，圣维塔利教堂的查士丁尼看起来是一个纯正的拜占庭人；然而真正的查士丁尼，这个操着拉丁语、征服了意大利和北非的罗马法最伟大的编纂者，却将自己看作一个纯粹的罗马皇帝，他的后人也是如此。

那么，我们要把分期线划在何处呢？如果能够不再徒劳地寻求一个从罗马到拜占庭转型的精确时间，而去寻找一个或几个更宽泛的、见证了深刻变革的时间段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存在着两个这样的分期带。第一个可以被定位在4世纪，第二个则大约在575—650年。这两个时间段的性质并不相同。第一次转变更多地发生在文化领域，而非政治领域，它与基督教被当作国家官方信仰联系在一起。这一说法并非排斥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其他更有形的变化，如国家机器在行政、军事以及财政方面发生了彻底的变革(财政方面的变革在戴克里先时期就已出现)，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得到发展，皇帝的主要驻地东移到君士坦丁堡，以皇帝身边机构为基础的一个新精英阶层开始出现等等。然而，如果从一个长时段予以审视，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增加省区数量，不是引入税收普查，也不是改革货币，而是将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帝国所有臣民，并压制那些异见者。

第二个切口(coupure)则更为明显和令人伤痛。它的标志不仅是在巴尔干和近东地区丢失了广阔的国土，还包括城市生活的衰落。城市曾经是古代的一个主要特征(见第二章)，此时许多城市从地图上被抹去；另一些城市规模显著缩小，沦为防卫要塞，或者被迁移到附近的山顶。曾经是省区政府支柱的城市精英和那些文雅的文学一起消失了。生活变得乡村化和军事化了。

在我们提到的这两个时间段之间的时期，我们把它称作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这一概念的独特性仅仅在最近五十年方才得到承认，并且变成学术上的一个热点问题。的确，古代晚期的时间界限有些模糊不清：一些学者将它的起点定在公元200年，另一些学者则将其终点延长至公元1000年。然而，比较常见的是284—602年的说法，这是琼斯(A. H. M. Jones)在其不朽的著作《晚期罗马帝国》(Later Roman Empire)中的观点。另一种得到承认的时间定位是284—641年，这种说法见于同样重要的名著《晚期罗马帝国列传》(Prosopograph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这样的界定很符合拜占庭研究的视角。

古代晚期涵盖了罗马人的整个世界，无论是拉丁的还是希腊的部分。它所囊括的罗马、米兰(Milan)、特里尔(Trier)、拉韦纳、迦太基(Carthage)与君士坦丁堡、安条克(Antioch)、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以弗所(Ephesus)一样重要。无论是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还是纳西盎的格里高利(Gregory Nazianzen)；无论是安布罗斯(Ambrose)，还是“金口”约翰(John Chrysostom)；抑或阿米安(Ammianus)，以及普罗柯比(Procopius)，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除了语言有所不同，古代晚期的文化氛围是相当一致的。确实，精英群体之间存在的语言沟壑比之西塞罗(Cicero)时代更深了一些(如奥古斯丁就不太懂希腊语，也没有几个东方学者去学习拉丁语)，但是有一种文化交流的方法始终存在着，精英教育以相同的准则为基础，翻译工作也在双向进行。阿米安是一个希腊人，却选择用拉丁语进行写作。在东方，直到6世纪下半叶，学习法律或在政府某些部门服务，都需要掌握拉丁语。最权威的拉丁语语法手册，即普利西安(Priscian)的《语法惯例》(Institutiones)，是在君士坦丁堡编纂的。狄奥多西(Theodosius)和查士丁尼的法典也是如此。

古代晚期提供了一种文化土壤，在这里同时孕育出了中世纪的西欧与中世纪的东方。一个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它们的发展如此不同？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作为欧洲毋庸置疑的一个部分，拜占庭偏离了我们认为的(我们的认识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欧洲前进的阳关大道？本书不会直接回答这一问题，但是富有思想的读者可能会在心中深思一番。

拜占庭灭亡的日期没有什么争议，人们一致认为是1453年5月29日，星期二。当奥斯曼苏丹的近卫军(Janissaries)从已有千年历史的狄奥多西城墙的缺口攀过时，当一缕神奇之光从圣索菲亚教堂(St Sophia/Hagia Sophia)的穹顶直射苍穹时，拜占庭的大幕落下了。如果我们将拜占庭首先视为一个国家概念，即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的话，那么1453年毫无疑问是它恰当并动人心魄的末日。然而，如果我们遵循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观点，将拜占庭看作一个文明而非国家的话，故事在此时却并没有结束。从地理上看，拜占庭延展并包括了所有信奉东正教的国家——俄罗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以及被征服的希腊。从时间上看，它即使没有延存至今，也至少延存至公元1800年前后，欧洲启蒙运动和受到鼓舞的民族主义浪潮最终破坏了当时还被承认的拜占庭生活方式。尼古拉·约尔加(Nicolae Iorga)撰写的名作《拜占庭之后的拜占庭》(Byzance après Byzance， 1935年)中的故事，依然体现了它所处地区的错综复杂。

如果说，时至今日我们还能讲述拜占庭往事的话，那么这是因为，大体看来拜占庭有持续修史的传统，尽管有些时代的历史记载粗略一些，而有些时代则更为完整。那些史料的性质和存佚与否很自然地决定了我们的知识范围。就其性质来说，主要有三种形式：古典化的历史作品——基本上源于古代的典范，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和波利比乌斯(Polybius)的作品、编年史和教会史。古典化的历史作品致力于对重大事件进行详尽和优美的记述，理想上来说是作者记载亲身经历的事情，因此这些著作的时间跨度都比较短。读者群体更为广泛的编年史作品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们是用日常用语写成的，意在概述自创世之日起，直到编史者所处时代万事万物的全貌。按照时间顺序编成的条目都很简略，并且没有呈现出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编年史更多起到的是历史教育的作用，而不被视作文学著作，这就意味着，一旦有新的或修订后的编年史作品出炉，老版本常常会被束之高阁。恺撒里亚的尤西比乌斯(Eusebius of Caesarea)于公元300年左右始创教会史，这种形式的历史作品关注主教之位的传承，尤其详于记载教义争端，同时也涵盖了一些世俗的内容。该类作品的一个独有特点是引用原始文献，这使其成为现存史料中最具学术气息的一类。不幸的是，用希腊语编写教会史的传统在公元600年左右中断了。拜占庭世界没有怎么出现地方性或修道院的编年史，而在西欧这恰恰是十分普遍的。

现存的史料在拜占庭千年的历史中分布极不均匀。一些时代，如尤里安(Julian， 361—363年在位)短暂的在位时期和查士丁尼(527—565年在位)长久的统治时期，史学成就辉煌灿烂，而其他一些时期则极为暗淡无光。非常奇怪的是，4—5世纪，甚至包括君士坦丁的时代，除了教会史之外，很少有重要的长时间跨度的原始文献存留至今。7—8世纪，甚至9世纪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学黑暗时代。这一时期帝国正开始从内忧外患中复苏，但记录该时期历史事件的文本都是一百年之后编纂的，这就让这些记载受到了质疑。从10世纪中叶开始，历史记录变得丰富起来，直到帕列奥列格时代(Palaiologan period)达到全盛，然而这却是拜占庭历史上最不重要的一个时段。

除了分布不均匀之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大量史料会因宗教或王朝更迭等原因被故意歪曲。支持异端教义的皇帝无一不遭到例行公事般的诋毁，如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Ⅱ， 641—668年在位)和那些支持毁坏圣像的皇帝，他们实际上一直殚精竭虑地为生存而奋斗，并成功地保护了帝国。而远没有那么美好的伊琳妮(Irene， 797—802年在位)统治时期则被粉饰得光彩亮丽，只是因为她恢复了“正统的”信仰。尼基弗鲁斯一世(Nikephoros Ⅰ， 802—811年在位)是一个机敏的改革家，却遭到了抹黑，因为他颠覆了伊琳妮的统治。米海尔三世(Michael Ⅲ， 842—867年在位)被塑造成了另一个尼禄(Nero)，他的形象是一个酒鬼和浪荡子，这是为了衬托谋杀他的巴西尔一世(Basil Ⅰ)的正面形象，后者建立了延续时间长久的马其顿王朝(‘Macedonian’ dynasty)。这些篡改是如此彻底，以至于我们几乎很难了解到历史的真相。

大部分拜占庭历史著作关注的都是皇帝的言行、叛乱、战争、宫廷秘闻以及主教之间的分歧这样的事情。这导致我们今天撰写的拜占庭史依然不可避免地涉及这些内容。当然，也存在一些能够偶尔提供其他信息的史料，如皇帝敕令、圣徒传记(这类史料数量很多，内容高度程式化，并且其风格往往流于虚幻)、书信集、会议法案、辩论文章、华丽的演说词、诗歌，以及其他一些非希腊语的，如拉丁语、阿拉伯语、叙利亚语和亚美尼亚语的文献。然而，即使这些五花八门的材料可以作为补充，其中心内容依然是皇帝逸事、密谋诡计和战争。这些故事至今还吸引着大量的读者。但是大多数专业的历史学家，不管自己的兴趣是什么，他们都更愿意谈论一些不同的话题，即研究隐藏在故事背后的经济、社会或人口统计等机制性问题。这是有形的事件史(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之下的基石。解释是什么原因让帝国在9世纪中兴，显然比探讨米海尔三世到底是不是个酒鬼更有意义。

如果在这个方面，拜占庭史学看起来是中世纪研究中最落后的领域的话，那么这一缺陷与其从业者并无干系。我们对西欧社会和经济详尽的了解，是建立在数以千计保存至今的宪章、教区记录、税收登记簿、遗嘱和合同等文件基础之上的。而关于拜占庭，我们只有很少的文件资料，并且置为数众多却晦涩难解的、由埃及纸草文书提供的阿拉伯征服之前的佐证于一旁。到了中世纪的时候，我们仅仅拥有一些涉及土地占有的修道院档案〔主要在阿索斯圣山(Mount Athos)、南意大利、希俄斯岛(Chios)、帕特摩斯岛(Patmos)，此外还有一小部分来自小亚细亚地区〕、少量修道院创立者制定的章程、涉及黎凡特(Levant)贸易的意大利文件、一份1315—1402年牧首法庭的登记簿，以及其他一些零碎的残篇。我们不能指望这些贫乏杂乱的材料会突然增多，我们也无法依靠石碑上的铭文加以弥补，尽管后者为我们提供了如此之多的古代社会、制度和宗教方面的信息。

虽然几乎没有文件留存至今，但是我们能够看到数量相当可观的铅封(大约有5万件之多)。这本来是文件的附着之物，却逐渐被刊印出来，当作史料利用。其中包含的主要是人名和头衔，但是偶尔也能瞥见其他的内容，如贸易信息，因为携带这些商业(commerciarii)印章的人可能是海关官员。钱币也已经成为极为有用的史料。钱币的金属纯度、在黑暗时代几近消失的小面值硬币、钱币贮藏的地理分布、拜占庭钱币在帝国境外的影响范围等都是研究拜占庭史的历史学家正在发掘的资料。

最后，考古学也许是能够扩充我们知识范围的最有效途径。多亏了考古发现，我们已经对古代晚期东部帝国许多城市的城市生活有了一个所谓视觉印象。这些城市中有一些是大都市，如以弗所；还有一些是中型城市，如马其顿的斯托比(Stobi)或巴勒斯坦的锡索波利斯(Scythopolis)；另外一些则是相对较小的城市，如伊苏里亚(Isauria)的阿奈姆里乌姆(Anemurium)。发掘这些城市的最初目的是发现古代的遗迹，无论是古希腊的、希腊化的，或是罗马帝国时期的。然而，很多时候人们会发现，当罗马帝国时代的城市延续到古代晚期后，神庙和运动场或被遗弃，或被挪为他用；许多教堂与主教宅邸正在被修建；而浴室和剧院则依然保持了原来的功用。今日游客们所见的以弗所城遗址其实是属于查士丁尼时代的。我们对村庄的情况了解很少，尽管北叙利亚地区的那些村庄被建得和城镇一样坚固，并一直保存至今。这些村庄已经吸引了相当多考古学家的注意。

相反，针对中世纪拜占庭的考古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片空白。以我们上面提到的四个城市为例，斯托比和阿奈姆里乌姆没有延续到中世纪，而中世纪的锡索波利斯则理所当然地被阿拉伯人所统治。只有以弗所作为拜占庭的城镇存留下来，但是除了向内收缩的城墙和规模缩小的大教堂，我们几乎不能看出其他什么东西。城市里有许多依然挺立的废墟，房屋看起来建得既简陋又小气。我们希望能够发现一些分散的小教堂或修道院，但是最终只能识别出两座而已。我们甚至不知道在城防范围内城市被建筑覆盖的面积有多少。为了找到一幅更完整的拜占庭城市图景，我们不得不前往科林斯(Corinth)和雅典(Athens)，甚至克里米亚(Crimea)的赫尔松(Cherson)，但要说对其全貌有广博认识的话，我们依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巨大建筑的缺失，以及砖石建筑的贫乏并不代表当时的经济活动毫无生气，但是毫无疑问对考古学家缺乏吸引力。我们只能期望，有一天能从铲子下发现考古实物，而非仅仅依靠文字记录来更全面地了解中世纪的拜占庭。

叶芝(Yeats)这样写道：“伟大的拜占庭……一切都没有改变。”这正是专业历史学家长久以来试图批驳的一种错觉。毋庸置疑，无论在社会、经济还是军事方面，拜占庭的确在变化着，这些变化既源于内部的动力，也受不断变化的境外因素影响。然而，正确描述和理解那些变化的性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例如，我们过去被告知，帝国在9—10世纪的“健康”发展应该被归因于小自耕农经济的繁荣，在不耕种土地的时候，自耕农组成的农兵还要担负保家卫国的职责，之后，这一完美的制度被那些贪婪的大地产者颠覆，导致国家在11世纪人心涣散，走向了全面的衰落。的确，10世纪的皇帝试图通过立法限制“权贵”对农村公社的侵蚀，但是小自耕农经济究竟有多普遍，又是如何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性的呢？为何据说寡妇达尼爱莉丝(Danielis)在860年的时候，能够占有“伯罗奔尼撒大部分的土地”，同时拥有数百名奴隶呢？为何较之先前时代，帝国在11—12世纪的经济活动显著地达到了新的高度，同时拥有了更多的财富呢？在经济上，将海上的国际贸易拱手让给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拜占庭人是在自毁前程，还是从中获得了利益呢？考虑到我们所掌握文件的局限，这些问题尚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对它们的争论无疑还要持续很长时间。我们只能希望有一天，在兼顾文字资料和考古证据的基础上，可以书写一部内容恰当的拜占庭帝国经济史。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叶芝是正确的。无论其内部如何变化，帝国都呈现出一个永恒不变的外观，这正是其具有神秘性的重要原因之一。科穆宁(Komnenoi)时代的历史学家仲纳拉斯(Zonaras)说过，“延续国家古代的传统习俗”是皇帝的职责。假定一个人生活在9世纪或10世纪，即使他不是学者，也会认为往昔比今朝更加辉煌，这个往昔不是指久远的多神教时代，而是指古代晚期的基督教时期。他只需看看圣索菲亚教堂就会认为，这样一个惊人的建筑奇观是无法复制的，如果说是查士丁尼建造了它的话，那也是因为他获得了天力之助。历史验证了现实，并且一再通过复原、复兴和回春的进程重现，历久弥新，这些进程不同于革新(kainotomia, neoterismos)，后者往往具有破坏性和危险性。这就是为什么在国家举行庆典时，皇帝会在一座据称是君士坦丁大帝修建的大厅中大排筵宴，他斜靠在一张长椅上，仿佛自古代以来，一切都没有发生变化，他还会在罗马古历的正月初一(Kalends of January)观看“哥特人”的舞蹈表演，虽然只要有人尚存记忆就能看出，这已经明显与哥特人没有什么关系了；这就是为什么中世纪宫廷中的达官显贵依然保有罗马时代的头衔，如执政官(consul)、大贵族(patrician)、执事官(magister)或财务官(quaestor)，并且欣然接受那些过时的东西，如饰针、象牙简或者古代晚期时军官佩戴的金质项圈，以作为自己身份的象征；这也是为什么在钱币上会有几乎看不懂的拉丁文铭文——在很久之前，帝国就已经不再使用这种语言了。

帝国这种虚假的不变性与它超乎寻常的寿数十分匹配。事实上，拜占庭是唯一一个能与中国相提并论的组织有序的国家，从古代开始，后者就没有受到什么干扰，直到近代的曙光出现。的确，拜占庭的长寿是它最明显的特征。其实，它也曾多次命悬一线——最危险的一次是在626年，当时君士坦丁堡在阿瓦尔人(Avars)和波斯人(Persians)的围攻下险些陷落；在717—718年，阿拉伯远征大军兵临首都城下，最后看起来因为一场极其罕见的严冬和保加尔人(Bulgars)的援助才让他们败走；1090—1091年，游牧民族库曼人(Cumans)仿佛从天而降，化解了帕臣涅格人(Pechenegs)与突厥人的致命威胁。甚至在更早的5世纪时，东部帝国险些和西部帝国一样，被左右朝政的日耳曼将领颠覆，这将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当然，有一种传统说法认为，拜占庭帝国于1453年的灭亡掩盖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帝国实际在1204年，甚至在这场灾难发生之前的二十年就已然寿终正寝。但是，即使帝国仅仅存在了9个世纪，而非11个世纪，也依然是一个显著的成就，这表明它获得了臣民的忠心或臣服，他们甘于缴纳赋税、在军队服役(至少直到11世纪时)，并且尊重皇帝的权威。

一个更为显著的成就也许是，帝国直到12世纪末期都没有遭遇分裂，而不像它的邻居，例如阿拔斯王朝(Abbasid caliphate)。当然，帝国也经历了许多次叛乱，但是这些叛乱的目的都是夺取皇位，而非裂土为王。没有哪个雄心勃勃的将军(strategos)尝试宣布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独立。直到科穆宁时代，才出现了第一次分离运动，将帝国的土地分配给大家族的成员和外国雇佣军首领的做法逐渐侵蚀了帝国的统一。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极大地加速了分裂的进程，然而这种分裂其实在此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鉴于其种族的多样性，我们越发难以解释12世纪之前帝国的凝聚力从何而来。关于拜占庭人口的构成及其地理分布，我们只能给出大致的描述。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仅次于古老原住民的是人数众多的斯拉夫人(遍布巴尔干半岛)、高加索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和拉兹人(Laz)〕和各种各样的东方人——主要是叙利亚人、突厥人和那些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此外，还有一些规模更小的群体，包括犹太人、吉卜赛人、游牧的乌拉赫斯人和那些来自西欧的商人与冒险家。为了弥补某一地区(如公元800年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人口的不足，帝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大规模移民政策让该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在这些种族之中，斯拉夫人很可能是人数最多的，但却对精英阶层贡献最小。高加索人则非常引人注目，因为他们几乎掌控了整个帝国。他们中涌现出了中世纪那些伟大的皇帝和皇后〔利奥五世、狄奥菲鲁斯(Theophilos)的妻子狄奥多拉(Theodora)及其亲族、巴西尔一世和他的后任罗曼努斯一世(Romanos Ⅰ)及约翰一世·基米斯基(John Ⅰ Tzimiskes)〕，利奥六世时期的斯蒂利亚努斯·扎乌采斯(Stylianos Zaoutzes)这样有影响力的重臣，一大批军事将领和福卡斯(Phokas，至少这个家族有部分高加索人血统)、斯科莱罗(Skleros)、库库阿斯(Kourkouas)、科里尼特斯(Krinites)、莫塞莱(Mousele)、布尔采斯(Bourtzes)、塔罗尼泰斯(Taronites)及托尔尼基奥斯(Tornikios)等拥有广袤土地的大家族。

宏观上的思考无助于我们理解为何这些民族都将自己与帝国联系在一起。有两个具体的例子可能更具启发性。第一个事例来自卡考麦努斯(Kekaumenos)，他是一个有着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血统的退伍军人，却拥有典型的希腊姓氏(意为燃烧者)。他往上至少四辈祖先都为帝国服务，尽管并不总是那么忠心耿耿。他受过中等教育，于11世纪70年代写出了那部著名的《训诫书》(Admonitions)，这是拜占庭时代最真情流露的文献之一。卡考麦努斯在书中讲了很多效忠皇帝的话，他建议：“没有任何人在胆敢参与反抗皇帝和罗马人国家的叛乱、破坏和平之后不身败名裂的。因此，我亲爱的孩子们，我恳求你们永远站在皇帝一边并做他忠实的奴仆，因为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陛下永远是胜利者。”换句话说，他在深思熟虑之后命令后人保持忠诚：叛乱是一种过于冒险的行为。然而，卡考麦努斯也并非忠君的完美典范，他并不希望帝国的扩张以损害他人利益为代价。对那些“小邦首领”(帝国周边独立领地上的统治者们)，他极力劝诫他们与皇帝保持距离，否则后者就会不带一丝感谢地夺走他们的土地。

在卡考麦努斯之后数年，另一位忠心为帝国服务的格鲁吉亚裔雇佣军头目格里高利·帕库里阿努斯(Gregory Pakourianos)，在今日的保加利亚建立了巴奇科沃修道院(Bakovo， 1083年)。他曾经被任命为地位崇高的“帝国西部陆军总司令”之职，并获赠大片的土地。尽管他坚定地信仰着希腊人的宗教，但是却明令禁止任何希腊修道士或教士进入他的修道院，因为他觉得希腊人都是贪婪且不可靠的。帕库里阿努斯最后在战斗中为国捐躯，但是终其一生，他也没有学会用希腊文写自己的名字(他习惯用亚美尼亚文写自己的名字)。

也许人们会觉得，我们给出的这两个例子一点都不具有普遍性。卡考麦努斯已经基本被同化了，尽管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出身，而帕库里阿努斯则没有被同化，他自始至终都是他一点也不信任的那群希腊人之中的异邦人。如果说这两个人都被证明是忠心耿耿的话，那么很明显，很多亚美尼亚的贵族，在他们的王国被帝国吞并(1045年)，被迫移居到卡帕多西亚地区以后，对拜占庭深怀怨恨之情。例如被罢黜的国王盖吉克二世(Gagik Ⅱ)，就曾下令处死恺撒里亚城的希腊大主教，因为后者胆敢称他的狗为“亚美尼”(Armen)。很可能正是因为亚美尼亚人的离心离德，塞尔柱突厥人(Seljuk Turks)才会如此迅速地仅用10年时间就占领了小亚细亚，这是之前阿拉伯人用了两个世纪都没能做到的事情。1071年，苏莱曼·伊本-库特鲁米什(Süleyman ibn-Kutlumush)定都尼西亚(Nicaea)，并且纵兵劫掠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阿莱克修斯一世(Alexios Ⅰ)派遣一位叫作塔提基乌斯(Tatikios)的将领带领军队予以反击，而这位将军也是一个突厥人。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11世纪后期对于拜占庭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如果我们看看西欧的话，就会发现这一时期引领他们走向了所谓12世纪“复兴”，如第一座哥特式大教堂的建立、大学的产生、经院哲学的出现、法学研究的恢复、方言诗歌的兴盛等。很明显，在拜占庭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商人进入了统治阶层(这被含糊地称为元老院)；法学研究暂时兴起；方言诗歌含苞待放；在君士坦丁堡一个意大利人〔约翰·伊达鲁斯(John Italos)〕在教授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一种新的精神正在被像米海尔·普塞罗斯和帝国高官、诗人米提里尼的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 of Mitylene，他曾经热衷于收集那些可疑的圣徒遗物)这样的知识分子所彰显。这是一个看上去前途无量的开始，但是最终却收获甚微。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政府无能，让中央权威丧失殆尽的缘故吗？还是因为军事上的灾难让聪慧的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不得不耗尽心力，却只能勉力支撑？抑或因为〔如保罗·勒梅尔(Paul Lemerle)后来所言〕阿莱克修斯一世本身就是个罪人，是一个“虚假的救世主”——他贬抑了新生的中产阶级，将帝国最好的土地分给了亲戚与密友，将帝国的远途贸易与航海运输拱手交给威尼斯人，终止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传授，将教育交给蒙昧的教会，并且烧死异端信仰者？无论人们作何解释，此时的拜占庭都没能像西欧一样实现文化上的繁荣，而是在前进的道路上越落越远。

就在五十年之前，人们还习惯于把保卫欧洲(或者基督教世界)和对抗来自亚洲的持续入侵看作拜占庭的政治成就，但是这种意见现在已经不为人所接受了。今日，我们不再因其迎击亚洲人而赞赏它，而是为其拥有多种族和多元性的文化而称颂它。多种族如我们所见，是非常明显的；多元文化的出现则更多缘于实际需要，而非主观目的。甚至如犹太教，这个罗马帝国治下的合法教派，也不断遭受压制，被强迫皈依基督教。仅仅是因为这些努力最后都没有收到成效，而犹太人在经济上又很有利用价值，他们才被蔑视地允许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穆斯林商人和战俘也被允许保持自己的信仰，因为不这样做的话将会招致报复。拜占庭的宽容性逊于伊斯兰世界，而比西欧基督教世界则稍胜一筹。

拜占庭的文化遗产无法通过列举那些伟大的思想家、诗人和艺术家的名字来加以概括总结。拜占庭没有阿贝拉尔(Abelard)或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没有克雷蒂安·德·特洛亚(Chrétien de Troyes)，也没有尼古拉·皮萨诺(Nicola Pisano)或乔托(Giotto)。拜占庭屈指可数的几位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如9世纪的佛提乌(Photios)、11世纪的普塞罗斯，以及13—14世纪的普拉努德斯(Planudes)或格里高拉斯(Gregoras)，他们并不以独创性著称，而是因博学与鸿篇巨制闻名。拜占庭的艺术多出自匿名者之手。在文学领域，作家的传记，哪怕只是摘要的形式，从6世纪之后就不再多见了，我们只能凭借他们可能拥有的世俗或宗教头衔分辨他们，如助祭、圣器管理人(skevophylax, sacrsitan)、重臣(logothete)、高官(magister)等。但是在很多时候，我们依然无法把那些同名的乔治(Georges)、格里高利(Gregorys)和西蒙(Symeons)等弄清楚，甚至只能大致估计他们所处的时代。

由于缺乏个人主义，拜占庭文化大致应被视为与政府机构、教会和修道生活所体现的观念紧密结合之物，并反映在文学艺术领域。按照19世纪的俄国思想家列昂节夫(K. Leont’ev)的定义，拜占庭主义(Byzantinism)是指君主政治、独特形式的基督教、对一切世俗事物的蔑视，以及对可能存在普世福祉(universal well-being)的否定。这一说法相当接近其特点，但是还需要细微的调整和细节的补充。基督教应该被放在首位，其明显的特征是一个由教父详细论述，并由7次基督教大公会议明确规定的静态教义体系。它被认为是尽善尽美的，不允许有任何进一步的革新出现。在所有的基督教派别中，拜占庭的基督教大概可以说是最正宗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最接近使徒时代的教义。但是，自从787年之后，它就没有任何新的发展，从而将自身置于一个不合逻辑的境地，除此之外，关于圣灵的理论也没有什么变化。

由于君主政治的必要性源于宗教，因此应该把它置于第二位来考察。地上的统治是天堂的映象，其他的体制都无法使上帝愉悦，甚至不值一提。拜占庭最后一篇关于政治哲学的论文写于6世纪早期，至今依然少有人问津。与此相反，同时期的助祭阿加佩托斯(the deacon Agapetos)的“王子之镜”(Mirror of Princes)则大为成功，他用简短的措辞定义了理想皇帝的标准，同时承认上帝赋予皇帝的地位。理所当然，皇帝由上帝挑选，并且只对上帝负责。皇帝的职责是实现臣民精神和物质上的福祉，而前者显然更为重要。

拜占庭君主政治的原理中包含着一些自相矛盾之处，这些问题还没有被给予充分的讨论。首先，皇帝在理论上应该是全体人民，至少是全体基督徒的统治者。这很明显与事实不符。考虑到还有其他独立的基督教国家存在，一个虚幻的“君主之家”的理论传播开来：皇帝就像一个家长，而其他的统治者都是他的子侄。其次，如果说皇帝是由上帝选择的话，那么为什么偶尔会出现邪恶的皇帝(如福卡斯等)、异教徒皇帝(如尤里安等)、信仰异端的皇帝〔如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Ⅱ)和瓦林斯(Valens)等〕，抑或在奥斯曼苏丹统治时期出现穆斯林皇帝呢？一个简单的答案是：为了惩罚基督徒犯下的罪恶。那么要服从这些皇帝的统治吗？答案是肯定的(参见《罗马书》13章，1~4，“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等)，尽管在毁坏圣像运动时期，极端分子考虑过要颠覆皇帝的统治。

关于基督教会地位的另一个复杂的问题是教俗关系(sacerdotium versus imperium)。无论一个人如何在拜占庭“至尊权”(caesaropapism)问题上纠缠不清，事实依然是，从君士坦丁开始，皇帝就已经有效地控制了教会。他可以独自召集全体主教参加的大众会议，并主导会议走向；他能够签署在教义方面具有约束力的宣言〔如泽诺(Zeno)的《联合诏令》(Henotikon)，或是希拉克略(Heraclius)的《信仰模式》(Ekthesis)〕；他有权力任命牧首和都主教，并被允许优先进入教堂内殿，只要他愿意，他甚至可以亲自讲经布道(如利奥六世所做的布道)，尽管他不能主持圣餐礼；皇帝还例行公事地颁布法令来指导教会那些独有的问题(如神职人员结婚、私人神甫和进入修道院的最小年龄等)，正如教会法在日常生活中影响平信徒一样，二者在各自的领域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别。当然，我们也能引用一些相反的例子，教会中人也会在某些教义或道德问题上反对皇帝(如果这些教士不屈服的话，就会立即被皇帝驱逐)，并且，在帕列奥列格时期，那些无能的继任皇帝试图强行与罗马教会联合，也招致了公众的反抗。这里甚至还有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很可能是这样的)，牧首佛提乌在一部法律著作中插进了一个类似于西欧“两种权力”学说的表述，但是这部被称作《序言》(Eisagoge)的法律，并没有付诸实施。这些特例不能被用来否定通例，拜占庭教会和国家不可分割地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拜占庭不像西欧那样在精神和世俗领域之间存在着如此紧张的关系。近代以来，东正教会依然遵循着相同的从属之路，无论是在奥斯曼苏丹、俄国沙皇，还是苏联共产主义的统治下都是如此。

在拜占庭世界，特别流行修道院生活，但即便是修道生活也不能与君主政治抗衡。事实上，“学者”圣狄奥多里(St Theodore Studite)做出了唯一一次尝试，他试图创造一个能够影响帝国政策的修道士群体，并在教义和道德领域担当仲裁者。在涉及君士坦丁六世“非法”婚姻时(795年)，他认为修道院之外的教会表现出软弱是一种罪过，之后，他又反对再次兴起的毁坏圣像运动(815年)。圣狄奥多里是一个有坚强决心和杰出组织才能的人，他能够利用修道士群体日益增长的声望，因为在毁坏圣像运动的第一阶段，主教们表现得令人大失所望：在第二次尼西亚大公会议上(787年)，修道院长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承认，被视为教会中具有支配地位的团体。然而，圣狄奥多里的创举还是遭遇了失败。尽管自此之后，修道士一直为人敬重，有些皇帝还非常重视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但是我们却没能发现有哪些个人或修道士群体能够赢得圣狄奥多里为之奋斗的那种影响力。米海尔三世可耻的表现(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史料所说的)并没有受到修道士的责备，而巴西尔一世弑君自立的行为也未受谴责。利奥六世的第四次婚姻动摇了教会的基础，但是他的精神导师、伟大圣洁的修道士尤西米乌斯(Euthymios)却站到了他主人那边。之后的历史也是一直这么延续下来的。有几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何最终没有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修道士党派”。修道院分布过于零散，以至于无法形成一种合力。拜占庭没有像西欧世界那样的修道守则，这些守则能够确保存在一个统一的组织和共同的具体目标。修道院是与各种庇护人联系在一起的。有一些修道院可以被归入国家级别(也就是说属于皇帝的赠赐)，另一些的庇护人是主教，还有很多修道院是由平信徒赞助建立的，但是随着中世纪的发展，总的趋势是修道院走向了独立(被称作autexousion或autodespoton)，就像修建起树篱，以免遭外界盘剥一样。拜占庭修道院依靠保有并不断扩充捐赠数目逐渐成为大土地所有者，这也是一些修道院能够一直延存至今的原因。它们在其他事业上的作用，如教育领域，则已经被显著地夸大了。即使是在阿索斯圣山，这个由20座修道院组成的“共和国”里，尽管一些修道院已经非常富有，但是直到1753年，才建立了第一座学校，而仅仅八年之后，学校就被永久关闭了。对于修道院来说，学校只能制造麻烦，并且阻碍它们追求“天国的生活”。

如果我们要找出一条原则，以用作拜占庭道德生活观念的基石的话，那么答案就是“规范”(taxis)。它最清楚地彰显于天国之中，并弥散在世界各个角落。而“失范”(ataxia)，也就是无序和混乱，则是蛮族与魔鬼具有的特征。在世事中，规范的存在使人们必须遵守那些业已确立的法则。我们称为《礼仪书》(Book of Ceremonies)的作品是由君士坦丁七世撰写的，它被形容成一部“展示帝国规范”的著作，并且在它只有一页的前言中，“规范”及其衍生词竟出现了8次之多。我们确信，假如不顾及传统，那么帝国的制度就会变得不那么赏心悦目，并且绝对和那些凡夫俗子建立的未开化政权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说“规范”的实质更多地被用来指导皇帝的言行的话，那么平民百姓也会受到它的约束，尤其是在他们进入教堂时更是如此。教会礼仪年(liturgical year)的循环往复以及随之而来的那些固定与变动的节日和斋戒，日常生活中为圣徒举行的那些庆典，那些经文、圣歌和宗教游行对于每个基督徒来说，都最清楚地彰显了人与神之间和谐有序的关系。

如列昂节夫正确地强调的那样，拜占庭文化表现为几乎不关心人的幸福，尤其是对于未来缺乏规划。拜占庭没有对人世间的“千年王国”在物质和精神上进行改良的期盼。对个人而言，所有的冀望不过是最终的末日和一个破旧罪恶的世界，以及随后的基督再临。上帝的裁决将是最终结果。因为拜占庭人拒绝炼狱的教义(这被公认为是一个稍后出现的概念)，所以他们坚持认为来世与现世相比不会有任何发展。

西里尔·曼戈

君士坦丁的面孔

“四帝共治”(Tetrarchy)时代的皇帝留下的是那种看上去深思熟虑、冷酷无情，酷似墨索里尼(Mussolini)的肖像，标志性的特征是粗壮的脖子、下巴上的胡子茬，还有严厉的神情——用以彰显军旅生涯中的艰辛与决断。君士坦丁则更喜欢被表现为“和平的创立者”，他的形象永远年轻，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做出像奥古斯都一样的样子。出自罗马新皇宫(Basilica Nova， 315年)的君士坦丁巨型大理石头像有真人头颅的8倍之大。它有一个鹰钩鼻、凸出的下巴和大大的眼睛，这也许是、也许不是其真实的特征，但是不管怎么样，它的确展现了这座被崇拜的雕像的平静与威严。君士坦丁与神之间的关系最初是与阿波罗-赫利俄斯(Apollo-Helios)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关系表现在了他的铸币上，他的胸像与“无敌的太阳神”(Sol Invictus)部分地重合在了一起。公元324年之后，出现了另一种不太明显的表现方式，一个凝视天空的头像会让我们联想到亚历山大大帝。

君士坦丁后来成了基督教的圣徒，他事实上获得了“等同于使徒们”〔‘the equal of the Apostles’(isapostolos)〕的地位，这是古往今来唯一获此殊荣的皇帝。同时还出现了几本关于他的圣徒传记，这些作品和实际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关联。然而，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长子，由一个异端教士洗礼，并在去世后被按照多神教的传统神化。在君士坦丁堡以他名字命名的广场中，他的雕像也再一次被装扮成赫利俄斯的模样。这座雕像矗立在他建立的斑岩石柱之上，成为公众崇拜的对象。无怪乎他的个性会被解读得如此多种多样。他究竟是个恶棍和投机分子，还是一个“真诚的人，在一个黑暗世纪的开端，他看到了真理”〔A. 皮加尼奥尔(A. Piganiol)〕？

作为一名圣徒，君士坦丁的形象常见于拜占庭的教堂装饰之中。在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教堂10世纪的镶嵌画上，表现了他正在向圣母敬献他所建立城市的模型。他的形象依然是没有胡须的，也许这是为了遵从古代文物的精神，但是他披着长发，被光环环绕，身披拜占庭皇帝出席重大仪式的盛装。然而，在中世纪，他通常被描绘为有须的形象，就如同每个成年人那样。他和他的母亲圣海伦娜(St Helena)在一起，两个人一起紧握着后者发现的“真十字架”(True Cross)。

西里尔·曼戈

第一章 从君士坦丁到希拉克略的东罗马帝国(306—641年)

彼得·萨里斯(Peter Sarris)

“李锡尼(Licinius)被君士坦丁包围在了尼科米底亚，随后，他放弃了希望，意识到自己没有足够的战士来进行一场战斗。因此，他走出了城市，匍匐在君士坦丁身前苦苦哀求。他为后者披上紫袍，承认他是皇帝和主人……君士坦丁将李锡尼送到了塞萨洛尼基，仿佛能让他就此安度余生，但是不久他就一如既往地背弃了自己的誓言，将李锡尼送上了绞刑台。现在，整个帝国都掌握在君士坦丁一人手中了。”这就是多神教历史学家左西莫斯(Zosimus)在公元500年前后的一段记载，他描述了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于324年对皇位的最后一位竞争者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这场胜利让君士坦丁成为罗马帝国东部行省无可争议的主人，这也是整个罗马世界最为富庶和人口最密集的地区。

君士坦丁将这些新占领的领土与西部省区合而为一，后者是他在公元306年之后那段动荡冲突的漫长岁月中逐渐掌控的。尽管有时在一些基督徒留下的史料中，这会被看作某种神示天命的结果，但是如左西莫斯所说，君士坦丁霸业的背景，应被理解为一群雄心勃勃的男人残忍血腥而又斗智斗勇的较量，这也正是晚期罗马帝国的政治特征。

尽管还能勾勒出它的大致脉络，但我们已经很难准确无误地重现这一权力斗争的细枝末节。从293年到305年，在皇帝戴克里先的安排下，也就是历史学家所谓“四帝共治”制度下，罗马帝国被两个头衔为“奥古斯都”的皇帝统治着。二者中地位稍高者统治东部，而另一位则驻扎在西部。每位奥古斯都下设一“恺撒”，这是奥古斯都的副职，并有权继承他的权位。305年，已明显年老体衰的东部帝国奥古斯都戴克里先和西部帝国的共治者马克西米安(Maximian)宣布退位。相应地，他们各自的恺撒继承了他们的位置：伽勒里乌斯(Galerius)得到了东部帝国，而君士坦提乌斯则得到了西部帝国。在东部，伽勒里乌斯任命他最年长的外甥马克西明(Maximin)为恺撒。而在西部，他把属下一位叫作塞维鲁(Severus)的军官强加给了君士坦提乌斯，让其成为后者的恺撒。

306年，君士坦提乌斯在征伐皮克特人(the Picts)的途中，于约克去世。尽管他的“太上皇”宣布塞维鲁为继任者，但君士坦提乌斯在不列颠的军队却拥立了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为帝。这一篡位行为引发其他人的效仿，罗马军队支持西部帝国先帝马克西米安之子马克辛提乌斯(Maxentius)登上皇位，后者随后有效地控制了意大利和阿非利加。

作为地位更高的奥古斯都，伽勒里乌斯徒劳地尝试重新控制局面。他没有顾及马克辛提乌斯在中地中海地区的实力，在放弃了对塞维鲁的支持之后，任命一位先前在军队中的同袍为新的西部皇帝，这个人叫作李锡尼。帝国此时就有了5位君主：东部的伽勒里乌斯和马克西明，以及西部的李锡尼、君士坦丁和篡位者马克辛提乌斯。戴克里先皇帝在法律和政治上引入的这一制度只存在了不到二十年即告瓦解作废。

310年，伽勒里乌斯做了最后的试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他发动了一场战争，期望能够将罗马从马克辛提乌斯的手中夺回，但是却遭受了可耻的失败。311年，伽勒里乌斯去世，他在小亚细亚和东部地区的权力被全部移交给马克西明，而李锡尼控制着先前隶属于东部奥古斯都管辖的欧洲行省。伽勒里乌斯之死开启了一个新的进程，自此之后，剩余的统治者彼此攻伐，直至消灭所有对手为止。

君士坦丁于312年取得了伽勒里乌斯没能企及的成功，于米尔万桥(Milvian bridge)之战击败了他在帝国西部的主要对手、篡位者马克辛提乌斯。这一令人震惊的胜利让君士坦丁控制了罗马城。君士坦丁稍后将他的胜利归因于在这场战争之前他放弃祖先的宗教而皈依基督教这件事。确实，从312年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君士坦丁公开表达对基督教会的支持，并且给予它最为慷慨的馈赠。313年，李锡尼也取得了相应的胜利，他在色雷斯击败了马克西明，并使自己成为东部帝国的统治者。接下来，这两个坚持到最后的奥古斯都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军事摩擦。然而，直到323年，君士坦丁和李锡尼才不约而同地发动了战争，君士坦丁先于亚得里亚堡，之后又在尼科米底亚附近的克里索波利斯(Chrysopolis)击败了李锡尼。

为了褒奖这场胜利，君士坦丁命令将位于尼科米底亚邻近地区，也就是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一侧的希腊古城拜占庭重新敬献给自己，并将其命名为君士坦丁堡。此后他更颁布敕令，要求将这座城市建设得富丽堂皇，以符合帝都的身份。大约过了五年，这项工作初始阶段的大部分工程胜利竣工，而“君士坦丁之城”于330年5月11日正式祝圣。君士坦丁在这里新建了一个元老院，并在这座城市度过了他余生绝大部分时光，直到337年去世。

我们所谓拜占庭文明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和君士坦丁皇帝联系在一起。正是君士坦丁的城市成为中世纪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和防御堡垒。正是君士坦丁选择皈依基督教，将他的新信仰作为罗马人国家中受到优待的宗教，并将他的统治扩展到希腊文化居于主导地位的罗马世界的东半部，才使得基督教、罗马帝国的传统以及希腊的知识文化融合到一起，缔造了之后特征明显的拜占庭理念世界。

然而，我们必须稍作停顿，以便在最开始就牢记，君士坦丁并没有认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新的帝国，遑论缔造了一个新的文明。君士坦丁是一个讲拉丁语的人，他是以外来者的身份来到东部地区的。他恢复而非破坏了那种统一，即由一个被视作“世界之主”(dominus orbis terrarum)的人来统治罗马帝国的传统。皈依基督教之后，君士坦丁似乎只对信仰的本质问题做出过很模糊的表述。至少在最初，在他公开的形象和宣传中，君士坦丁继续使用的那些表现形式、措辞和主题，即使不能完全归于多神教范畴，也足以吸引一个多神教的听众。至少直到323年，君士坦丁的官员依然在铸造敬献给多神教崇拜偶像——“无敌的太阳神”的货币。君士坦丁小心谨慎地避免冒犯帝国统治阶层中那些拥有强大势力的多神教分子，这些人的合作与支持是他迫切需求的。

尽管如此，我们将拜占庭历史的开端定于君士坦丁战胜李锡尼之时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不仅是君士坦丁的军事天才为拜占庭世界的诞生提供了文化和思想意识上的先决条件，同时他在东部的统治进一步催生了一系列的社会进程，这导致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

从324年开始，君士坦丁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帝国，疆域包括从东方的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埃及到西方的不列颠行省，从南方的北非地区到北方的多瑙河与莱茵河沿岸的广大地区。在北部和南部的边境上，帝国面临的对手主要是相当原始的部族，如莱茵河外的诸日耳曼部落，以及北非和阿拉伯地区的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等。在东方，帝国遇到的是一股更令人畏惧的力量，即拥有古老文明的波斯人。大体看来，4世纪和2世纪的情形的确非常相似。然而，在基本结构上，君士坦丁的帝国和他2世纪的先辈所统治的大相径庭。更确切地说，罗马世界在最近经历了一个显著的转型阶段。

1—2世纪的罗马帝国是以城市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帝国地方上的精英居住在那些重要的城市中心，这些地区在拉丁语中被称为civitates，在希腊语中则被写为poleis。这些精英被纳入城市议会，后者被称为curiae或bulai。皇帝主要通过城市议会来进行统治——他的意愿通过其任命的总督传达给城市议会的成员，而总督则将省区的情况反馈给皇帝和元老院。这种相对意义上的委任统治体系有利于治理一片如此广大的区域。如果从省区层面来说，地方社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国家的最高机构则旨在维护一种植根于意大利地区并以罗马为中心的、服从于元老院且相当保守的秩序。

这一延续下来的统治系统在3世纪中晚期遭遇到极大的压力。罗马与多瑙河、莱茵河之外诸多蛮族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已经损害到了这些人原有的传统，像平等主义、社会习俗等，进而促使某些规模更为庞大的部落与部落联盟形成。相对而言，北部诸部落在此之前给罗马造成的军事威胁是零碎分散的，而到了3世纪时，一些更加难以对付的群体开始出现。

同时在2世纪晚期，罗马帝国用入侵波斯人领土的方式，将自己的边境继续向东推进。帕提亚王朝败于罗马人之手，其统治因此覆灭，贵族之间爆发争权夺利的斗争。在205—206年，一位叫作帕帕克(Papak)的贵族领导发动了一场大叛乱。帕帕克在208年左右的某个时间去世，但是他的儿子阿尔达希尔(Ardashir)于224年将波斯世界归于一统，并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226年9月，阿尔达希尔在泰西封(Ctesiphon)的皇宫里加冕为萨珊王朝(Sasanian dynasty)的第一位国王(shah)。很快，阿尔达希尔通过对罗马人发动的一系列进攻获取了声望，并以此寻求将波斯贵族团结起来支持自己。这一侵略政策被他的儿子，也是他的继任者沙普尔一世(Shapur Ⅰ)延续，后者在260年发动了一场深入叙利亚北部的冒险战役，洗劫了安条克，并俘虏、羞辱了罗马皇帝瓦勒良(Valerian)。

对于罗马人来说，极大的不幸在于这一时期波斯人的入侵与北部蛮族的袭击相伴而来。这样一种局面，无论是罗马的军队、皇帝还是元老院都始料未及，根本没有任何准备，自然也就无力应对。连续几位皇帝在军事危机时的无能表现都引发了政治上的不稳定，一位接一位的皇帝被自己的士兵废黜或杀害；地方社会也逐渐开始依靠自己的资源，这导致一系列分离(尽管未必是分离主义者)政权的出现——258—274年，高卢人在西部建立了政权，而在东部的帕尔米拉，一个分离政权也存在多年，直到272年为止。

为了应对这场危机，罗马爆发了一场社会革命。此前，皇帝都是由元老院任命的，现在却逐渐由军队指定，并且军队通常从自己的同袍中推举候选人。结果是，一批出身卑微并从军队中产生的皇帝为了帝国的理想而竭尽全力，但却难以承受任何失败。这一过程在284年达到了顶峰，戴克里先战胜了他的竞争者，当上了皇帝，并对国内外的对手发动了一系列成功的战争。

戴克里先使帝国恢复了和平，这使得他有机会推动一系列强有力的行政改革。“四帝共治”制度——这个我们前面提及的多统治者体系——使帝国将权力更多地下放给那些地处容易产生麻烦地区的领袖。奥古斯都及其恺撒一般都将自己的首都设在帝国的边境地区，如西部的特里尔或东部的安条克。与此同时，重建国家的财政和行政系统，这让皇帝得以更好地掌控省区的日常事务。省区的军事和民事管理权被一分为二，军队的规模也有所扩大。省区的面积减小了，总的数量相应增加，以便中央政权加强对城市议会的控制。军队数量的增加与掌控一切的帝国官僚系统的膨胀造成的结果是，直接隶属于中央管辖的军事与民政高官的数量达到了原来的两倍以上。这些职位起先由省区城市议会中的那些高层人士占据。同时，这些官员进入元老阶层的大门也逐渐被打开。一个崭新的帝国官僚贵族阶层就这样形成了。

君士坦丁渴望取得进一步的成果。这位皇帝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个新的元老院，这尤其加速了东地中海世界精英阶层形成的进程。对于君士坦丁来说，为了巩固他在东部省区的政治地位，至关重要的是要与东部地区官僚系统中的高层官员及城市议会中的显赫人士建立起私人联系，并让他们成为自己的追随者。为此，他极尽吹捧示好之能事，并尽力提高他们的声望。君士坦丁充分认识到，不仅应该而且必须依靠收买来结交朋友，给予他们进入新元老院的资格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为了吸引有影响力的人物来到君士坦丁堡，皇帝颁授土地给那些打算在城中修建私宅的人。332年，君士坦丁建立了常规的面包配给机制，粮食来源是盛产谷物的埃及地区。君士坦丁建立君士坦丁堡及其元老院，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扬名四海，同时也是基于实权政治(Realpolitik)的仔细考量。这些政策的长久影响是将东地中海世界的官僚贵族聚集到一个政治群体中，并给东部省区的统治阶层带来共同利益与共同身份的观念。这种以君士坦丁堡为核心的共同身份，在早期拜占庭世界发展出彼此紧密联系的元老精英阶层。

君士坦丁还十分敏感地意识到，物质上的刺激能够推动他的新宗教向前发展。他于312年宣布，基督教士可以免于向其所居城市的城市议会履行义务——这一政策导致人们不断涌向教会。国家向教会提供了大量资助。在战胜李锡尼之后，君士坦丁特许教会领袖任意向国库索取他们需要的财富，无论是为了扩建、装饰还是建造供宗教崇拜使用的场所。与此同时，“圣地”也被隆重地重新交还新的上帝选民——他在耶路撒冷建造了圣墓教堂(Holy Sepulchre)，并在伯利恒(Bethlehem)修建了圣诞教堂(Holy Nativity)。

如果说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理解表现出一定局限性的话，我们不能因此对其过于苛责。基督教的许多基本教义在这一时期尚未阐明，甚至连《圣经》的文本也没有最终定型。然而，君士坦丁接纳基督教的行为的确是该信仰向前发展，直至最终确立的标志和关键转折点，因为皇帝的皈依意味着罗马人国家的强权现在可以被用于支持任何一个皇帝所知的神学或教会派别。基督徒刚刚还在多神教宗帝的迫害中哀叹，现在却更想用同样残忍的威权去对待基督教的敌人。325年，皇帝在尼西亚(Nicaea)主持了一个基督教主教的会议，这个会议最初是为了解决圣子与圣父之间的关系问题。君士坦丁在尼西亚会议上支持划定的那个标准后来被其他皇帝和大众会议当作确定异端的尺度，但这比起会议本身，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些“基督教大公会议”的决议成为帝国法律的组成部分。否定这些教规不仅意味着违背上帝，同时也意味着违背皇帝的意志。

这些政策毫无疑问推进了基督教事业的发展。然而，基督教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更决定性地促进了其权益。正是这位皇帝，到他于337年去世时，恢复了罗马世界的和平与统一，并在东地中海地区着手建立一个统治稳固且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实体，其臣民们有足够的理由为皇帝的功业大肆庆祝。在拥戴君士坦丁的问题上，他的政策和王朝在军事方面的胜利与慷慨大度的捐献远比信仰上的缺陷更为重要。

这种对君士坦丁时代美好记忆的眷恋，在他去世之后不久就引发了暴力的后果。君士坦丁似乎打算将他身后的帝国分给他的三个儿子〔君士坦丁二世、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君士坦斯(Constans)〕及其继母狄奥多拉的孙子们。君士坦丁去世后的三个月出现了一段动荡的空位期，直到337年9月，君士坦丁的儿子们自立为奥古斯都。在此之前，君士坦丁堡爆发过一场军队骚乱。士兵宣称他们不接受“君士坦丁儿子们之外的”统治者，狄奥多拉的孙子们以及他们的一大群亲戚和支持者都惨遭屠杀。仅有的两名幸存者是伽卢斯(Gallus)和尤里安，他们是君士坦丁被残杀的同父异母兄弟尤里乌斯·君士坦提乌斯的两个幼子。尤里安当时非常年幼，得以幸免于难，而他同父异母的哥哥伽卢斯则因为体弱多病而被认为没有杀害的必要。

君士坦丁的三个儿子于337年秋天在巴尔干半岛的潘诺尼亚会面，他们瓜分了帝国。老二君士坦提乌斯掌控着色雷斯以东的省区；君士坦斯得到了巴尔干半岛的其余部分，以及意大利和阿非利加；而长兄，同时也最可能是私生子的君士坦丁二世分得了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君士坦丁二世很明显对分配结果不满，他于340年在意大利发动了不成功的战争，并最终在阿奎拉(Aquilea)附近被杀，他的幼弟夺取了他先前分得的领地。在东方，借由权力交接之时频繁出现的政治动荡局面，波斯国王沙普尔二世(Shapur Ⅱ)尝试发动了数次对罗马人边境城市尼西比斯(Nisibis)的入侵。第一次大约发生在337年夏天，随后波斯人又于346年和350年两次入侵。君士坦提乌斯以安条克作为基地，进行顽强抵抗，取得了成功。

君士坦提乌斯是个多疑的人，作为基督徒，他还不像其父那样是个实用主义者。然而，他在军事方面的才能以及他作为统治者的尽职尽责，还是赢得了很多东部臣民的崇敬。甚至连信奉多神教的历史学家阿米安·马塞利努斯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的作品记载了君士坦提乌斯统治后期的事迹。君士坦提乌斯成功的关键可被再度归结为超凡的军事能力和精心计划的慷慨捐助。在君士坦提乌斯统治时期，君士坦丁堡得到进一步装饰，富丽堂皇，其元老院规模也显著扩大。君士坦丁堡的元老被赐予和他们的罗马同僚同等荣耀的地位。

如果说君士坦提乌斯在其父的基业之上有所建树的话，那么他的弟弟君士坦斯处事则不那么明智。人们认为他总是持续不断地制定错误决策，并且其宫廷也因为花费无度而备受责难。尽管君士坦斯以其立法反对同性恋行为而闻名，但是稍晚的史料记载，他一直和一些蛮族战俘保持着同性伴侣关系。350年爆发的宫廷政变推翻了他的统治，有着日耳曼血统的军官马格恩提乌斯(Magnentius)取而代之。这一行为不可避免地激起了君士坦提乌斯的愤怒，他于351年首先将篡位者的军队驱逐出巴尔干半岛，而后挥师意大利，最终抵达高卢，马格恩提乌斯的军队于353年在此被彻底击败。

君士坦提乌斯在西部的逗留无疑会给其在东部的统治带来问题，波斯人一直在那里制造威胁。君士坦提乌斯因为没有子嗣，不得不从337年大屠杀的幸存皇室成员中挑选继任者，他于351年任命伽卢斯为恺撒。伽卢斯在东部统治的最显著特点看起来就是他无谓地滥用暴力。正如阿米安记载的那样，“他已经超越了被赋予的权力界限……由于过分严厉，他给整个世界带来了伤害”。君士坦提乌斯不能容忍东部地区的离心倾向，他于354年以他特有的直率作风将伽卢斯召唤来，并处决了他。此时，君士坦提乌斯忙于与叛乱的蛮族部落在莱茵河沿岸进行一系列的战争。他于355年任命伽卢斯同父异母的兄弟尤里安为恺撒，并委派后者主持高卢战事，而他自己则移师多瑙河边境作战。

君士坦提乌斯肯定知道尤里安没有任何理由敬爱他。毕竟在尤里安家族被屠杀殆尽的问题上，皇帝是牵扯其中的。尤里安和伽卢斯在342—348年期间实际上被软禁在卡帕多西亚的一座宫殿之中。直到348年，尤里安才得到了一些宽恕，允许他走出那个狭小的世界，并且被批准第一次来到君士坦丁堡。之后他又去了尼科米底亚、以弗所，并在雅典短暂停留，他在这些地方忙于接受自由的教育。这位年仅24岁，颇有些书呆子气的年轻人看起来不可能威胁到君士坦提乌斯这样刚强冷酷的战士，后者的地位坚如磐石，因为他的军队热爱着他。

波斯人于359年攻占了罗马人的边境重镇阿米达(Amida)，次年他们又攻陷了另外两座罗马的边境要塞。君士坦提乌斯不得不回到安条克做战争的准备。从357年君士坦提乌斯移师多瑙河起，尤里安实际上就已经成为西部诸行省唯一的统治者，为此，他充满活力地使自己适应这一职责。在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战役后，尤里安将那些入侵的蛮族赶出高卢北部地区，并在莱茵河边境之外展现罗马军队的威力。与此同时，他已经意识到在高卢征税对国库及其臣属同样有益。尤里安证明了自己不但是位英勇的将军，同时还是个公正且富有效率的行政管理者。

尤里安在高卢取得的成功看起来让君士坦提乌斯感到恐慌。于是，皇帝于360年初命令尤里安将属下军队的很大一部分派往东部，以应对波斯战争。对尤里安来说，这看上去必定是个刻意采取的举动，以削弱他的地位。尤里安的部队很快向东进发，而他们的数量恐怕并非如君士坦提乌斯当初所愿。因为尤里安的军队于360年2月拥戴他成为奥古斯都。君士坦提乌斯拒绝任何削弱自身权力的行动，尤里安及其军队于361年开始向东方远征，打算以武力解决皇位之争。君士坦提乌斯因此从安条克撤军，如阿米安记录的那样，“他一如既往地渴望进行内战”。然而，当他和他的军队穿越奇里乞亚(Cilicia)地区时，他患病发烧并被夺去性命。已故皇帝的幕僚同意承认尤里安为罗马世界最高的统治者，并且派两位军官出发去邀请他“不要有任何犹豫地去控制东部，那里已经准备好臣服于他”。尤里安迅速进入君士坦丁堡。

尤里安的统治只持续了不到18个月。然而，对于他同时代的人和现代学者来说，其统治时期具有持久的魅力。他在其堂兄[1]去世时，选择向公众公开了一件长久以来只有其亲信至交才知道的秘密，即在351年他首次来到尼科米底亚和以弗所学习时，就抛弃了君士坦丁的上帝，转而拥抱带有神秘色彩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多神教。尤里安一进入君士坦丁堡，立即宣布宗教宽容政策，取消基督教会和教士享有的特权，并且命令在帝国各城市的神殿中恢复多神教崇拜。

尤里安试图通过这一声明公然恢复罗马世界对传统诸神的崇拜，他认为正是众神赐予了罗马过往的荣光。然而需要意识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即使对于许多非基督徒来说，尤里安的多神教信仰看起来也是一个奇怪的、甚至很可能是令人陌生的混合物。尤里安从小就被培养成基督徒，他的多神教信仰就像一种语言中带有某些异邦的腔调，仿佛一个人急切地希望获得认同，但在那些操母语的人听来却相当陌生一样。尤里安信奉的是具有很高知识水平的多神教，它通过一种隐喻性的解释接近古希腊罗马传统的神话传说。当对众神中的单独个体进行崇拜时，这些崇拜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指向了更为清晰的独一的神圣准则，即尤里安所描述的“造物主……所有人共同的父亲和国王”。

这一掺杂了一神论倾向的理论在晚期多神教信仰中就已存在，也许对于帝国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更具有吸引力。然而尤里安这一高度思辨的理念却和另一种品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即信仰奇迹、献祭和相信魔法，这些东西恰恰被那些精英认为是相当粗鄙愚昧的。因此阿米安评价尤里安道：“他更为迷信，而非真正地尊奉宗教仪式，并且他献祭了无数牺牲而不考虑花费。”不仅仅是因为基督教宗帝的登基促使各行省多神教信徒废弃他们在城市中的神庙，并放弃相关的崇拜仪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趋势也是公众和那些出身良好的多神教徒对花费甚高的宗教活动缺乏兴趣所致。

如果说尤里安的宗教倾向与当时的时代精神多有冲突的话，他在世俗领域的某些想法也是如此。从本质上来说，尤里安的政策体现出他决定颠覆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改革。其宫廷在规模和壮丽程度上都有所缩减。皇帝回到罗马世界首要行政长官的角色，而非万事万物的主宰。中央政府的功用被逐渐削减，帝国行政管理的运行再度变为更主要依靠城市议会的自治。这一传统抱负也许会赢得一些人的赞扬，但是逃离城市职责义务的束缚，通过参军或进入中央政府而功成名就，去体验宫廷生活的奢华等机会的大门早已向那些帝国新贵敞开了，他们自然不愿就此认输。

因此，当尤里安于362年离开君士坦丁堡前往安条克时，发现自己的宗教和世俗政策明显没有引起沿途城市公众的热情和兴趣，也许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而这一倾向在尤里安与安条克市民发生激烈冲突时达到了顶点。在那里，尤里安为阿多尼斯(Adonis)的节日举行奢侈的献祭，而这座城市当时正面临食品短缺问题。再加上皇帝笨拙地试图减轻城市饥饿的努力，更是激起了基督徒和多神教徒共同的愤怒。公众的嘲讽给这位敏感的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回到这一地区时，尤里安就宣布他要选择塔尔苏斯(Tarsus)而非安条克作为他的驻地。

然而，尤里安于362年在东方的远行让他认识到实现自己抱负的艰难。为了实现其目标，他选择了罗马皇帝长久以来团结东方操希腊语城市的办法：发动一场对希腊世界传统敌人——波斯帝国的战争。363年，尤里安率领6.5万名战士进入波斯人领土。阿米安·马塞利努斯为我们留下了第一手的证据，他记录了尤里安一系列辉煌的胜利，直至逼近波斯国王的首都泰西封。在城市守军的注目下，尤里安主持了一系列的竞技庆典和比赛。一场辉煌的胜利似乎尽在他的掌握之中，这一胜利能够显示出他所信奉的宗教的优越性。然而，尤里安及其幕僚很快就意识到，即使竭尽他们所能，这座城市也是坚不可摧的。正如基督徒纳西盎的格里高利所言：“从这时起，就像沙子从脚下滑脱，抑或如大风暴突然爆发摧毁了舰船，他的前景开始变得灰暗了。”

在此关头，尤里安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他没有选择沿着来时的道路撤退，而是烧毁了军队用来渡过幼发拉底河及其支流的船只，并进一步深入攻击波斯人腹地。当他这样做之后，其军队士气逐渐低落、给养供给不力，并饱受抢劫和伏兵之苦。在6月26日的一场战斗中，皇帝被一支长矛刺中，那支长矛刺穿了他的肋骨。尤里安被抬到他的帐篷里，并于当晚去世。根据阿米安记载，他公开宣称自己心满意足，至少他是死于战场而非倒在“一场密谋”中。其余的细节就不太能够确定：有传言说皇帝实际上是被自己阵营中的基督徒士兵刺杀的。

历史学家会很轻易地将尤里安当作无望的理想主义者，其政策注定要遭到失败。当然，我们很难想象皇帝的世俗政策如何能够取得成功。然而，尤里安异乎寻常的多神教政策却有可能把帝国的政策目标定为：基督教是众多信仰中的一种，可以容忍它的存在，却不给予特权。这当然是可以实现的，尤其是如果这位多神教宗帝能够在波斯战场赢得他在高卢所取得的胜利时更是如此。如君士坦丁的统治所显示的那样，在现世赢得臣民忠诚的最重要因素，是皇帝在军事上的成功而非其宗教倾向。我们可以从尤里安去世后的事态发展看到这一点。

他的军官先将皇冠转交给上了年纪的多神教同袍萨鲁提乌斯(Salutius)。只是在萨鲁提乌斯谢绝后，他们才将基督徒军官约维安(Jovian)拥上皇位。后者主持了与波斯人的谈判，作为撤退的条件，他将边境城市尼西比斯和一片罗马人的领土割让给波斯人。从此再没有一位多神教徒成为罗马人世界的主宰。基督教会即将确认这一点。4世纪后半期，尤里安之前的基督教宗帝对多神教残余势力奉行相对中立的政策，之后则逐渐变得冷酷无情，或使其自动皈依基督教，或用高压政策使其屈服，以求建立完全基督教化的社会和国家。

约维安带领士气低落的罗马军队返乡，在离开安条克前往君士坦丁堡途中，他于364年2月17日病逝在首都附近。皇位接下来传给将军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他将帝国分给自己的弟弟瓦林斯，后者获得东部地区，瓦伦提尼安则获得西部地区，并且居于领导地位。在西部，由于尤里安率军远征，蛮族再次越过多瑙河和莱茵河入侵。瓦伦提尼安在接下来的十一年中花费大部分时间与他们作战，并在军事上取得成功。在东部，瓦林斯被迫同时面对复兴的波斯帝国和普罗柯比的叛乱，后者是先皇尤里安的亲戚和支持者。在击败普罗柯比后，瓦林斯越过多瑙河与那位篡位者的蛮族盟友作战，并于369年击败了他们。

375年，瓦伦提尼安在多瑙河沿岸作战期间不幸去世。他已经决定让其长子、16岁的格拉提安(Gratian)继承其皇位，并且把这个孩子留在北高卢的特里尔。事实上，格拉提安以一种不合常规的方式于367年获得了奥古斯都的头衔。然而，瓦伦提尼安在多瑙河的军队没有遵从他的遗愿，而是拥立其4岁的儿子瓦伦提尼安二世为帝，他的皇宫被设在意大利北部，而格拉提安的支持者依然十分活跃，并控制了高卢地区。

然而，格拉提安的政权于383年受到直接的挑战，不列颠爆发叛乱，其领导者是来自西班牙的将军马格努斯·马克西姆斯(Magnus Maximus)，在其策动下，格拉提安的军队迅速变节。这导致篡位者有效地控制了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地区，而瓦伦提尼安二世的宫廷则被孤立在意大利。马克西姆斯寻求获得东部新皇帝狄奥多西一世的承认，后者在379年继承瓦林斯的皇位。但狄奥多西一世没有承认他的地位。387年，马克西姆斯翻越阿尔卑斯山，以求控制意大利和阿非利加，这一行为导致388年狄奥多西一世以支持瓦伦提尼安二世为名入侵帝国西部。马克西姆斯战败被俘后被处决。瓦伦提尼安二世被送到高卢，并在维也纳建立其皇宫。在这里他成为其东部同僚的傀儡，正是后者给予了他皇位。

显然瓦伦提尼安二世对自己丧失实权感到沮丧，于是他在392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由此引发了另一场内战。西部军队司令官阿尔伯加斯特(Arbogast)试图把叫作尤根尼乌斯(Eugenius)的盟友推上皇位。狄奥多西一世为此率领军队，于394年对西部发动了新的战争。皇帝成功地击败篡位者，但是他自己却在395年去世，并将其帝国分给两个儿子，西部的霍诺留(Honorius)和东部的阿卡狄乌斯(Arcadius)。

在罗马帝国东、西部省区关系问题上，从瓦伦提尼安一世去世直到狄奥多西一世去世的这段时间，从各个角度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西部，能力不足的格拉提安和瓦伦提尼安二世继承瓦伦提尼安一世的皇位，意味着西部省区，尤其是不列颠和高卢的统治阶层缺乏有足够个人权威或名望的人物来有效地负责军事事务。首先得到拥护的是马克西姆斯，之后则是尤根尼乌斯，这体现出如果这些篡位者能够具备必要的领导力的话，西部社会的上层人士已经逐渐准备好服从他们。西部帝国中央政府的弱化将在395年帝国一分为二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有两个现象使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剧。

正如我们所看见的那样，罗马世界的军事安全在莱茵河与多瑙河以北众多蛮族部落的压力下显得岌岌可危。而那些蛮族部落自身在来自欧亚大草原的任何威胁面前也十分脆弱。欧亚大草原包括平原和草地，从潘诺尼亚平原，经过黑海北部地区，一直到达遥远的中国边疆，其不稳定会导致那些具有高度机动能力的游牧部落向西迁徙，这也许会促使它们接着进入多瑙河世界，抑或会迫使已经定居在那里的蛮族部落进入罗马人的领土。在4世纪时，我们知道被称作匈人的游牧部落进行了这种向西方的迁徙，其中的一支将会在北方给罗马帝国造成极大的混乱。

4世纪70年代中期前的某个时间，匈人看上去已经在黑海北岸和喀尔巴阡山以东自行建立政权，他们首先征服了阿兰人，接下来与到目前为止统治了这片区域的日耳曼哥特部落发生冲突。376年，一大批哥特难民来到多瑙河北岸。在那里，他们恳求瓦林斯皇帝能够让他们定居在罗马帝国，他们将为其服军役以作为获得土地的回报。瓦林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然而，这些哥特人却受到该地区罗马司令官的恶劣对待，这导致西哥特人于378年发起大规模暴动，他们的领袖叫作非列迪根(Fritigern)。8月9日，哥特人在亚得里亚堡(Adrianople)以北的大规模会战中，击败一支由4万人组成的强大罗马军团。三分之二的罗马将士惨遭屠杀，皇帝瓦林斯也在战斗中丧命。尽管狄奥多西一世接下来恢复了和平局面，将西哥特人安置在巴尔干半岛西部，但他们之间疏远的关系依然是一个不安定因素。

395—410年，局势再度恶化。狄奥多西一世之死在两个关键方面损害了双方关系。其一，狄奥多西一世在西部任命的继承人霍诺留即位时年仅10岁，其宫廷的实际控制者是西部军队司令、有着蛮族血统的将军斯提里克(Stilicho)，他是个以对西哥特人抱有敌意而闻名的人物。其二，狄奥多西一世之死使西哥特人有机会在其新领袖阿拉里克(Alaric)的领导下从罗马人那里获得更为优厚的待遇。为此，他们定期攻击罗马人在巴尔干的据点，并逐渐扩张到意大利地区。在君士坦丁堡，这种行为激起反抗哥特人的起义，在这一年共有400名哥特士兵在城中被杀。

在西部地区，斯提里克发动一系列战争来应对这些进攻，但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果，最终他不得不于407年与西哥特人达成协议，为他们提供津贴、赔款和荣誉头衔。然而，在西部也爆发了反对蛮族的运动。408年，斯提里克及其追随者被处决，这使得西部帝国的宫廷与西哥特人的条约出现变数。为了对西部政府施压，阿拉里克率领他的军队进入意大利。因为谈判陷入僵局，他于410年率领军队洗劫罗马城。起先这是东部帝国所面临的困境，但由于狄奥多西一世将西哥特人安置在巴尔干半岛西部，因此它逐渐成为西部帝国的全面大危机。

哥特人并非唯一在此时进入罗马领土的蛮族部落。至5世纪早期，匈人已经来到了喀尔巴阡山以西，蛮族带来的压力不断加剧，尤其是在莱茵河边境。405年，另一支哥特军队的首领拉达盖苏斯(Radagaisus)率领其军队进入意大利。406年12月31日，大批蛮族，包括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和阿兰人越过结冰的莱茵河。同年，拉达盖苏斯在佛罗伦萨城外兵败被杀。但是那些莱茵河对岸的入侵者继续扩大入侵范围，直到他们于409年攻入西班牙为止。412年，西哥特人在阿拉里克的继任者阿道尔夫(Ataulf)的率领下翻越阿尔卑斯山，在高卢南部定居下来。到5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时，西部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都陷于严重的军事瘫痪境地。蛮族军队控制着高卢和西班牙，并且向阿非利加进军，汪达尔人最终于439年征服了那个地区。407年，罗马野战部队从不列颠撤军，此后再也没有回到那里。

这场危机中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罗马野战部队在面对蛮族进攻时的无能为力。哥特人在5世纪头十年出现在意大利必然意味着帝国统治者需要将注意力过度集中于半岛地区，以至于无法有效地集中力量以应付高卢地区的形势变化。从395年起，宫廷迁移到米兰，之后又于402年迁到拉韦纳，借此更好地应对西哥特人的挑战。相应地，西部残存省区的军队司令官和帝国官员也不得不仅仅依靠自己的资源。但是406年之后，帝国西部地区在军事问题上应对乏力已不仅仅是因为远离皇帝的控制，更直接的原因是帝国在西部地区的军队没有足够的资源来维持基本的防卫。

这是由4世纪新贵族阶层的出现而导致社会经济“发展”引发的结果。这一新精英集团的成员极力确保自身的社会和政治特权，他们为了扩大自己庄园领地的面积而去侵犯小土地所有者和省区下层民众的利益。这一过程在4世纪的“庄园繁荣”(villa boom)时期可以得到体现，考古学家在西部地区确认了这一现象，同时，一位学者曾经描述道，这一时期贵族的财富像“滚雪球”一般激增，这一点可以在史料中得到证实。东部地区也是如此，那里现存的大量4—5世纪的法令都显示皇帝曾试图限制这种现象。这些法令可以让我们产生很多联想，因为那些帝国的统治者声称，富有的大地主正在大范围地运用其影响力和特权来逃避税收。

税收的减少无疑会削弱罗马国家的财政基础，尤其会切断军事命脉，这是帝国最为主要的一项开销。因此，在5世纪初期西部帝国的统治者已经逐渐无法通过增加收入来维持一支常备军了。

由于蛮族的入侵，加上自身应对乏力，西部帝国的宫廷陷于瘫痪境地，随着5世纪后时间的流逝，它已经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帝国官员发现，自己不得不与蛮族进行一些交易，这样至少还能有权使用部分军事力量。例如418年，西哥特人被安置在阿基坦(Aquitaine)，他们在图卢兹(Toulouse)建立王国。作为回报，他们答应保护这一地区免遭其他蛮族的破坏。这样，西部地区各省的社会上层人士出于政治目的开始汇聚到蛮族领袖的王宫中，而拉韦纳皇宫的势力则逐渐退出视线。到5世纪中期，皇帝有效掌握的地区只剩意大利了。

然而，即使在意大利，军事形势也十分危险。452年，匈人首领、臭名昭著的阿提拉(Attila)率领军队杀入半岛，并一路所向披靡。455年，罗马城再次遭到洗劫，这次的始作俑者是汪达尔人。由于西部帝国宫廷变得越来越软弱无能，因此西部帝国这个概念看起来也就成了可以舍弃的牺牲品。467—468年，当东部帝国的官吏安塞米乌斯(Anthemius)成为西部皇帝之后，高卢地区的大区长官建议西哥特国王尤里克(Euric)拒绝承认这位新皇帝，并且宣布高卢脱离帝国控制，自封为勃艮第国王。同样，在476年的一场宫廷政变中，西部帝国的最后一位罗马皇帝罗慕路斯(Romulus)被蛮族将领奥多亚克(Odoacer)废黜。后者自立为意大利国王，并且通知君士坦丁堡，现在已经不再需要在拉韦纳设置皇帝了，该地区有名无实的统治权可以由东部帝国的奥古斯都获得。这一法律虚拟(legal fiction)标志着蛮族自治王国在西部地区的出现，此时他们成了罗马的继承者。

如果说5世纪对罗马帝国西部省区的政府结构来说是个关键性时期的话，东部的形势则没有发生那么翻天覆地的变化。西哥特人的迁徙加上匈人逐渐向西进行的军事活动意味着，对于君士坦丁堡来说，蛮族问题没有拉韦纳那么紧急。即使如此，东部当局也没有什么办法来阻止匈人入侵巴尔干半岛。阿提拉于453年去世，匈人政权随之土崩瓦解，但他们又不得不允许一大群有潜在危险的东哥特人定居在巴尔干北部，这些人之前是匈人的属民。最终，大批东哥特人于489年被皇帝说服，在其首领狄奥多里克(Theoderic)的率领下挥师西进，从奥多亚克手中夺回意大利。狄奥多里克在那里建立了新的政权，他在口头上虚情假意地承认帝国的宗主权，但仅此而已。

至关重要的是，5世纪是罗马与波斯关系的缓和时期。这两大帝国都充分意识到它们面临着由欧亚大草原的混乱局面造成的巨大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合作就成为一种必要的选择。然而，我们也不应过分夸大东部帝国在5、6世纪之交时的实力。东部帝国统治当局无法为西部的防卫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贡献。从东部帝国现存的法律文献以及埃及的档案文书中可以看出，和西部一样，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也在战争中遭受失败，他们无力阻止贵族庄园的扩张，以及那些庄园主人的逃税行为。君士坦丁堡政治局势时有不稳定，特别是在泽诺皇帝统治时期(474—491年)出现了一系列宫廷阴谋和起义活动。

另有两个因素进一步削弱了帝国的统治权力。首先，从451年的卡尔西顿基督教大公会议(the Ecumenical Council of Chalcedon)起，东部教会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基督身份中神人两性关系问题的痛苦争论之中。在该次会议上达成的关于这一关系的定论遭到埃及和叙利亚地区教会领袖的激烈反对。大部分埃及教会人士拒绝接受卡尔西顿神学理论的行为对皇帝权力构成了直接的挑战，为此皇帝想尽各种应对方式，包括有限度地迫害、哄骗以及妥协，但是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us Ⅰ)比较同情反卡尔西顿派的倾向激发了亲卡尔西顿派的敌对情绪。这场争论令人非常头疼，同时让所有人精疲力竭。

其次，波斯人的威胁于6世纪初期卷土重来。萨珊波斯国王佩罗兹(Peroz)于484年耻辱地败于被称作嚈哒(Hephthalites)或“白匈人”的游牧民族之手，后者击败波斯帝国并迫使其称臣纳贡。502—503年，国王卡瓦德(Kavad)试图恢复其王朝的实力，为此再一次发动对罗马人的战争，并攻陷边境城市阿米达。当时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完全有能力抵御波斯人的进攻，因此这个再次出现的好战之敌在当时只是给帝国边境安全带来潜在的威胁。

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早期，对上述每一项威胁帝国统治的挑战都做出有力的回应。他的即位标志着自戴克里先以来罗马统治者最强有力的时代的到来。527—541年，其主要目标集中在彻底重建罗马国家上。查士丁尼一世于527年继承其年迈的舅父查士丁的皇位，成为帝国唯一的奥古斯都。查士丁尼一世和他的舅父一样是位军人，他夺得皇位的首要基础是军队的支持，这就在君士坦丁堡的贵族圈内引发一些猜疑。因此，对于新皇帝来说，他必须要尽快地树立自己的权威。

查士丁尼一世在527—541年间实行的改革应该被看作一个整体。正如他在君士坦丁堡建造的那座穹顶奇观，即圣智教堂(Holy Wisdom)或圣索菲亚教堂一样，重新树立皇权具有主宰万物的权威的观念需要依靠一系列涉及众多领域的政策作为支撑，这其中包括了宗教、法律、行省管理、财政政策和皇权观念等。

首先，查士丁尼一世再次重申皇帝对其臣属的宗教生活的控制权。新皇帝于528—529年发布的第一批法令就推出迫害上层社会中的多神教徒残余分子、异端分子和同性恋者的政策。523年，查士丁尼一世第一次千方百计地努力调和教会中卡尔西顿会议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矛盾，试图确立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神学信仰，并且断然无情地惩戒和放逐那些违抗皇命的主教。与此同时，皇帝希望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试图成为臣民宗教生活中的神学仲裁者。查士丁尼一世比他之前的历代皇帝更为明确地宣称，皇帝和教士的权威都来自同一个神圣的源泉，因此皇帝有责任独自控制教士和基督教会的活动。皇帝的典礼仪式也逐渐变得更具宗教气息，强调皇帝处于神权与世俗权力交汇点这一独一无二的地位。

除了坚定不移地重新在自己臣民的宗教生活中树立皇帝的核心地位之外，皇帝试图再次明确他对世俗政府的控制。528—534年，查士丁尼一世的顾问团队更新并编纂帝国的民法，重塑原有的法律结构，以为现实需要服务。皇帝在罗马传统中有史以来第一次被确立为法律唯一的源泉。正如查士丁尼一世所言，是皇帝“赋予法律以生命”。

在帝国新法律架构出台的同时，查士丁尼一世试图使该法律更为有效地为其臣民服务。535—539年，他向至少17个行省的政府和管理机构颁布法令，以阻止这些总督因接受贵族大地产者的贿赂而贪赃枉法，并确保至关重要的税收收入。正如查士丁尼一世于539年在埃及发布的敕令所言，城市议会议员、大地产者和帝国官员的逃税行为“严重危害了我们国家自身的凝聚力”。

如此多管齐下的改革必定会在国内招致反对，至少在那些贵族看来，皇权过于强势是对其不利的。532年，出现第一次也是最为戏剧化的反抗浪潮，即爆发于君士坦丁堡的所谓“尼卡起义”(Nika)。元老院的成员利用君士坦丁堡暴民的不满，要求解除查士丁尼一世主要顾问的职务，并最终推翻皇帝。据说查士丁尼一世曾打算逃之夭夭，但却被他的妻子阻止。这位坚强不屈的皇后狄奥多拉曾经是位女演员，在同时代的一本作品中，她被辱骂为多管闲事的妓女。这场暴动最后在城市的赛车场中引发血腥的大屠杀。由于尼卡起义，君士坦丁堡中心地区大部分标志性的建筑不得不在日后重建。

然而，查士丁尼一世及其大臣事实上是在试图恢复旧有的氛围。立法计划虽然是对现实的革新，但这些法律和行省管理上的改革表面上却表现为复古和恢复传统。法律得以恢复往日的荣光，行省管理方面的改变也力图与古代皇帝的规定相吻合。除此之外，查士丁尼一世对帝国东方、北方和西方的入侵之敌采取富有攻击性的策略。在与波斯的关系方面，他遵循先辈皇帝查士丁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的政策，重修帝国与波斯边境上的许多防御工事。同时，他还在具有至关重要战略地位的外高加索地区扩张帝国的势力，并且积极扶植罗马帝国在波斯侧翼阿拉伯地区的代理人，即加萨尼德(Ghassan)部族的首领。

同时，查士丁尼一世在其统治早期巩固了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他对多瑙河地区的蛮族部落奉行狡猾的种族政策，挑动它们彼此争斗不休。在罗马帝国疆域内，他在巴尔干内地建立了许多城堡、城墙和防御工事，以减少蛮族入侵带来的损失。

在军事方面，东方和北方边境是查士丁尼一世重点关注的地区，几乎在任何时候都不掉以轻心。6世纪30年代，皇帝利用北方汪达尔王国和意大利哥特政权的政治动荡，试图恢复罗马人对这些地区的直接统治。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是一场投入不大的战争：进攻北非的大约只有1.5万名将士，而在旷日持久的意大利战场，也只投入3万多军队。然而，这些在西部的突袭行动却取得成功。533—534年他夺取北非；在535—553年的战争之后，意大利也被收复。6世纪60年代早期，查士丁尼一世的军队甚至能够在西班牙南部取得立足之地。这些胜利对于恢复帝国在地中海中部和西部世界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领域的地位起到重要的作用。

然而，从6世纪40年代开始，查士丁尼一世统治的前十四年间那种典型的雄心勃勃、充满自信的情绪开始让位于相对更为悲观的态度。这有几点原因。一些思想守旧的人士，如历史学家普罗柯比和另一位当时的作家吕底亚的约翰(John the Lydian)觉得恢复罗马帝国往日荣光的代价太大。这两位作家都旗帜鲜明地否定查士丁尼一世内政和财务首席大臣卡帕多西亚的约翰(John the Cappadocian)的政策。约翰后来失去皇帝的宠幸，并于541年被放逐，也许就不会令人感到惊奇了。此外，尽管查士丁尼一世对波斯采取更有攻击性的立场，萨珊王朝依然有能力突破帝国的东部防线。540年，波斯国王科斯洛埃斯一世(Khusroes Ⅰ)从美索不达米亚入侵罗马帝国边界，并洗劫了安条克城——这一事件给普罗柯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作品中记载，当打算通报这场大灾难时，他为此“感到头晕目眩”。

从6世纪50年代晚期开始，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势力受到削弱，另一支来自欧亚大草原的游牧部落进入多瑙河北岸。一支名为阿瓦尔人的部族受到西突厥汗国势力扩张到高加索以北和黑海地区的影响，迁徙定居在潘诺尼亚平原。尽管查士丁尼一世仍能通过其种族政策对付阿瓦尔人，但是他们的到来依然是个不祥之兆。

也许最为关键的在于，查士丁尼一世的内政、财政和宗教政策自身也开始面临困境。关于卡尔西顿会议的争端很明显越来越趋于纠结难解。在553年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上，查士丁尼一世的神学家认真制定神学规范，试图满足各派的需要。

然而此时此刻，在卡尔西顿问题上的冲突已经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这些冲突的参与者根本没有兴趣达成教会内部的和解，因为他们认为和解对于他们各自尊崇的前辈英雄是一种不敬之举。

在财政方面，帝国于6世纪40年代遭遇严重的淋巴腺鼠疫的冲击，这场瘟疫始于中非地区，于541年经红海首次传入帝国境内。这场瘟疫很快从埃及传播到君士坦丁堡、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北非和意大利各地。瘟疫的第一波传染及之后的反复肆虐重创了帝国的城市和乡村腹地，许多不同地区的同时代作家都记录了这一事实。普罗柯比就曾记载，当瘟疫传到君士坦丁堡时，每天都夺去上万人的性命。以弗所主教约翰亲眼见到“许多村庄的居民都在瘟疫中全部丧生”。帝国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这一数字不仅意味着许多人遭受悲惨了的命运，还意味着帝国失去了许多纳税人，而他们正是国家依赖的对象。这场瘟疫暴发之后多年，帝国的金币一再贬值，这是因为统治者试图将有限的资源应用于更广的范围。

与此同时，皇帝努力阻止行省贵族进一步扩张地产，但他遏制大地主庇护与逃税行为的努力均告失败，这进一步减少了对国家至关重要的收入。查士丁尼一世关于行省的一些改革逐渐被颠覆，皇帝及其顾问的某些立法权也慢慢失去效用。

565年，查士丁尼一世去世了。宫廷诗人考利普斯(Corripus)写道：“这个令人敬畏的男人去世了，他很明显地曾经征服过这个世界。在举国哀伤之中，唯有他虔诚的面容看起来喜乐欢欣。”关于查士丁尼一世的记忆，在之后数代皇帝的脑海之中若隐若现，正如他在君士坦丁堡修造的那些伟大建筑一样，长久地统治着这座中世纪的城市。然而，尽管查士丁尼一世的这些建筑是如此宏伟，但是其统治受到瘟疫以及社会、宗教动荡的影响，最终是在令人失望的气氛中结束的。查士丁尼一世交给其继任者查士丁二世的是一个疆域更为广阔的国家，然而它却是那么脆弱，并且陷入财政危机之中。

财政上的危机极大地危害了查士丁尼一世继任者的统治，并且限制了他们进行进一步军事活动的能力。查士丁二世即位时宣称，他“发现国库几乎被使用一空，只有大量的债务存在”。这位皇帝接下来只能不情愿地停止，或者说没有能力继续支付大笔援助资金，这是用来确保阿拉伯地区加萨尼德人的支持，以及拉拢最近进入巴尔干半岛的阿瓦尔人的。

阿瓦尔人在多瑙河以北坐大，使查士丁尼一世“分而治之”的政策越来越趋于无效。为了逃离阿瓦尔人的控制，斯拉夫人和伦巴德人(Lombards)同时进入帝国疆域，他们分别进入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568—572年，意大利半岛大部分地区沦陷了。6世纪80年代，从塞萨洛尼基到雅典的众多巴尔干城市都遭到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的反复洗劫，阿瓦尔人主攻北部平原地区，而斯拉夫人则趁机向南入侵山区、高原和森林地带，并在那里定居。6世纪90年代，莫里斯(Maurice)皇帝在多瑙河沿线及其北方发动一系列成功的战役，尽管这些突袭令人印象深刻，却对拯救该地区别处的形势收效甚微。经济是该时期最主要的问题。588年，军费被缩减25%，这导致帝国东部边境爆发大规模的兵变。

6世纪晚期，与波斯人的战争时断时续。尽管罗马人在阿拉伯地区的势力遭到削弱，帝国在外高加索地区却取得重要的进展，当时莫里斯皇帝利用了针对波斯国王霍尔米兹四世(Hormizd Ⅳ)的政变。他于591年协助萨珊国王之子科斯洛埃斯二世登上皇位，作为回报，他取得大片波斯领土。科斯洛埃斯二世一直希望废除这个条约。十二年后，他终于得到机会。

602年，帝国军队正在多瑙河以北与斯拉夫人作战。莫里斯命令军队在冬天继续战斗。由于他过度节俭，这位皇帝在军队中已经不受欢迎，于是多瑙河地区的部队在一位叫作福卡斯(Phokas)的军官的带领下发动叛乱。大军朝君士坦丁堡进发。602年8月23日，福卡斯被拥立为奥古斯都。几天后，莫里斯及其5个儿子中的至少4个一起遇害。

莫里斯之死和福卡斯的即位将帝国拖入长时间的内战中。一本7世纪的亚美尼亚历史书很好地记录了帝国的重大事件，它描绘出罗马世界各行省的血腥场面。科斯洛埃斯二世打算借此良机夺回他于591年被迫割让的领地。罗马人无力抵抗，这进一步刺激了波斯国王不断膨胀的野心。603年，当罗马军队已明显陷入混乱时，科斯洛埃斯二世攻破罗马边防，占领多个城市与要塞。到609—610年时，波斯人已经抵达幼发拉底河。接下来双方在叙利亚激战。611年，波斯人已推进到安纳托利亚。

波斯人的这些重大胜利使帝国的政治形势更加趋于动荡。608年，迦太基总督发动叛乱。609年，他的侄子尼塞塔斯(Nicetas)进军埃及并占领亚历山大里亚。610年10月3日，总督之子希拉克略率领一支舰队兵临首都城下。福卡斯的支持者抛弃了他。两天后，福卡斯死于非命，希拉克略则代替他成为皇帝。

希拉克略最初的行动是撤回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军队，以集中资源将波斯人赶出安纳托利亚。希拉克略通过成功的作战，于612年几乎实现其目标，但是转年，他的军队在安条克郊区遭受重创。波斯人进而继续蚕食帝国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剩余的领地。613年，大马士革陷落，次年，波斯军队胜利进入耶路撒冷，该城居民惨遭屠杀，“真十字架”也被波斯人夺走。

到615年时，胆战心惊的君士坦丁堡元老院希望求得和平。他们派出级别很高的使团去面见科斯洛埃斯二世。这位国王被称为“至高无上的皇帝”，而希拉克略则被形容为波斯国王“真正的儿子，他一直渴望能够尽其所能为阁下服务”。元老院愿意承认波斯帝国为罗马的宗主，罗马帝国则称臣纳贡。科斯洛埃斯二世的回应是直截了当的：他囚禁了这些使节，没有丝毫的怜悯。波斯人打算彻底消灭这个自古以来的宿敌。

此时，波斯人已经准备好占领埃及。619年，亚历山大里亚陷落，同年，波斯人似乎已经完全控制这个行省。波斯军队还继续向安纳托利亚推进，兵锋直指君士坦丁堡。622年，波斯人袭击安纳托利亚高原西北部，在那里他们遭遇罗马皇帝领导的抵抗。然而，罗马人在安纳托利亚做出的种种努力因巴尔干半岛出现危机而半途而废，皇帝被迫返回首都。623年，安卡拉城(Ancyra)陷落，波斯海军也多次发动战役并取得成功，进而占领了罗德岛和其他一些岛屿。

波斯人以冷酷无情的态度持续向帝国残存领土施压。希拉克略此时面临生死攸关的抉择。他可以选择坐以待毙，等待波斯人前来进攻，并做些希望甚微的抵抗，最终几乎无望赢得胜利；或者他可以把“谨慎”二字抛到九霄云外，主动与敌人战斗。他选择了后者。615—622年，希拉克略制定一系列危机应对政策，以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实施其计划。他将官员的工资和军费减半，并彻底变革政府结构。他没收教堂的黄金饰品和银盘，尽取城市的财富。这些钱被用来在巴尔干半岛向阿瓦尔人纳贡求和，并且对外高加索和被占领地区的基督徒提供支持。他还充分运用宗教宣传，利用人们当时普遍存在的相信天启的情绪，将耶路撒冷的陷落与恐怖的灾难紧密相连。并且同时，皇帝组织“新模范军”——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步兵，他们精通游击战术，且为宗教狂热所鼓舞。他清晰地阐明，这是一场对波斯异教徒的圣战。

希拉克略深知，与强大的波斯军队在开阔地交战几乎毫无胜算。他意识到最好的办法是一路北上，进入外高加索高原。在那里，他能够得到当地基督徒的支持，同时高度机动化的小分队有可能以少胜多，战胜数量庞大的敌军。624年3月25日，希拉克略离开君士坦丁堡。罗马人向幼发拉底河方向进军，进入波斯人控制的亚美尼亚地区，并沿途洗劫了许多城市。皇帝接下来向南袭击波斯人控制下的高加索地区阿特洛帕特涅(Atropatene)，从而将科斯洛埃斯二世及其军队与甘扎克(Ganzak)隔开，他还摧毁了位于塔赫迪-苏莱曼(Takht-i-Sulaiman)的琐罗亚斯德教首屈一指的拜火神殿。而后希拉克略再度向北进发，并在阿尔巴尼亚公国建立自己的冬季司令部。在这里，皇帝签署命令，召集该地区基督教领主，为数众多的领主带着全副武装的战士响应皇帝的号召，蜂拥而至。同时，他还派出使节前往高加索以北的突厥人处，以图和这个恐怖的草原部族结成同盟。

625年春天，波斯军队分头追逐希拉克略。皇帝运用超乎寻常的谋略将他们一一击破，进而向黑海沿岸和拉齐卡王国进军(Kingdom of Lazica)。此后传来的消息可能会扰乱其意志，迫使他撤军：波斯人再度调兵遣将，不是向安纳托利亚而是向君士坦丁堡发动进攻，同时，其攻势还得到阿瓦尔人的配合，后者从欧洲一侧包围这座城市。希拉克略以自己的希望下了赌注，他相信君士坦丁堡能够抵挡住敌人的进攻。因此他没有率兵回援，相反却向安纳托利亚进攻，他能在那里不断袭击过往的波斯军队。这一战略看上去取得了成功。波斯人现在既无法聚集强大的海军袭击君士坦丁堡，也无法将其军队运送到欧洲一侧发动进攻。同时，8万强悍的阿瓦尔战士无法攻破君士坦丁堡坚固的城防，很快就作鸟兽散了。

在返回君士坦丁堡小住片刻之后，希拉克略快马加鞭返回拉齐卡。此时通过使节谈判，希拉克略成功和突厥人结成同盟。627年，规模庞大的突厥军队横扫了波斯人从高加索到里海的防线，并且深入波斯人控制的伊比利亚王国(Kingdom of Iberia)。在该国的首都第比利斯(Tiflis)城外，突厥军队与希拉克略率领的罗马人胜利会师。这支罗马-突厥联军展示出令人震惊的军力，挥师南进，穿过阿特洛帕特涅后，抵达扎格罗斯山脉。突厥人而后向北返乡，而希拉克略却继续向南翻越扎格罗斯山，并于627年12月12日击败尼尼微(Nineveh)附近的波斯军队。希拉克略沿着底格里斯河左岸行军，逼近波斯陪都泰西封。此时此刻，希拉克略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军事天才。他没有重蹈尤里安的覆辙，也没有冒险正面强攻这座坚城，而是向北洗劫许多城市和乡村，从而加重对波斯决策层的压力。

恐慌情绪开始在泰西封军队和宫廷中蔓延，波斯人派出代表团面见希拉克略。他们提出发动叛乱废黜科斯洛埃斯二世，并用其子小卡瓦德(Kavad Shiroe)取而代之的建议，希望借此与罗马人和谈。628年3月24日消息传来，科斯洛埃斯二世被杀，求和的代表团也随之而来。前往君士坦丁堡报捷的使者宣称：“傲慢自大的科斯洛埃斯二世已死去，他是上帝的敌人。他被杀死并丢进地狱深处，关于他的记忆也被彻底抹去。”

泰西封的政治局势依然十分动荡。628年10月，小卡瓦德被杀，其子阿尔达希尔(Ardashir)即位。阿尔达希尔随即又被波斯西部军队司令官废黜，后者不久又被罢黜，并被一个软弱的摄政会议取代。在政权迅速更替期间，希拉克略借机提出更为有利的条款。最终，双方同意重新以科斯洛埃斯二世和莫里斯于591年缔结的条约来确定罗马与波斯的边境线。630年3月21日，希拉克略将“真十字架”送还耶路撒冷。

帝国东部领土就这样被全部收复，或者至少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被收复。皇帝集中精力忙于东方战事导致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被进一步削弱。尽管在626年惨败后，阿瓦尔人建立的联盟土崩瓦解，但是很多独立自治的斯拉夫部落逐渐扩大了占领区，不仅包括高原地区，而且包括半岛低地。安纳托利亚和小亚细亚地区的很多城市已经被战争破坏得财源枯竭，其中有些城市已经因为波斯人的侵略而变为废墟。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帝国只是在名义上恢复对它们的控制，长久以来存在的地方政府也已混乱不堪，亟待重建。而在重建工作还没有开始时，帝国就发现它将在广袤的不设防的阿拉伯边境遇到新的挑战者。

6世纪和7世纪初期，罗马与波斯的争霸战争使得交战双方都与南面的阿拉伯部落进行了一系列军事和外交交易。大国势力的干预使得阿拉伯社会出现一些学者所称的“本土化运动”。到7世纪20年代时，阿拉伯半岛各部落已经开始团结在一位来自麦加的宗教领袖名下，他就是众所周知的先知穆罕默德(Prophet Muhammad)。穆罕默德传播严格的一神教信仰，这种信仰受到当时基督教末世论和当地犹太教徒弥赛亚情结的强烈影响。神的审判即将来临，所有人都将在唯一的真神面前领受他的裁决。所有的阿拉伯人都将抛弃他们原有的多神崇拜，转而拥抱新信仰。进而，穆罕默德宣布他们是亚伯拉罕的长子以实玛利的后裔，后者曾经被亚伯拉罕丢弃在沙漠中。因此，阿拉伯人拥有对圣地的管辖权，因为神已经将此地永远许给了亚伯拉罕及其后裔。也许是受到希拉克略对抗科斯洛埃斯二世时所做的宣传的影响，阿拉伯人回到圣地的行动将通过圣战的形式来完成。

据说穆罕默德于632年辞世，然而他传播的信仰却一直长存。从633—634年开始，罗马人控制的巴勒斯坦地区遭受阿拉伯人的入侵，这种入侵表现为对领土的占领以及对城市和乡村居民的屠杀。尽管阿拉伯军队看起来数量很少，帝国统治当局还是无力进行有效的防御。他们对阿拉伯人入侵的性质了解甚少，同时阿拉伯人快速推进的闪击战使帝国军队没有任何时间重整旗鼓。

在这种形势下，外约旦、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许多城市都停止了抵抗。635年，阿拉伯人攻占大马士革，次年，数目庞大的罗马军队在约旦北部的亚穆克河(Yarmuk)一败涂地。其后阿拉伯人的占领行动更加迅速。638年，他们攻占耶路撒冷。转年他们跟随罗马败军一路进入埃及。如同科斯洛埃斯二世在603年发动战争时一样，面对阿拉伯人的进攻，罗马人的抵抗十分微弱，以至于入侵者深入更远的乡野地区。同样，只有当阿拉伯人深入小亚细亚时，罗马统帅才有能力阻止敌人的攻势。很明显，7世纪初期国内的动荡和与波斯人进行的多年战争给帝国造成了持久的伤害。当641年希拉克略去世时，帝国再度崩溃。拜占庭的东罗马帝国现在面临着第二次生存大危机，这场危机构成其早期中世纪历史的主要内容。

身份及其标志

拜占庭艺术通过美学和物质的手段——庄严的圣像、令人印象深刻的官服和威严的背景等来展现帝国的强权。皇帝的形象被用于雕塑和其他宏伟的艺术，出现在铸币、纪念章、周年纪念盘、象牙徽章、银质邮票和圆玺之上。拜占庭帝王的服饰是禁止他人使用的，然而有时会被赐予蛮族盟邦，广受后者欢迎。那些蛮族的统治者常常会模仿这些服装和配饰。

我们可以从文字史料与肖像画中了解帝王的服饰。克里普斯(Corippus)描绘了在查士丁二世的登基大典(565年)上，随从人员是如何捧着皇帝的长袍、镶满宝石的腰带、皇冠以及胸针的。皇帝的饰品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查士丁尼再次颁布了先前的一条法律：“从此以后，任何人(除了皇帝以外)不可在他的马匹的笼头和马鞍，以及自己的腰带上使用珍珠、绿宝石和红宝石作为装饰。”如果有人违反这项法律，那么他将被课以100磅黄金的罚款，并被判处死刑。此外还有关于紫色丝绸的类似立法。皇帝使用的饰针，按照普罗柯比的描述是一个带有三颗下垂宝石的圆形襟针，狄奥多西一世和查士丁尼都留下了佩戴它的图画。查士丁尼曾经允许外国统治者，如五位亚美尼亚的专制君主使用这种胸针和红色的靴子，这被认为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特惠权。在此之后的拜占庭皇帝也曾经将皇冠“作为宣称宗主权的象征”送给哈扎尔人、匈牙利的突厥人、罗斯人和其他蛮族国王。

在处理特别重要的文件时，皇帝使用一种金质封印(chrysobull)，将名字附着在文件之上。皇帝对境外势力使用的金质圆玺封印的重量与后者的重要程度有关。在10世纪中期，最重的封印有4索里德(一种金币)重，用于巴格达的哈里发和埃及苏丹，最轻的1索里德圆玺封印则是给罗马教宗的。那些带有金封的文件，包括大量的与地产和特权的赏赐有关的内容，至今依然保存在阿索斯圣山和帕特摩斯(Patmos)，以及其他地区修道院的档案之中。这些文件上通常都有皇帝用红墨水所署的签名。

纵观其整个历史，拜占庭国家被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所统治着。一些文件记录了它的人事编制，如早期的《百官志》(Notitia Dignitatum)和中晚期的《战术准则》(taktika)。晚期罗马帝国的精英阶层不因血统产生，而是来自国家的行政部门，并且所有的部门，无论民政或军事，都以等级服役制度(militia)为标志。不过，在那些长期服役的官职和更高级的、拥有荣誉头衔的职位之间还是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大约编写于400—429年的《百官志》是一份罗马帝国民政和军事官职的名单，它现存的副本展示了宫廷官员(comitatus)和大区长官之下的行政官员的徽标与官服。编于9世纪晚期到10世纪的《战术准则》列举了官职和荣誉头衔的等级。899年菲洛塞乌斯(Philotheos)的《宴会箴言》(Kletorologion)提到了7个等级和18个荣誉头衔的72个官职，以及8个宦官的职位。荣誉头衔的持续贬值导致新的头衔不断产生，例如10世纪的“重臣”(proedros)和11世纪晚期的“可敬者”(sebastos)就是如此。到了12世纪晚期的时候，“可敬者”已经被“最可敬者”(panhypersebastos)和“首席可敬者”(protosebastohypertatos)取代。

在《百官志》的众多官职中有一个叫作档案官(Magister scriniorum)的职位，它是一个宫廷官职。《百官志》描绘该部门的那页上绘有一些法典和卷轴，对应那些担负法律和行政职责的官员(memoriae，epistolarum， libellorum)，以及希腊语文书官(magister epistolarum graecarum)。后者负责用希腊语撰写信件，或将那些拉丁语信件翻译为希腊语。

埃及保存了许多这一时期的纸草文件。尽管到了古代晚期，文学作品和其他一些文本是写在羊皮纸的手抄本上，但是纸草依然被用来撰写文件。我们使用的“议定书”(protocol)一词便来自纸草卷轴，它的意思是粘在其他纸张上的第一页文件(kollema)。查士丁尼一世《新律》(537年)的第44条规定，所有在君士坦丁堡签署的公证书必须在议定书上保有时任圣库伯爵(Comes rei privatae)的签名、日期以及其他细节，这份议定书要和其余文件粘在一起，以此避免诈骗行为。此外，为了进一步确保文件的真实性，议定书经常使用一种特殊格式，并用非常难以辨认的手写体书写。

当“神圣的内阁”(sacra scrinia)给公职人员发放委任状的时候，皇帝则给那些新获得荣誉头衔的显贵亲笔签发一份诏书(codicil[2])或任命书。狄奥多西的米索里姆盘上表现了这一隆重的场景。在象牙折叠画板上，斯提里克的幼子尤克利乌斯手持他的任命书，很可能正在宣读他的任命决定。某些官员(如大区长官、军队司令官或其他一些军官)的任命书是刻在镀金的象牙板上的。在使用目的上，尤克利乌斯的象牙折叠画板很明显与那些在元旦就职的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执政官不同。他们的象牙折叠画板上绘有官服和他们从事的活动，常在朋友和元老院的同僚中流通。

与皇帝一样，拜占庭官员也有他们独特的官服。公职人员吕底亚的约翰大约于550年在其作品中细致地描绘了东方大区长官是如何穿着一件紫色的长袍、一条带有金腰带扣的绯红色皮带，以及一件用饰针或襟针固定在右肩上、带有彩色贴片(tablia)的斗篷(chlamys)的。同时期的一位律师阿加赛阿斯(Agathias Scholastikos)在他的一首短诗中刻画了执事长官(Master of Offices)狄奥多里的形象，他正在从一个大天使手中接过他官服上的腰带。有一句俗语叫作“放下他的腰带”，意思是从现岗位上离职。非皇帝使用的饰针是十字弓形状的，与腰带扣一样，它的材质通常是黄金、白银、铜质镀金和青铜。按照普罗柯比所言，人们不得不佩戴铜质镀金的胸针和其他赝品首饰，以防被盗。4—6世纪人们佩戴的不同样式饰针能够在同时代的肖像和那些军事圣徒的圣像上得到反映。

赠予达官显贵特殊服饰的传统从古代晚期一直延续到了中世纪早期。最高等级的贵族可以得到一件紫色、红色或白色的长袍，一件斗篷和一条腰带；其余的则被赐予象牙手牌、一个金领子、一条金质马鞭或一个饰针。这一习惯可能终结于科穆宁时代。

在拜占庭时代，从6世纪开始，带图案和(或)使用者头衔的铅封被广泛应用在文件和通信中，在上面事先涂上一层蜡会更加方便使用。铅封是由一种类似钳子的厚重工具(boulloterion)制成的。在罗马时代，人们经常用铅来给大捆货物打上封印，这一传统被拜占庭的商业代理人(kommerkiarioi)继承下来。迄今为止，在伊斯坦布尔已经发现了多达5万枚的拜占庭铅封，这对我们研究拜占庭的行政机构与人物传记(prosopography)大有裨益。

玛利亚·芒德尔·曼戈(Marlia Mumdell Mango)

君士坦丁堡

尽管被冠以新罗马之名，但是君士坦丁堡其实和台伯河(Tiber)畔的那座城市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君士坦丁的首都只包括六座，而非七座山丘(第七座是狄奥多西二世时期增加的)，它的基本城市特征是笔直的柱廊街道，间杂着广场和装饰性的纪念碑，这是罗马帝国东部大都市的典型特征，如帕尔米拉、安条克和阿帕米亚等。只有到了狄奥多西一世统治时期，他才明显地精心模仿罗马的外观。他是一个西班牙人，自称是图拉真皇帝的后裔。如今已为断壁残垣的狄奥多西广场当初是罗马著名的图拉真广场的缩小复制品，它是一个横向的巴西利卡式建筑，并且有一根模仿图拉真广场的“记功柱”(historiated column)。狄奥多西一世之子阿卡狄乌斯皇帝后来又在这里竖立了一根较小的记功柱。比邻而居的皇宫和赛车场明显带有罗马帕拉丁山丘(Palatine)和大竞技场(Circus Maximus)的影子，这甚至在君士坦丁之前就是“四帝共治”期间各位皇帝都城的典型特征。

为什么君士坦丁选择了将他的新都建在拜占庭城的旧址上呢？仅仅是为了纪念他在324年于克里索波利斯对李锡尼取得的胜利吗？还是因为他倾心于这里得天独厚的，至今依然吸引众多游客的自然条件？海峡地区(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确实在3世纪开始变得更为重要，因为皇帝不得不同时面对在叙利亚边境再度复兴的波斯人和多瑙河北岸的蛮族部落。作为通向黑海的大门，拜占庭是一个对抗北方蛮族，也就是当时帝国主要的敌人哥特人绝佳的大本营，君士坦丁没有预料到，但却成为事实的是，在378年亚得里亚堡惨败之后，蛮族军队迅速渡过多瑙河，此时已经没有什么天然屏障能够阻止他们向君士坦丁堡进军了。君士坦丁堡在应对来自欧洲内陆方向的入侵时的脆弱性成了拜占庭历史的典型特征，无论敌人是哥特人、匈人、阿瓦尔人、保加尔人还是帕臣涅格人都是如此。当奥斯曼帝国于18—19世纪衰落的时候，相似的一幕再度上演。

为了防止君士坦丁堡遭到入侵，人们不得不修建了工程浩大的防卫设施。纵深三层的狄奥多西城墙(内墙、外墙和壕沟)建于404—413年，并且一直保卫城市到1453年——这雄辩地证明了罗马人高超的工程技术，只是这些技术一直没有什么发展，最终在大炮发明之后一败涂地。但是即使这样仍显不够：拜占庭人还有一条更靠前的防线——也就是所谓“长城”或阿纳斯塔修斯城墙——这条城墙从黑海一直修建到普罗庞提斯(Propontis)，全长45千米，位于君士坦丁堡以西65千米处。该城墙的一些残迹至今依然屹立着，但是它事实上没有发挥什么长期作用，因为很难为其配置足够的人员。

和防卫相伴的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缺乏饮用和洗浴用水，这从君士坦丁时代起直到今日一直困扰着这座城市。为了弥补用水不足，4世纪时人们完成了一项巨大的引水工程，将水从城市以西200千米处引入城中，但是由于这条供水线一直容易遭到敌人的攻击，因此必须在城内大规模地储水。在现今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为数不多的遗迹中，没有哪个比发达的储水库更让人惊叹了——三座大型的露天储水库可以储藏将近100万立方米的水源，此外还有一些封闭的水库，如查士丁尼的地下水宫，也就是土耳其人所说的一千零一柱水宫(Thousand and One Columns)。

罗马政府的巡游时代始于“四帝共治”时期，终于380年，当时狄奥多西一世进入了君士坦丁堡。从此之后，皇帝和他的中央政府及政府官员在绝大多数时间都一起定居于此。城防、供水、港口建设和食物储存等大规模基建项目完成于公元500年，由于缺乏人口数字统计，我们无法推测城市规模到底有多大。据说，在4世纪晚期，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已经超过了安条克，后者有大约20万人口。在查士丁尼统治初期，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可能已经超过了50万，但是在542年瘟疫暴发之后，这一数目至少缩减了四分之一。之后就是一段下坡路，在8世纪中期，君士坦丁堡的人口数跌至一个低点，可能只有4万。大约在公元800年之后出现了一个缓慢的复兴阶段，一直延续到12世纪。科穆宁时期，君士坦丁堡是基督教世界最大的城市，但是我们无法推测它的居民人数：维拉哈杜因(Villehardouin)所言的40万人毫无疑问是一个严重夸大的数字。经过拉丁人的统治和帕列奥列格王朝悲惨的经历之后，这里的人口再次缩减到5万多人。

查士丁尼一世铺张和过于野心勃勃的建设计划代表了所谓“君士坦丁堡罗马阶段”的尾声，他所修建的圣索菲亚教堂是一项无与伦比的工程。城建活动在公元600年左右就已基本停止，只局限于巩固城防、修复地震导致的破坏和部分修补供水系统等小修小补。君士坦丁堡在黑暗时代是一片废墟——它的城区被果园和公墓占据，古代的公共建筑则或被遗弃，或被工匠用于从事制造工作。

在公元800年之后，城市建设恢复，这一时期的建设与古代晚期泾渭分明，忽视了所有的市政设施，如广场、市场、浴室和喷泉等——事实上就是一切可以被称为标志性建筑的东西。这一时期只有两项大规模的工程：一项是9世纪30年代狄奥菲鲁斯皇帝大量修缮海防设施；另一项是巴西尔一世重建了30座因年久失修而倒塌的社区教堂。9世纪及之后的皇帝在自己的皇宫建设上花费了大量金钱，此外还对收容所等福利设施小有投入。如果说这一时期直到土耳其人征服之时有一项最重要的建设活动的话，那就非建立家族修道院莫属了——它在实质上是用私人建筑将城市分割为许多带有墙壁的小空间，每一个家族修道院都有商业产业和位于省区的大地产。

与此同时，随着10世纪之后意大利贸易殖民地的兴建与发展，君士坦丁堡变成了一座更加国际化的大都市。那些商人——主要是威尼斯人、阿玛尔非人(Amalfitans)、比萨人和最后到来的热那亚人——在科穆宁时代有数千之众，他们被孤立地限制居住于金角湾沿岸的几个相邻地区，很自然地在商业活动中和当地居民产生了密切的接触。热那亚人的殖民地加拉塔(Galata或称为Pera)兴建于1303年，是一个独立的自治城镇。直到1864年之前，它都保留着自己的城墙，至今那座宏伟的热那亚塔依然耸立在那里。

西里尔·曼戈

[1] 英文原版作“伯伯”，据前后文文意，此处当为“堂兄”，即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编者注(本书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编者注)

[2] 意为遗嘱，但卡日丹《牛津拜占庭词典》中有一个词条“Codicils in Adiministrative Terminology”，是皇帝授予高级官员的诏书。——译者注

第二章 城市与乡村的生活

克莱夫·福斯(Clive Foss)

城市是罗马帝国的基石，是人口聚集、商业贸易、手工业制造、各种文化形式，以及行政统治系统的中心。实际上，整个帝国就是被分为若干个城市区，每个城市负责维持本地区的秩序，并征缴税收。这些工作落在拥有土地的贵族肩上，他们中很多人彼此竞争，希望能够担任城市高级官员的职位，因为这会给他们带来荣誉。地方行政官员或市政议会成员控制着城市的运转，负责市政工程建设并提供罗马城市生活中那些独有的公共服务。作为他们自掏腰包进行建设的补偿，他们得到的是表示敬意的铭文和雕像。这一系统运转的根本目的在于，将维持城市生活的担子压在那些最有能力承担的人身上。城市还会因遗产捐赠或投资而得到收入，同时它还管理着大笔隶属于当地神庙的资产。城市需要大量的资金来维持街道、市场、大量便利设施，尤其是(并且最昂贵的是)公共浴室的正常运行。这种依靠自愿奉献和合作的系统自公元200年以来运转良好，但是在“3世纪危机”时开始走向崩溃，当时政治混乱、外族入侵、内战频繁，巨大的财政需求给地方政府套上难以承受的枷锁，使得那些愿意担任城市高官的贵族原本丰盈的荷包变得干瘪。

古代晚期保存了罗马体制的许多内容，但其所发生的变化逐渐显现得更为引人注目。首先是基督徒组成的政府先将多神教神庙，之后是城市的财富(尽管后者只是被没收一部分)收为己有。地方财政变得捉襟见肘，但是当地人民仍需要履行和先前一样的义务。政府通过强制手段维持这种局面，地方市议员被迫拿出可观的资金来维持城市设施的运行，而市议会作为一个整体也必须承担补齐税收差额的义务。为此，市议员们绞尽脑汁逃避负担。颇为行之有效的办法是争取跻身高层，尤其是进入元老阶层，从而获得免税的权利，摆脱需要负担的对地方义务。还有一些人去做教士，然而这一办法很快就被禁止。结果，势力与财力稍逊的地方贵族成员被迫留在城市里，担负那些他们很久之前就难以承受的责任。随之，中央政府扮演越来越活跃的角色。中央官员开始操控城市，总督也不时插手干预。最终，到6世纪时，形成了普遍的模式，总督、主教和大地产者控制城市的行政管理系统。

从官方角度看，是市政议会和人民管理地方政府，但实际上，民众在古代晚期的独裁体系中只起着微不足道的作用。他们先前的角色早已烟消云散(不再进行选举)，然而他们依然能以非常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无论这些方式是平和的还是暴力的。民众聚集在大赛场时，会对总督和其他官员欢呼或报以嘘声。那些欢呼通常都是有组织的捧场者所带动的程式化喝彩。中央政府会注意民众的反应，这是决定某些高级官员能否升迁的因素。还有一种超乎常规的表现是，民众经常会因反对某人或某项政策引发骚乱。在基督教的帝国里，这些骚乱经常和竞技党的支持者(那些赛车队的疯狂支持者)或异端教派联系在一起，他们为支持自己的派别总是喧哗吵闹，有时还会造成相当大的破坏。地方上的主教经常是骚乱之源，甚至基督教大公会议也会引发动荡。处在另一个极端地位的是那些当地的土地贵族，他们无论担任什么官职，都通过自己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对城市生活和作为一个整体的帝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他们通常是一群摆脱市政义务的有钱有闲阶层。这些人在4世纪期间还是多神教徒，而到5世纪时就大多皈依了基督教。

市政议会和民众所在的那些城市保留了罗马时代的基本特征和结构。城市有重要的公共建筑核心区——其中的大部分建筑都可以追溯到1世纪的帝国时期——该区域通过一些铺砌好的道路与其他地区相连，并且还建有绘画、马赛克、雕像和纪念碑等装饰。如果一个哈德良时期的罗马人能够见到古代晚期的城市，他会觉得非常熟悉，但是又会感到与他所处的时代有显著的区别。城市还包括城墙、新宗教建筑、发展中的小规模商业活动，以及各种异于古典时代的新审美情趣等。

罗马城市通常是敞开式的，其防卫力量是边疆军团。3世纪危机时，没有哪个地方是安全的，于是城市开始设防，人们在城市四周建造高耸的城墙和防卫塔，以及坚固的城门。这些建筑物作为城市生活的特征，一直被保存到近代之前。有些城墙是应急修建的，人们将手边能用的一切材料草草堆砌起来。这些城墙通常无法涵盖古代城市的全部区域，而只是沿着不规则的路径将一些现存的，尤其是十分坚固的建筑物连接在一起，形成环形城墙。而另有一些城墙，如尼西亚的城墙则是经过精心设计，沿着最新的路线伸展。这座城墙相当坚固，以至于一直使用达千年之久。非常有代表性的是，当戴克里先将尼科米底亚、君士坦丁将君士坦丁堡作为他们的新都时，修建坚固的城墙是他们必然的决定。城墙不仅仅起到防卫的作用，同时还将城市与乡村区严格分开，使得统治者能够通过限制出入地点的方法加强对民众的控制。

基督教的兴起和皇帝的皈依带来另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古代城市都拥有自己独特的神庙，其中一些闻名于世界，拥有广袤的土地和不可胜数的财富。这些神庙的财产在4世纪早期即被没收，而建筑物也很快遭到毁坏。因为多神教崇拜受到限制，因此其神殿也大多被挪为他用。城市外围的旧建筑成为获取石料的采石场，而城市中心的则大多变成教堂。然而，在一些地区，如雅典，多神教崇拜依然惊人地生存下来，其伟大的神殿一直保持到古代晚期结束才被基督徒占领。同时，众多教堂充斥在城市中，这些教堂大多修建得富丽堂皇，显示基督教在此时成为取得胜利的宗教。尽管大多数教堂都是巴西利卡式的，但是在东部帝国已经出现不少引人注目的其他式样。很多教堂出现在城市边缘的公墓旁，这里是基督徒早期崇拜活动的地点，但是大多数城市的中心地区很快出现了规模宏大的教堂，其中部分是新修建的，另一些则是由多神教神殿改建而成。这一特征在省会城市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都主教必然需要一个面积庞大、让人印象深刻的大教堂。

东部地区的城市是希腊或希腊化文化的产物，它们通常在城市中心设有市场。这里通常是地方政府所在地，那些行政办公场所环绕在一个开放式的集市广场周围。市场依然保持其功用，但是城市里逐渐出现一排排的商店，分布在主要街道两旁。一般来说，这些街道沿线都有带屋顶的柱廊，以防止恶劣天气的侵扰，街道地板通常铺砌着马赛克或切割好的大理石。沿途的小商店售卖各种各样的商品，它们大多是两层建筑：楼下是零售或手工制作场所，楼上则是店主或工匠的私宅。随着商业活动的发展，这些商店经常向街道扩张店面，这种妨害他人的行为遭到帝国法令的谴责和禁止。比商店规模更小的是木质流动商店或货摊，它们通常设在人行道或道路沿线的柱廊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街头和市场里的贸易活动逐渐演变为一种类似东方集市(bazaar)的形式。

最终，因为建造者更多地使用重复利用的材料，城市呈现出新的风貌。与罗马人尽可能使用坚固的石头和混凝土不同，古代晚期的建筑师将碎石和废弃建筑物(大多是3世纪危机时期因战争毁坏的建筑或多神教的遗迹)的石料堆积在一起，并用灰泥黏合。人们通常用一层层的砖块来平整这些建筑。这种方法建造的建筑物都有粗糙的、多种材料混合的外墙，因此需要在外观上进行遮挡性修饰。人们在外墙表面用灰泥多遍涂抹，甚至通过在上面勾勒矩形线条使其看起来像一块块方石的办法来模仿古代建筑的外观。更常见的办法是，在外墙上涂上明快的颜色，并绘制几何图案的花纹，与人行道上的马赛克结合在一起，呈现出明亮而艳俗的外貌，看起来与古代罗马的风格泾渭分明。柱廊也与之前有所不同，此时的柱廊用多彩的大理石建成，柱子的高度通常不尽相同，然后用或高或低的基座取平。此时城市的特点是不规则性和五彩斑斓的颜色。

我们通过文献资料和现存遗迹，能够复原一些城市的外观。尽管大多数文字材料理所当然地很少谈及城市周边环境，一本奇特的圣徒传记还是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画面，那些为数众多的历史遗迹则为这些文字提供真实的背景，它们共同为我们描绘出这样一个特点，即尽管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差异，但当时各地的城市生活极其相似。

“愚者”西蒙(Symeon the Fool)的传记编纂于6世纪晚期叙利亚的埃麦萨(Emesa)。这位圣徒假装精神失常，整日游荡在城市中。他的传记提到了当时城市中依然重要的建筑物：城墙、市场、剧院、浴场、带有柱廊的街道，新出现的元素——教堂、富人的豪宅和贫者的草舍、商店、货摊、手工作坊和小饭馆，这些建筑在这几个世纪中依然随处可见。城墙之外是坟地、洗衣地(埃麦萨城是在一条河流之上)、孩子们玩耍的空地、垃圾场以及刑场。这座城市的建筑和人口十分密集。西蒙与各色人等都打过交道，从地方官员、大小商人、医生到奴隶、乞丐、懒汉和妓女。他接触过教师、食品饮料售货员、面包师、魔术师、音乐家、算命先生、精神病人和教士等。埃麦萨与希腊、安纳托利亚、黎凡特地区的城市一样是个繁华之所，其中聚集着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从事着各种各样的活动。

现存的遗迹将这些故事置于有形的背景中。帝国东部领土上留下了很多已发掘的大规模遗址，这使得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观察当时生活的细节。在这些遗址中，值得注意的是两个代表不同生活方式的城市。其一是小亚细亚地区的以弗所，这是一个建立在陆地和海洋贸易干线上的繁忙的商业城市；另一个是叙利亚的阿帕米亚(Apamea)，这是那些大土地贵族的家园。这两座城市的遗迹可以让我们对东方和希腊地区的其他城市略有所知。

大多数希腊化的东方城市都有一个中央广场(agora)或市场，以弗所的城市规模相当大，以至于它有两个这样的场所：上广场被用作民政中心，下广场则是主要的市场所在地。这两处建筑都是1世纪所建，并且都是典型的罗马式建筑。民政中心有一个用于庆典的露天广场，当中是一座神殿。在它的北面是市政议会(看起来像一座小剧场)、市政厅或城市公共会堂(prytaneum)以及罗马和恺撒的神殿；在其东面是一座集合浴室和健身中心的综合性建筑；在其南面是一座大型喷泉，导水管道将水流传送上来并输送下去；西面则是条遍布商铺的街道，有长长的柱廊通向北边的建筑群。喷泉是罗马和古代晚期城市的一个基本特征：它提供并维持城市所需的供水，通常是通过引水通道将水从很远的地方引来，并将其输送到城市各公共喷泉和浴室中。

这个广场所具有的古代晚期典型的多神教特征已经消失殆尽或被改换为其他形式：曾经燃烧着神圣灶神之火的城市公共大厅被关闭，罗马和恺撒的神殿也荣光不再，中央大殿被拆除，矗立在门廊前的利维亚(Livia)和奥古斯都雕像上被刻上十字架，这个标志还被刻在依然存在的元老院入口。因为人们普遍相信，恶魔存在于古代建筑和雕像中，因此十字架成为有效的抵御手段。这样，古代城市的建筑虽然仍保留下来，但是已经被基督教化。城市广场西边的街道，被新时代赋予另一种风貌，在那里，一些商店将自己的围墙扩建到人行道上，这就迫使古典风格的规律有序性不得不向反美学的商业需求让步。

下广场由一个大型开放式广场和在柱廊之后建造的两层楼房组成，它还保持着先前的格局和功用。广场被用作城市的集市，人们将货物从港口沿着街道直接运送到那里。基督教没有影响商业，这座充满活力的港口城市的商贸活动没有减少的迹象。另外，市场上方的山坡上高耸的神殿已经被改建成教堂，而集市入口处的塞尔苏斯(Celsus)图书馆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这座图书馆是第一个进入罗马元老院的希腊人捐赠的，其内室填满碎石瓦砾，而正面则成为巨大喷泉的背景墙。喷泉是这一时期城市中的典型建筑。这种变化不是因为该时期的人们不再读书写字，而是因为在哥特人于262年入侵蹂躏整个港口地区后，许多建筑在此后一个世纪乃至更长时间内都成为废墟。这些建筑最终完成重建后，时代潮流和人们的需要早已改变。

罗马城市通常都有巨大的核心区，它是由一些“枢纽性”的街道和广场连接而成的。古代晚期的以弗所也不例外，其实质而非外观延续着这一传统。城市最繁忙的安伯罗斯(Embolos)大街(最出类拔萃的“柱廊街道”)连接着上下两个广场。这条街道两侧遍布着柱廊、雕像、各种或新或旧的纪念碑，以及富人的豪宅。以弗所如此富庶，甚至于其街道都是用大理石铺砌而成，这些大理石很多取自那些废墟——通常是多神教的建筑。和典型的罗马城市一样，这条街道也是步行街，其端口筑有台阶，阻挡轮式车辆的进入。人们在街道上散步、购物、阅读两侧的铭文、在大理石上涂鸦或者慵懒地待在那里玩玩游戏，如在地上画上棋盘，下一盘塔夫拉棋(tavla)等。地板通常从属于公共建筑柱廊，用马赛克铺砌而成。街道两侧遍布着数不胜数的古代和近代名人的雕像，其中总督的塑像更是为数众多，这都是为纪念他们或真或假的捐赠而竖立起来的。新近颁布的法律条文会刻成纪念碑铭文。在这里，基督教的标志依然处处显现。一个巨大的带有铭文的十字架用来庆祝对“魔鬼”阿尔忒弥斯女神的胜利，同时与其相邻的喷泉(它由之前广为传说的英雄们的坟墓改建而成)上也鲜明地装饰着刻有十字架的大理石徽标。与其他地方的街道一样，喷泉是此时城市风景中重要的景观。

游人可以在安伯罗斯大街沿途的餐馆里买到食物，那些餐馆占据着一大片朱门豪宅下的地区。这些房子位于街道侧面的一隅，处在安伯罗斯大街旁边的斜坡上。该区域建有一些豪宅，每座房屋都有若干精美的装饰。会客室通常有大理石地板和马赛克墙壁，而私人寝室则绘有彩画，内容通常是自然风景或类似大理石的花纹。这是典型的城市富人居所，他们居住在城市中心地区，房子自从在帝国早期建造以来就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壁画和马赛克都因袭陈规，以至于我们很难辨别它们的年代，毕竟这一文明在近几个世纪中一直保持着同样的装饰风格。还有其他一些相似的未被发掘的街区也坐落在城市这一地区的斜坡上。但是没人知道普通大众居住在什么地方，对于所有东部大城市都是如此。这些富人的豪宅很难代表典型的城市生活，民众也不可能都居住在宏伟的城市中心，因为那里遍布着公共建筑和广场。大众可能生活在城市近郊，或者居住在城市中心周边那些散落的不太坚固的房子里，但是他们的住所至今没有被发现(尽管在圣西蒙所在的埃麦萨，那些人显然生活在城内)。因此，我们也没有办法估计这样一座城市当时的人口数量。

比安伯罗斯大街更宽阔和井然有序的是阿卡狄乌斯大街，它从港口笔直地通向剧场前面的广场，也就是城市正中心。这条大道有11米宽，超过500米长，沿途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标志性建筑：港口处有一座凯旋门，标志着城市的入口；在道路中段有4个巨大的石柱，上面安放着4位福音书作者的雕像，这是基督教取得胜利的有力象征；以马赛克铺砌的柱廊通向许多商店，各个商家被要求在夜晚保持亮灯，以便为街道提供照明；巨大的包含罗马式浴场与健身中心的综合性建筑矗立在街道北侧，这座港口浴场提供热水和冷水洗浴，拥有宽大的庭院，曾被哥特人摧毁，后于4世纪中期重建；还有一座宽阔的露天运动场，在古代晚期遭到废弃，废墟上建满了新的建筑，因为财政压力和对建筑用地的迫切需求使得城市无法继续维持该场所的运转；街道前方终点处还保留有另一座健身中心。大多数城市只有一到两座这类综合性建筑，而以弗所这个人山人海、拥满参观访问者的港口城市却有5座，每一座都能达到标志性建筑的规模。这些都是罗马时代的建筑，保留了几个世纪之久，一直延续到古代晚期。在其中一座综合性建筑旁边，还有一个大型的公共厕所。此外，在安伯罗斯大街上还有一座规模较小的浴室，没有健身场所，它是由一位基督教女信徒捐献的。在一处罗马铭文中提到附近有座妓院，我们不了解其命运，但文本中频繁提到“妓女”这个词，表明这一职业在当时依然十分活跃，尤其是在像以弗所这样繁忙的港口更是如此。

阿卡狄乌斯大街直通的那座建筑物放在其他任何城市中，都可以算作最为雄伟的标志，这就是以弗所的剧场。这座巨型的半圆形露天建筑可以容纳25 000名观众，但在这个时代，人们来到剧场不再是为了观看古典戏剧，此时流行的是歌唱和舞蹈表演，这些表演通常都有很强的色情元素。剧场同时也是公共集会的场所，这是在专制君主统治下的民众合法表达自己意见的唯一方式。喝彩和骚乱在剧场中时有发生，尤其是430年和440年先后两次在以弗所召开大众会议时更是如此，当时暴民们的情绪受到剧场中演说的煽动，他们径直冲向街道，支持自己拥护的宗教派别。他们也许只关注自己城市的权利和光荣，而并不理解晦涩难懂的神学理论。不管怎样，剧场是城市中极为必要的建筑，以至于在日后一再被修复，并被保存下来。它完整呈现了古典时代的外貌。

公众的另一娱乐场所是竞技场，那里经常举行比赛。它也保留了原有的规模和功用，尽管当时最受欢迎的活动是观看赛车比赛，为自己的队伍喝彩，而该运动无法在狭小的空间中进行。公共街道上的那些涂鸦印证了以弗所人对蓝、绿两个竞技党的狂热情绪；他们的竞技活动估计是在城市中心之外的露天场所进行的，赛车场是个规模宏大的建筑，没有几个城市能够负担得起。古代晚期的东方，国家只在皇帝的驻地，如安条克和塞萨洛尼基这样的城市修建赛车场，并且通常都遵循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惯例，紧邻宫殿。不过，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等地的城市也利用一些原有建筑物举行赛车比赛。

最后，以弗所还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城市。城里最重要的大教堂是敬献给童贞女马利亚的。这座巨大的巴西利卡式建筑有75米长，有中心庭院和紧邻主教居所的洗礼堂。所有这些建筑物都是先前宏伟的哈德良神殿的一个侧翼。这座教堂是两次以弗所大众会议的会场。然而，更受人崇敬的是圣约翰教堂，它坐落在城市一英里外的小山上。教堂的下面是《约翰福音》作者的坟墓，它在帝国内闻名遐迩，相传圣约翰的遗骸每年都会走出坟墓显灵，能够治愈所有疾病。当每年一度的奇迹发生时，教堂周边都会开办连夜集市，吸引周边广袤地区的买家和卖家。朝圣活动给城市带来声誉与财富。查士丁尼统治期间重建了这座教堂，使其变成极为壮观的穹顶十字形建筑。其内部用大理石和马赛克装饰，富丽堂皇，还永久性地刻上了皇帝和他那位不怎么圣洁的配偶狄奥多拉的名字。圣约翰教堂正好俯瞰着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以弗所狄安娜(Diana)神庙。该神庙在基督教时代成为大型的采石场，许多公共建筑的石料都取自这个废墟。它是城市外众多神庙悲惨命运的典型代表。

以弗所是圣约翰、圣提摩太(Timothy)、抹大拉的马利亚(Mary Magdalene)、七眠子(the Seven Sleepers)等许多圣徒的故乡。他们设在城外的圣所成为重要的国际朝圣中心，吸引大量信徒蜂拥而至。七眠子奇迹般沉睡了近两百年直到5世纪，最终被埋葬在城市公墓中的洞穴里。这片墓地一直绵延到城门外，与城市相隔内外。这个地方随后也成为著名的圣地。

以弗所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城市生活最繁荣的画卷，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从圣西蒙时代的埃麦萨看到这种多姿多彩的景象。其他一些城市也普遍如此，尽管它们的规模通常更小些，但是其遗迹依然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解读这幅画卷。小亚细亚、萨尔迪斯、阿芙洛蒂西亚斯(Aphrodisias)和锡德(Side)呈现出相似的繁荣的城市生活图景，这种图景是典型罗马式的，然而却已经被基督教化了。萨尔迪斯带来了一个新的元素：它有重要的犹太人社区。在城市最西端有座厚重的包含浴室和健身中心的综合性建筑，其正面门脸后有两座长条形建筑，其中的一座于3世纪改建成犹太会堂，并一直保存到后来的时代。从结构上来看，它近似于巴西利卡式的基督教教堂，也有典型的富丽堂皇的大理石和马赛克装饰，同时保留了许多记载着捐赠者姓名的铭文。它比圣地那些带有乡村风格的犹太会堂要大很多(尽管在许多城市，犹太会堂被改建成教堂)。在上述综合性建筑外，城墙边上有基督徒和犹太教徒的商店，出售染色服装和军事装备，以及其他一些商品。人们主要用铜币进行交易，我们迄今已经发现很多这样的货币。这些商店的侧面是带有柱廊的街道，石柱和其基座并不匹配，反映出古代晚期常见的不对称性特点。

阿芙洛蒂西亚斯最初是一座围绕神庙修建的城市，它环绕在著名的阿芙洛狄忒圣所周围。在罗马时代，它也有和其他城市类似的必要的公共建筑，同时附近采石场出产的大理石将城市装饰得富丽堂皇。城市里有剧场、音乐厅、浴室、宏伟的喷泉、大理石铺砌的宽阔的柱廊街道，以及敬献给皇帝的与众不同的巷道。城市边缘是一座巨大的体育场，连接着4世纪的大理石贴面的城墙。所有这些设施在古代晚期都正常运转，虽然经历了和其他城市一样的转变，但依然使这个城市看起来比大多数城市更加具有罗马时代的外观。因为这座神庙屹立在城市中心，而不像以弗所和萨尔迪斯那样在城墙外，因此它必然被改建成当地的大教堂。这一变化出现得相对较晚，到5世纪方才完成。其两侧在古代晚期时密布豪宅，这些房子都有半圆形的会客室，其中尤以总督和主教的宅邸最为引人注目。由此，宗教和行政机构的标志性建筑占据了城市中心地区。

在锡德，城市中心是剧场和集市，它们经由宽阔的带有柱廊的街道与城门和港口相连。有个区域全都是大教堂和巨大的主教宅邸及其附属建筑物。还有一座厚重的巴西利卡式建筑俯瞰港口，它由原先敬献给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的两座小神庙改建而成。铭文显示，该城划分为四个区，每个区都以一座显赫的标志性建筑命名，并都有自己的长老议会。东部大城市的铭文通常都将总督作为城市主要的捐赠者。总督在当时臭名昭著的腐败统治系统里只有短暂的任期，因此他们急于在其辖区内留下标志性建筑，以获得人们的支持，进而谋取更高的官位。由于他们控制着地方财政收入，因此就在某个时期内成为城市的主要赞助人，当时地方议会已经贫困无力，而罗马私人捐赠的传统也早已名存实亡。总督在其居住的城市最为活跃，因此像以弗所、萨尔迪斯或阿芙洛蒂西亚斯这样的城市得以欣欣向荣。与此同时，其他城市得到的捐赠却远不及这些城市。当时的法律明文斥责总督们将小城市的石料和装饰品移送到其首府的行为。像锡德这样的城市，因为是都主教的驻节地，因此也得到政府的慷慨捐助。

其他城市则为我们提供了不同发展方向的细节。例如在雅典，3世纪的蛮族入侵导致该城市规模大为缩减，只相当于古代时期的一小部分而已。最终，人们将此时依然声望卓著的哲学学园——它长久以来就是多神教信仰的中心，改建为其他建筑，这些建筑到6世纪才最终变为基督教教堂。而此时，塞萨洛尼基依然十分繁荣，这多亏其坚固的城墙和地区首府的地位。该城有一整片区域都是伽勒里乌斯皇帝的宫殿及其附属建筑，包括一个巨大的圆形神殿，一座凯旋门和一个赛车场。之后，这座城市成了伊利里亚大区首府，由此进入大兴土木的时代。该城重建和扩建了城墙，建造了两座大型的巴西利卡式教堂，其中的一座是献给圣迪米特里(St Demtrius)的，它成为重要的朝圣中心。同样，在菲利皮城(Philippi)也兴建起新的大巴西利卡式教堂，其中一些的样式非比寻常，有一座装饰豪华的八角形大教堂被敬献给使徒保罗。和锡德一样，菲利皮城也成为宗教崇拜的中心。就这样，宗教建筑占据首要地位，在所有地区首府，教堂和政府建筑都是城市的地标。

叙利亚的阿帕米亚则是个非常独特的城市，贵族而非大众生活起到主导作用。这座城市的规划比其他大多数城市都要规整，其街道横平竖直地呈十字交叉，分割出一个个规则的街区(insulae)。全长2千米、宽20米的柱廊大道是城市的中轴线。这条用石灰岩铺砌并在柱廊上用马赛克装饰的街道直通主要的公共建筑：集市、浴室、宏伟的喷泉、大型公共厕所，以及通过宽敞大道连接的剧场。两条大道周边商铺林立，其交会处的标志性建筑是巨大的圆形教堂。教堂用整齐的大理石装饰，看起来似乎是阿帕米亚最重要的圣物，即“真十字架”上的一个碎片的保存圣所。它的对面是大型的教堂，交会处附近则是主教驻节的大教堂，后者的入口前有一道引人注目的楼梯和带有柱廊的庭院。这座圆顶的四瓣形建筑是拥有很多房间、庭院和浴室的综合性建筑群的中心，看起来这里是主教的居所。这三座教堂的规划都非常新颖，体现出6世纪富裕生活的装饰风格。

阿帕米亚遗迹的典型特征就是众多贵族的豪宅占据城市中心绝大多数地区。非常有特色的是，这些建筑构成一片55米×110米大小的街区。豪宅都采用完全独立封闭的结构，每座豪宅内部都有自己的庭院；这些豪宅朝向街道的外墙没有门窗，而通过其大门入口也很难看到里面究竟是什么样子。带有柱廊的主庭院侧翼建有半圆形会客室和宴会厅，这表明娱乐成为贵族生活的中心内容。一楼较小的房间大概是仆人的住处或储藏室，豪宅内完全没有厨房、浴室和厕所这样的功能性房间。卧室很明显是在楼上。大教堂旁边的一座大型豪宅有三个半圆形大厅和许多较小的房间，它有可能是总督的居所。

只言片语的文本和大量的考古遗迹使我们能够想象当时城市生活的情景，而有的铭文还能够揭示民众形形色色的生活。小亚细亚南部科律克索城(Corycus)的墓地中现存有将近400篇铭文，里面记录着逝者所从事的职业。这些职业上至世俗官员和教会领袖，下至香肠贩子、理发师和舞者，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商人和工匠(二者的身份经常是重合的)。手工制造者包括制衣工、亚麻工、毛皮匠、鞋匠、陶工、军服兵器制造工、玻璃匠和为帝王染制紫色衣料的工人。还有的人从事黄金、石料和大理石生意，另有些人制贩食品，包括水果、蔬菜、干果、鱼、面包、酒、油、蛋糕、甜点和饮料。这份名单还包括银行家、地毯商、建筑师、律师、裁缝、清洁工、售货员、酒店主、餐馆营业者和旅店老板等。可以想象这些人所处的建筑、街道和港口的环境与以弗所很相似。

城市并非处在静止之中，而是各自遵循自身和地区的发展趋势不断变化。小亚细亚的城市在整个古代晚期一直非常繁荣，但是在叙利亚，像安条克和阿帕米亚这样的城市在6世纪遭遇严重的灾祸，希腊城市则在3世纪受到蛮族的入侵，并在6世纪晚期再次被外敌毁坏。在大多数地区，城市发展的最高峰出现在5世纪晚期至6世纪早期，查士丁尼的功业尤其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几乎所有城市在7世纪都因外敌入侵和经济上的变化而被迫出现变化，希腊和小亚细亚的很多城市转变为军事堡垒，而叙利亚的城市则成为伊斯兰世界新的中心。

农业是罗马帝国的主要产业，绝大多数居民都居住在村庄、集镇和散落分布的定居点。这些地区的生活方式与城市有显著区别，农村没有城市生活特有的公共建筑和服务，然而活跃的农村生活在不同地区也表现得多姿多彩。文献和遗迹为我们描绘出这种生活的细节，但它们只局限于几个地区。最为重要的文献是6世纪小亚细亚地区的两篇圣徒传记，即西肯的狄奥多里(Theodore of Sykeon)和迈拉的尼古拉斯(Nicholas of Myra)。现存遗迹展示出圣尼古拉斯及其周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边缘几个小地方的生活环境。在这些地方，保存完好的农村和城镇使我们了解到，即使在偏远地区也存在高水准的生活方式和出人意料的财富。然而，从中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无论在物质还是文化方面，农村生活都远逊于城市。

西肯的狄奥多里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加拉提亚(Galatia)地区的乡村度过，当地流传的关于他行使奇迹的记录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当时该地区的情况。其中包括当地盛行的宗教和迷信活动、困扰乡村生活的问题、乡村的组织结构以及它们与遥远但通常是强有力的政府之间的关系等。这片乡村地区由几个联系紧密的富裕村庄组成，村民拥有麦田、葡萄园、家畜、骡子和牛群。每个村庄都有至少一座教堂或礼拜堂，当地民众都热忱地聆听本地圣人的教诲。这些人主要是农夫，也包括铁匠、烧石灰工人、建筑工、教师、巫师、算命先生和有真才实学或滥竽充数的医生等。免受疾病和其他痛苦折磨是人们一直迫切需求的，因为乡村经常遭受干旱、洪水、冰雹、蝗虫、寄生虫和有害甲虫的困扰，人们也经常感染各种疾病，其中最让人恐惧的就是瘟疫。还有时常出现的慢性或暂时性精神失常，这种现象被认为是魔鬼附身。人们认为魔鬼无处不在，尤其存在于已经被废弃的古代多神教遗迹中，只有圣徒的强力驱魔术才能将它们赶走。这种驱魔仪式成为当地民众全都为之疯狂的庆典。

农村居民都是自由农民并拥有自己的土地(在这里很少看到其他地区常见的附属于大地产者的佃农)。当地的地方行政机构由地主和长老组成，他们担负着多重职责。通常当地事务由他们自己管理，但是当发生严重骚乱或违法案件如偷坟掘墓时，政府的无情之手就要介入以平息事端。各地的新闻能够通过快速驿道汇集到中央政府，这些道路交错于乡间并形成独立空间。快速驿道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沿途经常可以看到军队、高级官员和信使，他们在驿站换乘马匹，在驿站旅店住宿，并和在那里工作的妓女发生关系。如同贵族的大地产星罗棋布于乡村地区——尤其是城市近郊，驿道与城市的关系比和乡村更为密切。

圣尼古拉斯的传记也在不同地方展示出相似的图景，只不过山区背景取代了平原。除了谷物和酒之外，木材也是当地的特产，因此伐木和采石是当地重要的产业。这里的情况也是一样，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教堂，村民依赖圣人来治愈他们的疾病并为他们驱走恶灵。在这个更为偏远的地区，多神教习俗存在得更加长久，在其他山区也是如此。然而这篇传记显示，这里的村民和城市有密切的联系，贸易是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他们因此得以维持高水平的生活。通过迈拉上方山区几个村庄的遗迹，我们明显能够看出那里曾经十分富饶，有一些紧密相连的粗石房子，这些房子很多都盖在坡地上，环绕着用石头砌成的当地大教堂——教堂通常都建造得极为精心，装饰华美。这些建筑上方就是圣尼古拉斯自己建造的圣锡安(Holy Zion)修道院。这座修道院的遗址保存至今，建筑本身和现存的那些银盘等大量宝藏证明这个偏远的教堂曾经拥有惊人的财富。这座圣所很明显曾经吸引着大量朝圣者和沿海繁华城市富有的赞助人，它所在的吕基亚(Lycia)地区有遍布着小城镇和村庄的海岸，向东一直通向奇里乞亚。

在这个沿海地域有另一种生活环境，其农业并不发达，大部分地区都是遍布岩石的海角和近海的岛屿，因此不可能通过种田实现自给自足。但是这里的商业贸易十分繁荣，遍及整个东地中海世界，尤其是君士坦丁堡和近东之间海路沿途的那些地区。各地海岸均留下了密集的石头房屋和教堂遗迹。与其繁荣相对的是，内陆地区尤其是既没有肥沃的土地，又远离商路的山区，经常受到土匪盗贼或叛乱起义的困扰，这种情况在6世纪变得愈发频繁。贪婪的总督和征税者也是农民痛苦的根源，那些甚至拥有私人武装的大地主和抢劫成性的军队则是另一个痛苦的来源。

东部帝国的村庄遗迹最完整地保存在叙利亚。奥伦特斯河(Orontes)两岸的石灰岩山上分布着700个村庄，构成独特的风景线。每个村庄通常包括20～50座石头房屋和至少一座教堂。这些房子不规则地沿着峡谷或围墙分布，而不是排列在街道两侧。它们的外墙没有门窗，通常散乱分布在村庄外围，以抵御抢掠者和野兽。它们大多是两层建筑，带有开放式的阳台、能够俯瞰内部的庭院，楼上则有几个房间(通常2～4个，但是存在很大差异)。这些石头房屋建造得十分精心，令早期的考古学家误认为是乡村贵族的居所，但是这些房子的主人根本不是乡村或城市贵族，因为居民住在楼房的上层，而家畜则圈养在一楼。同时，庭院用来圈养牲口和进行家庭内部活动，而不用来会客和举行庆典。这些房子几乎都没有厕所或独立的厨房，也没有浴室和活水。在这700个村庄中，只有5个公共浴室，几乎没有什么公共建筑。对于乡村来说，城市舒适的环境过于遥远，村民不得不长途跋涉才能享受到城市的便利。

这些村庄靠种植橄榄为生，这是村民主要的经济作物，他们在村庄外将橄榄用土法压榨出油，这几乎是他们最重要的活动。此外，他们还经营果园，饲养家畜。这些产品销往周边的城市，但是显示村庄内存在贸易活动的证据十分罕见：村子里没有任何像商店或集市的建筑。也许会有一些临时的货摊或地方集市，用来进行商业贸易活动。无论如何，油、小麦和羊毛为当地人带来额外的收入，使他们能够修建自己的石头房屋——通常是增加房间数目——或者向教堂捐赠。教堂都是精美甚至宏大的建筑，里面藏有很多财宝、金币或银盘，清楚地表明那是汇集乡村财富的中心。这也表明古代晚期政府并非总是竭泽而渔，为了自己和城市的需要而榨干乡村的财富，而是允许这些农村地区继续发展并保持繁荣景象。

很多地区还存在着一些大型的定居点，这些居民区不具有城市的地位，也没有驻节于城市中的主教，但是与村落的规模又有些许区别。这类定居点一般有上百座房屋(其规模大体上还是可以与村庄划为一类，但是有的定居点要大些)，有多座教堂以及可能用作市场的空地，有的地方甚至还会有座浴场。这类定居点有些位于边境线上，设有城墙、防卫塔、兵营和军事司令部。大多数大型定居点都分布在巴勒斯坦南部沙漠内盖夫地区(Negev)，这些地区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小型城市，但它们缺少城市特有的便利设施。在定居点之间的偏远乡村还有许多小定居点遗迹，有一些很明显是季节性放牧的中转站和游牧民的歇脚点。

叙利亚乡村地区最伟大的历史遗迹既不是村庄也不是城市，而是修道院。那是5世纪为圣西蒙修建的十字形教堂，位于这位圣徒所居住的石柱周围。其规模和奢华的装饰表明，它接受过皇帝的捐助。它旁边就是一条主要的快速驿道，这有利于附近或远方的朝圣者前来瞻仰圣徒。朝圣者居住在教堂下方城镇的小旅馆，很明显这对当地经济大有裨益，尤其是那些大型节日庆典吸引着大批民众前来朝圣或做生意。节日里，通常都会举办地区性的集市，很多居住在远方的民众经长途跋涉聚集到这里，为当地经济做出巨大贡献。像这样的圣所在帝国内比比皆是，有些在城市里(尤其是在耶路撒冷、以弗所和塞萨洛尼基)，有些在城市附近(如伊苏里亚地区塞琉西亚附近为圣女西克拉修建的大规模圣所)，还有为数不多的在偏远的乡村地区，如西奈山(Mount Sinai)。这些圣所建筑物通常在其所处地区最为出名，大多包括一些修道院，后者是当时城市和乡村中的重要元素。修道士为了信仰和慈善事业终日劳碌，但同时也为当地制造业做出贡献。这些修道院的规模小至沙漠中的一个洞窟，大至城市或近郊的巨型综合性建筑，遍布帝国各地，但是其中大多数都建在城市或其周边地区，大部分房屋的建筑风格都和当地一样。

城市、集镇、村庄和修道院都是相互依存系统中的组成部分，它们通过贸易彼此沟通，并因政治和宗教体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已经基督教化了的各个部分支撑着希腊罗马世界的基本机构，繁荣的城市植根于其所依赖的广大乡村，反过来乡村也依赖着城市。尽管城市和乡村世界的便利设施及公共建筑差异很大，但是贸易和经济活动却将两者结合到一起。当城市衰落甚至崩溃时，一个崭新的世界即将出现。

第三章 新宗教与旧文化

西里尔·曼戈

君士坦丁改变其基督教政策时(312年)，基督徒在帝国总人口中是少数派，据说只占10%，尽管这只是我们猜测的数据。城市基督徒和东部的基督徒数量比乡村和西部的多。最初皈依基督教的多是社会下层民众，但是基督徒开始逐渐向社会上层发展。

我们先把数量并不太多的犹太教徒放在一边，也暂时不考虑某些边缘的教派，例如摩尼教徒。帝国大多数民众是传统宗教的信仰者，我们如今称他们为希腊罗马多神教徒(异教徒)。多神教是希腊罗马世界中各种崇拜调和的产物，融合了一系列双方共同承认的神明。

在古代人的意识里(当今世界上有许多人依然这样认为)，宗教(religio)是仪式的载体。在伟大的古典时代，人们在家中或公共场合遵循祖先的传统进行崇拜活动，以此来消除众神的愤怒，祈求凡人的安康。直到公元500年时，多神教历史学家左西莫斯依然严肃地认为，帝国的衰落是因为君士坦丁在313年后废止了百年节(Secular Games)的庆典。罗马的宗教是公共性而非个体性的宗教，这就意味着它由国家操控运转。这种宗教没有神圣的经典，没有职业的教士，也没有教义。它与迷信(superstitio)不同，后者被认为是对神明过度和歪曲的敬畏，宗教则是适度和恰当的。古罗马的宗教并不考虑“大问题”，如宇宙的起源、生命的意义或是终极的末日等。少数对这些深奥问题的思考被归入哲学范畴，被视作不同的领域。存在这样几种哲学学派，它们都发源自古希腊文化：亚里士多德主义、柏拉图主义(古代的、中世纪的、新近的)、斯多葛主义、毕达哥拉斯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犬儒主义等。哲学的出发点是凡人，它不去揭示超自然的东西，而某些学派与众不同的观点(异端，haeresis)也不被视为与传统宗教相抵触，尽管伊壁鸠鲁学派(他们认为神和凡人的事务没有什么联系)遇到过一些麻烦。在公元初的几个世纪里，宗教和哲学大体上还是有所分别的。在这一时期，哲学开始由理性主义向神秘主义过渡，而宗教也发展出一些神学教义。

基督教是一种宗教、迷信还是哲学？按照罗马的标准来说，它很难被归为一种宗教。它不是那种罗马式的公共宗教，看上去像是国际性的地下组织。它没有那些罗马人习惯的崇拜活动，如向神像献祭牺牲。当然它也有自己的仪式，但是这些仪式是关起门来进行的。非常有趣的是，在其发展的原始阶段，早期基督徒为了应对犹太教徒的仪式主义，并不特别强调那些需要共同遵守的清规戒律。他们指出，使徒告诉他们，只需承担这样的义务：“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使徒行传》， 15:29)

基督教受到反对的另一个因素在于它是个新兴的宗教，当时人们认为古代宗教才值得崇敬。因此埃及人与迦勒底人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犹太人则可以声称，他们的立法者摩西在特洛伊战争之前一千年就已经来到这个世界——无论如何都比希腊那些哲人的年代更加久远。信奉希腊罗马多神教的信徒虽然其历史最多只能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但是他们可以把自己和远古时代如俄耳甫斯(Orpheus)这样的半神英雄联系在一起。基督徒在谈及自己的历史时只能这样说：“我们昨天(hesternisumus)才刚刚诞生，但是我们拥有古老的经典。”——这是一条值得推敲的论据，“我们和犹太教徒有共同的经典，但是他们没能正确理解，而我们恰恰相反”。最终，形形色色的诡辩术被用来证明基督教不仅是个古老的宗教，更是历史最为悠久的宗教：鉴于亚伯拉罕是犹太教的创始人，因此在其之前的人类始祖就既不能被称为犹太教徒，也不能被称为偶像崇拜者，他们只能是原初的基督徒。这样，基督教就可以追溯到伊甸园的时代了。

事实上，基督教甚至比它看起来的更加年轻，因为它的名字最初出现在提比略(Tiberius)皇帝统治时期，而其教义直到使徒时代才彻底修订完毕。我们无意在这里描述此后教义的屡次调整，那些对其所做的精心修饰在教会走向普世化的过程中转变为小规模的弥赛亚运动，但是我们需要重点说明，从君士坦丁打开其身上的枷锁时起，一直到拜占庭历史结束为止，基督教的教义绝非一直没有变化。

当诡辩家塞尔苏斯(约180年)声称基督教只能吸引妇女、幼童和奴隶时，他表现得有点不谙世事，因为就在那个时候，基督教思想家已经着手启动不可逆转的进程，那就是将他们的宗教转变为一种哲学，也就是说一种协调一致的完整体系，这一进程被评价为古代晚期知识领域最重要的成就。我们对最终整合完成的信仰太熟悉了，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忘记学者和他们那些吹毛求疵的深思熟虑在教义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与传统的古希腊诸哲学派别不同，基督教哲学的基础是字字珠玑的《圣经》中的那些启示。《圣经》中的一大部分(现在被称为《旧约》)，是部落的历史、传统的仪式、宇宙观、预言和通灵沉思的混合物，东地中海地区的民众对这些东西非常陌生，只有把它们翻译成口语化的希腊语(the Septuagint)人们才能对其有所了解，然而这些翻译显然不能做到十分精确。因此，第一步就必须按照希伯来的传统仔细核对《旧约》：将伪经剔除出教规信条；然后对真经的每一卷做详尽的解释，分别说明它们的字面意义和象征意义；最后还要将那些不再使用的东西，也就是说传统的仪式一一识别出来——但这仅仅是工作的开始。鉴于《旧约》大体上是一部讲述某个边缘民族命运的历史作品，基督徒不得不将其中的内容和编年与希腊人、罗马人、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的历史结合起来(大部分内容都是他们编造出来的，但是却广为人们接受)，然后将《创世记》中关于上帝创造宇宙的描述修改得符合当时社会的宇宙观，使之真实可信。还有就是要解释为何全能的上帝在历史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只关注犹太人的拯救，而将其他民族排除在外，以及为什么基督直到这么晚方才道成肉身。再往后这一体系难于解释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何圣子基督在初始“与神同在”，创造了万事万物，之后却“化为肉身”(这在当时的多神教徒看来是自相矛盾、不可接受的)，并且的的确确承受了与神身份不符的卑微的死亡。圣子是圣父的散发之物还是一个与之区别的个体？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他是自我存在的还是在万世之先为圣父所造？也就是说，这是否会使其变成一个次等之神？

这些是基督教在转化成一门哲学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尤其是关于圣子的阐述，在君士坦丁之后还要延续整整三个世纪。然而，如果我们回到更早的时代，就会发现并非所有的基督徒都热衷于将基督教转化为一门哲学，他们牢记圣保罗的警示：“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就把你们掳去。”(《歌罗西书》，2:8)在这一问题上，基督徒内部有广泛的歧见，殉教者查士丁(Justin Martyr)认为，基督教是唯一“确定和有益的”哲学派别。而德尔图良(Tertullian)则有一句名言，认为雅典和耶路撒冷毫无关系：“所以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么关系呢？学术对教会有什么益处呢？……我们的教规是来自所罗门的柱廊。”基督徒不是哲学家，不仅是因为哲学的虚空性不能为我们提供固定的答案，更重要的是哲学没有效用，它不能驱走恶魔，而基督教可以。

德尔图良关于魔鬼直白的表述在《新约》文本中比比皆是，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隐喻。像马可·奥勒留这样的贤人可以对这样孩子气的言论不屑一顾，然而相信魔鬼的存在在古代晚期是一种特有的风气。魔鬼并非如希腊人所认为的是一些小神(daimones)，它们是不死的、快速移动的恶灵，它们附着在人类甚至农场的动物身上，使他们神经错乱，罹患各种疾病，并使人类产生邪恶的欲望。圣保罗写道：“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以弗所书》， 6:12)黑暗的统治者(kosmokratores)是那些支配地下世界的恶魔，多神教庞大的体系只可以被理解为一座巨大的恶魔机器，禁止信仰它并不意味着魔鬼活动的终结。恶魔依然从神殿中散出，它们在那里由动物牺牲的油脂和焚烧的烟雾所滋养。恶魔会进入乡村、坟墓和隐修者的居所，尤其会存在于高层的大气中。基督教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对抗恶魔最有效的武器，基督自己就是个驱魔者，他曾经明确地向其门徒承诺给予他们征服魔鬼的力量，多亏这项礼物，基督教才赢得了它的第一批皈依者——也许是其早期皈依者的大部分。

从欧洲中世纪早期的历史来看，我们倾向于承认皈依基督教提升了很多民族的文化知识水准。这一点对于萨克森人、古斯堪的纳维亚人(Norsemen)、古波罗的海人(Balts)和斯拉夫人来说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古代晚期世界的基督教化则经常被我们视为发达民族的文化水准走下坡路。这并不是说在2世纪末之后的基督教可以被我们描绘成反知识的，恰恰相反，如我们前文所述，它变得越来越博学，而这个时期出现的那些“教义”论文和护教书则深受多神教哲学的影响。有多少非基督徒会阅读这些文章还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如果他们不怕麻烦非要去看，也许会发现这些东西使人感到枯燥无聊。这就是困难所在。因为那个时代的文学传播虽不广泛，但却高度发达，接下来我们就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那个时代的文学传播是建立在一个从希腊化时代开始实际上就没有怎么改变过的教育体系上的，我们可以将这一体系描绘为“自由的”和非技术的。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家庭的男孩，在中学学习古典诗歌(尤其是荷马和赫西俄德的)和几出悲剧(特别是欧里庇得斯的)之后，他们就将去学习雄辩术，无论他们将来选择从事什么职业，法律、政府机关、市政部门、教书还是文化创作，这都是必要的进阶之路。雄辩术以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和其他雅典演说家为榜样，旨在通过数十本教材的学习，获得广为公众接受的演讲和写作能力，他们使用古色古香的语言风格，也就是雅典式的希腊语，这是他们身份的象征。尽管在教育过程中没有刻意强调意识形态的东西，但是这种教育处处渗透着多神教的学问。男孩们不得不学习课本中众神的神话和谱系，也就随之吸收了多神教徒的价值观。这些东西来自学习修辞学的过程中，同时也是其实践的结果，他们会从语法学、历史、神话、地理、占星学以及晚餐后的闲谈之中积累起大量的多神教知识。

我们很难估计晚期罗马世界的人们对于雄辩术的热衷程度。修辞学教授(被称作修辞学家或诡辩家)在主要城市中拥有接受捐赠的讲席地位，他们吸引着各地学子蜂拥而至，在大群听众面前公开发表演讲，还会作为使者去为当地利益据理力争，并被竖立雕像而流芳千古。他们和著名的哲学家一样，是除统治者之外，被传记作家树碑立传的一群人，此后，只有基督教圣徒才能享有这一特权。总之，修辞学是一种文化黏合剂，将分布在帝国各地的城市精英们连接在一起。不仅仅是学生来自各地，教授本身也逐渐变得国际化。我们在4世纪著名的修辞学家中发现两位阿拉伯人、一位腓尼基人、一位来自遥远的尼西比斯的美索不达米亚人，以及一位基督教化的亚美尼亚人，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布罗埃莱西乌斯(Prohaeresius)，这真让人惊讶。

让我们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吧，那就是里巴尼乌斯(Libanius，314—393年)，他也许可以被形容为4世纪的“文学先生”。其保存至今的著作按照标准的版本来说足足有11卷，其中大部分还没有被今人广泛阅读，这些作品包括64篇演讲、1544封书信、51篇辩论文章和许许多多的学校习题。里巴尼乌斯是个土地贵族，他在其出生地安条克担任过半个世纪的雄辩术讲席教授。君士坦丁统一帝国后十年，他刚刚出生，尤里安皇帝是他的好友和崇拜者。在信奉基督教的军人狄奥多西一世登基后，他依然在世，然而后者却给予他这个多神教徒以荣誉执政官的地位。但他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他所见证的意识形态领域重大变化的记录，对于基督教的问题，他事实上采取沉默的态度。这不是因为他活在象牙塔中。他有将近200名留下姓名的学生，他也一直为他们的前途利益不遗余力地游说疏通。这些人后来成为政府官员、律师、教师或市政议会成员，这就给他个人创造了巨大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些学生中也有基督徒，据说包括“金口”约翰、纳西盎的格里高利以及摩普绥提亚的狄奥多里(Theodore of Mopsuestia)，他们都是叙利亚教会的顶尖神学家。里巴尼乌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他们：他捍卫自己所理解的那种文化；他抱怨那些通过学习法律和速记法进入帝国政府大门的“技师”；他哀叹多神教神庙遭到关闭。他的名声相当大，以至于基督教政府也不敢审查他的著作或对其施以惩戒。但是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应该不会是他的个性。在其自传中，他表现出空虚、神经过敏、迷信和恶毒，尤其是针对他的竞争者时更是如此。我们只能得出结论，他的名声依赖于他广为人知的文学才能和公开演说的天赋，同时代人对其所做的评价到后世也没有发生改变。在整个拜占庭时代，他一直都是雄辩术的典范(因为他的作品被保留下来)，只是到19世纪，他才逐渐变得湮没无闻。直至今日，我们还不得不阅读他的希腊文作品：因为他的著作只有小部分被翻译成现代语言。

基督教会是如何对付像里巴尼乌斯所传播的这种文化的？除了全盘抵制外(这是最基本的解决办法)，还可以默许其传播，抑或编写和提供新的基督教的经典著作，以供教学之用。然而，这样的基督教文学并不存在，并且从整体上看，《圣经》本身，其语言和写作风格都非常原始，即便其中的只言片语非常引人入胜。这个问题在尤里安禁止基督教教师阐释异教徒的经典著作，也就是说剥夺他们的谋生手段时就开始逐渐产生。他的这一政策招致各方的谴责。少数基督徒，如阿波利拿里(Apollinarii)父子挑战这一政策，他们尽量将《旧约全书》用古希腊格律翻译改写成诗歌，而将《新约全书》改编成柏拉图式的对话录。更具影响力的个例是纳西盎的格里高利，他不但写出了具有很高修辞学技巧的布道文，同时还撰写了可与古代作品一较高下的信件和诗歌，他的这些努力使其成为拜占庭时代的文学典范和最广为后人模仿的基督教作家。但是这些努力并没有改变基督教缺乏用于教学的文学作品的弊端。因此，世俗教育得以保留原有的地位，仅仅被加上了“健康警告”：要求基督徒男孩摒弃古代众神伤风败俗的那些故事，而要集中精力学习好的和有用的东西。此外，如教会史学家苏格拉底在5世纪40年代所言，教会对“希腊的”(也就是多神教的)教育应该既不赞成也不拒绝，这才是最有利的。因为基督教经典中没有教给信徒逻辑学的辩论术，因此当和敌人辩论真理时，基督徒就只能运用多神教徒的武器以牙还牙了。结果，曾经得益于修辞学教育的基督教领袖在布道和撰写箴言时，使用的正是他们从学校学到的东西，这不仅可以从纳西盎的格里高利的作品中得到证实，而且“金口”约翰、尼萨的格里高利、恺撒里亚的巴西尔等其他一大批人都是如此。在日常布道中，没有人不运用演讲技巧来吸引听众。

只是到380年前后，基督教才在狄奥多西一世的统治下成为国教。君士坦丁只是个人青睐基督教，他不发布和之前罗马皇帝截然不同的法令，但是他提拔基督徒进入政府机关，并为教会大量捐款，为宗教团体和殉教士圣所修建大批奢华的建筑。一步一步地，他发现自己作为仲裁者和执行者逐渐卷入宗教争端。教会陷入深深的分裂之中。基督徒心中还残留着大迫害时代(303—311年)的恐惧，这场迫害招致难以抚平的怨恨。突然，金钱和梦寐以求的各种特权如洪水般大量涌来，教会在传统上没有稳固的统治结构来处理自身内部的事务，因此基督徒表现出过度强烈的情绪来恳求救世主皇帝为他们解决一切麻烦，即使那些事和皇帝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当阿里乌教义争端爆发时，他们就是这样做的。这个问题的核心本来属于纯哲学范畴。亚历山大里亚的长老阿里乌提出，圣子基督在世间万物之先由圣父所造，因此他与圣父不同质。这种观点源于伟大的神学家奥利金(Origen)的理论，在知识界有相当广泛的支持者，但是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教亚历山大非常武断地反对这种看法。君士坦丁接到调解争端的请求后，史无前例地召集全体主教参加会议，与会总人数有300人左右。他们于325年5月在尼西亚城寂静的湖畔集会。会议在皇帝的行宫也就是在君士坦丁的控制下召开，尽管所有的记录都显示他表现得十分得体，但是毫无疑问他才是真正的主宰。他并不打算去理解这场神学争端，但是强调所有主教必须达成共识。不出所料，会议实现了他的目标：300人中只有5人拒绝在信经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其中还有3人后来改变了主意。阿里乌遭到流放，其书籍也被下令焚毁。任何藏匿这些书的人都将被判处死刑，绝不留情。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会议召开前数月，君士坦丁给亚历山大和阿里乌写过一封同样的信，指出他们在某些方面的争论都是些琐碎和对于崇敬上帝无足轻重的事情。他强烈要求他们向哲学家学习，因为哲学家能在分歧面前求同存异，同时维护教义的统一。那么为什么他随后卷入这场极为晦涩难懂又让他觉得毫无意义的神学争论呢？很可能是因为他认识到，争吵不休的主教自己不能实现和解，因此别无他路。他认为压制不同意见是他的责任，如他在另一个场合所言：“因为这些争论，全能的神不仅会怪罪人类，同时也会怪罪我，因为他将地上万物交付于我。”这是一个非常罗马式的态度：君士坦丁作为大祭司长，有责任恰当地敬奉和尊崇神灵，但是却不用参与哲学论争。然而尼西亚会议，即第一次基督教大公会议，却是迫使皇帝去考虑某种不应是他考虑范围的事情，也就是说定义正统教义，并将它强加于反对者，如果需要的话，皇帝可以使用他的强权。

从此以后，开弓便没有回头箭。君士坦丁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非常积极地支持阿里乌派学说，甚至将他自己在该问题上的主张定为“教规”。瓦林斯遵循了同样的准则，将一群在该问题上反对他的人活活烧死。狄奥多西一世来了个彻底的“U”形大转弯，命令其所有臣民必须遵循尼西亚信经：异见者没有集会的权利，如果他们试图反抗则会被处以死刑。与此同时，皇帝的法律明文列出长长的异端派别名单，它们的支持者都遭到迫害，国家将他们从城市中放逐，禁止他们的仪式。《狄奥多西法典》中不少于65篇法令是针对异端的，国家变成了神权社会。

然而，人们在神学方面提出异见的势头却丝毫没有减弱。从帝国用两百年时间才最终压制的阿里乌派开始，基督教进入神学狂热阶段，这导致异端大量产生。如果说今日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包含太多这样的内容，那部分原因是因为教会史的材料占据重要的篇幅，这种体裁由恺撒里亚的尤西比乌斯开创，并由苏格拉底、索卓门、狄奥多利特和其他教会史家发扬光大。如苏格拉底就认为，如果主教不为教义问题彼此争吵的话，那么教会史家就无事可记了。但是，即使我们已经比较重视且考虑了这一问题，事实上对基督教教义，尤其是涉及基督神性的不同解释，依然激起民众的极大热情，尽管他们对所争论的内容毫不了解。阿里乌派学说在许多方面都为聂斯脱里派所承袭，后者最终被驱逐出帝国，并成为波斯帝国基督教的主流派别。此后就是基督一性论(Monophysitism)，这一争端最终也没有得到解决，现在它仍流行于叙利亚、埃及和亚美尼亚。我们至今依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为什么数以千计的人宁愿承受迫害甚至死亡，也要就基督是在两性之中(en)还是由两性而来(ek)争论不休，他们都坚信自己的论敌犯了弥天大错，分割或者混淆基督的人性。当然，政府越去迫害那些异见者，分歧就越难以弥合。此后，只有对神学的热情趋向神秘主义时，这些争论方才告一段落。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公元600年之后没有新的教会史作品产生的原因。基督一志论(Monothelitism)是基督一性论苍白无力的后续理论，它的提出是出于政治考量，在680年的基督教大公会议上遭到彻底埋葬。这是最后一次“壮观的”异端运动。而毁坏圣像运动的问题，表面看起来是基督教的异端运动，实质则是关于崇拜方式的(cultus)争端，这本身就暗示着新的变化：拜占庭的基督教开始向罗马意识影响下的宗教回归。

关于抽象神学理论的争论实属小题大做，使得虔诚和崇拜的本质发生了偏移，不必多说，这在4—5世纪时自然是个巨大的变化。现在我们要谈另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它最终差不多将基督教转化为某种多神教形式，这就是对圣徒的崇拜。它的起源足够单纯：作为一个曾经遭遇迫害的宗教派别，基督教以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也就是殉教士)为荣。人们记录他们的生平和言行，并用宗教庆典的方式纪念他们，其中包括在他们坟墓周围举行的聚餐活动。君士坦丁给这些殉教士修建巨大的室内圣所——包括罗马的圣彼得、圣塞巴斯蒂亚诺(Sebastiano)和圣洛伦佐(Lorenzo)，以及君士坦丁堡的圣摩休(Mocius)和阿卡基乌斯(Acacius)。到4世纪中期时，人们发现殉教士的遗迹不但受到人们尊崇，而且每天都会发生超自然现象。普瓦提埃的圣希拉里(St Hilary of Poitiers，约360年)记载，那些圣徒能够当众喝退恶魔、治愈疾病、身体悬空飘浮，而且能把妇女们的脚悬吊起来——我们不清楚为什么要吊起她们的脚——毫不羞耻地让她们的衣服滑落到自己的脸上。毫不让人惊讶的是，这些圣徒的遗体成为宝贵的财富，人们不仅将他们从一个地方送往另一个地方，而且更将它们分尸，这种行为既违反罗马法律，也违反坟墓不可侵犯的道德规范。

政府——而不是教会——制止这种恶行的努力丝毫没有收到效果。386年的一篇敕令明文宣布，“任何人不得分割或售卖殉教士的遗体”，因为当时非法交易这些圣体已成为流行的风尚。很明显，这里存在着欺诈的可能性，更不用提这种交易的不合道德之处。然而，对这一我们看上去愚鲁的迷信行为，教会中最显赫的人物不但不加以反对，反而大加赞扬。这里有塞勒斯的狄奥多利特(Theodoret of Cyrus)在430年前后的一段文字：“殉教士的荣光不会消散。他们的遗体不是单独地埋葬在坟墓中，而是分散到各个城市与乡村，让这些遗体成为精神的拯救者。有如医生和守卫一般。他们是宇宙主宰的使者，上帝赐予他们这项神圣的赠礼。而且当一个圣体被分割后，其恩惠依然完整，这样一小块遗体的能力与整个圣体是一样的。”一旦确立起这种逻辑，接下来交易圣体的行为就变得更加畅通无阻：拥有很多殉教士遗体的地区可以弥补那些缺乏圣体地区的不足。

这是个需要个人判断的问题，圣徒崇拜究竟是贬损原始基督教的迷信活动，还是恰恰相反，反映出有益的发展，抑或能安抚普通民众并带给他们信心？此外，君士坦丁之前的基督教是否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纯洁？像圣希拉里所描绘的那种每天上演的“马戏团”表演不会在一夜之间盛行。从理论上看，这一切都站得住脚：圣徒是赢得上帝欢心的凡人，凭借上帝的欢心他能够聆听祈祷者，并为他们向上帝求情。在尘世生活中，向这样一位有能力影响法院的庇护者提出要求，显然比向皇帝申诉更为有效，因为他公务繁忙，没有时间聆听下情。然而，对于大多数信众来说，圣徒并非凡人，也许用半神半人来形容他们更为适合。还有一个特殊的例子，那就是极受欢迎的圣米海尔(St Michael)，他完全不是个凡人。

天堂里的圣徒俱乐部在上帝的恩准下可以增添新成员。现在，殉教的大门已经几乎完全关闭，所以禁欲苦修成为受人垂青的选择。在一个被认为肉体堕落的世界里，很多人愿意通过禁欲节食甚至自残(如奥利金)的手段来修行：这样做不是因为对肉体有益处，而是使精神获得自由，同时有助于获得基督许诺给其真心追随者的那些超能力——治愈病人、驱逐恶魔、预言未来、展示“标志”(也就是奇迹)。然而，每天生活在关心和恩惠中是很难成为禁欲主义者的，放弃(anachoresis)就是他们的应对之策。所以270年前后在埃及出现了基督教修道主义，并如燎原之火一般传遍整个帝国——一直传到巴勒斯坦、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小亚细亚，并在稍后传到西部地区。起初，政府不知道该如何定位这些修道士，他们不属于任何既定的阶层。他们不是教士，只是一般基督徒，这有点类似于从前的犬儒派哲学家。390年，政府颁布法令禁止他们进入城市，命令他们只能居住在“荒芜之地，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但是两年后，这一禁令就被撤销。事实上，这群修道士成为公众极为感兴趣的对象，即使在宫廷中也是如此。皇帝派出观察员前往他们居住的荒野，并要求向他通报他们超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言行被记录下来，并以“专辑”的方式传播开来。禁欲苦行变成一种竞赛：如果说圣徒保罗能够在大斋期只依靠一点小扁豆和一罐水存活40天的话，那么有些人总能打破他的纪录。当苦修变成陈旧的游戏(vieux jeu)后，许多更加极端的方式开始出现：有的人戴上沉重的枷锁，把自己关在笼子中，有的人脱掉衣服，像野兽一样在乡村游荡，还有的人在高高的石柱上一待就是很多年。最后一种由柱头修士(Stylite)西蒙(死于459年)发明的方式经常被后人模仿，并获得最高的声誉。

最近这些年，关于“圣徒兴起”的研究成果众多，研究对象是那些创造奇迹的苦行者。然而，圣徒在基督教内外都不是全新的现象，耶稣就是最初的圣人，他赋予门徒的那些能力从基督教会诞生之日起，就是教会不可或缺的部分。《哥林多前书》的第12章让我们感觉相当晦涩，它列举出众多类型的超凡能力，这些超凡能力是基督徒群体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就像我们从2世纪的《十二使徒遗训》(Didache)中知道的那样，除非是骗子，否则那些四处游历的先知必须被荣耀地接待。那些令人着迷的预言传统，可以在一直保留在弗里吉亚地区的《黑马牧人书》中看到。新恺撒里亚(今土耳其东北部的尼克萨尔)主教格里高利，在3世纪40年代展示出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因此获得“奇迹制造者”的美名。有一个问题出现了，为什么总体看来修道士把那些超能力从已经地位稳固的教会那里夺走了呢？一个很简单的答案是，自从君士坦丁时代后，教会便失去其魅力。它变成政府机关的一部分，负责意识形态和福利事业。领着薪水的主教掌握着大笔金钱，他们管理着众多的农业和商业财富，凌驾于市政议会之上，行使司法职能。他们中间很少有人能得到公众的垂青。修道士则不然，他们独立于教会之外，看上去就像在扮演基督肉身的角色。即使他们居住在荒漠，也没有切断和社会的联系。一位著名的圣徒可以吸引拜访者不远万里前来膜拜，以享受和他相聚、治愈病痛和获得箴言的欢愉。有时他还会处理争端，扭转自然灾难，求雨，或者以合理的理由介入政府的行政管理事务。然而事实上，引起社会关注并非东部帝国禁欲主义的目的。修道士的主要目标是实现个人的尽善尽美，正如查士丁尼一世在他的立法中所言，这让他能够亲近上帝，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能通过他的祷告使社会受益。

我们已经强调过几个对拜占庭世界有持久影响的新变化：既亲密而又相互渗透的教会与国家关系；完整的基督教哲学体系的产生；古典教育和截然不同的基督教思想之间难以调和的分裂；独立于地位稳固的教会之外的修道生活及其吸引力所带来的利益。所有这些现象都植根于4世纪的现实生活，但是又几乎完整无缺地在新世界中延续下来。如我们前文所述，还有一个重大变化是重大神学争论的平息。第七次基督教大公会议(787年)后，拜占庭基督教会“合上了他们的书卷”。看上去所有的异端都已经灭绝。大家最终达成一致的教义是如此完美，以至于此后没有什么可增加或剔除的了。正如19世纪圣彼得堡大主教所言：“我们的教会没有什么发展。”

传统的多神教甚至在晚期罗马帝国崩溃之前就从东部帝国消失了。我们已经大胆推测，在君士坦丁时代，基督徒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到4世纪末期，他们的数量增长到50%；而到5世纪晚期则达到90%。查士丁尼毫不留情地抹去多神教徒的最后一丝残迹，此时的多神教徒分布在社会阶层的两个极端，一头是顽固的学者，一头则是目不识丁的农民。皈依基督教的速度因此变得十分迅速，很可能是由于功利因素而非信仰因素，同时遗留下很多“迷信的”因素：如求助于巫师和术士、公众性的舞蹈、佩戴面具、在酿造葡萄酒时向“邪恶的狄俄尼索斯”请愿，以及在新月时点燃火焰等。基督教“五六会议”(692年)规定必须禁止这些“希腊式”活动，但是它们确实一直延续了下去。从考古记录中我们发现了大量当时人们佩戴的护身符，尽管上面的内容已经逐渐从多神教诸神变为天使和圣徒。

多神教留下的艺术遗产也已经被基督徒狂热的力量彻底破坏了。从4世纪晚期开始，人们从基座上推倒众神的雕像，拆除那些规模宏大的神庙，或是剥去多神教的装饰后改建为基督教教堂。当然，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轻而易举摧毁。在雅典的帕特农神庙，基督徒涂抹掉三面刻有浮雕的墙体，但随后还是放弃了。多神教艺术的残迹，例如坟墓中刻有浮雕的石棺，从此顶上邪恶和魔鬼的光环，人们都对其畏而远之。然而，有点让人惊奇的是，神话中的那些主角依然在小康之家的私人生活领域中保留下来，最晚一直延续到7世纪，尤其是在地板马赛克、银器和织物上。这显然不是因为它们有什么宗教上的重要意义，在君士坦丁堡(6世纪下半叶)皇宫前人行道上的一组狄俄尼索斯像肯定不是秘密崇拜的多神教标志，而只是从“文艺上”对田园式情景的怀旧。

圣徒崇拜在实践和幻想的层面上完全弥补了多神教留下的缺口。这不是说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替换，如太阳神及其马车(Helios)一起被同样乘马车奔向天堂的先知以利亚(Elijah， Elias)取代，雅典娜、库柏勒(Cybele)和伊西斯(Isis)的地位被童贞女马利亚取代。我们可以看到，某些特定的活动依然保持不变，只不过是主角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极为重要的治病领域更是如此。在多神教的时代，梦疗(incubation)在阿斯克勒皮俄斯(Asclepius)、伊西斯、狄奥斯库里兄弟(Dioscuri)和其他神灵的神殿中得到广泛的应用。病人需要躺在一处神圣的特定区域内，奉献必要的祭品，然后等待神灵在其幻觉中出现，治愈其疾病。基督教时代看起来也有十分相似的治疗过程，但是治疗者却变成圣米海尔、圣西克拉、圣塞勒斯和约翰，以及圣科斯马斯(Cosmas)和达米安(Damian)。基督徒梦疗在各方面都和多神教非常相似，在5—7世纪盛极一时，并一直存留到拜占庭时代的末期。

与此同时，对圣徒的崇拜创造出新的神话。与多神教相比，基督教传奇显得朴实无华，它包含更多暴力内容，却没有性的成分。如下传说也相当频繁地被重复：所有殉教士都坚贞不屈，毫不畏缩，唯一有所区别的就是他们承受的酷刑——车裂、火刑、斩首和扔进湖里冻死等。他们受难的故事被无休止地在布道中颂扬，在图画上描绘，由此变成公众精神世界的组成部分。塞萨洛尼基的每一个居民都知道，其保护神圣迪米特里曾经被不信上帝的暴君马克西米亚努斯下令用长矛刺死，他还有个年轻的伙伴奈斯托尔(Nestor)，曾经在一场角斗中杀死一位著名的角斗士。考察这个相当粗糙的故事(确实也只能这么形容它)是否有事实作为依据是没有必要的。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拜占庭“万神殿”中几乎所有较受欢迎的圣徒形象都来自远古的虚构人物，抑或已经被抹去历史真实的痕迹。只有把他们放到同一个模子中，才能实现人们期待他们扮演的角色。

朝圣活动

拜占庭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朝圣活动的发展，最初这种活动集中在“圣城”。除此之外，在沿途还有很多圣所，以纪念那些基督教的英雄、见证了基督伟业的圣徒和圣女，特别是那些献出生命的殉道士。一幅神圣的画卷在帝国东部各地展开，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在朝圣线路之间形成了一片网络。

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都将耶路撒冷视为世界的中心。在6世纪马达巴城(Madaba)人行道的一幅镶嵌画上，圣城位于那幅大地图正中心的位置。在4世纪，由于君士坦丁对圣城的关照，耶路撒冷在精神领域获得了一个新地位。他在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橄榄山(Mount of Olives)以及伯利恒的圣诞山洞(cave of the Nativity)修建了许多大型圣所。

大多数朝圣者选择乘船、步行或骑驴来到圣城。很多旅程都十分漫长，甚至在圣城之内也是如此：从耶路撒冷到西奈山的旅途要持续13~15天。第一份遗留下来的朝圣记录来自333年的波尔多(Bordeaux)，他只提到了两处君士坦丁在耶路撒冷修建的圣所。然而即使没有那些纪念性的圣所，一份现存的地图显示，在4世纪的时候，圣城也有34个朝圣之处。到了7世纪之时，耶路撒冷引人入胜的教堂主要包括骷髅地(Golgotha)上的圣墓教堂、圣锡安(耶稣与他的门徒食用最后的晚餐的地点)的众多教堂、圣智教堂(在这里基督被谴责和折磨)、羊门附近的毕士大池(治愈麻风病人和马利亚出生并度过童年之地)的教堂、约沙法谷(Valley of Jehosaphat)的教堂、客西马尼(Gethsemane)的教堂，以及橄榄山的教堂(升天之处)。参观了这些地方之后，旅行接下来的目的地就是伯大尼(Bethany，拉撒路的墓地)和伯利恒。朝圣者们在狄奥恺撒里亚(Deocaesarea)瞻仰天使报喜的圣椅，在迦拿(Cana)参观将清水变为美酒的罐子，在拿撒勒敬拜基督孩童时期的第一本笔记。

那些在圣所进行的纪念活动可以从一些容器上的图画得见，这些容器是用来盛放从圣城获得的受到祝福的圣物的。有一个现存于梵蒂冈的公元600年左右的木盒，里面盛放着少许从橄榄山和圣锡安获得的土壤、木片和织物。它的盖子是后期重制的。“第一手”圣物，如“真十字架”上的木片或殉道士的圣骨是十分有限的，但是“第二手”圣物(被称作brandea)，如与第一手圣物有关的圣油之类的东西却可以敞开供应，任由那些朝圣者装进自己的容器之中。

朝圣者包括那些虔诚的皇帝的捐赠、贡品和纪念品的售卖，如圣油瓶和圣物匣的收入以及土地的租售活动让那些圣所日益繁荣。许多朝圣者希望在圣地生活，并终老于此。他们为别人建造了收容所、教堂和修道院，并为自己在那里购置了房屋，选好了墓地。545年的一项法律表明，当时许多人“蜂拥来到耶路撒冷，希望参观我主的圣墓并用大价钱购买属于教会的房屋”。这些买卖活动带来的财富满足了那些贫病的朝圣者所需，后者成了圣城慈善机构沉重的负担。535年另一项法律表明“带有租赁权”的房屋的销售让教会获得了大笔收入，得以维持其慈善事业的职责。修道院承担了照管圣所，并为参观者提供食宿的责任。

除圣城之外，重要的圣所还有纪念亚历山大里亚附近的圣米纳斯(St Menas)、鲁萨法(Rusafa)的圣塞尔吉乌斯(St Sergius)、艾德萨的圣托马斯、塞琉西亚的圣西克拉、赫拉波利斯(Hierapolis)的使徒圣腓力(Philip)、欧凯塔(Euchaita)的圣狄奥多里、以弗所的福音书作者圣约翰、塞萨洛尼基的圣迪米特里，以及罗马的圣彼得和圣保罗等人的圣地。这些圣徒中的大部分都可以追溯到使徒时代，或是那些殉道士，尤其是在4世纪初戴克里先统治时期殉难的教徒。稍后出现的圣人是那些柱头修士，始祖是西蒙，他于5世纪生活在安条克东北的石柱上(40腕尺，约17.75米高)。459年他去世之后，人们在“西蒙的城堡”即他所居住的石柱处修建了一座大型的十字形建筑，朝圣者可以在这里得到护身符，那是一些用西蒙石柱附近的黏土制作的带有他画像的小片或小牌。同样，与耶路撒冷的铅制圣油瓶类似，在亚历山大里亚附近的圣米纳斯圣所和其他各地也出售黏土制作的圣油瓶，以供那些朝圣者盛放圣物(祝圣的油、水、土等)。

朝圣地的地理分布在356—357年发生了一些改变。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将路加、提摩太和安德烈的遗物运至君士坦丁堡的圣使徒大教堂供奉。这种做法很快传到了西部，米兰主教安布罗斯收集了更多使徒的遗物。最终，基督受难的重要遗物被从圣城集中到了君士坦丁堡，后者由此被称为“新耶路撒冷”。阿拉伯人在640年以前对黎凡特地区的征服没有完全中断国际朝圣活动，但是却削弱了它在拜占庭生活中的地位。10世纪拜占庭从对黎凡特地区部分性和短暂的再征服活动中获得了更多的圣物，如基督圣容圣布，它夺自美索不达米亚艾德萨城的亚巴伽(Abgar)国王，这一事件可见于同时期的圣像画。在拜占庭帝国中期，圣十字架的相关圣物广受欢迎，此时绝大多数的圣物匣中都装有“真十字架”的碎片，至少它们在形状上都是十字形的。源于塞萨洛尼基的圣迪米特里崇拜此时也十分盛行，他的圣像继续被用在圣物匣上。

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骑士将那些久负盛名的圣物从君士坦丁堡带回了西欧。在巴黎，新建的圣礼拜堂(Sainte Chapelle)被用来供奉那些最为重要的圣物，也就是荆棘之冠(Crown of Thorns)和其他基督受难的遗物。但是拜占庭人随即就补充了自己的藏品，并在15世纪时继续保持了对俄罗斯朝圣者的吸引力。

玛利亚·芒德尔·曼戈

第四章 伊斯兰教的兴起

罗伯特·霍伊兰(Robert Hoyland)

在描述阿拉伯人也就是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沙漠的居民时，拜占庭作家使用如下一些表述：“贪婪的骗子”“恶狼”“不能依赖和反复无常的民族”，以及“一个野蛮成性的民族”。这部分反映出一个定居国家对其周边未开化部族的偏见。阿拉伯人的家园大部分地区极为干旱，这意味着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维持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当然也会有一些例外。季风带来的降雨和当地出产的香料使阿拉伯半岛南部兴起多个王国，此外在叙利亚沙漠地区也出现过几个独立小国，有些是因为周边文明能够给它们带来贸易收入〔如纳巴泰(Nabataeans)和帕尔米拉(Palmyrenes)王国〕，还有一些是因为可以得到帝国的补助金〔如加萨尼德(Ghassanids)和莱赫米(Lakhmids)王国〕。但是对于大多数阿拉伯人来说，不隶属于任何国家是一种常态，并且所有的阿拉伯人，无论定居还是游牧，都以部落的形式组织起来，部落是以自助为基础的血缘群体。在缺乏法律强制机构的时候，个人不得不努力来为自己和自己的亲属寻求公正，正如一首阿拉伯诗歌说的那样——“我将用我的利剑洗刷自己的耻辱”。在拜占庭人眼中，除了粗鲁，阿拉伯人还有另一个更严重的缺点，就是他们在《圣经》中的祖先：因为他们是女奴夏甲(Hagar)的后裔，所以沦为低等民族，也就是“世上最可鄙和无足轻重的人”。

然而，伊斯兰教从阿拉伯半岛偏远的一隅、在一个阿拉伯人的手中兴起。当波斯皇帝科斯洛埃斯二世的军队正在席卷拜占庭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诸省时，一个名叫穆罕默德、来自阿拉伯古莱西(Quraysh)部落的男人开始在其家乡即阿拉伯半岛西北沿岸的麦加传教。他传播的信息，即“古兰”(Qur’an，其本意是“读诵”)，包括即将到来的末日、法律法规、反对异教徒的论争、犹太-基督教和阿拉伯先知历史的概述等，他特别强调要信仰唯一的真神，不把其他任何人与其相提并论。对于那些乐于接受他忠告的人，穆罕默德拟订行动计划。他们在麦地那组织穆斯林公社(乌玛，umma[1])，以“相信真神和末日”为口号联合起来。为了离开那些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他们进行迁徙(徙志，hijra)，并最终对那些人发动圣战(jihād)，以此迫使他们皈依正确的信仰，或迫使他们屈服。这一计划既简单又十分有效，在20年的时间内，穆罕默德使阿拉伯半岛北部绝大部分地区接受其传播的信仰。他的继任者阿布·伯克尔(Abu Bakr，632—634年在任)和欧麦尔(Umar， 634—644年在任)继承其功业，首先征服阿拉伯半岛其余地区，而后发动一系列的闪电战，占领整个中东。

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显赫的功绩呢？穆斯林的答案很简单：“这是因为神钟爱我们，并为我们的信仰感到愉悦，于是他给予我们统治所有宗教和民族的权力。”事实上我们必须称赞穆罕默德传播的那些信息，既简明，又具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持续被伊斯兰革命与改革者利用，时至今日一直如此。但是为什么7世纪的阿拉伯人如此虔诚地接受这个信仰？是否有些东西改变了阿拉伯半岛的现状，让那里的居民特别倾心于穆罕默德的教诲，或者说穆罕默德给那里长久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我们不能排除后一种假设。如上文所述，阿拉伯部落缺乏强制机构，使得它们几乎不可能组织大规模协调一致的活动。穆罕默德克服了这一难题，他给阿拉伯人指出的共同目标，极为适应部落氛围，即通过征服来推进神的事业(jihād fī sabīl Allah)。

然而，更常见的是，有些人认为它的革新性更多源自环境而非信仰本身。当然，近东地区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约一个世纪期间的确经历过一场大变局。松散的罗马和帕提亚帝国被超级大国拜占庭和伊朗取代，政治局势也逐渐向两极化发展，每个大国都在努力争取邻邦的忠心与支持。阿拉伯人既是两大帝国扩大影响力的受益者，同时也是牺牲者。他们可以得到资金和权力，但是却牺牲了自己的独立。此时出现许许多多的阿拉伯盟邦，最著名的是加萨尼德王国和莱赫米王国，他们分别与拜占庭和波斯结盟。我们对莱赫米王国知之甚少，但是知道加萨尼德人于6世纪在约旦和南叙利亚地区建立起颇具实力的政权。现今遗存的建筑和带有统治者姓名的铭文证实了这一点，当时的叙利亚文献也记述了他们对宗教事务的资助和仲裁。希腊和叙利亚文献都提及他们是站在拜占庭皇帝身旁“最虔诚和为基督钟爱的国王”，甚至还谈到他们的“王国”。而从其诗歌中，我们也能够看到他们一度强大。一首献给加萨尼德领袖的诗歌写道：“您难道没有看到吗？上帝赋予您多大的力量。每个国王都在您的脚下颤抖；因为您是太阳，他们是星辰，当太阳升起时，所有的星星都失去了光芒。”这些部落联盟权力的提升意味着，先前阿拉伯敌对部落之间的小矛盾，也就是“他们中间只有一个或一小部分人会被处死”，现在演变为激烈的正面对抗。我们可以看到，阿拉伯人的征服就是以这样一种冲突开始的，半岛西北部的阿拉伯人试图夺走加萨尼德联盟拥有的地位。

超级大国的冲突也产生了意识形态和政治两方面的影响。战争逐渐表现出更多的宗教特征，而宗教信仰的不同越来越频繁地和政治上的异见等同起来。在阿拉伯半岛的舞台上，这种趋势在南部最为引人注目，当时拜占庭的盟友，埃塞俄比亚君主入侵也门，并扶植起基督教国王，因为他得到报告称那里的基督徒正在遭受迫害。此外，商人也扮演着传教士的角色，将基督教、犹太教和摩尼教传遍整个半岛。这样，到穆罕默德时期，一神信仰的观念在阿拉伯半岛已经深入人心。它和伊斯兰教的兴起有什么关系还很难说，但是至少意味着穆罕默德的听众已经具备了这种概念。

最终，6世纪和7世纪早期暴发并一再发作的淋巴腺鼠疫导致“几乎整个世界都被摧毁了”。瘟疫最初出现在542年，同时期拜占庭人和波斯人正进行着一系列战争，后者占领了前者的许多省份。一位拜占庭历史学家在580年写道：“国家完全毁灭了，人民遭到奴役，流离失所，全人类都被卷入这场动乱中。”这些事件导致帝国东部沿海许多大城市规模缩小，而内陆小城镇则因人口密度较小和路途远等原因很少受到瘟疫和战火的波及。阿拉伯半岛西北部地区利用拜占庭内陆城市欣欣向荣的有利时机，优先发展起和内盖夫、拜勒加(Balqa)及哈弗兰(Hawran)地区的贸易。

总之，穆罕默德之前的一个世纪中，阿拉伯半岛在政治、宗教和经济上逐渐与拜占庭和伊朗这两个超级大国结合起来。然而，阿拉伯人依然保持着独特的文化和身份认同意识。这部分是因为其家园与众不同的生态环境和病态的国家结构。但是，这也要归功于逐渐增多的资源，尤其是帝国给予他们的资助，使得他们此时可以表现出这种差异。那些王国的首领开始称呼自己为“所有阿拉伯人的国王”，并且让人们编写诗歌以供他们娱乐，称颂他们的光荣。正是出于记录自己功业、撰写文书和族谱的目的，他们推动了阿拉伯手写字母的产生。因此很自然地，真神选择赐予穆罕默德具有“清晰的阿拉伯语音”的“阿拉伯人的诵文”。

这种和近东地区开化民族之间泾渭分明的意识让阿拉伯人在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时占尽先机。由于来自部落的民众行动迅猛且全民皆兵，因此在发动对定居国家的战争时经常取得胜利，然而由于在文明程度上的落后，被征服者常常会在文化上迅速将其同化。但阿拉伯人能够避免这一过程，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宗教和文化遗产，使得他们与外族人区分开来。此外，他们在征服之初与外界隔绝，待在军营里，并没有作为地主或农夫分散到当地被征服者中。用武力夺来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国家则把地租分配给穆斯林战士作为其薪饷。当然，阿拉伯人内部也有争端。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644—656年在任)就是被一些老兵刺杀的，他们不满新入教者损害自己的利益和裙带关系统治，遂引发内战，在战争中很多派别都争相表达对政府的观点。但是，阿拉伯人最终还是恢复团结，因为许多阿拉伯人认为，即使让一位不公正的统治者在位，也比内部纷争四起要好。

第一次阿拉伯内战的胜利者建立起倭马亚王朝(Umayyad Caliphate，661—750年)，他们立即着手建立帝国。他们建造行政设施、宫殿和清真寺；开垦沼泽地，修建灌溉设施，并开始进行土地普查。由于穆斯林统治者不在意非阿拉伯人的出身、信仰和阶级，这为有才能者提供了大展才华的机会。巴沙尔·伊本·巴德(Bashshar ibn Burd)的祖父就是土著土哈利斯坦人(Tukharsitan)，被俘后被送往巴士拉(Basra)，在那里他从事着泥瓦匠的工作。巴沙尔本人成为著名的宫廷诗人，他拥有显赫的地位，以至于他能够对其主人吹嘘“我的血统比其他任何人的都要高贵”。皈依伊斯兰教也不是必要的条件，例如阿塔纳修斯·巴·古玛叶(Athanasius bar Gumaye)是艾德萨人，他成为哈里发阿卜杜勒·马利克(‘Abd al-Malik， 685—705年在位)的兄弟、埃及总督阿卜杜勒·阿齐兹(‘Abd al-‘Aziz)的得力助手，但他依然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而且，那些战俘和流亡到伊斯兰城市里的人终日和穆斯林朝夕相处，他们皈依伊斯兰教也是件很正常的事情，正如他们先前的教友不无悲伤地写道：“许多教会中人将要放弃正确的信仰……他们没有受到任何强迫、鞭笞和殴打。”这样一群面貌各异的人进入伊斯兰教圈子，他们来自不同的种族、信仰不同的宗教，还属于不同的哲学派别。他们给发展初期的伊斯兰世界带来显著的多样性和活力，拜占庭人现在不得不面对一个在自己原有领土上生根发芽但充满敌意的新文明。

在此后几个世纪中，这两大文明势力的冲突成为双方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起初，双方都想彻底地消灭对方。进而，阿卜杜勒·马利克在耶路撒冷圣殿山上修建圆顶清真寺，铸造带有穆斯林信仰标记的货币，还规定阿拉伯语为这个新帝国的官方语言，这些行为清楚地表明，伊斯兰帝国绝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同样，穆斯林在8世纪早期试图攻占君士坦丁堡时遭遇的惨痛失败也让他们意识到，拜占庭人不是那么容易被取而代之的。于是，沙场上的厮杀变成例行公事般的仪式，而战争逐渐变为口舌之争。然而，在双方的互相谩骂中，偶然也会出现富有成效的交流和罕见的曙光，正如牧首尼古拉斯致哈里发穆克塔迪尔(Muqtadir， 908—932年在位)的信中所言：“世界上有两大势力，那就是萨拉森人和罗马人，我们卓然而立，宛如苍穹中两颗耀眼的明星；因此，尽管有不同的习惯、风俗和宗教信仰，我们必须像兄弟那样和平相处。”

[1] 乌玛一词源出苏美尔语。在古代阿拉伯，它意为伦理和宗教的共同体，或指具有某种身份和特征的人的共同体。该词在《古兰经》中经常出现。

第五章 生存斗争(641—780年)

沃伦·特里高德(Warren Treadgold)

这一时期可以称为拜占庭历史上的“黑暗时代”：这个时期充满了军事失败、政治动荡、经济衰退、教育颓废。但是这个时期留给现代历史学家的记载非常少，证据相当缺乏，以至于我们常常面临困境，不仅难以重建事件发展的过程，无法评价领袖人物的个人品性，而且不能看清发展变化的整个轮廓。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拜占庭帝国究竟是如何设法从阿拉伯人的进攻中完全幸免于难的。

如果根据那些古老帝国的先例来判断的话，拜占庭帝国早就应该灭亡于阿拉伯人的进攻之下了，它们均遭受到许多为打造其世界霸权之最初温床的民族的入侵。这种推论在西罗马帝国遭到日耳曼人进攻和迦太基遭到罗马人进攻的先例中可以得到证明，在最初波斯帝国遭到亚历山大领导的希腊人进攻的先例中也可以得到证明。这些古老的帝国没有一个在遭到第一次决定性的失败后还能坚持一百年以上。

当希拉克略去世时，拜占庭帝国看起来已相当脆弱。阿拉伯人已经夺取了帝国的叙利亚、巴勒斯坦、两河流域的部分领土和埃及的大部分地区。拜占庭帝国还没有从对波斯战争的破坏中恢复。帝国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赢得这场战争，但战后的帝国混乱不堪，穷困潦倒，几乎破产。帝国的领导也极为糟糕，因为希拉克略让他的两个儿子继承皇位，长子君士坦丁三世(Constantine Ⅲ)罹患肺结核，奄奄一息，幼子希拉克罗纳斯(Heraklonas)则被其不得民心的母亲马尔提娜(Martina)控制。仅仅三年后，帝国便陷入内乱。

君士坦丁三世仅仅在位三个月便去世了，马尔提娜和15岁大的希拉克罗纳斯继位。但是君士坦丁堡很多人早就认为马尔提娜嫁给她的叔叔希拉克略是乱伦和不合情理的，而希拉克罗纳斯则是个私生子。无论如何，按照罗马和拜占庭帝国的习惯，皇位通常不是由哥哥传给同父异母的弟弟，而是由父亲传给儿子；君士坦丁三世留下了一个儿子君士坦斯二世，他并不比希拉克罗纳斯小多少。希拉克罗纳斯及其母亲爬上皇位只有6个月，便被军队总司令、亚美尼亚将领瓦伦提努斯(Valentine)推翻，他得到君士坦丁堡暴民的帮助。

瓦伦提努斯没有杀掉这个女人和她的儿子，而是采用以往对被废君主的惩罚办法，割去马尔提娜的舌头和希拉克罗纳斯的鼻子，作为他们被废黜的标志。而后，他宣布拥立君士坦斯二世为帝，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这个11岁大的皇帝，成为皇位背后掌控权力的人。与此同时，阿拉伯人完成了对埃及的占领，并洗劫了亚美尼亚和安纳托利亚地区。当瓦伦提努斯企图获得与君士坦斯二世共治的皇帝称号时，忠于合法皇帝的暴民杀死了这个篡位将军。

君士坦斯二世在将近13岁时，终于自己掌控了皇权，但帝国各个地区的形势仍然危急。安纳托利亚和亚美尼亚正处在阿拉伯人进攻之下，非洲和意大利的拜占庭属地流行起义暴乱，几乎处于半独立状态。促使阿拉伯人放缓扩张速度的只是他们需要整顿和平息已经征服的地区，特别是波斯地区。没有人对年少的君士坦斯二世抱有多大的信心，事实上他刚刚开始统治，似乎毫无疑问需要依靠其顾问和将领。

阿拉伯人于654年占领亚美尼亚后，迅即开始进攻安纳托利亚，洗劫该地区主要城市，同时以新建的强大舰队劫掠塞浦路斯岛、罗德岛和克里特岛。次年发生的一场阿拉伯人内战给了拜占庭帝国喘息的机会。因为内战，双方订立正式停战协议，阿拉伯人甚至还支付贡赋。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拜占庭人能够在和约到期后阻止阿拉伯人的扩张与屠杀。拜占庭帝国在丧失掉如此广阔的领土和如此众多的纳税人特别是埃及的主要粮仓以后，肯定极度缺乏金钱。其防务需求比其他任何方面的需求都更迫切，而帝国似乎无法满足其所需要的金钱开支。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极度匮乏的史料开始使用希腊化的名称来称呼帝国的五支主要军队及其驻扎的军区。这些军队和它们的军区被统称为“塞姆”(themes， themata字面上的意思是“军营”)，它们的司令官为“将军”(strategoi，除了奥普西金军区称为伯爵外)。这些军区的起源问题没有太多的争论：它们显然就是以前帝国的陆军。奥普西金军区合并了以前的两支近卫军(Praesental)部队，而安纳托利亚军区、亚美尼亚军区和色雷斯军区则是以前的东部军队、亚美尼亚部队和色雷斯部队，它们都是从各自以前的前线位置后撤到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新营区来的。只有卡拉比斯(Carabisian)军区的起源存在争议；最合理的推测是，该军区的将士以前都是水兵，来自以前的伊里利亚(Illyricum)部队。

现代学者主要争论的问题是，这些新建立的军区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们拥有的最早的清晰证据来自9—10世纪——在这一时期我们的史料来源得到明显改善。当时这些军区的将士主要不是靠6世纪或更早期那样的现金军饷来支撑和装备的，而是靠位于其军区内特定最小价值的小块土地经营来供养的。问题是，这些最初出现在7世纪的军区是否多多少少具有它们后来的形态，或者只是通过某些变革的过程才具有这样的形态？

没有任何资料提到过军役土地是在什么时候按照什么方法分配授予的，它们的最小价值也只是在10世纪的立法文件中提到过。另一方面，使用颁授土地来供养将士明显是为了节省金钱。但是帝国在9或10世纪的时候没有节省开支的特殊需要，但在7世纪中期确实有这样的需求。当时，帝国继承自前代的广大地产应该还可以用来分配。非常明显的是，到9世纪时，这些地产就变得不太重要了，军役土地已经变得十分广阔。这样得出结论的要点在于，帝国地产是在7世纪中期，很可能是在659—662年与阿拉伯人订立和约期间，作为军役土地被颁授出去的。

授予将士军役土地不仅缓解了政府现金短缺的问题，而且还带来了其他后果，既有有利的，也有不利的。有利的一面是，随着军区逐渐覆盖几乎整个帝国，每个重要地区都驻扎了保卫它们的将士，他们具有保家卫国的强烈意愿。对当局不利的是，一旦将士逐渐做到完全自给自足，他们就没有理由再服从皇帝，而且非常容易发动反对皇帝的起义。尽管君士坦斯二世未必预见到这两方面的后果，但是他很快就见识到了它们发挥的作用。

662年，君士坦斯二世率领大部队乘船前往西方。他留下尚且年少的儿子君士坦丁四世(Constantine Ⅳ)统辖君士坦丁堡，笃信无疑地认为自己像他这么大的时候已经承担起更重的责任。君士坦斯二世拜访罗马主教后，在西西里建立起自己的总指挥大营。他千方百计遏止非洲和意大利的拜占庭领地趋向独立，并尽可能地向那里的将士颁授军役土地。在他离开君士坦丁堡期间，结束内战的阿拉伯人重新返回攻击。但他们遭遇到比以前更顽强的抵抗，可能主要来自军区。但是到668年，亚美尼亚军区的“将军”自立为帝，随同君士坦斯二世前往意大利的奥普西金军区伯爵刺杀了皇帝，也自称为皇帝。

很少有几个相对重要的历史人物像君士坦斯二世一样只留下很少的文献，他活了37岁，但却统治了二十七年。他在坚守正统信仰的拜占庭人中名声并不太好，因为他拒绝谴责“一志论派”，还迫害该派的死对头罗马主教马丁一世(Martin Ⅰ)和“告白者”马克西姆斯(Maximus Confessor)，事实上他是因为他们煽动意大利和非洲的叛乱而惩处他们的。但是无论如何，君士坦斯二世成功地保卫了一个在他接掌的时候似乎注定要灭亡的帝国。如果他确实是军区的建立者而且还是军役土地颁授制度的制定者的话，那么他就为拜占庭帝国创造了一种能够与阿拉伯人进行长期斗争的灵活、廉价且高效的工具，这种斗争早就开始了。

军区容易发生兵变，但是事实上叛乱并不总是造成灾难。亚美尼亚军区“将军”死于骑马意外事故后，该军区的兵变随即结束，而前往西方的远征军部队接着就逮捕了刺杀君士坦斯二世的凶手。君士坦斯二世的儿子君士坦丁四世尽管只有20岁，但是已经像其父亲一样老练地进行着统治，他已经在东方统治了六年之久。他乘船前往西西里，建立起自己对西方的控制权，并处死杀害其父亲的凶手。君士坦丁四世于次年返回东方，并带回了君士坦斯二世远征军的东方兵团。

皇帝需要回到东方，因为阿拉伯人的威胁变得更加严重。阿拉伯人已经乘亚美尼亚军区兵变之机夺取了某些边境地区，他们此时开始策划对拜占庭的非洲领地、西西里和安纳托利亚发动陆地和海上攻击。最糟糕的是，他们开始对君士坦丁堡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的洗劫。袭击者以附近的基兹库斯(Cyzicus)海港为基地，先于670—671年在此过冬，而后于674年重返并无限期驻扎此地。尽管他们几乎完全没有可能攻克首都高大的城墙，但是他们的袭击抢劫还是牵制住大量的拜占庭军队。同时，从基兹库斯海港出发的袭击部队肆意抢劫，另外一些阿拉伯人则夺取了奇里乞亚和罗德岛，而伦巴德人占领了更多拜占庭的意大利领地，斯拉夫人则包围着当时帝国的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

君士坦丁四世撑过三年艰苦的岁月后，决定冒险发动反击阿拉伯入侵者的战斗，特别是因为他掌握着一种新式武器。从叙利亚来的基督教难民发现了一种我们称之为希腊火的配方，它能够在海面上燃烧并烧毁所有经过的船只。677年，拜占庭舰队进攻阿拉伯人的舰队，就是使用希腊火烧毁了许多舰船，将入侵者击退回哈里发老家。而一场风暴接着击沉了剩下的大部分船只，同时奥普西金军区、安纳托利亚军区和亚美尼亚军区痛歼阿拉伯陆军。拜占庭人取得了之前对阿拉伯人作战从未有过的重大胜利。

君士坦丁四世与阿拉伯人订立和约后，首先收复罗德岛，之后击溃塞萨洛尼基附近的斯拉夫人，并处理“一志论派”的问题(他父亲对此曾放任自流)。非洲和意大利的人们长期厌恶这种教义，此时由于亚美尼亚地区的丢失，该教义甚至在帝国东部地区也没有几个追随者。680—681年，皇帝召开新一届基督教大公会议即第三次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大会经过一年的深思熟虑，谴责了“一志论派”教义，宣称基督拥有完全的人性和完全的神性，其两种意志符合其神、人两性。这个定义解决了关于基督的正统官方信条中最后一点模糊不清的问题。拜占庭教会此后争论的问题将与基督教核心信仰关系不大了。

同时，大批被称为保加尔人的突厥人尾随其突厥同胞哈扎尔人(Khazars)从东方迁徙而来，他们渡过多瑙河，移居到色雷斯地区。他们不断占领斯拉夫人定居地区，并且不服从拜占庭人的控制，君士坦丁四世认识到，这些保加尔人将成为制造麻烦的邻居，因此派军队驱逐他们。起初，他迫使他们退回多瑙河下游三角洲地区。但是当他遭受痛风袭击时就不得不退出战场，拜占庭军队因此发生恐慌，大举溃退，被保加尔人击败。

保加尔人随即在色雷斯北部地区定居下来，夺取了几个属于拜占庭人的沿海城镇。君士坦丁四世与其达成和约，承认这些新来的边境居民，并建立新的色雷斯军区来防卫他们，该军区紧邻奥普西金军区的领土。他肯定已经感觉到，当时帝国能够应付一场持久的消耗战争，但他还不能洞察并预见到这支保加尔人将比阿拉伯人更长久地威胁帝国。

君士坦丁四世很快取得了对抗阿拉伯人的新胜利，因为阿拉伯人自己在内战中相互厮杀不断。他应亚美尼亚人的请求，恢复了拜占庭帝国对亚美尼亚大部分领土的保护权，并收复奇里乞亚和在其统治初期丧失的边境地区。685年，就在他去世前夕，他与阿拉伯人订立了另一个停战协约。他绝不比他的父亲有丝毫的逊色，他取得了同样的成功，同样克服了可怕的困难。在他能够做到的时候他避免了战争，成功地处理了阿拉伯人、保加尔人问题，并赢得了臣民的信赖。他去世时还很年轻，但是却寿终正寝，在当时这本身就是一件功德圆满的事情。

君士坦丁四世16岁的儿子查士丁尼二世成为第四位在青少年时期就执掌权力的皇帝。他像其父亲和祖父一样有能力，但是在对付阿拉伯人暂时中止的袭击和屠杀时对帝国的未来更为自信。他认为帝国作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必将继续存在，然而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帝国远比哈里发国家虚弱得多。他知道与他同名的查士丁尼一世取得过大量的政绩，这显然使得他在自己的计划中抱有过度的雄心。由于我们的资料不足，很难对他做出判断，虽然有关他的史料比以前多些，但是这些史料对他的记述显然不公平。

查士丁尼二世没有正式废除其父亲与吵闹不休的阿拉伯人的和约，并保持斗争中的优势地位。他强化对亚美尼亚地区的控制；通过与哈里发的和约，从叙利亚接纳了一些基督教山民。这些被称为“马代特人”(Mardaites)的山民曾经长期袭扰哈里发国家。查士丁尼二世将他们编入卡拉比斯军区，可能也有部分作为水手被编入他在希腊新建的希腊军区。他与色雷斯地区的斯拉夫人作战，俘虏了大量战俘，并将他们作为士兵编入奥普西金军区。

这位皇帝似乎愿意重新调配民众，因为他曾将大量塞浦路斯居民迁移到基兹库斯周围的荒芜地区，在此重新建立居民区，并命名为查士丁尼城。之后，他发动对阿拉伯人的战争。691年，他发行印有基督胸像的钱币，还要求阿拉伯人用这种钱币缴纳贡赋。随着阿拉伯人的内战结束，哈里发拒绝使用这种钱币，并入侵安纳托利亚地区，当心怀不满的斯拉夫士兵叛逃离开他时，拜占庭军队遭到败绩。不久后，亚美尼亚人也向阿拉伯人投降。

此后，查士丁尼二世决定通过战争以外的其他手段寻求荣耀。他召集被称为“五六会议”的大众会议，因为会议计划完成第五次和第六次大公会议的任务。但是这次会议不包括西方主教，同时因为采用多种西方教会不使用的东方教会礼仪而惹恼了西部的臣民。皇帝还在君士坦丁堡皇宫增修新建筑。查士丁尼二世的军事作战已经迫使他征收更严厉的税收，甚至没收富有臣民的财产，其建筑工程更进一步增添了额外的勒索。

695年，一些怨气十足的贵族策动了宫廷政变，推翻查士丁尼二世，削掉他的鼻子，推举了一位他早先冷落的将领利奥提乌斯(Leontius)代替他。这次政变是个凶险的预兆。尽管查士丁尼二世有时粗鲁莽撞，但总体上看，他还是有能力的，而且他享有明确的皇位世袭权。利奥提乌斯虽然非常聪明且精力充沛，但是他却成为拜占庭历史上第二个废黜合法皇帝的人，那位制造灾难的前辈是602年的福卡斯。缺乏强有力的君主使得军区发动兵变的危险极度严重，特别是在阿拉伯人重新崛起的时候。

不久，哈里发对拜占庭的非洲属地发动袭击，其军队于697年夺取迦太基城。利奥提乌斯立即派遣一支海军远征军收复该城，并取得胜利，但是，阿拉伯人于次年再度驱逐拜占庭军队。战败的拜占庭军队从海上撤回克里特岛，他们难以承担战败的责任，于是拥立卡拉比斯军区的将领为皇帝。尔后，兵变部队乘船驶往君士坦丁堡，包围首都，强行进入该城。他们割掉利奥提乌斯的鼻子，并拥立他们自己的皇帝，即提比略三世(Tiberius Ⅲ)。

由于提比略三世找不到任何理由证明其篡位的合理性，因此就设法通过袭击阿拉伯人控制下的叙利亚来取得轻而易举的胜利。哈里发在完全占领拜占庭的非洲属地后，对帝国东部边境地区发动攻击，以示报复。702年，亚美尼亚人发动反对哈里发的叛乱，尽管提比略三世尽了最大努力，阿拉伯人还是很快占领了亚美尼亚和周围的拜占庭领土。同时，被废黜的皇帝查士丁尼二世从拜占庭在克里米亚的属地，也就是他的流放地逃了出来，先是投奔哈扎尔人，而后投奔保加尔人。在这里，保加尔汗王派遣一支由他率领的军队进攻君士坦丁堡。查士丁尼二世设法进入都城，逮捕提比略三世，并恢复了自己的皇位。

残疾与流放并没有改变他的坏脾气，但在恢复皇权以后，查士丁尼二世的为人处世比预期的更为谨慎。他处死了提比略三世和利奥提乌斯，用他自己的例子表明，身体残缺并不足以废黜一位皇帝。不久，他就被卷入对阿拉伯人的战争，并与新近的盟友保加尔人开战。他一直保持不败，直到他原来的流放地克里米亚在哈扎尔人的帮助下发动反叛他的起义。他派去镇压克里米亚起义的海军远征军(可能包括卡拉比斯军区)联合反叛者拥立菲利皮库斯(Philippicus)为新皇帝。711年，菲利皮库斯从海上进攻君士坦丁堡，推翻并杀死查士丁尼二世。

迄今为止最后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篡位者菲利皮库斯极力否定并取消反“一志论派”的第六次大公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在其老家亚美尼亚非常不得人心。但他在与阿拉伯人和保加尔人的战争中败多胜少，两年后就被奥普西金军区伯爵废黜刺瞎。然而，帝国的首脑巧妙地控制了朝廷，现在又轮到他被废刺瞎。这位首脑，阿纳斯塔修斯二世(Anastasius Ⅱ)为自己加冕，成为拜占庭帝国的新皇帝。他是个能力超群的人，能够证明自己不是反叛者，而且在事实上是他惩罚了篡位者。然而，在经历了五次叛乱政变后，推翻皇帝的行为几乎变得司空见惯了。

到这个时候，哈里发眼见拜占庭陷入这般混乱，便计划彻底占领君士坦丁堡。阿拉伯人沿海岸进军，通过安纳托利亚内陆地区。阿纳斯塔修斯二世加强首都防务，并于715年派遣军队前往罗德岛进攻阿拉伯人。然而，这支军队一抵达那里，一些来自奥普西金军区的将士便发动了反对阿纳斯塔修斯二世的兵变——可能是为了报复他于两年前刺瞎他们的伯爵。

叛乱者返回并包围君士坦丁堡，拥立不大情愿的狄奥多西三世(Theodosius Ⅲ)为帝。虽然阿纳斯塔修斯二世同意逊位并成为修道士，但是随着阿拉伯人蜂拥席卷安纳托利亚地区，安纳托利亚和亚美尼亚两军区拒绝承认狄奥多西三世。它们拥立安纳托利亚军区“将军”为皇帝，称为利奥三世。面对越来越严重的骚乱，狄奥多西三世也于717年退位成为教士，利奥三世进入君士坦丁堡，阿拉伯人紧随其后。

利奥三世接任的这个帝国是一个在22年间爆发了7次政变、刚刚结束内战的国家，其都城正面临从来没有遭遇过的可怕攻击。他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备战迎击强大的阿拉伯陆军和海军。据说这支军队有12万名将士和1800艘舰船，他们兵临城下，把都城团团围住。阿拉伯人建立的军事大营布满陆地城墙一线，他们的舰队则从海上封锁整座城市。如果首都失陷，那么安纳托利亚其他地区也将沦陷，不用很久，帝国的其他地方也将失守。

然而，阿拉伯舰队刚刚抵达，拜占庭人就使用希腊火对其发动袭击。阿拉伯人遭到损失后将残余的船只龟缩在港口内，这样拜占庭人得以从海上向首都提供补给。利奥三世曾与保加尔汗王结盟，他们派遣部队不断袭扰阿拉伯人的辎重部队。要为如此庞大的阿拉伯军队提供食物供给是极端困难的事情。这年冬天非常寒冷，阿拉伯人在军营中遭受着异常降雪和寒冷的折磨，许多围城将士死亡。

718年春季，哈里发派遣新的部队和舰队前来增援。但是舰队一抵达，许多来自非洲(如埃及)的基督徒船员便投向皇帝。利奥三世在增援部队接近君士坦丁堡时发起伏击战，使其残余部队甚至还没有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便落荒而逃。残余的围城部队继续遭受饥饿、疾病和保加尔人袭击的折磨，被迫在围城13个月后撤军而去。虽然他们的军队经过安纳托利亚时没有遭遇攻击，但是其舰队的大部分舰只被风暴、拜占庭人的攻击击沉，还有爱琴海火山的猛烈喷发——当时他们的舰队刚巧经过那里。正是灾难性的失败造成的阴影，使得阿拉伯人再也不敢发动夺取君士坦丁堡的重大尝试。

即便拜占庭帝国幸免于难，度过了阿拉伯人造成的最艰难的岁月，但是帝国的麻烦还远没有结束。哈里发国家还远比帝国强大。尽管利奥三世坦承其胜利不仅来自运气，还由于他的天才和果敢，但是就在第二年，被废黜的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二世又在奥普西金军区和保加尔人的支持下，试图推翻他的统治，而且几乎得手。拜占庭在意大利的属地也在君士坦丁堡被困期间发动起义，包括撒丁尼亚(Sardinia)在内的部分地区从此永远摆脱了帝国的控制。拜占庭帝国试图收复一些东部边境地区的努力也未见成效，阿拉伯人不久就像先前一样，恢复了对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侵扰。

如同许多拜占庭人一样，利奥三世似乎早就把拜占庭帝国自阿拉伯人兴起后的厄运归之于上帝的愤怒，但是他还是无法肯定帝国在哪些方面惹恼了上帝。最初，利奥三世强制帝国内的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可能就是在726年春季，他颁布简短的法典《选编》(Ecloga)，该法典包括很多体现《圣经》思想的法规，例如对同性恋者判处死刑(《罗马人书》1:24～32)，对其他许多罪犯处以残害肢体的惩罚(《马太福音》5:29~30，《马可福音》9:43～48)。利奥三世最初还认为拜占庭人崇拜圣像的习惯可能违背了《圣经》严格禁止偶像崇拜的戒律。于是，在726年夏季爱琴海火山喷发后，利奥三世命令其卫士们摘下了大皇宫门前的基督圣像。(参见第六章。)

皇帝虽然对这个举动引发的骚乱感到非常震惊，但是他似乎于同年颁布了毁坏圣像的法令。727年，卡拉比斯军区和希腊军区都发生了反对他的兵变，可能就是因为这道法令；但是皇帝击溃了叛乱部队。730年，他禁止一切圣像。牧首辞职以示抗议，罗马主教格里高利三世(Gregory Ⅲ)宣布毁坏圣像为异端，公开与拜占庭帝国决裂，实际上就是宣布其独立。利奥三世派遣海军远征罗马，但遭到失败，他随即剥夺了罗马主教对意大利南部和希腊地区的宗教管辖权，将这两个区域划归君士坦丁堡牧首教区管辖。毁坏圣像在政治方面损失惨重，于是利奥三世通过740年入侵阿拉伯的胜利来进行弥补。

741年，利奥三世没能继续维持统治，寿终正寝。在他之前的6个皇帝都没能做到这一点，显然他已经改写了他们的纪录。他在阿拉伯人对君士坦丁堡实施可怕的围困期间保持镇定，此后又缓慢地恢复帝国的防务。如果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君主，那么至少是个良好的帝王，他在发动毁坏圣像运动时还是实施缓和的措施，以限制运动造成的不利影响。他是自君士坦斯二世这位遭到刺杀的皇帝后在位时间最长的，他将皇位留给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五世，后者当时22岁，已经到了进行统治的年龄。

利奥三世至少打破了政变反叛的怪圈，这个恶性循环曾鼓励阿拉伯人使其认为能够摧毁帝国。同时，他还找到了解决军区反叛这个难题的办法，虽然并不持久。在他去世后的几个月内，他的继承人君士坦丁五世就遭到他的女婿，同时也是奥普西金军区伯爵的阿塔瓦斯多斯(Artavasdos)的攻击。阿塔瓦斯多斯击溃君士坦丁五世，夺取君士坦丁堡，并一直坚守这个城市达两年之久。而后君士坦丁五世设法围困君士坦丁堡并迫使阿塔瓦斯多斯因饥饿而逃跑，君士坦丁堡被收复。743年反叛者被逮捕刺瞎。

平息叛乱后不久，皇帝解散了阿塔瓦斯多斯统治下的奥普西金军区，这个帝国最大的军区已经多次发动兵变反叛。皇帝公开调遣该军区一半以上的将士组建6个被称为“旅团”(tagmata/regiments)的新部队。它们驻扎在首都及其周围，还有的守卫奥普西金军区和色雷斯军区。其中三个主要的旅团是禁卫军(Scholae)、警戒部队(Excubitors)和卫戍部队(Watch)，它们曾是皇帝的近卫军，后来变得不太重要了。它们的指挥官大多是本国将领，直接对皇帝负责。

即便君士坦丁五世建立的旅团极大地削弱了奥普西金军区的力量，但是如同君士坦斯二世曾为省钱而建立军区一样，这些旅团也像军区那样逐渐出乎意料地掌控军事优势。当旅团将士也像其他军区将士一样持有军役土地时，他们就成为更机动的部队了，并更倾向于进行比边境巡逻更具进攻性的战斗。君士坦丁五世就是动用这些部队首次征服色雷斯前线地区的斯拉夫人，而后俘获大批阿拉伯边境地区的基督教居民，将他们迁徙至色雷斯的新收复地区。

君士坦丁五世创立旅团部队及依靠它们取得的胜利使他赢得军队大部分将士的拥戴，但是他从父亲那里沿袭的毁坏圣像政策又使他在帝国许多民众中特别是在海外不得人心。751年，伦巴德人占领拉韦纳及其周边的总督区(Exarchate)。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的统治因此转移到很远的南部地区，这里已经建立了西西里军区，以及事实上独立自治的几个飞地，如那不勒斯和威尼斯。毁坏圣像运动使拜占庭帝国不仅与整个西部教会分裂，而且也与东部的几个东正教主教区分裂。君士坦丁五世没有丝毫的惧怕，他于754年召集一次大公会议，宣布崇拜圣像为异端行为。

君士坦丁五世在色雷斯的扩张虽然只是牺牲了斯拉夫人，但是却让附近强大得多的保加尔人大为警觉。他们开始跨越边界进行洗劫。759年，君士坦丁五世发动大规模反击战，在一场血腥的战役中打败保加尔人，迫使他们签订和约。当保加尔人于四年后拒绝履行和约时，君士坦丁再度发动攻击，并在正面决战中取得胜利。766年，他决定再次发动对保加尔人的远征，只是由于其舰队遭到风暴而作罢。他虽然没有在战场上失利，但是却损失了大批人马而没有获得任何好处。

君士坦丁五世返回君士坦丁堡时发现，崇拜圣像派正策划一场反对他的可怕的宫廷阴谋。其元凶首恶竟然是他最得力的朝廷命官和军队将领，包括奥普西金军区和色雷斯军区的“将军”，以及警戒部队长官(Domestic of Excubitors)。君士坦丁五世处死或刺瞎了他们中的很多人，次年又以策划阴谋罪处死了君士坦丁堡牧首。君士坦丁五世还任命更忠实的新官员，加强迫害圣像崇拜者，重用圣像破坏者。

虽然阿拉伯人再度袭击安纳托利亚，但是君士坦丁五世却重点攻击保加尔人。774年，他再次击败他们，但是次年春季另一场风暴再度摧毁了他派去打击他们的舰队。之后，保加尔汗王欺骗性地向他套取了拜占庭帝国打入保加尔人内部的间谍名单，随后将他们全部杀害。君士坦丁五世亲率大军于秋季向保加尔人发动进攻，但是尚未抵达保加尔人疆界就突然得病并很快去世了。

君士坦丁五世是个能干的将军但不是个聪明的外交家，他在其臣民中赢得广泛的好评，但招来崇拜圣像派强烈的仇恨，而他们在教会和官僚机构中仍然占据着明显的多数。尽管他仓促强化毁坏圣像派势力，忽略了西部事务造成帝国永远丧失了意大利中部属地，但是他创建旅团制度，在色雷斯地区多次取得对保加尔人的胜利，并对吵闹不休的阿拉伯人的领土进行了几次轻而易举的袭击。在他的两大遗产中，旅团的力量比毁坏圣像造成的分裂坚持得更持久。

当参加仪式的人群从君士坦丁五世的小儿子利奥四世面前走过时，皇位继承就平静地完成了，这是自641年以来第二次顺利继位。尽管君士坦丁五世的敌人散布流言说他有同性恋倾向，但是他结过三次婚，除利奥四世外还留下5个儿子。利奥四世继位后的那一年，不得不镇压其近卫军发动的政变，他们阴谋让他的一个兄弟取代其皇位。这位皇帝采取措施，任用僧侣，甚至包括一些私下崇拜圣像的教士为主教，以便缓和其父亲毁坏圣像政策引起的情绪。但是当利奥四世于780年发现其家族成员中竟然有人给他的妻子伊琳妮提供圣像时，便勃然大怒。他严惩这些成员并将伊琳妮打入冷宫。但此后不久，利奥四世竟然在可疑的环境下神秘死亡，留下伊琳妮来辅助他们的幼子进行统治。

到780年，拜占庭帝国已经从军事失败和内乱不断的可怕时期进入统治相对稳定安全的时期。帝国给阿拉伯人造成的损失是灾难性的，但是保加尔人特别是阿拉伯人仍然是可怕的敌人。拜占庭皇帝在经历如此多次成功政变的威胁后，仍然处于巨大的危险中，比他们在公元602年前的状况有过之而无不及。皇帝在军区和旅团制度中找到了得以保护其帝国大部分疆域的办法。军区一旦划分为更小的单位，就不太容易叛乱，或者不再像过去那样流行兵变。尽管拜占庭帝国能够预见到未来会有许多麻烦，但是至少到此时，它不再被迫为生存苦苦挣扎。迫在眉睫的垮台、动乱或被外敌彻底征服的威胁已经成为过眼烟云。在经历了如此多危险后，安全稳定的顶点还远没有达到。

社会结构的演变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拜占庭帝国一样在这个时期遭受如此灾难性的损失后还能幸免于难继续存在。其丧失的领土包括叙利亚、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亚美尼亚、北非和意大利及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拜占庭帝国的主要疆域只剩下安纳托利亚的全部；其三个大都市君士坦丁堡、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只剩下了第一个。与这些失去的疆域一起失去的还有几乎全部的“一性论派”信徒和讲拉丁语、叙利亚语及科普特语(Coptic)的居民。8世纪的帝国与6世纪那个更为多样性的帝国不一样，其绝大多数居民都是察尔西顿(Chalcedonian)派基督徒，他们讲希腊语，多数住在农村。同时，它还是个相当繁华、人口稠密和安全稳定的国家，比它在6世纪时更为舒心。

人们对这些更宽泛的一般情况做出合理肯定的同时，描述这个时期拜占庭历史更详细的细节就比较困难了——多多少少存在争议。我们拥有的成文史料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它们提供不了多少拜占庭帝国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描述。考古学家提供的有关拜占庭文物的报告支离破碎，形成的意见和通常人们具有的模糊不清的看法也差不多。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拜占庭帝国在7世纪期间就是个组织良好的国家，与早期的罗马帝国没有根本区别；另一些历史学家则坚持说拜占庭帝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是一个没有组织的社会，更像是早期中世纪的西欧。

最糟糕的难题是，这个争议实质上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我们掌握的只是非常少的统计资料证据。考古学似乎证明了8世纪拜占庭大部分人口稠密地区的城市人口数都衰落到只有6世纪的一半多一点；但是值得怀疑的是，这个发现支持的究竟是争议的哪一方面，特别是在大部分拜占庭城市继续存在的情况下。坚持说拜占庭帝国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学者援引7世纪中期考古遗址发掘的货币突然急剧减少的现象；而那些认为拜占庭帝国的发展更具有连续性的学者则注意到军队规模比较大和军饷数字比较高的记载，这个证据的重要性和可靠性是有争议的。

尽管一个合理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真相大概就存在于两个极端观点之间，但我们拥有的这类统计证据支持认为拜占庭帝国的发展更具连续性的观点。持反对意见的人只能集中否定那些证据，他们认为，从极不相同的史料中得出的几个数字概括总结出来的趋势完全是巧合。至于说公元659年以后货币发掘数量的减少，这种突然性似乎说明出现的不是一种渐进的社会变革而是突然的管理制度的变革，最有可能的是军役土地颁授取代了大部分军饷，就像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样。

面临威胁帝国生存的持续军事压力，政府当局被迫优先供养军队。鉴于领土的丧失，帝国做得非常成功。565年的拜占庭军队还相当稳定地记录为15万人。到了641年，领取军饷的数字表明其军队仍有10.9万人。这意味着，拜占庭帝国依靠大约一半的土地供养着相当于565年四分之三的将士。而且，到773年，拜占庭军队据说总共有8万人。这意味着用不足565年三分之一的土地支撑着相当于565年一半的军队。尽管773年的军队人数受到质疑，但是9世纪的数字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任何更少的军队人数都无法解释为何拜占庭帝国能在阿拉伯人的攻势下幸存下来。

拜占庭帝国领土的丧失和军队将士少得多的损失之间的矛盾现象似乎表明，希拉克略及其后继者提出的战略运行良好，也就是把将士安全撤回，而不是冒险地让他们试图守住边界。它还表明，帝国在没有向失陷地区和民众征收税赋的情况下成功地保存了大部队。很明显，这样成功保存军事实力不仅因为军役土地颁授制度发挥了作用，而且还得益于当时出现的另一个现象——它多少有些神秘，即公元659年以后建立的各省仓库。这一点已得到数百枚铅封的证实。这些铅封最初是加盖在文件和货物上的，上面带有仓库和管理仓库官员的名字，而他们是按照政府契约(kommerkiarioi/commerciarii)来管理的。

人们都知道政府契约是用来征收关税并交易丝绸、黄金和奴隶的，在当时这些铅封的大量增加很难反映出商业贸易的增长。自659年开始的岁月肯定是拜占庭帝国经济收缩的时期，当时人们越来越贫困，商路越来越不安全，城市越来越小，货币越来越少。解开这个谜团的线索是659—668年那些最活跃的政府契约，牧首斯蒂芬(Stephen)留下了10枚铅封，涉及至少3个军区的5个仓库货栈，他还担任军需总长(Military Logothete/Logothetēs tou stratiô-tikou)，即朝廷负责供给军队的大臣。这些货栈的主要功能可能就是向将士出售武器装备，而即便假定他们自己支付开销，也需要有可靠的地方去购买军需装备。

这个时期社会军事化的现象到处可见。具有各自行政总督的旧省区被军区所取代，军区的“将军”及其幕僚按照类似于军事法的法律进行管理。将士拥有以土地为实体部分的产业，份地的大小足以使他们雇用一定数量的亲戚和佃户，或者雇用人手帮助他们耕种。军饷虽然仅按照过去发放比例的四分之一支付，但可能仍然占国家预算和货币经济的主要部分。在695—717年的动乱期间，军队一再拥立或推翻皇帝。与狄奥多西一世到希拉克略时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个时期的大部分皇帝本人就是军事将领，并常常亲自领兵迎敌。

随着军队势力的崛起，行政官员人数越来越少，影响也越来越小。660年前后建立军区期间，中央官僚机构经历了萎缩和重组。许多旧官职或者被取消，比如过去管理荒芜土地的皇家地产圣库伯爵，或者变得不重要了，比如首相(Magister officiorum)的职位变成官员的荣誉头衔。此时，主要的大臣只有三位，都称为“总长”(Logothetēs)：邮驿总长(Postal Logothete/Logothetēs tou dromou)除了负责邮政事务，还负责外交关系和内政安全；总务总长(General Logothete/Logothetēs tou genikou)负责税收；军需总长，上面已经提到是军队供给的负责人。整个中央朝廷官僚机构似乎已经精简到约600人。各省区除了税收官，包括政府契约官(kommerkiarior)在内，很少见到其他行政官员了。

外敌入侵和帝国保卫自身的需要对其臣民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在城镇考古发掘中表现得十分明显。7世纪期间，拜占庭放弃了古希腊罗马那种宏大城市的风格，那些城市拥有棋枰式平面图、宽阔的街道、宽广的广场、宏伟的公共建筑物。这样的城市在人口锐减的时代(瘟疫、突然来临的外敌入侵和围困削减了人口)已经成为一种难以承受的奢华。除了像君士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基这几个已经修筑起坚固城防要塞的城市之外，其他地方的居民节省开支和精力来建造城墙，只把最能够设防的地区围住。他们放弃大部分城市的大部分空间，甚至将一些城市从平原挪到更容易防守的山坡上去。

这些新城市规模更小，占据山坡地利，其中大部分称为城镇更合适，它们需要狭窄而不规则的街道，广场和大型建筑的规模都大为缩小。除了君士坦丁堡，其他城市的市民不得不在没有竞技场和剧场的环境中生活，不得不修建比以前更小的教堂和浴场。最终形成的城镇比更早的罗马帝国城市小了很多，它们已经很难再缩小和精简了，就像古典希腊城市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市一样。这个时期拜占庭帝国的城市生活远不如古典希腊城市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市活跃，其原因主要在于社会军事化和文化及经济普遍衰败的现实，而不在于城镇的规模和风貌。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拜占庭城镇丧失了大部分管理功能。不再拥有负责督管和征收农村税收的城市会议。那些管辖十几个人的、中等富裕的地主曾供职于城市会议，此时作为一个阶级也消失了。一些地主仍然生活在城镇里，同样留在城镇里的还有那些仍拥有对周围农村管辖权的主教。当商业贸易随货币衰败时，城镇也失去了作为市场的功能。在外敌袭击抢劫频繁的时期，城镇作为避难地的新作用越来越重要，这也可以从人们常简单地把它们称为城堡(kastra)中得到证明。

城镇里另一个重要的变化，甚至在君士坦丁堡都有证据，那就是文化的衰落。在拜占庭早期历史上，大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是元老、保长、行政官员和负责训练这些人的教师。他们都是能写会读并读得懂大部分世俗文学的人，他们的亲戚则是教会人士，后者撰写和阅读大部分涉及所有博学知识的文献。此时，保长已经消失不见，元老混杂到了行政官员中，而他们队伍的人数也变得更少，更缺乏威望，社会的教育和文化水平不可避免地下降。虽然所有的军官和教士都有文化，但总的来看他们只满足于接受过基本的教育。

文学发展越来越局限于布道词、韵律唱诗、圣徒传记和某些神学作品，所有这些都显示不出什么文学的张力。只有一些历史作品能够留给我们一些对事件发生顺序的单纯描述。利奥三世的《选编》与《查士丁尼法典》相比简直是部乏味的文件，这位皇帝在此书中抱怨当时的律师都很无知。第五、六次大公会议严厉驳斥那些毁坏或抛弃宗教书籍的人，声称世俗书籍没有任何内容，这就描绘出一幅教育败落的灰暗图景。当然，图书的毁坏也不可能坏到哪里去，因为在公元6世纪以后的岁月里，拜占庭人仍然拥有他们以前拥有的那些书。

7世纪的各种变化在农村表现得并不是太明显，占帝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生活在那里。外敌在农村进行的大部分抢掠可能每代人至少发生一次，但是它们更常发生在从边界容易到达的地区。在最暴露于敌人的地区，富人明显比穷人更易渡过难关，因此大地主此时被发现生活在安纳托利亚平原地区，阿拉伯人对这里的袭击最为频繁。在更为安全的沿海平原，大地主却明显变得人数稀少，可能是因为人口的普遍减少造成了劳动力价值的提升和耕地的贬值。

人口减少可能是经济萎缩的主要原因，这也影响了这个时期的城镇和乡村。鼠疫曾在6世纪袭击过帝国，而后一再暴发。747—748年的君士坦丁堡瘟疫造成人口大量减少，以至于君士坦丁五世从希腊向这里迁徙并安置居民。帝国内暴发瘟疫的最后一次记载是来自意大利南部，至少晚于767年。外敌的袭击抢掠也造成人口增长停滞，经济环境的恶化根本不可能刺激人口增加。

用于大宗过境贸易的金币短缺和用于日常生活买卖的铜币短缺都不能非常清楚地反映商业贸易的萎缩及其原因。当局铸制货币并非为了臣民私人方便，而是为了其自身的目的，即优先供养军队。当国家发行的货币太少时，私人商贾就必须更经常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从而加剧了大批量航运和仓储以及易损货物交易的困难，他们被迫使用小额耐用的货币。

甚至可能由于将士缺少现金，那些管理省区仓库货栈的政府契约官也收取将士的农产品，折算成他们购买武器装备的价钱。如果真是如此，这些货栈就可能逐渐变为各类商品的贸易集散地，形成某些以物易物的低效率贸易，并在需要的时候支付货币，也许还可以优惠折价。事实上，每个人都还得有货币，只是因为纳税的需要。我们的资料显示，767年出现过货币金钱恐慌，其间农民们被迫以低得可笑的价格出售其农产品，以便换取金钱缴纳税收。

相比于早期拜占庭时代，富人明显越来越贫困。旧元老阶级到这个时期结束时已经消失不见了，他们屈服于过于频繁的政治动荡和过于急剧下降的人口与经济衰退。安纳托利亚平原上的农村权贵来自全新的家族，其中许多都是亚美尼亚人；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不是收取地租而是经营农场，同时他们渴望军旅生涯而不愿担任行政官职。他们变得比行政官员和商人更为富有，更有权势，而商贾们则变得比在6世纪时更贫穷。

大部分农民似乎仍然拥有足够面积的肥沃耕地，他们生活得无忧无虑，除了税收官员外，任何人都不会烦扰他们。当农民不能完税时，其所在农庄的其他农民就会补足差额，通常这些邻居似乎还能够做到这一点。恶劣天气可能像以往一样非常频繁，而外敌侵袭则比先前严重。但是充足的耕地能够满足不断减少的人口，任何从坏年景幸存下来的人都能重新开始其未来。农村中的奴隶和城市贫民早就成为无足轻重的群体了。

7—8世纪这个黑暗时代使拜占庭社会比以前更原始落后，但是还要承认的是，它仍延续着晚期罗马社会。拜占庭帝国不像当时的西欧，它仍然保持着罗马国家大部分的上层建筑，包括税收体系、职业化军队、行政机构、货币经济和世俗学校。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同程度地倒退了，常常因为经济原因倒退得非常剧烈，以至于公共部分的衰退比私人部分更明显。但是，拜占庭国家依旧足够大，能够为皇帝提供比中世纪早期西欧任何国王或皇帝都大的权力，并赋予拜占庭帝国击退同样有组织的哈里发国家入侵的能力。

圣像

“圣像”(icon)这个词在《牛津英语词典》中被定义为虔诚信仰的绘画，通常绘于木板上，主要画基督或其他神圣人物，特别是在东方教会更是如此。我们按照其严格限定的意思，考察俄罗斯而非希腊的圣像，因为在俄罗斯，“圣像”这个词就是指宗教图画，而希腊语“圣像”是指任何形式的类似物品，既包括字面上的也包括意念上的。我们通常认为，东正教的圣像并非自然主义的绘画。而画出人物的面部轮廓时，圣像就通过“由教父”确定的传统标准被转变(据说就是如此)提升到比现实更高级的非人间水平。

完全可以肯定的是，787年大公会议以后，东正教画家不再自由地按照他们的想象绘画，而要被迫遵守确定的模式。例如圣尼古拉斯(St Nicholas)必须画成有弯曲灰白的短胡须、穿主教法衣、手持福音书的男人。他不能被画成黑胡须，否则崇拜的人就会不认得他是圣尼古拉斯。而有着黑色胡须的主教是圣巴西尔(St Basil)。同样，中世纪和后来的圣像都趋向于抽象化，突出表现正面的身体姿态，身后是单纯的金黄色背景，尽管他们生动逼真的程度随着时代风格的变化有些不同。

然而，在东正教教义关于圣像的规定里，没有任何信条规定圣像必须是抽象化和非自然主义风格的说法。教义确实强调的是相反的方面，然而忽视精确的问题必然造成相似的难题。现存最早的圣像都采用写实主义的风格，例如最完好的圣像保存在西奈山圣凯瑟琳(St Catherine)修道院，年代大约属于6世纪，它们使我们想起在埃及墓地里发现的罗马时期的葬礼肖像画。我们从文献资料中了解到，古代晚期非常流行肖像画——这些便携微型肖像画绘有皇帝、达官显贵、在世主教、明星演员和舞蹈女孩——没有理由认为圣徒就代表了不同的风格。毁坏圣像派要禁止的那些圣像绝不是我们今天认识的圣像。

西里尔·曼戈

第六章 毁坏圣像运动

帕特丽夏·卡林-海特(Patricia Karlin-Hayter)

毁坏圣像运动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捣毁圣像，是特指禁止绘制和崇拜画有上帝和圣徒圣像的运动的专用名词。我们通常将对立的一方称为崇拜圣像派，虽然这个词汇在希腊语中没有对应的说法。拜占庭毁坏圣像运动于726年或730年由皇帝利奥三世发动，787年摄政皇后伊琳妮彻底推翻毁坏圣像政策，815年皇帝利奥五世恢复毁坏圣像政策，最后另一位摄政皇后狄奥多拉和缓地平息毁坏圣像运动。由于两次毁坏圣像运动之间存在间歇期，通常人们称之为第一次和第二次毁坏圣像运动。

拜占庭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课题能够受到西方学者如此的关注，这主要是因为8—9世纪爆发的毁坏圣像运动一直被视为类似运动的古代案例，即从加尔文(Calvin)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到“清教徒”(Puritans)革命，甚至包括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毁坏圣像派作为“迷信”的敌人一直享有普遍的舆论同情。

我们很难对拜占庭毁坏圣像运动给出公允的评价。没有几个历史学家还把它当作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课题，但拜占庭帝国深深地卷入了运动，除了几个下级教区外。有一件事情越来越清楚：大多数高级官员乘势抓住机会获得好处。狄奥克提斯托斯(Theoktistos)利用狄奥菲鲁斯的忠诚合作来强化毁坏圣像政策，但是当后者的遗孀决定改变官方政策时，他比她还积极地恢复对圣像的崇拜。他并不是唯一的例外。教会中无论是主教、教士，还是修道士、圣徒，并没有做出一致反应。人们确实会怀疑，军队对崇拜圣像的支持，甚至“圣徒”的支持究竟是否真的是出于真正的信仰。即便是圣狄奥多里这位崇拜圣像最杰出的辩护者，在787年大众会议之后，竟然在评论那些毁坏圣像派主教时说，“他们的违背并没有涉及基本信仰”。至于广大信众，当利奥三世第一次颁布毁坏圣像法令时，他们很可能认为，这位挽救君士坦丁堡于阿拉伯人可怕围攻的皇帝享有上帝特别的恩典。

第一次毁坏圣像运动中有两位历史学家——“忏悔者”狄奥发尼斯(Theophanes the ‘Confessor’， 818年去世)和尼基弗鲁斯牧首(Nikephoros， 806—815年在任)都因为圣像的原因受到迫害，他们的记述充满了阿拉伯人的进军、瘟疫、饥荒、地震、人口迁移、与保加利亚的冲突和内战等内容。他们作为崇拜圣像派的倾向主要是通过其对毁坏圣像派皇帝使用恶毒粗俗的词语分辨出来的。尼基弗鲁斯的《简史》(Brief History)，写到769年为止。狄奥发尼斯继续写到813年为止。第二次毁坏圣像运动可以使用的所有历史资料都属于崇拜圣像派观点，其中大部分都是在相关事件之后一个世纪内完成的，其中一些像是843年“东正教恢复”时的作品都有相互矛盾的版本。除了历史学家的作品，我们的史料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胜利一方批驳辩论性的文献、“殉道者”和“告白者”的传记、崇拜圣像派大众会议的档案文件，特别是圣狄奥多里的信件。在其保存下来的550封信中，有368封是关于反对毁坏圣像运动斗争的。显然，这段历史传说是有倾向性的。

禁止偶像崇拜的主张在早期教会中一直占主导地位，部分是因为其最初的案例来源于犹太教，但是熟悉希腊哲学的神学家如奥利金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蒙特(Clement of Alexandria)重新阐释这一教义，使它成为基督教的戒律，有时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它与异教新柏拉图主义的说教相似。这个禁止偶像崇拜的戒律从来没有消失过。当基督教流行圣像绘画后，使用圣像首先因为其教学作用而被证明是合理的(所谓“图画本圣经”)，但是当我们观察6世纪下半期的情况时，就发现圣像正在接受人们的直接崇拜，其中一些甚至被认为具有神圣“模式”的双重作用，它们能发声说话，能分泌油脂，被扎刺时还会流血。教会法律对此保持沉默，除了692年的“五六会议”，其著名的第82条款声称基督的人类化身优先于羔羊代表的象征形象，因此提出了化体说的具体实在形式。然而，在帝国东部边界，阿拉伯人入侵战争的第一波过去后，基督徒越来越多地指责偶像崇拜，似乎特别指向犹太人，并且在一系列反犹太人对话辩论中纷纷证明自己的合理性。这场争论吸引了帝国内很多人的关注。克劳迪堡城〔Claudiopolis，现土耳其的博卢(Bolu)〕主教在726年以前就是专门毁坏圣像的人。

拜占庭帝国毁坏圣像运动开始的准确年代或者运动最初爆发的形式目前都不清楚。那部禁止崇拜偶像的法令究竟是726年还是730年颁布的？在其颁布前是否进行过公开辩论？根据小圣斯蒂芬的传记，“野兽(利奥三世)召集其全体臣民开大会，并像狮子一样在他们中间咆哮狂吠，同时还喷射出狂怒的心火，叫嚣出如此邪恶的言辞，‘制作圣像是偶像崇拜的技巧：它们不应该受到崇拜’”。也许他开始毁坏圣像并不是用语言而是靠行动，也就是派遣其显贵高官优威诺斯(Iouvinos)前去捣毁皇宫大门上悬挂的基督圣像？这个行动惹得一群虔诚的妇女如此愤怒，以至于她们打死了这个不幸的官员。

是什么促使利奥三世禁止“崇拜”圣像呢？据最接近事件的两个历史学家即牧首尼基弗鲁斯和狄奥发尼斯记载，皇帝采取这个措施是为了回应726年锡拉岛(Thera)火山的喷发。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异常事件一定与对上帝的服从和拒绝有直接关系：灾难一定是上帝对罪恶的惩罚。上帝在穆斯林取得胜利和其他灾祸出现将近一个世纪之后，此时通过这次喷发发出最后的警告。皇帝，这个讲阿拉伯语言的军事将领，出生于日耳曼盖马尼恰〔Germanicea，即今土耳其东部的马拉什(Maras)〕，他肯定非常清楚东部前线的现实情况，了解他必须采取适当的行动。他在更早的时候曾颁布过强制犹太教和孟他努(Montanist)异端派信徒接受洗礼的法令。但是这个法令并没有奏效，“犹太人洗掉了他们接受的洗礼，在接受圣餐以前就大吃大喝，亵渎信仰。而孟他努异端派信徒自己确定日期，聚集在他们充满错误的房间里自焚”。利奥三世千方百计通过禁止绘制和崇拜圣像来回应锡拉岛火山的喷发。

圣像崇拜的形式通常包括顶礼膜拜、聚众祈祷、点灯焚香和点燃成堆的蜡烛(我们甚至听说过有一幅圣像画的是一个孩子的教父教母)，这确实表现得过分了，并且超出了崇拜圣像的争论，争论不是指向圣像而是指向代表人物。崇拜圣像派撇开实际问题，将所有问题统统当作神学的主要问题。上帝能不能被代表？“五六会议”已经给出答案：上帝在“临在的新形式”(基督教与犹太教的重要区别)中能够而且应该被描述出来。崇拜圣像的神学家坚持对上帝的崇拜(latria)，只允许圣像用于“顶礼膜拜”(proskynesis)，这个词可以翻译为“崇拜”。

驳斥利奥三世发动毁坏圣像运动的神学活动开始于大马士革的圣约翰(St John Damascene，约675—约749年)，他安全地生活在远离帝国的巴勒斯坦地区。他首先从肯定圣像的合法性入手，强调圣像的有利方面，“它们揭示出不可见的或遥远的或即将来临的东西”，也证明了神的临在，“哪里有基督教的象征，基督就临在哪里”。这种强调圣像和它“原型”之间关系的方法逐渐变成后来争论的神学基础。

利奥三世对这场争论没有做出任何神学贡献。他确实从来没有用神学的眼光看待这场争论。他关注的是其众多臣民热衷于圣像崇拜，这看起来十分危险，就像是上帝所禁止的“堕落和崇拜圣像”(《申命记》5:9)，这一点没有人否认。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反对毁坏圣像最初具有神学性质。君士坦丁堡牧首日耳曼努斯为圣像辩护的信件，特别是他于730年以前写给克劳迪堡主教托马斯(Thomas)的信件，事实上根本没有涉及神学或偶像崇拜的问题。日耳曼努斯感到担忧的是，禁止圣像崇拜只能证明教会长期犯错，这就恰好帮了犹太人和穆斯林的忙。

正是君士坦丁五世在754年召开的希厄里亚(Hieria)大公会议上采取了决定性步骤：鉴于基督具有的神性和人性完美地结合为一体，因此只有其人性部分能够确定和定义，并具有绘画的必要性。而且通过描绘基督，人们才能区分神、人两性，或者也能限定神性的范围。神性之不可描绘性将单纯的错误变成了异端思想，这已经不是以前争论的问题。圣像不再是个人的选择了：此时，系统表现神性本身成了问题。

毁坏圣像运动渐趋汇集成为神学争论加上迫害活动，特别是对僧侣的迫害。对关键证据的研究难以支持这样的观点。当发生迫害时，迫害活动显然更多地是由于政治原因而非宗教原因。最确定的受难者是小圣斯蒂芬，他曾卷入一系列反对皇帝的宫廷阴谋活动，一批高级军事将领和达官贵族也参与其中。只是在这个时候，君士坦丁五世“才举行公开贬损和侮辱修道生活习俗的活动，他下令每个僧侣都要手牵手地领着个女人走过大竞技场，同时遭到所有人的唾弃和羞辱”。在此之前，许多修道院毫无疑问尚未受到过冲击，它们的权利在那部被称为《选编》的法典里确实得到了公开的尊敬，而这部法典就是以利奥三世和君士坦丁五世的名义颁布的。同时，据说一系列修道院遭到了君士坦丁五世的亵渎，它们因为在接受检查时受到极大的怀疑而被关闭。

在第二次毁坏圣像运动期间，与牧首的谈话是尝试性的，采取的行动都尽可能地容易：“我们要求你们做的事情就是与狄奥多特(Theodotos，牧首，815—821年在任)谈一次话，而后你们就可以自由地离开，各人回到各自的修道院去，继续保持你们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从严于律己的伊格纳条斯(Ignatios)的生平传记中找到的证据非常清楚地表明，这位未来的牧首曾担任与毁坏圣像派官方教会保持合作的修道院院长。圣狄奥多里的信件揭示出一段错乱的斗争。他有一封信是写给教宗波普·帕斯卡(Pope Paschal)的，乞求教宗让整个世界都听到“那些胆敢这样做的家伙都被您一一开除了教籍”。劝说教宗开除皇帝的教籍的确是一项发明，现代读者可能不会一下子洞悉其隐喻，但是其成功之处在于向所有潜在的篡位者发出鼓励性的信号。崇拜圣像派狂热地证明自己突破法律限制的必要理由。牧首尼基弗鲁斯事实上强烈反对在毁坏圣像的当权者统治下遵守法律。他说，有太多教士“按照政治法律行事，还承认行政权威。这不是雅各(Jacob)的遗风，也不是靠虔诚主宰其教义和思想的人的处世方式”。

主张毁坏圣像的皇帝在军队和民众中大得人心是不能怀疑的，而他们刻意追求民心也是不能否认的。君士坦丁五世提高了君士坦丁堡的生活水平，直到他去世后很久。牧首尼基弗鲁斯给读者这样的印象，这个皇帝的统治只是让人回忆起一种充足而廉价的食物，“他们对他统治时期的吹嘘不过都是些胡说八道”，实际上，他顿了一下说，这是个充满了“瘟疫、地震、流星、饥馑和内战”的时期，还有“这些极端愚蠢低等的野兽大肆自吹自擂的、所谓幸福充裕的岁月都是编造出来的”。在尼基弗鲁斯看来，君士坦丁五世之低下无能的最好证据就是其支持者地位的低下：“我认为还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是哪类人就看他们来自何方，如何生活。他们中大多数甚至不知道字母表的字母叫什么，他们鄙视和厌恶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他们中最粗俗野蛮的人甚至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他们不能完全供养自己，他们能做的就是在街口小巷里闲逛。”

小圣斯蒂芬的传记还记载这种民心具有突出的作用。最近有一位编辑M.-F. 奥泽配(M.-F. Auzépy)认为，“这一点是被故意安排的，以证明在与斯蒂芬的冲突中，皇帝除了依靠民众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他所持的筹码只能来自大街小巷和大竞技场里的普通民众”。斯蒂芬因为是皇帝的敌人而在民众“惩罚他!杀死他!”的叫喊中被判处死刑。

崇拜圣像派最终为什么会赢得胜利？是因为两个女性摄政王即780年的伊琳妮和842年的狄奥多拉的缘故吗？如果不是因为她们作为女性，而被特别描绘成“狂热盲目地”崇拜圣像，那就是因为她们两个都迷恋权力？她们被指责躲藏在幕后的权力集团的支持下，尽可以如愿享受权力，而这些人都是些精心挑选的官员、对口味的宦官，或者教会人士。而做出将她们的利益交付委托给军队将领的选择，则意味着完全放弃权力。两位皇后都没有留下证明她们特别迷恋圣像的个人嗜好的档案。

伊琳妮千方百计使自己得到各种安全因素的支持。牧首保罗(Paul)曾经宣誓坚持毁坏圣像政策，因此顺理成章地退位或者被安排退位(784年)，由当时还是普通信徒的塔拉修斯(Tarasios)接替，他当时还是帝国的首脑人物。此时决定召开的大公会议，不太可能确保来自东方各大教区(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的正式代表准时到会，而罗马教宗派来的代表是两个地位相对低下的教士。这次大众会议在君士坦丁堡的圣使徒教堂(Holy Apostles)正式举行，但是很快被忠于君士坦丁五世的军队驱散。在采取安抚对立派的必要措施后，787年，大公会议在尼西亚重新召开，这使人想起君士坦丁大帝和他对阿里乌异端的谴责；此外，尼西亚更容易守卫。毁坏圣像派与阿里乌派有些类似，这成为官方宣传的主题。

第二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得到教宗的认可，被东正教教会当作第七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基督教大公会议，它最后完成了前六次大公会议确定的教义体系。这次会议有大约350名主教和百余名僧侣参加，严格地说这些僧侣在这里无事可干。实际上，所有这些主教是否都得到过任命还不一定，他们都在毁坏圣像时期任职。他们中10个知名的毁坏圣像活跃分子被迫公开声明放弃原有的主张。最终，所有人都官复原职，“正统教义”直到815年才流行起来。

至于狄奥多拉，从有关“正统教义得到恢复”的繁杂资料中只能得出几乎是唯一的事实，那就是出现了潜在的男性皇位竞争者，他将确保她能继续担任正统皇后——在她3岁的儿子还未成年的长时间内。而所谓“正统教义得到恢复”是人们对狄奥菲鲁斯去世的结果的说法。假如伊琳妮的情况可以成为推理的主要依据的话，那么狄奥多拉圣徒般的传记就表明，在她丈夫活着的时候，她一直“不敢”暴露其崇拜圣像的倾向。当崇拜圣像成为朝廷官方的政策后，她对圣像的崇拜自然大放异彩。这类宣传的某些内容一直流传至今，并涂抹上关于这个事件的现代解释色彩。

毁坏圣像运动直接影响了拜占庭艺术的发展。如果毁坏圣像派取得了胜利，那么教会装饰就会受到限制，将像其同时代的倭马亚清真寺一样只画些花园和枝条飘动的图案。世俗艺术将继续发展，的确，君士坦丁五世常常受到迷恋“魔鬼般的”大竞技场舞台的指责。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同样允许，可能还很欣赏其宫殿和浴场建筑物里的非宗教绘画。这样，在8世纪前半期，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之间同时出现艺术上的趋同性，紧接着不久，穆斯林开始完全禁止任何活生生被造物的图画。毁坏圣像派统治的拜占庭帝国将会沿着同样的道路发展下去？这也许不太可能。

拜占庭帝国已经发生的事情与可能将要发生的事情之间明显的区别就在于，第二次尼西亚大公会议不仅“恢复”了圣像崇拜，而且还使圣像崇拜成为强制性的义务。虔诚的信徒被命令崇拜圣像，这确实有悖个人的良心。它还强迫艺术家遵守已经确定且具有时代色彩的绘画模式，不许违背，否则他们绘制的圣像将不是“真正的”圣像。

商业

通常，商人、银行家和钱币兑换者的社会评价较低，有时还被诅咒会遭受地狱的折磨。国家为了对付欺诈行为，严格控制度量衡，在多种法律和10世纪的《市长法》中都做了规定。人们使用两种称重方式，用于相对低值大宗货物的杆秤和用于高价值小宗货品(货币、香料)的天平。杆秤使用印有皇帝胸像或雅典娜胸像的垂吊秤砣，这种形式沿袭自罗马时代。天平使用铜合金制成的扁平砝码，上面标有磅或盎司的数量或相应的金币数量，金币指希腊的“诺米斯马”(nomismata)或罗马的“索里德”(solidi)。硬币砝码也有用玻璃制作的，上面印有君士坦丁堡市长的姓名。

在阿帕米亚、以弗所、查士丁尼·普里马(Justiniana Prima)、萨迪斯(Sardis)和科林斯都发掘出早期或中期拜占庭的商店和作坊。(参见第二章)。大部分远途贸易都使用航运。航行要求适宜的季节(4月到10月)，且被认为是危险的，也不会获得实质性的利润。在古代晚期，航运贸易主要包括都城首府各城市的谷物供应——都由国家掌控，由领取津贴的船员(navicularii)行会具体操作。他们都被免除货物税，或者只缴纳非常低的税。

即便私人的积极主动性受到限制，活跃的地区间的贸易还是可能存在的，这从用作运输容器的双耳瓶发掘物上可以得到证明。它们装入的货物包括蜂蜜、鱼子酱等各种东西，但是更主要用于航运大宗油类和酒类货物。有6种类型的双耳瓶来自东地中海，通过鉴定样本和双耳瓶上的铭文以及炭化的双耳瓶内残留物可以确定这些货物。早期拜占庭的双耳瓶已经在整个地中海、不列颠、黑海、红海和阿拉伯海沿岸被发现。一处考古遗址的发现显示出这个地区与特定地区的贸易往来。中期拜占庭继续使用双耳瓶。在君士坦丁堡和黑海地区发现的被确定属于8—10世纪的文物样本要多于地中海沿岸地区。11世纪以后，拜占庭式双耳瓶再度大量出现在黑海和地中海地区。到14世纪，黏土双耳瓶的使用才逐渐减少，而木桶越来越多，很可能是因为意大利垄断了商业贸易。

桌上陶器是远途贸易的另一个物证。直到7世纪时，北非、小亚细亚西部、塞浦路斯和埃及各地仍手工制作光面红底陶制器物，上面带有压印或涂抹的装饰，某些时候，它在地中海各地有多种用途。直到9世纪，发生了急剧的技术变革，出现白底铅釉陶器制品，而后出现的是红底陶制器物，上面带有绘画、压印、刮刻和凿刻的装饰。白底铅釉陶器(9—11世纪)可能是在君士坦丁堡制作的，而一些红底陶制器物(11世纪以后)则是在科林斯发掘的工场制作的。此后的陶器制品多具有东方装饰风格，具有广泛用途，在很多海难沉船的货物中都有发现。

同样，大理石在拜占庭帝国也用途广泛。大理石和其他装饰石材对于塑像、重要纪念碑、建筑物的石柱、护墙板、地板和家具具有极高价值。其中有些大理石是从希腊和小亚细亚〔卑斯尼亚(Bithynia)和菲利几亚(Phrygia)〕采集来的。马尔马拉海(Marmara)上的普洛科奈所斯岛(Proconnesus)出产大量帝国常用的灰白色大理石建材，这里还是廉价的海上运输的理想场地。有一艘装载普洛科奈所斯岛大理石和塞萨利(Thessaly)采石场大理石的运输船于530年前后沉没在西西里近海沿岸。船中货物包括28根石柱、柱脚和柱头、刻有十字架装饰的石板和12根长柱形石料，所有这些都是用来修建一所教堂里的神坛屏风、讲经台和祭坛的，教堂很可能在北非。拜占庭普洛科奈所斯岛大理石的使用进一步得到文献证明，它们被用在多种不同类型的柱头上，其发现物遍布地中海地区。

当普洛科奈所斯岛各采石场于7世纪停止出产时，它们最终为沿海城市遗弃的古代纪念碑石料所取代，这些城市成了开采大理石的场所。在中期拜占庭时代，位于马尔马拉海沿岸的古代城市基兹库斯成为大理石的来源地，其中既包括大理石碎片，用来修复8世纪前后的修道院建筑物，也包括新雕刻成塑像的大理石，被重新用于君士坦丁堡建筑物，例如907年修建的利普斯(Lips)修道院。彩色大理石也被回收利用，它们是从大理石石柱上切割下来的小块和片状石料，被用于铺设“镶嵌画路”(opus sectile)通道的地面。

其他被用于进出口国际贸易的材料还包括金属、象牙和丝绸。帝国早期和中期都生产高品质白银盘。其彩色珐琅也构成中期装饰物的重要部分。白银和各种金属被出口到海外(或通过贸易，或用于外交)，或者通过抢劫流到国外。廉价金属产品构成更广泛更系统出口贸易的基础。其中包括早期的青铜容器和中期的黄铜门。

拜占庭帝国于6—7世纪生产的铜合金器物也出口到西欧，在西欧各处墓葬中发现有大约120件。它们包括家用器物，例如浇铸的各种垂柄青铜盆、洗漱用品、手工打制的黄铜水桶，都饰有狩猎场面，并镌刻着希腊字母。黄铜水桶是在不列颠、西班牙、黎凡特和土耳其发现的。在努比亚(Nubia)和埃及南部墓葬中也发现了同类器物，总数多达170件。还有几件是在帝国范围内回收的，可能因为它们并非用于随葬品。

另一种出口工业据说兴起于11世纪。黄铜门的人物和场景装饰镶嵌在乌银和白银中，是为出口到意大利而在君士坦丁堡制作的。这些铜门的制作地点清楚地标在大门门身的铭文中，它们是阿马尔菲(Amalfi)、威尼斯、罗马、蒙特·卡西诺(Monte Cassino)、萨勒诺(Salerno)、蒙特·S. 安吉罗(Monte S. Angelo)等地的教堂订购的，大约在1060—1080年和12世纪完成。这种门在君士坦丁堡本城却没有保留下来。这些铜门是由阿马尔菲的一个家族进口到意大利的，该家族的主要成员潘达利奥(Pantaleon)和莫罗(Mauro)常驻君士坦丁堡，拥有拜占庭荣誉头衔，并维持其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商业利益。在一些阿马尔菲铜门的希腊、拉丁双语铭文中，提到诸如西蒙(Symeon)这样的工艺匠人的名字，而罗马圣保罗教堂(St Paul)铜门的希腊、叙利亚双语铭文则提到了狄奥多里(Theodore)和斯塔乌拉乔斯(Stavrakios)的名字。叙利亚铭文说明了君士坦丁堡的这种新工业与东方的联系。

丝绸、香料和象牙是来自远东的国际贸易中重要的进口商品，这也部分地得到科斯马斯·安迪科普路斯特(Cosmas Indicopleustes)的文献证明，他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商人、学者、天文学家和神学家。其《基督教风土记》(Christian Topography， 536—547年)涉及他在地中海、红海、波斯湾和斯里兰卡的贸易活动经历。拜占庭商业机构“政府契约”部门(kommeriarioi)征收进口货物关税，它们的铅封提到了其名字和地点。拜占庭中期的《市长法》对君士坦丁堡的外国商业贸易活动做出了规定。

象牙是来自非洲和印度的重要进口商品。较大的非洲象牙可能用来制成装饰板，其高度达到42厘米，而较小的印度象牙则能够切割成圆筒形的首饰盒，直径8~10厘米。与早期的首饰盒相比，中期的长方形首饰盒大部分都有木质衬底，薄薄的装饰板和长条板用钉子固定在木质衬底上；与早期用于双连画的象牙装饰板及圆筒状首饰盒对比，存在着系列加工的迹象。雕刻有玫瑰图案的象牙边缘材料切割成长条形状，根据需要截断，而人物装饰板反复出现在不同的首饰盒上。到了中期，人们使用骨头补充象牙的不足，有些首饰盒则完全是用骨头制作的，其雕刻工艺非常精湛。

现存大部分早期拜占庭象牙制品都是由帝国东部和西部执政官流出的，他们每年都换届，直到540年取消执政官制度。尽管现存的两联装饰象牙板表明这类制品数量庞大，但它们雕刻的内容依然复杂多样、典雅精致。皇帝赏赐给官员的遗嘱附件和在《职贡图》(Notitia Dignitatum)中显示的文件也都是用象牙制作的。

大部分中期拜占庭的象牙制品都被认为属于10—11世纪。皇帝的装饰用象牙板刻有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和罗曼努斯二世(Romanos Ⅱ)的加冕典礼。宗教题材的象牙雕刻包括三联板和首饰盒。其他装饰有神话、狩猎、田园生活或军事题材的首饰盒构成这个时期世俗艺术的主要部分。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带有神话场景的韦罗利(Veroli)首饰盒。

在拜占庭时代，丝绸既进口也出口。在拜占庭的丝绸、亚麻和毛织品中，丝绸在商业中最为重要，而拜占庭的丝绸工业闻名遐迩。直到6世纪中期，生丝仍从远东进口到拜占庭帝国，在此纺织成丝绸。根据普罗柯比的记载，贝利图斯(Berytus)和提尔(Tyre)是丝绸工业最重要的中心，国家部分地垄断丝绸工业，其余部分由私人控制。皇帝掌控的皇家丝绸在提尔和西顿(Sidon)用地中海蜗牛贝壳染成紫色。552年，蚕卵被带入拜占庭帝国，568年桑树移植成功，首先在腓尼基(Phoenicia)种植。尽管这些工场在7世纪尽丧于阿拉伯人之手，但是拜占庭帝国仍然保留了丝绸生产的大部分技工。皇家丝绸工场继续在君士坦丁堡以前的斋乌西普斯(Zeuxippos)浴场开办，《市长法》规定的丝绸行会有5个。蚕虫在意大利南部的拜占庭属地养育，希腊的底比斯(Thebes)和科林斯成为重要的生产中心。印有狮子和大象两种图案的丝绸上的文字表明，它们都是在利奥六世(886—912年在位)、罗曼努斯和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921—923年在任)、君士坦丁八世和巴西尔二世(Basil Ⅱ， 976—1025年亲政)统治时期织成的。精心织成的丝绸描绘了皇帝和其他图像。欧洲各地教堂都保存着8世纪以后纺织的拜占庭丝绸，例如在亚琛(Aachen)的查理曼坟墓和在欧塞尔(Auxerre)的圣日耳曼(S. Germain)坟墓中都藏有这类丝绸。总的看来，各类织物构成室内装饰的重要部分。现存于开罗根尼查(Geniza)的10—12世纪的文献证明了阿拉伯世界的新娘对拜占庭面纱(mandils)和衬垫的需求。

7世纪阿拉伯人的军事征服缩小但并没有完全中断古代晚期的地中海贸易。其他发挥作用的各种因素还包括：城市的衰败已经达到自给自足的程度、国家控制的君士坦丁堡供给系统的破坏，以及航运的私有化。到了10世纪，环境开始好转，但是拜占庭人带着厌恶商业的传统心理，未能从新局势中获得很大的好处。相反，积极性转移到了意大利各城市，它们在拜占庭首都获得了很多贸易优惠。

玛利亚·芒德尔·曼戈

第七章 中期帝国(780—1204年)

保罗·马格达利诺(Paul Magdalino)

中古世界中的拜占庭帝国

780年的拜占庭帝国是其此前疆域的残缺部分，局限于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沿海地带和克里米亚半岛，以及希腊诸岛、西西里和意大利半岛南端地区。从基督教地理学角度看，它只占据古代基督教五大教区中的一角。耶路撒冷、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三大东部教区，连同叙利亚、埃及和巴勒斯坦等富庶地区早已被阿拉伯人统治了一个多世纪。4—6世纪期间，那里曾是帝国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拜占庭人曾经掌控的几个基督教大社区因为皈依伊斯兰教而迅速缩小，与君士坦丁堡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在统治管理和知识学问方面，阿拉伯语取代希腊语成为正统语言。在西欧，帝国在欧洲的大片领土早就归属于罗马教区管辖，西西里和意大利、希腊大陆的其他部分仍处于帝国控制下，但是全都具有新环境的特征，教会的司法管辖已经随着政治版图的变化而扩张发展。拉丁基督教世界的绝大部分也早已脱离拜占庭帝国的控制。自8世纪中期以后，罗马本身及罗马教会在意大利中部的土地实际上不再归属于君士坦丁堡帝国。由于教廷反对帝国的毁坏圣像政策，特别是因为帝国未能保护教廷抵抗好战的伦巴德王国的入侵，教宗就请求法兰克人的加洛林(Carolingian)王朝的新统治者干涉意大利事务。教宗在理论上坚持认为，这是一个帝国取代另一个帝国——正是在这个时期，罗马教会伪造了《君士坦丁的赠礼》(Donation of Constantine)，宣称君士坦丁建立君士坦丁堡时，曾将帝国在意大利的职责委托转交给教宗。然而，实际后果是查理曼掌控了意大利的伦巴德王国，同时也担负起教会保护者的责任。

利奥四世去世后，其遗孀伊琳妮得到监护其子君士坦丁六世的摄政权力，试图停止帝国对基督教世界其他部分的疏远。她重开与加洛林王朝国王联姻的谈判，因为自768年丕平(Pepin)去世，谈判中断了一段时间，双方为君士坦丁迎娶查理曼的女儿洛特鲁德(Rotrud)进行准备。她还更为小心谨慎地终止了拜占庭教会毁坏圣像运动的官方政策，在784年牧首保罗去世后，确定选举塔拉修斯为牧首继任人，后者将与她配合召集大公会议，以便恢复对圣像的崇拜和教会的统一。在这次不成功的君士坦丁堡聚会后，会议最终于第二年在尼西亚就此事务做出决定。但是这个时候，查理曼取消了其女的婚约，逐渐与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南部和亚得里亚海沿海地区发生利益冲突。788年，法兰克人击败拜占庭人派去扶植伦巴德王阿德切斯(Adelchis)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查理曼拒不承认尼西亚会议决议就毫不奇怪了，这份决议根本就没有与他协商，在整个文件中根本就没有提到他。

如果拜占庭政府还希望使查理曼与教宗分离，那么情况令人绝望：他们的关系依然紧密如初，其高潮出现在公元800年圣诞节那个著名的场合，当时教宗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至于是谁主动提议加冕和谁更为青睐谁这样的问题自此一直聚讼不已，但毫无疑问的是拜占庭帝国遭到严重的冒犯，即便查理曼没有这样一个头衔，他成为皇帝的种种情况也是与现任拜占庭皇帝的业绩相对立和冲突的。794年，他竟然主持了自己的教会改革会议。他还通过一系列极为成功的战争大大增加了法兰克王国庞大的领土遗产。他完全终止了两个民族的政治存在，而这两个民族曾给帝国带来许多伤痛：774年他吞并伦巴德人的意大利王国，791年他入侵阿瓦尔人在多瑙河中游地区的王国，并在795—796年消灭了这个王国，从而为法兰克人夺取了神秘的阿瓦尔人宝藏，这是后者在长期入侵洗劫拜占庭帝国的过程中积累下的战利品和贡品。他还与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哈伦·拉希德(Harūn al-Rashid)互派使节，后者承认他是耶路撒冷圣经教会的保护人：查理曼当时给予耶路撒冷教会相当多的好处，而拜占庭政府却完全不能帮助他们。

加洛林王朝在资源和发展程度方面，或者说它对拜占庭帝国造成的威胁不能与阿拔斯王朝同日而语。阿拔斯王朝的疆域从突尼斯到中亚，囊括中东地区所有古代文明中心，控制着地中海与远东之间所有的主要商道。这是世界上最官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它与拜占庭帝国有着漫长的边界线，从黑海到地中海，伊斯兰教使东正教面临一神论的挑战，而征服基督教世界和使其他民族皈依是其最基本的目标之一。它宣扬对非穆斯林进行圣战，以使他们在精神上得到拯救。阿拔斯王朝以巴格达为都城，具有强烈的青睐伊朗的政治目的，它并没有像其以前的倭马亚王朝所做的那样，把征服君士坦丁堡作为优先的目标，而是以极大的热情推进圣战，哈里发或者亲自率军征战，或者把圣战委任给叙利亚和北非的埃米尔(emirs)。这意味着每年都对小亚细亚进行不间断的洗劫入侵，这个地区有很大部分一直成为战争地带。而在海上前线，地中海的大部分岛屿在9世纪初仍处于基督教控制下，此时遭到越来越频繁的进攻。因此，阿佛拉比德王朝(Aghlabids of al-Ifriqqiya，突尼斯)于827年开始对西西里进行长期占领，同时，从西班牙伊斯兰世界被驱逐的一群政治犯成功对克里特岛发动入侵。这样，拜占庭帝国就丧失了其在地中海中部和西部的两个主要岛屿领地，这对意大利、希腊和整个爱琴海及亚得里亚海沿海地区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来自加洛林王朝的威胁与此并不一样。阿拔斯王朝和加洛林王朝觊觎拜占庭帝国的希腊-罗马遗产的争夺并没有同时进行。两者都想占有希腊-罗马世界的核心地区，但是它们的政治基地都远离地中海，其文化传统也并不完全认同罗马。两者都非常欣赏古代文化，其宣传家认为，古代的智者以及世界的主宰已经抛弃了希腊人，并找到了新的家园。这样，哈伦和查理曼的相互认可对拜占庭帝国来说就显得非常重要。这意味着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的继续存在不再成为后罗马世界其他强权唯一的目标，它正在迅速变成三大势力中更小更弱的一个。观察一下公元800年时的世界格局，我们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世界末日不会马上到来的话，那么西方的未来在于拉丁欧洲和伊斯兰地区。哈伦和查理曼在文学和民间传说中的形象逐渐变得永恒不朽绝非偶然，因为同时代的拜占庭帝王没有任何一个留下过伟大的名声，只有皇后伊琳妮因为恢复对圣像的崇拜而得到了共同认可。公元800年前后的几十年，拜占庭帝国遭到多次耻辱的军事失败、政变篡位和短命皇帝的统治，他们中除伊琳妮外，都与教会有关系。到813年，形势变得相当严峻，以至于君士坦丁堡和军队中的强力集团说服皇帝利奥五世，使他相信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恢复毁坏圣像政策，因为利奥三世和君士坦丁五世似乎就是因为这样做了，才得以维持其长时间的统治，也保证了王朝的顺利继承和军事胜利——首先是战胜了保加尔人。

拜占庭帝国窘迫的处境不仅来源于东方和西方最强大的势力持续施加的压力，而且还来源于北方比较强大的势力施加的压力，帝国与后者共同主宰巴尔干半岛。拜占庭帝国东山再起的最大障碍在于保加尔汗国越过多瑙河进入河南地区，他们以普利斯卡(Pliska)为都城，并以距离君士坦丁堡仅三天路程的希不鲁/马里察河(Hebros/Maritza)流域为其南部边界。780年，保加尔国家就已经在距离拜占庭帝国最近的地方存在了几乎一个世纪，他们乘帝国内乱和抵抗阿拉伯人作战之机不断壮大，这种长期的发展使得汗国成为极其强悍的政治实体。突厥统治精英融合了草原民族的作战风格，斯拉夫农民的农业资源，以及从希腊商人、战俘和叛逃者那里获得的文明技巧。皇帝君士坦丁五世、伊琳妮和尼基弗鲁斯一世都试图通过强化边防和移民定居的方法，扩大帝国在色雷斯前线地区的控制区域，他们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当尼基弗鲁斯一世及其军队于811年在萨尔迪卡〔Sardica，今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Sofia)附近〕河谷被保加尔汗王科鲁姆(Krum)摧毁后，所有成果都化为乌有。尼基弗鲁斯一世因此成为自瓦林斯(378年)之后第一位在抵抗外敌战争中阵亡的皇帝；而科鲁姆则在胜利后大举洗劫色雷斯，并威胁君士坦丁堡。只是由于他在814年突然死于中风，拜占庭帝国才得以幸免于灭亡，但是，816年订立的“三十年和约”却使边界确定在8世纪中期的位置上，科鲁姆的继承者利用这个和约向北扩张到多瑙河，向南扩张到亚得里亚海。

显然，保加利亚皈依基督教顺理成章：汗王鲍里斯(Boris， 852—889，以及893年在位)于865年前后受洗，教名米哈伊尔，接受拜占庭形式的基督教，这被看作拜占庭外交的胜利。但是，如果不是法兰克人教会和教廷势力出现在这个汗国，拜占庭帝国能否完成保加利亚的皈依还是个问题。另外，这次皈依究竟对拜占庭帝国有利还是对保加利亚有利也是个问题。这位新皈依的国王尽量顺从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牧首，他充分利用基督教来确定其王国的独立身份，不仅通过发展斯拉夫宗教文学，而且通过建立保加利亚半自治大主教管辖下的新主教区从领土上实现其独立。这个新主教区主要位于边界地区，并因此确定了巴尔干半岛的分裂，这种分裂有利于保加利亚，正像后来人们看到的那样，保加利亚这个名字下被增添了大片土地，从我们今天称为阿尔巴尼亚的中部地区一直延伸到君士坦丁堡心腹地带。当这个新近皈依基督教的国王的儿子继位后，对于拜占庭帝国来说，事情没有得到任何改善。他的这个儿子西蒙曾命里注定要经受修道院生活的磨炼，并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这种经历，西蒙似乎更愿意标新立异，以便向其臣民中的一些人证明他对异教的怀念，表示他不是拜占庭帝国的傀儡。他有机会从内部观察拜占庭帝国，这肯定使他更希望得到这个帝国，或者对他本人而言，想要得到某些非常类似于帝国的东西。尽管他还受到与拜占庭帝国和平并存原则的约束，但他还是用他33年统治时间的一多半来与帝国皇帝作战，因为他认为他的合理期望受到了欺骗。自913年牧首尼古拉斯·米斯提克斯(Nicholas Mystikos)极力劝说他在君士坦丁堡城外举行某种为其加冕的典礼以后，他就渴望被承认为沙皇(希腊语称为basileus，斯拉夫语称为tsar)，并确定他的女儿和年幼的君士坦丁七世之间的婚约。其多种抱负都没有实现，但是在努力寻求目标的过程中，他与拜占庭帝国进行外交较量，并不断赢得战争。他并不破坏占领的土地：显然，他的儿子彼得(Peter)继承了一个比10世纪任何欧洲军事强国都稳定统一和运行良好的王国。皇帝罗曼努斯一世在927年西蒙去世后与彼得达成和约，作为回报他准备将其孙女嫁给彼得，并承认彼得为皇帝，同时支付年贡，还同意保加利亚教会获得大主教区地位。

927年达成的和约持续了四十年。在此期间，保加利亚在鲍里斯·米哈伊尔受洗后一个世纪顺利地发展成为欧洲各国中一个永久确立的国家，至少像那些从查理曼帝国遗留下来的法兰克人国家一样确立无疑。而拜占庭帝国完全反对与之并立共存。君士坦丁七世在944年罗曼努斯一世倒台后，反常地谴责彼得与玛利亚·利卡潘妮(Maria Lekapene)的婚姻。在其有关外交的论著《帝国政府》(De administrando imperio)中，他对保加利亚人的看法，与他的父亲利奥六世在50年前论及战胜帝国敌人的军事谋略时表达的看法几乎完全相同：保加利亚王国非常明显地被排除在地图之外，以至于在帝国与东欧各种关系图谱的中央地区留下了一个黑洞，既不将其看成是基督教联盟也不将其视作野蛮的外族敌人，而是暗含着把它归入帝国北方的野蛮民族之列，并确定其为帝国军队攻击的目标的意思。10世纪的拜占庭帝国统治者对于煽动异教民族攻击基督教的保加利亚确实并不感到内疚，他们曾利用马扎尔人(Magyars)和帕臣涅格人(Pechenegs)攻击西蒙。皇帝尼基弗鲁斯二世于967年决心不再与彼得续约，因此挑动基辅的斯维亚托斯拉夫(Sviatoslav of Kiev)统领罗斯人(Rus)攻击保加利亚。斯维亚托斯拉夫超额完成了任务，暂时占领了保加利亚，并将彼得之子鲍里斯二世统治下的保加利亚变为其东欧帝国的保护国——他打算从多瑙河流域发号施令。但是，这次罗斯人的占领却给尼基弗鲁斯的继任皇帝约翰一世·基米斯基提供了机会，后者得以在971年大胜斯维亚托斯拉夫的战争中一同清算对保加利亚王国的新仇旧账：基米斯基班师回朝，在君士坦丁堡举行凯旋庆典。作为庆典仪式的一部分，鲍里斯二世被剥夺了国王标志权杖。保加利亚首都普里斯拉夫(Preslav)被改建为拜占庭军事总督的司令部。然而，惨遭羞辱的保加利亚国家保留下了绝大部分的国家组织和社会机体，特别是在西部地区。在基米斯基于976年去世后，帝国爆发内战，保加利亚统治精英聚集在由一群亚美尼亚军官之子组成的领导集团下，拥护塞缪尔(Samuel)登上保加利亚王国的王位。他使保加利亚先以普里斯帕(Prespa)为中心，后以奥赫里德(Ochrid)为中心，实现东山再起。该王国迫使巴西尔二世花费其统治时间的大半来摧毁。

对保加利亚的征服极大地拓展了帝国的领土范围，消除了君士坦丁堡周边地区的主要威胁，并恢复了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之间跨越大陆的交通路线。约翰一世和巴西尔二世在战争中的胜利使得帝国称霸达两个世纪。当然，这些战争进行得相当艰苦，如果当时帝国没有改善它在其他前线特别是东方前线的地位，那么它很难取得这些胜利，正是在东方，931—968年间，拜占庭帝国对伊斯兰世界的前线局面变得非常有利。这既由于军队作战能力大为提高，还由于拜占庭帝国周边的几个帝国势力减弱，政治混乱。拜占庭帝国在公元1000年时可以被清晰地辨认出就是那个公元800年时的帝国，只是更加强大，而哈伦的帝国和查理曼的帝国都多多少少发生了变化，衰落不堪，形势恶化。阿拔斯王朝和加洛林王朝都四分五裂成许多小国和小王朝，而这两大势力实际上都丧失了强权。伊斯兰世界因为逊尼派(Sunnites)与什叶派(Shiites)等多个教派团体间的宗教争端而分崩离析，叙利亚、埃及、伊拉克和伊朗的地区分裂主义都以王朝的形式表明独立要求，强大的非阿拉伯民族文化传统异军突起，特别突出的是伊朗人和突厥人，他们在哈里发军队中的领导地位使他们越来越占据哈里发国家的核心层。这样，拜占庭帝国此时在其东方前线面对的不是由整个伊斯兰世界资助和招募的圣战者军队，而是各地独立的埃米尔小国，它们虽然好战，就像萨伊夫·道拉(Sayf al-Dawla)统治下的阿勒颇(Aleppo)地方的哈姆达尼德(Hamdanid)埃米尔国一样，但是却难以抗衡强大的拜占庭帝国协调一致的资源力量。在帝国的西方，加洛林王朝已经被几个继承人争夺继承权的内讧压得粉碎，压力还来自维京人(Vikings)、马扎尔人、萨拉森人的入侵，以及好战的大贵族的自卫性暴力冲突。只有在新王朝统治下的东法兰克，法兰克王室通过取得对斯拉夫人和马扎尔人异教徒的战争胜利扭转了局势，并在意大利向拜占庭提出了新的帝国挑战——奥托一世(Otto Ⅰ)于962年加冕为皇帝。然而，这次挑战的目的是结成婚姻联盟，972年，奥托二世(Otto Ⅱ)和约翰一世的女性亲戚狄奥发诺(Theophano)的婚姻实现了这个目标。奥托三世(Otto Ⅲ)便是这次联姻产生的具有一半希腊血统的儿子，他继承了西方帝王的尊严，而保持着明显的东方皇室的做派——就像他在东方的“同僚”，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那样。巴西尔二世曾准备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他，但恰在此时，奥托三世于1002年不幸早逝。982年奥托二世在卡拉布里亚(Calabria)遭到萨拉森人军队的毁灭性打击，这只能证明自870年以来就已经明显的事实：拜占庭帝国是该地区唯一一个能组织起资源去抵抗入侵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穆斯林的大国。

961年，克里特岛再度被拜占庭占领，这使得重新夺取西西里成为可能。这样，教宗、阿马尔菲、那不勒斯、加埃塔(Gaeta)、威尼斯、贝内文托(Benevento)和卡普阿(Capua)的伦巴德王公，以及奥托王朝的皇帝都不得不承认拜占庭在意大利的(政治)存在的增强，以及与拜占庭帝国的良好关系，都是无法避免的必要。

10世纪的拜占庭帝国不断从其并不完满的实力中获得好处，而这种实力是它在7—8世纪期间为生存而战时建立起来的，相比于那些在公元800年时风头盖过它的大帝国，那个时期的建设把它塑造成拥有强大凝聚力的稳定坚固的国家的榜样。它在领土疆域上比加洛林王朝和阿拔斯王朝更为紧凑，也不像它们都是王朝性国家；也就是说，它不是由王朝建立的国家，其国家认同或存在也不依赖于王朝的存续，或者说是王朝的替代物。它不像其他绝大多数的中世纪帝国是靠咄咄逼人的战争凝聚起来的，因为它们要满足军事贵族对土地和战利品的需求。它具有哈里发国家缺乏的宗教实体：毁坏圣像争端最终以843年恢复崇拜圣像而结束，这场争端将东正教和政治权力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同一时期，拜占庭帝国拥有政府组织机构，即官僚体制、职业化军队和复杂的税收制度，这些在加洛林王朝里都是缺少的。其帝国都城和圣城是同一个城市，这一点无论在拉丁基督教世界还是在伊斯兰世界都不存在。阿拔斯王朝的都城巴格达可能在炫耀财富、学问和朝廷权势方面不输甚至超过君士坦丁堡，但是君士坦丁堡比它古老四百年。那里的建筑物和老规矩仍然是君士坦丁大帝和罗马帝国的有力见证，虽然规模有所缩小，但是在法兰克人和阿拉伯人走上历史舞台以前它就存在了，那个时候的巴格达只不过是个空城，是早已灭亡的波斯帝国建在河边的陪都遗址。就是在这个“君王之都”当时还完好无损的城墙内，拜占庭帝国已经积累了大量政治文化财富，除了远东之外，真是无与伦比。它确实证明着，拜占庭帝国的实力来自它的历史，而10世纪的扩张恰好与帝国当时的复兴政策相一致，政府致力于恢复从古代到6世纪的成文传统制度，并将它们编纂为典籍，同时收集整理的还有成文的和口头的记载，最新的军事、庆典和外交实践文献。

1025年巴西尔二世去世时，帝国的疆域自克里特到克里米亚，从墨西拿(Messina)海峡和多瑙河到阿拉塞斯河(Araxes)、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和奥伦特斯河。真正能够对这些边境造成严重威胁的只有奥托三世的继承人亨利二世(Henry Ⅱ)和康拉德二世(Conrad Ⅱ)统治下的神圣罗马帝国，他们进攻意大利南部的拜占庭领地，煽动地方叛乱，但是由于他们行动的基地远离他们干预的地区而难以发挥作用。拜占庭帝国与其北方的两个近邻马扎尔人和罗斯人的关系整体上看得到改善，主要由于后两者于10世纪末皈依了基督教。罗斯人是从拜占庭帝国接受的基督教，同时巴西尔二世的妹妹安娜(Anna)还成为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Vladimir)的新娘，而基辅远离君士坦丁堡也避免了随着保加利亚皈依基督教而出现的难解的恶性循环。也是由于距离遥远，一定程度上使得拜占庭帝国得以与什叶派法蒂玛(Fatimid)王朝和平共存，这个国家于969年在埃及夺取政权后迅速崛起成为伊斯兰世界主要的强国。开罗的法蒂玛王朝主要的对头是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尽管拜占庭帝国与法蒂玛王朝在叙利亚发生过冲突，疯狂的哈里发哈基姆(al-Hakim)由于迫害基督徒并摧毁包括耶路撒冷圣墓教堂在内的许多教堂而严重损害了两国关系，但是巴西尔二世在稳定东部前线局势后，一改其前任皇帝尼基弗鲁斯二世和约翰一世的政策，停止收复近东地区的行动，而致力于清算保加利亚人，从而使得和平共处成为可能，在其统治的最后几年，他收复了西西里。

这样，1025年时拜占庭帝国的局势就非常明显地预示出来。甚至25年以后，帝国除并吞埃德萨城(Edessa)和阿尼(Ani)与卡尔斯(Kars)统治下的亚美尼亚王国之外，其东部疆域几乎没有任何扩大。但是到1080年，帝国面临巨大的麻烦，它迅速丧失了对整个亚洲领土的控制，在巴尔干半岛的地位也摇摇欲坠，遭到严重侵蚀。从11世纪末记载这些事件的拜占庭作家开始，有关这次倒霉大难的解释就汗牛充栋。拜占庭显然存在着领导方面的失误和制度上的缺陷，而诊断症状比确诊病因更为容易：20世纪的学者试图从封建主义发展、自由小农破产以及官僚贵族和军事贵族冲突造成的经济衰败和军事无能上解释这次危机——这种解释已经过时了，比11世纪关于那些君主不负责任且无能的统治的说法好不了多少。从结构上看，我们可以说此时轮到拜占庭帝国去经历过度扩张带来的难题：帝国生存的实力从地理学角度观察已经消耗殆尽失去活力，疆域不再紧凑充实，文化上也更多元化，社会组织更为复杂，而帝国正是因为战争的胜利、领土的并吞和安全越来越有保证而发展了社会组织。此时，拜占庭帝国还是同一个帝国，可能比它原来的最佳状态还要好很多，但是它的敌人却突然变得不再是同样的敌人了。拜占庭帝国一直面对着周围那些发展成国家的近邻，它能以优势地位居高临下地成功应对和妥善处理与它们相关的事务。但它还没有准备好对付那些在国家机构之外行动的敌人，例如11世纪中期突破边界入侵帝国的那三个入侵者：帕臣涅格人、塞尔柱突厥人和诺曼人(Normans)。

对帝国心腹首都地区和巴西尔二世取得战绩地区的最急迫威胁来自帕臣涅格人，这个部落联盟自9世纪末就一直主宰着西部的庞廷(Pontic)大草原。帕臣涅格人在其邻近居民马扎尔人、哈扎尔人、保加尔人中拥有可怕的名声，与这些邻居不同，他们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异教信仰和游牧生活。拜占庭帝国征服保加利亚使得帕臣涅格人与帝国发生直接接触，他们遂成为帝国在多瑙河下游主要的邻居。起初，拜占庭帝国以重兵驻守边疆，拒抗他们于境外。但是1033—1036年间他们发动一系列袭击，造成巨大灾难，其中一次甚至突进到塞萨洛尼基城下。此后，米海尔四世(1034—1041年[1]在位)政府制定了三项措施来稳定边防：减少边境巡逻部队的数量；在多瑙河南部地区设立人烟稀少无人耕种的“荒芜地带”；扶植发展边境要塞周围的市场，以便为这些游牧居民提供手工制品和农业产品，不然他们就将发动袭击抢夺这些货物。这些政策似乎发挥了作用，直到1046年帕臣涅格人遭到乌古斯突厥人(Oghuz Turks)的攻击而向西迁徙再未生乱。皇帝君士坦丁九世(1042—1055年在位)试图通过挑动不同酋长之间对立争斗的传统分化办法和治夷之术削弱他们，却意外受挫未能奏效。拜占庭帝国在此后的对抗中更加处于不利地位，被迫于1053年[2]签署“三十年和约”，允许迁徙的部落居民定居在多瑙河南部黑海内陆地区，这个地区非常靠近早年保加利亚王国的核心地区。拜占庭帝国依旧控制着多瑙河各城镇，但是与7世纪初保加利亚人给君士坦丁堡人造成的灾难类似的梦魇仍然挥之不去。皇帝伊萨克一世·科穆宁(Isaac Ⅰ Komnenos， 1057—1059年在位)试图进行更有利于帝国的强制性移民，但没有取得明显成效，到11世纪70年代，帕臣涅格人和当地乌拉赫斯人卷入的一次叛乱使得帝国彻底丧失了对多瑙河城镇的控制权。宫廷政变的阴谋预示着不幸的降临，当1083年“三十年和约”到期时双方恢复相互敌对，帕臣涅格人勾结海姆斯山脉(Haemus)南麓那些怨气冲天的基督教异端社区共同反对帝国政府。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Alexios Ⅰ Komnenos， 1081—1118年在位)决定于1087年在海姆斯山脉北部发动战争，以图重新取得约翰一世·基米斯基于971年曾获得的重大胜利，后者就是在德里斯特拉(Dristra)这个地方赢得了他击溃斯维亚托斯拉夫的最后胜利，但是就是在这个地方，此时拜占庭军队却全军覆灭，阿莱克修斯一世侥幸逃脱。双方再度订立和约，确定以海姆斯山脉为边界，但该和约很快就遭到破坏，帕臣涅格人越来越深入色雷斯，1091年兵抵君士坦丁堡城郊。皇帝的部队大量减员，形势极端恶化，只是由于尾随帕臣涅格人的另一个草原民族库曼人(Cumans)大批迁徙抵达这里，局势才稍稍缓和。在这个事件中，拜占庭人买通说服库曼人在莱文农山(Levunion)战役中摧毁帕臣涅格人，但是他们也可能会轻易倒戈，三年后果真成为当地的入侵者。他们取代帕臣涅格人成为帝国北方长期的威胁，1122年，无论是库曼人还是帕臣涅格人的残余居民都大举进入色雷斯地区。皇帝约翰二世·科穆宁(John Ⅱ Komnenos， 1118—1143年在位)在斯塔拉·扎格拉(Stara Zagora)精心设局彻底击溃了他们。这次胜利使帝国加强了自1092年以后恢复的对多瑙河前线的控制。11世纪中期，帝国设想在多瑙河沿岸建设紧靠南部荒芜地带的商贸区的计划似乎重新开始，并取得相当大的成功。直到1185年，多瑙河下游流域一直是帝国最持久稳定的边境区域。这大概还得益于俄国君主某种程度的合作，他们也在多瑙河各城镇的商贸财富中分得一杯羹。然而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帕臣涅格人和库曼人都是大体类似的敌人：他们都保持游牧生活方式，都持有原始宗教信仰，采取同样的作战方法，保持同样的草原生活习惯，生性就不安分，他们都符合希腊罗马世界有史以来早就认定的同一种民族类型，有学问的拜占庭作家都一直确信所有北方的野蛮人都是斯基泰人(Scyths)，这样的看法也并非没有事实根据。

帕臣涅格人问题尚属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还在可控范围内：帕臣涅格人并不具备从斯基泰世界其他部分继承来的制度遗产。相反，这与伊斯兰化的突厥人有关，而他们在11世纪中期从东方进攻拜占庭帝国。伊斯兰化的突厥人也属于寻求战利品和永久性新牧场的游牧民族，而小亚细亚恰好能够提供大量的战利品和草场。同时，他们还是具有宗教目的的进攻者，与11世纪中期接收并复兴了阿拔斯王朝的政权具有种族联系。塞尔柱人领袖托格鲁尔(Togrul)的继承人阿尔普·阿斯兰(Alp Arslan)和马利克·萨利克·沙阿(Malik Salik Shah)继承其权力成为哈里发之外的苏丹。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将伊斯兰世界重新统一在严格的逊尼派正统派旗帜下，他们最紧迫的任务不是征服拜占庭帝国，而是重新统一法蒂玛王朝。他们乐于使游牧的突厥人的掠夺活力转移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拜占庭的基督教领土，而不是放任他们生活在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那些定居的穆斯林民众中。正是游牧民族无拘无束的扩张性和来自伊斯兰最高权力的集权制度两者的结合，使得这个时期的突厥人成为如此可怕的威胁，而拜占庭统治当局则忙于自己内部的稳定，无暇他顾。特别是各式各样没有固定匪巢的匪帮军阀同时进行的入侵，也使得集中抵抗和资源调动变得异常困难，最终，当在位皇帝将首要精力集中到东部前线时，他采取的抵抗入侵行动就使他于1071年在曼兹克特(Mantzikert)战役中与苏丹阿斯兰进行直接决战。罗曼努斯四世·戴奥真尼斯(Romanos Ⅳ Diogenes)遭到惨败，在战争中被俘，这是自尼基弗鲁斯一世在二百六十年前阵亡以来拜占庭皇帝在战场上遭遇的最为屈辱的失败。根据双方签署的和约，苏丹仁慈地释放了罗曼努斯四世，而没有提出过多的领土要求，但是皇帝被释放却引发了他和君士坦丁堡统治当局之间的内战，因为朝廷拒不接受罗曼努斯四世而倾向于米海尔七世·杜卡斯(Michael Ⅶ Doukas)。尽管米海尔七世的政府试图孤立罗曼努斯四世，但是却没能维系住整个军队的忠诚。当内战再度爆发时，突厥人不仅未遭遇抵抗地大举进军，而且在拜占庭将领的引导下，深入小亚细亚内陆——这些将领千方百计招募突厥人来对抗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由于内陆各地城乡有一个多世纪没有遭受外敌侵袭，因此也都没有做好自卫的准备，而地方大地主不是从捍卫他们自己的地产出发而是从朝廷中寻求各自的利益。这样，曼兹克特战役胜利后20年，突厥人便在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地区立足定居，他们的占领活动不断推进，超越游牧生活的阶段：这个塞尔柱族群的一个分支，在君士坦丁堡的亚洲腹地尼西亚城高大的罗马式城墙保护下，正在发展成为独立的苏丹国家的领导核心，同时在士麦那(Smyrna)港口城市，一位曾在拜占庭军中服役过一段时间名叫查察斯(Tzachas)的埃米尔建立起自己的舰队，他打算凭借这支舰队夺取爱琴海各个岛屿。

自1092年以后，形势发展对拜占庭帝国有利，马里克的去世使塞尔柱苏丹国加速分裂为几个公国。阿莱克修斯一世于1094年消除库曼人对巴尔干半岛的威胁后，就能够将其全部注意力转向东方。第一次十字军东征部队于1096—1097年陆续到达，他们是应他对教宗乌尔班二世(Urban Ⅱ)的请求，来帮助他收复尼西亚的。为了激励他们继续向安条克推进，皇帝的军队完成了将突厥人驱逐出安纳托利亚西部和南部沿海平原及河谷地区的任务。然而，阿莱克修斯一世却没有从十字军最新取得的胜利中获得任何好处，后者也确实使皇帝收复东方失地的计划极大地复杂化了。除1137—1180年间经常脱离帝国控制的小亚细亚东南中心区奇里乞亚被收复外，11世纪末形成的边界都没有向外进一步扩张。鉴于这个中古帝国在收复其他地区上的胜利，这次它收复内陆核心区域的计划遭到失败似乎可能令人震惊。在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及其儿子约翰二世和孙子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Ⅰ)统治下，拜占庭帝国恢复了其作为巴尔干半岛、爱琴海和广阔地中海区域强国的地位，他们不仅能建立人数众多的军队、令人印象深刻的舰队，而且拥有似乎无穷无尽的大笔黄金。

有两个原因可以用来作为解释。首先，帝国在对付游牧民族持续不断的洗劫及对平原地区的入侵时，开展了更频繁的进攻而不是单纯的防守；但是通过观察一次浩大但灾难性的远征，可以看出阿莱克修斯一世、约翰二世和曼努埃尔一世发动的所有战事被证明基本上都是报复性的打击而不是系统的收复行动，但这些一时性的收复战果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声望。其次，拜占庭帝国极力挑起两大突厥人国家之间的对立斗争，它们正在争夺对各个突厥游牧部落的最高统治权力：罗姆(Rum)的塞尔柱苏丹国在第一次十字军战争后重新入主小亚细亚南部中央地区，并以伊克牛(Ikonion， Konya)为其都城；而由名叫达尼什蒙德(Danishmend)酋长建立的酋长国则定居在这块草原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尽管拜占庭人的利益在于维持两大势力之间的平衡，但是帝国还是更加倾向于支持塞尔柱苏丹国反对达尼什蒙德人，因为后者更加尚武好战，崇尚圣战，正如他们大多数人采用的名字杰哈泽(Ghazi，为真理而战)显示的那样。1161年，当塞尔柱苏丹基利希·阿斯兰二世(Kilic Arslan Ⅱ)前往君士坦丁堡寻求曼努埃尔一世援助时，这位皇帝在一份条约中正式接受苏丹为义子，条约规定后者将归还帝国所有他从达尼什蒙德人那里夺取的土地，作为其慷慨补贴的回报。但是塞尔柱人并没有履行他在这份协议中许下的诺言，而是将整个小亚细亚突厥人领土都纳入其统治下，从而迫使曼努埃尔一世改变原有的政策。1175年，这位皇帝在多瑞莱昂(Dorylaion)和叟不莱昂(Soublaion)两地建造和修缮边防要塞，将边境线推进到这里的高原地区。次年，他亲自率领庞大的远征军征服伊克牛，但是不幸在迈留克发隆(Myriokephalon)山口遭到经典式伏击，惨遭败绩。这是唯一一次真正试图通过直接军事对抗收复突厥人占领的小亚细亚的努力，但是却以耻辱的失败结束。

这样的正面冲突以前从未发生过，这也可以通过下述事实加以说明，再度占领安纳托利亚地区只是从政治上收复东地中海地区之更大战略的一部分。该战略聚焦于塞尔柱苏丹国东部各地，这些地区是拜占庭帝国于10世纪从阿拉伯人手中收复的，并重新在此安置了亚美尼亚人和叙利亚人。突厥人进入小亚细亚大多绕道避开这些地区，因此使得当地的亚美尼亚人贵族相对完好无损地掌握着该地区的军事指挥系统。亚美尼亚贵族驻留该地非常有利于第一次十字军向东进军，也有利于他们在埃德萨和安条克等地建立十字军国家。拜占庭帝国在当地残留的军事设施为帝国收复该地提供了有利的基础，因此，拜占庭当局投入重金努力收复安条克就很好理解了。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十字军首先在埃德萨和安条克，后来在耶路撒冷和的黎波里(Tripoli)建立的国家能够存在本身就是对拜占庭帝国作为东方基督教帝国的挑战。由于帝国具有的可靠声誉和安全保证，它就不得不行使对这些西方基督教世界前哨站的某种统治权，此时它们分布在拜占庭帝国的东西两侧。

11—12世纪对拜占庭帝国构成第三个重大威胁的外部挑战来自讲拉丁语的西方。这个挑战不是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的复兴，而是来自9—10世纪西部法兰克王国解体期间形成的富有攻击性的新国家。11世纪初期出现在意大利南部拜占庭帝国领地边界地区的诺曼人冒险者，是一些作为加洛林王朝臣属而定居在塞纳河(Seine)河口的维京人的后裔。他们对意大利历史和拜占庭历史的影响反映在他们既有维京人的血统又有法兰克人的背景。他们一方面是奴役他人的剥削者和既无长久忠心也无固定居住地的雇佣军，抵抗任何雇佣他们作战的势力，不论是拜占庭帝国、教廷、卡普阿和贝内文托的伦巴德君主，还是反对拜占庭统治的阿普利亚人(Apulian)起义者——不仅仅是拜占庭作家把他们看作邪恶得难以言表的野蛮人；另一方面，他们又深深地植根于重视骑士荣誉和宗教变革的后加洛林文化之中，具有强烈的领土意识，通过重新建立封主封臣的社会结构来强化其领地统治，这种关系是他们从“封建的”法国带来的。当他们逐渐定居下来时，就获得了当地宗教家族和宗教领袖勉强的认可，最终包括教宗也承认他们作为教会臣属的潜在价值，因为他们能够比德意志人或者拜占庭帝国更好地捍卫教廷的利益。意大利南部诺曼人的崛起恰好与教廷和这两大势力关系的日益紧张同时发生：教廷因为与亨利四世(Henry Ⅳ)为首的少数派交恶并导致后者敌视教会改革而与德意志人关系紧张；又因为争夺意大利南部教区管辖权的长期争端而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紧张——同时伴随着关于教义信条、教宗至高地位和宗教礼仪方式的争执，这最终导致双方于1054年戏剧性地互相开除教籍，这个事件传统上被看作东西两大教会分裂的起点。1059年，教宗尼古拉斯二世(Nicholas Ⅱ)承认诺曼人领袖罗伯特·吉斯卡尔(Robert Guiscard)为阿普利亚公爵。后者与其弟弟罗杰(Roger)以牺牲拜占庭人、伦巴德人和穆斯林的利益为代价，发动了对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占领行动。

1071年4月，也就是在拜占庭军队惨败于曼兹克特战役的四个月以前，罗伯特·吉斯卡尔夺取巴里(Bari)——一座海港城市，完成了其对拜占庭(意大利)主要领地的征服。拜占庭帝国对此的反应是提议结成婚姻联盟，吉斯卡尔最终于1074年同意联姻，两年后，他将自己的女儿奥林匹娅斯(Olympias)送往君士坦丁堡与米海尔七世的儿子成婚，当时这对年轻人都到了结婚的年龄。这个事件表明拜占庭帝国衰落到何等程度，也表明吉斯卡尔作为一个没有领地的军阀从一开始就强势崛起，他竟然拒绝以未来可能的女婿关系来继承拜占庭帝国皇位的机会。拜占庭人显然担心遭到入侵，但是他们确实希望吉斯卡尔帮助他们与突厥人作战。这里我们观察到拜占庭帝国与西方关系中存在着一种深刻的而且可能是重大灾难性的矛盾：拜占庭帝国坚持利用西方社会中的特有因素，而它却根本无力对抗这个社会。帝国不顾其与吉斯卡尔和其他诺曼人交往中的糟糕经历，继续招募诺曼人和其他西方骑士，并笃信能够靠自己的经济能力控制住他们。史料自然没有记录下很多效忠于帝国的人，而那些制造麻烦者获得的公众声誉却表明，拜占庭帝国严重低估和忽视了西方人不打算参与拜占庭梦想的程度。

1078年，米海尔七世被推翻，这为吉斯卡尔提供了一个以支持其盟友为借口入侵巴尔干半岛的黄金机会，他在教宗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Ⅶ)的支持下于1081年采取行动。在此后四年的战争中，阿莱克修斯一世总的来说处于吉斯卡尔和他的儿子伯厄蒙德(Bohemond)造成的严重不利局面中，只是由于吉斯卡尔死于瘟疫才使拜占庭帝国解除半岛地区的主要威胁，其入侵的舰队也因此遭到重创，巴尔干半岛的领土现在能够向帝国提供大量资源。即便如此，阿莱克修斯还是毫不犹豫地向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骑士发出求援呼吁，其中包括伯厄蒙德和其他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请求他们帮助他从突厥人手中收复小亚细亚。目前，人们普遍达成的共识是，教宗乌尔班二世于1095—1096年游说号召发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响应拜占庭皇帝的求援。如果有关这一事件的基本史料没有提及皇帝的请求，那只是因为双方都打算忘记它：拉丁人并不想承认这个“邪恶的皇帝”在他们英雄般的神圣伟业中有任何正面的作用，他只是扮演了负面的角色，而拜占庭人则只想把这个事业描述成是对帝国内政不请自来的干涉行动，是设法降低对帝国损害的一个成就。如今有些事情变得特别清楚，伯厄蒙德违背诺言占据安条克是他与阿莱克修斯一世私下达成非正式协议的结果。他以前曾向皇帝发誓将所有十字军收复的前拜占庭帝国领土都归还皇帝，但后来阿莱克修斯一世没能参加十字军对安条克的联合围攻，因此允许他占据该城；而皇帝是听信了包括一位十字军领袖在内的临阵逃脱者的说辞，认为当时的局面毫无希望，无可挽回，所以才没有参加围攻。

无论十字军应召而来的目的是什么，对于拜占庭帝国而言，这次行动的结果是意大利南部诺曼人的征服范围向东扩展，并极大地加深了两大教会之间的分裂，因为拉丁主教将希腊教士全都赶出叙利亚主教区，以前这里从来没有被置于罗马教区的管辖范围内。阿莱克修斯一世确实在十字军中寻找到其他盟友，他拥有向伯厄蒙德施加军事压力的实力，但是伯厄蒙德却设法将自己的行为与整个拉丁基督教世界联系在一起。1105年，他返回欧洲，在教宗的支持下重新招募军队，1107年他率领这支军队渡过亚得里亚海，打算在返回叙利亚的途中征服拜占庭帝国。阿莱克修斯一世避免与这支入侵军队发生正面冲突，而是诱使它困于阿尔巴尼亚(Albania)山区中。他迫使伯厄蒙德在1108年的“迪沃尔协议”(Treaty of Devol)中签订和约，如果它真的生效的话，那么安条克将回归帝国，同时所有在突厥人边境地区立国的法兰克人都将成为皇帝的封臣。然而，伯厄蒙德并没有返回叙利亚，其继承者也拒绝承认这个协议。

阿莱克修斯一世及其继承者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这样的想法，即认为拉丁欧洲具有的扩张主义能够用来为帝国的利益服务。然而，整体上看，12世纪拜占庭帝国对拉丁世界的政策是防御性的，其关注的问题在于，接受他们曾经从诺曼人入侵和十字军造成的破坏中得到的安全教训。其中一个教训是不能把法兰克人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建立的殖民地与拉丁欧洲的其他部分分开处理。另一个教训是需要采取先发制人的外交手段，以阻止意大利南部君主对叙利亚进行干涉或对拜占庭帝国发动新的攻势。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阿莱克修斯一世及其继承人与德意志皇帝建立友好关系，而后者自有其历史理由拒绝承认诺曼人对意大利南部的占领，也拒绝承认吉斯卡尔的侄子罗杰二世(Roger Ⅱ)于1140年从教宗那里接受的王室头衔的合法性。诺曼人入侵还突显出在帝国臣属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王宫中开展针对诺曼人的外交活动的必要性：1105年，阿莱克修斯一世安排其子约翰二世与匈牙利公主结婚，这是两大王朝之间如果不是敌对的也是紧张关系的开端。最后一个教训是，与诺曼人和十字军的多次冲突已经表明帝国难以完全依靠自己的战舰，必须要有能力召集其可靠盟友的海军。因此，在与吉斯卡尔开战期间，阿莱克修斯一世与威尼斯签订重要的协议，授予威尼斯人前所未有的特权，以换取后者的援助。在其他规定中，最重要的是允许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建立商贸特区和滨海特区，以及免于支付10%销售税的免税权。威尼斯共和国和阿马尔菲共和国正式臣属于帝国，并在拜占庭帝国一直保有商贸特区达两个多世纪之久。阿莱克修斯一世对威尼斯的授权将其商贸特区置于新的基础上，亦为后人确立范例，也就是类似后来给予比萨(Pisa)和热那亚(Genoa)的不那么慷慨的特权，这样就极大地增加了帝国境内意大利人的数量，并使拜占庭大量的商业贸易落入意大利人之手。

由于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一系列事件，为应对拉丁基督教世界扩张而开展的积极外交之必要性进一步得到强化，这次十字军肇始于1145年，是对穆斯林夺取埃德萨城这一导致十字军国家相继倒台的第一个灾难性事件的回应。这次，十字军由法王路易七世和德王康拉德三世率领，他们在统领其庞大部队通过君士坦丁堡时只对年轻的曼努埃尔一世表示尊敬，而不把其他任何东西放在眼里。西西里的罗杰二世乘此危难之机夺取科孚岛(Corfu)，并放纵其军队彻底洗劫希腊本土。十字军东征中的多股部队在小亚细亚被突厥人剿灭，这丝毫无助于提高拜占庭帝国的声誉。这次教训是，拜占庭帝国不能承受被孤立的境地，不得不阻止再度进行的大规模十字军东征。这个插曲也强化了意大利特别是其南部地区对于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安全的战略重要性。曼努埃尔一世的主要目的是与神圣罗马帝国分割意大利，拜占庭帝国将在这一瓜分中获得亚得里亚海沿海地带。然而，他对这个目标一厢情愿的追求在取得了最初几次胜利后便遭到失败，而且还惹恼了德意志新任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后者的帝国复兴计划完全排除拜占庭帝国参与的可能性。曼努埃尔一世被迫将腓特烈视为其主要的敌人，并与包括教宗，其宿敌诺曼王国、匈牙利、意大利各地的几个君主和城市，特别是十字军国家在内的其他西方势力结成关系网，为此他将自己的两个侄女嫁给耶路撒冷国王，并迎娶安条克公主作为其第二任妻子。其慷慨的金钱援助和从穆斯林手中赎回战俘都有助于维持拉丁殖民地的防卫，特别是在他们处于努雷丁(Nureddin)和萨拉丁(Saladin)统率下的“反抗十字军”势力威胁下的时候。1170年建立的法蒂玛王朝和此后萨拉丁对埃及和叙利亚的统一使得耶路撒冷王国的灭亡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该王国没有迅速灭亡还多少有赖于曼努埃尔一世的支持。

科穆宁王朝的内部实力和阿莱克修斯一世、约翰二世、曼努埃尔一世活跃的外交活动使帝国已经收缩的边境地区更为稳固，并使帝国周边地区形成一圈多多少少对其敬畏有加的邻国，其中甚至包括罗姆苏丹国。拜占庭帝国在1180年曼努埃尔一世去世时看起来令人印象深刻，因为他刚刚为其子阿莱克修斯二世和法兰西国王的女儿举行完订婚典礼。但是这个儿子年纪尚幼，而摄政的政府当局很不得人心，从而在1182年的一次暴力政变中被推翻；三年后，篡位皇帝安德洛尼库斯一世·科穆宁(Andronikos Ⅰ Komnenos)死于民众骚乱，其继承者伊萨克二世·安耶洛斯(Isaac Ⅱ Angelos)虽然幸免于多次叛乱，但是在1195年的宫廷阴谋中被其兄弟阿莱克修斯三世所取代。这次混乱的皇位继承斗争削弱了王朝的延续性和稳固性，拜占庭国家当时的实力恰好越来越依赖于王朝的稳固性。好战而具掠夺性的邻国和野心勃勃的臣属看到了他们的机会。1185年，西西里人对帝国心腹地区的攻击被击败，一些被占领的城市如地拉修(Dyrrachion)和塞萨洛尼基也先后被收复，但是拜占庭帝国的边远地区开始被侵蚀。匈牙利国王和突厥苏丹夺取了一些边境地区；塞尔维亚人和亚美尼亚君主摆脱了帝国的宗主权；被驱逐流亡的帝国奇里乞亚总督伊萨克·科穆宁(Isaac Komnenos)在塞浦路斯建立起独立政权。最糟糕的还是海姆斯山区的弗拉赫人(Vlachs)，他们在彼得·阿森(Peter Asen)和伊凡·阿森(Ivan Asan)两兄弟领导下发动起义，在多瑙河北岸库曼人的支持下，凭借其坚不可摧的山地要塞之利，击溃了所有帝国军队的反击，并向南部色雷斯地区扩张。君士坦丁堡腹地暴露在敌人的洗劫攻击下，他们刻意重新建立西蒙和塞缪尔的保加利亚王国，但是却丝毫不考虑是否得到君士坦丁堡的承认。就像与他们同时代的塞尔维亚君主斯蒂芬一样，彼得和伊凡的兄弟及继承者，保加利亚的卡罗甘(Kalojan，或称Johanitza)设法从教宗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那里获得了王冠。

曼努埃尔一世之后的拜占庭统治者打破了帝国与十字军国家和十字军运动结成的盟友关系，从而给自己平添诸多难题。这种改变很可能就是萨拉丁迅速崛起和曼努埃尔一世去世后随即发生的反拉丁人行动的必然结果，当安德洛尼库斯一世(Andronikos Ⅰ)登基夺取皇权后，君士坦丁堡爆发屠杀拉丁人的骚乱，将这一行动推上高潮。无论是安德洛尼库斯一世还是伊萨克二世似乎早就希望与胜利的萨拉丁结盟，这样能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既给东正教教会也给帝国带来实质性好处。但是这种期望只是幻想，而拜占庭帝国为实现梦想放弃了阻止、改变或者影响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机会，这次十字军东征是耶路撒冷于1187年失陷于萨拉丁后必不可免的后果。而且，伊萨克二世由于试图阻止腓特烈·巴巴罗萨率领下的德意志十字军部队通过帝国疆域进军西亚，招来十字军之敌的恶名，这对拜占庭帝国而言并非善事。它可能影响了另外一位十字军领袖、“狮心王”理查一世(Richard Ⅰ)。他在夺取了“反叛者”伊萨克·科穆宁的塞浦路斯岛后，决定不将此岛归还帝国。这一恶名还使得巴巴罗萨的儿子亨利四世对拜占庭帝国抱有怨恨，后者在其父亲意外死于十字军征讨途中后接管了西方的帝国。亨利四世将西西里王国纳入其在意大利中部的统治范围，从而成为地中海世界最强大的统治者。即便他并没有打算真的实践其征服拜占庭帝国的威胁，他确实还是决心要迫使拜占庭帝国偿付新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开销，为了完成第三次十字军未竟的事业，他鼓动组织新十字军。1197年他突然去世后，这个计划就不得不被放弃，而教宗英诺森三世煽动起来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最初打算从威尼斯航海直奔埃及，根本与拜占庭帝国毫无关系。但是，当这支十字军面临财政困难时，特别是当帝国皇位的觊觎者、被废皇帝伊萨克二世的儿子阿莱克修斯到处寻求帮助，以推翻在位皇帝阿莱克修斯三世时，让拜占庭帝国埋单的想法就很有诱惑力了。结果是这次十字军转向，最终攻占君士坦丁堡并由十字军骑士选举出一位拉丁皇帝。

土地、海洋和人民

780—1204年间，拜占庭帝国的版图变动剧烈。不仅帝国疆域的扩张和收缩非常大，而且其疆域的重心及中央地带也完全从小亚细亚转移到巴尔干半岛。与此同时，某些基本特征并没有改变。其地理地貌仍然保持着地中海北部地区的典型特征，主要为农业经济，重点生产麦类、酒和橄榄油，辅之以多种多样的畜牧业和未开发的森林和湿地物产。拜占庭帝国自给自足，除了远东的香料和俄罗斯的毛皮外，能生产满足自身需要的所有物产。其经济支撑着众多人口，在此期间其人口增加了一倍，伴随着持续不断的移民运动，构成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叙利亚人、犹太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民族融合。特别是，帝国主要疆域边境的扩张和收缩由于其海岸、首都非常稳固而得到平衡，其领土资源的调度符合国家利益。

尽管帝国海岸线的伸展和收缩伴随着领土的扩张和丧失，但是，在780—1180年间，帝国却控制着地中海北部沿海和黑海沿岸地区。其海岸线比起阿拔斯王朝和加洛林王朝统治极盛时期并没有短很多，而其大片领土，则比任何其他中古国家都要大得多。拜占庭帝国所有最富庶肥沃的农业区域，以及帝国的城市中心区都靠近大海，其沿海地区与公元前7—公元前6世纪时希腊人的定居区和殖民区几乎完全吻合：航海是运输和交通最有效和经验最丰富的方式。从这些事实看，大海显然对于财富、生存和拜占庭帝国真正的身份认同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可能会令人大为惊讶的是，航海和海上交通在拜占庭当局的政策、社会和文化中似乎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海军在帝国军队武装体系中远未能达到“高级部队”的地位，在众多企图夺取权力的军事将领中，只有一位是舰队司令，海上商贸也从来没有明显地成为获取巨大财富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或者可利用资源，这与威尼斯、阿马尔菲、比萨和热那亚等意大利航海城市形成鲜明对比，这恰好掩盖了帝国海军能力的缺陷。帝国对大海的依赖性和对航海活动的蔑视之间存在明显反差，这部分地来源于古代世界的遗产，特别是受罗马帝国的影响，因为后者拥有庞大的陆军和地主元老贵族群体。陆军和小亚细亚内陆地区在抵抗阿拉伯人的生死斗争中发挥核心作用，这也决定性地强化了土地的重要性。军区制各部队都驻扎在陆地上，中世纪拜占庭帝国的显贵大家族也都有各自的地产、随从和从事战争的机会，以及他们光辉的历史。我们很难归纳概括像安纳托利亚大草原那样幅员广阔地区的经济状况，这个地区的一些地方毫无疑问拥有很高的农业产量。同样，很多地方也适合于畜牧业，特别是在阿拉伯人入侵的艰难环境中，无论当地如何进行生产，唯一能够在任何条件下都赢利的主要就是那些能够自己跑动的牲口。用来支撑驻扎在那里或者途经当地前往东方前线的军队的东西还必须包括其他物资。因此，8—11世纪的拜占庭帝国可以说具有两种经济，一种是小亚细亚内陆经济，另一种是沿海地区经济。前者被陆地包围且与东方防务和东部前线相连接，随着突厥人对安纳托利亚大草原的占领，帝国的这个地区丧失殆尽。而这种损失并没有从帝国在西部收复巴尔干半岛内陆后得到补充置换，帝国再没有像在古代晚期那样把这个地区当作家园。安纳托利亚地区长期享有的优先地位阻碍着帝国与爱琴海和黑海内陆地区经济的完全契合及其投入，而这个区域的经济支撑着帝国花费高昂的外交支出和雇佣军部队的军饷，负担着皇家和教会精英奢华的消费，养育着君士坦丁堡日益增多的人口。

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在780年时达到7万人，到1204年可能增加到30万人，该城市成为爱琴海和黑海地区出产的食品的主要消费地，而皇宫则完全像个都城里的小城市，那里进行着整个希腊大陆大部分的丝绸生产，它还是11世纪和12世纪整个欧洲主要的手工业中心。君士坦丁堡通常被称为“皇城”和“大都市”，这里不仅驻扎着皇室和教会最高权力及其施政官僚机构，还是拜占庭帝国基本身份认同的标志。从文献中看，它是帝国疆域内所有城市中花费最大的城市。10世纪的一位阿拉伯旅行家对拜占庭小亚细亚地区人烟稀少的农村和伊斯兰世界人口密集的城市之间的差异感到震惊。12世纪的作家对于他们耳闻目睹的情况，特别是对该城欧洲一侧城区的印象更为深刻。但是，除了塞萨洛尼基这个可能的例外，曾经是君士坦丁堡之外可供选择的中心城市只有安条克，特别是在969—1085年间它重新归于帝国统治时期。12世纪之前，当希腊大陆各城市随着意大利商贸活动的扩大而扩张时，人们发现最繁华的城市中心都集中在边境地带：例如在意大利(如阿马尔菲、威尼斯和巴里)、多瑙河下游沿河地区和克里米亚南部地区、亚美尼亚、小亚细亚的阿塔莱亚(Attaleia)和特拉布宗，这些城市都是与东方伊斯兰世界进行贸易的主要进口地。

帝国边缘地带出现的这种城市繁华现象部分是由于中心地区强制税收造成了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当局格外关注边境地区安定的结果。拜占庭帝国并没有发达的政治理念，也没有现代专制国家残暴的国家机器，它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推行国营经济。但是，没有任何人力或物质资源不是在国家宣称的控制和剥削范围之内，也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或社会制度不是来源于政府出于政治目的进行的资源调配。到12世纪，这种调配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世俗和教会权贵越来越多地控制其份额，他们或者享有免除日益增加的税收和劳役负担的权利，或者被授予越来越多收归国有的大量地产。然而，目的都是相同的：最大限度地进行经济剥削和军事招募，确保君士坦丁堡的城市防护和物品供应，确保皇帝统治。拜占庭帝国如同所有其他中世纪的政府，始终关注防止农民弃耕农用土地，保持农耕地的生产。帝国可能比其他大多数中世纪国家更注意通过从一地向另一地大规模移民来解决劳动力、兵员和安全的问题。拜占庭帝国还非常有效地保持其贵族阶层的稳定，他们依赖中央朝廷维持各自的富有和地位，在这个方面帝国是无与伦比的。9—10世纪，几个把控着主要军队司令职位的小亚细亚大家族看起来都在逐渐变为像中世纪西欧封建贵族一样的土地权贵，他们拥有强大的领地权力基础，拥有当地大地产和地方武装。但是，在这些大贵族中的福卡斯和斯科莱罗(Skleros)两大家族于976—989年几乎就要夺取皇帝巴西尔二世的皇位后，巴西尔便千方百计设法削弱贵族和土地之间的联系，没收他们的产业，取消他们通过购买和馈赠得到土地的机会，让他们接受短期的军事调令离开各自的地方。许多重要的拜占庭大家族一直保持着强有力的地方根基，特别是在亚得里亚堡和特拉布宗等地。但是11—12世纪的拜占庭上流社会整体上明显缺乏地方主义和地方观念，这可能造成了拜占庭在小亚细亚地区统治的瓦解；很明显，这也对帝国能在如此众多高级官员失去领地后仍然长期存在产生了影响。

皇帝和王朝

中世纪拜占庭帝国继承了罗马帝国的朝廷官吏、个人与皇帝家族之间深刻的区别。一个成功而且在政治上狡诈的将军极有可能夺取软弱而不得人心的皇帝的权力，而后证明其篡位是秉承神意的委托，因为“没有比继位更显示成功的了”。780—1204年在位的39个皇帝中，有19位被暴力废黜，有6位被当场刺杀，另2位因被刺瞎而丧命，瞽目刑罚是废除皇帝资格的通常做法。还有至少3个皇帝的死因被怀疑是邪恶手段造成的，另有数百起流产的宫廷阴谋和叛乱，其中至少8起对在位皇帝形成了主要的军事威胁。另外，拜占庭帝国像古代罗马一样，承认皇家的特殊地位和每个在位皇帝为稳定统治而任命其继承人的原则。最成功的篡位者大多处于皇帝亲信助手的范围，他们几乎都千方百计通过与前任皇帝家族建立婚姻关系而稳固其夺取的权力。

到8世纪时，王朝继承尚未正常化，此后四百年，这一点注定还要继续下去。这个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步显然是由伊苏里亚(Isaurian)王朝迈出的：大概根据君士坦丁五世(741—775年在位)确定的惯例，其孙子君士坦丁六世(780—797年在位)“生于紫色寝宫”中，也就是说生在特殊的皇宫产房中，该寝室内墙壁都用罕见的紫色大理石做贴面装饰。“生于紫色寝宫”的人(porphyrogenitus)将在竞争皇位的任何斗争中享有特权式的开端。如果君士坦丁六世没有被自己的母亲伊琳妮废黜的话，那么伊苏里亚王朝还将继续统治，而伊琳妮自己后来也招致罢废的下场。那个废黜了她的人叫尼基弗鲁斯一世(802—811年在位)，他和儿子斯塔乌拉乔斯(Stavrakios， 811年在位)及女婿米海尔一世·朗加贝(Michael Rhangabe，811—813年在位)没能建立一个重要的王朝，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与保加利亚人的战争中遭到失败。“亚美尼亚人”利奥五世(813—820年在位)废黜了米海尔一世，他的统治更加成功，但是他却成了皇位觊觎者阿莫利翁的米海尔二世(Michael of Amorium， 820—829年在位)的牺牲品，后者羡慕他继承皇位，不久就杀害了他。然而很快，米海尔二世就面临另一位篡位者“斯拉夫人”托马斯(Thomas the Slav)领导的重大叛乱。只是米海尔二世最终击溃了托马斯，他还通过迎娶君士坦丁六世的女儿尤弗罗西尼(Euphrosyne)作为其第二任妻子而赢得帝王的荣耀。后来皇位被其子狄奥菲鲁斯(829—842年在位)继承，而后者又将皇权留给自己年幼的儿子米海尔三世(842—867年在位)。米海尔三世的垮台不是因为他年少的时间过长，而是因为他任命为次级共治皇帝的那个局外人，即“马其顿人”巴西尔(Basil the Macedonian)。巴西尔一世(Basil Ⅰ， 867—886年在位)创立的这个王朝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米海尔·普塞罗斯就这个王朝写道：“我认为没有任何其他家族像他们这个家族一样受到上帝的眷顾。”此后确实出现了一些令人震撼的时期。利奥六世在经历三次婚姻后，因为与最终为他生下男性继承人的女子结婚而惹恼教会。年轻的君士坦丁七世(913[3]—959年在位)的年幼无知被几个野心勃勃的机会主义者利用，开始是他的叔叔亚历山大(Alexander， 912—913年在位)，最后是帝国海军舰队司令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Romanos Lekapenos)，后者不仅巧妙地使自己担任了最高皇帝的角色，并设法使君士坦丁七世和自己的女儿海伦(Helen)结婚，而且还为自己的两个儿子加冕为帝，并且使他们的地位高于君士坦丁七世。但这两个愚蠢的儿子推翻了他们的父亲，并邀请君士坦丁七世和他们一起(944年)阻止利卡潘努斯王朝的建立。然而，君士坦丁之子罗曼努斯二世(959—963年[4]在位)的英年早逝激发了军事将领夺取最高皇权的斗争，他们以其年少的儿子巴西尔和君士坦丁八世为牺牲品。尼基弗鲁斯二世·福卡斯(963—969年在位)及其谋杀者和继承人约翰一世·基米斯基(969—976年在位)将巴西尔和君士坦丁八世的地位贬低到傀儡的角色，尽管他们的统治都很短暂，但他们还是在自己的亲戚和同伙中留下野心勃勃的遗产。巴西尔二世(976—1025年在位)花费十三年时间平息贼心不死的巴尔达斯·斯科莱罗(Bardas Skleros)和巴尔达斯·福卡斯(Bardas Phokas)的篡位活动。而巴西尔二世本人也因为未婚给王朝造成一连串新的难题，因为在他去世时，王朝继承权只能传给其年迈的哥哥君士坦丁八世(1025—1028年在位)和君士坦丁八世的两个女儿邹伊(Zoe， 1028—1052年在位)和狄奥多拉(1042—1056年在位)。此后的四位皇帝都是通过与邹伊联盟而执掌皇权的：罗曼努斯三世·阿吉罗斯(Romanos Ⅲ Argyros， 1028—1034年在位)、米海尔四世(1034—1041年在位)和君士坦丁九世(1042—1055年在位)先后成为她的丈夫；而米海尔五世(1041—1042年在位)[5]是她的义子。这种安排远不能使皇后感到满意，因为她们被排斥在朝廷之外——除了在1042年短暂且不成功的联合执政。同样，皇帝也不满意，因为他们的权力都依赖于邹伊。还有，到了她第二次结婚时，她不能怀孕生育的事实就变得明朗了。

但是，最终突显出来的是王朝世袭原则的强大力量，它使马其顿王朝能够在所有这些兴衰变迁中幸存下来，它也阻止了篡位者杀害继承皇位的幼子和女性继承人的企图。在该王朝统治末年，对王朝的尊崇如此强烈，以至于在邹伊及其最后一任丈夫君士坦丁九世去世后，狄奥多拉可以单独统治且没有遭遇反叛(1055—1056年)。

拜占庭帝国经过25年才弥补上马其顿王朝留下的皇位世袭断档期，这个时期发生过几场外部危机。狄奥多拉任命的年迈官僚米海尔六世(1056—1057年在位)只是暂时中止了世袭，而伊萨克一世·科穆宁(1057—1059年在位)更胜他一筹，他在逊位时将皇位传给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而没有传给自己家族的成员。君士坦丁十世(1059—1067年在位)及其兄弟、恺撒约翰·杜卡斯(John Doukas)尽最大的努力去开创一个新王朝，但是君士坦丁十世的儿子米海尔七世在极为关键的时刻却是块毫无希望的材料。罗曼努斯四世迎娶君士坦丁十世的遗孀，并养育了君士坦丁十世与她生下的两个儿子，而推翻米海尔七世的尼基弗鲁斯三世·博坦尼亚提斯(Nikephoros Ⅲ Botaneiates， 1078—1081年在位)却没有子嗣。尽管约翰·杜卡斯确信曼兹克特战役终结了罗曼努斯四世建立王朝的野心，但是他只有通过与下一个成功篡位的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1081—1118年在位)合作，才能使杜卡斯家族继续发展成为拜占庭历史上最杰出的皇室家族之一。

自阿莱克修斯一世开始的王朝男性血统世袭制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科穆宁家族还是拜占庭历代皇朝中延续时间最长的皇族，因为1118—1461年相继为帝的所有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拜占庭皇位继承者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源自阿莱克修斯一世，并且使用“科穆宁”(Komnenos)的名号；使用这一姓氏是对前朝先例的重要背离。拜占庭帝国最后几个世纪出现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变化，原因不仅在于阿莱克修斯一世及其继承者长时间的统治——他们有效地应付外部敌人和外部阴谋，而且在于他把皇室建设纳入帝国中央朝廷制度框架的系统政策。其王朝世袭继承的基础是王朝的统治，其中皇帝的身份并不仅仅是垂直地代代相传，而且还横向扩展到他的整个亲族和相互联姻的各个家族，首先和最重要的是阿莱克修斯一世的妻子伊琳妮的杜卡斯家族。马其顿王朝没有寻求与其他家族建立联姻关系，或至少没有区分各家族的等级次序，但是阿莱克修斯一世却精心经营着这些关系。结果，一代人以后就形成一个完整的新贵族，他们拥有大量财富，生活方式典雅尊贵，占据军界要职，均为皇帝的亲戚，具有贵族“塞巴斯多”(sebastos)以上的高等级头衔，这个希腊语头衔相当于“奥古斯都”。阿莱克修斯一世及其子约翰二世(1118—1143年在位)因此能够顺利地进行帝位交接，而没有受到来自皇家以外的挑战。然而，越来越多的挑战却来自日益膨胀的皇室内部，最终当曼努埃尔一世(1143—1180年在位)去世并留下个11岁大的儿子阿莱克修斯二世(1180—1183年在位)时，这种挑战便具有破坏性。曼努埃尔一世的堂兄安德洛尼库斯一世(Andronikos Ⅰ， 1183—1185年在位)废黜并杀害阿莱克修斯二世，这使得他本人或者在他以后轮番夺取皇权的皇帝都不可能确保皇室贵族的忠诚，例如伊萨克二世(1185—1195年在位)、伊萨克的兄弟阿莱克修斯三世(1195—1203年在位)、伊萨克的儿子阿莱克修斯四世，以及杀害后者的凶手“阴暗者”阿莱克修斯五世·杜卡斯(Alexios Ⅴ Doukas “Mourtzouphlos”， 1204年在位)，这样也就不能阻止第四次东征的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

最近，学术界越来越多地关注研究拜占庭帝国的皇后，在中世纪，同样在古代晚期，宫廷中的妇女群体显然在皇帝和王朝政治舞台背后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样明显的是，皇后作为妻子和母亲的重要性，只有当她们的儿子尚且年幼(例如伊琳妮之于君士坦丁六世、狄奥多拉之于米海尔三世、邹伊之于君士坦丁七世、狄奥发诺之于巴西尔二世和君士坦丁八世、尤多西亚之于米海尔七世、玛丽亚之于阿莱克修斯二世)或者当男性继承人死光了的时候(如同马其顿王朝末期在邹伊和狄奥多拉身上所出现的情况)，她们才会出现在舞台中央。但是，阿莱克修斯一世的寡居母亲安娜·道塞娜(Anna Dalssena)在建立与其他家族关系方面的确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这些关系有助于科穆宁王朝的崛起和团结。同样，她对于阿莱克修斯一世初期的成功统治也非常重要，因为他能够委托她负责君士坦丁堡的国务管理，而放心离开首都前去迎战帝国的敌人。在其统治末年，阿莱克修斯一世越来越依赖其妻子伊琳妮·杜卡斯来稳定国内局势。这两个妇女对其统治的贡献也越来越多地为阿莱克修斯一世的长女所记载，她在关于其父亲的传记《阿莱克修斯传》(Alexiad)一书中描述了这些内容，这部书不仅是无与伦比的拜占庭女性文学的杰作，而且是一个认为自己就是为皇权而生的女性对其屡受挫折的抱负的申述。

教会和国家

拜占庭帝国被人们正确地描述成神权政治国家：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拜占庭人都认为其最高统治者是万王之王基督。基督说过的话广为人知，“我的王国并不在这个世界”，他还使用带有皇帝胸像的罗马钱币，来强调恺撒和上帝完全不同的权力。拜占庭基督徒根据《圣经》中这些和其他的说法，认同其帝国和基督王国之间的明显区别。按照基督王国仍在未来、基督复临和末日审判的说法，基督王国应该高居于所有现世帝国之上，包括罗马这个《但以理书》(Daniel)中预言相继出现的四大帝国中最后的帝国在内。依据天国就存在于当下的现实中、是基督在人间服事的结果的说法，天国由教会代表，是由过着隐居生活或集体禁欲修道生活的圣徒构成的，是所有行圣餐礼的信徒都能够感受到的。他们聚集在装饰着天国小宇宙、天使和圣徒神圣绘画的建筑中，而明显不穿戴帝王大礼服的基督画像则高居所有天使和圣徒之上。教会有自己的空间、自己的教阶等级、自己的法规、自己的大量财富、自己的选举程序和议事大会；其完善性就存在于保持这些自由，不受世俗权力的干涉，并匡正统治者道义上的过度行为。在这些基本原则方面，拜占庭帝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完全一样。的确，帝王尊崇教士权威的举动正是从西方学来的，比如有关教宗斯尔维斯特一世(Silvester Ⅰ)接受君士坦丁的忏悔并为他洗礼的传说，以及圣安布罗斯(St Ambrose)在狄奥多西一世下令屠杀塞萨洛尼基竞技党民众之后，拒绝这位皇帝进入教堂圣地的传说。

但是，拜占庭帝国以不同于西方的方式，认定基督时代的罗马帝国并不是人间四大帝国的最后一个，而是基督的“第五王国”，皇帝和基督据说是“共同统治”，这种说法使人想到了《启示录》(Revelation)中预言的圣徒的千年统治。皇帝参与统治圣徒国度的思想有多种表达方式：君士坦丁大帝被封圣为“第十三使徒”；在位皇帝正式采用“神圣”或“圣人”的称号；皇帝在圣礼仪式开始进入教堂圣地时，或为人民祈祷时，或发表特别布道演说(silentia)时，就获得了准教士的身份；692年铸造的金币在毁坏圣像运动之后得到恢复，金币正面(也就是“头像”一面)印制基督像，而皇帝像则印制在背面；教会法这类大部头正典法律来源于帝国立法。在皇宫宏伟的教堂中能够最清楚地看到教会和国家的融合。这里有他们自己的教士群体，能够被说服来为皇帝举行典礼仪式，例如未经牧首批准的非法婚姻。皇宫大教堂也典藏有一些最为珍贵的圣物，君士坦丁堡因此而闻名天下；圣母教堂供奉着被认为是基督受难的“真十字架”的主要圣物。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这些圣物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巴黎，它们都被收藏在路易九世(Louis Ⅸ，即St Louis)特地修建的教堂里，他也因此把天主教与国家之间的融合具体落实在法国的古代统治(ancien regime)中。

路易九世适合11世纪格里高利改革确定的政治和宗教文化，这种文化清晰地表达出罗马教宗为首的普世教阶制度和世俗国家君王统治之间明确的区别。这样一种区别在拜占庭帝国是难以理解的，在君士坦丁堡，皇宫就位于牧首主教堂的下个街区。拜占庭帝国有自己的改革运动，以及其认定的宗教领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9世纪伟大的佛提乌和11世纪的米海尔·克洛拉里奥斯(Michael Keroularios)，他们提升了教会权威的优先地位。然而特别重要的是，这两个人都是从世俗政治官职上转入教会职位的。毁坏圣像派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是教会对皇帝“残暴统治”的胜利，但是皇帝继续强制任免教会人选并安插他们希望的代表，他们受到的批评只是死后盖棺论定的名声而已。无论如何，最倾向于干预教会事务的皇帝也是最勤勉亲政的改革者。当西方的格里高利改革从教会管辖权中排斥君主的时候，11—12世纪拜占庭教会的改革则促使皇帝采用教会上位者(Church’s epistemonarches)这个正式名号，也就是教会纪律的最高立法者。

[1] 英文原版误作1042年。本书第167页的相同更改不再出注。

[2] 英文原版误作1033。

[3] 英文原版误作912年。

[4] 英文原版误作962年。

[5] 英文原版误作1042年在。

第八章 学术的复兴

西里尔·曼戈

学术界一直对我们说，8世纪之初，君士坦丁堡的文化教育陷入衰落，原因是帝国皇帝的统治不稳定。无论这种说法究竟意味着什么，事实仍然是首都的文学创作确实中断了。这一现象与毁坏圣像运动并无关系，虽然这样的观点是真实的，即毁坏圣像运动第一阶段的时期(739—780年)对应的就是拜占庭历史上最没有文化的时期。

矛盾的是，希腊文学传统与此同时却在阿拉伯人统治下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保持活跃。这个时期最伟大的学者和祈祷书诗人、绰号为“胜利者”(Mansūr)的大马士革的约翰(John Damascene)是个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749年前后去世)。另一位著名的诗人科斯马斯(Cosmas)是迈乌马(Maiuma，加沙的港口城市)的主教，据说他们是同时代人。更年长一些的有克里特主教安德烈(Andrew，之所以这样称呼他是因为他在这个岛上以都主教身份结束职业生涯)，他是大马士革当地人，也是祈祷书诗人和许多布道词的作家。稍晚一些，还有历史学家乔治·辛斯勒(George Syncellus， 811年前后去世)；神学家迪奥多鲁斯·阿布·库拉(Theodore Abu Qurra)，他是埃德萨人；“刺青文身”的哥俩狄奥发尼斯和圣狄奥多里是摩押人(Moab)；还有语法学家和圣徒传记作家米沙勒·辛斯勒(Michael Syncellus)，他是来自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我们确实不了解这个时期文学活动的背景，但是可以推测，阿拉伯人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迅速征服并没有破坏当地知识分子的生活，而倭马亚王朝的统治为基督教知识精英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这种局面并没有延续很久：9—10世纪期间，事实上正是在哈里发统治时期，希腊语已停止使用。

我们已经提到的一些近东地区的知识分子逐渐迁居到君士坦丁堡，并对文化复兴做出很大贡献，这一复兴的开端可以上溯到780年前后。拜占庭文化复兴与西欧发生的同样事件即我们所谓“加洛林文艺复兴”大体同期，还有哈伦(786—809年在位)和马蒙(al-Mamun， 813—833年在位)统治下的巴格达，阿拔斯王朝的宫廷也出现了文化活动的高潮，这种时间上的巧合绝非偶然。当我们观察欧洲这两次复兴运动，就会发现非常相似的情况：两者都是为复兴罗马国家的梦想而激发起来，不是指异教的罗马国家而是指君士坦丁皇帝及其继承者的基督教帝国；两者都促进了对正确的、古老的语言习语的培育，这一方面需要用于模仿学习目的的“古典”文学作品的积累，另一方面需要手抄本、概要和其他有助于学术的文献的编纂整理；两者都采用更为简洁的字体，即用于书籍制作的文字；两者都见证了宫廷学校的建立；两者也都扩展到视觉艺术领域，特别突出的是珍贵材料艺术品加工。当然也有不同点：加洛林文艺复兴特别强调教士的改革和教育，而这并没有成为拜占庭帝国主要的考虑。即便如此，相似之处非常明显，以至于它们本身就提出某些相互影响的可能性。然而，这个课题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当我们更为仔细地考察那些可以确定在8世纪君士坦丁堡能够看到的少量图书时，可能会看到，这里的学术复兴不是源于教会或修道院学校——事实上我们也不了解当时这类学校的情况，而是源于朝廷秘书部。在这次复兴中表现特别突出的人物中，许多人都有这个背景，即使他们后来有些担任主教或当了修道士。塔拉修斯(Tarasius)被说成是极有学问的人，谙熟古代诗词格律，他在50岁时被任命为君士坦丁堡牧首(784—806年在任)，在此之前他就曾担任首席秘书(该部门总管)。尼基弗鲁斯也是一位宫廷秘书的儿子，他后来还继承了这一职位，最后于806—815年间担任君士坦丁堡牧首。当他还年轻时就试图复兴古希腊的历史编纂传统，自7世纪初以后这个传统就中断了。佛提乌是他所在时代最伟大的学者，与塔拉修斯有亲戚关系，他在858年被委任为君士坦丁堡牧首之前担任首席秘书。圣狄奥多里(759—826年)是富有的国库长官的儿子，他的学问不是从修道院学来的。他的叔叔圣柏拉图(St Plato，约735—814年)属于同样富有的社会阶层：他受训成为皇帝幕僚中的公证员，投身修道后，又成为抄书员。我们实在找不到教会学校的案例。

有三位首席秘书相继被任命为牧首，他们都是普通的基督教信徒，这种提拔多少有些不合常理，显然，这说明中央政府非常清楚，这个职位需要受过良好教育、才能过人的人选，而这样的人选很难在教士中找到。但是，这也表明国家在真正推行促进教育的政策之前，耽搁了数十年时间。从传说中我们了解到，政府采取第一个措施是在830年，涉及数学家利奥。据说这位杰出人物是在安德罗斯岛(Andros)上通过研究修道院图书馆里的古书获得了广博的学问，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他后来在其君士坦丁堡简陋的住宅里建立了一所学校，教授哲学、数学、天文学和音乐，他的私塾学生人数众多。其中一位学生后来被阿拉伯人俘虏，并被送到哈里发马蒙面前，这位哈里发对其超群的几何学学问大为折服。马蒙盛情邀请利奥到他的宫中讲学，并许以重金，但是皇帝狄奥菲鲁斯(829—842年在位)拒绝放他离开，并任命他为那所“四十殉道者”教堂的公立教师，享有俸禄。这个传奇故事并不是杜撰出来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毁坏圣像运动结束前，只设一个公立世俗学者席位。

此后采取的第二个措施是由恺撒·巴尔达斯(Caesar Bardas)施行的，他在855—866年间担任摄政王，又是佛提乌的赞助人和亲戚。据说世俗科学早在前几任粗鲁无知的皇帝统治期间(他们是毁坏圣像派分子)就已经长期衰落，巴尔达斯对此深感忧虑，故而在被称为马格瑙拉(Magnaura)的宫殿里建立宫廷学校。该学校的校长就是上述大学者利奥，他在此讲授哲学，还设有几何学、天文学、修辞学等其他教席，都分别设立首席教授。被任命的这四大首席教授中只有利奥和语法学家哥麦塔斯(Kometas)多少得到确证。尽管我们得知这个学校播下的种子要在此后上百年才能结出果实，但是我们确实很不了解该学校的活动，也不知道它继续开办了多长时间。此后，学校的信息全无，直到君士坦丁七世统治时，他再度发现各种科学都被忽视，因此恢复了设有四个相同首席教席的学校。他任命的教授中，有三位是宫廷官员(其他的信息我们不了解)，一位是尼西亚主教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Nicaea)，他教授修辞学，据记载他是卢西恩(Lucian)著作的注释者，但他不是吸引教士注意力的最合适的作者。亚历山大似乎并没有在这个席位上待很久：他后来遭到流放，该事件的背景一直不太清楚。然而，我们了解到，这个皇帝很可能对该校的学生很感兴趣，他从这些学生中招募法官、管理者和都主教。

我们对皇帝涉足教育改革的事情所知不多，仅限于叙述史料中的记载。如果“巴尔达斯大学”(就像它被人们极为夸张地称呼的那样)真的开办了一个多世纪的话，那我们怎么对其后来的活动、教授、毕业生和对于学术界的影响一无所知呢？可以肯定地说，在9—10世纪，希腊文学的水平大为提升，或者说变得更为精致讲究。存在过大约两个世纪的文风得到恢复。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种情况在历史写作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我们还必须说直到950年前后都没有人继续尼基弗鲁斯(在8世纪80年代)所做的那些努力，尽管它极为平庸。古代晚期的写信技巧和规范格式在9世纪20年代重新流行，并得到忠实的模仿和推广。韵律警句短诗也再度流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甚至圣徒传记这种传统上以通俗语言写作以便赢得广大读者喜爱的文体也采取古老文雅的写作方式，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布道词的写作中。所有这些都恰好开始于“巴尔达斯大学”建立之前，也没有得到太多政府的鼓励。

然而，拜占庭学术复兴最重要的成就不在于“促进”当代文学，而在于保护拯救了相当大范围的古希腊古典文学作品，附带也保护了早期基督教文学作品。从西方文化的观点看，甚至应该说这种拯救行动是我们得益于拜占庭帝国最多的地方。除埃及破烂文献中个别零散的残片外(有时候它们相当珍贵)，我们所知道的古希腊古典作品大部分是通过拜占庭手抄本传下来的。假如没有9—10世纪这些默默无闻辛勤耕耘的人，我们就根本不会知道柏拉图(Plato)或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除翻译文本外)，也不会知道希罗多德(Herodotus)或者修昔底德，更不会知道埃斯库罗斯(Aeschylus)或者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更不用提其他那些著名的和不太著名的作家。更进一步说，所有现存有争议的文献都是因为当时在手抄本中重复抄写造成的。凡是没有重新抄写的文献都已经遗失了。但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做一下说明。

在古代，书籍都写在卷轴纸草上。通常，作品都只写在一面，词与词之间没有断句，用大写字母抄写，不标注重音(这在希腊语中非常容易导致混乱)。为了便利的缘故，每个纸草卷轴都不可能太长，例如《伊利亚特》(Iliad)这部作品，没有一本“书”超过900诗节，相应地约有30个“书页”，这样整个史诗就需要24个卷轴。纸草文书只在埃及生产，相对便宜和保存久远，但是，这种古代的形式也有一些缺点：它所占的保存空间太多，单个卷轴“书”所包含的文献内容太少，而且要想找到某个段落也非常困难。

1—4世纪，装订成册的书籍，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成本书逐渐取代了卷轴纸草书，这是整个文献发展史上最伟大的进步之一。装订成册的书籍能够比卷轴书容纳多得多的内容，特别是它的书页都是由可以进行两面抄写的羊皮纸构成，这样一来，全部《伊利亚特》作品都能够适当地写入一本书中。它节省了书架的空间，还非常容易对某些段落进行标注，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基督徒非常喜欢把他们的《圣经》装订成册的原因。为找到当天阅读的内容，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书中插入标记。此外，《圣经》是本超长的书：仅仅《旧约》就有可能长达十几个卷轴书。而装订成册的《圣经》是由羊皮纸做成的书，价格非常昂贵，其原因是它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埃及地区先后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所占领，纸草的供给虽然并没有完全中断，却大为减少，此后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直到书籍的生产问题得到解决，才又发生新的进步。人们开始使用草写小字抄写书籍，其年代尚不能准确确定，但是可以肯定是在8世纪末之前：现存最早的能够确定年代的书籍是斯塔迪乌斯(Studius)修道院抄写的书，其年代在835年。小写体不能被说成是一项发明，因为草书形式早就被用来书写文件了，但是这种形式一直是特殊的字体，只有受过训练的文书人员才会使用。这种形式需要被接受用于生产书籍，也需要读者逐渐习惯阅读它。这就是说小写体具有明显的好处：书写更加紧密，因此需要的羊皮纸更少；而且书写起来更快，因为书写中不必每写一个字母就抬起笔来。书写形式逐渐转变为小写体的过程也称为文字书写转型，也不是纯粹机械化的，而更像是一种新排版形式的变化。所有的词语都被分开书写，并标注了重音。标点符号的运用也逐渐频繁。此外，原有的章法被打破了。换言之，排版编辑都不得不符合文献本身的要求。直到10世纪中期前后，小写和大写(安色尔字体)混用。此后，安色尔字体除用于标题外几乎很少见了。后来再度发生字体变革，这种安色尔字体无论是在装订成册的书籍还是在卷轴书籍中就都逐渐废弃不用了。

书写字体转变的过程持续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这一点都不令人惊奇。有证据表明，这个过程从学术领域看首先开始于科学和哲学论文，而后扩展到演说家和历史学家，最后结束于诗人。如果我们试着想象一下从最早时代直到古代晚期的全部希腊成文文献，那么毫无疑问，它经历过逐渐简化精炼的过程：5—6世纪的简化变动远比9世纪的变化大得多，而9世纪所发生的变化的相当大部分已经消失。我们还说不出来这种简化的大概形式，但还是可以提供一些例证。在埃及一些并非主要的学术中心地区，人们发现了一些埃及纸草文书，使我们了解了许多以前不为人知的文学文献，其中最有名的是剧作家美南德尔(Menander)，他也是新戏剧最著名的倡导者，但是在拜占庭时期逐渐默默无闻。约翰·斯托比乌斯(John Stobaeus， 5世纪人)在其名言集萃中引用385位作者的话，其中大部分我们只知其名。(现在人们最为了解的)佛提乌拥有斯托比乌斯这本书的全文本，我们现在仅存其中一部分。(6世纪)拜占庭帝国的斯蒂发努斯(Stephanus)完成的名为《引得》(Ethnica)的地理学地名词典也大体类似于这种情况。

像斯托比乌斯和斯蒂发努斯这样的作家在其参考书目中抄袭了更古老文献汇编中那些不太有名的作家，就算我们承认存在着这种可能性，也情不自禁地要扪心自问，查士丁尼时代哪来的这么多仍旧可以查阅的书籍？在君士坦丁堡，由君士坦丁二世于公元357年以前建造的教堂里有一个世俗作家公共图书馆，476年被大火烧毁，损失了12万卷书籍(是这样宣称的)——如果这些书都是卷轴书的话，这个数字并非不可能。我们尚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个图书馆后来是否重新修建，我们也不清楚像吕底亚的约翰(John Lydus，他也是查士丁尼时代的人)这样冥顽不化的研究古董的老学究是从哪里找到所有他引用的那些书籍，尽管有一次他告诉人们，他在塞浦路斯找到了一本《女先知西比尔》的手抄本。牧首图书馆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其藏书可能只限于宗教文学(正如我们恰巧了解到8世纪的情况那样)，而且保存得并不太好。9世纪宫廷图书馆的情况我们简要地提到过，收藏有先知书。后来君士坦丁七世把它扩大了，但也是就塞满一所小楼的阁楼。当814年利奥五世下令编纂支持毁坏圣像运动的教会文献书目时，他安排这个活动刻意追求的目的就是建立宫廷图书馆(可能是出于保密的缘故)，但是书籍必须从各个修道院和教堂收罗来。人们得到的印象就是，古老的手抄本源源不断地汇集到许多地方，各个图书馆开展孜孜不倦的搜寻工作后，才能进行抄写誊清工作。其中有些文本甚至可能是在阿拉伯人控制的地区找到的。侯奈因·伊本-伊沙克(Hunain ibn-Ishaq， 9世纪人)是将科学和哲学文献从希腊语翻译为阿拉伯语的著名翻译家，他游历过亚历山大里亚、大马士革和哈兰(Harran)等地，就是为找寻希腊手抄本。

两度担任过君士坦丁堡牧首的佛提乌(858—867年和877—886年在任)是我们下一位观察对象。他一直在有争议的背景下完成其阅读笔记，包括290卷书，对应为380种作品(由于有些卷可能包括几部不同的作品)。这些笔记通常被称为《书目》(Bibliotheca)，涉及的每本书都有几行甚至十几页的相关内容，大多包括该书的内容摘要和读者评价。这些作品大部分是基督教的(233种)，还有147种是属于异教或世俗的。不包括学校的教科书、诗歌和戏剧。另外，藏书具有极大的多样性。这些书的绝大部分非常突出地显示出它们属于古代晚期，更往后时代的书则很少出现。

佛提乌阅读的书中有一半多一点现在已经完全佚失或者仅存残篇，这表明他参考的是这些书古老的抄本，而其中有疑问的(或者大部分)的作品都不被看好，以至于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兴趣进行抄写。使我们感到莫大遗憾的是，他没有告诉我们他是从哪里找到这些书的。如果他的私人收藏就包括这些书，那么他一定拥有一个远比目前人们记录下来的任何其他拜占庭图书馆都更为丰富的收藏。除了这个谜团之外，他那个图书馆收藏的书没有一本完整保存下来，而我们在其弟子恺撒里亚的阿瑞萨斯(Arethas of Caesarea，约860—约939年)的藏书中，还能找到6本手抄本，这也成为别人抄写的对象，我们还能多多少少确定其他25本手抄本来自佛提乌的图书馆。

拜占庭学术复兴的下一个阶段正好是君士坦丁七世(912—959年在位)统治时期，这个时期被称为“博学的时代”，尽管更准确的叫法应该是“编纂的时代”。君士坦丁七世像他的父亲一样天性好学，他被篡位皇帝罗曼努斯·拉斯卡利斯(“一个无知的皇帝”)排挤在权力核心之外，因此有大量闲暇时间投身于他的研究。一旦他回到皇帝宝座(也许在那之前)，便立即开始实施一系列图书整理编纂计划——一批合作者推进了这些计划。历史学家们因此应该心存感激之情：如果没有《礼仪书》《帝国政府》(关于帝国外交关系的论文)和《论军区》(De thematibus，关于帝国省区的研究)，我们对于拜占庭帝国的了解就要少得多。上述三部作品主要是为实用目的编写，但是其内容大部分都涉及古代研究，都关注帝国官职如何运转。其他作品则具有多种多样的特点：《农志》(Geoponica)是本关于古代晚期农业的论文集；《兽志》(Hippiatrica)是本关于兽医科学的论文集。君士坦丁七世似乎还下令编纂一本医学百科全书和另一本动物学百科全书。但是其多项计划中最浩大的一项是通常被人们称为《通志》(Excerpta historica)的编纂计划。这是部从历史学家的作品中广泛挑选出来的摘录文集，涉及从希罗多德时代一直到9世纪“僧侣”乔治(George the Monk)时期的作家。全书是按照主题排列的，每个部分分别标注诸如“皇帝的敕令”“胜利”“公开演讲”“狩猎”“婚姻”和“发明”之类的题目。在53个标注题目的部分中，只有三十六分之一部分地保存了下来，构成6卷本的印刷书籍，因此整部书应该相当于200多卷印刷书籍。唯一可能从规模如此浩大的藏书中获得好处的大概就是皇帝本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位皇帝不时地为这个或那个目的从书中寻找着前人事例，也可能是宫廷阴谋，或者是派遣的使节，或者是英勇作战的事迹。

君士坦丁七世对系统知识的痴迷也扩展到宗教领域。我们确实了解到，他曾下令编纂一部被称为《历书》(Synaxarion)的历法，包括众多整理出来的圣徒传记，按照每天纪念某人某事的方式排列，该历法可能成为此后内容更广泛的圣徒传记(共148部)文集的蓝本(这一点我们把握还不大)，据说“大官人”西蒙(Symeon the Logothete)以通用而典雅的希腊语对该历法进行修饰，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知的易于背诵的改写本历法。最后，还有一部相当于拜占庭百科全书的作品，人们神秘地称之为《词海》(Souda，字面意思是“渠道”)，包括大约3万个词条，按照字母排列：难解的词汇、历史注释、文学诠释、谚语格言等，大部分涉及古代知识。该作品完成的时间可以确定在10世纪末以前，明显受君士坦丁七世的思想影响，尽管尚无证据表明它与他有直接的联系。

我们重构的君士坦丁七世思想影响下的文化活动究竟是什么呢？缺少法律科学的原因在于，对查士丁尼法典这类法律典籍进行希腊语的翻译“清理”活动早就进行了，从巴西尔一世时期开始并在利奥六世时期完成：其成果就是60卷本的“皇帝立法”(Basilica)，其大部分内容是恢复古代立法而非侧重于实用目的。军事科学则早由利奥六世做过整理。至于其他方面，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君士坦丁七世一直致力于搜集整理和归纳消化所有有用的知识，其中大部分都可以追溯到古代晚期阶段。其圣徒传记计划造成普遍的混乱，但是其世俗知识计划也意味着其影响很难扩展到宫廷以外很广泛的地方。它只为未来的皇帝及其同时代人提供大量参考藏书。

拜占庭帝国在君士坦丁七世之后再也没有经历另一次文化黑暗时期。并不是所有他能够看到的那些文献都保存了下来，但是人们仍然继续抄写9—10世纪抄写和摘录的大量浩繁的书籍(可能还不仅仅是偶然进行的)，而且继续阅读它们。拜占庭学术复兴不仅挽救了许多古代古典作品，而且还决定着幸存典籍的内容，这一点需要加以强调，因为这是拜占庭人选择的结果。古籍文献并非随意进行抄写，它们被抄写是因为人们认为它们或者是适用于实践的目的(如医药、农业、军事科学、天文)，或者可以作为珍藏珍奇知识的手段，或者可以作为文学风格的典范。此外，还有一个财政因素。阿瑞萨斯有时就记录下他在这些方面的支出金额，使我们了解到，他抄写欧几里得(现藏牛津)花费了14个金币(nomismata)；抄写柏拉图(对开471页)花了13个金币，使用的羊皮纸则花了8个金币；抄写基督教使徒文集(现藏巴黎)花了20个金币，还花了6个金币来购买羊皮纸。这是一笔相当大的花销，超过了最富有的个人能够承担的极限。我们对比一下就清楚了，一个中级朝廷大臣的年俸总额为72个金币。按照今天的物价水平换算(在可比的范围内)，阿瑞萨斯的柏拉图文集大约花费了5000英镑。在文献中尚无学术机构赞助的记载。

考虑到多种局限性，保存下来大量古籍就是相当突出的功绩了，我们几乎没有任何抱怨，我们还能做出什么其他不同的选择吗？拜占庭人与我们的趣味不同，他们对戏剧几乎没有兴趣，喜欢散文更甚于诗歌，他们最讲究修辞：因此埃柳斯·亚里斯泰迪德(Aelius Aristides)大量的作品(现存有超过200个手抄本)只有几个读者，还有卢西恩、希美留斯、里巴尼乌斯、塞米斯提乌斯、赫里修斯等其他许多类似作家也是如此。对辞藻华丽的追求流行一时，甚至超过宗教狂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至今只有“背教者”尤里安的演讲和书信，当然还有他的《驳加利留斯》(Contra Galilaeos)。令人惊讶的是，早期的基督教作家很少受到关注，可能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们过于陈旧，有些人在思想上还是值得怀疑的。殉教者查士丁(Justin Martyr)、雅典那格拉斯(Athenagoras)、泰坦(Tatian)、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蒙特等作家的文本传统只能从阿瑞萨斯于914年制作的唯一的手抄本中找到。摘引自《致狄阿格内图书信》(Epistle to Diognetus)的文本只保存在此后出现的一个手抄本中，而该手抄本现在也被损毁。至于《赫马牧人书》(Shepherd of Hermas)这个最古老的基督教文本文献，在古代晚期广为流传阅读，出现在4世纪著名的圣徒古籍文献大典中，但是后来人们只能在另一本晚至15世纪的希腊手抄本中找到它。

我们可以通过某些异乎寻常的事例看出通行的标准。我们称之为希腊文集的那种书就是一本包含有4000行警句格言的语录，涉及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10世纪的作家。最初，警句格言就是用来刻写在石碑上的，但是后来它逐渐发展出献词的功能，包括爱情、醉酒和笑话等主题。它在希腊化时期特别流行，第一部警句格言文集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编纂的。类似的成果直到6世纪仍然继续出现：黑暗时代前最后一部文集是公元565年以后不久问世的《阿佳塞阿斯格言》(the Cycle of Agathias)，其中使用了大约25位同时代作家的作品，他们大多是律师和行政官员。皮西迪亚的乔治(George of Pisidia)是著名的诗人，他在希拉克略统治时期撰写过几本警句格言文集，后来这种文体就消失了。它再度出现是在9世纪初，当时有一组毁坏圣像派的警句被镌刻在皇帝宫殿入口处，当作一种宣言。圣狄奥多里逐句驳斥这些警句，他自己还撰写过一本超过100句的宗教题材的警句语录，从而惹上麻烦。此后，拜占庭文人继续写作警句语录，但很少有悲歌哀调(这就反映出警句格言文集的适用标准)，它们通常是十二音节抑扬格诗，这种形式更符合中世纪希腊语的发音。

希腊警句格言产生在宫廷学校的氛围中，最早是由一位名叫君士坦丁·基发拉斯的教士完成的，时间在917年。他的手抄本没有保存下来，但是我们非常幸运地从一本问世不是太晚的“帕拉丁二十三书”(Palatinus 23，现存于海德堡)中得到一部，这本书通常被确定为930—950年成书。它按照不同命题分为15卷，开章的标题为“基督教警句格言”，可能是为恢复民心振奋士气，但是后面的内容变为情人间的恋爱(卷五)，甚至同性恋情(卷十二)，这些倾向显然属于异教。

从拜占庭人的观点看，警句格言非常难得，虽然认为拜占庭人创造了这种文体的意见还是引发出许多有趣的问题。基发拉斯及其一小群合作者如何能够找到这么多古代的警句格言加以使用？我们听说，这群人中有个名叫格里高利的成员，就是从希腊和小亚细亚地区的石碑上临摹碑刻，而且君士坦丁堡还有多种基督教警句格言文集就是直接从纪念碑上临摹下来的。而大量的诗歌肯定是来自多种手抄本。这就意味着基发拉斯不仅能够接触到《阿佳塞阿斯格言》，而且能接触到许多更早的警句格言集，它们甚至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世纪加达拉的梅利埃格(Meleager of Gadara)编纂的《加兰格言》(Garland)。另外，他为什么这么不嫌麻烦？唯一合理的答案就在于，他这样做是为找到学习榜样。但是我们还要问，为什么其中包括性趣方面的格言？可能善良的基发拉斯非常欣赏它们，或者不愿意遗漏掉任何他在途中恰巧得到的古代残句。无论如何，他值得我们感激万分，即便最终凄婉哀歌式格言在拜占庭世界只有有限的未来。

古典学家在看待拜占庭学术复兴时主要对保存古希腊文献感兴趣，而拜占庭帝国史家可能希望问一些有关但不同的问题：这些文献对于那些在9世纪及以后几个世纪阅读它们的人究竟产生过什么影响？读者是否接受这些古代作品的信息和价值呢？几乎没有发现什么迹象显示跨越基督教和异教之间鸿沟的思想苗头。以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Mediations)这部最著名的古代书籍为例。佛提乌完全不了解这本书，而阿瑞萨斯却拥有一个更古老的版本，正如他对此所说的那样，“还不算太破”。他又抄写了一本，而将原有的旧本送给他的主教朋友，并推荐说它具有“很大的教益”。阿瑞萨斯手抄本《阿拉斯》(Alas)现在佚失，现存的版本是14世纪的一个手抄本。还没有记载表明任何拜占庭读者特别为《沉思录》所感动，但是当它们首次在欧洲出版(1559年)时，确实引起一阵轰动。

拜占庭学术复兴的目的应是修复黑暗时代留下的裂痕，并恢复古代晚期考究典雅的文学文化，以及它的语法、规范、韵律，及其多种多样知识广博的补充读物。在这方面，复兴运动是成功的，除了这个被重新塑造的文化之社会基础非常薄弱外，在一个特定时期，所有教育机构和整个帝国各地包括帝国政府职位和更高级教会职位的候选者，可能不会超过几百人。此时只在君士坦丁堡能够进行必要的学校教育。我们也不能指望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现任何“人文主义”的迹象。只有某些类似于“市民”的公众阶层形成以后，民心才可能开始发生变化，而这种情况直到11世纪中期都没有出现，尔后则出现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这场复兴运动也对艺术家产生了某些影响。以巴西尔一世创立的王朝名字命名的“马其顿文艺复兴”多少有些误导人，这种现象更多地是受少数学者意见的影响，而缺乏相应的文献证据。而其影响范围也极其有限。众所周知，君士坦丁堡几乎没有保留下来几件9—10世纪的艺术作品：圣索菲亚教堂有一些镶嵌画，其本身令人叹为观止，但是却没有表现出任何与古代明显的联系。还有几座破败的教堂，其中一个是907年建立的君士坦丁·利普斯修道院，其中保存着许多建筑装饰雕刻的残片。事实上，皇宫没有保留下什么艺术品，除了一块镶嵌地板。我们依旧只能靠我们仅有的那点基础材料形成我们的结论，我们了解较多的唯一器物是货币。货币的质量有些许改善，但是仍然属于纯粹的中世纪货币，货币上印的是皇帝和神祇正面的形象，没有出现要恢复古代侧面头像的意向，如同查理曼所做的那样。我们也没有发现任何圆形雕刻的迹象。即使在建筑雕刻中，诸如科林斯柱头这样的古典元素也消失了。“文艺复兴”只是出现在微型艺术中，大部分用来装饰手抄本和象牙雕刻。我们讨论的手抄本数量不会超过十几部，大部分是基督教的内容。这些文本中最古老的是现存于巴黎的纳西盎的格里高利抄本，能被确定为是880年前后的皇室用品。另一本现存于梵蒂冈的《圣经》属于10世纪前半期，是由叫作利奥的国库官员完成的。这一类作品中最晚完成的是(约980年)后来被现代学术界重新确定为几个版本的《圣经》(现在分别收藏于都灵、佛罗伦萨、哥本哈根)，是为一个叫作尼基塔斯(Niketas)的帝国皇帝阁僚抄写的，其最初的原本属于535年。剩下要讨论的手抄本还都不清楚它们的所有者，但都是从皇帝宫廷流传出来的。世俗内容的手抄本中唯一突出的例证是尼坎德(Nicander)有关有害动物的诗集抄本《解毒秘方》(Theriaca)，现存于巴黎。

上述手抄本中的微型绘画或多或少都表现出古代的特征，例如笼罩在蓝色和粉红色的背景中；城市、河流、山川和其他抽象品格的拟人化表现；具有庞培(Pompeian)绘画建筑风格的虚构因素；装饰着彩带和顶端带有花瓶装饰的奉献柱廊。这些很可能是从5—6世纪的蓝本中临摹下来的，带有强烈的虚幻色彩。

同一时期的象牙雕刻数量相当多，但是没有几件可以确定其年代。有一件象牙板描绘罗曼努斯二世(Romanos Ⅱ)于945年迎娶贝尔莎/尤多西亚(Bertha/Eudokia)的场景(现存于巴黎)，还有一件可能是为君士坦丁七世制作的象牙三折板(现存于罗马威尼斯宫)，它们都表明，最好的作品多完成于10世纪中期。它们的古典特征大多表现在身着皱褶长衫的基督教显贵人物形象上。而许多象牙盒匣却与此相反，雕饰着异教神话的场景，展现出的人物矮胖，并不优美，还饰有飞翔的丘比特。

古代时尚到公元1000年前后就已经衰落了。它只局限于珍奇异物，确实很少面向公众，对于当时艺术生产的主流也发挥不了太大的影响，直到13世纪末帕列奥列格王朝时期，才再度复兴。

第九章 传播福音：拜占庭的使命

乔纳森·谢帕德(Jonathan Shepard)

拜占庭皇帝作为君士坦丁大帝的继承者，在宫廷颂歌和赋曲中被人们赞誉为“可与使徒媲美”。上帝选择皇帝而非牧首或者任何其他教会人士来宣传福音，使罗马世界的所有居民皈依基督教的做法是一种有用的政治后盾：因为它将使皇帝自己的臣民和外国人产生皇帝与上帝权力至高无上的深刻印象。皇帝作为继承最初基督教使徒工作的形象是通过在大皇宫内举行的圣灵降临节(Pentecost)盛典仪式来塑造的。在典礼上，人们以热情洋溢的话语赞颂圣灵降临。唱诗班高唱祈祷皇帝是“罗马人的欢愉和骄傲，他们将吸引那些讲各种外国话的人们只讲一种基督教信仰的语言”。巴西尔一世的传记是由其孙子君士坦丁七世完成的，该书盛赞他对“这一使徒传教工作”的态度，即吸引不同民族信仰耶稣基督。正是人们的这种认识使得皇帝成为推动传教工作的关键，不仅仅是在这类皇帝的传记中，而且在大量有关拜占庭籍传教士的圣徒传记中也有类似记载，其中众所周知的是君士坦丁-西里尔(Constanine-Cyril)和美多迪乌斯(Methodios)兄弟俩的传记。这类颂歌一定都有某种制度性基础。皇帝声称有权在某些情况下改变教会教士的等级和范围，并对那些与世隔绝、没有大主教或完全没有教会组织的地区负有特殊责任。黑海北部以外地区的情况就是如此。从古代晚期以来，这里就是“野蛮”民族不断出现的地区，处于骚扰拜占庭帝国位于克里米亚各港口和帝国在巴尔干半岛领土的民族名单之上。人们一定希望皇帝能够高度关注此事，使这些北方民族皈依基督教，即使只是将此当作消除其侵扰的手段之一也行。

初看起来，现实情况似乎很符合皇帝作为热情传教“使徒”的形象。拜占庭传教士造访的这些黑海北方地区还有很多西方和东方的民族，其冗长的名单复杂多样。鲍里斯汗王统治下的保加尔人很可能于864年接受了基督教，尽管鲍里斯曾经转而向罗马教宗表示忠诚，但是不久以后，他又于870年重新投入东正教怀抱，开始与巴西尔一世打交道。关于后者的具体细节情况很不幸非常模糊，但是很可能是给了鲍里斯一个机会同意其任命自己的大主教，尽管他本人未必完全同意。巴西尔一世派遣的传教士打着“皇帝特使和教士”的名义，他们被派到塞尔维亚和巴尔干半岛西部地区其他斯拉夫人族群。君士坦丁-西里尔作为真正的学者和皇帝的官员于860—861年被派往哈扎尔人汗王的朝廷，他和他的兄弟美多迪乌斯在两三年间深刻阐释了福音，并为使摩拉维亚(Moravia)大公拉斯迪斯拉夫(Rastislav)及其臣民能够读懂福音书而将其翻译成斯拉夫语。早在10世纪，占据高加索北部山地的半游牧民族阿兰人的君主就接受了拜占庭的基督教，并在一个僧侣和后来拜占庭帝国派去的主教的帮助下，开始强迫其臣民皈依基督教。自948年前后，至少有两拨匈牙利人在其酋长率领下访问过君士坦丁堡，其领袖都接受了洗礼。在这两次有记载的访问之后，“某位叫希罗狄奥斯(Hierotheos)的僧侣”被新任命为“匈牙利人的主教”，他后来随同来访者一起返回。另外一次“国家级访问”也发生在这个时间前后，他们是在其罗斯民族领袖率领下来访的，其残暴野蛮的恶名远超匈牙利人。奥尔加(Olga)女大公与其随从和其他贵族两次来访，在皇宫里受到接见，也就是在她访问的某个时间，她接受了洗礼。一代人以后，即大约988年，奥尔加的孙子弗拉基米尔也接受洗礼，大批基督教传教士被派往基辅，根据消息灵通的阿拉伯作家记载，他们是些牧首和主教。

弗拉基米尔按照皇帝巴西尔二世的名字给自己取了个基督教名字。而奥尔加的教父则是君士坦丁七世。她还依照皇帝妻子的名字为自己取名为海伦娜(Helena)，以此作为教名。同样，鲍里斯汗王也根据当时拜占庭皇帝米海尔三世的名字给自己取名为米哈伊尔。拜占庭人不允许皈依的民族忘记他们是后者的恩主。每一位保加利亚继位君主都是当时拜占庭皇帝的“教子”，这种观念弥漫在写给他的书信的字里行间。在写给阿兰人君主的书信中也以同样的口气提醒他受恩惠于皇帝，并在精神上依赖皇帝。

有些传教活动促进大城市教区的发展，并最终推动向更偏远地区的第二波传教。然而，没有证据表明进行过进一步努力来到处传播福音和拯救灵魂，也没有出现与皇帝自诩的“使徒”角色相符合的活动。在7—9世纪初的任何时间里，皇帝似乎并没有主动推进任何重大的传教活动。利奥五世曾于816年试图请一些保加尔人使节参加基督教崇拜仪式，以此加强他和他们刚刚订立的和约。他的尝试遭到嘲笑，人们认为这就像把珠宝投给蠢猪一样：暗指最好还是让保加尔人去过他们自己的野蛮生活。这种情况自9世纪60年代以后发生了变化，但是在我们上述的主要事例中，都是外国君主采取主动的态度，他们要求皇帝派遣能够深刻阐释基督教信仰的教师，或能够着手帮助他们建立宗教组织的高级神职人员和教士。根据君士坦丁-西里尔的传记，他前往哈扎尔和摩拉维亚的传教活动反映出皇帝在努力满足这些国家的君主各自提出的要求，派满腹经纶的学者批驳犹太教和穆斯林异教分子，并协助教导这些民族理解纯正的基督教信仰。大约与此同时，罗斯人于860年未能在其袭击君士坦丁堡的洗劫中得到丰厚的战利品后，提出接受传教的要求。有一位主教被派前往，这个活动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但是却给了佛提乌一个宣称罗斯人是皇帝的“臣民和属下”的机会。皇帝米海尔三世非常可能是受当时局势下发生的一系列特殊事件的压力，才对这类要求采取比以前四平八稳的态度以及更加主动的回应。罗斯人的袭击在君士坦丁堡居民中产生了极大的恐惧，抓住机会派遣一位高级教士去北方地区以避免他们再度来袭应该是明智的，这个机会看起来是抓住了。与此同时，哈扎尔人君主及其贵族于861年前后，不顾君士坦丁西里尔一再说服他们接受基督教的努力而决定接受犹太教，这种冷漠的回绝对拜占庭人是个极大的羞辱。此事肯定警示拜占庭人，野蛮人可能以他们愚蠢的方式看问题，他们令人意外地鲁莽地转向了这种对拜占庭皇帝没有好处的一神教。同样的转变事件也似乎多次发生在紧邻拜占庭帝国的地方。9世纪60年代初，保加利亚汗王鲍里斯就犹犹豫豫地想要接受东法兰克国王“日耳曼人”路易(Louis the German)方面的基督教。米海尔三世难以平静地看待鲍里斯和法兰克教会组织或者西方教会间建立正式的关系：这将非常可能强化鲍里斯和路易之间刚刚开始发展的政治联盟。

当初这十年的局面就是如此，这个时期皇帝指导下的传教活动出现空前活跃的情况。如果我们按照拜占庭人关于这些事情发展的看法去解释的话，保加利亚人接受基督教东正教信仰是米海尔三世主动传教的结果：他威胁对保加利亚人发动地面和海上进攻来恫吓鲍里斯，后者被吓坏了，为了取得和平而提出皈依基督教。皇帝因此可以被看作保加利亚人皈依的指导者。显而易见，由此得出的推论就是，米海尔三世发动了一次有先见之明的攻势，以阻止鲍里斯主动与西方教会结成任何联盟。然而，这就使拜占庭有关鲍里斯主动要求皈依的其他版本的描述变得一文不值。根据其中一种版本的说法，他在信仰上得到一位被俘僧侣的指导，后来在其妹妹的劝说下接受了基督教，而她本人则是在君士坦丁堡皇宫逗留期间皈依基督教的。还有一种版本说他是在一位为他绘制最后审判画像的僧侣的影响下皈依基督教的，这幅画画得极为逼真，鲍里斯相当震撼，立即接受了洗礼。这些描述并不一定因为其带有明显的圣徒传记色彩而完全不可信。当时很可能确实出现过这种情况，皇帝因鲍里斯过分亲近东法兰克人而发出军事威胁，迫使鲍里斯本人采取主动行动请求接受拜占庭皇帝派遣的教士为其洗礼这样的事：后者可能花了一些时间权衡利弊，认为放弃异教信仰而使其本人的王位不被他人取代是有利的，也可能是他注意到哈扎尔人君主当时刚刚接受犹太教信仰的先例。无论人们如何重构解释这些事件的进程，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拜占庭皇帝并不是完全随心所欲地为保加尔人提供传教：即使他实际上是在关键时刻强迫他们接受东正教，他当时这样做也是为了阻遏西方拉丁人势力扩大影响。

有关9世纪60年代以前在帝国疆域外的拜占庭传教事业的证据非常少，而在这十年之后派遣的传教士分布广泛，或者满足地方君主的要求，或者对抗敌对的异教。这似乎并不是由皇帝单方面主动采取的传教行动。这种宣传和实际情况之间的显著差异并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使异教信徒皈依基督教只是皇帝负有的基督教领袖的多种责任之一，它实质上是将皇帝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既君临他自己的臣民之上，也在其他外国“民族”之上。宣传和宫廷礼仪的基本功能是突显和炫耀皇帝接近上帝的特殊地位，而这是他无与伦比虔诚信仰的结果，使他成为君士坦丁一世的最佳继承者。皇帝威严的“孤傲”使所有民族在其“睿智的力量”面前无不“战栗发抖”，这是君士坦丁七世写给其继承人的信仰手册的主调。皇帝为北方野蛮人贪婪无理的要求所困扰：他们要求参加皇宫盛典完美的仪式，而君士坦丁七世的目的则是要指导他的儿子在安排时要把他们排除在外。该训示所要告诫的是遏制这些北方野蛮人觊觎皇帝的皇冠、皇袍和皇家公主，它强调认可某些基督教传统。他们应该接受这样的道统，远离“皇家血统”是依据上帝的旨意。缓和这种排外性的一个明显办法通常是接受基督教信仰，而这也引起君士坦丁七世的某些困窘。他确信像927年保加利亚基督教沙皇彼得(Peter)与一位拜占庭公主结婚这样的涉外婚姻可以说是个可仿效的先例。他坚持认为，即使这个婚姻违反了教会法和所谓君士坦丁大帝的禁忌，但对那些可能援引它作为先例的人来说，它并没有遭到任何实质性的反对。这样，当其在祖父的《传记》中努力地将巴西尔一世于一个世纪前在保加尔人中传播福音的“使徒”工作理想化之时，他自己却悄悄地从这种传教工作的意义上退缩了：因为这将向那些桀骜不驯的野蛮人敞开大门，后者希望能够多多少少得到地位平等的待遇。当这些传教事业开始后，君士坦丁七世情不自禁地放任其自行发展，正是他主持了马扎尔人酋长和奥尔加女大公的洗礼仪式，他还成为后者的教父。但是他在派遣主教前往匈牙利时，似乎有些犹豫是否对奥尔加做同样的事情。这反映出，当“野蛮的”民族都变成有自信心的基督徒时，他很难预测其外交后果，就像保加尔人所做的那样。

而且，皇帝自己宣称的“使徒”角色并不等于他就必然大力支持使偏远之地的所有民族皈依，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做那些生活在帝国疆域内的个人或社区的工作，无论是自愿的还是不自愿的，或者是直接对抗那些敌对的宗教领袖。因此，在许多宫廷盛宴上也有穆斯林战俘出现，他们都穿着白条纹长袍。这样的服饰也穿戴在刚刚接受洗礼的新皈依者的身上，给战俘选择这样的服饰可能是要突显皇帝能改变一切的能力，甚至连萨拉森人的污点也不例外。与穆斯林特别是与巴格达哈里发的斗争，是促使9—10世纪时期皇帝成为福音传播者的一种主要驱动力。皇帝作为现世最高的基督教君主，有必要对穆斯林教士对基督教的批评进行驳斥，有必要被看作坚守着智能和军事方面阵线的领袖。根据9世纪中期一篇题为《驳斥穆罕默德》的论文的记载，皇帝“甚至呼吁阿拉伯人要虔诚，他用以福音真理批驳的方法将后者荒谬可笑、极端错误的渎神论调驳得体无完肤”。派遣学者和教士与使团一起前往巴格达的重要作用就是以权威的方式对付这些批评信仰的论调，并设法在阿拔斯王朝宫廷上与穆斯林长老进行辩论。他们简洁的阐释就是要维护皇帝作为基督徒保卫者的智慧声誉：他们并非真的急于使一些个人皈依基督教，他们也没有真的想要使哈里发或其他穆斯林君主皈依基督教。9世纪中期时，像佛提乌和君士坦丁-西里尔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都参加过这样的使团。正是依靠这些年轻人，皇帝转而决定积极回应9世纪60年代来自斯拉夫人和其他北方地区君主的主动请求，而他并没有积累起任何在宫廷中深刻阐释信仰的个人经验。这也有助于说明，在现存对这类君主宣教使用的文本中为何都采用极为刻板的语调。当时担任君士坦丁堡牧首的佛提乌在保加利亚的鲍里斯皈依基督教后不久就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对他的这个新皈依者没有做出任何宽让：大公会议决定下来的信条写得十分明白，鲍里斯的责任就是用启发式的术语去宣讲，而这种术语主要来自佛提乌所熟悉的那些古典希腊的权威作品。由美多迪乌斯使用教会斯拉夫语写作的布道词在道义上的种种要求非常严厉，这构成摩拉维亚法规的内容。这表明，那种思维深邃语气刻板的风格准确地记录了他们的工作情况，这都保留在描述美多迪乌斯和君士坦丁西里尔传播福音活动的传记中。伊戈尔·舍甫琴科(Ihor Ševenko)说，那些用于传教工作的“材料过分复杂学究气了”，其风格仍然保留在罗斯《往年纪事》(Primary Chronicle)这部书中，那段“演讲式”的文字据说就是一位拜占庭“哲学家”于10世纪80年代末期对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说的。当时弗拉基米尔正对犹太教、伊斯兰教等一神的不同分支进行认真权衡，并最终难以拒绝地选择了拜占庭风格的基督教。早在9世纪，伏尔加河流域的保加尔人统治者就曾接受过伊斯兰教，当时帝国当局尚不能以平静的态度认真看待伊斯兰教在黑海北方地区的传播。这样，传教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君士坦丁堡通过与其他“书本经文上的宗教”进行论战的形式来进行的，其风格特点在于维护皇帝虔诚信仰和最高睿智方面的名声。为了继续完成这些任务，更早期的传教领袖需要解答统治管理和公平正义方面的问题，他们在其作品中可能也在口头上保持道义说教的制高点。

在某些方面，拜占庭当局在传播福音工作中的作用也反映在诸如商业等其他方面。传统的看法认为，外国人到君士坦丁堡来，而不是由拜占庭向外传教或者引导所有人类都归顺福音书的行为是有利而适宜的。我们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君士坦丁堡存在传教“学校”或此类特殊的训练，例如对那些外派人员进行相关的语言训练；也没有发现专门用于对外派遣教士冒险拯救灵魂的文学作品。有教养的主教在被外放出“上帝保护之城”及其宫廷环境前往边远教区期间满怀悲凉之情，这不仅仅是文学上的僵化模式。尽管如此，当局内省式的“姿态”还包含着现实主义的态度，并有助于吸引那些外国君主，这多少有些自相矛盾。

尽管中期拜占庭教会已经采取更为公开主动传教的态度，使它赢得了为信仰做出更多牺牲的美誉，但是这并不一定就会掀起皈依基督教的高潮。在任何存在着拥有适度凝聚力的政治机构的地区，当地君主的许可是开展传教工作必需的条件。事实上，那些在其社区内具有社会地位、影响力和各种资源的人，对传教工作给予的积极合作也多多少少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当普通民众将要被引导着放弃其寻求美好的“古旧方法”时更是如此。在牧首尼古拉斯写给阿兰尼亚大主教的信中就表明，他非常清楚精英阶层成员的关键作用：他劝导后者对阿兰人一夫多妻的习惯多加宽容，特别是涉及那些有关的“上层”成员时更要容忍，因为“他们拥有极大的权力对抗整个民族得到拯救”。我们还必须记住，在精英阶层中经常存在对新宗教的不同意见。保加利亚的鲍里斯就突然遭到许多“贵族领袖”对皈依基督教的暴力反对，而基辅的奥尔加之子斯维亚托斯拉夫则拒绝她试图使他皈依基督教的努力。他坚持说，如果同意的话，“我的随从就会开始嘲笑我了”。以皇帝的观点看，使北方各民族上层出现基督徒将会获得相当大的好处，正如事实表现出来的那样，特别是那些具有更稳定社会结构的民族的领袖对此采取非常主动的态度就更为有利。如果一个君主对其本人接受拜占庭帝国基督教感兴趣的话，或者他更不幸在各种不同的一神教形式间犹豫不决的话，皇帝就会采取行动，而他的知识分子就会为这个君主提出统治管理的详细思路。就此而言，帝国的皇帝就是榜样。

十分荒唐可笑的是，帝国当局对于抓住每个“传教机会”派遣经过培训的教士团队去传教持非常超然的态度，并对此明显缺乏热情，这反倒使得其信仰崇拜礼仪对外国君主产生更大的吸引力。这很可能部分因为像宫廷礼服和公主之类有价值且珍贵的“东西”太稀罕，部分因为这些非常稀罕的“东西”对有主见的君主开放的范围更大。如果可以使用一种当地语言编写文献的话，那他就可能抓住机会培植一批有教养的贵族和可能的属下，而且会出现规模可观的在本土成长起来的教士，进而就能掌控一个关系更紧密、更复杂成熟的宗教文化网络。这样的选择对于斯拉夫人是适用的，用一种能够表达清晰的字母形式拼写斯拉夫口语方言，这种形式的文字也应是明白易懂且适合希腊文《圣经》翻译的文学语言，基督教礼仪官员和教会教父关于信仰的教诲都能够以此进行翻译。这套文字体系是君士坦丁-西里尔发明出来的，其兄弟美多迪乌斯则与他一起完成翻译任务，并在君士坦丁-西里尔于867年去世后继续进行翻译，完成和编纂大量新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就包括君士坦丁-西里尔本人的生平传记。没有特别明确的证据表明，拜占庭当局派遣传教士前往摩拉维亚之初就曾预先设计好了如此大规模的翻译计划。最初好像是这兄弟俩在远离帝国朝廷的中欧地区进行翻译，而许多朝廷官员也可能有理由怀疑这样给斯拉夫君主(archontes)创造一套适用的政治文化是否有意义。美多迪乌斯的几个很有天赋的弟子，以及一些翻译文本在885年美多迪乌斯去世后仍然为保加利亚的鲍里斯所用。鲍里斯欣赏当时新翻译的纯文学作品的魅力，这不仅有助于进一步的布道工作，而且也提升了他自己的地位。但是只有在其儿子西蒙时期，翻译工作才得到全面发展，他鼓励翻译教父关于信仰教条和布道词的论文，他本人也亲自担任贵族的直接教育者，成为全国普通臣民的启蒙者。他从统治之初就证明自己已经准备好使用“强制力”来贯彻其主张，要求皇帝承认其自治，并受到尊敬的对待。这些要求和其以后要求被承认为沙皇都使他成为帝国当局的“威胁”，而他自918年以后对帝国欧洲省区的入侵和洗劫蹂躏，在普通拜占庭人看来，更使他成为“沾满了基督徒鲜血的罪人”。西蒙的暴虐及其后来一直坚持独立自治的基督教政策，都强化了诸如君士坦丁七世这样的拜占庭皇帝对向所有民族的君主主动传教的质疑。

正是这样的逻辑得出的结论认为，拜占庭“传教帝国”缺乏思想内核。如果这样看问题的话，那就过分低估了中世纪早期任何企图通过和平手段改变巴尔干半岛和欧亚地区社会与文化习俗的行动所面临的难题，同时也忽视了活跃在帝国外部边境地区的僧侣和教会的作用。那些活跃在君士坦丁堡的政治家绝没有轻视这些驻外传教士的重要性，他们有时千方百计利用后者，并与后者保持联系。当米海尔三世应摩拉维亚人的要求挑选君士坦丁-西里尔及其兄弟美多迪乌斯去传教时，就是看中他们贯彻信仰的可靠性，以及与听众直接交流的能力。根据美多迪乌斯生平传记的记载，他对他们说：“你们是塞萨洛尼基人，塞萨洛尼基人都会讲流利的斯拉夫话。”兄弟俩可能都担任过这个大都市政府的高等教育成员，而且他们还都有一些边境地区“民族”的血缘关系，他们具有的语言技巧和才能恰好能适用于米海尔三世的计划。而帝国其他决策者都显示出他们深知派遣这个城市周围来的人进行传教工作的好处。由巴西尔一世的孙子君士坦丁七世撰写的巴西尔传记记载，他派去保加利亚的不是贵族高官而是“从山野土洞召集来的虔诚的僧侣”。不仅仅是其宣传讲解的能力和讲斯拉夫话的能力，他们自信廉洁，具有基督徒的其他优良品行，这些都增加了他们从事传教工作时可以信赖的声誉。

传播基督教福音的许多工作大多由僧侣社团非正式地甚至在无意间从事，它们早已在帝国边境内外边远地区建立起来。有许多修道院的证据主要来自考古学，而各地遗址的年代和有关它们的准确来源与档案材料的解释也经常充满争议。但是有一点几乎没有争议，那就是早在鲍里斯皈依基督教以前，保加利亚就建立起男修道院和女修道院了。它们非常可能在以前是位于属于拜占庭领土的地区内，后来在9世纪初，保加尔汗王就将它们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然而，还有证据表明，更往北的地区也存在过修道院，特别是在多不罗加(Dobroudja)地区穆加特拉(Murgatlar)这个地方，有几个洞窟小教堂。有些僧侣具有突出的布道才能，但是通常没有用上，甚至在野蛮人社会更上层中也无用武之地：那位通过绘画《最后的审判》而使鲍里斯极为震撼的僧侣就是应这位君主的委托，前来绘制一幅描述终极目的的可怕而震慑人心的作品的。这个故事不能仅从字面上去理解，其含义还有更大的重要性，因为很多僧侣凭借其绘画技巧服务于异教主导的社会。在拜占庭世界边疆地带的许多地区都发现有和穆加特拉那些小教堂类似的小教堂，它们都还没有倒塌，这说明这些教堂都与拜占庭传教活动有一定联系。其中好几例都是结构简单、单一主堂的建筑，后殿有个加长半圆形祭坛，规模中等，这就使它们建造起来较为简易且花费不多，便于在摩拉维亚施工。在克里米亚的赫尔松(Cherson)地区和高加索山脉北部地区也发现有其他小教堂，这里的僧侣在10世纪前后向阿兰人进行“官方正式”的传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小教堂非常可能经常对那些自发前来或中央政府派遣来的僧侣进行登记接待。在某些特定时期派遣这些传教的僧侣团队，这种情况可以从尼古拉斯写给“我们的教子”的信中看到，后者忙碌于加强“偏远”地区的信仰，当时可能就是指阿兰尼亚这个地区。

随着927年以后保加利亚和拜占庭紧张关系的缓和，特别是962或963年阿索斯圣山大拉乌拉(Great Lavra)修道院的建立，经过拜占庭人训练的僧侣前往巴尔干半岛及其北方地区的人数越来越多，无论是个人还是组成团队的，都变得越来越常见。波兰、匈牙利和罗斯君主先后于10世纪下半期接受洗礼，但是其宣传能力和强制力还不足以一下子强制其臣民接受这种新宗教信仰及其相关礼仪和价值规范。波兰和匈牙利君主对罗马教廷的忠诚也没有使他们的国家对东正教僧侣和教士彻底关闭大门。有位叫作阿托尼特(Athonite)的僧侣同时也是教士直到11世纪20年代可能还在波兰活动。另外，国王安德烈一世(Andrew Ⅰ)在维塞格拉德(Visegrad)附近和巴拉顿湖(Lake Balaton)中、类似于阿索斯圣山的岛上建立了修道院，过着“希腊人”和东正教禁欲苦修风格的修道生活。这些遗址大多位于帝国疆域外匈牙利南部地区，这里的东正教教士和教堂在11—12世纪占主流地位。东正教遗址在匈牙利南部地区的出现极有可能是因为修道士希罗狄奥斯及其继承者从事过传教，他们被誉为“都主教”，地位不断提高。在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接受基督教的那一代人期间，也有罗斯修道士居住在阿索斯圣山。其中一位名叫安东尼(Anthony)，在其教父的压力下返回罗斯，这个教父可能是个拜占庭人，对他说：“回到罗斯去，让圣山的恩泽降临于你，将有更多修道士因你而来。”依据安东尼的理解，这个教父的主要目的似乎在于坚守严格的苦修禁欲，而不是传播福音。安东尼一回到基辅，就在俯瞰第聂伯河的一个悬崖山洞定居下来，成为隐居者。但是，“善良的民众”很快就了解到他的修道生活方式，并给他送来食物。此后在他周围逐渐聚集起“十二位”兄弟同志，事实上，这些修道士(他们的数量还在增加)在基辅附近民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的修道院长就像君主的咨询顾问和心理辅导师，岩洞(Cave)修道院的毕业生后来在遥远的东北地区建立起新的修道院。他们中有一位叫库克沙(Kuksha)的就是在向维亚提什(Viatichi)异教徒传播福音时殉道的。岩洞修道院在繁荣基督教礼仪和在罗斯人中启示神意的场合具有独特的重要性。阿托尼特派僧侣的目的可能就是要宣传禁欲的各种意义，而重返北方的教士可能还是比较少，但是他们致力于北方基督教生活的努力产生了更直接的影响，比大多数从君士坦丁堡派遣来的只能讲一种语言的都主教的影响更迅速。

阿索斯如同塞萨洛尼基一样地处讲斯拉夫语为主的巴尔干半岛核心区的边缘地带，这里的许多修道院都与皇帝保持密切联系。从赫尔松就可以看出，使边远地区与早已传遍福音的地区和现实物质世界的中心地区联系起来的方式相当困难。这个克里米亚半岛港口城市看起来就是个闭塞的地方性小镇，而当地市镇和小定居点都建在克里米亚南边沿海地带，它们甚至更与世隔绝，只是处于皇帝权力的松散管辖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8世纪末和9世纪初那些崇拜圣像的僧侣到这里避难，另外这里似乎早就有数量可观的修道士小团体和修道院社区，它们已经深入半岛南端的山区内地。小教堂和修道室都建在悬崖峭壁上，诸如离赫尔松不远的英克曼(Inkerman)和科尔曼丘(Tepe Kermen)这类地方，后者更靠内陆。当地保存着僧侣对地方居民产生影响的痕迹，例如在巴克拉(Bakla)，要塞就建在墓穴坟地上。这些墓穴坟地可能属于一些有身份地位的人，从其名字看实际上既有突厥人也有基督徒，都使用希腊语刻写。赫尔松本身就有许多可能属于传教工作的痕迹，诸如白黏土浅口杯之类的文物，杯底画有黑色的十字架，其年代被确定为9—10世纪。这种类型的其他样品大部分都是在远离帝国边界的地区发现的，如多瑙河下游的普里斯拉夫、塞萨洛尼基、刻赤(Kerch)海峡和诺夫哥罗德(Novgorod)，它们的年代大多确定在972—989年之前，正是罗斯人接受基督教的时期。它们都被称为“圣礼用杯”，新近皈依基督教的成年人都用其来喝奶和蜂蜜，象征他们得到了重生、此后将进入天国这个事实。

在赫尔松发现的这些“圣礼用杯”有几个样本表明，在当地传教工作开展的规模相当大。事实上，尼古拉斯的信件也说明他对传播福音事业有极为浓厚的兴趣，至少对赫尔松的一位大主教极为关注；这些物证本身也证明帝国当局非常清楚赫尔松作为下级传教站的价值。通过海路进行的交通也相当频繁，至少在夏季皇帝要短暂地到这里巡视总督和其他官员，检查他们在这个大草原上的活动。

这些联系纽带有时常常被用于传教活动：赫尔松大主教就被委派负责对哈扎尔人的传教工作，他可能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牧首尼古拉斯对他“为那个误入歧途的民族抱有的热情”表示极度赞赏，还让他挑选一个人担任哈扎尔的大主教。这个赫尔松大主教很可能远比君士坦丁堡人更善于每天与其居民中的野蛮人即哈扎尔人和罗斯人打交道。还有很多阿兰人在这个城市留下涂鸦，从中发现的迹象表明，君士坦丁-西里尔正是在这里强化学习希伯来语言，而后上路去哈扎尔汗王的宫廷。

罗斯商人大约在9世纪下半期经常到访这里，而赫尔松人早在此以前很久就适当地定期访问第聂伯河中游地区。特别重要的是，大公弗拉基米尔在于赫尔松接受洗礼后，便带着该城教士回到基辅，他们在基辅帮助他主持全体臣民在第聂伯河中集体受洗的仪式。来自赫尔松的教士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os)成为弗拉基米尔的亲密助手，后者委任他负责请拜占庭“建筑大师”为大公建造教堂，挑选赫尔松本地教士作为他的下属参与工作。根据罗斯《往年纪事》记载，阿纳斯塔修斯将赫尔松供水管道的位置泄露给了弗拉基米尔，其背叛行为使该城失陷于后者。这个传说未必不可信，赫尔松教士在刚刚接受基督教的基辅的教士群体占大多数的现象因此可以得到一个简单的说明：他们具有与罗斯人打交道的经验，即便不一定有个人的私交，但非常可能熟练掌握斯拉夫语言，罗斯人在其商贸活动中需要雇佣这些语言助手。

赫尔松教士大约在988年进入基辅，这不是皇帝而是弗拉基米尔采取积极措施的结果，而帝国当局当时正准备从君士坦丁堡派人去全面传教，安条克的亚赫亚(Yahya of Antioch)对此有所提及。当时，皇帝在错综复杂的传播福音工作中所起的作用看起来不是主角而是次要角色。传教活动的主要动力在北方人中，他们出于各种原因，寻求接受基督教，或者只是得到更多关于拜占庭东正教派的信息。在许多诸如黑海草原这样的地区，基督教从来也没有真正扎根，帝国政府通常认为游牧生活方式很难与基督教礼仪相融合。其实，早在当地君主选择成为基督徒并强制其臣民接受新宗教以前，大量基础性工作可能已经由在拜占庭世界边缘地带生活的那些单个僧侣或教士群体完成了。但是，颂扬皇帝是领导人们获得拯救的活使徒这样的宣传并非没有实际意义，而皇帝也确实十分看重接受社会精英皈依和在宫廷里接见被俘的访问者，他的宫廷凝聚着虔诚、奇迹和权力，让许多来自不同国度的外国精英阶层的成员着迷。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君士坦丁七世的文学活动和某些人的思想中。根据罗斯《往年纪事》关于奥尔加访问君士坦丁堡的记载，君士坦丁七世就在奥尔加接受基督教洗礼仪式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个确定其特殊作用的故事在这本书中看起来完全是虚构出来的。

君主主持传统隆重的仪式这样的观念显然极大地吸引着巴尔干半岛和大草原北部地区野心勃勃的君主。他们能够治理其领土内处于他们统治下的居民，至少在表面上保持基督教崇拜的形式，而教士和唱诗班也能够为祈祷的民众提供其自身需要得到的拯救。教会组织深入各地分散的居民点和崎岖的山区，其作用就是为统治当局确定地理界限及其合法性。无论是拜占庭教士(非常常见)还是当地教士都在尽力使君主的财富和收益最大化。像罗斯君主那样统治权力比较分散的君主，事实上也一直维护着传教的教会，这些教士大部分不得不寻求统治当局为其提供物质保护。他们也很少坚持反对君主的政策，除了有关教会信条教义的政策之外。无论如何，拜占庭帝国内的东正教并不寻求当领袖，出于相同的动机，他们既不承担统治管理的责任也不发展使这种行为合理化的理念。甚至在帝国晚期，当高级教士(而不是皇帝)聆听普通民众的要求时，当大主教和修道院长因经营其广大地产和贸易网络而致富时，他们首先追捧青睐的还是避免参与世俗权力斗争的思潮。“公共政策”问题(例如抵抗土耳其人)一直不是牧首考虑的主要问题。保持教义和礼仪不受新思想和外国的影响是拜占庭教会的主要职责，他们也很少注意教育问题和书本学术问题，这些都超出了他们的主要职责范围。

东欧教会优先考虑的问题也非常类似。当蒙古人于13世纪中期征服罗斯各地君主国时，教士就接受了新统治秩序，认为这是上帝的意旨，甚至确认可汗就是他们合法的主子“沙皇”。反过来，他们得到财产和广泛的管辖权。15世纪中期蒙古人统治衰弱后，莫斯科大公发现自己的管辖区存在广阔的权力真空地区，教士受拜占庭典礼仪式和诸如阿加佩托斯(Agapetus)这些早期拜占庭作家的作品强化皇权思想的影响，宣称沙皇受上帝委任，而且只有他能对上帝负责。只要沙皇坚持纯正的信仰并公开尊重教会是独立机构，他就能够避免遭遇许多——甚至在字面上的——暗杀，像恐怖的伊凡(Ivan the Terrible)遭遇到的那样。当“拉丁人”或其他异端教派千方百计强迫这里的信徒接受虚伪的教义时，教会有时也会挺身而出。17世纪中期，沙皇及其牧首试图纠正《圣经》文本和礼仪书，试图将其礼仪传统纳入希腊人的教会礼仪，因此引发了狂暴的抗议，抗议者宣称反对基督者(Antichrist)的时代又回来了，许多僧侣和教区神职人员宁可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愿意因为背弃传统而玷污他们的灵魂。“老信徒”(就像他们称呼的那样)人数成千上万，他们的后代大部分生活在俄罗斯帝国边远地区，一直活动到苏联时代，到20世纪末，其人数因为青年信仰者增加而增多，他们顽强地试图改变俄罗斯“民族国家”的表达形式。

“老信徒”的立场以极端形式反映出拜占庭人留给讲斯拉夫语各民族的遗产的优缺点。已完成的大量神圣作品和礼仪书籍被翻译成斯拉夫语文本，有助于人们日常的崇拜活动和个人敬神拜上帝，使得一小部分虔诚的信徒模仿那些沙漠教父，引领着禁欲苦修的生活方式。与斯拉夫口语相差不远的书面语言也在发展，使原创性写作能够满足当地多种需求。在这些作品中最突出的是从翻译过来的拜占庭作品中摘引出来的《往年纪事》，它阐述了教义和虔诚的行为，其中结合着罗斯君主的业绩和血腥斗争的传说。在诺夫罗罗德和其他城市发现的白桦树皮书信本身就证明，沿着主要河流散布的各个城市中心都有相当广泛的功能性文学文献。这些书信作者致力于使其读者熟悉基督教的祈祷、圣人和斋戒日，他们用当地语言对“十字架”起誓。这些礼仪、信仰制度和专门知识有助于强化秩序和社会凝聚力，其附属内容广泛流传于广大国土，激励着开展长距离借贷和信贷活动，这样就促进了蒙古征服前的贸易繁荣。然而，教会对传统的尊崇也加强了农民对陌生事物已存在的疑虑，赋予其广泛的意识形态层面的辩解理由，打击了任何可能打算学习书本知识以了解未来的个人。正像“老信徒”表现出来的那样，书籍的本土语言具有基本的象征意义，而文本之神圣不可侵犯首先就阻止了修改错误和矛盾的企图。从弗拉基米尔接受基督教以后，无数封闭而多样性的小团体出现在自黑海草原至北极圈、从巴尔干半岛南部到乌拉尔山脉甚至更远的广大地区。无论它们具有何种特殊的制度机构，它们存在本身都得益于东正教的传教努力，其关于不同礼仪、教义和传统的特定知识都经受了他们的高层教士之间的竞争和政治领主的权力斗争。长期的非基督教信仰统治、巴尔干半岛的土耳其人、罗斯的蒙古人都没有使它削弱，而是促进其形成。东正教具有共同事业的观念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甚至在20世纪末得到强化，在俄罗斯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对其塞尔维亚东正教同胞反对科索沃分裂分子和“西方”干涉表示同情和积极支持之际表现得特别明显。虽然20世纪特别重视物质和外交利益，因为它们在促成联盟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这些因素背后存在着鲜明的发展传统，拜占庭皇帝、教士和僧侣就是在这个传统中保持着这些联盟。

第十章 分裂瓦解(1204—1453年)

斯蒂芬·W. 赖纳特(Stephen W. Reinert)

从政治史发展进程角度看，拜占庭帝国经历的最后二百五十年常常给读者留下一种不断加速分裂解体、凄凉衰亡的印象。这个过程始于1204年4月欧洲十字军骑士肢解和占领帝国大部分领土，结束于1453年5月29日奥斯曼军队疯狂进攻君士坦丁堡，并最终使拜占庭帝国传统寿终正寝。在这一头一尾两个时间之间发生的大部分事情看起来像个烧开的小锅，里面沸腾翻滚着无穷尽的内乱外战，其中有些无足轻重且无法理解，但是却极大地耗费着极为有限的经济资源。总之，就是在这几个世纪，一度庞大的拜占庭帝国演变成为荒谬可笑的小国，变为混乱无序并丧失国家功能的政治实体，总体上看充满了持续贫困的恶性循环、荒唐的自大和普遍的焦虑(Angst)。就是在这个广泛的背景下，它的艺术、建筑和古典学术领域却出现了罕见的文化繁荣，似乎是为撰写拜占庭国家史最后几章提供唯一有说服力的理由。

读者的阅读疲劳是可以理解的，其得出的总体印象也确实是准确的。但是历史学家还是应该认真研究一下其面对的那些灾难、败落与衰亡，而拜占庭晚期历史的叙述事实上远比初学者可能想象的复杂得多。因此我们的目的将是浏览考察拜占庭历史的这段剧目，抛开1453年的神学困惑，以同情的心态了解晚期拜占庭的命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还要用六个段落来叙述政治变革，而每位皇帝统治的年代都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各种各样重大历史课题得出的结果。总的看来，我们在这里讲述的是一段与残酷无情且通常占绝对优势的厄运顽强抗争的故事，虽然它充满悲伤的情调，其间不时闪现出英勇无畏和爱国主义的事例。尽管帕列奥列格王朝的皇帝大多是平庸无能之辈，但其中至少还有一个曼努埃尔二世(1391—1425年在位)可以名列最伟大的拜占庭政治家和14世纪文化复兴杰出人物的名单。

1204—1261年：解体、幸存和为收复君士坦丁堡而战

事实上早在第四次十字军到达君士坦丁堡以前拜占庭帝国的结构就开始解体，12世纪80年代中期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相继脱离帝国控制，自12世纪80年代直到13世纪初期，塞浦路斯、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安纳托利亚西部地区的独立政权不断崛起，1204年4月，黑海南岸又建立起“特拉布宗帝国”，这些都是明证。然而，这个时期的解体都发生在边缘地区，而十字军骑士对君士坦丁堡发动的狂暴攻击和洗劫(1204年4月12日—15日)，以及当年和次年的征服战争却是从拜占庭最核心地区来肢解帝国的。到1210年，从这个暴力狂飙的旋涡中，也就是“以上帝的名义”对被扣上“上帝的敌人”恶名的“希腊人”进行的残酷迫害中，在以前的拜占庭领土上产生出六个新的法兰克人国家、十几个独立的小领主领地以及大量分散的威尼斯和热那亚殖民区。

其中四个法兰克人新国家值得一提。直接继承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统治的是所谓“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其首位皇帝是佛兰德斯(Flanders)伯爵鲍尔温(Baldwin， 1204—1205年在位)。这个拉丁帝国存在了57年，但是其最后一位真正有力的君主是鲍尔温的继承人亨利(Henry， 1206—1216年在位)。它建立后的领土范围包括君士坦丁堡、色雷斯沿海部分地区、安纳托利亚，以及萨摩斯(Samos)、希俄斯(Chios)、莱斯博斯(Lesbos)等岛屿，但是到1225年，又萎缩到比首都大不了多少。第二大的法兰克人国家出现在1204年初，即由蒙费拉(Montferrat)侯爵卜尼发斯(Boniface， 1207年去世)建立的“塞萨洛尼基王国”。它最初的领土范围在马其顿和塞萨利，但是在1207年卜尼发斯在对阵保加利亚人时战死以后，其运势迅速消失。这个王国的领土此后不久便于1224年重新归由希腊人控制，只是留下一点法兰克人曾经统治过的痕迹。更长命一些的拉丁人国家是“亚加亚公国”(Principality of Achaia)，它是尚普利特的威廉(William of Champlitte)和以前的第戎(Dijon)子爵杰弗里·维利哈登(Geoffrey Villehardouin)征服的结果，后者是从香槟(Champagne)来的。最初，该国的中心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的安兹拉维扎(Andravidas)，一直存在到1430年，实力不断衰弱，最终被米斯特拉斯(Mistra)的希腊人吞并掉最后几块领地。最后一个亦即第四个是“雅典和底比斯公国”，它的建立也是通过蒙费拉侯爵卜尼发斯的征服实现的，但他很快就将被征服领土转给勃艮第(Burgundian)骑士奥托(Otho de la Roche，死于1225年)。底比斯在两个世纪的时间内是最繁荣的城市，城中有生产丝绸和其他精美织物的作坊，以及犹太商人和热那亚大贾的殖民区。1311年，该公国被桀骜不驯的加泰罗尼亚(Catalan)雇佣军团征服；1388年，它又被佛罗伦萨的阿加乔里(Acciajuoli)家族购买，并一直控制该国到1456年[1]被奥斯曼军队征服。这样，几个主要的法兰克人国家都是在1204年以后建立的，理论上构成封建等级制，其中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皇帝处于最高等级。除此之外，威尼斯共和国获得大量航海商路领土，并由此迅速扩张其地中海商业帝国。威尼斯在这些年里取得的重要收获包括君士坦丁堡八分之三的城区、都拉基乌姆(Dyrrachium)、爱奥尼亚群岛(Ionian)、爱琴海大部分岛屿、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重要海港迈索尼(Methoni/Modon)和科罗尼(Koroni/Coron)、克里特，以及色雷斯地区沿黑海的其他重要港口。

令人惊讶的是，拉丁人对拜占庭核心地区的占领并没有促使他们沿袭拜占庭政治传统的旧制。前拜占庭国家的许多希腊因素确实被法兰克和意大利新国家实体接受，同时一些“罗马人”重新聚集在伊庇鲁斯(Epiros)、尼西亚、特拉布宗这三个重要地区，三者此时都具有拜占庭国家继承人的特点。最值得注意的是1204年4月在拉丁人攻陷君士坦丁堡以前建立的特拉布宗帝国。其创建者阿莱克修斯和大卫(David)是科穆宁王朝的后人，该帝国一直存在到1461年奥斯曼军队夺取特拉布宗都城为止。从经济上看，这个黑海南岸的重要港口城市享有来自奢侈品贸易，特别是来自西亚和远东香料贸易的极大财富。然而，我们的历史叙述要围绕更中心地区即伊庇鲁斯和尼西亚来进行，这两个新兴的希腊人中心越来越泰然自若地应对法兰克人，而首先要对付的是统治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人。

君士坦丁堡大约有一半居民在拉丁人征服以前就设法逃出城，移居到希腊西北地区，即伊庇鲁斯山地、阿卡那尼亚(Acarnania)和埃托利亚(Aetolia)。在米海尔·科穆宁·杜卡斯领导下在此建立小公国，他是前拜占庭皇帝伊萨克二世和阿莱克修斯三世的远亲。这个小国按照习惯被称为“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Despotate of Epiros)，尽管米海尔本人从来没有领受过“专制君主”(despotes)这个头衔。米海尔大体上将自己塑造成集聚在阿尔塔(Arta)附近地区的希腊人所欢迎的领袖和有凝聚力的人物，在其统治(1204—1215年)下，伊庇鲁斯逐渐成为保存拜占庭文化的欧洲中心，同时也是策划抵抗拉丁人在该地区军事扩张方案和组织(希腊人)军队的中心。米海尔后人的历史延续得很久远。事实上，他们的国家可以一直追寻到1461年，虽然并不连贯，最终还是被奥斯曼人征服。

在小亚细亚，希腊人最重要的后继国家是所谓“尼西亚帝国”。它位于安纳托利亚西北地区，其创立者狄奥多里一世·拉斯卡利斯(Theodore Ⅰ Laskaris)是阿莱克修斯三世·科穆宁的女婿。拉斯卡利斯王朝目标明确，就是重建拜占庭帝国国家机构，即将皇帝的核心机构、宫廷、牧首、官僚机构和军队统统迁移到卑斯尼亚地区。直到1208年，他一直不是真正加冕的皇帝，新当选的牧首米海尔·奥托里亚努斯(Michael Autoreianos)在这一年为他加冕，由此他正式宣称自己是“流亡的”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其继承人统治尼西亚帝国一直到1261年，就是在这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年头，君士坦丁堡被拉斯卡利斯王朝正式收复。由于尼西亚帝国事实上控制着安纳托利亚平原西部边缘地区，因此其经济发展繁荣，成为沿河流域富庶之地谷物生产、手工加工及贸易的集合地，大体上聚集了十几个重要的城市。首都尼西亚有坚固的城墙防护，地理位置恰好在最接近君士坦丁堡的地方。

我们不能在此详细描述1204—1261年间法兰克人、意大利人和希腊人的新兴国家的历史。然而对于拜占庭历史命运极为重要的问题是，伊庇鲁斯和尼西亚都抱着同样的收复君士坦丁堡的雄心，最终尼西亚成为两者中的强者，并赢得了最终胜利。尼西亚的发展事实上是三位君主共同的成就，他们是创立者狄奥多里一世、其继承人约翰三世·杜卡斯·瓦塔基斯(John Ⅲ Doukas Vatazes)和最后的米海尔·帕列奥列格(Michael Palaiologos)，后者篡夺了瓦塔基斯的孙子约翰四世(John Ⅳ)的皇位，并重返君士坦丁堡，建立了统治帝国都城的末代王朝。

拉斯卡利斯王朝的狄奥多里一世作为抵抗者领袖在尼西亚登基，他组织难民和卑斯尼亚当地的希腊人建立战斗部队，阻击法兰克人向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扩张，同时也防范来自东方的塞尔柱人的入侵。此后，他竭尽全力取得重大胜利，但是到1214年他与拉丁人签署友好协议时，后者仍旧滞留在尼科米底亚半岛上。他通过这个协议与法兰克人建立友好关系(modus vivendi)， 1219年，他又同样与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达成和平的原则性意向。但是，这些亲善举动绝不可能使狄奥多里获得神学和教会上层的同意和支持，他的主要目的是稳定与那些欧洲新国家的关系，确保新建立的尼西亚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其统治期间采用的管理方式大体上是中央政府集权，明显是以前君士坦丁堡模式的简化版。总之，他的统治虽然常常不太稳固，但却是个可靠的开端。

伊庇鲁斯和尼西亚之间的全面对立冲突是在狄奥多里一世的女婿和继承人约翰三世·杜卡斯·瓦塔基斯统治时期呈现白热化的。13世纪20年代期间，伊庇鲁斯似乎就要实现其目标了，特别是在米海尔一世的继承人狄奥多里·科穆宁·杜卡斯(约1215—1230年在位)夺取塞萨洛尼基(1224年)和亚得里亚堡(1225年)后——他于几年后加冕为皇帝。然而，伊庇鲁斯的辉煌是短命的，狄奥多里在克罗科特尼塔斯(Klokotnitas)战役中被保加利亚人击败俘虏，而后该国极大部分领土被保加利亚王国暂时吞并。但是，当伊庇鲁斯之星的光辉逐渐暗淡之际，约翰三世·杜卡斯却在安纳托利亚稳定地加强自己的实力。1224年，他在伯曼农战役(Battle of Poimanenon)中驱逐法兰克人，并于1231年的某个时候，将塞尔柱人赶出马恩德河流域(Maeander Valley)。直到他于1254年去世的这段时间，他的所有行动目标就是向欧洲扩张，旨在重新占领君士坦丁堡。1246年，他指挥的战役特别成功，通过战斗从保加利亚人那里夺取马其顿大部分地区，还占领了塞萨洛尼基，伊庇鲁斯的帝国梦就此破灭。

希腊人恢复对君士坦丁堡统治的荣耀既没有落到约翰三世的儿子狄奥多里二世(1254—1258年在位)头上，也没有落到他的孙子约翰四世(1258—1261年在位)头上。前者更像个哲学家和学者，在其宫殿里聚集了一批群星闪耀的文学家，他们的成就延续着帕列奥列格时代文化复兴以前的历史。而后者在7岁时登上皇位，但国务实际控制权却很快落到米海尔·帕列奥列格手中，他是小亚细亚最大的军事家族的远亲，最初担任摄政王，不久后当上了共治皇帝。米海尔很快就证明了他的重要价值，他指挥战胜了东山再起的伊庇鲁斯、亚加亚和西西里的联盟(1259年)，捍卫了尼西亚帝国在欧洲的地位，并且此后通过夺取米斯特拉斯、莫奈姆瓦夏(Monemvasia)和迈那(Maina)建立起未来收复莫利亚(Morea)的跳板和基地。他作为共治皇帝所取得的最著名的成就是1261年7月从拉丁人手中夺回君士坦丁堡，而这不过是一次好运突降的行动，是由其将领阿莱克修斯·斯特拉泰谷波洛斯(Alexios Strategopoulos)率领的一小队巡逻兵完成的。尽管如此，当米海尔于一个月后庄严“入城”时，还是由牧首阿森纽斯(Arsenios)为他加冕，庆祝拉斯卡利斯王朝数十年战略计划的胜利，他成功地成为帝国唯一的君主。尔后的12月，他下令将约翰四世刺瞎。

1261—1341年：早期帕列奥列格王朝重建的努力

随着信仰东正教的希腊人恢复对君士坦丁堡的统治，米海尔八世(Michael Ⅷ，即米海尔·帕列奥列格，1261—1282年在位)及其直接继承人面临的挑战是：保持和维护拉斯卡利斯王朝在安纳托利亚和欧洲的遗产，收复和重新整合自1204年大灾难之后丧失的支离破碎的残余领土。这是个可怕而无法应对的挑战，但是早期帕列奥列格王朝的皇帝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1261—1341年期间，该王朝的创立者米海尔八世极为成功地应对着这一挑战。而在其子安德洛尼库斯二世(1282—1328年在位)和后者长孙安德洛尼库斯三世(1328—1341年在位)统治期间，这个国家的命运就遭到巨大的挫折，即便如此，到1341年帝国丧失安纳托利亚疆域后几十年，拜占庭帝国仍然拥有成为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巴尔干国家的资源和可能性。

36岁的米海尔八世在成功登上君士坦丁堡皇帝宝座后，便发现自己面临大量令其困窘的难题，而这样的局面一直到他于1282年去世时也没有改变。他刺瞎约翰四世的行为引发了对他统治合法性的质疑，在首都，牧首阿森纽斯为此开除了米海尔八世的教籍(为此他于1265年被解职，并被约瑟夫一世取代)；在卑斯尼亚，米海尔八世逐渐被人们(尤其是将士)视为践踏拉斯卡利斯王朝光荣遗产的篡位者。经历了拉丁人将近六十年的统治后，君士坦丁堡的城市基础设施几乎成为废墟，这也证明鲍尔温和亨利的继承者确实无能并且国家极其贫困。米海尔八世最终预料到那些新近被驱逐出君士坦丁堡的人，特别是拉丁皇帝鲍尔温二世和威尼斯人，肯定会投入复辟势力的阵营，而要对付复辟势力就必定要做出代价高昂的军事和外交回应。米海尔八世凭借自己的威望，不仅成功地稳固了统治，而且极为成功地应对这些挑战。随之而来的花销确实相当巨大，而应对这些麻烦现实的任务将落到其极其无能且愚蠢的儿子及继承人安德洛尼库斯二世身上。但是这个“新君士坦丁”十分在意的当务之急只是如何保住其皇冠，如何按照拜占庭皇帝的传统和东正教习惯重建君士坦丁堡，如何防御西方对首都的进攻，而且不惜任何代价。

米海尔八世的重建计划包括，重点修复布拉舍奈(Blachernai)皇宫；按照东正教的风格重新粉饰圣索菲亚教堂；重新构筑城防工事〔如城墙、康托斯科留(Kontoskelion)码头〕和公共建筑物(如市场、街道、浴场、港口、济贫院)；重建几个主要的修道院。同时，建筑和修缮全城其他几个教堂的事务则由私人负责赞助。皇帝本人甚至掏钱修建在1203年被十字军骑士烧毁的清真寺，他还着眼于建立更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联系，特别是与马穆鲁克(Mamlukes)王朝的联系。

米海尔八世在军事外交领域面临的最严重挑战来自天主教的西欧。被废黜的皇帝鲍尔温二世决心收复他认为属于他的遗产，最初将复辟的希望寄托在其亲戚、西西里王(Sicilian King)曼弗雷德(Manfred)身上。但是，曼弗雷德还没来得及行动，就成为教宗和霍亨斯陶芬(Hohenstaufen)王朝斗争的牺牲品了。当时，教宗克莱蒙特四世履行其前任乌尔班四世的承诺，邀请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兄弟安茹伯爵查理(Count Charles of Anjou)接收西西里王国的遗产，也就是说，要完全履行教会的承诺。查理长期侵扰并于1266年在贝内文托战役中击败曼弗雷德，这样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就落入法国的手中，查理则成为其首位国王。

由于教廷现在成为西西里国王的座上客，克莱蒙特四世就准备支持鲍尔温二世的复辟事业。1267年5月，教宗在维特伯(Viterbo)进行调停，达成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查理将提供军事援助收复君士坦丁堡，而鲍尔温二世则为此提供领土许可权，而后，前者的女儿与后者的儿子订婚，达成联姻。当查理还未能马上履行其提供军援的诺言时，米海尔八世就运用其老辣娴熟的谈判技巧，成功瓦解了敌对阵营。米海尔八世通过与教宗和路易九世(Louis Ⅸ)进行一系列久拖不决的谈判，成功地阻止了安茹(Angevin)王朝的进攻，他允诺的条件就是有可能达成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教会的合并，这项合并计划最终于1274年7月在里昂第二次大公会议(Second Council of Lyon)上实现了。这次合并实际上是皇帝和时任教宗格里高利十世(Gregory Ⅹ)之间达成的协议，其关键性条款是承认教宗的至高地位、天主教关于炼狱的信条和“和子说”(filioque)。

里昂第二次大公会议达成的教会合并决议只是米海尔抓住的一个混乱而短暂的机会。它在暂时阻止安茹伯爵查理发动入侵的同时〔直到1273年鲍尔温二世去世，他仍在继续策划帮助其女婿考特尼的腓力(Philip of Courtenay)收复君士坦丁堡的计划〕，也彻底摧毁了米海尔八世对其臣民的信义，当时他们绝大多数人认为他是个可恶的叛徒，在最敏感的问题上，也就是东正教信仰问题上向拉丁人投降。而且，这个机会的军事价值到1281年时就变得一文不值了，这一年，在查理影响下，他的朋友西蒙·德·布里(Simon de Brie)当选为教宗马丁四世(Martin Ⅳ)。同年7月，马丁确信米海尔八世承诺的教会合并不过是虚幻的政治伎俩后，便支持查理和腓力远征收复君士坦丁堡的计划。次年10月，他宣布开除米海尔八世的教籍，指责后者是“那些天生分裂并追求分裂古代宗教的希腊人的保护者”。当然，对于查理来说，这就等于教会同意他发动进攻，进而为拉丁人重新征服君士坦丁堡。

这样的军事行动可能非常容易造成拜占庭帝国的灾难，但是米海尔八世机敏地耍弄手腕从查理的王国内部摧毁其基础。当他听说曼弗雷德的女婿阿拉贡的彼得三世(Peter Ⅲ of Aragon)渴望为其妻子收复霍亨斯陶芬王朝的遗产时，米海尔八世立即与之结盟，并慷慨地为他提供进攻西西里的资金。而且，这笔资金很可能通过特殊渠道从拜占庭帝国直接送到西西里人手里，而后者正在安茹王朝的统治压迫下(主要是财政上的)受尽折磨，他们与彼得一起策划发动了起义。这次起义就是著名的“西西里晚祷起义”，爆发于1281年3月30日或31日，它彻底打乱了查理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计划，为彼得入主西西里并成为那里第一位阿拉贡国王铺平了道路。

米海尔八世在削弱查理和挽救君士坦丁堡幸免于拉丁人进攻方面的作用确实被公认为是其最伟大的外交胜利之一，在他一生中也确实屡建这样的功绩。但是非常明显，这个功绩也只不过得到其臣民的认可而已。几乎所有人都对他在几个月后的离世感到高兴，但仍没有考虑拒绝为他提供一个体面的东正教葬礼。从拜占庭人的前途看，米海尔八世的政策使得皇帝的统治与社会上大多数人疏远了，而沉重的税收强加到他们头上，特别是在安纳托利亚地区，人们已经无法忍受。此时留给其儿子及继承人安德洛尼库斯二世的任务是使帝国政府重新赢得东正教民心，并努力恢复能够得到财政支撑的政府管理。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24岁继位登基的安德洛尼库斯二世是个可悲且无能的统治者，极其缺乏战略洞察力，没有能力有效处理他当时面临的最重要的军事威胁。但其宗教政策是务实有效且受到欢迎的，他上任后的第一项施政措施就是取消里昂第二次大公会议教会合并的决定，并为那些因米海尔八世处理教会事务而受到不公对待的人平反，求得他们的谅解，而这只能更加疏远与教宗之间的关系。他在上任之初采取的经济措施也是短视而具有破坏性的，例如减少海军和陆军的人数，对依附农(pronoiars)征收额外税来为战争筹款，下令将拜占庭金币(hyperpyron)贬值。最后，他未能阻止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丧失大片领土，未能平息在其统治末期爆发的王朝内讧，他的无能导致帝国非常失败，预示着1241—1271年间这个国家无可挽回的衰败。

安德洛尼库斯二世在巴尔干半岛面临的主要困难来自如何对付聂曼加(Nemanjid)王朝，斯蒂芬·乌罗斯二世·米卢廷(Stephen Uroš Ⅱ Milutin， 1282—1321年在位)领导下的塞尔维亚人发动咄咄逼人的扩张进攻，其显著的军事行动就是1282年占领斯科普里，并于13世纪90年代晚期不断在马其顿边境地区进行游击战式的抢劫袭击。当拜占庭抵抗入侵的战事屡遭挫折时，安德洛尼库斯二世转而于1299年试图通过和解协议调和双方的关系，他将自己5岁大的女儿西蒙妮(Simonis)嫁给米卢廷，并割让已被塞尔维亚人征服的北部地区作为“嫁妆”，也就是从奥赫里德(Ochrid)经斯提普(Štip)到斯特鲁米卡(Strumica)拱形前线分布的一系列城堡。塞尔维亚人由此突进到拜占庭疆域内，其进军依旧进行，在斯蒂芬·乌罗斯四世·杜珊(Stephen Uros Ⅳ Dušan， 1331—1355年在位)统治时期，这一攻势达到高潮。但同时，这个协议开启了对塞尔维亚宫廷加强拜占庭文化传播的重要时期，这在杜珊统治时期达到顶点。

安德洛尼库斯二世统治时期，拜占庭帝国安纳托利亚地区领土的丧失尤其惨重，他完全不像米海尔八世，对土耳其人向沿海地区的扩张忧心忡忡，因为这一扩张在整个13世纪70年代不断加强。当时塞尔柱人国家正从中央地区解体，到14世纪初，最终被一批小君主国或领主国(beyliks)取代。安德洛尼库斯二世在其父亲去世前两年，曾亲眼看到土耳其人对马恩德河流域的袭击抢掠，并造成巨大灾难和人口锐减，而这还是在门特什领主国(Menteshe beylik)崛起的早期阶段。作为帝国唯一的皇帝，安德洛尼库斯二世决心强化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军队，保持在该地区更经常和活跃的武装力量，然而，他忙于巴尔干半岛事务，无暇实现自己的想法，直到13世纪90年代。此时，奥斯曼贵族势力已经做大，他们在奥斯曼领导下于索古特附近的尚加留河(Sangarios)南岸地区渡河侵扰洗劫名义上属于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参与者既有穆斯林也有基督徒。

1290—1307年，安德洛尼库斯二世采取各式各样的措施抵抗土耳其的军事攻势，但是没有一个持续有效。1290—1293年，这位皇帝将其宫廷迁往安纳托利亚，亲自监督边防要塞的重建，总的看来，其意在提振士气。1294—1295年，其军事将领阿莱克修斯·菲兰塞罗潘努斯(Alexios Philanthropenos)在马恩德河流域取得重大胜利，但是这些战果迅即丧失。菲兰塞罗潘努斯因为发动政变失败而被刺瞎。1302年春季，安德洛尼库斯二世的儿子米海尔九世和穆扎伦(Mouzalon)将军分别发动远征，恢复对马恩德河边防地区的控制，并将长期困扰他们的奥斯曼人驱逐出尼科米底亚附近地区。然而，他们的胜利都毫无意义，1302年7月，穆扎伦将军在巴弗斯(Bapheus)遭到惨败，被视为奥斯曼贝格(Beg)对拜占庭帝国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同年夏末，孤注一掷的安德洛尼库斯二世请求加泰罗尼亚雇佣军团提供军事援助。该雇佣军团由6500名彪悍的军士组成，为了得到极其高昂的军饷，在雇佣军团长罗杰·德·弗洛尔(Roger de Flor)的率领下，于1303年春夏迅速赶往安纳托利亚作战，将聚集在基兹库斯到菲拉德尔斐亚(Philadelphia)一带的土耳其人击退，同时对该地区肆意烧杀抢掠。而这一战果也迅即丧失。加泰罗尼亚雇佣军团一撤出这些地区，土耳其人就立即恢复袭击，并围困一些重要的军事要塞。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加泰罗尼亚雇佣军团本身就成为拜占庭帝国的祸患。因为罗杰在前往亚得里亚堡拜访米海尔九世期间遭到刺杀，他们就在色雷斯地区进行了两年的复仇战争，当地的城市和乡村都遭到无情的洗劫和抢掠。1307年夏季，这支雇佣军团开始为新的目标向西移动，最终于1311年击败布里尼的沃尔特(Walter of Brienne)，成为底比斯和雅典公国(Duchy of Athens and Thebes)的主宰。这样，加泰罗尼亚雇佣军团不仅没有促进拜占庭人在小亚细亚地区的收复行动——安纳托利亚仍被丢弃在混乱中，反而使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成为一片焦土。

此后，安德洛尼库斯二世很少向安纳托利亚派兵。相反，他加强了与波斯的蒙古伊尔汗国(Mongol Ilkhanids of Persia)朝廷的谈判，企图争取其发动对土耳其人的军事攻击，特别是对奥斯曼人的袭击。此时，奥斯曼人已开始长期围困尼西亚。显然，这些计划还是遭到失败。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几年期间，奥斯曼人和卡拉斯(Karasi)贵族迅速崛起，就像萨鲁汗(Saruhan)、阿伊丁(Aydin)和门特什领主国主宰安纳托利亚地区南部一样，他们成为拜占庭帝国在安纳托利亚西北地区的土耳其继承者。与此同时，那些不愿意继续生活在土耳其人统治下的罗马人逃往马尔马拉海对岸的拜占庭领土，或者躲避到几个尚未被征服的军事要塞附近，也就是在尼西亚、尼科米底亚、普鲁萨(Prousa)附近的卑斯尼亚地区。然而，到1326年，奥斯曼的儿子奥尔汗就占领了普鲁萨，并在此定都。在这些地区的南部，安德洛尼库斯二世统治结束时控制的唯一重要的半自治中心地区只剩下菲拉德尔斐亚地区(最终于1390年失陷)，而其居民为保持这份殊荣不得不向邻近的盖尔米扬(Germiyan)贵族支付贡赋。

安德洛尼库斯二世统治的最后8年间，王朝内战持续不断，这导致了陷入深刻困窘的老人(1320年时安德洛尼库斯二世已经60岁)和他20多岁的一个多少有些鲁莽轻浮的孙子安德洛尼库斯三世之间激烈的冲突，前者的各项政策尽数破产，而后者作为其父亲米海尔九世的直接继承人参与继承皇位。然而，在皇室发生了一次悲剧性事件后，年迈的安德洛尼库斯二世于1320年取消了他孙子的继承权。当时安德洛尼库斯三世的弟弟被暗杀，他的父亲经不起打击，因悲伤过度而去世。安德洛尼库斯三世随即组织军事对抗，由于允诺大幅度削减税收而广得民心。两位安德洛尼库斯之间的内讧从1320年持续到1328年，整个内战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在内战的第一个阶段(1321年)，安德洛尼库斯三世进军君士坦丁堡，最后经过谈判获得色雷斯作为其封地。第二个阶段(1322年)以安德洛尼库斯三世被正式任命为共治皇帝而结束，同时他还拥有一支由国家供给军饷的军队，并入住季季莫蒂霍(Didymoteicho)。第三个阶段也是最后阶段爆发的公开战争(1327—1328年)差不多就是一场巴尔干半岛的国际战争，支持安德洛尼库斯三世的是保加利亚人，而支持安德洛尼库斯二世的是塞尔维亚人。战争的最高潮是安德洛尼库斯三世于1328年5月23日夺取君士坦丁堡，而后，其祖父便被废黜。后者于1332年去世，身份是修道士安东尼奥斯(Antonios)。这个漫长多变的时期显然对帝国统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削弱，经济特别是农业遭受严重损害。而其负面影响虽然尚待显现，但是必定深刻而持久。

安德洛尼库斯三世登基时31岁，随之产生出新的君主御前顾问班子，其中最有权势的当属极其富有的大贵族约翰·坎塔库震努斯(John Kantakouzenos)，时任军队总司令(Grand Domestic)。他们共同面临着恢复帝国和类似重建的挑战，也就是将拜占庭帝国降低到欧洲小国的地位，同时要应付不断崛起的周边邻国，其北方有强大的塞尔维亚，南方有安纳托利亚西北地区正在崛起的土耳其贵族。安德洛尼库斯三世在安纳托利亚的目标很明显有两个方面——既要维持对卑斯尼亚地区几个边远前哨(尼西亚、尼科米底亚)的控制，同时还要保护东爱琴海诸岛屿不要落入正在崛起的土耳其贵族手中。1329年夏天，他发动解除尼西亚包围圈的最后努力，但是帝国军队在佩雷卡诺斯(Pelekanos， 6月10日)被奥尔汗打得大败，两年后，这个城市就被攻陷了。安德洛尼库斯三世千方百计防止尼科米底亚遭遇同样的命运，他于1333年8月与奥尔汗谈判支付贡赋换取和平，这是他与奥斯曼人第一次进行类似的谈判，但是这一协议的价值十分有限，1337年，尼科米底亚向后者投降。这样，到此为止，拜占庭帝国的卑斯尼亚领土实质上就被奥斯曼贵族吞并，后者的繁荣活跃给当时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西部沿海地区，拜占庭人取得期待中的胜利，1329年，收复希俄斯，就是在这里，安德洛尼库斯三世亲自会见萨鲁汗酋长(beg of Saruhan)和阿伊丁酋长(beg of Aydin)乌穆尔(Umur)派来的使节。6年后，安德洛尼库斯三世便与后者结成紧密的联系，并得到财政资助，使得他能够收复莱斯博斯岛。

安德洛尼库斯三世和坎塔库震努斯在欧洲方面表现出高超的军事外交技巧，收回塞萨利(1333年)和伊庇鲁斯(1340—1341年)，从而使这块自1204年以后就脱离帝国控制的相当大的领土重新并入帝国疆域。然而可悲的是，正是这个地区不久将成为塞尔维亚人攻击的目标及其定居地，当时斯蒂芬·杜珊于14世纪40—50年代创建了巴尔干半岛小“帝国”，还部分地得到拜占庭人的资助。斯蒂芬·杜珊于1331年登基，很快即恢复其向南部地区的扩张。他发动的一系列战争一直持续到1334年。这一年，安德洛尼库斯三世在和谈达成的协议中割让了5个重要的军事要塞，其中包括奥赫里德和普里莱普(Prilep)，并正式承认自从米卢廷国王时期就开始被塞尔维亚人侵占的领土合法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企图恢复稳定，同时与塞尔维亚人结盟，就像与阿伊丁结盟一样，希望得到其雇佣军团的进一步支援。

总体看来，安德洛尼库斯三世的外交政策表现得相当活跃。它采取实质性的努力尽量掌控困难和衰落的形势，并设法创造一些新东西；它也成为帕列奥列格王朝历史上这类努力中最后的重要成就。

1341—1372年：国家无法逆转的衰亡

1341—1372年是充满麻烦的时期，拜占庭帝国从此一蹶不振，再也不能东山再起。这个国家又被内战撕成了碎片，特别是1341—1347年(所谓“第二次帕列奥列格王朝内战”)和1352—1357年两次内战，同时还有14世纪70年代初王朝内讧呈现白热化的新时期。持续伴随这些内战的是外族入侵和移民定居，特别是塞尔维亚人和奥斯曼人，其入侵的规模极大，具有灾难性影响。拜占庭各地城市在“第二次内战”期间及以后陷入长期的社会动乱，富人和穷人之间不断爆发流血冲突。同时，由于拜占庭帝国晚期出现的最后一次宗教争端，社会也被分裂了，这个争端就是“静默派”(Hesychasm)运动，其结果对哲学和神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最后，大自然本身似乎也在这些年头来添乱，与拜占庭人作对，先后发生多次严重地震，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普遍的悲惨状况又因为1347年暴发的鼠疫传染病而加剧。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1341—1372年这个时期演变成严重的衰败时期。这个国家能够苟延残喘挺过14世纪40—50年代真是个奇迹。随着14世纪岁月的流逝，拜占庭君主的主要目标越来越局限于设法保卫君士坦丁堡、塞萨洛尼基和莫利亚地区这几块领地。

这个时期各种麻烦的核心问题是领导层内部长期的争斗，它严重瓦解帝国政府，为外敌入侵提供了方便。它本质上是帕列奥列格王朝与坎塔库震努斯家族之间长期的斗争，大体上分为1341—1347年、1347—1354年和1354—1357年三个阶段。

这个螺旋式的衰变过程始于1341年，安德洛尼库斯三世的儿子和继承人约翰五世(John Ⅴ)在其父亲去世时刚刚10岁，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摄政会议，其成员包括约翰的母亲萨伏伊的安娜(Anna of Savoy)、坎塔库震努斯和牧首约翰十四世·卡莱卡斯(John ⅩⅣ, Kalekas)。1341年夏天，麻烦出现了，野心勃勃的卡莱卡斯联合海军司令(High Admiral)阿莱克修斯·阿波卡库斯(Alexios Apokaukos)，说服皇后相信坎塔库震努斯密谋推翻安娜和幼帝约翰五世，并阴谋建立自己的王朝统治。同年9月，当坎塔库震努斯外出到色雷斯期间，卡莱卡斯便宣布自己为摄政王，并发动对坎塔库震努斯的家人和拥趸的暴力攻击；到10月份，安娜下令解除坎塔库震努斯的军职。坎塔库震努斯声称保护和维系幼帝约翰五世的权力，在季季莫蒂霍接受山呼万岁自立为帝。从而开启了一直持续到1347年2月2日的“第二次内战”。这次内战具有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交战双方都最大限度地使用外国雇佣军。坎塔库震努斯雇佣的是塞尔维亚人和土耳其人，而摄政王一方主要依赖土耳其人。

在整个内战期间，坎塔库震努斯的土耳其雇佣军主要来自阿伊丁酋长乌穆尔。然而到1345年，他又与奥斯曼苏丹奥尔汗结成紧密联姻，于次年将亲生女狄奥多拉嫁给这位苏丹。这场战争持续了五年，使色雷斯和马其顿农村遭到彻底的蹂躏和破坏。外国雇佣军经常参与内战，最终各自为捞取自己的扩张利益而战。在整个危机期间，斯蒂芬·杜珊直到1355年去世为止，主要利用拜占庭帝国内乱之机，将塞尔维亚国家扩张为微型帝国，其范围包括马其顿大部分地区和希腊北部大片土地。最终，坎塔库震努斯于1347年2月初胜利进入君士坦丁堡，与安娜达成和解，根据协议，他和约翰五世将作为共治皇帝一起统治，而后者在未来十年内属于地位更低的共治皇帝。这种关系在同年5月末得到确定，坎塔库震努斯的女儿海伦娜(Helena)嫁给安娜的儿子、当时15岁的皇帝。

在这个关键时期，拜占庭帝国遭到彻底损毁，其农业和商业基础被严重瓦解，中央国库空虚，臣民贫困衰弱、精神萎靡。在此背景下，我们只能推测，开始于1347年夏末的鼠疫肯定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可能与其附近的开罗一样，人们详细记载了这次可怕的鼠疫。而且，此后鼠疫又在14世纪60年代和15世纪20年代暴发过8次。

约翰六世(坎塔库震努斯)与其女婿在1347—1354年间的“双人统治”是按照他的意愿安排的，虽然意义不大，但是却致力于引入新的强国势力，以便对君士坦丁堡城北重新建立的意大利人商业殖民区(热那亚和威尼斯特区)进行有利的权力平衡。为了得到支持，他于1351年对格里高利·帕拉马斯(Gregory Palamas)捍卫的“静默派”运动做出让步，正是这个政治上具有不确定性的决定最终导致此后迅速蔓延的动乱。另一方面，坎塔库震努斯本人的支持者也感觉到他将要为自己的利益建立新王朝，因为他晋升其子马修(Mathew， 1325年出生)为共治皇帝和正式继承人。同时，约翰五世·帕列奥列格也逐渐年长，开始设法掌握全权，并试图摆脱坎塔库震努斯的控制。1353年以后，坎塔库震努斯设法调和野心勃勃的女婿和儿子的关系，但是，在约翰五世对马修发动突然的军事攻击后，他最终将约翰五世放逐到特内多斯岛(Tenedos)，并于1354年为马修加冕，授予他色雷斯地区的封地。事实上，坎塔库震努斯最终还是暴露出他的真面目，即篡夺帕列奥列格王朝的皇位，这也是他的对手一直十分担心的。然而，帕列奥列格王朝不会被取代，因为民众和教会舆论都支持约翰五世对皇位的合法权利，坎塔库震努斯的统治基础迅即解体。1354年，奥尔汗的长子苏莱曼·帕夏(Suleyman Pasha)率领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极为重要的要塞卡利波里(Kallipolis)。奥斯曼人因此获得了从小亚细亚进军色雷斯的重要渡海地点。此后几个月，苏莱曼不仅拒绝归还卡利波里要塞，而且开始向加利波里(Gallipoli)全岛大举殖民，建立奥斯曼人定居点，这将成为奥斯曼入侵色雷斯的桥头堡。这一发展变化在君士坦丁堡造成巨大恐慌，约翰五世和热那亚人借此于1354年11月策划发动恢复其皇位的政变，并使他成为唯一的皇帝。坎塔库震努斯被废黜，成为一名修道士，晚年忙于写他的回忆录和神学论文，直到1383年去世。

约翰五世最后还要对付马修·坎塔库震努斯，1354—1357年是帕列奥列格王朝和坎塔库震努斯家族长期对立斗争的闭幕阶段。马修始终得到其姐夫奥尔汗的军事支援，而苏莱曼在卡利波里要塞同样得到支持。这场争斗在1356年夏天达到高潮，随着马修被俘，其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计划宣告破产，他宣布放弃其头衔(1357年)并随后撤退到莫利亚(1361—1383年或者1391年)，内战方告结束。这样，约翰五世在其25岁时最终确立起自己作为安德洛尼库斯三世合法继承人的地位。

正如上面提到的，苏莱曼·帕夏在1354年春季向色雷斯的进军迈出了土耳其向东南欧扩张的第一步。到他于1357年去世时，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土耳其人正在从背后包围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上快步前进。梅里查河(Maritsa)上游和中游支流地区尽数落入土耳其人的手中，重要的北方要塞季季莫蒂霍和亚得里亚堡也都进入其攻击范围。在被占领的土地上，村庄都被改作各级军事将领的军事采邑，有些事实上成为土耳其农田，来自安纳托利亚的殖民者移居到这块新的“幸运之地”。奥尔汗成为实行统治的奥斯曼在位苏丹，他对这次初步向欧洲扩张的行动究竟给了多大支持我们不得而知，他本人似乎对此没有积极地参与。1357—1359年间暂时的安定阶段后，罗姆地区的土耳其指挥官继续其抢劫袭击活动，他们于1361年11月占领季季莫蒂霍。这些袭击活动在14世纪60年代不断加强，但是奥尔汗的继承人穆拉德一世(Murad Ⅰ， 1362—1389年在位)没有采取任何指向帝国心腹地带的攻击，他在统治的头十年里只是彻底征服了安纳托利亚地区。菲利普波利斯(Philippolis)位于贝尔格莱德(Belgrade)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公路途中，当时是保加利亚人主要的前线边防要塞，该城于1363年或者1364年被攻占。最终，亚得里亚堡可能于1369年被占领。

我们不能详细描述约翰五世对这些挫折所做的反应，显然他已明确认识到其可悲的命运。在其作为唯一皇帝统治之初，他认为唯一现实的希望是争取西方的援助，从他于1355年请求教宗英诺森四世提供舰船和军事支援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作为回报，他答应将恢复教会统一，他还提出请教宗做其子曼努埃尔二世的监护人和保护者。然而，英诺森四世对此无动于衷。十年后，约翰五世又将希望寄托在其表兄萨伏伊的阿马德奥六世(Amadeo Ⅵ of Savoy)身上，后者计划发动一次古代风格的十字军远征，扬言通过救助拜占庭帝国来收复圣地。阿马德奥确实于1366年6月从威尼斯航海东进，并从奥斯曼人手中夺回卡利波里。1367年4月到6月初，约翰五世和阿马德奥在君士坦丁堡秘密策划各种各样可能的计策，包括召开大公会议以便恢复两大教会的统一，约翰五世还将亲自前往罗马，正式宣布皈依天主教信仰。当阿马德奥带着拜占庭使节回到意大利，向教宗乌尔班五世提交这一提议时，遭到后者的拒绝，因为他认为这毫无用处，但他还是欢迎皇帝的来访。可能是伤感于亚得里亚堡的陷落，约翰五世没了脾气，顺从地接受邀请，并于1369年10月17日在罗马的圣智医院宣布皈依天主教信仰。三天后，他又在圣彼得大教堂台阶上公开举行庄严的服从仪式。

没有任何其他拜占庭皇帝曾经如此屈辱地屈服于教宗，这个既成事实(ipso facto)也表明约翰五世对于其帝国的命运感到绝望的程度。他在罗马又待了五个月，并在威尼斯待了一年，于1371年秋天返回君士坦丁堡。在此期间，他没有从西方得到任何援助，巴尔干半岛的形势进一步恶化。在这关键时期，斯蒂芬·杜珊的帝国的后辈，主要是控制着普里莱普、斯科普里(Skopje)和奥赫里德附近地区的乌卡新(Vukašin)王，以及以塞尔(Serres)以南地区为基地的其兄弟乔万·乌格雷萨(Jovan Uglješa)，他们试图在亚得里亚堡附近组织军队，抵抗土耳其人的进攻。1371年9月26日，大约在约翰五世重返首都前一个月，塞尔维亚军队在梅里查河附近科诺门(Cernomen)正面阻击土耳其军队，惨遭全军覆灭。对于塞尔维亚人来说，这次失败的结果非常严重，因为土耳其人对南斯拉夫领土的征服吞并似乎铁板钉钉了。此时，侥幸逃脱的几个领主也都屈服于奥斯曼人，成为称臣纳贡的附属国，其中就包括乌卡新王的儿子，那位名扬四海的马克·克拉杰维科(Marko Kraljevic)，而前者在此次战争中不幸阵亡。

拜占庭帝国对这次灾难的反应是复杂的。虽然约翰五世最有才华的儿子、当时任塞萨洛尼基总督的曼努埃尔打败了塞尔维亚人，收复塞尔。但约翰五世却得出了与此相反的悲观的结论，认为他必须与奥斯曼人签署附庸国协议(modus vivendi)。这个协议是与苏丹穆拉德一世签署的，根据该协议，拜占庭帝国此后必须称臣纳贡，并在需要的时候向奥斯曼军队提供兵员。作为回报，约翰五世希望穆拉德一世能够限制进入欧洲的土耳其军队攻击剩余的拜占庭领土。无论如何，这个协议的后果就是形成了一种君士坦丁堡和布尔萨(Bursa)并存的新模式，由此双方的统治阶层都被吸引来进行密切的接触和合作。

1371/1372—1394年：奥斯曼附庸国的第一阶段

约翰五世和穆拉德一世签署第一个附庸国协议后，君士坦丁堡向奥斯曼政府缴纳贡赋达二十多年。从拜占庭方面看，这个时期包括约翰五世统治末期(他于1391年去世)、其长子安德洛尼库斯四世篡位时期、后者之子约翰七世(John Ⅶ)篡位时期和约翰五世的次子曼努埃尔二世统治初期。穆拉德一世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389年他在科索沃波尔耶(Polje)战役中遭到刺杀为止，而后，其杰出的儿子“雷霆”巴耶扎德(“Thunderbolt”Bayezid)继承苏丹权力，但是帖木儿(Tamerlane)于1402年7月在安卡拉(Ankara)战役中将他俘虏。这个时期的重要变化表现在两方面。首先，帕列奥列格王朝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死灰复燃，更加激烈，使得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人的关系更加纠缠不清，野心勃勃的皇位竞争者争先恐后地与奥斯曼苏丹拉关系，同样也与意大利人特别是威尼斯和热那亚人拉关系，以便得到援助来反对现任皇帝。在此过程中，皇帝的统治权威越来越遭到国内外质疑。其次，与拜占庭政治腐败同时发生的是，奥斯曼人继续向巴尔干半岛中央地区稳步进军，主要通过宗主国地位确立起对各地四分五裂的基督教附庸国的控制。在穆拉德一世统治时期，1371/1372年以后的突出事件包括攻占索非亚(1385年)和尼什(Nis， 1386年)，紧接着三年后，他在科索沃取得对大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Bosnian)联军的决定性胜利，从而决定了各式各样塞尔维亚领主的命运。1393年，巴耶扎德最终吞并保加利亚核心地带，将其并入帝国版图。就是在这个普遍动荡的背景下，让我们浏览一下在主仆国关系第一阶段，帕列奥列格王朝与奥斯曼人之间的交往。

当约翰五世越来越深地陷入与其子安德洛尼库斯四世之间爆发的血腥冲突时，因为王朝内讧导致的灾难性“附庸国关系”逐渐形成。安德洛尼库斯四世当时已经是确定的皇位继承人。1373年春季，他与穆拉德一世的儿子萨维奇·塞雷比(Savci Çelebi)一同上演联合反叛的丑剧，他们的目标就是废黜各自的父亲，并取而代之，统治各自的国家。约翰五世和穆拉德一世匆忙联合部署，调集军队〔在此过程中，穆拉德一世第一次跨海进入罗马人土地鲁米里(Rumili)〕，到9月底，安德洛尼库斯四世被俘，几乎被刺瞎(同样遭遇的还有其3岁的儿子约翰七世)，而萨维奇·塞雷比极有可能被处死。

为惩罚他们，约翰五世将安德洛尼库斯四世及其儿子关入监狱，将自己的第二个儿子曼努埃尔二世晋升为共治皇帝，由此埋下长期怨恨的种子。在这个阶段，安德洛尼库斯和他的儿子在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的帮助下于1376年7月逃出牢狱，并重返君士坦丁堡实施复仇。约翰五世和曼努埃尔二世被俘，也被投入监狱，他们在狱中度过三年，而安德洛尼库斯则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他还加冕自己的儿子约翰为共治皇帝。穆拉德一世将对约翰五世的支持公开转移到安德洛尼库斯身上，因为后者承诺不仅为其提供军队，而且归还卡利波里(也就是萨伏伊的阿马德奥于1366年夺取的要塞)， 1377年，该要塞真的被移交给土耳其人。除王朝内斗的原因外，安德洛尼库斯四世发动篡位反叛的原因真的非常难以理解，也许他就是为了表达他自己的态度，即防止约翰五世再次犯下米海尔八世可耻地屈从于教宗的大错。

1379年6月，安德洛尼库斯四世于1376年叛逃的事件再度上演，此时约翰五世和曼努埃尔二世在威尼斯人的帮助下逃出监狱，这一点早在预料之中。他们立即前往布尔萨，向苏丹表示，如果他废除安德洛尼库斯四世并支持约翰五世恢复皇位的话，就提供大笔贡赋；而穆拉德一世也再次提出最高要价。这样，约翰五世和曼努埃尔二世借助威尼斯舰船和土耳其军队于同年6月末对君士坦丁堡发动袭击，设法攻入城中，重新建立起他们的皇权统治。然而这一次，安德洛尼库斯侥幸逃脱，随同其家人和人质躲避进加拉塔(Galata)特区，并在热那亚人的帮助下一直对抗到1381年。最终，双方于1381年5月达成家庭协议，根据协议，安德洛尼库斯四世将得到宽恕，仍恢复其继承约翰五世皇位的权利，而后皇位将传给安德洛尼库斯四世的儿子约翰，即后来的约翰七世。

然而，该协议还是没能恢复帕列奥列格王朝内的和平与和谐。由于曼努埃尔二世实际上被排除出继承人的行列，因此他怒气冲冲地于1382年返回塞萨洛尼基，并在此后实施进一步的叛逆行动，使得约翰五世力图与穆拉德一世和解的政策陷入窘境。到1383年，曼努埃尔二世就已经建立起对塞萨利和伊庇鲁斯的统治权。这种任性的“军事扩张”使苏丹极为警觉，于是便派遣军队要求曼努埃尔二世交出塞萨洛尼基，但是遭到后者的断然拒绝，结果双方的战事一直持续到1387年，曼努埃尔二世坚守该城，抵抗奥斯曼军队的围困。同时，安德洛尼库斯四世和他的儿子约翰七世撤退到他们在塞林布利亚(Selymbria)地区的封地，但是在1385年安德洛尼库斯四世去世后仍然爆发了与约翰五世的领地之争。

帕列奥列格王朝政治史的悲剧在这十年持续上演，安德洛尼库斯四世和其亲属间的冲突并没有因其去世而终止。相反，悲剧像遗产一样传给他的儿子约翰七世。后者在1385年时只有15岁，却极为渴望立即履行1381年继承协议的条款。他担心自己继承皇位的权利被取消，特别是在1387年春季，当哈雷丁·帕夏(Hayreddin Pasha)夺取塞萨洛尼基，曼努埃尔二世开始耍手腕与父亲和好，也同样用计策结好苏丹时，他更加担心。这一年秋季，约翰五世最终在穆拉德一世的支持下允许其子回到君士坦丁堡，从而使曼努埃尔二世的野心得到实现：他成为共治皇帝和既定皇位继承人。当老皇帝(1387年时他年满55岁)顾念父子之情时，他坚持采取行动，以至于将其孙子逼上叛乱之路，这样也使得曼努埃尔二世的政治地位极不稳固。他被降格放逐到利姆诺斯岛(Lemnos)，并一直软禁在此，直到1389年夏末或早秋。

对于约翰七世而言，曼努埃尔二世从塞萨洛尼基向君士坦丁堡进军的举动就是个充足的借口，他开始准备密谋推翻其祖父的政变，为此他打算得到热那亚人和奥斯曼人的支持。1389年5月，他前往热那亚，在此他被承认为皇帝，并得到借款。1390年初，他听到祖父驾崩的传言，返回东方拜见苏丹，此时苏丹已经从穆拉德一世换成了巴耶扎德。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约翰五世确实得了重病，这促使曼努埃尔二世立即从利姆诺斯岛回到其父亲的病榻前，这可是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因为不言而喻，这正是即位接任皇帝的时机。但是，约翰五世却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他好像也同意曼努埃尔二世擅自从流放地回来，似乎预感到他与孙子约翰七世的战事很快就要爆发。确实，当约翰七世面见巴耶扎德时，后者同意向他提供军队，虽然我们还不是很清楚苏丹得到的报酬是什么。无论如何，争权夺利的斗争以约翰七世的胜利结束，1390年4月13日或14日夜，君士坦丁堡城内支持他的民众帮助他进入城市。他的统治只持续了几个月，在此期间，其祖父一直被困在“黄金门”附近的一个小要塞里，而他的叔叔曼努埃尔二世则匆忙从各地调集军队勤王，力图推翻其侄子的统治。

约翰七世在君士坦丁堡夺取皇权后不断遭到曼努埃尔二世的攻击，后者借助罗德医院骑士团(Knights Hospitallers of Rhodes)的帮助，为此他典当出售了一大批教会宝藏。一旦他和他的父亲恢复皇位后，就面临着恢复与巴耶扎德的友好关系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他绞尽脑汁耍尽手段防止约翰七世再度推翻他们的统治。确实，后者的挑战一直困扰着曼努埃尔二世，时断时续直到约翰七世于1408年去世为止。他最终达成与巴耶扎德的和解，其中部分条款涉及拆除“黄金门”要塞。文献证据表明，苏丹并不反对曼努埃尔二世接替约翰五世继承皇位，而后者于1391年2月去世。此后直到1394年，曼努埃尔二世都是以忠实臣属的身份对待巴耶扎德，而这就造成他极为突出的心理和思想上的混乱(正如其作品提供的证据表现的那样)。与此相反，他与自己的侄子达成的和解却极为短暂且流于形式。

1373—1394年间呈现的政治阴谋比其他任何方面都清楚地表明，帕列奥列格王朝的命运相当严重地依赖于外国君主特别是意大利人和土耳其人的意志，而这个王朝在利用其权力切实维护臣民一般福祉方面极端无能。并且还清楚表明，穆拉德一世和巴耶扎德极为巧妙地利用其基督教臣属国皇族各派的对立斗争使其利益达到最大化。

1394—1424年：起义和靠不住的恢复自治

曼努埃尔二世改变了其父亲长期奉行的屈从奥斯曼人的政策，其原因至今是个天大的谜团，特别是他当时掌握的物资和军事资源都非常薄弱。然而，就是在1393/1394年，曼努埃尔二世确实与约翰七世有过关于正式和解的谈判，其中关键的问题在于重新确定继承皇位的顺序，而约翰七世则将消息透露给了巴耶扎德，后者勃然大怒。据说巴耶扎德于1393/1394年在塞尔〔后来又移到特尔诺沃(Trnovo)〕召开的臣属国大会上，下令处死曼努埃尔二世，但后来又宽恕了他。曼努埃尔二世本人声称，这个插曲彻底摧毁了他和苏丹之间的“友情”，而当巴耶扎德要求在君士坦丁堡城内建筑新的清真寺并安插一名法官，同时在城内开辟大片土耳其租借地时，双方的冲突进一步激化。无论当时的背景如何，曼努埃尔二世于1394年春季前后中断与奥斯曼人的臣属关系，大体上就是拒绝支付贡赋，不提供军队，只是参加苏丹召集的会议。奥斯曼人认为，这就是反叛行为，是君士坦丁堡这个纳贡附属国(tekfur)的第一次反叛行动。

巴耶扎德的反应是必须进行军事镇压，于是他发动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这场战事时断时续持续了大约8年。正如曼努埃尔二世本人作品中提供的证据所表明的，巴耶扎德最初的目标或者至少是其基本目的，不是要取代帕列奥列格王朝的统治，而是要重新扶植约翰七世上台，作为苏丹青睐的臣属。无论原因何在，苏丹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肯定对激发勃艮第的腓力(Philip the Bold of Burgundy)和匈牙利的西格斯蒙特(Sigismund of Hungary)组织最后一次规模庞大的十字军起了重要作用(虽然很难说是关键作用)。从1394年春季到1396年秋季，奥斯曼军队在君士坦丁堡采取的行动更多的是封锁，而不是坚决围攻。然而，巴耶扎德于1396年9月25日在尼科堡(Nicopolis)取得对上述十字军联军的决定性胜利后，奥斯曼军队主要的军事行动就都集中到君士坦丁堡城墙下，全面彻底的围攻由此开始。形势很快变得令人绝望，但是曼努埃尔二世一直坚持组织抵抗，直到1399年底，他在布希考特将军(Marshal Boucicaut)劝说下准备前往法国向西方君主争取更多实实在在的援助，后者是早些时候带着一小队援兵来到君士坦丁堡的。在布希考特将军的有效调解下，约翰七世和曼努埃尔二世完全和解，当约翰七世留在君士坦丁堡指挥艰难的守城战时，他的叔叔则乘船前往西方。

曼努埃尔二世此后在欧洲旅行(自1399年12月10日至1403年6月)，访问了几个迷人的城市，其中包括威尼斯、帕多瓦(Padua)、米兰(Milan)、巴黎(Paris)和伦敦(London)。他受到各方慷慨殷勤的款待，这期间他认为法王亨利四世是个特别有魅力和招人喜欢的东道主。即便如此，他与西方君主的谈判仍然没有为他赢得实质性的援助，或是军事援助的承诺。在其作为查理六世(Charles Ⅵ)的客人居住在卢浮宫(Louvre)的一年半时间里，他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可能是用东正教观点写出关于圣灵降临的长篇论文。

拜占庭人认为，君士坦丁堡的得救完全是因圣母马利亚的及时出手援助，这确实看起来像是个救世主的奇迹(deus ex machina)，而事实上这个救世主就是帖木儿，他使得君士坦丁堡在1402年没有屈服投降。这一年7月末，当曼努埃尔二世还在巴黎时，这位大汗在史诗般的安卡拉战役中与巴耶扎德进行决战，奥斯曼军队在战役中全军覆灭，遭遇灾难性惨败，巴耶扎德本人被俘。非常明显，约翰七世早在1401年夏季就与帖木儿谈判，保证拜占庭人将会团结起来抗击奥斯曼人。随着巴耶扎德的失败，奥斯曼军队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烟消云散。1403年，约翰七世一方面与其他基督教地方势力达成和平协议，另一方面与巴耶扎德在罗姆地区的继承人，倾向于和拜占庭帝国友善的苏莱曼·塞利比达成和约。拜占庭皇帝由此被正式批准免除纳贡义务，而且约翰七世还收回塞萨洛尼基和阿索斯圣山，以及从君士坦丁堡到迈森布利亚(Mesembria)或者维尔纳河(Varna)一线的沿海地区，还包括几个爱琴海上的岛屿。曼努埃尔二世本人回到君士坦丁堡以后，和平协议已经生效，他能够锦上添花的只是将其私生女狄奥多拉嫁给苏莱曼。

1402年以后，拜占庭帝国的民情表现为对侥幸残存的未来抱有虽然有限但重新泛起的乐观情绪。不仅巴耶扎德的威胁彻底消除了，而且其帝国此时也瓦解了，各个部分被帖木儿打得分崩离析，陷入争权夺利的内战，巴耶扎德的几个儿子在1403年到1413年间展开长期的皇位继承战争。直到后来，穆罕默德一世在拜占庭人的慷慨支持下取得胜利。穆罕默德一世作为唯一且没有争议的君主一直统治到1421年5月，在这一时期，君士坦丁堡和奥斯曼人之间始终弥漫着和平共存的气氛。这种气氛的维持主要是由曼努埃尔二世掌握着的，但同样，穆罕默德一世也自愿抑制其重新膨胀的扩张野心。

这一和平时期很快便在1421年末被破坏了，主要是因为君士坦丁堡发生皇位更迭。因为到1420年时，曼努埃尔二世已经是个70岁的年迈老人，他下决心退出公共生活。1421年，他将皇冠摘下来交给长孙约翰八世，而后者对土耳其人的态度比他的父亲还糟糕，且不够圆滑。同时，奥斯曼方面也更换新苏丹，1421年5月穆罕默德一世去世，其子穆拉德二世继位。后者对拜占庭人的态度非常不友好，冲突的阶段开始了，最终双方将要回到1403年的主仆国关系。

约翰八世及其幕僚高参得知穆罕默德一世去世的消息后，便愚蠢地决定煽动其国内反对新苏丹的势力叛乱。结果，他们于1421年8月支持一个叫穆斯塔法(Mustafa)的反叛者，此人声称自己是巴耶扎德早年失踪的一个儿子，他也确实在欧洲得到了一些支持。然而，穆拉德二世反应果断而具有决定性，其军队于1422年1月击溃穆斯塔法叛军，穆斯塔法本人被俘并被绞死。此后，他于6月份派遣大军攻击君士坦丁堡，另一支部队进攻围困塞萨洛尼基。面对这些灾难，曼努埃尔二世再度使用制造麻烦给穆拉德二世添乱的手段，也就是公开支持后者在安纳托利亚的一个兄弟库库克·穆斯塔法(Kucuk Mustafa)要求继承苏丹权位的主张。穆拉德二世在8月24日全面进攻君士坦丁堡失利后，于9月初撤军，去对付当时被围困在布尔萨的穆斯塔法。曼努埃尔二世和穆拉德二世最终于1424年2月行谈判，并订立协议。根据该协议，君士坦丁堡重新降格为纳贡国，这是保证其幸存的代价，根据历史学家杜卡斯(Doukas)的记载，它每年要纳贡30万银币。

1394—1424年期间，局势始终是围绕着曼努埃尔二世努力从奥斯曼人的“奴役”下摆脱出来而展开的，除个别运气不佳或者老天安排的意外插曲事件，总体上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和“解放者”(savoir-faire)是成功的，他缓和反叛浪潮，恢复独立自治，实现与土耳其人暂时的并存共生。很不幸，他的继承者是些更无能之辈。

1424—1453年：恢复的臣属国及最终的挫败

奥斯曼人鉴于1421—1424年间不断爆发的冲突造成的困窘，不由自主地认为帕列奥列格王朝统治下的君士坦丁堡就是其必须夺取并直接吞并的猎物，如果以前没有完成这个任务，那么现在就应该解决问题了。然而，在曼努埃尔二世(他于1425年去世)统治的最后几年，以及约翰八世统治期间(1425—1448年)和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Ⅺ)统治初期(1449—1451年)，穆拉德二世都没有采取行动，一直保持着与君士坦丁堡的和平，并且一直履行着1424年协议的条款。1451年2月穆罕默德二世继位后，土耳其人对拜占庭人的态度发生剧烈变化，因为他认为征服这个城市是其迫在眉睫的愿望。

约翰八世统治的年代笼罩着极度焦虑和一再出现的绝望气氛。当君士坦丁堡享受着1424年以后的歌舞升平时，拜占庭帝国其他地区却处于长期动乱的威胁之中。莫利亚这个在狄奥多里二世统治(1407—1443年)期间开始扩张并驱逐拉丁人的地区，也在1423年5月末遭到图拉汉·贝格(Turahan Beg)军队惩罚性的洗劫蹂躏。在马其顿，穆拉德二世于1422年发动的围困塞萨洛尼基的战役仍在继续，围困非常严密，以至于次年该城爆发大饥荒。在极端艰难的形势下，拜占庭人被迫将这个城市交给威尼斯人(1423年9月)，而后者很快就被巨大的城防支出压倒。最终，穆拉德二世于1430年春季下决心彻底攻占塞萨洛尼基，他亲自指挥大军挺进马其顿，并实现了他的目标。由于该城市的领导者曾拒绝和平投降，塞萨洛尼基遭到可怕的洗劫，三日劫掠摧毁了该城。被俘者不得用赎金赎回，全部被拉到罗姆和安纳托利亚的奴隶市场上出售。三日洗劫过后，穆拉德二世立即采取措施重建这个城市。拜占庭帝国第二大城市当时仅剩下大约2000名居民。

尽管塞萨洛尼基于1430年的陷落确实被看作厄运难逃的有力预兆，但是罗马人及其君主仍然怀抱着希望，盼望未来十五年里他们的命运能够变得更好些。有些人仍然相信，如果君士坦丁堡和罗马两大教会能够实现真正的联合，西方人将会召集起更有战斗力的抵抗援军。还有一种类似的愿望，认为中欧强国特别是匈牙利诸王最终能够认识到多瑙河对岸迫在眉睫的威胁，并发动欧洲反奥斯曼人的征伐战争。确实，在15世纪30年代末期和40年代期间，到处喧嚣着反对奥斯曼人的声音，出现乱哄哄的行动，但是其结果都不过是昙花一现。

在拜占庭方面，约翰八世于15世纪30年代末重新开始努力争取与罗马联合统一，为了消除教义信条上的差异，他在于欧洲召开的会议上开展谈判。双方同意会议地点设在意大利，皇帝及其随行人员将前往参加。这次大众会议最终在两个地方举行，后来被称为费拉拉-佛罗伦萨大众会议(Council of Ferrara-Florence， 1438—1439年)。约翰八世、牧首约瑟夫(Joseph)和其他高级教会人士于1438年初按时到达费拉拉，经过漫长的谈判，双方找到达成协议的基础。东正教大体上接受教宗的至高地位，承认“和子说”争议只是语义理解上的混乱。这种解决方式仍不能使皇帝一方的所有成员感到满意，有些人也确实拒绝接受并离开了会议。然而，1439年7月6日，一项两大教会正式联合的协议最终在新修建的佛罗伦萨大教堂达成了。

正如过去一样，联合的好处在拜占庭帝国看来微不足道。最重要的是，它并没有唤起多少西方人对君士坦丁堡困境的同情。与此同时，它再度使皇帝的统治疏远东正教社会的民众。在“东正教帝国”国内和其他地方，约翰八世的行为被打上叛徒的标签，就像当年米海尔八世一样。在君士坦丁堡，因为联合而产生的争端导致民众的分裂特别严重，而他们正面临着一种不可扭转的厄运，奥斯曼人趁机重新加强了征服这个城市的努力。当然，在费拉拉-佛罗伦萨大众会议的余波中，还有一些人弄不清“穆斯林的缠头巾”是不是真的比“教宗的三重冠”更好一些。

15世纪40年代，基督教军事力量的复兴最初看起来能够保证其胜利，但是最终也没能扭转整体形势。当时，在巴尔干半岛西部和北部，确实出现了几个反奥斯曼人的强大势力。在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亚诺什·科菲努斯·洪亚迪(Janosh Corvinus Hunyadi)成功进行了一系列抵抗进攻塞尔维亚和瓦拉几亚(Wallachia)的土耳其军队的战役。同样的精神在年轻的匈牙利国王弗拉迪斯拉夫三世(Vladislav Ⅲ)和塞尔维亚专制君主乔治·布兰科维奇(George Brankovic)那里也可以看到。在阿尔巴尼亚，出现过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抵抗领袖，他叫乔治·卡斯特利特(Georgios Kastriotes)，或者被称为斯坎德培(Scanderbeg，这个词是Iskender Beg的误用)。这种地方抵抗精神逐渐汇集凝聚为另一次国际十字军运动。1443年秋季，大约25 000名武士组成的联军渡过多瑙河，在弗拉迪斯拉夫、亚诺什·洪亚迪和布兰科维奇率领下击溃奥斯曼军队驻扎在尼斯的地方指挥官，一度占领索非亚，而后在冬季返回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穆拉德二世当时忙于处理安纳托利亚的各种问题，被迫停战和谈(1444年6月)。然而次年秋季，匈牙利人突然破坏了这项停战协议。弗拉迪斯拉夫在其刚刚取得的胜利的鼓舞下，认为将奥斯曼人驱逐出巴尔干半岛的机会已经到来，因此在9月份组织了另外一次讨伐，而这次没有塞尔维亚人参与。其军队于1444年11月10日在维尔纳河与穆拉德二世展开正面决战，最终遭到惨败，全军覆没。15世纪30—40年代死灰复燃的希望就此被彻底扑灭。

15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无论对于帕列奥列格王朝还是奥斯曼人来说，拜占庭帝国灭亡前最后一次争夺统治权的机会到来了。1448年，约翰八世在君士坦丁堡去世，没有留下子嗣后裔，只能由其弟弟君士坦丁十一世接任，后者当时是莫利亚专制君主，自1447年就成为土耳其朝廷的纳贡臣属。1451年，穆拉德二世去世，由穆罕默德二世，或称“征服者穆罕默德”(Fatih Mehmed)继位。他是整个15世纪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君士坦丁堡的命运就掌握在他手中。

如果说19岁的穆罕默德二世在继承奥斯曼皇位时还没有一个夺取君士坦丁堡的清晰计划的话，那么君士坦丁十一世很快就为他提供了一个采取行动的借口。1451年秋季，后者威胁说，如果苏丹不给他提供一些资金补贴的话，他就要煽动反对新苏丹的叛乱。穆罕默德二世在此后6个月里，多次高调做出回应，他开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修建巨大的军事要塞“割喉之刃”(Boghaz-Kesen/Channel Cutter)，力图控制往来于这片水域的交通，并作为其进攻君士坦丁堡的第一步准备工作。而君士坦丁十一世则坚信，这个城市的幸存完全依赖于他与西方的密切关系。当教宗特使枢机主教伊西多(Isidore)到达君士坦丁堡时，他受到极其殷勤的款待。1452年12月12日，君士坦丁十一世在圣索菲亚教堂举行庄严的仪式，庆祝教会联合——约翰八世此前故意拖延不举行这次庆典活动。事实上，这次教会联合对于君士坦丁堡抵抗穆罕默德二世军队的进攻已经毫无意义了，后者于1453年4月6日发动猛烈的攻势，并于5月29日击破城墙，攻陷该城。此后，塞萨洛尼基于1460年被占领，这个不断征服的苏丹很快就将其注意力转到更加困难的任务上，即重建这座城市，重新安置居民，使它恢复活力。

随着君士坦丁十一世在那个令人悲伤的日子里阵亡，穆罕默德二世胜利进入圣索菲亚教堂，此后这里将成为君士坦丁堡永久性的清真寺，拜占庭国家的核心永远消失了。此后，米斯特拉斯于1460年被占领，特拉布宗于1461年被征服，都是这次强大攻势的余波。当然，穆罕默德二世并没有通过这次胜利摧毁一种文化、一种信仰，或者一个民族。拜占庭生活的基本节奏还将在奥斯曼统治秩序框架的内外持续。

[1] 英文原版误作1450年。

第十一章 帕列奥列格时代的学术

伊戈尔·舍甫琴科

尽管晚期拜占庭国家疆域狭小、政治衰败、持续贫困，但是其分散各地的希腊城市仍然绽放出绚丽多彩的文化之花。如果像某些学者说的那样将这个现象称为文艺复兴的话，就有可能混淆它与15世纪发生在西欧的那场真正的文艺复兴运动之间深刻的区别。如果将这个时期或者其他任何时期的类似现象说成拜占庭人文主义的话，那么也会造成认识混乱。帕列奥列格时代(1261—1453年)的文化复兴应当被看作此前拜占庭文化复兴，特别是9—10世纪(参见第八章)和11—12世纪期间文化复兴的延续，尽管这次文化复兴比其前辈更为突出。确实，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更重要的是，疆域大大缩小的拜占庭世界已不再是以前那个幅员广阔的多民族国家：这个时期的拜占庭几乎是单一的希腊世界，基于这个事实，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将其重新定义为对古代希腊的尊崇。另外，拜占庭与西方密切的关系虽然并非总是友好的，但还是意味着拉丁文学和哲学文化(无论是起源于拉丁、阿拉伯还是希伯来)不可能再遭到像9世纪的佛提乌或11世纪的普塞罗斯时期那种程度的忽视。

情况变化的明显标志可以从“Hellene”(希腊人)这个词汇反映出来，早在13世纪以前，这个词确定无疑是指“异教”，这个贬义词来自各种《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包括伪经和次经。这些书中的“Hellene”就是指非犹太的，即异教的。“Hellene”的贬义解释在拜占庭早期几个世纪里逐渐被教会和世俗精英接受，几乎完全消解了它的中性用法。然而到13世纪，知识分子开始自豪地认定，他们就是“希腊民族”的成员。在亲缘民族认同和某些排斥“非我族类”的新背景下，对祖先的追寻促使他们追溯到古希腊光荣的过去。许多知识分子都是如此，但不是所有人都抱同样态度：当迪米特里·基多尼斯(Demetrius Kydones)于1354年将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Summa dontra gentiles)翻译为希腊文时，他仍然将该书称为《反希腊人书》(Book against the Hellenes)。

帕列奥列格时代的文学作品非常丰富，大部分都属于成熟的拜占庭文学类型，除了那些使用民族语言写作的作品，例如骑士浪漫传奇，当然这类作品比较少。这个时期的文学代表作是三部长篇历史作品，它们涉及当时的历史事件，但是文风倾向于仿古特别是修昔底德的风格；还有数量浩繁的书信，其风格通常极为复杂难辨；韵律散文体的演讲相当冗长；以及大量的抑扬格诗歌和很少见的六步格诗歌；数量相当多的圣徒传记风格典雅；特别是两部百科全书式作品，一部是药书，另一部涉及从修辞学到“四艺”(quadrivium)的各个学科；还有一系列神学论战作品，驳斥了拉丁人、不利于东正教的异端邪说〔可能就是指帕拉米特派(Palamite)或反帕拉米特派，视情况而定〕以及伊斯兰教。最后这两类文学作品引起了狂热的信徒们最大的关注。

当时完成的作品少有遗失，多亏有了这些种类多样的作品，人们才有可能描绘出一幅相当完整的图画，反映出形成这些文学作品的文化氛围。我们确认1261—1453年两个世纪期间的文人大约有150人，既包括世俗作家也包括教会作家，他们大多活动在君士坦丁堡，但是也涉足尼西亚、阿尔塔、塞萨洛尼基、特拉布宗和米斯特拉斯等地。这些作者的通信显示出大量姓名的交错混杂，以至于好像所有的人都认识其他所有的人，并相互通信。在这个狭小的群体中，小团体聚集在几个强大的中心周围，那里能够为他们提供物质保障。按照重要程度排序，赞助资金来自皇帝宫廷，特别是在14世纪20年代爆发内战以前；其次来自周边的小宫廷；再就是来自个别贵族和富有的市民，他们各自举办“沙龙”；还有的来自牧首；最后来自大都城的大主教。举个例子来说，博学多才的尼基弗鲁斯·格里高拉斯(Nikephoros Gregoras，大约1290—1360年)的学术生涯主要是靠赞助维持的。在他年轻时，曾受到担任其所在城市希拉克利亚一本都卡(Heraclea Pontica)主教的叔父的资助。后来他前往君士坦丁堡定居，并得到牧首约翰十三世(John Ⅷ)和皇帝安德洛尼库斯二世的资助，但是最为重要的是他得到宰相狄奥多里·梅托希提斯(Theodore Metochites)提供的保护，后者公开宣称，格里高拉斯是其信仰上的继承人，并派他担任其修复的霍拉(Chora)修道院一个收入丰厚的肥缺。

书籍和文献是知识分子活动的主要物质条件。作为拉丁骑士征服活动的后果，究竟有多少历代积累的古籍文献遭到毁坏，这个问题始终模糊不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帕列奥列格时代的突出特点是迫切需求古代文献文本及其抄写本和注释本。今天的古典学者们应该衷心地感谢帕列奥列格时代的前辈们所做的努力，例如迪米特里·崔克林纽斯(Demetrius Triklinios)、曼努埃尔·莫索普鲁斯(Manuel Moschopulos)、托马斯·麦吉斯特(Thomas Magister)、马克西莫斯·普兰努底斯等人。这些学者完成了阿提卡(Attic)语言词典；整理了像赫西俄德和品达(Pindar)这类诗人作品的新版本，重新构建起具有约束性的诗歌规范要求；还整理出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这些悲剧作家作品的新版本。他们为品达、悲剧作家和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作品做注释；他们整理的大量阅读物如索福克勒斯和狄奥克利图斯(Theocritus)的作品至今仍是公认的最经典的读物。他们重新发现了许多古代作家，数百年来的传统一直没有关注过这些作家，例如马克西莫斯·普兰努底斯就重新发现了托勒密(Ptolemy)的《地理学》(Geography)和潘诺堡人诺努斯(Nonnus of Panopolis)的《狄俄尼索斯》(Dionysiaca)。他们整理出的许多作家作品的完整文本至今仍然是我们知识的基础。还是这个普兰努底斯编辑(部分是重新发现)整理出了普罗塔克(Plutarch)的作品和《希腊警句格言文集》(Greek Anthology of epigrams)，后面这个版本我们现在还称为“普兰努底斯文本”。古代警句格言中下流的“黄段子”，特别是那些同性恋的内容，都被这个版本删除了；他留给我们大约400句其他作品中找不到的警句。学者和貌似有学问的贵族妇女争相收集古代文献，相互传阅古代手抄本，当他们有能力时，就建立了包括世俗和宗教作品的图书馆。14世纪前二十五年，在霍拉修道院收藏的狄奥多里的图书一直珍藏到1453年，那时它仍然是君士坦丁堡最大的图书馆。霍拉修道院收藏的某些文本或部分图书至今仍保存在伊斯坦布尔、牛津、梵蒂冈、维也纳和巴黎的图书馆里。

拜占庭的文学活动并不是件新鲜事，我们承认在帕列奥列格时代其文学活动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特别高的水平，矫揉造作的阿提卡风格从来也没有超越清新质朴的风格。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帕列奥列格时代文化复兴究竟是否在与其相关的古典遗产方面开拓出新的领域，是否扩大了其旨趣的范围，最后是否摆脱了传统的拜占庭模式的束缚。在所有这三方面，我们都可以给出大体肯定性的回答。

在本书行文中，我们一再强调拜占庭文学文化主要是建立在古代晚期基础上，也就是我们称之为的“第二博学时代”(Second Sophistic)。最广受追捧的作家不是今天古典系中研究的那些人物，而是像卢西恩、亚里斯泰迪德、里巴尼乌斯、西奈修斯(Synesius)及其基督教同仁，如卡帕多西亚的教父们，纳西盎的格里高利和圣巴西尔这样一些作家。注重文学风格而不注重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可疑内容，意味着这些作家偏离他们各自所处的历史环境，恰如其表现的那样，按照永恒不朽的文学杰作的标准创作，成为一批卓越的作家。修辞学家的影响在帕列奥列格时代并没有降低，而这个时期古代的影响首次在三个而非两个方面兴盛起来。狄奥多里在其分析评价德摩斯梯尼和亚里斯泰迪德的论文中，把他们不同类型的演讲术之间的区别归因于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德摩斯梯尼发表演讲的时代正是民主制的盛期，当时人们必须提出论点并就质疑的问题做出回答；而亚里斯泰迪德则生活在君主专制时代，当时的环境倾向于赞美称颂，倡导冗长的演讲。这对我们来说似乎是老生常谈，但是它确实是个关于历史理解的程度的问题。

至于我们提到的第二个方面，我们注意到人们对科学的兴趣不断增长，例如数学(这里要再度提到博学多才的普兰努底斯)、医学，特别是天文学。早在9世纪，相关的古代文献〔尤其是托勒密和西昂(Theon)的《实用天文表》(Handy Tables)〕就得到重新抄写，但是这个时期一直没有关于古籍的原创性作品。狄奥多里在不进行直接观察的情况下，依据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Almagest)就完成了新版的《天文学概论》(Introduction to Astronomy)，并且于1283年(安德洛尼库斯二世统治元年)重新计算古代的数据，以便确定历法起点。其后有一批学者追随他，其中就包括尼基弗鲁斯·格里高拉斯。他注释整理了现存至今最完整的托勒密作品的手抄本，还因为提出修订历法而受到赞誉，并且成为格里高利历法改革的先驱。

格里高拉斯显然了解阿拉伯天文学，但是却没有公开利用它。对托勒密的严格遵循逐渐走入了死胡同。阿拉伯和波斯天文学家在天文表和论文中取得的真正进步直到公元1300年前后才传到希腊世界，首先是通过下层社会渠道，主要是那些游走于首都君士坦丁堡和东方城市特拉布宗之间的人将波斯和阿拉伯文本翻译成希腊文，例如乔治-格里高利·奇奥尼亚德斯(George-Gregory Chioniades)，他曾前往波斯的大不里士(Tabriz)学习东方科技，后来还有他的追随者。到14世纪中期，托勒密的数据就被专业天文学家批评为不合时宜，“波斯”天文表于是取代了托勒密表，或者是不同的天文学书籍中各自使用托勒密的天文表或“波斯”的天文表。1352年前后，狄奥多里一世完成的《三书》(Three Books)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其实早在1309年的君士坦丁堡，一篇关于星盘使用的论文就通过拉丁文翻译过来了，而其原本是阿拉伯语文本。15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期间，成书于14世纪的一本天文学作品《六翼》(Six Wings)就被翻译为希腊文，而这本书的原本是希伯来语文本。这里我们还是要谈到西方的多种影响：《六翼》的作者是来自法国南部的犹太人，而该作品本身可能是通过威尼斯人或书的主人带到拜占庭来的。尽管新天文学具有非希腊和非基督教起源，但却主要是由希腊东正教教会人士发展起来的。这样，格里高利最终就成为大不里士的主教，而狄奥多里则成为牧首学院的首脑。

另外一个扩大发展的领域是翻译拉丁语作品(主要是普兰努底斯完成的)，但是这个领域特别突出地反映了中世纪的旨趣范围：如奥维德(Ovid)的作品，西塞罗的《西庇阿之梦》(Dream of Scipio)——该书带有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us)的注释，还有多纳图斯(Donatus)的《语法》(Grammar)，波埃修斯(Boethius)的《哲学的慰藉》(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以及圣奥古斯丁的作品。对当时人们思考的宗教问题更有煽动性影响的是在14世纪后半期，由德米特里厄斯(Demetrius)和普罗克洛斯·基德尼斯(Prochoros Kydones)两兄弟翻译的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和他的其他作品。

思想的原创性只能在很少几个例子中得到证明。在这方面的考察中，我们还要再次提到狄奥多里。他非常敏锐地认识到其所在时代的衰败和他自己的文学命运处于风雨飘摇中，因此首先对拜占庭文化的一个确定原则提出了问题，主要是说帝国在现世舞台上扮演着中心角色，因而注定将一直存在到世界末日。在狄奥多里看来，帝国就是另一种政治实体，其即将到来的灭亡无非证明了创造和毁灭的宇宙法则。狄奥多里不像其前辈，他认为拜占庭文明既非独一无二也不比其他文明高超。作为历史相对主义者，他甚至认为异教的鞑靼贵族在某些方面比其拜占庭基督教同胞还要高尚，特别是在道德行为方面。

帕列奥列格时代的另一个怪才是新柏拉图主义者乔治·格弥斯托士(George Gemistos，约1360—1452年)，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作卜列东(Plethon)。他也编撰过一本天文学著作，其中引用“波斯”天文表，可能还用了希伯来天文表，但是作为原创性思想家，他的主张表现在其他方面。虽然他编纂的天文学书籍对确定复活节的日期非常有用，虽然他还在费拉拉-佛罗伦萨大众会议(1438—1439年)上为东正教事业辩护，但是卜列东在晚年却陷入新异教学说，也可能是受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影响。他在一篇类似柏拉图论文的文章《法则》(The Laws)中，创造出了有些像变种的希腊神谱的神系，以宙斯为首，波塞冬(竟与赫拉结婚!)伴其左右，四种类型的众神依据权能的大小顺序排列。卜列东青睐一种奇特的信仰，混杂着琐罗亚斯德(Zoroaster)的主要思想和(柏拉图提出的)“七贤人”(Seven Wise Men)思想，并设想灵魂坠入肉体以前是永恒不灭的。他还笃信宿命论，这可能是受了伊斯兰教的影响。因此毫不奇怪，在他去世以后某个时间，《法则》一书的权威版本流传到君士坦丁堡牧首金纳迪乌斯·斯科拉里奥斯(Gennadios Scholarios)手里时，后者立即下令烧掉了它。结果，我们只能从这位牧首批驳卜列东的文章中，从卜列东追随者们抄录的大量残缺语录中，从卜列东自己的一两篇手稿中了解他的宗教思想体系。他一定在其意大利拥趸中产生过某些影响，但是在本国的同胞中却没有几个拥护者。他的骨灰被非常恰当地埋在了里米尼的马拉泰斯塔(Tempio Malatestiano of Rimini)这个最具异教色彩的文艺复兴教堂里。

到14世纪中期，能够提供给拜占庭知识分子衣食住行的赞助资源开始越来越少。极为幸运的是，他们的技巧和能力在意大利受到越来越热烈的追捧，主要是因为他们谙熟希腊语、通晓古代文献的知识，并且拥有阅读古代手抄本的能力。移民确实是艰难的选择，因为这通常意味着要皈依罗马天主教信仰，但是有些人还是准备离开正在沉没的船只。起初，就像德米图斯·西多内斯(Demetrios Kydones)那样，他们先到威尼斯住上几年，而后回国或者中途停留，定居在威尼斯人控制的克里特岛上，从这个世纪末以后，他们开始永久定居下来。这些学者的故事众所周知，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历史的一部分。这里有两个最重要的移民还是值得一提的。曼努埃尔·赫里索洛拉斯(Manuel Chrysoloras)于1415年死于康斯坦茨(Constance)，而约翰·阿伊罗普洛斯(John Argyropoulos)于1487年在罗马去世，他们都在帕多瓦(Padua)、罗马、米兰、帕维亚，特别是在佛罗伦萨教过书。他们将拜占庭教学方法，可能还有课程，尤其是文学技巧介绍给意大利，并逐字逐句将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和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翻译为拉丁文，他们教导并影响着这样一批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如莱奥纳尔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维洛那的里诺(Guarino of Verona)、马尔西利奥·斐奇诺(Marsilio Ficino)和佛罗伦萨人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约翰·卢希林(John Reuchlin)等。他们在其新家园工作良好，但是都赶不上特拉布宗人贝萨隆(Bessarion of Trebizond)，后者被任命为枢机主教和名义上的君士坦丁堡牧首，还差一点当上教宗。

我们可以暂时想象一下，年迈的卜列东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前一年去世，在此之前，他呆坐在米斯特拉斯的小山丘上，远眺着古代斯巴达的遗址，冥想着他的“希腊神学”，构思完善着它的礼仪，劝导祈祷者崇拜众神。虽然他越来越衰老，但是非常可能的是，他确实看透了11个世纪以前早就昭示给“背教者”尤里安的那些东西，这主要是指基督教虽然极大地受惠于希腊文明，但是到头来还是不能与它和谐相处。

第十二章 朝向法兰克-希腊文化的发展趋势

伊丽莎白·杰弗里斯(Elizabeth Jeffreys)和西里尔·曼戈

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几年内，莫利亚专制君主国也被征服(1460年)，土耳其人还兵不血刃地吞并了特拉布宗帝国(1461年)。当征服者穆罕默德于1481年去世时，讲希腊语的大部分地区都置于奥斯曼统治之下，除了那些后来被逐渐吞并的岛屿：1522年罗德岛被吞并，1566年希俄斯岛被吞并，1570—1571年塞浦路斯岛被吞并，1579年基克拉底群岛被吞并，最后，1645—1669年克里特岛被吞并。只有爱奥尼亚群岛一直没有被土耳其占领。

以前一度隶属于拜占庭帝国的大部分希腊居民都经历了或长或短的土耳其统治时期，他们此前的命运也都因为所处地区不同而有所区别。我们可以把那些11世纪末被塞尔柱突厥人征服的地区，特别是卡帕多西亚地区，和因为各种原因从历史上消失的地区暂时放在一旁。在那些可以观察到的地区中，黑海沿岸直接从希腊自治过渡到奥斯曼统治下。君士坦丁堡、塞萨洛尼基王国、伊庇鲁斯和莫利亚专制君主国在恢复希腊统治前都经历过相对短暂的拉丁人占领时期。另一方面，爱琴海诸岛以及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在屈服于土耳其人之前都被拉丁人统治了几个世纪。政治地位的多样化导致文化影响结果的不同，这一点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感受到。

强制推行奥斯曼统治意味着坚持拜占庭文化。无论希腊人还是斯拉夫人，这些东正教民众大部分都与其穆斯林邻居相互隔离，他们被编制在单一的“族群”(millet)中，置于君士坦丁堡牧首的管辖下。这样一来，牧首及其管辖下的城市主教就因为这种安排获得了相当大的好处。特别是当奥斯曼人吞并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1516—1517年)后，他们进一步得到更多难以估价的好处，因为亚历山大里亚、耶路撒冷和安条克的牧首，以及圣地和西奈各地的独立朝圣地都尽数纳入希腊人管辖的网络之中。如果希腊等级教会不能发展得比以前更为兴盛的话，那只是因为他们持续不断的争执，以及他们对其穆斯林领主愈发频繁的贿赂。牧首毫无疑问都可以看到的一项限制性条款规定，教会应保持对苏丹的忠诚。而效忠首先意味着敌视西方，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君士坦丁堡一直将教宗视为主要敌人，同时它还要通过痛苦的经历学会与新型的基督教强国保持距离。为了保持东正教未受污染的纯洁性，就必须将教育限定在中世纪的语法、修辞、神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课程的范围内。同时，教会及其修道院为有文化的希腊人提供了就业的方法和普遍的机会，使他们能够迅速进入等级社会。他们还保留着拜占庭传统的文学遗产，现在这种遗产也落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在那些被拉丁人统治的土地上，情况有很大的区别。当然，我们还不能说当地人就欢迎这些殖民者，甚至在塞浦路斯也是同样，“狮心王”理查一世的到访显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1191年)。对于地位较高的农民来说情况有些不同，他们肯定对新主人强加给东正教教士的那些限制和羞辱感到愤怒。在克里特就爆发过好几次反抗威尼斯人的起义。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法兰克人”和更富裕的希腊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融洽。西方的服装时尚、骑士的风度和理想、各种形式的休闲娱乐在当地人中流行，而第三、第四代法兰克人中讲希腊语的人也比讲意大利语和法语的更多，他们更加尊重那些当地的圣徒。

这里，我们必须回顾一下以前的情况。拜占庭帝国和西方之间的文化联系显然从来也没有完全中断，但是在十字军时代以前却在持续削弱。只有意大利是个例外，拜占庭帝国势力在那里一直存在到1071年巴里陷落为止。意大利商人，首先是比萨和阿马尔菲的商人于10世纪开启在君士坦丁堡的贸易活动。威尼斯名义上是拜占庭帝国的臣属，它按照拜占庭风格建造和装饰其圣马可大教堂。1066—1071年重建的蒙特·卡西诺(Monte Cassino)大教堂的装饰(不是其建筑)主要倚赖拜占庭艺术家。但是，当意大利大量接受拜占庭影响的同时，这些影响却很少扩展到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也很少向南方传播。自古代晚期直到公元1300年前后，在文学领域，除了几部圣徒传记外，事实上没有拉丁作品被翻译为希腊文。地中海东西区域之间的文化差异不断缩小，这一点特别清楚地表现在13世纪以后的文学发展上。例如，这个时期之后出现的浪漫文学作品都是最能吸引今天读者的拜占庭文学，它们也是现代希腊文学的先驱作品。

大部分拜占庭时期的文学作品都具有特殊的写作风格，这是处于其文化环境之外的人很难欣赏的：它们大多是神学的，很多是遵循特定的语言规则写做出来的，这就要求多年的学习，而这些规则越来越远离口头语言。然而，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的时期，前几代人的语言习惯越来越被人们忘却，特别是在那些帝国边缘地区，新的文学话题更加吸引作家的注意力。

新的文学题材包括刚刚提到的浪漫传奇。尽管出现了对爱情故事短暂的兴趣，这类题材的小说在拉丁东方地区非常流行，却从来没有在拜占庭文学领域占据主流地位，它们是在12世纪中期时用极为典雅的语言写成的。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爱情小说，涉及那些倒霉的情侣，例如名为沃山多罗斯(Velthandros)和赫里桑查(Chrysantza)，或者里维斯特罗斯(Livistros)和罗丹妮(Rodamni)等人的故事。他们通常龟缩在城堡中，还会碰上怪兽妖魔和女巫神汉，以及来自民间故事的种种灾祸，或者是海岛和狂暴愤怒的父母，这些是来自古典希腊的传统神话。在这样一个混合文化的背景下，这些文本非常受欢迎，这一点可以从其中几个特点得到说明。有些文本就是不同的翻译版本，其中最突出的是《特洛伊战争》(War of Troy)和《弗罗留斯和普拉齐亚-弗罗拉》(Phlorios and Platzia-Phlora)，前者是法文本，而后者是意大利文本。还有一些，譬如《阿奇里斯》(Achilleis)，在发式和服装时尚方面可能表现出的是法兰克文化特征。在所有对这些作品的分析中，还有一种极具争议的意见是，它们表现的宫廷文化更多属于西方封建习俗，而不是拜占庭的等级制度。另外还有一个包括所有术语的用词表，其中许多词汇借用了法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而且，这些情侣之间的关系被描写成西方流行的方式，确定无疑属于西方的爱情习俗(amour courtois)。

也许与浪漫传奇中隐含的对个人关系的关注有关，显然个人的自我感觉以及他(而从未有过“她”)对周围环境的反应也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就此而言，我们发现有斯提凡诺斯·萨奇里基斯(Stephanos Sachlikis)这类陷于雷西穆诺(Rethymnon)之夜众多女士热烈追求中的人物，也有在牢狱中苦思冥想，反思因其粗心大意铸成大错从而改变其命运的莱奥纳尔多·德拉伯塔斯(Leonardo Dellaportas)，还有可以讲述其梦境的马里诺·法雷尔(Marino Falier)。所有这些作者都来自15世纪初克里特岛的威尼斯-希腊城市。在此地，外来的威尼斯贵族非常有效地吸收当地希腊的“权威”(archontes)因素从而发展出一种特殊的文化，带有浓厚的意大利和希腊特点。由此，又发展出戏剧，例如赫尔塔奇斯(Chortatsis)那些戏剧，都是用16世纪末年雷西穆诺和干尼亚(Chania)之“学院式”文学语言写作的。

历史写作肯定不是一种新的题材，因为它是拜占庭文学传统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我们发现这个时期的叙述文学较多关注地方史，而不关注以君士坦丁堡为舞台的皇帝活动。这些叙述文学记载的都是法兰克人社区建立的历史。因此，从14世纪末以后，出现了《莫利亚编年史》(Chronicle of Morea)，记述尚普利特的威廉和杰弗里·维利哈登如何用骑士方式于1205年控制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使这段历史在此后一百多年继续流传，并以多种版本保存至今。这段历史以(意大利语、加泰罗尼亚语、阿拉贡语、法语和希腊语)多种版本保存下来也说明，当时不断发展的社会具有多元文化的特点，这一点也反映在持续争论的问题上，即这部编年史最初究竟是用法语还是希腊语写作的。《托科编年史》(Chronicle of Tocco)的情况就更为清晰，该书没有使用其他语言而是使用希腊语写作，尽管它涉及的是统治盖法罗尼亚(Kephallonia)的意大利-希腊人王朝的历史。这部由利奥条斯·马克海拉斯(Leontios Makhairas，约1380—1432年)撰写的关于卢斯格南(Lusignan)君主的历史叙述生动，具有明显的塞浦路斯经典语言规范和用词特征。其中描画宫廷生活的小插图给人留下了混杂社区浓厚的地方特征的深刻印象。

上述所有作品都具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特征，即它们都是由希腊裔作家写作的。这种书写方式与那种一落笔就能想象得出来的正式的古希腊语言风格相去甚远。据说曼努埃尔·莫斯科波洛斯(Manuel Moschopoulos， 1265—1316年)和托马斯·麦吉斯特(Thomas Magister， 1270—1347/1348年)就是用前者练习语法的。这些出自法兰克人所定居的拜占庭世界各地的文本，使用的都是当时的希腊口语形式。在马克海拉斯的作品中，这一点特别突出，因为他使用的是塞浦路斯方言。在其他作品中，没有出现使用地方方言的现象，但是都具有规范的语言格式和句法结构，预示着现代希腊语的特点。对于这种现象最合理的解释是，这些作品产生自多种语言环境，而拜占庭语言传统在这些地方正逐渐消失。读者群体包括那些希腊口语能力非常好但对纯正希腊语不太清楚的人群，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理解希腊官方语的复杂性。君士坦丁堡严格的审查制度和教育也不断地清除着书面希腊语中的外来新词汇。上述情况在这些地区都不存在。毫无疑问，多种文化的混杂一定会促进对欧洲其他地区文学时尚的了解，正如那些翻译文本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应该记住，13世纪和14世纪欧洲法兰克文学最鲜明的特色之一就是使用各民族语言写作成为主流，使用法语和意大利地方俚语是新的创举。

使用民族语言写作还必然造成一种现象，这是上述提及的所有作品之诸多特征中都具有的另一个共同特色，即它们都以韵文的形式写成，除了马克海拉斯外。当时采用的规范是十五音节韵律散文诗，它最早出现在10世纪，是否有古典和古代的来源还不清楚。古典范式的缺失意味着它们没有形成固定的使用规则。因此，对于作者和读者而言，就很容易采用日常生活用语的模式，其韵律和形式都很适合。十五音节韵律散文诗与日常生活用语方式结合得相当融洽，以至于它在事实上成为现代希腊语言文学的国家标准。它与早期出现的文本还是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科那罗斯(Cornaros)浪漫传奇史诗《埃罗托克里托斯》(Erotokritos， 1590—1610年)就缺少一些灵活变通的形式，不像浓缩了克里特威尼斯人社会和文学焦点问题的赫尔塔奇斯的戏剧。在此后几个世纪，作家们自觉地创作十五音节韵律散文诗，形式多种多样，例如索罗莫斯(Solomos， 1798—1857年)、帕拉马斯(Palamas， 1859—1943年)、里特索斯(Ritsos， 1909—1990年)，甚至还有埃利提斯(Elytis，1911—1996年)。他们写出了史诗和传统风格的民谣。尽管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些作品所继承的古代遗产，但无疑这些作品具有的口头文学传统接收了来自这一时期法兰克-希腊社会的冲击。

在很多情况下，创做出这些文本的地区可以从文本自身的内容反映出来：比如塞浦路斯(马克海拉斯)、克里特(萨奇里基斯、德拉伯塔斯)、伯罗奔尼撒(《莫利亚编年史》)。还有的像《特洛伊战争》这种情况，文本本身显示不出其地区，这就迫使人们不得不陷入争论，这样一部长篇且与法兰克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作品大概率出自一位资助人的赞助，而他也一定生活在与法国和希腊有密切联系的地区，这样的地区可能就只有处于14世纪末代安茹王朝统治下的莫利亚地区了。当然还有这样的情况，作者极有可能常年定居在君士坦丁堡城里，因为这个城市也不能免除多元文化的强大影响。在这个城市里，多年来一直存在好几个拥有意大利读者的庞大社区，其中最突出的是加拉塔地区的热那亚人，而帝国皇室自12世纪开始就一直致力于与西方家族联姻。例如安德洛尼库斯二世的儿子狄奥多里·帕列奥列格(Theodore Palaiologos)，这位蒙费拉侯爵事实上很难与其他意大利贵族相区别，而他本人于1327年在君士坦丁堡撰写出拉丁文本的有关政府的论著。

狄奥多里的表兄安德洛尼库斯·帕列奥列格(Andronikos Palaiologos)的文学创作活动可能揭示出这个时期这些文本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这位安德洛尼库斯被公认为是浪漫史诗《卡利马豪斯和赫利索尔伊》(Kallimachos and Chrysorrhoi)的作者，该作品是否以他本人的浪漫故事为基础从行文中看还不十分确定。我们一直认为卡利马豪斯在文本中处于被描写的边缘，而不是主要角色。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作品属于希腊语规范的较低层次，但还可以接受。其中充满了民间传说的成分，还有些许的法兰克特色。而这个文本是唯一一部我们从一开始就确信能够确定其作者的浪漫传奇作品。

匿名作家的法兰克-希腊作品数量真是多得惊人。实际上，除马克海拉斯的作品外，所有的浪漫传奇和历史作品都属于此类，尽管没有一部克里特人的诗歌归属于此。再度成为这个领域写作规范的诗歌风格可能就是许多业已规范模式化的作品，其表现形式应该最好说成是传统的口语风格，而这种诗歌确实应该采取匿名形式，以便提升作者的社会地位。

在造型艺术领域，我们也看到自12—13世纪以后，拜占庭因素和拉丁因素的融合。最明显的是体现西方风格的建筑物在拉丁人控制的各大城市和殖民区里拔地而起，不仅有城堡，还有教堂、修道院和私人宅第。在君士坦丁堡的意大利商业殖民区，意大利人似乎早在公元1204年以前就开始建造他们自己的教堂，而在拉丁帝国时期，这里肯定进行过许多建设活动。1303年，在面对着金角湾北面的地方建立起的热那亚人的商业殖民区，都是意大利风格。莫利亚专制君主国的首府米斯特拉斯则开始修建法兰克建筑物，专制君主的多层宫殿更显西方风格而非拜占庭风格。在塞浦路斯，精致的尼科西亚(Nicosia)大教堂和法马古斯塔(Famagusta)大教堂就是由法国建筑师按照哥特风格建造的，更不用说其他大量的重要建筑。希腊人因此开始逐渐密切接触他们以前从未见过、且在技术上更为先进的建筑传统。他们采取有选择的学习借鉴表明他们愿意学习，比如钟楼、高耸的拱顶、突出的堞眼，可能还有彩色玻璃窗。人物雕像除了那些浅浮雕圣像外，一直遵循着拜占庭传统发展，此时则受到了更占主导地位的法兰克风格影响，例如墓地纪念碑——虽然不全是雕像。

在绘画这个拜占庭艺术最为突出的神学艺术形式，也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领域中，拜占庭的影响显然超过了西方的影响。当雨果·布克哈尔(Hugo Buchthal)打算重新建立手抄本插图画家学校时，他发现这些法国和意大利艺术家正在模仿或者接受拜占庭圣像绘画的模式，同时还保持着典型的西方绘画特点，比如对封面做整页的装饰——他们都是活跃在12—13世纪耶路撒冷和阿卡(Acre)的艺术家。最近，一大批“十字军圣像”在西奈山圣凯瑟琳修道院这个当时的朝拜中心被发现和确认，它们是由西方画家按照拜占庭圣像画习惯完成的。这所修道院与西方的联系比与君士坦丁堡的联系还要密切。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君士坦丁堡的一所教堂内发现了有关圣方济各13世纪40年代或50年代生活片段的壁画，它们的画法肯定已经转向拉丁风格了。

帕列奥列格王朝统治时期，尽管其政治经济持续衰落，但是出现了风格独特的宗教画极为繁盛的现象，大约在一百年前吸引了欧洲学者的关注。米斯特拉斯的壁画和君士坦丁堡霍拉修道院的镶嵌画，都被认为是与意大利早期艺术家如比埃特罗·卡瓦里尼(Pietro Cavallini)、西马布(Cimabue)和杜乔(Duccio)的作品极为相似的绘画。人们就究竟谁是第一位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没有形成最终的答案。我们现在知道帕列奥列格风格大约形成于1260年：我们首先能够在塞尔维亚所伯卡尼(Sopocani)圣三一修道院看到这种风格的壁画，而同一时期特拉布宗的圣索菲亚教堂里的那些壁画也不能说不带有这种风格。我们在缺乏有力证据的情况下推断，这两个处于拜占庭世界东西两端的建筑装饰壁画都是由来自“中心地区”的艺术家完成的，但是这个中心在13世纪60年代究竟位于何处？流行的观点认为，帕列奥列格风格虽然借鉴了某些西方的圣像画法〔例如《耶西之树》(Tree of Jesse)〕，但是源自拜占庭艺术，可以上溯到非常古老的画法，特别是10世纪手写本插图画技术。如果这种意见成立的话，我们就可以将其看作一种自觉的努力，他们试图建立以古代画法为基础的东正教宗教画画派，以便满足更丰满更具图景式叙事风格的新品位。这种风格显然出现在东西方艺术传统融合的大背景下。

帕列奥列格风格尽管失去了它最初的新鲜感，但是一直到最后都是拜占庭绘画的主流风格。它并没有促成我们在意大利看到的那种快速发展。到乔托(Giotto)为阿雷那教堂(Arena Chapel，约1306年)装饰绘画时，也就是霍拉镶嵌画完成的10年前，意大利已经远远地走在前面，没有什么可以向拜占庭艺术学习的了。至14世纪中期，无论如何，君士坦丁堡的艺术品订单肯定已经几近枯竭，这就迫使艺术家到其他地方寻找活路。他们中间最著名的是希腊人狄奥发尼斯(Theophanes)，他移居莫斯科，在那里培养了许多弟子，其中包括安德烈·卢比烈夫(Andrei Rublev)。其他人则移居克里特，当时这个地方逐渐发展成为拜占庭绘画最活跃的中心，直到土耳其人征服该岛为止。最近几年从威尼斯档案馆发现，百余位有名有姓的画家极为活跃，他们完成了大量圣像画，偶尔还绘制壁画。他们按照准工业方式工作，满足国内外消费者的需要，他们使用蜡纸刻版，代代相传。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他们能够根据客户的要求从拜占庭风格变为哥特式风格。换言之，他们的东正教客户可以避开西方的圣像，反之亦然。两种传统在各自虔诚信仰的基础上依旧保持着鲜明的区别。

然而，意大利绘画最终广泛流行。16世纪时，主要通过刻版版画形式渗透的西方影响还只是偶尔看到。画家克里特人狄奥发尼斯于1527—1546年在迈特奥拉(Meteora)和阿索斯圣山建立了几个大的画家圈子，他们遵循拜占庭传统绘画，但是也通过版画模仿拉斐尔(Raphael)之后的画，譬如马坎托尼奥·雷蒙迪(Marcantonio Raimondi)完成的《杀戮无辜者》(Massacre of the Innocents)。同样，在阿索斯圣山，大拉乌拉修道院和狄欧尼修(Dionysiou)修道院活跃着的“天启”画派(Apocalypse)接受了杜雷(Durer)木版画的灵感。到公元1600年，拜占庭风格走到了尽头。最著名的希腊画家多梅尼科·狄奥托克布罗斯(Domenico Theotokopoulos)离开克里特，开始其从事意大利风格圣像绘画的生涯，后来完全被当时的风格主义绘画所征服。尽管他否认这一点，但是其著名作品中的拜占庭因素只剩他的希腊文签名了。

编年大事记

[1] 此处以阿拉伯舰队进驻马尔马拉海南岸的基兹库斯作为封锁君士坦丁堡的开端。英文原版正文作670—671年（见本书第109页），编年大事记作671年。据查证，两种说法皆有，故未作统一。

[1] 另有说法为1001年。

编者按

读者会发现，这本书的编者们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态度一致。这并不奇怪：人们对任何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解读，而在关于维京人的讨论上，这一点也许比中世纪历史的大多数话题更加突显。这种不确定有几个原因。首先，维京人活动的广阔范围意味着我们对它的了解依赖于各种各样的资料，它们来自不同环境、不同时代，有古爱尔兰语、古英语、古斯堪的纳维亚语、阿拉伯语、拜占庭希腊语以及拉丁语。几乎没有学者能掌握上述所有语言，因此任何对于整体维京活动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都依靠翻译，而翻译本身也许就是不太可信的解读。其次，除了如尼文石刻，11世纪之前，斯堪的纳维亚人或维京时代斯堪的纳维亚人所定居的许多地方都没有书面文本。因此，我们对第十章讨论的12、13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和斯堪的纳维亚殖民地的书面历史赋予了更多的权重。直到前不久，维京时代的历史大多还基于冰岛萨迦、丹麦历史学家萨克索·格拉玛提库斯撰写的丹麦史、俄罗斯的《往年纪事》和《爱尔兰人与外国人的战争》等著作。尽管很少有学者把这些文本作为维京时代历史的可靠信息来源，但基于这些文本的历史传统描述，它们依然对这个话题的讨论产生了影响。

现在研究斯堪的纳维亚、大西洋诸岛和维京时代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们更多依靠考古学和钱币学，这两门学科最近几十年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起了很大帮助作用，甚至在欧洲那些已经有相对充足的历史文本的地方也是如此，因为它们对文本中没有提到的许多话题颇有裨益。在适当的环境下，通过木材的年轮模式，我们能够近乎准确地推测木质结构遗址的年代，并以此判断船只的建造时间和防御工事体系丹内维尔克(Danevirke)的不同建造阶段。9、10世纪传入斯堪的纳维亚的许多有关伊斯兰硬币的传说表明了它们铸造的时间；从10世纪末到12世纪初，英格兰硬币的种类频繁更改，因此具体的铸造时间可以推断到最多6年的误差以内。这些硬币为建筑、坟墓或其他环境提供了时间限定。编年史框架基于编年史和同时代法兰克、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其他文本，但这些证据不能够提供持续的框架。同时代文本的缺乏尤其影响到奥克尼群岛、设得兰群岛和赫布里底群岛的历史。比如，关于斯堪的纳维亚人何时开始占据这些岛屿就存在不同意见。

甚至在欧洲那些资料丰富的地方，书面资料对斯堪的纳维亚定居点的描写也很少。地名提供了殖民的最佳证据，但第三章就强调了，地名可以用不同方式来解读。其中的主要问题是，这些名称反映了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语言上带来的影响，但不一定反映斯堪的纳维亚人定居的地方。斯堪的纳维亚对诺曼底和爱尔兰的地名影响小于其在英格兰的影响，但是这个事实不能用来证明在这些殖民地定居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要比在英格兰的少。

将来的发现以及对熟悉证据的再次审视可能有助于解决一些分歧，它们肯定会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深化我们对这一时期的了解。

目录

编者按

编者

人名注解

第一章 维京时代及前维京时代

第二章 法兰克王国

第三章 在英格兰的维京人

第四章 爱尔兰、威尔士、马恩岛和赫布里底群岛

第五章 大西洋诸岛

第六章 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斯堪的纳维亚人

第七章 丹麦帝国和维京时代的结束

第八章 船和航海术

第九章 新旧宗教

第十章 历史上和传奇中的维京人

第十一章 维京遗产

拓展阅读

大事年表

编者

彼得·索耶，利兹大学中世纪历史学荣誉退休教授

珍妮特·L. 纳尔逊，伦敦国王学院中世纪历史教授

西蒙·凯恩斯，剑桥大学盎格鲁-撒克逊历史学准教授和三一学院董事

斯文比约恩·拉文松，冰岛大学历史学教授

唐查德·欧·科林，科克大学爱尔兰历史学教授

托马斯·努南，明尼苏达大学中世纪历史学教授

尼尔斯·隆德，哥本哈根大学中世纪历史学讲师

杨·比尔，丹麦国家博物馆海洋考古中心研究员

普雷本·梅夫伦格拉希特·索伦森，奥斯陆大学古斯堪的纳维亚哲学教授

拉尔斯·隆罗特，哥德堡大学斯堪的纳维亚和比较文学教授

人名注解

历史文本中的人名形式多变。为避免困惑，本书所使用的名字大多数是现代英语中常用的无屈折变化的形式。例外情况主要出现在第四章，斯堪的纳维亚人名和当地人名的爱尔兰语形式都出现了。比如，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名字Ívarr和Óláfr在古英语中为InwҨr和Anlaf，在本书大部分章节和编年史中已经规范为Ivar和Olaf（Olof Skötkonung除外），但是第四章使用了爱尔兰语形式的Ímar和Amlaib。第九章和第十章使用了其他章节未出现的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形式的名称。

第一章 维京时代及前维京时代

彼得·索耶

从8世纪到11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人，尤其是丹麦人和挪威人，在西欧历史上主要扮演入侵者、征服者和殖民者的角色。他们在不列颠群岛和法兰克王国大肆抢掠，甚至骚扰伊比利亚半岛和北非。9世纪，他们控制了奥克尼群岛、设得兰群岛以及大部分赫布里底群岛，征服了英格兰的大片地区，并在爱尔兰海岸建立基地，以便从那里对爱尔兰岛内或跨越爱尔兰海进行袭击。西斯堪的纳维亚的男人和女人们不仅移民到他们控制下的不列颠群岛并定居，而且在法罗群岛、冰岛这些以前没有人居住的大西洋岛屿上也安顿了下来。在10世纪末的最后几年，他们开始在格陵兰岛开拓殖民地、在北美洲探险，但没有在那里建立永久殖民地。11世纪早期，丹麦人征服英格兰王国，这标志着斯堪的纳维亚人对西欧的侵犯达到顶峰，这个成绩是11世纪后来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王望尘莫及的。

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人，主要是来自现在瑞典东部地区的斯韦尔人，在东欧表现得很活跃。他们在许多方面与同时期侵犯西欧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极其相似，尽管这两个地区差异巨大。东欧没有教堂或成熟的城镇可供掠夺，但是入侵者通过攫取或强收贡品来抢夺这个地区的财富，尤其是抢夺毛皮和奴隶。还有一些首领甚至掌控了权力中心，一些斯堪的纳维亚人移民到了现在俄罗斯北部的地区。

遭到斯堪的纳维亚人侵犯的人给他们起了各种名字：法兰克人称他们为北方人或丹麦人，英格兰人则称他们为丹麦人或野蛮人。爱尔兰人把早期的入侵者形容为异教徒或外邦人，但是到了9世纪中期，则开始用“外国人”来称呼他们，并用“金发老外”(Finngall)和“黑发老外”(Dubgall)来区分挪威人和丹麦人。在东欧，斯拉夫人把这些入侵者称作罗斯(Rus)，这个名字来自芬兰语对斯韦尔人的叫法，该词本身源自一个意为“划船手”或“船员”的单词。罗斯的各种变体曾出现在阿拉伯语和拜占庭希腊语的文本中，也正是“罗斯”这个词赋予了俄罗斯(Russia)名字。9世纪，只有英格兰人偶尔把入侵者称作维京人，这个斯堪的纳维亚语词汇现在拥有许多含义，用来描述维京时代斯堪的纳维亚社会的多个方面。

历史记载的维京人对西欧的第一次袭击是8世纪最后10年他们对不列颠群岛上修道院的劫掠。793年，坐落在诺森布里亚海岸线外一个小岛上的林迪斯法恩修道院被抢劫；一年后，诺森布里亚的另一所修道院，可能是贾罗修道院，也被袭击。795年，维京人攻击了西面岛屿上毫无防御能力的修道院，包括赫布里底群岛中的斯凯岛(Skye)和艾奥纳岛(Iona)，以及爱尔兰东北海岸外的拉斯林岛(Rathlin)。历史记载的维京人第一次对欧洲大陆的袭击发生在799年，同样也是针对岛屿上的修道院，是位于卢瓦河口附近的努瓦尔穆捷岛(Noirmoutier)上的圣菲利伯特修道院(St-Philibert’s)。早期的一次没有针对教堂的攻击，发生在西撒克逊国王贝奥赫特里克(Beorhtric)统治时期(786—802年)。据载，来自挪威霍达兰的三艘船的船员在英格兰北部海岸的波特兰登陆，并杀死了一位把他们误认作商人的皇家官员。

这一时期肯定还存在对英格兰东南部的袭击，但是直到835年才出现相关记载。早在792年，肯特王国的教堂就为了抵抗野蛮的水手而被迫作为防御工程。804年，罗姆尼湿地(Romney Marsh)附近的利明奇修女院，由于处于城外而获赠坎特伯雷城的一块土地作为避难所。800年，在英吉利海峡对面，查理大帝(Charlemagne)在塞纳河口北岸组织修建了防御工事，以抵御“在高卢海出没”的海盗。由于没有找到810年之前对这一地区的袭击记录，因此我们无法明确袭击从何时开始，斯堪的纳维亚海盗也许已经在此地骚扰了许多年。然而，在9世纪的最后10年，他们的袭击太猖狂，以至于英吉利海峡两岸的统治者都不得不采取行动来抗击他们。

袭击为何开始

有人认为维京人向外活动的主要原因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日益增加的人口压力和随之而来的土地不足问题。这对挪威西部来说也许部分属实，因为那里没有多少土地储备。但是在维京时代前夕，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其他地区存在人口压力。第一代维京人大多寻求财富，而不是土地。维京时代的确有许多斯堪的纳维亚人移居国外，但很少有人是被迫为之。情况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大多数定居在不列颠群岛、冰岛或俄罗斯的维京人希望获得比在斯堪的纳维亚能拥有或租到的更多的土地。

在出现第一批袭击记录之前的一个世纪，欧洲西北部的商业得到了发展。事实上，这是海盗猖獗的一个关键因素。7世纪末期，欧洲大陆和英格兰之间贸易的激增促使几个大型商业中心得以形成：莱茵河畔的杜里斯特(Dorestad)，布洛涅附近的昆都维克(Quentovic)，英格兰的哈姆维克(Hamwic，南安普敦的前身)、福德维奇(Fordwich，坎特伯雷港)、伦敦、伊普斯威奇(Ipswich)和约克。700年前后，弗里西亚人在一片无主地发现了储量巨大的银矿，借此生产出大批银币，这些银币迅速在欧洲大陆和英格兰流通起来。

在这之后，贸易的增长更加迅速，贸易的发展很快影响了斯堪的纳维亚及波罗的海周围地区，因为产自这一地区的产品，尤其是毛皮，在西欧能够卖得高价。品质最好的毛皮产自冬季最寒冷的地区，而对于西欧来说，最理想的产地就是斯堪的纳维亚及波罗的海以东地区。夏季，商人们深入波罗的海，在8世纪建立起来的贸易中心里购买毛皮、皮革和其他产品，如琥珀、鸭绒、高品质的油石。8世纪初，位于日德兰半岛西岸的里伯就建立了这样的贸易中心。8世纪中期，波罗的海周围建立起更多的贸易中心，其中最重要的几处分别是位于日德兰半岛东南部施莱湾(Schlei fjord)顶端的海泽比(Hedeby)、位于梅拉伦湖畔的比尔卡和奥得河河口(Oder)附近的沃林(Wolin)。

在这些地区出售的产品都是萨米人(Saami)、芬兰人(Finns)和波罗的海居民(Balts)缴纳的贡品，这些人居住的地区产出的皮毛最好。9世纪中期一份英格兰文本里提到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收缴贡品的情况，里面包括一位名叫奥塔(Ottar)的挪威人提供的信息。他曾经拜访过英格兰国王阿尔弗雷德的宫廷。奥塔居住在挪威较北的地方，从萨米人那里收取贡品。

这些贡品包括兽皮、羽毛、鲸鱼骨头和由海象皮和海豹皮做成的船用绳索。每个人根据身份地位的高低缴纳贡品。地位最高的人要上缴15张貂皮、5张驯鹿皮、1张熊皮、10份羽毛、1件由熊皮或水獭皮制成的上衣，还有两根船用绳索，每根都要长60埃尔(ell，英量布单位，1埃尔约12米)，一根由海象皮制成，另一根由海豹皮制成。

除了海象皮，奥塔还猎取海象牙作为象牙的替代品。很显然，他把收取的贡品和猎物拿到斯堪的纳维亚南部的海泽比或英格兰的市场上一起出售。

在此之前的一个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人也从芬兰和俄罗斯北部收取贡品，这些地方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都是欧洲高品质毛皮的来源产地。到公元750年之前，沃尔霍夫河流域的旧拉多加(Staraja Ladoga)已经建立了一个交易基地，此处距拉多加湖约13公里，芬兰人、斯拉夫人和一些斯堪的纳维亚人杂居于此。

北欧与西欧之间建立商业联系带来了一个影响：为维京人的袭击铺好了路。首先，斯堪的纳维亚人对西欧的帆船日益熟悉，并且掌握了风帆技术。这一点将在第八章讨论。其次，同西欧商人的接触使他们了解到欧洲所拥有的财富以及欧洲各王国之间的矛盾和国家内部的矛盾，并在以后据此谋利。最后，波罗的海商船为时刻盘算着深入北海的海盗们提供了机会。除此之外，还有政治方面的影响：那些最能够榨取贡品的统治者和酋长，以及控制贸易中心和重要通道的人都赢得了财富和权力。丹麦国王们的领土中心在日德兰半岛和周边岛屿，他们控制着通向波罗的海的入口，并且能够保护大小贝尔特海峡(Great or Little Belts)的来往船只，因此他们受益最大。所以大批商人被吸引到海泽比，从这里前往日德兰和萨克森之间的陆上通道也很便捷。而另一条通往波罗的海的通道——厄勒海峡(Øresund)——由于海浪巨大和海盗的威胁，吸引力就没有那么大了，直到10世纪末丹麦国王才直接控制了该地。

种种迹象表明，9世纪前半叶，丹麦国王被斯卡格拉克海峡(Skagerrak)和卡特加特海峡(Kattegat)周边地区的地方统治者和酋长公认为最高领主。那些无法抵御丹麦统治或不愿意屈从的人可以选择远走他乡，这个选择的诱惑在于他们有机会通过参与或领导袭击来赢得声誉和财富。丹麦人尤其急于拥有对位于奥斯陆峡湾一侧的维肯(Viken)的霸权。丹麦人能够从那里得到产自挪威的铁矿，该地因此具有极大的价值。“维京人”这个词很有可能最初指的就是维肯的居民。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能够解释为何只有英格兰人称斯堪的纳维亚人为维京人，因为那些选择流亡而不接受丹麦国王作为领主的人会把英格兰作为首要的袭击目标。

西部的维京人

最初，大多数在不列颠群岛北部和西部采取袭击行动的维京人来自挪威。9世纪早期，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奥克尼群岛、设得兰群岛或赫布里底群岛活动的历史记录是不存在的。但是考古证据表明，早在7世纪挪威和奥克尼就互有来往。到9世纪中期，挪威人在北部群岛(Northern Isles)和赫布里底群岛建立了广泛的定居点。北部群岛是一处殖民地，可能是通过一次又一次武力镇压土著居民的反抗而获得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对北部群岛和西部群岛的征服行动极有可能始于最早的袭击者建立基地之后。丹麦人的征服最初则主要集中在北海南部和英吉利海峡沿岸。9世纪中期，丹麦人在爱尔兰向挪威人发起挑衅，使这一区域的划分变得模糊起来。但是考古学和语言学证据表明，丹麦人主要定居在英格兰东部，而占领爱尔兰、赫布里底群岛和北部群岛的则主要是挪威人。

几十年间，维京人采用的都是“打了就撤”的袭击方式，很少深入内地。英格兰和法兰克的统治者组织的防御效果显著，而直到830年才有袭击爱尔兰的记录，那时维京人的侵犯在规模和程度上都大大增加。834年及之后三年间，距外海80公里的主要贸易中心杜里斯特每一年都遭到了袭击。835年，谢佩岛(Sheppey)遭到破坏；836年，从萨默塞特郡北岸登陆的维京人大败西撒克逊军队。同年，维京人开始抢劫位于爱尔兰腹地的修道院，而圣菲利伯特的僧侣放弃了努瓦尔穆捷岛，逃到卢瓦河谷避难。

法兰克国王“虔诚者”路易和他的儿子罗退尔之间的矛盾帮助维京人扩大了活动范围。罗退尔获得由一个丹麦流亡国王所率领的船队的支持。斯堪的纳维亚人也利用了西欧其他地方的内部矛盾。838年，维京人支持康沃尔郡的不列颠人反对西撒克逊人。844年，维京人打败并杀死了诺森布里亚国王的篡位者，帮助被废黜的国王重新登上王位。在爱尔兰，自842年或更早时候，维京人和爱尔兰国王结成了联盟。但为维京人提供了最丰厚机会的依然是法兰克：法兰克国王路易死后，他的儿子们之间爆发了战争。在战争期间的841年，塞纳河谷的教堂和城镇遭到袭击；842年，一支船队将昆都维克洗劫一空，之后它穿过英吉利海峡攻击哈姆维克；843年，战争结束，法兰克王国一分为三。维京人发现那些适合航行的河畔的修道院和城镇脆弱不堪，而法兰克人为了息事宁人，愿意支付大量的金钱。845年，为了阻止维京人对巴黎的袭击，法兰克人拿出了价值7000镑的白银，这对维京人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巨大数额。不久之后，许多新的维京团伙被吸引到法兰克也就不足为怪了。852年，一支维京船队在塞纳河谷过冬，一年后另一支船队在卢瓦河过冬。到9世纪50年代末，所有法兰克王国西部的河流都被维京船队骚扰过了。859年，一支深入地中海的维京船队甚至洗劫了罗讷河谷，并在法兰克南部海岸的卡马格(Camargue)建立了基地。西法兰克王国受害最为严重，相比之下，除了莱茵河和默兹河河谷一带比较醒目的目标外，其他地方受灾不太严重。事实上，这两条河流是其他维京人的保护地，他们在河湾附近建立基地，并与当地法兰克统治者形成同盟。

尽管9世纪中期维京人活动的主要地区是法兰克，但是不列颠群岛也不断遭到袭击。维京人在英格兰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泰晤士河湾。851年，一支船队在萨尼特岛的(Thanet)河口附近过冬，并连续几年将此处或上游的谢佩岛作为基地。维京人开始在爱尔兰过冬的时间比在英格兰的时间早，最早是840年在内伊湖，一年后又在都柏林建立了防御用的船只围场，并在那里过冬。不久之后，维京人在韦克斯福德(Wexford)、沃特福德(Waterford)、科克(Cork)、利默里克(Limerick)和其他地方相继建立了基地，以便从这些地方袭击周边地区。他们的战利品包括首饰和精美的首饰箱。但是爱尔兰修道院不如法兰克和英格兰的修道院那样拥有众多金银珠宝，而将俘虏卖给西班牙或北非的穆斯林则能获益更多。当然，这些基地里的维京人并不受地盘约束：都柏林的维京人穿越爱尔兰海进行了几次远征，经过长达4个月的围攻，他们攻占了不列颠斯特拉斯克莱德王国(Strathclyde)的都城邓巴顿(Dumbarton)。胜利者带着大量的俘虏返回都柏林，俘虏中有英格兰人、不列颠人和皮特人，这充分证明了人类战利品的价值。以爱尔兰为据点的维京人通常毫不团结，851年丹麦人来到爱尔兰，他们之间的敌对也由此加剧了(丹麦人是来挑战都柏林和其他地方的挪威人的)。随后几年，爱尔兰的编年史家带着愉快的心情记录下了这些入侵者之间的战斗。

到870年，法兰克和英格兰已经悄然发生了巨变。862年，西法兰克国王“秃头”查理开始对王国的中心地带进行系统防御。塞纳河和卢瓦河上架起了桥梁以阻止敌船的通行，城镇和修道院周围也修筑了防御工事，而河流的下游流域和沿海地区只能任凭侵犯者的摆布，一些入侵者甚至在卢瓦河谷逗留数年之久。暴露在危险区域的大多数宗教团体和主教逃到法兰克的其他地方以求安全。这些变化促使许多维京人把注意力从法兰克转移到英格兰。有几个维京首领加入军队，意在通过征服英格兰而赢得地位和独立。英格兰当时存在四个王国。865年，一支船队在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登陆，随后与其他船队会合，当时的编年史家称之为一支“庞大军队”。5年之后，这支军队征服了诺森布里亚和东盎格利亚两个王国，瓦解了麦西亚王国(Mercia)，控制了从约克到伦敦的英格兰东部大部分地区。只有威塞克斯(Wessex)一个王国幸免于难。

870年之后的几年，维京军队志在征服威塞克斯王国，但未能如愿。876年至880年间，军队首领在被征服的地区为其主要追随者分封领地，这些人接着给愿意定居下来的人分发土地。这些殖民者对定居地的方言和市镇的命名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对农业词汇和田地名称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证实了他们中许多人曾是农夫。

同一时期，以挪威人为主的一些斯堪的纳维亚人开始在冰岛开拓殖民地。冰岛的存在一直为人所知，然而9世纪之前几乎无人在此居住。但是和其他大西洋岛屿一样，少数爱尔兰基督徒有可能在冰岛建立过宗教团体。冰岛人后来声称，他们的祖先是为躲避“金发王”哈拉尔(Harald Finehair)的暴政而移民到该岛的。哈拉尔被认为是统一挪威的第一个国王。然而这个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前往冰岛的移民活动早于哈拉尔时代。尽管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挪威的早期发展到底在冰岛的移民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但是爱尔兰编年史显示，把爱尔兰作为基地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在9世纪后半期有足够的理由寻求新的家园。在爱尔兰建立了永久基地之后，维京人丧失了流动性这一优势，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反而加深，无法形成类似英格兰的有效的联合战线，他们经历了数次战败。866年，他们被迫从爱尔兰北部的所有要塞撤出，南部约尔(Youghal)的一个基地也被破坏。9世纪末，利默里克、沃特福德和韦克斯福德的维京人都经历了失败。902年，盘踞在都柏林的维京人由于派系斗争而被削弱了力量，被爱尔兰人击败并驱逐出境。他们中的一些人越过爱尔兰海，在威勒尔半岛(Wirral)，也有可能在马恩岛上定居了下来；另一些人离开爱尔兰后前往冰岛安顿。

不管对冰岛的殖民源于不列颠群岛还是挪威，冰岛这片未开发的土地上拥有无限机会这一消息很快传开，许多人被吸引到这里建立新的家园。六十年后，大多数适合居住的土地都被占领了，后来者只能凑合住在条件不佳的地方，比如冰岛西北部的陡峭峡湾。对这些人来说，10世纪在格陵兰岛西南部发现了更好的地方显然是个利好消息。10世纪末的时候，一些人开始向格陵兰岛移民，建立起最偏远的永久居住地，最终他们拥有了300个农场。

根据后来的冰岛萨迦记载，一些格陵兰岛的早期殖民者到达了北美洲，并发现了一块被称为文兰(Vinland)的沃土。有记载表明他们去过这个地方几次，但是当地的土著居民并不友好，他们不可能建立永久居住地。在纽芬兰岛最北端的兰塞奥兹牧草地(L’Anse aux Meadows)发现了这个时期建筑的遗迹，它们似乎是远征活动的大本营，带有斯堪的纳维亚人短暂占领的痕迹。然而，没有可靠证据表明这些人沿着圣劳伦斯河向南或向上游深入了很远。

那支“庞大军队”在征服威塞克斯失败后就分裂了，这恰逢法兰克王国新一轮继位之争。维京人很快就利用了这种分歧，879年至891年间几支维京军队在欧洲大陆相当活跃，偶尔还会将军队联合起来。最初，他们集中在塞纳河以北地区，包括佛兰德斯，那里的城镇和修道院都没有设防。881年，他们沿着莱茵河向上到达科隆和特里尔，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侵犯，这使得法兰克人再一次让维京人控制了莱茵河口并由此保全该河流域；另一个更有效的措施是建立城堡。这些措施起到了一定作用。885年，维京军队主力一分为二，分别返回以前维京人活动的区域——泰晤士河口和塞纳河谷。当之前的团伙无法占领罗切斯特后，一些人返回欧洲大陆，另一些人加入了在东盎格利亚定居的丹麦军队。当年冬季，盘踞在塞纳河的维京人包围了巴黎。尽管防御起到了作用，但是法兰克人无法阻止入侵者在随后的两个冬季深入内陆。通过这些军事活动，维京人夺取了大量的贡品及俘虏。但是在881年的索库尔(Saucourt)之战、890年与布列塔尼人的交战以及892年在鲁汶附近的恶战中，维京人也遭受了失败。

经历了这些失败后，这支军队返回英格兰，重新组织兵力并试图占领西撒克逊。然而他们并没有成功，因为威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从法兰克的战役中吸取了教训，构筑了一系列防御工事，还组建了一支舰队。由于维京人没有在斯堪的纳维亚人尚未占领的英格兰地区站稳脚跟，因此他们只能在896年放弃这一计划。当时的编年史这样写道：“丹麦军队分裂了，一支去了东盎格利亚，一支去了诺森布里亚。而那些一文不名的人则弄到一些船，向南穿越大海去往塞纳河。”

我们对这次逆转后维京人在欧洲大陆上的活动几乎毫无了解。然而有一件事非常清楚，即西法兰克国王允许一位叫罗洛(Rollo)的维京首领在塞纳河下游鲁昂(Rouen)及周边地区活动，希望他能够阻止其他入侵者通过塞纳河，如此安排同早期保护莱茵河的方式如出一辙。921年，另一伙维京人被允许在南特周围定居，显然是为了保护卢瓦河，但是这种安排只持续了十六年。维京人永久占领了鲁昂，并为日后建立诺曼底公国奠定了基础。诺曼底公国在鼎盛时期曾经把西边的科唐坦半岛(Cotentin peninsular)收入囊中。一些地名和人名表明，居住在诺曼底西部的一些斯堪的纳维亚人来自凯尔特人居住区，可能是爱尔兰，并且有迹象表明，其中一些人还曾在英格兰居住过。

10世纪前半叶的另一个主要发展是，统治威塞克斯王国和麦西亚王国英格兰部分的国王阿尔弗雷德的后裔征服了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英格兰的地盘。主要的抵抗来自诺森布里亚人，他们企图通过拥立斯堪的纳维亚人，使之成为约克国王而维持独立。随着最后一个挪威流放国王“血斧”埃里克(Eric Bloodaxe)被驱逐并在952年或954年去世，英格兰最终成为一个统一的王国。早期的斯堪的纳维亚国王都没能长时间统治约克，他们都曾经是917年重新统治都柏林的王朝的成员，并宣称自己是都柏林国王伊瓦尔(Ivar)的后裔。873年伊瓦尔去世之后，编年史家把他描述成“爱尔兰和不列颠所有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国王”。不管这个头衔是基于何种理由，伊瓦尔的后裔与约克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一事实支持了一种假设：伊瓦尔是866年夺取约克的“庞大军队”首领之一。

10世纪，统治都柏林和控制爱尔兰沿岸基地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越来越多地融入爱尔兰政治中，他们在爱尔兰国王们争夺王权的斗争中扮演着盟友的小角色。然而，他们可以在海外独立行事，并且时不时地在爱尔兰海周围活动。

1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维京人在西欧得到的机会有限。定居在不列颠群岛和诺曼底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不欢迎新人，除非他们有钱。在冰岛，最早的定居者占据了最肥沃的土地。最佳的袭击目标被城堡或组织相对严密的军队保护起来。维京人依旧把希望寄托在“打完就撤”的战术上，但直到10世纪最后二十年，才有这方面的报告。只有大规模的入侵才能够带来可观的收益，但是10世纪大部分时间，维京军队都没有在西欧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一些首领忙于解决斯堪的纳维亚的内部纷争。

东部

维京人在西欧活动的减少，一定程度上也可能与东欧有更好的搜刮财富的机会有关，因为东欧自8世纪起开始出现了巨大变化。旧拉多加控制了沃尔霍夫河，该河是由波罗的海通向俄罗斯内陆的最为重要的通道之一。城镇上游的激流使得这一控制更加有效，这些激流只有经由当地向导的帮助才能渡过。大约于790年贮藏在那里的一批伊斯兰硬币表明，这个地区的资源被出口到了哈里发国。将近二百年里，俄罗斯出口到伊斯兰世界的货物或者经由里海直接运出，或者通过顿河和伏尔加河上的市场运出，并且主要以银币支付，因此人们在东欧发现了大量银币。

斯堪的纳维亚人同拜占庭帝国也有往来。860年，他们攻打了君士坦丁堡。到10世纪，君士坦丁堡已经成为罗斯入侵者的重要市场。然而，839年，罗斯人就已经到达过君士坦丁堡。据当年法兰克的《圣伯丁年代记》(Annals of St-Bertin)记载，拜占庭皇帝狄奥斐卢斯(Theophilus)派遣使团出使法兰克王国。同行的还有斯韦尔人(Svear)，他们称自己的民族为罗斯人，并声称他们的大汗出于友好目的派遣他们到法兰克王国。狄奥斐卢斯请求法兰克人给予安全通行证，帮助他们返回家园，因为“残暴而野蛮的部落”使返回拜占庭的归途充满危险。

第六章将会提到派遣这些罗斯人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大汗是可萨人(Khazars)的统治者。这是一支突厥民族，他们占领了顿河和伏尔加河下游的河谷，并且在7世纪至10世纪统治着里海和黑海之间的大片土地。然而，更早的法兰克年代记把斯拉夫人和匈奴人的首领都称为大汗，这些罗斯人也可能是被他们自己的首领从新基地派去的。这个新基地于9世纪在沃尔霍夫河上的一个小岛上建立起来，这里位于沃尔霍夫河的河口伊尔门湖，距离旧拉多加约200公里。这里就是后来冰岛萨迦所说的霍尔姆加德(Holmgarð)，但在斯拉夫语中，它之后被称作戈罗季谢(Gorodishche，即旧城或旧堡)。与此对应的是在距离该地约2公里的下游处、大约一百年后建立的诺夫哥罗德(Novgorod，新城或新堡)。旧城的居民包括斯拉夫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这里很快成为俄罗斯产品出口到东西方市场的重要贸易中心。

在兴都库什山脉发现的储量巨大的银矿，使得10世纪流通到俄罗斯的伊斯兰银币迅速增长。中亚河中地区(Transoxania)的萨曼王朝(Samanid)统治者借此得以制造出大量的硬币，其中许多用于在俄罗斯购买货物。这种贸易以及从中获取的白银对维京人极具诱惑力，他们发现公元900年后西欧不再像以前那样为他们带来丰厚的利益了。10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俄罗斯留下的考古证据比9世纪要丰富得多。在森林地区主要河流两旁的基地或贸易中心的墓地中，发现了大量的斯堪的纳维亚坟墓，这些地方包括普斯科夫(Pskov)、第聂伯河支流上的切尔尼戈夫(Chernigov)、伏尔加河上游雅罗斯拉夫尔(Iaroslavl)附近的蒂默雷沃(Timerevo)、伏尔加河支流奥卡河(Oka)上的穆罗姆(Murom)等。最大的墓地是在第聂伯河上游的格涅兹多沃(Gnezdovo)，它位于斯摩棱斯克(Smolensk)附近，拥有3000多个坟墓，出现时间可以追溯到9世纪后期至11世纪早期。其中一些坟墓中安葬的显然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后裔，还有些坟墓中甚至出现了身居高位者才能享有的船葬。

斯堪的纳维亚人最重要的开拓活动是前往第聂伯河中游的基辅。9世纪末期前，基辅一直由斯堪的纳维亚后裔的家族统治，他们最初要向可萨人缴纳贡品。尽管基辅统治者和他们的许多跟随者都是斯堪的纳维亚后裔，但是到9世纪末他们已经斯拉夫化了，他们的名字明显反映了这一变化。大约913年至945年间，基辅大公是伊戈尔(Igor)，他的妻子名叫奥尔嘉(Olga)。这两个名字来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名英格瓦(Ingvar)和海尔格(Helga)。但是他们的儿子，也就是964年至971年间的大公，却叫作斯维亚托斯拉夫(Svjatoslav)。尽管如此，他和他的继任者们都被视为罗斯人，这一称呼不再仅仅指斯堪的纳维亚人了。

在斯堪的纳维亚所发现的钱币显示，萨曼王朝的钱币在10世纪早期就出现在波罗的海地区。尽管还不清楚谁把这些钱币带到了这里，但人们通常认为这些钱币反映出贸易的良性平衡。965年之后的大约20年间，尽管伊斯兰钱币不断流入俄罗斯，其数量可能比以前少一些，但是几乎没有伊斯兰钱币进入斯堪的纳维亚。这一事实表明，在10世纪前半叶到达斯堪的纳维亚的白银是用以后无法实施的方式获取的。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是，许多白银都是通过纳贡或经由一些单独行动的斯堪的纳维亚团伙在东欧掠夺而积累的，白银的减少同样也反映了罗斯王公成功抵制了维京人的入侵。果真如此的话，这一成功多少要归功于10世纪被罗斯王公招募的斯堪的纳维亚勇士〔斯拉夫语称为“瓦尔贾吉”(varjagi)，现代英语称作“瓦兰吉人”(Varangians)〕。根据后来基辅的传统，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儿子弗拉基米尔(Vladimir， 978—1015年任大公)在当政初期减少了随身勇士的数量，而是把他们派到拜占庭帝国。这一点在拜占庭方面的证据中得到了证实，有一支勇士军在988年被弗拉基米尔所派遣，后人称他们为“瓦拉戈伊”(varaggoi)。他们成功帮助拜占庭皇帝镇压了一场严重叛乱。此后，除斯堪的纳维亚人之外，瓦兰吉人和斯拉夫人也在拜占庭军队里占据重要位置，后来还组建帝国卫队——瓦兰吉卫队。这支精英部队中最为有名的成员之一是哈拉尔·哈德拉达(Harald Hardrada)，他于1047年成为挪威国王。

征服英格兰

10世纪末期，维京人对西欧的袭击卷土重来，原因之一可能是欧洲东部地区开展了越来越有效的抵抗。斯堪的纳维亚人作为维京人重新走上有利可图的流亡之路，另一个动因是在“蓝牙王”哈拉尔(Harald Bluetooth)和他的儿子“八字胡”斯文(Sven Forkbeard)统治下，丹麦的势力开始复苏。8世纪末至10世纪，维京人在西欧有两段活跃时期，同时期丹麦国王将势力延及斯堪的纳维亚周边地区。这不太可能仅是一种巧合。

10世纪80年代所记载的英格兰受袭事件或许是爱尔兰的维京人所为，但是10年之后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舰队开始再次威胁西欧。包括易北河到西班牙北部在内的许多欧洲大陆海岸沿线地方都遭到了攻击，但维京人的主要目标是英格兰。英格兰当时是一个富庶的王国，拥有大规模的城镇，还有大量流通的高品质银币。维京人很快就发现，不管以金钱换来的和平有多么短暂，国王埃塞尔雷德(Æthelred)统治下的英格兰人都能够并且非常乐意为和平付出大笔金钱。

公元991年后，在英格兰有几支独立进行袭击的维京人军队，他们首领的名字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和瑞典的如尼铭文中曾被提到，其中最重要的是“八字胡”斯文。毫无疑问，他在991年领导了第一次对英格兰的袭击，并且在1013年征服英格兰之前又多次返回并勒索大量贡品。他在功成后不久便去世了。英格兰人随即找回在诺曼底流亡的埃塞尔雷德。1015年“八字胡”斯文的儿子克努特(Knut)返回英格兰，索要他父亲曾赢得的权力。第二年年末，国王埃塞尔雷德去世后，克努特被英格兰人承认为国王。虽然丹麦人对英格兰的征服并没有终止维京人的威胁，但是克努特所训练的舰队的确起到了有效的威慑作用。1018年30艘海盗船的船员被杀，此后，再没有相关的袭击报告。

克努特死于1035年，他的两个儿子先后继任。1042年，他的两个儿子都去世之后，英格兰人推选埃塞尔雷德的儿子“忏悔者”爱德华为国王。尽管如此，后来几位丹麦和挪威的国王依然相信他们应该拥有英格兰。许多斯堪的纳维亚人甚至乐意鼓励这种野心，即便不能成功征服，他们也希望至少能有机会去英格兰敛财。

1066年，爱德华去世，未留下子嗣。他的继任哈罗德·戈德温森(Harold Godwinesson)受到了挪威国王哈拉尔·哈德拉达的威胁。哈拉尔入侵英格兰，不幸死于9月25日在约克附近的斯坦福桥所展开的一场战斗中。三周后，哈罗德·戈德温森也死于在黑斯廷斯附近同诺曼底公爵威廉的交战中。诺曼底公爵在圣诞节这一天加冕为英格兰国王。然而，在他牢牢掌控整个王国之前，一些不愿意接受他统治的英格兰权贵甚至做好了欢迎丹麦国王斯文·埃斯特里德松(Sven Estridsson)的准备。1070年斯文抵达了亨伯河(Humber)，但是慑于威廉强大而有效的防御措施，他还是于夏季撤军，不过他们设法保存了一些战利品。五年后，斯文的一个儿子克努特(Knut)率领一支丹麦舰队来支持反对威廉的一支叛军，但还没等他们到达，叛军就被镇压了。在掠夺了约克及其周边地区后，这些丹麦人回到自己的国家。1085年，继任丹麦国王的克努特计划征服英格兰，这让威廉如临大敌，但是舰队没能成行。后来挪威国王对北部群岛和西部群岛进行过几次远征，但是英格兰再也没有遭受到斯堪的纳维亚人大规模的攻击。维京时代就此结束。

第二章 法兰克王国

珍妮特·L. 纳尔逊

北方人遇到法兰克人

“845年，北方人的大批军队在基督徒世界的边界打开了一个缺口。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或读到过的。”这是圣热尔曼修道院一位僧侣描述的维京人第一次袭击巴黎地区的情景。先知耶利米(Jeremiah)曾预言，上天对上帝选民的惩罚将来自于北方。教会学者把入侵者称为北方人(这是法兰克人对现代英语中称之为“维京人”的这一群体的通常称呼)，不仅指出了他们聚居地的地理源头，而且赋予了他们先知性的意义。公元840年后，法兰克人的罪孽似乎的确遭到了这样的惩罚。因为随着“虔诚者”路易的死亡，法兰克王国陷入内战。以前针对王国防线之外的敌人所采取的暴力活动现在却在王国内部爆发了。强权者与追随者互相对抗，他们还镇压了君主们无暇保护的弱者。牧师和僧侣也成为牺牲品，因为需要获得支持的国王把修道院分给了非神职人员，并且允许把教堂的土地分给勇士。教士也被无情地卷入军事战斗，他们和信众一样身负罪孽。圣热尔曼修道院的僧侣认为上帝是在用异教徒的手惩罚基督徒。强大的法兰克王国曾经如此善待教会，现在竟然变得“如此低贱，被肮脏的敌人玷污了”。除此之外，一个通晓基督教历史的行家还能怎么解释呢？

尽管教会的这类解释可以理解，但未免缺乏客观的分析，也不被同时代的世俗社会认同。845年北方人的出现不是突如其来的，他们也不是总被扣上“肮脏”的污名。法兰克民众对《圣经》的了解比圣热尔曼修道院的僧侣要少，但是他们了解同北方国家交往的早期历史。8世纪波罗的海和西欧之间的贸易开始发展了起来，斯堪的纳维亚人经常光顾杜里斯特和法兰克王国的其他贸易中心，但没有留下一手书面证据。然而在834年，一个法兰克主教向北逃亡到弗里西亚(Frisia)，“从一些北方人那里得到了帮助，他们熟悉海港和流向大海的河流”。他们了解法兰克王国的海岸线和王国的购买力，这进一步巩固了斯堪的纳维亚人与法兰克人之间的贸易联系。

双方其他的联系源自法兰克军事力量的扩大。中世纪早期国际关系的代名词几乎就是“不断地对立”，因为每个君主都力求扩大地盘，并且跨越边境去掠夺财富。任何成功的王国周围都围绕着一圈卫星国，因为它需要了解边境局势。8世纪法兰克周边的小国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如果一个法兰克是你的朋友，那他肯定不是你的邻居。”法兰克人的朋友经常居于邻国之外的国家中，比如法兰克的传统盟友阿博德里特人(Abodrites)，他们是一支移居到萨克森以东的斯拉夫人。到8世纪70年代，随着法兰克人牢牢统治了弗里西亚，查理大帝的军队开始征服萨克森。当萨克森北部的邻居们进入法兰克军队的领地时，“丹麦”和“丹麦人”首次出现在查理大帝时期的《法兰克王室年代记》(Royal Frankish Annals)中。777年，被打败的萨克森首领维杜金德(Widukind)同部下到丹麦国王西格弗雷德(Sigfred)那里寻求庇护。798年查理大帝重新对萨克森人开战，他派了一个使臣前往丹麦国王西格弗雷德那里，很明显他想先发制人，不允许丹麦人为萨克森人提供保护。查理大帝的宫廷学者诺森布里亚人阿尔昆(Alcuin)所写的一封信对793年遭受北方人攻击的修道院僧侣表示了怜悯，也揭示了法兰克王国同丹麦的进一步接触。阿尔昆暗示，查理大帝将救回那些可能作为人质而被送到丹麦的“孩子”(这些孩子可能是被父母送到修道院的贵族)。

804年萨克森被法兰克征服，这无疑勾起了丹麦人的兴趣。居住在易北河以东某个地区的萨克森人被迁往法兰克，腾出的土地则给了阿博德里特人。王室年代记提到，“这时候，丹麦的戈德弗雷德国王(Godfred)率领一支舰队和王国麾下的骑兵到达了位于丹麦和萨克森边境的石勒苏益格(Schleswig)。他答应与查理大帝对话，但是他的手下劝他不要亲自前往，而是派遣使节，他同意了。查理大帝也派出使节以谈判遣返逃亡者的事宜”。随后，戈德弗雷德的丹麦军队攻击了阿博德里特人，逼迫他们缴纳贡品。戈德弗雷德还同维尔茨人(Wilzes)结盟，维尔茨人是一支斯拉夫人，是阿博德里特人的邻居和宿敌。这扰乱了法兰克人在易北河以东精心构建起的外交体系。返回丹麦之前，戈德弗雷德毁掉了阿博德里特人领地中的贸易中心雷里克(Reric)，并且逼迫商人迁往丹麦的海泽比，希望“征收通行费来牟利”。他在海泽比周围修建堡垒，“要求军队指挥官们分担这项任务”。809年，“有许多关于这位傲慢并且喜欢吹嘘的丹麦国王的传闻”，戈德弗雷德的人刺杀了阿博德里特的首领。810年，查理大帝已经在谋划针对戈德弗雷德的远征。这时他听说“一支来自丹麦的200艘船只的舰队袭击了弗里西亚，蹂躏了弗里西亚群岛，在三次战斗中击败弗里西亚人，并且强迫纳贡，弗里西亚人已经上缴100镑的白银”。查理大帝召集大批军队准备复仇，这时传来消息，戈德弗雷德被一个随从杀死。他的侄子赫明(Hemming)继位，并与查理大帝达成和解。

戈德弗雷德极大地威胁了法兰克人对萨克森及其同盟的统治。他拥有骑兵，还能够聚集起一支庞大的舰队；他了解商人和通行费的价值，能够把整个贸易中心迁到他的国家；他能开展公共工程建设，动员下属的部队参与进来；他可以向法兰克人发起对阵战。丹麦在中世纪早期还算得上一个王国。但是赫明统治下的王国并没有维持很久，一些“觊觎权力”的王室人员参与了继位争夺，还向勇士们许诺了赏金。戈德弗雷德所培养起的贵族养成了对地位和财富的贪恋，一时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伺机到其他地方寻求补偿。

哪里还有比法兰克王国更好的地方呢？814年，查理大帝去世。之后的二三十年间，法兰克王国的财富继续显著增长，刺激了商业往来，引进了大量珍贵的商品，为帝国的辉煌、高贵的馈赠、教堂的宏伟和贵族式的炫耀提供了所需资金。货币体制促进了王国进一步的发展。日益增加的造币厂制造出越来越多的货币，这些造币厂通常由皇家负责代理经营和集中管理。查理大帝的继任者“虔诚者”路易设法维护了整个基督教帝国的和平。桑斯(Sens)的大主教拆掉城墙的石头用来重建教堂；越来越多的地主要求农民用货币代替实物交易；高卢各省教会领地和世俗地区一年一度的交易会和每周一次的地方集市数量激增；商人的船只穿梭于河流和内陆之间。百姓对社会治安开始有了信心。然而，在丹麦人眼中“虔诚者”路易不是一个和平使者，而是挑起事端的人。当戈德弗雷德的儿子们将一位叫作哈拉尔的对手驱逐出去时，“虔诚者”路易迎接了这位流亡者，并将他“送”到萨克森。815年，当一支拥有200艘船只的丹麦舰队开向萨克森时，试图支持哈拉尔复辟的活动以失败告终。819年，哈拉尔同戈德弗雷德的两个儿子一起执掌丹麦大权。第二年，王室年代记记录了“来自丹麦的海盗乘坐13艘船只，指挥有方，袭击了位于塞纳河口的佛兰德斯和普瓦图(Poitou)西部”。这些地方都是几十年前丹麦入侵者熟悉的落脚点。不管是之前丹麦王朝斗争中的失败者或胜利者(王室年代记没有说明)，都让这种熟悉性派上了新用场。820年，尽管这支小型舰队在这两个最早袭击的地方遭到了殊死抵抗，海盗们却在阿基坦(Aquitaine)获胜，并“带回大量战利品”。在法兰克人的眼中，北方人由商人变成了好战者。

“虔诚者”路易派兰斯大主教埃博(Ebo)在丹麦边境进行了一次传教动员，但法兰克人依然无法控制丹麦的局势。826年，哈拉尔及其妻子在美因茨附近的英格尔海姆宫殿受到了隆重的款待。丹麦王室接受洗礼，“虔诚者”路易象征性地成为哈拉尔的教父。路易还把弗里西亚东北部的吕斯特林根(Rüstringen)分封给哈拉尔，假如哈拉尔被丹麦驱逐，他可以把这里当作避难之地。827年，这里果然派上了用场。戈德弗雷德的一个儿子霍里克(Horik)成为“丹麦国王”，此后他一直在位，直至854年去世。828年，哈拉尔复辟失败。随后汉堡主教安斯卡尔(Anskar)率领法兰克传教士开展传教活动，但是845年，霍里克袭击汉堡，摧毁了安斯卡尔的大教堂，传教活动几乎遭受致命的挫折。尽管直到9世纪80年代才有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致使萨克森军队损失惨重，但是这期间丹麦-萨克森边境一直危机重重。有趣的是，9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法兰克年代记编写者也称这些丹麦本土的丹麦人为“北方人”，和他们那些忙于践踏法兰克王国并使弗里西亚成为可能的永久定居点的同伙一个称呼。

弗里西亚一直是法兰克王国的致命弱点。弗里西亚从丹麦的北海海岸一直延伸到现在的荷兰，如果没有卓有成效的舰队，根本无法巡察或者防御，而弗里西亚恰恰缺少这样一支舰队。戈德弗雷德正是利用这一弱点从海上发起进攻。9世纪30年代初，“虔诚者”路易的儿子们发动叛乱，削弱了他的政权，其他丹麦人也趁机袭击了弗里西亚。根据王室年代记之后的《圣伯丁年代记》记载，尽管“虔诚者”路易在834年重新掌握大权，几周后“丹麦人就袭击了杜里斯特，摧毁一切，进行杀戮，抓走俘虏，烧毁周围地区”。837年，丹麦人再次“光临弗里西亚，屠杀许多瓦尔切伦(Walcheren)居民，掳走了更多居民，强迫他们缴纳贡品。然后他们又以同样的残暴手段突袭杜里斯特，以同样的方式强征贡品”。尽管“虔诚者”路易采取了抵抗措施，839年丹麦人依然对弗里西亚发动了新的攻击。当自称罗斯人的斯韦尔人受拜占庭皇帝派遣来到法兰克宫廷以求借道中转回家时，“虔诚者”路易担心他们是奸细，决定将他们关起来进一步讯问。也许对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普遍担忧能够解释他的这一反应。

袭击弗里西亚的一个海盗头子正是哈拉尔。833年参与叛乱的“虔诚者”路易大儿子罗退尔，显然鼓励哈拉尔袭击弗里西亚以增加“虔诚者”路易的执政难度。哈拉尔甚至在“虔诚者”路易重掌大权后继续偷袭弗里西亚。836年，丹麦国王霍里克一箭双雕，一方面派使者出使法兰克王国，宣称自己同弗里西亚的袭击无关；另一方面声称已经抓捕并杀掉祸乱之人(然而被处死的人中并没有哈拉尔)，并且进一步索要奖赏。838年，霍里克要求“将弗里西亚人归他所有”。“虔诚者”路易对此异常愤怒，并嗤之以鼻。然而在“虔诚者”路易在位最后几年生产量巨增的杜里斯特造币厂也由此遭受了可怕的袭击。这些硬币的最大受益者就是丹麦海盗，但他们给弗里西亚和商人带来了巨大损失。《圣伯丁年代记》记录了834年杜里斯特所遭受的一次毁灭性袭击，又记录下835年杜里斯特被洗劫一空，836年被毁灭。这绝不仅仅是玩弄辞藻：贸易中心至关重要的事情是每年补充货源。尽管有考古证据表明，一场为疏通航线而发动的必败战争即将开始而且注定要失败，杜里斯特还要继续为路易王廷提供重要的给养保障。事实上，弗里西亚的贸易也开始通过其他渠道开展。

弗里西亚通过主干线同法兰克王国的政治中心保持联系，尤其是公元800年左右亚琛(Aachen)成为帝国的实际国都之后。但是还有两个地方为帝国的富足与强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个是地处西法兰克地区的纽斯特里亚(Neustria)，它位于卢瓦河与默兹河之间，是墨洛温王朝的古老中心。这里汇聚了卡洛林王朝最富足的修道院和最优良的土地。9世纪初，塞纳河两岸的葡萄酒交易已经非常活跃，从巴黎到海岸之间的这段河岸两侧布满了栈桥和小口岸。自8世纪初至9世纪四五十年代，卡洛林王朝以强力控制巴黎和塞纳河盆地，甚至不惜流血牺牲。另一个关键地区是同样拥有辉煌历史和丰富文化遗产的阿坦基。阿坦基在9世纪时相对独立，政治地位重要，这里为法兰克国王和贵族们提供了到外省捞好处的巨大资源。836年，努瓦尔穆捷岛上的修道院遭到海盗的袭击后，“虔诚者”路易反应迅速，授权修建防御工事。阿坦基西临大西洋，漫长的海岸线使得它很容易受到来自海上的攻击；卢瓦河、沙伦特河(the Charente)、多尔多涅河(the Dordogne)和加龙河(the Garonne)为进入腹地提供了途径。

法兰克分裂，维京人上位

840年6月，“虔诚者”路易死后不久，他的三个儿子——罗退尔、“日耳曼人”路易、“秃头”查理以及他们的侄子阿基坦的丕平二世(Pippin II)随即开始了残酷的继位之争。841年，罗退尔将瓦尔切伦岛和周边地区分封给“海盗哈拉尔”，这一做法激怒了罗退尔弟弟们的支持者——信奉基督教的弗里西亚人竟要被异教徒丹麦人所统治。罗退尔的政策同他父亲无异，代理人甚至还是同一个，然而这标志着丹麦军阀开始了对弗里西亚长达几十年的统治。至于阿基坦，那时有些人认为，841年6月25日丰特努瓦之战(Battle of Fontenoy)中贵族的巨大伤亡对未来几代人的防御能力造成了致命的伤害。简而言之，法兰克王国的财富在增长，丹麦人对这些财富的熟悉程度、欲望及掠夺能力也在相应增长，而法兰克王国保护财富的能力却在日益下降。帝国到了危急时刻。

9世纪30年代法兰克内战之后，北方人就对法兰克王国富裕而又脆弱的地方发动袭击。首当其冲的是840年之后“秃头”查理所统治或占据的西部地区。首先是鲁昂及其附近的圣万德里耶修道院(841年)，然后是昆都维克的贸易中心(842年)，最后是南特(843年)，先后遭到洗劫。之后在843年7月，卡洛林王朝的交战各方和解，同意将法兰克王国一分为三(将阿基坦的丕平二世排除在外)。法兰克的作家们注意到袭击者对于赎金和以白银支付的保护费有着浓厚的兴趣。圣万德里耶支付了6镑白银才使修道院免予遭劫，圣丹尼斯修道院的僧侣用26镑白银作为赎金换回了68名俘虏(僧侣以及其他人，后者也许是圣丹尼斯修道院的朋友)。昆都维克几乎没怎么逃过洗劫，“除了因交了保护费而留下来的建筑”。在南特，袭击发生在圣约翰日，当时城里都是有钱人，许多有钱人被抓走。接着阿基坦地区西部遭到了毁坏。一份阿基坦的材料把这些袭击者称为韦斯特法尔丁吉(Westfaldingi)，即来自奥斯陆峡湾以西的韦斯特福尔(Vestfold)。《圣伯丁年代记》记录，“最后这些北方人在某个岛上(可能是努瓦尔穆捷岛)登陆，把家眷从大陆带来，决定在一个类似永久定居点的地方过冬”。这里成为沿大西洋海岸线进行进一步军事活动的基地。直到9世纪末期及之后，卢瓦河下游一直有北方人。

抓捕俘虏以获取赎金一直是法兰克王国时期斯堪的纳维亚人活动的特点。当时抓获的俘虏包括一位布列塔尼伯爵、几名西法兰克的主教(9世纪80年代，其中一位被带到大海另一边)和圣丹尼斯修道院的院长。圣丹尼斯修道院院长的被俘最为有名，858年，他被赎回时赎金高达686镑黄金和3250镑白银。“为了支付这些赎金，修道院在国王的命令下散尽珍宝。”在其他有可能受到攻击的目标地，人们很快意识到逃跑也是一种勇敢的表现。相应地，一种生动的文学体裁——被称为翻译文体(translatio)，描述了宗教团体如何将他们的圣物移至安全地方。819年至836年，努瓦尔穆捷岛上圣菲利伯特修道院的僧侣每年都会从岛上撤退，背井离乡前往法兰克王国内地的避难所，最终于875年在勃艮第的图尔尼(Tournus)安顿下来。我们通过一位名叫埃门塔尔(Ermentar)的僧侣的生动描述了解了僧侣们的长途跋涉，现代史学研究对圣菲利伯特修道院的最终消逝也非常熟悉，但这依然是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撤离总归是临时的，一旦北方人离去，僧侣们就会回到修道院。北方人能轻易进入的河流也成为这些潜在受害者的逃生通道。845年，圣热尔曼修道院的一位僧侣写道：“所有圣人遗物和宝物都被设法转移到塞纳河上游。”六周后僧侣们回到修道院，发现修道院只受到了表面上的损坏，仅有几座附属建筑被烧毁。然而(雪上加霜的是)北方人进入了地下室，毁坏了里面的藏品。858年复活节圣热尔曼修道院再次遭到攻击，事先得到消息的僧侣们已在冬季将圣物、珍宝、档案甚至图书馆都搬走了，只留下了一小批人员藏在地下通道里。懊恼的袭击者杀死了修道院的一些佃农，放火烧了地下室。但是他们很快离开，僧侣们才得以从藏身之地现身，并扑灭大火。

860年，圣伯丁修道院遭到攻击，但是人们已经事先得到多次警告。根据二三十年之后一位作者凭记忆和口头证词撰写的翻译文体作品记录，所有的僧侣都逃跑了，除了四个“除非上帝有别的意志，否则一心殉道的僧侣”。这种略带讽刺的口吻在描述偷袭者——他们希望“抓捕一些僧侣”——用令人难堪的侮辱和愚弄的方式(比如往鼻孔里灌水直至他的肚子胀起来)制服了四个僧侣中“老弱无用”的三位，并试图带走稍微“肥胖的”第四位，显然是为了获得赎金。第四位僧侣是唯一一个被杀死的人。他拒绝安静地跟他们离开，而是扑倒在地上，宁愿死在那里，他可能“被埋在祖先的墓地里，他的名字会记录在教友的名单里”。劫持者被他的冥顽不化激怒，开始“用长矛打他”，然后“用矛尖刺他”，直到这种残忍的把戏完全失控。

学者引用这个故事以证明维京异教徒的好战，并对基督教僧侣殉道感到欣慰，但它恰恰说明北方人的目的显然在于抓获俘虏而不是杀戮。野蛮人的特质不是好战。后续的故事进一步说明他们对基督教的神圣权力心存一种狡诈的敬意：这些北方人的首领“聚集了大量的白银，全部堆在埋葬圣伯丁修道院的教堂祭坛上，并且委托给上面故事中提到的教友看管，以免被人偷去”。当有异心的维京人试图偷盗这些战利品而当场被抓，首领则把他们绞死在修道院大门上。“上帝通过这些异教徒的手进行短暂的惩罚，显示了基督教的力量加在那些亵渎神灵之人身上的永久折磨。”历史记录中有六位西法兰克主教被北方人杀害，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抓捕过程中死去的。859年，主教努瓦勇的伊莫(Immo of Noyon)在“与其他贵族罪犯”一同押解途中被杀。甚至一些地位低微的人也因赎金被俘。866年，“秃头”查理和维京人在塞纳河上签订了一项协议，自这项协议签订起，任何一名被北方人俘获并逃跑的俘虏(不自由的农民)要么被交还，要么以北方人确定的价格赎回。北方人可以利用佃农，令其在被交还之后进行劳动。那么他们还贩卖奴隶吗？也许有时候会。但是在9世纪，对于那些担心食物供给和在吃水较浅的船上航行的勇士来说，这种贸易没有多大的意义。相比之下，从斯拉夫地区到伊斯兰世界的陆地奴隶交易却多有记载。当时法兰克的大量记载中几乎没有维京人在法兰克王国领地内进行海上奴隶贸易的记录。

维京人偶尔会前往卡洛林王朝领地以外很远的地方冒险。844年，加利西亚和安达卢斯遭到袭击。859年，“丹麦海盗经过长距离的海上航行，通过西班牙和非洲之间的海峡，沿着罗讷河向上游行驶”。他们抢劫了一些城镇和修道院，在卡马格岛上建立基地(《圣伯丁年代记》记载)。10世纪和之后穆斯林的一些记载记录了这次航行中的其他事件：安达卢斯首先遭袭，然后是非洲纳库尔地区(Nakur)的小国摩洛哥，那里的王室女眷被掳走，科尔多瓦酋长支付赎金后才被送回；返回途中损失“40多艘船只”。维京人这次远征的最后一次胜利是俘虏了潘普洛纳国王(the king of Pamplona)， 861年国王被以6万枚金币赎回。中世纪后期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版本的《拉格纳萨迦》(Ragnar’s Saga)曾提到这些地中海之旅，这些历史事实即是这个萨迦的基础。这一切都很神奇但又罕见。在法兰克王国，四个地区是维京人经常袭击的目标，关于这些袭击还需仔细研究。

维京影响种种

首先是塞纳河盆地。841年对圣万德里耶修道院的攻击，以及845年对巴黎和圣热尔曼修道院的攻击，都只是开始。852年或853年，一支维京军队在塞纳河流域过冬；从856年至866年，维京人持续在那里活动。他们从朱夫塞(Jeufosse)和瓦塞勒(Oissel)的基地出发，逐渐深入攻击塞纳河上游，862年到达莫城(Meaux)， 866年到达默伦(Melun)。876年或877年，一支处于法兰克监视下的维京舰队在塞纳河口过冬，除此之外，直到885年，塞纳河及其支流都没有遭到骚扰。随后，巴黎经历了长达一年的围困，其腹地也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886年或887年，维京人进入塞纳河支流约纳河(Yonne)，从那里对勃艮第的周边地区进行抢掠，围困桑斯半年；他们还进入马恩河，从那里对特鲁瓦(Troyes)发起陆上袭击，并深入内陆地区凡尔登和图尔。890年，北方人又返回塞纳河，向上游进发，之后进入瓦兹河。

从经济地理角度来看，塞纳河盆地构成了“秃头”查理(843—877年在位)统治下西法兰克王国的核心区域，9世纪一位当地作家称之为“查理的天堂”。查理统治前期，由于受叛乱者和卡洛林王朝内部竞争势力影响，他对维京人的抵抗时断时续。公元9世纪60年代初，他开始致力于保卫他的天堂之地，配合实施了几种措施，包括支付贡银、雇用各种维京军队、修建设防的桥梁。尤其引人注目的是862年至866年间在蓬德拉尔什(Pont de l’Arche)修建的防御桥梁，它位于鲁昂的上游和皮特尔宫下游。866年之后，查理有效地保护了塞纳河盆地。甚至在这之前，他阻止了所有维京人沿着瓦兹河进行的入侵，因为他的两座宫殿，贡比涅宫和奎亚兹宫——就坐落在瓦兹河的岸边。“秃头”查理的儿子和两个孙子相继死去后，只留下一个五岁的孩童继承王位，他被称作“糊涂”查理(Charles the Simple，当时这个绰号的意思是“直来直去”，而不是愚蠢)。885年开始，维京人对巴黎及其周边地区的攻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卡洛林王朝西法兰克王国持续的厄运是其中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东法兰克国王“胖子”查理(Charles the Fat)在军事上的无能，他从884年至887年统治着重新统一的法兰克王国。公元888年之后，西法兰克王国成为几个国王争夺的目标。其中一个是巴黎伯爵厄德(Odo)，他在885年至886年期间成功地保卫了巴黎。另一个国王是糊涂的查理，他于898年取代了厄德。当地的防御也被组织起来。“海盗头子”罗洛和手下深入塞纳河盆地上游的内陆地区进行抢劫之后，当地贵族联合起来，并于911年在沙特尔(Chartres)彻底击败了这些海盗。“糊涂”查理效仿早期卡洛林王朝曾采用的策略，即招募一支维京军队来击退其他的维京军队，并且要求他们皈依基督教。查理直接让罗洛驻扎在鲁昂以抵御来自海上的海盗。

这就是诺曼底历史的开始。10世纪初，“糊涂”查理和罗洛签订了一份正式协议，据说罗洛被任命为鲁昂伯爵，因此被“正式”编入西法兰克王国，罗洛的地位稳定下来。911年参与袭击的那些海盗可能从来没有公开宣布放弃漂泊的生活，但是袭击也许变得越来越无利可图或充满风险，而历史上饱受侵扰以致人口减少的塞纳河下游地区变得适宜定居。10世纪20年代，西法兰克王国明显衰弱，无法对鲁昂及以西的地区进行有效干涉。罗洛活到927年，足以稳定一片边界确定的领土并且将它传给儿子，也足以改造新的领主以适应鲁昂教会省。法兰克的贵族阶层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人名、地名和语言证据证明此时斯堪的纳维亚定居者数量较少，然而同法兰克人的通婚却是迅速而广泛的。10世纪中期，很难在鲁昂找到讲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人了〔尽管在巴约(Bayeux)还有一些讲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人继续存在了二三十年〕。为数不多的被法语借用的斯堪的纳维亚词汇几乎都保留了下来，尤其是涉及船只和航运的词汇。到11世纪，罗洛的曾孙想创造出一些诺曼传统来娱乐宫廷。Nor(d)mannia，即诺曼底，是一个法国省区；Nor(d)manni，即维京人的后裔，被法兰克文化全部同化。简单地说，他们就是公爵领地上的居民。在代管斯堪的纳维亚人永久定居点这件事上，诺曼底绝对是一个例外。

第二个受斯堪的纳维亚影响较大的主要地区是阿基坦。袭击者们沿着加龙河向上游行进，并在844年到达图卢兹。845年，加斯科涅公爵西格温(Sigwin)试图保护圣特(Saintes)不被抢劫，但是却被北方人杀死。在长期围困之后，波尔多于848年落入维京人之手。梅勒(Melle)是造币厂所在地，也是卡洛林王朝重要的白银产地，也在848年惨遭洗劫。849年，佩里格(Périgueux)遭到洗劫。同时，“秃头”查理和他的侄子阿基坦的丕平二世之间的王室内部矛盾也使这个地区日益脆弱。然而，丕平在保卫波尔多的斗争中失利，这在848年引发了阿基坦地区对于查理的大规模投奔。

有两个地区代表了阿基坦的兴衰与荣辱。一个是普瓦提埃(Poitiers)，卡洛林王朝的要塞，王宫可能就坐落在郊区的圣希拉里修道院。855年，驻扎在卢瓦河的北方人徒步从陆上攻击普瓦提埃，阿基坦人奋起反抗，痛击敌人，大约300名敌人落荒而逃。然而，857年，情况就大相径庭了：还在同查理争权的丕平“同丹麦海盗结盟，并洗劫了普瓦提埃”。863年，北方人被收买，没有洗劫普瓦提埃，但是将圣希拉里修道院付之一炬。865年，当“秃头”查理忙于应付塞纳河上的海盗时，驻扎在卢瓦河的北方人徒步前往普瓦提埃，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他们烧毁这座城市，并毫发无损地回到船上。但是868年，“普瓦提埃人向上帝和圣希拉里修道院祈祷，并鼓起勇气向北方人发起攻击，杀死一些北方人，又将其余人赶跑。他们将十分之一的战利品捐赠给圣希拉里修道院”。普瓦提埃幸存下来，在10世纪成为一个公国的中心。沙伦特河沿岸的内地城市昂古莱姆(Angoulème)是卡洛林王朝在阿基坦地区的另一个主要基地。9世纪60年代之前，昂古莱姆一直安然无恙。60年代后，昂古莱姆遭到了维京人的破坏。在当地伯爵的领导下，昂古莱姆一直是当时抵抗的中心。868年，“秃头”查理下令重新加固这座城堡。从此，这一地区就再没有发现斯堪的纳维亚人活动的迹象了。昂古莱姆以及教堂的档案几乎完好无损。

这两个例证充分表明了皇家作为的重要作用。尽管当地人不乏抗击北方人的意愿，但国王把地方性的抗击提升为更广泛的防御战略，他还可以运用对阿基坦教会的影响力。9世纪60年代后期，布尔日大主教成为皇家在这里的关键人物，国王又将得力的波尔多大主教从易受攻击的教区调离。11世纪前，几乎再没有关于波尔多的连续文献记录，同一时期波尔多教区和其他阿基坦教区主教名单也出现了中断。有人认为这些证据证明维京人毁掉了阿基坦。事实上，这些不利的证据只能证明一些教堂损失了大量资料。9世纪，教皇在信件中批评了阿基坦贵族。毫无疑问，维京人的攻击造成了教会中心的变迁，假如波尔多的记录是一片空白，那么9世纪后期的利摩日(Limoges)则记录下一片赞歌。

布列塔尼和纽斯特里亚是维京活动的第三个区域。自9世纪40年代早期开始，北方人就活跃在南特周围。此后，袭击者沿卢瓦河向上游深入，攻击一些富庶的修道院，如图尔的圣马丁修道院(853年)、弗勒里的圣贝诺特修道院(865年)。布列塔尼首领萨洛蒙(Salomon， 857—874年在位)和安茹伯爵罗贝尔各自雇用了一支斯堪的纳维亚小型舰队，罗贝尔支付了6000镑白银。866年，“大约400名同布列塔尼结盟的北方人，他们骑马由卢瓦河而来，洗劫了上游的勒芒(Le Mans)”。他们在返回舰队的路上，在昂热(Angers)附近的布里萨尔特(Brissarthe)遇到罗贝尔和其他三位法兰克伯爵及其军队。消息灵通的编年史家雷吉诺(Regino)这样描述这场遭遇战：北方人寡不敌众，躲进了一座石头修道院中。罗贝尔架起工事围困修道院，他因为自信而变得鲁莽，摘下了头盔，脱掉了锁子甲。北方人立刻冲出来展开攻击，他们杀死了罗贝尔，并将他的尸体一起拉回修道院，显然是想索取赎金。失去首领的法兰克人只能撤退，北方人趁机回到卢瓦河。

9世纪60年代后期，萨洛蒙与“秃头”查理合作，在873年同北方人的战斗中取得明显胜利，这些北方人在此之前就已经躲在昂热一段时间了。根据雷吉诺的描述，布列塔尼人甚至想到了将马耶讷河改道，这样北方人的船只就会搁浅。兰斯的安克马尔(Hincmar of Rheims)在《圣伯丁年代记》中写道：“北方人同意离开昂热且不再返回。他们要求2月之前留在卢瓦河上的一个小岛上，并且保留那里的一个市场。”“秃头”查理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条件是1到2月份期间，“他们要么接受洗礼，要么离开他的领地”。同时期的一封信中，安克马尔生动地想象了南特的局面：法兰克的南特主教阿克塔德(Actard)“没必要”迁移到“更安全”的教区了。阿克塔德的职责显然是留下来帮助“这些住在他城里的异教徒皈依基督教”。安克马尔还比较了耶路撒冷和科尔多瓦，这两个地方都仍然有基督主教居住：“伯爵和他的家人都可以与异教徒同住一个城市，一个不需要抚养妻子和孩子的教士为何做不到？”

萨洛蒙的几位继任者有时利用维京人同布列塔尼人争权，但更多的是积极同维京人作战。阿兰伯爵(Count Alan)有效地保卫了布列塔尼。890年，“从塞纳河”来到布列塔尼-弗里西亚边界城市圣洛的“北方人”被赶走了。但是其他维京人还留在卢瓦河下游。阿兰伯爵死后，布列塔尼的抵制就瓦解了。阿兰伯爵的女婿和孙子逃往英格兰。随后20年间，维京人辖制了布列塔尼。直到阿兰的孙子阿兰二世(死于952年)返回并将他们永远驱逐。有趣的是，北方人在欧洲大陆活动最重要的考古证据——异教的船莽——是在布列塔尼的格鲁瓦岛发现的，然而布列塔尼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定居点几乎没有留下地名之类的证据。阿兰二世还恢复了受到极大影响的教会组织。

默兹河下游到莱茵河区域是第四个应该关注的地区。随着盎格鲁-撒克逊人及欧洲大陆作家所谓的“庞大军队”从英格兰来到这里，879年维京人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加剧。圣瓦斯特修道院(St. Vaast)的编年史撰写者记载：“北方人听到法兰克王国的内部纷争就横跨大海来到此地。”“纷争”是在西法兰克国王死后和王国分裂之后发生的。虽然881年西法兰克人在索库尔(Saucourt)大败北方人，但西法兰克几位国王不久之后也都死去了。东法兰克国王路易三世于880年在蒂梅翁(Thiméon)“杀死5000多名北方人”，但是他的儿子也被杀死。882年国王路易三世病死之后，“派去攻打北方人的军队停止了攻击”，“大部分士兵”因为这一戏剧性的反转得以幸存。

9世纪80年代，法兰克王国遭到了史无前例的严重破坏，当时的年代记做了详细记录。880年或881年，北方人在奈梅亨增强防御工事并在那里过冬。之后，他们洗劫了列日、乌得勒支、通格尔、科隆、波恩、曲尔皮希、于利希、诺伊斯、亚琛宫(“北方人曾在这里的皇家礼拜堂养马”)等地以及因登、马尔梅迪和斯塔沃洛的修道院。在戈德弗雷德和西格弗雷德两位“国王”的领导下，这些北方人在默兹河上的阿塞尔特(Asselt)建立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法兰克国王“胖子”查理集结军队围攻，随后同戈德弗雷德达成协议。戈德弗雷德在收到一笔钱并得到弗里西亚的几个郡县后同意皈依基督教。据《富尔达年代记》(Annals of Fulda)记载，谈判期间，一些法兰克人未经允许进入阿塞尔特城，“一些人去经商，一些人去探查防御工事”，他们“或被处死，或被扣留以获得赎金”。西格弗雷德同另一个维京首领高姆(Gorm)得到了2000镑黄金和白银。然而，这并没有终结883年维京人对莱茵河上游的一系列袭击，因为一支新的维京小队得到了戈德弗雷德的默许，他们穿过了弗里西亚南部，在杜伊斯堡(Duisburg)建筑防御工事以便在那里过冬。

同一年，国王“胖子”查理的堂弟，也就是罗退尔二世的私生子休(Hugh)希望能在中弗里西亚得到一些利益，他安排妹妹吉塞拉(Gisela)嫁给戈雷弗雷德。这直接威胁到“胖子”查理的权威，也激怒了他。“胖子”查理试图要回戈雷弗雷德的新娘。885年，戈雷弗雷德被骗去参加一次国王的会议，然后被杀。吉塞拉也被迫与准新郎分开，科隆主教欺骗她说这是一次和谈。在经历多次防御失败后，887年“胖子”查理被废黜。“北方人听说法兰克王国内部不和，国王被废，导致他们以前从未能得手的土地变得空虚了”。但是也有证据显示当地的反抗更加有效了。在圣伯丁修道院这一地区的勇士就在保护那些手无寸铁的人。法兰克王国的重新划分使东法兰克王国一位有能力的国王阿努尔夫(Arnulf)成功加冕。891年，阿努尔夫在鲁汶的维京城堡附近的戴尔河打败了那支“庞大军队”的余部。这一年底，维京人“庞大军队”离开法兰克前往英格兰。他们在布洛涅“得到船只(法兰克人提供？)，带上马匹及所有财物，全部穿过大海”(《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为何9世纪80年代维京人的攻击如此激烈？越来越多的攻击都至关重要，同样关键的是他们对中部洛塔林吉亚王国的专注程度。由于卡洛林王朝的继任问题变化莫测，且罗退尔二世的私生子休被排除在王位继承人之外，中部王国在870年灭亡，分裂为东西法兰克。结果是，尽管继承者想得到洛塔林吉亚的资源，但这里并没有被当作任何一个王国的核心区域。北方人在该地的王宫(亚琛、奈梅亨)的逗留独一无二。洛塔林吉亚不是任何人的“天堂”，它只是休梦想中的天堂，他一直准备同戈德弗雷德结盟以恢复他父亲的王国。这也许说明了为什么罗退尔二世的女儿吉塞拉愿意嫁给戈德弗雷德，以延续她这一支卡洛林家族的地位。

为什么维京人源源不断而来

关于这个问题，想要从众多的材料中概括出原因并不容易。当时的资料并不平均，有的试图进行较全面的记录，有的只是记录本地情况，还有的只关注教会。对于斯堪的纳维亚人活动的地点、规模及速度的记载有明显差异。现代历史学家将编年史中记录的“Nordmanni”或“Dani”翻译为北方人或丹麦人，好像他们对等的样子。其中的差异因此就被掩盖起来。在这些标签下，一些明显不同的少数群体就无法辨别。《圣万德里耶修道院编年史》记载了841年至856年间的历史，介绍了一系列曾率领舰队进入塞纳河的“海盗首领”：奥斯卡、西德洛茨(Sidroc)、戈德弗雷德和比约恩(Björn)。要不是有一些独立的首领会率领一些战队单独行动，“秃头”查理钟爱的战术(招募一支维京部队用以抵挡其他维京人)根本无法运用。同样，维京人的成功也归功于他们在必要的时候愿意合作。

这两点都能从维京首领韦兰(Weland)的经历中得出来，通过《圣伯丁年代记》，我们也可以将其重现。860年，“秃头”查理同韦兰在索姆河会晤，韦兰同意攻击驻扎在塞纳河上的瓦塞勒的一支维京人，条件是收取“在严格监督下称量的3000镑白银”。由于支付延迟，韦兰离开并前往英格兰，861年，他率领200艘船只返回法兰克。“秃头”查理答应支付5000镑白银和缴纳大量的牲畜和谷物。韦兰按照约定包围了瓦塞勒的维京人，但他却收到了这些维京人支付的6000镑黄金和白银，韦兰最终同意与他们合兵一处。之后韦兰使“秃头”查理同意他规模硕大的舰队(以兄弟会为单位分成几个不同的子舰队)在塞纳河沿岸的各个港口过冬，甚至包括远在内地的圣莫尔-德·福塞斯。862年初，这些维京人离开塞纳河：“当他们到达海上，就分为不同的舰队，朝不同方向驶去。”韦兰自己却没有离开，他宣誓效忠“秃头”查理，同他的妻子、儿子及一些手下一起皈依了基督教。第二年，韦兰的两个手下人向查理指控韦兰不忠。在随后的一次“根据他们习俗”而进行的决斗中，韦兰当着“秃头”查理的面被杀死。同维京人过于密切的接触对于法兰克国王来说是充满危险的，但对于维京人也同样危险。

维京人会被可以搬走的财富吸引。他们获得的一些收入是雇佣费，比如861年支付给韦兰的那笔钱。另一些收入包括保护费，比如857年巴黎的三大教堂——圣史蒂芬修道院、圣丹尼斯修道院和圣热尔曼修道院的教堂——支付给北方人的费用，以避免遭到毁坏。882年，“胖子”查理支付给西格弗雷德和高姆几千镑黄金和白银，“以便他们继续蹂躏西法兰克王国”。有时候这些钱是由地方筹集的，比如841年塞纳河下游修道院所筹集的钱。845年之后，贡金通常是由国王募集的。884年，西法兰克国王卡洛曼(Carloman)同意支付1.2万镑黄金和白银。他死后，西法兰克王国权贵试图重新谈判，北方人回复：“这笔钱是国王答应的，不管谁继任，如果想要和平安静地统治的话，就必须支付这笔钱。”

据说捐资通常全部或大部分来自修道院的财富。然而，866年和877年，整个西法兰克王国都捐资了：皇家全面提前征税，影响了农民的储蓄、贵族囤积的财富、修道院的财富和商人的保险柜。866年，北方人也许是担心货币贬值，他们“根据各自的规模”将收款具体化。当时年代记记载的数据表明，西法兰克国大约支付了3万镑白银，大部分是以现金的形式，大约为700万便士。从供应方来说，这是可行的，因为“秃头”查理执政时期造币厂的产量超过5000万便士。这些钱币后来的去向呢？为什么只有不足100便士出现在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窖藏中？大多数白银去了不列颠东北部岛屿(见第十一章)。到达斯堪的纳维亚的钱币都被熔掉，重新用来修饰建筑、船只和武器，以及用于个性化展示和装饰的物件。这些物品有时也是北方人的战利品。法兰克王国对剑十分珍视，864年，“秃头”查理禁止将剑出售给北方人，违者将被处死。据《圣伯丁年代记》记载，“剑带以及男子马匹的装饰性装备上的小金属配件”也标明了价格。想象一把法兰克宝剑的剑具皮带上的顶端装饰，你可以感受到偷窃而来的精致和闪闪发光的样子，这也是权力货币——展示显赫身份、拥有皇家勇士并使他们妻子美丽动人的资金来源。

表一　9世纪的贡金和赎金

维京人作为胜利的勇士得到了这些战利品，但是他们相对于法兰克人的优势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显而易见。在武器方面，维京人处于劣势：他们有很好的斧子，却觊觎法兰克人的剑；维京人没有防身盔甲，同穿着盔甲的法兰克人相比形同裸体；维京人会使用围城机械，法兰克人也会；维京人的机动性有其局限性，大船可以载着他们从斯堪的纳维亚出发，随后在英吉利海峡中穿梭，从一处海岸或河口向另一处运动，然而沿河道向法兰克王国中心前进就需要人工划船，即使顺风，前进速度也相对缓慢。修道院通常能够较早得到北方人来袭的警报，也就有充足的时间将文物和珍宝转移至安全地带。正如857年维京人攻击普瓦提埃的情况，步行前进对于维京人而言充满了风险。关于丹麦铁骑兵的记录最早见于810年，但到了法兰克王国，丹麦人首先得找到马匹。

在某些军事技巧方面，维京人技高一筹。第一，他们有很好的情报。维京人常常能够提前得知法兰克人的行动，并且对法兰克内部的政治变化反应迅速，尤其在878年和887年。第二，他们适应能力强。“不同的兄弟会”能够组成一支庞大的军队，也能够再次分散为不同的群体。维京人愿意离开船只，通过骑马或步行在陆地到处游走。他们能够穿越森林区袭击圣伯丁修道院，法兰克人却不愿意穿越森林。被困于布里萨尔特的维京人则利用一个石头教堂作为临时堡垒。885年，巴黎外的维京人挖了一个暗坑，用来抓捕毫无防范的法兰克骑手。第三，时机得当。选择节庆的日子攻击意味着能够抓到聚集的人群，并将他们作为俘虏(法兰克人后来识破了此战术)。维京人有时在晚上攻击。第四，航行技术高超。比起法兰克人，北方人毫无疑问是更优秀的水手。他们可以驾驶着长长的船只穿梭于岛屿之间，娴熟地利用岛屿作为堡垒。第五，他们懂得选择并修建有利的防御工事，这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法兰克的资料多次证明了这些技巧，尤其是在9世纪80年代。情况也许是这样，与法兰克贵族不同，北方人不介意弄脏他们的双手，他们齐心协力挖壕沟、修城墙。当然，他们有极强的动机来迅速行动，因为这些要塞能够让他们在敌对国家的土地上过冬、守卫战利品以及补充人员。

表二　9世纪维京船只及船员人数

表注：唯一的盎格鲁-撒克逊资料是《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它是874年至896年期间最全面的，但是几乎没有提及人数。内容最为丰富的法兰克资料《圣伯丁年代记》尤其提供了9世纪60年代的详细资料。845年、880年和881年的维京伤亡数字则来自其他不太确定的资料。

最后一点是有争议的。我们很难估计斯堪的纳维亚军队的力量：相比人员的数量，船只的数量更具体可感。因为船只大小各异，搭乘人员的数量从10人到60人不等。中世纪早期的作者们在运用数字方面比较主观，他们通常使用整数，这显然不太可信。但更精确的数字可能又缺乏依据。总体来说，有证据表明战斗小队通常有几百人，由此可以推论当时所谓的“庞大军队”人数大概有几千人。9世纪80年代之前，法兰克人遇到的敌军人数相对较少，但同时他们自己的军队人数也不多。查理大帝的军队保守估计在5000人左右。

本章开始讲述了845年北方人对巴黎的攻击。圣热尔曼修道院的僧侣形容拉格纳(Ragnar)从天而降，其中的原因和动机有待进一步讨论。我们从当时一位圣人的生平中恰好可以发现，拉格纳曾经到过法兰克：大约在841年，“秃头”查理曾分给他位于弗里西亚的图尔霍尔特(Turholt)附近的土地，但他最终失去了土地和“秃头”查理的青睐。从这个角度来看，拉格纳的袭击更像是报复，“秃头”查理给他的7000镑白银更像是补偿，但拉格纳心里还有另一个人选。这位僧侣描述了拉格纳是如何收下这笔财富后返回丹麦的：

“拉格纳觐见国王霍里克，并向国王、要员和贵族展示他从法兰克带回的金银。他说自己已经控制了巴黎，进入了圣热尔曼修道院，征服了查理的整个王国。他还展示了修道院的一根横梁和巴黎城门的门闩，接着又吹嘘法兰克王国惊人的财富，以及得到这些财富轻而易举。他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肥沃富饶的土地，也从没见过如此懦弱的人民。”

圣热尔曼修道院的翻译文体的作者如何知晓发生在霍里克宫廷里的事？来龙去脉是这样的。恰巧国王日耳曼人路易派遣由科博伯爵(Count Cobbo)所率领的使团前往霍里克宫廷，拜访结束后他们又前往圣热尔曼修道院朝拜。显然科博伯爵向这位僧侣提供了信息，进一步的细节描述证明了这个故事的可信度。另一个证据指出拉格纳尔德于845年去世。这个翻译作品自圆其说地描述这一事实：“拉格纳尔德说法兰克唯一英勇的人是一位叫热尔曼的老人。那一时刻，他像伟人一样轰然倒下。他的身体开始膨胀，直至爆裂死去。”翻译作品以冰冷的口吻补充：“国王霍里克担心法兰克王国的神灵惩罚他的子民，下令处死拉格纳的所有随同。”其他证据证实了霍里克急于通过严惩袭击者来同法兰克人讲和。

拉格纳企图打动丹麦宫廷里的人，并由此招募人手，这让国王霍里克感到了威胁。9世纪中叶维京军阀在国内的活动目标明显指向诺曼底。丹麦王国的组织和军事力量使其具有吸引力，变成值得奋战获得的奖励。丹麦内战爆发，在法兰克边界横行了20年之久的军阀们终于在854年返回国内，还有一些于855年返回，他们“希望得到王权”。9世纪后期，另外一些衣锦还乡的北方人打算依靠他们在法兰克王国所获得的收益过上大贵族的生活。882年，西格弗雷德和高姆将“载满金银财宝和俘虏(从法兰克抢掳而来)的船只派遣回国”。对于法兰克战利品的需求与对国内权力和地位的追逐密不可分。从抢劫中获益的军阀越多，效仿者也就越多。

在某些情况下，北方人明显希望在法兰克统治者分封给他们的领地内定居下来。弗里西亚对于斯堪的纳维亚的军阀尤其具有吸引力，而法兰克人并没有把弗里西亚视为帝国整体的一部分。826年，哈拉尔得到吕斯特林根；841年，他又得到瓦尔切伦。852年，哈拉尔的法兰克靠山认为他“有可能背叛”而将他处死，哈拉尔在北部边境的活动戛然而止。850年，哈拉尔的弟弟罗里克(Rorik)攻占了杜里斯特之后，法兰克皇帝罗退尔决定让他“统治”弗里西亚南部，“条件是他要忠诚地向帝国纳税，以及其他财政方面的约定，并且抵制丹麦海盗的袭击”。罗里克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由此确立下来。861年，“秃头”查理的女儿朱迪斯(Judith)和佛兰德斯伯爵鲍德温(Count Baldwin of Flanders)私奔，他们向罗里克寻求庇护，但大主教安克马尔代表皇帝致信罗里克，警告他不能接纳这对任性鲁莽的情侣。

卢瓦河谷一直被认为是9世纪时期北方人几乎成功定居的一个地区。9世纪30年代起的一个世纪，各路军阀活跃在这个地方。到868年，当地人口已经建立起了互惠互利的关系。法兰克军队抓捕到一个僧侣，声称“他离开基督教居住区，而同北方人住在一起”。萨洛蒙以500头牛的代价同盘踞在昂热的北方人达成协议，以便他和他的布列塔尼人可以酿造葡萄酒。“秃头”查理下令修建图尔和勒芒的防御工事，北方人听说之后，“强行向当地居民征缴大量的银币、谷物、葡萄酒、牲畜，作为讲和的条件”。但是这基本上同9世纪60年代中期发生在塞纳河上的几次事件没有本质区别。那时禁止皮特尔周边的居民向北方人出售武器和马匹，违令者处死。另一次是北方人派遣大约200人到巴黎地区索要葡萄酒。864年，在莱茵河，罗退尔二世罗杜夫(Rodulf)率领的北方人提供“大量面粉、牲畜、葡萄酒和苹果酒”。北方人需要食品和酒，而他们自己不生产这些东西。维京人在卢瓦河上盘踞的时间比在塞纳河或莱茵河的时间都长一些。一个北方首领黑斯廷于9世纪60年代末就在卢瓦河上活动，882年他依然在此，尽管他可能不是持续待在那里。更重要的是，卢瓦河一带没有像弗里西亚那样官方分封的土地或爵位。另外，在这里盘踞时间较长的维京人主要居住在城市，比如南特和昂热，也许主要靠做贸易谋生。最后，没有考古和地名证据表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地主身份，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耕作的证据——像是后来在诺曼底幸存下来的这类证据，就更少了。9世纪70年代之后，英格兰人详细记录下了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活动。而维京人在法兰克王国的活动记录则大为不同，只有弗里西亚是例外。这显然说明法兰克人成功地(大部分情况如此)消除了维京人在他们的领土上定居的想法，因此没有了维京人定居的现象。

接触的影响

一些现代学者认为，有段时期法兰克人抱着听天由命的消极状态，之后开启了成功抵抗的新阶段。然而最早期的维京人袭击记录就表明抵抗和赔款是同步的：同一时期可能存在不同的反应，抵抗者也形形色色。9世纪30年代，贵族为保卫阿基坦而战；841年，一位王室家臣试图保卫塞纳河下游；864年，佛兰德斯的“当地百姓”参与抵抗；每个时期皇家任命的边境指挥官和伯爵都发挥了突出作用。一些主教也许在率领抵抗时被维京人杀死，因为这些主教本身就是好战者。854年，奥尔良和沙特尔的主教“准备好船只和士兵抵抗维京人”，盘踞在卢瓦河上的丹麦人被迫放弃了攻击奥尔良及其腹地的计划。880年，在东法兰克王国，挡北方人打击一支萨克森军队时，有两位主教被杀。在中法兰克王国，列日主教的英勇行为受到爱尔兰诗人塞杜里乌斯(Sedulius)的称颂：“当不怀好意的北方人看到您穿着白色战袍的士兵时，难道他不会颤抖吗？他逃回船上，不再敢有攻击法兰克王国的念头!”882年，莱茵兰地区，由平民和包括梅斯主教瓦拉在内的教会重要人物组成了一支联军，并击退了北方人。瓦拉被杀，但他的追随者继续战斗。修道院领袖甚至有时出于责任会表现出强悍的一面。年轻的科尔比修道院院长有“一个令人担心的习惯”。他的忘年之交费里耶尔修道院院长卢普斯(Lupus)这样形容他：“手无寸铁、不顾一切地加入战斗，追求胜利的欲望控制了年轻、精力旺盛的你。克制一下自己吧。我恳求你，调动你的军队，让士兵拿着武器去战斗吧!”农民也自发参与抵抗。882年，普鲁姆修道院的佃农组织了一次未能成功的抵抗：“与其说他们失败的原因是没有武器，不如说他们缺乏纪律性……他们像牛一样被屠杀。”859年，纽斯特里亚的农民发誓联合起来抵抗北方人。当时的一段墓志铭用冷酷的语气写道：“因为掉以轻心，他们被更加强大的敌人杀害。”法兰克精英们选择保卫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不是他们的子民，因此农民们自然认为最保险的抵抗就是逃亡。

抵抗本身并不是第二阶段才出现的，但是系统地组织全民抵抗需要时间。“秃头”查理修建的桥梁和城镇防御工事、西法兰克王国的修道院和宫殿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是“秃头”查理或许轻视了贵族的付出，他称这些人修建的“未经许可的矮墙”只是用来压制本国人的。但是矮墙也可以保卫他们，9世纪60年代修建的矮墙就起到了双重作用。90年代，圣伯丁修道院的作者记录了佛兰德斯和弗里西亚南部“新修建的矮墙”，显然是由佛兰德斯伯爵鲍德温一手策划的。圣伯丁修道院也同圣瓦斯特修道院一样修建了防御工事，在主教的倡议下建造了一座高耸的塔楼。巴黎的圣热尔曼修道院保存下来的10世纪塔楼让人们对于当时这一新的防御能力有了认识，拆除防御工事的时代结束，直至17世纪才又重新开始。这期间公共权力依赖于防御和反击的能力。

要想评价维京人对法兰克的经济所带来的影响，我们需要先把细节放在一边，用更广阔的视角来看。直到20世纪60年代，11世纪和12世纪维京人破坏修道院的恐怖故事才被历史地解构。就当今比利时所辖之地而言，这些故事被证明是不真实的；阿基坦地区恐怕也是如此。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维京人的活动对于法兰克经济起了积极的刺激作用。这可能过于弱化维京人造成的短期破坏，也可能夸大了他们造成的影响。赔款的需求似乎促使囤积的财富在中短期内得以释放出来，然而这对于一个部分货币化的经济体系的影响程度却不得而知。10世纪，佛兰德斯的货币流通原始且规模小，我们无法证明或反驳维京人的活动与商业的联系，因为贸易不一定以现金的形式进行。北方人在法兰克可能使用过钱币，他们参与当地市场的活动，购买法兰克的剑、马匹，以及苹果酒和葡萄酒之类的加工食物。南特和昂热的北方人肯定也有类似的需求。873年被驱逐出南特的北方人试图得到开办市场的许可。当阿塞尔特的北方人打开他们的市场大门后，法兰克人迫不及待地涌入并与之进行交易。9世纪末期至10世纪早期，沿海和沿岸地区主要进行城镇建设。9世纪80年代，莱茵河上的科隆和梅因茨重新修建防御工事。这一时期，默兹河上的于伊(Huy)、迪南(Dinant)、那慕尔(Namur)、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首次作为“要塞”和“城堡”得到实践检验。10世纪前后的几十年，佛兰德斯地区的根特、布鲁日、安特卫普掀开了商业的新篇章。9世纪中叶，昆都维克依然是(圣万德里耶修道院的)僧侣们选择逃亡的地方，也拥有盛产钱币的造币厂。塞纳河畔，鲁昂的商业地位重新恢复，并且自10世纪早期开始变得日益重要。卢瓦河及支流上的南特、昂热、图尔及奥尔良亦是如此。这一切与北方人在这些地方的活动不无关系，但这种联系也许同样受到更深层的经济增长推动力的影响。

劳动人口在一些农村地区得到重新分配。比如，从塞纳河下游河谷逃亡的农民增加了香槟地区的劳动力人口，从而增加了葡萄园的带薪岗位。为了吸引这些农民移民返乡，“秃头”查理于864年颁布法令，允许他们保留作为劳工时所挣的薪水。这使得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天平稍微向农民倾斜。许多农民可能并没有返乡，10世纪勃艮第的富足有部分要归功于这些农民在此定居。维京人的到来造成了短期影响，这对于逃亡的人来说显然是极其艰难的，不管他们是贵族、僧侣还是农民。人们将可带走的物品和牲畜全部带走。与小物件不同，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建筑物遭到毁坏。修道院的书籍和档案同金银财宝及圣骨一起被搬到安全地带，之后又被送回原处。这就是为什么卡洛林王朝的文化中心几乎毫无例外地依然得以履行其使命，比如巴黎的圣日尔曼修道院；有些则保存了重要手稿，后来它们被转移到新的文化中心，比如图尔市的马丁修道院的手稿在10世纪时转移到了卢尼克。鉴于农业生产的周期性以及法兰克人对袭击时机的逐渐掌握，维京人似乎不可能毁掉太多的收成。据说北方人从来没有像8世纪的法兰克人那样毁坏阿基坦的葡萄园。掠夺性消费者不是帝国主义者。

大部分情况下，北方人似乎同法兰克人没有太大的差异，卡洛林王朝的证据不能说明北方人更加残暴。圣日尔曼修道院的僧侣提到，在“秃头”查理和军队的目睹下，来自塞纳河对岸的圣丹尼斯的北方人绞死了111名俘虏。但另一方面，782年查理大帝在费尔登(Verden)杀死4500名撒克逊人。北方人扣留或提供人质，订立条约，并“以他们的方式”发誓。北方人是异教徒，但没有证据表明法兰克人认为他们好战，或将他们的行为归为宗教狂热。相反，在教会的记录中，北方人对圣徒表现出崇敬之情。与基督教不同，异教宽容而兼收并蓄。哈拉尔、韦兰、戈德弗雷德和罗洛都心甘情愿皈依基督教。作为定居点，诺曼底也是文化快速适应的一个实例。

妇女是检验文化兼容性的试金石之一。皮特尔附近发现了一处据称是“维京人”的墓地。墓地主人究竟是维京人还是法兰克人？我们只能说她戴着维京风格的珠宝。她也许是一位皈依基督教的丹麦人(是否就是韦兰的妻子)，也许是信奉丹麦宗教的法兰克人。一些北方人的确带着妻子随行(后来的萨迦证明他们对胸有城府的妻子怀有敬意)，有一些人却想娶法兰克新娘，10世纪时在诺曼底的确有人这么做。《圣伯丁年代记》所有关于维京人抢劫的资料中没有提到任何强奸的事例，这相当重要，因为同一年代记中两次提到信奉基督教的卡洛林王朝国王下属实施了强奸，其中一次是强奸修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北方人从来没有强奸过妇女，只是说明他们并不是臭名昭著的强奸者。两位出身高贵的法兰克女子(其中一位是王后)考虑要投靠维京人，因为她们认为法兰克丈夫要杀死自己。朱迪斯公主为躲避盛怒的父王，向北方人罗里克寻求庇护。戈德弗雷德的法兰克新娘吉塞拉被设计参加“和谈”，无意间成为杀害丈夫的同谋。但是她的悲剧也暗示在诺曼底和其他地方将会出现较为乐观的可能性：妇女对和平产生了推动作用，维京人定居下来和她们共同生活。

第三章 在英格兰的维京人

(约790—1016年)

西蒙·凯恩斯

在诺森布里亚王国的林迪斯法恩岛上发现了一块9世纪的墓碑，墓碑圆顶的一面刻画了七位勇士，他们挥舞着斧头和剑，明显具有敌意的暗示。另一面刻画了一个位于太阳和月亮之间的十字，十字下面是两个朝它哀悼或鞠躬的人。这块石碑无疑是想传达审判日的到来，那时国家将要对抗国家，太阳和月亮将要被天堂的十字遮蔽，所有的人类都要哀悼(《马太福音》24:7， 29-30)。因此，脱离末世论来看待这块墓碑，并且把这些勇士视作劫掠林迪斯法恩的一群维京人，恐怕是错误的。尽管如此，这块石碑依然能够说明当时人们对于维京人突袭英格兰的基本看法。诺森布里亚的学者阿尔昆对于来自大海另一边的异教徒亵渎圣卡斯伯特的圣地感到极其愤怒，认为这是天神对不列颠人的罪恶和极端习俗的惩罚，借此督促他们改正出格行为。百年后的9世纪末，国王阿尔弗雷德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维京人，他认为这是天神借他们之手来惩罚维京人。他试图面对这些威胁，不仅加强了防御体系，并且重塑了基督教信仰，增加了民众对其的了解。11世纪早期，约克大主教伍尔夫斯坦二世(Wulfstan II)延续了这一传统，在演说中面对教堂会众他痛斥不列颠民众的罪恶、罪行和不公正的行为，他认为这些已经招致天神的不悦，而降临到他们身上的惩罚则是维京人空前残暴的入侵。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意识中，神圣审判的构想同维京人的入侵不可分割。因此，毋庸置疑，这块林迪斯法恩墓碑的雕刻者头脑中可能呈现了维京人突袭的主题。

现代人对于维京人的认识来自彼时欧洲人对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人民的更多了解，以及对于活跃在英格兰的维京人的更深入了解。如果说人们曾一度将维京人在的海外扩张传奇化，那如今则有一些更加时髦的想法，就是把他们看作被基督教舆论中伤的受害者，或者不过是那一时代的创造者，延续了黑暗时代的正常人类活动，抑或是拥有高尚思想或意图的有教养的人。我们对书面材料持进一步的怀疑态度，考虑地名证据，聆听斯堪的纳维亚诗歌，研究古代北欧铭文。我们鉴赏船只、雕塑、金属制品，观察农场和城市里人们活动的形式，从堤道、土木工事、修筑防御工事的营地中得出恰当的结论。人们经常把9世纪末活跃的维京军队与10世纪末、11世纪初期活跃的维京军队在构成和组织方面做比较，并且做出了重要的区分。我们讨论维京人对英国教会制度、宗教生活和文化的影响，试图理解他们是如何推动英格兰人形成其共同身份认同。我们对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英格兰东部和北部的影响性质和范围或许会感到很震惊，抑或是不那么惊讶。我们试图从斯堪的纳维亚农民大规模移民的角度来解释我们看到的一切，或者从那些站稳脚跟的征服者军队成员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研究10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定居点是如何被纳入皇家统治之下的；丹麦区的丹麦人是否还保留着一种身份认同，会在某种情况下威胁到名义上已统一的王国的完整。我们评估那些关于11世纪早期丹麦如何征服英格兰的描述，判断它是否因为应对所有挑战的失败，或者可以从其他角度来理解。在讨论790年至1016年间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英格兰的活动时，有个问题是必须提出来的：阿尔昆所提出的“天神惩罚”被现代历史学家视作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推动力。

8世纪和9世纪维京人的突袭

西撒克逊国王贝奥赫特里克(786—802年在位)统治期间，三艘北方人的船只抵达多塞特沿岸的波特兰岛。当地治安官(名叫比杜赫德)可能认为这些来访者是来进行贸易的商客，将他们带到附近的一个皇家庄园(可能位于多切斯特)；但这些所谓的商人其实是袭击者，他们杀死了治安官以及所有随从。这个事件的重要性被9世纪末期西撒克逊编年史学家记录下来，事后来看这件事情自然有其优势，“这是到达英格兰领土上的第一批丹麦人的船只”。在英格兰北部，对于维京时代的记录方式似乎强调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修道院和圣地。当然，人们不会认为这些袭击者真的如此挑剔。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北部修订版，793年6月8日，“洗劫的异教徒残暴地毁灭了林迪斯法恩修道院，烧杀抢劫”；第二年，异教徒又抢夺了诺森布里亚，洗劫了位于唐河河口的先王埃格弗里德的修道院，明显借鉴了诺森布里亚的贾罗或约克郡唐卡斯特(Doncaster)附近的哈特菲尔德(Hatfield)的做法。阿尔昆感到极其震惊，他认为这是异教徒对信仰基督教的民族的大屠杀。作为一名移居国外的观察者，他迸发出极大的爱国热忱，呼吁他的同胞们保持秩序。事实上，通过他的话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那些遭到敌对军队攻击的人们的恐惧，这支军队来自大海另一端的不知名的地方，除了抢劫别无他求，倏忽而来，倏忽而去。

不幸的是，我们对于这些袭击者为何离开家乡以及他们为何在海外实施残暴手段都知之甚少。最早的几次袭击发生在8世纪末期，袭击者似乎是来自挪威，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丹麦人从一开始就卷入进来。因此我们可以假设，从790年开始，成队的袭击者分别跟随自己的首领从斯堪的纳维亚出发，沿北海海岸而下，冒险去寻找名利和财富；一些袭击者跨洋后到达了英格兰，另一些人出没于欧洲大陆的河流上，或者绕过英格兰西南部进入爱尔兰海。也许有一些袭击者在袭掳之后返回斯堪的纳维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准备在海外停留更久，甚至定居。小股袭击者有可能为了获得人员优势或袭击某一个目标而一次次地合并成更大的队伍；袭击目标被攻下或打败后，某些首领或许会设法阻止大队伍再次分裂。有个问题总是在文献中被提及，比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就经常讨论某一次袭击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还是来自驻扎在欧洲大陆或爱尔兰的维京人。我们要牢记一点，爱尔兰、英格兰和欧洲大陆上的维京人的活动是互为补充的，任何一次袭击都可能是一个更大行动的组成部分。假如没有频繁参考欧洲大陆和爱尔兰的年代记(尤其是《圣伯丁年代记》《圣瓦斯特年代记》和《阿尔斯特年代记》)，我们就无法了解维京人袭击英格兰的过程和方式。这些年代记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袭击所造成的影响以及抵抗的程度，这是最具启发性的。

维京人对英格兰的袭击发生在8世纪末和9世纪上半叶，也许这些袭击仅是偶尔发生，因此当时的人们不认为袭击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威胁。的确，从编年史家们的沉默中可以判断，9世纪前二十五年英格兰没有被维京人过多骚扰。但到了9世纪30年代，沿北海海岸的袭击开始变得频繁，随后则更加深入和持久。更重要的是，这些变化是和受害国家不断加剧的社会政治动荡同时发生的。835年异教徒重创了谢佩岛，标志着丹麦人恢复了他们在英格兰南部各地的活动。836年，西撒克逊国王爱格伯特(Ecgberht)在卡汉普顿(Carhampton，位于萨默塞特的北部沿海)抗击一支拥有35艘船只的舰队，838年又在下辛斯顿(Hingston Down)康沃尔抗击一支由维京人和康沃尔人组成的联合部队；更重要的是，9世纪40年代初，位于南安普顿的西撒克逊行政和贸易中心至少遭到了一次袭击。然而，或许直到850年前后，袭击的猛烈程度日益加剧持久，才让所有英格兰人感到震惊。“异教徒”在850年或851年首次在萨尼特岛过冬，854年或855年在谢佩岛首次过冬，编年史家对这些事情的影响进行了评论。回顾起来，这些事件标志着维京人的活动开始在英格兰升级。据说一支规模前所未有的部队集结了450艘船只，在851年突袭了坎特伯雷和伦敦，迫使麦西亚国王贝尔特武夫(Berhtwulf)及其军队逃往他处。不久之后，西撒克逊人在阿克莱亚(Aclea，位于萨里)遭遇同一支维京部队。如果说西撒克逊的编年史家在记录国王埃塞尔沃夫和军队“给予异教徒的军队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屠杀”时带着想当然的偏袒，那么另一位欧洲大陆编年史家就不那么有偏见，他记录的可能是同一事件。“英格兰人在耶稣基督的帮助下打败了”袭击不列颠的一些北方人。859年，一支海军突然出现在索姆河上，并在860年跨过英吉利海峡，突袭了温切斯特，但随后被驱赶。有意思的是，还是这位欧洲大陆的编年史家注意到了这次事件，并补充说这支军队在861年返回欧洲大陆。因此，维京人在英格兰南部活动的加剧不仅反映了直接从斯堪的纳维亚到达英格兰的人数增多，也反映了英吉利海峡两岸开始出现联合行动的趋势。

865年或866年，“一支庞大的异教徒军队”在东盎格利亚过冬，维京人对英格兰的袭击进一步加剧。我们有理由假设这支军队来自斯堪的纳维亚，但是它也有可能是一支混杂部队，带有活跃在欧洲大陆和爱尔兰的维京人的特点。我们得不到任何关于这支军队规模的线索(除了它很庞大)，只能通过历史记载的实力凝聚和成功袭击例子，揣测它或许有两三千人之众。首领中除了有一个叫巴格赛格(Bagsecg)的“国王”和几位“伯爵”，似乎还包括“无骨者”伊瓦尔(Ivar the Boneless)和他的兄弟哈夫丹(Halfdan)，他们是传奇首领拉格纳·洛德布罗克(Ragnar Lothbrok)的儿子。假如此伊瓦尔就是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横行爱尔兰的那位伊马尔(Ímar)，似乎他能够和他的兄弟会合，并在抵达英格兰后共同领导这支军队。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的年代记对于这支军队在9世纪60年代的活动经历做了很合理的解释。这支军队于866年由东盎格利亚进入诺森布里亚，867年由诺森布里亚进入麦西亚，又于868年向北回到诺森布里亚，然后于869年由麦西亚返回东盎格利亚。在早期阶段，维京人似乎很乐意同东盎格利亚人、诺森布里亚人和麦西亚人“讲和”(用编年史家的话来说)，显然是想从英格兰人那里带走钱财和补给，而条件是他们承诺离开英格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除了867年，诺森布里亚人损失尤为惨重，尤其是这年春天国王埃伊拉(Ælla)死于约克。869年维京人回到东盎格利亚，他们杀死了东盎格利亚国王埃德蒙，“征服”了该国，表明他们已经替代原有的管理形式，直接接管了这片土地〔也许授予当地国王埃塞尔雷德(Æthelred)和奥斯瓦尔德(Oswald)一些权力，我们只能从当时的硬币上知道这两个人〕。假如伊瓦尔就是伊马尔，他似乎在这段时期返回诺森布里亚，并且自870年起一直活跃在爱尔兰海两岸，直到873年他死去。

871年的最初几周，维京人从他们在东盎格利亚的据点对威塞克斯发动了进攻，很快就有一支“夏季大部队”在雷丁(Reading)加入他们。经过一番苦战，西撒克逊人被说服“讲和”。随后维京人继续活跃在麦西亚王国的广大区域，相继在伦敦(871年或872年)、托克西(Torksey，873年或874年)、雷普顿(Repton， 873年或874年)过冬。从雷普顿大撤退可以看出，这支部队曾在特伦特河(Trent River)旁的营地采取防守姿态，把一座古老的修道院当作出入门户。同时，大约有250人在873年或874年被埋葬，这一大规模死亡与一位领导者有密切关系。874年，维京人从位于雷普顿的基地出发，将国王伯雷德(Burgred)流放，“征服”了麦西亚王国，并扶持一位叫西奥沃尔夫(Ceolwulf)的人接替伯雷德的王位。他们随后分裂成两部分。哈夫丹接管了或许是那支865年“庞大军队”的余部，率领他们进入诺森布里亚，为度过874年或875年的冬天，他们在泰恩河(Tyne River)河畔建立了基地。这支军队很快就“征服了这个国度”，并且还对更远的区域进行了探索。但是大约一年后的876年，哈夫丹和他的士兵“分享诺森布里亚人的土地，开始通过耕种来自给自足”。这表明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这片被后世称作“丹麦区”的地区北部建立了定居点。其他三位国王——古斯鲁姆(Guthrum)、奥塞克特尔(Oscetel)和安文德(Anwend)，于874年率领“一支大部队”离开雷普顿向剑桥进发，这支军队或许与871年的“夏季大部队”一样易于辨认。

874年或875年，这支维京军队在剑桥建立营地过冬，第二年他们在那里滞留了大半年。875年末，这支军队再次对威塞克斯发动进攻，并且在之后两年一直保持这种态势。877或878年，这支军队开始把格洛斯特(Gloucester)作为过冬营地。自此格洛斯特开始成为麦西亚王国西南部的重要政治中心。877年，麦西亚的维京军队“拿出一些地盘给了西奥沃尔夫”，这意味着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中东部建立了定居点，确立了西奥沃尔夫作为英格兰麦西亚国王的地位。这一地区的重心本在中西部，但后来开始沿泰晤士河向牛津和伦敦拓展。因此，这支军队应该是古斯鲁姆率领的一支残部，在878年对威塞克斯发动了第三次进攻。尽管丹麦人一开始取胜，占领土地，并将国王阿尔弗雷德赶进了萨默塞特沼泽地，但是几周之后国王阿尔弗雷德就集合了军队发起战役，最终在威尔特郡的埃丁顿战役中打败丹麦人。古斯鲁姆和三十位首领随即在阿塞尔纳附近的阿勒(Aller)和萨默塞特的韦德莫尔皇家庄园(Wedmore)举行的盛大仪式上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丹麦人退出纷争，首先于878年或879年前往赛伦塞斯特(Cirencester)，然后于879年末进入东盎格利亚，在那里他们“定居下来并分得土地”。编年史家的记录展现了在未来丹麦区斯堪的纳维亚定居点的建立。879年或880年古斯鲁姆在东盎格利亚建立了定居点，很快“英格兰区”和“丹麦区”的边界被正式认可，国王阿尔弗雷德和国王古斯鲁姆签订协议将其确定下来。边界将伦敦划归英格兰一方，当国王阿尔弗雷德于886年“占领”这个城市后，习惯上以此作为“占领”时间。尽管如此，发掘出的古钱币可以证明，自874年伯雷德国王死后伦敦一直名义上处于英格兰控制。然而，890年国王古斯鲁姆死后协议里确定的边界没有长期存在，边界在事件的不断发展中被迅速跨越。

878年底，第三支维京军队集结并在泰晤士河畔的富勒姆(Fulham)扎营，但是他们似乎对古斯鲁姆的失败感到非常灰心，因此于879年离开英格兰，将注意力转向欧洲大陆。9世纪80年代，当这支军队在法兰克和低地国家横行猖狂的时候，国王阿尔弗雷德正采取各种精心策划的措施以保证他的王国和子民能够挺过更多的攻击。他本可以汲取西撒克逊、麦西亚和肯特先辈们的经验和做法，也可以参考欧洲大陆法兰克国王和其他统治者的抵御措施。但他也可以依靠自己的信仰，或许尤其从《旧约》中国王大卫和所罗门的故事对他的启示中获得力量和激励。国王阿尔弗雷德在全国范围修建要塞和设防城镇，做好必要的维护和防御，同时他将军队分为两组，“这样总有一组军队留守，另一组执勤”；除此之外，他制订了一个从宫廷开始复兴宗教和文化的计划，意图确保从此之后上帝能够护佑英格兰人民。

892年，由“250艘”船只和那支显然曾于878年或879年在富勒姆过冬并在欧洲大陆横行十年的军队组成了一支“庞大的丹麦军队”。他们渡过英吉利海峡返回英格兰，并在肯特的阿普尔多尔(Appledore)驻扎下来。很快，另一支由经验丰富的著名首领黑斯廷(Hasting)所率领的拥有80艘船只的舰队进入泰晤士河口，并在米尔顿驻扎。英格兰人民陷入了似乎难以度过的危急时刻。然而从893年至896年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对这场战争的详细记载来判断，维京人所面对的是团结一致的坚决抵抗，被侵犯者没有对他们产生深刻印象。于是他们在896年又分道扬镳，“一支部队进入东盎格利亚，一支部队进入诺森布里亚，那些没钱的士兵则占据了船只，向南渡海前往塞纳河”。这与865年至880年间维京人所获得的成功形成鲜明对比，彼时的维京人通过劫掠、征服并以各种方式在英格兰各地定居下来。从英格兰的角度来看，这一回的胜利要归功于国王阿尔弗雷德。

当国王阿尔弗雷德思考9世纪文化的衰落时，他认为“在英格兰的一切被洗劫烧毁之前，教堂里满是珍宝和书籍”。事实上，他的话正是唯一明白无误的证据，表明维京人对英格兰的袭击通常伴随着大规模破坏。在那些受到维京袭击直接影响的地区，教会组织无疑遭到了破坏；比如，我们了解到9世纪末林赛(Lindsey)、埃尔姆汉(Elmham)、邓尼奇(Dunwich)的主教继任被中断，中东部教区莱斯特(Leicester)的主教则搬迁到泰晤士河畔的多切斯特(Dorchester)。但是人们通常认为(也不无道理)许多久负盛名、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修道院被猖狂的维京军队毁坏：他们屠杀信徒，分裂宗教社团，焚烧书籍和文献，掠夺珍宝，强行将教会多年来所获赠的土地世俗化，用武力或用违约的方式将土地收归国王所有。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很难通过某一个修道院的命运来证实这种推断。肯特的大教堂一定从8世纪末开始就遭到攻击了，9世纪中叶尤其不堪一击。当然，人们一定认为坎特伯雷的修道院在851年的维京袭击中被洗劫一空。9世纪60年代诺森布里亚的一些教堂或许向那支“庞大军队”屈服，尽管这里的修道院在867年被维京人洗劫的看法不一定正确，但是约克郡惠特比镇(Whitby)民众的撤退和东北部雅罗地区民众的撤退表明，在9世纪后期这些地点的确被废弃了。维京人在875年至876年征服诺森布里亚并在那里居住后，其他修道院可能屈服了。据说最有名的就是875年圣卡斯伯特教区及其主教放弃林迪斯法恩，开始了一场长达7年的流浪，最终于9世纪80年代到达了达勒姆郡的切斯特勒斯特里特。据推测，869年至870年间东英格兰包括伊利(Ely)、梅得舍姆斯特德〔edeshamstede，即彼德伯勒(Peterborough)〕和克罗兰(Crowland)的修道院沦为这支“庞大军队”的猎物，尽管我们尚不清楚能不能得到比假设更多一点的证据。

即使带有最具9世纪维京人掠夺象征意义的证据也缺乏适当的历史语境。9世纪中期后不久，在一本8世纪中期的福音书〔即《奥利斯法典》(Codex Aureus)〕的空白上出现一段题词，表明这本书是由郡长阿尔弗雷德(和妻子维尔堡)从一支“异教徒军队”手中发现的。他们用金子从这支军队中换得这本书，并且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而把书献给坎特伯雷的基督教教会。遗憾的是，我们却无从知晓这本书在何时、何地，以及如何落入异教徒之手。但是阿尔弗雷德大帝曾经于9世纪50至80年代在萨里设立郡长，并且在肯特享有极大的利益，人们可以假设这本书是9世纪50年代维京人对萨里和肯特的袭击中从教堂抢劫的，不久后就被郡长收回。或许人们应该在这个关联中注意到，贝奥卡院长(Abbot Beocca)、大祭司埃德多(Edor the mass-priest)和90位僧侣在萨里的彻特西修道院被杀。这大约发生在9世纪后半期，贝奥卡和埃德多很快就被当作殉道者被人纪念(并且被写入11世纪早期关于“圣徒安息处”的小册子)。这件事发生在9世纪50年代初还是871年或872年已无从知晓。〔维京军队曾于871年或872年在伦敦过冬，并且其中一位维京人在萨里的克罗伊登(Croydon)的一处庄园中囤积了一大笔银币，这座庄园随后被大主教埃塞尔雷德交给郡长阿尔弗雷德。〕然而有趣的是，当阿尔弗雷德在大约80年代立下遗嘱时，彻特西修道院似乎再一次繁荣起来。

当然，如果把维京袭击作为影响9世纪英国宗教活动水平的唯一因素，那就错了。以国王阿尔弗雷德的观点来看，袭击不是原因，而是宗教被忽视和教会衰落的结果，或者(他也许会说)这是上帝对于英格兰人民不满的表现。兰斯大主教福尔科(Fulco)曾于9世纪80年代中给国王阿尔弗雷德写信询问，教会秩序的衰落是由“维京人频繁入侵和杀戮，还是由于腐朽，抑或主教们或手下人的大意”造成的，似乎袭击加剧了源于英格兰人自身的变革过程。同样，当国王阿尔弗雷德的传记作者阿瑟(Asser)考虑正常宗教生活热情衰减的时候，他想知道“(我怀疑)是那些频繁从海上和陆地洗劫英格兰的外国敌人，或者是人民财富的极度富足，造成了修道活动越来越不受重视”。这些话表明，忽视和自满与造成国王阿尔弗雷德登基伊始困境的维京军队大规模掠夺一样，会对英格兰宗教生活的质量产生影响。由于种种原因，坎特伯雷大主教西奥尔诺思(Ceolnoth， 833年至870年)好像在英格兰南部放弃了召开教会例会的早期做法；从这一教会系统中所传递的态度来看，已经开始的衰败就毫不令人惊讶了。如果那些位于权威地位的人缺乏能力或意愿来保证宗教生活的标准，或面对世俗权力侵占教会特权时，他们缺乏反抗的精神，那么正如阿尔弗雷德大帝在他所译的《司牧训话》(Cura Pastoralis，教皇格里高利一世所作)一书的序言中提及的：必然会带来持续的衰落。坎特伯雷自身的衰败表现在9世纪五六十年代基督教会制定的糟糕章程；在其他地方，衰落表现在各个方面，如无法理解拉丁文的祈祷书，也无意严格按照宗教规定组织教区的活动。后来，修道院的生活也受到了英格兰人民自身活动的影响。一旦有必要提高赎金金额来同敌人“讲和”，教堂宝藏中的金银就大大减少。教堂的土地不是被卖掉用来筹资，就是以任何压倒一切的利益为借口被世俗权力接管。就阿尔弗雷德来讲，他似乎向埃塞尔雷德大主教提出了一个令后者不快的要求，甚至招致教皇约翰八世的一封批评信。尤其在阿宾登(Abingdon)，人们认为阿尔弗雷德侵占修道院的土地，并为其所用。然而不应忘记的是，在9世纪末和10世纪初英格兰圣公会教堂，还有数目不详的修道院和女修道院生存了下来。不管后人的说法为何与此相反，英格兰的宗教生活从来没有被扼杀过。

既然当时人们认为维京人袭击是异教徒对于一个基督教民族的攻击，那么我们也可以合理推测，在某些方面这种看法被用来加强一种观念，即统治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寻求上帝支持以抵抗入侵者。例证就是西撒克逊和肯特国王埃塞尔沃夫(839年至858年)惹眼的做法。853年，他向罗马派出一支代表团(其中有他的小儿子阿尔弗雷德)；854年至855年，他为了“上帝的表扬和他自己永远的救赎”而分封了他自己十分之一的土地；855年，他以“一种大胸怀”亲赴罗马(随行带着阿尔弗雷德)，一年之后经“秃头”查理的宫廷返回；在他858年去世之前不久，他起草了一份遗嘱，包括为穷人提供食物和每年向罗马支付费用。埃塞尔沃夫的表率作用或许在某一方面影响了他的儿子埃塞尔伯特(860年—865年在位)和埃塞尔雷德(865年—871年在位)。871年，埃塞尔雷德将军队投入阿什当(Ashdown)战役前，下定决心来完成他的宗教敬拜，并因此赢得声望。然而，最重要的是国王阿尔弗雷德(871年—899年在位)进行了最持久、最精心、最顽强的努力，来赢得上帝对英格兰人民对抗维京人的支持。也许是受到9世纪50年代两次罗马之行的激励，阿尔弗雷德同教皇马里努斯(Marinus)建立了尤其亲密的关系，他许诺给予捐赠(883年赠送第一批)，并说服教皇免除罗马在英格兰区的税赋；“善良的教皇”马里努斯(885年的年代记如此记录)去世后，阿尔弗雷德认真履行了他的许诺，保证每年把他和子民的捐赠送到罗马(887年、888年和889年记录)。9世纪80年代，阿尔弗雷德亲自制订并实施计划来复兴宗教和学术，他这样做尤其是希望上帝支持英格兰人民。这项计划的最佳代表成就是将一系列“所有人最需要读懂”的书译成了英语，另一个则是阿尔弗雷德为王国内的贵族青年建立了一所学校。同样，富勒胸针、阿尔弗雷德珠宝饰物、阿宾登之剑都以不同形式象征了阿尔弗雷德领导的王国重塑基督教信仰。

然而，9世纪维京人对英格兰造成的最大影响，是袭击给英格兰人民提供了寻找身份认同的推动力，以及为从886年到927年长达四十年的阿尔弗雷德式政治秩序提供了大背景。870年东盎格利亚王国被“征服”， 874年麦西亚王国被“征服”， 875年诺森布里亚王国被“征服”。878年，西撒克逊王国曾短暂屈服，但是在阿尔弗雷德取得埃丁顿战役胜利后的几年，“英格兰人”的英格兰政局彻底改变。阿尔弗雷德基于9世纪五六十年代威塞克斯与麦西亚之间建立起来的同盟关系，并充分利用他自己的功绩和声望，似乎能够在9世纪80年代初期将他的政权扩展到“英格兰人”的麦西亚；886年阿尔弗雷德正式占领并恢复伦敦，“所有没有受制于丹麦人的英格兰人都顺从于他”。因此，他被誉为“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的国王”或“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王”，确认了他作为一个新建政权的统治者地位，这个新政权包含“英格兰”的麦西亚和威塞克斯(以及向东延伸的部分)；正因为此，阿尔弗雷德死后，他被确切地描述为“除丹麦统治外所有英格兰人的国王”。毫无疑问，可能许多人有理由厌恶他在政治上的自我扩张，正如许多人厌恶强加在人民身上的重负，或厌恶王权(王室贵族)对世俗社会结构的一点一点侵蚀。阿尔弗雷德具有许多胜于其他国王的品质，作为一位出色的国王，他看到并抓住了机遇。

丹麦区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定居点

虽然《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没有记录，但可以判断，在英格兰经年作战的维京士兵决定放弃之前的征战而从事另一种活动时，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后来成为“丹麦区”的地方定居就此开始。我们了解到，876年，哈夫丹和他的手下“分享诺森布里亚的土地，并开始耕作、自给自足”；877年，另一支军队的士兵“前往麦西亚，取得一些土地，并分给西奥沃尔夫一部分”；880年，古斯鲁姆的军队进入东盎格利亚，“定居于此，分享土地”。这一地区的英格兰人受到了很大影响，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受到丹麦人的控制。同样，当892年至896年间活跃在英格兰的一些维京军队随后在东盎格利亚或诺森布里亚定居时，没有确凿证据能够表明9世纪末或10世纪初有大批人直接从斯堪的纳维亚来到英格兰并加入丹麦人之中。另一方面，从编年史上清晰地看到，某些斯堪的纳维亚定居点的政治权力不属于任何公认的国王，而是属于另外一种政体——以自治市镇或人称“酋伯爵”的单人或多人为中心。当然，10世纪前25年这些自治市镇所供养的军队中不可能包括9世纪六七十年代活跃的维京军队余部。因此人们可以假设，或许他们构成了新的士兵定居热潮，或许他们是第一代定居者的子女。

那些在回顾时被视作丹麦区鲜明特色的证据拥有各种形式，每一种都被解读上的问题所困扰。然而一般来说，我们要避免仅仅关注“丹麦人”在某个方面的影响，或脱离大环境来判断。也就是说，我们要牢记自己研究的是在“英格兰”背景下的“丹麦人”定居点，以及两个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的实质从一开始就依赖许多因素。例如，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依赖程度，人们学说另一种语言后所产生的交流能力，通婚以及社会、文化和宗教同化带来的影响，集体身份认同的变化等。同时，我们不应忘记，证据从整体来讲是一个长期和复杂过程的结果，带有本土变化特征，与9世纪末那些最初定居点的情况没有直接关系。

如果仅仅从影响最广泛的角度看，斯堪的纳维亚人对丹麦区的影响中，语言证据最为重要。13世纪前期，冰岛作家斯诺里·斯图鲁松(Snorri Sturluson)首先观察到东英格兰一些地方有斯堪的纳维亚式名字；之后随着有人更细致地研究这个问题，一个简单的观察变成了一种深入的理解。“斯堪的纳维亚”地名的主要分类有：混合语(一个斯堪的纳维亚词元素加上一个英语词元素)；带有“by”的名称(带有古丹麦语by，意为农庄或村子)；带有“thorpe”的名称(带有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认为是古丹麦语的thorpe，意为第二个定居点或小村庄)；大量带有其他斯堪的纳维亚语色彩的名称；还有大量受斯堪的纳维亚语发音影响的名称。但是我们还应该考虑基督教教区内部少量具有斯堪的纳维亚元素的名字，比如地名，这可以有助于了解某些地方的整体情况。名称的主要分类可以按照各自的情况(如把斯堪的纳维亚人名与英语人名的比例作为评估的重要因素)来研究，也可以参考其与土壤性质的关系、位置的战略重要性、周边地区中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地名的分布等因素；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对英格兰东部或北部某个地方的斯堪的纳维亚定居点的影响范围、密度和相应年代表形成一种看法。然而，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些“斯堪的纳维亚”名字是长期形成的(贯穿10世纪和11世纪，甚至更久)；作为一个大类，它们肯定是在同一地区幸存“英语”名字的模式下拥有了自己的地位。另外，地名证据只是更大的语言学图景的一部分；尽管这一大图景展示了斯堪的纳维亚对东英格兰口头语言影响之广、程度之深，新出现的语言仍然被认为是英语。

物质文化的证据更加难寻，这也说明在某些方面移民很快就同其他人融为一体，这反映出他们融入大环境的能力。然而，英格兰北部的教堂保存了被认为是“维京”雕塑的例证；对于胸针和其他一些小物件的分析显示，整个10世纪丹麦区的一些居民同斯堪的纳维亚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联系。约克镇的发掘结果展示了丹麦区北部主要贸易中心的物质和经济生活，尽管它不如我们想象中的爱尔兰-挪威(Hiberno-Norse)统治者所认可的那座城市，也非游吟诗人埃吉尔·斯卡拉格里姆松在拜访“血斧”埃里克的宫廷时所赞颂的那样。从丹麦区东部和北部的最早统治者所发行的硬币可以看出，他们渴望用象征王室的物品装饰自身；同时这也正好提供了他们迅速皈依基督教的证据(也许为同化过程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样，以约克的斯堪的纳维亚和英格兰统治者继承者的名义铸造的货币对于重塑一个如此复杂的政权是至关重要的。以国王埃德加、国王埃塞尔雷德和国王克努特名义发布的法律有助于区分“英格兰人”的英格兰和丹麦区的具体司法实践；在东英格兰如彼得伯勒、拉姆西(Ramsey)、索尼(Thorney)、伊利、贝里圣埃德蒙兹(Bury St. Edmunds)，一些经过改革的修道院留下了记录，使我们能够了解这些修道院周边的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群体。最后，《末日审判书》证据(以后的章程作为补充证据)成为了解社会、农业和经济模式的基础。11世纪后半叶，这些模式在英格兰东部和北部盛行，构建起了一幅完整的图画——包括被称为“索克曼”的佃户、“自由人”和其他类别的人群，他们遵循的惯例明显区别于英格兰其他地区。当然，问题在于，这是丹麦区带有明显“丹麦”特色社会的证据，抑或只是受9世纪末期骚扰和定居直接影响的大多数地区在于10世纪和11世纪出现的特殊群体的特征。

毋庸置疑，这一证据可以有多种解释。但是，尽管存在对复杂假设误读的风险，这依然有助于减少对于一组模式相互矛盾的解释，它们有重合之处，又强调不同的因素。我们可以简单地假设一下，大规模维京部队征服英格兰东部和北部并在那里建立首批定居点，紧随其后的(9世纪末)是从丹麦移民到英格兰东部和北部的真正农民，他们在规模上足以超过当地人，产生了特色鲜明的“丹麦”群体。或许我们也可以假设，这些定居点是由相对较小的维京部队的余部建立的，他们的政治统治使他们能够(不仅在语言上，而且在地名上)施加与他们人数不成比例的影响。10世纪，这些士兵的后代通过内部殖民的过程逐渐从最初的定居点向外拓展。我们还可以假设，首批定居点规模较小，由那些获得优势的维京军队建立；9世纪末和10世纪初，在这个保护屏障之后出现了更大规模的进一步开拓，后来发展为从斯堪的纳维亚到英格兰东部的第二次移民潮。或许我们还能假设，9世纪末的定居点是由规模相对较大且占据政治统治地位的维京部队余部建立的；这些移民从一开始就与当地英格兰人融合、通婚，接受他们的一些习俗，并且影响或传播其他习俗；我们甚至没有必要介绍从斯堪的纳维亚前来此地的其他移民来佐证这个证据，因为自10世纪初，接连不断的一代代人越来越融入当地社会和经济扩张过程，产生了“盎格鲁-丹麦人”群体，但是这个群体仍然在名义上保留了“丹麦人”的身份。既然适用于一个区域的模式不一定适用于另一个区域，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在表达上更倾向于其中一个模式；毕竟，不同的地方是在不同的情况下人群定居的，并且每个地区10世纪的历史也不尽相同。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因素，10世纪的定居不是865年和871年“庞大军队”(不论是几百人或几千人)的规模，也非9世纪末期定居点的规模。对我们理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定居点，重要的一点是明白定居者处于政治统治地位，同时假设他们有足够的理由自第一代起就同英格兰人融合，并且在经历了200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后才形成了11世纪后半叶《末日审判书》里所描述的局面。正如F. W. 梅特兰(F. W. Maitland)所说：“我们要谨慎使用丹麦人这个身份。”

如果说维京人的突袭推动了英格兰人民在国王阿尔弗雷德领导下反抗共同敌人，而且实现了统一，那我们就应该把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定居点视为最终促成英格兰政治统一的实际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的复杂因素。899年，长者王爱德华(King Edward the Elder)继承父亲的王位，他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国王”。他很快发动了一场运动，目的是把权力延伸到丹麦人控制区。毫无疑问，他和他的姐夫埃塞尔雷德、姐姐埃塞尔弗莱德(Æthelflæd)密切配合，两人都是麦西亚的统治者，并且从一开始就承认爱德华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也毋庸奇怪，《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不同版本虽都包含了“西撒克逊”和“麦西亚”对这一运动的描述，却以不同的角度呈现。西撒克逊编年史家记述了丹麦人和居住在亨伯河南面的英格兰人向“长者”爱德华屈服的不同阶段，从中可以看出丹麦人是如何因为缺乏政治一致性而处于劣势。920年，“苏格兰和苏格兰人民的国王，约克国王拉格纳尔德、埃德武夫的诸子，居住在诺森布里亚的所有英格兰、丹麦子民、北方人以及其他人，斯特拉思克莱德威尔士(Strathclyde Welsh)国王和所有斯特拉思克莱德威尔士子民选择向他臣服”，表明各方都承认爱德华的领主地位，但是他显然没有能够直接统治亨伯河以北地区。埃塞尔斯坦(Athlstan， 924—939年在位)继位后，我们在其统治早期发布的宪章中发现他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丹麦人的国王”，事实上也代表了其父爱德华在亨伯河以南地区建立的政权。但是，当埃塞尔斯坦在927年“继承了”诺森布里亚王国并有资格被称“英格兰人的国王”甚至“整个不列颠的国王”时，这一政权随即被取代。928年至934年，无数位拥有斯堪的纳维亚名字的伯爵参与国王会议，他们也许是丹麦区不同区域的代表。但是，唉，我们还不了解埃塞尔斯坦是如何将这些人纳入麾下，以及如何以他的名义行使王权的细节的。奇怪的是，在他统治的最后5年，这些“斯堪的纳维亚”伯爵不再出现在国王宪章的见证人名单中，或许是因为这些伯爵不再参加国王会议，又或是他们被位置较高的“英格兰”郡长取代，或许起草这些宪章的书吏认为他们的地位不足以被纳入以国王郡长为主的机构中。

939年国王埃塞尔斯坦去世，959年国王埃德维格(Eadwig)去世，我们很难理解这20年间丹麦区的政治变化，不仅仅因为涉及许多相互竞争的派系和人物。作为在都柏林和约克有利益关系的爱尔兰-挪威王朝一员，奥拉夫·古特夫里特松(Olaf Guthfrithsson)在埃塞尔斯坦死后抓住主动权，自立为约克王，把王国南面的边界向南推移至惠特灵大道(Watling Street)。941年，他的表弟奥拉夫·西特里克松(Olaf Sihtricsson)继承王位。942年，国王埃德蒙(King Edmund， 939—946年在位)收回五个城市的主权，包括林肯、德比、诺丁汉、莱斯特和斯坦福德。当时的编年史家认为这一行动将“丹麦人”从异教徒“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压迫下解放了出来。944年，国王埃德蒙将奥拉夫·西特里克松和拉格纳尔德·古特夫里特松(Ragnald Guthfrithsson)赶出约克，继而将诺森布里亚全部纳入自己统治范围。几乎毫无疑问，约克大主教伍尔夫斯坦一世(931年—956年在位)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没有见证大约是935年(这看上去时间相当“早”)至941年期间的国王宪章，却在942年(埃德蒙收回诺森布里亚之前)为埃德蒙的一些宪章做了见证，似乎他已经参与国王的朝廷事务，但943年他再次“消失”。一位编年史者没有将驱逐北欧人国王的功绩归功于国王埃德蒙，而是归功于“伍尔夫斯坦主教和麦西亚的郡长们”，似乎伍尔夫斯坦本人在挫败北方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得以在944年重返埃德蒙宫廷。946年5月26日埃德蒙死后，国王埃德雷德(Eadred， 946—955年在位)立即“将全部诺森布里亚纳入自己的统治”，并写进了一系列风格独特的“头韵体”宪章中，其中之一就是他于946年8月16日在泰晤士河畔的金斯顿加冕典礼上颁布的宪章。他的王国由四部分组成，包括“盎格鲁-撒克逊人”(似乎这个说法宽泛地包括了所有居住在亨伯河南面的人)、“诺森布里亚人”(可能指居住在北方的英格兰人以及约克郡的盎格鲁-丹麦居民)、“异教徒”(约克的爱尔兰-挪威人)和“不列颠人”(大概是居住在斯特拉思克莱德王国的不列颠人)。1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发生的事件很容易产生不同的解释，这里只叙述一个事件。947年，伍尔夫斯坦大主教和“诺森布里亚人”似乎已经接受来自挪威的“血斧”埃里克成为国王，但是在948年诺森布里亚被迫抛弃了埃里克，而是屈服于国王埃德雷德。埃德雷德在948年的某一时间到950年的某一时间之内统治了整个英格兰。在949年和950年颁布的“头韵体”宪章中，他被尊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英格兰人”)、诺森布里亚人、异教徒和不列颠人的国王。伍尔夫斯坦大主教、切斯特勒斯特里特主教埃尔德雷德(Bishop Ealdred)、一些“斯堪的纳维亚”酋伯爵和班堡城长官奥斯伍尔夫(Oswulf)共同见证了同一批宪章的签署。诺森布里亚人似乎在950年重新获得政治独立，先尊奥拉夫·西特里克松为王，随后再次尊“血斧”埃里克为王。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诺森布里亚人似乎天生具有废立国王的能力，好像他们一直在试图寻找他们的最大利益。951年，大主教伍尔夫斯坦和其他北方人(恰如其分地)未出现在国王埃德雷德的宪章中，并且据说伍尔夫斯坦在952年被国王囚禁。如此说来，伍尔夫斯坦依旧在这一系列复杂事件背后的政局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953年，伍尔夫斯坦似乎已经恢复旧日其在宫廷中的地位。同年或第二年，诺森布里亚人又擅自驱逐了“血斧”埃里克，随即埃德雷德“成功地继承诺森布里亚王国王位”。“头韵体”宪章起草者故意在951年颁布的宪章中将埃德雷德混淆为“英格兰国王”，并于955年适时地将“盎格鲁-撒克逊人、诺森布里亚人、异教徒和不列颠人的国王”这一头衔归还给他。

955年政权依然能够以这种方式建立，说明了英格兰王国政权的统一不是想当然的(尽管，从各种意义上来说，“英格兰国王”是大多数宪章中的一种惯例称呼)。因此，考虑其他人如何看待整个王国的各个组成部分能为我们带来启发。出于各种原因，957年国王埃德维格(Edawig，955—959年在位)和国王埃德加以泰晤士河为界将英格兰王国分裂。国王埃德加在958年颁布的一份宪章中被称为“麦西亚、诺森布里亚和不列颠人的国王”，似乎丹麦人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在王国中占有重要地位。959年埃德维格国王去世，埃德加(959—975年在位)重新统一王国。在他作为“英格兰国王”统治期间，英格兰王国保持了长久统一的政治局面。大约在962年至963年，也可能在10世纪70年代初，以埃德加名义颁布的一部法典可以为解释表面统一背后的复杂性提供一些启示。法典的起草者显然认可“英格兰人”中适用的习俗或权力与“丹麦人”中适用的习俗或权力的基本区别。但是，尽管一些措施“对全国适用，在我统治的每一个省份，不论英格兰人、丹麦人或不列颠人都须遵循”，埃德加甘愿让丹麦人自行处理事务，补充说“因为你们对我表示忠诚，我已经允许如此，并终生允许如此”。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国王埃德加是出于957年丹麦人的支持而对他们做出奖赏，给予他们表面上的法律自制。在这个意义上，也可能是埃德加使丹麦区成为现实。但是，更自然的猜想可能是埃德加意识到自己在王国的“丹麦”地区立法能力有限，认为承认不同民族已有习俗多样性这一做法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持整个王国表面的统一。30年后，埃德加的儿子仓促王埃塞尔雷德(978年—1016年在位)(在伍德斯托克)颁布了一部打算在“英格兰”法律区使用的法典，(又在旺蒂奇)颁布了另一部计划在五个自治市镇使用的法典。旺蒂奇法典充满“斯堪的纳维亚”词汇，反映了10世纪的丹麦区盛行的习俗受到9世纪末斯堪的纳维亚定居点特殊环境的影响程度。然而事实是，这部法典代表了盎格鲁-丹麦社会的皇家立法。我们可以假设，埃塞尔雷德试图将丹麦区一个地区的惯例与“英格兰人”英格兰的惯例统一起来，法典代表了在国王埃德加所偏爱并给予自治的地方实行一致管理的尝试，因此埃塞尔雷德遭到丹麦区的仇视。虽然这个法典可以被解读为比国王埃德加进行的皇家治理更进一步的行动，但是没有任何理由把它视作阴险的行为。它只不过是政府行使职能的一个证据，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它是用来对抗丹麦区盎格鲁-丹麦居民的。

我们可以从一份地方宪章中的一个方案了解到10世纪末人们对于国家的认识，其中提到“从四面八方会聚来的所有乡绅，既有西撒克逊人和麦西亚人，也有英格兰人和丹麦人”。这可能是想区分西撒克逊人、麦西亚人、(诺森布里亚的)英格兰人和丹麦区的居民，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它的目的仅仅在于一方面区分西撒克逊人和麦西亚人(英格兰人)，另一方面区分丹麦人(丹麦区居民)。不论是哪种情况，这种表述都在提醒人们，丹麦区居民拥有“丹麦人”这样一个集体身份，尽管到这个阶段他们肯定已经是混血群体，并且这个身份也不大可能再具有任何政治意义。作为11世纪前25年一位多产的皇家法典起草者，约克大主教伍尔夫斯坦二世(1002—1023年)为整个英格兰制定法律，同样认可“英格兰”法律区(覆盖“西撒克逊”和“麦西亚”法律)和“丹麦”法律区的区别，尊重因此而产生的差异。然而到了12世纪这些差异被人为强化。当时法律学者构想出这样的理念，英格兰法律可以根据王国划分的三个部分(威塞克斯、麦西亚和丹麦区)来区分，并且自娱自乐地列出各地区的所有郡。这样丹麦区被定义为包括萨福克郡(Suffolk)、诺福克郡(Norfolk)、剑桥郡、林肯郡、约克郡、诺丁汉郡、德比郡(Derbyshire)、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柴郡(Cheshire)和什罗普郡(Shropshire)。当然，对于这个定义我们不必太当真。

埃塞尔雷德统治时期维京人的突袭

为了方便起见，仓促王埃塞尔雷德执政时期(978—1016年)维京人对英格兰人民发动的突袭可以被分为四个连续的阶段。

第一阶段从980年到991年，见证了10世纪早期一段较长间歇期之后突袭活动的复苏。有些突袭似乎源自爱尔兰海，另一些源自斯堪的纳维亚。虽然这些突袭的规模同本地维京人的骚扰相差无几，但是相当受到重视。990年至991年，英格兰同诺曼底突然达成了和平协议，这可能表明一些袭击者在利用诺曼底作为避风港。第二阶段从991年至1005年。若只是粗略地阅读《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无法把这几年发生的事件以明确的阶段区分开来，但是有证据表明，这些事件可理解为来自一支军队的持续威胁。尽管军队首领更换，他们的核心队伍似乎在英格兰停留了几年，这意味着他们对王国的威胁可以同865年至880年那支在英格兰的“庞大军队”带来的威胁相提并论。991年，一支拥有九十多艘船只、两三千人的维京军队抵达福克斯通附近海域，首领似乎包括(挪威的)奥拉夫一世和(丹麦的)“八字胡”斯文。二者显然是来寻求名利以便帮助他们达到各自在斯堪的纳维亚的目的。这支军队沿东南海岸线行进，在马尔登战役中(991年8月10日或11日)击败英格兰军队，“因为他们沿海岸造成了巨大恐慌”，(可能以黄金和白银形式)收到支付给他们的1万镑。991年至992年，这支军队似乎一直滞留在东南部，然后在993年向北航行去洗劫诺森布里亚，并在994年9月向南折回袭击伦敦，并以失败告终，接着沿南部海岸进行了几次严重的破坏。英格兰人决定讲和，允许维京人在994年或995年到南安普敦过冬，并且提供所有生活必需品，包括一笔1.6万镑的支付款。在这个阶段，奥拉夫一世和斯文似乎分道扬镳了，但是维京军队的大部仍然留在英格兰(可能依旧以南安普敦及附近为基地)，他们承诺保护英格兰不受其他维京军队的突袭。重要的是，995年和996年没有维京人活动的记录。之后维京人又重拾其先前所偏好的侵占方式，在997年、998年和999年突袭了英格兰的不同地区，在1000年或1001年跨过海峡到达诺曼底，然后返回英格兰继续发动新一轮突袭。在这之前，他们于1002年收到更多的给养物资和2.4万镑的支付款。1003年，“八字胡”斯文似乎得到机会加入了横行在英格兰的维京军队，首先率领手下参加威塞克斯的战役，之后参加东盎格利亚的战役。但是在1005年，一场席卷英格兰的饥荒迫使维京人返回丹麦。

埃塞尔雷德时期维京活动的第三个阶段为1006年至1012年，包括两次侵犯，每一次都对英格兰人民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可能是由托斯蒂格(Tostig)率领的一支“庞大舰队”于1006年7月抵达桑维奇，所到之处一片狼藉，他们利用怀特岛(Isle of Wight)作为1006或1007年冬季在威塞克斯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基地。英格兰人提出讲和，并于1007年支付给这支军队一笔价值3.6万镑的金钱。随后维京军队似乎返回了原来的地方。但这似乎还不够，由“高个子”托鲁克尔(Thorkell the Tall)率领的“一支巨大突袭军队”于1009年8月初抵达桑维奇，继而横扫了英格兰南部的大部地区。1011年的这次活动以围困坎特伯雷结束，大主教埃尔夫赫亚克(Ælfheah)被捕，并于1012年4月19日在格林尼治殉教。之后维京军队很快得到一笔价值4.8万镑的贡金，但军队很快就将这笔财富散尽。

第四个阶段自1013年至1016年，同样英格兰经历了两次侵犯。每一次侵犯都毫无疑问地如预期那样，以维京人征服英格兰而结束。1013年夏季，丹麦国王“八字胡”斯文带领丹麦舰队抵达桑维奇，之后立即北上前往丹麦区，也许期望能得到行动所需的支持和补给。结果没有让他失望，他又能够南下攻击，最终被接纳为“全英格兰的国王”，埃塞尔雷德被迫于1013至1014年到诺曼底短暂流亡。1014年2月3日胡子斯文死后，他的儿子克努特继续同丹麦军队在丹麦区的中心(位于林赛的盖恩斯伯勒)滞留了一段时间。但是他很快被国王埃塞尔雷德赶走，返回丹麦。克努特既不想被他父亲比下去，又急于超越他的哥哥(丹麦国王哈拉尔)，他于1015年率领舰队抵达桑维奇，立即采用了与他父亲两年前不一样的战略。他向西航行，在圣诞节期间洗劫威塞克斯，然后深入中西部。1016年开始几个月，克努特向东、向北稳步推进，进入丹麦区，最远到达约克。之后他们向南返回，准备攻击伦敦。《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录了后面的战役、埃塞尔雷德死后铁甲王埃德蒙(King Edmund Ironside)精心策划的奋勇抵抗，以及1016年11月30日埃德蒙死后克努特登基的情况。

为了解维京人突袭对于埃塞尔雷德统治时期历史进程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将每个活动时期与同时期英格兰国内政局的变化联系起来。人们可能会说这没有什么启发作用。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为眼前的研究目的而将注意力集中在英国人对于维京威胁的几种反应，但是对于以下问题我们还不能急于下结论：这些反应如何反映出国王和谋士的无能，英格兰首领们在有效抵抗方面的无力，当时的社会政治局势，或丹麦人的强大。

埃塞尔雷德统治时期英格兰防御战略中最独特的一面(看似很确凿)源自991年英格兰在马尔登战役中失败的直接后果，表现在向991年至1012年活跃在英格兰的维京军队连续支付贡金(贡税)。这一政策被E. A. 弗里曼指责为“指望依靠黄金来代替兵器，并相信那些从不守信用的野蛮人，这是愚蠢、致命的制度”。即便如此，贡金的数目还是节节攀升，从(991年的)1万镑增长到(1012年的)4.8万镑，这不仅反映出收买的军队规模增加，也反映出他们要求的不断提高以及英格兰人民日趋严峻的处境。因为情况各异，向国王“八字胡”斯文和国王克努特军队提供贡金的方式不同，在1016年竟高达7.2万镑+1.05万镑(于1018年支付)。贡金以黄金和白银支付，当然也包括珠宝、教堂的奉献盘、其他珍贵物品以及硬币，这些东西可能被维京军队的首领分给随从了。显然几个丹麦和瑞典维京人将他们分得的财富带回家乡，认为这是奇功伟绩，应该用如尼文记录下来，以示后人。这些珠宝的下落是另一个问题：许多珍贵的金属肯定已经被当地匠人熔化再利用，可以看到一些硬币被制成项链(可能是刻意显示对英格兰国王的蔑视)。但是许多战利品很快易手，以至于在斯堪的纳维亚发现的珠宝零件都远离它们最初的储藏地。

英格兰防御战略的第二个方面涉及雇用维京人为正式雇佣兵来抵御其他前来掠劫的维京人。这项政策可能是在994年(埃塞尔雷德统治时期)首次实施，并写进了与维京军队签订的条约中。国王埃塞尔雷德可能出于同样的原因向一位叫帕利格(Pallig)的人提供了一份包括“庄园、黄金和白银”在内的“大礼”，显然是对他宣誓忠诚而给予的奖励。然而雇佣兵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也会攻击自己的雇主。994年一批维京人被收买并为国王服务，却在995年至996年销声匿迹，这些人可能于997年与英格兰人反目。1001年，帕利格本人召集了几艘船只，背叛国王，加入了可能是他以前同伙的军队；1002年同维京人签署的条约或许更新了雇佣军的条款，又或许没有。不管是哪种情况，在同年的圣布里斯节(11月13日)，“国王下令杀死所有在英格兰的丹麦人……因为国王得到消息，他们要施诡计谋杀他和他的朝臣，然后霸占他的王国”。这项极端措施计划杀死的不可能是丹麦区的“丹麦人”。1004年的一份宪章提到了国王的法令，“所有在这个岛上出现的丹麦人，就像麦田中的杂草一样出现，都应该被灭绝，这非常合理”。因为这份宪章表明了对居住在牛津的丹麦人采取的措施，我们可以假设这些有意消除的对象是雇佣兵的残部，或是已经支付或接受补给但是停留时间过长、令人生厌的军队成员。所谓的圣布里斯节大屠杀是一场残酷的行动，但是鉴于前些年丹麦人的活动以及他们的阴谋，不难理解国王宫廷和英格兰人民反丹麦情绪的力量。10年之后的1012年，雇佣兵政策被重新采纳。45艘船只(由托鲁克尔率领)来到国王的宫廷，“向国王承诺保卫这个国家，国王负责提供衣食”。显然，国王于1012年开始实行被称为“军税”的土地年税制度，主要用于支付丹麦雇佣兵(用于区分贡税或贡金)。尽管据说1051年(实施39年后)军队税被废除，政治局势的变化又使得这项赋税被恢复，这笔税款后来被称作丹麦金。1013年至1014年间，托鲁克尔的雇佣军对国王埃塞尔雷德表现出极度的忠诚，在抵抗“八字胡”斯文的军队中尤其如此。但是斯文死后，效忠的矛盾浮出水面，使得局势日趋复杂。1015年，这支军队的余部(托鲁克尔参加与否已无从知晓)似乎投靠了克努特。

英格兰防御战略的第三个方面在994年得到了最明显的展示，这一年奥拉夫一世被隆重地从南安普敦的基地接到了(汉普郡的)安多佛(Andover)。国王埃塞尔雷德“亲自为他主持坚信礼，并赠予大批礼物”。这可能只是同敌人妥协的一贯做法的延续，也提醒人们这是基督教被用于军事和政治目的的一种做法。

第四个方面的标志性事件是1002年国王埃塞尔雷德同诺曼底公爵理查德二世的妹妹埃玛结婚。1000年，一支丹麦军队在夏季前往“理查德的王国”并于次年返回英格兰。我们不很清楚他们是因为由于无视991年的条约而到诺曼底寻求庇护，还是到那里进一步掠夺。但是假设这次联姻是出于政治利益，大概同承诺采取行动抵抗丹麦人有关；也不清楚在今后几年的创伤性事件中英格兰人对这个假定的联盟欠下了什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1013年至1014年期间“八字胡”斯文占上风的时候，埃塞尔雷德、埃玛及埃德加王子、阿尔弗雷德王子能够在诺曼底避难。

英格兰防御战略的第五个方面由于1006年一支维京军队的活动而加速。1007年，这支军队被遣散；同年伊德里克·斯特奥纳(Eadric Streona)被任命为“全麦西亚王国的长官”，表明行政结构重组，之后第五个方面防御战略开始实施。1008年5月中旬，国王和他的议员在汉普郡(国王的)埃纳姆(Enham)召开会议，决定所有的自治市镇和桥梁都必须处于完好状态；若有需要，则全民服兵役；船只必须供给充足，“以便每年复活节后可以立刻装备每一艘船”。按照编年史家的话，可能是在1008年5月召开的同一次会议上，国王“命令在全国不停歇地造船，每310或300海德(hide，一海德等于120英亩。译者注)提供一艘战船，每8海德提供一个头盔和一副盔甲”。这项举措可能产生了一支大约有150至250艘船的全新舰队，(似乎)每一只船配备40人左右。1009年这些船只齐备，“数量前所未有……较之英格兰任何一位国王在任时期，集中在桑维奇，准备停靠在那里并抵御任何一支来犯的军队”。可惜的是，这项壮举由于国王手下大乡绅之间的竞争而流产，大部分船只在一次风暴中葬身大海。

然而英格兰人采取的防御战略中最显著的一个措施，也恰好提供了维京人对英格兰社会影响的最具感染力的证词，反映在约克大主教伍尔夫斯坦二世颁布的法令和所做的布道中。伍尔夫斯坦二世最早起草的法令是于1008年五旬节(5月16日)在埃纳姆国王会议上公布的。总体来说，法令确认了一个原则，即所有人必须敬仰一位神明，信仰一种基督教信念，接受一位国王的统治。一言以蔽之：“必须言行一致地遵循上帝的律法，上帝才会立刻对这个国家施以仁慈。”正如我们所见，与这些美好的言辞和良好的愿望相匹配的是勤奋的努力，尽管这些努力可能化为泡影。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大约在1009年8月中旬发布于巴斯(Bath)的一份法令，而托鲁克尔的“巨大的突袭军队”在当月初抵达桑维奇。这份法令规定了一个密集的日程安排，包括斋戒、救济和祈祷，需在米迦勒节(1009年9月29日，周四)之前的周一、周二和周三实施，这样人们可以得到上帝的宽恕，“我们可以在上帝的保佑下抵抗敌人”。这三天期间，所有人(包括奴隶)都应该赤足前往教堂，“不戴任何金饰和装饰”。忏悔后，牧师手持圣物带领他们依次走出修道院，人们“发自内心地热切祈求上帝”。全国的所有修道院、宗教团体都应该齐唱赞美诗，每一位牧师都要主持30场弥撒，每一位僧侣都要唱30首赞美诗。至于日常生活，宗教团体还须遵守一些其他特殊做法，“直至情况好转”：在晨歌中诵读还愿弥撒《反对异教徒》；所有会众在祷告时间除了祷告并唱诵短祷文外，还应该跪拜在圣坛前齐唱赞美诗《耶和华啊，他们为什么增多》。法令的结尾提示，若衷心祈祷“上帝保佑我们，阿门”，上帝的恩赐便会适时到来。那几天人们一定由手持圣物的牧师带领，赤足走在小镇和乡村，教会会众朗诵诗篇、弥撒经文和祷告文，齐声祈求上帝保佑来抵抗托鲁克尔的军队。尽管这是我们脑海中对1009年9月26日、27日和28日所想象的画面，但这毫无疑问是埃塞尔雷德统治时期最有力量、最引人共鸣的一幅场景。不同寻常的“羔羊颂”系列便士赋予了这幅画面新的含义，这些便士似乎象征了人们需要祈求神助来驱逐世上的邪恶并摆脱所有敌人。这些硬币正面是上帝的羔羊(代替国王的头像)，背面是象征圣灵的鸽子(代替普通的十字架图案)。它们与埃塞尔雷德统治之前、统治期间和统治后发行的主要硬币截然不同。由于只找到了14枚样本(在9处不同的地方铸造)，从钱币学角度来看，这些样本介于国王的“头盔”便士(约1003年至1009年间)和“最后小十字架”便士(约1009年至1016年间)之间。因此的确很难推翻这种假设，即它们的发行与1009年9月底的祈祷安排有密切联系。当然了，这一切都毫无帮助，而且情况越来越糟。1014年，埃塞尔雷德从流亡地返回后不久，伍尔夫斯坦二世为国王发布了更多的法律，他不仅仅是想在前一年的灾难之后重塑埃塞尔雷德政府的信任，而且还要试图灌输基督教的善行，恢复社会秩序：“让我们忠诚地支持一位国王，让我们每一位朋友忠诚地爱戴下一位国王，并且理当支持他。”伍尔夫斯坦的布道和其他文章都充满了对建立一个基督社会的急迫需求。下面是他在1014年丹麦人骚扰最严重时首次宣讲的《豺狼讲道集》片段，这显示了伍尔夫斯坦二世对局势的分析，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讲话的语气：

国内外的情况一直不容乐观，每一个地区都一次次地经历蹂躏和迫害。上帝降怒，英格兰人民被彻底击败，心灰意冷；由于上帝的允许，海盗变得如此强大，在战斗中我们经常要以一当十，有时多，有时少，这都是我们的罪孽造成的。我们不断地付钱给他们，他们却每天羞辱我们。他们蹂躏、掠夺、抢劫，并把财富装上他们的船只。瞧啊，所有事件中除了清晰可见的上帝对这个民族的愤怒，还能有什么？

伍尔夫斯坦二世大主教对于维京人的突袭表达了极其强烈的看法，这种看法自维京人8世纪末初次在英格兰海岸上出现时就普遍存在了，并且国王阿尔弗雷德的宫廷也对此予以认同。然而埃塞尔雷德时期的问题不是英格兰人运用金银以及文字和祷告来代替武器，而是显然除了武器，他们还做了更多的事情。英格兰人轻易应对了10世纪80年代的突袭，也在991年至1005年间的持续侵犯中幸存下来，精神和信念丝毫没有受到动摇。然而，英格兰社会的基本结构因1006年和1007年的入侵，尤其是1009至1012年托鲁克尔的入侵，而被普遍破坏削弱。领导者的失利和内讧进一步削弱了英格兰人民所做的最好努力，导致他们最终被“八字胡”斯文(1013年至1014年)和克努特(1015年至1016年)带来的优势军队所击败。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年代记中反复出现背叛、懦弱、无能和失败的凄惨故事，故事中无处不在的反面人物不是国王埃塞尔雷德，而是伊德里克·斯特奥纳——他在1007年被任命为麦西亚的长官。他在1009年至1012年期间(正值托鲁克尔军队猖獗时期)坐上了国王手下的最高职位，而他1015年至1016年期间(国王由于疾病而无法执政)的一系列动作则宣告了英格兰人的失败。在铁甲王埃德蒙时期，1016年10月18日，伊德里克最后在阿桑顿(Assandun，即埃塞克斯的阿欣顿或阿什当)战役中临阵倒戈。当他开始逃跑时，“他背叛了他的君主和所有英格兰人民”。编年史家记录了死者名单，包括多切斯特主教、拉姆西修道院院长、汉普郡郡长、林赛郡长和东盎格利亚的奥尔夫克尔塞恩。大家可能有兴趣知道，丹麦区的人也尽了一份力。然而，更重要的是编年史家的评论：“英格兰的所有高贵都毁于一旦。”

第四章 爱尔兰、威尔士、马恩岛和赫布里底群岛

唐查德·欧·科林

早期袭击，795年至836年

那些日子是上帝创造世界以来从未有过的苦难，人们不应该过这样的生活。除非上帝缩短这些日子，否则没有人能够获救；但是为了他的选民，上帝缩短了这段苦难的时间。

在《阿马之书》(Book of Armagh)中，在与耶稣对耶路撒冷毁灭的预言(《马可福音》13:19-20)相对的位置写着一个名字：“切拉赫”(Cellach)。这段简洁的评论似乎在黑暗中突然投来了光亮：早期维京人对爱尔兰和苏格兰的袭击，以及教会领袖对艾奥纳岛上的圣科伦巴修道院无法预见的不幸的反应。对于他们而言，这就如同耶路撒冷被毁灭一样。切拉赫自802年至814年担任修道院院长。795年维京人洗劫了艾奥纳岛，802年又烧毁了修道院，806年还杀死68名教会会众。修道院的领导层极为震惊，之后便为修道院的珍宝和高层人员寻求安全之地，807年至814年在米斯郡(Co. Meath)的凯尔斯(Kells)修建了一所新的岛上修道院。尽管当时的评论没有像阿尔昆描述793年维京人对林迪斯法恩的袭击时那般的恐怖，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其中的极度震惊。

艾奥纳岛幸存了下来，瓦拉福里德·史特拉伯(Walafrid Strabo)记录了另一件戏剧性事件。史特拉伯是国王“虔诚者”路易的学者和宠臣，他在赖兴瑙岛(Reichenau)和国王的宫廷见到了爱尔兰的流亡者。根据这些人的描述，他写出了826年被杀害的殉道者布莱斯马克(Blathmac)的生平。在他看来，布莱斯马克本应成为国王，却成为僧侣并渴望殉道者的名声。布莱斯马克在得知危险后，毅然前往艾奥纳岛。他料到袭击者要来，就建议其他人逃跑，有些人的确听从了他的建议。当维京人到来的时候，他掩埋了盛着科伦巴圣物的神龛，并且拒绝透露埋藏地点，因此被杀害。尽管整个叙述充满了圣徒似的描写，但这件事可能是真实发生的。这个故事以及年代记里提到的艾奥纳修道院院长们的卸任与继任(818年、829年、831年、849年、865年和878年)证明了修行生活得以继续。

这些维京人主要由挪威人组成，他们的袭击出其不意。《阿尔斯特年代记》未有任何先兆地记录了“异教徒毁坏了不列颠所有岛屿”，对岛屿和海岸的袭击持续了二三十年。795年，他们对爱尔兰进行了第一次袭击：“异教徒烧毁了列奇鲁岛(Rechru)，斯凯岛也被洗劫。”列奇鲁岛即拉斯林岛，位于爱尔兰海岸的东北方，这里有许多修道院，是船只南下的必经之路。很快袭击者就进军爱尔兰海，798年，编年史家记录：“异教徒火烧因尼斯·帕特里克(Inis Pátraic)，抢走了这些地方作为贡品的牛，打碎了圣德·乔纳(St Do Chonna)的神龛，大举入侵爱尔兰和苏格兰。”因尼斯·帕特里克就是斯凯利斯岛附近的圣帕特里克岛(St. Patrick’s Island)，圣德·乔纳是它的保护神。

截止到当时，袭击还是试探性的——通常是两三艘船只，而不是舰队。到807年，他们已经绕过了北部岬角，到达西部沿岸海湾。他们放火烧了斯莱戈湾(Sligo)外面的伊尼什默里岛(Inishmurray)，袭击了位于戈尔韦湾内陆水域的罗斯坎(Roscam)。有时他们会遇到地方领主的顽强抵抗：811年，“阿尔艾德人(Ulaid)屠杀了一批异教徒”；812年，菲尔·乌梅尔(Fir Umaill)在克卢海湾“屠杀了一批异教徒”。但同时，他们穿过爱尔兰海向南推进。821年，他们袭击了霍斯(Howth)，出于索要赎金或奴役的目的“抓走了一批妇女”，还抢劫了韦克斯福德湾小岛上的修道院。822年，他们抵达科克(Cork)；824年，他们袭击了位于凯里(Kerry)海岸13公里的斯凯利格岛(Skellig)上的偏远修道院，并抓捕了修道院院长埃特加尔(étgal)。

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维京人攻击了东北海岸、东部海岸甚至南至博因河(Boyne)的主要修道院。824年，他们首先攻击了位于贝尔法斯特海湾南岸之外的著名学府之地——班戈(Bangor)。他们洗劫了修道院，毁掉了礼拜堂，将创立者圣康高(St. Comgall)的圣像从圣坛上推下，并杀害学者和主教。然后，他们攻击了斯特兰福德湾的莫维尔(Moville)。827年，他们又袭击了都柏林海岸的拉斯克(Lusk)，并入侵了当地的王国。828年，他们攻击了博因河以北地区。当地统治者率军抵抗，而在东南部地区，乌伊·切内塞莱格(úi Chennselaig)的国王和塔赫蒙修道院(Taghmon)也加入了驱赶维京人的军队。

维京人的施压越来越大。831年，维京人袭击了劳斯(Louth)北部，并抓捕国王索取赎金。阿马的僧侣们派遣军队保护他们在卡灵福德湾(Carlingfor Lough)的地产，但是惨遭失败，许多人被俘。这反而让维京人注意到阿马的财富，832年年初维京人第一次袭击阿马，一个月多达三次。随后便是对其他教堂的袭击。图阿特尔(Tuathal，死于850年)，即后来杜罗(Durrow)和兰贝(Lambay)的修道院院长，在携带圣阿多姆南(St. Adománn)圣骨匣巡回时在莫纳亨郡的多纳赫莫尔(Donaghmoyne)被俘。神职人员和圣骨匣均被维京人带走，之后神职人员被赎回，但是圣物不知所终。

与他们在欧洲大陆的做法相同，袭击者们开始向内陆进发：833年他们袭击了北部沿海的德里(Derry)、都柏林附近的克朗多金(Clondalkin)和劳斯郡的德罗姆斯金(Dromiskin)，他们还袭击了位于南部海岸的利斯莫尔(Lismore)的大修道院，并且屠杀抵抗的志士。834年，他们攻击了格伦达洛(Glendalough)和博因河畔距德罗赫达(Drogheda)11公里的斯莱恩(Slane)。第二年，他们洗劫了弗恩斯(Ferns)和科朗莫尔(Clonmore)——两个地方都曾受到伦斯特南部国王们的资助。836年，他们从阿克洛(Arklow)的海岸出发，通过艾恩摩尔峡谷(Avonmore valley)，穿越30公里极其艰难的地带，攻击了格伦达洛。

苏格兰也许遭到了同样的攻击，但是相关资料太贫乏了。825年之后，艾奥纳岛的记录可能就停止了：苏格兰本土的记录几乎是刚刚开始。达尔·里阿达(Dál Riata)从记录中消失，在820年前，其统治范围直达福特日乌(Fortriu)以东。839年“异教徒”击败“福特日乌人”。这次对皮克特王国中部地区的攻击显示，西部和北部岛屿及西部和东北部内陆地区已经属于维京人。这片地区很可能是9世纪中期爱尔兰资料中提及的洛斯林(Lothlind)或莱斯林王国(Laithlinn)，也就是托姆莱尔酋伯爵(Earl Tomrair)的王国，托姆莱尔在848年阵亡。这片地区也是853年到达这里的奥拉夫(Amlaíb)的王国。后来，这个说法被用来指整个斯堪的纳维亚。

本地年代记中几乎找不到关于威尔士的证据。在853年或854年维京人攻击安格尔西岛(Anglesey)的皇家要塞之前，威尔士沿海的修道院本来会遭到来自爱尔兰海的掠夺。但是856年圭内斯国王罗德里大帝(Rhodr, King of Gwynedd)杀死了他们的首领霍姆(Horm)。爱尔兰年代记记载，877年罗德里从丹麦区来到爱尔兰，878年当他返回时被英格兰人杀死。当年维京人在达费德(Dyfed)过冬，在南威尔士的定居也许自此开始。

维京在爱尔兰的最初40年，维京人的袭击大多是“打完就撤”，由海盗率领的海上小股军队驾驶着速度足够快的船只，出其不意地进攻。837年之前，爱尔兰没有记录有名姓的维京人，9世纪中期前也没有记录有名姓的国王。他们一直在距离可航行的水域不超过30公里的边缘活动。沿海岸线抵抗极为艰难，因为爱尔兰海岸线长达4.8万公里，而且袭击者们移动迅速。这里没有类似于法兰克人在莱茵河口所布置的海岸护卫或堡垒，因此可以设想爱尔兰的舰队不够发达。然而，爱尔兰的地方抵抗有时却很有效。

日益加剧的袭击和移民

9世纪30年代末，维京人对爱尔兰和其他地方的袭击越来越恐怖：自836年，大规模的袭击始于“来自南布雷加(Brega，南米斯郡)的异教徒掳走了第一批受害者，带走了大批的犯人，杀死了许多人并带走了更多的俘虏”。秋季，可能是来自香农河(Shannon)上舰队的“异教徒对康诺特郡所有地方都进行了最残忍的蹂躏”。科朗莫尔的修道院在圣诞前夜被烧毁：许多人被杀，还有更多的人被俘。袭击从秋季直到隆冬，奴隶买卖证明了这些维京人正在岛上越冬，并且可能抓捕了无数的俘虏。《莱瑙修道院的圣芬坦生平》(The Life of St. Fintan of Rheinau)表明，他们在那里交易奴隶，于9世纪中期将俘虏卖到他们的家乡。

837年，一支60艘的舰队出现在博因河和利菲河(Liffey)上。他们肯定来自比挪威更近的基地，很有可能是苏格兰的定居点。他们破坏利菲河谷和米斯郡东部地区，抢劫修道院和城堡。乌伊尼尔人(Uí Néill)为他们带路，但是之后不久发生了一场战斗，乌伊尼尔人被打败，“死伤无数”。自此维京人开始定期出现在内陆的河道内。837年，他们来到香农河，烧毁德格湖(Lough Derg)上的圣岛及周围的教堂；他们来到厄恩湖(Erne)和博因河，掠夺了内陆的修道院。

839年，他们将一支舰队部署在爱尔兰最大的湖泊内伊湖，班恩河(Bann)可航船的下游与其北岸相连，然后“抢劫了北部各王国和修道院”。阿尔斯特的年代记编写者在841年写下的第一条记录这样说道：“异教徒依旧盘踞在内伊湖上。”编写者希望异教徒离开，编写者的惊讶证明他们在840年或841年时是初次在那里过冬。维京人开始修建长港，也就是能够保护他们船只的永久堡垒。841年，年代记记录了位于林恩·杜阿恰尔(Linn Dúachaill，位于劳斯郡的安纳格森)的一处长港和位于都柏林的另一处长港。他们从安纳格森出发，抢劫了中部地区；从都柏林出发，抢劫了伦斯特(Leinster)和乌伊尼尔王国，并远及布鲁姆山脉(Slieve Bloom)。他们还抢劫教堂，部署定居点。

记录者显然没有预料到这些都柏林的长港是永久性的，842年的第二条记录写道：“异教徒依然在都柏林。”但是这些维京人想要永久居留，他们数量众多，而且修建了防卫严密的堡垒。年代记中提及了一些堡垒：香农河上的里湖(Lough Ree， 845年)、科克(848年)、巴罗河上的邓拉利(Dunrally， 862年)、北部海岸的堡垒(866年)、约尔(Yougha，866年)、克朗多金的邓·奥拉夫(Dún Amlaíb， 867年)。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其他文献中没有记录的长港。844年维京人进入里湖，并从那里他们抢劫了康诺特和米斯，窃取了中部地区富有修道院的财富。阿马修道院院长福安南(Forannán)很有可能是在巡视芒斯特途中被俘，维京人将他(以及圣帕特里克的圣物)带到船上。第二年福安南返回，圣物也完好无损，可能是支付了大笔赎金赎回的。这件事惊动了其他教职人员，促使王室开始采取行动。845年，可能是里湖舰队首领的维京人图尔格斯(Turges)被塔拉(Tara)的国王处死，但是这支舰队依旧活跃。

9世纪中期的杀戮尤其残暴，以至于有些人认为爱尔兰已经沦陷。这可以从《圣伯丁年代记》对847年爱尔兰流亡者的描述中看出：“当他们被维京人欺压了许多年后，他们变成了维京人的附庸。维京人没有遇到反抗就占据了周边的岛屿，并在此定居。”

伟大的国王们没有团结起来抵抗袭击者，他们正忙于解决彼此间的宿怨。年代记编撰者简单地记录了袭击和杀戮，以一种超然的口吻揶揄那些习惯于同时期暴力活动的教会管理层。修道院除了祷告外，也开始自助，教士们走上了战场。845年，特里格拉斯修道院和克隆纳修道院的院长以及基尔代尔修道院副院长在达纳马斯(Dunamase)率领僧侣士兵抵抗时被杀。达纳马斯距克隆纳13公里，距基尔代尔24公里，距离近到足以让它们一同参与当地的防御。842年出现了第一次明确(而又隐晦)的维京人、爱尔兰人合作的记录：林恩·杜阿恰尔修道院的院长科曼(Commán)被维京人和爱尔兰人杀害并烧尸。年代记记录者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也没有表示任何观点。关于895年阿马遭袭的一则公告上出现了一条针对抵御祈祷的讽刺性评论：

唉，神圣的帕特里克啊!

你的祈祷无济于事啊!

维京人手持斧头

正在劈开你的祈祷室。

尽管有些迟缓，但大国国王们终于开始反击，并且发现他们居然能够成功反击。845年，塔拉国王尼尔·凯尔(Niall Caille)在多尼戈尔(Donegal)击败维京人。846年至847年，奥索里国王赛尔保(Cerball, King of Osraige)成功地保卫了自己的领土，杀死了1200多名敌人。12世纪，赛尔保被冰岛的上层人士奉为伟大的祖先。848年，下一任塔拉国王梅尔·塞赫纳尔(Mael Sechnaill)在斯克林(Skreen，米斯郡)附近打败维京人，杀死700人。同年，芒斯特国王奥尔乔巴尔(ólchobar)和伦斯特国王洛尔坎(Lorccán)的联军在卡斯尔德莫特(Castledermot，基尔代尔郡)击败维京人。年代记记录者写道：“莱斯林国王指定继承人托姆莱尔伯爵和他的1200名军士在此战败。”即使我们把年代记上的数字看作夸大的数目，这些战役也都是重要的胜利，同时还存在其他的胜利。《圣伯丁年代记》在记录848年出使“秃头”查理宫廷的爱尔兰使团时，也记录下了这些胜利。“爱尔兰人攻击了维京人，并在基督的帮助下取得胜利，把维京人赶出了王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爱尔兰国王派遣使者携带礼物前往查理宫廷，以求和平和友好。”维京人第一次占领爱尔兰的企图几乎将自己消耗殆尽。

自9世纪中期开始，维京人开始融入爱尔兰生活；那些最初为攻击内陆而建的堡垒逐渐演变成了沿海王国，维京人为争夺领主地位而竞争。尽管他们尽了最大努力，也无法获取大面积的领地——这和苏格兰、英格兰以及法兰克的维京人大不相同。在不断变换的同盟关系中，爱尔兰国王们时而向他们开战，时而视他们为同盟和雇佣兵，其核心都是围绕乌伊尼尔人想成为爱尔兰之王的企图。然而，很快就出现了更加危险的维京人。

849年，一支拥有120艘船只的远征队抵达爱尔兰——年代记记录者记录，这支舰队“由外国国王的手下组成”，他们前来强迫爱尔兰的维京人屈服，并且扰乱整个国家。更糟的是，851年至852年爱尔兰的维京人和新来的维京人之间爆发了一场殊死较量，最终新来的一批人被赶走。853年，“莱斯林国王的儿子奥拉夫来到爱尔兰，爱尔兰的外国人向他屈服，他收取了爱尔兰人的贡金”。有许多资料写到奥拉夫有挪威血统，但是他很可能是苏格兰维京王国的统治者之一，这个王国在未来一个世纪对奥拉夫及其继承者来说都至关重要。随后20年左右，他和另外两个兄弟或同族人——伊瓦尔和奥伊斯勒(Auisle)，成为以都柏林为基地的维京人中最杰出的首领。866年，他们“率领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外国人”在整个皮克特王国肆虐，抓捕人质和俘虏，而且强迫他们纳贡。(甚至在威尔士年代记中也提到)870年至871年，他们围困并占领位于克莱德河(Clyde)河口的邓巴顿，粉碎了斯特拉思克莱德的不列颠人。他们率领200艘船只，载满财宝以及大批英格兰、不列颠和皮克特俘虏返回都柏林。这使得苏格兰的大部分领土受到袭击、买卖奴隶和进贡的侵扰，并且有可能已被维京人统治。875年，丹麦人和北方人相互争夺：皮克特人被丹麦人从南面击败，877年，皮克特王国幸存疆域的国王君士坦丁(Constantine)被维京人杀死。

866年，北乌伊尼尔国王艾德·芬利亚特(Aed Finnliath)摧毁沿北部海岸(包括福伊尔湖)的长港，他逐步从维京人的控制和定居点中赢回沿海地区——这是对北部海峡两侧日益增长的维京势力的反击。但是维京人坚持住了，873年，伊瓦尔在他的势力范围内被称作“爱尔兰和不列颠的所有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国王”——这意味着他是所有在爱尔兰和苏格兰的维京人的领主，包括皮克特和斯特拉思克莱德，也许还包括威尔士。

在爱尔兰的其他地方，也有独立探险的维京队伍。860年，沃特福德的一支舰队(这表明那里有一个定居点)沿诺尔河(Nore)袭击。862年9月，洛伊吉(Loígis)的国王和他的叔父奥索里国王塞尔保摧毁了维京人的一个重要长港以及停泊在巴罗河沿岸的邓拉利的一支舰队。两年后，同一支维京人在南方依然活跃，袭击了利林(Leighlin)的修道院后击溃了他们。北部海岸的定居点也存活了下来：898年，福伊尔湖的维京人袭击了阿马；900年1月，一支舰队出现在内依湖上。斯特兰福德湾上还有另一个定居点。位于南部海岸的约尔也有另一个定居点，但是这里的舰队和长港在866年被摧毁。一年后，科克的维京人首领格尼姆贝奥卢在战斗中被杀。888年，袭击者杀死了科洛因修道院的院长和副院长，而这些袭击者可能来自科克。887年，利默里克的维京人被康诺特人击败。中南部地区遭到了来自沃特福德、韦克斯福德和圣马林斯的维京人攻击，但是他们最终在892年被击败。单独行动的维京人，比如托姆莱尔伯爵，在866年洗劫了克朗弗特大教堂(Clonfert)——年代记记录者非常满意地写道：他回到长港后不久即被复仇的圣布伦丹(St. Bredan)杀死。

9世纪末期都柏林的历史记载开始变得比较粗略：动荡不安，四分五裂。爱尔兰人成功地进行了反抗，867年，他们烧毁了位于克朗多金的维京人堡垒，击败了这支舰队，并且攻击城池。但是奥拉夫在869年又卷土重来，他们洗劫了阿马，烧毁祈祷室，并且杀死或俘虏了1000名居民。三个家族在争夺都柏林。而此时奥拉夫从记录上消失；875年，他的儿子奥斯金(Oistin)被丹麦人谋杀；巴里德(Barid，可能是伊瓦尔的另一个儿子)被年代记记录者称作“伟大的维京统治者”，而881年他的死亡和都柏林的烧毁则被记录者归功于上帝和圣西亚南(St. Cianán)。883年、888年和893年出现了更多的王朝纷争和杀戮，都柏林人分为两个阵营，一派以伊瓦尔的一个儿子为首，另一派以西格弗里斯伯爵(Earl Sigfrith)为首。896年，伊瓦尔的儿子西特里克(Sitric)被维京同伙杀害，他的兄弟也被爱尔兰人杀死。维京人依旧能够深入内地：890年至891年，他们洗劫了阿德波拉坎(Ardbraccan)、多纳帕特里克(Donaghpatrick)、杜兰、格兰达洛、基尔代尔、科隆纳德(Clonard)；895年，他们攻击了阿马，带走710名俘虏。但是他们在都柏林的势力消退得很快。当902年北方的布雷加和伦斯特联军进攻，维京人的失败随即而来：“异教徒被赶出爱尔兰，也就是从都柏林的堡垒里被赶出，他们丢弃了大量船只，捡回半条命逃走。”都柏林的第一个维京定居点自此终结。

爱尔兰不像“秃头”查理的法兰克王国那样富庶、有利可图，也无法轻易建立定居点。9世纪后期第二批维京移民开始前往冰岛和英格兰西北部。爱尔兰激烈的反抗和冰岛及英格兰所提供的新机会解除了爱尔兰的压力。——历史学家们经常讨论的所谓的“四十年太平”被认为标志着第一段维京时代结束，这个说法来自一部12世纪的文学作品，并且最终可能是《圣经》的传统主题(《士师记》3:11， 5:32， 8:28等，译者注：应该是5:31提到了“太平四十年”，不是5:32)，而这一主题不应该按字面意思来理解。

第一段维京时代的影响

第一段维京时代对爱尔兰的影响很难衡量。维京人一直被指责应为教会和宗教文化方面灾难性的衰败而负责，也有些人认为这些袭击对正在恢复发展的爱尔兰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导致职权滥用、普遍堕落和世俗化，维京人的暴力(和一些爱尔兰模仿者)使社会充斥着粗俗和堕落。但是这种想法有些离谱。9世纪赖兴瑙的比德(Bede)片段爱尔兰抄写员可能属于某一个受到袭击的宗教团体，也就是都柏林附近克朗多金的圣莫察(Mo Chua)宗教团体。他表达了许多人的想法：“把我们从大批涌入的外国人、敌人、异教徒以及苦难中解脱出来吧!从火灾、饥荒以及各种疾病中解脱出来吧!”他将维京人袭击置于这样的背景下——在中世纪早期生活的许多龌龊事情中，解决办法常常是靠民众的祈祷和上帝的怜悯。他本可以对掠夺修道院的爱尔兰王室抱有同样令人生厌的反应。

人们不应该夸大维京人对修道院袭击的频率和程度。795年至806年，爱尔兰有4座修道院被抢，艾奥纳岛和斯凯岛是这4次攻击的受害地。807年有2次抢劫，直到822年才出现更多的抢劫记录。从822年至829年，15座修道院遭到破坏。这使34年间遭抢的修道院数目增加到了25座。即使我们认为年代记记录者只记录了大规模攻击次数的四分之一或更少，但是鉴于爱尔兰修道院和教堂的巨大数量，这一计数依旧很低。

从大约830年至845年，维京人对修道院的袭击十分严重：年代记列出了某些具体袭击中的大约50名受害者名单，收录了9次大范围发布“对民众和教堂”的袭击公告，比如在伦斯特北部和乌伊尼尔王国。维京人似乎专注于袭击大型修道院，因为那里有可掠夺的值钱东西和可换赎金的大人物。地方修道院几乎什么都没有，因此它们和宗教团体一起避开了灾难。

袭击的严重程度也不同。一些著名的教堂在较长时间内都避开了袭击：位于埃姆利(Emly)的皇家修道院直到847年才遭到第一次抢劫。西尔基兰(Seirkieran)和伯尔(Birr)只遭到一次袭击。尽管10世纪时阿加波(Aghaboe)、基尔卡伦(Kilcullen)、凯尔斯、科勒雷恩(Coleraine)受到了攻击，但是在整个9世纪却未受破坏。我们所知的在9世纪遭到袭击的地方〔比如索兹(Swords)、凯斯利格、蒙格雷特(Mungret)、莫维尔(Moville)、莫那斯特博伊斯(Monasterboice)〕则似乎避开了10世纪的杀戮。还有其他未被提及的受袭地。我们可以推断出有一些袭击没有被记录下来，但也不能做过分推断，认为维京人的袭击比实际上更具影响。显然他们集中在拥有大型修道院的城镇：阿马、格伦达洛、基尔代尔、斯莱恩、科隆纳德、克朗麦克诺伊斯(Clonmacnoise)、利斯莫尔和其他城镇。这些地方都是维京时代之前爱尔兰教会的领导者；它们以同样的地位从维京时代幸存下来，甚至变得更有影响力。几乎没有教堂消失，甚至那些接近维京人领地或在其领地内的教堂也没有消失。年代记记录者的记录是不全面的：他们的描述冷静、简洁，在空间和时间上明显不均衡，但成为受害者看待这些事件的参考。而且年代记记录从来不抱怨攻击者的残暴。

人们指责维京人的骚扰带来了一些恶习，如多元化、世俗长官、教士婚姻、教会世袭等，但是这些现象在维京人到来之前早就存在了。这些混乱有时也许会让行为更加恶化，使宗教生活变得粗俗，但也可能相反：殉道强化了人们的忠诚，至少对一些人来说，这场危机强化了纪律，加强了管理。

据说，这些袭击造成了大批爱尔兰学者、诗人和教师离开并前往法兰克，后果之一就是爱尔兰学校极其匮乏。其中一位著名的逃亡者是诗人塞德留斯·司格特(Sedulius Scottus)，他于9世纪中期抵达“秃头”查理的宫廷。圣高尔的普里西安手抄本(St. Gall Priscian)就是他的作品，该书使用大量古爱尔兰语注释，大约845年作于爱尔兰并被带到欧洲大陆。空白处写了一首著名的关于维京袭击的四行诗：

今夜之风异常凶猛，

掀起了大海的白色巨浪，

我不害怕跨越平静大海的

野蛮的维京人。

塞德留斯写给主教哈特加尔(Hartgar)的诗被认为是他和他的同类逃离爱尔兰以躲避维京人的证明：

肆虐的北风摧残着我们——格外可怜——

博学的语法学家和神圣的教士。

呼啸的北风不放过任何人，

用它残酷的尖嘴撕裂我们。

所以，尊敬的哈特加尔主教，帮助疲倦的人吧，

用一颗善心接纳我们这些博学的爱尔兰人吧。

塞德留斯的确提到了袭击，但是这些袭击不足以迫使他流亡。在维京人的袭击加剧之前很久，以及最糟糕的袭击过去之后，爱尔兰学者已经在加洛林王朝的宫廷和其他地方都拥有影响力。塞德留斯是宫廷学者，此时“秃头”查理的法兰克王国正在遭受严重的袭击，他可以利用法兰克王国的经历来为他的同伴博得同情，声称大家同样是受害者。爱尔兰学者们不是被袭击迫使流亡的：他们被卡洛林王朝的慷慨资助所吸引，那时法兰克王国比爱尔兰更加动荡。

爱尔兰宗教学校兴盛起来。通俗文学的杰出作品——基于7世纪韵律格式的优美抒情诗和宗教诗，传承了两个世纪文体演变的有关阿尔斯特传说和宫廷故事的叙事散文——都属于9和10世纪。同一时期爱尔兰人撰写了大量复杂的族谱、法律文本和历史短文。在欧洲，爱尔兰宗教学者留下了对维京战争描述得最详尽、最冷静的年代记。撇开流亡在卡洛林王朝的爱尔兰学者不谈，9世纪末和10世纪的拉丁文写作主要是日常的圣训记录和祷告书。金属制品加工没有衰落，只是风格发生了变化，维京人带来的白银被大量使用。石头上的人物刻像令人赞叹。金尼蒂大十字架是为塔拉国王梅尔·塞赫纳尔(死于862年)而建立的，上面刻上了他对爱尔兰王国所有权的声明。撒母耳十字架上将大卫纳入国王之列(《列王记上》16:1-13)，这表明教会接受了他的地位，也认可他的权力。位于克朗麦克诺伊斯的宏伟圣经十字架，是为塞赫纳尔的儿子塔拉国王弗兰·辛纳(Flann Sinna， 879—916年)建立的。麦克·杜南福音书和10世纪的圣咏集显示，书稿彩饰的传统保留了下来。修道院的教堂和他们的学校从战争中脱险，甚至在维京控制地区幸存下来。

一些人认为袭击导致了对教堂暴力攻击的增加，结束了教士的豁免权。然而这是值得怀疑的。对修道院的攻击早在维京战争之前就存在了，其间并没有间断，战争结束很久后依然存在。原因很复杂，结构性的、社会性的、经济性的原因使修道院脆弱不堪：贵族对圣殿的暴力破坏；教会人员和国王的密切联系使修道院成为皇家中心并将教会卷入政治争斗中；教会宗派竞争会导致饥荒时期教会的储存物品被抢。

维京人不是出于宗教原因攻击修道院(他们没有修道院)，而是因为这里聚集了财富，被当作了保险仓库，并且修道院农场贮存丰富。同爱尔兰人不同，他们蓄意抢走祭坛的奉献盘、神龛和圣物。年代记和在挪威发现的幸存手工艺战利品为此提供了证据。但他们的掳掠并不仅限于此。因为一旦遭到袭击，修道院无法很快替换这些宝贵的器皿和神龛；另外，它们不太具有金银的价值，因为它们的价值依赖于拥有者的宗教和艺术修养。维京人可能很快就了解到，他们得到了比珍贵金属的原始价值更多的赎金。

维京人很快就发现人可以作为商品并带来更多的利益：奴隶和俘虏可以换取赎金。早期袭击的显著特点是抓获俘虏，然后就是大规模的奴役。869年，奥拉夫在阿马杀死或俘虏了1000人。881年，德利克(Duleek)还发生了数次大规模的奴隶抢劫，许多人被抓；886年，维京人在基尔代尔抓了280名俘虏(包括修道院副院长)；895年，阿马有710人被抓走。尚不清楚这些奴隶是如何被交易的，但是一些人去了斯堪的纳维亚，一些人去了冰岛。对爱尔兰来说，这种形式的奴隶交易是新事物：爱尔兰人用这种方式对付维京人，而不是互相攻击。

在政治方面，维京袭击前的爱尔兰被认为是部落化和仪式化的，古老的爱尔兰法律和政治制度在维京人的袭击下分崩瓦解。这个“古老秩序”不是经由爱尔兰的历史发现的，而是来自对爱尔兰法律文本的狭义解读，也被萨迦文本的错误解读影响。这些萨迦文本写于9世纪或稍晚时候，这时他们想象中描述的社会有可能已经瓦解了。事实上，文献透露了目前人们的关注。爱尔兰神话故事《莫伊兹拉之役》(Cath Maige Tuired)清楚地谈及维京人的威胁(可能甚至是当时的一个政治信号)，年代记和族谱显示爱尔兰正如欧洲大陆一样被渴望权力的国王和贵族所统治。一些人宣称是爱尔兰的国王，为争夺权力卷入长期的武力斗争中。维京袭击也不能分散他们的精力。

第二段维京时代

到10世纪早期，在北海峡两侧早就建立了爱尔兰-维京地区，爱尔兰有这样的地区，但是更重要的地区则位于苏格兰和马恩岛。不知从何时开始，大批殖民者从都柏林及其附属地迁来，这使得从迪河(Dee)到索尔韦湾(Solway)及更远处的定居点人口密集，延伸到亨伯河以北的约克郡，这从许多地名可以看出——在人名的结尾加上by〔比如梅尔默比(Melmerby)、梅尔森比(Melsonby)、杜格尔比(Duggleby)〕。其中一个著名的难民就是英吉蒙德(Ingimund)。903年，英吉蒙德占领安格尔西岛，并率领一支维京人和爱尔兰人联军长驱直入麦西亚。这些从都柏林逃亡的首领在苏格兰附属地安顿下来，并立刻试图征服皮克特人。904年，两名“伊马尔的孙子”在战斗中杀死皮克特国王，而伊马尔·乌阿·希迈尔(Ímar ua hÍmair， 902年前为都柏林国王)在斯特拉森(Strathern)被皮克特人杀死。914年，伊马尔的另一位同族人拉格纳尔德·乌阿·希迈尔(Ragnall ua hÍmair)在科布里奇(Corbridge)打败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后，把大量土地分给了手下。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不列颠北部的势力扩大，威胁到了所有邻国。913年，阿尔艾德人的一支海军舰队在英格兰海岸被维京人击败——这证明爱尔兰东北部易受侵袭，因此这些地方试图与英格兰联合来钳制拉格纳尔德。914年，他的活动范围扩大到马恩岛。

在爱尔兰，第二段维京时代自914年随着“一支庞大的异教徒海军舰队抵达沃特福德港”而突然开启。这支舰队最初来自布列塔尼，在塞文(Severn)河口进行了一次袭击，随后在秋季起航前往爱尔兰。他们于11月1日前到达，然后可能进入了冬季宿营——因为年代记丝毫没有提到914年他们做了什么。第二年，更多的维京人抵达沃特福德，抢劫芒斯特各地的王国和教堂。917年，两位流亡的都柏林的王朝首领加入抢劫队伍。尚不清楚他们同914年或915年停泊在沃特福德的舰队是何关系，但是他们控制了维京人在爱尔兰的活动。拉格纳尔德被称为“丹麦人的国王”，因为他统治了丹麦人的诺森布里亚。他率领一支舰队抵达沃特福德，他的同族人西特里克(Sitric Caech)占领了伦斯特边境的森·富艾特(Cenn Fuait)。

由杰出首领率领的大批维京军队抵达，这引发了他们同塔拉国王尼尔·格隆杜布(Niall Glúndub)之间的战争。他于916年继位。作为一个生活在北方的人，塔拉国王非常清楚拉格纳尔德对爱尔兰、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威胁。917年8月，他率军抵达卡舍尔(Cashel)“向异教徒开战”，维京首领则谨慎迎战。尽管战事持续了三个多星期，但一直没出现决定性战役。尼尔说服伦斯特人攻击西特里克在森·富艾特的营地。但是他们败得很惨，伦斯特国王、主教和许多首领阵亡，西特里克夺回都柏林。918年，拉格纳尔德率领他的沃特福德舰队抵达不列颠北部，并发起战役最终使自己成为约克国王和诺森布里亚的统治者。之前他在爱尔兰一无所获。

很快，尼尔·格隆杜布与都柏林的西特里克交战。919年9月，尼尔向都柏林挺进。他在岛桥(都柏林附近)遭到惨败，和许多乌伊尼尔首领一道阵亡。一位年代记记录者讽刺地写道，班戈的修道院院长和尼尔的忏悔神父塞勒·达拜尔(Céle Dábaill)鼓动尼尔参战，却用临终圣餐换取国王的马以便逃跑(这位胆小而博学的院长于929年在罗马退休后死去)。从来没有如此多的显赫人物被维京人杀害，世人皆惊。随后，西特里克突然离开都柏林而前往英格兰争夺约克。

918年拉格纳尔德已经返回不列颠北部。途中，他攻击苏格兰并抢劫邓布兰。他在泰恩茅斯(Tynemouth)打败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919年他占领约克，然后以诺森布里亚国王的身份向“长者”爱德华屈服。现在约克和都柏林被同一个王朝统治，这具有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意义。拉格纳尔德死于921年，他的讣告称他为“北方人和丹麦人的国王”——这个称呼准确描述了他那混杂的斯堪的纳维亚王国。都柏林的西特里克继承了拉格纳尔德的王位统治约克，直至927年他死去。926年，西特里克在塔姆沃思(Tamworth)的会晤中见到埃塞尔斯坦国王，勉强成为基督徒，并娶了国王的妹妹。

都柏林被西特里克的一名叫戈德弗里德(Godfrid)的同族人所统治，他是一名抢劫者和奴隶贩子。921年，他于圣马丁节(11月11日)前夜攻击了阿马。那时，阿马到处都是美食和有钱的朝圣者，但是他放过了修道院和慈善机构。他还不断骚扰阿马以东和以北的农村地区。这些都是都柏林自大约921年至927年期间(以及后来)所发生的一系列战役的一部分，戈德弗里德试图在爱尔兰海另一边建立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王国。这一企图被北乌伊尼尔国王穆尔赫塔赫(Muirchertach)挫败。西特里克死后，埃塞尔斯坦接管了诺森布里亚。戈德弗里德匆忙前往夺取约克，却被赶走。强大而独立的维京首领托玛尔·麦克·艾尔切(Tomar mac Ailche)自922年起统治利默里克，他趁戈德弗里德不在，与戈德弗里德的敌人迅速联手，短暂接管了都柏林。这是都柏林与利默里克之间长期斗争的一部分。利默里克人在西部和北部湖泊部署了舰队，这对都柏林是个极大的威胁。934年，戈德弗里德死去，讣告出乎意料地称他为“北方人最残酷的国王”。

他的儿子奥拉夫继任，同爱尔兰人开始了一场激战，并且开始对付利默里克人：937年8月，他在里湖打败利默里克首领，并打烂了后者的双脚，将其抓回都柏林。此时奥拉夫转向约克，攻击一个北部的不列颠联盟，但他先是在布鲁南博尔(Brunanburh)被击败，然后又被约克国王打败。英格兰一方是埃塞尔斯坦和他的兄弟埃德蒙以及威塞克斯和麦西亚的军队，另一方是奥拉夫率领的都柏林和爱尔兰北部维京人、苏格兰国王君士坦丁和斯特拉思克莱德国王。结果是埃塞尔斯坦大获全胜，但是奥拉夫跑掉了，并在938年回到都柏林。

布鲁南博尔战役暴露的更深层问题是，埃塞尔斯坦日益强大的力量使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包括斯堪的纳维亚人)感到不安。周围地区发生叛乱的条件已经成熟，但尚不清楚是如何发生的。根据年代记来判断，敌对势力的中心就是都柏林的奥拉夫。在赢得对利默里克人的胜利之前，他肯定已经处在联盟的领导位置，这表明他是不列颠群岛上最重要的维京人。英格兰编年史家伍斯特的弗洛伦斯(Florence of Worcester)称他为“异教徒奥拉夫，爱尔兰和许多岛屿之王”。我们能够肯定地推断出，都柏林在爱尔兰海北部、马恩岛、赫布里底群岛、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掌握实权，并拥有强大的资源。这是一个海洋王国，它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中心距爱尔兰和英格兰的观察者有些距离，因此记录很不详细。埃塞尔斯坦于939年10月死去，奥拉夫立即起航前往英格兰，年底前抵达约克，被诺森布里亚人推举为国王。他同约克大主教伍尔夫斯坦一世一起乘胜在亨伯河南面发动一场战役，结果是同埃塞尔斯坦的继承者埃德蒙经过谈判达成协议，埃德蒙承认奥拉夫作为约克国王和丹麦麦西亚(几乎是英格兰王国的一半面积)统治者的地位。奥拉夫于941年死去。

他的继承者奥拉夫·夸兰很快就丢了约克。945年，夸兰返回爱尔兰，在那里爱尔兰与维京之间的战事进入一个新的艰巨阶段。北乌伊尼尔的穆尔赫塔赫赢得许多战斗，但是在943年在阿耳第(Ardee)被维京人杀死。第二年，布雷加国王孔拉克(Congalach)和伦斯特的布劳恩(Bróen)联合起来对都柏林展开钳形攻势，更加残暴地洗劫了都柏林。

这场进攻给都柏林带来了毁灭：房屋、围墙、船只以及其他建筑物被烧毁；妇女、男孩和平民成为奴隶；男人和士兵被杀死；一切都被毁了，人口减少到原来的四分之一，人们被杀死、溺亡、烧死、俘虏，只有很少的人乘坐船只逃到达尔基。

胜利者洗劫了这座城。之后，孔拉克被尊为塔拉国王，似乎都柏林的权力(和经济利益)都已属于这个政权。奥拉夫·夸兰再次向英格兰求助，他自大约948年起成为约克国王，直到953年被赶走。948年，孔拉克再次攻击了都柏林，杀死了那里的统治者，1600名士兵非死即俘。

威尔士遭到来自爱尔兰海的两处攻击。奥拉夫·夸兰的都柏林势力干涉威尔士的宫廷争斗，他们从威尔士收取进贡，还抢劫威尔士。961年，奥拉夫的儿子们从都柏林海岸之外的爱尔兰之眼袭击威尔士，抢劫了霍利黑德(Holyhead)和利茵半岛(Lleyn)。11世纪还有其他针对威尔士的袭击者。第二批攻击者是10世纪和11世纪西部群岛的统治者，他们像早期维京人一样抢劫了爱尔兰和威尔士沿岸。西部群岛的统治者马格努斯是哈罗德的儿子，他在971年袭击了彭蒙(Penmon)。980年，他的兄弟戈德弗里德占领了安格尔西岛，毁坏了利茵半岛；982年，他袭击了达费德；987年，他回到安格尔西，抓捕了2000名俘虏。10世纪后半期对修道院频繁遭到袭击；11世纪，袭击者也会抓住机会进行袭击。从地名来判断，从纽波特(Newport)到菲什加德(Fishguard)〔彭布罗克郡(Pembrokeshire)似乎是一处维京殖民地〕的威尔士南部沿海地区和从安格尔西到弗林特(Flint)的北部沿海地区都有维京人的定居点。

950年至980年，当爱尔兰国王们竭力扎牢权力根基的时候，都柏林在政治上的行事就像一个当地强大的王国。980年，南乌伊尼尔国王梅尔·塞赫纳尔在塔拉击溃奥拉夫·夸兰率领的都柏林和赫布里底大军(年代记记录者称之为“红色屠杀”)。所有一切都表明一场蓄谋已久的针对梅尔·塞赫纳尔的攻击是大错特错，这极大地削弱了都柏林的力量。梅尔·塞赫纳尔二世围困了这座城池，逼迫都柏林进行谈判：释放包括伦斯特国王和乌伊尼尔的人质在内的所有爱尔兰人质，移交财宝和贵重物品，解除乌伊尼尔自香农河至海边的土地纳贡。他释放了维京领地上的所有爱尔兰奴隶——年代记记录者虔诚地夸张道，这是“爱尔兰地狱般的巴比伦之囚”。奥拉夫·夸兰退到艾奥纳岛修道院度过余生。现在梅尔·塞赫纳尔二世通过一位副王统治都柏林，以及在989年银胡子西特里克继承都柏林的权力后，他再次确认了自己的权力。

10世纪晚期，达尔凯斯(Dál Cais)人(后称为乌伊·布里安人)在芒斯特当权。他们最伟大的国王是布里安·博拉马(Brian Bórama)，他统治着维京各城市，利用他们的收入和舰队助力自己成为爱尔兰的国王，包括984年和988年沃特福德舰队，1006年和1007年北部战役中的都柏林舰队。他还依靠维京人的其他能力，比如利默里克国王(977年被布里安杀死)的孙子奥斯里(Osli)在1013年就是他的顾问和首席大臣。布里安完全接受了利默里克，这暴露了都柏林所忧虑的政策。997年，布里安和梅尔·塞赫纳尔二世瓜分了爱尔兰，布里安带走了都柏林和伦斯特的人质，成为他们的君主。999年末，“白胡子”西特里克率领的伦斯特人和都柏林人叛乱。布里安和梅尔·塞赫纳尔二世在都柏林南面的格伦马马(Glenn Máma)镇压了他们，布里安洗劫了这座城。如今他拥有军队、舰队和都柏林的税收，为他最终成功登上爱尔兰国王王位做好了准备。

自1012年起叛乱不断出现——布里安增强了芒斯特的防御，派兵攻打都柏林。1014年初，都柏林人建立起一个防御同盟，包括奥克尼酋伯爵西格德(Sigurd)、赫布里底群岛和其他地方的维京大军。布里安和梅尔·塞赫纳尔二世起兵前往都柏林与他们交战。4月23日耶稣受难日全天，战斗在都柏林北面的克隆塔夫激烈进行。最终，维京人和盟友溃不成军。战斗损失极其惨重，布里安被杀死，他被不同寻常地描述成“全欧洲西北部的奥古斯都”。尽管战争场面宏大，但这不是维京人和爱尔兰人之间争夺都柏林统治权的斗争，也没有改变都柏林的命运。伦斯特人一直痛恨布里安的统治，加入了叛乱的煽动者都柏林人。他们是为了他们的城邦得以(在内地和海外都有大量利益)繁荣、独立和几近自治而反叛，因为布里安要将它吞并。布里安本想对都柏林采用埃塞尔斯坦及其继承者们对约克所用的手段，但都柏林殊死抵抗。

更加强大的爱尔兰国王逐渐控制了都柏林，随着争夺爱尔兰王权的斗争日益加剧，都柏林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公元1026年，布里安的儿子唐纳赫德(Donnchad)向北进攻米斯和布雷加的时候曾在都柏林城堡之外安营扎寨三天。都柏林人懂得如何交易，而国王则懂得如何利用地位获利。都柏林的控制权从一个国王传到另一个国王：首先是伦斯特国王迪尔梅德(Diarmait)， 1052年他率领一支庞大的远征军抵达都柏林，赶走那里的海外国王而使自己独霸都柏林。1054年，以及1057年至1058年间，他指挥军队和舰队将他的儿子默查德(Murchad)扶上王位。1070年，默查德死去，年代记记录者称他为“受父亲安排的外国人君主和伦斯特国王”，重要的是，他被葬在都柏林。当迪尔梅德在1072年阵亡时，年代记记录者称他为“威尔士、群岛及都柏林之王”——这清楚地证明了迪尔梅德的影响力扩大到维京人的海外领地以及威尔士。11世纪和12世纪期间，爱尔兰君主和以爱尔兰为基地的维京人继续干涉威尔士事务。

布里安的孙子塔德巴赫(Tairdelbach)的王权被都柏林所认可，随后都柏林国王高福莱德(Gofraid)向他宣誓效忠，并认可他的宗主地位。1075年双方翻脸，塔德巴赫将高福莱德驱逐。不久，塔德巴赫的儿子穆尔赫塔赫(Muirchertach)25岁时在都柏林继位，直到1086年他继承了父亲芒斯特(和爱尔兰)国王的王位。都柏林则继续作为其首都。1094年，一个北部联盟挑衅穆尔赫塔赫，当时都柏林也是首都。1100年和1103年，穆尔赫塔赫率领舰队攻打北方。1105年，阿马修道院院长试图让穆尔赫塔赫与北方敌人讲和，他们在都柏林进行了谈判。1111年，穆尔赫塔赫前往都柏林，在米迦勒节(9月29日)至圣诞节期间将宫廷设在那里。1115年，他受到来自伦斯特利益的挑衅，并在都柏林的一场战斗中击败了他们，并使他的儿子多姆纳尔(Domnall)成为都柏林统治者。他的权力延伸到马恩岛和西部群岛。穆尔赫塔赫统治各维京城市(都柏林、利默里克、沃特福德、科克)，并特意为每个城市指定了自己选好的改革派主教。他在与挪威国王“赤脚王”马格努斯(Magnus Barelegs)的来往中表现得非常精明。1098年，马格努斯开始向西探险来到这里，占领了奥克尼、赫布里底群岛、马恩岛，也许还有加洛维(Galloway)、格温内斯(Gwynedd)，直接威胁到爱尔兰。穆尔赫塔赫和马格努斯签订了和亲协议，马格努斯在1102年或1103年与穆尔赫塔赫一起过冬。第二年春季，他们一同向北挺进——穆尔赫塔赫遭遇大败，而马格努斯则在一次战斗中丧命。

从年代记及可能出自穆尔赫塔赫时期的一篇描述爱尔兰国王的法律文章中可以看出，控制都柏林及其资源是爱尔兰王权的一项附属权：致爱尔兰国王，所有的河口均归他控制，也包括都柏林、沃特福德和利默里克。

文化同化

文化同化标志着地形和地名证明了没有正式记载的定居点。斯卡特莱(Scattery)是位于香农河口的一处修道院，这个名字是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对爱尔兰词汇Inis Cathaig的变形。在西南最偏远的地方，布拉斯基特人〔Blaskets，早期布拉斯克人(Blasques)〕包含古斯堪的纳维亚词汇øy(“岛屿”，第一个词素不确定)；附近的港湾斯摩维克(Smerick，古斯堪的纳维亚语Smǫrvík是爱尔兰词汇Muirbech的变形)的意思是黄油湾，可能因周边肥沃的修道院土地而取此名；在伊弗兰半岛（Iveragh）上的贝吉尼什（Beginish），一块刻着十字架的如尼文石头表明，在一个修道院里有爱尔兰-挪威殖民者。南部海岸〔德西（Dersey）、法斯特耐特（Fastnet）、福塔（Fota）、赫尔维克（Helvick）、沃特福德、萨尔蒂斯（Saltees）、塞尔斯卡（Selskar）、图斯卡（Tuskar）〕和东部海岸〔韦克斯福德、阿克洛（Arklow）、威克洛（Wicklow）、霍斯、爱尔兰之眼、兰贝、斯凯利斯、卡灵福德（Carlingford）、斯特朗福德〕的挪威地名是从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传到英语中的。而维京水手通用语中的地标性建筑和定居点却没有在爱尔兰语中留下痕迹。都柏林附近的达尔基（Dalkey）是爱尔兰语Delginis的部分转译。有些地名是爱尔兰语同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结合形成的，纯粹的古斯堪的纳维亚地名在内陆地区很罕见。其中一个是莱克斯利普（Leixlip），来自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lax-hløypa（意为“三文鱼跳跃的地方”）。在都柏林王国之内，带有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素的地名虽很普遍，但总体来说爱尔兰的古斯堪的纳维亚地名不如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常见。

语言接触开始较早，并在9世纪中期达到高潮。然而，我们可确定的证据来自文学领域，借词使用的方面发展却很缓慢。最早的常见借词是erell、iarla，来自jarl（“酋伯爵”）——爱尔兰人对这些军事首领印象颇为深刻。有三个重要的农业用语：punnann，来自bundan〔“一捆（玉米）”〕；garrdha，来自garðr（原意为“住宅”，后指“围起来的菜园”）；pònair，来自baunir（“豆子”）。这些词语表明那里有讲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农夫。

最重要的借词大都与典型的维京人活动有所联系，譬如航海方面（ancaire〈akkeri“锚”，bád〈bátre“船”，scòd〈skaut“薄板”，stiúir〈stýri“舵”，laídeng〈leiðangr“海军”，cnarr〈knorr“舰”）；捕鱼方面（langa〈langa“帚石楠”，trosc〈porskr“鳕鱼”，scatán〈skadd“鲱鱼”，dorgha〈dorg“鱼线”）；商业和交易商品方面（margad〈markaðr“市场”，pinginn〈pennningr“便士”，scilling〈skillingr“先令”，scuird〈skyrta“衬衫，斗篷”，cnaipe〈knappr“纽扣”，bròg“鞋”〈bròk“紧身裤，裤子”）；战事方面（boga〈bogi“弓”，elta〈hjalt“刀柄”，merge〈merki“战斗标准”）。还有些词汇同食物有关，特别是builín、builbhín（“一条面包”）可能来自bylmingr（“一种面包”），beoir（啤酒）来自bjòrr（有可能是一种不同于爱尔兰品种的啤酒）。社交词汇数量有限：ármand（“长官，司令”）来自ármáðr（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中表示皇家农场的管事），lagmann〈lǫgmaðr（“律师、本地贵族”），súartlech〈svartleggja（“雇佣兵”），traill〈prҨll（“奴隶，仆人”）。只有少数动词：leagadh（“放下，击倒”）来自leggja，crapadh（“缩水，缩小”）〈krappr，rannsughadh（“搜索、搜查”）〈rannsaka（英语词汇“洗劫”也来自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幸存的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对爱尔兰语的影响是较小的，只有不到50个词，从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借来的词汇大概只占全部词汇的很小部分。

9世纪早期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人名出现了爱尔兰语形式：第一个是Saxolb，来自Sǫxulfr，是一位死于836年的维京首领的名字。最普通的名字是奥拉夫来自Óláfr，格斯布里斯（Gothbrith）、格斯弗里斯（Gothfrith）、戈弗雷德（Gofraid）来自Goðrøðr，伊马尔来自Ívarr，拉格纳尔德来自Rognvaldr，西特里乌克（Sitriuc）来自Sigtryggr，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名字。爱尔兰贵族从10世纪末才借用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名字，11、12世纪开始变得常见：我们不清楚下层阶级是如何做的。奥拉夫、伊马尔、拉格纳尔德和西特里克——在维京首领中常见的皇家名字——是最常见的，一些爱尔兰的姓氏也因此产生。维京人借用爱尔兰名字稍早一些，我们发现一些11世纪早期的维京人拥有纯粹的爱尔兰名字。这表明深度融合早在10世纪中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981年，奥拉夫·夸兰死去，年代记记录者尊敬地称他为“外国人至高无上的国王”。他是诗人和游吟诗人的保护者，诗人西内德·乌阿·阿尔塔金(Cináed ua hArtacáin)(死于975年)写道：

奥拉夫来自人口众多的都柏林

作为国王统治着霍斯

我收到了他对我诗歌的奖赏——

一匹来自阿查尔的骏马

在12世纪重要的文学作品中，有一部以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写作，其他均以爱尔兰语写作，它们有助于我们了解维京-爱尔兰社会。描述克隆塔夫之战的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作品是《布里安萨迦》，大部分存于《尼亚尔萨迦》和索尔斯泰因萨迦《西乌霍尔索纳尔》。这部作品可能是一位神职人员在1118年之前写于都柏林。布里安被讴歌为国王的典范——神圣、公正、强大，是继承先祖的圣王。据记载，克隆塔夫战役和布里安之死是异教徒、变节者和背叛者一手造成的，而不是信仰基督教的都柏林市民的祖先造成的。都柏林现在的市民是统治者善良的臣民，现在的统治者亦是这位圣王的后裔。即使这个解释毫无新意，但它对于一度尴尬的都柏林历史也是一种聪明的解释。故事所透露的政治洞察力以及其中被正确使用的爱尔兰名字都表明该书是在都柏林所作，之后再以斯堪的纳维亚语转写。文学氛围在11世纪早期的都柏林、奥克尼和其他地方兴起，这可以追溯到10世纪时都柏林-约克轴心地区对古斯堪的纳维亚语文字的认知。

《盖尔人与外国人之战》一书是非常成功的政治宣传，其与《布里安萨迦》作于同一时期，为都柏林和爱尔兰的乌伊·布里安王朝所写。这部萨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详细叙述了维京人的抢劫和爱尔兰人民遭受的痛苦；另一部分描述了在克隆塔夫战役中达尔凯斯人战胜维京人的英雄事迹，全篇皆是华丽辞藻和夸大其词的爱国主义。维京人“狂躁、凶残、异教徒、无情、残忍”，他们强暴了一块神圣的土地，他们长期的暴政被布里安所终结。布里安是“英俊的胜者奥古斯都·恺撒……是第二个强大、不可战胜的亚历山大”。达尔凯斯人是“爱尔兰的法兰克人(即诺曼人)，爱尔兰的以色列之子”，意思是他们作为上帝选定的王朝，会像诺曼人统治英格兰一样统治爱尔兰。这段历史的改写意图将都柏林人放在臣民的地位，给予乌伊·布里安人无与伦比的功绩，使他们注定成为爱尔兰之王。

要使这种宣传产生效果，必须影响到目标受众。那么这种融合程度究竟有多深？爱尔兰语中会贬低性地提及“维京人磕磕巴巴的语言”和“骗子的虚伪”，如果就此判断，那么融合程度相当深。爱尔兰的维京人能够从高度修辞化和丰富的爱尔兰文学中获得信息吗？毕竟这不太可能是当时普通人的语言。穆尔赫塔赫·乌伊·布里安的宫廷是否会感激用文雅的古斯堪的纳维亚文学语言对都柏林历史进行微妙的改写呢？情形似乎如此。王室通过联姻而紧密联系，比如布里安和梅尔·塞赫纳尔二世都同“白胡子”西特里克的母亲葛姆蕾(Gormlaith)结婚，因此是西特里克的继父。布里安的儿子唐纳赫德是“白胡子”西特里克的异父兄弟，他娶了沃特福德的维京人首领的女儿。葛姆蕾的三任丈夫中有两个参与了克隆塔夫战役。此外，她的儿子白胡子西特里克娶了她前任丈夫布里安的女儿。因此，布里安既是“白胡子”西特里克的继父，也是他的岳父。同时，“白胡子”西特里克是挪威国王奥拉夫一世的姐(妹)夫。人们可以得出结论，11世纪和12世纪的上层统治集团中普遍存在着双方言——这种情况也延伸到了文学领域。可以料想，这场统治集团内部最著名的军事冲突——克隆塔夫战役应该由两种语言来描写。

文化的多样性是爱尔兰和维京艺术在文学和语言学上相互渗透的产物。维京风格在各城市间传播，其中一个范例就是琮十字。它是供奉真正十字架遗物的一件作品，它的制作始于1123年，完成于1127年，上面雕刻着赞助者爱尔兰国王塔德巴赫·乌阿·康丘巴(Tairdelbach Ua Conchobair)的名字。他在1118年得到了都柏林的王位。这是斯堪的纳维亚乌尔内斯风格的辉煌成就。正如艺术上的融合一样，语言和文学也是如此。

他们也被共同的基督教文化联系起来。10世纪都柏林与爱尔兰的其他地方有了紧密联系。大型修道院在维京人控制的地方兴盛起来——莫那斯特博伊斯修道院(Monasterboice)、邓利尔修道院(Dunleer)、德罗姆斯金修道院(Dromiskin)、克朗多金修道院、塔拉特修道院(Tallaght)和其他位于维京人定居点近郊的修道院，从早期就开始影响维京定居者。像格伦达洛修道院和基尔代尔修道院这样的大型建筑在城里或附近建立了新的机构。早在9世纪末期都柏林人中就存在基督徒，10世纪的王朝统治者都是基督徒。943年，奥拉夫·夸兰正式成为基督徒，1028年他的儿子“白胡子”西特里克前往罗马朝圣，后来在都柏林建立了一个教区，直属坎特伯雷管辖。12世纪的一首挽歌描绘了一个都柏林的基督徒形象，诗人称那里的人们为“阿拉尔特(Aralt)的种子，洛赫兰(Lochlainn)勇士的后人”：

我不情愿但又主动前往都柏林，

前往奥拉夫的金盾之堡；

从都柏林的教堂和墓地，

我敏捷而又缓慢地前行。

哦，都柏林祈祷的人们

院长和主教们，

直到我能看到他，

再把东方的塔迪奇(Tadc)用泥土覆盖。

有一首描述都柏林、出自阿马的爱尔兰诗歌，大约作于1121年或1129年，诗里列举了都柏林的主要教堂：圣帕特里克教堂、圣米歇尔教堂(St. Michael le Pole)、圣米占教堂(St. Michan’s)、圣保罗教堂、圣彼得教堂、基督大教堂、圣母马利亚教堂(St. Mary de Dam)、圣布莱德教堂(St. Bride’s)、城堡里一座不知名的教堂(可能是圣奥拉夫教堂)，以及一些未给出名称的教堂，还包括塞尔·迈克·纳艾达(Cell mac Naeda)教堂，据说它是爱尔兰修建的第一座教堂，同时列出了都柏林应向阿马缴纳的东西，这些都反映了都柏林的考古发现：

每一个大桶里都装有一个盛着蜂蜜的牛角或羊角

每一个制梳人交一把梳子

每一个鞋匠交一双鞋

每一个银匠交一个器皿

每一个铸币者交一份药

每一艘商船交一个烟囱罩。

都柏林会对与内陆地区进行贸易的维京商人征收税赋，而阿马有权获得这些税赋的十分之一：

爱尔兰每一个

从事贸易的维京人

都应该向王城的人

缴纳税赋。

他们缴纳的税赋

上交给了都柏林：

马背上驮着满满的麦芽，

还有满满的咸肉。

两匹马驮满了木柴

还有补充的蜡烛

是爱尔兰的维京商人

交给王城里的维京人的。

交给维京人的

这些货物的十分之一

据说是交给帕特里克的(阿马)。

12世纪，维京人的城市处于教会重组运动的前沿。直到1152年，都柏林一直坚定地跟随坎特伯雷。矛盾的是，首先遭到异教徒维京人袭击的教会迅速恢复，并且非常善于将他们同化；他们的基督徒继承人成为国教改革运动的先驱之一，主张放弃传统的修道院教堂，倾向于主教辖区。

维京人的影响

维京人在政治方面的影响有哪些？他们的确动摇了重要的爱尔兰王国，但是没有征服任何一个大的王国。而尽管他们占领的领地较小，但都具有战略性。自10世纪起，这些城市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随着第二段维京时代内城市定居点建立而来的经济变革——尤其是贸易前所未有的增长，皇家收入也随之增加——为更强大的王朝提供了极优的强化权力的条件，也激起了爱尔兰王权的争夺战。埃塞尔斯坦和后来英格兰国王的例子没有被乌伊尼尔人或其继承者所忘记，尤其是都柏林和约克建立起的联系确保了主要的爱尔兰国王能够密切关注多变的英格兰-维京关系。11、12世纪他们极力追求“爱尔兰应该有王权”这一想法，更多是基于国外的例子和维京人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变革，而不是源于权力的传统概念。国王们发起的激烈战斗——运用骑兵、战舰、设防和围困等手段——起源于维京人，后来受到诺曼人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维京港口与英格兰建立联系而传播过来的。最重要的是，维京人促进了交流，他们成为最终所有社会变革的最有效推动者。他们使爱尔兰在政治和经济上同不列颠和欧洲大陆更密切地联系起来，这在12世纪的乡土文学中有所反映，也伴随着11、12世纪时在政府、教会和商界中剧烈涌动的变革大潮。这才是他们最重要的贡献。维京人的城市落入诺曼人之手后，他们的影响力就衰落了，他们继续作为说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独立群体而存在，直到13世纪末期他们最终被英格兰在爱尔兰所建立的殖民地同化。

第五章 大西洋诸岛

斯文比约恩·拉文松

经典作家们将欧洲的最北部称为“极北之地”(Thule)。第一个使用这个名称的人是马西里亚的皮西亚斯(Pytheas of Masilia)，他是一名希腊商人，生活在大约公元前300年。8世纪早期，比德把极北之地描述成不列颠以北的一个岛屿，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指的是哪一座岛屿——或许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或许是它的一部分。大约一百年后，一位在法兰克工作的爱尔兰学者提到极北之地是不列颠以北众岛屿之一，这些岛屿常年寥无人烟，十分荒凉，只有少数几座岛上有些放牧的羊群。有人指出，这些放牧羊群的岛屿是法罗群岛。9世纪末期，在奥罗修斯(Orosiu)的《反对异教徒的历史七书》(参见第七章)的古英语本中，挪威人奥塔(Ottar)描述了沿挪威海岸的航行，但没有提到任何不列颠以北的岛屿。

书面资料

第一批为冰岛和格陵兰岛命名的资料来自1053年教皇所写的一封书信和此后大约20年后不来梅的亚当(Adam of Bremen)所撰写的《汉堡大主教史》。11世纪，这些岛屿接受基督教之后，它们的历史开始从居民的角度书写。1130年左右以后，有关基督教化主题的萨迦和编年史在冰岛一再重写，但是没有最早期的相关历史资料。

第一批知名的冰岛历史学家生活在11世纪和12世纪初。可以确定的是，被称为智者的赛蒙德·西格福松（Sæmund Sigfússon）写了一部历史作品，里面提到了挪威国王奥拉夫一世（995—1000年在位）。但是除了后来历史学家所引用的片断外，他的作品都丢失了。留存下来的当地最早的历史作品是《冰岛人之书》，是一位也被称作智者的阿里·索吉尔松神父（Ari þorgilsson，1068—1148）在1122年至1134年间用冰岛语写成。正如他所说，此书是献给冰岛主教们的，头两位主教——奥斯莱夫主教（Ísleif，1056—1080年在位）和他的儿子吉苏尔主教（Gissur，1082—1118年在位），似乎是他的庇护人。虽然这部不朽作品的现代版本仅有几页，但每句话都很重要。它内容广泛且有深度，涉及：1. 移民冰岛；2. 定居者和立法；3. 建立阿尔庭（Althing，即全民大会，这是10世纪治理方面的转变）；4. 纪年；5. 政区划分；6. 定居格陵兰；7. 基督教传入冰岛；8. 外籍主教；9. 奥斯莱夫主教；10. 吉苏尔主教。

阿里擅长按年代写作，这也是这部作品的主题。他仔细地将每一个历史事件同基督教世界观对应起来，因此从欧洲基督教意义上为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冰岛勾画出一段清晰可溯的早期历史。他主要关注教会，并且他为大部分材料都一丝不苟地注明了来源；我们可以从他的书中了解昔日异教徒国王和半神领导下的人民的神话传奇，但是他的宗谱追踪了35代之后突然终止。《冰岛人之书》反映了基督教的胜利和教会作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在冰岛这个新建立的社会中的迅猛发展，而那里居民的思想观念受维京时代的社会和半历史价值观的影响依旧很大，而且当时酋长占主导地位。

另一部重要的冰岛历史文献是《定居者之书》，它可能最早成书于1100年，但现在仅仅保留了13世纪的几个版本。这本书声称记录了第一批在二百多年前到达冰岛的所有定居者，记录下他们所占据的土地的范围以及他们后代的名字。书中通过提及半神话的宗谱、墓地和异教徒墓穴来证明对土地的所有权。

《定居者之书》描述了对冰岛几乎全部低地的占领。持续不断的移民潮构成了该书的框架，定居点被分为四个区划：南部、西部、北部和东部，这与写书时冰岛的地域划分一致。幸存下来的各种版本均有明显的添加和省略，但是都清晰地说明了12世纪初土地所有权登记的最初目的。后面几个版本中的改变反映了12、13世纪冰岛土地所有权的变化和政治的发展。

《定居者之书》的各式版本还反映了冰岛之外的政治变化，尤其是挪威皇家势力的增强。在《定居者之书》的最初版本中，强大的挪威人被指责其专制，主要是针对“金发王”哈拉尔和哈康·格略加德森酋伯爵(Hákon Grjótgarðson)。但是从13世纪末开始，之后的版本试图修改对国王哈拉尔作为规定定居的法律制定者的指责。12、13世纪冰岛萨迦里描述了挪威国王对奥克尼群岛和挪威所有土地〔“所有奥加尔(òðals)和所有土地，有人或无人居住的，甚至海洋和湖泊”〕拥有所有权，这显然与早期冰岛酋长和历史学家的看法相矛盾。但是到13世纪末，情况发生了改变。1262年至1264年，冰岛人接受了挪威国王的政权，挪威国王不再声称拥有所有土地，而是拥有征税和执行正义的权利，而冰岛首领准备在这些事务上进行谈判。

因此，《定居者之书》是一部了解维京时代末期冰岛社会性质的极有历史价值的资料，比《冰岛人之书》更能反映冰岛酋长保守、世俗的态度。

冰岛人与1015年至1028年间的挪威国王奥拉夫·哈拉尔松之间的协议是另一份了解11世纪历史的重要资料。双方在1025年或稍后达成协议，但是大约在1085年前后以宣誓确认的形式保留下来，一些条款并入以后的挪威和冰岛法典中。根据这一协议，冰岛人获得了在挪威的个人权利：抵达后，他们要向国王缴纳一笔个人通行费，并且在战争时期支持国王；回报是他们获得了在挪威的一切个人权利，包括根据海员法和商人法(the Bjarkeyjar rettur)有权继承和进行贸易的权利。这一对挪威城市和港口法律的传统叫法结合了瑞典梅拉伦湖旁著名的维京小镇比亚克(拉丁文为“Birca”)的名字，意为“桦树岛”。尽管在10世纪末它就已经不存在了，但是11、12世纪斯堪的纳维亚许多地方使用的规范水手和商人的法律依然根据“比亚克”来命名。

根据《冰岛人之书》记载，冰岛世俗法律的撰写始于1117年或1118年冬季。冰岛自由邦时期留下的法律记录《灰雁法典》的手稿片段可追溯到来自大约1200年，但是留存的主要文本来自于13世纪。《冰岛人之书》还提到，1000年，冰岛接受了将基督教理念作为律法。1096年或1097年，冰岛教会法最古老的教会法律(关于什一税的规定)被签署。所谓的“老教会法”(《古基督教法》)是1122年和1133年在隆德大主教阿瑟建议和帮助下由主教们起草，包括斯考尔霍特大教堂的奥莱库尔·勒诺尔夫松主教(þorlákur Runólfsson of Skálholt)和霍拉尔教堂的凯蒂尔·索施泰因特松主教(Ketill þorsteinsson of Hólar)。这些教会法让我们得以了解基督教在冰岛的早期发展。尽管在12世纪时世俗法是用冰岛语撰写的，但它已经受到基督教伦理和教会态度，以及南欧成熟法学的影响：从《灰雁法典》中就能分辨出伦巴第法或罗马法的影子，罗马法也在教会法中留下了印迹。

成文法的出现也源于基督教的影响。习惯了某种海员法或商人法的水手和商人具备读写能力，他们比岛上的居民更加熟悉基督教。由于有海上航线，分散在各岛上的群体比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传统群体更能便捷地同外部世界接触，半岛上有些群体位于偏远的内地。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冰岛人比挪威和瑞典那些位于内陆的群体更早接受了基督教。

对历史学家而言，冰岛萨迦的吸引人之处更多是在于其作为历史资料，而非文学作品。它们的起源和保存引发了许多复杂和有争议的问题。尽管一些萨迦明显最初写于12和13世纪，但大多数萨迦仅保留在14世纪或以后的手稿中。《定居者之书》中提到的人物甚至整章内容都会出现在萨迦中；很有可能《冰岛人之书》最早提及基督教来到冰岛；而萨迦中提到的传教士国王奥拉夫一世和国王奥拉夫·哈拉尔松的许多细节都取材于更早的国王萨迦。

尽管有理由认为冰岛萨迦是为酋长和他们的随从撰写的，但是毫无疑问，许多14世纪的萨迦手稿是为冰岛强大的地方长官和皇家首领而作，他们都拥有武装的家丁。这些皇家骑士是冰岛自由邦酋长，也就是所谓的族长的后代。萨迦中那些说教的逸事和精彩的故事通常以冰岛为背景，迎合首领和他们随从的口味和心理。信仰基督教的酋长和国王们有他们自己喜欢的圣人和英雄类型，这些会随着政治和其他情况的发展而变化，这一点将在下面一节阐述。

发现和移民

冰岛的殖民活动始于9世纪，这可能得益于造船业和航海术的发展，第八章中将讨论这一点。挪威人很早就拥有沿着“通往北方之路”航行的经验，将最北端有价值的原材料运输到南方市场。12、13世纪时期一些提及挪威的冰岛萨迦中，例如《斯韦雷和埃吉尔萨迦》，我们看到这段漫长的海岸见证了一系列事件，航海术、导航术和海上战术在其中得到了检验。但是前往法罗群岛、冰岛和格陵兰岛的海上航行还需要导航之外的其他技能。

前往北大西洋的航路指南在13世纪版本的《定居者之书》和其他地方保留了下来。《鹰之书》中收录了《定居者之书》的一个版本，其中包含了下面关于大西洋航线的描述：

智者说，从挪威的斯塔德(Stad)到冰岛东部的和恩(Horn)需要航行7天时间，但是从斯奈山半岛(Snæfellsnes，位于冰岛西部的一个半岛)出发到格陵兰岛的赫瓦夫(Hvarf)需要4天的航行。从挪威的赫尔纳尔(Hernar)向西一直航行才能到达格陵兰岛的赫瓦夫，然后就驶过设得兰北部，天气好的话才能看到它。但是从法罗群岛南部驶过，大海看上去似乎升到了山峰的斜坡上，却离冰岛南部很远，只能看到鸟群和鲸鱼。从冰岛南部的雷克雅尼斯(Reykjanes)出发，需要向南航行3天时间才能抵达爱尔兰的斯莱恩角(Slyne Head)；从冰岛北部的蓝加尼斯半岛(Langanes)出发，需要向北航行4天时间才能抵达大海尽头的斯瓦尔巴特群岛(Svalbarði)，但是从科贝恩塞岛(Kolbeinsey，位于冰岛的北面)到达格陵兰岛只需1天的时间。

冰岛人和国王奥拉夫·哈拉尔松之间的协议说明，尽管航海是危险的，他们依然在尝试；其中一个条款是针对某些冰岛人的，他们无意前往挪威但“被海浪冲到挪威，曾经到过格陵兰岛，或冒险进行了探险航行，或在港口间穿梭时被暴风从冰岛吹走，这些情况下他们不需要缴纳通行费”。

可以想象，故事讲述的就是这些长途冒险航行。相比之下，12世纪到14世纪，用冰岛语和挪威语写作的文本在描述如何发现冰岛时或多或少有些虚构的成分，如维京人纳多德(Naddoddur)、瑞典人加达(Garðar)和弗洛基·维尔格达森(Flóki Vilgerðarson)等神话般的海军英雄被当作第一批发现者。经过对比发现，赛蒙德·西格福松以同样方式来处理对发现冰岛的描写，尽管他似乎没有指明发现冰岛的水手的身份。

几本文献中描述了探索未知国度的方式。当航行者抵达一处适合登陆的地方时，他们就会建立临时的小屋或营地(búðir)。文献提到了格陵兰东部的芬斯营地(Finnsbúðir)、西格陵兰北部的卡尔营地(Karlbúðir)和位于文兰的莱夫营地。航行者在大约1000年时发现了文兰，它位于格陵兰岛西面。这些探险是在夏季进行的，冬季探险者则留在营地。具有代表意义的是《定居者之书》里对于“红发”埃里克在三个夏季中到格陵兰岛探险的描述。在描述格陵兰岛和文兰岛探险的冰岛萨迦中，船员们既能干又精明，还是懂得维修船只的好木匠。

不来梅的亚当(Adam of Bremen)解释，文兰岛的名字源于那里有能够酿出优质葡萄酒的野生葡萄。12世纪学识渊博的冰岛教士致力于关于文兰岛的萨迦写作，这些萨迦似乎受到萨维利亚的伊西多(Isidore of Seville，死于636年)对幸运岛描述的影响。文兰岛及其西北部的岛屿以各种方式命名，如马克兰(Markland)、赫尔陆(Helluland)，以及在北美大陆的东部海岸才能找到的富鲁斯特利尔(Furðustrandir)。尽管无法确切标明位置，但是有许多理论和大量的文献可以来确认这些地点。1961年，在纽芬兰岛北端附近的兰塞奥兹牧草地有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证明了冰岛文献的真实性。那里发现了11世纪几处维京房子的遗址，人们很容易把它们解释为临时小屋和探险圣劳伦斯河口的基地。《格陵兰萨迦》中有关于卡尔塞夫尼(Karlsefni)在成功抵达文兰后又从格陵兰岛前往挪威探险的故事，表明这些探险有利可图：“据说，他驾驶的船只比从格陵兰岛出发的任何船只都富裕。”

我们对于大西洋岛屿最初殖民阶段的了解既仰仗文献，也依赖考古发现。遗憾的是，无论哪一种证据都无法确定组成法罗群岛的18个岛屿是从何时开始有人定居的。尽管考古证据不完全确凿，但是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冰岛开始被殖民之前，这些岛屿是被斯堪的纳维亚人占据的。不断升高的海平面可能毁掉了海岸附近最早定居点的一些痕迹。9世纪时，斯堪的纳维亚定居者的地位已经稳固，接近维京时代末期在最大岛屿斯特莱默岛（Streymoy）的奇尔丘伯乌尔（Kirkjubøur）修建了教堂。

格陵兰岛上的定居始于冰岛人。东部海岸可以说是冰的荒原，但是西部海岸在许多方面同挪威相似，不仅在于它是一条通往遥远北方的航线，而且它还拥有深水湾、海峡、岛礁、岛屿。然而，这里的气候却大不相同：内陆地区被大片冰层覆盖，有几千英尺高，沿岸还有大量浮冰。格陵兰岛上所有维京人的定居点都位于西海岸，很容易在考古遗址和冰岛文献中被辨认出来。最富庶的定居点位于南部，属于卡科尔托克区(Qaqortoq)，被称为东部定居点。“红发”埃里克正是在那里建立了他的农场巴拉塔利德（Bratthlið），12世纪时确立了加达（Garðar）作为主教区的地位。往北是一个小定居点，名为米德菲尔斯(Midfirths)，属于伊维赫图特区(Ivigtut)。再往北是格陵兰现今首府努克(Nuuk)附近的一个更大的西部定居点。

北大西洋诸岛的殖民化过程应该是由像奥塔这样拥有船只和仆人的挪威酋长进行的。有些解释认为移民者主要是贵族，12世纪时船主要求手下忠诚的证据支持了这一看法。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这些酋长和有钱的从事商业活动的农场主组织了法罗群岛、冰岛和格陵兰岛的移民定居，也组织了对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的军事探险和移民定居。阿里对格陵兰岛的定居所作的描述确认了这一殖民进程。基于一位同“红发”埃里克一起前往这些地区的人给出的信息，他把定居开始的时间定在985年。《定居者之书》的一个版本中有一篇文章明显出自阿里之手，它讲述了“红发”埃里克的第二次探险，“25艘船自布雷扎湾(Breiðafjörður)和博加福约杜尔(Borgarfjörður)驶向格陵兰岛，14艘到达，一些被迫返航，一些葬身大海”。这是维京时代最后一次移民，显然是酋长们的一次海上探险，是在极其危险的航行中为互助而形成的船队。它应该很像更早的维京探险，但比大多数探险的规模要小。一支大型舰队能够在一次探险中征服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为定居者打开通道，而这正是12世纪《奥克尼萨迦》中描述的画面。然而，一次行动无法占据冰岛这样大的岛屿。在冰岛的定居必定是经过从挪威或奥克尼群岛、设得兰群岛、赫布里底群岛和爱尔兰的许多地方出发的许多次大大小小的探险。

斯堪的纳维亚人移民到这些岛屿可能出于不同的动机。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有适合农业发展的优质土地，位置极其理想，位于挪威和不列颠岛屿及更远地方的航线上，士兵和商人往来其中。法罗群岛、冰岛和格陵兰岛就不同了。第一批移民可能被狩猎和采集的前景所诱惑，但是那些熟悉原来家乡农业的人则希望开垦这些处女地。既然这些岛屿在很多方面与挪威相似，且处于同一纬度，那么早期的农业试验很有可能取得了成功。

《定居者之书》暗示，移民冰岛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挪威国王的暴政(ofríki)。“Ofríki”这个词也曾用在古冰岛文本中，例如《埃苏卡里乌斯》(Elucidarius)，这是关于天使路西法(Lucifer)企图与上帝平起平坐而最终为他的傲慢付出了代价的故事。12世纪早期，冰岛众酋长认为挪威王国在政治和道德上有所不公。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9世纪时冰岛的定居者也抱有同样的看法。航行者前往冰岛定居，之后是格陵兰岛，原因很简单：在挪威饲养牲畜的农场主眼中，这些新发现的土地显然能够提供毫不费力就能利用的巨大机会。

尽管要想得到第一批探险者抵达时北大西洋岛屿自然条件的全面图景有些困难，但是现代科学方法使得某些特征的描述成为可能，我们还可通过考古证据、地名和文字来源来添加一些信息。9世纪末期奥塔描绘了他在挪威北部的活动，这清晰地说明，维京时代斯堪的纳维亚人渴望的猎物是鲸鱼、海象、海豹、驯鹿和鸟类。

定居者会剥取冰岛动物的油脂，由此来利用这里的动物。《埃吉尔萨迦》中有一段对冰岛定居的黄金时代的描述：“鲸鱼经常光顾，可以随意用鱼叉捕获。所有的动物都在捕猎的地方待着不动，因为它们还没有习惯人类。”另外两种冰岛本地的大型动物——海象和大海雀，从一开始就被大量捕猎。

海象的价值在于象牙和海象皮。《古基督教法》中提到了捕猎海象，在雷克雅未克和其他地方都发现过海象骨。在没有人类定居的情况下，位于冰岛西南部的半岛罗斯瓦兰内斯(Rosmhvalanes)被称为“海象半岛”，为海象提供了理想的生活条件。现在可以想象，这片鲜有人类涉足的海象聚集地提供了大量的捕猎机会，以及当它们被拿到欧洲市场的时候所带来的高额价值。幸存的历史文献中没有提到这样的贸易，而在冰岛也再找不到海象了。

在这片土地被殖民之前，大海雀——也被称为北方的企鹅——几乎没有天敌，所以冰岛肯定生活着大量的大海雀。大海雀笨拙，不会飞行，很容易被捕捉，一开始它们自然也不惧怕人类。人们曾在冰岛西南部的发掘中发现大海雀的遗骸，比如在雷克雅未克。虽然大海雀现在绝迹了，但直到前不久，人们还在冰岛、格陵兰岛和纽芬兰岛发现过它们。19世纪早期，人们还在冰岛捕获过大海雀。

定居点和物质文化

岛屿上的移民需要改变自然环境来满足他们的需求。挪威农场主从旧世界运到冰岛和格陵兰岛的家畜——狗、猫、牛、猪、马、山羊和绵羊——以及家禽——茁壮成长。《定居者之书》中讲述了许多故事，如奶牛布林娅走丢了，被找回的时候带着40头儿孙；移民英吉蒙德丢了10头猪，找到的时候它们变成了100头猪。这些故事反映了早期农业中的家畜饲养得以在一个富庶国家成功开展。

农业成功的代价是自然植被遭到破坏。当第一批移民抵达冰岛时，阿里评论“那时山脉和海滩间都满是树林”，这暗示在他生活的时期这些林地已经大大减少了。冰岛和格陵兰岛南部的林地最初完全由小白桦树构成，没有针叶树。植被的这些变化可能不如动物世界的变化迅速，但从长期来看同样是显著的。对孢粉的分析显示，至少两种大型植物种类——白桦树和欧白芷——受害严重，这两种植物都被人和动物所利用。白桦树被清理烧掉，为干草地腾出空间，还被用来做饭、取暖、建造房屋和制作木器，也是制成炼铁所需木炭的原材料。花粉图谱使研究冰岛和格陵兰岛的植物引入成为可能，其中一些是杂草，另一些是可以栽培的大麦。就这样，这些岛屿上的植物世界被人类征服、驯化和改变了。

除了几个早期的特例外，冰岛上的定居点一直都限制在海拔200米以下的沿海地区。冰岛的内部地区乃不毛之地，都是山脉、冰川和荒原。冰岛地形的特点之一是广受侵蚀，尤其是在高地和定居点的边缘。地质学家研究表明，大规模的侵蚀开始于定居后不久。定居者和他们的牲畜扰乱了自然植被，这些植被在冰岛的恢复极其缓慢。这使得狂风侵蚀了之前自然稳定的土壤，把尘土吹起形成了巨大的“风沙侵蚀区”；一些尘土落在低地，继而积累的尘土层被火山爆发产生的火山碎屑岩和火山灰覆盖。对于冰岛这样一个火山岛来说，几十年没有火山爆发是很不同寻常的。这里的火山规模和类型不同，但是大规模爆发的火山灰升到几公里高，并且随风飘散，结果造成了冰岛一些地方的土壤看起来像蛋糕。岛上的侵蚀土壤和火山灰层层交叠。这是火山灰年代学的基础，也是地质学家研究出来的相对定年法的依据，这能够极好地辅助解释孢粉分析和考古所显示的变化。

从编年史和其他文本中可以了解到12世纪以后火山爆发的日期，但是因为在冰岛殖民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没有读写能力，所以没有留下更早的火山爆发书面证据。更早的火山活动时间要依靠放射性C-14测量，这能够标示植物或动物在几十年范围内的死亡时间。考古证据表明，所谓“定居火山灰层”是第一次定居之后的一次火山爆发所产生的，放射性C-14测量技术将年代确定在9世纪后期的几十年。

格陵兰岛的冰盖是经由几个世纪的降水形成的。垂直钻入冰层而提取的岩芯使科学家们能够通过测量年层的酸度来识别不同的火山爆发。火山爆发后，地球内部的气体和化学物质释放到空气中，并同雪混合，使酸度提高。通过这个方法确定了产生“定居层”火山爆发的可能年代是在900年之前不久。这个冰芯年代学、火山灰年代学和C-14测量共同印证了阿里的说法：定居大约开始于870年。

尽管北大西洋诸岛的维京时代考古证据有限，但都非常重要。人类占领的遗迹几乎没有为后代保留下来，并且解释也通常是模糊的：比如分布没有代表性。另外，如果没有书面材料，那么实物遗存对于理解社会和宗教的概念有何帮助，这并不确定，反而可能带来更多问题。

在奥克尼群岛、设得兰群岛和冰岛发现了不到400座异教徒坟墓，在冰岛发现了300多座异教徒坟墓。它们与同时期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坟墓没有太大的区别，这证实了这些岛屿曾被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异教徒所占领。

《定居者之书》中有许多关于异教徒墓地的故事，这些墓地似乎与土地的所有权有关。这些故事表明，一些农场附近的异教徒坟墓留有11、12世纪在这些土地上耕作的农民祖先的遗骨。这些农场可以被视作一种奥加尔，即从祖先那里继承或合法得到的土地。残留的半异教徒法律观念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很普遍，并且兼及平民和国王。王国本身可以视为国王的合法土地，有时候他们被说成自出生就拥有这块土地。据说位于瑞典乌普萨拉(Uppsala)、丹麦耶灵(Jelling)、挪威韦斯特福尔的巨大墓堆包括了王朝创建者的坟墓。《定居者之书》和挪威法律证明了这些观念在基督教中世纪幸存了下来。在《伊林格萨迦》中，13世纪的历史学家斯诺里·斯图鲁松就揶揄这种信仰，并且加以夸大，使得这些信仰在基督徒眼中显得很荒唐。在这部萨迦和其他萨迦中，异教徒祖先被认为是坟墓里具有某种生命的幽灵或鬼魂。

有些迹象表明，维京人的坟墓在11世纪或晚些时候曾被打开。从这些证据可以看出皈依者对于异教徒祖先的态度。比如，《定居者之书》中有一个故事，讲述了“阿斯蒙德(Asmund)被埋在一座坟墓里，置于一艘船上。他的奴隶在阿斯蒙德死后不想苟活也自尽了，尸体被置于船首”。随后有一个报告说，这个坟墓后来被打开，奴隶的尸体被移走。冰岛有几份资料记述了一些人骨从原来的坟墓中被移走，然后埋在教堂墓地。这个习俗似乎在冰岛一些地方的考古发现中得到反映，比如冰岛北部的奥斯塔霍尔(Austari Hóll)和雅特拉(Ytra)，在那里，异教维京人墓地中的人骨在很久之前就被整体搬迁了。这样做的动机显然是救赎他们的祖先。12世纪早期《古基督教法》中的一些条款与迁移教堂墓地有关，所有的遗骨都应该从旧的教堂墓地挖出、小心收集并埋入新的墓地。这可能鼓励了一些人将异教徒遗骨移入基督教教堂墓地。

现代研究中发现的一些未被移动的异教徒坟墓显示，埋葬男子时通常有武器或工具、个人物品和衣物陪葬，埋葬女子时通常有珠宝、其他个人物品、衣物和做饭器具、缝衣器具等。男子和女子的墓中都有马，一些情况下，尸体被放置在小船或舰上。

在《冰岛人之书》中阿里指出，在870年斯堪的纳维亚人来到冰岛之前，爱尔兰基督徒帕帕尔人(Papar)住在那里，但挪威人到达之后他们就离开了。没有发现关于帕帕尔人的考古踪迹，也没有任何关于他们存在的科学证据。《定居者之书》中的报告提到有几个挪威基督徒定居者，这非常不可信，很有可能是博学的教士所杜撰。没有发现早于11世纪的基督教坟墓和教堂墓地；冰岛最初是由斯堪的纳维亚异教徒定居的，目前还没有发现证伪的考古证据。

维京时代房屋和定居点的发掘表明，当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大多数普通房屋类型都能在北大西洋岛屿上找到。的确，它们非常符合中世纪早期北欧乡村文化的传统。10至13世纪冰岛和格陵兰岛的考古证据表明，两地定居点的基本单位都是单个农场，每个农场则有几座房屋或其他建筑。主要的居住房屋(skál或简单地称为hús)呈长方形或船形，除此之外，还有功能各异的小建筑，它们通常与主屋相通。一些建筑在地面，另一些则沉入地下。尽管牛棚通常距离主屋较远，但在山区牛棚是和主屋相连的。有时远处还有专门供羊群过冬的棚屋。用于挤奶的羊圈和畜栏很普遍，它们通常离农场房屋有一段距离。

饲养牲畜的农场主有着既复杂又足智多谋的经济战略：在季节性牧场可以采用分散的游牧方式，在山区或远离农场的地方放牧。但是饲养需要挤奶的牲畜则须建立临时的棚屋(牧羊小屋)，羊圈也是需要的。这种欧洲农民古老的羊圈小屋经济在大西洋各岛屿的维京定居点清晰地显现出来，也能在其他的考古证据和地名中识别出来。在像冰岛和格陵兰岛这样极北的岛屿，适合放牧的季节性植被每年都有很大变化。在气候恶劣寒冷的年份，就放弃牧羊小屋，牲畜数量也会减少；在稍好的年份，就重建牧羊小屋，牲畜数量也随之增加。

考古证据显示，冰岛的第一批移民试图深入内陆，在高地边缘的山谷定居，但那里的植被极其脆弱。他们似乎也从惨痛的经历中了解到这样做是很不明智的。冰岛维京时代最瞩目的一处银器窖藏是在桑德穆里(Sundmúli)发现的，位于东北部内陆的一个荒凉之地；在冰岛西部荒无人烟的山谷米乔伊达卢(Mjóidalur)发现了一个埋着阿拉伯银币的富有女子的坟墓。人们研究了位于冰岛东部内陆远远高于海平面的赫拉芬克尔斯达卢(Hrafnkelsdalur)山谷中的许多遗迹和定居点遗址，发现早期移民试图适应新环境。

维京时代末，居住房屋的供暖方式有了一些变化。考古证据和萨迦显示，最初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一样，冰岛房屋通过长长的壁炉烧火来供暖，壁炉安置在每侧墙壁旁边的长椅之间，人们在这里或坐或卧。上座位于北侧长椅的中间，朝向南面。显然在挪威国王奥拉夫·基尔(Olaf Kyrre， 1066—1093年在位)统治期间，挪威皇家农场的开放式壁炉开始被火炉或烤炉取代。到了13世纪，它们在冰岛已很普遍。12和13世纪的萨迦作者们非常清楚这个变化。他们称传统的房屋为火屋(eldaskalar或者eldhus)，同被称为斯卡拉尔(skálar)或斯托福尔(stofur)的房屋区别开来。火屋中的壁炉被火炉或烤炉取代，这在萨伽写成的时代很普遍。

冰岛接受基督教之后需要建立教堂。第一批教堂非常小，而且由于酋长和地主几乎是在同一时期皈依，因此数量很多。《埃吕别格萨迦》描述了海尔加费德(Helgafell)和另外两个地方在酋长首领的带领下如何建立第一批教堂，并补充道：“教士承诺他修建的教堂所能容下的每个人都会在天堂有一个位置。”在格陵兰岛的布拉塔利德发掘的最古老教堂只有一户人家那么大的站立空间，地板面积为2×3.5米。后来修建的教堂倾向于更大一些的空间，并且反映了教会的阶层。教会体制的建立使得一些小教堂被废弃，另外一些则被大教堂取代。11和12世纪的这种教会重组导致上文提到的《古基督教法》中出现了关于迁移教堂墓地的规定。

最终，一些主要农场或庄园拥有了木质结构的教堂。布拉塔利德的房基表明，此处曾规划过一个教堂。《鲑鱼河谷萨迦》讲到，历史学家阿里的祖父盖利尔·索尔克尔松(Gellir þorkelsson)到罗马朝圣后，1073年在归家途中死去，他曾在赫尔加菲修建了一个教堂，取代了《埃吕别格萨迦》提到的旧教堂。这条信息的来源据说是亚尔诺·索达松(Arnór þórðarson)为纪念盖利尔创作的一首诗，他还写了一首诗来赞美奥克尼酋伯爵索芬(þorfinn，死于1065年)。索芬也曾前往罗马朝圣，并在他自己的伯爵领地伯塞修建了一个教堂。奥克尼群岛早期有石头教堂，但是直到12世纪中期才在柯克沃尔(Kirkwall)修建了宏伟的圣马格努斯大教堂(St. Magnus)，比冰岛最大的木质结构教堂斯考尔霍特大教堂和霍拉尔大教堂晚一段时间。

冰岛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一些雕刻墙板的碎片，它们以维京时代末流行的风格描绘了圣徒。这些碎片来自冰岛北部的农场，在中世纪属于霍拉尔大教堂。根据阿里的讲述，1106年，为霍拉尔的第一任主教举行了祝圣仪式。中世纪时，斯考尔霍特大教堂被大火毁灭，与此不同的是，霍拉尔大教堂一直存在到17世纪，后来因一场严重的暴风雪而严重受损。教堂建筑被推倒，木材被主教辖区的租佃农场重新使用。这些物料显然包括博物馆收藏的碎片。最奇妙的是，它们最初组成了一幅巨型拜占庭风格图画——《最后的审判》——的一部分。这提醒人们，11世纪的冰岛酋长们与北欧、南欧和东欧都有密切联系。

有些北大西洋诸岛上的酋长既是商人也是雇佣兵，他们不仅为基督教和接受基督教文化打开了通道，而且如考古证据所示，还打开了影响服装、武器、珠宝等物质文化的通道。

社会结构和政治

我们对于维京时代北大西洋诸岛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了解甚少，这不多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关于冰岛的故事，尤其是阿里的《冰岛人之书》和法典。在解释过去的时候，阿里也像其他历史学家一样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比如11世纪欧洲的“上帝的和平”运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典编撰者有实现社会理想的意图，尽管现实可能有很大不同。当然，历史文本和法律文本之间有一些联系，要利用它们作为历史文献也因此而变得复杂。基于这些寥寥无几，尤显困难的证据来综合描绘维京时代晚期的社会图景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描述其特定时期的一些特征。

关于冰岛人中的社会等级划分，最早的证据是11世纪冰岛人和挪威国王之间的条约。第一个条款规定，冰岛人将在挪威拥有一个叫“赫尔兹”(höldsréttur)的社会群体的权利。早期挪威法律规定了自由人的等级，抚恤金(伤亡发生后，为防止结怨而给予赔偿)金额随着社会等级而变化，“赫尔兹”在非皇家代理人的自由民中等级最高。《灰雁法典》是冰岛早期法律文集，但里面不存在这样的有关自由民等级的证据，这表明冰岛的自由民不分等级，都被视作赫尔兹。另外，阿里讲述了冰岛一个男子因谋杀一个奴隶或自由民而获罪，这个案子应该发生在冰岛法律成文之前。阿里的方案出现在一些挪威早期法律中，但是《灰雁法典》中没有描述，尽管它包括许多关于奴隶和奴隶制的参考资料。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阿里非常熟悉维京时代末期北大西洋诸岛的奴隶制。

尽管自由民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但这些岛屿的社会有明显的等级特征。酋伯爵、族长和大农场主地位最高，他们通常比较富有，管辖民众和土地。根据《灰雁法典》，上下级之间忠诚和臣服的社会关系被称为“格里”(grið)。这个词也用来描述船长和船员的关系，以及家主和仆人之间的关系，仆人被称为“格里门姆”(griðmenm)。与这个词密切相关的一个含义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法律意义上的住宅。没有格里的人是没有任何权利的罪犯或流浪汉。在另一个语境下，当军事冲突中达成停战协议时，这个词会被用在短语“to set grið”(设置格里)中。这些社会关系是大大小小的每一个农场、船只上的基本特征，反映了劳动分工和日常任务，塑造了男人和女人、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主对于特别土地上某些物质商品的权利，也决定了他们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因此格里具有政治意义。

我们很难依据《灰雁法典》来定义土地所有权。该法典记录了土地继承制，儿子们通常继承大的农场或农庄，女儿们更有可能继承较小的租佃农场和动产。也有对于收回土地的广泛权利的规定，尤其是当农场没有获得授权而被占领时。因此，冰岛的农村定居点可以清晰地反映出这种农庄结构模式。占有优质土地的欲望在中世纪欧洲家庭尤其是男子中很常见。在挪威和奥克尼群岛，大的农场主和酋长继承或合法取得的土地经常被称为“奥加尔”。如上所指，《定居者之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证明人对土地的合法权利。

叠加在这些社会关系之上的是复杂的等级组织，由酋长制定法律并执行正义。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古老机构是庭(或称大会)，农场主们聚在一起制定法律并且做出判决。这些大会也具有政治功能：阿里在《冰岛人之书》中描述了930年冰岛人在建立一年一度的大会(即所谓的“阿尔庭”)之前是如何举行地方会议的，如何把冰岛西南部的辛克瓦莱选为举行“阿尔庭”的地址。这样就建立了等级，有许多小的地方大会和一个高级别大会“阿尔庭”，人们可以向“阿尔庭”上诉或移交重要的司法问题。“阿尔庭”由一位推选出来的法律宣讲人主持，他的主要作用是宣布法律。阿里还描述了一场激烈的争执，这场争执在大约962年导致冰岛分为几个大区，每个区都有一个介于地方会议和“阿尔庭”之间的会议，这一创新使人们更容易寻求公正。

《灰雁法典》和《冰岛人之书》以我们在此无法讨论的详细程度描绘了“阿尔庭”的法律及其他程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维京时代末冰岛的政治和宪政体制能让我们了解当时欧洲其他地方的发展。

尽管几个大区有明确的领土界线，被称为格多尔的族长的权威却没有界限。12世纪一份教会文本禁止为牧师上任祝圣，他们的权力可以和挪威王室贵族特权以及其他国家征税权相比。随着12世纪冰岛世俗和宗教权力相分离，为课税和执法目的而划分的领土被称为“里基”(riki)，不管它们属于教区还是族长。在中世纪的冰岛，宗教和世俗权力逐渐发展为与现代早期的州类似的形式。冰岛联邦或共和国，有时被称为冰岛自由邦，如阿里所述，它的体制发展在维京末期之前是非常先进的，为18、19世纪的政治理论家所羡慕，因为它没有国王，人们自由而平等。

皈依：圣徒和政治

阿里写作《冰岛人之书》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描述冰岛政治和法律体制的早期发展，而是对本地第一批主教的皈依和成就给出权威的描述。他和他的前任——冰岛第一个历史学家赛蒙德·西格福松——都把挪威和冰岛的皈依归功于奥拉夫一世。赛蒙德显然声称奥拉夫一世是奥克尼群岛、设得兰群岛和法罗群岛皈依的主因。根据不来梅的亚当写作于11世纪70年代的作品来看，格陵兰岛那时已经有教堂，显然是由冰岛人所建。但是两个人都没有提到格陵兰岛的皈依。

阿里这样简单地描述了冰岛的皈依：国王奥拉夫派遣的一位传教士使一些要人得以皈依，但基督信仰被大多数冰岛人抵制，最终这位传教士返回挪威向奥拉夫汇报任务失败。奥拉夫很气愤，威胁要惩罚居住在挪威的冰岛人。然而，两位冰岛皈依者“白发”吉苏尔和哈亚尔蒂说服了他，他们承诺回到家乡后重新开始这项使命。1000年，两人在阿尔庭反复强调基督教的主张，经过激烈讨论后，最终同意让异教的法律宣讲人做出决定。第二天，宣讲人宣布应该接受基督教法律，每个人都应该接受洗礼。阿里讲到，有一些临时特例允许私下祭拜异教神、吃马肉和杀婴。他没有提到国王奥拉夫在其他地方使用传福音的方式。根据后世的萨迦所记，他在挪威运用说服和强制的方式，强迫奥克尼酋伯爵皈依。其中一些萨迦根据赛蒙德一部丢失的作品而写成。

12、13世纪期间，冰岛完成了几部关于奥拉夫一世和奥拉夫·哈拉尔松的萨迦。奥拉夫·哈拉尔松在挪威继续传播福音。他后来流亡归来索要王位，并死于斯迪克勒斯塔德战役(Stiklestad)，之后被视为圣徒。这一系列皇家萨迦在13世纪末被收集整理，称为“伟大的传奇”，每个国王都有其专门的萨迦。其中两位国王的事业起源可以追溯到11世纪，那时候人们已经开始将他们神化了。但是即使在那一时期人们对他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

奥拉夫一世被赛蒙德和阿里视为英雄，以圣徒形象出现在几个冰岛早期故事中。相反，不来梅的亚当没有对他表示尊重，称他为“乌鸦脚”和叛教者。另外，亚当对奥拉夫·哈拉尔松充满敬意，描绘了他的殉道，称他为圣徒。然而，他只在《冰岛人之书》中出现了两次，每一次都伴随一个蔑视性的外号“胖子”，而且没有任何关于他接受天启的描述。对待挪威国王哈拉尔·哈德拉达(1046—1066年在位)也有类似不同的态度；亚当把他描述为一个疯狂的暴君，而1066年他死于斯坦福桥战役则是命中注定。冰岛文献以更加赞赏的方式描绘了哈拉尔，他因为捐赠了建立辛格维利尔教会的木材而被后世铭记。这些差异是斯堪的纳维亚权力争斗和当时教会政治的结果。我们将在第七章对此展开阐释，但是这里需要简单解释一下阿里和其他冰岛人的态度。

汉堡-不来梅的大主教们声称对整个斯堪的纳维亚拥有教会权威，尽管早期教皇的特权只针对丹麦人和斯韦尔人。直到1053年，教皇利奥九世才明确把挪威、冰岛和格陵兰岛纳入管辖范围。在奥拉夫一世统治的挪威和克努特统治的丹麦，汉堡-不来梅的教会霸权受到了英格兰的影响。克努特声称自己是挪威的领主，但是他的地位受到了奥拉夫·哈拉尔松的挑战。奥拉夫·哈拉尔松随后被大主教视为盟友。奥拉夫·哈拉尔松死于1030年，之后短时间内，丹麦在挪威的势力得以增强。但是五年后，奥拉夫·哈拉尔松的儿子马格努斯从流放中被召回，被尊为国王。由此，挪威人不仅驱逐了克努特建立的英格兰-丹麦政权，而且直接威胁到丹麦本身。克努特唯一在世的儿子哈德克努特死后，马格努斯·奥拉夫松于1042年被丹麦人拥立为国王。拥有丹麦人的支持和萨迦中所称的他父亲圣奥拉夫的帮助，马格努斯和萨克森公爵在1043年打败了温德人(丹麦的斯拉夫邻居)。马格努斯可能还得到了日耳曼人的支持，来对抗声称拥有丹麦王位的克努特侄子斯文·埃斯特里德松(Sven Estridsson)。

1047年马格努斯去世，他的叔叔哈拉尔·哈德拉达继位，斯文·埃斯特里德松最终得到丹麦王位。哈拉尔和斯文之间的冲突持续了几年，1064年，他们达成和平协议。哈拉尔死于1066年，之后他的继承人奥拉夫·基尔娶了斯文的一个女儿，两个王国之间的亲密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斯文当然不支持奥拉夫·哈拉尔松的宗教信仰。马格努斯死后，他的直接继承人对于成为挪威国王并不太感兴趣。挪威王国的主要中心无疑是奥拉夫的埋葬地特隆赫姆(Trondheim)。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之外，奥拉夫的宗教信仰在萨克森、日耳曼商人经常光顾的波罗的海主要贸易中心、不列颠群岛尤其是英格兰南部得到遵行。1042年克努特王朝结束后，基督信仰尤其受到英格兰南部人民的欢迎，他们反对斯文·埃斯特里德松声称其继承克努特成为英格兰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和教皇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VII)之间为争夺任命教会圣职的权力而斗争，使斯堪的纳维亚国王之间竞争所造成的教会方面的影响日益复杂。汉堡-不来梅大主教支持皇帝，而丹麦国王通常支持教皇。

据阿里所写，1056年，冰岛的第一个本土主教奥斯莱夫·吉苏拉松(Ísleif Gissurarson)被祝圣，但阿里没有提及由谁祝圣。不来梅的亚当认为是由汉堡-不来梅的大主教阿达尔伯特(Adalbert)主持，《冰岛人之书》从未提及这个主教教区。主教奥斯莱夫死于1080年，他的儿子吉苏尔被推选为他的继任者。阿里非常清晰地描述了他的密友吉苏尔的祝圣礼。他写到，1081年吉苏尔从冰岛前往瑞典的约塔兰(Götaland)，然后于1082年前往丹麦，1083年，他作为主教返回冰岛。吉苏尔显然没有遇到汉堡-不来梅的大主教，那时这位大主教因为是日耳曼皇帝的盟友而被教皇开除教籍。

1095年，斯文·埃斯特里德松的儿子埃里克一世继任丹麦国王，他由于支持教皇而被嘉奖。他的哥哥克努特在1086年被叛乱者杀死，并于1101年被教皇宣布为圣徒。埃里克一世还说服教皇于1101年在隆德建立了独立的丹麦大主教区，同时，斯堪的纳维亚作为教省，阿瑟担任第一任大主教。冰岛的法律宣讲人马库斯·斯凯格贾松(Markús Skeggjason)是主教吉苏尔和历史学家阿里的朋友，他创作了一首诗歌来讴歌圣徒克努特，另一首诗则讴歌国王埃里克一世，诗中赞成建立斯堪的纳维亚大主教区。冰岛人的立场就显而易见了；他们支持教皇和隆德大主教，反对日耳曼皇帝和汉堡-不来梅大主教。

12世纪初的政治形势没给挪威的圣奥拉夫留下多少余地。在丹麦，新封的圣克努特受到普遍欢迎。一个关于丹麦本地圣徒“日德兰的苏格”(Thøger of Jutland)的传奇被人们不断改编，我们可以由此看出那里发生的微妙变化。他最初同圣奥拉夫有联系，因而被国王斯文所反对，但后来证明他和圣克努特一样神圣：他们的骨头都不能被烧毁。据说苏格还被教皇封圣。在冰岛，赛蒙德和阿里所写、诗人所讴歌的都是奥拉夫一世，而在奥克尼群岛，主保圣人是死于1117年的酋伯爵马格努斯。在挪威，圣奥拉夫崇拜的中心是他的埋葬地特隆赫姆；在其他地方也存在竞争者，如南部的圣徒哈尔瓦德(Hallvard)和西部的圣徒苏尼瓦(Sunniva)。

日耳曼皇帝和汉堡-不来梅大主教均不承认北方的独立大主教教区。1113年，他们有机会通过让教皇写信来罢免阿瑟的大主教职位，并把所有该教省的副主教都纳入汉堡-不来梅管辖，由此来进行反击。然而，这些信没有从不来梅发出，阿瑟依旧担任隆德大主教。大约在这个时候，阿里或许是出于对这个冲突的反应，重新修订了《冰岛人之书》，这也是目前仅存的版本。不论事实是否如此，我们显然需要在当时的政治和教会发展背景下来解释亚当和阿里的著作。

1153年或1154年，特隆赫姆教区被命名为大主教教区，教省包括北大西洋的挪威殖民地。此时，圣奥拉夫对奥拉夫一世以及特隆赫姆对不来梅的胜利才算确立。但“伟大的传奇”中两位奥拉夫的故事证实了早期的政治和教会争端，以及其中他们及关于他们的纪念起了主导作用。

在这段为期300来年的时间里，北大西洋诸岛建立了植根于北欧传统并相对稳定的古斯堪的纳维亚社会。通过探寻自然资源，尤其是冰岛和格陵兰岛的自然资源，殖民者成功地向欧洲出口了有价值的异域产品，如毛皮和猎鹰、海象牙和羽绒，偶尔还有北极熊。最南端的奥克尼群岛有富饶的耕作土地，但其他大多数岛屿的农场主则是放牧牲畜，并维持了相对较大的人口群体。这些岛屿，甚至包括最偏远岛屿上的社会，同斯堪的纳维亚的许多地方一样迅速接受了基督教，并很快受到来自欧洲大陆和不列颠群岛的一系列影响。因此，当维京时代在12世纪结束时，尤其是冰岛，开启了一个不亚于基督教欧洲其他任何地方的文化繁荣时期。

第六章 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斯堪的纳维亚人

托马斯·努南

大约从750年至1050年的3个世纪时间里，斯堪的纳维亚人来到俄罗斯欧洲部分，他们主要来自瑞典，也有的来自丹麦和挪威。他们是探险者、冒险家、统治者、商人、雇佣兵、农民、政治流放者和突袭者，表现异常活跃。一些人永久定居下来，成为后来罗斯国的成员。另一些人继续前行至拜占庭或返回斯堪的纳维亚，讲述他们在“东部”的事迹。要想详细考察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经历，必须考虑他们不同的活动以及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变化。除了这个地区本土社会的发展，还须考虑新来者所处的环境。

人们关于维京、俄罗斯、罗斯和瓦兰吉等词汇的意义有许多讨论。“维京”的意义主要由西部的事件所决定，因此为了避免无休止地讨论“真正”维京的含义，在讨论东部的时候最好使用“斯堪的纳维亚人”这个术语。俄罗斯在维京时代并不存在，现在的俄罗斯也不包括当时斯堪的纳维亚人活跃的所有地方——比如乌克兰的基辅和白俄罗斯的波洛茨克(Polotsk)。也许最好的方式是用“俄罗斯欧洲部分”来定义北极与黑海之间以及波兰与乌拉尔山脉之间的整个地区。

关于“罗斯”这个词的起源也有许多争议。最著名也最有说服力的说法是，这个词源自西芬兰语称呼瑞典的词汇“罗奇”(Ruotsi)。很有可能俄罗斯西北部的芬兰人用这个词语称呼出现在他们领土上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东斯拉夫人把它变为“罗斯”。后来，“罗斯”既被用于指基辅公国，也被用来指称成为统治者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和非斯堪的纳维亚人，最终用来指这个国家的所有人。989年，弗拉基米尔皈依东正教；之后，“罗斯”也开始用来表示东正教教徒。词汇的发展不是步调一致的，因此任何一段时期内它的意义都没有必要一致。词汇“瓦兰吉”“瓦兰吉人”也被用来指代东部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但许多人争辩说它的出现晚于“罗斯”，并且主要用来指那些为罗斯王公和拜占庭皇帝服兵役的斯堪的纳维亚人。

深入俄罗斯欧洲部分内地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遭遇了与在西欧海岸抢掠的北方人完全不同的情况。吃水浅的维京船能够轻松攻击和抢劫沿英格兰和法兰西海岸线或河岸分布的富裕城市及修道院，并在当地组织抵抗之前成功逃脱。但是俄罗斯的海岸线上没有可掠夺的城市和修道院，并且内陆航线复杂，需要穿过危险的激流，从一个水系到另一个水系则需要穿越原始森林并横跨遥远的距离。在内海上突袭充满风险，因为当黑海上的拜占庭舰队用希腊火攻打来犯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时，可萨可汗(Khazar khagan)的穆斯林协军会封住里海的退路。

然而，8世纪中期以后，进入俄罗斯西北部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遇到的有组织抵抗比西部的维京人要少得多。一方面，芬兰、波罗的海和东斯拉夫的部落有很大差异；另一方面，这里的情况也与盎格鲁-撒克逊和加洛林各公国不相同。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地理位置利于贸易，不利于突袭。西部的维京人仅仅是抢走了城市和修道院积攒的财富；而在俄罗斯欧洲部分，斯堪的纳维亚人需要建立本地组织来收集自然财富，然后建立贸易中心和贸易航线来出售这些商品。

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民族

大约公元500年后，俄罗斯欧洲部分最重要的发展是日益增强的经济多元化和大规模的民族迁移。经济多元化为当地人口带来更多财富以及安稳的环境，反过来又促进了政治稳定和地方上层集团的出现。同时，大规模迁移完全改变了民族分布。冒险进入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发现当地的民族社会是动态的，并且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

俄罗斯欧洲部分有三个主要地理经济区：干草原区、森林草原和北部森林。在干草原区，游牧制度处于主导，人们主要依赖羊群、马群、牛群和其他动物。高度专业化的游牧制度非常符合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的丰茂草原地貌。然而，它又很容易受到干旱、牲畜流行病和其他自然灾害的侵扰。而且，过度专业化又带来一种危害，即游牧民族会依赖相邻的定居人口来提供那些他们自己不生产的商品，如粮食、工具、珠宝和武器等。

7世纪中期后不久，突厥可萨人(Turkic Khazars)成为高加索山脉至亚速海之间的北部草原的主人。8世纪前半叶，他们的影响力向北延伸到伏尔加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森林草原，向西越过干草原伸向多瑙河和克里米亚半岛。可萨汗国(Khazaria)布满农业村落和一些手工业中心。这种多元化使可萨王朝统治长达300多年(约650—950年)，创造了被称为“可萨和平”(Pax Khazarica)的繁荣时期，使俄罗斯欧洲部分和伊斯兰国家的巨大贸易来往成为可能。

从公元6世纪开始，斯拉夫移民缓慢地从多瑙河下游和喀尔巴阡山脉低处向北部和东部移动。第二波移民潮使斯拉夫人从现在的波兰向东迁移。进入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斯拉夫移民被称为东斯拉夫人。在移民的过程中，他们驱逐、灭绝或同化了当地的波罗的人和芬兰人。当斯拉夫人离开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富饶的黑土地时，他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农耕经济。在森林地区仅靠农业是很难生存的，只能依靠火和斧头清除原始森林；土地也不够肥沃，生长季节更短，种子更为低产；冬季寒冷、漫长，而夏季干燥、短暂；冬季不得不停止役畜，又要消耗稀缺的粮食。但是森林也有自身优势。树木提供了建房的材料和取暖的燃料，还有无数的浆果、蘑菇和满是鱼类的溪流。还可猎取动物来食用，并获得用于取暖、交换商品或缴纳贡品的皮毛。事实上，人们所说的东斯拉夫农学家既是农夫也是狩猎者。

同时，大约自750年开始，可萨汗国讲突厥语的民族不断从伏尔加河和乌拉尔草原向北移动，保加尔人(Bulghars)是这次移民的主要群族。10世纪初的时候，他们已经统治了伏尔加河中游和芬兰居住区的许多大面积地盘。他们依托畜牧业、农业、手工制造业，以及与中亚之间蓬勃发展的皮毛国际贸易，很快形成了多元化经济。

在传统意义上，俄罗斯欧洲部分北部的森林区由狩猎采集者占据，大多数人是芬兰-乌戈尔族人(Finnish Ugrians)。大约公元900年前的几个世纪中，农业迅速推广，手工业得到发展，专业工匠出现。这些地区曾经的狩猎者耕种了更多的粮食，制造了更多的工具和武器。卡马-维亚特加地区(Kama-Viatka)的民族同中亚、高加索和拜占庭建立了贸易关系。伊朗、拜占庭和中亚的银器以及钱币流向北方以换取皮毛。到维京时代早期，中亚商人已经成为这种贸易的主要中间商。他们一年一度的车队将花剌子模国(Khwarazm)与伏尔加河中游的保加尔市场连接起来。来到俄罗斯北部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利用了当地人日益增加的财富，也利用他们与南方建立的长期贸易关系来获取资本。

罗斯公国的起源

大约1050年至1120年，基辅修道院的几名僧侣编写了第一部连贯的有关罗斯公国起源和早期历史的著作。这本书被称为《往年纪事》(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包含了生活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官方史说。据这本书记载，859年，一群瓦兰吉人袭击了俄罗斯西北部的芬兰人和东斯拉夫人，强迫他们缴纳贡品。862年，他们被推翻，但是芬兰人和斯拉夫人自己不懂得管理，随后邀请另一群斯堪的纳维亚人来统领他们，这一群族被称为罗斯人，由留里克(Riurik)率领。留里克在诺夫哥罗德立足，开始将势力范围延伸到俄罗斯北部的其他地区。他的几名随从由阿斯科尔德(Askold)和迪尔(Dir)率领前往当时由可萨人控制的基辅。879年留里克死后，他的继承人奥列格(Oleg)率领一支探险队夺取了对基辅的控制权。这样，北部的诺夫哥罗德和南部的基辅就落入同一个罗斯家族即留里克家族的统治，他们进而开展了一系列战事，最终将他们的附属范围从波兰边界扩大到伏尔加河上游。

附属帝国的管理掌握在基辅的一位大公手中。他领导了一个由同族人和家仆组成的松散组织，征服了当地民众并向其勒索贡品。《往年纪事》生动地描绘了德雷夫利安人(Derevlianians)的灭亡。这是一支东斯拉夫部落，他们在945年杀死伊戈尔大公，因为他企图征收更多的贡品(通常是每家一张皮毛)。伊戈尔大公的遗孀奥尔嘉(Olga)有计划地消灭了德雷夫利安人的大公、其他统治阶层精英还有部落无数的普通民众，然后烧毁了德雷夫利安人的首府。

获胜战役中的数量巨大的战利品同贡品一起成为商品，从10世纪前半叶开始就运往君士坦丁堡。到988年，罗斯和拜占庭的关系已经非常亲密，弗拉基米尔大公决定皈依东正教，并且娶了拜占庭皇帝的妹妹。在他的儿子“智者”雅罗斯拉夫(Iaroslav the Wise)的统治下，罗斯公国达到鼎盛时期。

《往年纪事》是我们了解俄罗斯欧洲部分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最重要资料来源，但是远远不够完善。尽管它在罗斯公国起源的描述上比较具有真实性，但也有许多事实被省略、篡改和歪曲。编撰者依靠的是错误或不完善的信息，许多至多能称得上是二手资料。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往年纪事》是给为作者们居住的修道院提供资助的王公贵族而写。因此僧侣们被委以使留里克王朝统治合法化的重任。比如，基辅大公们没有被描绘成残酷无情、抢夺土地、强征贡品的冒险家，而是传奇人物留里克的后裔，他们被当地人邀请“来吧，来统治我们”。

幸运的是，还存在其他一些书面资料。其他一些有关罗斯的资料包含了重要证据，如都主教伊拉里翁(Hilarion)的布道、基辅洞穴修道院的《帕特里克》(Paterik)、《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和《罗斯法典》(俄罗斯法律)。最著名的伊斯兰资料可能是伊本·法德兰(Ibn Fadlan)的《里萨拉》(Risala)，其中记录了922年他从巴格达到伏尔加保加尔途中的见闻，他亲眼见到了罗斯商人。9到11世纪期间的一些地理著作描述了伊斯兰学者已知的包括俄罗斯欧洲部分在内的世界上许多地区，尽管一些作品有些含糊、不太可信。最著名的拜占庭资料是君士坦丁七世的《帝国行政论》，大约写于950年，书中详细描述了每年从基辅来到君士坦丁堡的罗斯贸易船队，以及罗斯内部贡品的征集。不幸的是，主要犹太资料(《可萨通信》和《剑桥文献》)的权威性有些争议。近些年来斯堪的纳维亚萨迦的真实性也被质疑。但是在斯堪的纳维亚不同地方和俄罗斯欧洲部分有一些如尼铭文，记录了前往东方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或证实了他们在那里的存在。最后，一些拉丁文资料——比如《圣伯丁年代记》和克雷莫纳主教利乌普兰德(Liudprand of Cremona)的作品——包含了到访过拜占庭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或罗斯人的重要信息。

考古学家在俄罗斯欧洲部分发掘出几千个定居点和坟墓，它们对了解中世纪早期的方方面面提供了丰富的信息。特别是有超过400个建筑群带有斯堪的纳维亚特征或拥有可以追溯到维京时代的手工艺品。他们还发现大量的斯堪的纳维亚胸针、吊坠、带有雷神锤子形状吊坠的铁质颈圈、刀鞘、刀鞘的金属饰物、矛头、铁盾浮雕、铁匠工具、剑和船葬的遗物等，帮助考古学家追溯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踪迹、他们何时在某一地区活动活跃以及他们参与了哪些活动。另外，在俄罗斯欧洲部分共发现了几万枚伊斯兰、欧洲、拜占庭和罗斯的硬币。这一丰富的钱币证据显示了当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在描述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方面，这些书面资料和实物资料比《往年纪事》提供了更加可信、更加详尽的基础。

维京时代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开启

公元8世纪期间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开始出现新的城市中心。这些城市异于稍早的定居点，是国际贸易和工艺品生产的枢纽，最著名的是建于8世纪早期的丹麦城市里伯。一些学者将这些发展同维京时代的出现联系起来，而另一些学者指出，居住在波罗的海南岸的西斯拉夫人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定居点。因此，他们提出存在一种新的“波罗的海文化”。

750年左右，在沃尔霍夫河左岸的旧拉多加建立了一个小定居点，距离沃尔霍夫河与拉多加湖汇合处13公里。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商人和袭击者已经造访了波罗的海东南部沿岸和拉多加湖，一些人甚至在现今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建立了定居点。考古证据表明，斯堪的纳维亚人从一开始就住在拉多加：在8世纪50年代的土层中发掘出一套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铁匠工具，其中有一个奥丁(Odin)头像护身符。一位专家甚至提出它们的主人来自哥特兰岛(Gotland)。这些工具来自一个在8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期间运营的大型锻造—金属制造—珠宝加工建筑群。

到访拉多加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不是来抢劫和袭击的。周边没有其他城镇，修道院也不存在，周围当地人墓地中的随葬品都很朴素，没有什么可偷的有价值财物。建立拉多加的目的是便于进入自然资源丰富的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内陆。行走至此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最初可能是来寻求皮毛，然后再返回波罗的海出售。但是他们很快发现，把在俄罗斯北部获取的皮毛和其他商品带到位于伏尔加河口的可萨首都伊蒂尔(Itil)更有利可图。在那里，可以用皮毛同穆斯林商人交换伊斯兰银币或迪拉姆(Dirham)。随着同可萨人的贸易日益增加，斯堪的纳维亚人发现他们也可以跨过里海，然后骑骆驼沿着著名的陆路到达巴格达。行程虽然艰辛，但收入颇丰，因为俄罗斯欧洲部分和斯堪的纳维亚都缺少本地白银资源，而西方的硬币如加洛林人制造的硬币又非常稀缺。从与“俄罗斯”贸易中获得的白银迪拉姆就成为雄心勃勃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获取财富和权力的途径。

到公元8世纪90年代中期，所有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伊斯兰迪拉姆的最早窖藏都位于拉多加，大约开始于同一时期的另一小部分窖藏则在哥特兰岛。也就是说，拉多加已经成为从波罗的海穿越俄罗斯欧洲部分到达伏尔加河下游再前往伊朗和伊拉克的新兴商路上的关键城镇。随着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贸易的巨大增长，拉多加也日益扩大。城镇内部或周边拥有更多的迪拉姆窖藏。更多的手工艺作坊涌现，打造铁制、铜制、骨制以及琥珀和玻璃材质的工具、武器和珠宝。这些作坊和一批仓库与拉多加作为东部贸易服务站的功能密切相关。比如，一家玻璃作坊通过制作珠子来换取当地芬兰人的最好皮毛，另一家制作琥珀珠宝的作坊也是基于同样目的。在这一时期建筑的最近发掘中发现了数量相当大的琥珀和许多玻璃珠子。拉多加的手工艺人也建造修补了商人们穿过这个城市使用的海船和河船。由海船从波罗的海运来的木材甚至用于建造拉多加的住宅。

在拉多加，一些最初的斯堪的纳维亚居民有可能只是像候鸟一样的居民，每年贸易结束后就返回家乡。然而随着拉多加的扩大，许多斯堪的纳维亚人成为永久定居者，虽然大多数人还是选择回迁。到9世纪中期，一个只属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墓地——整个俄罗斯欧洲部分唯一一个，甚至带有一些船葬墓——在沃尔霍夫河右岸、拉多加对面的普拉昆(Plakun)已经开始投入使用。然而，拉多加不是一个纯粹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定居点。一开始，东斯拉夫人和西芬兰人就是这个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拉多加是手工业生产和国际贸易的跨国中心。

扩张和定居

大约9世纪中期，俄罗斯北部的商路基础设施发生了重要的新变化。比如，这段时间在伊尔门湖北岸兴建了一个名为留里科沃戈·罗季谢(Riurikovo Gordishche)的定居点。同后来它的邻居诺夫哥罗德一样，沃尔霍夫河的激流使它免受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突袭。尽管向导可以引导商船安全穿过大瀑布，袭击者却不能发动突然袭击。大约860年的一场大火证明，拉多加的地理位置难以接受自然的挑战。留里科沃比拉多加小，但是同样完成了手工艺品生产和长途贸易服务站的基本功能。并且，它坐落在富饶的土地上，比拉多加周边的土地更适合耕种。人们在13公里以北的科洛匹·戈罗多克(Kholopyi Gorodok)的山丘堡垒发现了9世纪的农具，这更加验证了这一看法。

拉多加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也开始深入俄罗斯北部内陆地区。在拉多加湖东南部地区的西芬兰人墓地发现了少量可以追溯到9世纪末到11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手工艺品和坟墓。显然这里的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家庭是商人，他们用珠子和其他重要产品从当地人手中换取皮毛。但也有人认为，其他家庭是瑞典农场主，他们移民到俄罗斯寻求土地，适应了当地刀耕火种的农业方式。9世纪60年代初期，拉多加的西南方普斯科夫古城(Pskov)一个芬兰-波罗的海定居点被大火焚毁。9世纪末期和11世纪初期间，人们在它的遗址上兴建了一座城镇，来自多个国家的手工艺人、商人和勇士在此居住。一些斯堪的纳维亚人继续向东推进，进入别洛焦尔斯克湖(Bellozero，即白湖)以南地区，至少有两个手工业和贸易中心兴起。9世纪末至10世纪末，克鲁季科(Krutik)有一个在皮毛贸易方面非常活跃的定居点，它显然接纳了几名斯堪的纳维亚流动的铁匠。别洛焦尔斯克定居点位于北面40公里处，于10世纪前半叶兴起，并在克鲁季科消亡后继续存在。

到9世纪中期，通往可萨汗国的主要路线上或其附近出现了一些基地，主要是斯堪的纳维亚商人所利用的贸易和手工艺品中心。斯堪的纳维亚人途中会在这些地方停留，有些人则作为商人、代理或为途经的商人提供服务而定居下来。这些基地是多民族定居点，斯堪的纳维亚人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第聂伯河上游的本地人口是波罗的人，伏尔加河上游的本地居民是东芬兰人。中世纪早期还出现了斯拉夫人流向俄罗斯中部和北部的重要移民潮。这些贸易中心附近的墓地中发现的斯堪的纳维亚埋葬品通常比较分散，而不是集中在某一区域，这说明斯堪的纳维亚人已经同当地社会融合。他们每天同猎人和商人打交道，同当地部落酋长谈判来保证斯堪的纳维亚商人安全通过并得到当地的商品，死后则同家人一起被葬在这里。

活跃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斯堪的纳维亚商人不是守法店主。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或恐吓介入当地社区，强迫当地人提供皮毛、奴隶或其他所需的产品。如果当地上层集团拒绝合作，斯堪的纳维亚人就会把他们除掉。但是避免冲突也是可能的：斯堪的纳维亚商人也是代理，他把当地上层集团从自己人民那里勒索来的商品夺来销售，再将能加强社会地位的进口商品卖给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堪的纳维亚人对当地民众的剥削日臻成熟。对皮毛和其他商品的勒索不再处于无序状态。相反，由斯堪的纳维亚定居者和当地上层集团组成的团队每年冬季会在他们的地区搜集这一年的贡品。因此，贸易和手工艺城镇开始变成从当地民众手中搜集贡品的中心。

这些基地存在的确切时间和其中的民族组成依然值得讨论。大多数基地似乎在9世纪某个时期转型为多民族贸易和手工艺中心，这一趋势在10世纪到达顶峰。其中一个主要基地是伏尔加河上游的萨尔斯科(Sarskoe)，位于罗斯托夫(Rostov)附近。它在6到8世纪本是梅里安人(Merian)的定居点，9世纪发展为一个多民族城镇，到10世纪，它已经成为一个大型贸易和手工艺中心。雅罗斯拉夫尔(Iaroslavl)附近有三个大型墓地，分别在博尔霍伊·蒂姆雷沃(Bol’shoe Timerevo)、米哈伊洛夫庄园(Mikhailovskoe)、彼得罗夫(Petrovskoe)，大约有700多座9世纪到11世纪的坟冢或坟墓。附近是一个同时期的多民族村庄，显然是贸易和手工艺制造中心。蒂姆雷沃的发掘人员在一名男子的墓中发现了一把日耳曼“乌尔博特”(Ulfberht)剑，还发现了一个盘底带有阿拉伯刻字的商用折叠式天平。从坟墓的数量和定居点运转的期间来判断，蒂姆雷沃的平均人口大约有130人。比尔卡的平均人口大约有500到600人，海泽比的平均人口大约有1000人。毫无疑问，一些商人选择从伏尔加河上游的基地出发穿过保加尔领土前往可萨汗国，然而主要商路显然是穿过奥卡河(Oka)和顿河流域向南前进。

另一个基地是位于第聂伯河沿岸的斯摩棱斯克以西10到12公里的格涅兹多沃(Gnezdovo)，这是商人们穿过沃尔霍夫河和第聂伯河流域往返于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的一个大贸易中心。这里的建筑群最初有超过5000座9世纪后半叶至11世纪前半叶的坟冢，还有同一时期的5个定居点(2处有防御工事，3处为手工艺品和贸易中心)。这些定居点的人口总和大约平均为1250至1400人，至少90座坟墓里包含斯堪的纳维亚手工艺品。

东部贸易

拉多加、留里科沃、萨尔斯科、格涅兹多沃和其他地方的基地使斯堪的纳维亚得以经由可萨汗国同伊斯兰世界开展利润非常丰厚的贸易，我们可以从俄罗斯欧洲部分以及波罗的海周边地区的迪拉姆窖藏推测出这种贸易的发展和增长。目前，有信息表明那里藏有5个乃至更多迪拉姆的窖藏地超过了1000个，而硬币总量达22.8万个。因为许多存储在欧洲东部和北部的迪拉姆被熔化，或从未见于记录，或依旧埋在地下，从伊斯兰世界输入的硬币实际数量要远远超过这些。这些迪拉姆尽管不是完美的资料，却也为我们了解维京时代著名的东部贸易历史提供了最好的证据。

硬币证据表明，东部贸易开始于8世纪80年代。9世纪上半叶，贸易范围不大且不稳定，这一时期与拉多加最初的建立及其开始缓慢发展的时间相对应。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贸易量有了显著增长，贸易上的增长促进了留里科沃的发展、伏尔加河上游和第聂伯河上游内陆基地的形成以及对芬兰腹地的扩张。比如，人们在蒂姆雷沃定居点发掘出一处大型窖藏，在里面发现大约有2700个865年或866年的迪拉姆。更大的贸易量要求形成有组织的皮毛收集体系，还有沿主要水路为商人前往可萨汗国提供给养和服务的站点。

到9世纪晚期，斯堪的纳维亚人已经在俄罗斯欧洲部分活跃了将近150年。定居下来并且同当地人通婚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慢慢开始获得一个新身份，“罗斯”这个词最好地表现了这一点。但并非所有罗斯人都是斯堪的纳维亚后裔，这个词所指代的人群还包含许多当地上层集团成员。在距离切尔尼戈夫15公里处的谢斯托维茨塔(Shestovitsa)，考古学家出土了一个包含6个墓地、1处要塞和1个开放定居点的建筑群。谢斯托维茨塔似乎是当地大公随从的一个武装营地，由几名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数量较多的东斯拉夫人组成。另外，到945年，与拜占庭的对外贸易几乎全部被斯堪的纳维亚人后裔垄断。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同化速度显然依赖占领期的推移。然而，越来越多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被罗斯社会接纳，从这时开始，只有新移民被称为斯堪的纳维亚人。

9世纪末期东部贸易出现短暂的下滑，随之而来的是巨大变化。首先，亚洲中部的萨曼王朝成为向俄罗斯欧洲部分提供迪拉姆的主要国家。其次，贸易量增长极大，迪拉姆窖藏的80%都是在900年至10世纪30年代期间存储的。再次，将迪拉姆运到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路线改变。9世纪时，主要线路是从伊朗和伊拉克出发跨过高加索山脉或里海抵达伏尔加河口的伊蒂尔。10世纪的主要线路是从中亚的花剌子模国和河中地区穿越干草原到达伏尔加保加尔或可萨汗国。最后，斯堪的纳维亚或罗斯商人的作用发生改变。我们了解到，9世纪他们会长途跋涉到达巴格达。10世纪，罗斯和伊斯兰商人在保加尔人和可萨人的伏尔加大型市场会合，他们可以在这里安全的环境下开展生意。

一直到940年，10世纪的贸易才得到适度增长。在拉多加，贸易的稳定增长表现在一处大约修建于894年的大型建筑群，一个拥有10到20名商人的协会将它用作基地和仓库。10世纪20年代末，这个城镇的手工艺区出现了一个具有同样功能的相似建筑。10世纪四五十年代，东部贸易到达鼎盛时期，流入的迪拉姆增长迅猛。在伏尔加上游盆地的穆罗姆(Murom)发现的一处窖藏最初大约有2万迪拉姆，所有流入俄罗斯欧洲部分和波罗的海的迪拉姆中有30%是在这20年中存储的。新迪拉姆的巨大流入最初在10世纪40年代的俄罗斯欧洲部分十分明显，随后其流入量在50年代的波罗的海非常引人注目。因此，10世纪中期是维京时代东部贸易的巅峰，格涅兹多沃、蒂姆雷沃和萨尔斯科都在这一时期达到全盛也就不足为奇了，诺夫哥罗德的最早时期土层也追溯到这一时期。与中亚间蓬勃发展的贸易也促进了市场扩张和主要商路沿线贸易站点的繁荣。

基辅崛起

尽管基辅的小型定居点存在了几个世纪，但它成为大城镇是在9世纪末。基辅主要贸易和手工艺品中心波多尔(Podol)可以追溯到大约887年。坟墓和手工艺品等证据表明，斯堪的纳维亚人占基辅上层集团的一小部分，但极易将两者区分开来。根据《往年纪事》所记，大约880年，奥列格带领他的一伙人离开诺夫哥罗德(留里科沃/拉多加)前往基辅，杀死了更早到达那里的留里克的两名随从阿斯科尔德和迪尔。这样，考古证据和《往年纪事》的描述就吻合了。

基辅留里克王朝的建立使它成为罗斯公国的中心。在奥列格抵达之前，可萨人统治基辅和第聂伯河中游大部分地区。考古证据指向该地区一处建于7世纪末的可萨遗址，人们没能在此处找到窖藏的迪拉姆或斯堪的纳维亚工艺品，这表明基辅在9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没有起到明显作用。在留里克王朝统治下，基辅很快成为东部贸易的积极参与者。在传统意义上，基辅的优势与第聂伯河到全欧洲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的商路开发有关。但是，我们也有充分理由相信东部贸易在10世纪初更为重要。

基辅加入东部贸易之中，这是基于一个多世纪以来斯堪的纳维亚人与可萨人所建立的联系。他们定期穿越可萨人领地，为卖到伊蒂尔的商品向可汗缴纳什一税，同可汗交易，袭击现在阿塞拜疆境内的穆斯林城镇，甚至为可萨人提供服务，正如839年瑞典人作为可萨出使拜占庭的特使一样。从9世纪30年代开始，可萨人开始与干草原上的佩切涅格人(Pechenegs)、马扎尔人(Magyars)和其他敌人产生巨大矛盾，结果便是他们更难在第聂伯河上游维持统治地位。因此，基辅对于雄心勃勃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变得极具吸引力。

在基辅站稳脚跟的留里克家族想必同可萨人达成了妥协，他们名义上承认可汗的领主地位，但他们可能成了事实上基辅和第聂伯河中游的统治者。但是《可萨通信》和《剑桥文献》都提到，到10世纪中期，基辅停止参与东部贸易，这显然是由10世纪40年代基辅和可萨人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造成的。

一个世纪后编写《往年纪事》的时候，留里克王朝和可萨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已经被遗忘，更有可能是为方便起见从记录中省略了。基辅信仰东正教的罗斯大公不愿公开他们与游牧的突厥可萨人的关系，突厥可萨人的上层集团已经皈依犹太教。事实上，罗斯人和可萨人的联系非常紧密，以至于10世纪初，伊斯兰资料把基辅的罗斯统治者称为可汗。基辅大公们无法完全掩盖这一事实，即他们被普遍认为是以可萨可汗合法继承者的身份来统治第聂伯河中游。

在基辅立足后，留里克家族也开始同君士坦丁堡开展贸易。然而，拜占庭人对罗斯人充满怀疑。有几次，尤其是在860年，一些斯堪的纳维亚人攻击君士坦丁堡和其他沿黑海的希腊城镇。奥列格坚持不懈，他对君士坦丁堡的攻击(大约907年至912年)迫使拜占庭人签订条约，明确规定允许罗斯人在君士坦丁堡做贸易。基辅同君士坦丁堡的贸易持续增长，大约到950年，大批装满皮毛、奴隶、蜡和蜂蜜的商船从基辅出发驶向拜占庭首都。941年至945年，一支来自基辅罗斯的舰队突袭黑海上的拜占庭城镇，直至被拜占庭海军消灭。直到现在，对于这次冲突的确切原因依然存在争议。他们签订了一项新的贸易协议，详细规定了开展贸易的条件。拜占庭人依然担心假扮商人的罗斯人会突袭进入君士坦丁堡和周边地区。

750年至1000年，各种斯堪的纳维亚探险者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不同地区立足。留里克后裔只是许多有志于统治当地的斯堪的纳维亚群族中的一个。比如，罗斯-拜占庭贸易条约(909年至912年签订)提到了居住在切尔尼戈夫、波洛茨克、罗斯托夫、柳别奇(Liubech)和其他城镇的大公，这些人应该是受奥列格管辖的。《往年纪事》中没有再提到这些大公，也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是奥列格的同族人。换言之，在主要水路沿线的重要城镇都有罗斯统治者。尽管在伊戈尔和斯维亚托斯拉夫(Sviatoslav)统治下，留里克王朝的领地得到极大扩张，但10世纪最后25年依然存在独立的罗斯大公。大约980年弗拉基米尔从诺夫哥罗德出发前往基辅时，他绕道想占领罗格沃洛德(Rogvolod)统治的波洛茨克。《往年纪事》记载，“罗格沃洛德来自海外，管理波洛茨克，正如图罗夫人(Turovians)正是从统治图罗夫(Turov)的图里(Tury)那里得名一样”。

留里克家族不属于那些在俄罗斯欧洲部分建立第一批斯堪的纳维亚定居点或创建东部贸易的先驱。他们只是在9世纪中期来到俄罗斯西北部，那时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是斯堪的纳维亚不同群体之间争夺的主要问题。一群留里克家族击败了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人，使当地芬兰和斯拉夫部落臣服，并统治了基辅，创建了罗斯国。一些对手被留里克家族杀死，另有一些离开罗斯领地，或听命于拜占庭，或返回波罗的海。另一些人作为奴仆或家仆服务于留里克家族。《往年纪事》忽略了这段为期二百五十年的权力斗争。

留里克家族最终获胜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控制了基辅。基辅在第聂伯河畔有一片广阔的商业-工匠区，在河边的高原地区有政治-教会区。峭壁对这个政治中心形成了天然保护。通过左右前往君士坦丁堡的水路交通，基辅还控制了第聂伯河中上游的贸易，因此成为罗斯与拜占庭贸易的南部终点。基辅位于森林区和森林-草原区界限以北10公里处，尽管它难免受到游牧民族的袭击，但首当其冲的是南边的罗斯城镇和定居点。总之，基辅位置理想——足够向南，可以控制同拜占庭的贸易；又足够靠北，不易受袭击，相当安全。

俄罗斯和波罗的海

基辅逐渐成为罗斯国中心之时，俄罗斯西北部正在发生重大变革。10世纪末和11世纪初，诺夫哥罗德取代拉多加和留里科沃成为罗斯势力在这一地区的核心。在诺夫哥罗德的最早考古发现可以追溯到大约10世纪20年代，亦即大约斯堪的纳维亚人开始出现在拉多加后一百七十年。政治权力的转移很有可能发生在弗拉基米尔皈依之后。拉多加易受攻击，不适合做政治中心，而留里科沃距离佩林(Peryn)的异教徒庇护所较近。因此，毫无疑问，当地第一位主教希望远离这样一个异教徒中心，而把他的教堂建在北部稍远的诺夫哥罗德村落。当地长官和商人紧随其后，到11世纪早期，诺夫哥罗德已经成为俄罗斯西北部的政治、教会和商业中心。

中心城市从留里科沃迁到诺夫哥罗德反映了10世纪末和11世纪初波罗的海和俄罗斯欧洲部分一个更广泛的现象。在俄罗斯欧洲部分，格涅兹多沃让位于斯摩棱斯克，蒂姆雷沃和萨尔斯科分别被雅罗斯拉夫尔和罗斯托夫替代，而在波罗的海，比尔卡被锡格蒂纳取代，海泽比被石勒苏益格取代，帕维肯(Paviken)被维斯比(Visby)取代。我们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变化——有时发生于“成对的”或“姐妹”城市范围内——是否都是由同样的发展造成的。在俄罗斯，有材料显示11世纪初的新城市更深地植根于当地经济和农业腹地，并且充当已具雏形的公国的政治和教会中心。

诺夫哥罗德成为俄罗斯西北部主要中心，是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国际贸易发生大变革的背景下发生的。到10世纪60年代，迪拉姆流入量开始下降，到11世纪，只有少量迪拉姆流入俄罗斯欧洲部分。到11世纪30年代，这种流动完全停止。迪拉姆数量下降的原因是萨曼王朝瓦解，同时伴随着中亚地区白银日益紧缺。大量出口和现有银矿的枯竭导致新迪拉姆质量日益下降：1000年的银含量接近90%，而半个世纪后下降到5%。可以理解为什么罗斯商人不再想要这种硬币。因此，到11世纪初，诺夫哥罗德开始把目光投向波罗的海，把那里当作皮毛的主要市场以及以日耳曼硬币和盎格鲁-撒克逊硬币形式存在的白银的主要提供者。

要想深入理解罗斯和波罗的海的贸易变化，我们需要仔细研究周边地区的迪拉姆窖藏。大约55%流入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迪拉姆被重新输出到波罗的海。从中我们可以了解许多斯堪的纳维亚人和西斯拉夫人同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贸易来往。在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发现了迪拉姆，来自挪威的迪拉姆相对较少，只有很少一部分来自丹麦。它们大部分存储在瑞典，包括哥特兰岛。事实上，哥特兰岛拥有欧亚大陆西部最大的单一迪拉姆窖藏集中地，这些迪拉姆的发现还需历史学家进行解读。9世纪和10世纪大部分时期，梅拉伦湖畔的比尔拉是瑞典同俄罗斯进行贸易的主要市场，这解释了在俄罗斯欧洲部分发现的如此多的斯堪的纳维亚手工艺品都与瑞典中部有关的原因。目前，还不知道同一时期的哥特兰是否存在可以与之相媲美的中心。

钱币和考古证据清晰表明，瑞典——尤其是瑞典中部——在斯堪的纳维亚与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交往中起了主要作用。9世纪中期之前，贸易相当有限，并且有一些不稳定。9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贸易有了显著增长，但接近9世纪末期又有所下降。之后贸易水平稳定增长，在10世纪50年代到达顶峰。10世纪40年代流入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大量迪拉姆在50年代进入瑞典。从50年代起，瑞典迪拉姆窖藏从时间构成上越来越久远，因为流入瑞典的新迪拉姆越来越少。10世纪后半叶，不知为何流入量开始下降，到11世纪前10年完全停止。正是此时，诺夫哥罗德成为俄罗斯与波罗的海新贸易的中心。

波罗的海地区大约30%的迪拉姆来自现在的德国北部和波兰，也就是维京时代西斯拉夫人占领地区。波罗的海同东部的贸易远远不止斯堪的纳维亚人，但关于西斯拉夫人在其中扮演角色的研究相对较少。一个猜想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用迪拉姆购买西斯拉夫人的谷物和其他产品；另一个可能是，波兰北部和德国的迪拉姆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袭击这些地区时丢掉的。然而，西斯拉夫商人很有可能积极参与波罗的海与俄罗斯西北部的贸易，这也可以解释在拉多加-留里科沃地区发现的西斯拉夫物品。换言之，西斯拉夫人与斯堪的纳维亚人争夺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迪拉姆和自然资源，他们在拉多加和留里科沃这样的城镇也有自己的设施。有一段时间，斯堪的纳维亚人做得更加成功，就有更多的迪拉姆流入瑞典。另一段时间，西斯拉夫人效率更高，便有更多的迪拉姆流入波兰北部和德国。平均来说，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波罗的海贸易中所占份额是西斯拉夫人的两倍。想必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政治结构中影响力更大，因而他们更具竞争力。

随着迪拉姆向西流动，一些商品从波罗的海出口到俄罗斯欧洲部分。考古和书面材料证实，如琥珀、武器(尤其是剑)、锡锭和铅锭、玻璃和葡萄酒这些产品都是从波罗的海进口的。西斯拉夫人也向拉多加出口谷物。进口的琥珀和剑的数量肯定很大，一份伊斯兰材料记录到，除来自俄罗斯北部的皮毛之外，伏尔加保加尔向中亚的花剌子模国提供大量此类商品。当地上层集团的财富日益增长，使东方和欧洲进口商品在俄罗斯欧洲部分非常畅销。迪拉姆和剑之类的产品或在当地使用，或再次出口。

除了同俄罗斯西北部交往外，斯堪的纳维亚人还积极探索白海和科拉半岛(Kola)。到880年，挪威人定期航行到此，通过以物易物或强征贡品从土著萨米人那里收集皮毛和其他当地商品。他们遭遇到了其他来自陆路的斯堪的纳维亚和芬兰商人的竞争。到10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人还不得不同为寻找皮毛到达北冰洋的伏尔加保加尔人竞争。11世纪，诺夫哥罗德的罗斯人开始在北方的芬兰人、乌克兰人和萨米人中建立附属领地。到维京时代末，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北冰洋贸易中一直面临来自罗斯人和保加尔人的激烈竞争。

维京时代在俄罗斯的结束

随着留里克家族及其同盟确立为罗斯国的统治者，他们对进入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新斯堪的纳维亚人形成一种自相矛盾的态度。许多斯堪的纳维亚人因为各种原因源源不断来到俄罗斯欧洲部分，有些人是受到在拜占庭军队服役的巨大诱惑。自10世纪初，斯堪的纳维亚雇佣军就在拜占庭军队服役。945年，罗斯-拜占庭协议特别规定，如有要求，基辅大公应该向拜占庭派遣斯堪的纳维亚士兵。通过那些由第聂伯河-沃尔霍夫河自君士坦丁堡返回家乡的斯堪的纳维亚雇佣兵，可以解释俄罗斯欧洲部分发现的大多数拜占庭硬币。奥列格、伊戈尔、弗拉基米尔和雅罗斯拉夫都曾邀请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瓦兰吉协军协助抗击拜占庭人，以及在基辅王位的争夺中打击他们的兄弟。然而，这些团伙也对留里克统治的罗斯地区造成了威胁。从弗拉基米尔开始统治时的反应能看出留里克家族对新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态度。作为诺夫哥罗德的统治者，他需要自来国外的斯堪的纳维亚雇佣军来帮助他同兄弟争夺基辅控制权和大公地位。但是，在斯堪的纳维亚人帮助下取得基辅后，弗拉基米尔不希望这些雇佣军抢劫他的首都或威胁到他的统治。因此，他将一些人招募到他的军队，又派遣另一些人前往君士坦丁堡，并告知拜占庭皇帝这些人已经上路了。简言之，此时留里克家族作为罗斯统治者，首先关注的是他们在罗斯地区的地位。他们越来越将斯堪的纳维亚新移民看作外国人，对他们是潜在的威胁。

9世纪和10世纪期间，来到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地位发生了改变。以前他们是贸易网络和收集贡品的国家创立者，而现在越多新来者成为雇佣兵。他们参与弗拉基米尔成为大公的战役，在雅罗斯拉夫打败兄弟夺取基辅的最初行动中也起到关键作用。但是在1024年的利斯特文(Listven)战役中，雅罗斯拉夫新招募的斯堪的纳维亚雇佣军遭到他的兄弟姆斯蒂斯拉夫(Mstislav)所率领的游牧协军的决定性打击。利斯特文战役展示了移动骑兵超越经验丰富的步兵所具有的优势，标志着游牧协军成为俄罗斯欧洲部分首选雇佣军。

雅罗斯拉夫统治时期，斯堪的纳维亚人迎来了他们在俄罗斯最后的辉煌。雅罗斯拉夫的最著名门客是哈拉尔·哈德拉达，该人于1031年逃离斯堪的纳维亚，他为雅罗斯拉夫服务5年(并娶了他的女儿伊丽莎白)，之后作为士兵在拜占庭获得功名，最终成为挪威国王。更早一些时候，在1029年，雅罗斯拉夫为挪威的圣奥拉夫及其儿子马格努斯提供庇护。雅罗斯拉夫的妻子英格德公主(Ingigerd)是瑞典国王奥洛夫·斯科特科农(Olof Skötkonung)的女儿。据萨迦记录，两人结婚后他将拉多加赐给她。她随后指定瑞典的酋伯爵罗根瓦尔德(Rognvald)为那里的长官。在拉多加，考古学家在这座城的墓地中发掘了一些11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基督徒的坟墓，很有可能是死于战斗的贾尔·罗根瓦尔德手下的瑞典士兵。最后，英格瓦(Ingvar)率领斯堪的纳维亚远征队前往黑海探险，这也有可能是在雅罗斯拉夫的许可下进行的。

尽管这些事件经常作为留里克家族与斯堪的纳维亚家乡持久纽带的证据被现代人引用，但事实上，它们只不过是雅罗斯拉夫有步骤地同欧洲许多统治王朝建立亲密关系的努力，这种政策也许受到了他同拜占庭暴风骤雨式的关系的启发。从长期来看，雅罗斯拉夫为数不多的重要拜访者和同族人的重要性，远远不敌俄罗斯欧洲部分斯堪的纳维亚雇佣军的最终失势。

第七章 丹麦帝国和维京时代的结束

尼尔斯·隆德

丹麦人和邻国

尽管我们对11世纪之前的斯堪的纳维亚不完全了解，但有很好的证据表明，这一地区的大片区域在维京时代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丹麦国王控制。比如，813年，丹麦人前往挪威南部的韦斯特福尔去恢复丹麦在那里的权力。《法兰克王室年代记》把韦斯特福尔描绘成“帝国的最远端”。810年丹麦国王戈德弗雷德遇害后，内战开始，丹麦在那里的势力明显颓败。在一定程度上，丹麦国王很有可能是挪威西部和北部当地统治者的领主。

维京人在西欧的活动在多大的范围和以什么方式受到斯堪的纳维亚王权变迁的影响？大家可以任凭猜测。一方面，有明显证据表明一些维京探险队首领是流放者，以被更强大的对手驱逐出家乡的王室成员为主；另一方面，也有明显迹象表明，9世纪前半叶统治丹麦的国王比之前更多地投入到对法兰克王国的袭击——至少法兰克国王认为他们是罪魁祸首。虽然，9世纪下半叶几支维京军队洗劫了法兰克王国和不列颠，但是我们对于丹麦国王的势力知之甚少。这些军队的首领可能是被强大国王驱逐的流放者，也可能是在无权势的国王的统治时期获得独立行动权的一些人。我们无从知晓。

但我们清楚的是，到9世纪末，丹麦国王的势力被大大削弱，原因之一是从维京远征胜利归来的对手。比如854年，霍里克一世被他侄子杀害，后者曾遭到驱逐并求助于海盗。不来梅的亚当在11世纪后半叶撰写了汉堡-不来梅大主教史，他将这种权力的丧失归因于一次标志性失败，据说在892年由国王阿尔努夫率领的一支东法兰克军队在戴尔河击败维京军队。这表明，丹麦国王和活跃在西欧的维京军队之间有紧密的联系。但是亚当和其他作者夸大了这次战斗的重要性，它其实只涉及一支维京军队中正在前往冬季宿营地途中的一部分人。这次失利也没能阻止他们依照计划前去过冬。

但是衰落的确是现实，流放者向往着归乡之途。一个在瑞典停留过一段时间的王室返回，设法立足了几十年，结果又被另一个从国外返回的王室取代。900年前，一位在波罗的海游历的英格兰人伍尔夫斯坦观察到，博恩霍尔姆岛(Bornholm)有自己的国王，它既不属于丹麦人，也不属于斯韦尔人。这可能表明之前丹麦国王所拥有的领主地位已经衰落了。

衰落最明显的标志可能体现在挪威发生的事件中。与丹麦不同，挪威不曾由一个本地国王统一过。然而，到9世纪末的时候，在挪威西部拥有领地的“金发王”哈拉尔试图将势力延伸到全国。根据传统，他被安置在奥斯陆峡湾以西的韦斯特福尔。但是这种传统形成于12、13世纪，那时丹麦国王再次强行声明拥有这一地区，而挪威方面的宣传自然是希望它能代表挪威王国的中心。从传统意义上，著名的哈夫斯峡湾之战也被视作哈拉尔为统一挪威而付出的极大努力。事实上，通过这场战役，哈拉尔将其势力从位于卑尔根(Bergen)的领地向南扩展到哈夫斯湾以外。他不大可能曾经统治过整个挪威。

耶灵王朝

恢复丹麦在斯堪的纳维亚领导地位的国王都属于耶灵王朝。耶灵王朝在耶灵修建了重要纪念石碑，上面刻有如尼铭文。有一块碑文上记录到，“蓝牙王”哈拉尔炫耀自己赢得了整个丹麦和挪威，并且使丹麦人皈依基督教。尽管人们试图解读这段碑文，但目前我们仍然不清楚哈拉尔在统一丹麦方面有何成就，甚至对于“丹麦”所包含的意思也有争议。

这个名称首次出现的时间，我们可以追溯到挪威酋长(Sciringesheal)前往日德兰南部的海泽比的旅途描述中。他告诉威塞克斯的国王阿尔弗雷德和他博学的臣子，“当他从斯林格斯海尔航行到那里(即海泽比)时，他能够在丹麦停泊三天，右侧就是广阔的大海。到达海泽比的两天前，他的右侧是日德兰半岛和施莱湾(Sillende)以及许多岛屿。在港口一侧，他连续两天看到属于丹麦的岛屿。”奥塔的描述被收录在奥罗修斯《反对异教徒的历史七书》的古英语翻译版本中，它区分了“丹麦”(Denemearc)和属于它的岛屿，也区分了日德兰岛和施莱峡湾(日德兰南边)以及附属岛屿，这个区分同这部译作中另一处区分吻合，即“南部丹麦人”居住在施莱峡湾和日德兰岛，“北部丹麦人”居住在现在挪威东南、瑞典西部和大多数丹麦岛屿等沿海地区。从表面来看，“丹麦”这个名字只适用于丹麦人居住和被丹麦国王统治的地区。因此，哈拉尔的父亲高姆(Gorm)娶了号称“丹麦之骄傲”的翠拉(Thyre)就显得非常重要。这表明，根基在日德兰的高姆想必是“南部丹麦人”，他娶了来自于“丹麦”的“北部丹麦人”，这为日后他的儿子“蓝牙王”哈拉尔统一这两个地区铺平了道路。

“蓝牙王”哈拉尔统治时期的考古记录极其令人震撼。耶灵如尼文石碑是为纪念其父母而修建，却专门用来记录他自己的功绩。除此之外，他修建了两个坟冢和一个巨大的木质教堂。他于958年将其父亲埋葬在北面坟冢的一个木屋里。哈拉尔执政开始的这一时间对后来历史资料中记载他统治了40年的传统说法提出了质疑。哈拉尔的死亡时间不晚于987年，如果他在958年之前就成为国王的话，他肯定是他父亲的联合执政者。南面的坟冢修建于十多年之后，里面没有发现坟墓，这可能是哈拉尔为自己修建的，但最终并没有用于此用途，因为哈拉尔成了基督徒，或者也可能是为他的母亲翠拉修建的。根据耶灵稍小的石碑记载，翠拉先于她的丈夫高姆去世，理当由高姆来安葬。然而，在耶灵附近的三处碑文上，拉文(Rarn)的儿子图厄(Tue)声称自己修建了翠拉的坟冢，这不太可能是耶灵南面的坟冢。因此，翠拉葬在何处、由谁埋葬还是个谜，都只能靠猜测。大约在965年，哈拉尔皈依基督教，之后将他父亲的遗骨从坟冢中迁出，重新葬入两个坟冢之间的木质教堂之内。

哈拉尔统治时期修建了许多防御工事，在海泽比、里伯可能还有奥胡斯(Århus)修建了城墙进行防御。在丹内维尔克，公元700年前就开始修建堤岸、河沟来保护边界不受日耳曼人侵犯，在10世纪50年代又重修加固，60年代则修建新的城墙将主城墙与围绕海泽比的半圆形城墙连接起来。然而，哈拉尔统治时期留下的最壮观的纪念物是大约980年建造的环形堡垒，比如在西兰岛西部的特瑞堡、日德兰半岛东部的费尔卡特(Frykat)、日德兰半岛北部的阿格斯堡(Aggersborg)、菲英岛(Fyn)的欧登塞，可能还有斯科纳(Skåne)的特瑞堡都建有环形堡垒。以前它们被认为可以追溯到“八字胡”斯文统治时期，而且是在斯文征服英格兰的背景下出现的。然而，树木年代测算将这些堡垒的年代确定在哈拉尔统治时期：用来建造特瑞堡的木材是在980年9月至981年5月间采伐的。这使得人们重新开始讨论建造这些堡垒的目的。一些人认为它们是哈拉尔统一丹麦的胁迫手段；另一些人把它们看作服务于王国的皇家要塞，以便更加紧密地管理国家。阿格斯堡的大小是其他堡垒的4倍，旨在控制挪威。堡垒和房屋内的发掘物品支持了这种解释，因为只有少数房屋有壁炉，所以它们不太可能作为过冬地，甚至对于最强壮的勇士来说也不可能。在一些房屋内发现了银匠或金匠等手工艺人留下的制品。这里给人的一般印象不像是驻军的房屋，也有人认为它们是用来抵御日耳曼人侵犯的流动中心。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从任何方面来看它们都很奇特。环形的布局似乎并不能起到任何实际作用，也没有找到它们的参考模型。在特瑞堡，人们不知何故费了很大工夫来平整土地、建造堡垒。这些堡垒的目的也是短暂的：没有任何一个堡垒有过修补的痕迹，在费尔卡特甚至有一段墙在修建期间就倒塌了，而且没有再修复。

除了这些建筑外，哈拉尔统治时期还修建了许多道路和桥梁。人们在瓦埃勒(Vejle)南部的拉文宁恩格(Ravning Enge)发掘出一座巨大的木桥，跨度为700米，根据树木年代测算它建于978年；在西兰岛还发现了那个时期令人惊叹的道路工程。

这些工程都表明哈拉尔是新一代丹麦统治者，立志利用全部资源将他的意志不断推向扩大了的王国。当人们把环形堡垒归功于“八字胡”斯文时，认为从英格兰获得的战利品为建设提供了资金——事实上，英格兰自己为征服买了单。据了解，哈拉尔没有利用外国资源，因此他肯定在丹麦人中进行了大量勒索。后来的资料暗示，丹麦人痛恨哈拉尔强加给他们的强迫劳动，但是也可能只是后来基于他儿子的叛乱和为纪念他统治时期的宏大建筑工程所做的一种合理化解释。

8世纪初欧洲人就开始了把基督教带到丹麦的尝试。这一时期，鉴于丹麦和欧洲其他地区的紧密联系，基督教在丹麦广为人知。10世纪后半叶的一位观察者的确声称过，尽管丹麦人依然举行异教徒仪式，但是他们已经成为基督徒很久了。9世纪中期，海泽比和里伯修建了教堂，但是这一时期基督教在丹麦还没有被正式或永久确立。

斯堪的纳维亚基督教化的责任落在汉堡-不来梅的大主教安斯卡尔的继任者们身上。这个大主教区于832年建立于汉堡。在一次丹麦人袭击汉堡后，845年不来梅大主教区和汉堡大主教区合并，这令科隆的甘瑟(Gunther)大主教和之后的大主教们非常沮丧，因为不来梅从他们教省划分出去了。一个世纪后依然没有什么进展，汉堡-不来梅大主教在丹麦或其他地方没有副主教，因此他的教区无法严格按照规范运行。它的存在很难合理化，而且科隆想要回不来梅。

阿达尔达戈(Adaldag)大主教终于迎来了好运，德意志的国王和皇帝们重新恢复了对传教的兴趣，将它与帝国扩张相结合。据说，934年“捕鸟者”亨利(Henry Fowler)击败了丹麦人，迫使他们接受洗礼。这件事似乎可能性很小，但即使它是真的，这次皈依并没有产生持久的影响。948年，奥托大帝(Otto the Great， 936—973年在位)为丹麦三个大主教区——石勒苏益格、里伯和奥胡斯指定了主教。这些主教可能从来没有踏足过丹麦，但是他们的任命为阿达尔达戈提供了急需的副主教。阿达尔达戈起初在奥托大帝大法官法庭任职，大约在937年至988年期间担任大主教。毫无疑问，他督促国王支持以向斯拉夫人传福音的同样方式进行传教。日耳曼人在斯拉夫人中的传教与帝国扩张密不可分，归顺基督就是归顺皇帝，皇帝为信仰所付出的努力为他带来相当可观的世俗回报。

这个教训对丹麦人来说肯定印象深刻。哈拉尔皈依最可能的解释是他无法抵制德意志的基督教捍卫者，因此决定皈依基督教。这样皇帝就找不出征服丹麦的借口了。事实与不来梅的亚当试图让我们相信的相反，这并非意味着丹麦与汉堡建立了密切关系，或者948年所任命的主教真的被允许前往丹麦的教区。相反，哈拉尔更可能希望自己指定主教。

据说哈拉尔被一名叫作波波的传教士说服，认为基督是唯一真正的神。据说波波经历了火烤的考验。同影响哈拉尔的政治因素相比，关于这一故事对皈依的影响程度人们只能任凭猜测。但重要的是，波波同汉堡没有明显的联系。这对于不来梅的亚当来说非常尴尬，以至于他把波波接受考验的故事嫁接到他对瑞典国王“胜利者”埃里克(Erik the Victorious)皈依的描述中。当然汉堡是日耳曼人的帝国教会的一部分，它向帝国负责，皇帝不仅对汉堡-不来梅，也对附属教区拥有权利。

同考古证据相比，哈拉尔统治的历史记录寥寥无几。11世纪后半叶之前的书面记录非常少，那时不来梅的亚当提供了一些信息，据说是来自与他同时期的丹麦国王斯文·埃斯特里德松(1047—1076年在位)。亚当把哈拉尔描述为基督教国王的典范，说他极其虔诚，是汉堡-不来梅大主教的伟大朋友和丹麦教会的支持者。他让丹麦拥有许多神父和教堂。亚当希望，在哈拉尔作为异教徒叛乱的牺牲者结束统治后，他还能够被封为殉道者。然而亚当的描述带有偏见，不足为信。他的目的是使他的教区的存在和地位合理化，为达到这个目的他毫不犹豫地歪曲了事实。

把哈拉尔的皈依归功于一个来自汉堡之外的传教士——遗憾的是我们也不知道波波来自哪里——反映出人们因丹麦同帝国的关系而对这个教区产生了消极态度。这样的态度也在随后的发展中得到合理印证。哈拉尔在965年前皈依基督教，那时皇帝颁布了一份宪章，放弃对于丹麦大主教区的帝国权利，从而承认了丹麦拥有一位基督教统治者。但是奥托大帝的姿态并没有让哈拉尔相信日耳曼人的意图是完全友善的。他继续重新加固丹内维尔克，968年，他开始了把丹内维尔克与海泽比周围城墙连接起来的巨大工程。在奥托二世继位后，哈拉尔甚至在974年攻击了日耳曼人。他战败了，而且可能不得不向胜利者割让土地。但是当奥托二世在卡拉布里亚(Calabria)败给萨拉森人(Saracens)之后，983年，哈拉尔再次打败日耳曼人，并趁机收回了这些土地。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汉堡副主教被允许前往丹麦，哈拉尔可能会像一个世纪后的斯文·埃斯特里德松一样阻止他们参加德意志的教会会议。不来梅的亚当对哈拉尔对待汉堡-不来梅态度的描述是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宣传需要，因为斯文·埃斯特里德松正在同教皇谈判建立丹麦独立大主教区。亚当急于强调汉堡不来梅的古老权利，并证明它的大主教在斯堪的纳维亚基督化过程中的领导作用。

丹麦、挪威和英格兰

“蓝牙王”哈拉尔恢复丹麦在挪威的势力可能意味着他直接统治了维肯地区，并被挪威其他大多数地区接受为领主。挪威国王“金发王”哈拉尔可能死于10世纪30年代，他的儿子“血斧”埃里克继位。埃里克像他的父亲一样，试图从特伦德拉格(Trøndelag)开始将他的统治延伸到挪威的其他地方。但是，很快他不得不面对一个对手，外号“善良王”的弟弟哈康(Håkon)，哈康在英格兰国王埃塞尔斯坦(924年—939年在位)的宫廷里接受教育。哈康同埃塞尔斯坦宫廷的附属关系可能表明，“金发王”哈拉尔曾经向英格兰国王寻求帮助来抗击丹麦人。尽管英格兰在埃塞尔斯坦统治时期似乎没有受到丹麦维京人的骚扰，但是有证据表明埃塞尔斯坦同奥托大帝形成了抗击丹麦的同盟。当“血斧”埃里克被哈康从挪威驱逐后，他在特伦德地人及其酋伯爵拉德的西格德(Sigurd of Lade)支持下到达了诺森布里亚，在那里他被立为约克国王。但是后来他又被驱逐，在954或952年被杀。

当埃里克的儿子们——如果母系关系正确的话，他们就是“蓝牙王”哈拉尔的表兄弟——反叛“善良王”哈康的时候，哈拉尔支持并帮助其中的“灰袍者”哈拉尔(Harald Greycloak)掌权。然而不久后，他就开始独立行事，超出丹麦国王能够接受的程度，并遭到丹麦人和特伦德人的联合反对。“灰袍者”哈拉尔在利姆海峡战败后，“蓝牙王”哈拉尔被接受为挪威的领主，通过拉德的酋伯爵行使权力。

据不来梅的亚当所说，在“蓝牙王”哈拉尔统治后期，哈拉尔的儿子“八字胡”斯文起兵反叛。亚当记载，斯文成为丹麦那些心怀不满的人的领导，其中一些是被迫接受基督教的大人物。斯文甚至领导了一次异教徒反抗行动，将忠于汉堡的主教从丹麦驱逐出去。“蓝牙王”哈拉尔在战斗中受伤后，向居住在奥德河口朱姆内(Jumne)的温德人寻求庇护。他在那里因伤去世，遗体被带到罗斯基勒，并被安葬在他亲自建立的教堂内。根据亚当所述，斯文因为反叛受到了神的惩罚，被他父亲的朋友——他们居住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朱姆内——抓为俘虏，然后被丹麦人花重金赎回，之后被瑞典国王“胜利者”埃里克从他那取之不义的王国赶走。英格兰拒绝对其给予庇护，他被迫在苏格兰流亡14年。在之后的其他资料中，关于斯文的被俘和被赎出现两次甚至三次。

这个故事难以令人信服。根据亚当所言，斯文尚在艰难的流亡中时，他就实际上领导了维京人对英格兰的突袭，他父亲的温德朋友们是被虚构出来的。“蓝牙王”哈拉尔有一个温德妻子，她是阿博德里特大公米斯蒂沃伊(Mistivoi)的女儿，这反映出两个大公之间的政治关系。他们共同的敌人是日耳曼人，并在983年联合起来反对日耳曼人。哈拉尔面对丹麦的反叛，寻求阿博德里特人的庇护是合理的，但尚不清楚朱姆内在这段时期是波兰王国的一部分还是独立的地区。无论哪种情况，哈拉尔在那里寻求庇护都会因距离波兰人太近而极其危险。那时波兰人同日耳曼人关系友好，因此也成为阿博德里特人和丹麦人的共同敌人。瑞典国王“胜利者”埃里克为表示友好而娶了波兰公主，显然是希望寻求支持以抵抗丹麦人。而且，哈拉尔的朋友——阿博德里特人、波美拉尼亚人或波兰人——不会把他的遗体交给反叛者来埋葬。

“八字胡”斯文：最幸运的国王

虽然仍然带有偏见，但是佛兰德斯的一位匿名僧侣大约于1040年写作的《诺曼底埃玛王后颂》中对“八字胡”斯文生涯的描述带着较多的同情。他把斯文描述为“他那个时期实际上最幸运的国王”，不应当是他父亲嫉妒和仇恨的牺牲品。当他的父亲公开剥夺他的继承权时，军队聚集在他的身边保护他。这位奉承者接着描述斯文后来是怎样和平又令人满意地统治他的国家。

我们对斯文在国内的统治知之甚少，同样对他袭击英格兰的原因也了解甚少。人们提出过几种解释，其中之一是他向斯拉夫人支付了一次或多次赎金后变得穷困潦倒。但是因为有理由怀疑他是否曾被斯拉夫人俘虏，所以这个解释不能令人信服。另一种解释认为，当他继承父亲的王位时，通过俄罗斯河流进入波罗的海的阿拉伯白银枯竭，他失去了一个重要收入来源。然而，白银的流入在之前的10世纪中期就停止了，而且没有证据表明这是丹麦国王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更有可能的是，斯文的动机是在英格兰为自己聚敛财富，以便更有能力抵抗来自其他袭击英格兰的维京首领的威胁。斯文不想遭受同霍里克一世一样的命运。与他的父亲不同，他之所以能够在海外开展袭击是因为他不必担心日耳曼人的威胁。

然而对于他在1013年最终得以征服英格兰却存在另一种解释。这位僧侣奉承者声称，斯文此次远征的目的是惩罚“高个子”托鲁克尔，因为他同一部分丹麦皇家舰队投靠了英格兰国王埃塞尔雷德。托鲁克尔是1009年抵达英格兰的一支维京队伍首领。三年内他们在就像其他维京人一样抢劫、放火、向英格兰人索取贡金和赎金。1012年，坎特伯雷大主教埃尔夫赫亚克(Ælfheah)因为拒绝被赎回而被他们杀害，这支维京队伍以此来显示英勇。此后，托鲁克尔带领大约45艘船只投靠埃塞尔雷德，解散了余下军队。

这位僧侣奉承者显然想把斯文描绘成受害方，在袭击英格兰这件事上毫无过错，他强调托鲁克尔在丹麦国王宫廷中的地位，指责他携部分皇家舰队背叛的行为。然而其他一些资料对于两人的关系描述更加模棱两可。后来托鲁克尔同传说中的约姆斯维京人(Joms vikings)联系起来，这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勇士队伍，应该是以波罗的海南部海岸线上的约姆斯堡(Jomsborg)为基地。据说这个被不来梅的亚当称为约姆内的要塞是由“蓝牙王”哈拉尔建立的，他曾在儿子叛乱后在此避难。关于约姆斯维京人的描述可能在12、13世纪得到详述，但是这种联系可能是真实的：作为波罗的海一支维京人的首领，托鲁克尔可能被约姆内统治者所雇佣。考古发掘表明，约姆内不是堡垒，而是奥德河口的一个大城镇，通常被称作沃林(Wolin)，大约有一万名居民。这时独立的维京团伙非常活跃，瑞典如尼铭文提到了一些用英格兰货币奖励其手下的酋长名字。托鲁克尔有可能在某段时期被迫承认斯文为领主，但是他自1012年至国王埃塞尔雷德亡故，一直为埃塞尔雷德服务，这说明他从来不是斯文的人。

994年，斯文率军突袭英格兰，未能对伦敦进行成功袭击，但是洗劫了英格兰南部。此战季后期，这支军队在南安普顿过冬。在此宿营时，埃塞尔雷德派人去请军队的首领之一奥拉夫一世，单独向他议和，并提出雇佣他和他的手下当雇佣兵。奥拉夫接受了条件，通过签订条约来规范他的军队和英格兰百姓的关系。为埃塞尔雷德服务了一段时期后，奥拉夫利用在英格兰获得的资金返回征服挪威。特伦德拉格酋伯爵哈康·西格森(Håkon Sigurdsson)被谋杀后，奥拉夫被拥立为特伦德拉格的国王。

这毫无疑问是有预谋的，对于斯文是极大的挑衅。斯文继承了其父亲挪威领主的地位，当奥拉夫开始攫取政权时，斯文必定会强势反击。至于英格兰那边，他们明显是蓄意让斯文忙于斯堪的纳维亚事务，这步棋显然获得了成功：直到公元1000年斯文在斯沃尔德岛(Svold)之战中打败并杀死奥拉夫后，他才返回英格兰。

奥拉夫一世作为挪威的缔造者被载入挪威史册。后来的历史学家把他归为“金发王”哈拉尔的后代，使得他登上王位的理由变得无可挑剔。但是他们对奥拉夫童年和青年时期近乎圣徒式的描述，说明他们对奥拉夫的祖先一无所知。显然当奥拉夫跟随领主前往英格兰时，他在挪威众多酋长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他对于继承王位的要求与其他酋长没什么不同。

斯文在斯沃尔德岛之战中获得了斯韦尔国王奥洛夫·斯科特科农(“胜利者”埃里克和波兰王后的儿子)的支持。大约993年，埃里克死后，斯文娶了这位波兰王后，由此斯文成为奥洛夫的继父，奥洛夫的姓氏“斯科特科农”意为“附属国王”，可能暗示着他同丹麦国王是一种附属关系。

不来梅的亚当认为斯文是一次异教徒叛乱的领导者，他把主教从丹麦驱逐出去。毫无疑问，斯文像他父亲一样不欢迎德意志主教，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是叛教者。相反，在位期间，他修建了罗斯基勒和隆德的教堂，而英格兰传教士则得以在挪威和丹麦传教。但是，亚当认为将英格兰教士带入他的王国比叛教更糟糕。

维京军队和雷当制

13世纪丹麦的省级法律中描述了一种称为“雷当”(leding)的军队体制，丹麦人民必须为战舰提供给养和水手。这种体制基于土地所有制，从理论上来讲，可以集结一支大约3000艘船的舰队，每艘船上配备大约40名水手。有人声称，“八字胡”斯文必定是依靠这种体制来集结必要的军队以征服英格兰，正如他在1013年迅速而令人心服口服地征服英格兰那样。斯文的指挥才能应该受到钦佩，但是13世纪记载的体制在10世纪不太可能存在，实际上这种体制可能在12世纪后半叶之前都没有传入丹麦。

斯文军队的招募方式是维京时代的习惯做法，许多人迫切想加入军队是因为打了胜仗可以赢得许多奖励。领主希望他的手下加入他的军队参战或独立战斗，其中一些人本身可能就是国王。拉德酋伯爵为哈康“蓝牙王”哈拉尔对抗日耳曼人的战争派遣了一个小分队，哈拉尔对约塔兰甚至俄罗斯的突袭可能都是代表丹麦领主实施的。这位僧侣奉承者强调斯文“通过加倍的慷慨使他们屈服并忠诚于他”。他们形成了传统的军事拥护者，并期望领主加以奖赏和善待。几处如尼铭文反映了这种典型的态度，这些铭文还表明有一些人来自不归斯文直接管辖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几处瑞典铭文纪念了一些瑞典人，他们参与了斯文儿子克努特率领的远征。如尼石刻还记载了独自率领西进和东进远征队的酋长。在政权顶峰时期，斯文的帝国控制了大部分斯堪的纳维亚。但是这些石刻提醒我们，尽管一些西进的酋长承认斯文的权威，丹麦国王却不是唯一的维京指挥官。这也许是我们应该看待“高个子”托鲁克尔的视角，而不是把他作为丹麦“雷当制”的一位指挥官。10世纪80年代他站在“蓝牙王”哈拉尔一边反对斯文，他所属的军队可能是独立行动的，也很可能参与了在霍伦加瓦格(Hjørungavåg)与拉德的哈康伯爵的战斗，这是对哈康支持斯文而进行的报复。

克努特大帝登基

1014年2月3日，“八字胡”斯文死在盖恩斯伯勒(Gainsborough)，之后出现了复杂的继承问题。1013年圣诞节前不久，斯文被英格兰权贵拥立为英格兰国王，那时埃塞尔雷德已经去诺曼底避难。斯文去世后，英格兰人选择召回他们先前的国王，而不是拥戴斯文的儿子克努特为王，但是克努特在盖恩斯伯勒被丹麦军队推举为斯文继承人。然而，这并没有让克努特成为丹麦国王。克努特的哥哥哈拉尔成为丹麦国王，斯文前往英格兰时可能将国家交与他管理。局面对于克努特来说相当捉摸不定，克努特在英格兰打造了模具，好像希望立刻在丹麦以他的名义铸造硬币。据那位僧侣奉承者所说，他也享有权利获得丹麦王权，但是哈拉尔剥夺了他的这一权利。

这种情况下克努特可能有两种选择：要么为争夺丹麦同其兄长作战，从英格兰角度来看这是理想的选择；要么返回索取对英格兰的权力。他选择了后者，并像他父亲那样从整个斯堪的纳维亚招募了一支新的军队，于1015年返回英格兰。然而，此时的情况对丹麦人来说有着巨大的潜在危险。斯文对斯堪的纳维亚的控制在他儿子们的手中瓦解了。首先，英格兰人再次支持一位挪威酋长在他所属的丹麦帝国地区挑起事端。与“高个子”托鲁克尔一同留在英格兰的奥拉夫·哈拉尔松在英格兰的支持下前往挪威，意在夺取政权，并且攻击拉德酋伯爵，即埃里克·哈康森和斯文·哈康森兄弟，他们一直是“八字胡”斯文的忠实支持者。酋伯爵斯文在内斯贾尔(Nesjar)战败，很快就死去，而埃里克则加入克努特军队。奥拉夫·哈拉尔松开始了征服挪威其他地区的征程。

丹麦在瑞典的影响也受到削弱。奥洛夫·斯科特科农没有将对继父“八字胡”斯文的忠诚自动转移到同母异父的兄弟哈拉尔身上。他似乎利用这个时机将自己从丹麦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将一个女儿嫁给了挪威的奥拉夫，请来汉堡-不来梅的主教，试图在丹麦国王的敌人中寻求朋友。有个故事讲述了克努特派“铁甲王”埃德蒙的儿子们前往瑞典的奥洛夫之处，意图让奥洛夫谋害他们。奥洛夫拒绝遵从克努特的命令，将这些孩子送到俄罗斯和匈牙利。这个故事说明，克努特期望瑞典对他忠诚。大约1022年奥洛夫的儿子阿农德·雅各布(Anund Jacob)继承他的地位，也采取了类似的反丹麦路线。

我们对克努特兄长哈拉尔的统治以及他可能参与克努特争夺英格兰战斗的情况知之甚少。没有关于他的死亡记载，但是在1019年，克努特被正式立为英格兰国王，同时也前往丹麦，可能是去那里接管政权。克努特后来被称为“大帝”，这是对他最终建立帝国的认可。然而，这个帝国不如他父亲的帝国那样广大。尽管如此，他作为英格兰国王，仍是个富有的统治者。尽管他在斯堪的纳维亚拥有重要的地位，但那里不是他首要关注的问题。

英格兰国王克努特

克努特征服英格兰之后，只留下威塞克斯作为自己的领地，并派遣酋伯爵来管理其他地区。拉德的埃里克·哈康森被授予诺森布里亚酋伯爵称号；伊德里克·斯特奥纳的变节确保了克努特的胜利，他保留了对麦西亚的控制，但是很快被处死。“高个子”托鲁克尔被封为东盎格利亚酋伯爵。

我们尚不清楚托鲁克尔何时到达克努特那里。“八字胡”斯文死后，国王埃塞尔雷德从诺曼底被召回，那时托鲁克尔还在为国王服务。但是在克努特统治的最初几年，托鲁克尔在英格兰极受信任。1020年，克努特从丹麦写给英格兰臣民的一封信表明，克努特不在英格兰期间托鲁克尔实际上是摄政王。这很有意思，要知道托鲁克尔曾经非常激烈地反对克努特的父亲。他似乎的确太有权势了，克努特无法忽视他。尽管1021年他被流放，但是几年后就又重新获得信任。

克努特作为英格兰国王，首要关注之一是保护新王国不受新的维京袭击。这些攻击可能来自他自己以前的军队，那些人被他用钱打发并回到了斯堪的纳维亚。他保留了40艘船，并在1018年成功地摧毁了一支袭击英格兰的30艘船的舰队。两年后，克努特向英格兰人保证，他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以抵御来自丹麦的威胁，只要英格兰人效忠于他，他们就是安全的。我们不确定这些预防措施是什么，其中之一可能是任命他的姐(妹)夫乌尔夫作为他在丹麦的摄政王，乌尔夫是一个强大丹麦家族的一员。大约1022年，乌尔夫见证了两份英格兰宪章的签署，这可能是在他短暂访问英格兰期间发生的。

登基后，克努特显然做出了几项管理英格兰的承诺，随后颁布了一项关于教会和世俗事务的法令。这项法令的大部分内容是重复早先的英格兰法律，受约克大主教伍尔夫斯坦二世影响很大，也可能是由大主教亲自编撰。伍尔夫斯坦二世曾为埃塞尔雷德起草过几部法律，他在1023年去世前一直担任克努特的法律顾问。

这件事与克努特明显地急于接受并履行一个基督教国王的角色共同形成了一种观念，即他的征服并没有切断英格兰同过去的联系，一切都是延续的。然而，并不是所有方面都是这样。首先，克努特的战斗太残忍，夺取了许多英格兰郡长和乡绅的性命；其次，克努特的宪章见证人名单表明，英格兰上层阶级大多数被新人取代，包括无数被称为“国王的乡绅”的丹麦人。许多土地肯定也更换了主人，因为新主人接管了死去权贵的土地，可能还包括一些没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教会机构的土地。克努特保留了一些船只和船员为他服务，并拥有一支侍卫队，其中一些人被授予田地，成为乡绅阶层。尽管新丹麦移民人数不多，但非常欣赏克努特所鼓励的这种新盎格鲁-丹麦风格的模式，典型的例子是在温切斯特。

克努特的斯堪的纳维亚帝国

作为丹麦国王，克努特的影响只在两方面比较显著。第一，他试图按照英格兰模式引入硬币体制，于是开始依照他自己和前人在英格兰的硬币模板造币。人们怀疑硬币类型是否同英格兰一样定期改变，但克努特本意是希望如此。

另一方面是教会政策。克努特最初对汉堡-不来梅持有与其父亲和祖父相同的态度。他从英格兰而非德意志带来神职人员，鼓励丹麦神职人员去英格兰接受教育。事实上，教会组织可能是克努特真正寻求将管辖权融入他的帝国的唯一领域。据不来梅的亚当记载，汉堡-不来梅大主教恩万(Unwan)俘虏了正在从英格兰返回丹麦的罗斯基勒主教赫布兰德(Gerbrand)，将他关押起来，直至他向恩万表示顺从和忠诚。赫布兰德曾在坎特伯雷接受埃塞尔诺斯(Æthelnoth)大主教祝圣，克努特有可能正在谋划提升罗斯基勒为直接受坎特伯雷大都会区管辖的大主教区。这解释了恩万的过激行动，恩万同时还向德意志国王康拉德二世(Conrad II)请求帮助。这也可能解释了为什么罗斯基勒主教似乎在克努特统治时期接受了大量土地。那时罗斯基勒还修建了一座石头教堂，尽管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1030年的同一批建筑者又在罗斯基勒修建了另一座教堂，即圣克莱门斯教堂(St. Clemens)，显然是英格兰石匠的杰作。

到1027年克努特在罗马参加康拉德二世的加冕典礼时，他可能已经放弃了对汉堡-不来梅的政策。这次访问期间，他为了自己的臣民而在谈判中做了一些让步，并且安排他的女儿和皇帝的儿子在成年后结婚。

克努特前往罗马之前，斯堪的纳维亚爆发了一场严重危机。1026年，他面临挪威国王奥拉夫·哈拉尔松和瑞典国王阿农德·雅各布的结盟。显然克努特的姐(妹)夫乌尔夫也加入了他们，而乌尔夫在叛乱前似乎一直代表克努特的小儿子哈德克努特统治丹麦。克努特从英格兰率领一支军队到达斯堪的纳维亚，同敌人作战，而战斗的结果一直存在争议。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克努特的对手一直在战场上占有主动权，然而当时的诗歌被引用来证明克努特大获全胜，这一引用也可能有误。不管结果怎样，克努特还是能够在一年后访问罗马。给英格兰臣民的第二封信写于克努特从罗马返回斯堪的纳维亚途中，他在信中清晰地表明他的敌人没能夺走他的统治权，但是显然他不能自行制定协议条款，返回英格兰前他不得不与对方进行谈判。

乌尔夫在叛乱中扮演的角色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对于当时的环境有着相互矛盾的传言，但是毫无疑问克努特将他清算了。重要的是乌尔夫被施以除忆诅咒：他的儿子几乎不被称为斯文·乌尔夫松(Seven Ulfsson)，而是通常根据母系姓氏被称作埃斯特里德松(Estridsson)。

经历这些事件之后，克努特与挪威反目，挪威的奥拉夫·哈拉尔松通过武力以及与当地强大的酋长结盟，极大地扩大了政权。但是克努特把奥拉夫视作篡位者。在1028年之前，奥拉夫就自称挪威国王。这一年克努特终于将奥拉夫驱逐出去。他不是通过激烈战斗做到这一点，而是通过说服或贿赂挪威酋长背弃奥拉夫，因为奥拉夫是一个暴君。由于失去了支持，奥拉夫向丹麦的另一个宿敌诺夫哥罗德大公寻求庇护。

克努特指定埃里克·哈康森的儿子哈康·埃里克森作为他在挪威的代理人。埃里克在“八字胡”斯文统治时期担任拉德酋伯爵，后来克努特统治时期担任诺森布里亚伯爵，这样就恢复了由本地酋长代替丹麦领主在挪威执行权力的传统做法。不幸的是，他在从英格兰迎接新娘返回挪威的途中死去，这诱使奥拉夫·哈拉尔松在俄罗斯和瑞典的支持下返回挪威，但是1030年6月30日他在斯迪克勒斯塔德战役中被挪威反对者杀死。克努特这时犯了一个关键性的错误。他没有选择另一个本地代理人，而是派北安普敦的艾尔夫吉福(Ælfgifu)为他生的儿子斯文和艾尔夫吉福本人去统治挪威。他们的统治可能没有奥拉夫那样严苛，但是外国人的统治很快就不被欢迎。不久奥拉夫被尊为圣徒，他的儿子马格努斯从俄罗斯返回时，挪威人集合在他的周围——可能在1035年克努特死之前就这样做了——赶走了斯文和他的母亲，斯文不久之后死去。

克努特不仅宣称自己为挪威国王，而且还是“一部分瑞典人”的国王。他通过各种方式来佐证以他为王的瑞典人的身份。锡格蒂纳硬币是以他的名义铸造的，这经常被认为是斯韦尔人接受克努特作为国王的证据。这些硬币实际上都是从复制了同一枚克努特硬币的同一种模具中铸造的，其他锡格蒂纳硬币是以英格兰国王埃塞尔雷德的名义铸造的。因此这些硬币不能作为克努特统治斯韦尔人的证据。然而一些纪念约塔兰乡绅和年轻战士的如尼铭文，的确表明了为“八字胡”斯文或许也为克努特服务的瑞典人身份。克努特有可能希望像在挪威一样，试图通过获取尽可能多的权贵的忠心而在瑞典重建丹麦政权。

克努特之死揭示了帝国的脆弱。没有迹象显示，克努特和他的顾问有意把他的统治看作一个统一体。唯一佐证这种想法的是人们对于计划在罗斯基勒建立直接归坎特伯雷管辖的大主教区的猜测。比如，似乎没有召开过丹麦和英格兰权贵的联合大会。

克努特成为英格兰国王之前，同麦西亚长官艾尔夫海尔姆(Ælfhelm)的女儿，北安普顿的艾尔夫吉福产生感情，艾尔夫吉福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哈拉尔和斯文。然而征服英格兰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克努特又娶了埃塞尔雷德的遗孀诺曼底的埃玛为妻子。他们签订协议，只有他俩共同的儿子才能继承王位，这样就将埃玛与埃塞尔雷德的儿子和艾尔夫吉福与克努特所生的儿子都排除在王位继承之外。根据这个协定，克努特与埃玛的儿子哈德克努特应该继承英格兰王位。但是克努特死时，哈德克努特正在丹麦，受到挪威的马格努斯的极大威胁，至少四年无法继承英格兰的政权。由于他的缺席，外号“飞毛腿”的同父异母兄弟哈拉尔在强大的英格兰同族人支持下被拥立为英格兰国王，尽管他本人有些不太情愿。埃玛则到佛兰德斯寻求庇护。只有在1040年哈拉尔死后，哈德克努特才得以前往英格兰索取王权。

哈德克努特在英格兰的统治是短暂的。他死于1042年，英格兰人又回到他们的旧王朝，推举埃塞尔雷德和埃玛的儿子爱德华为国王。克努特的侄子斯文·埃斯特里德松声称自己拥有丹麦王位，但是丹麦人承认挪威的马格努斯为国王。1047年马格努斯死后，斯文·埃斯特里德松才被承认为全丹麦的国王。但是许多年内他不得不同哈拉尔·哈德拉达斗争，后者是马格努斯的叔叔，也是马格努斯在挪威的继任者。丹麦的帝国野心暂时搁置，但是并没有被遗忘。诺曼底的威廉征服英格兰后，将英格兰和丹麦统一在一个王国之下的梦想又复苏了。

哈拉尔·哈德拉达：最后的维京人

斯文·埃斯特里德松可能比较珍惜他对英格兰的权利，但是在“忏悔者”爱德华统治期间或爱德华刚刚死后，他没有试图坚持自己的权利。那时哈罗德·戈德温森被推举为英格兰国王。下一个声称对英格兰拥有权利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是挪威国王哈拉尔·哈德拉达。他与诺森布里亚的流放酋伯爵托斯蒂格(Tostig)——哈罗德·戈德温森的兄弟——结盟，1066年他入侵诺森布里亚，但是在同哈罗德·戈德温森对抗的斯坦福桥之战中战死。

诺曼底的威廉更成功，但是他的征服没有被所有英格兰人或斯文·埃斯特里德松接受为最终事实。斯文·埃斯特里德松作为克努特的侄子同威廉一样拥有权利，甚至更多。

1069年，英格兰叛乱首领请求丹麦帮助，斯文·埃斯特里德松派遣了一支据说有240艘船的舰队，由他的三个儿子和弟弟奥斯本率领。尽管他们也抢劫，但这次行动不仅仅是旧式维京袭击。它的重要目的在于将威廉赶出英格兰。

英格兰和丹麦联军攻占了约克，但是丹麦人不愿意迎击威廉的主力军队。当威廉逼近约克时，丹麦人却撤退了，并在亨伯河过冬，用当时一位编年史家的话说，“在那里国王抓不到他们”。然而他们总归是破坏稳定的因素，威廉同意向他们支付贡金。他们最终撤走，放弃了英格兰盟友。1075年，威廉的两位诺曼伯爵发动叛乱，并向丹麦人求援。但是当丹麦舰队抵达时，叛乱已被平息，这支舰队只能洗劫约克。

圣克努特征服英格兰的计划

10年后，威廉面临一个更加严重的威胁。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1085年英格兰民众“传言并相信，国王斯文的儿子丹麦国王克努特正出发前来英格兰，有意在佛兰德斯伯爵罗贝尔的帮助下征服这个国家，因为克努特娶了罗贝尔的女儿”。尽管这经常被认为只不过是一种浪漫的期望，试图复兴维京时代的昔日美好，但是威廉在诺曼底听到这些谣言时，却认真对待这次威胁。他招募了一支极其庞大的雇佣军，将他们驻扎在附属国，“空置海边土地，当敌人登陆时，他们无法快速获取任何东西”。他们匆忙在科尔切斯特城堡(Colchester Castle)上开凿比原来计划低一层的垛口。威廉显然对这次谋划入侵的消息十分担心。1084年，他在英格兰征收高额的丹麦金，有可能是袭击威胁促使他采取这个措施。这种规模的入侵必定需要长期谋划和筹备，而大约在1085年前谣言可能传到了威廉那里。

入侵从未发生，第二年克努特被叛乱的丹麦人杀死。导致这次叛乱的原因是人们长期争论的话题。当时一些人认为他的死乃是暴君的命运，克努特侵犯自由农民的自由，向臣民施加不公正的重负；另一些人谴责这次谋杀是对圣洁国王、基督教信念以及教会虔诚拥护者的最无耻背叛。现代历史学家仍然在讨论这位丹麦唯一的圣徒国王的真正特点是什么。但是可以认为，这次起兵实际上是由国王向丹麦人初次施加一种被称为派遣(expeditio)的义务而引起的，这是一项对民众服兵役的要求，也可以通过付钱来代替兵役，被称为罚金(lethang wite)，相当于法兰克的“传唤令”(herebannus)。

1085年计划的袭击不是克努特第一次被卷入同征服者威廉的敌对行动，克努特还是1075年远征军的首领之一。这也不是威廉第一次面临丹麦人和弗兰芒人的结盟。《编年史》记载，1075年，丹麦舰队离开英格兰，前往佛兰德斯。克努特的弗兰芒王后阿黛拉(Adela)为他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因此这段婚姻不太可能在他1080年继位后很久才确立。1075年，克努特访问佛兰德斯的时候可能的确讨论过这个问题，可想而知在他成为国王前就订立了婚约。

克努特的岳父罗贝尔是征服者威廉的王后莫德(Maud)的兄弟，但是罗贝尔和威廉的关系在1071年的卡塞尔(Cassel)战役后恶化。通过此次战役，罗贝尔篡取了佛兰德斯的政权，他的侄子阿诺尔夫(Arnulf)付出了生命代价。卡塞尔战役后罗贝尔很快与法国国王腓力一世和解，之后忠诚地支持他压制强大的属国诺曼，佛兰德斯和诺曼底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自然充满敌意。英格兰王子埃德加是反对诺曼征服者的焦点。1072年，当威廉要求苏格兰人将埃德加驱逐时，他在佛兰德斯获得了庇护。1079年，罗贝尔为威廉叛乱的儿子“短袜”罗贝尔(Robert Courtheuse)提供庇护。当克努特不管出于什么动机谋划入侵英格兰时，罗贝尔伯爵显然都是盟友。

克努特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国王。他的联姻比任何前人都有着更加宏大的目标，但克努特大帝除外。他的儿子——后来被称为“好人”查理的查尔斯伯爵——以查理大帝的名字命名也绝非偶然。他是丹麦王室第一位取此名的成员，查理大帝是他母亲家族最著名的成员。克努特的野心可能让他的弟弟们担忧，甚至导致他们强烈反对威胁到他们登上国王宝座的政策。

在克努特短暂的统治时期，他试图极力强化王室在丹麦的权力。他声称王室拥有前所未有的特权，包括有权拥有公共土地和沉船，有权成为外地人和无同族人人员的继承人。与当时欧洲大公一样，他也试图强制维持和平。一旦有人破坏和平，就会遭到重罚。他还是教会的热忱支持者；不能全信圣徒传记作家的夸大其词，但没有理由怀疑克努特颁布了法律保护弱者、孤儿、寡妇和外来人，这是基督教的理想。他也试图强制实施什一税。

克努特的舰队在出发前往英格兰之前就解散了。他想加入北方利姆海峡的舰队时，却被滞留在了日德兰半岛南部。当时的资料对这次滞留进行了矛盾且不可信的解释，但是克努特有可能担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的干涉。克努特似乎支持亨利的敌人——与亨利对立的国王萨尔姆的赫尔曼(Herman of Salm)。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反对由亨利资助的对立教皇克莱门特三世(Clement III)，克努特向支持格里高利七世的主教提供了庇护。这足以给亨利理由来向克努特施压，但是这位皇帝也可能忌惮克努特与敌人佛兰德斯的罗贝尔之间的结盟。卡塞尔战役后，并且在罗贝尔与法国国王腓力一世和解后，亨利支持埃诺特伯爵鲍德温成为佛兰德斯伯爵。人们不禁推测，亨利有意阻止克努特入侵英格兰。假如罗贝尔和克努特取得胜利，亨利就要在佛兰德斯和丹麦面对更加难以对付的敌人，因此他完全有理由阻挠入侵的计划。

然而，亨利所起到的作用是臆想出来的。众所周知，克努特被阻止离开石勒苏益格以前往加入利姆海峡的舰队。当舰队越来越失去耐心，他们派使者劝说克努特加入，或指定他的弟弟奥拉夫作为首领。因为奥拉夫自己就是使者之一，所以克努特担心有阴谋，将他逮捕并送到佛兰德斯。随后克努特允许舰队解散，首领们向他承诺一年后将再次集结。

然而，集结还未实现，日德兰就爆发了叛乱。叛乱在1086年7月10日结束，克努特在欧登塞被愤怒的臣民杀死，倒在圣奥尔本教堂(St. Alban)的圣坛前。

克努特的失败标志着维京时代的终结，再也没有斯堪的纳维亚人抢劫或入侵不列颠、法国和德意志地区。然而，典型的维京活动——如袭击、收取贡金甚至征服王国，以及一切正常的外交形式——并没有停止。12世纪，在波罗的海进行了无数反对温德人的探险，其中一些打着十字军的旗号。温德人自己也曾利用丹麦人的弱点和内战来洗劫丹麦沿海地区。这些战斗的首领之一是任罗斯基勒主教(1158—1191年)和隆德大主教(1177—1202年)的阿布萨隆(Absalon)。据当时的历史学家萨克索(Saxo)记载，他刚被任命，就既从事了主教的职业，也开始了一份维京人的事业。

第八章 船和航海术

杨·比尔

尽管在维京时代斯堪的纳维亚的造船传统同北欧其他地区没有本质区别，但是考古证据表明维京船只更加轻巧、细长、迅速，他们的帆船要优于当时英格兰人(可能还有法兰克人)使用的笨重轮船。

有两点原因造成这些不同。第一个原因是地理因素。斯堪的纳维亚的水路和进入大海的通道是决定定居点位置的重要因素，比北欧其他地区更为重要。在挪威和丹麦，大多数人居住在海边或大湖的周边地区，森林和山地人口则比较稀少。内河航道不仅有天然屏障，而且是通向大海的航线。维京时代丹麦所有地方都离大海很近，它实际上是一个群岛，由窄长的陆地同欧洲大陆连接起来，同时它被大片茂密的森林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内陆隔开。这些自然特点也意味着维京时代许多统治者的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船只和海上控制权，这与当时欧洲其他统治者有很大不同。8世纪末丹麦国王统治的广大帝国极其依赖海上力量。

第二个原因是历史因素。斯堪的纳维亚距离罗马人和后来的法兰克人都足够遥远，这使它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内的政治和宗教生活得以繁荣，相对不受欧洲其他地方变革的影响。留存下来的一个特征就是船只作为宗教和世俗象征所起的核心作用，有个事实说明了这种作用，青铜器时代的石头船挡和船只的金属装饰已经在公元前发展了1000年。船只承载的重要象征意义自然使他们在建造上精益求精，一艘好船能为拥有者增加美誉。在维京时代出现的基督教文化与北欧文化的冲突中，船葬比之前更加频繁，暗示船只作为宗教象征更具重要性，至少对于抵制新宗教前进步伐的异教徒而言是这样的。

早期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中船只的象征和现实意义导致船只设计的改进，由此，斯堪的纳维亚人比其他北欧人的设备更加完善。在欧洲许多地方，船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运输货物，若以此目的论，人们便无须盛赞船的速度和精致，这样一来对比就更加鲜明。在大西洋和北海，维京船同英格兰船、弗里西亚船以及法兰克船遇到了同样的挑战，但是他们的航行是出于不同的原因。

最早的船

斯堪的纳维亚船只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们在获取或维持政权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也因为它们在有相对屏障的水域航行。从青铜器时代的战船到维京人的长船，斯堪的纳维亚船只细长、结构轻巧，不依靠风来行驶。自由穿梭于大西洋的航行和后来维京时代日益增长的大宗货物贸易使得帆船成为必需品。

最早的斯堪的纳维亚木板船是丹麦西南部阿尔斯(Als)的鹿跳舟(Hjortspring)。这是一艘战船，长19米，宽2米。底部是欧椴树树干，中间被掏空并向外延展。每侧由两块稍有重叠的木板组成，由韧皮缝在一起。这是所知道的最早用熟料建造的船只，这种技术一直到中世纪都在整个北欧占有主导地位。当底部和侧板定型时，船的肋骨被绑在留出的羊角桩上。每一根肋骨都由一块横挡固定，中间有两个人的空间，肋骨间距正好1米。轻舟由24只桨划动，船首和船尾处还能最多再容纳4人来掌控舵桨。船头和船尾是缝制上去的，有独特的与青铜器时代岩刻相似的分叉轮廓。然而，这艘鹿泉舟没有那么古老。大约公元前350年，它同战败勇士的武器一起作为祭品沉入湖中。

鹿泉舟的一些特征在来自一处相似祭祀地点的三艘船上得到体现，它们建造于公元4世纪早期丹麦西南部的尼达姆(Nydam)。这些船也是由熟料制造，肋骨被缝在了一起。侧板不是被缝在一起的，而是用铁铆钉固定在一起，通过锤子将其置于内侧一个小金属板上。其他的区别是，船头船尾的分叉被单独榫接在一起的弯曲木板取代，使用的木材不再来自欧椴树，而是橡树，或像其中一艘一样使用松木。

但是最重要的变化是推动力方式。短桨被固定单桨取代，这使得制造更大干舷的大型船成为可能。尼达姆最大的一艘船只大约长23.5米，宽3.5米，1.2米深，有14对桨。操舵方式也发生改变。船尾的舵桨被固定的边舵代替。5世纪和6世纪的船只图片显示，舵桨依然在船头使用。一艘7世纪的船显示，那时这种技术还未被完全弃用。

尽管尼达姆出土了斯堪的纳维亚最早的划艇，还是应该强调一下，它们比鹿泉舟晚了六百年，这两个时期之间几乎没有发现其他船只。许多尼达姆船的新特征可能较早就在其他船只上运用了，但可能是日耳曼人在罗马人把帝国势力延伸到莱茵河之后先发展了海船。罗马学者塔西佗于公元98年记载，斯韦尔人(居住在现今瑞典东部)仍然在使用短桨，但是没有理由认为船只的创新设计在全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是同时被采纳的。当一个地区对一种新技术有需求时，其才能被采用。帆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帆的引进

一位高卢罗马贵族——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Sidonius Apollinaris)在公元473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提到撒克逊人在高卢海岸的一次袭击。据他所写，撒克逊人的船只是有帆的。尽管这一证据非常间接，但可能是最早对于斯堪的纳维亚船只也有帆的暗示。与撒克逊袭击同一时期，来自日德兰半岛的朱特人和盎格鲁人对罗马帝国进行了袭击，而且在瓦登海(Wadeen Sea)、被岛屿保护的沿海一带、从日德兰西海岸的布拉瓦德舒克(Blåvandshuk)到特塞尔岛(Texel)都非常活跃。因此，很难相信他们没有利用与西边邻国同样的造船技术。事实上，瓦登海是未来几个世纪内造船业开拓性发展的中心。

西多尼乌斯的证词与斯堪的纳维亚偏远地区哥特兰的石画形成对比。这些石画清晰地表明，直到7世纪帆才在那里使用。公元5世纪和6世纪的石画只显示了划艇。在东盎格利亚的萨顿胡(Sutton Hoo)发现的船可能也是一只划艇。但因为我们只能从留在土壤里的船体印迹来推断，也许还有怀疑的余地。然而，明显的证据是萨顿胡船的肋骨是用木钉固定在木板上的，并不是捆绑在一起。这与丹麦瓦登海北端格雷斯埃斯布鲁(Grestedsbro)发现的同一时期船只的肋骨一样，几个世纪后这种方法在斯堪的纳维亚普遍应用，这表明到7世纪撒克逊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一直在使用与当时的斯堪的纳维亚不同的造船技巧。

斯堪的纳维亚第一艘帆船，也是迄今为止保存最好的维京船只，是在奥斯陆湾以西奥斯伯格的一个墓地发现的，根据树木年代测算可以追溯至大约820年。它长21.5米，宽5.1米，船体中部的船舷上缘到龙骨深1.4米。桅杆安装在一个船中部前端的内龙骨上，用甲板层的一块桅杆加强板固定，甲板根据其形状被称作叉子。同后来的船只相比，奥斯伯格船内龙骨非常短，只有两根间隔一米的肋骨的跨度。叉形的桅杆固定板似乎无法胜任，中间出现了断裂，用一块铁板加以修补。桅杆固定板有两个功能，一是船帆升起落下时操纵桅杆，二是船扬帆时支撑桅杆，但是它不能代替横向绳索。在奥斯伯格以南大约20公里处的科克斯塔德(Gokstad)发现的船只建造于895年至900年间，它的结构就大大改进了。内龙骨更长，长达四根肋骨的跨度，桅杆固定板是一块巨大的木板，中间有凹槽来安装桅杆。如果人们第一眼看到奥斯伯格船，似乎会认为它的桅杆固定板是比较原始的，在下一个世纪有了很大改进。然而这是不对的。奥斯伯格船的内龙骨和桅杆鱼尾功能不够强大，因为这艘船是用于一位王后的葬礼，由于过于庞大，建造者不习惯于处理如此大型号的船只所要承受的桅杆和装备的力量。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内龙骨的长度。从鹿泉舟制造到维京时代结束，斯堪的纳维亚船只肋骨间的距离都是一样的，大约1米宽，因为这是横挡和坐在船只里面的水手间最理想的距离。内龙骨将桅杆的压力分散到大部分船体上。奥斯伯格船的内龙骨只有两根肋骨的跨度，适合更小一些的船，但是对于奥斯伯格船这样的大型船只就完全无法应付了。造船工人很快意识到这一点，后来在大型船只上使用了更长的内龙骨。

帆的采用带来了船只设计的重要发展。尼达姆船只中最大的一艘和后来的萨顿胡船只细长且船体较浅，船头船尾较矮且倾斜，而奥斯伯格船则宽大，同其长度相比吃水较深，船首船尾高大。7世纪初哥特兰的画石显示了相应的变化，我们能发现更早出现的较长的月牙形船只被船首船尾陡峭、船体较深的船只所取代。对奥斯伯格船的肋骨仔细研究后发现，不仅船体的深度被改变，其基本结构也发生了改变。

不论是绑在船体上还是用木钉固定在船体上，比奥斯伯格船时间早的船只上的肋骨都是从一处船舷延伸到另一处船舷，造成的截面或者是圆弧形，或朝船首船尾方向呈V字形。肋骨可以取自自然形状的木头。这种类型船体的横向稳定性相对稍差，但是速度较快。通过专门增加底部和侧面之间的过渡，奥斯伯格船的稳定性得到改进。肋骨不再是由单独的木头组成，而是由几根木头组成的框架。船底木板绑在底部木板的羊角桩上，两块曲材紧紧地固定在船体的上板和一根放在而不是固定在船底木板上的称为“拜特”(bite)的横梁上。船底和侧面连接处有一块非常结实的边条(从船头到船尾纵向排列的一些木板)，被称为梅金胡夫(meginhúfr)，将船底木板上面的压力分散开。

奥斯伯格船还有另一个创新。不用船舷上的桨架，而是让船桨穿过扬帆航行时可以封闭的桨孔。尽管船只庞大、干舷较高，船桨也能以合适的角度触及水面。奥斯伯格船在9世纪下水，展示了今后二百年维京船只的所有关键特性。

不同的船型

这段时间船只设计进行了无数的改进，吸取了历次维京航行的经验。在奥斯陆湾东侧图内(Tune)发现的小船依然使用捆绑式的船底木板，建造于910年之前。科克斯塔德船长23米，宽5.2米，比奥斯伯格船略大，却深许多，不算深龙骨的话有1.8米深。桨孔位于第二层板条上，而不是最上面的板条。横梁和边条也在船体较低处，毫无疑问这艘船是为了大西洋航行建造。在丹麦的海泽比和菲英岛的拉德比(Ladby)发现了两处公元900年前后同一时期的船葬，它们富丽堂皇，都使用了可以航行的细长战船。海泽比船长17至20米，宽2.7至3.5米，内龙骨跨度有四根肋骨。拉德比船长20.6米，宽3.2米，发掘者发现了用于固定格索的铁环。尽管这些东西保存较差，它们依然显示了9世纪末斯堪的纳维亚已经开始制造专门用途的船型了。一些是细长、敏捷的战船，用于斯堪的纳维亚南部的隐蔽水域，而科克斯塔德船代表了更加结实的海船。这些变化不是区域性的，挪威权贵毫无疑问拥有速度极快的战船，丹麦国王则需要能够穿越北海和其他公海的船只。

专门的货船显然是在以后发展起来的。挪威的克拉斯塔德船(Klåstad)可以追溯到990年，是确认的最早的维京货船。它最初被造成帆船，但后来装备了有限的几个长桨以便于在海岸附近行动。它比科克斯塔德船小(长21米，宽5米，深1.6～1.7米)，但比例相似。克拉斯塔德船有桨架，而不是利用桨孔，船底形状也不同：边条更低，位于船底，创造出横截面呈双角的船，用于运输重物。同时，横梁更低，使货舱更大。

发掘克拉斯塔德船的时候，它的最后一批货物残骸(一堆磨刀石在另一艘本该空着的船只残骸底部)被发现。人们不禁猜测它是艘货船，为维京时代末日益增长的重物和大宗货物运输而建造，比如铁、滑石和磨刀石。然而，10世纪末发展专门货船的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越来越有效的皇家政权提供了日益改善的安全环境，以及大西洋岛屿上北欧定居点的运输需要。这种情况下，一艘船不需要大量水手来保护安全。在以下几个地方发现了这一时期或稍后时期的几艘货船：瑞典西部哥德堡的阿斯克卡尔(Äskekärr)，罗斯基勒湾的斯库勒莱乌和海泽比港。

斯堪的纳维亚语文献通常将维京时代和中世纪早期在大西洋航行的船只称为“克纳尔”(knarr)，现代讨论中这个名字尤其同罗斯基勒湾斯库勒莱乌发现的一种船只联系在一起。在那里总共发现了5艘船，它们分两次被沉入水中来封锁通往罗斯基勒的通道。5种不同的11世纪船只被发现，使之成为了解这个时期船只的最丰富资料。其中被认为是克纳尔的船只长16.3米，宽4.5米，深2.1米，船首宽大，建造结实。它显然来自挪威，至少船只结构中大量使用的松木表明了这一点，因为松木在维京时代的丹麦不太常见。这艘船属于第一次被沉入海底封锁海路的船只，根据树木年代测算，另一艘同一阶段的船建造于1040年，它们大致是同时期的。这艘克纳尔被称为斯库勒莱乌一号，载货量为20吨。在海泽比发现了另一艘克纳尔，可以追溯到1025年。通过目前发现的碎片判断，后者的尺寸更大，大约长25米，宽5.7米，深2.5米，估计载重量为38吨。这一类型的第三艘船是在阿斯克卡尔发现的：它的比例同斯库勒莱乌一号(长16米，宽约4.5米，深2.5米)相同。树木年代测算显示造船期为950年至1050年间，但是没有再具体的年代。

这些船首宽大、建造结实、干舷更高的船是已经发现的当时最适航的船只，难以相信当时的斯堪的纳维亚造船人还能造出比这些更好的船只。这就是认定它们是斯堪的纳维亚语作者们所说的“克纳尔”的最具有说服力的理由。11世纪前，这个词只用于战船。有一点很重要，即斯库勒莱乌一号的建造同克拉斯塔德船非常相似，而克拉斯塔德船又同科克斯塔德船的比例几乎一样。所以包括奥斯伯格船在内的所有这些船被当时的人们都称为克纳尔不是毫无可能的。

第二种货船也发现于斯库勒莱乌，被称为三号船。它只有14米长，3.4米宽，深1.4米。最初是为运输货物而设计——它的6根桨可能不是用于通常的推力方式——但是船体呈尖形，只能装载4.5吨货物。船主可能是用它出行或进行本地贸易，它不适合长途航行。它和建造于1040年的西兰小型长船斯库勒莱乌五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这说明它是在当地使用的。斯库勒莱乌五号的建造者在材料使用上非常节省，这暗示这艘船可能是被迫为国王加强当地防御而造，由当地出资并在本地造船工的指导下建造。建造者吝啬的一个标志是，船只有几部分用的是从其他船只上拆下来的旧木板。例如，船舷的上缘来自一艘划艇，它的所有肋骨比新船的肋骨间距更近，因此不得不封上原来的桨孔，并切出新的桨孔。

斯库勒莱乌五号有13对桨，是最小的一艘长船。我们可以拿它与982年建造并在对海泽比攻击中用作火船的一艘更大的长船对比。这艘火船的残骸在海泽比港发现，显示有28米长，有21至24对桨，使用最好的木材建造，木板的尺寸和质量都是其他维京船只无法比拟的。虽然只有3米宽且船体相对较浅，无法在开阔海面航行，但是在丹麦和波罗的海西南的峡湾和狭长地带，它肯定是令人生畏的。它的建造年代与丹麦的环形堡垒非常接近，人们不禁认为这艘船属于丹麦国王，或是迫使他修建堡垒的威胁证据。维京长船有许多名称，诗歌中通常把它们讴歌为龙船或蛇船，这不仅仅指它们的速度和灵活性，还说明全副武装的水手勇士的凶猛。尤其在中世纪，长船的通用名称是“蛇”(snekke)。在瑞典可能还有丹麦，这个词还和领航舰相关。大量维京时代和中世纪早期的天然避风港名字中也带有这个词。

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长船也来自斯库勒莱乌，该船于1060年在都柏林或附近建造。抵达丹麦后，它经过几十年的使用和维修，之后大约于1133年被沉入水中来加强罗斯基勒湾的封锁。这艘被称作斯库勒莱乌二号的船保存较差，但有足够多的残片显示它大约长30米，可能有30对桨。这很有可能，因为肋骨间距离非常小，比0.7米稍长。它可以运载100名勇士，肯定是当时的最大战舰之一。根据后来的证据，丹麦的征税船主要由那些拥有20对桨的船组成，最大的船有30对桨。

除了大型货船和战船之外，维京时代斯堪的纳维亚水域布满了用于旅行、捕鱼或其他目的的小船。维京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尤其是挪威和丹麦有成千上万的船墓，主要使用的就是这些小船。这些船通常保存极差，只剩下一些生锈的铆钉。但是也有例外。瑞典中部乌普兰的船葬提供了有关这些小船使用的有趣信息。通过比较船的尺寸和墓地所在河流的规模，有可能推断出河流的通航性与船只大小之间的联系——明显证明了这些船是在较小河流上使用的。

造船业

多亏罗斯基勒海盗船博物馆系统性复制船只的尝试，我们了解到许多维京船只建造的方式。为了保证复制品不仅在外观而且在性能上也尽可能地接近原船，他们努力从工具的痕迹或木材的选择和运作方式来推断，并使用原来的造船方法。维京时代和之后造船的最重要区别在于木板的制作方式。尽管罗马人已经将锯介绍给北欧造船工，但是在西罗马帝国没落后就被遗忘了，而且13世纪之前没有再使用过。他们使用的技术是将树干劈成板条；在橡树密布的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巨大的树干沿半径被劈开，这种技术要求树干直径至少有一米，而且几乎没有树结。由于沿着木头的纹理处理，这种方式制作的木板非常坚固，并且干燥后不会收缩或变形。这点非常重要，因为造船者经常使用新砍伐下来的树木，这比晾干的木材更容易操作。再往北部，那里的树木主要是松树，树干被劈为两半，每一半都被削平形成一块大的木板。这种方法也用于制作非常宽的橡木板或其他木板。

框架材、船首船尾和其他弯曲或有角度的板材尽可能地选用自然弯曲的木材。这样，船的尺寸和重量就能够降到最小。维京造船工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使船只轻巧、灵活和坚固。船底木板在龙骨处经常做得窄而深，但上端对灵活性要求最高，因此做得平而宽。

斯库勒莱乌三号表明，在造船之前，造船工有清晰的设计想法。这艘船的船头船尾宽大、中空，两侧雕刻线条，同加上船头完工后的船只边条相对应，每一侧的线条都能以正确的角度延续。有时完整的船首柱和船尾柱会在水下放置一段时间，以避免以后裂开和扭曲。在沼泽中发现了完工但没有使用的船首柱，保存完好，它们有相似的线条和台阶。对斯库勒莱乌三号进行仔细分析发现，船首的设计是基于多个圆的不同部分，而这些圆直径不同，由龙骨的长度决定。造船工肯定有一些经验法则和一个简单的办法使他能够从一开始就确定船的结构和造型，比如也许使用一根绳子和一支粉笔。

建造方法也是一个既定程序。斯堪的纳维亚船只同15世纪前北欧的其他船只一样都是“外壳制造”：先安置好龙骨和船首船尾，板条一个接一个放上去。建到一定高度时，内部材料才放进去：船底完成后放入框架和横梁；当两侧足够高时，再加入上面的横梁和其他内部配件。重叠搭造的外壳本身非常坚固，每一块板都用铆钉固定在相邻木板上。尽管框架较轻，但也提供了必要的加固来抵御来自海浪和绳索的双重压力，又没有使船体变得死板。斯库勒莱乌三号的结构清晰地显示了灵活的重要性。船底的上层板是卡在而不是钉在两块沿船长的内部加固板上，这个加固板被称为纵梁，是一种重复的横梁模式。所有维京船都很重视这种结构以及其他用来减轻船底上层木板关键区域压力的方法。

工具和造船厂

制造维京船的工具非常简单。砍伐和削砍树木时使用长柄短刃的斧头，但木板是用短柄、T形宽斧来削砍的，如在贝叶挂毯中所描绘的一样，在伦敦、海泽比和其他地方都有发现这种宽斧。用锤子或木槌敲打楔形物以将树干劈开。木板的最初准备工作在砍伐树木时应该就开始实施了；把整个巨大的树干运到造船地点毫无意义——一位熟练的工匠可以用斧子把表面削得足够平滑——但是刨子用于削平必须紧密贴合的重叠边缘。放在沟槽里的毛纺线能够使连接处尽可能防水，沟槽是用一种称为“模具刮刀”的特殊工具切割成的，这种工具还可用于雕刻侧板和船只其他部位的装饰图案。洞是由勺形的钻做成的，钻被护胸甲顶住压进侧板表面时可以旋转。箍子(brace)和鸟卜法(augur)是后来的发明。我们对测量工具没有任何了解，但是毫无疑问造船工使用铅垂线以及标有不同标准度量的木棒和线。

制造成百上千的铆钉也需要特殊的工具。一艘维京船上，固定每米木板大约需要5个铆钉；像斯库勒莱乌三号这样的小船使用了超过1000个铆钉。制造铆钉不需要先进的锻造技术，制造锚却需要。一艘装备完善的船需要一个像里伯和拉德比船葬中所发现的大铁锚。这些肯定是维京时代铁匠制造的最大物品了。

铁器通常是表明一个地方曾经维修或制造船只的唯一留存证据。一个非常好的例证是维京时代哥特兰岛的一个贸易中心帕维肯(Paviken)，人们在那里发现了成千上万的铆钉和许多简单的工具。帕维肯生产了数量极多的铆钉，但是事实上在维京人所登陆之处发现的铆钉数量要少一些。通常会在船只避风港发现维修船只的痕迹，这些避风港被称为“屋”，挪威发掘了大量的这类地点。这毫不奇怪，造船者不需要特殊的设施，大多数维修可以由任何曾经做过木工和铁匠的工匠完成。因此，尽管确实存在造船厂这样的地方，但是没有理由假设维京时代的造船业都集中在造船厂。

在丹麦南部法尔斯特岛(Falster)的弗里布雷德雷(Fribrødre Å)发掘了维京末期一艘船的残骸，主要是已经解体的船的木板和其他部分，但还发现了未使用的铆钉，表明这里曾经造过船。解体的船和许多物品来自波罗的海南部的斯拉夫地区，法尔斯特岛上的一些地名显示那里曾经有斯拉夫人的定居点。发现地附近有两个带有“snekke”的地名，表明这里也曾经是长船的避风港。因此解体的船只有可能是从斯拉夫人那里俘获的，尽管这里也有可能是流亡斯拉夫酋长的基地，其为丹麦国王服务，负责本地防御。发现的大量材料表明，对于这样一个地点来说，它所涉及的活动规模太大，不可能将其解释为只是维修几艘战船的修理厂。

港口和登陆地

带有“snekke”名称的避风港是船只聚集和维修的地方，沿海集市与此不同。维京时代在斯堪的纳维亚尤其是里伯、海泽比和比尔卡等地形成了几个永久性的、相对较大的贸易中心和城镇雏形。这些地方肯定拥有港湾，但是只在海泽比和比尔卡发现了港口设施的明显证据——港口周围的水域中放置了栅栏。它们还拥有栈桥，树木年代测算分析显示第一座栈桥位于海泽比，建于725年。但是836年这处场所被系统管理并被分割成几处，之后不久这座栈桥就被几座新栈桥取代了。885年，新修了一座更大的栈桥。之后，由于定居点的垃圾在港口周围堆积，所有栈桥都被延长。885年修建的栈桥尤其被加长以支撑一座建筑；这座栈桥下发现了大量硬币和砝码，表明这里曾经是国王代理人向新到港的船只征收通行费和其他费用的地方。

和当时法兰克/弗里西亚的杜里斯特港一样，海泽比也有无数独立的栈桥；11世纪石勒苏益格在接替了海泽比之后也是如此。这表明栈桥主人和地主(也就是国王)之间存在单独的关系，后来斯堪的纳维亚才发展起像城镇这样拥有公共港口设施的独立法人。

维京时代的栈桥和港口的数量有可能比迄今为止发现的多很多，但是对吃水较浅、可以在任何有合适沙滩的空旷海岸登陆的维京船只来说，这些都不是必需的。然而情况也可能是这样的，大型港口只在那些能够形成大规模交通的地方修建，不致浪费了建筑的费用。港口既用于商业，也用于军事。建于726年的坎赫夫运河是一个很好的早期实例，它将拥有两个丹麦主要航道的萨姆索岛分成大贝尔特岛(Storebælt)和小贝尔特岛(Lillebælt)。运河宽11米，长几百米，将岛东部的优良港湾和开阔的西部海岸连接起来，这样，一支在港湾拥有基地的舰队就可以控制两条通道上的交通。

航海

维京人的航海技术是在斯堪的纳维亚有相对屏障的水域里发展起来的，水手们几个世纪以来沿海岸从一个地标航行到另一个地标，他们通常在白天和晴朗的天气航行。当他们将航行延伸到欧洲其他地区时，也采取同样的方法。这些航行中的观察被记下来，有助于丰富已知世界的海图，虽然没有被画下来，但是同样可靠。当在未知水域航行时，能够得到前人的信息自然非常有利，但是这些信息是口口相传的。一个方式是寻求描述性地名的帮助，如耶尔姆(Hjelm)，卡特加特海峡里一个陡峭小岛的名字。另一个例子是库伦(Kullen)，这是一个从斯科纳的低洼海岸伸出来的高耸岬角的名字。

斯堪的纳维亚人使用同样的航海方法在遥远水域开展了更加广泛的航海，先是到达不列颠北部岛屿，然后到达冰岛、格陵兰岛和北美洲。尽管他们可能几天都看不到陆地，但是基于他们自己或他人之前的观察，沿着同一个方向尽可能远地航行，他们就能够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尽管看不到陆地，有经验的水手有多种方法来查明陆地的方位，甚至知道距离有多远。中世纪有一段对挪威到格陵兰岛航线的描述，就是很好的例证：

从赫尔纳尔到挪威一直向西航行就能抵达格陵兰岛的赫瓦夫，然后你就经过设得兰群岛的北部，只有在能见度很好的情况下才能看到它。但是经过法罗群岛南部，大海好像升到了半山腰。但是离冰岛南部还很远，人们只能觉察到从那里来的飞鸟和鲸鱼。

这段文字选自14世纪版的《定居者之书》中的《鹰之书》(Hauksbok)，精彩地解释了维京人航海的方法。赫尔纳尔位于卑尔根所在峡湾深入开阔海面的位置，赫瓦夫是现今格陵兰岛南端的费尔韦尔角(Farewell)。文献中建议的一直向西航行并不意味着他们使用了罗盘，这个工具是在维京时代后很久才引入欧洲的。但是在太阳和星星的帮助下，可能大致知道罗盘上的主要点在哪里。

如果看不到设得兰群岛，它们的位置是通过海鸟来揭示的，如同后面航行中提到的冰岛。《鹰之书》提到了另一种方法，即飞鸟可以帮助确定陆地位置。它声称冰岛的发现者弗洛基·维尔格达森(Flóki Vilgerðarson)有三只乌鸦，其中一只被放飞，朝冰岛方向飞去，向弗洛基展示航行方向。这显然复制了《圣经》中诺亚的鸽子的故事，但是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地方曾经使用鸟来导航，这种想法对于善于观察并解释鸟类飞行的人们来说并不奇怪。鲸鱼的出现也是有指导性的，表明存在着鱼群丰富的觅食地，因为在接近陆地的地方比如冰岛或主要洋流汇聚的地方，海洋深处的营养水域被迫升到表面。在发现法罗群岛的描述中，人们是根据远处物体如船只或地标消失在海平面以下来判断航行方向的，但这并能不说明维京人认为世界是球形的。

维京人有一些导航方法，只需要经验和仔细观察。他们还积累了许多北海和北大西洋的盛行风和洋流方面的信息，可以使他们提前几天预测天气情况并规划相应航线。

有许多关于维京人导航辅助手段的讨论，但是唯一拥有令人信服证据的是领航员。据伍尔夫斯坦记录，他从海泽比到特鲁索(Truso)，白天和晚上都在航行。这暗示他用了领航员才能使船只在黑暗中与海岸保持安全距离。据称，冰岛文献里提到的“太阳石”是维京水手使用的工具，有人说这是在丹麦发现的一种长石，能够使光发生偏振，即使太阳被云完全遮蔽也能确定它的位置。当然这也需要有一片晴朗的天空，这个工具在阴天的情况下就用不上了。因此很难看出它作为导航工具有什么实际用途。在格陵兰岛一座修道院里发现了一小块中间有洞的木板，洞明显是用来插木棍的，这块木板被认为是轴承刻度盘和太阳罗盘。该推测是基于这样的假设，木板表面刻的线条标记了罗盘的点，中间的木棍是形成影子的晷针。这种想法被认为太不现实而被摒弃了，不仅仅因为上面的线条是不规则的。事实上，没有可靠的书面或考古证据来证明，维京人除了领航员外还使用了任何其他导航辅助工具。

维京的影响

维京时代之前北欧许多地方都使用熟料制造船。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其他日耳曼部落的扩张肯定把熟料制造的传统带到了英格兰，可能还有弗里西亚和法兰克。其他地区造船业后来的发展导致中世纪船型的出现，如柯克船(cog)和霍克船(hulk)，但是诺曼底和不列颠群岛的造船业还是受到维京人的较大影响。11世纪末贝叶挂毯中描绘的诺曼船只，实际上同当时的斯堪的纳维亚船只雷同。在英格兰，直到10世纪人们都一直在使用独特的熟料施工，后来融入了维京和诺曼的传统，形成了所谓的“英格兰龙骨”。都柏林滨海区的大量发现表明，自10世纪初期开始，那里制造的船和斯堪的纳维亚制造的船已经没有什么区别。都柏林的发掘证明，维京人不仅在那里造船，还沿爱尔兰海的其他地方造船，并且成品非常相似。作为1至13世纪的国际港口，尤其是12世纪70年代被诺曼人征服后，人们肯定期待都柏林能提供更多船型的证据。维京造船传统也可能在远方留下痕迹。有人认为，11世纪活跃在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亚的维京人将熟料造船技术介绍到那里，至今仍然盛行。

在东方，显然是7世纪和9世纪之间占据波罗的海西南部沿海地区的斯拉夫人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斯堪的纳维亚造船技术。在这之前，他们的定居点在内陆，因此没有独立造船的传统。但是取得沿海地区的控制权后，他们开始在沿海集市和其他地方频繁地同斯堪的纳维亚人接触。现已发现的众多斯拉夫船只表明，它们同斯堪的纳维亚船非常相似，但是它们通常稍小，装饰稍欠华丽，木板大多使用小木钉固定。

东部的芬兰、波罗的海地区和俄罗斯也有熟料造船的传统。芬兰-乌克兰部落明显采用了熟料技术，并且发展出他们自己稍有不同的传统。这显然发生在斯堪的纳维亚人开始在俄罗斯北部活跃的时候。有趣的是，在旧拉多加以及格涅兹多沃一处船墓中发现的铆钉是从遵从芬兰传统的船上找到的，而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传统的船上，这表明维京人在俄罗斯河流上使用的是当地制造的船而不是他们自己造的船。

后维京时代

随着基督教化进程的发展和西欧模式的王国逐步建立，船渐渐地失去了其在斯堪的纳维亚观念中持续了几个世纪的特权地位。价值观改变了，什么是值得花钱购买的这一看法也发生改变。到13世纪初，城镇和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这些变化开始在造船业显现。不必要的精细、华丽的造型和雕刻精美的细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结实的结构、更大的货舱和更廉价的造船方法。船成为贸易工具，而不是对拥有者社会和政治地位的反映。很快，斯堪的纳维亚船开始变得与北欧其他地区所熟悉的大船(柯克船和霍克船)类似。然而，老传统在小型船只上保留了下来，尤其是在距离人口众多、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斯堪的纳维亚南部较远的那些偏远地区。19世纪末期挪威北部依然在使用带有许多维京船特征的方形桅杆渔船。甚至距今更近一些时候，那些在斯堪的纳维亚河流和内陆湖泊上航行的船，也很难同1100多年前埋藏在科克斯塔德的挪威酋长的陪葬小船区分开。

第九章 新旧宗教

普雷本·梅夫伦格拉希特·索伦森

不来梅的亚当

“一些非常残暴的民族。”这是不来梅的亚当对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描述，也是欧洲大陆基督教教会对于基督教传入前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看法。这种看法一直到不久之前还很盛行，甚至在斯堪的纳维亚也是如此。然而，如果我们想了解基督传入之前的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本身，那么只把它看作一个逐渐开化的原始社会形态是不够的。尽管斯堪的纳维亚异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完全不同，但我们必须将二者一视同仁。

在斯堪的纳维亚官方接纳基督教之后不久，亚当在大约1070年撰写了《汉堡大主教史》。10世纪后半叶丹麦皈依基督教，冰岛在1000年、挪威在11世纪初、瑞典在几十年后、芬兰更晚一些也都皈依基督教。汉堡大主教区(后来将不来梅教区并入)成立于832年，目的在于向北边和东边的异教徒区域传播福音。在亚当所处的时期，整个斯堪的纳维亚依旧属于这个德意志北部教省。

亚当有大量工作是研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历史，最后的第四卷书《北方岛屿描述》详细描绘了那里的地理和民族情况，因此成为维京时代最有趣的历史和文化资料。但是需要谨慎对待这些信息，因为亚当对斯堪的纳维亚缺乏同情和容忍。

尽管斯堪的纳维亚人信奉基督教，他们在这个博学的日耳曼人眼中依然是怪异的。他通常把他那个时期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描述为野蛮人，甚至异教徒。他这样记录，在博恩霍尔姆岛和斯科纳岛还存在神像崇拜，在斯科纳岛主教埃吉纳(Egino)就打碎了弗雷(Freyr)的著名神像。瑞典的情况尤其糟糕，大约1066年发生了对基督教的残酷镇压。在乌普萨拉，供奉奥丁、弗雷和托尔等神的圣殿依然繁荣。每一位神都有与众不同的特征：弗雷拥有巨大的阴茎，给男人带来和平与快乐，婚礼上会祭祀他；奥丁是战神，通常携带武器；托尔拿着的锤子，被亚当描绘成权杖，他是雷电、风雨之神，掌管风调雨顺和丰收，异教徒会在饥荒和疾病时祭祀他。根据向亚当提供信息的人所描述，每9年在这里举行一次盛大祭祀活动：杀死所有已知物种的9个雄性，包括动物和人，他们的尸体被挂在小树林里。每个人都要参与这些庆祝活动，基督教徒要付费才能豁免。

尽管亚当是基于道听途说写下了这段关于异教徒的著名文字，但他还是像一个目击者一样展示了这一活动。这似乎合理而真实可信，对于众神和他们各自职责的描述与古斯堪的纳维亚文学中的信息一致。然而，当亚当描绘越加偏远的地区时，他的民族志描述变得越来越富于想象。他描绘的最东方地区居住着各种想象中的生物，如亚马孙人、独眼巨人、狗头人和食人族。

我们要相信亚当试图尽可能真实地描述，但是他的著作不仅反映了那个时代基督教的思想意识，也反映了他自己的倾向和欧洲大陆的教会政治。这在他对待那些推动盎格鲁-撒克逊教会对王国影响力的统治者态度上尤为明显。亚当告诉我们，征服英格兰并且偏袒英格兰传教士的丹麦国王“八字胡”斯文实际上镇压了丹麦的基督徒。奥拉夫一世在斯堪的纳维亚萨迦中是挪威和冰岛伟大的传播福音者，但是在亚当的描述中实际上是一个异教徒。奥拉夫可能是在英格兰接受洗礼，他在英格兰神职人员的陪伴下从异教徒拉德酋伯爵哈康手中接管了挪威，这使他与汉堡的传教政策发生冲突。亚当这样记录：有人说他是叛教者，所有人都认为他施行巫术，用鸟来占卜。他没有给奥拉夫一世留一丝情面。

亚当描述了斯堪的纳维亚的宗教情况，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异教徒和基督徒共处的过渡时期画面。基督教作为新宗教，在斯堪的纳维亚经历了一些挫折，主教和传教士要同异教斗争。但是在大多数地方，从一个宗教过渡到另一个宗教的漫长转型期间通常是平稳的。早在维京时代开始之前，在欧洲旅行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必定已经开始熟悉基督教了，甚至在公元初的几个世纪中斯堪的纳维亚和罗马也有往来，尽管我们对确切的过程和地点并不太了解。

异教徒和基督徒

早在公元1世纪或2世纪，可能是受地中海尤其是意大利的字母启发，斯堪的纳维亚就有了最初的字母——如尼文。如尼文字母在北欧、可能也在斯堪的纳维亚南部新发展起来，但是在北方没能创始出一种与南方经典文化相媲美的合适的书面文化。然而一个被忽视的事实是，不管谁创造了这种字母，他肯定熟知对其形成启发的字母表，因此也熟悉以这种字母写作的文献。如尼文的创始人肯定能够用拉丁文或其他书面语言读写。

他们肯定还能够将经典文化和基督教的思想传递到北方的口述文化，未来几个世纪这一文化保留了它的口述传统。那时斯堪的纳维亚人没有更多地利用书面材料，但绝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学习使用羊皮纸和墨水，或雇用能够使用这些工具的人。他们之所以保留了口述文化是因为它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完全可以假设，在早期阶段基督教的思想和主旨被借鉴，我们还应该假设它们被用在了纯粹的异教语境中。直到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接近尾声时，我们才能观察到基督教对斯堪的纳维亚的仪式、道德或社会组织的主要影响。

公元9、10世纪期间，定居于基督教国家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皈依新宗教。异教徒和基督徒之间必定存在着活跃的思想和观念交流。基督徒必须不折不扣地接受教会的教义和命令，如果异教徒认为基督教的思想、仪式和神化要素在他们自己宗教中有用的话，则可以随意采纳。然而，这些借鉴并没有将异教变成基督教。我们应该讨论的是借鉴，而不是基督教对异教的影响。只要基督教与异教共存，它就会受到异教徒解读的影响。两种宗教和它们各自从属的社会一样，从根本上是不同的；如果异教徒将基督教元素融入他们的信仰或神话中，这些元素就需要改变，并且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寻求认可。只有当基督教作为官方宗教胜利之后，情况才发生巨大的改变。各种异教思想、习俗和概念都因被妖魔化而被禁止，尽管有一些以基督教的形式幸存下来。

对后人来说，教会禁止异教的所有东西意味着知识的丧失。基督教带来了罗马字母和一种新的书写技术。长期以来，教会决定这种书写的用途，不想保留异教知识。亚当的著作反映了这种态度。作为不来梅的主教座堂教士团成员，他肯定有关于教区内依然盛行的异教的一手资料。但是除了在描述乌普萨拉神庙时为我们举了一个令人生厌的例子之外，实际上他没有记录任何关于异教信仰和习俗的内容。按照教会的观点，异教在历史上没有位置；亚当在描述乌普萨拉神庙的时候表达了这种观念——在描述的最后，他提到祭祀过程中唱了许多污秽的歌曲，还是“不提为好”。

除此之外，我们对旧北欧宗教尤其是神话还是有相对全面的了解，部分归因于考古发现、如尼铭文、地名和外国游客评论中保留下来的维京时代证据，部分归因于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作家们书写的关于斯堪的纳维亚过去的文献。从这些作品中我们找到了那些解读和系统评价，它们使我们能够将其他证据一同置于当时的环境。

诗歌和斯诺里埃达诗歌中的神话

一些同时形成的有利环境催生了这部文学作品。12世纪的欧洲对过去产生了新的兴趣，尤其是对诗歌和语言。这一早期的复兴对斯堪的纳维亚产生了重大影响，基督教在那里才传了几代人，维京时代的诗歌和故事依然通过口述保留。这种兴趣以及相伴而来的自由主义精神鼓励学者们将这些口述传统记录下来。在挪威和丹麦都是如此，但是最早和最重要的书面记录出现在冰岛，一种新的散文形式“萨迦”构成了中世纪学者记录过去和自身创作的主要框架。

埃达诗歌和吟唱诗歌是维京时代的两种主要诗歌形式，在冰岛的一些手稿中得以保留。众所周知，这种诗歌在基督教传入前的口述社会所起的作用比文学在现今社会所起作用重要许多：它是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传播道德、宗教、历史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主要途径。

埃达诗歌是从大约写于1270年的《皇家手稿》(Codex Regius)中发现的，其中包含了10首关于诸神的诗歌和19首关于英雄的诗歌，另有3首关于诸神的诗歌保留在其他文本中。一些诗歌是解释知识的说教式对话，一些诗歌则完全讲述神话。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神话知识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被用在诗歌更为宽泛的语境中。《皇家手稿》编者用宏大的场面，以末世论《西比尔的预言》(Vǫluspá)开篇，描述了世界的创造、诸神的黄昏(Ragnarǫk，众神灭绝)到新世界再生的历史。

关于诸神的埃达诗歌是独特的，欧洲文学中没有可与之相比的内容。它们存在的时代是有争论的，也许在口述传播的过程中经历了改变和再创作。但是我们可以认为，它们的内容叙述的是真正基督教传入之前的斯堪的纳维亚社会。

第一批吟唱诗歌大约是在维京时代初期在挪威创作的，但11至13世纪末期是这种诗歌题材的衰落期间，而最开始则主要是冰岛吟唱诗人发展起来的。这是一种高度发达、复杂、巧妙的艺术形式，首先主要吸引了国王和他们的随从。吟唱诗人甚至最大限度地运用了许多基于神话的委婉说法，也就是比喻。因此，了解神话对了解他们的诗歌而言非常必要，这可能是在基督教到来两三百年后，神话以及保留这些神话的诗歌依然被记住的主要原因之一。12世纪的复兴唤起了人们对冰岛、挪威和奥克尼吟唱诗歌的新兴趣，因为它们被认为是基督教传入前斯堪的纳维亚语言和世界观的最好表达。重拾古老的吟唱传统成为时尚，在冰岛，斯诺里·斯图鲁松在大约1220年创作了吟唱诗体埃达诗歌，以完整的神话形式重新讲述斯堪的纳维亚神话。斯诺里的埃达诗歌同埃达诗歌和吟唱诗歌一起构成了我们了解北欧神话的最重要资料。

大约在1200年，萨克索·格拉玛提库斯在丹麦写成了他的名作《丹麦人的业绩》(Gesta Danorum)。他巧妙地将关于英雄和众神的丹麦诗歌译成拉丁语，将神话改写成最古老时期的历史记录；斯诺里用同样的方式将神话运用在他的《海姆斯克林拉》(Heimskringla)中，讲述从大约1230年开始的挪威历史。

这些书面资料可信吗？长久以来学者们一直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中世纪作者向我们所传递的关于基督教传入之前的北欧宗教信息包含了学界的建构，没有可靠的基础。基督教文学和已经辨认出来的基督教传入之前的神话与礼仪之间有相似性，人们认为这表明了像斯诺里这样的基督教历史学家和神话学家依照基督教模式塑造了异教。基于这个假设，雷神托尔同“世界之蛇”战斗的神话是基于基督与海怪利维坦(Leviathan)之间战斗的描述得来的；光明神巴尔德(Baldr)是基于基督的形象，异教圣殿和祭祀的描述也是根据基督教和犹太教的礼仪。显然中世纪的作者们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来解读异教，正如我们根据我们的经验来解读一样。但是如果认为与基督教的所有相似之处只是基督教的重构，就夸大其词了。

中世纪作者显然十分了解异教与基督教世界观之间的关系。斯诺里在他所著的埃达诗歌中描述了基督教传入之前的宇宙学和神话，他在序言中解释了这种关系。与他的时代的神学一致，他说，上帝创造天地后，人类忘了上帝的名字和真理，但是上帝让他们保留了智慧。然后他们开始思考自然现象，创造了自己的诸神来解释所看到的一切。斯诺里说：“他们以一种世俗的观念理解一切，因为上帝没有赐予他们灵性。”斯诺里和中世纪中期那些像他一样的人都是基于此来描述基督教传入之前的宗教。这当然是偶像崇拜，但是只要记住这点，基督徒就可以没有任何风险或不带任何偏见地把它作为祖先文化的一部分来研究。

欧洲只有两种基督教传入前的神话——希腊神话和北欧神话——作为连贯的思想体系保留下来。北欧神话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主要归功于斯诺里的描述，已知的大多数神话只在他的复述中作为独立完整的一体而保留。埃达诗歌中的神话遵循《西比尔的预言》的主要脉络，但是与这首诗形成对比的是，斯诺里的表述富有逻辑而且成体系。这反映了基督教传入之前和中世纪时期的描述方式显著不同。同现代结构主义者一样，斯诺里希望将异教世界观描绘成一个结构连贯的体系，一个能够与基督教相媲美的教义主体。维京时代的诗歌从来没有这样尝试过，那时诗歌里的神话都是支离破碎、令人费解和千变万化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维京时代的宗教晦涩、“原始”，它只是基于与我们不同的假设和形式。这些诗歌以普遍接受的对世界的认识为前提，即诸神的力量有特定的性质和功能，通过故事和图画来展现行为和活动的神话模式，或通过吟唱诗歌比喻中的关键词语来唤起，或在艺术家和工匠作品的肖像特征中得到体现。在口述传统中，神话没有像斯诺里的埃达诗歌中那样得到最终的定义。常见的人物和物体元素被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表达了构成北欧世界观的想法和方式。维京时代诗歌不断变化和重复的是这些想法和思想，而不是神话本身。诗人和其他阐释者努力将神话转化成能够理解生活及其问题的概念。

这暗示了寻求一个神话最古老或最初版本的意图不一定是有意义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光明神巴尔德之死的神话，这是关于诸神世界毁灭的最重要的表述。众神无法阻止巴尔德之死，因为他们自己的生活包含了欺骗和毁灭的因素，集中表现在洛基这样一个骗子和周旋者身上。洛基的父亲是巨人，母亲是女神。他是北欧神话二元性的缩影：他是奥丁的结拜兄弟，但是在“诸神的黄昏”时却与混沌之力站在一起；他制造麻烦，又解决麻烦。是他用聪明的计谋一手造成了巴尔德之死。

这个神话在《西比尔的预言》中短暂出现，女预言家西比尔(女巫)用一系列震撼的形象讲述了这个故事：残暴的神；一棵槲寄生变成的致命利箭，黑暗之神霍德尔(Hǫðr)用这支箭射死了他的兄弟；第三个兄弟“一生下来”就为巴尔德复仇；巴尔德那伤心哭泣的母亲弗丽嘉(Frigg)；最后，西比尔描述了在一个邪恶的地方有一个被捆绑的人，“看起来像洛基”。

斯诺里非常详细地讲述了这个神话。在他的版本中，弗丽嘉让世上万物发誓不伤害光明神巴尔德，只有一棵弱小的槲寄生没有被要求立誓。然后众神认为没有什么能够伤害巴尔德，就向巴尔德投掷各种武器。洛基把槲寄生变成一支箭交给盲眼的黑暗之神霍德尔，霍德尔用它杀死了自己的兄弟巴尔德。斯诺里添加了对巴尔德葬礼的精彩描述。他借鉴了创作于980年左右的吟唱诗歌《家庭诗歌》(House Poem)，诗中描述了在一个冰岛酋长大厅里的神话画面。斯诺里继续讲述赫尔默德(Hermóðr)前往冥土向冥王赫尔(Hel)请求放回巴尔德，但是狡诈的洛基阻挠了此事。故事的结局是，众神捉住洛基，将他绑在尖利的石头上，在他的头上悬挂了一条毒蛇。他原本应该在这里躺到世界末日，然而他的妻子西格恩(Sigyn)用碗接住滴下的毒液，只有当她去倒掉毒液时，滴下的毒液才会掉在洛基的脸上。毒液使洛基浑身发颤，以至于整个地球都在颤抖。这解释了地震的原因。

萨克索所著的《丹麦人的业绩》一书提供了第三个版本。萨克索将霍德尔和巴尔德融入丹麦历史，将这一神话改编成对于巴尔德妻子南娜(Nanna)的情杀。如同《西比尔的预言》一样，萨克索也收录了第三个兄弟生下来就为巴尔德复仇的故事，他说奥丁用计谋同一位俄罗斯公主生下了第三子。冰岛吟唱诗人也了解这个故事，但是在他们的讲述中，来自远方的公主是一位巨人的女儿。

维京时代的几首诗歌提到了巴尔德之死，但是如果没有斯诺里的解读，我们很难把这个神话作为一个连贯的故事来理解。每一份基督教传入前的资料都使用了故事的一部分。仅《西比尔的预言》有完整的顺序，但依然带有维京时代神话支离破碎和令人费解的特点。吟唱诗人将这些神话编织进令人费解的晦涩语言中：在埃达诗歌中，巨人们和西比尔揭示了世界起源和末日的秘密，但是它们被讲得极其隐晦和不完整。维京时代的人们能够非常理性地运用技能，组织复杂的探险，建立新的社会，他们同样也明白，人生最深刻的道理和目的都蕴含在神话和艺术之中。

我们对北欧神话的了解显然不如对维京时代本身的了解那样完善，因为各种资料只能提供有限的信息，还因为我们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使我们很难理解神话中的概念。它们可能在基督教传入前形成了相对可信的世界观和众神图景，否认这个可能性是幼稚的，其幼稚程度不亚于认为所有书面资料都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维京时代。困难在于我们的理解能力不足，而不在于材料本身。下面的描述就是基于这个假设。

神话

基督教传入之前的维京人认为他们居住在世界的中心。神话中的世界是农民土地和水手眼界的映射。有人居住的地方是被称为“中央之地”的米德加德(Miðgarðr)，众神的世界阿斯加德(Ásgarðr，亚瑟神族的封闭之地）就位于此处。每位神都有各自的宫殿：托尔住在毕尔斯基尔尼尔（þrúðheimr，力量之殿），奥丁居住在瓦尔哈拉（Valhǫll，英灵殿），弗蕾雅住在福克旺加（Folkvangr，战场原野），弗丽嘉住在芬撒里尔（Fensalir，雾海之宫），巴尔德住在布列达布利克（Breiðablik，辉耀宫），海姆达尔住在希敏约格（Himinbiǫrg，天卫之宫）。

阿斯加德的中央生长着宇宙之树伊格德拉西尔（Yggdrasill），它的顶端直穿天际，三支大根包含着整个世界：一支根上住着人类，另一支根是巨人的世界，第三支根下是冥界（Otherworld）。伊格德拉西尔是时间和空间之轴。宇宙之树长在乌尔达泉（Urðr’s Well）旁边。乌尔达与维尔丹迪（Verðandi）、斯考尔德（Skuld）一起决定命运，即决定时间能带来什么。维尔丹迪和斯考尔德的名字来自动词，分别代表“是”（be）和“必须”（must）。这三位女神将人类的命运刻在木棒上，或者编织命运之网。在人类的农场中央有一棵可以同宇宙之树相媲美的大树，它使一代又一代延续下去。

有人居住的世界秩序井然，人们耕种农田，在此之外是充满危险的荒野。神话中，这是巨人族的世界。斯诺里使用了乌塔加尔（Útgarðr，外面世界）来描述这些地方，而在埃达诗歌中，它们仅被称为约顿海姆（Jǫtunheimar，巨人世界）。这样看来，以斯诺里的观点，异教的世界图景是环形的，神族在中央，巨人族在周边近海的地方。他就像研究神话的现代学生一样，试图认为这个世界图景与《圣经》及古代所描述的同心宇宙是平行的。然而，异教宇宙是基于由近及远的纬度。它从人类居住的任何地方出发；与荒野的距离——不管在现实中它是海洋、山脉还是森林，暗示了从安全到危险的过渡。以神话的角度来看，它意味着受神族保护的世界与神族和人类的敌人所控制的世界不同。神话中，这些敌人通常住在遥远的东方和北方。

在基督教传入前的北欧世界中，不管是在大自然还是家庭生活中，有许多不同的政权。但宇宙是由神族和巨人族对立统治。亚瑟神族身份高贵，具有创造文明、保护生命的权力；而巨人族是危险的，巨大而又粗鲁，但同样具有智慧和知识。然而，这两种对立的权力关系比秩序与混乱、文明与自然或基督教观点中的善与恶之间的对比更加复杂和微妙。世界在这两种力量的斗争和相互影响中诞生并泯灭。

异教思想尤其强调时间，甚至宇宙之树都被描绘成是多变而易逝的。命运三女神坐在大树脚下，一同编织着未来。一只虫子咬了命运之树的根，四只小鹿吃了它的叶子。西比尔在《西比尔的预言》中开篇说道，她记得宇宙之树伊格德拉西尔还是地下一粒种子的那个时候。诸神创造世界后，她说：“露水从它(高大的树)上面滴下，落入山谷。它屹立在乌尔达泉旁，万年长青。”但是她在“诸神的黄昏”的想象中提到了“一棵古老的树”在颤抖和怒号。在诗的结尾，世界获得重生，诸神的儿子们选择了一棵新的宇宙之树。

《西比尔的预言》从四个阶段描绘了宇宙序列，即创世、世界末日前的时期、诸神的黄昏和新世界。创世前万物并不存在，只存在一个极大的鸿沟金恩加格(Ginnungagap)。不来梅的亚当在大约发现于1430年的一份手稿中描绘了北方，这个名字被用来指希腊学者称为极北之地中一个被雾气笼罩的冰冻海洋。北方人到这些地方的航行经历也许得以帮助他们理解创世前的世界。金恩加格可以被理解为“一片广漠太空”或“一个充满各种能量的巨大空间”。两种解释都可以与神话中最初的混沌相契合。

按照《西比尔的预言》，神族将地球从金恩加格鸿沟托起来。然而在这之前，鸿沟中的力量制造了伊密尔(Ymir，咆哮者)。这个原始生物可以在其他文化的神话中找到对照，如印度的阎罗王(Yama)、伊朗的伊玛(Yima)。在斯堪的纳维亚，它是雌雄同体的巨人，是从混沌中出生的生物。它的腋下生出了一子一女，它的两只脚交媾生出了孩子。另一个原始生物是一头叫奥德姆拉(Auðhumbla)的牛，它的乳汁喂养了伊密尔。这头牛舔食岩石上的盐，三天后舔出了一个人形的动物勃利(Búri)，勃利生了儿子勃尔(Borr)。

这些创世神话带有基督教传入之前北欧认知的特点，即把历史看作对立面的碰撞。两个原始群族被勃尔和巨人女儿贝丝特拉(Bestla)的婚姻联系起来，他们生下了几个儿子，奥丁、维利(Vili)和伟(Vé)，象征着“精神”“意志”和“神圣”。他们是第一代亚瑟神族，并且创造了宇宙。他们杀死了伊密尔，用它的身体塑造了世界。它的肉变成大地，骨头变成山脉，血液变成大海，颅骨成为苍穹，脑子变成云。伊密尔的巨人家族即神族的母系家族成为他们的敌人。神族创建了秩序。太阳、月亮和星辰有了永恒的轨道，时间有了昼夜之分，神族还发明了工具，建造了铁匠铺和寺庙。

《西比尔的预言》说，“他们不乏黄金”。这是创世描述的结束。神族创建了一个理想的环境，可以同希腊的黄金时代和犹太-基督教的伊甸园相媲美。但是人类还没有被造出来。序列的第二部分解释了当三位年轻的巨人女子入侵神族时，原始静止的宇宙是如何变成动态的。女性和巨大权力的双重因素开始了全新的活动。现代研究经常从基督教的角度把这三位巨人女子解释为毁灭性的“邪恶”力量，能够毁灭神族的理想世界。但是在诗中，她们的到来除了伴随着命运和死亡之外，还伴随着创造力。人被创造出来，时间开始运转，迈向“诸神的黄昏”的整个过程开始了。

在“诸神的黄昏”中，一切事物分崩瓦解。兄弟相残，诸神同来自混乱世界的怪兽开战，之后消失；世界陷入火海，地球被大海吞没，苍穹塌裂。但在《西比尔的预言》的结尾有一个愿景，从宇宙的海洋中诞生了新世界。新世界将由新一代神族统治，人类幸福地生活在其中。斯诺里在他散文式的神话中接受了这一结局。在现代，这被解释为富有基督教色彩的永恒生命的愿景。然而，宗教历史的最新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由，让我们把重新创造地球的神话看作是真正接受基督教之前的社会的结晶。

在北欧神话中不难找到与基督教世界观相似的观点，尤其是《西比尔的预言》，它似乎借鉴了基督教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以一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对生命和世界的解读融入神话之中。在现代人看来，这种解读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基督教同样高级，尤其表现在把宇宙的所有事物都视为必要的一部分这一观点上。这种智慧的典型代表就是“世界之蛇”这个巨大的海怪。在“诸神的黄昏”中，它爬上岸，杀死了被诗歌称颂为“人类保护神”的雷神托尔。但是在这之前，它一直躺在大海深处，环绕大地，形成一体，是宇宙的一部分。它立刻变得必不可少，又具有毁灭性。

异教神话与基督教神话之间的相似性不应该作为证据来解读，我们不应该相信在正式皈依之前基督教和它的世界观就已经逐渐在斯堪的纳维亚立足。基督教观点被吸收进了北欧世界图景，但并未改变它的基础。尤其在维京时代，基督教肯定是激发那些身为北欧神话保管者的诗人们的源泉。

宗教习俗与象征

我们对维京人接受基督教之前宗教习俗的了解远低于对其神话的了解。基督教教会视异教仪式为邪恶，中世纪的作者们很难对它们产生与神话同样的兴趣。当时外国作家的作品中——不管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或是中世纪的历史文献中，都有异教礼仪的描述。这些资料很重要，但是也提出了如何解读的难题。此外，地名和考古发现也提供了有价值的证据。

异教崇拜和基督教崇拜的最重要区别是，异教的宗教习俗不像基督教会那样正式组织。宗教不是拥有特定寺庙和教士的独立机构，它是普通生活的一部分，由社会中的个体来维护，也就是由自由民和家庭主妇来维护，并且在农场主和酋长的家中举行。圣奥拉夫的吟唱诗人西格瓦特(Siggvattr)创作的几行诗中提到了一个真实的异教礼仪。根据斯诺里所记，1019年这位国王派遣西格瓦特前往西约特兰的斯卡拉酋伯爵那里执行外交公务。行程中的一个晚上，他和同伴想在一个农场借住却被拒绝，原因是农场正在祭祀精灵。据我们所知，这是一场向与先祖和丰收有关的神灵的献祭。在几行描述这次遭遇的诗句里，西格瓦特讲述了他如何需要低头进门，但是被农场的妇人拒绝入内：

“不许再前进一步，

你这个恶人，”妇人说，

“我害怕奥丁的震怒，

我们是这儿的异教徒。”

这个可憎的妇人，

坚决地拒绝我进入，

好像我是一只狼。

她正在祭祀农场的精灵。

这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一个小农场和一个由妇人主持的仪式。当地肯定是以此种方式拜祭诸神，但是也有报告记载了主要的公共仪式。我前面曾提及不来梅的亚当描述过乌普萨拉的祭奠。德意志主教蒂特马尔(Thietmar)编写的11世纪初编年史中有一段相似的描述，记载了一百年前在丹麦西兰岛的莱杰尔(Lejre)如何将人和动物献祭给神灵。

这段描述被渲染为基督教反对异教的政治宣传，萨迦里有对于酋长大堂中进行的祭祀中立且详细的描述。这种祭祀被称为“布拉特”(blót)，可以译为“加强”。这种祭献意在增进与诸神的关系，以使他们对人类施以恩惠。根据萨迦所记，动物尤其是马和猪被献祭：它们被杀死，然后在一个深坑中被煮熟，血洒在墙上和神像上。作为仪式的一部分，参与者会吃肉，并且饮用圣酒。这就是斯诺里·斯图鲁松在《海姆斯克林拉》中对于10世纪中期在特伦德拉格举行的祭祀筵席的描述。斯诺里还讲述了酋长为酒和食物祝圣。参加者向奥丁敬酒，为国王的胜利和权力祝愿，然后向尼约德(Njord)敬酒，最后向弗雷敬酒，祈求富饶与和平。之后，他们为坟墓中的祖先敬酒。

现代学者对这些萨迦的描述表示怀疑，指责它们是中世纪的奇幻故事。然而我们知道，像斯诺里这样有学识的历史学家对基督教传入之前的社会有较全面的了解，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希望尽可能真实描述的愿望。这些描述完全有可能是对口述传统的自由演绎，否则我们根本无从知晓这些口述传统。

考古证据和地名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为了解接受基督教之前的时期提供了直接、真实的信息。然而，在文化和宗教历史语境下解释这一信息通常又很困难。地名能够在宗教习俗的广泛程度和社会重要性方面提供一些想法，考古则不总是支持文本的证据。比如，没有找到能够证实不来梅的亚当所描述的乌普萨拉神庙的考古证据。

当考古发现能够以诗歌和中世纪历史作品的角度被解读时，它们才能够被最好地理解，偶尔赋予我们一些有关不同类型证据之间联系的想法。在斯堪的纳维亚的许多地方出土了一种小而薄的金片，它们很好地说明了将实物发现和文学证据结合起来的潜在价值。它们通常不超过一立方厘米，上面印着一两个人物的浮雕。由于太轻又易碎，它们不能用作货币，因而它们应该具有象征性和宗教性的意义。常见的图案是一男一女面对面相互拥抱——一个相爱的场景。这种纪念金片曾在丹麦、挪威和瑞典被发现，但没有在斯堪的纳维亚之外的地方被发现。这种金片被大量发现于人们居住的房屋内，位于柱子之下或其附近，在一些地方这个柱子用来支撑国王或酋长大厅内的高座。它们曾在权力中心所在地被发现，如丹麦的古默、挪威的迈尔和伯格、瑞典的黑尔格。也许它们是在国王或酋长的结婚典礼上被存于高座之下的，因此可能象征着家庭和农场与诸神和巨人宇宙的神话起源之间的联系。金片上的夫妇同埃达诗歌《斯基尼尔之歌》(Skírnismál)有关联，诗中描述了弗雷对巨人少女葛德(Gerðr)的爱慕，并试图通过礼物、威胁，最后是法术来赢得她的芳心。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对夫妇的确代表了那一对恋人，因此象征着神圣婚礼，《斯基尼尔之歌》是婚礼的序曲。

北欧神话的特点是婚姻将对立的双方——神和巨人——联系起来，因此包含了整个宇宙。宗教历史学家格罗·斯泰因斯兰德(Gro Steinsland)曾表示，神圣婚礼对于神话和仪式而言是最基本的部分，其对基督教传入之前的社会意识形态同样也是基本的。斯诺里·斯图鲁松在《海姆斯克林拉》中声称，神和巨人女子的婚姻是传说中瑞典尹格林王族(Ynglings)的起源，中世纪挪威的国王也是他们的后裔。神族是国王的祖先这一思想在许多宗教中是相似的，但是这些斯堪的纳维亚众王朝的第一位女祖先却出乎意料地来自巨人族。正如我们所见，宇宙对立的运用在北欧世界观中是基本的。《西比尔的预言》将命运、人类生活和世界进程置于动态之中。

弗雷和葛德的故事是神话在历史中实现的一个例子。在斯堪的纳维亚宗教改变之前与之后，历史都是根据神话模式来解读的。在基督教史学中，《圣经》就是模板，基督的出生和死亡是每个王国和国王的历史上不断重复的分界线。基督教传入前的人也使用其他模式，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神注定遇到一位巨人女子。中世纪的历史作品中不断重复描写国王与一位遥远而神秘的女子结合。因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国王萨迦讲述了挪威国王“血斧”埃里克娶了美丽的冈尼希尔德(Gunnhild)，她同精通魔法的人们住在极北地区。在另一个传说中，据说冈尼希尔德是丹麦国王高姆的女儿。

死亡和安葬

死亡是生命的一个事实，它显然是我们在维京时代的资料中面对最多的一个事实。在古斯堪的纳维亚语文学中，死亡是生命的目的，这与之后的基督教思想完全不同。在基督教传入之前，活着是为了获得死后的声誉，这点非常重要。因此他们很看重死亡的方式：最糟糕的便是可耻的死亡。“牛死了，同族人死了，像他一样死去的男子/我知道永不会死亡的一件事就是：对一个死人的判决。”埃达诗歌《哈瓦玛尔》(Hávamál)中的著名诗句这样写道，是以奥丁的话呈现出来的。良好的尘世名声，而不是天堂的救赎，才是生与死的最深刻目的。

墓地中的发现表明人们相信死后仍有生命。富裕的家庭通常会为死者陪葬物品；男子以武器或工具陪葬，女子以珠宝和器皿陪葬。坟墓中还发现了食物和饮料残渣。

坟墓中的这些食物有何意义？神话提到了死者之地，这里是阴暗的，是黑暗的冥界(在基督教时期被解读为地狱、“死神的惩罚”)。萨迦谈及死后的生活，死者由死去的同族人陪伴住在圣山之中。一首埃达诗歌指出，死者之地属于女神弗蕾雅，在维京时代末我们听说了奥丁的瓦尔哈拉，即“英灵殿”。10世纪，一些斯堪的纳维亚人以马和骑具陪葬。这些发现可以用瓦尔哈拉神话来解释，这些战斗中死去的人住在奥丁的宫殿直到“诸神的黄昏”，他们将同神族一起与混乱之地的强大力量战斗。一些人在这个神话中发现了基督教的天堂观念。这可能(尽管是推测的)就像认为它受穆斯林的天堂思想启发一样，因为斯堪的纳维亚人熟悉近东的思想。

在斯堪的纳维亚发掘的装饰最豪华的坟墓位于挪威南部奥斯伯格墓地，墓内有两个妇女，可能分别是王后和侍女，被埋葬在一艘长21米的装饰华丽的维京船只内。船上有死者需要的所有物品，就好像她们还活着一样，有做家务和烹饪的器皿、床和床上用品、织布机、锅和容器，以及使我们困惑的艺术品。还有马车和雪橇，13匹马、6条狗和2头牛。毫无疑问，坟墓里还应包括珠宝首饰和其他珍品，但是已经被盗墓者拿走了。

我们应该这样解读这个坟墓以及其他类似但不那么豪华的坟墓：它们暗示死者被象征性地送上一段旅程。还存在其他的船葬，但通常是以石头象征性地表示逝者船只的轮廓。在一些地方，比如位于奥尔堡(Aalborg)附近的林霍尔姆(Lindholm Høje)，就有用无数石头摆放成这种形状的大型墓地。在瑞典的古乌普萨拉和挪威的伯雷，有大量的大型坟墓被认为是身份和王朝延续的标志。在丹麦，“蓝牙王”哈拉尔大约于960年在王室中心耶灵建造了一个纪念碑，有两个坟墓。这两个坟墓建在一个更古老的船之上，因此标志着打破了更早的安葬习俗。然而，纪念碑建成后不久，哈拉尔皈依基督教，在两个坟墓之间修建了一座教堂。考古发掘显示，北边坟墓的墓穴在葬礼后很快就被清空，一位男子的骨骼被安葬在木质教堂的唱经楼。这里显然有一个暗示，哈拉尔在受洗后，他将父亲高姆的遗骸移入教堂，给予他一个基督教式的安葬。教堂前刻有如尼文的大石碑上刻有一个野兽和耶稣受难像的图案，碑文记录了哈拉尔为纪念父亲高姆和母亲翠拉，以及哈拉尔自己“使丹麦人接受基督教”而修建此碑。耶灵石因此是见证丹麦宗教变迁的宏伟纪念碑。

皈依中的政治

斯堪的纳维亚的宗教变迁在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它与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巨大变迁同时发生，本身也充满一系列变化：首先，当王国统一时，新的政权结构和新的管理形式就会发展起来；其次，基督教与交流方式的变革有密切联系，从以口述为主到书面文化的转变使新的权力体制成为可能；最后，教会实施了综合措施，包括道德、文化和宗教教育，来教育民众了解他们在新的集权化秩序中的位置。

基督教传入斯堪的纳维亚比爱尔兰、英格兰和欧洲大陆晚几个世纪，这反映了欧洲不同地区的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对基督教统治者来说，他们的子民理所当然应该是基督徒，但是罗马人和法兰克人都没有能够征服斯堪的纳维亚的任何一个地区。查理曼的帝国止于丹麦南部边境，他的基督教化计划没有进一步延伸。他的儿子“虔诚者”路易首先派遣传教士，试图向丹麦人施加法兰克的霸权。路易支持流亡的丹麦国王哈拉尔，哈拉尔也向路易效忠，并且依靠法兰克人的帮助，重新登上王位。823年，兰斯大主教埃博在丹麦传播福音，三年后哈拉尔成为第一位接受洗礼的丹麦国王。在美因茨举行典礼后，哈拉尔由教会人士安斯卡尔陪同返回丹麦。然而，一年后他又被迫流亡，二十年后安斯卡尔才得以在丹麦正式重新执行他的使命。

大约830年，安斯卡尔抵达瑞典的比尔卡，他后来被任命为汉堡大主教。9世纪70年代，林贝特(Rimbert)撰写了安斯卡尔的履历。根据他的记载，安斯卡尔在那里修建了教堂。9世纪中期，他还在丹麦南部的海泽比和里伯修建了教堂。据林贝特记载，他买下丹麦男孩，教育他们笃信基督教。除此之外，安斯卡尔没有获得永久性成果。

尽管我们对基督教在斯堪的纳维亚传播的第一阶段没有多少证据，但是有足够证据说明英格兰传教士同日耳曼人一起起了重要作用。有两个关于“蓝牙王”哈拉尔皈依的版本，最古老的版本是大约970年维杜金德(widukind)在《萨克森编年史》中的描述。据他记载，一位名为波波的教士通过一个奇迹让国王信服基督教上帝的力量。他经历了火烤的考验，像国王所希望的那样他长时间手握一块烧红的铁块，却没有受伤。大约一个世纪后，不来梅的亚当声称，哈拉尔的皈依是迫于日耳曼皇帝的压力。这是典型的教会政治宣传。如果日耳曼皇帝将基督教传入丹麦，那么根据基督教帝国的想法，即暗示丹麦国王已向日耳曼皇帝屈服。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威胁，哈拉尔在耶灵石碑上刻上声明“他使丹麦人接受基督教”，这是一个政治宣言，是丹麦独立的宣称。在哈拉尔继承者“八字胡”斯文和克努特大帝的统治下，英格兰教会在丹麦获得了更大的影响。但是从长期来看，丹麦同汉堡-不来梅的联系更紧密。

挪威的皈依经历了几个阶段，都有英格兰传教士的参与。根据萨迦记载，第一位统一挪威的异教国王“金发王”哈拉尔派他的儿子哈康前往英格兰，并将其交给基督教国王埃塞尔斯坦(924—939年在位)培养。这个故事虽然不同寻常，但也许是可信的。它不仅表明挪威的第一位国王希望同西方建立外交联系，也表明他具有远见卓识，意识到基督教思想会为新王国提供有力支持。

哈康没能使挪威皈依基督教。他被当作一个叛教者，于960年去世。斯诺里在《海姆斯克林拉》中高明地解释了当时的背景，用两个片段举例说明了国王和挪威农场主之间的冲突。首先是前文提到过的描述特伦德拉格的祭祀仪式，国王被迫参加异教礼仪。第二个是在大会或庭上，一位农场主首领在一次演讲中把权力和宗教联系在一起，提出他们的要求。他辩论说，如果挪威人同意国王的信仰，那么他们就要服从于一个新的政权形式，并声称国王的宗教会使他们成为奴隶。半个世纪后，奥拉夫一世率领船队从英格兰向挪威出发，试图用武器使挪威皈依。他把基督教作为征服民众的权力政治工具。但是在任务远没有完成之时，他就死了。二三十年后，圣奥拉夫通过基督教化、武力和立法有效完成了挪威的宗教变革。他在1030年的斯迪克勒斯塔德战役战死后，挪威不再出现针对新信仰的强烈反对。

第三个宗教变化的类型出现在冰岛。我们同样可以在这里观察到宗教是如何适应已有秩序的。当时冰岛没有国王，由大型农场主和酋长组成的寡头集团统治。这些首领通过阿尔庭的多数投票决定让冰岛信奉基督教。关于这件事的最重要资料是学者阿里·索吉尔松写于12世纪30年代的《冰岛人之书》。书中写道，奥拉夫一世派遣传教士唐布兰德(Thangbrand)前往冰岛，但是没能使冰岛人皈依。像耶灵石上“蓝牙王”哈拉尔所声称的那样，阿里强调改变宗教的决定是由冰岛人自己的合法代表决定的，而不是外国统治者强迫的。阿里以此宣称了这个国家的独立性。

异教徒的反应

基督教的传入引起了异教徒的反应。阿里写道，阿尔庭的决定伴随着特定的例外，其中包括允许私下向异教神祭祀。10世纪末期，酋伯爵哈康领导了一次异教复兴，尽管他已经在丹麦接受了洗礼。洗礼后，他承认了“蓝牙王”哈拉尔的领主地位，哈拉尔才得以在耶灵石上宣告“赢得了整个丹麦和挪威”。哈康通过叛教，宣布政治独立。

基督教大约于1000年在瑞典立足，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许多权贵信奉了新的信仰。但是这一进展中也有挫折，因为异教信仰深深扎根在瑞典的许多地区。

一般来说，年轻的基督教会在较长一段时期内都比较弱小，不得不谨慎地开展工作。大约1120年，出身盎格鲁-撒克逊的一位欧登塞教士埃尔诺斯(Ælnoth)围绕圣克努特的生平撰写了一部丹麦史书，在前言中他评论了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地区的宗教：

斯韦尔人和戈塔尔人(Götar)似乎只有在事情如他们所愿及拥有好运时才信奉基督教信仰。但是如果暴风雨违背他们的意愿，如果土地由于干旱而贫瘠或因大雨而遭受洪灾，如果敌人威胁要进攻或焚烧，他们就会责怪他们声称信仰的基督教，并且威胁和不公地对待那些忠诚的信徒，要把他们赶出国家。

在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地区，局面也好不到哪里。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在写给丹麦国王哈拉尔三世(1076—1080年在位)的信中，不得不告诫他要保护可怜的寡妇、孤儿和教士。在1080年的一封信中，教皇对丹麦人“因无常的天气、暴风雨造成的毁坏和各种身体疾病而责怪神职人员”提出严厉批评。六年后，叛乱的农场主在欧登塞的圣奥尔本教堂杀死了哈拉尔的继承者克努特(1080—1086年在位)。

教会和国王相互支持，双方的力量都逐渐增强。整个斯堪的纳维亚都建起了教堂，最初是木制的教堂，但是自12世纪开始在丹麦和瑞典一些地区用石头修建了教堂。教会的精神力量和组织都得到了加强。从政治角度来看，教会与王室政权的新联盟最明显的表现就是1103年或1104年时，在当时还属于丹麦的隆德设立了大主教区。在此之前，斯堪的纳维亚教会归属汉堡-不来梅大主教区。斯文·埃斯特里德松试图摆脱德意志教会的控制，并且在11世纪70年代几乎成功。但是在他的儿子埃里克一世统治时期，教皇承认了这个教区，并随后承认斯堪的纳维亚在同德意志的关系中保持政治独立。

信仰改变和文化变革

在丹麦、挪威和瑞典，宗教变化是由王室领导自上而下进行的，并且经常使用暴力。在冰岛，信仰的改变是酋长们迫于挪威国王的压力而做出的决定。这主要是一个政治变革，但信仰改变对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又是如何发生的？

有人声称，这种变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异教已经过时，当遇到基督教这样一个有着更强的组织性和思想性的宗教时就由于内部原因而衰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维京时代的宗教不重要或不能一直起作用，或它的生命观和相关的道德不足以在非基督教社会中存在。

在北欧语中表示宗教变化的单词是“siðaskipti”，这个词说明了当时的人们如何理解信仰变化。单词的第二个词素与英语单词“变迁”(shift)同根，“siðr”意思是“方式和习俗”，和我们所说的“文化”(culture)类似。这个单词也有宗教层面的含义。基督教的传入也意味着文化的全面变化，即使这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整个生活方式被改变。基督教传入前的宗教是社会和各方面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宗教和社会是融合在一起的，只有在社会发生了变化时这个宗教才会衰落。政权的改变需要一个新宗教，它要有一种能够使集权政权合法化的思想，而基督教教会正好提供了这种思想。

教会最重要的工具就是书籍。这是颠覆性的变化，因为它可以保留和传播遥远地区或年代久远的知识。知识不再依赖于个人的理解和记忆，口述传统中的多变性不再是交流中的一个自然后果。教会是一个强大的国际组织，随着书写的普及，斯堪的纳维亚的欧洲化开始了。书籍使人们接触到外国诗歌、哲学和历史的丰富宝库，北欧文化接受了这些，并且被其所改变。书写还引起了人们对当地诗歌和传统的兴趣。它们开始被记载下来，人们意识到基督教传入之前的时期与中世纪截然不同。

拉丁文字受到了与异教的如尼文字同等的尊敬。如尼文起源神圣，是奥丁赐给人类的礼物。而基督教则不同，它与拉丁文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基于《圣经》的有文化的宗教。教会所传达的信息，以及它的思想和道德信条，都深深植根于书面文字。

新文字创造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因为书面文化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概念。以前时间是以代来计算的，普通人很难对两三代人之前的时间有具体概念，而现在引入了长久的历史年代序列。人们可以看到自己同久远到亚当夏娃时期的过去的关系，也要接受在同样遥远的未来出现世界末日。在这一长久的视角中，个人和王国都有各自的位置。重心从同族人和家庭转移出去，农场主和他们大会的权力被剥夺。

尽管我们可以追溯宗教变化在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是很难了解其对个人的思想产生了什么影响。教会号召个人敬畏上帝，并虔诚修行。基督教中，人死后会在天堂获得永生并由此得到救赎，或受到地狱之火的诅咒。它要求人们无条件地只服务并敬拜一位神，只能期待上帝的恩典。这彻底颠覆了传统宗教和道德准则。

同异教神的关系则类似于友谊，是人向神祭祀、从而获得神的保护的一种契约。对没有提供足够保护的神，人可以放弃对其忠诚。因此，埃吉尔·斯卡拉格里姆松在《亡子挽歌》(Sonatorrek)一诗中因为他的儿子溺亡而斥责奥丁：他将这件事视作与神之间友谊的终止。基督教传入前的斯堪的纳维亚崇尚多神，所以基督可以被接纳进来，不会立刻产生问题。这解释了为什么维京时代的人们允许安斯卡尔在一些城镇修建教堂。在那里，基督只不过是众神之一。冰岛的《定居者之书》讲述了海尔吉·因恩·玛格瑞(Helgi inn Magri)在大约公元900年踏上冰岛，他信仰基督，但是在大海上遇到危难时却向雷神托尔祷告。他还祈求托尔指明哪里可以建新的农场，最后却以基督的名字给农场命名。

基督教意味着民众与上帝间的距离更远以及一种新道德。它影响了各行各业，它的道德信条反映在规定日常习惯的教会立法，尤其是与饮食和性生活有关的方面。斋戒的时间固定了下来，马肉被禁止食用。婚姻的规定也被引入，一夫多妻制和婚外性行为被禁止。教会还介入婚后生活。挪威的《管制法》(Gulating Law)禁止周日、周三、周五以及斋戒日和教会节日前的晚上有性行为。

现在，罪孽的后果开始影响生活了。大多数教会法律不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基于人与看不见的上帝之间的关系的确立。上帝是受害方，惩罚是属于他的权力。孽罪的概念是新的。在基督教传入前，人们相互负责，行为受荣辱标准支配；判决和复仇在于其他人。而现在对耻辱的恐惧被罪孽所带来的恐惧替代，异教社会的权利和义务——首要的是复仇——现在变成对上帝和国王的冒犯。更有甚者，教会引入了迄今为止他们从未知晓的“原罪”概念，意味着所有人都欠上帝的债，所有人都害怕永恒的诅咒。

对于整个社会和个人而言，宗教的变化暗示距离的产生。世界变大，权力更加遥远。权力在许多方面，从农场、家庭和当地大会转移到国王和神职人员。宗教活动从农场大厅转移到上帝的专用房子里。上帝本身是遥远的，而且奇怪的是，生命的意义从生命本身转移到死亡。对妇女而言，这种变化是巨大的。教会视她们为男子的附属品，把她们与不能永生和罪孽联系在一起。基督教传入前，她们可以主持宗教习俗活动，但是现在领导权是男子的专属，女子则处于监护之下。另外，教会坚持一个原则，女子有权利不违背其意愿而结婚。教会把贞洁提升到理想的高度，为女子提供了作为修女而生活的方式。

第十章 历史上和传奇中的维京人

拉尔斯·隆罗特

首先记录维京人活动的中世纪作家是从受害者角度来看待维京人的，因此很自然没有对维京人给予好感。一些早期作家理所当然地认为维京人野蛮、残暴，在西欧尤其如此。阿拉伯人也把斯堪的纳维亚人看作野蛮人，从伊本·法德兰超然但可怕的见证人角度的描述可见一斑。他描述了大约930年时伏尔加河上的一处维京船葬，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暴力、肮脏、酗酒和无礼的性行为。

斯堪的纳维亚的英雄时代

然而当斯堪的纳维亚人自己开始记录维京祖先的英雄行为时，他们描绘了一幅非常辉煌的图景——作为勇士、水手、定居者和外国地区的拓荒者的所有成就。12、13世纪，当古典的古斯堪的纳维亚语萨迦和吟唱诗歌写在羊皮纸上时，维京时代开始被看作斯堪的纳维亚的英雄时代。令人着迷的文学发展起来，尤其是在冰岛，某种程度上也出现在挪威和丹麦。与其说是其他事物，不如说是文学塑造了后来直至现在人们对维京生活的概念，远不仅仅在斯堪的纳维亚是如此。

实际上我们不可能在早期古斯堪的纳维亚语文本中清楚地区分“历史”和“小说”，因为大多数都相互蕴含、无法分割。在这方面，可以把它们比作关于杰西·詹姆斯(Jesse James)或美国西部神枪手比尔·希科克(Wild Bill Hickock)等传奇英雄的美国西部影片。在大多数情况下，很难确定有多少叙事成分是基于真正的口述传统，有多少是“重新建构”或由中世纪作家创作的。实际上，这才是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学者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但大多数专家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即吟唱诗歌包含了最早和最可信的证词，其中一些毫无疑问源自维京时代，因为它们似乎被非常认真地记了下来，并且多少以文字的形式保留了大约几代人的时间。这类诗歌按照非常复杂的格律创作，语言华丽，充满比喻，只能由少数知识分子精英掌握。诗歌创作的目的是以配得上他们英雄事迹的华美修辞来赞美某些国王或酋长。尽管这些充满艺术气息的诗行中的复杂文字游戏对于内行来说赏心悦目，但它们所传达出来的事实性信息却少得令人失望。通常情况下，在理清楚倒装句法、破解复杂的比喻后，我们只能得知，某一个伟大的统治者在英勇的勇士陪伴下，在某一个地方击败了他的敌人，从而使食尸的狼和渡鸦获得了略微愉悦的生活。

萨迦史诗般的叙事在表现方式上似乎更加直接、真实、“客观”，但是从现代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它更容易受到怀疑，因为尽管一些萨迦明显基于古老的吟唱诗歌和口述故事，但是直到12世纪才出现以现在形式书写或编撰的萨迦。国王萨迦首先(自大约1150年)被记录下来，呈现了最宏大的重要历史事件，涉及挪威、丹麦和瑞典国王。家族萨迦通常出现时间稍晚(13世纪)；它们因其戏剧化而又令人惊奇的真实故事而著名，这些故事涉及冰岛农场主和家庭这样普通维京人之间的恩怨，深受文学评论家和人类学家的赞赏。另外，大多写于14世纪之后的传奇萨迦更加毫不避讳地进行虚构，显然是基于民间传说、浪漫故事和埃达体的传奇诗歌。尽管现在民俗学家和文学学者而不是历史学家对这些后来撰写的萨迦研究更多，但是17世纪的瑞典民族主义古文物研究者却把它们作为重要历史资料。

萨克索·格拉玛提库斯和斯诺里·斯图鲁松

在中世纪所有关于斯堪的纳维亚的文本中，有两部里程碑式的史学作品比其他作品获得了更多的权威认可，从而在北欧传统中更有影响力。这两部作品就是丹麦神职人员萨克索·格拉玛提库斯(死于约1220年)用拉丁文书写的丹麦历史《丹麦人的业绩》，以及冰岛酋长斯诺里·斯图鲁松(死于1241年)以古斯堪的纳维亚语撰写的国王萨迦集《海姆斯克林拉》。两部作品都是基于更早(一部分已遗失)的诗歌和萨迦散文材料，并成书于13世纪上半叶。斯堪的纳维亚后人讲述的关于维京人的许多传奇故事都可以追溯到这两部闻名遐迩的作品，几个世纪以来它们都被视作是基于相似的叙事材料，但萨克索和斯诺里的风格和历史哲学却相差甚远，由此吸引了不同类型的读者。萨克索是出色的拉丁文学家，通晓如何运用古典修辞规则和罗马模式的英雄行为使一个粗野的维京首领看起来像一个地位非凡的贵族领袖。他的目标是使欧洲学界相信，丹麦早期的国王可以同罗马帝国统治者中的楷模相媲美。他以浮夸的、充满感情的语言来描述他们的美德，当然也包括敌人的恶行，并通过强调他讲述的每一个故事的寓意来达到宣教的目的。16世纪和17世纪，《丹麦人的业绩》一书尤其受到推崇，为莎士比亚提供了哈姆雷特戏剧性的故事，也为丹麦和瑞典王室史学家的爱国式炫耀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材料。

另一方面，斯诺里完全致力于一种简洁、看似客观的冰岛萨迦风格。他是含蓄式描写的大师，很少给出自己的观点或直接表达价值判断，尽管他明显同萨克索一样崇拜一些著名的维京首领。他不仅仅为有学问的神职人员写作，也为未受过教育的平信徒写作。他没有向读者说教，而是通过巧妙地构建一系列的戏剧化场景来设置悬念，令人信服地展现维京时代的英雄主义。最初他的作品《海姆斯克林拉》被认为不如萨克索的作品典雅，但是自19世纪以来，他逐渐被视为成就更高的作家。通过翻译，他的挪威国王萨迦在现代有了更广泛的读者。

斯诺里书写的国王奥拉夫一世(死于1000年)萨迦可作为关于维京统治者的典型古斯堪的纳维亚语故事，直到现在也备受推崇，是这一类故事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在奥拉夫还是孩子的时候，他的父亲国王特里格维(Tryggvi)遇害，母亲不得不带他离开这个国家，躲避特里格维的敌人冈尼希尔德王后和酋伯爵哈康的谋杀阴谋。在波罗的海，海盗登上他们的船，将少年奥拉夫和他的母亲分开，并把他卖到爱沙尼亚做奴隶。他从小就表现勇猛，杀死了贩卖他的海盗，之后很快就被罗斯国王收养。他在那里长大，做出许多非凡的事迹，以他的勇敢、英俊和魅力吸引着周围的每一个人。换句话说，他是典型的“幸运儿”，是萨迦所要呈现的注定成功的那类英雄。

后来，奥拉夫成功地召集到一批猛士，和他们航行到德意志和不列颠群岛。他在那里进行大规模维京式征服，赢得无数财富，迎娶了几个美丽的外国女子(一个接一个地适时死去)。尽管他是异教徒，但是他不想祭拜异教神，不久之后，在决定返回挪威前他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巧得出奇，特隆赫姆的挪威农场主此时决定除掉他们当时的统治者哈康伯爵，奥拉夫就被立为新的国王。然后他顺利地统治挪威许多年，并且使他的国民信奉新的信仰。

在这个成功故事之后，萨迦的第二部分着重描写奥拉夫悲剧式的没落，他的运数改变，命运与他作对。没落始于他生气地抽打并侮辱他最新结交的女性朋友——高傲的瑞典女王西格丽德(Sigrid)，原因是她不想成为基督徒。之后她联合瑞典和丹麦的国王以及哈康伯爵的儿子密谋反对奥拉夫。当奥拉夫乘坐著名的龙船“长蛇号”从温德人的领土视察返回时，在波罗的海南部的斯沃尔德遭到一支巨大船队的埋伏。奥拉夫和手下寡不敌众，然而尽管胜算概率很小，他们仍英勇地防卫。“长蛇号”上著名弓箭手埃尔纳(Einar)的弓弦最终被敌人毁坏。当奥拉夫问：“什么东西断了？”艾尔纳回答：“是您手中的江山，陛下!”——这个简洁的回答标志着奥拉夫的统治以那类最出色萨迦中典型的含蓄方式终结。奥拉夫意识到自己的大限已到，纵身跳入水中，再也没人见过他。据说，一些人证实他在这场战斗中幸存并逃到国外。但是斯诺里自己则相信当时的吟唱诗歌，说奥拉夫的确葬身于斯沃尔德的大海中。

尽管这个萨迦中有许多神话的因素——一些因素显然从民间故事、英雄诗歌甚至国外的浪漫故事中借鉴而来——但斯诺里以如此真实、令人信服的方式讲述这个故事，以至于长达几个世纪人们一直把它当作历史。它的许多基本文学主旨，如英雄早期的流亡、童年时的英雄行为、运气极佳、富有魅力、能够忍受艰难困苦、拒绝祭拜异教神、表达简单而风趣以及命中注定最终在大战中阵亡，都成为解读伟大维京领袖生平的既定模式。萨迦中这类领袖的重要特征通常是克制、理智、公正、风趣幽默，他们受到手下人的尊敬，事业上幸运，直到他们被不公正的同族人或爱人激怒而开始鲁莽行事。混乱和悲剧总是由这类情绪方面的错误而引发。

英雄和恶棍

然而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萨迦从来不把这些尊贵的维京英雄称为“维京人”。这个称呼似乎因一些反对的声音而被玷污，通常只用来指鲁莽、令人不快的人物，如狂暴的恶棍或将年幼的奥拉夫卖作奴隶的那类无情海盗。另一方面，进行维京式的探险不仅被认为是一个真正萨迦英雄合情合理且必须有的经历，而且前提是这一经历发生在他的事业早期，之后他应该在农场安顿下来，过着平静而受人尊敬的生活。

由此萨迦对于维京人的呈现就出现了内在矛盾，甚至到如今这个矛盾依然在文学叙事中盛行。一方面，他们是最伟大的英雄；另一方面，如果他们的一生中过多时间花在典型的维京活动(如战争、海盗和抢劫)上的话，那么他们就又不是英雄，而是麻烦的制造者——甚至恶棍。这个矛盾在一些萨迦人物充满矛盾的表现中尤其明显，比如最具现实主义的家族萨迦之一——《埃吉尔萨迦》中有争议的冰岛吟唱诗人埃吉尔·斯卡拉格里姆松。埃吉尔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有时甚至同时)，既忠于家庭，又疯癫狂妄；既悲情，又诙谐、粗俗，善于蛊惑人心；既是高尚价值的捍卫者，又是无情的复仇者。

据说他12岁时创作了一首诗，表达了他想成为一名维京人的愿望，其中的几行诗成为表达“维京心态”的经典：

我的母亲向我提到

给我买一艘船，

航行迅速、船桨漂亮；

站在船首，

在亲爱的大海上纵横，

守护她的避风港，

砍死这个人，劈死那个人。

(格温·琼斯 译)

这首短诗开端质朴而浪漫，结尾突然扭转，变得非常残暴。它的结构反映了整个萨迦的面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埃吉尔的后半生有时就处于这样的局面：他向一个敌人泼啤酒，挖出另一个敌人的眼睛，咬断第三个敌人的脖子。这些事情发生在他远离家乡进行一次传奇式探险的时候。另一方面，在冰岛的农场家里，他通常被描绘得拥有同情心、受人尊敬，比如他捍卫家族荣誉或为儿子的死而悲痛。但到了老年，他会突然在家里表现出维京心态，甚至在阿尔庭上令同族人讨厌，比如他提议抛撒从英格兰带回的金银财宝，只为了看人们争抢财富的乐趣。

如果说奥拉夫一世和埃吉尔·斯卡拉格里姆松代表了萨迦中维京硬汉英雄的两种主要类型——超凡魅力的领袖和粗俗、狂野、不那么高贵的斗士，那么《鲑鱼河谷萨迦》(Laxdoela Saga)里的古德隆恩·奥斯维夫斯多蒂尔(Guðrún Ósvífrsdóttir)或许可以代表典型的维京女英雄。她是非常骄傲、健壮、美丽的女子，结过几次婚，还有情人，但是在独立、坚忍和权威方面绝不比何一位男人逊色。她想同情人克雅丹(Kjartan)一起离开冰岛，但克雅丹拒绝她上船，因为她还要照顾年幼的弟弟，克雅丹要她等待三年时间。古德隆恩不想做任何承诺，当克雅丹返回时，她嫁给了他最好的朋友波利(Bolli)。克雅丹就娶了另一位女子，并且安顿下来。很快，克雅丹就成为冰岛最了不起的人之一，尽管古德隆恩依然偷偷地爱着他，但是她因自尊心作祟而不愿承认，她开始变得嫉妒并对自己的婚姻不满。

这时两个家庭之间结下了悲剧性的仇恨，全因古德隆恩而引起，她最后怂恿丈夫波利杀死克雅丹。当波利杀死克雅丹回来时，她以轻描淡写的口吻迎接他：“我们早晨完成了不同的任务。我织了12埃尔的布，你杀死了克雅丹。”当她所有的男人都死后，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才做好准备说出她对克雅丹的炽热情感：“我对我最深爱的男人最坏。”

13世纪冰岛最杰出的作家编写了许多类似的故事，它们影响后来受过教育的读者并形成他们对维京时代生活的看法。尽管如此，它们最初只在斯堪的纳维亚西部有名。甚至在斯堪的纳维亚世界最偏远的冰岛，到中世纪末这些故事也似乎被忘记了，而骑士传奇和民谣取代萨迦成为上层社会最喜爱的文学形式。16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再次掀起对维京的兴趣，主要是丹麦和瑞典新兴民族国家的知识分子领袖鼓励爱国主义式的古文物研究兴趣。他们希望向世界展示，他们国家的历史比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历史更加长久、更加辉煌。

哥特复兴

为了达到此目的，几位斯堪的纳维亚历史学家感到他们必须回到比维京时代更早的历史，以表示他们的国家在希腊和罗马时代就神圣且令人敬仰，在瑞典尤其如此。他们还试图将论点建立在欧洲学界了解并且通常认为可信的拉丁语权威资料上。因此，像1514年在巴黎首次出版的萨克索的《丹麦人的业绩》这样的历史书籍而不是古斯堪的纳维亚语文本首先引起了爱国古文物学家的兴趣，后者尚未出版，当时也很少有人能够阅读或理解。

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古文物学家是瑞典兄弟约翰纳斯·马格努斯(Johannes Magnus)和奥拉夫斯·马格努斯(Olavus Magnus)，他们自宗教改革后就居住在罗马，由于拒绝放弃其天主教信仰而改信路德宗，他们被国王古斯塔夫·瓦萨驱逐。受到萨克索非凡成就的激励，兄长约翰纳斯(1488—1544)写下了《所有哥特和瑞典国王的历史》一书(在他死后于1554年出版)。他在书中提出，有着“早期欧洲人”美誉的哥特人实际上来自瑞典，由此使瑞典人成为比丹麦人更加辉煌的民族，而维京时代只不过是复兴了罗马时期所成功实施的军事政策。弟弟奥拉夫斯(1490—1557)写了《北欧民族史》(1555年)，他满怀激情地描述了斯堪的纳维亚古老而高贵的文化，以及事无巨细的日常生活，这些内容一部分来自拉丁权威学者(包括萨克索)，一部分来自他自己的经历。

在17世纪，萨克索和马格努斯兄弟充满爱国情感的史学由一些学者进一步发扬光大，如丹麦的奥利·沃姆(Ole Worm， 1588—1654)和托马斯·巴托林(Thomas Bartholin， 1659—1690)，瑞典的奥洛夫·鲁德贝克(Olof Rudbeck， 1630—1702)。丹麦人和瑞典人之间激烈且有时又令人不快的竞争使得双方都极力利用各自的历史。这段时期，维京时代的如尼铭文更加频繁地被用作历史资料，最终被印在学术书籍上，并且被译成拉丁文。斯诺里的《海姆斯克林拉》和其他萨迦文本的中世纪早期手稿从冰岛农场转移到哥本哈根和斯德哥尔摩的档案馆。它们与拉丁文本相媲美，常常被极富想象力地解读，让丹麦和瑞典的过去更加辉煌。这些学术努力最终以奥洛夫·鲁德贝克臭名远扬的四卷本《亚特兰提卡》(Atlantica， 1679—1704年)收场。博学的作者在这套书中试图证明瑞典不仅仅是希腊和罗马文化的摇篮，而且就是亚特兰蒂斯(Atlantis)，即柏拉图讲述的神话中提到的那个沉入大海的神奇岛屿。

然而应该注意的是，尽管鲁德贝克和17世纪其他古文物学家受到维京时代或大篇幅描绘那个时期的古斯堪的纳维亚语资料的极大启发，他们对粗鲁和野蛮的海上勇士这种意义上的“维京人”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相反，这些饱学之士希望向世界表明他们的祖先根本不是野蛮人，而是睿智、高贵的人，拥有比维京时代早几个世纪的伟大文明。无可否认，这些祖先适应严酷的北方气候下艰苦而简朴的生活，这样，当环境迫使他们离开家园前往欧洲其他地区时，他们才能极具坚韧性且善于克服各种困难。但是同时他们也是把文明带到所到国家的文化英雄。

启蒙运动和北欧文艺复兴

开明的18世纪(短暂)中止了这种史学以及瑞典和丹麦的强国地位。诸如历史学家丹麦人路德维格·霍尔伯格(Ludvig Holberg， 1684—1754)或瑞典人奥洛夫·达林(Olov Dalin， 1708—1763)的著作中体现的史学研究变得更加理智、务实，他们倾向于把文明等同于自己所处时代的启蒙运动。无论维京人还是哥特征服者都不是他们特别的英雄，奥洛夫·鲁德贝克的沙文主义理论很快被摒弃。冰岛萨迦依然被作为最早期的重要历史证据，但维京时代不再被看作黄金时代，而是北欧国家历史上一段野蛮、未开化的时期。

然而，18世纪后半叶维京人再一次成为时尚，这次不是作为文化英雄，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的野蛮人身份——对现代文明和启蒙文化充满敌意。卢梭和“高贵野蛮人”的时代到来，维京人因令人着迷的狂野和浪漫受到推崇。他们拥有崇高的激情，而这正是启蒙运动中儒雅的理想主义者所忽略的。这种崇拜推动了所谓的“北欧文艺复兴”，但它不是开始于斯堪的纳维亚，而是欧洲大陆和英格兰，尤其吸引艺术和文学界年轻的学术叛逆者。

这些年轻叛逆者将崇高艺术定义为违背和谐、正确判断和平衡等传统规则的艺术。艺术应该如同暴风雨、巨大阴沉的山脉、茫茫大漠、噩梦、疯狂、神的启示和地狱一般可怕、暴力、令人敬畏。所以最崇高的艺术是野蛮而古老的诗歌，是关于诸如凯尔特人、斯基泰人、斯堪的纳维亚维京人等狂放而原始的民族的诗歌。这些人自然淳朴，未经驯服，也没有被现代文明玷污。为了体验这种高尚艺术，上层社会的人要离开舒适、高雅和文明的环境，去寻求古老狂野的自然，重新发现他们的原始情感。简单来说，一个人要回归过去，回到最初人类的真正状态。

受到这些观念的启发，北欧文艺复兴运动将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埃达诗歌和冰岛萨迦介绍到西欧的文坛。但是我们不能把这次文艺复兴理解为真正北欧理想的复兴，它其实是从新美学理论的角度对这些理想进行的一次系统修改或重新解读，并在部分程度上进行了歪曲。这个过程的结果是，埃达诗歌中的神话叙事诗——以及凯尔特人关于莪相(Ossian)的诗歌，斯堪的纳维亚民谣和其他多种被认为起源于野蛮人的神话文本，它们被认为拥有能够摧毁一切的特别及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大自然，来自狂野、没有文化的诗人，而不是来自受过良好的教育诗人所创作的文明艺术。

第一位北欧文艺复兴重要人物是保罗·亨利·马利特(Paul Henri Mallet， 1730—1807)，他是来自日内瓦的瑞士公民，18世纪50年代被哥本哈根大学聘为法语教授。1775年，他出版了《丹麦史导论》。他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古斯堪的纳维亚语诗歌的特点与奥利·沃姆以及其他17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古文物学家的观点一致：艺术形式极其复杂，有严格的规则，对读者来说令人费解，如同智力难题。但是，在1763年日内瓦出版的第二版中，为了顺应崇高诗歌的新思想，马利特改变了他对这种诗歌的描述，使之更吸引紧跟风潮的欧洲年轻文人。现在他认为埃达诗歌和冰岛吟唱诗歌“崇高但是晦涩”，他写道：

异想天开的翅膀可能只属于粗犷、未经开化的民族，而不是文明民族。伟大的自然事物对粗犷的想象更有感触。他们的情感没有因律条和教育而受损，思想的匮乏和语言的贫瘠迫使他们从大自然借取一切能够给他们的认知披上外衣的形象。那么，使我们的诗歌衰弱无力的抽象术语和本能想法怎么从他们的诗歌中发现呢？如果有人问，古人赋予艺术的这种神奇力量现在怎么样了？可以说它已经不复存在了。现代语言的诗歌只不过是有押韵的推理，回应了认知，而不是人心。它不再与宗教、政治或道德在本质上相关，我认为它现在只不过是一种个人艺术，通过获得一些上流评判者的冷漠认可而达到目标的一种取悦，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托马斯·帕西(Thomas Percy)译，1770年〕

这个陈述坚持认为崇高诗歌情绪化、不合逻辑、野蛮且具有充满魔力的意象，这是对崇高诗歌新美学的典型看法。正是通过这类煽动性的呼吁，马利特对古冰岛诗歌的描述对整个欧洲的年轻学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像英格兰的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 1717—1771)和托马斯·帕西(1729—1811)，苏格兰的詹姆斯·麦克佛森(James Macpherson， 1736—1796年)、德国的哥特弗雷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年)，这些学者都被这种诗歌的魅力所感染，他们进行收集、翻译、模仿，并将其这样展现给世人：它是高贵的、爱国主义的，可以替代古典诗学中的教育。对淳朴祖先原始但高贵灵魂的崇拜成为出发点，是新的、更加浪漫的民族主义的源泉，它强调自然和“平民精神”而不是文明或武力征服。

几十年后，这种思想才传到斯堪的纳维亚。但是当它于18世纪末传到斯堪的纳维亚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引发了对维京时代的重新评估。维京时代现在似乎成了所有北欧国家的真正黄金时期，那时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与大自然和平民精神处于完美的和谐状态中。尽管北欧文艺复兴的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平民化的，但最初接受它的只是一小批文化精英，他们把自己当作这种平民精神的选定代表。这种思想从德意志传播到哥本哈根、乌普萨拉和斯德哥尔摩的学术界，然后从那里再传播到斯堪的纳维亚中产阶级中的大部分人。

对维京人的新热潮在丹麦和瑞典尤其强烈，特别是在19世纪第一个10年两个国家经历了令人耻辱的军事失败之后。1807年丹麦经历了英格兰对哥本哈根的炮击，1809年瑞典在对俄国的战争中丢掉了芬兰。两国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相信，是时候恢复斯堪的纳维亚人在维京时代所拥有的影响力、活力和自尊了。北欧文艺复兴逐渐从主要在知识分子中盛行的美学潮流演变成一个更加广泛的、带有政治含义的民族主义复兴运动。

丹麦作家亚当·欧兰施拉尔(Adam Oehlenschläger， 1779—1850)和格伦特维(N. F. S. Grundtvig， 1783—1872)基于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和深奥的德意志哲学的结合，为一小群文学仰慕者写下了他们最早的诗歌。但是他们二人都成为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有着重要影响力的民族人物。欧兰施拉尔的诗歌《金号角》(Guldhornene， 1803年)赞颂了来自古丹麦的两件珍贵手工艺品，把它们作为由诸神赐予但又消失的神秘荣耀的象征。尽管这首诗最初无意以这种方式来阅读，但它还是被丹麦一代代的学生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解读。格伦特维对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神话的诗歌式解读，最终为斯堪的纳维亚民众高中的思想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

哥特协会、耶耶尔和泰格纳尔

瑞典民族主义情绪与对维京时代和古斯堪的纳维亚语文学的兴趣相结合，导致1811年追崇爱国主义的“哥特协会”成立。这个协会由斯德哥尔摩的一群年轻院士和官员建立，他们喜欢用牛角饮蜂蜜酒，用古萨迦的名字互相称呼，背诵埃达诗歌中的内容，举行维京仪式，乐观地希望这些活动能够使他们的国家恢复活力，并且在今后同俄国的冲突中提高国家力量。协会的学术领袖是埃里克·古斯塔夫·耶耶尔(Erik Gustaf Geijer，1783—1874)，他后来成为瑞典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和最受人崇拜的诗人。他编辑了协会杂志《伊都娜》(Iduna，根据古斯堪的纳维亚女神命名，她向瓦尔哈拉提供了“青春之苹果”)，不仅发表了有关维京文化不同方面的古文物研究文章，还有爱国主义的社论和(有较大变化的)古斯堪的纳维亚语风格的诗歌。

杂志出版的第一年，耶耶尔发表了两首诗《维京人》(Vikingen)和《自耕农》(Odalbonden)，这两首诗很快就被认为是真正“维京精神”的经典表述，常常在爱国集会和后来的许多瑞典学校被诵读或歌唱。在《维京人》一诗中，我们听到一条失事船只上的海上勇士讲述他年轻时疯狂的故事：他在15岁时逃离家乡，不停地在海上游荡，拼命冒险和寻找荣耀，又丢失了所得的一切，最后20岁时准备英雄般地死在冰冷的海上。第二首《自耕农》巧妙地同第一首诗形成对比，我们听到一个农场主留在家里捍卫同样英勇的生活方式：

尽管没有被名誉的名义所诱惑，

我心中清楚它的价值。

我不是在名利的田地上收割，

而是在自己的沃土上收获。

我不爱嘈杂和虚荣的炫耀，

伟大的行为从来不花哨。

燃烧的云彩退去时，

暴风雨没有留下踪迹。

每一个病人都在不同地哀号，

但健康的人不需要如此吵闹。

因此没人提及我，

也没人想到我。

在尖叫和呻吟中，

强大的贵族到处播撒毁灭；

沉默的农夫和他的儿子，

在红土地上耕作。

〔C. W. 斯多克(C. W. Stock) 译〕

通过展示维京人和农场主这两种古斯堪的纳维亚社会同时存在而又截然相反的生活角色——从斯诺里·斯图鲁松《海姆斯克林拉》学来的戏剧性技巧，耶耶尔让维京时代对不同政治信仰的人产生了吸引力。将两种英雄对比，争论孰好孰坏，一时成为瑞典教室中最常见的练习。这种学术练习的预期结果通常是两种英雄对国家同样必要和有利，尽管自耕农在瑞典现代福利国家以牺牲维京人为代价获得了政治权力。

在《丹麦民族史》(1832—1836年)一书和其他历史著作中，耶耶尔运用了相似的对比来表现作为社会典范的维京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在他看来，这个社会的和谐一方面依赖于伟大君主间的微妙平衡，另一方面依赖于自由农场主的农村庭或大会。维京国王提供了领导和军事实力，大会保障了正确的判断、民间常识和一定程度的民主。真正意义上的贵族的缺失使民众同国王、国王同子民得以接近。根据耶耶尔的观点，中世纪时期这种平衡被天主教会和封建贵族破坏，大会失去了权力，农场主也失去了大部分的古老自由。在他看来，像瑞典这样强大、自由、独立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不应该在中世纪寻根而是应该去异教的维京时代以及古斯堪的纳维亚习俗和制度中寻根。这种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发展观对19世纪瑞典的新教徒和爱国主义精神极具吸引力，并且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或多或少被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接受。我们在19世纪其他许多斯堪的纳维亚作品中能够发现非常相似的观点：维京时代由自由、骄傲的农场主主宰，他们在当地大会上对国王直言不讳。比如鲁道夫·凯瑟(Rudolph Keyser， 1803—1864)和P. A. 蒙克(P. A. Munch， 1820—1863)撰写的挪威历史。这种观点可以最终追溯到斯诺里·斯图鲁松，但是它非常好地适应了19世纪的政治环境——农场主为争取更多权力而斗争。

尽管耶耶尔是他那个时代“哥特协会”中最具影响力的一员，但另一位成员埃萨亚斯·泰格纳尔主教(Esaias Tegnér， 1782—1846)因出版了《福瑞特约夫的传说》(Frithiofs Saga， 1825年)而在瑞典以外的地区更加广为人知。这部作品基于冰岛传奇萨迦而创作，是一部关于一位维京英雄和他的情人的浪漫史诗，总共有24首诗。通过将拜伦式诗歌、浪漫主义和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神话精彩地融合，《福瑞特约夫的传说》成为瑞典第一部在国际文学市场上获得成功的重要作品，被翻译成多种外语，包括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匈牙利语和克罗地亚语等。可以说，泰格纳尔对维京时代的解读在欧洲学术阶层最为知名。他作品中的英雄像许多之前的冰岛萨迦英雄一样，在维京人和自耕农的角色之间摇摆。在年少轻狂时，福瑞特约夫失去真爱英格博格(Ingeborg)。之后，他行为处事就像拜伦式的维京英雄，他的“维京准则”是埃达诗歌中一些对女人表示厌恶的著名诗节的19世纪浪漫版：

他一会儿跨越大海，一会儿四处游荡，像雄鹰翱翔在它广阔的家园中一样——

他为船上的勇士立下规则和律条。要我来告诉你流浪者的准则吗？

“不要在船上搭帐篷，不要在屋子里睡觉：敌人会站在大厅里；

以苍穹为篷，让维京勇士手持利剑，

倚在盾上睡眠……

“当暴风雨变得猛烈，将帆升到最顶端，狂风大作，

这是多么令人愉快：

随它去吧，随它去吧，蜷缩的人是懦夫，宁可沉没，

也不要收帆。

“把姑娘留在岸上，不要让她上船，假如她是弗蕾亚，

她会欺骗；

因为她的酒窝是陷阱，她的搂抱是张网，相信她的笑容

会使你遭殃。”

〔L. A. 谢尔曼(L. A. Sherman)译，1877年〕

但是，当福瑞特约夫最终与英格博格团聚时(毫无疑问，英格博格一直坚贞不渝地爱着他)，他成为一个安分负责的自耕农：

他维京式的生活像一个血影一样消失，

随之而去的是所有的怨怼和疯狂冒险。

泰格纳尔以此把维京经历按照德国的成长小说模式调整。在这类小说中，未成年的主人公在青年漫游时期过着坎坷、悲伤的生活。但是他逐渐成熟，为衣锦还乡做好了准备，最终成为睿智、顺从、有教养的社会成功人士。这可能是《福瑞特约夫的传说》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不仅瑞典教育家让所有学校的学生都必须阅读这部作品，而且它也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包括维多利亚女王本人在内的虔诚的宫廷圈子获得成功，其中一个英译版本就是献给女王的。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所说：“斯堪的纳维亚故事鼓舞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她们被莎拉·贝恩哈特(Sarah Bernhardt)扮演的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所震惊，惊呼‘和我们亲爱的女王的家庭生活多么相似!’”

格伦特维的维京文艺复兴

尽管哥特协会在几十年后解散，但它的思想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启迪了大批教育家、艺术家、诗人和政治家。但是影响更大的是向丹麦的学校体系注入大剂量维京精神的格伦特维的活动，追随者视他为先知。19世纪30年代，这位魅力非凡的教士和远见卓识的诗人提出了一项将基督教复兴主义和古斯堪的纳维亚神话结合的新教育项目。格伦特维极其反对学究似的学习，厌恶传统的学术教育。他希望宣扬“生动的话语”，即不仅仅是福音书里上帝的话语，还有埃达诗歌中的诗歌和被常规学校体系忽略的一切形式的口述民间传统。他想为平民建立一种崭新、自由、人道而且自愿的学校体系，在这种乌托邦式的体系中“生动的话语”胜过死气沉沉的学习。这种理想激发了丹麦农场主反对保守的上层社会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斗争运动。在农场主的协助下，19世纪60年代格伦特维的追随者建立了第一批民众高中，学生们可以听讲关于瓦尔哈拉的虔诚布道，学唱关于维京祖先的爱国歌曲。

民众高中运动很快推广到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尽管最终缩小了古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在课程中的比重，但是至少由于这些新学校的出现，19世纪后半叶维京人不仅是民族主义精英，也是许多普通农场主、(一定程度上)城市自由资产阶级的主要关注对象。维京人的商业价值第一次被许多斯堪的纳维亚公司利用，它们使用古斯堪的纳维亚神族和萨迦英雄的名字作为商标。非常古老但充满浪漫气息的“维京风格”一度成为家具、设计和室内装潢以及社交集会及各类社会活动中的时尚。画家描绘古斯堪的纳维亚神族和著名萨迦英雄的浪漫图画；政治家试图像维京国王那样向选民演讲；餐馆提供牛角杯来饮用蜂蜜酒，以及组织维京派对，而人们参加时则戴着角状头盔，挥舞着玩具武器；公共建筑、船只、家具和家用物品都被装饰以精美的龙头、如尼文字和其他维京时代的符号。

对维京人的兴趣也以稍小的规模波及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泰格纳尔主教的《福瑞特约夫的传说》和更多真正的冰岛萨迦被译成英文，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开始开展宏伟的古斯堪的纳维亚语项目。更重要的是，英国一些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学者和萨迦译者是全国知名的人物，如塞缪尔·拉宁(Samuel Laing， 1810—1897)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拉宁的兴趣(和其他一些苏格兰学者的兴趣一样)显然和他认为自己是定居在奥克尼的维京人的后裔这个事实有关。另一方面，威廉·莫里斯的热情似乎是从他对维京时代艺术和工艺品更广泛的兴趣发展而来。第三位知名的英国萨迦译者是乔治·韦伯·达森特(George Webbe Dasent)，他讨好似的把维京人和维多利亚时代他的同时代人比较：

他们(维京人)同19世纪的英格兰一样：在制造和商业方面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地方都先进50年，——在铁路方面先进20年。他们在文明和进步的竞赛中名列前茅；在其他人还没有想到跑步的时候他们已经出发了。难怪双方都是胜者。

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也在进行维京精神和现代企业家、旅行者、科学家、政治家等人的进取精神之间的类似比较。艺术、文学、商业和室内装潢方面都在模仿“维京风格”，背后的思想显然是要将19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提升到维京人后裔的高度。但是如此骄傲的比较和浮华的模仿很快就遭到城市许多年轻知识分子的嘲讽，因为城市里的现代生活与维京时代几乎毫无共同之处。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通常被视为斯堪的纳维亚艺术、文学和工业的“现代突破”运动时期，也被看作社会民主的开端。这几十年中，前几代对维京人的激情再次被排斥，有时甚至被激进的学术领袖公开嗤之以鼻，比如丹麦评论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1842—1927)或瑞典戏剧家和小说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 1849—1912)。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学家在对待萨迦中维京英雄故事的态度上也变得更具批判性，格伦特维式的民众高中不得不收敛起一些对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浪漫激情。

然而，在挪威、冰岛和法罗群岛，地方文化一直保留了一些真正的古斯堪的纳维亚时期的特征。维京人也同这些西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独立于丹麦和瑞典的时期联系起来。尤其是冰岛人和法罗群岛人，也有一些挪威人，他们的语言类似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从埃达诗歌和萨迦中流传下来的传统在当地民俗中依然存在。另一方面，这些被称为北欧文艺复兴或格伦特维维京复兴的学院派学术思潮在较长时间之后才从哥本哈根传入这些偏远而保守的地区。最终传到那里时，恰好与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同时发生。对于这三个国家的任何一个爱国公民来说，回归维京时代或多或少等同于回归政治独立。因此，维京人逐渐成为西斯堪的纳维亚民主主义者的主要关注，并在“现代突破”运动后长期存在。

但即使在民族独立斗争期间，吸引挪威、冰岛或法罗群岛读者的也不是最具浪漫色彩的故事或“崇高”的维京人故事，而是家族萨迦或斯诺里的《海姆斯克林拉》中的粗鲁而低调的英雄。其特点之一是，斯诺里创作的关于挪威国王的冰岛萨迦不仅在冰岛，而且（尤其）在挪威成为19世纪主要的民族经典，之后它被不断地翻译重印。书中精彩的木刻插图由“现代突破”运动中一些最著名的挪威现实主义画家创作，如克里斯蒂安·克罗格（Christian Krohg，1852—1925），埃里克·维伦斯基奥尔德（Erik Werenskiold，1855—1938年）等画家。特点之二是，这些插画往往不是强调杰出维京首领的气势、魅力和财富，而是强调贫穷而坚强的挪威人为在冰冷的峡湾和高山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生存而苦苦奋争。受冰岛家族萨迦启发，有关维京时代的一些早期故事和剧本中也展现了类似的现实主义精神，如亨里克·易卜生（Hnrik Ibsen，1828—1906）、比昂斯滕·比昂松（Bjørnstjerne Bjørnson，1832—1910）、奥古斯特·斯特林堡以及其他一些“现代突破”运动中的作家，典型的例子就是易卜生的《海尔格兰的海盗》（Hoermoendene på Helgeland，1858年）。

19世纪末，人们在奥斯陆湾发现一处大型墓地并发掘了两艘宏伟的维京船只——1880年的科克斯塔德船和1904年的奥斯伯格船，由此挪威人对维京人的兴趣有了极大提高。这些发现不仅本身令人赞叹，船只被发现的盛况在许多方面也引起巨大轰动，而且当时正是挪威为独立而奋斗的最后阶段。挪威在1905年取得独立。因此，这些船只自然成为珍贵的民族象征，在挪威新首都奥斯陆中心的醒目位置进行展示。

维京人在美洲

对于19世纪期间移民到北美洲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来说，维京遗产也具有重要的民族意义，尤其当他们在与美国和加拿大其他移民群体的关系中树立自己的地位时。移民中的许多人——其中一些人定居在西北部如明尼苏达州或威斯康星州——极其认同萨迦中生动描绘的曾经生活在北大西洋诸岛和文兰定居点的维京农场主。美洲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必然选择传奇式的挪威维京人莱夫·埃里克松(Leif Eriksson)为他们的特别英雄，他被认为在哥伦布之前发现了美洲大陆。他们也必然会在他们的民族出版物(甚至一些以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命名)中撰写有关维京人的事——不管是事实还是虚构，并且急切地欢迎任何能够向世界证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确是首先到达美洲的证据。这为赝品的出现提供了动机，比如肯辛顿石碑(Kensington Stone)，据称是1898年在明尼苏达州的地下被“发现”，上面刻着被认为是出自14世纪维京定居者的业余杜撰水准铭文。事实上，肯辛顿石碑在至少半个世纪内成为主要的民族象征，直到现在依然有一些明尼苏达人相信它的真实性。然而，从长期看，它更重要的意义是美国的斯堪的纳维亚群体鼓励一些美国大学开启了宏伟的维京历史和古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学术研究计划。

瓦格纳和纳粹

与此同时在德国，人们对维京人的兴趣经历了一个更浪漫、更极端，最终也更危险的过程。这个基调是由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在《尼伯龙根的指环》(Ring des Nibelungen)中定下的，这是基于古斯堪的纳维亚和早期日耳曼神话创作的一部令人赞叹的歌剧盛宴。瓦格纳对这些神话进行了戏剧和音乐再创作，从美妙但晦涩的德国哲学角度进行解读。它们对整个日耳曼民族有了新的宗教意义。齐格弗里德(Siegfried)作为悲剧式的日耳曼英雄，在其将诸神和世界从贪婪、邪恶、毁灭性的宇宙中拯救出来时注定会失败。他和热烈但自毁的情人女武神伯伦希尔(Brünnhilde)逐渐得知他们是沃坦(Wotan)选定的继承人，而沃坦既是世界精神的化身又是神圣自然的地球母亲的化身。在观众看来，《尼伯龙根的指环》的整个表演是日耳曼精神的崇高展现，由巴伐利亚国王资助该剧在拜罗伊特剧院上演，一时成为盛况空前的神圣民族仪式。

19世纪末期瓦格纳式的神秘性与尼采的超人精英哲学、帝国主义野心以及新兴的日耳曼种族至上思想相结合，不久之后一些德国人开始认为自己是统治民族，维京人是自己种族的祖先和楷模，注定要打败其他国家的劣等民族。20世纪第一个10年，这些种族主义思想引发了一场日耳曼人对维京时代和古斯堪的纳维亚文学不加以任何批判的欣赏热潮，这些作品的文本被当作纯粹日耳曼“热血和土地”哲学思想的神圣表达，它们植根于家乡的故土以及从英勇的维京祖先那里承袭的血统。这些半宗教的思想也进入英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尽管它们没有像在德国那样有影响力或激进。

几十年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遭到惨败之后，这些思想变成了阿道夫·希特勒及其追随者的政党政治。1933年民族社会主义者执政时，他们开始了对“堕落的”现代文化的反对运动，有步骤地用他们自己基于维京、古斯堪的纳维亚神话、瓦格纳及日耳曼农民文化的“雅利安”(Aryan)文化加以取代。纳粹尤其鼓励一种新型的、据说是日耳曼形式的戏剧，被称作“庭剧”(Dingspiel)。这是一种展示民族精神的大规模集体表演，表演者游行并集体唱诵政治口号，在看起来很像萨迦里北欧农场主举行“庭”会议地方的宏伟户外剧场演出。在德国占领挪威和丹麦期间(1940—1945年)，纳粹尤其急切地把维京人用在他们的政治宣传中，比如，一支在挪威志愿者中招募的臭名昭著的纳粹士兵军团就取了“维京人”的名称，这个军团在战争末期被派遣到东部前线来对抗苏联。这段时期一份典型的海报上画着一名党卫军士兵同一位年轻的金发挪威人站在一艘巨大的维京船前握手，上面写着下面的信息：“党卫军和挪威军团反对共同的敌人……布尔什维克主义。”

这种纳粹政治宣传似乎对普通斯堪的纳维亚人没有多大影响。事实上，维京符号还用在反对德国占领的地下抵抗运动中。比如，丹麦南部的一个传奇抵抗组织根据一位著名古斯堪的纳维亚萨迦英雄命名为“丹麦人霍尔格”。它的成员主要由在格伦特维民众高中传统中成长的农场主组成，因此在反抗德国敌人的斗争中，他们很自然被斯堪的纳维亚神话所激励，他们在日常对话中随意地(或开玩笑式地)把德国敌人称为“魔狼芬里斯”(Fenriswolf)或“尘世巨蟒”(Midgard Serpent)。

现代人的态度

1945年战争结束时，纳粹式的维京兴趣至少暂时走到了尽头。总体来说，维京遗产在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失去了大部分吸引力，尤其是在研究人员和知识分子中间。20世纪初，由诸如瑞典的劳里茨·威布尔(Lauritz Weibull)这样的历史学家致力于推广对古斯堪的纳维亚资料进行更加理智的批判，这一态度最终在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的大学中盛行，使针对早期维京历史的民族浪漫主义遭到淘汰。现代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通常不会把维京人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或富有刺激性的军事冒险的光荣领袖，而是有能力但比较乏味的商人、殖民者、造船者、工匠、雇佣兵，或(唉)劫掠者。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维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再受欢迎。相反，他们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尤其是在大众媒介中，甚至在一些以前只把他们看作劫掠者和恶棍的国家。然而我们可以说，在过去的50年，他们已经从“高文化”降到“低文化”。现在他们很少是严肃小说或恢弘诗歌中的主人公，而是像《高卢英雄传》(Asterix)或《恐怖的夏甲》(Hagar the Horrible)之类流行连环画中的反正统主角。他们的龙船和角形头盔拥有吸引大批人群的商业价值和能力，但是如今这些维京文化符号通常被认为是有趣的而不是浪漫或英勇的。现在真正的维京迷更多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足球迷，而不是先锋派知识分子。

最受欢迎的有关维京的现代小说也许就是瑞典作家弗朗斯·G. 本特松(Frans G. Bengtsson， 1894—1955)创作的《长船》(Röde Orm，1941—1945年)。它被译为包括英语在内的多种语言，还被改编为音乐剧和好莱坞电影。由于具有扣人心弦的冒险、绝妙的讽刺风格和许多有趣的插曲，这部小说依然值得广泛阅读。从文学史家的角度来看，这部小说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代表了对维京的理解从比较古老的方式转变到了更加现代的方式。一方面，本特松是旧式维京生活的欣赏者，他从萨迦和依然将维京人刻画为英雄的保守历史中学到了很多；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现代知识分子，用大量讽刺对待所有的崇高英雄主义和浪漫的忸怩作态(尤其是瓦格纳或纳粹之流)。这个故事中的男主人公们是维京伙伴奥姆(Orm)和托克(Toke)，他们在对待敌人时表现得像真正的英雄，但是在平时却既有趣又不知羞耻，也充满人情味，他俩会在意像啤酒和猪肉这样简单的物质快乐。他们在西班牙被穆斯林监禁许多年之后逃了出来。两个伙伴设法受到邀请参加丹麦“蓝牙王”哈拉尔的尤尔节庆典，他们在同尤其粗鲁的维京暴徒之间的战斗中表现出高超的本领。但是，当国王的仆人奉献食物时，他们突然表现出被小心翼翼地隐藏在粗犷外表之下的柔情：

当仆人将一块块美味的猪肩肉放在他们的盘子里时，他们幸福地感叹，彼此提醒多久没有吃到这样的晚餐了，感慨他们居然在不允许吃猪肉的国家生存了那么多年。但是当血肠端上来时，他们的眼睛湿润了。他们声称，自从和克罗克一起远航以来，从来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菜。

“这是最好的味道。”奥姆小声说。

“说得太有道理了。”托克声音沙哑地说。

〔迈克尔·麦尔(Michael Meyer)译〕

是这些场景而非传统的维京式探险和战斗使《长船》成为现代的维京经典。正如《恐怖的夏甲》一样，奥姆和托克似乎是因为毫不斯文和世故而成为受欢迎的喜剧英雄。他们绝不会成为泰格纳尔作品中福瑞特约夫那样受过教育并有教养的人。这些维京人像现代工人阶级的英雄一样，把品位简单、粗犷外表和粗鲁举止变成了美德。自然，他们的心灵是由纯金做成的。

20世纪最后几十年，维京人再度受到比之前更热烈的欢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家、英国、德国和美国每年夏季都会举行维京集市，庆祝维京节日。这时通常会卖出大量的蜂蜜酒和角形头盔，还有维京首饰，如托尔之锤、维京面包、维京宝剑、维京房屋模型和其他许多奇异的产品。年轻人学习建造维京船只，并且驾船出海。他们还上演维京戏剧，模拟维京战斗以纪念马尔登战役、斯坦福桥战役、斯迪克勒斯塔德战役以及维京时代的各种著名事件。一些狂热者甚至为庆祝古斯堪的纳维亚诸神而建立新的教派。但是，似乎只有少数群体完全认真地对待维京人。事实上，有一些人使用维京符号来模仿纳粹并试图传播种族主义思想，以至于有些好心的教育家声明是时候让我们将维京人全部忘记了，因为他们与现代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的进步、自由和多元化理想不能完全兼容。然而，历史应该告诉我们，维京人既可以从多种方式被理解，也可以被善或恶所利用。

第十一章 维京遗产

彼得·索耶

我们对维京人在西欧活动的主要了解依赖于教会人员写下的文本。考古证据、硬币和地名提供了大量信息，这是其他途径无法提供的。但是只有将这种证据放在由编年史、宪章、法律和其他基督教西方教会和宫廷的文献提供的框架内，它们才能更加有意义。

这种传统历史资料的价值在与东欧的对比中凸显出来。在东欧，只有穆斯林和拜占庭人提供了能够帮助解读大量考古和钱币证据的同时期文献，相反，直接受到斯堪的纳维亚侵略者影响的人并不能提供。这些文献包括了一手资料，尤其是伊本·法德兰和“紫室者”君士坦丁七世的作品。但是同我们对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西方的角色的理解相比较，我们对他们在东方所起作用的理解难免会有更多的猜测。

北方人的愤怒

神职人员、僧侣和修女有充分理由惧怕维京人，因为他们的教堂是最吸引袭击者的目标。首先，它们在最初修建的时候没有设防，而且许多教堂有大量用来装饰祭坛和神龛以及书籍封面和法衣的珍贵金属和宝石。在整个西欧，所有教会人员都将维京人的袭击视为上帝的审判。当然在他们描述袭击者造成的毁坏时，这一点并没有被弱化。根据《圣伯丁年代记》记录，841年袭击鲁昂的丹麦人“野蛮地蹂躏了该城镇，到处杀人、放火、抢劫，杀死或俘虏僧侣和其他居民，使所有的修道院和塞纳河沿岸的其他地方变成一片废墟，或者勒索大笔金钱，给整个地区带来极度恐慌”。

这些一一列举的灾难给人留下了维京人极其残暴的印象，这种印象在后来的记录中进一步得到加强，比如12世纪的《爱尔兰人与外国人的战争》，其中包括一段经常被引用的对维京人破坏力的夸张描述：

可以这么说，即使脖子上长着一百个钢铁一样的头颅，每个头颅上都长着一百个锋利、冷静、永不生锈的舌头，每一个舌头都能大声发出永不停止的声音，也永远不能形容、不能描述、不能列举、不能讲述盖迪尔(Ghaedhil)到底遭受了多大的苦难。男人和女人、神职人员和平信徒、老人和幼童以及贵族和平民，每个家庭所遭受的苦难、伤害和欺压都无一例外地来自这些国外的凶恶异教徒。

一些现代历史学家也呼应了这种判断，声称“从汉堡到波尔多的所有西部修道院和城镇都被洗劫一空，国家的大片土地尤其是荷兰和法国的西北部被变成荒漠”，还声称维京人造成了“欧洲大西洋沿岸的政治分裂、社会动荡”，使商业和工业陷入停滞、农业难以维持。

本书的一个目的是提供一幅更加全面的图景。毫无疑问，维京人毁灭了太多东西，造成大范围的破坏，但是不能因此认为他们比西欧各民族更加野蛮和残暴。法兰克人、英格兰人、爱尔兰人和其他人以同样的方式对待邻国或参与内部斗争。比如，841年《圣伯丁年代记》记录，在“虔诚者”路易死后的内战期间，他的长子罗退尔在从桑斯到勒芒的途中“破坏、放火、奸淫、亵渎一切”，他甚至不能阻止手下人毁掉他想要参观的地方。他迫不及待地把从教堂或教堂的保险库中搜刮来的珍宝运走。但是维京人和他们的受害者之间有两点重要的不同：第一，他们来自海上，这给了他们出其不意袭击沿海地区并能够相对安全撤退的优势。第二，最初几代维京人是异教徒。我们不应该把重点放在宗教差异上，尽管当时有一些人是这样做的。教堂也没能免遭基督教徒国王的攻击，基督教徒在彼此的冲突中可能同维京人一样残忍、冷酷，具有毁灭性。与大多数军队一样，基督教国王的军队对自己的人民也像对待敌人一样恐怖。

最初维京人袭击的主要也是唯一目的就是抢劫珍宝，通过赎回俘虏索取保护费或贡金。偶尔他们会得到为赎回一些有地位的俘虏而支付的大笔赎金。858年，为赎回圣丹尼斯修道院院长而支付的赎金比845年为挽救巴黎支付的钱还多。994年，袭击者沿易北河而上，俘虏了斯塔德(Stade)伯爵和他的弟弟，并索要了7000马克。大多数赎金的数量要少许多。841年，塞纳河谷的圣万德里耶修道院支付了26镑白银以换回68名犯人。

也许法兰克雄厚的财富是维京人似乎没有将那里的俘虏卖作奴隶的原因：索要赎金更简单，而且回报更丰厚。而爱尔兰的教堂没有多少金银，维京人更喜欢把俘虏卖作奴隶。奴隶贸易在东欧更为重要。8世纪，森林地区几乎没有金银，但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很快发现他们通过将奴隶、皮毛和其他产品卖给穆斯林商人换取白银，能够间接获得财富。正如在第六章所述，也许他们是从当地捕兽人那里购买皮毛，但是大多数皮毛可能是作为贡品获得的，如同后来基辅、诺夫哥罗德和其他贸易中心的大公所为。10世纪，俄罗斯积累的大量白银就像西欧的教堂珍宝一样对维京人极具诱惑。10世纪从东部传入斯堪的纳维亚的许多白银有可能是通过袭击获得的。

维京袭击对西欧各地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法兰克的许多修道院拥有分布广泛的地产，来袭前教友可以带着圣物、珍宝、书籍和档案前往他处栖身，直至危险过去。尽管教堂和修道院的建筑可能被毁，但是法兰克中心许多教区通过这种方式至少保留了他们最珍贵的一些资产。沿海地区就没这么幸运了。事实上，“秃头”查理为保护王国中心地区而做出的努力意味着塞纳河和卢瓦河下游以及其他沿海地区被放弃了，任凭维京人摆布。大多数宗教团体和主教逃到其他地区寻求安全便是很自然的一个后果。据说9世纪70年代初以后的一段时间，阿夫朗什(Avranches)、巴约、埃夫勒(évreux)或利雪(Lisieux)都没有主教。库唐斯(Coutances)主教在鲁昂避难，一位法兰克伯爵在那里保留了一些名义上的权力；南特主教放弃了教区。10世纪，诺曼底地区不断有公爵鼓励恢复教区组织，但是修道院复兴的速度更加缓慢，只是在11世纪时才加快了步伐。

不列颠群岛没有一处可以躲避维京人的避难所。阿尔弗雷德把维京入侵时期描述为一切都被洗劫烧毁的时期。尽管如西蒙·凯恩斯在第三章指出的那样，没有关于任何修道院命运的确凿证据，但是阿尔弗雷德或许并没有夸大其词。一些修道院可能被彻底毁掉了，但我们无法了解具体数量。一些宗教团体在依然处于英格兰统治下的地区或很快被恢复的地区幸存下来或很快恢复。

同法兰克一样，英格兰受到的破坏主要位于被丹麦人征服或殖民的地区。殖民者获得的大部分土地曾经属于宗教团体，这比建筑的损毁和珍宝的丢失更加威胁到他们的生存。财产的损失可以弥补，但失去地产等于剥夺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源。结果是，截止到9世纪末，在蒂斯河(Tees)与韦兰河(Welland)之间的英格兰地区或东盎格利亚，修道院所剩无几。教区组织依然受到斯堪的纳维亚人征服的干扰，但是约克大主教们留在了教区，至少有两名大主教与约克的斯堪的纳维亚统治者积极合作。事实上，征服对他们有利，因为他们可以收回曾经属于自己教区的林赛。

在爱尔兰，一些修道院幸存下来，甚至连都柏林和科克附近的修道院都保存完好，部分得益于斯堪的纳维亚定居点不如英格兰的定居点分布广泛。但事实正如唐查德在第四章解释的那样，尽管一些修道院遭到数次攻击，爱尔兰全境还是有许多修道院幸存下来。这的确让人对“英格兰的修道生活被维京人削弱了”这个说法产生怀疑。尽管后来的修道院改革者把10世纪早期的英格兰看作“修道的荒漠”，但那是因为幸存的宗教团体不正规，因此这在改革者们的眼中不是真正的修道生活。这当然不是维京人摧毁英格兰修道生活的证据。甚至在9世纪国王阿尔弗雷德传记中，阿瑟也抱怨说，英格兰有许多修道院，但是它们“没有恰当地遵守这种生活的规则”。

政治影响

维京人应该为许多政治变化负有责任。在一段时期内他们在爱尔兰建立的几处基地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独立，这些基地直到12世纪都是爱尔兰政局中的一个麻烦因素。维京人还在法兰克一些地区建立沿海基地，但是都经过法兰克统治者的许可，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只有诺曼底是永久性的。英格兰的变化更具实质性：诺森布里亚和东盎格利亚两个王国被征服，第三个王国麦西亚被削弱，唯一幸存的本土王朝只剩下威塞克斯的国王们。他们成功地抵制了入侵者，声望得到极大的提高，从而使阿尔弗雷德宣称其真正代表了所有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他的子孙扩大政权并最终统一王国奠定了基础。阿尔弗雷德建立的要塞或自治市镇由王室派人管理，这是英格兰国王加强政权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阿尔弗雷德的继承者们逐渐控制了丹麦人曾经征服的地区，他们将这种自治市镇网络延伸到最北端的切斯特和约克。10世纪，其中的许多地方建立了造币厂，密切管制皇家铸币，标志着王国的统一。

同基辅公国发展的规模以及它在东欧广大地区建立的霸权相比，维京人直接或间接在法兰克、英格兰和爱尔兰造成的变化就相形见绌了。托马斯·努南在第六章清楚地说明，这不仅仅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业绩，还因为基辅大公及其帝国疆域内的几位统治者同他们的仆人一样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后裔。

相比之下，大西洋诸岛的殖民过程几乎完全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进取的结果。在英格兰、爱尔兰、法兰克和俄罗斯定居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后裔很快被同化，但是在先前鲜有人居住的大西洋岛屿上，挪威殖民者及其后裔继续使用自己的语言。在奥克尼群岛、设得兰群岛、赫布里底群岛和马恩岛的定居者也是如此。这是斯堪的纳维亚世界的一个巨大、永久性的扩张，它与挪威保留了如此密切的联系，以至于最终大部分并入了挪威王国。

定居和经济变化

目前尚不清楚9世纪和10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移民的数量。俄罗斯有关斯堪的纳维亚定居者的考古证据比西欧更加丰富，但这是因为异教埋葬习俗在东部的持续时间比西部更久。对斯堪的纳维亚殖民规模的大多数推测是基于斯堪的纳维亚地名的证据，但是这些地名反映了斯堪的纳维亚语言对当地口语的影响，并不一定表明斯堪的纳维亚人所定居的地方。英格兰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名比诺曼底和爱尔兰多一些，部分是由定居点的密度和范围造成的。另一个因素是，某地使用斯堪的纳维亚语言的时间长短。比如，在诺曼底西部，斯堪的纳维亚语言对地形次要特征名称的影响比诺曼底东部大，因为丹麦话在西部的使用比在鲁昂地区更久。一批批新定居者在876年最初定居之后的四十年中陆续抵达英格兰，保证了斯堪的纳维亚语在一些地区的使用持续到10世纪。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9世纪丹麦语和英语之间的关系比丹麦语或挪威语与法语或爱尔兰语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斯堪的纳维亚语对英格兰语言的影响比其他地区要大许多。英语从斯堪的纳维亚语中借入大量词汇，首先是从斯堪的纳维亚人定居地区的方言中借用。后来许多借词在全英格兰采用，比如take(拿)、call(叫)、window(窗)、husband(丈夫)、sky(天空)、anger(生气)、law(法律)、scant(欠缺的)、loose(松的)、ugly(丑陋的)、wrong(错误的)和happy(开心的)等。正如一位丹麦学者所言，“英国人无法离开斯堪的纳维亚词汇表达茁壮成长(thrive)或患病(ill)、死亡(die)，它们对于英语来说就像面包(bread)和鸡蛋(eggs)对于每日的饮食一样”。

英格兰的斯堪的纳维亚定居者肯定比诺曼底或爱尔兰的定居者更多，但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名让人对它们之间的不同产生了误解。在英格兰，地名显然表明了那些受斯堪的纳维亚语言影响最大的地区。但是，定居的主要地区有可能是根据斯堪的纳维亚地名最密集的区域来显示的，比如在林肯郡丘陵(Lincolnshirne Wolds)和斯利福德(Sleaford)东部。重要的一点是，在林肯郡发现的10世纪和11世纪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大多数胸针、戒指和其他金属装饰物都来自这些地区。

面对不断的洗劫，比如834年至965年期间杜里斯特至少经历7次袭击，贸易中心依然展现了极大的恢复力。尽管如此，袭击依然在西欧的许多地区造成贸易的严重下滑。维京人后来刺激了他们所征服的法兰克、英格兰和爱尔兰部分地区的经济，算是做了一些补偿。在爱尔兰，9世纪中期维京人建立的许多沿海据点不仅是继续进行海陆袭击的基地，而且很快成为活跃的贸易中心。他们积累的财富吸引了爱尔兰国王们，爱尔兰历史学家弗朗西斯·拜恩(Francis Byrne)曾指出国王努力去“保护”它们：“爱尔兰的地方君主可以榨取都柏林、沃特福德或利默里克的贡金，他们比其他那些敲诈20个部落首领的君主更加强大。”

在英格兰和法兰克，维京人的征服范围比在爱尔兰的更加广大。在这些地区，曾经被英格兰或法兰克国王的代理人和修道院以及其他大地主把持的大量产品留在了生产者手中。斯堪的纳维亚统治者和主要的下属索取了一些，但总量可能比以前的统治者索要的会少一些。由于有了更多的剩余产品，10世纪欧洲许多地方的经济不断发展，当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都从日益增长的需求中大大受益。

而斯堪的纳维亚定居者自己也将获得的财富再次分配和消费，从而为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他们的战利品里有黄金和宝石，但是大部分是硬币形式的白银、首饰和金银餐具。维京首领可能保留了最有价值的物品，而把白银赏给手下人。维京人的白银窖藏包括英格兰和法兰克的硬币、戒指、铸锭，偶尔在不列颠群岛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在英格兰国王控制范围之外的地方也发现了一些首饰，而英格兰国王在自己的领土上通常把这类财宝换成硬币。尽管这类窖藏数量较小，它们的拥有者却比斯堪的纳维亚统治地区内的当地人更有购买力。大量富有的人的出现必定刺激了当地经济，维京人开始在约克和林肯及其周围地区定居之后，这些地区得到一定的恢复。10世纪末期，这些地方和其他英格兰城镇的快速发展也有其他原因，但是最初阶段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归因于维京人。正如珍妮特·L. 纳尔逊在第二章所述，维京人对法兰克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要微小得多。9世纪时开始的城镇扩张在经历了维京袭击的破坏后继续发展，尤其是在莱茵河和默兹河谷地区。只有在诺曼底地区，斯堪的纳维亚定居者的财富像在英格兰那样刺激了当地城镇发展，推动了鲁昂地区的重振和卡昂及其他城镇的出现。

斯堪的纳维亚

斯堪的纳维亚在维京时代经历了重大转型。到11世纪末，基督教化进程在大多数地区迅速开展。新的管理方法使丹麦和挪威国王的政权更有效率，得以将不稳定的霸权转变为相对稳定的王国。到12世纪初，丹麦和挪威的大部分中世纪城镇已经建立。维京人推动了这些改变，但是商人、传教士和王室代表等也做出了同样的贡献。

两个最根本的发展——皈依基督教和创建中世纪王国——密切相关。从9世纪中期开始，基督教传教士得以在斯堪的纳维亚许多地方宣教。一个结果就是一些斯堪的纳维亚人准备接受基督为一个神，哪怕不是接受基督为独一的神。正如10世纪日耳曼编年史家维杜金德所说：“丹麦人成为基督徒很久了，但是他们以异教仪式祭拜神像。”传教士的容忍为基督教化的下一阶段——正式接受基督教的神为唯一的神铺平了道路。这就意味着他们要摒弃传统的宗教信仰，或将它们归于迷信。这是与过去的断然决裂，需要统治者的支持。

斯堪的纳维亚第一位接受洗礼的国王是丹麦人“蓝牙王”哈拉尔，但是有迹象表明至少有一位挪威国王在他之前接受了基督教。“金发王”哈拉尔之子哈康在英格兰国王埃塞尔斯坦的宫廷接受培养。尽管这种安排是出于政治或外交原因，而非宗教目的，但是当哈康继位时，他的外国教育经历对斯堪的纳维亚产生了重要的宗教影响。他是第一位在挪威积极推广基督教的国王，或许真的曾邀请英格兰传教士到挪威传教。斯诺里根据一首纪念哈康的诗《哈康之歌》来支持他所声称的哈康放弃了基督教。诗中暗示，哈康至少有一段时间自己接受了基督教，但是没有认真在民众中强制推行。挪威基督教化的早期进程被后来强化的奥拉夫一世的功绩所遮蔽。毫无疑问，奥拉夫一世是新宗教的积极支持者。他在挪威的传教活动看上去的确巩固了几十年前开始的进程。

在瑞典，后来被认为是第一位基督教国王的奥洛夫·斯科特科农在995年就已经在发行锡格蒂纳造币厂铸造的基督教硬币了。然而，直到1080年乌普萨拉才停止信奉异教宗教信仰。650多块如尼石刻和许多异教徒墓地表明，在11世纪的斯韦阿兰(Svealand)基督徒和异教徒一直共同生活。

在大众接受基督教之前，传教士肯定已经受到中意于他们的统治者和权贵的保护和礼遇。后来，国王成为基督徒后，皇家随从人员中通常会包括一名主教来完成礼拜仪式，并且向国王进谏。一段时期之后，斯堪的纳维亚的教会组织才顺应了其他地方的模式，主教才常驻大教堂，其管理的教区才有了固定的范围。这种情况首先在丹麦出现。到1060年，丹麦的所有中世纪主教教区已经建立。10年后挪威的主教教区开始建立，首先在埋葬圣奥拉夫的塞利亚岛(Isle of Selja)上的尼德罗斯(Nidaros)建立教区，但是它很快就转到卑尔根，之后则在奥斯陆建立教区。瑞典主教教区的早期发展不太明晰。第一个是11世纪中期建立的斯卡拉(Skara)教区，但是到1100年，林雪平(Linköping)和锡格蒂纳可能也有了大教堂，但那时教区界限不是固定的。

到11世纪末，基督教开始影响斯堪的纳维亚社会的方方面面，他们修建了无数的教堂，许多是由地主修建的。第一批教堂是木头建造的，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但是许多12世纪的教堂是石头建造的。教会推行一种新语言，即拉丁语，以及一种新字母系统，即罗马字母，它们同斯堪的纳维亚各语言以及如尼文共同使用了几百年。它们带来了新的礼拜形式，教会人员还推广了大量不同的文学作品，包括《圣经》、圣徒生平故事、书信集、编年史和其他形式的历史作品，这些作品曾经用来教育未来的神职人员，最终为本地文学提供了范本。

斯堪的纳维亚早期的主教大多数是外国人，许多人来自英格兰或德意志。一些主教曾经在基督教王国为王室做过管理工作，他们教斯堪的纳维亚人使用文件作为经费和其他交易的证据，也推动了第一批书面法律的编撰。尽管教会法律不总是或不在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被接受，他们依然开始根据教会法律来修改传统习俗。这些法律的幸存版本均在1100年之后被编撰或编辑，但是没有理由怀疑，在这之前在基督教顾问的影响下已经产生了一些变化。

11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基督教化进程加快步伐，主要受益者是国王，尤其是丹麦人和挪威人的国王。由于拥有了书面法律和王室证书等创新性的事物，他们的管理更加有效，他们的地位由于王权思想和教会推行的仪规而得到提高。此外，新形式的政治组织得到发展，主教不仅是王室顾问，而且是有文化修养的王室代理人。

皈依的最重要影响之一是同教皇的联系日益密切。1027年克努特访问罗马，对斯堪的纳维亚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是50年后，改革中的教皇开始宣称对斯堪的纳维亚拥有直接管辖权，要求斯堪的纳维亚人按照罗马的解读来服从教会法律。1100年，第二位丹麦国王埃里克一世(Erik Ejegod)拜访教皇，部分原因是为提升隆德为大主教区铺路，另一部分原因是为获得教皇对他的哥哥克努特封圣的确认。1086年克努特在欧登塞被刺杀，并且已经在丹麦被公认为殉道者。埃里克一世邀请英格兰伊夫舍姆修道院(Evesham Abbey)的僧侣前去供奉这位王室圣徒的圣龛，之后不久就开辟了一张新的重要宗教团体关系网，制定出有助于将斯堪的纳维亚与欧洲其他地方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修道规定。

日益强化的皇家政权也在维京时代末的经济发展中得到印证。由于维京人而流入斯堪的纳维亚的大量财富在许多人中广泛散播，但是它并没有自动刺激经济变化或导致城镇的发展。直到11世纪，大部分财富还存于窖藏中，一些大型的窖藏用于重大交易，比如支付嫁妆、赎金和贡金，或购买农场或船只。包含大量适用于日常使用的碎白银最早窖藏可以追溯到10世纪末的丹麦，表明当地市场得到了发展。同一地区的城市也在丹麦国王及其代理人的保护下发展起来，他们能够提供商人和手工艺人所需要的安全环境；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同一个地区制造了第一批能够运载大宗货物的帆船，第八章曾讨论过这个发展。

10世纪中期，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仅丹麦有城镇：里伯、海泽比(后来被石勒苏益格取代)、奥胡斯；之后丹麦建立了比尔卡、欧登塞、罗斯基勒和维堡等城镇，挪威地区的奥斯陆和特隆赫姆在1015年之前的大部分时间在丹麦国王或承认挪威人领主地位的首领控制下。瑞典的王室政权发展缓慢，城镇化发展亦是如此。1000年时只有修建于约975年的锡格蒂纳一座城市。这里是奥洛夫·斯科特科农和以后11世纪国王们的基地，他们试图从这里出发去索取对斯韦尔人的权力，但收效甚微。

到11世纪末，几乎没有斯堪的纳维亚人希望在不列颠群岛或大西洋诸岛上寻找新的家园，或真的期待重演祖先用武力在西欧或东欧敛财的英雄事迹。然而，他们能够从和平的贸易中受益，不仅获得白银，还有有用的产品，如布匹、谷物、面粉和啤酒，以及教堂和富有平信徒家的装饰和陈设。除了斯堪的纳维亚的腌制食品，西欧城镇的快速发展还需要木材和其他原材料。12世纪早期，或许更早，挪威人就已经在出口后来他们最重要的出口产品鳕鱼干了。尤其是在城镇，鳕鱼干在冬春季节可以补充粮食供给。12世纪，丹麦和瑞典南部修建了大量石头教堂，其中许多教堂是由外国工匠修建(当地没有用石头建房的传统)。这表明斯堪的纳维亚这些地方以及挪威的许多地主从贸易中受益，这种贸易在维京时代之后又像以前那样继续蓬勃发展。

拓展阅读

第一章　维京时代及前维京时代

概况

下面所列作品包含许多关于本书各话题的评论和额外信息，在后面章节的推荐书单里就不再重复列出。

Peter Foote and D. M. Wilson, The Viking Achievement (2nd, edn, London, 1980)。这本书用英语对800年至1200年期间斯堪的纳维亚社会进行了最详尽的描述。

James Graham-Campbell, The Viking World (2nd edn, London, 1989)。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入门级教程。

Gwyn Jones, A History of Vikings (2nd edn, Oxford, 1984)。这本书的描述生动有力。

John Haywood, The Penguin Historical Atlas of the Vikings (Harmondsworth, 1995)。这本书拥有实用的最新地图。

Else Rosedahl, The Vikings (Harmondsworth, 1991)。这本书对本土国外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都有涉及。

Else Roesdahl and David M. Wilson, From Viking to Crusader: Scandinavia and Europe 800-1200 (Copenhagen, 1992)。这本书通过精美图片展示了1992年至1993年期间巴黎、柏林和哥本哈根进行的一场巡回展出，颇具启发意义。除了对展出的物品进行详细的描述和评论外，专家还针对广泛的话题写了简短的文章。

P. H. Sawyer, The Age of the Vikings (1st edn, London, 1962)。这本书对许多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假设提出了质疑。

P. H. Sawyer, Kings and Vikings (London, 1982)。这本概述包括了The Age of the Vikings一书引发的讨论。

公元8世纪

Mogens Bencard, Ribe through 1000 years (Ribe, 1978)。这本书图文并茂，颇受欢迎。

Helen Clarke和Björn Ambrosiani, Towns in the Viking Age (Leicester,1991)。这本书简单介绍了欧洲西北部、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地区最早的主要贸易场所。

Ulf Näsman, ‘Vendel Period Glass from Eketorp-Ⅱ, Öland, Sweden:On Glass and Trade from the Late 6th to the Late 8th Centuries AD’, Acta Archaeologica, 55 (1984), 55-116。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概述并讨论了西欧和波罗的海地区贸易联系早期发展的考古证据，其内容比题目所表明的重要性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Ian Wood, The Merovingian Kingdoms 450-751 (London, 1994)。这本书(第十七章)包括了对7世纪末开始的西北欧贸易场所早期发展的权威讨论。

第二章　法兰克王国

前三本译作是最重要并被频繁引用的资料。

Janet L. Nelson, The Annals of St-Bertain (Manchester, 1991)。

Timothy Reuter, The Annals of Fulda (Manchester, 1992)。

W. Scholz, Carolingian Chronicles (Ann Arbor, 1970)。这本书包括了《法兰克王室年代记》。

Albert D’Haenens, Les invasions normandes en Belgique au ixe siecle (Louvain, 1967)。这本书是关于现在比利时地区资料的批判性研究。

George Duby, The Early Growth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trans. H. B. Clarke (London, 1974)。这是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

Margaret Gibson和Janet L. Nelson, Charles the Bald, Court and Kingdom (2nd edn, Aldershot, 1990)。这本书包括了许多相关文章，包括Richard Hodges写的一篇关于“9世纪贸易和市场起源”的文章。

Donald Logans, The Vikings in History (2nd edn, London, 1994)。这本书对于研究卢瓦河谷的维京人尤其有帮助。

Rosamund McKitterick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ii (Cambridge, 1995)。这本书包括了Simon Coupland写的一篇文章‘The Vikings in Francia and Anglo-Saxon England’(pp. 190-201)和Janet L. Nelson写的一篇文章‘Kingship and Royal Government’(pp. 383-430)。

Janet L. Nelson, Charles the Bald (London, 1992)。这本书讨论了维京活动以及西法兰克人在同时遇到其他压力的背景下对维京活动的反应。

Neil S. Price, The Vikings in Brittany (London, 1989)。这本书详细描述了维京人在布列塔尼的活动。

Reuter, ‘Plunder and Tribute in the Carolingian Empire’,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th ser., 35 (1985), 75-94。该文将维京活动放在一个大背景下来研究。

第三章　在英格兰的维京人(约790—1016年)

资料和概述性作品

Campbell (ed.), The Anglo-Saxons (Oxford, 1982)。这本书是有关英格兰的维京人活动的更广阔背景的基本读物。

Hooper和M. Bennett, Cambridge Illustrated Atlas: Warfare: The Middle Ages 768-1487 (Cambridge, 1996)。这本地图册能够让读者更容易地想象并跟随阿尔弗雷德大帝(pp. 18-25)、10世纪他的继任者(pp. 26-30)以及仓促王埃塞尔雷德(pp. 36-39)统治时期的事态发展。

Keynes和M. Lapidge, Alfred the Great: Asser’s ‘Life of King Alfred’ and Other Contemporary Sources (Harmondsworth, 1983)。这部作品收集了阿尔弗雷德大帝统治时期最重要的基本资料。(翻译中)

H. R. Loyn, The Vikings in Britain (London, 1977)。这本书的讨论很有见地，将不同地区的研究之间建立起联系。

J. D. Richards, English Heritage Book of Viking Age England (London, 1991)。这本书提供了非常有力的研究，尤其是这个主题中依赖考古证据的各方面研究。

F. M. Stenton, Anglo-Saxon England (3rd edn, Oxford, 1971)。这本书最早出版于1943年，现在多方面进行了更新。但是它的分析性叙述和对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英格兰定居点的一般性讨论至今依然有很大的价值。

D. Whitelock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c. 500-1042 (2nd edn, London, 1979)。这本书包括了一些重要资料的翻译和评论，包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法律法规、宪章、阿尔昆的书信和伍尔夫斯坦大主教的《豺狼讲道集》。

8世纪和9世纪的维京袭击

Biddle和B. Kjølbye-Biddle, ‘Repton and the Vikings’, Antiquity, 66(1992), 36-51。这篇文章对9世纪70年代维京人一个基地的重大发现进行了初步描述。

Brooks,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hurch of Canterbury: Christ Church from 597 to 1066 (Leicester, 1984)。这本书关于维京活动对英格兰教会影响的讨论尤其重要。

P. Smyth, Alfred the Great (Oxford, 1995)。这本书包括了一些关于阿尔弗雷德抗击维京人斗争的有益讨论。但是作者质疑阿瑟《阿尔弗雷德大帝传》的权威性，而许多理由不令人信服，导致这本书的整体价值受到损害。

丹麦区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定居点

N. Balley, Viking Age Sculpture in Northern England (London, 1980)。这本书详细分析了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雕塑资料，充分展示了这份材料在历史和文化方面的重要性。

Cameron (ed.), Place-Name Evidence for the Anglo-Saxon Invasion and Scandinavian Settlements (Nottingham, 1975)。这本书再版了作者关于地名证据的开创性文章。

M. Gelling, Signposts to the Past: Place-Names and the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1978)。这本书是地名证据的进一步指导。

R. A. Hall, English Heritage Book of Viking Age York (London, 1994)。这本书对铜门(coppergate)及约克其他地区的考古发掘资料进行了精彩的概述，并巧妙地将它放在城市整体发展的概括性描述之中。

N. Lund, ‘King Edgar and the Danelaw’, Medieval Scandinavia, 9 (1976), 181-95。这篇文章试图在不断变化的政治事件中阐释丹麦区的历史，读起来颇为有趣。

Ordnance Survey Historical Map And Guide, Viking and Medieval York (Southampton, 1988)。这本书颇有启发意义，装帧精美。

A. P. Smyth, Scandinavian York and Dublin: The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Two Related Kingdoms (2 vols, Dublin, 1975-1979)。这本书在该主题的概念上比较重要，但是在其他方面存有争议。

埃塞尔雷德统治时期（978—1016年）的维京袭击

D. Scragg (ed.), The Battle of Maldon, Ad 991 (Oxford, 1991)。这本书纪念马尔登战役的方方面面，同时收录了著名的古英语诗歌原文和译文。

第四章　爱尔兰、威尔士、马恩岛和赫布里底群岛

Bo Almqvist和David Greene (eds),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h Viking Congress (Dublin, 1976)。这本书收录了D. Greene、L. de Paor、Magne Oftedal、J. Graham-Campbell和其他专家在语言、历史、地名、艺术和考古方面的评论性文章。

John Bradley, ‘The Interpretation of Scandinavian Settlement in Ireland’, in John Bradley (ed.), Settlement and Society in Medieval Ireland (Kilkenny, 1988), 49-78。这是一篇富于启发性的重要概述。

B. G. Charles, Old Norse Relations with Wales (Cardiff, 1934)。这本书非常详细，如果写上日期的话就更好了。

Howard Clarke (ed.), Medieval Dublin: The Making of a Metropolis (Dublin, 1990)。这本书再版了H. B. Clarke、P. E. Wallace、E. Curtis、B. Ó Ríordáin和A. Simms关于维京时代都柏林的重要文章。

Barbara E. Crawford, Scandinavian Scotland (Leicester, 1987)。这本书对苏格兰-维京关系进行了非常好的概述。

Wendy Davies, Wal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Leicester, 1982)。这本书在威尔士整体历史的背景下进行了简洁的批判性讨论。

A. J. Goedheer, Irish and Norse Traditions about the Battle of Clontarf(Haarlem, 1938)。这本书对历史上和文献中的克隆塔夫进行了重要研究。

Françoise Henry, Irish Art during the Viking Invasions (800-1020AD) (London, 1967)。这本书对爱尔兰艺术进行了经典描述。现在增加了一些时间标注。

Poul. Holm, ‘The Slave Trade of Dublin: Ninth to Twelfth Centuries’, Peritia, 6 (1986), 317-45。这篇文章运用大量文献对这个重要话题进行了讨论。

A. T. Lucas, ‘Irish Norse Relations: Time for a Reappraisal’, Journal of the Cork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Society, 71 (1966), 62-75。这篇文章标志着重新评价维京-爱尔兰交往的重要阶段。

Carl. Marstrander, Bidrag til norske sprogs historie i Irland (Kristiania 〔Oslo〕, 1915)。这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语文学家对于语言关系的经典描述。

D. Ó Corráin, Ireland before the Normans (Dublin, 1972)。这本书在爱尔兰整体历史的背景下对维京时代进行了概述。现在增加了一些日期标注。

D. Ó Corráin, ‘High-kings, Vikings and Other Kings’, Irish Historical Studies, 21 (1979), 283-323。

E. Rynne (ed.), North Munster Studies (Limerick, 1967)。这些文章研究了维京人对修道院的袭击和戴尔·凯斯家族的兴起。

Haakon Shetelig, Viking Antiquities in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6 parts, Oslo, 1940-54)。现在随着一些重大基础考古的发现而进行了时间标注。

A. P. Smyth, Scandinavian York and Dublin (2 vols, Dublin 1975-1979)。这本书是关于维京-爱尔兰一个最重要方面的重大研究。

J. Todd (ed.), Coghadh Caedhel re Gallaibh: The War of the Gaedhil with the Gael (London, 1867)。这部作品曾影响了几个世纪爱尔兰人对维京人的认知，现在依然如此。

E. Wamers, Insularer Metallschmuck in wikingerzeitlichen Gräber Nordeuropas (Neumünster, 1985), and briefly ‘Some Ecclesiastical and Secular Insular Metalwork found in Norwegian Viking Graves’, Peritia, 2 (1983), 277-306。这本书对于在斯堪的纳维亚找到的袭击获利品进行了权威讨论。

第五章　大西洋诸岛

Colleen E. Batey, Judith Jesch, 和Christopher D. Morris (eds), The Viking Age in Caithness, Orkne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Select Papers from the Proceedings of the Eleventh Viking Congress... 1989 (Edinburgh, 1993)。这本书包括了关于法罗群岛的几篇文章。

The Book of Settlements: Landnámabók, trans. Hermann Pálsson and Paul Edwards (Winnipeg, 1972)。这本书是Sturlubók版本的译著。

Jesse L. Byock, Medieval Iceland: Society, Sagas and Powe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88)。

Jón Jóhannesson, A History of the Old Icelandic Commonwealth: Islendinga Saga, trans. Haraldur Bessason (Winnipeg, 1974)。

Gwyn Jones, The Norse Atlantic Saga, (2nd edn, Oxford, 1986)。这本书收录了几份冰岛语文本的译文，包括了《冰岛人之书》。本书还对兰塞奥兹牧草地进行了描述。

Kund J. Krogh, Viking Greenland (Copenhagen, 1967)。

Laws of Early Iceland—Grágás: The Codex Regius of Grágás with Material from Other Manuscripts, i, trans. Andrew Dennis, Peter Foote, and Richard Perkins (Winnipeg, 1980)。

Orkneyinga Saga: The History of the Earls of Orkeny, trans. Hermann Pálsson and Paul Edwards (Harmondsworth, 1981)。

Dag Strömbäck, The Conversion of Iceland: A Survey, trans. Peter Foote (London, 1975)。

Preben Meulengracht Sørensen, Saga and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to Old Norse Literature, trans. John Tucker (Odense, 1993)。这是1977年丹麦出版作品的译著。

第六章　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斯堪的纳维亚人

Björn Ambrosiani和Helen Clarke (eds), The Twelfth Viking Congress: Developments around the Baltic and the North Sea in the Viking Age (Stockholm, 1994)。这本书包括了Thomas S. Noonan关于斯堪的纳维亚和东欧之间往来的硬币证据的一篇文章。

M. Brisbein (ed.), The Archaeology of Novgorod, Russia: Recent Result from the Town and its Hinterland (Lincoln, 1992)。这本书包括了E. N. Nosov一篇关于留里科沃戈罗季谢的很好研究。

Johan Calimer, ‘The Archaeology of Kiev to the End of the Earliest Urban Phase’,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11 (1987), 323-53。这篇文章揭示了基辅的兴起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基辅早期历史中的作用。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os,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ed. Gy. Moravcsik, trans. R. J. H. Jenkins (Budapest, 1949)。这部作品(第九章)描述了罗斯商人从基辅到君士坦丁堡的行程。

H. R. Ellis Davidson, The Viking Road to Byzantium (London, 1976)。这本书是众多关于“东部维京人”的一般性读物之一。

Simon Franklin和Jonathan Shepard, The Emergence of Rus, 750-1200 (London and New York, 1996)。这本书对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中世纪早期历史进行了精彩的介绍，重点关注了斯堪的纳维亚人、罗斯人、伏尔加-保加尔人和维京时代的其他重要民族。

Norman Glob和Omeljan Pritsak, Khazarian Hebrew Documents of the Tenth Century (Ithaca, New York, 1982)。这本书分析了可萨的书面材料所展示的罗斯国。

Hermann Pálsson和Paul Edwards (trans.), Vikings in Russia: Yngvar’s Saga and Eymund’s Saga (Edingburgh, 1989)。这些文本说明了为什么许多学者非常重视萨迦在研究俄罗斯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信息资料中的价值。

The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Laurentian Text, ed. and trans. Samuel H. Cross and Olgerd P. Sherbowitz-Weltzor (Cambridge, Mass., 1953)。这是研究早期俄罗斯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最基础的文本，其介绍和注释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背景。

K. R. Schmidt (ed.), Varangian Problems (Copenhagen, 1970)。这本重要的论文集收集了几篇关于俄罗斯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启发性研究。

Anne Stalsberg, ‘The Scandinavian Viking Age Finds in Rus: Overview and Analysis’, Bericht der Römisch-Germanischen Kommission, 69 (1988), 448-71。这篇文章介绍了在俄罗斯欧洲部分发现的斯堪的纳维亚物品和它们的重要性。

Alexander A. Vasiliev, The Russian Attack on Constantinople in 860 (Cambridge, Mass., 1946)。这本书详细研究了黑海地区最早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活动。

第七章　丹麦帝国和维京时代的结束

Janet Cooper (ed.), The Battle of Maldon: Fiction and Fact (London, 1993)。这本论文集收录了一次千年会议的论文。

Encomium Emmae Reginae, ed. Alistair Campbell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London, 1949)。这本书包括了文本和译文，并对它的历史价值进行了最有益的详细讨论。

Simon Keynes, The Diplomas of King Æthelred ‘the Unready’ 978-1016: A Study of their Use as Historical Evidence (Cambridge, 1980)。这是关于埃塞尔雷德统治时期的基础研究。

Sten Körner, The Battle of Hastings, England and Europe 1035-1066 (Lund, 1964)。

M. K. Lawson, Cnut: The Danes in England in the Early Eleventh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 1993)。这是对克努特大帝的新研究，虽然研究有一些不均衡，但比较有帮助。

Niels Lund, ‘Scandinavia, c. 700-1066’, in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ii, ed. Rosamund McKitterick (Cambridge, 1995), 202-27。这篇论文描述了斯堪的纳维亚的政治事件。

J. Niles和M. Amodio (eds), Anglo-Scandinavian England: Norse-English Relations in the Period before the Conquest (Lanham, New York and London, 1989)。这本论文集收录了讨论维京时代末期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关系的文章。

Alexander R. Rumble (ed.), The Reign of Cnut, King of England, Denmark and Norway (London, 1994)。这本书收录了关于克努特大帝统治时期各方面的文章。

Birgit Sawyer, Peter Sawyer, 和Ian Wood,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Scandinavia (London, 1987)。这是一份1985年召开的该话题研讨会报告。

D. G. Scragg (ed.), The Battle of Maldon AD 991 (Oxford, 1991)。这期论文集收录了这首诗及其译文，以及对它的历史及文学背景的研究文章。

Pauline Stafford, Unification and Conquest: A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in the Tenth and Eleventh Centuries (London, 1989)。这个研究思考缜密，富有启发意义。

第八章　船和航海术

Niels Bonde and Arne Emil Christensen, ‘Dendrochronological Dating of Three Viking Age Ship Burials at Oseberg, Gokstad and Tune, Norway’, Antiquity, 67 (1993), 575-83。

Niels Bonde and Ole Crumlin-Pedersen, ‘The Dating of Wreck 2 from Skuldelev, Denmark’, Newswarp, 7 (1990), 3-6。

A. W. Brøgger和Haakon Shetelig, The Viking Ships: Their Ancestry and Evolution (Oslo, 1951)。尽管该书稍有一些过时，但依然是关于挪威船只发现的最重要英语专著。

Ole Crumlin-Pedersen (ed.), Aspects of Maritime Scandinavia AD200-1200: Proceedings of the Nordic Seminar on Maritime Aspects of Archaeology, Roskilde, 13th-15th March 1989 (Roskilde, 1991)。这些文章强调了维京时代前和维京时代内斯堪的纳维亚人航海和适应海上环境的不同方面。

Ole Crumlin-Pedersen和Birgitte Munche (eds), The Ship as Symbol in Prehistoric and Medieval Scandinavia (Copenhagen, 1995)。宗教历史学家和海上考古学家讨论了从青铜器时代到中世纪船只在斯堪的纳维亚宗教信仰中的作用。

Ole Crumlin-Pedersen和Max Vinner (eds), Sailing into the Past: The International Ship Replica Seminar, Roskilde 1984 (Roskilde, 1987)。尽管这本书可能不是最新的，但依然很有价值。它介绍了快速扩展的船只考古试验领域。

Detlev Ellmers, Frühmittelalterliche Handelsschiffahrt in Nord-und Mitteleuropa (Neumüster, 1972)。这本书包括了北欧的维京时代及相邻几个世纪的最全船只发现目录，也包括了一些重要但也有争议的关于这几个世纪停泊地址和贸易发展的各种理论。

Niels Lund (ed.), Two Voyagers at the Court of King Alfred: The Ventures of Ohthere and Wulfstan together with the Description of Northern Europe form the Old English Orosius (York, 1984)。收录的文章精彩地翻译并评论了欧特勒（Ohthere）和伍尔夫斯坦的旅行记录，让读者深入了解有关维京航海的两部最重要作品。

Michael Müller-Wille, Bestattung im Boot: Studien zu einer Nordeuropaischen Grabsitte (Neumüster, 1970)。尽管已经有250年历史了，这部作品依然是有关斯堪的纳维亚船葬习俗的最权威研究。它全面地列出了船葬坟墓和相关墓碑类型的目录。它的压缩版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and Underwater Exploration, 3, 187-204。

Olaf Olsen和Ole Crumlin-Pedersen, ‘The Skuldelev Ships, Acta Archaeologica, 38 (1968)。这本书提供了丹麦斯库勒莱乌发现的五艘维京时代晚期船只初步但详细的报告。

第九章　新旧宗教

Erik Moltke, Runes and their Origin: Denmark and Elsewhere, trans. Peter Foote (Copenhagen, 1986)。

Sven B. F. Jansson, Runes in Sweden, trans. Peter Foote (2nd edn, Stockholm, 1987)。这两部作品对斯堪的纳维亚的如尼铭文证据做了很好的介绍。

Jónas Kristjánsson, Eddas and Sagas: Iceland’s Medieval Literature, trans. Peter Foote (reykjavík, 1988)。这是古斯堪的纳维亚语文学的历史传统。

Margaret Clunies Ross, Prolonged Echoes: Old Norse Myth in Medieval Norse Society, i: The Myths (Odense, 1993)。这本书运用了社会学和考古学的方法。

Gro Steinsland, Det hellige bryllup og norrøn kongeideologi (Oslo,1991)。这本书将神话放在社会背景下进行了详细分析，包括下面这个命题：国王是神族和巨人的后代。

Gro Steinsland和Preben Meulengracht Sørensen, Mennesker og makter i Vikingenes verden (Oslo, 1993)。这本书对维京社会、宗教、文化和艺术做了概述。

Preben Meulengracht Sørensen, Saga and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to Old Norse Literature, trans. John Tucker (Odense, 1993)。这本书强调了该主题的社会学方面。

E. O. G. Turville-Peter, Myth and Religion of the North: The Religion of Ancient Scandinavia (2nd edn, Greenwich, Conn., 1977)。这是一本综合性的传统作品。

E. O. G. Turville-Peter, Scaldic Poetry (Oxford, 1976)。这本书对斯堪的纳维亚诗歌进行了很好的介绍。

第十章　历史上和传奇中的维京人

Sverre Bagge,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Snorri Sturluson’s Heimskringl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91)。这是关于斯诺里史学的最新作品。

Thor J. Beck, Northern Antiquities in French Learning and Literature (1755-1855): A Study in Pre-Romantic Ideas (2 vols, New York, 1934)。

Anton Blanck, Den nordiska renässensen i sjuttonhundratalets litteratur: En undersökning av den ‘götiska’ poesiens allmänna och inhemska förutsättningar (Stockholm, 1911)。这是一部瑞典语经典作品，关于18世纪斯堪的纳维亚语文学的发现。

Úlfar Bragason (ed.), Wagner’s Ring and its Icelandic Sources (Reykjavík, 1995)。这部作品收录了关于瓦格纳和19世纪其他德国艺术家作品中如何运用古斯堪的纳维亚神话的文章。

Frank Edgar Farley, Scandinavian Influences in the English Romantic Movement (Boston, 1903).

Bo Grandien, Rönndruvans glöd: Nygöticistiskt i tanke, konst och miljö under 1800-talet (Uddevalla, 1987)。这本书精彩地概述了1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艺术中的古斯堪的纳维亚主题和“维京”动机。

Kurt Johannesson, Gotisk renässens: Johannes och Olaus Magnus som politiker och historiker (Stockholm, 1982)。这本书有关16世纪哥特史学的起源。

Ingemar Karlsson和Arne Ruth, Samhället som teater: Estetik och politik i Tredje riket (Stockholm, 1983)。这本书用瑞典语写成，对纳粹美学和它对维京象征的运用进行了精彩的讨论。

Johan Mjöberg, ‘Romanticism and Revival’, in The Northern World, ed. David M. Wilson (London, 1980), 207-38。

Johan Nordström, De yverbornes ö (Stockholm, 1934)。这本书是对17世纪瑞典民族主义史学的经典研究。

Margaret Omberg, Scandinavian Themes in English Poetry, 1760-1800 (Uppsala, 1976)。

Stefanie von Schnurbein, Religion als Kulturkritik: Neugermanisches Heidentum im 20 Jahrhundert (Heidelberg, 1993)。这篇论文研究了崇拜维京人和古斯堪的纳维亚众神的现代原教旨主义者，极有吸引力。

Else Roesdahl和Preben Meulengracht Sørensen (eds), The Waking of Angantyr: The Scandinavian Past in European Culture (Århus, 1996)。这本书收录了来自几个国家和不同学科的学者关于西欧的维京文化遗产和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研究的文章。

Erica Simon, Réveil national et culture populaire en Scandinavie: La génèse de la höjskole nordique 1844-1878 (Uppsala, 1960)。这篇论文全面地研究了格伦特维民众高中的兴起，以及它如何运用古斯堪的纳维亚维京象征。

Erik Wahlgren, The Kensington Stone: A mystery Solved (Minneapolis, 1958)。这本书有趣地描述了斯堪的纳维亚裔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社会环境是如何制造类似世纪之交臭名昭著的肯辛顿石碑之类的“维京”赝品。

Andrew Wawn (ed.), Northern Antiquity: The Post-Medieval Reception of Edda and Saga (Enfield Lock, Middlesex, 1994)。这本书收录了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学者的文学文章。

第十一章　维京遗产

Birgit和Peter Sawyer, Medieval Scandinavia: From Conversion to Reformation c. 800-1500 (Minneapolis and London, 1993)。这本书讨论了维京时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欧洲人之间或敌对或和睦的交往给斯堪的纳维亚带来的主要变化。

大事年表

目录

译序

前言

第一章 希腊古风时代的历史

第二章 荷马

第三章 希腊神话与赫西俄德

第四章 抒情诗和挽歌

第五章 早期希腊哲学

第六章 希腊：古典时代的历史

第七章 希腊戏剧

第八章 希腊历史学家

第九章 古典希腊的生活与社会

第十章 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

第十一章 希腊宗教

第十二章 希腊的艺术和建筑

第十三章 希腊化时期的历史

第十四章 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和文学

第十五章 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和科学

第十六章 希腊化时期和希腊罗马帝国时期的艺术

大事年表

译名索引

读客·牛津世界史系列书目

译序

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是英国文化的骄傲，在他们本国却是一对互不相让的竞争对手。一年一度的泰晤士河上的划艇比赛，是两校明里暗里“掰腕子”的集中体现。这种全面的竞赛并非是有你无我、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而是你强我更强的双赢活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本套史书也自然含有与剑桥出版社较劲的背景。

国际学术界或知识界周知，牛津大学出版社以出版高质量的辞书享誉读书界。皇皇巨作《牛津英语辞典》自19世纪中叶出版以来，业已修订三版。以广受好评的第二版为例，整个辞典分20册，收录616,500个单词词形，137,000个发音标注，249,300条辞源解释，2,412,400种用法例句，篇幅长达21,730页，总计用词59,000,000个。最长的词条set，编者用60,000个词来释解了它的430种用法。辞典编者准备工作之细、所下功夫之巨，由此可见一斑。牛津的辞书是一个庞大的矩阵。例如笔者所学专业古典历史领域，所有古希腊罗马史研究者都知道一个基本常识，就是遇到难词、生词应去查阅《牛津古典辞书》(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而《牛津古典文书》(Oxford Classical Texts)则是堪与“洛布古典丛书”比美的古希腊文与拉丁文本的最好集录与评注本；里德尔(Henry George Liddell)与斯科特(Robert Scott)主编的《希英词典》(Greek English Lexicon)更是所有古典学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这些不过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批专业性词典和学科指南的一个缩影，更无须说牛津版的《简明英语词典》及英中、英法、英德、英俄、英意、英西等多语种双向词典了。

剑桥大学出版社则以出高质量的史书而负盛名，剑桥“三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近现代史》)是剑桥书品的典型代表。以新版《剑桥古代史》为例，全书共计14卷19分册，各卷册均由国际公认的学术带头人执笔，集中了半个多世纪的最新研究成果，是国际学界的权威性参考读物。在“三史”之外，剑桥大学出版社还组织编写了众多诸如《剑桥中国史》《剑桥印度史》《剑桥伊朗史》等其他国别史、地区史、专史著作，包括最近十多年来的普及本剑桥插图史系列。20世纪以来，尽管各国史学界也仿照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做法，动员自身的学术力量编写类似史书，包括通史、断代史、国别史、专史之类，但就权威性、科学性、前沿性、综合性而言，至今无出剑桥“三史”其右者。归纳剑桥史书编写质量高的原因，不能不提到该系列图书中最早编纂的《剑桥近现代史》的主编阿克敦勋爵(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他在19世纪末为编者拟定了著史原则，如他所提出的政治学铁律(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权力趋于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趋于腐败)一样，是客观主义或科学主义史学原则的经典表述之一。从实证角度出发，坚持客观中立的治史原则，这是剑桥史书能够保持高品质的基本原因。

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当然不想让出史书编纂的空间。但要在学术性史著的编写方面超越剑桥却不容易，毕竟起步稍晚，做同类工作难免东施效颦，费力不讨好。牛津大学出版社为自己选择了另一条路径，即依托大学历史学与史学关联学科古典学、印度学、埃及学等学科的雄厚师资，陆续编写大学教科书性质的各种史书与辅助教材；几十年间已经蔚为大观，选题涵盖国别史、专史、地区史、断代史，其中包括本套牛津史书中译本中的第一批作品：《牛津古希腊史》《牛津古罗马史》《牛津拜占庭史》《牛津中世纪欧洲史》《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由于牛津史书的读者主要是大学本科生以及对历史感兴趣的一般读者，所以它们与学术性的剑桥史书不同，并不要求不厌其烦的考证说明、详尽注释，而把注意力集中于史书的可读性与工具性能上；在内容整体的连贯性、史实陈述的准确与生动性、价值陈述的简洁明了方面，这套书也具有自己的特点。同时，牛津史书还附有教科书的各种要件，如年表、索引、进一步阅读的详细书目。

在大学教书的人都知道，虽然中外文教科书版本繁多，但出色的教科书在各个学科中都是凤毛麟角。好教科书需要好作者，好作者需要比好专著的作者具备更多一点的条件，即：除了须是处在学科前列的研究专才之外，还应是熟谙学科知识构成、善于融会贯通学科内容并用适当语言加以描述的好教书匠。我们常在大学讲堂里看到，有些颇具学科造诣的学者专深有余，广博欠缺，文字平平，因而在课堂教学上较为尴尬，难以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地向学生讲授学科知识。这套牛津史书之所以值得译介，主因在于编写者都是欧美名校的资深教授，多数出自牛津大学，少数是外聘的学科带头人，在教学与科研领域都是国外学界的佼佼者。这就保证了本套书的编写质量。仅以《牛津古希腊史》的作者群体为例，三位主编与作者都是牛津大学古典学名师、世界著名古典学家，可谓著作等身。其中，约翰·博德曼(John Boardman)教授85岁(至2012年，以下同)，长于希腊艺术史与希腊考古；英国科学院院士贾斯珀·格里芬(Jasper Griffin)75岁，精于古典文学；奥斯温·穆瑞(Oswyn Murray)亦75岁，在希腊政治史研究方面成果卓著，并与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有着长期联系，两次到南开大学出席中国世界古代史年会并发表演讲。受他们邀请的其他作者也不是等闲之辈，都是古典学界耳熟能详的大腕。有这样一些深沉老到、卓有建树的学者执笔，牛津史书内涵的广度与深度、史实陈述与价值陈述的圆熟与合理当毋庸置疑。

英文本的优质编写队伍与编写质量为中文本的翻译提出了挑战。平心而论，这套书的翻译难度并不亚于学术专著。没有比较深厚的学科知识准备，没有较长期的英文翻译经验以及对不同风格的英语表述的深刻理解，要想做到译文的“信”与“达”是不可能的，“雅”就更无从谈起了。所幸本套书请到了我国世界史教研领域学养深厚的部分学者为主译，如北京大学的高毅、彭小瑜教授，南开大学的陈志强教授。他们或亲自动手，或指导自己的弟子，为本书的翻译质量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保障。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于翻译这样的细活，要做到处理几百万字而纰漏不出丝毫，那只能借用美国史家比尔德的话来明喻：乃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高贵的梦”(Noble dream)。这不仅因为人的理解与表达能力始终是有局限的，而且因为我们的语言工具在客观上也有难以捉摸之处，譬如中英文有两三万个字词不能对应，选字的伸缩性很大。这些主客观局限，总会造成译者一些误读、误判、误译的可能。所以，任何一部(篇)抱着认真求实态度的译作或论著或论文(粗制滥造者除外)有错是正常的，不出错倒是反常的。如同视窗软件的编写，每个版本都存在众多缺漏(bug)；每升级一个版本，修正了旧的缺漏，同时也会产生新的甚至更多的缺漏。现当代史学在思想上的一个巨大进步就是，从业者们普遍意识到了自身的类似局限，即史学工作者不只是记录、复原与诠释历史，而且一定程度上在自觉不自觉地创造或编造着历史。换句话说，我们始终处于自觉不自觉地犯错与纠错的进程当中。不断认识前人或今人(包括自己)的错误，不断改正错误，又不断犯错误，这种反复的否定之否定，恐怕是人类认识史的永恒特征。诚恳地希望读者对译本提出改进意见。

郭小凌

2012年8月14日于北京市京师园

前言

贾斯珀·格里芬(Jasper Griffin)

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面看待古希腊罗马史：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单一的整体，自公元前8世纪希腊城邦(the polis)出现时起，至罗马帝国大扩张与最终解体时止，这是一个依赖于罗马军事与政治实力的社会，但它的文化、文学和艺术实际上却是希腊-罗马的。我们也可以把它们分作两段不同的历史。首先是希腊城邦从贫困与晦暗状态中脱颖而出，发展为“古典时期”的那种充满自信的辉煌，时间是公元前5世纪。随着亚历山大的征服战争，他把疆域扩至亚洲的广大地区，但最终被罗马军团所并吞。随后是另一段历史：罗马由蕞尔小邦一路奋争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起先在意大利，之后在整个地中海区域。此间它失去了自身的共和政体，转变成一个帝制国家，征服与压榨希腊的各个城市与诸王国，统治着世界；直到“蛮族”人逐渐变得异常强大，把帝国分解为许多基于不同实践和信仰的国家。这两段历史中的每一段，都包含着某些重要的真实信息。

古希腊罗马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沿革当中，真正具有创造力的时期颇为短暂。决定性的进步是在希腊古风与古典时代(公元前8—前4世纪初期)取得的。正是在这一短暂时间里，在东地中海的一处不大的地域上，出现了一些对我们至关重要的社会。民主制就是在这里被发明出来，并引起争论，不断完善与受到抨击的。罗马人反对民主制。在马其顿国王征服希腊之后，接踵而来的是罗马共和国的征服，民主被镇压下去，以便上层阶级的统治。经历多个世纪幸存下来的文献作品中，还讨论了其他问题，包括奴隶制是错误的(反自然的)吗？法律、人类或神灵的本原是什么？是否应该为了国家利益废除家庭(柏拉图在理论上认为应废除家庭，斯巴达人长期以来在实践中朝着废除家庭的方向前进)？公民抗命是否在有些时候是正义行为(如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中对此有经典的讨论)？正确的性关系是什么(柏拉图设想过，阿里斯多芬嘲弄过有关妇女拥有政治权力的思想)？如何超越血缘族系之间的仇恨与对家族的忠诚从而确立法治？怎样看待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或者说是否根本就没有这样一种正当的东西，而只有无情的强权逻辑(修昔底德曾对此作过很多论述)？一个共同体的理想规模有多大？血统具有怎样的作用？教育对人品的形成有什么作用？显而易见，希腊创造力的衰减，与政治独立的丧失密切联系在一起。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独具特色的文学和艺术形式被创造出来。首先是史诗，以高尚的诗句讲述英勇的行为。荷马(Homer)最终成为维吉尔(Virgil)、但丁(Dante)、塔索(Tasso)与弥尔顿(Milton)的榜样。之后是抒情诗、悲剧与喜剧——莎士比亚运用了这些形式。再后来出现了散文，以及历史、哲学、修辞术和小说的鼻祖(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如同这些形式支配着欧洲后来的高水平文学一样，由青铜与大理石雕像、建筑物的石柱与柱廊、城市的科学规划构成的视觉艺术，也给后来欧洲的视觉艺术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米利都的希波达摩斯(Hippodamus of Miletus)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设定了一种矩形网格式的城市布局。每个现代银行与国会建筑物的入口都有一个石柱门廊，召示着古希腊建筑艺术的恒久影响，这就如同大圆屋顶与凯旋门验证了罗马的持久影响一样。欧洲的文学和艺术，从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与鲁本斯(Rubens)的艺术作品，到弥尔顿与济慈(Keats)的诗歌，都显示出希腊神话的影子。特洛伊的海伦(Helen)、俄狄浦斯(Oedipus)、那喀索斯(Narcissus)、迷宫中央的米诺陶洛斯(Minotaur)，诸如此类的艺术形象仍然是创作的原型。

希腊的哲学遗产也相当丰厚。柏拉图(Plato)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基督教思想界，都是西方历史中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人们可能会提到柏拉图对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亚里士多德对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的影响。“最初的词”只有依据希腊人的逻辑理论才能加以理解。大学的理念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在雅典开办的学校，该学校存在了几近1000年之久。希腊的学校通过阿拉伯人传播到欧洲，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也经阿拉伯人之手传入欧洲。大学从萨莱诺[1]向北方扩散，在那里与已经播下学校种子的东部伊斯兰文明相遇了。随着对破损的古典作家文本的研究，文本考据方法开始出现。诸如“博物馆”(museum)、“灵感”(inspiration)、“桂冠诗人”(poet laureate)的之类词汇，显示出与古代的关联。Museum一词出自缪斯(Muses)[2]的神庙，inspiration意味着诗人的那些绝妙诗句来自某种超自然的力量，poet laureate则表示为取得成功的诗人戴上桂冠。现代人对体育运动的崇拜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复兴，当然也与古希腊人有密切关联。

本书涵盖的时期，始自环爱琴海的许多小型社会中出现了可以辨识的希腊文化，这一文化当时与古埃及和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化相比未免微不足道。它发展的高峰是在希腊城邦击败波斯国王的庞大军队之时，终结于若干巨大的王国所支配的自信而成熟的文化，即马其顿人统治幼发拉底河与尼罗河流域时的文化，在西西里岛(Sicily)、意大利(Italy)与昔兰尼加(Cyrenaica)，以及在马赛(Marseilles)、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和那不勒斯(Naples)繁衍兴盛的希腊文化。这是最大限度的扩展范围。希腊人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他们的荷马史诗文本、教育体制、建筑与艺术风格。有些希腊城邦建立了民主政治，有些城邦实行贵族制，几乎所有的城邦在某个时期受到自命的独裁者——“僭主”的统治。有些城邦想方设法统治其他城市，有些则组成平等的联盟。存在着隐含的统一性，用来明确区分一个希腊人(希腊人仍旧称自己为Hellene，就如我们称他们是“Hellene”一样)，或“蛮族人”(Barbarian，起初这个词是指说着令人难以理解的语言的人，他们只会说“Bar， bar”)的身份。同时也存在巨大的多样性。

谁是希腊人呢？他们的祖先就像罗马人的祖先一样，属于庞大的印欧语系的人群。他们用了数个世纪，从靠近高加索山脉的某个祖居地散布到了印度次大陆、伊朗高原和欧洲。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他们开始从北部进入希腊。从大草原来到一个新世界，海洋对于这个世界的交通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希腊的陆地山脉纵横，由众多互不相邻的小平原、河谷地带与岛屿所组成。古典希腊的突出特点是每个城邦理所当然地拥有自己的货币制度甚至历法，相邻城邦之间的妒恨与时断时续的战争成了常态，这些特点显然与地理条件相关。尽管爱琴海因突然袭来的风暴而为人所知，但希腊的气候还是温和宜人的。若按照潮湿寒冷的北方标准来衡量，人们所需甚少就可达到一般舒适的程度。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很自然地都在户外，包括露天集会。无论卫城上的公共建筑多么辉煌壮丽，古典时代的雅典人的生活方式颇为简单。希腊人自己说：他们与东方温柔富足的人们不同，贫困是他们之所以坚毅与自持的导师。

迈锡尼时代的希腊，仰赖米诺斯人精致的文化。米诺斯人是非印欧人，曾经在克里特岛与一些爱琴海岛屿上繁衍生息，十分兴旺。它与古代近东的其他文化——赫梯、埃及、叙利亚文化——也有接触。海洋很自然地使希腊人面向相邻的航海民族，而不是居住在欧洲大陆的山地居民。希腊人对埃及与小亚细亚更感兴趣，而非马其顿尼亚(Macedonia)或伊利里亚(Illyria)。早期希腊人从这些古代文化身上学到了许多：域外的男神与女神(例如赫拉与雅典娜，后者被彻底移植过来，成为古典时代的帕特农神庙的组成部分)、奢华的艺术、音乐与诗歌。约公元前1150年，迈锡尼时代的据点纷纷陷落。当其他所有的艺术在随后的黑暗时代暂时消失的时候，诗歌却幸存下来，保存着有关伟大国王与英雄们的时代的生动记忆。迈锡尼并非被遗弃的废墟，而是富有黄金与万众之王阿伽门农(Agamemnon)的国度。青铜时代的迈锡尼文化是神话的温床，神话对于古典希腊的重要意义可谓不言而喻。在迈锡尼陷落之后的黑暗时代，源自较早时期的复杂的文化遗产得到梳理，被融会贯通。在黑暗时代末叶，实际上完成了众神体系的构建，希腊宗教的最终形式得以形成；与东方的接触得到恢复，独立的波利斯(polis，中译名为城邦[3])已具有了古典时代的形态。

就希腊周边文化的重要性而言，有一个具有启示意义的证据，这就是：在希腊语中，大部分乐器的名称，甚至许多诗歌形式的名称，如挽歌(elegy)、赞歌(hymn)、抑扬格(iambus)，都是出自非印欧语言的外来词。无论就社会声望还是就影响力来说，诗歌与文学在希腊始终是最高的艺术。它们的一些形式如同它们的神话内容一样，最终可以回溯到这样一个时期，即：希腊人的祖先为自己找到了一处拥有居所、宫殿、壁画和音乐的世界。早期的这种与周边文化的接触，必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用来解释希腊人取得的成就。他们的那些遥远的同族人侵入印度河流域，[4]在那里发现了城市和神庙，迅速开启了印度的雅利安文化。最初的希腊人同样受益于接触到一些高度复杂的社会，从而依循与徜徉在北方森林里的日耳曼人(Germans)和凯尔特人(Celts)颇为不同的路线发展，而后两者在许多个世纪里更多处在原初的部落社会状态。

希腊人本身意识到他们的字母文字源自腓尼基(Phoenicia)，早期建筑形式源自埃及，数学源自巴比伦(Babylon)。所有这些东西，在希腊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得到发展，例如雕塑艺术达到了写实主义，其范围也与埃及艺术大相径庭。在数学方面，出现了对证明问题的一种异常强烈的兴趣，整个体系建立在公理基础之上。字母符号系统被完善为一种书写体，迄今一直以罗马书体的形式满足着西方世界的需求。最重要的是在艺术与社会中人的尺度与标准，这一点塑造了希腊的特征。独立的城邦是希腊的主要成就，单个人作为公民，在城邦中可以得到充分发展。这一点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东方的近邻——庞大的诸王国近到可以经常给希腊人以灵感与指点，却又无力征服希腊。波斯国王薛西斯(Xerexes)曾经对此进行过最后一次尝试，但未免太晚了。

希腊文化是竞争文化。每个承前启后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都要显示出他对前人的成果有所改进。柏拉图的《对话录》是关于拼尽全力的专家与思想家们力求在论辩中占取上风的写照。在奥林匹亚和德尔斐举行的泛希腊的宏大仪典，集中于体育竞赛。当悲剧或喜剧在雅典面世之后，它们应该由专门的裁判小组来分出高下。每个城邦都力图比邻邦更卓越。

希腊文化在各方面都以其形式所具有的极其强烈的感觉为标志，这正是希腊艺术与文学对那些接触到它们的其他社会施以巨大冲击的东西。希腊建筑与城市规划在形式上的完美无缺，准确塑造雕像的自我意识，能够感受到的对每个文学类型都适用的严格确切的要求——所有这一切都在观众中培养出了一种近似苛刻的要求与颇具见识的品位。那些获得了这种品位的人——埃特鲁里亚人(Etruscans)、吕底亚人(Lydians)、利西亚人(Lycians)和西西里与叙利亚的土著居民——会发现相形之下，他们自身的本土作品未免粗俗不堪，充斥着乡巴佬气。他们能做的只是创作希腊风格的作品，用希腊文写作。其他语言失去了文学写作的功能，显然消亡了(希伯来文是个例外)。只是在罗马，人们作出了大胆决定，避开选用希腊文写作的捷径，担负起创造拉丁文学的重大任务，其成果经得起最严格的希腊标准的评判。

这种精细的审美，在很大程度上也一定可以用来解释希腊人为何未能取得更多的技术进步。甚至希腊时代晚期，像风车和螺旋桨这样的简单装置都被聪明人发明出来了，他们却未能开发出蒸汽推动的机器装置。奴隶制的存在并不能解释这一点。奴隶在希腊劳动力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希腊存在着普遍的偏好，就是追求审美的极致而非创新上的。这是一种与我们这个时代截然不同的思想。我们可以把帕特农神庙中楣上的骑手作为象征。他们在没有马镫的情况下驾驭着坐骑，具有妙不可言的美感，马具的缺乏反而增强了这种美感。但在中世纪早期发明的马镫却改变了骑兵的战斗力。

早期希腊世界已离我们而去，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距我们甚为遥远。其他至今依然存在的社会在许多地方同样十分有趣，譬如早期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秘鲁文明。不过，希腊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其他社会却因历史的偶然性与我们无缘。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说过，国王薛西斯在萨拉米斯的海战失败，作为英国历史中的事实，甚至比诺曼人的征服更为重要[5]。这一事件使希腊社会及其特有的艺术与思想的独立发展成为可能，并通过罗马的文化传承，成为欧洲思想与艺术的先导。罗马强权及其机构征服了希腊，并压迫希腊。但战无不胜的罗马军团也把这一非凡的民族文化带到四面八方。用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的话说：“被征服的希腊把凶猛的征服者变成俘虏，把艺术带给了野蛮的拉丁人。”自那以后，希腊和罗马便一直吸引着人们的目光。欧洲始终意识到在其自身文化之前有过另外一种高级的文化，这种意识一直为欧洲思想提供着清晰而长远的视域。

希腊与罗马文化在许多个世纪里曾是欧洲文化的代名词。“古典的”一词，曾是判断其他所有事物的标准；学校和大学一门心思致力于研究古代，这在我们看来似乎颇为古怪或不合常理。我们现在几乎不可能理解这种过往的社会竟会成为判断标准的思想。但由于我们与希腊诗歌和科学仍旧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联系，因此研究希腊也是在了解我们自己。古典世界胜过其他地区的根本优势在于：只有它既与我们有亲缘关系，又与我们形同陌路。说它与我们有亲缘关系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希腊的故事与希腊人的思索与我们息息相关(安提戈涅的道德两难，原子理论，有关在山区发现的海洋生物化石表明那里曾一度处于水面之下的思想等)；说它与我们形同陌路是因为，希腊人的为人处世在许多方面与我们迥然有别。他们崇拜众多神祇，他们拥有奴隶，他们对性有不同的想法。我们注意到这是一些真人真事，我们发现这些人在某些方面是可以被理解、被认识的。认识到这一点，会有助于我们摆脱现实中的暴政；有助于我们摆脱一种假设，即我们自身的行为与思维习惯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有助于我们摆脱我们没有其他选择的思想。这正是历史所具有的解放的力量。

[1] Salerno，意大利南部城市。——译注

[2] 古希腊神话中主管人文艺术的九位女神，历史女神克丽奥是大姐。——译注

[3] 本书希腊文处理为斜体，以与英文相区分。古希腊词polis有“城寨”“城市”“人民”“国家”“公民大会”等多种含义。英译名作“city-state”，中译名城邦从英译名，与polis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希腊有一些没有城市的国家亦被古希腊人称作polis。由于城邦译名沿用已久，故在这里说明其本义后仍采传统译法。——译注

[4] 指同为印欧人的雅利安人，可能自伊朗高原南下，进入印度次大陆。——译注

[5]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1806—1873，又作穆勒)，英国哲学家与经济学家。薛西斯为波斯帝国国王，在公元前480年率大军入侵希腊半岛，其海军被希腊联军的舰队击败。——译注

第一章 希腊古风时代的历史

乔治·福瑞斯特(George Forrest)

城邦的出现

对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希腊政治生活中最为典型、最独特的成分就是城邦(polis， the city-state)。很难用一个精确的定义表述城邦这种体制在规模、形态或社会和政治组织方面的多样性。粗略地说，城邦是一种由公民(成年男性)、没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妇女和儿童)以及非公民(客籍外邦人和奴隶)组成的共同体。这是一种确定的团体，占据着特定的区域，人们在特定或确定的政治体制下生活，不受外部威权的摆布，足以使其成员感到他们是独立自主的。城邦的大部分土地有可能无人居住，间或有农舍、村庄甚至小镇。但它必须有一个中心地点——宗教、政治、行政管理中心，围绕这个中心点逐渐发展成一座城市(斯巴达是个显著例外)。一般城邦通常筑有防御工事，总有一个市场(agora)，一处召开公民大会的场所(通常就是市场本身)，一处司法与政府机关、行政和协商之地；早期政府的类型是君主制或贵族制，后期通常是寡头制或民主制。

自然条件几乎是城邦的根本基础。但还有更为重要的基础，这就是共同体的意识。“只要舰队还在，我们雅典人就拥有自己的城市。”狄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在萨拉米斯如是说。独立观念也是重要的基础。有些城邦可能非自愿地同意向更强大的势力缴纳贡金，或自愿加入某个联盟甚至联邦，如特萨利联盟(Thessalian federation)和波奥提亚联盟(Boeotian federation)，但在联盟之中仍存在着“自治”。古代理论家认为，这种制度的最佳状态是既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既不要太自给自足，也不要过于依赖外部；既不要太过寡头，也不要太过民主。毫无疑问，在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能正确地将城邦看作是政治组织的特定形式。也毋庸置疑，不少城邦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了理想状态。但最近的研究注意到另外两种因素，它们在较早时期以某种方式影响到城邦的起源，在有些时候还对城邦的发展持续产生了影响。

第一种因素是迈锡尼社会(Mycenaean societies)倾覆以后，在广阔的希腊乡间人口重新增长。其直接后果是长时间的无序状态，部落纷起。约公元前1000年，希腊城邦已经形成了后来的分布模式：从北方新来的多利安人(Dorians)居住在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大部、克里特(Crete)、小亚细亚西南部及其沿岸岛屿；爱奥尼人(Ionians)居住在阿提卡(Attica)、优卑亚(Euboea)、爱琴海(Aegean)的大部分岛屿和小亚细亚中部沿岸地区；居住在北方、莱斯博斯(Lesbos)和小亚细亚西北部的混合居民，我们可以大致称其为爱奥利人(Aeolian)。但是最开始的居民区只有极小的规模，其周边有大量土地可以去占领。

第二个因素是各共同体之间的联合开始出现，这种联合与人口的重新增长有着明显关联，但是并不是所有方面的联系都必然与之相关。希腊传统给这种联系提供了诸多实例，有些仅仅是模糊的记忆，有些只是或多或少地以宗教组织的象征性形式存在，浮现于后来的政治生活中。小亚细亚西南部的六个多利安人城市，北部十二个爱奥尼人的国家，可能曾经在米卡列战争(‘Meliac’ war)中有过联合行动，但是其时间太过遥远，很难有确切的记忆。温泉关(Thermopylae)的安铁拉(Anthela)近邻同盟(一种邻邦间的同盟)得以存续下来，并且因其与德尔斐的阿波罗圣所的联系而繁荣起来。然而，除了最后一个例子，这些模糊的信息使得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更实在的事物上，转移到了雅典、斯巴达、科林斯等真正的城邦。

但是上个十年的考古发掘或许会唤起和推动一种新的理解。在中部希腊存在着一个考古学意义上的共同文化区域，包括特萨利南部、波奥提亚、优卑亚及其东部沿海岛屿。在优卑亚西部沿岸地区勒夫坎狄(Lefkandi)发现了一个重要定居点，使得这一区域成为新的关注焦点。直到今天，我们还认为勒夫坎狄位于这个岛屿的两个主要城市卡尔西斯(Chalcis)和埃列特里亚(Eretria)之间。用现在的标准来看，勒夫坎狄在黑暗时代(即公元前1100—前750年)显现出惊人的繁荣，其财富积累似乎在公元前9世纪后期达到了顶峰。不过在这之前一个多世纪就已经出现了一座英雄的墓冢，陪葬的是墓主的配偶和战马，显示其地位和财富达到了无可比拟的程度。从可资利用的考古证据来看，勒夫坎狄是这片比较广大的社区的中心。它是否也是宗教中心呢？我们倾向于否定之说，而认为此地的宗教中心多半是温泉关，该地距北部近邻同盟盟址所在地约60英里(穿过狭窄的水域)。据说这个近邻同盟最初仅包括同族人，即特萨利人、波奥提亚人以及他们与爱奥尼人之间的较小部落，无疑还有优卑亚岛上的爱奥尼人。到底是近邻同盟还是温泉关起到了某种政治核心的作用？谁知道呢。但是关于这一地区各部分之间存在早期商业和军事合作的传说或线索，与严格的考古背景并不吻合，可能暗含着某些宗教联系，说明存在着某种更为强劲的内聚力，是超出我们先前的认知的。

这种更为强劲的内聚力使我们相信，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内聚力，并引出我们的疑问，如雅典领导下的阿提卡政治统一问题，斯巴达和拉科尼亚(Laconia)其他共同体在头两个世纪或者说在公元前9世纪后期多利安人奠定基业之后的关系问题，公元前6世纪忒拜在波奥提亚的扩张问题，等等。虽然答案不一定成熟，但这些问题已被提了出来。

更直接的关联是公元前8世纪后期优卑亚人“组织”的解体。我们推测，大概公元前800年，一些希腊人开始外出去寻找金属。一些人甚至移民到他们发现金属矿藏的地方，公元前800年之前就到了北叙利亚海岸，稍后到了意大利，可能还到了黑海南岸。殖民的主要参与者是优卑亚人，他们仍然保持一致行动。殖民的主要获益者之一是勒夫坎狄。但是公元前730年卡尔西斯和埃列特里亚反目并发动了所谓的勒兰丁战争(Lelantine War)，修昔底德说，“所有其他希腊世界都与战争的某一方结盟了”。历史学家也疑惑不解，老盟友因何而反目？为什么“其他城邦”也加入纷争？如此早的“联盟”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疑惑至今犹存。但是相对广泛的联合使得交往更为容易，盟友或敌对的关系超出了诸如城市这样的小单位的范围，邦际间的利益会更容易巩固或打破这种盟友或敌对关系。在上面所勾勒的范围内，有一种假说认为，一些较远距离的争端，如约公元前720—前710年弗里吉亚(Phrygia)与亚述(Assyria)之间的战争，会引起与之有利害关系的希腊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希腊人主要是优卑亚人。一个城市打破了现存的盟友关系，但还会和其他城市保持或发展盟友关系，因此“所有其他希腊世界都卷入了纷争”——这样一来，这种假说就有可能成立。战争可能以埃列特里亚的失败而告终，勒夫坎狄(早先可能就是埃列特里亚城的旧址)先被放弃，该共同体已经崩溃。战争的张力引起其他方面的调整，开始出现类似于后来的城邦结构。

用这种张力来解释公元前8世纪后期另一现象并不算荒谬，这就是：从希腊大陆和爱奥尼及其岛屿掀起的更大规模的第二波移民浪潮。早期冒险家从海外带回了关于各种机会的消息，这些消息或许会鼓励那些更大胆或更绝望的人从事贸易，为外国势力提供军事服务，特别是经营农业。如果说战争不能消除胆怯，那么至少已经加深了那些战败和分裂的共同体的绝望情绪。

战争开始之际，科林斯(Corinth)就已在位于西部富裕之地航路上的科西拉(Corcyra)建立了殖民地，并于公元前733年在那些富饶的土地上建立了西西里的叙拉古(Sicilian Syracuse)。而此前，优卑亚人在爱琴海西北岸建立了据点。因此，在整个战争中以及战争结束后的一个世纪中，我们所误称的殖民运动扩展到了最东边。之所以说“殖民”系误称，是因为一个“殖民地”的建立尽管是一项国家组织的事业，其目的往往是为了扩大城邦的利益，但它却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实体，与母邦的联系通常仅限于情感和宗教方面。殖民地居民所津津乐道和感怀铭记的，更多是其建立者，是带领他们出来闯荡的那个人，而非他们的母邦。人口过剩，偶然的饥荒，政治上的麻烦——任何一种原因都可能导致政府想要推卸他们所不愿意承担的责任，将一些人遣去已知或未知的海外——当然，同时会送上宗教上的祝福。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动机往往是混合的：冲动、绝望、野心，去垦荒、去贸易、去改变。

将这些因素看得太过泾渭分明是不合适的，比如贸易和农业。贸易一般在希腊政治生活中扮演何种角色？除了某些极少数的例外，希腊商人并非显贵。有名望的希腊人种植作物却不销售它们。组成政府的希腊人来自土地而非市场。但是经营种植的普通希腊人却不得不卖掉他们的农产品，或者说服商人们帮他们卖掉自己的产品。这一因素确实不可忽视，但是我们无须开展关于“一个强有力的商人阶层”的讨论。例如，叙拉古的创立者就是来自科林斯附近一个内陆山村的农民，几乎没有任何创业之物。但他们的领导人却是一个科林斯统治家族的成员——他是被派出去完成一项官方授意的任务呢？还是他仅仅是一个不受同族人欢迎的人呢？他们定居在土地丰饶的叙拉古，而且拥有西西里东部最好的海港。他们居住在这里是为了生存还是为了做生意？无论如何，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和故乡的亲属有任何密切的联系。这一点与同一时期的科西拉完全不同。科西拉的建立有着确定无疑的战略意图，当人们发现科西拉连接着亚得里亚海的银矿和西部的谷物商路之时，建立殖民地就具有了更重要的战略意义。在那里，故事成了科林斯的“母”邦利益与已经意识到自己“成年”的科西拉之间的反复冲突。叙拉古也不同于昔兰尼(Cyrene)。昔兰尼是一群遭受严重旱灾的铁拉人(Thera)在没有母邦的引导下于大约公元前630年建立的。移民们都是征召而来的，并且被明确告知不欢迎他们回去。

上述实例说明，想要对殖民进行一般的概括是多么不明智。我们认为，当时出现了混乱状况，造成希腊人于公元前600年左右在法国南部、非洲北部、埃及、黑海及其入海口、爱琴海北岸，当然最重要的还有在前述的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混乱。同样，这一混乱也打乱了母邦的既定秩序，导致了政治革命，这也是我们接下来即将讨论的问题。

政治的发明

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人，在整个地中海世界专注于全新的实验。埃及有他们从来无法想象的财富和文明水平；近东有武力和组织，西方有蛮荒和潜在的财富，北方则是这些因素的混合体。作为希腊人，他们竭力开发所有这一切为自己谋利，使自己进步。艺术家为东方情调的主题着迷，武器制造者倾慕东方的装备，商人运送金属、木材和谷物，贫穷的农民借机移民，富裕的农夫则抓住机遇种植能够酿造葡萄酒和压榨橄榄油等销往海外的作物，智者注意的是各种不同的政治生活，诗人、思想家和商人则为字母文字所吸引——所有这一切，使每个人都经历了观念的启蒙，知道还有另外的地方存在；这些地方也有某种吸引人的事物，不管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公元前8世纪后期，赫西俄德这位倔强的诗人和农夫，对他生活其中的褊狭的贵族社会发出不满的声音。在他之前没有多少年，荷马(见下文，第二章)在我们所知的第一部最伟大的史诗中描绘了这个社会，尽管史诗宣称描述的是历史上的某个特殊时刻，但事实并非如此。史诗内容随着它描绘的社会的变化而增加，现在我们已经不能分辨清楚每个增加的段落了。但是荷马的《伊利亚特》中那些围攻特洛伊的英雄，骄傲、勇敢、荣誉感强烈、暴躁、报复心极重，却能为那些贵族听众所理解；他们的价值观不可能完全相异，说他们完全漠视像赫西俄德这样的凡夫俗子也并非是虚妄。但到了公元前7世纪早期，赫西俄德的同胞们已开始要求得到尊重。

希腊人思想的开放，要比因这种开放所产生的各种特定政体形式重要得多，强调这一点至为关键。各地都有“僭主政治”“寡头政治”“宪政”或“无政府”状态。所有这些可塑性颇强的社会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混乱，所有的共性就是最终形成了我们现今称之为城邦的某种宪制政体。

但具体的道路却真是千差万别。据说在公元前7世纪早期，一位伟大的立法者来库古(Lycurgus)在斯巴达制定了一整套军事训练(很难称之为教育)的制度，这使得斯巴达成为希腊最有效的军事强权国家，帮助它残酷地掌控了伯罗奔尼撒南半部，并且逐渐获得了对半岛其余部分颇为微妙的控制权。与此同时，来库古使斯巴达社会结构成形，因而改革了它原本的结构，产生了一种能够保证所有斯巴达人都享有某种政治平等的政治体制。这样的体制赫西俄德从未想过，其他地方的人也长久以来不曾认识过。

斯巴达作为一个征服了辽阔土地、统治着众多依附居民的主人，相对来说，它自己的人口却十分稀少(理论上有9000成年男性，与非公民的比例是1:7)。这种情形颇为罕见，但并非独一无二。它的解决方法是开发大量国家控制的土地，由私人经营，剥削与奴役——当然不是完全奴役——这些土地上的人民。同时，国家“拥有”奴隶，这些被称为“黑劳士”(helots)，而斯巴达公民个人获得一半的产品。随着黑劳士人口的增长以及现实或想象的族群的凝聚，这个群体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黑劳士起义的威胁，成为解释几个世纪以来斯巴达人诸多行动的关键所在。同时，给予被征服地区一些重要的共同体特殊待遇，承认他们在内部事务中有一定的自主权。这些人就是“庇里阿西人”(perioikoi)，即边民。他们比黑劳士的怨气要少一些，但也不会总是如斯巴达人所愿的那样温顺。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看到斯巴达的社会进步和自来库古以来制度的僵化。如果说斯巴达的这种状况颇为少见，那么它的解决方法则使其成为独特的现象。大多数希腊人都保留着国家强制军事训练的痕迹，比如在克里特就能看到许多与斯巴达相似的风俗。但就我们所知，只有在斯巴达，一个孩子在5岁到30岁之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完全被剥夺了家庭生活，白天进行强制的军事训练，夜里则和同伴们在一起。大部分希腊人以贵族的姿态进入古风时代，这种姿态的某些模糊成分在他们身上长期存在。但是在这些国家当中，只有斯巴达如此早地被这种姿态所俘获，只有它才如此看重，以至于很少有机会去改变这种贵族政治的成分和人们对贵族政治的兴趣。斯巴达始终保留着世袭王权的混合因素，并且这种王权仅仅是有名无实的，而这一时期的其他地方已经丧失或者正在丧失王权。更奇特的是，斯巴达有两个国王，从两个贵族家族中选出，不管他们之间是友谊或竞争关系，强调的仅仅是贵族政治的基本原则只能依靠少数大家族。

在政治体制方面，斯巴达同样是独特的，但又是另一种独特的形式。国王是军事统帅，辅以贵族议事会“格劳西亚”(Gerousia)，他们提出大部分政治议题，负责大多数司法判决。不过也有全体斯巴达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公民大会定期召开，在大部分有关全体公民的事务中拥有最终决定权。按照伟大的来库古的定义，全体公民是指所有在军训中幸存下来、分配到城邦征服得来的土地、由黑劳士为其劳作并一贯遵守法律的人。他们自称为“平等者”(homoioi)。通过这种称呼，他们不但消除了对早期地位的不满——不管这种不满曾经如何——而且用极简练的语句证明了“公民”这一词的用法是如此贴切。较任何绝对的标准而言，平等都只是最基本的一种陈述，但平等不是要解决某些人是富裕的(与城邦分配土地相对的私人土地一直存在)而另外一些人相对贫穷的问题，不是要解决一些人生来就是贵族而另外一些人是平民的问题，也不是要解决在以军事为基础的社会中不鼓励甚至不能容忍政治上的独立的问题。这种平等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对最基本原则的强调，斯巴达人开始探索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公民的定义，这就是他们自动拥有某些权利(无论多么少)，拥有一种共同体的感觉——尽管这种感觉只是对黑劳士共同恐惧的产物，或者是对共同奴役黑劳士从而为自己谋利的产物。

下面我们倒过来叙述斯巴达革命的运作机制。斯巴达的贵族并未放弃优雅的“平等”，但是他们很少使用暴力。这也与其他地方大不相同。比如在科林斯，城邦和财富的控制权一直掌握在一个贵族家族巴克齐亚迪(Bacchiadae)家族手中。公元前657年，这个家族的半个成员塞普瑟鲁斯(Cypselus)纠集了足够的支持者，将其家族成员或杀死或流放，成为后来希腊人所称的“僭主”(tyrant)。关于塞普瑟鲁斯政府的实质，我们知之甚少，只知道他的支持者中治国经验丰富、执政能力突出者众多，足以使这个城邦的发展不致陷入停滞，而是逐渐繁荣起来。我们不知道塞普瑟鲁斯除了分享政权以外还向他们承诺过什么，或者向他的外围追随者承诺过什么，只知道他的宣传中用了这样一个词：dikaiōsei。这个词的意思可能是“赋予(科林斯)权利”，通过“给(科林斯)一套法则”而“赋予(科林斯)正义”。无论其精确含义是什么，它在这里都要超出曾经激起斯巴达人对“平等”的同样渴求的那种提示，即使这种平等仅仅限于法律面前的平等。并且颇为矛盾的是，这种平等是在最不平等的“僭主政治”体制下赢得的。

显然，科林斯人支持塞普瑟鲁斯还有其他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希望借此削弱巴克齐亚迪家族。在那些我们了解较少的其他城邦，出现僭主或有出现僭主的趋势之时，其支持者恐怕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可以引出某种一般性的解释。公元前7世纪，正义的主题已经以各种形式得到充分阐发，这也许说明，希腊人关于什么是一个公民(polītes)——即一个充分的城邦成员——的观念在缓慢曲折地形成，对正义主题的阐发才是第一要素。困扰赫西俄德的正是人们对什么是正义的任意解释。公元前7世纪的诗人、莱斯博斯(Lesbos)的特尔潘德(Terpander)就极力赞美说，“正义(在斯巴达)已经实现，看来已经实现”。

然而，是什么原因致使绝望变成了自信，在贵族政治的藩篱中撕开了第一道裂缝？人们究竟使用了什么手段才造成了这一后果？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一直被认为在于或的确在于军事史上的模糊地带。早期希腊军队的基本单位是贵族及其随从，合成为一个“胞族”，包括其家族成员、附庸的较低等贵族、富裕农民，一直向下延伸到各社会等级。从理论上说，这支部队的前锋是那位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贵族，他站在其他人的前面；其他人则根据各自的富裕程度装备护甲；贫穷者没有装备，不过会以自己的方式或者手头现有的武器给予贵族以精神或物质上的支持。另一方面，成熟的军队尽管可能仍然包括某些骑兵或者更多的轻装步兵成分，但主要还是依靠数以千计、装备精良、或多或少有些整齐划一的步兵——这些人被称为重装步兵。重装步兵往往也由胞族集团组成，虽然在某些地方开始转向更为明确的地域单位。战场上的胜利要求集中全部力量，一条阵线的纵深有八人，每人装备头盔、身披胸甲、胫甲，手持前面加固的圆盾，用于突刺而非投掷的长矛，凭借合作的力量取胜。就像公元前7世纪中叶的斯巴达诗人提尔泰乌斯(Tytaeus)所描述的那样，“手舞长矛直逼敌兵，或者用剑杀敌，和敌人脚碰脚，盾撞盾，羽饰蹭羽饰，头盔擦头盔……”

这是想象中重装步兵的战斗场景，那么实战中的情形如何呢？我们在这里明显面临着一个矛盾。重装步兵装备的某些内容早在公元前8世纪就开始流行，但是瓶画中所展现的最早的方阵组织不会早于公元前7世纪中期。在贵族的战斗中，单个重装步兵的出现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创造在实战中具有凝聚力的方阵，无疑需要一个决定性的时间点。然而问题是这也许不太现实。从有关单个“战士”的想法向后来出现大批步兵的转化太过容易，以致人们没有认识到，更容易的金属供应和更多可利用的财富或许会逐渐导致“战士”数量的成倍增加，只需少部分战斗人员之间的协作，而人们不必知道组成一个有效的重装步兵方阵单元可能需要的最低人数(当然是几百人而不是几千人)。这种转变可能早已准备就绪，甚至远早于公元前7世纪前半期。可能在画师们表示欣赏它，或者在画师们掌握了在一个陶罐上描绘重装步兵军队的技艺之前若干年就已完成。

如果以上推测属实，那么更重要的问题就不难回答了，即：如果军事创新影响了政治革命，这种影响是如何实现的？公元前657年，科林斯的塞普瑟鲁斯有了自己的军队，他用武力驱逐了巴克齐亚迪家族，并且他自己不需要贴身护卫。更早时期，斯巴达的来库古改革中，军队及其建制是其核心内容。粗略来讲，如果巴克齐亚迪家族有300个重装步兵装备，那么只需要301个有类似装备的其他科林斯人，将革命的热情作为更多的武器，就足以推翻他们。斯巴达的人数更多，他们甚至根本不需要提尔泰乌斯所用的激励方法，因为他们已经有足够的情感纽带将自己联合成一个整体。

但是军事上的变化只是革命构成中的一个因素，它影响的是革命的方针而非其实质。它是行动的指南，不是发动机。当然也有例外，就是新的形势也许有助于创造一种处境相同的感觉，撑起人们的信心；形势越新，效果越大。反对贵族专权运动的起源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那就是公元前8世纪的冒险和扩张。经济上的扩张，即使只是像斯巴达那样在农业上缓解了人口压力，并有不同地方的经验(“僭主”一词就起源于东方)，却都没有创造出一个由富裕农民组成的新的“中产阶级”；也缺少一个富商集团；但它们的确在贵族与贵族之间、小贵族与大贵族之间营造了紧张关系。同时，还有某些成功的商人和海盗使得原本就错综的事态更为复杂。旧有的制度缺少足够的灵活性，或者后来不再有足够清晰的界定，来应对这些变化。

一些城邦试图通过第三条途径走向新的世界，像斯巴达人那样走宪政道路。这样的道路虽然没什么特色，却人道得多。一个殖民地的建立会引起——并非要求——人们对这个新定居地的特点进行某些有意识的思考。这种自我意识的某些成分，也许仅仅是渴望复制家乡的东西(这不可能是一种深刻的渴望，大部分殖民者离开家园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自己在家乡的经历)。于是，一种新的需求附加到了这种新的变革本能之上，或者至少是对现存秩序的不满附加到了新的变革本能之上。这是一种需要阐明的需求。而且东方的经验再一次表明，明确阐释是有可能的。所以，与东方有着天然联系的克里特成为希腊人立法的故乡就不奇怪了。(根据传说)克里特人启发了斯巴达人，一个克里特人曾经指教过有姓氏可考的最早的殖民地立法者——意大利洛克里的扎鲁库斯(Zaleucus of Italian Locri)，于是，其他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殖民地也成了立法者的天堂。

但这一切都未有定论。只有在阿提卡的陆地上，从渴求和理想到成为事实的转变才有迹可寻。相对于大多数地方，阿提卡算是在后迈锡尼时代的混乱中幸存下来的，然而这里也出现了经济崩溃，只有缓慢的恢复。当形势稳定以后，雅典城便处于阿提卡各种联系的领头羊地位，这种联系不像斯巴达那样是一个围绕着庇里阿西人或黑劳士的“平等”城市，而是一个到处充满不平等的阿提卡的中心。贵族、自由民和依附者居住在城里或周边地区，就像是在厄琉西斯、马拉松或者苏尼昂(Sunium)一样。雅典设法减少或消除了各地的差别，同时建起了这座被公认为首都的城市，保留了地方自豪感、国家认同与个人尊严，这是雅典取得的非同小可的成就。

约公元前630年，雅典有人企图建立僭主政治。约公元前620年，有一项法令对这一企图给以回应，即《德拉古法典》(Draco)。关于这项法令，除了严酷之外，我们其实对它一无所知。但一味强调严酷会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仅仅因为一个定义便引起批评和改变，而雅典人继续接受了这种结果。据说扎鲁库斯的法令也很严酷，但洛克里人最终还是实行了改革。对斯巴达人而言，不幸之处在于：“对我祖父来说是好东西”，则“对我来说也是好东西”。

雅典的首次改革发生在大约25年之后。当决定任命一位仲裁者负责制定内容截然不同的第二项法令时，危急时刻或者说濒临革命的时刻来临了。在对《德拉古法典》和贵族内斗不满的背景下，人们选择了一位革命领袖——梭伦。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梭伦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诗人，尽管他稍许有些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是，还有点华而不实。

在公元前594年当选为首席执政官的梭伦有个弱点，就是不喜欢杀人。他本可以使自己成为僭主，但却没有这么做，如他自己所写：“僭主是一个好位置，可麻烦的是做了僭主就没法回头。”即便他如此谨小慎微，也不得不说服两派势力——“平民”和“那些掌权者”，让他们不要理睬“那些玩抢劫游戏的人”，并且同意以一种斯巴达式的平等模式来安抚双方。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那些掌权者”已经付诸实践，在整个雅典实行了一种广泛的分成制——在这种制度下，不少雅典人要将收成的六分之一交给某个地位较高者而非国家，以换取耕种自己土地的自由。这一制度逐渐改变或超越了上文提到的氏族集团依附体制，其后果自然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实践，即对执政官和议事会——战神山议事会(Areopagus)的专权；后者的成员从卸任执政官中补充，这是该国唯一承担议政职能的实体。雅典也有公民大会，但似乎并不起多大作用，除非是在那些不得不调查民意的关键时刻，或者是在每年执政官的选举之时。这时有可能偶尔被允许展现一下人们偏爱某个贵族集团的候选人而反对另一个贵族集团的候选人的场景。战神山议事会和执政官在阶级和利益方面密不可分，他们共同掌控雅典。

梭伦的大部分措施和德拉古所做的一样，仅仅是将现行法令变为成文法。但是在寻求某种能让自己以公正持中的姿态出现的内容时，他采取了较为明智的措施。“那些当权者”保住了他们的财产、大部分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甚至过得更加舒适。作为交换，“平民”则被赋予“他们应得的尊严”。

他的措施是如何实行的呢？所有的债务都会保障债权人，因此默认的分成制也就成为默认的债务。现在，现存的债务都被取消，债务奴役被禁止，分成制也不复存在(“我让曾经被奴役的阿提卡的土地得以自由”)，雅典人再也不会因为债务而被奴役、失去尊严。这位政治宣传家为此加上了一段著名的说辞：“我让那些无辜被卖到异国他乡的人回到家园，他们甚至都不会说自己家乡的方言了。”不过有一个疑问是，他能寻回多少这样的人。

政治上的一些平等也能看出端倪。公民大会恐怕以某种方式获得了新的职权，我们对此知之甚少(是否有可能定期举行会议？界定适当的选举方式方法？)，但可以确定的是，人们获得了一个指导性的新机构，一个与战神山议事会分庭抗礼的议事会，即“稳定这座城市的第二个锚”。这个议事会如何组成、究竟能够拥有多大的管理权限并不重要。它准备公民大会的议程，监督更广泛意义上的公职人员的选举，是对付战神山议事会干预的缓冲器。这些都使局势发生改变。梭伦还主张公民大会应是审理案件的最高法院。雅典人可以诉求公民大会或者公民大会的一个委员会来反对战神山议事会的法院作出的裁决。在最初的几十年中，没有多少人有勇气提出诉求，但是这项权利已经在这里了，就一定会得到利用。

每个人都从他那里得到了应得的赏罚。所有雅典人都应摆脱奴役的威胁，保证不会受到司法压迫，并能对城邦发展的方向发表意见。但有些雅典人，主要是梭伦的支持者，想得到更多的实质政治权利。梭伦与塞普瑟鲁斯并无二致，他的背后也有一些大人物的支持，他们想要得到回报。解决的方法很简单，但也非常激进。执政官是政府的主要行政和军事职官，按照传统，先前仅限于很少的家庭集团——世袭贵族(Eupatridae，血统优良者)的成员担任，现在则由拥有土地财富的多少所决定。所有雅典人被分为四个等级。最高等级占据最高的官职。最低等级——thētes，仅仅只是公民大会的成员，只能对司法判决有些微影响。可以说，“当权者”的潜在数量翻了一倍，这可是不小的变化。

如果说对梭伦的这些措施有一点讽刺意味的话，那这也只是提醒我们：梭伦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他并不是一个祈求奥林匹斯神灵来解除雅典痼疾的中庸贤者，而是一个精明的操作者和激进的思想家，一个非常善良而勇敢的男人。他给了雅典人和平变革的机会。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这种变革并没有一蹴而就、立竿见影。

革命本身很难成为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即便没有暴力，好人好心也会办坏事。令人欣慰的是，希腊革命从整体上导向了令人愉悦的方面。在塞普瑟鲁斯和他儿子伯里安德(Periander)的领导下，科林斯人扩展和巩固了殖民地，同时科林斯的陶工和画家制造出精美的陶器。而雅典后来的苏醒产生了更加惊人的成就(我们看到的主要也是在艺术方面)。同时，分成制的农民获得解放，使得16%人口的大部分免除了债务。即便在斯巴达，一位外来的诗人阿尔克曼(Alcman)，也幸福地谈论着在欧罗塔斯河(Eurotas)岸边昼夜的欢悦。当阿尔克曼描述固然并非珍馐的食物美酒和少女，以及少女销魂的一瞥比睡梦和死亡更能令人沉醉之时，提尔泰乌斯那些令人不悦的战争精神早就被他抛在脑后了。

但是，就像希腊人喜欢说的那样——尽管他们说得比较委婉——“过犹不及”。那些追随塞普瑟鲁斯的科林斯人不能理解自己为什么要追随他的儿子或者他的后人。伯里安德的继承者被驱逐了，科林斯陷入平庸的寡头政治。斯巴达人是如此自我陶醉，以至实行了进一步的扩张。悠闲和自由使得雅典人渴求更多的悠闲和自由。结果是科林斯逐渐衰落(当然衰落得非常缓慢，因为它一直作为一个重要城邦存在)，斯巴达实行等级森严的统治，而雅典则最终形成了民主政治。

在民主政治最终确立之前，先是半个世纪断断续续的僭主政治。梭伦拒绝扮演僭主角色，希望雅典社会能够根除这一痼疾。他的一个年轻的支持者[1]，被证实有僭主倾向——更糟糕的是，此人还是他的亲戚——通过两次尝试，最终于公元前546年建立起牢固的僭主统治。公元前528年，他去世后又由其子继承权力。很难说清楚庇西特拉图为何能得到普遍的支持而建立僭主政治。阿提卡居民分为海岸派、山地派和平原派。平原派可以获得橄榄油作为新的财富；山地派足够富裕，但他们远离各种事物的中心。尽管庇西特拉图无论如何都算出身名门，可他本人却来自并领导山地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附庸于他的人是否出自生产优等橄榄油的马拉松平原？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否正在开采阿提卡东南角的银矿？作为经济发展的结果，或者为了经济的发展，他们是不是觉得自己该进入中心了？

无论如何，事情就是这样。也许一个僭主政治的产生比继续梭伦的宪政更能激发雅典人去追求前面提到的三个目标：国家统一、地方自豪感与个人尊严。雅典城引人关注，不仅因为它是政权所在地，还因为公共事务、神庙、喷泉，甚至排水沟等公共工程皆聚集于此。这些工程为了培养人民对雅典的保护神——雅典娜女神——与(庇西特拉图喜欢自诩的)对庇西特拉图本人的崇拜，鼓励举办或创建国民节庆与赛会，如泛雅典娜节，奖品是几罐阿提卡产橄榄油(聪明的广告!)；如酒神节——这是雅典最伟大的创造物之一——悲剧的最早来源。这一切似乎使雅典成为适合权力集中的地方。

地方自豪感无须鼓动，但至少这个中央集权可以显示出它所关注的东西：为了解决地方纠纷，建立起一个巡回司法审判团，而这一权力起初无疑掌控在当地贵族手中。这些贵族的身份潜藏了一个对以下悖论的解答：一位僭主独裁者事实上能够促进个人自由和个人尊严。

梭伦向一些新人开放了官职，但是并没有采取什么明确的措施限制地方贵族势力，除了剥夺贵族合法奴役周围贫困公民的权利。现在他要么死在反对庇西特拉图的最后斗争中，要么谨慎地考虑逃亡。即便他留了下来，也不得不承认存在某个比他更有权势的人。其他的人要么失去了他们的领袖，要么意识到他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要。从效忠一个主人转而效忠另一个主人，我们可能觉得并不是多么关键的一步，但却是通向自主意识的第一步。

因此，当庇西特拉图的儿子于公元前510年被流放者、阴谋家与斯巴达军队以及试图重续老派政治的守旧派赶走之后，他们发现观众也已经改变了。他们中的一个人——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一个支持梭伦的大贵族阿尔克美昂尼德(Alcmeonidae)家族的首领，比他的竞争对手更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变化。用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话说：“在他的派别中增加了那些之前被忽视了的人民，让他们分享一切事务……”克里斯提尼的动机可能是自私的，他的所作所为可能都是在有计划地保护他自己和他的家族的政治前途。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成功了，获得了广泛支持，带给阿提卡一个全新的社会政治结构，这一结构良好地运转了200年左右。

新体制的核心内容是承认小的地方单位——乡村或小镇、城市的行政区，它们应该管控自己的事务，摆脱当地贵族的干预。每个单位选择自己的负责人和议事会，处理自己的事务。国家的目标就是把这些被称为“德莫”(demes)的单位或多或少地组合成关系紧密的更大的地域区块(这里也有为派别利益划分选区的迹象)。新的部落通过这种地域划分构建起来，每个部落都各包括一部分被称为“平原”“山地”和“城市”的地域。之后，这些部落不仅成为军队的基础，还成为其他行政管理体系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梭伦的议事会，现在每个部落有50个议事会成员名额，每个部落的代表在一年的十分之一的时间里组成整个议事会的常务委员会。

在自己的村庄里，一个雅典人能够以这种方式拥有他可能拥有的任何自信。同时，在国家层面，他能够增强自僭主政治就开始鼓励的国家认同感。要判断立法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看法的改变，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仅仅认可了一种看法，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雅典而言，我们只能说，在避免麻烦方面，克里斯提尼的立法来得正是时候；只能说，想要允许雅典人做的事情与他们后来所做的事情相当一致。克里斯提尼并没有破坏现存的社会集团，没有损害他们珍视的宗教崇拜或名誉声望。他不需要这么做，他仅仅创造了一种新的结构并赋予它权威性。

斯巴达的领导

雅典人所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抵抗波斯人的入侵。在精神上他们是希腊人胜利的支柱，但是从技术上来说，那些选择抵抗的希腊人自然会认为斯巴达应成为他们的领导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得益于来库古的改革，斯巴达拥有希腊世界唯一的一支职业军队，能够把自己拥有的5000名左右的重装步兵投入战场；还有数量相当、训练有素的庇里阿西人，以及人数更多的轻装黑劳士。但这支军队在公元前6世纪并没有取得过重大胜利，其威望很大程度上是出自外交原因。它颇具威慑力，因而得到了应得的尊敬。

希罗多德说，多亏来库古，斯巴达人“拥有肥沃的土地和众多人口，他们迅速强大起来，变成一个繁荣兴盛的民族。于是，他们就不再甘心于安静不动地待在那里了”。换句话说，他们不再满足于享有阿尔克曼所说的那种轻松愉悦，而是试图将他们的统治扩展到伯罗奔尼撒北部。他们遭到另一个大邦阿尔哥斯(Argos)和一些较小的城市、乡村和部落的反对。在与阿尔哥斯的斗争中，他们赢了，尽管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在与其他势力的斗争中，他们却失败了。失败也给予了他们教训：通过吞并和奴役来进行扩张并不奏效，征服一个敌对的近邻圈子，只会制造一个距离更远的敌对圈。一个智慧的斯巴达人(有些斯巴达人是智者)看到，通过外交手段进行征服代价更小，也更有效。

这位贤人就是奇伦(Chilon)。他于公元前556年当选为监察官，这一职位设立于来库古时代的混乱时期；设立的目的我们现在不甚清楚，但是基本上是通过每年一次的选举给予斯巴达的“平等者”们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拥有自己所向往的地位，强调他们自己对国王或元老院(Gerousia)的反对意见，或者站在这一边反对另一边。奇伦是最早的检察官，从他以及支持他的“平等者”那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他改变了斯巴达人的思想。

除了军事问题，还有民族问题。在后迈锡尼世界的混乱中，希腊人被分为多利安人、爱奥尼人和其他民族。他们都是希腊人，都说希腊语——却是形式非常不同的希腊语。所有人都接受了多利安人是入侵者的说法，尽管也许是一种更具优势的入侵者。很难判断这些区别在日常生活中究竟有什么意义，但是一定有某种意义。奇伦敏锐地看到，淡化斯巴达的多利安血统能诱使周边非多利安邻邦与自己结盟，最终还是对斯巴达十分有利。

于是，斯巴达与一个又一个城邦举行谈判，与科林斯、与西西昂(Sicyon)、与阿卡迪亚的诸多共同体谈判。实际上，除了多利安霸权的传统敌人阿尔哥斯以外，斯巴达几乎与所有城邦都谈判过。某些时候，为了巩固联盟，斯巴达不得不插手未来盟邦的内部事务。这种冲突在有些时候会导致僭主被驱逐，比如西西昂，这里是斯巴达在后来获得了反对僭主的声誉之起点。在斯巴达以外的地方，斯巴达人并不反对僭主。但是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的扩张(奇伦改变了斯巴达人的扩张方式，但是并没有熄灭斯巴达人的野心)使得斯巴达反对僭主领导的各种势力，并以各种理由驱逐他们。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雅典的庇西特拉图的儿子们。公元前510年，斯巴达在雅典流放贵族势力的鼓励和支持下成功推翻了他们的统治。

僭主被推翻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僭主(包括雅典的在内)是因为是阿尔哥斯的盟友，有些则是因为与爱琴海政治的新内容——波斯帝国的扩张扯上了关系。波斯人之前控制了中东和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约公元前546年，他们出现在爱琴海东海岸希腊人的视野中。而这些希腊人在此之前一直在相对不受压迫的条件下仰赖内陆的非希腊人势力，尤其是好脾气的国王克洛伊索斯(Croesus，约公元前560—前546年在位)统治下的吕底亚(Lydia)。波斯人相信严密的控制，因此在希腊城邦中建立或支持了不少归顺的僭主政权。公元前525年，波斯占领埃及，随后抵达北非海岸；公元前514年，他们跨海进入欧洲，尽管在南俄平原遭到了令他们损失惨重的袭击，他们还是留在了色雷斯，影响远及马其顿。这样一来，希腊大陆和岛屿遭遇了来自北方、南方、东方的三面困扰；即使在西方也有另一个敌对力量——迦太基，向那些希腊式的前哨村落、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的城市施加压力，这些地方现在已经从最开始的贫穷殖民地变成和本土同样富裕发达之地了。波斯人可能没有任何直接占领希腊的野心，但是他们现在就在那里，因此也不得不认真对付。我们所知的所有希腊城邦都因为对此事件的反应而分为不同阵营。占多数的希腊人——即便不是数量上的多数也是势力上的多数——认为，顺从甚至归顺的建议是最有利的方针；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他们应该战斗。从任何方面来说这都是内部的争论，然而一切有关其他事物的内部争论都容易与波斯问题纠缠在一起。政治上的失势者可能渴望得到波斯的支持；甚至一个政治上的赢家也会觉得，有了波斯的荫蔽，自己的地位会更稳固。因此，庇西特拉图被放逐而又幸存的儿子在波斯的领土找到了庇护所，而特萨利(Thessaly)北部最有势力的家族阿律阿达伊(Aleuadae)也有通敌倾向。斯巴达的形势并无二致。尽管斯巴达早就意识到这一问题，但是它还是毅然决然地拒绝卷入争端。但到了公元前4世纪最后几年，两个国王的争吵导致其中的一位——德玛拉图斯(Demaratus)跑去投奔波斯王。

德玛拉图斯的对手克里奥美尼斯(Cleomenes)就很聪明，甚至聪明过了头。同时，他行事肆无忌惮却不正大光明，野心勃勃又残酷无情，人们还认为他神经迷狂。我们没理由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不过无论如何，尽管克里奥美尼斯性格坚强、才能出众，他的大部分计划却都没能实现(最终他在绝望中突然精神失常而自杀了)。吊诡的是，他的失败反而使斯巴达更为强大。

我们前面提到了城邦之间的联盟。一个希腊联盟的标准原则就是“拥有共同的朋友和共同的敌人”。这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来决定谁是谁的朋友，谁又是谁的敌人？在斯巴达与阿卡迪亚的较小共同体之间，这个问题只是理论上的，但是在斯巴达与科林斯这样的城邦之间，就很棘手了；在斯巴达与那些现在正在结盟的大大小小政治实体之间，简直就无法回答了。因此，这种单个城邦之间的松散联盟方式必须改进。逐渐地或突然地，建立一个城邦同盟的想法就产生了或者被再造出来。斯巴达是这个同盟的军事统帅和实际掌控者，但其他城邦也有发言权。也许他们参照了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其他联盟方式。一定是在一个模糊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关键时刻。大约公元前506年，德玛拉图斯在科林斯和其他盟邦的支持下，拒绝追随克里奥美尼斯袭击雅典(他的第一次干涉并未奏效)。在那之后，“伯罗奔尼撒同盟”召开大会，议定只有经过讨论和投票后才可以付诸行动；斯巴达提供军事指导，其他盟邦予以支持——这样就创建了一个军事组织，当波斯人最终决定入侵希腊的时候，希腊人便依托它来抵抗波斯。

波斯战争

约公元前500年，斯巴达是公认的同盟领袖，这个同盟实际上囊括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上除了阿尔哥斯以外的所有国家。尽管斯巴达在行动上无意识地反对那些亲波斯者，但是不管是斯巴达还是它的盟邦，都没有对波斯问题提出任何承诺。雅典从僭主统治中解放出来，雅典人逐渐倾向于接受克里斯提尼发明的“民主”政体(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民主政治”一词尚未被创造出来)。他们在波斯问题上并没有一致意见。其他城邦也有类似分歧，希罗多德用嘲讽的语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问题。他在提到中希腊一个小邦弗奇斯人决定参加战斗时说：“我猜测，他们如此决定是因为他们憎恨特萨利人；如果特萨利人选择抵抗波斯，我想，他们就会通敌。”

第一个大麻烦出现在小亚细亚。米利都城里，有个波斯人扶持的僭主西斯提乌斯(Histiaeus)，成了波斯宫廷的政治顾问。留在米利都处理政务的是他的副手阿里斯塔哥拉斯(Aristagoras)，实际上他们都是波斯政权的傀儡。他们以为自己能够不露声色地取得自主权力。可他们错了，他们的这种计谋产生了被后世史学家描述为希腊人抵抗蛮族的巨大爱国热情，但希罗多德却冷静地称之为“麻烦的开始”。公元前499年，一些(并非全部)爱奥尼城邦，一些(亦非全部)北部的爱奥利城邦，可能还有一些南部的多利安城邦，驱逐了他们的僭主，开始公开反对波斯。斯巴达拒绝援助，雅典则选择了支持起义——虽然一度踌躇。但是结果不能逆转。

因此，在公元前494年爱奥尼人和他们的盟友被镇压以后，雅典人也于公元前490年遭到惩罚。一支波斯舰队穿过爱琴海在阿提卡的马拉松登陆。军队数量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远远超过雅典及其小盟邦普拉提亚(Plataea)能投入战斗的10,000重装步兵。我们知道，波斯军队兵精将能——但是，奇迹发生了，雅典人赢了!波斯人的损失超过6000人，而希腊人只损失了200人。这一结果产生了诸多影响，我们只列出以下三种：

希腊人曾经将他们自己和“那些说其他语言的人”区别开来，其他文明社会也是如此。现在有两种观念附加到了对这一事实的描述上，一种是敌视，一种是优越感。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想法：一个希腊人如果与蛮族人(操另一种语言的人)讲平等那是不合礼法的。务实的希腊人并不会让这种想法影响他们的行动。但是很多人直接利用这一点作为宣传手段，最后只有一个人将这一想法发挥到极致，这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开始朦胧地意识到了它的荒谬之处。

但军事上的优越性是切实存在的。大约10,000希腊重装步兵就以某种颇为罕见的方式击溃了波斯大军。一个重装步兵方阵，即便只是经过适度的良好训练，也足以打败一支骑兵、弓箭兵或者其他以任何形式武装的步兵部队，这是并不需要多高深的军事理论就能得出的结论。斯巴达人受到的教育就是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但即使是斯巴达人，也一定因雅典人的胜利而受到鼓舞。

第三个影响更为重要。克里斯提尼认识到雅典人的态度变化，并利用这一变化来反对其他贵族。他设计了一种社会和政治体制——不管这个体制是不意而得之还是他精心构建的，他都通过这一体制为进一步的、更大的思想转变提供了空间。但传统思维习惯并不会一夜消亡。公元前507年，大多数贵族的行为方式依然像他们一直以来所表现的那样。更主要的是，很多普通雅典民众的行为也是依然故我。只有少数贵族和稍多一点的民众有所改变。到了公元前480年，军队的统率权和城邦的管理权仍然掌握在旧统治阶级手中，但是他们对雅典人思想的绝对控制开始——我们强调“开始”——有所松动。这些变动非常微妙，即便证据比较充分的时候也很难加以把握。变动不仅是渐进的，而且是不规律的。当证据尚不充分、不能准确界定其开端和结束之时，当人们还不能明确地谈论这种转变时，我们只能列出事实，以待寻找任何可能的线索。亚里士多德以他特有的敏锐指出，马拉松的胜利赋予雅典人民政治上的自信。他的解释符合事实。在马拉松战役以后的10年内，雅典人首次实行了一项奇特的制度——陶片放逐法(ostracism)，这是克里斯提尼的又一创造，这一制度允许公民大会在它所愿意的每年决定任何一位政治人物被暂时性地放逐海外10年，但是保留其财产。前三次陶片放逐于公元前490年实施，实施的外在原因是被怀疑叛国。不过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那就是实践权力的勇气与实践权力的时机一样重要。

我们不敢说同样的民主政治浪潮是否落后于这些年的体制变革。公元前487年，执政官的直接选举被一种混合选举和抽签的体系取代。这是一次有意识的“民主”运动吗(抽签是高级民主的一个重大特征)？最后，十将军(通常从每个部落选出一个)逐渐取代执政官、成为国家的主官，对选拔功效的期望盖过了民主原则。但是长期的影响往往难以预知。我们只能注意到时间方面的契合。随后一些年，不仅国内政治的问题模糊不清，其他事情也同样如此。当希腊人看到波斯舰队的残部于公元前490年狼狈回逃时，如果说所有雅典人(或很多雅典人)想到波斯人有可能会卷土重来，那一定不能令人信服。

波奥提亚(Boeotia)日益团结在主导城邦忒拜(Thebes)周围，没有遭遇什么麻烦。在克里奥美尼斯国王的鼓动下，波奥提亚人于大约公元前506年参加了斯巴达对雅典的战役，结果遭到重创。但斯巴达并没有进一步行动。在公元前5世纪最后10年，斯巴达的当务之急是处理伯罗奔尼撒的事务，对付阿尔哥斯：约公元前494年，克里奥美尼斯在西皮亚(Sepeia)惨败于阿尔哥斯。更急迫的则是对付自己的黑劳士，他们谋划了一次起义(具体时间和持续多久并不清楚)；还有更迫切的事务是处理自身两个国王的争斗，这次争斗导致德玛拉图斯逃往波斯。此外，在某种程度上，斯巴达还得在原则上顾及抵抗波斯的事业，甚至还派出了军队抵达马拉松——尽管到达的时间只赶上了对雅典人的胜利表示祝贺。

然而雅典还有另外一个敌人——富裕的商业岛屿埃吉纳。从20英里外的雅典的法勒隆港(Phaleron)可以清晰看到岛上的三角形山峰。一旦雅典人将其注意力放到海上，埃吉纳就成了强劲的对手。双方在早期曾有过一次战争。约在公元前500年，两国间开始了一个冲突或者以冲突相威胁的时期，该时期持续到公元前5世纪80年代。公元前489年，有多少雅典人会认为波斯人的败逃给了他们自由，使他们能去对付更为直接的敌人呢？

这里有条颇值得玩味的线索。公元前482年，在阿提卡的劳里昂(Attic mines at Laurium)发现了非常丰富的银矿矿脉。银矿收益的分配引起了争论。一派以亚里斯提德(Aristides)为首，此人绰号“公正者”，是马拉松的英雄，曾于公元前489年当选执政官，后来又在公元前480年和前479年的危急时刻表现突出，并于公元前478年组建了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他的一派人认为，银矿收益简单地在公民中间分配就行。另一派的代表铁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则提出了不同的方案。铁米斯托克利以其聪明(有些人使用这一词时带着并不友好的意味)和深谋远虑而著称，这一特质在他公元前493年担任执政官时就展现出来了。他开始在皮拉奥斯(Piraeus)建造一个新的更坚固的港口，后来又警告雅典人应防范嫉妒的斯巴达人的威胁、切实增强雅典堡垒的防御能力。前482年，狄米斯托克利说这笔横财不能恣意挥霍，而是要用来建造一支舰队；这支舰队必须要有200艘三列桨战舰，一旦舰队组建成功，将成为抵抗波斯海军的中坚力量。但是他当时并未指出这一点，而是借口需要一支舰队来对付埃吉纳——这一观点至少是他的听众们最关心的问题。我们不知道他的骗术或者说他的远见卓识是否受到伯里克利的批评——“皮拉奥斯的丑相”(狄斯托克里的新皮拉奥斯)——的些许挫伤。

波斯人感到无须深谋远虑，只须坚决报复。大流士大帝(Great King， Darius)对希腊人颇有好感(见证人就是西斯提乌斯)——当然打败他的希腊人除外。马拉松战役以后，大流士立刻着手准备更猛烈的攻击。但是公元前487年埃及的起义打乱了他的计划，他未完成计划便去世了。复仇的计划留给了他的儿子薛西斯。薛西斯于公元前485年镇压了埃及的起义，再次将复仇计划提上日程。

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形势。波斯占据了北非，远达昔兰尼加，更远的地方则是与波斯关系友好的腓尼基人的殖民地迦太基。迦太基本身也在对西西里的希腊人施加压力。爱琴海北岸远抵马其顿、小亚细亚及沿岸的爱琴海岛屿，同样被波斯人占据。希腊本土就像一颗夹在强劲有力的胡桃钳里的小坚果。因此它被认为易于引起注意这一点，着实令人惊讶。大流士的傲慢遭到打击(大流士在南俄也曾蒙受失败，但他却没有如此反应)，据说他的王后阿托萨(Atossa)十分渴切地希望得到希腊女仆的服侍。薛西斯可能也患上了自大症，但是这些似乎都不能证明波斯人的努力——或者说冒险是正当的。

希腊本土这粒坚果本身并非完美无缺。希腊人在公元前481年刚开始意识到迫在眉睫的危险之后，就即刻四面求助，如到克里特、科西拉、叙拉古等地；但都遭到拒绝或者被对方用模棱两可之语打发了。只有科林斯地峡北部的雅典和一两个小城邦——弗奇斯(Phocis)、普拉提亚、特斯派亚(Thespiae)准备加入战斗，但特萨利和波奥提亚对这件事都没有丝毫热情。在伯罗奔尼撒，阿尔哥斯态度中立。希腊人情感寄托的中心——德尔斐的阿波罗神谕则忠告说，只有谨慎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当希罗多德所称“拥有最优秀思想的那些希腊人”于公元前481年在斯巴达聚会，以及之后于前480年春天在科林斯聚会的时候，他们决心忘掉彼此间的分歧(主要是埃吉纳和雅典之间的分歧)，赋予斯巴达陆上与海上的指挥权。这并不是基于物质原因，而是基于某些外交上的理由(尽管狄米斯托克利的新海军力量始终不容忽视)。斯巴达国王能够调集约40,000重装步兵和更多轻装部队，斯巴达的将领们(它的国王极少关注海洋)拥有超过350艘战舰——按希腊的条件来说，这样的规模已相当可观了，但面对薛西斯从帝国各处调集的部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当希腊人在科林斯会商之时，波斯大军已开向赫勒斯滂海峡[2]和欧洲边界。同样，面对主要从腓尼基和臣服的小亚细亚希腊城邦召集来的波斯海军，希腊海军也未免过于弱小。波斯海军正为沿色雷斯沿岸行进的陆军保驾护航，当时后者在寻找一条可供大军获取足够饮用水的河流。要给出波斯军队的大概人数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希罗多德说1,750,000陆军当然荒谬，200,000也许比较接近实际。但他所说1200艘战舰并非胡言，我们就算它有大约1000艘吧。无论怎样，希腊人被征服似乎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一个地方，能保证让波斯陆军的数量优势难以发挥，又不会被波斯海军包抄——尽管多数人对此考虑得不多。第一个地方是坦佩峡谷(Gorge of Tempe)，这是从南边通往特萨利西北的海岸隘口，希腊一方派10,000人守卫此地。但经过仔细权衡，要么出于对特萨利人优柔寡断的担忧(据说特萨利的一个主要家族阿律阿达伊就是鼓动薛西斯进犯的马前卒)，要么出于对地势的顾虑(还有一条能通往北方的道路，海军能够在南方登陆)，希腊人退到了南边，将北部希腊留给了波斯人。

还有两条防御线可以考虑：在温泉关狭窄的海岸线上，舰队守住临近的北优卑亚海峡；或者科林斯地峡的陆军配合萨拉米斯的海军守住通往萨拉米斯的道路。反对第二防线是因为这意味着放弃阿提卡，反对第一防线是因为这反映了伯罗奔尼撒人只为自己战斗的本性。这时的情形显然进退两难，最后还是选择了温泉关。继承自杀兄长王位的李奥尼达(Leonidas)，带着一小队伯罗奔尼撒武装来到北部，其中包括360名“平等人”——带着全力增援的空口许诺，以及从一些邻邦召集来的志愿部队，还有400名更像是人质的忒拜武装，据守狭窄的通道。舰队则驻扎在阿提密西安(Artemisium)。

希罗多德没能说清楚波斯军队到达后，希腊军队在陆上和海上的整体运转情况，我们也说不清。但是陆军和海军是相互依存的。海军主要是雅典人，只承担保护军队的责任，或许还有测试新舰船的任务。他们的统帅必定已经知道，对手来自腓尼基和亚洲地区，舰船更快、海员更熟练。带着几分混乱和些许慌张，据说还得到了“神灵”的大力相助，这两个目的都得以实现。虽然大规模的海军战斗对战局没有决定性影响，但仍然鼓舞人心。同时，风暴使得波斯人在南进的途中减员不少，当薛西斯派遣一支约200艘战舰的分队去包围优卑亚并从后面袭击希腊人时，又因遭遇风暴损失更多。因此希罗多德说，“神灵”正在做最好的事情，将交战双方的力量扯平了。

李奥尼达的部队在温泉关进行了两天激烈的战斗，抵抗了薛西斯所能派出的最好的军队。但是第三天，波斯人发现了一条防守薄弱的山道，绕到了李奥尼达背后。大部分希腊人被撤回，但是李奥尼达和他著名的300勇士，以及拥有同样声誉的特斯派亚人(Thespiae)留下来了，忒拜人也留下了——但这并非他们所愿。除了投降的忒拜人，所有人都壮烈战死。这几乎算得上一场胜利。

这场战斗获得了两条经验，那就是希腊的战船和士兵是优秀的，希腊的重装步兵是最优秀的兵种。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借鉴这些经验。第二条并没有立即产生效果。当薛西斯占领了希腊人早已疏散、撤离后的阿提卡，他首要关注的就是大海，这是非常必要的。对他自己来说，遗憾的是未能设身处地以海员的身份思考狄米斯托克利——创造并指挥雅典海军的狄米斯托克利——的行动。狄米斯托克利看出来了，唯一有希望的战斗不是在开放海域的任何地方——科林斯地峡南边或其他地方，而是在萨拉米斯的狭窄水道。希腊舰队已撤退至此处，陆地上的地形不便波斯人发挥数量优势，而且对波斯人不利。问题是他要说服他的同盟军，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并且还要让波斯人相信，这正是他们所想看到的。他用外交和恐吓(“要么你们留下，要么我们去西方建立一个新的城市”)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用一个诡计——一封送往波斯的密信——解决了第二个问题。一天清晨，波斯人推进到混乱的海峡，下午时分，残存的波斯舰队挣扎着逃出来。勇敢的希腊人——主要是埃吉纳人和雅典人，还有科林斯人和其他人——运用狄米斯托克利的战术，大破薛西斯的海军，也摧毁了他的信心。波斯海军被迫撤回本土，薛西斯和他的大部分将士痛苦地折向几个月前还雄心勃勃进军的路程。

那天晚上在萨拉米斯肯定会有某种庆祝活动，西西里也会有庆祝活动。据说就在萨拉米斯战役这一天，叙拉古人在西美拉(Himera)打败了迦太基人。这样看来，似乎东西两边的压力都得到缓解。但是薛西斯还留下了他的将军马多尼乌斯(Mardonius)主持战局。马多尼乌斯率领了超过35,000人的最精锐的部队，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希腊人所能召集的全部兵力。面对这一形势，萨拉米斯联军开始出现分歧。很简单，雅典人希望他们的家园得到安全保障，而伯罗奔尼撒人觉得在屏障后面更妥当。一个想要进攻性的战争，另一个不同意。在雅典人的威胁整个冬季没有奏效(史料没提到狄米斯托克利，充当先锋的是亚里斯提德)之前，双方一直争吵不休，直到为李奥尼达的儿子摄政的斯巴达人波桑尼阿斯(Pausanias)在波奥提亚南部边界的普拉提亚(Plataea)与马多尼乌斯遭遇。

普拉提亚战役打响了。与萨拉米斯战役相比，这是一场更为典型的战役——一场无序的大混战。两边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尤其是希腊人。但是希腊重装步兵——主要是斯巴达人，他们首先摆脱了这种混乱的困境，取得了绝对的胜利。据说在同一天，冒险穿过爱琴海的海军在爱奥尼的米卡里(Mycale)登陆，赶走了抵抗的波斯人，毁坏了许多他们留下的战船，从而清除了波斯对爱琴海的威胁，开始解放亚洲的希腊人。

关于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绝不止一种解释。重装步兵方阵在兵种方面的优越性；波斯人比希腊人犯错更多(希腊人没有犯多少错误)；波斯人劳师远征而希腊人在家门口为保卫家园而战；为自由而战的人们的战斗勇气，就如逃亡的德玛拉图斯对波斯国王所说：“他们对法律的畏惧，甚于你的臣民对你(薛西斯)的畏惧。”所有这些都起了作用，当然还有运气或者“神灵”的相助。

更进一步的影响也显而易见。希腊人与蛮族人(外国人)的区别开始成为希腊人与特定的“蛮人”(国家的敌人)的区别，“姑息”变成“背叛”。斯巴达赢得了陆上，雅典人赢得了海面。这两种势力不断膨胀，他们会遭遇冲突吗？雅典取胜伴随着正在成长的民主制，斯巴达得胜伴随着君主寡头制。这种政体差异，只是把二者区别开来，还是对区分其他希腊人也有效用？格局就是这样确定了下来。

进一步阅读

A. Andrewes，Greek Society（Harmondsworth，1975）是最好的关于希腊历史的一般性介绍；O. Murray，Early Greece（London，1980）是关于这一时期的一本很好的现代作品。更详细的记述能够在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第二版第3卷第3分册（1982）中找到。该书涉及公元前8—前6世纪希腊世界的扩张。C.W. Fornara，Archaic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Cambridge，1983）是一本颇有用处的译文资料集。

关于希腊黑暗时代，参见A.M. Snodgrass，The Dark Age of Greece（Edinburgh，1971）；V. R. D’A. Desborough，The Greek Dark Ages（London，1972）；J.N. Coldstream，Geometric Greece（London，1979）。关于荷马的历史价值，其讨论开始于M. I. Finley，The World of Odysseus（Cambridge，1954）。1980年发现于拉法坎狄（优卑亚）的英雄墓冢，其叙述见M.R. Popham，E. Touloupa，and L.H. Sackett in Antiquity 56（1982），169—74。

关于希腊古风时代，参见W.G.Forrest，The Emergence of Greek Democracy（London，1966）；L.H. Jeffery，Archaic Greece（London，1976）；A.M. Snodgrass，Archaic Greece（London，1980）。 A.R. Burn写的两本书提供了更长篇幅的精辟论述：The Lyric Age of Greece（London，1960）；Persia and the Greeks（London，1962；2nd edn.，with an appendix by D.M. Lewis，1984）。关于单独主题的重要作品有：J. Boardman，The Greeks Overseas（3rd edn.，London，1980）；A. Andrewes，The Greek Tyrants（London，1956）；CM. Kraay，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k Coins（London，1976）；H.W. Parke，Greek Oracles（London，1967）；W.G. Forrest，A History of Sparta（2nd edn. London，1980）；P. A. Cartledge，Sparta and Laconia（London，1979）；J.B. Salmon，Wealthy Corinth（Oxford，1984）；R. A. Tomlmson，Argos and the Argolid（London，1972）；T.J. Dunbabin，The Western Greeks（Oxford，1948）。

[1] 指庇西特拉图(Pisistratus)。——译注

[2] 达达尼尔海峡的古称。——译注

第二章 荷马

奥利弗·塔普林(Oliver Taplin)

导言

早期希腊人眼中的世界被汹涌的淡水河欧申(Ocean[1])所环绕，所有的泉水和溪流都发源于此。他们用欧申来比喻荷马：所有的诗歌和修辞均源于他，正如他的作品包含了希腊人的整个思想世界(在埃及发现的纸草文献中，有关这位诗人的内容要比其他所有诗人的总和还多)。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是荷马作品的最伟大的英译者，他发现了另一种比喻：“我们这位诗人的作品，就像一个丰富多彩的苗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种子和幼苗。那些追随他的人只能从中选择某种独特的植物。”和所有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一样，荷马的作品也是一座无穷无尽的丰饶宝库，慷慨地与所有来者分享，任君采掘。

在我看来，通过关于荷马的简短传记所提供的模糊线索来寻找“荷马”没什么意义。即便这通常是文学研究的一种好方法，但我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相关史料。许多关于他生平的古代记述(“……母亲的名字……开俄斯……盲人……死亡等”)即使不是全部，也大部分可证明是出自虚构。人们所言的荷马生平，符合荷马的身份，但并不真实。现代研究的一些严谨结论非常之少，况且不是没有争议。时间，约在公元前750—前650年；地点，爱琴海北部沿岸小亚细亚的士麦那(Smyrna)地区，从其他传统演唱诗歌的游吟诗人那里学来诗歌艺术。我们对诗人知之甚少，这与如此伟大的诗歌相比显得很不协调。与其将“荷马”视为一个人，不如处理为一种诗歌的历史语境——但我们还是所获无几，我们没有关于荷马的听众或关于他吟唱环境的可靠的外部证据。我们完全是假设或构建出了一个所谓“荷马”的外部模式或框架，然后试图削足适履地将诗歌塞入其中。而这些诗歌本身是我们的可靠证据，它们包含关于“荷马”的一切有价值的信息。诗人荷马及其听众一定是依循诗歌中的形象被重构出来的。这种从诗歌内部来探索的内证方法，遵循了某些古代学者的箴言：“Homeron ex Homerou saphenizein”——“应该用荷马的光芒来阐释荷马”。[2]

对我们的研究来说，“荷马”就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它们又是什么呢？它们是叙述性的诗歌，它们“讲述一个故事”。但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于故事，而在于其叙述，在于其转变为文学的方式。我在这里并不是要概述《伊利亚特》的情节，而是试图对它的主题形式，对它的叙述背后的基本关注，如生与死、胜利与失败、荣誉与耻辱、战争与和平作某些说明。正是这一切，奠定了《伊利亚特》在欧洲文学史上的基本地位。

我不想去概括其情节的再一个原因是，这两部史诗都非常长，数百页长长的诗行，如果用谈话的速度来阅读，至少也需要24小时。每部史诗都分为24卷。这样分当然方便清晰，然而这些划分并非诗人所为。(史诗的一卷对应后来的每一个希腊字母，而荷马不可能知道任何希腊字母，不管是1个还是24个)。这种为了概括的划分，违背了史诗的自然状态。然而这种冗长并不是因为它从头到尾讲述了一个漫长多舛的传奇故事，恰恰相反，两部史诗都具有高度的选择性。事实上，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古代其他史诗作家创作的诗歌更短，但用更概括的方式讲述了更多的事件。这种方式符合我们在《奥德赛》中看到的游吟诗人的演唱。更多直接的证据表明，其他早期史诗诗歌为数众多，尽管这些史诗现在全部散佚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组诗”。“组诗”讲述了其他传奇，例如有关忒拜的故事、特洛伊的故事，从争执女神的金苹果到奥德修斯死于他和瑟茜(Circe)的儿子忒勒戈诺斯(Telegonus)之手。我们所知的古代“组诗”清晰地映衬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精神高度，因为这些诗歌正是围绕它们而构建起来的。

组诗中最著名的一首是《塞普里亚》(Cypria)。它比其他大部分组诗都要长，但是不及《伊利亚特》或《奥德赛》的一半。因此，我们所拥有的关于其内容的一些零星概述，也便颇有启迪作用：“珀鲁斯(Peleus)历尽艰苦才降服忒提斯(Thetis)……帕里斯(Paris)在伊达山(Mount Ida)的裁决……帕里斯出访斯巴达……与海伦私奔……洗劫西顿(Sidon)……其间卡斯托尔(Castor)和波吕克斯(Pollux)……接下来是墨涅拉奥斯(Menelaus)征询涅斯托尔(Nestor)……召集远征……奥德修斯装疯……在奥利斯(Aulis)……阿喀琉斯在斯库洛斯岛(Scyros)……特勒弗斯(Telephus)在阿尔哥斯(Argos)……回顾奥利斯，伊菲格尼亚(Iphigenia)的牺牲……菲罗克忒忒斯(Philoctetes)……普洛特西劳斯(Protesilaus)……”像这样的内容还有不少。

这种浮光掠影式的传奇与《伊利亚特》《奥德赛》的对比，正是亚里士多德所研究的某些主题，他的研究极具启发意义：

(史诗应该)着意于一个完整划一，有起始、中段和结尾的行为。这样，它就能像一个完整的动物个体一样，给人一种应该由它引发的快感。史诗不应该像历史那样编排事件。历史必须记载的不是一个行动，而是发生在某一时期内的、涉及一个或一些人的所有事件，尽管一件事情和其他事情之间只有偶然的关联。……然而，绝大多数诗人却是用这种方法创作史诗的。因此，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和其他诗人相比，荷马真可谓出类拔萃。尽管战争本身有始有终，他却没有试图描述战争的全过程。不然的话，情节就会显得太长，使人不易一览全貌；倘若控制长度，繁芜的事件又会使作品显得过于复杂。事实上，他只取了战争的一部分，而把其他许多内容用作穿插，比如用“舰船列表”和其他穿插丰富了作品的内容。其他诗人或写一个人，或写一个时期，或描写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行动——如《塞普里亚》和《小伊利亚特》(Little Iliad)的作者所做的那样。所以，《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各提供一出、至多两出悲剧的题材；相比之下，《塞普里亚》为许多悲剧提供了题材，而取材于《小伊利亚特》的悲剧多达八出以上……

[《诗学》， 1459， M. E. 胡贝特(Hubbard)英译]

《伊利亚特》

亚里士多德的探究，促使我从其成书时间和地点的角度去思考《伊利亚特》。我并不是要在这方面做出什么宏伟的建构，而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探讨《伊利亚特》的某种主题模式，以及它的潜在的叙事模式。我试图就以下问题给出某些意见，即：这部史诗是如何具备了强烈的艺术效果与一致性。无论这种叙述表面的问题是什么，它们大部分都是微不足道的。

《伊利亚特》只选取了整个事件中的一些天，且不是最重要的时间(最重要的时间应当是阿凯亚人抵达特洛伊之时，或者是木马计和特洛伊的沦陷)，但却几乎是特洛伊人在十年中唯一打了败仗的一段时间。史诗内容到底涵盖多长时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有21天在故事的起始部分，有另外21天在结尾部分，这就把故事的核心部分与向着两头延伸的其他年月区分开来。这一头一尾之间的时间非常短暂，事实上从第2卷到第23卷的所有内容几乎都发生在四天两夜当中。于是，在如此精打细算的时间计划中，就有了一个紧凑的剧情安排。

举例来说，最集中的一天，其拂晓在第11卷的开篇，日落则在第18卷的第239-240行(准确地说几乎占了整部《伊利亚特》三分之一的篇幅)。在前一夜的紧张等待则占了第8卷的后半部分和整个第9卷。这是属于赫克托尔(Hector)的一天。尽管遭到挫折，他还是攻打了防护壕与围墙，打到了船边，杀死了帕特洛克罗斯(Patroclus)并剥去他的盔甲。宙斯明确地让他知道：“我就给赫克托尔以力量去厮杀，直杀到那些精心制造的船只旁边，杀到太阳西沉，神圣的夜幕降临(第192—194行和第207-209行)[3]。”当赫克托尔拒绝占卜者波吕达马斯(Polydamas)的警告并要求放火烧船时，他搬出这个理由：“宙斯把补偿一切的时刻赐给了我们(15. 719)[4]。”宙斯自己在垂怜阿喀琉斯不朽的战马之时，再一次重复了这些话语，他要让赫克托尔尽情杀戮，“直到太阳下山，神圣的黑暗降临”(17. 453—5)。在第18卷中，当太阳最终下山的时候，我们头脑中无疑会显现出这一场景。之后，波吕达马斯立即建议特洛伊人撤回城内。正是有这种对时间表的精确控制，赫克托尔的欺骗性回答才有意义：

现在，智慧的克罗诺斯之子让我在船边

获得荣誉，把阿凯亚人赶向大海，

愚蠢的人啊，不要给人们出这种主意。(18. 293—5)

“现在”是不对的，属于赫克托尔的一天已经过去，接下来的一天是他的最后一天。

这些情节被如此紧凑地安排在一些天里的同时，《伊利亚特》让读者感到了时间刚过去又会马上来临的压力。第1卷中诸多凡人与奥林匹斯天神的争吵不休，第4卷中第一次大场面的战斗，都是为了让我们了解一些在前9年发生的事件。阿伽门农自己也承认：

大神宙斯的九个年头已经过去了，

我们的船只的龙骨已腐朽，缆索已松弛，

我们的妻子和儿女坐在厅堂里等我们，

我们到这里来做的事情却没有完成。(2. 134—8)

挫败是严重的，奥德修斯不得不提请希腊人注意卡尔卡斯(Chalcas)对奥利斯的征兆的解释，那就是特洛伊只能在第十年才能攻克(2. 299ff.)。然后我们看到了阿凯亚人整装待发，希腊人和特洛伊人军队的组成名单，以及两支军队的推进。在第3卷中，我们看到了特洛伊的海伦在城墙上观望并进一步介绍希腊人的将领、谈判的努力、帕里斯(Paris)与墨涅拉奥斯(Menelaus)的单挑，和对帕里斯和海伦注定会有毁灭性结果的结合之重述；第4卷，潘达罗斯(Pandarus)的背叛引发特洛伊战事再起；最后是战斗。前面的战争就这样在我们眼前疾驰而过。

之后的内容几乎全部与两件毁灭性的重大事件有关：阿喀琉斯之死与特洛伊的陷落。尽管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史诗结束以后几个月，但是对史诗所涉及的事情都有不可避免的影响。帕特洛克罗斯阵亡意味着阿喀琉斯重返战斗，也暗喻阿喀琉斯自己的死亡和赫克托尔的死亡，以及特洛伊的陷落。这使得我们可以预计和正视这些将来的事件，从而想象他们是《伊利亚特》的一部分。在许多先前的事件中，其中两个最为显见的事件与赫克托尔的死亡密切相关。他在最后时刻以自己的厄运威胁、警告阿喀琉斯，但是阿喀琉斯已经知道了并这样回答他说：“你就死吧，我的死亡我会接受，无论宙斯和众神何时让它实现。”(22. 365—6)赫克托尔的尸体在尘土中被拖曳之时，整个特洛伊都陷入了悲伤。“此番呼号，此番悲烈，似乎高耸的特洛伊城已全部葬身烧腾的火海，从楼顶到墙垣的根沿。”(22. 410—411)

史诗以普里阿摩斯和阿喀琉斯的会见以及赫克托尔的葬礼结尾，但是“第十二天，如有必要，我们就打仗”(24. 667)。史诗以另一个去赎回自己女儿的老人对希腊营地的造访开始，我们因而很容易联想到克律塞斯(Chryses)这个人物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呼应普里阿摩斯。从特洛伊传奇大戏来看，这二者出现的时间差绝不是微不足道的，而是象征了从帕里斯的肇事到特洛伊陷落的整个战争。

史诗在地点方面的选取也颇为精巧。事实上，几乎整个《伊利亚特》的内容都被置于四个地势及其重要意义各不相同的地方：特洛伊城、希腊营地、二者之间的平原和奥林匹斯山。特洛伊城被坚固的城墙和大门环绕。城里有宽阔的街道和用巨木大石建造的房屋，其中最耀眼的就是普里阿摩斯的宏伟宫殿。这些房屋里满是精致的家具、服饰和财宝，更重要的是里面是特洛伊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毫无疑问，我们最关注的第一个特洛伊家庭当然是没有子女的海伦与帕里斯，但是当赫克托尔在第6卷中回到特洛伊时：

所有特洛伊人的妻子和女儿跑到他身边，问起她们的儿子、兄弟、亲戚和丈夫……(283ff.[5])

在阿凯亚人到来之前的和平时期，特洛伊曾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具有文明社会的各种特征。特洛伊的标志性特征(“有宽阔的街道”“牧马的”等)几乎是在不断无声地提醒着围城所带来的窘境。

由于特洛伊城尽是精美的石雕建筑，因而易受攻击且可以被火攻。阿凯亚人的营地就更是如此，因为他们的营地由木质战船和掩体构成。至此时为止，希腊人感觉非常安全，以致他们甚至没有营造防御工事。第7卷第436行及以次描写了他们在一天内建了一道围墙，挖了一道壕沟。在第11—15卷中，这里成了战场并被攻破。与特洛伊不一样，这些临时营地没有历史，过去只是海滩，因此这些营地将很快消失(7.446ff；12.1 ff.)。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掩体会越来越牢固。荷马心中似乎有一张沿海滩分布的不同营地的清晰“地图”，阿喀琉斯的营地在这一头，埃阿斯(Ajax)[6]的在另一头。营地里拥有从邻近城市抢来的财富和妇女，但却不是阿凯亚人的家。希腊人将自己的妻子、儿女以及父母都留在了家园。整个《伊利亚特》充满了“战船”这样的词汇，这些词下意识地提醒希腊人，他们处在远离家乡的背景下，既无家庭也无城邦。

交战双方在过去和将来都有与时间和地点相关的转折点。对特洛伊人来说，至关重要的一天就是战船到达海滩的那天，在将来则可能是他们离去的那天或者城邦被焚毁的那天。对希腊人来说，过去最为关键的事件是每个人离开家庭的那天——这些场景甚至常常被提及，在将来则是阵亡的那天或者回到父母妻儿身边的那天。这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荷马在第1卷(430-480)中为何要对去克律塞城(Chryse)的愉快旅程设置那么多障碍：这有助于为仍在特洛伊的双方建立时间和地点的框架。

交战双方之间的平原，在地形和人员联系方面发挥的作用反而不大，因为这场战争在多数情况下发生在一个无人地带——或者早晨被军队所占，晚上又再次变得空无一人。第8卷中，特洛伊人在胜利后曾想在平原上安营扎寨，这是9年来的第一次。在第18卷中的次日夜里(第18卷所述)则是第二次在那里扎营，也是最后一次。和平时期的这个平原，也许就像特洛伊的传统说法那样；是深耕与放牧的好地方；但是在《伊利亚特》中，这片土地却是荒芜甚至贫瘠之所，不过是战士们赢得荣誉或舍身战死的地方。

在整个《伊利亚特》中，众神到处旅行，但他们大部分时候总是聚集在奥林匹斯山上。在这里，每一位神灵都有一座由赫淮斯托斯(Hephaestus)建造的宫殿，尽管他们经常在宙斯的宏伟宫殿中欢宴或交谈。这是一个觥筹交错、光彩壮丽的不朽世界。众神纷纷介入特洛伊战争，丝毫不知人间疾苦；但下界的境况与他们生活的反差却极其强烈。对于众神而言，没有什么至关重要的过去或将来，所以他们的生命因不朽而平淡无奇。

荷马的作品是博大精深的，许多方面我只能挂一漏万。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可能要数《伊利亚特》塑造的那些丰满而生动的人物形象。不算那些次要的形象，大约有24位个性十足的主要人物。我只选取其中最重要的两个：阿喀琉斯与赫克托尔。如果只是说阿喀琉斯是位英雄(就像我们在早期冠名为《特洛伊之歌》的史诗《伊利亚特》中所看到的那样)，那就太过简单了。阿喀琉斯占据了第一行的后半部分，赫克托尔则占据了最后一行的相同位置；二者之间的平衡与对应，恰好启示性地与前面已经说到的主题联系起来。

阿喀琉斯是一个少小离家的冒险者，为了赢得战利品和荣誉而外出。与他联系最密切的(除了他的父母)就是为他照看战马的伙伴帕特洛克罗斯。阿喀琉斯与他掳来的妇女一起睡觉，尽管史诗暗示，如果他回到家乡，会与布里塞伊斯(Briseis)结婚，但这仍然是一个尖刻的讽刺。阿喀琉斯的忠诚和责任只对友谊和他选择维持的关系以及他自己有效。

另一面的赫克托尔，是普里阿摩斯最杰出的儿子——“他是我的儿子，城市和人民的保卫者”(24. 499)。他在父母、兄弟和整个家庭的面前战斗。他的人民都依赖着他，若他战败，他们就全完了。就像第6卷(440ff.)和第22卷(99ff.)中他解释的那样，由于对他们的这种责任感，使他在战斗中一马当先，并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

现在我因自己顽拗折损了军队，

愧对特洛伊男子和特洛伊妇女……(22. 104—5)

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不是任何男子，而是他的妻子安德洛马赫(Andromache，她甚至为他照看战马——参见8. 185—90)。他们的见面发生在第6卷，这也是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同样也是为他们的离别而做的铺垫，因为他们在史诗中没有再相遇过。他们的小儿子是他们之间的纽带，也是他将来的希望。因此，他也成为“英雄困境”的缩影。赫克托尔为自己祈祷：

宙斯啊，众神啊，让我的孩子和我一样

在全体特洛伊人中声名显赫，

孔武有力，成为特洛伊的强大君主，

……愿他杀死敌人，

带回血淋淋的战利品，讨母亲心里欢欣。(6. 476—81)

获得英雄般荣耀的激励，最终要了赫克托尔和他儿子的命。因为英雄的荣耀既需要胜利者，也需要失败者。《伊利亚特》从来不回避这一点，不管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史诗临近尾声时，赫拉比较了这两个男子：

赫克托尔是凡人，吃妇女的奶长大，

阿喀琉斯却是女神的孩子

……天神们，你们都参加过婚礼。(24. 55ff)

赫克托尔是伟男子；而阿喀琉斯只是和其他男人一样的凡人，但是他有途径更接近神灵。他有神灵赋予他的财富——他的长矛、他的战马、第18卷中赫淮斯托斯为他制造的大盾和盔甲。他的母亲忒提斯(Thetis)联系着两个世界，能够告诉他其他凡人所不知道的事情，给予他特别的帮助。就像第1卷中所展现的那样，她甚至能够帮助他获得宙斯的特别宠爱。即便如此，阿喀琉斯仍然只是个凡人，他不可能看清所有这些事情。当他看清的时候，为时已晚：

母亲啊，奥林匹斯神实现了我的请求，

但我又怎能满足，我最亲爱的同伴被杀死。(18. 78ff)

然而，有一件事情是忒提斯能够确定告诉阿喀琉斯的，而其他凡人绝不能知晓。那就是，他可以选择长生或者早亡，也就是在低微的平淡和永恒的荣耀之间作出选择(9. 410—16)。

因此，当阿喀琉斯毫不犹豫地选择“那么，让我赶快死吧”(18.98)之时，他必须回去战斗，向赫克托尔复仇，也就毫无疑问会很快死去。另外，赫克托尔肯定也和任何其他人一样，对永生而荣耀的生命抱着一线希望。尽管帕特洛克罗斯之死已经预示了他的死亡(16. 83ff)，赫克托尔还是反击说：

帕特洛克罗斯，你怎么说我死亡临近？

谁能说美发的忒提斯之子阿喀琉斯

不会首先在我的长枪下放弃生命？

即使在面对阿喀琉斯时，他还是坚持认为这次战斗没有一个预定的结局。直到生命最后时刻，他才意识到这确实是最终结局(22.296 ff.)。但是在这个时候，当他知道自己已经输了，不会有神灵或凡人来救助他的时候，赫克托尔展现出最豪迈的英雄主义姿态：

我不能束手待毙，暗无光彩地死去，

我还要大杀一场，给后代留下英名。(22. 304—5)

赫克托尔输了，但他仍然因伟大的生与厚重的死赢得了不朽的声誉。《伊利亚特》所关注的不是人们做什么，也不是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方法，最终关注的是人们面对苦难和死亡时的方式。

阿喀琉斯是最伟大的勇士，也是最厉害的掠夺者和杀手。但是使他伟大的并不是这些，而是他思考问题时的独特敏锐性。他没有逃避或迂回地看待和表达人类的处境。当他在第1卷和第9卷中拒绝妥协、在第21卷和22卷中对利卡翁(Lycaon)和赫克托尔丝毫不宽恕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了他的这种品质：

有人把事情藏在心里，嘴里说另一件事情，

在我看来像冥王的大门那样可恨。(9. 312—13)

也正是这种品质，决定了他对普里阿摩斯的态度，就如阿尔弗雷德·胡贝克(Alfred Heubeck)所指出的那样：“伟人的形象取代了伟大的英雄。”阿喀琉斯看清了，并且也让老父亲普里阿摩斯看清了，人注定要有生有死，要经受困难，就像人必须要吃饭、喝酒、做爱和睡觉一样。这些东西超越了将人们分成不同个体和不同种族的障碍。

因此，荷马也同样以最好的方式赢得了永恒的荣耀，超越了仅仅描述杀戮和蛮勇的成就。他为这些伟业所置的背景既有胜利也有失败，既有男人也有妇女，既有战争也有和平，无疑还有信心、情感和行动。

《奥德赛》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否由同一位诗人所作，是文学史上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我们在这里也没有必要找出确切的答案，而是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两部史诗相互补充的方式上，这有助于我们界定每部史诗各自的性质。悲剧和喜剧的互补性，是二者最显见的相似之处和的确存在直接联系的地方。在《伊利亚特》中，显赫的英雄以冷酷无情的方式走向毁灭和死亡，驱使他们的是个人选择以及无法控制的力量的结合，留给我们的是悲恸、荣耀、苦难和怜悯。而《奥德赛》中的英雄却不是那么英雄气十足，他会通过欺骗和计谋来避开各种奇异的危险。史诗《奥德赛》并不是孤高的，它有旅程的空间，也有乡村和仆人、低贱的生活，还有卑劣的恶棍。它所有的情节都远离战争与残酷，而朝向繁荣与和平进展，致力于描绘妻子和一个幸福家庭的生活场景。它给我们留下的是胜利的庆典和理想的赏罚以及对忠诚、坚定不移和聪明才智的回报。最后，乞丐变成了奥德修斯回到家里。然而，这种悲剧—喜剧的二分法不宜过于夸大。《伊利亚特》也有自己的幽默诙谐之处——如第23卷中的葬礼活动，但绝不是唯一的。《奥德赛》亦有许多篇幅涉及悲剧性的未来：一个人不得不想到要识别情况，要考虑到一些先兆情景，以及要紧张地算计复仇的时机。

时间和地点的构成，可再次证明存在着一种体现某种“主题结构”的途径。《奥德赛》对时间的处理与《伊利亚特》有相当程度的相似之处。奥德修斯从特洛伊返乡花费了10年时间，但史诗只选取了最后的大约40天，全诗的三分之一(第16—23卷)内容只叙述了两天的故事。我们注意到，有100行内容将奥德修斯和他的儿子特勒马库斯(Telemachus)的故事联系起来，尽管这些故事发生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混乱无序的伊塔卡(Ithaca)和虚幻的卡利普索岛(Calypso)。从这时起到第16卷中，他们在养猪人的棚屋里重聚，其间的几天时间都是仔细安排的，尽管没有特别精确的计划。然而，奥德修斯在腓埃基亚(Phaeacia)的时间，则正好安排为3天(中间的一天包括他的漫游故事，所占篇幅为从第8卷第1行到第13卷第17行的内容)。

在伊塔卡不同气氛的两天之间，存在某种对称。奥德修斯进了他的宫殿并忍受那些求婚者及其奴才的粗暴对待。这一天从第16卷第1行开始。到了第18卷结尾，那些求婚者在夜里回到自己家里。在奥德修斯入睡之前，我们不得不等待故事情节的进一步发展。首先他渴望见到珀涅罗珀(Penelope)，当年迈的女仆欧里克雷亚(Eurycleia)发现她主人的旧伤疤时，这件事情就一直是个悬念。奥德修斯最终在第20卷的开篇上了床，只是为了倾听女仆们玩笑嬉闹着表示也想加入求婚者的行列：

他捶打胸部，内心自责这样说：

“心啊，忍耐吧，你忍耐过种种恶行，

“肆无忌惮的库克罗普斯曾经吞噬了

“你的勇敢的伴侣，你当时竭力忍耐，

“智慧让你逃出了被认为必死的洞穴……”[7]

然而，接下来的一天却有了一个好开端，奥德修斯无意中听到一位磨谷物的老妪向霹雳之神宙斯祈祷：

父宙斯啊……你显然是给某人把兆显，

现在请让我这个可怜的人的祈求能实现，

但愿求婚人今天是最后、最末一次，

在奥德修斯的厅堂上享用如意的宴饮。(20. 91—121[8])

这一天开始于弓和斧的战斗。直到奥德修斯和珀涅罗珀上了床，做了爱并交谈后，才告结束。(第24卷的奇异情节又占据了另外一整天时间。)

然而，在这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奥德赛》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地域的限制。这一点与《伊利亚特》截然不同。《伊利亚特》的外部世界就在特洛伊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而《奥德赛》中的旅行是汇聚起来的，从各个不同的地方汇聚到一起。《奥德赛》是一部包罗了海洋与大地的史诗，到达了已知世界的边缘，进入传说中的领域，甚至来到死亡的地下世界(主要在第24卷，第11卷也有一部分)。整部史诗的开篇就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宽阔的地理空间：

请为我叙说，缪斯啊，那位机敏的英雄，

在摧毁特洛伊的神圣城堡后又到处漂泊，

见识过不少种族的城邦和他们的思想；

他在广阔的大海上身受无数的苦难，

为保全自己的性命，使同伴们重返家园。

史诗的开头几卷并不是献给奥德修斯而是献给特勒马库斯的，这是一种巧妙的处理。从一开始就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图景：没有主人的伊塔卡宫殿，无法无天的求婚者使这座宫殿一片混乱。接下来我们看到了特勒马库斯在皮罗斯和斯巴达相对有限的旅程，去寻找父亲的音讯。这段旅程对后面的情节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意味着他是奥德修斯的儿子。他也有机会看到那些稳定的文明家庭是什么样子，懂得了热情有礼的价值所在。

我们在第5卷中首次发现，奥德修斯在海岛的半女神卡利普索(Calypso)的神秘之地是在“忍受着”好客。他失去船只和伙伴以后，卡利普索就一直将他当作自己的爱人。她的土地是天堂般的乐园(见第5卷第55—74行的描述)，但是并不能让奥德修斯开心。因为他是一个人，渴望生活在人的世界里，并且他万分思念自己在人间的妻子。经历了长期的恐怖旅行后，奥德修斯终于在腓埃基亚登陆。他亲吻土地，躺在野生灌木丛中和栽植的橄榄树下(5.463， 476 ff.)。从某些方面来说，腓埃基亚是现实世界与“美妙仙境”之间的一块土地。阿尔基诺斯(Alcinous)国王宫廷中的游吟诗人德摩多库斯(Demodocus)，吟唱着那个世界的尽头，吟唱着在特洛伊发生的伟大事件。当奥德修斯在述说自己的旅程时，特洛伊是他起航的地点。当他被带进“旅行者的传说”世界之时，他差一点就回到家里了(第9卷第79行)。这次游历使得“奥德赛”一词成为我们日常词汇的一部分。食忘忧草者、独眼巨人、瑟茜、塞壬、西塞拉、卡律布迪斯(Charybdis)、太阳神的牛群——这些都是欧洲人意识中冒险之旅的原型，是诗人、画家甚至孩童想象力的源泉。

奥德修斯离开腓埃基亚之时，整个《奥德赛》的内容刚过了一半，奥德修斯从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和女巫瑟茜的边缘世界回到家乡的路途也大约走了一半。在走完这最后一段海上航程之后，他睡着了(13.78—80)：

船员们支住身体，举桨划动海水，

深沉的睡眠降落到奥德修斯的眼睑，

安稳而甜蜜地睡去，如同死人一般。

陆地上，奥德修斯带着他的财宝在一棵橄榄树下睡着了。当他意识到这就是伊塔卡时，他亲吻了伊塔卡的土地(13. 102 ff.， 120 ff. 354)。于是，奥德修斯的远途旅行和特勒马库斯稍短一些的旅行(在第15卷第1—300行最后参观斯巴达和派罗斯)这两条线索在遥远的地方逐渐合拢——这种合拢是如此真实，忠诚的养猪人欧迈俄斯(Eumaeus)的养猪场成为远离奇异、危险和谎言的温馨栖息之地。

奥德修斯离开田庄，进城回到自己宫殿的时候到了。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行程，他最终被年迈的狗阿尔戈斯(Argus)认出(17.182—327)。

阿尔戈斯立即被黑暗的死亡带走，

在时隔二十年，重见奥德修斯之后。

他的宫殿是接下来六卷半中事件发生的处所，诗人对这一处所倾注了大量笔墨，对其房间、走廊、楼梯、庭院都加以详细的描述。而其中的两处房间又被赋予特殊的意义：一处是厅堂，这是那些求婚人宴饮的地方，也是他们血债血偿之所；一处是婚床，这是奥德修斯亲自围绕一棵巨大的橄榄树干建成的不能移动的床。“他们欢欣地重新登上往日的婚床，述说别情。”(23. 296)史诗在临近伊塔卡的乡村、奥德修斯的父亲拉埃尔特斯(Laertes)的田庄里结束。

《奥德赛》中最重要的词汇是“人”(andra)，这里的人比《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的愤怒”更接近人的本质。前面四章讲述特勒马库斯的部分是唯一没有奥德修斯戏份的内容——即便如此，这些内容也为奥德修斯的出场埋下了伏笔。特勒马库斯找到了一个理想的文明社会的本质，这种本质使得奥德修斯堪与涅斯托尔(Nestor)和墨涅拉奥斯(Menelaus)这样杰出的人成为好友与战友。

奥德修斯为特洛伊留下一位伟大的英雄。我们从德摩多科斯(Demodocus)那里得知了他在攻陷特洛伊城时经历的最荣耀的时刻。但是随着他旅途的延续，他失去了财富和伙伴。为了逃避独眼巨人，他甚至失去了自己的名字。作为他逃跑计谋的一部分，他给自己取名叫“无人”(Noman)。到了海上以后，他还是忍不住说出了他的真实姓名，尽管这给了独眼巨人一个名字去诅咒，但还是保全了奥德修斯的英雄特质。但是在与卡利普索(Caclypso这个名字在希腊语中意为“隐藏”)一起度过若干年惰怠阴暗的生活后，留给幸运的奥德修斯的是什么呢？他根本一无所有。所以在见到瑙西卡娅(Nausicaa)时，他不得不用一段树枝挡在自己裸露的身体前面。只有他的聪明才智还留在身上，这倒是他运用自如的东西。

尽管招待他的主人异常惊诧，他还是一直隐姓埋名。直到第9卷第19—28行他在腓埃基亚证明他自己以后，才显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我就是那个拉埃尔特斯之子奥德修斯，

平生足智多谋，声名达天宇。

我住在阳光明媚的伊塔卡……

虽然崎岖，但是适合年轻人成长，

我认为从未见过比它更可爱的地方。

为了在伊塔卡取得胜利，他不得不伪装自己并尽可能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然而，生死攸关之时，尽管没有必要宣称自己的姓名，奥德修斯还是戏剧性地展示了自己的身份：

你们这群狗东西，你们以为我不会

从特洛伊之地返回，因而消耗我的家产。(22. 35ff)

当然，《奥德赛》并不仅仅是关于奥德修斯身体历经苦难的旅程，他的英雄气概和声名、荣誉同样经受了考验。他从文明和人性的边缘回归，展现自己狡黠的同时也显示了自己的耐性。在他确认其他随行人员的身份之前，他必须不能泄露身份，因此也就有了一次又一次的试探；他甚至在危险过后还试探自己年迈的父亲。他随时保持着警惕。唯一的一次例外是他妻子出现之时。珀涅罗珀用他们婚床的秘密来考验奥德修斯，她证明了自己值得奥德修斯信任(第23卷)。

《奥德赛》中遭遇考验的不仅仅是忠诚。这是一首公开的道德之歌，邪恶得到了应得的唾弃。坏人就是那些不关心世界安定和繁荣的人，尤其是通过好客或冷漠的检测，奥德修斯所游历过的不同社会之间存在着霄壤之别。当然，践踏文明准则的罪魁祸首莫过于那些求婚人。他们掠夺别人的财物，试图谋杀他的儿子、强娶他的妻子，和他的仆人睡觉，将他的房子当作他们狂欢之所。他们对所有新来者的傲慢被刻画得如此入木三分，我们甚至不需要第22章373—374行的那些道德谴责就能明白：

好让你心中明白，也好对他人传说，

做善事比做恶事远为美好与合算。

这种显而易见的犯罪和惩罚范式，完全不同于《伊利亚特》中那种不可思议的悲剧性。这也反映在神界层面。这些求婚人冒犯神界的律法、丝毫不亚于对人间的亵渎：

……不畏掌管广阔天宇的神灵降临惩罚

也不担心后世的人们会谴责你们。(22. 39—40)

奥德修斯不仅是一个要收回自己所有的人，他还是神界惩罚的代言人。他伪装以后考察人们，然后根据此人对他的态度给予回报或惩罚的方式，无疑借鉴了源远流长的“故事模式”，即神或守护神或仙女装扮成低贱的样子来考察人间。不仅奥德修斯回家的路充满险阻，我们对神会关心世界的善恶的这种信仰同样岌岌可危。尤其是那些求婚人为所欲为之时，我们尤其怀疑这一点。我们的信心最终来自远古时期的拉埃尔特斯如此呼喊之时：

父宙斯，神灵们仍然在高耸的奥林匹斯，

如果求婚人的暴行确实已受到报应。(24. 351—2)

我们从《伊利亚特》中得到的愉悦，实际上是一种悲剧性的愉悦，那便是在毁灭中还有对人性的救赎，而《奥德赛》则放大了这种乐观，我们希望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希望这位陌生的乞讨者能把一切处理妥帖。

传统

我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当作内在一致的艺术作品，通过广泛而复杂的有机联系将这两部作品的许多层面放在一起，就像亚里士多德所做的那样，“使之像一个有机生物体一样”。但是这种观点并非正统观念。到目前为止，我所谈的还几乎没有涉及那些1795年以后140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在荷马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问题，即那些“分解论者”和“一体论者”之间的争论。1795年，F.A.沃尔夫(F.A. Wolf)带着诸多疑虑出版了第一部严肃讨论以下问题的作品——这一问题就是，认为我们所拥有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由不同诗人的作品编撰而成。

一旦这种观念得以确立，学者们就不遗余力地去分析它们的可能撰写者，并将这些撰写者与“真正的”荷马区分开来。尽管许多美学的直觉让人感觉这两部史诗是一个整体，然而专家们坚持认为，理性和科学的分析显示，这两部史诗或多或少是由一些松散的单独部分连接起来的。我个人的观点是，尽管早已存在一些相关的未成形的内容，这两部史诗却比它们早期发展过程中的任何阶段都要更加完善。谁使得它们成为现在的形式？也就是说，在那些创作史诗的诗人中，最好的一位就是这两部的作者。

无论如何，随着近50年来人们对荷马与他的传统、与他之前的诗人之间联系的认可，分解论者所引起的无数争论都渐趋无力。我们已经看到，有许多途径能让大量诗人来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贡献一部分内容，而不是将分散或可分散的不同部分编撰在一起。许多分解论者的工作基于对诸多元素的拆分，这些拆开的元素——包括语言、素材和文化等——常常彼此不协调，因而他们宣称这些部分出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少分解论者将口头的传承作为他们理论的证据，认为只有一个事件是“原版”，所有其他部分都是后来引申增添的。一旦我们看到荷马所继承的诗歌传统很自然地是由不同时期甚至不同文化元素所组成，以上论调就无法立足了——尽管这些元素在连贯性上缺少技巧，并且一定也会依靠口头的传承。这些争论并非无中生有，加利福尼亚人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于1936年33岁时去世)对这些争论作了综述。

任何艺术作品都是在传统和个人天赋独特的交互作用下产生的。但是荷马受惠于传统的方式，不管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同于欧洲文学史上任何其他常规的方式。这种不同之处的关键在于，荷马通过聆听更多阅历丰富的游吟诗人，学会了如何创作可以通过听觉获得的诗歌。他自己是否能够写作或者他是否进行了口头创作都还有争论，但就现有比较勉强的“证据”而言，他从世代相传的口头传统中获益良多。

帕里的工作是从普遍存在的口头传承入手。那些固定的词语是最显而易见的，其中既有适当的称号也有普通名词，如“历经磨难的奥德修斯”“像酒一样暗色的海”等；也有整句或者数句再三出现的情况，比如维吉尔的“虔敬的埃涅阿斯”，坦尼森(Tennyson)的“抗辩造就大胆的贝德维尔爵士”(Sir Bedivere)也模仿了这种深入人心的特征。帕里通过这种“公式化”的措辞和口头传承的可能性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推测荷马更可能是一个口传游吟诗人而非一个文学作者。他从那些适当的称号和绰号入手，论证了这些传承如何形成了一个清晰的体系，这个体系对史诗韵律——长短格六音步——的技术性要求极高。

长短格六音步和所有其他希腊韵律一样，都是基于长音节(—)和短音节(∪)的特定组合。凭借这一体系，荷马运用名词和绰号的组合，为他的所有主要角色固定了各种类型的名称(如主格Hēctōr，宾格Hēctŏră)。更进一步，他在每个主要情节都用一种不同的名词绰号组合，这样就使句子得以分段。例如，每一诗行的最后六个或七个音节“∪∪—∪∪—∪”通常组成一个动词(如最常见的prŏsĕphē，即“他/她说”)后面的一组词，需要一个名词绰号组合来填补；另外，尽管荷马早已列出了所有的可能性，但他也只能选取其中一种，即可能性最大的一种。因此，“prŏsĕphē”后面的赫克托尔是“总是头盔闪亮的”赫克托尔(always kŏrythāiŏlŏs Hēctōr)。就如帕里所称，这种“广泛”而“实用”的体系显得如此完善，必然是继承传统的产物。与之相应的宏大和精致必然经过数代人的努力，也必然曾经是即兴口头创作的产物。遣词用句既是实践的也是美学的发展，经历了从老师到学生的代代相传。

这一口头传统一直在不断获取富有吸引力的、有益的新材料，而又不断扬弃过时的、令人不快的、冗余的旧材料——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超越姓名和名词的范围，拓展到动词和短语，甚至整个句子。例如，在一个句子中，动词“prŏsĕphē”之前有一整套排列的规则，通常是用分词来表示动词的语气或态度，如“他说”之前可能会有“回答道”“站在附近”“忧心忡忡的”“面黑如土”等。这种体系更像一种化学元素的体系，能够通过各种不同方式构成不同的分子。然而，曾经有这样一种倾向——一定程度上的分子式或积木式分析，即试图去计算这些组合的排列及其表达的可能性之数量。实际上，这种计算远不能穷尽实际情况。帕里和他的继承者可能太过依赖对现存口头创作韵律传统的类比，尤其是克罗地亚的传统。尽管这些可能有相对可靠的规律可循，但是比起荷马来还是相当有限，也相当粗糙。荷马的语言丰富得惊人，有充分的变化和弹性，词汇和固定短语的排列也有精确的区分。荷马似乎从来没有为表达准确的意义而发愁过。他那些固定的措辞不但没有限制，反而激发了其诗歌的创造性。

我们既不能轻视传统口头语言的流传广度和内容的丰富性，同样不能忽视其对荷马史诗创作的深远影响。史诗对已有元素的继承，不仅仅体现在短语和句子方面，甚至扩展到整个场景描述方面。这种继承，在那些描写准备进餐或船只下水的场景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我们所知的一些“典型”场景，完全或者几乎完全逐字逐句地重复了已有的材料。但是传统的“固定”场景模式常常有一定顺序，这种概述为口头诗歌的创作提供了一套可行的路数。伯纳德·芬尼克(Bernard Fenik)对《伊利亚特》中大量战争场景的分析，充分证明了以上论点，人们往往认为描述这些战争场景的材料一定有着悠久的传统。然而，同样的继承性塑造，也能在《奥德赛》中看到周期性的顺序。例如，英雄到达一个陌生的地方时迷路了，他会遇到一个高贵的陌生人并指引他到达王室的宫殿。

再者，我们也不能认为，传统的范式就是一成不变的。人们的这种期望，在得到满意答案的同时可能也会有不同的或矛盾的答案。比如，当一个陌生人来到一个好客之家时，描述的顺序可能会有些微的变化——这一点我们在《奥德赛》第4卷一开始特勒马库斯到达斯巴达时就能发现。通常来说，都是主人亲自招待客人——但是这里正好在举行婚宴，特勒马库斯遇到了墨涅拉奥斯的随从。当特勒马库斯站在门外时，随从不知该如何处理，就去请示墨涅拉奥斯。墨涅拉奥斯非常生气，他坚持认为，不管什么情形下，陌生的客人都应该得到妥当的招待。这种范式的变化，展示了一个真正的贵族主人的榜样。一种“典型次序”的范式也能够被谨慎地坚持，从而创造出有序的正统场景。对这种可能性的运用，最好的体现就是《伊利亚特》的最后一卷。在荷马那里，对宴会的描述有一整套程序，这一程序包含了若干循环使用的固定句子，他之前的游吟诗人无疑也是如此。因此，一个仪式或正式的场景能为日常社会生活提供一个公共交往的场合。然而，在《伊利亚特》第24卷第621行及以次的内容里，这种用寻常方式讲述固定的程序却有了一种别样的氛围和特殊的意义，因为对话的双方是阿喀琉斯和普里阿摩斯。这种场景的独特性以及其大胆创新，使之从典型性中得到了升华。

帕里的发现打开了一个解释荷马的“重复”及其意义的新窗口。这些发现也解决了我们对荷马的措辞中一些奇异的语言现象的疑问。他的语言与任何一个希腊本土的说话者都绝不相同。大多数词汇形式都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各种方言，但是这些方言从来没有在同一时间或同一地点同时使用过。某些形式甚至似乎完全是人为创造的——尤其在韵律的框架下，诗人往往会创造新词汇。语言学者普遍认为，荷马的希腊语的基本方言是古风时代的爱奥尼方言——但是有许多特征与这一时代和地域全然不符。最值得注意的可能是所谓的“古阿卡迪-塞浦路斯语”(ArcadoCypriot)的出现。线形文字“B”泥板上的证据显示，这是荷马之前500年的迈锡尼和希腊大陆上使用的希腊语。口头传统适于这样的情况，即：随着时光流逝，那些游吟诗人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要，拾得一些习语而扬弃另外一些习语。于是，一种尤其适用于史诗的语言开始形成。一些习语有了数百年的传统，而另一些习语则是新近得来，有些甚至就是在演唱之日的新词。从这种意义上说，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游吟诗人都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做出了贡献，他们可能创造了某个习语、某个句子或者某个场景次序，这些都成了传统的一部分。

史诗语言的这种“人为创造性”，并不意味着它就有多珍贵或多新奇。尽管可能对听众来说，有些词汇或形式是他们闻所未闻的；但是对诗人来说，仍然是他们所熟悉的，他们也恰当地运用了这些内容。史诗语言主要是为了保持节奏并保证能够浓墨重彩地描述一个宏伟场景。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看到了这种特征，他说：“他是如此异乎寻常地迅捷，他的思想变化是如此清楚直接，对这种变化的表达也是如此……他是如此高贵。”科林·麦克劳德(Colin Macleod)是这样评价这种洞察力的：“阿诺德以一个评论家的敏锐看到了，那些从源头上是人为创造的内容，在效果上可不是虚假的(‘迅捷……清楚……’)，评价史诗的特征，如果不从其精神特质入手，那无疑是空洞无物的(‘简单……高贵……’)。”

许多无名的游吟诗人都为荷马史诗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无疑是一种颇具吸引力的观点。史诗成为一个群体或一个行业的功绩。但是米尔曼·帕里和他的一些追随者太过依赖这种“民间”传奇，以致执着于传统诗歌的观念而否认所有游吟诗人在其中的个人作用；并且认为这种传统没有创新的余地，也没有创新的价值。对他们来说，“荷马”就是传统，就是数百年传下来的传统。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如果仅仅因为传统必须以某种方式发展和达到成熟，也不可能即刻实现。况且，除非认为所有荷马的竞争者，不管早期的还是同时代的，他们创作的诗歌都和荷马的作品一样好——实际上是没法区分的——否则一定有某种因素使得荷马的作品更胜一筹。这种因素就是他的创新之处。所以，不管他吸收了多少传统的因素，他一定对其做了改进。

现在的问题是，荷马在多大程度上承袭了传统，承袭的内容又有多少？他必须完全与传统一致或者在传统之内创作？抑或他也可以站在传统的对立面？诚然，这仍然是一个未能解决的问题：这么长篇幅的史诗究竟是一个数世纪积淀的规范还是荷马的创造，在荷马之前的几代人是否已经听过某些类似《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品？

我们不知道任何有关荷马的前辈或竞争者的情况，因此我们对以上问题没有任何把握。荷马作品中哪些部分有创新或反传统之处，仍然是一个需要商榷的问题。比如，有些人宣称，帕特洛克罗斯是荷马的创造，还有欧迈俄斯以及《奥德赛》中的田园因素也都是荷马的创造。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渴望，是摆在荷马研究者面前的重要挑战。

我个人认为，荷马的作品无疑有着双重的源头，既有与传统一致之处也有反传统之处。一个极好的例证就是《伊利亚特》中对待特洛伊的态度。传统似乎更倾向于希腊人一方，因此也为荷马提供了更多关于希腊人胜利的素材而不是相反的素材。尽管在史诗的第8卷到第17卷，特洛伊人的战况比希腊人好，但是阵亡的特洛伊人还是比希腊人多，并且希腊人持续不断地补充。还有一个描述上的细节，对战场上方位的描述总是以希腊人的营地为视角。在一部创造性的史诗中，相对希腊人，特洛伊人在战场上的多数时候都更具优势，从特洛伊一方来描述史诗范围内的战斗，丝毫不比从希腊人一方描述得少——看起来荷马似乎站在了传统的对面。如此挑战本质上似乎正是史诗的一种催化剂。

长于明喻是荷马的独特风格之一，也是他为后来欧洲文学的整体风格所做的贡献之一。这也许是在传统的张力下创新和发展的又一例证。人们普遍认为，明喻是长篇史诗的产物，像《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样的“里程碑式”作品，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另外，我们不难发现，用野兽尤其是狮子的捕食作为明喻，完全能够追溯到英雄史诗的传统。文献学者认为，明喻的语言有显著的非公式化和晚近的特点，这一特点似乎可以通过许多明喻中的非英雄主题来证明。我个人认为，最能说明荷马的明喻之非传统性的就是：明喻与其上下文关系的诸多变化。每个变化似乎都能让听众弄清楚其中的关联之处。有时是明喻，有时是对比，有时集中于物质的比较，有时集中于气氛和情感的比较。

我们从每部史诗中找出一个例子就足够说明问题了。《伊利亚特》第21章第342行及以次，赫淮斯托斯帮助阿喀琉斯对抗河神斯卡曼德(Scamander)，在河岸焚烧植物和尸体：

有如秋日的北风把刚刚被淋湿的打谷场

迅速吹干，给劳作的农人带来喜悦。

当他也这样把平原烤干，焚尽尸体……

这炙热的气息令赫淮斯托斯和阿喀琉斯欣喜不已；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斯卡曼德河保持了特洛伊的植物繁茂，为田园提供了养料。当大火烤干河水之时，这里的明喻提示了这种逆自然而行的破坏。《奥德赛》第5卷第388行及以次，奥德修斯站在浪尖，看见了远处腓埃基亚的海岸：

有如儿子们如愿地看见父亲康复，

父亲疾病缠身，忍受剧烈的痛苦，

长久难愈，可怕的死亡之神降临于他；

但后来神灵赐恩惠，让他摆脱苦难，

奥德修斯看见大陆和森林也这样欢喜……

毕竟这是奥德修斯第一次有希望生还的时刻，最终他会活着看见自己的家园。当他最后安宁地躺在珀涅罗珀怀抱里——这里也用了一个明喻，提醒我们奥德修斯所经历的一切苦难都过去了：

有如海上漂游人望见渴求的土地，

波塞冬把他们坚固的船只击碎在海里，

被强烈的风暴和险恶的巨浪猛烈冲击，

只有很少漂游人逃脱灰色的大海，

游向陆地，浑身饱浸咸涩的海水，

兴奋地登上陆岸，逃脱了毁灭，

她看见自己的丈夫，也这样欢欣。(23. 233ff)

忽视这里各个明喻的主题之间的交互作用，无疑是荒谬的；将这种处理方式归结于传统，似乎也很难自圆其说。

近年来，开始出现一些针对米尔曼·帕里和他开启的通过传统研究荷马的方法的反对声音。人们认为，这种方法并没有像其宣称的那样展现出真正高人一筹的洞察力。对于我已经阐述过的荷马在传统之内还是在传统对立面的位置这样错综复杂的问题，这种方法确实无能为力。当然，这种方法仍然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固定习语的研究方面，这是帕里研究的起点。其理由仅是分解论者所说的，口头创作的即兴性和急迫性导致了其中的某些不足和矛盾之处。这只是一个小问题，人们完全能够理解。我们应该能够获得更深邃的洞察力。荷马史诗那无可比拟的明快和率直，可能正是得益于口头传统。对一个写作“虔诚的埃涅阿斯”或“大胆的贝德维尔”的诗人来说，这种特性可能会陷入一种过于精致的危险之中；然而，对荷马来说，这种特性的适度重复，看起来是那么自然。由于这些重复的习语和场景次序，我们得以进入一个非常熟悉的世界，对每一个事物的位置都了若指掌。这是一个固定的已知世界，然而同时又因其特有的高贵的史诗语言而彰显出多姿多彩来。长袍、床笫、绵羊、大山——这些事物的恒久不变，通过传统语言得以展现。太阳每天按照固定的轨迹升起；阿喀琉斯敏捷如昔但是又任性怠惰——一旦这些固定的背景发生变化，就会发生独特的、可怕的事件。太阳照常下山了，但是赫克托尔死了。在荷马那里，我们看到了许多静态与动态、永恒与短暂的对应。这些都得益于诗歌的本质风格。

荷马与历史

荷马是一个诗人还是很多诗人的老问题，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荷马与其传统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新问题所取代。还有一个关于荷马的重要问题，甚至可以追溯到沃尔夫之前，迄今为止仍然没有解决。事实上，比起学者们对荷马史诗作者问题的疑惑，这一问题吸引了更多学者的关注。荷马史诗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与某些真实历史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希腊人围攻特洛伊是否真实发生过？腓埃基亚是否真实存在，如果存在，又在哪里？等等。荷马的真实性问题，常常与《旧约》(Old Testament)的历史性问题联系在一起——当然从很多方面来说，后者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问题。当然，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必须是恰当的、有可操作性的。不恰当的提问可能就会导致荒谬的答案。

尽管总是有一些人乐于认为，史诗中发生的事件都是虚构的、史诗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诗人的想象创造的；然而，更多的人热情地相信，荷马史诗有或多或少的历史依据。他们的主要证据就是18世纪罗伯特·伍德(Robert Wood)的报告，该报告运用土耳其的地形学和自然历史确证了荷马史诗的准确性。更能支持他们想法的是19世纪后期考古发现确实存在一个大型的迈锡尼文明。海因里希·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的浪漫构想，明显满足了人们“确证”荷马的热情。

为荷马的真实性辩护的大多数人都宣称，他是公元前1400—前1100年迈锡尼时代的准确记录者。也有少数人认为他是他自己所处时代(即公元前9—前8世纪)的记录者。然而，第二种观点受到的挑战在于，一个遥远世界的英雄们需要一种与听众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比如，他们每天都吃烤肉)，并且我们还要容忍新近发现的大量“时代错误”，比如，诗歌中的粗野气息。现代最具影响力的支持荷马真实性的是芬利(M.I. Finley)的《奥德修斯的世界》(World of Odysseus)。他的关注点既不在过去的迈锡尼也不在当世的荷马，而是约公元前1050—前900年的希腊“黑暗时代”(Dark-Age)。他认为，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荷马记载了这个世界的社会和血族关系结构、道德和政治价值观，以及普遍的世界观。

尽管考古学家们总是争论不休，但是对荷马的物质世界中的许多元素来自不同时代这一点，现在是普遍认同的。比如，战斗武器和装备都是青铜的，因为那时铁尚属于一种稀有金属，这还是迈锡尼(青铜)时代的冶金术。另外，死者多用火葬而非土葬，这又是后迈锡尼(铁器)时代的习俗。在某些地方，英雄们使用巨型迈锡尼盾牌，另一些地方又使用较小的“现代”型盾牌。物质世界有时候来自不同时代，跨越了若干世纪，但似乎又来自同一地方。

从这个角度说，这种情形与史诗的语言问题非常类似，其解释理由也应该相同。通过长时间的增添与扬弃，口头史诗传统创造了一种新的合体。尽管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前述武器、墓葬等事物不可能成为一个合体；然而从美学的角度来说，却显得如此和谐，如此令人心悦诚服。对世人而言，他们所需要的不是精确，凭什么需要精确呢？他们所需要的恰好是似是而非的魅力，是创造一个可以想象并且符合英雄形象的过去。

就像荷马的语言包含了一种任何人都没有用过的史诗用语元素一样，在阿喀琉斯或奥德修斯的世界里一定也有大量虚构的元素。要从地形上寻找《伊利亚特》和特洛伊的真实地点，《伊利亚特》第22章第145—156行斯卡曼德河的两条泉水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不少地质调查也确实集中到这里。此地有两条泉水，一条冰冷严寒，另一条热气腾腾，紧挨着它们的是特洛伊妇女用来洗衣服的石槽。正是在这里，赫克托尔逃跑时绕着特洛伊城墙跑了三圈以后，最终停下来反击阿喀琉斯。不用说，没有任何一个探险者曾经试图在任何一个古代城市的城墙外面去寻找这样一个水文上的奇观，尽管在土耳其西北部山脉里某些地方确实存在一些温度不同的泉水。特洛伊这里没有这样的泉水，其原因并不是描述的准确性问题，而是因为这本身是一个戏剧性和应景性的内容。在此前不久的第21卷，赫淮斯托斯和阿喀琉斯在特洛伊的斯卡曼德河击败对手，现在，特洛伊的保卫者赫克托尔在斯卡曼德河的泉水边失去了生命。这里的河水代表着特洛伊从前的幸福与繁荣，一旦阿喀琉斯杀死赫克托尔，特洛伊人便再也不知和平的滋味了，他们光鲜的衣饰将成为别人的战利品，妇女也将在远离泉水之地遭受奴役。

荷马的物质世界来自不同时期，通过创造性的处理融合为一体，那么，这个世界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是否有可能来自真实的世界呢？尤其是，会不会来自一个特殊的历史本体？芬利认为，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荷马的世界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融合。他举了四个例子加以说明：阿伽门农的法定职位、伊塔卡的传统习俗、妻子的地位与一夫一妻制、对杀人犯的法律和社会制裁。笔者认为，史诗中的这四个例子都是不一致的，在不同的文本背景中对问题的处理有不同的方式。比如，对阿凯亚人来说，在他们争议或协商的时候，没有必要在每个特定场合都用一套固定的法律程序或详细的等级层次来划分国王、长老和集体等，以此来使诗人的听众信服。实际上，阿伽门农没有一个固定的法律地位，对于《伊利亚特》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当涉及道德和价值观之时，普遍认为应当是一以贯之并且是简单的。“英雄编码”由如下规则组成：你必须奋勇争先，必须杀死并羞辱你的敌人，必须维护自己的荣誉，这是可以用物质来衡量的。但是《伊利亚特》的大部分内容在于争吵和论辩这些规则以及其他许多东西。史诗中有如此多的直接演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相当多的演说在争辩价值观时苍白无力。如果“英雄编码”能够超越争论得到认同，那就不会有真正的冲突了。实际上，赞同与不认同的标准需要就事而论，而《伊利亚特》就缺乏这种所谓道德的简单性和一致性。

学者们甚至进一步给荷马史诗加上了一种宗教的“真实性”(在这方面，《旧约》的比较也许最具特殊的影响力)。从神灵的各种显现形式出发，学者们谨慎地提出了神学上的一致性和体系性，即在真实的历史时刻存在的真实的宗教。在笔者看来，他们提出的这个神学问题并不是探究一个文学作品的适当问题。比如，他们问，是哪一种命运(Moira)之神？她比宙斯更强大吗？当雅典娜出现在《伊利亚特》第1卷第193行及以次所涉内容时，她是否只是阿喀琉斯拥有更好判断的一个诗性化身？那些非奥林匹斯神的力量诸如海洋、太阳或斯卡曼德河，又有什么样的职能和力量呢？

一个例证就足以说明为什么荷马史诗中的神灵没有一个独立于特定诗歌文本的神学存在。在《伊利亚特》第22卷中，阿喀琉斯绕着特洛伊城追赶赫克托尔：

当他们一追一逃第四次来到泉边，

天父取出他的那杆黄金天秤，

把两个悲惨的死亡判决放进秤盘，

一个属阿喀琉斯，一个属驯马的赫克托尔，

他提起秤杆中央，赫克托尔一侧下倾，

滑向冥府之地，福玻斯·阿波罗立即把他抛弃。(22. 208—13)

笔者认为，如果因为是命运来决定秤盘的倾斜，就说命运要比宙斯更强大，无疑太过简单了。很明显，文本中的秤盘并没有决定谁会赢，而是在这个时候阿喀琉斯就要赢了。战争的结果其实已经由人和神等诸多因素决定了，诗歌中的秤盘只是一个戏剧性的临界点而已。正是在这个临界点，阿波罗抛弃了赫克托尔，雅典娜也为阿喀琉斯得胜而欣喜。但是如果就此认为战争仅仅是神灵的傀儡而没有任何人类功绩的位置，那也是一种神学上的过度单纯化。神灵并不改变战争的结果。他们并没有使胜利或失败减少，相反，他们的兴趣和参与还使之得以增加。伟大的英雄业绩得到神灵更多的关注。因此，黄金天秤既不是一种真实的神学信仰，也不仅仅是一件独特的装饰品，而是一个临界点的提升。

如果认为荷马的世界在各个层面上从头到尾都是一种诗性的融合，这样的结论并不符合实际，与荷马史诗被创作出来以后的1000多年里对希腊人的真实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不符。众所周知，荷马史诗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可信的、广为人知的知识，灌输了一种关于英雄主义、高贵、有益的生活、神灵等内容的模式。它深刻地影响了历史。但荷马的写作并不是对历史的真实再现，他的世界图景却长久以来契合了如此多人的想象。这种影响远比真实再现历史更有意义、更具普世性。

然而，仍然有一个历史上的时间和地点是荷马告诉我们的，尽管不是直接的告知——必然有一个创作《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历史时期。史诗开始存在的事实告诉我们许多关于荷马自己的听众所关心和令他们敏感的事情。不言自明的是，如此伟大的艺术作品不可能在从来没有一个听众的情况下开始存在。必然有人愿意去关注这些史诗，当他们用心去聆听的时候，他们也会为荷马之忧而忧，也可能去资助他的生计。他们必然也懂得欣赏荷马，要不然他就不会去创作这些史诗。如果《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就是我在这一章讨论的这样一种作品，那么，去了解公元前700年前后爱奥尼地区的某些希腊人，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了。

进一步阅读

译本

荷马的英译，自查普曼（Chapman）的第一部起，概括了国民的品位和文学的发展。（马修·阿诺德使之成为文学批评的经典主题之一并非偶然。）最好的译作当然是蒲柏的，然而长期以来都处于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 Bentley）空洞的责难中：“其诗甚佳，蒲柏先生，然已非荷马史诗！”威廉·考伯（William Cowper）的弥尔顿无韵诗体译文，被不公平地忽视了。有两部优秀的现代韵文译作，都由美国人完成，本章引用的大部分引文资料取自这两部：Robert Fitzgerald（New York，1961，1974；Oxford，1984）的艰涩短行译文和Richmond Lattimore（Chicago，1951，1965）更具文学性、紧凑慢速的六重音韵律诗译文。还有高度散文化的Odyssey by Walter Shewring（Oxford，1980），以及Iliad by Martin Hammond（Harmondsworth and New York，1987）。

导论

有诸多关于荷马的导论可以推荐。A. Lesky，History of Greek Literature（translated by J. Willis and C. de Heer，London，1966）第3章作了极好的多角度介绍。Adam Parry对其父作品的长篇介绍The Making of Homeric Verse：The Collected Papers of Milman Parry（Oxford，1970）是一部评价口头传统方法之优点与不足的重要作品。“往昔大师”丛书中J. Griffin，Homer（Oxford，1980）致力于说明荷马思想和想象的特质。Landmarks of World Literature系列中Michael Silk，The Iliad（Cambridge，1987）在风格和语调方面颇有独特之处。对C.W. Macleod文本的介绍和对《伊利亚特》第24卷的注释（Cambridge，1982），远超对该类型的一般预期，它是一出悲剧，然而充满悲悯。对《伊利亚特》直观概览式的介绍由Simone Weil完成（L’lliade ou le poème de la force，trans. M. McCarthy，New York，1940），在细节措辞和宏观结构方面都有所探究。

《伊利亚特》

在关于《伊利亚特》的更专门作品中，B. Fenik，Typical Battle Scenes in the Iliad（Wiesbaden，1968）论述了口头传统如何在整体场景的维度中产生影响。C. Segal，The Theme of the Mutilation of the Corpse in the Iliad（Leiden，1971），回溯了一个重要主题的层累次序。J. M. Redfield，Nature and Culture in the Iliad（Chicago，1975），在“人类学”流行之时，对诗歌中的人性材料做了诸多敏锐的观察。J. Griffin的Homer on Life and Death（Oxford，1980）在展示诗歌的基本“主题”是人类对死亡的诠释的同时，对荷马史诗中的神灵有更深理解。S. Schein，The Mortal Hero（Berkeley，1984）是对荷马史诗诗歌特质再评价的精华之作，集中了1970年以来的各种要素。

《奥德赛》

《奥德赛》没有像《伊利亚特》一样激发新一轮的阐释浪潮。然而，B. Fenik的Studies in the Odyssey（Wiesbaden，1974）在展现典型场景对诗歌整体风格的影响方面，比他关于《伊利亚特》的作品走得更远。N. Austin的论文集Archery at the Dark of the Moon（Berkeley，1975），尽管有几处凭空想象，仍不失为一部试图理解《奥德赛》那难以捉摸的吸引力的严肃之作。W.B. Stanford，The Ulysses Theme（2nd edn.，Oxford，1958）是对《奥德赛》以及后世文学中奥德修斯原型特征的经典研究。

背景与历史

在Milman Parry的发明之后30年及更长时间里，大部分英文作品关注荷马史诗的背景甚于史诗本身。这类研究集中于口头传统及荷马史诗与迈锡尼时代的关联方面，在两部研究范围广阔的作品中达到顶峰：A Companion to Homer（London，1962），A.J.B. Wace and F.H. Stubbings编撰，各章节由众多学者撰写；Kirk的The Songs of Homer（Cambridge，1962，也有一个简缩版，Homer and the Epic，Cambridge，1965）。

关于荷马与历史的当代经典是M.I. Finley，The World of Odysseus（2nd edn.，London，1977），不过这是一部试图通过荷马来阐释历史的作品，而非通过历史来阐释荷马的作品。荷马作为一个创造性的艺术家，其完整性在如下作品中得到充分尊重：O. Murray，Early Greece（London，1980），chs. 3-4，和A.M. Snodgrass，Archaic Greece（London，1980），ch. 2. 在L. Foxhall和J. K. Davies（eds.）The Trojan War（Bristol，1984）中，收录了关于荷马与现实世界关系的优秀论文。

[1] “Oceanus”一词在古希腊神话中既指众海神与河神之父，又指环绕大地的一道水流，后来演化成印欧语的海洋(ocean)一词。——译注

[2] 出自萨摩色雷斯的阿里斯塔库斯(Aristarchus of Samothrace，公元前220？—公元前143？)。——译注

[3] 中文译文参阅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下同。——译注

[4] 指第15卷第719行，下同。——译注

[5] 应为238ff，原书此处笔误。——译注

[6] 埃阿斯是传说中特洛伊围攻战中的希腊英雄，萨拉米斯的特勒蒙之子，高大而骁勇的勇士，膂力仅次于阿喀琉斯，在夺回阿喀琉斯尸体之战中立了功。但当阿喀琉斯的盔甲被给予奥德修斯时，他怒而自刺身亡。——译注

[7] 译文参阅了《荷马史诗·奥德赛》，罗念生、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下同。——译注

[8] 两段引文出处应为20. 19—121。——译注

第三章 希腊神话与赫西俄德

贾斯珀·格里芬(Jasper Griffin)

神话

每个人都熟知一些希腊神话，如俄狄浦斯(Oedipus)解答斯芬克斯(Sphinx)谜题并娶了自己的母亲为妻，阿尔戈英雄远航去寻找金羊毛。许多人通过詹姆斯·弗雷泽爵士(Sir James Frazer)的《金枝》(Golden Bough)和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的《希腊神话》(Greek Myths)，以及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和那些结构语言学家深入复杂的研究，了解了大量关于神话的现代著作。神话是一个颇具魅力的课题，但专家们就此的大量争论也表明这是一个困难的课题。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在她的《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里给了我们警示性的启迪；博学的卡索邦爵士(Mr. Casaubon)试图写出一部《解开所有神话之匙》(Key to all Mythologies)，然而面对浩如烟海的材料，他完全被淹没其中，找不出任何头绪了。

甚至要给神话下个定义也是格外困难的事情，尤其是要将其与传说、民间故事或其他相关联的事物区分开来。暂时能下的一个最好的定义恐怕还是科克(G. S. Kirk)的那个适中的说法，即：“传统故事的一种特殊形式”。我们不必去寻求单一的源头，而应代之以提供两个典型的神话思维的模式，与其他明显不同的形式进行比照。

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对他们的河流冬天涨水、夏天干涸，而尼罗河却在夏天涨水、冬天不涨而感到疑惑。品达(Pindar)在一首业已散佚的诗歌中说，有一个高达100法松[1]的“守护神”，他移动脚步，引起了洪水。与之相反，希罗多德提出了三种理论(其中包括正确的解释：远处山峰的融雪)，不过他满足于自己所认为的太阳运动理论，以为太阳“在夏天如常运行”，但在一年的某个特定时间会被暴风吹离固定的轨道。也就是说，他希望按照熟悉的自然规律来回答这一问题，而不是用一些荒诞不经的人格化力量来加以解释。又如，老旧的故事说，希腊人的首领之所以追随阿伽门农去特洛伊，原因是海伦的父亲事先让那些求婚者发誓，若是海伦因其美貌而被诱拐，所有人都要去帮助她选择的丈夫。修昔底德不同意这个故事，代之以经济方面的原因：作为富有的外来者珀罗普斯(Pelops)的继承者，阿伽门农是希腊最有权势的男人，并且他“得到了平民的支持”。那些首领追随他“与其说是出自善意，不如说是出自敬畏”。在这些例子当中，我们看到，一种比较老式的、根据某些显赫个人的随意行动而作出的解释，被一种基于理性的实际考量所取代，或者说被一种对政治实力的真正性质的反思所取代。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典人是如此怀念修昔底德的“阿伽门农”，一个富有的、民主的、率领一支舰队的阿伽门农[2]，这绝非偶然。

直到20世纪，“神话”实际上仍然意味着“希腊神话”。但是现在人类学家和其他学者已经从世界各地搜集到许许多多神话故事。因此，人们很快发现，希腊神话在许多重要方面存在不同凡响之处。希腊神话的绝大部分都与男女英雄有关，也就是说，与过去某个特定时期的男人和女人有关。他们拥有更强大的力量，比现代人更有魅力，但他们并不是神。而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神话就没有如此多地涉及英雄。希腊神话绝少谈到动物。整体来说，尽管也有诸多例外，希腊神话是对日常生活的夸张或提升；不像许多世界传统故事那样是纯粹的奇谈幻想。希腊神话的这种特性，给现代的一般神话学理论制造了诸多认知困难。

希腊神话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无处不在和重要性。比起现代传教士和旅行家们通过与说土著语言的人交流所能了解的大多数原始部落社会，古希腊社会要进步得多。从荷马到阿提卡悲剧，诗人都借助神话来表达他们最深邃的思想。历史学和哲学都自神话思想脱胎而来，诗歌和视觉艺术也总是离不开神话主题。

当然，希腊也有其宇宙观，即讲述那些纯粹在神圣层面上发生的世界创造以及其他故事的神话。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赫西俄德在他的《神谱》(Theogony)中，讲述了大地该亚(Gaia)和她的儿子兼合作者——天空乌拉诺斯(Uranus)的诞生及他们是如何分离、宙斯如何成为神界统治者的故事。这个故事深受东方源头的影响，与真正的希腊崇拜或希腊宗教联系甚少。另一个明显更早的传说是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常被称为科瑞(Kore)，“处女”——被冥界之王诱拐。她的母亲德墨特尔(Demeter)气愤伤心之余，使整个世界变得寸草不生。最后科瑞回到她母亲的身边，但是每年只能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另外三分之一时间她不得不待在地下世界。很自然地，人们就将她不在的这段时间与庄稼在地里没长出来之前的“死亡”联系起来。

赫西俄德的《神谱》中插入了一大段冗长的关于人类起源的说明。然而事实上，早期希腊人的思想与此说法并不相同。有的时候，据说人是从白蜡树上长出来的，或者由普罗米修斯用黏土做成，又或者从石头里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宙斯是所有人类的“父亲”。这些传说对《圣经》的读者来说似乎十分陌生，因为《圣经》开篇就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亚当与夏娃的故事。然而有意思的是，在《创世记》之后，亚当的名字就没有再次出现在《旧约全书》之中，对“开端”的表达通常要归之于亚伯拉罕(Abraham)或摩西(Moses)。早期的人类并没有像那些受进化论影响而成长起来的人一样，始终意识到自己的终极起源。

另外一个一开始就值得注意的是，并没有一个关于神话的标准或者正统观点。事实上，荷马史诗里用某种形式讲述的故事，并不会阻止后来的诗人用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讲述。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公元前6世纪早期的抒情诗人斯泰西科拉斯(Stesichorus)创作了一首著名的诗歌，根本否认海伦曾经到过特洛伊，那么特洛伊战争也就无从说起。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在他的《海伦》里颠覆性地利用了这个传说中的讽刺因素。而希罗多德以高度的理性主义分析说，以上观点是正确的，要不然特洛伊人很显然会在他们的城市被摧毁之前放弃它。“而在我想来，荷马也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他补充说，“但是由于这件事情不像他所用的另一个故事那样十分适于他的史诗，因此他便故意放弃了这种说法。”这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说明了经过公元前5世纪的理性启迪，人们对诗人和他们讲述的神话有怎样的历史价值判断。当然，我们也从希腊文学的起点看到了诗人对谎言的拒斥。“我们知道如何把许多虚构的故事说得像真的。”缪斯对赫西俄德说，“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我们也知道如何述说真事。”梭伦，他本身也是一个诗人，他用韵文的形式说：“诗人说了很多谎言。”每个新的诗人都有权利用他自己的方式解释传统，而他的听众并不会觉得自己应该将他的讲述作为事实来接受，不管他讲得多么富有吸引力。

有些神话与宗教仪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关于科瑞的神话。当她失踪以后，她的母亲赤着脚、空着腹，满世界游荡寻找她。在厄琉西斯秘仪(Eleusis)中，一个被称为“艾姆比”(Iambē，这个称谓很明显与那种经常用于粗鄙的个人攻击的抑扬格韵律有一定联系)的妇人说着淫秽的笑话劝说她微笑，并且与她分享一种特殊的大麦饮品(kykeōn)；她重新夺回了自己的女儿，也给人们以祝福。所有这些都由那些汇聚在一起发动厄琉西斯秘仪的人付诸实施。在他们从雅典到厄琉西斯的长途行进中，一直禁食戒饮。在这朝圣过程的某个特殊时刻，他们会淫秽地呼喊。他们的开斋就是喝这种特殊的大麦饮品。女神从忧伤转为高兴的过程，被模仿成在黑暗的秘仪厅堂中突然燃起火焰，随之而起的是众人的欢呼。很明显，这些崇拜者是模拟女神的受难——将这一仪式与耶稣受难经过的苦路14处(Stations of the Cross)相比较并非不合情理——不同层面的神话和仪式在此是一致的。

但是神话不仅仅意味着这些。德墨特尔的愤怒使世界陷入反常和疯狂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大地的丰产不再，似乎人类会死去，神也得不到崇拜和尊敬了。普通生命可能受挫这一观念，更增加了生命延续的价值。而伴随着播种入土会产生焦虑情绪，即种子很可能不能生长。这种焦虑在这一神话中化为具体形式，被归于过去，并且有一个圆满的结局。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种子即将死去然而又得以重生，暗示了复活和不朽的观念。“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约翰福音》12:24)种子被种入地下，消失在黑暗中，然而它还活着，并且会再次长出来；科瑞被带到了地下世界，然而她回来了；因此厄琉西斯秘仪的教义许诺一种死后更幸福、更荣耀的生活。

某些神话，如科瑞神话，不仅与仪式紧密相关，还与颠覆一般文明生活的观念密不可分。在利姆诺斯岛(Lemnos)上，每年有9天时间，所有的火光都被熄灭，人们停止家庭生活，到处弥漫着阴郁的气氛，男人们藏匿起来，女人与男人分居。新的火种取自德洛斯(Delos)，净化过的新火焰燃烧起来，之后会有一个伴随着笑声和交媾的欢乐节日。与这些行为相对应的神话故事是这样的：利姆诺斯岛上的妇女受爱神阿芙罗狄忒惩罚，身上散发出难闻气味，因此丈夫们拒绝跟她们亲热；然后她们就谋杀了所有男人，直到阿尔戈英雄们突然到来之前，这座岛上就一直只有女人。这些女人欢迎英雄们的到来，赛会和宴会都举办起来，岛屿又开始人丁兴旺了。伊阿宋(Jason)与女王许珀茜柏勒(Hypsipyle)生了一对孪生兄弟(这对孪生兄弟后来又有了神话般的人生)。无疑，利姆诺斯岛上的妇女事实上在分别期间食用了大蒜，就像我们所知的雅典妇女在“塞拉节”(Scira)或“地母节”(Thesmophoria)所做的那样，显示她们停止了性活动。这9天是一段颠覆的时间：妇女占据优势地位，既不吸引男人注意也不可接近，既没有烹饪活动也没有献祭仪式。然后一切在狂欢中恢复常态。我们又看到了一般文明价值的强化，看到了一种焦虑的释放，这段时间的张力自然居于两性之间。在固定的周期里，妇女从日常家庭生活圈子激烈地解放出来，男人们最可怕的秘密在于，害怕他们的妻子和女性的邪恶潜能公开化，因此他们有可能提出和解。这种妇女拒绝她们平常女性角色的神话数不胜数。她们的自然角色、她们的目的，就是结婚。在神话中，那些拒绝婚姻的女性成了猎人或者户外的女孩——通常来说，户外是属于男人的。选择像阿塔兰忒(Atalanta)[3]和卡利斯托(Callisto)[4]那样生活的女孩，最终还是会屈服并走向婚姻。还有一些人在婚姻里表现出反常的举动。对妻子的畏惧集中在性行为方面的不当和不忠，于是我们发现了像菲德拉(Phaedra)[5]那样勾引青年男子的坏妻子。预言家安菲阿鲁斯(Amphiaraus)知道，一旦他加入七将攻忒拜的毁灭之行，就会一去不复返，因为他的妻子接受贿赂让他走向死亡。阿伽门农的妻子克吕泰墨斯特拉(Clytaemnestra)趁他不在的时候有了个情人，并且在她的丈夫回来之时谋杀了他。神话中妇女所表现出的恶行或者拒绝她们角色的做法，实际上是对这种行为的一种定义和认可。当我们将注意力转到对英雄的渴望时，将会发现男人的潜力也在神话中以同样的方式被限制或阐释。

神话也可能有某种政治功能，即“政制神话”(charter myth)。在昔兰尼，一位历史学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当时非洲当地正遭受一头怪狮的灾祸，万般无奈的国王发告示说，谁要是打败怪狮，就是他的继承者。山泽女神昔兰尼(Cyrene)杀死了这头狮子，她的后代昔兰尼人(Cyreneans)就在她之后取得了继承权。这个故事宣称了希腊殖民的合法性：移民者不是通过侵略，而是从一个女英雄那里继承了土地；这位女英雄因其丰功伟绩而得到土地作为奖赏。同样，雅典人在公元前6世纪控制了萨拉米斯岛(Salamis)，不仅因为他们创造了埃阿斯这样一个萨拉米斯的大英雄。阿提卡10个部落中某个部落以埃阿斯命名，理论上他也是这个部落的祖先。其他希腊人则声称，雅典人在《伊利亚特》的文本中插入了一段伪造的内容，以支持萨拉米斯和阿提卡在英雄时代就结盟的说法(《伊利亚特》第2卷第558行)。多利安人也精心创造了一个神话，将他们入侵伯罗奔尼撒——他们是最后到达此地的希腊人——说成是事实上的回归，宣称这是他们应该得到的继承权，因为他们的祖先赫拉克勒斯的孩子们曾经被赶走，在数代人之后又回来了。这让我们想到了现代许多民族主义的神话，或者说以色列将他们对其土地的占领归于遥远的先祖的重要性。

除了极少数显著的遗迹如提林斯的独眼巨人墙(Cyclopean wall)和迈锡尼遗址以外，神话是后来的希腊人了解他们自己早期历史的全部素材了。系统挖掘古希腊神话，既没有可操作性，也不是一个好主意。19世纪中期有一股风潮，认为明显的历史神话根本就没有任何真实内容，都是伪装过的对诸如日出或入冬等自然现象的现实或寓言式叙述。谢里曼在特洛伊和迈锡尼的发现，以及伊文思在克里特的发现，都表明这种激进的怀疑主义是错误的。因为迈锡尼确实就如荷马所说，曾经是一个“多金”之地；在克诺索斯也确实存在过一个大型而复杂的建筑，一些奇异的运动会，确实也涉及公牛，这就是克诺索斯迷宫(Labyrinth)和人身牛头怪(Minotaur)的源头。因此，公元前5世纪为了历史学的目的而对神话采取的两种方式就都可以理解了。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早期希腊作了一个天才的勾勒，用当世的理性主义重新解释了神话，尤其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我们已经看到他如何对待关于阿伽门农的故事。对修昔底德来说，克里特的米诺斯王是“我们听说的第一个拥有海军的人”，控制了爱琴海的大部分，他“尽力打击海盗，可以推想，这样他的税收就能得到保障”(第1卷第4节)。不用说，他没有提到人身牛头怪。另外，希罗多德至少在某个时刻完全拒绝神话，仅仅因为神话不同于历史。他是这样评价公元前6世纪的僭主波里克拉特斯(Polycrates)的：“据我所知，在希腊人中间是第一个想取得制海权的人；当然，这里没有把克诺索斯人米诺斯和在他之前掌握过制海权的所有人考虑在内。在可以称之为人类的这一范畴之中，波里克拉特斯可以说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第3卷第122节)

神话能够保存过去的某些特定事物：名称、大事件和历史地点。当然会有某种程度的转换和扭曲。特洛伊曾遭袭击而陷落，迈锡尼也有过一个强有力的国王；但是我们不知道远征特洛伊的故事有多少真实成分，阿喀琉斯的原型从类型上来说更像是齐格弗里德(Siegfried)[6]那样的传奇形象，而非奥古斯都(Augustus)那样的历史人物。不过神话中另外一种形式的存在也不能忽视，那就是习俗，实际上这是一个社会的整体图景。我们可以举出赫拉克勒斯被赫拉收养的故事，作为神话保存古代习俗的一个例子。在他被尊为神以后：

宙斯劝说赫拉收养他为儿子，这样就能永远以一个母亲的爱去珍爱他。收养仪式据说采用了以下方式：赫拉躺在床上，招呼赫拉克勒斯走近她，让他将她的衣服完全脱掉，做出真正分娩那样的动作。至今，这都是非希腊人在收养时举行的仪式。(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第4章第39节第2行)

很明显，这里描述的是一个远古且单纯的程序：如果没有象征性地从他的养母那里生出来，他就不能被收养。希腊人观察到，许多对他们来说只发生在神话中的事情，实际上在同时代的“蛮族人”社会中经常发生。

神话能够保存古代的生活与社会特征，也能为那些显赫的外国当权者转换新近的历史：如米底(Mede)的居鲁士(Cyrus)和吕底亚的克洛伊索斯，他们都是公元前6世纪中期的历史人物，然而在公元前5世纪他们就被附会上了浓烈的神话特征。居鲁士从一出生就被遗弃了，由一只动物养大，就像罗慕路斯(Romulus)[7]和埃癸斯托斯(Aegisthus)[8]一样。克洛伊索斯曾被阿波罗从死神那里救回来，并给予他在叙佩尔波列亚人(Hyperboreans)中永恒的幸福，原因是他向德尔斐进献了大量贡品。

孩子生下来以后被遗弃却可能存活下来——在遗弃时有发生的社会里，其实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愿望。就像在喜剧和小说中一样，我们在神话中发现了不少这样的例子。一个像居鲁士一样的世界征服者或者像俄狄浦斯这样的重要形象，他们从被遗弃的婴孩这样绝望的境地上升到富贵的顶点，实际上就是“从小木屋到白宫”故事的强化版。另外，一种形式的幻想——在安基塞斯与阿芙罗狄忒的神话中——就是一个美丽的姑娘从天空降临，来到一个在山里放牧的青年男子身边，用爱情俘获了他。隐秘的幻想在神话中得到了宣泄性表达：各种各样的乱伦、血亲谋杀、嗜食同类、兽交等等。这种投机性的想象，将各种动物与妖怪混合起来：人首马身怪，人首牛身河神，身是女人而有翅膀、尾巴及爪似鸟的怪物，有翼的狮身女怪，带翅的飞马珀加索斯(Pegasus)。视觉艺术开启了文学之路。稀奇古怪的尺度变化产生了巨人和侏儒。冥府守门狗塞波鲁斯(Cerberus)有三个头，被赫拉克勒斯杀死的怪物吉里昂(Geryon)有三个身体，阿尔戈斯(Argus)有一百只眼睛，布里亚柔斯(Briareus)有一百只手。整个自然界都是潘神(Pan)和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阿尔忒弥斯和她的随从，以及住在树上、溪流和大山中的山泽女神的居所。

我们已经看到神话是如何帮助界定自然以及妇女在与男性关系中的地位的。神话同样也是另外一种框架，在这个框架里，不仅界定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也界定男人与神的关系。希腊的神话时代不像澳大利亚土著神话中的“黄金时代”(Dreamtime)那样，属于遥远而年代不详的时期。希腊神话时代只有两到三代，即忒拜战争和特洛伊战争的时间；不仅能追溯其确切时间，而且与历史阶段相吻合。希腊研究学者计算出特洛伊陷落于公元前1184年。这一个时代以后发生的事情并无定论，比如悲剧就没有写到殖民时代或僭主时代，尽管希罗多德所记载科林斯的伯里安德的某些故事似乎适合一个悲剧的素材。这无疑得归功于——至少部分归功于荷马史诗无与伦比的影响。史诗展示了一个神灵公开干预人类生活的英雄时代，他们干预人类生活的方式在后世不再重现。这一现象表明了两件事情：神灵对待这个时代的事情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并且这些事情都是清楚明了的；允许听众通过这些事情去认识神灵的意志以及对事情的处理，而听众在日常生活中是无法认识这些的。一些较少为人所知的历史悲剧，如埃斯库罗斯描述波斯人入侵及其灾难的《波斯人》(Persae)，事件发生在如此广阔的背景中，似乎为了展现神灵对人类社会的掌控，以至如此接近神话。最后需要考虑的事情，就是每个人都对史诗所塑造的人物和故事耳熟能详。

所有这些考虑的全部功效就是使得英雄时代成为严肃诗歌的自然背景。荷马史诗用一种方式处理神话，消除了各种奇行异事，畸形、恐怖、乱伦、血亲凶杀、人祭都被减少到最低或者完全排除。荷马没有提到伊菲格涅亚的牺牲，尽管《奥德赛》不断重复俄瑞斯特斯杀死埃癸斯托斯，可从来没有说他杀死自己的母亲克吕泰墨斯特拉(Clytemestra)。同性恋也从英雄史诗中剔除了。然而，史诗关注的是人在整个世界中的位置，人渴望成为“神样的”人；但是一旦他们超越界限，就会受到神的惩罚，最终注定要死亡。斯泰西科拉斯(Stesichorus)的抒情诗传统更加独特，较少有悲剧色彩，偶尔感伤。品达对运动优胜者的颂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将运动员的胜利与某个英雄生涯的故事并举，胜利的功绩在这一刻将运动员提升到与英雄比肩的高度和重要性，单调平凡的存在转变成神话世界里永恒的光彩壮丽。在《阿伽门农》关于特洛伊陷落的颂歌里，埃斯库罗斯能够表达他对战争的真正本质最深邃的沉思。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的故事里发现了一个表达对人类生活见解的途径——人类生活曾经凄凉可怖，当然，也有令人异常欣喜的方面——那就是我们所体验的英雄的勇气和决心，以及他忍受苦难的能力。史诗倾向将悲剧所强调的事物之神话进行恰当的净化，几乎所有可能的各种不良事物如乱伦、血亲凶杀、人祭都通过悲剧而为我们所知。伴随着仪式性的哀歌和悲哀的面具，悲剧的黑暗色彩成为一种形式，能部分地解释这一现象。然而寻找另一种新的意见无疑也是正当的，即用极端的行为和痛苦的冲突去质疑、探寻和娱乐。

神话中人和神的关系是紧密的。英雄是神的儿子，比当代人更强大，热衷于与神灵们的斗争。《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就对阿波罗说：“倘若我有力量，这笔账我一定要跟你算清。”狄俄墨得斯(Diomede)和帕特洛克罗斯都攻击过神灵，遭到阿波罗怒斥，要他们尊重次序：“要记得你自己是谁!神和人永远不可能平等。”(《伊利亚特》第21卷第20行[9]，第5卷第440行，第16章第705行)

在神话中我们总是看到人试图超越凡人的极限。当他们扩展了我们关于人类力量的概念时，我们会感觉到一种愉悦；当他们不可避免地被打或毁灭的时候，我们又体会到另一种不同的愉悦。阿伽门农走在精致的地毯上，埃阿斯告诉雅典娜他不需要她了；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公然挑衅阿芙罗狄忒；《特洛伊人》(Troades)中希腊指挥官举止傲慢、残酷无情，无视神灵已经为他们准备好的毁灭之路；《伊利亚特》的最后，阿喀琉斯不得不向自己及敌人都无法逃避的死亡妥协；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诸多运用神话的例子，已经成为希腊文化的核心。神话中对人类的局限性用一种较少带有悲剧色彩的方式表达出来，神话说，生命能够成为我们所希望的样子——和平、美好、永恒，至少必定存在于某个不同于现在的时间(例如黄金时代)，或者是某个地点(如北风后面的叙佩尔波列亚人，太阳起落之处的埃塞俄比亚人)。这种想象的存在，就像受到祝福的神的存在一样，都是通过与现实人类命运相比较得来的。

这里还有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公元前5世纪后期技术哲学、历史、散文以及理性主义兴起后神话的命运。神话的谱系让位于试图排除超自然力量的历史观念。修昔底德自己说，更严格地说，“神话元素的缺乏”可能使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缺少暂时的吸引力，但是会更有教育意义。对宇宙的神话性思考让位于哲学，前苏格拉底哲学家(Presocratics)的思想自然还带有准神话的性质，因此也以同样的理由被人们所拒绝。亚里士多德能够自信地说：“赫西俄德和一切神学家只关注对他们而言似乎合理之事，没有我们的广阔视角。对于以神话风格写作的作者，我们无须认真加以研究。可是对于那些用实证来讲话的人，就必须加以严格考查……”(《形而上学》2. 1000 a 9.)当我们对这些内容加上对神话内容的道德批判时——这种批判的声音至少有一个世纪了，并且导致柏拉图要求对神话进行根本上的审视——将神话作为严肃思考的媒介很明显已经过时了。神话现在站在理性的对立面，成为一种“故事”、一种“老妇人的传说”，成为“理性分析”和“精确解释”的反面。

柏拉图创造了自己的神话。其中一些确实令人难忘，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又不同于旧有神话，其创造者会仔细斟酌这些神话是否不恰当或者带有悲观色彩。旧有神话在当地的崇拜中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一直吸引着诗人们的注意力，从卡里马库斯(Callimachus)的《颂歌》(Hymns)到公元5世纪诺努斯(Nonnus)的《酒神颂歌》(Dionysiaca)；神话也一直是希腊绘画和雕刻的主要题材。在拉丁诗歌中，从奥维德(Ovid)的诙谐到《埃涅阿斯》(Aeneid)的严肃，希腊神话也有着广泛的影响。但是严肃讨论的自然媒介现在成了散文，神话以及与神话相关的诗歌越来越成为一种装饰——当然，不可否认，它们还是深受人们喜爱的不可缺少之物——而不像公元前400年之前那样作为严肃的事物存在。

我们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对神话的分析。这一章已经提到，神话有不同种类和众多来源，它们不可能都为了同一目的而存在；实际上，也并没有一把能解开所有神话的钥匙。但是一些神话是有可能被解释、分析和(用结构主义的话语)“破译”的。如果我们摒弃那种用一把钥匙解开所有神话的观点，那么是不是说，每个单个的神话最后都能够被分析呢？

关于阿多尼斯(Adonis)的神话，就是一个能让我们清醒的例子。他的母亲米尔拉(Myrrha)爱上了自己的父亲，并为他怀了一个孩子。她被变成了熏香树。她生下来的孩子非常英俊，阿芙罗狄忒爱上了他，把他装在一个箱子里给了珀尔塞福涅；但是珀尔塞福涅也迷恋上了他的美貌，阿芙洛狄忒不得不将他们分开。他在狩猎时被一头野猪撞死，每一年都受到妇女们的哀悼。这就是神话的轮廓。对弗雷泽来说，阿多尼斯是一个植物和丰产之神，每一年死去，然后又随着新的农作物活过来。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实际上古代的材料并没有提及阿多尼斯的复活。近来，出现了两种解读这个神话的尝试，值得注意。

M. 德蒂恩内(M. Detienne)给出了一种结构主义的分析。对他来说，这个神话与婚姻、过度和调和有关。阿多尼斯被认为富有早熟的魅力，却在青春期就死去了。“阿多尼斯的花园”就是为了纪念他而修建的，其中的植物都是浅根，同样成长很快，但是不结果实，枯萎也快。他的性史与婚姻的丰产形式是相悖的，因此他的花园也有悖于真正的农业。他的节日在闷热敏感的三伏天举行。在祭奠仪式中，与他母亲相联系的香料气味，起着调和男人与女人的作用，也有一定的吸引异性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婚姻中当然是好的；但是也有滑向仅仅是色情的危险。熏香是神的食物，凡人是不能享用的，凤凰就是与神灵有关系的生物，因此是孤独而无性征的。德蒂恩内在这个故事中找到了四个“密码”：植物学的、动物学的、食物学的以及天文学的。这四个密码的合力，不是一个概要就能评判的，但是无疑起着巨大的作用。

W. 伯克特(W. Burkert)也分析过阿多尼斯神话。他一开始就说：“如果我们在分析‘阿多尼斯神话’时考查他被野猪撞死的故事……”，这个故事从一个古老的闪族神话中流传下来，其内容是关于一个名叫杜姆兹(Dumuzi)的猎人。阿芙罗狄忒与珀尔塞福涅对男孩的争夺，实际上是爱情和死亡的冲突；阿多尼斯是一个猎人，对他的哀悼，实际上是猎人们表达他们杀死动物时所产生的内疚和焦虑的一种手段。

我们看到这两种对同一神话充满才情和学问的解释，二者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们似乎在解释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从完全不同的立场入手，这反映了两类学者迥异的学术兴趣。很难想象争论过程中，一种解释能完全压倒另一种解释。当然，这种争论会增加人们对这类理论逻辑状况的疑问。如果这些理论真的不是争论所能左右的，那么这些关于阿多尼斯的分析又是什么呢？我认为，答案必然是：我们拥有两个以上的神话。弗雷泽笔下垂死的神灵一定曾在诗歌和小说中大为流行，尽管现在已经被人类学家所忽视或拒绝，但对当时的人来说，他是一个强有力的神话人物。很少有学者像弗雷泽这样写，但是神话的创作者就活在他们中间。我曾经认为，某些神话很容易分析，但某些神话是深奥、复杂、多面的，不同的思想在其中看到不同的范式。在很多神话中，我们都能发现富有启发性甚至理想化的洞察力的火花；但是要抓住“其”内涵，就像抓住极易消逝的死亡阴影一样，毫无希望。

赫西俄德

第一个神话谱系作家是诗人赫西俄德，他也是希腊文学史上第一个名人。他的诗歌可能创作于公元前700年左右。荷马史诗的非个人风格，确定无疑地没有显示任何诗人个人的信息，但是赫西俄德通过他自己的方式告诉了我们一系列事实：他的父亲来自库麦(Cyme，小亚细亚岸边，莱斯博斯岛稍南)，离开了家乡——

不是逃避富裕和幸福，而是为了逃离宙斯加给人们的可怕贫穷。他定居在赫利孔山附近的一个贫穷村落阿斯克拉（Ascra），这地方冬季寒冷，夏季酷热，风和日丽之日犹如凤毛麟角。［《工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637—40］

阿斯克拉在波奥提亚，因此，赫西俄德的父亲居住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赫西俄德还告诉我们说，当他在赫利孔山下遇见缪斯之时，他成了一个歌手。他们给他一根树枝，并把一种无声的音乐吹进他的心扉。然后他穿过海峡，去到优卑亚，参加卡尔基斯一个名叫安菲达玛斯(Amphidamas)的人的葬礼，并在歌唱比赛中赢得了一个奖品——三角杯，他将其献给了缪斯。他有一个兄弟叫佩尔赛斯(Perses)。然而，关于佩尔赛斯有一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看看他。除了给我们这些信息以外，赫西俄德有着强硬的个性——这一点也使他的作品有别于史诗。我们没有看到贵族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说话者，这个说话者喜争论、好怀疑、幽默讽刺、节俭朴素、喜爱箴言、不相信女人。

他的两部作品《神谱》(Theogony)和《工作与时日》传统上被归为教谕诗。像荷马史诗一样，它们都以六音步写成。赫西俄德将自己描述为一个歌手，因此，人们很自然地认为，这些诗歌也是从一种口头传统发展而来。一些人认为赫西俄德是第一个将自己的诗歌写下来的人。他的作品包含了诗话程度很高的段落；但是总体来说，M. L. 韦斯特(M. L. West)对“赫西俄德的乡间六音步”的评价是非常精当的。《神谱》的创作在前。一开始赫西俄德就表明他受到了委托，说明了缪斯是如何激发他并且吩咐他“歌颂永生快乐的诸神的种族，但是总要在开头和收尾时歌唱她们自己”。赫西俄德践行了这个指示，开始吟唱最早产生的混沌卡俄斯(Chaos)，其含义为“张着大嘴的空间”(Yawning Space)，而不是混乱无序(Disorder)；接下来是该亚/大地以及所有神灵和人类；然后是大地深处的塔耳塔罗斯(Tartarus)，还有爱神。该亚/大地生了乌拉诺斯/天空，使用双重名称是为了表达这些存在的双重方面，它们既是自然界的事物，也是神人同形同性的人格化神。乌拉诺斯是“繁星似锦的皇天”，但是他又与该亚诞下子嗣；然而“刚一落地就被其父藏到大地的一个隐秘处，不见天日，并且天神十分欣赏自己的这种罪恶行为”。

神的产生就是世界的产生，神的谱系也包含了宇宙进化。大地是首要的必需之物，因为一切其他事物都要以大地的位置为参照，要么在其上面，要么在其下面。就像我们看到的，天空是次于大地的，但也是一个很好的伙伴，并且有着相当的大小。既然所有事物从大地产生，那么很明显，大地就是母亲，天空乌拉诺斯就必然是父亲。通过各种性的结合产生后代，从而完成了世界的构建——世界就这样建立起来。需要顺便解释一下的是，为什么爱神会在这么早的位置产生。爱神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是她是创造这个世界的生产的基本原则。这是一个简单的观念，不过我们看到赫西俄德发展了这一观念：一个事物能够在诸多不同意义上成为另一个事物的“后代”。

夜神的孩子们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夜神生了黑色的厄运之神(Doom)和死亡之神(Death)，她还生了悲哀之神(Misery)、复仇之神(Retribution)和不和之神(Strife)，以及其他令人不愉快的事物。她又生下了睡神(Sleep)和梦呓神族(the tribe of Dreams)，继之，生了欺骗女神(Deceit)和友爱女神(Affection)，生了白天(Day)和大气(Ether)，还生了看管金苹果的赫斯佩里得斯(Hesperides)。死亡之神是黑暗的、不活动的，像黑夜一样，悲哀和复仇之神也如死一般黑暗；睡眠发生在黑夜；欺骗最开始可能只是一种简单的令人不愉快之事，但也意味着诱惑，比如做爱就发生在夜晚。很明显，白天是从黑夜产生，大气是黑夜离开以后天空产生的光亮；赫斯佩里得斯只居住在西方，即太阳落山之地。这些事物的大部分，无疑是赫西俄德自己的创造。纯粹的神话谱系观念，已经部分转变为富有智慧的设计，用以创造一个不同的世界秩序。

故事从该亚和乌拉诺斯开始，因此宙斯并不在这个场景里，实际上他是天空乌拉诺斯的孙子。他的父亲狡猾的克洛诺斯(Cronos)在他们之间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赫西俄德讲述了荷马所熟知的天空之神的演替。开始乌拉诺斯是至高无上的，但是他压制自己的孩子们，该亚鼓动她的孩子克洛诺斯阉割了乌拉诺斯。克洛诺斯后来也吞食了自己的孩子们，直到他的妻子瑞亚(Rhea)用一块石头代替宙斯、给他吃下去。克洛诺斯的孩子宙斯在克里特被抚养长大，强迫他的父亲吐出他的兄弟姐妹，在他们和其他力量的帮助下，打败了克洛诺斯和他的提坦巨人(Titans)，并将他们扔到塔尔塔罗斯。这个野蛮的传说一直是一件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宙斯自己的名字(类似于拉丁语中的dies，“天”)意思是“天空”。尽管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忘记了这一点，但是很奇怪他有这样一个祖父，其名字显然就是希腊人对“天空”最常见的称呼。并且，乌拉诺斯和克洛诺斯都没有在祭仪中真实存在过。这个世纪对一系列古代近东语言的释读表明，这个故事是对一个非常古老传说的翻译。赫梯人在公元前1200年就知道了，胡里安人(Hurrians)和腓尼基人也知道，巴比伦人一年一度朗诵的《以利玛·以利斯》(Enuma Elish)[10]史诗中可能还要早了600年。其最初的源头可能属于苏美尔人。在这些东方故事中，我们发现了神灵的演替、阉割、吞食等主题。以及石头复生的主题，尽管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表明了这些与赫西俄德作品的相似之处并非偶然。我们看到，尽管宙斯的前辈已经处于模糊状态，实际上仅存于这个神话中，但是在美索不达米亚，一个城市确实崛起了并从另一个城市那里夺取了至高无上的权力；然后把自己的神尊为最高的天神。因此巴比伦的马杜克(Marduk)[11]取代了尼普尔(Nippur)的恩里尔(Enlil)[12]。这个神话的背景似乎是美索不达米亚，而不是希腊。

如此看来，对赫西俄德作品中的一个重要神话来说，东方的影响是确实存在的。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赫西俄德作品的整体风格，包括其天体演化论和某种在近东广泛流行的、可以被称为“智慧的”的文学。除了美索不达米亚以外，我们还在埃及发现了它，包括在腓尼基人和迦南人(Canaanites)那里，当然在希伯来人那里亦是如此。《工作与时日》中的大量语句，在《箴言书》(Book of Proverbs)中都能找到与之相似之句。《创世记》以世界的创造开篇而非在人类的谱系和不同民族产生。早期希腊人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包括远古而深邃文明的世界中，他们还没有准备将这些文明斥之为“蛮族的”。既然宙斯即位的故事如此深入荷马和赫西俄德的作品中，那么东方的影响或许能够追溯到迈锡尼时代。

《神谱》没有任何地方涉及男人的创造。然而，和《创世记》以及其他传说一样，《神谱》也想象着有某个男人存在而女人不存在的时间。女人的创造大约来自以下途径，是希腊特殊的献祭仪式的产物。曾经，聪明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一个神而不是人，但是他的行动永远惠及人类)巧妙地分割了一头屠宰的公牛哄骗宙斯。其中一堆里面是牛肉，但是摆得不显眼，看起来很少，并用牛的肚子盖上；另一堆骨头则摆得很好看，用肥腻的牛油盖上。宙斯注意到两堆不平等的祭品，攫取了牛油和骨头——这就是为什么从此以后，神得到骨头和油，而人类享用了肉的原因。牺牲献祭的原初场景根本不是给神食物，而是献给他们动物的骨架——这可能是作为巫术性的策略，使他们将来不会禁止猎人获取动物。后来，可能需要对这一习俗加以解释，这种解释能给崇拜者所有的好处。这一解释比赫西俄德要早，是这样说的：

智慧无穷的宙斯看了看，没有识破他的诡计，因为宙斯这时心里正在想着将要实现的惩罚凡人的计划。宙斯双手捧起白色脂肪时，看到了普罗米修斯巧妙布置、用以欺骗他的白骨，不由得大怒起来。（《神谱》，550—5）

我们看到，以赫西俄德的风格，确实试图维护宙斯的全知全能，尽管这个故事明显表现出神上当了。

赫西俄德发展了这一故事，安排了世界上另外两种富有特色的事物：火和女人。宙斯受骗以后，恼怒之下不愿给人类不灭的火种；但是普罗米修斯用一个中空的管子带回了火种。宙斯更加生气，他创造了第一个女人，她是一类可怕的妇女的起源，这类女人和男人生活在一起，就像雄蜂依靠工蜂供养一样，寄生享乐；然而女人又是不可或缺的，否则一个男人到了晚年就不会有孩子供养他。当我们将阿喀琉斯对普里阿摩斯所描述的宙斯给人类的两个土瓶与赫西俄德的话相比，我们会看到这种农夫对女人厌恶和《伊利亚特》悲剧性的清醒认识。宙斯给人类的两个土瓶，一只装福，一只装祸，或者给人混合的命运，或者给人悲惨的命运：“诸神就是这样对待我的父亲佩琉斯……至于你，老人家，我听说你从前享受幸福，在阿凯亚人到来之前……”(《伊利亚特》24. 534ff)赫西俄德说，如果一个人娶了称心如意的妻子，他就有了某种抵消悲惨命运的事物；如果他娶了个不好的妻子，他就会烦恼痛苦得没完没了。(《神谱》607ff.)

诗歌将宙斯作为统治者，往下延伸(其最初的源头已不可考)就是一系列神与凡人结合、生了后代的故事。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这样说赫西俄德与荷马(就是这个顺序)：“是他们把诸神的家世教给希腊人，把他们的一些名字、尊荣和技艺教给所有的人。”从某种范围来说，赫西俄德在这些事物方面是后世希腊人的典据，但是这些典据并非被普遍接受。尽管他声称有九位缪斯，但此举并不能阻止不同的人在谈到她们时有三位、四位、五位、七位或八位之说；赫西俄德笔下的赫卡特(Hecate)也与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形象大不一样。

《工作与时日》明显是稍后的作品。在《神谱》中，他将斗争看作是令人害怕的暗夜的孩子；然而在这部作品中他思考得更多，现在他认为毕竟还是有两种斗争。一种是坏的，第二种，直率地称其为“更老的”、意为“更好的”，是一种具有竞争的精神财富，能促使人们去工作。他的兄弟珀耳塞斯就表现出坏的方面，要求比应得的份额更多的遗产，并且贿赂当地的“王”判决给他。他认为，珀耳塞斯应该改掉这些缺点，去认真工作：

出身高贵的珀尔赛斯啊，要时刻记住我的忠告，无论如何你得努力工作。这样，饥饿或许会厌恶你，头冠漂亮、令人崇敬的德墨特尔或许会喜爱你，用粮食填满你的谷仓。(299—300)

诗歌以道德劝诫开篇。赫西俄德穷其所能，以一种或多或少体系化的方式——中间夹杂着各色规则——来描绘一年的农务，甚至还谈到了农业和葡萄酒，以及一长段关于航海的附录。“如果你渴望并不舒适的航海，”诗人直率地说，“……我将告诉你大海的节律。”

我没有航海和驾船技术，因为我还从未乘过船(穿过宽广的海域)，仅仅有过一次从奥利斯去到优卑亚的最短行程。(649—50)

这段航程只有约100码(1码等于0.914米)。关于道德的思考、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谋生之道，以及珀耳塞斯抢夺诗人土地的思考，逐渐明确而转移到一年的农务上面——这并不是我们一开始所期望的。

珀耳塞斯这位恶劣的兄弟，一开始出现就欺骗过赫西俄德，企图依靠肥沃的土地生活：“让我们用公正的审判来解决这个争端吧。”(35)“但是后来他穷困潦倒，还要向赫西俄德行乞。努力耕耘、努力播种，以免你不得不乞求于别人，就像你现在来找我一样，但是我也不会再给你什么了。”(396)这种前后差距，导致一些人认为珀耳塞斯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仅仅是串起诗歌进程的一条线索。在一个叙述性的框架中，通常会有一些道德说教的内容。《传道书》(Book of Ecclesiastes)出自一个幡然醒悟的以色列国王之口；我们在近东文学作品中发现一部作品以一个父亲对其浪荡儿子的抗议形式写成，埃及的贤者书由大臣或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祭司说出，等等。叙述往往是为说教而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但是如果每个人都知道珀耳塞斯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那么很难想象赫西俄德能游历到乡村来吟唱这样一首诗歌，控告阿斯克拉当地的要人“贪婪地受贿”，而且整个乡村遭到了上天的惩罚。关于其父的细节，看起来也是可信的：很难相信赫西俄德为何要为自己编造这样一种背景。因此，可能的解释就有双重性了：诗歌在他头脑中形成并扩展，这样，赫西俄德和他兄弟的地位就能得以发展和改变；并且这种改变在于使诗人在诗歌中的某些时刻，让他兄弟的表现符合自己想要说的内容。

赫西俄德一直思考的另一件事就是普罗米修斯神话。在《工作与时日》中，他试图对生活的艰辛和工作的必要性作出一个普遍性解释，这也同样适用于这个神话。这里的情绪甚至更为沮丧。当诸神和人类的父亲决心要给人类一定的惩罚时，他“大声地笑了”(59)，这个女人——这时她的名字叫潘多拉——不仅仅自己是一个灾难，在她那诱人的外表下面，藏着“一颗不知羞耻的心和欺诈的天性”(67)。她打开了那一直锁着、装满灾难和瘟疫的盒子的盖子。现在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悲哀和不幸，“没有任何可躲避宙斯意志的办法”。我们想到了夏娃，她也要为世界所有的不幸承担责任。

这个故事尽管某些时候有着明确的指向，整体来说却是摇摆不定的。赫西俄德的典型特点，是在故事的结尾临时增加一条线索来使他的诗歌继续下去。他只能说“现在，如果你愿意，我将告诉你另一个故事”，这次，从失落天堂的黄金时代的衰落，逐渐被次一级的白银和青铜时代所取代，然后到了我们生活的、灾祸不断、可怖的黑铁时代。这又是另一种东方的观念：赫西俄德不客气地将其借用于希腊人关于过去的观念，并且插入了英雄时代——英雄时代是不可或缺的，处于青铜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之间。英雄们就像他们不得不以这样的面目出现一样，比粗暴、狂野的青铜时代人“更好也更善良”——这个传说的成形就是对优雅的破坏。但是我们认为，赫西俄德发现很难使他的思想成形，因此他被迫接受了这种不协调。

赫西俄德的典型特点还体现在《工作与时日》的开篇300行里，他在劝谕珀耳塞斯和劝谕“老爷们”之间摇摆。他有事情对他们说，“我要给老爷们讲一个故事。”他说，然后讲述了鹞鹰抓捕夜莺的故事：

夜莺因鹰爪的刺戮而痛苦地呻吟着，但是鹞鹰轻蔑地对她说：“不幸的人啊!现在你落入了比你强得多的人之手，等待和哭泣都没有任何用处，你得去我带你去的任何地方，尽管你的歌声是如此甜美。我可以放你远走高飞，也可以以你为餐。(205ff.)

到了这个程度，赫西俄德告诉他的兄弟：“不要希求暴力，暴力无益于贫穷者”。这是暗示做坏事的普遍危险后果，这种危险会扩展到整个群落。因此，他劝谕当权者，告诉他们要进行公正的审判，宙斯的眼睛能看见一切。然后又转向珀耳塞斯，要他倾听正义，完全忘记暴力。“宙斯制定了这个法则，由于鱼、兽和有翅膀的鸟类之间没有正义，因此它们互相吞食。但是宙斯已把正义送给了人类……”这里对鸟类的强调有助于展现这个故事的道德因素：当权者对待我就像动物之间相互对待一样，没有考虑对与错。但是，由于难以同时针对两个靶子，最后实际是珀耳塞斯承担了当权者该受的道德审判。

诗歌的某些部分要更有条理。有些段落表现了赫西俄德思想的转移。“虔诚并献祭……邀请邻居来进餐……邻居是重要的……回请那些请过你的人……给予那些给予过你的人……给予是善，夺取是恶……即便其物甚微……小的也会一点一点增加……贮藏放在家里比较好……早做打算……用错地方的节约也是不好的……不要克扣报酬，信任和猜疑同样有害于人……不要相信妇女……要孩子的时候，一个最好……不过子女多的人家，宙斯也易于多给你财富……如果你想要财富，你就得按照农夫的日程去做。”这就是从第336行到第383行思想转移的大致概要。这些思想就在这里，但是我们可能看不见它们。

还有些段落有着更加用心的诗化色彩。两部诗歌都将普罗米修斯的故事讲述得十分生动。诸神与提坦(Titans)的战役，宙斯与妖怪堤福俄斯(Typhoeus)的战斗(《神谱》674—712， 820—868)，都试图烘托宏伟场景；对大多数读者来说，更具吸引力的是对冬天的描述(《工作与时日》504—35)：这时野兽都冻得发抖，老年人冷得缩成一团，少女却能待在屋里，保持她的美貌；“无骨的动物畏缩在自己没有生火的屋里或没有欢乐的家里”(这里的哑谜指的是章鱼)；在夏天，这时“妇女最放荡，男人最虚弱”，但是可以在一块岩石的荫蔽下享受一次野餐。(《工作与时日》， 482-96)

这些诗歌与其说没有定形，毋宁说是处于自然状态；尤其是结尾，很容易增添内容。《工作与时日》在一些散乱的宗教禁忌中逐渐离题(724—759)，然后是一系列每月的吉日与忌日(765—828)，这之后又是古代处理鸟卜的一些方法。我们很难知道有多少内容是属于赫西俄德的。我们看到的《神谱》直接导致一些其他作品最重要的事物有时候也被归于赫西俄德，如《名媛录》(Catalogue of Women or Ehoiae)。这首诗歌有不少残篇流传至今，其中将英雄的希腊人谱系上溯到丢卡利翁(Deucalion)[13]和大洪水。这首诗歌不可能是赫西俄德的作品，比如其中提到昔兰尼的故事，而昔兰尼直到公元前630年左右才建立。一些段落也颇具特色，但是就神话叙述来说，还难以与荷马相提并论。其主题是公元前5世纪诸如阿修西劳斯(Acusilaus)和菲瑞塞德斯(Pherecydes)等神话历史学家的写作向散文的转变。另有一首名为《赫拉克勒斯之盾》的短篇史诗也以赫西俄德的名义流传下来，这是一部更加苍白的作品。还有10首归于赫西俄德名下的诗歌，属于某个古代作家之作，可能都没有什么坚实的基础；我们也对此知之甚少，无法说出任何有意义的内容。

进一步阅读

神话

H.J. Rose的A Handbook of Greek Mythology（London，1928：6th edn.，paperback，1958）对主要神话故事都给出了可靠的叙述。由J. G. Frazer编撰的洛布丛书古代神话集成，即众所周知的Apollodorus的Library（2 vols.，1921），其中含有大量的细节信息。要熟悉这些神话，更有趣味的方式是阅读Ovid的Metamorphoses。

G. S. Kirk在The Nature of Greek Myth（Harmondsworth，1974）中讨论了希腊神话的独特性；他的Myth：Its Meaning and Functions in Ancient and Other Cultures（California，1970：paperback）涉及神话在不同社会的作用，以及关于这一主题的现代理论。他的这两部作品都有令人不甚满意的地方，那就是大部分希腊神话充满了“理性”氛围。M. P. Nilsson，The Mycenaean Origin of Greek Mythology（California，1932：paperback）论证了大部分神话都可以追溯到迈锡尼时代。C. Levi-Strauss的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Paris 1958，1973）和Mythologiques（4 vols.：Paris，1964—71）——英文版为Structural Anthropology（Paris，1972）和Introduction to a Science of Mythology（4 vols.；London，1964—81）——对神话进行了基本的结构主义分析，主要是基于南美的神话。关于希腊神话的结构主义作品包括M. Detienne的Les Jardins d’Adonis（Paris，1972）（in English，trans. J. Lloyd，The Gardens of Adonis，Hassocks，1977），以及R. L. Gordon主编的结构主义论文集Myth，Religion and Society（Cambridge，1981：paperback）。W. Burkert的Structure and History in Greek Mythology and Ritual（California，1979：paperback），从接近Konrad Lorenz的动物学和新的动物行为学等学科的角度，批评了上述观点。

关于神话的道德蕴意，参见H. Lloyd-Jones的The Justice of Zeus（California，2nd edn. 1984：paperback）。Bruno Snell，The Discovery of the Mind（Harvard，1953：paperback）一书探讨了神话在文学中的运用，尤其是第2、第4、第5、第12章。K. Schefold，Myth and Legend in Early Greek Art（London，1966）讨论了视觉艺术。J. Seznec，The Survival of the Pagan Gods（New York，1961：paperback）回溯了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神话。

赫西俄德

赫西俄德的作品有洛布丛书的英译本（与Homeric Hymns合本）。当代的博学且有趣的文本和评论有M. L. West编撰的Theogony（Oxford，1966）和Works and Days（Oxford，1978）。这两部作品讨论了东方的材料；大部分内容被J. B. Pritchard（编者）收集在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Princeton：3rd edn. 1968）一书中。A. R. Burn，The World of Hesiod（London，1936）将诗人置于其历史背景中。H. Frankel，Early Greek Poetry and Philosophy（Oxford，1975）的第3章是颇有价值的关于赫西俄德的讨论。

[1] 合600英尺。——译注

[2] 指作者写作本书的20世纪。——译注

[3] 阿塔兰忒是传说中伊阿宋和克吕墨涅的女儿，美丽而野性的女猎手。——译注

[4] 神话中的卡利斯托是阿尔特弥斯的追随者，传说宙斯狂热地爱着她并常让她陪伴自己。她给宙斯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阿卡斯。这个儿子后来成了阿卡狄亚人的祖先。——译注

[5] 菲德拉是传说中雅典国王忒修斯(Theseu)的王后，国王因为赎罪离开雅典，留下年轻的王后菲德拉(Phaedra)，她耐不住寂寞，以勾引青年男子为乐。——译注

[6] 齐格弗里德是德国民间史诗《尼贝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中的英雄人物。——译注

[7] 罗慕路斯是传说中罗马城的建立者，和他的孪生兄弟勒莫斯一起曾由母狼喂养过。——译注

[8] 埃癸斯托斯传说是堤厄斯忒斯(Thyestes)的儿子，克吕泰墨斯特拉(Clytemnestra)的情人，协助克吕泰墨斯特拉在其夫阿伽门农从特洛伊战争中返回时将他杀害。——译注

[9] 实为第22章第20行，原文有误。——译注

[10] 美索不达米亚的Enuma Elish史诗，也称作“创世的七块泥板”(The seven tablets of creation)。Enuma Elish是将楔形文字转化为英文字母后的头两字，其意义为“其时居于上之物”，来自于石板上的第一句“其时居于上之物未为天，居于下之物未为地”。此史诗是由奥斯丁·亨利·莱亚德于1848年至1876年在尼尼微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的遗址(位于伊拉克摩苏尔)中发现的。另外在基什及巴比伦亦可找到有关泥板，部分泥板残破不全。1876年，史诗由乔治·史密斯出版。——译注

[11] 古代巴比伦人的主神，原为巴比伦的太阳神。——译注

[12] 苏美尔神话中，恩里尔是大地和空气之神，尼普尔城邦的保护神。他还可能拥有战神和风神的神格。洪水灭世的祸首就是恩里尔。——译注

[13] 丢卡利翁，传说是普罗米修斯和克吕墨涅之子，皮拉的丈夫；宙斯发洪水毁灭人类时只留下他们俩。——译注

第四章 抒情诗和挽歌

欧文·鲍伊(Ewen Bowie)

我们拥有的范例中，只有六音步诗歌要早于公元前700年。但是我们自公元前7世纪初次所知的许多文学形式，肯定在很早之前就兴旺成长了。这个世纪为我们提供了第一首挽歌、第一首抑扬格诗、第一首和调诗歌。因为这时正是写作的普及阶段，故而那些著名诗人的作品得以被记录下来，而他们的前辈却没有这样的待遇。在这些形式中，只有挽歌有效地开发了老套的习语，这些习语既有助于史诗的创作和朗诵，也有助于其口头保存。并且，我们拥有的大部分诗歌都是为特定听众和特定场合所编写的，所以有意识地进行口头保存的还是少数。

挽歌与史诗的不同之处还在于：挽歌突出诗人或歌者的个人性格。第一人称成为关注的焦点，“我”(有时候是“我们”)讲述“我”的爱慕、悲伤、憎恨和冒险。这种情况有时甚至误导学者们认为，公元前7世纪是一个以个人主义为风尚的时代。然而，这类诗歌存在的时间不仅更早，而且这里的“我”也不能不加疑问地认为就是歌者或诗人自己。就像传统民歌和现代流行音乐所展示的一样，“我”的吟唱可以表达创作者之外很多其他人的感情。我们很少将这类表白视为自传性的，某些时候确实连创作者是谁都不知道。因此，我们在运用阿基洛库斯(Archilochus)这类诗人的残篇时，一定要慎重，尤其是如欲将其归于诗人的自作主张或者用其重建传记的时候。

还有三点需要事先说明：第一，尽管现存下来的作品只归名于几十人，但是这种文学形式，以及众多传统主题和处理方法，在整个希腊世界也许有数百人尝试过!我们拥有的大部分抒情诗都不像史诗那样是专门化的作者的作品，而是由业余作者为特定的场合撰写的。这一点在雅典晚宴后的吟唱传统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一根香桃枝绕圈传递，传到谁手上谁就要献唱。这些歌曲，即阿提卡的斯科里亚(skolia)，既短小又简单；有些人认为这是此类歌曲与那些由“更有才能的人”所唱歌曲的显著区别。这只涉及一个城市，但很多早期诗歌都用于相似的场合，我们不应想象会有这样的晚宴：仅有一位专门的艺术家在献唱，而其他人则在聆听或闲聊。

第二个方面，文本和伴奏的相对重要性。和调诗歌和挽歌演唱时通常分别由七弦琴和“奥罗斯”(aulos，一种类似双簧管的管风乐器)伴奏。由于我们不能重构任何歌曲的发声和乐谱，因此只能大致理解这类歌曲的样子。很多歌曲中，音乐可能比文本更能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更多演唱中，音乐是整个演出效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那些选出来抄写和传颂的文本，无疑是其歌词比音乐更有吸引力的作品。但是不要忘了，即便我们将这些诗歌大声读出来，也只能体会到其所要表达效果的一部分。同时，我们在批评挽歌缺乏思想或技巧之前，还要思考现代歌曲作家是否会独独青睐“抒情诗”。

第三，几乎所有这类诗歌作品，都只以分散的残篇存在，因后人引用或记写在希腊-罗马时代的纸草上而保存下来。有十来篇挽歌可证实是完整的；但和调诗歌当中除了品达和巴库里德斯以外，只有六首完好无损。

有些诗人的创作包括多种形式。因为大量诗歌既有挽歌体的也有抑扬格体的，我将这两种类型放在一起讨论。它们有着诸多相似的主题和形式，大概用于相似的场合。当然它们也有明显的区别。挽歌体诗交替使用抑扬格六音步(史诗则是每句使用)，在同一个韵律单位中插入一个“五步格”，构成所谓的“半史诗体”(hemiepes)，例如：

— ∪ ∪ — ∪ ∪ — ∪ ∪ — ∪ ∪ — ∪ ∪ — —(六音步)

— ∪ ∪ — ∪ ∪— ‖ —∪ ∪ — ∪ ∪ —(五音步)

像史诗一样，挽歌中的对句也是在乐器伴奏下演唱。挽歌的伴奏乐器称“奥罗斯”——一种管风乐器，应该是由专人演奏而不是演唱者自己。无疑，这种相对正式的表达形式和适合史诗词汇的韵律，创造了一种特定的高贵音调——不管是主题还是语言都没有降低到抑扬格诗歌那种深沉感中。后者似乎主要用于吟咏而不是吟唱，其节奏(最常见的是抑扬格三音步)很容易被每日的演说所接受。诗人偶尔也将扬抑格和抑扬格韵律混用，这种形式通常(混淆地)称为“长短句抒情诗”(epode)。

阿基洛库斯(公元前650年前后)运用过所有这些韵律。传统上认为他是帕罗斯(Paros)的殖民地萨索斯(Thasos)的首领之子。虽然是私生子，一些向格劳库斯(Glaucus)致敬的诗歌证明他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这也使他在萨索斯早期历史中声名卓著。他的挽歌体诗，可能是在会饮中吟唱。而会饮是正餐后的饮酒聚会，只有富裕的男性公民才能参加。在萨索斯人与色雷斯人(Thracians)或其他希腊人的战斗中，这些人也是冲在前列。一些抑扬格残篇诗歌对这些战斗的描述表明，阿基洛库斯非常重视它们。阿基洛库斯还有一篇非常严肃的哀悼挽歌，是献给一个在大海中丧生的朋友的，认为人需要忍耐神的安排(残篇，13)。不过他也对战争和歌唱进行了对比他的一首被阿尔凯乌斯(Alcaeus)、阿纳克里昂(Anacreon)和贺拉斯(Horace)所模仿的诗歌，表明在欢宴中是如何鼓励对正统价值观的怀疑与嘲讽的：

某个色雷斯人对我的盾牌很感兴趣，这是一件极称手的武器，但是我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将它丢弃在一处灌木丛中，不过幸运的是我逃脱了死亡。那面盾牌——呃，让他去吧，我会再找一面的，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这段诗歌的简洁与平衡，可能预示了后来讽刺短诗对挽歌体的运用。阿基洛库斯的一些抑扬格诗歌要长得多；其中关于战斗和海难的主题，也许能反映他自己的生活。但是在第19首残篇中，开篇就是拒绝君主赠予财富和权力的高尚气节，说话者明显不是他本人，而是木匠卡戎(Charon)。另外一首(第122首残篇)中的一个父亲对女儿行为的评论，也属此类。这类情形也许可以虚构，但是第122首残篇通常与阿基洛库斯假想的妮俄波勒(Neobule)恋爱事件有关。古代人从他的诗歌中推论：在妮俄波勒的父亲吕坎贝斯(Lycambes)拒绝了他们的爱情之后，阿基洛库斯用带有怨恨情绪的抑扬格诗使得他和他的女儿都自杀了。不管这是确有其事还是文学虚构，他们的形象都出现在众多诗歌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首长短句抒情诗残篇讲述了一个传说：狐狸和老鹰警告吕坎贝斯，背叛是不会得到酬谢的。另外一首几乎完整的诗歌发现于1973年，阿基洛库斯在诗中告诉一个男性朋友，他对妮俄波勒的妹妹怀有炽热的感情，并述说他如何在鲜花灿烂的草地中诱惑她。他用纪实的言辞猛烈攻击了妮俄波勒：

让我告诉你这件事情：

妮俄波勒

让别的男人玩了。

啊哈!她已凋零——她的年龄两倍于你，

她整个少女的花朵已开败，

她已魅力不再。

（残篇 196A. 24—8）

但是对她妹妹的征服却写得温婉动人，没有丝毫亵渎之语：

说完这番话，我抱住那女孩，

把她按倒

在鲜花床上。用一件柔软的外罩

将她遮掩。我把她的脖颈

搂在我的臂弯里，

她惊吓而颤抖，宛若一头小鹿[　 ]。

我用手轻轻抚弄她的b[ ]s。

(同上，42—8，方括号中内容缺)

这首诗使得阿基洛库斯在主题和基调方面都声名大振。他的同时代人提尔泰奥斯(Tyrtaeus)、卡里努斯(Callinus)和弥涅墨斯(Mimnermus)也为饮宴创作了诗歌，但是都只有少量残篇存留下来，很难展现出如此多的表现形式，并且他们的知名度可能会因为现存的作品而被误解。以弗所的卡里努斯留给我们仅有的一首真正的挽歌，是劝告年轻人为自己的祖国去战斗。提尔泰奥斯的颂歌也有关于斯巴达的同样主题，(根据公元前5世纪的资料)在战争期间的宴会中演唱。克罗丰(Colophon)的弥涅墨斯也演唱战争训词(第14首残篇)，但是使他名垂青史的是歌颂爱情、青年、老年的作品。提尔泰奥斯这样描述一位勇士：

紧紧握住他的盾牌，

把他本人的生命当作敌人。

死神的黑色精灵，

犹如太阳的光芒一样亲近于他。

弥涅墨斯则将这种想象转变为对年轻的赞颂和对年老的憎恶：

我们喜爱绿叶，春暖花开时节，享受阳光的沐浴!我们也喜爱如绿叶般生机勃勃的青春。在神灵的空间里，青春没有善与恶，只有那纯粹的美!但是两个黑暗的命运总是站在我们身旁，一个播散着老去的阴影，一个催生了死亡的脚步，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这类主题适合于会饮，但是几乎不能从更广阔的背景揭示弥涅墨斯所处的社会环境。毕竟，即便在尚武的斯巴达，尽管提尔泰奥斯证明了挽歌的流行，但挽歌主要还是赞颂饮宴；雅典的立法者梭伦的诗歌也热衷于爱情和美好的生活(残篇，23， 25， 26)。不过，梭伦的诗歌也大段大段地谈论政治问题，这无疑是晚宴后谈话最常见的话题，他是这种背景下吟唱的人也不足为奇。一个有趣的逸闻说，梭伦在广场上吟唱了一首100行的挽歌，鼓动雅典人夺回萨拉米斯。但是，和其他政治诗的残篇一样，这首诗也仅仅只是挽歌反思与劝诫模式的一种特殊形态。另外一首(第13首残篇)是现存最长的早期挽歌。在这76行诗(或许是一首完整的诗歌)中，梭伦祈求财富——但指的是正当获得的，因为宙斯惩罚邪恶——然后转到人们希望的落空，又罗列了人的不同行为，最后回到行为的不确定后果——这种不确定性并不包含贪欲招致神谴的毁灭。尽管这首诗结构松散，但却有力量感和鼓动性，富于想象力。梭伦的抑扬格诗，显然都是政治题材的，很少运用诗化词汇，但依然存在这样一个生动的拟人形象“黑色的土地，奥林匹斯诸神的伟大母亲”(残篇，36. 5—6)，成为最好的证人，见证了梭伦通过废除债务奴隶制解放了它——阿提卡的土地。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梭伦在这样的诗歌(残篇，33)里也像阿基洛库斯一样讲到一些其他话题。

在早期挽歌与和歌唱的作者中，麦加拉的泰奥格尼斯(Theognis，公元前540年前后)的某些诗歌通过连续的手稿传统得以传承下来。对他而言较为遗憾的是，大约1400行归于他名下的诗歌，实际上是他和其他挽歌诗人作品的混合体。很自然地在一部诗集里，片断小诗要多过完整的诗歌。然而，这个集子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首先，很多泰奥格尼斯的作品可以借助他对爱人吉尔努斯(Cyrns)所说的话语得到确认。我们得知，一个妙语连珠的寡头执政者，他痛苦于自己所属的阶级丧失了权力，对所有关于自己的东西都不再信任。诗集中一些段落非常有名，尤其是第237—254行(或许是完整的)，诗人自信地向吉尔努斯许诺诗一般的不朽，只是在结尾说：

然而我没从你那里得到一星半点的尊重，

就如我是一个孩童，你用故事来哄骗我。

其次，泰奥格尼斯关于友谊、美酒或财富的陈词滥调，成为一个诗歌集的核心内容，这展现了公元前500年左右吟唱诗歌的整体水平和会饮的首选主题。最后，很多段落交替出现引用其他挽歌诗人的作品，表明这些作品都是为人熟知的。

尽管公元前5世纪的一些挽歌片段得以存留下来，但此时的挽歌就像贵族的会饮一样日趋衰落，到公元前4世纪就完全消亡了。抑扬格诗也消亡了，其韵律则被阿提卡悲剧所使用。即便是其鼎盛时期，抑扬格诗也为数太少，以致不能让人有足够的自信来重构这种文学形式。除了阿基洛库斯和梭伦，还有一些诗人也比较突出。曾于约公元前630年组织萨摩斯人对阿摩格斯(Amorgos)进行殖民的西蒙尼德斯(Semonides)，创作了一首诙谐的大男子主义诗歌，其中有118行将不讨人喜欢的女人与各种动物相比较(残篇，7)。阿那克里翁(Anacreon)的一首抑扬格残篇充满了恶言谩骂(残篇，318)；另外一首(残篇，335)中，用扩展的双关语将一个倔强的女孩比作未被驯服的小母马，则显示了他的和调诗歌中最常见的才情。但是风格最为突出的自传体和恶言谩骂的开拓者，还要数以弗所的希波纳克斯(Hipponax of Ephesus，约公元前540年)。他向盗窃之神赫尔墨斯祈祷，与雕塑家布珀鲁斯(Bupalus)的情妇肮脏地偷欢，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比希波纳克斯实际可能生活的社会更加低级的社会中。他可能进一步发展了阿基洛库斯对幻想和现实的混合，他的全部诗歌向我们展现了抑扬格传统这一华丽乐章的尾声。

抑扬格诗歌的朗诵和奥罗斯伴奏的挽歌，都是为个人表演而创作的。除此之外，七弦琴伴奏的“和调”诗歌也繁荣起来。和调诗歌有时候由单个人演唱(如萨福和阿尔凯乌斯的诗歌)，有时候由歌队演唱(如阿尔克曼和品达的诗歌)。挽歌起源于爱奥尼，即便在多利安人的麦加拉和斯巴达，也保留了爱奥尼方言的某些特征，而和调诗歌则在各地皆可见到。当人们在七弦琴伴奏下吟唱时，他们用的是自己本土的语言。本土语言的直率，常常用于赞扬古老的独唱颂歌。除了一些劳动号子，大部分独唱颂歌似乎都像挽歌一样用于会饮或相对女性化的聚会。这种聚会至少存在于莱斯博斯，因为我们拥有的一些杰作都来自莱斯博斯的萨福。

萨福的诗歌风格显然和她的生活一样晦涩。这位歌者总是沐浴在爱河之中，阿芙洛狄忒的惠赐帮助她赢得了曾经拒绝她的女孩们(残篇，1)；对她来说，所爱的对象比人们艳羡的任何事物都要光彩照人(残篇，16)；对爱情的渴望导致她的身体完全崩溃(残篇，31)。爱情不单是萨福的世界中心，甚至是她的全部世界。当她不是为“她自己”的感觉而创作诗歌时，她展现了自己对一个哭泣着离开她的女友的安慰：

坦白地说，我宁愿死去，

当她离开，她久久地

哭泣；她对我说：

这次离别，一定得

忍受，萨福。我去，并非自愿。

我说：去吧，快快活活的，

但是要记住(你清楚地知道)，

离开你的人戴着爱的镣铐。

如果你忘记了我，想一想，

我们献给阿芙洛狄忒的礼物

和我们所同享的那一切甜美。

和所有那些紫罗兰色的头饰，

围绕在你年轻的头上的

一串玫瑰花蕾、莳萝和番红花。

芬芳的没药撒在你的

头上和柔软的垫子上，少女们

和她们喜爱的人们在一起。

如果没有我们的声音，

就没有合唱；如果

没有歌曲，就没有开花的树林。

(残篇 94)[1]

这些诗行很好地阐释了萨福简洁的语言和表达。对同享甜美时光的回忆证明，无论根据某些残缺不全的诗歌证据而宣称她是什么角色(如音乐教师)，她都毫不羞愧且公然宣称她是喜爱女孩的人。大概听众也知道甚至融入到她那澎湃的热情里了，尽管在两首诗歌中(残篇1，相当完整，以及残篇31)，萨福在声明爱情之时并没有指出所爱之人。当萨福的兴趣不那么直接时，她提到了女孩的名字，阿娜科特利亚(Anactoria)，她的缺席激发了残篇16中的爱情对象，或者说阿提丝(Atthis)的兴奋之情，激起残篇19中对一段过往激情的回忆。阿提丝的角色与残篇96中的相关内容不尽相同，她因所爱之人的离去而得到安慰。安慰女神索拉斯(Solace)描绘了她们彼此欢悦的回忆，也描绘了所爱之人的美丽：

现在，她在吕底亚女人们中间

最为出众，就像长着粉红纤指的

月亮，在黄昏时升起，

使她周围的群星黯淡无光。

而她的光华，铺满了

咸的海洋和开着繁花的田野，

甘露滴落在新鲜的

玫瑰上。

(残篇，96. 6—13)

尽管这些想象与女孩的关系并不明确，但还是生动地表达了她的美貌。在关于阿芙洛狄忒从奥林匹斯山上下来(残篇1)的过分修饰的场景中，萨福已展现出自己对生动描述技巧的掌握。

她的同时代人，来自米提林的阿尔凯乌斯(Alcaeus)，用同样的语言和韵律拓展了相同的主题。他在颂歌和两首诗歌中，因为神话形象本身的缘故而对其进行了责备。同所有单个诗人一样，阿尔凯乌斯也歌颂爱情；但是后人读到的他的诗歌，大部分是政治性的，一边倒地偏向于约公元前600年米提林斗争中的贵族力量。阿尔凯乌斯为胜利而作的诗歌少而简短，比如某个僭主被推翻了，激发了诗人写出这样一句：“现在我们必须痛饮，因为米尔希鲁斯死了”(残篇，332)。曾经是阿尔凯乌斯盟友的皮塔库斯自己也成了僭主，他对阿尔凯乌斯的“背叛”激起了诗人最旺盛的诗歌创作。一段残篇(129)回忆说，在一位复仇女神追究皮塔库斯的时候，他们一起发誓并呼吁宙斯、赫拉和狄奥尼索斯救助阿尔凯乌斯及其被放逐的朋友。另一段残篇(130)则在他的先祖们所沉醉的政治生命终了之时发出了绝望的声音。在其他场合，他则克制自己的政治倾向，用另外的主题迷住了他的听众。所以有一段较长的残篇(298补遗)谴责了埃阿斯，他因阿凯亚人从特洛伊返程中遇到麻烦，而在雅典娜神庙中强奸了卡珊德拉。诗中用了整整四节对奸污行为进行描述，然后以埃阿斯遭霹雳而死作为惩戒。我们现在明白了一个共同体须在神灵采取行动之前毁灭共同体的罪人，还发现了与庇护“罪人”皮塔库斯的米提林人相关的信息。另外两处关于雷暴的生动描述，有可能是预言性的(残篇，6，326)，同样具有政治语境。

许多诗歌，与有关米尔希鲁斯的诗歌一样，暗喻其出自饮宴的主要内容——畅饮。如同爱情主题一样，这个主题也被赋予众多曲折繁复之处，虽老生常谈却颇为适宜，见残篇335：

我们不能让心灵沉浸于悲哀，

因为我们从消沉中得到很多。

但是，巴基斯，对我们来说，

最好的药方是拿出我们的酒，

让我们开始畅饮吧。

更多的独创性体现在残篇338里(为贺拉斯所模仿)，其中酒被用来抵御冬天的严寒。夏天的热浪很自然地让诗人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残篇347)。

有两位诗人对酒和爱情的看法截然不同。大约公元前530年，他们在萨摩斯岛波吕克拉特斯的宫廷中有了交集。莱基乌姆的伊庇库斯(Ibycus of Rhegium)可能在得到波吕克拉特斯热情款待之前，就已经在意大利和西西里比较出名了。阿纳克里昂可能来自附近的提俄斯(Teos)，当波吕克拉特斯被谋杀以后，他移居到庇西特拉图家族控制的雅典，或许在那里待到西庇阿斯被放逐以后。这二位频繁地使用想象的手法，通常都带有一定寓意。但是伊庇库斯堆砌热烈形象的目的，似乎是为了让那些极度夸饰的想象充满一个人的心灵：

春天里，那一棵棵榅桲，

受到河水滋润，

才在处女圣洁的园林中

滋生，葡萄的新枝

才在遮阴的老枝柯下

发芽。而我的爱心

无时无季不活跃，

[就像]是夹带着雷电的

色雷斯北风，从塞浦路斯岛

刮过来，深沉，凶猛，狂烈，

强有力地布满

我的心底。

(残篇，286)

相反，阿纳克里昂却迅即展开场景，接二连三地抛出形象，在结尾时用了一个转折，突然展现出令人惊讶而又诙谐的观点。这一点在残篇358(可能是完整的一首)中尤为突出：

又一次来到

他那金黄色的舞会，

金锁的爱神来到我身边，

让我欢愉

一个华丽舞鞋女子的召唤。

但是她

来自气度不凡的岛屿

莱斯博斯。

我已两鬓斑，皓首白，

只好将眼光转到另一个女孩。

阿纳克里昂的诗歌在规模上也不同于伊庇库斯。很多8行左右的诗歌是完整的，这是一个他的希腊风格模仿者使用的典型长度。伊庇库斯的诗歌则要复杂得多，残篇286和另一首关于爱情的残篇可能出自短诗，但是对神话细节的引用表明，阿纳克里昂所谓的英雄叙述是未经证实的。当然，也可能以解释的形式存在。在某段45行的残篇中，伊庇库斯罗列了他不准备吟唱的特洛伊战争的情节和人物，只将它们作为最后赞扬波吕克拉特斯声名、同时大胆地与自己相联系的点缀。他经常在韵律和语言方面回忆斯特斯库鲁斯(Stesichorus)，并且很明显倾向于斯特斯库鲁斯所代表的叙述英雄的传统。

近些年来的发现、使斯特斯库鲁斯(约公元前560年)的不少信息都清晰起来。他的著作如此之多，以至于亚历山大里亚的编者们给他的诗歌单独列成纸草卷轴并添加标题。《吉里昂尼斯》(Geryoneis)讲述赫拉克勒斯与三体有翼怪物吉里昂的战斗，超过1800行。两卷本的《奥瑞斯提亚》(Oresteia)肯定更长了。另外，有些特征也为古代人对斯特斯库鲁斯的评价——“最具荷马风格”——作出了解释。很多没有重复的措辞，使人想起荷马所用的习语。《吉里昂尼斯》则展示了如何转换荷马的主题。在《伊利亚特》第12卷322行及以次，萨尔珀冬(Sarpedon)激励格劳库斯(Glaucus)去战斗，因为即使在战斗中逃生了，也总有一天会死去。吉里昂在回应一个建议他不要面对赫拉克勒斯的长篇大论时，也借用了这一说法。“如果我是一个永生之人，那固然很好……如果我必须在凡人中老去，现在就面对自己的命运无疑要高贵得多。”(补遗，11)后来，当一支毒箭劈开吉里昂三体中的最后一体时，斯特斯库鲁斯通过发展伊利亚特式的明喻表达了他的同情之心(8. 306—8)：

当吉里昂的脖子

斜到一边，就像一个罂粟

柔软的外壳受到损伤，

突然从枝叶上掉下。

(补遗，15卷，第2集，14—17)

斯特斯库鲁斯的诗歌，尽管和荷马一样是抑扬格的，但在很多重要方面还是迥然不同。诸多不同的长度构成一个诗节，诗节是重复的(对照诗节)，随后是一个较短的体系(长短句抒情诗)，形成一个三和音结构(在《吉里昂尼斯》中是26行)，整首诗歌中都在重复这样的结构。古代人受惠于斯特斯库鲁斯发明的这种结构，并将他的诗歌归于合唱诗歌。这种分类现在受到了挑战，人们的争议在于：他的诗歌是由歌队演唱，还是像荷马史诗一样由诗人自己吟唱？

在考虑那些无疑是为歌队演唱创作诗歌的诗人之前，我们注意到另外一点，即斯特斯库鲁斯接触的是荷马没有接触的群体。荷马注意克制自己的个性，而合唱诗歌则通常彰显诗人对生活的观点，展现他们的创造性角色。这一点的最好说明就是斯特斯库鲁斯的第二个海伦：他首先讲述了这个约定的神话(fable convenue)；但是，无疑他渴望吸引更多人的注意，随后他完全改变了这个故事，将海伦送到了埃及，只有一个幻影到了特洛伊；并且直白地批评荷马和赫西俄德的错误，声称他自己的信息来自他梦中见到了海伦愤怒的面容(残篇，192—3)。

品达的诗歌中，对道德见解的声明和对神话的改编显得最为突出。但是到了大约公元前600年，阿尔克曼拓展了一种新的手法，通过他的斯巴达女孩歌队将格言运用到神话叙述中，“不要让任何人间的事物飞到天界”(残篇，1. 16)，并以此完成他的神话，“神灵一定会有惩罚的，但是祝福会送给那个用善良编织无泪的生活之人”(残篇，1.36—9)。大概有140行的残篇1，是阿尔克曼仅存的真实纪念品。第一部分只零散存留下来35行，概述了一个性暴力的神话。第二部分很大程度上是完整的，不过突然转而赞美两个女孩，她们显然是歌队的领唱：“我要唱颂阿吉多(Agido)的光芒，我看她，像太阳，阿吉多请来太阳的光芒，做我们的见证。”(残篇，1.39—43)明亮的阳光催生了想象中群马竞驰的景象，然后又转而描写哈吉斯库拉(Hagesichora)金色的头发和银色的脸蛋。随后又赞颂另外八个歌者，有些仅仅列出了姓名，所有歌者明显都在领唱之下。诗歌的最后两部分，尽管是完整的，但还是留下一些疑惑，包括暗指的当地神灵，和正在进行的一个仪式(仅仅是一个成人礼仪式？)，其中女孩们歌颂神灵、英雄和她们自己。令人疑惑的还有对她们领唱的性吸引力方面的影射：“你也不会说‘祝我得到艾斯塔菲斯(Astaphis)，或者祝菲丽拉(Philylla)垂青于我，还有达玛勒塔(Damareta)和悦人心意的维安西米斯(Wianthemis)’，但正是哈吉斯库拉，她让我日益消瘦。”(残篇，1. 74—7)诗歌甚至又延展到另一个歌队，狂热地赞颂艾斯提米罗伊萨(Astymeloisa)的魅力。(残篇，3)

品达也创作了由歌队女孩演唱的颂歌。但是在他和巴库里德斯(Bacchylides)作品中占主要地位的形式，还是胜利颂歌以及受命创作为泛希腊节日中优胜者的庆祝颂歌。关于这位不太知名的诗人——喀俄斯的巴库里德斯(约活跃于公元前485—前450年)，我们之前对他知之甚少，直到1892年发现了一卷载有20首诗歌的纸草。这卷纸草上的诗，很多几乎是完整的。其中14首胜利颂歌，在展示这种诗歌类型的一般元素和诗人的个人风格方面，堪与品达(约活动于公元前500—前446年)的作品比肩。对赞助人的歌颂是最突出的，不仅歌颂他当前的胜利，还歌颂他在其他方面的卓越，包括在当时他的家庭和城邦声望的提升。另外一个必需的内容是神话。除了最短的诗歌外，所有的诗歌里都能找到关于神话的内容。神话使胜利变得多样，将胜利者引入神灵和英雄们的世界；同时也强调人的局限性，以及有关悲伤和痛苦的持续不断的挑战。为了强调这一信息，诗人化身为道德说教者，用格言作为其作品的装饰。诗人在其创作中和其诗性特质中集锦了他需要的格言，因此格言的价值和整个诗歌的价值都取决于诗人个人的声望。

在巴库里德斯那里，这些元素之间的关系要比品达更清晰，对神话的描述也更直率。语言清透，韵律简洁。二者的不同风格在两首献给叙拉古僭主希罗的颂歌中得以体现，后者在公元前476年的奥林匹亚赛马中取得了胜利。

巴库里德斯的第5首颂歌开篇即是对希罗的致辞，赞扬他的文学品位，申明诗人赞颂他的愿望(1—16)。一只鹰，不为“无边大地之上的高峰和奔流不息的大海巨浪”(16—30)所拘束，代表了诗人自己有数不尽的方式来赞颂希罗(31—36)。他的马匹斐勒尼库斯(Pherenicus)在奥林匹亚如同在德尔斐一样赢得了胜利。诗人发誓，它从来没有被击败过。接下来是一句格言：“祝福他，神灵赋予美好事物之人；祝福一生拥有令人羡慕的财富之人，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凡人能万事如意。”(50—55，参见前文所引阿尔克曼诗句)。接下来是神话，即战无不胜的赫拉克勒斯，勇敢地绕过冥府守门犬赛博鲁斯，来到地下世界，“遭遇最卑贱之人的灵魂……就像埃达山脊上轻风吹过的波浪上的一片树叶”。赫拉克勒斯为梅利埃格(Meleager)的力量所震惊，询问他会如何死去。梅利埃格告诉他，阿凯亚是如何最终杀死那头野猪——愤怒的阿尔忒弥斯派来向拥有最好歌队的卡吕冬(Calydon)复仇的；但是他随后被母亲亲属的溺爱所包围，当她烧掉代表他生命的魔法棒时，他就死去了(56—154)。接下来赫拉克勒斯悲泣着说：“对凡人来说，最好就是别生出来，别看见阳光；但是既然为这个传说悲伤并没有任何作用，那么你有一个能嫁给我的姊妹吗？”梅利埃格于是说出了德伊阿尼拉(Deianeira)的名字。巴库里德斯在这里留下了这一神话(175)，我们认为赫拉克勒斯(无意中被钟爱的德伊阿尼拉杀死)和梅利埃格一样，是不能善终的例证。巴库里德斯随后为宙斯和奥林匹亚献上了简短的颂歌，并引用赫西俄德来为毫无嫉妒地称颂胜利而辩护。(176—200)

品达的奥林匹亚颂歌第一首开篇更为隐晦：“水是万物中最好的；然而黄金，犹如夜里闪烁的火焰，使旁边的一切财富的荣光黯然失色。但是，我的心啊，愿你歌颂赛会的荣耀，不要在白天于那荒凉的空中找寻比太阳更加耀眼夺目的星辰，也不要以为有什么比奥林匹亚更伟大的竞技足以歌唱。”因此，品达为了希罗而赞美奥林匹斯神宙斯，希罗在音乐中则“摘取了所有美德荣耀的桂冠”(1—17)。斐勒尼库斯在伯罗奔尼撒的声望引出了另一个神话——波塞冬对珀罗普斯的爱。品达对虚假的神话不感兴趣，强调与神灵有关的非常美好的凡人事情。他解释了珀罗普斯化身为一个拜访神界情人的司酒少年而脱身，还解释了有关坦塔罗斯(Tantalus)的耐人寻味的故事，以及作为一种善妒的邻人的发明(18—51)，使他服务于神灵。“但是对我来说，我不能，使任何一个有福之人充满疯狂。我畏缩不前，只能空耗时间，又成为不会表达者的一部分。”(52—3)然而，得到了众神宠爱的坦塔罗斯，“不能享受这种至高无上的荣幸”，他偷取神灵的蜜酒和仙丹，用来款待他的朋友，“任何人想要不被神灵知道自己所为何事，都是徒劳”(54—64)。珀罗普斯回到人间，在波塞冬的帮助下赢了奥林匹亚的国王奥诺茂斯(Oenomaus)，后者让他女儿的求婚者必须参加战车比赛(如果战败就要付出性命)。品达在这里又一次无声地拒绝了阴谋诡计的故事，而让珀罗普斯向波塞冬提出一个高贵的请求：“为了那些必死之人，他们坐在黑暗之中，没有得到任何一点美好的事物，徒然在不体面的年老中煎熬。”(82—84)通过珀罗普斯的结婚、后裔和墓冢，品达将我们带回到奥林匹亚，使我们感受到奥林匹亚的赛会，胜利者的终身荣耀，他自己的颂歌以及希罗卓越的品位和权势(90—105)。神灵护佑希罗，品达甚至希冀赞颂更甜美的胜利。但是“不要想望更多。愿你在属于你的高处行走。愿我站在你这位胜利者的身边，因为我的技艺在希腊人中首屈一指”(114—116)。

尽管一些元素以及某些形象在品达的另外44首胜利颂歌中偶有重复，但是每个重复都有着精妙的变化，使之能够恰到好处地迎合不同的资助者。他的派埃昂(Paeans，即颂歌，尤其是献给阿波罗的颂歌)和酒神颂歌(与狄奥尼索斯相联系)残篇，显示出思想和语言相似的复杂性，由此，我们窥到了我们已经丧失的东西，因为这些风格无法说明胜利颂歌、连续的品达作品抄本传统以及巴库里德斯的长篇纸草究竟是怎样的。纸草实际上包括6首“酒神颂歌”。第17首颂歌，更适合作为一首派埃昂，叙述了忒修斯和米诺斯(Minos)的争吵。如同在第3首颂歌中一样，直接的话语占了突出位置。第18首颂歌，可能是为某个雅典的节日而创作，中心内容是忒修斯返回雅典。其戏剧性的形式颇为独特：四节内容，由一个佚名的发问者和忒修斯的父亲埃勾斯(Aegeus)一问一答来完成。

就作品的传播范围来讲，巴库里德斯的叔父，喀俄斯的西蒙尼德斯(Simonides of Ceos)(约活动于公元前520—前468年)要逊色多了。西蒙尼德斯创作过上面提到的所有类型诗歌，甚至可能是胜利颂歌的先驱。但我们对他的和调颂歌知之甚少。传统上将他与雅典的希帕库斯，以及特萨利的斯科帕德(Scopads)、西西里的僭主们联系起来，这使他成了为金钱写作的第一人，并被指责为贪婪。我们看到最长的残篇(542)中，西蒙尼德斯向斯科帕德致辞，用不同于品达风格的耐心来讨论一个又一个格言：只有神，而不是人，能达到美德的境界；人只有在环境许可时才能表现得当——“我向你申明我所发现的，凡是并非故意做可耻事情的人，我都赞扬，我都喜爱，至于迫不得已之事，诸神也难以抗拒。”(26—30)如往常一样，对诗歌的韵律和上下文，我们还是只能依靠猜测。朴实是他对神话处理的一大特色，如描述达那厄和珀尔修斯在被抛弃的箱子中漂流的情景：“你忘记了所有的恐惧，如果这些话语伤害了你，你会不会伤心哭泣？”她对珀尔修斯说：“睡吧，我的孩子，大海睡了，让我们的悲伤也睡了吧!我父宙斯，也许您能垂怜我们，改变您的决定!”(残篇，543. 18—23)

古代人仰慕于西蒙尼德斯唤起的悲怆哀婉之情。这可能主要源于诸如残篇543以及对李奥尼达和斯巴达人在温泉关壮烈牺牲的描述，而不是对他的讽刺短诗的印象。迄今为止，他的诗歌被认为是为吟唱或朗诵而创作，当然是为了听众而不是为了读者。但是从公元前7世纪起，长短格韵律——最早是六步格，后来是六步格或挽歌对句——也用于献辞或墓志铭。我们所知最早写作这类诗歌的杰出作家就是西蒙尼德斯。因为他的讽刺短诗太过出名了，很多后来归于他名下的作品，实际上不可能是他所作；只有极少数可以确定是他本人所作，如献给他的友人美吉司提阿斯(Megistias)的文字，得到了希罗多德的证实(vii. 228)：

这里长眠着英勇战死的美吉司提阿斯。

当美地亚人已经渡过斯佩尔凯俄斯河又回去时，

这位先知，他清楚地看到了命运的翅膀，

但他没有抛弃斯巴达的领袖们。(Epigr. gr. 6)

“西蒙尼德斯体”可能是一个对句，源于一个纪念雅典人诛杀僭主的雕像群：

哈尔摩狄奥斯和阿里斯托革顿

杀死了希帕库斯，重新给雅典人带来了光明。

但是摆在研究古风文学学者面前的谜题是，这个对句的归属并不确定。并且事实上，出自雅典广场的另一个铭文版本表明，至少还有另外一个对句在此句之后(先前已从学者的引用中得知)。

一个伟大诗人对一种写作类型的关注，预示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到来。在这个时代，散文和诗歌的创作是为了阅读，而不是为了聆听。宗教诗歌仍有创作，尽管品达和巴库里德斯之后再无出类拔萃者。但是在公元前5世纪之初，长篇的不拘格调之独唱颂歌已然衰落。这个世纪结束之际，在会饮中以奥罗斯和七弦琴伴奏下演唱的诗歌已无新作了，但是古风诗歌的遗产已经成为经典。

进一步阅读

本章所讨论的诗人的希腊文本，能在以下版本中找到（本章引用时使用其章节编号）。挽歌和抑扬格诗人收录在由M. L. West编撰的Iambi et Elegi Graeci（Oxford，1971—2，second edition of vol. I，1989），以及他的八开本（包罗了所有重要残篇）Delectus ex Iambis et Elegis Graecis（1980）。和调诗人则有E. Lobel和D. L. Page编撰的关于萨福和阿尔凯乌斯的Poetarum Lesbiorum Fragmenta（Oxford，1955），D. L. Page编撰的关于其他人的Poetae Melici Graeci（Oxford，1968）；八开本的Lyrica Graeca Selecta，ed. D. L. Page（1968）则包含了这两个版本中所有重要的残篇。关于更晚近的残篇，见Supplementum Lyricis Graecis，ed. D.L. Page（Oxford，1974）。讽刺短诗见于八开本的Epigrammata Graeca，ed. D. L. Page（1975）。

带有英文译文的希腊文本有洛布丛书Greek Lyric，ed. D. A. Campbell，vol. i Sappho and Alcaeus（1981），vol. ii Anacreon，Anacreontea，choral lyric from Olympus to Alcman（1988），其他的即将出版[2]。这一版本将要取代三卷本的Lyra Graeca，ed. J. M. Edmonds（Cambridge，Mass./London，1922—7），仍然是和调诗人现存残篇译文的唯一版本。抑扬格和挽歌诗人可见于J. M. Edmonds的洛布丛书本Greek Elegy and Iambus（Cambridge，Mass./London，1931）。带译文的希腊文本选集可见于Penguin Book of Greek Verse，ed. C. A. Trypanis（Harmondsworth，1971），以及单行本的Oxford Book of Greek Verse，ed. C. M. Bowra（1930）和Oxford Book of Greek Verse in Translation，edd. T. F. Higham and C. M. Bowra（1938）。

对一直到（包括）巴库里德斯的诗人的最好评注，有D. A. Campbell的选集Greek Lyric Poetry（London，1967；2nd edn. Bristol，1981）。关于巴库里德斯，现在有了一部完整的德语评注，由H. Maehler编撰（包括德语译本，Leiden，1982），英译本由R. Fagles完成（New Haven，1961）。A. P. Burnett的The Art of Bacchylides（Cambridge，Mass./London，1985）提供了许多诗歌的文本和翻译，以及敏锐的讨论，尽管某些讨论有取巧之嫌。时间较早的文学讨论有CM. Bowra，Early Greek Elegists（Cambridge，Mass.，1935）；id.，Greek Lyric Poetry2（Oxford，1961）；G. M. Kirkwood，Early Greek Monody（Cornell，1974）；H. Frankel，Early Greek Poetry and Philosophy（Oxford，1975）；更新的概论见A.J. Podlecki，The Early Greek Poets and their Themes（Vancouver，1984）。关于挽歌和抑扬格诗人作品的基本要素讨论，如文本、语言、风格，以及阐释，见M. L. West，Studies in Greek Elegy and Iambus（Berlin，1974）。关于阿基洛库斯的最有趣味之英文评注是A. P. Burnett，Three Archaic poets。Archilochus，Alcaeus and Sappho（London，1983）。关于莱斯博斯诗人，D.L. Page，Sappho and Alcaeus（Oxford，1955）仍然是最基本的，但是Burnett的上述作品，以及R. H. A. Jenkyns，Three Classical Poets（London，1982；also paperback）中的论文也有颇具价值的观点。关于讽刺短诗，参见D. L. Page在Further Greek Epigrams（Cambridge，1981）中的评注，尤其是pp. 186—302（on Simonides and Simonidea）。

品达的作品保存更完好。最好的文本是：Teubner，edd. B. Snell and H. Maehler，2 vols.（1971—5）；OCT2（1947）by CM. Bowra。带有英文译文的洛布丛书，2nd edn.，ed. J. E. Sandys（Cambridge，Mass./London，1919）。对奥林匹亚颂歌和皮提亚颂歌的评注见B. L. Gildersleevc（New York，1890）；地峡赛会颂歌的评注见J.B. Bury（London，1892）；全部评注（包括译文）见L. R. Farnell，3 vols.（London，1930—2）。理解其风格的基本作品是E. L. Bundy，Studia Pindarica i-ii（Berkeley，1962 repr. Berkeley/Los Angeles，1987，paperback），进一步的研究则：D. C. Young，Three Odes of Pindar. Mnemosyne Suppl. 9（Leiden，1968）。对竞技凯歌的有益介绍见M.R. Lefkowitz，The Victory Ode（Park Ridge，NJ，1976）和H. Lloyd-Jones，‘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Pindar’，in Journ. Hell. Stud，xciii（1973），109—37。CM. Bowra，Pindar（Oxford，1964）仍然可以谨慎使用。D. S. Carne-Ross，Pindar（New Haven，1985）提供了一个优秀的简短介绍，英译本见F.J. Nisetich（Baltimore，1980）。

[1] 残篇中空缺之处，本书英文译文也做空缺处理，为了便于中文排版以及方便读者理解，中文译文参阅了罗洛译本《萨福抒情诗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进行补齐。本书中其他萨福作品的中译，也参阅了上述罗洛译本。——译注

[2] 至1993年，已出版全部5卷，后面3卷分别是：vol. iii Stesichorus， Ibycus， Simonides， and others(1991)， vol. iv Bacchylides， Corinna， and others(1992)， vol. v The new school of poetry and anonymous songs and hymns(1993)。——译注

第五章 早期希腊哲学

马丁·韦斯特(Martin West)

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希腊人以一个活跃的天才民族形象出现，积极从事贸易和探险活动，拥有诸多视觉艺术上的技巧和个性，有丰富的英雄传说，最重要的是创作出一部意义非凡的诗歌，人类广泛的经历和情感在其中得到高度艺术化的表达。假使没有取得任何超出此类的成就，他们作为最有趣味和最富同情心的古代人，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实际上，他们是在不断增加这种吸引力。他们在众多领域——艺术、文学、数学、天文学、医学、政治，这里只提到六个——增加了这种吸引力。然而，最重要的一个领域也许应该是哲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成为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文化史的主干。

就像我们在讨论古风时代与古典时代的希腊文化其他领域一样，重要的一点是要记住不同城邦和地区都有自己的传统，某个城邦中的主动行为未必很快影响到其他城邦，或者没有任何影响。我们一定不能假定每个哲学家的声明都是公共知识，从其产生时就影响整个希腊世界；或者假定众多哲学家同时作出的不同声明都必然会有反响或者得到修正。早期希腊哲学并不是一艘战舰，由一批桨手掌控、使之朝着一个共同目的地前行，某人开辟了一条道路，另一个就会根据他自己的理解调整路线。它更像一个小型舰队，所有领航员并不一定都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起航，也不一定驶向同一目的地；某些人会集体前进，某些人会受到其他人移动的影响，某些人会在彼此看不见的地方旅行。我们称他们为“哲学家”，但是他们并没有为自己起过总称。“哲学”当然是一个希腊词汇，其最初的含义类似某种“热爱不平凡的知识”。但是在柏拉图之前，这一词汇并没有获得特殊的意义，也没有广泛流传。要在“哲学家”和其他群体之间做出区分并不容易。对某些人来说，一种哲学理论，不论是原创的或借用来的，是某种其他事物的基础或支撑，诸如一种宗教或道德上的指责、某个医学方面的演讲，或者一篇文明发展方面的散文。一些这样的作家在传统上被归为哲学家，而另外一些则不属此列。还有一些人，尤其是诗人，偶尔也在他们的作品中涉及一些哲学讨论，但哲学只不过是微量元素。

一些例子有助于我们厘清这一主题的多样性。我们能够认定的第一个“学派”由三位公元前6世纪的思想家组成：泰勒斯(Thales)、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和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他们来自米利都，小亚细亚海岸最主要的爱奥尼城镇之一。泰勒斯没有为后世留下著述，尽管亚里士多德认为他是第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并把某些学说归于他的名下。大概他是通过口述的方式向那些乐于倾听他教诲的追随者详细阐述了他的观点，其中某些特定内容被早期爱奥尼作家视为其观点而记载下来。在后来的几十年中，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也有同样的讲述模式(据说阿那克西曼德常着华服，就如后来的智者和史诗吟诵者)，他们的著述记载了他们的言论，属于最早用希腊散文写成的作品。哲学家不仅在听众面前演讲，而且对其观点进行书面著述——这种米利都现象现在成了一种影响范围更广的爱奥尼现象。但读者数量超过听众数量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约公元前5世纪初，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提到了人们听他的演讲。在提到其他哲学家时，他不说“所有那些我读过其作品的人”，而是说“所有那些我听过其演讲的人”。

当时，这就是哲学表达的一种范式。萨摩斯的毕达哥拉斯间接地使用了这一范式的某些方面。他似乎一方面是哲学家，一方面是祭司，同时也是魔术师。据说他曾穿着盛装，头戴金冠，白袍白裤，以俄耳甫斯之名义呼吁诗歌的权威，而不是以理性的散文论道，因此他可能编撰或者至少修订过俄耳甫斯典籍。他还在意大利南部为其信徒们遗留下一些格言、问答集以及一些高深莫测的谚语；某些内容表达了旧的宗教禁忌，其他则是一些形而上学或末世论的学说。他的一些追随者增加了这些内容，或者编纂了新的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俄耳甫斯诗歌。另外一些追随者从毕达哥拉斯对(可能神秘的)数字或音乐的兴趣中吸取灵感，发展了数学研究，并融入了科学精神。因此，“毕达哥拉斯主义”涵盖了关于诸多不同现象的奇思异趣，要从继承者那里领会其导师自己的观念和成就变得尤为困难。

还有一些公元前5世纪早期的人，尤其在西部殖民地，将诗歌当作一种理性讨论的恰当媒介。他们是：同毕达哥拉斯一样也从爱奥尼移居到西部的色诺芬尼(Xenophanes)、埃利亚的巴门尼德(Parmenides of Elea)、阿克拉加斯的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 of Acagras)。恩培多克勒是又一个以服饰吸引注意力之人。除了解释世界的本质以外，据说他还传授了能够治愈疾病或抵抗衰老的技能，拥有呼风唤雨和起死回生的本领。他告诉我们，人们接踵而至追随于他，以缎带花环饰其身，请求获得神谕与药物。

辨别、鉴定“哲学”的身份无疑是一项棘手的任务。我们主要关心的是，随着对物质世界批评性的和建设性的思想在希腊的发展，神和灵魂在物质世界中的位置、真实与表象的关系、人类社会的起源与性质，以及应该支配人类社会的准则等问题。但这一进程伴随着(某种程度上还包含着)非传统学说的传播，这些非传统学说不是来自纯粹的理性，而是来自东方的神秘主义。愿意去质询传统之设想的精神就是能够接受外来的新奇观点，或者是意识到可选择性的事物能激发思考。

泰勒斯认为万物起源于水，复归于水。亚里士多德推测，泰勒斯可能是因为对一些自然现象的观察而产生了这些信条，“也许是由于观察到万物都以湿的东西为滋养料，热本身就是从湿气里产生并靠潮湿来维持的；也可能是由于万物的种子都有潮湿的本性，而水则是潮湿本性的来源”。同时，很难将泰勒斯的世界图景与埃及人和闪米特人的创世故事区分开来；在这些创世故事中，世界的原初状态是汪洋一片，现在则被大地所覆盖。

阿那克西曼德认为，这个世界和我们理解能力之外的无数其他世界，都来自于“无限”(Boundless)，并且最终会归于无限。他详细论述了宇宙的各个部分相分离的演变过程，以及这些部分的形状和排列情况。按照他的说法，我们看到的太阳、月亮以及星星，乃是一些实在的巨大火圈；其直径分别是地球的27倍、18倍和9倍，并环绕地球；每个火圈都隐藏在一层雾霭中，只留下一些特定的孔眼，让火从其中喷射出去。地球是一个鼓形实体，在其内部，直径的三分之一深处，是某种漂浮物。宇宙的存在是“无限”的不平衡，一种“非正义”，必须依照“时间”(Time)的规则适时加以修正。换句话说，在宇宙中所发生的所有改变，都有其既定的季节。“无限”本身是永恒的、无穷尽的，包括和决定了所有事物。我们现在可以赞叹这一体系的宏伟，并在某种意义上认可它是哲学认识。阿那克西曼德试图将可见的世界解释为一些有序、普遍进程的产物。他推断，这些进程一定也在不断生成其他世界，就如开俄斯的梅特洛多罗斯(Metrodorus of Chios)后来评论的一样：“你不会在一片田野里只得到一穗谷物。”但是他的体系只是从可见世界得出来的有限推论。其基本原理没有理性推论的基础，其中一些内容无疑受到了伊朗宇宙哲学的启发。地球—星星—月亮—太阳，这一次序不属于希腊，而是伊朗所特有。太阳之外的“无限”对应了阿胡拉玛兹达(Ohrmazd)的居所“无始之光”(Beginningless Lights)和琐罗亚斯德教的(Zoroastrian)最高天堂。阿胡拉玛兹达在永恒之神“时间”(Time)的祝福下创造了这个世界，其约定期限是12,000年。因此，阿那克西曼德体系中的“时间的律则”，并不是他自己的天才创造，而是要追溯到蛮族的神学。然而，在蛮族的神学里，它是一个单向的、不会重复的意志活动；而阿那克西曼德将其改造成某种类似于自然法则的理论。这一点阐明了希腊哲学方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希腊人渴望去除对事件特征的武断的神话式叙述，但绝非意味着他们试图将神性从这个世界去除。他们倾向于将他们的神灵去个性化，视其为支配宇宙运转的恒定力量。

第三个米利都人阿那克西美尼，在对可见世界以及未知世界的探索方面走得更远。他认为，可见世界不是被不明确的“无限”所包围，而是被空气所包围。通过空气，他给出了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之特质：无穷的范围、不朽以及形成世界的永恒运动。空气围绕和包含世界，就如灵魂将肉体聚合在一起一般，灵魂也由空气组成。所有其他物质都源自于空气的浓缩或稀薄。地球是扁平的，像桌面一样飘浮在空气中，就像泰勒斯所说漂浮在水中一样。从中升起的蒸汽逐渐稀薄并形成火盘，也飘浮在空气中，好似一片树叶，这就是太阳、月亮和星星。在它们中间，运行着我们无法看到的特定固体，可能是造成日食的物质。要在阿那克西美尼的体系中发现某些不同于阿那克西曼德的内容并不困难。阿那克西曼德以宏大的想象、跳跃的思维，将地球缩小为一个与宇宙相比而言极小的实体，而这一想象无须材料的支撑。他显然认为，只要平衡就足够了。阿那克西美尼回归到更为传统的设想。同时，他有一个更为简洁的建构。在他的宇宙边缘，大自然不会变成某种不可想象之物。宇宙内外的万物，都以我们已经经历过的事物、空气及其变体为基础。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唯物主义宇宙哲学。但是阿那克西美尼并没有将他的“空气”想象成一种惰性物质，需要某种其他物质来使之运动。他认为运动是空气的固有特性。可以说，它是一种活性物质，并且他将宇宙的空气与人的灵魂相提并论，这意味着这种设想在公元前5世纪确实变得相当流行，也就是说，灵魂并不是某种独立于物质世界之外的事物，而是其本质部分之一。颇具吸引力的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一种与《奥义书》(Upanishadic)联系密切的宇宙思想学说，该学说与不变的生命灵魂世界和自我个体的同一性息息相关。通过这种同一性，生命之物与世界聚合在一起，这也是整个宇宙所遵从之法则。阿那克西美尼的体系中有两个细节并不是很符合其学说：引起日食的黑暗物体，以及发光的环形天体环绕着北部一座大山的观念——这两个看法似乎起源于伊朗。

米利都人并不能让他们自己完全脱离前哲学时代神话制造者的预想。像那些神话制造者一样，他们也假定某些在当前世界极其复杂的事物一定起源于某些简单的事物；大地的范围是有限的，或多或少是圆形的，在其下面有某种不一样的事物；天空是与大地有一定距离的物质实体，存在着不灭的能量来源，推动或指引宇宙的力量。他们新的、哲学性的想象是，这些力量以一种完美协调的方式运转，并能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事物都能从一个单一起源的连续统一体的某些一般运动中得到解释；任何事物都不能在虚空中创造或衰退，改变只存乎于物质之中。他们试图系统地对所有现实世界最显著的特性作出解释：天体的运动、月亮的相位、日食、闪电、霹雳、雨、雪、冰雹、彩虹、地震以及一年一次的尼罗河洪水。

色诺芬尼是一个成功摆脱传统世界模式的思想者；其独立精神使得他远远背离了真理的方向，他得到的真理如此之少，以致受到现代作家的嘲讽。然而，又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如此坚决地遵循通过已知来度量未知的原则。他所看到的是大地向着各个方向延伸，其上是虚空的空气。因此他宣称大地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是无限的，空气也向上延伸到无限。他将太阳和其他发光天体在西方地平线的消失现象解释为幻觉：这些天体实际上还是继续在一条直线上，只是相互之间的距离更远了。第二天早晨从东边升起的太阳；不是前一天的那个太阳。甚至他认为还有一些其他的太阳和月亮在大地的其他地方沿着平行的轨迹运行——因为从云中腾起的蒸汽变成了炽热的白光，并且这些现象都有严格的规律。

他的神学理论也是激进的，但是没有这么怪异。他当然并不是否认神如荷马史诗所描述的那样具有人形或品行不端的第一人。但是他第一个指出：色雷斯人描绘的神像色雷斯人，黑人的神像黑人；如果牛和马有神，也会将它们的神描绘成牛和马的形象。公元前6世纪晚期和前5世纪早期，正是希腊人对其他民族的信仰和习俗产生浓厚兴趣的时代。色诺芬尼的讨论表明，这种影响使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许多信仰和习俗只是基于传统，传统也许能够被适当地挑战。色诺芬尼的神，对色雷斯人和对牛来说，都一样适用。神没有眼睛和耳朵，它的每一部分都有感知能力；它并不从一地移到另一地，而是一直待在一处，能够通过自己的思想移动一切其他事物而不费吹灰之力。

在早期哲学家中，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与众不同。他以一种特别傲慢和神秘的方式写作，指名道姓地批评其他人，严厉指责色诺芬尼，并认为后者属于那些认为学习并非教授理性思维的人。然而，他又同意色诺芬尼的某些观念，包括那个支配一切的“神圣智慧”。这二人都接受其他神灵的存在，但是都渴望找到一个高于一切的支配意志。赫拉克利特说，智慧(Intelligence)“愿意又不愿被称为宙斯”。他一方面说这是“宙斯”这一名称确实之所指，但也认为这一名称有点不够格。他也谈及霹雳——宙斯的传统武器——支配所有事物。他认为宇宙总是存在的，是永不熄灭的火，尽管不是其中的每一部分都会发光。不会发光的部分以其他物质的形式存在，能够以一种标准的比率转变为火，就如商品之于金钱。通过认为每件事物都是一个巨大的持续性进程的参与者，他在以多样性为表象特征的世界中找到了统一性。这一观点，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形成了斯多葛宇宙哲学的基础。这一进程由正义的神圣原动力控制，可能由霹雳给予方向和动力。其特征表现为“斗争”或“战争”，因为赫拉克利特看到宇宙的持续性依托于对立事物之间持续不断的差异。但是由于这潜在的统一性，表面上的对立物实际上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赫拉克利特收集了许多完全不同的例子来证明这一似是而非的观点。热与冷，湿与干，生与死，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因为事物总能够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向上的路与向下的路是同一条路。海水既是可饮用的(对鱼来说)又是不可饮用的(对人来说)。最美丽的猴子(以猴子的标准)与人相比也是丑陋的。在一段特别的残篇中，赫拉克利特将白天与黑夜、夏天与冬天、战争与和平、饥荒与富足视为同一，只是神的不同显现方式而已。

他并没有就米利都人所探寻的所有宇宙问题给出答案。比如，他没有谈到任何关于地球的形状和支撑问题，或者是宇宙之外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认为他的兴趣核心在于宗教、道德和灵魂的命运。然而，宇宙的常规变化处在我们所看到的现象中。灵魂死后变为水，水死后又变成土，因此它们都参与到自然环境的循环转化中，以火开始，持续遍及整个世界。要保存一个人的灵魂，必须保持干燥，尤其要避免酗酒和纵欲。根据赫拉克利特一个似是而非的理论复原，在死亡状态下，灵魂上升到空气中。潮湿的灵魂到达月亮的高度，它们在那里化为冬天、黑夜和雨水；干燥的灵魂来到太阳和星星的纯洁区域。一些特别受到优待的灵魂变为生与死的观察者，人们称之为英雄。宇宙中充满了神灵。此外，还有一个以360代人为周期、在潮湿和明亮的支配中均衡波动的“大年”(Great Year)——这一观点后来为柏拉图和斯多葛学派进一步阐发。

赫拉克利特不可能通过纯粹理性达到这样一个体系，其体系在许多方面都与琐罗亚斯德教和《奥义书》有联系。在后者那里，那些不能经过月亮、转化为雨水回到地球的灵魂，会以某种动物的形式转生；这种形式与他们最后的生命形式中的行为相对应。这一相比印度来说晚了一个世纪左右的转世学说，并未被赫拉克利特证明，但是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的希腊还是颇有市场。毕达哥拉斯所深信的转世学说，为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所继承发展。后者曾公开抨击杀死和食用动物是谋杀和嗜食同类行为，恳求人们放弃这一行为。

和赫拉克利特一样，恩培多克勒也致力于以一种通常的宇宙哲学将他关于灵魂的运数之教导整合成形，其宇宙哲学包括在广阔时间范围内的循环改变。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件事物都由四种元素的混合或分离而产生：土、气、火、水，恩培多克勒将这些元素等同于某些传统的神灵。就如我们所见，色诺芬尼排斥荷马笔下那些深陷爱欲和冲突之中、备受折磨的神灵。大约同一时期，来自莱基乌姆的提吉尼斯(Theagenes)发展了一套辩护的理论，将荷马的神灵解释为自然世界的寓言。这一理论在中世纪仍然很流行。恩培多克勒所做的与此类似。他将神灵的爱欲与冲突提升到一对至高无上的力量，这对力量通过协商有规律地交替统治。当爱欲(Love)的力量占据绝对地位时，神圣的因素完全混合进入一种无特色的、同一的领域。当冲突的力量逐渐起势后，它们开始分离并形成一个宇宙。最终会形成四种相互分离的聚合体，一个纯粹由土组成的球体在中间，其四周是连续的水、火和气。我们看到宇宙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之后，相反的进程开始运作，以达成一个完整的循环。恩培多克勒在解释天文学、气象学上的现象以及生物进化之类的生理学问题中，对一些相当独特的细节进行了探讨。除了元素本身，他似乎为神灵在宇宙中找到了居所。他们大概是有着火焰本质的实体。当其中某个神灵屈服于斗争(Strife)的影响，他将从伙伴身边被强行拉走，并被迫数万年计地与其他元素结合，变成了一个寄住在无数动物和植物体内的灵魂。

恩培多克勒厌恶一些爱奥尼人所持的观点，即一个原初的物质能够变成其他的物质。为了说明世界上物质的多样性，他发现有必要设定一套与之相对照的基本原理，能够化合成无数的方式。这种混合的方法，被阿纳克萨哥拉(Anaxagoras)发挥到极致。阿纳克萨哥拉是爱奥尼人，公元前5世纪中期在雅典从教多年。和恩培多克勒一样——除了没有他的循环论，阿纳克萨哥拉从一个完美的混合状态开始设计他的宇宙，这种状态被一种神圣的力量运转至不平衡状态。但是这里没有对混合元素的数量限制，分离的进程也从来不是绝对的。任何事物里面都有着一定比例的某种物质；我们对某物命名的根据，也取决于其中占支配地位的物质，好像这一事物纯粹是由那种物质组成。这就是为何不论T小姐吃什么，结果都变成了T小姐。她所吃的总是还有肉的成分(即便是蔬菜)；当她吃掉食物时，发生了一个物质的重新排列，使肉成为主要成分。唯一不会与所有其他事物相混合并因此能控制其他所有事物的，是一切事物中最高最纯净者：精神(Mind)。这是神圣的力量，给予宇宙原初动力，并监督其创造性分离的整个过程。

根据柏拉图的说法，苏格拉底读了阿纳克萨哥拉的书，失望于他仍然运用如此机械的解释，而没有给出一个智慧的理由以说明精神如何塑造世界的每个细节。阿纳克萨哥拉在这里似乎陷入了两难境地：米利都人渴望将世界解释为某种既定进程的自然产物，而一种新的倾向(可能来自色诺芬尼和赫拉克利特)希望看到这一进程是有计划的。一个比阿纳克萨哥拉更年轻的人，阿波罗尼亚的第欧根尼(Diogenes of Apollonia)，以宇宙哲学开始他关于人体心理学的著作，论证说：季节的平衡排列以及其他事情一定是智慧的产物。他将这种神圣的智慧等同于物质元素——气。同阿纳克萨哥拉一样，他将气当作单一物质，所有其他物质都从中产生。每一种能呼吸的事物都带有智慧。

自阿纳克萨哥拉以后，关于均衡排列的意识，不管是神圣智慧的影响还是自然进程的自动结果，都已经成为宇宙哲学思维的一个特征。对音乐韵律中简单数学比率的发现，使得一些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关注数字，将其视为宇宙的本质。其中一位——可能是斐洛劳斯(Philolaus)提出了一个简洁的理论，根据其理论，数字都来源于一个原初的“一”(One)，“一”“发出”一个接近于无限的部分，这个部分成为有限，同时将“一”分为“二”。宇宙从原初统一开始的演化过程，仅是这一进程中的一个例子。事物就是数字，它们的关系(比如正义)是数学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对这一理论的提及还不足以让我们领会其内涵，他的抱怨无疑是正当的——这一理论留下的各种问题都未得到解答。不过遗憾的是，我们对如此新奇的宇宙学说不能理解更多。

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这些思想家都认为，物质世界大体上(从我们的解读来说，某些误解是可以理解的)就是我们的感官呈现给我们的样子。其间，巴门尼德(Parmenides)在公元前5世纪初期已经梳理了一条关于“有”(Being)的逻辑推理，而这一推理预示着之前一系列假说的破产。简要地说，其论点就是：只有“有”才能存在；它无须生成(coming-to-be)或消灭(passing-away)，因为生成和消灭意味着非“有”；“有”中没有裂缝和中断；没有运动，因为缺少空间(空间即非“有”)；甚至没有任何性质上的改变，因为改变意味着曾经存在着非“有”。因此，实体单纯地由可见的、稳定的、无特色的、不动的、固着的“有”组成。有色彩、运动和暂时的现象世界一定是一种假象。当然是一个有模式的假象，并且巴门尼德感觉到，有责任对其进行解释，并强调他是在分析一种幻想或约定的谎言(fable convenue)。他将其多样性简化为光与暗的基本二元论，每个方面都包含着一系列其他的特质。他宣称，这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好的分析——但是由于不能与他对“有”之本质的叙述相吻合，他不得不说这一简化理论在根本上是错误的。

同时，巴门尼德的推理尽管才气横溢，但是如此矫揉造作，以致我们可能会怀疑他的结论早就存在。尤其是他关于“有”的想象力，显示了其与某种类型的神秘体验有着共通之处。在这种神秘体验中，时间和空间似乎失去了意义，所有的事物都强烈地渴望达向一种完整的统一体状态。他实际上将其哲学呈现为一种秘密的神圣关系。他并没有说“女神向我显示，我看到了”，而是“女神用以下方式证明了它”，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一事实更重要，这就是他所生活的智识氛围。他所关心的，是将其想象合理化。

巴门尼德有两位追随者，同样来自埃利亚的芝诺(Zeno)以及来自萨摩斯的麦里梭(Melissus)。传统上将这三位称为埃利亚学派。芝诺对一些案例进行强化，以反对关于多样性和运动的理论，以及一些数学悖论——其中包括著名的阿喀琉斯与乌龟赛跑的悖论：阿喀琉斯永远也追不上乌龟，因为他每次到达一个点，这个点都已经移动了。麦里梭超越巴门尼德，论证了“有”是无限的延伸(巴门尼德认为“有”是有限的和球形的)，也是非物质的，不然的话，它就会有不同部分，也就意味着混合。哲学家的“真实”与经验世界的分离再彻底不过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埃利亚学派是一个死胡同。但由于柏拉图的原因，关于超越物质世界的不可改变的“真实”之观念得以流传。麦里梭在某一段落里这样论述，大多的事物最终都得像其理论中的“一”一样不可改变，这一论述指向了古代物理理论的最高灵感之路，即米利都的琉基浦斯(Leucippus of Miletus)的原子理论。琉基浦斯在宇宙一般形象方面遵循了爱奥尼传统。他与埃利亚学派核心理论的分歧在于：他声称“非有”(虚空)的存在与“有”的存在是差不多的。但他将物质归纳为粒子，类似于埃利亚学派的“一”，不可分割、不可毁灭、无确定性质，它们只在形状和方向上彼此相异。它们的不同排列产生了可以改变的性质，诸如颜色、热量、硬度等。没有导向性的智慧，只有原子飞行和碰撞产生的盲目、机械的交互作用。

多产的作家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发展了原子论者的体系，可能还将其当作他论述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背景。原子理论也成为公元前5世纪中期理论化时代的流行主题。这一理论迅速发展出一系列被普遍认同的观点，即：原始人仅仅是动物，倚穴而居，茹毛饮血；直到其技能逐渐发展起来，才建造房屋，修建城市，驯养动物，发明语言，等等。苏格拉底的老师阿尔劳斯(Archelaus)在一次论述中(前边是几行阿纳克萨哥拉的宇宙哲学)，意图找到法律和正义的传统本质。对史前史的重构，最具影响者可能要数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了。此人数次到访雅典(和德谟克利特一样，他来自阿布德拉)并引起不少人的注意。普罗塔哥拉处于知识分子前列，而这些人的一系列哲学和技术主题的讲述似乎如此富有教益，以至于他们能够向听众收取费用，因此被称为智者(Sophists)。他们还提出了对自然与传统之主题的积极反思，这些主题包括：道德的基础，教育的力量；对诸如语法、韵律、音乐这类主题的科学处理；以及并非微不足道之主题——展示辩论的适应性以支持任何结论，或支持两个相反结论中的任何一个。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已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看起来像哲学讨论的内容必然是严肃的。高尔吉亚(Gorgias)是一位来自西西里的演说家和评论家，因浮夸华丽的风格而声名狼藉。他曾发表过一篇冗长的演说来证明没有任何事物存在。无疑，他只是自以为是，就像当他投入到另外一项工作，即为著名的特洛伊的海伦辩护时，将其描述为“对海伦来说，是一种赞誉；对我来说，是一种娱乐”。苏格拉底也有着某些类似于他的嬉笑怒骂风格。

早期哲学家意识到他们所渴求的问题答案，其实是人类知识所不能及的。“没有人确信自己知道或者能够知道，”色诺芬尼说，“尽管他所说的也许完全正确，他也不知道那是正确的，那不过是一种意见而已。”我们的感觉是虚弱的，易被误导，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从能够观察到的事物推及难以观察到的事物，作出判断。希腊人并不像他们曾经达到的推论那样敏锐，那么热衷于系统的、科学的观察之堆砌，尽管我们在公元前5世纪的医学领域多少看到了某种这类观察。当时的人们通过天文学获得了某些真实的知识，尽管是渐进地获得。约公元前500年，人们认识到了月亮是通过反射发光的；而到了公元前400年，关于地球是球形的观点已经有了不少追随者，可能所有的行星都已被辨认出来。在另外一些领域，一些不可考证的事物被排除在结论之外。原子论仍然是诸多理论之一，没有任何一种能推断出事实的共同认识。某个人认为一种物理现象或逻辑规则是解答宇宙问题的关键，另一个人可能会持另一种论点。能够激起我们羡慕之情的是，希腊人所拥有的精神活力和独立性!这些人凭借这种精神去寻求连贯的体系，而不是遵循意在得出令人吃惊的结论的思想路线。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明，与东方宇宙哲学和神学的接触，帮助希腊人解放了想象力，也确实给予他们很多启发性的观点。然而却是他们自己使自己学会了理性。就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哲学是希腊人的创造。

进一步阅读

最好的介绍是E. Hussey，The Presocratics（London，1972）一书。作者可能是在没有希腊语相关知识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接触了一手史料。A. Wedberg的A History of Philosophy，I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Oxford，1982），非常简练而明晰，且有良好的鉴赏力。G. S. Kirk and J. E. Raven所作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2nd edn. with M. Schofield，Cambridge，1983），提供了很好的文本选集，且有翻译和评论性讨论。译文也能在以下作品中找到：J. Burnet，Early Greek Philosophy（4th edn，London，1930），Kathleen Freeman’s Ancilla to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Oxford，1948）。

内容涵盖广泛的是W.K.C. Guthrie，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Cambridge，1962—81，六卷本的前三卷涵盖了前柏拉图时期），以及J. Barnes，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London，1979，2 vols.）。Guthrie的著作兼容并包且内容可靠，Barnes的著作则厚重而光芒四射，着力于哲学性阐释。

下列作品涉及这一主题的不同方面：G. E. R. Lloyd，Polarity and Analogy（Cambridge，1966，深入探讨了早期希腊思想家所运用的两种主要的讨论和解释类型）；W. Jaeger，The Theology of the Early Greek Philosophers（Oxford，1947）；D. R. Dicks，Early Greek Astronomy to Aristotle（London，1970）。对以下作品来说，希腊语知识是必需的：C. H. Kahn，Anaximander and the Origins of Greek Cosmology（New York，1960，讨论的范围要比其标题更广阔），M. L. West，Early Greek Philosophy andthe Orient（Oxford，1971）。

有两部颇有助益的论文集以书刊形式出版，大部分重要论文是专题论文，即：D.J. Furley and R. E. Allen，Studies in Presocratic Philosophy（London，1970—5，2 vols.），以及A. P. D. Mourelatos，The Pre-Socratics（New York，1974）。

第六章 希腊：古典时代的历史

西蒙·霍恩布洛尔(Simon Hornblower)

史实概述(公元前479—前431年)

公元前478年，雅典人建立了海上帝国，从而取代斯巴达成为希腊的领袖。他们的势力在公元前5世纪70年代和60年代持续扩张，于是对当时希腊世界的入侵者波斯发动进攻。这一攻势在公元前5世纪60年代初期达到顶峰，当时雅典将领客蒙(Cimon)在小亚细亚南部的庞婓利亚(Pamphylia)赢得了欧里米顿战役(battle of the Eurymedon)；而公元前5世纪60年代中期，雅典对北爱琴海岛屿萨索斯(Thasos)叛乱的镇压，则是另一个标志性事件，这导致雅典与斯巴达及其所控制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关系的恶化。约公元前460年到公元前446年，所谓的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First Peloponnesian War)在雅典与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展开。此次战争的早期，站在战斗前线的明显是科林斯而非斯巴达，尽管战争的最后一年是斯巴达入侵了阿提卡。科林斯对雅典不同寻常的敌意，缘于麦加拉对雅典的支持，而麦加拉这座小城邦正好从地理上将雅典与科林斯分开——然而此前，对这座城邦的敌意曾使得雅典和科林斯在政治上结盟。尽管雅典要处理希腊的战事，但在公元前5世纪50年代还是支持了埃及的反波斯起义(这次起义最终惨败，也牺牲了许多雅典人的生命)，并且开启了与西西里各个共同体的外交。

与波斯正式的敌对状态随着《卡里阿斯和约》(Peace of Callias)而在约公元前449年结束。公元前446年，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束确认了雅典海上帝国的存在，因此可以说是雅典的胜利——尽管它不得不放弃在战争中占领的希腊大陆的领土，尤其是波奥提亚。雅典现在能够放手向北边扩张了。公元前437年，它终于完成了长久以来的梦想——在盛产木材的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建立了一个殖民地。而在东方，雅典在萨摩斯的势力更加稳固，即便萨摩斯曾在公元前440—前439年有过一次未成功的反抗。在西方，它建立了一系列同盟，可能是希望能够源源不断地得到海军所需的木材供应。雅典向西方和北方的扩张，加之对麦加拉的再次进攻，在公元前5世纪30年代引起科林斯的警觉，因为科林斯历来与它在北希腊和西西里的殖民地联系密切。于是爆发了公元前431—前404年的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或称大伯罗奔尼撒战争(Great Peloponnesian War)，雅典战败。

记载这场战争的历史学家、雅典人修昔底德使得伟大的领导者伯里克利说出这样一番话：雅典人会铭记，他们曾比其他希腊城邦统治过更多的希腊人。修昔底德(或伯里克利)错了。只有古史专家们才知道雅典帝制，但帕特农神庙(Parthenon)和希腊悲剧却世人皆知。我们应该多说说雅典的悲剧，因为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都是雅典人。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悲剧作家对一系列神话的处理方式，源源不断地为近代人提供灵感，比如思想家弗洛伊德(Freud)、剧作家布莱希特(Brecht)、阿努义(Anouilh)。小说家托马斯·曼恩(Thomas Mann)的《魂断威尼斯》就出自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的伴侣》(Bacchae)。这些成就证明了，自文艺复兴以来，对古希腊文化尤其是其文学的透彻研究，是多么明智。说到观点偏颇，修昔底德并非唯一一人。埃斯库罗斯为自己写的韵文墓志铭，对他在希波战争中从军之事大加褒扬，而忘记提及自己是一个剧作家。伟大的教师和哲学家苏格拉底，在同时代的历史记载中，也只是受到了些微纯粹政治上的不公正对待。甚至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一个传说中的忒拜国王，也可能是雅典帝国的影射：机智灵敏、好管闲事、伟大如他，也因为这些细节而注定失败。多么荒谬的时代错误!

但我们也不能陷入另一个极端，忽视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就——这是公元前5世纪文化发展的保障。首先，正是希波战争恶化了爱奥尼的政治氛围，使得流离的知识分子会集雅典，如米利都的希波达摩斯(Hippodamus of Miletus)，他重建了雅典海港皮拉奥斯；还有伯里克利的哲学家朋友阿纳克萨哥拉。然而，最重要的是诸如客蒙和伯里克利这样的贵族，他们的政治军事领导能力带来了公共财富，资助了菲迪亚斯(Phidias)、伊克提努斯(Ictinus)和内斯克勒斯(Mnesicles)进行雅典卫城的建筑和雕塑创作；同时，他们还将私人财富用于公共事务，为节日和戏剧创作提供资金保障，而后两者又赋予古典雅典独特的魅力(这是一种捐助体制，向富人征税，当他们承担超过规定的义务时，就能得到荣誉)。伯里克利第一个广为人知的行动是资助埃斯库罗斯的重要历史剧《波斯人》(Persae)的创作。我们不是从把伯里克利理想化的修昔底德那里得知此事，而是从一个石刻清单上得知的。这类石刻是当时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始资料。我们不应忘记这类证据也有助于学术研究。

帝国：雅典及起而代之者

“共同的血缘，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和共同的习俗”——根据希罗多德的标准，这些就是作为希腊人(hellēnikon， Greekness)的要素。对“民族”的这一定义，并不会使现代人类学家蒙羞，它证明了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一些希腊人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什么。这种共同的情感又因为在公元前499—前479年面对共同敌人波斯的威胁，而得以最大限度地强化。然而，古典时期的希腊人，从来没能把他们都是“希腊人”这种心理上的认识转化为政治上的统一。古典希腊城邦的历史是一个不能达成统一的历史：斯巴达不会，雅典也不会利用类似于马其顿和罗马的力量使这种不统一有发生变化的可能。只有一种方法，可以不通过武力来达成统一，那就是联邦。这种方法在公元前4世纪被第三股强大的希腊力量付诸实践：波奥提亚的忒拜在埃帕米农达斯(Epaminondas)当政时期，将联邦制度推行到波奥提亚边境之外(但是并没有使用会使忒拜声望严重受损的强迫手段)。古典希腊城市太过尊重他们的独立传统，以至于没有准备好让他们自己从属于某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他们的表决票将会是众多表决票之一(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都在他们的同盟中找到了如此有效控制决定权的方法，因此最好根本不要称其为同盟)。我们称这种态度为“尊重独立”，而一个坦白的希腊人也许会称之为“嫉妒”(phthonos)。正是斯巴达对雅典的这种“嫉妒”，左右了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进程。不情愿自己领导希腊世界，其原因我们会再做讨论，斯巴达(或者更准确地说，某些斯巴达人在某些时候)也不能忍受看到雅典取而代之。《伊索寓言》中的“狗占马槽”(“dog in the manger”)就是一个起源于希腊的故事。就像阿里安(Arrian)著作中斯巴达人在亚历山大大帝统治之初所说的那样，斯巴达的传统导致它不遵从亚历山大的权威。

公元前478年，希腊，尤其是仍然处于波斯威胁的希腊东部岛屿，需要一个领导，但候选者并不多。斯巴达是最突出的候选者。在先前的战争中，它领导希腊联盟抗击过波斯。该联盟是暂时性的，与之前所提到的任何联盟都截然不同。斯巴达当然不愿意让雅典领导。重建雅典城墙——任何积极的外交政策的一个先决条件——导致斯巴达派出代表团提出抗议，只因狄米斯托克利的智慧而最终抗议无效。更明确地说，在公元前479年之后，斯巴达扩张主义者的目标是能够察觉得到的。但是其扩张不在陆地(中部希腊)，而在其之前没有什么军事经验的海洋上。因此，斯巴达国王李奥提齐达斯(Leotychidas)干涉了特萨利(Thessaly)的政治，恢复了可能是克里奥美尼斯一世(Cleomenes I)在公元前6世纪开始的一系列政策。斯巴达和它的竞争者——包括公元前4世纪的忒拜和马其顿——对特萨利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兴趣，将会贯穿整个我们所讲述的时代。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特萨利所能提供的物资。特萨利农业资源丰富，能够供养的马匹超过绝大部分希腊城邦所能承担的程度，因此，骑兵是其最大优势；其次，特萨利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横跨整个到达马其顿和色雷斯的主要陆地干线，这些地方是希腊人渴求的粮食和造船木料的产地，紧扼东部色雷斯和赫勒斯滂地区则增加了特萨利额外的经济吸引力。因为控制了赫勒斯滂就意味着控制了另一个主要供给地的谷物运输——从俄罗斯南部通过黑海的道路。对雅典人来说，保持这条供应道路的畅通非常重要；而对其敌人来说，重要的就是切断这条道路。

特萨利的第三个优势是帕格西(Pagasae)[1]的良港，这是中部希腊最好的港口。最后，特萨利控制了德尔斐近邻同盟(Delphic amphictyony)中大部分表决票，并且传统上支持近邻同盟的盟长——近邻同盟是一个国际性的同盟，控制着德尔斐阿波罗圣所的事务，而阿波罗圣所又是古代世界最著名的神谕所在地——正是近邻同盟发动了“神圣战争”(Sacred Wars)，战争贯穿了整个希腊历史，从公元前600年到前336年就发生了不下4次。近邻同盟还动员希腊人在思想上和军事上讨伐某些真实的或所谓的罪人。因此，控制近邻同盟有着巨大的宣传和政治价值。斯巴达对近邻同盟的兴趣，在公元前5世纪70年代表现得最为明显，试图得到波斯的支持来投票解散同盟，从而加强自己对同盟的控制。就像阻止雅典城墙重建事件一样，这次又是狄米斯托克利阻止了斯巴达人这一动议。

然而斯巴达在公元前478年以后拒绝了称霸。在随后的50多年时间里(希腊语谓之公元前479—前431年的pentekontaëtia[2])，斯巴达满足于，或者说被迫让雅典的势力不断扩张。只有三次事件让斯巴达对雅典有所刺激：公元前465年，它承诺——不过最终没有兑现——进攻阿提卡，作为缓解雅典对富裕的萨索斯岛施压行为的手段。公元前446年，临近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尾声，斯巴达国王普莱斯托莱克斯(Pleistoanax)确实进攻了阿提卡，不过随即撤兵。公元前440年，斯巴达投票表决发动对雅典的战争。此时的雅典正在教训另一个颇具实力的附属盟邦萨摩斯。但是这一行动再次毫无成效，因为在第二次同盟全体会议上，斯巴达允许同盟者的票数超过了自己。这三次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斯巴达最终退却，就像它在公元前478年以后的退却一样。说斯巴达是一个帝国主义者，这是站不住脚的。

这种不情愿的原因在于其内部的困难。像所有希腊城邦一样，斯巴达也有大量的奴隶，但是它的奴隶问题颇为独特，一是奴隶数量众多，二是大部分奴隶即希洛人(helots)都属于单一民族——美塞尼亚人(Messenians)，他们的身份更接近于中世纪的农奴，而非一般的希腊动产奴隶。因为这些美塞尼亚希洛人都说希腊语(比如雅典奴隶就与他们的不同，雅典的奴隶是众多民族的混合，没有共同的语言来发泄不满)，有共同的民族自觉意识；而斯巴达人自身的数量则在不断减少，因此，他们给斯巴达主人带来了特殊的安全问题。除了希洛人以外，斯巴达在公元前478年以后面对的另一个困难是，不得不处理伯罗奔尼撒同盟内部事务。尤其是公元前5世纪70年代和60年代，很明显存在着一个动荡不安的地区，即北斯巴达的阿卡狄亚(Arcadia)。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伯罗奔尼撒同盟存在的首要原因是对阿尔戈斯的忌惮；但此时的阿尔戈斯因为它在公元前494年被斯巴达的克里奥美尼斯击败、处于低落状态。阿卡狄亚可能已经意识到同盟此时缺少存在的理由。其次，克里奥美尼斯被斯巴达当权派压制，可能导致了阿卡狄亚人的不满；而前者独独选中他们，答应与之建立一种私人的关系，包括可能会放松控制。最后，雅典民主政治造成了某种不安的影响。在克里斯提尼于公元前507年创立民主制度之后，已经展示出其军事能力和政治吸引力；对一些第二集团的希腊城邦来说，已经没有必要一定在僭主政治和斯巴达控制的寡头政治之间进行选择了。现在有了第三种可能性——模仿或者从属于民主政治的雅典。这种可能性，似乎因为公元前5世纪70年代末期和60年代早期狄米斯托克利到达伯罗奔尼撒而具体化了。尽管失去了雅典人的支持，狄米斯托克利还是通过鼓动阿卡狄亚和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活动分子，不断侵蚀斯巴达势力范围内的利益。

对于斯巴达来说，这些事情以及内部的原因，使之必须对外表现为一个永久的领导。另外一个担忧，可能它自己或者其潜在拥护者已经感觉到了，就是斯巴达对海上战争或者说海上帝国的经验非常之少。

在这方面，斯巴达不同于科林斯。科林斯有组建海军的传统，也有管理远方殖民地的经验，即西北希腊的殖民地，如安布拉西亚(Ambracia)，或是北爱琴海的殖民地。但科林斯长久以来太过亲斯巴达了，以致没有能力反抗或取代斯巴达。从其他希腊城邦的角度来说，科林斯缺少像雅典或斯巴达那种外露的意识形态吸引力，斯巴达的“阿果该”(agōgē，军事训练和纪律)不仅是一种有效镇压的制度设置，而且在很多方面都被认为是某种值得羡慕的积极方式。

现在只剩下雅典有能力称霸了。因为其他主要的古典希腊城邦，忒拜和阿尔戈斯此时已经和之前的特萨利一样，在战争中投到了波斯一边，即所谓的“里通波斯”(Medism)。无论如何，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公元前5世纪早期的阿尔戈斯，境况并不好。实际上，它曾有过短暂的权势欲求，即伯罗奔尼撒战争暂停阶段——公元前421年的《尼西阿斯和约》(Peace of Nicias)签订时。此时阿尔戈斯试图恢复古老英雄时代的阿尔戈斯之荣光。这种怀旧的——然而是真诚的——利用传统或神话时期霸权的企图，是希腊政治和诗歌的典型特征。就忒拜来说，它对权势的欲求时间要推迟到后来的公元前4世纪60年代。尽管特萨利长期成为其他城邦打劫的对象，但也有短暂为自己利益行动的时候。公元前4世纪70年代，费莱奥的杰森(Jason of Pherae)，就像公元前421年后的阿尔戈斯人一样，以一个古老词汇定义其目标——征集“斯科帕斯(Scopas)的贡品”[3]；并按照红衣阿里奥斯(Aleuas the Red)[4]军队的模板进行了军事改造。斯科帕斯和阿里奥斯都是特萨利过往历史中的模糊形象。

公元前478年，雅典占据了一切优势，而我们前面所考虑的那些不利因素则一概不存在。它没有希洛人或者远方的阿卡狄亚人在肋后插刀。而在其民主政治和文化(paideia)方面，又拥有(不同于科林斯的)积极的东西可以拿得出手。得益于公元前6世纪僭主庇西特拉图的艺术与文学赞助人身份，雅典已具有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公元前480年以后，许多被放逐的爱奥尼知识分子被这种凝聚力吸引而来。就对历史、传统和神话的需求而言，阿尔戈斯可能已经有了自己的古代国王，特萨利有她的阿里奥斯和斯科帕斯，而雅典产生了许多最具才干的宣传员，能够代表一种帝国的实力进行宣传。在雅典帝国早期，客蒙认为对斯奇洛斯岛(Scyros)的压迫是合理的，其理由是：在那里发现了传说中雅典国王忒修斯的骸骨。将雅典当作全人类赞助者(从而能从精神上证明其宗主权)的想象，以德墨忒尔神话及其赋予人类谷物作为礼物的方式加以传播。这一崇拜主要集中在宗教圣地厄琉西斯(Eleusis)；但是厄琉西斯也是阿提卡一个有选举权的村庄，因而也在雅典的版图之内。雅典伟大的领导者伯里克利及其后继者，在强调厄琉西斯之时，就从庇西特拉图的书[5]中抽出了一页；在公元前426年德洛斯阿波罗圣所的“涤除”完成之时，还有更为清晰的庇西特拉图之痕迹。爱琴海中部岛屿德洛斯，是雅典帝国的精神中心(同时还是同盟的金库所在地，各盟邦进贡的金钱都储藏在那里，直到公元前454年)。从人种学的角度来说，这一帝国很大程度是“爱奥尼人的”。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的宣传员中还有另外一个才华横溢的群体，为了帝国的意图，去探讨与夸大一个确定的历史事实，即爱奥尼在黑暗时代就是雅典殖民地的一部分。雅典将自己摆在所有从属盟邦的“母邦”位置，而不考虑很多特殊情况下的模糊事实，因此要求得到宗教上的敬意。根据希腊人的观念，子邦归属于母邦。最终，雅典人——不像阿尔戈斯、忒拜和特萨利这类投靠波斯者——在最近的历史中，扮演了为希腊服务的高贵角色，将他们的城市实体作为牺牲，交给了薛西斯。[6]直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演说家们仍在相互提醒着这一点。这一主题在公元前5世纪的建筑中得到强调，帕特农神庙中楣上的192个群雕形象，对此予以精彩的阐释，意在展现马拉松英雄们的牺牲。马拉松的胜利，无疑存在于公元前5世纪中期尼米西斯神庙(temple of Nemesis)建筑师的心中——尼米西斯的含义就是对波斯的神圣惩罚。这座神庙就在马拉松附近的拉姆诺斯(Rhamnous)。公正地说，并非所有诸如此类的雅典宗教性颂扬都是它自己的制造，即便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站在斯巴达一边的德尔斐神庙的阿波罗神谕，也称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为“一只在云中翱翔的雄鹰”。

最重要的是，雅典和科林斯一样，拥有强大的舰队。雅典在古风时代后期也已经呈现出海外帝国的端倪；除了与爱奥尼在情感和宗教方面的联系，还拥有在特洛伊附近的西格乌姆(Sigeum)、赫勒斯滂海峡出入口、半岛以及萨拉米斯岛和优卑亚岛上的殖民地。这些早期海外活动的主要动因之一就是粮食。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古风和古典时代的雅典，需要来自南俄罗斯的、穿过赫勒斯滂的谷物。这给了雅典回应公元前5世纪70年代东部希腊岛民诉求的一个特殊动机：经济需求。用一位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德·圣克鲁瓦(de St. Croix)的话说，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继续海上帝国的政策，但是有着特殊的原因”，也就是经济原因。这么说是恰当的。不过这位作家继续弱化他所说的“毫不掩饰的侵略性和贪婪”因素时，我们就没必要相信他了。我们应该看到，每个雅典人都从帝国得到了经济上的实惠，不仅仅是那些食不果腹的贫困阶层，这种实惠也绝不仅仅是填饱肚子。至于侵略，很多雅典人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对谷物供应的焦虑。我们对经济因素的讨论，至少应该涉及对制造货币的贵金属的渴求——作为对劳里昂银矿产出的补充，这一点能更进一步解释公元前465年对萨索斯的进攻；还有对造船木材的渴求，这可能关系到公元前437年的安菲波利斯，或许还关系到公元前443年在图里伊(Thurii)的殖民。图里伊临近南意大利布鲁提姆(Bruttium)的西拉(Sila)森林，图里伊的木材也出现在公元前407年阿提卡的记载中。

这就是公元前478年的形势。当修昔底德描述雅典对领导地位的担当之时，他甚至也没有把对黑海粮食的希求作为一个动机。尽管我们在演说中听到更多解放之类的高尚目标，但是实际谈话中却是复仇和从波斯攫取战利品。然而，“复仇”被宣称为一个“借口”(而不是整个故事)，因而学者们很自然会质疑修昔底德为何要如此处理整个故事。也许他认为，对反抗波斯的持续动员，是为了领导对抗斯巴达的斗争打前哨；或者更有可能他是在思考这个已形成了的帝国，而帝国的行动则是针对一般的希腊世界。

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帝国(暂且不论其提供给那些处于更困难境地的希腊地区的保护，即反对波斯，当然我们还应该加上反海盗)就是——或者说已变成了——一个毋庸置疑的压迫工具。我们在一段公元前377年的铭文上，发现了最激烈的争辩，即反对罔顾事实将雅典帝国视为一个慈善机构和一个广受欢迎的机构。铭文中有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的条款和目标，并且预先明确否定了公元前5世纪以来的一系列行为——贡金、领土侵犯、驻军、统治等。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种滥用。唯一实际的讨论不在于形容词“侵略的”，而在于适当的动词：“是”或“变成”。也就是说，这个帝国(一直)是侵略性的还是(逐渐地)变成侵略性的？关于约公元前450年之前的雅典帝国是何种形式的，证据非常之少。因此，这个时期之后其性质发生改变的表象可能是一个错觉。然而雅典在形式上确实存在着更加明显的帝国主义倾向，即使在有不少铭文幸存下来的时期也是如此。从贡金清单来看，在公元前449年《卡里阿斯和约》(Peace of Callias)以后是否有一个重建的转折期还是模糊不清的。在这段时间里出现的逾期交付或不交付贡金现象，应归于这样一种意识，即：最初的反波斯同盟已经失去了其公义性。但是导致转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至少能确定一点，修昔底德书中的一个演说者于公元前411年所作的评论，称“同盟者”真正想要的是既摆脱斯巴达赞助的寡头执政者，又摆脱雅典支持的民主分子。但是在公元前478年的那种欢慰氛围中，这恐怕难以实现。

那么，雅典人的干涉或控制，或者(并非中立的)镇压，采取的是何种形式？第一是经济形式。我们已经提到过，依从经济压力，雅典运用帝国机构来保障自己的粮食供应。我们听说了“赫勒斯滂的卫兵”能够决定多少谷物可以供给雅典之外的消费者；还听说经过这里的运输船要被征收10%的税(运往雅典本身的谷物可能会免税)。至少在公元前4世纪，法律控制的商品贸易，包括了运往雅典以外任何地方的粮食。我们所注意到的更普遍的现象是，对贵金属和造船木材的渴求，也部分解释了雅典对萨索斯、图里伊和安菲波利斯的攻击和殖民。最重要的当然是贡金，以船只或金钱形式(第二种形式逐渐成为各方首选)展现出来。

第二，行政、军事驻防以及防卫指挥官已被充分证明，所有这些人绝不能解释为受邀请而出现——，就如俄国的坦克开进“兄弟般的”布拉格(Prague)或喀布尔(Kabul)。所有武器中最有威力的当属舰队。

第三，司法方面。铭文显示，严重的司法事件都集中在雅典。文字资料的断言无疑也是这样的，民众法庭用于迫害反雅典的成员，这类人与寡头制有交集，但未必就等同于寡头制的拥护者。司法的终极缺陷在于，雅典的法律从来没能先于罗马发展出来一种关于“勒索”罪的单独门类，尤其是保护被压迫的行省人免于行省总督掠夺的条款。

第四，宗教方面。关于宗教观念的教条主义理解，通常不同于希腊、罗马的思维，但是我们已经注意到雅典的方式，自谓爱奥尼的首都，将宗教作为宣称它对其盟邦拥有权威的方式。更具体的宗教滥用则是以“雅典娜女神”自身的名义侵吞接壤之处的领土，雅典娜的土地用一系列现存的界碑石划定界限。由于这些土地可能被租赁给雅典的私人，因此实际上属于我们下面要解释的范畴。

第五，领土方面。向盟邦殖民或者侵占盟邦领土，给下层社会带来了明显而直接的实惠。但是新近的著作已经正确地意识到：上层社会同样获得了利益，并且是巨大的利益。主要证据就是关于一些被没收和变卖的雅典贵族财产登记清单，其财产被没收和变卖的原因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内部的一个丑闻。这些清单显示，那些富有的雅典人在盟邦的领土内拥有土地财产，有时还面积宽广，价值不菲，因而对当地的田产占有规则视而不见(大部分希腊城邦只限于本邦公民拥有土地)。这种土地掠夺，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甚少听到来自雅典任何阶层的代表对帝国道德的质疑之声——这也是富人从帝国得到的正面利益。另一种获利则是负面的。若是没有帝国的贡金，富人们就不得不自己支付舰队的费用，犹如他们在公元前4世纪由于紧张的阶级关系不得不做的那样，而公元前5世纪则没有这样的紧张关系。

第六，社会方面。公元前451年的一道法令限制了公民权，这给来自各地的公民后代带来了实惠。这种利益，如同我们上文讨论所显示的那样，随着时间推移，其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一法令与公元前5世纪第一批向盟邦殖民的举措相呼应，当然并非偶然。雅典人(以及斯巴达人)对于公民权的限制，被罗马的颂词作者认为是其帝国如此短暂的主要原因。当然，雅典人也给予一些单独的共同体以特权(如公元前404年给予波奥提亚的普拉提亚、优卑亚和萨摩斯的)，但是为时已晚，而且数额太少，并不能消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心理鸿沟。

第七，也是最后一点，政治干涉。至关重要的真相是，雅典通常支持民主派反对寡头派，这在古代被认为是事实；但偶尔也能看到雅典对寡头派的支持。雅典并非教条地支持民主派别，只要有经济实惠，便无所谓。即便是战略上和政治上如此重要的萨摩斯岛，关于公元前440—前439年叛乱之后究竟是寡头政体还是民主政体，我们的两份主要文字资料也不相一致，相关的铭文复原也可从两种不同意思上进行解读。

当公元前431年斯巴达回应来自科林斯的压力、同意解放希腊之时，我们得知希腊世界偏向于斯巴达一方。上面列举的严厉控制方法说明，对雅典势力的怨恨，确实不是空穴来风。

民主制

由于雅典通常支持海外的民主政治，因此民主政治与帝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民主政治与帝国之间，另外还有一层内在关联。因客蒙在公元前5世纪60年代的举措，帝国征收的税金日益增加，这使得公元前462年的民主制变革具备了可能性，这一转变又与厄斐阿尔特(Ephialtes)和伯里克利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些改革提升了公民大会(ekklēsia)的权力。梭伦开其端、到克里斯提尼为止，在许多方面，公元前6世纪留给雅典人的仍是一个贵族制国家。尤其需要指出，“向人民诉求”制的引入，被公元前4世纪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是梭伦所做出的最为“民主”的举措，实际上仍然只是一个潜在的民主因素。直到公元前5世纪60年代实行陪审津贴制，意味着大量民众陪审员——即组成的民众法庭(dikastēria)的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公民——能够频繁出庭而不必担心失去收入。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其他民主津贴也陆续引入，如为准备公民大会事务的500人议事会(boulē)成员支付津贴，在城市节庆日向公民发放津贴。到了这个程度，就不能否认雅典民主政治的费用是由盟邦所支付的了。雅典曾经否认过，其理由是在公元前404年战败以后，帝国已不复存在，但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仍旧发放津贴(公元前404年以后，它的确创造了另一重要的津贴新品种，即为出席公民大会者发放津贴)。因此(据说)民主化的津贴与帝国没有必然的联系。有这样一种论点颇为天真，即一旦由投票通过的措施得以实施——如同现代新的银行休假制度——有勇气的政治家会挺身而出，力促废除之，至少在为自己保留了可一举罢免领导人的权利的那种民主制下会这样做(雅典没有任何诸如现代英国的五年任期制)。

相比现代的英国和美国，雅典的民主政治在民主性上既有优越性也有不足之处。对于优越之处前文已述，公民大会比现代的选民能够享受更直接的权利，部分原因是古代雅典的投票人相对来说少得太多了；不足之处的原因也在于投票人数，大量群体的全部成员被排除在公民权之外，如奴隶、妇女，从属盟邦，而他们的生活受到许多公民大会决议的影响。大约只有40,000名成年男性公民拥有投票权。这些人中间，大约只有6000千人(可能接近于公民大会举行之地尼克斯神庙的最大容量，也是某些特定决议所需要的法定人数)可能参与重要的讨论。

理论上讲，公民大会在雅典政治生活中至高无上，尽管很难找到一个关于这一原则的清晰陈述，“如果人民不被允许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将会是耻辱”，此类声音已经凸现，这就证明了一个总体来说不合法的事物是正当的。关于这一点，可能亚里士多德解释得最好，他说：人民希望得到至高无上之权利。关于真正的人民主权，最好的阐释就是：人民保留且运用罢免并惩罚其公仆的权利。在这些公仆中，十将军是最显要的，他们占据雅典最重要的职位，其任命是通过选举，而不是抽签。

但是在实践中，公民大会的权利和重要性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对其重要性的第一个制约就是德谟(deme)生活的活力。德谟(共有140个)是阿提卡拥有选举权的乡村，每个德谟有一定数量的500人议事会成员，其人数与德谟的人口成正比。但德谟的作用远不止这一点。同阿提卡的民主化一样，公元前6世纪阿提卡的集中化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这一过程中，雅典城从未能吸收阿提卡公民的政治能量；相反，阿提卡类似一个联邦，对本地与国家的忠诚并行不悖。现在仍存于石碑上的德谟法令就是最好的证明，其开头几乎是完全重复“国家”法令的套话(“对……的德谟居民来说，似乎很好”对应了“对于雅典的议事会和人民来说，似乎很好”)。内容包括了此类主题：如德谟借出的金钱，德谟剧院的租约，德谟市政广场的建造，授予来自其他德谟之人甚至授予外国人以荣誉称号。对剧院和市政广场的提及(它们的存在有时候为考古发现所证实)就是自证，这些建筑是一个发达城邦的典型特征。阿提卡的德谟在现代被描述为“微型城邦”。关于这一点更进一步的证明则是德谟层面强烈宗教气息的生活，这些都为铭文所证实，包括长期而复杂的祭仪历法(其中一段铭文甚至还显示了一个被公认为十分强大且声名卓著的德谟自己主动请求德尔斐神谕)。宗教是城邦生活的重心，就如德谟一样。这样自然就会存在对德谟自主性的限制。除了给予外国人荣誉称号，它们没有“关于外国的政策”，在很多方面它们的财政也从属于雅典城。例如，强化无军事防御的德谟，就应该是国家的责任。然而约公元前300年之后的德谟铭文的缺失，就不幸地说明了古典雅典城邦生活衰落的一个典型方面。尽管在公元前300年以后的数百年时间里，雅典人还是用其家族和德谟的双名体系构建自我认同。

对公民大会的第二个限制是500人议事会，其主要功能是对提交公民大会的任何议题进行审议。像阿提卡的德谟一样，议事会也被描述为——这次是古代作家的描述——雅典的微型城邦(mikra polis)。传统观念认为，议事会仅仅是公民大会的代理和仆人，这一观点很大程度上基于一种想象，即议事会是人民的社会性代表和一个“横截面”。然而，这种想象并没有坚实的基础。当克里斯提尼于公元前507年设计出500人议事会时，是无需津贴进行选举的。第一次明显通过抽签从德谟成员中产生议事会成员(bouleutai)，是在约公元前450年，发放津贴不会早于公元前411年。虽然这些说不上就是上述机构的实际创立时间(在这些例子中，颇有意味的是将它们与厄菲阿尔特以及公元前462年的变革联系起来)，但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记得，从贵族议事会向民主议事会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很难评估议事会是否具有典型社会代表性，因为富人和有影响力的公民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也几乎没有任何文字证据。但是通过考察现存的议事会成员名单(始于公元前5世纪)，并与关于其财富的独立证据相印证，我们能够看到议事会成员资格与较高社会等级有着密切联系；而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样，真的是一个随机的体系。也有人辩称，在雅典演说家的作品中，某某人在某一年通过欺骗手段进入议事会；还有一些惊人的巧合，父子或兄弟同时进入议事会，或者某个著名政治人物为了外交政策而在一些特别令人激动的年份召开议事会讨论——所有这些都表明存在着抽签舞弊的方式(抽签被认为是为了确保议事会成员从德谟中随机产生)。最明显的舞弊方法就是在其德谟成员并不情愿之际，以时间或金钱加以诱惑，但是“骗取”的辩解可能意味着还有来自于野心家更切实的压力，例如他们可能贿赂其德谟成员不要将他们的姓名在德谟层面推举出来。所有这些意味着，议事会作为一个集影响力与自信为一体的半职业性机构，可能被期望领导公民大会，而不仅仅是从属于它。我们确实发现了议事会从事从未被公民大会批准的外交活动(从某些铭文的套话中得以判断)；此外，还有不可否认的证据表明，外交被人为操纵，如有必要，则避开公民大会。当然，议事会的权力也有限制。比如，成员任期只有一年，没人能够任职超过两次(这些规定是防止议事会像一些古代国家那样成为世袭望族的专利)；但是即便这些也不能高估，因为某些特殊政治集团能够采取措施，保证在议事会中总有一个代表——“代表”就是议事会成员这一词的非正式含义。提及这些关于议事会任职形式上的规则，引出了一个基本的问题：最低财产等级(thētes)的人是否有任职资格？若是没有，那么就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议事会的上述精英特性。但是证据很不清晰，因此答案也是模糊的。

第三，十将军。我们已经看到，将军是能够被免职的，即便是伯里克利，也在公元前429年去世前不久遭到罢免。但是一般认为，通常情况下，将军应该有很大的权限，尤其是战时。例如，尽管不可否认，将军从来没有强硬对待希腊人，但是出于安全考虑，在全体公民大会上讨论战略问题必然会引起不愉快。由于将军是选举出来的职务，且没有改选的限制，因此能够得到异乎寻常的尊重。

第四，“蛊惑家”(demagogues)，受欢迎的领导者，如公元前5世纪20年代的客蒙及其之后的希帕波鲁斯(Hyperbolus)，他们可能没有必要拥有任何特别的职务，但是通过演说或劝诱技巧就能够获得很大权力。文字资料对客蒙这样的人颇有微词，但是我们在铭文的帮助下能为其恢复部分名誉。铭文不仅显示出他们的社会起源并不像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所说的那样模糊不清，并且说明一个希帕波鲁斯就有能力解决复杂而敏感的立法问题。实际上，蛊惑家(伯里克利自己就属于更高级的一类蛊惑家)是通过民主政治结构上的缺陷来获得他们有影响力的地位的。帝国式的管理意味着越来越繁杂的工作，而雅典人又缺乏一种现代类型的行政机构让那些拥有专门知识的政治家来做这些工作。知识就是力量!对一个希帕波鲁斯进行的惩罚是“陶片放逐”，这是一种通过民众投票将某个人放逐10年的方法(得名于“投票”过程中使用的陶片碎片)。公元前4世纪存在一种更有害的发展，专业的政治家通过选举牢牢控制权力，例如，控制国家财政和那些能够保证他们不容易失去资格的职位。

第五，也是最后一点，公民大会本身的程序和心态特征，削弱了民主的影响力和独立性。公民大会召开的频率比议事会更低，不经常开会则导致没有广泛的讨论。投票并不计数，通过举手表决，因此这是一种凭印象的标准，就如现代的工会集会一样。甚至迟至公元前5世纪末期，蛊惑家大行其道之时，民主政治的雅典投票人还是“喜欢某个贵族”，比如年轻的阿尔基比亚德斯(Alcibiades)就能够在公元前415年要求得到一个政府高级职位，原因是他的赛马在新近的奥林匹克赛会中获得了胜利。这种要求显示了财富的持久势力，尤其是通过继承得来的财富，这不可避免地妨碍了民主政治。尽管雅典民主政治有这些瑕疵和缺点，但其主要作用还是作为贫穷阶层的保护者，在整个公元前5世纪的爱琴海世界保护他们免受寡头统治者的独裁统治。从这些阶层的观点来看，雅典民主政治的悲剧性在于，这个世界逐渐对他们的保护者失去了信心。

战争

我们上面叙述的民主政治，被阿尔基比亚德斯称为“一般性常识错误”。但是我们已经看到，阿尔基比亚德斯和他的阶层确实从民主政治和帝国的联合体中获得了好处。出于对他们在公民大会中“精通”政治的敬意，他们被授予地方行政长官和军事指挥官之职，帝国给予他们土地和其他物质利益。因此，当伯罗奔尼撒战争于公元前431年爆发时，他们就准备好为保卫“常识性错误”而战斗。但是这场战争打破了阿尔基比亚德斯阶层的权力和影响。事实上，公元前400年之后的三代人中都没有一个雅典人进入奥林匹亚的战车队伍(相对应的是，公元前433—前400年的一代人中就有20位)。当帝国在公元前404年消亡之时，上层社会对于与“可憎之人”——来自一个寡头政治者墓志铭的直白称呼——合作的动力也随之消失，因此富人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慷慨地大肆花钱用于国内支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引起的最大变化在于普遍的专门化趋势，最显著的表现自然是在军事领域。自此以后，政治家和将军在雅典成为不同的职业，这一发展在伯里克利的生涯中就有所预示。他第一次广为人知的活动(在公元前5世纪60年代)就是纯政治性的，只是后来才成为伟大的军事指挥家。这种专业化意味着，阿尔基比亚德斯的马匹不足以保证他的政治和军事成功，即便假定可憎的平民允许他在充满复仇氛围的公元前4世纪继续拥有这些马匹。这种专业化所影响的不仅仅是政府官员阶层。公元前4世纪被称为雇佣军的时代，但是其改变却在公元前5世纪的最后10年就发生了，公元前400年色诺芬率领一支10,000人的希腊雇佣军到东方支持波斯的反叛者居鲁士——这时，雇佣军为金钱而战的本质就已经确定并得到认可了。公元前400年之前的二三十年，波斯总督，甚至雅典人自己都已经使用雇佣军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也引起了战术上的改变。传统的希腊步兵技术是重装步兵，这就需要与之相关的沉重而昂贵的装备。但是我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第一次听说了轻装部队，即轻盾兵(peltast，得名于他们的盾牌)。轻盾兵的流行，一方面是因为其机动性，另一方面是因为装备花费更少。尽管在古典希腊的战争中轻盾兵从来没有取代重装步兵(公元前4世纪的大部分攻坚战役都是重装步兵的事)，但是重武器和轻武器结合起来却威力巨大。对重装步兵依赖性的减少(他们逐渐成为所为之战斗的城邦的公民)以及对轻盾兵和雇佣军使用的增加，带来的社会影响就是削弱了城邦与为之战斗并保护城邦者之间的联系。关于这些“没有城邦归属”的无根之人的数量及其潜在的威胁，可能被公元前4世纪作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所夸大，因为他是有产阶级的发言人。但是情况确实因为伯罗奔尼撒战争而变得更加糟糕。主要是因为公元前404年以后，没有一个单一的领导力量能够对其政治秩序施以影响，即如斯巴达和雅典在不同时期所做之事。这就导致伴随暴力的政治的不稳定性上升。因此，伊索克拉底所抱怨的那些人也被放逐了。

海战和围城技术也在公元前431年以后得到长足发展。通过比较修昔底德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对雅典海军的记载，我们看到，在弗米奥(Phormio)领导下，雅典人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就有勇气和技术在公开海域进行演习了。围城技术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得到改进的契机并不是伯罗奔尼撒战争，而是同一时期在西西里对抗迦太基的战争，这次战争导致了约公元前400年无转矩弹射器的发明(后来有了更先进的转矩弹射器，显然是在特萨利发明的，时间是约公元前350年)。尽管守城者很快适应并运用了新的围墙类型和更有效的防御工事，但还是有可能通过猛攻拿下防御坚固的城市。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Agesilaus)在公元前4世纪90年代失败了，而亚历山大于元前4世纪30年代在西亚成功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把特萨利的攻城技师招募到了马其顿军中。

战略思想在古典希腊战争中的改变最为缓慢，即便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紧张状态下也是如此。就战略上来说，大多数希腊城邦的将军都是为政治组织服务，他们不会被授予超过最低限度的正式权力。但是也有一定的改变，在公元前424年的德利乌姆(Delium)战役中，我们第一次听说了忒拜人的纵深列队。这种特别的部队是一种战略预备队，后来在公元前4世纪由忒拜人埃帕米农达斯(Epaminondas)继续改进。至此，战略预备队更加取决于将军的判断和时间选择，将军必须决定何时何地投入预备队。关于战略的手册或者口头教导(我们第一次听说这二者的时间都是公元前5世纪后期)宣告了知识性的改变，也就是说，如果战争会成为一门科学，那么就能像其他科学那样进行传授。

但是，从重要策略意义上来说，战略是通过最好的军事手段达到政治目的，因此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早期是非常谨慎的。战争初期，斯巴达人所能想到的最好战略就是年复一年入侵阿提卡的领土，迫使雅典人屈服。这一战略注定要失败，因为伯里克利的战略是放弃阿提卡的领土，将人口集中到城墙之内以及9公里之外的海港城镇皮拉奥斯。雅典与皮拉奥斯之间以一条平行的城墙相连接，即“长城”(Long Walls)，因此二者成为一个防御统一体。有权使用皮拉奥斯，则意味着有权使用雅典帝国提供的粮食和日用品。所有雅典人都需要赢得这场战争以持续幸存。修昔底德对于“赢得”和“幸存”使用了同一个希腊词汇。雅典有帝国的资金来源。数年来积累的资金，能够支付盟邦的任何训练花费，以确保必需的供给顺利通过。

斯巴达的形势就不是这么乐观了。它没有储备或贡金，因此，如果必须满足盟邦的军事和政治要求的话，他们的兵源就得依靠征集。然而，这些要求中首先就包括“解放”。我们看到希腊世界在公元前431年对它提出了这样的期待，而“解放”意味着，首先必须以积极的步调拆散雅典帝国。为了这一目的，斯巴达需要额外的人力，而它自己的社会体系无法提供；更重要的是需要资金来支付冒险的战争，甚至可能需要海战(这就意味着建造舰船，又是花费巨大之事)。有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那就是借助最有力量的非希腊海上势力，也就是波斯。不过，这时斯巴达的进退维谷境地愈加明显，斯巴达的盟邦所要求的是将希腊从雅典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但其逻辑上的下一步却是将东部希腊和小亚细亚从波斯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在战争的最后阶段，阿尔基比亚德斯向一个波斯总督指出了这一点。在为斯巴达的战争付出之前，波斯需要得到斯巴达关于其对东部爱琴海意图的保证，而斯巴达对其同盟的义务使得它不可能给出这样的保证。波斯人其实也没有任何特殊理由来破坏《卡里阿斯和约》建立起来的与雅典令人满意的关系。

因此，斯巴达必须考虑通过某种方式来给予雅典及其帝国以切实的打击，而这种打击又必须不能来自波斯的帮助——也就是说，不能有舰队。公元前426年，斯巴达偶然找到的答案就是恢复古老的对希腊中心地位的渴望。修昔底德对发生在公元前431—前421年所谓的阿希达穆斯战争(Archidamian Wars)中的战斗的多数记载，都涉及斯巴达将军布拉西达斯(Brasidas)在参与北方的活动中。但重要的要注意第一个步骤，即公元前426年在通往特萨利的南部通道特拉奇斯的赫拉克里亚(Heraclea-inTrachis)建立大规模军事殖民地——这一步骤发生在布拉西达斯往北方调兵之前。这毕竟使斯巴达人而不是精力异常旺盛的布拉西达斯被迫去思考重要的战略问题。然而，正是布拉西达斯的成功行动，打击了亲雅典的色雷斯人和北方的占有地(包括安菲波利斯，于公元前424年被攻占)，使得雅典愿意在公元前5世纪20年代末期达成和平。斯巴达同样愿意停止敌对，因为克里昂部分凭借运气，部分凭借机巧——修昔底德正因此而不信任克里昂——在伯罗奔尼撒西部的皮罗斯俘获了120名斯巴达全权公民。擒获如此数量的斯巴达全权公民着实可谓不少，结果布拉西达斯的成功被克里昂的政治行为抵消了，从而缔结了《尼西阿斯和约》(公元前421—前415年)。雅典保住了其帝国并赢得了阿希达穆斯战争。

修昔底德称这一和平为“正在溃烂的和平”，这无疑是一针见血。尽管雅典没有公开表示敌意，但是在阿尔基比亚德斯或者还有希帕波鲁斯的推动下，一直鼓动着伯罗奔尼撒同盟内部的反斯巴达因素。不过这一举动毫无所获，因为公元前418年，斯巴达在曼提尼亚(Mantinea)挫败了敌人的联合进攻。然而，比起所有这些不合逻辑的外交，对深远的发展而言，和平年份里雅典在某些方面犯了一个灾难性错误：先后支持安纳托利亚西部的两个波斯总督——比索特尼斯(Pissouthnes)及其儿子反叛波斯国王。这就给了波斯国王支持斯巴达反对雅典的动机——而这种动机正是他在阿希达穆斯战争期间所缺少的。于是，公元前415年，雅典派遣一支舰队到达西西里，而这支舰队在叙拉古被消灭(公元前413年)。其后果是，雅典帝国内部信心动摇，而波斯最终似乎处于一个能够帮助斯巴达赢得战争的地位。

尽管发生了西西里事件，并且这一事件又导致一次短命的寡头政变，雅典还是继续坚持战斗了九年。确实，早在公元前410年，雅典就赢得了一次主要的海战胜利——塞西库斯战役(the battle of Cyzicus)，实际上已迫使斯巴达提出议和。只是在波斯国王之子居鲁士的支持下，波斯的金钱在公元前407年以后源源不断地注入，斯巴达才在来山德(Lysander)的领导下于羊河口战役(the battle of Aegospotami，公元前405年)之后迫使雅典人投降。即便这时，决定性因素仍然不是战斗，而是赫勒斯滂通路的阻塞。战争失败了，帝国瓦解了，雄鹰从云端跌落了。

霸权：公元前4世纪的争夺

“要么自由，要么统治别人”——这是修昔底德笔下一位演说者口中的惯用语。关于希腊人的态度，这一等式实为真理：免于被其他人压迫的自由，至少与压迫其他人的自由是等值的。斯巴达在最终将希腊从雅典帝国“解放”出来以后的行为，正好展现了“解放”这一观念激进、有害的一面。公元前404年以后的几年时间里，斯巴达都忙于希腊世界内部的战争。科林斯战争(公元前395—前386年)对抗的是希腊城邦联军，包括波奥提亚、科林斯、阿尔戈斯；最值得注意的是卷土重来的雅典，它推翻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斯巴达操控的寡头政治集团的短暂统治。与此同时(公元前400—前390年)，斯巴达还在亚洲与波斯战斗。阿尔基比亚德斯是正确的：斯巴达对希腊大陆的解放，致使它进一步试图将小亚细亚的希腊人解救出来，摆脱波斯的统治。

这场战争是如何发生的呢？答案是这个时期斯巴达的扩张主义——向各个方向毫无节制地扩张，来山德个人与这种扩张脱离不了干系。但是在某些方面，来山德只是以一种更加坚决的方式继续斯巴达传统却又是时断时续追逐的政策，如同公元前426年规划了赫拉克里亚(Heraclea)的斯巴达人，不过是在继续里奥提基达斯和克里奥美尼斯一世的中希腊政策。

我们可以从赫拉克里亚和中希腊说起。斯巴达复兴的目标给波奥提亚和科林斯带来了严重威胁，周边形势可谓剑拔弩张。战争结束后不久，斯巴达就重申它在赫拉克里亚的权力——在这些年里，赫拉克里亚的外交重心一直在斯巴达和波奥提亚的控制之间摇摆不定。并且，斯巴达似乎干涉了特萨利的政策。有关这一点的证据来自公元前404年一个特萨利政治家的鼓动性演说，斯巴达也确实派遣了一支部队到特萨利的城市法萨鲁斯(Pharsalus)。这种干涉是一种威胁，要把特萨利卷入与躁动的马其顿国王阿尔凯劳斯(Archelaus，公元前413—前399年在位)的冲突中，阿尔凯劳斯也觊觎特萨利。来山德在这些时间出现在北希腊和中希腊，向我们充分证明了他与这些政策的关系。

这就是北方的形势，接下来说西方。在西西里的叙拉古，大约在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时，僭主狄奥尼修斯一世在斯巴达的帮助下建立了自己的势力。我们不由得再次怀疑这是否是来山德的手段。根据普鲁塔克所写传记的前面一个章节所描述的，来山德曾作为使者访问过狄奥尼修斯一世。这让叙拉古的母邦科林斯大为不安，尤其是斯巴达帮助过的僭主中还包括一位被科林斯人神秘地描述为“领导人”的叙拉古人。

接下来是南方的问题。来山德另一个确证访问的证据来自埃及锡瓦(Siwah)的阿蒙神谕(oracle of Ammon)。来山德的兄弟被称为利比斯(Libys，意为利比亚人)，这可能意味着某种家族联系。埃及自公元前404年起，就在一位本土法老的领导下反抗波斯。来山德很可能在埃及做了与在叙拉古所做的同样的事情，支持并且以某种义务为条件扶持了一个新的临时势力。当然，狄奥尼修斯和这位新法老都对来山德表示了报答之意，即在科林斯战争中给予斯巴达以切实的海军支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直接涉及波斯的东方。公元前404年以后，斯巴达对东方的介入是在居鲁士的秘密帮助下完成的。现在，在对新国王(居鲁士的兄弟)的反叛中，有色诺芬的10,000雇佣军——这支军队得到了来自斯巴达的官方支持，这也是亲斯巴达的色诺芬在其《长征记》中记载这次远征时强抑痛苦的一个原因。在一些爱奥尼城市呼吁后，斯巴达在亚洲反对波斯的行动变得更加公开。公元前400年—前396年，斯巴达派遣了一系列远征部队，最后一次实际上由新即位的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Agesilaus)领导，纵横安纳托利亚并在此作战，直到科林斯战争(公元前395年)爆发才撤回。即便是一次海上的失利也不足以阻止斯巴达对亚洲的野心——公元前394年在奈达斯(Cnidus)遭受雅典舰队指挥官客蒙领导的波斯战舰的重创。公元前392年，客蒙和一个波斯总督洗劫了斯巴达的海岸线——这就导致了长久以来希洛人反叛可能性的上升，希洛人当然乐于看到斯巴达的敌人如此逼近。经过几年断断续续的战斗，最终达成了《大王和约》(King’s Peace，公元前387/6年)，决定小亚细亚属于波斯，而希腊应该“自治”。公元前392年—前387/6年间的拖延，部分原因是为了拖垮雅典、使之屈服，但是主要原因是波斯国王对斯巴达的敌意——因为斯巴达在公元前400年支持过居鲁士。

《大王和约》关于“自治”的规定，对斯巴达尤其有利。因为它可以借此瓦解敌人，这些敌人的机构可能会被控制而妨碍内部“自治”。这一规定使得自狄米斯托克利之日起就是一个统一民主城邦的阿卡迪亚的曼提尼亚，被分解成选举村落。然而，斯巴达干涉曼提尼亚是否以规定自制的条款为依据却值得怀疑——实际上是因为《大王和约》给予它的特权。在某种意义上，斯巴达被波斯指派为保证人，给它权力去做它想做的事情。在它的两个主要敌人忒拜和雅典被“自治”条款限制以后，这一点更为突出。忒拜被迫失去了它在波奥提亚同盟中的优势地位，雅典在这一时刻也不得不放弃了恢复从前帝国的希望。这种希望无疑在公元前404年以后曾一度迅速恢复。公元前392年，一位雅典演说家转述了这种渴望，即恢复雅典在战争中失去的海外领土。奈达斯战役以后，雅典在赫勒斯滂恢复了从前的什一税。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这种对帝国的渴望，尤其是对重新获得另一块北方领土安菲波利斯的渴望，决定了一直到腓力时代的雅典对外政策。

《大王和约》使得斯巴达不仅可以随心所欲地攻击如曼提尼亚这样的邻邦，而且能够再次向北方扩张。公元前383年，它袭击了卡尔基狄斯(Chalcidice)的奥林托斯(Olynthus)。但是在北进的途中，斯巴达指挥官弗比达斯(Phoebidas)被一个亲斯巴达的派别邀请进了忒拜的大本营卡德美亚(Cadmeia)并占领了这里。这种四处侵略，被虔诚的色诺芬认为——就他对斯巴达所有的同情心而言——是一种神谴的疯狂，因此斯巴达人理所当然地招致了希腊世界的普遍反感。于是，当一些被放逐的忒拜人于公元前379年光复他们的城市之时，得到了雅典的援助。利用这种反斯巴达的氛围，或许还有因参与当前的忒拜事件而产生的对斯巴达的恐惧，雅典人现在(公元前378年)集结了所有的盟邦，即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与忒拜的结盟。就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新的同盟力求避免公元前5世纪帝国那些令人憎恶的行为(贡金、驻军、征地)。然而即便如此，其他盟邦也没有匆忙加入。直到新的同盟在爱琴海的纳克索斯(Naxos)对斯巴达进行了一次卓有成效的阻击(公元前376年)，才引来蜂拥而至的入盟。雅典的新地位被认为是《大王和约》在公元前375年的复兴。雅典雄鹰再次翱翔，尽管它已经远非昔日那只雄壮威严的大鸟。虽然有公元前377年的承诺，这一时期活跃的海军战役还是不得不由“捐献”——只是公元前5世纪曾有过的贡金换了一个名头而已——的资金来支付。我们第一次听说这种捐献是在公元前373年。同一年，有证据显示，雅典第一次在扼守西部希腊的凯法利尼亚(Cephallenia)岛上驻军。

因此，雅典不仅首先开始打破它先前的不利誓约，更重要的是，忒拜在公元前4世纪70年代的行为也为新同盟的意识形态的正当性打上了问号。这种正当性最初是一种雅典和忒拜联合领导的民主自由对斯巴达的反抗。解放卡迪美亚之后不久，忒拜就再次对其在波奥提亚的地位提出了要求——在忒拜的领导下复兴波奥提亚同盟。一些较小的波奥提亚城市的反抗受到恫吓，有的甚至遭到毁灭。而邻邦的雅典正在警惕地关注着这一切。公元前371年的留克特拉战役(the battle of Leuctra)，忒拜对抗斯巴达并将之击败，震惊了整个希腊。希腊人世代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斯巴达是不可战胜的，雅典嗅到了危险的信号，于是以一种极为粗野的方式通告了忒拜的胜利，并在外交上向斯巴达靠拢。这种转变也使雅典的其他同盟沮丧不已。忒拜霸权的时代开始了。

留克特拉战役是斯巴达的失败，然而最严重的后果是忒拜将数百年都是希洛人的美塞尼亚重建为一个独立的城邦(公元前369年)。斯巴达被剥夺了其霸权赖以为继的经济支柱——“阿果戈”，这种“阿果戈”需要以大量劳动力供养的有闲阶层为基础。斯巴达在希腊权力结构中沦为二流了。

这种局势使得忒拜和雅典在斯巴达衰落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中继续竞争。在特萨利，第三股力量——我们已经提到过的，费莱奥的杰森(Jason of Pherae)——毁坏了赫拉克里亚的城墙，以防止任何敌人再次从这条道路进入。这是斯巴达成为希腊中心之野心的结束。但是杰森被暗杀了，特萨利再次如公元前4世纪60年代那样沦为其他贪婪者觊觎的对象。特萨利和马其顿——后者正经历着朝代更迭的阵痛——是公元前4世纪60年代忒拜行动的首要威胁。于是忒拜的伯里皮达斯(Pelopidas)操控了对特萨利和马其顿的外交和军事渗透。此时忒拜的利益与雅典发生了冲突，因为留克特拉战役的后果之一就是唤醒了雅典对于恢复安菲波利斯和柯塞尼斯半岛(Chersonese)的热望。然而，任何一方都有能力在北方有所作为，同时也有能力阻止对方的成功，这反而使得马其顿的腓力二世的最后任务更为简单。不过忒拜也得到了一个切实的好处，通过特萨利的投票，在德尔斐近邻同盟中取得了彻底的主导权。

忒拜人活动的第二个主要地区是柯塞尼斯半岛，留克特拉战役的胜利者埃帕米农达斯(Epaminondas)继重建美塞尼亚之后，又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联邦性质的阿卡迪亚城邦，定都麦加罗波利斯(Megalopolis，意为“伟大的城市”)。这种重建，就如将联邦主义输出至埃托利亚(Aetolians)并建立一个新的波奥提亚联邦(区别于继续存在的波奥提亚同盟，以第二次雅典同盟为模板)，代表了忒拜留给希腊化时代的主要遗产。

忒拜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扩张的地区是通过海路控制的爱琴海地区。这里的敌人又是雅典。雅典于公元前365年在其同盟的注视下向这里的萨摩斯殖民——这样就违背了另一个联盟誓言。这种违背更多是道义上而非形式上的。首先，萨摩斯不是一个盟邦成员；其次，雅典的行动是波斯的一次驻军所引起——波斯违背了《大王和约》，因为和约承认亚洲为波斯所有，但是不包括像萨摩斯这样的沿海岛屿。这种违背是不能容忍的，从萨摩斯的战略重要性来说，雅典的反应也是师出有名。但其殖民行动却招致了(如亲萨摩斯的铭文所示)深远而广泛的怨恨。这导致忒拜诱使一些很有实力的雅典盟邦退出同盟，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赫勒斯滂谷物运输路线上的拜占庭(Byzantium)，还有暂时退盟的罗德岛。在这方面，埃帕米农达斯是摩索拉斯(Mausolus)的先驱。摩索拉斯是波斯总督，他进一步利用盟邦的不满，在公元前4世纪50年代进行反雅典活动，最终在同盟战争(Social War)中将罗德岛和其他盟邦拉出雅典阵营。对这些岛屿的总督式渗透，往往以寡头政治的形式施行，早在公元前4世纪60年代就在某些地方开始了，比较显著的就是科斯岛。爱琴海世界寡头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的这种“阶级斗争”，向着反民主政治的方向倾斜了。但是我们要记得，正是雅典的自私自利——对自利目标如安菲波利斯的追逐——导致了罗德岛的民主政治派别甚至倾向于摩索拉斯，而不是他们在雅典的同类民主政治派别。

公元前4世纪60年代末，联盟内部反对雅典的情绪日渐高涨，忒拜普遍不受欢迎，斯巴达早已衰落。因此，当腓力二世——一个当代历史学家将其描述为“欧洲所出最伟大之人”——在公元前359年继承了一个纷扰不断的马其顿王国时，他首先的幸运在于这些城邦自身的削弱，他们在面对腓力时必须先处理自己的事务，要不然他个人的这种伟大也仅仅只是一种潜能。我们可以举出叙拉古的例子，其僭主统治在第二代就结束了，在这方面，叙拉古和古风时代希腊大地上的其他僭主统治并无二致。公元前4世纪中期的西西里，政治混乱，经济崩溃，没有能力干涉马其顿的新王。一个名叫提摩利昂(Timoleon)的科林斯人在公元前4世纪40年代试图归还并复兴西西里。但是直到希腊化时代，一个西西里的统治者才再次登上(地中海)世界政治舞台。在公元前4世纪50年代，雅典、斯巴达和科林斯的形势都在恶化：我们已经看到，雅典的联盟已经在公元前357—前355年的同盟战争中分崩离析；斯巴达想要重新获得美塞尼亚的努力也是徒劳无功；忒拜在公元前4世纪50年代向邻邦弗奇斯(Phocis)寻衅，结果导致其在向弗奇斯进行神圣战争的德尔斐近邻同盟中沦为配角。但是弗奇斯人攫取了德尔斐神庙的财富，招募雇佣军，在反对忒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直到公元前346年腓力的介入，战争才告结束。神圣战争的重要性，说其将腓力引入希腊的中心恐怕并非虚言。但是，早在公元前4世纪50年代，腓力就已经从希腊城邦间的不统一和各顾眼前之举中获利，攫取了北方一系列地区，包括安菲波利斯，还取得了对特萨利的一切控制权。奥林托斯在公元前348年屈服，不再受雅典控制，其伟大的爱国者德摩斯提尼的演讲也未能奏效。德摩斯提尼在公元前4世纪50年代后期并没有敏锐地将腓力(相较波斯或斯巴达而言)当作雅典的真正敌人，只有在公元前349年以后才勉强认清了现实。到了公元前346年，雅典对腓力的军事斗争收效甚微，以致正式的外交被所谓的《斐洛克拉特斯和约》(Peace of Philocrates)取代。从雅典的角度来说，该和约影响力最大的条款是默认了安菲波利斯的损失。从腓力的角度来说，它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一个和约，还是一个与雅典的盟约——因此有理由相信，他已经在思考与波斯的战争了，而这项事业最终由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完成。为了这一目标，腓力需要雅典的海军，或者至少需要雅典的中立。然而，公元前346年的和约是暂时性的，问题在于究竟是腓力还是不断刺激他的德摩斯提尼想要这一结果。腓力利用公元前4世纪40年代的时间来巩固他对特萨利和色雷斯的控制，以及在其他地方，例如优卑亚安插(或许可能只是鼓励)他的军队。通过德摩斯提尼，这段间隙被用于重振希腊人反对“蛮族人”的主张，“蛮族人”是他对马其顿人并不公正也不准确的称谓(马其顿的文化与希腊文化的亲缘性现在已经得到清晰的揭示，如发掘于1977年的维吉纳的彩色壁画这类考古发现)。腓力最终的胜利仅限于卡罗尼亚(Chaeronea)地区(公元前338年)，说明克里斯提尼的宣传和政治努力几乎成功了。卡罗尼亚战争的结果是另一种新型的外交：一块殖民地(“科林斯同盟”，与古典时代联邦的观点没有什么联系)，其中心有一个国王，其维持仰赖于占领者上层阶级的善意，而这些人已经确立了其中的权势。不管是在马其顿还是罗马，他们从未失去这种权势地位。作为雅典自己愚蠢行动的结果，古典时代的阶级斗争已经决定了，民主政治和雅典失败了。帝国主义已经被证明毕竟与民主政治不相容。

进一步阅读

从希波战争到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段时期的古代史料，收集在G. F. Hill，Sources for Greek History 478—431 B.C.（revised edn. Oxford，1951 by R. Meiggs and A. Andrewes），索引十分有价值，因为将古代的参考书目列在地理和编年标题之下。Fornara翻译的公元前5世纪的许多条目放在Hill这部著作中，包括文字和碑铭方面的条目。关于这一时期的后面部分，见：P. Harding，From the end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o the battle of Ipsus（Cambridge，1985）。修昔底德（M. I. Finley修订）和色诺芬（G. L. Cawkwell修订）的作品有修订完善的企鹅版译本：The Persian Expedition and A History of My Times。

关于古典希腊的两部新近历史著作是：J. K. Davies，Democracy and Classical Greece（London，1978），其主题要比标题显示得更为广泛，这是一部个性鲜明的关于这一时期的综合性史著；S. Hornblower，The Greek World，479—323 B.C.（London，1983），参考书目的全面性远超当前作品。

关于雅典帝国，主要的现代作品有：B. Meritt，H. T. Wade-Gery，and M. F. McGregor，The Athenian Tribute Lists III（Harvard，1950），以及R. Meiggs，The Athenian Empire（Oxford，1972，平装本重新发行于1979年）。同一作者的Trees and Timber in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World（Oxford，1982）说明了木材原料供应对雅典帝国的重要性。一本卓越的概要性考察著作是：P.J. Rhodes，The Athenian Empire（Greece & Rome New Surveys in the Classics xvii，1985）。相关原始资料的翻译和评注见：M. Greenstock and S. Hornblower，The Athenian Empire（LACTOR 13，1983）。

关于雅典民主政治，已经有了许多研究和重新审视的作品，其开端则是保守而特别的：C. Hignett的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Oxford，1952）以及A. H. M. Jones仍具价值的Athenian Democracy（Oxford，1957）。最重要的作品（尽管其中诸多新主题已经先期见刊）是：W. R. Connor，The New Politicians of Fifth-Century Athens（Princeton，1971）；P.J. Rhodes，The Athenian Boule（Oxford，1972），以及同一作者的宏大作品：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Oxford，1981）；M. H. Hansen，The Athenian Ecclesia：a collection of articles，1976—1983（Copenhagen,.1983）以及The Athenian Assembly（Oxford，1987）；M.I. Finley，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Cambridge，1983）；J.K. Davies，Wealth and the Power of Wealth in Classical Athens（New York，1981，作为下面作品的补遗：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Oxford，1971）。关于德谟，见：D. Whitehead的巨著The Demes of Attica（Princeton，1986）。

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基础性的作品是：A. W. Gomme，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Gomme去世后由A. Andrewes和K.J. Dover完成（Oxford，5 vols. 1945—80）。G. E. M. de Ste. 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London，1972，平装本1982）有大量讨论，超出了标题的范围，在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London，1981，paperback，1982）第五章中，他又回到古典希腊的相关主题上。关于战争最后阶段，关键性作品是：D. M. Lewis，Sparta and Persia（1977）的第4、第5章。

目前为止，关于公元前4世纪的论文多于专著，但是T. T. B. Ryder的Koine Eirene（Oxford，1965）对于这一时期复杂的外交史（尤其是与波斯的关系）的论述颇有助益。J. Cargill，The Second Athenian League，Empire or Free Alliance（California，1981）对第二次雅典同盟进行了重新考查，不过其观点可能过于温和；J. Buckler，The Theban Hegemony 371—362 B.C.（Harvard，1980）有诸多编年和政治的细节，但是仍需要参考以下作品，如J. A. O. Larsen，Greek Federal States（Oxford，1968）是关于公元前4世纪60年代联邦发展的重要性的论述。关于特萨利，H. D. Westlake，Thessaly in the Fourth Century B.C.（London，1935）非常优秀，仍未被超越。S. Hornblower，Mausolus（Oxford，1982）详细讨论了公元前4世纪70和60年代雅典与波斯的诸多方面，以及对同盟战争的处理（第7章），还有总督叛乱（第6章）。

近来有不少专著论述腓力二世，最好的可能是：G. L. Cawkwell，Philip of Macedon（Faber，1978），以现代观点进行更详细讨论的则是：G. T. Griffith’s contribution to N. G. L. Hammond and G. T. Griffith，History of Macedonia ii（Oxford，1979）。最后，P. Garnsey and C. Whittaker（edd.），Imperialism in the Ancient World（Cambridge，1978）包括了本章所讨论的诸多重要主题，尤其是Andrewes论斯巴达，Finley论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帝国（后来重印于他的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London，1981；Pelican edn.，1983），以及Griffith论第二次雅典同盟。

[1] 今沃洛斯(Volos)。

[2] 意为“五十年时期”。——译注

[3] 斯科帕斯是传说中的斯科帕人的首领，喜欢炫耀自己的富有。——译注

[4] 公元前6世纪晚期特萨利同盟的创立者。——译注

[5] 指庇西特拉图当政时期，在雅典成立一个专门机构，负责编辑和整理的荷马史诗。——译注

[6] 指雅典主动撤出城市，转移到海船上，波斯国王薛西斯顺利占领雅典城。——译注

第七章 希腊戏剧

彼得·列维(Peter Levi)

导言

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大量戏剧，生活经历是剧场里的所有演出的源泉。如果我们较为宽泛地理解“戏剧”这个词的话，几乎每个人类社会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戏剧形式。我们知道，希腊人是坐在剧场的石阶上观看神圣仪式的。国家庆典、宗教仪式、出生、死亡、婚嫁和丰收等相关时刻，都与剧场中演出的戏剧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我们也承认有严格意义上的戏剧，因为它使用演员，在由观众所定义的类似于剧场的场合上演，多半还有情节，更重要的是拥有我们所了解并期待的一种内在形式。一旦有了一座剧场，其他许多常见因素也随之产生：掌声、竞争、道白风格，也许还有面具和舞蹈。

尽管希腊人认为戏剧的某些传统是他们的发明，但实际上这些传统并不是被发明出来的，而是从社会和宗教庆典中承继和改造过来的。戏剧在进入剧场表演之前，就已开始出现在社会庆典与宗教仪式上了。在游行队伍中边唱边演(有讲述主题)的酒神赞歌显然是戏剧合唱诗的直接源头。第一个演员是何时从合唱队的队列里走出来的呢？同所有的社会史一样，戏剧史也始终是一种变化的历史、传统会发生改变或者重新出现，但是剧场表演的内在形式，即人们期待的戏剧骨架结构，则会因时而彻头彻尾地改变。这种变化是无可避免的。

那么，戏剧的起源，即最早的改编，是怎么发生的呢？戏剧演出中最早只有一个演员，然后有了第二个、第三个；尽管歌队可能有多种不同的展现方法，但合唱的背景一直没有改变。

戏剧有三种类型：悲剧、喜剧和萨提洛斯剧(satyrs)。在萨提洛斯剧中，歌队由属于狄奥尼索斯神的萨提儿(satyrs)[1]组成，而音乐本身自有其历史。非常明显，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戏剧总体上增加了越来越多的人性和现实性、越来越多的世俗性和虚构情节，同时减少了宗教性和神秘因素。尽管这些变化即使在公元前4世纪也未达到其最后阶段，悲剧里创造出来的情节——与欧里庇得斯原汁原味的改编不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都只是一种没有前途的发明。后来，在柏拉图的《会饮篇》(Symposium)中，我们看到年轻且成熟的诗人阿伽同(Agathon)对悲剧也有过这种创作，但我们对此所知甚少。

雅典悲剧的起源也几乎同样晦暗不清。毫无疑问，在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各地，到处都有戴着动物面具的舞者在表演。悲剧肯定起源于仪式和宗教。雅典最早的悲剧就是在广场(agora)上围绕一辆船车表演的，而广场基本上是一个露天空间。演员们大概来自于乡间，可能来自狄奥尼索斯在伊卡里亚(Icaria)的圣所或者来自厄琉瑟瑞亚(Eleutherae)。演员们以诗歌为台词并不令我们惊讶：演员和观众之间带韵味的即兴对话，甚至在不久前扎金索斯岛(Zacynthus)[2]上举办的节日嘉年华中依然保留着。

除此之外，在这个领域里，我们还会借用现代神话学和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尽管这些研究给我们的启迪不多而且经常会误导我们。偶尔，在现存的戏剧中，似乎能够抓到一点点有关起源和即将消亡的神的信息，或者也能看到入会仪式或动物舞者。但是这些感觉是不确定的，那些浪漫的论据和一般理论有时并不令人满意。同样，英国的传奇戏剧、神秘戏剧、哑剧、斯奇洛斯岛(Scyros)上的山羊舞者，以及即兴喜剧(commedia dell’ arte)等，也都能对我们理解戏剧的本质有一定的帮助，特别是对理解戏剧复杂的起源有所帮助。

我们应该看到，早期希腊悲剧最重要的特征，除了在表演上极端程式化，以及如同音乐一样缓慢节制的剧情进展(事实上这是由音乐和仪式舞蹈决定的)之外，就是它乃是对荷马史诗的一种替代。很多悲剧的主题、讽刺、对正义的刻意专注以及悲剧自身的内在形式——英雄或超人的毁灭——都承袭自荷马。仅从戏剧传统来看，荷马史诗就已经具有悲剧风格了。就《伊利亚特》第一卷而言，荷马就已经称得上是一位伟大的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恰如其分地说：“我们都在吃荷马那张大餐桌上的面包屑。”的确如此。史诗对公元前5世纪雅典戏剧的影响巨大而又无处不在。埃斯库罗斯在悲剧《奥瑞斯忒亚》中借用了荷马史诗中有关阿伽门农的历史背景，借用的篇幅达三分之二。实际上，对于阿忒柔斯家族的那个诅咒的确切来源，我们始终一无所知[3]，这一点可以看作是史诗的传统惯例。真正的史诗始终是一个片断，它的起源属于另一种类型，属于赫西俄德的《神谱》那样的诗歌——甚至这些诗歌也充斥着未加解释和说明的情节。

让我们从这种迷雾般的观察转到我们比较确知的领域。雅典戏剧节获奖者的碑铭名单可能是由新生的民主机构开始制作或组织制作的，因为戏剧节是全体人民的节日。但是，在公元前5世纪早期，最主要的悲剧节庆是在春天举办的大狄奥尼索斯节(Great Dionysia)，这个节日最初多半是僭主庇西忒拉图创建的，克里斯提尼后来又对之进行了改造。比较明确的是，悲剧演出受到欢迎，悲剧形式随之有了发展，演出的固定天数也有所增加。最初，三位诗人各自在一天时间里展演他们的三出悲剧和一出萨提洛斯剧。在公元前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戏剧的舞台表演非常简单，甚至可以说是简陋：只有两个或三个演员，以及一个由12人(后来变成15人)组成的歌队。

公元前488或前487年，喜剧也开始在大狄奥尼索斯节上演。此前，它一直由“志愿者”举办。但是喜剧发展迅速，在希腊的其他地区也普遍存在。公元前5世纪早期，厄庇卡尔摩斯(Epicharmus)在西西里写作喜剧。在雅典，到了公元前440年，喜剧已经上了勒奈亚节，这是另一个为狄奥尼索斯举办的节日，因为是在冬季(大约在2月)，所以天气比较寒冷。而悲剧大约是公元前432年才在这个节日上演。通常两个诗人每人献演两出悲剧。喜剧的数量会更多一些，每个节日都会演出五个喜剧，战争期间只演出三出。是花费更多、演出规模更大的悲剧还是喜剧更受欢迎呢？这两种类型的戏剧都大受欢迎，因为到了公元前4世纪，它们已扩展到雅典的各个村落，在秋季举行的乡村酒神节上演出。后来，戏剧又传到希腊世界各地。为了保证大量预约演出的正常进行，那些在各地巡游演出的组织，肯定也要克服很多困难，就像运动员遇到的情况一样。雅典的戏剧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埃斯库罗斯在西西里写作剧本，欧里庇得斯和阿伽同受到马其顿的重金邀请。尽管毫无疑问，悲剧和喜剧都是重要的国家仪式和大众活动，但在雅典的勒奈亚节上，也允许外邦人参与表演。弗里尼库斯(Phrynichus)在他的悲剧《腓尼基妇女》(Phoenissae)和《米利都的陷落》(Fall of Miletus)里，比他年轻一些的对手埃斯库罗斯在《波斯人》里，以及很多后来的诗人，都敢于在剧场里直接处理当时的政治主题。也有很多悲剧直接或间接地触及了现实世界。如果不了解其真正的背景，是很难理解索福克勒斯最后的杰作《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Oedipus at Colonus)的——它的首次上演正是在雅典城陷落之后。

埃斯库罗斯

埃斯库罗斯留下了七部完整的剧本，除非我们接受这一观点，即很多学者认为《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不是他的作品。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传至今天的剧本如此令人惊叹，但它们只是曾有的剧本中少得可怜的残存部分；它们脱离了此类作品的庞大背景，肯定在很多方面刷新了我们对它们的判断。埃斯库罗斯失传的悲剧也有片断保留下来，这些片断拓宽了他作为诗人和剧作家的领域，有些甚至令人惊讶。例如，谁能想象得出埃斯库罗斯在处理萨提洛斯剧时的幽默和文雅？而他却是这种戏剧类型的能手。谁又能想象得到埃斯库罗斯把阿喀琉斯和帕特罗克洛斯写成了一对同性恋人？关于宗教庄严的残篇并不出人意料，但是每发现一段写在纸草上的埃斯库罗斯残篇都是一次惊喜。

只有埃斯库罗斯留下了完整的三联剧：他的三部悲剧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系列、一个连续的故事。这就是三联剧《奥瑞斯忒亚》(Oresteia)，其中第一出剧《阿伽门农》甚至比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更为宏大，也更具震撼力，对古代悲剧产生了极大影响，亚里士多德将其视为经典悲剧。整部三联剧，尤其是第三出剧《复仇女神》中，直到今天都不可思议地令人感动，也许与我们所能理解的古风时代后期的希腊世界非常接近。这是一个完全远离我们的世界，但是越走入其中，就越能确定地认识到，我们无法忽视它。埃斯库罗斯很像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却没有布莱克的阴郁和神经质。他是莎士比亚，却具有一种令人震惊的专注。他的剧场氛围是死一般寂静的，他将戏剧的形式用到了极致。

《阿伽门农》在静穆中开场，守望人出现在屋顶，老年男子组成的歌队就要来了。这是黎明前的时刻，公元前458年戏剧节的首场演出，这一年埃斯库罗斯大约67岁，距离他辞世还有两年多的时间。

我祈求众神解除我长年守望的辛苦，

一年来我像一只狗似的，

蹲伏在阿特瑞代(Atreidae)的屋顶上；

我认识了夜里聚会的群星，

他们是天空中闪耀的君王，

给人们带来夏季和冬天。

我观望着信号火光，

这火光将报告特洛伊城陷落的消息。

我们聚集在这里，是收到

一个有男子气魄的、内心盼望胜利的女人的命令的。

夜里，当我躺在不让我入睡的、

给露水打湿了的床榻上的时候，

甚至没有梦来照看我的睡眠，

因为我不能闭上我的眼睛睡觉。

当我以唱歌来抗拒我的瞌睡时，

我就为这个家的不幸而叹息，

这个家不再像从前那样好了。

但愿我能摆脱这些辛苦，

但愿在黑暗中出现的火光能带来好消息。

欢迎啊，明亮的火光，

在深夜里发出的亮如白昼的光，

令所有的阿耳戈斯歌舞队开始舞蹈!

哦嗬，哦嗬!

我给阿伽门农的妻子发出了清晰的信号，

让她快快起床，高声欢呼

她的感恩，迎接这火光，

因为特洛伊城被攻陷了，

这正是夜晚的火光所传递的信号。

即使通过隔膜的现代翻译，我们也能立刻看到，这是一位非凡且手法简洁的诗人。他的隐喻非常简单，他观察敏锐，传达的信息远远超过了他的台词。他的语言有一种庄重，却又透着机敏和生动。这是渐渐明显起来的诗歌意境，正如音乐一样，它也以自身为基础，具有强烈的戏剧性。这部杰作最吸引人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从零开始，从一个小人物开始。但是接着就把观众引进了一个宏大的组合，一段长长的、生动的对信号火光的叙述：这火光闪耀在从特洛伊到阿耳戈斯的每一个山头和岬角，延伸到整个希腊东部地区。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方法，是埃斯库罗斯的特色，他对地理环境着以浓墨重彩的描写——真实的或夹杂了想象的。这种品位可以追溯到荷马，可以在荷马之后的作家笔下找到。(有趣的是)在三首分别献给德墨忒尔、阿波罗和赫尔墨斯的荷马颂歌中，也体现了这种品位。它反映了诗歌最古老的一个目的。古代爱尔兰的诗歌有这样的特点，古代法国的诗歌亦是如此。

最近，一些学者着力研究了埃斯库罗斯的全部作品，以探讨其中的具体人物形象。我则怀疑这些复杂的模式是否具有重要意义。他的写作不断地积累，但是非常简单。他的思想并没有隐藏在比喻里，而是用大量言语表达出来，要么直陈，要么批驳，完全是戏剧诗歌的表现形式。他最强有力的描述通常仅仅是一个非常家常也令人熟悉的比喻，却具有更大的震撼力：例如，融洽的狂欢(kōmos)，即酒后有控制的放纵行为，亲友的探访、友善的狗等，往往在他的三言两语之间就变成了凶兆。用这种简单的语言，卡桑德拉描绘了她对阿伽门农家的印象：

我不再说谜语了。

请你们给我作证，证明我闻着气味，紧紧地

追查那古时候造下的罪恶踪迹。

有一个歌队从来没有离开这个家，

这歌队音调和谐，但是听来刺耳，因为它唱的是不祥的歌。

它靠喝人血壮大，胆气非凡，

它在这个家，和

有血缘关系的堂兄弟、报仇女神中间狂欢。

埃斯库罗斯想要表达的绝大多数思想我们还不清楚，尽管他心中的宙斯的崇高不断地迸发出来，带着大卫的赞美诗那样的纯净——这样的诗歌可能更接近我们自己对诗人的期待。《奥瑞斯忒亚》的力量是戏剧性的，但在诗集里或者在残篇中，同样的台词可能会大大消减其自身的魅力。使用这种极度精妙的语言来描写阿伽门农被妻子谋杀，有一种重要的意义。阿伽门农死亡的场景，正如所有的发生在希腊剧场舞台上的恐怖场面一样，在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当它到来的时候，它发出的声音令人恐惧，埃斯库罗斯要做的就是展示一场卑鄙的、血腥的屠杀。按照希腊人对女性的情感，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被接受的。在这种场景下，观众是感到敬畏而不是被克吕泰墨斯忒拉(Clytemnestra)的性格吓住了。剧中的任何东西，甚至是阿伽门农的权力和奢华，都要符合她令人敬畏的举动。对她的情人埃葵斯托斯(Aegisthus)，埃斯库罗斯只有蔑视。《阿伽门农》属于剧场，尽管在现代绝大多数导演手中，它不再能引起悲叹或惊讶。它是简单的、赤裸裸的和富有力量的，它的节奏缓慢，它的姿态也比很多舞蹈更缓慢。

在第二出剧中，我们看到了含蓄的同情、残忍的行为和祈祷者长久的苦恼。王后及其情人最终被阿伽门农的儿子奥瑞斯忒斯所杀。而奥瑞斯忒斯正被从母亲体内迸溅出的血液里生长出来的复仇女神追杀着。但这不是一部伊丽莎白派学者所称的关于复仇的悲剧，它是不断累积的，以其自身的缓慢节奏讲述着一些可怕的事情，关于宙斯的正义和其他神的本质。第三出剧最不同寻常，埃斯库罗斯改变了场景，把讲述德尔斐阿波罗的故事坚定地转移至雅典，在结尾处区分了善与恶。最庄严的雅典法庭是由雅典娜组织的，我们所知道的最古老的传统咒语发生了逆转，复仇女神变成了雅典的精神庇护者——欧墨尼德斯，具有善意的女神。剧本的字里行间透露了一种政治信息，虽然我们对此并不很清楚，但是埃斯库罗斯想要表达的关键是对雅典的祝福，这才是隐藏在《奥瑞斯忒亚》背后最有分量的东西。

《波斯人》(Persians，公元前472年)构思奇妙。悲剧的主角是波斯国王，因为没有其他方法能以悲剧的形式展现雅典在萨拉米斯海战中的胜利。只有失败者才能是悲剧的主角。荷马让我们同情特洛伊，部分原因在于他让特洛伊人像希腊人那样讲话；但他对赫克托尔的哀悼同样令人信服，因为史诗是与哀悼紧密相连的。同荷马一样，埃斯库罗斯让我们感到，战争是可怕的。他对海战的描写不遗余力，很可能他本人就是萨拉米斯海战的亲历者。他确信这是希腊人伟大的和鼓舞人心的胜利，却让一个失败者来描述战争；战争是可怕的，它带来的杀戮令人震惊。这场戏的所有情节都使人着迷，战争的场景也独一无二。剧本是用诗歌写作的，如果用散文的话，可能会事倍功半。但诗歌并不是悲剧唯一的技术手法。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埃斯库罗斯为自己写了墓志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希望被人缅怀——仅仅是因为他曾经作为步兵参加了马拉松战役。

索福克勒斯

索福克勒斯过去常常被认为是三大悲剧家中最真实的典范、悲剧智慧的化身，是居于埃斯库罗斯未经雕饰的庄重与欧里庇得斯的文学创造性之间的、能够控制激情的一位诗人。这可能是由于亚里士多德将《俄狄浦斯王》看作悲剧最佳典范的缘故。在索福克勒斯看来，悲剧诗歌的艺术已经“获得真谛”，不可能再有真正的发展。鉴于后来作品和演出的奢侈与铺张，当亚里士多德回望多年前的悲剧加以比较时，很自然地被索福克勒斯剧作的清晰和质朴所吸引。特别是《俄狄浦斯王》的结构像鱼的骨架一样清晰可见——事实上，这种清晰的结构增强了悲剧的力量。但是，现存的七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在结构上具有明显的差异，被安排在格律诗段落中和合唱颂歌中的诗歌风格，常常是凝练的和奇异的。

索福克勒斯从公元前496年活到公元前406年——也就是说，几乎经历了整个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68年，在他28岁时，他击败埃斯库罗斯、赢得了节日比赛。在他去世的那一年里，他还组织歌队哀悼欧里庇得斯的离去。他较为富有，多次参加公众活动。他崇敬神，同时又夹杂着苦痛、烦恼和非常直接的畏惧。因此，非常有趣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他在对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的崇拜传入雅典一事上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一座公立医院也因此建立起来。在剧场里，他对结果、对预言的实现都非常感兴趣。雅典童话或民间故事的一般结局似乎是“最终，故事变成了现实”。人们必须注意的是，在他强有力而又令人难忘的诗歌中，歌队的合唱或者那些或激昂或悲伤的言语所表达的东西，是与诗人本人的智慧密切相关的。

任何悲剧的发展势头都是要引向剧情的结束。在索福克勒斯的《特拉基斯少女》(Women of Trachis)中，剧情结束之后五分钟，赫拉克勒斯被火烧尽后，又从火中完好无损地晋升为神。在《菲罗克忒忒斯》(Philoctetes)中，结局在遥远的未来，还涉及了特洛伊的陷落。和解即将到来，观众无须对此思虑太多，英雄伤口的疼痛是无法忘怀的记忆。在《埃阿斯》里，英雄的自杀，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剧情的结束，它来得早，但是这部剧的有力之处是自杀的影响以及英雄的葬礼。索福克勒斯的《埃勒克特拉》(Electra)与《奥瑞斯忒亚》的第二部曲相吻合，在开始和结束处都有相似的情节框架，但其中心和实质是关于女性的戏剧，剧情的推进带来了巨大的张力。其中最别具一格的片断是对死亡的长长的、令人战栗的描述。观众们知道这是一个谎言，一个欺骗性极强的谎言。

看，这是奥瑞斯忒斯，他是因计谋

死去的人，也是靠计谋获救活着的人。

所有这些变化的结构都有共同之处，即它们都保留着线索的清晰；这种清晰反过来也允许台词中充斥着大量的装饰性语言。如在《安提戈涅》(Antigone)里：

她大声地呼喊，

像痛苦的鸟看见

空荡荡的鸟巢中，没有了雏鸟。

在同一部剧里还有：

我们是两姐妹，我们的两个兄弟

在同一天死在彼此手里。

在这些诗句里，有某种力量，来自于悲剧艺术的精华，也来自于神话传说的精华。尽管在翻译时我并无夸张，但它们与伊丽莎白时代诗歌的相像，的确令人震撼，可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索福克勒斯之所以伟大并具有感人的质朴，还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例如，在《埃勒克特拉》里的一段祷告词中，抒情合唱这样唱道：

啊，复仇女神，神的可怕的孩子，

你们曾经看到那些冤死的人，

你们曾经看到那被污秽了的床榻，

快来吧，帮助我吧，为我报杀父之仇。

送我的兄弟回家。我无法再支撑这过于沉重的悲伤了。

W. B. 叶芝(W. B. Yeats)为索福克勒斯的两部悲剧做了绝好的翻译，他还为合唱歌词配了一些有趣的音乐。关于俄狄浦斯的两部悲剧，再加上《安提戈涅》，可称得上是索福克勒斯最伟大、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也最生动的作品了。《俄狄浦斯王》表达了一种愤怒和悲哀的激动情绪，搬上现代的舞台后，节奏的控制成为问题，常常变成俄狄浦斯的慷慨陈词。讲述俄狄浦斯之死的悲剧《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进入了神秘的中心，希腊人在潜意识里，相信惩罚、苦难、瘟疫、失明和疯狂都与某种特殊的保护和神对牺牲者的令人敬畏的祝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苦难和堕落会变成禁忌、神圣，使人从中受益。这是一种无法用技术手段来解答的神秘，只有社会人类学才能对其有清晰的阐述。

为俄狄浦斯让路吧。所有的人都说

“那是个幸运的人”；

而为何现在暴风雨般的灾难正打在他的头上？

不要说哪个没死的人是幸运的。

死亡才是对痛苦的解脱。

就这样，《俄狄浦斯王》在低缓的鼓点声中结束了。在另一首最后的合歌中，叶芝对同样的观点做了更为宽泛的概括。而更有趣的是，这些话可能不是索福克勒斯本人写的，似乎是从剧中随处可见的含义不明的台词中提炼出来的，并在后期的戏剧表演中凝聚成了一个结论。到那个时候，如果不是太早，观众们会期待一个信息，几乎可以算作悲剧智慧的一个启示。同样有趣的是，叶芝并不打算了解关于这些诗句真实性的讨论，而是把这些诗句进行了改动并用作自己的至理名言，正如系列抒情诗“一个既老迈又年轻的人”的结尾。尽管已有很多学究式的讨论，在这里仍有必要引用这些诗句，作为用英语写成的最具索福克勒斯风格的诗句。很多伟大的学者都认为这些诗句是原创的。

忍受神给的生活，不要再问了；

不要回想年轻时的愉悦，旅途劳顿的老人；

如果其他所有的渴望无济于事的话，愉悦就是对死的期盼。

甚至从愉悦记忆的宝库，

也生长出死亡、绝望、家庭的分裂，人类所有的纠缠，

正如那个流浪的老乞丐和这些神憎恶的孩子知道的那样。

在长长的、响着回音的街道上，欢笑的舞者蜂拥而至，

在火把的照耀下，在喧嚣的歌声中，新娘被带到了新郎的房间，

我欢庆无声的吻结束或长或短的生命。

从来没有出生是最好的，古人这样说，

从来没有过生命的呼吸——从来没有见过太阳；

而次好的是享受美妙的夜晚，然后很快离开。

索福克勒斯不可能给这些诗句以叶芝能给的那种浪漫的情感。如果英语里有一句完美的希腊悲剧诗句的话，那可能就是韦伯所写的这句话：“无依无靠的、未被掩埋的尸体。”叶芝在翻译悲剧《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时做到了最好，但那是一个奇异和美妙的地方。这幕悲剧以科洛诺斯附近的圣林为中心，科洛诺斯是索福克勒斯的出生地。在那个树林里，神赐给了俄狄浦斯死亡，他消失在那里。接纳了俄狄浦斯的忒修斯告诉我们，俄狄浦斯的坟墓——无人知道它的具体所在——在雅典与其边界之间，将受到绝对的保护。众多的树构成了林，而树林本身几乎就是一个角色。

来赞美科洛诺斯的马匹，来赞美

茂密丛林的深紫色，

夜莺的叫声淹没在白昼中，

如果日光曾经光顾过那里。

那里阳光照不透，也不为暴风雨所侵袭，

不死的女神踏过这块土地，

鸣响着和谐的声音，

塞墨勒的儿子是愉快的伙伴。

叶芝改动了原文，也动了很多脑筋，在生动性上并不低于大多数翻译。在他的笔下，树是金光灿灿的。

……那天然播种的、自我生成的形状给了

雅典的智者以权威，

甚至灰色叶子的橄榄树，

从活石中奇迹般地生出；

没有和平也没有战争，

那个古老的奇迹将要凋落，因为

伟大的灰眼睛的雅典娜守卫在那里。

索福克勒斯强调的，但对现代观众意义不大的一点是，雅典人的橄榄树在小亚细亚或者在希腊南部是无与伦比的，任何敌人都无法摧毁它们。但是，当这幕剧上演的时候，斯巴达及其盟邦正围在雅典的城墙之外，他们出现在科洛诺斯的圣林附近。那时，索福克勒斯已经辞世了，这部剧是在他死后上演的。当然，最终这些树都被砍倒了。

据推测，索福克勒斯写了41部三联剧，在24次比赛中赢得了头奖，从来没有排在第二位以外。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早期风格中充满了埃斯库罗斯的庄重；在第二个阶段，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他感觉过于矫揉造作，没有任何甜蜜可言；不过他最后阶段的风格是柔和的，更加符合每个人物的性格特征。他在剧场里头25年的剧本都没有保留下来；在《埃阿斯》里，以及在几年之后的《安提戈涅》(可能是公元前441年)里，他对悲剧已经有了决定性的把控。

从某种意义上讲，《安提戈涅》也是克瑞翁的悲剧。因为安提戈涅坚持在忒拜城内战之后，不止一次地试图埋葬自己的兄弟。这一点在希腊人的情感里以及在索福克勒斯笔下，是她绝对的天职，却被僭主克瑞翁处以死刑；他自己的毁灭就始于这一刻，剧的结局也更像一次大雪崩。我们要轻视的不是克瑞翁，安提戈涅那令人惊心动魄的形象属于一个绝对的世界，任何政治人物对此都不精通。索福克勒斯对他人少有同情。如果在公元前5世纪有一个重要时刻的话，那可能就是属于《安提戈涅》的时刻了，因为剧本编纂时正值帕特农神庙的建造时期。

欧里庇得斯

同埃斯库罗斯一样，欧里庇得斯也出生在乡下，在公元前5世纪早期(大约是公元前485年)，这意味着他比索福克勒斯小不到10岁。他于公元前406年逝世，享年80岁。人们很容易把他的作品看作是悲剧发展的第三个篇章，一个新的时代。的确，当他走进剧场的时候，埃斯库罗斯已经逝世了。他首次获得成功是在公元前441年，此时他已有44岁。欧里庇得斯有17部悲剧完整地保留下来，还有一部值得单独讨论的萨提洛斯剧，另一部《瑞索斯》(Rhesus)，一度被误认为是他的作品。数量众多的作品反映出，在雅典陷落很久之后的后期希腊世界里，欧里庇得斯深受诗人、学者的欢迎。他大约写了92部剧，但在他的一生中，仅赢得过4次戏剧节比赛。尽管如此，他仍然是最伟大的剧作家，在其剧作的每个发展阶段都充满着原创性。他的剧作在写作风格上富于变化，在结构上有着令人惊喜的创造，有些怪异的评论称其有愤世嫉俗的矫揉造作。他善于处理意想不到的情节，他使用的基本材料与其说是人物角色，不如说是记忆场景、自我牺牲的场景、争吵的场景等诸如此类的背景。在他后期的剧作中，惊喜通常是兴奋的和精心制作的。《酒神的伴侣》(Bacchae)是他最后一部作品，也是最伟大的作品，其结构大胆而简洁，处处保留着埃斯库罗斯的色彩。

《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公元前428年)令人兴奋，很美，很和谐，悲剧性极强。这是欧里庇得斯最为满意的作品，也是为他赢得了同时代观众的少数成功的剧作之一。主人公是纯洁无瑕的。

噢，我的女神，我为您带来了

这只编好的花环，上面的花朵采自一片纯净的草地，

那里没有牧人放牧羊群，

亦不曾有镰刀刈割，只有春天的蜜蜂

飞翔在这片未经修剪的草地上；

处女喷洒着这片草地，用汲自溪流的水。

我发现，无法找到合适的诗句来翻译这最后一行。也就是说，“羞耻”或者“尊敬”，作为被拟人化的年轻人自尊与内敛的品质具有强烈的贞洁意味，她是草地的园丁，用河里或溪里的水浇灌着草地。在英语里没有准确的词与希腊语“Aidōs”相对应，这可能为我们了解希波吕托斯的世界带来了障碍。在这里，他向处女神阿耳忒弥斯献祭，却忽视了阿芙罗狄忒。阿芙罗狄忒因此设计让他在继母强烈的爱恋下垮掉，最后死于其父的恶毒咒语。在可怕而有力的风格变化中，该剧直到最后一幕都保持着内在的冲突，其中一个冲突存在于阿耳忒弥斯和希波吕托斯之间：女神首次说话，接着就有了死亡的场景，这是舞台上的希腊悲剧绝无仅有的。

我将坚强，我要死了，父亲，

快用您的袍子把我的脸盖上。

欧里庇得斯的另一部关于女性激情的杰作是《美狄亚》(Medea)，这部剧非常可怕，以致只能以美狄亚这个女巫乘坐着龙驾驶的车飞离而去作为结尾。美狄亚出于强烈的愤恨杀死了自己的孩子，这是爱情被拒所带来的阴暗面，荣誉被玷污也是她杀死孩子的原因。这部剧的诗句非常有说服力，即使在今天，也能让人很容易地被带进这些场景中。无论怎样，谋杀者和女巫都比剧中那些不幸的男子更加鲜活。她的某些言辞具有奇异的现代性，有时被相当错误地归功于欧里庇得斯。究其实，这只是一种放纵不羁的热情推理，最为根本的是热情而不是论证。欧里庇得斯深思熟虑地为每个角色选择了论据和观点，并借助于戏剧的伟大魅力表达了出来。剧场求新，老故事需要新的理解，但是，热情的连贯性和对生活的热情理解都成为《美狄亚》的基础。

公元前415年，即远征叙拉古的那一年，雅典人对权力的渴求达到高潮；同时，人们对迷信的恐惧也与日俱增。这一年，欧里庇得斯创作了关于特洛伊战争的三部悲剧：第一部描写了帕里斯(年轻时的生活以及如何播下了特洛伊毁灭的种子)；第二部写了帕拉米狄斯(Palamedes)，一个善于发明的希腊人，但是对这部剧的情节我们所知甚少；第三部是《特洛亚妇女》(Trojan Women)，展现的是特洛伊城陷落之后的悲剧情景。在非凡的技术效果下，每部剧之间都有明显的不同，欧里庇得斯借用诗歌语言传达了一系列的重锤打击。这几部剧仅仅靠着黑色的哀悼、希腊传令官微弱的人道主义同情，以及几行奇异的关于希腊圣地的怀乡诗句彼此相连。有时，语言的壮美把火和硫黄放进了空气里；有时，铿锵的词句展现了一种锐利；有时，修辞的句式像瀑布一样倾泻下来。

噢，大地的宝座，你的宝座就是大地。

你到底是什么，我很难猜测，

你是自然界的神律，你是人类的心灵，

宙斯，我向你祈祷，你引领着人类

走向正义之路，不被谴责……

噢，凡间的傻瓜，你们摧毁了城市，

死者的神庙和圣地，

让所有的一切变成沙漠，然后死去……

把她用船带到她该去的地方……

引领我，我曾经在特洛伊城内轻轻地行走，

引领我这个奴隶，在崖石边，

地面陷落的地方，让我掉下去，

与泪水一起凋落死亡。永远不要说

现在的幸福就是幸福，直到我们死的时候。

《特洛亚妇女》的累积效果是强大的。它不是关于传奇王子的定了型的故事，更像是历史和生活的经历。

《酒神的伴侣》讲述的是，变身成自己祭司后又可怕地现出真形的狄奥尼索斯对国王彭透斯的惩罚，可能改编自埃斯库罗斯的一部失传了的悲剧。这是欧里庇得斯所写的最令人难忘的一部悲剧，它的诗歌是激烈的；与《特洛亚妇女》不同，如果它没有被写出来，它就是不可想象的。

我为你带来了他，他嘲讽

我和我的秘仪。实施你的报复吧。

当他说话的时候，一道可怕的电光

划过天空，击在大地上。

空气静默着。长满树木的山谷里，

树叶静默着。没有动物呼叫。

这些语言出现在悲剧可怕的高潮到来之前，即在彭透斯被自己的母亲和其他女人撕成碎片之前，只能说是极具戏剧性的。在希腊悲剧中，最具戏剧性的诗歌和最有效果的舞台背景都是由传信人说出的——他们描绘了在别处发生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悲剧的诗歌应该是荷马史诗的延续。

悲剧诗歌(结论)

在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的伴侣》里，歌队几乎没有讲话，实际上它的表达都限定在歌唱中。这是一种现代的——即后欧里庇得斯的——技巧吗？这是因为他不再能忍受歌队的干扰了吗？在最早的悲剧和埃斯库罗斯的所有悲剧里，歌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一个演员好像仅仅是迈出了歌队的行列，缺乏自信。甚至在老年公民作为歌队的一般特征里，尽管充满着谚语般的智慧和无望，目的也是为演员的讲话提供一种对比和转换；正如类似的语言有时在品达的合唱抒情诗中所起的作用，他们的出现对剧情的展开意义重大。他们就像小码头附近的那些黑衣女子，或者那些围绕在集市周围的黑衣农民，为突然的谋杀和神的复仇赋予其社会含意。悲剧的剧情使他们成为照相机上的闪光灯。

神的变形有很多，

很多事情他们能裁定而我们不能，

所出现的不是已实现的。

神从不可能中找到出路，

这就是事情如何终结的。

这些诗句正是对包括《阿尔刻提斯》(Alcestis)在内的大量欧里庇得斯悲剧的总结，它们的确反映了歌队对事件茫然、虔敬和有些负面的态度。我们应该小心地不把任何歌队等同于悲剧诗人——尽管有时他们也的确是在面向观众讲话，比如在《俄狄浦斯王》里。然而，歌队有着多种多样的功能。索福克勒斯在构建剧本的结构时，改变了歌队的作用。在《普罗米修斯》里，歌队是空气、风和神灵。在《阿伽门农》的结尾处，歌队预示着暴力。而在另一部剧中，歌队是请愿的女人。欧里庇得斯的合唱抒情诗通常是奇异的，但同时又是简单的。他们对地理的描述和某些其他暗示也是古怪的。从更权威的意义上说，埃斯库罗斯是个伟大的抒情诗人，他与品达是同时代人。但是与后期的解释和复兴相比，在古希腊悲剧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歌队保持了最庄严的克制。现在，它是不可再造的。即使所有的传统都能被发现并且被重新演出，但对我们来说，它们已不再是传统的了。

悲剧的文本通过记载和背诵被固定下来——尽管在这些文本中也会有演员自己的插入语，或者更差一些是记载者的插入语。有一句舞台指导的话在后来上演的《阿伽门农》中保留下来：“战车、军队进入，毁掉特洛伊城。”这不是希腊悲剧诗歌的风格，悲剧诗歌仅仅在报信人讲话时、在构建观众的想象时，以及在某些合唱抒情诗里，用词才会丰富。情节被赋予了新的方向、新的含义，每一次新的处理都非常大胆；正如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所做的那样，欧里庇得斯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

诗歌的魅力在于我们今天所指的修辞。无论何时当我们诵读悲剧的对话时，我们应该想到，台词中的含义和性格鲜明的虚构人物，都是对现实的模仿。适当地大声朗读，可能就变成了卖鱼妇之间的争吵：我的意思是希腊的卖鱼妇。不断加强的韵律和清晰的停顿，相互之间的模仿和讽刺，都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后代教师提出的句法分类、辩论和劝说的技巧，不应该影响我们的观点。但是，只有在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里，古代的悲剧诗歌才是符合修辞学的，每个伟大的诗人都是他自己的修辞学家。对一般修辞规则的机械运用开始于公元前4世纪，随之出现的是麻木的人物、愚蠢的情节以及僵化的悲剧诗歌。

公元前5世纪悲剧演出中的几个边缘因素也值得关注。其中很快被处理的一个因素与雅典的狄奥尼索斯剧场有关。先不考虑人们对升起的舞台、演员用的石头房子和供神现身的高地的种种讨论，所有这些硬件出现的时间都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晚，我们应该思考一下那块伸进表演空间、直到最后才被搬到建筑工地的巨石。雅典人如何认可了它？他们平静地接受它、改进它，然后使用它。它变成了普罗米修斯的崖石和其他著名的峭壁。他们使用它是因为它传承了广场上围绕船车进行的活动——正如他们的祖先曾经做的那样。在雅典，最早的属于埃斯库罗斯时代剧场的石头，现在保留下来的不超过七块。它们很难被找到，也很难被辨认出来——但只是它们的朴素就足以令人感动了。

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还兴起了一种布景绘画艺术，这种艺术在两三个世纪之后，或许也在其他地方，发展成精美的透视绘画。这种艺术被应用到房间的壁画上，首先是亚西比德的房子，然后，像牛津的千里光草一样，在花园里消失了，却在墙壁上繁荣发展了几个世纪，这种新的布景艺术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它的剧场起源解释了庞贝古城壁画中存在的连续的戏剧性暗语，而庞贝古城充分发展的透视画后来又被多次模仿。

萨提洛斯剧(Sartyr Plays)

萨提洛斯剧很容易被简单地看成乡村戏剧，但是它们并不是田园乡间里的宁芙女神和牧羊人的故事。这些剧的背景通常是乡间野外，由野蛮的萨提儿(Sartyr)组成歌队。萨提儿是一群无道德的、幽默的和伤感的生物，他们和人类一样有弱点，如在饮酒、性和自己的皮肤上。歌队的领队似乎是他们的父亲，但他们总是迷失，一直在寻找着主人狄奥尼索斯。除此之外，剧情就没有什么规则可言了。他们接受普罗米修斯盗来的天火，或者欢迎婴儿珀尔修斯(Perseus)降生在漂到海上的箱子里，或者在曾招待过奥德修斯的洞穴里被圆目巨人用作仆人。萨提洛斯剧的诗歌介于悲剧和喜剧之间，有喜剧的魅力，同时又少了阿里斯托芬喜剧的喧嚣。按惯例，每三部悲剧就要有一部萨提洛斯剧演出；很有可能，它们保留了古希腊戏剧表演的某些原初因素。悲剧的严肃性使其几乎不可能与一个动物歌队共同存在。

我们现有唯一完整的萨提洛斯剧是欧里庇得斯的《圆目巨人》，长度只有一部悲剧的一半，混杂着奇异的悲剧的、喜剧的、淫秽的和宗教的因素。

我在船头驾驶着这艘宽大的船，

我的孩子们在摇橹，

灰色的海水变成了白色的泡沫：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寻找你，我的主人。

我们航行，靠近了南部的海岬，

来自太阳的风吹着大船，

把我们吹到了艾特纳殷的礁石上

来到了海神的独眼儿子的中间，

他们是荒芜岩石中的凶残的圆目巨人。

很明显，这种类型的诗歌旨在简单的娱乐。如果一个人能够听懂这段或者那段中的双关语的话，他就不会为自己感到羞愧了。后来，欧里庇得斯也同时表现出对人物喜剧特征的鉴赏力。圆目巨人为自己的食人行为和生活方式进行了辩护。

小人儿啊，财富是智慧的神，

此外都只是好话和大话罢了。

我父亲占着的海边的高峰，

那都去他的吧!为什么我要装假？

我不惧怕宙斯的雷电，我的朋友。

我看不出宙斯比我更强壮，

这就是我所关心的；你想知道为什么？

那么听着!当他降下倾盆大雨时，

我在岩石下有干爽的避身处。

我吃烤牛肉，我吃各种野味，

我躺下来，喝下整壶的牛奶，

让自己的肚皮湿润，我压紧皮衣，

像宙斯那样放出闪电。

当色雷斯的风夹杂着雪吹来的时候，

我用动物的毛皮包裹我的身体，

我生起了火，雪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大地长出了足够的青草，

不管它愿不愿意，都养肥了我的畜群。

我不为任何神献祭，只为我自己

和我的肚皮——这才是伟大的神。

圆目巨人是可笑的，结局是不幸的——当然，诗人的确给予了某些同情。至少他给了圆目巨人一些美好的诗句和一些有趣的言论。可能他的创作灵感很好地捕捉到了智者运动的突然兴起，在欧里庇得斯生活的时代，有大量的专业诡辩者和失意的哲学家来到了雅典。柏拉图的著作中也有大量的笑话和打油诗；我认为我们并没有远离他所处理的那种论证。

非常遗憾的是，埃斯库罗斯没有留下完整的萨提洛斯剧。他留下的《网——捕鱼人》(Net-Fishers)残篇是非常不错的。剧中，萨提儿捕获了达娜厄(Danae)和婴儿帕尔修斯(baby Perseus)。重建全剧的剧情十分困难，但是主要人物包括国王的哥哥奈特(Net)和岛上的一个老人，可能是一个神，也可能是老塞林诺斯，萨提儿的父亲，他拥有真正的渔网并且拥有网到的东西。岛的名字是塞利佛斯(Seriphos)，被称为“奈特”的人物是故事里的传统因素，而最初可能并没有萨提儿。奈特是一个渔夫，埃斯库罗斯采用了他。残篇中最令人愉悦的是萨提儿教导孩子的抒情诗“亲爱的来吧”(他们使用了多利安式的小辞)。接下来是整行的“噗噗噗噗”的声音，现在这种声音仍然是希腊语表声音词库中的一部分。“快来吧，孩子们。来到我呵护的双手边，亲爱的。有黄鼠狼、小鹿和小刺猬同你玩耍，你睡在与你父母同样的床上。”这些话不像它们表现的那样纯洁：塞林诺斯没跟达娜厄商量就自命为父亲。从另外一行中我们知道，婴儿对萨提儿的勃起部位——这是他舞台装扮的一部分——感到非常惊异。“这个小家伙是一个爱小公鸡的人!”萨提儿说。遗憾的是，关于这部剧没有更多的残篇了；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纸草女神，在未来的某一天能够让我们获得这部剧的其他内容。

喜剧

从阿里斯托芬开始，古希腊喜剧才被大量地保留下来。阿里斯托芬出生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稍后一点，是三大悲剧家之后很久的事了。他出生得太晚，以致我们无法了解在城邦管理喜剧之前喜剧歌队早期的喧闹情况。值得安慰的是，阿里斯托芬的壮年和写作高潮期都在公元前5世纪20年代；而且一直到公元前388年，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在阿里斯托芬的早期喜剧里，被称为“旧喜剧”的传统雅典喜剧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正如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评价，“已经达到了其本质”。歌队是十分重要的，像《马蜂》(Wasps)、《酒瓶》(Wine-bottles)、《云》(Clouds)和《毛虫》(Caterpillars)等剧中所展现的服装、舞蹈和音乐，也是比赛的关键。不是所有的歌队都扮成动物，甚至也并不以幽默为目的。《骑士》(Knights)和《阿提卡的城镇》(Towns of Attica)的演出目的就不仅仅是让观众发笑。

公元前5世纪的喜剧剧场充满着政治性，这一点与悲剧不同；喜剧的笑话具有讽刺性，这就意味着应该被严肃地对待。有时，阿里斯托芬会让歌队在剧中的某个时刻直接向观众致辞；有时歌队——鸟或者云或者马蜂或者蛙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似乎正在同我们讲话，有时诗人自己也通过它们向我们讲话。雅典政治剧场与直接民主之间的联系也是明显的。喜剧的想象大胆，其中的人物非常直率。在柏拉图《会饮篇》里讲话的阿里斯托芬与其真人很接近，但是阿里斯托芬《云》里的苏格拉底就不是这种情况了。在剧场里，个人模仿的风格是简单、生动且充满欢乐的，却不是自然的。

然而，真实的雅典人也被模仿，被指名道姓或者几乎不加掩饰，一些剧甚至冠以他们的名字。我们知道，政治家对此非常憎恨——这一点不足为怪，但是没有证据显示他们要把喜剧从公元前5世纪的民主政体下铲除掉。可能笑声更像锅下烧荆棘的哔剥声：很难将它们踩灭，踢走它们只能让它们更加分散。阿里斯托芬带着欢乐，准确地攻击那些能引发他兴趣的人和事。至于他自己的政治观点，很明显是民主的和具有爱国热情的。他致力于雅典的民主政治，喜剧剧场也是如此，可能在所有的民主机构中，剧场具有最为典型的民主特征。它从来都不是“普通人的剧场”，它根本不是如此安全的地方。它是活生生的，是真正民主的一部分。

喜剧有政治的一面也有庄严的一面。剧情是混乱的。正义能转向邪恶的一面，你也能坐在甲壳虫的背上飞上天空；但是神和人所涉及的下流不敬的行为，却以某种方式被限定在一个框架里，只是一个“笑话”。严肃的事情如和平、雅典城、雅典的女神及其形体的美，都被处理得既文雅又美丽。也有少量的怀旧诗句，和那些不期然地从喜剧表演中释放出来的萦绕于心的抒情诗，令人难以忘怀。阿里斯托芬试图用各种方法给人愉悦，他也做到了这一点。某些影射性的笑话转瞬即逝，只能让学者们疲惫的脸上泛起一丝微笑。不管怎样，某些双关语和猥亵的言语也会像与它们相应的现代语言那样令人难忘。但阿里斯托芬可能只希望他的抒情诗被雅典人牢记于心。很遗憾，这些抒情诗从来没有被很好地翻过，简直就像阿里斯托芬没有存在过一样。

在阿里斯托芬之前，我们了解最多的伟大喜剧家是克拉提努斯(Cratinus)。他们有重合的生活时代。年轻的阿里斯托芬曾攻击老克拉提努斯是放弃了诗歌的醉汉。第二年即公元前423年，克拉提努斯用一部喜剧做了回击。在这部剧里，诗人抛弃了妻子“喜剧”去嫖娼，他跟在一群叫“酒瓶”的男孩和一个叫“醉酒”的荡妇后面。在当年的比赛中，克拉提努斯获得了头奖，而阿里斯托芬的《云》仅获得了第二。因为正是在《云》里，阿里斯托芬攻击了苏格拉底，人们可能希望苏格拉底能以与克拉提努斯同样的精神接受它。我们知道，剧作的基本概念是克拉提努斯的强项；另外，他猥亵的语言也是非常有力的。与他相比，阿里斯托芬只是个苍白的作家，当然，他对伯里克利及其情妇阿斯帕西娅的攻击也是毫无顾忌的。在这个世纪的末叶，活力、猥亵以及对个人的谩骂，可能真的慢慢衰落了，尽管我们也看到还有些例外。

与阿里斯托芬最近的同时代人有欧波里斯(Eupolis)和一个叫柏拉图(Plato)的喜剧诗人。前者于公元前429年开始喜剧创作，在战争期间，年纪很轻就溺死在海里；后者更年轻一些，创作时间从公元前410年到前390年以后。欧波里斯为人们展现了一个戎装的狄奥尼索斯，符合严格的规则，而且《阿提卡的城镇》的框架既庄严又幽默，对阿里斯托芬的《蛙》(Frogs)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那些年竞争激烈的剧场里，不可避免地，出于对原创观念的渴望，剧作家每一年都想在上一年的成功中找到原创观念。阿里斯托芬和欧波里斯有着共同的目标，前者还公然谴责后者剽窃。在《阿提卡的城镇》里，死去的雅典人在冥界里讨论，应该派谁从冥界回到雅典以恢复那里的秩序；阿提卡的整个城镇似乎就是歌队。而在《蛙》里，争论的仅仅是让悲剧剧场恢复秩序。

《蛙》体现了喜剧的一个有些难解的特征：它对悲剧的模仿，有时是非常自觉的，仿佛喜剧就是悲剧的穷表亲。可能真是如此。这也是事实，两者的观众是一样的，两者也在同一个节日里上演。喜剧建立在模仿和嘲笑之上，舞台嘲笑着自身。然而在喜剧诗歌中，对古代观众有至深含义的所有因素中，有一个在今天是最不能引起我们发笑的，那就是对悲剧的模仿——一个显著的例外是《蛙》，这实在是奇异而有趣的事。

阿里斯托芬

阿里斯托芬的创作生涯跨越了希腊喜剧三个阶段或风格中的前两个。我们必须把西西里的埃匹卡姆斯(Epicharmus)放在考虑之外；在埃匹卡姆斯的时代，西西里和雅典是彼此独立的地区。但是，从公元前5世纪20年代开始，通过强有力而又可笑的滑稽戏，混杂着对政治家们的残酷攻击，他从诸如《蛙》(公元前405年)之类的结构较为糟糕、某些地方却更为庄严的喜剧，逐渐转向雅典衰落之后对喜剧的复兴。如果我们认为悲剧从没再繁荣过，可能是因为雅典的陷落恰好与欧里庇得斯和索福克勒斯辞世的时间相吻合，并且他们辞世时都已经八九十岁了。而喜剧的再次繁荣，可能是阿里斯托芬和喜剧诗人柏拉图都存活下来的缘故。

在阿里斯托芬现存的喜剧中，最早的一部就像是泼在脸上的一桶冷水。它不仅声明而且宣告了喜剧诗歌的主题：性、田园生活、美好的旧日时光、政治的噩梦、宗教的神奇以及城市生活的古怪方式。这部剧便是《阿卡奈人》(Acharnians，公元前425年)。次年上演的《骑士》混合了严厉的道德说教、激烈的言辞攻击以及一些抒情诗式的爱国主义政治言论。阿里斯托芬与克利翁的争吵开始得比较早，公元前426年就有过一次针对对方的猛烈攻击——在阿里斯托芬的第二部剧作《巴比伦人》(Babylonians)中，可惜这部剧并没有保留下来。克利翁就是一年前想要屠杀米提林居民的那些人的领袖，——在这件事情上，他几乎要成功了——而在《巴比伦人》里，阿里斯托芬让观众看到，雅典同盟中的其他城邦就是磨坊里磨面的奴隶。

我们不可避免地对阿里斯托芬对奴隶制的态度感兴趣。不带同情的笑声可能不存在，但是阿里斯托芬的确引进了喜剧奴隶的角色——尽管没有涉及种族喜剧的问题，因为任何人都可能变成奴隶。值得注意的是，阿里斯托芬在表现奴隶时，带着人道主义色彩，与其他角色相比，对奴隶并没有更多的鄙视。他真正憎恨的是什么？除了克利翁这类可鄙的人之外，还有江湖骗子、自高自大的人以及假的改革。但是与现代讽刺作家相区别的是，他有着强烈的道德标准，并且深深地扎根于他深切热爱的社会里。当然，作为一个诗人——可能还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有着阳光一样开阔的胸怀。综合了所有这些矛盾，再加上一种喜剧天赋，就有了阿里斯托芬——但只是属于公元前5世纪的。为什么能出现阿里斯托芬？原因有很多，也都很具体，且不可重复，但最重要的是传统社会中的直接民主。

他的早期喜剧是政治性的，最后的喜剧开始具有了社会性。在雅典喜剧的第二阶段——阿里斯托芬是这一阶段我们唯一的目击证人——歌队衰落了，变成了一些在中间穿插的音乐，情节被编织成一个前后一致的整体，也增加了几分现实主义色彩。早期的情节像英国哑剧那样粗野，有着旺盛的精神活力。它们展现的社会是多样而且古怪的：几代人的重叠、既定的变化速度、雅典被困时多种范型的混合，都产生了大量似是而非的隽语以及激烈争论。但是到了公元前4世纪，某些类似于中产阶级的、更为中庸的东西开始出现了。这种东西在喜剧剧场里，不是很友善地被反映出来。在道德上、在对事物有限的看法上、在品位和野心上，它都是中产阶级的。毫无疑问，这类人才能被历史证明是正当的。阿里斯托芬不会喜欢他们，他的阿卡奈农民们也不会。他的《财富》(Wealth，公元前388年)只反映了这种变化。接下来的喜剧，正如现代世界已经了解的那样，开始于米南德。

作为一个想象力丰富的艺术家，阿里斯托芬在公元前5世纪20年代末已经非常成熟。在《和平》(Peace，公元前421年)里，他已经挥洒着丰富的想象、表达了对结束战争的渴望。公元前414年，《鸟》(Birds)一剧的主人公是两个对城市绝望的雅典人。他轻松地阐述着自己的观点，却取得了理想效果。

我们正飞离我们的家园，带着我们的双足，

不是因为我们憎恨那座城市，一点也不，

那座伟大的城市天生幸福，

为所有人提供慷慨的食物。

但是蟋蟀坐在树枝上唱歌

已有一两个月了；雅典永远做这件事，

在法庭里唱悼他们的生活。

雅典的生活不再值得过了，他们去咨询一位变成鸟的神秘英雄。这部剧的剧情是建立一个鸟的王国。其中最令人愉悦的是一首很长的独唱曲，这是由一个角色——戴胜鸟——唱的一系列引人入胜的韵律诗中的一段。戴胜鸟模仿各种鸟叫声，就像使用了捕鸟器一样，把其他鸟都召唤而来。除了《马蜂》——它们在沃恩·威廉斯(Vaughan Williams)[4]那里是悦耳的，但在阿里斯托芬那里则远非如此——外，这是我们得自于从阿里斯托芬的最早的一支动物歌队了。剧作对鸟的模仿令人印象深刻。当然，这些语句无法翻译过来，因为很多模仿用的是希腊语中的拟声词。对快乐轻柔的触摸的描绘，阿里斯托芬从来没有超越过当时的背景。

鸟们竖起了障碍物，阻断了凡人给神的献祭。剧的结尾同能想象得到的喜剧结局一样，是一个庆祝。神与鸟类、人类之间建立了和平，我们听到了献给宙斯的婚姻赞歌，看到了对胜利的呼喊以及在焰火鸣放中剧的落幕。那一年的戏剧节上，赢得头奖的是《狂欢者》(Revellers)，《鸟》仅获得了第二名，第三名是《隐士》(Solitary)。这也是一部逃避者的剧作。《鸟》剧中充斥着大量的喜剧人物创新，包括藏在伞下、躲过了其他神的普罗米修斯，在空中被鸟抓住的伊里斯(Iris)，一个极其残暴的色雷斯的神，以及一个想变成夜莺的诗人。

按照现代人的标准，真正有趣的喜剧应该是公元前411年的《吕西斯忒拉忒》(Lysistrata)。此时，阿里斯托芬对改变事件过程的绝望更深了。他想表达的是女人的一个阴谋，她们拒绝与她们的男人过性生活以迫使他们同意和平。在希腊世界，这个阴谋是世界性的，策划阴谋的是雅典娜的祭司，似乎也是以真人为原型的。对来自希腊各地的女人的刻画令人发笑，展开的具体剧情也是如此。能吸引现代观众的古代喜剧很少，《吕西斯忒拉忒》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最早的一部在相当有力的处理中也把同情传达给观众的喜剧。当老人在地上匍匐的时候，人们几乎要为这个贫穷的人感到难过了。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通常有一行或两行的插曲——其中，各种角色被攻击或赶走，人们通常并不为他们感到难过。可能《吕西斯忒拉忒》更接近于笑中有泪的感觉，使米南德成为可能，使旧喜剧成为不可能。我们不必视其为朝向更好的一种改变。

果真如此，我们就能够对《吕西斯忒拉忒》大部分残酷无情的内容感到满意。这不是阿里斯托芬唯一的女性戏剧，却是唯一将女性视为真正英雄的剧作。另外两部喜剧是《地母节妇女》(Thesmophoriazousae)和《公民大会妇女》(Women in Parliament)。前者与《吕西斯忒拉忒》同年创作，几乎完全是以关于欧里庇得斯的笑话为基础的；后者是公元前392年的狂剧，这一年恰逢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建立联盟。在剧中，女人接管了国家并宣布建立共产社会。剧情并不连贯，因为它缺少政治动力：阿里斯托芬仅仅把主题作为玩具，曾经迸发出令人惊异的想象力的政治幽默也已陷入莫名其妙的水平。《吕西斯忒拉忒》是强大的，因为它讲述了很多不可能，好像它们是真实的；它属于某些事还有可能、也许万事皆有可能的那一年。

公元前405年的《蛙》从某方面来说，是保留下来的阿里斯托芬喜剧中最悲哀的一部，因为它仅仅做到了使剧场恢复正常。然而剧本中并不缺少生动的言辞，结构上也不弱。它的确提出了一些问题，因为除非有两个歌队——这在我们的经验中是独一无二的——否则或者蛙们自己、或者被祝福的合唱队从没出现过。《蛙》最重要的情节是狄奥尼索斯这个带有很多人性弱点的神来到冥界，当他向喀戎(Charon)学习划船时遭到了青蛙们的嘲笑；他要寻找最伟大的悲剧诗人，并让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进行了一场比赛，比赛中他们通过模仿和嘲笑来破坏彼此的诗句。这个过程是非常可笑的，也是(甚至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因为它告诉了我们有关文本和悲剧诗歌技巧的事情。此外，嘲笑的倾向是压制极端，阿里斯托芬采纳的诗歌观点太保守了，不可能是合理的。

他非常严肃地履行了作为一个诗人的使命——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并不为我们这个时代所熟悉。但作为雅典剧场中的喜剧诗人，他的责任远远大于任何一个现代作家。他说：“我们必须讲那些美的东西，因为教育孩童的是学校里的老师，而教育成年人的是诗人。”他的第一部剧探讨了现代教育和旧式教育的不同，他的《蛙》包含了相当多有力的、甚少伪装的道德观念。从第一部剧到《蛙》，阿里斯托芬写了不少类似于我在这里引用的、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诗句。埃斯库罗斯赢得了在冥界的比赛，索福克勒斯过于平和而没有参加这个比赛。在剧的结尾处，突然出现了这样的诗句：

体面的事情是

不要

和苏格拉底坐在一起聊天。

不要放弃缪斯，

不要放弃任何

伟大的悲剧艺术。

他想要更多的诗歌，更少的哲学家；尤其是，他想要更多的埃斯库罗斯。谁敢说他错了？苏格拉底会这样说吗？

他保留下来的最后一部剧作《财富》(Wealth)创作于公元前388年。财神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盲人，把钱给那些不应该得到财富的人，因此阿波罗把他领到雅典的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那里进行医治。财神复明了，但是接下来对钱的重新分配却带来了有趣的混乱。富裕的老女人被她的小白脸甩了，因为他现在不用靠着她就有足够的钱了；赫尔墨斯也汇报着诸神之间的混乱。在他美好的旧日家园中，也就是在帕特农神庙西端的国家金库里，财神重新登上宝座。这部剧没有合唱抒情诗，也几乎没有歌队，它的辩论用的是社会性和哲学性而不是政治性的术语，幽默的成分常低于猥亵的成分，甚至最滑稽的插曲也开始被处理得更为文雅。

米南德

喜剧似乎从来没有僵化或者像悲剧那样突然早早地夭折、但我们再次看到健康的雅典喜剧，已经是在阿里斯托芬和喜剧诗人柏拉图去世很多年之后了。一代人走了，而活着的人很少能对公元前5世纪有认真的回忆。公元前342年，米南德出生了。他生活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及其后的时代。希腊城邦失去自由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亚历山大去世时，他20岁。他生活的雅典是一座大都市，非常拥挤，到处都在进行着与外国人的生意。但雅典还是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或者改变自己的未来。甚至在个人生活中，凡事也是听天由命的——是发生了什么，而不是你做了什么。伟大的城市同个人一样也有自己的幸运女神；在一个万事都不确定的世界里，人们关注于他们的个人生活。哲学多少是种安慰，它暗示着某种秩序。

这种背景下产生了具有社会目标但影响有限的风尚喜剧。风尚喜剧建立在叠加的惊喜之上，这些惊喜来自于命运车轮的扭转；而喜剧诗人的主要天赋也开始展现出某些现代侦探小说家所需要的技巧。剧场写作变成了一种经验和技术，而不再是一种神秘或是天分。喜剧创造出来的东西是令人惊异的。在近一百年，甚至在近三十年，大量的米南德纸草抄本得以重见天日，更使他的声誉日隆。与学者们常常期待的相比，米南德更加风趣，出手更快，也更有力。如果能更多地强调米南德与阿里斯托芬之间的黑暗间断，并忘记遗憾，把米南德的剧场诗看成是一个新创造的世界的话，就会更好地理解他。他的作品译本都不大理想。毕竟他是一个诗人，他的细微变化的诗句，需要比以往更多的理解。

毕竟，在一个演员们仍然戴面具的剧场里，人们很难超越神话中的英雄和喜剧的范型，尽管现在的面具更加逼真，服装和背景也是如此。令人惊讶的仍然是，那些类型化的角色能够表现如此丰富的内容。可能有人会问，我们这个时代的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是否用到了别的东西？尽管她不是诗人，也不是米南德那样伟大的艺术家。

他的世界是这样的世界：被认为在亚洲战场上已经战死的士兵又“活了，得救了，就像之前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于是打乱了人们要继承其遗产的希望。从海里打捞上来一个箱子，一艘遇难的船靠岸了，或者在田地里挖出了宝藏。恋人之间的私通和主人信任的奴隶，使情节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童年时代就被绑架的奴隶成了自由身。家庭成员重新团圆，不般配的婚事突然成为可能。对爱情的关注不是最主要的，相对于家庭内部的关系和运势来说，它是次要的。一名青年男子很容易迷恋上一个妓女，就像爱上一个能够维系长久浪漫关系的人一样。这是延续下来的惯例之一。

在《盾牌》(Shield)一剧里，第一场景后，幸运之神亲自上场向观众们解释将要发生的事。这也是一种被简单接受和客观对待的惯例。在预见的快乐和惊奇的快乐之间进行选择，似乎成为米南德剧场里最费精力的一个问题。无论如何，每场剧的结局都能预先知道：大团圆。古代的喜剧让人想起轻微骚乱的狂欢。《古怪人》的结尾是，伴随着笛声，人们在潘神洞穴附近舞蹈和野餐——在剧中，潘神代表着智慧而仁慈的神力。事实上，这个幸福的结局是《古怪人》最值得纪念的特征，在此之后只有掌声鼓励了。如果想笑得更响一些，那么最好去深入研究关于神附体场景的残篇，这一场景是两个被吓呆了的希腊人看到的，也可能是伪造的——这部剧便是《神灵凭附的女子》(Theophoroumenē)。

有些剧情被刻意弄得错综复杂；很难用短于原剧的篇幅把故事讲述出来。他们像是跳舞，舞伴反差很大，有的很合适，有的不合适，又有多种多样的联袂主演。在某种意义上，结局也像跳舞，魔幻般的，是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里所没有的感觉。常常在最后时刻，一切都恰到好处地神秘消散了，不管是否还有大量不幸的打击和未完成的计谋。

尽管如此，在米南德剧场效果的魔力圈里，和谐的骚乱与温和的暴力都旨在把黑暗的一面排斥在外，正如逃避的哲学家试图排斥黑暗一样。米南德与伊壁鸠鲁同龄，两人很可能一起在雅典的军队里训练。在米南德的剧作里，到处都有伊壁鸠鲁关于愉悦和谦恭的言论。至于外部世界，我们不知道米南德每部作品的具体时间，所以很难弄清他的诗歌或写作的发展脉络，也无法知道这些发展与某些具体历史事件的确切关系。他的诗歌犹如移动到草地上的一片阳光。他唯一的品质就是著名的仁慈，我们对计谋及反计谋了解得越细致，他温文尔雅的内涵和略带点甜味的哲学评论就会越多地呈现出来。

米南德剧情中一个非常奇异的因素是道德改革。当然，他承继了公元前5世纪喜剧的道德观。在公元前5世纪的喜剧中，人物会接受教训或者被喜剧蕴含的道德争取过来。但米南德想用哲学和道德来表达这些改变，同时也想把人物刻画得更加丰满和真实，结果就有了突然产生出很多高雅哲学思想的古怪人这样的角色。这个形象说明米南德观察细致，角色本身也很有说服力。仅仅强有力的行动是不够的：老人刚掉到井里就被救上来这一事件真正改变了他，但他仍然要用高尚的观点进行推理。人们很愿意说，在米南德的世界里，诗歌是属于孩子的；而对那些青春已逝的人来说，教育他们的是道德哲学家。

在另一部剧里，牧羊人和烧炭人捡到一个弃婴，并为此争吵不休。婴儿的身边有一些钱物，于是他们找到一位老人寻求裁定；老人却不知道这个婴儿就是自己的外孙——他的女儿在节日夜晚捅了个娄子，因为羞愧把珠胎暗结的孩子扔掉了。这是难以置信的计谋网中的唯一细节。最后，婴儿的父亲成为那位女儿的丈夫。人们能够认可19世纪德国学者的评论，如此不道德的喜剧最不道德的地方就是——它们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在希腊的喜剧剧场里，混乱之神还没有丧失其全部的影响力，喜剧荒诞的故事情节以及优雅的结构，都试图为观众带来愉悦——而它们也的确做到了。

喜剧的结果

如果没有喜剧，没有雅典喜剧的长期发展和改造，就没有田园诗或者与之相应的渔民们的歌。那些从戏剧和冒险的故事中最终产生的浪漫与新奇，深深扎根于喜剧剧场。这些东西在欧里庇得斯的作品里也可以找到，但那只是因为喜剧展现了欧里庇得斯能被改编和歪曲的事实。最奇怪的是，所有现存的希腊喜剧都是通过拉丁喜剧这样的分支，才得以在复兴的拉丁语中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白话喜剧中保存的。细究起来，这一延续的脉络远比对悲剧的重新发现来得更为直接和容易。它有过很多次间断，部分是通过塞涅卡(Seneca)极度的夸张以及赫武德(Jasper Heywood)更加夸张的翻译延续下来的。后面提到的这位，是耶稣会会士，后遭逮捕，在疯狂中死去。

米南德的喜剧经过普劳图斯(Plautus)和泰伦斯(Terence)的提炼，告诉我们有关人的基本观念。它不仅通过那些精练且高尚的思想观点，像牵牛花一样在整个文明世界绽放、保留在格言书和各种警句书中，还通过我们对都市人、文明人及其局限的看法，不断传播。这显然是因为米南德对个体的浓厚兴趣以及他对各种范型的恰当处理。当个人生活和家庭野心在中世纪晚期时成为知识阶层新的兴趣点时，古代的喜剧自然成为他们的榜样。米南德是圣保罗文化的一部分：他谦逊的高贵、人道主义的格言，更重要的是他的普世性和模糊的同情都融进了道德氛围里。文雅和自由变得不可分割。中世纪和拜占庭的讽刺是蒸汽机发出的鸣叫声。贺拉斯的讽刺平静且充满仇恨，它来自于雅典，通过伏尔泰和狄德罗，几乎传到我们这个时代。在拜占庭时代，能有什么样的喜剧？只有恶毒的宫廷蔑视或者大众的喜剧，水平之低足以令人将其忽略，比如卡拉姚吉斯(Karaghiozis)的皮影剧。令人钦佩的是，在喜剧诗歌成为一种艺术之前，它属于“志愿者”的喜剧。而雅典民主政体最勇敢也是最鼓舞人心的举措是，让喜剧成为一项国家活动——在这项举措出现之前，喜剧业已存在，喜剧的观众也已经出现了。

进一步阅读

Albin Lesky，History of Greek Literature（London，1966）讨论了所有的希腊戏剧作家以及他们提出的普遍问题。即使你不同意作者的某些观点，这本书也非常实用。同一作者的Greek Tragic Poetry（Yale，1983）对每一部剧都有相当详细的介绍。更富有挑战精神的是Brian Vickers，Towards Greek Tragedy（London，1973），使用了人类学和莎士比亚的资料来刻画神话和悲剧中受难的实质。

A. D. Trendall and T. B. L. Webster，Illustrations of Greek Drama（London，1971），这本书对希腊戏剧的所有早期作品进行了重新归类，并且极为清晰地展示了视觉艺术的证据。A. W. Pickard-Cambridge，The Dramatic Festivals of Athens（2nd edn.，revised by J. Gould and D. M. Lewis，Oxford，1968），是这一话题最可靠的指导。

O. Taplin，The Stagecraft of Aeschylus（Oxford，1977）为阅读和理解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开辟了一种新的、也更为清晰的方式。同一作者的：Greek Tragedy in Action（London，1978）有效地呈现出阿提卡悲剧在表演和场面上的意义。还有几本关于索福克勒斯的书非常精彩：Karl Reinhardt’s Sophocles（英文版，Oxford，Blackwell，1978）；Sophocles：an Interpretation by R. P. Winnington-Ingram（Cambridge，1980）以及B. M. W. Knox，The Heroic Temper：Studies in Sophoclean Tragedy（California，1966）。这些著作很好地展现了索福克勒斯世界的本质及其作品中的主要人物的才干和处境。Gilbert Murray，Euripides and his Age（1913，Oxford，平装本，1965年）是一本经典著作，仍然值得阅读。还有一本精彩的法语书：J. de Romilly，L’ évolution du pathétique d’ Eschyle à Euripide（Paris，2nd edn. 1980）。E. Segal主编的平装本Oxford Readings in Greek Tragedy（1983），收录了很多再次发表的有趣文章，有些是从其他语言翻译过来的。

Richmond Lattimore，The Poetry of Greek Tragedy（Baltimore，1958）和Story Patterns in Greek Tragedy（London，1964），这两本书虽然简短，却比很多大部头更清楚地说明了我们最想了解的问题。

Hugh Lloye-Jones，The Justice of Zeus（California，2nd edn. 1984）和E. R. Dodds，The Greeks and the Irrational（California，1951），也经常谈论悲剧，他们的著作对这一问题及其他问题都是必不可少的指导书。

T. B. L. Webster，Introduction to Menander（London，1974）一书做了很多有用的观察，合乎情理也比较全面，尽管F. H. Sandbach的一般性图书The Comic Theatre of Greece and Rome（London，1977）更为感性一些，也更好一些，容易阅读。K. J. Dover，Aristophantic Comedy（London，1972）这本书比较可靠，如果有时过于简洁，也是令人钦佩的精确处理；另外，Kenneth McLeish，Theatre of Aristophanes（London，1980）是一本生动的书，充满真知灼见。它是令人陶醉的、浪漫的，引人入胜。

Hugh Lloyd-Jones翻译的Oresteia（London，1979）对这三部剧写了新的导言，这是目前希腊戏剧最好的英译本和文学介绍。诗人中最成功的翻译是叶芝译的俄狄浦斯剧，以及庞德（Ezra Pound）译的Women of Trachis，怪异却有很多闪光之处。对绝大多数的悲剧和喜剧来说，没有完全令人满意的英译本；尽管Dudley Fitts对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做了富有影响力的改编，而且企鹅丛书对阿里斯托芬的翻译也有不少可取之处（由D. Barret和A. H. Sommerstein翻译的）。

Louis MacNeice和Rex Warner翻译的悲剧令人印象深刻，这些译本在二手书店里仍然能够找到。

[1] 希腊神话中酒神的伴侣，为一组成年男性，在绘画中持笛吹奏。——译注

[2] 扎金索斯岛是希腊爱奥尼群岛中最南的岛屿。——译注

[3] 根据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中的希腊统帅阿伽门农是迈锡尼国王阿忒柔斯的后代。他的祖先曾蔑视神灵、犯有罪恶，因此受到诅咒。在《奥瑞斯忒亚》三联剧中，雅典娜伸张正义，让法庭终止了诅咒。——译注

[4] 沃恩·威廉斯(1872—1958)，英国指挥家和大提琴家。——译注

第八章 希腊历史学家

奥斯温·穆瑞(Oswyn Murray)

历史学的诞生

许多社会都有专司记录者：祭司或官员，他们记录那些被认为延续社会价值所必需的传统；许多社会也有祭司或官方所做的记录，意在帮助调控或安抚神灵和人类的世界，不过也能被现代学者解读为历史。然而作为一种独特文化行为的历史撰述，其起源似乎并不依赖于这些天然的社会态度，而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实际上历史的撰述只在三个不同的社会独立发展起来：犹太、希腊和中国。历史学的特性在每个社会都截然不同：历史学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服务于社会需要的艺术形式，因而也受到了其起源社会的影响。

希腊的历史撰述传统就是我们的传统，我们通过与另一种深刻影响我们的传统——保存在《旧约》中的犹太历史书写——相比较，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它的特性。希腊人和犹太人各自独立地产生了历史学，但时间大致相当，也是为了应对相似的压力，即：在中东庞大帝国面前建立和支撑一种民族认同感。就像犹太历史撰述产生于和亚述竞争、被掳巴比伦、返回应许之地的过程中一样，在抗击波斯的战争中激发的民族认同感，也促进了希腊历史撰述的产生。但是这两种历史传统写作的前提和材料是迥然相异的。对犹太人来说，历史是上帝与他的选民之间契约的记录，其成功或失败取决于他们遵从其命令的意愿。因此，历史只是一个仅属于上帝的故事：不同的元素和个体作者(并非总是成功地)被铸进一个连续的记叙中。然而，希腊的历史学能够在人类事务中认可某种道德范式，认为这些事务处在人类的控制之中。历史是对人类伟大事业的记录，并非是对神之宽恕或愤怒的记录。对这些伟大事业的记叙就是历史。因此，一个希腊历史学家，就是那位在其作品的第一句“署名”的人——“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他研究……”“雅典的修昔底德写了关于这场战争的历史……”这一规则最大的例外恰好是为了巩固它。一些人，如想要继续修昔底德未竟之业的色诺芬，选择了不显示他们的身份：色诺芬以“一些天以后”开始他的创作，没有提到他自己的名字——尽管他使用第一人称表达观点的风格远比修昔底德更明显。我们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另一个(也是更好的那个)修昔底德续篇作者的姓名——虽然这一续篇部分通过纸草留存下来，作者是“奥克西里库斯史家”(Oxyrhynchus historian，这一称呼来自其文献抄本所发现之处的埃及乡村)。后来一代代的基督教人士，实际上在努力将这种个人主义的历史撰述类型转变成一种“旧约模式”的叙述历史传统，并且通过本能或者经济的作用在选择一个“历史的链条”方面取得了成功。因此，每个时代只有一种历史记叙留存下来，这些记述展现了一个关于古代世界的相对连续的叙述性历史。但一个关于希腊历史撰述的恰当历史，必须既关注到散佚了什么、又关注到幸存了什么。

犹太和希腊历史撰述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它们的史料来源以及对待其来源的态度。犹太的历史叙述建立在一种事件的多样性上，这种多样性颇受现代历史学家赞誉，包括三个基本类型——事件(习俗、禁忌、仪式，以及对这些事件的阐释)，口头传统(颂歌、诗歌、预言、神话、民间故事)，以及书写传统(法律、官方文件、王室和僧侣编年史、传记)；并且倾向于引用诸如档案类的证据和证物。而希腊历史学家最初采用的史料来源与之相比要简单、基础得多。希腊人更为关注文学，而非历史方面的证据。因此他们很少引用文献。然而悖论出现了：希腊的历史撰述传统在从虚构故事中分辨事实的能力上，要高于犹太传统；上帝伪造历史的能力，远比历史学家个体通过自己的道德偏见伪造历史高明得多。实际上，希腊人教会了西方人如何在上帝之外创造和写作历史。

希腊人和犹太人都学习来自同一种源头的字母，即腓尼基人所创造的字母。希腊的书写出现在公元前8世纪，但希腊仍长期保持着一种口述文化传统。在这种口述文化中，人们说话用散文，创作用韵文。诗歌与散文的区别就是后来神话与历史相区分的一个标记。然而我们所知最早的散文作品，是有关哲学而非历史的，并与一种以某种周密精确的形式表述和传达思想的需求相联系；约公元前550年，哲学家、米利都的阿纳克西曼德(Anaximander of Miletus)撰写了一本《论自然》(On Nature)，探讨物质世界的基本结构及其可见形式，包括最早关于大地和天空的地图及其描述。约50年以后，米利都的赫卡泰奥斯(Hecataeus of Miletus)创作了一部相似的、同样带有一幅地图的《世界概览》(Description of the Earth)；分成两卷，一卷写欧洲，一卷写亚洲，记录了从他自己和从其他旅行者那里收集得来的信息。在希腊人的历史观中，地理学和民族志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赫卡泰奥斯另一部称作《谱系志》(Genealogies)的作品，常被认为第一次展示了批评调查的精神，这种精神是西方历史撰述的基本特征。因为其作品开篇便说：“米利都的赫卡泰奥斯谨申：我之写作，在我看来是真实之事；希腊人的许多传说，复杂纷纭，在我看来多荒谬可笑。”(FGH[1] 1， F. 1)该书实际上似乎是一部英雄神话和英雄谱系集，通过将其合理化，有意识地将那些英雄还原到一种伪历史叙述中去。对历史学来说，这个起点显得奇妙又不真实——一方面想确认在理性的范围内理解过去的愿望，另一方面又采用了根本不适宜的神话材料。这表明了一种将历史从神话中剥离出去的愿望，但同时又对区分二者感到无能为力。

希罗多德

批评家们不时地竭力寻找那些在赫卡泰奥斯之后的时代籍籍无名的历史学家，以解释历史撰述下一个发展阶段的状况。但是这些看法基于不可靠的证据和一种错误的理念，即当地的历史学或专著必须在拥有一个重大主题的一般历史之前出现。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确实担当得起古已有之的“历史之父”的称号。他的作品是保存完整的最早的希腊散文，有约600页或者9“卷”之多。开篇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记载下来。”

我们肯定这部作品符合上述理论的最根本的正当理由，是其对希腊和波斯战争的记述，尤其是最后三卷描述的公元前480年薛西斯对希腊的远征。这是个关于一支(依其记载)拥有1,700,000人和1200艘战舰的军队如何被分散的希腊力量击败的故事。希腊人在没有战事时只能召集40,000人和378艘战舰；我们可能会质疑波斯军队的人数，但是希腊人的策略表明，我们不能怀疑在每个战役中希腊的人数都远少于敌人的事实。来自希罗多德家乡的一支舰队曾站在波斯一边参加战斗，因此他最早的记忆之一可能就是重大远征的起航或者返回的场面；他伴着爱奥尼人在解放事业中的欢乐和痛苦成长，也体验了被胜利的雅典海军征服的感受。对希罗多德这一代人来说，父辈们的伟大成就创造了他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从巴比伦之囚返乡之事创造了以斯拉(Ezra)的世界一样。在他作品的最后一卷，希罗多德极尽美好之词句，渴望给这新一代英雄们恰当的纪念，“使人类的功业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遗忘”。

这次战争的中心主题需要希罗多德回到事件的起源：“谁是事实上最早侵犯希腊人的人”。因此他的作品以爱奥尼希腊人与吕底亚王国之间较早的冲突开端，然后才转到波斯强大的原因以及居鲁士大帝的故事，再叙波斯远征埃及、北非和黑海沿岸，直到我们看到的与希腊那场不可避免的战争。

但这一中心主题只是这部作品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至少同样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希罗多德“调查”或“研究”的记述(实际上这是“历史”一词的最初含义和第一次有记载的用法)。与赫卡泰奥斯一样，希罗多德也是一个旅行者。在前四卷中，战争的主题是次要的，甚至在其后的部分也常常如此；贯穿其中的线索是一系列从不同地方搜集的事件或故事。与这一线索平行的是一些有关著名人物形象的故事(如神话诗人阿里昂或波斯宫廷医生克罗同的德摩克迪斯)，以及一些城市兴衰的真实历史(如雅典、斯巴达、埃及的瑙克拉提斯)；最后是关于各文明的地理和民族的全面记述，篇幅最多的是埃及，占据了整整第二卷。

结果，这部作品远非对一场纯粹冲突因果的解释。毋宁说它是一幅已知世界的图画。在这幅画上，每个民族的地理、风俗、信仰和纪念建筑，至少是同样重要，哪怕它们与战争的联系经常难以捉摸。正是这些内容，为希罗多德的记述增加了深度和厚度，使之成为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和一部关于一场战争的信史。这场战争不仅仅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还是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战争——地中海地区信奉平等主义的城邦与近东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这也使希罗多德在他的治史方法上比任何其他古代作家都更具现代性，已经接近于整体历史的观念了。

实际上，希罗多德对其他文明的开明态度，使他被称为一个“偏爱蛮族者”(barbarophile)。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种源自探险时代的旧式爱奥尼观点，这一观点可能通过希罗多德自己的哈利卡纳苏斯共同体传统得以强化。哈利卡纳苏斯是一个希腊人和卡里亚人(Carian)混居的城邦。但在对文化和自然、习俗与自然关系新的智者式兴趣的影响下，这些态度已经被系统化了。“对任何人来说，不管是谁，如果有机会在世界一切民族的风俗中选择在他看来是最好的，那么在经过检查之后，他一定会把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放在第一位。”希罗多德通过一个希腊人和印度人在大流士国王面前对比的故事来说明这一观点：印度人厌恶听到希腊人火葬他们死去的父亲的尸体，希腊人则惊骇于印度人竟然吃掉他们父亲的尸体：“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习惯是这样地根深蒂固，因此我以为，品达说习惯乃是‘万物的主宰’一点没错。”

这部作品的两个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两种主要文学倾向的影响，一为荷马式的战争与冲突的世界，一为赫卡泰奥斯式的宽容与和平的世界。它们可能还反映了希罗多德作品按年代顺序发展的过程。起初，他似乎是一位外族文化专家、旅行的博学者，讲述世界的奇闻异事；直到后来，才将他的调查研究置于一个统一的主题之下。尽管现代有诸多争论，但这似乎仍然是为何该作品中有诸多难解之处的最令人满意的解答了。

希罗多德如何获取信息？某些信息可能来自前人的文学作品，但希罗多德只提到了赫卡泰奥斯，我们找不到确切的证据说明他运用了更早的书面记述。希罗多德能够引用诗歌和神谕，有时他的信息可溯源至一些东方的文献资料；但他显然不将书面文献视作一种重要的信息来源，实际上他除了希腊语以外不懂任何其他语言。在希罗多德那里，有关其信息来源的描述总是相同的，与他给出的信息类型协调一致。他声称重视实践历史学的训练、口传史学、收集和解读关于某个人的现存口头传统，这些大多数属于现代性的内容。其史料来源于“视力和听力”方面，即他自己的所见所闻。这两种来源相互关联，因为历史纪念和自然现象保存了口头解释、也需要口头解释。他的足迹所至，包括北非的埃及和昔兰尼、腓尼基的提尔，远及巴比伦的美索不达米亚、黑海和克里米亚，以及爱琴海北岸除了小亚细亚和希腊的主要城市之外的地区。他最终在南意大利(尽管在《历史》一书中几无踪迹可寻)定居。每到一个地方，他似乎都能找到“深谙传统之人”的特殊群体，如译员、祭司或者公民领袖，并且在可资利用的口头传统中只记载其中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可能经常是片面、带有偏见或者非常琐碎的。只有在不同说法来自不同地方之时，他才予以比较。写作口传历史的困难在今天已经得到公认；然而在记述有关埃及、波斯等主要文化之时，希罗多德展示了他从那些从事此类口传资源传递工作的人们那里获取良好信息的能力。

在《历史》一书中，希罗多德展示了其艺术风格中最重要的方面。关于希腊大陆，他的信息似乎来自于城市中的上层政治群体；关于斯巴达，他给出了一种官方信息；关于雅典，他的版本至少部分是基于特殊的贵族传统。他的叙述关涉历史大事件和战争，语气是理性的而非具有某种道德或宗教色彩的，并以此来有意识地提升或证明某些特殊群体的地位。在德尔斐，有另一类型的传统可资利用，那就是祭司讲述的一系列与圣地纪念和供奉有关的故事。这些故事包括了很多民间传说主题，有着强烈的道德说教色彩，如英雄从兴盛走向不幸，成为神灵嫉妒的牺牲品。这种伦理教化无关贵族传统，而属于一个神灵的圣地，他的神庙上刻着的箴言曰：“认识你自己”“适可而止”。同样的故事范式在爱奥尼也占据支配地位——希罗多德对他家乡地区的历史叙述，相较他对希腊大陆的叙述来说，远非“历史的”或政治的态度。譬如，关于萨摩斯的历史，他经常被认为拥有独特的优质史料来源，因为他在这里度过了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然而，他对只比他早两辈人的僭主波里克拉特斯的记载，就已经倾向于一种民间故事的叙述风格了。

希罗多德的爱奥尼史料来源，展示了一种通俗的、非贵族化的故事叙述传统，这种传统与希罗多德的成就有直接联系。在希罗多德所构建的整幅历史图景里，爱奥尼与德尔斐的传说故事体现了同一种道德范式。波斯战争的故事讲述了“神怎样用雷霆打击那些高大的生灵，使它们不能自我炫耀，同时也不让那些幼小的生灵激怒它们。你会看到，他的雷电总是摧毁最大的楼房和最好的树木”。通过一系列设计——预兆的梦境、对英明的建议者置之不理、循环的故事模式，创造了这样一个源自民间故事艺术的预言。就像在荷马背后存在着一种由职业的游吟诗人吟唱口头诗歌的长期传统一样，希罗多德背后也有着一种故事讲述的爱奥尼传统，而他自己则是最后的也是最高明的大师。

因此，希罗多德的信息收集工作并不是在任何系统的质询精神引导下进行，也不是随意的好奇心的产物。他收集的故事从一开始就伴随着“逻各斯”(logos)原则广为人知。他把所有工作、其中的主要部分(埃及或吕底亚的逻各斯)以及其中的每一个故事，都归于“逻各斯”一词。很明显，他将自己当成一个逻各斯制造者，就像他认为赫卡泰奥斯是神话讲述者、伊索是动物寓言的创造者一样。但修昔底德实际上将他从一个“逻各斯作家”的位置上拉了下来。在这一语境下，“逻各斯”一词可能经常和英语里的“故事”(story)相差无几。但如果我们记得每个故事都有一种形态、一个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缘故而保存下来的孤立事实，这便可能是事实，也非常有意思。希罗多德的成就在于运用逻各斯制造者的技巧来描述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类社会。

从他与诗人索福克勒斯的友谊可以知道，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世纪的最后40年里已经是一个活跃的演讲者了。他的《历史》发表于公元前425年之前不久，这时候阿里斯托芬在喜剧《阿卡奈人》里滑稽地模仿了他对波斯战争起因的叙述。此时的希罗多德似乎已经过时了，因为宽泛的、爱奥尼式的对文明互动的回应，已经被一种狭獈的、只关心希腊城邦及其利益的态度所取代。历史成为城邦的历史，并且有了新的发展方向。

地方志与编年史

这一类型的文献最早出现在一个希罗多德的残篇中；其中有一些概要性的观点，关于怎样系统地开发利用事件发生地的传统以及那些更为重要的地方档案。这种当地或族群的历史，满足了一个当地听众对他们自己城邦历史的兴趣。因此只要城邦存在，整个古代世界的历史就得以持续编撰。所有这类史书现皆已散佚，不过奥古斯都时代的批评家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描述了其一般特征：

这些人在选材方面相差无几，彼此之间的才能也并无多大差异，有些人写希腊人的历史，有些人写蛮族人的历史，相互间完全没有联系，而是按照民族和城邦分类、分别写作；所有作品都只有一个且是同一个目的：不论口头传统是保留在当地民族中还是城邦中，不管文献是保存在圣殿还是档案馆，将它们带到每个人面前、使之获得普遍注意，就像它们被当作标准认可一样，既不增加也不删减其内容。(《论修昔底德》第5节)

在希腊，这一潮流第一次将书写记录作为历史的原始资料，与口头传统相提并论。最早阶段的两位代表能够说明这一特征。约公元前5世纪末，旅行在古代城市间的博学者和演讲者、埃利斯的西庇阿斯(Hippias of Elis)，发表了奥林匹亚赛会的胜利者名单，以四年为周期按照时间顺序一直回溯到公元前776年。这成为希腊历史纪年的基础，就像罗马人以他们建城之日纪年、早期希腊人以亚伯拉罕的诞生纪年、我们以基督诞生纪年一样。编年史，即对人类历史事件进行年代定位和排序，是历史学的基本原理。西庇阿斯开启的这一传统，一直持续到整个希腊化时期，并在古代世界后期催生了现今流传下来的、由基督教作家尤西比乌斯(Eusebius)和圣哲罗姆(Saint Jerome)编撰的神圣和世俗的历史年表。

同样，在公元前5世纪的最后30年里，莱斯博斯的赫拉尼库斯(Hellanicus)出版了一系列完整的地方历史与编年史(至少28卷)，极少部分是基于档案研究。其中有关于雅典最早的历史以及在埃及发现的亚里士多德关于雅典政治的散佚作品纸草(写于公元前4世纪后期)，使我们得以从某些细节出发、重构一个城邦历史的发展过程。在赫拉尼库斯开创的《阿提斯》(Atthis，或《雅典历史》)这种非雅典人的作品、处于一个更广泛的传统影响下。后来的作家主要是雅典人，通常出自祭司家庭，如克雷迪姆斯(Cleidemus)；或政治家，如安德罗提昂(Androtion，亚里士多德的大量依据出自此人)；或者两种背景兼具，如斐洛克罗斯(Philochorus)。他们的作品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对当地神话有着强烈的兴趣，另一方面又有固定的年代顺序：按照雅典的名年执政官[2]或执政官的序列安排历史事件(可能有某种程度上的任意性)。这样的序列被刻在了石头上。实际上，我们已经在雅典市政广场发现其残篇，时间是公元前5世纪20年代。此类公共记录几乎就是城邦对赫拉尼库斯的作品深感兴趣的证据，其作品激励雅典人将他们的成就进行有序展示。这是公民荣誉感与历史撰述相互影响的极好例证。因此，这种传统深受城邦利益、当地祭仪习俗和政治控制也就不足为奇了。

修昔底德

修昔底德也是城邦世界高度发展的产物，与第一批方志历史学家大致属于同一时代，然而他开篇第一句就申明他有意与希罗多德进行竞争：

(本人)雅典的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与雅典之间的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就开始写作这一部战争史。我相信这次战争是一次伟大的战争，比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有叙述的价值。这种信念是根据下列事实得来的：双方都竭尽全力来准备；同时我发现，希腊世界中其余的国家不是参加了这一边、就是参加了那一边，有的是立即参战，有的权衡之后即参战。

作品的主题立即出现：在对这场伟大战争的描述上，与希罗多德截然不同；对同一时代记录的宣言，对证实自己观点的强调，对自己是一个作家而不是口头传统的表演者的自觉宣称——所有这些，都在一部极其深刻和睿智的散文作品中表现出来。修昔底德记述的是雅典与斯巴达之间伟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从公元前431年到前404年，整整持续了一代人；其间只有公元前421年到前416年短暂的官方和平，但是随即被打破；最后以雅典战败及其帝国瓦解而告终。修昔底德身前并未能完结他的作品：在第8卷第411行叙事的进程突然中断；而第6卷和第7卷关于雅典向西西里的扩张，似乎是一个已经发表的艺术作品；第5卷和第8卷则有明显未完成的痕迹。修昔底德本人在战争中的活动，由他自己作了最好的描述：

我一直在战争中生活着，我的年龄相当大了，我了解事物发展的意义，我专心研究事实的真相。我在指挥安菲玻利斯的军事行动以后，曾被放逐而离开母国二十年：我看见了双方的一切行动，尤其是伯罗奔尼撒人的行动。由于我流亡在外，闲暇的时间给了我特殊的便利，使我能够深入研究一切。

修昔底德首先是一个“史家之史家”：他一直受到方法论的困扰。为了证明他所经历的这场战争有多伟大，他用一个关于先前历史的冗长补记来说明早期战争之不足道和先前居民有多贫困；同时，他全面质疑希罗多德所提出的关于证据的标准。他精确划定了所述战争的起点和终点，谨慎地论证所谓的和平时期其实是这场战争的一部分。像同时代人一样，他也热衷于编年史，但是他拒绝使用他们的名年官序列，认为其不适合战争的历史，而代之以战役季节的时间——“夏季和冬季”。他批评其他人在探知事实真相时缺乏批判性，并且宣称他不会听信于任何单个目击者的解释，而是努力在不同参与者的不同证据中寻求关联，作出评判。即便是他作品中所用的演说词，他也在一段著名的争议段落中宣称，“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语来，尽量保持实际演讲的大意”。他所认可的这些原则，可能会降低其作品的文学魅力——不过没有关系，因为他的目的是科学的，是要“垂诸永远，而不是迎合一时的听众”。从这种态度来说，我们认为他是第一个批判性的历史学家，西方传统史学的奠基人。这样说可能非常奇怪，因为修昔底德本人根本没有想要成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宣称不可能完全准确地写出过去之事，他的方法和关于证据的标准只适用于当前。他是一个社会科学家，一个当前世界的学习者，而不是一个历史学家。直到19世纪档案的发现和史料批评方法的发明，才使得过去的历史学家相信他们能够满足修昔底德提出的标准。甚至直到20世纪，F. 雅各布(F. Jacoby)汇集、出版了一些希腊历史学家散佚的残篇后，这些标准才能应用于希腊历史研究。

在一个方面修昔底德已经很好地超越了希罗多德——对战争原因的叙述。同一时代的人发现，希罗多德热衷于劫掠与反劫掠的神话，从伊翁到特洛伊的海伦。虽然他把故事讲得很热闹，但没能注意到是文化的冲突最终导致了一场战争。而战争的原因不可能是孤立的，必然与上述社会性质有内在的联系。但就希腊城邦来说，已经建立起了有关多边关系的规则：一种侵略或对正当诉求的拒绝行为，是导致战争的原因，战争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修昔底德的高明在于，他不仅仅停留在这种权利诉求和反诉层面，反而在两段插话中细致分析了那些公认的导致战争的原因，探讨一种“很少被清晰地提出过的真实原因”。有两段军事冒险的情节提及雅典与斯巴达的主要盟邦科林斯之间的利益和军事力量冲突。“真实原因”的性质难以界定，实际上修昔底德最终以个人理解作出了解释——“雅典强盛起来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迫使他们要与之战斗。这是一个社会心理学的声明？抑或是关于必然性的论断？他没有提及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他将战争的责任置于何方？这些问题已经被无数次地争论过了。这里我们只须注意到修昔底德对处世之道探究视角的老练，并坚信有两种类型的力量在起作用，导致战争爆发肯定有两个层次的原因。正是这种抛弃显而易见的、只有一个或一种类型的简单原因的观念的做法，是我们理解人类事务中的因果关系的决定性的一步。

修昔底德的方法来自何处呢？这一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理论尚处于幼年期，同时代的智者都没有能与之相比的深刻性。医学作家以刨根究底的态度来处理疾病及其致病因素，这一点很像修昔底德。他们还发展了一种理论与实践观察相结合的科学，也与修昔底德的做法类似。但我们只有在读了修昔底德第二卷关于雅典大瘟疫的叙述后，才能见其高明之处。即便描述一个医学现象，也没有任何一个同时代的医学作家能够如他这般清晰地描述过传染和免疫这两种重要的医学观念。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有信心说，修昔底德关于社会和历史研究方法的观念就是他自己的创造。修昔底德的问题本质上在于他的独立性。

若是考虑到修昔底德的文学风格，这一结论会更坚实。其风格的终极源头是与其同时代诡辩演说家完全不同的时代，而这些因素已经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系列破坏性的对立面和不相称的对应物。这里没有一个单词是清楚明了的，每个句子的出现都出人意料。其缺陷是简单变复杂，复杂变为不可理解；其优点不在于其精确性(因为是一个错误的精确)，而在于其方式，打动读者——甚至是同时代的希腊读者——去仔细考量每个单词的意义及其位置摆放。没有任何一个希腊人曾像修昔底德这样写作或思考。

当然，他也有其局限性。修昔底德将军的沉默让我们难以参透。我们无法知道他为什么不提那些他没有提到的内容，或者有多少内容是他没有提到的。我们不能通过他来构建历史，只能接受或拒绝他的结论。这一点与他是否如很多人相信的那样，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并无关联。但是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在某些时候会因为个人偏见而摇摆不定，他对伯里克利的记述明显褒扬过甚，对克里昂的记述遗漏了许多关键事实。再者，最根本的问题是演说词的呈现，如果没人曾经那么讲过，那些词汇和思想还会如此紧密联系吗？他在哪里遗漏了对决策的记述？此外，他阐释的辐射力如此之强，使其周边其他的重要事物陷入了日珥般的黑暗之中，他有系统地忽视了波斯的影响——这场战争只是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但他是否曾经面对过这样的事实：是波斯的金币最终打败了雅典吗？

许多这样的局限性折射了他作品的目的——“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类似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我就心满意足了。”修昔底德在这里申明的并不是简单的循环论，而仅仅是研究人类社会的运作。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很明显不是波斯的类型，但或许又不仅仅完全等同于希腊——更恰当地说，应该是一个自觉的政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决策的制定基于理性和公开的讨论，并与理性原则相一致。这就是为何从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以来的政治学者将修昔底德当作理想的历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则称他为“有史以来最具政治意义的编年史作者”。

智者派对修昔底德的政治理论有明显的影响。关于人类社会，修昔底德似乎将“强权就是公理”当作一个普遍事实接受了——社会实际上是以自利原则为依据组成的，城邦行为与自利原则一致。修昔底德的作品很少有情感流露，即便偶尔出现，也是不成功的表达。雅典依靠暴力维持其帝国，“过去取得这个帝国可能是错误的，但是现在要放弃它一定是危险的”(伯里克利的演讲)。这种观点的哲思性论述莫过于雄辩家色雷斯马库斯(Thrasymachus)在柏拉图《理想国》第一章中的表达。因此，就社会性军事行为来说，没有人是永远正确或永远错误的。即便斯巴达对雅典的恐惧是单方面的，但战争的爆发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知道，这种关于社会的观点在公元前5世纪并不是很流行，甚至很可能不是主流观点；但这无疑是一种有影响力的观点，修昔底德不可能被指控为一个唯我主义者，或完全伪造政治争论的性质的人。很多演说词以相互对立的姿态出现，而不是一般性的争论，这很明显说明他没有对决策程序给出过一个完整的记述。实际上，很多演说词更多是作为一个表达修昔底德政治理论逻辑的媒介，而非它们实际所讲内容的精确记述。修昔底德试图在两个场合保持他政治分析的一贯性，但结果并不成功：对伯里克利死后雅典政治领导地位发展的记述，以及对战争期间涉及科西拉并以其为例证的政治革命性质的讨论——这些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背景中强加一个线性进程的尝试，都不能令人满意。

尽管不愿意接受这类社会理论，修昔底德还是十分关注其结果，尤其是作为其结果而产生的道德问题。他对这类理论给内部政治带来的影响尤感兴趣。第二卷中著名的伯里克利关于雅典阵亡将士的葬礼演说，描绘了一个没有冲突和紧张、团结在对同一个理想的追求中的社会，与科西拉这样一个受困于内部冲突纷扰的病态城邦截然不同。一般来说，他收集的是那些以其最重要的形式提出这类问题的事件。如在第三卷中，有三个重要情节——雅典人会如何惩罚反叛的密提林人(Mytileneans)的问题，斯巴达会如何处置被俘的普拉提亚人的问题，以及科西拉反叛的故事。第一个问题中，帝国的新道德得出的结论是：仁慈的统治比残暴的统治更有利；第二个问题中，旧道德的代表拒绝一种情感的呼吁；第三个问题中，修昔底德论证说，当一个社会完全被新道德统治，就会导致信任和社会秩序的崩溃，而唯一愚蠢的行为就是做个温和派。

第3卷是修昔底德原创历史的中心内容，记述了战争的第一个阶段，直到第5卷第24节结束。修昔底德对他所描绘世界真实性的希求，在他自己那里都显得十分矛盾。其作品的后半部分，这种不安和“以修昔底德反修昔底德”的味道愈加明显。其原因就在于事件的逻辑性：如果修昔底德所接受的政治律法即自然规律，那么它们的全部悲剧性就会在最伟大的悲剧中阐明——修昔底德自己的城邦雅典的毁灭。历史学家对人性的悲观主义认识在这次毁灭中最终得到证实。有很明显的迹象表明，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后半部分，开始以一种悲剧观念进行清晰的论述。第5卷中，雅典人无缘无故发动对米洛斯岛的攻击，当米洛斯人以一份对话体形式的演说来质疑他们行动的道义性时，雅典人则以一个“僭主”城邦的傲慢来回应。修昔底德作品中的插叙，深受希腊戏剧文学形式的影响，也体现了他为代表雅典而骄傲的事实——正是这种骄傲——带来了第6卷和第7卷对西西里远征这场灾难的记录。修昔底德对远征本身的讲述，充满了感情和艺术性；在叙述的过程中，他相信这便是战争的转折点。不过他本人仿佛也卷入了事件之中，更好地掩饰了这种感情倾向。我们不知道修昔底德打算如何结束他的故事，尤其不知道他如何解释斯巴达为何没有完全摧毁雅典——而按照他的理论，斯巴达这样做理所当然。历史学家的问题在于，历史不能成为一个艺术的统一体，它总是被事件所伪造。修昔底德的历史，一方面展现了作为一个亲历事件的当代作者的道德倾向，另一方面又说明客观的历史学之不可能。

修昔底德的历史观是古代世界的主流观点，在今天也是。每一个社会都有其应有的历史类型。马基雅维利主义或者实权政治似乎仍然是政治领域唯一的理性回应，即便在当其导致自我毁灭之时。因此修昔底德对历史的塑造曾经属于政治和战争范畴，也无可非议。教训已经发生在修昔底德自己那里，一个以这种标准孤立存在的社会，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

色诺芬

历史在继续，历史学家也不断涌现，这是公元前4世纪的事。事实上，修昔底德一开始没有完成其作品，反而使得为之增加续篇更为容易。就像他的续作者所展示的那样，人们可以简单地以“若干天以后”开始，至少可以努力达到同样不带感情的精确记述标准。奥克斯里库斯的史家(Oxyrhynchus historian)做到了这一点，色诺芬在他的《希腊史》(Hellenica or Greek History)前两卷中也几乎做到了。这部作品继续叙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直到公元前404年结束。但是他晚年延伸了修昔底德书写的历史，直到公元前362年的曼提尼亚(Mantinea)战役，包括了斯巴达在希腊的领导时期、斯巴达的衰落、忒拜的短暂领导。他的记述尤其粗糙、失衡、充满偏见，若不是因为其叙述是现存唯一的同时代作品，没人会严肃地对待它。尽管他申明自己写的是回忆录，而不是历史，可这终究不能作为一个借口，因为遗漏的部分远比其记录的部分有趣。不幸的是，色诺芬也践行了修昔底德的标准，作为一个目击者并参与了这些事件，但是又完全缺少了悲剧主题——即斯巴达人生活方式为何失败，而这恰恰是他自己完全有能力解释清楚的。不过，色诺芬清新平易的风格、对于美德和恶行的坦率观点、对斯巴达绝对的赞赏，使之较其前辈的古板形象有了一种积极的改变。

适合于学童的风格和道德内容，使得色诺芬在整个古代世界都非常受人欢迎，并确保了其全部作品得以留存下来。其中许多作品都与历史沾边。《远征记》(The Anabasis)是一个青年男子的冒险故事——10,000名希腊雇佣军穿越波斯帝国腹地的远征，是由这次行动的一位领导者讲述的。《阿格西劳斯传》(Agesilaus)实际上是一篇讣告，赞颂了色诺芬终生的朋友和保护者、斯巴达王阿格西劳斯光辉的一生；《回忆苏格拉底》(Memoirs of Socrates)展现了一个色诺芬可能从来没有相遇过的名人的私人形象，这种文学回忆录的传统可一直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色诺芬的另一部作品——《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堪称第一部历史小说：篇幅很长，完整虚构了波斯帝国的创建者居鲁士大帝的教育和征服的过程。这部作品对王公贵族的借鉴作用及其对道德领导力的强调，使其在王权退出历史主流舞台之前，一直是欧洲最为流行的书籍之一。在古代世界，它曾激发了大量半历史类作品，叙述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的英雄教育。但是《东方人》(East)更倾向于对异国情调的描述而不是道德说教。公元前4世纪早期，阿塔薛西斯二世(Artaxerxes II)的宫廷医生、奈达斯的科特西阿斯(Ctesias of Cnidus，同色诺芬参加远征一样，他也参加过库纳克撒战役，只不过是站在敌对的一方)撰写了一部异常流行且充满奇思怪想的波斯历史(已散佚)，其中提出了关于波斯内情的权威观点，认为波斯“呼吸着闺房和太监的香水，混杂着血腥的污臭”(爱德华·迈耶尔语)。永远不要相信一个医生的历史作品，这样的作品来源于爱奥尼流行的口传故事，在希腊化时代的传奇小说里还有延续。

《希腊史》

希腊历史撰述的主流，依然是修昔底德式的关于城邦斗争的历史，但是开始有了一系列与《希腊史》相关联和比较的标准。在作品已散佚的公元前4世纪的历史学家中，有两位十分突出。库麦的埃弗鲁斯(Ephorus of Cyme)写了一部30卷的希腊史，从一开始就试图取代所有的竞争者。该书以赫拉克勒斯之子的返乡为开端，结束于公元前341年。其吸引人之处在于，他试图将历史从神话的领域划分出来。正因为这种方法，在一系列维护历史统一性的独立章节的前言中，他的研究显得更为宽泛。作为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学生，他开启了修辞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危险关系，并有以牺牲真相来满足效应的倾向。还有一些其他缺陷：他眼光敏锐，能将诗歌用作历史的证据，但在利用之时很少加以甄别。他试图通过将事实和人物“现代化”来掩饰自己对早期历史学家的依赖，并在必要之时依势“创造”历史细节。他的风格和完整性不幸使他流于通俗，不过，在那些思考过历史应该为何服务，且至少得出错误结论的人之中，他是一个杰出者。

就现代的眼光来看，伊索克拉底的另一个学生、开俄斯的狄奥庞普斯(Theopompus of Chios)更有魅力。他也写了一部《希腊史》，也是修昔底德的续篇；他的另一部作品《腓力王纪》(Philippica)，其书名暗示了历史已经向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这部书也可称作腓力的历史，因为这位马其顿王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这些作品毫无顾忌地揭露了各个时期雅典政治家的虚伪、阴暗、堕落与腐败，以及希腊新的马其顿统治者之粗鲁、野蛮。反历史、对恶行和无能的揭露，总是令人感兴趣的，狄奥庞普斯用写作戳穿了大人物的自负。但他也预见了世界对一种新的历史叙述模式的需求，就像其《腓力王纪》的书名所示，历史是为了支持(或者反对)一个由王权统治的世界。

为国王而作的历史

亚历山大大帝是第一个严肃的挑战者，因为清楚自己正在创造历史，所以他谨慎地挑选历史学家来记载自己的功绩。然而他的选择却令人遗憾。亚里士多德的侄子卡里斯提尼，在展示了一种阿谀和沉闷的混合风格后，开始试图篡改王室记录，尔后不得不被销毁。亚历山大的历史学家实际上是一群小丑——这从他们的作品残篇便可以判断。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征服世界这样伟大的历史事件，在罗马帝国之前竟然没有连续的记载留存下来。一流的历史作品写于400多年以后，作者是阿里安，一位罗马官员。他选择了两位当事人的叙述作为材料，当然有其可信度。其一是阿里斯托布鲁斯(Aristobulus)，一个建筑师；其二是托勒密(Ptolemy)，一个下级指挥官，后来成为后续的埃及王国建立者。其他作品诸如狄奥多罗斯的，用了克雷塔库斯(Cleitarchus)所写的一个更为通俗传奇的材料，而克雷塔库斯是一个不能确定其生活时间的模糊形象，也不一定是当事者。还有很多人陆续用不同的文学形式记述了亚历山大的远征。其中最天才的是亚历山大的舰队司令尼尔库斯(Nearchus)，他于公元前326—前324年期间穿过印度河流域的旁遮普(Punjab)，以及荒无人烟的莫克兰(Makran)海岸，到达了底格里斯河口，并以此写了一部希罗多德式的作品。这成为阿里安描述远征印度的重要材料。但是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事业，流传最久的是亚历山大罗曼史的传统。这些可能在世界文学史上最为流行的书籍。在古代世界后期，它们由各种不同的希腊化时期的线索编纂而成，诸如一部充满幻想的传记以及一些伪造的书信和文章集。其结果当然是完全神话风格的，如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入了尼罗河；亚历山大由一条埃及的蛇所生；拜访无头人和印度婆罗门教徒(最后一个是真实的情节)；用一个潜水钟来到海底；在一个狮身鹫首怪兽驱动的篮子里飞行等。

希腊化时代

因此，历史上的亚历山大做出的挑战没有得到回应。我们就有必要问：为何不管是亚历山大时代还是希腊化时代，都没能产生一种新型的政治历史？为何没有出现国王或王朝的历史传记传统来记载这些大帝国和诸王国？原因之一是，产生于城邦时代的历史撰述的传统之强大；另一原因是，希腊缺乏一种真正的传记传统。正因如此，帝国历史和政治传记的魅力就留待罗马人去发掘了。希腊化时代最为成功的那些政治历史学家继续写作《希腊史》，但通常是他们自己时代的编年史，仅仅是将新的希腊化王国合并到旧的体系中去。

这些历史撰述中最好的是卡狄亚的希罗尼姆斯(Hieronymus of Cardia)写的，后来成为狄奥多罗斯第18—20卷的蓝本，他是几个王国的公共事务管理者，成年生活经历了三代人，从亚历山大到公元前260年；是年，在104岁高寿仍大权在握之时去世。因此，他的历史著作篇幅如此之长，“没人能通读到底”也就不足为怪了。但这仍然是一部了不起的、准确且平衡的作品，记述了一个由政治和战争活动贯穿始末的时代，范围是从印度河到尼罗河及多瑙河的世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狄奥多罗斯从这些作品中写出了甚至比修昔底德还好的军事历史。希罗尼姆斯从亚历山大帝国的分裂和后续王国的产生中得出的教训，可能是历史上所有真理中最重要的教训——是偶然的机遇而非人类的技能支配着人类的事务。命运女神提刻(Tyche)主导着帝国的历史，并且支配着其继任者们，直到波利比阿(Polybius)出现——机遇是随机降临的，却会为那些有准备的人所用：“在人类事务之中存在着规律。”

政治历史的另一种主要的发展模式，经由波利比阿与其前辈们的辩论而为人熟知，我们可以贴切地称之为“情感历史学派”。历史与巧言令色交织其中，并通过对过去的哀怨、悲怆的情感重建自身。这种为了垂训而轻易牺牲真实的学派，是否以亚里士多德“悲剧的历史”理论为基础，仍有争论；然而这类历史学家的主张预示了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理论的某些方面，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过去经历的再现都与当前有关。

早期希腊化时代也见证了希罗多德传统的复兴。像尼尔库斯(Nearchus)这样的作家，已经认识到希罗多德与他们经历之间的关联性。当新的王国开始考虑他们本国的历史撰述主题时，他们感觉到需要理解这些外来的传统，从而为新的王国创造出某种认同感。结果就是希罗多德的“逻各斯”以一种系统的科学——民族志的形式复兴，它通常由国王资助，可能由非希腊的专业人员写作，依据公开记录和内在知识，按照标准形式——神话和宗教、地理和博物学、政治历史、社会习俗——进行排列。这些作者中最早的是阿布德拉的赫卡泰欧斯(Hecataeus of Abdera)。他为埃及的托勒密一世写作，其作品成为狄奥多罗斯第一卷的来源。他之后的第二代作家是埃及祭司马涅托(Manetho)，他的编年史仍然是埃及历史的基础。塞琉古王朝时期，能说两种语言的巴力(Baal)祭司伯罗苏斯(Berossus)写了一部巴比伦史；塞琉古王朝派往印度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的使节麦伽斯提尼(Megasthenes)写了一部生动翔实的有关孔雀王朝开端的历史。历史与地理的关系在民族志中的复兴，无疑是亚历山大远征最重要的文化成果。一个短暂时期后，希腊人能够再次向外部世界展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城邦，让周围的世界感到惊奇。

在犹希迈罗斯(Euhemerus)和伊安布里库斯(Iamblichus)的想象世界中，城邦迅速地再次找到自我，并且将民族志引进乌托邦哲学的虚构领域中。这时不断涌现像埃拉托提尼(Eratosthenes)和斯塔拉波(Strabo，他的作品得以留存)这样优秀的地理学家，某些时候也会出现一个重要人物，将历史的主线连接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是哲学家、博学家阿帕梅亚的波塞冬尼乌斯(Posidonius of Apamea)，他的散佚作品接续波利比阿，并记载了罗马共和国后期帝国主义倾向发展的严酷现实。但是波利比阿描绘了前进的方式，即罗马在地中海的出现，赋予修昔底德的政治历史传统以一种新的统一和方向。因此，希腊历史撰述这一传统的顶点在罗马历史中再现，其重要性将在第二卷第十章[3]中再行阐述。

公元前末期，百科全书式撰述的倾向开始出现，也预示着一种文化传统的终结。对我们来说，这种倾向的重要性在于，许多这样的大部头作品在前辈作品散佚之时得以留存，提供了重建历史传统的证据。后期希腊化世界是一个大部头书本和极其自负的小人物的世界。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在他的《罗马古代史》(Roman Antiquities)中为罗马写作了一部值得尊敬的、如一个特定希腊城邦一样的地方志。同一时代的狄奥多罗斯的《历史文库》(Historical Library)也很重要，不仅因为其通过将所有文明(不仅仅是所有希腊人)纳入历史的领域来努力扭转埃弗鲁斯(Ephorus)的倾向，还因为它是散佚的历史学家作品的存储之所——这部作品实际上是一座图书馆，是对其他人作品的一系列缩写。

在350年间，希腊历史撰述传统创造了我们今天仍在实践的大部分历史体例，并且努力分析大部分我们今天仍然面对的政治、社会问题。它建立了准确的标准和一系列方法论，使之明显优于其他历史传统。如果说它有什么缺点，那也是我们现在仍然有的缺点，即不能在历史中处理神力影响的问题。幸运的是，我们这个时代可以无视神。希腊化时代结束之际，出现了一种新的宗教，希腊传统和犹太传统融合成一种新的历史形式，神对人世的拯救也开始出现。马加比家族(Maccabees)和约瑟福斯(Josephus)的作品，是这种文化传统融合后产生的遗存，指出了通往尤西比乌斯(Eusebius)的《教会史》(Church History)和拜占庭基督教世界的道路。

进一步阅读

I

关于现存的主要作品，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的《希腊史》和《远征记》、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以及阿里安的《亚历山大东征记》有优秀的企鹅丛书译本，导言均由最重要的当代学者所作。然而，最好的修昔底德译作仍然是R. Crawley（1876，often reprinted in Everyman’s Library，London and New York）所作。色诺芬以及其他作家（狄奥多洛斯、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约瑟夫）的次要作品最容易在劳易布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找到，都有原文与译文的对照。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新版两卷本劳易布丛书阿里安的作品，其导言、注释和附录非常重要，由P. A. Brunt（Harvard 1976，1983）所作。由K. von Fritz and E. Kapp翻译和评注的Aristotle’s Constitution of Athens and Related Texts（New York，1950）是卓越之作。

散佚的希腊历史作家残篇由Felix Jacoby搜集，他毕生奉献于此项事业，其不朽之作14卷本：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Leiden，1923—58）是20世纪关于希腊历史最重要的作品。Jacoby在其未竟之际仙逝。此部作品按照历史的类型编排，涉及的主要领域有地理、文学、哲学史以及传记，包括每位历史学家的生平介绍、作品残篇，以及大量的德文或英文评注，没有译文。

II

关于希腊历史撰述，最具启发性的作品要属莫米利亚诺（A. Momigliano）的他最重要的论文收集成两卷，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London，1966）和Essays in Ancient and Modern Historiography（Oxford，1977）。关于希腊和其他历史传统的关系，颇有意义的是Herbert Butterfield的未竟之作：The Origins of History（London，1981）。关于地中海和中东的概览，亦可见J. Van Seters，In Search of History（Yale，1983），主要关注的是犹太传统。关于希腊历史撰述开端的概览，见L. Pearson，Early Ionian Historians（Oxford，1939，repr. Connecticut，1975）， R. Drews，The Greek Accounts of Eastern History（Harvard，1973，须谨慎对待）。关于希罗多德面对的问题，最好的介绍是人类学家Jan Vansina的概要性作品：Oral Tradition（Harmondsworth，1973），亦可见A. Momigliano，Studies，chs. 8 and 11。近来最好的概要性作品是J. A. S. Evans，Herodotus（Boston，Mass.，1982），其他作品带有更多偏见。

关于地方志的讨论，见Momigliano，Studies，ch. 1；关于雅典的本土历史学家，有Jacoby的精妙之作：Atthis（Oxford，1949），他所作关于这些作家的英文评注见FGH III b补遗；亦见P.J. Rhodes，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Oxford，1981）。关于修昔底德，有三部各有所长的优秀作品：F. M. Cornford，Thucydides Mythistoricus（London，1907），J. De Romilly，Thucydides and Athenian Imperialism（Oxford，1963），and G. E. M. de Sainte 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London，1972）。修昔底德还是一部五卷本大部头评注的主题，由A. W. Gomme发起和计划，由A. Andrewes和K.J. Dover完成（Oxford，1945—81）。

关于色诺芬，见J.K. Anderson，Xenophon（London，1974），以及G. L. Cawkwell为两卷本企鹅版所作的导言。关于埃弗鲁斯，见G. L. Barber，The Historian Ephorus（London，1935）；关于狄奥庞普斯，见Gilbert Murray，Greek Studies（Oxford，1946），ch. 8，以及W.R. Connor，Theopompus and Fifth Century Athens（Washington，DC，1968）。所有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研究，都在研究其生平的历史资料上花费了大量时间，最完整的研究是L. Pearson，The Lost Histories of Alexanderthe Great（New York，i960）。W. W. Tarn的研究Alexander the Great Volume II：Sources and Studies（Cambridge，1950）颇有争议。关于阿里安，见Brunt的劳易布丛书（前文），以及P. A. Stadter，Arrian of Nicomedia（North Carolina，1980）；A. B. Bosworth，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Arrian’s History of Alexander，vol. I（Oxford，1980）。

Jane Hornblower，Hieronymus of Cardia（Oxford，1981）是对那些散佚名著的杰出再造，也是关于狄奥多洛斯写作方法的最好概论。关于其他民族志传统下的早期希腊化历史学家，见O. Murray，Herodotus and Hellenistic Culture，Classical Quarterly 22（1972），207 ff。关于约瑟夫，见T. Rajak，Josephus（London，1983）。

[1] 即《希腊历史残篇》(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版本信息见本章附录：《进一步阅读》。——译注

[2] 名年执政官：古雅典建国初期的最高领袖。

[3] 指本系列第二部《牛津古罗马史》。——译注

第九章 古典希腊的生活与社会

奥斯温·穆瑞(Oswyn Murray)

社会

到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的古典时代，有成百上千个希腊人的共同体社会散落在地中海的沿岸，正如柏拉图形容的“宛若池塘边的青蛙”。从爱琴海中心的岛屿共同体、土耳其沿岸的城镇以及东部和南部希腊，不断扩展至希腊北部、黑海沿岸和俄罗斯南部，以及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最远到普罗旺斯、西班牙和北非。这些共同体自认为互相之间基本相似，都生活在城邦里，这是真正文明生活的唯一方式。当然，其社会和经济生活在很多方面又有所不同：有些城市拥有广阔的农业土地或者大量的奴隶人口，另一些城市主要从事贸易活动，经营谷物、橄榄油、干鱼、葡萄酒、金属、木材等原材料和奴隶贩卖；或者从事手工产品的交换，这些产品或是当地生产的，或是从东方或其他文化引进的。在某些地方，希腊产品也大量向外输出，同时向外输出的还有医生、石匠和职业雇佣兵等有技术的劳动力。各城市的经济差异很大，其功能也是如此：有些城市本质上是城堡，另一些则是以宗教圣地为基础的；但是绝大多数城市都有港口，所有城市都拥有一些土地并建立了管理中心。从理论上来说，重新构建一个典型的希腊城市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是可能的，柏拉图在《法律篇》(Laws)、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Politics)的最后两卷里也都认为，在不甚令人满意且种类繁多的真实城市的背后发现一个理想的城邦，是可能的。

我们无法令人满意地做到这一点的原因，与其说是缺乏资料，不如说是资料完全集中在两个不具有代表性的城邦上了。只有雅典提供了充足的各种史料，让我们能够详细地了解人们的生活方式；从史料中我们看到，雅典根本不具有典型性，在与其他城邦的相互关系中，雅典的行动更为多变也更加系统。事实上，雅典也比绝大多数城邦——如果不是其他所有的城邦——更为先进。相比之下，斯巴达被雅典作家描绘成雅典的反面，所以我们只能看到斯巴达与雅典组织中那些不同的侧面。秩序和服从，与无序和自由相对照；农业经济与贸易和手工业相对照；女性的自由，与雅典对女性的限制相对照。而那些不反映对立情况的史料却沉默着：我们的主要作家色诺芬，在他论述斯巴达的小册子里，没有提及斯巴达的奴隶希洛人——因为奴隶制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我们也没听说过大规模生产武器的工场——而斯巴达军队使用的标准武器肯定是由这些地方提供的。在这两个城邦之外，我们只有一些分散的信息和偶然的发现，比如在克里特岛上的小邦格尔蒂(Gortyn)发现的大型法典。

所以，雅典注定成为焦点。一是我们知道，我们所描绘的其他城邦的生活仅限于它们与雅典相似的情况下；二是我们相信，至少在基本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上，希腊城邦彼此之间的相似性，要远大于它们与周围部落和非希腊地区的联系。然而，甚至对一个单独的社会，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没有唯一的观点，每一个独立的目击者所描绘的世界都是不同的。柏拉图的对话用生动细腻的语言把雅典描绘成一个这样的世界：青年人和神一样的知识分子聚集在私人居所内谈话或宴饮，在郊区的公园里徜徉，或者走到皮拉奥斯庆祝节日，或者聆听那些来自希腊各地、精通修辞和哲学的著名学者讲学。甚至当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关在监狱里时，当局也允许苏格拉底的朋友成群地去监狱看望他，并和他讨论诸如他是否该逃跑以及死后生活的本质等问题。最后，苏格拉底饮下了鸩酒，在平静而理性的谈话中，他的肢体慢慢失去了知觉。

但是在柏拉图所描绘的时代里，大部分时候，雅典都正经历着长久而血腥的战争，至少有一半人死掉了。其中很多人死于那场令人极度恐惧的大瘟疫，甚至幸存者身上也留下了瘟疫的创伤。瘟疫是不良卫生条件的结果，大量公民集中宿营在城墙内的所有空地或圣地内，起初是在炎热的夏季，接着后来的一整年都是如此。事实上，旅行很危险，而且受到很大的限制，去往皮拉奥斯的路一定是肮脏污秽的，散发着臭气，像今天加尔各答的贫民窟一样拥挤。雅典监狱的条件也不像柏拉图描述的那么充满人性或者那么干净；鸩酒的药效也不仅仅是肢体的麻木——还包括窒息、言语模糊、抽搐和无法控制的呕吐。

柏拉图的雅典是一个理想的印象，它对真实的反映与帕特农神庙里的裸体人像所反映的盯着他们看的穿着破衣、脸上有麻子的农民一样多。而我们需要知道一个社会为它自己设定的理想。阿提卡喜剧出于自身目的抓取了日常生活的某些侧面，为了达到喜剧效果而对之进行夸张。但是让我们再次思考，在一个女性处于严格隐居状态的社会里，猥亵的言语和对肉体功能的经常提及，是否是这个社会的特征，而不是剧场所特有的一种仪式性的发泄。在舞台之外，类似于痛打父亲或者女性醉酒的事情经常发生吗？女性真的梦想过要接管国家吗？

早在公元前6世纪，广场已经被清理出来，沿着广场的西侧建造了一些公共建筑物，后来又修建了赫淮斯托斯神庙。在早期的建筑物里面，有庄严的廊柱、管理宗教事务的执政官(archon basileus)的官邸；也有议会大厅(bouleutērion)、档案室(在metrōon里)、官员聚集厅(tholos)等，它们都以古典形式展现在这里。北面有绘画的廊柱里保留着古典早期波力诺塔斯(Polygnotus)和米孔(Micon)的绘画作品。泛雅典娜大道穿过广场，从一个城门(迪普利翁门)直通向卫城。在南面，是公元前6世纪的喷水房以及国家铸币厂。围绕广场的廊柱——商店和办公室——修建得比较晚，阿塔鲁斯廊柱(Stos of Attalus)是帕加玛国王的礼物，如今重新修建，成了阿哥拉考古发掘的博物馆和工作室。

法典再次告诉我们，只有在边界地区，犯罪和惩罚是可以想象的，而正常的或禁忌的东西是不可想象的。那么，雅典律师的言论就涉及了富人这一特殊群体，也涉及了有争议的遗产或者能引起纷争的商业利益的情况。在这些言论背后，隐藏着一个正常活动的世界。对于史料的所有生动性来说，我们处理的是一系列陈规和偏见，它们只能间接地告诉我们：雅典人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城邦在本质上是男性的集体：男性公民聚在一起制定和实施那些影响共同体的决定。毫无疑问，这一活动的起源根植于军事环境以及武士们所拥有的赞同或拒绝其领袖决定的权力。城邦的发展就是这一实践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拓展，除了一部分宗教领域。政治，即在讨论之后直接参与理性选择，于是成为所有雅典城邦的中心内容。在雅典和斯巴达，所有男性公民至少在理论上都平等参政；在其他地方，特权可能被局限于特定人群，富人或贵族，所以必然在公民集体内部产生冲突和权力的分层。然而，政治生活的形式——大规模的公民大会、小规模的议事会及年度执行官员——都是普遍存在的，尽管各种因素下的权力和特性存在很大差异。

非常明显，如此发达的组织形式，一定与其他的更“自然的”和被推测为更早的组织形式有联系，它们大体上被现代人类学家描绘成血缘组织。绝大多数的希腊城市将他们的公民划分成世袭的“部落”；多利安人的城市在传统上有三个部落，爱奥尼人的城市有四个部落，但是政治改革者们乐于操纵这些组织，雅典的克里斯提尼把部落的数量从四个变成十个(大约在公元前507年)。这些城市部落和过去的真正部落之间缺少有机的联系，表现在它们仅仅作为城邦共同体中的社会分区而存在，希腊北部真正的部落地区则没有它们的身影。事实上，它们是出于军事和政治目的对公民群体进行划分的。传统允许，国家宗教崇拜对此也有所强化。

在雅典，克里斯提尼改革也是以地域为基础重建了组织。村庄或德谟变成了一个管理单位，地方官员和地方议会控制地方政府的所有事务，其中最重要的是保管公民名单。雅典有一套复杂的程序来保证公民名单的注册登记；如被拒绝，还可到法律机构进行申诉。由于与公民权相联系，德谟的成员是世袭的。不管他实际的住所在哪里，每个雅典公民在政府事务中都要求陈述他的德谟。所以苏格拉底的正式名字是“苏格拉底，埃罗派克(Alopeke)德谟的苏佛罗尼库斯(Sophroniscus)的儿子”。但是，不管人口流动有多频繁，对绝大多数雅典人来说，德谟一直是地理中心，因为他们就居住在那里。对普通的雅典人来说，比这些中央和地方的政府组织更重要的是胞族(phratria)，即一群兄弟们(phrateres)。这个希腊语单词的词根与绝大多数印欧语的词根相同，例如，在凯尔特语里是“brathir”，德语是“bruder”，英语是“brother”，拉丁语是“frather”，法语是“frère”；在希腊语里，它指“非家族”型的“兄弟关系”(对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关系还有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词)。这些兄弟关系最初可能是贵族武士团体，民主国家把他们重新组织起来并将其对所有人开放。每个雅典男子都属于一个胞族，控制其社会生活的，也正是胞族。在传统地区举办并由地方胞族掌控的年庆节日上，每个胞族都崇拜一个男神和一个女神——宙斯·弗拉提欧斯(Zeus Phratrios)和雅典娜·弗拉提娅(Athena Phratria)。这个糅杂了统一性和伪造的多样性的混合体强烈地反映出，在某个特定时间里对古老习俗的重塑。雅典青年男子人生中的各种仪式都与这个节日有关：在幼时，他来到宙斯·弗拉提欧斯的祭坛前，被父亲和亲戚介绍给胞族；对他首次献祭的接受，标志着共同体对他的接受。在青春期，他再次出现在胞族面前，为神献上一缕剪下的头发；兄弟们(phrateres)于是投票允许他成为胞族的一个成员，并把他的名字刻在胞族的名单上。是兄弟们见证了神圣的订婚典礼，这是雅典人婚礼上的重要社会活动；也是兄弟们参加了由新郎准备的宴会，以此来庆祝他最终的美满。所以，胞族参与了一个男人一生中所有重要阶段，是他社会和宗教活动的中心；当他遇到困难时——例如需要法律上的证人，他首先会求助于他的兄弟们。雅典的胞族唯一不涉及的领域是死亡——尽管在其他地区，这也是胞族功能的一部分。

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在希腊世界是非常普遍的，在不同的城市里也有不同的发展目标。斯巴达是最突出的例子：男性公民集体被分成“斯氏提亚”(syssitia)或共餐团，整个社会的和军事的组织都以此为基础。在这里，希腊世界的正常实践活动发生了改变，产生了一个军事集团。从7岁开始，男孩要接受国家组织的培养，被编入不同的年龄组。从12岁开始，他们过集体生活，学习各种有助于自救和生存的技能；他们缺衣少食，却以此来磨炼坚强的意志。在20岁时，他们加入共餐团，生活至30岁。甚至此后，他们仍然需要每天都来吃那些共餐。共餐的食物来自于每个公民的份地，这些份地由国家奴隶耕种，而奴隶实际上是邻近地区被征服者的后代。他们经常反叛，因此需要不断地对其进行镇压。这种解决方法在理论上颇为精致(士兵产生奴隶，奴隶产生士兵，奴隶需要士兵来镇压)，并以传统的希腊社会习俗为基础，对古代政治思想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提供了一种与雅典民主政体相对的理想模式。这两个城邦的例子告诉我们，相似的组织在不同国家有着多么不同的发展，由此也产生了特征完全相反的社会。

由于存在着归属的需要，使得在像雅典这样开放的社会里，大量的社会群体几乎都被整合进国家。贵族宗教群体，被称为“氏族”(gennētai)，宣称他们来自于一个共同的祖先，垄断着城市中主要崇拜活动的祭司职位。在较低的社会等级中，还存在着其他宗教群体，关注于一些次要的神和英雄的崇拜，但在宴饮和互助上有着强烈的社会目的；贵族酒会群体，有时甚至被用作政治目的，但更为经常的是，他们沉溺于酒后莽撞的破坏以及对无辜路人骚扰的快乐之中；白天，同一个年轻人也会在其他的群体里出现，这些群体与各种各样的体育馆或竞技场有关。雅典还有各种利益社团、葬礼社团以及与个人的贸易和活动相关的社团。也存在着宗教或秘仪派别以及知识分子的组织，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学园。这些组织的特征是：某一种崇拜的中心、共同利益的财产拥有者、与官方签订的正式法令和能获得正式决定的方法，经常被刻在石头上，以及浓厚的共同宴饮的因素；其特征还包括，这些社团全部是男子，从事的也是男性活动。偶尔，我们也听说同样具有排他性的女性组织。这些组织通常与仅限女性参加的具体崇拜有关，但是这些组织常常被看成是男性世界的简单延伸。雅典的相关法律对这类组织的范围有说明：“如果一个德谟或一个胞族或英雄的崇拜者或氏族或宴饮群体或葬礼群体或宗教行会或海盗或贸易者，在其社团内部订立规则，那么这些规则是有效的，除非它们与公共法律有冲突。”

发达的希腊城市是各种社团组成的网络，正如亚里士多德看到的那样，正是这些社团产生了共同体的感觉、归属的感觉，而这正是城邦最本质的特征：血缘纽带与多种形式的政治、宗教和社会团体相适应，也与为了某种目的——无论是航海还是宴饮抑或是葬礼——而结成的伙伴关系相适应。公民的概念甚至在内战时期仍被援引：公元前404年，当雅典的民主派和寡头派进行斗争的时候，厄琉西斯(Eleusinian)秘仪的祭司，一个出身于贵族家庭，但立场是民主派的人，发出如下呼吁：

公民同伴们，为什么你们要把我们赶出这个城市？为什么你们想杀死我们？我们从不曾伤害过你们。我们与你们共同分享着最神圣的仪式、献祭和辉煌的节日；我们与你们在歌队里共舞，一同上学，一起战斗，为捍卫我们共同的安全和自由，我们曾一起勇敢地面对来自陆地和海洋上的威胁。以诸神的名义，以我们父母的名义，以亲戚关系、婚姻和伙伴关系的名义，这些都是我们双方中的大多数人所共享的群体，我恳请你们在神和人面前感到羞愧，停止对我们祖国的伤害。(色诺芬，《希腊史》)

在这样的世界里，可以明确的是，多种多样的关系限制了个人自由。的确有一种重要的感觉，即在希腊人的思想里，个人脱离集体自治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希腊人的自由是社会化的，被具体化在谈话和行动里。自由就是从这样的事实中获得的：同一个人属于一个德谟、一个胞族、一个家庭、一个亲属群、一个宗教组织；而且，居住在这个由冲突的群体和社会责任组成的复杂世界里，他拥有在各种需求间进行选择的自由，因此能够逃避某一社会范型的统治形式。这就解释了在古典时期的雅典，集体心理能与惊人的创造力和自由思想共生的原因：产生于对很多地方都有归属感的自由，绝不比产生于对任何地方都没有归属感的自由少；而其创造的社会，只能按照自己的脉络统一起来。

家庭

希腊家庭是一夫一妻制家庭，也是核心家庭，基本上是由丈夫、妻子以及他们的孩子组成的。但是希腊作家倾向于把家庭等同于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所以也把一些附属的亲戚和奴隶看作是家庭的一部分。除了经济作用外，家庭还履行很多社会职能。家庭是新公民的来源，在古典时期，国家插手进行干预，为公民权以及子女的合法性建立了越来越严格的规则：一个公民必须是两个雅典公民的合法婚姻带来的孩子，他的父母必须都是公民。这种越来越严格的定义，必然排斥以前那种较为灵活的婚姻结合。对一个雅典人来说，与一个外邦人结婚或者为在其他类型的关系下出生的孩子求得认可，是不可能的。将农民占大多数的社会准则在贵族身上强制执行，这种发展在本质上是民主的，他们此前的行为与准则完全不同——他们经常与共同体之外的人通婚，对合法性有着自己的标准。事实上，第一个公民权法的作者伯里克利本人的经历就证实了改革中的痛苦：他合法婚生的孩子在瘟疫中死去后，他被迫请求公民大会允许他与阿斯帕西亚(Aspasia)——他的米利都情妇——的孩子成为合法的雅典公民。其他一些贵族出身的人也发现，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被重新划成私生子，既失去了公民权也丧失了继承权。

家庭的第二种功能是财产继承权，与公民权密切相关。总体来说，希腊社会并不实行长子继承制，而是把财产以抽签方式平等地分给所有在世的儿子们，所以“继承”的传统单词是指一个男子的“klēros”，即运气。这是雅典家庭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每个家庭仅能维持到家长在世的时间，一旦家长去世，财产就会被重新分割。当然，这种方式也有其有利之处。家庭小块土地上的共同墓地是家庭中数代人的中心——至少对那些能够承担可观土地和雄伟墓碑的费用的人来说是这样的。墓碑是家族群体墓地的一个特征，这种现象可能是富裕公民对贵族葬礼的一种模仿。婚姻，甚至是在最高的层次上，是同族结婚，被限制在一个封闭的亲戚圈里，这是为了保证家庭财产不被分割。更为普遍的，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限制家庭规模也很常见。这也经常会造成由于死亡而没有男性子嗣继承财产的情况——那么财产就会在更大的亲戚群中进行重分，这些亲戚也有责任起诉谋杀者。但总体来说，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大家庭在古典时代十分重要。

家庭的另一职能提出了一个对我们理解雅典的社会价值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家庭显然是保护和禁闭女性的手段。女人是公民，某些宗教崇拜仅限于她们，但不允许外邦女性参加。仅仅出于婚姻和生育的目的，她们是公民；除此之外，她们缺少所有独立的身份。她们不能参与任何价值超过一麦地姆诺斯(medimnos)[1]大麦的交易；她们不能拥有任何财产，依照习俗，只有她们的衣服、个人的首饰和奴隶算是例外。她们总是处于监护人(kyrios)的保护之下：如果她们未婚，监护人就是父亲和关系最近的男性亲属；如果她们已婚，监护人就是丈夫；如果她们是寡妇，监护人就是儿子或其他有姻亲关系的男性亲属。女人总是从属于一个家庭，并且在家长的合法保护之下。

女性能够参与财产交易的两种情况类型，说明了这种保护的实质。第一种与嫁妆有关。为家里的所有女人提供一份嫁妆，是监护人的责任，缺少嫁妆证明这个家庭非常贫穷，甚至可能让人怀疑这场婚姻根本就不是合法的。在订婚典礼上有一句惯用语：

“为了生育合法的孩子，我给予这个女人。”

“我接受。”

“和(例如)三塔兰特[2]的嫁妆。”

“我同意。”

接受了嫁妆，才被认为有婚嫁的发生。嫁妆伴随着女人，但并不属于她。嫁妆全部受她丈夫控制；但在离婚或者丈夫死亡的时候，女人可以要求收回嫁妆；一旦女人有了男性继承人，并且成为她的监护人，嫁妆就必须交给他控制。

一个女人在没有遗嘱或者没有适合的男性继承人时，也能成为财产的持有人。在这种情况下，她就成了一个女继承人(epiklēros)：她的名字将在公民大会上公示于众，她和她的财产被裁决给一个准备娶她的、与死者关系最近的男性亲属，通常是她父亲一方的叔叔。这是一套成熟的程序，士兵能因此获得特殊的假期来实现自己的主张。为了能娶到女继承人，申请者有权与自己的妻子离婚，甚至还可以把这个女继承人从她丈夫身边带走——如果她已经结婚却还没有孩子的话。“很多结了婚的人，自己的妻子却被别人带走了。”一个演讲者如是说。他解释道：是因为他父亲没有对一份属于他母亲的遗产提出要求，因此担心母亲的某个亲属会通过婚姻占有她。

法律和私人财产的体系反映了产生这种体系的社会偏见，雅典体系之所以在古代希腊异乎寻常，仅仅是因为它更加系统化。但对其他城邦来说，有不同的发展是可能的。例如在斯巴达，妇女的自由是众所周知的——有些哲学家对此并不认同，他们从其他方面把斯巴达理想化了。在斯巴达，妇女也有权继承土地；到公元前3世纪，已经有五分之二的土地在她们手中，还因此引发了政治革命。雅典的妇女地位则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说明。

雅典人对妇女持两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民主政治对妇女地位的影响。贵族妇女至少在以前比较自由，但是民主制的到来意味着她们要被迫接受多数人的社会准则。许多农民社会把很高的价值标准强加在女性身上，同时又对她们极不信任。公元前6世纪，阿摩格斯岛(Amorgos)的西摩尼德斯(Semonides)按照动物的特征，描绘了诸神所创造出的作为男人负担的女人的可怕类型。只有一种类型稍好一点，像一只蜜蜂：“她让他的财产不断增加，她与丈夫一起变老，他们彼此相爱，她是这个声誉良好家庭的母亲。在所有女人中，她最引人注目，神样的美女在她身边玩乐。她对坐在那些讲爱情故事的女人中间不感兴趣。”这种态度中，既有对女人非理性和热情天性的恐惧，也有对她们品德和远离公众视野重要性的夸张认识。在农业社会里，这些态度由于需要女性在田间劳动而受到抑制；随着城市生活的出现，妇女被限制在家里，不断增加的财富甚至使她萌生了从家庭责任中解放出来的愿望。在色诺芬的对话中，苏格拉底处理了一个朋友的问题。由于政治动乱，这个朋友和14名女性亲属住在他家里，这些女人都养尊处优，过去没有从事过任何工作。苏格拉底规劝他，还是应该让这些女人做些适合的工作，比如纺线。当她们的性情有了很大改善后，唯一的问题是，她们现在抱怨其监护人太过懒散了。但苏格拉底说，他的责任就是保护，正如牧羊犬照看羊群一样(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

在完全不同的层次上，类似的态度也出现在知识分子中间。哲学家们(柏拉图是一个高尚的例外)都认为女人被赋予的理性远低于男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在奴隶身上，根本就没有思考能力；在女性身上，思考能力是不起作用的；在孩子身上，思考能力还没有发育完全”；家庭是一种涉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自然关系，“至于男性和女性，这种优劣关系是永恒的”。悲剧诗人和喜剧诗人刻画的女人比男人更生动、更有特色：希腊悲剧中最强大的人物都是女人。究其原因却是：女人被认为更易于产生极端情绪进而带来暴力行为。悲剧家表达了对女人困难处境的深刻洞察：

但是现在，离开了我父亲的家，我什么都不是。是的，我经常审视女人的天性，我们什么都不是。我认为，年轻的女孩在父亲的家里，有着凡人所知的最甜美的生活，因为天真无邪让孩子们永远安全和幸福。但是当我们进入青春期，明白事理后，我们就被赶走、被卖掉、远离了我们的神，远离了我们的父母。有些女人走进了陌生人的家，有些走进了外邦人的家，有些走进了没有快乐的家，有些走进了充满敌意的家。所有这些，一旦第一夜我们被戴上枷锁、拉到我们的丈夫跟前，我们就被迫赞美并且说这一切都是好的。(索福克勒斯，《忒琉斯》，残篇，583)

但是这些真知灼见隐藏在骇人听闻的暴力故事中。在这部现已散佚的索福克勒斯的悲剧里，普若克涅(Procne)正准备杀死她的儿子，以此来报复她丈夫对她妹妹的诱奸。在宗教氛围里，妇女也被认为与男人不同，因为她们更适合于信仰与仪式中那些黑暗的、非理性的和狂欢的层面。尽管有很多迹象反映了对女性处境的同情，结果仍然是强化了社会对女性的态度：即女人需要保护，以免遭受她们自己及外部世界的伤害。

这样的态度仅涉及雅典的妇女：

这就是娶个女人做妻子的含义：让她生孩子，让儿子们成为胞族和德谟的成员，将女儿许配给她们自己的丈夫。我们要妓女(hetairai)是为了愉悦，要情妇是为了每天放松我们的身体，但是娶个妻子是为了给我们生育合法的孩子并且忠实地照顾家。

所以，一个雅典演说家请求陪审团要牢记雅典女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区别。

一个陌生人走进一间有女人在场或可能在场的房间，会引来愤怒——除非他受到了主人的邀请。雅典住宅的结构布局实际上反映出，甚至在一个住宅内，在女人区和男人的公共房间之间也有严格的分隔：在大宅院里，女人区坐落在远离街口的地方，而街口一般都有奴隶门童把守。在乡下，农舍的主要特征是庭院，女人和孩子白天在这里活动；庭院的四周是平房，角落里有一座坚固的储物塔楼，当有陌生人造访的时候，女人可以到塔楼上回避。在较小的城市住宅里，男人住在一楼，女人区在楼上。有一个著名的谋杀案件，被告声称，他年轻的妻子要与他交换睡觉的地方，这样她能离井近一点，以便给婴儿洗澡——也能让她和情人约会。但是这个情人是怎样做到与一个有夫之妇交往的呢？他在一个葬礼上注意到她，买通了她的女奴隶为他传信，在地母节这个女性节日的掩护下——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她才能离开家——他们相见了。这个丈夫带着一帮邻居、当场抓到了妻子的情人并杀死了他。当然，这是合法的：原告只能宣称，杀人者是出于其他原因事先计划好的行凶。女人离开家通常是有人陪伴的；一个女人在外面劳作则表明，要么她非常穷，要么她不是公民。

不管这种对女人的态度在农业社会多么普遍，只要我们把希腊人理想化成西方文明的鼻祖，我们就很难认同这种态度。

在雅典，这种态度的影响再加上对男性社会群体的强调，构建了作为城邦中心的公共生活：古代雅典的重心从家庭转移到城邦集体，所以就有了辉煌的节日和展示，以及用于宗教和政治目的的大型公共建筑。在阿哥拉，也就是在被这些大型建筑围绕的广场上，雅典男子度过了他们的一生。相比之下，他的家是寒酸的，不起眼的：在民主制下，炫耀与其他公民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是危险的——不管怎么说，男人的生活是在公共空间而不是在私人空间里度过的。雅典能够展现这个古代城市理想典范的成就，存在着根本原因：家庭的磨蚀，是雅典人能够成功逃避部落和亲缘纽带关系进而建立新型社会和政治组织所付出的代价。

经济

把古代经济与现代经济进行比较和对照太过简单，而且很容易陷入古代经济就是原始的、农业的误解中，仿佛农业经济天生就是简单的。雅典的例子对此是一个有益的矫正。阿提卡的土地基本上不适合简单经济：它的面积大约为1000平方英里，由山脉、高地的丛林、草场，以及小块的耕地组成，而大部分耕地只适合种植橄榄；这样的地理限制意味着，大量完全不同且高度专业化的农业活动，要由一个用于交换的中心定居区进行协调。最近对公元前6世纪末克里斯提尼建立起来的政治体系的研究有一项奇异的成果，即我们能够计算出古典时代初期阿提卡人口的分布，因为每个德谟都按照其人口比例提供议事会成员。最肥沃的土地是厄琉西斯(Eleusis)平原、刻菲索斯(Cephissus)河谷以及马拉松(Marathon)平原。在这里，农业种植和葡萄栽培一定是最主要的，土地比较肥沃的摩索吉亚(Mesogeia)地区仍然是松香酒(restina)生产的中心。这些地区生活着五分之二的人口就毫不奇怪了。而城市本身集中了手工业、贸易和服务活动，构成了人口的另五分之一。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地以及在多岩石的劳里昂(Laurium)半岛上，存在大型定居点的证据。这里的主要活动是在可能的地方种植橄榄，不然就是放牧 ——主要是山羊和绵羊，以获取羊毛和奶制品(在希腊世界，肉类总是要留待节日期间和祭祀时才能享用)，当然还有林业。即使在今天，阿提卡地区依然林木茂盛。因此，尽管这些地区总人口密度较低，却拥有不少大型定居点；其中最大的一个德谟是阿卡奈(Acharnae)，拥有的代表人数约相当于其他类似德谟的两倍，相当于雅典城本身代表人数的一半以上。阿卡奈又以木炭工业闻名：在使用煤之前的时代里，木炭是主要的家用和工业用燃料，熔化金属、做饭和城市取暖都需要大量的木炭。

古典时代没有类似这样的资料。但是，阿提卡在城市化充分发展之前，就已经存在着复杂而多样的农业经济。还有一点比较清楚的是，作为一个拥有卫星城的大都市，雅典很早就需要大量进口谷物，对谷物进口的关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晚期。保护谷物(贸易)路线，尤其是保护来自黑海的谷物(贸易)路线，在整个古典时期一直是雅典公共政策的决定性因素。雅典的成年男性公民的人口，从大约30,000人增长至公元前5世纪的40,000人；然后在公元前317年的人口统计中降至21,000人，其中人口的减少主要发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这次人口统计还涵盖了10,000名外邦人。

如果要说明自由民家眷人数，那么这些数字乘以四就应该非常接近了，还应该加上约100,000名的奴隶。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谷物产量数据显示，为了养活这些人口，至少一半或者可能近80%的谷物——即主食，不得不依赖进口。因此，贸易成为雅典经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谷物贸易被严格管理：雅典居民禁止运送谷物，不过运送到皮拉奥斯的除外。法律禁止谷物的再出口或囤积，有专职官员管理市场。混合贷款、利润分享和保险制度似乎主要是为谷物贸易设计的。凭借这样的制度，个人以高额的利率把资本借给船主进行特定的航行：只要航行圆满完成，贷款就可以还付了。不过，雅典还给予外邦人快捷出入雅典法庭的权利，公正对待外邦人，鼓励外邦人在雅典定居，以此来促进其他贸易地区的发展。公元前5世纪早期，狄米斯托克利在皮拉奥斯建立了城垒和良港，为雅典的贸易霸权奠定了基础。公元前457年，老城和港口随着它们之间的长城的建立而联结在了一起。到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成为希腊的主要贸易中心。雅典在内战中的失败以及雅典帝国的崩溃，并没有影响其贸易地位。但随着亚历山大的征服，东地中海与新希腊化城市周围的中东地区完成了统一，经济中心由此发生了转移。只是在这种情况下，雅典才开始失去了贸易霸权。

在雅典，第二种类型的经济活动源自公元前5世纪中期由伯里克利发起的公共建设项目。保存下来的账目记录涉及建筑的后期阶段、修整工作以及技术工匠进行的雕刻装饰活动；劳动者中混杂着雅典人和外邦人、自由民和奴隶；每种类型的工作、工资都是一样的，不分社会阶层。早些时候，一定也需要大量没有技术的劳动力挖掘地基、测量工地，进行建筑物主体的建设。而建筑项目本身首次大规模使用潘提里库姆山(Mount Pentelicum)大理石采石场的石料，同样带来了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采石场以及到雅典的石头运输都需要劳动力(在古代和中世纪的建筑作业中，运送石料一直是花费最多的部分)。在缺少大量奴隶劳动力的情况下，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贫穷的公民从这项工作中获益最多。在公元前5世纪的公共雕刻和公元前4世纪末的私人墓地纪念碑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神庙建设停止后，雕刻家们或者去希腊的其他地区，或者转移到私人领域。类似的还有那些没有技术的劳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在雅典，除了战争期间和金融危机时期，民主国家一直支持重大公共建筑规划。公元前4世纪末期的巨大边境堡垒和吕库古斯(Lycurgus)建设规划，都是借公共建筑提供国家就业政策的直接延续；而这种政策早在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僭主时代就已经开始实施了。

其他经济活动主要以工艺技能为基础，因此不需要雇用大量的劳动力，但总的来说，他们对创造活跃而多样的市场是相当重要的。公元前5世纪，雅典成为希腊高品质绘画陶器的中心。直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一直保持着这种优势地位。彼时，由于亚历山大的征服活动，可用的贵重金属不断增加，从而转移了人们对艺术陶器的需求。雅典城内最有名的一个区域被称为“凯拉美科斯”(Kerameikos)，即陶工区。据计算，在雅典工作的瓶画师的人数在从来不超过100人，陶工的人数也是一样。然而，想想制陶过程的每个阶段，从挖土、燃料提供到作坊雇工及最后将产品卖到远至埃特鲁里亚和西班牙的商人网络——我们便会明白，这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

有些工艺超越了手工作坊阶段，发展成以使用奴隶劳动为主的手工工场。政治家之父德摩斯提尼(Demosthenes)拥有两个工场，一个用30名奴隶生产剑，另一个用20名奴隶生产卧榻；吕西阿斯(Lysias)的盾牌工场是已知最大的工场，用了120名奴隶。古典时期，大量著名的政治家似乎都从这样的企业中获得了相当多的红利。这是根据喜剧诗人对他们职业的评论所做出的推断(例如，对喜剧诗人来说，富有的克里昂是鞣皮工)。工场的发展有两个原因：一是政府契约的存在，特别是在武器装备部门；二是大城市更普遍的需要。

必须提及的是财富的最后一项来源：银矿的开采。公元前5世纪早期，在劳里昂山上发现了一条新的银矿脉；于是在整个古典时期，人们持续而集中地进行银矿开采，只是在动荡时期有过短暂的中断。国家授予雅典的企业或企业联合特许权，这些企业则用大量的奴隶进行开采。利润是巨大的，国家从银矿中得到的税收总和，与谷物贸易的总消费相当，每个特许权在三年的时间里能够带来多达100塔兰特的收益。公元前5世纪的政治家尼西阿斯(Nicias)用另一种方式获利，即为银矿提供劳动力：他有1000名奴隶被放出去在银矿劳动，每年能得到10塔兰特的收入，资本回报率为33%。柏拉图的《普罗塔哥拉篇》和色诺芬的《会饮篇》，都以贵族卡里阿斯(Callias)的家为背景；而卡利阿斯家族是公元前5世纪最著名的政治家族之一，其庞大的财富基本上来自于银矿。

与从事直接的经济活动相比，富人更愿意以租金和利润为生。但正是古代哲学家的偏见——即认为土地的拥有是唯一值得尊敬的财富来源——把我们骗进了这样的想法。税款申报和继承目的证明了财富来源的多样性，这些财富种类都以标准的形式登记在册：农业财产、城市财产出租、手工工场和作坊、私人产业、现金、储蓄或借贷出去的钱。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声明，列出了这些种类中所有的或者绝大多数的资本和收入。

在雅典平民中，那些有地的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也有很多人依靠其他生产活动为生；他们的富裕程度不同，但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存在社会隔阂。古代卫城上某些最引人注目的供奉对象都是工匠，尤其是陶工和雕刻师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然而的确存在着一种偏见：除了国家雇佣外，其他的雇佣劳动是被人看不起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或极端贫困时，雅典人才会为别人长期工作。这可能是奴隶制带来的主要后果，没有人愿意为主人工作，因为这样做就等于把自己置于奴隶的地位。于是，奴隶制一方面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缺口，另一方面又填补了这个缺口。

有三分之一的自由民不是公民。外邦人则被称为“麦提克”(metoikos)。在雅典，他必须要找一个公民保护人，并且在当局登记，缴纳小额年税。作为回报，他能够在法律上获得全面有效的保护；但也须承担公民的大部分责任，比如捐献公共基金，为节日和军事服务提供资金。他不只是不能与雅典公民通婚，也不得在阿提卡拥有地产。公民和麦提克之间的界限，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能被跨越。后代作家经常把希腊城市的排他性与罗马的宽容相对比，断言这就是希腊帝国如此短命和不得人心的原因。但是事实上，整个古典时代，在雅典的麦提克人口众多，生活富裕，对雅典忠诚，也以自己的身份自豪。他们集中在皮拉奥斯，很自然地在非农业领域，在手工业、技能工艺、贸易和诸如银行业之类的贸易企业中表现尤其出色。有一个例子能够说明麦提克融合的程度。叙拉古人凯法鲁斯(Cephalus)受伯里克利的邀请来到雅典：他拥有一个正履行政府合同的大型盾牌制造厂；他在皮拉奥斯的家是柏拉图的《理想国》的背景，对话开始于他同苏格拉底讨论他对巨额财富的态度。他的儿子波利马库斯(Polemarchus)和吕西阿斯(Lysias)都是激进民主的坚定支持者。公元前404年，在亲斯巴达的寡头派统治时期，波利马库斯被处决，财产丧失殆尽。吕西阿斯则成功出逃，长期流亡异乡；等到返回雅典时，他因忠诚而赢得了公民权，尽管这种授予很快就失去了法律效力。吕西阿斯于是变成了法庭演说稿的主要撰写者，直到约公元前380年他去世为止。由于所有的诉讼当事人都不得不为自己辩护，雇用专业人士只是为了撰写演说稿而已，因此，作为一个非公民，他不能在法庭上讲话这一事实已也没什么要紧了。很明显，凯法鲁和他的家庭与雅典的贵族和知识分子精英能够自由地交往，他们自己就是雅典社会的重要成员，并坚定不移地忠诚于它——即使他们并没有公民权。

与雇佣劳动不同，在古代地中海世界里，奴隶制是一种自然的剥削形式，尽管我们没有准确的数字，但很可能阿提卡的奴隶数量大体相当于自由居民的人数，在100,000人左右。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奴隶身份是没有疑义的：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主人可以随意对待他们——尽管只有傻瓜才会虐待自己的工具；他人对奴隶造成伤害的话要对奴隶的主人进行赔偿。但雅典的法律规定，奴隶的证言只有在他受到酷刑的折磨之后才可被采信——原因显而易见；为了把一个奴隶从对其主人的恐惧中解放出来，必须代之以更大的恐惧。

让我们从数字谈起。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最穷的人是没有奴隶的——这被看成是巨大的不幸，所有人都渴望至少拥有一个奴隶——这一点类似于现代欧洲人对拥有汽车的态度。不过，同其他耐用消费品一样，对财产的需求，提高了个人所能承担的上限。每个上战场的士兵都带着一个奴隶，这通常意味着还有其他的奴隶留在了家里。在社会等级的顶端，一个真正的富人可能拥有50个以上的奴隶，有的在手工工场里，也有的在家里。除开采银矿需要大量奴隶这种特殊情况外，大规模的奴隶劳动依然是罕见的。我们发现，从事不同工种工作的奴隶数量(陶工、护士、教师、女仆、厨师等)可与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各阶层家庭所使用的用人数量相提并论。农业奴隶制由于经济上的考虑而受到限制：一般与自己的家庭成员在自家土地上劳动的农民，要养活一到两个以上的奴隶是不可能的。但是那些有足够土地、不用劳动就可以生活的人，亟须一个奴隶监工和最少四五个农工，也可能多达十五个。

关于数字的问题的探讨是重要的，因为它有助于证明，在绝大多数经济领域里，奴隶和自由民是如何在一起劳动并且如何在同样条件下工作的：实际上，有一种奴隶能作为工匠真正独立地工作，然后把挣得的一部分收入交给他们的主人。这种工作关系解释了为什么雅典社会明显是一个拥有奴隶的社会，同时又在很多方面缺乏奴隶经济的特征，奴隶制特殊的剥削方式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发展。从真正意义上说，奴隶制是对雇佣劳动的替代，这意味着二者的社会条件属于同一类型。一个反动的雅典评论家以夸张的描述反映了这种情况：

至于雅典的奴隶和麦提克[3]，他们过着一种最没有修养的生活；打他们是不被允许的，但奴隶对你却可以极端漠视。让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吧。如果法律允许自由民打奴隶或麦提克或被释奴的话，他会经常发现自己误将一个雅典人当成奴隶而殴打他。因为仅就穿衣和外貌而言，普通人看起来和奴隶、麦提克一样。(伪色诺芬，《雅典政制》)

只在一种情况下，真正的奴隶经济才发展起来：在组织开采银矿的人力时，会避开对自由劳动力的需求，因为没有自由民能忍受矿井的条件。奴隶主在合同中要求填充所有死去奴隶的数量，以保护自己免遭损失，然而这种合同却几乎不能对奴隶提供保护。奴隶主获得的利润着实丰厚，三年就能让他买得起新奴隶。矿井的框架，生活在300英尺的地下的坑道内，仅仅在通风井半腰生的火堆产生的向下气流带来赖以为生的空气，矿井出口处的看守房间、非常狭窄的坑道，矿工在工作时必须爬行或跪着，所有的搬运工作都由儿童来做——这一切都揭开了矿井的真相。几乎没有雅典人来参观他们投资的劳里昂银矿，因为矿上已雇用了专门的监工。甚至在地面上，矿工也要被拴着锁链。尼西阿斯的财富都来自童工的劳动，但他却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具道德感、最虔诚的人。这真是对雅典人的冷漠的严酷证据。

文化

文化需要闲暇和场合：在前工业世界，或者在人们工作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的地方，闲暇通常不是一个问题。在古典世界里，有两种主要类型的场合，私人的和公共的，酒会(symposion)和节日。

酒会或是男性宴饮群体，属于前面已经描述过的社会群体，本质上体现了一种在古典时期仍然存在的贵族文化形式，只是不再占据优势地位。较早的时候，希腊诗歌、希腊音乐和希腊陶器的大部分都是为这样的群体创造的；在希腊各地，这些群体保持着非常明显的一致性。虽然艺术的创造力衰减了，但酒会仍然是社会生活的焦点。酒会在“男人的房间”(andrōn)里举行，房间通常是专门设计的。门在偏离中心的位置，里面放着供参加者躺卧的卧榻；一两个人共用一张卧榻，左臂支撑在榻上。在他们前面的矮桌上，摆放着清淡的点心。房间大小因卧榻的多寡而定：或两三张或十二张又或者更多——因此，酒会的规模相对来说不大。在房间里，有一个大的调酒罐(kratēr)，葡萄酒要按一定的比例兑上水，通常是加上两三倍的水，酒精度大约与现代啤酒相当；斟酒人是年轻的男女奴隶，通常因貌美而被挑选来。参加者有时用金属器皿喝酒，但更多时候，他们使用精美的带绘画的陶器，这是雅典的特产。他们的行为举止要遵循复杂的社会习俗，并在一个领导者的指导下进行。尽管没有像阿那克里翁(Anacreon)或阿尔凯奥斯(Alcaeus)这样伟大的诗人了，但仍然有诗歌表演。那些能够确定时间的无名宴饮(skolia)发生的年代大部分非常早；被认为由忒奥格尼斯(Theognis)[4]创作的短歌集似乎也可以溯源至这个时期的宴饮歌集。酒会中有大量游戏(kottabos，把酒弹向靶子，是其中最成熟的一项游戏)，以及后来逐渐增加的、由男女奴隶表演的专业娱乐活动。柏拉图和色诺芬对古典时期酒会的文学再现，表现出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个是秩序和次序的因素：同喝酒一样，讲话是有次序的——每个人轮流讨论选定的主题；第二个是爱情和性的重要性：这些自然的情感被排斥在家庭环境之外，却在酒会的群体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也是同性恋在古代希腊十分重要的主要原因，因为酒会为“尘世的”和“精神的”两种类型的结合提供了交点，不论是涉及饮者同伴还是涉及奴隶男孩：对这些情感的理想化，也激发了欧洲文学中对爱情的最高表达。雅典女人从不参加酒会，但妓女却很常见，奴隶经常被一个或几个男人所共有，作为娱乐的一部分陪伴他们。“被告内亚厄拉(Neaera)在很多男人面前喝酒吃饭，就像一个妓女做的那样”——她不可能是雅典公民。瓶画最为清晰地描绘了酒会的行为范围。在文学作品里，色诺芬是最好的指导者，他轻松愉快地叙述了关于爱情的谈话，关于卡里阿斯对他的某个客人的儿子的迷恋，以及关于两个专业奴隶表演者献上的既惊险又色情的娱乐节目。晚会结束后，参加酒会的人经常在大街上借酒闹事，无辜的路人可能会被痛殴，甚至还会发生凶险的事件。比如在公元前415年5月的一个漆黑夜晚，就发生了雅典公民家门外的赫耳墨斯雕像被毁事件。据称，很多躲在私宅里的聚会故意亵渎了厄琉西斯秘仪。

这些活动都属于贵族阶层：这种社会差距在阿里斯托芬《马蜂》的一个场景中得到了说明。在一个场景中，“贵族”儿子试图教他“劳动者阶级”的父亲如何举止得当：

“来，躺下来，学一学在酒会和聚会的场合怎么做。”

“然后，我怎么做呢？得了，告诉我吧。”

“文雅一些。”

“你这是什么意思？”

“哦，不。”

“然后怎样？”

“把膝头伸直，把自己放在卧榻上，像一个运动员那样流畅。”

“然后赞美一只铜盘，观看天花板，欣赏大厅里的挂毯。”

不用说，这个老头以丢脸的行为结束了酒会，他偷走了一个吹笛女孩，又因打人行为被愤怒的公民追击。

酒会是青年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文化也在体育场(gymnasion)里得到了表达。希腊社会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严肃对待体育的社会。有顶级运动员参加的国际节日的联赛(奥林匹克运动会仅仅是最著名的一个)在公元前6世纪就设立起来了；运动员在他们的城市里都是著名人物，在为他们的胜利举行的庆祝和宴饮上，品达这样的诗人都会为他们献上颂歌。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尽管竞技以及其他活动中的群体非常重要，却没有团体项目。年轻人在体育场花费了大量时间，他们裸体训练，追求自己所爱，或者在谈话中消磨时光。两个著名体育场的名字“阿卡德米”(Academy)和“吕克昂”(Lyceum)后来成为两所著名哲学学校的名字，分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园。这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这些哲学家规定的活动有意接近于体育训练的原理。

节日是民主文化的中心，在节日里，人们沉浸在公众宴饮、宗教体验和大型艺术之中。我们在其他章节也会探讨节日的剧场(第7章)和宗教(第11章)，而在这里，只要记住节日不同的层面是不可分割的就足够了。在大狄奥尼索斯节上，剧场表演的前一天，多达240头的公牛按照仪式被宰杀、被吃掉，然后是酒后的狂欢，许多人整晚睡在大街上，悲剧观众的经历一定包括鲜血凝干后的恶臭以及难以忍受的宿醉。从文化角度看，公众节日所蕴含的资助方式的转变是一个重要方面：制作伟大艺术作品的人不再是僭主或贵族，而是作为整体的民众。艺术创作要满足于更加公开、更加多样的娱乐需求：以适合于宗教节日的歌队舞蹈的传统为基础，产生了真正的大众艺术。但是艺术家和赞助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仍然不可忽视，这对伟大的艺术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人们“认识到，在支持歌队或戏剧节日或体育比赛或装备海上战舰等事情上，是富人提供了金钱，而普通人则享受着节日和比赛；他们的三列桨战舰也有人提供装备”。事实上，法律要求富人承担公共的“捐助”，并在人民面前竞相展现他们的慷慨。

教育

希腊字母，即英文字母的本源，是在公元前8世纪从腓尼基字母发展而来的，为文字的广泛传播创造了前提条件。到了公元前5世纪，一个男性公民能读会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就使我们很难确定文字是怎样传播的。但是某些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读写能力在希腊从来不是一种只被专家占据的职业技能；从一开始，写作就被用于大量的活动中，从写作诗歌到咒骂敌人，从公布法律到投票选举，从雕刻墓碑或题词到书写商品目录。目不识丁被认为是愚昧的、没有教养的。然而我们的资料也显示，写作、拼读和语法知识的掌握，也存在水平等级：只有文化普及的社会才能提供这样的从半文盲到文盲的证据。当然，没有迹象表明，女性被期待和被鼓励去阅读，尽管她们中的不少人有这种能力。为谨慎起见，我们应该说，在雅典这样的城市里，有半数以上的男性能读会写，希腊城市在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的文化水平，要高于20世纪之前西方文化的任何阶段。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希腊文化仍然是一种口传文化；人们喜欢的交流方式是口头的，而不是书面的——记住这一点也很重要。

文化普及意味着学校教育的普及：有组织的学校最早在公元前6世纪末就出现了。教育是要付费的，但是费用很低，因为学校教师通常被人看不起。雅典法律规定了开学和放学的时间、允许上学的男童数量和年龄，并建立了对教师的国家监管——很明显这是一种为了使孩子免受教师侵害的道德保护；那些能花得起钱的孩子上学时则由奴隶陪伴。学校教育从7岁开始，无疑对很多人来说，在学习基本技能所必需的三四年之后，不能继续学习。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被认为是从18岁开始的，所以我们必须设想很多人有10年的学龄。教育在传统上被分为三个领域，由三个不同类型的老师进行传授：文学、体育和音乐。文学从阅读和写作、语法和语言工作开始学起，也包括背诵诗歌(特别是荷马史诗)，吸纳道德内容，讨论有限的文学作品和作者提出的其他问题。教师十分强调呆板的练习和写作；为了弥补自己较低的社会地位，他们会通过体罚学生建立纪律约束。学生们不学习散文作品，也不学习数学或者任何技术性的科目：希腊人总体上认为诗人有益于指导实践，他们的道德价值反映了他们的教育实践。体育教育是在摔跤场上完成的，有专业老师指导。至少有一部分体育教育是公开的，包括在希腊从事的基础运动，这些都是个人的而不是团体的项目。音乐在古典时期似乎已经丧失了原有的地位，包括歌队舞蹈和乐器演奏。

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教育起初是贵族的，提供的基本文化和体育技能是为了满足在运动场和酒会中的炫耀的需求。但是在古典时期的雅典，很多迹象表明，教育是为了满足更广大群体的需要，这也能解释阿里斯托芬《云》里的几种教育类型之间存在的明显冲突。到公元前4世纪末，雅典体制已经足够标准和普及，由国家对青年人的训练体系进行完善。所有成年人从18岁开始，要在专门任命的官员指导下，在体育场内和军事训练中度过两年的时间，这种被称为“埃菲贝亚”(ephēbeia)的组织，在希腊化时期成为一个希腊城市的标志，也是公民和非公民之间的主要区别。

然而，阿里斯托芬的《云》的焦点是展现了一种存在于初级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不同的冲突。这部剧写作的时代是公元前5世纪20年代，此时已形成系统的高等教育，试图训练年轻人参与公共生活。巡游的讲演者展示着对古文物学、人类学、数学或语言学等神秘学科的知识。特别是公共演说的技巧，是公元前5世纪的生活中已被普遍接受的一部分，它反映了交流的便利以及对知识分子演说技巧的高度重视。雅典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讲演者会集于此。柏拉图就对大量名人的造访感到非常兴奋，这些人包括利昂提尼的高尔吉亚(Gorgias of Leontini)、阿布提拉的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 of Abdera)、凯奥斯的普罗迪科(Prodicus of Ceos)、兰普撒库斯的阿纳克萨哥拉(Anaxagoras of Lampsacus)、厄里斯的西庇阿斯(Hippias of Elis)以及(还应该加上)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Herodotus of Halicarnassus)。柏拉图也在这些被称为“智者派”的人与雅典的苏格拉底之间建立了对照：他们传授各种知识，而苏格拉底声称自己无知；他们在公众演说中炫耀自己的技能，而苏格拉底只能提出问题、拒绝准备好的现成答案；他们教学生、让人变得更好，而苏格拉底只是要确认人类的无知；他们收取高额的学费，而苏格拉底是免费的。但是，在诸如《普罗塔哥拉篇》(Protagoras)和《高尔吉亚篇》(Gorgias)这样的对话里，主要的冲突没有反映当时的观点，也没有区分苏格拉底和那些智者的行为。智者派的观点在其他章节中也有讨论，但是，对阿里斯托芬来说，这些人在怀疑论和道德相对论方面、在对金钱的热爱和对知识主张的自命不凡上都非常相似，反映了普通雅典人的偏见。他们使人们对诸如神的存在和服从法律的责任之类的基本社会道德观提出了疑问，有些人甚至鼓励自己的学生认为政治体制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说他们教了什么有用的东西的话，那就是“把坏说成好的能力”。公开演讲技能意味着辩论基本理论的发展、对劝说心理活动的了解，以及视修辞艺术独立于真理信仰之外的意愿。这套技巧的结果似乎有点用处，例如，在公元前5世纪末的匿名课本《双重论证》(Dissoi Logoi)里，有辩论和反辩论的目录；在安提丰的《四部曲》(Tetralogies)里，也列出了对虚拟谋杀案的对立双方的辩论。但是，如果一个人学习了对一个案例两方面的辩论，他怎么能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公元前5世纪末，智者派对贵族青年的影响是巨大的：新一代政治家出现了，他们更老于世故，也更愤世嫉俗，与蛊惑民心的政客的粗鄙态度形成对立；他们卷入了这一时期各种各样的寡头政变，使宣称政治是一种艺术的企图受到怀疑——至少在现实世界里是如此。但显然，在公元前4世纪的两个伟大教育家柏拉图和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指导下，智者派教育体系朝着两个方向发展。在柏拉图的对话所展现的公元前5世纪这一虚构世界的背后，存在着日益有效的公元前4世纪的教育机构，试图为新的哲学时代创造领袖，几乎系统地研究了从数学到形而上学的哲学的各个分支。伊索克拉底是天生的教育家，却堪称雅典最乏味的作家；非常不幸的是，他竟然活到了98岁高龄。他推进了智者派运动，为学生提供毫无内容可言的技巧训练——于是，修辞学成为一种普遍的艺术，不仅用于公开演说，还适用于各种语言场合。他还提供了一种普及的文化教育，据说许多著名的演讲家和文化名人都跟他学习过；但是他的理论缺少让人深入思考的动力。尽管如此，这些方法依然非常适合作为高等教育框架的标准模式。柏拉图和伊索克拉底的冲突，发展了逻辑学和修辞学的系统理论——这一点我们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是能够感觉到的——也发展了哲学和修辞学之间的对立。而正是这两种适合成人心智的精神活动形式，在古代世界的文化中占据了首要地位。

受许多相同趋势影响的医药行业的发展，成为与修辞学和哲学并行前进的一个现象。希腊医生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因其医术而闻名，能够在希腊僭主或者波斯国王的宫廷中获得高薪；同时作为国家付费的城市医生，则拥有显赫的地位。他们的科学理论来自于爱奥尼的哲学家，他们的技术来自于学徒经验、祖传和实践。在公元前5世纪，在意大利南部和爱奥尼的两个城邦科斯(Cos)和奈达斯(Cnidus)出现了更加稳定的、可以确证的医生团体。到了公元前4世纪末，科斯和奈达斯建立了具有明确传统的医学院，与同时代的从巡游智者到哲学和修辞学学校的发展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这一发展过程在《希波克拉底文集》(Hippocratic Corpus)中得到了体现。科斯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是苏格拉底的同时代人，很可能生活在公元前430年到前330年之间。《希波克拉底文集》则收集了他写作的医学论文。这些文章显示出一个经验数据的既定体系，涉及医学的各个方面：解剖学、生理学、妇科医学、病理学、流行病学和外科手术。其中很多观察涉及医学的普遍理论，比如四种心情的理论。希腊的医学对饮食和养生多有强调；自然地，在这样的科学里，药理学和外科手术所起的作用就比较小了。许多早期的论文也反映出，医生们努力把自己的职业同自然哲学家、智者派和“非理性医学”——魔术、巫师和江湖郎中——区分开来。尽管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庇护下的一个行会，但实际上，他们对疾病或治愈并不求助于神圣的解释。在医生职业和各种治疗崇拜(包括宿庙求梦、梦疗法、咒语、祈祷、圣水和各种非理性的治疗形式)之间，还留有一个谜团，后者通常与阿斯克勒庇俄斯或其他有治疗功能的神有关，对医学的两种态度可能也共存共生，非常类似今天的正统医学和顺势疗法——更理性地说，科学医学似乎远比信仰低效，它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来，倒是令人意外。希波克拉底的誓言体现着新医学的准则，也揭示了它的组织形态：

我像尊敬父母一样尊敬我在医学上的导师，与他分享我的生活，偿还所有我欠他的债务。我视他的儿子为我的兄弟，教他们医学知识，如果他们想学的话，无须付费或签合同。我要把戒律、讲义和所有其他所学传给我的儿子，传给我导师的儿子，传给那些正式学徒的学生，绝不传给其他的人……

医学作为一种技艺，是一种能被学徒学习或者继承的概念，与医学作为科学知识的体系和作为一种道德生活方式的概念融合在一起。所以，这一誓言以及它所神化的态度，能够一直作为医学实践的中心内容传承到今天，毫不奇怪。

社会是由彼此联系的现象构成的，研究它们如何彼此协调令人着迷，可能这就是我写这一章的充分理由。然而社会历史也可以被看作是人们创造艺术、文学和思想体系的背景，理解它们是至关重要的，但解释它们却是不可能的。古典希腊世界最独一无二的是它的文化成就。如果我们能停下来问一下这些成就是怎样形成的话，我认为，至少在雅典，存在一种传统社会与公共生活、私人生活的复杂性之间的严重冲突。而这种复杂性在将个人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并未让其失去社会身份。事实上，我们谈及的严重冲突普遍存在于希腊城邦，只不过在雅典这一典型中展现出来——雅典堪称城邦潜在动力发挥作用的典范。

进一步阅读

本章提到的古代作家的作品在洛布丛书里都可找到，最令人感兴趣的文章是色诺芬的《会饮篇》和《经济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第一卷，Lysias， Oration 1中的谋杀审判和德摩斯提尼（Demosthenes）的Oration 59（反对内亚厄拉）。《格尔蒂法典》（Gortyn）在R.F. Willetts，Aristocratic Society in Ancient Crete（London，1955）中有讨论。关于阿里斯托芬的说明，参见V. Ehrenberg，The People of Aristophanes,（2nd edn. London，1951）。苏格拉底之死和鸩酒的作用也在C. J. Gill，‘The death of Socrates’，Classical Quarterly 23（1973），25—8 中有讨论。

T.B.L Webster，Athenian Culture and Society（London，1973）对雅典的文化和社会有着生动的概述。关于斯巴达社会，最出色的探讨是W. Den Boer，Laconian Studies（Amsterdam，1954），Part III；E. Rawson，The Spartan Tradition in European Thought（Oxford，1969）。

H.W. Parke，Festivals of the Athenians（London，1977）描绘了雅典的宗教年；D.M. Macdowell，The Law of Classical Athens（London，1978）是对雅典法律复杂性的最好介绍。K.J. Dover，Greek Popular Morality in the time of Plato and Aristotle（Oxford，Blackwell，1974）论述了雅典的社会价值。关于亲属关系、女人和家庭，参见：W. K. Lacey，The Family in Classical Greece（London，1968）；S.C. Humphreys，The Family，Women and Death（London，1983）。关于妇女，最好的一般性介绍是：Sarah B. Pomeroy，Goddesses，Whores，Wives and Slaves（New York，1975）；David M. Schaps，Economic Rights of Women in Ancient Greece（Edinburgh，1979）；R. Just，Women in Athenian Law and Life（London，1989）。

关于雅典的经济，最好的一般性介绍是：S. Isager and M. H. Hansen，Aspects of Athenian Society in the Fourth Century B.C.（Odense，1975）；而完全不同的观点体现在M. I. Finley，The Ancient Economy（London，1973）。具体的著作参见A. Burford，Craftsmen in Greek and Roman Society（London，1972）；J.S. Boersma，Athenian Building Policy from 561/0 to 405/4 B.C.（Groningen，1970）；C. Conophagos，Le Laurium antique（Athens，1980，这是一位参与发掘工作的专业采矿工程师的精彩论述）；D. Whitehead，The Ideology of the Athenian Metic（Cambridge，1977）。关于奴隶制，最好的一般性论述是Y. Garlan，Slavery in Ancient Greece（Cornell，1988），M. I. Finley 编辑的：Slavery in Classical Antiquity（Cambridge，1960），其中收录了很多优秀的论文，还有他自己的关于现代学术研究史的论文集：Ancient Slavery and Modern Ideology（London，1980）。

关于体育运动，参见H.A. Harris，Greek Athletes and Athletics（London，1964），以及同一个作者的Sport in Greece and Rome（London，1972）。Michael Vickers关于希腊的酒会有一篇有趣的讲稿，是由伦敦古典教师联合会出版的，没有日期。K. J. Dover，Greek Homosexuality（London，1978）讨论了同性恋。关于教育，参见：H.I Marrou，History of Education in Antiquity（英译本，New York，1956）；G. B. Derferd，The Sophistic Movement（Cambridge，1981）。关于雅典识字的范围，在F. D. Harvey，‘Literacy in the Athenian Democracy’，Revue des études Grecques 79（1966），585—635 这篇重要的文章中有讨论，但是，W. V. Harris，Ancient Literacy（Harvard，1989）所持的观点正好相反。关于口头文化向书写文化进展的结果，参见J. Goody（ed.），Literacy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Cambridge，1968）；E. A. Havelock，The Literate Revolution in Greece and its Cultural Consequences（Princeton，1982）。G. E. R. Lloyd，ed. Hippocratic Writings（Penguin，London，1978）是一部出色的文集，另外参见同一作者的论文：Magic，Reason and Experience（Cambridge，1979）和E.D. Phillips，Greek Medicine（London，1973）。

任何对古希腊思想自由和宗教信仰的基本问题的讨论都开始于E. R. Dodds的著作，最著名的是：The Greeks and the Irrational（Berkeley，1951）中的第6章和第7章以及专著：The Ancient Concept of Progress and other Essays（Oxford，1973）。

[1] 麦地姆诺斯，阿提卡地区的谷物计量单位，约合5斗。——译注

[2] 古代中东和希腊—罗马世界使用的质量单位。——译注

[3] 外邦人。——译注

[4] 忒奥格尼斯(约前585—前540)，出生在麦加拉，是古希腊诗史上著名的贵族。——译注

第十章 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

朱利亚·安纳斯(Julia Annas)

背景：公元前5世纪的哲学

当柏拉图开始写作的时候，希腊哲学已经有了悠久而令人瞩目的发展史。柏拉图在他早期的对话里，批判的就是这一历史。对我们来说，把柏拉图看成哲学新起点的标志是很有诱惑力的，而鼓励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他的著作是我们能进行哲学讨论的最早的完整作品，无须经过拼凑零散片断和分解后期作品的预备工作。但是柏拉图的整体著作，最好是放在他所发现的哲学传统背景中来看待，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则更是如此。亚里士多德实际上为我们描述了这种传统，他的著作深深地打上了他与前辈思想者之间交流和传承的烙印。

柏拉图的对话写于公元前4世纪，但绝大部分的戏剧背景都放在公元前5世纪。对话所描写的苏格拉底正在雅典实践着哲学。那时，雅典已经成为希腊世界的文化中心，哲学活动令人兴奋且丰富多彩。

希腊的哲学开始于宇宙哲学，以统一的和简化的原则来解释宇宙，让各种现象变得易于理解。我们发现，到公元前5世纪这种活动仍在继续，只是它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有一些人如阿波罗尼亚的第欧根尼和雅典的阿尔凯劳斯(Archelaus of Athens)，在对新出现的形而上学关切给予例行关注后，依旧提出了传统的宇宙论。但他们现在只是代表了一种选择，一种在已经意识到有其他选择的世界里研究哲学的方式。解释自然慢慢变得只是哲学的一部分。

从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Theaetetus， 179d—180c)中我们看到，在公元前5世纪，哲学家们就已经意识到了哲学的另一个传统，一种可以追溯到赫拉克利特的完全不同的哲学传统。在这篇文章中，赫拉克利特的追随者被痛斥为傲慢自大、执拗的利己主义者：尽管带有敌意，却承认了提升自我理解的传统，承认了转向内在寻求的重要性——这种内在寻求，是我们每个人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的事情。赫拉克利特鄙视寻找真理的传统方式，包括其他学者所研究的宇宙哲学。他通过自己的言论，以谜一样的风格，试图鼓励我们每个人都去寻找内心的觉悟。这种寻找也将引导我们获得明智(sōphrosynē)的卓越(或者说“美德”， aretē)，或是心智的健全——即一个人对自己的清醒认识，使他能恰当地对待别人。按照柏拉图的说法，赫拉克利特的追随者们已经堕落成自命不凡的精神导师；到了苏格拉底的时代，思想家们已经引入了这样的观念，即人类在智力上和其他方面的卓越，不在于对我们周围世界的求知探索，而在于对自身理性能力的正确使用与合理安排。

在公元前5世纪的哲学探讨中，比赫拉克利特的影响更显著、更广泛的是埃利亚学派(Eleatic)的思想家巴门尼德(Parmenides)和麦里梭(Melissus)提出的观点。他们凭借一个无可挑剔的论证，证明了一个没有人会相信的结论：尽管似乎对我们来说，我们指出了有限和变化着的物体具有复杂性(plurality)，但实际上，所指的只有一种东西。以任何方式将这种东西设想成有限制的、分裂的或多元的，都意味着荒谬。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前，没有人挑战其实质的论证。但是他们所造成的、存在于推理结果和经验总结之间的冲突，以两种方式为人们所关注：首先，传统的哲学思考(主要是被解释世界所主导)受到了震撼，它进入了自觉意识之中，思考现实和表象的问题，以及相关的推理和经验的问题。公元前5世纪的宇宙论，对事物最终成分以及我们对其解释所给出的理由，一直表现出持续的信心；但是，对所解释的现象已经丧失信心。按照埃利亚学派的观点，经验的世界被认为仅仅是表象，理论第一次变成了还原论：他们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实的存在(例如原子和虚无)，我们的经验世界仅仅被神秘地归结为习俗。阿纳克萨哥拉(Anaxagoras)批评常识性的认识——事物产生然后灭亡——是错误的。没有哲学家的理论，我们就无法获得真理。如今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是，哲学思考揭开了这一矛盾：通过理论所展示出的真理，对立于显现在我们面前且先于反思而被接受的世界。然而我们发现的是这个谜题的记录，而不是解决方案。在柏拉图之前，这个问题不是任何一个思想家的主要兴趣点。

埃利亚学派得出的结论令人无法容忍，于是又有了哲学上令人瞩目的发展：对辩论本身及对其的使用和滥用都有了新的自觉。埃利亚的芝诺(Zeno of Elea)出于对巴门尼德的捍卫，写了一本书，其中充满了独一无二的论证，这是一次创新。更具有创新意义的是，利昂提尼的高尔吉亚(Gorgias of Leontini，约前485—约前380)也写了一本书，通过论证提出：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们也不能理解它；如果我们能理解它，我们也无法表达它。我们一方面钦佩高尔吉亚论证的独创性，但对于他所坚称的观点，无论就有效性还是结论的真实性来说，都还无法确定。

在当时，如此疏离感还很新鲜，所以很容易让人震撼，留下不负责任的印象，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到阿里斯托芬的《云》上演时，辩论中的狡猾已经令人们心生畏惧了；作为一种值得怀疑的才能，它可能被认为对争论中的真相漠不关心。这很可悲，主要是因为对论证之实质的混淆，而这一问题直到亚里士多德才最终解释清楚。但经常受到的怀疑可以从像公元前5世纪的《双重论证》这样的文本中反映出来。其中，在若干命题下分别列出了支持和反对的论据，有趣的论据和无力的谬误被毫无区别地堆积在一起，并没有尝试去理解其背景、论点或命题之间的相互联系。

高尔吉亚是最早的“智者”之一。智者是周游于各城市之间，以收取学费为目的，提供唯一“高等教育”的教师。其他著名的智者包括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约前490—约前421)、普罗迪科(Prodicus，约前460—前4世纪90年代)、西庇阿斯(Hippias，大约与普罗迪科同时代)、安提丰和特拉西马库斯(此二人的生活年代很难确定，但都活跃于公元前5世纪晚期)和阿尔基达玛斯和吕克弗隆(Alcidamus and Lycophron，公元前5世纪晚期，前者是高尔吉亚的学生)。与数学等学科的进一步教育一样，智者教授“修辞”——一种使论证更有信服力却不考虑其主题的艺术。他们的教学深受欢迎，因为在城邦高度公开的辩论场所里，驳倒别人的艺术十分有用，所以他们常常得意于辩论中的技巧，却并不想弄清楚哪些来自于修辞学上的欺骗，哪些来自于严肃的哲学观点。柏拉图把他们描绘成傲慢自大的人，只对他们所使用的技巧和论证有一点点理解；尽管我们因依赖于间接的传统而处于不利地位，却依然能确定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享受提出逻辑难题和诡辩的严格训练，但是对如何系统地理解这些难题，却没有任何强烈的动力。

然而，他们的贡献并不都是反面的，他们发展了此前一直处于哲学边缘的研究：对道德和政治学的研究。那些在各地以传授成功方法为生的人，必定要关注各城邦在政治机构和伦理规章上的差异。普罗塔哥拉从中得出了相对性的结论，他自己也因此而闻名；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里认为，普罗塔哥拉的相对论毫无特征且混杂不清，而我们无法知道这种评价是否公平。而且，有一个观点也越来越流行，即宣称人类制度事关“nomos粚(法律、规则，被越来越多地解释为任意的约定)，而无关于“physis粚(自然)。基本观点很清晰：与自然法则不同，人类制度是可以改变的，以便服务于不同的目标。但是模糊不清的比较带来了大量不同的观念，产生的困惑远多于启迪。柏拉图《高尔吉亚篇》(Gorgias)里的卡里克勒斯(Callicles)就是一个例子，他卖弄了“nomos”和“physis”的对比，却没有弄懂这一问题。卡里克勒斯也描绘了一种普遍的趋势，从“nomos”与“physis”模糊的有限对比中，得出了(大部分是未被证明正确的)“nomos”之非道德的结论，他不仅拒绝既有的习俗，也拒绝任何形式的法律或准则，仅仅把这些东西看作是随意和不值得尊重的。

苏格拉底意识到了哲学传统已多元化。在传统的宇宙论继续发展的同时，伦理学和推理艺术也有了新的发展，形而上学和知识理论也吸引了人们的兴趣。特别是在雅典，个人的确定性动摇了，不是因为意识到了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方式很少更新，而是因为一种不断增强的感觉，即含混不清的传统现在需要合乎逻辑的辩护。对辩论能力的尊重，产生了为所珍视之物提供理由的需求——但这种尊重是不辨善恶的，辩论的本质被曲解了，结论也常常纠缠不清。这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在进行哲学革命时，这门学科本身的状态。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前470—前399)是雅典的一个普通公民，不属于任何哲学派别。他最初可能对宇宙论感兴趣，即便如此，他后来也放弃了。他述而不作，我们对他的了解，来自于描述上差异巨大的资料(柏拉图、色诺芬和阿里斯托芬的作品)。然而，如果我们的兴趣点在哲学上，那么，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追随柏拉图的理解；尽管我们一直不得不记住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是柏拉图个人的创造，但是我们依然能形成对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某些认识。正是这个苏格拉底引导着柏拉图把自己作为表达柏拉图个人观点的主要代言人。关于苏格拉底的最重要的事实是，他是坚定地为哲学而活的人，他是以反知识的理由被判处死刑的，罪名是引进新神和毒害青年人。很可能隐藏在这一判决后面的是不言而喻的政治目的，因为苏格拉底与很多推翻民主制的贵族有联系，但这种敌视也有一部分是真正反哲学的。对柏拉图来说，苏格拉底就是无条件地忠诚于哲学之人的原型和典范；柏拉图的哲学观点是不断变化的，但是，他对苏格拉底这一榜样重要性的坚定信仰却始终不曾改变。

后来的学者对苏格拉底有一种陈腐的认识，认为是他使哲学从科学变成了伦理学，但是当时已经有很多对道德和政治的追问了。他所做的是使哲学再次变成了个人的。他不理会普罗塔哥拉关于社会的理论，同样也不理会阿纳克萨哥拉关于物质的理论；相反，他到处批评别人，向他们提出各种各样令人尴尬的、不受欢迎的问题。“你理解你正在说的话吗？”这种质朴的，对根据表面意义判断哲学和其他专门知识的直接拒绝，标志着对赫拉克利特关注点的回归：科学和社会学上的追问被拒绝了，直到我们具有自知之明，能够理解对结果的恰当使用。而不是向外，直到我们做到为止。对每个人来说，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转向内心而不是向外。为了与这一点协调一致，苏格拉底拒绝以任何方式写下自己的学说或谈话。赫拉克利特认为自己找到了通往真理的道路；与他相反，苏格拉底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无知的人，只是在辩论的技巧和自我意识方面有优势。他说，他只是一只牛虻，不断地叮咬人们，让他们去掉自身的自鸣得意。但是，与赫拉克利特相比，他有更多的关于理解及其需求的知识观念。他认为，人们应该认识到他们的观点是多么不堪一击。他的追问只有在对话者为其观点进行理性的论证时——也就是能够“给出一个解释”时——才能停下来。实际上，我们在苏格拉底身上能看到一种趋势，即要求更多的知识表达，而不是在他所感兴趣的道德和实践问题上举措适当。他要求包括美德在内的实践能力，应该以一种行为人能做到并能为之辩护的理性表达方式，而实现全面通透，但这似乎是一种含混的要求。传记传统从很多方面把苏格拉底描绘成了一个怪人和一个冷漠的人，他对自己和他人提出了很多就人性而言很过分的要求，这也加大了我们的不安。(但是我们几乎没有机会发现这些故事背后的历史真相——如果有的话。)

柏拉图

柏拉图(约前427—约前347)是雅典的贵族，他以苏格拉底为榜样，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哲学。但由于个人的经历，他并没有像苏格拉底那样拒绝永久的文字记录。然而，尽管他撰写了大量作品，却保留了苏格拉底对写作的一些怀疑：《斐德罗篇》(Phaedrus，274b—277a)是非常著名的篇章，他在其中警告我们说，写下来的文字是死的，不能获得回应，然而真正的哲学一直都是活跃的行为和思想的交流。柏拉图的早期著作试图避开这些危险，他避开了已有的散文(或诗歌)的表述方法，选择了在当时必然令人惊讶的形式——对话。在此之前，对话只被用于相当低级的娱乐。苏格拉底的其他学生，如安提斯提尼(Antisthenes)和斯斐图斯的伊斯金尼斯(Aeschines of Sphettus)，也写了苏格拉底的对话，但只有柏拉图才让我们看到其被用于哲学时的形式。他利用对话展示出哲学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激励了听众对讨论的参与，而不是让听众被动地背诵教条。柏拉图自己从不现身说法——这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某种疏离，我们不得不尽自己所能去想象苏格拉底辩论时的情景。没有信息强加给我们，但是我们却被迫地意识到一个问题，以及为了处理它是多么需要思想和辩论。

具有这些特征并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早期对话的有：《申辩篇》(Apology，独白)、《克力同篇》(Crito)、《游叙弗伦篇》(Euthyphro)、《伊翁篇》(Ion)、《小希庇阿斯篇》(Lesser Hippias)、《大希庇阿斯篇》(Greater Hippias)、《拉克斯篇》(Laches)、《吕西斯篇》(Lysis)、《梅尼克齐努士篇》(Menexenus)、《普罗塔哥拉篇》(Protagoras)、《欧蒂德谟斯篇》(Euthydemus)、《卡尔米德篇》(Charmides)、《爱人》(Lovers)、《西帕库斯篇》(Hippaparchus)和《阿尔喀比亚德前篇》(First Alcibiades)。(自19世纪以来，最后三篇已经被柏拉图的“正典”排除在外，但理由并不充分，所以也有很多其他篇章的真实性更难以确定。)

组成“中期”对话的通常包括：《高尔吉亚篇》(Gorgias)、《美诺篇》(Meno)、《斐多篇》(Phaedo)、《会饮篇》(Symposium)、《理想国》(Republic)、《斐德罗篇》(Phaedrus)、《克拉底鲁篇》(Cratylus)。在这些对话里，有人还加上了《蒂迈欧篇》(Timaeus)和《克里蒂亚篇》(Critias)；还有人把这两篇放进了“后期”对话里。“后期”对话还包括：《泰阿泰德篇》(Theaetetus)、《巴门尼德篇》(Parmenides)、《智者篇》(Sophist)、《政治家篇》(Statesman)、《斐利布斯篇》(Philebus)和《法律篇》(Laws)。对话经常被按照时间顺序、显著的风格特征进行排序，避免了间断。但是当一个有自觉意识的文学艺术家校订他的著作时，排序带来的帮助就太过微弱了。不管怎样，我们对柏拉图的风格还没有适当的统计分析，但是可以做大体的归类：中期对话和后期对话与早期对话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很长，更缺乏戏剧性，特别是在对苏格拉底这个人物的使用上，而最为重要的是它们具有说教性。风格的变化反映出对苏格拉底所探究的切身需求的偏离：从中期对话开始，我们毫不怀疑柏拉图有了自己的观点，苏格拉底这个人物的作用仅仅是在场。当他给我们讲解社会理论(在《理想国》里)或宇宙论(在《蒂迈欧篇》里)或一大套对埃利亚派的观点(在《巴门尼德篇》里)时，对话这种形式的作用仅仅是使讨论更易进行。但对话也不是总能做到这一点，有时在论证或说明之间也会有不恰当的随意转移。随着柏拉图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直接的、通常是与当时名人的哲学讨论中，对话形式以及对苏格拉底形象的使用最终成为一触即发的引线。尽管如此，柏拉图从未完全放弃对话，他显然对它的抽离性及其所需要回避的东西继续保持重视，而不是着眼于一种调和的技术化和不同立场的系统化。

他的追随者和解释者——也有诸如持怀疑态度的新学园(New Academy)等少数例外——大都展现出不同的精神。对话形式通常被作为同一思想体系内不同部分之间进行交流的手段，是哲学家们能够安全地忽视的一种纯文学手段。这样一种方法并不灵巧，而且对各自独立的不同对话之间的区别也不敏感。我们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能轻易发现他对某些主题的持续关注，但是建立一个柏拉图学说体系是在做他自己从未做过的事情。他从来没有使自己致力于任何通常被认为是柏拉图学说的学说，也很少告诉我们他所讨论的观点中哪一个对他来说是最基本的，以及这些观点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试图绕到难以捉摸的对话形式背后，从中找到柏拉图思想与个人或许更真切的历史发展——这种做法也颇为危险。“传记”传统是不可靠的，它只是回到了后来对对话的解释上。也有几封声称是柏拉图写的“信件”，其中第七封经常被认为是真的。但伪造的“信件”也是名人的标配。“第七封信”具有特殊的哲学性，因此，若把它作为一种基础来解释对话里的哲学，则违反常情。而且总体来看，它非常不可信，很多学者对它的接受，我们最好视为表达了他们的强烈愿望，即想要在对话的抽离性背后找到点柏拉图直接认可的东西(不管是什么)。柏拉图自己则认为，挫败这种愿望非常重要。

对于因素(factor)的追寻——它把“认知”和其他状态区别开来——且不管这一因素到底是什么，这种追寻吸引着无数哲学家，也以不断变化的方式吸引着柏拉图。在早期对话里，他关注于个人对其所作所为的理解。苏格拉底批评这样一些人：他们的行动是基于二手的理由，随便就采用了一种未经反思的行动方式：他们认识不到，对传统(甚至是好的传统)的被动追随，会让一个人在行动时，对这个行为无法完全理解，也无法捍卫。荷马史诗的著名表演者伊翁(Ion)，一位勇敢的将军拉克斯(Laches)，宗教人士游叙弗伦(Euthyphro)，以及很多其他的人都让我们看到，他们不知道自己行为的真正原因。早期对话内容多变，但都是讨论同一主题，存在很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因为从中我们几乎看不出下一步要做什么。但很可能柏拉图认为，一旦剥夺了矫饰，每个人都会实现对自己的理解，除此之外大体上没有什么可说的。这一点，与一些早期对话中对自我认识重要性的莫名坚持相吻合。在《阿尔喀比亚德前篇》中，在受诘难者认识到自己缺乏知识的场景后，紧跟着是一种劝告：关注自己的内在、自己的灵魂，在那里发现理解。毫无疑问(这种方式让人想起赫拉克利特)，每个人都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获得自我认识，这种自我认识积累成明智(sōphrosynē)的美德，这种心智正常保证了一个人能对自己同他人的关系有恰当的认识(在《爱人》138b里，这种美德与正义是一致的)。

强调自我认识是一个人理解他人的基础，这一点颇具启发性，但并没有贯彻始终。我们可以从《卡尔米德篇》中找到其中一个原因。由于没有连贯性，该篇对自我认识的讨论越来越少。问题似乎存在于这样的假设中，即：知识必须有一个独立的目标；而“自我认识”不管怎样解释，都无法提供这样的目标。这一假设的出现非常重要。对个人自我理解的关注，被证明是一个错误的开始，以及获得知识的模式也不相同：对真理体系的掌握是客观的，独立于个人之外的，且能够被传授的。

在《美诺篇》(82b—86c)中，有一个著名的段落，苏格拉底让一个不懂得几何的奴隶男孩通过了测试——通过这种方式，他能够看到正确的答案是什么，他能够为自己找到为什么结果必须是这样的原因。苏格拉底从中得出了乐观的结论，即：知识实际上是对灵魂已知东西的“回忆”(所以，在我们的肉身之前就知道了)。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知识涉及论证和证明中的合理根据——因此，我们如何能够获得从经验中就轻易找到的知识，就不太清楚了，比如，到拉里萨(Larissa)的路。毫无疑问，柏拉图认为这样的推理是客观的，它揭示出什么是真的，正如一个几何证明所做的那样。我们的推理能力与灵魂一致，被断然地与我们认知的经验方法分隔开来。《斐多篇》通过两种方式发展了这个概念。灵魂，即领悟现实的推理能力，甚至更为彻底地与身体分开，被理解成非纯粹推理的所有事物。柏拉图更多地意识到推理系统化的需要，做了一些模糊的暗示，也讨论了论证的结构和测试(100a， 101d-e)。

在《理想国》的核心章节里，这种知识模式(很显然受惠于数学)得到了全面展示。现在，只有在经过多年数学学科(反复灌输对论证而不是对经验的依赖)的预备训练，以及在“辩证法”或哲学推理(关于现实本质的“假设”被提出来，并且通过提问被不断试验，直到它们得到了完全而清晰的论证)之后，才能获得知识。知识是系统的、分层级的：一个人的信念只有在他明白了这些信念在真理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哪里是基本的，哪里是衍生的——然后才能被理解。被这样理解的知识还有两个特征：它能够被传授，但需要时间和努力；只有那些真正理解背景的人才能学到，而其他人只能领悟那些不完整的片断。这毫不奇怪，知识是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的东西；而大多数人的意见，尽管都能很好地被逐一描述，却不值得认真对待。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它并没有说我们不能由此系统地理解我们所经验的物质世界，但(虽有些误差)柏拉图对纯粹推理的强调，的确不给这一思路留下空间。

知识作为对一个客观的、共享的和完整的分层级真理系统的把握，对其强调得越多，我们就越怀疑柏拉图最初的想法；它提醒我们每个人把个人的理解当作行动的基础。在《理想国》里，柏拉图仍然坚持认为，个人洞见非常重要；也认为知识以善为终点，并且是善的结果，因此具有实践上的重要性。但是大多数读者恰恰对柏拉图为这一坚持所持有的充分理由并不满意。在苏格拉底辩驳背景中活跃起来的关于知识的最初问题，现在已经丢失了。

在后期对话中，我们发现，尽管柏拉图继续宣称知识需要理性的基础，却似乎对中期对话失去了信心。这一主张从来没有被明确地反对或替代，但是也没有再被使用过。柏拉图关于知识的最后思想是没有结论的——在杰出的对话《泰阿泰德篇》中，柏拉图没有给出知识的模式，相反在最后变成了去询问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并且正如此后的很多问题一样，针对这一询问的答案始终模糊不清。

但是，《理想国》的模式普遍存在于对柏拉图的解释中，一部分原因是它令人印象深刻，尽管它含糊不明且从来没有被精准使用；另一部分原因是，它很自然地与模糊的、却也让人印象深刻的实在(reality)携手同行，与知识相应的正是实在。

早期对话中，对话者所缺少的知识，是对所有存在疑问的美德基础的掌握。他们不能作出“解释”，而这些解释将界定构成各种道德现象的真正本质，它们也将解释和更正我们的日常信念。有理解力的人之脱颖而出，就是知道对于勇敢、美、正义或所有正在讨论的东西，什么是真实的和客观的。这就是柏拉图称之为(非技术性的，也有各种词汇)“理型”(Form)的东西，是类似于美德之类的属性的真正基础；只有那些思考过和推理过的人才能掌握，而那些盲目地为自身经历争辩却不反思的人，是得不到的。知识越来越被看成是系统化的纯粹推理，与之相应的是，理型也被认为是纯粹思想的客体，以一种神秘的方式与我们的经验相分离。

人们常说，柏拉图有一套关于理型的“理论”，这一理论甚至支配着他全部的工作。事实上，理型很少出现，也一直以非技术性的方式被讨论；它们回应各种需求，这些需求从来没有被系统地组织在一起；它们只是在早期对话和中期对话里非常突出，朝着永远宏大且包容一切的形式概念方向不断发展。它们是纯粹思想的客体，因此与我们的经验分离。然而，它们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激励我们去掌握它们，使我们脱离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在《斐多篇》《会饮篇》《理想国》和《斐德罗篇》里，柏拉图对这种思想进行了著名的诗性表达，即我们的推理部分会趋近理型，既经过严格论证，也通过一种神秘的交流。而且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余生是毫无价值的，仅仅是一种消遣。

如果我们问“什么是理型”？我们会得到各种各样的回答。它们是知识的对象(所以，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也是推理对象)。最主要的思想是，理型F是具有F属性(quality)东西的本质，这是最能论证理型的证据的核心，它以多种方式不断地重现(《斐多篇》74—6；《理想国》475—80， 523—5)。当我们提到经验中那些正义或平等的东西时，出于各种理由，比如应用不同的标准，我们能平等地为这些东西赋予彼此对立的属性。据说，上述可能性显示出，在我们的经验里，有的事物不美但是也不丑，有的行为不正义但是也不是非正义。所以(除非我们推理说，即这些术语的使用一直与某些标准相关，但柏拉图从未这样做过)，如果对立面的可能性没有在我们的经验里应用的话，那它们也不能被应用。然而只有理型，理型F在本质上是F，从来不会是非F，在我们的经验中，F的事物或行为“分有”(在我们能正确地称它们为F的范围内)同时也“缺席”(在我们也能说它们是非F的范围里)。这一论证仅适用于有对立面的术语。所以，当它服务于早期对话中柏拉图所运用的术语时，比如“正义”“美”和“平等”时，就不会显示出存在着方形或三角形的理型，以及诸如像人或桌子这样的物体的理型。柏拉图是否曾严肃地认为，这些东西应该也有理型——这一点还存在着争论。如果他是这么想，那么动机是什么？在《理想国》第10卷里，我们找到了著名的“床和桌子”的理型，但是在《巴门尼德篇》(130b—d)里，年轻的苏格拉底却说，他甚至连各种物体是否有理型也不确定。柏拉图也从未触及另一问题的根本：鉴于上述论证，为什么他下结论说，它们只是好事物的对子的理型，而不是丑、非正义等其他东西的理型。大多数情况下他忽略了这些，尽管在一个段落(《泰阿泰德篇》176—7)里，他承认存在着邪恶和否定的理型，邪恶和傲慢的人则是该理型的表征。

在我们的经验中，属性一直受对其对立面的可能的应用的影响。作为属性实质上的承担者，理型的作用就解释了它们的部分用途，例如，在《斐多篇》(第100节及以次)里，它们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经验中的事物具有其特性。但某些理型的作用并不明确，例如，有时它们被认为是稳定的和不变的对象，与我们经验中不断变化的对象截然相反。不过，我们偶尔会发现理型成为物体的模式。最重要的是，理型与假想的具体物体拥有某些特性的缺陷方式形成对照；但有时，则是对象或行为的类型提供了这一对照。然而，有时它们与具体对象本身形成对照——后者的缺陷被认为是变化，或者甚至是它们有很多个而不止一个。囿于对话的形式，柏拉图从未说过关于理型的哪个论点是最基本的，以及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由于论点和讨论的背景在程度与结果上差别过大，理型的基本动机是什么，始终没有弄清楚；理型的范围、它们主要反对的对象(细节、类型、特性的体现)是什么，也都没有弄清楚。理型的“理论”根本就不是一个理论，只是想象着把我们在不同文献中看到的不同观点整合起来，却没有机会回答关于理念总体结构的问题。该“理论”吸引了对上述问题毫不关心却能在想象中进入其精神的人。但就是在以下这些人当中，也发现这个理论引人入胜：他们想追究上述问题，并且想看当严密组织这些问题时，是否有一个融贯的理论存在。在这些人中，亚里士多德是最重要的一位。他在《论理型》(On the Forms)中对有关理型的不同观点及解释做了区分，并总结道，柏拉图没有一个前后一致的理型理论(尽管他发现它们足以激发他提出自己的形式理论)。

在最近的柏拉图研究中，争论最多的问题是，柏拉图自己是否在后来批评了他早期对理型不加区别的接受。在《巴门尼德篇》的第一部分，年轻的苏格拉底提出了类似于中期对话中的理型概念，却被巴门尼德和芝诺这两个非历史的、纯象征的人物驳得体无完肤。在其他的后期对话里，有很多论据在事实上批驳了柏拉图早期对理型的使用。这看起来肯定是一种自我批评，但是柏拉图没有给出明确的训示。他在热忱信念中暂时统一起来的观念，也就静静地再次土崩瓦解了。在后期对话里，他的兴趣点已发生转向，于是不再进行雄心勃勃的综合。

后期对话是彼此不相干的作品集，也没有什么吸引力。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再也看不到强大的总体观念，比如理型或中期对话中的知识模式。我们发现的是对具体主题细致而丰富的调查，但这些主题不适宜于综合或者进行个别的总结。哲学家们常常发现这些对话是最有益的——这当然大部分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发现柏拉图已回到传统哲学问题上，而这些都是他在早些时候不屑于讨论的。(现在这一点就像它们被书写下来时那样真实。早期对话吸引的是非哲学家，而只有哲学家才能读懂《巴门尼德篇》和《智者篇》)。柏拉图不仅更加严肃地重视传统的哲学问题——可能这些对话写作的时间正是在柏拉图建立“阿卡德米”(Academy)哲学学园的时候——更是在这时他开始认为，哲学思想是不能传授的东西，是一项齐心协力的和发展中的事业，而不是强烈的个人洞察力。随着柏拉图越来越多地涉及宇宙论传统、对社会的研究和对论证的考察，尤其是涉及埃利亚学派的论证，苏格拉底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太合适的、时间错乱的发言角色。

在这些对话里，我们不断发现，早期的不妥协态度得到了修正，柏拉图更愿意讨论和重视他人的哲学观点。《斐多篇》里的苏格拉底把宇宙论仅仅看成是一个错误；但是在《蒂迈欧篇》里，柏拉图认为它是哲学推理的一部分，并对物质世界提出了他自己的解释(非常怪异)。在《高尔吉亚篇》里，修辞被愤怒地拒绝了；在《斐德罗篇》里，修辞则是一个优秀的哲学理解能被很好运用的领域。在《巴门尼德篇》和《智者篇》里，柏拉图对埃利亚派问题的结构和来源给予了细致的关注，他正是曾试图通过雄心勃勃的实在理论来对此做解答。在《克拉底鲁篇》(具有很多后期对话的特点)里，他讨论了当时关于语言和词义的理论。最引人注意的也许是，他对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兴趣发生了相当本质的变化。在早期对话里，他关注个人美德的实现，这也是最有名的中期对话《理想国》的主题。在那篇对话里，他将兴趣充分延伸到社会，是为了解释被置放于正义社会背景下的公正之人——但是很清楚，这是一个存在于理想的正义社会中，而不存在于政治实践操作性的理想。然而，在后期对话里，我们看到柏拉图终于并且几次回到伦理学和政治学问题上，视角也发生了变化。这种视角，与之前被轻视的普罗塔哥拉及其他智者的方法有很多共同之处。在《政治家篇》《克里蒂亚篇》和《法律篇》里，他回到了关于社会起源这一公元前5世纪的问题上；他重视历史和史前史，从多个角度调查研究关于社会组织实际运作和建立功能稳定的真实社会的问题；他研究伦理学和政治学的角度，不再是关注个体如何成为正义的人，而是从调查者外部的视角来研究，客观且具有历史感。(正如我们所预见的，尽管基础更坚实，也毫无疑问更加有益，但是结果却更加无趣。)

后期对话显示出对苏格拉底曾经漠视的传统问题有了相当全面的重新思考：宇宙论、埃利亚学派的论证、对推理和修辞的兴趣、对社会进行历史和政治的研究。而且，后期对话很有可能是在哲学学校的论坛上，柏拉图教学和与学生讨论的成果。我们甚至听说柏拉图提出了“未成文学说”，听起来像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理论。这是一种奇怪的数学形而上学，其中，宇宙的内容“派生”于太一和不定的二。(这一点的主要有趣之处，包含在亚里士多德于《形而上学》的M和N卷中对它的批评。)柏拉图从苏格拉底那里出发，在历经了漫长的回归后，终于与传统重新结合。

然而，如果把这点视为核心点或者原初创意的失败，那就错了。柏拉图与哲学模棱两可的关系，正如他发现的那样，引发了他对其所回归的传统的丰富和改变。同他与写作的模糊关系一样，这一点也使其创作出前所未有、别具魅力的文集，其中对当时问题的讨论从不流俗，也从不是拾人牙慧的产物。如果没有苏格拉底对他的影响，或者对他的影响要更透彻些，那柏拉图就不会成为伟大的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是“阿卡德米”学园的学生。他18岁时来到学园学习，直到柏拉图故去。他来自希腊北部的斯达奇拉(Stagira)，出身于一个与日益强大的马其顿宫廷有联系的医生家庭。在离开学园之后，他在小亚细亚的阿苏斯(Assus)宫廷里待了一段时间，接着成为亚历山大大帝的导师——这只是一个插曲，对两人的影响都非常小。大约公元前335年，他又重回雅典，建立了自己的哲学学校吕克昂(Lyceum)学园。为了躲避人们对亲马其顿人的敌意——这种敌意直到亚历山大逝世后才消除，公元前323年，他离开了雅典；第二年，他在优卑亚逝世。同柏拉图一样，我们对亚里士多德个人的情况知之甚少；就他的情况而言，“传记”传统甚至更加不可信，其中充斥着敌意和有成见的资料。我们对他人格魅力的印象，来自于他的一个保存在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名哲言行录》(Life)里的心愿。

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著述颇丰，为公众撰写了大量对话为形式的著作。这些著作仅有残篇保留下来，我们所读的“亚里士多德文集”由学园的课程讲义和笔记组成。后来又有人将其编纂成册，就是我们现在读到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物理学》(Physics)、《工具论》(Organon)等——但很多迹象表明这些编纂都是伪造的。我们发现对同样的问题有不同的处理：令人迷惑的相互矛盾、后来插入、水平不一的润饰风格。论据通常很密集，并且作为讨论的基础被明确使用，读者很少能毫不费力地弄懂书中的思想，必须不断地停下来慢慢(理解)。对那些寻找纯粹文学感染力的人来说，亚里士多德没有吸引力；但是如果一个人对努力工作与合作有正确期待的话，亚里士多德无疑是一个令人兴奋和能给予丰厚回报的作者。

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从未离开过传统。在传统中，对自然世界的研究及其系统解释，都是一般的哲学任务。《物理学》、《生灭论》(De generatione et corruptione)和《论天》(De caelo)以高度理论化的原则解释了自然活动，描绘了宇宙的结构和物理构造。但亚里士多德旺盛的求知欲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进入了更为现实的层面。例如，在《天象论》(Meteorologica)中，他提出了(可理解为原始的)地质学、气象学和化学；在《论感觉》(De Sensu)第三章中，我们找到了关于颜色的理论。然而，生物在最大限度上吸引了亚里士多德的兴趣。《论灵魂》(De anima)和《自然诸短篇》(Parva naturalia)是开创生物心理学的论文。之后他对动物(包括人)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论动物繁衍》(De generatione animalium)讨论了动物的繁衍，《论运动》(De motu)和《论动物前进》(De incessu animalium)讨论了动物运动的方式，《论动物的部分》(De partibus animalium)讨论了动物的组成部分和结构。《动物志》(Historia animalium)是对动物行为习惯的记录——这一定是与他人合作共同编纂的，尽管错误百出，有时又人云亦云，却仍不失为经验科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亚里士多德是世界上第一个生物学家，至今仍然被生物学家所尊敬。他竭尽全力亲自观察生物，获得与他的探究相关的数据和观察资料，而不是随意使用已有的报告。既投身于理论的物理学，又致力于经验的生物学，是亚里士多德的一个特点——而用一种宽阔的视角同时评估这两个领域，在今天已经不可能做到了。

在自然创造的物体中，有些是非生成的、不死的和永恒的，有些是生成的和有死的。与前者有关的，具有价值——实际上是神圣的——但我们能做的研究很少，因为对源头的探究和我们渴望了解的事物的可供观察的表象不多。但是在获得关于有死的植物和动物的知识方面，我们就可以有所作为了，因为它们就生长在我们身边……这两种研究都具有吸引力。尽管我们对前者的了解很少，我们获得的愉悦仍然远远超过了从周围万物中获得的快乐……(不过因为后者)离我们更近，更符合我们的本性，因此在同与神圣事物相关的哲学进行比较时，他们有自己的平衡……甚至在对感官没有吸引力的动物研究中，创造它们的自然也会带来无法估量的快乐……对那些能够剖析原因并且本能热爱智慧的人来说……因为所有自然的物体都是神奇的。(《论动物的部分》1.5， Balme英译本)

当然，亚里士多德的方法不同于任何现代科学(由于这一点，他受到了相当不恰当的批评)。尽管他对数学有一种哲学上的兴趣，却没有将之系统地运用到物质现实的研究中；在他的物理学里，性质的变化是基础，而他并没有试图给出更为基本的定量分析，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做，他所知道的物理现象的数学模型，从柏拉图到毕达哥拉斯学派，都是想象的和不真实的。实际上，尤其是在能够说明问题的领域内，他应用了数学模型，特别是几何模型，来分析颜色的层次或者将肉体运动的模式缩减至最基本程度。他经常遭到的另一项指控是，他没有使用实验，显然对在经常变化的条件下研究某种现象不感兴趣。但这应该归因于直到相当晚的时候才被质疑的一个假设：在真实世界中，而不是在人为制造的世界里，物体在通常的环境下展现了真实本性。在物理学和化学这样的领域里，这个假想被发现是无效果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过时了，但在诸如动物学和行为学等领域里，它依然有效，现代的科学家仍然认为，在自然栖息地的狮子要比在实验室或动物园里的狮子能更好地揭示出物种的实质。

亚里士多德是事实的收集者，但他远远地超越了这一角色。在所有主要著作中，他对事实的处理反映了他对哲学问题的自觉——也正是从这一点来说，他最多地意识到了哲学悠久传统的归属，并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传统。他搜集书籍并全面地反复阅读，他非常熟悉他的前辈(包括柏拉图)的作品，也因此常常提出直接的批评。他经常更倾向于从哲学史的角度指明和拓展讨论的内容。对他来说，在开始一个讨论之前，浏览其以往的状态并指出其中哪些具有系统性的前景、哪些是错误的，是一种学术规范。他经常因此受到攻击——似乎他为了自己的观念而傲慢地评价了之前的哲学观点，但这是错误的。事实上，他展现出知识分子极其谦逊的态度：

没有人能充分地获得真理，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集体地失败。但是每个人都在谈论物体本性的真理，我们每个个人贡献得很少或者全无贡献；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我们贡献的数量是巨大的。(《形而上学》999a 31-b 4， Ross英译本)

不管是在风格上还是在目的上，亚里士多德从不试图与他所知道的不断累积和发展的哲学思想主体决裂(实际上，他对柏拉图的处理，通常没感到柏拉图已经与该传统进行决裂的程度)。他把自己看成是联合企业的合伙人，能够改进前辈所做的基础性工作。最初的成就不仅存在于对无助者的推进，还存在于对他人所提供的观点进行理智的运用：

我们必须首先考察别人的意见，如果他们有说得不恰当的地方，我们不应该像他们那样提出异议，但如果他们的某些意见与我们的相同，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就不必再费周折了。因为一个人应该对陈述某些观点时优于他的前辈感到满足，而在陈述另一些观点时做到至少不比前辈差。(《形而上学》1076a 12—16， Ross英译本)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方法论是细致的，避开了在一个领域使用仅适合其他领域的方法的陷阱。“这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标志：追求每一种类事物的精确性，只要在事物本性所允许的范围内。”(《尼各马科伦理学》， Nic.Ethics 1094b 23—5)

在《物理学》和《伦理学》里，他十分明确地指出，对一个问题恰当的处理就是能公正地对待表象或者“现象”。这涉及两种“事实”，一为世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方式，一为它激励我们做的观察和解释。他对现象不会盲目地尊重，但他认为没有寻找理论解释的迫切需要：以他对哲学史一贯的熟悉，可以得出这样的理论很容易走进死胡同。开始，他展示了要介绍的各种观点，比如关于时间、空间或意志的弱点；接着分析产生的问题和矛盾冲突。他自己的回答则试图理解和合理调整这些材料，表明为什么我们会倾向于某些观点，又为什么在接受另一些观点时犯错。这并不意味着是对常识的适当尊重：他的回答经常有很高的技巧，暗示我们所相信的很多都是错误的。[例如，我们试图相信存在着这样一种“空”(void)或空的空间(empty space)；但亚里士多德的分析令人惊讶地显示出，这些不可能存在，我们关于“空”的概念从根本上就是混乱的。]重要的是，他的分析能够解释这种现象：他旨在向我们说明的不是正确答案是什么，而是为什么我们在推进问题的同时也会犯错。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就是以这种方法论产生的答案为特征的。他的风格细致而微妙，常常为了获得精确的结果而使用技术术语。他的思想进程很难追随，因为他更愿意对问题进行没有结论的讨论，而不是得出一个清晰却华而不实的结果。他所有作品都带有在适当处理所观察的复杂事物与为迷惑带来清晰哲学解释之间平衡的印迹。他一直努力到达普遍且适当的水平，既能说明问题又不过于简单化。

他的最引人入胜的著作《物理学》完美地展示了这一点。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物理学”。而是一本这样的书：在书里，他论证和提炼的分析概念帮助我们理解物理世界，特别是理解时间、空间、无限、进程、行为和变化。例如，在深思熟虑之前，我们发现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事物是变化的；但是，弄懂哲学上变化的意义，就会遇上似乎是不可能的哲学难题。亚里士多德分析了难题的来源，表明按照他对变化的分析，这些难题并不亟待解决。这一分析聚焦于：一个物体具有了以前所没有的性质。可以说，他的范式限制过多，使他没能看到其他变化类型的重要性。在他的范式里，我们似乎不能合理地找到一个具有特性的物体。但正是这种分析，使我们对那些被自然地看成是变化的基本案例，有了更深入的见解；它为我们提供了具有理论基础的视角，让我们明白为什么以那种方式去理解世界是对的。

同样，他对解释本身(所谓的“四因说”)的分析也极具特色。在《斐多篇》里，柏拉图不耐烦地拒绝了对形式的所有其他解释(aitia)。而在《物理学》第二卷里，亚里士多德对四种相互间不可约的解释类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形式”或定义的特征；“质料”或成分；运动的来源(离我们的“原因”最近)；目标或目的(目的论解释)。哲学史中充满着要将所有类型的解释减至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的(失败)尝试；亚里士多德很明确地拒绝过于简单化，拒绝仓促地统一具有根深蒂固复杂性的现象。解释有许多类型和层次，它们相互之间也并不排斥。亚里士多德能够自成体系。他最系统化的著作是《后分析篇》(Posterior Analytics)，雄心勃勃地要把知识的各个分支按类别构建成柏拉图式的等级体系，从基本的真理中衍生出不同领域内更为具体的真理。但是亚里士多德的体系更为现实。每种科学都有自己的基本原理，不是从单一的源头衍生来的；系统本身作为调整的典范，代表着整体科学的有秩序状态——当然，这是我们现在所没有的。

从很多方面来说，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都是他的《物理学》的延续。他提出了形式和质料、实现和潜能、实体和属性等概念；作为解释的工具，诸如过程和变化这样的概念被经常使用。他相信，有一些东西具有形而上学的基础性，它们独立于、基础于且也能解释其他东西。这一观点也经历变化。在通常被看作是早期作品的《范畴论》(Categories)里，具体的个人，如苏格拉底和考瑞克斯(Coriscus)，就符合上述条件，并被称为“第一实体”(first substances)。在《形而上学》里，特别是在那些难以理解的核心卷目里，实体似乎不是个体而是其形式；鉴于形式还有其他形而上学的作用，于是，出现了无法清楚解决的难题。对于亚里士多德在此处的观点，有多种解释和评价；相比其著作的其他部分，这里更为明显地指出，他最关切的是找到难题的根源，而不是为最初提出的问题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有一点他从未动摇过：反对柏拉图“理型”(或数字或其他抽象的物体)——这一理型被认为独立存在于这个世界之外，可以看成是与我们所处世界的分离。要了解这个世界，理型是至关重要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将我们与使世界变得可以理解之物割裂的理论，一定是错误的。

亚里士多德对论证本质的伟大阐述，使其哲学遗产得到极大完善，并且这也是他明确宣称要创新的唯一实例。《论题篇》(Topics)和《辩谬篇》(Sophistical Refutations)是他研究“如何有效论证”的早期记录；但他真正的突破是在《前分析篇》(Prior Analytics)里。这是第一部关于形式逻辑的著作。通过使用字义图解，他首次提出了逻辑形式的概念；并系统地对有效论证的形式进行了分类，或许也是他第一次把论证的好处与其说服的力量区分开来。在《修辞学》(Rhetoric)中，亚里士多德还完成了一个补充任务，对论证中说服力的各种来源进行了分类。如此严格可靠地从公元前5世纪甚至柏拉图时代的混乱状态中，筛选出“论证艺术”的各个方面，堪称一项惊人的成就，展现出亚里士多德的强大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从多方面把握分析对象的能力。直到12世纪，在对亚里士多德的评价中，逻辑和修辞的著作仍然是最享有盛誉的；而逻辑学的新发展表明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具有相当明显的局限性，修辞学不再是一门严肃的研究。因此，我们很容易低估这项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对亚里士多德本人也是如此)、前所未有的成就。

亚里士多德将大部分哲学精力投入对社会中的人以及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的研究。有时是柏拉图已抨击过的行为，比如戏剧和艺术。在《诗学》(Poetics)里，亚里士多德关于各种文学类型细致而复杂的理论，可谓将它们从柏拉图毫无必要的过分抨击中拯救出来了。但大部分情况下，他直接就把柏拉图拿过来用——其中一项就是柏拉图晚期对话中对社会的重要研究。有若干作品被编纂成现在的《政治学》(Politics)，还有三部关于伦理的著作，《尼各马科伦理学》(Nicomachean)、《欧台谟伦理学》(Eudemian ethics)和《大伦理学》(Magna moralia)。(前两部之间的关系未有定论，第三部著作的真实性也存在争议。)通过阐明当时的政治分类，亚里士多德加深和推进了柏拉图在后期对历史的研究：他组织了大量对希腊城邦政体的历史研究[其中《雅典政制》(Constitution of Athens)得以保留至今]，并使对体育胜利者的重要公共记载在年代顺序上有了改进。他关注点的分布，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在物理学著作里的发现：全面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但常常需要清晰的理论指导。(历史学家对他著作的评价差别很大，取决于他们对自己学科的概念有着怎样的理论水平。)亚里士多德不是出于历史的考虑才对历史产生哲学上的兴趣，正如我们从《诗学》中一句插入语那里看到的那样：诗歌比历史“更具有哲学性，也更重要”，因为它不关心纯粹的残忍事实。但哲学家仍然能对历史和人类实践活动的其他形式进行有益的分类和分析，尽管是偶然的和特殊的。尤其是《尼各马科伦理学》，理所当然地吸引了持久而细致的关注。因为在书里，实践生活问题——卓越、最好的生活，实践推理——都进行了某种美好而适当的、严格和抽象的分析。例如，“美德在于中庸”的理论，展现了我们行为意向的结构，并对它们做了澄清，同时却没有使它们成为过于简单的人工模板。在实践的推理上，很少有哲学家能对这个话题说出既真实又发人深省的观点，而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无疑是这个领域内最好的。它为我们展示了看似混乱的日常思考的结构，却没有难以置信地把我们对行为的所有推理简化成关于如何到达固定目标的计算形式。解释而不是拒绝表象的工作，在这里达到了最可理解和至今依然相关的形态。伦理学著作尤其以一种愉快的方式，展现了亚里士多德为阐明某个主题而给出解释、从而运用适当方法的天才般的能力——以这种方式阐明，也并没有使我们疏远了主题的最初观点及其引发的困难。

亚里士多德自始至终属于更为外向(outward-turning)的哲学传统，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强调对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解释。他似乎缺少柏拉图和赫拉克利特那种对内心的关注，即在哲学上寻求个人的证悟。事实上，这种对比很容易被夸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有一种强大的神秘倾向，但它的表达是不带个人色彩的。在《论灵魂》卷三和《尼各马科伦理学》卷十中，在那些简短的、难懂的和不成熟的段落里，亚里士多德展现了人类在抽象思想方面的最高成就，这种抽象思想与它们的客体融为一体。亚里士多德宇宙的第一推动者，是通过《物理学》卷七和卷八里的冷静技术论证建立起来的；它在《形而上学》的卷十二中被等同于神，并且在难懂和严密的段落里，被等同于对这类抽象的思考——也就是说，在神那里，是对“思考的思考”；这种思考远离了我们认知活动的世俗局限，常常寻求一个独特的对象。很明显，这些简短而神秘的段落，包含了对亚里士多德来说相当重要的观点；但他在表达时却不带任何个人情感——也许因为，他怀疑这一点，所以不像柏拉图那样去激发读者的想象。

很快，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进行对比、并且宣称他们的“体系”在各方面都彼此敌对，成为一种标准。(只有小部分人认为，他们只是对同一真理有着不同的研究方法。)他们之间的确有明显的差别，从他们的风格开始——但是概括性地总结他们的风格并不容易——如果我们对柏拉图后期对话给予应有的关注，并且牢记他们在阿卡德米学园共同度过了漫长的哲学生活的话。柏拉图在整个古代一直保有广泛的吸引力，部分是因为他的文采，部分是因为在中期对话里，他吸引了我们中间那些喜爱令人兴奋的概括的人。尽管柏拉图的描绘更为生动，但亚里士多德所关注的却没有失去日常经历的复杂性和精妙之所在——然而这只能以艰苦细致的工作为代价，也无助于著作的普及或文学的魅力增加。特别典型的是，亚里士多德关于灵魂或普绪喀(psychē)的讨论，在《论灵魂》和其他著作对人和动物的心理学研究中表现得十分细致，以及在对这些著作的理论推理中也颇具启发性。哲学家们发现，这着实令人振奋，却也因为太难理解而无法具有广泛的吸引力。柏拉图写到灵魂时，采用的是高远而发人深省的方法，吸引了诗人、宗教思想者和很多其他对哲学没有兴趣的人。但哲学家们认为，这种方法不能令人满意，也经常由于柏拉图没有明确给出肉体和灵魂这一对立的重要区别而受挫。

作为从对话中提炼出来的一套学说，“柏拉图主义”比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具有更广泛的吸引力。柏拉图的学校也更幸运一些，尽管部分是出于历史的偶然。阿卡德米学园和吕克昂学园都是备受尊敬的学术机构。但是，阿卡德米学园在柏拉图的后继者斯派西普斯(Speusippus)和色诺克拉底(Xenocrates，卒于公元前314年)领导之下，致力于数学的形而上学研究，之后又在克雷特斯(Crates)、克兰托尔(Crantor)和波勒摩(Polemo)领导下，研究伦理学教育。吕克昂学园则致力于科学研究，狭窄的兴趣点和战争的创伤都令它的发展障碍重重，因为学园的资料、仪器设备和建筑物很难得到保护。阿卡德米学园继续发展，复兴为新阿卡德米学园。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学校，作为活跃的发展中的哲学团体所代表的精神，很快便衰落了。亚里士多德的后继者提奥弗拉斯图斯(Theophrastus)写出了在很多领域都堪称非凡的作品，他的后继者斯特拉波(Strato)也因科学研究而闻名于世；但是此后，吕克昂学园的领导人就转而研究一系列既不是原创也没有任何价值的问题了。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兴趣仍然存在，不过越来越多地成为一种无益的形式，即只是在他那里寻找一套能被机械运用的学说。在这种形式下，“亚里士多德学说”存在了很久，但这却是与亚里士多德最不相称的一类。

进一步阅读

智者和背景

全面论述的专著包括：W. K. C. Guthrie，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vol. Ill（Cambridge，1971）；还有两卷本的平装书：The Sophists和Socrates。G. B. Kerferd，The Sophistic Movement（Cambridge，1981）这本书并不厚重。

希腊语文本、翻译及出色的评论可以在平装本的G. S. Kirk and J. E. Raven，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2nd edn，by M. Schofield（Cambridge，1984）里找到。

柏拉图

大部头著作：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ed. E. Hamilton and H. Cairns，Bollingen Series 71（Princeton，1973）包括几乎所有的对话，译文很好。它所忽略的有争议著作被收录到劳易布丛书里，包括：Charmides，Minos，and Epinomis（ed. W. Lamb，London and Cambridge，Mass.，1964）。

关于柏拉图的二手文献有很多。下面的著作将会引导读者关注特别的领域：I. Crombie，An Examination of Plato’s Doctrines，2 vols.（London，1963）；G. Vlastos，Platonic Studies，2nd edn.（Princeton，1981）。

还有一些不错的论文集：R. G. Allen（ed.），Studies in Plato’s Metaphysics（London，1965）；G. Vlastos（ed.），Plato I（关于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论文），II（关于道德、政治、艺术哲学和宗教的论文）（London，1972）。

Guthrie的《希腊哲学史》（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的第四卷和第五卷也详细地论述了柏拉图和早期学园的情况。

亚里士多德

The Oxford Translation of Aristotle，revised by J. Barnes，2 vols.（Princeton，1984）包括对所有现存著作的翻译和一些遗失著作的残篇的翻译。

J. Barnes，Aristotle（Oxford，1982：大师系列丛书）关注于科学和逻辑著作。G. E. R. Lloyd，Aristotle：The Growth and Structure of His Thought（Cambridge，1968：平装本）重建了亚里士多德的学术发展历程。关于伦理学的著作有：A. Rorty，Essays on Aristotle’s Ethics（California，1980）。

还有一组论文集：J. Barnes，M. Schofield，R. Sorabji（eds.），Articles on Aristotle（London，1975—9）：1. 科学；2. 伦理学；3. 形而上学；4. 心理学和美学。

Guthrie的《希腊哲学史》（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第六卷（最后完成的部分）也论述了亚里士多德。

第十一章 希腊宗教

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er)

神和人

如果非常笼统地将希腊宗教与罗马的、埃及的、古代印度-伊朗的，以及古代近东地区的绝大多数宗教相比较的话，它属于古代多神教。其中的诸神都有各自确定的影响范围。正常的崇拜者并不在诸神中间进行拣选，而是对所有神表达尊敬。忽视一个神(如阿芙罗狄忒)意味着拒绝人类经历的某一领域。单个的希腊共同体会给予某一个神特殊的尊崇(也就是说，神在某个特定的圣所内“享受最大的快乐”)，但并不排斥其他的神。比如，雅典娜是雅典的保护神，赫拉是萨摩斯(Samos)的保护人。公元前405年，庆祝雅典和萨摩斯合作的雅典法令上描绘着这两位女神热情握手的浮雕，不过，赫拉在雅典也是一位受到尊崇的女神，而雅典娜在萨摩斯的情况也一样。

主神的数量一直很有限。荷马史诗显示了10个重要的神(宙斯、赫拉、雅典娜、阿波罗、阿尔忒弥斯、波塞冬、阿芙罗狄忒、赫尔墨斯、赫淮斯托斯和阿瑞斯)，这些神与德墨忒尔和狄奥尼索斯共同组成了“十二主神”，这个约定俗成的数字是从公元前5世纪以来被认可的。除了他们之外，还有数不清的次要神灵；有些很模糊，但有些——如潘神和宁芙女神——在崇拜中的重要性堪比十二主神中较次要的神赫淮斯托斯和阿瑞斯。尽管谱系有变化，但这12个神却经常被说成是姐妹兄弟或者是宙斯——“诸神与人类之父”——的孩子。在人们的想象里，绝大多数神都生活在奥林匹斯山(Olympus)上宙斯的宫殿里，这是一个成员众多的庞大家庭。(有时，他们也被想象成居住在他们喜欢的城市里。)所以，他们是奥林匹斯神。与他们形成对照的是定义不甚清楚的冥界之神(chthonians)，这是一群围绕在死亡之神哈得斯及其不幸的妻子珀尔塞福涅周围的土地神和阴司之神。既然庄稼是从土地里长出的，那么冥界诸神也并不仅仅是天上诸神的反面，甚至奥林匹斯神之首也有在冥界的对应神，比如“地下的宙斯”。

这一有限的主神阵容，如果加上特定的称号，就会在实际崇拜活动中发挥出近乎无数角色的作用。阿提卡的一个宗教日历规定，在不同的日子里，为不同称号的宙斯献上供奉：“城市的宙斯”“和善的宙斯”“审视人类的宙斯”“愉悦的宙斯”“边界的宙斯”“山顶的宙斯”。实际上，宙斯有几百个诸如此类的称号。称号有时候说明了崇拜者向神祈求获得的力量：很明显，“将军”宙斯赠予的财富不如“富有的”宙斯多。有时，似乎称号的主要作用仅仅是说明在全希腊共同的万神殿里的地区差异。毫无疑问，一个村子的人在知道他们的宙斯或雅典娜与山那边村子所崇拜的宙斯或雅典娜不太一样时，是应该高兴的。

“在不死的神和行走在土地上的人之间，从没有平等可言。”荷马史诗中的阿波罗说。神有人的形体，他们是被生下来的，可能也有性生活，但是他们不吃人类的食物，也不会变老或者死亡。品达说，神和人都来自大地母亲，但是“被存在于万物的力量差异分开：一个微不足道；而对另一个来说，坚实的天庭是他们的固定居所”。神是“有福的”“有着最好的力量和荣誉”，而人是“不幸的”“无力的”“一天的生物”。在黄金时代，人与神一起宴饮，但是后来“分开”了；这种分开发生在第一次祭祀时，随后的每次祭祀都是对人类的一种提醒，即他不再与神一起宴饮，而是要在遥远的地方为神献祭。只有(很少有例外)在特别伟大和辉煌的日子里，神才会造访凡人妇女，然后生下似神的儿子。

在神和人之外，还有第三个领域，那是属于英雄的。“英雄”这个词在希腊宗教里有一种技术性的意味：英雄的能力逊于神，却是人们崇拜的对象。他一般被认为是死去的凡人，这种崇拜典型的地点是坟墓。然而，形形色色次要的超自然神灵也被并入到这一类型——正如在对赫拉克勒斯的崇拜中，英雄和神的区别是很模糊的。仅在阿提卡，已知的英雄就有数百名；有些有名字，甚至还有传说，而另外一些仅仅被确认为“盐坑旁边的英雄”或者其他类似的名称。(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一座著名墓地的存在，引发了人们的崇拜。)这些崇拜里的英雄，并不等同于史诗里的，比如(这是荷马的用语)阿喀琉斯、奥德修斯以及其他人。但这两类英雄也不是完全分得开的。很多史诗里的英雄，得到崇敬，原因之一肯定是人们认为他们要比一般人更强壮、更辉煌，正如荷马曾经描写的那样。巨大的迈锡尼墓地，作为曾经富庶的明显标志，经常成为英雄崇拜的中心。甚至历史上那些曾表现出卓越能力的人物——武士、运动员、殖民地的建立者——也能成为英雄。正是英雄崇拜的地域性，才使他们受人欢迎，这或许才是更重要的原因。英雄保留了对自己尘世生活有限且偏执的兴趣，愿意帮助那些生活在他坟墓周围的人，那些属于以他为奠基人的部落的人。神要与世界共享，但一个村庄或者血缘群体对一个英雄享有专有权。(具有泛希腊影响的赫拉克勒斯是一个少见的例外。)因此，英雄崇拜是某种特殊忠诚的最佳体现，英雄总能造福一方，特别是在战场上，这是他们的天然属性。

希腊宗教有多个源头。希腊人是印欧人的一支，定居在非印欧人的爱琴海地区，于是他们与古代近东许多先进的文明有交往。源于所有这些文明源头的因素，促成了希腊宗教这一混合体。只有一个神具有一个能够被明确解释的名字：宙斯(patēr，“父亲”)等同于罗马的朱庇特(Diespiter，即Juppiter)、印度的天父(Dyaus pitar)，都是源于印欧文化的天神。特征上的而非名称上的相似，表明某些次要神灵的印欧起源，太阳、黎明，尤其是狄奥斯库里(Dioscuri)——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Castor and Pollux)[1]——让人想起另一对神圣的孪生兄弟，他们是印度早期诗歌中的双马童(Asvin)，与马术有着特殊的联系。另外，与阿芙罗狄忒最为接近的神也存在于近东地区的爱神概念中，如苏美尔人的伊南娜(Inanna)、闪米特人的阿斯塔特/伊斯塔尔(Astarte/Ishtar)。这就意味着，阿芙罗狄忒具有东方特征，却不是完全起源于东方的：个体的神时常表现为一个混合体，这一点不亚于作为整体出现的万神殿。阿尔忒弥斯也有一部分近东的特征，属于“动物的女主人”的类型；但是在阿波罗和赫淮斯托斯的身上却没有非印欧人的特征。赫西俄德讲述的神话“诸神的王权”，也是一个特别明显地借用了近东神话的例子。

多亏线形文字B[2]在1952年被破译了，我们才能对公元前1400年到前1200年的希腊宗教的情况作一些描述。线形文字B泥版揭示出，米诺斯·迈锡尼文明的万神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古典希腊的万神殿了。宙斯、赫拉和波塞冬这些伟大的神都已经被证实在当时是存在的；同样，阿尔忒弥斯、赫尔墨斯和狄奥尼索斯的存在也有不同程度的可能性。“雅典娜女神”毫无疑问就是雅典娜的前身，几个次要的神也出现了——分娩女神爱勒提亚(Eileithyia)，战神埃尼阿利奥斯(Enyalios)——后来他降为阿瑞斯的一个称号，医神派阿翁(Paiaon)也同样被阿波罗吸收了。到目前为止，阿芙罗狄忒、阿波罗和(除了很不清楚的)德墨忒尔还没有被证实，但他们未必不为人所知。以及在诸神中[比如，谁是宙斯之子德里米奥斯(Drimios)？]以及在宗教实践和组织上，亦有更多内容我们尚不了解。这一时期的艺术展现出，前希腊的自然女神仍然在宗教中占统治地位。这可能一定程度上被文献中出现的大量匿名“女神”所印证，但总的来说，米诺斯-迈锡尼的神圣世界现在看起来，似乎比仅有几个艺术证据时具有更多希腊特征。

公元前1200年左右，随着迈锡尼文明的没落，希腊再次进入无文字时代。当书写随着腓尼基文字在公元前9世纪或前8世纪的引进而复兴时，已经出现了从迈锡尼宗教向希腊宗教的关键转折。新的文字被用于记载荷马和赫西俄德的史诗——这是关于希腊宗教最早的文本资料，因为在之前的几个世纪里，我们只有一些零散而模糊的考古学资料。在黑暗时代，很少有迈锡尼的圣地被连续地作为崇拜地使用。而关于这个时期东方文明影响的资料却不断增多，可能最初是通过塞浦路斯，而后又通过在叙利亚的阿尔米纳(Al Mina)商站传到希腊的。例如，自公元前8世纪起，典型的宗教崇拜地由一个独立的神庙及其前面点火的祭坛组成，神庙里面安放着神像——这种构造似乎来自近东而非迈锡尼文明。在公元前8世纪，阿波罗和宙斯被描绘成赫梯-叙利亚的战神。直到黑暗时代早期，对阿芙罗狄忒的崇拜可能才从东方引进(或者展现出东方特征)；而直到这个时代晚期，关于诸神的王权的神话才被翻译成希腊语。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是，在黑暗时代，两个外来神在希腊宗教的边缘赢得了一席之地：阿芙罗狄忒的情人阿多尼斯(Adonis，对应闪米特语的单词“主人”adon)，和大山的母亲库柏勒(Kybelē/Kybēbē，Kubaba是安纳托利亚的女神)。赫西俄德的《神谱》中，“献给赫卡忒的颂歌”令人瞩目。赫卡忒最初似乎是小亚细亚的女神，赫西俄德的颂歌则可能反映了希腊人对进入希腊的新崇拜的宣传。[希腊宗教从未放弃对外来神的开放姿态：例如，在公元前5世纪末，有两个新神来到了雅典：弗里吉亚(Phrygia)的萨巴兹俄斯(Sabazius)和色雷斯女神本狄丝(Bendis)，尽管萨巴兹俄斯局限在私人领域，但本狄丝在公共崇拜中仍占有一席之地。]但对这一时期回应社会变化的宗教的内部发展，我们却一无所知。英雄崇拜似乎在黑暗时代就已兴起，可能开始于公元前10世纪，然后在公元前8世纪普及开来(或许是在史诗的影响下)。从史诗来判断，这个时期的共同体在防御上主要依赖于个别英雄，如荷马史诗中的赫克托尔，他“以一己之力保证了特洛伊的安全”。贵族勇士在生活中的声望，非常有助于巩固继续在墓地保护其人民的英雄崇拜。然而现在考古发掘的证据年年都有变化，解释新事物(如果它果真如此)的理论也不断增多。

为了理解宗教在希腊社会中的地位，我们必须忘记我们自己的主要宗教机构——教堂。在希腊，宗教事务的权力掌握在那些有世俗权力的人手中：在家庭里，就在父亲手中；在早期共同体里，就在国王手中；在发达的城邦里，就在执政官或者甚至在公民大会手中。在雅典，一个执政官要专门装扮成狄奥尼索斯，完成重要的“圣婚”仪式；而如何使用圣钱和圣地的问题，要由民主的公民大会决定。(所以，诸神发现，不管愿不愿意，自己都在资助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行动。)每个神都有自己的祭司，但是担任祭司是一个兼职活动，既不需要专业资格，又不需要训练，也没有任何组织机构将这些祭司组织成一个具有自身利益的阶级。在希腊，唯一真正的宗教专业人士是先知。他们是重要人物，因为在众多公共活动——比如派遣殖民、发动军事战争或者参战之前都要进行占卜。作为对神意的解释者，先知可能会与军事指挥官、政治家发生争执，反对他们的世俗计划。这种紧张关系在文学作品中有一定的反映[比如，在《伊利亚特》中的赫克托尔和波吕达玛斯(Poulydamas)、阿伽门农和卡尔卡斯(Calchas)之间的冲突；在悲剧里，先知提瑞西阿斯(Teiresias)和多个国王之间的冲突]。然而，他们争论的焦点不是虔诚和爱国主义，而是如何找到最佳途径来确保城邦的最终利益，因为在城邦之善和“城邦供养”的神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然而，这些各持立场的吵闹先知，并没有实际权力。经典文学中，先知总是正确的(因为“宙斯的才智在任何时候都高于人类”)，但这类主题具有强烈的悲剧色彩，因为先知无法执行他的观点。先知知晓未来，做决定的却是统治者。现实生活里，一个普通人甚至能够挑战并击败专业人士。公元前480年，德尔斐神谕建议雅典人在抵抗波斯的威胁时，“要相信他们的木墙”——专业的解释者认为，这是让人们躲在城墙里的指示。但政治家狄米斯托克利反对他们的说法，认为神谕指的是舰队。狄米斯托克利的解释获胜了，因为最后的决定权不在先知手里，而是在公民大会的掌控之中。

因此在希腊，没有宗教机构传播道德说教、发展教义信条，或者施加正统观念。在此背景下，宗教信条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希罗多德在其作品的著名段落里，将两个诗人视作希腊的神学家：

可以说，直到前天，希腊人才知道了每个神的起源、他们是否一直存在着，以及他们长的什么模样……是荷马和赫西俄德为希腊人建立了神谱，赋予神各种称谓，为他们划定了各自的领地，规范了职责，并描绘了他们的容貌。

毫无疑问，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史诗的威望，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希腊人对神的概念。但每个人都知道，激发诗人灵感的缪斯女神讲真话也说谎话。实际上，在神谱的很多细节上，荷马的叙述和赫西俄德的叙述上有矛盾之处。但这种矛盾不会带来任何焦虑，在怀疑或就传统神话进行争论之前，人们也无须拷问自己的良心。这里没有异教徒，因为这里没有教堂。仅有的宗教犯罪是引起一般公众愤恨的行为或态度，最明显的是各种形式的亵渎神灵(包括亵渎秘仪)；另一种则是苏格拉底被指控的罪行，即“不承认城邦承认的神”——这意味着把自己以某种方式置于社会规范之外，因而是不可容忍的。但是在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的伴侣》中，我们能够看到宗教的灵活性及其关键之所在。国王彭透斯的幕僚催促他去结识狄奥尼索斯，他们将各种伪装下的神的样子告诉他。如果彭透斯不相信有关狄奥尼索斯的神话，难道他不能把狄奥尼索斯看成酒的神圣本源吗？如果那样也做不到的话，难道他就不能至少像别人那样，相信他姨母塞墨勒生下了一个神吗？但是，彭透斯拒绝任何妥协，所以他被神毁灭了。

崇拜

“认识神”主要是关于其崇拜的问题。虔诚，通过人们的行为、通过他们尊崇神的行动表达出来。(一个社会学家可能会说，希腊人重视的是“仪式主义”，即正确的行为，而不是“正统”。)宗教无关内心，也不在于个人与神之间的交流。但这并不意味着希腊人缺乏极度的虔诚，没有强烈的归属感以及爱戴的情感。宙斯是一个“父亲”也是“一个王”；向“亲爱的”神祈求是十分寻常的事情。在文学作品里，我们经常看到存在于人和某个神之间亲近且自然的关系[史诗《奥德赛》中的奥德修斯和雅典娜，萨福和阿芙罗狄忒，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伊翁》(Ion)中的伊翁和阿波罗，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里的希波吕托斯和阿尔忒弥斯]。然而，虔诚(eusebeia)的字面意义是“尊敬”而不是爱。如果没有奉行仪式，甚至最温暖的关系也会很快变味。作为一种个体表达独特认同的方式，希腊宗教却从来不是私人的。没有一个希腊人曾想过要保留一份宗教日志。确实，各阶层的希腊人的大部分宗教活动由别人替自己完成：父亲为了家庭的利益进行献祭和祈求福佑，执政官和祭司则是为了“人民”(“和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最后还要加上雅典人)做同样的事情。总而言之，这种宗教反映并支撑了希腊文化的总体精神。它不鼓励个人主义、关注内心状态和信念甚于行动，它强调对共同体的归属感和适当遵守社会习俗的需要。

那么，什么才是正确的行为？对那些熟悉基督教的人来说，希腊宗教似乎是奇怪且没有道德感的。而希腊人认为，人类不是一群需要救赎的有罪的人，虔诚也不是在良心的监督、指导下永远的道德努力。诸神在力量和能力方面，明显强于他们朴素的道德。实际上，他们在神话里的行为经常是可耻的：

你可以看到神以各种各样的形态

干着纵情欢闹、乱伦和强奸的勾当

但是，这些逍遥自在的统治者也强调(尤其是宙斯)某些行为规范——没有这些规范，人们的生活就会进入野蛮状态。他们惩罚那些伤害父母、客人/东道主、乞援人和死者的罪行。他们尤其憎恨那些违背誓言的人，会毁灭他，并“株连其九族”。这样的人可能看起来已经逃走了，但他从来都逃不掉——他的孩子将承受神的惩罚，或者他自己在冥界也会受到惩罚。因为誓言伴随着人们生活中几乎所有重要的交易行为(例如合同、婚姻、和平条约)，“誓言的宙斯”也必然成为社会道德的守卫者。宙斯实际上经常被说成是正义的保护者——这种流行的观念也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即实质上，神是站在好人这一边的。当一个坏人遭到报应时，希腊人会简单地大声呼喊“有神在”。行为的规范是清晰的，因此希腊人不存在一不小心就滑进罪恶的危险。但如果他不遵守这些规范，那他就会丧失未来的“美好愿景”了。

然而，所有这些只是通过仪式来赢得神恩的前提条件，并不能替代仪式。正式的崇拜仍然是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崇拜形式是献祭。典型的牺牲是一只动物；但是有时在动物之外，也会增加“无血的”或“纯净的”的祭品——谷物、糕饼、水果或其他类似的东西，有时这些东西也会完全取代动物牺牲。希腊的宗教日历就是一份献祭的目录，保留下来的几个日历告诉人们，在哪一天，什么神或英雄要接受什么样的供奉。最普通的形式是，在为神而设的高耸的祭坛上焚烧裹着肥肉的动物的大腿骨，而肉煮熟后被参加祭祀的人吃掉。这样的献祭就是“给神的礼物”。神接受所有人类产品中属于他们的份额——丰收的第一批水果、酒会的奠酒、一小部分猎物、一小部分战利品，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样一来，神实际得到的份额就相当少了，因为献给神的只是动物身上不能食用的那部分。喜剧诗人嘲笑这种不公平的分配，赫西俄德来对这件事也颇为费解，因此他用一个故事来解释：当神和人类第一次要对祭品进行分配时，帮助人类的普罗米修斯欺骗了宙斯，让他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仍然是在这种方便的假想下，这些无用的部分就被认为是神可以接受的礼物了。于是，人类盛典、公众会餐的基本形式就被神圣化了，并且成为与神沟通的一种方式。

祭祀是一个能够表现微妙变化的主题。祭祀的神或与之相关的节日不同，牺牲的性别、年龄和颜色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至于谁应该参加，每个人应该分到多少肉，也都有一定的规则。在另一种重要的形式里：动物被按住，接近地面，它的喉咙被割破，血滴进地里。接下来似乎是，动物的尸体一般在靠近地面的地方被全部焚烧掉。这种仪式特别适用于对英雄的和对与土地有关的神灵的崇拜(尽管他们也接受其他形式的祭祀)，这种仪式可能源于对死者的崇拜。对奥林匹斯神的献祭仪式与这种只在地面上进行的仪式之间的对立，通过多种方式表现出来：一方是高高的祭坛、升入空中的袅袅烟体、淡色的牺牲、奠酒(正常文明生活中)、众人分享肉类；另一方则是低矮的祭坛或土坑、流进地下的血以“满足”在地下的神灵、暗色的牺牲、无酒的祭奠、销毁未被吃掉的牺牲。(这种奢侈肆意的销毁是葬礼的习俗，可以在《伊利亚特》里帕特洛克洛斯的葬礼上看到。)杀死动物是重要的宗教行为，因此有更多的仪式开发了这一力量源泉，尽管这些仪式并不是给哪个神的献祭。例如，对谋杀者的净化、对某个誓言的神圣化，或者在交战前进行占卜，都会以多种象征形式对动物进行宰杀。相比之下，人祭在历史上并不为人所知。在神话中，人祭普遍存在。但就史前时代的情况来看，神话的内容无法证实，令人震惊的可怕之事或许从未发生。不过，人祭也可能真实发生过，最近，在优卑亚的拉法坎狄(Lefkandi)出土了一座公元前10世纪的武士墓，墓里一个女人的头颅旁，赫然放着一把祭祀用的刀。这个女人究竟有过怎样的命运呢？

我们不能让仪式的暴力和某些神话的野蛮误导自己，认为这种宗教是充满恐惧的、自我折磨的与无法言说永远对抗的。的确，有一些仪式被故意弄得让人害怕，有一些节日或者节日中的部分内容笼罩着阴暗和苦修的氛围。雅典人的宙斯节(Diasia)就有“一定的阴暗面”，泛希腊的女性节日地母节(Thesmophoria)要求禁食一天。甚至在很多爱奥尼城邦里，都有一种驱逐(尽管不是杀死)替罪羊的仪式，体现了真实残酷的一面。但希腊仪式的主导风格是盛典和庆祝。希罗多德在提到希腊人花时间“进行献祭并享受美好时光”时，就表达了这种看法。游行是很常见的，从单个家庭的游行(阿里斯托芬的《阿卡奈人》里就有这样的游行)到整个城邦的人都参加的泛雅典娜游行，游行的规模不一而足。我们从帕特农神庙的雕带上或者从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复仇女神》的结尾处，都能感受到游行的辉煌和盛大。神喜爱美好之物：一个人献给神的应该是他能得到的最可爱的东西，神像的希腊语单词是“agalma”，意思就是“喜爱的东西”。看到人们以他们的名义进行各种欢乐的活动时，神也是幸福的。歌队里的歌唱和舞蹈是崇拜的一种基本形式，体育竞技是另一种形式。泛希腊的比赛和伟大的雅典戏剧节已经远离了它们的起源，但仍然保留了很多宗教仪式。必须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神。当色雷斯的女神本狄丝在公元前5世纪末被雅典人接受时，人们不是通过火炬手的接力赛(在当时已经老套过时了)，而是通过把火炬放在马背上的特殊接力赛来表达对她的尊崇。从没有人反对过，也没有人像纽曼(Newman)[3]反对那不勒斯的嘉年华那样，认为“宗教变成了纯粹世俗快乐的场合”。在诸如狄奥尼索斯和德墨忒尔之类的乡村神的节日上，娱乐甚至不要求保持洁净。这些节日上有不少猥亵的笑话、手势和物品(尽管不是一般行为)——所有被学者们定义为“仪式的淫秽”的东西(好像这样定义就能减少它的乐趣似的)。神是光辉的、优雅的、无忧无虑的，劣质的和不快乐的表演不能实现节日意在取悦于神的功能。

仪式伴随着祈祷。在进行严肃的祈祷时，不做任何形式的供奉(一次献祭、一次奉献或至少一个奠酒仪式)或者不许诺祈祷实现之后的供奉，都是很少见的。根据著名的“互惠”原则，即“我给你，所以你能给我”，崇拜者借助自己的礼物，提出了索要回应礼物的要求。在他们的祈祷中，希腊人经常明确地提及人和神之间的这种互惠的责任义务关系：如果我出于对你的尊敬，焚烧了油腻的牛腿和羊腿，请满足我的愿望。

女神（雅典娜），泰勒斯诺斯（Telesinos）在卫城为你献上了这个雕像。愿你喜欢它，并且允许他再奉献另一个（如果你让他长寿并且富裕的话）。

保护我们的城市。我相信我所说的是我们的共同利益。因为一个繁荣的城市可以荣耀诸神。

女神（雅典娜），墨南多斯（Menandros）出于感谢为你献上了这个供物，完成了一个誓言。保护他，宙斯的女儿，出于对此的感谢。

如此一来，神就被带进了社会关系可以理解的范型中。正如一个古老格言所说，“礼物说服神，礼物表达对国王的尊敬”，在荷马所在的社会，送礼恐怕就是处理社会关系最重要的技巧了。人们似乎要遵循这样的观念，即最富有的人才能得到最神圣的恩宠，犯罪了可以通过礼物赎买。富人和坏人有这样想的自由，但他们的臣民和受害者可能会有另一种想法。总有一些人坚信，神拒绝那些违背誓言的人的献祭，无罪的人最朴实的供奉要比无法无天的富人献上的百牲祭更能取悦于神。一个人供奉的是他所拥有的东西中能拿得出的那部分。一个希腊人向神诉说，如果自己再富有一些的话(财富就是神的礼物)，就能给神带来更多的供奉——这样说的时候，他一点也不觉得惭愧。“互惠”原则的真正心理作用不是带来行贿的希望，而是它让崇拜者感到，他与神已经建立了一种有序的、持续的双边关系。

宗教和社会

经济历史学家发现，“自治经济”这一现代概念不适用于古代的社会，有数不清的社会限制影响着那里的经济活动。为了描绘古代的情况，他们提出了“嵌入式”经济(embedded economy)的概念。我们也需要为希腊人提出一个类似的“嵌入式宗教”(embedded religion)的概念。宗教是一种社会的、实践的日常事务。每个正式的社会群体——从最小的到最大的——也是一个宗教群体：家庭是在同一个“庭院的宙斯”祭坛前进行崇拜活动的一群人(以雅典的情况为例)；而希腊人作为一个民族，是在泛希腊的圣所和节日上崇拜相同的神的那些人。属于一个群体，意味着能“分享净化仪式用的水”(用于祭祀之前的净化)。泛希腊的圣所是巨大的聚会场所，在这里，一个人可以在来自全希腊的观众面前炫耀。最重要的圣地可能是德尔斐，坐落在希腊中部的帕纳索斯(Parnassus)山的巨大峡谷里。它的声誉最初来自于阿波罗的神谕圣所，荷马史诗中已有提及；此外，它也因其盛大的体育节日而闻名。能与德尔斐相提并论的是奥林匹亚，是献给宙斯的，位于伯罗奔尼撒的厄里斯(Elis)城邦的领地，一直最负盛名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就发源于此。

宗教是这样嵌入的，于是社会和宗教的历史变得几乎不可分。例如，在雅典，民主制的发展也引起了宗教生活形式的改变。原本由贵族家庭控制的崇拜，被纳入城邦的公共日历中；新的公共崇拜建立起来，并摆脱了贵族的影响；在传统的人口划分之外，德谟或村庄的地方群体以血缘为基础，在宗教事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他们在政治上的作用一样。甚至个人选择进入的组织(希腊化时期的社团、哲学学园)一般也要为他们崇拜的某个神进行献祭。相比之下，因为奴隶没有作为一个群体的社会身份，也就没有独特的奴隶宗教。既然这样，他们就作为卑微的一员参与主人家庭的崇拜活动，或者参与很少的几个由家庭崇拜发展成的公共节日。

宗教的目的是实用的和现世的。宗教的一个重要功能当然是指引个人按照适当的仪式顺利地跨越人生中重大的转折点：出生、青春期、结婚和死亡。在全希腊，很多公共节日都是为男孩成为武士、女孩成为母亲而进行的准备。宗教的另一为数众多的类型，包括谷物女神德墨忒尔的节日和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节日中的绝大多数，都与农业生产活动有关。宗教还有为政治秩序庆祝的功能，例如，雅典的泛雅典娜节(“所有雅典人的”节日)和雅典“统一节”(政治统一，变成一个城邦)。像航海和战争这样危险的活动，需要得到神的特殊庇佑，因此也有大量宗教仪式与此相关。甚至在历史上，人们还时常认为，神或英雄能够出手救起一艘船，或者支援一支情况危急的军队。工匠们向他们的保护神祈祷。在社会、司法甚至在商业生活中，通过献祭仪式，呼唤神来为誓言作证，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尤其是有两种实用的东西是每个希腊人都想得到的：神谕的劝告和治疗疾病。神谕可以从诸如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之类的神谕圣所获得，可以从云游的、手拿预言书的神谕贩卖者那里获得，也可以从先知那里获得——这些先知能够从祭祀动物的内脏和鸟的飞行路线中看出征兆。正如以上我们看到的，宗教在公共生活中十分重要。至于对个人的神谕咨询，我们从多铎纳(Dodona)获得了不少宙斯的神谕，因为一些刻有问题的铅版被保留下来了：

赫拉克雷德斯(Heracleidas)问神，他现在的妻子能否给他生下孩子。

吕萨尼阿斯(Lysanias)问奈奥斯之宙斯和狄俄涅(Dione，宙斯在多铎纳的伴侣)，孩子阿尼拉(Annyla)是否怀孕(向神灵求助启示，用现在时比用将来时更捉摸不定)。

克莱欧达斯(Cleotas)问，养羊能否让他获利。

至于治病，在希腊各地，有许多能为人治病的神和英雄。与天主教圣徒的圣地一样，他们的圣地堆满了感恩的病人带来的祭品(通常是染病器官的泥雕)。最普遍的治疗方法是宿庙求梦：病人在神庙里过夜，神会出现在他的梦里，完成神奇的治疗，或者至少开一个治疗的处方。最成功的是在伊庇达鲁斯(Epidaurus)对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的崇拜，那里保存下来的一篇铭文记载了神奇的疗效。一个典型的样本这样写道：

一个人作为乞援人来到神面前，他的一只眼睛瞎了，只剩下眼皮，眼皮下面什么都没有，完全空了。有些圣地的人取笑他，认为他太蠢了，他除了空有眼睛的位置外，什么都没有，竟梦想自己能看见。他在神庙里入睡，进入了梦境。蒙眬中，神似乎在熬药，然后拉开他的眼皮，把药倒了进去。当天亮他醒来时，双眼都能看见了。

这就是实用的宗教。希腊人很少表达对不实用的宗教以及对这个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的关心。按照荷马的说法，人死后，灵魂就会消失在冥界，是一种没有欢乐、平凡的和没有意义的影子般的存在(福佑只留给很少几个被拣选出来的英雄)。所以，在葬礼的柴堆之上，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能永远保留下来。古典时期，给死者献上食物和水是很正常的(实际上，在雅典，这是遗产继承的一个条件，当一项遗产存在争议时，就会发生不怎么体面的悼念竞争)，但是却没有清晰的与来生相关的理论为死者辩护，也没有实质性的希望建立在他们身上。我们经常看到雅典演说者非常谨慎的惯用语，“死去的人，如果他们泉下有知的话，会想……”关于在冥界得到惩罚和奖赏的说法流传已久，却令人将信将疑。整个问题是开放式的，正如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申辩篇》(Apology， 41)中评论的那样。在涉及某些“秘仪”或秘密的仪式时，即通过“入会仪式”(不是一种苦难的折磨，而是持续数天辉煌而感人的仪式)才能参加的仪式，出现了一些更为坚定的论断。最重要的秘仪是在雅典附近厄琉西斯的德墨忒尔和珀尔塞福涅的秘仪，它许诺了死后的好运气(也许是永恒的宴饮)，同时对那些未入会的人来说，“死后的一切都将是不幸的”(到公元前5世纪，还为这些人设计出具体的磨难形式)。厄琉西斯秘仪在整个希腊世界都享有盛誉，人们提到它时带着尊重，也带着道德的敬畏，这显示出秘仪远远不止是用来赎买死后幸福的一种技巧。但是，这种经历对希腊人的启示，最多止于“好运气”这个层面。尽管很多雅典人参与了秘仪，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雅典，人们对来生的一般态度仍然是不确定的。

厄琉西斯秘仪被并入雅典城邦的公共宗教里。在古风时期，还有一些更加激进的宗教运动反对这种合并。公元前6世纪末，毕达哥拉斯宣称，人死后，灵魂会转移到别人或别的动物身上，因此食肉是令人憎恶的、是同类相食的行为。作为一个素食者，他的门徒被排斥在社会生活的主要组织之外，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封闭群体里、遵守严格的行为准则。可能在同一时期，假托传说中的歌手俄耳甫斯(Orpheus)名字的诗歌开始，被创作出来。“俄耳甫斯教”宣扬人是有罪的和被玷污的。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源于“不义的祖先”，即罪恶的提坦，他们肢解并吃掉了年轻的狄奥尼索斯。同毕达哥拉斯学派一样，对俄耳甫斯教来说，吃肉是每天都在重复的进一步玷污。灵魂需要从这些污染中得到净化，否则就会在下一次转世或者在来生受到惩罚。在这两个相互联系的运动[哲学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在诗歌《净化》(Purifications)里为我们作了最好的描述]里，我们发现了一系列不具备希腊宗教典型特征的现象：苦行、对来生的关注、对世俗社会的拒绝、特殊宗教生活方式的概念，以及关于罪恶和救赎的教义。希罗多德认为，毕达哥拉斯的学说是从埃及引进的，不能排除来自外部的影响；而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无疑是，古风时期，个人主义在希腊社会中的增长使传统的亲缘关系变得疏远，同时又鼓励了个人对救赎的追求。有些观念似乎影响了厄琉西斯秘仪，而毕达哥拉斯对柏拉图也有重要的影响。但是，只有在希腊世界的外围地区，特别是只在意大利和西西里，此类宗教运动才拥有众多信徒。它们始终是边缘现象。

狄奥尼索斯崇拜(欧里庇得斯的悲剧《酒神的伴侣》对此有很清晰的描述)的几种形式，为现世生活而不是死后生活提供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方法，尤其是对妇女来说。在神话和文学作品中，狄奥尼索斯是个外来者，从吕底亚来的陌生人；学者们过去认为，狄奥尼索斯崇拜是在民间记忆里的某个时候被引进希腊的。线形文字B的破译表明，早在迈锡尼时代，他就已经为人所知了。现在看来，有关狄奥尼索斯到来的传说，应该不是对历史事实的回忆，而是表达其本质特征的一种方式。巴库斯之狄奥尼索斯被迫表现为一个陌生人，因为他令妇女们表现出的那种癫狂般的不负责任，在希腊宗教中是绝无仅有的。所有女性节日都是对家庭限制的一种释放，绝大多数女性都需要对男性权威进行短暂的拒绝(阿里斯托芬喜剧《地母节女人》中的想象是有现实基础的)。然而，女性节日的内容经常是严肃的，一般与女性作为生育人的正常功能有关(通过感应作用，女性能够提高农作物的繁殖力)。而与此相对的是，巴库斯之狄奥尼索斯的信徒放下了纺织活计，扔下了孩子，追随漂亮的神来到山间。在那里，作为“狂女”，她们舞蹈、狂欢，甚至(据说)撕碎动物，生吃它们的肉。在希腊，逃进山里并不是常见的事情，但妇女们为了尊崇狄奥尼索斯而进行的疯狂舞蹈的确发生过。如果这是一种解放的话，那也只能是暂时性的。并且它也确实在某种重要层面上加固了相关事物之间的联系。因为它确定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女人是易变的和非理性的动物，是需要严密控制的。因此疯狂仪式很容易被纳入到公共宗教里。而另一方面，男性的巴库斯狂欢，似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局限在名声不好的私人组织里(最后，另一种边缘的宗教运动——俄耳甫斯教接受了它，并赋予其新颖的末世论含义)。

太过依赖那种挑选出来的资料了的话，很难概括希腊人对神的态度。书面类型的资料主要提供了一种悲观的观点。他们经常强调，在快乐的神与渺小的、必死的和忍受痛苦的人类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神对凡人的关注必定是有限的，他们统治世界是为了自己的便利而不是为了我们的幸福。苦难甚至降临至最强壮、最明智和最虔诚的人身上，人们很少知道为什么，但是“没有一件事不是宙斯的”。诗人这样写不是为了说神的坏话，而是为了描绘人类生活处于极限时的状态。神可以对人漠不关心，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残酷的。对希腊人来说，没有与神截然不同的力量，没有能为过错负责的魔鬼。但不是每个人都如此密切地关注生活中最坏的可能，因此，较为乐观的态度总是存在的。按照《奥德赛》里宙斯的说法，人类应该为自己的不幸负责；神非但不伤害他们，还要尽自己所能帮助人类拯救自我。这一令人舒心的说法，被雅典政治家和诗人梭伦采用，并成为雅典城邦宗教的基调。不管在剧场里听到了什么，在日常生活中，雅典人一般都不会怀疑神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对他们自己的女神雅典娜，雅典人经常会由衷地感觉到温暖。喜剧诗人甚至可以开某些神的玩笑。当看到赫尔墨斯在神话里快乐地偷着胭脂，又或者看到他的雕像仅仅是一个巨大的竖起的阳具时，一个人怎能不对他忍俊不禁？这些笑声不是没有宗教意味，它表达了一种轻松和不受威胁的虔诚。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崇拜的氛围一般都是欢庆式的，而供奉则表达了感激与信任。例如，公元前7世纪的一个献词，来自萨摩斯的赫拉圣地，就是为了“回报伟大的仁慈”而作。文学作品中，神圣的光辉在人类的阴暗衬托之下，得到了突出，并因此而得到赞美。在艺术和诗歌(尤其是《荷马颂歌》)中，很清楚的一点是，希腊人因为神的光辉和优雅而欣喜。他们是神奇的，他们的行为和爱情，像电影明星那样令人着迷。悲剧不是简单地表达人们普遍接受的悲剧世界观(当然，在悲剧里的态度也是复杂多变的)；相反，悲剧经常使用那些流行的、乐观的信念来检验极端的事件，比如相信神的公正，以此来增加自己的影响力。在欧里庇得斯的《希波吕托斯》里，当面对最有德行的人倒下的时候，歌队评论说：“想到神对人的关注，我就有了摆脱痛苦的最大安慰。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有理解的愿望；但是当我环顾四周，看到其他人的行为和遭遇时，我却不能理解了。”

人们认为，诸如希腊宗教这样传统的、地方的和神话的宗教，很少有生存的力量。以书本和教义为基础的、劝服他人的世界性宗教，给了它们沉痛的打击。然而，希腊宗教能持续1000多年，主要是因为希腊宗教在教义上缺乏准确性。对希腊宗教的批评，开始于公元前6世纪的色诺芬尼，他说：“荷马和赫西俄德把所有那些在人间也被认为是可耻的和丢脸的事情，都归因于神：偷盗、通奸和互相欺骗。”但这种异议很容易被驳斥，比如重写那些令人尴尬的神话(如品达在《奥林匹亚颂》里所做的)，用寓言来进行解释，或者直接拒绝相信它们(柏拉图是这样做的)。色诺芬尼继续批评神人同形同性的概念：埃塞俄比亚人会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出皮肤黝黑、鼻子扁平的神，如果牛有手，它们会描绘出像牛一样的神。他宣称，神实质上就是脱离肉体的灵魂。其他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已经含蓄地放逐了同形同性的神——对他们来说，神就是世界的第一动力或原则——也准备用自然法则来解释所有可观察的现象，于是，宙斯的闪电被剥夺了。自此之后，似乎没有哲学家相信诸如荷马史诗中的那些表面真实的神，：他们有神的形体，做事却飘忽不定。然而，没有迹象表明，哲学家的这些想法被首次提出时引起过公愤。但是在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出现了宗教危机。智者毕达哥拉斯宣称：“关于神，我不能说他们存在还是不存在。”另一些智者也在思索人为什么相信神的问题，很可能那个时代最主要的科学家阿那克萨戈拉斯也是一个无神论者。人们开始关注科学家对世界的物理解释中所包含的道德意义，这种道德意义使神无力干涉和捍卫他们的宗教仪式了。在阿里斯托芬的《云》里，传统的宗教感受到了威胁，更重要的是，传统的社会道德也是如此。后来的一些资料提到了这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虽然细节还很不清楚；但对苏格拉底的一项指控非常具有代表性，那就是“不承认城邦承认的神”。

不过，危机被战胜了——我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实现的。露骨的无神论基本上不为人所知。科学的追问被看作是一种威胁而停止了：纵然宙斯不是用手挥舞着雷电，难道他不能通过物理学家所设想的方法来工作吗？哲学家不能接受神话里臭名昭著的奥林匹斯神，因为现在有一点已经不言自明，即神必须是智慧的和善良的，但是他们并不希望摒弃神(有影响力的和保守的柏拉图至少如此)。因此，妥协是可能的。一个人可能不相信传统的神就是他们被描述的那个样子，但他能够相信神并且表现得十分虔诚，没有理由不对由传统神化了的崇拜中的神圣原则表示尊敬。许多哲学家甚至与同预言一样存疑的传统信仰达成妥协。

对统治者的崇拜经常被认为，是宗教衰败的一个征兆。据我们所知，最早的是公元前5世纪末萨摩斯人对斯巴达将军来山德(Lysander)的崇拜，然后是对亚历山大和许多希腊化国王的尊崇。这肯定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但是它的真正前提是信仰的缺失，而不是政治的自由。在自治的民主政体或寡头政体下，神化了的人是没有位置的。被神化的国王没有取代旧神，只是在他们身边占据了一个位置；他们与旧神——比如说阿斯克勒庇俄斯——之间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与宙斯王或者拯救者宙斯之间的差别并不大。诸神继续存在。传统宗教直到公元2世纪仍然赢得了像普鲁塔克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真情信仰。但最终，古老的宗教还是被基督教击溃了。

进一步阅读

幸运的是，最近有一本生动的著作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这就是W. Burkert，Greek Religion，trans. W. Raffan（Oxford，1985）。几乎本章讨论的所有问题，这本书都提供了最好的基础性知识。比较短的概括性研究是W.K.C. Guthrie，The Greeks and their Gods（London，1950）；也有对某些侧面的简明介绍：M.P. Nilsson，Greek Popular Religion（Columbia，1940，平装本是Greek Folk Religion）；H.W. Parke，Greek Oracles（London，1967）。P. E. Easterling and J. V. Muir（eds.），Greek Religion and Society（Cambridge，1985），是一本引人入胜的论文集。

资料书：D. G. Rice and J. E. Stambaugh，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Greek Religion（Decatur，1979）；古典时代之后的资料有：F. C. Grant，Hellenistic Religions（Indianapolis，1953）。两个重要的文献，赫西俄德的《神谱》和《荷马颂歌》都有散文译本：H. G. Evelyn-White，Hesiod，the Homeric Hymns and Homerica，Loeb Classical Library（Harvard，1914，多次重印）。

有些著作在方法和视角上非常具有启发性：W. Burkert，Structure and History in Greek Mythology and Ritual（Berkeley，1979），讨论了仪式的心理动因，探究了与动物祭祀的相似性；E.R. Dodds，The Greeks and the Irrational（Berkeley，1951）是涉及面很广的经典著作；P. Friedrich，The Meaning of Aphrodite（Chicago，1978）；J. Griffin，Homer on Life and Death（Oxford，1980），第一、第五、第六章；H. Lloye-Jones，The Justice of Zeus（Berkeley，2nd edn.，1984）；W. F. Otto，The Homeric Gods，trans. M. Hadas（London，1955），有力地说明了希腊宗教的本质和价值；由R. L. Gordon编辑的论文集：Myth，Religion and Society：Structuralist Essays by M. Detienne，L. Gernet，J.-P Vernant，and P. Vidal-Naguet（Cambridge，1981），以及以上这一学派学者的其他著作。E. Rhode，Psyche，trans. W. B. Hillis（London，1925）研究了灵魂、神和狄奥尼索斯，目前大部分在理论上已经过时了，但在知识和活力上仍然无人超越。最近两本有价值的著作描述全面而细致：J. D. Mikalson，Athenian Popular Religion（North Carolina，1983），研究的是态度，而不是行为；另一本是W. K. Pritchett，The Greek State at War，Part iii，Religion（Berkeley，1979）。关于对神的态度的最好的介绍是：A.D. Nock，‘Religious Attitudes of the Ancient Greeks’，收录在他的论文集Essays on Religion and the Ancient World，ed. Z. Strwart（Oxford，1972）中。关于科学和宗教，也有出色的研究：G.E.R. Lloyd，Magic，Reason and Experience（Cambridge，1979）；B.F. Meyer and E. P. Sanders（eds.），Jewish and Christian Self-Definition iii：Self-Definition in the Greco-Roman World（London，1982），这本书包括了关于俄耳甫斯/毕达哥拉斯运动和狄奥尼索斯崇拜的专业论文。

关于特定内容的作品还有：

J. Bremmer，The Early Greek Concept of the Soul（Princeton，1983）.

W. Burkert，Homo Necans，trans. P. Bing（Berkeley，1983），关于献祭。

E.R. Dodds，edn. of Euripides，Bacchae（Oxford，19602），关于狄奥尼索斯。

E.J. and L. Edelstein，Asclepius（Baltimore，1945）.

L.R. Farnell，The Cults of the Greek States，5 vols.（Oxford，1896—1909），以及Greek Hero Cults and Ideas of Immortality（Oxford，1921），都是有价值的参考作品。

A.-J. Festugière，Personal Religion among the Greeks（Berkeley，1954）.

W. K. C. Guthrie，Orpheus and Greek Religion（London，1935）.

D. C. Kurtz and J. Boardman，Greek Burial Customs（London，1971）.

I. M. Linforth，The Arts of Orpheus（Berkeley，1941）.

G. E. Mylonas，Eleusis and the Eleusinian Mysteries（Princeton，1961）.

M.P. Nilsson，The Minoan-Mycenaean Religion（Lund，19512），这是在线形文字B破译之前的一部综合性著作。

M.P. Nilsson，Cults，Myths，Oracles and Politics in Ancient Greece（Lund，1951）.

H. W. Parke and D. E. W. Wormell，The Delphic Oracle（Oxford，1956）.

H. W. Parke，Festivals of the Athenians（London，1977）.

Robert Parker，Miasma：Pollution and Purification in Early Greek Religion（Oxford，1983）.

H. S. Versnel（ed.），Faith，Hope and Worship. Aspects of Religious Mentality in the Ancient World（Leiden，1981），包括关于祈祷和供奉的论文。

G. Zuntz，Persephone（Oxford，1971），研究了在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希腊人的末世论观念。

Le Sacrifice dans l’antiquité，Entretiens sur l’antiquité，xxvii，Fondation Hardt（Geneva，1981），有些论文是英文的。

[1] 狄奥斯库里(Dioscuri)，是对宙斯的双生子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的总称。——译注

[2] 希腊语的一种古代形式。——译注

[3] 纽曼·约翰·亨利(1801—1890)，英国高级教士和神学家。——译注

第十二章 希腊的艺术和建筑

约翰·博德曼(John Boardman)

导言：希腊性

西方世界的艺术由希腊艺术所统领，甚至欧洲凯尔特人或亚洲草原的艺术中也渗透着古典艺术的意象。尽管我们很容易找出希腊艺术区别于其他同时代的或在其之后的文化的艺术特征，但却有可能因此更加难以评估它自身的标准，难以判断它的作用和欣赏者的反应，也难以公正评判其深刻的创新性。定义这些特征的企图，也使我们不能恰当地对待其他与众不同的现象——如从本质的抽象到现实主义的快速发展过程。如果艺术的历史可以用这种大胆的标准来定义的话，我们可能会忽略另外一些本质特征——它不同寻常的主题(对古代来说)、它对形式和比例的关注。

本质上说来，希腊艺术的主题是男人(其次才是女人)。甚至在近于抽象的几何图形中，艺术家的主要对象也是人。当艺术家的技法使他能逼真地模仿甚至超越自然时，同样是如此。在希腊艺术里，男人的行动和愿望，更多地是通过神和英雄而不是凡人的形象来表达的。尽管他们吃穿用度都属于其所处时代，展现的却是遥远的英雄时代。他们的祖先是神灵与英雄。他们长得像人，行为举止也同人一样。英雄神话的画面承载着简单的叙事信息，可能也同样反映了凡人当时的问题、展现了他们的功绩。正如阿提卡的剧作家们通过戏剧版本的特洛伊神话或英雄故事来揭露现实社会问题一样。希腊艺术中的神，有着最佳运动员的身体和举止仪态：女神就是美丽或至少是坚毅的、充满母性和睿智的女性。超自然的形态——喷火、多爪和杂种的特征——一般遭到弃用，只是在描述无时间概念的传说中才可能出现。怪物则很受欢迎，我们可以相信存在着半人半马怪。尽管令人恐惧，但他们在那里在等着挨揍，而不是要去威胁或恐吓。令人恐惧的戈耳工(Gorgon)的头，从东方的狮子面具演化成能使人毙命的蛇发美女。动物是从属、装饰性的，或者最多表达出人类对家畜兴旺的依赖，或者被用于凡人行为的寓言故事中——阿喀琉斯是一头狮子的形象以及伊索的动物形象，在艺术中和文学中一样为人们所熟悉——尽管不是那么为人所接受。在这样的艺术中，背景并不比家具更重要。让我们把所有这些希腊艺术的特点与充满神意、宫廷仪式、神庙或墓地的埃及和近东艺术相比较，来判断它们之间的不同。

直至公元前500年，在大约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希腊艺术家对人的形象的展现已经从几何图形的组合发展到与埃及或近东一样细致且惟妙惟肖的雕像了。基于模板和他们所学的展现人的方式制成的雕像，正随着他们当下关注的或刻意复制之物改变，这些雕像被注入了灵魂。曾经提供自然界象征符号的艺术，正被模仿着。想象开始替代了传统符号：艺术家开始熟练地创造人像，就像诗人剖析他的恐惧和希望一样——针对的是那些发现了欺骗欲望的哲学家的痛苦。

雕像是男人的，男性身体，通常为裸体。在古典希腊，运动员裸体训练，武士们作战时也近乎裸体，日常生活中，裸体的年轻人一定是常见的风景。艺术家们无须为他们理想的运动员形象去寻找裸体模特，他们本身就是在一种男性裸体司空见惯以及好身体受到赞赏的社会里成长起来的。其他国家的人觉得这种行为令人恶心，他们的艺术家主要在表达宗教、色情或可怜的诉求时才会刻画裸体。希腊艺术家对裸体男性的兴趣，可能夸大了他在生活中所看到的形象，但是对他来说，这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美学手段。“裸体英雄”的雕像可能起源于古典希腊，但这一观念并不是在该时期产生的。后来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把希腊裸体模型用于被英雄化和被神化的凡人。而自从新古典主义复兴以来，在有关伏尔泰到拿破仑、贝多芬到墨索里尼的主题中，我们对这种类型最熟悉不过了。裸体在我们生活中是非自然的，然而我们却通过艺术学会了接受它。在古典希腊，裸体在生活中是自然而然之事，艺术中它同样不需要任何理由和说明。

我们仔细度量周遭的世界，包括我们自己。人的身体，是计量的天然公共参照物。非希腊世界设计了非常复杂的测量体系，涉及手指、手掌宽度、前臂和脚的长度等接近自然的比例和倍数关系。比如，在真人变成模特之前，如果一个艺术家希望以某一比例画一幅人像，为制作雕像做准备，他应该求助于一整套方法。在埃及，它被合理地置于一个简单的网格里，依靠这个网格便能够描绘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一点也吸引过希腊人，但他们很快就对绝对理想化尺度失去了兴趣，转而关注比例，寻求表达这一理想的理论基础。公元前5世纪的雕刻家波利克里托斯(Polyclitus)写了一本书，通过一个雕像(他的《持矛者》或者《标准》)阐述了这一问题。该书表达了他关于对称的观点，即人体各部分的协调和对称。观念似乎是呆板的，但他的人物雕像——我们所知的只有复制品，很明显比同时代其他雕像更加生动。希腊艺术中的决定性原则，也同样精确地出现在建筑中。陶器的形状、清晰的瓶画装饰、人物尺寸的大小及其在背景中的姿势等，都体现了这一原则。它决定了公元前8世纪几何陶瓶的形状和装饰，同样，也决定了帕特农神庙的三角楣饰。希腊艺术带来的挑战保证了它的发展和进步——试图将无法调和的对立、对图案和比例的本能直觉，以及日益涌现的、以更精准的自然形象进行表达的意识相协调。

动因和起源

对过去的认知与理解，是发展的最强动因，也是对未来的信念之源。公元前9世纪的希腊人生活在人烟稀少的乡间，生活条件十分简陋；但在他们周围，已经有了先祖即青铜时代的迈锡尼人和米诺斯人留下的文明。城堡上巨大的石头是巨人们所立。被遗弃的废墟和墓穴里发现的黄金和象牙制品表明，这些地方是神与人曾共同行走过的，应该被继续崇拜。青铜时代的王朝崩溃之后，曾经的技术也消失殆尽。不过还是有一些物质和文化遗存保留了下来，尤其是在那些未被破坏的古老世界里的，比如克里特。但从总体上来说，他们过去的遗存与其说是可供复制的模型，不如说是一种挑战——尽管我们能够在迈锡尼文明中看到一些区别于其后希腊艺术的特征。实际上，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一次复兴。它受到主要源自古老题材的正式范型的哺育，在实践中又增加了新的原则、带来了新的平衡。青铜时代的希腊艺术开了个并不好的头，这要归因于非希腊的米诺斯人——是他们的主要艺术模式导致了这种结果。不过，好在后来希腊的新几何艺术对来自外部的灵感有着与之前不同的反应，并能从中受益。

艺术风格在瓶画上有最好的表现，在金属作品上也是如此。原型几何陶艺家(主要是公元前10世纪)使过去自由的曲线图形服从于界限的权威。垂直线条的图案——回波形饰、之字形、十字形——提供了几何陶艺的主题(公元前9—前8世纪)，旁边匍匐着简单的人物形象——一个墓地陶瓶上的哀悼者、一匹马的著名标志和动物的图案带。在对人物场景——有些是活动场景——试验了将近一代人的时间后，雅典工匠狄庇隆(Dipylon Master)才能在他的陶瓶上对几何陶艺术进行经典表达。原来作为整体的图案，现在被分解为殡葬准备及葬礼仪式上各种哀悼者和死者的形象。无须证明这些场景，肯定就是当时的实践活动。通过姿势或绘画上的细微差异，几何图案组成的人物轮廓能够超越人的符号，表达他的行为举止。但还是需要更多的东西将这种艺术转化成叙事表达的媒介。

与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联系可能从未完全中断过。塞浦路斯·克里特航线似乎非常畅通。毫无疑问，通过塞浦路斯，地中海东部的探险者带来的新奇事物，甚至在希腊的原型几何陶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公元前9世纪，腓尼基人在塞浦路斯岛上建立了城市希提昂(Citium)；为了保证与爱琴海之间的贸易，在这个世纪末，腓尼基人还在叙利亚(即阿尔米纳)的奥伦特河口(Orontes)建立了自己的商站。但似乎把希提昂给了来自优卑亚和诸岛的希腊人。在意大利的伊斯齐亚(Ischia)和埃及的瑙克拉提斯(Naucratis)，他们继续沿用了这种贸易模式达几个世纪之久。

东方的商品和工匠(因为有一些成熟的技术不能只通过观察产品就可以掌握)给希腊带去了异域风格以及长久失传的处理珍贵原材料和象牙等异国材料的技术。整个公元前8世纪，在希腊，尤其是在雅典和克里特，土著几何陶不断发展的同时，东方化的工艺也发展起来——但彼此混杂的作品还很少见。然而渐渐地，为克里特的伊达山洞(Idaean Cave)制作的东方风格的青铜盾牌采用了希腊的主题；渐渐地，阿提卡以及克里特的珠宝形状和图案变成了几何形；渐渐地，东方的技术和图案被纳入土著的形式中，同时东方的主题也被希腊化了，比如阿提卡的象牙裸体女神(阿斯塔特，Astarte)就有了回纹波形的帽子和苗条的希腊体形。

东方赠予希腊艺术家的礼物是丰富多样的。一种致力于表现人物和动物装饰的艺术，其仅有的样本可能会鼓励艺术家在本土的几何风格中发展出人物装饰，不过这些笨拙的造型对东方艺术来说一点都不违和。有刻饰的东方青铜器和象牙显示出，在人物轮廓上可以做得如此细致，这使更准确地定义服饰和举止成为可能，进而也使区分超越性别差异的人物形象成为可能。公元前8世纪末，在瓶画上产生了科林斯黑像陶的微雕技术；但是在阿提卡和诸岛上，一直坚持用线条描画更大人物轮廓的作品主要来自公元前7世纪。

对希腊人来说，东方人的动物和动物雕带装饰并不陌生；在某些中心，它们甚至会取代人像或抽象装饰，占据主要位置。动物雕带一直以来都是东方风格的标志，甚至在它们的起源被遗忘了很久之后，依然如此。直到公元前6世纪，这些动物形象还出现在科林斯、后来的阿提卡以及希腊东部的瓶子上。野生动物形象也十分常见，但有一些在青铜时代以后就已脱离了题材库。在希腊大陆，可能除了最北方，雕塑中已经看不到狮子了——同青铜时代的希腊艺术家非常熟悉的斯芬克斯或传说中的狮鹫一样，狮子也被看成是怪物。此外，还应该加上希腊的半人半马怪物和源于东方神话的新怪物——喷火的妖怪、戈耳工——来描绘歌唱故事里那些没有形象的怪物。

在希腊人乐于用几何图形雕带或护墙板的地方，东方人曾使用了曲线或花卉图案。这种新的、迅猛的发展，从来没有完全取代几何图形形式。在整个公元前7世纪，这种发展本身也服从于希腊的标准，直到莲花和棕叶饰的雕带的出现。这种雕带上交叠着树叶(变成蛋和镖的形状)和缆绳状图案，成为从珠宝装饰到神庙建筑的希腊古典设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新的技术产生了叙事性的活动场景，不仅能描绘凡人的仪式或冒险，还开启了以画面描述神话的方式。

尽管影响逐渐减弱，东方化的刺激因素在公元前7世纪和前6世纪仍一直产生着独特的影响。腓尼基人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从更远的东方带来的艺术，被埃及的、亚述的、巴比伦的和波斯的艺术作品所取代。有时，它们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或者只是提供了原型，并非是要加速新模式的发展；但他们不仅仅是一种催化剂。在这个形成阶段，艺术家通过对大量日渐熟悉的新模式、新技术和新材料的取舍，使希腊艺术自身固有的、自然的特点清晰地展现出来。

古风时期的风格

希腊艺术中的古代风格，一直延续到公元前5世纪早期。整个过程发展迅速，除了某些艺术利用了不同寻常的材质外——如瓶画和建筑雕刻，该过程与其他文化的发展过程并非完全不同，而且，它对未来的发展也几乎没有明确提示。从今天的角度看，我们可能会确定公元前5世纪宣告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种子已在那里，但是也在亚述人和埃及人的艺术里。希腊人已经在其他领域，例如在叙事和抒情诗方面，开辟了新的天地。艺术家可能要落后于诗人和哲学家。然而，也在同一种追问精神的鼓舞之下，无论艺术家放弃古风时期的传统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有一点非常清楚，即：这一点变化在希腊可能要比在古代世界的其他地区更让人能够接受。

古风时期的希腊艺术是高度程式化的，许多传统在不同程度上依赖外来艺术。总的来说，这些严格的东方化尝试的进程非常缓慢，变革的动力极其微小。以金属作品为例，浇铸了动物形附件的圆形东方鼎，要比之前几何风格的大三足鼎(希腊保留下来的几何陶器是作为供奉和奖品使用的)流行得更为长久。装饰在很多鼎上的狮身鹰首兽的头，成为希腊圣所中最受欢迎的供奉，在希腊人的手中又平添了一份新的盘旋式的优雅；不过仍然可以看出，它们是公元前8世纪末来自东方的动物。然而，这些器具促使希腊艺术家为陶瓶和器皿发展出其他类型的浇铸附件，也因此带上了些许异域风格，成为一种兼具更多可能性的类型。

还有一种雕像类型也来自东方，以其正面形象和假发为特点。现代学者误将其称为代达罗斯(Daedalic)风格。与这种风格相伴而来的，还有批量生产人像和饰板的模具使用方法，这是另一种不利于变化的技术。即使如此，希腊人也以这种风格在不同的材质上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通常是用陶土做人物和饰板，在陶瓶上画人物，也用石灰石做真人大小的雕像，用黄金和象牙做微型人物。

来自东方的第三件礼物，是在陶器(这是东方所没有的)上和金属作品上雕刻人物的轮廓的技术。公元前7世纪，科林斯开始制作黑像陶；到公元前7世纪末，这项技术已被雅典人采用。公元前6世纪，其他的希腊作坊也纷纷效仿。关于人物的轮廓有一些固定不变的东西，尤其是在浅色黏土(科林斯用的是暗黄色黏土，雅典用的是橙色黏土)有光泽的黑釉上面作画时，划过黑色釉面的刻痕非常清晰，露出了黏土的本色——但总的来说并不精细。上色仅仅是轻轻涂抹了白色和红色——真正的彩绘属于古风早期的岛屿派别，在黑像陶里很少见。尽管艺术家们是在更为大胆地实践饰板或壁画(比能让我们信服的少量现存的例子更普通)的地区成长起来的：例如，在公元前6世纪移民至埃特鲁里亚的希腊东部画师，上色依然存在着在技术上的困难，东方的动物雕带风格长久地吸引着画师。不过后来有些艺术家能够突破他们技术的局限，制作出在质量、线条和色调上引领古典风格的作品。雅典就是这样的引领者。

在雕刻上，多种多样的海外因素激发了艺术上的变革，一种传统被另一种传统所取代，但都为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在埃及，公元前7世纪中叶及之后的希腊人看到了在硬石头上雕刻的巨大作品，学会了以如此规模展现人物形象的技巧(他们已有的工具，比还未使用铁器的埃及人要好)；回到希腊后，他们先是在纳克索斯(Naxos)，然后在帕罗斯采掘了更好的、更坚硬的白色大理石。在后来的希腊艺术中，真正的巨人像一般都是神像；但是在早期，新的大理石作坊也生产大型作品，作为祭品或墓碑。站立的青年裸体雕像——《库罗斯》(kouros)，是新出现的最重要的类型。起先，人物雕像十分规矩，表面细节符合人体解剖学；但是相当呆板，雕刻得方方正正的。试验和对更生动形式的自然选择，引导着艺术家们。到了古风时代末期，雕刻已粗略具有了现实主义的风格，尽管人物的面部、头发、肌肉和姿势仍然受到模式的束缚。色彩，不会使雕像显得更为真实，此时它已经丧失了活力。然而，色彩自豪且永恒地向外界宣示着人在世界中的位置——不是国王、祭司或权臣，而是祭祀神或祭奠死者的公民。

与库罗斯相对的青年女子雕像《科瑞》(korai)是穿衣服的，其着装样式对艺术家的考验，正如库罗斯的骨骼对他们的考验一样。对样式的兴趣，再次对现实和服装制作提出了挑战。如果我们能复原脱落的颜色的话，我们会看到这是线条、褶皱和曲线的耀眼的组合。科瑞雕像的不同在于，它是用于圣所而不是墓地。

埃及也教会了希腊人如何使用石头雕刻立柱和建筑装饰。到了公元前7世纪后期，希腊人才在建筑时使用砖、木头和未加修饰的石头。直到公元前7世纪，黏土烧制的砖开始取代茅草和泥巴成为屋顶的原料，主要的大型建筑只有神庙(oikoi)，是放置神像的房间。建造神像对雕刻的早期发展影响甚微，但神庙的需求促进了建筑的发展。到了公元前6世纪，除神庙外的公共建筑物开始使用建筑装饰。可以预见的是，希腊人对使用有刻饰的石头的反应是：为此建立新的标准。在平面图中，这意味着对早期基础形式的大厅和门廊进行规范，某些地区已经有了环绕的柱廊；在立视图中，这意味着对柱廊和建筑物上部进行装饰。到公元前7世纪末，多利安柱式(Doric order)出现在希腊大陆，其复杂而庄严的典范是以早期结构中的木支架为基础的。之后不久，希腊东部又出现了以东方风格的花卉和涡卷形装饰图案为基础的爱奥尼柱式(Ionic order)。与雕刻艺术一样，大型建筑也没有消失。公元前6世纪，爱奥尼人的僭主在萨摩斯、以弗所、米利都和迪迪玛建造了希腊世界最大的神庙，都是双柱式的。上述两种风格的发展十分缓慢，就某些方面来说，通过平面图和立视图的比例、柱子和横饰带的比例断定一个建筑物的年代，要比通过脚线和柱头的细节来断定年代更容易。神庙上装饰着雕刻：屋顶有山花雕像座(akroteria)；多利安建筑的山形墙上有浅浮雕或立体的人物形象——这在填充空间方面给艺术家的技艺带来严峻挑战；多利安建筑的排档间饰或者爱奥尼式的横饰带都有浅浮雕。这些是展现宗教和国家宣传的重要场所；与之风格完全不同的近东宫殿以及神庙上的墙壁浅浮雕和绘画，也具有相同功能。

大约公元前530年，在雅典，红像陶制做这一新技术的发明，解决了瓶画艺术中黑像陶难以操作的问题。现在是先画出轮廓，涂黑背景，把人物形象保存在黏土上，再在以前用刀刻的地方改用画笔描绘细节。用画笔代替刻刀，使艺术家能够画出更精细的线条，并拥有了线条表达的新范围。很快，人物形象颜色逐渐开始变淡，古老的区分性别的方法——白色等同于女人，黑色等同于男人——也被弃用了。但到了公元前6世纪末，画家中的先锋派试验引进了解剖学的方法，而雕刻家只是后来才在三维空间里模仿了这种方法。这种风格肯定接近于壁画和护墙板上的绘画，但似乎直到公元前5世纪才变成主要的艺术形式。

古风时期雅典雕像制作的规模巨大。而实际上，这一时期希腊的每个主要城市都有自己能够使用大多数材料的工作室。在瓶画上，地区风格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而在雕刻上，希腊东部地区在科瑞和库罗斯雕像的制作上，也有着自己的风格，能使雕像更为完美，体形更为丰满，甚至让他们穿着衣服。希腊的殖民地也参与其中。在西部地区，尽管没有白色大理石，却发展出赤陶雕像技术或石灰岩雕刻技术。艺术家们的迁移，也带动了风格的迁移。公元前6世纪中叶，波斯对希腊东部的压力，迫使艺术家们背井离乡，把爱奥尼风格带到了阿提卡和埃特鲁里亚，这决定了古风时代后期埃特鲁里亚艺术的发展进程。

雅典是黑像陶佳作的故乡，也是红像陶瓶画的发明地。他们的雕刻质量上乘，我们对此也更为熟悉：一是因为雅典人在墓地里使用了库罗斯和浅浮雕墓碑；二是因为埋藏在地下的卫城大理石纪念碑，这是公元前480/479年波斯劫掠雅典后推倒的。在这些雕刻中，有一件作品生动地展现了已经发生并曾被瓶画家预言的雕刻革命。“克里提斯男孩”雕像(Kritian boy)放弃了库罗斯雕像那种方方正正的站姿。他自然站立，身体放松，全身的重量主要在一条腿上，他的臀部、躯干和肩膀随着站姿有所变化。这是古代艺术史上的重要创新——生活在这里被观察、理解和复制了。于是在他之后，一切皆有可能了。

古典风格

雕刻家将一旦决定去“看”就能获得的理解，继续表达在男性站立像上。这种承继性是清晰的，从早期古典的阿波罗，到波里克力托斯(Polyclitus)的《持矛者》，再到公元前4世纪吕西普斯(Lysippus)的《刮汗污的运动员》。这些仍然是纪念性雕像，不是(像古风时期库罗斯雕像那样的作用)去标记坟墓或者供奉在某一个圣所里，而是作为更明确的个人——运动员或武士，它们或是为比赛或战争的胜利而作，或是为更自觉地(如波里克力托斯的作品)展现比例和技巧而作。这个过程是缓慢的，然而是确定的，影响了人体在雕刻的重量和平衡上的变化，又或者使人体部分地依赖独立的基底。这或许根本不够，但却是新的，可能在那些技艺不佳和缺乏感知力的人手中变得怪异和不恰当。对作战的人物或锻炼的人物的刻画通常不够精细，但就他们所展现的对生活的观察而言，并不失之于准确，在米隆的《掷铁饼者》和吕西普斯的《刮汗污的运动员》之间有一个试验的阶段；前者实质上是一件独立的浮雕，而后者似乎想让观者从各个角度来赞美运动员。正面描述法很自然地被古风时期的艺术家所继承，并得到建筑雕刻和大多数雕像背景的鼓励。雕塑艺术中对暗示框架和背景的弃用，在绘画艺术中得到了一种新空间感觉的回应，这种感觉也需要在组合中得到平衡。

雕刻是一门古老艺术，我们对它了解太少。很少有佳作保留下来，保存完好的通常是青铜的，而建筑雕刻也几乎没有质量上乘的(幸运的是，还有帕特农神庙的雕刻)。其他原作有装饰性的或纪念性的，如墓碑浮雕，但高品质的不多。我们有罗马时代对古典作品的复制品，从后来的文献中我们确认了它们的作者。这些可能反映出作品的主题和一般外观。以此为依据，我们构建了我们所认为的米隆、波里克力托斯和吕西普斯的风格。但是当第一流的原作当真出现的话，如在意大利附近的遇难船上发现的里亚切(Riace)青铜雕像，我们便开始发现漏掉了多少东西，而像“德尔斐的驭手”这样我们熟悉的杰作，可能不那么完美。

很多人认为，里亚切青铜雕像是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人为纪念马拉松战役胜利而献给德尔斐的贡品。我们可按自己的意愿去理解那个性格外向的青年男子及其恬静而成熟的伙伴(这个雕像群可能还有更多的人)。除了这类作品外，雅典在大约50年的时间里并没给我们留下什么。公元前500年左右，雅典人不再装饰墓地，并且曾决定不再重建被波斯人毁掉的神庙。但在奥林匹亚，宙斯的新神庙正拔地而起。一位雕刻家为他的团队创建了一种风格——对我们来说，这代表了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的第二个25年(神庙完成于公元前456年)间的早期古典风格。西面的山形墙展现了古朴风格的活力(与半人马怪物的战斗)；东面的山形墙则展现了古典风格的宁静，这也是一种充满反思和预兆的、意味深长的静默。对解剖学或服装合理样式还有待学习时，工匠们已经成功地把握了年龄和情绪上的细微差别，摆脱了古朴风格中相当夸张的传统。

他们的继承者包括论述人体比例的伯罗奔尼撒人波里克力托斯和伯里克利统治时期的雅典人菲迪亚斯(Phidias)。此时，伯里克利决定撤销雅典不再重建神庙的决定。我们从雅典和阿提卡的建筑雕刻上分辨出了菲迪亚斯派。这一派别不追求对奥林匹亚主人的细微表达，没有波里克力托斯的成见，却发展出一种理想化的而非个性化的纯古典风格。在希腊艺术史上，没有哪个时期的神的形象如此像人，而人的形象又如此神圣。人物的平静，甚至在充满活力的举止或情绪激动时也能够表现出来。平静并不意味着没有头脑，而是带有一种超脱凡俗的意味。正如要理解人体一样，也要理解服装，后者在表达人物行动或静止的形式上同样起到了作用。实际上，到公元前5世纪末期，流行的是被风吹起的衣服或“湿”衣服，紧紧贴在身体上，与自由低垂的暗影或飞舞的褶皱形成鲜明的对照。凭借“古典”风格，菲迪亚斯工作室几乎成了希腊的学校，而这种风格是评价后来雕刻作品的依据，被早期罗马的艺术家们再次利用。

瓶画变得日渐烦琐和陈腐，开始衰落，但仍然吸引着一些优秀的画师。阿提卡的红像陶风格，传到了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地，兴旺一时。至于古典时代早期的壁画，要从类型进行判断。德尔斐和雅典的公共建筑物的墙壁上，波力诺塔斯(Polygnotus)绘制了巨大横饰带，上面挤满了各色人物；尽管没有使用透视法，却依然展现出特洛伊战争史诗般的场面和冥界的场景。稍后的米孔(Micon)则大胆地构思出为自由而战的马拉松战役的画面；其风格肯定还是属于古风时期，虽然获得后世的极大的赞誉，却并没有被模仿。他们的后继者最终尝试使用了透视法，更重要的是，采用了写实的明暗法和染色法。他们更愿意使用较小的护墙板而不是巨大的墙壁构图，后者是希腊人最为接近东方或埃及墙壁的处理方式。一些奇闻异事曾提到过宙克西斯(Zeuxis)或阿佩利斯(Apelles)的某件现实主义作品——鸟去啄画上的葡萄。而这拉不开的画幕则显示出，西方绘画的真正传统由此开始了。这就是罗马墙壁上复制出来的风格，这就是我们自世纪末以来保存的珍贵原作样本，它们的风格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风格可谓惊人地相似。

公元前4世纪，直到希腊化君主们的赞助和抱负改变了希腊人生活、思想和艺术的中心，雕刻家们才开始谨慎地探索，试图超越菲迪亚斯派或波里克力托斯的古典主义。普拉克希特斯(Praxiteles)在表达优雅曲折的女性线条方面臻于完美。裸体女性最终走进了西方艺术史。斯科帕斯(Scopas)头像阴郁的眉头，标志着向希腊化时期夸张表现主义迈出了重要一步。吕西普斯对理想的人体比例有了新的观点，以全面的三维方式进行构思以及塑造他的人物形象——这一点无疑在人物背景以及观者反应和行为上产生了变革。所有这些，促进了对现实主义可能性的进一步探索。与画家们的步调一致，对现实主义表达的进一步开发成为必然。这不是对具体类型、年龄或情绪的表达，而是对具体人物的表达。早期运动员或将军的纪念性雕像表现的是一种理想形式，很少带有个人特征。或许令人惊讶的是，雕像艺术在从对类型的观察和表达转向对个人的观察和表达上，花费了很长时间；尤其是，献祭的实践和希腊个人的荣耀，为此提供了一次次机会和鼓励。把个人的特征置于具有概括性的或理想化的人物——他们是人和神的模特——身上，一定也遇到了某些潜在的抵制。但希腊人越来越意识到人身上的神性，视死去的人为英雄，并很快宣称某些受欢迎的或强大的人具有神性。因此，那个时代真正的雕像与其说是对死者的理想特征的研究，不如说是公元前4世纪向西方艺术献上的另一种赠礼。

普拉克希特斯是一个雅典人，而斯科帕斯来自盛产大理石的帕罗斯岛，吕西普斯来自西西昂。希腊不再有主要的流派或展示场地。公元前4世纪艺术家的杰作都遗失了，甚至奥林匹亚的普拉克希特斯的赫耳墨斯雕像还不如一件上乘复制品。我们不得不评判一些次要的艺术品(仅仅是在尺寸上显得次要)；或者那些专为蛮族人制作的作品，比如卡里亚(Caria)的摩索拉斯(Mausolus)陵墓及其巨大的雕像和浮雕横饰带；或者在墓葬环境得以完好保存地区的作品，例如马其顿的维吉纳(Vergina)的腓力二世墓地。后面即将论述的这一情况将使我们得以了解支配希腊艺术未来的、新的赞助人。

个人的和公共的赞助人

在埃及和东方，绝大多数的艺术作品是为神庙、宫殿或者王室陵墓制作的。尽管在黎凡特地区(Levant)一些高雅的家居用品、雕刻的印章或圣甲虫以及类似小饰品十分普遍，满足大众娱乐的装饰艺术却甚少流传。在希腊，没有我们这个时代的豪华建筑项目，却有大量国家或宗教工程令艺术家们非常忙碌。在现存的作品中，有极高的比例是供社会中大多数人使用的。不少带绘画的陶瓶在酒会(symposion)中使用。酒会是一种集体的宴饮，在让人们娱乐和享受美食的同时，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还有一些陶瓶用于祭祀，通常是家用的，或者最终也被用于献祭或墓葬。事实上，绝大多数作品的存留得益于面向伊特鲁里亚的活跃的出口贸易，也得益于伊特鲁里亚的葬礼习俗——这种习俗保证了器物的完好无损。个人也可以完成献祭，费用来自从一些成功交易中抽取的小部分佣金，或者为得到某些被认为是神赐的利益而做的谢恩捐献。如果不是带绘画的陶瓶的话，就可能是青铜器皿——它们也可用作奖品，还可能作为在比赛或剧场获胜后的献祭品。而对穷人来说，陶土雕像或木头雕像就足够了。最好是献祭雕像或雕像群，比如奥林匹亚的运动员雕像，以及墓碑上的雕像和浮雕。

贵重金属的价值在于，可以变成首饰来佩戴或者变成银制器皿来使用。但是在神庙的库存记录里，此类献祭的价值仅仅是纯金属，并没有附带工艺的价值。希腊的首饰通常在色彩上朴实无华，甚至很少金银并用，然而在工艺上堪称完美——希腊艺术的特质绝不是要展示精美的微雕(首饰，玉雕)和突兀的宏大。

国家赞助人主要热心于公共建筑物及其装饰，也热心于纪念性的献祭。这些活动通常在诸如奥林匹亚和德尔斐之类的主要国家圣所里举行，因此这些地方成了希腊艺术品的展示橱窗。此外，国家赞助人对铸币也充满热情。古典时期的民主制在提升国内外形象上的野心，丝毫不逊于古风时期的僭主。资金的来源大体相似——战利品、税收、矿产所有权，而且在公共项目——甚至舰船和军队以及宗教——上的开支也没有明确界限。实际上，宗教资源(包括艺术作品)在危急时刻能被政府用来资助舰船和军队。

神庙除了展示虔诚外，还是展示国家财力的最主要的地方(帕特农神庙的密室就是金库)。从某种角度看，神庙也是最早的博物馆，是展示珍贵战利品(赫拉克勒斯的酒杯、亚马孙女王的腰带等)和峥嵘岁月的地方。古风时期的爱奥尼僭主们追求无可比拟的绝对规模(古风时代晚期，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神庙的占地面积为115.14m湥55.10m)。这是在西部殖民地如叙拉古或阿克拉加斯(Acragas)的暴发户僭主坚持的传统。然而帕特农神庙的存在表明，民主制同样试图以庞大的规模(69.50m湥30.88m)树立影响。这些工程的后勤保障可能暴露出更多的人力资源问题而不是资金问题。在重建雅典时，搬运材料的过程中可能会使用奴隶；不过为了达到更高的工艺水平，伯里克利穷尽了整个希腊的工匠——尽管公民的智慧似乎是一座巨大的宝库。

甚至在民主政体内，也公开鼓励人品杰出的公民大兴土木。波斯入侵之后，客蒙及其亲属在雅典为忒修斯建造了神龛(里面有奖品展示以及英雄本人的尸骨)和画廊，即后来闻名的斯托亚画廊；其护墙板上的绘画混杂着国家宣传和神话描述。

伯里克利使用同盟为抵抗波斯缴纳的战争贡金重建雅典的决定，宣告了希腊历史上最重要的国家赞助项目的诞生，只有后来希腊化君主们的都城建设才能与之相提并论。直到公元前5世纪末，工程才得以完成——而最后一个阶段是顶着军队被不断削弱以及战败压力完成的。不过，最后增加的部分也可以看作是整个项目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卫城需要一个新的或重新设计的神庙，以替代被波斯人推倒的那座未完成的神庙。帕特农神庙与其说是宗教崇拜地，还不如说是战争纪念地，献给雅典和雅典人的荣誉的供奉，与献给雅典娜的一样多。修建帕特农神庙时，在雅典和阿提卡乡间，同样设计和建设了一些神庙，有些直到公元前5世纪后期才建成。这一时期，卫城增加了一个新的纪念性前门(即山门，Propylaea，公元前430年)和放置古老神像的厄瑞克忒翁神庙(Erechtheum，大体是在公元前421—前406年间完成的)。伊克提努斯(Ictinus)、穆尼西克里(Mnesicles)和那些设计了绝大多数乡间神庙(以及雅典的赫菲斯托斯神庙)的建筑师们，改进了多利安建筑的比例原则和细节，采用了新的精美线条，避免了较为原始的结构设计带来的呆板效果。从总体设计到金库天花板的细节，每个阶段的设计和施工都达到了最高水平。不厌其烦并不总是大多数艺术的特征，在某些艺术中，无疑表现了一种敌意，但它却是希腊艺术和建筑本质的一部分，是一种提升而非消遣。

国家还参与了其他公共设施的建设，比如做行政或商业机构之用的柱廊、议事会大厅以及具有社会和宗教功能的剧场。本邦之外，僭主或国家也通过在国家圣所内进行盛大的献祭活动来宣传自己。在古风时期，这些献祭可能多以建筑和雕刻精美的金库形式存在。在德尔斐，我们知道锡夫诺斯(Siphnos)金库(约公元前525年)就有繁琐的建筑装饰，这得益于岛上的金银财富。在奥林匹亚，也有一系列由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上的富裕殖民地献祭的金库。在德尔斐，雅典竖立了青铜群像以庆祝马拉松战役的胜利，但很多城邦的献祭是为了纪念对其他希腊人征战的胜利。圣所内对城邦内部矛盾斗争的纪念，远远超过了对共同合作、抗击外敌的纪念。

一般来说，铸币从一开始就承载着对国家认同和国家作为担保人的宣传重任。钱币的两面一旦被印上图案，就是在表达政治或宗教的重要意义。钱币一旦在各城邦之间流通使用而不是仅仅用于地方交换(用于服务、罚款、税收等)，它们就成了铸币城邦的“大使”，就如同可能在奥林匹亚或德尔斐进行的献祭。铸币的模具须由有才能的艺术家完成，其中一些人甚至会在他们的作品上签名。

从宽泛的意义上讲，很多希腊艺术品都是实用的。艺术家们的作品都有相当明确的目的。因此，了解那些刺激生产和建设的人的动机与背景相当重要，这能使我们以一种更公正的方式对其进行评判。

艺术中的叙事

关于希腊神话，艺术史家与希腊文学研究者的观点有着细微的不同。大多数幸存下来的是神话场景，它们数量巨大，出现在日用物品上，或者至少不像神庙雕刻那样具有特殊用途。大多数希腊人是从丰富且变化无穷的口头传统中了解神话历史的。我们的古典研究始于文献资料，而希腊人却不是。我们夸大了他们的文化水平(很多显而易见的迹象表明，尽管有70%的人不能读写，今天印度次大陆的文化水平仍然高于古代希腊)。大多数艺术家所表达的故事接近于那些众人都能读懂的故事，通常是没有逻辑的、矛盾的，或者在世代口口相传中被扭曲或改进了的。诗人的故事更自觉地适应于其诗歌或剧作的背景，适应于他为之写作的赞助人的胃口，又或者适应于社会——他们希望在用作寓言的神话中获得道德寓意。有时，艺术模仿文献；而有时，文献效仿艺术。我们这个时期的某些场景，谨慎地效仿了文献，尽管可能比一般想象的要少一些。同作家一样，艺术家也有修改故事的自由，但是他受到的限制更多，甚至在表达的内容上也受到工艺规则的限制。例如，他不能连续叙事，题记所能解释的东西十分有限。在很多方面，他也比诗人更为保守。他不像我们这个时代以作为样本的书籍为指导，而是以特定主题和一般场景约定俗成的条件为准则。然而，除了真正的雇佣文人外，艺术家们避免了重复自身——不是故意为之，而是没有这样做的需要和动力。

最早的图画是葬礼或战争等当下事件的符号，也是引导艺术家形成一种能够表达历史(对我们来说是神话)故事具体细节的东方风格典范。最早的神话场景就是依照受到东方艺术启发的规则制作的。除了与荷马史诗分享了同样的口传资源，以及比荷马更具有探索性地运用了同样的隐喻语言外，这些神话场景在本质上与荷马的丰富视觉意象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尤其是在他的爱奥尼家乡。

希腊艺术家没有连环画式的叙事方式，被迫把故事的叙事和内容压缩在一个场景中。古风时期的艺术家一般会选择某一高潮时刻；而古典时期的艺术家以观者对故事的了解为基础，有时能够顾及故事的开端和结局，更具有心理上的和戏剧化的生动性。但这两个时期的艺术家对人物的认同都依赖于传统的服饰、特质和姿态。很少有场景能通过题记展现；而与对话相比，人物更容易被插入场景中。对姿态细节或特质的依赖，也使得艺术家通过对过去和未来的暗喻，采用了一种连续叙述的方式。后代的理论家为这一过程起了显赫的名字，好似这是个多么慎重的创造一般。在那个数码相机还不为人所知的时代，可用材料仅有单一的护墙板或横饰带组合，不像埃及和近东那样有神庙地产和宫殿的墙壁。

一个经典的例子是约公元前560年的科林斯巨爵，上面描绘了安菲阿剌俄斯(Amphiaraus)在踏上命定的攻打忒拜的征程(与七雄一道)之前的告别场面。他的妻子厄里费勒(Eriphyle)站在左边，离他很远，拿着那串用于行贿国王、劝他参战的项链。在他身后是将要为他报仇的儿子阿尔克美昂(Alcmaeon)。右边是他的先知——先知的姿势表明，他已知道远征的结果。画面上还有许多动物出现，这毫无疑问都是征兆。更为细致的是，在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东面山形墙上，描绘了宙斯对未履行诺言的人的无情惩罚，这是对阿特柔斯(Atreus)家族的追击，但这一惩罚不是由任何主要情节引起的，而是在立下誓言的那一刻，在珀罗普斯和俄诺玛俄斯(Oinomaos)比赛之前就预设了。似乎在公元前6世纪末，出现了在不同故事情节中涉及同一个人物的场景并置，随着雅典新的忒修斯系列故事而被引入；后来又被应用到“赫拉克勒斯的功绩”的系列故事中，同样取得很好的效果。

在诸如瓶画之类的大众艺术中，一般来说，对主题的选择似乎是艺术家的事情。艺术家当然了解市场，特别是那些用于献祭或其他场合的作品，一般都能根据它们并不典型(对艺术家来说)的主题，辨别出是某位艺术家的作品。艺术家的选择主要受传统影响。公元前4世纪的意大利南部，在某些时期，人们也有意寻找戏剧主题。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瓶画上，有时也可发现对戏剧场景的效仿。例如新的忒修斯系列故事，或者对某些应和了国家宣传的故事的强调，都很快在大众艺术中得到反映。与在艺术中一样，忒修斯在新生雅典民主政治中的角色，在文学中也有足够清晰的展示。在他之前，正是在艺术中，我们特别清楚地看到了一种新的处理，即把赫拉克勒斯及他的保护神雅典娜作为雅典国家的象征，特别是僭主家庭的象征。新的崇拜——雅典对厄琉西斯秘仪的接受或者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的到来——都在大众艺术中得到体现。几乎被仪式化了的日常生活的某些方面——可能其意义超越了对周围世界的世俗兴趣，也使艺术家们异常忙碌，展现出独具特色的形象表达传统：酒会、年轻人的相爱、竞技和婚礼筹备。这一点就如神话所表现的一样。

在主要艺术类型即壁画和神庙雕刻方面，也表现出人们的其他考量。尤其是在它们被用于公共展示时，就不再是短时间的消费，况且这些昂贵耗时的工程也不是适宜的实验对象。帕特农神庙是异乎寻常的，其雕刻主题与雅典娜、雅典城邦及其辉煌的历史——传说中的和晚近的历史，以及雅典人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他神庙的主题的关联性有时并不是很明显，我们可以想象，这是由执政官委员会以及祭司，而不是艺术家来决定的。各种来自赞助人的、政治的和宗教的要求都应该予以满足。

神话中的个体形象，怪物或英雄，似乎主要用作装饰功能。一般来说，希腊艺术是在讲述一个故事或者设置一个场景。风格研究者可能会发现没有关联的主题，而神话作者可能低估了传统的力量——或者从技术和惯例的角度说，低估了神话表达上的可能性。然而，对希腊艺术的研究，却能使艺术的主题像其风格或目的一样，不再被人忽视。

宗教艺术

大多数埃及艺术、印度艺术以及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量艺术作品都是宗教性的——也就是说，它们被设计出来是为了吸引神或取悦神，为了激励或恐吓崇拜者，为了对冥世生活提供保证。真正的希腊艺术几乎与这些无缘，它考虑的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很少受到绝对宗教需要的支配。在相对较低的层面上，也有把艺术作为近似于巫术来使用的现象。在一些避邪的用具上可以看到，通常有动物或者怪物，有时是人的眼睛或者男性的阳具。但是诸如此类的天然象征，在希腊艺术中并不占主导地位。毫无疑问，斯芬克斯或墓地纪念碑上的狮子守卫着坟墓，正如早期山形墙上的戈耳贡的头守卫着神庙(但从何时开始的，我们却不得而知)一样。古代希腊人思想中的非理性因素，肯定不比其他文化的少；虽然它在文学中得到表达，却很少在艺术中加以体现。在希腊艺术里，甚至怪物和恶魔都有令人瞠目的、貌似的合理性。

艺术家基本上从未被要求将自己的技艺用在仅为墓地所使用的物品上。在雅典，在大约两代人的时间里，人们制作专供墓地摆设的油瓶(lekythoi，白地长身细颈瓶)。古风时期的墓碑以匿名的方式对死者进行理想化的描述，而古典时期的墓碑表达的仅仅是面对生者和死者的一种平静——仿佛后者仍然活着，没有恶魔、没有冥府的神、没有威胁、没有剧烈的悲伤；更多地体现了人的尊严甚至骄傲，而非忧伤或无声的接受。希腊艺术的理想品性，完美庄严地表达出了这些态度。

用神像或描绘神力的场景作为奉献能够取悦于神，但是它们经常是为神服务的凡人形象(古风时期的科瑞和库罗斯像)。如果描绘的是献祭者本人，也不会是一种卑屈的神态，而是表达他对自身职业——士兵、运动员或公民——的骄傲。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祈愿浮雕上，有可能描绘崇拜者及其家人同神在一起的场景——只是他们的尺寸要小一些，以此来表达他们与神在地位上的悬殊。

祭仪和牺牲的场景，是对行动的简单陈述，神经常作为凡人的旁观者现身。狄奥尼索斯的疯狂祭仪，古代文学对此几乎没有记载，却在艺术家的手中被仪式化成舞蹈和神话。狄奥尼索斯努力把自己从乡间的丰产神变成了奥林匹斯诸神中的一员；艺术家们也就依照他所在的新背景，规定了他的相貌和举止。但狄奥尼索斯比其他神更具有人性，主要是因为他给人类带来了礼物——葡萄酒，这一点在陶器上得到了出色表达，很多这样的陶器是为酒会制作的。在陶器上，狄奥尼索斯的侍女扮演疯狂的凡人信徒，而自然的神灵萨提儿也加入其中，表演凡人的渴望——酒、女人和歌唱都能刺激这种渴望，这成为希腊艺术家最具魅力的一项创造。其他神秘宗教或信仰，如毕达哥拉斯派或俄耳甫斯教，像希腊化的外来精灵如拉弥亚(Lamia)一样，几乎没有在希腊艺术中得到反映。

作为神在神庙里现身的标志，神像具有更清晰和更明确的宗教目的。最早的神像从古代遗物(如“天上掉下来的”之类的)而不是从他们的外貌中获得了神圣的力量。有时，神像只是一段木头，被盛装打扮，或者手拿武器出现在节庆的场合。当古老的神像被新的神像替换或补充时，艺术家们也会通过艺术手段寻找和表达具有同样魔力的东西。但是，除了特征、服饰和超大尺寸外，神像很难在外貌上区别于凡人的雕像。在公元前5世纪，艺术家们试图通过规模——奥林匹亚的宙斯如果站起来的话会穿过屋顶——和材料，即用黄金做衣服，用象牙做皮肤，来强化效果。有柱子的神庙内部，阳光只能从前面的门和窗照射进来。在奥林匹亚的帕特农神庙里，地板上设置了一个宽阔的浅水池，可以反射光线，这些环境背景都能提升神像的外观。对很多后代作家来说，思考的应该是菲迪亚斯制作的奥林匹亚的宙斯的精神层面意义。这个时期，菲迪亚斯的帕特诺斯之雅典娜(Athena Parthenos)似乎在材料的使用上引发了更多关注；伯里克利也向雅典人指出，雅典娜身上的黄金可以剥下来用于支持战争。剧场的经历，以及针对剧场的艺术经历，可能对艺术家的设计及其工作环境产生了影响，但艺术家并没有制定特殊的规则，使之充满对神既敬畏又向往的感情。

完成宗教主题的作品时，希腊艺术家依然在他所受训练的框架内工作，但却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限制是技术上的，而不是心理上的，他对形象的选择并不依赖祈祷和冥想——这一点与其他时期和其他地区的情况不同。诗人、演员、乐师、舞者甚至历史学家都有自己的缪斯，但艺术家没有。

艺术中的装饰

可能除了巨大的裸体雕像，没有什么能比诸如回纹波、卵锚饰和棕叶饰之类的装饰更容易激起希腊人的民族认同了。附属的装饰同主要设计一样，受同一规则的制约。在某些时期和材料上，我们能够找到完全服务于图案的对象。横饰带或护墙板的需要，使东方化的花形得到了发展。这些花形采用东方艺术中的棕叶和莲花，创造了新的但可能在植物学上并不存在的图案。一种装饰布局得以建立，该布局直到公元前5世纪才让位给更真实的、观察细致入微的花朵，以及虽枝繁叶茂却仍被严格控制的蔓藤花纹。很多图案是属于木制品的，但被移植和扩大到了石质建筑上。仔细观察会发现，线角的轮廓与它的装饰是相匹配的。东方的螺旋形树(volutetrees)在尺寸上得以调整，或用于爱奥尼式柱头，或用于家具或器皿的细节装饰。

诸多艺术品为了使形象更生动，将人或动物的特征附着在具有不同功能的构建上。但希腊人并不热衷于此，也没有使之成为作品的主导。在古风时期，只有为数不多的器皿采用了完整的动物或人的形象：把手能够从运动员弯曲的身体或跳跃的狮子的形象中创造出来，人头可能从附带的把手中钻出来，而脚变成了狮子的爪，卷曲的末端长出了蛇头——比如雅典娜的盾牌、赫尔墨斯的手杖、吐火兽的尾巴。希腊人把陶瓶的各部分描绘成人体的各部分，这和我们的做法是一样的(嘴唇、脖颈、肩膀、脚、耳朵=把手)。主要是在古风时期，通过描画或浇铸的附加物——弧形把手下方的眼睛——实现了这种幻想表达：当把带有耳朵把手和喇叭脚(像一张嘴)的眼睛杯举到饮者的唇边时，整个杯子看起来就像是一张面具。

希腊艺术中的色彩问题，是一个难题。地中海太阳下的建筑，一般采用简单、清晰和明快的形式，细部填充颜色，面积并不大。在希腊建筑上，建筑物上部细节的色彩，几乎无助于表达清晰的雕刻形式。只有在古风时期屋顶的黏土护墙里，似乎曾存在过绚丽夺目的色彩。至于雕刻，似乎要借用色彩增添逼真性，但是我们对使用色彩的浓淡情况知之甚少。新古典版的希腊雕像，添加了颜色，却令人不安——我们早已习惯于鉴定那些不让人分心的色彩雕像了。保留至今的上了色的大理石，只有很少几件。就像庞贝出土的雕像，看起来更像是未加工的玩偶。似乎没有迹象表明建筑物的外墙上色了；至于内壁上的任何绘画，人物的或装饰性的绘画，我们都没有证据。新的发现会极大地改变我们的观点。作画用的灰泥掉下来的碎屑显示，公元前7世纪的科林斯附近，位于地峡的波塞冬神庙，有些地方就设置了巨大的动物雕像(尽管没有真的那么大)。我们或许是低估了希腊艺术中色彩的价值——但在希腊人的语言里，他们对颜色的定义本就相当含混不清。他们的首饰长期弃绝彩色石头的背景；在建筑中，他们对暗色石头的低调使用，与罗马人对色彩驳杂的大理石的迷恋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的瓶画从四种颜色的黑像陶发展成两种颜色的红像陶；而据说最著名的古典画家(似乎也是真的，从与其相近时期的马赛克艺术中可以判断)在工作时只使用四种颜色。

如果不是在色彩上，那至少在形式上有一种倾向，要达到我们认为的美轮美奂。当制作和设计达到完美时，某种程度的精美是可以接受的——这使笔者想到了古典时代后期那些镂刻和铸造异常精美的青铜器皿和银器。如果技艺粗劣，或者材料让人缺少灵感，这样的作品应该很难进入某人的画室——笔者想到了公元前4世纪在意大利南部的那些巨大的、过度装饰的陶瓶。知道在哪里停下来，才是伟大艺术家的标志。不是所有的希腊艺术家都令人崇敬，他们顾客的品位也不总是无可挑剔。

艺术家

希腊艺术在古代远不像在今天这样，是一项庞大的产业。一些轻便的作品，比如首饰和金质餐具，非常贵重。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对它们的发现，绝大多数来自希腊世界之外——从塞纳河到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这些物品当时是作为当地王国的礼物、战利品或宫廷家具出现的。实际上，精美红像陶瓶的价格不会高于一个工人一天的薪水。一些陶工，特别是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陶工发现，面向埃特鲁里亚的出口市场相当便利，足以专业化地出口那些形象为他们熟知、装饰风格为大众接受的模具。如被称作第勒尼安双耳陶瓶(Tyrrhenian amphorae)和尼克斯提尼(Nicosthenes)作坊出品的产品，回报无疑是令人满意的。一些陶工或陶器作坊主能够负担雅典卫城上的雕刻奉献。古典时期，雕刻和壁画领域的能工巧匠能得到很高的报酬，也有不少人为得到他们的服务而激烈竞争。但这些人是自由的行者，会在任何能雇用他们的地方工作。只有在雅典的陶器贸易中，可能也在其他地区(科林斯、斯巴达)的金属作坊里，似乎存在不单单为当地市场服务的手工业。针对国内或国际市场的专业地方性手工场在希腊还很少见——就这一点而言，艺术家们是鞋匠还是木匠，在地位上没有什么不同。实际上，在古代，对那些我们称之为“艺术家”的人，没有专门的区分——他们都有技艺(technē)。只是因为菲迪亚斯以及越来越多的后继者，一些有成就的艺术家才拥有了特殊的社会地位——尽管早在古风时期，他们也曾在僭主的宫廷里受到礼遇，比如乐师、舞者和医生。

还有一种在家中完成工艺品的趋势：一个师傅最理所当然的学徒应该是他的儿子。陶器生产和雕刻行业都存在这样的例子，但也有其他情况。通过一两个陶瓶，我们获知了一些最好的瓶画师，而他们可能同时也是护墙板绘画师。一个雕刻家可能喜欢塑造青铜雕像甚于雕刻大理石，但是多数时候，他只在不同尺寸的一种材料上工作。他可能也是一名建筑师(斯科帕斯)或者是一名画师(欧弗拉诺)。某些工匠易于流动，比如珠宝商和模具雕工，甚至还有一些雕刻家要从家里赶到采石场，在现场完成工作。家族事业有助于地方风格和传统的建立；流动意味着新思想和新技术的快速传播；而主要的圣所作为画廊，展示着杰出的旧作与新作。

名字出现在厄瑞克忒翁神庙上的雕刻家，有半数以上都是雅典公民。但是在早些年，雅典陶瓶上的陶工和画师的签名却显示，相当多的签名不属于雅典人，甚至不是希腊人的，或者只写了分不清民族的绰号。在更简单的技艺方面，毫无疑问，迁移的希腊人(外邦人)或非希腊人在作坊里或在斯巴达这样的国家里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并不能削弱古风时期斯巴达艺术强劲的地方特色。据说在公元前6世纪早期的雅典，梭伦鼓励艺术家移民；紧接着，僭主宫廷也开始赞助艺术的发展——这些都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何此后雅典的艺术事业如此繁荣兴盛。

从古风时期到古典时期，艺术家签名的数量是希腊艺术的另一个特色。这些签名出现在大约公元前700年，绝不仅限于主要作品或主要艺术家。瓶画师在自己作品上签名的渴望似乎是少见的，因此签名时就显得相当随意。有些画家在大约50个瓶子上只留下一个签名，而绝大多数画家根本没有签名。作为一种宣传方式，签名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其动机可能就是朴素的自豪感。签名通常是不显眼的，但也并非总是如此。古风时期的墓碑上，艺术家的签名与死者的名字同样突出。在公元前6世纪晚期雅典的红像陶上，就有所谓的“先锋派”大胆挑战同行的作品或提到他们名字的铭词。单从他们的陶瓶和铭文中，我们就能够重建一个生动的、自我意识极强的艺术家群体。这些铭文颇具文学性，甚至可能包含了社会主张。尽管如此，铭文的内容与当时英俊高贵的青年男子未必总是联系紧密(如“卡罗斯”铭文，就与其相配的场景并无关联)，它们很多都是二流工匠的较差作品。艺术家之间的竞争精神似乎也被赞助人开发了出来，然而关于这些竞争的记载，就如同对以弗所的亚马孙人的记载一样，可能都受到了歪曲。在以弗所，每个艺术家都把自己的作品放到首位——所以，荣誉归于大家一致同意的第二位，即波里克力托斯。地方导游在使用伟人名字和讲故事时，经常自由发挥——正是这些故事造成了事实的歪曲。

与其他古代文化相比，希腊艺术具有独一无二的自然特征——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本章的开始就作了陈述。对人的关注，对神在凡人世界中适当地位(而不是相反)的关注，也是希腊作家思考的问题。希腊艺术家为他所生活的社会服务，他对社会更广大群体的满足超过了对祭司和管理者的满足，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证明了真正的大众艺术在超越巫术需求或身份展示之外的巨大潜能。于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在那个时代是不为人所知的，也没有什么必要。

进一步阅读

M.Robertson，A History of Greek Art（Cambridge，1975）以及他的：Shorter History of Greek Art（Cambridge，1981）可读性强而且资料丰富，讲述了希腊艺术从青铜时代到希腊化时期的发展。G. M. A. Richter，Handbook of Greek Art（London，1974）是篇幅较短的指南手册，按照主题进行了分类；J. Boardman，Greek Art（London，1985）则按照时间叙事。

分阶段的研究有： J. N. Coldstream，Geometric Greece（London，1977）；J. Boardman，Greeks Overseas（London，1980）和Preclassical Style and Civilization（Harmondsworth，1967）；J. Charbonneaux，R. Martin，and F. Villard，Archaic Greek Art and Classical Greek Art（London，I971，1973）。

有关雕刻：A. Stewart，Greek Sculpture（New Haven，1990）；G.M.A. Richter，Portraits of the Greeks（Oxford，1984）；B. Ashmole，Architect and Sculptor in Ancient Greece（London，1972）收录了关于奥林匹亚、帕特农神庙和摩索拉斯王陵的重要论文；另外，他还有专著Olympia（与N. Yalouris合著，London，1967）。J. Boardman，Greek Sculpture：Archaic Period and Greek Sculpture：Classical Period（London，1978，1985），是有大量插图的指导书。J. Boardman and D. Finn，The Parthenon and its Sculptures（1985）以及R. Lullies and M. Hirmer，Greek Sculpture（London，1960）书中均有精美的图片。C. Rolley，Greek Bronzes（1986）。

有关建筑：当代没有此类的指南手册，但W. B. Dinsmoor，The Architecture of Ancient Greece（London，1952）仍然有益，前提是与A. W. Lawrence，Greek Architecture（Harmondsworth，1983年重新修订）这本书一起阅读的话。其他方面的著作有：J.J. Coulton，Greek Architects at Work（London，1977）；R. E. Wycherley，How the Greeks built Cities（London，1962）和A. W. Lawrence，Greek Aims in Fortification（Oxford，1979）。

有关瓶画：R. M. Cook，Greek Painted Pottery（London，1972），是一本基础性的指导书。图片方面有：P. Arias，M. Hirmer，and B. B. Shefton，History of Greek Vases（London，1961）。对不同阶段进行全面图解研究的有：J. N. Coldstream，Greek Geometric Pottery（London，1968）；J. Boardman，Athenian Black Figure Vases（London，1974）和Athenian RedFigure Vases：Archaic Period（London，1975，1989）；A.D. Trendall，Red Figure Vases of Sicily and South Italian（London，1989）；T. H. Carpenter，Art and Myth in Ancient Greece（London，1991）。

其他艺术方面：R. A. Higgins，Greek Terracottas and Greek and Roman Jewellery（London，1963，1961）；J. Boardman，Greek Gems and Finger Rings（London，1970）；D. Strong，Greek and Roman Gold and Silver Plate（London，1966）；C. M. Kraay and M. Hirmer，Greek Coins（London，1966）。

这里提到的著作有很多也涉及了希腊化时期的艺术。

第十三章 希腊化时期的历史

西蒙·普利斯(Simon Price)

希腊化时期是指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36—前323年在位)和罗马第一个皇帝奥古斯都统治(公元前31年—公元14年)之间的300年，通常被认为是希腊历史上乏味且混乱的一个时期。身处两个“中心”阶段——雅典的古典时期和罗马的西塞罗或奥古斯都时期——之间，这一时期似乎只能是希腊城邦衰落之后一个颇为悲哀的阶段。其间，希腊诸城邦先是被迫臣服于亚历山大及其继任者，继而又成为罗马人的附庸。

事实上，希腊化时期的一切都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同时也非常值得探讨。该时期的主要特征是，由亚历山大及其继任者建立的希腊君主国，控制了从希腊到阿富汗的广大区域。这些君主国对希腊世界的影响便是本章的主题。我首先简要概述亚历山大的统治和四个主要希腊化君主国的历史。随着亚历山大征服的推进，新的王国巩固了希腊世界的扩张性：国王们建立了新的城市，确保了希腊文化对当地文化的优势地位。政治权力和文化优势之间的显著联系，与欧洲文化向殖民地的推广，有着极为有趣的相似之处。君主国之间的竞争，刺激了管理和军事上的重要发展，进而巩固了王权。国王们统治着众多希腊城市，但他们对这些城市产生了何种影响？附属于强权之下又意味着什么？归根结底，在这些城市内部，人们的生活因君主制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

希腊化王国

亚历山大大帝是浪漫主义的原型之一，从古代到玛丽·瑞瑙特(Mary Renault)[1]，亚历山大传说的强劲生命力证明了这一点。亚历山大效仿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以其军事天才和骁勇无畏赢得了巨大声誉。他身上被赋予了诸多离奇的故事。例如，他的御用历史学家卡里西尼斯(Callisthenes)曾讲述了大海是如何从亚历山大的道路上后退的，又是如何在他面前臣服的。尽管很多类似的故事让人将信将疑，但早在亚历山大活着的时候，这些故事就开始流传了。这也反映出，他取得的成就之巨大，着实令人难以置信。

他的父亲腓力(Philip)遇刺后，亚历山大继承了马其顿的王位，也继承了刚刚控制住希腊大陆事务的整个王国。他精力充沛地发动了对波斯的战争，以报复约150年前薛西斯对希腊的侵略。这是希腊的鼓吹者一直以来呼吁的事情，实际上早在腓力统治时期就已经开始实施了。不到一年，亚历山大就控制了土耳其西部的希腊各城邦，兵锋直逼格尔迪乌姆(Gordium)。格尔迪乌姆当地有故事提到过一个神谕：谁能打开把轭架绑在格尔迪乌姆古代国王战车上的绳结，谁就是亚洲的主人。亚历山大砍断了这个绳结。这个浪漫的故事有可能是真实的。仅仅一两个月后，亚历山大在伊苏斯(Issus，公元前333年)击败了波斯国王大流士。大流士逃走了；亚历山大却得以转向南方，控制了腓尼基和埃及。他从那里开始长途跋涉，向西穿过沙漠来到了宙斯·阿蒙(Zeus Ammon)的圣所。这次远征没有任何战略目的，不过亚历山大向神灵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既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内容也不知道它的答案。他在圣所被称呼为“阿蒙神之子”，这是对他神圣身份诸多暗示中的一次。在如此鼓励之下，他继续向北和向东进军，抵达美索不达米亚。在高加米拉(Gaugamela，公元前331年)，他再次击败了大流士，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曾经威胁希腊人200多年的波斯帝国，已然成为亚历山大的囊中之物。

亚历山大不只征服了波斯帝国，他继续把战争推进到波斯东部地区，在那里镇压起义，建立新城。在遥远的东北部，索格底亚那(Sogdiana)的抵抗异常猛烈，但亚历山大仍然攻下了最后一个要塞，俘获了美丽非凡的女人罗克珊娜(Roxane)。他爱上了她并娶她为妻。当然，他还着手做了其他事情。他穿越了阿富汗，进入旁遮普，并在那里击败了印度国王。唯有一次军中骚乱才阻挡了他继续东进的脚步，于是，他取道巴鲁齐斯坦(Baluchistan)，率兵返回西方。这是一次灾难性的行军，让人想起拿破仑从莫斯科的撤退。两年之后，即公元前323年，他在巴比伦去世，年仅32岁。

亚历山大留下的不仅有征服的土地，还有君主制。君主制是马其顿的国家传统，直到腓力统治之前，马其顿始终处在希腊世界的边缘地位；而亚历山大成功地将其变成了中心，成为后来一系列希腊化国王的典范。王冠，即亚历山大佩戴的朴素的束发带，则成了君主制的标准象征。“国王”的称号，可能是亚历山大对希腊人演讲时开始使用的，被所有希腊化统治者所使用。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此时，接受这一头衔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亚历山大的故事显然让人们对后来的国王怀有某种期待——即国王在接待来客时，应有令人瞩目的相貌、尊贵的举止——或者不好听地说，要有傲慢的装腔作势和无礼的盛气凌人。无论你喜欢与否，王权模式终得确立。

亚历山大的后继者渴求的，不仅是他的理想还有他的土地。在他死后的20年里，他的亲属和部将为了成为仅有的继承人，彼此间进行了残酷的战争，但这些企图最终都失败了。到了大约公元前275年，地中海东部地区出现了三个王国，他们的统治一直持续到罗马人的到来。首先，是埃及。亚历山大临死前将埃及托付给托勒密(Ptolemy)，后来托勒密成功建立了王朝、对埃及进行统治，直到其最著名的后代克里奥帕特拉(Cleopatra)被奥古斯都击败(公元前31年)。托勒密王朝在相当多的时候，还控制着埃及以外的土地：利比亚、叙利亚南部、塞浦路斯、土耳其南部的部分地区以及爱琴海上的岛屿。

其次，是亚历山大征服的东方地区。公元前312年，塞琉古(Seleucus)占领巴比伦，标志着塞琉古王朝的建立。塞琉古王国在全盛时期的疆域，远大于任何一个希腊化王国；它以叙利亚为中心，从土耳其西部延伸至阿富汗。然而它在东方和西方的领地不断丧失。在东方，有两个问题。多山的巴克特利亚省(Bactria，阿富汗)变成了独立的希腊王国(公元前256年)，新出现的非希腊人的王国帕提亚(Parthia，大约公元前238年)有效地阻断了塞琉古与东方的交通。

在西方，塞琉古王朝也丧失了领地。一个新的希腊王国阿塔利德(Attalids)建都帕加马，从塞琉古的领地中割走了土耳其西部。最早的两个阿塔利德国王(公元前283—前241年)还只是部分独立于塞琉古王国，但是到了阿塔鲁斯一世(Attalus I)打败加拉太人(Galatians，约公元前238年)之后，就已经具备了夺取国王名号的能力。公元前2世纪，在罗马的帮助下，阿塔利德王国的势力又有所增强。最终，在其末代国王在位时，将国家馈赠给了罗马(公元前133年)。到了公元前1世纪，塞琉古王国的领土仅剩叙利亚北部地区(主要是内部纷争的结果)，最后也落到了罗马手中(公元前64年)。

再次，是马其顿。亚历山大本人出生于此的古老王朝灭亡了，对其土地的争夺战尤为激烈——毫无疑问，这主要是因为马其顿是亚历山大的国家。但直到公元前276年，安提柯二世(Antigonus Gonatas)才得以成功地确立了自己的权力。他的后代，安提柯王朝(Antigonid dynasty)的国王们延续了他的统治，直到公元前168年被罗马征服。

希腊化的范围

随着希腊文化传播到数千里之外，直至覆盖了整个中东地区，在亚历山大征服的地区里，发生了剧烈的文化变革。

过去，人们美化这个过程，将其看作是文明送给蒙昧的野蛮人的礼物——毕竟，不列颠人也曾在他们的帝国内做着同样的事情。毫无疑问，希腊人自己也是从这个角度看待这件事的。但我们现在所处的后殖民时代，却进一步地意识到，文化与政治紧密相连：我们能看到希腊文化影响了其他古代文化；但同时，希腊化这一过程也是王权的部分产物。

在希腊化进程中，新希腊城市的建立至关重要。据说，亚历山大自己建立了70多座城市(实际的数量应在一半左右)；塞琉古王朝在从土耳其西部到伊朗的区域内，建立了60个新的居住地。有些“新”城实际上只是老的居民点加上了一个新的朝代的名字和一个希腊政体，另外一些新城建在了从前城市化程度不高的地区。例如，塞琉古王朝的第二个国王就在波斯湾旁建立了一座新城，以自己的名字将其命名为安条克(Antioch)，之后又采取措施增加其人口，“邀请”土耳其西部的老城：曼伊安德河(Maeander)附近的马格奈西亚(Magnesia)向外派出殖民者。甚至在已经存在非常合适的居民点的地方，也建立起了新城。在埃及，建立了两个希腊城市，其中一个是亚历山大里亚，代替了古老的法老城市孟斐斯(Memphis)，成为托勒密王朝的首都。巴比伦古城也被塞琉古王朝的新首都所取代；新都城是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Seleucia)，距离巴比伦约50公里。这两个城市为希腊人相对于非希腊人的优势地位提供了最为清晰的说明。

各个新建立的居民点，在规模和地位上相去甚远。首先，塞琉古王朝在王国的不同地区——(似乎)从土耳其西部到库尔德斯坦(Kurdestan)——建立了军事殖民地。这些定居地可能规模较小，只有数百人，也很少有自治机构，几乎完全依赖于国王。它们的存在是作为一种应对政治上不满的防卫措施，因此居民有义务在国王的军队里服役。其次，还有一些独立的新城，人口约数千人，最大的可以达到亚历山大里亚的规模。这座城市是伟大的文化中心，在公元前1世纪时，被认为是(地中海)世界的最大城市。

这些城市的文化具有强烈的希腊色彩。最明显的标志是，一种新的希腊语——白话或共通语(koinē)得到了发展；这种语言超越了古希腊的各种方言(多利亚语、爱奥尼语等)之间的差异。总体来说，在语言和文字资料中，没有迹象表明这种语言来自希腊世界里的哪个地区。此外，城市的政治机构严格效仿了传统的希腊实践。例如，波斯王国的四大中心之一苏撒，在公元前4世纪末，被重建为乌拉欧斯(Eulaeus)河畔的塞琉西亚城。300多年之后，这个已经属于帕提亚帝国的城市，仍然保留着与古典时期的希腊城市相似的政体。议事会提议和审查公共职位的候选人，然后由全体公民进行选举。城市里也有财务官和执政官团体，其中两名执政官的名字用来纪年。塞琉西亚证明了希腊体制的“输出”以及希腊体制能在异国他乡保持下来的韧性。

支撑城市希腊文化的一个关键机构是体育馆(gymnasion)。体育馆不仅仅是休闲的场地，还是锻炼身体和提高精神文化的教育机构。体育馆是位于城市中心的建筑物；例如，亚历山大里亚的体育馆被认为是全城最美的建筑。更为重要的是，城内所有的正式成员都有权利进入体育馆。不过，入场资格有着严格的规定。在希腊大陆，我们听说体育馆排斥奴隶、被释奴以及他们的儿子，还有那些从事粗俗买卖的人。很可能，在新城里，这样的规定有效地排斥了那些被认为不是希腊人的人。但是，那些成功证明自己具备入场资格的当地人，不得不在体育馆裸体训练——而这一习惯又是令非希腊人深恶痛绝的。一丝不挂标志着他们与自己土著背景的疏离，同时也标志着与希腊世界的融合。

希腊人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不应该蒙蔽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看不到他们对土著文化的排斥。例如，乌拉欧斯河畔塞琉西亚城内的居民清一色都是希腊人。甚至建城300年之后，也没有这样的例子：一个有希腊名字的人，父亲却没有希腊名字。也就是说，土著人口并没有被希腊化，依然被城市的机构排斥在外。与此相似，在埃及，也存在希腊人和土著居民之间的明确分野。埃及人继续按照传统的模式建造神庙，创造了他们自己生动而多样的文学(希腊化时代，用通俗埃及语书写的纸草与用希腊语书写的一样多)。希腊人制作的雕刻也没有表现出与埃及的艺术有联系；而且，他们坚决阅读古典时期的文学。在法律领域也是如此，希腊人和埃及人的法院是分开的，实施不同的法典；而亚历山大里亚部分地效仿了雅典的法律。

文化的持续共存，并不是自由多元文化的标志。即使国王有时候也会对土著文化表示尊敬，对自己的统治能在土著背景下得到尊崇而开心(例如，托勒密在埃及的神庙里被描绘成法老的形象)，希腊文化仍然是处于支配地位的文化。(土著文化)进入权力新体系的唯一途径是接受希腊文化，一个重要的策略是宣称自己的祖先与希腊有联系。因此，在公元前200年左右，一个来自西顿(Sidon)——腓尼基的一座古城——的重要人物，参加并赢得了一场“泛希腊”的比赛，而这种在希腊大陆的比赛仅对希腊人开放。他的参赛资格就是由这样一个“事实”证明的，即：波奥提亚的忒拜城是由西顿第一任统治者的儿子建立的。在合适的时候，希腊人自己也会利用这种策略，把外人融合进希腊世界。土耳其西北部的兰普撒库斯城(Lampsacus)请求罗马人帮助他们抗击塞琉古国王安提柯三世(Antiochus Ⅲ)，理由便是他们是亲戚。兰普撒库斯位于特洛伊附近，而特洛伊是罗马人的祖先埃涅阿斯(Aeneas)的故乡。兰普撒库斯还无法预见到，罗马人的卷入，会对希腊世界的历史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非希腊人的社团对外来方式的接受，有时也会引发冲突；犹太教和希腊文化在公元前2世纪的相互影响，就是有文献记载的例子。犹太教一个分支的领袖在塞琉古国王安提柯四世的支持下，成功当选为耶路撒冷的大祭司，并很快建立了体育馆(公元前174—前171年)。令其他犹太人感到憎恨的是，祭司们对神圣的义务不再有兴趣，而是抓住最早的机会，匆匆赶去参加运动场上的非法训练。有些人甚至放弃了割礼。尽管接下来的事情比较模糊[因为我们几乎完全依赖于犹太教的“正统”资料，特别是《马加比》的前两卷]，但对被希腊化的派别及其幕后支持者的敌意增强了。当安提柯掠夺了圣殿的宝藏，命令犹太人放弃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并改信异教时，这种敌意到达了顶峰，危机一触即发。随后爆发的公开起义，重新恢复了对犹太古圣殿的崇拜；但犹太人和塞琉古王朝之间的冲突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41年，最后以犹太人赢得独立而告终。

这一事件说明了希腊文化与国王权力之间的关系。希腊人相信他们的文化优于“蛮族”——对他们来说，这种观念证明了他们的政治统治是合理的。然而，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地审视希腊文化的政治作用。至少最初，新城的人口大部分是从旧的希腊世界里召集来的，所以这些城市的文化必然是希腊的。波斯湾海边一个新城里的希腊居民，通过文化和私利，与他们的国王凝成一体；在异乡，他们需要来自国王的支持。而依靠这些城市，国王们无需庞大的官僚机构就能控制他们的领地。安提柯四世会很自然地帮助耶路撒冷被希腊化的派别——特别是当这个派别企图把耶路撒冷变成一个希腊城市、并以国王的名字为之命名的时候。对希腊文化的积极抵制只在三个地区比较激烈：埃及、波斯和犹地亚(Judaea)。这三个地区当地的君主制传统都很牢固，他们的反抗也都是以宗教形式来表达的。在安提柯四世统治时期编纂的《但以理书》，预见了其统治的前景：

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大君米迦勒(Michael)，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众，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12.1)

朝臣和士兵

国王是帝国管理的核心人物。个人和群体向他提出诉求，一切主要决定都源自国王本人。但是国王并非孤家寡人。塞琉古国王有专门管理王室财政的官员，还有一个总助理“管理各种事务”。在《马加比》第二卷里，安提柯四世的继承人决定取消其父迫使犹太人希腊化的强硬政策，并在给“他的兄弟吕西阿斯(Lysias)”的信中表达了这个意思。吕西阿斯实际上并不是国王的兄弟，而是他的助理，享有各种称号：“兄弟”“表兄弟”“管理各种事务”。

在朝廷之外，国王通过官僚体系来进行管理。塞琉古王国划分成很多行省(在塞琉古一世时有72个)，每个行省设立一名总督。例如，安提柯四世去世时，吕西阿斯是叙利亚南部和腓尼基的总督。通过总督，国王能够实施全面的和具体的计划。安提柯三世在全国范围内开启了对自己及其祖先的崇拜；之后，他还写信给每个行省的总督，通知他们在每个行省任命王后的高级女祭司，并指导他们进行必要的安排。(在土耳其西部和伊朗，恰好有三份安提柯的信件副本保留下来。)总督于是给他们的助手发出指示，令他们完成王室的规定。

在埃及，帝国管理体系更加庞大和复杂。与塞琉古王朝相比，托勒密王朝在埃及只有三个城市能提供基本的管理框架。因此他们也采用了法老时代的国家机构：埃及被划分成大约40个“行政区”，每个行政区又被分为“区”和“村”；每个等级的每个单位都有一名具体官员负责。托勒密王朝在这个法老体系之上又增加了一个新军事机构——使埃及各地到处是士兵——和一个更加复杂的税收体系。

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的管理机构，多数雇用希腊人而非当地人。塞琉古的统治阶层完全排斥臣服者达两代人之久，甚至此后被纳入的非希腊人的比例也从未超过2.5%。有一个特例显示出非希腊人怎样才能在特殊的环境条件下获得认可。《马加比》第一卷里讲述了塞琉古王位的两个竞争对手[德米特里乌斯一世(Demetrius I)和亚历山大·巴拉斯(Alexander Balas)]为如何赢得犹太人领袖约拿但(Jonathan)的支持而竞争的事。亚历山大送给约拿但一整套一般只赠予希腊人的头衔——“国王的朋友”“兄弟”“最重要的朋友”，最后还有一枚金质胸针——这是“按照习俗应该送给国王表兄弟的礼物”。约拿但于是成为最高级别的朝廷显贵，也因此一度支持了亚历山大·巴拉斯。埃及的情况与此相类似，管理的形式和语言都是希腊的，埃及人只有学会了希腊语后才能被雇用。所以，王室管理的体系增强了希腊文化的优势地位和国王的权力，但朝臣和管理者需要士兵的支持。

从两个方面来看，希腊化世界的基础是战争。首先，希腊化国王的合法性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他的军事声誉(与之相对的是，城邦的权威以传统为基础)。人们期待着国王像亚历山大和荷马的英雄们那样经历战争的洗礼，甚至参加危险的格斗。有时，国王出现在战场上，能够激发其军队的斗志，令敌人胆战心惊。胜利能为国王称号的获取给出最正当的理由——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一次成功的对东方的军事远征，甚至使塞琉古·安提柯三世也被称为“伟大的国王”。

其次，战争的范围扩大了。当冲突仅仅是两个邻近城市之间关于领地的纷争时，战争的含义是有限的；但在希腊化世界里，人们要一为切而去争斗。尽管大面积的土地上时有争端发生，但在整个希腊化时期，各王国的中心地区仍很安全。希腊大陆、爱琴海诸岛、土耳其西部和叙利亚南部地区，是各个国王你争我夺的目标。与古典时期相比，战利品的数量越来越多，战争的残酷性也不断升级。毁灭全城或者把全体居民卖作奴隶，成为国王们更加常用的手段。罗马人对待希腊则更加残酷。实际上，战争的规模也扩大了。在卡罗尼亚(Chaeronea)，马其顿的腓力与希腊的决定性战役中，各方的军队人数在30,000人；而希腊化国王们能组织60,000至80,000人的军队彼此对抗。这可能是截至18世纪以前，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争规模。

战争的重要性促使国王们在军队组织上进行了重大改革。回溯到公元前4世纪，战争的那些特征被赋予了新的重要意义。重装步兵长久以来一直是希腊的基本作战力量，腓力对马其顿军队的重组，创造了改进的重装步兵方阵。这种方阵不同于以往的方阵，它以长矛(在亚历山大时期长约5.5米，一个世纪之后长约6.5米)代替了短的刺杀矛。这种类型的军队与重要的骑兵武装一起构成了希腊化军队的核心力量。

为确保军队能够获得适当的兵力，国王也做了新的部署。普通的城市似乎为帝国军队提供的兵力很少，因此需要特殊的部署。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塞琉古王朝建立了众多的军事殖民地。在那里，土地所有者有义务在军中服役，他们的儿子也可选择组成警卫队——这是正规军的另一部分。托勒密王朝的政策稍有不同，他们所赠予的分散的土地，在原则上是可以收回的。与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雅典的情况相反(在雅典，孤儿们的成长可以得到国家财政上的支持，直到他们成年)，但是在埃及，一个官员可能会这样写信给另一个官员：“下面列出的骑兵已经战死。所以，为了国王，把他们的土地收回来。”这是雇佣兵的世界，而不是公民兵的世界。

国王还征用雇佣兵来补充基本作战力量。雇佣兵在这一时期并不是新生事物，但是他们的重要性大大增加了。亚历山大仅有10,000雇佣兵；但在希腊化的军队里，他们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有时被组织在方阵里，更多的时候被用作轻装部队。一般来说，雇佣兵的名声不好(下至莎士比亚笔下那些浮夸的士兵)，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公正的。作为职业士兵，他们关注薪水，有时他们会离开战败的国王，投奔到另一个国王旗下。但雇佣兵不会为了金钱背叛他们的国王。阿塔利德国王的雇佣兵在与其共同历经磨难之后，甚至起誓效忠于他及其后代。古典时期的将军所拥有的那种来自于公民的绝对忠诚，国王们已不再拥有；不过，对国王的不忠诚也比较少见。

尽管仍然依赖于重装步兵，这些军队的战斗技巧却变得更加成熟了。最奢华的新鲜事物是大象。公元前302年，作为停战的回报，印度国王赠予塞琉古一世500头大象。他把其中的400头用来打仗，在次年的一次决定性胜利中，它们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大象中有很多继续为塞琉古服务，尽管在叙利亚，人们也试图饲养大象，但更需要新的补给。一块巨大的楔形文字泥板记载说，有20头大象被从巴比伦送到叙利亚，而这些大象最初是由阿富汗总督送到巴比伦的。托勒密王朝也有战象，起初，他们使用的是印度战象，但是后来塞琉古王国切断了他们从印度的供应，托勒密王朝便不得不使用个头较小的非洲象(“森林”象)，并竭尽全力去捕猎大象。不幸的是，大象过于笨重——士兵们学会了避开它们的攻击，并刺穿它们的侧腹，或者使它们无法行动——没有改变战争的模式。

一个类似的现象是，主要王国之间在建造更大更复杂的战舰上也存在竞争。下至亚历山大的时代，标准的希腊战舰是三列桨战舰，关于这种船的设计仍然存在很多争议(有人认为它有三列桨，也有人认为是三个人摇一个桨)。自公元前4世纪以来，标准战舰是五列桨大木船，五个人摇一个桨。也有讲究排场的舰船，在公元前3世纪时，其奢华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我们听到了“七列桨”“十一列桨”“十三列桨”“十六列桨”“二十列桨”“三十列桨”甚至“四十列桨”的说法。有一点我们尚不清楚，就是这些战舰是如何工作的，从罗马人认为没有必要使用如此浮夸的大船这一事实中，我们能够知道它们的用处有限。然而，古代的海上军备竞赛，连同为维持大象的供应所带来的麻烦，都是国王依赖于军功的生动证明。

攻城技术的变化具有更重要的军事意义。在古典时期，好的城墙是坚不可摧的，斯巴达人从来构不成对连接雅典和大海之间的长城的威胁。然而，可能自腓力使用弩炮起，这种平衡被彻底打破，被围者失去了优势，形势对围城者更加有利。亚历山大使用弩炮和攻城云梯，能够夺下每一个他要攻击的城市。作为应对，人们把城墙修建得更加坚固，不过更进一步的改进是在弩炮上。在托勒密二世的赞助下，军队发明了一种校准方法，能使炮弹准确地打在目标范围里。尽管有些城市进行了成功的抵抗，但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个城市在面对某个国王的攻击时，能够安之若素。这一重要的事实，也强化了国王们对城市的控制。

国王和城市

国王权力与城市传统之间能否和谐一致，是希腊化时代反复出现的问题。国王对几乎所有的城市具有绝对的控制权，而城市又想保有政治独立的理想。面对这种矛盾，国王如何运用他们的权力，而城市又如何保持自己的尊严呢？

这个问题实际很容易回答，因为国王们没有把自己主观的政策强加在各城市之上。同早期的罗马皇帝一样，他们基本上是被动的力量，主要关注统治权。总的来说，他们并未对臣服的城市进行直接的指导，但是另有一些方法来确保他们意志的实施。例如，亚历山大想让一些被流放的人重新回到他们的城市，但他不需要直接向这些城市发布命令。他会让人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宣读一封信，告知那些聚集在一起的被流放者，他保证他们能够返乡。各城市随即会出台有效的法律。米提利尼(Mytilene)的一项法令可能就是在这一通告之后制定的，其中一部分幸好保留下来。法令为流放者的归来做了细致的安排，但只提到“国王亚历山大决定的协议”，并且要庆祝国王的生日。

虽然对城市没有粗暴的干预，但是国王们仍然从内部和外部破坏了城市的自由。在外部，他们限制城市对外政策的范围，却不给予清晰的指导。因此，波斯湾旁的安条克同意参加曼伊安德河畔马格奈西亚城的新比赛(一项非政治的行动)，却要小心地避开对马格奈西亚诉求的特别外交身份(“神圣不可侵犯的”)的直接回应。尽管安条克感激马格奈西亚曾经提供的殖民地，却知道这是一件须由塞琉古国王决定的事情。

在内部，国王向城市征收大量金钱，损害了市民的自由。原则上，所有臣服于某个国王的城市都有义务向国王缴纳贡金——尽管我们知道的情况不甚清楚，也无法确定帝国财政的总量。但是，强加在每个城市的贡金，可能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例如，米利都曾经为了完成每年25塔兰特的贡金而被迫向其他城市借钱。贡金的规模可以从米利都的困境中看出来，也可以从与公元前5世纪的状况的比较中看出来——那时，米利都向雅典支付的贡金总数最多为10塔兰特。遇到战争时，国王们还会有特殊的税收，同时也会控制某些地方税收。

有些城市能够取得豁免权，脱离王权的控制。政治上，国王能够允许一个城市“自由和自治”——也就是说，城市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内部和外部政策。“自由和自治”是一项特权，尽管随时可能会被国王收回，却不能因此认为它是无意义的。亚历山大的继任者们宣扬的口号中，保留了一种有力的政治理想，受到了各城市的严肃对待。实际上，有一个城市(克罗丰，Colophon)在公元前4世纪末获得自由后，决定建立自己的城堡。这是在国王规定的框架内最生动的独立标志了。

还有财政义务方面的豁免。同公元前5世纪雅典帝国的情况一样，贡金是王权强加给各城市的最令人憎恨的负担，但有些城市很幸运地得到了豁免。当米利都进入托勒密王朝的控制范围内后，被免去了“某些国王曾强加的严苛而沉重的负税和费用”。有些豁免是被国王作为原则实施的，豁免通常是为了缓解某一困境。所以，当塞琉古的国王安提柯三世从阿塔利德王国的手中夺取爱奥尼的提俄斯(Teos)后(用提俄斯法令的话来说)，“他看到我们在公共事务和个人事务上都已经筋疲力尽，因为我们经受了常年的战争和过重的捐税……因此，他令我们的城市和领地神圣不可侵犯，让我们免于贡赋，把我们从要向国王阿塔鲁斯(一世)贡献的其他捐税下解放出来”。

有一些间接控制城市的方法，颇为复杂精细，但能够维持和平和公共秩序。首先，在调整两个城市的关系时，国王们采取传统的做法，指定第三个城市为仲裁人。例如，安提格努斯(Antigonus)想保证两个城市(提俄斯和勒贝达斯)之间的和平关系，他希望把这两个城市合并在一起，于是就指定了第三个城市(米利都)来解决两个城市之间有争议的诉讼。

其次，国王或者他们的官员使用间接方法来保证城市内部的和谐。由于内部政治冲突，各城市的司法机构被破坏了，这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在希腊化时代早期，却出现了新的诉讼程序，即请求其他城市提供一组公正的审判员。这样的请求，特别是在早期，经常源自国王或他的代理人，例如，一个托勒密的官员“希望(萨摩斯)城和谐一致，写信请求闵达斯(Myndus)的人民派出一组审判员，前往解决悬而未决的官司”。这种实践的发展，可能源于国王对城市能否驯服的担心。设置仲裁和聘请外来的审判员，都是国王保证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和谐的便利措施，这同时也避免了直接干预所招致的不满和愤怒。

平民生活的改变

尽管有间接的调节，王权的控制仍然对臣服城市的内部政治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支持了一种看似矛盾而实际上却可能正确的说法，即：在希腊化时期，当民主制被所有人作为一种理想的城邦体制接受的时候，实际上，对政治的真正普遍参与已经衰落了，富人的优势地位得到了提升。

民主制得到了自亚历山大以来的国王们的支持。亚历山大亲自在被他从波斯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小亚细亚希腊城市中建立了民主制，取代了原有的僭主制和寡头制。据推测，这种严重干预内部事务的举措，受到了普遍欢迎。总的来说，他的继任者们继续了这一政策。所以，希腊化国王们建立的新城似乎都是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所有的城市都有执政官、议事会和公民大会。老城也继续维护符合民意的民主制，反对寡头制或僭主制。新近被合并进科斯城(Cos)的公民做出如下的宣誓：

我将遵守已建立的民主制度……遵守科斯古老的法律……我也将接受与国王托勒密的友谊和联盟，接受人民与同盟国签订的条约；我永远不会以任何借口建立寡头制或僭主制，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脱离民主制的政体，如果其他任何人建立了这样的政体，我将不服从，而且尽可能地阻止他……(Austin，第133号)

这样的措施有益于确保真正的寡头制被限制在希腊世界的边缘。僭主制有时候也会出现，但真正的威胁是富人对权力的非正式垄断。国王虽然摆出了民主人士的姿态，却应该为富人权力的增长负间接的责任。

在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的雅典民主政体内，人民的权力和富人的权力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平衡。富人通过承担宗教节日和维持舰队的费用为城邦服务。作为回报，他们获得极高的声望。但是人民不允许个人获得过多的荣誉，他们拒绝了伯里克利及其儿子们要求承担一些建筑费用的请求，而是支持使用提洛同盟的贡金。然而，到了公元前4世纪末，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权力平衡变得对富人有利；城市为了生存要依赖于富人。

富有的人在协调城市和国王的关系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赢得了超越城市之上的权力。雅典富人，喜剧诗人菲力彼得斯(Philippides)，在20年的时间里(公元前301—前283/282年)给他的城市带去了巨大恩惠。因为在国王吕西马库斯(Lysimachus)的宫廷里，他能从国王那里获得各种礼物：小麦、金钱和其他供应品；他埋葬了那些战死沙场的雅典人，使那些监中的囚犯获释。在过去，执行外交任务的人是被正式任命的城市大使，而不是非正式的“国王的朋友”；现在，城市则不必依靠自己的公民就可以获得国王的支持。但面对新的形势，各城市也会感到危险，一项对菲力彼得斯公开表达敬意的法令表明了这种危险：“他从来没有说过或做过任何反对民主制的事情。”——但是，可能事实正好与此相反。

在城市里，富人也开始用更加露骨的方式，动用财富为自己赢得巨大的荣誉。尽管在很多地方，古典体系的变化是缓慢的，正如城市对依赖关系的逐步适应。但在雅典，一个僭主在马其顿的支持下，完成了一项具体的改革。改革后的新体系让富人在城里具有了更大的优势，菲力彼得斯对这一体系有较详细的说明：

当他被任命为(管理城市比赛的)官员时(公元前284/283年)，他自愿遵照人民的意愿，从自己的资金里，贡献出祖先留下的祭品，以人民的名义为神献祭；在所有的比赛中，把(礼物)赠给所有雅典人；他第一个为德墨忒尔和科尔(珀尔塞福涅)设立了比赛，以纪念人民的自由；也为了城市的利益，增加了其他的比赛和献祭。所有这些，让他花费了其个人资源中的大量金钱，根据相关的法律，他提交了他的账目。(Austin，第43号)

城市设计了一整套荣誉体系，旨在补偿富人为城市的贡献。于是，雅典人投票决定，赠予菲力彼得斯金冠，并在剧场里设立他的青铜雕像，他和子孙们可以享用免费的公餐，在城市主办的所有比赛中享有荣誉座位。是荣誉，而不是法律，构成了定义富人和城市关系的框架——自然地，荣誉也把权力留给了富人。

富人和穷人关系的转变，与真正民主制的衰落有关——也就是说，真正的民主制是大众控制政治生活。公民大会依然集会并且出台法令，但执政官和议事会控制公民大会权力的程度，远远大于激进的民主政治时期。执政官自己成为富人的保护者，主要是因为日益期待着从富人那里得到可观的私人资助。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为寡头们如何控制国家提出了建议，预示了希腊化时期的实际情况：“那些就任官职的人，人们理性地期待他们提供宏大的祭祀，竖起几座公共建筑，这样，普通人享受着宴饮，看到自己的城市装饰着贡奉和建筑，可能就愿意忍受(寡头)政体的继续存在了。”(《政治学》6.1321a)

官职的担任者，实际上只限于富人；此外，曾作为雅典民主制支柱的民众法庭，也落到了富人手中。在公元前3世纪早期的托勒密埃及，执政官镇压了发生在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骚乱，然后“一致同意，议事会和法庭的成员应该从那些事先挑出的人中选举产生”。预先选择有助于避免骚乱，即民众的参与。由于在那些特别敏感的案件上，使用来自其他城市的审判员——这些人都是富人，地方法庭这一环节也因此被规避了。那时，罗马针对官职的任职资格在法律上制定了严格的财产标准，巩固了富人的实际权力。但是公民大会仍然对所有公民开放，因此，政体仍然是“民主制”。

然而，民众权力的衰落并不是一个和平的过程。革命活动的危险一直存在。公元前3世纪，克里特一个地区的公民被迫宣誓忠于城市，誓言的内容包括后面这句暴露真相的句子：“我不会发起对土地、房屋、居所的重新分配，也不会取消债务。”对两种革命要求——重新分配土地和取消债务——的恐惧，并不经常浮出希腊化历史的表面。但是它有助于解释，例如，公元前4世纪和前3世纪之交的纳克索斯的普拉克希特斯(Praxicles of Naxos)个人与阿莫尔戈斯群岛(Amorgos)上的阿塞西尼城(Arcesine)之间的一份借款合同中的特殊条款：如果该城不偿还钱款，普拉克希特斯有权以任何方式从阿塞西尼人和居住在阿塞西尼的人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中索取这些钱款。这一条款是对普拉克希特斯的唯一保护，使他能够避免城市对债务的合法取消。

罗马的到来激化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冲突，导致民众暴乱的发生，这自然是罗马人描绘得最少的那部分。在公元前2世纪末，一个罗马总督判处一批人死刑，这些人焚烧和毁坏了市政大厦、公共档案，起草了与罗马人给予阿凯亚人(Achaeans)的(寡头)政体相悖的法律：“我认为，那些做了这些事情的人，显然给全体希腊人带来了最坏的局势和最差的秩序——因为这些事情不仅引发政治上的相互不满，导致了债务的取消，还与归还给所有希腊人的自由、与我们的政策存在着极大的分歧。”罗马人的自由不包括重建真正的民主制的自由。

正如这些“骚乱”显示的那样，在希腊化时代，希腊城市远不是死气沉沉的。没有迹象表明，人们总体上开始感到在新的世界里迷失了，或者要向精神的平静隐退。城市，而不是希腊化的王国，能继续为它们的居民提供基本的归属感，仍然具有极大活力。为了说明这一观点，笔者将通过考察城市对王权的两种反应类型来结束本章。

首先，城市联盟是希腊化时代希腊大陆的一个特征。与古典时代被某个城邦(雅典或斯巴达)控制的同盟相反，这些新的联盟是很多小城市组织在一起以对抗王权威胁的一种尝试。以伯罗奔尼撒北部为中心的阿凯亚同盟(Achaean League)就是最好的例子。到公元前3世纪早期，这个古代的同盟已经混乱不堪了：一些城市被马其顿人强行驻扎了卫戍部队，另一些城市则处于僭主的统治之下。在公元前3世纪80年代和70年代，大约有7个小城市联合起来组成了新的阿凯亚同盟，赶走了僭主和驻军。在伟大的政治家阿拉图斯(Aratus)的领导下，同盟继续追求一个目标：“把马其顿人从伯罗奔尼撒赶出去，推翻僭主，保证每个城市的共有的、承自祖先的自由。”同盟的机构——公民大会、议事会和选举产生的执政官——在理论上构成了民主政体，同盟成员之间的平等神圣不可侵犯。同盟的管辖权仅限于外交政策，同国王们一样，它发布命令确认曼伊安德河畔马格奈西亚所申请的特别外交身份。同盟对各城市内部的运作没有任何干预。直到为了摆脱斯巴达的攻击，也可能是为了镇压在伯罗奔尼撒爆发的民众革命(公元前227—前224年)，阿拉图斯向马其顿国王求助为止，同盟一直成功地抵制了王权，保持了各城市的独立。

其次，城市的国王崇拜。这是希腊化(和罗马)城市令人瞩目的一个特征，他们建立了对统治者的崇拜。有些人把这些崇拜简单地看成是政治荣誉，是传统城邦崇拜衰落的一个标志。笔者的看法正好相反，在希腊化时代，对神的崇拜并没有衰落(曼伊安德河畔的马格奈西亚之所以申请特别外交身份，就是因为该城的阿尔忒弥斯崇拜)；王权崇拜是一种尝试，通过把国王合并进城市的主要符号系统内，进而将国王和城市联结在一起。

在提俄斯，对安提柯三世的崇拜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安提柯三世从阿塔利德国王的手中夺取提俄斯后，给予这座城市许多特权(约公元前204年)。作为回报，该城建立了一种崇拜，将安提柯及其妻子同该城的主神狄奥尼索斯连在了一起。国王和王后的雕像被置放在狄奥尼索斯神庙里的狄奥尼索斯神像旁边。在议事会大厅里，也有国王的雕像；每年，第一批水果被供奉在他的雕像前，各季节的产出都会供奉于此。同狄奥尼索斯一样，国王与谷物的丰产有关；特别是，提俄斯人解释说，他对城市的慷慨已经使农业受益良多。对安提柯的崇拜，使公民以一种能理解和可接受的形式为自己描绘了王权。但是安提柯不久之后就被罗马人击败了。可能在安提柯崇拜建立10年或20年之后，邻近的开俄斯岛(Chios)上建立了对罗玛神的崇拜(a cult of Roma)，罗玛神是对罗马权力的拟人化表达。人们举办节日庆典，内容包括游行、献祭、比赛和可能表现母狼哺育罗慕洛斯(Romulus)和列姆斯(Remus)场景的供奉典礼。带着这样的崇拜，希腊城市走进了历史的新时代。

进一步阅读

关于这一时期的最好概述是F. W. Walbank，The Hellenistic World（London，1981），该书的书目很好。也可参见：W. W. Tarn and G. T. Griffith，Hellenistic Civilisation3（London，1952）；P. Grimal et al.，Hellenism and the Rise of Rome（London，1968）；C.B. Welles，Alexander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Toronto，1970）。更详细的内容请看经典著作：M. I. Rostovtzeff，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3 vols.（Oxford，1941），M.Cary，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 from 323 to 146 B.C.2（London，1963），以及新版的：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II. 1（Cambridge，1984）。一些重要资料，包括我在本章讨论的绝大部分资料，已有译文，参见：M. M. Austin，The Hellenistic World from Alexander to the Roman Conquest（Cambridge，1981），在R. S. Bagnall and P. Derow，Greek Historical Documents：the Hellenistic Period（California，1981）一书中亦有补充。关于历史学家的介绍，参见第8章。

亚历山大有很多传记作者。R. Lane Fox，Alexander the Great（London，1973）非常生动；J. R. Hamilton，Alexander the Great（London，1973）更为公正；R. Lane Fox，The Search for Alexander（London，1980）收录了很多精美的图片。每个王国的政治史在Walbank的书中都列有书目。G.J.D. Aalders，Political Thought in Hellenistic Times（Amsterdam，1975）包括王权理论；在 J.F.Gardner，Leadership and the Cult of the Personality（London and Toronto，1974）一书中，也有一些针对这一选题的文献翻译。

关于希腊人在印度的情况，参见：R. Thapar，A History of India，I（Harmondsworth，1966）；V. Dehejia，Early Buddhist Rock Temples（London，1972）；J.W. Sedlar，India and the Greek World：A Study in the Transmission of Culture（Totowa，1980）。关于阿富汗的问题，参见：F.R. Allchin and N. Hammond（eds.），The Archaeology of Afghanistan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Timurid Period（London，New York，and San Francisco，1978），该书也介绍了Ai Khanoum，另外还有：J.M. Rosen-field，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Berkeley，1967）。关于帕提亚的问题，参见M.A.R. Colledge，Parthian Art（London，1977），and G. Herrmann，The Iranian Revival（Oxford，1977），这两本书都有精美插图。关于希腊化的局限性，参见S.K. Eddy，The King is Dead：Studies in the Near Eastern Resistance to Hellenism 334—31 B.C.（Lincoln，Nebraska，1961），M. Hengel，Judaism and Hellenism（London and Philadelphia，1974）and A. D. Momigliano，Alien Wisdom（Cambridge，1975）。

W.W. Tarn，Hellenistic Military及：Naval Developments（Cambridge，1930），G. T. Griffith，Mercenaries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Cambridge，1935），以及B. Bar-Kochva，The Seleucid Army（Cambridge，1976），概述了军事历史的不同侧面。

A.H.M.Jones，The Greek City from Alexander to Justinian（Oxford，1940），是本章和下一章内容的基础。也参见V. Ehrenberg，The Greek State2（London，1969），P.M. Fraser，Ptolemaic Alexandria（Oxford，1972）。

A.R. Hands，Charities and Social Aid in Greece and Rome（London，1968），和P. Veyne，Bread and Circuses（Harmondsworth，1990）讨论了市民的捐助，前者的书中还包括翻译过来的档案资料。G.E.M. de Ste Croix，The 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London，1981），记载了民主制的衰落。S.R.F. Price，Rituals and Power：The Roman Imperial Cult in Asia Minor（Cambridge，1984），叙述了希腊化的统治者崇拜。宗教历史可参见：A. D. Nock，Conversion（Oxford，1933），或者：H. I. Bell，Cults and Creeds in Graeco-Roman Egypt（Liverpool，1953）。F. C. Grant，Hellenistic Religions，the Age of Syncretism（New York，1953）是资料翻译。

[1] 玛丽·瑞瑙特(1905-1983)，英国作家，《亚历山大三部曲》作者。该书是描写亚历山大大帝生平的经典历史小说。——译注

第十四章 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和文学

罗宾·莱恩·福克斯(Robin Lane Fox)

导言：亚历山大之后的世界

亚历山大之后，希腊世界的地平线最远延伸到了印度。即使是亚历山大本人也惊讶于其地域之辽阔。他曾怀疑里海是世界的外海；在印度，他最初认为印度河将舒缓地流进埃及的尼罗河。新的地平线并没有在与希腊人毗邻的人那里便彻底消失。大约在公元前260年，印度国王阿育王(Asoka)在他的王国范围内颁布了一道法令，针对的是“我的子民们的世界”。从阿育王的亚洲边界，穿过埃及和马其顿，一直到北非的昔兰尼，法令准确列出了这些希腊化地区的国王们。我们在坎大哈(Kandahar)的希腊人和马其顿人的居住地附近，发现了这个法令的希腊语摹本。

而与此同时，在西方，皮提亚斯(Pytheas)有了惊人的发现。此人生活在亚历山大时代或稍晚的时期，他是一名船长，从马赛向北航行、经过了苏格兰。他看到了午夜的太阳，并继续向北航行，“直到没有合适的海、陆地或空气，只有一种三者的混合物，像是海蜇，人在里面无法走动也无法航行……”任何在北冰洋航行过的人都领教过北方雾墙的黏稠。后来，最好的希腊地理学家也没再弄清楚过多瑙河沿线及以北的欧洲地理状况。在罗马人征服之前，人们认为，凯尔特人无异于蛮族，也没有人过问西班牙内地的情况。

在东方，新来的定居者所发现的东西，同样没有产生影响吗？在一个盛大的宴会上，亚历山大为马其顿人和波斯人在统治上的“伙伴关系”而祈祷。然而，他的伙伴关系要求东方人说希腊语和学习希腊语。一个有趣的故事提到，他为被俘的波斯王室女性安排了希腊语课程。在东方，从乌浒河(Oxus)[1]到波斯湾，希腊人坚持在希腊体育馆里锻炼，并按照他们自己文化中的传说来解释周围的人。他们认为亚美尼亚人的祖先是伊阿宋(Jason)，而“佛陀”曾追随了他们的狄奥尼索斯。在这样一个两种语言已成为惯例的世界里，希腊人却只说希腊语，也只读希腊语。他们进口葡萄酒到埃及和巴比伦尼亚，只要可能，他们就要种植橄榄树。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文化和政治仍然以城市或“城邦”为中心，也以那些非常重视希腊和爱琴海的国王们的混乱统治为中心。因此，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和文学的背景是宫廷和城市，而不是波斯或印度。

在主要的宫廷里，国王和他们的好友用大量金钱来突显自我，公然蔑视理性。大小宫廷在风格上的差异在于，大宫廷藏有大量的贵金属。公元前3世纪70年代的某个冬天，在亚历山大里亚，托勒密二世举行了尊崇狄奥尼索斯的盛大游行。由机械操控的雕像安放在巨大的彩车里行进；葡萄酒从巨大的酒罐里流淌到街道上；香甜的点心被分给观众。演员和大量妇女加入到扮成萨提儿的官员中间进行表演，演出的场景包括狄奥尼索斯醉醺醺地从印度归来、亚历山大的形象，以及一个巨大的黄金阳具——这个黄金阳具长180英尺，上面覆盖着缎带，顶端是一颗巨大的黄金质地的星星；晨星指引着方向，昏星处在最后的位置上。在它们之间，行进着2000头身上覆盖着黄金的公牛，2400条狗，一些长颈鹿、羚羊、印度鹦鹉、大象、一只角马(或者一只大羚羊)，拉着彩车的鸵鸟，以及一头“白色的母熊”——很遗憾，它不是来自北冰洋。“科林斯”的画像引导着一队以爱奥尼各城市和诸岛的名字命名的妇女，这一画像清晰地影射了科林斯同盟和托勒密王朝对希腊自由的关注。奴隶们拉着彩车，上千名士兵也走在行进的队伍中。

这个超级展示，混杂了艺术技巧和纵情饮酒、世界奇迹和可移动的动物园、王朝对希腊政治主题的关注和现代分列式的力量。这些因素与王室奇境的风格不同，但只是在程度上而不是在性质上。王室风格附着了太多的该时期的宫廷文化。与此相应的是，精通文学的学者们对关于非科学奇迹的书籍的喜爱。王室对书籍本身的狂热也反映了这一点。

所有宫廷都有图书馆，甚至在黑海沿岸都有，不过亚历山大里亚的图书馆是最著名的。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们定居在这座城市里，带来了他们导师所熟知的社会回忆和大量书籍。可能是他们向第一个托勒密国王提出了建立王室缪斯圣殿(Museum)和图书馆的想法。王室图书馆可能与缪斯圣殿的柱廊和公共休息室相连；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书库，而不是一个独立的阅览室。据说，里面藏有近500,000件书卷，另有42,000件书卷藏在与塞拉皮斯(Serapis)神庙相连的另一个图书馆内。文献成为热门的王室财产。一旦有船停靠在亚历山大里亚，就有人上来搜寻书籍。在船上找到的都要上缴给王室，抄写在名册中，并印上这样的文字：“来自船上”。从雅典人那里“借阅”伟大戏剧家的杰作，是托勒密在外交上最精明的一项策略。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盗版，就是希腊化时期的发明。因为需求是无止境的，为了满足这种需求，貌似可信的伪造就出现了。文献被伪造、被“偷窃”给国王们，直到亚里士多德被赋予了各种有趣的、即便是鲜为人知的称号。

国王们为何要这般不厌其烦呢？因为亚里士多德派的学者们无疑会向心甘情愿的托勒密一世解释说：图书馆和学术研究能让国王跟上人类对世界的了解。托勒密王室有优秀的教师，他们也没有丧失对学习的兴趣。托勒密四世为荷马建立了神庙，还写了一部悲剧，一个朝臣献殷勤地为其写了评论。歹毒的托勒密八世认为克丽普索(Calypso)花园里的花是水芹菜而不是紫罗兰。塞琉古王朝末期的某个国王还写了一首关于被蛇咬伤的诗歌。王室的奢华使这种品位得以膨胀，在又有其他一些人加入竞争后，收集书籍成为一种疯狂的竞赛。据说，为了打击帕加玛的阿塔利德王朝的国王，托勒密王朝切断了埃及莎草纸的出口。于是，阿塔利德的国王首创了羊皮纸或“帕加玛皮”。但这只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因为质地良好的羊皮纸早就有了。

竞赛预示了文学良好的发展前景。在一首宫廷短诗中，托勒密三世被尊崇为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文武双全是重要的，因为国王也要为吸引原希腊城邦中的人才而相互竞争。很多这样的人才被流放后，在新的宫廷里充当顾问和学者，从而找到了较好的安身之处。对像芝诺这样的托勒密王朝的代言人来说，缪斯圣殿和图书馆是毫无疑问的资产。从他的纸草文献上，我们了解到，这项资产的管理者可能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希波吕托斯》早期生动文本的拥有者，是关于其猎狗的短诗的赞助人，是关于使者们的书和演讲稿的征订者，这些使者从亚历山大里亚被派给了他的兄弟，这显然是为了使他得到提升。学园派哲学的伦理学理想鞭策着国王们，并在其官员和代理人的赞美和法令中被不断重复。同书籍一样，它们也使国王们变得更具魅力。

通过这些移民的朝臣，国王们与原希腊城邦的文化和教育保持了联系，作为他们隐蔽的政治宣传的一部分，也有反向的交流。他们把王室建筑师派到各个城市，鼓励对王室节日的参与，建造包括图书馆在内的庞大建筑物，为城市里年青一代的教育提供巨额经费：在公元前3世纪20年代晚期，雅典就建起了一个“托勒密馆”，这是为年轻公民建造的体育馆，馆内有藏书，也可以举办演讲。这些礼物具有施加影响的企图，因为王室文化的繁荣没有扼杀兴盛的市民教育。在希腊城市里，儿童从7岁时开始在私人出资建立的学校里学习，这类学校有时也会得到个人捐赠。他们学习阅读，练习句子写作，正如纸草文献所显示的，其中有极端反对女性和反对蛮族的内容。纪律需要用鞭打来维持。14岁时，他们进入第二个阶段的学习，主要是文学上的练习，以及关于希腊河流名称和关于荷马的特洛伊人的小测验。进入“预备役”即18岁之前的这段时间，被许多希腊青年用来学习经典(包括古老的诗歌)和写作学校作文。然后，未来的公民将进入体育馆。这是在城市控制下，由一位富裕的官员出资建立起来的。训练最重要的部分是体育运动，不过一些体育馆也有图书馆，能够举办演讲。富裕的年轻人更渴望请一位修辞学或哲学的私人教师。修辞学训练非常呆板。到公元前2世纪晚期，有很多迹象表明在早期阶段，学生们学习了越来越正式的语法，总而言之，学业变得更具有文学性。从来没有法律方面的课程，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数学是最为基本的。随着音乐日益专业化，普通的学校不再设置音乐课程。

在每个城市里，男性青年的培养文化继续受到高度重视。父亲们为把儿子送进一个好的体育馆而烦恼，然后体育馆又指望这些“老小孩”提供资金赞助。到公元前2世纪末，最明智的城市雅典，在这种青年培训中也接纳了富裕的外邦人。反过来，这些外邦人也支持城市的理想化模式。尽管如此，学习荷马以及努力记住斯巴达河流的名称有什么社会价值呢？据说，这是一种“文化强化”，用以保持海外希腊人的道德水平，并将蛮族人排斥在外。但这一目标并没有说服力。同样的学习，在过去的希腊就十分兴盛，当时并没有人感觉吃力。比较贴切的解释是，它是希腊人自身社会分化的标志。粗俗的人不能进入体育馆。入训青年的父母通常是富人，其表现是在公元前3世纪末的雅典，每年的新增青年只有40名。这种排外性，在城市的国际化形象方面创造了奇迹。在马其顿某城市最近发现的一份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法令中，明确排斥奴隶、被释奴和他们的孩子，以及那些没有入摔跤学校学习的人，那些在广场做生意的人，那些醉汉或疯子，还排斥鸡奸者。体育馆是青年男子们享受黄金岁月的浪漫场所，但这只是对“业余爱好者”而言。

奢侈的宫廷文化只是久置的干瘪无味的蛋糕上的糖霜。在富有公民的资金支持下，城市构建了男子的文化领域。他们中的演说家和古文物收藏者不是“无关的”。当历史学家和地方专家在地方边界争端以及在众多仲裁委员会里扮演着重要角色时，演说家和古文物收藏者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历史有着迫切的公共用途。城市在各自的水平上仍然是表演和朗诵、竞技和戏剧的中心。云游诗人、乐师和职业演员的剧团都为此做出了贡献，他们在穿过处于敌对状态的希腊化王国时，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

乌浒河旁边的阿伊·哈努姆(Aï Khanoum)出土了一座大型剧场遗址，这表明，很可能希腊戏剧的形式对印度剧场艺术的出现产生了影响。希腊化时期，大量小的社会组织繁荣发展，其成员经常参加宴饮和赞助朗诵。在罗德岛或提洛岛这样的地区，非公民在这些通常以公民生活名义组织起来的群体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支柱。公元前300年，又出现了一些为纪念死者建立的机构。在城市政府的赞助下，这些群体增强了地方文化生活中心的多样性。

在此类地区，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有单一的文化呢？在各城市里，没有共同的历法，也没有共同的法律主体。但城市生活和许多运动比赛却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宫廷里，国王们使用“通用希腊语”散文，或称“柯因奈”(koinē)。这种语言发端于阿提卡，又逐渐地将希腊本土的古老方言排挤出去。于是，在官方希腊语外围，也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统一语言。公元前279年，希腊人将高卢人逐出希腊和德尔斐后制作了浮雕，很好地展现了面对蛮族威胁时出现的某种共同的情感。从文化上讲，国王们都尊重雅典的遗产。雅典发明了剧场，此时，每个大城市都对之竞相模仿。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散文及其过去对亚洲蛮族的记载，混杂了从前哲学家和戏剧家所享有的盛誉。所有这些都提升了雅典的魅力。

如果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共同文化，除了我们偶然了解的以外，这种共同文化在各城市中又是如何与公元前4世纪的文化相区别的呢？这些差别只是程度上的而非实质上的，它们是某些希腊化时期的进步的后续效果。与东方香料的密切接触，改变了制作女性香水和肥皂的手工业。化妆在借鉴近东技术后得到了改进，尤其是在眼影绘制艺术上。尽管亚历山大里亚的放荡女人是很出名的，但从来没有过像马其顿将军的阿提卡情人那样的妓女。与竞技场和亚洲的野兽相比，希腊古老的猎兔赛无趣得如同带着猎犬狩猎一般。印度人的鲜血喂养了更好的猎狗，以满足在亚洲的盛大狩猎活动。烹饪技术无疑也提高了：亚历山大里亚烹制鱼和南瓜的调料汁被写进了罗马人的烹饪书里；顶级宴会规模盛大，尽管某位托勒密国王饲养了雉鸡，但并不食用，而是将其与一只几内亚鸡杂交，吃杂交鸡蛋。埃及的卷心菜很苦，于是人们从罗德岛进口了种子——结果第一年味道很好，但接下来苦味就又出现了。希腊人把鹰嘴豆从拜占庭引入埃及，更好的小麦几乎取代了古老的、带壳的谷物。在希腊，人们还在棕榈树上做试验，近东的庄园主费尽心力生产出了乳香。对王室的花园，我们知之甚少；但是在托勒密王朝的大臣写给他代理人的信中，倒是有一些能提示我们的内容。大臣在信中告诉他的代理人，在他领地的园林里种植了300棵杉树，不仅是为造船之用，还因为杉树具有“引人注目的外形”。其他希腊人也会在埃及种植松柏吗？他们到处开垦土地，获得了更多的可耕地。据推测，在埃及的法尤姆(Fayum)，耕地面积扩大至原来的三倍。在乌浒河畔，城市后方平原的灌溉和耕作都比从前更精细。在奥林匹亚，我们发现了属于公元前2世纪早期的、带有地下供暖的浴池——这无疑是罗马时代之前的设施。希腊化的体育馆发明了详细的健康运动方法，被记录在公元2世纪的指导手册里。与纯粹的体育运动不同，它们被设计成一种“锻炼”。据说，慢跑有益于性病的治疗。

这种文化生活大部分被限制在极少一部分有钱人中。亚历山大里亚优雅生活的反面，则是王室赋税的重压、作为附庸的劳动力和金矿里令人震惊的惨无人道。到了公元前2世纪50年代，金矿矿工由政治犯及其无辜的家属充任。当亚历山大在乌浒河畔建城时，他可能把大批反叛的亚洲人作为奴隶，赏赐给了其中一个城市。公元前3世纪晚期，在黑海沿岸的城市里，一个富人的巨额捐赠就来自于当地奴隶贸易。在古代的经济中，人们要想生活得富裕，只能极大地牺牲他人的利益。

要想参加文化生活，必然要希腊化——当地人也的确这样做了，这也是该时期令人着迷的一面。国王们在殖民地安置了曾为王室服役的、会说希腊语的当地士兵，也因此在亚洲我们意想不到的地区留下了希腊化的痕迹。在马里萨(Marissa)，隔着约旦河与耶路撒冷相距仅30英里，出土了大量希腊风格的墓葬和壁画。其中一座墓葬有一块描绘着野兽的楣饰带，堪与托勒密宫廷的非洲动物相媲美。在墓葬的墙上，铭刻着一首非常优美的希腊诗歌，讲述了一个女人与两个情人中的一个短暂离别的故事。托勒密王朝曾在马里萨驻扎过从西顿(Sidon)开来的军队，于是我们在诗歌中可以看到，女人留下情人的外套作为信物。这一主题来自古老的闪米特文化。

希腊文化并不总是受到外界的影响，它同样能发挥自身的魅力。我们知道，在犹太人中，有自愿被希腊化的人。他们希望学习希腊人的生活方式，信仰其宗教。只是在一场激烈的战争后，他们才停止了自己的做法。马加比时代(公元前175—前63)出现的犹太文化，从本质上反对希腊文化的内核。罗马人则更为灵活，而帕提亚人也选择了时尚：在他们的早期都城里，人们发现了制作希腊演员面具的指导手册。希腊文化是如此生动有趣：它有剧场，有体育运动，有引人入胜的书籍，还有优雅的宴饮方式——酒会。作为对希腊文化的回应，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一个犹太人将《出埃及记》的故事改编成希腊悲剧。相比之下，在希腊人到来之前，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的生活一定是非常乏味的。在贸易和艺术、福利和知识、文学和文化等诸方面，希腊人都超过了他们的亚洲臣民。与此相比，只有犹太人创作了一些文学性的作品，但数量很少，很大一部分又是寻求神圣的启示和“智慧”的。仅有一个公元前2世纪的传说证明了这一点，即托勒密二世赞助了对犹太经典《旧约圣经》进行严谨的希腊语翻译[2]。尽管有些人相信这个故事，但也可能这个故事是在翻译之后为了扩大其影响而附会的。

反过来，希腊人的情况如何呢？同亚历山大一样，大多数人不会两种语言，但学校教育仍然同化了他们。乌许斯河畔，将希腊化城市分成两部分的城墙是为分开希腊人和土著人而建的，这同古老的马西利亚(Massilia，今马赛)的情况是一样的。但此处还应该提及的是，任期内的统治者通常比城市更加开明：犹太朝臣和一些埃及人就一同为数位早期托勒密王朝君主服务过。亚历山大的同伴们并没有立刻忘记他的野心。军队需要人才，特别是伊朗的骑兵，托勒密王朝创造的新神塞拉皮斯(Serapis)，实际上就是希腊神和土著神的混合体。帕加玛的阿塔利德国王将自己作为希腊文化免受野蛮高卢人劫掠的保护者来颂扬，这也是事实。而在埃及，早期托勒密王朝把希腊文化置于新王国的风俗习惯之上。像埃拉托提尼(Eratosthenes)这样的博学家，对所有土著人都十分开明、平等；他关于气候“带”和地理的总体理论，支持了他的这种态度。克里亚库斯(Clearchus)曾从德尔斐旅行至乌浒河，还对犹太人、婆罗门(Brahmins)和波斯僧侣(Magi)的智慧进行了比较。塞琉古王朝派往印度的使者麦伽斯提尼(Megasthenes)留下了引人入胜的记载，记述了他在前往印度恒河河畔孔雀昂过宫殿的旅途中的所见所闻——这其中当然包括了某些轻微的误解。希腊的教育和理论并没有完全扭曲阿加塔尔齐德斯(Agatharchides，约前170—前145)生动描写红海沿岸部落的价值。此人是托勒密王朝后期一个官员的秘书，是一个富有魅力的人。

基本来说，观察其他民族的希腊人，比他们同时期的一整代历史学家具有更敏锐的洞察力。睿智的人立刻就能发现罗马强权的致命企图，“西方的云”正威胁着他们的自由。的确，与汉尼拔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在内陆的希腊人就已经认识到：威胁他们的是罗马而非迦太基，西西里的战争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没有学习拉丁语，但他们比后来那些掌握拉丁语的学者更具远见。公元前146年，科林斯被洗劫，阿加塔尔齐德斯评论说，遥远的塞巴阿拉伯人(Sabaean Arabs)认为，他们之所以“直到我们的时代”还能拥有丰富的文物，是因为他们远离了那些“以强权打击所有地区的人”——实际上，他指的是罗马人。

文学和赞助人

在公元前300年至前145年间，最好的希腊文学作品是如何与奢靡的国王和坚韧的城市文化这一背景相适应的呢？我们遗失了太多东西，特别是在散文方面，因此，对它们的评价都是暂时性的。在130个曾写过希腊悲剧的零散名字中，可能会有某个符合我们口味的大师吗？作为一个有才能的人，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因为在散文和诗歌的古老传统中出现了新的形式。每部高质量作品的作者，都会在王室所属的城市里得到国王的赞助。那么，这些国王对新的文化复兴做出过贡献吗？

只有被放逐的人、囚犯或者饥饿的人，比如说在公元前4世纪晚期喜剧里的某个角色，才会求助于国王。作者们看到了机会。他们一直宣称自己忍饥挨饿，在从自己的家乡被流放之后，通常会从事写作。尽管米南德表示拒绝离开雅典，其后却有很多文化人自由地前往各个都城。宫廷里的文学生活并非令人无法应对。没有要求诗人撰写官方作品却遭到拒绝的故事，也无须圆滑的中间人来指导国王和作者之间的关系。阿塔利德的国王们收到了赞扬的散文，塞琉古王朝收到了史诗，但是这些并非其作者兴趣的全部。在亚历山大里亚，对王朝的诗歌赞美经常采用一种诙谐和间接的风格——最好的诗歌是献给王后的，而不是献给国王的。在派拉(Pella)也有诗歌应和的迹象。

然而，除了偶尔的政治宣传材料外，国王们会长期赞助什么研究呢？我们对亚历山大里亚的赞助情况了解得比较多；但在这里，托勒密王朝的记录也很有限。他们赞助的文学并没有产生出类似历史学和哲学领域的杰出人物。他们有一个按字母顺序列出的津贴表，一个缪斯圣殿和两个图书馆。他们亟须一名王室教师来指导小王子们的学业，一名王室图书馆员来管理藏书不断增加的书库。国王们长期赞助实用的行当和行业，比如家庭教师、科学、图书馆和文本研究。起初家庭教师和图书馆员也包括那些写得一手好诗的人；但到了公元前2世纪，他们就只是文献批评家，而不再是原创者了。

除戏剧外，诗歌偶尔也会得到赞助。诗人可以自由往来于各个王宫，但文本研究者的流动性不大。我们至今仍然保存着的并给予无限赞美的诗歌，并不是当时流行的。希腊化时期的诗歌得以留存，主要是通过约公元前100年以前的两份纸草文献：一份可能是学校教师的手稿，另一份包括了对大量晦涩诗歌的释译。散文也是如此(不包括历史)。国王的手下对此并不大重视。正如12世纪欧洲君主制的发展促进了对有关王室故事的赞助一样，国王和朝臣的新时代也发展成为记载小道传闻的黄金时代。最好的故事都与国王有关，甚至托勒密八世在他的回忆录里，还能回忆起大约一个世纪之前记载着托勒密二世嫔妃的那份令人炫目的名单。上层阶级通过这些小道传闻揭示了自身的情况，也进行自我评判。希腊化时期的宫廷是优雅的、具有讥讽意味的，并未被王权所压倒。小道传闻跨越了文学的界限，在亚历山大里亚，喜剧诗人马孔出版了关于大人物和妓女交往的讽刺诗；之后在帕加玛，好笑的奇闻异事似乎成为卡里斯提乌斯(Carystius)散文体的《历史笔记》(Historical Notes)的主要内容。上流社会喜欢读这样的故事：不知疲倦的希培(Hippe)如何在私下里叫托勒密二世为“爸爸”；“围城者”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 the Bessieger)在让拉弥亚(“吸血鬼”)[3]在一大堆香味和药膏中选择的同时，如何说着和做着最粗俗的事。在安条克，塞琉古王朝晚期的国王们所拥有的绰号，也是在一种与此相似的不敬气氛下产生的。

图书馆被证明占有相当大的分量。学术研究是公元前4世纪的作者们的发明，王室的赞助只不过是推动其自由发展。文学因好古趣味而备受青睐。在王室圈子里，其关注范围(历史除外)与后来(公元9—10世纪)伊斯兰统治者同样优雅的圈子中的学者与朝臣们所关注的，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拓展至简略的传记辞典、列表和名录、关于自然奇景的生动作品，以及一长串世界奇观和奇迹的名称。同伊斯兰朝臣一样，希腊化时期的作者也是百科全书式的博学，对传说和异国情调情有独钟，这使得他们的作品远比阿基米德以“特别迟钝的多利安风格”写成的杰出科学小册子更具可读性。这些书是旨在探究的书，探寻的东西比亚里士多德知晓的还要古怪。总体来说，它们是非科学的，但却是绝好的谈资，比如关于世界上最大的河流、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观等受人欢迎的名录。我们应该记住它们的可取之处。散文作家如此兴奋炫耀的浩繁卷宗，很少能保留下来，但它们的题目道出了这些卷宗的内容，卡里马库斯(Callimachus)的作品说得最为清楚。他的《德谟克利特的稀有词汇和文章一览表》(Table of the Rare Words and Compositions of Democritus)只针对爱好者；不过读者可以在他的《蛮族人的习俗》(Customs of Barbarians)、《世界奇迹集》(Collection of Wonders of the World)以及《论欧洲的河流》(On the Rivers of Europe)、《论鸟》(On Birds)、《论风》(On Winds)等著作中发现更多东西；但在他的专著《关于鱼类名字的变化》(On Changes of Names in Fish)中可能不会有如此多的信息。

希腊化时期，最令人殚精竭虑的学问得到了很好的指导。在亚历山大里亚，第一批图书馆员是学者、诗人；从这样的组合中产生了专业的科学研究，并在公元前3世纪20年代之后，发展至顶峰。诗人最初为何是这种角色是可以解释的。散文使用宫廷中通用的阿提卡方言，直到公元前1世纪古典复兴前，才与日渐发展起来的俗语相对抗。然而，所有希腊诗人都忽视了口语方言，反而去追寻古老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和韵律。不和谐的韵律重新兴起或被应用到令人不愉快的主题上。卡里马库斯通过复制最难的形式，增加了一种新的韵律，即在一种宗教颂歌中使用的、由两个抑扬格音步组成的短句断裂文体(staccato galliambics)。学者诗人开始通过自己的研究充实语言。如今，W. H. 奥登(W. H. Auden)[4]把为语言立法和保护语言的纯洁视为诗人的职责。希腊化时期的诗人还制定了规则，但针对的是已死的文学语言。他们的诗歌大多极难翻译，因为其中充斥着仿荷马的创新词、古典文学中晦涩的双关语以及对同义词的过度喜爱。在公元前3世纪中期的一份纸草文献上，我们找到了一首诗歌的“词汇表”，上面列出了罕用的复合词。在寻找非常贴切的字眼时，一些不太出名的诗人会去查找手边的目录。到了公元前2世纪早期，亚历山大里亚的图书馆员阿里斯托芬编纂了一部鸿篇巨著《词语》(Words)，可能与他的《论被疑为早期作家没有使用的词语》(On Words Suspected of Not Being Used by The Early Writers)主题相同。到公元前200年，文学研究有了自己的专家，而他们已不再是诗人。

在为腓力和亚历山大服务期间，王室教师亚里士多德和他的亲戚卡里斯提尼(Callisthenes)致力于荷马文本的研究，这是他们的伟大学生亚历山大热爱的人物。大约从公元前201年到前145年，在亚历山大里亚，学术研究成为一门学科，王室图书馆员做了开路前锋。卡里马库斯已经出版了120卷本的著名目录《各分支学科名人及其著作表》(Tables of Persons Conspicuous in Every Branch of Learning and a List of Their Compositions)。后来的学者也做了大量工作，使图书馆的馆藏日渐丰富而不是规模萎缩。没有证据表明存在针对伪造文书的批评性作品。由于学者们宣称旧的文本无法令人满意，国王们不得不努力获得新的著作和新的文本。阿里斯塔库斯(Aristarchus，约前215—前145年)是艺术大师，作为教师和图书馆员，他培养出下一代最好的考据家；他的特征便是拥有敏锐的历史感觉、谨慎以及理智的语法规则理论。这些考据家提出的假设以及对文献的删改产生的影响，远远小于他们对我们今天所见的文本的整理。

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从公元前3世纪晚期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此后同哲学一样，陷入了对不同观点所做的颇为费力的综合整理。评注考据也类似哲学。这一综合整理之后，是激烈的派别争论时代，即公元前2世纪的亚历山大里亚的“类比推理者”(analogists)和帕加玛的“人定论者”(anomalists)之间的论战。学习这些学科的最好方法是个人面授，因而在语法学家那里，师生间的关系非常紧密。阿里斯塔库斯到底说了什么？他的教义没有大量手抄本，而在一手讲义笔记的流通中却发展起来了一种常见的手工业。于是，学术研究自然而然地开始关注学者作品本身。阿里斯塔库斯的学生，图书馆员阿摩尼乌斯(Ammonius)写下了关于希腊学者虔敬的杰作——《论阿里斯塔库斯的〈伊利亚特〉校订本只有两个版本的事实》(On the Facts That There Were Not More Than Two Editions Of Aristarchus’s Recension Of the Iliad)。

王室有学问的人不仅要接受他们的文本，彼此之间也要互相接受。除了编纂更多的信息和攻击其他人的观点外，还有什么办法能证明自己比其他那些可怜的人更博学呢？后来的一个传说把3500本书归于亚历山大学派的学者迪迪玛斯(Didymus)，证明了他的绰号“厚脸皮”名副其实。著名的埃拉托色尼涉足众多领域，自此很少有人能与他比肩。他在地理学、年代学和天文学方面都有出色的著述，比如《好的和坏的品质》(Good and Bad Qualities)。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一些著名诗歌，包括一首关于立方体对折方法的机智短诗。很多稍逊色一些的人涉足的范围，也几乎同样宽广。

乍一看，那些争论简直令人沮丧。缪斯圣殿一度被描写成“缪斯的鸟笼”，其主题是关于一些壮观的斗鸡场面的。争斗始于卡里马库斯对一些诗人和批评家的攻击——这些人的品位和目的与卡里马库斯不同。在文本研究的题目方面，亚历山大里亚与帕加玛的学者们进行了一场关于希腊化的小型“战争”。文学批评则得益于这些相互抨击而繁荣起来。阿里斯塔库斯抨击泽诺多图斯(Zenodotus)，德米特里乌斯和克雷特斯抨击阿里斯塔库斯，帕勒摩攻击埃拉托色尼，等等。胜人一筹的伎俩能使一个人成名：阿里斯托芬尼斯(Aristophanes)甚至写了这样一本书《反对卡里马库斯的图书馆目录》(Against Callimachus’ Library Lists)。但这是一个不能引起学术争论的死题目。人们的语调是可怕的，然而经审查发现，这些争吵不只是为了获得升迁而展开的斗争，也不是老一代对新一代的粗暴反应。参与的竞争者们认为原则危在旦夕。卡里马库斯认为一派的诗歌品位完全是被误导的，这一点也不能说不公正。在学术研究中，相信寓意是一种使诗人意喻的远超出其表面含义的工具，这一点至关重要，无论一个人是否是敏感的类比推理者，又或是否是不负责任的不拘常规者。而通过语法学家的创新，这种被证明是最糟糕的个人争执已变得臭名昭著。后人认为，两位亚历山大里亚的诗人卡里马库斯和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之间的争论最为激烈——可能是因为卡里马库斯的好斗尽人皆知。并且在后代那些对他们已有成见的学者眼中，作为导师和想象中的学生，两人也似乎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敌人。现代学者同样扭曲了传说，认为卡里马库斯辱骂了自己的学生，因为学生使用了他的资料却没有向他致谢。这是对学者的有趣评价，但不是对诗人的评价，因为诗人很乐意被人模仿。这一“争执”缺乏任何可靠的证据。

在这种勤勉和竞争的氛围下，我们能在哪里找到那些好的、可读的诗歌呢？在已知的极少的散文里，隐隐地显露出新的形式和新的重点，但它们与王室赞助人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传记的早期形式在这与众不同的时代繁荣发展，培养出人们对过去的那些伟人的兴趣。然而，它是虚弱无力的，常常由于缺少社会和心理背景意识，变得呆板且流于八卦风格。传奇的种子此时也被大量孵化出来。亚历山大传奇是其中最好的一部，出现在伟人辞世后的十几年里。与大众小说相应的是一种大众说教的新形式，作为“咒骂”放在散文里，被归到吟游诗人彼翁(Bion)[5]名下。学者埃拉托色尼抨击他是一个穿着妓女花衣的骗子。而我们对此了解得太少，以致无法判定。不过在与他相近时代的梅尼普斯(Menippus)发明的散文与诗歌的讽刺混合体中，存在一些原创性内容。这些作品取笑了哲学家们和他们的双重标准，并在后来赢得了罗马讽刺作家的兴趣。最好的例子可能来自那个富有同情心的人物泰蒙(Timon)。他只有一只眼睛，却因为美德，因为对花园的爱、回避学生的技巧，以及对被狗和仆人打扰的深恶痛绝，而为人所怀念。在讽刺诗里，他调侃式地模仿哲学家，并取笑当时的地理学家。他称缪斯圣殿的学者为“隐居的书虫”，他打击图书馆里的学者，他说最好的荷马史诗是在诗歌被改得面目全非之前的老文本。泰蒙早年是以舞蹈为生的，对此人多一些了解不无裨益。

不太引人注意的还有，在亚历山大辞世后的十多年里，以嘲笑言论对具体的两难推理和法律决定进行的学术辩论扩大了。新喜剧与它们的精神有共同之处，我们首次听说这一切发生在新喜剧的早期阶段。我们也知道了韵律的和夸大其词的修辞风格，即亚洲风格(Asianic style)。在奥古斯都时期，批评给了罗马人结束这种奢华的信心，并通过稳定的道德影响使散文回归到冷静的古典风格。但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演说术并没有堕落成浮夸，它仍然是城市源源不断遣派去国王——此后是派往罗马——那里的使节的看家本领。但我们已经失去了这种实用的演说术。在公元前2世纪40年代，“东方化”的大师正受到阿加塔尔齐德斯(Agatharchides)的批评。而他自己的散文风格却因其言辞高贵、清晰和雅致，在后世备受赞誉。

希腊化时期的诗歌

在保留至今的希腊化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诗歌是最为精美的一种类型。对于诗歌的古典风格而言，抒情诗无疑可以作为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之后的候选类型。贵族在政治上对其公民同伴们提出建议和进行抨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而男人们仍然会死，会坠入爱河，仍然会饮酒、参加宴会、追求迷人的男孩子。传统的宴饮聚会，即“酒会”，在公民和朝臣中非常流行，也为优雅的诗歌提供了一种自然背景。尽管没有王室的鼓励，希腊化时代的第一批诗人仍然找到了机会，回归于以往抒情诗大师们的主题、韵律和方式。同早期的诗人一样，他们也致力于创作底层大众的歌曲。为了适应新的背景，他们扭曲了这些主题，并添加了学识、智慧和雅致，让歌曲适合受过市民教育的真正的“老男孩”。

我们对公元前4世纪的诗歌所知甚少，以致我们可能丢掉了重新发现抒情诗的根基。对我们来说，它的影响在讽刺短诗中是最为明显的，跨越了从约公元前300年到前240年之间的黄金时代。诗歌大师们用他们的个性和文学品位填充了这个时代，不断超越他人的诗歌，设计的双关语如此文雅，至今我们仍可以带着愉悦对之进行解读。特别是在亚历山大里亚，讽刺短诗表达了对一个亲密而自由的朋友圈子的印象，他们正为自己新技艺的优雅而狂欢。他们留下了更多其中带有观点和对话的诗歌，这些诗歌被他们置于谜一样的背景中。这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自我意识，以及他们在酒和女人、酒会和轻浮男孩中间的生活。

最早的大师是萨摩斯的阿斯克勒皮阿德斯(Asclepiades of Samos)，一位令人尊敬的诗人，他给我们留下的多数是他的爱情诗。在他关于妓女和以会饮为背景的诗歌里，有观点，更有一种善意的自我意识。爱与酒的关系是他的主题；同时他也意识到，如果一份爱情失败了，人总会在某一天拥有另一份爱情。波西迪普斯(Posidippus)涉足了类似领域，同样在城市的主要建筑物上为我们留下了一些令人愉悦的短诗。学者们发现，很难将阿斯克勒皮阿德斯的诗歌与他的萨摩斯同伴赫狄鲁斯(Hedylus)的诗歌区分开来，可能他们本来就是亲密的朋友。赫狄鲁斯留下来的短诗嘲讽了贪吃者和盛大的酒宴，使我们认识到：好的酒会是一种品位和修养的表现。这三个人之后是辞藻华丽而富有吸引力的狄奥斯科里德斯(Dioscorides)，他为一个波斯人和一个在埃及乡间居住的人所写的墓志铭，引导我们走出了这个狭小的都市世界。当过去和当时剧作家的诗歌提出文学史上那些引人入胜的问题时，他正以华丽的诗作展现出亲密同伴多利斯(Doris)矮胖而殷勤的形象。

讽刺短诗的大师是王室教师卡里马库斯。他熟知别人的作品，并在长诗中攻击他们的品位。反过来，他们挑出他的一句最好的诗，把它重新放置在一种猥亵的背景中。如果卡里马库斯的讽刺短诗是我们已知的他的全部作品的话，那我们对他的描绘该有多么大的不同!在这些诗中，他的语言清晰而流畅，他对诗歌形式的把握仍然受到所有希腊挽歌作者的艳羡。在他的短诗中，我们看到了男孩们的不幸情人卡里马库斯，正饱受他自己无法控制而他人又无力承受的热情的折磨。他是“知道如何在传酒过程中获得快乐”的卡里马库斯，也是能斥责神的裁决的卡里马库斯。没有什么能阻止他的艺术。他能说出有关盐窖的绝妙双关语，或者为自己优雅的文学品位进行辩护。而现存的有限的阿斯克勒皮阿德斯诗歌，则是自我意识更浓厚，感情也就比主题更深刻。王室教师和编目员同样可以很幽默。他为自己的朋友医生菲利普斯(Philippus)写下一组绝妙的诗句，说明诗歌能够治愈深陷情伤的男孩子，饥饿也具有同样的作用。诗人和他的朋友能藐视爱情，因为他们拥有这两种治疗方法。提及诗歌可能是在暗指伟大的狄奥克利托斯(Theocritus)所作的一首诗。讽刺短诗的语言则具有一种与医生相称的治疗性的音调。

更深入地说，卡里马库斯给我们留下了一组最出色的希腊文墓志铭。这些都是讽刺短诗的传统主题，并且因几个已逝的朋友再次流行、兴盛起来。这些朋友中，有贫穷却多才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他的谈话累坏了太阳”，他为我们留下了一首精妙的葬礼诗作为纪念。这都是些伟大的诗歌，简洁、角度精准且感人至深。不过，讽刺短诗是偶然献给卡里马库斯的赞助人的。没有国王会像支持诗人那样给予其他艺术家长久的支持。他们所要感谢的应该是他们所提及的城市和宫廷社会奇观。两位重要诗人在亚历山大里亚来来去去，其他的好诗则都是在远离国王的地方写下的，然而缺少了大城市的语调。

李奥尼达(Leonidas)来自希腊西部的塔林敦(Tarentum)。他的主要才华体现在对乡村生活的场景和物品的描写上，以及他写下的关于自己简单而贫穷的生活的诗句。我们听说两个天才女诗人也具有相似的风格，一个是洛克里的诺西斯(Nossis of Locri)，她的诗描绘了女性的家居生活；另一个是提吉亚的安妮特(Anyte of　Tegea)，她用迷人的诗句展现了浓烈的田园风情。得益于安妮特，我们还拥有了最早的、为宠物所写的著名墓志铭，这很快演变成为托勒密王朝“上等人”的狗，和在埃及或阿富汗的狩猎中被“隆重”宰杀的动物而写作的诗歌。这些“西方化”短诗的音调在翻译过程中已经丢失了，最终被转换成了韵律。大体而言，它们消失了，“不是结束于锤子在铁砧上的撞击声，而是结束于六弦琴衰弱的音符中”。这种安详而静谧的静物氛围，不得不与精美的语言和优雅韵律的缺失相抗争，但有时它却能赢得这场战争。

到公元前3世纪40年代，创造和竞争的第一个时代渐行渐远。风格被甜美地模仿，诗歌的中心也从亚历山大里亚转移到叙利亚的城市。叙利亚的梅勒阿格尔(Meleager)在他的伟大诗选《花环》(Garland，约公元前100年)中收录了50多位讽刺诗人的作品。在头一次的发展高潮中，讽刺短诗把我们带到了新诗的前沿。诗人引发了同时代人对优雅挽歌的新兴趣：哑剧和田园诗、扩展的抑扬格、对智慧和哀婉诗句的喜爱。面对古典传统，希腊化时代早期的大师们没有反抗形式和规则。这里没有旋涡派画家(Vorticists)和意象派诗人(Imagists)；相反，他们使形式更加精美，使韵律的规则和古语更加多样化。希腊艺术家们尤其能在受到自身局限时发挥才干。

狄奥斯科里德斯的讽刺短诗尊崇新的剧作家，但评判他们的依据却没有留下来。然而，在较低水平上，一种对哑剧的新兴趣突然产生了。这种粗俗的、大众的描述，在多利安散文里活跃起来；西西里的大师叙弗伦(Sophron)曾一度影响了柏拉图。从其特点来看，希腊化时期的诗人赫罗达斯(Herodas)和狄奥克利托斯给文学带来了新意和精美。赫罗达斯的天才一度被低估。他的诗歌仅仅重新出现在1891年的纸草文献中，又被错误地认为是同时代的“现实主义”风格。评论弄错了他的形式和语言。他复兴了衰落的抑扬格韵律和公元前6世纪诗歌所用的古老爱奥尼方言，并把这种知识附加在平庸的哑剧里。他保存下来的描述是生动的，并且展现了社会历史邪恶的一面。最优秀的诗涉及女性，尽管少有令人愉悦的视角。一个女人试图说服另一个丈夫远在埃及的女人，让她必须跟着自己的直觉走、有自己的婚外情。一个生气的母亲把放荡的儿子带到校长那里接受鞭打：首先，一个曾向奴隶求爱的女人，因这个奴隶的背叛决定让人鞭打他；接着，在仆人的请求下，她平息了怒火。没有原因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个好演员不能在舞台上表演这些情节。赫罗达斯有自己的批评者，有明显的例子表明，他的描述与科斯岛有关。他还进入了托勒密王朝的内部政治圈，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可以确定的是，他留下了希腊化时期最恶作剧的一个笑话：当他的一个女人唱出了对在友人家发现的假阳具的赞美之歌时，有人告诉她这曾经属于“诺西斯(Nossis)和伊利娜(Erinna)”。这两个名字属于两位著名的女诗人。赫罗达斯无疑在取笑两位文学世界中的古板女性。

其他的哑剧诗是狄奥克利托斯写的，在音调和语言上都十分讲究。他将诗歌置于六步格中，这是一种针对平庸主题的庄重韵律，营造一种故意的不和谐。诗作中最好的一首讲述了两个叙拉古女人参观亚历山大里亚王室节庆的故事。方言、反语和参观者穿过人群时单纯的惊奇感觉，都是对这个大都市繁荣的刻画。有一部关于魔术以及青少年初恋的戏剧也不错。我们还应该更好地了解两个穷渔夫之间的对话，不管狄奥克利托斯是否是其作者。狄奥克利托斯一直是这个时代最好的诗人。他生于西西里，可能是在叙拉古。在公元前3世纪70年代，他尽力侍奉托勒密二世，之后又回到饱经战火的家乡西西里，侍奉国王希罗(Hiero)。他曾经在作品中影射亚历山大里亚的大师们，最好的两首诗流行于亚历山大里亚城市群之中，一首在城里，一首在科斯岛上。在他提到的诸多植物里，他对爱琴海东部的而不是西西里的植物群有种轻微的偏见。除此之外，他是那样神秘，尽管在对普鲁克斯(Pollux)的颂歌中有一段很出色的短诗显示出他懂拳击，堪称同时代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员中的翘楚。

狄奥克利托斯的好诗多种多样，但他的声誉主要在于他对田园诗的发明。以他为榜样，开始了新的传统，为我们带来了维吉尔(Virgil)的《牧歌》(Eclogues)、斯宾塞(Spenser)的牧人们、亨德尔(Handel)的《埃西斯和格拉蒂亚》(Acis and Galatea)和莎士比亚的《冬天的童话》(Winter’s Tale)。狄奥克利托斯的作品被译成多国语言，甚至直接影响了19世纪的俄国诗歌。古代人其实自己也很困惑，田园诗究竟来自哪里。他们猜测，也许来自于阿尔忒弥斯各种节日上的合唱——但这可能是错的。更合理的猜测是，可能源自牧人用来消磨时间的牧歌。在多种文化当中，牧羊人都与歌曲有联系。

长久以来，狄奥克利托斯变化多样的田园诗形式，令读者迷惑。菲利普·西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说，“诗歌的樊篱所在的”那一点“是最低点”。一些人为他的现实主义惋惜，另一些人为他的技巧惋惜。牧羊人怎么会那样讲话？同样，狄奥克利托斯怎么能让他的牧羊人如此粗鲁？18世纪的田园诗人更喜欢维吉尔。“我不把狄奥克利托斯看作是一个传奇作家”，蒙太古夫人(Mary Wortley Montagu)[6]对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这样说，而蒲柏在年轻时就是一个田园诗人：“他仅仅描述了故乡农民生活的平凡画面……我毫不怀疑，如果他是大不列颠人的话，他的田园诗里就会充满对打谷和搅乳的描写……”

事实上，狄奥克利托斯的魅力就在于他“脚踏两只船”。他笔下的牧羊人仍然彼此之间开着粗俗的玩笑，对着他们的羊群吹口哨。除了对植物的细致观察，他对希腊的季节变换以及昆虫的习性也有所体悟，以至一个批评家认为他跟科斯岛上的医生学过博物学。与此同时，他又以其优雅和对早期抒情诗主题的运用而诱惑着我们。狄奥克利托斯的牧羊人在彼此相遇时，用歌唱来互相挑战。他们的歌声以叠句和重复令我们愉悦——这样的风格可能源自于真正的山歌。但它们也会把被驱逐的情人和狂欢者的主题编织在一起，把为告别和回归的旅行者而写的诗歌编织在一起。在过去的挽歌和抒情诗中，我们经常能找得到这种写法。人物丑陋而透着机智，他们喜欢海边圆目巨人的“都市”悲叹，喜欢少女的嬉戏，在狂吠的狗和一捧苹果中向少女示爱。在其中的一种形式——挽歌中，田园诗几乎可以迎合每一种品位。狄奥克利托斯笔下的诗歌既有形式，又有哀婉动人的诗句。所有特征都齐聚在为一个垂死的牧羊诗人而作的挽歌中，并附和着对叠句的优雅使用。为牧羊人达夫妮(Daphnis)而作的田园挽歌，发展成为死去的诗人朋友或老师而作的挽歌。为彼翁所作的令人感动的哀歌中，有自公元前100年以来最优美的希腊诗歌。在意大利的佚名作者，则在作品中比较了年复一年的自然更迭以及人的永久死亡。而以下这些挽歌中，我们立刻就能找出三首堪称伟大的诗作，弥尔顿的《利西达斯》[Lycidas，为他大学时期的朋友爱德华·金(Edward King)而作]、阿诺德的《塞西斯》[Thyrsis，为诗人克拉夫(Clough)而作]，以及《阿多尼斯》(Adonais，或济慈悼歌)——这是雪莱的成名佳作。他的朋友利·亨特(Leigh Hunt)在1816年秋天向他介绍了希腊化时期的田园诗。“像夜来香的芳香，”他后来写道，“以过量的甜腻控制了灵魂，使人觉得晕眩。”

在希腊化城市兴起的背景下，田园诗的出现被误读了。有一个令人愉悦的故事，讲的是饱受痛风之苦的托勒密二世，偶然从自己宫殿的窗户向外望，看到了在尼罗河岸边野餐的人们，他非常羡慕普通埃及人的生活。但这种感觉并不是田园诗的源头。田园诗对新城区内的外国居民的生活不感兴趣。狄奥克利托斯的田园诗歌与亚历山大里亚没有明显的联系——但只有在这座巨大的城市中，人们才能轻易走进附近的田野，就像他第七首《牧歌》(Idyll)里科斯岛上的人物一样。城镇和乡村彼此错落，人们便不会感受到城市生活的压抑。当然，分界线是文化上的。田园诗把极端城市化的智慧和精致，转移到了那些很少具有城市价值观的人身上。田园诗一直能在精美的都市文化阶段里保持繁荣，犹如斯宾塞笔下的英格兰或华托(Watteau)[7]的法兰西那样。在希腊，它也是产生于同样的价值观：精致、技巧和对古典传统的反思、学习。这些品位一直受到公元前4世纪后期城市文化的哺育，希腊化时代早期的“都市生活”或王室，对它并没有什么影响。

同文学上的哑剧和讽刺短诗一样，田园诗将都市风格融进了博大精深的语言和韵律之中。而早期抒情诗则促使都市风格的风头盖过了其他风格，成为主导。在亚历山大里亚，两类顶级学者——王室的教师和王室的图书馆员，以更为大胆的形式追求着同样的价值观。

年纪较轻的一位图书馆员是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他最有名的一首诗表达颇为大胆。在伟大史诗占主导、口头文化已消失甚久的时代背景下，他试图为被详细研究的阿尔戈英雄们的历险写一首史诗。古代人断言，阿波罗尼乌斯在年轻时写了这首诗，首次发表后反响并不好；诗人遂隐退至罗德岛，待到返回时，他带来了修订版本。说这个是“第二版”，似乎是正确的。但在这首诗的背后，作者的阅读范围也显示出，王室图书馆的魅力已经进入故事里了——不管是在阿波罗尼乌斯被任命之前还是之后。多亏了他的学识，古代评注者的工作也因他的眼界拓展到了极限。透过他的语言，我们能够对这一时代亚历山大里亚学者有关具体词汇的准确含义的某些论点提出质疑。至于他的作品内容，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关于地方古迹的散文始终伴随着精彩的荷马式双关语和晚近诗人的典故。在他全部的参考文献里，对卡里马库斯明显的影射和感谢被格外夸大了。但为什么这位图书馆员和教师未曾读过与他的主题相关的书籍，人们不得而知。

阿波罗尼乌斯诗歌的弱点也显而易见，诗作中没有平衡感，结束得十分突然。我们一会儿在西方遇到瑟茜(Circe)，她正受困于噩梦之中；而200行之后，我们又在利比亚的沙漠里汗流浃背，担心死亡的到来，此刻，美狄亚的女仆正唱着她们的天鹅之歌。以我们的观点看，在他的诗里，一些显示博学的段落有着相当多的诗化脚注的痕迹，王室图书馆的收藏对诗人来说是一种长久的诱惑。从本质上看，故事本身是插话式的——去往柯尔契斯(Colchis)的漫长旅程(第一至二卷)、在柯尔契斯的活动(第三卷)、漫长的回乡历程(第四卷)。但阿波罗尼乌斯没有摆脱这种令人不甚满意的结构。在很多方面，与普遍存在于希腊化时代最好诗人中的周期性作品展示相比，他的四卷本长诗不大像史诗。他时常在精神上——如果不是形式上的话——是与狄奥克利托斯相似的。

在最好的状态下，阿波罗尼乌斯表现得极为出色。他作品中最著名的场景是在史诗的第三卷，描绘了年轻的美狄亚对伊阿宋的爱慕。阿芙罗狄忒通过她调皮的儿子丘比特激起了这种情感。但是我们看到，这种情感出自美狄亚自身的思想和情感：她怎么能喜欢一个陌生人超过喜欢自己的父母呢？为什么她应该更喜欢自己的父母？她渴望见到他，而一旦见到他，她脸色绯红，几乎说不出话来。他们彼此相对，像两棵橡树或松树，默默无言，只有清风传递着他们之间的情意。这是希腊人对坠入爱河的女孩所作的最好的描述。在整首诗中，阿波罗尼乌斯使用了荷马式的明喻，共有76处，这是从日常生活中发展而来的古怪感觉或场景。就美狄亚而言，他的比较正中目标。她的心像“玫瑰上的露珠在晨光照耀下”悄然融化，她的思绪像一桶新灌的水反射在屋墙上摇摆不定。维吉尔是阿波罗尼乌斯的细心读者，他很快看到了这段插曲的迷人之处，并将它作为埃涅阿斯(Aeneas)和狄多(Dido)间那场更为深刻、更为成熟的会面的起点。

伊阿宋和美狄亚的插曲，在第一卷伊阿宋与女王许珀茜伯勒(Hypsipyle)的相遇中已经有所预示。这个场景写得十分出色，同样值得阅读。在维吉尔那里，这段插曲也没有消失，他把他的特洛伊人带到了迦太基女王那里。但阿波罗尼乌斯与他所叙述的历险保持了一段距离，他是睿智而带着嘲讽的。他有一种塞巴斯蒂亚诺·里奇(Sebastiano Ricci)[8]式的轻触和绘画天赋，当他讲到海上的仙女一整天都来回摇荡着阿尔戈英雄们的大船，像挽起长裙在海边上玩球的姑娘时——我们能看到他在为自己的洛可可式想象发出会心的微笑。在利比亚沙漠那一边，领头的船像头马一样引领着阿尔戈大船。阿波罗尼乌斯喜欢诙谐的逆转。本质上说，他是希腊化时代早期的学者，正如我们开始要看到的那种类型一样。

他的史诗并不是时代错乱的，而是在两种极端的希腊文化之间摇摆，逃避了一个的同时却又接近了另一个。他几乎避开了那些不出名的作家在“说教”风格下的枯燥学习，比如阿拉图斯(Aratus)关于星星的诗歌，此人“赫西俄德式的”特质和“不倦的”努力为卡里马库斯所钦佩。这些诗人用韵文撰写了大量学习心得，话题从烹饪到种植，但留下来的东西很难让人佩服。尼坎德尔(Nicander)作了一首诗《被野生动物噬咬的解毒剂》(Antidotes to the Bites of Wild Creatures)，同他声称要消除的危险一样致命。

相反，阿波罗尼乌斯的手法与迷人的史诗描写非常接近，以某个次要人物(通常是女性)，和神话中某一新奇的事件为中心。这些短诗是独立的，是“短叙事诗”(epyllia)。卡里马库斯和埃拉托色尼这样的宫廷学者也写过微型史诗，我们从莫斯库斯(Moschus，阿里斯塔库斯的学生)那里得到一首绝好的诗，是关于欧罗巴(Europa)骑在由宙斯变成的牛背上穿越大海的故事。这些短诗是睿智的，常常也是浪漫的，它们强烈的色彩让人想起提也波洛(Tiepolo)[9]的壁画。这使得维吉尔揶揄并改变了那些一本正经说教的诗人，通过他的《农事诗》(Georgics)把这一风格传递下来，使之在乔治一世、二世治下的英格兰奥古斯图斯时代[10](the Augustan poets of Georgian England)达到鼎盛，在诗人中颇为流行。但短叙事诗只是挪动了地方，它本身并没有发生改变。它首先传到了罗马，接着传给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诗人，传给学识与诙谐再次相映成趣时期里的最适当的继承人。尽管受到奥维德的直接启迪，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11]的唯美诗歌《英雄和利安得》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熟谙希腊文化的珍品。

王室教师能避免王室图书馆员的错误吗？同阿波罗尼乌斯一样，有可能做过他老师的卡里马库斯写下了同样美好整齐的诗句。他的讽刺短诗同样是雅致的。他曾严肃地思考过诗歌的选择，并在讽刺诗、抑扬格诗以及在后来更具实验性的作品集颇为著名的“第二序言”中宣称，他选择对抗他所称的批评者的“嫉妒”。他赞扬“技术”和“技巧”，“苗条”的缪斯，“无人走过的路”以及源自纯净的、人迹罕至的山泉的水。赫西俄德是一个合适的榜样，荷马则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天才。他拒绝写作一首关于单一神话主题或古代历史的连续长篇史诗。“大书就是大害虫。”他这样写道。如果说他与阿波罗尼乌斯有区别的话，那一定是在这一点上。他在自己强有力的抑扬格诗篇中，为自己在不同风格、韵律和方言之间的多样性和可读性进行辩护。在古代评论家的帮助下，我们得以了解他所讨厌的东西。他恐惧或烦恼的是一个“肥胖的女人”，即安提马库斯(Antimachus)的长诗《莱德》(Lyde)。这是伟大的讽刺诗人钦佩的一首诗，却引致了他的攻击。他还反对一个可能是亚里士多学派的批评家，原因也许在于卡里马库斯所厌恶的“连续”情节。

对罗马诗人们来说，没有哪个名字比卡里马库斯的更有分量了。维吉尔在一首谈论诗歌窘境的诗中，绝妙地利用了卡里马库斯的前言。有关“新”诗的谈论，击中了追随庞德和艾略特读者的要害。卡里马库斯的学识渊博，但这又能带来什么呢？

不幸的是，他的原作仅留下一些残篇，新的部分还在发现过程中，1977年则公布了出自纸草文献的主要部分。他的抑扬格诗扩大了韵律诗主题的范围，但残篇却很难解，是以闪烁其词的、极其博学的风格写成的。后人对他的四卷本《论起源》(On Origins)十分敬仰，而这是一部奇怪的选集。在头两卷中，卡里马库斯提出了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通常是关于缪斯的；有一个是关于某个陌生人的，他在一个粗俗酒会中与此人相遇并成为朋友。卡里马库斯用一种间接而生动的方式对此进行了描述。这是一首“新”诗，一条“无人走过的路”，询问为什么帕罗斯人在献祭时不使用长笛，或为什么伊西安与特萨利相毗邻。他以凯奥斯(Ceos)一个贵族家庭的起源为由头，以诙谐而隐晦的方式讲述了一个虚构的求爱故事[阿孔提俄斯(Acontius)与库狄普(Cydippe)的故事，片断67—75]。在这段讲述中，他探究了地方崇拜的起源，发现与阿尔戈英雄相关；又梳理了他和阿波罗尼乌斯都能读到的散文资料，但在使用时他比后者更加简洁、精妙。然而他诗作的优点在翻译时无法显现。卡里马库斯在博学的散文作品中找到大量材料，并急切地将它们串联起来，测试自己的读者。他用词颇为讲究。在后两卷书中，他似乎已完全沉浸在对柏伦尼斯王后(Queen Berenice)诙谐的夸赞之中。王后在希腊战车比赛中取得胜利，她的一缕头发变成了后发星座(Coma Berenices)，被置于群星中间。

同其他希腊化时代的诗人相比，卡里马库斯漫游于各种不同的风格之间，其最具吸引力的作品在形式上与同代人的作品相似。与他们一样，他试图写作“微型史诗”《赫克勒》(Hecale)。其内容是关于青年忒修斯的英雄功绩的。但极具特色的是，诗歌详述了相关的各个场景：细致述说了在受到严酷考验的前夜，忒修斯被贫穷却好客的老妇人赫克勒接待，包括她朴素的款待、她的回忆，甚至还有一对鸟之间的对话。

在完整留存下来的六首颂歌中，最好的三首以科斯、阿哥斯和昔兰尼城邦为背景。它们把观众对节日中显灵的神的生动感觉与一篇关于神人相遇传说的玩笑般的补录混杂在一处。这些是卡里马库斯自己虔诚信仰的证据吗？恰恰相反，诗人通过那些未受过教育者的简单信仰，来娱乐他自己和我们，其风格颇为老于世故。

卡里马库斯出生在昔兰尼，在进入亚历山大里亚宫廷之前，是一名教师。同很多抒情诗人和大多数历史学家一样，他也遭遇了流放。在幸存下来的爱情诗里，他机智地描述了自己对男孩子的爱情，却从未写过对女人的爱。然而，这种品位在其同代人中非常普遍。他的流放经历和同性恋取向，因形成了他的独特的视域而被格外强调；但他对其所处时代的最显著的功绩，还是他以教师身份留下的。他呈现了他所处时代文学教育的优势和缺陷：荷马式的测试、古文物研究的问答教法、性迷恋和对罕见词汇的关注。与许多教师一样，葬礼隽语和古典颂歌中的卡里马库斯，被描绘成最传统的时期里最成功的诗人。

有一点卡里马库斯是正确的。他的《论起源》和《抑扬格诗》声称是给极少数有教养的人写的。新发现的《论起源》第三卷，在诗人逝世之后一代人的时间里被非常精美地抄写在纸草上，字里行间透出的意义已经需要逐字逐句解释了。在罗马时代，卡里马库斯的“新道路”已经成为伟大的奥古斯都时代的诗人们公认的楷模。但他们具体能读到多少还不是很清楚。一直保留到古代末期的卡里马库斯的诗歌，是学者们和“不得志的博学家”(érudits manqués)的愉悦之源。我们知道，在公元2世纪70年代的埃及，有位收税官使用卡里马库斯的罕见词汇“捕鼠夹”来翻译他登记在册的埃及人的名字，以此来娱乐自己。

同阿波罗尼乌斯一样，卡里马库斯得到了国王们的直接赞助，并有权利使用王室巨大的图书馆。同样，他也具有希腊人幽默的天赋，这始终体现在他的讽刺短诗和颂歌中，但在诗歌表面却装饰着博学而罕见的语言。我们感到，图书馆有时是他最糟糕的敌人。在公元前300年和前240年之间，对诗歌最有效的推动力在别处——即对古风时期抒情诗的使用。在赞助人的促进下，诗歌成了伟大都城里娱乐的源泉和安然生活的背景。于是在这种程度上，文学与君主的政治命运之间就存在了某种联系。稳定的王国意味着稳定的城市，确保了诗人的成长和实践；也意味着稳定的宫廷社会，允许诗人不断尝试并自由出入。在亚历山大之前，最早的希腊化诗人就已经在城市当中成长起来并进入国王的视野，而此时他们的朝廷还相当年轻。到了公元前3世纪70年代，新的君主政体似乎已经稳定，反映在诗作中的便是：那些年亚历山大里亚朝廷的“平静气氛”。那种平静却从此再没有出现过。在海外的失败、内部的争斗，新的蛮族人——罗马人和帕提亚人的崛起，以及在亚历山大里亚被粗暴排斥和剥削的埃及臣民的野蛮状态——此种无政府状态，使得希腊化时期的诗人失掉了创造艺术的天分。然而在公元前3世纪40年代，他们创造出了最好的艺术。此后，亚历山大里亚新的创作势头逐渐消退，诗人们只剩下了对前人创造的模仿。学术研究成为一种特殊的艺术，而诗歌到公元前2世纪却衰落成为乡下的甜美诗。公元前145年，托勒密三世将学者和知识分子逐出亚历山大里亚，致使他们如同点点火花一般分散在爱琴海周围。虽然能写出优美希腊诗歌的创作者们在公元前1世纪获得了罗马人的赞助，但卡图鲁斯(Catullus)、贺拉斯以及维吉尔回顾过去并以此种品位拣选他们的创作范本的做法是正确的。

伟大的诗歌与政治完全分离了。它是睿智而讽刺性的、温文尔雅而敏感善解的，展现了生活中的不幸。它时常展示情感场景，而这些情感都是可以在神话的离奇故事里，在孩子和老人身上，在女英雄身上，也在家庭主妇身上找到的。就像17世纪欧洲大多数诗歌一样，它只是从新学科以及旅行的偶然经历中抽取了一两个画面。洛可可式的智慧和颜色，以及古老的希腊城邦世界，也是诗歌喜欢表现的内容。我们也许渴望把卡里马库斯拉到东方，去寻找琐罗亚斯德教教徒(Zoroastrians)或者聆听东方伊朗贵族的吟游诗人的吟诵。但卡里马库斯和他的同时代人有着优秀“老男孩”的精致，这是在东方人无法比拟的学校和城市文化中培养出来的。一大群无名教师为诗歌最后时代所贡献的，远远超过任何一个热衷此道的国王。

在我们和他们欢快的都市风情之间，存在着一种浪漫品位的屏障。这种反差在最早的希腊思想中产生了最好的效果。在完美的《达顿河十四行诗》(Sonnets on the River Dudden)中，华兹华斯使用了一种也许会让卡里马库斯拍手叫好的艺术。这是一首十分简短、关于一条河及其源头的诗歌。全诗在音调和主题上变化极大，其中包含着各种知识和地方传说。当河流汇入大海时，这首诗转变成了希腊化时期的田园诗：

我们，勇敢、强大和智慧，

我们人类，在我们青春的黎明时刻，藐视

那些必定消逝的成分：就该如此!

这些诗行以对彼翁的哀悼诗为基础，但是他总结道：

够了……如果，正如我们都要走向缄默不语的坟墓一样，

经历爱情，经历希望，以及信仰的超卓天赋，

我们感到我们比我们所知的更为强大。

在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之下，希腊化时代最优秀的心灵似乎无法有这种感觉。从埃及到印度，希腊文化为人类生活赋予了意义；世间的伟业造就了杰出作品，但作品的要素受自然发展的主宰；而公元前3世纪有品位的人，通过他们当时的学校教育和哲学学习，其智力和理性程度，即使与前人相比，也不相上下。

进一步阅读

关于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在C. Préaux，Le Monde Hellénistique（Paris，1978），和C. Schneider，Kultur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Munich 1967）这两本书中的参考书目十分全面，包括了各国的内容。同时，P.M. Fraser，Ptolemaic Alexandria（Oxford，1972）是一本基础性资料的搜集和讨论。H. I. Marrou，History of Education in Antiquity（London，1956）是一部经典研究的著作，尽管英文翻译中出现了一些错误。A. Momigliano，Alien Wisdom（Cambridge，1975），R. Pfeiffer，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vol. I（Oxford，1968），W.S. Ferguson，Hellenistic Athens（London，1911），以及M. Hengel，Hellenism and Judaism（London，1978）也是非常重要的。M.I. Rostovtzeff，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Oxford，1941）的研究范围目前还没有被超越。在地理学家方面，M. Cary and E. H. Warmington，The Ancient Explorers（London，1963）为我们带来了生动的介绍。P.M. Fraser，‘Eratosthenes of Cyrene’，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Ivi（1970），175—209，也有栩栩如生的描述。Robin Lane Fox，Alexander the Great（London，1973）以及The Search for Alexander（Boston，Mass.，1980）描述和说明了最早的征服活动及其影响。希腊化时期的文学在A. Lesky，A History of Greek Literature（London，1966），pp. 642—806中有概括性的说明。P. M. Fraser，Ptolemaic Alexandria（Oxford，1972）讨论了亚历山大里亚的文学成就——具体说来，是对卡里马库斯的看法。The Greek Anthology，ed. Peter Jay（London，1973）选编和翻译了一些警句；赫罗达斯的作品是由他的编辑W. Headlam（Cambridge，1922）翻译的。阿波罗尼乌斯的作品收录在企鹅经典系列中，由E.V. Rieu（Harmondsworth，1958）翻译。

[1] 即阿姆河，Oxus是希腊人对阿姆河的称呼。——译注

[2] 即七十士译本。——译注

[3] 拉弥亚(Lamia)，“吸血鬼”，希腊神话中人首蛇身的女怪。——译注

[4] W. H. 奥登(1907—1973)，是艾略特之后最重要的英语诗人。——译注

[5] 彼翁，生活在公元前100年前后的古希腊田园诗人。——译注

[6] 蒙太古夫人(1689—1762)，英国女诗人、书信作家。——译注

[7] 华托(1684—1721)， 18世纪法国著名的画家。——译注

[8] 塞巴斯蒂亚诺·里奇(1659—1734)， 18世纪威尼斯著名画家。——译注

[9] 提也波洛(1696-1770)， 18世纪意大利的著名画家。——译注

[10] 时间在18世纪。乔治一世全名为乔治·奥古斯图斯，故有此说。——译注

[11] 马洛(1564-1593)， 16世纪英国诗人。——译注

第十五章 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和科学

乔纳森·巴恩斯(Jonathan Barnes)

希腊哲学具有历史连续性。亚历山大大帝的去世，并没有吹响智识变革的号角，希腊化时期的思想家仍然沉浸在泰勒斯和苏格拉底的传统中。但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哲学强调的重点发生了变化：与前几个世纪的哲学原则相比，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其范围、目的和自我理解——多少有了一些差别。

哲学成为一种生活的艺术。对科学知识的追求，不再是定义哲学家的标志了。相反，一个人的哲学是他赖以为生的东西；哲学家的任务是发现“最好的生活”，并传授它、实践它。伦理学或实践哲学，作为这一学科的主导成分出现了。

实用性决定了哲学的全部课程安排。随着伦理学的兴起，形而上学衰落了。更为重要的是，科学本身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并成为专业人士的追求。这种分离通过地理位置的变化得到了进一步确认：雅典仍然是哲学的主要中心，但是科学中心转移到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得到了托勒密王朝的资助。哲学保留了实际上被称为“物理学”的部分，对自然科学的全面掌握也从未丧失其重要性；但是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家不再喜欢描绘章鱼的器官或记载恒星的运动了。

另一方面，希腊化时代的标志是对知识理论的热切关注。生活的艺术必须以对万物本质的扎实认知为基础，认知的基础在哲学上必须是有保障的。希腊化时期的思想家接受了怀疑主义的挑战：这个时代最为缜密的一些著作，就产生于对怀疑和教条的争辩之中。

由于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家们通过写作互相攻击，哲学因此成了宗派性的学科，各派之间互相攻讦。诚然，在学派内部也有争论，思想却并未僵化成教条。不过变化只发生在一定范围内。一个人会被描述成斯多葛派学者、伊壁鸠鲁派学者或学园派学者(an Academic)：他首先会被认为是某个学派的成员，致力于这个学派的理论的研究及其所支持的生活方式的推广；其次，才被看作是一个真诚追求真理的人。

学派并没有成为排外和封闭的团体。人们可能在几个导师的指导下学习，从一个学派转到另一个学派。哲学是受尊敬和受欢迎的。希腊化君主们在他们的宫廷里招揽了很多哲学家。雅典人投票赠予斯多葛学派的芝诺(Zeno)以公共荣誉。哲学的受众也不只是限于富裕阶层和知识分子团体。提奥弗拉斯图斯(Theophrastus)的演讲吸引了2000多人；当斯提尔波(Stilpo)造访雅典时，很多人放下自己的工作前去欢迎他。甚至在远离雅典的阿富汗的某个偏僻要塞里，考古学家们也发现了人们喜爱柏拉图哲学的证据。

除了上述概括之外，这里还想赘述一下。学者们有时会把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家视为后继者(epigoni)，处于白银时代的人们无法焕发出黄金时代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光芒。这是不对的。他们的光芒并没有减弱，在某些方面，比之前时代的光芒更加耀眼。这个时代产生了最为辉煌的巨著。

公元前347年柏拉图逝世后，在斯派西普斯(Speusippus，卒于公元前339年)、色诺克拉底和帕勒摩(Polemo，约卒于公元前276年)的相继领导下，阿卡德米学园的学者们仍然继续进行着哲学探讨。同样，亚里士多德的学园也生存下来，提奥弗拉斯图斯(Theophrastus，约卒于公元前287年)继续了亚里士多德的事业，在他之后是兰普萨库斯的斯特拉波(Strato of Lampsacus)。但斯特拉波死后(约公元前269年)，学园便群龙无首了。在希腊化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已是明日黄花——有影响但是了无生气。

柏拉图主义也死去了。阿卡德米学园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世纪，但希腊化时期学园的学者们，尽管一直宣称自己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真正继承者，却已不再坚持任何被我们认为是柏拉图主义的基本教义。约公元前270年，在皮塔涅的阿塞西劳斯(Arcesilaus of Pitane，约卒于公元前242年)成为学园的领袖后，使学园派皈依了怀疑主义。新学园(New Academy)是一个新的学派。在两个伟大领袖阿塞西劳斯和昔兰尼的卡涅阿德斯(Carneades of Cyrene，约前219—前129)的领导下，新学园派发展出一种全面否定和批评模式的哲学。

在希腊化时代，具有创新性的哲学，既不在吕克昂学园，也不在阿卡德米学园，而是在两个新的地方——伊壁鸠鲁派的花园(the Garden of the Epicureans)和斯多葛学派的柱廊(the Porch of the Stoics)。

伊壁鸠鲁(Epicurus)于公元前341年出生在萨摩斯岛，他的父母都是雅典人。公元前307年，他终于在雅典定居下来，并一直在那里教学，直到公元前271年去世为止。以他名字命名的哲学学派可以概括如下：在伦理学方面是享乐主义——快乐是唯一的善；在物理学方面是原子论——宇宙是由在虚空中运动的微小颗粒组成的；在逻辑学方面是经验主义——我们所有的知识都完全建立在经验和知觉之上。

伊壁鸠鲁派的谨慎众所周知：他们不鹦鹉学舌般地重复导师的话，也不克制对教义的创新。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诗人卢克莱修(Lucretius)写作了长诗《物性论》(De rerum natura)，阐述了伊壁鸠鲁派的思想。在他眼里，伊壁鸠鲁是一个“父亲，事物的发现者”，他的诗歌忠实地追随了伊壁鸠鲁的思想。卢克莱修并不是在唤醒一种已被废弃的哲学：他所欣赏和描绘的体系仍然生机勃勃。

同“花园”一样，“柱廊”也在雅典，但斯多葛“柱廊”的主要人物没有一个是雅典人。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芝诺(约前333—前262)来自塞浦路斯。约公元前310年，芝诺抵达雅典，在斯多葛柱廊建立了学校。他的衣钵被阿苏斯的克林忒斯(Cleanthes of Assus，约卒于公元前232年)承继和发展。克林忒斯的继承人是克里西普斯(Chrysippus，约卒于公元前206年)，他也是从小亚细亚来到雅典的。正是他把斯多葛哲学发展成一种全面系统的哲学，据说“没有克里西普斯，就没有斯多葛哲学”。

斯多葛学派并不因循守旧。学派悠远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早期、中期和后期。中期斯多葛学派从本质上改变了学派研究的重点内容，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罗德岛的帕奈提乌斯(Panaetius of Rhodes，约前185—前109)和阿帕梅亚的波塞冬尼乌斯(Posidonius of Apamea，前135—前51)。后期斯多葛学派也是如此，这一点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塞涅卡(Seneca)、伊庇克特图斯(Epictetus)和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的著作中也有所反映。早期斯多葛学派在教义上也是一致的。也有一些脱离学派的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开俄斯的阿里斯顿(Ariston of Chios)。他的研究仅限于伦理学，他拒绝物理学，坚持认为“辩证的推理像蜘蛛结的网——似乎展现了一些技巧，实际上却毫无用处”。克里西普斯自己的“很多观点不同于芝诺，也不同于克林忒斯，他经常说他只需要学习理论，愿意为自己去发现证据”。

早期斯多葛学派的中心原则仍然是十分坚定的。在伦理学方面，他们拒绝享乐主义，倡导一种“美德”的生活；在物理学方面，他们接受唯物主义形式，但是不承认原子论；在逻辑学方面，他们是经验主义者，但是认为在知识发展中，推理是一项主要任务。

在主要的学派之外，也有很多人从事哲学研究，厄里斯的皮洛(Pyrrho of Elis，约前365—约前270)采纳了极端的怀疑主义的思想，坚持认为：我们的感觉是不可靠的，我们不应该做任何判断——只有这样才能带来心灵的安宁。皮洛可能受到印度苦行者的影响，作为亚历山大东征军的一员，他可能接触过苦行者。反过来，他又影响了学园派阿塞西劳斯的怀疑主义。昔兰尼学派(Cyrenaic sect)是由阿里斯提普斯(Aristippus，约前430—约前350)创建的，也具有怀疑主义的倾向：“他们弃绝了物理学，因为物理学的主要内容明显不可知；不过他们研究逻辑学，因为逻辑学具有实用性。”然而，他们的主要原则是伦理学的：他们坚持彻底的享乐主义，其依据是身体的愉悦乃是至善。阿里斯提普斯与伊壁鸠鲁之间的亲密关系也经常被人谈及。

阿里斯提普斯是苏格拉底的学生。麦加拉的欧布利德斯(Euclides of Megara，约前435—约前364)也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欧布利德斯和弟子——其中最杰出的是斯提尔波(Stilpo，约卒于公元前300年)，在他们的时代都非常著名。他们对伦理学和逻辑学中的各种问题都有自己的观点，但我们现在对他们却知之甚少。与麦加拉人有联系的是一个叫辩证家(Dialecticians)的团体，他们的兴趣是逻辑的悖论。狄奥多洛斯(Diodorus Cronus，约卒于公元前384年)是辩证家的领袖，我们只能模糊地知道他是一位重要人物。

安提斯提尼(Antisthenes，约前450—约前350)是苏格拉底的另一个学生。他和弟子锡诺普的第欧根尼(Diogenes of Sinope，卒于公元前323年)是犬儒学派的创始人。犬儒学派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理论的哲学。犬儒学派宣称个人自由和自我满足是最重要的，他们鼓吹“自然”的生活，带着蔑视拒绝社会的风俗和传统，毫不在意财富、地位或荣誉。他们还倾向于蔑视快乐(“我宁愿疯狂也不愿自我陶醉”，安提斯提尼如此说)他们对禁欲主义的卖弄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有时受到赞赏，有时受到嘲笑，主要依旁观者的喜好而定。

阿塞西劳斯和卡涅阿德斯(Carneades)没有著作，但他们的思想却被弟子记录下来。伊壁鸠鲁著述甚丰，早期斯多葛学者们也是如此。然而这些巨幅长卷几乎遗失殆尽。伊壁鸠鲁残留下来的内容最多：三篇介绍性的论文以书信形式流传下来，在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的废墟里发现了相当多的残片。另外我们还有卢克莱修的作品。至于早期斯多葛学派和新学园派，我们不得不完全依赖于二手资料——即后代作家的引文、改述和提及的内容。也有很多资料来自于充满敌意的或有偏见的证据。想要在分散和零碎的证据之上拼凑出一个前后一致的系统，本来就是一个难题；而评价此类报告，则更是难上加难。

伦理学

习惯上，哲学被分为三个部分：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希腊化时期的伦理学，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一样，关键在于幸福主义(eudaimonia)的概念——康乐、福利和繁荣。伦理学的作用是分析人们的幸福，从而确定获得幸福的条件。从最普遍意义上说，各学派之间总有某种程度的共识。按照伊壁鸠鲁的说法，我们应该“把所有的选择和逃避归因于身体的健康和心灵的宁静，因为这是幸福生活的目标”。宁静或心平气和(ataraxia)在色诺克拉底的早期学园派里受到了类似的赞美，也成为皮洛怀疑论者的口号。斯多葛学派也认同这一理想，因为“它们从人体内驱除了所有能扰乱人心智的情绪——欲望和快乐、恐惧和悲伤”。

为了得到宁静，平息伊壁鸠鲁所说的“心灵的狂风暴雨”，我们只需要思考。在伊壁鸠鲁学派中，这是一种含蓄的假想，即一旦信念被哲学证明是错误的话，建立在这些信念基础之上的恐惧将会消散。克里西普斯明确主张，情绪本身就是一种信念，所以服从于理性的控制。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来说，这种乐观的理性化与它所推动的伦理学上的清静无为一样陌生。

清静无为，有时被说成是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脱离，有时被解释成是对喧嚣动荡的希腊化世界的一种反应。这些解释都难以使人信服。与之前的时代相比，希腊人在希腊化时期的生活并不更加颠沛流离，也没有受到变幻莫测的命运或恶敌的摆布。心平气和并不意味着退回到自我或退回到一种执着的个人主义。伊壁鸠鲁发誓放弃政治生活(“你必须把自己从政治和日常琐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却把幸福置于友谊和社会之中——一个伊壁鸠鲁派的学者“在适当的时候能够培养一个国王”。斯多葛学派认为社会生活有价值，他们鼓励参与政治。按照克里西普斯的观点，一个明智的人“愿意获得王位并从中获得财富——如果他自己不能成为国王的话，他应该接受国王并陪同国王一道参与战争”。逃避世界并不能得到内心的平静。

在广泛一致的领域内，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伦理学一般是以对立方式呈现出来的——如果说这两个派别都找到了满意结果的话，也是在相反的方向上找到的。对伊壁鸠鲁学派来说，方向是由自然决定的：

你只需要拥有感觉和肉体之身，就能看到快乐即善。

我召唤你(他在写给阿那克萨库的信中)享受连绵不断的快乐——而不是美德，美德是空洞的、无用的，令人不安地期待着回报。

我们说快乐是幸福生活的起点和终点；因为我们把它看作是主要的和与生俱来的善，从这里我们开始所有的选择和逃避，然后回到这里，用这种感觉的标准来判断每一件善事。

在伊壁鸠鲁的一生中，他被误认为是一个粗鲁、没有学问、耽于奢侈享乐的人。尽管他坚持认为“每件善事的开始和根本都是肚腹的快乐”，他的享乐主义仍然不是沉迷于感官享受的借口。首先，伊壁鸠鲁派的快乐是理性的选择，他们意识到今天的快乐是以明日的不幸为代价的。这就是“为什么有时我们经历了很多快乐之后，就会有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的原因。事实上，这种深思熟虑揭示了“快乐的生活不是一连串的饮酒作乐和狂欢，不是男女之间的享乐，也不是昂贵菜单上的鱼和其他食物，而是一种清醒的推理”。其次，伊壁鸠鲁对于快乐的本质也有一段不同寻常的论述。“当我们说快乐是目标时，我们是指……肉体上不痛苦，心灵上不烦恼。”从反面来分析，快乐是没有痛苦，“至大的快乐就是去除我们身上所有的痛苦”。这样，感觉论者的快乐就低于清醒理智的人所具有的快乐了：随感觉论者的快乐而来的是痛苦，他们无论如何也难以实现对痛苦的完全摆脱；但同样的痛苦却在理智的人的掌控之中。“真正的快乐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正如斯多葛学派的塞涅卡指出的那样。

一个伊壁鸠鲁派的享乐主义者是善良的，同时也是清醒的。因为“如果不能明智地、高贵地和正义地生活，快乐就是不可能的”。例如，“一个正义的人，其心灵困扰最少；而一个非正义的人烦恼重重”，因为“直到他死，如果他不被发现，就不会有人知道”。伊壁鸠鲁对阿那克萨库的邀请是无诚意的。一个伊壁鸠鲁学派的人追求美德，也“陶醉于肉体的愉悦——当他在享用面包和水的时候”。

自然引导伊壁鸠鲁走向快乐，却引导斯多葛学派走向美德。根据早期斯多葛学派的理论，“目标是与自然和谐地生活——也就是要与美德一致，因为自然引导我们的方向就是美德”。但是自然引导我们要走的路却是漫长而艰难的。

首先，我们被引向我们自身。克里西普斯坚持认为：“最适宜于任何动物的东西，就是它自己的本性及其自觉意识。”但最初的自私自利会自然地发展成利他主义。正如后世的一位作家所指出的那样，人是“社会动物，需要其他人。这是我们居住在城市里的原因，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一部分。而且，我们很容易建立友谊……”所以，我们会谈及对我们来说什么是适当的(kathēkon)。“适当的行为是与个人生活方式相一致的，能够得到理性的辩护。”对理性的提及也不是随意的：实际上，也可以说，“适当的行为是那些理性选择的行为——例如，尊重父母、兄弟、国家，与朋友结交”。

举止适当是进步的迹象，却不是成功的标志。按照克里西普斯的说法，“一个向着顶点发展的人肯定会举止适当，不敢有疏漏；但他的生活还没有繁荣兴旺”。因为他还没有获得美德，而“繁荣兴旺的生活只能在与美德一致的生活中找到”。美德是精神状态或是性情——实际上，它们是认知的状态。“完美的”德行(即四个“主要的”美德——良好感觉、正义感、勇气和节制，加上一些次要的美德)是知识的形式，“由原理组成”。一种适当的行为，如果合乎道德，就是最好的；最好的行为就是“成功”(katorthōmata)。根据斯多葛学派的学说，美好的生活就是一系列的成功，是合乎道德的适当行为，是在全面了解一致性基础之上的与自然和谐一致的行为。

斯多葛学派的伦理学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体系，有时也因为似是而非和冷酷残忍受到谴责。似是而非这一点，斯多葛学派自己也承认，他们陶醉于谈论“所有的错误都同样坏”或者“只有明智的人才富有”。然而一经检查，这些似是而非的论点就变成了字面上的而非真正的悖论。至于冷酷残忍，斯多葛学派肯定否认快乐就是善；但是，他们欢迎被他们称作欢乐的东西：“他们说，欢乐是快乐的反面，是理性的兴奋之情。”事实上，我们知道，一个斯多葛学者喜欢马和打猎，愿意参加晚会，希望与一个漂亮的青年男子陷入情网，这个斯多葛学者问：“什么样的家庭装饰才能配得上一个男子和他妻子的感情呢？”斯多葛学者并没有被排斥在生活的快乐之外：他可以享受快乐的全部——只要他所做的能合乎道德。

斯多葛学派的格言“只有美德是善的”，并不是对道德严肃性的承认。在提及斯多葛派所论述的“中立”或事情既不好也不坏时，它的力道便最好地显示了出来。“他们在谈到中立的事物时说：某些被提升了，某些被贬低了，某些既没被提升也没被贬低。”据说，被提升的事物“不是因为对福祉有所贡献和努力，是因为我们应该选择它们而不是选择那些被贬低的事物”。因此，健康被抬高，是由于——一般来说，我们喜欢它而不喜欢疾病。但健康不是善——因为“能被良好使用或难以使用的东西，并无好坏之分，所有蠢人都恶劣地使用财富、健康和体力”。健康本身并不是善，但健康被正确使用就是善。健康——及其他所有事物——只有在它“加入美德”时或被理智地加以使用时，才显现其优势。这就是“美德是唯一的善”的含义。

伊壁鸠鲁学派与斯多葛学派的伦理学之间有很多不同，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但是伊壁鸠鲁学派流行的奢侈享乐的形象，与斯多葛学派的清教徒式的生活，成为一种漫画式的对照。对一个局外的观察者来说，事实上，两个学派的成员并没有什么不同。

物理学

物理学是伦理学的附属。按照克里西普斯的说法，“从事对自然的研究除了要区别善恶之外，没有其他目的”。伊壁鸠鲁声称：“你必须首先认识到，天体物体的知识同其他学术分支一样，除了令心灵安宁和信念牢固外，别无其他目标”；“如果我们根本不受我们所理解的天体现象及其消失的干扰……也不受我们所无法理解的痛苦和欲望极限的干扰，我们就不再需要自然科学了。”

伊壁鸠鲁学派物理学的第一原理认为，“事物的本质是由物体和虚空组成的”。伊壁鸠鲁称赞这一原理，他认为“知觉本身普遍地证明了有物体的存在……如果不存在场所，即我们所称的‘虚空’、空间或无形的物质，那么物体将无处可在，也不会有任何穿过场所移动的物体”。物体或者是复合的或者是简单的。简单的物体是原子：不可分的、不变的和极小的；在数量上是无限的，在无限的空间里移动；具有大小、形状、重量、移动性，但没有颜色、味道、气味等。移动的原子有时会相互碰撞。当一个原子的“钩子”抓住了另一个原子的“眼睛”时，就会形成极微小的物体。世界上的物体——羊、马、车和人的灵魂——都是原子的堆积，它们所显现的形式和特性是由其微粒子结构决定的。原子论是彻底的机械论。一切事物都通过原子的运动法则加以解释。卢克莱修教导我们要“避开思考的错误，意即：明亮的眼球被创造出来，是为了使我们能看见东西”，或者任何自然的现象都应服从于目的论的解释。

原子论有两个深层次的内涵。首先，天体不是神的智慧：按照伊壁鸠鲁的观点，“因为它们是由火组成的，我们不能假设它们拥有幸福并自愿地追求其过程”。在伊壁鸠鲁的世界里，的确有神存在，他们令人钦佩，过着心灵宁静的生活，住在遥远的星际空间。但是那些神不是令人敬畏的。“幸福和坚不可摧，既不是让自己烦恼也不是让别人烦恼——因此，愤怒和感恩都不能打动它。”所以，强烈的地震引起的天体隆隆作响，纯粹是物体的运动，真正的神根本不关注地球上的生活。

其次，“那些说灵魂是非物质的人是愚蠢的，因为如果灵魂真是非物质的话，它就既不能行动也不能产生影响——但是事实上，通过一般观察就能知道，灵魂具有这两种特性”。灵魂是在身体里的物体，“由散布在所有结构中的小颗粒组成，很像是混合着热量的风”。因此，“当整体结构消融时，灵魂也就散开了，无法保持它的力量了”。接下来，“死对我们来说是虚无。因为消融的东西没有知觉，而没有知觉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就是虚无”。害怕死后的时间同害怕出生之前的时间一样是荒诞的。卢克莱修对这一点有着生动的说明：

正如在过去的时间里，当迦太基人崛起并带来全面战争时，所有人都被令人恐惧的战争骚乱所震撼，而我们感觉不到担忧……所以，当我们不再存在时，当构成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分解时，根本没有什么事情能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已经不存在了；没有什么能搅动我们的神经，尽管地球与大海共存、大海与天空共存。

真正的物理学驱除了普遍存在的、对地狱的恐惧和更复杂的焦虑感。这种焦虑产生的原因是对根本不存在的未来有所期待。

如果我们无惧于神和死亡，痛苦和失意的忧伤就不会折磨我们了吗？伊壁鸠鲁的物理学包括对人的欲望的心理学分析。“至于欲望，有些是自然的，有些是虚空的；而在自然的欲望里，有些是必需的，有些仅仅是自然的。”非自然的欲望——比如被尊崇或被纪念的欲望——“依赖于虚空的观念”，背离了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观念。同样，“那些如果得不到满足也不会带来痛苦的自然欲望(如对烤牛排或葡萄酒的欲望)，……也依赖于虚空的观念”。此外，还存在自然和必需的欲望，比如对食物和饮品的欲望。这些欲望不能去除，因为它们所依赖的观念是真实的，而且它们也很容易得到满足。提到痛苦，伊壁鸠鲁是粗暴的：“所有痛苦都应该受到鄙视，因为尖利的伤痛是暂时的，而肉体忍耐的痛苦则是煎熬的。”但是痛苦可以被快乐所抵消。伊壁鸠鲁本人在死于痛性尿淋沥症和痢疾之前，在写给他的朋友伊多墨纽斯(Idomeneus)的信中说，他所有的痛苦“都被内心的快乐抵消了，因为在这幸福的一天里，我回忆了我们曾经在一起的所有谈话”。

物理学证明了我们的恐惧是没有根基的，从而给我们带来了心灵的宁静。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伊壁鸠鲁认为，他必须建立原子论的基本真理。但他认为没有必要细致地解释自然现象——“对日升日落、冬至夏至以及日食月食的研究，都无益于幸福”。实际上，这样的知识也是难以得到的：就物理学的第一原则而言，“只有一种解释与现象和谐一致，但在天体中不是这样：他们对事件的解释也不止一种；对与知觉一致的性质，他们的描述也不止一种”。伊壁鸠鲁的怀疑论比较外行，真实情况是：他并不在意了解怀疑论。“如果我们认识到由于多种原因会发生某一事件，我们就应该内心平静，就像我们已经知道它恰恰按照这种方式发生。”实际上，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只让迷信不存在。”

同伊壁鸠鲁派一样，斯多葛学派也对具体的科学理论不以为意，但对物理学的基础却非常关注。“他们坚持认为事物的第一原则有两个：行动和行动的依据。行动的依据是无特性的物质，是原因；行动是原因的推理，是神。”因为“芝诺认为任何非物质的东西都不会以任何方式产生任何事物”，有效的原则本身是物质的，斯多葛学派的宇宙同伊壁鸠鲁的一样也是彻底物质的。但是，斯多葛学派不承认世界有虚空，也不假设物质是由原子组成的。相反，世界是材料的连续堆积，是无间隙与无限可分的，它是两种原则的混合。按照克里西普斯的说法，“这种混合是彻头彻尾的……不会以迂回或并列的方式发生”。

有时以火或“呼吸”当中的有效成分塑造了世界，首先创造了四种元素：火、空气、水和土，因此形成了宇宙的结构。宇宙“由理性和天意所统治”。因为有效原则“是一种不死的神灵，具有理性的、完美的幸福，它远离邪恶，供养着世界和世界上的万物”——它被称为宙斯、赫拉、雅典娜或者类似的神。这个世界不是一台不会思考也没有目的的机器，它充满智慧；任何对其功能的解释，从根本上，一定是目的论的。

我们是宇宙动物中最微不足道的部分，在其自然经济中有着适当的位置。同伊壁鸠鲁派的灵魂一样，斯多葛学派的灵魂也是物质的。它们是有效原则的碎片。后世的一个作家解释说，灵魂“并不是被包裹在身体这样的容器里——如同液体在桶里——而是与身体的全部完美彻底地融合，所以混合体中的最小部分也会分享到每一种成分”。克里西普斯同意伊壁鸠鲁的观点，认为灵魂在人的身体分解后不会存在。但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间歇性的永生：“在我们死后，在某一特定时刻，我们能再次回到我们现在的这种状态。”因为宇宙的历史是循环的。在固定的间隔期之后，世界被火吞没：火灾之后，新的世界正如从前的那个世界一样形成了，而新的世界本身也注定在火中毁灭。每个世界都容纳我们：我们将重新生活，通常是无限地——而我们已经无限地享受了很多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发展史里，每种生活都是相同的。

但是对克里西普斯和伊壁鸠鲁来说，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就某一方面来看，都是成问题的。因为人能自由地活动，而自由活动却不容易被限制在有规律控制的宇宙中。

尽管伊壁鸠鲁的世界是机械的，却不被限定于刻板的必然性。极微量的原子有时会偏离它们的正常轨道，而这种偏离或转向是没有原因的。“如果原子不转向并由此开始了一种冲破命运束缚的运动，使原因不会永远地跟随着原因，那么，一切生物所拥有的自由意志的源泉是什么呢？”自由意味着没有来自外界的强迫，假定的转向确保了必要性不是无处不在的。自由的行动是由行为人的意志决定的。意志并不完全依赖于外部运动，这主要是因为在灵魂的原子里存在着无缘由的偏离。

斯多葛学派几乎不考虑那种拯救自由意志的方式：“他们不允许伊壁鸠鲁让他的原子有一点点偏离，因此他提出了一种独立自存的运动。”克里西普斯坚持认为，“因为宇宙的本质延伸到万物，所以必然地，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与自然、与理性的原则和谐一致，按照既定顺序进行且是不可避免的”。斯多葛学派把将宇宙连接在一起的因果关系链称为命运：“万事的发生都与命运相一致。”

怀疑的学园派发起了对这一斯多葛学派立场的重点攻击。他们的论证之一——“懒惰论证”(Lazy Argument)，可能是阿塞西劳斯构想的——表述如下：“如果你命中注定会从病中康复，那么不管你看不看医生，你都会康复；然而如果你命中注定不会从病中康复，那么不管你看不看医生，你都不会康复。命中注定的是非此即彼，所以看医生是没有意义的。”卡涅阿德斯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思路：“如果万物的发生都有先前的原因，万物都发生在一张自然相互联结的网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必然产生了万物。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万物都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学园派和斯多葛学派之间的争论，历史悠久并且情况复杂。克里西普斯对“懒惰论证”有一个精妙的回答，但他最有趣的策略依赖于对原因类型的一种划分。“一些原因是完美、重要的，而另一些是附属和近似的。因此，当我们说由于先前的原因，万事注定发生时，我们希望被理解成是附属的和近似的原因，而不是完美的和重要的原因。”有个例子能使这个观点更为清晰。一个人将一个圆柱置于平面之上并推动它：它滚动了。“就像这个推圆柱的人使它开始运动，却没有让它如此滚动一样，一个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物体也会给我们留下印象，好像印章，它的形式在我们心里，但赞同却是在我们的能力之内；正如我们在圆柱、赞同的例子中所说的，尽管是外部推的，也会认同：剩下的移动是凭借自己的力量和自然进行的。”先前的原因——人的推动——使圆柱移动；但并没有决定圆柱是滚动而不是滑动。那个圆柱的滚动取决于自己的性质，而不是外部的环境。同样，克里西普斯更进一步说，先前的原因——外部物体的影响——引起了心灵的活动，但是并没有决定运动的方向。心灵对外部影响是赞同或不赞同，取决于它自己的本性——这是我们能力中的东西。

这种有独创性的比较，并没有结束争论。克里西普斯的后继者们详细阐述了他对原因的分类；斯多葛学派致力于调和自由与宿命论的尝试贯穿了这一学派发展的历史。不管这种尝试成功与否，它依然激发了哲学史上对因果关系概念的最细致的分析。

逻辑学

物理学只有建立在坚实的知识基础之上，才能救助伦理学。在这里，哲学的逻辑学部分出现了。因为根据斯多葛学派的理论，“通过逻辑学的研究，万事都可以明辨——无论是在物理学领域还是在伦理学领域”。现在事情或者是“明显的”或者是“不易了解的”。如果是明显的，人们就能“立刻地”或“直接地”理解它们；如果是不清楚的，人们就会间接地或通过其他事物的调节来理解它们。所以，逻辑学有两个主要方面：它能提供一个“真理的标准”，正如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家称呼它的那样，凭借这个标准，我们能够判断什么是明显的；它能提供一个推断的理论，凭借这个理论我们能获得不易了解的知识。

斯多葛学派的推断理论——狭义上的斯多葛派逻辑学——以细致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它开始于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axiōma)或命题，“其本身就能拒绝或说明某些事——例如，‘这是白天’，‘狄翁正在走’”。命题可以简单也可以不简单，复杂命题“由一个重复的命题或几个命题”加上连接词组成。(斯多葛学派的理论精选了三个连接词：“如果”“和”“或者”)一个论证是“一组前提和一个结论”，其中前提和结论都是或简单或复杂的命题。

同亚里士多德一样，斯多葛学派认识到：逻辑学家的工作是论证的形式，而不是具体的推论。他们也如亚里士多德一样，使用格式来获得其工作所要求的概括性。同样，斯多葛学派也是系统性的，“有一些论点无须证明(因为它们不需要被证明)”——克里西普斯列出了五个这样的论点，其他人也列出了另外一些，每个论证都是通过它们来构建的。五个“无须证明的”论点，在斯多葛学派体系中的作用，相当于“完美的”三段论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演绎法中的作用：它们都是基础，而其他论证形式都是从它们中衍生出来的。

在内容上，斯多葛学派的逻辑学与逍遥学派的截然不同。它大体上相当于现代的逻辑学家所称的命题逻辑。克里西普斯体系的基础是由以下的论点概要即五个无须证明的命题组成的：(i)如果1，那么2。因为是1，所以是2。(ii)如果1，那么2。因为不是2，所以不是1。(iii)既非1又非2。因为是1，所以不是2。(iv)或是1或是2。因为是1，所以不是2。(v)或是1或是2。因为不是1，所以是2。克里西普斯建立在适度基础上的逻辑很强大也很复杂。

逻辑学是为知识服务的，它的服务功能在于提供和认可证据。不是所有的论据都是证明。相反，“证明是：一个论据在被认可的前提下，通过推理揭示出一个不易了解的结论”。“启示”——揭示和解释——的概念对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概念“符号”(sign)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世界充满了符号——云是下雨的符号，伤疤是过去伤口的符号——符号通过有条件的命题，被适当地表达。实际上，符号被松散地描述为“一个处于合理条件下的前命题，显示了结果”。那么，来思考一个标准的证明例子：“如果汗能渗透皮肤，那么皮肤上就有极细微的毛孔。因为汗渗透了皮肤，所以皮肤上有极细微的毛孔。”论证具有第一个无须证明的命题的形式，两个前提都是真实的或者“被认可的”，它的前提条件表达了这样的事实，即“出汗”是“穿孔”的符号，它的结论是“不易了解的”(通过直接观察看不到毛孔)。因此，借助于推理，我们能从明显的事实中推理出不易了解的知识。

“很多人相信神若研究逻辑学的话，研究的也会是克里西普斯的逻辑学。”伊壁鸠鲁派反对这一观点——实际上，“他们认为辩证是多余的而加以拒绝”，而且，他们更愿意把哲学的第三部分称为“标准的”或判断的理论。但他们仍然需要论述我们如何能了解“不易了解的”事实。后来的伊壁鸠鲁派学者——他们的论证保留在斐洛德摩斯(Philodemus)的论著《论符号》(On Signs)中——讨论了斯多葛学派的符号理论并代之以自己的论述。伊壁鸠鲁学派自己不提证明和符号，而只是提“证实”和“被驳斥”：“如果判断不被证实或者被驳斥，那么，错误就会出现；如果它们被证实了或者没有被驳斥，那么，就是真理。”后来一个作者阐明了这一概念：“当柏拉图从远处走来时，因为距离，我推测和判断他是柏拉图；等他走近后，距离缩短了，直接的证据证实和确认了他就是柏拉图。”“证实”和“被驳斥”的概念相对简单，然而“不被证实”和“没有被驳斥”会带来疑惑。这些疑惑可能激励伊壁鸠鲁学派的后继者们提出他们自己的关于符号的理论。

接下来，我们据以判断“明显”的“真理标准”是什么呢？一般来说，“前辈哲学家们说有两类明显的事情，一类是靠一种感觉就能辨明的，……一类是以一种重要的和无须证明的印象给心灵带来震撼的”。按照伊壁鸠鲁的理论，所有物体都能持续散发出各种物质。当散发出来的东西震撼了有知觉身体的合适部位——比如说耳朵或鼻子——时，它们的母体就会感知到。影响眼睛并使母体被看到的发出物就是影像(simulacra)或摹本(replica)——即保留了在空间移动的物体的轮廓的薄皮。思想是相似的，卢克莱修陈述说：“心灵被狮子和其他任何物体的摹本打动了，它以同眼睛一样的方式领会了——只是它感觉到的是更为脆弱的摹本。”

这样的发出物为我们提供了可用来构建我们知识基础的概念。而且，它们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绝对可靠的，“无论我们通过心灵还是通过感觉器官直接得到了什么印象，无论是形状还是其他特性——那就是具体物体的形状……错误和不真实总是产生于添加的观点”。

斯多葛学派承认，我们概念上的资源和我们的知识建立在对外部物体的直接印象上。他们在物理学和认知的心理学上存在着诸多分歧，但两派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他们对印象本身的评价。因为斯多葛学派认为，我们的知识依赖于一种特殊类型的印象。这些“可以感知的印象”被定义为“来自于一个存在的物体，在心里刻下了一个与存在的物体本身相一致的印迹，这种印迹只能来自于这个存在的物体，而不能来自于其他物体”。一个疯子的印象可能只是虚假幻觉，来自于不存在的物体；一种来自于真实物体的印象可能是对其歪曲的表达；一种印象可能正确地表现了一个物体，却没能记录它的特殊个性。这样的印象是不可感知的。“因为他们需要可感知的印象真正地领悟它们的物体，并准确刻画下所有个体的特征。”

伊壁鸠鲁学派的印象都是真实的：只有当我们误读了我们的资料时，才会出现错误。斯多葛学派承认资料本身经常被曲解，为了避免错误，我们必须彻底检查和挑选。这两个学派都认为我们是从我们的印象中获得知识的，两个学派都面临着来自学园派怀疑论的挑战。

伊壁鸠鲁学派的理论很容易被攻击：因为存在着熟悉的感知错觉，感觉有时会提供相互矛盾的证据——那么，所有的印象怎么能是真实的呢？伊壁鸠鲁学派清楚地认识到错觉的现象，为此他们也提出了物理学上的解释。卢克莱修知道，如果在一段距离之外看一个方塔的话，会认为它是圆的。摹本为塔留下了尖锐的边缘，但“随着摹本穿过充满空气的巨大空间，空气不断地碰撞，使它们变钝了”，变成了圆形。即使这样，塔看起来也不是圆的：“石头建筑物看起来仿佛在车床上改变了——但它们看起来不像是近似的和真正圆形的石头，而似乎是，似乎就是它们的粗略画像。”“伊壁鸠鲁派的提玛哥拉斯(Timagoras)也否认这一点，当他按住自己的眼睛时，他似乎‘看到’灯上有两团小火焰——这种错误是出于观念，而不是因为眼睛。”对影像确切内容的细致观察显示出，幻觉取决于心灵的误读而不是眼睛的误导。

至于相互矛盾的知觉，每一个都是真实的——但被感知的物体只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因为万物是混合的和复杂的，不同的事物自然地适合于不同的人……人们遇到的只是与他们的感觉相应的那些部分。”我觉得水是冷的，而你觉得水是热的。我们都是对的，或者部分是对的，而水既包括了冷的因素也包括了热的因素；前者影响了我，后者影响了你。而感觉并没有错。

伊壁鸠鲁学派对印象的辩护不仅仅是空想。伊壁鸠鲁坚称：“如果你完全拒绝任何知觉……你就会把你现有的知觉与空虚的信念混为一谈，进而拒绝每一种标准。”如果知觉没有了，那么所有的都没有了——知识也就失传了。学园派学者对这种解释并不满意，不过他们对斯多葛学派的兴趣大于对伊壁鸠鲁学派的兴趣。

争论的焦点是斯多葛学派关于可感知印象的定义中的最后一条：印象一定“不能来自于其他存在的物体”。

有四点能够说明我们不能认识、领会和理解任何事……第一，有些印象是错误的；第二，他们不能被理解；第三，如果在两种印象之间没有差别，那么不可能一种能被理解而另一种不能被理解；第四，对那些知觉所带来的任何正确的印象来说，也有另一种与之接近的印象与它根本没什么差别，所以不能被理解。

如果克里西普斯宣称拥有真实的印象的话，学园派将为他呈现出另一种印象，这种印象是错误的，即使是克里西普斯也无法将其从他所宣称的真实印象中分辨出来。所以，他的印象是不可知的，因为它能得自于其他的东西，也就是说，得自于导出了无法辨别出错误印象的物体。学园派指出了成对的蛋、一模一样的孪生子、真正的和蜡制的苹果，试图证明他们的断言，对于每个真实的印象，都存在着一个难以区分的、与真实印象相近的错误印象。斯多葛学派想出来了辩护的策略。他们宣称学园派没有看到有差别的地方，他们针对可感知印象的定义又添加上了额外的说明。

而且，他们把争论带进了学园派的阵营。没有信仰，生活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我们就会失去行动的所有理由。伊壁鸠鲁也持同样的观点。按照卢克莱修的说法，“如果你不准备相信你的感觉——并且避开险境的话，生活本身就会立刻毁灭”。

科学

虽然怀疑论没有颠覆生活，但它真的会颠覆科学吗？希腊化时期是希腊科学的黄金时代，人们自然想知道，科学家们是否注意到了同时代哲学家们的思考和困惑。

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Elements)可能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著作。欧几里得(约公元前300年在世)“写作了《几何原本》，使欧多克索斯(Eudoxus)的著作更加系统化，并完成了泰阿泰德(Theaetetus)的著作，研究了无法被驳倒的可证明的形式命题，这些命题在此前只是或多或少地被他的前辈们随意地证明过”。欧几里得的成就在于形式，不在于内容。他坚持对数学定理进行严密而系统的表达。叙拉古的阿基米德(Archimedes of Syracuse，前287—前212)和佩尔吉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 of Perge，约公元前200年在世)开启了数学知识的新领域。“同时代的人称阿波罗尼乌斯为伟大的几何学家，因为他证明出了归纳圆锥曲线显著特点的定理。”现代学者也认为，他关于圆锥曲线的著作是希腊几何学中的杰作。阿基米德更是一位举世奇才：他写作了天文学、工程学以及数学方面的原创性著作。在数学领域内，他更精通于几何(他计算出了圆周率的近似值)、机械(他发展了静力学，开创了液体静力学)和算术(他发现了计算大规模数字的方法)。

天文学是一种数学科学，阿基米德和阿波罗尼乌斯都是天文学家。在公元前3世纪早期，萨摩斯的阿里斯塔库斯(Aristarchus of Samos，约公元前275年在世)“假定恒星和太阳是静止的，地球围绕太阳运动，而太阳位于运动轨迹的中心”。但他的后继者并没有发展他的创新假想，又回到了地心说——部分原因在于科学推理。阿波罗尼乌斯最早设计了由本轮和偏心轨道组成的体系；这一体系得到第二位天文学家、尼西亚的西帕库斯(Hipparchus of Nicaea，约公元前135年在世)的细致阐述，并在大约三个世纪之后的托勒密的作品里完全成熟。西帕库斯也是一个经验主义天文学家：他发明或改进了多种视觉工具，制作了星座图，发现了岁差。除西帕库斯之外，博学家昔兰尼的埃拉托提尼(Eratosthenes of Cyrene，约公元前225年在世)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实际上，“因为他在所研究的每个分支中都做到了第二好……他得到了贝塔(Beta)的绰号[1]”。他对地球周长的计算，使他的确值得一提。他的方法是合理的，因此结果令人吃惊地准确。

埃拉托提尼曾向芝诺和阿塞西劳斯学习，毫无疑问，科学家了解或知道哲学家。同样，一些哲学家也注意到了科学的推测；因此，“克林忒斯认为希腊人应该以不敬神指控萨摩斯的阿里斯塔库斯，因为他认定世界的中心处于运动之中”。但学科间的相互影响或理解几乎没有出现。感知的问题也吸引了哲学家，观察上的困难困扰着天文学家，这两个领域没有交叉。科学家们讨论方法的问题，而哲学家们思索知识的基础——两种追问是分别进行的。占星术被认为联结了科学和哲学，因为天文学家可能认为他们的科学是占星术的仆人，而斯多葛学派的宿命论也使得他们愿意服从神秘的科学。但这种联结是脆弱的。据说，西帕库斯“证明我们与恒星是有联系的，我们的灵魂是天空的一部分”，然而，这份报告模糊不清；希腊化时期的天文学家也不可能预见到托勒密对占星术的沉湎。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早期斯多葛学派对占星术有兴趣。

事实上，哲学家们并不关心数学的奥秘，数学家们也忽视哲学——他们对哲学研究的技术应用要比理论上的推理更感兴趣。所以，诸如亚历山大里亚的科特西比乌斯(Ctesibius of Alexandria，约公元前270年在世)、亚历山大里亚的席洛(Hero of Alexandria，约公元前200年在世)、拜占庭的斐洛(Philo of Byzantium，约公元前60年在世)和阿基米德这样的工程师都在自我消遣，偏离了自己的专业，去发明新的机械装置——水钟和机械玩偶、消防泵和蒸汽器具，以及大量的战争武器。

在希腊化时期，能与天文学相匹敌的只有医学，代表人物是卡尔西顿的希罗菲鲁斯(Herophilus of Chalcedon，约公元前270年在世)和喀俄斯的埃拉西斯特拉图(Erasistratus of Ceos，约公元前260年在世)。二人都是经验丰富的内科医生。希罗菲鲁斯对新药的研制很有兴趣，他以区别不同种类的脉搏为基础，提出了一种诊断方法。二人都对医学的理论层面感兴趣。希罗菲鲁斯是第一个描述十二指肠结构和功能的科学家，“十二指肠”这一器官也是由希罗菲鲁斯命名的。他还检查了大脑。埃拉西斯特拉图提出了一种以力学原理为基础的心理学理论，这一理论具有实验基础：

[埃及]国王把监狱里的罪犯送给希罗菲鲁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他们将这些罪犯活体解剖了。当罪犯仍然在呼吸的时候，他们观察在自然状态下被隐藏起来的器官，检查这些器官的位置、颜色、形状、大小、排列、硬度、柔软度、光滑度和相互之间的联系……

正如绝大多数人宣称的那样，通过给罪犯带来痛苦——而且，仅仅是罪犯中几个人——就能为每个年龄段中的善良的人找到药物，不是一件残忍的事。

如此血腥的研究，似乎远离了哲学家们沉思的座椅。但是希腊医学与哲学之间有着悠久的联系，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的希波克拉底派的学者们对哲学的兴趣也被继承下来。据说，埃拉西斯特拉图和他的学生们“与逍遥派哲学家素有交往”，他的哲学理论也显示出伊壁鸠鲁和斯多葛学派对他的影响。他写了一本著作《原因论》(On Causes)，似乎主要是哲学的论调。希罗菲鲁斯也受到了因果关系概念的训练，他“对很多有影响力的论证的所有原因都提出了怀疑”，并得出了一个怀疑论的结论，“是否存在着原因，就其本性来说很难知道；但是按照我的观点，我认为我感到热和冷，能吃饱喝好”。希罗菲鲁斯是第一个医学怀疑论者。这种医学怀疑论在公元2世纪发展到顶点，其代表人物是塞克斯图斯·恩皮里库斯(Sextus Empiricus)。他是医生，也是绝对怀疑论者。

结语

在某种程度上，医生保存了已经被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家普遍丢弃的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理想——即对他们来说，科学和哲学是寻求认知的统一研究中互补的两个方面。在希腊化时代末期，这一理想在一位杰出的哲学家那里得到了短暂的复兴。

波塞冬尼乌斯(Posidonius)在当时是一个令人敬仰的人物，他是西塞罗和庞培的朋友。在哲学上，他属于斯多葛学派，却没有盲目跟随克里西普斯，他的斯多葛学说是非正统的和边缘化的。波塞冬尼乌斯的非正统表现在他贪婪地学习各种知识。他是一个著述颇丰的历史学家，续写了波利比乌斯的历史著作；他是最早的人种志学者，描绘了凯尔特人(Celts)的风俗习惯；他是一位旅行地理学家，提出了大西洋潮汐的理论；他是一个学者，涉猎了逻辑学和数学、植物学和动物学、地震学、地质学和矿物学。总而言之，正如古代一个崇拜他的人所指出的那样，“他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学者”。但是波塞冬尼乌斯是一个孤独的巨人，他没有学生。博学过时了，而亚里士多德式的人物也绝迹了。

哲学的河流沿着清晰的河道流淌了两个多世纪，它的两条主河道——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各自有着明显的特征。在公元前1世纪，河水变得浑浊了。中期斯多葛学派不再坚持克里西普斯的准则，提出了更为折中的哲学。当最后一位怀疑论的支持者安提奥库斯(Antiochus of Ascalon，约公元前85年在世)成了有名无实的斯多葛主义者时，新学园派已不复存在。甚至伊壁鸠鲁学派也发生了改变，正如加大拉的斐洛德摩斯(Philodemus of Gadara，约公元前55年在世)的著作中所反映的那样。埃奈西德摩斯(Aenesidemus，约公元前90年在世)重新点燃了皮洛的怀疑说。柏拉图主义也受到了新的关注，吸引了新的学生。罗德岛的安德罗尼库斯(Andronicus of Rhodes，约公元前50年在世)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编辑，复兴了人们对逍遥派体系中哲学部分的兴趣。

虽然哲学的面貌改变了，但希腊化时代留下了哲学的足迹。斯多葛派和花园派体系从来不缺少信徒，它们同吕克昂和阿卡德米学园一样，对现代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我们从希腊继承过来的哲学概念——哲学的范围、主题和方法——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博大的、雄心勃勃的理想，而是比较狭隘和更加内省的希腊化时期的各学派的观念。

进一步阅读

对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的系统论述，在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Lives of the Philosophers）（共10卷，包括三封伊壁鸠鲁的信）的第7卷和第10卷里。关于新学园派，最有用的著作是西塞罗的《学园派哲学》（Academica）。塞克斯图斯·恩皮里库斯（Sextus Empiricus）的著作——《皮洛怀疑说概要》（Outlines of Pyrrhonism）和《反对数学家》（Against the Mathematicians）——包含着更多的资料。所有这些文献都能在劳易布丛书中找到英文翻译。然而，我们的资料大多来自于残篇。对伊壁鸠鲁的研究，这些书的帮助是不可或缺的：G. Arrighetti（ed.），Epicuro—Opere（Turin，19732）；H. Usener（ed.），Epicurea（Leipzig，1887）。研究斯多葛学派的基本著作是：H. von Arnim（ed.），Stoicorum Veterum Fragmenta（Leipzig，1903—24）。而关于新学园派则没有什么类似的参考书。

关于这一主题最好的英文介绍是：A.A. Long，Hellenistic Philosophy（London，1974）。现代研究可以看两本论文集：M. Schofield，M.F. Burnyeat，J. Barnes（eds.），Doubt and Dogmatism（Oxford，1980）；J. Barnes，J. Brunschwig，M. F. Burnyeat，M. Schofield（eds.），Science and Speculation（Cambridge，1982）。

[1] B，β，读作“beta”，是希腊字母表中的第二个字母，言其总是处于第二位。——译注

第十六章 希腊化时期和希腊罗马帝国时期的艺术

罗格·凌(Roger Ling)

导言

希腊化时期的艺术是一个并不时髦的领域。对迷恋古风和古典时期的人来说，它似乎是一个融合了各种风格的令人迷惑的混合体。在这一端，它是傲慢的、炫耀的；在另一端上，它是软弱的、衍生的，就好像经历了一种较为全面和连续的发展模式后，此时的希腊艺术迷失了方向，毫无目的地辗转徘徊。对罗马艺术的研究者来说，相对有比较清晰的时间框架和(至少主流如此)坚定的政治介入的罗马艺术而言，希腊化时代的背景十分模糊，我们对它知之甚少。但正是从这样的背景中产生出了专门技能和诸多风格特征，最终形成了罗马国家传统。当然，这些看法无法公正地评价希腊化艺术的成就。从公元前323年到前31年，希腊一些最伟大的杰作正是在这个阶段创造的——这些杰作对最近几个世纪，尤其是17世纪和18世纪的艺术家以及艺术批评产生了重大影响。

希腊化艺术被忽略——如果不是被诋毁的话——的主要原因是研究它有难度。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希腊文化接触到各种外来的传统，同时也传播到了无法以有效交流手段来维持的广阔地区，不可避免地带来地区变化：再也无法找到单一文化的踪迹。更为严峻的是时间和归属问题，主要是因为缺少文献证明。在文献资料和铭文记述相当丰富的古典时代之后，我们关于希腊化时期艺术的文献非常匮乏。老普林尼[1]，之前我们资料的主要支撑，仅仅为公元前3世纪早期到公元前2世纪中期的150年提供了一些分散的且几乎无法确定年代的资料；阿特纳奥斯(Atheneus)在他的《哲人宴谈录》(Deipnosophistae，约公元200年)中所引用的希腊化时期作家的著作片断，连同维特鲁威(Vitruvius)的建筑论文和狄奥多洛斯(Diodorus)、瓦勒里乌斯·马克西穆斯(Valerius Maximus)历史记载中彼此孤立的片断，都无法填补这个缺口。考古学协会对定年的帮助也远远少于对之前。能够与具体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的艺术作品几乎没有，并且相当分散。罗马人在公元前146年摧毁科林斯后几乎什么都没留下，学者们一直没弄清楚德洛斯岛(Delos)上废弃的建筑物是公元前88年米特拉达提斯(Mithridates)劫掠的结果，还是公元前69年海盗抢劫的结果，抑或是之后某些事件带来的结果。而且，能用铭文准确确定年代的希腊化时期的建筑也少之又少。希腊化时期的陶器系列所提供的确定年代的证据，也无法与雅典的黑像陶和红像陶为前几个世纪提供的证据相提并论；只有近期对陶器更为细致的研究，才使得这件特殊纪年工具变得更为有用。

所有这些，都在希腊化时期艺术的周围形成了难以解开的谜团，但我们仍然可以对它做某些概括。首先，希腊世界的艺术重心东移了。雅典仍然是艺术赞助和生产的重地，但希腊化时期的主要中心分布在小亚细亚和地中海东部地区：帕加玛、罗德岛、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其次，赞助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在古典时期，希腊艺术家主要是为城邦和公民个人工作；现在，他们从万能的国王及其大臣那里领取佣金。公民的荣誉和对宗教的敬畏，这些曾经激励古典时期伟大作品的旧日理想，已经让位给个人兴致和对新统治阶级的吹捧。这些背景连同科学和人文主义的发展，一起说明了下文所要谈到的希腊化时期艺术的几个特征：主题范围的扩大，艺术世俗化的潮流，学院作品和夸张作品的出现。总体而言，艺术的趋向是为了愉悦而不是为了提升欣赏者的品位。最后，随着罗马权力对希腊世界的不断蚕食，关注的焦点西移，出现了新的赞助人：罗马商人、行政长官和军事统治者。这一点引领了古典主义和折中主义的新阶段，开启了希腊艺术家学习解释新的世界强国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进程。

建筑

希腊化时期，在建筑上，曾经支配古典时期的设计准则日渐松弛。表层装饰的使用越来越丰富和艳丽，通常与内部结构并不协调；新的结构形式和技术逐渐发展，创造出首个真正具有相同类型的规划建筑群，其中每个建筑的设计都与整体效果相匹配。

古典时期的设计规则，集中表现在两种建筑风格上：多利安式和爱奥尼式。在希腊化时期，不仅每种建筑风格的准则松弛了；而且我们还发现，两种建筑风格更加自由地结合在一座建筑物上，例如在柱廊的叠加层上，甚至一种风格的因素被嫁接在另一种风格之上，从而形成了一种复合风格。多利安式建筑存在着一种趋向，即立柱变得越来越细，空间越来越大，柱间距由三四个排档间饰和三槽线饰带取代了“标准的”两个。明亮而宽敞的效果，与希腊化时期的审美观更加和谐一致。在这一时期，传统的多利安式被认为过于严肃和厚重了。同时，多利安式的三槽线饰带，可以被插在爱奥尼式的建筑内，比如帕加玛的雅典娜圣所。与之相对的是，爱奥尼式的齿饰也能与多利安立柱以及柱上楣构相结合，比如普莱尼广场北边的柱廊。早在古风时期，特别是在西部殖民地，就已经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混合建筑，但希腊化时期彻底的混合表达了一种新的态度，即传统的风格丧失了独立性，成为一个几乎可以供人们随意取货的公用装饰仓库。

这种新的灵活性在科林斯式建筑的发展中得到了表现。爱奥尼式衍生的装饰，在公元前4世纪时，就在诸如提吉亚(Tegea)的雅典娜神庙和德尔斐、伊庇达鲁斯(Epidaurus)的圆形建筑(tholoi)的立柱上使用了；但是迄今为止，除了像雅典的吕西克拉特纪念碑这样的巴洛克式的、大而无用的建筑外，此类装饰对于外部来说似乎过于前卫了。不过，希腊化时期多样的品位以及科林斯柱头越来越强的适应性，使得科林斯柱头，在公元前3世纪和前2世纪广受欢迎。与爱奥尼式不同，科林斯式柱头从所有角度看都能收到良好效果。最终，最著名的建筑项目，即安提奥库斯四世(Antiochus IV)在重建雅典奥林匹亚的宙斯的神庙时，就采用了科林斯柱头为其主导风格。

科林斯风格可能在塞琉古地区备受喜爱；但是其绚丽的装饰以比较自然的植物形状为主，在希腊世界广受欢迎。迪迪玛(Didyima)巨大的阿波罗新神庙就是很好的例子。这座神庙始建于约公元前300年，但700年之后仍然没有完工。美丽的横饰带雕刻于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上面满是叶状的涡卷和狮鹫双兽的纹章图案，一直蔓延至内庭。叶状的装饰在帕加玛十分流行，并在公元前2世纪末和公元前1世纪传到了罗马。

这种类型的表面装饰，在立柱结构的范围内是相称的，但另一种希腊化时期的趋势是，立柱本身越来越多地被作为一种装饰，用于墙壁或建筑物的正面，不再起结构上的作用。米利都议政大厅(bouleutērion)的外墙建于公元前175年至前164年间，分为两层，底层被作为墩座，上层装饰着接合的柱子。在这里，至少水平的装饰线条按照建筑分区将内部——即半圆形的观众席顶层——分成两层。但其他地方，外墙的表达却没有反映出内部的逻辑。例如，勒弗卡狄亚(Levkadia)大墓(约公元前300年)的正面墙上装饰着接合的多利安立柱，立柱顶上覆盖着连贯的灰泥浮雕横饰带，横饰带的上面又覆盖着带有山形墙的爱奥尼式小立柱。而在这个假的建筑屏风后面，是一个宽敞的带穹隆的前厅。除了隆起的穹隆，不再有内部的隔断来对应外部的展示了。以弗所附近的贝利弗(Belevi)巨型墓可谓这种建筑的缩影。可能是要让它成为利西马科斯大墓那样的墓地，它的外部装饰着精美的巨大立方形线条，内部则是仅有大规模原生岩石做装饰的墓室。结构和装饰的分离，是希腊化时期留给罗马时代的重要遗产之一。

新的建筑形式和技术却没有在亚得里亚海东面取得巨大进展。抬梁式钩架(Post-and-lintel construction)依然是基本的建筑形式，被装饰过的石头、木材和泥砖依然是主要的建筑材料。然而，在亚历山大时期，可能是他的工程师在东方获得了一些经验，穹隆和拱门在希腊世界中越来越普遍。穹隆被用于马其顿贵族的墓室；而在后来的建筑中也发现了很多独立的例子，一般来说，它们都是不显眼的和从属性的。在迪迪玛的神庙里，倾斜的穹隆覆盖着通往其内庭的狭窄通道，桶形穹隆在帕加玛各种建筑物中交汇成直角。在其他地方，拱门被用在地下结构中，作用是支撑铺在上面的石头或者承受桶形穹隆的重量[如公元前3世纪埃费拉(Ephyra)的巫术神庙(Nekromanteion)[2]在地下室内设置了拱门]。尽管石头材料可能带来结构上的脆弱，特别是在穹隆交会的地方，但在所有情况下，建筑物都还是用石头造的。雅典的八角形风塔是由赛若斯(Cyrrhus)的安德罗尼库斯(Andronicus)在公元前1世纪中期建造的精美水钟和星象仪，其顶部是一系列长长的楔形石头压在一块中心拱顶石上。只是随着意大利水泥建筑的发展，穹隆才成为建筑的基本要素，也注定为内部空间的扩展和处理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可能。

希腊化建筑的最后一个总体特点是：其总体组合在视觉上是统一的，不管是通过重复主题的使用，还是把一个建筑的背景作为另一个的烘托。亚历山大及其继任者在新征服的地区所设置的城市基础，对规划者来说是很好的试验场地，绝大多数按照传统的希波丹姆斯模式(Hippodamian)[3](即方格网)展开，尽管发展可能是逐渐的和不连贯的——正如以前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但增强了对建筑物彼此关联的关注，以及对通过无处不在的柱廊来构架和定义空间的关注。最著名的例子是米利都和普莱尼的纪念广场。这两个城市都是希腊化时期之前的棋盘城市，曾在公元前3世纪和前2世纪大兴土木。甚至在雅典，杂乱蔓延的广场在这一时期的建设上也有了某些规则，南边的中央柱廊(Middle Stoa)和东面的阿塔鲁斯(Attalus)柱廊呈直角相交。在另一个前希腊化城市罗德岛，不知名的规划师以娴熟的技艺在卫城上建造了大量建筑物，让倾斜的地形具有了结构层次。从一开始，在林达斯(Lindus)和科斯岛上，诸如此类沿斜坡依次建造的巨大建筑群，连同宽阔的轴心布局和巨大的台阶，一并发展起来。然而这个时期最好的建筑组合省略了直角图案。帕加玛的上城(公元前2世纪上半期)依地形而建，层层平台像扇子一样沿着新月形的山坡攀缘。其中，陡峭剧场里的观众席处构成了一种安全阀。在剧场脚下，有一块平坦的空地，为大的整体提供了一个固定的视觉基础。这块空地由一面牢靠的高墙支撑，而高墙巨大的支墩扎根于下面的斜坡中。整个组合中，多利安式的柱廊是主旋律，定义和统一了不同的空间。它们也掩盖了水平高度的变化，如果一侧是两层的话，那么，在另一侧就会是单层。

希腊化时期特有的建筑类型，绝大多数以前就有了，但此时，很多类型采用更为巨大的形式。马格奈西亚(Magniesia)、帕加玛和普莱尼都建造了带有立柱围墙的巨大祭坛，沿着宽大的台阶可以到达祭坛。在每个祭坛上，雕刻都是整体效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在马格奈西亚和普莱尼，在立柱之间置放雕像；在帕加玛，替代墩座的是高凸浮雕。萨摩色雷斯(Samothrace)的阿尔西诺埃(Arsinoe)的巨大圆形建筑，省略了内部和外部的柱廊，但在墙的顶端加上了一个开阔的平台。石头剧场成为希腊化城市的典型特征，此时也理所当然地具有了建筑上的舞台，包括一个占据原属于合唱队的圆形空间的高舞台。在实用建筑物中，重要的一步是对蒸汽浴室的引进。在皮拉奥斯(Piraeus)、在西西里的盖拉(Gela)、在阿卡迪亚(Arcadia)的格尔蒂斯(Gortys)以及在奥林匹亚约公元前100年的希腊小浴池里，都存在着简单的供暖系统。住宅建筑也开始有了某些建筑要求。随着新王国内官员的增多，以及在商业城市里富裕商人阶层的出现，产生了对高质量房屋的需求。在像普莱尼和德洛斯这样的城市里，典型的中产阶级的房子集中于一个小的庭院；以至少有一个大会客室为自豪；通常在周柱廊或带双柱前厅的北面开口，以便在冬天里获得阳光。室内的墙壁上镶嵌着马赛克或者涂抹着灰泥墙饰作为保护和装饰。在立柱间置放雕像或大理石家具也是很常见的。德洛斯的赫耳墨斯之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在山坡上的四层平台上建起的房子，周柱中庭穿过其中的三个平台，拔地而起。

雕刻

希腊化时期，存留下来的独立雕像比率，比在之前的时期更高一些，部分是因为主要的艺术家在普拉克希特斯(Praxiteles)的引导下，对大理石作为雕刻材料的蔑视远远少于吕西普斯和在他之前的公元前5世纪的很多伟大雕刻家。而后者制作的大量青铜作品都在中世纪的熔炉里做了了结。还有部分原因在于，主要的几个赞助中心此时位于爱琴海的东部和黎凡特，在罗马展开征服时，没有遭受像科林斯和在欧洲的希腊城市所遭受的那种大规模的劫掠。更次要的原因在于，有大量的系列陶土小雕像产自诸如塔兰托(Taranto)、波奥提亚的塔纳格拉(Tanagra in Boeotia，身着盛装的优雅女子)、小亚细亚的弥里纳(Myrina，新喜剧中的地方)和亚历山大里亚(民族风情类型)等地的工场。

尽管有这些相对丰富的证据，前面提到的年代确定问题，也仍然使得为这一阶段建立任何风格的框架都是几乎不可能的。获得最广泛接受的时间图表是德国艺术史学家格哈德·克莱默(Gerhard Krahmer)提出的。他假定了三个主要阶段：以“封闭形式”为特征的庄严风格，也就是说，雕像或雕像群的结构引导眼睛进入对内在的关注(约公元前300—约前240年)；希腊化鼎盛阶段，以宏大和悲怆为特征(约公元前240—约前150年)；希腊化晚期，盛行的是开放形式和对早期风格的回忆式的片面组合(约公元前150—约前100年)。然而，这一体系以及类似的体系依赖于仅有的几件可确定年代的作品，主要来自于一两个中心城市；并且对那些时间证据过少或根本没有时间证据的作品做了太多的推测。因此，它们充其量只是一个泛泛的指导。概括性地、按类别地回顾和评论希腊化时期的雕刻成就，仍然是比较稳妥和令人满意的方法。

作为与众不同的趋势发展起来的一种类型，是衣服带有褶饰的雕像。高腰窄肩的塔纳格拉女子(Tanagra ladies)和很多全尺寸雕像的神态，展现的是当时上流社会的一种状况，同样也是雕刻风格的状态。除此之外，也有一些表达了雕刻家自觉的艺术鉴赏力的作品。令人喜爱的设计是延展至全身的褶皱，带来了几乎独立于形式之外的或松或紧的褶皱图案：安条克的提基(Tyche)雕像(公元前300年之后不久)——现在只有罗马时期的复制品了——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里保存的戴面纱的舞者青铜像就是很好的例子。另一种设计是对不同纹理的运用，尤其是对披风的渲染产生出柔软披巾的效果，衣服的褶皱也由此清晰地表现出来。在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里，这种设计被培养起来，特别是在小亚细亚西部的城市里。但是希腊化时期最好的衣饰带褶皱的雕像，是萨摩色雷斯的尼刻(胜利)女神像，使用了更传统的风格，紧贴在胸部、腹部和左腿的褶皱，与深深地刻在其他部位的带子互相映衬。然而，这种映衬远比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雕刻夸张，迈出的右腿上的褶皱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无需任何节奏或原因，左右摇摆中就让人把风力想象成带翅膀的女神登上了陆地。作为胜利的船形纪念碑上的最高装饰物，胜利女神也起到了一些装饰作用，而这座纪念碑只是岩石和海水组合风景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这都是希腊化时期的特征：更多变化的功能、更多图画式的背景，也是新的赞助形式带来的结果。

另一种重要类型的雕像是女性裸体雕像。普拉克希特斯备受称赞的奈达斯(Cnidus)的阿芙罗狄忒雕像，是希腊化时期一系列阿芙罗狄忒形象的先驱，包括昔兰尼的美女雕像和卡皮托里的维纳斯(Capitoline Venus)所纪念的、具有自我意识的、装腔作势的女人。一个有趣的变体是蹲着的女神，有些人认为是公元前3世纪一个比提尼亚(Bithynian)雕刻家的作品：前屈的有力的膝盖、抬起的右臂和压低的左臂、突然扭转的头和腰部的扭摆，在真实的肉体褶皱下得到了突出和强调，产生了紧张和急迫运动的效果，这在吕西普斯之前的任何雕像中都是不可想象的。同样不安却更为细致的，是庄严的米洛斯(Melos)的阿芙罗狄忒(即“米洛的维纳斯”)，这是公元前2世纪晚期的作品。在这里，稍稍扭曲的躯体、松松垮垮地贴在臀部上并一直拖曳到向前迈出的左腿上的宽大褶皱布料，都只是这件复杂作品的一部分。人们还得想象那丢失的手臂，肯定是伸向一侧，或许手中还拿着青铜盾牌——女神喜欢自己在盾牌上的形象。

所有在之前几个世纪里被认为是不庄重或降低身份的主题，现在都进入了雕刻家的题材库：熟睡的人物、醉酒人、丘比特、老妇、暴徒和阴阳人。还有一些更幽默的主题，比如保存在纽约的“熟睡中的可爱天使”，比奥修斯(Boethus)的著名的“男孩与鹅”，以及宁芙女神与萨提儿之间的各种嬉戏打斗，都更容易令评论者想到18世纪的洛可可风格。实际上，它们也象征着同一类型的轻松愉快，几乎就是轻佻的品位，很多肯定是为了讨富裕的私人收藏者的欢心而设计的。某些更丑的和令人恐惧的主题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它们易于被看成是希腊化“现实主义”的代表。但只要看一眼保存在罗马特尔默(Terme)博物馆的“拳击手”青铜雕像，他那令人瞩目的伤口、夸张的肌肉和精美整齐的发型都反映出：甚至在此时，希腊雕刻家对类型的关注也多于对真正外貌的关注。

类型在肖像领域并不是太重要。一部分是因为受到了吕西普斯及其学校活动，包括他兄弟利西斯塔特斯(Lysistratus)的激励。据说是他发明了依据人脸提取模具的方法。雕刻家们在对个人的性格塑造方面开辟了新的天地，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演说家和政治家德摩斯提尼(Demosthenes)的雕像；制作于约公元前280年的雅典，我们现在只拥有复制品。严肃的表情、皱起的眉头和佝偻的肩膀都很好地印证了普鲁塔克在传记里的描述。他紧握双拳的雄辩姿势，表达了对马其顿帝国主义进行无望抗争的悲剧特征。其他肖像佳作的复制品还包括在卢浮宫修复的哲学家克里西普斯(Chrysippus)的坐像。但最值得注意的是一系列宫廷肖像，从吕西普斯制作的浪漫的亚历山大头像到巴克特里亚(Bactria)和印度国王头像(主要来自于他们的钱币)。前者头部稍倾，眼睛向上看，发丝涌动；后者则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完美结合。正如在较早时间里希腊肖像制作人所感到的，全身像对表达人物性格是必要的，因此雕刻的肖像一直是全身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雕像越来越强调面部表达的质量，也越来越倾向于表现皱纹、痛苦和公元前5世纪的艺术家们所要掩盖的其他特征。

另一种深受吕西普斯影响的雕刻类型是群像。吕西普斯对第三维的利用以及他与合作者为纪念亚历山大远征而雕刻的、公认著名的青铜群像，为所有艺术大师的群像铺平了道路，其中两个、三个或更多的人物被安置在复杂的关系中——这种关系需要观者持有一种新的态度。佛罗伦萨的《摔跤手》、特尔默博物馆的《路德维希的高卢人》(Ludovisi Gaul)和精美的罗德岛作品显示了对狄尔科(Dirce)的惩罚，反映在那不勒斯的罗马复制品里，不能反从一个视角进行全面的欣赏，而必须从所有角度进行研究。《路德维希的高卢人》的原型与卡皮托里博物馆的《垂死的高卢人》的原型，构成了为纪念国王阿塔鲁斯(Attalus)和欧美尼斯(Eumenes)的胜利而在帕加玛竖立的巨大雕像群的一部分；也展现了希腊化时期群像作品的更多侧面，特别是对戏剧场景和精心对照的喜爱。高卢酋长杀死妻子，然后把剑刺入了自己的胸膛，誓死不降——如果武士的脸上和形象上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高贵感的话，这一举动可能就是戏剧化的。与此同时，艺术家也更加强调高卢人有力的举止与他死去妻子的无力之间的对照，以及他裸露躯体上的肌肉与她毫无生机的下垂衣料之间的对照。这两个人物被艺术地按照一种令人喜欢的金字塔结构统一起来——武士的左臂支撑着妻子下坠的躯体。这一希腊化的胜利纪念碑所传达的信息，比古典时期的伟大前辈们更为人性化，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古典雕刻家们需要选择用遥远的神话寓言来表达的东西，不仅被帕加玛真实的高卢敌人表现出来，而且还带来了对他们的同情，因为他们独特的相貌(宽阔的脸颊、粗短的头发、男人的胡须)、勇气以及尊严。其他群像表现出对恐惧越来越多的强调。例如，在此之前，古老的马西亚斯(Marsyas)神话在更早、更温和的舞台上，表达的是长笛的发明和萨提儿与阿波罗之间的音乐比赛，但此时却发展到了令人恐怖的高潮。很多复制品证实，可能还是在帕加玛，曾经存在过一个这样组合的群像：惊恐的马西亚斯被吊在树上，一个残忍的、秃头的西徐亚(Scythian)奴隶正在磨刀——就是那把要用来活剥他皮的刀，(毫无疑问)阿波罗冷酷地坐在一旁。

在浮雕方面，“亚历山大石棺”，明显是为亚历山大在西顿的附属国国王而雕刻的，揭示了希腊化早期阶段的很多重要发展。展现活着的和死去不久的名人的真实事件(狩猎场景和亚历山大战争场面)，准确刻画民族服装和武器细节，都预示了帕加玛的高卢人以及最终的罗马帝国时期的历史题材浮雕的出现，而主要战役浮雕的复杂性和相互联结，也标志着曾经在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的雕刻中广泛流行的合适空间内的决斗已被完全放弃。一种结果是，背景的重要性大大降低，而这在古典时期的浮雕中是必需的衬托。这种发展在帕加玛大祭坛(公元前2世纪的第二个25年)的雕刻上达到了极致。设置在墩座外面的巨大横饰带，叙述着神和巨人的战争的古老主题，却是用古代艺术中无与伦比的夸张和威武的气势来表达的。几乎可利用的每一寸都覆盖着翻滚的躯体、翅膀、衣饰、盘卷的蛇和动物的形体，一切都带着情感被渲染到纹理中——例如，通过纹理我们能够区分出同一块布料上的绒毛和平纹。这种效果毁掉了墩座的视觉功能，使祭坛的上部结构好像是飘浮在雕塑的无限喧嚣之上。表现建筑和装饰之间模糊关系的最好例子就是巨人群像，巨人的手、膝盖和盘卷的蛇形，都直接地刻在了巨大入口的台阶上，仿佛要爬出横饰带。随着技术日益精湛，典型的希腊化学院派也形成了：除了12位奥林匹斯主神外，艺术家们还引进了大约75个次要的神和精灵——所有这些神，同巨人一样，出于对观者的考虑，艺术家们都用铭文对之做了标记。如同希腊绝大多数的石头雕刻，人们很难想起这些东西最初其实是着了色的。

巨大的横饰带拒绝了背景的存在，内庭的小横饰带将背景变成了真正的空间。这条横饰带描绘了传奇的帕加玛奠基人忒勒福斯(Telephus)的故事。此类型的浪漫故事在希腊化宫廷诗人中间备受欢迎。横饰带运用了连续的叙事技巧，使相同人物一次又一次出现在不同时刻。每个片段都是前一个片断的发展和延续，其间没有中断，而变化的背景由环境因素显示出来：德尔斐的圣月桂树，阿勒奥斯(Aleos)宫殿的挂饰，赫拉克勒斯引诱奥格(Auge)的橡树林。更为震撼的是，人物仅占横饰带三分之二的高度；而其上的三分之一可以用来雕刻岩石、叶子、建筑构件等，或者也可以留空表示天空。有时，在前景人物之上设置几个人物，也会成为对远景的暗示：他们的尺寸比较小，显示出他们并不仅仅被想象成在较高的水平线上。这种对背景的“激活”，肯定受到了绘画的深刻影响，在很多次要的希腊浮雕中以更为试验性的方式被不断重复，但是只有到了罗马时期才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利用。

绘画和其他艺术

形象化的浮雕自然把我们带到了绘画当中。然而，绘画中可谈论的东西就更少了，因为除了一两幅马其顿墓室壁画、几块亚历山大里亚和特萨利的德米特里阿斯(Demetrias)的墓碑外，几乎没有可作为直接材料的历史遗迹了。

主要的绘画可能仍然是在木质的护墙板上完成的。很明显，亚历山大统治时期是绘画艺术的鼎盛时期，这一点可以从与宫廷画家阿佩利斯(Apelles)作品——至少有三件杰作后来在罗马展出——相关的文字资料中判断出来。绘画的黄金时代在亚历山大后继者的宫廷中得到延续，他们创作了大量作品来纪念马其顿人的丰功伟绩。据说，至少有两幅关于亚历山大战斗的多人物绘画(分别是由伊利特里亚的斐洛克斯努斯和希腊-埃及的女画家海伦创作的)从其他绘画中得到了某些线索。如果其中之一在三个世纪后庞贝农牧神之家的著名马赛克路面上重现的话，这一时期的艺术家已经全面掌握了前缩透视法，也能够通过深影和高亮区的对比来打造立体效果，并将之用于高度复杂的作品中——特别是从前景中看，显示在后视图中的马。人物的面部也有了表情：亚历山大坚定的决心与大流士和其他波斯人的惊恐表情形成对照。在色彩上——尽管很明显，马赛克画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材料的限制——复制品似乎反映出了原作画家的颜料仅限于红色、黄色、黑色、白色和这些颜色搭配能调出的色调。普林尼对阿佩利斯及其同时代画家的作品里流行的一种美学技巧给予了记载。没有蓝色，绿色也仅用于不显眼的细节上。

亚历山大的马赛克创作于棕色前景和白色天空之间的浅台上，通过长矛在天空中的轮廓形成了一种空间效果。唯一真实的风景因素是一棵死了的树，与战车里的主要人物大流士构成一种平衡。人们经常认为，在希腊化时期的绘画中，画家对风景的运用非常谨慎，在表达人物时始终只起到辅助作用，正如忒勒福斯横饰带里的情况。但最近在维吉纳(Vergina)出土了最早属于公元前4世纪的坟墓，入口处上方的横饰带描绘了狩猎场景；其中，风景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骑在马上的猎人在树林里进进出出，宛若置身于真实的环境中。到了希腊化时代的晚期，景观背景发展的深远程度，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埃斯奎里山(Esquiline Hill)上别墅里的“奥德赛”绘画中有所反映，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幅画是从上一个世纪的希腊横饰带改进而来的。画面讲述了奥德修斯的冒险故事，几个小人物被设置在由树木、悬崖和水组成的浩瀚背景中。即使如此，也没有证据表明，风景作为主题本身、而人物因素降至画中背景物的方法，在罗马时期之前得到了发展。

在其他墓葬绘画中，也有一些有趣的东西，附着在勒弗卡狄亚大墓正面的人物上——绘画表现的是一个士兵、引导灵魂的赫耳墨斯以及两个死者的判官；也附着在莱森(Lyson)、卡里克勒斯(Callicles)以及利西马科斯的墓室的内部规划上。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经在壁画里预示了错视画(rompe l’oeil)建筑的到来，尽管是以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悬挂的结花装饰连接了色彩较暗的壁柱)。有绘画的墓碑引起的兴趣有限，因为它们表现的是最简单的一两个人物的纪念主题，同他们古典时期的前辈一样，只有德米特里阿斯(Demetrias)的赫迪斯特石碑(stele of Hediste，公元前3世纪)展现了那种精美的建筑内部装饰的类型。而这种内部装饰；、在更多的纪念碑艺术中可能是作为背景使用的。在其他方面，我们对希腊化时期绘画的了解就仅限于文献资料(主要是艺术家的名单)和诱人的回应了。我们从普林尼的著作中了解到，这一时期出现了新的类型，如漫画、日常生活和静物写生，但是罗马时代之前的作品没有被保留下来。庞贝壁画上的神话场景，可能在很多实例中可以追溯到希腊化时期的“前辈大师”，但几乎无法确定原作的时间和产地；也无法确知罗马画家在多大限度上做了改进，以适应当时的品位和装饰背景。

其他材料上的板面作画存在着价值上的差异。公元前3世纪和前2世纪早期，在西西里的森图里帕(Centuripae)制作的一小组多彩瓶画上，人物是自然的色彩，构图简单，背景是统一的粉红色。正如我们看到的，更突出的是画中的马赛克地板。从大约公元前4世纪和前3世纪之交的派拉(Pella)鹅卵石小路，到公元前2世纪的德洛斯和其他城市的镶嵌地砖，我们对马赛克图画的顺序有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的人们对诸如光与影的立体感之类的图画技巧，已经能自如运用了。早期作品还遵循着某些可能在绘画中比较少见的传统，尤其是无差别的蓝—黑背景(但在新发掘的维吉纳墓地横饰带上是平行的)，把这些图画置于地板的中央，外面框上了抽象的图案带、涡卷形图案或者仅仅是碎石头和灰泥混在一起的拼缀图，产生了与壁画完全不同的美学效果。然而很多后来的作品，比如在庞贝所谓的西塞罗别墅里，由萨摩斯的狄奥斯库里德斯(Dioscurides of Samos)制作的新喜剧舞台布景，达到了对画家画作的绝对忠实。在古代，尤其著名的是在帕加玛由某个“索索斯”(Sosos)铺就的人行道，其中一幅描绘了在碗边停栖的鸽子的浮雕装饰被镶嵌在一个缘饰中，让人想起了来自餐桌的垃圾。这个“还没打扫的沙龙”证明了马赛克图画通常是供就餐者欣赏的，就餐者斜靠的卧榻位于装饰比较简单的地板外侧边缘。图画强调的重点从垂直变成了水平的表面，部分是由于当时在墙壁装饰上流行的石头风格造成的——这样一来艺术表现力就大大减弱了。但用废弃物装饰人行道的想法，反映出希腊化时期更为普遍的一个侧面，即艺术的“平凡化”趋势。正是在这种精神下，艺术家们雕刻了熟睡的阴阳人、醉酒的农牧神、嬉戏的半人马怪物；并以牺牲内涵和深度为代价，强调了技术上的精湛。

还有一些其他艺术形式，我们可以在此作简要讨论：陶瓷(经常用作浮雕装饰)、玻璃器皿(包括镀金的玻璃工艺品和器皿，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工场里均有生产)、金银碟子、宝石雕刻和首饰。后三种艺术形式的重要性，被著名艺术家也参与其中这一事实所证明：例如，亚历山大曾为宝石雕刻师毕格泰勒斯(Pyrgoteles)颁发王室肖像的专利证，正如他为吕西普斯发放青铜雕像的、为阿佩利斯发放绘画的专利证一样；普林尼似乎把这三位艺术家放在同等地位上。亚历山大的征服开发了黄金的新来源，也给希腊人带来了各种新的奇珍异石，比如石榴石，为材料昂贵的作品增添了某些新的生活情趣。在黄金首饰方面，传统的技术之外又出现了新的宝石镶嵌技术，比如金银丝细工和粗糙化技术。除了保留下来的精美文物外，我们还从古代作家笔下了解到更为炫目的艺术奢侈品的存在。最奢华、最灿烂的是亚历山大的陪葬马车，上面精心地装饰着黄金，点缀着珠宝。这是花费近两年的时间才完成的。

向罗马艺术的过渡

从希腊化艺术向罗马艺术的过渡，当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我们也必须分清东方和西方。在地中海的东半部地区，旧的风格和传统仍然根深蒂固，而新的目标和理想，尤其是新的赞助人，开始在意大利涌现。

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一直是希腊世界的一部分；随着渗透，中部意大利也具有了本地的希腊文化。在逐步吞并希腊世界的过程中，罗马自身很难不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事实上，对希腊艺术的热情，随同希腊文学一道席卷了罗马贵族群体。公元前3世纪夺下塔林敦(Tarentum)和叙拉古之后，就有大量的艺术作品和艺术家涌进了这座新的都市。公元前2世纪，随着罗马在亚得里亚海东部用兵，这股潮流更是势不可挡。对罗马的将军和地方官员来说，带回雕像、绘画和浮雕来装饰自己在意大利的别墅，是十分平常的事。于是，希腊艺术家发现，要满负荷地工作，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希腊建筑与罗马建筑的汇合产生了富有活力的新传统，结果出现了新的建筑形式：把意大利的门廊同希腊的周柱廊结合在一起的罗马富人的市内宅邸；有通道的长方形廊柱大厅，明显起源于希腊柱廊的行政建筑，以及罗马神庙。罗马神庙承袭了意大利的特征，尤其是高高的墩座和强烈的正面强调(比东方更加显著)。除了通过巨大的阶梯通向建筑的正面外，一般没有其他途径。但是，装饰的细节，特别是对科林斯立柱的采用，是从希腊世界借用过来的。而且，在公元前50—前26年间，位于鲁尼(Luni)的意大利采石场一经开采，大理石就成为标准的建筑材料，正如它(在可能的地方)被用于希腊神庙建筑一样。神庙发展具有意义的最后一点是，出现了完全成熟的科林斯式建筑的柱上楣构，连同檐板下面的飞檐托饰。这一变化发生在后三巨头政治(Second Triumvirates)期间，可能应该归功于恺撒广场维纳斯神庙的无名建筑师。

但是与纯粹的形式变化相比，更重要的是在意大利出现了新的技术——水泥建筑。公元前3世纪晚期这项技术开始出现，可能是对之前非洲布匿人所使用的砌墙泥进行试验的结果。不管怎样，当建筑师们发现灰泥与意大利中部被称为“pulvis puteolanus”的火山灰混在一起具有显著黏着力和液压特点之后，这种技术就快速传播开来。水泥代替方石成为穹隆建筑的理想材料。它不仅压缩了建筑成本——材料比较便宜，很多工作也能够使用大批没有技能的劳动力(奴隶和战俘很容易找到)来完成；而且使建起来的房屋更加坚固和实用：一个建好的水泥穹隆就是一个整体，它比任何石头建筑形式所覆盖的空间都要大。新的技术最终使罗马人建造起巨大的、供大众使用的帝国大厦：圆形剧场和公共浴池。

在早期阶段，水泥用于那些没有立柱或横梁的建筑类型，尤其是市场和仓库建筑。艾米利亚廊柱(Porticus Aemilia)是罗马码头的巨大仓库，始建于公于前193年，重修或重建于公元前174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超前发展的例子。它长487米、宽60米，被294根柱子分割成350个有拱顶的间隔，墙壁被细心地贴上了合适的碎片或碎石，这是一种在整个公元前2世纪都相当时尚的风格。在这个世纪晚期，出现了第一个使用新技术的伟大作品，即普拉埃内斯特 [Praeneste，今帕莱斯特里纳(Palestrina)]的福尔图奈圣所(Sanctuary of Fortune)。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基本的希腊元素：比如轴心布局、开放的平台、有列拱的挡土墙。由于使用了水泥，这些元素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被利用起来。与此同时，传统的希腊柱廊被合并在建筑物的正面以支撑纵向穹顶的前半部分；或者作为弓形窗口的纯装饰框架，融入到墙面设计中。几十年之后，装饰框架被苏拉的建筑师所采用，并注定成为最受欢迎的罗马建筑外貌，也成为意大利技术与希腊形式相融合的缩影。

在某些类型的建筑中，水泥具有强大的生产或再生产的作用。在家居建筑中，水泥推进了高层经济公寓的建设，使罗马的投机商有机会利用公元前2世纪末和公元前1世纪的城市人口爆炸：碎石墙面最终变成了标准的金字塔形建筑，以规则的对角线(opus reticulatum)为基础。这也是同一趋势的一部分，其目的就是要使建筑过程合理化。浴池建筑中也迅速采用了水泥穹隆，既可以防潮也可以防火。最重要的是，水泥决定了剧场从建在山坡上的希腊形式转变成结构上完全独立的罗马版本。这个过程是渐进的，我们知道有很多中间阶段的例子，观众席全部或部分地建在人工垒起的土堆上，或者由填满土的底层结构来支撑。但是到了公元前55年前，成熟的类型体现在罗马的第一个石头剧场——庞培剧场——里，其中底层结构形成了通道网络，有利于观众的疏散。

如果说意大利和希腊传统之间的接触产生了建筑上的黄金时代，那么，雕刻上的形势就不太明显了。从公元前2世纪中叶以来，雕刻家的努力主要是为罗马艺术市场制作古典风格的作品。在雅典，所谓的“新阿提卡”学派(Neo-Attic school)在大理石庭院装饰(巨大的喷水池、大烛台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上发展出一种十分流行的线条；以优雅的宁芙女神、萨提儿和狂女的浮雕为装饰，雕刻精美，却全无情感。在意大利南部，帕西特勒斯学派(school of Pasiteles)关注古典风格的折中希腊雕像，经常把波里克力托斯或普拉克希特斯风格的姿态造型与古典早期的头颅结合在一起。保留下来的作品包括几组风格奇异的、正在进行阴谋谈话的人物雕像。除了这些拼凑的作品外，还有一些多少有些呆板的著名雕像的复制品。最早的样本包括在德洛斯发现的波里克力托斯的“束发带者”(Diadumenus)的精美复制品；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00年，被认为是勾缝技术提高的结果。它们代表了一个重要行业的开端，一个最生动的见证便是20世纪50年代，在那不勒斯附近的贝伊(Baiae)出土的希腊著名雕像的部分石膏模型。不是所有此类复制品都是用来收藏的。这一行业一个重要内容是对雕像躯体的重新制作，用以支撑同时代的某个人的头像。但这样的做法从来不会带来和谐的效果。

这种没有成果的古典主义继续发展到帝国时期，却经常发挥新的作用，尤其是在为神龛装饰制作成对的雕像时。此种神龛装饰也是罗马建筑中的一种流行特征。另外还有一种潮流——就我们所知而言，主要与罗德岛的雕刻家相关——为帕加玛的大祭坛建造了结构复杂的杰作。使这种时尚得以保留下来的主要作品包括《拉奥孔》和在斯佩隆加(Sperlonga)提比略石窟里的荷马式作品，主要是为皇帝的个人享受而设计的。

更多的原作是在希腊艺术家被要求处理不熟悉的主题时创造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所谓的多米提乌斯·阿西诺巴布斯(Domitius Ahenobarbus)祭坛上关于人口财产调查的浮雕。雕像的底座可能是为罗马尼普顿(Neptune)神庙建造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末和公元前1世纪中叶之间。底座的三面装饰着传统的、艳丽的新阿提卡浮雕(现保存于慕尼黑)，展现了波塞冬和安菲特律特(Amphitrite，海神波塞冬的妻子)在海中的行进。但第四面(保存在巴黎)表达的是具体的罗马主题，人口财产调查的实施以及相关的猪、羊和牛的献祭(suovetaurilia)，所有这一切产生了一种更牢固、更实际的风格。尽管在规模上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因素，整体作品也缺乏流畅，这一场景仍然从希腊的素材库里找到了独特的人物形式，并且毫无疑问是一位希腊艺术家的作品，可能与其他三面浮雕的作者是同一位雕刻家。在其他三面，他完成的是经过多次实验证明的主题。在这里，他处理的主题肯定会开创一种新的肖像刻画法。针对所有障碍，他的努力就是朝向未来的重要指示器：罗马庆典和活动纪念，通过在场的神(在这里是马尔斯)及其化身的提升，通过古典风格的广泛渲染，成为帝国浮雕艺术中的主要动力，进而带来了奥古斯都时代最精美的国家建筑——和平祭坛(Ara Pacis)——的成熟。

另一种陌生的创作是罗马风格的肖像。罗马人受到自身民族传统的影响，喜欢强调面部的雕像，尤其是成熟且带有阅历感的雕像；并不惜以牺牲雕像的躯体为代价，而雕像的美观则退居其次。由于此前的希腊雕刻家总能很好地应对外国人外貌特征带来的挑战，因此这些颇具表现力的绝妙人物头像和胸像，可能代表了罗马共和晚期雕刻艺术所取得的最高成就。这些敏锐而坚定的面容、短发、坚毅的嘴角和饱经风霜的脸颊，更多地让人想起今天美国的金融家而不是希腊化世界中的哲学家或政治家，也让人们更好地看到了把罗马统治带到地中海世界各个角落的残酷无情又务实精明的品格。有时，就像C. 安提乌斯·雷斯提奥(C. Antius Restio)在钱币上的肖像一样，这种无限制暴露赘肉和皱纹的方法几乎到了夸张的地步；却十分有力地证明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彻底的现实主义出自希腊艺术家对他们的罗马赞助人的厌恶。

最后说说绘画。护墙板绘画的希腊传统，在东西方都有所发展[恺撒曾为拜占庭的提摩马库斯(Timomachus)两幅神话的绘制投入了巨额资金]。一项有意义的新发展是，在意大利出现了能造成错觉的壁画。部分受希腊舞台布景的影响，部分受现实建筑的影响，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此时，壁画的作者在公元前100年以后，放弃了所谓的第一风格(First Style)的灰泥作品(这是希腊风格的砖石墙壁装饰的意大利版本)，却发展出一种纯粹的图画风格，把墙壁叠化成一种三维空间的视觉效果。始终不变的是，这个空间由一个模拟的建筑环境所定义。在最好的装饰里，意大利别墅的拥有者为自己的房间增添了异国情调；如同宫殿般辉煌，大理石的立柱上有镀金装饰，带柱廊的庭院渐渐消融在直线透视和空中透视里；而巨大的历史人物像或宗教人物像陈列在墩座之上或者立于柱廊之间。之后，在该世纪40年代和30年代，建筑更倾向于成为中央画面的框架，被想象成在另一个世界之上打开的窗口，填满了由神圣风景画或传说中的人物组成的场景。在希腊世界里，对绘画的强调主要被限制在地板上，此时则转到了墙上，只有人行道上还简单地装饰着由各种马赛克或与马赛克相关的技术构成的抽象图案。这些发展的重要性往往被低估，因为我们的证据多数来自诸如庞贝这样的小镇上的中产阶级房屋。但是奥古斯都时期，罗马及其他地方的皇室居所内的壁画遗迹，以及文献资料特别是普林尼的记载，都证实了在共和国晚期和帝国早期，护墙板曾经拥有的声誉显然转移到了壁画上。于是，第二风格(Second Style)的模仿建筑的出现，标志着古代绘画的新篇章开启了。在新的篇章里，涌现出一大批杰作，比如在普里马坡塔(Primaporta)利维亚别墅里的庭院风景画和阿格瑞帕·珀斯图莫斯(Agrippa Postumus)在波斯科翠凯斯(Boscotrecase)别墅里的奇异风景画。

进一步阅读

我们缺少关于这一时期艺术的英文版好书，特别是对从希腊化时代向罗马时期过渡的艺术进行有效研究的好书。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也是最新的书是：J.J. Pollitt，Art in the Hellenistic Age（Cambridge，1986）。另一本概括性的书，在方法上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是：T. B. L. Webster，Hellenistic Art（London，1967）；对建筑和雕刻分别给出不错评价的是：D. S. Robertson，A Handbook of Greek and Roman Architecture（2nd edn.，Cambridge，1943）及A. W. Lawrence，Greek and Roman Sculpture（London，1972）。

关于希腊末期的艺术和建筑，请参看第十一章参考书目中所引用的一般性著作。具体针对希腊化时期的有：J.Charbonneaux，R. Martin，and F. Villard，Hellenistic Art（London and New York，1973）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视角，其中关于建筑的部分要优于关于雕刻和绘画的部分。C. M. Havelock，Hellenistic Art（London，1971）更为详细地介绍了个人的作品，但在时间上采用了Rhys Carpenter的异教观点。关于希腊化时期的雕刻，公认优秀的著作是M. Bieber，The Sculpture of the Hellenistic Age（2nd edn.，New York，1961），但作者在时间和来源上过于教条；此外，只有关于具体作品的专题论文了，如E. Schmidt，The Great Altar of Pergamon（London，1965）。关于奢侈的艺术品，最好的研究是H. Hoffman and P. F. Davidson，Greek Gold：Jewelry from the Age of Alexander（New York，1966）。

关于罗马共和国时期，请参见《牛津古罗马史》第十六章参考书目中所引用的一般性著作的开头几章；唯一集中研究了奥古斯都之前时期的英文书籍是A. Boethius，Etruscan and Early Roman Architecture（Harmondsworth，1978）。G. M. A. Richter，Ancient Italy（Ann Arbor，1955）从总体上讨论了意大利的艺术，研究了希腊化艺术对它的影响以及它如何把“希腊—罗马”的传统带到了帝国时期。O.J. Brendel，Etruscan Art（Harmondsworth，1978）很好地研究了伊特鲁里亚的艺术背景。

[1] 老普林尼(23/24-79)，古罗马百科全书式作家，以其著作《自然史》著称。注意与其养子小普林尼区分。——译注

[2] 巫术神庙(Nekromanteion)，用于招亡魂问卜。——译注。

[3] 希波丹姆斯模式(Hippodamian)强调棋盘式的方格路网为城市骨架，同时构筑明确、完整的城市公共中心。这种规划模式由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丹姆斯提出，他被誉为“西方古典城市规划之父”。——译注

大事年表

公元前600年以前的大部分时间是大致时间

译名索引

A

Abu Simbel　阿布辛贝神庙

Academy, Academicians　阿卡德米学园，阿卡德米学者

Achaean League　阿凯亚同盟

Acragas(Agrigentum) 阿克拉加斯(阿格里根塔姆)

Achilles　阿喀琉斯

Actium, battleof　亚克兴战役

Aenesidemus of Alex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的埃奈西德摩斯

Aeolians　爱奥利斯人

Aeschines of Sphettus　斯斐图斯的伊斯金尼斯

Aeschylus　埃斯库罗斯

Aesop　伊索

Aetolia, Aetolians　埃托利亚，埃托利亚人

Afghanistan　阿富汗

see Bactria, Aï Khanoum　参见巴克特里亚，阿伊·哈努姆

Africa, Roman province of　罗马行省阿非利加

Agatharchides　阿加塔尔齐德斯

Agathocles　阿加托克勒斯

Agathon　阿伽同

Agesilaus　阿格西劳斯

agnosticism　不可知论

agora　阿哥拉(市政广场)

agriculture　农业：

Greek　希腊的农业；

Hellenistic　希腊化时代的农业

Agrippina, the younger　小阿格里皮娜

Aï Khanoum　阿伊·哈努姆

Alalia, battle of　阿拉利亚战役

Alaric　阿拉里克

Alcaeus　阿尔凯奥斯

Alcibiades　阿尔基比亚德斯

Alcidamus　阿尔基达玛斯

Alcmaeon of Croton　克罗同的阿尔克美昂

Alcman　阿尔克曼

Aleuadae　阿律阿达伊

Alexander of Aphrodisias　阿弗罗狄西亚的亚历山大

Alexander Balas　亚历山大·巴拉斯

Alexander of Macedon(the Great)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

Mosaic　马赛克；

Romance　传奇；

Sarcophagus　石棺

Alex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

as center of literature　作为文学中心

Al Mina　阿尔米纳

Alphabet　字母表

Amasis　阿马西斯

Ambracia　安布拉西亚

Ammon, oracle of　阿蒙神谕

see Siwah　参见锡瓦

Ammonius, librarian　图书馆学者阿摩尼乌斯

Amorges　阿摩格斯

Amphipolis　安菲波利斯

Anacreon　阿那克里翁

anatomy　解剖学

Anaxagoras　阿纳克萨哥拉

Anaximander　阿那克西曼德

Anaximenes　阿那克西美尼

Andocides　安多西德

Andronicus of Rhodes　罗德岛的安德罗尼库斯

Androtion　安德罗提翁

Anthela, amphictyony　安特拉近邻同盟

Antigonids　安提格尼斯

Antigonus the One-Eyed　独眼安提格努斯

Antigonus Gonatas　安提柯二世

Antimachus, Lyde　安提马库斯，《莱德》

Antioch on the Orontes　奥伦提斯的安条克

statue of Tyche　命运女神塑像

Antioch on the Persian Gulf　波斯湾的安条克

Antiochus I　安提奥库斯一世

Antiochus II　安提奥库斯二世

Antiochus III　安提奥库斯三世

Antiochus IV　安提奥库斯四世

Antiochus of Ascalon　阿斯克隆的安提奥库斯

Antiphon　安提丰；

Tetralogies　《四联剧》

Antisthenes　安提斯提尼

Antonius, M.(Mark Antony) M.安东尼(马克·安东尼)

Antoninus Pius　安东尼·庇乌斯

Anyte of Tegea　提吉亚的安妮特

Apelles　阿佩利斯

Apollonius of Perge　佩尔吉的阿波罗尼乌斯

Apollonius of Rhodes　罗德岛的阿波罗尼乌斯

Appian　阿庇安

Apuleius　阿普雷乌斯

Arabs　阿拉伯人

Aratus, Achaean statesman　阿凯亚政治家阿拉图斯

Aratus, poet　诗人阿拉图斯

Arcadia　阿卡狄亚

Arcesilaus of Pitane　皮塔涅的阿塞西劳斯

Arcesine　阿塞西尼

Archelaus of Athens　雅典的阿尔凯劳斯

Archelaus, king of Macedon　马其顿国王阿尔凯劳斯

Archilochus　阿基洛库斯

Archimedes of Syracuse　叙拉古的阿基米德

architecture　建筑

Greek　希腊的建筑

Hellenistic and Graeco-Roman　希腊化和希腊—罗马时期的建筑

Arctic　北极

Areopagus (雅典的)最高法院

Argos　阿尔戈斯

Aristagotas　阿里斯塔哥塔斯

Aristarchus of Samos　萨摩斯的阿里斯塔库斯

Aristarchus of Samothrace　萨摩色雷斯的阿里斯塔库斯

Aristides of Athens　雅典的亚里斯提德

Aristides, Aelius　埃里乌斯·亚里斯提德

Aristippus　阿里斯提普斯

Aristobulus　阿里斯托布鲁斯

Aristogeiton　阿里斯托吉顿

Ariston of Chios　开俄斯的阿里斯顿

Aristophanes, comic playwright　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

Aristophone, librarian　图书馆学者阿里斯托芬

Aristotelianism　亚里士多德学说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Arrian　阿里安

Artaxerxes I　阿塔薛西斯一世

II　阿塔薛西斯二世

III　阿塔薛西斯三世

Artemisium, naval battles of　阿尔提密西安海战

asceticism　禁欲主义

Asclepiades of Samos　萨摩斯的阿斯克勒皮阿德斯

Asclepius　阿斯克勒庇俄斯

Asia, Roman Province of　罗马的亚洲行省

Asoka　阿育王

Aspasia　阿斯帕西亚

assemblies　公民大会

Assus　阿苏斯

astronomy　天文学

atheism　无神论

Atheneus　阿特纳奥斯

Athens　雅典

empire　帝国

democracy　民主政治；

in Peloponnesian Wars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

in fourth century BC　公元前4世纪

society　社会

family　家庭

economy　经济

culture　文化

education　教育

places　地点

acropolis　卫城

agora　阿哥拉

monument of Lysicrates　里西克拉特纪念碑

Parthenon　帕特农

atomic theory　原子学说

Atossa 阿托萨

Attalids　阿塔利德

Attalus　阿塔鲁斯

Atthis　《阿提斯》

Attica　阿提卡

Augustine of Hippo　希波的奥古斯丁

Augustus　奥古斯都

Aurelius, Marcus　马克·奥勒里乌斯

Autonomy　自治

B

Babylon, Babylonia　巴比伦，巴比伦尼亚

Bacchiadae　巴克齐亚迪

Bacchylides of Ceos　喀俄斯的巴克齐利迪斯

Bactria　巴克特里亚

“barbarians”　蛮族

Belevi, mausoleum　贝利弗的摩索拉斯

Berossus　伯罗苏斯

Biography　传记

Bion of Borysthenes　波里斯提尼的彼翁

Bithynia-Pontus, Roman province of　罗马行省本都，比提尼亚

Black Sea　黑海

Boeotia　波奥提亚

Boeotia League　波奥提亚同盟

Books　书籍

Boudicca(Boadicea) 波狄卡

Boulē　议事会

Brahmins　婆罗门

Brasidas　布拉西达斯

Britain　不列颠

Brutus, M.　M. 布鲁图斯

Bureaucracy　官僚机构

Burials　埋葬

Burrus　布鲁斯

Byzantium　拜占庭

C

Caesar, Gaius Julius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

Caligula, see Gaius　卡里古拉

Callias　卡里阿斯

Callias, Peace of　卡里阿斯和平

Callicles　卡里克勒斯

Callimachus　卡里马库斯

Callinus of Ephesus　以弗所的卡里努斯

Callisthenes　卡里斯提尼

Cambyses　冈比西斯

Campania　坎帕尼亚

Cannae, battle of　坎尼战役

Carneades of Cyrene　昔兰尼的卡涅阿德斯

Carthage　迦太基

Punic Wars　布匿战争

Carystius, Historical Notes　卡里斯提乌斯，《历史笔记》

Cassander　卡山德

Cassius　卡西乌斯

Catalogue of Women　《妇女名录》

Cato, M. Porcius, elder　老加图(M. 波尔基乌斯·加图)

Catullus　卡图鲁斯

Celts　凯尔特人

central heating　中心加热

Centuripae, vases　森图里帕，瓶画

Cephallenia　凯法利尼亚

Cephalus of Syracus　叙拉古的凯法鲁斯

Chaeronea　卡罗尼亚

battle of(338BC) 卡罗尼亚战役(公元前338年)

Chalcis　卡尔吉斯

Chandragupta　旃陀罗笈多

Chersonese　柯塞尼斯半岛

Chilon　奇伦

Chios　开俄斯

Chorus　歌队

Christians, Christianity　基督徒，基督教

Chronicles　编年史

Chronography 纪年

Chrysippus　克里西普斯

statue　克里西普斯塑像

Cilicia　西里西亚

Cimon　客蒙

Citium　希提昂

citizenship　公民权

Greek　希腊的公民权

Roman　罗马的公民权

Claudius, emperor　皇帝克劳狄

Cleanthes of Assus　阿苏斯的克林忒斯

Clearchus　克里亚库斯

Cleidemus　克雷德摩斯

Cleisthenes　克里斯提尼

Cleitarchus　克雷塔库斯

Clement of Alex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

Cleomenes I　克里奥美尼斯一世

III　克里奥美尼斯三世

Cleon　克里昂

Cleopatra　克里奥帕特拉

Cnidus　奈达斯

battle of　奈达斯战役

Cnossus　克诺索斯

Coinage　钱币

Greek　希腊的钱币

Colonization　殖民

Colophon　克罗丰

Comedy　喜剧

Commodus　康茂德

Conon　科农

Constantine the Great　君士坦丁大帝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Corcyra　科西拉

Corinth　科林斯

“League of”　科林斯同盟

corn trade　谷物贸易

Coronea, battle of　科罗尼亚战役

Corsica　科西嘉

Cos　科斯岛

Crantor　克兰托尔

Crassus, M.　M. 克拉苏

Crates of Athens　雅典的克雷特斯

Cratinus　克拉提努斯

creation of the world　创世

Crete　克里特

Croesus of Cnidos　奈多斯的克罗苏斯

Ctesias of Cnidos　奈多斯的科特西阿斯

Ctesibius of Alex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的科特西比乌斯

Cumae　库迈

Cunaxa, battle of　库纳克萨战役

Cylon　基伦

Cynicism　犬儒主义

Cypria　《塞普里亚》

Cyprian, bishop of Carthage　迦太基的主教普里安

Cyprus　塞浦路斯

Cypselus　塞普瑟鲁斯

Cyrenaic sect　昔兰尼学派

Cyrene, Cyrenaica　昔兰尼，昔兰尼加

statue of Aphrodite　阿弗洛狄忒塑像

Cyrus, son of Darius II　大流士二世之子居鲁士

Cyrus the Mede　米底人居鲁士

Cyzicus　塞西库斯

battle of　塞西库斯战役

D

Damascus　大马士革

Daniel, Book of　但以理书

Darius I　大流士一世

II　大流士二世

III　大流士三世

Decelea　德克里亚

Decius　德西乌斯

Delium　德利乌姆

battle of　德利乌姆战役

Delos　德洛斯岛

art and architecture　德洛斯岛的艺术和建筑

Delphi　德尔斐

Delphi amphictyony　德尔斐近邻同盟

Demaratus　德玛拉图斯

demes　德谟

Demetrias　德米特里阿斯

gravestone　德米特里阿斯墓碑

Demetrius I　德米特里乌斯一世

Demetrius of Phalerum　法勒隆的德米特里乌斯

Demetrius of the Bessieger　围城者德米特里乌斯

democracy, Athenian　雅典的民主制

decline of　雅典的民主制的衰落

Democritus　德谟克利特

Demosthenes　德摩斯提尼

statue of　德摩斯提尼塑像

determinism　决定论

Dialecticians　雄辩家

dialects　方言

see language　参见语言

dialogue　对话

Didyma　迪迪玛

temple of Apollo　阿波罗神庙

Didymus　迪迪玛斯

Dio, Cassius　卡西乌斯·狄奥

Dio Chrysostom　狄奥·克里索斯托

Diocletian　戴克里先

Diodorus Cronus　狄奥多洛斯

Diodorus Siculus　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

Diogenes of Apollonia　阿波罗尼亚的第欧根尼

Diogenes Laertius　第欧根尼·拉尔修

Diogenes, the Cynic　犬儒学者第欧根尼

Dion of Syracuse　叙拉古的狄翁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

Dionysius I of Syracuse　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斯一世

II　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斯二世

Dioscorides　狄奥斯科里德斯

Dioscurides of Samos　萨摩斯的狄奥斯库里德斯

Dissoi Logoi　《双重论证》

dithyramb　酒神颂歌

Dodona　多铎纳

Domitius Ahenobarbus, altar of(so called)(所谓的)多米提乌斯·阿西诺巴布斯祭坛

Dorians　多利安人

Draco　德拉古

Duris of Samos　萨摩斯的达利斯

E

Ecclesiastes, Book of　传道书

educations　教育

Greek　希腊的教育

Hellenistic　希腊化时代的教育

Egypt　埃及

see also Ptolemies, Alexandria　参见托勒密，亚历山大里亚

ekklēsia　公民大会

elegiacs　挽歌

elements　元素

elephants　战象

Eleusis　厄琉西斯

mysteries　厄琉西斯密仪

Eleutherae　厄琉瑟瑞亚

Elgin Marbles　埃尔金大理石雕

see Parthenon　参见帕特农

Empedocles of Acagras[1]　阿克拉加斯的恩培多克勒

Empiricus, Sextus　塞克斯图斯·恩皮里库斯

Ennius　恩尼乌斯

Enuma Elish　《恩努马·埃利什》

Epaminondas　埃帕米农达斯

ephēbeia　成年，成年状态

Ephesus　以弗所

Ephialtes　厄斐阿尔特

Ephorus of Cyme　库麦的埃弗鲁斯

Epicharmus　伊庇查尔姆斯

Epictetus　伊庇克特图斯

Epicurus, Epicureanism　伊壁鸠鲁，伊壁鸠鲁主义

Epidaurus　伊庇达鲁斯

cult of Asclepius　阿斯克勒庇俄斯祭仪

epigrams　讽刺短诗

Epirus　伊庇鲁斯

Erasistratus of Ceos　喀俄斯的埃拉西斯特拉图

Eratosthenes of Cyrene　塞勒尼的埃拉托提尼

Eretria　伊利特里亚

Erinna　伊利娜

ethics　伦理

Etruria, Etruscans　埃特鲁里亚，埃特鲁里亚人

Euboea　优卑亚

Euclid　欧几里得

Euclides of Megara　麦加拉的欧布利德斯

Eumenes of Pergamum　帕加玛的欧美尼斯

Euphranor　欧弗拉诺

Eupolis　欧波里斯

Euripides　欧里庇得斯

Eurymedon, battle of the　欧里米顿战役

Eusebius of Caesarea　恺撒里亚的尤西比乌斯

exiles, 放逐

see also ostracism　参见陶片放逐法

exploration　探险

F

Fabius Pictor, Q.　Q. 费边·皮克托

family　家庭

federalism　联盟制度

festivals　节日

food　食物

G

Gaius(Caligula) 盖乌斯(卡里古拉)

Galatia, Galatians　格拉提亚，格拉提亚人

Galen　盖伦

gardens, Hellenistic　希腊化时代的园林

Gaugamela, battle of　高加米拉战役

Gauls　高卢

Gela　盖拉

Genesis, Book of　创世记

gennētai　格内塔伊(“引导者”)

geography　地理学

see Eratosthenes, Ptolemy, Strabo　参见埃拉托提尼，托勒密，斯特拉波

geometry　几何学

Germanicus　日耳曼尼库斯

Gordium　格尔迪乌姆

Gorgias of Leontini　利昂提尼的高尔吉亚

Gortyn　格尔蒂

law-code　格尔蒂法典

Granicus, battle of　格拉尼库斯战役

gymnasion, gymnasium　体育馆

Gytheum　基赛昂

H

Hadrian　哈德良

Halicarnassus　哈利卡纳苏斯

Hamilcar Barca　哈米尔卡·巴卡

Hannibal　汉尼拔

Harmodius　哈摩狄乌斯

Hasdrubal　哈斯德拉巴尔

Hecataeus of Abdera　阿布德拉的赫卡泰欧斯

Hecataeus of Miletus　米利都的赫卡泰欧斯

Hedylus of Samos　萨摩斯的赫狄鲁斯

Helen, paintress　女画家海伦

Hellanicus of Lesbos　莱斯博斯的赫拉尼库斯

Hellenica　《希腊史》

Hellenization　希腊化

Hellespont　赫勒斯滂

Helots　希洛人

Heraclea-in-Trachis　赫拉克里亚·特拉奇斯

Heraclitus　赫拉克利特

Herculaneum　赫库兰尼姆

Hero of Alex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的席洛

Herodas　赫罗达斯

Herodes Atticus　赫罗德斯·阿提库斯

Herodian　赫罗狄安

Herodotus　希罗多德

Heroic Age　英雄时代

Herophilus of Chalcedon　卡尔西顿的希罗菲鲁斯

Hesiod　赫西俄德

Hiero, king of Syracuse　叙拉古国王希罗

Hieronymus of Cardia　卡狄亚的希罗尼姆斯

Himera　西美拉；

battle of　西美拉战役

Hipparchus, tyrant of Athens　雅典僭主西帕库斯

Hipparchus of Nicaea　尼西亚的西帕库斯

Hippias of Athens　雅典的西庇阿斯

Hippias of Elis　厄里斯的西庇阿斯

Hippocrates of Cos, Hippocratic Corpus　科斯岛的希波克拉底，《希波克拉底全集》

Hippodamus of Miletus　米利都的希波达摩斯

Hipponax of Ephesus　以弗所的希波纳克斯

Histiaeus　西斯提乌斯

historians　历史学家

see also individual historians 参见个人史家

Homer　荷马

Homeric Hymns　荷马颂歌

homosexuality　同性恋

hoplites　重装步兵

see warfare, Greek　参见 希腊的战争

Horace　贺拉斯

houses, palaces　房屋，宫殿

Greek　希腊的房屋，宫殿

Hellenistic　希腊化时代的房屋，宫殿

Hyperbolus　希帕波鲁斯

Hysiae, battle of　海西亚战役

I

iambic poetry　抑扬格诗

Ibycus of Rhegium　莱基乌姆的伊庇库斯

Icaria　伊卡里亚

Ictinus　伊克提努斯

Illyrians　伊里利亚人

imperialism, Athenian　雅典帝国主义

India　印度

Ionias　爱奥尼

Ipsus, battle of　伊普苏斯战役

Ischia　伊斯齐亚

Isocrates　伊索克拉底

Issus, battle of　伊苏斯战役

Isthmian, temple of Poseidon　伊丝米安的波塞冬神庙

J

Jason of Pherae　费莱奥的杰森

Jerome St　圣哲罗姆

jewellery　珠宝

Jews, Judaea, Judaism　犹太人，犹太，犹太教

Jewish historical writing　犹太历史撰述

John, St　圣约翰

Jonathan, Jewish leader　犹太领袖约拿但

Josephus　约瑟福斯

Julian　尤里安

Justin　查士丁

Justinian　查士丁尼

K

Kandahar　坎大哈

inscription　坎大哈铭文

King’ s Peace　《大王和约》

king worship　国王崇拜

koinē　白话

see language　参见语言

L

Lade, battle of　拉德战役

Lamian War　拉米亚战争

Lampsacus　兰普撒库斯

language　语言

Latins, Latium　拉丁人，拉丁姆

Laurium　劳里昂

silver mines　劳里昂银矿

law courts, Athenian　雅典的法庭

law　法律

Greek　希腊的法律

Roman　罗马的法律

leagues of Greek states　希腊城邦联盟

see also Peloponnesian League；Athens, empire；Panhellenion　参见伯罗奔尼撒同盟，雅典帝国，泛希腊联盟

Lebedus　勒贝达斯

Lefkandi　勒夫坎狄

Lelantine War　勒兰丁战争

Lemons　勒蒙斯

Leonidas of Tarentum　塔林敦的李奥尼达

Leucippus of Miletus　米利都的琉基浦斯

Leuctra　留克特拉

battle of　留克特拉战役

Levant　勒万特

Levkadia　勒弗卡狄亚

Great Tomb　利西马科斯大墓

libraries　图书馆

Lindus　林达斯

Linear B　线形文字B

literacy　文化素养

literary criticism　文艺批评

Little Iliad　《小伊利亚特》

logic　逻辑学

logos　逻各斯

lot, use of　抽签法

Lucian of Samosata　萨摩斯塔的琉善

Lucretius　卢克莱修

Lyceum (亚里士多德)学园

Lycophron　吕克弗隆

Lycurgus of Athens　雅典的来库古

Lycurgus of Sparta 斯巴达的来库古

Lysander　来山德

Lysias, Seleucid governor　塞琉古总督吕西阿斯

Lysias, speech-writer　演说词撰写者吕西阿斯

Lysippus 吕西普斯

Lystra 吕西特拉

M

Maccabees　马加比家族

Macedon　马其顿

see also Alexander, Philip　参见亚历山大，腓力

Machon　马孔

Magnesia on the Maeander　曼伊安德河畔的马格奈西亚

Manetho　马涅托

Mantinea　曼提尼亚

battle of(418BC) 曼提尼亚战役 (公元前418年)

Marathon　马拉松

battle of　马拉松战役

Mardonius　尔多尼乌斯

Marissa　马里萨

marriage　婚姻

Massilia　马西利亚

mathematics　数学

Mausolus　摩索拉斯

tomb of　摩索拉斯王陵

medicine　医学

Greek　希腊的医学

Hellenistic 希腊化时代的医学

Megalopolis　麦加罗波利斯

Megara　麦加拉

Megasthenes　麦伽斯提尼

Meleager　梅勒阿格尔

Melissus of Samos　萨摩斯的麦里梭

Melos　米洛斯

Aphrodite(Venus de Milo) 阿弗洛狄忒(米洛的维纳斯)

Memphis　孟斐斯

Menander　米南德

Menippus of Gadara　加达拉的梅尼普斯

mercenaries　雇佣兵

Messenia　美塞尼亚

metal-work, Greek　希腊的金属工艺

metics　外邦人

metre　音步

Metrodorus of Chios　开俄斯的梅特洛多罗斯

Micon　米孔

Miletus　米利都

Milesian “school” 米利都学派

mime　模仿剧

Mimnermus of Colophon　科洛丰的米纳马斯

mining　采矿业

Minoan-Mycenaean civilization　米诺斯-迈锡尼文明

Minos　米诺斯

misogyny　厌女情绪

Mithridates　米特拉达提斯

Mithridatic War　米特拉达提斯战争

monarchy　君主制

mosaics　马赛克

see painting　参见绘画

Moschus　莫斯库斯

Museum　博物馆

see Alexandria, as centre of literature 参见作为文学中心的亚历山大里亚

music　音乐

Mycale, battle of　米卡里战役

Mycenae　迈锡尼

Mycenaean Greece　迈锡尼希腊

see Minoan-Mycenaean civilization　参见米诺斯-迈锡尼文明

Myndus　闵达斯

Myron, sculptor　雕刻家米隆

myth, Greek　希腊神话

in art　艺术中的希腊神话

see also individual poets 参见独立诗人

Mytilene　米提利尼

N

Naevius　奈维乌斯

nationalism, Greek　希腊民族主义

Naucratis　瑙克拉提斯

navies　海军

Naxos(Aegean)(爱琴海的)纳克索斯

battle of　纳克索斯战役

Nearchus　尼尔库斯

Nero　尼禄

Nicander　尼坎德尔

Nicias　尼西阿斯

Peace of　《尼西阿斯和约》

Nonnus　诺努斯

Nossis of Locri　洛克里的诺西斯

nudity　裸体

O

Octavian　屋大维

see Augustus　参见奥古斯都

oligarchies　寡头制

Olympia　奥林匹亚

Olympias　奥林匹亚斯

Olynthus　奥林托斯

oracles　神谕

see also Delphi　参见德尔斐

oral poetry　口头诗歌

oratory, rhetoric　演说术，修辞学

Greek　希腊的演说术和修辞学

Hellenistic　希腊化时代的演说术和修辞学

Orchomenus　奥克梅努斯

Origen　奥利金

Orphism　俄尔甫斯教派

Orsippus of Megara　麦加拉的俄尔西普斯

Orthagoras of Sicyon　西西昂的俄尔塔哥拉斯

ostracism　陶片放逐法

Ovid　奥维德

“Oxyrhynchus historian”　奥克斯里库斯史家

P

Pagasae　帕加萨

painting and mosaics　绘画与马赛克

Greek　希腊的绘画与马赛克

Hellenistic and Graeco-Roman　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期的希腊的绘画与马赛克

see also pottery and vase-painting　参见陶器与瓶画

Panaetius of Rhodes　罗德岛的帕奈提乌斯

Panhellenion　泛希腊联盟

panhellenism　泛希腊主义

Parmenides of Elea　埃利亚的巴门尼德

Paros　帕罗斯

Parthenon　帕特农

Parthia　帕提亚

pastoral　牧歌

patronage　赞助人

of art　艺术赞助人

of literature　文学赞助人

Patroclus　帕特罗克洛斯

Pausanias, traveler　旅行家波桑尼阿斯

Pella　派拉

mosaic　派拉的马赛克

Pelopidas　伯里皮达斯

Peloponnesian League　伯罗奔尼撒同盟

Peloponnesian Wars　伯罗奔尼撒战争

Peridiccas　伯里迪卡斯

Pergamum　帕加玛

art and architecture　帕加玛的艺术和建筑

Perge　佩尔吉

Periander　伯里安德

Pericles　伯里克利

perioikoi　皮里阿西人

Persepolis　波斯波利斯

Perses, brother of Hesiod　赫西俄德的兄弟珀耳塞斯

Perseus, king of Macedonia　马其顿国王珀尔修斯

Persia　波斯

and Greece　波斯与希腊

in Herodotus　希罗多德笔下的波斯

conquered by Alexander　波斯被亚历山大征服

Pharsalus　法萨鲁斯

Phidias　菲迪亚斯

statue of Athena Parthenos　帕特诺斯之雅典娜塑像

statue of Zeus at Olympia　奥林匹亚的宙斯塑像

Philip II of Macedon　马其顿的腓力二世

III　腓力三世

V　腓力五世

Philippi　腓力比

Philippides of Athens　雅典的菲力彼得斯

Philo of Alex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

Philo of Byzantium　拜占庭的斐洛

Philochorus　斐洛克罗斯

Philocrates, Peace of　《斐洛克拉特斯和约》

Philodemus of Gadara　加大拉的斐洛德摩斯

Philolaus　斐洛劳斯

philosophy　哲学

Greek　希腊哲学

Hellenistic　希腊化哲学

Philostratus　菲罗斯特拉图斯

Philoxenus of Eretria　伊利特里亚的斐洛克斯努斯

Phocis　弗奇斯

Phoebidas　弗比达斯

Phoenicians, Phoenicia　腓尼基人，腓尼基

Phormio　弗米奥

phrateres, phratria　胞族

Phrynichus, Athenian tragic poet　雅典悲剧诗人弗里尼库斯

phthonos　嫉妒

Phyle　斐利

physics　物理学

Pinder　品达

Pioneers　倡导者

Piraeus　皮拉奥斯

Long Walls　皮拉奥斯长城

Pisistratus　庇西特拉图

sons of　庇西特拉图诸子

Pissouthnes　比索特尼斯

Pittacus, tyrant of Mytilene　米提利尼僭主皮塔库斯

Plataea　普拉提亚

battle of　普拉提亚战役

Plato, comic poet　喜剧诗人柏拉图

Plato, philosopher　哲学家柏拉图

Platonism　柏拉图主义

Plautus　普劳图斯

Pleistoanax　普莱斯托莱克斯

Plotinus　普罗提努斯

Plutarch　普鲁塔克

Polemarchus　波利马库斯

Polemon of Athens　雅典的波莱蒙

Polemo　帕勒摩

polis　城邦

society　社会

family　家庭

economy　经济

culture　文化

education　教育

Hellenistic　希腊化时代

Polybius　波利比乌斯

Polyclitus　波里克力托斯

Doryphorus　多里弗鲁斯

Polycrates, tyrant　僭主波里克拉特斯

Polygnotus　波力诺塔斯

polytheism　多神教

Pomeii　庞贝

Pompeius Magnus, Cn.(Pompey)“伟人”庞培乌斯，格涅乌斯(庞培)

Posidippus　波西迪普斯

Posidonius of Apamea　阿帕梅亚的波塞冬尼乌斯

pottery and vase-painting　陶器和瓶画

Greek　希腊的陶器和瓶画

Hellenistic and Graeco-Roman 希腊化和罗马时期的希腊的陶器和瓶画

Praxicles of Naxos　纳克索斯的普拉克希特斯

Praxiteles　普拉克希特斯

Aphrodite of Cnidus　奈达斯的阿芙罗狄忒

Priene　普莱尼

priests　祭司

Prodicus　普罗迪科

prophecy　预言

prostitution　堕落

Protagoras　普罗塔哥拉

Proverbs, Book of　《箴言》

Pseudo-Xenophon　伪色诺芬

Ptolemies　托勒密王朝

Ptolemy I　托勒密一世

Ptolemy II　托勒密二世

Ptolemy III　托勒密三世

Ptolemy IV　托勒密四世

Ptolemy VIII　托勒密八世

Ptolemy, astronomer and geographer　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托勒密

Punic Wars　布匿战争

see Carthage　参见迦太基

Punjab　旁遮普

Pydna　皮德纳

battle of　皮德纳战役

Pylos　派罗斯

Pyrrho of Elis　厄里斯的皮洛

Pyrrhus　皮洛士

Pythagoras of Samos　萨摩斯的毕达哥拉斯

Pythagoreanism　毕达哥拉斯学派

Pytheas　皮提亚斯

R

records, public, Greek　希腊的公共记录

religion, Greek　希腊的宗教

revolutions, Greek　希腊的革命

Rhamnous　拉姆诺斯

temple of Nemesis　尼米西斯神庙

rhetoric　修辞学

Rhodes　罗德岛

Rome　罗马

early Rome　早期罗马

expansion of　罗马的扩张

late republic　共和国后期

imperial Rome　罗马帝国

places　地点

Aurelian Walls　奥勒良城墙

Porticus Aemilia　埃米利亚门廊

Roxane　罗克姗

Rubicon　卢比孔

Russia, as source of grain　作为谷类来源的俄罗斯

S

Sacred War　神圣战争

sacrifice　献祭

Saguntum　萨贡图姆

Salamis　撒拉米斯

battle of　撒拉米斯海战

Samnites, Samnium　萨莫奈人，萨莫尼乌姆

Samos　萨摩斯

Samothrace　萨摩色雷斯

Nike　尼刻

Sappho of Lesbos　莱斯博斯的萨福

Sardinia　撒丁尼亚

Sardis　萨迪斯

satyr plays　萨提洛斯剧

satyr 萨提儿

scepticism　怀疑论

science, Hellenistic　希腊化时代的科学

Scipio Africanus, P. Cornelius　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P. 科尔涅利乌斯)

Scopas　斯科帕斯

sculpture　雕刻

Greek　希腊的雕刻

Hellenistic and Graeco-Roman　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期的希腊的雕刻

Scyros　斯奇洛斯

seers　预言家

Sejanus, T. Aelius　T. 埃利乌斯·谢雅努斯

Seleuceia on the Eulaeus　乌拉鲁斯的塞琉西亚

Seleuceia on the Tigris　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

Seleucids　塞琉古王朝

Seleucus I　塞琉古一世

Semonides of Amorgos　阿摩格斯的西摩尼德斯

Seneca, L. Annaeus, the younger　小塞涅卡(L. 安尼乌斯)

Sepeia, battle of　西皮亚战役

Septimius Severus　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

Severus Alexander　塞维鲁·亚历山大

Shield of Heracles　《赫拉克勒斯之盾》

Sicily　西西里

Sicyon　西西昂

Sigeum　西格乌姆

Simonides, of Ceos　喀俄斯的西蒙尼德斯

Siwah, oracle of Ammon　锡瓦的阿蒙神谕

skolia　斯科里亚

slaves, slavery　奴隶，奴隶制

see also helots　参见希洛人

Socrates　苏格拉底

Solon　梭伦

sophists　智者

Sophocles　索福克勒斯

Sophron　叙弗伦

Spain　西班牙

Sparta　斯巴达

Sperlonga, statuary　斯佩隆加，雕像

Speusippus　斯派西普斯

sport　运动

Stesichorus　西特斯克鲁斯

Stilpo　斯提尔波

Stoicism　斯多葛学派

Strabo　斯特拉波

Strato of Lampsacus　兰普萨库斯的斯特拉托

Sulla, L. Cornelius　L. 康奈里乌斯·苏拉

Susa　苏萨

Sybaris　赛巴里斯

symposion, symposium　宴会，会饮

Syracuse　叙拉古

Syria　叙利亚

see also Seleucids　参见塞琉古王朝

syssitia　公餐

T

Tanagra　塔纳格拉

battle of　塔纳格拉战役

terracotta figurines　赤陶小雕像

Tarentum(Taranto) 塔林敦(塔兰托)

taxation　税收

Tegea　提吉亚

Teos　提俄斯

Terence　泰伦斯

Terpander of Lesbos　莱斯博斯的特潘达尔

terracottas　赤陶

Thales　泰勒斯

Thasos　萨索斯

Theagenes of Megara　麦加拉的提吉尼斯

Theagenes of Rhegium　莱基乌姆的提吉尼斯

theatre　戏剧

Thebes　忒拜

Themistocles　狄米斯托克利

Theocritus　狄奥克利托斯

Theodosius the Great　狄奥多西乌斯大帝

Theognis of Megara　麦加拉的狄奥根尼斯

Theophrastus　提奥弗拉斯图斯

Theopompus of Chios　开俄斯的狄奥庞普斯

Thera　铁拉岛

Thermopylae　温泉关

battle of　温泉关战役

see also Anthela, amphictyony of　参见安铁拉近邻同盟

Thespiae　特斯派亚

Thessaly　特萨利

Thirty Years Peace　《三十年和约》

Thrace　色雷斯

Thrasybulus　特拉西布鲁斯

Thrasymachus　特拉西马库斯

Thucydides, son of Melesias　梅勒西阿斯之子修昔底德

Thucydides, historian　历史学家修昔底德

Thurii　图里伊

Tiberius　提比略

Timaeus of Tauromenium　陶罗梅尼乌姆的提迈乌斯

Timagoras, the Epicurean　伊壁鸠鲁派学者提玛哥拉斯

Timoleon　提摩利昂

Timon　泰蒙

trade　贸易

see also corn trade　参见谷物贸易

tragedy　悲剧

Trajan　图拉真

Trasimene, battle of Lake　特拉西梅诺湖战役

triumvirates　三头政治

Troy　特洛伊

see also Homer 参见荷马

tyranny　僭主制

Tyrtaeus　提尔泰奥斯

V

vase-painting　瓶画

see pottery and vase-painting　参见陶器与瓶画

vegetarianism　素食主义

Veii　维伊

Vergina　维吉纳

villas and houses　别墅和房屋

Athenian　雅典的别墅和房屋；

at Olynthus　奥林托斯的别墅和房屋

Virgil　维吉尔

Aeneid　《埃涅阿斯》

Georgics　农事诗

W

warfare　战争

Greek　希腊人的战争

Hellenistic　希腊化时代的战争

see also navies 参见海军

women　妇女

in Greece　希腊的妇女

in Greek myth　希腊神话中的妇女

X

Xenocrates　色诺克拉底

Xenophanes　色诺芬尼

Xenophon of Athens　雅典的色诺芬

Xerxes　薛西斯

Z

Zacynthus　扎金索斯

Zaleucus　扎鲁库斯

Zeno of Citium　希提昂的芝诺

Zeno of Elea　埃利亚的芝诺

Zeno, Ptolemaic agent　为托勒密王朝效力的芝诺

Zenodotus　泽诺多图斯

zoology　动物学

[1] 原书如此，应为Acragas，正文中亦为Acragas。——译注

读客·牛津世界史系列书目

牛津大学一年级新生教材。

既是入门级，又是专业级!

已出版：

牛津世界史01：《牛津古罗马史》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Roman World

牛津世界史02：《牛津古希腊史》

The Oxford History of Greece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

牛津世界史03：《牛津英国史》

The Oxford History of Britain

即将推出：

《牛津文艺复兴史》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

《牛津世界史》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World

《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牛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牛津第三帝国史》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

《牛津拜占庭史》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牛津意大利史》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Italy

《牛津新西兰史》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New Zealand

《牛津维京史》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Vikings

《牛津十字军史》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牛津史前欧洲史》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Prehistoric Europe

《牛津中世纪欧洲史》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牛津现代欧洲史》

The Oxford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牛津中世纪英格兰史》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牛津科学史》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Science

《牛津巫术史》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Witchcraft and Magic

《牛津戏剧史》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atre

《牛津歌剧史》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Opera

目录

译序

前言

第一章 早期罗马与意大利

第二章 罗马的扩张

第三章 罗马早期文学

第四章 西塞罗与罗马

第五章 共和晚期的诗人

第六章 帝国的建立

第七章 执政的艺术

第八章 奥古斯都时代的诗歌与社会

第九章 维吉尔

第十章 罗马历史学家

第十一章 散文的艺术：帝国早期

第十二章 白银时代的拉丁诗歌与小说

第十三章 晚期哲学

第十四章 生活的艺术

第十五章 罗马人的生活与社会

第十六章 罗马的艺术和建筑

第十七章 终章：古代世界的消逝

大事年表

译名索引

读客·牛津世界史系列书目

译序

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是英国文化的骄傲，在他们本国却是一对互不相让的竞争对手。一年一度的泰晤士河上的划艇比赛是两校明里暗里“掰腕子”的集中体现。这种全面的竞赛并非是有你无我、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而是强者恒强的双赢活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本套史书也自然含有与剑桥出版社较劲的背景。

国际学术界或知识界周知，牛津大学出版社以出版高质量的辞书享誉读书界。皇皇巨作《牛津英语辞典》自19世纪中叶出版以来，业已修订三版。以广受好评的第二版为例，整个辞典分20册，收录616,500个单词词形，137,000个发音标注，249,300条辞源解释，2,412,400种用法例句，篇幅长达21,730页，总计用词59,000,000个。最长的词条set一词，编者用60,000个词来释解430种用法。辞典编者准备工作之细、所下功夫之巨，由此可见一斑。牛津的辞书是一个庞大的矩阵。例如笔者所学专业古典历史领域，所有古希腊罗马史研究者都知道一个基本常识，就是遇到难词生词应去查阅《牛津古典辞书》(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而《牛津古典文书》(Oxford Classical Texts)则是堪与“洛布古典丛书”比美的古希腊文与拉丁文本的最好集录与评注本；里德尔与斯科特主编的《希英词典》(Greek English Lexicon)更是所有古典学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这些不过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批专业性辞典和学科指南的一个缩影，更无须说牛津版的《简明英语词典》及英中、英法、英德、英俄、英意、英西等多语种双向辞典了。

剑桥大学出版社则以出高质量的史书而负盛名，剑桥三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近现代史》)是剑桥书品的典型代表。以新版《剑桥古代史》为例，全书共计14卷19分册，各卷册均由国际公认的学术带头人执笔，集中了半个多世纪的最新研究成果，是国际学界的权威性参考读物。在“三史”之外，剑桥大学出版社还组织编写了众多诸如《剑桥中国史》《剑桥印度史》《剑桥伊朗史》等其他国别史、地区史、专史著作，包括近十多年来的普及本剑桥插图史系列。20世纪以来，各国史学界尽管也仿照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做法，动员自身的学术力量编写类似史书，包括通史、断代史、国别史、专史之类，但就权威性、科学性、前沿性、综合性而言，至今无出剑桥“三史”其右者。归纳剑桥史书编写质量高的原因，不能不提到该系列图书中最早编纂的《剑桥近现代史》的主编阿克敦勋爵。他在19世纪末为编者拟定了著史原则，如他所提出的政治学铁律(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权力趋于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趋于腐败)一样，是客观主义或科学主义史学原则的经典表述之一。从实证角度出发，坚持客观中立的治史原则，这是剑桥史书能够保持高品质的基本原因。

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当然并不想让出史书编纂的空间。但要在学术性史著的编写方面超越剑桥却不容易，毕竟晚走了一步，做同类工作宛如东施效颦，费力不讨好。牛津大学出版社为自己选择了另一条路径，即依托大学历史学与史学关联学科古典学、印度学、埃及学等学科的雄厚师资，陆续编写大学教科书性质的各种史书与辅助教材，几十年间已经蔚为大观，选题涵盖国别史、专史、地区史、断代史。

由于牛津史书的读者主要是大学本科生以及对历史感兴趣的一般读者，所以它们与学术性的剑桥史书不同，并不要求不厌其烦的考证说明、详尽注释，而把注意力集中于史书的可读性与工具性能上，对内容整体的连贯性、史实陈述的准确与生动性、价值陈述的简洁明了方面，这套书具有自己的特点。同时牛津史书还附有教科书的各种要件，如年表、索引、延伸阅读的详细书目。

在大学教书的人都知道，虽然中外文教科书版本繁多，但出色的教科书在各个学科中都是凤毛麟角。好教科书需要好作者，好作者需要比好专著的作者多一点条件，除了须是处在学科前列的研究专才之外，还应是熟谙学科知识构成、善于融会贯通学科内容并用语言加以适当描述的好教书匠。我们常在大学讲堂里看到，有些颇具学科造诣的学者专深有余，广博欠缺，文字平平，因而在课堂教学上较为尴尬，难以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地向学生交代学科知识。这套牛津史书之所以值得译介，主因在于编写者都是欧美名校的资深教授，多数出自牛津大学，少数是外聘的学科带头人，在教学与科研领域都是国外学界的佼佼者。这就保证了本套书的编写质量。仅举《牛津古希腊史》的作者群体为例，三位主编与作者都是牛津大学古典学名师，世界著名古典学家，可谓著作等身。其中，约翰·博德曼教授85岁(至2012年，以次同)，长于希腊艺术史与希腊考古；英国科学院院士贾斯珀·格里芬75岁，精于古典文学；奥斯温·穆瑞亦75岁，在希腊政治史研究方面成果卓著，并与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有着长期联系，两次到南开大学出席中国世界古代史年会并发表演讲。受他们邀请的其他作者也不是等闲之辈，都是古典学界耳熟能详的“大腕”。有这样一些深沉老到、卓有建树的学者执笔，牛津史书内涵的广度与深度、史实陈述与价值陈述的圆熟与合理当毋庸置疑。

英文本的优质编写队伍与编写质量为中文本的翻译提出了挑战。平心而论，这套书的翻译难度并不亚于学术专著。没有比较深厚的学科知识准备，没有较长期的英文翻译经验以及对不同风格的英语表述的深刻理解，要想做到译文的“信”与“达”是不可能的，“雅”就更无从谈起了。所幸本套书请到了我国世界史教研领域学养深厚的部分学者为主译，如北京大学的高毅、彭小瑜教授，南开大学的陈志强教授。他们或亲自动手，或指导自己的弟子，为本书的翻译质量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保障。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于翻译这样的细活，要做到处理几百万字丝毫纰漏不出，那只能借用美国史家比尔德的话来明喻：乃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高贵的梦”(Noble dream)。这不仅因为人的理解与表达能力始终是有局限的，而且因为我们的语言工具在客观上也有难以捉摸之处，譬如中英文有两三万个字词不能对应，选字的伸缩性很大。这些主客观局限总会造成译者误读、误判、误译的可能。所以，任何一部(篇)抱着认真求实态度的译作或论著或论文(粗制滥造者除外)有错是正常的，不出错倒是反常的。如同视窗软件的编写，每个版本都存在众多缺漏(bug)，每升级一个版本，修正了旧的缺漏，反而会产生新的甚至更多的缺漏。现当代史学在思想上的一个巨大进步就是从业者们普遍意识到了自身的类似局限，即史学工作者不只是记录、复原与诠释历史，而且一定程度上在自觉不自觉地创造或编造着历史。换句话说，我们始终处于自觉不自觉地犯错与纠错的进程当中。不断认识前人或今人(包括自己)的错误，不断改正错误，又不断犯错误，这种反复的否定之否定恐怕是人类认识史的永恒特征。诚恳地希望读者对译本提出改进意见。

郭小凌

2012年8月14日于京师园

前言

贾斯帕·格里芬

本书讲述罗马兴起的故事，自作为发源地的围绕佛鲁姆的几个村落说起，到拥有统一的地中海世界及大量周边地区为止。在其顶峰时期，罗马帝国的疆域从英格兰的诺森伯兰郡延展到阿尔及利亚，从葡萄牙至叙利亚，从莱茵河至尼罗河，囊括今天三十个主权国家的全部或部分领土。早在耶稣降生之前，罗马就已是统一大国了。直到1870年，意大利再次实现统一之前，对逝去的统一的记忆，始终萦绕在欧洲人的脑海中。

有关罗马的观念给西方世界带来了一些耳熟能详的神话，每一个都令人回味无穷。这里面有共和时期那些威严认真、正直诚信的将军与执政官形象，有一心为自己国家服务的伟大征服者们，也有类似加图这样的人，他在治理西班牙行省之后，卖掉自己的马匹，使国家不必为把马匹运回意大利而破费；有辛辛纳图斯这样的人，当元老院再次召他担任最高统帅时，他正在田地里躬亲力作。这样的人值得以他的名字为美国一座大城市[1]命名。他们的妻子是类似格拉古兄弟[2]的母亲科奈莉亚那样的女性——一位访客炫耀自己的珠宝时，科奈莉亚把自己的幼子叫到身边，说，“这就是我的珠宝”；还有阿丽娅·派塔那样的妇女——当皇帝命她的丈夫自杀时，她展现出视死如归的姿态：用刀刺向自己时说，“看着，一点都不疼”。[3]

在晚后的文学作品中，例如在高乃依(Corneille)[4]的悲剧中，在莎士比亚笔下的布鲁图身上，我们发现了这些人物。在《格列佛游记》第三部中，斯威夫特(Swift)[5]把他笔下的英雄送到巫人岛，格列佛期望已逝去的名士复活，[6]他告诉我们：“我一见到布鲁图[7]，就产生一种深深的仰慕。我从他面容的每一处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至善的美德，无可畏惧与坚定不移的思想，对国家最真诚的爱，对人类的一片慈悲之怀。”他继续说，“我想让罗马元老院出现在我面前的一间大厅当中，[8]让正在争吵的现代议会出现在另一间大厅中。前者似乎是英雄与半人半神的大会，后者则似乎是小商小贩、扒手、拦路强盗和恶霸……的集会。”在美术作品中，我们看到这些伟大的罗马人在大卫(Jacque-Louis David)[9]的画作中得到表现，譬如以路基乌斯·布鲁图(Lucius Brutus[10]]大义灭亲、处决背叛共和国的儿子为题材的画作，还有以霍拉提乌斯(Horatius)杀死自己国家的敌人(尽管该人是他未来的妹夫)的画作。

共和国随着时间推移被帝国所取代。一方面，早期皇帝们的浮华个性与罗马帝国的富足创造出一幅难以磨灭的奢侈残暴的画面，表现在福楼拜、戈蒂埃(Gautier)和维克多·雨果[11]的作品中，也在《庞贝城的末日》[12]以及好莱坞的大片《斯巴达克斯》《宾虚》中得到体现。还有与此相映成趣的形象：笔直伸向远方的罗马道路遍布欧洲地表，罗马军团以无与伦比的效率将几代人的和平带给世界的帝国，而在此之前，和平远比黄金还要稀有。吉卜林(Kipling)[13]的诗歌与小说将这种思想有力地表达了出来：一架忘我与忠诚的军事行政机器，捍卫着罗马文明免遭境外蛮族的侵害。

当然，在世界史上一直存在着其他伟大的文明。例如，古代中国就是一个帝国，持续存在的时间比罗马要长，产生出了伟大的艺术与文学。但是古罗马与古希腊对于西方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自身的文化便从那里脱胎而来。欧洲社会是一种更早的卓越文化的继承者，这种记忆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即使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在诸如中世纪的《罗马人的行止》(Gesta Romanorum，老故事汇编，阐述一些明显张冠李戴的基督教道德)之类著述中看到的，与真实的历史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在某个故事里，我们甚至发现皇帝克劳狄乌斯(Claudius)把女儿嫁给了哲学家苏格拉底，而苏格拉底某天则在森林中与国王亚历山大会面。罗马始终是模仿与效法的榜样，因而有两种思想被构建起来：首先，人们自身的社会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个；其次，高级的文明一旦得到实现就有可能衰亡。

拉丁语与希腊语一样，属于庞大的印欧语系，历经多个世纪，从位于高加索南部的某个发源地传播到印度、伊朗和欧洲。罗马人的祖先必定包括从北方进入意大利半岛的众多移民——他们大概并不隶属于一个单一的族群，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抵达罗马。在那里，他们与其他人融合——我们可以从“拉丁人”与“萨宾人”不同的词汇表达与葬俗中隐约察觉到这一点。人们在罗马山丘上发现了一些公元前6世纪以前的分散定居点，其中在帕拉丁山丘上的被认为是最古老的。公元前6世纪，各个定居点合并成一个，从那时起，就可以说罗马已降临于世了。传统记载罗马建城的时间是公元前753年4月21日，之后古典传统告诉我们有关罗马早期史的大部分内容，基本上是神话而非历史。但传说罗马奠基人罗慕路斯(Romulus)建立了一个“避难所”(asylum)，欢迎逃难者、被驱逐者落户到他的新城市，这也许真实反映了早期罗马人员混杂的情况。

这座城市深受埃特鲁里亚人的影响。埃特鲁里亚人是居住在中意大利的一个神秘民族，当时正处在其巅峰时期。他们对印欧文化的遗产进行了大幅度改造。例如，正是由于他们的影响，三位神祇——朱庇特(Jupiter)、朱诺(Juno)与密涅瓦(Minerva)才会在卡皮托山上(Capitol)[14]得到崇拜。只有在埃特鲁里亚术语中才能理解这些神祇的意义。利用征兆发现某种神圣意义的一套复杂体系也来自埃特鲁里亚。这套仪式通常由罗马执政官来正式实施。甚至罗马人自己的名字也照搬邻人的命名形式，如印欧式的单一名字(Menelaus， Siegfried)被一种复杂的类型所替代(Marcus Tullius Cicero)。[15]埃特鲁里亚人还传播了希腊的影响，特别是在视觉艺术方面。

罗马可谓是穷兵黩武。到了公元前3世纪早期，经过长年累月的征战，罗马将整个意大利半岛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然而，这座征服者的城市却接受了大量希腊的优雅之物。譬如，早期铸币就是清一色的希腊式样。他还热情接纳来自其他意大利社区的移民，并慷慨地授予全体意大利人以公民权(但无投票权)。罗马要求附属的意大利人充当士兵作为回报，在他们服役期满后被安置在“殖民地”。这是具有某种军事特征的城镇，意在镇压和保障被征服领土的安全。整个过程成了一种十分罕见的有效征服机制。

早期罗马的特征是有力的民意、强烈的公共意识、明显厌恶离心倾向以及个人主义。尽管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质疑的暗流却在罗马不断涌动，高雅的外来方式并不受欢迎。一个人不应脱离土地，乡下的道德感要强于城镇的。“祖宗的方式”(mos maiorum)拥有着巨大的道德力量。家庭范围内，至少在上层阶级的家庭范围内，父亲对儿子(即使儿子长大成人)享有令希腊人震惊的权力。这反映在许多有关父亲的故事中：他们可以处死自己的儿子，并被允许亲自动手。不难想象，这是因一些压力而在罗马人中产生的极端做法，很自然地与罗马人的双重观念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是杀害近亲，另一方面则是孝敬父母(pietas)。这种行为的原型是罗马的创立者埃涅阿斯(Aeneas)，他背负自己的老父逃离烈焰熊熊的特洛伊城。这样一些心理冲突所引起的焦虑会释放出无尽的能量，这也许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即罗马人认为自己一贯得到神祇的眷顾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座城市所处的位置并不十分有利，明显缺少得天独厚的条件，可它却征服了世界。

罗马艺术与文学中的共和时代的人物一概是沉默寡言、紧握拳头、坚定不移的。沉着冷静(parsimonia)、严肃认真(severitas)、勤俭节约(frugalitas)、简单直率(simplicitas)之类的品质向来受到赞美，都有动人的故事。像加图(Cato)这样的典型农民，上升为元老与执政官，在道德上占有支配地位。许多罗马显贵的名字生动地揭示出他们的家世源自农民阶层。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和卡勒乌斯(Calvus)的原意是“卷毛”与“秃瓢”，卡皮托(Capito)和纳索(Naso)的原意是“大脑瓜”与“大鼻头”，克拉苏(Crassus)和马凯勒(Macer)的原意是“胖子”与“瘦子”，弗拉库斯(Flaccus)和比布鲁斯(Bibulus)的原意是“邋遢鬼”与“酒徒”。这些都是罗马执政官和诗人的名字，是承继埃特鲁里亚王权与希腊审美修饰的结合体。

我们拥有的关于共和国晚期的最丰富、最明晰的证据属于共和制明显解体、共和国的老一代捍卫者不再能限制权贵掠夺行省的时期。这些权贵甚至率军向罗马进发，以求追逐自身的权势。我们不由自主地假设，真实情况是贪赃枉法和残忍无情。但有一点很清楚，就是业已发生了真正的改变。当汉尼拔(Hannibal)在14年的时间里统率着所向披靡的军队在意大利纵横驰骋、鼓励罗马的意大利盟友起义时，他们大多数却不为所动。也就是在100多年前，这些同盟者因怨恨的驱使，同罗马展开过战争。罗马人的公正与自制和他们的公共精神(希腊人在公元前2世纪对此印象深刻)并不是神话。

亚历山大的征服把希腊的语言、建筑和艺术传到了远至印度的东方。罗马的兴起最终将整个地中海世界及其邻近地区并为一体，甚至不列颠、罗马尼亚、伊拉克都分享由两种伟大语言(希腊语与拉丁语)构成的一种公认文化。任何类似现代民族主义的东西显然起不到什么作用，帝国并非依赖强力加以维持。例如，在公元1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仅有一个军团驻扎在非洲，在西班牙则完全没有驻军。帝国政府只坚持两件事：必须交税，必须遵守法律与保持秩序。至于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则各个城市自行把控，即交给各个城市的上层阶级去运作——这些人依靠地位与财富来管理城市。文化是城市的、优美的，显而易见是统一的。全世界的学生们都在使用相同的书本，无论是在普罗旺斯、土耳其还是北非。城市兴起，其规划布局、神庙与公共建筑都具有相同的形式与装饰。桌子上的银餐具、地板上的马赛克、地板下的暖气也有着一致的风格，这种一致性仅仅是在今天才重返我们的世界。

当然，这种风格并没有包罗万象。它是有闲阶级的创造，柏柏尔人部落成员或伊利里亚牧羊人显然对它毫无兴趣。帝国较之希腊来说，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依赖非自由民的劳动。罗马贫民窟的存在表明，众多城市的贫苦自由民过着极其穷困的生活。但罗马在拥有奴隶的社会中是个极端例子，罗马的奴隶经常被大量释放，他们在获得自由的那一刻便成为公民。出自罗马帝国的数千块墓志铭中，有一多半属于被释放的男性与女性。贫苦的公民享有大型公共浴场、广场、公园和市场，他们可以在那里消磨时光，远比通常在更寒冷、潮湿的北方待在户外的时间要长得多。

然而，光艳的表面之下还有着较为黑暗的方面，如奴隶贸易、杀害婴儿、角斗士演出、和掌握在不负责任或非理性人手中的绝对权力。卡里古拉(Caligula)和尼禄(Nero)以嗜血成性与充满邪恶的放荡不拘成为一道奇景，这种形象至今萦绕在欧洲人的脑海中。罗马帝国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展现出人性发展到极致的某些方面。卡里古拉常对民众说：“要记住，我能对任何人做任何事。”“过去”是实验室，人们在其中可以对人性进行可靠的探索，恐怕这也是能够对人性进行真正研究的唯一方式。

古人相信大人物的权力与重大作用。恶魔般的阿尔基比亚德斯(Alcibiades)，沉着镇定、好挖苦人的苏格拉底(Socrates)，充满激情的亚历山大(Alexander)，可与这些人比肩的罗马人是无坚不摧的恺撒(Caesar)，勇敢放荡的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神经错乱的唯美主义者尼禄(Niro)。权力欲体现在伟大的个人身上，坚定果敢、宽宏大量与自豪自尊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古代人评判各种事件的标准。诸如宽宏大量与自豪自尊的品质基本上是非基督教的。这些在古代世界的人们与故事中备受赞颂的异教徒的美德，事实上在中世纪乃至在文艺复兴时期，与基督教的欧洲完全绝缘。基督教似乎并不在意的人类的重要品质或者说它所拒斥的品质，在有关阿喀琉斯(Achilles)或恺撒、海伦(Helen)或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的描述中，在理性自杀的塞内卡(Seneca)或激情自杀的戴多(Dido)身上得到了体现。

某些异教美德与基督教的这种相悖之处提醒我们应注意本书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犹太人与基督徒基本上未包括在本书之内。这些人属于基督教的欧洲。犹太教与基督教并不在古典世界史之列，因为它们面目迥异，与古典风马牛不相及。犹太文学的前提根本不同于希腊罗马文学，其特有的形式也同样如此。罗马可能更容易同犹太教而非基督教达成妥协，该教起码是一种有些异样的祖先崇拜，而基督教则甚至不算是一种体面的古代宗教，在一些关键地方与罗马这个异教国家的基本特性相矛盾。关于来世的思想、独身主义、拒绝发誓或拒绝奉献正常的牺牲，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被罗马官方所容。而且，基督教作品粗俗的文学形式以及古怪的预言也使有教养的阶级感到厌恶。对于希腊人来说，圣保罗认同的福音似乎是愚蠢的。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至少是在晚期，古典世界必然会普遍接受基督教的启示。说苏格拉底有罪并判处他死刑被颂扬为一种殉道、一种非凡的成就，柏拉图(Plato)以他全部的文学天赋在宣扬这一点，并被有教养的希腊与罗马人所接受，这就为理解耶稣的受难铺平了道路。罗马帝国平定并统一了世界，适时地为在各地传播福音准备了条件。皇城罗马变成了圣城罗马，它的主教们接过了旧时最高大祭司的头衔。罗马的普遍号召力是表现为宗教形式的，但与历史的承接依然是显而易见的。

古典传统在西方历史上占有极大的篇幅，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题目，本书只能表现其万一。希腊与罗马为西部与东部教会提供了语言，当强加于地中海世界的统一随着罗马帝国的倾覆而一分为二时，这两种语言在很长时间里里继续作为思想交流的载体而存在。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直到1453年灭亡时，仍自称为“罗马人”，不过，东罗马也是希腊语国家。尽管大部分古代文献业已佚失，但其中有一些还是幸存下来，包括众多杰作。经过激烈斗争以及对部分神甫的质疑之后，虽然不是普遍赞同，但人们还是大体上接受了基督徒可以阅读或传授异教经典的行为。在1000年的时间里，维吉尔(Virgil)和泰伦斯(Terence)的作品被继续作为西方学校中的基本教材。

罗马的思想从未失去过吸引力：查理曼大帝前往交通并不便利的意大利城市加冕称帝，于是，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拥戴与反对具有普遍号召力的罗马帝国的斗争支配了意大利与德国的历史。后来，拿破仑再一次点燃了争斗之火，墨索里尼则宣称“恢复了法西斯(fasces，法西斯分子一词“fascists”便源于此)，[16]并为罗马重新建立了一个帝国。莎士比亚在他罗马题材的悲剧中揭示了权力的窘困局面，这与他的英国史剧本相比，要更为深刻。吉卜林在他一些最出色的诗歌与故事中，将罗马帝国描绘成大英帝国统治的范本。在现实政治领域，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思想。对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在印度的虐待和敲诈的审判，所有参与者都感到堪比古罗马政府对诸如威莱斯(Verres，西塞罗曾公开指控他)[17]之流的公开审判。“总督”(proconsul)一词也很自然地被用来称呼英国殖民地总督。

新宪制的设定者们通常要参照罗马的模式，因此法国、爱尔兰、意大利和美国都有参议院(Senates)。激进政治派别也可在罗马找到样板。法国革命者就采用了诸如格拉古(Gracchus)的名字，自称是“诛杀暴君者布鲁图(Brutus)与罗马共和国的继承人”。德国的一次革命运动就自称为“奴隶起义者斯巴达克斯(Spartacus)的运动”；英国一份左翼杂志也仍自称为“特里布”(Tribune，保民官)。当然，罗马教廷也在不同层面上重新确认了帝国的那些宣言。

古代世界对艺术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主题、形式与精神。希腊神话与基督教一样，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另一宏大主题。奥维德(Ovid)的神话成为提香(Titian)、科雷吉欧(Correggio)、鲁本斯(Rubens)、普桑(Poussin)的描绘对象。曼特尼亚(Mantegna)、皮拉内西(Piranesi)和大卫(David)则创作出了古罗马的视觉形象。米开朗琪罗通过悉心模仿真正的古代雕塑样本来创作，从而开启了自己的雕塑家生涯。古代文学流派也同样生机勃勃，牧歌与史诗、挽歌与讽刺文学在每一种欧洲语言中都充满活力，创作出最初歌剧的意大利音乐家和赞助人一直试图复兴古典世界的音乐剧。在希腊悲剧被人们理解之前，因马洛(Marlowe)与莎士比亚而兴盛的悲剧，在形式上受到塞内卡文辞华丽的情节剧的影响。其他艺术形式，比如凯旋门上的多利安式、爱奥尼式和科林斯式柱头，带有大理石仙女像与河流之神形象的喷水池，经过装饰的骨灰瓮，所有这一切迅速传遍各个城市。古代世界的精神对后人产生的影响则更为广泛。大卫画笔下在浴室中被害的马拉，令人联想到罗马那些泰然自若的自戕场景；拉斐尔和弥尔顿(Milton)作品的重要风格与他们对古典的研究密不可分；但丁声称维吉尔是他的导师，尽管两人在风格上存在明显的巨大差异，但丁的说法仍然道出了这一重要事实。

英语本身与它在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支中的远亲明显不同，因为英语中有大量词汇来自拉丁文，较少词汇来自古希腊文，其中有一些词汇直接出自这两种语言，还有一些则是借用自法语或意大利语的词汇。人们有时会谈到，像“psychiatry”(精神病学)或“prelapsarian”(亚当、夏娃堕落前的时期)这样的词汇似乎始终是莫测高深的大词。确实，有关抽象思想、科学文化的词汇尤其如此。但是下列25个词样可能会提醒读者，许多小词或基础性的词也具有同样的来源：act， art， beauty， colour， crime，fact， fate， fork， hour， human， idea， justice， language， law， matter，music， nature， number， place， reason， school， sense， sex， space，time。

每代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古典的古代，从中汲取不同的教训，发现不尽相同的有趣事物。希望本书有助于当代读者理解古代世界某些经久不变的意义与魅力。

[1]指纽约州的辛辛那提市。——译注

[2]罗马共和末期的两位杰出政治家与改革家。——译注

[3]阿丽娅·派塔的丈夫因参与谋反而被赐死，当他对自杀有所犹豫时，妻子夺过他手中的匕首，做了上述演示。——译注

[4]法国17世纪著名剧作家。——译注

[5]英国著名小说《格列佛游记》作者。——译注

[6]在《格列佛游记》中，巫人岛上的官员可以暂时使死人复活。——译注

[7]罗马共和末期(公元前1世纪)刺杀独裁官恺撒的主谋之一。——译注

[8]在《格列佛游记》第三卷中，此情此景出现在格列佛见布鲁图之前。本书作者在这里的表述易造成读者错觉，仿佛元老院的出现一事发生在见布鲁图之后。——译注

[9]法国著名新古典主义画家，常以古希腊与罗马的题材作画。——译注

[10]罗马共和国的奠基人，公元前509年的第一任执政官。——译注

[11]均为法国作家。——译注

[12]近代英国作家爱德华·布尔沃·利顿的小说，曾经风靡一时。——译注

[13]英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1907)。——译注

[14]卡皮托(Capitol，拉丁原文为Capitoline)是古罗马七丘中的主丘，上有罗马教主神朱庇特等神的庙堂。西文首都、资本(Capital)等词均出自这一拉丁词。——译注

[15]由名、家族名和姓三部分组成。——译注

[16]拉丁语词fasces意指古罗马执政官护卫身上背的一束笞棍，用来惩罚违法的公民。是罗马行政官员权力的象征。——译注

[17]罗马共和末期的西西里总督，在任上大肆贪污，搜刮民脂，受到严厉指控。——译注

第一章 早期罗马与意大利

迈克尔·克劳福德(Michael Crawford)

本章的主题是罗马历史中的意大利因素。公元前509年之前，即较早的王政时期，罗马就已开始扩张，并吞并近邻的领土。在共和国时期，罗马的扩张仍在持续。到了公元前3世纪初，罗马在波河流域(Po Valley)以南已没有真正的对手了，不过，此地十分活跃的高卢人对其而言依然是一个威胁。但罗马并非简单地征服了意大利，它还迫使意大利不同民族应邀为之作战。罗马借此兵源首先击败了来自东部的入侵者[1]，随后又打赢了两场与迦太基的战争[2]，再后来又征服了整个地中海海域。

公元前200年后的大规模征服战争是第二章的主题之一。不过直至奥古斯都时代，罗马与意大利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影响罗马历史的决定性要素之一。对地中海海域的征服使得意大利经济状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由此引发了公元前2世纪末以降的一连串政治危机。与此相关的一部分内容将是第四章的主题，另一部分内容则是本章所要探讨的——它们涉及罗马与意大利的关系。在一个层面上，这些政治危机已随着奥古斯都皇帝的出现而得到解决；在另一个层面上，危机的解决可以说涵盖了意大利罗马化及罗马意大利化的最后阶段。

意大利诸民族

欲写早期罗马的历史，首先面对的就是文字史料的缺失问题。事实上，现存史料中既无早于公元前3世纪末的文字记载，亦无奥古斯都时代以前的连续文字记载(有关罗马人历史写作传统的讨论见第十章)。有关早期罗马的文学传统中，最严重的弱点恐怕就是冷酷无情的罗马中心主义。在波利比乌斯(Polybius)之前，诸如亚里士多德之类的希腊作家偶然意识到了罗马的存在，这类史料有些或直接、或因被后世作者引用而得以保存下来。但埃特鲁里亚人(Etruscans)的历史记载及其他当地传统却荡然无存。因此，要从种族构成、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组织、宗教、语言以及物质文化等诸多方面把握意大利民族间的巨大差异，乃是极其艰难的任务。在罗马成功征服并同化的民族之中，不仅有拉丁人这样的与罗马毗邻且有亲缘关系的民族，也有一些与罗马人截然不同的异族。

意大利最独特的族群是希腊人，他们的殖民地位于意大利南部，沿着海岸从库迈(Cumae)延伸至塔伦图姆(Tarentum)。希腊人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在意大利建立自给自足型城市，他们使自己的领土在各个重要领域都成为希腊世界的一部分。然而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越来越多的希腊殖民地成为内地山区民族袭击征服的目标。半岛脚尖地区是布鲁蒂亚人(Bruttians)，半岛脚跟地区是卢卡尼亚人(Lucanians)，再往北则是萨莫奈人(Samnites)——这个民族由形形色色的小部落构成，其中包括罗马东面的马尔西人(Marsi)。所有这些民族都处心积虑地想控制山下的富饶土地，掌握沿海地区所积累的财富。他们的征服也远非简单的“接管与蛮族化”。

这些内地山区民族的语言都很相似，学者们称之为“意大利语族”(Italic)，实际上，这些民族也自认为相互之间在历史上有着亲缘关系。再往北，沿海地区是拉丁人，内陆地区是萨宾人(Sabines)与翁布里亚人(Umbrians)。萨宾人与翁布里亚人的语言同样属于意大利语族，但他们的历史与南方的山地民族有所不同。相传，萨宾人与拉丁人在罗马建城过程中皆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这两个民族的历史也总是相互交织，联系密切。不过，还有一个地区无论对罗马还是对翁布里亚都有着重要影响，这就是埃特鲁里亚。自公元前8世纪以来，内部的演变与外部主要来自希腊的影响相互作用，结果在埃特鲁里亚地区发展出先进的城市文明。不过埃特鲁里亚人的语言既非希腊语，亦非意大利语。尽管埃特鲁里亚各城市一直是相互独立的政治实体，但埃特鲁里亚文明基本上是同质的。

早期的翁布里亚文明完全模仿埃特鲁里亚文明，只是相对逊色，埃特鲁里亚文字则被用作翁布里亚语言的书面表达形式。然而，在罗马，历史进程却有所不同。周边山上的村庄以中央的广场(Forum)为连接纽带，在公元前6世纪发展为一座单一城市。类似的演进也发生在其他拉丁共同体的建立过程中，比如加比伊(Gabii)与普雷内斯太(Praeneste)。古风时代拉丁姆(Latium)地区的物质文化与埃特鲁里亚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不论在文化上还是政治上，罗马都从未降低到埃特鲁里亚人附庸的地位。

康帕尼亚(Campania)的历史则更加复杂。其沿海地带有一些希腊城市，其中最重要的是库迈和尼阿波利斯(Neapolis)，它们同以卡普亚(Capua)为基地的埃特鲁里亚人势力在古风时代末期与古典时代一直共存。公元前5世纪萨莫奈人入侵，占领了当地的所有埃特鲁里亚城市，希腊城市中亦只有尼阿波利斯幸免。但萨莫奈人的到来并未摧毁康帕尼亚地区业已萌芽的文明，只不过使得萨莫奈人成为当地新的统治阶层。公元前4世纪，罗马将康帕尼亚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一进程大概是罗马共和国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历程。

比较了拉丁姆与康帕尼亚间的差异之后，再对皮克努姆(Picenum)和阿普里亚(Apulia)进行比较是颇具启发性的。意大利语族群的分布从北部的翁布里亚人延伸到南部的布鲁蒂亚人，但皮克努姆与阿普里亚两地的居民与这些民族鲜有共同点，而且因为与希腊世界保持着联系，这两个地区都有了一定的发展。这里所说的希腊影响的来源，在皮克努姆是过往的希腊商人，在阿普里亚则是希腊城市塔伦图姆。皮克努姆物质水平一直相当落后，多数人无法识文断字，亦少有城市化的迹象。阿普里亚尽管出现了一些本地城市，但在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之间，整个阿普里亚地区似乎处于南方希腊城市的文化与政治潮流之外。

与民族差异同样存在的，是经济与社会结构方面的巨大差异。希腊殖民地当然是完全成熟的“城邦”(poleis)，而且埃特鲁里亚人的维伊(Veii)和卡普亚，以及拉丁人的罗马和普雷内斯太一类的城市，也很显然在诸多方面与希腊城邦类似。但意大利中部大部分地区直至西塞罗时代尚无城市出现。这些地方的基本格局是分散的村庄与农庄，并且这些居民点往往位于一座山顶堡垒的保护范围之内，一旦发生战争，居民便可以前往那里避难。然而堡垒绝不是用来长住的，事实上，它们也不承担任何城市才有的政治与宗教职能。皮埃特拉邦丹泰(Pietrabbondante)遗址为我们提供了当地定居格局的清晰范例，那里有萨莫奈人最大的圣所，该圣所也兼做会场，整个建筑位于开阔的山坡上，山顶上是一座堡垒，圣所与堡垒中皆未发现人类定居的痕迹。

然而，不能因为此处没有城市就推测这里没有固定的农业活动。希腊城邦很自然地会从本地居民的自由农民阶层中招募军队，实际上罗马也是这么做的。早期意大利其他共同体的状况想必也是如此。因为罗马征服意大利的过程中的诸多战役都是罗马重步兵与对方重步兵的较量，而重步兵的存在则证明了自由农民的存在。埃特鲁里亚的状况也必定如此。不过我们所掌握的史料只谈到埃特鲁里亚人中的农奴阶层。有一种解释是：埃特鲁里亚社会类似于斯巴达，统治者不是贵族，而是由类似希洛人(helots)的农奴所供养的重步兵阶层。萨莫尼乌姆(Samnium)的状况肯定也一样，尽管相关史料让人留下了萨莫奈居民是牧羊人的印象。实际上，一个人如果不仅仅是浏览地图，而是去意大利实地旅游，他会一次又一次经过片片丰饶的土地。这类土地地势很高，适于耕作，并且确实从远古时代起就有人耕种，但并不是说这里就没有牧羊人。意大利的气候主要分为两季——干燥的夏季和寒冷潮湿的冬季，地貌则包括河流、沿海平原以及高山。这些气候与地理因素决定了当地养羊业具有跟地中海其他地区相同的特征。这种畜牧方式包括夏末至春季在低地牧场——往往是在谷物收割后的农场上放养，而炎热季节的放牧场所则是依靠融雪提供水源的高山草地。此种畜牧模式被称为迁徙式畜牧，可能仅仅是在单个山谷的山坡上下移动畜群；也可能意味着长距离的移动，比如政治条件许可时，冬季在阿普里亚的牧场，夏季则前往亚平宁山脉中央的牧场。

早期罗马

罗马城是由一些村庄结合在一起形成的。结果是佛鲁姆[3](Forum)不再用作墓地，成为新城市的户外公共空间。有趣的是，埃特鲁里亚人的大城市维伊，这个罗马多年来的主要敌手，当初也是由分散的村庄所占据的高地所构成。与维伊一比较，还有另一方面颇为有趣，即罗马与维伊并非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比较大”，就规模而言，它们比台伯河下游流域的其他任何共同体都要大得多。

罗马无疑是值得占有的猎物。罗马的传统一贯认为，这座城市当初由国王统治，初代国王罗慕路斯建立此城，罗马城的名称就来自罗慕路斯。罗慕路斯的最后三位继承者中的两人，即塔克文·普利斯库斯(Tarquinius Priscus)与“高傲者”塔克文(Tarquinius Superbus)是埃特鲁里亚的冒险家。他们的到来与对罗马统治权的攫取凸显出古风时代中意大利社会作为整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对外来渗透的开放态度。与古风时代的希腊一样，一个城邦(polis)的僭主及贵族同另一城邦的僭主及贵族互相通婚，因此在古风时代的意大利，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公民权”概念将一个人与他出生的共同体联系在一起。而且，对外来渗透的开放态度似乎适用于所有社会阶层。就在罗马君主制被推翻后没几年，萨宾贵族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及其追随者被接纳成为罗马共同体的成员。克劳狄乌斯获得了与昔日社会地位相称的社会等级，他的追随者们亦各安其位，获得了相应等级。从公元前4世纪起，我们对罗马与其他拉丁共同体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能够进行可靠的推断，我们发现这种关系的一个本质要素是共同体之间的迁徙自由。这是拉丁人部落共同体时期遗留下来的，还是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外交历史的产物？答案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在古风时代的中部意大利社会，这一要素似乎得到了认可。

谈及适合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追随者的社会等级，我一直没有提到早期罗马史的一个关键问题。罗马传统一致宣称，王政时期业已存在一个被称为“氏族贵族”(patricians)的家族群体，他们在共和国早年成功攫取了对世俗职位与圣职的垄断权，而且几乎完全控制了共同体的经济资源。在我们的史料中，那些非氏族贵族者被称为“平民”(plebeians)。这就是当时人们所知的制度，但很可能早期罗马共同体中还包括既非氏族贵族又非平民的社会群体。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出现了发展极为迅速的平民运动，它产生了平行于氏族贵族并替代氏族贵族国家的组织，这一过程被学者们称为“等级斗争”(struggle of the orders)。平民组织着手打破罗马城邦内氏族贵族对世俗职位与圣职的垄断，并削弱经济领域内富人对穷人的剥削程度。平民运动在实现其首要目标上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公元前2世纪时加图就能做出这样的断言：如果任何罗马公民想要获取国家最高官职，那么，他的奋斗道路上并不存在形式上的障碍。我们将很快看到平民们的经济追求是如何实现的。

我已经使用了“罗马公民”这一术语，罗马公民权这个统一的概念正是上述过程的结果。到了最后，一个居住在罗马的人要么是自由的罗马公民，要么是奴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通过上述事实可以推知罗马社会对平民运动的开放态度。而且据我们所知，这是罗马独有的特征。尽管其他拉丁共同体大概也是这样，但埃特鲁里亚诸共同体却可能并非如此，它们如同某些希腊共同体，呈现出从奴隶到自由民之间的各种社会地位形态。

然而罗马还有其他更多的特征。让希腊观察者感到惊讶的是，奴隶被罗马公民解放后即成为罗马公民。还有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到了后来，罗马公民权不只简单地在诸拉丁共同体的成员中有效，在整个意大利各民族中也一样有效。此时，罗马已是中部意大利的主导性强国，我们同样应认为这与罗马社会对来自弱小民族渗透的开放态度有关。

前面已经概略谈及了早期罗马的世俗职位与圣职，以及平行于罗马国家组织的平民组织的建立。也许在王政时期，国王已习惯于向一个顾问团体咨询，该机构在共和国时代演变成元老院。公元前6世纪末，终身任职的国王被一年一任的两名执政官所取代。此外，我们的史料还表明，在共和国早期已出现专门的财政官员，即财务官(quaestors)，以及各种各样的军事官员。或许史料中没有准确信息，但假定王政时代存在一套职责有所区分的行政管理架构是完全合理的。随着共和国的到来，官职的任命方法想必由任命改为选举。同样，在王政时代业已存在两种不同方式的罗马民众组织——公民大会，分别为按照胞族集团组织起来的“库里亚大会”(Comitia Curiata)和按照军队单位组织起来的“百人队大会”[4](Comitia Centuriata)。平民组织的成长促成了平民官职的设立——其中最重要者为保民官——并且还促成了另一公民大会的产生，即民众按照部族(tribus)——即按居住区域——组织起来的“平民会议”(Concilium Plebis)，或称“特里布大会”(Comitia Tributa)。

随着平民们在政治、宗教上与氏族贵族享有平等权利的目标得以实现，平民组织也被原样移植，成为罗马的国家组织。保民官成了实际上的罗马政府官职，平民会议则成为国家公民大会之一，名曰“特里布大会”。随着公民大会的创立，平民组织还保留了现存罗马公民大会最令人惊异的特征，即“按团体投票”。没有哪个罗马公民大会能够做到以到场投票者的简单多数来做决定。不管每个团体被如何界定，都要以这种方式做出决定，多数团体的决定即为公民大会的决定。

以百人队大会为例，其职能包括选举执政官，各团体以便于体现富人优势的方式加以组建。无论其形式在共和国中期(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如何发展，百人队大会都包括一些由足以充任骑兵的富人构成的团体，然后是一些由财产资格略低者构成的团体，其他依此类推。基本上可以这样说，越是富裕的团体，成员就越少，结果就是富人在公民大会中的影响力与其人数不成比例。当然，在王政时期及共和国早期，这种制度没有这么复杂，但基本原则似乎并无二致。该原则自然要到很久以后才被有意识地制定出来，于是，那些交纳更多赋税并承担更多保卫共同体职责的富人，在制定政策时享有更多发言权。不过，还必须说一点，富人只有团结一致时才能左右投票结果，但这种情况似乎很少发生。依照团体的构成方式，富人在大会中并不能获取优势。平民大会的性质与目的显然在此种情况下得以体现。

就像不同罗马公民大会一样，王政时期的罗马有一套职责相对有所区分的行政管理架构，它同样是从最早的时期就开始持续演进的。罗马人表现出非常显著的意愿，试图设立新职位以接管执政官的专门职能；如此这般，大法官[5](praetors)后来接管了政府的司法职能，监察官(censors)则接管了如下职能：大约每隔五年编列出公民名册以及适于征税的财产数目，并更新罗马人民的祈祷文以期获取诸神的恩宠。实际上，在整个共和国时代，除了最后几年的无政府时期，监察是一种程序，人们作为战士、纳税人和投票者借此获得共同体中的身份。

罗马共同体并非简单地由属于其中的公民、妇孺和奴隶构成，还包括诸神。而且罗马的宗教架构与历史形态在诸多方面的表现，显然证明它们实乃世俗架构及发展的镜像。

首先，早期共和国相对复杂的政府架构同样拥有丰富多样的圣职(系统)。一开始有两个主要的大祭司(pontifices)团体，其首领为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大祭司长一般还掌管着维斯塔贞女(Vestal Virgins)；此外还有占卜官(augures)。大祭司大体负责管理献给诸神的牺牲；维斯塔贞女负责管理共同体的圣灶；占卜官则负责探知神意，比如通过查看飞鸟(进行占卜)。就如同国家设立新的世俗官职以满足新的需求一样，宗教领域也不时出现新的祭司职位。并且，共和国的祭司职务往往由担任世俗官职者兼任，不同之处在于，祭司为终身职位，而执政官一届任期只有一年。因为在罗马，宗教与政治并非两个割裂的世界，而是同一世界中不可分割的两部分。但千万不要因为众神的世界卷入了政治纠纷的世界，就据此推测罗马宗教“有问题”。

其次，伴随着罗马国家组织并行发展的平民组织同样也创立了自身的祭仪体制，该祭仪的中心在阿芬丁山(Aventine Hill)上，位于罗马的初始边界以外，祭仪所崇拜的神灵有克瑞斯(Ceres，财神)、利贝尔(Liber)和利贝拉(Libera，利贝尔与利贝拉皆为丰产之神)。

最后，我们在(上述)设立新祭司职位与平民宗教架构过程中观察到的宗教领域对创新的接纳态度，在更广阔的环境下发挥着作用。共和国宗教史中最显著的特征大概是新神祇的持续输入，来源有埃特鲁里亚(Etruria)、意大利其他地方或者海外。这并不表示罗马人对现有神灵不甚满意，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正如公民乃罗马军事实力之源，因此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罗马一直力图增加公民数量。同样，因为众神帮助罗马赢得战役，所以人们崇拜的神也是多多益善。

除建立了军事上成功的贵族—平民国家之外，我们还需要谈谈“等级斗争”的另一结果。社会下层者的诉求之一便是经过编纂与记录的罗马民法条款，这样一来，对法律的解释便不必依赖贵族官员的任意发挥。这便有了众所周知的“十二铜表法”(Twelve Tables)，传统上认为该律法制定于公元前450年左右，其条款在西塞罗时代依然是构成罗马民法的基础。正是通过这一时期以及之后作家们的引用，我们才能够对其原本内容有清晰的了解。十二铜表法所揭示的社会尚是一个小农共同体社会，但共同体中亲属族群的重要性已日渐衰微，而且共同体中已经存在大量的奴隶。

早期共和国

共和国早些年是以氏族贵族家族力图垄断世俗职务与圣职为标志的。君主制的覆灭意味着过去罗马对近邻所取得的优势在部分丧失。此外，在公元前5世纪，沃尔西人(Volscians)出现在利里河(Liris)流域并征服了特雷拉河(Trera)[6]流域之大部以及罗马南部的沿海平原。共和国建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罗马在其他拉丁共同体中重新建立起了领导地位；接着是一连串漫长的战争，对手为南部的埃特鲁里亚诸城市，特别是公元前396年被攻陷摧毁的维伊；与此同时，罗马要还对抗南方的沃尔西人。之后的征战中，罗马与拉丁人通常可以依靠同样因沃尔西人的扩张而蒙受损失的赫尔尼坎人(Hernicans)的助力。毫无疑问，对社会下层民众而言，一个阶段的经济困难是相当沉重的负担，这也加剧了他们对贵族独占(局面)的不满。而某些并不十分穷困的下层人士为罗马贡献了军事胜利不可或缺的人力，这使他们拥有了讨价还价的权力，而他们也迫不及待地行使这一权力。贵族特权被侵蚀的同时，伴随着对征服土地的持续需求，这些土地的作用在于满足社会下层经济上的渴求。它们要么形成了拥有本地自治政府的新共同体领土，或称“殖民地”(colonia)；要么成为孤立的份地，被提供给没有按群体组织起来的定居者。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对罗马的洗劫在当时固然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但对罗马的内部发展以及对罗马的征服进程，都没有造成太大影响。攻陷维伊获取的土地被分配给了罗马的穷人，结果便是创设出一支人数庞大的农民士兵后备军。到了公元前4世纪中期，罗马控制了南埃特鲁里亚，完全无须再惧怕来自阿尼奥河(Anio)上游流域诸部落的进犯，同时，罗马还准备染指康帕尼亚北缘地区。

公元前338年，罗马征服意大利的历史关键时刻来临。周边的多数拉丁共同体眼看着罗马势力的不断增强，开始有所警惕，并力图重申自己的独立地位。然而，它们全部被击败了，除最大与最远者外，其余皆被并入罗马公民联合体。这以后，早先的拉丁姆城市以及拉丁人的殖民地作为个体或群体与罗马发生联系时，再也没有可能与罗马分离。并且罗马做出了重大决策，继续建立拥有拉丁城市地位的共同体。确实，到了后来，也可能就是从此时开始，“拉丁身份”之于罗马与其他拉丁共同体，其本质特征在于相互通婚的权利、强制性的合约义务，以及变更居住地并获得新居住地相应公民权的权利。公元前338年以后出现的第一处拉丁殖民地卡莱斯(Cales)位于康帕尼亚北部，建立时间为公元前334年。该殖民地及之后殖民地的主要功用是防御性的，为的是控制征服的土地或者保卫领土，抵抗侵略。对罗马与拉丁社会而言，建立殖民地是利用征服来的土地缓解下层贫困的一种手段。此外，拥有拉丁身份的殖民地还是促成意大利罗马化的强有力因素。这些殖民地从一开始就在政治制度上模仿罗马，在一个此前跟罗马没有多少联系的地方，光是殖民地的存在就有助于罗马政府模式的推广。近来在科萨(Cosa，建立于公元前273年)发现的考古证据显示，罗马极有可能向拉丁殖民地输出其独特的“团体投票”方式。不过，建立拉丁殖民地还有更为重要的内容，似乎殖民地的成员不仅限于已拥有罗马或拉丁共同体公民权者，意大利同盟者也有资格加入。这样，拉丁共同体便有助于将大量意大利人的地位提升至接近罗马公民的地步。然而，不论是这种情况，还是另一种情况，即拉丁殖民地提供了一种将土地分配给穷人的方式，皆不表明殖民地是建立在平等或者民主的基础之上的。拉丁殖民地居民中，一部分地位显赫者所获得的土地比其他人更丰厚，由此形成了一个社会精英与统治阶层。

公元前338年前后，罗马还建立了不少殖民地，其成员拥有罗马公民权。这些殖民地的规模小于拉丁身份的殖民地，它们承担着某一边境的特定防卫职责，比如台伯河河口的奥斯提亚(Ostia)或者利里河河口的明图尔奈(Minturnae)。不过，那些拥有罗马或拉丁公民权者有资格参与移民活动。另外，罗马殖民地提供了一种方式，尽管不是很重要的方式，使那些来自意大利家庭的男性可借此获得罗马公民权而无须搬迁至罗马。

作为一种创造新罗马公民的方式，殖民地的更重要作用在于将全部意大利共同体(居民)作为不投票的公民整合起来。(除投票权以外，)这类共同体(居民)拥有罗马公民的一切其他权利，主要是法律与社会方面的权利，同时他们也必须承担公民的一切职责，必须缴纳税款并参与作战。投票权的保留有时可能是出于距离遥远或语言不通等原因，我们不清楚这种不经投票授予公民权的行为是一种回报还是征服手段，也可能这个问题根本不重要。意大利大部分地区以此种方式成为了罗马的一部分，尤其是希腊-埃特鲁里亚-萨莫奈大城卡普亚，以及后来盖乌斯·马略(C. Marius)与西塞罗(Cicero)的诞生地阿皮努姆(Arpinum)。卡普亚，无疑还有大部分康帕尼亚地区，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被并入罗马国家，具体进程非常模糊且充满争议。不过重要的是，当时意大利最富裕、最发达的地区进入了罗马的势力范围。

意大利的统一

前文已经谈到，属于不同意大利共同体的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最终获得罗马公民权或拉丁人身份，不管他们是被征服还是未被征服。不过，这一进程还有其他方面(的意义)，罗马的成功不仅在于征服了意大利，还在于将意大利塑造为一个单一世界。在建立拉丁殖民地过程中，罗马输出了自身的等级模式以组建(当地)社会，与意大利盟友间的往来也采用了大体相同的方式。罗马有系统地挑选意大利盟友中的社会上层，并授予他们特权，如果他们面临外部的灾难或内部的革命，罗马将会在危机中给予支持。正常情况下，罗马与任何意大利共同体间的关系取决于两个城市上层间的个人的联系，这基于双方的共同利益以及频繁的双边互动，包括相互通婚。

有了这层个人关系网，罗马加诸意大利共同体的基本要求毫无意外地得到顺利满足。该要求便是提供部队。这使得罗马有别于大多数其他古代帝国，也有助于解释罗马帝国主义的本质。

多数古代帝国要求附属者提供贡赋，这一要求彰显着帝国的优势地位；对统治权所有者而言，贡赋的满足为其统治地位提供了现实的物质保障。很明显，从很早开始，罗马仅仅简单地把对人力的要求扩展至其他意大利民族，并将这些人纳入自身的公民体系。于是，标志着罗马在权力上高于沃尔西人或埃特鲁里亚人的唯一手段便是要求这些民族提供部队。罗马据此牟利的唯一手段则是利用这些部队获取战利品、土地以及更多的权力。但我们不该假定罗马对部队的索取就一定违背这些民族的意愿。尽管在分配战利品或土地时，对盟友不如对自己的公民慷慨，罗马也确实跟盟友们分享了某些胜利的报酬，而且这类报酬一直在不断增加。

罗马对意大利的征服同样伴随着引人注目的实在的表现，证实着罗马的存在。公元前4世纪以降，不管是孤立的区域还是殖民地的领土，在分配之前，被征服的土地无论如何都会被丈量与标识，这一细致的过程最后被称为“百法丈量分配”(centuriatio)。最初，可能是在公元前334年以后，土地被划分为宽10罗马方步(actus，一方步约等于35.5米)的长条，划分的界线被称为“十步线”(decumani)；不久，完整的长方形网格被标识了出来，横向线条被称为“轴线”(kardines)。在相对简单的系统中，“十步线”分隔有时会多于或少于10罗马方步，在后来成熟的网格划分系统中，这个标准变为纵横各20罗马方步，但也并非通用。采用此种网格方法划出的土地为每一方块200尤格(jugera)，或者说一“百方”(centuria)。

不过，上述详细的方法并非仅用于丈量土地，在乡村留下清晰印记的道路与沟渠同样构成了网格状的界线。它们勾勒出(土地的)格局，发挥作用的时间即便不足千年，亦长达数百年，在很多地方历经了工业化发展与机械化农业而至今犹存。

一方面，当时罗马对土地的控制基本都带有暴力色彩；但另一方面，罗马组织之下的意大利殖民地格局便于意大利人获取拉丁公民权，甚至最终获取罗马公民权；这使得当时已有的民族得以凸显并相互融合。于是，公元前268年的拉丁殖民地阿里米努姆(Ariminum)建立于昔日翁布里亚人领土之上，这对当地位于殖民地围墙外主要的前罗马(pre-Roman)圣所并未产生不利影响。并且，就如其供奉所表明的，该圣所继续作为殖民地生活的中心而存在，一如殖民地建立以前在当地所扮演的角色那样。在意大利另一端，人们在萨莫奈人、卢卡尼亚人与阿普里亚人领土边界处建立起殖民地卢克利亚(Luceria，公元前314年建立)，那里的早期铭文展示了一种以拉丁语为基础的混合方言，据推测这是由于当地的混居造成的。

在萨莫尼乌姆(Samnium)地区的埃塞尔尼亚(Aesernia，公元前263年建立)发现的公元前2世纪的铭文表明：存在一群“萨莫奈人定居者(incolae)”，他们显然不是公民，却能与当地人和睦相处，顺利从事商贸活动并拥有自己的社团组织。通过文学资料我们还得知，公元前2世纪初期，有大批萨莫奈人与派利格尼人(Paelignians)移居弗雷格拉(Fregellae)。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成为公民，但他们的存在显然受到了欢迎。

这些共存与同化的事例发生在意大利那些居民被称为“意大利人”的部分。一般而言，这些人的民族和语言与拉丁人的相近。然而，在意大利的两个地域，即埃特鲁里亚与山南高卢(Gallia Cisalpina)，情况迥然不同。在这两处，各有一种独特显著的文化最终湮没无踪，原因却不一样。在山南高卢，公元前390年高卢人曾洗劫罗马的过往，以及汉尼拔入侵意大利时其高卢盟友所扮演的角色，成为罗马对该地实施残酷征服的主要原因。公元前3世纪，罗马采取初步行动，几乎完全消灭了塞农人[7](Senones)，这一军事政策在公元前2世纪继续实施。在埃特鲁里亚，发生于公元前5—4世纪的早期战争必定在南部形成了一条稳固的罗马或拉丁领土带，只留下塔克文尼(Tarquinii)或伏尔奇(Vulci)之类的埃特鲁里亚飞地苟延残喘。在北方，埃特鲁里亚人的领土和文化得以完整保留下来，那里却变得日益隔绝与贫穷。

罗马与希腊城市

公元前6世纪，希腊文化曾通过埃特鲁里亚传入罗马。公元前4世纪，随着对康帕尼亚的兼并，罗马开始与希腊世界有了近距离直接交往。在随后三个世纪中，这种交往的密切程度及重要性日益增长。公元前312年，时任监察官的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凯库斯(Ap. Claudius Caecus)修建了由罗马至卡普亚的阿皮亚大道(Via Appia)，此举成为罗马与康帕尼亚之间联系的象征，也确实增强了罗马与康帕尼亚间的联系。很可能正是在此背景下，罗马依照希腊式样发行了第一种银币。公元前4世纪后期至公元前3世纪早期，罗马无疑开始了迅速希腊化，期间，罗马模仿希腊世界，热衷于展示胜利信念，这乃是亚历山大大帝遗产之中极重要的部分。其结果就是，在罗马引入了新的对战神的崇拜，对胜利之神的崇拜以及对胜利本身的崇拜。以上种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这期间，脱胎于希腊原型的海格力斯(Hercules)崇拜在罗马世界广泛流传，相关证据不仅有国家的新崇拜制度，还有来自社会底层对新英雄的热情奉献。与此同时，共和国时期的物质文化所受到的希腊影响表现得更为明显。一方面，位于阿皮亚大道上的西庇阿(Scipio)墓中发现有卢基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巴尔巴图斯(L. Cornelius Scipio Barbatus)的石棺，其上的装饰使用了希腊建筑主题。另一方面，大约在公元前330年，罗马开始生产自己的被称为格努奇里亚(Genucilia)陶器；接着在公元前3世纪早期，罗马开始模仿希腊金属器皿，生产一种优良的黑色光面陶器。

公元前4世纪后期，罗马在行政管理架构上日益复杂化，这已超越了简单采用希腊式钱币的阶段。可以肯定，正是在这一时期发展出了通过人口财产调查(census)将居民分为五个阶层的社会结构，每一阶层承担不同的财政和军事责任。

保卫意大利及第一次布匿战争

罗马与意大利民族间的最后一场真正的战争是对萨莫奈人的战争。这场战争实际上结束于公元前295年，这一年萨莫奈人及其盟友翁布里亚人、埃特鲁里亚人与高卢人在北意大利的森提努姆(Sentinum)被击败。这场战役中，那些尚保持独立的翁布里亚与埃特鲁里亚城市决定加入反罗马阵营，是为维持自身的自由地位进行最后一搏；部分波河流域的高卢部落决定加入反罗马阵营则是想再现公元前390年的成就。

15年之后，罗马首度遭遇海外入侵。前面已谈到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南方的希腊城市就面临“蛮族”邻居们领土和政治野心的威胁。库迈(Cumae)与波塞冬尼亚(Posidonia)已经认可了萨莫奈或卢卡尼亚精英阶层的存在，但塔伦图姆(Tarentum)拒绝像它们一样妥协，于是招来一连串希腊雇佣兵统帅帮助自己。最后一位雇佣兵统帅是伊庇鲁斯(Epirus)国王皮洛士(Pyrrhus)，他于公元前280年应招而来，不是为了对付塔伦图姆的卢卡尼亚邻居，而是为了对付罗马，因为此时后者已成为塔伦图姆独立的首要威胁。

需要注意一点，那就是塔伦图姆对抗罗马在南部的希腊城邦(poleis)中绝非典型。不管在当时还是在之后，都有不少希腊城邦对罗马的保护表示欢迎，乐于跟罗马结盟。罗马在对皮洛士战争期间发行了银币，币面上压制的图案式样显示出罗马处心积虑将自己置于抗击野蛮的文明一方。这种有争议的币面图案为阿波罗的头像，而阿波罗在公元前279年成为整个希腊世界中象征文明战胜野蛮的神祇，原因就在于，这一年阿波罗保卫德尔斐(Delphi)免遭一伙高卢人的劫掠。同样，如前文所述，罗马也于公元前295年同样击败了一群蛮族人，以及其他罗马之敌。

皮洛士在初始阶段对罗马军队段赢得了一些胜利，但代价颇大，“皮洛士式胜利”[8](Pyrrhic victory)这一习惯用语即由此而来。皮洛士后来在贝内文图姆(Beneventum)战败，只得越过亚得里亚海域(Adriatic)返回。毫无疑问，正是由于他败于罗马之手，希腊史学家、陶罗梅尼乌姆的提迈乌斯(Timaeus of Tauromenium)便在流放雅典期间写道：应该留心西方的新兴强国。

不久之后，罗马这个新兴强国与另一西部强国迦太基(Carthage)之间爆发战争。迦太基建城更早，而且因为与希腊人在西西里一系列的漫长血腥的战争，希腊世界对其更为熟知。

在较早时期，迦太基与罗马之间是和平的，实际上，两国间曾订立了三项条约，约定互不干涉各自的利益范围。其内容由波利比乌斯记载了下来。最早的条约订立于共和国第一年，为已知最早的完整罗马文献。

促使罗马对外扩张的因素中，除了前面已谈到的，还存在其他因素，第一次布匿战争的爆发便可为证。据波利比乌斯记载，投票决定采取行动的并非元老院，而是公民大会。无疑，单纯的贪婪在决策中发挥了极大作用。战争的导火索是罗马罔顾墨萨拿(Messana)已经请求迦太基保护这一事实，执意派出一支军队保卫墨萨拿，而当时墨萨拿由一伙意大利雇佣兵控制，正在对叙拉古王希罗(Hiero of Syracuse)作战。出兵墨萨拿的举动非常符合罗马的特性，当机会出现时，无论是罗马贵族还是作为整体的罗马国家从不抗拒插手的诱惑。

战争由公元前264年持续至公元前241年，由于在初始阶段叙拉古王希罗就把赌注押在罗马一方，这实际上是一场争夺西西里控制权的战争。罗马人的坚韧最终使他们赢得胜利，于是他们强行将撒丁岛(Sardinia)作为战利品夺走了。关于罗马以何种方式处置自己的新战利品尚不清楚，但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那种意大利模式，即通过条约将提供人力供罗马驱使的义务强加给战败的共同体，显然已不再被采用；西西里与撒丁岛皆被视为需要统治与征税的领土。其次，近年来在西西里西部恩特拉(Entella)发现的一组铭文表明，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至少有一名意大利人在罗马保护之下占据着颇有势力的半官方位置，而且他很可能从该职位中谋取了利益。

共和国中期的政治

公元前4世纪及3世纪罗马进行的战事中，领导权属于氏族贵族与平民贵族混合而成的贵族集团，该群体的出现是解决“等级斗争”的结果。在新的权力分配框架之下，执政官或其他高级官职的任职者及其后代被视为贵族集团的成员。正是这一群体构成了传统“元老院统治时代”的元老院。

必须说明，我们对这种社会中的政治运作方式知之甚少。至少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即元老阶层精英的内部问题以及元老阶层精英与作为整体的大众间的问题。尽管我们的史料对这一时期，即共和国中期的记述无疑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我们能够合理假设，那种精英与整个社会具有一定程度的团结的说法，在西塞罗的时代并非事实。

精英之间显然存在着争夺官职、权力及影响力的竞争。我们拥有公元前3世纪的一件早期墓碑，墓主为卢基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巴尔巴图斯。墓碑上的铭文镌刻时间晚于石棺的制作。另外，公元前251年执政官卢基乌斯·凯基利乌斯·麦特路斯(L. Caecilius Metellus)去世后人们所朗诵的《赞诗》(elogium)也有一部分保存至今。如果不考虑贵族们相互竞争这一背景，上述巴尔巴图斯的铭文与献给麦特路斯的《赞诗》便都无法理解了。显然会有危急时刻，比如苏拉(Sulla)的一位祖先曾因过度炫耀财富而被逐出元老院。但如果说公元前4—前3世纪的政治斗争像西塞罗时代那样以惨烈和不择手段著称，那则是极不可能的。公元前251年的执政官被描述为拥有巨大财富的人，而且财富的获取手段颇为光明正大。而这段描述中，仅有前一句，即“拥有巨大财富的人”适用于后来的恺撒。

当精英内部存在政策方面的意见分歧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分歧是如何解决的。然而有一种现代理论值得注意，根据该理论，像科尔涅利(Cornelii)或凯基利(Caecilii)之类的整个氏族(gentes)如单个实体般运作，与其他氏族建立稳定的同盟关系。该理论几乎能肯定只是幻想，并不适用于我们拥有一手证据的所有时期，而将其运用于没有证据的时期同样自相矛盾。此外，如巴尔巴图斯与麦特路斯之徒作为具有传奇色彩的个体出现，其野心无疑在将罗马推入战争的过程中起了一定作用。

关于如何理解精英与作为整体的大众之间关系的性质，我们的认知则更加晦暗不明。当然，围绕某些事情同样存在争论，它们构成了在公元前2—前1世纪间出现的争执的原因。因此，在公元前290年就相对平衡问题而展开争论，即如何利用被征服的萨宾努姆(Sabinum)土地，在向穷人分配和卖给富人两种选择之间达成相对平衡。波利比乌斯还记载了一场公元前232年由分配皮克努姆以及波河流域东南部土地的建议所引发的争辩。但基于以次假设的公元前4—前3世纪的罗马史，较低等级对贵族领导以及在其指挥下赢得的报偿感到满意这一点，却是颇令人费解的例外。

根据一般说法，使一个人依属于另一个人的庇护制(clientela)往往是一种带有继承性的传统关系，它被视为共和国中期罗马社会主要的整合因素。不过，其他因素无疑也发挥着作用。尽管如我们马上将看到的，罗马在公元前3世纪时与多数古代国家相比都显得十分庞大，但它仍然可能是一个不同等级间交流相对顺畅的社会。战争和殖民这一类精英与民众共同参与的事业的数量表明，精英与民众间确实保持着相对紧密的协作。如同后来一样，此时精英集团可以认为自己对全体居民的所作所为正当合理，他们也确实如此认为，因为就共同价值观而言，他们把全体居民视为一个整体。这类价值观包含一种独特的信念——即诸神的赞同必不可少，且罗马可借此立于不败之地。

正如波利比乌斯所观察到的，公元前3世纪不仅是罗马国家整体发展的至高点，也标志着罗马建立的意大利同盟者体系发展到了顶峰，而这种同盟随后就会开始呈现出紧张的态势。意大利必须面对的最后一场高卢大入侵发生在公元前225年，正是在准备反击此次入侵的背景下，波利比乌斯描述了罗马所能支配的人力资源的情况。为此，他利用首位罗马史家昆图斯·法比乌斯·皮克托(Q. Fabius Pictor)的记录，而后者正是公元前225年事件的见证者。虽然波利比乌斯给出的明细列表在细节上存在某些模糊之处，但该列表与这一时期有关罗马公民数量的其他信息相吻合。我们据此推测：罗马能够从中征召的罗马及意大利男性人口数约在1,000,000~2,000,000之间。

汉尼拔的入侵：第二次布匿战争

如此一支后备军的存在使罗马得以承受公元前218年汉尼拔入侵意大利所带来的震荡。这场入侵是一次精心准备的行动，以图报复第一次布匿战争时遭受的屈辱。迦太基人在西班牙建立的帝国为入侵行动提供了资源支持。公元前218—前216年间，汉尼拔这位杰出统帅使前来迎战他的罗马军队遭遇了一连串血腥的惨败，公元前216年的坎尼战役(battle of Cannae)则成为这一系列征战的终点。汉尼拔还使不少罗马盟友——其中最有名的是卡普亚城，脱离了罗马。与此同时，迦太基力图收复西西里，后来又将叙拉古(Syracuse)争取到自己一边。

但罗马总有能力将新的军队投入战场以替代损失的军队，而且大部分意大利同盟者从未考虑过意大利能够没有罗马，也从未真正认为迦太基统治下的意大利可以替代他们早已熟悉的统治。罗马首先成功地将汉尼拔困在布鲁蒂乌姆(Bruttium)，同时夺回了西西里，占领了西班牙，还对公元前215年坎尼战役之后与迦太基结盟的马其顿开战，后来又将战争带到(迦太基的本土)阿非利加[9](Africa)。公元前203年，汉尼拔被从意大利召回，并于公元前202年在扎马战役(battle of Zama)中战败。迦太基对和平的诉求，以及它在地中海西部地区与罗马争夺霸权的企图落空了。

汉尼拔的遗产

发生在意大利土地上的15年战争对意大利有何影响？下述说法引起了诸多争论：汉尼拔对意大利众多地区的破坏导致大批罗马和意大利农民士兵的消失；以及由精英们占有，并通过奴隶劳动维持运作的大型农业企业的转变。这些问题在两代人之后由提比略·格拉古(Ti. Gracchus)着手解决。此种论点难以成立。因为不仅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持续投入了大量由农民士兵组成的军队，并且此战结束之后，在对波河流域的最后征服以及一系列海外征战(参见第二章)中，它依然能够如此。

然而，对于那些曾经与汉尼拔结盟的意大利共同体而言，汉尼拔失败带来的后果严重。布鲁蒂亚人(Bruttii)被剥夺了建立任何共同体机构的权利，而且不得加入罗马征召的军队，除非是充当奴仆。他们和许多其他共同体都丧失了土地——这是公元前2世纪经济发展的隐性原因。那些继续为罗马提供兵源的共同体被迫提供大批并不相称的部队。尽管理论上并非如此，但实际上公元前2世纪的意大利是一个罗马领导下的单一国家，而非独立国家通过联盟网络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拼盘。这个国家的地方政府由各自分散的共同体控制。

公元前201年之后，罗马军事活动的主要目标在于对波河流域的彻底征服。这一进程从公元前225年击败高卢人对意大利的入侵之后就已开始——罗马人于公元前218年建立了殖民地克雷莫纳(Cremona)与普拉森提亚(Placentia)。第二次布匿战争后，罗马继续其一度停滞的事业，在其后两代人时间里，以军事手段征服了上述地区，并以殖民地或分散安置点的形式让数以万计的罗马人或意大利人定居在西起普拉森提亚东至阿奎莱亚(Aquileia)的地域内。高卢诸部的结局各不相同，波伊人(Boii)像塞农人一样被完全消灭，而塞诺马尼人(Cenomani)与印苏布里人(Insubres)尽管丧失了自由，却得以幸存下来。

当地的自然景观，以及罗马的征服进程，皆有助于解释山南高卢何以在受罗马丈量分配土地的“百法”(centuriation)影响上比其他地区更甚。当罗马人的活动范围穿越了意大利最大平原时，他们觉得自己无须被现存的政治、社会、经济，甚至地理格局所限制。波河流域就是一张“白纸”(Tabula rasa)，被留下了罗马存在的墨迹，它吸纳了整整一代罗马民族的大部分军事与殖民精力，而这种精力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过程中似乎永远不会枯竭。

然而与此同时，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的海外征战正改变着意大利的社会经济结构。对于此类征战产生的结果，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它们带来了罗马和意大利战士不断的职业化。严格说来，一支征召来为罗马作战的军队实际上包括大量名义上独立的部队，如果罔顾这一事实，谈及此时的罗马军队这类事物并不适当。但是到了公元前201年，一个人在农耕之外的闲暇时节去参战已经变得十分平常，公元前200年以后，一个人在国外连续多年服役的情况也日益普遍。

同时，地中海世界的财富蜂拥进入意大利，部分是作为战利品，部分是作为从战败敌人那里索取的赔偿。在庆祝一场征战胜利结束的凯旋仪式上，这些财富中的一部分会被分发给社会底层民众，但多数最终落入了精英集团之手。在管理海外领土或者以高利率向外国共同体贷款的过程中，他们获得了更多的财富。

这些钱都被用于何处？其中的一部分，包括那些留在共同体手中的，以及那些已转入私人之手的，被投入罗马与意大利的公共和私人建筑的营建。罗马通过建筑工程展示了财富的使用方式，比如将银塔广场(Largo Argentina)中的神庙连接起来形成统一的大型建筑群，该建筑群的遗迹留存至今。同样的建筑工程也在意大利其他地方开展，其规模在当时是前所未有、超乎想象的。因此，弗雷格拉(Fregellae)的拉丁殖民地在公元前125年—前124年发动反叛并遭摧毁之前，曾拥有一座巨大的埃斯库拉庇乌斯(Aesculapius，医神)圣所，包括神庙、三面门廊、石制金库、祭坛、蓄水池以及大型斜坡通道。

很明显，只要将自由劳动力用于此类工程，社会底层就能从中获得经济利益。为了解释公元前2世纪的重要发展，自然还需要一种假说，即认为已出现了消费能力相当强的城市市场。因为大部分罗马与意大利精英的新财富都投入了土地，投入了那些依靠奴隶劳动维持运作的大型农场企业中。这类企业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面向市场的园林、橄榄林或者葡萄园，另一种是季节性移动的绵羊牧场。两种企业皆在意大利中部引发了对土地的需求，从而给那些自耕农户造成了伤害——或买卖，或强占，农户们的小块土地可能丧失，并且他们要使用赖以谋生的公地也会益发困难。在一定层面上，罗马与意大利精英在意大利中部“圈地”的行为确实有损其自身利益，因为他们要组织海外征战，就必须确保军团有稳定的人力供应。然而，人们的行为并不总是完全合乎理性的。

格拉古兄弟时代

公元前2世纪期间出现了一种模式：由于长期在海外服役，意大利中部的农民士兵无论如何都会疏离自己的土地以及公地。于是，他们放弃自己的土地与使用公地的权利，前往波河流域定居，他们的儿子们则成为下一代的士兵来源。然而随着该地区的平定，殖民的全盛时期宣告终结，这以后直到公元前133年之前的一代人时间里，无地者的数量似乎稳步上升，他们本身既无土地，亦无有望获取土地的地方可去。提比略·格拉古所为的目的是想逆转意大利中部的这一发展趋势，并通过损害大型农场企业的利益以增加农民的数量。

提比略于公元前133年当选保民官，他提出一项土地法案，要求对公地的占有面积加以限制，并将多余的部分分配给民众。为反击提比略，元老院推选出另一位保民官马尔库斯·屋大维(M. Octavius)。屋大维否决了该法案，提比略被迫借助民众之力将这位保民官同僚免职。提比略还通过干预对帕加玛(Pergamum)王国的安排进一步与元老院对抗，这个王国是通过遗嘱留给罗马人民的，而管理外国事务原本是元老院的传统特权。提比略试图确保自己再度当选保民官，此举引发了骚乱，最终，他与300名支持者一道在骚乱中被杀。

这一时期的改革企图引发的最严重后果大概是意大利人与罗马政治纠缠不清，无法分割。不过，在我们能够转向其他具体问题之前，尚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需要考虑，即意大利的持续罗马化。罗马道路修建的黄金时代是在提比略·格拉古这一代，或者说在他之前一代。这一时段带来的是整个意大利不管在实际意义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皆连接成一体，其程度远远超过以往。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的岁月里，意大利同样成为了金融与经济的统一体。战争结束之前，除罗马钱币之外，尚有大量意大利共同体制造的钱币在流通。而在战争结束之后，只有极少数共同体自认为完全独立于罗马，有必要自己制造钱币，先前发行的钱币也迅速退出了流通。那些从军队退役的战士把罗马钱币带入亚平宁山脉的穷乡僻壤。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作为对东方财富流入的回应，使得意大利的金融与经济的一体化更上一层楼。到了公元前2世纪中期，不论在类型上还是数量上，意大利的罗马钱币流通模式都存在某些不平等之处。但之后此类不平等就消失了，这显然是商品货币交换发展进程的标志。

另一方面，作为语言统一的强有力因素，罗马军队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及之后，男人们离家的时间远长于以往，完全生活在拉丁语环境中。埃特鲁里亚语幸存下来，萨莫奈语和卢卡尼亚语亦如此，但其他语言在提比略·格拉古之前的时期就已走向消亡。

在研究格拉古的立法时，需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完全无法确定立法的目的是否为复兴自耕农业，而且其范围不仅是罗马，还包括同样深受前文提及的发展之害的意大利中部诸共同体；至于计划中的农业复兴程度，我们更无从得知。

有一点很清楚，就是提比略·格拉古试图从富人手中取走公地并将其分配给穷人的行为对罗马以及意大利精英们的利益皆产生了负面影响，而授予部分或全部意大利人罗马公民权的想法也是才产生不久的。这部分是为了补偿他们在使用罗马公地权利上的损失，部分是在这一领域制定政策时给他们的一种说辞。此种想法一经出现，就不可磨灭，尽管直到公元前91年意大利人对罗马公民权的要求才以战争爆发的形式全面凸显出来。

同时，公元前133—前91年罗马政治的重要特点便是一系列类似于提比略·格拉古所为的尝试，目的在于为以战士身份服务于帝国胜利的罗马贫民赢得帝国中更大份额的回报。此类回报形式各异，有的是土地，有的是政府补贴的廉价谷物。这些尝试与提比略·格拉古的尝试类似，往往以发起人的横死告终。其中必须特别强调两项尝试：其一为提比略的弟弟盖乌斯·格拉古(C. Gracchus)于公元前123—前122年所筹划的方案，该方案的目标不只是提升贫民占有的物质财富数量，还要改变罗马国家内部的权力平衡；其二为卢基乌斯·阿普列乌斯·萨图宁(L. Apuleius Saturninus)的任职(保民官)，萨图宁与努米底亚(Numidia)的朱古达(Jugurtha)的征服者兼辛布里人(Cimbri)与条顿人(Teutones)的征服者盖乌斯·马略结盟，于公元前103年以及前100年开始为马略的老兵提供所需的安置土地。保民官与将军间的同盟将会在未来危机四伏。

瓜分战利品

在罗马，关于如何瓜分帝国战利品的政治斗争在公元前2世纪最后一代人时间里变得如此激烈，一个重要原因恰恰在于罗马正变得越来越富有。确实在公元前133年，帕加玛国王将自己的王国留给了罗马人，该地区在罗马第二个大规模获取领土(不要将其与获取霸权相混淆)时期的中间阶段落入罗马之手，沦为亚细亚行省，时间在公元前146年罗马获取阿非利加与阿凯亚(Achaea)和公元前121年获取普罗旺斯(Provence)之间。其结果是作为收税人、放债人和奴隶贩子，住在海外的罗马人与意大利人数量迅速上升。他们的活动恰好主要在东部被记录下来，而且最大的财富无疑获取自东部，但同样的进程显然也在西部进行着。如此背景下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与之交往的海外民众之中，意大利人享受着跟罗马人同等的待遇，因此没有罗马公民权的感觉显然比以往强烈得多。

还有其他值得一提的因素。与以往已存在的零星定居中心相对照，这一时期确实发生了某些真正的城市化。比如萨莫尼乌姆中部的波维亚努姆(Bovianum)与塞皮努姆(Saepinum)以前遍地分布着村庄或农场，以及用作避难所的丘堡(hill-forts)，现在城市开始在丘堡之下的平原地区成长起来。在瓦莱诺山(Monte Varaino)，丘堡本身开始被人们永久占据。罗马的城市社会模式被广为传播。所有这些发展无疑都使意大利诸共同体更强烈地感受到自身形式上的低人一等以及对罗马政策发言权的缺失。有时罗马人对地方精英行为霸道，而盖乌斯·马略的生涯则表明了一位来自意大利共同体的贵族在获得公民权后所能取得的成就：他在公元前107—前100年间六度出任执政官，击败了朱古达，甚至还从辛布里人与条顿人的威胁之下拯救了罗马。

与此同时，罗马盟友们切实的不满无疑在不断增长，这是因为，罗马为避免自己农民战士短缺造成的严重后果，将越来越多的军事负担转嫁到意大利盟友头上。这些年，罗马要击败努米底亚的朱古达这样的二流角色时是多么困难，面对辛布里人与条顿人时又是多么不堪一击，都令人印象深刻。辛布里人与条顿人进入波河流域而没有逼近罗马可谓罗马的幸运。人们可能会揣测，要不是盖乌斯·马略的才干，恐怕不管朱古达还是辛布里人和条顿人都不会被击败。

意大利的公民权

到了公元前91年，有关给予意大利人公民权的问题已经无法再回避。当马尔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M. Livius Drusus)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的提议失败后，半个意大利起来反抗罗马，这便是所谓的“同盟战争”(Social war)。通过同意授予当初拒绝给予的公民权，罗马缓和了反抗活动的事态，并借助那些依然保持忠诚的意大利人降服了那些坚持反抗者。至于那些坚持反抗者究竟为了什么目标而继续战斗，却并不清楚。

结果是整个意大利半岛加上波河流域已有的殖民地被组织成一个罗马公民共同体。对于该进程的详情，我们一无所知，但到了公元前83年，已大部分完成。因为正是在这一年，卢基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L. Cornelius Sulla)，这位曾于公元前88年发动一场短期内战来确保自己在罗马东征军队中指挥官职位的人，返回了意大利。对于某些反对自己的特定共同体或民众，苏拉冷酷无情，但他并未废弃意大利作为整体获得的公民权，也没有解散其组织。公元前89年，波河流域已开始了融入意大利半岛的进程。“伟人”庞培(Pompeius Magnus)之父格涅乌斯·庞培·斯特拉波(Cn. Pompeius Strabo)授予波河流域以及利古里亚(Liguria)诸共同体拉丁殖民地的地位，其中利古里亚地区的居民既非罗马人亦非拉丁人。完全罗马公民权的获得则延后了超过一代人时间，但依然是通过恺撒的授予最终得以实现。

前面已经提醒过大家注意意大利城市模式的推广。然而，在意大利获得公民权之后则是另一番光景。尽管我们不太清楚，但显然新的罗马共同体拥有相对同质的政制(架构)且适于城市社会。实际上，在与其他共同体交往时，罗马很难在城市中心(这一政制)之外还考虑其他。随着新罗马共同体的建立，意大利公民权的获得对城市中心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而这似乎又反过来成为促进意大利罗马化的因素。

关于罗马化现象，至少有两个层面必须加以研究。从精英的层面开始研究可能最容易。精英阶层相对的高度流动性一直是罗马体制的重要特征。自然，一个家族之中从未有人担任官职的人，很少能像盖乌斯·马略和西塞罗那样达到执政官的高位。但一个家族通过几代人时间获得执政官之位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而且，一个人如果是家族中首位官至执政官或者其他高官者，他就会被称为“新人”(novus homo)，并由此使自己及后代获得贵族身份。在整个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家族如果来自新近获得公民权的共同体，那么可能只需一代人时间，此家族就踏上了通向高官之位的晋升之途。公元前91—前89年间，大量意大利地区居民获得公民权，他们的晋升轨迹与上述内容并无二致。到了奥古斯都时代，元老院中充斥着来自最近才获得公民权的共同体的精英成员，其中很多人的后代将会升至执政官之位。晋升之路所需的是那些一向有效的优势，比如与已经手握大权者的友谊、财富、演说技艺与军事才能等等(见第五章，共和国后期的意大利作家)。

将意大利居民作为一个整体对其罗马化加以评估则要困难得多。我们得承认：存在着不识字且穷得没有资格加入罗马军队的田间劳动者，但我们对他们的文化程度一无所知。我们所有的知识即便不是与精英相关，至少也是与接近精英的人相关。由于存在着这样的局限性，要了解整个意大利共有本地文化的生存或湮灭状况，有四种标识性因素值得注意：语言、宗教习俗、家庭结构和丧葬仪式。其中这最后一种特别有用，因为有不少相关的考古实物可以佐证。

语言方面的证据非常引人注目。直到公元前91年，埃特鲁里亚北部地区大体上保持着原貌，并未受到罗马的影响。说到拉丁语铭文，这一地区的情况也十分特殊，同样直到公元前91年，都没有拉丁语铭文。但在苏拉之后的一代人时间里，这里出现了双语铭文，而在西塞罗生活期间，埃特鲁里亚语实际上已完全消失。萨莫尼乌姆的情况难以评估，因为公元前82—前81年间苏拉加于此地的毁灭使这里直至恺撒时期都鲜有城市生活。当地铭文所用的语言之中，有一种现代学者所知的奥斯坎语(Oscan)，该语言确已消失。然而，沉默的争辩才是危险的。再往南的卢卡尼亚地区，同样的模式产生了，并无任何理由说明这是苏拉的责任。这里的奥斯坎语铭文无疑被拉丁语铭文取而代之。罗萨诺迪瓦格利奥(Rossano di Vaglio)的近期发掘提供的证据也值得一提，此地的一处卢卡尼亚乡村圣所在苏拉之后成为邻近城市波腾提亚(Potentia)行政机构的一部分。

有关宗教习俗与家庭结构的证据相当稀少。有资料显示，在西塞罗生活的时代，尚存的宗教多样性痕迹，比如各地不同的历法，已经消失了；决定婚姻与继承的各项规则稳固地趋于统一。关于丧葬习俗的证据很多，遍及整个意大利。这些证据持续不断地描述了这一变化过程，即独具特色，往往亦是伟大而古老的各地丧葬习俗，正被相对统一的配套习俗所取代。自然，在死者财富方面依然保持着极大多样性，不过这已是另一议题。

如果苏拉与奥古斯都之间的时代真的在罗马化程度方面有了进步，问题依然存在，即为何会有如此进步？主要原因要在公元前59年与公元前1世纪20年代初的老兵安置过程中寻找。此过程始于公元前59年，“伟人”格涅乌斯·庞培(Cn. Pompeius Magnus)的东部战争老兵接受安置，这些士兵数量巨大，他们曾一起长期服役，现在丧失了家园，以组群方式被安置在远离出生地的地方。此举对下一代人的影响是：不论是在老家还是在这些人定居的共同体中，现存的社会结构被粉碎。其结果便是帝国早期的意大利社会，这可能是罗马革命最为重要也最为持久的影响。

延伸阅读

M. Beard和M.H. Crawford的Rome in the Late Republic（London, 1984）除对本章涉及的主要问题提供了批判性叙述之外，还包含了对共和时期历史领域古代史料现有译著的详细阐述，以及研究共和国末期的详细书目。

T. Cornell和J. Matthews的Atlas of the Roman World（Oxford, 1982）包含了对罗马史的出色简介和地图、图片精选。

在罗马史著作中，值得注意的有R.M. Ogilvie的Early Rome and the Etruscans（London, 1976）；M.H. Crawford的The Roman Repubic（London, 1978），H.H. Scullard的History of the Roman World 753-146 BC, 4th edn.（London, 1981）和From the Gracchi to Nero,（4th edn. London, 1976）；以及P.A. Brunt的Social Conflicts in the Roman Republic（London, 1971）。

T.R.S. Broughton的Magistrates of the Roman Republic（New York, I-II, 1960; III, 1987）提供了逐年编排的行政官员名单及相关史料、现代学术观点的出处。

关于该领域近期著作的分析，见M.H. Crawford的‘Roman and Italy’，载于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71（1981），153-60. 重要专著如E.T. Salmon的Roman Colonisation（London, 1969；The Making of Roman Italy（London, 1983，尽管该书仅关注政治方面）；A.N. Sherwin-White的The Roman Citizenship, 2nd. edn.（Oxford, 1973）；E. Badian的Foreign Clientelae（Oxford, 1958）；P.A. Brunt的Italian Manpower（Oxford, 1976）；E. Gabba的Republican Rome, the Army and the Allies（Oxford, 1976）；T.P. Wiseman的New Men in the Roman Senate（Oxford, 1971）；E.T. Salmon, Samnium and the Samnites（Cambridge, 1967）。

在罗马政治体系方面，可参考H.F. Jolowicz和B. Nicholas的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Roman Law（Cambridge, 1972）；E.S. Staveley的Greek and Roman Voting and Elections（London, 1972）。

关于罗马宗教，参见J.A. North的会议论文Conservatism and change in Roman religion, 载于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44（1976），1-12; 及J.H.W.G. Liebeschuetz的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Roman Religion（Oxford, 1979）。

关于罗马政治活动的运作，见M. Gelzer的The Roman Nobility（Oxford, 1969）；P.A. Brunt的Nobilitas and Novitas, 载于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72（1982），1-17; K. Hopkins, Death and Renewal（Cambridge, 1983），ch.2。

关于罗马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见K. Hopkins的Conquerors and Slaves（Cambridge, 1978），ch.1; W.V. Harris的War and Imperialism in Republican Rome, 327-70 B.C.（Oxford, 1979）；J.A. North的The Development of Roman Imperialism, 载于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71（1981），1-9; A.D. Momigliano的Alien Wisdom（London, 1975）；W.V. Harris编辑的The Imperialism of the Roman Republic（Rome, 1984）。

关于革命时期意大利面貌的变化，见L. Keppie的Colonisation and Veteran Settlement in Italy 47-14 B.C.（London, 1983）。

[1]指伊庇鲁斯(Epirus)国王皮洛士(Pyrrhus)。——译注

[2]即所谓的布匿战争(Punic Wars)。——译注

[3]此处指古罗马广场(Roman Forum)。它紧邻罗马发源地帕拉丁、卡皮托林等山丘，原为墓地，后成为罗马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之一，因此佛鲁姆(Forum)也具有了引申义：广场。——译注

[4]又作“森都利亚大会”。——译注

[5]常见译名“大法官”(praetor)或可译为“行政长官”，早期相当于军队副司令。——译注

[6]原文可能有误，未查到该河流。——译注

[7]即公元前390年洗劫罗马的高卢部落。——译注

[8]即代价高昂的胜利。——译注

[9]指非洲西北部。——译注

第二章 罗马的扩张

伊丽莎白·罗森(Elizabeth Rawson)

罗马的征服活动

波利比乌斯(Polybius)认为，只有怠惰无用之人才会无视罗马人在何种政府领导之下，如何在不到53年的时间里，成功地把几乎整个人类居住的世界置于自己统治之下。我们现在把布匿战争(Punic Wars)的爆发当作罗马海外扩张的开端，不过本章的叙述将延续至波利比乌斯去世之后，直至罗马共和国的终结。

公元前264年，罗马已控制了整个意大利半岛，只有波河流域(Po Valley)，即所谓“山南高卢”(Cisalpine Gaul)除外。此外，罗马对皮洛士的胜利也引起了希腊人的关注。就在这一年，一支罗马军队跨海进入西西里，此举多少是为了防止迦太基人占领墨萨拿(Messana)进而控制海峡。历经20年战争之后，罗马将迦太基人赶出了西西里，这期间，罗马也发展成为海上强国。战后的罗马可能占有部分西西里岛，另一部分则留给其友邦叙拉古(Syracuse)和其他希腊城邦。公元前237年，罗马强占了本来由迦太基控制的撒丁岛(Sardinia)与科西嘉岛(Corsica)，罗马出兵的借口颇为牵强，但既然罗马与迦太基已成敌手，这两座岛屿就有了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公元前227年，罗马人选出两名“负责”撒丁与科西嘉“行省”(prouinciae)的新行政官，同时还介入亚得里亚海域(Adriatic)，跨海打击伊利里亚人(Illyrians)新近的海盗行为与扩张活动，随后罗马把当地沿岸地带置于自己保护之下，其势力范围涵盖了一些希腊城邦。另一场与迦太基的殊死较量，即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后，汉尼拔于公元前218年攻入意大利。罗马军队也被派往汉尼拔在西班牙的基地，他们进入西班牙后就没有再离开，但西班牙半岛要等到奥古斯都时代才被完全平定。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最后阶段，汉尼拔被困在意大利半岛的脚尖位置，而西庇阿(Scipio)先在西班牙大获全胜，把许多当地部落争取到罗马一方，然后把战火带入非洲(迦太基)本土。汉尼拔被召回迦太基，却也无力回天，终于在公元前202年战败于扎马(Zama)。迦太基于是沦为罗马附庸国，其领土落入罗马的非洲盟友之手。另一方面，由于叙拉古的背叛行为，罗马将整个西西里置为一个行省。

汉尼拔曾与马其顿的腓力五世(Philip V)结盟，此举导致罗马军队越过亚得里亚海。最终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中，提图斯·弗拉米尼努斯(T. Flamininus)击败马其顿王，不过罗马允许马其顿王国继续存在。希腊本土于公元前196年被宣布“获得自由”，罗马在整个希腊地区的影响一时间如日中天。罗马由此成希腊化大国世界的一部分，参与了另一场对抗叙利亚安条克三世(Antiochus III)的争斗，并在西庇阿兄弟领导下取得胜利。虽然罗马依然没有兼并任何领土，但叙利亚的势力遭到削弱，同时罗马按照自身喜好安排东地中海地区事务，以照顾友邦帕加玛(Pergamum)王国与罗德斯岛共和国的利益。

后来罗马人又谴责腓力之子珀耳修斯(Perseus)王怀有异心，在公元前167年的皮德纳(Pydna)战役中，埃米利乌斯·保卢斯(Aemilius Paullus)击溃了珀耳修斯。马其顿被肢解为四个附庸共和国，分别为“第一马其顿”“第二马其顿”等，依此类推。亚历山大死后出现的强大王国中只有第三个，即埃及王国，与罗马之间没有战争，但埃及大体上接受罗马的保护。这种保护关系戏剧性的一幕是，当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IV)入侵埃及时，罗马使者用手杖围绕他画了一个圈，告诉他除非下令撤军，否则不得跨出此圈。波利比乌斯所言“53年”始于公元前220年，终于此时。实际上罗马兼并的领土极少，但波利比乌斯毫不怀疑罗马已拥有了一个帝国，因为希腊人惯于以联盟关系或同盟者为依据评估国家实力。

波利比乌斯之后还活了一段时间，因而得以记录公元前148年马其顿与希腊地区的反罗马运动。这场运动遭到野蛮镇压，科林斯(Corinth)被彻底摧毁；马其顿沦为行省，其总督同时也负责希腊事务。几乎与此同时，迦太基因不堪罗马盟友努米底亚(Numidia)王的骚扰而奋起反抗，结果整个迦太基被小西庇阿夷为平地，其领土成为罗马的阿非利加(Africa)行省。公元前133年，帕加玛末代国王去世时没有合法继承人，便把王国遗赠给罗马，国王此举的动机尚存争议，其结果是帕加玛的一部分成为罗马的亚细亚(Asia)行省。为了保护通往西班牙道路的安全，同时也是履行对老盟友马西利亚(Massilia)承担的义务，罗马将战线推进到山外高卢(Transalpine Gaul)，最后罗马人在当地建立了一个行省，该地区至今依然名为“行省”(Provence，即法国普罗旺斯地区)。

然而在公元前2世纪行将结束之际，罗马却在对蛮族敌人的作战中遭遇了一连串失败。他们之中有著名的非洲的朱古达(Jugurtha)、由北方入侵意大利的辛布里人(Cimbri)和条顿人(Teutones)，所有战争最终都以盖乌斯·马略(C. Marius)的胜利而告终。罗马还同时忙于处理因格拉古(Gracchi)兄弟所引发的内部问题，在公元前91年爆发的“同盟者”战争(Social War)中，罗马与意大利盟友兵戎相见。此后，罗马首度爆发真正的内战，这导致了苏拉(Sulla)的短暂独裁统治及其恢复元老院政府的举措。于是在此期间，罗马在海外少有斩获。他们对东部的忽视使得本都(Pontus)的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乘机崛起，此人利用当地的反罗马情绪占领了整个小亚细亚，其军队一度攻入希腊，但罗马最终解决了这些麻烦。罗马将军庞培(Pompey)认为应该对这些地区实行更直接的统治，于是他建立了叙利亚行省，这里是塞琉古(Seleucid)王国(即叙利亚王国)故地，该王国当初败于罗马后日益衰落，最后陷于混乱；在小亚细亚北部，他建立了比提尼亚-本都(Bithynia-Pontus)行省；此外，他进一步扩大了西里西亚(Cilicia)“行省”，这里的蛮荒海岸曾是海盗的基地，罗马一直试图解决这里的海盗问题。其余东部地区则被置于罗马选定的藩王统治之下，至少部分藩王要向罗马纳贡。现在，帝国势力抵达幼发拉底河，罗马开始与河对岸的亚美尼亚(Armenia)与帕提亚(Parthia)直接接触，希腊文化曾在这两个王国的主要近东辖地占支配地位，而现在这种影响已开始急剧衰退。

仅仅几年后，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于公元前58年就任南高卢总督，发动战争征服了高卢中部与北部，并数度率军越过莱茵河与英吉利海峡。恺撒未能迫使不列颠纳贡，但他将高卢地区组织成为一个行省。这是罗马的征服活动首次远离地中海及其延伸的黑海。奥古斯都后来继续了这种征服战争，并在阿尔卑斯山与巴尔干地区获得成功，但对日耳曼人的战争却遭遇了失败。所谓“前三头”中的第三位马尔库斯·克拉苏(M. Crassus)入侵帕提亚的企图，则以惨败收场。罗马的下一步兼并活动主要是使帝国完整地环绕整个地中海，克利奥帕特拉在罗马情人安东尼的鼓动下，意欲在地中海东部重建埃及霸权，却以失败告终，击败他们的是与安东尼争夺罗马统治权的未来皇帝奥古斯都。

史料

毫无疑问，从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角度看，上述征服活动对罗马自身的影响非同小可。但涉及具体问题时总会引发激烈争论，出现此类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的史料并不完整。对于公元前264—前146年的大部分罗马战争，波利比乌斯做了极为完整可靠的历史记录。可惜他的史著的后半部仅有少量残缺片段保留下来；前面的内容则是依靠之前的历史作者的记录，他们的记叙即便在波利比乌斯看来，也是充满偏见的。某些波利比乌斯史著的缺失部分可借由李维(Livy)的史著重建，因为他在叙述罗马与东部地区关系时明显利用了波利比乌斯的史著，但他的史著同样未能完整保留下来。现存李维史著中，公元前167年之后的部分仅存有概要与他人的演绎。除此之外，李维还利用了前辈拉丁语作者的所谓“传统编年史”记录。李维的记载可靠性如何？利用了何种范围的文献史料？这些问题皆存有争议。但他确实喜欢歪曲事实，为的是宣扬爱国主义或者营造结局的戏剧性效果。因为对多数史家而言，塑造“道德楷模”的愿望与修辞学方面的训练可以说是一种本能。奥古斯都时代的李维之后有希腊史家阿庇安(Appian)，此人对罗马的战争记述颇多。跟阿庇安同样著名的还有普鲁塔克(Plutarch)，但他的《平行传记》(Lives)主要关注点在于人物的个性。关于恺撒的征战，我们有恺撒本人的《高卢战记》(Commentaries)，但恺撒往往并不实事求是。此外，西塞罗(Cicero)的演讲与书信集对于我们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以及之前的时代亦很有助益。(更完整的罗马史家介绍见后面第十章。)

文献史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其他史料的补充，在希腊世界尤其如此，因为这里有勒石记录文献的传统；而在西部，铭文不如东部普遍，而且材料通常是可能被回炉的青铜。在所有地区，以上述方式偶尔幸存下来的史料一般只有片段，不过新近的发现已在很多方面改变了我们的看法。意大利某些地方的考古发现向我们展示了公元前2世纪当地自给自足型农业如何让位于面向市场的大地产奴隶劳动，并记录了这些相对发达地区海外贸易的增长。但并非意大利所有地区都被详细研究过，也并非所有意大利地区都具备详细研究的条件，在意大利以外，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中海西部地区。此外，不少古代贸易活动现已无迹可寻，陶器和大理石固然能保存下来，但奴隶、谷物、鱼干和香料呢？的确，我们知道从公元前2世纪早期开始，意大利中部西海岸地区就把黑釉面陶器出口到高卢和西班牙，同时出口的还有越来越多的双耳细颈瓶(amphoras)或酒瓮。据估计，从公元前150年至共和国结束，输入高卢的器皿可能高达40,000,000件。此外还发现了一些从东部驶往罗马的沉没船只，一些当时的新旧艺术品也重见天日，它们主要是雕像，表面的颜料已经剥落。某次发现的古物中，除古老的希腊铭文外，还有一件复杂的天文学装置。最后是钱币学史料，比如窖藏的钱币和其他被发现的钱币，它们帮助我们逐步确定了希腊罗马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并能反映某些经济状况的变迁。但与之相关争论依然激烈，例如在几次关键历史时刻罗马走向战争的原因。

罗马帝国主义

争论的核心问题在于：罗马帝国主义是何种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曾有一种观点认为，罗马虽是强国，却并非侵略成性。公元前3世纪时，除了跟孤悬海外的希腊殖民地马西利亚有着悠久的同盟关系外，罗马与希腊世界少有联系，对东部亦无兴趣。在汉尼拔战争期间，罗马与北希腊的埃托利亚人(Aetolians)缔约，但在分配联合行动中掳获的战利品时，罗马仅要求得到可带走之物，土地房屋皆留给了埃托利亚人；而且罗马对出兵东部并不热心，只在当地结交了很少的几个正式盟友。在兼并领土方面，罗马也步履缓慢，例如公元前167年只是在马其顿建立起四个“独立”共和国。有的时候，罗马还会回绝他人遗嘱中的领土馈赠，最著名的事例便是公元前1世纪初拒绝接受埃及。公元前96年昔兰尼加(Cyrenaica)被留给罗马，罗马则拖延了20年时间才勉强完成接收。还有更进一步的争论，即历史学家们总是声称罗马发动战争或是为了防御，或是为了履行对盟友的义务并维护自身信用(fides)，因此依照“正义战争”(bellum iustum)的理念，罗马不得不发动一连串自卫战争或者出于义务援助盟友。有时罗马自以为受到威胁的想法可能仅是错觉，公元前200年腓力与安条克三世之间真的存在秘密协议吗？公元前1世纪70年代珀耳修斯真的在积极备战吗？对此类说法一向有争议，我们也不能确定罗马是否如是想。罗马的担忧如果是错误的，这类错觉就表明了罗马对外部世界的无知。波利比乌斯相信罗马一直谋求统治世界，但这只是一种希腊理论家的看法，可能是受到修昔底德有关雅典帝国主义论述的影响，也可能是受到亚历山大功业的激发。波利比乌斯笔下的历史就跟他自己的普遍性解释自相矛盾，因而他的观点已被摒弃。

另一种有争议的看法是，罗马的行为很少出于经济动机。罗马的政策由元老们制定。而根据公元前218年的克劳狄乌斯法(Lex Claudia)，元老不能拥有超过一定大小的船舶，也不得参与利润丰厚的公共商业合同，其中包括供应军需和按时征收行省税赋。无论如何，当时罗马人认为这类活动比较卑下。元老院与合同承包商之间的关系很快就趋于紧张了。包税人(publicani)成了富裕阶层的主体，后来被称为骑士阶层(equites)，而元老院是反对骑士利益的，比如公元前167年后元老院下令关闭马其顿一些矿场，以防止包税人开采牟利。此外，还有许多商人(negotiatores，意为“事业家”)从事贷款、银行、贸易以及农业，我们通过文学作品和铭文史料得知，这些商人在公元前2世纪时已定居于地中海世界各处。在“同盟”战争以前，他们中多数人的身份为意大利同盟者，而并非罗马公民，罗马对他们亦少有关照。不少此类商人的名字不是拉丁语的，而带有南意大利奥斯坎(Oscan)语特征，特别是康帕尼亚方言特征，比如在提洛岛(Delos)市场上发现的“斯特拉基乌斯”(Stlaccius)。尽管这类商业活动的规模往往被低估，还是有人争辩说其目的主要是供给罗马军队与罗马定居者，并非要从当地居民那里获利。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公元前1世纪时将军与包税人对罗马的政策具有影响力，而罗马的统治也因其贪婪的做派而受到憎恨。

上述分析并不能展现问题的全貌。罗马在很早就与希腊有交往。罗马社会的军国主义色彩浓厚，在波利比乌斯笔下，罗马人首先是纪律严明的凶狠战士，他们洗劫城市，甚至对牲畜都加以屠戮。元老院乐于保持军队的良好训练状态，在波利比乌斯时代，罗马青年贵族要参加10场以上战役才能出任官职，而且最高的官职大体上皆为军职。罗马的“美德”(uirtus)主要是指勇气，战场上的英勇会受到最高赞誉。罗马人的最高奋斗目标就是赢得凯旋式，即庆祝重大胜利的奢华庆典，主要内容为展示战利品的壮观游行，胜利者在这一天几乎与神比肩。公元前2世纪时凯旋式的举行较为频繁，其过程也相当规范。重要性稍逊于凯旋式的是，以获胜统帅之名进行的向诸神感恩仪式，该仪式由元老院法令所规定。早在公元前1世纪元老院丧失控制权以前，将军们为了赢得凯旋式而挑起战争的事例无疑已经存在了。即便是并不好战的西塞罗，在担任西里西亚总督时也收到信函要求他“尽量作战以获得凯旋式”，而西塞罗本人亦心怀惭愧，急于谋求凯旋式。因此不可否认，将军们一般也急于打赢战争，然后率部还乡享受荣耀。

寡头政治下的统治成员自不乏表现的机会，而祖先的业绩又会给贵族子孙们带来巨大压力，促使他们效法先人，如此这般，战争必然持续不断。像西庇阿这样长年掌控统帅大权的人会招来怨恨，如果一场战争前景看好，则统帅的提名也会引起一番争夺。罗马贵族对于对哪里开战可能有争议，但无一例外都希望开战。罗马人这一传统因来自希腊的影响而更趋强固。西庇阿大概已经以亚历山大自比；庞培对亚历山大的拙劣模仿亦是众所周知，他留着亚历山大式发型，让颂词作者夸大自己征服东部时的年少；据说恺撒年轻时也哀叹亚历山大在如此年纪时已征服了世界，自己却还一事无成。不过，个人的荣耀同时也是国家的光荣，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人对自己的世界帝国颇为自豪，在钱币上都印着地球的图案。

经济动机

依照罗马法律，所有战利品任由将军处置。但依照惯例，部分战利品会送交国库，还有部分战利品会被将军本人用于公共工程，其中最重要的是为战争誓言还愿而修建的神庙。这类建筑除了为选举中的支持者提供工作机会，还会被冠以个人之名，名字一般镌刻在建筑物正面向公众展示。随着奢侈之风日隆，到后来贿选盛行，对于相互竞争的罗马上层贵族而言，战利品提供了一条快速致富的最佳捷径。

对于军队而言，战利品同样是最快的致富捷径。将军会分配一些正式战利品给部队；此外，尽管违法，还有非正式战利品分配给部队。公元前2世纪末以前，真正的穷人是没有入伍资格的，有资格入伍的小农往往十分贫穷，并对富裕的邻人负有债务，他们当然迫切希望通过从军致富。后来的公元前43年，戴西姆斯·布鲁图斯(D. Brutus)在写给西塞罗的信中称，为了迎合将士们的愿望，已率军进攻某些阿尔卑斯山地部落。在早期的意大利战争中，获胜后被占领的土地一般分配给贫穷公民；到后来海外征战时期，分配土地的情况大幅减少，而国家却占有某些土地用于租赁给外国人或罗马公民谋利。不过，公元前2世纪有少量老兵被安置在西班牙与巴利阿里(Balearic)群岛，此外，在山南高卢也有不少安置地。提比略·格拉古与盖乌斯·格拉古兄弟对于如何利用帝国扶助罗马贫民却有全新的看法，他们建议实行海外殖民。公元前2世纪末，颇具煽动力的保民官萨图宁(Saturninus)提出了更为广泛的海外安置计划，其中的被安置者不仅有退伍老兵，还有众多失去土地者与城市平民。但实际上，恺撒才是第一个把军人与平民大规模安置海外的人。

据估计，在“同盟者”战争之前，罗马的同盟者没有税贡义务，罗马从意大利同盟者那里获利的唯一手段是邀请他们出征。多数意大利民族不乏尚武传统，尽管有时会感到罗马的要求过于严苛，但他们对自己在罗马取得的胜利中发挥的作用深感自豪，因此他们自认为有资格拥有平等政治权利和罗马公民权。意大利人并不总能获得平等战利品份额，但在“同盟者”战争前不久，一些宏伟建筑在意大利各圣地拔地而起，这反映出当地显贵的富裕程度。同样，来自康帕尼亚等地的商人们欢迎罗马人的征战，他们因此能开展海外经营，分享战争红利。庞贝古城是康帕尼亚兴旺的见证，其繁荣多少得益于此类商业活动(negotia)。

战利品还包括奴隶。他们有的原本就是奴隶；有的则是战争俘虏，这大概是因为罗马人很少允许俘虏赎身。马克思主义者极力强调奴隶制在古代社会的重要性，认为罗马人的征服活动是受奴隶需求的驱使。没有任何古代史料支持这类说法，不过史料在提到奴隶贸易时也往往闪烁其词。罗马的战争确实使大批人口沦为奴隶，据说，为执行元老院严惩叛乱者的命令，埃米利乌斯·卢斯在皮德纳战役获胜后把北希腊伊庇鲁斯(Epirus)的150,000居民变卖为奴，结果该地区成了无人烟的荒地。当时的贸易对于奴隶亦有需求，据记载，高卢首领们酷爱意大利葡萄酒，愿意拿一个奴隶换一罐酒，文学作品中也提到了意大利的高卢奴隶。据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记载，大约在公元前100年提洛岛奴隶贸易的极盛时期，奴隶交易量约为每天10,000人。这些奴隶来源多样，有的是被海盗或奴隶贩子劫持拐卖；有的是弃儿；有的是债务奴；还有不少是从色雷斯等地的蛮族部落中带来的。公元前2世纪后期与公元前1世纪前期意大利和西西里爆发奴隶起义是很自然的。在意大利，奴隶的使用范围大大扩展，从大规模的土地劳作到小规模的手工制作皆使用奴隶，教育行业亦有不少奴隶，他们大多来自东部。然而，对于罗马的第一波海外征服，上述现象与其说是原因，不如说是结果。但很可能奴隶供应问题在这之后成为罗马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因素。在奴隶需求方面，地主自然首当其冲，但奴隶的使用遍及各行各业，即便是普通人也因廉价而间接受益。

有关汉尼拔战争之后商贸活动的史料日益增多，这表明元老们也并非对贸易毫无兴趣。意大利的主要出口商品是农产品、葡萄酒以及部分油料。因为被释奴(freedman)能合法拥有大船且依然有义务为主人效劳，大地主可以让被释奴代表自己从事贸易或者出卖自己的产品。按照老加图(elder Cato)农业著作的说法，有时农产品尚未成熟，就已经预先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如此这般，就有了符合“君子之道”的盈利手法。即便在苏拉扩充元老院之前，元老家族与非元老家族间的通婚就已经存在。另一方面，显然早在“同盟者”战争以前，已经有许多分布于各地的意大利族商人被授予罗马公民权。苏拉之后，肯定有不少新元老与商业活动有着密切关系，而且部分人可能不愿放弃旧日的权益。西塞罗在公元前70年称克劳狄乌斯法以及类似的约束未被遵守，恺撒大约于公元前59年重申这些法律法规的重要性(大概亦收效不大)。富人们还依靠来自东部的奢侈品过着日益奢华的生活，他们收罗精制物品与优秀艺术品，还有精通技艺的奴隶；他们还享用珍奇的食物与美酒，以及从遥远异域进口的香料。

元老会为了获利而出借款项，加图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就通过一名被释奴投资贸易航运，后来元老们更是独占了向驻罗马使者借贷的业务。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元老似乎有能力参与，而且确实参与了获益极高的包税人生意，即在一些行省征税。最后，尽管社会各阶层之间存在不和，依照庇护制惯例，很多生意人可以对个体元老施压，迫使他们支持自己的利益。因此，所谓“元老院极少关注商业盈利”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更不用说元老的其他经济优势地位了。

西塞罗确实声称罗马经常为了本国商人发动战争。此话部分正确，例如第一次伊利里亚战争，伊利里亚地区的古代贸易状况尚未有清楚的考古记录，但当时该地区的商人实际上多数是意大利人。罗马会因为使者遭虐待而实施报复，也会回应别人的申诉。公元前187年罗马强行宣布，罗马人与拉丁人，可能还有意大利人，在一座属于安布拉基亚(Ambracia)的港口享有免税权，而且史料显示这并非孤立事件。公元前167年提洛岛被设为自由港，此举有利于罗马和意大利商人，但削弱了罗德斯岛。西塞罗还声称，公元前129年以前罗马曾试图禁止山外(Transalpine)居民种植葡萄与橄榄。要在高卢南部实施该禁令，理由是极为牵强的，罗马此举可能是为了保护自身的葡萄酒与橄榄油贸易。不过一般认为这可能仅仅是孤立事件。罗马跟雅典还是有所不同，比如罗马并没有在势力范围内强制使用统一的货币。

有一种商业活动罗马政府会直接参与，即谷物贸易，因为城市平民绝不能挨饿，军队也必须有给养。随着罗马人口的增长，以小麦为主的海外谷物必须定期供应，而不仅在危急时期如此。不过意大利其他地方的粮食产量尚能自给自足，甚至有余粮输往罗马。西西里每年提供1/10的收成作为赋税，而且从公元前73年起，罗马如果需要，可以按固定价格再购买西西里1/10的收成。公元前146年后，来自阿非利加的谷物至关重要。我们现在还知道公元前2世纪罗马行政官曾要求北希腊的特萨利人(Thessalians)把谷物送往罗马。不过，在帝国时代谷物供应仰赖埃及之前，罗马城并不经常从东部获取粮食。把谷物运往罗马由私营商人负责，但他们的活动必须受元老院监督。意大利并不缺乏多数其他的原材料，比如木材。例外的是金属矿藏，西班牙的矿场非常重要，很快马其顿的矿场也重新投入开采。

罗马的国库越来越依赖外国的税赋。刚开始罗马似乎并不总是征收税赋，只是要求战争赔款，或者巧立名目索求一些大额款项，比如安条克三世就被迫交纳了1500塔兰特。在早已开化的西西里，罗马只是接管了叙拉古业已存在的税收系统，但渐渐地，罗马可能在西班牙收取适当税赋，同时也对矿场承包征税。承包费、“赔款”、税收与战利品等的收益非常高，因此，尽管此时维持全年常备军的开销越来越大，罗马还是在皮德纳战役后取消了公民的直接税。有时当改组某地区时，该地的税收可能会降低，但入境税之类的新税种会被引入。后来，特别是“同盟者”战争与苏拉独裁之后，因为同时进行多场消耗极大的战争，罗马面临严重的财政困境。以前，大部分军队的财政支持由意大利盟友提供，现在则全部由国家负责；盖乌斯·格拉古的谷物津贴本来已被苏拉取消，但很快又恢复了。西塞罗在公元前66年宣称亚细亚是唯一除承担战争与管理花费之外尚有盈余的省份，而普鲁塔克则称庞培的新安排使得当地税赋收入加倍。高卢也要向罗马纳贡，埃及的进贡则更多。

最后，还有很多元老利用帝国牟取私利。波利比乌斯相信直到自己所在的时代，罗马行政官员还以廉洁著称。加图也确实反复强调自己在海外任职期间未捞取分文。但西塞罗的演说为我们描绘了当时官员的普遍行径，不过，我们无须相信所有罗马总督皆如维勒斯(Verres)那般贪婪，或者维勒斯的贪婪被同辈们竞相效法。西塞罗本人倒是很诚实，在任西里西亚总督时的一封信中承认，当时东部所有其他总督都很正派，例外的是他的前任阿庇乌斯·普尔凯尔(Ap. Pulcher)，此人“简直不是人，而是野兽”。西塞罗在指控维勒斯的演说(Verrine Orations)中详细列举了他所有可能的罪行，从姑息纵容海盗到偷取西西里的雕像致使当地旅游业没落。自公元前2世纪起，行省总督可能因敲诈勒索遭起诉，但行省居民很难在罗马组织起有效诉讼，要给被告定罪就更难了，即便在骑士取代元老，占据审判团大部分席位时，也依然如故。

不情愿的兼并

如果元老与骑士，个体士兵与公共国库，甚至城市平民皆能从罗马的扩张中受益，为什么面对唾手可得的大片领土，罗马的兼并过程如此缓慢呢？偶尔有人会谈到道义的约束力，比如弗拉米尼努斯曾拒绝了埃托利亚人灭亡马其顿王国的请求，他声称把敌人彻底消灭不是罗马人的行事方式。关于最后是否将迦太基夷为平地，罗马人也曾犹豫过。面对公众理念，尤其是希腊式理念的质疑，要为这一毁灭行为辩解是很困难的。可能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即国家需要一个外部威胁以防止自身的腐败堕落。并不是说罗马人就如此质疑自己统治帝国的道义理由。公元前155年，希腊哲学家卡尼阿德斯(Carneades)在罗马演讲时提出了颇有挑衅性的建议，即遵循正义原则，罗马人应该放弃征服成果回到自己的牧羊人棚屋里去，这番话激起了众怒。其实罗马人充其量只会谴责个别战争，把发动战争的动机归咎于政治对手的贪婪。比如加图就于公元前167年反对向罗德斯岛开战的计划；克拉苏(Crassus)对帕提亚发动的战争也遭到众多反对。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在未被兼并地区，很多人的处境也跟被兼并地区的人相似。“国王、民族与城市”，甚至“自由”地区实际上皆为帝国不可分割的部分。有些国王已经于公元前2世纪自称是罗马的恭顺藩属，同时罗马也指望自由城邦或是出于自愿，或是根据条约规定的义务，在战争中提供帮助。“辅助部队”，特别是战舰与骑兵，在罗马军队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此外还有某些个案，比如维勒斯取走城市的财库，不拘它们是“自由”城市还是“支俸”(stipendiary)城市。罗马显贵在行省之内是庇护人，在行省之外同样是君主与共同体的庇护人，他们由此赢得了权力与声望，甚至也赢得了财富。正如努米底亚王朱古达的友人所知，礼物与贿赂间的界限非常细微。我们能看到两个半世纪间克劳狄家族(Claudii)如何在讲希腊语的土地上扩展庇护制(clientela)；或者多米提·阿赫诺巴比家族(Domitii Ahenobarbi)因有位祖先曾在南高卢作战而且在意大利西海岸拥有地产，于是在地中海西部建立起巨大势力。一个庇护者可以保护自己的被庇护者免受虐待；但如果他自己虐待被庇护者，则外人不大可能干涉。

如果没有那些因压榨当地人而遭控诉的罗马总督，当地的贸易与借贷业也只会运转得更好。在这些地方，反对罗马商人可能会被看作反罗马。早在恺撒征服高卢以前，葡萄酒贸易就已顺利延伸至高卢中部。而与之相对的，西塞罗在东部时，倒霉的卡帕多细亚(Cappadocia)幼王阿里奥巴扎尼斯(Ariobarzanes)却身陷罗马放款人的债务，债主包括“可敬的人”马尔库斯·布鲁图斯(M. Brutus)与庞培，这位以“虔诚”与“亲罗马”著称的国王总是被一大群罗马债主的代理人催逼。不过没有证据表明商人们希望罗马兼并领土，骑士阶层的朋友马略并没有扩大阿非利加行省，只是把罗马军力留在阿非利加以保护在当地的商人，或者说至少能为商人们复仇。朱古达大肆屠杀可恨的“意大利人”(Italici)是战争的导火索之一。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些人虽自称“意大利人”，但在希腊人眼里，他们一律是“罗马人”(Rhōmaioi)。

罗马的保守主义也与此相关。罗马已将城市国家的理念扩展到极限，但并未放弃该理念。罗马公民必须亲自参加投票，社会上层中真正参与海外商业者也不占多数。在苏拉之前，元老院由300名元老组成，他们实际上都担任过行政官职。行省的增多意味着官职的增多，因此罗马的寡头统治集团不断从富裕的外人中补充新成员，比如马略就是其中之一，然而不能指望这种进程会十分迅速。罗马统治者们还会警惕某些个人谋求类似君主权力的“统治权”(regnum)，尽管战争未必以兼并告终，但让一个军事强人长时间离开罗马盘踞于遥远省份，可能会形成个人权力基地。苏拉力图抑制行省总督的野心，立法限制行省统治者权力，此外还禁止总督未经元老院允许就擅自率军离开行省，后来恺撒在高卢的行动就违背了该禁令。公元前1世纪初，元老院坚决反对兼并埃及，这多少是因为贪婪且不可信赖的克拉苏想参与其中。

此外，公元前3—2世纪的罗马军队并非常备力量，其主体由农民构成，理论上每年都要征召组建。军队不欢迎长期艰苦的战争，尤其是在西班牙这类战利品远不如东部的地区作战。加图在公元前167年称不能兼并马其顿，因为此地无法防守，这多少是顾虑边境上的蛮族。这一时期，罗马人确实因军队战斗力的下降而忧心忡忡，这部分是因为某些地区农民阶层的没落，随之而来的便是前述的军事灾难时期，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同样也是财政紧缩时期。很自然，此间不少地方的管理与保卫工作被留给当地人自己负责。

还有部分民众依附于本族统治者，让这些统治者继续统治乃明智之举。在跟希腊城市打交道时，罗马发现“解放”是最佳政策。此前罗马可能已在西西里与亚得里亚海岸实行过该政策。在公元前196年打败马其顿的腓力之后，弗拉米尼努斯确实在地峡运动会上满怀激情地宣布希腊的自由，并撤走了全部军队。部分希腊城市与罗马之间订有条约，其数量尚存争议，根据条约，这些城市对内享有自治权，但在战争期间必须向罗马提供援助。条约中唯一没有提到的是，这些城市必须在各方面尊重罗马人民的“尊严”(maiestas)。其他城市只是被罗马单方面宣布获得自由，而后来的历史证明，对这种“自由”，罗马也随时准备单方面撤销。公元前167年罗德斯岛希望跟罗马结成正式同盟，这表明正式盟约关系能带来某种安全感，但到了最后，即便是条约也不能束缚罗马的手脚。

罗马对蛮族部落毫无尊重之情，这方面他们的记录无疑乏善可陈。相比之下，罗马对希腊的公众意见还算比较尊重。但他们给予希腊人自由的政策并非出于什么亲希腊情感，其动机更多在于削弱马其顿和叙利亚的势力。一旦形势有变，罗马的“自由”政策就不会施行。例如，罗马曾把一些城市交给友邦帕加玛和罗德斯统治。在罗马人的道德观念中，要得到“利益”(beneficium)，就必须承担“责任”(officium)，因此，罗马希望那些“自由”城市的行为能符合他们的意愿。但这些城市未必能领会罗马的意图，结果在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罗马跟这些相互争吵不休的希腊城邦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在对珀耳修斯的战争即将开始之际，某些罗马将军已开始以轻蔑粗暴的态度对待希腊人。这种李维所言的“新认识”(noua sapientia)遭到不少杰出罗马人的反对，但反对是徒劳的。

保护有产阶层

实际上，即便是行省的“支俸”城市或纳贡城市居民也未被忽略，罗马给当地共同体，特别是希腊城市规定了众多义务。罗马总督的主要职责是防御外敌并管理罗马公民的司法。比如意大利之外第一条罗马大道的修建就是出于防御目的；总督也会受理当地人之间发生的案件，但肯定不会是全部。西塞罗称自己曾发布公告拒绝受理此类案件，结果颇受好评，如此行为在罗马总督中也绝非特例。罗马人没有尝试采用统一的管理机制，在某些行省是由一位行政官员，即财务官负责直接收税，但他的工作可能只是监督当地官员征税；在其他行省，则不论直接税还是间接税皆由包税人征收，包税人有时根本不是罗马人，而且手下可能有大量税务人员，但即便如此，有时依旧由城市自身负责基本税务。这些城市的政治生活大体顺畅无阻，因此，当庞培计划兼并一部分本都国土时，他认为如果涉及较大领土，最好在其上建立一批希腊式城市。这套统治系统带来的结果是：尽管与这些城市间不时会有严重摩擦，罗马依然跟他们的上流社会建立起了伙伴关系，并委托这些当地精英代理行使大部分管理职能。有时罗马也会风闻当地穷人呼吁要求分地和免债，但当地精英的利益总能得到维护。

弗拉米尼努斯曾把希腊城市留给当地的富人管理；珀耳修斯则向穷人寻求支持，当然他力图拉拢的并不只有穷人。因此反罗马情绪往往基于仇富心理，不过依照富人领袖们的说法，这种情绪是出于对掌权的亲罗马集团的嫉妒，或者纯粹只是理想主义或民族主义。罗马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当地事务，使之更具寡头政治色彩？对此尚不确定，因为寡头政治原本就是发展趋势。不过现存一段石刻文字，内容为公元前2世纪后期马其顿总督写给一座伯罗奔尼撒城市的信函，信中提到总督已采取措施镇压了当地的动乱。来自显赫政治家族的波利比乌斯认为新近对罗马的盲目依附很可悲，但他也意识到有尊严的独立唯有在有限范围内才有可能。波利比乌斯还相信，尽管罗马近来有滥用权力之处，目前也有些严厉，但希腊城市还是从罗马那里获取了巨大好处，因此，公元前148年的起义是疯狂而愚蠢的。这些起义多少又是由穷人发起，他们对罗马强大实力的了解不如上流社会，不明白反抗罗马实乃徒劳。

不管出于何种动机，希腊诸共同体确实授予了罗马各式各样的荣誉。罗马的“信誉”在早期非常好，希腊共同体也对之十分信赖。公元前2世纪初开始，人们建立起对罗马女神的崇拜，“罗马”一词在希腊语中很醒目，意为“力量”(Rhōmē)。女诗人梅林诺(Melinno)的罗马颂歌(hymn to Rome)大约也完成于这一时期。对个人的崇拜也建立起来了，第一个受崇拜的罗马人是弗拉米尼努斯，优卑亚(Euboea)岛上以他之名进行的庆典传统一直延续至普鲁塔克时代，因而普鲁塔克对此有所描述。不过此类荣誉逐渐贬值，比如西塞罗回绝了限制城市财政支出的要求，有人就因此投票要为他立庙。这类荣誉自然使得罗马政治家们开始自认为等同于希腊化的国王。头衔与雕像之类较低的荣誉当然就更为泛滥，连重量级的商人都可获得。比如公元前1世纪初克罗阿提家族(Cloatii)就因为保卫并贷款扶持——其实也可以说是成功地经营——斯巴达附近的一座小镇基赛昂(Gytheum)而获此殊荣。

即便在米特拉达梯战争(Mithridatic War)这样的黑暗时期，不少地方大肆杀戮意大利的“吸血鬼”商人时，少量希腊与亚细亚城市依然忠于罗马，当然他们如此行动有时是因为与参加造反的邻邦有着长久以来的敌意。罗马曾予以小亚细亚城市阿弗洛狄西亚(Aphrodisias)的阿弗洛狄忒(Aphrodite)圣所极高的荣耀，于是，阿弗洛狄西亚公民大会投票决定派出所有合格男子去援助罗马将军，因为“如果没有罗马人保护，我们就别指望活下去”。也有不少希腊城市在公元前1世纪处境艰难，它们先是在对抗米特拉达梯的战争中蒙受损失，后来又因不忠于罗马而被苏拉课以重罚，接下来还得资助内战。这一时期海盗活动也十分猖獗，直到庞培最终将其平定；实际上，包税人的活动跟海盗一样猖獗，最终，恺撒限制了他们的权力，但范围仅限于小亚细亚。共同体与个人都欠下罗马放债人的债务，处境令人绝望。西塞罗在公元前66年的演说中说：“公民们!我很难向你们表述外国人对我们的厌恶。”西塞罗所谴责的主要是贪婪，他的话当然还有其他不愿明言的动机，但多少道出了实情。考古学证据揭示了当时众多城市的明显贫困，它们在这段时期内极少有新的建筑出现。东部尚未完全从上述灾难中恢复，新的内战又爆发了。庞培与恺撒，布鲁图斯与卡西乌斯(Cassius)，安东尼与屋大维，所有这些人皆依靠剥削罗马附属者为自己的战争提供财政支持。犹太地区(Judaea)未能按要求提供款项，卡西乌斯就将该省四座小镇的居民及不少官员变卖为奴，如安东尼所言，此举完全违背了战争法则。卡西乌斯还围攻自由城市罗德斯，此前罗德斯岛一直是罗马友邦并已交出了所有财富，只不过保留了本城守护者太阳神的战车。马西利亚是罗马更古老的盟友，却也因为支持庞培而被恺撒攻占。

尽管如此，众多上流社会成员还是支持罗马，他们认为这样于公于私都是上策，或者说他们也别无选择。他们与罗马重要人物发展关系，其中一些人以使节身份亲赴罗马，有一篇公元前2世纪的铭文就是对使节表达谢意的，因为他们出力张罗在早晨接待了罗马显贵；还有的人则在罗马总督前往行省或者巡视的途中进行了盛情接待。到了共和国末期，外国“友人”(amici)甚至开始以罗马巨头顾问的身份操纵权力，密提林的提奥法奈斯(Thoephanes of Mytilene)就是庞培的挚友，加的斯(Gades)的卢基乌斯·科尔涅利乌斯·巴尔布斯(L. Cornelius Balbus)则是深受恺撒信任的代理人。尽管长久以来，外省人偶尔会在战争中为罗马效力并获得报偿，但恺撒是第一个以大量的公民权作为酬谢的人。正是在他统治的时期，罗马公民权不得授予异邦居民的观念被摒弃了。特权开始逐步扩展，最终，元老等级也对外省人开放，如此政策将在随后几个世纪里保持罗马帝国的团结。

希腊文化的影响

希腊与罗马的精英之所以能够合作，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罗马上层社会虽固守许多罗马传统，但已经非常希腊化了。事实上，有人试图证明罗马人实为希腊人，他们的祖先不仅有埃涅阿斯(Aeneas)，还有《埃涅阿斯纪》(Aeneid)中的著名英雄阿卡狄亚人伊范德(Evander the Arcadian)，或者海格力斯[1](Hercules)，当然，还包括这些英雄的追随者。甚至有学者坚持认为拉丁语是一种希腊方言。于是，许多罗马人对希腊与希腊文化的态度是含混的。罗马人相信自己在战争与治国方面更胜一筹，比如西塞罗就认为罗马之外民族的民法都十分幼稚。不少罗马人还疑心希腊人的风尚越发柔弱无力了，或者希腊人对严肃事务漠不关心。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与希腊人间的密切交流往往并不愉快，这使得前者认为后者女里女气、趋炎附势、政治上无能、多嘴多舌，还喜欢不合时宜地空谈。其中的“政治上无能”成为罗马帝国存在的有力依据。在他们看来，希腊人可能已经退化了，西塞罗比多数人更亲希腊，但他也只承认在古代的希腊存在杰出人士，还提醒自己的弟弟不要在所管理的行省建立起亲密关系。至于当时东方的希腊语城市的居民，罗马人大概认为他们更低于“真正的希腊人”。不过，对雅典还有德尔斐(Delphi)这样的城市，罗马依然满怀敬意。西塞罗就曾因自己的随从过于刻板，对当地人傲慢自大而深感不安。

还是有极少数富裕的罗马人能够抵制希腊式生活的诱惑，也有一些人则意识到，只有通过希腊人，才能学到作为世界统治者所必需的大量知识。罗马或许从未与希腊世界完全隔绝，不少罗马神可以跟希腊神等同，罗马的艺术也源自希腊艺术。必定一直会有些罗马人懂点希腊语，甚至可能读些希腊书籍。不过，从公元前3世纪中期开始，新纪元拉开了序幕，出现了以希腊模式创作的第一部拉丁戏剧，同时似乎也出现了更为正规的双语授课教学。汉尼拔战争期间，新的希腊崇拜仪式以及来自亚洲的大母神(Great Mother)崇拜被引入以保护罗马。在波利比乌斯看来，公元前212年对叙拉古的洗劫标志着希腊艺术品位在罗马的开端，但他对此感到惋惜，认为国家应该固守自己的传统。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肯定有不计其数的雕像与绘画被取走运往罗马。罗马城市正从外观上转变为一座宏伟都市。但波利比乌斯的记载表明，在他的时代，罗马的乡土气息依然遭到了大都市来访者的嘲笑。真正希腊式建筑风格在罗马的出现稍晚一些，即便在这之后，用于建筑的大理石也并不多。

然而，罗马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很快就发生了转变。史学家们倾向于从道德衰微的角度——特别是贪欲和奢侈的侵蚀——看待罗马历史，他们还将其分为不同阶段。有人认为这个过程始于公元前190年，这一年有包括名贵家具在内的大批战利品从亚洲送到罗马。波利比乌斯着重讲述了马其顿在皮德纳的战败及其带给罗马的财富，罗马青年沉迷于希腊生活中最恶劣的方面，比如同性恋、音乐伴奏的宴饮等等。加图开始力图取缔，后来又通过税收抑制各种奢侈活动。他一直谴责花钱购买漂亮男奴与进口食物的行为，还反对人们以众神的雕像装饰自己的房间，“就像众神是家具一样”。但加图任监察官时的建筑活动，以及他自己的著作表明，他也无法让时间倒流。

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对希腊人而言，教育(paideia)是他们的文化。而依照罗马传统，上流社会的男孩是从父亲的朋友那里获取政治与法律经验；17岁以后，他们就在军队中度过征战季。希腊人已发展出一套正规教学模式，所教授的内容开始是文学，以荷马作品为主；然后是修辞学；部分人还研习哲学。埃米利乌斯·保卢斯为自己儿子请了一群希腊教师，甚至连音乐与狩猎都有专人教授，还有一位兼教绘画的哲学家。他还把马其顿的皇家图书馆搬往罗马，这是罗马第一座大型希腊图书馆。波利比乌斯的记载表明，当时罗马已有大量希腊教师。杰出学者也开始来到罗马，他们最早以外交使节的身份出现，比如罗马真正的文法(grammatikē)教学可追溯到帕加玛的克拉特斯(Crates of Pergamum)，他本是一个使者，在一处开放式下水道中跌断了腿，因不能动弹便开始讲演授课。公元前155年雅典三个哲学学派的领袖被派往罗马，他们的讲演在那里掀起了哲学热潮。不过，加图认为哲学“不过是胡说八道”，他催促元老院尽快了结这些人的活动，以便年轻人能够像过去一样通过“法律与行政官员”学习知识。

但对于这一时期希腊影响的深度，我们也不可夸大。有证据表明，罗马人对希腊医学仍然充满疑虑，而且罗马在智力与艺术方面总体上依旧比较笨拙、幼稚。罗马的诗歌比散文发达，但正如贺拉斯所抱怨的那样，罗马的诗歌也十分粗糙。西塞罗认为，只有到了公元前2世纪末，演说家才真正从修辞学训练中获益，懂得如何组织、如何辩论以及如何修饰自己的演说。我们已知的散文文学史料表明，罗马人跟很多原始民族一样，觉得概括与抽象对他们而言过于困难。只有在约公元前100年之后，罗马人才开始在撰写论著时利用传统的希腊逻辑结构，他们赋予主题及所有关键概念以明晰的定义，并将题材精心区分为不同部分与不同方面，不再像加图撰写农业论著那样胡乱堆砌知识。正是到了公元前1世纪，拉丁语被改进为一种适于承载散文与诗歌的优雅语言。拉丁语作者由此开拓了很多新散文体裁，其中包括哲学论著。

只有在此时，罗马贵族青年子弟前往希腊城市学习修辞与哲学才蔚然成风。他们的首选是雅典或罗德斯，更为独立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似乎已经出局了。商人子弟往往在东部就地接受教育，而且可能会通过当地城市的“公民训练”(ephēbeia)，这是一种国家执掌的训练课程，现在已较为文明，军事色彩不像以往那样浓厚。米特拉达梯战争使得大批希腊难民与希腊俘虏来到罗马，这两类人中皆不乏学者，一起到来的还有大量馆藏书籍。此外，还有不少罗马人长年滞留在东部。史学家撒路斯特(Sallust)就认为罗马崩溃的肇因是苏拉的亚细亚战争带来的奢侈之风。这以后，罗马跟亚历山大里亚一样，成为希腊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的向往之地，那里有其他地方找不到的赞助人。于是，罗马人感到自己在一个又一个领域赶超着希腊人，只有西塞罗及其朋友阿提库斯(Atticus)等极少数人例外，他们完全以平等态度对待希腊友人。

但在西部，罗马觉得值得学习的东西乏善可陈，唯一例外的只有一本官方下令翻译的迦太基农业著作。不过，罗马人不愿费心学习西部语言实际上大大有利于当地上层特权地位的扩展。对于能提高自身优越性的文明因素，本地精英们一开始往往是憎恨的，但后来还是逐渐沾染了文明色彩。贸易与定居者的涌入对罗马化进程大有助益，虽然罗马有时会鼓励在西班牙发展农业，并在一些河谷地带建立城市定居地以取代桀骜不驯的牧人共同体，但罗马很少自觉地推动罗马化进程。对蛮族的文化偏见是存在的，但种族偏见很少，如果蛮族放弃野蛮习俗，就能提升自己的地位。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对奥古斯都时代西班牙南部的鲜明描述保存至今。这类野蛮习俗有的非常丑恶，比如某西班牙部落以尿液洗涤牙齿；也有的蛮族没有那么落后，比如恺撒笔下高卢人尽管没有恒心，却也不乏智慧与勇气。实际上，接纳巴尔布斯及其侄子进入元老院的决定使西塞罗深为震惊。诚然，他们的祖先来自文明的迦太基城市，但他们家族已久居加的斯。后来庞培的朋友密提林的提奥法奈斯之子同样也进入了元老院。巴尔比家族因其成就，被随后的一些高卢贵族效仿，这些人的父辈早在恺撒或奥古斯都时就已获得罗马公民权。在如此背景之下，成熟罗马帝国的轮廓便已成形。

延伸阅读：

最容易找到的波利比乌斯作品英译是洛布版；企鹅丛书出了一册选本，F.W. Walbank的Polybius（California, 1972）对他的作品进行了精彩分析。李维的作品也收录在企鹅丛书里，他和本章中提及的其他作家的全部作品也有洛布版。关于西塞罗，见英文版118f。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第八卷（参见第九卷）由M. Holleaux撰写的章节从传统视角出发，提供了对罗马扩张问题的经典叙述；它将很快被新版所取代。关于更新的研究方法，见.V. Harris的War and Imperialism in Republican Rome, 327-70 B.C.（Oxford, 1979），以及P.D.A. Garnsey和C.R. Whittaker编辑的Imperialism in the Ancient World（Cambridge, 1978）中P.A. Brunt撰写的章节，还有J.A. North的The Development of Roman Imperialism, 载于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1981. C. Nicolet的Rome et las conquête du monde méditerranéen, ii: Genèse d’un empire（Paris, 1978）提供了精彩概述；另参见R.M. Errington的The Dawn of Empire: Rome’s Rise to World Power（Ithaca, NY, 1972）。

继出版其重要作品Foreign Clientelae（Oxford, 1958）之后，E. Badian又写出了Roman Imperialism in the Late Republic（Oxford, 1968）和Publicans and Sinners（Oxford, 1972）. K. Hopkins的Conquerors and Slaves（Cambridge, 1978）前两部分讨论了领土扩张所带来的意大利农业、经济生活的转型；关于海外商人（negotiatores），见A.J.N. Wilson的Emigration from Italy in the Republican Age of Rome（Manchester, 1966），以及J. Hatzfeld相对更易读的Les Trafiquants italiens dans l’orient hellénique（Paris, 1919）. 另参见J.H.D’Arms的Commerce and Social Standing in Ancient Rome（Cambridge, Mass. 1981）；以及M.H. Crawford的Rome and the Greek World: Economic Relations, 载于Econ. Hist. Review, 1977；关于谷物贸易，见G. Rickman的The Corn Supply of Ancient Rome（Oxford, 1980）前两章。

关于个别历史人物的研究，见F.W. Walbank的Philip V of Macedon（1940, 重印： Hamden, Conn., 1967）；R.M. Errington的Philopoemen（Oxford, 1969——菲洛波门是阿凯亚同盟中的一位领袖，他对罗马的态度受到了波利比乌斯的赞扬）；A.E. Astin的Scipio Aemilianus（Oxford, 1967）和Cato the Censor（Oxford, 1978）。

关于地中海东部地区情况，见A.H.M. Jones的The Greek City from Alexander to Justinian（Oxford, 1966）和D. Magie的巨著Roman Rule in Asia Minor（Princeton, 1950），还有D.C. Braund的Rome and the Friendly King（London, 1984）与R. Mellor的Thea Rhômé: The Worship of the Goddess Roma in the Greek World（1975）；近期作品还有A.N. Sherwin-White的Rom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Greek East（London, 1984）和E.S. Gruen的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the Coming of Rome（California, 1984），当作者撰写本章时，这两部作品还未问世。

关于罗马人对异邦人的态度，见J.P.V.D. Balsdon的Romans and Aliens（London, 1979）。

[1]即希腊的赫拉克勒斯。——译注

第三章 罗马早期文学

布朗(P.G.Mc C.Brown)

普劳图斯

拉丁文学始于一次“砰然巨响”，这就是大约公元前205—前184年期间，普劳图斯在20部喜剧中写下的令人目不暇接的连珠妙语。传统上，拉丁文学的起始还可上溯到公元前240年，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的一部戏剧在当时上演。但普劳图斯的这些喜剧是完整保存至今的最早作品。它们效法希腊喜剧的模式，并且几乎所有都来自生活于普劳图斯之前100年左右的米南德及其同时代人所创作的“新喜剧”。同希腊喜剧一样，它们是用韵文写就的。希腊喜剧在雅典的固定剧场里演出，是宗教节日的核心组成部分。罗马喜剧也在宗教节庆中上演，但它们只是众多娱乐方式中的一种，在搭建起来的临时舞台上表演。各个阶层的罗马人都会前来观看。我们无法说清普劳图斯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风格，以迎合观众的口味，抑或自己塑造了他们的审美趣味，但他确实在剧作中植入了喧嚣、粗俗的喜剧元素，让我们更多地想起阿里斯托芬(尽管少了后者的很多淫秽用语)，而不是米南德。

普劳图斯作品所效仿的希腊原作未能留存至今，唯一的例外是在1968年公布的一张残破纸草文献；《崇拜酒神的姐妹》第494~561行就是以上面的诗句为基础的，它使我们得以研究普劳图斯是如何利用一手材料改编出剧本这一部分的。普劳图斯保留了基本情节和幕次顺序，但他将其中的两场合并起来，并在一个情节里调换了两个角色的入场次序，这样就避免了活动的停顿和原作中的幕景更换(罗马喜剧通常是不间断表演的，现代编订本中的“幕”和“场”并非作者当初的编排)。他还在一个坠入爱河的青年冗长而乏味的独白中插入了几个笑话。希腊文原文中的若干段落没有音乐伴奏，被普劳图斯改写成更长的诗句，以便能用牧笛伴奏。普劳图斯剧中的地点仍在雅典，其中的角色也使用希腊的名字；但他把大多数人名都调换了，最典型的是那个在剧中居于主导地位、足智多谋的奴隶。普劳图斯称他为克吕萨鲁斯(意为“金手指”)，并利用双关语来使之增色(第240行“金手指的手指抓了点儿黄金”，第361~362行“他会把我的名字从金手指变成吊死鬼的”，等等)。纸草显示，这个角色起初使用的是更为平凡的名字——许鲁斯(叙利亚人)，这使得克吕萨鲁斯在第649行的自吹自擂(他比磨坊里那些名叫帕麦诺或许鲁斯的奴隶来得高贵)显得更加滑稽，但普劳图斯的大部分观众无疑听不出这个笑话来了。

这些剧作的情节十分丰富多样。在《安菲特罗》中，朱庇特伪装成安菲特罗的模样来到人间，以便引诱后者的妻子阿尔库麦娜；而安菲特罗本人正好在第二天结束戎征回家，他吃惊地从出来迎接的妻子那里发现，她相信自己头天晚上是跟他一起过夜的。《生意人》则讲述了父子二人爱上同一位姑娘的故事，而情节相似的《卡西娜(剧名得自剧中的女孩)》中挫败父亲的企图是得到在卧室中假扮卡西娜的男奴。《绳子》的场景位于库勒尼附近的北非海岸：一场暴风雨使一个奴隶贩子在此遭受触礁之厄，他的一个女奴恰好是被雅典放逐后住在这里的一位男子失散多年的女儿。但在剧作表面的多样性之下，这些情节(来自希腊原作)的基本结构几乎是一致的：即通过消除或克服某种明显的障碍，最终实现真正的爱。

然而，普劳图斯的主要兴趣并不在于复原戏剧的结构，以便达到复古的目的。我们在《崇拜酒神的姐妹》中看到，他对米南德的文本进行了创造性的改编，而不是亦步亦趋地翻译。可以说，他在很多方面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些剧作所属的喜剧类型。他乐于牺牲角色性格与情节发展的连贯性以追求即时效果。作品中的幽默主要来自笑话和双关语式的插科打诨，而非对当时情景的讽刺嘲弄。我们有时看到的不是戏剧文本中的人物形象，而是逐个登场的丑角。在普劳图斯的作品中，有三个特征尤为突出：对机智奴隶的美化，音乐元素的插入，以及一个位于希腊、但包含了众多意大利要素的虚构世界。

机智的奴隶形象并非普劳图斯的发明。《崇拜酒神的姐妹》的希腊文原作名叫《左右逢源者》，剧中许鲁斯的形象至少在轮廓上同普劳图斯剧中的克吕萨鲁斯是一致的。但克吕萨鲁斯之所以能成为《崇拜酒神的姐妹》中的主角，靠的不单单是他的机智(他还算不得绝顶聪明)，还要归功于他的自诩。他诈骗主人钱财的计划被视为一场战役，而他对此的描述中时常渗透着典型的罗马式凯旋色彩。在一段很长的独白中，他把自己的战役比作希腊人发动的特洛伊战争(第925行以次)：

他们说，阿特柔斯家的两兄弟做过了不得的大事。他们带着刀枪，骑着马匹，领着勇士，坐着快船，费了十年工夫拿下了普里阿摩斯的城池、诸神亲手建造的特洛伊。可跟我要干的比起来，那连个脚上的水疱都不如。我不靠舰船，不靠军队，不靠帮手就能制服我的主人……

在接下来的50行中，他继续胡说八道，语无伦次，拿剧中情节同特洛伊战事进行了一系列对比。施展完自己的骗术后，他又自吹自擂地说(第1068行以次)：

你的计划就这样顺利实现了。让我胜利凯旋，满载而归!我用计夺取了城池，带着一个不少的将士平安回来了!可是看官，请不要惊奇我为何没举行凯旋式：这年头大伙全这么干，我就不麻烦啦。至少我的手下还能捞笔小费呢!现在我就带着全部战利品找财务官去啦!

这些段落使我们把克吕萨鲁斯的诡计视为别无他图的成就，而不只是为帮助青年恋人筹钱而采取的必要手段。普劳图斯笔下的奴隶只是为了欺骗而享受欺骗，他的举动很少需要进一步的动机。

克吕萨鲁斯关于特洛伊战争的独白是用笛子配乐的；我们在前面已提到过，与希腊文原作相比，普劳图斯在《崇拜酒神的姐妹》中增加了音乐的成分。事实上，他的剧作中有相当一部分段落都是配乐的，其比例较原作要高很多。我们无法知道这些音乐的效果怎样，但我可以看出，普劳图斯的用语在这些配乐的段落中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或许音乐的作用也不过是增强这些字句的表达效果。最引人注目的是所谓的“坎提卡”(cantica)，那是一种类似歌剧咏叹调或二重唱的唱段，用多种音步写成，展现出了许多高雅音乐的特征。通常情况下，它们对于推动情节发展很少有、甚至完全没有帮助，我们在希腊的新喜剧中没有见过类似的元素。克吕萨鲁斯长达50行的独白〔他的“特洛伊-坎提库姆”(Troy-canticum)〕可能来自原作中短得多的独白，也可能完全是普劳图斯自己想出来的。一种大受欢迎的坎提库姆形式出自奴隶之口，他兴高采烈地冲上舞台发布重要消息。此人心急如焚，但却有机会利用入场的时间念一段较长的独白。如奴隶阿坎提奥在《生意人》第111行以次中所说的：

你要尽力而为，想出办法来拯救你那年轻的主人!加油，阿坎提奥，甩掉怠惰，停止发呆!我上气不接下气，快憋死了。糟糕，满大街上全是挡我路的人。赶他们走!揍他们!把他们推到马路中间去!人要是大步流星地赶路，他看谁都是成心不给他让道!所以你马上得做三件事，第一件你其实已经干了：在街上撞!捶扁他们!跟他们拼了!

普劳图斯向来不惜在“坎提库姆”中倾注自己的心血；绝非偶然的是，坎提库姆往往出现在一出剧作的开头部分，在这个时候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到，在《崇拜酒神的姐妹》第1068行以次，克吕萨鲁斯的自夸中提到了罗马的凯旋制度和罗马财务官。他的话语也证明了当时罗马凯旋仪式的普遍性(无论我们认为这是指将领在现实生活中的凯旋，还是奴隶在舞台上表演的凯旋，都无关紧要)。人们不会去想象看到的是在希腊世界中活动的希腊角色；而克吕萨鲁斯对观众那番含义明晰的致辞则进一步破坏了戏剧的幻觉。这在普劳图斯那里是十分典型的。有时，他会着意提醒观众，自己的戏剧情节发生在希腊，如《斯提库斯》第446~448节(他在这里又向观众致辞)：“请不要为区区奴隶也可以痛饮、恋爱和应邀赴宴而惊奇，这些事情在雅典是合法的。”但当剧中人物谈论一种放荡的生活方式时，他们提到了“成了希腊人那样(pergraecari或congraecari)”——这是罗马人而非希腊人的表达方式。剧中多次提到罗马的习俗与官职；当皮条客巴利奥在《撒谎者》第143~172行中向同伙讲话时，他提到一位罗马行政长官发布了一项公共法令。在《麦纳克姆斯孪生兄弟》第571行以次的坎提库姆中，埃皮达姆斯的麦纳克姆斯抱怨说，他把一整天的大好时光都浪费在替门客打官司上了。他先抱怨了社会的总体风气：

我们的习俗也太疯狂了，简直麻烦得要命!上等人总有这样的毛病，人人都想拥有一大群门客；他们不分良莠，只问家财，不论品行。他们视穷苦的义人如若无物，对有钱的恶棍反倒高看一眼。

他接下去讲述了庇护人的职责，提到了若干罗马法律规定的要点。整段讲的都是普劳图斯时代罗马的生活习俗。实际上，这部戏剧的地点既在埃皮达姆斯(Epidamnus)，同时也在罗马。

最后这段里的社会批评成分不是典型的。普劳图斯主要是一位娱乐作家和诗人。他不排斥使用口语化的表达方式，但罗马人肯定不会用这段开头的头韵格式讲话：“Ut hoc utimur maxime more moro molestoque multum!”他大量使用了文字游戏和双关语(《绳子》第102行里，一座屋顶已被吹掉的地基被形容成quam cribrum crebrius，即“比筛子的眼还多”)、新奇的拟人修辞(《绳子》第626行“扭断罪恶的脖子”)，以及谜语式的表达方式(《生意人》第361行“我爹是只苍蝇，到处嗡嗡个不停，啥都瞒不过他”)。对文字游戏的纯粹爱好正是普劳图斯天才的标志。

泰伦斯

继普劳图斯之后保存下来的拉丁文作品是泰伦斯在公元前160—前150年期间完成的六部喜剧。这些作品都以希腊新喜剧为基础，用韵文写成。但泰伦斯和普劳图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我们手头并没有任何泰伦斯戏剧的希腊原作部分；但他似乎比普劳图斯更为小心地保留了希腊剧作的精神特质和整体结构(尽管我们知道他确实改变了一些东西)。他偶尔使用一些罗马的术语，但不像普劳图斯用得那样生硬。他的作品中有不少音乐成分，但这些几乎都不像普劳图斯的“坎提库姆”那样长，或使用异样的旋律。最重要的是，这种喜剧基本上仍属于情景喜剧的范畴，其中人物性格的一致和情节的清晰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情节描写的是爱情故事，以及因无知而产生的误解。在《安德罗斯女子》中，西摩想让他的儿子帕菲鲁斯迎娶受人尊敬的雅典公民科瑞麦斯之女；但帕菲鲁斯却爱上了一个来自安德罗斯的姑娘(名叫格吕克里乌姆)，后者似乎在名声方面逊色很多。计谋与对策引发了一连串情感纠纷，解决矛盾的办法是让人们发现，格吕克里乌姆本人是科瑞麦斯的女儿。在《婆母》中，一个年轻人(也叫帕菲鲁斯)娶了一个因遭强暴而有孕在身的女子(他并不知情)。当她生了一个显然不属于他的孩子时，他们的婚姻似乎必将破裂。在剧情发展中，妻子试图隐瞒身孕的做法导致了各种误会：特别是我们看到，她的婆婆因为这桩婚姻的失败而受到公公的责备。然而最后却万事大吉，因为人们发现，正是帕菲鲁斯一天夜里喝得酩酊大醉，结果在大街上强奸了这个女孩。(这些剧本似乎说明，希腊社会对强奸持宽容态度，视之为年轻人一时醉酒或兴起而产生的自然后果。遭到怀疑的姑娘过着孤独的生活，年轻男子几乎无法自在地承认自己认识她们。不过，对于公民家的女儿来说，在婚前屈服于持续的诱惑而委身比受制于强力更不令人同情。但剧作家们对强奸犯的罪过也并非不加指责)。在《阉奴》中，青年凯里亚伪装成阉奴，以便进入他所迷恋的女孩的卧室，在那里强暴了她。结果，这位姑娘乃是一对受人尊敬的雅典夫妇的女儿，于是凯里亚的父亲同意让他娶该女子为妻。在这一事件中居主导地位的是妓女泰伊丝，她保护了这个女孩，并决心帮助她找到父母。剧中的其他人物对她的所作所为抱有并不公正的怀疑态度，这使得泰伊丝的形象显得更加鲜明。

这些情节比普劳图斯的作品更加单一，但基本结构却大同小异。两位剧作家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处理情节的方式。泰伦斯并不利用情节作为跳板，以便插入许多与主题无关的笑话；而保留了希腊原作的风格，即通过严密的喜剧情景展示更为繁复、更富讽刺性的幽默。我们知道，希腊对罗马的影响在公元前160—前150年间明显增强；于是泰伦斯的剧作常常被用来证明：与普劳图斯时代品位低下的观众相比，现在的罗马人已能更好地欣赏希腊文化的优雅。但夸大这种区别是很危险的。泰伦斯对希腊原作的一些改动说明，他仍在试图取悦一群头脑相当简单的罗马人。在改编米南德的《阉奴》时，泰伦斯从米南德的另一部戏剧中搬来了两个角色：一个夸夸其谈的军人和阿谀奉承他的食客，从而取得了更为通俗的喜剧效果。而在处理米南德的《两兄弟》时，他从另一位希腊作家那里借用了一个充满动作与暴力的场景——一个奴隶贩子无力阻止一个青年劫持他拥有的一个妓女。泰伦斯在于剧本上演前朗读的前言中交代了这些补充成分；在一篇前言中，他还讲述了关于戏剧演出的一些情况。那是他为《婆母》第三次上演所作的前言，用以解释前两次上演的尝试何以会失败：

我第一次演出这出戏的时候，有人在谈论一场拳击比赛，还有传言说走钢丝的杂技演员即将登台表演。奴隶们进来了，出现了一片混乱，妇女们大声嚷嚷；结果我没等演完就不得不中途放弃……我又一次把它搬上舞台，第一幕进行得很顺利，但随后又有议论，说马上要举办角斗士表演。人群挤在一起，乱作一团，有人为抢座而高叫怒骂，大打出手。这实在让我忍无可忍。

据我们所知，《婆母》是泰伦斯剧作中唯一一部在公演时遇到过困难的作品。他更引以为豪的《阉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我们在新喜剧或普劳图斯的作品中没有见过泰伦斯的这种序言撰写方式。他用这些序言来报复文坛上的冤家，并针对他们的批评进行自辩。这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以观察他在其中工作的那个文学圈子，尽管它们只记录了泰伦斯的一面之词。如果它们可信的话，那么泰伦斯曾因风格乏力、剽窃他人，并杂糅多部希腊原作拼凑成一部拉丁文作品(他的批评者称之为“玷污”)，以及其他一些原因而受到责难。尽管他比普劳图斯更忠于原著，但在一些同时代人看来，他忠实得还不够。根据公元4世纪著名语法学家多纳图斯(Donatus)对其剧本的注疏，泰伦斯还有其他创新之处。例如，我们可以从多纳图斯所述得知，泰伦斯第一部剧作《安德罗斯女子》的前20行完全是他自己的创作。他对剧本开篇所做的重要改动之一在于，在序言中并不交代情节的背景(如米南德和普劳图斯所做的那样)。可能他将之视为矫揉造作，宁愿采用更自然的方式，让角色在剧中说出必要的信息。结果，原作中的一些讽刺效果就消失了，因为观众只有到了后来才能理解整个剧情。

因此，与普劳图斯相比，泰伦斯是一个更加难以捉摸的人物。他选择改编希腊戏剧，并在大多数情况下忠实地反映了其核心精神，人们欣赏这些戏剧需要道德与情感方面的共鸣；但他并不亦步亦趋地这样做，而是在某些幕次中加入了更为粗犷的喜剧效果。毫无疑问，《阉奴》的鲜活保障了这部作品在他有生之年的成功；但反倒是泰伦斯对个人困境与苦难富于同情心的描述，以及他在表面上的喜剧情节背后对严肃话题的关注，这些他作品中更为沉静的成分打动了后世读者，使得他的剧本比普劳图斯的作品得到更多深入的研究。但它们有可能来自对希腊戏剧的复制；我们有理由怀疑，泰伦斯自己是否总是很在意他所改写的这些优雅成分，《两兄弟》就是一个大可怀疑的例子。

泰伦斯无可争议的贡献之一在于：他创造了一种与普劳图斯和之前所有作家迥然不同的拉丁文学风格。尽管他在有生之年因语言乏力而受到诟病，大多数后人却欣赏其语言的精巧与清晰。泰伦斯是第一个复制自然会话简明风格的拉丁作家。那并不是一种低层次的口语对话，其精心设计的结构中散发出一种基本不见于普劳图斯作品的现实气息。

泰伦斯的剧本在他身后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已成为教科书，并在欧洲学习拉丁文的时代一直如此；它们在学校教育中居于核心地位，直至19世纪亦是如此。他的文字风格和道德情感受人钦佩；当我们脱离上下文引述他的句子时，这些因素往往比泰伦斯的本意显得更加崇高。他最脍炙人口的名句“Homo sum: humani nil a me alienum puto”(“我本是人，不可对人间之事坐视不顾”)其实是一个无事生非、令人生厌的老家伙在被质问何以总爱关心邻居的家长里短时说的。它在原文语境中的效果本来是使他显得傲慢自负、滑稽可笑。但泰伦斯并未因其幽默而受到太多好评，这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幽默只有依靠戏剧情景创造的语境才能产生效果。在《两兄弟》接下来的篇章(第413行以次)中，老人德米亚向奴隶许鲁斯(此人刚从市场买鱼回来)夸耀自己教子有方。德米亚相信他的教育方法是行之有效的，而许鲁斯和观众却知道，他的儿子(此时还是个少年)过着比德米亚所想象的更为放荡的生活。显然，许鲁斯在回答时是在嘲讽德米亚。如果我们心里明白，他的教子效果同预期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的话，德米亚牛皮的荒唐就更具有喜剧效果了：

德米亚：我费了那么多劲儿，不漏掉一点，全力培养他。事实上，我要他观察他人的生活，把它们当成镜子，以此为鉴。我说：“就这么做!”

许鲁斯：太对了!

德米亚：不能那么做!

许鲁斯：高明!

德米亚：这是值得称许的。

许鲁斯：就是这样!

德米亚：这是可耻的。

许鲁斯：出色!

德米亚：此外——

许鲁斯：好吧，你看，我没时间听了。我们刚买来鱼，可不能出差错……我要努力教导我自己手下的奴隶，就像你那样下令：“这个太咸了；这个烧煳了；这个没洗干净。那个做得不错：记住下次就要做成那个样!”我会绞尽脑汁教育他们的。嗯，德米亚，我要他们观察碟子，把它们当成镜子，然后我再教训他们得怎么干!

《两兄弟》是泰伦斯的代表作。这是他最后一部戏剧，也是最能引发观众对重大问题思索的作品。但人们有理由相信，他在结尾场次中塞入了一些戏谑成分，从而破坏了全剧的平衡性。这个引人深思的题目便是应该如何处理父亲与年轻儿子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刚刚看到，德米亚因误信了严格、说教式的教育方法而受到了嘲弄。他的观点同其兄弟米奇奥是相反的，后者相信应用开放和宽容的态度引导孩子。在大部分剧情中，米奇奥的方法显得更加人道、可靠，并且也更为成功。德米亚盲目的信心使他成了一个合适的笑柄，而米奇奥似乎控制了局势。但在全剧结尾处却出现了令人惊讶的颠倒：德米亚开始占上风，迫使米奇奥违心地接受了几项提议(特别是他得娶一个“衰朽的老妪”)；最终的结论似乎是，米奇奥的方法过分纵容，松松垮垮。这很难与全剧的其他部分协调起来。德米亚压在米奇奥头上，这使我们开怀大笑；但我们无法确定，自己应该同情哪一方。许多学者推测，米南德应该不会写出这样一个与主题不协调的结尾，是泰伦斯牺牲了剧情的一致性，以取悦或满足他的罗马观众。但《两兄弟》探讨的并不仅仅是宽容与严厉；它同时关注父子之爱和缺乏自知之明等现象。该剧对这些主题的娴熟驾驭把幽默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熔于一炉。正是由于结尾的悬疑色彩，这部戏剧才会取得如此耀眼的成功；长期以来，结尾部分的得失一直受到热烈讨论，这种争议还会长久持续下去。

普劳图斯和泰伦斯的作品流传了下来,影响了欧洲的戏剧传统。《拉尔夫·罗伊斯特·杜伊斯特》借鉴了普劳图斯的《吹牛军人》和泰伦斯的《阉奴》,《错误的喜剧》则以普劳图斯的《麦纳克姆斯孪生兄弟》和《安菲特罗》为基础。莫里哀是为数众多的改写《错误的喜剧》的剧作家之一，而且他也模仿了普劳图斯的《一罐黄金》(在《悭吝人》中)和泰伦斯的《两兄弟》(在《太太学堂》中)和《福米欧》(《在斯卡潘的诡计》中)。自负的军人、重现的弃婴和机智的仆人一直以来都是喜剧创作的基本元素，并且也不仅限于舞台表演：P.G. 伍德豪斯先生曾回信告诉我说，他从未读过普劳图斯或泰伦斯的作品，但他笔下的吉夫斯却无疑是机智仆人这一文学传统的后裔。

恩尼乌斯

我们在此不得不提及一位仅存残篇的作家，因为他在拉丁文学的发展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这就是恩尼乌斯(公元前239—前169年)。关于他的生平，我们拥有比普劳图斯和泰伦斯更为确切的信息。他生于卡拉布里亚，于公元前204年或公元前203年被M. 波奇乌斯·加图带到罗马，做过论诗歌的讲座。他陪伴M. 福尔维乌斯·诺比里奥尔参加了公元前189年的埃托利亚战役，并撰文赞美其庇护人的功业。他的名字也同其他罗马显贵有着联系。他获得的恩幸之一是在公元前184年取得了罗马公民权(由诺比里奥尔的儿子授予——根据传统但未必可靠的说法)。

与普劳图斯或泰伦斯相比，恩尼乌斯是一位更加多才多艺的作家；他创作过悲剧、喜剧、讽刺诗和其他次要作品，再加上他的史诗《年代纪》。后者是他的封笔之作，代表了他对拉丁文学的最高贡献。这部作品大约是在他生命中的最后15年里写成的，用18卷记述了从埃涅阿斯逃离特洛伊直到恩尼乌斯时代的罗马史。我们现在拥有其中的600余行，很多只是孤行，并且不都是完整的；原作可能会有20,000行，甚至更多。这些诗句之所以能流传至今，是因为有后世作家引用了它们，通常是为了证明一个语法点，或解释维吉尔是怎样复述恩尼乌斯的文字的。我们并非总能知道它们的上下文；通常，我们只能指望重构《年代纪》某卷中事件先后次序最为粗略的轮廓。但残存部分已足以令我们为其他部分的丢失而痛心。恩尼乌斯确立了拉丁文六音步诗的模式，它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发展成为一种崇高的体裁。卢克莱修和维吉尔受到了恩尼乌斯的巨大影响；如果我们拥有他作品的更多部分，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两位作家了。

恩尼乌斯最重要的成就可能就是发展了六音步体——希腊史诗的传统韵律。他并非第一位用拉丁语写作的人：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曾完成过一部《奥德赛》的译本，涅维乌斯则创作了一部从第一次布匿战争写到公元前3世纪末的史诗。但这两位作家都使用了突兀的萨图尔努斯体。恩尼乌斯则把更为平缓的六音步引入了拉丁史诗，并用这种新的音步塑造了一种诗歌用语，使之成为后世风格的基石。

在《年代纪》的开篇，恩尼乌斯宣称自己是荷马再世——荷马的灵魂托梦向他指明了这一点。他史诗的许多特征是荷马式的：诸神的集会、战斗的叙述，以及比喻。但他的作品也有许多不同之处，特别是在作品开头介绍自己诗歌创作的做法。另一处自述出现在第七卷的开头处，恩尼乌斯在此将自己的艺术与前辈们的粗糙作品进行了对比。他对自己高超技艺的夸耀使我们更多地想起了卡利马库斯，而不是荷马。按照后世的评判标准，他本人的写作风格似乎显得过于粗犷；但显然恩尼乌斯也曾对此有所留意，因为他完全清楚自己作为先驱者的地位。他的作品还有一种道德劝谕的倾向，这显然使他成为直到维吉尔时代为止文化圈中的一位核心作家。作品的大半是记述恩尼乌斯有生之年里，即第二次布匿战争和此后罗马势力迅猛扩张时期的事件的。恩尼乌斯美化罗马贵族的军事业绩，维护传统的罗马道德观念，个人品德受到他的赞美。如他论拖延者费边·马克西穆斯的著名诗句：

一个人凭借拖延拯救了我们的民族，他把我们的福祉置于自己的声名之上。因此，到了晚近的年代，他的荣耀变得更加光彩夺目……

(Unus homo nobis cunctando restituit rem…)这种对个人的赞美恐怕并非典型的罗马传统, 但《年代纪》中的英雄们确实表现出了罗马人所欣赏的美德。另一些篇章以一种令人难忘的方式将深刻的反思与雄浑的风格熔于一炉，例如下面这些论述战争灾难的句子：

才智已然消耗殆尽，暴力居于统治地位。雄辩的演说家对此加以谴责，但粗野的士兵得意一时。人们彼此之间不再用谩骂或技巧性的语言表达仇恨。他们现在用武器，而不是文字进行攻击；他们施展巨大的力量以争夺统治的权力。

延伸阅读：

A.S. Gratwick在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II, Latin Literature（1982），60~171中对早期拉丁文学进行了精彩分析（该分析构成了该剑桥史平装本第一卷第一部分“共和早期”的主体内容）。

洛布古典丛书收录了普劳图斯（五册）和泰伦斯（二册）的全部文本和译文；恩尼乌斯的残篇收录于Remains of Old Latin, Vol. I. 在企鹅古典丛书系列里，E.F. Watling翻译了普劳图斯的9部戏剧，Betty Radice翻译了泰伦斯的全部剧作。此外还有一些生动的普劳图斯戏剧选译，如Erich Segal（Miles Gloriosus, Menaechmi, Mostellaria: London, 1969），Christopher Stace（Rudens, Curculio, Casina: Cambridge, 1981）和James Tatum（Bacchides, Casina, Truculentus: Baltimore, 1983）。John Barsby的Bacchides（Warminster, 1986） 包含了一篇极为成功的散文翻译和以其为基础的详尽注疏；Frances Muecke则为企鹅丛书中的Menaechmi译文撰写了指南（Bristol, 1987）。翻译泰伦斯戏剧的还有Frank O. Copley, 见 The Library of Liberal Arts（Indianapolis, 1967）和P. Bovie等（New Brunswick, NJ, 1974）。

关于罗马喜剧，最好的英文入门读物为R.L. Hunter的The New Comedy of Greece and Rome（Cambridge, 1985），George E. Duckworth的The Nature of Roman Comedy（Princeton, 1952）的介绍更为详细，但他对希腊新喜剧的许多评论已由于1958年以来米南德剧作核心部分的发现而过时。两部作品都有平装版。

20世纪关于普劳图斯最重要的作品是Eduard Fraenkel的德文著作Plautinisches im Plautus（Berlin, 1922），该著作后来又有了意大利文译本：Elementi Plautini in Plauto（Florence, 1960），并补充了注释。Fraenkel致力于寻找和评价普劳图斯所改编希腊喜剧的原创性特征。Erich Segal的Roman Laughter: The Comedy of Plautus（Harvard, 1968; 平装版Oxford, 1987）是对普劳图斯剧作中的“节庆”元素——作者通过这种方式将罗马日常生活中的价值观和种种活动加入到自己的喜剧中去——的风趣、热情的描述。

Gilbert Norwood的The Art of Terence（Oxford, 1923; 重印：New York, 1965）在某些重要方面已经过时，它却对泰伦斯进行了十分正面的评价，并且至今仍是关于泰伦斯最好的英文著作。

O. Skutsch的The Annals of Q. Ennius（Oxford, 1985）编辑了恩尼乌斯《年代纪》的残篇。

第四章 西塞罗与罗马

米丽娅姆·格里芬(Miriam Griffin)

本章涵盖的时代始于公元前82年苏拉独裁的建立，结束于公元前44年恺撒独裁的终结，内容涉及晚期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及其灭亡。

西塞罗

如果说我们对这段岁月所知的比对罗马史的其他任何时期都多的话，那主要应归功于一个人——马尔库斯·图里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我们拥有大量的演说词和书信，都是他参与日常政治活动，或亲自执掌国家最高职位，或同那些决定地中海世界未来的人物保持联系的时候所写的。然而，其作品精彩阐述的并非只是政治史。当身处舞台中心之外时，西塞罗转向另一种更具思辨性的文学创作，创作出大量哲学、修辞学的理论著作，其中充满当时人的例证与看法。正是因为西塞罗本人并不是一个原创性的思想家，才能帮助我们精确地认识他那一时代的思想。

不过，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西塞罗最宝贵的遗产还是他历尽沧桑的成年时期的各阶段留下来的卷帙浩繁的通信，有些是私人性的，并未准备公开出版；其他的则在写作时已做好了广为流传的准备。这些信件总数超过900封，涉及个人与文化事务，同时也提供了关于当时最重要政治事件的官方与非官方的、公开与私下的看法。关于西塞罗最坦诚的书信，即那些写给亲密朋友阿提库斯，一位较他年幼的同时代人的信件，后人这样写道：“读过这11卷书信的人，将会觉得没有阅读那个时代系统的历史著作的必要了。”

然而，这幅图景中也有模糊的一面。西塞罗是位睿智的观察者，但并非超然独立；他见解敏锐，但情绪和思想变化多端；他关注他人，但更重视自己的名节。更重要的是，他的同代人几乎没有留下可以修正他对事物的描述的内容。他们的演说词，他们的哲学、修辞学作品没有完整保存下来，并且，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上述内容也得自于西塞罗。有70多封朋友、熟人的书信跟西塞罗的保存在一起，但由于基本都是致西塞罗的，这些信件对西塞罗关注领域之外的事情揭示得少之又少。如果不是拥有恺撒对高卢战争和内战的记载、瓦罗在古物研究和农业方面的著作，以及保存在石板或铜板上的若干罗马法律文件的话，我们几乎要相信晚期共和罗马的生活完全是西塞罗丰富想象力的创造。

因此，我们需要确定，西塞罗不可避免的突出地位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了我们对于罗马共和国最后和最伟大阶段的认识。就拉丁散文而言，我们可以放心，无论从其本身成就还是作为证据的价值来看，无论其他作家著作的散失是多么可惜，西塞罗的确统治着这座舞台。大量证据表明，西塞罗的大量作品得以保存至今，同它们当时在罗马人心中的卓越地位是一致的。在西塞罗身后，在拉丁文演说词、带有文学色彩的书信或哲学、修辞学著作的创作中，作者和读者都无法不强烈地意识到这位伟大榜样的存在。他的作品成了语法学校里的教科书和修辞学校里的范例。他遭到猛烈抨击，当然，也有人为他热情地辩护。只有他的诗歌一直遭到轻视，如其残篇所显示的那样，这样的待遇也是正当的。

根据挑剔的昆体良的看法，西塞罗“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雄辩的代名词”。西塞罗的文学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在演说术上，那是古代政治家必不可少的本领。西塞罗在三种体裁——议案类、展示类(公开展示性的演说词)和诉讼类演说上都高人一筹。他在元老院和民众面前的演说词展现了他是如何针对不同听众，用不同的方式处理议题，并几乎总能取得成功的。作为执政官，他在确实存在着货币和谷物短缺的情况下，说服罗马民众转而反对减免债务和分配土地的法案。到了晚年，他又劝说元老院以共和国的名义投票赋予屋大维公共权力，尽管后者是一个拥有私人军队的革命人物。在罗马，展示类的演说术不那么重要，但无论是谩骂还是颂扬，它都融合了不同种类演说词的要素：如果西塞罗对庞培的成就以及恺撒的征服的赞美不能像打动同时代人那样打动我们的话，我们却仍会发现他在《反披索》中描绘的前执政官披索的荒唐肖像、那位乏味的伊壁鸠鲁派哲学家的形象和他抖动的眉毛，又或者是《为穆瑞纳辩护》中对刻板的斯多葛主义者加图及迂腐法官苏尔皮修斯·卢福斯的讽刺具有令人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在罗马，难度最大也最受人尊敬的演说术是诉讼式的。直到公元前43年去世时为止，西塞罗在至少20年的时间里统治着罗马法庭。在那个世界里，论点来自法律条文，对热情与偏见的煽动比陈述事实更为重要。尽管夸耀自己能够“把沙子扬进陪审员的眼里”，并曾在一起诉讼中宣称某次著名讼案中存在行贿，西塞罗却在4年后的另一起诉讼中对此矢口否认(两次他都打赢了官司)。他最出名的还是调动和安抚陪审团以及听众情绪的能力。因此，人们常请他为被告做总结陈述。

西塞罗发展出的完句式风格，即精心构建的均衡句式与韵律节奏，不如他青年时代的强大对手霍腾修斯(Hortensius)那么华丽。但到了演说生涯晚期，这种风格已变得过于做作，无法符合年轻一代的品位。因此，西塞罗在其论修辞学的主要著作中加入了一些自辩式的内容，通过引用希腊理论和个人经验来展示完美演说家的形象。在《布鲁图斯》，一部写于公元前46年，似乎受到4年前霍腾修斯之死影响而创作的罗马演说术发展史中，西塞罗自身的成就被含蓄地表述为罗马雄辩风格的顶峰。在书中，如同在较早的《论演说术》和后来的《论演说家》中一样，西塞罗强调了演说家接受恰当训练的必要性；他相信，这种训练不仅包括掌握技术，还需要建立在希腊文化基础之上的广泛教育。西塞罗崇拜的英雄李锡尼乌斯·克拉苏(L. Licinius Crassus，西塞罗自称为他的“学徒”)作为公元前92年的监察官，反对开办只用拉丁语教授修辞学的学校：因为希腊文是一种更为丰富的语言，有其既定传统，是学习伟大演说术的必备工具。

虽然西塞罗视历史和法律为演说家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他在以上这些著作中极力推荐的仍是希腊哲学。这是因为它首先传授了智慧，但同时也由于它提供了辩论的训练——政治家必须把智慧与雄辩风格结合起来。这些试图从哲学中获益的动机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西塞罗在哲学流派方面做出的选择。尽管西塞罗接触了所有主要流派，他还是将远离公共生活且对优美语言兴趣不大的伊壁鸠鲁学派留给了好友阿提库斯[1](Atticus)。在他孩提时代，一位名叫狄奥多图斯(Diodotus)的斯多葛派哲学家住在他家里，并在那里终老；西塞罗曾向他学习了辩证法。他偏爱新学园派的教师们，这个派别代表了柏拉图学派历史上的一个怀疑主义阶段，他们认为确定的知识是无法得到的，但在思想上，可能性是指导实际生活的重要基础。他们自然接受了学园派从正反两方面探讨一个问题的传统，这为讲话能力提供了良好的训练。他们的信仰也给西塞罗带来了方便，使他可以自由选择在具体议题上最可信的哲学观点。例如，他可以毫无矛盾地支持斯多葛派关于神意和基本道德观的看法，同时反对他们认为演说应当不动感情的观点。

尽管西塞罗始终坚持，公共服务比学习和写作更重要，哲学研究却始终是他更喜欢的闲暇活动。但直到政治形势变得对他的天才不利的时候，哲学才真正成为他的最爱。出于这种偏爱，他最早完成的理论性著作是修辞学方面的论文和两部政治哲学作品，《论共和国》和《法律篇》，这一点毫不令人意外。但到了公元前46年，两部次要著作已预示了他未来的创作方向。《斯多葛派的悖论》是一部修辞学杰作，西塞罗在其中为斯多葛主义学说的一些极端观点进行了辩护：例如，美德是唯一的善，而所有坏行为皆同等邪恶。他把这部作品献给了加图的侄子布鲁图斯，并以对加图的颂词开篇，称赞他能使其哲学为公众所接受。加图当时正在非洲领导着共和派力量，这一事实无疑可以说明，西塞罗为何要修正17年前对自己斯多葛派信条的嘲讽。在这一年较晚的时候，加图自杀身死，于是，西塞罗为他创作了一篇感人至深的颂词。

次年，西塞罗开始着手实施一项宏伟计划，即“为我的同胞提供一条通往至高学识的道路”。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创作了12部作品，基本都是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创造的对话体格式写成的，覆盖了古代哲学的三个分支。这一系列中的第一部是《霍腾修斯》，一篇关于哲学学习的劝谕词，现已经佚失，但其影响可以从奥古斯丁的话中看出来：“主啊，这部书改变了我的性格，指引我向你祈祷。”对于哲学中的逻辑学分支，他仅仅贡献了一部《学园派》，其中展示了新学园派的怀疑主义观点。至于另外两个分支，他首先“学术性地”展示了不同学派在最基本、普遍的哲学问题上的观点，接下来在更为具体、实际的问题上为他所钟爱的派别进行了辩护。因此，在自然哲学领域，继《论神之本性》之后出现了《论占卜》和《论命运》；而在道德哲学领域，他在创作《论善与恶的界限》(讨论不同学派所宣扬的人生目标问题)之后又撰写了《图斯库鲁姆辩论集》和《论责任》，以此为斯多葛派对幸福和责任的观点进行辩护。

但西塞罗的目的并非在于传播某一种哲学教义。事实上，即便在那些更具传道色彩的作品中，他也断言并不存在确定的真理，并坚称自己有权利根据在不同场合使用的论据，从不同流派中择取最令人信服的一种。他的愿望是为国家服务，并在其他通道已被堵死的情况下，为自己赢得光荣。他并没有宣称自己提出过原创性的哲学思想。他要贡献的是自己用动人的拉丁文重新表述希腊哲学的能力，去为罗马创造一种堪与希腊匹敌的哲理文学，正如罗马演说术业已做到的那样。这位雄辩的演说家的成就得益于他的教育。直到当时为止，严肃的哲学论文一直都是用希腊文书写的，即便卢克莱修似乎也被世人视为诗人，而非哲学家。西塞罗未能彻底扭转这种局势；但塞涅卡是他坚定的继承者，而他最终的传人是拉丁教会的教父们。当时的人写道：“从前粗糙而草率的拉丁哲学被他的雄辩术打磨光亮。”在解释自己如何能快速写出这么多著作的时候，他对阿提库斯说：“它们只是抄本，不费多少气力；只有这些字句才是我的，而我的词汇储备是丰富的。”在他之前，曾有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学者用拉丁文进行写作；但西塞罗说，他们并未努力去追求优雅的风格，甚至在定义和布局谋篇上也不够注意。虽然西塞罗关于自己只是翻译者的说法言过其实(他自己又在别处矢口否认)，大量证据却毫无疑义地表明，他费心关注的不是希腊思想的含义，而是对话者的选择和用语问题。正是西塞罗确定了希腊文术语和拉丁文术语或翻译用词之间的对应关系，因为他更关心的是教育所有具备文化修养的读者，而不是向信徒们宣讲。他不仅经常给出希腊语原文，也时常讨论其他的翻译可能性，并在后来的作品中改弦更张。

在西塞罗之前与之后的时代，人们经常抱怨拉丁文作为哲学语言的缺陷。西塞罗不无道理地抗议说，在任何语言中，新题材都要通过新词汇的创造来表现，希腊哲学家们也需要使用造字手段。他自己引入了诸如 qualitas, moralis以及beatitudo等词汇，借以表示“品质、道德”和“幸福”等概念(耐人寻味的是，罗马本身并不需要表示幸福的字眼)。尽管他满怀爱国热情地坚称，拉丁语潜在地比希腊语拥有更为丰富的词汇，这种语言还是存在着基本局限，这对哲学探究的影响是极为严重的：拉丁文不经常使用复合词，并且缺少定冠词。诚如塞涅卡抱怨的，拉丁文的“Quod est”作为柏拉图说的“存在者(το ον)”替代词，只是权宜之计而已。西塞罗经常使用迂回婉转的说法，特别是在追求雄辩风格的时候，以此显示自己对这种语言的精妙的尊敬。他写道：“我们不需要逐字硬译，像不讲究文采的翻译者做的那样。”同样的想法使他形成了一个令人恼火的习惯，即在不同场合用不同词汇去翻译同一个希腊文术语，或按照自己的通常风格，用拉丁文词组进行翻译。尽管如此，他的贡献仍是巨大的。他最伟大的异教继承者、塞涅卡虽也为拉丁文哲学词汇补充了许多新术语，却几乎从未否定过西塞罗的翻译。它们永久性地扩充了拉丁语的宝藏。

这样一位自觉意识极强的文士留下的私人信件居然大多是未经雕饰的，这乍一看似乎难以自圆其说，但那正是西塞罗完满天才的一部分，即针对各种场合使用恰当的风格。这些书信中包括写给元老院的关于其行省军务的官方信函，它们庄重简约的风格不同于他向青年朋友塞利乌斯(Caelius)说明其职责时的那种机智与诙谐，也不同于他致信举止轻率的前任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时表现出的义愤与冷漠，或是他给朋友阿提库斯信件中流露出的热切信任。这些信函不仅展示了西塞罗在文学上的多才多艺和罗马政治的错综复杂，还让我们得以从中管窥那个彬彬有礼而光怪陆离的社会——那里有婚姻与嫁妆，离异与丧葬，财产与投资，庇护与提拔，宣讲与宴饮。最重要的是，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坦诚、亲切的个人生活图景；而此后，我们只有在马尔库斯·奥勒留和圣奥古斯丁那里才能看到相似的场面。

西塞罗在罗马政治、军事和社会史中的地位不像他在文化史中那么稳固。他确实担任了主要行政职务，在其执政官任内镇压了一场严重的社会暴动，统治一个边远行省达一年之久；要不是受到内战影响的话，他甚至本可能因其在陶鲁斯山区的军功而享受凯旋仪式。另一方面，他也确实无法证明自己参与了那个时代的政体改革或大规模的对外征服活动。

苏拉及其遗产

最近的对西塞罗时代历史的书写是由撒路斯特最终完成的。他关于喀提林阴谋以及西塞罗任执政官主要过程的专著充分证明，即便是当时事件的目击者，想要脱离西塞罗的解释体系也是极为困难的。但与此同时，这部著作也揭示了西塞罗版本的迷惑性。因为撒路斯特略微提及了困扰意大利半岛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了暴动；而在西塞罗的叙述中，这起暴动只是由一小撮贵族渣滓制造的。

在另一方面，撒路斯特的作品也是颇有价值的，他为我们提供了晚期共和时代的起点，即科奈里乌斯·苏拉的独裁统治。他特别指出，苏拉手下的军团携带大批战利品从东方归来，强行攻占城市，苏拉胜利后的报复是罗马人行为方式的最后转折点。在他看来，衰落肇始于罗马劲敌迦太基的毁灭，这一事件使罗马没有了自律的动力。现在，个人的贪欲和野心统治了罗马政治生活。至于撒路斯特对共和国的衰亡诊断，至少历史观是站得住脚的。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西塞罗时代的很多方面确实是苏拉的遗产。

西塞罗(生于公元前106年)、恺撒(生于公元前100年)、小加图(生于公元前94年)不仅记得喀提林(撒路斯特特别指出的，腐化的苏拉时代的产物)和克拉苏、庞培[2](苏拉的活跃党徒)，而且记得罗马人第一次对罗马的武力征服，使全意大利境内大批居民丧失财产、生命的放逐令，以及苏拉在公元前80年令人震惊的退隐之举。

尽管身为苏拉敌人马略(Marius)的姻亲，西塞罗和他的家人却和其他许多家庭一样，在斗争中明哲保身。当苏拉出征米特拉达梯的时候，他们留在了罗马。直到公元前84年，苏拉的返回已迫在眉睫之时，秦那(Cinna)和马略统治下的罗马局势一直十分和平。但正如西塞罗日后形容的那样，当时的国家“没有法律，也没有类似权威的东西”。由于“演说家奇缺”的缘故，仅比西塞罗年长8岁的青年霍腾修斯·霍塔卢斯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而他正是苏拉返回罗马后，西塞罗第一次进行诉讼辩护时的对手。西塞罗接下来处理的两个案子使他直接面对了苏拉给意大利造成的困境。为翁布里亚的阿麦里亚(Ameria)的罗斯奇乌斯(Roscius)所作的辩护词宣读于公元80年，它揭露了苏拉党羽们利用放逐令和意大利诸城镇的地方恩怨为自己谋利的腐化作风。第二篇演说词宣读于苏拉退隐之后，是西塞罗为伊达拉里亚地区城镇阿雷提乌姆(Arretium)一位女子进行的辩护，原因是苏拉试图取消当地的公民权。

西塞罗的态度在那个时代并非个例。苏拉的许多盟友也很快意识到，从长远来看，苏拉毫无顾忌地残害仇敌，奖赏朋友的做法将危及他所建立的政体。据传，为扭转苏拉的做法在受处置的贵族中激起的敌意，苏拉的某位主要支持者对放逐令涉及的范围提出质疑，问道：“还有谁能陪我们一道征服？”苏拉妻子所在的麦特利家族中也有多人对罗斯奇乌斯表示同情。善于见风使舵的庞培同这些贵族缔结了婚姻关系，并成功地在公元前78年把一个不再受宠于苏拉的人推上了执政官的位置。这个人叫马尔库斯·埃米里乌斯·雷必达(Marcus Aemilius Lepidus)，他最终站在了伊达拉里亚被剥夺财产者的一方，后者则攻击苏拉手下的殖民者在他们的土地上设置要塞。

如果苏拉曾指望一纸放逐令能使他的老部下生活富足，使意大利享受安宁的话，那么他错了。被分配的土地通常不是最好的，而那些在一个世纪以来不断把小农赶出土地的力量——过长的兵役和富人的资本主义农业——仍在发挥作用。有些充公的土地根本未被分配，而是被原来的马略党徒或苏拉手下的非法占地者霸占了。由于面临各项农业法律提案的威胁，这些人拥有的土地所有权是不牢固的，这一事实为共和国的颠覆埋下了伏笔。

苏拉的手段同样存在道德上的缺陷。最丰厚的奖品被用来维系和收买上层阶级的忠诚。晚期共和国的领袖们以享受种种不正当收益而闻名于世，没有几个人的良心是清白的。于是，在公元前1世纪70—前60年代，有人反复试图撤销苏拉的免税法案，没收充公的财产以及发给执行放逐令官吏的奖赏，并将之还给国库。这一点毫不令人惊奇。恺撒早年对待政治丑行的一个举动是，作为公元前64年审理谋杀案的主席，他欣然接受了对苏拉麾下杀手们的指控。西塞罗也很乐意在那年的执政官职位之争中威胁他的竞争者塞尔吉乌斯·喀提林(Sergius Catilina)。此人提着“仍未断气”的马略亲戚的头，把它献给独裁者的景象，对当时的人来说，仍历历在目。然而，一经当选，西塞罗就拒绝了一项要求恢复被放逐者儿子们政治权利的议案，他争辩说：“把门第如此显赫的人们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固然是极为可耻的，但国家的稳固是靠苏拉的法律维持的，废除了它们，国家就无法生存。”

罗马的公共生活

苏拉的大部分制度、法律上的规定被保留下来，并决定了整个共和晚期政治生活的性质。这位独裁者规定了整个元老生涯，即所谓的“晋升体系”(cursus honorum)，以保证那些终于握有最高行政权、军队指挥权和行省统治权的人们能够在元老院里度过20个年头，接受它的传统，树立崇尚精英共治的价值观。财务官，进入元老等级所需要的最低职位官员，从原来的每年8人增加到20人，使得元老院维持在600个席位。从前的300人议事会不足以提供苏拉所设法庭要求的陪审员数目，因为在这些法庭里，元老们要像从前的格拉古一样，因公共罪名接受同僚的审判。官员的数目必须满足治理罗马及其10个行省的需要，同时又不损害最高职务的尊荣；于是元老院保留了两个名年执政官，但把大法官的总数从6位增加到8位。这个体系里包含了残酷的竞争，因为每年有20人取得初步成功，并指望能取得高级职位，但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能最终被选为大法官。因此，我们毫不意外地发现，晚期共和国对于约束选举舞弊的立法日益重视。苏拉的《反行贿法案》对此的惩罚是10年内不得担任公职；西塞罗任执政官期间通过的《图里亚法案》则对此处以10年放逐。

西塞罗的演说词向后人提供了一幅生动图景，展示了一个向选民施舍恩惠的、高度组织化的体系，其中包括了从提供观看竞技的免费座位到非法行贿的种种手段。在他对瓦勒斯(C.Verres)的诉状中(此人因任西西里总督期间勒索钱财而在70年接受审判)，西塞罗讲述了瓦勒斯是如何利用非法赃款阻挠他当选是年营造官的。苏拉制度带来的激烈竞争的一个后果是使没有元老背景的人取得高级职务变得难上加难。西塞罗希望得到的是营造官(aedileship)这一职位，这是一个介于财务官和大法官之间可供选择的职务，它提供了举办竞技并争取民心的机会。尽管有瓦勒斯的阻挠，西塞罗还是成功当选，但监察官们的举动却使得这一年的选举形势变得更为复杂。

公元前1世纪70年是不折不扣的多事之秋。因为在整整10年的民众骚动后，在苏拉的主要党羽、伟人庞培和李锡尼乌斯·克拉苏任执政官的这一年，独裁者对平民保民官立法、司法权的限制法案终于被废除了。当选之后，庞培发表了一篇演说，承诺要打击行省官吏的腐化现象和元老陪审员对此的姑息行为。耗资巨大、旷日持久的10年战事及与之相伴的食品短缺使得元老院政府饱受责难。虽然判处瓦勒斯(Verres)有罪，但包括标记投票和收取巨额贿赂在内的丑闻还是让元老法庭无法招架。假使苏拉的元老们确实如他可能设想的那样，不像前辈那样轻易无罪开释同僚，因为被告中多数人将永远不会再享有类似机会的话，那么他们中的新人会发现维持元老的生活方式是件苦差，也不能指望日后会在行省得到好处，于是，也就更容易受贿。尽管庞培似乎并未专门指出对司法体系应当如何整顿，他却也没有反对《奥勒里亚法案》，而该法案把2/3的陪审员席位给了骑士阶层。

当年的监察官，也是庞培的友人们，从元老院里放逐了64名成员，其中大多数人都被证明曾在行省或法庭上有过贪污行为。他们试图通过重新竞选官职以恢复元老身份的斗争贯穿了整个公元前1世纪的60年代的选举竞争，而监察官们的其他活动则为这场选举游戏增加了新的不确定因素。意大利人在同盟者战争结束时争得了公民权，终于加入了35个罗马氏族之中。此后，官职候选人就不得不考虑更为广泛的选民范围，毕竟，新入围者中最强大的那些部族可能会认为跑到罗马来参加投票是值得的。因此，当西塞罗筹划他的执政官竞选之战的时候，他在日程表中插进了拜访奇萨皮涅高卢(波河谷地)总督这一项，因为“这一地区很可能左右选举形势”。

贵族派与平民派

苏拉的立法与修改法律的斗争对相关术语和思维方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所熟知的、由西塞罗和恺撒作品所表现的意识形态(从恶意的角度来看应该是政治宣传)出现了。用“贵族派”和“平民派”来划分政治右翼和左翼的习惯可能早在苏拉时代之前已经产生了——因为格拉古兄弟的方案与手段已构成了这种区分。但正是苏拉的立法明确了公元前3—前2世纪发展起来并在前2世纪中叶受到严重挑战的元老院的统治地位。实质上，苏拉的政体平衡论构成了贵族派的理论壁垒。而为修改其法律所展开的斗争(主要是在公元前70年)则确定了平民派所持立场的内容。

在提起贵族派与平民派的时候，我们说的是意识形态标签，不是组织起来的党派。事实上，所谓的“平民派”通常指的是持一种政治立场的政治领袖，而不是领导人与其追随者构成的派别；并且是一连串此类领袖，不是一批共事者。平民派会是这样一位政治家，他利用或捍卫公民大会和平民保民官的力量以制衡元老院的权威，并且(或者)倡导实行若干经济措施，如土地分配、债务免除、粮食补贴等。

在保民官制度复活后的几年里，某些野心勃勃的人取得了这个职位，并支持一些被政府视为威胁的立法措施。伽比尼乌斯(Gabinius)甚至威胁要重新实施最为臭名昭著的提比略·格拉古提案，并罢黜他的同僚，而不是接受其否决提案。此类左翼人物都受到了公元前63年保民官卢鲁斯(Rullus)的影响。根据西塞罗的记载，此人留着长发，故意身穿脏衣，表现得孤傲自负。而他的同僚拉比埃努斯(Labienus)为了自吹自擂，把他的叔父，殉难的保民官萨图尼努斯(Saturninus)的雕像放在了公共讲坛上——这是只适合少年的自我展示行为；这些人最后却成了元老院的坚定支持者。因为在罗马政治家那里，没有真诚和始终如一的可靠品格。事实上，朝秦暮楚和投机分子的最好代表恰恰就是保民官制度的重建者本人。

庞培

尽管其父跟马略的盟友秦那有过联系，庞培却在皮克努姆(Picenum)组织了一支由他父亲门客所组成的军队，加入了从东方返回的苏拉队伍。他因无情地消灭了苏拉在西西里和阿非利加的敌人而获得了“少年屠夫”的绰号，又因野心而受到同伴的猜疑。独裁官则为他破例，允许他在没有担任公职的情况下统领军团，庞培还从他手中勒索了一场凯旋式[3]。因支持雷必达而被从苏拉的遗嘱中除名后，他又镇压了雷必达的叛变，并以手中的军队为筹码，从元老院那里得到了西班牙的军事指挥权。在西班牙，他窃取了麦特鲁斯·皮乌斯(Metellus Pius)所享有的声望，后者已在对叛将塞尔托里乌斯(Sertorius)的战斗中取得重大进展；随后，他又回到罗马支援克拉苏。在收拾了角斗士斯巴达克斯起义军中的几个散兵游勇后，庞培写信给元老院，声称克拉苏征服了奴隶，但自己终结了战事。

苏拉体系的破坏并未使庞培付出任何代价。他树敌过多，本来就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进入贵族党：只有其军队在意大利存在这一事实才能保证他得到元老院的豁免，以便在没有担任过较低公职的情况下成为执政官。现在，当他在执政官任期内采取了颇得民心的政策后，兴高采烈的保民官们为他从民众那里取得了两项权力：一是在公元前67年授予他肃清地中海海盗的绝对权力；二是在次年交给他米特拉达梯战争的指挥权，使他名正言顺地取代了苏拉宠信的将领李锡尼乌斯·卢库鲁斯(L. Licinius Lucullus)，后者曾在数年前得到元老院的这项任命。

庞培不在期间，全罗马都在猜测他将以何种方式回来。这位伟人返回时的姿态会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呢？最终，他试图像从前一样带着军队回来，但召回他以镇压喀提林力量的议案被执政官和贵族派坚决制止了。最后，在公元前62年底，庞培在布伦狄西乌姆(Brundisium)解散了军队，返回罗马去面对苏拉缔造的已经日薄西山的元老院。

庞培真正意义上的同辈人西塞罗的政治形象如果不是那么邪恶的话，也同样复杂。他在立场上是保守的，在性情上是克制的，而他城市骑士阶层的背景则为他提供了观察罗马舞台的特定视角。为了确保其诉讼作品受人欢迎，西塞罗自称新星，在公元前70年起诉了曾虐待庞培在西西里的门客的人，随后又支持授予庞培米特拉达梯战争指挥权的决议。在做第一件事时，他严厉谴责元老院法官的腐化堕落；在第二个行为中，他又对在亚洲包税人的不幸表示哀伤。这些都是拉拢骑士的行为，然而他又在公元前65年为从前庞培手下的财务官科奈里乌斯(Cornelius)和他任保民官期间的激进行为辩护，并以感人的口吻提起从前的平民斗争。他著名的诸等级和谐共处(concordia ordinum)思想更接近苏拉的纲领，正是后者扩大了元老院的圈子，使得元老和骑士两个上等阶层分别履行相应的公共义务，并联手平息革命运动。但当西塞罗反对一系列讨好城乡穷人的保民官议案时，他声称(并且无疑也部分相信)自己是一个平民派执政官，正在保护人民的真正利益。

西塞罗在公元前63年的时候相信，自己已实现了诸等级和谐共处的目标，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建立了“正义人士的共识”，以对付喀提林的颠覆活动。元老院也兴高采烈，在一位凭借个人才华说服同辈人相信自己具备古老共和美德的年轻人领导下，以不折不挠的精神去面对胜利者庞培的各种要求。庞培希望同加图联姻，但加图令家中妇女们大失所望地说了“不”。庞培希望元老院认可他在东方的措施，这些措施迅速而完全地推翻了卢库鲁斯的许多决定；卢库鲁斯的亲戚加图和其他人都说了“不”。庞培想给他的老兵和穷人分配意大利的土地，甚至包括格拉古兄弟也主张保留的坎佩尼亚土地；这次连西塞罗也说了“不”，因为坎佩尼亚地区的税收是公共收入最直接、因此也是最可靠的来源。

加图是丝毫不会妥协的。苏拉、马略内战的后果之一便是使罗马损失了一批精英，他们本应成为国家的重要政治家。在西塞罗看来，幸存下来的那批人过于留恋他们的豪宅和鱼塘，过着一种有修养的闲适生活。这样一来就为加图等性格强硬的人留下了空间，使他们在未担任过大法官的情况下就成了元老院领袖。庞培并非他唯一的攻击对象。此外，他还得罪了骑士阶层，动摇了骑士陪审员们长久以来享有的吞吃贿赂而逍遥法外的特权。他还拒绝对极力要求恢复亚细亚行省税目契约的包税人做任何妥协，以便使这个行省在米特拉达梯战争结束后尽快恢复到从前的常态。西塞罗在这一点上和他的态度是一致的。加图正在摧毁“诸等级和谐共处”：他的所作所为有如“生活在柏拉图的理想国，而非罗慕路斯的烂泥坑里”。

克拉苏

在这场圣战中，加图不仅疏远了庞培，还得罪了敦促包税人收回契约的克拉苏。马尔库斯·克拉苏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难以解释清楚。他是出色的演说家，但被西塞罗轻松超越；他是位天才将领，但比起庞培和恺撒来还是要略逊一筹；他很富有，但并不比携带东方战利品重归故里的庞培富裕多少。跟庞培相同的是，克拉苏也起兵加入了苏拉返回意大利的队伍；与庞培不同的是，他是一个在公敌宣告运动中臭名昭著的放高利贷者。古代作家们喜欢强调他的贪财以及为此而拥有的政治野心。据说，他曾利用罗马频发的火灾和没有常规消防队的状况来扩充自己的财产：因为被烧房屋的主人走投无路，于是克拉苏便带着他训练有素的奴隶队伍去修理、重建这些房屋，从而收取高额利润。他经常被人引用的一句话是：“养活不起一支军队的人还算不得有钱。”克拉苏是养得起军队的，这或许可以解释他是如何在财政危机时取得镇压斯巴达克斯战事指挥权的。

他的花销方式没有什么特别，就是在不收利息的情况下借钱给政治盟友，并给予他们慷慨的帮助。我们听说，结果是克拉苏在元老院里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自苏拉使元老院人数增加一倍以来，他似乎是最早利用这种政治局势变化的人之一。新人们经常需要钱来维持他们新近获得的地位，他们也乐于接受和一位门第显赫的贵族同桌进餐的邀请。但克拉苏并不满足于只做一个保守派政治家。作为一个举止可疑的非正统的人，他喜欢支持造反派，鼓励革故鼎新。虽然对庞培的胜利心怀不满，他仍作为公元前70年的执政官，同庞培合作，恢复了保民官的权力，并在随后几年的法庭审判中支持过几位保民官。他还借钱给恺撒等年轻贵族，或资助他们的选举，如对喀提林所做的那样。然而，他更为大胆的政治举措通常以失败告终：他在任监察官期间试图授予山南高卢地区公民权，并企图利用把自己的国家赠予罗马的埃及法老的遗嘱，但这些计划都遭到了同僚的拒绝。

恺撒

当加图忙于说教，而庞培和克拉苏表示不满之时，一位才干胜过他们所有人的政治家正盘算着如何利用这种局势。蒙森在描写这位惨遭谋杀的独裁者、“罗马有史以来唯一一个创造性的天才”时写道：“恺撒，这位从步入政坛之初就堪称当之无愧的平民派领袖，30年内始终高举着这面旗帜，从未变更甚至隐瞒自己的立场。”在19世纪，尤里乌斯·恺撒的声望大大降低；但不容否认，他仍是晚期共和时代最能保持始终如一的政治家。

虽然同马略和秦那有着姻亲关系，恺撒却得以躲过了放逐，因为他的家庭与另一阵营的联系。但据传，苏拉预见到此人将最终消灭贵族派，因为“在他身上潜伏了许多马略”。在公元前70年，他支持恢复保民官的权力和特赦雷必达的党羽(其中一位是他的妻舅)。青年时代的恺撒曾拒绝苏拉让他同秦那的女儿科内莉亚离婚的要求；当妻子在公元前67年去世时，他还公开发表了一篇悼词。同年，在他姑母尤利娅的葬礼上，恺撒展示了尤利娅丈夫马略的雕像，这种事自苏拉掌权以来从未出现过。随后，作为公元前65年的营造官，恺撒又让公众重新见到了马略从多次胜利中带回的战利品，并在公元前64年支持对苏拉党羽的起诉。

在树立自己平民派形象的过程中，恺撒展现出自己善于公共宣传的才华。在公元前63年，他起诉了拉比里乌斯(Rabirius)，首先通过王政时代流传下来的旧程序，随后则通过公民大会上的审判。借助对被谋害的保民官萨图尼努斯(Saturninus)的辩护，恺撒不仅表明了自己对格拉古原则的信仰，即公民不应在未经人民审判的情况下被处死；同时展示了他对古代传统和宗教知识的熟稔程度。其目的是竞选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国家的宗教首脑。与此类似，政治原则和个人野心的结合使他支持授予庞培重要指挥权的议案。随后，在喀提林事件后期，他几乎成功地动摇了元老院不经审判直接处决同谋者的决定，并明确表示了自己对于召回庞培进行平叛的支持。

在某些人眼中，恺撒成了一个极其可憎的人。当他于公元前60年初从西班牙的任期中返回后，加图领导元老们拒绝他在缺席的情况下担任执政官的请求。恺撒原本希望能等候在罗马城圣区之外，随后穿过圣区，作为自己凯旋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凯旋式是元老院已经准许给他的特权。但元老院又进一步表示不想让他担任执政官，并在当年分配给执政官统领的行省一项任务，即清空意大利境内的树林和牧场，因为那里躲藏着斯巴达克斯和喀提林的残部；但后来又有人宣称，是因为那里埋伏着恺撒的支持者。

“前三头”

恺撒放弃了他的凯旋式，并争取加图其他的正直品格的牺牲者——庞培、克拉苏的支持以示报复。他刚刚当选公元前59年的执政官，与两位敌手达成了和解，并马上着手兑现给他们的许诺。因此，加图对所谓“前三头”同盟的形成要负很大责任，正如他后来所说的，这个时刻是共和末期的真正起点。

后人很容易猜想的是，如果恺撒的凯旋式得以举行，以及他在卸任执政官后取得一个重要行省的希望没有破灭的话，历史将会怎样发展。恺撒不是孤注一掷的冒险家：他在两位苏拉将领的手下执行军务时恪尽职守，并没有企图加入雷必达和塞尔托里乌斯的马略派。自始至终，恺撒都可以宣称他的荣誉高于一切，自己珍爱它甚于生命。如果没有感到受了元老院的羞辱，他是否会成为一个忠诚不贰的执政官，一个“幡然悔悟”的叛徒，像西塞罗始终期待他会成为的那样呢？可能这个答案并不十分重要。或许另一个更加引人注目但与此相关的问题，即公元前49年的内战能否避免也不重要。历史学家所感兴趣的问题不在于某一事件是否不可避免，而在于它能否得到解释。共和国为何会在此时以此种方式终结，这与下面的核心问题相比毕竟还是显得次要了些：罗马统治集团中的翘楚们既然已从共和国的存在中获益良多，为何还要摧毁它而进行政治自杀呢？

如前所述，罗马人是从道德衰落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他们相信，自己的祖先是通过尽忠报国获得荣光的，而当下的人却把个人野心置于公共福利之上。他们认为传统道德衰微的催化剂是罗马权力和财富的增长。个人拥有了通过无情的利己手段飞黄腾达的巨大机会，从而在两方面对国家构成了威胁。如果被征服的臣民受到了剥削，罗马将丧失它的帝国，因为它没有足够的人力、财力去单凭武力统治如此广大的区域，而对其统治的认同实为不可或缺的要素。此外，如果统治阶层中的某些人变得远比其他人强大的时候，本质上属于寡头体系的共和政体就将被总体上不利于统治阶层的新政体所取代。罗马人看重爱国主义的自制精神，强调对个人权力进行制度控制的必要性。事实上，很多在他们看来是强化制度的法律都可以被理解成针对个人行为所采取的措施：提倡节俭的法律是为了限制奢侈浪费，反强征法是为了遏止罗马官员的贪婪和滥用职权，反贿选法是为了防止个人买得公职，从而损害帝国的利益。但某些变化，如要求将领如数上报战利品，对公民课以重税以支付退伍老兵的费用，或建立足以控制政治暴乱的警力，与受到捍卫的贵族自由精神是不兼容的。对于元老们而言，他们可以对诸如埃及这样富庶且具有战略意义的行省(它本可以为元老中的一员提供巨大的机会)置之不理，却难以让那些在国外如同土皇帝一样的大将回国后再俯首帖耳。

随着帝国的成长，胜利的等级也在提高。马略在西方、苏拉在东方取得大捷后，庞培已不再能满足于卸任执政官后只担任一年行省总督的常规待遇了。恺撒也一样想要取得更长的和更重要的指挥权。最终，庞培无法忍受与恺撒平起平坐或等而下之的地位。但共和国与一两个人独占鳌头的局面无法兼容，也不能容忍这样的观念，即丰功伟绩可以使一个人跳出他的同僚们设定的法律约束，正如相传恺撒在击败庞培后巡视敌人尸体时所表达的那样：“他们是罪有应得。即便是我，盖约·恺撒，在立下汗马功劳之后，竟要在法庭上被定罪，如果我没有向自己军队寻求帮助的话。”苏格拉底懂得法律必须得到遵守，哪怕法律的裁决并不公正。但在公元前49年内战前夕，罗马法律已受到强大个人的屡次践踏和无视，不再值得人们尊奉了。

然而，来自不同政治背景的有识之士都领悟到了安抚罗马臣民的方便之处，如格拉古兄弟、苏拉、庞培、西塞罗和加图。即便是残酷对待被征服高卢地区的恺撒也强化了反强征法。更困难的课题是在多大程度上让全体公民分享帝国的收益，因为当时并没有一个人格化的政府去发放专门的福利。贵族施舍的旧有传统使得那些立法分配土地、钱财的人们可以赢得信誉和民心，如同那些从自己口袋里掏钱施舍的人一样。因此，提议增加骑士、平民的福利或权利的平民派看上去仿佛怀有追求个人权力的不轨企图。如果保民官或平民派因为这方面的原因而受人忌恨，那已经够糟糕了；而如果这位保民官还是上层官员们的盟友，那就更加不可饶恕。我们在公元前59年看到了这样一位执政官，他表现得如同保民官一样，并得到了保民官，甚至是一位坐拥大部分老兵的将军的支持。所以，在内战一触即发之际，贵族派最恐惧的莫过于由恺撒担任这一职务了，这一点毫不奇怪。

恺撒的首个执政官任期

然而，在开始阶段，恺撒试图通过技巧和外交手段温和地推行他的立法举措。最先得到他关注的是庞培老兵的安置问题。随后，在公元前60年12月，恺撒得到了罗马最优秀演说家的支持，或至少是默许，此人已挫败了前两次类似的企图。西塞罗受到恭维，却决定保持独立姿态：因为他很看重加图等人在他执政官任期结束后称自己为“祖国之父”的言论。到了3月，西塞罗做了让恺撒最害怕的事情，即尽情地批评了公共事务的状况。恺撒在庞培的协助下(两人当时都任祭司职位)，用一种饱受非议的方式予以回敬，让一个平民家族收养西塞罗的私敌克罗狄乌斯(Clodius)，以便他能在夏天当选保民官。毫无疑问，他们希望这次能用恐吓手段迫使西塞罗同自己合作；但如果恫吓未果，克罗狄乌斯将帮他们铲除这个祸害。西塞罗拒绝了恺撒的邀请，没有接受他农业职务的委任，也没有陪伴他同去其行省(他本可以在那里成为恺撒打发漫长夜晚的好友)。西塞罗为他的拒绝付出了代价，公元前58年，因五年前处决喀提林党羽的事情被判处放逐。当一年多以后，庞培友好地将他召回时，他已变得足够顺从，不会再为了独立而轻举妄动了。

为我们提供最宝贵信息的这位作家不仅对三头联盟充满敌意，而且也没有得到三头的信任，认清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尽管恺撒的邀请充分证明，西塞罗的政治重要性并非他本人出于虚荣心理的捏造。但他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只是对那些操纵罗马命运的人们动机、计划的睿智观察。

恺撒的其他外交努力同样不够成功。他精心地剔除了早期土地法案中最彼此矛盾的部分，停止分配坎佩尼亚的土地，只用庞培新取得的收入去购买土地，并且奉行自由买卖的原则。他把议案递交给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结果未能得到元老们的批准，只遭到了毫无道理的同声反对。恺撒的同僚是加图的侄子比布鲁斯(M. Calpurnius Bibulus)。他无疑希望避免此人从中作梗，因而对元老院成员们好言相劝。然而，从此时起，他向世人表明，自己不会因为羞耻感或公共舆论的压力而再有丝毫动摇。他跟萨图尼努斯联名在议案中附上了一项条款，要求元老们逐一对此表示支持。他劝说庞培和克拉苏发表讲话，公开支持这项法案，并承诺为此不惜以暴易暴。为了反对贵族派保民官和自己的执政官同僚，恺撒利用了暴民和庞培的党羽。法案通过后，恺撒接下来的提案都是保护人民的。他的其余法案承认了庞培东方定居点的合法地位，为收税人颁发了特许状，承认了埃及国王的地位(他为了保住王位而慷慨解囊)，这些内容都不受阻碍地通过了。比布鲁斯则采取一种非正式的、史无前例的宗教手段表示抗拒——他在自己家里每天都能观察到凶兆。

恺撒在通过法案时之所以会面对强大阻力，根源在于人们惧怕他借助平民、部下、骑士和外国统治者攫取政治权力。保民官瓦提尼乌斯(Vatinius)为他从民众那里取得了在山南高卢和伊利里亚地区五年的军事统率权。前者使他可以在非战争状态下保持对罗马的监视，而后者为他提供了打通进入巴尔干地区的陆路，从而赢得了获取光荣的机会，这项工作已由于庞培在东方的扩张成果而成为必须完成的任务。最后，政治介入了罗马的理性扩张，恺撒将帝国的疆界向北推进到了英吉利海峡及更远的地方。由于他的立法活动，特别是瓦提尼亚法因其通过方式而极易遭到仇人的秋后算账，恺撒急于从元老院手中争取一个额外的高卢行省。他通过庞培实现了这一目标，并通过姻亲纽带保证了后者的长期忠诚。

然而，恺撒非常清楚，庞培毕竟是一个靠不住的盟友。尽管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庞培还是会觉得，依赖一个比自己年轻的人是件丢脸的事。而比布鲁斯恶意诽谤的法令和三头同盟日益失去人心的局面则使得这种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随着时间的流逝，庞培从恺撒手中得到的东西已经巩固，而他在公元前62年表露出的对权力的渴望，这时也变得更为强烈。但在一段时期内，敌人的恶意迫使他继续忠于同盟，并且这一联盟也在加图妹夫似乎即将当选执政官的公元前56年得以延续下去。恺撒整装待发的部队留在罗马城中，确保了庞培和克拉苏能击败此人顺利当选；而他们也马上投桃报李，延长了恺撒在两高卢的任期，也为自己保住了5年之内对西班牙和叙利亚的控制权。

克拉苏出发前往叙利亚，并在一年后攻打帕提亚人的战斗中被杀。恺撒羁留在高卢，直到公元前53/52年的冬天才翻越阿尔卑斯山。但选择通过代理人统治西班牙的庞培却留在罗马近郊，从而得以利用政治局势的发展。作为拥有指挥和征召部队权力的前执政官，他无疑是重建秩序的不二人选。于是，选举的混乱局面和歹徒暴力最终为他所利用。当克罗狄乌斯在公元前52年初被谋杀后，元老院选举庞培为唯一的执政官。恺撒女儿尤利娅在公元前54年的去世已割断了恺撒家族同他的联系，庞培现在似乎已俨然成为保守政府的领袖。但为了保留自己的选择机会，他支持通过了一项保民官法案，授予恺撒在缺席的情况下第二次担任执政官的权力——这样恺撒就可以在度过10年必要期限后的公元前49年再次取得竞选资格。

内战

与此同时，指定行省总督方式的改变不仅使得颇不情愿的西塞罗被派去管理西里西亚，也引发了关于恺撒在高卢任职期限的复杂问题。然而，在法律问题的背后隐藏着政体问题，而政体问题的背后则是远比庞培、恺撒敌对更为复杂的权力斗争。

加图的敌意消除了任何可能使恺撒为个人野心而牺牲其平民派形象的诱惑。相反，只要他的野心存在着风险，他就保持对平民派的忠诚。恺撒采取此立场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民众授予了他军事指挥权和缺席担任执政官的权力。他宣称，这项任命表明，他可以在行省一直逗留到公元前49年的夏天。贵族派一直反对民众授予的行省指挥权。他们相信，作为唯一自始至终存在的政府组织，元老院应当垄断对外事务的决定权，正如它从前事实上做到的那样。虽然主权属于人民，但贵族派并不同意平民派的观点，后者认为人民可以在任何事务上进行适当的立法，甚至无须元老院的指导。难道共和国不是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由“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组成的吗？

马尔库斯·马赛卢斯(Marcus Marcellus)，公元前51年的执政官，试图强行把恺撒提前一年征召回国。庞培试图进行调解，但赞同应服从元老院的决定。在公元前50年和公元前49年初，恺撒曾提出和解的条件，并得到对他友好的保民官们投出否决票的声援：当顽固分子们对此表示无视时，他渡过了象征其行省边界的卢比孔河，以捍卫保民官的神圣权力——以及他的个人荣誉。

庞培前往东方集结兵力，并且宣称：“苏拉能做到的，我为什么不能？”但二者间唯一的相似点仅在于向自己的敌人扬言报复。机动性和纪律性属于恺撒，而且他的宽容政策也赢得了舆论支持。

西塞罗这位支持共和国的可敬人士，哀叹说庞培和恺撒唯一的目标都不过是权力。他所能做的只有责备当事人，包括元老院内部和平的反对者，因为他相信政治体系本身是完美无缺的。如果加图的谈吐如同居住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一般的话，那么西塞罗则在作品中论证，罗马共和国甚至要胜过那个乌托邦。到了公元前1世纪50年代后期，当混乱与暴力已成为生活的常态时，西塞罗有感而发，撰写了两部政治哲学著作，标题和内容都是以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律篇》为基础的。在《论共和国》中，他解释说，从罗马的传统中发展出一种混合政体，它是最为平衡与稳定的。他在《法律篇》中所展示的法律是为富有教养的未来公民体设计的，与现有的法律和习俗十分接近。在这部论著现存残篇中唯一的创新之处是，增加了元老院和高级官吏的力量与权威。

《论共和国》和几乎创作于同时期的《论演说家》的背景都设置在西庇阿、雷利乌斯(Laelius)或卢奇乌斯·克拉苏(Lucius Crassus)、马尔库斯·安东尼乌斯(Marcus Antonius)管理公共事务的历史时期。西塞罗为共和国病症开出的药方是需要找到一批或某个富有才华的政治家，让他们为其他人树立行为表率。他从未对庞培或恺撒抱有此等希望，虽然他自己曾为庞培扮演过雷利乌斯为西庇阿担当的角色，也曾向独裁者恺撒建言献策。

独裁

恺撒的胜利摧毁了他自身赖以取得显要地位的体系。没有多少证据可以表明他喜欢重建的工作。也许，在西塞罗于公元前46年为奉承恺撒发表的演说《为马赛卢斯辩护》中唯一真实的成分便是他对这位人类命运仲裁者厌世情绪的描绘。在公元前45年春之前，恺撒只能在遍及全地中海的内战间歇期里偶尔关注一下罗马的问题。而在遇害的公元前44年3月，他正准备离开罗马去同帕提亚人交战。西塞罗感到迷惑不解。他为恺撒勾勒出的实施方案是什么呢？是重组法庭、恢复财政信用、通过道德领域的法案和革新政治生活吗？事实上，恺撒确曾采取一些措施去减轻债务负担，立法限制奢侈，鼓励生育。但西塞罗无法理解改革罗马政治的难处，正如他无法赞赏恺撒对意大利和诸行省的管理措施一样。

利用手头有限的时间，恺撒已完成了足够多的成就，显示了自己思虑的周全。他对老兵的安置有利于意大利农业和人力资源的恢复，因为他们被分散到半岛各处，不是按照苏拉的模式，像要塞一样聚居起来。意大利诸市镇通过社会战争进入罗马直辖区后，一些一度被忽视的反常行政现象这时被根除了。为增加行省数目，行政官员的人数得到了补充；而建立在罗马的无法令人满意的税吏征税体系也至少在亚洲被终止了。最重要的措施是给予奇萨皮涅高卢选举权和为老兵、贫民在海外殖民地中设置定居点。殖民地的直接作用是减少城市人口以及降低相应的公共秩序混乱程度及谷物开支。但从长远看，殖民政策同恺撒慷慨赐予个人、集体公民权的措施结合起来，可以使罗马军团与罗马统治阶级重新焕发活力。把部分行省贵族纳入扩大后的元老院的恺撒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罗马政府的改革则是另一回事。对于一个已年过半百的人来说，要求他彻底改革决定自己一生的制度是困难的。恺撒进行了一些传统的小修小补，如禁止若干城市俱乐部，修改一些刑事法规，限制行省将领任期等。由于习惯了在高卢雷厉风行的工作效率——恺撒曾在马背上向两位秘书口述信件——他对政治生活中的谨小慎微失去了耐心。西塞罗抱怨说，他不在场的情况下，自己的名字就被签署在元老院的法令上了。更糟糕的是，恺撒在被任命为“无限期独裁官”(dictator perpetuus)后，打算离开罗马，并且归期不定。可能他当时只是想要平息一切关于他任期的争辩。但在人们看来，他似乎已不打算重建共和国。作为独裁者，他毫无放弃操纵政治机器的意愿，选派总督，指定官员，操纵司法。于是便有了3月15日的谋杀。

恺撒死后，他的一个亲密朋友盖约·马修斯哀叹道：“如果天才的他都找不到出路，现在谁又找得到呢？”恺撒知道，他的同僚们肯定不喜欢只在前厅等待而由他一人专断政务。然而，对于他所结束的政治动乱与武装冲突来说，又有哪种解决方案是他们能够接受的呢？奥古斯都将会避免恺撒犯的许多错误，包括后者使其坚定的反对者得以活下去的尽人皆知的仁慈。然而奥古斯都的解决方案并无大的不同，尽管他在运用传统语言描述自己造成的政体瘫痪状态时更富于创造力。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人态度的不同。在经历了第二轮内战的幸存者眼中，任何形式的和平都是可以接受的了。奥古斯都很年轻，还有时间去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加图们和西塞罗们已不在了，剩下的人中又有谁亲眼见过共和国呢？

延伸阅读

主要古代史料

西塞罗的著作译文现已完备。洛布古典丛书提供了其全集的翻译，该译文成于众手，并附带有对照的拉丁语原文。企鹅古典丛书中的若干卷是他的演说词选译，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D.R. Shackleton-Bailey翻译的书信集。这是他的伟大西塞罗书信集校注本（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副产品，校注本中只有《致阿提库斯》部分带有译文。

其他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古代著作也可通过英文进行参考。撒路斯特记载喀提林阴谋的专著收录在洛布古典丛书和企鹅丛书Sallust卷中。两套丛书中都分别收录了恺撒《高卢战记》和《内战记》的分册。科尔涅利乌斯·奈波斯的《阿提库斯传》可在洛布丛书包含弗洛鲁斯的分册中找到。普鲁塔克为苏拉、克拉苏、庞培、恺撒和西塞罗的传记是企鹅丛书Plutarch: Fall of the Roman Republic中的核心部分。它们以及其他相关传记也可在洛布丛书收录普鲁塔克传记全集的11册中找到。苏维托尼乌斯的《恺撒传》见企鹅丛书分卷Suetonius: the Twelve Caesars和洛布丛书Suetonius的第一册。

现代著作

对罗马共和国这一材料极为丰富时期的现代记述很多。它们在范围、重点和详尽程度上千差万别。

关于宏观视角下的简要概述，见英文版第48页提及的H.H. Scullard, P.A. Brunt和M.H. Crawford等人的著作。

在较为详细的记载中，较旧的作品，如人人丛书中T. Mommsen的History of Rome第四卷（英译本1880）和T. Rice Holmes的The Roman Republic, 3 vols.（Oxford, 1923）仍然值得一读。尽管很快将被新版所取代，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ix（1932）中的相关章节依旧有用。

关于共和国覆灭的现代伟大作品是Ronald Syme爵士的The Roman Revolution（Oxford, 1939），该作品特别侧重该阶段后期的论述。近年来对共和末期政治活动的一篇分析，以及对共和国灭亡原因的既鞭辟入里又富于争议的剖析包含在E.S. Gruen的The Last Gener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Berkeley, 1974）中。对罗马政治运转模式、机制和设计的生动描述见Lily Ross Taylor的Party Politics in the Age of Caesar（Berkeley, 1949）和Roman Voting Assemblies（Ann Arbor, 1966）。

然而，近年来对这一时期政治状况的详细分析都包含在当时几位领袖的传记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M. Gelzer的作品，这些著作中只有Caesar, Politician and Statesman（Oxford, 1968）有英文版。J.P.V.D. Balsdon的Julius Caesar and Rome（Harmondsworth, 1967）简明扼要，可读性强；Z. Yavetz的Julius Caesar and his Public Image（London, 1983）主要关注恺撒担任独裁官期间的表现。近年来，J. Leach（1978）、R. Seager（1979）和P. Greenhalgh（1980-1）写了几部庞培传记，其中Seager的作品在记述罗马政治方面最为详尽。B. Marshall（1976）和A. Ward（1977）先后尝试过构建一部克拉苏传记的艰巨任务。

西塞罗，最适宜的传记主人公，已成为众多英语著作的记述对象。 D.L. Stockton的Cicero, a Political Biography（Oxford, 1971）从观察一位政治家的角度对他的成就进行了颇有价值的叙述；D.R. Shackleton Bailey在Cicero（London, 1971）中充分利用了自己对西塞罗书信的研究成果，刻画了有血有肉的西塞罗本人；E.D. Rawson在Cicero, a Portrait（London, 1975; 重印：Bristol, 1983）中进行了富于同情心的、令人信服的研究。T.A. Dorey在其论文集（London, 1965）中阐述了西塞罗生平、著述的各个层面。

最后，在此列举几本帮助读者在更为宽广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观察共和末期政治生活的书籍应该是不无裨益的：C. Nicolet的The World of the Citizen in Republican Rome（London, 1980）；J. Crook的Law and Life in Rome（London, 1977）；W. Liebeschuetz的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Roman Religion（Oxford, 1979）；K. Hopkins的Conquerors and Slaves（Cambridge, 1978）；Death and Renewal（Cambridge, 1960）；C.Wirszubski, Libertas as a Political Idea at Rome（Cambridge, 1960）；E.D. Rawson, Intellectual Life 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London, 1985）.

[1]阿提库斯是伊壁鸠鲁学派学者，故有此说。——译注

[2]这六位均为古罗马时代政治人物。——译注

[3]凯旋式在当时是一种极大的荣誉。故有此说。——译注

第五章 共和晚期的诗人

罗宾·尼斯贝特(Robin Nisbet)

卢克莱修

公元前54年初，西塞罗在给兄弟信件的结尾处提到了他最近所读的书。“正像你说的那样，卢克莱修的诗中有着许多天才的闪光点，充满技巧，但更为鲜活。如果你读了撒路斯特的《恩培多克勒亚》(Empedoclea)的话，我会认为你是个男人，但不会认为你是人类一员。”我们在此看到了这样一个社会：一些公共人物有闲暇去接触新的文学，并对之加以真诚的评论。两部被提及的作品都属于哲学、自然科学类的著作，反映了一小批接受希腊文化的精英们的学术兴趣。西塞罗推动而非发起了这样一场启蒙运动。这部教导性质的作品采用了常见的诗歌体裁，延续了亚历山大里亚的韵文化学术传统；西塞罗本人曾在年轻时完成过阿拉图斯(Aratus)的天文学著作《现象》的译本，这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这些作品更多是因技术含量，而非富于才华闻名于世，但卢克莱修在其六卷本的《物性论》中找到了一个熔理性与想象于一炉的主题，即当时流行的伊壁鸠鲁对宇宙的解释模式。诗人自己的身份十分模糊，他无疑出身于富裕家庭，肯定受过良好教育，或许在当时刚刚去世不久；他的诗作将为他代言。

“Aeneadum genetrix, hominum diuumque uoluptas, / alma Venus”(“埃涅阿斯家族的母亲，凡人与诸神的欢乐，赐予生命的维纳斯”，1.1以次)。从这一响亮的呼唤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作品中繁复的引用，它在后文中构成了这部最伟大的罗马诗篇的突出特征。维纳斯是神话和文学中的爱神，罗马人的女祖先，梅米乌斯(Memmius，这部作品名义上就是为这位抱负远大的政治家所写)的保护神。但在深层意义上，她是世界创造力的人格化，特别是uoluptas(欢乐)，伊壁鸠鲁道德体系中的第一推动力和至善。诗人讲述了随着女神的显灵，丰产的大地如何开出芬芳的花朵，野兽如何在茂盛的草场上跳跃：神迹的普遍性是通过传统的宗教模式描述出来的，但这种博爱情怀适合一种把人类看成大自然一部分的哲学体系。因此，按照祈祷中的惯例，祷告者会把维纳斯的力量同他自己的需要结合起来：“因为没有您，阳光之下就不会有万物生长，一切欢乐、可爱的事物都无法出现……女神，请赐给我的话语欢乐的永恒。”(aeternum da dictis, diua, leporem)这种传统的头韵符合古老罗马诗歌的庄重风格，但“欢乐”(这里是与“永恒”连用，较难辨别)一词反映出晚近时期对美的认识。最后，卢克莱修祈祷维纳斯能通过与战神马尔斯结合，给大地带来和平；他又一次令我们吃惊，把传统的宗教典故与一种来自他那个时代诗歌运动的描述意识混合了起来(35以次，“女神啊，惊异于你的容貌，他将美丽的脖颈后仰，贪婪地凝视着你，充满爱意”)。他把荷马讲故事的色情风格和对马尔斯与维纳斯之女哈默尼娅(Harmonia)更为含蓄的暗示结合在一起；与此同时，他还在其中反映了公元前60—前55年紧张的政治局势，当时恺撒已经开始破坏共和制度。

卢克莱修接下来转向对伊壁鸠鲁的赞颂，此人像赫拉克勒斯一样，通过消灭魔鬼世界解放了被压迫的人类，使他们免受近在咫尺的宗教威胁。在一处典型的罗马式隐喻中，他告诉我们，这位哲学家的思想冲破了世界的界墙，如四处劫掠的侦察队般搜索了宇宙，带回了“关于何者为可能，何者不可能的知识”，“quare religio pedibus subiecta uicissim/obteritur, nos exaequat uictoria caelo”(78以次；“因此宗教反过来被踩在脚下，胜利引导我们升上天庭”)。这些激进的用词同伊壁鸠鲁温和的虔诚信仰有颇多龃龉，而此人是赞成人们遵守自己当地的崇拜形式的。卢克莱修也意识到自己的论点可能会被视为邪恶的想法，但他认为真正的不虔诚是宗教的。通过相应的史诗，或不如说是悲剧和传说，他描述了伊菲革尼娅(Iphigeneia)的命运，她的重要性当然只是象征性的，而非真正与罗马的崇拜相关：99行以次，“由众人之手举起，她在战栗中被送往祭坛，在本应结婚的年纪，她将因这种极其肮脏的行为而沦为悲惨的牺牲品，被她的父亲杀害。”他对此严厉地总结道(这在古代是极其罕见的)，“tantum religio potuit suadere malorum”(101，“宗教可以赞同如此严重的恶行”)。

前两篇的内容写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第一卷，第430页以次)，这种理论又是从留基伯(Leucippus)和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那里发展来的(第一卷，第138页以次)。卢克莱修巧妙地处理了自己面临的技术难题，即至少在西塞罗建立标准化的抽象词汇前其祖先语言的贫乏(patrii sermonis egestas)；与希腊语相比，拉丁语在作为细节讨论的工具时的笨拙；以及音步的制约(因为六音步并非是罗马的本土产物，在当时仍是一种难以驾驭的格律)。作品的题材要求一种在诗歌中罕见的(至少在5世纪的恩培多克勒之后是如此)论证形式，并且作为一位理性主义者的作品，诗中大量使用了散文式的、表示逻辑关系的词语，诸如“因为”“鉴于”“然而”“此外”“最后”“所以”。每一篇都被整理成独立的部分，通过重复和演绎证明一个观点，经常在结尾处以胜利者的姿态重复本篇开头提出的命题(因为他的论证程序比纯粹的哲学家论证存在更多可争议之处)。并且正像诗中描述的物理学体系一样，这些小的部分结合形成较大的结构。如果认为这部作品只是在单调的科学文章结构之上添加了若干动人的华丽辞章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当卢克莱修讲到“在药杯上抹蜜”(1.936以次)的时候，他指的不是这些片段，而是诗歌形式本身，这一点必然会让那些纯正的伊壁鸠鲁派大吃一惊——他们的师祖曾否定过艺术，认为它们是无助于增进幸福的。尽管我们可以展示这位诗人的某些品质，如对真实性的把握，对理性的热情信念，支持例证的真实存在，但任何节选都无法充分展示整个体系的独立性和环环相扣的说服力。第二篇始于对伊壁鸠鲁派伦理学的介绍，对于这一学说而言，他的物理学理论只是基础。“suaue, mari magno turbantibus aequora uentis,/ e terra magnum alterius spectare laborem”(2.1以次。当风儿扰乱大海的宁静时，在岸上观察对方的动荡是何等甜蜜的事)。在这里，我们看到伊壁鸠鲁派以一种古代道德哲学的自我中心意识表达的理想：ataraxia(远离尘嚣)。“甜蜜”并非只是诗歌中的陈词滥调，而是暗指伊壁鸠鲁关于快乐的理论；不是他所反对的，受激发而生成的快感，而是消除了痛苦与焦虑后的静态之乐。为了体验肉体的真正快乐，人们不需要挂满金银的宅邸，不需要回响着琴声的镶嵌屋顶，因为他们可以躺在松软的草地上，潺潺流水的河畔，大树枝蔓的阴凉下享受(29行以次，“prostrati in gramine molli/ propter aquae riuum sub ramis arboris altae”)。这些段落表明，伊壁鸠鲁与公众错误印象中的那个饕餮者相去得何等遥远(第一卷，第427页以次)。名望与财富对于心灵来说并不比对肉体更为重要：即便你看着自己麾下的军团在平原上扫荡一切，你仍会受到宗教顾虑和恐惧死亡的困扰(40行以次)。人类就如同惧怕黑暗中幽灵的孩子：“hunc igitur terrorem animi tenebrasque necessest/ non radii solis neque lucida tela diei/ discutiant,

sed naturae species ratioque.”(59行以次：“能驱除心灵恐惧与黑暗的不是太阳或白昼的光芒，而是自然的外部表象和内在理性。”)卢克莱修接下来回到他的原子论，通过典型的著名类比来说明原子不可见的碰撞与反弹：它们像人们在暗室里光柱下看到的尘粒一样移动和冲撞(114行以次)，但人们感受不到它们的运动，正如看不到绵羊在远山上爬行一样(317行以次)。它们之所以移动，首先是因为它们有重量，能够下坠；但如果它们平行下落的话，那就无法解释使物质聚集的对撞(这位诗人对吸引的可能性一无所知)。它们也不能通过以不同速度下落而彼此追上，因为如果它们处在真空里，必然全部以相同的速度下落(225行以次)。因此，卢克莱修接受了clinamen(转向)理论，那是伊壁鸠鲁对原子论物理学最重要的贡献：“在若干无法确定的时间或场合，它们会微微偏离自己的轨道，极小地改变运行轨迹。”(218行以次)西塞罗认为，对于一位自然科学家来说，最丢脸的莫过于声称某件事会无缘无故地发生。但现代物理学家们却能够理解这种诉诸不确定性的做法；他们倒是会对伊壁鸠鲁的伦理动机感到更为惊异——后者试图让人类的意志力摆脱决定论的束缚。

第三篇解释了灵魂的结构及其可灭性。卢克莱修告诉我们，伊壁鸠鲁如何消除了对死亡的恐惧：正是死亡搅浑了生命之水，用黑暗笼罩它们，不留下任何一尘不染的快乐。人们假称自己怀疑生活，但这张面具不幸被撕破了，于是他们便回到古老的迷信中去(55行)。这些说法反映了伊壁鸠鲁派传统上的主流观点，菲洛德穆斯(Philodemus)是当时该学派最著名的成员，还写过一篇名为《论死亡》的文章。不过，人们也不能低估诗人身处的那个社会里对来世的轻信程度。西塞罗确曾嘲讽过伊壁鸠鲁派的顾虑(“哪个老妪会疯狂到去担心这档子事情？”)，但他的攻击仅限于神话寓言领域，并且即便是在统治阶层内部，他的这种理性怀疑论也绝非典型。有人觉得卢克莱修批判得太多，但作为诗人，他的思路显得极为清晰，圣哲罗姆关于他疯癫的说法可解释为基督教会无法理解他的作品。

卢克莱修本能地反对灵魂-肉体二元论，这个长久以来困扰着思想史的命题；因为伊壁鸠鲁曾毫不妥协地声称：“灵魂即肉体。”他也反对那种更受欢迎的说法，即灵魂只是肉体的一种属性，或所谓的‘harmonia’(这里的意思是“协调者”)；他嘲弄道，organici(功能主义者们)大可以保留这个字眼(131行)。他遵循老师的心理学，对anima，一切生物共有的关键要素和十分重要、仅属于人类的animus(心灵)加以区分。但由于二者都非永生不死，因此卢克莱修并非总能精确地应用他的术语。灵魂可以影响肉体，肉体也可以作用于灵魂；这一点只能通过物理接触来实现，而接触又是肉体的一种属性(161行以次)。灵魂的原子极其微小而光滑，这一点可由意志转化为行动的迅捷速度得到证明；同样地，呼吸的气息能吹散一堆罂粟种子，但麦穗就太大太尖利，无法吹动了。

卢克莱修现在收集了约30条证据，借以说明灵魂不能脱离肉体而生存。因为它由机动性极强的小原子构成，一旦容器被打破，它就必然像烟雾一样消散(425行以次)。灵魂与肉体如影随形，一起出生、成长和衰老，正如从儿童到老年的阶段一样；因此它也同肉体一起死亡(445行以次)。肉体和灵魂同样受到醉酒(476行以次)和癫痫(487行以次)的影响。灵魂可被治愈(如通过药物而得到改变)的事实便说明它是可死的(510行以次)。匍行性麻痹的患者首先在脚趾和足面处失去知觉，“随后其他肢体缓慢地经历冰冷死亡的各个阶段”(529行)；因为灵魂不能积聚在肉体的健康部分(它们并未获得额外的知觉)，所以它必然是可死的。灵魂不能在头部或脚上产生(卢克莱修认为它是在胸中生成的)，但它可以独立存在于一个专门的场所(615行以次)。如果与肉体分离后，灵魂仍有知觉的话，那么它必然要拥有五官，正如诗人和画家们所描绘的冥界亡灵一样；但离开肉体后，它无法再拥有眼睛、鼻孔、手、舌或耳朵(624行以次)。当你斩断一条蛇的时候，断开的部分会扭动起来，类似的情景也可以在车战中看到(一个非常罗马式的例子)；但如果灵魂能被斩断的话，它就不可能是永生不灭的(634行以次)。柏拉图等人争辩说，灵魂曾在前世存在，但如果它已忘记自己的过去，那实际上就跟死毫无区别(670行以次)。对于古人而言，前生后世的观念是紧密联系着的，因为他们不无道理地相信，但凡是受造的就不大可能是永恒的。不同种类的动物同时具有性情和肉体两方面的特点(741行以次)。这表明，灵魂和肉体是共同成长的。那种认为不朽的灵魂会在母体怀孕的时刻排队等着占据一个躯体的想法是滑稽可笑的(776行以次)。

卢克莱修用伊壁鸠鲁的格言来总结他的论断，“nil igitur mors est ad nos”(830行，“因此死亡和我们没有关系”)。如果担心自己的尸体会在墓中腐烂，或在火葬柴堆上化为乌有，他显然还对死后的生活抱有幻想。悼亡者令人难忘的哀叹也是如此，即便其中包含了人性，它听起来仍显得过分激动做作，近于陈词滥调：

Iam iam non domus accipiet te laeta neque uxor

optima, nec dulces occurrent oscula nati

praeripere et tacita pectus dulcedine tangent...(894行以次)

你的家人现在再也不会兴高采烈地迎接你，你最贤惠的妻子、最亲爱的孩子再也不会争先恐后地跑来接受你第一个亲吻，在沉静的甜蜜中抚摸你的胸口……

伊壁鸠鲁劝说我们严肃、理性地享受现在(“生命在对明日的顾虑中消耗殆尽，我们中的每一个都会在有时间休息之前死去”)。他这里的情感回应了拟人化的自然的抱怨，后者以一种通俗哲学的嘲弄风格说道：

你这个坏蛋，收起你的眼泪，停止你的抱怨……因为你永远希求你没有的，而轻视你拥有的；你还没有实现和享受你的生活，它就从你那里偷偷溜走了……现在，放弃那些不适合你年纪的东西，让位给年轻人吧，因为这是在所难免的。

如同在他处一样，卢克莱修在此强调了盛衰荣枯的自然循环规律。随后，通过一种典型的把神话理性化的手法，他解释说，神话中所讲的冥界刑罚代表着人生中的自我折磨(978行以次)：悬垂的坦塔鲁斯石(Tantalus)象征压迫性的宗教恐惧，啄咬提图奥斯(Tityos)的兀鹰乃是肉欲。推石头上坡的西西弗斯(Sisyphos)是位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梅米乌斯从中悟到了什么呢？)。作者的说教随后改为介绍能给人以慰藉的来自不同时代的例子，以此证明“你并不是第一个”。好国王安库斯(Good King Ancus)死了；还有令迦太基闻风丧胆的西庇阿；伊壁鸠鲁本人也去世了，他的光辉令全人类都相形见绌，犹如太阳的出现遮掩了群星(1042行以次)。我们毕其一生都在努力逃避自我，却不理解导致自己无法满足的真正原因；我们只有承认死亡是永恒的，才能真正获得灵魂的宁静。

第4篇首先为伊壁鸠鲁的感知理论辩护，根据这种说法，物体释放出一层原子薄膜(第一卷，第373页)，如同太阳辐射的热量、海洋释放的蒸气一样。卢克莱修极其鲜明地描述了感知发生扭曲的现象：乘船经过时看到山丘在移动(389行)，儿童停止纺织时纺锤的持续转动(389行)，船桨伸入水面以次时发生的弯曲(400行以次，refracta uidentur)。“石板路面石块缝隙间不过一指深的水潭，可以产生深入地下的视觉效果，直抵大地之上天空的裂口”(414行以次)：这一形象反映了诗人童真的清晰观念，以及他运用微观观测获得广阔视野的能力。尽管存在异常的例子，卢克莱修依然坚称知识的取得依赖于感官，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但他在另一处否认眼睛是为了使我们获得视力才长出来的，这种目的论的解释实在是荒唐可笑，因为它混淆了因果：“任何器官都不是为了我们使用而长在身体上，而是已经长出来并产生了某种用途。”(834行)。他在这里反对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学派，而采用了可追溯到恩培多克勒和德谟克利特的方法，后来的培根(Bacon)和达尔文(Darwin)理解了这种方法。

该卷的后半部分提供了对性爱(它被扩展为情感上的依恋)的一种机械主义解释；卢克莱修在这里通过与诗人们日益发展的浪漫主义精神大唱反调的冷言冷语表达了伊壁鸠鲁派超然物外的精神：

父辈们辛辛苦苦挣来的收入花在了缎带和头巾上，……但当恋人的心灵遭到啮咬，知道他正在无所事事中消磨生命，即将在烟花巷里沉沦，或是她含糊不明的一句无心之语牢牢粘在他热血沸腾的心上，点起了熊熊烈火，或是他认为她过于放肆地抛媚眼或凝视他人，并在她的脸上看到微笑的痕迹的话，欢乐的泉源中便会涌出苦水(surgit amari aliquid)，鲜花丛中便会出现伤痛的阴影。

这段话引出了对恋人柔情爱恋的讽刺性叙事，那种感情是用描写姑娘的，做作的希腊语表达出来的，“黝黑成了‘蜜一样的金色’，肮脏和恶臭意味着‘天然去雕饰’”(1160：“nigra melichrus est, immunda et fetida acosmos”)。但诗人承认，即便缺乏魅力的女子也能通过打扮和殷勤打动你与她共同生活；即便没有神明相助，习惯也可以使你爱上她，如同滴水穿石一样(1278行以次)。这一冷冰冰的结论或许推动了下面这个故事[通过丁尼生(Tennyson)的诗歌而家喻户晓]的流传，即卢克莱修服下妻子给他的春药后发了疯。

第五篇转而讨论宇宙，它生成于原子的汇集，并终有一日将会解体。诸神没有参与它的创造，也没有理由去设想这种事情(165以次)，尊贵的和不朽的生命不可能对自己从前的状态有所不满(伊壁鸠鲁派不是无神论者，但他们的神明对人世漠不关心)。这种自然顺序不是为我们设计的，因为其中存在太多错误(199行)。由于高山、密林和大海的阻隔，再加上酷暑和严寒的限制，地球上的大部分区域都不适合人类居住，并且好不容易得来的收获还可能被骄阳、霜冻或狂风摧毁。

此外，自然一旦通过分娩把一个婴儿从母亲的子宫带到光天化日之下，婴儿就如同被恶浪卷起的水手一样，赤身裸体地躺在地上，不能讲话，缺少各种必要的帮助；他在那里痛苦地哭泣，因为一个人注定要在一生中经历诸多磨难。但各种畜群和野兽却无须惊慌失措也能茁壮成长，这些动物都用不着喂养它们的乳母的抚慰话语。(222行以次)

虽然卢克莱修并未将动物们理想化，他却和前人一样，注意到了人类婴儿特有的无助处境。

该卷后半部分对生命起源和文明发展给出了非神学的解释。最先出现的是草和灌木(783行以次)，随后是从土里的子宫长出来的动物(一种来自伊壁鸠鲁本人的奇特说法)。诗人娓娓动听的讲述强调了远古世界的温暖、潮湿和丰产，而他生活的世界就像是一个过了生育年龄的女子。当时出现了许多奇形怪状的生物(837行以次)，但如果无法觅得食物或进行繁殖，就会灭绝；卢克莱修在此借用了恩培多克勒的思想，但抛弃了他关于人兽杂交的古怪观点。一些物种因聪明、勇敢或敏捷而幸存下来(857行以次)，或像狗和绵羊那样，通过人类的保护而得以生存。卢克莱修虽然认识到了自然选择现象，却没有想到进化论：在他看来，尽管物种最初是偶然产生的，但它们仍是独特的和一成不变的。

原始人没有农业或航海技术，而是住在树林和洞穴里，以橡子和浆果为食。他们必然经常遭受野生动物的可怕祸害(这是证明诗人富于建设性的想象力的一个好例子)，但从不会出现上千人在一天战斗中被屠杀的情况(999行以次)：卢克莱修对我们最早的祖先除了野蛮没有其他印象了，但他也意识到，技术的革新并未带来道德的发展。人们渐渐学会了建造茅屋，使用毛皮和火，后者是在森林里由闪电或摩擦制造的。他们的艰难处境通过家庭生活(在这部严酷的编年史里，卢克莱修为伊壁鸠鲁派关于友谊、关爱的价值观找到了位置)和互相支持的正式契约而得到改善；这些关系必然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得到了维护(1025行以次)，否则人类就不可能生存下来(“最适者生存”原则时常被忽略的一个方面)。语言不是被随意发明的，而是产生于自然的叫喊，这一点可以在狗叫声的丰富变化中看到：

当它们充满深情地舔舐自己的小狗，或用爪子拨弄它们，或不用利牙而轻轻地咬它们时，它们会用鼻子蹭小狗，快活地哼哼着；这种声音跟它们独处家中时的嗥叫，或蜷起身体躲避打击时的呜咽声非常不同。(1067行以次)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位集语言、狗和思想的喜好于一身的诗人。

人们建起城镇，分配土地，试图寻求安全，结果背道而驰，为财富打斗起来(110行以次)。一些君主一时傲视群雄，旋即因为他人的妒忌而被推翻，暴力让位于法律。人类在幻想和梦境中看到了诸神，误以为自然现象都是由他们设计的(1183行以次)。出于这个缘故，他们至今还在祭坛上涂抹鲜血，在雷声中战栗，在海上的风暴中祈祷。人们在森林大火中发现了金属(1241行以次)，随后开始在土中挖矿(首先是铜，随后是铁)。人类为战争训练了马匹(1297行以次)，也试图驯服公牛和狮子，但不那么成功。编织技术产生于纺织以前，因为织布机需要金属部件(1350行以次)；男人比女人更早学会加工羊毛，因为男性相对来说更富于创造力。当生活开始变得较为轻松的时候，人们开始模仿鸟叫声和风声，发明了音乐(1379行以次)。根据伊壁鸠鲁的理论，最初产生于必要性的创造力会得到扩展，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卢克莱修没有19世纪那种持续进步的信念，但通过继承流行于希腊化时代的思想，他认识到进步在历史上是存在的：“usus et impigrae simul experientia mentis/ paulatim docuit pedetemptim progredientis”(当人们觉得自己在前行的时候，实践和随之而来的、在灵活头脑里积累的经验就会一点点教导他们)。

在一段对伊壁鸠鲁和雅典文明(后者代表了历史上的最高峰)的颂词之后，第六篇详细讨论了特殊的自然现象——雷霆与闪电，海龙卷和降雨，地震和火山喷发。卢克莱修想要证明，他的体系可以提供对这些长久以来困扰人类的谜团的理性解释，而正是其中一些未解之谜构成了伊壁鸠鲁派所力图消除的恐惧与迷信；如果他提供的一些细节现在已经过时，那只能证明，卢克莱修更多是个道德论者和诗人，而不是自然科学家。最后他转到对传染病的研究，描述了4个世纪前发生在雅典的瘟疫(1138行以次)。卢克莱修的叙述不像他所取材的修昔底德作品那样客观，但他关心的不是对生理症状的临床观察，而是要对人性在重压下的表现加以生动的描述。全书的结尾阴森可怕，且极为短促，描写了悼亡者如何拼命把尸体放到其他人的火葬堆上。有人怀疑诗人是因为最后的那场疾病而中止了写作，但这段文字反映了布局谋篇上的通盘考虑，因为它不仅呼应了篇首对雅典的赞美，而且回溯到了全诗开头处对维纳斯的欢乐颂歌。类似的主题重新出现，如导致苦难的机械因果律，人类的社会习性与个人主义倾向，对死亡的恐惧，宗教的毫无意义等。如果我们没有明显地得到哲学的慰藉，那并非完全因为伊壁鸠鲁时代之前的那场瘟疫。较好的选择就是实事求是地描述事物和人类能力的局限性。

卡图卢斯

卢克莱修的作品中大量谈及人性，但没有谈到具体的人。弥补这一缺憾的是较他年轻的同时代人卡图卢斯，共和时期屈居第二的伟大诗人。

Marrucine Asini, manu sinistra

non belle uteris: in ioco atque uino

tollis lintea neglegentiorum.

Hoc salsum esse putas？ Fugit te, inepte:

Quamuis sordida res et inuenusta est...

来自阿布鲁兹(Abruzzi)的阿西尼乌斯啊，你用左手做的可不是什么文雅的事情：你在行乐宴饮期间乘人不备偷走了餐巾。你认为这很高明吗？你这个小丑，简直大错特错：那是你能想到的最下流、最不光彩的事情。(12.1以次)

阿西尼乌斯带走了本属于卡图卢斯的餐巾，后者认为他是故意偷走的。如此个人化、如此独特的情节在希腊化时代的短诗中是罕见的，但新一代的罗马诗人们具备这种个性特征，能够把日常经历转化为韵文的题材。这类诗歌过于轻浮，不适合被归入抒情诗的范畴；它们包含11个音节(hendecasyllables)的美妙韵律会让人们想起丁尼生对此的模仿(“噢，你这懒惰的评论者的歌队”[Oh you chorus of indolent reviewers])。时而显得矫揉造作、追求时髦的用词风格使我们看到作者在生活中和诗歌创作中不拘一格的高雅情调和聪明才智，同时也相应地表现出对粗俗、平庸作品的厌恶。朋友们被描写成独特、高贵的个人：对于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小圈子来说，从对阿西尼乌斯的揶揄嘲弄转到对他人的热烈赞美是很常见的事情。这首诗同时反映了社会和文学上的转型期：在这里，我们多数情况下看到的不是传统的罗马贵族，而是来自意大利的富有青年人，他们非常在意自己新获得的大都市市民的教养。卡图卢斯，像其他“新诗运动”中的诗人一样，来自波河流域以北地区(当时被称为山南高卢)。他的父亲是维罗纳(Verona)的显要公民，在拉古·迪·伽尔达(Lago di Garda)的希尔米奥涅(Sirmione)地区有一处房产。他敢于把阿西尼乌斯丑化成一个土里土气的农民(1，‘Marrucine’)，但此人的祖父曾领导意大利在同盟战争中对抗罗马。他才华横溢的弟弟波里奥即将成为悲剧作家、维吉尔的赞助人、执政官、凯旋荣誉的享有者以及历史学家。

卡图卢斯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日常事件与众多人物的素描，古典时代在这方面可以与他相提并论的只有西塞罗。在他创造的众多栩栩如生的形象中我们看到了杰出的苏芬努斯(Suffenus)，他像挤奶工(caprimulgus)一样创作诗篇；咧嘴傻笑的埃格纳修斯(Egnatius)，他按照西班牙的方式清洁牙齿；诗人塞斯提乌斯(Sestius)，他冷冰冰的演说让自己得了一场重感冒；发送气音不当的阿里乌斯(Arrius)，他会念出“hinsidiae”

(应为insidiae，意为“埋伏”)这个错误发音。卡图卢斯讲道，他向一个姑娘吹嘘自己在比提尼亚得到了8个轿夫，结果在她要求搭乘的时候被戳穿了(10.33以次：“你是个不解风情，乏味无趣的小东西，不肯让人家有粗心大意的机会”)。他回忆了头天晚上跟自己的兄弟、诗人卡尔维乌斯(Calvus)的比赛(50.4以次：“我们两个比赛创作短诗，一会儿用这种音步，一会儿用那一种，在欢笑和豪饮中针锋相对”)。他对细节加以解释，这说明他是在为范围较广的公共群体构建当时的情境。仗着那个时代文学圈子和政治环境的许可，他对自己的敌人开起了下流玩笑，甚至连尤利乌斯·恺撒和他的参谋也不放过(参见57.6以次)，“morbosi pariter gemeli utrique,/ uno in lecticulo erudituli ambo,/ non hic quam ille magis uorax adulter,/ riuales socii puellularum”(“一对天造地设的男伴侣，两个行家里手躺在一张舒适的长椅上，无一不是大胆的奸夫，又都能跟城里的少女一较高下”)。恺撒没觉得好笑，但他明白这种文学体裁的规矩，并在得到诗人的道歉后邀请他赴宴。

卡图卢斯的诗并非都写男性。在12首描写一位被他称为莱丝比娅

(Lesbia)的女性的诗中，我们不妨从下面这首尚无幻灭感的作品讲起：

Quaeris, quot mihi basiationes

tuae, Lesbia, sint satis superque.

quam magnus numerus Libyssae harenae

lasarpiciferis iacet Cyrenis

oraclum Iouis inter aestuosi

et Batti ueteris sacrum sepulcrum;

aut quam sidera multa, cum tacet nox

furtiuos hominum uident amores:

tam te basia multa basiare

uesano satis et super Catullo est,

quae nec pernumerare curiosi

possint nec mala fascinare lingua.

“莱丝比娅，你要问你的多少个吻对我才算足够？它们要多得如同利比亚的沙粒，铺满酷热的朱庇特(Jove)谕所和古老巴图斯(Battus)神圣墓地之间的出产罗盘草的昔兰尼加；或是多如在沉静的夜晚注视着凡人偷欢的满天繁星。只有这样多的吻才算足够，疯狂的卡图卢斯才会停止吻你。它们多得好事者数不清，长舌妇道不完。”

从规范性的角度看，这首诗其实跟写给阿西尼乌斯的属于同一级别：basia是“接吻”的口语化表达方式，并不适合严肃文学，一再重复的“satis superque/satis et super”保持了这种非正式的语调。掉书袋式的构词“basiationes”和复古式的说法“出产罗盘草的”自命不凡得有些滑稽。尽管诗人宣称自己是疯狂的，但他并未丧失自己的平衡感。这里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要素，它把这首诗提升到了远远超过作者自称的水平上。沙粒和繁星是表示众多的最陈腐的例子，但它们在这里构建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比字面上的更为重要。炎热沙漠中的古代神庙和静谧夜空中无动于衷的见证者，表现了笼罩着恋人激情的宁静。最后一组对句补充了一种具有典型讽刺意义的、对自我满足感的肯定：如果这些吻多得数不过来，无事生非的舌头，就像不怀好意的眼睛一样，都将会失去从中作梗的能力。这首诗在情感上的广度掩盖了它的非正式风格，但跟那些以他为研究对象的批评家们不同的是，卡图卢斯仅用57个词就达到目的了。

这类爱情诗在希腊文学中没有先例，它的出现是由各种新的社会形势共同决定的。卡图卢斯笔下莱丝比娅的原型克罗狄娅，贵族政治家克罗狄乌斯引人注目的两姐妹之一，有可能是麦特鲁斯·克勒尔(Metellus Celer)——公元前60年执政官的妻子。当时的上层妇女比古典世界的其他任何时候都拥有更多自由，而克罗狄娅不仅拥有足以激发优雅诗歌创作的气质，并且具备理解这种作品的学识。如果她故意表现得对祖先的礼仪规范不屑一顾的话，她的情人便会大胆地追求她，通过在婚姻状态下根本不可能的冒失方式去描写她。确实，有些古希腊的烟花女子也是受过教育、聪颖过人的，但新的元素在于罗马人对个人生活的兴趣(有卢基里乌斯和西塞罗的书信为证)，以及特权阶层直言不讳的独立性。当梅勒阿格尔为他的芝诺菲拉(Zenophila)或赫利奥多拉(Heliodora)创作优雅短诗的时候，没有人在意她们是否真实存在；但卡图卢斯却能完成一连串令人信服的诗篇，记录一段真实的悲欢离合。这是史无前例的。

事实上，在关于莱丝比娅的组诗里，大部分是幻灭性的诗篇。构成其独特风格的不仅是多种显然无法共存的情感混合起来的剧烈反应，还包括理性声音的持续存在。我们在这里看到，悔恨的自我反省、坚定的自我训诫、深思熟虑后的指责、充满敌意的痛恨交织在了一起。卡图卢斯在开始写作时可能还处在传统短诗的层面上，但他最终却为文学补充了新的要素。

应该把一个女子对她恋人说的话写在风中和水涡里。(70.3)

我痛恨，同时也爱着。你要问我是怎么做到的？我不知道，但感觉它在发生，并且饱受折磨。(85)

我对你的爱恋不仅仅像世人思慕着恋人那般，而更像父亲对子女的深爱。(72.3)

可怜的卡图卢斯啊，你必须停止疯狂的举动，减少你的损失。(8.1)

想要马上放下一段长久的恋情是困难的；它很难，但你必须这样做。这是唯一的出路，是一场你非赢不可的战斗，无论可能与否。(76.13以次)

由她去吧，让她尽管把那些淫荡之徒搂在怀中。马上就会出现三百个这样的人，她并不真爱其中的哪一个，但她会不断让他们露出自己的下体。随她的意吧，这个时候不要再理会我的爱情，它已由于她的过错而被碾得粉碎，如同农田边被经过的犁铧碰到的鲜花一样。(11.17以次)

现代世界倾向于把这些充满个人色彩的作品视为诗人最重要的成就，而古代的批评家们会对他较为刻意求工的作品予以更高的评价。卡图卢斯是所谓“新诗运动”的参与者，这种新诗凭借精雕细刻和绚烂华丽的风格，很快就使传统的叙事诗显得过时了。尽管在偶尔创作短诗的作家身上存在着些许重合，这两种潮流在起源上却是截然不同的。这场新兴的运动由卡利马库斯发起，在希腊诗人、神话作家帕特尼乌斯(Pathenius)那里发扬光大。此人于公元前65年前后作为战俘被带到罗马，他的主人秦纳被认为就是同名的山南高卢诗人。莎士比亚剧作《尤利乌斯·恺撒》的读者一定熟悉他(“因为这个家伙的歪诗而把他撕成碎片”)。这位年轻的官员发现帕特尼乌斯的诗篇极富感染力，于是用了9年时间写了一部篇幅较短、内容晦涩的神话诗，讲述芝米尔娜(Zmyrna)恋父的故事。卡图卢斯在一篇对他表示敬意的短诗中点明了新诗派的主旨(95)：

我的秦纳的《芝米尔娜》在作者动笔九个寒暑后终于出版了，与此同时，霍尔腾西乌斯用一个月就写了五十万行。《芝米尔娜》将流传到萨特拉库斯河(Satrachus)流域[诗中描写的塞浦路斯岛上的一条河)，《芝米尔娜》将被白发苍苍的老人们阅读几个世纪。但沃鲁修斯[Volusius，一位传统的叙事诗人]的《年代记》将在波河河口[作者家乡]销声匿迹，变成大堆[风干]鲭鱼用的废纸。我最喜欢的作家在小圈子里得到的荣誉是我所在意的，俗人们则可以为他们傲慢的安提马库斯[Antimachus，一位文风冗长的诗人，其风格源自卡利马库斯]喝彩。

新诗派对卡图卢斯最显而易见的影响在他一首优美的婚礼颂诗中表现出来，其中的象征主义风格可追溯到萨福(Sappho)：“ut flos in saeptis secretus nascitur hortis/ ignotus pecori, nullo conuolsus aratro / quem mulcent aurae, irmat sol, educat imber.”(62.39以次：“她有如围墙环绕的花园里的鲜花，未被牲畜发现，未被犁铧伤害。轻风爱抚她，丽日哺育她，细雨滋润她。”)另一个反映新诗运动品位的绝好标本是一篇描写阿提斯(Attis)自我阉割的古怪杰作，它利用切分节奏和短音节的组合去描述大母神(Cybele)宦者祭司的狂欢式音乐：

铜钹声响起，小手鼓应和，弗里吉亚(Phrygian)笛手吹出弯管的杂音；头戴常春藤的酒神侍女(Maenads)疯狂地甩头，尖叫着庆祝神圣的仪式；举止轻浮、四海为家的莱亚女神的扈从们想去哪里，我们就要抓紧在那里受益。(63.21-6)

在一首思想更为深刻的诗歌里——它将成为罗马哀歌体作品的原型，卡图卢斯将自己人生中的不幸同神话中的例子联系起来。正如拉奥达米娅(Laodamia)的疯狂婚姻从一开始就有污点一样，莱丝比娅来到他身边同样伴随着命中注定的不祥之兆：“我那光彩照人的女神步伐轻盈地走了进来，她闪闪发光的脚在破旧的门槛上停住，拖鞋发出咯吱的响声。”(68.70以次)。同样地，一对描述他兄弟在特洛伊(Troy)附近的死亡经历的哀伤诗句回顾了《伊利亚特》中的苦难：“Troia删nefas删commune sepulcrum Asiae Europaeque/ Troia uirum et uirtutum omnium acerba cinis.”(“恐怖的特洛伊啊，亚细亚与欧罗巴的共用墓地，特洛伊让一切早夭的英雄豪杰化为灰烬。”)古希腊的哀诗从未如此个性化，也从未如让人深刻地感受到其个性特征。

卡图卢斯最雄心勃勃的作品是《佩琉斯与忒提斯的婚礼》(Wedding of Peleus and Thetis)。这是一首以史诗的六音步写成的诗歌，但遵照新诗派的原则，一共只有400行。诗人从第一艘阿尔戈(Argo)舰船的神奇航行写起“Phasidos ad fluctus et fines Aeeteos”(“前往法塞斯的汪洋和埃特斯”的国度)；异域的专有名词和舒缓的四音节收尾方式已经展现了这首诗的慢节奏美感。“当舰首劈开多风的洋面，船桨搅动泛着白沫的波浪时，闪闪发光的大洋深处浮起陌生的面孔，那是对舰船的身影感到惊异的海中仙女(Nereids of Ocean)。在那独一无二的日子，人们亲眼目睹了赤身裸体的仙女们在泛白的深水中袒露着乳房”(64.12以次)。这就是身为凡人的阿尔戈水手佩琉斯和神圣的海中仙女忒提斯的第一次相遇，全诗后面的部分则描写了他们婚礼的庆祝场面。品达说，此后佩琉斯获得了凡人中的最高幸福，但即便是他也注定要忍受悲伤——他们婚姻的结晶，阿基里斯，注定要在特洛伊早夭。我们只有同时记住这一场景表面上的喜气洋洋和诗人暗示的潜在不幸，才能理解卡图卢斯的诗篇。

记述完客人们的到来后，卡图卢斯转而描写婚礼场面的辉煌，特别是床上一张描述提修斯(Theseus)和阿里阿德涅(Ariadne)故事的挂毯(50行以次)。我们首先看到女主人公在纳克索斯(Naxos)岸边迎风矗立，目送着海上远去的情人。随后诗人让时空倒转，叙述了她最早怎样遇见提修斯，后者又是如何杀死了弥诺陶洛斯(Minotaur)。随后我们回到纳克索斯，听到阿里阿德涅谴责负心情人的一段激情独白。作者接下来转到提修斯返回雅典的故事：他忘记了升起白帆以宣告自己的胜利(这一安排又在另一段回溯中得到了详细阐释)，以致他父亲埃勾斯(Aegeus)跳下了悬崖。之后的场景再次回到纳克索斯，巴库斯(Bacchus)带着手下怪异的狂欢者们来到阿里阿德涅身边。诗人只是暗示，却没有正面展示皆大欢喜的结局。任何有文化的人都明白这位神明将迎娶女主人公，并把她带上天庭。

这段插曲的呈现反映了新诗派和他们在希腊化时代的先驱们的一些重要特征。年代顺序的错误表明，这些诗人不喜欢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在这里，比行动的有机统一性更为重要的是多样性和出人意料的效果，以及作品整体的美学平衡性。对一系列鲜活场景中重要时刻的捕捉反映了绘画艺术的影响，这种艺术在观念上是浪漫主义的，在实践中是超现实主义的。对爱情主题的兴趣并非来自荷马，也不是传统罗马文化的组成部分，而是源于部分希腊化时代诗人们对心灵的探索，特别是阿波罗尼乌斯在其《阿尔戈远航记》(Argonautica)中所进行的尝试；从男性主导的世界进入受排斥的女性情感的尝试也是如此，这种方法可追溯到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并将影响维吉尔对狄多(Dido)形象的刻画。这段插曲明显的冗长可能会显得怪异(它占据了全诗超过一半的篇幅)，但这种插话的运用在此类诗歌中属于常规用法。我们也无须声称这段文字跟主题无关，否则就是使用了不合时宜的批评方法：在古代诗歌中，对艺术品的描绘往往包含了若干预示主题行动的元素。阿里阿德涅从悲惨到幸福的变化与全诗的整体发展背道而驰，这反映了人生的变幻无常。

诗人又回到主题行动中去，描写了婚礼客人们的离去，这一场景用明喻手法写成，这是此前的罗马诗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hic, qualis flatu placidum mare matutino

horrificans Zephyrus procliuas incitat undas,

Aurora exoriente, uagi sub limina Solis,

quae tarde primum clementi flamine pulsae

procedunt, leuiterque sonant plangore cachinni,

post uento crescente magis magis increbescunt,

purpureaque procul nantes ab luce refulgent.（269-75）

黎明降临，西风神用清晨的呼吸搅动平静的海面，把滚滚波涛送往徘徊在天边的太阳神家门口。起初，波浪被轻风推着，缓缓前行，溅起的水花汩汩作响；随后，风力加剧，它们聚得更紧，跑得更快，一路向前，身后摇曳着紫色的微光。

这段类比主要描述告辞宾客的人流由小变大的过程，真正领会了诗人用意的读者不会因上述描写忘记这些的。但这里还有其他比喻：“cachinni”暗示客人们的快活低语，“purpurea”是指他们的优质衣服，“nantes”表现了人流的波浪式运动。这段光彩照人的文字在全诗中是非常典型的：卡图卢斯模仿了希腊化诗歌较为出色的方面，并赋予其迷人的鲜活色彩。

在这首诗临近结尾的部分，作者恰如其分地插入了一首祝婚诗(epithalamium)，它不是由少女乐队(通常的做法)或众缪斯(如品达对这场婚礼的描写)，而是由骇人的老处女，命运女神们(Fates)演唱的。唱词的开篇还十分常规，提到了昏星(the Evening Star)，赞美了婚姻的幸福，宣告了新婚夫妇的孩子即将诞生。但对阿基里斯的预言逐渐变得不祥起来：“做母亲的将在她们儿子的葬礼上反复提及他的出众业绩和光辉举动，任凭乱发从花白的头上垂下，用颤抖的双手抓伤自己干瘪的乳房。拉线吧，纺织吧!”(348行以次)。明确表现作者态度的是，他们预言道，阿基里斯的坟墓将通过祭献一位少女的方式得到供奉。在如实书写的叙述中，诗人对这种野蛮行径的极端厌恶显得尤为突出。这首诗歌本来具有的、非常适合这业已逝去的纯真时代的明晰之美，现在却突然呈现出典型的讽刺意味。正如在卡图卢斯的若干爱情诗中出现的那样，全诗的主题和风格开始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尽管彼此处理的主题截然不同，卢克莱修和卡图卢斯仍然具有不少共同之处。他们都是共和时代的著名诗人，都能以在后世极为难得的坦率态度去描述自己在学术思想发展或情感上的经历。两人都以一种得体的优雅手法书写拉丁文作品，奥古斯都时代精雕细刻的写作方式有时会背离这种风格。两位诗人都以清晰的思路直接观察世界，这种传统已丢失了数百年，并且在古典时代随后的岁月里从未完全得到恢复。卢克莱修对美的意识反映了新诗的影响，而卡图卢斯的若干描述也是以卢克莱修为样板的。然而，新诗运动虽然提高了写作技巧，丰富了作品情感，它对文学的影响却并不都是积极的。当人们只为艺术而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忘记事物本质的危险往往就会随之而来。

延伸阅读：

卢克莱修

了解卢克莱修的最好途径是购买经M.F. Smith修订的、W.H.D. Rouse的洛布版卢克莱修著作（Cambridge, Mass., 1975），其中包含了拉丁语原文和英语译文。标准的注疏由C. Bailey撰写（3 vols., Oxford, 1947, 包含拉丁语原文和英语译文）；该注疏提供了关于伊壁鸠鲁哲学背景的丰富信息，但对普通读者来说显得有些冗长。E.J. Kenney为第三卷撰写了一篇短小精悍的注疏（Cambridge, 1971）。

在一本十分有用的小册子（Lucretius. Greece & Rome New Surveys in the Classics, no.11, Oxford, 1977）里，E.J. Kenney总结了关于卢克莱修的各种研究课题。D. West的The Imagery and Poetry of Lucretius（Edinburgh, 1969）鼓励读者去细读卢克莱修作品的拉丁语原文，这对所有想理解全部罗马诗歌的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功课。D.R. Dudley的Lucretius（London, 1965）收录了多位学者从不同兴趣点入手撰写的一批文章。P. Boyancé的Lucrèce et l’ épicurisme（Paris, 1963）是对诗中所含哲学思想的专门叙述。

卡图卢斯

了解卡图卢斯的最佳入门读物为G.P. Goold的Catullus（London, 1983）；该版对拉丁语原文的校勘比大多数版本更为大胆，翻译既忠于原文，又不失文采。最好的英文注疏由C.J. Fordyce撰写（Oxford,1961, 修订版1973）；它基本包含了Mynor牛津版的全部文本，只剔除了几首诗歌。K.Quinn的注疏（London, 1970）囊括了卡图卢斯的所有现存诗歌，其书目质量较高，但拉丁语文本欠佳。

A.L. Wheeler的Catullus and the Traditions of Ancient Poetr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34）十分详尽，信息量极大，但其形式和部分内容已有些陈旧。K.Quinn的The Catullan Revolution（Melbourne, 1959 ; Cambridge, 1969）对背景部分交代较少，但更能吸引关注文学的读者们的兴趣。富于洞察力的文学批评可参见R.O.A.M. Lyne的The Latin Love Poets from Catullus to Horace（Oxford, 1980）和R.Jenkyns的Three Classical Poets/Sappho, Catullus and Juvenal（London, 1983）里的相关章节；后者还可以帮助读者欣赏诗人的用词艺术。T.P. Wiseman的Catullus and his World（Cambridge, 1985）对诗人身处的社会、政治背景进行了既专业、又极富可读性的阐述。

第六章 帝国的建立

大卫·斯托克顿(David Stockton)

未来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于公元前63年9月生于罗马。其父盖乌斯·屋大维(Gaius Octavius)两年后出任大法官，本有望成为执政官，但升职的希望随着公元前58年他的死亡而破灭。维利特莱(Velitrae)的屋大维家族颇为富裕，但在当时只是骑士等级，屋大维之妻阿提娅(Atia)的父系也充其量属于较低级的元老阶层。因此，后来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就不足为奇了：是太阳神阿波罗与阿提娅生下了这位命定的世界统治者。对于一个将要策划与巩固意大利各“非政治”阶层胜利的人，这个男孩的“中产阶级”家世却非常合适。而且阿提娅之母是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的姐姐，恺撒本人无子，他唯一的女儿尤利娅(Julia)死于公元前54年，也未留下子嗣。恺撒早就注意到这位外甥孙的少年老成，公元前44年恺撒死后，他的遗嘱被公开，年轻的屋大维被指定为恺撒的养子，使尤利乌斯·恺撒这一高贵望族姓氏得以延续。马尔库斯·安东尼乌斯[1](Marcus Antonius)看不起这个挑战者，认为他“只是个孩子，他所有的本钱就是名字”。但安东尼乌斯只说对了一半，屋大维之所以取得后来的成就，“恺撒”这一名字的魔力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屋大维(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虽然只是个18岁的新手，但他立即全身心投入到正席卷整个地中海世界的阴谋与战争旋涡之中。

到了公元前30年，刚刚30出头的屋大维已消灭了最后、也是最强大的对手，如同之前他的养父一样，他“像巨人一样”控制着世界。不过这个新的巨人并非泥足巨人。恺撒在西班牙取得最终胜利后返回罗马，之后只过了6个月就遭杀害，倒在其伟大对手庞培的雕像之下。刺杀恺撒者们自诩为“解放者”，他们是由前庞培派分子、“共和派”人士以及独裁者(指恺撒)本人的重要追随者组成的大杂烩，他们之所以能够团结起来，是因为对恺撒公然的专制权威有着共同的恐惧或者憎恶。然而，与恺撒截然相反，这位“新恺撒”[2]在阿克兴(Actium)取得最后胜利后却统治了差不多半个世纪，76岁寿终正寝时，他遗留给罗马和意大利以及整个帝国的不是内战与纷扰，而是稳定持久的政治体制，我们称之为“元首制”。

后三头

“如果恺撒这样的天才尽其所能都找不到出路，目前谁还能找到呢？”恺撒的老朋友盖乌斯·马提乌斯(Gaius Matius)的暗淡悲观论调确实有充分的理由，因为在获得解救之前，罗马世界有超过13年时间陷于分裂且前景不明，到处是劫掠与屠杀，国家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而且随时有解体的危险，这一时期，法制废弛，正义也不过是“强者的利益”。

如西塞罗当时所见，刺杀恺撒者曾真心希望随着恺撒的死亡，国家将会恢复“常态”。马尔库斯·安东尼乌斯很快就控制了意大利的局势。西塞罗自作聪明，试图利用屋大维对抗安东尼，以此使恺撒派分裂并互相残杀，结果却适得其反。到了公元前43年秋，安东尼、屋大维、雷必达及其高卢军团达成理智的共识：他们要么同舟共济，要么各自覆灭。由此产生的“后三头”是合法的三人独裁统治，为期5年。罗马的新主人需要保障安全并支付战争费用，于是发布了自苏拉以来的首次公敌宣告，死亡令名单中约有300名元老与2000名骑士，西塞罗是首批人头落地者之一。安东尼和屋大维率军去进攻反抗他们权威的唯一势力，留下雷必达镇守意大利。公元前42年10月，“共和派”末代领袖布鲁图斯(Brutus)与卡西乌斯(Cassius)在马其顿的腓力比(Philippi)败亡。

安东尼去收拾东部局势，同时屋大维则着手处理棘手任务，即在意大利为三巨头的大约10万退伍老兵寻找安置土地。维吉尔(Virgil)的第一首《牧歌》(Eclogues)使我们能一窥那些被剥夺土地者的悲苦境地，他们丧失一切所有，身无分文地踏上艰辛的流放之路。安东尼之妻弗尔维娅(Fulvia)与安东尼的弟弟卢基乌斯(Lucius)(公元前41年的执政官)想利用屋大维的不得人心反对屋大维，但他们被迅速赶出罗马，在佩鲁贾(Perugia)因饥饿最终投降。安东尼返回意大利，一场新的内战迫在眉睫，但众军团厌倦了相互攻杀，梅塞纳斯(Maecenas)与阿西尼乌斯·波里奥(Asinius Pollio)的外交斡旋修补了二人间的裂痕，公元前40年，双方签订所谓“布伦迪辛(Brundisium)条约”。雷必达几乎被忽略，仅分得阿非利加(Africa)，安东尼则在返回东部前娶了屋大维的姐姐屋大维娅(Octavia)。维吉尔的第四首《牧歌》所反映的可能就是此次统治者之间的和解所激发的欣慰情绪以及对和平安定的普遍向往，诗歌展示了一幅似乎即将降临的新黄金时代图景。

但希望很快破灭。庞培之子塞克斯图斯(Sextus)赢得了地中海中部与西部的制海权，罗马害怕谷物运输线受到威胁，只得让步，承认他对科西嘉(Corsica)、撒丁岛(Sardinia)、西西里(Sicily)与希腊的总督统治权。然而一旦马尔库斯·阿格里巴[3](Marcus Agrippa)帮助屋大维平定了高卢，塞克斯图斯的好运就到头了。阿格里巴从无到有组建并训练出一支舰队，安东尼与屋大维间的另一场公开冲突被勉强化解之后，屋大维与阿格里巴联合阿非利加的雷必达重新夺回西西里，于公元前36年9月在西西里西北部的瑙洛库斯(Naulochus)附近海面彻底击败了塞克斯图斯及其庞大海军。此前一年三巨头的任期得以追加，又延长了5年。但三巨头现在很快减少为两巨头。雷必达倚仗自己在西西里的22个军团向屋大维挑衅，要求获得更大的战利品份额，但雷必达的军队不愿再为雷必达效力，遂倒向屋大维。雷必达得以保全性命，但被剥夺了三巨头权力。于是，一切业已就绪，帝国西部主人与东部主人之间的最后决战即将到来。

从公元前41年起安东尼就事务缠身，他首先率军北上马其顿防御外敌入侵；而在这之后，帕提亚(Parthia)又不断对小亚细亚和黎凡特[4](Levant)造成威胁——这些地方的罗马臣属已被安东尼的沉重财政索取弄得民穷财尽。于是，安东尼变得越来越依赖埃及的财富以及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公元前37年，安东尼把怀有身孕的屋大维娅送回意大利，随即公开承认自己与克利奥帕特拉的一对双胞胎孩子，而克利奥帕特拉此时也梦想着重建托勒密王朝(Ptolemaic)先祖的伟大帝国。公元前34年秋，安东尼采取挑衅姿态，宣布克利奥帕特拉之子恺撒里昂(Caesarion)为尤利乌斯·恺撒的合法子嗣，恺撒里昂与克利奥帕特拉号称“众王之王”与“众王之女王”，东部大部分地区被恺撒里昂及其母亲，以及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的两个孩子瓜分。

这给了屋大维千载难逢的机会——现在安东尼被丑化为一个背弃伟大罗马传统的叛徒，一个埃及女妖的鹰犬。三巨头执政之职于公元前33年到期后没有再延期，安东尼保留三巨头的头衔并要求拥有其权力，但屋大维回绝了三巨头的头衔与权力，低调地把自己装扮成举世呼唤的正义斗士，代表着有秩序的西部。安东尼因“占有了东部财富”而在舰船、人力与金钱方面拥有巨大优势，他的杰出将领文提狄乌斯·巴苏斯(Ventidius Bassus)于公元前39年驱逐了帕提亚人，迫使他们退回幼发拉底河对岸；公元前34年安东尼轻而易举将亚美尼亚置为罗马行省。然而身为“异族淫妇”的丈夫兼斗士，安东尼不能入侵意大利，于是他打算引诱屋大维进入希腊西北部，然后一举将其击溃。但阿格里巴洞悉并挫败了安东尼的图谋，公元前31年9月，安东尼在阿克兴附近海面被击败，他离弃自己的大部队，跟克利奥帕特拉一起逃回埃及，群龙无首的安东尼主力部队只得投降。公元前30年夏，屋大维进军埃及，战争进入尾声。安东尼误以为克利奥帕特拉已死，自杀后死于克利奥帕特拉怀中；克利奥帕特拉被关押。为避免在罗马凯旋式上被示众的羞辱，她宁可最终丧命于非洲角蝰(其实是眼镜蛇)的神圣毒牙。持续了20年的内战终于结束，但“新的恺撒”能否找到出路，避免老恺撒重蹈的覆辙，当时尚不明朗。

奥古斯都的政制

阿克兴战役之后3年或更长时间里，屋大维的统治本质上是基于其个性，并无规则可言。他没有使自己的统治地位合法化，只是利用这短暂的时间进行必要整顿，为自己的首次政制安排做准备。公元前28/27年，他宣布交出自己的最高统治权，正式恢复元老院与人民的政府。后来，奥古斯都授意在自己位于战神广场(Campus Martius)的陵墓外竖立石碑，其上铭刻着自传性文字《功业纪》(Res Gestae)，以便市民们能够阅读和膜拜伟大领袖为罗马公众所完成的业绩。在《功业纪》中他谈到此事：

在我的第六个和第七个执政官任职期间(公元前28/27年），在我根绝了内战，并在一致赞许之下一度掌握绝对统治权之时，我把“共和国”（res publica）从我本人监护之下（ex mea potestate）转交于慎重的元老院与罗马人民之手。因为这一功绩，我被元老院授予“奥古斯都”的称号。

奥古斯都时代由此开始，奥古斯都式元首制的典型特征亦由此确定。元首，即罗马共和国的“首席公民”，将没有任何法律制度意义上的威权，没有恺撒于公元前44年通过投票获得的终身独裁权以及类似权力。元老从元老院和人民之手接受了高卢、西班牙、叙利亚与埃及的管理之责，全国的大部分军团驻扎在这些省份，他本人虽不在当地，但可以通过连续选择听命于自己的代理人加以统治。在罗马，元首的公开权威来自他本人重复担任的两执政官之一的职位，此外，还有元首的巨大个人财富及其庇护权、影响力、威望与外交政治手腕也能够弥补缺憾，提高政府运转效率。元首的密友，其中最重要者为阿格里巴与梅塞纳斯，也分担管理国家与制定政策等任务。

4年后的公元前23年，奥古斯都险些死于一场重病，病愈后他辞去了执政官之职，后来，他还分别于公元前5年和公元前2年两度出任执政官，但皆未任满一年任期。在任执政官期间，他被投票授予终身享有保民官权力，并且元老院还特别宣布，元首身为诸“皇家”行省总督，所拥有的“统治权”(imperium)高于任何“非皇家”或“公共”行省总督的权力。这些变动以及变动之后隐藏的动机饱受争议，促成它们的因素可能既有早先实际管理安排的经验，又有某些隐约可察却难以捉摸的考量，还混杂着贵族统治团体以及元首重要支持者的意愿。有的人认为，公元前23年的调整是奥古斯都精心策划的一次战术撤退，公元前19年取得的新进展弥补了此次撤退的损失，这一年元老院授予奥古斯都终身享有执政官权力，而元首的行省每隔10年或5年的固定期限都会通过投票表决授予元首这一权力。其他人则认为，公元前19年的授予只是表面的装点，并未增加元首的实际权力。从长远看，这些观点分歧皆无关紧要。从公元前28/27年起直到死亡，不管身份是执政官还是“前执政官”，奥古斯都一直拥有执政官统治权。公元前23年之后，他的统治权不仅显著高于所有其他前行政官员，而且在罗马之内，他的权力皆能有效行使；就在这一年，奥古斯都又接受了终身保民官权力，该权力范围非常广泛，可以对行政管理和他人的立法活动酌情行使否决权，还可救助受害与受伤公民，在部落大会(Tribal Assembly)上提出立法动议，等等。除这些保民官权力外，在召集元老院会议与确定议程方面，奥古斯都还享有执政官的优先权。奥古斯都的权力还不止于此，后来他又主持监察工作，修订元老名单，指定代理专员，并监督首都几个新部门的工作。综上所述，无论是在罗马城内还是在罗马之外，奥古斯都卓越而广泛的权力皆有目共睹。我们可以把它们归之于终身“执政官权力”，也可以换个角度，认为这是通过零碎渐进的立法授予奥古斯都在各特定领域的“统治权”，从而逐步积累，建立起为众人所接受的(帝制)惯例。

毫无疑问，身为“首席公民”(ciuilis princeps)的奥古斯都明白保存并尊重共和国外表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可以说这是狡诈与口是心非的证据，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策略与手腕。“恢复共和国”这样的话，从字面上理解无论如何都是在误导。如果一定要为之辩护的话，我们可以说，这是考虑到大部分意大利与帝国居民的忠心与利益已蒙受了巨大损害，或者说这是出于奥古斯都个人的野心。建立公开的专制乃是对500年(共和国)历史的公然侮辱，也会在社会心理与切实的实用价值方面损失巨大。因此，奥古斯都选择了一条折中的道路，依他本人最喜欢的座右铭所言，他更喜欢“慢慢来”。在对国家效忠与对政府效忠之间已经出现巨大裂痕时，奥古斯都出于自身本能和意愿，希望能消除这一裂痕。而要完成该任务，光有手腕是不够的，还需要极大的耐心。

“共和国”的理念意味着合法的政府，其运作与组织原则跟绝对独断的统治，即罗马人所谓的“君主专制”(regnum)相对立。从这个意义上说，奥古斯都的“恢复共和国”并不完全是空话。通过明确自己形式上的权力，他给自己的权力划定了必要界限，他清楚地规定了在哪些领域内自己将遵循先例与传统美德行使直接公开的权力；同时他还宣称在某些领域自己并不谋求行使公开的权力。自然会有新的统治法则，但法则本身早已存在。共和派贵族限制野心过度膨胀的两大手段是共同执政与任期限制，现在出于政府稳定性与政策长期性方面的考虑，奥古斯都需要解除这两大桎梏以提高效率。实际上，除阿格里巴与提比略(Tiberius)之外，奥古斯都没有权力平等的共同执政者，其中提比略是奥古斯都钦定的继承者，后来也确实继承了帝位。而且，奥古斯都的所有正式权力皆保持终身，只是在某些领域，例如行省统治权，需要在形式上定期更新，还有其他隐形权力，比如对选举的影响力和对公共财政的控制权，随着新的法令解释与惯例的发展而逐渐滋长。奥古斯都掌权时相当年轻，因此有足够的时间。公元前23年时，年龄远低于60岁的元老中，已经没有一个人是在恺撒之前进入元老院的；而到了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时，那些出生在恺撒渡过卢比孔河(Rubicon)之前的人必定已超过60岁了。

上述内容无不暗示着奥古斯都的绝对权力，比如他的广大庇护权、他的追随者“党派”、他的巨额财富、他对军队的控制等等，都是维护新秩序稳定的最终保障。如果有反对者能够利用军队反对他，他形式上的特权的保护功能就微乎其微。但在文明社会，进行统治并不仅仅意味着拥有更强的武力。我们固然会赞同现代政府的运转需要依靠军队与警察的忠心和服从，因为如果做不到这点，国家必然陷于悲惨境地。我们真正担忧的是，政府只能利用军队与警察统治民众，否则民众就不会容忍政府的存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奥古斯都的政府处于此种状况，恰恰相反，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除了极少数有野心者把政治“自由”的重要性看得仅次于平等与民主，对于元首政治带来的和平与安定、物质繁荣以及管理效率的提高，大部分意大利与帝国居民是衷心欢迎的。奥古斯都让军队远离政治，但我们也可以合理质疑，如果奥古斯都没有同时尽力去解决社会经济方面现实和潜在的困苦与不满，他的安全以及他的统治能否延续这样长的时间？奥古斯都设计出一套尽管有些含糊，却远比专制统治更可接受的政府系统，实际上，如果舍此系统，国家就会陷于无政府状态。奥古斯都的成就正如老普林尼所称的“罗马和平的宏伟庄严”，他结束了漫长难忍的战争与战争恐惧，使得罗马世界获得自由，而且是有法律统治下的自由。这是古典希腊与共和国罗马的理想之一，也是元首制的理想，尽管它日益变得遥不可及，但依然不可磨灭，流传至现代欧洲。因此，皇帝克劳狄乌斯(Claudius)想要迎娶自己侄女时，只能修改法律让所有人都享有如此的婚配权，因为他并不自认为高于法律。修改法律与践踏法律之间区别似乎很小，但如果经过审慎思考，就会明白两者间的深刻差异。

曾有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提法，即所谓“两头政治”(dyarchy)，意为政治系统中的权力与行政职责由两派，即元首与元老院分享。目前该观点已遭否定，但在奥古斯都的新秩序背后，“两头政治”确实是被长期接受的原则。公元54年，年青的尼禄(Nero)即位后在对元老院的“就职演说”中宣称，自己的目标在于摒弃前任克劳狄乌斯的集权运作，恢复真正的奥古斯都模式：

他不会成为独揽一切事务与案件的法官，因为此举只会使躲在紧闭房间里密商的少数有权势者发财致富，公诉人与被告却一并被敲诈；他的家庭中不会有谁会被金钱收买或者打算使用诡计；他的私生活与他的公共生活将会完全分开。元老院将会保持其传统特权，意大利及公共行省的司法将由执政官负责，执政官审理案情则应该有元老院旁听；而他这位皇帝，会自己控制军队。(Tacitus, Annals 13.4)

在尼禄之前，奥古斯都的继承人提比略对元老院承担的任务已有清晰的说明：

尊敬的元老们!我现在说的话，我在其他场合曾反复说过：既然你们自愿把如此巨大的权力托付给元首，则一位善良健全的元首应该是元老院的仆人，而且往往是全体公民的仆人，甚至可以说是每个人的仆人。我真心实意说这番话，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把你们看作善良公正的仁慈之主。(Suetonius, Tiberius 29)

这方面态度上的变化很值得注意，据记载，奥古斯都与提比略二人皆严词禁止别人称呼自己为“主人”(dominus)；而我们可以从小普林尼写给皇帝的书信中看出，到了图拉真(Trajan)统治时期，“主人”一词至少已成为对元首的惯常称呼。

然而，表象与现实之间毕竟有着深刻的差异。奥古斯都的权力形式上是由“元老院与人民”授予的，而于理于法，被授予的权力都可以由授予者收回，但实际上“元老院与人民”不过是奥古斯都顺从的“橡皮图章”，公众的反对意见，即便以最温和的说法，也会被斥为“不明智”。只有从最诡辩的角度说，确实是元老院或人民托付给提比略“如此巨大的权力”，因为提比略的养父(即奥古斯都)已确保除提比略之外不可能再有其他合适人选。盖乌斯(卡利古拉)、克劳狄乌斯，还有尼禄，这三人皆完全没有长期且卓著的公职记录，也不像提比略那样在即位前就承担着引以为傲的军国重任。把这三人推上宝座的势力是元老院无法控制的，元老院只得遵命“全票”(en bloc)，服从随着元首内阁日益成长的权力及特权。因此，在尼禄死后权力争斗的混乱时期，元老院十分恭顺地颁布法令，把“元首所有的习惯性特权”授予每一个当权篡位者毫不奇怪。韦帕芗(Vespasian)更乐意把统治时间以前到他在亚历山大里亚被东部军团拥立为“皇帝”(imperator)之前6个月。

皇帝与元老院

元首制时代罗马军事力量的组织与部署；由骑士等级官员、奴隶与皇室被释奴臣仆组成的“皇帝秘书处”及其结构与势力的增长；行省管理和皇帝领地的合并与扩充；罗马公民的权利与机运扩展到意大利之外；所有这些内容都将在第二十二章加以论述。[5]这里需要说明，在所有上述领域，奥古斯都已打下了坚实基础，于是他的继承者得以在此基础上加以建设。但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到奥古斯都死亡时，新的思路与新的预期已经在罗马成长起来了。公元前5年，奥古斯都在时隔近20年后再度出任执政官，他的两个同僚的姓氏，恺撒与苏拉，为这一任期增添了光彩，这以后几乎每年都会有4名执政官，他们两人一组，连续任职，这种方案在此后一直延续。这一年距阿克兴战役已有一代人时间，这一事件标志着“新意大利人”的“到来”以及共和国旧贵族的急剧没落。此时元首在任命最高行政官员方面的决定性影响实际上已势所必然，亦被广泛接受。元首必须在前大法官与前执政官中挑选行省总督与军团将领、元老院主持(curator)以及行政长官(prefect)。因此，在这个有限的罗马显贵圈子里，元首的关照可谓至关重要，自然，元首也有义务关照他们。元首无须直接指定公共行政官职，因为无此必要，而且这样做在政治上亦不明智。他只需在合法政制框架内说些应酬之词，元首的公私下属自会通过间接手段把事情办好。只是提比略在位时，元首的手腕欠灵活，亦缺乏合法性。提比略确实于公元15年把选举权移交给元老院以提高效率，这样一来，公民大会仅剩下了仪式性功能。不过此时公民大会在立法方面也已不再承担有效职能，因为现在立法活动实际上是指元老院颁布法令以及皇帝发布敕令、诏书与章程的活动。罗马及其毗邻地区的自由民早已不能真正代表广泛分布于帝国各地的罗马公民，公民大会权力的没落使得以往挥霍无度的选举开销得以缩减，也使得骑士阶层的政治影响力下降。司法变革同样对骑士阶层荼毒不浅。在奥古斯都去世前，政治上重要案件的审理往往要由元老院组织的高等法院旁听，不再像共和国后期与奥古斯都执政前期那样由混合法院旁听；而到了克劳狄乌斯时期，元首的独立最高司法权则被频繁行使。

在提比略统治的后半阶段，年迈的元首离开罗马前往康帕尼亚(Campania)，然后又去了卡布里岛(Capri)。此后直到去世，提比略一直利用书信与听命于他的代理人实施统治。该现象使得元老院的实际从属地位及其软弱无助暴露无遗。在《编年史》(Annals)前几卷，塔西佗常常强调并谴责元老院成员的奴性与谄媚。他们缺乏后来欧洲贵族那种世袭自足的实力基地，亦无强有力的“选区”支持，自无力抗衡皇帝们的权势和庇护权；他们明白所谓“两头政治”的说法只不过是方便的虚构，因此明智地选择跟皇权合作。那么，对于现实存在的或潜在的误用或滥用皇权现象，人们能否期望存在其他制衡力量？元老院在政治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因控制高等法院而在司法方面拥有新权力；元老院还负责意大利与公共行省的众多公务；并且国家的最高官职几乎全部被元老包揽——实际上这些职位一向由元老等级垄断；此外，元老们还与重要“友人”(amici principis)联系密切，这些人是元首的密友，有能力向元首进言；作为重要议会机构，元老院有着500年漫长的独立岁月，其存在确保了罗马城邦与罗马帝国的成功。因此，不难想象，即便对元首的批评只能通过“私人宴会和密友聚会”(Tacitu, Annals 3.54)小声传递，元老院一直是反对派希望的焦点。在尼禄统治早年，特拉塞亚·派图斯(Thrasea Paetus)之类的元老智囊们尚存有的独立希望，但最终元老只得对现实妥协，“当精选的决策人在别处达成协议时，他们在元老院中发表连篇累牍的空话；当最后决定权出于个人而非无知大众时，他们却热衷于无尽的高谈阔论与公共集会。”(Tacitus, Dialogus 41)尽管如此，皇帝还是主要依靠元老院管理国家，因为除非皇权建立在元老们的赞成或默许之上，没有哪个皇帝能真正感到安全。元老院从未丧失自身的“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对于那些被认为滥用其最高权力的皇帝，元老院是敌视的。塔西佗在《阿格利可拉传》中所表达的确实是作者本人的哲学见解：

即便在暴君统治之下，也存在伟人。而且责任心与谨慎的美德，再加上充沛精力与奋发有为，可以造就伟业，其无上的光辉丝毫不逊色于那些殉道者的业绩。而殉道者所选择的危险道路与壮烈死亡却对共和国没有益处。(Agricola 42)

元老院的疲软可能远超过奥古斯都的期望。奥古斯都曾不止一次试图缩减元老院规模，使其能真正有效运作，但最后因阻力太大而作罢。奥古斯都可能真切感受到，自己的思想意识不能跟上层社会的普遍观念有太大隔阂，否则会十分危险。在共和国后期，政治领袖们依靠朋友组成的非正式“内阁”来讨论重大问题，诸如政策的制定与实用性评估，这一时期不断变化的政治格局留下了各式各样的经验，它们是被整合进奥古斯都统治机制而并非自动完成的。公元前4年之前，奥古斯都有时会组建一个委员会(consilium semenstre)以协助元首准备元老院事务，委员会成员任期半年，包括两名在职执政官以及其他行政官员各一名，以及抽签选出的15名其他元老。成员的随机性及其相对非正式性使该委员会本可成为很有用的互动机制，但在奥古斯都生命的最后岁月，委员会的性质与组成出现了显著变化，公元26年，提比略离开罗马隐退后，委员会也就此告终。当然，奥古斯都早就有一个友人与支持者组成的亲密“圈子”，其成员多为元老，但也包括一些骑士，比如梅塞纳斯与撒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Sallustius Crispus)。奥古斯都非常看重他们的意见与经验，事实上，他们的建议是奥古斯都不可或缺的，因为“无人是真正的孤岛”。跟他们在一起，奥古斯都能够自如地讨论最敏感和最重要的事务，听取各种意见，这个制度化色彩较弱的团体在奥古斯都继承人统治时仍继续存在。在意大利以外，提比略乐于把大部分决定权和行动权长期授予代理人，最突出的例子便是波培乌斯·萨宾努斯(Poppaeus Sabinus)。公元11年他被留在巴尔干地区行使总督职能，直到公元35年去世，他的职务一直没有发生变动。不过，提比略属于例外，而且波培乌斯也确实间或回意大利休假并接受咨询。

皇帝与众神

当年跟屋大维与安东尼并列三巨头之一的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在隐退之后任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直至公元前12年去世。之后奥古斯都当选继任大祭司长，这一职务从此成为皇帝特权的组成部分。奥古斯都的当选表明元首深得民心，大祭司长的正式职位是“国家宗教之首领”，这跟奥古斯都复兴传统宗教与传统道德的计划非常合拍。实际上“奥古斯都”这一称号中的“受命于神”的意味已经多少使元首的形象高于凡人，公元前2年，奥古斯都又被正式授予“祖国之父”(pater patriae)荣衔。官方神化活动还要等到元首谢世之后，但屋大维在早年已自诩为“神之子”(divi filius)，即神圣的尤利乌斯·恺撒之子。按照维吉尔笔下提梯鲁斯(Tityrus)的说法，“他将永远为神，我会时常从自己的羊群中挑选一只细嫩的羔羊奉献给他的祭坛”。贺拉斯则称：“由于把不列颠与波斯并入帝国，奥古斯都必将成为我们尘世的神。”对奥古斯都守护神(genius或numen)的崇拜在很多西部城市中建立起来，多数行省中修建起奉献给“罗马与奥古斯都”的圣殿，人们宣誓也往往以奥古斯都之名。在罗马，壮观的奥古斯都和平祭坛以简洁而极端庄严的手法描绘了“皇室家庭”。这处遗迹经过现代人的修缮复原，颇值得一看。尽管如此，有一条底线是不可逾越的，在意大利和西部，奥古斯都在生前从未被正式明确地神化。其他地方则有所不同，在埃及，他等同于昔日的法老，被视为神圣。帕夫拉哥尼亚(Paphlagonia)的甘格拉(Gangra)铭文(ILS 8781)保存下一段誓言，其内容为绝对无条件地忠于奥古斯都及其后裔。这段誓言是公元前3年这一地区所有居民，包括当地罗马公民，“在奥古斯都圣殿中的奥古斯都祭坛上”立下的誓言。其中，奥古斯都的名字与“所有神与女神”并列作为担保人，一旦违背誓言，就会遭受可怕的惩罚。

奥古斯都的(神化皇帝)政策大体上被尤利亚-克劳狄王朝(Julio- Claudian)的继承者所承袭，不过提比略、盖乌斯与尼禄死后皆未被神化。提比略似乎确实有些怀疑论者气质，对这类事情没有好感；但有一座奉献给在世神祇克劳狄乌斯的圣殿早就在新行省不列颠的卡姆罗杜努姆(Camulodunum)拔地而起。而在罗马出现一座奉献给在世皇帝的圣殿则要等到韦帕芗即位之后了。克劳狄乌斯之前的盖乌斯因为曾大肆宣扬个人神化而恶名昭彰。不过，韦帕芗已在常识层面接受了对皇帝的神化，在即将寿终正寝时，他和蔼地对周围人说：“老天!恐怕我要成神了!”韦帕芗说得没错，依照惯例，他跟那些没有留下重大劣迹供官方谴责的皇帝一样，死后顺利封“神”(divus)。

奥古斯都煞费苦心想要复兴诸神——特别是罗马与意大利诸神祇，想要恢复他们在公众生活中的崇高地位。众多衰败倾颓的神殿神龛得到重建，许多传统宗教仪式与宗教庆典得到恢复或重新兴起。奥古斯都力图恢复公众对神谕的信心、对祖国的职责感，以及对连续永恒及秩序的安全感。大量证据表明，这方面的努力同样意在建立起对元首及其家族的力量与威严的崇拜。新建的神庙，如神圣的尤利乌斯圣殿、复仇者马尔斯神庙、尤利亚家族之先祖维纳斯神庙，以及奥古斯都本人的保护神阿波罗的神庙等装点于首都各处，奥古斯都位于帕拉丁山上的家中就有一处神庙与祭坛奉献给维斯塔(Vesta)，即掌管整个国家圣灶之女神。公元前19年，奥古斯都从希腊回到罗马之后，又建造了一座祭坛奉献给返乡幸运之神(Fortune the Home-Bringer)。人们经常为奥古斯都的健康向诸神奉上誓言，每年的新年，还有奥古斯都的生日及其取得成就的纪念日，都会成为庄严的公共祈祷日，祈祷祝福的对象为元首及家人。奥古斯都个人的家族守护神为“拉尔”(Lar)，于是罗马城中的公共拉尔神叉路(Lares compitales)旁边都会有崇拜拉尔神的“教区神堂”。高级祭司团活动的盛况及其庄严气氛经过重新编排，更加规范神圣，奥古斯都本人亦是高级祭司团成员，这一切在底层社会创造并巩固了对元首的崇拜之情。此类活动的光辉顶峰是公元前17年的“百年节”(Secular Games)庆典，同时也是新秩序建立的10年纪念庆典，这是对罗马往昔及当前之伟大的大规模公共感恩活动。

国内政策

与上述宗教复兴活动同步展开的是对昔日认真与克制等高尚品德进行恢复的努力。这些品德存在于罗马人的虔诚记忆与神话之中，铸就了往日旧共和国的伟大。撒路斯特(Sallust)就曾严词谴责，把共和国的衰亡归咎于罗马人可悲的堕落。撒路斯特并非唯一有如此看法的人，但他的看法也过于天真。在他看来，共和国在最后一代人时间里虽表面辉煌闪耀，根基却已经遭到各种严重问题的侵蚀，结果使得罗马人本来相当高的道德水准急剧滑坡。尽管不能否认其行为有一定虚伪欺骗成分，奥古斯都还是以简朴的生活方式成功树立起公共楷模形象，他在帕拉丁山上的住房非常普通，屋内装饰的节俭程度使后来的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大为惊讶；与个人简朴居室相对应的是奥古斯都为了美化罗马修建的华丽公共建筑(第419页及以次)。此外，奥古斯都的衣着与桌子亦可谓典范，他的桌子大概是先祖在维利特莱用过的遗物，令人联想到罗马城市贵族深厚悠久的传统。奥古斯都敦促通过新的立法严惩通奸行为，作为耳目和帮凶的人与犯罪者同罪。他恩威并济，对独生者课以罚款并奖励生育，鼓励人们结婚生育以充实意大利的人口。他还采取措施限制私人的奢华排场，对公开表演的许可检查也较以往严格。现在执政官已不再是昔日的最高军事长官，可以挑选那些名声已融入历史与传说的显贵家族成员装点这一荣誉职务，但对于自己直接控制的行省，奥古斯都非常审慎，指定富有能力且忠诚可靠的近亲或“新人”出任总督。在公开场合下，元老等级与骑士等级的尊严与排场有了积极提升。更古老更受尊敬的行会组织受到鼓励，罗马城本身被组织成14个“区”，区再分为“小行政区”(uici)，每个小行政区都有自己的地方官员(uicomagistri)。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进入元老院并担任各级政府、民政与军事职务，同时市政管理机构也日益趋同，这些现象皆使人们意识到意大利的统一，强化了由此产生的乐观情绪。奥古斯都在市政建设方面有很多新举措：新建筑与交通管理，新的公共工程委员会，新创立的首都警察部队与消防队伍，保证大城市近百万居民用水的供水委员会，负责疏浚河道与维护河堤的台伯河水利委员会，等等。奥古斯都还确保了谷物供应的正确组织与有效监督，这是一个稳定高效的政府所能提供的最显著福利。那个时代的诗歌以及公共建筑、雕像和铭文中反映出很多上述进步与新生的精神与成就。西塞罗曾哀叹社会各阶层的大多数人对反抗暴政漠不关心，把自己生活的和平安定看得高于一切。很自然，塔西佗也在其著作中(Annals 1.2)记载了奥古斯都如何处心积虑以舒适安宁的生活引诱所有人，使他们觉得眼前现实的繁荣与安定远好于昔日共和国的危险与动荡；行省的状况同样如此，争夺罗马统治权的争斗与总督的贪婪早已彻底摧毁了对共和国制的信心，行省居民更急切地欢迎新秩序的现实福利。

继承人问题

奥古斯都必须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使自己的新秩序具有连续性，不管动机是出于利他还是出于对自己成就的自豪感，又或者是凭本能遵循罗马贵族的王朝法则。总之，历史事实表明奥古斯都特别关注这一问题。正式的世袭继承原则是不可能的，但让选定的继位者作为实际上的“副元首”或“假定继承人”跟自己共事，通过选票使其获得必要官职与提名以及权力与尊严，则并不困难。奥古斯都最早的储君人选可能是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尔凯路斯(M. Claudius Marcellus)，他是奥古斯都姐姐屋大维娅的独子，生于公元前42年。公元前25年，马尔凯路斯娶了奥古斯都唯一的孩子，即女儿尤利娅；公元前24年，马尔凯路斯在仕途上飞黄腾达，超过同岁的奥古斯都继子提比略。奥古斯都对外甥兼女婿的明显青睐很可能招致了某些激烈反对，最重要的反对者是元首不可或缺的朋友兼将领马尔库斯·维普萨尼乌斯·阿格里巴。但公元前23年马尔凯路斯的早逝使得该问题得以解决。现在，能力卓著的阿格里巴成为众望所归的储君人选，公元前23年奥古斯都病重时把带有自己私章的戒指交给阿格里巴，两年后，阿格里巴与马尔凯路斯的遗孀尤利娅结婚，两人共育有三男两女。三个儿子是：盖乌斯·恺撒、卢基乌斯·恺撒与阿格里巴·波斯图姆斯(Agrippa Postumus)；两个女儿是：尤利娅与阿格里披娜(Agrippina)。同年，奥古斯都把帝国东半部分的控制权完全托付给阿格里巴，阿格里巴随后前往高卢，然后去西班牙最终镇压了当地的坎塔布里人(Cantabri)。公元前18年阿格里巴被授予5年的保民官权力，该权力于公元前13年又延长5年。可以说，此时阿格里巴的“统治权”已经与奥古斯都本人的一样“伟大”(maius)；或者可以说，在帝国任何部分，只要公共职责需要，阿格里巴的“统治权”至少“等效于”(aequum)所有其他行省总督。

公元前12年阿格里巴的死亡颇出人意料，当时他才50岁，人们期望他能比大体同龄的奥古斯都多活一些年月，因为阿格里巴身体健康，奥古斯都则身形有些单薄。阿格里巴与尤利娅的两个儿子盖乌斯与卢基乌斯后来被他们的外祖父(即奥古斯都)收为养子，两个孩子分别出生于公元前20年与公元前17年，当时还只是孩童。奥古斯都的眼光又转向时年30岁的继子提比略，要求他跟妻子，即阿格里巴早年婚姻所生的女儿维普萨尼娅(Vipsania)离婚，然后娶再度守寡的尤利娅。但提比略与尤利娅的婚姻毫无爱情可言，因为尤利娅既任性又专横，两人本来生育了一个男孩，可惜夭折了。最使提比略感到屈辱的是，让他做储君显然只是权宜之计，盖乌斯·恺撒与卢基乌斯·恺撒成年后会自取代他的地位。提比略于是离开公共生活隐退到罗德斯岛。这一冒险举动可能是出于自尊心，也可能是出于深思熟虑，不过提比略可能指望自己的强势母亲李维娅(Livia)，奥古斯都之妻能够保护自己免受严重伤害。厄运继续降临到执着的奥古斯都头上，卢基乌斯于公元2年死于今天的马赛；盖乌斯于公元1年19岁时任执政官，后被派往东部执行重要任务，为引导他顺利完成承担最高责任的第一步，奥古斯都安排了经验丰富的顾问陪同他一道，但盖乌斯身染重疾，于公元4年2月返回罗马途中死于吕西亚(Lycia)。此前两年，提比略已返回意大利，但尚未出任公职。现在，奥古斯都的储君人选只得又转向提比略，因为奥古斯都已年过65岁了，不可能再有其他人选了。于是，提比略成为奥古斯都的养子，被授予为期10年的保民官权力以及等同于元首本人的“统治权”，这些权力的期限于公元13年皆得到延长。

这一时期尤利娅荒淫无度，私生活的丑闻不断，或许是因为她是极有价值的目标，跟她结婚就可获得其幼子储君的监护权。奥古斯都终于对女儿失去耐心，于公元前2年将她流放到小岛潘达特里亚(Pandateria)，5年后，尤利娅获准返回意大利，但只能待在意大利半岛足尖部位的勒基乌姆(Rhegium)直到她死去。她去世时提比略刚即位数月。尤利娅的母亲，奥古斯都的首任妻子斯克里波尼娅(Scribonia)则自愿陪伴女儿在流放中度过余生。不过奥古斯都仍然没有放弃在自家血脉中延续皇位的努力。提比略已有子嗣，他的第一次婚姻生育了一子德鲁苏斯(Drusus)，此时已16岁，但奥古斯都还是要求提比略收养18岁的侄子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日耳曼尼库斯是提比略已故弟弟德鲁苏斯的长子，其母小安东尼娅(Antonia Minor)为奥古斯都的姐姐屋大维娅之女，此外，日耳曼尼库斯还娶了尤利娅的女儿，也就是奥古斯都的外孙女阿格里披娜，因此，日耳曼尼库斯的子女也即奥古斯都的曾孙和曾孙女。

提比略

提比略于公元14年继承元首之职，但具体即位时间的模糊不清显然使得古代史家困惑不已。这部分是因为当时状况的独特性，元首的继承未有历史先例，也不可能采用“国王驾崩了!新王万岁!”之类的历史悠久的君主继承仪式。而且提比略跟其后继任的元首们不同，他早就分享了养父的最高权力，公元4年他就成为奥古斯都“统治权与保民官权力之伙伴”。依照法律，这些特权是他个人的权利，并非来自别人的委任，奥古斯都死后他的权力也不会失效。自然理论上讲，“元老院与人民”可以撤销他的权利，但这完全受制于提比略本人所拥有的否决权。

继承提比略的元首盖乌斯即位时完全没有公职，因此如狄奥(Dio)(59. 3)所言，“奥古斯都花了很长时间通过投票表决，零星渐进地积累了很多特权，部分被提比略完全拒绝接受。现在所有这些特权都必须在一天之中一步到位通过投票授予他(盖乌斯)”。之后的克劳狄乌斯、尼禄以及公元68—69年的四帝无不如此。后世史家们对于提比略即位没有经过这道授权手续深感困惑，他们只能胡乱猜测，称即位的延迟是因为虑及莱茵河与多瑙河地区军团的不满，或者是因为担心日耳曼尼库斯可能会有所行动。实际上，这些顾虑就算是真的，也只会促使提比略当机立断，而不会令他犹豫不决。除上述因素之外，“即位辩论”(Tacitus, Annals 1.11-13)亦可谓严重的处置失当，本来提比略只须在元老院表态说自己已做好准备承担元首之责即可，但他话语笨拙，只知拐弯抹角地复述，还征询别人意见，结果到最后虽然大家都不再说“不同意”，但也没多少人说“同意”。

提比略早在20岁出头时就在军事与内政方面表现出色，他任职的地方有东部、日耳曼与巴尔干地区，公职生涯只有在隐退那几年才中断。提比略在年逾55岁时开始执掌政府，此时他的能力与资历皆已无人可比。但他的性格严厉而内向，加之私生活中一连串悲哀经历的负面影响，精神有些抑郁不安。最重要的是，奥古斯都拯救了因内战而支离破碎的世界，使之恢复了和平与安定，而提比略不可能拥有这样的自信与声望，同时他也缺乏奥古斯都那样高明纯熟的手腕。奥古斯都能够在临终床榻上以和蔼机智的口吻说：“是否大家都满意我的演出？”而提比略(则与之相反)，人们永远无法确知他的内心想法。由此产生一种流行的看法，即提比略是一个虚伪之人、一个伪装高手。这类看法因其歪曲事实的编造或讽刺而显得滑稽可笑，最典型者见塔西佗的《编年史》。事实上，若论伪装，真正的根源并不在提比略个人，而在于他所继承的、由幻象大师奥古斯都创造的一整套政制系统，因为奥古斯都的继承人手法笨拙，该系统的伪装才被揭露。人们批评该系统的欺骗性，但后来放弃了探寻该系统的致命缺陷，因为他们看出实际上不存在其他替代系统，于是系统的问题便被简单归咎于皇帝个人的失败。可一旦皇帝寿终正寝，那些颂扬先帝的谄媚之词会立即被用于吹捧新主子。虽然口气有些勉强，塔西佗还是承认提比略统治的早年政绩颇佳，但提比略跟奥古斯都一样，总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结果被丧亲之痛弄得心力交瘁，到公元23年时，养子日耳曼尼库斯与亲子德鲁苏斯已先后离世，留下孤身一人、无依无靠且已近暮年的提比略。于是提比略日益依靠禁卫军长官卢基乌斯·埃利乌斯·谢雅努斯(L. Aelius Sejanus)，当提比略于公元26年离开罗马隐退之后，这种依赖关系更是变本加厉。谢雅努斯抓住时机，罗织含糊但致命的谋反(maiestas)罪状排除异己。日耳曼尼库斯的遗孀阿格里披娜身世显赫，她是死去的盖乌斯·恺撒与卢基乌斯·恺撒的妹妹，亦是奥古斯都本人的外孙女，而且她意志坚强且颇有野心，她的追随者自然遭到谢雅努斯的集中迫害。阿格里披娜力图保护自己的儿子，并提高他们的地位，结果他们母子数人不是被逐就是入狱。谢雅努斯渴望跟日耳曼尼库斯的妹妹，也即提比略之子德鲁苏斯的遗孀克劳狄娅·利维拉(Claudia Livilla)结婚。他无疑想借此成为德鲁苏斯之子提比略·盖梅鲁斯(Tiberius Gemellus)的监护人，盖梅鲁斯生于公元19年，此时还是孩子，如果他的祖父提比略去世，谢雅努斯就能以摄政监国方式行使统治权。提比略十分警惕，没有应允谢雅努斯的求婚。然而到了公元31年，谢雅努斯已出任执政官，并有希望获得保民官权力——德鲁苏斯在死前一年就曾获得该权力。此时元首已年过七旬而且尚未出现“明显的继承者”，必定有越来越多的人将谢雅努斯这位首席大臣视为未来帝国的执掌者。但谢雅努斯很快彻底覆灭，尽管他在隐退于遥远海岛的皇帝身边编制了严密的隔绝网，但提比略之弟德鲁苏斯的遗孀安东尼娅还是突破这些阻碍，向提比略发出警告，揭露了很多被隐瞒之事。提比略将谢雅努斯诱骗逮捕，然后处决，紧接着是对谢雅努斯支持者即同伙的血腥清洗，连谢雅努斯的孩子都未放过。

提比略统治的最后岁月晦暗不明，充满了阴谋与欺诈，一个多疑、愤世嫉俗且时隐时现的身影掌控着时局，这是一个隐居在卡布里岛、被占星家包围着的孤独老人。关于他的私生活，流传着各种猥亵传言，涉及各种不知名的变态的性器具。但如果我们把目光从罗马移开，会发现帝国被治理得井井有条，兴旺发达。除开发生在高卢的一场因罗马金融家的贪婪引发并被迅速平定的叛乱，也可以说，帝国非常安定。帝国的财政亦十分健康，意大利持续繁荣。但毫无疑问，在提比略统治之下，某些严重问题已然浮现。提比略对奥古斯都政制模式的最大破坏是在选定继承人方面。奥古斯都一直执着地寻找可靠与可信赖的继承人，并对他们尽心培养，力图给人们留下王朝延绵不绝的印象，使人们更关注长远未来而不去指责元首的失误。在这方面，提比略根本不愿效仿前任，对培养继承人抱不闻不问的态度。对提比略最严重的指责是，他的无所作为使得盖乌斯在他死后毫无争议地继承了帝位。对于提比略此举的动机，我们能找到多种可能的解释，是出于一种愤世嫉俗式的怨恨；还是出于怀疑论式的不安；抑或是出于犹豫不决与对“宪政”的误解，认为自己身后的元首人选该由元老院负责。

盖乌斯(卡利古拉)

盖乌斯是日耳曼尼库斯之子，也是奥古斯都与马克·安东尼两人的曾孙，他的绰号“卡利古拉”意为“小军靴”，是个带有善意嘲讽意味的称呼，这是因为他幼时穿着军靴跟随父母住在莱茵地区的军营里。盖乌斯于公元37年即位时还不到25岁，即位后他迅速采取行动除掉了提比略遗嘱中规定的、作为共同继承人的提比略·盖梅鲁斯。谢雅努斯之后继任禁卫军长官的马克罗(Macro)对他的即位本有拥戴之功，但也被他处死了。盖乌斯的短暂统治充满了超现实的戏剧性元素：精神与情绪极不稳定；恶毒而残忍；乱伦；可笑的优柔寡断与任性，例如他发起的入侵不列颠的闹剧；自我神性的狂想，这尤其在犹太人中孕育了动荡。这一切不到4年时间就结束了，盖乌斯及其第四任妻子以及年幼的女儿全部在宫廷中被杀。此次杀戮与皇权或皇位继承皆无关系，因此事后短时间内元老院似乎有机会重申自己的权威。“但他们正在商议时，禁卫军已经把问题解决了。”公元41年1月，盖乌斯的叔父，日耳曼尼库斯的弟弟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日耳曼尼库斯成为尤利亚-克劳狄王朝的倒数第二任皇帝。

克劳狄乌斯

现代学者对克劳狄乌斯元首生涯的评价存在严重分歧。某些学者认为，克劳狄乌斯是一位具有清晰决断力的强有力的统治者，在出任元首之前漫长而默默无闻的岁月里，他潜心研习罗马历史，这使他日后能有效融合传统与革新做出高明的决策。他的体貌与举止毫无出众之处，但在并不讨人喜欢的外表之下，隐藏着敏锐而充满创造性的智识。在这些学者看来，是克劳狄乌斯本人意识到进一步发展的时机已经成熟，而元首的被释奴秘书们，帕拉斯(Pallas)、卡里斯图斯(Callistus)、纳尔基苏斯(Narcissus)以及其他人皆为元首政策的恭顺执行者。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克劳狄乌斯是个意志薄弱、心不在焉、反复无常且没有主见的人，他完全不具备任何行使权力的经验，在50岁时突然出人意料地被推上皇座，因此，很快便落入皇室家奴中远比自己机敏且更有经验的策划者之手，成为他们的驯服工具。狄奥的经典陈述概括了克劳狄乌斯的处境：“他完全受自己奴隶和妻子的支配。”在这些学者看来，克劳狄乌斯统治时期日益增长的集权色彩并不是因为皇帝深思熟虑的决定，而是因为皇帝本人的软弱无力以及皇帝身边大臣们的野心。要说清楚上述两种观点中包含了多少真相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皆可有效解释表面历史现象，而且似乎皆不能算全错。不过，第二种较负面的观点可能更接近真相，因为这确实也是当时很多罗马人认同的观点。比如尼禄对元老院的即位发言中对克劳狄乌斯的批评，还有塞涅卡(Seneca)的滑稽戏《变瓜记》(Apocolocyntosis)中对克劳狄乌斯的嘲讽。毫无疑问，克劳狄乌斯的被释奴获取了极为显赫的地位与公共影响力，这远非前任及继任皇帝的奴仆所能企及的，而且也不存在有效证据能证明克劳狄乌斯“创建”或者仅仅是首先组建了任何帝国官僚部门。此外，克劳狄乌斯的妻子们显然也有着极大影响力。梅萨利娜(Messallina)趁着皇帝丈夫离开罗马时，与当选执政官西利乌斯(Silius)举行公开“婚礼”，如此奸情实在过于怪诞，有悖常理，以致塔西佗在记载该事件时不得不在单个段落中两次向读者保证，自己的记述并非滑稽杜撰，而是真实的历史。奥古斯都曾在私人通信中谈到克劳狄乌斯，作为一位精明的近距离观察者，他在信中只承认这位年轻亲属极少数差强人意的优点，认为克劳狄乌斯总是语无伦次，心不在焉，而且易受别人影响。总之，克劳狄乌斯完全不具备细心慎重的品质，不是担任公职的适当人选。(Suetonius, Claudius, 4)

并不是说克劳狄乌斯的统治是失败的，不管我们持何种观点，克劳狄乌斯的首席顾问都是些精明强干的人，他们是凭借自身的才能与精力在皇室中脱颖而出的。对南部不列颠的入侵与征服就进行得异常成功，堪称是教科书式的完美战役，将领们皆可谓干练，此次征服活动在经济和战略上意义不大，在政治上却是显著可贵的成就。克劳狄乌斯在位期间还采取措施安抚犹太人，弥补盖乌斯的作为对他们的情感伤害。来自蛮族的德鲁伊(Druidism)崇拜则因其潜在危险性而遭严令打压。在皇帝本人的大力支持下，虽然未必总是明智的，外省人被广泛授予公民权。皇帝鼓吹此举重要性的演说非常著名，尽管字句平庸离题，但显示了他的恢宏气度。同时，国家的财政颇有盈余，过去受间接统治的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与色雷斯(Thrace)被置于帝国的直接管辖之下。但克劳狄乌斯在位期间有大批元老和骑士遭到法庭的严酷迫害〔他其中很多人因为跟斯克里波尼亚努斯(Scribonianus)在达尔马提亚(Dalmatia)的未遂叛乱有牵连，这场叛乱发生于克劳狄乌斯即位后数月〕。无须否认克劳狄乌斯的善良意图，那只是因为他不那么特别精于盘算的人。他值得称赞的行为还有要求元老们不可唯唯诺诺。不过，塔西佗的记载(Annals 11.23-5)也澄清了一些过度赞誉，比如授予高卢领袖元老等级的决议。实际情况可能是，克劳狄乌斯先在宫中与幕僚们讨论做出决定，然后才带上决议前往元老院。尽管元首在元老院的发言有些语无伦次，驯服的听众们还是依照惯例迅速表态赞成。

尼禄

克劳狄乌斯死于公元54年10月，死因极有可能是被皇后下毒，此时的皇后小阿格里披娜是皇帝的第二任妻子，她同时也是皇帝的侄女。小阿格里披娜早年曾与公元32年执政官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布斯(Domitius Ahenobarbus)结婚，并育有一子尼禄，于是尼禄成为了元首，此时他差一个月才满17岁。如同之前的盖乌斯一样，尼禄立即除掉了克劳狄乌斯的亲子布列塔尼库斯(Britannicus)。布列塔尼库斯小尼禄4岁，是克劳狄乌斯早年与梅萨利娜结婚所生。这次谋杀的主使也可能是尼禄的母亲，因为某些皇族的妇女比男性更冷酷无情。尼禄在位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似乎一切都很好。为争夺对青少年元首的控制权，尼禄的老教师塞涅卡联合小阿格里披娜过去的宠臣、公元51年起任禁卫军长官的布路斯(Burrus)，最终战胜了尊贵的皇太后。在两人主持下，有一段时间局势稳定，政府运转良好。当然不满的声音依然存在，如前文所言，特拉塞亚·派图斯就固执地哀叹他们无视元老院的权威，也不懂得利用元老院的影响力。严重政治风暴的预兆首次出现于公元59年，尼禄对母亲的不断插手越来越不耐烦，便将她杀害。3年后布路斯死亡，尼禄任命了两位禁卫军长官，其中一位便是著名的提格里努斯(Tigellinus)。此人一直对皇帝施加有害影响，最后又抛弃了皇帝。塞涅卡在这一时期隐退，随后由于波培娅(Poppaea)的预谋挑唆，尼禄放逐了自己妻子、克劳狄乌斯之女屋大维娅，最终将她杀害。尼禄放纵自己的艺术偏好，他身边围绕着腐败贪婪的顾问和谄媚者，其中一些人出身低微，比如西西里的提格里努斯(Sicilian Tigellinus)，还有很多人则是来自希腊及地中海东部沿岸的被释奴。因为罗马人的贪得无厌，不列颠爆发了波狄卡(Boudicca)起义；之后由于罗马在小亚细亚管理混乱而短视，其恶劣影响波及亚美尼亚，引起了一连串外交纠纷与战争，最后罗马实际上放弃了对亚美尼亚的宗主权，只象征性保留了当地的统治授予权，其结果是奥古斯都的“外交解决”格局在东方崩溃。上述众多因素导致了货币的贬值，并迫使尼禄采取权宜之计，罗织罪名掠夺富人财产。公元64年的罗马大火使尼禄有机会侵占市中心大片土地，在废墟上修建极其靡费的“金宫”。于是有谣言称大火是尼禄下令放的，为的是给自己新居所“清理场地”，他还以诗赋与歌曲庆祝这场大火。为了平息谣言，无辜的基督徒们成为替罪羊——当时基督教刚开始在罗马传播，基督教组织有了独立身份，不再被视为犹太教内部的异见派别。

如此背景下，很自然会有不少人冒死犯险，密谋除掉这个完全偏离奥古斯都路线的统治者。公元65年，一场反对尼禄的密谋被揭发，密谋者们计划拥立有人望的贵族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Calpurnius Piso)取尼禄而代之，皮索与其他卷入密谋或者受牵连者被处死，受害者还包括塞涅卡及其侄子诗人卢坎(Lucan)。此事引发的猜忌与顾虑导致更多人被害，其中最著名者为“风雅裁判官”盖乌斯·佩特罗尼乌斯(Gaius Petronius)，还有杰出的斯多葛派哲学家特拉塞亚·派图斯与巴里亚·索拉努斯(Barea Soranus)。一年后，体现早期罗马军人美德与胜利的模范，杰出的将军科尔布罗(Corbulo)被尼禄强迫自尽，此事令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威胁。日益增长的不安全感驱使尼禄犯下弥天大罪，动摇了他所依靠的统治阶层与军队统帅的忠心。

四帝之年

尤利乌斯·温德克斯(Julius Vindex)的祖先来自获得罗马公民权的阿奎塔尼亚(Aquitania)王族，他在路格杜努姆高卢行省(Gallia Lugdunensis)担任指挥官，这里的居民跟西班牙居民一样深受尼禄近来的苛政之苦。于是温德克斯于公元68年3月首举反旗，正在希腊搞“艺术之旅”的尼禄闻讯后匆忙赶回罗马，心情颇不愉快。温德克斯还向其他指挥官寻求支持，但回应者寥寥，只有西班牙的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基乌斯·加尔巴(Servius Sulpicius Galba)同意担任此次反叛行动的首领。加尔巴跟尼禄一样，是一个共和国时代贵族家族硕果仅存的后裔，他官职显赫，加入反叛后自号为“元老院与人民之指挥官”。除了加尔巴，阿非利加的克罗狄乌斯·马克尔(Clodius Macer)也宣布不再效忠于尼禄。尽管如此，只要尼禄有能力牢牢控制住军团及其统帅们，他就能轻易消灭温德克斯与加尔巴。在今贝桑松(Besancon)发生了一场离奇的战斗，来自上日耳曼(Upper Germany)的军团统帅们可能并不想为难叛军，但温德克斯未经训练的高卢民兵实在是不堪精锐军团一击，结果反叛势力溃散瓦解，温德克斯自杀。加尔巴听到这令人震惊的消息时，也打算步温德克斯的后尘。因为所有人都对尼禄丧失了信心，他没有根基的统治很快就崩溃了。维尔吉尼乌斯·卢弗斯(Verginius Rufus)率领军队返回日耳曼，对时局袖手旁观；提格里努斯改变立场，并唆使禁卫军站在自己一边。尼禄在惊慌中逃亡，没等援助到来就自杀身亡，尤利亚-克劳狄王族世系随着尼禄在公元68年6月9日的死亡而终结。

加尔巴非常侥幸地取得了成功。但他的权力基础非常薄弱，他所做的只是率军通过不设防的敞开城门，从未真正打赢过一场战争。因此加尔巴的当务之急是巩固自己的地位，但他无能短视，头脑僵化，过于苛求与节俭，没有能力完成当前任务。加尔巴挑选了一位青年贵族皮索为继承人，来对抗富有活力且野心勃勃的马尔库斯·塞尔维乌斯·奥托(Marcus Salvius Otho)，但皮索除了具有光辉的姓氏外，在政治上毫无影响力。打了胜仗的日耳曼军团被忽视，未获得报偿；反对温德克斯的高卢部落被疏远；禁卫军所期望的馈赠，加尔巴也拒绝支付；遍及帝国中那些曾效忠尼禄的人希望不再被追究，但亦未能如愿。加尔巴派遣奥路斯·维特里乌斯(Aulus Vitellius)掌管下日耳曼(Lower Germany)，但当地军队于公元69年1月2日拥立维特里乌斯为帝，上日耳曼军团也立即承认了他的帝位。奥托在罗马与多瑙河地区的阴谋活动获得成功，他在两周后同样被拥立为帝。加尔巴与皮索被杀，随着他们的因此送了命，罗马旧贵族的骄傲也一并被葬送。维特里乌斯的军团在凯奇那(Caecina)与瓦伦斯(Valens)率领下，向罗马进军，与奥托的军队会战于克雷莫纳(Cremona)附近的贝德利亚库姆(Bedriacum)并赢得血腥胜利。奥托于4月16日自杀。然而，这“漫长的一年”还远没有结束。

一个多世纪前，庞培军在法萨卢(Pharsalus)战败，败军的逃亡者中有一名百夫长或重新入伍的老兵，名叫提图斯·弗拉维乌斯·佩特罗(Titus Flavius Petro)。他回到萨宾-列阿特(Sabine-Reate)的家中，以帮银行家与拍卖商收钱为业，在那里度过了卑微的余生。佩特罗有个儿子耗费了一生大部分岁月在亚细亚行省为海关收税人办事，后来成了一个小额放债人，居住在今瑞士一带。他有两个儿子，长子弗拉维乌斯·萨宾努斯(Flavius Sabinus)位及执政官并在默西亚(Moesia)统率过军队，在尼禄统治末年担任罗马的市政长官；次子弗拉维乌斯·韦帕芗(Flavius Vespasianus)在克劳狄乌斯入侵不列颠的战斗中指挥罗马军队左翼，因才能出众而赢得声誉，韦帕芗也位及执政官，并担任阿非利加总督直至公元67年，这一年，尼禄任命他为镇压犹太起义的特派军事统帅。兄弟二人的经历皆可谓依靠机运与自身才能获得成功的杰出范例，他们是新体制下聪明而野心勃勃的“新人”。

因为距离遥远与信息传递的延时，韦帕芗被隔绝于西部瞬息万变的局势之外，但他还是与叙利亚指挥官盖乌斯·李锡尼乌斯·穆基亚努斯(Gaius Licinius Mucianus)尽释前嫌，又把当时的埃及长官、叛教犹太人提比略·尤利乌斯·亚历山大(Tiberius Julius Alexander)拉到己方，结成了拥有丰富经验的军事、后勤与财政的强力组合。对于所有先前“站错队”的人，他们也表示可以既往不咎。穆基亚努斯沿小亚细亚与巴尔干路线向罗马进军，同时韦帕芗前往亚历山大里亚，于7月1日在那里被拥立为帝。

随后事态进展之迅速超乎任何人想象。维特里乌斯的军队由日耳曼进入北意大利，在所到之处大肆劫掠，维特里乌斯本人的表现也更像一个征服者而非解放者。他还羞辱战败的奥托部队，却并不解散它们，此举可谓严重失策。由多瑙河军团主力组成的强大军队也在向意大利进发，因未能及时赶到，没有在贝德利亚库姆会战中发挥重要作用。一个阿奎塔尼亚罗马人开启的连锁动荡将由一个来自图卢兹(Toulouse)的罗马人来终结，于是昙花一现的历史人物马尔库斯·安东尼乌斯·普里穆斯(Marcus Antonius Primus)登上舞台。此人属于恶棍一类的人物，尼禄在位时因为参与可耻的遗嘱诈骗被流放，后加尔巴将他招回，任命他指挥一个潘诺尼亚(Pannonia)军团。战争、混乱与阴谋乃普里穆斯的专长(mtier)，他轻而易举地说服了心怀不满的多瑙河部队，令他们转而宣布向韦帕芗效忠。普里穆斯的用兵之道在速度与激情(lan)方面堪与尤利乌斯·恺撒媲美，他反对保守与拖延，认为这同样会给敌人发展壮大的机会。他不等东部军队到来就全速进军意大利，趁敌人猝不及防之际发起进攻。而维特里乌斯的军队近期恰好士气低落，原因是维特里乌斯怀疑军队统帅凯奇那叛变，而将其解职。10月，在贝德利亚库姆爆发了第二场大战，维特里乌斯的军队被全数歼灭，他本人逃回了罗马。韦帕芗之兄萨宾努斯差点就成功劝说维特里乌斯退位，但不幸被横行罗马城的日耳曼辅助军所杀。尽管遭遇激烈抵抗并发生了残酷巷战，普里穆斯还是发动突袭成功占领了罗马。维特里乌斯被捕获，随后遭到残杀。几天后，穆基亚努斯终于抵达罗马，他削减了普里穆斯的权力，为韦帕芗建立起临时政府。韦帕芗此时虽已60岁高龄，但他有两个成年儿子提图斯(Titus)与图密善(Domitianus)，有望开创一个连续传承的王朝，而这一优势是无嗣的穆基亚努斯所不具备的。“漫长的一年”结束于公元69年12月，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的重建任务落到这位新皇帝身上，他头脑清醒、脚踏实地、经验丰富且能力卓著，他将证明自己无愧于奥古斯都继承者的身份，并且同奥古斯都一样，他依靠自身的成就与品质，成为了元首。

延伸阅读：

Ⅰ

塔西佗（《编年史》和《历史》）和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对本时期的史事记载得最为全面。塔西佗《编年史》的标准版本、注疏为H. Furneaux的两卷本（第二版上下卷分别出版于1896年和1907年）；G.E.F. Chilver为《历史》的1、2、4、5等卷撰写了史学注疏（Oxford, 1979, 1985）；K. Wellesley则为第3卷编了注疏（Sydney, 1973）。其他的重要史料有卡西乌斯·狄奥的《罗马史》和维勒乌斯·帕特尔库鲁斯、塞涅卡、斯特拉波和老普林尼等人的著作。所有这些著作都可在洛布古典丛书中找到。奥古斯都本人的《神圣的奥古斯都大事记（Res Gestae Divi Augusti）》可参考P.A. Brunt和J.M. Moore（1967）的高质量版本及译文、注疏。最重要的铭文材料选编（未经翻译）见Ehrenberg and Jones的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Reigns of Augustus and Tiberius（2nd edn. 重印增补版，Oxford, 1976）和E.M. Smallwood的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Principates of Gaius, Claudius and Nero（Cambridge, 1967）.

II

必须首先介绍的是Ronald Syme的两部伟大作品：The Roman Revolution（Oxford, 1939）和Tacitus（2 vols., Oxford 1958）；我们还应提及他的History in Ovid（Oxford, 1978）。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的第十卷内容全部是介绍这一时期（44 BC-AD 70）的。H.H. Scullard的From the Gracchi to Nero （5th edn., 1982）后面几章构成了对公元68年之前历史事件最好和最可靠的简述。在范围更广的著作中，A. Garzetti的From Tiberius to the Antonines trans. J.R. Foster（London, 1974）值得称道。T. Rice Holmes的The Architect of the Roman Empire（vol. I, Oxford, 1928; vol. II, 1931）详细介绍了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并附带有丰富的材料引证；更新的研究成果汇集在F. Millar和E. Segal编辑的Caesar Augustus（Oxford, 1984）里。关于提比略，见R. Seager的Tiberius（London, 1972）和B.M. Levick的Tiberius the Politician（London, 1976）；关于盖乌斯，见J.P.V.D. Balsdon的The Emperor Gaius（Caligula）（Oxford, 1934）；关于克劳狄乌斯，见A. Momigliano的Claudius, The Emperor and His Achievement, tr. W.D. Hogarth（重印: Cambridge, 1961）和V.M. Scramuzza的The Emperor Claudius（Cambridge, Mass., 1940）；关于尼禄，见B.W. Henderson的The Life and Principate of the Emperor Nero（London, 1903），B.H. Warmington的Nero, Reality and Legend（London, 1969）和Miriam Griffin的Nero: The End of a Dynasty（London, 1984）。最后，K. Wellesley的The Long Year A.D. 69（London, 1975）将我们一直带到苇帕芗登基的岁月。

H.M. Pelham的Essays on Roman History（1911），特别是其中论“奥古斯都内政”的章节至今仍值得一读；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第11卷中H.M. Last撰写的第10、11章也是如此。关于公法和私法，见H. F. Jolowicz and B. Nicholas的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Roman Law（3rd edn. Cambridge, 1972）；关于元首个人崇拜，见L.R. Taylor的The Divinity of the Roman Emperor（Middletown, 1931）；关于希腊城市，见A.H.M. Jones的The Cities of the Eastern Roman Provinces（Oxford, 1937, 修订版: 1971）和The Greek City（Oxford, 1940）；关于意大利的自治和意大利境外公民权范围的扩大，见A.N. Sherwin-White的The Roman Citizenship（2nd edn., Oxford, 1973）；关于经济状况的概述，见Tenney Frank的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vols. ii-v（Baltimore, 1933-40）。

本领域的现代学术成果范围极其广泛，并且考古活动还在不断发现新材料，包括铭文。关于这些专著的参考信息可在上面提及的大多数作品中找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H.H. Scullard的From the Gracchi to Nero（新版平装本, London, 1982）每章中的书目内容都很丰富。

[1]即安东尼。——译注

[2]指屋大维。——译注

[3]罗马执政官、政治家、屋大维副手和亲密战友。——译注

[4]并不十分精确的历史上的地理名词，指地中海东部靠近西亚的一大片区域。——译注

[5]本书并无第二十二章，作者表述有误。——译注

第七章 执政的艺术

尼古拉斯·珀塞尔(Nicholas Purcell)

尼禄至迦利埃努斯(Gallienus)的元首政治

公元193年时，公元69年的那场军事政治危机再度爆发，行省军队的统帅们又一次为争夺“元首”之位而战。此时军队的力量均势已由莱茵地区转移至东部，不过，从各方面看，公元193年与公元69年的两场冲突十分相似。公元193年的危机始于皇帝康茂德(Commodus)之死，终于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Septimius Severus)夺取帝位。康茂德为安东尼王朝(Antonines)末帝，这个王朝自公元96年涅尔瓦(Nerva)即位后一直在养子或亲生子嗣中选定帝位继承人，以确保王朝传承有序。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继续采用如此传统确立继承人，他开创了一个类似的连续传承王朝[1]，该王朝一直延续至公元235年。[2]很多人认为公元193年的动乱乃3世纪中期混乱局势的先兆，真相却远非如此。考虑到与公元69年动荡局势的相似性，公元193年的战争可谓最引人注目的例证之一，彰显了元首制盛期的稳定性。

一般而言，这一时期很大程度上是“无历史的时代”，人们对其间的即位、篡位、战役及死亡等重大事件的叙述实际上隐藏了演化和趋势。而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对这些演化与趋势给出解释，因此必须对它们予以关注。与对毁灭和灾难做出解释相比，对稳定与和平做出解释乃是更大的挑战。这一稳定局面首先由弗拉维(Flavian)王朝皇帝韦帕芗(Vespasian)[3]与图密善(Domitian)[4]所开创。我们应该谨慎，不要轻易断言这些成就的取得是由于有意识的政策而非意外的发展。尽管如此，还是有三项成就需要特别强调。其一，帝国的财政组织达到了高度规范化，可以提前计划数年的财政支出，这在之前是绝不可能的。在此过程中，某种程度的行政管理组织成长起来，不过本章将会力图证明：不能误认为这就是官僚制度。其二，在持续60年的行省化进程中，最后一批藩属王国被吞并，帝国的版图最终成为一幅由行省单元构成的镶嵌画，各行省间的边界划分非常明晰。现在军队永久驻扎于同样明晰的帝国边界，边界的一侧为自我意识日益增长的帝国，另一侧则是“非行省”的世界。其三，尼禄统治下的政治混乱很大程度上帮助弗拉维王朝诸皇帝解决了棘手问题，使他们无须面对共和国大贵族的残余，也无须面对意大利本身的市政渊源。[5]于是，弗拉维诸帝力图使罗马上层阶级的增补与更换机制正规化。同时，由于有一整套日益精细的公职职位作为皇帝的恩赐，帝国的城市精英们越来越自觉地成为国家制度的一部分，弗拉维诸帝因此得以推进上述正规化进程。这是将世界的征服者彻底改造为世界之都的进程。在该进程的早期阶段，塔西佗已对此有所认识，他的相关评论是最成熟、最具洞见的拉丁语讨论篇章之一(Annals 3.55)。弗拉维诸帝来自意大利乡村的市政精英集团。尤利亚(Julii)与克劳狄(Claudii)诸帝时期持久风行的那种旧贵族式奢侈品位和不辨是非的优越感，对他们而言是陌生的；他们也没有坚持较明智的前任皇帝们所特意奉行的仪式性“宪政”。由于弗拉维诸帝对罗马政治生活的种种形式缺乏耐心，他们很快就采用了专制方式。其结果是，随着图密善遭暗杀，弗拉维王朝最终垮台。

现在已时过境迁，要恢复内战前状态已无可能。稳妥而可敬的元老涅尔瓦皇帝被图拉真(Trajan)所取代，如此安排可能并非完全心甘情愿。因为图拉真只是第二代元老，其祖上来自行省的意大利散居地。罗马统治阶层补充新人的标准一直在不断放宽。图拉真是有意大利血统又讲拉丁语的本地人，而且在整个成长时期都积极参与罗马公务。因此，跟那些由东部希腊语地区城市不断涌入罗马的富豪相比，图拉真这样的“新人”倒不算太稀奇。那些东部富豪往往是某藩王的后裔，百年以前罗马曾依靠他们的祖上统治东部。希腊语和拉丁语在融合过程中处于更加平等的地位。新的“普世主义”由图拉真的继承者哈德良(Hadrian)所呈现，既通过他本人的外表风格，亦是通过他在帝国各地孜孜不倦的巡幸展现出来。要展现新的文化同质性，最辉煌的表现形式之一便是对世界之都的奢华美化。尽管在众多行省繁荣进步的刺激下，帝国境内所有城市都在装饰美化方面竞相展示，从韦帕芗至安东尼努斯·庇乌斯统治(Antoninus Pius)期间，罗马的美化工程依然以其“普世性”建筑风格而著称。其结果便是普林尼称之为“时代之光”(nitor saeculi)的帝国建筑，它们在我们所描述的古代世界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时代的政治生活充满了宫廷阴谋以及激烈程度远胜以往的争斗，目的是提升个人在皇帝近臣中的地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奥古斯都的元首制理想已最终衰亡。在随后的时代里，我们首次能够合情合理地将“元首”称之为“皇帝”。有一点显得颇为矛盾，那就是该时期也是元首与元老院之间关系最融洽的时期。虽然皇帝的声望参差不齐，尊重元老院自主权的原则却日渐清晰，而且，对该原则的坚持成为历代皇帝重复不已的模式。随着皇帝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行省，他究竟是像庇乌斯[6]那样的“好皇帝”，还是像康茂德[7]那样的“坏皇帝”也就越来越无足轻重。例外的大概只有康茂德被杀，此事开启了本章开头所述及的危机。

皇帝对行省的关注反映了帝国新的同质性，并非预示了危机。混乱肯定存在，比如哈德良在位时就爆发了犹太人叛乱，再比如马尔库斯·奥勒留斯[8](Marcus Aurelius)在位时流行的瘟疫。但对整个帝国庞大、静滞的稳定结构而言，这类事件不过是癣疥之疾。和平安宁的局面以及更加成熟的经济使帝国精英人丁兴旺起来；帝国提供的诸多机遇也使精英们能够利用自身财富提升社会地位。对外事务方面同样如此。尽管图密善与哈德良兴建的巨大防御工程巩固了边防，公元2世纪的帝国防卫实际上并不比公元1世纪时更完善。冲突皆发生于类似地区，胜利的取得并不更艰难，失败的发生也并不更多见。同样的战争模式重复不已：对帕提亚的战争发生在图拉真、维鲁斯(Verus)与马尔库斯统治时期；多瑙河边境的战争发生在尼禄、图密善、图拉真与马尔库斯统治时期；撒哈拉沙漠边缘的战争则发生在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图密善与庇乌斯统治时期。帝国真正的扩张只有一例，即图拉真在位时罗马军队越过多瑙河征服了土地肥沃且富藏金矿的达西亚(Dacia)。对帕提亚的直接征服后来以失败告终，这证明了一个重要事实，即这片东方地域无法被同化。公元193年塞维鲁斯在帝位争夺战中赢得胜利，并不比当年韦帕芗夺取帝位更艰难。他最终于公元211年死于约克(York)。不过，塞维鲁家族的非洲背景恰恰是彰显这一时代“同质性”的典型例子。塞维鲁斯权力的继承者皆与叙利亚有着密切联系，尽管其中的赫里奥加巴鲁斯(Heliogabalus)在位时各色奇闻缠身，所有这些继承者在“异国色彩”方面皆未胜过塞维鲁斯。如果说他们在位期间皇权的效率似乎有所降低，皇位也不像以往那样稳固，那也并不是因为皇帝个人的堕落或者皇帝性格的孱弱。罗马世界是依赖随机而成的体制结合为一体的，该体制所存在的不切实际的弊病从未得到解决，并终于酝酿成了席卷罗马世界的风暴。

公元3世纪的诸多灾难是一系列巧合的结果。帝国的同质性仅仅是一项短暂的成果。帝国行省在重要性上可与罗马比肩，在繁荣程度上与之相比亦不遑多让。于是，行省开始独立行事，与帝国渐行渐远。驻行省军队中招募的本地人员所占比例远超以往，结果这些军队只对本地区效忠，却不再忠于罗马。在社会与文化层面，军队战士们也与帝国的希腊-罗马精英日益疏离。长期的政局动荡使得皇位更迭加速，皇帝在位时间缩短。同时，境外富余人口向帝国施加了巨大压力，又被防守严密的边境所阻，不能以较为平和的方式进入帝国，以填补人口持续减少所产生的空缺，于是形成了罕见的严重军事威胁。而在东方，孱弱的帕提亚王国被新的强权——凶残好战且统治高效的萨珊(Sassanian)王朝——所取代。这些问题是笨拙而低效的早期罗马帝国难以应对的。危机期间的经济灾难席卷帝国大部分地区。但也有不少地方，例如意大利之大部，躲过了大规模的物质破坏。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场灾难是突发性的。公元1世纪与2世纪的罗马帝国问题重重，政府管理松懈且不专业，因此这两个世纪可以说绝非“黄金时代”。但并非是这些“时代病”加重后造成了3世纪的混乱，公元3世纪所经历的乃是新的灾难。

执政的艺术

《路加福音》(Luke)第二章开篇：“终于在那些日子，恺撒·奥古斯都颁布法令，整个世界皆应被纳入税收系统。”[9]福音书作者想要强调：世界历史的轴心乃弥赛亚(Messiah)的降临。因此，他将基督的诞生与罗马的权势大体处于“普世”巅峰之时相关联。我们的看法往往与福音书的作者相同，认为罗马权势最强有力的展示即是其行政管理。然而，圣路加实际上弄错了。现在我们能够确定，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其他时候，都不存在这样一纸法令要求在罗马世界实行普遍的造册征税。福音书作者以单个行省的政策为基础，夸大了罗马的“全能”。在认识罗马政府运作的视角、实践与影响方面，现代人依然极易受到该记载的误导。我们误解了罗马帝国政治上的决策模式，而且将职位的等级次序与职业结构这两者混淆。当我们发现会议记录或堆积的案牍时，会马上想到官僚制度。公职的技艺往往与专业素养混为一谈。近来的研究已经显示出罗马的行政管理失败到何种程度，或者说，罗马的行政管理被腐蚀或被颠覆的可能性；又或者说，罗马的行政管理根本缺乏效率，充其量只能压服数千行省人的反抗。罗马人自认为在实际工作中非常杰出。维吉尔则在《埃涅阿斯纪》中称：罗马人的使命是“带来文明与和平，对战败者怜悯，最后对傲慢自大者作战”(Virgil, Aeneid 6.852-3)。但罗马人“政治艺术”的运作方式却很少有人去审视反思。最容易跃入我们脑海的类比往往是具有误导性的。伊夫林·沃(Evelyn Waugh)在《海伦娜》(Helena)[10]中对罗马行政管理颇为轻松欢愉的描写可能具有欺骗性，使我们以为罗马皇权(Imperium)类似于印度王公(Raj)的权力。也可能我们弄错了时代，把罗马政治想象成了白厅[11]各个办公室中的备忘录式的持续不变的运动，如W. H. 奥登(W. H. Auden)的诗歌所言：

恺撒的双人床很暖和，

一名微不足道的小职员

正在粉红色的公文纸上

写下“我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字样。

如此这般的政府运作图景与总督的中枢或皇帝的宫廷皆不相符。我们下面将概要介绍另一种理论。

罗马人的政府理论并不精妙复杂，他们在实际运作上也很简单。只需两种宽泛的类别即可囊括差不多全部的罗马统治活动：第一，平息团体之间或个人之间的争端；第二，调集人员、货物或金钱。本质上就是司法裁判与税赋摊派。古代社会承认三种主要权威：行政官员、战士和家长，罗马帝国的所有政府活动皆与这三者之一相关。第一类：源自希腊城市，包括罗马昔日身为城市国家时已有的古老官职，以及数以百计实质上自治城市的行政官员。基本上，罗马帝国全部由此类城市构成。第二类：过去在“城邦”(polis)之中，由行政官员掌管军事。在罗马进入帝国时代之后，通常的市民军队演变成独立的制度化常备军。随着公元3世纪的帝国越发穷兵黩武，军队官员在政府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最后一类：在一个存在奴隶制的社会里，在家庭内行使权威的方式自然会跟政府行使权威的方式有所不同，但这种方式还是会在政府活动中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三种行政管理途径，下面将会分别予以考察。然而罗马维护其统治的最有效方式是否应该算是政府活动？我们对此却颇有疑虑。这一切主要是通过社会上层人士的参与来实现，包括公共宗教活动、壮观场面的展示，对建筑、哲学、文学、绘画等引人注目的庇护与赞助活动，以及整个帝国的民间慈善事业，等等。当我们后面继续分析，谈到帝国实际的行政管理和运作架构的狭隘性与不稳定性时，我们需要对上述教化与慈善活动的效果铭记于心。

本土与海外的城市行政官

从很早时候开始，罗马就与希腊世界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而且跟大多数古代城市一样拥有由行政官员、议会(元老院)与公民大会组成的“三分式”政治架构。我们需要留意，其中的公民大会非常重要，因为其早期权力造就了“统治权”(imperium)这一罗马独有且至关重要的政制概念。罗马民众选择行政官员并赋予他们号令民众的权利，处罚不顺从者的权利，包括对民众成员施以肉刑和死刑，但该权利所受限制越来越严苛。在元首制时代，行政官员的权力，自然还有皇帝及行省总督的权力皆仰赖于此。诸行省(provinciae)的地位开始还比较简单，属于执政官或大法官军事指挥权的范畴。这一状况在共和国接近尾声时发生了巨大改变。不仅行省官职的任命与指挥权的行使期限逐步规范化；而且总督与地方长官们毫无疑问受到合理或者不合理获利机会的刺激，深深卷入外交事务，在当地平息纷争，管理行省财政并负责司法。他们往往疏于军务，却花大量时间在行省内巡视，这成为定期的“巡回裁判之旅”。后来，奥古斯都实际上接管掌控了帝国的全部军队，几乎没有把什么军团留给元老院省份的总督们，[12]此举在政治上并无困难。某些行省的总督现在不再是能够统领罗马士兵的将军，而是被释奴和骑士，他们的头衔“代理人”(procurator)并非来自公法术语，而是来自家内用语。最终，自弗拉维王朝以降，那些不堪军务重担的行省总督开始得到某些特别代理人的协助，这些代理人负责总督的司法事务，被称为“法官”(iuridici)。尽管在尤利亚-克劳狄王朝(Julio-Claudian)时期，偶尔会有某些前执政官行省[13]仍然表现出昔日的独立迹象，但行省总督的地位无疑已低于皇帝。在此基础上，一套稳固的等级制度在行省建立了起来，行省间的确切边界亦得以划定。如此这般，到了安东尼王朝时期，罗马帝国可谓一幅由严密管理的单元拼成的镶嵌画。还有一个有趣现象，那就是公元2—3世纪分割与再分割行省的趋势已现端倪。然而，这一“拥有确切边界的帝国”不过是近晚的创造，实际上直到弗拉维王朝时期，帝国的许多边界依然相当模糊，行省同样如此。不过，尽管在帝国早期有不少变动，公元2世纪行省政府的不少制度依然与西庇阿·埃米里亚努斯(Scipio Aemilianus)[14]时期的制度类似：前执政官总督与前大法官总督们依旧统治着大部分帝国。他们的统治有财务官与各类助手协助，助手包括选拔自公共专业组织的书吏和信使。他们也会将自己的“统治权”委托给所谓的代理人。代理人如果是元老、则称“特使”(legati)；如果是骑士、则称“长官”(praefecti)。统治帝国的还包括皇帝任命管理广大行省的“特使”与“长官”，他们的职权实为总督。从这个意义上说，罗马帝国是由城邦的行政官员们执行运作的。

这就解释了为何长久以来罗马保持着一种习惯，即以对待自由城邦的尊敬态度对待臣属；这同样也解释了为何罗马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保持着间接统治。到了古代末期，大多数帝国城市及其辖域由本地行政官员统治。行政官员的诸多内部行政活动依然看似独立，但实际上他们常常会意识到授予自己的权力是有限度的。罗马同样长久容忍着地方藩王及其王朝的存在，安东尼王朝之前帝国那种模糊而非正规的权力架构，很大成程度上缘于这些独立王国与自由城市能够继续存在。即便是在公元3世纪，还是有数以万计的罗马臣民只能通过行政官员在本城的权威才能与高层的行政权威发生联系。城市自治权遭到严重削弱的情况首先发生在意大利，那里早在共和国终结以前已经出台法规，明确划定了城市行政官员的权力界限。更为重要的是对城市财务的干预，这在公元2世纪成为普遍现象。对于此类事务，行省总督、元老院或者皇帝一向能够加以干预，但限于时间和信息，他们的干预力不免受到严格的限制。城市的政务监督(curatores rei publicae)或者会计官(logistai)由罗马指定的元老等级或者骑士等级者出任。我们发现，自公元1世纪以来，对这类官员的任命已严重偏离了对地方政府的“放任”(laissez-faire)态度，而此前“放任”一直是占主流的传统原则。在意大利，这一变化可能跟其他行政政策相连，比如为贫困儿童设立慈善基金，再比如在意大利的重要公路沿线地带将众多地方行政管理功能集中化，等等。这些新发展证明，一种对政府的新态度正在萌生。然而这种态度从未得到完全的发展，这既是因为公元3世纪的危机，也因为戴克里先(Diocletian)[15]时期的种种改革使得后期帝国政府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不过，这种态度与行省演进的最后阶段以及行省总督职务之趋于成熟相结合，形成了安东尼王朝时期罗马帝国的重要特征之一。在这自治权日益式微、政府关怀日益增长的世界里，小普林尼在比提尼亚(Bithynia)的总督任职经历并非特例。小普林尼与图拉真皇帝间的通信为巅峰时期罗马行政的卓越程度提供了最佳证据。但如果阅读这些信件，便会对罗马政府的专断、随意和肤浅程度留下挥之不去的印象，即便这是在帝国的黄金时期。

那么，没有直接统治，罗马是如何维持秩序的？答案更多的是社会文化方面的而非行政管理方面的。在雅典帝国的失败之处，罗马却通过诸如在团体地位和个体公民地位上的开放政策等手段，获得了非凡的成功。立国之初，罗慕路斯的城市部众乃是一群无国籍流浪汉与逃亡者的集合体，他们的女人主要是依靠武力抢夺而来。对于这段历史，罗马人铭记在心且豪无愧疚。历史上，罗马人曾发明了一套复杂的“部分公民权地位”制度，他们一直乐意将其扩展至整个意大利的所有共同体，罗马在意大利的权势因该制度的缓慢演进而得以巩固。自共和国最后一个世纪以来，罗马也在其他地方遵循这一政策。非罗马部队的将士获得了罗马公民权，罗马公民权被当作个人礼物赠予外国城市的罗马支持者，在行省兴建罗马城镇，将各种特权或者公民权授予外国共同体，等等。伴随着这些进程，一种极为成功的手段发展起来，将臣属民众中最有权势的人物合并入罗马的体系之中。拥有公民权也就拥有了各式各样的特权，对圣保罗这样的个人而言，这些特权往往非常有用。不过最重要的是，公民权使得行省人可以出任公职。于是臣属也能参与到政府之中，结果就是维持了政局的稳定。行省精英们的拥戴是罗马最为成功的手段之一。

而在罗马城本身，帝国的成长间接带来了数量越来越众多的奴隶、被释奴、外国人和意大利人，同时也滋生了越来越大的野心、疑问、贫困与绝望。更何况，除了维持和平这一紧要问题之外，供养数以万计的大量民众以及保持城市环境的健康宜居也是极其艰巨的任务。幸而帝国的收益可以投入各种建筑工程，首先是高架引水渠。仅凭这些水渠便能够满足庞大数量的人口的生存必需。但此类工程所需的除了资金外，还有组织能力。一般情况下执政官不在城内，大法官往往也不在城内，此时罗马的市政管理(cura Urbis)则委任给其他行政官员。他们履行职务所仰赖的主要资源是通过一套罗马独有的程序所收取的合同租金(locatio)。这项工作值得强调，因为收取合同租金一向是罗马行政官员们的主要政府活动之一；同样也是因为合同租金的收取，罗马才能够进行如此之多的土木工程建设，这些工程的存在乃罗马统治最有力的证明。而且在相当长时间里，通过包税获取国库收入也是古代政府的主要运作模式。此外在罗马，收取合同租金的发展模式是独一无二的，在波利比乌斯(Polybius)看来，此乃罗马国家活动中最显著、最有效的方面之一，它囊括了所有活动，从喂养一向受到最优先关照的朱诺圣鹅群，到诸行省的税收，或者主干道路的路面翻新，等等，无所不包。波利比乌斯认为此类活动反映了罗马公务的民主色彩，这无疑是因为才华出众的平民可以借此参与国家事务。对我们而言，此类活动具有双重的重要性。第一，这鼓励了行会(collegia)与合作社(societates)等“半公共”社团组织的组建，罗马人关于如何建立各行政机构的理念即来自建立此类社团所秉持的精神。事实上，后期罗马的重要官衔“统领”(magister)就是源自社团组织中的职务。第二，面对自己所发起的种种活动，罗马行政官员们无意亲自承担直接监管之责。这点甚至更为重要，因为我们再次看到对“直接统治”的不情愿；也再次看到非常明显的愿望，力图限制公共领域并将官方活动私人化。

在共和国时期，罗马的行政管理间或会有改善。不过行政官员们的执行机构依然如故，不外是执行简单强迫手段的属下们，司法权的执行同样如此。相反，在奥古斯都及随后继承者们统治时期，城市的种种问题进一步恶化，由此推动了一系列连贯的体制创新。其中某些新的权宜之计对元首制政府而言至关重要。而体制变化方面的演练本身起到了先例示范作用，成为后来大量新添官职之滥觞。奥古斯都的行政变革包括：在各政府“部门”(curae)创立由行政高官组成的理事会，负责管理高架引水渠、城市道路与台伯河岸等；通过人为划分使职责系统化，比如将罗马城划分为14个区，将意大利划分为11个区；任命对元首负责的高级助手掌管常驻罗马抑或临近罗马的军队或准军事部队——这些部队的存在是出于政治与国内安全的考虑。“部门”的创立废除了任期仅一年的古老原则，此举提供了一种永久性工作人员，改变了以往单纯依赖合同制员工的局面。正规的行政单位体系减少了庇护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同时也有助于确保一致性与稳定性，并方便了对行政管理活动结果的比较评估。此外，奥古斯都设立了执掌更大权力的职位，即禁卫军长官、市政长官与消防长官，从而使未来的元首们拥有了三位辅弼重臣。同样重要的职位还有法官，他们的法庭将发挥重要作用，对将意大利广大地域的管理集中于罗马大有助益，也帮助其他行政官员摆脱了大部分司法重担。我们还知道，至尼禄在位时已出现了管辖司法的市政长官，他们的司法权限可与城市大法官匹敌。意大利的集中化行政管理又为诸行省的治理提供了样板。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罗马的“监督”(curatores)们拥有了前文所述的(财务)职能，他们的财务监督权最终侵犯了城市的自治权。

尽管在理论上与实践上或许有希腊先例可寻，但这一“奥古斯都行政革命”却是独一无二的。此外，元老院“部门”之创立一定程度上并非为了提升行政运作能力，而是为了使那些显赫的元老们从属于奥古斯都的政权，因为他们的活动有可能获取卓越声望，从而对元首构成潜在威胁。作为成功元老的地位象征，“部门”确实颇为兴盛，但实际上掌管“部门”者往往是堕落懒散之徒或者无能之辈。最重要的是，如果抛开所有这些革新以及所有额外的职位与增添的职员数量，政府的主要活动依然是收取合同的租金、发放许可以及仲裁业务，尽管有了新职位与更精细的等级划分，政府所从事的还是同样的传统工作。

军队

执政当局用于对付被统治者的第二大联合团体与战争相关。在古典城邦及其继承国，即便是在雇佣部队发挥重要作用的时代，战斗在很大程度上依然继续由市民军队主导。直至公元前2世纪，罗马的战争方式亦是如此。其结果是，城市行政官职往往与军事指挥密切相关。罗马的关键理念“统治权”(imperium)正是源自这种军政的关联，“统治权”贯穿了整个帝国的政府活动，事实上“帝国”一词即来自“统治权”。[16]

越来越多的希腊化城市要么联合起来组成同盟；要么在外交事务方面屈从于外部势力的控制，所谓的外部势力开始是国王们，最终则是罗马。此时在这些希腊化城市中，“将军”(stratēgos)之类的头衔往往丧失了最初的军事内涵。同样的变化亦发生在罗马，首先是“大法官”，然后是帝国时代的“执政官”，这些官职最终都成为我们所谓的“文职”。拉丁语构词的希腊语对等词汇往往极具启发性，因此留意一下如下现象，就会发现颇为有趣：希腊语中用来称谓“大法官”的词汇其实就是“将军”。而事实上，自共和国中期以来，罗马的大法官就主要负责司法。到了尤利亚-克劳狄王朝时期，“工程师监督官”(praefectus fabrum)职位的社会等级有所降低，实际上已非军职，而且某些类型的“军事副官”也不过是名义上的军职。只有在公元3世纪，这一“非军事化”进程才开始逆转，军职头衔扩展至与战争并无必然联系的政府领域，此乃帝国最终的“军事化”进程带来的结果。不过颇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在此之前，有些皇帝的奴仆便拥有了“指挥官”(praepositus)与“随从官”(optio)一类的军职头衔。然而自始至终，皇帝的称谓都是军事荣衔“统帅”(imperator)，这开始只是非正式的职能描述，随后变成称谓，最终成为正式的头衔。在希腊语中，“统帅”一词为“autocrator”，意为“无须对别人负责之统治者”。“统帅”头衔使得皇帝本人要承担很多过去由共和国行政官员负责的军事职责。尽管我们一般以元老院式头衔“元首”(princeps)指代罗马皇帝，但整个帝国对皇帝的感知却是“统帅”。而且，皇帝的军事权力也确实遍及帝国政府。

在古代世界里，要质疑一支常备军的正义性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和平乃士兵们赢得胜利的成果。不过要将现代意义上的“平民”(civilian)一词翻译为希腊语和拉丁语殊非易事，这是因为公民军队遗留下来的影响使得战争机构与和平活动相互混合。对我们而言，平民与战士间的区别非常清晰，这种差别对我们时代的伦理与实践皆有着重大影响。但在塞维鲁王朝时期才开始的军队势力独大之前，罗马帝国内的军民差别并不存在。奥古斯都创建了一直维持到公元3世纪的军事系统。军队由两部分构成，同时还有相当规模的舰队。军队的两部分中地位较高者为30个军团左右的公民军队，约165,000人。每个军团由一位中等地位的元老统率，军团统帅受拥有更高元老等级的行省总督节制，行省分两类：皇帝行省与元老院行省。这些军团一般在边境组建，它们也渐渐成为边境地区的永久组成部分。军团的大多数兵员招募自当地。虽然某些军团会变更基地，但总体而言，如此迁移并不多见。比军团数量更多的是辅助部队，自克劳狄乌斯在位以来，辅助士兵退伍时一般能获得公民权。罗马一向依赖“非罗马人”的军事帮助，而雇用辅助部队并将其整合入罗马军队之举就成为帝国实现文化同质的最重要手段之一。辅助军团的规模远小于正规军团，其统帅为公民或者骑士等级，他们通常来自意大利或行省的精英阶层，以此职务为自己晋身的阶梯和机遇。整个军事系统的财政支持为奥古斯都建立的“国防金库”，这是罗马人为了实现财务策划而采取的最初的亦是最根本的步骤之一。

之后直至公元3世纪以前，来自帝国精英阶层的军事统帅们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专业人员”。军队的效率与专业技能仰赖军中的高级以及初级百夫长，他们往往由普通士兵升迁至百夫长之位，而且服役期也跟普通士兵一样长。据我们所知，百夫长之类的军官极少能获得骑士等级，继续升职成为骑士等级军官也是很罕见的。骑士等级的指挥官尽管在上流社会的“晋升游戏”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他们的任职往往短暂而驳杂，包括骑兵与步兵中各式各样的不同职位。即便是元老等级者也与此相类，他们作为初级军官、军团指挥官(legate)或者驻军行省总督为军队效力的时间一般只占他们全部生涯中的一小部分。他们在众多不同地方担任这类职务，因此基本上没有机会成为专业人员。我们所知的几乎所有军事统帅都是如此，而且皇帝也尽力使元老们无法太熟知军务和战阵，这很明显已成为通行的帝王御人之术。这种实际上在非军事人员中选拔高级军事将领的手法有助于将军队纳入更为和平的帝国活动之中。

军团部队一向就是罗马公民团体的一部分。跟其他公民定居地一样，军团的共同体社区享有特权，这在非公民地区尤为重要。军团社区还有望拥有所有古典城市所拥有的设施：高架引水渠、圆形剧场、浴场等，诸如此类。堡垒(castellum)在开始时只是(军团)定居地中的普通组成部分。定居地管理机构的管辖范围可能小到乡村，也可能大到城市。殖民地(colonia)最初出现于共和国后期，用作公民老兵退伍后的安置城镇。殖民地拥有自治权，不过罗马也要求殖民地在出现麻烦时拥有自身防御能力并能维护罗马的利益。“殖民地”成为行省城市所渴望达到的最高地位，它们的存在更进一步模糊了军营与城镇间的差别。在军队出现的地方，人们在堡垒之外聚集起来形成定居点，他们的生活仰赖军队，但后来往往有了独立存在的能力。跟所有军队一样，军团士兵的不在役时间一般比在役时间更多。当不在现役时，士兵们耕种土地并从事商贸，过的生活跟普通公民大体无异。由于士兵们直接参与了帝国的日常行政管理，士兵与其他公民及非公民之间的密切联系由此进一步加深。

要研究一个国家的政府体系，就不能将目光仅限于最高层决策以及可以维持政府稳定与效率的官僚制度，还必须对这两者所发布指示的实际运作情况给予某些评估。我们必须问：实际执行罗马政府决定的是谁？在属下人员——强制执行者、当差者与信使——之中，罗马行政官员不乏直接代理人。但代理人数量极少，只有在真正统领军士时，行政官员才会有“统治权”，这也是罗马官方权力之最终所在。

军队所在地不全是那些较为边远蛮荒的省份。确实，在公元2世纪中期，罗马的全部28个军团中，有3个驻扎在不列颠，4个在莱茵地区，10个在多瑙河地区。然而即便在这边境吃紧之际，这些军团也大多被配置在既能在掌控境外土地，同时也能掌控行省广大领土的地点。实际上，在弗拉维王朝之前，基地位于帝国之内的军团数量更多。无论如何，从这些军团或辅助部队中抽调的分遣队都广泛分布于整个行省，特别是行省首府。在东部共有9个军团，其中最重要的是埃及的驻军，这些军团的位置更清楚地表明了帝国管制当地民众的意图。另外在较为安定的阿非利加与西班牙各保留有1个军团。除此以外，在海岸或者河岸城市还有大型的海军或水军基地。至于罗马城本身，则有一支规模庞大且结构复杂的驻军。而皇帝不管身处何方，身边必定会有一支大部队。总有士兵因派遣变动而从一个地方调往另一个地方，他们所去之处首先是在连接各边境地区的大道附近。在这里，他们的生计来源可能是某种特许，也可能是当地豪强的慷慨赐予，又或者是敲诈勒索所得——仅有军事法庭有权审判士兵。士兵们凭借上述特权以及帝国安全的需要为自己的罪行辩护。如尤维纳利斯(Juvenal)所言：你的牙齿被打碎了吗？你的脸上满是青黑色大鞭痕，还高高肿起吗？要知道，医生对你仅剩的一只眼珠也不怎么乐观。不过要是你跑去法庭控诉，注定不会有什么结果。如果被一名士兵殴打，你只能自认倒霉。(16.10以次)在我们看来，罗马帝国政府实行的乃是军事统治。

确实，对罗马帝国而言，要以任何(军队以外的)其他体制运作都会困难重重。即便是现代国家的行政部门也多半是由军事模式发展而来，比如英国便是如此。某些相关概念也是来自军队并沿用至今，例如假期。几乎没有什么现实可行的权力架构能够有效应对罗马行政管理所需处理的巨量事务：事实早已证明，对于一个世界政府而言，城邦制度无力胜任，而且父权制家族的权威也过于狭隘。罗马帝国有一套参与式机制，存在着类似于现代卡特尔的组织，以承担前文所述之公共合同；其他组织还包括城市民众、宗教人员、工匠等等会集而成的行会。这些组织可以通过代表与国家的统治者交涉并发起请愿、接受官方回馈等等，由此，所有这些团体都参与了帝国的统治。通过它们的特权与社团影响力，在帝国大城市之类的敏感地区，安全能够得到切实保障。然而，所有这些组织皆不具备军队那样便利快捷、训练有素且分布广泛的体系，因此军队便有了前面尤维纳利斯所描述的公众形象。由于拥有仅对自身负责的法庭与各种特权，且贪婪成性，加之在政府中无孔不入，军队遂成为一支暴虐的力量。

士兵们参与公共建筑工程，负责丈量土地，并为行省边界的常规岗位配备人员。军队还不时收到禁令，不许士兵参与其他税赋的征集活动。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士兵们对于税赋的收取而言颇为重要。公元2世纪期间出现了一种为政府活动的秘密间谍，即所谓的“运粮兵”(frumentarii)，他们成为晚期帝国邪恶组织“秘密事务警”(agentes in rebus)的前身。我们还可以轻易举出更多其他例子，但这些已经足够了。这里再谈一下两份纸草文献中所列的士兵职责清单，以此生动证据作为本节的结束。其中一份清单并不是来自非典型的埃及，而是来自多瑙河地区。我们从中得知，在默西亚省(Moesia)，士兵要负责谷物装运、开矿、马匹征用、监狱管理等等。另一份清单来自埃及。而那里，士兵的职责有港口疏浚，还有造货厂与纸草厂的管理——其中纸草厂为埃及行政管理的重头，其他还有一般性的河流警戒任务。新发现的此类文献证明了政府对乡村地区所施行的监视，这有助于说明河流警戒一类警察活动的性质。总体而言，帝国境内到处都是士兵。[17]在一位不幸的埃及臣民须缴纳保护费的列表中有如下文字：“根据该士兵的要求，缴给他500德拉克马。”如此悲哀无助的记录可谓其中的典型内容。至少在埃及，这绝非什么特例。

家内式行政管理

在所有古代国家中，大多数政府活动得由极少数人承担。古代政府显得头重脚轻，大量对我们而言十分平凡的工作，在古代却是由最有权威者来完成的；而且相对而言，代表委派或者业务选拔也极少。在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的任何时期，真正手握“统治权”者不过数百人左右，他们的权力或是被直接授予，或是成为代表的方式获取。理论上讲，整个政府的重担就落在这一小撮人身上。实际上，确有某些元老感到自身的尊严应该反映在所负责的事务上，因而他们不应该去争论琐碎或者自贬身份之事。但另一些元老却认为，对“国家”(res publica)每个角落事无巨细地彻底关注乃昔日政治家们的伟大理想。面对一份公元前220年通过的、针对洗衣工人的监察管理规章，老普林尼曾满怀崇敬之情地惊呼：“我们祖先多么在意每一件事!”证据显示，普林尼的看法在当时颇为流行，如果一个问题引起了官方的注意，那么，只有在最高层才能对此有所决断。其结果是：皇帝及其高官，还有行省总督们在例行的常规司法活动上耗费了大量时间。而且有铭文记录显示，次要的行政管理决策也往往取决于很高级别，甚至要上达皇帝一级。某些信件流传至今，通信者为罗马帝国中数量极少的决策者，他们讨论的却是些微不足道的小问题。于是，这种状况的另一结果是：无疑还有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事情，本来跟那些引起决策者注意的事情同样重要，却只能不了了之。帝国统治者极不情愿增加官员职位，也无意使政府事务复杂化。他们很少制订长期计划，即便偶尔有新的行政管理措施出台，那也是为严重危机所迫。于是，不堪重负的官员们自然会向助手们寻求帮助。这些助手之中固然有骑士和受庇护的自由平民，但在一个奴隶制社会里，非自由民(助手们)彻底的忠心与顺从则提供了更多、更广泛的潜在价值。我们现在所关注的，是那些授予家庭内部，但运用于公务的官方角色。

在所有行政官员中，皇帝是负担最重的。费尔古斯·米拉(Fergus Millar)以确凿证据证明了皇帝对某些特定事情的详尽关注，以及皇帝实际上对于所有事务都要单独承担责任。由于事无巨细皆须负责，皇帝完全没有剩余时间去酝酿我们所谓的“方针政策”。皇帝的“方针政策”就是：开始处理自下而上达到自己面前的所有申诉、请愿、使团等等事务。因为人们对皇帝行事的唯一期望就是作为一位裁判，至于政府的全局事务，如教育、经济、军事、行政等，则只是偶尔占用皇帝的精力——皇帝对这些事务的处理实际上也毫无章法。尽管如此，还是有大量归皇帝支配的物资需要一定的管理，于是，我们在皇室家庭内便发现了最明确的范例，即行政官员的私人侍从获取了公共事务的职责，并由此拥有了巨大的政治权力。

某些共和国后期元老也拥有如此巨大的财富，他们信赖门下的奴隶或者被释奴，结果这些奴隶与被释奴们便控制了富可敌国的大量金钱或者大片土地。自然，该现象亦千真万确适用于奥古斯都皇室，因为奥古斯都本人的地产与财富毫无疑问是“帝王”级别的。尤利亚-克劳狄皇室的私有地产有很大部分是奥古斯都分配给自己家族的份额，其中最重要的是分给李维娅(Livia)[18]和小安东尼娅(Antonia the younger)[19]的部分，还有的是利用政策之便通过继承与没收等手段积累起来的。由于卡利古拉、尼禄、图密善、康茂德和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对罗马上层阶级的摧残，这些皇家“遗产”(patrimonium)使得皇帝控制了帝国之内相当大比例的地产，其控制手段为直接的所有权，而非利用政制法令的简单政治性控制。所有权所需要的是一种不同类型的行政方式，而且是一种演变极快的行政方式。

此外，还存在其他因素。在埃及，王室领地乃是自法老时代以来就一直存在的现象。皇帝作为法老的继承者，至少在该行省可以直接管理比例很大的土地。尽管(在整个帝国的管理系统中)埃及是个很特殊的例子，但对于如何为皇帝经营其他前王室领地而言，埃及在很多方面所起的作用的即便算不上模范，也无疑属于先例。特别是在帝国东部，皇家领地在那里早先成为了罗马人民的公地。了解一下在罗马共和国的最后岁月里，如此大片土地是如何管理经营是颇为有趣的。加拉提亚(Galatia)就是个极好的例子，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加拉提亚末王阿明塔斯(Amyntas)的广大地产转变为皇家财产，所涉土地规模极大，连行省的组织都深受影响。皇家地产的监管者拥有极大的潜在实权，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某些有着明确地理边界的地区，如当时被称为色雷斯切索尼斯(Thracian Chersonese)的加利波利(Gallipoli)半岛，该地就成为了一处单一的皇家财产。在这类地方，皇帝代理人们行使职权的方式必定与行省总督们有所不同。我们知道一个例子：提比略在位期间，在犹太省(Judaea)的一名皇帝代理人自作主张地对罗马士兵下达命令，就如同自己拥有“统治权”一般，结果该代理人受到惩罚。(Tacitus, Annals 4.15)如我们将看到的，这样的许可很快就规范化了。在阿非利加省，皇家地产达到了最大规模。关于其规模等级与经营管理，公元2世纪的碑铭证据——其中最重要的是《曼奇亚纳法》(Lex Manciana)——揭示了大量相关内容。皇家地产遍布于所有行省，除农业用地之外，还包括矿山、采石场、森林等，而且皇帝们扩充自身产业的步伐也颇值得注意。特别是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他在各行省中大大增加了皇室的财富。来自西班牙南部的油罐上原有的私人印记被皇家印记所替代，该现象有力揭示了皇帝如此扩展财富的步伐是何等突然，何等彻底，以及如此所为在经济上的重要程度。这些地产上的居民与皇帝之间，分隔着由“代理人”与“管家”等组成的等级系统，但这些居民完全有同样的机会像普通行省居民一样通过总督(向皇帝)申诉或者请愿，当然也可能像普通行省居民一样缺乏如此机会。

很自然，皇家财产管理者的头衔应该来自共和国的官员职位。但“代理人”(procurator)依然是个私法术语，而且对罗马人而言，以“代理人”一词称呼公共行省的总督听起来相当怪异。这一职位由克劳狄乌斯首创，授予较小骑士行省的总督，此举很明显背离了奥古斯都政制变革所秉承的谨慎传统主义策略。这类总督此前曾被称为“长官”(praefecti)，这可谓非常准确的称谓。其他拥有创新头衔的官员有时也会出现在其他政府部门，他们的身份或者是作为元老行使公务的助手，比如帮助打理罗马市政管理的各个方面，又或者是作为行省“特使”的财政助手。这类“特使”管理的行省实为“皇帝行省”，因为皇帝亦即“元首”，身为“前执政官总督”(proconsul)，必须委任代表在这些行省行使总督职责。

这样的变化极为重要，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最初的家内制度才有可能在之后两个世纪中成长起来，形成我们称之为“代理人服务”的制度。通过该制度，一个骑士等级的人能够在行省与罗马城中出任一系列重要政府职位，他可以负责各种各样的皇家任务，从掌管整个行省到经营矿山，他还可以担任元老们行使公务的助手。发展到最后，在任何时候都有170个左右的此类职位，这也正是“罗马之卓越行政”，或者说“这头难以捉摸的野兽”之所在。不过很清楚的是，这些职位并未构成一种与正规晋升模式相连的等级顺序，而且任职者无须具备更多的专长、知识、献身精神或职业水准，也无须拥有比元老等级同僚们更多的才干。对他们的期望同样包括在司法与财政方面的小心谨慎，但不包括真正的务实和效率，因为这些品质完全不是贵族行政官员之所需。一位阿尔卑斯山某地区的代理人描述自己的工作为“监督法律的执行并落实皇帝们的利益”。若论增加帝国统治效率的手段，这些职位的重要性要小得多，它们更重要的作用是作为一种将上层阶级吸纳入政府生活的手段。通过这些职位能够获取更高社会地位，同时它们的存在也能够确保有权势者对帝国的忠心。因此，我们怎么强调如下观点皆不过分：罗马最伟大的执政艺术不在于其“卓越行政”，而在于其“吸纳”能力。

如此一来，这些问题就很重要了：这些骑士等级的代理人是什么人？他们又来自何方？至于他们做了什么，倒不是特别要紧。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于想象中“罗马官僚制度”的追溯就应该转向其他领域。一位新近的学者声称：“我们所说的‘帝国行政部门’，用来指代那些恺撒的被释奴和奴隶更合适些。”同样，共和国时期的元老也依赖自己的奴隶与被释奴，这为后世的恺撒们提供了先例。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的“家内成员”[20](familia)获取了巨大权力。尤其在克劳狄乌斯与尼禄统治时期，元首的家内奴仆对元首的恶劣影响可谓众所周知。元首的被释奴使用的头衔来自他们的主要职务，如信件秘书、会计秘书等，诸如此类。因为这些头衔与皇帝关系紧密，如果其他人在家中也使用同样头衔会被视为谋逆。由于人们对这些元首“奴仆”所表现出的敌意，他们的职位后来逐渐改为全部由骑士等级者充任。尽管如此，皇帝的家内奴仆，即所谓“恺撒的家内成员”(familia Caesaris)依然有着极大的势力。

斯塔提乌斯(Statius)的两首奉承诗歌(Silvae 3. 3 and 5. 1)使我们可以一窥这些人所拥有的职权范围。另外现存有约4,000份铭文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信息，它们所记录的大多是奴隶或被释奴的头衔。这些头衔非常复杂专业，也非常具体，似乎证实了“官僚化”的观点。然而，人们对被释奴的敌意却使得此类观点颇为可疑。皇帝如果随心所欲把重要任务委派给自己的被释奴，则可能严重违背民意。因此，我们应该以更挑剔的态度看看“恺撒的家内成员”们实际上干了些什么。有一点很清楚，他们获得了技术情报的控制权。奥古斯都留下了一张“能提供报告的被释奴与奴隶名单”。某些被释奴因这方面的贡献而受到斯塔提乌斯之类奉承者的赞扬。另一位被释奴的墓志铭称墓主“终其一生始终孜孜不倦地维护皇宫的利益”(at Formiae: ILS 1583)。不过，如此奉献精神并不能保证行政管理的职业水准。而且，若论重要性、数量以及性质，被释奴行政人员所处理的事务必须跟担任公职的元老或骑士所处理的没有差别。无论如何，被释奴们所从事的行政管理工作，像他们的上级一样，是世俗的。有关这个问题，下一节“政府与‘文学’”将会说明。被释奴们的抄写、写作、记录以及信息传递工作非常重要，正如一位研究该课题的专家所言：“‘秘书们’(tabellarii)无疑是行政机器中必需的零件，但在混乱纷杂的环境中，与其他要素相比，宫廷服务对罗马帝国的有效运转有着重要意义。”然而，有关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问：这些“秘书们”在其中发挥“零件”作用的机器究竟在哪里？被释奴们并没有创建一套行政框架，他们也并不是为经营帝国而从事“真正”艰苦工作的人。被释奴们所占有的各种头衔，无论是尊贵还是谦卑，皆具有误导性，实际上，它们仅仅反映了皇室生活中被释奴在皇帝身边所扮演的角色，而这也决定了被释奴们的地位。因此，举例来说，爱比克泰德(Epictetus)对为皇帝倒便壶而身居高位者，充满了道德义愤。但他本人的地位就体现了这一时代的重要真理：他是著名哲学家，尽管不算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而他的身份却是被释奴，他的主人则是皇帝的被释奴(352页以次)。成功的皇帝近侍普遍是罗马世界上流社会的一员，或者说他们渴望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他们参与罗马文学与知识的栽培活动。当时的铭文表明，各种各样与宫廷无关的活动中都有皇家被释奴的身影。跟所有有权势的罗马人一样，被释奴们只是以一种业余和兼职的方式致力于政府事务。当他们如帕拉斯(Pallas)与纳尔基苏斯(Narcissus)一般爬上国家咨政高位时，身份是皇帝的友人、顾问与心腹，而非专家官僚。这是因为到了帝国后期，皇家奴仆已经像侍从长(Grand Chamberlain)一样，其“私人”权力获得了合法的公共职能，这使得此时的宫廷开始具有了中世纪色彩。

政府与“文学”

要在罗马世界找寻官僚制度是徒劳的。我们现在应该更近距离地观察罗马行政官员们真正关心的事情——司法裁判与税赋摊派。然后作为结论，我们能大体概括政府活动的性质，并试图发现真正凝聚帝国的究竟是什么。

由于罗马官员在司法裁判上花费了大量时间，罗马的法律自然会变得复杂精密。人们总是倾向于将裁判权归于尽可能高的权威，这一司法运作的自然法则增加了行省总督、罗马高级长官以及皇帝本人的工作负担，也促进了人们对罗马法的接纳。甚至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斯特拉波(Strabo)已经记载道：尽管克里特(Crete)有着可敬的法律传统，但该地还是跟其他行省一样接受了罗马的法律。而且，就算是对罗马帝国内的状况抱有最尖刻的现实主义态度，我们也不能忽视存在一套法律框架所带来的优势，而这正是昔日诸希腊化王国所缺乏的。法律至少给帝国臣民们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使他们能够纠正与抑制罗马统治的恣意霸道。同样，法律成长于罗马，成长过程中伴随着各种问题，开始是城市的问题，后来是帝国的问题。法律专业知识成为了晋身政府管理阶层之阶。专业的法律实践最终成为众多行省人在政府中谋取职位的活动之一。罗马法可谓帝国统治最强固的遗产，其最伟大的编纂成就便是查士丁尼在位时东部帝国的法典。这里没有篇幅详述罗马法的逐渐演变过程，但法律解释的长期积累以及大法官们的“年度法令”中所包含的判例是需要特别强调的。因为正是这些文本在哈德良时期经过编纂，形成了法律系统的基础。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公元2世纪后期与3世纪初期，皇帝所扮演的两个重要角色——法律之源与伟大法学家的庇护者。不过，为了达到我们的讨论目的，以下有着相互关联的两点非常重要，需要特别说明。第一点，对现代政治思想家而言，司法部门与立法部门的分离乃极为重要的自由主义原则，但在帝国时代的罗马，此类意识并不存在。罗马的法律完全出自法官之手，与立法者无涉。第二点因循第一点，就如同我们对罗马行政决断的了解，罗马的法律措施也显示出同样的多样性与随意性，而且同样缺乏普遍性。事实上，行政决定与法律措施这两者很难彼此区分。在古代世界，并不存在与“成文法”对等的概念。其结果是，法律并不总是完全普遍的，社会的弱势群体可能无法享受法律的益处。例如，犹太民族主义作家们就以一种暧昧的关联把罗马的虚伪比作不洁的猪：“就像一头猪躺倒在地并伸出它的蹄子，似乎在告诉别人‘我是洁净的’(因为猪蹄是分蹄的)。[21]就像这个邪恶的帝国只知道掠夺和压迫，却装作是在主持正义。”

由于加诸帝国的负担沉重而可憎，于是罗马政府得花费很大精力以保证统治的效能。尽管以相对标准而言，正式的税收并不算太高，但还有贡物的征集、直接税与间接税、租金、实物征收、人员招募、保护费、物资征用等，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形成了沉重的压迫。罗马上至高官下至小吏皆卷入了这些事务，毕竟财政乃行政管理优先关注的领域。奥古斯都有一份著名列表叙述自己的功业，全称为“他的业绩与开销”(Res Gestae et Impensae)。毫无疑问，这也是多数行省人对帝国运作方式的看法。关于罗马衰落的征兆，主要集中于两点：第一，执政者的征敛无度；第二，通过奴隶贸易把大量人力输往意大利。第二点虽然较少被谈论，但同样可憎。“罗马通过贡赋从亚洲获取的财富三倍于亚洲从罗马获取的回馈，这笔账将会以罗马的狂傲自尊作为代价清偿。而对应每一个在意大利人的土地上劳作的人，将来都会有20个意大利人成为赤贫的奴隶，在亚洲备受煎熬。”(Oracula Sibylina 3. 350f)帝国的严酷现实引发的敌意，再加上罗马政府的“业余”性质，这样的罗马是如何维持稳定的呢？

通信系统被描述为国家的神经系统。尽管匪患在意大利从未完全绝迹，但如果跟罗马统治以前以及罗马统治以后做对比，罗马统治时期通信活动的频繁度、道路与港口的安全性等皆会令人印象深刻。皇家驿站系统由奥古斯都创立，在随后数世纪间不断完善，成为了庞大、权威而复杂的政府系统。这也意味着驿站系统成为行省居民最沉重的负担之一，他们必须长年不断按照过往官员的要求提供食物、牲畜以及住处。众多地区不同时期的铭文资料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据。但是有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帝国的道路与港口乃罗马统治最必不可少的“器官”。

信息的传输、检索与保存仍然是确保政府的稳定性、持久性与有效性的最基本要素。马克斯·韦伯[22](Max Weber)认为文档乃官僚的生产工具，而罗马帝国又以其官僚系统的复杂精密著称。那么，罗马帝国的文档是怎么样的呢？以下现象是颇为有趣的：在19世纪以前，罗马帝国统治的这一方面并未让当时的研究者感到惊异。在埃及发现的大量纸草文书(papyri)使得人们有了如下观念，即跟那些发掘者的祖国所盛行的官僚制度一样，罗马也拥有一套官僚制度。自那以后，埃及行政管理的极度复杂性才得以进一步揭示。并且其他干燥地区出土的证据也表明，行政文书工作的总量在其他东部省份同样巨大，杜拉·欧罗波斯(Dura Europus)的发现就是显著的例子。相关的数据相当惊人。在公元3世纪某一特定时期的埃及，一名地区行政官员所辖的部门在大约一个月内就消耗了434卷纸草。杜拉·欧罗波斯城堡中则有10间以上的房屋用于存放文档。因此，如果不太慎重，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说，这样的社会无疑应算作官僚社会。然而，该结论必须面对两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固然如此积累文件是古代政府非常极端的一面，但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两地的这种做法在帝国东部是否普遍典型？(就算答案是肯定的，)这种东部的典型特征是否也适用于整个帝国？诚然，在其他地方纸草文档无法保存至今，但陶质的东西却是不会毁坏的，在埃及的下层行政管理中同样被广泛使用的陶器碎片提供了更好的证据，证明埃及的这套系统仅是特例。 第二个难题更为要紧：这些涉及几十名官员且堆积如山的文件在多大程度能够成为证据，证明存在着类似于现代国家的官僚行政系统？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为何这些记录被累积存放，以及它们如何被分配使用。这些现存的古代行政管理文档是来自办公处，还是来自杂物室，或是来自功能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某处？

书写诸如幸存下来的纸草文献的能力，即便在古代世界也是不寻常的。我们甚至听说埃及出现过文盲书吏，这倒不算太荒谬，因为书吏拥有显赫的社会地位，是人们所渴望的职位，不免有人不惜借助欺骗手段。据我们所知，在法老埃及时代，书吏在国家事务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将书吏与法利赛人(Pharisee)比较则是我们更熟知的例子，说明专门技能能够赋予人们社会地位。在中国，学者与书吏的技能，通过一套惊人的统考制度加以管理控制，由此塑造了一个政府管理阶层。但无论是在希腊还是在罗马，书吏皆不具备如此社会地位。在罗马城，书吏在城市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自身的角色。大量职员与秘书受到雇用，为皇帝效力。但升至高位的人并不是那些办事员和文秘，即拥有专门技能者。真正高升的人当中，更多的是“内侍”(cubicularii)、私人奴仆，还有皇帝或者有权势者的心腹。这些人的晋升并不是依靠自己的专业技能、奉献精神或者内部信息，而是依靠社会联系所提供的庇护关系。

古埃及书吏的艺术形象是个盘腿而坐的人，书写工具摆在膝上，随时准备着接到命令就行动。而古典时代的书吏也同样一直处于活动之中：他们是职员而非官员。我们永不会发现任何古代的办公楼或者书桌。说起来令人惊讶，当古代行政管理部门需要一个隐喻性的名称时，被选中的不是笨重的家具，而是书吏的便携式手提袋(scrinium)。行政管理是围绕人运转的，而非围绕地点或者建筑，也不是围绕文档，尽管有那些堆积如山的纸草。

文档被存放于档案室中，经过考古挖掘部分档案室已重见天日。然而，纸张可能保存下来，文件柜、索引卡片、参考编号以及注册表格等却不可能。罗马人汇集文档的方法是把它们按时间顺序或者按字母顺序粘贴在一起，其中按字母顺序的方法虽然很方便，但绝非惯常的方法。他们偶尔会利用抄本(codex)[23]以书籍形式介绍文档，但对于需要经常参考的真正重要文档而言，较好的选择是建立文档保管处，罗马人对此却并不知晓。纸草文档存放在档案室中，但众所周知，多数情况下纸草的保存状况并不好。那为什么不在乎这些呢？因为在档案室的形成过程中，对库存文档的检索并非特别重要的考量。在检查某一特别税的收取或者执行某决定的过程中，税收摊派通知、来自指挥官的信函、缴税收据、出生登记等只会用到一次。有可能会有第二次使用文档的要求，但多半只是全部文档中的一小部分会被再度浏览。对一件文档的查看可谓相当严肃的事情。比如一位向哈德良请愿的人(在铭文中)称：“为此，虔诚而仁慈的恺撒命令：如你父亲所愿，交给我一份你的记录(commentarii)抄件。”行政管理过程是一种恩惠、一种特权、一种奇迹，这就是为什么在此类只记录碑铭买主引以为傲事物的文档中，这些对我们而言相当无聊的细节会被全文照录。因此，这篇(铭文)实际上保存下了哈德良下达给自己秘书的命令：“斯塔西穆斯(Stasimus)，达佩尼斯(Dapenis)，请发布记录文件中的决定或者意见(edite ex forma)。”认证是个大问题，该问题从未完全解决，不过这也有助于防止过度依赖文档的权威性。带有皇帝私章的戒指，即“印戒”(sardonychus)一词，成了“宫廷内府部门”的称谓(参见例, ILS 1677)，不过常常有传闻称皇帝印戒已落入未经授权的官宦手中。皇帝会利用法典，但大多为很简单的法典。滥用公职系统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一种可靠的方法确保仅仅是数量有限的人拥有官方特许，有权要求款待和服务。文件分发是另一个大问题。虽然具有通讯的效率，但系统交换文档信息的困难程度对于我们来说，是极难想象的。图拉真皇帝在一封写给普林尼的信函中做出了一些有关行政管理的重要指示，但这些信息在临近的亚细亚[24]都不为人知，更遑论下日耳曼尼亚(Germania Inferior)地区了。这大概也是普林尼的后人公开其信件的真实原因之一。这样的困难无疑会成为建立单一帝国行政系统的严重阻碍。

文档一旦被收存，就基本上没有了用处。政府的行动不可能以如此不可靠的基础来支撑。存档是连续和稳定的象征，但并不是为了经常使用。公元192年罗马的大火灾难可谓对这一真相的极好诠释，帕拉丁山(Palatine)上的中央皇家档案馆在火灾中被彻底焚毁。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罗马政府的活动因此受到什么干扰，然而这一事故却被视为罗马权威即将衰减的标志，毕竟这些文档乃罗马权威的体现。这种没落先兆的显现，时间上与《路加福音》开头将户籍登记和罗马的普遍统治关联在一起相距并不算太遥远。

另一场著名的大火并不是事故，它发生于公元69年的内战期间，大火毁掉了卡皮托林山上的3000块刻字板。但此事的善后却跟前述192年的大火形成鲜明对比：韦帕芗皇帝下令，只要能发现被毁文档的其他版本，则务必将其重新刻写保存。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国家的文档还包括石头、青铜和木材上的文字，而且在执政的艺术中，这些文字的重要性恐怕胜过那些堆积在尘封档案室中的文档。古代世界拥有其独特的碑铭文化，若不如此，则我们对古代世界的看法，尤其是对其制度的看法，将会是另一番模样。若论勒石记录官方文本的热情程度，希腊古典时代的雅典曾是一个例外。在整个希腊化时代，这样的重要政府活动成为普遍做法，其影响所及的罗马也顺理成章接受了这种做法。镌刻于石头上的决议显得更具有永久性，何况它们的旁边就铭刻着其他深受敬重与欢迎的法规。加之它们所矗立之地充满了宗教、政治或者情感色彩，这些都使铭刻的记录决议得到了无尽的彰显。这里仅举一例：给予退役辅助军战士的公民权所包含的特权多达数百条，它们首先被钉在“罗马人民对友人之善意”圣殿中，这里是罗马的心脏，位于高高的卡皮托区(Capitol)，[25]此举有力地展现了罗马与其忠心臣属之间的关系。有关特权或者荣誉，甚至有关历史或者哲学的文字都可以成为自豪炫耀的资本，即便对那些读不懂它们的人也同样有效。这里所说关于哲学的文字虽然少见，但我们知道至少有一个实例。有零星证据能证明这些铭文是公众的信息之源，比如据称有僭主玩弄诡计，将残暴的法律悬挂在民众无法看清楚之处。后面的事实颇有启发性：有时颁布的罗马法律会附带条款，规定法律文本必须定期被大声朗读。我们于是可以同样设想这样一个时刻：传令官、使臣或者行政官员总是先向城市宣读皇帝的信函，如此场景自有其效能，铭刻信函是城市表达感激之情与爱戴之心的一种象征，也表明这种措施的永久性质。

将一份文档保存于档案室与此并无太大区别。存放这些记录的地点可能是有名的神庙，比如在罗马，死亡登记就保存在丧葬女神的园林中。罗马城的主档案馆高居于广场之上，为卡皮托林圣山上辉煌壮丽建筑群的组成部分。我们在一座意大利城镇发现了一篇碑铭，其文本将不易保存的文档与公共铭文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保存文字的目的表达得淋漓尽致。该文本有页数，每一节还带有标题。整个文本是城市议事会记录的一部分，内容涉及当时表达尊崇的议题。实际上，作为仪典的一部分，会议记录本身有些脱离实际，而且这是有意为之的。似乎在每年奥古斯都生日的官方活动上，会正式发布一份新名册。保存此类记录基本上跟未来的实用性无关。

如果我们需要如此理解古代社会的记录保存活动，那么下面的结论就开始变得清晰了，即在古代世界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官僚制度，也没有“行政艺术”这回事，我们对此不应感到惊奇。政府活动所涉及的事情无须专门培训。例如，速记员这一行业确实得到了发展，但了解以下事实更具启发性：在罗马，速记员与两位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相关联，即西塞罗的秘书提罗(Tiro)与贺拉斯的庇护人梅塞纳斯(Maecenas)。而更重要的是，尽管有如此之多有关计算与税收的纸草，古代世界却没有系统的计数知识，也没有算术概念。由于受制于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计数系统，簿记方式一直十分原始。考虑到古代穷人的生活所需微乎其微，纸草与碑铭上的计算准确度却还如此之低，着实令人惊讶。一名行政管理者所必需的素质除了忠心与正直之外，还有“文学”(litterae)，这是古代文化教育的全部内涵。小普林尼(Ep. 1. 10. 9)的事迹可谓这一论题的最佳说明。担任罗马金库长官时，他必须花时间处理最为平凡的常规行政事务，他的工作“极端缺乏文化气息”——但他依然用“文学”这个字眼对之进行描述。

行政管理即是“文学”，这种观点是一种新的观察视角，使我们最终能够对罗马的行政管理具有更为积极的理解。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没有注意到奥登想象中的无聊职员的“粉红色公文纸”，这有点可悲。前面已经强调过，古代政府关注战争、司法以及私人财产的管理。这种意识之所以一直流行，原因在于古代文明中一向最为显著的要素——贵族文学教育。自荷马以来，民众的领袖、正义的法官，还有公正的主人就是理想的典范。照希罗多德的说法，米底人(Median)以及后来波斯人的王权的起源很简单，那就是迪奥塞斯(Deioces)[26]的判案能力对于维护社会公正至关重要。执政的艺术跟古代精英们自身所关注的其他“技巧”(technai)与“艺术”(artes)并没有区别。首先是修辞学，这门技艺统摄了我们所知的这两个明显不同的门类。辩才是古代行政管理者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之一。罗马皇帝本人总是以书信或演讲等文学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并把他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倾听类似的古代文学化的作品当中。罗马政府的各类公告所表达的概括与原则并非一种连贯的思想，也算不上关于帝国政策的启示，它们只是些有关道德思想或政治思想的老生常谈——以一种文学作文的形式适当地表现出来。想参与此类作文活动殊非易事。事实上，在正规的智识要求方面，罗马行政管理精英们与中国的体制所要求的没有多大的区别。

负责公共服务的建筑师维特鲁维乌斯(Vitruvius)撰文表达了对父母的感激之情，感谢他们提供常规的哲学与技术/艺术教育，从而使自己能有今天的成就。斐罗斯特拉图斯(Philostratus)讥笑一名不太走运的皇家被释奴，认为此人失败的原因在于文学造诣不足：“克勒尔，一位技术型的书本作家，合格的皇帝秘书，但尚欠优雅。”文化是社会成功的标志，也往往是社会成功的阶梯，对奴隶和被释奴而言如此，对骑士和元老亦复如此。高层长官们固然沉溺于文化爱好，但在罗马行政管理的任何阶层，我们没有发现施行某种“真正”行政管理活动的官员。

罗马将帝国之内的精英们纳入自己的政府，首先是希腊的知识精英。前面已强调过此举的重要性。如果操希腊语者与讲拉丁语者不是在事实上已共享一种文化遗产，则此举也将付之阙如。因此，古代世界政府最为复杂的时期亦是我们称之为“第二智者学派”(the Second Sophistic)的文化高度繁荣之时，这一现象绝非偶然。支撑古代政府的贵族理想同样也要求统治者一方支付巨额费用。吉本[27]对安东尼王朝黄金时代的罗马世界有着著名的描写，其他人也有很多相似的描述，内容便源自这里。克劳狄乌斯的被释奴帕拉斯(Pallas)的巨大陵墓、规模浩大的军事工程哈德良之墙(Hadrian’s Wall)[28]、皇帝在罗马以及城市上层人物在数以百计帝国城市中兴建的众多宏伟建筑，所有这些都属于帝国本身赖以维持的伟大“艺术”。控制着古代世界资源的人之中，有着捐助、竞争与声望等方面的互动关系，这一现象贯穿了整个古代史，从古风时代的希腊城市贵族到罗马的皇帝们，概莫能外。这些互动关系囊括了古代文化活动的全部范围，从建筑与实用性房屋到各种赞助和庇护活动，赞助与庇护的对象除了文学、音乐与绘画，还有马戏团与竞技场的各种娱乐活动，其他还有几乎包含了全套此类表现形式的宗教节庆活动。古代社会这极具特色的一面产生了一种精英与城市民众间独一无二的联系纽带，这种纽带将希腊世界与罗马世界稳定而持久地联系在一起。

然而，不幸的是，古代文化从未消除自身的不稳定伴生物——战争。最终，黩武的一面成为主导。发展到了某个阶段，书吏、主教、地方总督甚至皇帝都无一例外地成了战士。至此，古代世界的终结便近在眼前了。因此，罗马统治的首度严重危机时期正是公元3世纪的“文化荒漠”时期，这同样绝非偶然。当然，如果说这两者一个是原因，一个是结果，又过于草率了。

延伸阅读：

基本读物是F. Millar的The Emperor in the Roman World（London, 1977），它不仅涉及元首扮演的角色，也介绍了罗马行政的诸多方面。关于城邦体制，M.I. Finley的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Cambridge, 1983）富于启发性且十分有趣，但它对罗马城本身的介绍并不可靠；关于公民权问题，A.N. Sherwin-White的The Roman Citizenship 2（Ocford, 1973）仍是基本读物。关于希腊世界，见A.H.M. Jones的The Greek City（Oxford, 1940）；关于意大利则请参见W. Eck的Die Staatliche Organisation Italiens（Munich, 1979）。在论城镇地位方面，F. Abbott and A.C. Johnson的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Roman Empire（Princeton, 1926）仍然非常有用。关于行省和行省管辖权（imperium）的定义，见A. Lintott的Greece & Rome 28（1981），53f.。关于行省总督法令，见G. Burton, JRS 65（1975），第926页。关于论述帝国运作模式、补充本书的材料可在P. Garnsey和R.P. Saller的The Roman Empir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London, 1987）的第二章“无官僚主义特征的行政管理”中查阅。

在军事方面，R. MacMullen的Soldier and Civilian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Harvard, 1963）十分重要；还可参见L. Keppie的The Making of the Roman Army（London, 1984）和J.B. Campbell的The Emperor and the Roman Army（Oxford, 1984）；关于元首的军事决策，见F. Milar的Britannia 13（1982），1f.。关于贸易管理（praefecti fabrum），见B. Dobson的Britain and Rome（B. Dobson and M.G. Jarrett编, Kendal, 1966），61f.。关于非职业将领，见J.B. Campbell, JRS 65（1975），11f.。

关于公有奴隶，见L.Halkin的Les ésclaves publics chez lesromains（Liége, 1897）；关于仆役（apparitores），见N. Purcell的PBSR 51（1983），125f.。关于皇室家庭，见A.M. Duff的Freedmen in the Early Roman Empire（Oxford, 1926）及P.R.C. Weaver的Familia Caesaris（Cambridge, 1972）。关于帝国市政服务的引述见P.A. Brunt, JRS 65（1975），124f., 该文提出了罗马治下埃及的行政官员们并无专门任职资格的假说。关于骑士阶层中的法官，H.G. Pfaum在Les procurateurs équestres（Paris, 1972）一书中展示了其里程碑式研究的成果。关于官职升迁的原因，见R.P. Saller的Personal Patronage under the Early Empire（Cambridge, 1982），第2—3章，该书有力地反驳了升迁主要依靠业绩的看法。关于官职以外的社会地位〔理解恺撒家族（familia Caesaris）的关键〕，见G. Burton, JRS 67（1977），162f.。关于信差的史料引用见Weaver, cit.。

关于法律，见J. Crook的Law and Life of Rome（London, 1967）及A.N. Sherwin-White的Roman Society and Law in the New Testament（Oxford, 1963）。对帝国财政的详细研究见P.A. Brunt, JRS 71（1981），161f.。关于猪的看法引自N. de Lange的Jewish Attitudes to the Roman Empire，载于P. Garnsey and C. Whittaker编辑的Imperialism in the Ancient World（Cambridge, 1978），255页。关于古代行省臣民的悲惨生活状况见R. MacMullen的Roman Social Relations（Yale, 1974）。关于赏赐和依附关系，见P. Veyne的Bread and Games [29]（Le Pain et le cirque（Paris, 1976）的英文版）。

关于罗马治下的埃及，A.K. Bowman的Egypt after the Pharaohs（London, 1986）是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关于档案和官方记录，见E. Posner的Archivews in the Ancient World（Cambridge, Mass., 1972）。关于罗马帝国时期社会精英阶层的形成，见G.E.M.de Ste. Croix的The 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London, 1981），他（在书中第503页）把帝国统治者们的行为同吸血蝙蝠的相提并论。

[1]即塞维鲁(Severan)王朝。——译注

[2]此话不确，中间有一年多(公元217—218)的马克里努斯(Macrinus)当政时期。——译注

[3]在位时间为公元69—79年。——译注

[4]在位时间为公元81—96年。——译注

[5]意指旧贵族基本被杀绝，意大利城市的自治权也基本被取消。——译注

[6]在位时间为公元138—161年。

[7]在位时间为公元180—193年。

[8]即马可·奥勒留。——译注

[9]通行和合本《圣经》的译文：“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督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Luke 2:1)——译注

[10]本书讲述君士坦丁大帝之母海伦娜(即后来发现“真十字架”的圣海伦娜)皈依基督教的历程。用在这里似乎时间上略有错位。——译注

[11]白厅(Whitehall)是伦敦中部的一条重要街道，连接议会大厦和唐宁街，附近是国防部、外交部、内政部、海军部等一些英国政府机关。因此人们用“白厅”作为英国行政部门的代称。——译注

[12]唯一归元老院行省总督控制的军团是阿非利加省的第三奥古斯塔(III Augusta)军团。——译注

[13]指总督为前任执政官的行省。后面的“前大法官总督”的含义与此类似，指卸任大法官出任的行省总督。一般情况下如无特别强调，“前执政官”与“前大法官”都直接译为“总督”。——译注

[14]活动于公元前2世纪中后期。——译注

[15]罗马皇帝，在位时间为公元284—305年。后文(第17章)称在位时间为公元284—306年。——译注

[16]“统治权”(imperium)原意为最高权力、军事指挥权，其拥有者为罗马共和时期的“统帅”(imperator)或独裁官。“统帅”一词后来演变为“皇帝”一词，由此“统治权”也成了“帝国”(empire)的词源。——译注

[17]这里显然是反驳吉本以来某些学者的传统说法。他们认为在罗马帝国的盛世时期，一个人可以从帝国腹地走到北部边境，一路上遇不到一个士兵。——译注

[18]奥古斯都之妻。——译注

[19]奥古斯都的姐姐屋大维娅(Octavia)与安东尼之女，奥古斯都的继子德鲁苏斯之妻，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之母。——译注

[20]指奴隶与被释奴。——译注

[21]犹太人认为哺乳动物中只有反刍并有分蹄者(例如牛羊)才是洁净可食的，猪是不洁的。——译注

[22]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作者。——译注

[23]这里指类似于现代书籍的翻页式文本，区别于传统的卷轴式(scroll)文本。——译注

[24]指小亚细亚地区，靠近普林尼担任总督的比提尼亚(Bithynia)省。——译注

[25]即卡皮托林山，罗马起源地七丘的主丘，上有罗马主神庙宇。——译注

[26]希罗多德笔下的米底首任国王，因为断案公正无私而被米底人拥立为王。——译注

[27]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n,1737─1794)，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罗马帝国衰亡史》是其代表作。——译注

[28]亦有“哈德良长城”之译。——译注

[29] 该著作英文版实际为Bread and Circuses, 1990年，Viking Adult。——译注

第八章 奥古斯都时代的诗歌与社会

莱恩(R.O.A.M.Lyne)

这或许是罗马历史上最典型的多事之秋，它见证了内战、革命，以及最后到来的强加的和平，共和国终成帝国。与此同时，拉丁文学产生了它最重要的作品，意大利孕育了必将永垂不朽的诗人。本章将对这一非常时期进行概述。首先我们必须区分这一时期的三个阶段。

时间与分期

后三头时期始于公元前43年，“出于确立国家秩序的需要”，屋大维、安东尼和雷必达控制了当时的罗马世界。安东尼在公元前31年的阿克兴(Actium)海战中战败，但奥古斯都时代的第一阶段应该从公元前27年算起，当时屋大维的统治者角色有效且谨慎地得到了明确，同时他自己也接受了“奥古斯都”这一头衔。另一个可以察觉得到的变化发生在公元前20年，奥古斯都开始更为坚决地行使他的君主权力，这对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我们现在可以把下文中将要探讨的作品划分到这三个阶段中去，尽管有些分法只是基于推断，另有一些不大能够确定。第一阶段(后三头时期)的作品有维吉尔的《牧歌》和《农事诗》的大部分，贺拉斯的《抒情诗》(Epodes)和《讽刺诗》(Satires)；普罗佩提乌斯的第一卷出版于奥古斯都时代第一阶段的初期，但其中大部分作品创作于更早一些的年代。普罗佩提乌斯的第二卷，提布卢斯的第一、二卷，贺拉斯《颂歌》的第一至三卷以及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基本上都是奥古斯都时代第一阶段的作品(尽管当维吉尔在公元前19年去世时，《埃涅阿斯纪》仍未完成)；我们可以把贺拉斯《书信集》第一卷和2.2节，以及普罗佩提乌斯第三卷的创作年代归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已能够看到奥古斯都时期第二阶段的氛围特征。我们认为，属于这第二阶段的作品有普罗佩提乌斯第四卷、贺拉斯《颂歌》第四卷、《书信集》2.1(《致奥古斯都》)和《诗艺》(Ars Poetica)。奥维德的《情诗》(Amores)覆盖了奥古斯都时期的两个阶段，而他其余作品都属于第二阶段。

诗人的角色

在这一时期，诗人和诗歌的地位发生了一连串具有重要意义的根本性变化。传统上——我们说的是公元前2世纪——与史学家不同，诗人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如外邦人或被释奴)，他们的工作和职业仅在一个特殊的方面得到切实的尊重，即他们所具有的给人带去不朽声名的能力。戏剧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一种娱乐方式，与其他诗人们不同，戏剧作家是有直接收入的。但总的来说，以市侩态度对待诗歌的做法是普遍的。像西庇阿·埃米里亚努斯那样具有审美趣味和教养的贵族属于例外。直到西塞罗的时代，情况也没有太大改观：在为诗人阿基亚斯辩护时，西塞罗必须谨慎行事，假定他的听众都是抱着市侩的态度去看待这位诗人的。就连西塞罗自己的美学品位也不是毫无保留的。他说，假如还有来生，他可不愿意再费力去阅读希腊抒情诗人们的作品了。

当罗马上层人士们开始创作诗歌时，我们会觉得他们的态度是半认真的，多少有点屈尊的意思。昆图斯·路塔提乌斯·卡图鲁斯等人在公元前2世纪末随意地写作短诗，说明他们知道希腊前辈的作品，可能是通过一些诗集读到的。但至少对于卡图鲁斯(马略乌斯同为公元前102年执政官)而言，他在正经的时候有更重要的事情可做。讽刺诗人卢基里乌斯是个重要得多的人物(他的文学作品《盛年》大概创作于公元前140—前130年间)。他十分富有，出身显贵，足以同那一代中最伟大的人交友或为敌——也足以在他那些出色而流畅的韵文中对这些伟人，以及其他较为卑微的人物评头论足，其观点有时候十分尖刻。在拉丁文学史上他对讽刺诗体裁的发展非常重要，其自信的自传立场同样如此。他对写作事业的重视是与众不同的。然而，我并不认为卢基里乌斯是严肃从事诗人职业的贵族。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是他所说的话；通过把自己的思想隐藏在一大堆泼辣的希腊语标签和常常是口语化的拉丁文词汇中，并把所有这些组合成各种格律，从而创造了一种很有吸引力的、发表言论的手段。他所在意的是诗中传达的信息；他是当时社会状况的评论家，而不是艺术家——尽管从艺术家的标准看，他碰巧表现得不错。

在对诗人与诗歌态度发生转变的过程中，共和末期所谓的新诗运动非常关键：参与这场运动的诗人有卡图卢斯、卡尔维乌斯、秦纳等人。行省或罗马上层中开始有人极其严肃地从事诗人这一职业。他们至少认为，当一个纯粹的诗人对于地位尊贵的罗马人来说是适宜的。我们知道最多的当然是关于卡图卢斯的情况。在经历了短暂活跃期后，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于写诗——还有恋爱。他的诗歌创作职业化思想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他对亚历山大里亚的职业诗人兼学者卡利马库斯的兴趣和了解(第一卷，474页以次)。卡图卢斯最著名的成果可能是他的爱情诗、讽刺诗和人身攻击作品；但我们可以说，作为艺术家和新诗派的代表人物，卡图卢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他那些复杂精巧的长诗，如作品64号(《佩琉斯与忒提斯的婚礼》)、68号、66号(他所翻译的卡利马库斯作品)。但这些诗篇同样反映了某种风格，这种风格是同对诗歌创作的新兴趣如影随形的，可能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唯美主义，一种为技巧而使用技巧的偏好。这种趋势可能在秦纳那里体现得更为明显。他花9年时间写成了“迷你史诗”(miniature epic)《芝米尔娜》。二三十年后，还有人为它撰写了一部学术性的注疏。

到了我们研究的这个时代，人们对诗歌和诗人的态度终于发生了好转。诗歌创作似乎已成为体面的、适合上层阶级罗马人的正式职业。诗人们放弃了唯美主义的立场，积极融入社会。他们发现并表达自己的责任，或不得不为自己未能承担责任而辩解。简言之，古希腊人对诗歌的看法再度抬头：写诗是重要人物的工作，可以对城邦公民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下文将简略提及维吉尔和他的诗篇，另一章将对他进行详细讨论。在用哀歌体(elegiac poets)进行创作的诗人中，(这个术语指他们所用的音步，并不表示英语中“elegy”一词所包含的“悼亡曲调”之意)提布卢斯是位骑士；在贺拉斯眼中，他相当富有，虽然不如贺拉斯自己那么有钱。奥维德和普罗佩提乌斯都是骑士，普罗佩提乌斯还是元老的亲戚、执政官的朋友。我们将在后文中讨论这些诗人对社会的态度。贺拉斯不如普罗佩提乌斯或提布卢斯那样出身显赫，他是被释奴的儿子，但这个被释奴足够富有，以至于能让贺拉斯在雅典接受相当于大学水平的教育。贺拉斯最终取得了桂冠诗人的地位。他不仅承担了规范道德、进行教育的诗人职责(虽然时有中断)，还在理论上对此进行了阐释。

既然诗人们传统上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并且在罗马社会中并没有类似版税制度的东西存在(对剧作家除外)，那么诗人们以什么为生呢？答案基本上应该是他们靠文学赞助人为生。诗人们或主动投靠罗马贵族，或被他们拉拢到门下。例如，伟大的史诗诗人恩尼乌斯和其他一些诗人得到了富尔马尔库斯·维乌斯·诺庇利奥的赞助。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串诗人的名字，证明他们创作了纪念贵族将领的史诗，并以此维持生计。诗人们进入了广泛的罗马式门客—赞助人体系，通过这种体系，头面人物受到伺候，接受教育，并在小事情上得到小人物的帮助。作为回报，他们给予对方钱财与保护。但即便在较早的年代，诗人门客与普通门客之间也存在着区别。因为赞助人从诗人那里得到的比其他门客所能献出的更为可观：即他们声名与荣誉的永久保存。更重要的是：在许多罗马人(包括西塞罗)看来，“memoria sempiterna”(永垂不朽)是他们得以在死后继续“生存”的途径。因此，事实上，一位诗人提供的可能是一次永生不死的机会。这是上文中提到的，西塞罗为阿基亚斯所作辩护词的基调，即阿基亚斯使得马略和卢库鲁斯，进而使得罗马人民永垂不朽。诗人的此种作用在罗马时代至关重要，甚至一直影响到我们的时代。

随着诗人地位的改变，赞助人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卡图卢斯的家族同尤利乌斯·恺撒关系友好，并且很快就将进入元老阶层；因此他不存在寻找赞助人的经济需求，也就没有赞助人。他身处的是一个志同道合的圈子，由彼此平等的朋友组成；他在第一首诗中向科尔涅利乌斯·奈波斯打的招呼应被理解为友好或礼貌的姿态，没有更多的深意。与此相似，普罗佩提乌斯在他的第一卷里所做的事情也是如此。但赞助关系确实继续存在着，甚至在社会地位有所提高的奥古斯都时代的诗人们那里也是如此。

伟大的演说家、军人、政治家瓦勒里乌斯·麦萨拉(M. Valerius Messalla)所组织的圈子是值得注意的，它同时表现出了继承性和新变化。事实上，他的圈子和卡图卢斯的朋友圈存在着若干相似之处。普林尼告诉我们说，麦萨拉本人喜欢创作爱情短诗；我们可以看到，在他身边还有其他爱情诗人和诗歌评论家(都是志同道合的关系)，其中包括他出身贵族的外甥女苏尔皮基娅。另一方面，如果提布卢斯作品集中《麦萨拉颂词》(Penegyricus Messallae)的作者属于这个圈子，并且谈论的就是我们的麦萨拉(很可能就是如此)，那么我们也可以在这里看到门客身份的诗人角色的继承性：门客诗人使伟人得以不朽。但更有趣的当属哀歌体诗人提布卢斯与麦萨拉之间的关系。

尽管提布卢斯的社会地位远低于显贵的麦萨拉，他也是个骑士，反映了诗人社会地位的变化——但他同麦萨拉间仍保持着传统的门客—赞助人关系。他写的一些诗歌虽在技术上不算颂词，但却是赞美麦萨拉及其家族的，并且在其他诗作中也留下了带有歌功颂德意味的痕迹。虽然诗人和诗歌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但赞助制度仍然保留了下来。这一现象在麦萨拉的圈子里和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因此，我们要问自己：这个时代和以往的文学赞助在多大程度上是相似的呢？当前制度中的双方都能从制度中得到什么？

若干基本要点是可以推断出来的——在其生涯早期受过麦萨拉资助的奥维德提供了很多信息。这些上层阶级的诗人们在经济上不像前辈那样依赖于他人(虽然不久以后就又会如此)。他们得到的是一位要人(他自己往往也是具备文学修养的人)的鼓励，有资格同知名诗人群体交往的名分，找到志同道合好友的机会(他们会在这位要人的家中集会，甚至住在那里)，可能最重要的是能够引起公众的注意。尽管在这一时期，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阅读性质的了，作品要以文本方式定稿并得到传播，但文学交流的一种原始的、十分重要的模式仍是口头的，即各种形式的朗读——诗人圈子里的私下诵读，半公开或完全公开的背诵(阿西尼乌斯·波里奥在罗马创设了正式的公开背诵诗歌的活动)。诗人有可能在这个舞台上成名，而如果能够对着一群由一位有影响力的赞助人组织起来的听众背诵诗歌，这种机会对于一个崭露头角的诗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贺拉斯曾对当众背诵诗歌的活动及其声名日盛的现实状况进行过谴责；但他的谴责并未消除这种现象，并且贺拉斯自己也背诵诗歌。而对于赞助者而言，他获得了这种赞助行为所带来的自然满足感，并且也拥有了得到不朽声名的机会。在梅塞纳斯的圈子里还发生了其他的事情。

在奥古斯都时代的第一阶段，梅塞纳斯是奥古斯都的代理赞助人，在众诗人和“元首”之间居中协调。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和其他人的圈子(如麦萨拉)存在重要差别。首先，奥古斯都自然希望自己的英雄事迹被保存在一部史诗里——那将是使他不朽的作品。但问题在于，梅塞纳斯赞助的诗人们——维吉尔、贺拉斯及后来的普罗佩提乌斯——或多或少地对这种做法心存道德和文学方面的顾虑。性情随和的提布卢斯可以在他赞美爱情与和平的哀歌体诗作中插入对麦萨拉的颂词。普罗佩提乌斯就不肯这样做。并且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并不是一个创作史诗的诗人。贺拉斯和早年的维吉尔也不是。这些人都不是过去的门客型诗人，不能强迫他们去创作不适合自己的体裁。但奥古斯都可是有势力的(这还是好听点儿的说法)。一边是抱有顾虑的上层阶级诗人，另一边是想获得史诗的元首，这个赞助人该怎么办呢？结果，他运用了外交手腕，一面调和，一面解释；他的诗人们能够一度拥有自由，抵制强加的任务，或以自己的方式完成它们(正如下文将要详细说明的那样)，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算作梅塞纳斯的功劳。

除了麾下诗人们在道德和艺术原则方面的敏感心理外，梅塞纳斯的圈子还在其他重要方面与众不同。首先，最明显的一点是资助的规模。这些诗人不是卑微的受救济者，但贺拉斯至少需要钱来维持生计，并且大家都在后三头时期的土地充公事件中损失了财产。梅塞纳斯和奥古斯都赠给贺拉斯与维吉尔的财物相当可观(似乎对维吉尔尤其如此)，使得他们能在乡镇舒适地享受生活。其次，要求这些诗人完成的任务不仅仅是使那位最伟大将领的英雄业绩永垂不朽。梅塞纳斯的圈子有些与众不同，这反映了他和奥古斯都后来的代理赞助人的独特之处。奥古斯都事实上是国家的同义语。直接或间接地替他进行赞助，也就等于是替政府进行赞助，并且要承担宣传国家政策和美化国家形象的压力。这个任务可能会不得人心，但也会被视为一种富于挑战性的职责；这些心存疑虑的诗人们怀着不同程度的热情和直率态度接受了这个使命。

随着奥古斯都时代第二阶段的到来，这个元首控制的圈子中的赞助性质发生了变化。由于无法得知的原因，老于世故的梅塞纳斯的重要性有所下降，诗人们开始直接得到元首的赞助。于是，梅塞纳斯的控制更为严格，并且逐渐变本加厉。公元前20年左右的政治生活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更加自信的独裁统治者(证据如公元前18年的婚姻法)；在没有梅塞纳斯居中调解的情况下，诗歌创作必须对他的干预做出回应。例如，《颂歌》第四卷就是由贺拉斯在不情愿的状态下写成的，其中包含了他在那几年里基本回避的体裁——颂词。“公民教育家”变成了宫廷诗人，不过，他有对此予以回击的手段。

维吉尔

除背景之外，我现在还要勾勒一下作为个体的诗人们的生平经历。在这幅图景中，维吉尔的地位无可替代，但我只能点到为止，因为本书中另有一章是专门介绍他的。他在后三头时期写成的《牧歌》，表明他还在新诗派的唯美主义与日益明确的使命感间摇摆。他对提奥克里图斯式牧歌的优雅仿作略微提及了土地充公事件所带来的悲惨境遇。在创作《牧歌》的时候，维吉尔还没有接受梅塞纳斯的赞助。到了写《农事诗》时，他已是后者的门客了。在梅塞纳斯授意(或至少是鼓励)下写成的《农事诗》表明，梅塞纳斯并不急于催促诗人写出直接或间接服务于屋大维政权的作品。但该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道德教谕诗，因此对统治者而言，可能会有潜在的用处；同时，这部作品也表明维吉尔对自己诗人使命的意识进一步增强了。

相应地，这部诗作还印证了诗人对乡村生活的态度。与卡图卢斯(或普罗佩提乌斯)不同，维吉尔热爱并崇敬乡村生活。虽然在当时的农业生产中，真正居于统治地位的是使用奴隶劳动力的大地产，维吉尔崇敬的却是自由小农——并将小农的生活方式视为美德的象征。我想要强调的不过是：尽管大牧场盛行一时，这样的小农依然随处可见。一些证据证明了这个弱势群体的存在；如果把士兵们安置在充公土地上的政策成功的话(它也可能并未成功)，这一做法也会增加小农的数目。因此，我们可以说，维吉尔对乡村的好感是传统的、狭隘的，甚至是略显不切实际的；但它并非诗歌传统所造就的纯粹幻想。

我在上文中说过，梅塞纳斯不曾向诗人施加压力，要求他写出直接为屋大维服务的诗歌。但他和维吉尔都明白，这位伟人希望自己的功绩在史诗中得到纪念，而这也正是维吉尔似乎在《农事诗》第三卷卷首所承诺要做的事情。事实上，在奥古斯都时期第一阶段的复杂氛围中，他发展出了一种间接的、神话式的写作模式，其成果便是《埃涅阿斯纪》——可能吃了一惊的元首对此相当满意。

贺拉斯

在后三头时期，贺拉斯创作了他的《抒情诗》〔用阿基洛库斯(Archilochus)的抑扬格(iambi)体裁写成〕和《讽刺诗》(他对卢基里乌斯所用体裁的发展)。从这些作品中，我们还能辨别出共和时代的自由意志主义与毫不妥协精神的痕迹。《抒情诗》7和16站在中立者的立场上，表达了对内战迫在眉睫的绝望情绪。《抒情诗》中的其他一些篇章是恶意的攻击，用阿基洛库斯的风格写成。《讽刺诗》中的若干作品也进行人身攻击，但总的来说，贺拉斯的《讽刺诗》比卢基里乌斯的作品更为笼统、温和；并且《抒情诗》和《讽刺诗》都没有攻击显要人物。贺拉斯没有贵族身份的保护；此外，后三头时期是一个暴政横行的时代，更糟糕的是，谁也无法预知哪一个暴君将君临天下。

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梅塞纳斯把贺拉斯招入了自己的圈子，并说服后者效忠屋大维。《抒情诗》9是对阿克兴战役胜利的纪念，而献给梅塞纳斯的热情奔放的《抒情诗》1则出自一个显然看到自己处于门客地位的人之手；它令人想起同麦萨拉谈话的提布卢斯。在《讽刺诗》2.6中，诗人怀着感激之情描述了那件著名礼物——萨宾地区的庄园；《讽刺诗》1.1也是献给梅塞纳斯的。

另一方面，作为门客，贺拉斯十分注意自身的举止和形象。在《讽刺诗》1.9、1.6等描述自己进入梅塞纳斯圈子的诗篇中，他小心翼翼地把这种接纳描述成很光彩的过程，他的成功靠的是自己的才华，并且这只是个志同道合者的圈子，不要求加入者低三下四，像在很多门客—赞助人关系中那样。事实上，他宣称自己是梅塞纳斯的“朋友”(amicus)。虽然“amicitia”这个字眼传统上用于门客和赞助人之间，并且在这个关系中明显能够看出谁是较高贵的朋友，而谁不是；但很明显，贺拉斯确确实实同梅塞纳斯，甚至奥古斯都保持着朋友关系。事实上，他同梅塞纳斯熟识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他敢在《抒情诗》14中进行带有色情意味的比较，把这个大人物的角色同演员巴图鲁斯(Bathyllus)联系在一起。

在创作于奥古斯都时代第一阶段的《颂歌》中，贺拉斯声称要成为罗马的阿尔凯乌斯(Alcaeus)。使他做出该选择的是这一人物形象的价值，而不是阿尔凯乌斯作品所提供的材料。贺拉斯隐蔽地改造了阿尔凯乌斯的形象(《颂歌》1.32)：阿尔凯乌斯是一位极富责任感的公民诗人，他积极承担公共责任，带着爱国热情从事自己那个时代敏感题材的写作；然而，他也知道，生活中存在着一个可供休闲娱乐的角落，那里有爱情和美酒，有描写休闲娱乐的诗歌，有描写爱情和美酒的诗歌。而他在创作承担公共责任的诗歌以外也写作休闲娱乐性质的诗，并且明白它们是闲适的诗，不那么重要的诗。这个人物的形象便是如此，他对贺拉斯来说确实是有用的。通过一方面忠于自己的信念，相信诗人的社会与教育职责，另一方面又描写爱情醇酒，自己快乐并给他人带去快乐，贺拉斯就能够成为罗马的阿尔凯乌斯，证明自己创作活动的正当性。同阿尔凯乌斯一样，贺拉斯也是坚定地承担公共责任的诗人；但他也知道，应当拥有放松的机会，并且可以光明正大地为这样的场合写诗。简言之，保持平衡至关重要，但也不能让闲散的生活和文学取代严肃人生事业的位置。这正是哀歌体诗人们所犯的错误。按照《颂歌》中的次序，作者在呈现完阿尔凯乌斯的形象后，立刻就把提布卢斯当成反面教训加以介绍。

贺拉斯在创作政治诗歌的初期犯过两个错误：《颂歌》1.2、1.12近于刺耳的谀辞，并且1.2试图把神圣性加到奥古斯都头上，而后者正在极力避免这种崇拜。但在这一阶段，他也发展出了一种令人满意的、十分复杂的政治诗歌创作方式，一种“间接”的手法，堪与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中的技巧相提并论。贺拉斯的方法是运用一连串的联系与替换。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颂歌》3.5，其中的思路是这样的：在征服了不列颠和帕提亚后，奥古斯都被比作神明(这种情境下的表述方式是妥当的)；作者提到了帕提亚，这让人联想到公元前53年克拉苏在帕提亚人手下的惨败，以及如今的罗马战俘竟居住在帕提亚中间，被他们同化的惊人事实；贺拉斯暗示道，奥古斯都将洗刷这一耻辱。贺拉斯很快又提起罗马史上的一个事件(几乎是个神话)——雷古鲁斯(Regulus)的故事，其中也涉及一个令人痛恨的死敌。被俘的罗马人——伟大的罗马将领——故事的叙述，这样一种写作模式统治了《颂歌》中余下的篇章。

事实上，除上述的宏观特征外，两个插曲之间的相似点很少。但通过这种流畅的转换模式和简单的事实并列，贺拉斯成功地把两位将领——奥古斯都和雷古鲁斯，联系了起来，并把奥古斯都最近在帕提亚战争、战俘事件中的光辉举动比作雷古鲁斯在迦太基战争、战俘事件中的做法。这样一来，他便间接地把奥古斯都描述成了雷古鲁斯再世：他是坚忍不拔的、光彩照人的——并且是忠于共和的(一个非常有用的暗示)。通过这种比较手法，他避免了露骨而牵强的赞颂可能招致的反感。通过替换的手法——《颂歌》14组诗节中的11节都是描写被比较的对象雷古鲁斯的，他被当代人物奥古斯都的形象所替换——贺拉斯使自己得到了艺术上，其实是道德上的解脱。无论是从艺术还是道德层面上说，歌颂一位当代将领即将进行的远征都是困难的任务；而唤醒人们对于一位准神话人物英雄事迹的回忆就容易得多了。在3.4中的情况与上述类似，贺拉斯谨慎地将奥古斯都在阿克兴的胜利同朱庇特对巨人的胜利——文明战胜野蛮的传统叙述模式联系起来，随后集中他的诗歌技巧去描述这个被替换了的故事。哪位诗人不能用史诗的笔墨描写这样一个故事呢？另一方面，又有哪个诗人不会觉得赞美阿克兴海战这样一场当代战役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呢？贺拉斯本人感受到了这一点，于是回归《颂诗》1.37中的手法。

我们上面介绍的是拥有政治头脑的贺拉斯，这里我们要展示的是爱情诗人贺拉斯的品位。描写佩拉(Pyrrha)的著名诗篇《颂歌》(1.5)的前三个诗组是这样的：

quis multa gracilis te puer in rosa

perfusus liquidis urget odoribus,

grato, Pyrrha, sub antro？

cui fluam religas comam,

simplex munditiis？ heu quotiens fidem

mutatosque deos flebit et aspera

nigris aequora uentis

emirabitur insolens,

qui nunc te fruitur credulous aurea,

qui semper uacuam semper amabilem

sperat nescius aurae

fallacis, miseri, quibus

intemptata nites!...

佩拉，是哪个洒了香水的苗条少年把你拉到某个美丽岩洞下的玫瑰丛中？你为了谁才扎起金黄的发辫，显得如此朴素而优雅？啊，他将长久地为忠贞和善变的诸神而哭泣，惊异于阴风下变得暴烈的大海。他现在一往情深地享受着金子般的你，他希望你永不远离、永远可爱——却不知道那只是一阵骗人的轻风。你随意向他们展示魅力的那些人是何等可怜!

…………

这段文字反映了贺拉斯的典型特征。与诗中轻信的少年不同，贺拉斯的认识极为深刻。爱情，欢乐的载体，乃是稍纵即逝的、不值得信任的东西，虽然这一特点并不会减轻爱情所带来的苦痛。

《颂歌》3.28则说明，贺拉斯既是爱情诗人，也是描写美酒的诗人。它同样反映了贺拉斯的典型思想：贺拉斯宣称这是一个假日——海神节(Neptunalia)，因而是休息的日子。他要做什么呢？答案是：畅饮、奏乐——还有恋爱。因此，在贺拉斯看来，工作之余的嗜好——爱情和美酒不应占据严肃事务的位置；但他在《颂歌》中同样认为，离开爱情和醇酒，欢乐就不成其为欢乐。

应当注意的是，在贺拉斯描写爱情、美酒的诗中出现的姑娘们用的是希腊名字。如果我们调查这些名字和诗中的其他细节就会发现，这种题材轻松的诗歌反映了(虽然也有曲笔、沿袭和虚构)一个真实的社会：那是罗马的“风流社会”中典型的“宴饮”场景，可能属于奴隶或被释奴阶层的女孩们在这个圈子里以音乐和性招待宾客。这一事实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它表明，贺拉斯的这些色情、宴饮诗篇并非纯粹出自幻想和虚构；还说明，贺拉斯在很大程度上享受着(或希望别人以为他在享受)从女子、男童或其他从事此类行当的下等人身上得到的乐趣。这在罗马被视为正当行为。尝试去引诱贵族处女的行为则是不可能发生或不被允许的；而在奥古斯都时代，从字面意义上说，同已婚女子发生关系则属于犯罪。该原则并未一直很好地得到遵守。

贺拉斯《颂歌》一至三卷中的许多作品既与国家事务无关，也非仅为休闲享乐所作，而是属于个人伦理的范畴：即个人如何在其能力所及范围内规划他的生活。写完《颂歌》一至三卷后，贺拉斯又拾起了《讽刺诗》的六音步格律，并在公元前1世纪20年代末创作了《书信集》(第一卷)，其中包含的主要就是此类伦理学探索与教导。在致梅塞纳斯的、具有导论性质的信中，他解释道，为了完成这部新作，他放弃了韵文写作和“诸如此类的其他琐事”。这个说法含糊不清，也并非真相：首先，从技术角度看，贺拉斯这时写的就是韵文。然而，他确实暂时放弃了公共诗人的角色，并更明显地远离了抒情诗的体裁。这是为什么呢？一些原因是有据可查的，其他的只能靠我们去推测。贺拉斯并不喜欢当一个职业诗人(诸如公开背诵诗歌等等)，他在《书信集》1.19中肯定了这一点，并在公元前19年创作的《致弗洛鲁斯的信》中再次确认了这个事实。他也承认，《颂歌》一至三卷没有得到多少公众的喝彩，因为他自己不愿意参与这类事情；这或许也是令他感到泄气的。此外，无论是在《讽刺诗》还是在《颂歌》中，私人伦理也一直是他所关注的问题。这里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同公共诗人的角色有关——诗人应当使笔下的事物不朽，应当承担教育读者的责任。贺拉斯可能一度对这个职责丧失了信心，或可能对此已不抱幻想，因为梅塞纳斯的时代已临近结束；无论怎样，这个头衔已不再适合他了。在第三卷中，贺拉斯曾是“众缪斯的祭司”，用公共演说式的、训导式的口吻向后人讲话。此人却在《致弗洛鲁斯的信》里转而讨论写诗的种种原因(那些可能吸引他再度成为职业诗人的原因)，却没有提及诗歌的伟大功用，如使事物永垂不朽，特别是其教化功能。在我看来，这种沉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出于某些理由，贺拉斯并不喜欢承担此类角色的诗人。

这种状态没有维持很长时间，或许是形势不允许。奥古斯都时代的第二阶段业已来临。为了纪念公元前17年的世俗运动会(Secular Games)，标志一个新时代开始的运动会，贺拉斯写了一首公共颂歌——《世俗之歌》(Carmen saeculare)。接下来，他开始接受奥古斯都的直接赞助，写了《颂歌》的第四卷。像我上面说过的那样，这部作品里包含了直接赞颂元首及其家人的宫廷诗。另一方面，为了表示自觉或不自觉的自我肯定，这一卷中也包含了贺拉斯描写爱情和美酒的若干最优雅的诗篇。本卷中的第一首诗生动地展示了恋爱中的贺拉斯，一个在50岁爱上男童(Ligurinus)的贺拉斯。“利古里努斯”这个名字值得注意。在这首贺拉斯描写同性恋的诗歌中，被爱的对象没有使用希腊名字，因此诗人既没有掩饰他的信息，也没有宣称他是属于能被大众接受的下等阶级。利古里努斯是真正的罗马姓氏(cognomen)。可以肯定，这首诗是私人性质的——而且十分优美。第11首诗是另一篇关于爱情和醇酒的美丽诗歌；巧妙的是，作品的背景是从前的重要人物梅塞纳斯的生日。

我不认为贺拉斯是在奥古斯都时期的第二阶段欣然提笔创作政治诗歌的；但他也不是完全反对这样做。如前所述，他退隐的原因晦暗不明，而他称诗歌为小技的说法并非肺腑之言。毫无疑问，他开始为《世俗之歌》感到自豪。他的《致奥古斯都的信》(2.1，创作于公元前12年)再次肯定了诗人的教育使命和诗歌的不朽魔力。一个有趣且偶然的事实是：贺拉斯在这封信中含蓄地对奥古斯都时代的诗人排了座次等级：第一是维吉尔，其次是作品现已佚失的瓦利乌斯，随后可能是他自己。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哀歌体爱情诗人保持沉默：例如他对当时已经走红的奥维德只字未提。最后，贺拉斯在晚年写成的《诗艺》中表明，他认真地把诗歌创作视为一项严肃的事业，它既是一种娱乐，又具有教育意义。

普罗佩提乌斯

在社会地位上，普罗佩提乌斯高于维吉尔与贺拉斯；他在生活和文学创作中都摆出盛气凌人、不拘一格的姿态(这两方面并不是毫无联系的)。与维吉尔和贺拉斯不同，他似乎从未忠于或完全融入梅塞纳斯的圈子。

罗马式的实用主义观念认为，人应当在一生中从事严肃的事业：根据传统，作为上层阶级的一员，他应当或在政治上，或在经济上有所成就。这是普罗佩提乌斯所面对的一方面情形。但如前所述，在这个时代，诗人也重新取得了他们的传统地位，成了积极融入社会的、对国家有用的、值得尊敬的人物。普罗佩提乌斯也接触到了这一思想。他承认，除诗歌创作外，他在任何传统意义上都没有找到，也不可能找到工作；他是一个“有用”的诗人，以传统的眼光看，这种用处比无用还要糟糕。因此，卡图卢斯仅是自然而然地写作休闲的题材，普罗佩提乌斯则是信誓旦旦地把它当成了自己的宣言；诗人卡图卢斯只是接受了与世无争的唯美主义风格，普罗佩提乌斯则是在艺术积极融入生活的新环境下，激进地主张一种实际上是远离生活的艺术。我将要分别介绍这两个方面。

在第一卷的一系列诗歌中(1、6、14)，普罗佩提乌斯宣布了自己对待生活和爱情的立场。他说，自己与图鲁斯(Tullus，他把自己的诗献给此人)不同，不能活跃于公共事务中。他必须献身于爱情，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前程都不能使他分心。他把自己的爱形容成毫无理性的，甚至是疯狂的；那是一种变态，一种堕落。但凡是罗马社会传统上用来形容无可救药的、过于浪漫的失足情人的谴责性词汇，普罗佩提乌斯都用在自己身上了。他甚至还送给自己一个社会不至于强加给他的头衔：他是自己情妇的奴隶。但他却坚持宣称：这就是我。他的地位在第二卷和第三卷的一些诗篇里仍然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应对他的忠于爱情信以为真，对他的自责却大可不必当真。后来的浪漫派诗人们会发现，主动承认错误的手段其实是很有挑衅味道的。普罗佩提乌斯展示的这种生活方式就是为了挑衅——不仅要激怒那些古板的卫道士们，还要惹恼节制爱情的提倡者们，如贺拉斯。这正是贺拉斯所谴责的情形：本应作为闲暇娱乐的爱情却影响了严肃的人生事业，并已跟生活本身融为一体。

在分析普罗佩提乌斯对诗歌的看法之前，我们必须研究他所描写的女子。昆提娅(Cynthia)究竟是谁？作者对她的描绘已相当详细：除其他特征外，她被形容成一个取得了出色艺术成就的女子，但她也偏嗜较为低俗的会饮乐趣。我们难以确定她的具体社会地位：她给人的感觉像是一个高等妓女，但她也可能是个生活作风可疑的离婚女子或寡妇。应当指出的是，她在性生活方面是独立(或相对独立)的。与贺拉斯笔下情色世界中的那些玩物不同，她能够并且确实居于主导地位；她只要说“不”，就能控制迷恋她的普罗佩提乌斯。她是一个重要人物。没有这样的人物，普罗佩提乌斯式的“爱情人生”就不可能存在。

普罗佩提乌斯是怎样看待他的诗人角色的呢？在第一卷(第7~9首诗)中，他形容自己的诗是叛逆的，与自己同样叛逆的生活方式相得益彰。爱情等于生命，这是他的根本前提。这一认识使他认为传统上被视为伟大体裁的史诗一文不值。与此同时，他宣称，他的哀歌体诗作可以完成重要的任务，即使性格倔强、或误入歧途的情妇回心转意；并且诗中包含的知识和经验会对他人有益。换言之，在“爱情人生”(对普罗佩提乌斯而言是唯一的人生)中，哀歌体情诗是有用的，并且确实富于教育意义，与史诗的无用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应当注意普罗佩提乌斯在这里所做的事情。他试图赋予自己的诗歌以传统上的实用性和使事物不朽的功能，同时却否认它们历史上的前身——史诗具备这些要素。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翻案；出世被巧妙地描述成了入世。在第三卷中，我们看到，他用相似的手法错置、滥用(有人会如是说)了对诗人职责的一种崇高看法，即诗歌可使事物不朽。卷中的第2首诗夸赞称，普罗佩提乌斯的哀歌体情诗具有使女孩不朽的力量。贺拉斯无疑属于会称此为滥用的批评家之列；并且这里存在着一个有趣的联系：贺拉斯本人形容不朽的语言被借来进行这种滥用。

诸如此类的言论造就了普罗佩提乌斯诗歌的本质特征，而没有提供多少重要的相关信息。他的爱情诗(尤其是第一卷)或是戏剧式的——他同昆提娅或另一人物间的“舞台”互动，或是演说式的——向形形色色的听众发表义愤、痛苦或欢欣的讲演。它们经常使用神话式的类比，神话世界里的共通性。它们的成就在于使我们看到了昆提娅和普罗佩提乌斯的个性特征，看到了他们的情感与交往关系，看到了爱情。

例如，第一卷中的第二首诗是一篇对昆提娅的劝告，希望说服她放弃华而不实的作风，特别是使用化妆品的嗜好；普罗佩提乌斯处理这一题材的方法揭示了许多关于他的个性、昆提娅的个性，以及两人如何彼此影响的信息。第16首诗则高声质问昆提娅，她何以无法像卡律普索(Calypso)、许普塞普勒(Hypsipyle)以及其他神话中的浪漫形象那样忠贞不渝——并由此揭示了贯穿普罗佩提乌斯一生，且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他创作情诗的动力的紧张状态。昆提娅显然并非神话中的浪漫形象，但这是浪漫的普罗佩提乌斯难以接受的。至于演说式的例子，读者可以阅读诗篇2.8。普罗佩提乌斯在那里借助阿基里斯失去布里塞伊斯(Briseis)时的巨大悲痛，来证明自己失去昆提娅时的悲伤情绪是正当的。

在大部分成书于后三头时期的第一卷中，普罗佩提乌斯是毫无顾忌、完全独立的。他在集子中加入了一首关于公元前41年佩鲁西亚(Perusine)战争的讽刺诗(21)，挖苦了胜利者屋大维。他后来也从未丧失这种独立精神。

尽管普罗佩提乌斯在精神上如此独立，第一卷的质量和流行程度还是引起了梅塞纳斯的注意；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梅塞纳斯提出建议，认为普罗佩提乌斯应当把奥古斯都的业绩写进史诗。第二卷(创作于奥古斯都时代的第一阶段)的头一首诗便是对梅塞纳斯干预的回应。它包含若干有趣的特征。首先，为了回绝创作史诗的建议，普罗佩提乌斯采用了维吉尔首创、其他诗人(包括贺拉斯)沿用的手法。其大意是说“我愿意，假如我能够”，随后解释自己之所以不能写史诗，是因为没有对诗歌注入力道或力道不够，又或者诗歌的协调度不够。跟维吉尔一样，普罗佩提乌斯声称自己继承了卡利马库斯的传统。众所周知，卡利马库斯的美学理念是排斥史诗的。然而，很明显的是，普罗佩提乌斯并未认真地解释他的卡利马库斯派思想，他本人并非真正属于卡利马库斯派(这与维吉尔有所不同)，他也不是真心实意地打算让人家这样看待自己。他只是委婉而机智地拒绝了人家建议他完成的差事。并且略带一点嘲讽意味的是，当普罗佩提乌斯列举出他本可以写诗纪念的(如果他具备足够能力的话)、属于奥古斯都的英雄事迹的时候，梅塞纳斯显然会觉得他不写倒还更好些。这份清单涵盖了内战中最丑恶的情节，包括佩鲁西亚战役。在奥古斯都当权的时代，人们要么宁可忘记这些事件，要么对其情节进行加工改造。

普罗佩提乌斯拒绝了写作史诗的任务；但我们必须看到，他从此就是宫廷文学圈子中的一员了——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独立性遭到了扼杀。诗篇2.1的结尾处有一段对梅塞纳斯的赞颂，这暗示了诗人受赞助的地位：“我们青年一代都梦想得到您的恩泽，您是我今生来世的真正荣耀”；但这首诗仍然强调，普罗佩提乌斯至死都是一个爱情诗人。诗篇2.7为奥古斯都放弃立法强迫罗马人结婚的最初企图而感到欢喜鼓舞；在诗篇2.16中，当普罗佩提乌斯重弹老调，抱怨自己是何等可怕与可耻的时候，他把自己同马尔库斯·安东尼的可怕、可耻、不切实际、至死不悟的性格联系了起来。诗篇2.34先赞美维吉尔即将问世的《埃涅阿斯纪》，又在最后一组对句中夸赞自己是专为昆提娅写作的诗人。

创作于公元前1世纪20年代末的第三卷以炫耀性的诗章(1、3)开篇，肯定了普罗佩提乌斯作为爱情诗人和卡利马库斯派的角色。这些诗作不仅是炫耀式的和自命不凡的，作者还在其中模仿了贺拉斯新出诗集中自负的态度，宣称自己是罗马的阿尔凯乌斯。但这一卷中对情诗的兴趣有所减弱，而且从表面上看，这卷开始更多地关注公共事务。读者可以从中嗅出奥古斯都时代第二阶段即将来临的气息。但通过讽刺和其他手法，普罗佩提乌斯让一切又失而复得。例如，第4首诗赞美了奥古斯都计划将在帕提亚取得的胜利。普罗佩提乌斯复制了贺拉斯与科尔涅利乌斯·加鲁斯用过的手法，把自己描绘成一位观赏凯旋式的忠诚之士。但他略显放肆地补充说，他会倒在情人舒适的怀抱里观看凯旋场面；而且他还把这首诗和另一首并排在一起，后者提醒我们：爱神是一位和平之神。

在创作于奥古斯都时期第二阶段的第四卷中，我们看到了诗人得到奥古斯都直接赞助的迹象。当贺拉斯不情愿地写了《颂歌》第四卷的时候，所谓的“卡利马库斯派”诗人普罗佩提乌斯感到，出于谨慎或强制性的理由，他非得写点更具卡利马库斯真实风格(和爱国主义风格)的作品不可了。卡利马库斯曾对探讨制度原因与起源的诗歌很感兴趣，普罗佩提乌斯也在他的第四卷中创作了关于罗马制度原因和起源的诗篇：他现在开始明确地自称“罗马的卡利马库斯”——理由是充分的。第三卷中的那种叛逆式技巧现在已不合时宜了，但普罗佩提乌斯仍在坚持展现自己的完满形象和幽默感。例如，他从探讨某个“起源”的话题中引出了对阿克兴海战的叙述，其叙述方式并非是拙劣的模仿，而是像罗马的卡利马库斯确实应当做的那样；这种异域的、繁复的情节效果可以给普罗佩提乌斯带来许多乐趣，并且也不至于对元首造成多大冒犯。这首诗或许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在另一首优雅的诗歌中，原本富于道德意味的、关于塔佩娅(Tarpeia)的故事被赋予了色情动机——这同样符合普罗佩提乌斯的胃口，对元首则无伤大雅。事实上，第四卷中有着不少佳作。一定的压力(如果不是绝对专制制度下的)能够激发艺术家的创造天才。

本卷中的最后一首诗值得注意。这是为一位罗马女士写的葬礼哀诗，诗中间接赞美了许多奥古斯都试图用以教育人民的道德品质。我们可能会推想它是无聊乏味或令人生厌的，但并非如此。事实上，它非常感人，并且对读过全部普罗佩提乌斯作品的读者来说，有着一种独特的感人之处。死去的女士在诗中开口说话，表明自己对丈夫终生诚实、眷恋与忠贞——这正是普罗佩提乌斯希望在昆提娅身上找到、结果却事与愿违的那种忠诚。因此，普罗佩提乌斯对完美无瑕的罗马女士的纪念，反过来也是对自己的失败与痛苦的纪念：这是一种可悲的讽刺。该诗成为普罗佩提乌斯的全部作品的收官之作，发人深省并感人至深。

提布卢斯

我在前面已提到过提布卢斯，把他看成是麦萨拉及其家人的赞颂者。除此之外，他几乎对国家事务毫无兴趣，也不觉得有必要去解释自己的无动于衷——这是个无须更多理由的事实：帝国的影响力没有必要扩展到帝国事务的范围之外。提布卢斯也不喜欢描述他的诗人角色或他本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一些零散的、组合在一起的哀歌体诗歌(它们多数是致读者的)中，提布卢斯描写了乡村和他的爱情生活。

同维吉尔一样，提布卢斯对乡村表现出了排他的、略显浪漫的喜爱之情。但这种感情还是真实的，以诗篇2.1(纪念每年一度的乡村节日)为代表的作品便建立在这种情感之上。事实上，提布卢斯的大部分诗歌都是如此。他可能确实住在乡下——像他声称的那样。

第一卷第1首诗中的前44行都在表达这种愿望。我们应当辨认出这一愿望所包含的具体内容。首先，提布卢斯似乎确实想成为一个小业主和自耕农(“让我像农夫那样，赶早播撒葡萄种子”)。但我们看到，这是个富于幽默感、有意为之的声东击西。他真正想做的只是体验一下农活，做个业余劳动者，在乡村的简朴环境中，在自己的地产上过闲适的生活。他在第一首和后面的诗歌中为我们勾勒了这处地产的面貌。它的面积已缩小(可能是在财产充公事件中缩小的)，但仍然够大，由奴隶进行劳作。因此，跟普罗佩提乌斯一样，提布卢斯向往(令人震惊的事实)一种悠闲的生活，一种“无所事事的生活”(uita iners，他的原话)；并且，像普罗佩提乌斯那样，他谴责军事和商业活动。但与习惯了城市生活和城市礼仪的普罗佩提乌斯不同的是，他希望能在乡下度过闲散的时光。两人之间的这点区别正是提布卢斯希望我们认识到的特征之一。

这44行诗表达了提布卢斯式的愿望。我们会问，那爱情呢？它的位置在哪里？我们还会问，提布卢斯何不立刻动身前往他的地产，而要留在罗马痛苦呻吟呢？最主要的答案是——因为爱情。

提布卢斯用下面的话继续倾诉着他的田园之梦：

parua seges satis est, satis est requiescere lecto

si licet et solito membra leuare toro.

quam iuuat immites uentos audire cubantem

et dominam tenero continuisse sinu

(1.1, 43-6)

一小块田地已经足够，只要还能躺在床上，在熟悉的睡椅上舒展四肢。躺在这里，倾听旷野的风声，温柔地抱着我的女主人，这是何等欢悦的事情!

提布卢斯用了“女主人”一词，表明他是自己爱人的奴隶(像普罗佩提乌斯对昆提娅那样)，他把心中思恋的那位称作德莉娅(Delia)。同昆提娅相似，德莉娅的真实社会地位也是充满争议的。但她的特点跟昆提娅区别不大：可能是被释女奴，看起来极为崇尚物质利益，总的来说，她具备明显的城市特征。但我们却知道，她是提布卢斯乡村生活理想的一部分；事实上，正如第二首诗向我们揭示的那样，那是他乡村生活理想中不可或缺的成分：他说，自己愿意在乡下过苦日子，只要德莉娅也在那里。这就是他的田园理想无法圆梦的原因，因为其中包含了一个无法兼容的元素——德莉娅：“但我成了囚犯……在她的门口站岗放哨(同上，1, 55-6)。”首先，这一事实可以解释他为何没有陪麦萨拉一道出征。但很显然的是，一个羁留在城中情妇门口的人不可能同时也是个住在乡间地产的土地上、追求田园理想的人。

德莉娅阻碍了提布卢斯去实现自己的愿望。我们还发现一种制造紧张情绪的因素，贯穿着提布卢斯的一生，充实了他的诗歌，使他成为堪与普罗佩提乌斯匹敌，并与之相对的浪漫主义梦想家。普罗佩提乌斯想在昆提娅身上看到神话人物的影子，这个意愿注定要在现实面前破灭。提布卢斯想在德莉娅身上看到一个符合他乡村理想的形象，这一想法同样注定要被现实撞得粉碎。与普罗佩提乌斯一样，他也有看透真相的时候。诗篇5对提布卢斯的田园和爱情理想进行了最为详尽的叙述：乡间的生活，德莉娅在收割中扮演着贤内助的角色，等等。但这一描述的结论却是‘haec mihi fingebam’——一切都是幻梦。在当时清醒认识到自身境遇的可怕情绪中，提布卢斯用苦涩的讽刺笔调复述了自己从前的幻想。

我们感到，在挑衅传统价值观的手法上，提布卢斯刻意做得与普罗佩提乌斯有所不同，着意要表现得更为叛逆。拿“奴性”来说，普罗佩提乌斯声称自己的受奴役是一种被迫承受的负担，并把它视为心灵上的奴役。提布卢斯谈论的实际上是奴隶才会接受的肉体羞辱，而他像个受虐狂一样，似乎心甘情愿地从情人那里接受了这些惩罚。提布卢斯还换了另一个更糟的情人：尼米希丝(Nemesis)，她比德莉娅更为铁石心肠、利欲熏心和唯利是图。

我们可能会以为，对乡村生活的向往和对自己地产的喜爱贯穿了提布卢斯的一生。事实并非如此。通过尼米希丝，提布卢斯向我们表明，爱情不仅可以让浪漫主义者弃绝社会的价值观，还可以让他背离自己的理想。在2.3中，一个情敌夺去了尼米希丝，在秋收时节把她带到一处乡间别墅。提布卢斯的反应是：他诅咒乡村的丰收，诅咒自己从前特别钟爱的事物。还有别的类似例子，尼米希丝让提布卢斯对他所喜爱的其他东西的态度陡然转变。例如，他会改变自己从前宣布的、对爱情中的拜金主义的看法，如果那正是她想要的。而最重大的转折出现在2.4中。如果尼米希丝愿意，他甚至可以变卖自己心爱的家族地产。德莉娅通过介入乡村生活，使得提布卢斯的乡村理想无从实现。尼米希丝则可以让他干脆彻底放弃这种生活。浪漫主义爱情的毁灭性力量可以变得如此巨大。这正是提布卢斯想要表现的。

提布卢斯还有第三个情人，并对之忠诚不贰，那是一个名叫马拉苏斯(Marathus)的男孩；他对这个男孩同样表现出了炽烈的、乞讨式的爱情，正如他和普罗佩提乌斯对情妇们所做的那样。这一事实值得注意。诚然，在其他诗人(包括贺拉斯和卡利马库斯)那里，从来都是高调承认同性恋情。但对爱情诗人而言，同性恋通常被视为小事和旁支，不是用来倾注热情的对象。我们看到，提布卢斯再度在挑战传统的赌博中提高了筹码。他不仅承认对三个情人怀着忠诚的爱，还把自己表现成属于一个小男孩的、地位卑贱的浪漫情人。

事实上，在同马拉苏斯的关系方面，提布卢斯可能坠入了卑贱的谷底——而且是十分滑稽的。这是一场三角恋：提布卢斯爱马拉苏斯，而马拉苏斯爱着一个名叫芙罗伊(Pholoe)的姑娘；于是，为了讨好马拉苏斯，提布卢斯像奴才一样，低三下四地区帮助这个男孩赢得姑娘的好感。

我们无须怀疑，提布卢斯的诗歌是以他的亲身经历为基础的。但同样明显的是，这种经历已被作者重新组织和精心打造，特别是能够同普罗佩提乌斯形成对比(与此相似，普罗佩提乌斯在展示其经历的时候也以卡图卢斯为参照)，从而达到有趣和离经叛道——有时是戏谑的效果。戏谑效果潜伏在前面的段落中，幽默感在提布卢斯的作品中可能相当普遍。提布卢斯的卑贱地位、受虐的倾向与程度，并没有采用直抒胸臆的方式被表现出来。这是为追求幽默效果而采用的夸张手法，并且这一切都是“以优雅文笔叙述”的。提布卢斯对情人卑躬屈膝的甜言蜜语，他想做农夫的愿望，都是用极其典雅的风格写成的。这表明，在提布卢斯的故事之外另有一个提布卢斯，在向我们挤眉弄眼。

奥维德

人们常说，奥维德是反奥古斯都派。这个标签贴得并不完全精确。奥维德确实对奥古斯都的国家、法律和个人形象不大恭敬。但他对任何严肃的、盛极一时的事物都是这个态度。

奥维德出身于一个古老的骑士家族，早年曾担任公职，但很快转而从事诗歌创作。他在青年时代得到过麦萨拉的帮助，后来的作品则是向奥古斯都及其家族表示敬意的。但有证据表明，他从来不是某个文学圈子中的一员，甚至没有达到普罗佩提乌斯那样的程度。他没有那样做的必要：他的作品一直很流行，并且他也没有经济上的困难。而他活泼开朗的性格或许也最适合这种超然独立的姿态。

他最早的诗歌，哀歌体的《情诗》出了两个版本：第一版出版于公元前25年左右，在此后的10余年中通行；第二版也是篇幅较小的版本(这才是我们手头有的)出版于公元前后。

在这些诗篇中，我们能够多次看到奥维德的不敬态度，并能猜到这种态度针对对象的广泛程度。在这里，最明显的目标不是传统的卫道士，而是浪漫主义的哀歌体诗人，他们自己过去也是叛逆者。在第一卷中，奥维德把自己描绘成继承普罗佩提乌斯和提布卢斯传统的情人和诗人，是他情人〔他称她为科瑞娜(Corinna)〕的忠诚奴仆。但他真正提供给我们的只是戏谑式的模仿。例如，普罗佩提乌斯和提布卢斯都表示要远离公共生活，远离战争和拼搏的(“战士式的”)生活，而让自己做爱情的“士兵”。奥维德利用了这个创意，从中发掘出了巧妙的滑稽效果。具体说来，情人怎么会像士兵呢？《情诗》1.9比较了恋人和士兵，为我们说明了这一点。其中一个例子是：

战略家们崇尚夜袭，

举起枪尖，当敌人还在熟睡……

情人们也用这些武器——趁着丈夫入眠，

在仇敌打鼾之际猛刺。

这是对哀歌体诗歌主题的一种戏谑式运用。他也用相似的手法处理其他爱国主题(情人受奴役的地位，被爱慕对象的神圣性，等等)。普罗佩提乌斯同样是这样运用神话的：普罗佩提乌斯曾用神话的共鸣效果来阐发浪漫主义的忠贞理想；奥维德却用神话的共鸣效果来描绘美腿。

在《情诗》第二、三卷中，奥维德摘下了面具，把自己表现成一位率性而为的情人。爱情只是(或应当)快乐——是一场游戏；这两卷中的猥亵教唆和戏剧化插曲都证明了这一点。除了他和浪漫的哀歌体诗人之间的不同之外，我们还应看到他与贺拉斯之间的共同之处。贺拉斯认为，爱情应该是一场游戏，即便它是苦乐参半的。奥维德的看法与贺拉斯相似，但也有所区别。可以说，奥维德认真地对待这场游戏，并愿意为之花费时间，应对麻烦。他并不奉行阿尔凯乌斯的传统，做一个站在远处的观察者。他甚至还费心写过一篇论述爱情游戏的教育论文，声称要教人如何去爱——他在作品中任凭自己兴之所至，把严肃的教育形式同他在其他作品中写过的轻浮内容并不协调地混合在一起。这篇论文就是《爱经》(Ars Amatoria)，首版于公元前9年，再版于《情诗》第二版出现前后——那并非一个合适的时机。

这种教育显然冒犯了贺拉斯的文学标准，也一如既往地明显违背了(又一次)哀歌体诗人们的浪漫主义原则。奥维德还改变了攻击方式，在《爱经》中反复用特定的字眼进行恶意指导——这些用语让人想起哀歌体诗人们的苦恋。例如，无力的哀歌体诗人不得不喊着“你是我唯一的爱”；奥维德教导他的学生怎么选好一个爱人，去对那个人说“你是我唯一的爱”。然而，由于冒犯了过去的叛逆者们，《爱经》也冒犯了奥古斯都——一个招惹不起的人物。《情诗》可能也是如此。

像惯常的那样，科瑞娜和《情诗》中其他女子的地位都是难以确定的。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描述她和其他女子的方式暗示着，她们已婚了。因此，《情诗》显然是在暗指通奸。同样的，尽管全诗开篇处有一段完全相反的、难以令人信服的陈述，并且作者在流放生涯中对此进行了极力申辩，《爱经》也显然是在描绘通奸。因为，奥维德最终遭到流放，而《爱经》便是其部分原因。这样的结局也并不使人吃惊。他在奥古斯都时代的第二阶段、法律已将通奸定为犯罪的情况下，使用明显表示通奸含义的词汇写作；他在奥古斯都自己的女儿也因通奸被放逐(公元前2年)、法律约束力显然不够的时候创作了《爱经》和《情诗》的第二版。我们可以看到，奥维德描写通奸的诗句属于宽泛的、并无恶意的不敬之作——它并非“反奥古斯都”的。但在心境不佳、大失所望的奥古斯都看来，它可能是另一个样子。或许令人惊奇的是，他等了许久才做出反应，但最后还是行动了。公元8年，奥古斯都的孙女又因通奸而遭到放逐，奥维德因写诗和犯错(carmen et error)而获罪，也被放逐到了托米斯(Tomis)。他在那里写就了大批作品，其中表达了并非完全值得称道的追悔之意。

创作年代处于《情诗》和《爱经》中间的是《女英雄组诗》，这是奥维德第一次尝试叙述神话。该组诗更“安全”，却也不失韵味。奥维德的基本意图是编造神话女英雄们写给爱人们的书信(以哀歌体写成)：阿里阿德涅致提修斯，菲德拉(Phaedra)致希波利图斯(Hippolytus)，狄多致埃涅阿斯，佩涅洛佩(Penelope)致奥德修斯，等等。上面引述的例子表明，奥维德描写的情形极其丰富，为自己施展修辞学才华和纯熟的煽情技巧开拓了广阔空间。他也没有压抑自己的叛逆精神，努力把维吉尔的狄多改写成一个更为多愁善感的人物——她居然能觉察到，埃涅阿斯一提起第一位妻子的死就会无比痛苦。

大致在这个时候，奥维德创作了悲剧《美狄亚》(现已佚失)。他现存的题材更宏大、更雄心勃勃的第一部作品是《年表》。我们有理由把这部作品的创作年代确定在公元1—4年之间，并且也有理由认为，作者在诗中出于安全的考虑，试图抵消最近出版的色情诗歌的效果。《年表》也以哀歌体写成，试图解读整部罗马日历，说明罗马人一年中各种节庆和命名方式的“来源”。可见，曾在《情诗》中三心二意地继承卡利马库斯风格的奥维德，像此前的普罗佩提乌斯一样感到，马上写些真正具有卡利马库斯风格和爱国风格的作品是明智之举：日历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让他赞美罗马和奥古斯都。无法抑制的叛逆性格不时破坏或升华(见仁见智)着诗作的风格。这部作品从未完成。厌恶感可能促使奥维德在写完六卷(而不是既定的十二卷)后放弃了这部作品。还有些外部因素鼓励或迫使他放弃该任务。公元4年，提比略被收养，于是作品中还要加入一些赞美性的暗示；而在历法方面，人们已预感到奥古斯都月[1]将被设立；对于奥古斯都的臣民而言，这实在是令人失去信念的前景[2]。奥维德最终放弃了。

但他并未放弃诗歌，甚至没有放弃卡利马库斯式的诗歌。在《年表》之后诞生的是《变形记》，奥维德以六音步写成的十五卷伟大诗作。他从神话中收集了数十个动人故事，这些故事都以其中的人物变形为动物、植物和其他形象而告终。这些故事被用天才的过渡手法串联起来，其过程令人眼花缭乱。全诗的开头部分看起来还是有次序的〔从创世到朱庇特惩罚罪孽深重的人类，再到丢卡利昂(Deucalion)和皮拉(Pyrrha)〕，但我们很快发现自己被引到达芙妮(Daphne)、伊奥(Io)、菲特昂(Phaethon)等人物的故事中去了——一直到第十五卷中尤利乌斯′恺撒化身为神的故事。

这首诗的性质是什么？通过开篇处谨慎的措辞，奥维德令人吃惊地宣称，这是卡利马库斯努力回避的作品：一部传统史诗。因此，我们预料会读到一部史诗，其情节是严肃的，它客观地记载了一个统一的行动，随后记述行动的后果；从而构成一部道德教谕诗歌。但我们很快发现，《变形记》并非这种类型的作品。作者的宣称只是一个骗局。诗中的行动既不单一，也不严肃，而是运用天才的、富于技巧的手法将各式各样的故事联结起来，并以主观的方式——奥维德式的机智、诙谐和怪诞风格——加以叙述。作者也没有交代这些行动的后果，它们都以怪异的变形告终。这部长诗是披着史诗外衣的、辉煌的、超道德的和卡利马库斯式的故事集，是对传统史诗体裁的叛逆。

奥维德一如既往地反叛。他在此特别冒犯了维吉尔的体裁——以及维吉尔选用的材料——《埃涅阿斯纪》中的材料受到了多种方式的粗暴对待。这是另一个如日中天的、危险的攻击对象。诗中同样有对奥古斯都家族的不敬之处，尽管也有公开的、无法让人信服的恭维。奥古斯都在一处被比作朱庇特，在隔了几百行的地方又被说成好色之徒。描写尤利乌斯·恺撒变形的一段也没有抬高他的意思。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生命的冒犯：它只是消遣性的、与道德无关的文学材料。

人们极容易过于消极地评价奥维德：我们说过，他喜欢恶搞、不敬、不严肃；不拥护奥古斯都，不在意道德，甚至不道德，只是善于文辞或才华横溢而已。这种看法可以且也应该用另一种方式加以表述。奥维德是风趣的。他的不道德是为了幽默；他的恶搞只是自嘲，而非嘲弄被恶搞的原作。奥维德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诗人：奥维德尊敬的是技巧，是艺术；而对于构建自在自为的艺术成就而言，超道德性是不可或缺的。他不拥护奥古斯都吗？从某种意义上说，奥维德是出类拔萃的奥古斯都时代诗人，在第二阶段尤其如此。奥古斯都的活动和立法是为了遏制一种潮流，挑战一种盛极一时的精神。奥维德代表了这种精神：爱好享乐、老于世故、愤世嫉俗(我们不得不承认最后一点)。贺拉斯比奥维德年长22岁，属于另一代人，他可以对奥维德只字不提。但奥维德的同代人没有那样做，却将他奉为圭臬。对他们而言，他是真正的奥古斯都时代的诗人。

延伸阅读：

洛布古典丛书提供了本章所讨论的全部诗人们的文本和对照译文。下面列出的译本也值得推荐：Niall Rudd, Horace, Satires and Epistles（修订版1979）; W.G. Shepherd, Horace’s Odes and Epodes（1983）; Guy Lee, Tibullus : Elegies（2nd edn. 1982）和Ovid’s Amores（2nd edn. 1968）；Rolfe Humphries, Ovid, The Art of Love（1957）和The Metamorphoses（1955）。

对于全面理解贺拉斯而言，不可或缺的材料是E. Fraenkel的Horace（Oxford, 1957），但David West的Reading Horace（Edinburgh, 1967）或许是最好的入门读物；相当有用的专著还有Margaret Hubbard的Propertius（London, 1974）和L.P. Wilkinson的Ovid Recalled（Cambridge, 1955），其精编版为Ovid Surveyed（Cambridge, 1962）。关于提布卢斯，我们目前还缺少篇幅精当的导读性作品；已出版的专著有Francis Cairn的Tibullus（Cambridge, 1979）和David F. Bright的Haec Mihi Fingebam, Tibullus in his World（Leiden, 1978），但两部作品的视角都十分独特；因此最好的出发点还是Guy Lee译本中的导言。

下面这些作品是从相对宏观的角度研究这一时期及其孕育的诗歌（或某一方面）的：R.O.A.M Lyne, The Latin Love Poets from Catullus to Horace（Oxford, 1980）; K. Quinn, Latin Explorations（2nd edn. London, 1969）; L.P. Wilkinson, Golden Latin Artistry（Cambridge, 1963）; G. Williams, Tradition and Originality in Roman Poetry（Oxford, 1968），其精编版为The Nature of Roman Poetry（Oxford, 1970）。C.O. Brink的Horace on Poetry, vol. iii（Cambridge, 1982），523页以下对这一时期进行了高屋建瓴的概述；而Jasper Griffin的Latin Poetry and Roman Life（London, 1985）则对该时期的社会背景做了至关重要的说明。

[1]即现在公历8月，为纪念奥古斯都而命名。——译注

[2]指奥古斯都去世，故有此说。——译注

第九章 维吉尔

贾斯帕·格里芬(Jasper Griffin)

序言

普布里乌斯·维吉里乌斯·马罗(Pubulius Vergilius Maro，英文中通称Virgil)在他有生之年就是一个著名人物；他去世后不久，马上就有几位作家想要满足公众的好奇心，介绍这位最伟大罗马诗人的生平。因此，相对于大多数古代诗人，我们对他的了解更多一些。同多数罗马作家一样，他并非出生在罗马城。公元前70年，维吉尔出生在曼图亚(Mantua)，那里当时还叫山南高卢。尽管这个地区已彻底罗马化——我们记得，卡图卢斯来自维罗纳，而李维来自帕多瓦(Padua，当时叫Patavium)——那里直到公元前49年才获得罗马公民权，至公元前42年才正式成为意大利的一部分。维吉尔的家族似乎是受人尊敬的，虽然并不显赫。他名字中“维吉里乌斯”和“马罗”可能最初来源于埃特鲁里亚民族；但只有容易轻信的人才会试图用诗人的埃特鲁里亚祖先传统去解释他的艺术和性格特征。

关注一下维吉尔生活的时代是很有价值的。他出生那年，庞培和克拉苏夺取了执政官的职位；他7岁的时候，叛军领袖喀提林在对抗罗马军团的战斗中被杀。公元前1世纪50年代逐渐积累的混乱引发了一场内战，恺撒的遇刺则导致了另一场内战的爆发。随后是公敌宣告运动[1]、意大利的数次战争，还有公元前31年第三次内战结束后屋大维的最终胜利。直到公元前19年维吉尔去世时，罗马城内还存在着严重的骚乱。在诗人一生中的51个年头里，16年都在内战中度过；据说，腓力比战役后的公敌宣告运动至少杀害了150位元老和2000名属于骑士等级的贵族；意大利境内的大片地区都因战争、饥馑和土地强征而变得荒芜。这是一个可怕的时代，人们甚至开始怀疑罗马城是否能生存下去，这对于维吉尔的诗歌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

《牧歌》

他最早出版的著作是由10首田园牧歌组成的作品集；它们自称是继承了提奥克里图斯的传统，但也回应或借用了许多其他希腊、拉丁诗人的作品。例如，第六首牧歌的开篇受到卡利马库斯的影响，中间部分则变现出卢克莱修的痕迹；第四首中则有对卡图卢斯的模仿。作者还暗示了对其他当代或上个世代诗人作品的借用，但我们现在已无从辨识了。因此，维吉尔从起初就是位博学的诗人。这一直是他的风格特征，一些古代批评家为了自己出风头，便攻击这位诗人“偷窃”，意思是说他进行剽窃。

设想维吉尔缺乏原创性，或认为他的诗篇不过是对前人著作的模仿或提炼的想法都是大错特错的。我们只要读一下《牧歌》第一首的前五行，就会看到对范本进行创造性加工的一个好例子。农夫麦利波埃乌斯(Meliboeus)对一位坐在树荫下一边伸懒腰、一边歌唱爱情的朋友说道：

Tityre, tu patulae recubans sub tegmine fagi

siluestrem tenui Musam meditaris auena;

nos patriae finis et dulcia linquimus arua:

nos patriam fugimus;tu, Tityre. lentus in umbra

formosam resonare doces Amaryllida siluas.

我的提图鲁斯(Titurus)啊，

你可以舒舒服服地在树荫下练习你那简单的歌曲；好提图鲁斯，

我却只得背井离乡，四处流浪，远离乡村与家园：

你还能悠闲地躲在阴凉底下，

让阿玛卢丽思(Amaryllis)的名字回荡在林间空地。

我们立刻发现，自己既身处提奥克里图斯的世界中，又不在那里。那位希腊诗人创造了这些名字，以及充满了爱情与欢歌的田园世界；舒缓而优美的六音步体，以及富于韵律的元音组合、技巧高超的简洁重复，也借用了许多提奥克里图斯的灵感。但充满了政治斗争和生活苦难的真实世界却侵入了原本只有爱情和歌唱的阿卡狄亚(Arcadia)田园生活。为什么麦利波埃乌斯不能伸懒腰和唱歌呢？诗篇很快点明，是因为罗马闯入了他的世界。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在公元前42年战败后，恺撒派不得不照顾麾下庞大军队中的士兵，后者现在巴望着能得到犒赏。兵士们需要的是土地，而找到土地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原主赶走。最近的计算表明，在公敌宣告和放逐令颁布的过程中，意大利1/4的土地所有权发生了易手。麦利波埃乌斯尽管有一个漂亮的希腊名字，却显然是当时的意大利农民，属于遭到放逐的牺牲品之列：

渎神的兵勇霸占了我心爱的农田，一个野蛮人夺去了我的地产：我们的内战使他有利可图。我们是在为他们耕种土地!唉，种下你的梨子——却要交到他人手上。

凭借罗马的一位“伟大青年”的帮助，提图鲁斯奇迹般地躲过了普遍的灾难，此人保全了他的土地。提图鲁斯为此必须前往罗马：

Urbem quam dicunt Romam, Meliboee, putaui

stultus ego huic nostrae somilem, quo saepe solemus

pastores ouium teneros depellere fetus…

我曾认为世人称为罗马的那座城市，就像我们的集市一样；我们在赶集的日子去到那里，把我们自己的孩子卖掉。何等的愚蠢……

这几行诗处于维吉尔发表的著作的第1页，具有一种预言意味。像他笔下讲话的农夫一样，这位诗人也将发现罗马；并且他还会发现，罗马的生活跟乡村生活那种单纯的喜怒哀乐完全不同。这座帝国的都城拥有惊人的财富与权势，可以随意奖赏和毁灭。这一点将成为《埃涅阿斯纪》中的核心问题。

这些牧歌组成了一件具有内在结构的、统一的艺术作品。诗集中的诗歌数目本身就不是随意安排的：提布卢斯作品的第一卷有10首诗，贺拉斯的《讽刺诗》也是如此。读者会希望诗人把自己的作品整理成有趣的形式。我们已经看到，第一首牧歌是用对话形式写成的：所有奇数号的牧歌都是如此。相反，偶数号的牧歌都是独白性质的。第五首诗以一个短小的回顾收尾：说话的人为自己的朋友吹笛子，并声称自己演奏的是第二、三首诗。这标志着一个中点，一个短暂的间歇，与贺拉斯在6首罗马颂歌中第三首结尾的处理方法(《颂歌》3,1-6)相似；而在这一诗组的第二部分，作者一上来就重新呼唤神明，这次召唤的不是缪斯，而是阿波罗。另一个有意为之的结构特征集中反映在第五首牧歌中(这首诗暗示了恺撒的死亡和化身为神)，从局部看，它位于两首最雄心勃勃、田园色彩最淡的诗歌(4、6)之间；从整体看，它位于两首描述放逐令的诗歌之间(1、9)。在这个结构中，最后一首诗是与其他作品分离的；作者明确地把它介绍为“我的最后一首牧歌”。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第九首牧歌回归了放逐令的主题。麦纳卡斯(Menalcas)，提奥克里图斯的歌手和译者，被夺走了曼图亚附近的地产。他的诗歌虽远不足以保住田地，他本人却幸运地活着逃离险境。古典时代以降，一直有人试图把两首关于放逐令的牧歌解读成自传，认为是诗人在叙述自己在曼图亚的地产失而复得的经历。但很明显的是，维吉尔无意于进行这样的叙述。被超人少年(在现实生活中只可能是19~20岁的屋大维)搭救的提图鲁斯是个年老的奴隶，在两方面都不像维吉尔；并且麦利波埃乌斯抵消了他给读者的印象——没有哪个神样的救星拯救前者免受灾难。而在第九首牧歌中，连麦纳卡斯似乎也束手无策。这两首诗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十分古怪的、向屋大维致谢的方式。维吉尔所做的是向我们展示了放逐令颁布后的场景，以及在意大利乡间发生的事件，这一切都经过提奥克里图斯诗歌媒介的过滤。如果要我们推测维吉尔自身遭遇的话，他似乎失去了曼图亚附近的家族地产；不过，他的赞助人赐给他另一处在那不勒斯附近的地产。我们发现，他日后住在那里并成为伊壁鸠鲁派哲学家斯罗(Siro)朋友圈中的一员。

有一点对于理解维吉尔是至关重要的。他在《牧歌》里开始探索一种特殊的写作方式；到了创作《埃涅阿斯纪》的时候，他已将之发展成熟——这种方式使得读者可以透过诗歌的表面，看到另外一类事件与人格特征，但作者从不在诗中将后者点破。因而在第五首牧歌中，两位牧人歌唱达夫尼斯(Daphnis，又一个提奥克里图斯作品中的名字)的死亡与化身为神。在不幸夭亡，受到母亲的哀悼后，达夫尼斯成为神明，和平的赐予者，作为天神接受全世界、特别是村夫们的礼赞。达夫尼斯年轻俊俏，是个牧人——离中年独裁者恺撒稍显遥远。但在那个世界上最著名的人物(维纳斯的后裔)刚刚遭到刺杀，并根据投票结果被宣布为神之后，维吉尔的读者们是不会将那些波澜壮阔的事件抛到脑后的。

第四首牧歌预言了黄金时代的重现。这首诗被题献给阿西尼乌斯·波里奥，诗人早先的赞助人，为的是祝贺他在公元前40年成为执政官。这首高雅的诗借用了多种素材：神谕、希腊文的犹太先知书、埃特鲁里亚的占卜技术、柏拉图的神话，以及荷马与卡图卢斯的作品。在波里奥任执政官期间，“伟大的岁月”将要来临：一个婴儿即将诞生，神迹将显示他的降临；他的成长将伴随着阿波罗时代的日益繁盛。大地上将到处生长有用的作物，而无须农业耕种；狮子将不再伤人；毒蛇将不复存在。战争也会消失，这位神婴将统治世界。许多现代学者认为，这首诗是纪念公元前40年10月的“布伦狄西乌姆(Brundisium)和约”的，其中包含了安东尼和屋大维之妹屋大维娅结婚的条款，它避免了安东尼与屋大维两人间开战的危险：诗中说的那个孩子应该就是屋大维娅可能通过这场婚姻生下的孩子。但赞美新任执政官的诗篇理应在1月1日准备就绪，等待公之于众，而不是拖到10个月以后；并且，同《旧约·以赛亚书》(Isaiah)和其他类似作品的惊人相似性表明，这确实是一首弥赛亚式的诗歌。这类作品并非创作于成功的政治安排似乎已确保人间和平之际，而是出现在大地上的景象一片黑暗，毫无希望，以至于人们的头脑开始在绝望中转向另一种思想体系之时。第四首牧歌曾在千余年里被视为对基督降临的预言。现代人不喜欢这种看法；但与把它同某一具体政治事件联系起来的做法相比，该观点或许更为贴近这首诗的本质。维吉尔再一次有意让他的真实用意显得难以捉摸，并且对于这首诗而言，暗示会比明言效果更佳。并且无论如何，我们最终看到，“布伦狄西乌姆和约”并不意味着持久的和平；屋大维娅为安东尼生了两个女儿，但没有儿子。如果维吉尔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性的话，那么他真是轻信得令人难以置信了。

这些牧歌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有些相当接近于提奥克里图斯(2,3和7)，另一些隔得较远，但还是提奥克里图斯式的(8和9)；最极端的一些作品则跟提奥克里图斯几乎没有什么联系(4和6)。它们全都展示出高度纯熟的技巧，维吉尔通过这些作品表明，他已掌握了提奥克里图斯、卡利马库斯和卡图卢斯需要教给他的一切。用词恰到好处，诗句的韵律和谐悦耳，作品中普遍弥漫着一种细腻的、略显悲凉的美感。在另一种艺术中，或许克劳德·洛兰(Claude Lorraine)的绘画最有资格与之相提并论；而他无疑也受到了维吉尔的深刻影响。这方面很微小、但十分值得注意的一个例子是：诗集中第一首和最后一首诗，以及中间的若干篇章都以夜幕降临，群山投下黑影的场景结束。

尽管学术界做出了许多努力，人们还是无法就各首牧歌的创作顺序达成一致意见。它们的风格不足以使我们从诗篇中提炼出多少创作时间方面的信息。在最后出版的本子中，作者无疑已对各首诗进行了加工，以便使它们符合自己在诗集中所占据的位置。这10首牧歌可能出版于公元前38年左右；最近有人试图把作品完成的时间推迟到公元前35年，但无法令人信服。这些诗篇在当时似乎立刻获得了成功。我们听说，它们得以在舞台上展演，并且这位内向的、离群索居的诗人偶尔出现在罗马，便会在大街上被人指指点点。公元前39年春，作为一位业已成名的作家，维吉尔向梅塞纳斯引荐了贺拉斯；梅塞纳斯的名字虽未出现在《牧歌》里，但维吉尔却把他的下一部作品，《农事诗》献给了他。

维吉尔在《牧歌》中曾向数位要人致意：主要是阿西尼乌斯·波里奥，但还有阿尔菲努斯·瓦鲁斯。此二人似乎都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赞助人。维吉尔在这方面很像贺拉斯，而不像卡图卢斯和普罗佩提乌斯(写作其第一卷时)——后面两位诗人没有赞助人，只有朋友。科尔涅利乌斯·加鲁斯在第六首牧歌中受到颂扬，并作为第十首牧歌的描写对象而得到极高的赞誉。在第十首诗中，维吉尔把这位哀歌体爱情诗人描写成在阿卡狄亚放牧的情人，他多情的抱怨融入了维吉尔自己的韵律，而这位情人自己则令人想起提奥克里图斯笔下的达夫尼斯。这一转变过程在诗歌中看起来十分古怪，但从音乐的角度看则不那么怪异：维吉尔是按照自己的风格进行了创作，这是加鲁斯所处理题材的一个变体。

《农事诗》

转到《农事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之前的一切都有所变化。次要的赞助人被梅塞纳斯所取代，诗人的朋友们不再被提起，而屋大维——《牧歌》从未直呼其名，而只是稍加暗示——现在进入了诗人视野的中心。古代学者们宣称自己得知了维吉尔遗嘱的内容，并告诉我们说，他把高达10,000,000塞斯特斯[2](sesterce)的巨大财产连同主要遗产都留给了梅塞纳斯和奥古斯都。他们无疑是诗人财富的来源。但如果我们认为他们之间主要是金钱资助关系，那就错了。在公元前1世纪30年代后半段，屋大维和安东尼的相对地位逐渐发生了变化。那个无情而年少的恺撒继承人，“杀戮并不露声色”的人〔德雷顿(Dryden)在《爱情至上》中借安东尼之口说出的名言〕，明智地把自己转变成了西方价值观的捍卫者，以此对抗丧失了荣誉感、正转化为东方人的安东尼。早在阿克兴战役[3]之前，安东尼已在一场宣传战中失利了。梅塞纳斯，这个生性喜好奢华甚至颓废的人物，也按照青年诗人们的方式创作诗歌(此类人经常从事这种活动)；作为屋大维和诗人们中间的媒介，他的作用十分重要。当掌权者对其作品表示很感兴趣的时候，艺术家肯定会欢欣鼓舞；而世界的主人(如公元前31年后的屋大维)更是急于争取支持，以推行其改革与重建计划，即用和平与幸福生活取代内战和灾难。面对这个极具诱惑力的邀请，维吉尔、贺拉斯和普罗佩提乌斯都或多或少地用各自的方式表示了响应。

维吉尔称《农事诗》的创作是“受您之命，梅塞纳斯”(“tua, Maecenas, haud mollia iussa”, 3.41)。这句话很难解释。显然，梅塞纳斯没有“命令”诗人去创作描写农业生产的四卷诗；维吉尔本人也在作品中写道：

Sed me Parnasi deserta per ardua dulcis

raptat amor; iuuat ire iugis, qua nulla priorum

Castaliam molli deutertitur orbita cliuo.(3.291)

但到了高耸的帕纳索斯山的可爱峰顶，我充满了创作诗歌的狂喜：描述那不曾有车轮弄污嫩草的地方是何等甜美的事情。

他自己想要创作这首诗，并确信梅塞纳斯会对此表示欢迎。对诗人而言，它提供了一项工程浩大的挑战，要创作篇幅大体相当的4卷，2000余行诗；这首诗在长度上不仅远远超过《牧歌》，也盖过了贺拉斯、普罗佩提乌斯或提布卢斯所尝试写过的任何作品。在一个备受卡利马库斯反对创作长诗思想影响的时期，这是一种令人惊奇的离经叛道。作品的主题同样富于挑战性。对于卡图卢斯和他的朋友们而言，“乡村”这个字眼代表着各种粗俗无礼、令人生厌的事物——在举止和诗歌创作中都是如此。赫希俄德富于乡土气息的韵文能否被改写成拉丁诗歌，并满足维吉尔及其听众的审美需求呢？维吉尔没有打算翻译赫希俄德的书，也不想仅仅改写他的作品，用优雅的诗歌形式加以修饰。赫希俄德将自己对播种、收割的实用性教导和努力劳动、传统的虔诚信仰并列呈现，构成了一幅合乎道德理念的生活图景。维吉尔同样打算树立一种生活方式的观念，它以劳动为基础，并包含了造就罗马伟大地位的古老美德：虔诚、坚忍、爱国、诚挚。它必须结合包含明确的观念、细节性描述(不复是《牧歌》中经常出现的，用优美的概括性描写营造的金色朦胧意境)、高雅而不空虚的宏伟风格，以此构建这种具有道德教谕意义的诗歌样式。对于梅塞纳斯和屋大维而言，他们更想看到一首记载屋大维赫赫战功的史诗：维吉尔在第三首农事诗的前言里承诺，他“很快”就会写那一首诗。但《农事诗》不仅用辉煌的颂词赞美了屋大维，也肯定了对意大利和罗马社会状况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总的来说是屋大维非常乐于接受的。内战必须结束，屋大维必须拯救一个混乱的世界(1.500)。随后，野心和贪欲带来的种种邪恶必须被铲除，并让位于谦虚和努力工作的品格。在所有这些方面，维吉尔的诗篇和屋大维的政策是一致的。毫无疑问，他们两人都不认为富有文化修养的《农事诗》读者们当真会去抢购小农场和亲手耕种。

《农事诗》完成于公元前29年，其中有些篇章显然是在阿克兴战役后写的。维吉尔花了7年左右的时间去写这部诗集，耗时之长表明他对作品进行了不断修改，并且进展缓慢。为了核对事实，他把介绍农业的散文作品备在案头。其中尤其宝贵的是瓦罗的《农业志》，这是一部包含丰富信息的系统论文，较《农事诗》本身更为详尽，更具实用性。瓦罗的著作也为诗人做出了其他方面的提示，如第一卷以对话人物看意大利地图的场景开篇(参见《农事诗》2.135以次)，并以其中一人在大街上被明目张胆地谋杀而结束，这个生动例子所反映的暴力横行、无法无天的状况正是维吉尔在诗中哀叹的。

《农事诗》的第一卷在一些地方直接呼应了赫希俄德的著作，并在整体上借用了其风格特征。“Nudus ara, sere nudus”(“光着膀子耕地，光着膀子播种”， 1.299)。这句诗在古代被认为十分滑稽，其实它是赫希俄德一句古怪诗行的直译。赫希俄德曾讲道，宙斯为了报复而让世人的生活举步维艰，并在凡人艰苦劳动的时候开怀大笑(第一卷，120页注)；维吉尔更愿意告诉我们，朱庇特[4]使人生变得严酷，是为了人类的终极利益，“ut uarias usus meditando extunderet artes”(“以便实用的技艺可以创造需求和思想”， 1.13, 3)。维吉尔的朱庇特比赫希俄德的宙斯更加仁慈。但即使在这一卷中，赫希俄德的影响也要比提奥克里图斯对《牧歌》的影响小得多。上个世代的伟大拉丁诗人卢克莱修对《农事诗》的影响则更为深远。

维吉尔十分注意对描写对象的选择。他在开篇列出的必备农具其实只有6件，并且大多数都同希腊诗歌有着联系，这使它们显得更加高贵：其中一件不是“车子”，而是“埃琉西斯(Eleusis)大母神那缓缓滚动的大车”(因为车子被用于埃琉西斯的隆重庆典游行)。另一件也不是“扬场扇”，而是“雅库斯(Iacchus，一位次要的埃琉西斯神祇)的魔扇”。维吉尔努力不使他日常性的主题拖累诗歌的高雅风格。他还会用格式上的技巧美化描述的内容。例如，当他在解释有些作物会耗尽地力，因此轮作制十分重要的时候，维吉尔用精心设计的对句来表达耕种效果未必上佳的意思：

urit enim campum lini seges, urit auenae,

urunt Lethaeo perfuse papauera somno.(1, 77-8)

亚麻会消耗，燕麦也会消耗肥沃的农田；催人入眠的大个罂粟消耗地力的程度同样毫不逊色。

动词的重复，句式的组织，末行中与催眠罂粟形象相符的罕见韵律，所有这一切因素相互配合，营造出一种庄严的统一性与美感。

他还用高超的技巧使作品显得多样化。介绍实际乡村劳动的段落与各种显然更富“诗意”的篇章——关于世界上不同地区、风暴、斯基泰(Scythian)雪中的冬天、意大利的光荣等内容——相互穿插。其中有些段落篇幅相当长，而且在风格上也极具雄心；那是诗人在为自己将来的史诗试笔。最宏伟的段落都在整部诗集布局谋篇中的关键点出现。第一卷一开篇便用精美的语言呼吁诸神，其中还包括一段谄媚程度令人吃惊的向屋大维的致意。第三卷开头处是一段很长的文字，介绍维吉尔打算在未来创作的史诗。作为设计好了的对比，第二、四两卷的导言十分简短，但每卷在结尾处有长篇的、充满诗意的后记。第二卷末尾是一段感情充沛的礼赞农民生活的文字(“他们该是何等欣喜，只要明白自己的幸运!”)，对比了乡村的纯洁与城市的罪恶奢华，并赞美那些认识乡村诸神(如维吉尔一样)的诗人们。第四卷结尾处是首关于阿瑞斯泰乌斯(Aristaeus)的短篇叙事诗，我们过后还要再提起这个人。其他设计的段落格调更加阴沉。在第一卷末，一段对农夫所须了解的天气迹象的叙述发展成了对可怖征兆的动情描写，那征兆代表着神明因恺撒遇刺而爆发的震怒，罗马将受到内战惩罚的罪孽；诗人还热烈地祈求屋大维能幸存下来并获得成功，他是世界仅存的希望。第三卷结尾处描绘了牛群疫病爆发的可怕场面，那是从某些似乎极为简明的、关于保持家畜健康的介绍文字中引用过来的。可见，这四卷的结尾交替传达了黯淡忧郁和充满希望的情绪，人们常拿这种布局谋篇方式同伟大音乐作品的结构进行比较。

如果认为《农事诗》里包含的是一些非诗性的指导文字，只是用诗歌的美丽补丁连缀起来的话，那就错了。维吉尔在这些说明中采用了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作者的叙述语调不断变化，从亦庄亦谐、幽默风趣到感伤惆怅、义愤填膺。鲜明的画卷——云、蛇、鸟、马——借助军事术语、恩尼乌斯或希腊化时代诗歌的表现力而显得栩栩如生。诗人经常站在他笔下动物的立场上去看待事件。例如在第三卷中，维吉尔遵照其参考材料中的说法，建议应防止公牛及种马过度性交，以免耗散其精力：

公牛凝视着雌性，消耗了气力；它们盯着它，忘记了吃草。它的诱惑是如此甜美：以至于高傲的情敌为争宠而在它的眼前打斗。(3, 215-18)

诗歌接下去描写了公牛之间的斗争，失败者的懊恼(“它躲在远方，因失败的耻辱和爱情的破灭而发出呻吟”)，它的练习以及最后的强势回归。

第四卷中对蜜蜂的描写方式也与之相仿。瓦罗的著作表明，养蜂只是专门化农业的一个分支，除此之外还有饲养鸡、鸽子、孔雀、睡鼠、兔子、鹿、可食用的蜗牛，以及漂亮的鱼。维吉尔关注的只有蜜蜂：因为它们是人类生活的一面镜子，井然有序，并且具有公共意识。作者对它们的描写交织着同情、崇拜与嘲讽。该卷的结尾十分奇特，是一段关于阿瑞斯泰乌斯的小型叙事诗。诗人讲述道，如果一个人的蜜蜂都死了，他可以通过合理使用牛的尸体，重新聚集一窝蜜蜂。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技巧是神话中的英雄阿瑞斯泰乌斯发现的，他因为造成了俄耳甫斯(Orpheus)妻子欧律狄茜(Eurydice)的死亡而遭到惩罚，结果他的蜜蜂全部死亡。俄耳甫斯如何下到冥界去接回欧律狄茜，他致命的回身一瞥，他第二次、也是永久地失去了妻子，还有俄耳甫斯的死亡——维吉尔用他最富魔力的诗句讲述了这个故事。他似乎是第一个声称俄耳甫斯未能救活妻子的作家。我们很难解释，维吉尔为何用了近250行诗，以这个故事结束整部《农事诗》。一个可能成立的理由是，他想要展示品行高洁、热爱集体的蜜蜂的另一面，他称之为“小罗马人”(paruos Quirites)。这些冷淡的、无性别无热情的、在工作中消耗生命、乐于为集体牺牲的生物可以从死亡状态中复活：如诗人所说，“这一种族永生不死”。但有些东西已无可挽回地失去了：美丽的欧律狄茜和她的爱人，音乐家俄耳甫斯。不可替代的、富于热情与创造力的个人已被死神夺走。这种解读符合《埃涅阿斯纪》中的一条重要线索——维吉尔在后一部诗中痛苦地意识到了命运的无情使命和人心的火热激情之间存在的矛盾。

《埃涅阿斯纪》

直到在公元前19年去世时，维吉尔仍在创作他的史诗。我们听到一个可信的说法，即他在临终时要求朋友烧毁其未竟之作。古典时代的人并不像我们这样，对残缺不全的、给人留下想象空间的艺术品怀有浪漫的兴趣；而古典诗人也跟古典艺术家一样，想要把公之于众的作品加工得尽可能完美无缺。证明这部作品处于未完成状态的一个明显标志是，一些不完整的诗行散见于作品中，那是诗人本打算返工的部分。其中一些还很有表现力，以至浪漫的读者们曾设想，维吉尔是有意保留这些句子的；但作者本人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正如古代世界里模仿维吉尔的作家们都不会在自己的诗篇里留下不完整的句子一样。不过，在写到第十二卷结尾处时，他也没有要把故事情节继续发展下去的意思。

梅塞纳斯试图劝说每位诗人都写一部关于奥古斯都的史诗，结果没有一个表示顺从。这一事实本身表明，他施加的压力是很温和的。我们看到的并非斯大林和作家联盟的世界[5]。与贺拉斯和普罗佩提乌斯不同，维吉尔起初确实声称，“有朝一日”要创作一部战争史诗(《牧歌》4.54；8,6-10)；而那两个人则始终表示，他们不能，或不愿意写史诗。在《农事诗》第三卷的导言中，他似乎已经声明“很快”就要写这部作品。但他最后创作了一部非常不同的作品：一部叙述罗马最初起源的神话史诗。我们知道，奥古斯都急不可耐地督促着这部作品的创作不断推进，并请求诗人把写好的一部分拿给他先睹为快。他接受了这种写法，认为《埃涅阿斯纪》确实实现了他的意志；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维吉尔已认识到，要想写就一部以奥古斯都为中心人物，同时符合至高的艺术标准的史诗，那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史诗的框架必须跟荷马的诗篇相同，诸神必须作为诗中人物而一直在场，诗作还必须描述勇士肉搏的场面。但如果让神明的意愿和干涉介入晚近的历史事件，那对于诗歌的品位而言是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错误做法，总是容易让人感到虚伪做作和荒诞无稽；同样，把奥古斯都表现成挥舞着健壮的臂膀横扫千军的英雄形象也是不妥的。此外，一个简单的事实是，阿克兴战役并非诗歌的理想主题。奥古斯都的政治宣传一方面强调，这场战役不应被描述成内战，而是同埃及女王之间的斗争，但世人都清楚这并非事实。整场战役中显然也没多少激烈的交锋，部分军队在最后关头改换了阵营，克利奥帕特拉突然扬帆逃跑了。最后，维吉尔也找不到一个主要人物，可以在他身上发挥自己描写悲情英雄的伟大天才。如果奥古斯都是英雄，那么对战败者就不应有任何同情，奥古斯都的胜利也不该有丝毫瑕疵。作者对克利奥帕特拉是不可能像对狄多那样同情的。而维吉尔恰恰以描绘一位主人公失败的悲情作为史诗的核心特征，通过天才的表现获得了成功；这种描写方式不仅是《埃涅阿斯纪》修辞手法的特点，也是作品中对帝国主义和历史所做解释的特征。

创作《埃涅阿斯纪》的主要困难在于：这首诗一方面是一部关于遥远过去的神话史诗，同时也必须同现实和未来有关。这一难题是如此棘手，以至于维吉尔在一封信中声称，他势必要为此而发狂。这部史诗是包罗万象的，利用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阿提卡悲剧、希腊化时代的诗歌，以及前人，特别是奈维乌斯和恩尼乌斯的拉丁诗作；诗篇中渗透着希腊思想家的哲学观点；它的一个典型特征必然是包含了罗马历史和典型的罗马价值观；维吉尔还努力地在作品中插入了罗马乃至意大利的相关内容，包括地理、民族和美德方面的信息。他笔下的罗马史必须是一个不断强大的过程，在奥古斯都时代臻于极盛，并拥有1000年的远大前景。最后，整篇史诗的风格必须宏伟而不失灵活，以展示作者对前代各种文学的熟悉程度。

罗马人相信，他们的城市建于公元前8世纪，其真实建造者是罗慕路斯；但数百年来，拉丁姆部分地区的居民一直相信，他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特洛伊：城陷之后，逃跑的特洛亚人(Trojans)来到了西方。类似的看法实际上在全地中海都十分流行，因为非希腊民族在成熟之后，便希望将自己的来源通过某种方式跟伟大的希腊神话体系联系起来。〔这种状况在中世纪依旧存在：例如，不列颠人(Britons)便自称来自特洛伊的布鲁特(Brut)〕。一些罗马的显贵家族自称是从其他拉丁城市移居罗马的，于是也将自己的族谱追溯到特洛伊，尤利乌斯(Julii)便是其中之一。不过，罗慕路斯的故事并不十分适合写成史诗，并且它跟奥古斯都也没有直接联系。作为原本出现在《伊利亚特》里的人物，埃涅阿斯是个更为杰出的英雄；根据尤利乌斯家族的谱系，他是奥古斯都的祖先。然而，一个主要的不足在于：埃涅阿斯不可能建立罗马城，因为学者们认为，特洛伊的陷落是在公元前12世纪，即罗马建立400年之前。埃涅阿斯只能建立拉丁姆，日后的罗马就是从拉丁姆发展出来的。在第八卷中，维吉尔出色地化解了这个难题，叙述了埃涅阿斯在罗马日后的城址处受到盟友款待的情节。友人领着这位英雄参观了卡皮托林山(Capitol)和其他地方，它们即将变得富庶，闻名天下，但这里现下还只有青葱的山丘和树木。这一感人场景意味深长——埃涅阿斯必须为自己有生之年无法目睹的未来而生活。

史诗以埃涅阿斯和特洛伊同伴乘船向西远航开篇。诗人用下面这组铿锵有力的诗句作为引子：

我歌唱战争和那个人，他受到命运女神和高傲的朱诺(Juno)那无尽憎恨的逼迫，背井离乡，忍受放逐，离开了特洛伊的海岸。他长久地承担着苦役，在陆上，也在海中……(德雷顿，英译)

那是一位肩负天定使命的伟大战士，那是一个遭到不怀好意的女神迫害的英雄：更不幸的是，他“因虔诚(pietas)而著称”，但即便是这种品质——英国人所说的“责任感”“忠诚不渝”——也无法保护他。接着，维吉尔为自己故事中的神话感到震惊，抱怨道：

缪斯啊!请告诉我，天后何以要迫害如此英勇正直的人物：他将要忍受何等的冤屈？在天的神灵能否体会凡人这样的怒火？

我们知道，朱诺的敌意来自私怨：伽尼麦德(朱庇特的情妇)和帕里斯(他评判诸女神的美貌，把奖品给了维纳斯，而非朱诺)都是特洛亚人。但她也偏爱迦太基，希望能挫败朱庇特和命运女神把统治权交给罗马的计划。

埃涅阿斯向来以其“虔诚”闻名于世；艺术作品往往描写他背着老父逃出熊熊大火中的特洛伊的场景。在维吉尔笔下，他还带上了特洛伊的家神(penates)，他们将在意大利的新家落户。“虔诚者”(Pius)是埃涅阿斯在诗中常用的头衔(维吉尔倾向于采用，但并未完全照搬荷马使用“公式化”头衔的做法。见第一卷第66页以次)，这意味着他在对命运女神意愿的服从方面是无人能及的。他在诗中忍受的种种苦难——遭遇了沉船事故，被迫同意大利居民进行可憎的战争，放弃心爱的女人——显然是不公正的。我们听到他在母亲维纳斯女神以伪装面目显现之际进行了抱怨：这个插曲可以说明，维吉尔是怎样利用和加工荷马的材料的。在被询问身世的时候，埃涅阿斯痛苦地回答“Sum pius Aeneas”(我是虔诚的埃涅阿斯)，并抱怨说，他顺从命运的安排，却看到自己的船只触礁沉没，他本人被抛上阿非利加的陌生海岸。他的母亲严厉地斥责了他的抱怨。维纳斯转身离去时，让埃涅阿斯认出了自己，但为时已晚；埃涅阿斯追着她，指责她为何从来不与自己同在。第一卷中的这个场景是意味深长的。它以荷马作品中的几个动机为基础：《奥德赛》第九卷中奥德修斯向菲埃基亚(Phaeacians)听众介绍自己(“我是奥德修斯，以足智多谋而四海闻名”)的情节；阿基里斯和母亲忒提斯(Thetis)的关系；还有几处诸神只在离去时才让凡人认出自己的场景。但奥德修斯的吹嘘是骄傲的、自信的自许——他也确有理由如此，忒提斯也属于跟维纳斯不同类型的母亲——她真正理解自己的儿子，随叫随到，也从不骗他。维吉尔利用荷马给他的这些启示，营造了一个令人心酸的场景，全面地向我们展示了埃涅阿斯所处的地位。他挣扎着想要完成那明显不近人情的上天指令；并且他是孤独的。二者结合起来便是要他毁灭；作者意在让我们明白，为何埃涅阿斯接下来做的事情便是坠入爱河。

他被带到迦太基岸边，迷人的、富于英雄气概的寡居女王狄多正在建立她的新城。埃涅阿斯的妻子已在特洛伊陷落时的混乱中不知去向。就常理而言，即便没有多管闲事的女神们干预，这两个人似乎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朱诺希望埃涅阿斯能留在迦太基而不去建立罗马；维纳斯则希望狄多能善待她的儿子。两人一起让狄多爱上了埃涅阿斯。他像奥德修斯一样(《奥德赛》，第九至十二卷)讲述了自己在特洛伊陷落之后的历险过程(《埃涅阿斯纪》，第二至三卷)。奥德修斯的听众们津津有味地听他讲述精彩纷呈的故事；维吉尔则加上了感情元素：如苔丝德蒙娜(Desdemona)一样，狄多在埃涅阿斯为自己讲述历经的千难万险的时候爱上了他。朱诺是特洛亚人不共戴天的仇敌，处心积虑地想要阻挠朱庇特和命运女神的计划；并且我们看到，维纳斯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与朱诺并无区别。她的出发点是正确的，因为埃涅阿斯正是她的儿子，但她的做法并无正当理由；结果她使埃涅阿斯在迦太基陷入了可怕的困境。

《埃涅阿斯纪》第四卷是狄多的悲剧。在这一卷里，维吉尔受到了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笔下的美狄亚(Medea)和其他不幸女主人公(包括罗德斯的阿波罗尼乌斯笔下的美狄亚，第一卷，第413页注)的影响。狄多被爱情压倒，而埃涅阿斯(据我们推断)也疯狂地爱上了她。对此并不赞成的邻人和诸神看见他穿戴着迦太基的红色衣服和黄金首饰(那是狄多的礼物)，而事实上在帮着建造迦太基(4.259)。狄多其实宣布他们已经结婚；尽管当诸神让他离去的时候，埃涅阿斯可以声称，自己从未跟她举办正规的婚礼。维吉尔在这里陷入了困境。他不能让埃涅阿斯抛弃妻子，但也不能让狄多对恋人薄情寡义。诗人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是构建一个既是婚礼，同时又不完全是的场景。在一次捕猎野猪的时候，狄多和埃涅阿斯一同遇到风暴，躲进了一个岩洞。婚姻女神朱诺被描述成“pronuba”(主婚人)；众仙女同声欢呼。一时间电闪雷鸣，苍穹成了“他们结合的证人”(“conscius aether conubiis”)。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场婚礼；以另一种十分重要的标准看，它又不是。但当埃涅阿斯以此为借口向狄多解释的时候，我们会认为他的行为是有失检点的。这一卷里充斥着狄多的慷慨陈词，表达自己的谴责、哀求、痛苦和诅咒。男主人公只说了一次话，用朱庇特的强制性命令为自己辩解。他也再没什么好说的了。他选择离去是正确的，但走得并不光明磊落。当他匆匆离去的时候，狄多祈祷让迦太基和罗马永远为敌，随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第六卷里，埃涅阿斯终于在意大利登陆了；他立刻奉命去拜访冥界。本卷以忧郁的辉煌笔调展示了埃涅阿斯的过去，描写了他与自己的灵魂以及冥界的传统居民们相见的场面。他躲不开跟狄多的可怕会面，后者的亡灵拒绝原谅他或同他讲话，最后陪着她的前夫(“他回报狄多的体贴，没有辜负她的爱情”)扬长而去。在《埃涅阿斯纪》中，这是我们见到的唯一幸福的婚姻；并且它是存在于死者之间的。毫无疑问，是埃涅阿斯毁了狄多，他所能做的辩解只是声明自己并非有意为之。

在诗歌的后半段，埃涅阿斯还要毁掉别的东西。朱诺挑起了他同意大利联盟之间的可怖战争，第九至十二卷里充斥着史诗般的战斗场面。埃涅阿斯意外地找到了盟友，一位上了年纪、名叫攸安德尔(Euander)的希腊国王；后者把儿子帕拉斯托付给埃涅阿斯，让他学习怎样成为一名勇士。帕拉斯被杀害了，埃涅阿斯痛苦地感到自己对此负有责任。他被迫杀死了外表俊俏的埃特鲁里亚年轻王子拉奥苏斯(Lausus)，后者不停地攻击他，以救援自己的父亲：埃涅阿斯伏在拉奥苏斯的尸体上痛哭流涕。他多次试图与国王拉提努斯(Latinus)及其顽强不屈的人民缔结和平，但他们破坏了和约，迫使埃涅阿斯应战。他好斗的怒火最终燃起，屠杀了大批意大利人；这些人民本应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但战争却是可怕的，并最终演变成一场内战。全诗的结尾是对荷马史诗场景的另一个精妙改造。意大利的翘楚图尔努斯(Turnus)最终与埃涅阿斯面对面厮杀，作者安排这场决斗是有意让读者回忆起阿基里斯与赫克托尔(Hector)之间的决斗。图尔努斯受了伤，倒了下来；他承认自己已败，乞求埃涅阿斯饶命。埃涅阿斯想要宽恕对手，他的战斗怒火正在平息——之后他突然看见了图尔努斯的腰带，那是他杀死帕拉斯后从尸体上取走的。怒火万丈的埃涅阿斯杀死了图尔努斯，以此为年轻朋友的死复仇。史诗的结尾句是：

一股致命的冰冷穿透了他松弛下来的肢体，他那含恨的灵魂下到了阴间。

这番结尾让我们想起《伊利亚特》第二十二卷中赫克托尔的被杀，接下来的两卷则叙述了阿基里斯先后同阿凯亚人和敌人普里阿摩斯(Priam)和解的经过。《埃涅阿斯纪》中没有这些化干戈为玉帛的、令人感到欣慰的情节，并且是以杀戮结束的——这种杀戮本不至于如此令人扼腕。图尔努斯是个凶手，他的死是罪有应得的；但埃涅阿斯本希望饶他一命，如果自己可以的话。这代表了维吉尔对帝国主义本质极其深刻的反思：那是一种艰苦而孤独的命运，征服者在前进道路上要多次毁掉他本想保留的东西。通过胜利，埃涅阿斯赢得了年轻的公主拉维尼娅(Lavinia)，那是一位本来已跟图尔努斯订婚了的清纯少女，从未在诗中开口讲过话。这个年轻女孩不像奥德修斯的妻子佩涅洛佩(Penelope)，也不同于埃涅阿斯被迫放弃和毁掉的狄多，无法成为这位饱经风霜的英雄的贤妻，消除他的孤独感——因为无论如何，埃涅阿斯只有3年的时间可活了。

把《埃涅阿斯纪》视为反帝国主义或反奥古斯都作品的看法是肤浅的。这首诗所传递的信息是：罗马对全世界的统治是上天注定的，它将带来和平与文明(mos,ius)。维吉尔设计了一系列关于历史发展的预言，以便使这个场景显得真实可信。在第一卷中，朱庇特向维纳斯透露了命运女神的安排：将要出现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没有尽头的罗马帝国，掌控它的将是奥古斯都，一位未来的神。在第六卷里，埃涅阿斯故去的父亲向他指出了未来的、尚未出现的罗马民族精神：他们将征服全世界，把优雅的艺术留给希腊人，自己运用统治的艺术，对高傲者严惩不贷，而对臣服者宽大为怀。在第八卷末，埃涅阿斯得到一面神奇的盾牌，那是火神伏尔甘(Vulcan)的作品，上面描述了罗马进行的诸次战争，表现阿克兴战役的图画位于中央(用画作而非故事叙述来描写这场战争的手法是极为高妙的)。在第十二卷中，朱诺最终放弃了对罗马怀有的敌意，她和朱庇特达成协议，意大利人将不会仅仅被特洛亚人击败，而要贡献意大利本地居民的坚韧与勇敢，以构成罗马独一无二的本质特征——“意大利人的坚强将造就罗马的伟大”：

Sit Romana potens Itala uirtute propago.

其他诗人很可能也写过赞美罗马的征服战争、统治疆域如何伟大的优美诗篇。《埃涅阿斯纪》的过人之处，以及它在罗马帝国终究未能成为永恒的情况下继续保持重要地位的奥秘基于两点：一是维吉尔诗篇的那种余音绕梁之美，这在拉丁文学中是无出其右的；另一点是它能够不失公正，并满怀激情地同时呈现帝国的功业和注定随之而来的人类浩劫。当埃涅阿斯接过那面闪闪发亮、绘着描述罗马人战争业绩(以奥古斯都接受被征服世界贡赋的场面达到高潮)的画作的盾牌时，这种细腻的平衡感清晰可见。埃涅阿斯对这件非凡的作品感到惊异，但他显然不能真正理解其含义，因为这些事件尚未发生；但他必须背负起它们的重量。

那面盾牌上绘着这些神圣的画作，它由伏尔甘建造，维纳斯把它带来；英雄的心中充满欢喜与惊异，他不知道这些人物的名字，但仍欣赏作品的精美；他用肩头扛起子孙后代的荣耀与命运。(德雷顿，英译，有改动)

维吉尔的声名是如此显赫，以至于若干首伪作的诗篇也被归在他的名下。至少其中的一篇——《蚊蚋》是故意写成的伪托之作，在诗人去世后80年内便被广泛认定为出自维吉尔之手。其他一些作品并未假冒维吉尔之名，似乎只是因为阅读诗歌的公众胃口过大，想读到罗马最伟大诗人更多的诗歌，才把它们算在维吉尔名下。其中有几首本身是颇为有趣的，特别是《酒店女郎》，那是一篇短小精悍、宣传享乐主义的作品，描绘了乡间酒吧里一位舞者的迷人风姿；还有《海鸟》，一篇不加掩饰的颓废主义叙事诗，讲述一个姑娘为了爱情背叛自己的祖国。一组被称作“Catalepton”(“以简练风格写成的”)的极短的组诗中有一两首作品是集子中仅有的、或许真正出自维吉尔之手的诗作。不过，它们的确切地位将永无定论。

延伸阅读：

标准的维吉尔作品拉丁文本是R.A.B. Mynors编订的牛津古典文丛（Oxford Classical Text）版。德雷顿的译文在修辞技巧和诗句遣词方面精彩绝伦，但他的翻译经常与拉丁文原意相差较远，而他使用的对句体裁也不可避免地背离了维吉尔原作的六音步格式。C. Day Lewis将维吉尔的全部作品译成了可读性很强的现代韵文：Eclogues和Georgics, R.O.A.M Lyne导读（Oxford, 1983）; Aeneid, J. Griffin导读。其他较好的版本有Guy Lee的Eclogues（Liverpool, 1980）; L.P. Wilkinson（Harmondsworth, 1982）和Robert Wells（Manchester, 1982）的Georgics；以及Robert Fitzgerald的Aeneid（London, 1984）。

维吉尔是大批现代文学评论著作的研究对象，这些作品中很多是推测性的和独具一格的。 J. Griffin的Virgil（Oxford 1986, in the Past Masters series）专门研究诗人的思想。Cambridge History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ii（1982），297—369对诗人及其作品进行了总体上十分可靠的介绍（但我们无法确定《农事诗》出版于公元前35年，像书中所宣称的那样）。L.P. Wilkinson的The Georgics of Virgil（Cambridge, 1969: 平装本）深入研究了诗人的早年生活；相关历史、政治背景见R. Syme的经典著作The Roman Revolution（Oxford, 1939: 平装本）。

Robert Coleman版的Eclogues导言（Cambridge, 1977）十分有用。L.P. Wikinson论Georgics的作品是关于这首诗的最佳著作。W.A. Camps的An Introduction to Virgil’s Aeneid（Oxford, 1969: 平装本）提供了研究Aeneid的、颇具启发性的视角。W.Y. Sellar的Virgil（Oxford, 1877）是关于维多利亚时代文学批评著作的扎实的典范；Brooks Otis的Virgil: A Study in Civilized Poetry（Oxford, 1963）见解较为主观。S. Commager编辑的Virgil,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Eaglewood Cliffs, NJ, 1966; 平装本）是一部质量上乘的论文集。 T.S. Eliot的论文What is a Classic？收录在他的著作On Poets and Poetry（London, 1951）中。Gordon Williams的Tradition and Originality in Roman Poetry（Oxford, 1968）澄清了维吉尔和其他作家许多篇章的相关问题。还可参见R.O.A.M. Lyne的Further Voices in Virgil’s Aeneid（Oxford, 1987）。

近年来有一批《埃涅阿斯记》的重要注疏相继出版：R.G. Austin的第1、2、4、6卷，R.D. Williams的第3、5卷，C.J. Fordyce的第7、8卷（都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还有K.W. Gransden的第8卷注疏（Cambridge, 1976）。R.D. Williams还出版了一部对Aeneid全书的较短注疏（London, 2vols, 1972）。还有两部德语学术史上的经典著作：R. Heinze的Virgils epische Technik（3rd edn., 1914），1957年重印；以及E. Norden对Aeneid卷六的注疏（Stuttgart, 1927, 1957年重印）。

[1]拉和“后三头”发动的运动，大规模清洗恺撒政敌，并借此敛财。——译注

[2]古代罗马货币单位。——译注

[3]又译“亚克兴战役”“阿克提姆海战”，是公元前31年发生于地中海地区的奥古斯都与安东尼之间的重要海战，也是罗马内战中最后的决定性战役。——译注

[4]对应前文提到的宙斯。赫希俄德为古希腊诗人，故曰“宙斯”，维吉尔则曰“朱庇特”。——译注

[5]斯大林一直被外界认为其没有文学修养，在文学领域实施高压政策。故有此比喻。——译注

第十章 罗马历史学家

安德鲁·林托特(Andrew Lintott)

起源

在罗马帝国西半部分衰落后，文化、知识出现断层的时期里，罗马史学家们的著作中只有一小部分保存了下来。例如，靠着仅有的两部手稿，我们拥有了塔西佗主要作品中的一半；而李维的142卷作品中只保留下来35卷。这些赫赫有名的大师的命运尚且如此，我们拥有的关于史学先驱者和其他晚期史学家的信息就仅限于简短的评论和摘引了。相反，由于拜占庭学术传统的存在，希腊史学家们的命运要好得多。

由于现存资料的统一性，对有限证据的概括是件相对容易的工作。罗马史学家首先是(并且主要是)罗马城的史学家(“rerum Romanarum auctor”)。像修昔底德和色诺芬一样，他主要记载国内外的公共事务：“规模宏大的战争、城市的陷落、君王们的战败和被俘，以及内部历史中执政官和保民官的斗争、关于土地和谷物分配的立法、贵族和平民的斗争”——在塔西佗眼里，这些便是共和国历史学家们应当处理的主题。史学家们的基本目标很简单：保存罗马自身的记忆，将罗马著名人物的丰功伟绩和性格特征传于后世。我们还要引用塔西佗的原话：“我认为，编年史的一个特别功能在于，它们让美德不至于在沉默中被人遗忘，而那些应对恶言恶行负责的人会受到它们的威胁，担心自己会在后人的眼中留下耻辱。”然而，这种史学并不纯粹是世俗性的；它也关注罗马与诸神的关系，后者保佑着罗马的成长与繁荣，这一事实可以通过预兆(诸神与凡人交流的媒介)和崇拜(凡人对他们的回应)得到证明。除偶尔出现的特例外(最著名的是李维)，罗马史学家们都是元老，或在公共生活中担任过要职的人。撒路斯特宣称，由于政治抱负的缘故，他一度无法集中精力从事史学研究；但当这些抱负未能实现，自己也不再从属于某个特定党派的时候，他便心甘情愿地把退隐后的时间奉献给史学著述，而不是浪费在闲散生活或“种田、打猎等属于奴才的活动”上。

最吸引罗马史学家的题材是罗马在共和时期引人注目的崛起以及最终统治地中海世界的过程。然而，只有当他们几乎彻底完成这一伟业的时候，罗马人才拥有了意愿和能力，可以把这段历史按编年方式妥当地记录下来。最早的罗马史学家——昆图斯·法比乌斯·皮克托和卢基乌斯·辛西乌斯·阿里门图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担任过公职，可能随后不久(公元前2世纪的前10年间)便创作了他们的历史作品。他们用希腊文进行写作——在最近发现的西西里陶尔米纳壁画文字中，法比乌斯是作为希腊史学家群体中的一员受到纪念的。法比乌斯和辛西乌斯不仅叙述他们自己的生活年代，而且试图从起源开始重构罗马历史。因此，我们必须简短地考察一番，在此前的历史中留下了什么样的史料，并且这些材料是如何影响后来的史学创作的。

罗马人保存了对每年执政官的记录(执政官年表，fasti consulares)，从流传至今的文本看，它可以一直上溯到约公元前500年，共和制度建立的时期。这些材料可能来自据说由大祭司保管的年度记录，即《大祭司年代记》(pontifices maximi)，其中记录了每一年的官员名单和重大事件。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无法讨论了)是，这些早期记录的真实性如何；即便它们基本上是真实的，这些记载后来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破坏。可以确定的是，它们至多不过是对战事、凯旋、预兆(例如日月食)和粮食短缺等事件的简略事实陈述。史料中还包括大量与罗马有关的故事，从罗马城的神话起源叙述到后来的年代；其中有些是希腊人(如提迈乌斯)写的，另一些则产生于本地传说。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贵族们保存下来的家族传说。这些传说的起源十分独特，它们是在葬礼上出现的；希腊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已注意到，这种仪式对罗马人形成关于自己武德的自觉意识是有贡献的。死去的贵族被抬到广场中的船头处，遗体停放在穿戴着祖先的衣物和亡灵面具的哀悼者中间，由他的儿子或某位近亲宣读一篇葬礼颂词(laudatio funebris)；颂词开始赞美死者本人，随后便将死去祖先的功业合起来加以赞颂。人们保留了这些演说词，以便日后使用；但西塞罗和李维都抱怨说，这些作品编造丰功伟绩，宣传有悖常理的族谱关系，从而扭曲了历史。

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来判断，最早的历史作品并不都是编年性质的。由于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读者群体，它们的作者主要也有两种写作目的。罗马已成为地中海范围内居于主导地位的大国，因此，罗马人对近期冲突的解释便成了其外交政策的有用注脚。对罗马城性质和古迹的宣传也具有同样的作用。大约在这一时期，开俄斯的一位罗马友人立起了一块碑，以展示罗慕路斯和雷慕斯(Remus)的族谱——有趣的是，似乎正是法比乌斯·皮克托第一个调和了希腊人与罗马人的观点，前者认为埃涅阿斯建造了罗马，后者则认为是罗慕路斯。罗马国内的历史学家们不仅效仿诗人们歌颂罗马人的美德，还用另一种方式进行教育，即构建了关于罗马制度与风尚的“真实面貌”，以便在一个外来影响日益增加、诸多新兴家族开始掌握高级职位的时代里，保护它们免受腐蚀。因此，从一开始，罗马史学看上去基本便是保守的。

其他元老们遵循着法比乌斯和辛西乌斯的传统，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前执政官和监察官，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他来自拉丁姆境内的图斯库鲁姆(Tusculum)镇。从著作标题上看，他关注的不仅是罗马，还有其他意大利城市的早期历史；但他随后很快转而讨论布匿战争和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公元前234—前149年)的历史；像希罗多德和他本人演说文本中的风格一样，他用插入趣闻轶事的办法使叙述变得引人入胜。从加图的时代起，罗马人通常用拉丁文书写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仍旧受到希腊的影响，我们可以辨认出这些影响中的三点。

波利比乌斯

其中第一条是古物学传统，它从一开始就在罗马史学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在罗马人所效法的希腊作家中，最显而易见的是陶罗梅尼乌姆(陶尔米纳)的提迈乌斯，一位公元前3世纪初的西西里作家，他在创作关于西西里和西地中海的历史作品时，事实上成为了第一个记载罗马的历史学家。第二点是与某些希腊化作家联系在一起的“悲剧”手法，其主要特征是悲怅、煽情和追求怪诞。第三个影响则是麦加伦波利斯(Megalopolis)的波利比乌斯，一个作为政治人质，于公元前168年被带到意大利的希腊人；他在那里成为罗马贵族们的亲密朋友，并着手叙述“在53年内，几乎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是如何落入罗马人的统治之下的”。他计划写一部“实用性”的作品，一部政治军事史；对于严肃的读者而言，这将具有实用价值，因为它既解释了事件之间的因果、动机联系，也批判性地评价了处于压力下的人们的行为，以作为将来行动的榜样。由于地中海的全部历史都通过罗马的势力联合在了一起，他相信，写出一部整体史，同时又使之保留协调风格和解释价值是可行的。因此，波利比乌斯的作品是希腊化时期史学的最高峰。在这部作品中，传统上以城邦为主题的政治军事史具备了编年通史的广度。他的叙述在年代编排上以奥林匹亚运动会及每一周期中的年份为基础，依次描述了希腊人已知世界中的不同地区；他同时还进行横向联系，以便使彼此平行的故事衔接在一起，并强调它们的互动与融合。与此同时，因为他作品的主题是异族帝国的崛起，所以他也改造了希腊史学。

同修昔底德一样，波利比乌斯是史学史的专家，对自己研究的这门学问的原则和方法论有自觉意识，但他更喜欢公开讨论诸如材料的选择、演说词的创作、人物性格的刻画、事物因果的解释等问题。他的方法在本质上是对修昔底德首创见解的再次肯定，即利用可能得到的最真实证据来探求真相——包括运用核实材料、询问目击者、比对他们的叙述等手段。然而，他把自己的研究拓展到了过去，特别是他自己的上一个世代，并批判性地使用了他人的著作。但他也强调史家对史学的个人贡献。一方面，他憎恶虚构式的、情感夸张的写法，从而使自己有别于古物学家和“悲剧”作家。但他也借用了后者偏爱的手法，即制造令读者难忘的印象。他通过一种理论来调和这些主张，该理论以希腊人所说的“强调”为核心，其内容包括作者制造的权威性印象，其叙述对象的显著重要性，以及在读者头脑中留下的鲜明记忆。他相信，与修辞技巧相比，事件的真相更能影响读者。然而，这种影响必须以史学家为媒介，他负责选取和呈现事件，辅之以动机、因果方面的恰当评论。另一方面，史学家的能力来自他本人的政治、军事经验(作为当事人或在类似情形中的)。因此，无论叙述什么题材，优秀史家写出的都是自己的经验，随之而来的真实感和说服力会对读者产生影响；离开了这种影响，史学对于想要得到指导的人来说就是无用的。

在通常情况下，波利比乌斯给出的指导十分清晰。他讨论了一些技术性问题，诸如城市规模的估算、烽火信号的使用；他用道德化的手法描写了雷古鲁斯(Regulus)在逆境中的坚忍、埃托利亚人愚蠢的想当然、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的傲慢；他说明了使用雇佣兵的危险性。有一卷作品是论述罗马、迦太基和斯巴达政体的相对长处的。波利比乌斯直接分析了一些个别的政治决定；他宣称自己不会虚构演说词，而要从现有的材料中提炼出中心论点，在其背景与事态后续发展的基础上补充自己的评论。他对战争原因的解释可能并不足够详细。他虽然把战前准备活动和交战双方的借口同真正的开战原因区分开来，却认为后者仅由侵略者的心理状态以及造成其这种心态的形势决定。作者从未留意过彼此不通过长期交战，而依靠外交互动将一方或双方同时推下深渊的情况；也没有对受攻击城市(如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的罗马)的同仇敌忾予以过足够重视，这些城市默许对方发动威胁自己的攻击，并为之做好了计划。同修昔底德一样，波利比乌斯拒绝把能够得到理性解释的事件归结为运气。然而，他跟希腊化与古典时期的前辈们一样，迷恋一个关于命运(tychē)的悖论；这种观点认为，在人类生活境遇的急剧转变中，个别部分是能够得到理性解释的，但其总体效果却是无法预料和令人敬畏的。更令人惊奇的是，他声称，罗马是在命运引导下成为世界主宰的；尽管他在别处表示，运气在罗马人取得成功的过程中不扮演任何角色，这种成功是他们的实力、政治稳定局面和进取精神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这种显而易见的不一致性是可以得到解释的。波利比乌斯似乎将罗马视为一场竞赛中当之无愧的胜利者，而它曾经(现在依旧)受到命运的眷顾，从而得以在几个强大且野心勃勃的大国并存的局面下脱颖而出。但巧合的是，罗马同迦太基在西方的冲突本是独立的偶然联系，却碰巧在时间上与腓力五世和安条克三世的扩张活动重合，从而使得地中海范围内的各种政治进程彼此缠结在一起。

共和晚期

罗马的史学家们并不像波利比乌斯那样，对理论抱有浓厚兴趣；他们在叙述事件的时候也没有达到后者那种宏观统筹的水准。然而，波利比乌斯坚实地确立了罗马在世界史上的中心地位，而他赋予史学的实用教育目的也确保了它在罗马人眼中成为一门值得尊敬的学问。此外，他希望能由政治家和军事将领，而非书斋式学者撰写历史，这也是同当时的罗马传统一致的。在这些希腊化传统的影响下，罗马人的写作是如何发展的呢？到了公元前2世纪后期，严格按照事件次序逐年记事的“编年史”(annales)和包括了自由分析的“历史”(historiae)开始成为两个含义迥然不同的术语。到了后来，塔西佗和撒路斯特用“历史”这个词来形容记述他们生活年代的作品，而“编年史”则更多地被用来借指古代史。加图成了把历史转化为政治武器的先锋；到了公元前100年，政治家们开始创作回忆录，以制造对自己有利的历史记载。这种潮流在日后促成了恺撒战记和奥古斯都自传、《神圣奥古斯都大事记》的诞生。传记体裁也得到了发展：盖乌斯·格拉古撰写了他兄长的传记；共和晚期的伟人们——如恺撒、庞培、加图和西塞罗——都受到了各自崇拜者们的纪念。然而，古物学的历史著述也与当代史比肩而立，其兴盛程度前所未有。人们从各式各样的档案文献(不管它们是真是假)中择取材料，扩充了先前编年史的内容；又利用往往在某一原型基础上编造的故事来添油加醋，以至于李维感到莫名其妙，不明白沃尔西和埃奎亚(Aequia)民族中哪来那么多人口可供史书中的罗马人反复杀戮。

到了这个时候，没有人还会抱怨罗马史材料不够多了，但根据西塞罗同时代人的看法，现存的史料可读性不强。西塞罗的朋友们纠缠着他，催促他写一本史书——“一部更配得上演说家的历史”。西塞罗去世之后，科尔涅利乌斯·奈波斯(此人自己也是创作年代记和短篇传记的作家)哀叹说，把那些粗糙不堪、杂乱无章的大堆材料打磨成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的机会已经错过了。西塞罗本人认为，罗马的历史作品无法跟希腊史相提并论，因为它们缺少ornatus，即引人入胜的展示技巧。这种技巧包括感情色彩和语音语调的多样性，合理的词序，明白晓畅的风格——在这种风格中，语句的韵律可以完美地再现事件本身的节奏。另一方面，西塞罗的观点并不仅限于语言方面的要求：历史学需要合理的编年体系和地理描述，对政策和动机的解读，以及对这些政策执行效果的判断。尽管我们手头现有的早期编年史家残篇中确实展示了令人赞赏的语言风格和充满活力的叙述技巧，却缺乏引导读者跨越悠久年代的流畅性。更重要的是，它们很可能没有给解释留下足够的空间。

尤利乌斯·恺撒

恺撒对其高卢战争和内战的评论是我们拥有的、关于罗马史学进步的第一个重要例子。虽然是带有政治目的的回忆录，这些作品却同用意不那么明显的史书拥有许多共同特征：事实上，目的性和自我炫耀并非自传独有的毛病。从风格上看，恺撒似乎较其前辈有所进步。书中的叙述清晰而流畅，但缺少富于变化的语调和丰富的词汇，并且风格总体上同我们在西塞罗书信集中发现的公务信函极为相似。西塞罗称赞它们朴实无华的风格，那正是因为这些作品没有使用文学修辞。在编排和解读材料方面，恺撒更为符合西塞罗的要求。事实上，恺撒的《高卢战记》采用了成熟阶段罗马史作品的典型主题，为我们叙述了罗马的势力通过一连串战争得到扩张的历史，并利用地理和异族性格的插话使其记载变得更为生动，还通过第一人称的评论和讲话(在发言中他和辩论对手都为自己的行动进行回护)来解释事件的重要性。整部作品都是罗马人美德的证明，既包括恺撒自己，也包括他的部下(这些士兵的能力在其他著作中很少被描写得如此充分)。这里还含有一条政治信息：恺撒虽然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十分理性和激进，却在讨论高卢诸部落时肯定了现有的统治权力和保守的政治立场。对于那些试图通过施舍和煽动革命而取得平民支持的野心家来说，他们扮演的角色是十分危险的。尽管读者们会觉得这样的评论具有讽刺意味，恺撒写下它们的时候却可能是相当真诚的：传统上，罗马在保卫帝国安全时一直试图利用其同盟间的“既定秩序”。于是，《内战记》就不能如此简单地按照罗马人的方式加以解读了。然而，恺撒的士兵们依旧是英雄，恺撒也还在按照传统价值观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当他的尊严受到威胁，被从前的朋友抛弃的时候，他拿起武器保卫罗马人民的自由，粉碎了一小撮权贵们的阴谋。

撒路斯特

C. 撒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生于公元前86年)是一名恺撒的党徒(大约在后者被谋杀的时候转而创作历史)；他在写作风格方面更富于创新性，并发展出了一种简约的警句式写法，这种写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早期编年史家们(特别是加图)运用简练句式并精心选词的传统影响，但他在语言和语调上更富于变化。不幸的是，他的主要作品《历史》(叙述公元前67年以前的共和晚期历史)仅存残篇，我们只能主要依靠其专著《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来对他进行评判。在这两部作品中，撒路斯特坦白承认，自己在着力对道德进行描绘；事实上，他暗示道，贵族亡灵面具的重要意义在于激励后人，这使我们想起罗马葬礼对史学创作的影响。然而，与对美德的处理相似，他对恶行也给予同等的强调；并且他的叙述不仅局限于个人性格的描写，也勾画了整个社会各个群体的风貌。出于爱国热忱，他对罗马的赫赫战功进行了充分描述；但与此相反，他也描绘了当时道德败坏的局面，在他看来，那是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而出现的。最严重的是，贵族集团不仅由于贪欲和野心走向自我毁灭，还制造了对穷人的不公，或鼓励他们也跟着一起腐化堕落。罗马只是靠着几个领导人的卓越美德才得到了拯救。撒路斯特也集中描述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冲突，它始于共和早期、腐化开始之前的年代；但在罗马对外进行生死攸关战事的短暂和平共处期过后，这场斗争又在共和末年变得激烈起来。撒路斯特对平民的苦难表示同情(他本人曾担任平民保民官，并在当时持平民派立场)。但当写到共和晚期的时候，在一段受到修昔底德影响的文字里，他声称要维护元老院既定统治秩序和代表平民权利的两派都予以谴责，认为他们事实上追求的只是自己的权力。对于撒路斯特而言，邪恶与衰落是跟美德和胜利同等重要的主题，而正是恶行才为他提供了刻画人物性格的最佳时机，如喀提林和朱古达，以及塞普罗尼娅(Sempronia)和《喀提林阴谋》里的有教养女子等次要人物。不过，他对衰落原因的分析相对肤浅。他只简短地提到了罗马的政治组织与经济。在撒路斯特笔下，罗马衰落的基本原因在于它的繁荣和缺少外部敌人的环境：这些因素可以抑制某种天生的“原罪”，而只有对外战争的苦难才能遏制那种罪孽。这一观念并非撒路斯特首创，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的政治和史学。但撒路斯特以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方式转述了这种思想。

李维

提图斯·李维是第一个有作品保存至今(无论篇幅长短)的编年史作家；正是通过他和其史作中可辨认出的、来自先前作家的元素，我们才能够对共和时期的编年史进行评价。此外，他的历史也是共和时期的最后一部编年体巨著。李维于公元前59年生于帕塔维乌姆(Patavium，即帕多瓦)，从30岁开始了长达20年的史学写作生涯，其间亲身经历了罗马内战及从共和国向君主政体的转变。作为一个勤奋博学但并非在政治生涯和聪颖程度方面出类拔萃的人，他几乎完成了西塞罗的友人们期待西塞罗所能完成的目标——创作一部具有可读性的罗马史。他语言方面的丰富性和对材料的组织方式正是西塞罗所希望看到的。他避免使用撒路斯特式的突兀风格，而是在丰富的词汇和复杂的行文结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明快、多样的叙述手法。他对主题的处理办法是保守的，这可能是编年史家们的传统做法：李维在描写战争时是爱国的；在谈到政治时，他支持元老院的权威，反对保民官们的蛊惑人心。他虽然在叙及平民同贵族斗争的时候对他们表达了些许同情，却对那些坚决反对向平民做出任何妥协或破坏传统的贵族强硬派表现出了巨大的好感。他很可能在现已佚失的、记载共和国被颠覆的若干卷中继续坚持这种态度，并把这些人的失败视为共和制度衰亡的一个原因。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可能就是在乌提卡(Utica)自尽的加图，此人反对恺撒，在撒路斯特的《喀提林阴谋》里已被描述成无私尽忠于共和国的人物形象。虽然李维是在政治制度瓦解和内部纷争之后从事写作的，他却身处罗马帝国势力臻于极盛的时代。面对着这种反差，目睹了繁荣局面和道德沦丧(其典型例子是罗马人的自相残杀)的并存，李维同撒路斯特一样，认为罗马是被自己的成功压倒了。

作为历史细节的解释者，李维缺少原创性，或至少在探究原因方面乏善可陈。然而，作为解释的替代品，他在描写情感方面表现出了鲜明的人道主义同情心，这在他创作的演说词和行文叙述中都有所反映。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想象力。没有人记载过维伊人在被罗马人逐出自己的城市(它随后被夷为平地)时的感受，无人提及罗马士兵们受萨莫奈人强迫在轭门下穿过时的心境(这两个事件都发生在公元前4世纪)。关于罗马人听说自己的军队在公元前217年的特拉西梅诺湖战役中败给汉尼拔后的反应的记载很可能也多不到哪里去。然而，这些却是李维现存作品中一些最令人难忘的篇章。创作历史的“悲剧”手法对他的影响显然要大过波利比乌斯的“实用主义”方法。李维将他的历史作品一直写到公元前9年——因为它已成为无法超越的庞然大物，也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共和国已经成了一具死尸。

早期帝国

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们的元首政体带来了政治生活与文学风格的转变。人民和元老院逐渐丧失了权力，无法在重大事务上做出具有效力的政治决定：政策已由元首及其近臣“暗箱操作”；官职的升迁最终要仰仗君王的恩宠。因此，政治保密工作使得当时人和日后的史学家们都对帝国机密一无所知；作为补偿，谣言和怀疑开始大行其道，而宫廷氛围也有利于阴谋诡计和诽谤中伤的出现。与此同时，西塞罗等人华丽的演说词风格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撒路斯特式的精致、简练风格；但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一时期史学在用语方面的变化，它变得非常适合进行讽刺和谴责。

一些按年代记录了从共和制向君主制转变的史家们仍是独立于新政权的。其中的一位，克雷穆提乌斯·科杜斯，其著作在提比略统治时期被烧，后来又于卡利古拉在位期间重新完成了一个经检查后删改了的版本。然而，总的来说，正如塔西佗所指出的，史学由于对当今元首的阿谀和对前任君王的诽谤而受到了损害。前一种倾向由于对元首发表正式颂词(panegyrics)的习惯而变本加厉，这种颂词包含在执政官的谢恩演说中，在奥古斯都时代成为定制(普林尼在公元100年发表的《颂词》是现存最早的例子)。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塞涅卡描述元首克劳狄乌斯之死和化身为神的《游戏》(Ludus)，或称《变瓜记》(Apocolocyntosis)，则是得到官方允许的诽谤作品的一个重要标本。同样不利于史学家的情况是传统题材的缺失。奥古斯都的时代终结后，大多数元首都不再尝试进行新的大规模远征；在国内，共和时期的大规模政治冲突也已不复存在。贵族之间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对叛国罪的审判上，并且他们试图通过获取元首的宠幸或同僚们的尊敬而得到好处。元首制早期的重大变化——内外政的转变，公民权和希腊-罗马文化作用范围的扩大，城市的发展——并非从前的史学家们感兴趣的材料，也不能为他们提供抒发感伤情怀或制造轰动效应的机会。然而，罗马最伟大的史学家正是在这个连他自己也认为十分狭窄、毫无光彩可言的领域进行写作的。

塔西佗

C. 科尔涅利乌斯·塔西佗生于公元1世纪中叶，在弗拉维王朝(Flavian dynasty)时期进入元老阶层，并担任高级官职。他主要在元首图拉真治下进行写作；那是弗拉维王朝的最后一个元首、“暴君”图密善被谋杀后出现的一个史无前例的安宁、繁荣的时代。他的一篇早期作品是对岳父阿格利可拉的一首成文的葬礼颂词。在这篇作品和两部主要历史著作——记载弗拉维王朝时期的《历史》(公元69—96年)和记载公元14—68年的朱利安-克劳狄王朝的《编年史》——中，塔西佗提出了自己对善与恶的传统看法。“这个时代并非极其缺乏美德，还是产生了若干优秀的行为榜样。”这些人与共和国编年史中的那些人物并不相同。“母亲们陪伴着孩子踏上流放的旅程，妻子们追随着自己的夫君……忠诚的奴隶甚至敢于同给自己施刑的人傲言相对。”然而，塔西佗的作品中充满了缩微版的《阿格利可拉传》——即为在当时制度下飞黄腾达的人和因叛国罪审判而身败名裂的人所写的悼词。“让我们对著名人物的声望予以更多的关照，正如他们的葬仪有别于普通人那样，这些人在对死者的记录中也应得到特别的注意。”

他的目的不仅是通过展示善恶来进行道德教诲，还要进行实用性的指导。这一点可以说明他何以要关注阴谋和叛国罪的审判。他解释道，在共和制度下，当权力时而属于平民时而归于元老院的时候，人们需要同时明白如何去驾驭群众，以及如何去影响控制着元老院的贵族。同样，在独裁制度下，洞悉元首思维的运作方式也是有益的。塔西佗因在这方面的成功而受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如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和奎恰迪尼(Guicciardini)的赞赏。尽管对被元首消灭的那些人物的记述不偏不倚，他却把最高的敬意给予了那些像他本人和他岳父阿格利可拉一样幸存下来的人。“那些惯于欣赏叛逆行为的人应当意识到，伟大的人物是可以在坏君主统治下存在的；顺从和谦卑姿态如能建立在充沛精力和扎实工作的基础上，同样会取得光荣，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荣耀只能通过貌似悲壮和不合时宜的牺牲来实现。”他并不盲目崇拜朱利安-克劳狄王朝时期那些大名鼎鼎的牺牲者，认为他们试图通过自我炫耀和挥霍钱财来维持其地位，并将这些人同进入元老院的新人们的谦逊、节俭作风进行了对比。

作为记载罗马帝国历史的史家，塔西佗十分引人注意的一点是善于假托反对派之口，不仅谴责了罗马统治的腐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罗马演说家的惯用手法，因为他需要在勒索案中为罗马的外省臣民辩护)，而且赞美了勇敢的独立精神和对罗马文明的抗拒。“如果你希望统治所有人，难道那就意味着大家都应当接受奴役吗？”一位被俘的不列颠将领卡拉塔库斯这样问道。那种奴隶制的一个特征是“使罪恶合法化的花天酒地——柱廊、浴室和奢侈的宴席”。另一方面，他也会将罗马统治所带来的和平、公正同部落纷争造成的不安定局面进行对比。然而，更发人深省的是，据说一位罗马将领在拒绝一个日耳曼部落请求允许他们在罗马领土上定居时说的话。“人必须服从强者：这些人求告的诸神已赐予罗马人力量，让他们决定给予什么和取走什么，罗马人不能容忍其他任何法官的存在。”

塔西佗哀叹说，他所能得到的军事史料过于匮乏。然而，尽管他有能力对一场战役进行激动人心、不失准确的叙述(像李维一样，他在描写当事人的情感方面做得极其出色)，其写作风格却使他对细节的介绍极其模糊，令人恼火。不过，这种风格倒是相当适合记述帝国政治。其主要特点一是讽刺，用来对比公共生活的表象和权力的隐含实质；二是有意为之的模棱两可。塔西佗以此作为乐事放在了删节版的附记中。他还掌握了一种复杂的技巧，可以借此给出供读者选择的解释——有些是他自己的，有些据说是他人的——这样的做法非但没有澄清描写行为的动机，反而增加了其不确定性。他的点睛之笔是对提比略的描写。他掌握的材料指出，尽管这位元首才华横溢，关心帝国的福祉；但他在生命结束时，统治权已摇摇欲坠，他本人也遭到人民的憎恶。塔西佗利用提比略广为人知的伪善性格作为这个谜题的答案，把他的一生看成巧言令色的外衣逐渐被剥去、可怕邪恶的自我日益暴露的过程。提比略被描写成一个绝顶聪明，但因早年经历和统治欲而发生性格扭曲的人物。奎恰迪尼写道：“科尔涅利乌斯·塔西佗很好地教育了生活在暴君统治下的人们，告诉他们应如何生活，如何谨慎地处理事务，正如他同样出色地告诉暴君们如何建立暴政一样。”

塔西佗虽然在一个被普遍认为生活幸福的时代从事写作，他对历史的态度却是悲观的。共和国的灭亡不可避免；提比略治下的悲惨状况被归咎为神明的震怒。塔西佗似乎的确怀疑人类自由意志的存在，这种看法可能使他放弃了向世人提出建议的企图。元首的友谊或敌视究竟是取决于前定和命运，还是基于某种利益考虑而采取的策略？对于塔西佗而言，世界要么是一个完全靠机缘左右、不受神意干预的王国，要么就是由命运决定的——无论这种命运是斯多葛派所相信的那种理性因果链，还是行星的运转轨迹。塔西佗虽然并不总是赞赏个别占星术士，但他跟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包括弗拉维王朝的诸位元首)，对于这门学问本身充满敬意。至于罗马的旧神祇，塔西佗很少提及跟它们相关的宗教仪式，而他对预兆的解释则是模棱两可的。降临到罗马民族头上的灾祸可以证明，诸神并不保佑他们的安宁，只关心对他们进行惩罚。在公元69年发生了“生出怪物的事件，产生了大量别的征兆，诸如此类的怪事在几百年前的和平岁月里也有人记录，但现在只在人们害怕的时候才被提起”。我们很难从塔西佗的著作中演绎出前后一致的宗教观或哲学观。不过这无碍于他的道德目的。命运可以解释人类的行为，但并非它们的借口。

苏维托尼乌斯

塔西佗的功绩在于，他应用传统原则去书写早期元首制时代的历史，并创造了一种反映时代特色的史学著述风格。在两个多世纪里，没有一个用拉丁语进行写作的人尝试过同他一较高下。在他有生之年，流行的文学体裁已由史学变为传记；在后者中，心理和人际关系会受到特别的重视，这些题材也正是塔西佗所关注的。此外，从罗马上层阶级的视角看，诸元首的生活已成为历史的主线。史家们应当创作介绍他们的功业，特别是其参与战事的专著。更加全面的传记则应该在描述他们的政治生涯之外，补充他们私生活的有趣细节和对他们性格的判断，以便使作品显得丰富多彩。据我们所知，塔西佗的同代人，更为年轻的C. 苏维托尼乌斯·特兰奎鲁斯(C. Suetonius Tranquillus)是用文学体裁创作的最为成功的作家，当然，在他身后还有其他一些作者。特兰奎鲁斯的著作构成了成书于帝国晚期的《奥古斯都后诸恺撒传》(Historia Augusta)的基础；后者是一套诸元首传记的汇编，但作者和可靠程度都存在很大争议。

苏维托尼乌斯作品的核心是由罗马墓志铭、葬礼演说词等原始材料构成的——包括对元首的公开记载、他在国内外的业绩，以及通过这些事迹所展现的道德品质。与政治生涯相对应的是私人生活。在小普林尼时代，元首在家庭生活中的美德已成为颂词的描写主题。但在这个领域里，可供史家进行贬损的空间更为宽阔。诚然，元首会因军事失败、挥霍公款、残酷地对待其他上层阶级成员(总的来说，苏维托尼乌斯并未对他记录的行政改革进行评价)而遭到批评。然而，这些公共生活中的错误很容易被视为元首个人品质缺陷所导致的结果——他的罪恶会在家中，特别是餐厅和卧室里暴露出来。因此，我们在苏维托尼乌斯的作品中看到，政治业绩的罗列与对元首私生活的揭露性描述同时出现，并且二者都由大量趣闻轶事加以点缀。尽管上述两种元素事实上很少能毫无矛盾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写法却往往能够有效地——尽管未必是准确地——刻画人物性格。

堪与苏维托尼乌斯媲美的是与塔西佗同时代的希腊作家，喀罗尼亚(Chaeronea)人普鲁塔克，古代世界最伟大的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大部分传记都采取平行列传的方式，将一个著名希腊人和一个共和时期的著名罗马人进行比较。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有意进行性格刻画(普鲁塔克特地把他的著作比作雕塑和绘画)，在作品中弱化了传主一些小的不检点之处，但并没有完全忽略它们，以便既能符合求真的需要，又能让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人物生平的主线上。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普鲁塔克没有简单地按照从生到死的顺序叙述传主的生平，而是在特定的场合下添加了对他们行为的总体说明——主要是在这样的场合，他会像苏维托尼乌斯一样引入对趣闻轶事的叙述。 作者按照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衍生出来的伦理学概念，描写和比较了这些人物。人应当勇敢，但不能轻率；应该谦逊，不可得意忘形；人要有节制地、谨慎地使用财富；他们应当控制下属的冲动情绪，自己也不能被冲动压倒。这些传记试图表明，伟大人物的成败得失都取决于他们是否遵守这些训诫。与此相比，罗马人的传记在伦理方面相对粗糙。罗马史学家们的价值观主要不是基于针对优秀人物的观点，而在于对罗马胜利的看法，他们以对罗马的贡献作为一个狭窄的基础，在此之上形成对个人品质的判断。

罗马史学的发展何以到了塔西佗之后就枯竭了呢？值得注意的是，下一部记述罗马的巨著是由希腊裔的罗马元老——比提尼亚的卡西乌斯·狄奥用希腊语写成的。这是一部一直叙述到作者写作年代(公元3世纪初)的罗马通史，它试图在解释和政治概括方面效法修昔底德的作品。与此相反，尽管拥有波利比乌斯这个杰出榜样，罗马人对自身政治史的解释很少能够超越对政治术语进行简单化理解的层面。因此，在李维或塔西佗用富于文采的笔触记载了这一时期的事件之后，人们就找不到重新叙述这段历史的理由了。由于帝国和元首制政体业已得到巩固，并且看似不大可能再发生什么变化，元首们的传记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已被讲完了的好故事的狗尾续貂之作。后来，到了4世纪，来自安条克的叙利亚人阿米亚努斯·马塞里努斯想要从头再来，用拉丁语记载从塔西佗作品结束的地方直到他自己生活年代的历史。他在这段历史里可以找到常用的材料——战争、地理学和民族志介绍、审判、罗马和其他城市的骚乱，更重要的是关于道德的插曲。然而，他的叙述虽然鲜活感人，却几乎没有解释公元4世纪的危机和社会发生的变化。这或许是罗马上层阶级放弃按照传统方式书写历史的一个原因。他们在旧有的框架下已经找不到可写的新东西了。

延伸阅读：

本章提及的大部分史学作品都有英文翻译；然而，罗马史学家们的残篇是没有翻译的。除洛布古典丛书中的对照译文外，收录最为完备的当属企鹅古典丛书。企鹅丛书中最好的译本包括塔西佗的《编年史》（M. Grant）和《历史》（K. Wellesley）、撒路斯特与恺撒（S. A. Handford），以及波利比乌斯（I. Scott-Kilvert），尽管后者很少收录波利比乌斯对第二次布匿战争后续事件的记载。最好的波利比乌斯译本由E.S. Shuckburgh完成（2 vols., 1889/1962）。塔西佗的主要译本有A.J. Church 和 J. Brodribb（London, 1882）以及W. Fyfe（Oxford, 1912）。

M.L.W. Laistner的The Greater Roman Historians（California, 1963）提供了对这一主题的概述。还有些论文集相当有用，如Latin Historians和Latin Biography（T.A. Dorey编, London, 1966 and 1967），其中包含了分别论述波利比乌斯、普鲁塔克和拉丁作家群体的章节。A. Momigliano的Essays in Ancient and Modern Historiography（Oxford, 1977），特别是其中的第四、五、七三章，对研究罗马历史学家本身和他们在史学发展中的地位都很重要。

关于早期历史学家，见上述Latin Historians和Latin Biography中E. Badian撰写的章节和上述Momigliano的作品；B.W. Frier的Libri Annales Pontificum Maximorum. The Origins of the Annalistic Tradition对早期罗马文字记录的研究颇具争议。

对波利比乌斯研究贡献最巨的当属F.W. Walbank。见他的Polybius（California, 1972）和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Polybius, vol.i.（Oxford, 1957）导言。关于波利比乌斯对史学家功用的看法，见K. Sacks的Polybius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California, 1981）。

撒路斯特的最佳入门读物为D.C. Earl的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Sallust（Cambridge, 1961; Amsterdam, 1966）。R. Syme的Sallust（Oxford, 1964）则进行了更为细致、广泛的探析。研究恺撒的著作有F.E. Adcock的Caesar as a Man of Letters（Cambridge, 1956）。P.G. Walsh的Livy（Cambridge, 1961）对李维进行了较为简短却颇具价值的总体研究。同样有用的还有R.M. Ogilvie的A Commentary on Livy I-V（Oxford, 1965）。

R. Syme的Tacitus（2 vols., Oxford, 1958）是论述这位史学家的主要英文著作。R. Martin的Tacitus（London, 1981）是一部较为精练的作品，书中充满了真知灼见。H. Furneaux的The Annals of Tacitus, vol.i（Oxford, 1884）导言也非常有用。B. Walker的The Annals of Tacitus（Cambridge, 1952, 1960）试图区分作品中的事实和虚构成分。还可参见T.A. Dorey编辑的Tacitus（London, 1969）中收集的论文，以及K.C. Schellhase的Tacitus in Renaissance Political Thought（Chicago, 1976）。

关于传记，见A. Wallace-Hadrill的Suetonius（London, 1983）、D.A. Russell的Plutarch（London, 1972）和C.P. Jones的Plutarchand Rome（Oxford, 1971）。

上面提到过的Latin Historians和Latin Biography为我们了解帝国时期史学和传记的其他发展提供了方便。关于阿米亚努斯，见J. Matthews的The Roman Empire of Ammianus（London, 1989），尤其是其中的第十八章。

第十一章 散文的艺术：帝国早期

唐纳德·鲁赛尔(Donald Russell)

两种语言，一种文学

公元1—2世纪孕育了一种影响广泛、十分重要的散文文学，由希腊文和拉丁文两种文字写成。虽然最伟大的天才塔西佗是罗马人，其思维方式很难用希腊文表达出来，但在很多方面，这两种语言表现为同一种文学的载体，并且希腊语在其中的贡献显然更为重要。

希腊文和拉丁文甚至在起点上就是不平等的。除担任公职的需要外，以希腊语为母语的人们很少费力去学习拉丁语，并且他们似乎认为拉丁语的精细语法难以掌握。“朗吉努斯”〔《论崇高》(Peri hypsous)，12.4〕因为打算评判西塞罗，所以很明智地请求读者原谅自己将要讨论拉丁文学。普鲁塔克(德摩斯梯尼，3)宣称自己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能力，并且他显然在掌握拉丁文方面十分吃力。对提供罗马方面信息的希腊文著作的需求自然是持续存在的。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的《罗马古事记》、普鲁塔克的罗马人传记、阿庇安的《罗马史》迎合了这种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说希腊语的人希望在帝国行政管理和政治事务中占据一席之地，这类作品的数目与日俱增。因此，到了2世纪末，拉丁史学已经枯竭，但赫罗狄安和更具才华的卡西乌斯·狄奥证明，希腊语仍然拥有活力。另一方面，对于以拉丁语为母语的人来说，如果想要担任公职或接受文学教育(二者一直有着紧密联系)的话，他们从小就得学习希腊文，并经常以希腊文替代自己的母语，特别是在讨论哲学或自然科学等学科的时候。元首马尔库斯·奥勒留斯用希腊文创作《沉思录》，普林尼的友人科尔涅利乌斯·卢弗斯用希腊字眼Kekrika(“吾意已决”)来宣布自杀决定，这些都是不足为奇的。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一种影响范围极广的文学，负责把希腊的知识与哲学介绍给母语为拉丁语的公众，试图实现西塞罗和奥古斯都的理想，即使拉丁文学成为希腊-罗马文化全面和完备的表达形式。塞尔苏斯的百科全书、昆图斯·库尔提乌斯的《亚历山大》和普林尼的《自然史》便是这类作品的代表。

但两种语言都具备文学语言的自觉意识，同日常口语存在着显著区别，二者之间的共同点要比以下这种差异重要得多。该差别在希腊语里体现得更为突出。从奥古斯都时代(事实上还要早些)起，教授希腊语法、修辞学的教师们便尽可能近似地模仿一种精确的语言、语法形式，它以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的阿提卡经典著作为代表，特别是修昔底德、色诺芬和演说家们的作品。这一运动在公元2世纪中叶达到高峰，伟大“智者”们创作的复古杰作赢得了剧场里排山倒海般的掌声以及元首们令人羡慕的赞助。在拉丁文学方面，不同时期人们的看法会有所变化。直到晚近，拉丁文才达到其典型的成熟期(这种形式迅速得到了认可)。散文风格自然在西塞罗之后继续得到发展，这种发展部分是对西塞罗试图建立的句式结构和用语规范定式的反动——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直到昆体良试图扭转这一潮流的时候为止。直到安东尼王朝时期(公元97—180年)，散文复古派(antiquarii)的涓涓细流才汇成一股洪流。于是，某种类于希腊文学中“阿提卡主义”的风格发展了起来。在这一现象出现之前，曾有过大量改进与实验；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现象的源泉主要在于诗歌作品和古老的希腊语修辞学技巧，而与拉丁语的日常口语资源关系不大。后者大体上是无人问津的，尽管塞涅卡的部分作品显然反映了优雅谈吐的风格，佩特罗尼乌斯的革新则更为大胆，以至于让他喜剧式小说中的部分人物讲粗人的不规范用语——但据我们所知，无论在拉丁语还是希腊语中，这都是一次独一无二的实验。

很明显的一点是，在这两种语言中，几乎所有主要作品都是用一种特定格式写成的——爱德华·诺登(Eduard Norden)，对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理解水平贡献最巨的学者将其称之为Kunstprosa，即“艺术散文”或“书面化的散文”。那是孜孜不倦地训练与模仿的产物。在希腊文和拉丁文中，艺术散文的主要特征在于，其风格依赖于作者为将要处理的特定题材预先做好的选择。作者必须决定适合这项写作任务的文体层次(拉丁文中的genus dicendi或希腊文中的charakēr)；常用的分类标准会区分“崇高”“平正”和“雅致”三种风格，但这绝不是唯一可能被使用的范畴体系。无论如何，作家们会对词汇做出选择，而词汇在很大程度上受前辈的同类文学作品或相关著作影响；他们还要选择句式结构，决定是使用绵长繁复的“完句”还是较为简洁的形式；并且，最令现代读者惊奇的是，他们甚至要选择作品的行文节奏。某些句尾(拉丁文里说的clausulae)分布的规律见于古典时期的希腊语散文；不过，希腊化时期修辞学家和他们的罗马人学生们，似乎将这种已成为我们研究的该时代作家第二天性的写作习惯做了系统化和强化。诚然，大部分罗马史学家和部分希腊哲学家们确实打破了所有已知的戒律；但这本身也是一种由体裁决定的选择行为。塔西佗在其《修辞学对话》中采用了规范的西塞罗式“完句”，但在其史学作品中就没有使用。昆体良(9.15.8)则将这种传统偏好理性化——可能是基于他对修昔底德的研究——声称史学叙述的速度会使得富于节奏感的完句显得不够协调，因为这种句式会使整个情节的发展缓慢下来。

艺术散文在当时已有悠久的历史。它从公元前5—前4世纪的希腊哲学家、演说家们那里发展而来，一方面使散文多少具备了诗歌的庄严和感人力量，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一种表意明确、风格优雅的书写用语(graphikē lexis：亚里士多德是讨论这一话题最重要的理论家)。在我们研究的这个时代，它以多种形式存在，是一种具有多种用途、适用于不同领域的工具。它不仅被应用于高雅的文学体裁——史学、演说术和文学性书信(belles-lettres)，也是大量技术性和教育性作品的书写载体。狄奥尼修斯的《遣词法》、“朗吉努斯”的《论崇高》、奥纳桑德的《论将才》都是希腊语中的典型例子，也都创作于公元1世纪；塞尔苏斯的百科全书(其中只有医学分卷留存至今)、科路美拉论农业的作品、昆体良的修辞学手册则是同一时代里用拉丁文写成的此类著作。然而，当时也存在着这样一些作品，其中的书面化标志已经消失，看上去“文采”缺缺：维特鲁维乌斯用拉丁文写的《建筑》和阿里安用希腊文写成的《爱比克泰德论文集》便是这类作品中的著名例子。这种书面色彩的缺失经常是有意为之的。阿里安用色诺芬的阿提卡方言写了《亚历山大远征记》，而他关于印度的著作是用希罗多德的爱奥尼亚方言写成的。因此，正是基于同样的媒介择取标准，他选用公元前1世纪的技术性语言来记载奴隶出身的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的讨论，因为其中的思想本来就是用这种语言表达的。

文学批判和修辞学：衰落的迹象

奉行这样严格的书面写作规范，并同教育联系得如此紧密的文学注定是自觉的和自省的。这一时期成为文学批评的伟大时代不足为奇；尽管严格说来，它并非创造文学理论的伟大时代。特别突出的是，文学作品的进步和衰落都得到了世人的密切关注。有些人看到了进步，更多的人看到的则是衰落。这是一种传统的悲观主义，是一种跟荷马、赫希俄德一样古老的思想，即“世风日下”在文学领域的应用。这种看法通常很适合论辩的需要，但其提出者的态度也未必是不真诚的。

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在屋大维取得阿克兴战役胜利(公元前31年)后不久便来到罗马。他在那里定居，其工作内容包括教授修辞学、进行文学批评和创作一部详尽的早期罗马史。在关于阿提卡演说家系列著作的前言中，狄奥尼修斯列举了在他眼中这个时代所取得的成就。出现的变化是巨大的。“传统的哲理性修辞学”——德摩斯梯尼之前的阿提卡演说家都属于这一流派——在“马其顿人亚历山大死后”被一种“劣等”的风格所取代，那是来自亚细亚某个藏污纳垢之地的舶来品；但值得称许的是，由于古典评判标准的复兴(那是有教养的罗马统治阶级的高雅品位的结果)，这种粗俗、毫无价值而又风靡一时的文风已找到了它应有的归宿。这是一段论辩式的文字，但其中包含着重要信息。新兴的标准散文所承载的是这样一种修辞学，它不是仅仅包含种种花招、颠倒黑白的法庭辩论技巧、巧言令色的骗术，而是“哲理性的修辞学”(philosophos rhētorikē)；对于一个秩序良好的时代而言，它是一种有益的道德、社会整合手段。在本质上，这是350年前伊索克拉底的理想在一个更加广大的世界里的再现。

狄奥尼修斯这个说法中所预设的三个发展阶段——完美的顶峰、衰落与复兴——是希腊文学、艺术史理论作品中的常见模式。起初，罗马人很难把这套思想应用在他们自身发展历程的情境中。当贺拉斯、狄奥尼修斯的同时代人歌颂奥古斯都时代的诗歌成就时，他所引以为豪的是新技巧取代了以往不成熟、不完美的东西，而不是代替了败坏、衰落的某种风格。但这种模式的出现已指日可待。在演说术的领域，西塞罗的时代被视为顶峰，与德摩斯梯尼的时代相对应。后来的一切都是衰落的表现。在提比略和卡利古拉统治时期进行写作的老塞涅卡是这种关于腐化和衰落的讨论的早期见证人，这种论调在公元1世纪非常流行。老塞涅卡强调了这种衰落的三个原因：一是政治方面的，即共和时代自由的丧失；二是道德方面的，即追求声色犬马的青年一代的游手好闲与放荡不羁；最后还有上天的不遂人愿，不允许任何事物长久地停留在巅峰状态。他的儿子，哲学家塞涅卡赞同道德论者们的观点。他认为，文学风格反映了个人与社会的生活方式：“你在哪里看到堕落的演说术大行其道，就可以确信那里的道德已偏离了正路。”(《书信集》114.11)他是在公元62年写下这句话的。一个世代之后，他自己又在罗马人模仿狄奥尼修斯的古典主义标准做出的评论中受到嘲弄。率先发难的是伟大的教育家昆体良(约公元35—100年)，在他眼中，正是因为塞涅卡的谬误颇具魅力，他才成了一个极其有害的范本。站在昆体良的立场上看，这种评价并非有欠公允。塞涅卡使用的简短句式、不加选择的用词习惯和轻松活泼的流畅文风使他的拉丁文风格在根本上成为西塞罗式的庄严、平正文风的对立面。但我们不应忘记，塞涅卡写的也是“艺术散文”，并且其完句节奏的连贯性令所有其他作家都望尘莫及。

昆体良的重要作品，12卷的《修辞学教育》(Institutio Oratoria)对如何教育、训练演说家的描述较其他任何古代著作都更为详细。它强调道德是演说术的基础，对教育的论述则尤其有趣。昆体良还写了一部现已佚失的论文风“败坏”原因的书，那无疑是对其理论体系的叙述。塔西佗《关于演说家的对话》的背景年代为公元73年(虽然它可能是差不多30年后才写成的)，介绍了“保守”和“现代”的两种观点。另一段论及这个问题的文字是用希腊文写成的，保存在“朗吉努斯”《论崇高》的最后一章里。这本小书详细讨论了在文学作品中制造崇高、庄严和煽情效果的手法。在古代的文学批评作品中，这部书最为引人入胜，也最具影响力。我们必须承认，其创作年代存在着若干不确定之处。它被视为公元3世纪一位著名学者、政治家的作品而流传下来，但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地受到了普遍质疑，因为该作品同公元1世纪文学观念、兴趣的联系是一望即知的。代表“哲学家”的“朗吉努斯”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即当前修辞学的式微是由于自由和“民主”的丧失。他本人的职业虽然是修辞学家而非哲学家，却旗帜鲜明地站在了道德论的立场上：正是欲望的困扰和人心的败坏妨碍了伟大思想的诞生。我们很难将这些言论同特定的历史情境联系起来。在希腊文化的语境中，《论崇高》总的来说是对希腊化时期夸张、浮华文风的否定。事实上，与狄奥尼修斯复兴古典文化的简单主张相比，这部作品中的否定思想似乎更为丰富和深刻，因为“朗吉努斯”主要强调的是演说术和所有文学创作中情感因素的重要性，他论证的核心是要说明，这种情感是如何同深刻思想和道德理念紧密相连的。接着，他对比了古典希腊文学和他那个没落年代里的修辞学家和哲学家们：在前者中可以找到所有值得效法的榜样，而对后者可以指望的只有发挥到极致的道德说教与想象效果。

然而，在最后一章里，作者的观点似乎更接近罗马人。“哲学家”关于一流演说术因自由沦丧而消亡的观点似乎反映了从共和制向元首制的转变过程。作者对此的“回应”把话题从政治革命转移到了个人伦理的领域，但他强调(显然是针对他假想论敌的)，“我们这个境界的人”还是受人节制为好，不然我们的贪欲将会毁掉整个世界。希腊人与罗马人不同视角的结合是令人感到困惑的，但这种现象在此种双语文化环境下十分典型。

书面散文的应用

在苦心经营和密切关注之下，这一时期的散文艺术被广泛应用于多种目的的写作。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在史学领域，正如我们在前一章里所解释的那样。

其次是在演说术方面。毫无疑问，这是它的原始功能；不过“朗吉努斯”等批评家准确地察觉到，当前的时代已不再向演说家提供政治报酬了。那些为西塞罗那一代人提供重演德摩斯梯尼时代剧本机会的重大诉讼与辩论已成往事；帝国时期的“轰动案件”已不再那么具有影响力了。诚然，我们并不知道1世纪罗马演说术发展的细节，不清楚它有多么重要或具有何等的创造性，以及1世纪末古典文风的复兴改变了世人的审美趣味，使得此前的演说术发展史被人遗忘了。然而，到了2世纪，我们却拥有了两部重要的、创作年代明确的作品：普林尼的《颂词》(公元102年)和阿普列乌斯的《申辩》(公元157/158年)。普林尼就任执政官时在元老院里向图拉真朗读的“颂词”展示了“辞赋型”或礼仪型演说词的面貌，那是昆体良倡导的西塞罗式风格与鲜明的“白银时代”创造力与典型文风相结合所能够取得的成就。阿普列乌斯在《申辩》中针对一份关于他使用魔法维持一位富有寡妇对自己的爱恋的指控进行自辩。这部作品表明，诉讼式演说正在转变为纯文学，成了展示用词技巧、广博学识和动人口才的载体。普林尼当然受到过罗马公共生活价值观的影响，阿普列乌斯则在古拉丁文化知识方面非常渊博；但他们两人都在此展示了一个属于希腊文化的现象，即将修辞学用于消遣娱乐目的，这正是那个时代的“哲学家们”的典型做法。

事实上，贯穿这一时期的演说术发展史主要是希腊语文化的题目，同拉丁语文化的联系相对较少。狄奥·克里索斯托姆(意为“金口的”)，比提尼亚普鲁萨(Prusa)城的显要公民、演说家和道德论者，在公元1世纪末前后向罗德斯岛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公民们发表演说，劝说他们恢复冷静，斥责他们的疯狂行为。劳狄西亚的波莱蒙、阿尔勒斯的法沃里努斯、赫罗德斯·阿提库斯和许多其他人都担任使节、接手讼案、教导学生，并用他们天才的历史想象力或冷笑话来娱乐大众。所有这些人都使用德摩斯梯尼或其他古典早期作家的希腊文。这个拥有诸多名满天下、云游四方的演说高手的时代，经常被称作“第二哲学时期”：伟大的演讲者被当成明星而受到追捧。在后人眼里，这往往被视为一种虚荣；但在当时，却成了一场影响巨大、十分重要的文学与社会运动。

艺术散文的第三个用场开创了新的领域。在这个时代里，“散文”发展起来，成了一种可以辨识出来的文学样式(虽然还没有自己的专有名称)。塞涅卡、狄奥、琉善和普鲁塔克的大量作品都可归入此类。它们是一些短篇论文，往往是探讨伦理问题的，但有时也以文学、教育或古物学为话题。一般说来，它们的口吻是非常个性化的；也就是说，作者的个人见解体现得十分明显，尽管这些作品中不乏引经据典的渊博学识和文字方面的苦心经营。在语言风格方面，它们较少使用完句。若干种传统汇集起来，构成了这一写作体裁。其中之一是哲学对话，它不是用柏拉图偏爱的形式，而是亚里士多德使用的对话体写成的；其中包含着长篇讲话，而非简短的问答。在我们研究的这个时代，人们继续写着这些对话——值得注意的实践者有西塞罗、塔西佗和普鲁塔克——但其写作技巧，甚至名称(dialogus)也被用于那些不包含谈话内容的著作中。另一个源头是不那么文雅的民间布道或道德训诫(现代学者们称之为“宣讲”)，它似乎兴盛于希腊化时期，尤其同犬儒学派联系密切。波雷斯廷尼斯的比翁(贺拉斯宣称此人的作品是自己讽刺诗的榜样)显然对构建意象和插入轶事的技巧贡献良多，塞涅卡与普鲁塔克都惯于大量采用这种手法。尽管这些高雅的散文在风格和内容上大多是哲学式的，它们有时还是会涉及到修辞学领域。一些哲学论题——《论神意》《论婚姻》等——本身就是修辞学基本课程的组成部分。此外，闲谈在当时是如此流行，这使得修辞学教师们在这种谈话插入了和正式讲演中一样多的道德训诫成分；他们将之称为“杂谈(lalia)”，利用开头处的单刀直入、趣闻轶事或譬喻来吸引听众的注意力，随后详细分析其中隐含的修辞和逻辑结构。

与“散文”关系密切的还有书信(第四种用途)，因为“散文”往往采取书信的形式。然而，书信是一种已经得到承认的体裁；在这一方面，我们拥有德米特里乌斯《论风格》(可能创作于我们研究的这一时期的开端)这篇论文中睿智而详细的阐释。出版亚里士多德书信的阿特蒙曾说，书信是“对话的一个分支”。德米特里乌斯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对话的作者是在模仿即席演讲，而书信则是“用于馈赠的礼品”，要以精心措辞和艺术手法来对收信人进行恭维。其核心看法在于：书信是“作者思想的影子”；与其他任何一种体裁相比，它更能反映作者的人格。因此它不能太深奥——“像一部在卷首署过名字的论文”——也不能像法庭演说那样采用完句式风格。简言之，它是“友情的简洁表达，用通俗字句对通俗主题进行的阐述”。

书信是这一时代极为重要的写作形式。塞涅卡用这种体裁创作了被公认为其代表作的《道德书简》(Epistulae morales)，那是他退休后写给友人卢基里乌斯的作品。伊壁鸠鲁的书信对他产生过影响，西塞罗致阿提库斯的信也是一样。罗马上流人士们认为，书信是一种极其适合业余写作爱好者的形式，一种表达友谊和共同阶级爱好的得力工具。斯塔提乌斯(《丛林诗集》1.3.104)设想他的朋友沃皮斯库斯(Vopiscus)退隐到提布尔(Tibur)的乡间，创作史诗、抒情诗或讽刺诗——或创作书信，后者跟前三种体裁一样优美。他没有明说，这种书信用的是散文还是韵文；我们应当牢记，它可能用的是韵文，就像贺拉斯或奥维德的书信一样。小普林尼富于文学色彩的书信集是关于那个时代的文化、教育文笔最为优雅、信息最为丰富的史料之一。有趣(可能也令人震惊)的是，我们拥有的、与之相似的希腊文献稀少。诚然，我们拥有大批写于这一时期的希腊文书信，但这些作品是虚构的，伪托于想象中的角色或历史人物。它们不过是修辞学练习而已，尽管我们偶尔(如在《克拉特斯书信集》和《赫拉克里亚的西翁》中)会发现，作家们创作了若干属于同一系列的信件，构成了某种近似于书信体传奇的作品。

这一点倒是提醒了我们，艺术散文得到应用的最后一个领域是纯文学性质的小说。这是一种很晚才发展起来的体裁，尽管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算作该类型作品在古典时期的模板。它们的起源和影响受到了激烈争论；小说中的典型情节是否源自东方，这些故事是否被用来进行宗教(尤其是秘仪)宣传，这些问题在过去的100年里被人们反复提起，并得到了五花八门的答案。似乎可以确定的是，小说并非高雅的古典传统的组成部分，其最初的读者是有别于史学和哲学的。它逐渐进入了更加文雅的读者圈子，有时表现为拙劣的模仿，要人耐着性子读下去；有时则成了史诗、戏剧名正言顺的后继者。现存希腊文小说的情节惊人地一致，并且这种情节具有神话的启发效果。两个情人经历了漫长的旅行、危难和分离，他们的忠贞经受了痛苦的考验，但他们最终结合在一起，从此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卡里同、隆古斯、阿基里斯·塔提乌斯、以弗所的色诺芬与希里奥多洛斯小说作品的基本框架都是如此。它们的风格和场景当然是大不相同的：爱情、魔法、暴力、诙谐、异域风情与远古时代、庭审与辩论的修辞术等都是典型的小说要素，在各部作品中占据不同的比例。对于现代读者的口味而言，最美妙的小说是隆古斯的田园牧歌式传奇《达夫尼斯与赫洛伊》；最离奇的是两部拉丁文作品——佩特罗尼乌斯的《萨蒂利孔》(Satyrica)和阿普列乌斯的《金驴记》(Metamorphoses, 原意为“变形记”)。在很多方面，小说是那个时代最令人难以捉摸的文学成就；它开启了中世纪的传奇文学，并成为现代散文小说的源头之一。但它却是一种遁世型的文学样式；其场景被设置在过去或世界的尽头，其中的虚构场景概括性地描绘了人性，却极少提及读者身处其中的社会和政治背景。

塞涅卡：父与子

这一时期留存下来的文学作品卷帙浩繁。许多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琉善、阿里斯泰德——的作品都是在道德上和风格上适用于拜占庭教育的理想作品，因此得以顺利地保留下来。拉丁作家们就不那么幸运了。尽管普林尼的《自然史》和塞涅卡的作品在中世纪的西欧被人广泛阅读，塔西佗的著作由于一个偶然事件而幸存下来，但很多重要的历史作品却佚失了。然而，两种语言都留下了很多可供阅读的东西；我们在此只能对主要作家的特点进行简要介绍。

由于教育和权力之间、文学成就与政治活动之间的联系，家族在文学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就不足为奇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来自西班牙科尔多瓦(Corduba)的安尼乌斯(Annaei)家族，这个家族祖孙三代都在文学与政治生涯里扮演重要角色。L. 阿尼乌斯·塞涅卡，“老塞涅卡”生于公元前1世纪中叶，于后三头时代和奥古斯都统治前期在罗马学习。他在后半生里奔走于罗马和自己的家乡之间。同那个时代的许多作家〔李维、卡勒科特(Caleacte)的凯基利乌斯、狄奥尼修斯〕一样，他既是史学家，也是修辞学家，尽管他还不是修辞学的专业教师。到了晚年，他为自己的三个儿子汇编了一部精华演说词选集，内容取自他记得的自己青年时代的“朗读者们”。他精心编订的选集非常优美，序言和人物简介部分尤其能展现作者引人注目的才气。我在这里引述“审议式演说习作”中的片段(Suasoriae 2.17)，他在这里利用“温泉关三百勇士”的旧有话题进行了自嘲：

有个名叫塞涅卡的人——你们没准听说过他——此人思路混乱不堪，却打算用宏伟的风格讲话。最后，他无法摆脱这个弱点，变得滑稽可笑。他只能用大个头的奴隶和大型号的银器。请相信我，我不是在开玩笑。疯狂使他最后穿上了比自己的脚大得多的鞋子，吃无花果的时候只吃“马里斯凯”[1](它们个头很大，但可不怎么甜)，还找了个身材魁梧的情妇。他的绰号叫伟大的塞涅卡。噢，当我还年轻的时候，他做过一次这种练习。他针对这个观点——“所有被希腊派来迎敌的士兵都跑掉了”进行演讲。在回应这个命题的时候，他举起双手，踮起脚尖(他当时这样做是为了显得自己更加高大)叫道：“我好高兴，我好高兴!”我们都奇怪他撞到了什么好运。他叫道：“薛西斯就全归我了。”

也就是说，他以温泉关斯巴达勇士的身份讲话，很欢喜自己得不到援助，因为这样一来，他就能单枪匹马去对付薛西斯及其百万大军了。他把这部选集送给了自己的三个儿子，其中一个是梅拉，诗人卢坎的父亲；一个是诺瓦图斯，小加里奥(Junius Gallio)过继成为其子。根据史料记载，他在圣保罗居于科林斯期间担任阿凯亚行省总督〔《宗徒大事录》(Acts)18:12〕；居中的那个儿子，L. 阿尼乌斯·塞涅卡(与他同名)，成了他那代人中无可争议的文坛领袖，也是富可敌国、举足轻重的人物，特别是在尼禄统治前期(成了元首的老师)。

小塞涅卡成长于提比略统治前期(《道德书简》108.22)，他深受哲学，特别是禁欲主义哲学的吸引。受毕达哥拉斯思想的影响，他一度成为素食主义者，后来只是为遵从父亲的意愿才放弃了这种做法，因为他父亲害怕这种特立独行的举动会引起当权者的不悦——在这个时代，“异族迷信”正受到官方迫害。无论如何，塞涅卡并非叛逆者。他有着高远的志向。小塞涅卡的显赫名声却连累了自己，使他因克劳狄乌斯统治时期的一场宫廷阴谋而遭到放逐；但他日后又被召回，并在公元49—62年一直担任要职。他随后失宠，在生命中的最后三年里从事研究和写作——这种隐居生活跟西塞罗的很像，或许正是在效法后者的。我们将在第十二章里讨论他的悲剧。他现存的散文作品(我们只是间接地知道一些有趣的篇章)，包括“劝慰类作品〔特别是写给母亲赫尔维娅(Helvia)的，关于他流放生涯的那部作品〕”，以及若干论道德主题的“随笔”，有些十分简短，有些则是洋洋洒洒长达数卷的论文(《论愤怒》《论赐福》和《论仁慈》)。在隐居期间，他着手创作更为宏大的作品：《自然问题》，以修辞学手法详细阐释了当时关于风、地震、闪电及诸如此类的自然现象的理论；以及一部详细的伦理学著作，它以斯多葛主义学派的观点为基础，这种观点从未得到实践，但在这部《道德书简》的许多篇章中有所反映。《道德书简》被塞涅卡题献给他的好友卢基里乌斯，这是他最广为人知的、最具可读性的著作。当麦考莱(Macaulay)说阅读塞涅卡就像在宴席上干喝调味鱼汤一样的时候，他表达了大部分读者能从塞涅卡机智的细节中得到快乐，但对作品整体并不满意的普遍感受。相对集中的论述范围和平易近人的笔调挽救了塞涅卡时有时无的才华，使之尚不至于产生最糟糕的表达效果。这样一位喜欢反复论说同一件事情的作家似乎为节录者提供了方便；我在此引述两段文字，读者或许可以借此评判他的风格。

在第一篇(《论心灵之宁静》12—13)中，他借用了卢克莱修作品第三卷末尾处的一个主题，即心灵的不安分；尽管塞涅卡本人是斯多葛派，他却并不介意使用通行的哲学道德训诫材料，哪怕它是源于伊壁鸠鲁学说的。他在这一段里关于观景品位的暗示非常有趣；他在段末对角斗士表演这种流行的残酷表演形式的附带批评也是如此：

有些做法让肉体立刻产生快感或痛感，如在身子一侧被压累之前翻身，或不停变换姿势。因此，荷马史诗中的阿基里斯时而俯卧，时而仰卧，用各种各样的姿势来让自己感到舒适。这是病人的做法，他们无法继续忍受病痛，便利用改变来治疗自己。因此他们进行毫无裨益的旅行和沿海远足。拥有这种憎恨一切眼前事物的善变之人时而试着去海边，时而跑到乡下。“我们去康帕尼亚吧。”那里的美景使他厌烦了。“咱们去荒野吧，去布鲁提乌姆〔Bruttium，即阿布鲁兹人(Abruzzi)聚居地〕和卢卡尼亚的山间。”但他们在荒原上需要些许柔和的美，以便满足看够了荒郊野外凄惨景象的眼睛。“让我们去塔伦图姆吧，那是人人向往的港口，温和的冬日经常光顾那里，当地的原野甚至使那里的古代居民也能过上富足的日子”，“咱们还是回罗马城里吧!”他已经许久没有听到掌声和吼声了。他现在需要的是人类鲜血带来的快感!

接下来是一封较短的信，主题是世人欲望的虚幻和我们真实需要的有限。作者使用的技巧是非常典型的：感叹、富于修辞技巧的提问、对经典作家的引用(这里的对象是撒路斯特)、动物王国的例子、自然的拟人化以及结尾处令人惊讶的警句。

我忧心忡忡，我要找你算账，我很恼火。你还在渴望保姆、老师和母亲希望你做到的那些事吗？你还不明白他们孜孜以求的是怎样的祸害？我们的朋友的祝福是我们的敌人，这话是何等正确!如果它们能够得以实现，那就说得更准确了。如果说我们从童年起就受到麻烦的困扰，那我已不会再对此感到惊奇了；我们是在父母的诅咒声中长大的。也许有朝一日，诸神将会听到我们无动于衷的祷告!我们还要继续向他们祈求多久，就好像我们不能自食其力似的？我们还要在幅员辽阔的城邦领地上耕作多久？我们还要让整个民族为我们收割多久？来自众多海域的船只还要为一个人的餐桌服务多久？公牛只满足于方寸之间的牧场；一片树林可以养活一群大象；难道一个人就需要整个大地和海洋来供养他吗？难道自然在赋予我们如此渺小的形体之后，还要给我们一个如此贪得无厌的肚子，以便让我们的贪欲超过最庞大的、最饥肠辘辘的野兽吗？当然不是这样。赋予本性的需求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一点点呵!满足它的代价十分低廉；真正欲壑难填的不是肚子的饥饿感，而是我们的虚荣心。所以我们应当把那些“肚子的忠实奴仆(这是撒路斯特对他们的叫法)”称作禽兽，而不是人——有些甚至禽兽不如，而是行尸走肉!一个对许多他人都有益处的人在生活。一个会利用自己的人也在生活。但对于那些在麻木不仁中终日混迹的人而言，家无异于一座坟墓。你不妨在他们门口的大理石石板上刻上这样的字句：“他们比自己的死亡消失得更早。”

普林尼：舅父与外甥　

我们可以拿安尼乌斯家族跟一个年代较晚的文学世家——普林尼家族(Plinii)进行比较。这个家族里最早值得注意的是生于约公元23年的C. 普林尼乌斯·塞昆杜斯(C. Plinius Secundus)，“老普林尼”。作为骑士阶层的一员，他曾有过显赫一时的军事、从政生涯，于克劳狄乌斯和尼禄统治期间在日耳曼服役；但他随后基本退隐到私人生活中去了；直到后来，他才凭借着跟提图斯和穆基亚努斯的友谊在韦帕芗治下先后多次取得大法官的职位。作为米塞努姆(Misenum)的舰队长官，他在公元79年的维苏威火山喷发中遇难。他当时急于观察这一现象，结果过于靠近事发地点了。

普林尼不仅是一位活跃的官员，而且是一名孜孜不倦的学者和作家。他写了一部关于他亲身参与的日耳曼战争的史书，一部记载公元47—70年事件的罗马史，以及一部记述他的一位长官，文人庞普尼乌斯·塞昆杜斯(Pomponius Secundus)的传记。上述这些作品都已佚失。保留下来的只有一本37卷的《自然史》，那是一部关于宇宙、地球、人类、动植物知识的百科全书，其中还有大段文字涉及医药学和造型艺术。在使用拉丁文的中世纪及之后一段时期，它是人们关于宇宙观念的一个主要来源。正如爱德华·吉本所说，它是“记载人类发现、艺术成就与谬误的浩繁文库”。

普林尼在文风方面的雄心壮志是同其才能或品位不相符的。他似乎既未掌握优雅的完句风格(如科路美拉或塞尔苏斯成功地在技术指导性文章中所使用的)，也未学会塞涅卡式短平快的流畅文笔(塞涅卡本人用它介绍自然科学的文字颇具感染力)。但他的目标是远大的；尽管对后世译者来说是一种折磨，他却经常尝试使用这些技巧，不仅是为了写作内容的需要，也是为了使其语言显得丰富，特别是在他的很多富于道德说教意味的插话和感叹文字里。他对奥古斯都一生的总结(7.147以次)展示了他的讽刺天才与金格先生(Mr Jingle)[2]所乐于使用的句法：

如果仔细审视神圣的奥古斯都的一生，我们将会发现大量凡人所经受的不幸命运；他在舅父当权期间跟人比试御马术而遭到失败；他为迁就雷必达而放弃了自己的候选人资格；他因公敌宣告运动而不得人心；他参与后三头同盟，跟最邪恶的家伙们混在一起——并且还不是平起平坐，而是受制于安东尼；他在腓力比染疾，临阵逃跑，在沼泽地里躲藏了三天，并且(根据阿格里巴和梅塞纳斯的说法)因皮下充水而全身浮肿；他在西西里遭遇沉船，又一次躲起来，这次是藏在山洞里；他在海上溃逃时曾乞求普罗库勒乌斯(Proculeius)替他了结性命，因为敌舰正对他紧追不舍；他在佩鲁贾战争中心神不定；他遭遇多次兵变；他患有危险的疾病；他怀疑梅塞纳斯图谋不轨；他一怒之下放逐了阿格里巴；各种密谋威胁他的生命；他的孩子们的夭亡引人非议；哀哭声中的悲伤并非仅仅出自丧亲之痛；他的女儿与人通奸，其弑亲密谋败露；他的继子尼禄在法庭上举止粗鲁，擅自退场；他的孙女再次犯下通奸之罪；随后是各种灾难的大杂烩——国家收入匮乏，伊利里亚行省(Illyricum)叛乱，奴隶的召集令，兵源匮乏，罗马暴发疾疫，意大利忍受饥馑，他只求一死，在弥留之际断粮四天；比这些更为糟糕的是：瓦鲁斯的惨败令他颜面扫地；波斯图姆斯·阿格里巴先被收养，继而被废黜，最后受到他的怀念；他对法比乌斯的猜忌及后者的泄密，他对妻子和提比略的戒心。这是他最后的忧虑。简言之，这是一位不仅升入天庭，而且当之无愧的神明；却在死后留下了仇敌的儿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

普林尼的外甥“小普林尼”，是永远不可能书写这种东西的。这是一位发奋读书的青年，在14岁的时候就写了一部希腊悲剧；根据他的自述，在那场使他舅父遇难的火山大爆发中，18岁的他正在平静地阅读李维的著作。这个男孩是昆体良和著名希腊修辞学家尼基塔斯·萨克尔多斯的学生。后来，他过了一段声名显赫的元老生涯，最春风得意的时段是在公元100年，他于图拉真在位时期成为执政官，当上了极享殊荣、地位举足轻重的台伯河工程和罗马城灌溉系统的总管(cura)，最后就任比提尼亚的行省总督。他最著名的作品《书信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公共生活，尤其是他跟其他宫廷律师们的交往。但这部作品更多地反映了文化人应有的兴趣点和价值观，而并非作者自身成就或真实性格的写照。这些书信优雅非凡，无懈可击。它们与希腊修辞学有着一定联系。信中的严肃描写(ecphrases)、对大自然奇闻的报道和插入轶事的写作手法，使我们辨识出了琉善等希腊哲学家的技巧。然而，作品的总体效果是罗马式的。普林尼描述了(无疑是以理想化的形式)他那个世代所认同的公共职责与文学品位的内涵。对他而言，博得文笔上的盛名十分重要。他给塔西佗写信(7.20)说，他阅读并评注了后者的书——那或许是《历史》的一部分，也有可能是《修辞学对话》——并希望对方能投桃报李，这正是罗马文人友谊(amicitia)的传统功能。他很喜欢这个想法：

如果后人留意的话，你我之间的和谐、真挚、忠诚关系将被永久传颂，这个念头是让我何等地欣喜啊!这将成为一件罕见的、值得赞美的事情——两个在年龄、地位方面不相上下，又在文学方面小有名气(当我同时提起我们两人的时候，就不得不委屈你的声名了)的人能够互相促进彼此的研究。

普鲁塔克

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希腊语作家和普林尼是同时代人，并跟他有着些许交情。L. 梅斯特里乌斯·普鲁塔克(L. Mestrius Plutarch)——这是他作为罗马公民的名字(他事实上属于骑士等级)——来自希腊本土。他出身于历史悠久但业已衰落的彼奥提亚喀罗尼亚(Chaeronea)镇中的望族。对于他而言，故乡的过去是不可磨灭的：针对希罗多德的挖苦与指控，他为古代的底比斯人进行辩护，[3]并将伊帕密侬达(Epaminondas)树立成具有哲学头脑的政治家的理想形象。但记录过往是不够的，还要扶持眼下的复兴工作。普鲁塔克选择在喀罗尼亚教授学生们哲学。他随时为城邦效劳，为毗邻地区德尔斐(那里在图密善及其后继者在位期间享受着帝国的赞助)的谕所、神庙的修复工作操劳。但为了得到书籍，聆听睿智的谈话——除他能在家中收集得到之外——普鲁塔克需要拜访雅典，他在那里学到了柏拉图主义哲学，并同学者、贵人相处甚欢。到了晚年，在图拉真和哈德良治下(对许多文士而言，那都是一个幸福的时代)，他接受了不少象征性的荣誉，其中最重要的有执政官徽章(ornamenta consularia，这对骑士而言是一个重要荣耀)和希腊代理人的职位，在名义上管理行省内的所有帝国财产。因此后世的哲学家或学者都乐于宣称自己是他的后人；甚至到了4世纪，还有些人这样做。这种声名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上的：个人魅力、智慧，以及卷帙浩繁的作品。普鲁塔克不像那个时代长于作秀的著名哲学家那样善于吸引听众，也并不真正具有政治影响。他广博但浮浅的学识，以及厚重而朴实无华的写作风格营造了他卓然独立的(有人会说是自以为是的)人道主义者形象。我们拥有他的大约一半的作品。他在拜占庭时代曾流行一时，但13世纪的学者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收集到的著作只有这么多。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多达12册。这些作品分为两个部分：整齐划一的《平行列传》(Parallel Lives)，以及70篇左右、形式各异的文章——主要是“散文”和对话——它们通常被合称为《道德论集》。

《平行列传》被题献给索西乌斯·塞内基奥(Q. Sosius Senecio)，普林尼的相识，图拉真统治时期的红人(4次担任执政官)。全书的结构是开放式的，每篇包含一位希腊人和一位罗马人的传记。他们的生涯存在着若干相似之处，如立法者的智慧、勇气、毅力、口才、流放经历、家财万贯等。作者经常会附上正式的比较。其结果是创造了一种古典历史叙述模式，比任何一部其他作品都更为深刻地塑造了文艺复兴时代对古代历史的印象。普鲁塔克的写作目的是道德说教。他试图详细勾勒他笔下伟人们的美德与恶行，以说明他们如何回应命运的挑战。他并不把这些人视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而只把他们看成身处重大事件、决议压力之下的具备某种品质的个人。无论传主是提修斯(Theseus)还是伯利克里(Pericles)，是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还是恺撒，作者都从同样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并且(在史料允许的情况下)传记会按照或多或少相同的模式展开：出生和童年，步入公共生活，他的生平经历和危机来临，死亡与身后声名。人们经常指出，这种写法部分模仿了一种“颂词(encomium)”式的修辞学表达套路——出生、天性、品性、举止与美德、成就、与他人的比较——这当然是真实的。但普鲁塔克和雄辩的颂词作者的态度实在有着天壤之别。西塞罗说：“修辞学家可以在讲述历史时说谎，以使自己显得高明。” 普鲁塔克是从来不做这种事情的。我们没有理由质疑他对证据的尊重，尽管他对证据的解读以及他对传记所用证据的看法可能是令人惊讶的。 我们不能指望在他的作品里辨认出任何原始材料与二手著作的区别，也必须乐于接受他用“可能性(指特定类型人物在特定场合应当有的举动)”作为评判多种事实叙述之间分歧尺度的做法。然而，使《希腊罗马名人传》栩栩如生的既不是其道德立场，也不是它对希腊古典时期政治、文化伟大成就显而易见的歌颂态度；最重要的是普鲁塔克的叙述才能，他孜孜不倦博览群书的精神和他择取动人细节的技巧。没有人会忘记加图在乌提卡(Utica)的牺牲，或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的恋情；正是通过普鲁塔克，这些插曲才得到了现代世界的关注。

《道德论集》中的一些篇章可与塞涅卡进行比较。两人都写过论宁静和论愤怒的作品，尽管他们的哲学世界观不同，对读者的预期也有所差别。普鲁塔克作品中对典章词句的暗示或摘引远比塞涅卡丰富，并且自然地对斯多葛主义观点持批判态度。对很多人而言，这一类“散文”，以及论好奇心、健谈、伪羞耻心的篇章是普鲁塔克著作中最引人入胜的部分。通过阿米约(Amyot)与菲勒蒙·霍兰(Philemon Holland)的译本，它们对从蒙田(Montaigne)到爱默生(Emerson)的法语、英语散文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普鲁塔克本人重视的可能是其他作品，如他为数众多的哲学论证和驳论，特别是一组可能为他在晚年所作的对话。其中四篇的背景设在当时的德尔斐，探讨神谕和预言理论的古代知识。 其中最详尽的一篇——“论未受神明及时惩罚之人”——复述了前人关于邪恶本质的观点，并在结尾处用一个柏拉图式的神话收尾，讨论了灵魂死后的归宿。普鲁塔克重新拾起这个话题——他在现存作品中探讨过两次，并且显然也在佚失的著作《论灵魂》中提到了这一点——的做法是值得注意的。他作品中的“下界”是一个星球，他的描述中充满了色彩、光亮和富于鲜明想象力的恐怖感。

然而，哲学和神话并非他作品中的仅有元素，除此之外还有一层戏剧性色彩。因此，他以公元前379年底比斯从斯巴达占领之下解放的历史事件(第一卷，第170页)为背景，写了《苏格拉底的神迹》。作者用对预言的讨论和极为精彩的神话点缀这个历险故事〔他在《佩罗皮达斯传》(Pelopidas)中又提及了这个传说〕。又有一次，在《埃洛提库斯》(Eroticus)中，他把一个现实中发生的阴谋事件——一个寡妇引诱一个青年男子娶她——插入到一篇讨论同性恋和异性恋的论文中去；文中的细节是柏拉图式的，但结论却不同于柏拉图。尽管这些作品都依赖于传统——不仅是柏拉图的《会饮篇》《克里提亚斯篇》和《斐德罗篇》，还有一种希腊化时期的遗产，现在只能隐隐约约地辨认出来——普鲁塔克的对话仍是具有重要原创性的作品。与我们选择在这里讨论的其他所有作家相比，他都是这个时代宗教、神学意识更为重要的见证人。在《神谕的衰落》一文中，他描写了一位名叫克里奥姆布罗图斯(Cleombrotus)的斯巴达人，此人刚从红海的荒凉海滨来到德尔斐。这个人物提出了关于“魔鬼”的新看法，我们有理由相信，普鲁塔克对此会不屑一顾；但对克里奥姆布罗图斯人生使命的描述却是普鲁塔克自己的真实写照：

他喜欢增长见识和学问，拥有足够的条件，也没想过要去做收益更丰厚的事情，便把闲暇时间用于这种游历，并收集信息(historia)，准备材料，以创作他所说的那种“以神学为终极目的的哲学”。

但普鲁塔克并不希望到沙漠里寻找圣人。他只待在家里，圣人们便上门来找他。

琉善

这一时期第二位伟大希腊作家的生活年代要晚于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哈德良统治初期。

在很多方面，琉善都是普鲁塔克的反面。他并非来自古老的希腊中心地区，而是——这在那个时代变得更为典型——来自晚近才被希腊化的东方。 他的家乡是幼发拉底河畔的萨摩萨塔(Samosata)，业已灭亡的科马基尼王国的首都。该国的一位王子，菲罗帕普斯(Philopappus)曾是普鲁塔克在雅典的友人。他受的教育与普鲁塔克的十分不同，这一点也确实在他们的作品里反映得十分明显。普鲁塔克的希腊语虽然引经据典并带有古典风格，却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可经希腊化时代作品上溯到古典时期的传统的延续。琉善的希腊语——他宣称那是他的第二语言，他的第一语言是古叙利亚语(Syriac)——是对古典作品范本的纯粹模仿(mimēsis)，灵活多变，令人入迷，但很显然是一种艺术创造。还有其他方面的对比。普鲁塔克以一种关注的、人文主义式的严肃态度对待宗教信仰，尤其是人类对死后世界的希望与恐惧。对琉善而言，这一切都是虚妄。在他眼里，对亡灵的审判，摆渡灵魂的船夫，“还有完全不着边际的，关于地狱的鬼话”都不过是为一种十分简单的讽刺作品而构建的场景。异象、鬼魅、魔法都是无足挂齿、由骗子们捏造出来的东西，正直人士有义务揭露它们的虚伪性。此外，普鲁塔克为我们做的自述显然是真实的。我们相信他对父亲、祖父的介绍，相信他的温馨婚姻，相信他在小女儿死后的悲痛。相反，琉善提供给我们的是一幅精心修饰后的肖像画，只有愚蠢的人才会把它视为自传。我们无法相信，他在家庭议事会上成为他叔父(一位石雕匠)的学徒，他目睹过教育之神(Paideia)的异象，或他在40岁放弃了修辞学，转而创作对话。因为我们会记起，苏格拉底早年也是石雕匠，并且奥维德关于哀歌女神和悲剧女神的异象(《情诗》， 3.1)与琉善的实在过于相似。琉善关于自己所说的许多事情就跟他在《真实的故事》里以第一人称的、具有迷惑性的口吻讲出来的月球之旅一样荒诞无稽。

琉善自称是第一个用哲学对话来达到喜剧效果的人，但即便是这个说法也很难站得住脚。普鲁塔克的作品中有些类似的情节——特别是在《格吕鲁斯》(Gryllus)中，基尔克(Circe)新变出的一头猪同奥德修斯对话的场面——还有瓦罗与贺拉斯提供的证据，似乎表明曾有一个希腊化时期的范本，作者是与琉善同为叙利亚希腊语作家的前人，加达拉的梅尼普斯(有人认为他是琉善思想的主要来源)。梅尼普斯的作品是否真是一个重要的范本，这一点很难说清。比这类借用更为重要的是，琉善在尽人皆知的古典文献的狭小范围内进行反复借用，并具备多次改写旧题材的天才。不过，他也确实有自己的原创性，他拿手的“短对话”(miniature dialogue)就是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原创性的领域之一。他正是用这种形式写了亡灵、诸神、仙女、海神以及演喜剧的高等妓女们(hetairai)的对话。跟短诗、书信、箴言(都是当时流行的体裁)一样，短对话是为那些厌烦长文的读者写的。它显然同叙述、趣闻介绍、描写等基本修辞练习，甚至作为基础的改写训练有着联系。但在琉善笔下，它却具备了真正的魅力。我们喜爱多里斯(Doris)的说法，即波吕斐摩斯(Polyphemus)只爱伽拉特娅(Galatea)，因为她的肤色令他想起自己的财富——牛奶与奶油。我们赞赏从西风神泽菲鲁斯(Zephyrus)眼中看到的欧罗巴(Europa)与公牛的形象特写(ecphrasis)，或是宙斯自愿向伽尼麦德(Ganymede)暴露身份的情节。我们品味着天真的年轻妓女和她充满希望、野心的母亲(尽管我们对这位寡妇做出品评的唯一证据只有她送女儿去做这种营生的事实)间对话的那种略带色情的表达效果。有时候，琉善几乎被视为走在他那个时代前面的社会主义者。这种看法把他过分抬高了：认为清贫光荣，为富不仁的主张是那个时代典型的修辞手法，而琉善始终追求的目标不过是娱乐读者。

琉善的许多对话是“短对话”手法的扩展，但在近80卷似乎出自琉善之手的作品集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纯粹的修辞学作品——“闲谈”、讲话稿和对希罗多德的仿作，还有一些同当时文化生活存在着更加严肃的联系的著作。后者包括一篇犬儒派学者德摩纳克斯(Demonax)的“传记”，还有对两个宗教骗子(尽管其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某种秘仪的发明者，阿博努泰库斯的亚历山大和犬儒主义者佩里格利努斯·普罗透斯的猛烈抨击，后者为了引人注目，于公元167年在奥林匹亚自焚身死。但科幻小说的鼻祖，《真实的故事》可能才最好地表现了他想象力的优雅，以及那种熔讽刺和幻想于一炉，吸引了一代代学童们的琉善式风格。下面这段节选无须解释，它令人惊奇的写作技巧是显而易见的(1.30-1)。

乐极生悲似乎是常有的事。我们只享受了两天顺风之旅。第三天破晓时，我们突然在日出的地方看到了大批妖怪一样的鲸鱼，其中个头最大的有200英里长。它张开大口向我们扑来，搅起海浪，身旁泛着泡沫。它龇着牙，牙齿长过人类的阳物，利如岩石，白若象牙。我们相互拥抱，彼此表达着临终前的祝愿，之后，便听天由命。它现在追了上来，把我们连人带船一起吞了下去。不过，它没能把船咬成碎片；小船沿着齿缝溜了进去。我们进到肚子里后，起初什么都看不见，到处漆黑一团。然而，过了一会儿，怪兽张开了嘴，我们于是看到了一个又高又宽的广阔空间，大到足以容下一座一万居民的城市。肚子中部有些被咬碎了的小鱼和许多其他动物，还有船帆、锚、货物以及人的骨骸，其中还有土地和山丘——我猜想它们可能是由被吞进来的淤泥构成的。这里有一片丛林，其中有各种树，还长着蔬菜，似乎是被什么人种下的。这块地周长为30英里。我们看到一些海鸟——海鸥和哈库昂[4](halcyons)在树间建巢。

埃里乌斯·阿里斯泰德

普鲁塔克和琉善都不在斐罗斯特拉图斯所作传记中的公元2世纪“智术师”(sophists)之列，尽管两人都身处广义上的“智术师”世界边缘——琉善其实还更深入地融进了这个圈子。差不多可以算作琉善同时代人的埃里乌斯·阿里斯泰德则可以代表典型的安东尼时期智术师——富有、见多识广、夸夸其谈、自恋。现代人对他少有好感。抛开其繁复的写作技巧——他在风格上刻意模仿其榜样(德摩斯梯尼和修昔底德作品中的演说词)的思想深刻性——但这种努力似乎终成徒劳，他著作的引人入胜之处实在少得可怜。我们欣赏(但并不想再读第二遍)他对公元前413年、前370年政治形势的细腻重构，它们形成了阿里斯泰德笔下的“西西里人”和“琉克特拉人”(Leuctrian)发表高谈阔论的背景。毫不令人奇怪的现象是，直到最近，才有人试图用现代语言翻译阿里斯泰德的全集；威廉·坎特(Willem Canter)学术里程碑式的伟大拉丁文译本(1566)长期以来无人问津，无人欣赏。但这多少有点不够公平。阿里斯泰德至少在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第一(或许也是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对罗马的颂词，发表于公元144年夏，那是从一位感恩的臣民角度出发，对安东尼治下帝国成就的精美、浮夸的描述。第二，在于他把颂歌纳入散文修辞术的贡献，而颂歌在此之前一直是诗人们的专利。他为此感到自豪，这也不无道理。他用散文为萨拉皮斯(Sarapis)、雅典娜和狄奥尼索斯写的颂歌不乏亮点；以亮丽笔触描写了大海和岛屿的颂歌《致爱琴海》可能是这类作品中最为迷人的。第三，阿里斯泰德写了一部单行的、记载心路历程的自传(Hieroi Logoi)，该自传逐日记载了医神阿斯克勒皮乌斯(Asclepius)以参谋、医生身份进入自己生活的过程。妄想症患者是不讨人喜欢的；但阿里斯泰德记录的完备性、他天真的虚荣和轻信，以及其语言的活泼(并不精致，事实上几乎算不得“艺术散文”)共同创造了一篇文本，值得史学家、心理学家和宗教心理研究者们的关注。阿斯克勒皮乌斯以古怪的方式引导着他；在下文中，正沿着小亚细亚(Asia Minor)海岸进行一次从克拉佐麦尼(Clazomenae)到福卡亚(Phocaea)的短途航行，但遭遇了风暴(2,12-14)：

东风轻拂，我们继续前行，东方刮起了一阵疾风，最后变成了可怕的飓风。船头翘起，尾部沉下。它几乎沉没。到处都受到波浪的击打。它随后驶向深海。水手们汗流浃背，大声叫喊。甲板上的所有人发出惊呼——一些朋友陪在我身边——但我说出的只有“阿斯克勒皮乌斯保佑!”我们经历了千难万险，多次在抵达码头的时候功亏一篑，被冲回大海，让看着的人们捏一把汗。但我们最终抵达了陆地——平安而快乐，但是好险!夜幕降临的时候，神明命令我净身，并告诉我如何去做。我的净身十分彻底，就像服过了菟葵一般(亲身服过此种药的人告诉过我那种感受)。一切都被波涛洗掉了!神明现在告诉了我整个真相，因为我原本命中注定要有沉船之厄，那正是这些遭遇发生的原因；现在，为了安全和完成我命定的历程，我必须跳进港口里的一条小船，并设法把它弄翻沉没；有人负责营救我，把我拉上岸。我当然乐于这么做。大家都对这种继真正危难之后的、怪异的假沉船做法啧啧称奇。我们明白，阿斯克勒皮乌斯保佑我们逃离了大海。这次净身则是他额外的赐福。

结论

我们在本章开头处强调，这个时代的散文文学是一种高度职业化的艺术。无论是在拉丁还是希腊文化圈里，阅读作品的公众都期待在一场精巧的文字游戏中看到准确、雅致和精湛的技巧。我们在结论里要对此做一点补充修正；特别是最后一段来自阿里斯泰德的选文可以说明，当时还存在着一种自白式的文学。书信、散文、展示个性的演说词史无前例地成为了最流行的文学样式。联结这两种特色——它们乍看上去似乎是难以调和的——是这种文学得以产生的社会背景性质。当时存在着一个来源多元化但受过一致教育的统治阶层。对于他们而言，著作中的独特性既对普遍意义上的成功表示了尊重，也经常会取得这种成功。这个精英集团中的成员，无论生活在叙利亚还是西班牙，都是他们自身和彼此之间的关注对象。他们的情感、道德问题甚至病态都是适合写作的题材。他们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也对古典时期的历史抱有共同的兴趣。

我们很难在这个时代发现散文写作的独创性天才，虽然普遍的赞许声可能会把塔西佗当成一个例外。即将到来的基督教作家们则更有资格获得这方面的荣誉。但他们的高超技巧、魅力和关注点，以及他们传递给我们的关于古代生活(他们自己的生活年代和更早的岁月)诸多方面的大量信息，都是值得有品位的读者和细心的学者们研究的。塞涅卡与普林尼、普鲁塔克与琉善，以及许多其他作家，都是一个与当代西方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文明国度的出色记述者。他们内省自身，回顾过去，并使用两种文学语言作为表述这两大题材的卓越工具。

延伸阅读：

概论性书目

除权威文学史作品外，下面这些著作对于研究整个时代也是有用的：E. Norden, Die antike Kunstprosa（3rd edn. Leipzig, 1915, 重印: 1958）；A.D. Leeman论拉丁散文的Orationis Ratio（Amsterdam, 1963）；B.P. Reardon的Courants Littéraires grecs des IIe et IIIe siècles（Paris, 1971）；G. Kennedy, The Art of Rhetoric in the Roman World（Princeton, 1972）。此外还应补充两本较早的作品：J.P. Mahaffy, The Silver Age of the Greek World（Chicago-London, 1906）；S. Dill, Roman Society from Nero to M.Aurelius（London, 1904）。两部著作至今都还值得一读。

个别作家

本章中涉及的大部分作品的文本和翻译都收录在洛布古典丛书中。这套丛书，同法国双语版的布代（Budé）丛书一样，质量良莠不齐，但对于研究后期希腊作家非常有用，并且包含了一些价值很高的新近版本，如老普林尼（M. Winterbottom）、小普林尼的书信集（B. Radice）与赫罗狄安（C.R. Whittaker）。在下列名单中，洛布丛书中未收录的作家已用星号标出。对于未列出的作家，一般的情况是：（甲）有洛布版；（乙）目前尚无出色的英文研究著作。

*Aristides: A.Boulanger, Aelius Aristide（Paris, 1923）. 关于他病中“日记”的出色探讨见E.R. Dodds, Pagan and Christian in an Age of Anxiety（Cambridge, 1965）和A.J. Festugière, Personal Religion among the Greek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54）；洛布丛书中还只有一个选本。 最新的“日记”译本见C.A. Behr的Aristides and The Sacred Tales（Amsterdam, 1968），书中还包括了对阿里斯泰德职业的讨论。C.A. Behr的阿里斯泰德全集译本业已出版（Amsterdam, 1981）。

Arrian: P.A. Stadter, Arrian of Nicomedeia（Chapel Hill, 1980）.

M. Aurelius: A.S.L. Farquharson对他进行了出色研究，其编订和撰写的文本、译文和注疏为权威版本：The Meditations of the Emperor Marcus Antoninus（Oxford, 1944; 1968年重印）。

Demetrius: G.M.A. Grube译, A Greek Critic（Toronto, 1961）和D.C. Innes的节译，见Ancient Literary Criticism（D.A. Russelland M. Winterbottom编, Oxford, 1972），该时期其他重要文学批评文本的译文（如“朗吉努斯”、塔西佗、狄奥尼修斯和普鲁塔克作品的摘录）也可在后者中找到。

Dio Chrysostom: C.P. Jones, The Roman World of Dio Chrysostom（Cambridge, Mass., 1978）.

Dio Cassius: F. Millar, A Study of Cassius Dio（Oxford, 1974）.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S.F. Bonner, The Literary Treatises of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Cambridge, 1939）. 洛布版的译本尚未出齐；布代丛书（G. Aujac）填补了这个空白，W. Rhys Roberts也编订了他的若干篇文论（Cambridge, 1901; London-Edinburgh, 1910）。

*希腊小说家群体：B.P. Reardon的Collected Ancient Greek Novel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89）翻译了所有重要文本。总体性研究见B.F. Perry, The Ancient Romances（Berkeley, 1967）；但E. Rohde的Der griechische Roman（Leipzig, 1876, 3rd. edn. 1914）仍不失为经典之作。还可参见G. Anderdson, Eros Sophistes（American Classical Studies 9, 1982）。

希腊书信体著作：有英语译文的“书信”较少：R. Hercher的版本（Paris, 1873）依旧权威。但应当特别注意I. Düring的Chion of Heraclea（Göteborg, 1951），书中包含了对这部“书信体小说”的译文和有用导读。

Longinus: D.A. Russell的校勘本和注疏（Oxford, 1964; 1982年重印）。译文见Demetrius。

Lucian: J. Bompaire, Lucien écrivain（Paris, 1958）；G. Anderson, Lucian: Theme and Variation和Studies in Lucian’s Comic Fiction, Mnemosyne, suppls. 41 and 43（1976）；还有企鹅丛书里的P. Turner翻译的选本。完整的英译本由H.W. and F.G. Fowler完成。

Philostratus: G.W. Bowersock完成了Life of Apollonius——一部半小说、半多神教圣徒传记的作品——的节译。

Pliny the Younger: A.N. Sherwin-White的注疏（2nd. edn. London, 1969）。

Plutarch: C.P. Jones, Plutarch and Rome（Oxford, 1971）；D.A. Russell, Plutarch（London, 1972）；A.G. Wardman, Plutarch’s Lives（London, 1974）. 企鹅丛书中包含了许多传记的译文。伊丽莎白时代的《希腊罗马名人传》（T. North爵士）和《道德论集》（Philemon Holland）译文在英语文学史上都非常重要。

Seneca the Elder: 近期研究成果见L.A. Sussman: The Elder Seneca, Mnemosyne, suppl. 51（1978）和J. Fairweather（Cambridge, 1981）。

Seneca the Younger: M.T. Griffin, Seneca: A Philosopher in Politics（Oxford, 1976）；A.L. Motto, Seneca（New York, 1973）；以及C.D.N. Costa的Seneca（London-Boston, 1974）中收集的多篇论文。

[1]一种体积较大的无花果(mariscae)。——译注

[2]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人物形象。——译注

[3]普鲁塔克对希罗多德《历史》中记述彼奥提亚人对希腊抵抗波斯入侵的实例极为反感，于是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希罗多德进行了彻底否定。——译注

[4]西方人想象中的一种禽类，形如翠鸟。——译注

第十二章 白银时代的拉丁诗歌与小说

理查德·詹金斯(Richard Jenkyns)

白银时代：难题与解决办法

“白银时代”，这个指代那些在奥古斯都死后从事写作的拉丁诗人们的字眼，是现代人发明的标签。同所有类似的标签一样，它很容易产生误导作用。时间是不断流逝着的，任何试图将过去划分成“时代”或“阶段”的努力多少都会采取武断的做法，即用简单的模式去概括复杂的、不停变化着的事物。尽管如此，“白银时代”这个称呼仍然是有用的。我们会习惯上认为，奥古斯都时代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光辉夺目的成就，但我们经常会忘记，这种成就主要来自奥古斯都漫长统治期的前半段。在他统治的后半段，略长于25年的时间里，仍然活跃着的重要诗人只有奥维德；很显然，在其晚年作品中，奥维德也把自己视为孤独的幸存者，一长串人物中的最后一个。奥维德去世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则是拉丁文学史上诗歌创作最凋敝的一个时期；那种认为一个时代终结、另一个时代已经开始的看法并非是不现实的。

毫无疑问，“白银时代”是相对于之前的“黄金时代”而言的。这种暗示性的对比仍然同时包含着真理和走向谬误的危险。我们不应让自己陷入僵死的文化盛衰论观点，认为白银时代就是一个二流的时代，必然只能产生二流的文学作品。按最苛刻的标准看，这个时代至少也拥有一位天才诗人，和若干位稍逊一筹但各具特色的优秀诗人；它还孕育了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和到当时为止古代世界最优秀的散文小说。另一方面，奥古斯都时代之后的诗人们也确实面对着独特的困境和挑战。为了理解这些新情况究竟是什么，我们必须首先回忆一下他们的前辈们的境遇。

拉丁诗人们从一开始写作时便意识到，希腊人的成就就在他们的身后若隐若现；一种伟大的历史积淀在他们的诗行中留下了影子。希腊人似乎已主宰了文学的每一个领域；除了空洞而毫无生气的模仿外，拉丁诗人们还能指望自己写出什么呢？这是他们面对的两难处境，一些人面对挑战的办法是公开承认自己借用了希腊文学的成果——有时大胆直率，有时则带着学者式的谦逊。其目的是让读者明确地注意到他们模仿的希腊范本，以便突出同样重要的、抛开这些范本的创新部分；这样一来，模仿就变成了一种原创。运用这种技巧的卓越典范就是《埃涅阿斯纪》。

白银时代的诗人们同样面临着这种处境，但又遇到了新的难题。现在又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拉丁文经典作品。通过各自的方式，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将他们尝试的各种体裁提升到了这样一种高度，以至于后继者们似乎不可能再将它们向前推进了。谁还能写出读起来不像维吉尔仿作的史诗，或是不像贺拉斯作品影子的抒情诗呢？值得注意的是，在奥古斯都德继任者提比略统治期间写成一部二流史著的维勒乌斯·帕特尔库鲁斯提出，在任何一种文学体裁中，最伟大的成就都是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取得的；他总结说，后来的天才或是因为对超越业已臻于完美的作品不抱希望，或是一心想要征服新的领域，便会转向另外的空间另起炉灶。这段评论十分重要。恰恰是因为维勒乌斯本人不是天才，他的说法则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保守文人的态度。我们在公元1世纪的作家那里发现了大量关于衰落的言论。其中一些人断言衰落的确存在，另一些人则义愤填膺地予以否认。人们在这种问题上显然不可能完全达成共识；但重要的是，那个时代的文学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氛围之中。

同样有趣的是，我们看到，生活在公元1世纪末的斯塔提乌斯在其史诗《底比亚特》(Thebaid)临近末尾处强调，他的作品远逊于不朽的《埃涅阿斯纪》。斯塔提乌斯的做法是刻意渲染自身的困境，同时玩弄优雅的文字游戏，将传统的主题用在新形势之下。我们对这种通过自我贬损向伟大前辈表示敬意的写法并不陌生——例如，贺拉斯曾运用深思熟虑的笔调，将自己和品达泉涌般的天才进行了对比——但这在史诗中还是第一次看到，因为史诗的作者理应保持自信的姿态。然而，在开篇自问应该选择什么故事作为题材的斯塔提乌斯，又以自我怀疑的方式终结了诗篇。诗歌对其自身本质进行反省的意味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这是对奥古斯都时代自觉意识的新改造。

曼利乌斯的《天文学》动笔于奥古斯都晚年，其创作过程持续到提比略统治时期。这部作品向我们展示了种种可能和潜在的危险。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关于占星术的教谕性诗篇。卢克莱修的《物性论》显然是它的榜样，其影响在诗中随处可见。曼利乌斯讲述了自己如何同题目的困难性进行斗争；把数字安插进韵文的难度既是他面临的问题，又是他的乐趣所在。然而，卢克莱修同伊壁鸠鲁物理学理论的复杂性的斗争是受到深刻道德严肃态度激励的，并且是在强大的智慧能量驱使下完成的；而《天文学》在本质上似乎只是一种文学练习而已。把数字嵌入精巧的六音步格律的游戏在本质上是毫无意义的，很快就变得乏味无聊。在作品的其他部分里，曼利乌斯证明自己本是一位富于才华的诗人，具备写出堂皇诗行和新奇词句的天赋；但他的天才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描写对象。

史诗诗人拥有两种样板可供选择：神话性质的史诗(如《埃涅阿斯纪》)和纪实性质的史诗(如恩尼乌斯的《年代记》)。西利乌斯·意大利库斯(约公元26—101年)试图把二者结合起来，结果把两种风格都糟蹋得一塌糊涂：作为(很不幸地)篇幅最长的古典拉丁诗篇，他的《布匿战争》讲述了汉尼拔对意大利的入侵，却附加了神意干预、游历冥界等情节。结果使得全诗前后不一，令人无法满意。相形之下，两部神话史诗，瓦勒里乌斯·弗拉库斯(卒于约公元92年)的《阿尔戈远征记》和斯塔提乌斯(约公元45—96年)的《底比亚特》具有更高的质量。然而，尽管这两位诗人富于才华，二人都未能赋予其描述对象真正的活力与生命。很少有人会出于兴趣而把这两篇诗作中的任何一部读完。在斯塔提乌斯的其他诗篇中，保存至今的有《阿基里斯记》(Achilleid)——一部支离破碎、尚未完成的史诗和《丛林》——一部多为随手写就的诗歌作品集。后者中最短的一篇(5.4)只有19行，是患失眠症的诗人写给睡眠之神的，这篇质量的确相当高的短诗十分著名。

但是，正像马蒂尔不客气地指出的(10.4)那样，古老的神话已经不剩多少生命力了：“你们这些阅读俄狄浦斯与黑暗中的图埃斯特斯(Thyestes)，阅读科尔奇斯(Colchian)妇女和怪兽斯库拉(Scyllas)的人啊，你们读到的不只是鬼魅吗？……你们为什么要喜欢一张破纸上写的空洞蠢话呢？还是读读这个吧，生命会说：‘这是属于我的。’你在这里不会找到肯陶尔(Centaurs)、戈尔工(Gorgons)或哈尔皮(Harpies)；我的书里充满的是人的气息。”(俄狄浦斯出现在了斯塔提乌斯的《底比亚特》里；塞涅卡曾创作过一部《图埃斯特斯》。)成功地为史诗体裁注入活力的只有卢坎。他从历史里选取主题，却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讲述历史。

卢坎

卢坎(公元39—65年)是拉丁文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在26岁时被尼禄强迫自杀；那时，他已创作了很多作品，其中大部分已经失传，留下来的只有一部叙述恺撒与庞培内战的未完成的史诗，被称作《内战记》(Bellum civile)或《法萨里亚》(Pharsalia)。

按照传统习惯，史诗作者要在第一行里，有时甚至要用第一个词宣布他所叙述主题的英雄特征。因此，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用的第一个词是“arma”(“武器”)；显然是出于类似的用意，卢坎也在开篇处用了“bella”(“战争”)一词。但他随后立即把主题引向了新方向：

Bella per Emathios plus quam ciuilia campos

iusque datum sceleri canimus...

我歌唱的是帖撒利平原上甚于内战的战争；我要歌唱那披着合法外衣的罪恶……

这将是一部没有英雄的英雄诗篇，因为恺撒被描述成恶人；而庞培虽然更值得同情，他却像作者借加图之口所说的那样，在尊重法律约束力方面远逊于早先的罗马人。(至于加图本人，他虽然属于正直的共和派，却仅居于次要地位。)史诗性战争的基本元素本是“战功”(aristeia)，一位英雄应当在一连串单挑中展示其非凡能力，并且其中的每一环节都应得到生动的描述。卢坎没有赐给诗中的任何一个角色这样的荣誉。他对法萨卢战役的叙述中没有一处算得上“战功”，只描述了一个人的死亡；余下的只是疯狂大屠杀的混乱场景。从前在史诗中举足轻重的诸神在这首诗中也失去了位置，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在灾难中沉沦的世界，在描述战役高潮时，卢坎高喊道(7.446以次)：“盲目的偶然席卷世界，声称朱庇特统治万物的人都是在扯谎。”

遵循同样的宗旨，作者也没有循规蹈矩，在作品开头向缪斯祈求援助和灵感。在宣布叙述主题之后，卢坎转而用忧伤、愤慨的语调质问罗马公民们(1.8)：“Quis furor, o ciues, quae tanta licentia ferri？”(“公民们，这是何等的疯狂，何等的肆意屠戮？”)这不只是一首叙述历史的诗歌，它也是一首政治诗。荷马与维吉尔都以普世的同情心而闻名于世：《伊利亚特》中的希腊人和特洛亚人，《埃涅阿斯纪》中的特洛亚人和意大利人都能激起我们的崇拜之情和怜悯之意。卢坎则故意背道而驰，承认他的方法是有党派倾向的，他的目的就是要让读者厚此薄彼(7.207-13)。

与这种世界观一致的是诗人的雄辩术。传统上，史诗诗人要让他的个性独立于作品之外，保持天神式的客观立场。但卢坎却反复让自己融入史诗角色中，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或对他们加以嘲弄。例如，第7卷的开篇是卢坎最感人的篇章之一：庞培在战败前夜梦到了他早年的凯旋。起初，作者在描述这一场景的时候并未介入其中，但到了第24行，他直接对营帐卫士说话，告诫他们不要吹响晨号，不要扰乱将领的睡梦。在第29行，他直接对庞培本人说话，一直讲到第42行。在第43行，他对整个罗马民族讲话，而在第44行里又回到了庞培。他就像法庭上的律师，不时转身对陪审团里的绅士们讲话，随后又回头跟台上的证人交流。我们可以时常意识到诗人自己声音的存在，那语调尖刻、热情，并富于讽刺意味。

在《内战记》中，警句、悖论和辛辣的俏皮话俯拾皆是。卢坎把在白银时代风行一时的、被罗马人称为“箴言”(sententia，简练或精彩的警句)的修辞发挥到了极致。全诗的第一行除宣布了作品的史诗性质以外，也揭示了其他元素的存在——它包含了诗中的第一个警句。这场战争“甚于内战”，是因为它不仅在同胞之间展开，而且还在同一家族的成员间进行——庞培从前曾是恺撒的女婿。卢坎改造了史诗的模式，赋予了它一种尖刻的，甚至带有嘲弄意味的调子。

政治热情和修辞炫技的结合构成了《法萨里亚》的本质。在第1卷中，作者用简练有力的笔法勾勒了恺撒的性格，这令人想起撒路斯特。加图对庞培一生的总结表现了一种史学意识，即把这个伟人置于其时代背景下进行评价，并极有分寸地综合分析了他的美德和错误：

‘ciuis obit’, inquit, ‘multum maioribus impar

nosse modum iuris, sed in hoc tamen utilis aeuo,

cui non ulla fuit iusti reuerentia; salua

libertate potens, et solus plebe parata

priuatus seruire sibi, rectorque senatus,

sed regnantis, erat.’（9. 190-5）

他说：“一位公民死了，此人在遵纪守法方面远逊于我们的前辈，但在完全无视正义的当世却是高贵的。他富有权势，却保全了自由；当人民甘愿做他的奴隶时，他仍保持着普通公民的身份；他做了元老院的主子，但那却是一个依旧保持着自身权力的元老院。”

末句显示了“箴言”在探讨政治、史学主题时的用场：它以令人赞叹的精确性表述了领袖和暴君之间的差别。有时，箴言也可以展示作者对人心的敏锐观察力，就像卢坎在尚未成年的埃及国王幼稚地因“长大成人”而兴高采烈，并下令处死庞培时所描写的那样：

adsensere omnes sceleri. laetatur honore

rex puer insueto, quod iam sibi tanta iubere

permittant famuli.’(8. 536-8)

所有人人都赞同定罪。未成年的国王受宠若惊般地暗自窃喜——因为他的奴仆们现在居然允许他发布这样重要的指令了。

然而，不幸的是，如果我们只谈卢坎的优点，那无疑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因为他的问题也非常严重。这首诗似乎承诺要保持史学和政治上的严肃性，但总的来说却未能履行这一承诺；恺撒很快变成了一个不会好好讲话的恶汉，一个滑稽可笑、大吼大叫的家伙，几乎配不上我们对他的仇恨。作者的修辞用法经常显得荒诞无稽，而他不停寻找俏皮话的做法经常使作品显得乏味而牵强；最糟糕的是，全诗缺乏风格和主题的变化，一成不变、愤世嫉俗的阴暗语调逐渐变得令人生厌。至于卢坎是如何失掉修辞上的卓越风格的，我们可以从例如波提努斯(Pothinus)在托勒密宫廷中的讲话(8.484-535)中管窥一斑：如果只读前一两行，我们会认为这是一篇有力的(或许是犬儒主义式的)、为变通做法辩解而反对极端道德论的演说词；但波提乌斯很快蜕变成了一个缺乏真实感的怪物，滔滔不绝地讲着俏皮话。这种论辩方式不能令任何人信服。除奥维德外，卢坎是唯一文不加点的重要拉丁诗人，他也拥有那些不肯花气力修改诗稿的人的所有缺点。在拉丁文学史上，他的早夭是最容易引发我们设想的事件：假如活得更长久些，他会成为一位大师吗？或者他只是一个富于才华，却随时可能暴露其浅薄之处的作家？

悲剧

昆体良虽然欣赏卢坎的激情及其警句式的出色文笔，却评价说，适合模仿卢坎风格的应该是演说家们而非诗人们。由于白银时代诗歌的乏善可陈，修辞学对它的影响受到了普遍的批评，这一指责也是站得住脚的；但我们不应当认为，修辞学一定就是诗歌的敌人；并且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同他的缺陷一样，卢坎的优点同样是其修辞学思维模式的产物。因此，在尤维纳利斯那里，修辞学已成为伟大诗歌的核心要素——正如在《埃涅阿斯纪》里一样。另一方面，如果想要看看想象力枯竭后的修辞学手法会形成什么效果的话，我们不妨去读塞涅卡的悲剧。记在他名下而流传至今的剧本有10部，其中一部肯定是真作，另有一部很有可能是伪作。由于其他罗马悲剧都已佚失，加上塞涅卡名气的号召力，这些作品对文艺复兴时代的戏剧产生了一定影响——尽管其程度可能远远低于我们的设想——这使它们受到了同其文学价值不符的广泛关注。

同其他拉丁诗人一样，塞涅卡为一种希腊文学体裁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他赋予阿提卡戏剧恐怖、感性和趋于极端的特征。欧里庇得斯笔下的希波律图斯(Hippolytus)洁身自好、天真无邪、一丝不苟；塞涅卡塑造的希波律图斯则神经过敏、毫无道理地厌恶城市生活。欧里庇得斯《美狄亚》(Medea)的结尾已经很感性了，但塞涅卡还要为我们准备一个更为感性(尽管粗俗)的戏剧性场面：高处的美狄亚准备乘车子升入天空，将孩子们的尸体抛给下方的伊阿宋(Jason)；后者以诅咒她的方式结束了全剧：“去穿越辽阔的高天吧，要知道你驶过的地方是没有天神居住的”(“testare nullos esse, qua veheris, deos”——最后一个词带有粗野的意味)。欧里庇得斯笔下的提修斯抱着处于弥留之际的儿子——希波律图斯伤痕累累的身体；塞涅卡的提修斯则试图拼接尸体的碎片，而歌队还帮着提建议，仿佛他是在做拼图一样。如果换一个更富才华的文人来写剧本，这些怪诞场面或许还会拥有一种异样的魔力。并且也有些批评家宣称，这些剧本中存在着未被人注意到的闪光点；然而，在仔细品味了那些充斥于每部戏剧中的、极其贫乏的夸夸其谈后，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说，这些作品为了所谓的艺术原则牺牲了可读性。

短诗和讽刺诗

“我可没有让那嘈杂的泉水沾湿我的嘴唇。”在颇为放肆地提到希波克瑞尼(Hippocrene)泉，诗歌灵感的传统象征的时候，珀尔修斯(Perseus)这样宣称道。那些诗人不愿意背上高雅体裁的条条框框带来的负担，这样他们的作品便更容易拥有活力。在早夭前写出6篇讽刺诗的珀尔修斯是一个令人好奇、值得关注的人物。他自称“iunctura callidus acri”(精于设计刻薄的词句)，他将充满文字隐喻的凝练风格和扭曲了的道德严肃性结合起来，创作出了风格晦涩的作品。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讽刺诗人们崇拜并模仿他，多恩(Donne)讽刺诗的读者或许多少能领会他的那种怪异而尖刻的写作风格。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马蒂尔(约公元40—101年)也自觉地使自己同写作题材较为高雅的诗人们保持距离；但他的风格反而是简明易懂的。此人主要活跃于图密善统治时期，是讽刺短诗(按照epigram这个词的现代含义来理解)之父：他的短诗(有时极短)时而带有机智的闪光点，时而在结尾处笔锋一转。例如：

Hesterno fetere mero qui credit Acerram,

fallitur: in lucem semper Accerra bibit.（1.28）

认为阿克拉（Acerra）还带着昨天的酒气的人可是大错特错：阿克拉总是痛饮直到天亮。这种机智有时带有奥维德的风格或（向后看的话）赫里克（Herrick）的魅力：

Intactas quare mittis mihi, Polla, coronas？

a te uexatas malo tenere rosas.（11.89）

保拉（Polla），为何送我你不曾碰过的花冠？我宁可拿着被你的手弄坏了的玫瑰。

有时他成功地达到了悲情效果，同时又没有失去其讽刺短诗固有的犀利风格；例如他纪念埃罗特昂（Erotion）童年早夭的诗篇是这样结尾的：

mollia non rigidus caespes tegat ossa nec illi,

terra, grauis fueris: non fuit illa tibi.(5.34.9f.)

愿掩埋她柔软尸骨的大地善待她，请不要给她重压；因为她踩在你上面的时候并不很重。

另一方面，他的讽刺短诗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淫秽的；并且他也欣然承认，自己的目的就是要挑逗读者。

我们已经看到，白银时代的史诗成就在卢坎那里达到顶点，随后就蜕变成了讽刺诗。然而，把修辞学的宏伟气派和讽刺短诗的犀利风格结合得最完美的还是尤维纳利斯——白银时代最伟大的诗人。我们对他的生平所知甚少：较合理的推断认为，他出生在公元65年左右或略晚一点，卒于公元130年前后。他的风格紧凑、有力、雄辩；他的创作似乎进程缓慢，一丝不苟——只留给我们的15首讽刺诗和第16首(可能从未完成过)的残篇。

由于朱威纳的作品是拉丁诗歌中最接近现代意义上的讽刺诗的，我们便应当指出，他已彻底同罗马古讽刺剧的传统分道扬镳。卢基里乌斯与贺拉斯采取了明快、散漫、非正式的写作风格，他们展示(或试图展示)一种无拘无束的诗人形象，以便可以自由展示其性格特征中的种种怪癖。与此相反，朱威纳极少展示自我。他的声音极其与众不同，但我们无从了解声音背后的那个人。这种把抽身局外的姿态和独具一格的音调结合起来的做法让我们想起了卢克莱修；而在所有罗马诗人中，同朱威纳将讽刺诗的尖刻与宏伟风格结合起来的做法最接近的也是卢克莱修。许多风格和比喻方面的细节显示(乍看起来似乎奇怪)，对朱威纳影响最深的诗人是维吉尔，前者有时会模仿维吉尔的作品，以便用英雄史诗或田园牧歌中虚构的世界来同当代的丑恶现实构成具有讽刺意味的对比。尽管他在第一首讽刺诗中恭维了卢基里乌斯与贺拉斯，对他们表示了纪念，但这两位诗人似乎并未对他的诗篇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至于朱威纳究竟是一个真正的道德论者，还是在能构建出诗篇的前提下，根本不在意靶子是谁的投机家，前人已经谈得够多了；但整个辩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误解。他只在后期创作的(相对而言也是较差的)几篇诗作中保持了严格的道德论者的调子，而在大部分作品中，他抨击的不仅是世人行为的邪恶，还有他们的卑劣、粗俗与下流。总的来说，他是一个把精确观察和想象结合在一起的社会观察家。我们并不到他的作品里寻求智慧，而他本来也无意为之。

在第一首讽刺诗里，朱威纳似乎要被他个人感觉中的混乱压倒了，而第6首长达近700行的抨击女性的讽刺诗则是一座庞大的、摇摇欲坠的建筑物(我们可以根据谋篇布局推测到这一点)。在这首诗中，妇女因从举止放荡到附庸风雅的各种罪恶，甚至也因乏味的妇德而受到攻击。但诗人也喜欢用大堆例子证明一个论点的方式组织其讽刺诗，这是一种从演说家那里借用来的技术。因此，第8首讽刺诗的第一句是“家谱究竟有何用处？”，后面的整部诗都是在论证高贵出身为何不值一提。甚至连第6首讽刺诗也是用类似的线索串联起来的，尽管不那么严格：诗人声称自己要向一位相识解释不要结婚的理由。这种技巧在第10首讽刺诗中表现得最为生动。该诗的主题是“人应追求什么？”，朱威纳逐一审查了传统上世人追逐的对象——权力、名望、征服、长寿、美貌——并从历史、神话与罗马日常生活中举出一连串例子来证明这些东西中的每一个都是多么微不足道：谢雅努斯、西塞罗、汉尼拔、亚历山大和普里阿摩斯(Priam)的身影先后在读者的眼前闪过。

朱威纳最受人欢迎的地方在于他能够就事论事。正如朱威纳自己指出的，他拒绝受到成见和抽象理念的蒙蔽。如果亲眼看看的话，你会发现战场上的胜利，还有满载战利品的游行和凯旋门都是些什么呢？尤维纳利斯为我们给出了答案(10.133-6)：“那些战利品：一副铠甲被绑在柱子上，算是胜利纪念碑；一块从破头盔上垂下来的面甲，一根从杆子上扯下的绳索，拱门上悬着被俘获的三桅战舰使用的旗杆和一名悲伤的囚徒……”破碎的物件和扭曲的人性——这就是我们能在那里看到的一切——如果我们用尤维纳利斯的冷静眼光去看的话。

与此相似，他对汉尼拔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人的骨灰现在有多重；他所关注的只是坚实的物质世界。而对于汉尼拔的抱负——骑着坐骑举行穿过罗马城的凯旋式——他也同样尖刻地按照字面意思去解释：他想在苏布拉(Subura)，罗马城中一个破旧、拥挤的地方插上军旗。这位迦太基将领已失去一只眼睛，骑在大象(一只“格图里亚的野兽”)背上。尤维纳利斯把这些事实合并起来，审视着它们构成的画面(注意“facies”和“tabella”两个词)，并以下面这幅怪异、滑稽的景象作为结尾：

o quails facies et quali digna tabella

cum Gaetula ducem portaret belua luscum.(157以次)

当格图里亚的怪物驮着独眼龙将军的时候，那会是什么样的景观和场面啊。

他最后用下面一组名句结束了对这位伟人的评判：

finem animae, quae res humanas miscuit olim,

non gladii, non saxa dabunt nec tela, sed ille

Cannarum uindex et tanti sanguinis ultor

annulus.i, demens, et saeuas curre per Alps

ut pueris placeas et declamatio fias.（163-7）

刀剑、石块和长枪都不会终结这个曾给人类带来祸害的人物的性命，坎尼的惩罚者和这笔血债的复仇者只是一只小小的指环。去吧，疯子，翻越那蛮荒的阿尔卑斯山，去成为学生们津津乐道的对象和演说的题目吧。

这是一种伟大的艺术手法。结束本段落的短句式箴言具有一种讽刺效果，它不仅提及了学生，并且，更微妙地，也提及了诗人自己：因为他正在做的不就是利用汉尼拔进行演说吗？那个轻巧并带有蔑视意味的小词“anulus”独自位于下一行的句首，绝妙地同上一行舒缓、恢宏的韵律构成了对比。但独具特色的是，这种音韵技巧也达到了一种视觉效果：汉尼拔用来储存毒药的只是一只小小的指环(“annulus”含有“小”的意思，从上下文中可以品味出来)，我们由此看到，这样小的一件物品夺去了这样伟大的一条生命。

事实上，朱威纳是一位卓越的观察家，他那明亮的眼睛注视着发人深省的细节：一位妇女的耳垂被戴着的珍珠耳坠向下拉长了(6.458以次)；不忠妻子的炽热眼神向丈夫透露了一切(11.189)；当受害的平民出现在军事法庭上时，士兵们的“粗壮小腿落在大长椅上”(16.14)。幻觉时常会增强这种生动性，死的物品“获得了生命”。窗子似乎注视着鲁莽地在夜间的罗马街头穿行的人(3.275)；热腾腾的烤猪肉如梅勒阿格尔的活野猪一样吐着白沫(5.115以次)；一座骑士像仿佛正用投枪瞄着目标(7.128)；装满硬币的钱包像贪吃的人一样“鼓着塞得满满的嘴巴”(14.138)。他的一些富于创造性的、极其骇人的句子具有诗意浓厚的暗示性意味，如表现元首图密善廷臣们的画面(4.109以次)：“saevior illo/Pompeius tenui iugulos aperire susurro.”(“比他[克瑞斯皮努斯]更精于用细声耳语割喉的庞培。”)这一诗句的不祥音调与其用词方面令人感到压抑的紧凑性相得益彰，并把告密者耳语的纤细声音比作了割肉屠刀的利刃。作为讽刺诗人，尤维纳利斯已得到了应有的赞美，但他也值得因其诗歌的丰富想象力而得到更多的关注。

他的同代人塔西佗写道(《编年史》4.32)：“nobis in arto et inglorious labor.”(“我从事的是件冷门而得不到光荣的工作。”)我们在诗人朱威纳的作品中也找到了类似的自嘲；我们经常会记得朱威纳的口号——“愤怒”使我写诗，却较少注意这句口号的上下文背景：

si natura negat, facit indignatio uersum

qualemcumque potest, quales ego uel Cluuienus.(1.79以次)

如果天赋不够，愤怒也会写诗——就是我或克鲁维埃努斯(Cluvienus)写的那种诗。

换言之，愤怒写出来的这种诗其实是次品。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两位诗人和史学家的抗议有点言过其实了。塔西佗未必当真愿意(像他声称的那样)描述罗马共和时代的光辉业绩：正是他所选主题的阴暗和冷僻才造就了一种新奇的、富于诗意的伟大风格。同样的道德标准也适用于朱威纳：他那尖酸刻薄的声音和题材的冷僻非但没有遮掩其修辞手法的亮点，反而恰恰构成了这一亮点的核心组成部分。卢坎偶尔能达到的那种宏伟效果，朱威纳却完全实现了。当时的政治背景使人们说话尖酸刻薄；当时的文学背景则要求一种新型的诗歌。尤文纳和塔西佗正是那种找到了合适的主题与风格，以适应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学环境的诗人和历史学家。

小说

传统上，散文体的小说被视为一种十分低级的艺术形式。没有一位古代世界的文学批评家会认为小说是值得自己关注的。塔西佗在《编年史》中记载了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的生平和死亡，却不屑于提及此人生前还写过一本小说；因为这类事情是不值得历史作品去记载的。我们已经看到，那些继续从事传统或“经典”体裁创作的诗人都极易陷入学院派艺术的怪圈，变得中规中矩，毫无活力。当我们发现，诸种文学体裁中最受轻视的、摆脱了文学传统束缚的、不受伟大前辈的遗产妨碍的小说展现出新的亮点与活力的时候，或许我们并不应感到意外。的确，我们也可以找到罗马小说的源头：如“米利都故事集”——记载一系列色情的、超现实的历险的故事的文字；如梅尼普斯的讽刺作品，一种混杂着散文和韵文(像佩特罗尼乌斯那样)的体裁；以及(至少对阿普列乌斯来说是如此)希腊的爱情传奇。但从全部我们已知的往往是晦暗不明的情况来看，我们拥有的两部罗马小说著作的标本远远超越了那些前代作品——它们具有光辉的原创性，是史无前例的作品；它们有别于古代世界的其他任何作品，而这两部小说彼此之间也是泾渭分明。

佩特罗尼乌斯的生活年代和身份存在争议。大部分学者(尽管并非全部)相信，他就是尼禄统治时期的那位同名的“高贵法官”(arbiter elegantiae)，于公元66年被元首强迫自杀——这也是本书中采纳的假说。《萨蒂利卡》(这是这部通常被称作《萨蒂利孔》的作品的正确标题)中只有一个插曲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就是所谓的“特里马乔之宴”。《萨蒂利卡》的其余部分只留下支离破碎的片断。如果各部分的比重都跟“特里马乔之宴”相当的话，这必然是一部巨著，比古代世界的其他任何小说都要长；但晚宴也很可能就是全书的主体，正如阿普列乌斯《金驴记》里丘比特(Cupid)与普赛克(Psyche)的故事一样，其详细程度超过了故事中的其他任何部分。

由于佚失的部分如此之多，对这部作品整体的描述必然是模糊不清的。整篇故事是由一个名叫恩科皮乌斯(Encolpius)的人讲述的，他是一个扒手、色狼、食客和流浪汉。小说讲述的就是他、他不忠的娈童吉东(Giton)和他的情敌阿斯库图斯(Ascyltus)的游历(这三个名字都具有色情性的隐含意思)。我们看到他们一会儿在那不勒斯湾，一会儿在甲板上，一会儿又到了意大利最南端的克罗顿。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似乎是主人公受到性能力之神普里亚普斯(Priapus)的迫害。有人猜测说，整部作品就是一篇戏谑性的史诗，其中，恩科皮乌斯是一个被丑化了的尤利西斯或埃涅阿斯，而猥琐的普里亚普斯则取代了更高贵的神明——尼普顿(Neptune)或朱诺(Juno)的角色。

按照现代人的眼光看，既受过良好教育又堕落放荡的恩科皮乌斯几乎算不得作品中的一个角色，但我们正是通过他的一双机灵的眼睛目睹了那个极其滑稽的世界。《萨蒂利卡》的魅力部分来自它对低俗生活、文学才华和社会讽刺的结合，并以一种绝妙的、冷冰冰的超脱姿态把这一切表达出来。有些场景是猥亵的，甚至猥亵到了骇人的程度。那是些编造出来的荒唐情节，例如说到攸默普斯[1](Eumolpus)时，把象征说法当成了事实：谁想当他的遗产继承人，必须先去吃他尸体上的肉；我们还看到修辞学家阿伽门农(Agamemnon)，他从恩科皮乌斯口中套出了一段又一段下流诗，而攸默普斯则被描写成一个蹩脚诗人。有几处插曲是类似于哑剧里的场景；另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哑剧性质的特点是：书中的一些人物忽然跳出了自己扮演的角色，以更好地娱乐观众。恩科皮乌斯时而下流不堪，时而满腹经纶；有时尖酸刻薄，有时又是菩萨心肠，成了能适合情节需要而扮演任何角色的万金油。生性粗俗的攸默普斯却可以用华丽的风格讲述以弗所寡妇的故事，就连特里马乔愚蠢的占星术学说中也不无亮点，他说(39)：“所有在白羊座的迹象中降生的人都长着硬脑壳、厚脸皮和锋利的角。许多大学者都是在这种迹象下出生的……”

在特里马乔宴请宾客们的对话中，佩特罗尼乌斯利用一种生动的、口语式的拉丁文达到了出色效果。这种对话节奏很快，而且灵活多变：阴郁、饶舌而又感情丰富。我们甚至从中看到了山姆·维勒(Sam Weller)的前身。“‘Oro, te,’inquit Echion centonarius,‘melius loquere. Modo sic, modo sic inquit rusticus; uarium porcum perdiderat.’”(45)〔“‘行行好，行行好吧，’布匹商人埃奇昂(Echion)说，‘话可不要讲得这么沮丧。就像丢了带斑点的猪的乡巴佬们说的，补丁总是深一块浅一块的嘛。’”〕

特里马乔属于夏洛克(Shylock)一类角色，他本应被写成一个妖怪，结果却带着惹人喜爱的古怪劲儿；佩特罗尼乌斯是否有意营造了这种效果，这是一个可以开放探讨的问题。这个人物举止自相矛盾，并非因为作者的观点前后不一，而是因为在这个角色的本性中就包含了诸多矛盾之处。作为一名被释奴，他攫取了数目巨大甚至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财富(他打算在西西里购置地产，以便能直接从自己的领地前往阿非利加旅行)；他急于扮演一个角色，但无法决定到底要选择什么角色。他时而虐待自己的奴隶，时而模仿哲学家的腔调，声称奴隶也是人，要和他人喝一样的牛奶。他自负地认为应当在宴席上高谈阔论，便颠三倒四地给客人们讲了一通特洛伊战争；但他也不放弃享受用势利眼光嘲弄学问的乐趣：他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声称(71)：“他是一个正直、勇敢而诚实的人，出身贫寒，临死时却能留下30,000,000塞斯特斯，并从未听过哲学家的讲话。”他做了一具骷髅，提醒自己人总有一死(34)——如果这架骷髅不是银子做的，可能还会更感人一点。他迷信且感情用事，俏皮话幼稚得一塌糊涂，试图附庸风雅的举动也粗俗得无可救药(他当众使用银制的夜壶，随后在奴隶头上擦手)。英格兰的读者们会觉得他的一些话有爱尔兰人讲话的味道：他用的杯子上画着“卡桑德拉(Cassandra)死去的孩子们”，上头还巧妙地刻着“你会认为他们还活着”的字样(52)；他告诉奴隶们，自己打算在遗嘱里释放他们，“以便我家里的人现在就会爱我，好像我已经死了一样”(71)。他不停地寻求友爱，在喂狗的时候说：“家里没有人比它更爱我了。”(64)到了宴席行将结束之时，已经酩酊大醉的他决定预演一下他的葬礼。他召来号手，取来自己的裹尸布，躺在一堆垫子上宣布(78)：“你们要假装我已经死了。说点善言吧。”这无疑是幼稚的行为；可能也真的是幼童才会有的做法。在佩特罗尼乌斯那里，这种看似夸张的场景标志着特里马乔宴会的高潮，这很显然是从塞涅卡的书信里借用来的，因为后者笔下一个名叫帕库维乌斯(Pacuvius)的人就做过这样的事。佩特罗尼乌斯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既是一个幻想家，又不失对现实的把握。

阿普列乌斯于公元123年前后出生在阿非利加行省的玛多鲁斯(Madaurus)，而活跃于公元2世纪后半段。他的若干部作品被保留了下来，其中包括《申辩》，那是他为回应关于用魔法赢得妻子爱情的指控而写的自辩书(见下，第407页)；但他的名声主要是建立在小说《变形记》(一般通称《金驴记》)之上的。这部作品的基础是一个希腊故事，名为《卢奇乌斯》(Lucius)或《驴子》，可能出于琉善之手，其节编本一直保存至今。同那篇希腊故事的比较可以证明，阿普列乌斯是何等出色地扩充和改编了他的范本。《金驴记》长达11卷，用第一人称叙述。在经历了几乎覆盖前3卷的情爱、滑稽事件后，故事的叙述者由于魔法失控的缘故而被变成了一头驴子；作品后面部分包括了化身为动物形象的主人公的一系列传奇经历，中间穿插着大批由主线情节中的不同角色讲述的其他故事。其中最长的一段插话，即丘比特与普赛克的故事，占据了全书约五分之一的篇幅。

最终，在女神伊西斯显现之后，故事的讲述者卢奇乌斯恢复了人形。小说的最后几段情节提供了从古典时期多神教文化流传下来的关于宗教经历方面最引人注意的叙述。人们经常认为这里反映出了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他们相信，阿普列乌斯是在同基督教进行斗争，但偷偷披上了宗教对手的外衣。最后一卷同样把最令人感到一头雾水的难题抛给了阿普列乌斯的解读者；目前还没有人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或许谁也不可能做到。结尾处的卢奇乌斯成了女神的忠仆，发愿过朴素的独身生活，这种调子如何能同小说其他部分中展现的那种无尽欲望调和起来呢？卢奇乌斯反复告诉我们，他是“curiosus”(“好奇的”)或“sititor...nouitatis”(“喜欢尝鲜的”)；他因这种好奇心而受了惩罚，直到最后才完成自我救赎；但在最后一卷之前，整个叙述的语气和风格都会使我们乐于去分享这种勇于探险、追求享乐的渴望。事实上，作品的开头充满了热情与欢乐：故事的叙述者语气谦恭而执着，仿佛是一个在强行向路人推销脏兮兮的明信片的小贩：

At ego sermone isto Milesio uarias fabulas conseram auresque tuas beniuolas lepido susurro permulceam—modo si papyrum Aegyptiam argutia Nilptici calami inscriptam non spreueris inspicere—figuras fortunasque hominum in alias imagines conuersas in se rursum mutuo nexu refectas ut mireris.

那么，现在，我打算在这篇米利都故事里塞入各种各样的故事，用优雅的耳语满足你们高贵的耳朵——只要你们肯屈尊读一下这部用尼罗河地区出产的好笔写成的埃及手稿的话——这样你们就会惊异于这个关于人的外形和命运发生了巨变，后来又恢复原形的故事。

他突然离开了读者：“exodior.‘quis ille？’paucis accipe.”（“我要开始了。‘这个家伙是谁？’我简要地告诉你吧。”）叙述者用精心推敲过的但离奇古怪的语言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希腊人，年轻的时候在罗马学习了拉丁文。“Lector intende; laetaberis”，他最后说（“读者啊，请耐心等待；你们会从中得到乐趣的”）。作者只用几个句子就交代了所有这一切，其中每一句都提到了敏锐、能量、乐趣这类字眼，并且我们也确实从作品中得到了乐趣，但这种乐趣经常是以怪诞方式呈现的。色情与魔法、喜剧与恐怖、优雅的浪漫故事与粗俗的插科打诨交织在一起，成了一个大杂烩：小说中的人物动辄就屎尿沾身，偷情、阉割和床戏等主题反复出现，整部作品都笼罩在血腥、酷刑和骇人的死亡情景中。

把这些各式各样的古怪元素整合起来的是阿普列乌斯独具一格的文风。同样，也正是他的这种文风使得该作品不致像有的希腊小说那样，包裹在一层精心制作的哲学说教氛围中，给人隔靴搔痒的感觉。全书所用的词汇是古语、诗歌用词、会话口语和新字的怪异混合体，很像19世纪印度人（他们受过莎士比亚作品、新闻报纸和他们自己一知半解的现代俚语的混合教育)讲的那种不纯正的英语。这个比较并非像它乍看起来的那么牵强附会，因为故事叙述者透露自己是希腊人，并为自己的拉丁文不够好而道歉。“Fabulam Graecanicam incipimus”，他写道(“我要开始讲一个希腊故事了”)。他在这里犯了一个典型错误，用一个不常用的单词Graecanicam代替了表示“希腊的”的常用词Graecus。

但毫无疑问，拉丁文不好的说法只是一个声东击西的策略；他是一个善于运用不同文体风格的大师，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马戏团里的驯兽师”。他熟练地把自己的古怪词汇组织成轻巧明快、让人着迷的韵律，有时候几乎可以达到咒语的效果。他喜欢运用谐音，如“sauia suauia”

(“甜蜜的吻”， 6.8)，另一个更精巧的例子是“sordis infimae infamis homo”(“一个因肮脏龌龊而声名狼藉的家伙”， 1.21)。他没有采用拉丁艺术散文的完句式结构和注意用词变化的传统风格，而更偏好使用一长串松散的、带有回环声响效果的词句，这些句子有时甚至可归入韵文的范畴。例如，普赛克对谷物女神(Ceres)的祈祷词就是一种“花腔咏叹调”

(coloratura aria)(引文在换行方面进行了调整，以显示其音韵效果)：

Per ego te frugiferam tuam dexteram istam deprecor, per laetificas messium caeremonias, per tacita secreta cistarum et per famulorum tuorum draconum pinnata curricula et glebae Siculae sulcamina

et currum rapacem

et terram tenacem

et inluminarum Proserpinae nuptiarum demeacula

et luminosarum filiae inuentionum remeacula

et cetera quae silentil tegit Eleusinis Atticae sacrarium, miserandae Psyches animae supplicis tuae subsiste.（6.2）

凭着你那在大地上播种谷物的右手，凭着你那欢愉的丰收庆仪，凭着你篮子里的秘密，凭着你仆人们的龙车，凭着西西里沃土上的犁沟，凭着劫持你女儿的车子和掩埋她的土地，凭着普洛塞皮涅(Proserpine)在下界没有火把照亮的婚礼，尤其凭着在雅典土地上沉默着的埃琉西斯(Eleusis)神庙，我请求您助您的乞援人、普赛克的可怜灵魂一臂之力。

在丘比特和普赛克的故事中，阿普列乌斯洛可可式的夺目光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篇神话，富含民间故事的诸多主题，其开篇直白得毫无保留(4.28)：“从前有个国家，在那里住着一位国王和一位王后。”(普赛克是他们三个女儿中最年轻貌美的，比维纳斯还要可爱，这种情节设计并不怎么出人意料)。从另一种意义上看，这个故事暗含着一种柏拉图式的隐喻，即灵魂(普赛克)与肉欲(丘比特)的结合。就第三种意义而论，这篇故事是一部奥维德式的喜剧，其中的奥林波斯诸女神们受到法律和当时罗马的社会礼仪的束缚。而从第四个层面上看，它也是一部炫技式文章的巅峰之作。阿普列乌斯卓越风格的优点之一在于，它使得作者可以在不同的文章层次之间不断转换。

在普赛克的故事之外，这种风格同样帮助作者创造出了一种独具一格的氛围，从而营造出拉丁文学中与众不同的效果。他笔下描述的是一个魔幻世界，却勾画出了一幅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翔实生活图景。卢奇乌斯在看见女奴福提斯(Fotis)用挑逗性的姿势搅动粥汤的时候坠入爱河的场景既富于色情意味，同时也是荒谬的(2.7)。卢奇乌斯问一个饶舌的丑老太婆去米洛(Milo)家的路；她用一个骇人的玩笑回答他，但卢奇乌斯继续一本正经地提问：“Remoto ioco, parens optima, dic oro et cuiatis sit et quibus deuersetur aedibus.”(“好奶奶，别开玩笑，请告诉我，这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住在哪里。”)与喜剧情节构成对照的是精准的细节描述：如拜雷纳(Byrrhaena)家里栩栩如生的雕塑(2.4)；一丝细发之美——在光照下闪出金色，投下色彩如同蜂蜜的影子(2.9)；丘比特熟睡时，他那沾满露水的翅膀放出光芒，柔软小羽毛的边缘微微颤动(5.22)。阿普列乌斯的许多故事都是将大量零碎材料串联在一起，以一种惊人的超然物外的态度讲述的。人们可能会以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构成一堆大杂烩；但古怪风格和炫技表演的结合却把整部作品捏合成了一个整体。阿普列乌斯是一个另类，这个时代在他之后就终结了；但到了公元2世纪下半叶，拉丁文学世界里仍能出现这样一位富于活力和想象力的作家，这一现象的确是令人兴奋的。

延伸阅读：

W. Arrowsmith翻译了佩特罗尼乌斯的作品（Ann Arbor, 1962）；企鹅丛书中包括了N. Rudd翻译的佩尔西乌斯（附有贺拉斯的《讽刺诗》和《书信集》）、J.P. Sullivan翻译的佩特罗尼乌斯（附有塞涅卡的讽刺作品《变瓜记》）、J. Michie翻译的马蒂尔短诗选、P. Green翻译的尤维纳利斯和R. Graves翻译的阿普列乌斯《金驴记》。Marlowe翻译了卢坎的第1卷。Dryden翻译的佩尔西乌斯作品和尤维纳利斯的5首讽刺诗（The Poems of John Dryden, J. Kinsley编, Oxford, 1958, Vol.2）早已成为英语文学的一部分；他的尤维纳利斯译本呈现出一种从现代标准来看颇为出格的雄辩风格。可供参照的还有Samuel Johnson对尤维纳利斯《讽刺诗》3、10两篇的仿作——‘London’和‘The Vanity of Human Wishes’. Walter Pater在其Marius the Epicurean的第5章中提供了阿普列乌斯关于丘比特和普塞克故事的译文；译文再现了阿普列乌斯的优雅风格，却未能传达原作的神韵。洛布古典丛书在阿普列乌斯作品中只收录了《金驴记》，但却包含了本章中讨论的全部其他作品。

G. Williams的Change and decline: Roman literature in the early empire（Berkeley, 1978）考察了本章涉及的整个时代。关于个体诗人的研究，见M. P. O. Morford, The Poet Lucan: Studies in Rhetorical Epic（Oxford, 1967）；F.M. Ahl, Lucan: An Introduction（Ithaca, 1976）；J.C. Bramble, Persius and the Programmatic Satire: A study in Form and Imagery（Cambridge, 1973）；G. Highet, Juvenal the Satirist（Oxford, 1954）；R.G.M. Nisbet,‘Persius’and H.A. Mason,‘Is Juvenal a classic？’in Critical Essays on Roman Literature: Satire, ed. J.P. Sullivan（London, 1963）；R. Jenkyns, Three Classical Poets: Sappho, Catullus and Juvenal（London, 1982），part 3‘Juvenal the poet’; W. Anderson的Essays on Roman Satire（Princewton, 1982）中包含了几篇论尤维纳利斯的论文。关于讽刺诗的概论，见M. Coffey的Roman Satire（London, 1976）。

论拉丁小说的著作有：B.E. Perry, The Ancient Romances: A Literary-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ir Origins（Berkeley, 1967）；P.G. Walsh, The Roman Novel（Cambridge, 1970）；J.P. Sullivan, The Satyricon of Petronius: A Literary Study（London, 1968）；J. Tatum, Apuleius and The Golden Ass（Ithaca, 1979）；J. Winkler, Auctor and Actor：a narratological reading of Apuleius’s Golden Ass（Berkeley, 1985）。

[1]希腊神话中波塞冬和喀额涅之子。——译注

第十三章 晚期哲学

安东尼·梅雷迪思(Anthony Meredith)

总趋势

本章讨论的时代以两个在晚期哲学史上极其重要和值得关注的人物的生平作为断限，他们是叙利亚阿帕梅亚地区的波塞冬尼乌斯(生于公元51年)和出生在埃及的普罗提诺(公元270年死于罗马)。前者是那个时代游历最广、学识最渊博的人物之一，在多个领域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包括修辞学、地理学和晚近史学著述(续写了波利比乌斯未及记述的那段年代的历史)。他也是一位哲学家，代表了那个时代许多哲学著作反映出来的潮流，即努力调和当时各主要哲学流派间显然彼此对立的观点。因此，虽然他本人是斯多葛派，却似乎在两个重要方面——神学和人性论上倾向于背离斯多葛派的传统观点。与芝诺和克吕西普斯(Chrysippus)等斯多葛派人士不同，他好像承认存在一位某种意义上至高无上的神明，并同意真正的人身上也存在着非理性欲望的观点。在这两个领域里，他都背离了公元前4世纪斯多葛主义的创始人们以及后来的斯多葛派观点——公元2世纪的爱比克泰德和马尔库斯·奥勒留斯等人奉行的一元论和唯理智论。同样，尽管普罗提诺是位伟大得多的哲学家——事实上，可以说他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直到他身后很长时间内最伟大的哲学家——还喜欢在他的宗师柏拉图之外，同时借用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派的观点，正如他的传记作者和门徒波菲利在其传记里向我们指出的那样。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两位重量级人物之间是一系列相对次要的人物。此二人闻名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作品有助于为我们解释普罗提诺思想的来源；但他们也揭示了其各自学派的发展轨迹，以及基督教思想、教义的早期演变历程。然而，若干总体特征是这个时代的所有作家们或多或少都具备的。

一、公元1—2世纪的学者们的兴趣是保守而传统的。毫无疑问，在忠于过去的幌子下，他们也开展了对各自关注问题的探索；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文学活动的各个分支里，那个时代的作家们都从雅典黄金时代的伟大作品中寻求灵感，在内容和风格方面都是如此。对文笔风格的重视使得第二哲学运动中的作家们普遍给予柏拉图特别的关注；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柏拉图对那个时代哲学复兴的影响要大于亚里士多德。在内容方面，总的来说，这个时代的大部分作家们都可归入柏拉图主义者的类别。人们对柏拉图说教式作品的兴趣始于公元前1世纪初，其代表是阿什克伦的安条克。此人系统地摆脱了自卡尼阿德斯(生于公元前129或前128年)时代以来侧重怀疑主义的学术传统。他对柏拉图的崇拜反映在诸多方面，但最主要的是反复引用其作品，并且总的来说继承了柏拉图哲学的主线，即相信至高神的存在和灵魂不朽。柏拉图的若干条语录被那个时期的作家极其频繁地引用，特别是普鲁塔克、马克西穆斯和阿尔比努斯，以至于有些学者相信，他们拥有一部后来佚失了的柏拉图文选，这些片段都是从那部文选中摘录出来的。我们无须假定必然存在着这样一部书，但个别章句，如柏拉图《提迈乌斯》28b中的“寻找造物主和天父的任务确是艰巨的，即便已经找到了他的人们也很可能无法向他人描述天父的形象”，极其频繁地出现在那个时代诸多作家笔下，在多神教徒和基督徒中同样如此。

二、除明显的复古主义外，该时代另一个强烈的倾向是力图调和不同哲学流派的核心要义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哲学阵线。在这个时代，所有的主要学派肯定都拥有大批信徒。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提及了柏拉图主义者和斯多葛派，但当时还盛行毕达哥拉斯主义。该学说兴起于公元前1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尼吉狄乌斯·菲古卢斯(公元前58年的大法官)，他的信徒包括云游四方的讲道者泰纳的阿波罗尼乌斯。公元3世纪初，斐罗斯特拉图斯为皇后尤利娅·多姆纳(Julia Domna)撰写了阿波罗尼乌斯的传记，这部书后来被视为福音书的有力竞争对手。另一个年代稍晚、更能引起哲学家们直接兴趣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是阿帕梅亚的波塞冬尼乌斯，他的观点颇为有趣，认为柏拉图的学说来自毕达哥拉斯。因此，他反映了这样一种信仰的存在，即不仅柏拉图的学说是衍生出来的，并且除个别术语差异外，所有哲学家讲的都是同样的事情。这种既乞灵于古人，又力图回避重要差别以结成统一战线的态度，在几乎所有属于那个时代的作家那里都非常典型。这说明他们学识渊博，但创造力匮乏，并且总体上缺乏自信。

三、我们将要分析的大部分作家都是古典希腊文风复兴的代表，这场复兴被称作第二哲学运动，斐罗斯特拉图斯在其《哲学家列传》中记载了这次运动。马尔库斯·奥勒留斯用希腊文进行写作，而马克西穆斯的“文雅杂谈”旨在训练青年们在公共场合就泛泛的题目发表优雅讲话的能力。同样地，除普罗提诺是个特例外，这个时代全部作家们的兴趣点都是实用性的。在普鲁塔克的作品中，道德和实用性的主题居于首要地位；爱比克泰德则在一篇讲话稿中问道：“但哲学究竟是什么？难道它不就是为应对即将降临到我们头上的遭遇所做的准备吗？” 柏拉图主义者塞尔苏斯对基督徒的批评正是他们无意给予国家实用性的帮助。普罗提诺是不大可能提出这种批评的，因为他坚决地、始终如一地认定思想高于行动，并且对政治理论和实践都缺乏兴趣。最后，普罗提诺与前人不同的一点在于，他把严密的体系性带到了哲学中。普鲁塔克和爱比克泰德对这种玄思冥想都不感兴趣；对于他们而言，哲学是服务于行动的人生的。

四、公元2世纪的怀疑派作家琉善让我们清楚地看到，那个年代存在着许多对神迹的盲目狂热信仰。 他的几篇文章意在讽刺那些在这样的氛围中大行其道的江湖骗子和假先知。第42篇文章描绘的是龌龊地利用了那个时代的轻信的伪先知阿博努泰库斯的亚历山大；而第55篇《佩里格利努斯之死》是一篇有趣的文章，记述了一个先后信奉犬儒主义、基督教，最后却皈依了印度神秘主义的人的生平。琉善对文法领域里的学究们(第41篇文章)和哲学家们(第70篇文章，一部经久不衰的、抨击所有哲学流派的佳作)也丝毫不留情面。这是一个各种超自然迷信、哲学领域里的折中主义和真正的宗教信仰极度繁盛的时代。这类证据使得多兹(E.R. Dodds)为它贴上了“紧张年代”的标签，认为促使男男女女们在各种形式的神秘学说中寻求安宁与启示的是一种不幸感和末世观，这些观念导致了古怪、反常的信仰大爆发。这是一个诱人的假说，但我们很难设想安东尼王朝时代(公元97—180年)在世人眼中为何会是极度悲惨的。历史学家吉本不大可能会赞同这种观点。毫无疑问，这个时期的许多作家是极度自恋的，其中一些(像赫罗德斯·阿提库斯那样)甚至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这也的确是一个基督教急速扩张的时代，但如果我们把所有基督徒都视为自闭症患者或奥秘和神迹启示的狂热追求者，那肯定也是不公平的。

柏拉图主义

在柏拉图的作品中，我们至少可以辨认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宣扬式的和批判式的。换言之，柏拉图一方面奠定了理念论和灵魂不朽学说的基础，另一方面又遵循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传统，对前人提出的种种命题进行极其猛烈的批判。柏拉图去世于公元前347年，此后不久，他创建的阿卡德米学园便被一批在不同程度上属于怀疑主义思潮范畴的人控制了。该学派的领导人们，特别是阿塞西劳斯(Arcesilaus, 公元316/315—242/241年)和卡尼阿德斯(Carneades)，一来为了反对斯多葛派的教条主义，二来也受到了皮洛(Pyrrho)的影响，否认了取得关于任何事物的任何真正知识的可能性。学院派的最后一位无可争议的领袖是拉里萨的斐洛(公元160/159—80年)。此后，在他的门徒，阿什克伦的安条克的影响下，该学派丧失了活力，退化为教条主义——它在日后的发展历史中一直保存着这一特征，直到公元529年皇帝查士丁尼的一纸敕令关闭了雅典学园为止。

我们对安条克所知甚少，并且已知的一点点也几乎完全来自西塞罗。他生于公元前130—120年间，其卒年被确定为公元前68年。我们拥有的史料明确认为，他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完全的话)已同真正的学园派决裂，理由是他反对对真理的怀疑主义态度，而那种观点至少自阿塞西劳斯以来一直都被奉为金科玉律。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也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他相信，在柏拉图的旧学园和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Lyceum)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一致性。这同样是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有些柏拉图主义者或许乐于承认获取知识的可能性，却不愿接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人为构建的联盟。这批“反对派”中最著名的代表是普鲁塔克和阿提库斯。但除了知道他在上述两方面与其前辈背道而驰这一事实外，我们根本无法弄清楚，安条克宣扬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对所谓中期柏拉图主义者的观点记录得最清晰、最充分的竟然是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学者斐洛(约公元前25—公元45年)。人们可以从他对摩西五经冗长的、隐喻式的注疏中提炼出一个近似于普鲁塔克和阿尔比努斯的体系。然而，我们必须牢记的是，斐洛是犹太人，《旧约》中的思想和形象对他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尽管如此，在注疏的第一卷中，他还是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建构起来的、始于至高的上帝而终于尘世物质的、关于现实世界的等级体系，这种模型在中期柏拉图主义那里是非常典型的。该体系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从绝对的统一性(我们坚信，这种统一性屹立于世界之巅)如何能够衍生出我们目睹的多样性呢？” 同古典时期所有伟大的形而上学哲学家一样，《旧约》先验地假定存在着一个不可分割的、自在自为的总原则；尽管人们有时称之为“上帝”，有时称为“单子”(Monad，毕达哥拉斯主义)，有时是绝对之美或善的理念(柏拉图的《斐德罗篇》和《理想国》)，有时则是自我反省的思想(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但他们都赞同这个至高者是独一无二的。那么这个包罗万象的“一”如何进行衍生，其他事物和它的关系如何，就成了重要问题。理念论和《提迈乌斯》中的创世假说代表了解决这个问题所进行的尝试。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可能还有《创世记》第一节中的创世说都以物质不灭作为创世的前提条件。斐洛可能是第一个迈出这大胆而引人注目的一步的人，他试图把各种见解调和起来，构成一幅描述创世过程的图景。对于他而言，造物主是唯一在两种意义上都永恒的事物。也就是说，他认为上帝既是无始无终的(持续时间方面的永恒)，又是不受时间影响的。“因为上帝也是时间的创造者，是时间之父的父亲……因此，上帝是时间的祖父……他把长子权的名分赐予他的头生子——可感知的宇宙。”这段文字向我们展示了斐洛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至高的上帝和万物之父是神秘而永恒的，在他的下面还有另一个神或逻各斯(Logos)，后者有时被形容成上帝的思想，有时是头生子，有时则是创世的代理人。在他下面是可感知的世界，那是由代理人按照逻各斯的模型制造的。与理念的世界相比，后者不太完美，但更富多样性。

很明显，斐洛的贡献在于：

其一，他放弃了《提迈乌斯》中由三种独立原则构建的混乱图景，代之以一种整齐、规范的模式。

其二，他做到这一点的办法是将若干事实上差异很大的元素拼接起来，并认为它们在根本上是和谐一致的。

特别重要的是，上述第二点把《诗篇》33:6中富于创造力的世界、斯多葛派的逻各斯(尽管它已被拔高，不再等同于物质世界)、柏拉图主义的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自我反省的思想合而为一。他有时甚至称逻各斯为“一位上帝”，并仅仅通过去掉定冠词而将他同至高的上帝区分开来。这种在神性范畴内部的区分暗示了对上帝概念划分层次的可能性，后来被年代较晚的中期柏拉图主义者们和部分新柏拉图主义作家们频繁地借用，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学者中较知名的有阿尔比努斯、努梅尼乌斯、普罗提诺和基督徒奥列金。

普鲁塔克是希腊裔作家，生于彼奥提亚境内的喀罗尼亚。他在雅典学习过哲学，后来去了罗马，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教书生涯，此后又返回了家乡。他在德尔斐担任了30年的祭司职务后去世。他在公元120年前后去世，享年约75岁。对于他哲学作品的严肃性，后人的观点存在很大分歧。唐纳德·罗素(Donald Russell)认为他的著作表意明确、前后一致，虽然并非一直遵循正统的柏拉图主义；而多兹(E.R. Dodds)则对他表示轻蔑，称之为“酒桌上的先验论者”。关于这种所谓的前后不一，一个绝好的例子是他对斯多葛主义的态度。一方面，他尖锐地批评斯多葛派的许多观点。这一点在其《道德论集》中的两篇作品——《斯多葛派的自相矛盾》和《论约定俗成的概念》中体现得十分清晰。例如，他在前一部作品中声称，斯多葛派一方面相信“存在即合理”，同时又认为上帝可以净化罪人。另一方面，普鲁塔克对仁慈神明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却恰恰来自斯多葛派，并且他的可知论也间接得自于斯多葛主义。

关于能否合理解释在神意统治的宇宙里为何会存在邪恶的问题，普鲁塔克的观点也并非无懈可击。他对邪恶起源的解释跟柏拉图的不太一致，尽管他引证了《法律篇》和《提迈乌斯》来维护自己的观点。在论文《论伊西斯(Isis)和奥西里斯(Osiris)》——一篇对埃及多神教的隐喻式探讨中，他声称存在着两种独立而永恒的原则：奥西里斯是善的原则，而图福昂(Typhon)则是恶的原则。这种认为存在着永恒的恶的原则的说法可能来自色诺克拉底(Xenocrates)，也可能同伊朗地区的二元论观点有关，后者认为存在着善(阿胡拉-马兹达，Ahura-Mazda)与恶(阿里曼，Ahriman)的永恒斗争；但这种观点同柏拉图拒绝在理念中为邪恶保留任何位置的基本倾向存在分歧，也显然同斯多葛派和普罗提诺的乐观主义彼此矛盾。在另一篇论文，《论神谕的失效》里，普鲁塔克又给出了一种略有差别的解释，把邪恶归咎于夹在天界和可见宇宙中间的恶魔们。我们在这里清楚地看到了柏拉图《会饮篇》的影子，但二者间仍然存在着显著差别：柏拉图笔下的精灵是善良或中性的，普鲁塔克的则是邪恶的。

最后，普鲁塔克的柏拉图主义也受到了他的老师——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阿谟尼乌斯的影响，此人对德尔斐神秘的E字母的解释在普鲁塔克的同名论文中有所提及。根据阿谟尼乌斯的说法，这个铭记的用意在于解释宇宙的至高规律，那就是在毕达哥拉斯体系中居于至高地位的、极其简约的“一”。他总结道：“有鉴于此，为了向他表示敬意，我们应称呼他为‘那一位’；或甚至……应像一些古人那样，称之为‘神圣的一’。”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影响使得普鲁塔克能够超越其他的中期柏拉图主义者；他对至高原则的统一性与简约性的强调与普罗提诺的一元论十分接近。

在我们所知的所有中期柏拉图主义者中，最典型也是最易理解的是阿尔比努斯(有时被称为阿尔基努斯)。我们对他的生平所知甚少，只知道他生活在公元2世纪中叶，并写了两篇完好保存下来的、介绍柏拉图哲学的文章。他特别令我们感兴趣的地方在于，跟斐洛和普鲁塔克不同，阿尔比努斯似乎不曾受到过希腊以外的思想的影响。他作品的语调是含蓄的，并且自觉地要将他所接受的柏拉图主义的传统原则直观化。在金字塔的顶端是至高的上帝或思想，它是不可言说的、完美的、不朽的，是万物之父。他通过其意志使自己充满了整个宇宙。在他下面是第二思想，这种思想同时具有主动的和被动的方面。在此之后是第三原则——灵魂。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阿尔比努斯而言，至高的上帝既是不可言说的，又是有形的；它跟亚里士多德笔下的至高思想存在着若干共同之处，但在同时赋予他不可言说性和能够接触到宇宙的形体方面有别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同样，尽管阿尔比努斯的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他却不像斐洛、普鲁塔克笔下毕达哥拉斯主义理论中的单子或普罗提诺所谓的“太一”那样单纯。因此，我们会毫不奇怪地发现，他在作品中从不引用被晚期柏拉图主义者们用滥了的、《理想国》509b中关于存在的源泉和本质的论述。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与塞尔苏斯和提尔的马克西穆斯相似(但有别于普鲁塔克和阿提库斯)，相信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和谐。显然，这不仅仅是由于他们乐于承认柏拉图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笔下神的思想是同质的，还因为他们广泛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崇尚亚里士多德的柏拉图主义者们在另一个关键问题上的看法也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对柏拉图《提迈乌斯》中关于创世的记载需要当成隐喻来看，不能做字面的理解。柏拉图的本意是想说，世界的形成是一个逐渐发生的过程。对阿尔比努斯来说，这样的看法暗示了上帝是可以发生某种变化的，因而必须将之剔除。有趣的是，在普罗提诺三次讨论可见世界的创造过程的时候，他都站在了阿尔比努斯一边。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奥列金(公元185—254年)也是如此，他的观点可能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

中期柏拉图主义者们基本上未能形成一个清晰的、有条理的思想体系。他们彼此间互相影响的证据相当少。确实有人认为普罗提诺读过斐洛的著作，但这种观点成立的可能性不大。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是若干共同的关注点和对柏拉图的共同信仰(尽管可能在具体内容上有所出入)。《圣经》、毕达哥拉斯和亚里士多德都被视为是同柏拉图的观点一致的思想。联系他们的关注点在于，所有人都试图对柏拉图的学说加以解释，以便克服其体系中的核心弱点；也就是要在理念论于终极静态的真实和不断变化、不稳定的物质感官世界间制造的鸿沟上搭起桥梁。与此联系着的是，所有主要作家都在努力构建一种先验论：斐洛的不可知的上帝、阿尔比努斯的简单/复杂心智，以及普鲁塔克的单子学说。

关于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普罗提诺(公元204/205—270年)，我们拥有的材料包括一部传记和按话题划分的作品汇编——《九章集》(Enneads)，这两部作品都是由他忠实的但或许并未透彻理解老师思想的学生波菲利撰写的。论出身和所接受的早期教育，他是一个埃及人，他还宣称自己的哲学大半来自阿谟尼乌斯·萨卡斯(Ammonius Saccas)。这些教导的内容已经无法复原了，因为阿谟尼乌斯身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而关于他的猜测也无法得出确定性的结论。公元244年，普罗提诺离开埃及前往罗马，在那里度过余生。他通过讲座的方式宣传其思想，并吸引了若干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对其观点、人格魅力的一个有力证明便是，他的一位听众，元老罗加提亚努斯接受他的劝说而放弃了公职。这一插曲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政治学是古代哲学中普罗提诺唯一不感兴趣的分支。事实上，他有时会主动对政治表达反感。

普罗提诺自认为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柏拉图的影响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都体现得十分明显。同柏拉图一样，他相信理智高于感性，精神世界高于物质世界。在这方面，他自觉地明确反对那些在他看来动摇了柏拉图思想基础的哲学流派，特别是怀疑主义、斯多葛主义和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一种否认肉体与物质世界真实性的怀疑主义信条)。针对怀疑主义，他坚称我们是能够认识的，我们的知识既非来自感官印象，也不会因为它的缘故而发生扭曲；与此相反，知识来自对精神真实性的直接的、一直存在着的意识，我们只要集中思想，就能够获得这种精神真实性。针对斯多葛派，普罗提诺争辩说，“真实”首先是精神性的，不是物质性的；物质的存在是理念和精神缺失的结果，换言之，它是一种消极的而非积极的事物。然而，我们不应当想当然地认为，对斯多葛主义的批判会使得普罗提诺轻视可见世界的秩序。他的第三个主要对手是诺斯替派，后者贬低物质的态度必然导致他们相信遁世的必要性。普罗提诺也反对诺斯替派在寻求救赎的过程中轻视选择和思想的态度。《九章集》中最宏伟的一篇2.9便是反对诺斯替派的，因其坚信可见世界的善与美，并为自由、理性在道德生活中的核心地位进行辩护，而被誉为一篇“希腊文化的高贵申辩书”。在普罗提诺对斯多葛主义和诺斯替主义的回应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巧妙地(或许也是牵强地)在两种针锋相对的、分别神化与贬低可见宇宙的世界观之间寻求平衡。

《九章集》中包含了明显的柏拉图主义思想成分，其作者也同样乐于将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学派思想中的部分要素加入他的总体系中去；除此之外，另外两个特征也是我们需要提及的。其中最广为人知和最独具一格的是他的“太一学说”，即认为存在着位于真实性阶梯顶点处的至高原则。“太一”不具有人格特征，是推算和任何直接的知识所无法企及的；但与此同时，它又是一切真实与价值的源泉。它综合了柏拉图《巴门尼德斯篇》中的“一”和《理想国》中的“善”。“太一”是生命与价值的取之不尽、绵延不绝的源泉，从它那里衍生出了万事万物。通过迈出这一步，普罗提诺超越了柏拉图和他自己的前辈们。对于那些人而言，绝对的真实既是有限的，又是静止的。但在普罗提诺看来，“太一”，特别是第二本体“心智”则是生气勃勃的。他有一次曾写道，存在“不是一具躯壳，它并不是毫无生气的和不会思考的”。

普罗提诺体系的另一个特征在于，它是体验到的，并不是论辩出来的。普罗提诺通过苦思冥想形成了对“太一”的敏锐意识，这种意识帮助他构建了上文中概括的那个体系。普罗提诺的传记作者为我们讲述了跟他有关的两件重要事情。他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宗教祭祀仪式，并在某一场合说道：“诸神应该来找我，而不是我去找他们。”在传记末尾处，波菲利还说，他认识普罗提诺的时候，后者正处于一种癫狂状态。普罗提诺在《九章集》末卷结尾处详细描述了这种状态，它使自己“得到净化，回归本我，渴望同外界的联系，并进入一种宁静的和力求有所改变的精神状态中”。这种统一性转瞬即逝，是一种精神净化过程的高潮，是对“使人愉悦的异象”的内省与思考。在这种达到高峰的统一状态中，对各种差异的感觉都暂时消失了；似乎正是这种状态让普罗提诺将“太一”置于真实性级别体系的顶点，作为我们日常感受到的多样性和他至少经历了4次的、超凡脱俗的统一性体验的唯一可能解释。

普罗提诺的重要性怎么形容都不不为过。其体系是前人调和不同哲学流派的努力以及他个人神秘体验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他之所以值得关注，还因为他试图超越前人僵化的、等级式的宇宙观，而选择一种富于活力的、精神性的一元论。正如迪恩·英格(Dean Inge)所说的，“在他的宇宙版图里没有整齐划一的边界”。他本人宇宙观中的张力几乎完全是他试图摆脱前人相对静止的、二元论式的预定前提所导致的结果。最后，不得不提的是，普罗提诺对后世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包括晚期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和普罗克鲁斯(Proclus)，以及著名的基督教作家战神山的德尼斯(Denis the Areopagite)和圣奥古斯丁。

斯多葛主义

爱比克泰德(约公元55—135年)差不多可以算作是普鲁塔克的同时代人；但普鲁塔克是彼奥提亚贵族，而爱比克泰德论出身却只是奴隶。他的主人是以巴弗提，此人是尼禄的被释奴和秘书，后来侍奉图密善，直至后者在公元95年遭到暗杀。爱比克泰德曾获准参加著名斯多葛哲学家穆索尼乌斯·卢弗斯的讲座，并于公元89年同所有其他哲学家一道被放逐出罗马，此后，他前往伊庇鲁斯的尼科波利斯(Nicopolis)定居，在那里度过余生，宣传克吕西普斯的学说(卷一，第15章)并对这些训诫发表自己的评论。他的一位听众，公元130年的执政官弗拉维乌斯·阿里安把这些评论收集、整理成8卷，其中4卷保存至今。他的作品较前人更具吸引力，是向那些卑微贫贱者而非少数能够自给自足的人宣讲的；他所宣传道理的核心要义就是要培养内心的宁静状态，以便实现真正的自由。

“从波塞冬尼乌斯起，斯多葛派开始开放地接受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关于爱比克泰德的哲学，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便是，他究竟是延续了波塞冬尼乌斯开辟的这条道路，还是回归了这一学派的创始人——芝诺、克莱安西斯、克吕西普斯等人的原始学说。后人在这个核心问题上众说纷纭。有些学者相信，塞涅卡、爱比克泰德和马尔库斯·奥勒留斯延续了斯多葛哲学的柏拉图主义化进程。但另一些学者则持相反观点(至少对于上述领军人物的看法如此)，把爱比克泰德的思想视为对原始传统的回归。

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按字面意思理解的话，爱比克泰德训诫中的大量内容背离了克吕西普斯的一元论立场。例如，在一些场合，天神不再等同于世界进程或自然，而被描述成一个“他者”。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时候，爱比克泰德会提及“那位神明”“诸神”和“宙斯”。我们无法确定，这类宗教语言的使用在多大程度上暗示了讲话者对独立存在于自然之外的神明(或诸神)的信仰。另一个疑似来自柏拉图主义的元素是他对灵魂的解释。在《训诫》1.9.11中，爱比克泰德谈论了我们同诸神的自然亲缘关系，我们只要挣脱了束缚自己的枷锁(即肉体和财产)，马上就会认识到这种亲属关系。这种说法更接近于柏拉图《斐多》里“肉体即牢狱”的观点，而不符合大多数斯多葛派的观点。因此，我们必须提出的问题是：这些词句是在表述一种深刻的形而上学二元论思想呢，还是另有某些别的用意？在选择理解爱比克泰德立场的最佳方法时，我们必须注意三点：第一，他主要关心的并非建立一种本体论，而是要关注伦理的层面；在伦理学中，他的形而上学观点(如果他有的话)并非至关重要。此外，尽管超验主义和二元论的词汇确实在《训诫》中出现了，但它们只占整部作品用词中相对较小的一部分。他仍旧使用着传统斯多葛派对“神”和“自然”的定义(参见残篇1)。最后，如果我们只看到爱比克泰德和晚期斯多葛派使用了二元论的语言，那是以偏概全的做法。约公元前3世纪初，绝对“正统”的克莱安西斯也在《宙斯颂》中运用了这样的词汇。正如潘霍华[1](Bonhoeffer)指出的那样，除基本的一元论术语外，斯多葛学派从一开始就同时运用着一套二元论语言。因此，总的来说，在中期斯多葛派(如波塞冬尼乌斯、帕奈提乌斯、伪亚里士多德和《所罗门智训》的作者)明显受到了柏拉图主义的暂时影响后，我们可以认为，爱比克泰德又回归到纯正的斯多葛主义(尽管塞涅卡和马尔库斯·奥勒留斯的情况或许有所不同)。如果上述分析所言不谬的话，那就意味着，在爱比克泰德或许还有他的前辈克莱安西斯那里，两种表达方式——形而上学方面的一元论和宗教上的二元论——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爱比克泰德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伦理的。跟所有古典时期的伟大道德哲学家一样，他致力于让自己的听众找到通往幸福之路。但他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别于柏拉图，而是将哲学作为疗救心灵的良药。他写道：“人啊，要知道哲学家的讲堂就是一座医院(《训诫》3.23.30)。”对于爱比克泰德而言，幸福在于保持灵魂的宁静，这种状态永远是我们可以凭借自身力量达到的，因而并不依赖于不受我们控制的外物。对外物的依赖，无论它们是物质财富还是他人的友谊与尊敬，甚至还有健康，都必然会妨碍我们自身的幸福，因为这些东西我们都可能会失去。要想使这样一个体系自圆其说的话，显然必须对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和之外的东西进行基本划分。他在《手册》的第一章里写道：“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把握的，有些我们却把握不了。我们能把握的是观念、抉择、欲望、憎恶，一言以蔽之，即我们自己所做的一切；不受我们控制的是自己的身体、财产、名誉、职位，即不是我们自己做的一切。”这里说得够清楚了，但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认为这种貌似清晰的划分多少带有一点欺骗性。他反复表达这样的思想：实现幸福的手段不是强求不可能达到的目标，而是消除贪欲，避免那些无法挽回甚至有可能加以补救的事情的打扰，以免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破坏了心灵的宁静状态。他在《训诫》4.4.33中写道：

我怎样才能解放自己呢？——你难道不是已反复听到了吗？你应彻底根除欲望；要把你对事物的憎恶控制在道德目的的范围之内；你要弃绝一切：你的肉体、财富、名望、书籍、浮华、官职和闲暇。因为一旦偏离了正道，你就成了奴才和下人。

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得出的推论便是：我们邪恶的根源在于不能对自己能力的界限做出正确判断，而补救此类错误的办法就是培养准确的判断力和控制进入头脑的印象。对我而言，生命的目标和通往幸福之路就是让自己适应能在自身内部找到的、自然的独特表达方式。一旦发现了它，我就可以恰当地生活，并相应调整我的道德目标。

显然，我们上面勾勒出的这种体系是为了追求幸福的最大化；它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是知性论的，符合原始斯多葛主义中最优秀的传统。与亚里士多德和中期斯多葛派不同，爱比克泰德不准备容许情感在人的形象或道德生活的目标中扮演任何角色。同样，一种主要意在发掘人的本性需求并加以奉行的伦理体系基本上也不可能是规范性的。换言之，这种学说会认为“存在即合理”，它是不会去探索如何改善世界的。爱比克泰德全神贯注于道德境界的升华——那是他核心的、富于新意的思想——是不大可能去宣传革命性的思想体系的。我们可以贴切地用著名的人生座右铭“坚忍与舍弃”来概括爱比克泰德的伦理学。这种自我克制或许同他早年的奴隶生涯有关，因为奴隶的活动自由必然要受到极大的限制。而爱比克泰德作品译者的评论或许也不无道理：“对于一个组织严密、追求全面进步的社会来说，这些指导原则是远远不够的。”然而，这些训诫揭示的性格及其勾画的蓝图却带有一层难以用语言形容的高贵气质。在一个粉碎一切的帝国机器横行的时代，小人物们必然会无比真切地感受到自身的弱小与无助；在此背景下，爱比克泰德呼吁通过逆来顺受、清心寡欲来达到心灵宁静和幸福状态的训诫必然会显得睿智和富于吸引力。当“自然”成为“上帝”的同义语时，这样的规范就具备了宗教色彩。

马尔库斯·奥勒留斯生于公元121年，于公元138年被过继给元首安东尼努斯·庇乌斯，并在公元161年成为元首。在当政期间，他大费周章以维护帝国北方、东方边疆的和平，我们几乎可以肯定，12卷的《沉思录》(Meditations)是他戎马生涯中进行自省的产物。第2卷可能是在“格兰河(Gran)畔的奎迪人(Quadi)”中间写下的，而第3卷则创作于卡农图姆(今日奥地利境内的海姆堡)。这部分的创作日期由此可确定为公元171—173年之间。与爱比克泰德的《训诫》不同，《沉思录》并不打算写给读者或听众，但同前者相似的是，这些文字不是按照整齐划一、简明扼要的格式写成的。马尔库斯·奥勒留似乎没有想到过要在将来把它们公之于众。在这方面，它们与普林尼或纳奇安祖斯的格里高利的《书信集》有所不同，后两部作品虽然有可能在起初是只写给收信人的，但它们最后的定稿却显然毫无例外地是面向范围更广的读者的，那可能是后期修改的结果。然而，马尔库斯·奥勒留斯的《沉思录》直到350年才引起后人的注意，随后又被遗忘了550年之久。事实上，直到这些文字在1558年被印刷出版后，它们才作为一部抚慰心灵和道德教谕的作品而流行于世。

同他的老师爱比克泰德一样，我们在对马尔库斯·奥勒留斯进行归类的时候，也面对着同样的麻烦。他也在论述肉体和灵魂关系时不时使用二元论的语言，而在提及神明的段落里采用个性化的超验论语言。《沉思录》5.27是这种做法的一个典型例子：“他与诸神同行。那与诸神同行者会让神明们看到，他的灵魂无条件地顺从其命运，履行‘灵子’的意志——那灵子是宙斯赐给每个凡人，作为他的首领和向导的微粒。”另一方面，《沉思录》4.23似乎又坚信宇宙的完美统一性，将宇宙视为自然和宙斯之城的同义词。在另一处叙述传统斯多葛主义思想的段落里，马尔库斯·奥勒留斯写道：“只有一个宇宙，它由世间万物和充满一切的、唯一的神构成；那里只有一种物质和一种法则，一种适用于全体受造智慧的理性和一个真理。”关于个体存在的问题，他的思想中也存在着悬而未决的模糊性，并在这方面似乎与爱比克泰德有相区别。因此他会写道：“(我们)死后还会剩下什么呢？让我们等待最后的恩典吧，无论它是灭亡还是转化。”这一观点同他的道德劝诫密切相关，似乎使他和自己的老师有所差别，同时似乎也更为明显地受到了柏拉图主义的影响。马尔库斯·奥勒留斯是内省的伟大宣传者。“要向内心看。那里有善的源泉；只要你挖掘得够深，它就会喷涌而出。”这种形式的内省及其暗示的自我审视，似乎可以推演出关于灵魂的纯粹唯物主义概念；这一观点，再加上他显然相信来生可能存在的看法，使我们倾向于认为，马尔库斯·奥勒留斯是一个受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斯多葛派。

尽管不时存在着采用个别柏拉图主义思维方式的倾向，但在其体系的根本出发点上，马尔库斯·奥勒留斯仍然坚持着斯多葛派的基本观点，认为通往人生幸福的途径在于顺从自然和克服、控制欲望。我们应当遵从上帝(或诸神)，与自然保持和谐一致。斯多葛主义的经典原则“顺从自然法则而生活”在他的作品中只出现了一次；但该观念始终是其思想的基础。总的来说，马尔库斯·奥勒留斯在一定程度上偏好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在克制欲望方面，他可说的东西比爱比克泰德要少；身居高位的他并不像其老师那样，迫切需要摆脱欲壑难填的状态。在他写下的箴言中，有一条表达了那位斯多葛智者理想中的、看似矛盾的状态：“你既要不为任何欲望所动，又要饱含自然的感情。”这种理想无疑是高贵的，但我们也有理由怀疑它究竟是否可以实现。

斯多葛主义比柏拉图主义更加注重帮助世人与自己、世界和平相处，并始终存在着从众、追求安逸等危险倾向。由于他们把自然或既成事实作为判断是非的终极标准，斯多葛派无法建立其批判社会的原则，只能找到一些和平手段，以适应世界的变幻莫测。其不可避免的后果便是：他们试图通过内省来达到内心的宁静状态，这意味着他们要从外部世界中退步抽身，并相信存在着一种完全不受外在暴力影响的内心真实世界。但在追求这种和平的同时，我们也有理由怀疑，斯多葛派们是否还能忠于他们赖以起家的反二元论信条。

怀疑主义

尽管安条克放弃了新学园派的怀疑主义立场，转而接受斯多葛派相信可能获得确定观念、知识的看法；但我们却不应该由此假定，否定一切的思维习惯已从此绝灭，直到16世纪才重新抬头。几乎在阿卡德米学园摒弃了它自阿塞西劳斯和卡尼阿德斯时代以来一直遵奉的怀疑主义学说的同时，在公元前100—前40年中的某个时间又涌现出了一位复古的、纯正的怀疑论传统的领军人物——亚历山大里亚的埃奈西德穆斯。我们关于他的生平所知甚少，只知道他否定了安条克(并不出人意料)以及阿塞西劳斯和卡尼阿德斯的观点(着实令人意外)，因为他声称，后两位哲学家实际上认为怀疑主义也是一种信条，而他们本应声称怀疑主义思想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具备确定性的真理。

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怀疑主义最后的辉煌年代是公元2世纪，我们通过塞克斯图斯·恩披里柯(约公元200年前后)的作品而对之有所了解。在一部长达14卷的作品中，他详细阐述了怀疑主义派别的原则，以及他们同各种哲学流派、传道者间的争鸣。他的作品和他记载的思想被形容为(多少有点过奖的意味)“道德自由、理性批判和科学思想的绝对权利的先驱”。

同本章叙述的其他体系一样，怀疑主义的核心目标是追求幸福的最大化。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得不承认，他们对幸福的看法是绝对消极的，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伊壁鸠鲁主义的影响(那一哲学流派并未消亡，至少从公元2世纪末欧诺安达的第欧根尼在其家乡城市发布的、教导同胞们学习伊壁鸠鲁体系的大量铭文来看是这样)。人生的目标是ataraxia，即不受干扰的自由状态。达到这种精神状态的途径是取消一切判断，而做到后者的办法则是要意识到：确定性是不存在的，任何观点都不是无懈可击的。整个学派所关注的问题就是，人们通过何种途径才能意识到这个事实。他们认为，能够达到这一效果的是埃奈西德穆斯的著名“十喻”。这些比喻的用意在于质疑透过表象去探求斯多葛派和柏拉图主义者们所谓的知识是否是有价值的，或干脆是否可能。尽管普罗提诺自己反对怀疑主义，他却认为怀疑派对获取知识可能性的反对意见是值得哲学家们进行认真反驳的。事实上，《九章集》5.5.1可被解读为，普罗提诺在提出自己的理论之前，已先接受了怀疑派对斯多葛主义感觉论的批评意见。埃奈西德穆斯和塞克斯图斯论点的主要思路如下：因为物体向不同人显示的状态有所不同，所以我们不可能对事物的本性做出终极性的判断。第一个比喻宣称，因为同一物体在不同生物眼中的形象不同，我们无法根据感官提供的信息对真实的事物得出任何有效的结论；因此，对待事物唯一妥当、合理的态度就是拒绝对它们做出任何判断(epochē)。在《论挪亚醉酒》一文中，斐洛写道：“诸如此类的现象清楚地证明，理解力是不存在的。”怀疑派的论点中有一种显而易见的严密性，这同中期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们(特别是阿什克伦的安条克)稍显前后不一的学说形成了鲜明对比。据我们所知，没有哪位古人对塞克斯图斯和埃奈西德穆斯的观点进行过驳斥；但这一学派却没有生存下去。或许，对于一个迫切需要形而上学或宗教思想支撑的社会来说，这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学派太具有毁灭性了。

延伸阅读：

对整个时期思想和氛围最好的入门介绍之一是A.D. Nock的Conversion, 该书研究了从亚历山大大帝到希波主教奥古斯丁期间宗教思想中的传统与革新。还应补充的是E. R. Dodds的Pagan and Christian in an Age of Anxiety（Cambridge, 1965），该书按照心理学范畴逐条解释了基督教胜利的原因。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s. x and xi中Nock和F.H. Sandbach论哲学的章节同样有用。

关于较为详细的哲学研究，Zeller的History of Philosophy最后一卷（副标题为Stoics, Epicureans and Sceptics）可能仍是最全面和最有用的，但他并未谈到普罗提诺。对古典时期哲学的出色（尽管十分简略）研究包含在F.C. Copleston的A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i, Greece and Rome（London, 1946）里。最容易找到的，对普罗提诺及其学术前辈、门人（还有斐洛和公元1—3世纪的主要基督教哲学家们）的介绍见A.H. Armstrong编辑的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e Greek and Early Medieval Philosophy（Cambridge, 1967）。对帝国时期哲学更详细的介绍见R.M. Rist的Stoic Philosophy（Cambridge, 1969）、J. Dillon的The Middle Platonists, a Study in Platonism, 80 BC-AD 220（London, 1977）和R.T. Wallis的Neoplatonism（London, 1972）。

该时期的大部分作家作品可通过洛布古典丛书读到，这些版本经常附有非常实用的导读，普鲁塔克和普罗提诺的著作还配有有助于理解各篇论文内容的分析。反映斯多葛派思想的有W.A. Oldfather编订的爱比克泰德《谈话录》，带有导读和译文，以及C.R. Haines编订、翻译和导读的马尔库斯·奥勒留斯的《沉思录》（London, 1916）。附录里包含了马尔库斯的演说和箴言，以及澄清他对基督徒态度的注释；在注释里，Haines对认为马尔库斯敌视基督徒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F.H. Colson and G.H. Whittaker编订的斐洛作品第1卷（London, 1929）带有一篇非常有用的导读。诠释晚期柏拉图主义的最佳著作是F.C. Babbit翻译的普鲁塔克《道德论集》，特别是其中包含了Isis and Osiris和The E at Delphi两篇的第5册（London, 1936）。反映新柏拉图主义思想的作品是A.H. Armstrong编订的普罗提诺《九章集》（1966），带有译文和对作者复杂论点的有用摘要。《九章集》1.6（《论美》）和2.9（《驳诺斯替派》）较好地反映了普罗提诺思想的概貌。

[1]迪特里希·潘霍华(1906—1945)，德国信义宗牧师、神学家。——译注

第十四章 生活的艺术

罗杰尔·林(Roger Ling)

导言

本章的研究对象是罗马艺术、建筑中对生活产生影响的方面，以及生活中反过来进入艺术领域的那些要素。因此，由于第16章要讨论高雅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成果，所以我们在本章里讨论的主题将包括影响和反映生活方式的住房和花园，作为反映当时生活品位与态度的资料的家具、室内陈设与装潢，个人财产与装饰品，以及家居器物和日用品。这一领域极为宽广、内容丰富，对之做一个总结是十分必要的。更重要的是，这里研究的大部分材料都来自罗马统治下的意大利，并且仅限于公元1—2世纪期间，在文字材料和考古成果上，关于这一时期的证据之丰富乃是绝无仅有的。文字史料来自描写社会生活的诗人们，如珀尔修斯、斯塔提乌斯、马蒂尔和尤维纳利斯，以及小说家(佩特罗尼乌斯)、博物学者(老普林尼)和书信作家(小普林尼和较早的西塞罗)。考古证据主要来自两座“外省”城镇——庞贝与赫库兰尼姆的可观遗址，它们是在公元79年因维苏威火山喷发而被掩埋的。当然，其他考古遗址也提供了大量证据，如公元2—3世纪的奥斯提亚。但它们都无法提供跟庞贝一样丰富的信息，在所提供材料的年代确定性上也远远比不上庞贝。

住房和别墅

共和时期和帝国早期意大利的传统中上层阶级住宅是domus，一种以两个内部光源为中心向外扩展的宅邸，前面是前厅(atrium)，后面是带柱廊的花园。作为家宅内部的社会、宗教中心，前厅是客人从街上进来后见到的第一处露天空间；相应地，它在多数情况下十分高大，有时候还在地板中央处的方形浅蓄水池周围立有高大的石柱。光线透过屋顶的天井进入，照亮了前厅周围的房间——卧室、工作室、储藏室、小餐厅；经常还会有又宽又深的壁龛，用以展示家族祖先的面具和胸像。在前厅后面，用帘子或木制屏风同前者隔开的是主客厅。第二处光源——带柱廊的花园一般位于主客厅后面。花园通常很大，周围还有别的房间，包括开放的谈话间(exedrae)和大型餐厅(oeci)。

此类住宅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其隐私性。至少整个底层是只有在空间之内的人才能看见的；除了上层有几扇狭长的窗子外，整个围墙构成了对周边世界的视觉屏障——人们会推想，除防范扒手之外，它的作用还在于隔绝街道上的噪音与喧哗。另一个特征是轴向布局的趋势。即便它在实践上不是永远可行的，其暗含的家居理想仍然是要让室内的人可以从前门处通过前厅中央和主客厅，一直望到带柱廊的花园，并且眺望者的注意力往往会集中于后墙处通过某种形式呈现的特色建筑上。在法恩(Faun)的家宅里(那是庞贝鼎盛岁月里宏伟的双前厅建筑的幸存者，其规模甚至要超过帕加玛皇宫)，观察者的主视线穿过西侧的前厅，一直达到用亚历山大里亚式的马赛克铺设的、圆柱形的谈话间里。在其他的庞贝住宅里，更加喜好排场的后人们在花园后部建造了色彩绚丽的马赛克喷泉壁龛，这显然是特地用来吸引站在街道门口处访客们的目光的。这种房屋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其光暗的强烈对比。地中海地区明朗的夏日里，深影和亮光的交替可以建构视觉上的美学效果；即便在较为阴暗的冬日，这种光与影的韵律也有可能会成为一种潜在的视觉因子。

最后一点自然是涉及采光、采暖以及为生活提供便利的内容。在夏季，凉爽、高大的房间和住宅内部带阴影的花园柱廊提供了躲避酷暑和强烈日光照射的便利条件；但这些屋子到了冬季就会显得冰冷、昏暗。毫无疑问，毛毯织物可以缓解马赛克、灰泥铺面带来的制冷效果；但在帝国时代早期，并没有彻底令人满意的、对起居室和卧室进行供暖的好办法。除了在北方行省更为寒冷的气候条件下，浴室所采用的地下加热系统极少应用于其他类型的房间——这也只是到了后期才出现的变化；总的来说，家居者们不得不依赖炭火盆，这种热源会产生令人讨厌的浓烟，对于那些通风较差的房间来说尤其如此。与此同时，由于住宅很少安装窗玻璃(这种设施在公元1世纪之前尚未广泛普及)，于是采光也成了问题，因为取光的开口会使热量外泄。这也是房屋较陈旧的部分只有数目较少的小窗口的原因之一。到了塞涅卡时代，老式浴室的昏暗已开始为人诟病；但对当时许多浴室和其他类型的房间而言，只要业主无力购买价格不菲的窗玻璃，不得不使用百叶窗或挡板来保存热量，采光的难题就依然存在。古代世界的烛台和油灯所提供的光源不尽如人意，还会使得炭火盆散发出来的烟雾变得更加浓密。于是，人们经常选择在采光条件差的房间里用暖色调图案来装饰墙壁。然而，浓墨重彩的壁画加重房间阴暗度的情况却与之增加房间亮度的例子不相上下。

不过，总的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居住的舒适程度也不断提高。窗玻璃使用的日益普遍提供了更好的照明条件和更节能的房屋供暖系统；更为经久耐用的、具备防火性能的建筑材料，特别是(从奥古斯都时代起)砖砌面混凝土的逐步采用，使建筑的稳固性和安全性上了一个新台阶；水渠铺设体系的稳步扩展则为先前依赖于水井和降雨蓄水池的城市提供了活水。然而，即便到了那个时候，也只有少数私宅才能用得上活水。在庞贝，一方面，维提(Vetti)、屋大维·夸提奥(D. Octavius Quartio)等富有业主能够建造得起精美的花园喷泉和喷水系统，这种装置开启了数个世纪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水系景观的先河；另一方面，大部分房主，甚至包括在富丽堂皇的米南德宅邸里生活的家族，都不得不收集雨水，或在街头的泉里用罐子打水。

与便利设施的改善同时出现的变化是城市居住方式的转变。主要布局在一层上的家宅在空间使用上十分奢侈，它们多数属于那些尚存在足够拓展空间的时代与城市。但从公元1世纪起，它已不再是唯一的甚至主导型的居住模式。在公元前2世纪的庞贝，一座高度繁荣的城镇里有着无数属于“下等阶级”的小屋和店铺，其中许多仅由两个房间或一个带夹层的房间构成；而在同时期的罗马，人口压力已开始推动“高层”公寓楼的兴建。我们在李维的作品中看到一段饶有趣味的记载，称在公元前218年的时候，一头牛爬上罗马牛市旁边的一座民宅的四层，从那里掉下来摔死了；而在公元前191年，罗马另一个街区里的两头牛沿着楼梯爬上了屋顶(它们活着下来了，却因这个举动而成为了牺牲)。到了公元前1世纪末，建筑学作家维特鲁维乌斯(Vitruvius)已经可以谈论那些能在上面眺望美景的塔楼；而奥古斯都则不得不出于安全考虑将这些塔楼的高度限制在70英尺[1]以内。我们在庞贝也能辨认出类似的发展历程，那里许多老房子被逐个加盖了上层。而建造于公元前80年之后不久的新建筑，如广场浴室，则从一开始就设有上层房间，人可以直接从街道上去。到了公元79年，赫库兰尼姆已至少拥有两处新式店铺-公寓大楼，其中之一残留下来的部分足有三层。空间压力和小商人阶层的壮大也促使人们对旧宅邸的内部进行分隔，有很多被分割成了独立的用于出租的单元，就像现代不列颠的维多利亚式建筑一样。

在帝国鼎盛时期的主要商业城市中，奥斯提亚的住房格局得到了最深入的研究。这座城市主要是在公元2—3世纪期间按照新的建筑标准重建的。在这里，尽管单层的家宅依旧存在，而用夺目的大理石板建成的、带庭院的新式建筑是在较晚的年代里新建的，但这里的典型住宅却是高达三四层甚至五层的公寓楼(insula)。与家宅不同，这种公寓楼面向外边，拥有往往通向小阳台的大窗子(但这些阳台有时是无法进入的，它们的用途主要是遮挡下面的窗子，而不是为住户提供额外空间)。它的一大优点在于其布局及相应的居住方式的灵活性：其形式可以是一座又长又窄的楼房，一个统一的居住单元；或是拥有两个背靠背的居住单元的、较宽的房宅；又或者，在房子设计得特别宽或有相邻建筑遮光的情况下，采用四面房屋环绕中央庭院的布局模式。在这些基本模式之上，还有为数众多的变体。对临街建筑物的一种流行设计办法是建造并排的筒形拱顶店铺，中间散布着从街道直通上层的楼梯。或者，公寓楼的底层会被划分成两到四个相同的自成体系的居室，人可以从外侧或内侧的走廊进入。像缪斯宅邸和画廊宅邸那样，整个(或大部分)底层构成一个居住单元。在这些情况下，底层居住者或许也是房屋的主人，其他住户则是他的房客；他至少是一个地位较高的房客，比楼上邻居们更有能力购买居住空间和便利设施，而其他房客中的许多人只拥有很小的公寓，甚至只住单间。

我们对奥斯提亚单元楼里的生活质量要比对庞贝的那些住宅了解得少，因为前者保存下来的装饰和家具极为稀缺。毫无疑问，那里的舒适标准要比共和晚期的罗马高出很多；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尤维纳利斯关于他那个时代罗马住宅歪歪扭扭、极易发生火灾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是夸大其词了。但这些多层建筑的状况肯定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即便底层有管道供水，上层的住户们还是必须从公共泉水或蓄水池里打水。极少公寓会有私人卫生间，“泼水啦”(gardyloo)的喊声在奥斯提亚的街道上可能跟在18世纪的爱丁堡一样司空见惯。此外，上层房间使用大量木料和室内家具，极易失火，特别是在没有万无一失的取暖、烹调方式的情况下。同庞贝一样，对于买不起窗玻璃的住户们而言，采光仍然是个难题；许多窗子只用半透明的石膏板或木制百叶窗遮挡。

同城镇住房一样，乡村民居的面貌也是千姿百态的，既有简陋的茅屋和棚舍，也有小型劳动农场，还有宏伟的庄园——在大庄园里，地产的经营管理(尽管通常情况下十分重要)已同奢侈的生活区截然划分开来，以便庄园主能在生活区里维持同其品位和地位相称的生活方式。考古报告详细记载了后一种类型的建筑，其描述对象既包括因维苏威火山喷发而遭到灭顶之灾的乡村庄园，也包括意大利和帝国境内其他地区的遗址。我们还可以在庞贝画作和西塞罗、普林尼的书信里看到或读到相关信息。对这些材料进行归纳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不过，其中经常展现出的建筑特征包括带柱廊的花园、带立柱的宏伟外墙，以及(在山坡上)一种被维特鲁维乌斯称为“basis uillae”的矮墙，这种矮墙里常建有地下走廊(cryptoporticus)。对于最宏伟的庄园，如赫库兰尼姆的纸草庄园(Villa of the Papyri)和新近发掘的奥普隆蒂斯庄园(位于庞贝以西，二者都很可能属于显赫罗马贵族家庭的地产)而言，其建筑物在空间延展方面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与此同时，和贵族们的城镇宅邸不同，这些庄园都是面向外部世界的；它们拥有的带立柱外墙和平台可供主人眺望风景或花园。在凉爽环境和柱廊庇护下，庄园主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散步徜徉，或像小普林尼那样思考自然之乐。一种流行的形式(在那不勒斯湾十分著名，并在许多壁画里有所反映)是滨海庄园，它建在海岸线上，甚至通过填土的方式伸入海中；例如，普林尼可以一边在他的劳伦丁(Laurentine)庄园宴饮，一边“欣赏前方和两侧三片不同海域的景色”。贺拉斯曾徒劳地抨击过追求时髦的拜埃庄园建筑师，他所建造的混凝土码头似乎几乎改变了海岸线的位置。

内部装潢

内部装潢是罗马生活方式的核心要素之一，几乎是同民用建筑密不可分的。我们会在别处(第16章)介绍其狭义上的艺术史的方面的内容；在这里，我们要探讨的是其功能和对房主的意义。

从最世俗的层面上看，马赛克镶嵌画和系列壁画是用来装饰房间的。最精美的装饰品一般会被放在主客厅和会客厅里，但房客有可能看到的其他区域——前厅、带柱廊的花园、浴室、个别卧室——也可能会被特地装点一番。然而，只有在十分奢华的住宅里，房主才会对大部分房间进行装饰。即便在庞贝，符合四种著名风格的、带壁画的墙壁也要少于仅用简单的条纹、风格图案装饰或直接用石膏板贴起来的墙；只有极少数的富裕家庭才使用马赛克，大多数地面用的是灰泥材料，至多只嵌入零星的玻璃片或大理石片。在相对落后的城市和地区，如罗马不列颠行省的某些区域，家宅或庄园的主人会集中大部分资源来装饰一间屋子：卢林斯顿别墅带有贝勒洛丰(Bellerophon)和欧罗巴(Europa)马赛克图案的中央客厅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在更高级的层面上，业主会使用装饰来改造和改善他的居住环境。庞贝使用的壁画风格尤其如此，其对第一风格镶饰技术的模仿继承了希腊化时期宫殿采用的镶饰手法。斑岩石柱和带有异国情调的第二风格建筑也令人想起宫廷的宏伟，尽管这一传统可能是通过舞台画的媒介传下来的；第四风格的巴洛克式奢华风格可能部分受到了剧场的影响，但或许在更大的程度上代表了一种逃避现实、躲进纯粹想象世界的方式。显然，后两种风格采用的透视法仿佛扩大了室内空间；在有些情况下，住户瞥一眼带有壁画的建筑上方的天空，或推开一扇连接着神话世界的窗子，就会感觉这些装饰画已突破了墙壁的限制。一些画作，如普里马波尔塔的花园壁画便具有这种出神入化的表现力，那幅画将整个房间转变成了建立在魔幻森林里的开放楼阁。这些往往不为人知、默默无闻的室内画的美学价值其实是显而易见的。

内部装饰的又一个功能是将住宅的一部分改造成为美术展览馆(pinacothecae)。在希腊化时代，人们用马赛克复制著名画作，以此美化地面的中央区域。直到帝国时代，部分东部城市(如叙利亚的安条克)仍在延续这种传统。但在罗马化的西部，这些副本会被制作成壁画内部的画板。富裕的庞贝居民，如维提兄弟和悲剧诗人之宅的主人收集了古希腊大师们作品的仿本，就像近人收集《大笑的骑士》或《蒙娜丽莎》的复制品一样。这是新贵们借以炫耀其文化修养的一种手段。真正具备艺术品位的户主，如庞贝北面的博斯科特雷卡塞庄园的主人，更喜欢真迹；它们能以一种更为雅致、奇妙的方式使观赏者想起亚历山大里亚和奥维德的哀歌体诗作与特奥克里图斯《田园诗》所描绘的农牧世界。

古代墙饰是否拥有更深刻的含义呢？这是一个在近年来引发热烈讨论的问题。瑞士学者卡尔·谢福德(Karl Shefold)在研究庞贝相关证据后认为，画家或房主们所选择的主题不仅同被装饰的房间类型相关，而且同一幅装饰画里所表现的多个主题通常会符合一条暗含深层道德、宗教观念的线索。因此，某一幅画作是对爱情与丰产的伟大神祇——阿佛洛狄忒和狄奥尼索斯的赞颂；另一幅会拿一位受神明宠爱英雄的功绩和冒犯诸神者的苦难进行对比。风景画无一例外地具有神圣性，宁静的生活是献给诸神的祭品，等等。玛丽·李·汤普逊(Mary Lee Thompson)也接受了类似的看法，尽管她所用的方法基本是形而下的：在她眼里，大部分体系相对而言都是浅层次的，它们意在表现某个英雄(如阿基里斯)、某个地区(如底比斯)，特别是致力于表现某些概念的糅合(如爱与水)。这种看法无疑包含着某些真实成分，因为引人注目的宗教元素出现在许多罗马壁画中(读者可以比较一下崇拜对象和藏在室内画作中的献祭者)；并且在部分情况下，同一系列中不同画作间的主题联系是不容置疑的。庞贝米南德宅邸的左侧壁龛里摆放着以特洛伊为题材的组画：跟在希腊悲剧中一样，木马和拉奥孔之死(二者都是特洛亚人未能领会的征兆)的画面合并在了一起，接下来是一幅灾难性的场景：普里阿摩斯满怀忧伤地注视着，而墨涅拉奥斯(Menelaus)正在带走海伦，埃阿斯(Ajax)则在强暴卡桑德拉(Cassandra)。佩特罗尼乌斯所描写的一座绘画展览馆反映了罗马人经常会寻求画作主题联系的现象，这一情节当然是虚构的，但可能是以现实为基础的；在他的笔下，伽努迈德(Ganymede)、许拉斯(Hylas)和许亚琴苏斯(Hyacinthus)的故事被合并到一起，因为三者都讲述了神明对美少年的爱恋和被爱者化身为不朽的情节。但假使我们试图无限地推广这些原则，特别是寻求对这些作品的宗教、伦理解释的话，那我们就是把古代家宅主人的世界观想象得过于刻板和深邃了，因为庞贝画作里包含着大量显然具有戏谑性质或直接追求感官刺激的内容。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无法调和的矛盾：为了让他的理论能够自圆其说，谢福德不得不时而将美狄亚当成误入歧途的情人的坏榜样，来跟佩涅洛佩(Penelope)构成对比；时而又让她化身为受到赞美的女英雄，去同佩涅洛佩争芳斗艳。

人们在私宅中发现的另一种主要艺术品是雕塑。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分家族神龛里的宗教雕像(家父之灵Lares，以及家族的保护神)和那些更纯粹的装饰性、展示性作品。我们对后者还可以做进一步划分。一方面，罗马人制造了一些小塑像，把它们放在住宅不为人注意的架子上或餐具柜里，如包括一位角斗士、梳理头发的搬运者维纳斯和两个倒垃圾的奴隶的陶像，其高度不到16厘米，发现于庞贝卢克莱修(M. Lucretius)住宅的家庭生活区里；或同样出土于庞贝的、在大理石家宅上层废墟里找到的、尺寸更小的铜像(坐着的哲学家、为山羊挤奶的老人和挥舞双臂的猿猴)。另一方面，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摆放在花园里或家中其他开放空间里的雕像、小像和浮雕。这些作品存在着跟壁画一样的体系性问题，并且更值得关注。

大部分情况下，室内雕塑展示品是随意堆放和陈列的。对现成雕塑作品进行“精挑细选”的必要使得雕塑品市场的行情与墙壁装饰完全不同，并且自然地造成了展品样式的多元化。显赫、富有的家族从希腊进口雕塑品，但对它们的鉴赏并不总是很严格，就像我们从西塞罗请求阿提库斯为其在图斯库鲁姆(Tusculum)的庄园提供雕塑的信件中所判断出来的那样：“可以选择你认为适合装饰体育馆和体育馆的任何东西……再弄来一些贴在前厅石膏墙上的浮雕，以及两个放在井口的雕像。”很显然，所有来自希腊的雕像都合乎要求。甚至哈德良蒂沃利别墅[2]里的雕像似乎也是相当随意地挑选出来的。卡诺普斯(Canopus，“埃及池”)周边的雕像中包括一条精美的鳄鱼，以及其他许多似乎来自埃及或仿效埃及风格的作品；但此外还有许多非常不同的东西，诸如古希腊雕塑的仿制品：负伤的阿玛宗人、赫尔墨斯与阿瑞斯像、表现斯库拉(Scylla)及其祭品的群像，以及埃雷克特乌姆(Erechtheum)女像柱的复制品。鉴于哈德良及其后人无疑比大多数买主更容易获得他们想要的艺术品，这种多个主题杂烩在一起的现象便很难说单单是由市场价格决定的。

关于私人藏品的陈列，我们所知最多的是赫库兰尼姆纸草庄园里的作品。人们在那里发现了多达87件雕塑，并且记录下了发现每件作品的具体地点。收藏这些艺术品的共和晚期或奥古斯都时代早期的贵族(可能是大祭司皮索，公元前15年的执政官)显然是一个文化人，但不具备高雅艺术鉴赏力：他对阿提卡演说家、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哲学家，以及希腊化早期君主胸像的喜好证明了他对人文研究的浓厚兴趣，但这些展品的艺术质量却是良莠不齐的，既包括古希腊杰作的精湛模仿品，也包括二流仿作和装饰性的劣等作品。其一望即知的排列规律十分浮浅，并且也不曾一以贯之(尽管现代评论家们极力否认这一事实)。例如，在柱廊花园里有两座赛跑运动员像、一座小型赫尔墨斯坐像以及多位哲学家的雕像，这会令人想起体育馆里的布置；但散布在这些作品中间的还有希腊化时期的雇佣兵、动物像和醉酒的萨堤尔[3](satyr)——这着实是些古怪的伴侣。赫尔墨斯就是跟其中一个酒徒背靠背坐着。其实，后一组像反映了追求造型平衡性的用意，这种思想在罗马人十分喜爱的对称式雕像摆放习惯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对于房屋主人来说，这种对称性比主题的相关性更为重要。

生活在公元79年之前的那位普通庞贝业主并不具备皮索的文学修养：他所看重的是装饰功能。不可否认的是，他有可能在前厅里安置了悬挂祖先肖像的石柱，以保证自己有机会炫耀光荣的家谱；但他的收藏品包括酒神像、丘比特、方像和动物像，也许还有被压缩成合适尺寸的维纳斯、阿波罗或狄安娜等神祇的古怪装饰性小像。有些藏品是继承下来或从旧藏品中取出来的，它们从前显然具备其他功能；而很多作品，特别是大理石雕塑，都是由当时的地方作坊粗制滥造生产出来的。其中不少都被设计或改造成了泉眼，其尺寸恰好可以被放置在前厅蓄水池边上、柱廊花园的立柱之间或花园里头，用于向池塘或大理石器皿中注水。一个典型例子便是卢克莱修家宅中从酒囊里向水道口的台阶上喷水的萨堤尔。除在周围摆设立体像之外，许多收藏家还拥有浮雕，它们有的贴在墙上，有的悬于柱顶，有的则以盾牌形式挂在柱廊里的石柱中间。无论每件作品的主题和功能是什么，主人们的主要目的是聚集尽可能多的展品，并将它们置于从有利角度能看到的地方：因此，卢克莱修家宅花园里的雕像就是为客厅和旁边餐厅里的客人们摆设的。特别是昂贵而颇受重视的青铜像会被陈列在一些最为显眼的位置上。

如果把庞贝的材料和其他地方的证据结合起来，我们便可以对帝国时期修饰装潢的使用情况得出合乎理性的看法。铜桌或大理石桌(无论是圆形的还是方形的)，通常都会用精美的桌腿支撑起来，后者在外形上模拟狮爪、螺旋、格里芬的鸟首部分，等等。小型铜三足鼎会带有凸起的边缘，以防上面的东西滚落，其支腿的形状是鹿腿或(在较不雅观的例子中)带有色情意味的萨堤尔。长椅通常是木质的，除个别例外都已被毁坏，但仍然残留下铜制的零件：做工精美的凳腿、打磨成胸像或马头模样的上方装饰，以及嵌有银片的扶手。这些部件有时会用其他材料，如银、龟壳或象牙制成；最近，人们借助剑桥菲茨威廉博物馆(Fitzwilliam Museum)里收藏的残片部分复原了一张带有骨板浮雕的长椅。铜制灯架分为若干或多或少具有装饰功能的类型，最简单的如一根带凹槽的细长铜杆，落在三只动物爪子上，周围有花萼环绕；较复杂的则拥有四个或更多的支架，制成螺旋形或树枝形，灯就挂在上边。一个特别美观的例子来自庞贝的狄奥墨得斯庄园，它的底座上有个平台，平台上的装饰品中有个骑在腾跃的黑豹身上的萨堤尔像。住宅里使用的椅子和脚凳主要都是木制的，未能留存下来；但帝国晚期却留下了十分有趣的编织扶椅。碗橱和橱柜也是木制的：庞贝与赫库兰尼姆的例子表明，它们的工艺通常较为简单，用架子分成多个隔层，前面用两扇橱门封闭；但这种家具偶尔也会使用一下建筑学技巧，即增加一个三角形的顶层，或在侧面立上柱子。即便是家里的保险箱(保存在前厅里的、木质或铁质或二者兼而有之的牢固盒子)有时也会使用带有人形、植物图案的铜板进行装饰。

花园

装饰花园并非罗马人的发明：希腊人已经使用灌木和树木来美化崇拜区和体育馆；最近，人们还在罗得岛郊区发现了一座希腊化晚期的公园。但只有到了罗马时期，用于休闲的花园才成了居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老普林尼称修饰过的花园为“opus topiarium”，这个词来自希腊文里的topia(景观)，这既揭示了这门艺术的希腊源头，又反映了它的一项主要内容。事实上，园丁的最初任务正是制造引人入胜的自然布景：在一段很著名的文字里，普林尼似乎将不同的花园布景描述为“灌木丛、树林、山丘、鱼塘、运河、河流和海岸”。但人工布景很快就扮演了主要角色，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后来的人们使用了雕像和花园装饰品，开始对花园进行系统布局并修剪树木的形状，将植被和喷水景观结合起来。

雕像和风景的联系始于萨摩色雷斯的胜利女神像等作品，那座雕像被安放在堆满乱石的水池中的一条船上。随后有了罗得岛花园里的石雕岩穴，后来在斯佩隆加和卡布里为元首提比略工作的罗得岛艺术家们，将这一主题的宏伟壮丽发挥到了极致。但雕塑和绿荫的结合很快就变得同样流行。topiaria这个词在拉丁文学中最早出现是在西塞罗于公元前54年所写的一封信里，它的本义跟装点西塞罗兄弟阿皮努姆庄园里希腊雕像背景的常春藤的生长有关。显然，西塞罗同时期的许多名流也在罗马以及奢华的乡间庄园里的花园中营造了这种效果——新阿提卡风格的手工作坊里雕刻的大理石碗和烛台最初正是为意大利的花园布景所设计的。

现代意义上的规则式布景与树木修剪法可能始于奥古斯都时期。根据普林尼的记载，当时有个名叫盖乌斯·马提乌斯的人发明了“理过发的树丛”(nemora tonsilia)。因为将树木修剪出形状的需要几乎一定是跟营造规则式布景的念头同时出现的，因此我们可以假定，最早进行系统规划的花园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特别是在阿格里巴及其继承者们改善了罗马及意大利其他地区的供水系统之后，人们可能更偏好低矮的装饰性植物。带有壁画的规则式布景花园最早出现于公元1世纪上半叶，它们由篱笆墙或栅栏围起来：其中一个例子是庞贝的卢克莱修·弗隆托(M. Lucretius Fronto)家宅客厅里的花园，它在中央的大树两端各建了一座封闭的花圃，从上方鸟瞰，便可发现庄园结构的对称性。关于规则式花园，我们拥有的考古证据很少；但人们也已重构了菲什伯恩庄园里的一个很有价值的标本，其中央通道的周边围着长方形、半圆形交替的篱笆壁龛。但大量证据——如塞维鲁(Severan)时期的罗马城大理石布局图(例如，韦伯芗建造的和平之殿)及一块保存了一座陵园布局图的牌匾(该匾目前保存于乌尔比诺)局部——表明，此类花园在罗马及其周边地区是广泛存在的。与规则式布局不同，园艺的后续发展显然是无止境的。此时，普林尼在《自然史》中说，人们不仅能把丝柏修剪成篱笆，还会将它们塑造成各种造型，以表现“狩猎场面、舰队和其他形象”；并且在普林尼甥位于托斯卡尼提费努姆(Tifernum)地区的庄园里也有一些黄杨木，它们被修剪成野生动物和许多其他形象，包括普林尼及其园丁姓名的字母拼写图案。正是对提费努姆花园的描述启发了16、17世纪黄杨木花坛和迷宫的修建灵感。

供水系统的改善不仅促进了植被类型的多样化，同时也开启了花园喷泉的时代。早在约公元前40—前30年伯斯科雷阿莱的壁画中，我们在藤蔓环绕的岩洞口看到了一座钢琴形状的大理石喷泉；而普罗佩提乌斯作于公元前30—前20年间的一篇诗作则证明，在当时的罗马庞贝柱廊处的悬铃木间有一眼用熟睡的塞勒努斯(Silenus)装饰的泉水。我们已经提到过喷水展示系统在庞贝的家宅花园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了。除向洗手池里喷水的小像外，许多有列柱走廊环绕的装饰性水池也在后部设有喷水孔或喷泉壁龛；而另一些开启了公元3—4世纪潮流的花园则用大面积有水喷出的壁龛或楼阁(aediculae)美化所有围墙。位于罗马东侧的两座大花园(分别属于屋大维·夸提奥和尤利娅·斐利克斯)拥有中央水渠，渠上零星架有桥梁，岸边立有雕塑，水上还架着棚架。两侧都是被攀援植物包裹起来的小路。一代人的光景之后，小普林尼对他托斯卡纳(Tuscan)别墅里藤蔓环绕间的一座喷泉十分得意；他和客人们以其大理石池边作为晚餐桌，把分量较大的菜肴放在池子边缘处，并任凭较小的开胃菜在水面上漂浮。

装饰性花园里栽种的草木主要是用来绿化，而不是为了展示各种珍异品种的。除园丁们青睐的黄杨和柏树外，古代史料还提及了悬铃木、月桂树、桃金娘、狗舌草、茛苕、掌叶钱线蕨、假叶树(根据记载，其常绿的簇叶有时会被制成花环，以弥补鲜花的匮乏)和一种被称为“朱庇特之须”的灌木，后者拥有银色的叶子，并可被修剪成圆形。可以进一步丰富我们这幅图画的还有花园壁画中的各种灌木；现代植物学家们所能认定的开花植物品种包括罂粟、夹竹桃、百合花和荚蒾。庞贝花室家宅壁画里的喷泉池边上还有玫瑰，那也是普林尼提费努姆花园里已被确认存在的少数几种花卉之一。

我们可以在庞贝看到帝国早期小型私人花园的总体面貌。在这方面，威尔米娜·亚申斯基(Wilhelmina Jashemski)近期出版的作品(其内容包括发掘成果、碳化植物标本和花粉研究)在这一领域打开了一个全新视角。柱廊花园里面积相当可观的部分已被果树和坚果树(当然还有葡萄藤)占据，这些植物都是为了食用，而不是装饰；但规划更好的家宅里仍有符合规则式的纯装饰性花园。那些最豪华的例子则会把灌木、喷泉、装饰像，通常还会有围墙上的壁画等元素结合起来，这反映了富有的中产阶级试图将罗马贵族的庄园生活照搬到城中宅邸的愿望。因此，同许多庞贝晚期花园遥遥相对的大型野生动物壁画会让人想起贵族的狩猎园(paradeisoi)，该主题也与布置在真实的草丛、泉水间的猎狗攻击野猪的雕像相得益彰。部分细节，如水边的大理石鸭子和朱鹭，在泉中垂钓的铜质渔夫，以及熟睡的大理石小精灵(其形态酷似现代花园里的侏儒像)几乎显得有些庸俗。但最俗气的当属塞乌斯·塞肯都斯，他命人绘制了一幅仙女画，她似乎正将碗里的水倒入路面上真实存在的水沟里。

饮食

同花园联系密切的是宴饮的快乐。人们在庞贝多处花园里发现的用砖石砌成的U形宴饮区(其周围通常还会有蚌壳、蜗牛壳和肉骨头)证明，现代地中海居民喜欢在酷热的夏夜露天进餐的习俗古已有之。用餐者们躺在凉棚或葡萄藤下，靠着床垫或枕头，按照希腊人的方式用肘支撑着身体，从摆在中间的桌子上挑拣美食；或像普林尼的客人们那样，在制成小船或水鸟模样的漂浮餐碟上取用食物。夜幕降临的时候，周边大烛台上的灯火将被点起，一些烛台〔如埃弗伯(Ephebe)家中的〕是挂在铜像的手上的。

我们不应让马蒂尔、普林尼、佩特罗尼乌斯等人所描绘的宴饮场景迷惑自己；普通群众的饮食一直都非常寒酸，甚至大人物在入夜之前吃得也很少。但在适宜的场合，菜肴会变得极其丰盛，烹饪也随之成了一门考究的艺术。一本被归在帝国早期美食家马尔库斯·伽维乌斯·阿庇基乌斯名下的烹饪手册让我们得以管窥罗马高级烹饪手法的迷人风采：例如，“在弗伦提努斯(Frontinus)那里泡好猪肉，切片、过油、加工；放进盛有鱼汤和葡萄酒的烤盘里，用葱秆或茴香秆捆起来，待半熟的时候撇掉汤汁。烹饪好后，把肉撤下弄干，撒上胡椒粉后便可食用。”阿庇基乌斯凭借其汤汁和加工手艺而享有盛誉，多种糕点都以他命名；普林尼还说他发明了用火烈鸟舌头和鲻鱼内脏为原料的菜肴，并首创了一种鹅肝酱的做法。罗马厨师们的绝招之一是对菜肴进行伪装，以至于任何人都猜不出它们的原始配料。这种做法在佩特罗尼乌斯描述的宴席上发挥到了极致，特里马乔的厨师将一盘猪肉加工成了肥鹅搭配鱼肉和数种鸟肉的模样(“如果你愿意，他还能用母猪的子宫模拟鱼肉，用熏肉模拟斑鸠，用火腿模拟雉鸠”)，并且客人们接下去还要看到一系列的奇观：孔雀蛋中调味过的蛋黄里包着小鸟，野猪身体里有活着的画眉，一头猪体内装满了香肠和黑布丁，糕点和水果里夹着番红花液，面团制成的画眉里装着葡萄干和坚果，带刺的榅桲酷似海胆。每道菜都包含着艺术元素或精心设计的表演：例如，野猪在猎犬们的陪伴下进入客厅，一头煮好的牛犊被扮演疯癫的埃阿斯的奴隶挥剑切成碎片。这些做作的表演虽有作者丰富想象力所带来的夸张成分，却无疑是以现实生活中宴饮的铺张场面为基础的。为特里马乔的宾客们设计的一些娱乐活动也是如此。从天花板上吊下来的、装满礼物的金环令人想起尼禄黄金家宅里可向下面的用餐者头上抛撒鲜花的旋转穹顶。音乐家、歌手、杂技演员和舞女令人想起把普林尼邀请的一位客人吸引走的那种宴会表演：这个市侩之徒受邀参加一场带诗歌吟诵和里拉琴[4]演奏的普通晚宴，却宁可选择另一位主人提供的美味佳肴和西班牙舞女。

相对节俭的餐桌上会摆设庞贝静物画里所表现的那些多汁的水果、猎禽和海货。根据维特鲁维乌斯的说法，所谓“xenia”(“献给客人的礼物”)得名于希腊人为访客提供的假日自助食品；它会让我们想到马蒂尔和尤维纳利斯描述的菜单。例如，在马蒂尔笔下的一场宴席中，开胃菜包括了锦葵、莴苣、韭葱、薄荷、紫花南芥、切蛋和凤尾鱼，以及蘸着金枪鱼汁食用的母猪乳房；正菜是小山羊肉、炸肉排加上扁豆、嫩芽，再加上鸡肉和一份剩了三顿的火腿；饭后甜点包括熟透的水果和佳酿诺曼坦(Nomentan)葡萄酒。当然，对于考究的饮食而言，酒是必不可少的，所有宴饮都要以享用一罐佳酿结束——最受欢迎的是“不朽的法勒尼亚(Falernian)美酒”，那是罗马帝国意大利地区的“拉菲庄园”(Chateau Lafite)。

为了准备一场奢华的晚宴，主人需要上等的银器和餐具。我们发现的、维苏威火山喷发时被主人们藏在庞贝和伯斯科雷阿莱附近的银制器皿反映了帝国早期室内用具的极高品质，以及古人重视并妥善保管它们的态度。带有植物图案或神话场景凸纹的精美大口杯、酒杯和碗碟，加上形态相对简单但依旧雅致的汤勺和杓子，使我们认识到了佩特罗尼乌斯对其笔下那位举止张狂、品位低俗的富有被释奴特里马乔(他使用一把银质夜壶，并命人把一个在宴席上打碎的银碟像破陶罐一样清扫出去扔掉)的嘲讽文字的史料价值。银器的品质在帝国晚期仍旧维持着应有的水准。一些杰作，如发现于瑞士凯泽罗斯特(Kaiseraugst)地区的、以反映阿基里斯生平业绩的图景装饰的八角碟，就显然是帝国晚期的作品。

如果主人买不起银器的话，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便是铜器或玻璃器皿。这两种材料在家庭生活中的使用范围比我们通常所设想的要广泛得多，因为回收利用的存在不利于这些反映宅内生活的标本的保存。在这方面，对庞贝与赫库兰尼姆的发掘同样对复制历史原貌功不可没；挖掘中发现的文物包括众多美观的铜壶和手柄末端带有浮雕的酒罐，还有大批我们不太熟悉的、品种繁多的玻璃器皿：大小瓶杯、盘子和罐子，等等；半透明的和彩色的，吹制或模铸的，朴素的和带装饰的，无所不有。较为奢华的玻璃容器是所谓的“宝石玻璃”器皿，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庞贝的蓝瓶和神秘的波特兰瓶，瓶子蓝黑色的背景上绘有白色浮雕人像。在公元2—4世纪期间，玻璃的使用更为广泛，于是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铜器(自命不凡的特里马乔也为使用玻璃器皿，而不是传统的科林斯铜器向客人道歉)；晚期帝国还开始生产更为昂贵的玻璃制品，如带人像的刻花玻璃和带有网格细工装饰图案的笼形杯子(可能生产于意大利和莱茵兰地区)。

由于文物空间分布方面的限制，我们无法对罗马帝国各个时期的室内用品进行全面考察。工艺精良的陶器，特别是来自阿雷提乌姆(Arezzo)和后来高卢地区的抛光红陶，模仿了凸纹浮雕甚至带图案的金属器皿所采用的一些主题；但公元1—2世纪所流行的、工艺精细的模压装饰手法在许多地区逐渐衰亡，被更为简易的技术，如滚轮压印和陶土浮雕制模法所取代。到了公元4世纪，玻璃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陶器，成为优质器皿的通用材料。其他宅内使用的艺术品包括小刀的骨雕或象牙雕刀柄，以及普遍使用的、带有简单浮雕图案和独特灯芯喷嘴的铜灯或赤陶灯。还有为数众多的艺术质量较差，但显然可以增添宴饮情趣的gliraria——用来饲养睡鼠(特别符合罗马人口味的一种佳肴)的大陶罐。这种来自庞贝的陶罐上有些排列符合一定规律的透气孔，内壁上还有螺旋状的斜坡，以便使其中的动物够得着放在罐子边缘处的一对喂食盘。

服饰和个性化效果

服饰是所有生活艺术中我们所知最少的领域。我们从罗马作家们那里得知，穿上正规仪式所采用的长袍(toga，一块直径5~6米的半圆形羊毛织品)是件需要复杂技巧、颇费气力的事情，这使得许多人更喜欢非正式的场合，因为他们在那些时候可以穿简易的短上衣(tunica)。人物雕像可以让我们大致明白这种带有独特弯曲褶边的长袍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同样可以从雕像中看到罗马主妇身着的长衣(stola)的模样。其他艺术品为我们展示了更多的衣物，如pallium，一种笨重的希腊式斗篷；lacerna，用胸针别在脖颈处的披肩；以及paenula，一种带帽子的雨衣。表现长袖上衣和法衣的作品则出现于帝国晚期。但就这些相对还算丰富的材料而言，它们极少能够表现古人，特别是贵族名媛们着装时采用的丰富色彩和镶边花纹，更难以展现精良的衣料(平纹细布和丝绸)。虽然来自埃及的纺织品残片对于后人研究古代服装的织法、类型和色彩颇具启发意义，但它们在年代方面普遍较晚(公元4世纪或5世纪)，而来自罗马世界其他地区的材料普遍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或本身并不存在什么艺术追求。拉丁作家们提供的信息也十分有限，只有衣料裁剪和色彩方面的模糊暗示，如特里马乔的仆人们身穿绿袍，腰扎红带；他的妻子身着红袍、腰系黄带，还穿着镀金的拖鞋；而斯塔提乌斯的朋友泰迪乌斯·梅里奥尔(Atedius Melior)则赠给他的娈童格劳奇亚斯(Glaucias)紧身披肩和做工精细的红绿紫三色斗篷。

也许我们对优质衣物所知有限，但通过元首及其女眷们的雕像，我们却对当时流行的发型较为熟悉。随着时代的变迁，发型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在公元1世纪，奥古斯都式的散乱头发让位于尼禄式的那种精心梳理出来的波状发型和鬓角；而到了公元2世纪，图拉真的“披头士”发型则被哈德良整齐的希腊式胡须和考究的发型所取代，后一种风格在安东尼王朝的继任者们那里发展到极致，变成了络腮胡子和排列紧密的卷曲发束。并不出人意料的是，皇室妇女们更加在意追求时髦。李维娅和朱利安-克劳狄王朝的公主们偏爱古典风格的发型，让自己的头发从头顶上自然垂下，构成耳边的发卷和脖颈处的发髻；而弗拉维、安东尼王朝时期的贵妇们却在头上堆起大量螺旋形的发卷或编织方式复杂的发髻。在最夸张的一些情况下，这些发辫就像希腊悲剧中女主人公戴的头冠一样，可以让头部的高度增加一倍。因此，重新回归朱利安-克劳狄王朝时期朴素风格的头型(尽管它们仍然更偏好卷发)必定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解脱。

当然，女性打扮自己的方式并不仅限于头发。拉丁诗人们提到过，她们是如何打磨牙齿、勾勒脸颊、描画眉毛，甚至眼影；佩戴大量首饰则成了一种立法者们早已无力阻止，而道德论者们仍大加谴责的做法。普林尼谴责那些把珍珠套在手指、镶在耳环和拖鞋上的妇人；还有包含否定意味的记载称，卡利古拉的第一任皇后罗利娅·保利娜出现在一场宴会上时，头部、头发、耳朵、脖颈和手指上都戴着翡翠和珍珠。与之相似的，在佩特罗尼乌斯的小说中，特里马乔缺乏礼貌的标志之一便是他炫耀自己妻子的珠光宝气——脚镯、手镯和金发网。他说：“她身上穿戴的首饰肯定重6磅半以上。”

许多私人金首饰保存了下来。庞贝的一些物品，诸如蛇形耳环和手镯延续了希腊化时代的传统，不过新式的饰品也出现了——以垂下的三叶草、半球或一串葡萄形装饰的耳环以及带新月形、轮形吊坠的项链。总的来说，嵌入石头的方式在罗马各个时代一直非常流行，但人们不再只用一种石头，而是将多种颜色和材料(如在同一条项链上嵌入蓝宝石、石榴石和水晶)组合在一起。与此同时，制作金银丝和颗粒化效果的高超手艺却衰落了，让位于平滑的黄金表面或全新的网格细工(interrasile)装饰方式。人们普遍佩戴戒指，妇女以之为订婚信物，男子则把它当成图章。一种流行的图案是元首的刻像，而带有元首像的金币或奖章经常会被作为戒指的底盘；它们同样也作为项链的悬垂物和领针的装饰品而出现。在各种类型的领针中，最成功的是在公元4世纪风靡一时的十字领针。这种首饰保持了其希腊前身的技术质量，但显然欠缺了恰到好处的艺术品位，而追求较为大胆的、炫耀性的效果。

上段中的最后一句评论(它同样适用于从梳子、束发夹到妆奁、镜子等各种私人物品)概括了上述许多生活艺术的总特征。它们显然缺少节制，甚至有些庸俗——这种追求即时效果和过于繁复装饰风格的帝国品位与维多利亚时代非常相似。同维多利亚时期的审美趣味一样，它是世界帝国的产物，如带有异域风情的物品和便利条件，从宝石、贵重金属到五彩缤纷的大理石、热带动物，再到(我们说的是19世纪的英格兰)美洲和东方的木材，所带来的产物。并且，同维多利亚时期一样，它是一个充满了纷扰与不确定性的、令生活与艺术几乎彻底决裂的时代的先声。

延伸阅读：

关于提供该主题信息的古代作家（西塞罗的书信、佩特罗尼乌斯、斯塔提乌斯、奥维德、马蒂尔、尤维纳利斯、小普林尼），见第4、8、11、12各章书目中列举的译本。

庞贝和赫库兰尼姆：最好的作品是T. Kraus and I. von Matt的Pompeii and Herculaneum: the Living Cities of the Dead（New York, 1975）同样有用，但较难找到的是J.B. Ward-Perkins and A. Claridge编辑的、不同版本的展品目录——Pompeii 79（London, 1976; Boston, 1978）。较短的大众化读物有M. Grant, Cities of Vesuvius: Pompeii and Herculaneum（London, 1971）；A. De Franciscis, The Buried Cities: Pompeii and Herculaneum（London, 1978）；R. Seaford, Pompeii（London, 1978）；J.J. Deiss, Herculaneum: A City Returns to the Sun（London, 1968）。仍很重要的综述（尽管未包含20世纪的研究成果）是A. Mau的Pompeii,its Life and Art（F.W. Kelsey英译, 2nd edn., New York, 1902）。

奥斯提亚：R. Meiggs的Roman Ostia, 2nd edn.（Oxford, 1973）包含了大量关于居住情况的相关材料。更详细的材料见A. Boethius, The Golden House of Nero（Ann Arbor, 1955）。

本章包含的许多内容涉及J. Carcopino在Daily Life in Ancient Rome（New Haven, 1940）中展示的发人深省但略显晦涩的研究成果。在住宅研究方面，仅有的概述性著作为A.G. McKay的Houses, Villas and Palaces in the Roman World（London, 1975），该作品有些混乱，而且谬误不少；J.B. Ward-Perkins, Roman Imperial Architecture（Harmondsworth, 1981）中相关部分的质量要高得多。关于花园，当前的基本参考书为W.F. Jashemski的The Gardens of Pompeii, Herculaneum and the Villas Destroyed by Vesuvius（New York, 1979）。

装饰艺术和奢侈品：见第16章书目中提及的概论性著作，特别是M. Henig（ed.），A Handbook of Roman Art（Oxford, 1983）。专题研究方面，下面这些成果是非常有用的：R.J. Charleston, Roman Pottery（London, 1955）；R.A. Higgins, Greek and Roman Jewellery（London, 1966）；G.M.A. Richter, The Furniture of the Greeks, Etruscans and Romans（London, 1966）；D. E. Strong, Greek and Roman Gold and Silver Plate（London, 1966）. D. Strong and D. Brown（eds.），Roman Crafts（London, 1976）研究了艺术家和工匠们的手艺。

[1]约合21.336米。——译注

[2]即哈德良别墅，公元2世纪罗马皇帝哈德良在蒂沃利修建的别墅。——译注

[3]即羊男，一般被视为是希腊神话里的潘与狄俄倪索斯的复合体的精灵。——译注

[4]古希腊的一种U形弦乐。——译注

第十五章 罗马人的生活与社会

约翰·马修斯(John Matthews)

距离与多样性

公元333年，一名基督徒从家乡波尔多出发前往圣地朝觐。他在旅途前期仍用“里格”[1](league)来计算行程，那是直到此时仍在西南高卢地区通用的距离单位。他沿陆路穿越阿尔卑斯山和意大利北部，经巴尔干地区到达君士坦丁堡，又从那里穿过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最终在经历了170天、3300罗马里(约合4989千米)的跋涉后，他到达了耶路撒冷。这位朝圣者的旅行不仅证明此类长途跋涉在罗马帝国的各个时期都是可能且反复进行着的，也对后人的想象力提出了挑战。这位朝觐者面对旅途经过的不同地域、听到的各色语言、见过的众多城市和乡镇，以及前去投宿的、从大西洋海浪浸润着的波尔多绵延到犹太原野边缘的各处驿站，他当时会做何感想呢？现代史学家们由于受到古代史料中地中海地理观念和他们自身拥有的中古、近现代历史知识的影响，倾向于将罗马帝国史视为东方和西方、希腊世界和拉丁世界的关系史，但古人同样可以做一次在距离上并不比波尔多朝觐者短多少的、自北向南的旅行，他将从边疆军事重地哈德良长城出发，穿过凯尔特人居住的不列颠和高卢，再途经罗马化了的北非，抵达撒哈拉沙漠的边缘。这次旅行很可能取道帝国首都和南意大利、西西里——殖民时代以来希腊语在西部保留下来的飞地。这位游客会发现，他见到的服饰差异跟气候、地貌等方面一样惊人：从严寒的北方行省乡下人穿戴的羊毛外套和兜帽(像我们在墓葬浮雕和壁画中看到的那样)到埃德萨(Edessa)城中的某个家族身穿的艳丽东方绸衣(反映在该城一幅马赛克路面画中，画里还附有他们的亚兰文名字)。法学家乌尔比安(Ulpian)宣称，法律文件究竟用何种语言书写其实并无大碍，并举出布匿语和凯尔特语来作为可供使用语言的例子；还有一次，他表示用布匿语、亚兰语、“或任何其他语言”回答用拉丁文提出的问题时所做的陈述都是合法的。如果现代学者们尚认为公元3世纪初(这些公告发布的时候)凯尔特语和布匿语的真实地位值得商榷的话，他们至少对叙利亚语(更恰当的名称是亚兰语)的合法地位不应存有任何怀疑，那是一种早在兴起成为一种伟大的文学语言之前就以多种方言形式在地中海东岸的东方居民之间得到应用的语言。埃及俗语也是一样，它在成文之前以纯粹的口语形式流传了许久，后来跟科普特语(Coptic)一样成了书写用语。凯尔特语在古代(与中世纪相比)没有留下任何原创性的文学作品。另一种有时被现代学者们称为“柏柏尔语”(Berber，其实是一种误解)的语言则在任何时代都没有留下文学著作——那是一种非洲土语，在横贯罗马北非行省的地区留下了数百份铭文；另有一份独特的手册证明，直到公元4世纪，它依然存在。

即便在单个城市，在市中心和周边乡村之间，甚至在市中心的范围内也会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多样性。在吕卡奥尼亚(Lycaonia，小亚细亚地区)的吕斯特拉(Lystra)，治病救人的保罗和巴拿巴被用“吕卡奥尼亚语”呼喊着的当地人奉为宙斯与赫尔墨斯(参见《使徒行传》14:8以次)。宙斯的祭司本已做好了献祭准备，把牛和花环从他在城墙外的神庙那里带到了城门口，却被打发了回去；而前去拜访的使徒们却被来自皮斯狄亚(Pisdian)的安提柯和伊科尼乌姆(Iconium)的不怀好意的犹太人破坏了，这些人煽动那些显然反复无常的人们向使徒们投掷石块。尽管有这一段令人不快的插曲，总的来说，圣保罗在旅途中依旧充分利用了其作为罗马公民的体面社会地位——该身份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根据塔西佗对同一时期高卢罗马公民的记载，极少的人(并且必须是有功之臣)才能获得这一荣誉。作为来自塔尔苏斯(Tarsus)地方的犹太人，圣保罗无疑属于耶路撒冷城中那些来自希腊诸城市、对司提反(Stephen)怀有敌意的犹太人群体之列(《使徒行传》6:9以次)。当他皈依基督，并决定前往外邦人(即地方的非犹太希腊人群体)中间传道时，他走访了各座城市，尤其重视那些希腊文化繁荣、哲学教育发达、罗马官员聚居的中心地区；最后，他利用自己的公民地位向元首上告，并前往罗马并在那里居留了一段时间，成为数以万计的、在他之前定居于罗马的希腊东方人中的一分子。与这种在地理、文化上的大范围活动不同，拿撒勒的耶稣只在当地人聚居的村庄和镇区里布道，最终在其成人后对耶路撒冷唯一一次为人所知的拜访时死去——无动于衷的彼拉多用他取代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匪首，并以一种仅用于社会地位最低下的奴隶、土匪和异邦人的刑罚处决了他。《使徒行传》和《四福音书》在社会背景上的反差简直处处引人注目。

罗马帝国的成就恰恰在于，它将纷繁复杂的地中海地区和欧洲北部大部分地区同化为单一的政治、行政体系。那位波尔多的朝觐者前往圣地去亲眼见证一种宗教的历史地位，它在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公元312年)后数年间便为整个罗马帝国提供了统一的意识形态。生活年代同他十分接近的恺撒里亚的优西比乌斯则将奥古斯都治下的和平(pax Augusta)视为上帝为使基督教扩张至罗马帝国全境而赐予的神恩。

因为(他写道)罗马人的势力臻于极盛之际，正是耶稣不为人知地逗留于人间之时。在那个时候，奥古斯都第一次征服了万民，击败了克利奥帕特拉，终结了托勒密王朝的统治……从那时起，犹太民族、叙利亚人、卡帕多西亚人和马其顿人、比提尼亚人和希腊人都成了罗马人的臣民；简言之，天下万民现在都已臣服于罗马帝国。〔《福音书之佐证》(Demonstratio Evangelica)3.7.30以次)〕”

优西比乌斯写道，如果“列国彼此混战，政府间的龃龉使它们相互交恶”的话，使徒们前往异国他乡的旅途将难于登天。

优西比乌斯的思想尽管伟大，但他却根本没有提及罗马帝国的西部和北部地区。不仅如此，在他生活的年代，帝国已被分割成为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的行政、政治单元。希腊人对西方、拉丁语和拉丁文学的保留态度虽在公元4世纪操拉丁语的帝国宫廷入主君士坦丁堡后有所修正，却仍构成了古代文化史的一种基调。但他们并不阻止自己加入共和时代和帝国早期自东向西的文化、人口迁移的洪流(它比反向的潮流要猛烈得多)。在优西比乌斯生活时代之前的三个世纪里，无数希腊人前往西方碰运气，他们的身份是艺术家、作家、教师，以及精通尤维纳利斯所提及的其他种种技能(“语法学家、演说家、几何学家、画家、摔跤能手、预言家、走钢丝的杂技演员、医生、巫师——一贫如洗的希腊人啊，他可是无所不能的”(《讽刺诗》3.76-8)的高手。毫无疑问，卑贱的希腊人试图通过前往罗马所改善的正是他“一贫如洗”的处境，并且也有许多杰出榜样给予他鼓舞：如提比略麾下的占星术士、著名数学家色拉西洛斯，克劳狄乌斯的医生、科斯岛的色诺芬及其图书管理员提图斯·克劳狄乌斯·巴尔比路斯，当然还有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生活在罗马的文人、科学家群体。在这些职业中，正如维吉尔在一著名段落(《埃涅阿斯纪》6.847以次)中所承认的，希腊人确实高人一等。

人们经常会在分析朱威纳对希腊人的态度时引用他的著名比喻，即奥伦特斯河(Orontes)注入了台伯河，带来了希腊-叙利亚地区的修辞学家、音乐家、宗教极端分子和娼妓；但他在后面的诗行里还提及了古希腊和小亚细亚地区的城镇和岛屿，他对例子的选取(西库翁、阿米冬、安德罗斯、萨摩斯、特拉勒斯、阿拉班达)无疑是基于这些地方六音步诗歌和希腊演说术的发达状况的；这真切地说明，出现在帝国时期罗马的希腊人们不仅来自希腊化的东方世界，也来自希腊本土和殖民地区。公元1—2世纪来自小亚细亚地区各大城市，特别是以弗所、萨迪斯、密提林等国际化大都市的是一些野心勃勃的王公权贵(大部分并不是“一贫如洗”的希腊人)，他们担任元老、执政官和行省总督等职务，从而否定了维吉尔预言的后半部分，因为希腊人并未把统治和行政管理的艺术完全留给罗马人。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便来自比提尼亚地区的尼凯亚(Nicaea)。作为元老之子(他的父亲曾担任过执政官和吕西亚-帕菲利亚行省总督)，狄奥两度担任执政官；在公元3世纪20年代末，垂垂老矣的他又出人意料地当上了帕诺尼亚(Pannonia)行省总督，那是多瑙河流域的一个驻防省份，他对那里的居民和文化几乎毫无了解或同情。他视那些人为蛮族，认为他们没有掌握任何配得上自由民和高尚生活的谋生技术。他们只能生产一点点少得可怜的葡萄酒，喝着麦酒，在严寒中度日。狄奥的记载(据他称)是根据他以总督身份生活在这群人中时的亲身观察写成的，但他的态度却同尤维纳利斯对希腊人的看法一样充满成见，并且是毫无道理的。这表明，作为一个地中海地区的居民和希腊的文明人，狄奥完全不能理解那些非地中海地区驻防行省的重要性，而它们(正如历史很快证明了的那样)确实关乎帝国生死存亡的。

罗马政权在其管辖的不同地区和各个社会阶层间建立起来(或试图建立)的文化统一体的边界是非常清晰的——或许比帝国边疆同外部的蛮族世界之间更泾渭分明。罗马帝国的边界主要以能够促进文化交流的河道而非阻碍这种交流的山脉为基础，因此并非完全不受外部文化的影响。然而，帝国范围内语言、文化统一程度之高，以及维系这种统一性的物资之巨，令人咋舌。塔西佗写道，罗马帝国是被河流、海洋包裹着的，各个部分——陆军、行省、海军——组合起来构成了整体。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一个延续到罗马帝国灭亡之际的修辞学主题是：罗马城(urbs)创造了属于它自己的世界(orbis)。反过来，全世界也是凭借着罗马城才拥有了自我身份的象征符号。可能这是一种人云亦云的观点，却是千真万确的，并且也产生了实际影响(尽管表述该观点的人有时并未意识到)。例如，被从家乡城市放逐出去的人也不得在罗马定居，因为罗马城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家园”。传统上，人们喜欢引证在不同行省之间旅行的漫长距离、罗马城与边疆之间的遥远、海路旅途无处不在的风险和陆路运输不可避免的迟缓(那是由当时可利用的技术条件局限所决定的)。但这只是相对而言；贯穿行省、打通隘口、跨越江河的道路已使得类似波尔多朝觐者那样的旅行成为可能。哈德良曾拆除图拉真在德罗贝塔的多瑙河上修建的桥梁，以防入侵之敌轻而易举地闯入帝国。狄奥看见了它留在原处的桥墩，视之为人类智慧无所不能的明证。其设计者，同样也建造了图拉真广场及其附属柱廊、图书馆的大马士革的阿波罗多罗斯是位天才建筑师，完全可同列奥纳多(Leonardo)或布鲁内莱斯基(Brunelleschi)相提并论[2]。事实上，他当然也完全清楚自己的才华。后人相信，他正是由于对哈德良——一位出色的业余建筑学爱好者的成果不屑一顾，才在心怀嫉妒的后者当上元首后遭受了放逐和被处决的命运的。

罗马人修建的道路(它们最初是军用的，但很快被自然地转作经济用途)直接将相隔遥远的不同地区连接在一起，其发达程度在近代以前无可匹敌，因为并非每个社会里的人们都习惯进行长途旅行。在从空中俯瞰不列颠境内罗马时代道路时，人们经常会注意到一种鲜明的对比：一边是罗马人笔直的、功能一目了然的大道，专供长途运输使用；另一边是把它们连接起来的、建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英格兰的乡间小路和田地边界(它们反映了总体上更具地方性特色的经济体之间的界限)。这些道路一旦修建起来，养路工作便立刻成为它们途经地段当地居民的义务，这些居民自然还要承担建设沿途支路、驿站和桥梁的劳动。关于后者，最“令人震惊”(stupendous)(吉本语)的，从历史价值角度看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例子是，西班牙西部塔古斯(Tagus)河上的阿尔坎塔拉桥。其高度远远超出河面，以便应对冬季到来的汛流；相关铭文说明，该桥是11个卢西塔尼亚人(Lusitanian)社区合力修建的。桥梁建筑师的名字尤利乌斯·拉克尔则出现在桥旁图拉真崇拜区里的另一份铭文中。他在那份铭文中以底气十足的骄傲口吻宣称，他自己的成就将“万古流芳”。

罗马元首派出使团，让他们沿着帝国境内的驿道，穿越风平浪静的海面前往四面八方；他可以放心，无论使臣们途经何等多样的文化区和语言区，负责接待的人们必然能够接到并领会他们传达的旨意。反之(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行省的行政机构也可以向罗马政府派遣使节，并且确信(在凡人意志、能力的正常范围内和允许出现极个别意外的情况下)这些使者将安然抵达目的地；同时他们也明白，通过由希腊-罗马文化建立、由知识精英们维系着的交流模式，统治者可以理解他们的吁请。这种由显要公民代表其居住地区进行的出使行为，是罗马社会最显见的市政功能之一。它们生动地展示了元首和臣民在帝国行政管理中必备的机动性；而从那些外省地区的角度看，这也是它们自身社会功能的一种实现——因为那些使臣将自身的角色作为一种社会责任，并在履行公务时应用他们所接受的古典教育(这种教育使他们得以鹤立鸡群，成为所在城市的精英)，随后以其家乡的造福者、保护人的身份荣归故里(在出使成功的前提下)，为其子孙留下了可以继承的荣名，让他们再将之传于后世。

如上所述，将罗马帝国理解为一种理性的社会组织模式的做法是一种对其真实本质的有意为之的简化——元首们自己和地方行政区划的领袖们对此同样认可，因为这种简化可以巩固他们对局外人和下层阶级的控制权。高卢和不列颠的居民们还会讲凯尔特语，地中海东岸的居民继续说着亚兰语，埃及、利比亚和北非大部分地区的人们仍操当地俗语，小亚细亚更为偏远地区的居民们则使用着天晓得是什么的某种语言；但以两种主要语言之一下达的命令可以被传送到所有人那里。无论帝国各地区的现实状况是何等复杂，它们都可以被这种或那种表明行政地位的词(colonia, municipium, uicus, castellum)定义，其居民们的社会地位则须以罗马法的术语进行描述，即便他们在琐碎事务上实际奉行的法律是以当地惯例、习俗为基础，并由当地官员遵照执行的。在重大事务和罗马长官面前，这种妥协是不可想象的。小普林尼在处置本都某城镇里的基督徒时，曾就司法程序、社会地位以及在公共场合匿名张贴诽谤告示的个别事宜请示过图拉真。对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身份业已核实的基督徒，他毫不犹豫地下令将他们立刻处决，并显然将“顽固不化”视为应受惩罚的罪行。普林尼向图拉真报告说，在他进行干涉之前，基督教的“瘟疫”不仅袭击了各座城市，也波及了村庄和行省乡间(在他所有从比提尼亚-本都行省寄出的书信中，这是仅有的提及乡间的一次)；然而，到了现在，神庙里挤满了虔诚的崇拜者，市场又重新贩卖起了祭祀用的肉类。读者会很好奇，普林尼离开那里之后，这种复兴究竟又维持了多久。

城镇与乡村

人们的本能直觉会把罗马帝国视为一个巨大的城邦联盟，这种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我们所拥有的史料(它们出自城市人的手笔)的支持。如果说那是一种过分简化的话，我们就在此探讨一下诸城市及其经济功能所达到的统一程度，以及它们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体现出的差异性。塔西佗在一段文字里表明，他本人已意识到一种城市化进程的存在，该过程在他的生活时代已在努米比亚这样的地方完成了，但它实际上只是从提比略的时代才开始的。记录努米比亚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是玛多鲁斯(Madaurus)、奎库尔(Cuicul，狄米拉)、米勒维斯(Milevis)和希提菲斯(Sitifis)等城市的考古报告和铭文文献，这些土著人的定居点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之交从自治区发展为殖民点。在不列颠，阿格利可拉鼓励穿着罗马长袍，建造房屋和公共设施以及使用拉丁语，并将自己的名字铭刻在维鲁拉里乌姆(圣阿尔班)的广场建筑上。该居民点虽已成为自治区，其主要建筑却仍为木制棚屋，并且总的来说缺乏规划合理的街道。还是根据塔西佗的记载，住在低地的弗里西部落曾于提比略统治时期因在纳税(以麋皮支付)问题上受到不公待遇而发动暴乱，后来在克劳狄时期被军事长官平定，后者让他们拥有了“元老院、行政长官和法律”。这里所说的法律可能是某种以特许状形式颁布的市政基本条例，然而这种新式市政居民点的真实面貌却只能任凭后人想象了。

在帝国西部，到处都有新城市兴起。在高卢中部，位于摩尔万(Morvan)山区、交通不便的比勃拉克塔(伯弗雷山)被紧依阿罗河(Arroux)而建的环形巨城奥古斯托杜努姆(奥通)所取代。到了提比略时代，高卢贵族的儿子们已能在当地接受开明的教育——以便为进入帝国高级贵族的圈子而做好准备(但由于过于复杂、无法在此解释清楚的原因，他们从未真正实现这一愿望)。 比勃拉克塔的衰落并非由于政治高压——考古发掘表明，该地区在奥通城建立后仍旧有人居住，并且是逐渐衰落的——而是缘于严重的生活不便和新城市的吸引力。通过类似的途径，诺里库姆(Noricum)的土著定居点玛格达棱斯堡(Magdalensberg)让位于新的城镇和行省首府维卢努姆(位于克拉根福[Klagenfurt]以北不远处)。在东部，人们很少动议修建新城市，希腊化时期国王大兴土木的活动也没有给这种建设留下多少空间。除个别特例(如小亚南部等时有骚乱发生的地区殖民据点)外，罗马帝国在东方的主要影响是通过奥古斯都治下的和平(而非罗马势力对当地的任何特别干涉)使当地的繁荣程度稳定提升。由于罗马与东方日趋稳定的联系促进了经济活动的发展，并使得罗马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日益巩固，帕尔米拉、格拉萨、波斯特拉、大马士革等经营转运贸易的城市重享繁荣。帕尔米拉宏伟的城市化景观虽根源于希腊化时代的经营，但在本质上却是罗马帝国的产物——它始于提比略当政时期，直到公元3世纪末帕尔米拉帝国分崩离析之际方宣告终结。

在西方特别突出的一个现象是，随着城市的成长以及公共卫生、经济发展和大众休闲等方面相关资源的不断累积，人们的生活状况有了巨大改观。由于奥古斯都及其继任者们的大力投资兴建，罗马城本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建设不仅改变了罗马城的外观——如奥古斯都精准地总结的那样，使它从一座砖砌的城市变成了大理石城——也将罗马食品和供水的质量及安全程度提升到了时人闻所未闻的高度。阿格里巴去世后，他组织起来负责维护供水系统的奴隶工人被奥古斯都收编，后者把他们的身份转换为国有奴隶(即归水利部门长官管辖)。我们不应忘记，帝国境内诸城市中的大部分人并非住在带花园、喷泉、雕塑、贴壁画的房间的，位于庞贝、赫库兰尼姆等大城市的宫殿或城市豪宅里，而是住在寒酸的租金房地段(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最多信息的是奥斯提亚遗址)。人们在公元64年的罗马大火之后进行的修复工作对1世纪罗马城以及其他大城市的基本生活状况产生了巨大影响。居民楼的最大高度受到了严格限制，并且它们必须拥有自己的外墙，不能直接靠在毗邻的房屋上。建筑物里的某些部分不得包含木质材料，必须用具备防火性能的石块建造。当局对赶早完工的建筑工程给予经济奖励，政府派来视察的官员取缔了在供水系统上非法安装的水龙头，以保证公众拥有充足的水源。官方还要求业主们把消防器械放置在便于取放的地方。举世公认的是，重建的罗马城比旧罗马更胜一筹。有人抱怨说(众口难调的缘故)，新罗马不如旧城那么有利健康，因为旧罗马的狭窄街道和高层建筑提供了阴凉和舒爽的环境，而新城的大批敞地却无法做到这一点。更中肯的批评意见则针对“金宫”——根据尼禄梦境建造的罗马街区，那里有建筑师们设计的草坪、湖泊和乡村景观。而按照塔西佗的说法，这种设计是试图以人工之矫饰补自然之不足。

尽管城市是古代社会生活与行政活动的基本单元，但是以不同方式居住于城市范围之外的人却为数众多。至少在北非的某些部分，土著居民保留地一直维持到帝国晚期，甚至帝国灭亡之后。在北方诸行省里，镇区、大庄园在经济、社会领域的罗马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几乎跟城市同等重要。在山区地带，如个别北非地区(卡比列和奥瑞斯)和小亚南部的伊苏里亚(Isauria)，存在着山民聚居的飞地。这些居民几乎不曾受到罗马文明的影响，但在经济状况恶化的时候，他们就会下山进入属于罗马城市的农田劫掠，从而构成对罗马文明的威胁。生活在南部、东部沙漠边缘的游牧民族和北方蛮族在罗马帝国的领土上随意出入，几乎完全无视边疆体系的正式界限。

在将城市及城市中界限分明的各种阶级作为分析罗马社会的基础时(大部分现存证据也正是这么做的)，我们很可能会忽视乡村农民——城市的繁荣依赖于他们，但他们却并未得到相应的生活资料——这一在总人口中居多数的群体。城市的维系依靠对农民的经济剥削，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但如果我们据此认为，城乡之间会因为公开的相互敌意而对立起来，那就错了。作为市场、集散中心、特定场合下的休闲娱乐场所，以及(这一点并非微不足道)主要神祇们的住所，城市在农民的生活中是一个真实、鲜活的存在，即便他们在城市里逗留的时间相对短暂。公元4世纪，约翰·克里索斯托姆评价在基督教节日里涌入安提柯的叙利亚农民们，说他们“同我们语言异殊，但信仰如一”；这是我们拥有的、极其罕见的针对古代农民(或就这个例子而言，针对他们的方言土语)的文字评价之一，但其反映的状况却显然是普遍的和由来已久的。同样，掌控着市政权力和公共资源的地方贵族也是乡村地产的持有者，并会在其农庄或其他乡间地产上度过大量时光——这种生活方式的例子诸如阿普列乌斯笔下公元2世纪的奥亚(位于特里波利塔尼亚)和史学家阿米亚努斯·马塞里努斯笔下公元4世纪的大勒普提斯(Leptis Magna)以及尼西比斯(Nisibis，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在名副其实的“城市住户”中应包括医生、手工业者、预言家和魔法家、贩夫、商人等。对于同其中许多职业相关的活动，希腊罗马社会的价值体系(它植根于非职业性的土地所有者的观念)是不愿意给予相应的尊重的。在社会各阶层中(无论在外省还是大都市)，地主阶级的利益同政治职位的人选更替的关系最为密切。帝国早期的元老集团是由大地主构成的，这些人在步入政界之际接受的资格审查可以确保他们是家境殷实的富人，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总的来说(尽管个别例外永远存在)并不怎么需要专门的军事、财政或其他技能，而更为有用的却是广博的文学修养和一般性的经验。即便在阿尔勒斯或里昂(商业成为显要、有利可图的行当的地方)，贸易也未能对地方政治产生稳定而显著的影响；只有在奥斯提亚，商业利益才对那里的市政、政治生活的组织产生了重大影响，那是在当地空间狭小、贸易又在经济活动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背景下出现的一个特例。

一个放弃政治前途转而追求商业利润的人会被视为过着一种休闲(quies)的生活，也就是说，他拥有随意赚钱的自由，而不必受到政治生活及其价值观的限制和禁止。塞涅卡和梅拉两兄弟分别是朱利安-克劳狄王朝后期罗马城元老、骑士阶层中的佼佼者，后者被塔西佗形容为“财迷心窍”，以至于会选择担任皇室的代理人来肥己。这两兄弟可能比塔西佗声称的还要精明——他们分别在政治和商业两大领域进行投资。卡西乌斯·狄奥声称，波狄卡起义的原因之一就是塞涅卡向不列颠人追讨他为收取高额利息而借给他们的40,000,000塞斯特斯。如若果真如此(或哪怕在当时是可信的话)，那么这是一条十分具有启发性的线索，不仅证明了有一位元老涉足大宗金钱交易，并且我们也大可猜测，这个新行省的领导者们在自身罗马化的过程中付出了高昂代价。为了建造、装潢房屋，雇用马赛克镶嵌师，从帝国各地运来雕像和奢侈品(菲什伯恩的早期宫殿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例子)，他们需要支付大笔开销，而当时的行省却并不富有。

在罗马诸行省的真实生活状况中，贸易、手工业和商业的重要性跟农业一样显而易见，尽管农业为其他行业提供了经济基础，并且这些行当经常是农业品分配、交换的操作形式。从多种史料中，我们可以得到大量明确的信息，这些材料包括：公元301年戴克里先颁布的限价法令；帝国主要消费城市里铺张的花销方式；目前发现的沉船遗骸在不同时期的分布比例(共和晚期和帝国早期的遗骸最多)；以及大量墓志铭上的插图(尤以西部行省为多)，它们涉及多种贸易、商业和其他职业，墓主们显然以从事这些职业为荣，认为它们是体面的行当，否则他们就不会在墓碑上描绘它们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小亚细亚东南部的一个小镇里发现的铭文中提及了一百余种不同贸易和职业；而公元4世纪的一部占星术手册则描述了250多种谋生方式。为什么我们就非要用一种针对贸易、商业和手工劳动的世俗眼光去看待这些颇有成就的小资产阶级，既然我们明知这种态度是由哲学家、演说家(他们属于另一个社会等级，是一群身居高位、不劳而获和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人，无须正视经济生活里司空见惯的事实)炮制和反复宣传的呢？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的是，罗马帝国诸城市的市容建设和政治活动(也就是我们眼见的大部分帝国成就)总体上仍由正统贵族把持，而非由贸易、商业利益决定。这些地方贵族慷慨大方地建造城市，维护公共设施，通过资助语法和修辞学校鼓励文学，组织各种娱乐活动。他们修建水渠、柱廊、神庙、剧场，兴修公共浴室并为之供热，维持街道的洁净和夜间照明。他们维护周边郊区的安宁，分发油、谷物、现金；此外，根据许多纪念铭文上的个人开销记录可以看出，他们还雇用职业角斗士和驭手、杂技演员和魔术师、歌手和乐师，运来奇珍异兽并在公共庆典上猎取它们，以娱乐大众。作为回报，感恩的群众会称呼他们为城市的“赐福者”“供给者”和“赞助者”，以示谢意；这种感谢使得他们的家族可以长期保持影响力。

城市中还存在着一种迫切需要，即对社会紧张状态进行疏导，使压力通过合法方式释放出来；如果无人这样做，这种对立将毁掉城市生活。古代世界的生活中并不存在现代社会的精确规范——工作时间和工作周、工厂轮休制和培训日、准时的交通运输、冷冻食品库存和商品定价；更没有语言、视觉信息的持续传递(大部分人甚至不知道元首长什么样子)，以及通过系统的选举、辩论、立法程序来促进阶级和经济利益的政治组织模式。相对而言，古代的社会生活是断裂的，政府的功能是被动的和时有时无的。通过主要用于组织对元首的个人崇拜的行省议事会，各座城市可以定期交换意见，促进共同利益，并在必要情况下派出使节向元首陈情；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过着井水不犯河水的生活，并且它们彼此欺凌跟和衷共济的次数不相上下。为争夺行省内部优先地位(如以弗所和斯米尔纳，尼西亚和尼科米底亚)或地方经济利益(如里昂和维也纳)的纠纷可能对帝国行政产生影响，因为这会导致动乱。它们偶尔会左右内战或某个觊觎王位者挑起的战役的走势，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错误的判断将使城市付出高昂代价(或遭遇更坏的结果)，但如果选择正确的话，整个城市的地位将会得到提升，而做出该决策的领导人们也会获得好处。

甚至那些拥有地产的政治家的财政状况会增加市政生活中发生变故的概率。实际上，该状况正是局势动荡的基本原因，地产所有者们通过借贷、买卖商品来获取收入，因为在那个社会里缺乏储蓄机构、资产流动(“我的钱全部投在农业里了”，小普林尼在解释自己为何在短期内无法拿出3,000,000塞斯特斯购买另一处地产时如是说)和进行其他投资的机会，因此富人们会不择手段地处理他们的余财，只要这种投资能满足他们的愿望，增加其物质财富和声名即可。

作为古代竞技、娱乐的特征的绚丽色彩、宏大场面和群众示威(当然还有其仪式化的暴力元素)反映了当时生活的不连续性，就像城市里的骚乱、暴动反映了引发这些动乱的经济状况是何等不稳固一样。在古代城镇里隐居是不易的。人们在特定场所组织公共活动，它们大多位于户外和城中某一特定区域(由公共建筑、神庙和元老院环绕起来的市场)，那些在活动中向群众露面的人便是领导人；如果出了岔子，就知道谁该负责。有时突如其来并局限在某一特定区域的饥馑会将群众对领导人的爱戴转为对他们的攻击。到那时，暴民会在街上示威抗议，而拥有土地的政治家们则逃进物资充足的乡间地产避难。在这类情形下，上层阶级会暴露出他们诸多职能中较为自私的一面：他们囤积谷物，在食品短缺时以高价卖出，并用暴力阻止和巧言搪塞的手段抵消总督平抑物价的努力。尤其对于研究罗马城的史家们来说，社会骚乱和暴力是终极的核心题材，它们的原因也惊人地相似：公共竞技和比赛中的表演派别之分以及派系争斗——这些竞技和比赛由皇帝和(在晚期帝国时期)居住在罗马城的贵族出资举办；食品，尤其是谷物和酒的短缺。我们在此还应提及另外一个因素，尽管它是超出本章研究范围的：为争夺主教职位而爆发的动乱与暴力。我们可以视这些事件为共和晚期克罗狄乌斯和米洛(Milo)之间的斗争，以及支持相互敌对的三头中某一位的示威游行多年后的续集——正如晚期帝国在竞技场和剧院中进行的仪式性欢呼拥立是苏维托尼乌斯传记作品中反复提及的、西塞罗《塞斯提乌斯辩护词》末尾章节里(其政治理论存在着颇多疑问，却包含了许多引人注目的例子)描述的政治示威的延续一样。在亚历山大里亚，一座因内乱而闻名的城市里，公元4世纪在基督徒和异教徒之间、主教职位争夺者之间爆发的纷争似乎就是早期帝国时期希腊、犹太居民之间斗争的自然翻版。

社会组织

在现代政府可能会称之为“社会经济范畴”的领域，罗马世界里财富、社会等级和特权分配方面的不平等是非常明显的。这不仅体现在生活的物质条件和个人改善境况的机会上，也包括了诸多现代公民业已实现平等(至少在理论上如此)的领域——例如对不同等级区别对待的司法刑罚。在公元2世纪，那些被称为“体面人”(honestiores)的居民可免于鞭笞，火刑，被丢给野兽吞吃，罚入矿场、采石场做苦役等刑罚。根据十分扼要的司法程序来看，刑罚是用在下等阶级的成员身上的。“体面人”则基本要由地方议员的指令判定，根据法律，他们只能以剑刑处决，并有权提出向更高一级法庭上诉；在这些方面，他们继承了公元1世纪罗马公民们享有的部分特权(后者的队伍在那时候还没有庞大到不配享受那种权利的地步)。

假设罗马政府曾设计过一个社会改革方案的话(事实上，这种东西的存在没有必要)，它无疑会将公民权向手工业者、商贩以及我们上文提过的专业人员自由开放。手工业者通常要在毗邻的商店里卖出产品，因此，我们无须将生产和交换的过程截然分开；但我们有必要区分靠提供服务谋生的人(如力工、教师、演艺人员和妓女)和那些只是以气力、灵巧、聪颖和一技之长闻名于世的人。近期的学术研究也为自由劳动者(其人数一直以来被低估了)还原了他们本来的历史地位；建筑工人和手工劳动者根本无视西塞罗对这种职业的轻视，为任何肯雇用他们的主人干活。“你总得让我有机会养活我的人民吧”，元首韦伯芗对一位向他呈献搬运建筑材料的省力机械的发明家如是说。毫无疑问，我们还应单独研究面包师等技术工人，他们为大众提供的服务值得也确实吸引了专门的关注。面包师和类似的工人(如泥瓦匠、银匠、木工、殡仪业人员，这里只选取四个例子)归属于不同的贸易行会(collegia)，这些行会具备社会、宗教，有时甚至是准政治功能，同时也为相关业务提供了组织基础。以弗所城便是一例，如银匠们在剧场里组织示威，抵制圣保罗的传教，以保证其制造业生意和以弗所的阿尔忒弥斯像的销路。到了公元2世纪，面包师行会为了某些切身利益而主动停工，迫使地方长官下令召见他们。为维护公共秩序，图拉真驳回了作为行省总督的普林尼明确提出的建议，禁止在尼科米底亚组织消防队。除了在这些插曲中扮演的突出的政治角色外，贸易行会在自己城市的节庆、盛典中同样十分活跃。君士坦丁在公元311年进入奥顿城(Autun)时，欢迎他的有在当时已司空见惯的庞大人群，还有“神像、音乐和行会徽章”；这些徽章显然不是专为该场合设计的，却揭示了贸易行会在其城市公共生活中所扮演的常规角色。

我们可以用简单得多的术语(从我们这里假想的社会—经济视角来看)来描述乡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部分在乡村生活中地位十分显要的人物——地方贵族已被划分到城市居民的范畴里去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过分简化了他们的实际生活方式，就像前文中所描述的那样。还因为，作为周边乡村经济中心的城市同时也是它的行政中心。然而，我们在此也不应低估乡村生活状况的多样性。农民们或拥有自己的份地，或从当地、外居地主们手中租种土地。到了公元4世纪，里巴尼乌斯(Libanius，安提柯一位颇具影响的演说家)对叙利亚的乡村进行了分类，把它们分为“一个主人管辖下”的村子和“众多主人分管”的村庄(即有地的自由农民居住的村庄)。有些农民租种公共土地，租期较长，条件也很优惠，以便鼓励农人垦殖未耕种的和未勘察过的荒地；还有人是神庙或元首的佃户。此类农民与其说是皇家的佃户，不如说是外居地主的佃户，他们一般受到某个土地代理人或管家的监督，皇家地产则受到行省代理人的监督。跟城镇里的情况一样，乡村里也有大批自由劳动力。有时，人们在需要时从附近城镇里的剩余劳力或碰巧无事可做的本地农民中雇用人手，有时则依赖四处迁徙的移民以保证劳动力；那里还有游走于高地和深谷、荒漠和草原之间，逐时令而居的牧民。这是共和时期历史中一个著名小插曲的背景：“小径和森林”(calles siluaeque)为元老院提供了借口，促使他们命令公元前59年的执政官们去清理它们，以抑制尤利乌斯·恺撒的野心。所谓的calles(意大利文里叫tratturi)便是跟着牲畜进行季节性迁徙的牧人们所走的道路，就像在马尔库斯·奥勒里斯时代的萨莫奈古老村庄塞皮乌姆那里发现的、信息量丰富的铭文中所描述的那样。

从社会—经济的范畴上看，居民体中的妇女总的来说是附属于男子的。然而，她们的法律权利却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广泛得多；对成年女子的“监护权”制度虽未被废止，但到了公元2世纪末已徒具形式。显然，早在共和末期，元老家眷中的妇女实际上已经可以管理她们自己的事情和财务，通过古老的和几乎放诸四海皆准的婚姻形式，妇女与其说受到了丈夫的控制，毋宁说她们取得了自己的法律身份。罗马妇女们有权占有、继承和处分财产。在现代英国，妇女直到1870年的《已婚妇女财产法令》颁布后才拥有了可以与之相媲美的权利。在特里波利塔尼亚，奥亚的普登提拉同青年哲学家阿普列乌斯的婚姻引发了一场轰动全省的著名讼案。阿普列乌斯在地方官员面前受到妻子前夫的亲属们指控，称他用魔法诱惑了前者，而这位哲学家无疑想要极力摆脱这起纠纷。普登提拉本人违背了这些人明确表达出来的意愿，选择嫁给阿普列乌斯，她也完全有权这样行事。真正的问题在于财产，普登提拉的“监护人”必须在法庭上证明，他从前授权普登提拉购买的农场是为普登提拉本人而非阿普列乌斯买下的。

在对相对不那么富裕的社会等级的研究中，我们经常会发现(尽管现存证据必然远远少于实际存在的数目)，妇女们参与丈夫们的劳动，加入其团体，在较精细的手工劳动和奢侈品(如银器和香水)贸易中尤其如此。毫无疑问，这种方式提供了谋生机会，甚至是以不体面的方式实现的，这与社会舆论针锋相对。而它本身，正如我们会料到的那样，是由统治阶级手里的一件重要工具——道德伪善的论调塑造的。4世纪早期的一条关于通奸罪的法律想当然地认为，酒店女老板没有理由会跟男性顾客发生性关系，而侍女们在正常情况下肯定会这样做；因此，与女主人不同，侍女们是不会受到通奸罪的控诉的，因为她们“不配得到法律的理睬”；同样的假定也适用于从事舞台表演的女子。另一条4世纪的基督教法令认定这类人是不道德的，因而禁止她们在接受洗礼后重操旧业。总的来说，当时妇女的社会角色主要局限在家里和抚育后代的日常劳动中。对这种情况以及外省家庭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最真挚(如果不是最迷人)的记录便是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对他的母亲莫妮卡(Monica)的描述。奥古斯丁与母亲的关系如此亲密，而同父亲的关系却如此正式和疏远；这不完全是个人情感的反映，也展现了古代城市家庭生活的正常形态。

罗马社会中存在着一条鸿沟，我们通过法律和社会等级所划定的界限一眼就能辨认出来，那便是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鸿沟。罗马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奴隶劳动之上的——这是一个几乎无须再提的老生常谈。但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这样的呢？与共和时期相比，帝国社会经济史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奴隶重要性的下降，奴隶人口数量的保持在更大的程度上(不能说是完全，因为我们有证据反映，帝国时期的奴隶贸易是一直存在着的)依赖现有奴隶通过事实上被认可的奴隶婚姻所进行的生育。其后果是，帝国时期奴隶制的功能开始在更为宽广的社会、经济框架内部演化，而不再由外部强加给它。在我们所能找到的所有职业圈子中——无论是店主、建筑工人还是行会会员——我们遇到的都是奴隶、被释奴和自由民的混合体。根据公元52年的元老院决议——那是克劳狄乌斯根据其被释奴帕拉斯的点子而向元老院提议的——在主人不知情的前提下，跟奴隶永久性同居的自由女子的社会等级将被降为奴隶；而如果主人知情并表示赞同的话，她就将进入被释女奴的等级。尽管这条元老院决议有时会被视为一种社会压迫性措施，但它在史学家眼中却十分有趣，因为他可以借此看到：处于不同法律地位，但身处近似的职业圈子，生活在近似的社会条件(这一点毋庸置疑)下和其主人或许毫不知情的生活状态下的男女之间，可以自由结成稳定的婚姻关系。女方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法律地位受到了影响，但婚姻毕竟使她得以拥有其丈夫归属的那个家庭所提供的社会纽带和保护；并且在十分普遍的情况下，身为奴隶的丈夫独立于主人进行工作，或只受到主人的间接监督，因此妻子会发现自己的生活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塔西佗描述了公元68年内战期间在罗马爆发的骚乱，认为它对同大家族有联系的那部分较为安分守己的民众和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暴民以及处境最糟的奴隶产生了截然相反的影响。前一个群体，包括所谓“较好的”奴隶，对尼禄统治的终结和即将好转的前景表示欢迎；后一群人习惯了尼禄的挥霍无度，惋惜他的倒台，并且惶惶不可终日和炮制谣言，从而使得不稳定的总体形势变得更加危殆。

罗马(也存在于帝国的所有其他城市中，只是范围相对较小)的大户人家及其依附者之间、元首及其特殊门客——罗马民众之间名目繁多的赠予行为构成了种种社会关系，这些关系为社会中的各个部分提供了一种共同利益，无论按照何种理性的方式计算经济上的得失，双方都不会愿意破坏这种利益。然而，这只是对“门客”和“庇护人”关系中有形部分的描述，二者间还存在着更为广泛的道德、法律关系，古代社会正是在此之上建立起来的。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在形形色色的各种社会中，此类不平等是猖獗、极端和明目张胆的；它们无力调和这种差异。但这种失败却成了增加阶级关系牢固性和弹性的“贡品”(tribute，如果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字眼的话)，这种阶级关系则可被概括为“父权主义”：那是一种推广社会福利、缓解灾难影响，同时提升赐福者荣耀和道德价值，进而加固(而非削弱)现存社会结构的艺术。当然，当时还存在其他“缓解灾害影响”的手段，为了生动地描述人类所经历过的社会关系和盛衰沉浮(那是史学家有义务记载的)，很难设想会有哪条史料会比下面这些保留在一张公元3世纪末至公元4世纪初的纸草上的、供人思考的问题更适合用来结束本章的了(它很可能是一条神谕，数字序号是纸草上原来就有的)：

72. 我能拿到报酬吗？……74.我会被卖掉吗？78. 我必须离开吗？79. 我会拿到钱吗？……82. 我的财产会被充公吗？……85. 我会被当作奴隶卖掉吗？86. 我会被放逐吗？87. 我会出使吗？88. 我能当上市议员吗？89. 我是否已无路可逃？90. 我必须同妻子分离吗？91. 我被魔法控制了吗？……（《奥克西林库斯纸草集》，1477号）

延伸阅读：

本章中提及的文字史料参见洛布古典丛书，它们在多数情况下也被企鹅丛书收录了，特别是塔西佗的《编年史》（Michael Grant译，1956年第1版）和《历史》（Kenneth Wellesley译，1964年第1版）、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Robert Graves译，1957）、小普林尼《书信集》（Betty Radice译，1963）。另见琉善《讽刺素描》（Paul Turner译，1961）和阿普列乌斯《金驴记》（Robert Graves译，1950）；后两部作品的史学价值极其突出，尽管其文字的复杂性使得研究者们很难利用它们。特别值得推荐的是一部对档案、铭文和文献史料的汇编：Naphtali Lewis and Meyer Reinhold, Roman Civilization, Sourcebook II; the Empire（平装本, New York, 1966）。该汇编收集了百余篇精选史料，既便于检索，也适合系统阅读，是学习罗马史的优秀教材。

对于解读罗马社会及其生活状况而言，最基本的著作是M.I. Rostovtzeff的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2nd edn., P.M. Frazer编, Oxford, 1957），阅读这部作品时应参阅Arnaldo Momigliano在其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London, 1966）pp. 91-104中的评论，因为原著本身是充满争议的。Fergus Millar的The Roman Empire and its Neighbours（2nd edn., London, 1981）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罗斯托夫采夫对帝国行省多样性的重视。G.E.M. de Ste. Croix渊博的The 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World（London, 1981）事实上包含了许多同罗马帝国时代直接相关的内容。Tim Cornell and John Matthews的Atlas of the Roman World（Oxford, 1982）中有对部分上述题目（如公共表演、手工业和贸易、技术等）、帝国诸行省与罗马城的插图介绍。Ludwig Friedlander的旧著Roman Life and Manners under the Early Empire仍很有趣，特别是其中包含了各种附录的增补卷（英译本：London, 1910）。

关于罗马帝国居民们的游历，见Lionel Casson的两部作品：Ships and Seamanship in the Ancient World（Princeton, 1971）和Travel in the Ancient World（London, 1974），以及E.D. Hunt的高质量专著Holy Land Pilgrimage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Oxford, 1982）。在探讨罗马社会中希腊人的地位方面，G.W. Bowersock的Augustus and the Greek World（Oxford, 1965）和Greek Sophists in the Roman Empire（Oxford, 1969）都是精练、生动和材料丰富的优秀著作。

关于帝国诸城市经济职能的讨论很多；特别值得参阅的是A.H.M Jones, The Roman Economy: Studies in Ancient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History（P.A. Brunt编, Oxford, 1974）的第一、第二两章；R. Duncan-Jones的The Economy of the Roman Empire: Quantitative Studies（Cambridge, 1974）包含了对城市中各种类型的施舍活动的全面讨论；Philip Abrams and E.A. Wrigley编辑的Towns in Societies: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Cambridge, 1978）则包含了Keith Hopkins对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贸易、农业作用的出色探讨。Bruce W. Frier的Landlords and Tenants in Imperial Rome（Princeton, 1980）主要讨论城市租赁法，但他也谈了很多关于罗马帝国时期物质生活状况的内容，特别是奥斯提亚；关于奥斯提亚还可参见Russell Meiggs, Roman Ostia（2nd edn., Oxford, 1973）。M.I. Finley编订的Studies in Ancient Society（London and Boston, 1974）中重印了期刊Past and Present上的许多有趣文章，P.A. Brunt的精彩作品“The Roman Mob”（pp. 74-102）就是其中之一。

由芬利在其The Ancient Economy（London, 1973）中重新发起的，关于贸易、劳动及社会对这些活动态度的讨论引起了热烈反响；参见Peter Garnsey, Keith Hopkins and C.R. Whittaker编辑的学术作品集Trade in the Ancient Economy（London, 1983）；Garnsey and Whittaker, Trade and Famine in Classical Antiquity（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Suppl. Vol.8, 1983）；Garnsey, Non-slave Labour in the Greco-Roman World（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Suppl. Vol.6, 1980）和John d’Arms, Commerce and Social Standing in Ancient Rome（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1981）。关于农业技术，见K.D. White, Roman Farming（London, 1970）。

关于社会生活中法律的作用，见J.A. Crook, Law and Life of Rome（London, 1967）；关于帝国刑事制度，见Peter Garnsey, Social Status and Legal Privilege in the Roman Empire（Oxford, 1970）；概括性的介绍见A.N. Sherwin-White, The Roman Citizenship（2nd edn., Oxford, 1973）。关于奴隶制和社会关系，M.I. Finley编的Slavery in Classical Antiquity（Cambridge, 1960）中收录了若干值得注意的文章；代表另一截然不同的史学流派的著作为Joseph Vogt, Ancient Slavery and the Ideal of Man（Thomas Wiedemann英译, Oxford, 1974）。

关于宏观层面上的社会关系，有Ramsay MacMullen的两部颇具启发性的著作：Enemies of the Roman Order；Treason, Unrest and Alienation in the Empire（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1967）和Roman Social Relations, 56B.C. to A.D. 284（New Haven, Conn., and London 1974），这两本书的笔触独具一格，同时又不失对细节的观察。Zvi Yavetz的Plebs and Princeps（Oxford, 1969）讨论了共和晚期以来元首与罗马人民关系的发展变化，并收录了民众行为模式的有趣材料。Keith Hopkins的Sociological Studies in Roman History, I: Conquerors and Slaves, and II: Death and Renewal（Cambridge, 1978 and 1983）提供了解决撰写古代社会经济史证据问题的基本方法。宗教史的著作一般较难理解，但E.R. Dodds的Pagan and Christian in an Age of Anxiety（Cambridge, 1965）对帝国时期的宗教史进行了颇具启发性的介绍。

[1]古罗马时期的长度单位，约为4.828千米(仅为陆地上)。——译注

[2]前者指“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达·芬奇，后者为著名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穹顶的设计者。——译者

第十六章 罗马的艺术和建筑

R.J.A.威尔森(Wilson)

序幕：共和时期

当标志着罗马共和国解体的混乱局面与内战在公元前1世纪中后期到来时，罗马人已经撒下了若干建筑、艺术创新的种子，它们将在帝国早期结出引人注目的成果。然而，除建筑领域学之外，在共和时代，直到公元前2世纪中晚期，中意大利并没有展现出什么光彩夺目的艺术创造力或完成什么具有惊人原创性的工程。在共和早、中期的罗马城，我们几乎无法辨认出名副其实、独立自主的“罗马”艺术。反而是来自埃特鲁里亚和希腊世界的两种文化的影响占主导地位，并且后者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前者。公元前300年前后，一位讲拉丁语、名为诺维奥斯·普劳提奥斯的艺术家在罗马制造了一只工艺精湛的方形铜盒(被称为“Ficoroni cist”)，他对希腊艺术手法的完全依赖(例如，在盒身上描绘神话场景或精美的莲叶状和棕叶状饰纹)，以及对埃特鲁里亚大师们所掌握的金属雕版技术的熟谙，都是极为明显的。与此相似，埃特鲁里亚-希腊艺术也塑造了在经过长期实验和摸索后，终于在公元前3—前2世纪大批涌现的罗马式神庙建筑。对建筑正面的特别重视和高处平台的使用是正式希腊神庙所不具备的两个特征，它们来自埃特鲁里亚建筑；但装饰细节，如用来装饰内殿侧面与后壁的啮合型支柱或半露柱，以及建筑单元的安排次序，却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对希腊艺术的衍生和借鉴。此种类型现存的一个较好样本是公元前2世纪建于罗马台伯河畔的“命运女神庙”(可能是献给波图努斯的)。

到这所神庙建成之时，希腊元素对首都艺术生活的影响已是无孔不入。公元前6世纪，它开始左右埃特鲁里亚艺术的发展，从而对意大利产生了影响；我们从零散的文字材料中得知，自公元前5世纪起，一些希腊艺术家便在罗马居住和工作。但只是到了公元前3世纪，当政治扩张促使罗马开始同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希腊诸城邦发生直接联系时(标志性事件是公元前272年、公元前212年塔伦图姆和叙拉古的相继陷落)，希腊文化的涓涓细流才演变为奔流不息的江河而涌入罗马，并在公元前2世纪希腊和小亚细亚相继被并入罗马版图的时代成为滔天巨浪。希腊艺术家们向西方移民的数量不断增加，以迎合一批新兴的、为数众多的和富有的主顾们的需求；此外，收藏希腊原作来装点城镇和乡村住宅的时尚也演化为一种狂热，并引发了将大批艺术名作从其故国掠夺至意大利的狂潮。当原作不可复得的时候，人们便制作仿制品；由于勾缝技术的不断改进，仿制品也越来越忠实于原作的面貌。大型手工作坊也已在雅典、罗马和其他地方建造起来，以便应对这种大量需求，该潮流一直维持到帝国时期。当然，也有人订购一些新型艺术品，并且帕西特利斯派还在按照新空间布局仿制古典雕像方面小有成就；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自立式雕像几乎没有什么创新可言。胸像的情况却完全两样。早在公元前1世纪，为数众多、引人注目的大理石胸像的早期样本业已出现。这些作品以惊人的写实风格表现了其主人的形象：双层下巴、皱纹、疣子等。这同古典晚期和希腊化时代大多数(但并非全部)胸像的平淡无奇、千人一面的理想化表现手法大相径庭；或许，这种新类型反映了一种实用主义思想、一种粗犷的意志力，以及罗马性格中某种冷酷无情的元素，以及一种追求天然去雕饰的审美趣味。这些胸像一般使用进口的希腊大理石，那是一种令意大利石匠们感到陌生的材料。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负责加工它们的是在罗马工作的希腊雕塑家；尽管有人把这种胸像艺术中露骨的、毫不妥协的写实主义归结为希腊艺术家对雕像主人厌恶情感的流露，主人却肯定是喜欢他见到的作品的——否则那位胸像雕塑家很快就会丢掉饭碗，而这种风格也永远不会流行起来。

在共和时期的最后一个世纪里诞生的一两件浮雕作品几乎暗示了一种新手法的出现，但这种技巧只有到了元首制时期才得到了充分发展。一对来自罗马卡皮托林(Capitoline)山、简洁明快但毫无生气的石灰石浮雕(它们可能是在公元前1世纪初为纪念对抗朱古达的阿非利加战役而建造的)，开了后世一系列纪功浮雕作品的先河，这类作品意在通过石块为现实中的历史事件留下永久的有形记录。大约同时期的一幅大理石浮雕(被称作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布斯祭坛，但这个名称有误导性)反映了一位希腊雕塑家在为一个罗马主顾工作的时候缺乏自信。浮雕的三面按照希腊化传统描绘了生动活泼的海上场景，其雕刻手法充满自信(甚至是愉悦)；第四面却表现了用猪、羊、牛进行祭祀(suovetaurilia)的，在此前的艺术作品中很少出现的场面，艺术家描写的可能是征兵普查时的景象。相当别扭的人物位置安排和动物、人与“道具(如祭坛)”之间的比例失衡表明，这位艺术家对他所表现的主题并不熟悉。

同样，从公元前1世纪起，壁画艺术也走上了一条别具一格、大胆求新的道路，这也是罗马主顾和希腊艺术家(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成功合作所带来的。直到公元前100年左右，罗马私人住宅的墙壁装饰仍然相当单调地模仿大理石浮雕的构图，有时只是简单地画到墙上去，有时则在灰泥模具里作画(罗马绘画所谓的第一阶段风格)。这种风格被一种雄心勃勃的墙壁装饰方式所取代，后者借助位于不同平面上的一系列建筑单元和布景，使欣赏者在审视一连串逐渐退后的建筑装饰(其内容通常是极为怪异的)时产生空间上的幻觉。毫无疑问，这种繁复风格的某些特征来自希腊化时代剧场里的舞台布景，其证据便是从后者中借用的中门、不完整的山形墙、环形楼阁，特别是演戏所用的面具；事实上，庞贝附近伯斯科雷阿莱别墅中一个房间里的壁画完全符合维特鲁维乌斯对希腊剧场悲剧、喜剧和讽刺剧布景的描绘。这种绘画风格(所谓的第二阶段风格)的原创性主要并不体现在绘画主题上，而更多的是对大批现有主题进行各种组合，从而创作出新的变体；并且至少就我们现有的知识来看，将这种艳丽、张扬的建筑装饰布置在隐秘的私人住宅里的观念也是全新的。部分宏伟的大型人像组画(如伯斯科雷阿莱别墅中另一间屋子里的人像，或来自庞贝秘仪别墅并以此得名的带状装饰)或许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现已佚失的希腊画作；但为适应房屋尺寸和主顾要求而对原作进行的改造还是可以在艺术原型(或多个艺术原型)的基础上实现创新，或制造出更多的变体。当时的马赛克装饰倾向于采用略显暗淡的色彩，以便不致冲淡了壁画的丰富色彩和生动细节；但在重要房间的地板中央，艺术家们仍倾向于使用主题固定的、小范围的、错综复杂的(emblemata)人像镶板。然而，这完全是希腊化传统的遗产；只有当一种相当新颖的黑白色技术从奥古斯都时代逐步发展起来之后，罗马的马赛克艺术才开始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原创性。

在建筑学领域，希腊世界对共和晚期意大利的影响依然不可低估。城镇街道成直角交叉的方格形规则布局先被埃特鲁里亚人(约公元前500年)、后被罗马人采用，以建设他们的新城，它只对希腊人正交式城镇布局遗产进行了微调；此外，于公元前2世纪期间引入罗马住宅里的花园列柱走廊，以及罗马公共建筑里的许多建筑单元(如柱廊、剧场，可能还有长方形会堂basilica，这个词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皇家的”)，或多或少都是从希腊化时代的希腊原型那里借用来的。然而，比这些重要得多的是一种新型建筑材料——罗马砂浆在意大利的应用，它完全同希腊人无关(仅此一例)。在公元前3世纪后半段，建筑师们发现，如果把灰浆同火山灰(pozzolana，在意大利中部、中南部大量存在)混合起来，再配上石灰和水一起搅拌，便可以得到一种异常坚固(并且防水)、可以承载巨大重量的材料。现在，人们便可以放弃昂贵、笨重的大块料石建筑方式，而用罗马砂浆——一种在建筑外观上毫不显山露水的衬里材料筑墙。与此同时，罗马人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建筑手法——拱形结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视之为自己的创造)。事实上，这也是希腊人的发明，但他们从未对之进行充分利用。罗马砂浆的发明和拱形结构潜在用途的发现几乎同时发生在中意大利，它们很快促成了一种使用罗马砂浆的半环形筒式拱形结构的发明，这是一种完全不借助传统的梁木结构屋顶构造内部空间的革命性技术。我们在公元前193年罗马的巨型仓库——埃米利亚门廊(长约487米)中看到，当时的人们掌握了将一系列筒式拱形和相互咬合的拱形空间结合起来的成熟技术；到了公元前2世纪后期，正是罗马砂浆使得现存罗马共和时期建筑群中最为精美的帕勒斯特里纳命运女神圣所的出现成为可能。在这里，建筑师利用筒式拱形在崎岖的山坡上构建了一系列整齐的平台和挡土墙，尽管跟埃米利亚柱廊相反，使用罗马砂浆的结构多半隐藏在当时流行的希腊风格列柱之后。人们也用传统的希腊柱式来为拱形空间进行装饰，这种灵感很快得到认可，并在许多其他建筑物(如马尔凯路斯剧场)中得到了反复使用。罗马砂浆也在罗马浴室的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那里，使用罗马砂浆的筒式拱形因其实用性取代了木梁结构，成为环境潮湿的加热室的理想屋顶。现存的最早样本来自康帕尼亚，那里的圆形竞技场也是在公元前2世纪末出现的(另一种典型的罗马建筑，约建于公元前80年的庞贝竞技场是一个保存完好的早期样本)；但只有到了罗马砂浆建筑技术在帝国时期进一步发展之后，这两种建筑手段才真正臻于极盛。

奥古斯都元首制时期

当屋大维(他很快就将采用“奥古斯都”的头衔)在公元前31年成为阿克兴战役的胜利者后，他立刻抓紧时间实施其在罗马史无前例的兴建计划。奥古斯都统治时期是一个对建筑和艺术极为热衷的时代，它将小心翼翼的保守主义和革命性的新观念结合在一起。元首制的建立开创了稳定局面，使得对首都标志性建筑物长时段的、前后一致的规划成为可能。元首及其家人、朋友提供了颇具诱惑力的赞助，将建筑师、雕塑家和画家吸引到首都来。这种赞助对于营造开展大规模艺术、建筑创作的环境来说至关重要。与皇家赞助结伴而来的还有对政府资金的集中控制。这些条件当然也存在于此前的古代世界——如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特别是帕伽马等希腊化王国；但对于罗马而言，这种局面是全新的。奥古斯都也精明地意识到大兴土木、实施房屋、雕塑建筑计划的政治弦外音：眼光长远的恺撒已通过对罗马市中心进行重大整改，为他指明了这条道路，而由恺撒开始的一些工程正是奥古斯都完成的。恺撒的养子推出了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建设计划；公元14年他去世时，已彻底改变了首都的外观。大力发展建筑业乃是刺激经济的一种手段；修建剧院和竞技场、浴室和会堂、广场和神庙的做法博得了原本不肯安分守己的民众们的欢心；而在奥古斯都计划内的这些成果中，运用纪念性建筑物进行政治宣传的潜在用意也被发挥到了极致。

关于这种新型建筑工程的规模，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管窥一斑：奥古斯都令人吃惊地宣称，他在一年内建造或修复了82座神庙(其他类型的建筑还不在此列)；再算上他的家人中还有些精力充沛的、积极赞助各项工程的兴建者，我们就可以想见奥古斯都时代罗马的建造狂热程度了。许多新兴的建筑在本质上是保守的，它们重复了那些人们在共和晚期尝试过并取得成功的建造模式。例如，由恺撒始建，但直至公元前13—前11年方告竣工的马尔凯路斯剧院的底座建在罗马砂浆之上，在其外部一侧建有阶梯状柱廊(其中每一层次都由连续柱廊构成，这种布局对16世纪以来的现代建筑师们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在本质上采用了先前的庞培剧场(公元前55年)已在罗马奠定的建筑风格。许多神庙也继续使用传统的建筑材料，如石灰华(travertine，一种在蒂沃利附近开采出的白色硬质石灰石)和一种大量覆盖着灰泥的当地火山岩。奥古斯都时期建筑规划的保守风格可能影响了当时的建筑师维特鲁维乌斯，后者在公元前28—前23年间写成的《论建筑》一书在文艺复兴以后享有盛誉，它主要是一部记载古典希腊式建筑柱式的资料汇编。维特鲁维乌斯意识到在他周围正在发生着的巨大变化，但却对此并不赞同。他对新一代建筑师们的草率和大胆进行了指责，却毫无保留地称许使用料石和当地石料的做法，甚至赞美泥砖的巨大用途。维特鲁维乌斯是缺乏进步观念的；他的作品与其说是对自身生活时代建筑风格的评注，还不如说是对希腊和罗马共和时期建筑成就的回顾。

这是因为，维特鲁维乌斯所推崇的那些材料并不是要在将来使用的。奥古斯都时期是一个尝试新材料和探索旧材料的新用途的时代。例如，罗马砂浆的质量不断得到提升，努力推陈出新的建筑师们正在尝试一种新型的盖顶方法——用罗马砂浆加固的半球形穹顶制作房顶。这种技术将在之后150年的罗马建筑学革命中扮演关键角色，其中最早的一个样本是可能建造于奥古斯都时代的拜埃“墨丘利神庙”。另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新事物是窑烧砖，它并非一种新发明的材料，但现在开始被固定用作罗马砂浆的衬里。在罗马，它直到奥古斯都时代结束后才得到大规模使用；于是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都灵等意大利城市里的人们，才真正有信心驾驭这种材料。尽管重要的发展阶段还在后头，但通过发明烧砖技术和穹顶，奥古斯都时代建筑师们已在预示发展道路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大理石对建筑外观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根据苏维托尼乌斯的报道，奥古斯都曾夸口自己“发现了砖砌的罗马，却留下了一座大理石的城市”。在都城内涌现的大理石建筑的数量也清楚地表明，这绝非毫无根据的吹嘘。恺撒可能是第一个意识到意大利北部卢纳附近储量丰富的卡瑞拉(Carrara)大理石矿潜在重要性的人，但对它们的充分利用则是从奥古斯都时代才开始的事情。由于其洁白、透明和剖面光滑(因此适于凿空和切割)的特性，这种美观的材料很快便广泛流行了。卢纳一带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进口彩色大理石：黄色的非洲大理石、橙红色的开俄斯大理石、蓝绿色的攸波亚(Euboea)奇波利诺(cipollino)大理石以及来自小亚细亚的弗里吉亚大理石。大理石已占领了市场；尽管同后世风格相比，奥古斯都时代对立柱、路面和墙壁装饰中彩色效果的使用更有节制，这种新材料依旧带来了优雅华贵的气质，以及首都建筑此前缺乏的富丽色彩。

但对大理石材料的使用也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精通这门技艺的罗马工匠十分稀缺。因此，一大批希腊工匠被召入首都，他们使奥古斯都时代的工程独具特色。对此，无论我们怎样高度评价都不过分。一套全新的、精确的建筑装潢语言(它以希腊古典时代的术语为基础，但对后者进行了创造性的演绎和综合概括)为帝国日后各时代采用的建筑术语奠定了基调，并进而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和新古典主义建筑师们的灵感来源。即便罗马人对古典柱式仅有的原创性贡献——混合柱式(它结合了爱奥尼亚柱式的涡形外观和科林斯柱式的茛苕叶形装饰)也是最早出现在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并且十之八九是与首都希腊工匠们的创造性天才密不可分的。

希腊技巧、传统与罗马品位、需求的结合最明白无误地反映在奥古斯都时代建筑中的两件登峰造极之作——奥古斯都和平祭坛(进献于公元前9年)和奥古斯都广场(建于公元前2年)上。广场的理念和布局是典型的罗马风格：宏伟的墩座之上，由卢纳大理石建造的、带有意大利风格特征的宏伟神庙占据着一片由柱廊环绕着的空地，这是一种正式的轴对称布局，严格遵循了共和时代建筑学中业已确立的严格原则。同样带有典型罗马特征的做法是将广场作为罗马历史上伟大先驱(其中也包括奥古斯都本人，他也跻身为数众多的共和国英雄之列)的雕像展览馆。作为巧妙但虚伪的帝国宣传方式和建筑设计蓝图，奥古斯都广场毫无疑问是罗马风格的；但同样千真万确的是，它在细节方面又是希腊式的：教科书般的科林斯式柱头，角上带有帕伽索斯(Pegasus)飞马像的兽形壁柱柱头，更为明显的还有柱廊上方的一排女像柱，它们都同阿提卡地区古典时期或希腊化晚期的建筑风格存在着密切联系。

奥古斯都和平祭坛是希腊、罗马文化互动的更有力证据。祭坛本身坐落于阶梯平台之上，四面被气势恢宏的影壁所包围，只在东西两侧留有两个入口。每个出口处都有神话主题的嵌板——地母神怀抱婴儿，身边围着人格化的海洋与河流，这一景象充分效仿了希腊化传统，同时也透露出对伴随奥古斯都和平而来的安宁、丰产的祝福；埃涅阿斯在他第一次踏上意大利疆土的地点向诸神献祭。而在南侧拐角处接近一列雕像排头的位置上，奥古斯都同样在进行庄严的献祭。这种政治宣传是令人难忘的：奥古斯都是新的埃涅阿斯，他带给人们希望，设计了浴火重生的罗马城。南侧的其他空间被用于陈列他家人的雕像，而行政官员及其家人的雕像则位于北侧；这是为感谢公元前13年那次元首巡视行省平安归来而举办的游行、祭祀活动的大理石纪念物。早在共和晚期，人们已尝试过用历史题材的浮雕记录某一特定事件的手法，但只有到了帝国时期，这一想法才被充分地付诸实践。作为政治宣传，奥古斯都和平祭坛极其成功地表现了奥古斯都所代表的部分核心价值观：grauitas——这一特定场合的肃穆氛围体现出的庄严；humanitas——由一个疲惫不堪的孩童拉拽父亲长袍的温馨图景和广场上无处不在的“家庭团聚场面”所诠释的人道；最重要的则是和平女神，在意大利和全世界实现的普遍和平。同样，作为一件雕塑纪念品，和平祭坛上的带状装饰也非同凡响，这要归功于制作它们的希腊雕塑家们的技巧。总的来说，雅典的影响是压倒一切的：在祭坛的总体布局方面，它是对雅典市场上慈悲祭坛(约公元前420年)的放大与仿制；它表现游行庆典场面的带状装饰必然会令人想到帕特农神庙的带状装饰艺术品；其沉静肃穆的风格可能会让人记起古典时期阿提卡的墓葬浮雕；而影壁下半部分上那些高度规整又生气勃勃的花卉画卷虽然近于当时希腊化的小亚细亚风格，却很可能来自现已佚失的阿提卡范本。和平祭坛是罗马人充分借鉴各种希腊艺术成就，却将它们塑造、改制成新颖的、纯粹罗马式艺术之天才的一个缩影。

新罗马政治宣传体系的另一个关键部分是雕像的塑造；希腊雕塑家们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人们大批复制了一系列奥古斯都雕像，以便“第一公民”的形象能够出现在帝国的各个角落。艺术家们为奥古斯都及其家人制造的雕像再也不是共和末期那种冷酷无情的写实主义风格，而是现实主义和理想化政治家形象的优雅结合。他的情绪可能不同于卡皮托林山上的那个坚毅的屋大维像，后者是在他的地位尚未完全巩固的时候，按照担任大祭司的奥古斯都的冷静形象制作的；相形之下，雕刻于30年后的、流露出充分自信、对着看不见的民众发表慷慨激昂演说的普里马波尔塔·奥古斯都像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年龄增长的痕迹；而最主要的，那种坚决、干练、权威的领袖形象则是所有这些雕像的共同特征。

在私人生活中，奥古斯都是以一个喜好简朴、选择住在不加雕饰的普通家宅里的人而闻名的；而后人从帕拉丁山上发掘出的、确定为奥古斯都所有的宅邸也确实没有包含任何超出当时一般贵族家庭标准的奢侈品。在这处居所和其他皇室住宅里的壁画中，代表了第二阶段风格全盛时期的那些流行建筑主题让位于一种较为冷僻的装饰手法，后者推崇简约的建筑格局，而重视每面墙壁焦点位置上的大型中央神话题材“版画”。这一趋势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便是彻底放弃依赖空间深度制造的幻觉，转而强调墙壁的实体性。由此发端的新装饰主题(所谓的第三阶段风格)依靠繁复(往往是离奇)的装饰细节，特别是花卉和抽象图案来达到效果，它们经常散布在大小、数目不一的雕像群四周，而各种建筑元素(如果它们还存在的话)则显得相对次要和虚无缥缈。这种新的装饰风格在另一所皇家宅邸——庞贝附近的博斯科特雷卡塞乡间别墅中得到了充分发展。这里的那些精美而富有节制的壁画同第二阶段风格的极度夸张手法形成了鲜明对比，标志着一场悄无声息却不可抗拒的艺术品位革命的完成。这场革命是通过宫廷画家们的技艺完成的，但他们无疑得到了爱好独特的皇室家族的授意。

新绘画风格的若干彼此独立的成分反映了奥古斯都时期艺术总体上的折中主义风格。一个要素是毫无顾忌的复古主义：奥古斯都时期装饰者们采用的壁画构图，以及他们那些大大小小的神话题材版画，都为古典、希腊化时期那些古代大师仿作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他们也借此为下个世纪里的罗马壁画奠定了基调。另一个成分是埃及化的元素。同复古一样，埃及化也不是纯粹的新事物，但它无疑在公元前30年罗马吞并埃及后有了很大发展。当时，对埃及事物的好奇在意大利一度高涨起来。第三阶段风格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一些装饰主题，如斯芬克斯、朱鹮、崇拜物、伊西斯(Isis)像及描绘尼罗河景色的小插图，都是直接从埃及原型模仿而来的。存在更多争议的是奥古斯都时代及后期绘画作品中的另一个流行要素——梦境般的原野景象，通常被笼统地称为“神圣的田园风光”，因为它们通常围绕古怪的“还愿柱”或次要的圣所建造，周围还有各式各样等待着的人像。尽管它们通常被视为亚历山大里亚传统的产物，受到了提奥克里图斯田园诗的灵感启发；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存在任何希腊化时代的原型作品。并且，虽然作品中的一些元素很可能是从希腊化时代借鉴来的，但把这些人造场景同牧人、畜群和狗组合起来的手法却是从博斯科特雷卡塞引人注目的神圣田园风光画开始的；因此，它们在本质上很可能是奥古斯都时代的创造。斯图狄乌斯的名字或许同此有关。根据普林尼的说法，他是致力于创作描述世人在田园或类似地点从事日常劳作景象的“美妙图画”的第一人。这听起来很像突然出现在几座奥古斯都时代居所里的那种作品：画中有些用“印象派”式的单一色彩勾画出的一些微小人像，他们在桥梁、柱廊或横七竖八的楼阁间散步、垂钓或闲谈。斯图狄乌斯当然并未发明这样的风景画，我们也无法把他的名字和奥古斯都时代的另一幅代表性画作——普里马波尔塔乡间别墅里的《李维娅之花园》联系起来：后者中并无人像，并且也不是“印象派”式的；画家满怀爱意地以自然主义手法描绘了画中乐园里野花野果的种种细节。至于这幅独特画作究竟是完全或局部借鉴了希腊化时代的范本，还是某位奥古斯都时期的天才画家富于原创性的精彩作品，我们对此只能暂时存疑。

当然，奥古斯都时代艺术、建筑学的主要进步大都是在首都完成的；但除此之外，该时代的意大利、帝国其他地区，特别是西部诸行省也展现出了兴修建筑的巨大活力。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只有到这些地方去寻找建筑样本，因为罗马城中的同类建筑物已只剩下断壁残垣，或是干脆被彻底摧毁了。其中之一是凯旋门——帝国政治宣传的典型纪念物，有几座早期凯旋门的样本至今仍屹立在意大利北部和高卢南部。某种纪念性质的拱形建筑已在共和时期的罗马出现，但发展成熟的形式，即由立柱、楣梁和刻有铭文的楣饰组合而成的凯旋门，则在本质上是奥古斯都时代的发明创造。在这一时期，行省兴建的许多建筑物都直接以首都的建筑蓝图或意大利其他地区的范本为直接模仿对象。事实上，在某些例子(如尼姆在公元2—3年间建造的著名“方宅”)中，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参与过奥古斯都在罗马组织的建造计划的石匠和雕塑家亲自参与了那里的工作。最广为人知的罗马遗迹之一——位于尼姆附近、气势恢宏的加尔高架水渠(Pont du Gard aqueduct)是一座生动证明了美观外表未必跟实用价值水火不容的和谐建筑，它也是奥古斯都时期的纪念物，建于公元前1世纪的最后25年间。在城市化业已充分完成的东部地区，奥古斯都的影响相对不那么明显；但在西部，奥古斯都在西欧地图上留下了决定性的、不可磨灭的深刻烙印，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所创立的道路系统和在前南斯拉夫地区、高卢、伊比利亚半岛和北非海岸线上精心选址后兴建或重修的众多城镇上。

朱利安-克劳狄王朝时期：从提比略到尼禄(公元14—68)

公元14年8月19日，奥古斯都去世，并在一个月内被敬奉为神。对神圣奥古斯都的官方崇拜所使用的多种象征符号之一是一种新发明的肖像语言，即让逝世的元首置身诸神的陪伴之中。一种引人注目的早期表达方式见于一枚被称作“Gemma Augusta”的宝石，那是对死去的奥古斯都的露骨颂扬，他在图案中用布帘遮盖着半个身体(那是符合其神圣地位的)，其身边是罗马的人格化形象、有人居住的世界(Oikoumenē)、海洋和大地。然而，这种新的表达方式大多也要不失时机地提到活着的人，强调旧政权和新政权之间的“连续性”。例如，在奥古斯都宝石上，奥古斯都注视着他钦定的继承人提比略，后者正从胜利女神的马车上下来；画面的下方图案也暗示了奥古斯都发动的日耳曼战争，而这场胜利的最大功臣正是提比略。部分学者认为，该图景及与此类似的一些画作都是用于在奥古斯都有生之年私下传阅的；但力避对自己进行个人崇拜的奥古斯都似乎不大可能使用工具去制造这样一种表达方式。这些图画开启了大批历史记录式浮雕的先河，它们用经过精心设计和改写的隐喻式语言传达政治信息。

朱利安-克劳狄王朝时期罗马城的纪念性浮雕很少保存下来；而现存的样本表现出一种相当枯燥的风格，对奥古斯都时代的复古传统亦步亦趋。例如，美第奇别墅(Villa Medici)里描绘游行庆典场面的宏伟浮雕〔有人认为它是约公元22—45年间建成的“虔诚祭坛(Ara Pietatis)”的一部分〕在设计、建造方面与和平祭坛的方式如出一辙；它们只在一个主要方面开创了新局面，那就是详细描绘了建筑物背景，尽管如何既交代建筑背景，又不致冲淡画中人物的主导地位的难题尚有待解决。几乎出自同一时期的一座展现市政长官巡视的浮雕也标志着一种进步，因为它犹犹豫豫、或多或少地采用了一种空中视角，而不再沿用水平视角：画中第二排人物的头略微高出前排。对于当时的雕塑艺术而言，建筑物背景和垂直视角都不完全属于新事物，但对于首都的浮雕艺术而言，它们却代表着全新的发展方向，并将在日后得到充分发掘。

环形雕塑创作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希腊作品和“新阿提卡学派”影响力的统治。大部分作品内容沉闷，反复模仿现成的古典、希腊化时期杰作，以适应装饰城镇、富人乡间居所和公共广场、花园、浴室的持续需要；它们少得可怜的一点原创性通常仅限于对传统主题绵软无力的重新排列组合。然而，并非所有这种类型的雕塑作品都缺乏活力，罗得岛的哈格桑德、阿塔诺多鲁斯和波里多罗斯的作品便是明证。发现于尼禄金宫里的一件名为《拉奥孔》(Laocoon)的作品对米开朗琪罗及其同时代人产生了有力影响；另一件作品，一套尺寸大于真人的戏剧化组像表现了刺瞎波吕斐摩斯(Polyphemus)和奥德修斯的船只驶过斯库拉(Scylla)的场面，这幅画面装点了提比略斯佩隆加别墅里的一个洞穴。这件雕塑作品中的任何一部分可能都不完全是原创的，我们最好将之视为对希腊化时期范本的改造和再加工；但它也不是一件粗制滥造的仿作：它证明希腊化繁饰艺术将其活力、感染力和卓越的工艺质量一直维持到了帝国早期。

此类富丽堂皇的雕塑作品将在宏伟的内部装饰艺术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背景越是宏伟，用来和它搭配的雕塑品便越是巨大。我们还有其他的证据可以表明，朱利安-克劳狄王朝时期的室内装潢变得日益奢华：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彩色大理石来建造地板和墙壁镶片，放弃了奥古斯都时代相对有所节制的风格特征；有着色彩艳丽玻璃镶片的墙壁马赛克很快便在庞贝及其他地方的喷泉中得到使用并营造了理想效果；人们也用马赛克来覆盖砂浆拱顶隆起的部分，这种手段一直沿用到拜占庭和中世纪早期。壁画也日益变得更加精细。人们只要将第三阶段风格晚期的一些例子(如庞贝卢克莱修·弗隆托家宅里的作品)与该风格在奥古斯都时代早期产生出的作品(如博斯科特雷卡塞的壁画)比较一下，便可以认识到艺术品位在这一时期里发生了何等显著的变化：艺术家仍然使用一分为三的水平墙，仍然将神话题材的画板置于墙壁中央的醒目位置，但上一世代那种节制、优雅的简朴风格已让位于令人眼花缭乱的色彩对比，以及种种复杂的、往往是过于花哨的细节描绘；而那些在顶部装有可转动平面的精美楼阁则预示着第四阶段风格将朝着更为繁复的方向发展。

第四阶段风格充分发展起来的转折点似乎出现在1世纪50年代；而它的大规模应用则反映在10年后的尼禄金宫壁画(公元64—68年)中，那是宫廷画家法布鲁斯的神来之笔。这种风格最重要的特征是“打开墙壁”，从而再次创造了建筑内部的空间视角；通常情况下可以打开的是中央画板的两侧(“翻转式”结构相对而言较为罕见)。然而，第四阶段风格的建筑形式已不再以现实为基础。它们在金宫中构成了一幅光彩闪耀的空幻图景，通过令人眼花缭乱的绝技，在真人大小的雕像、神话题材的画板、风景画和“实体”墙上的几何图案周围创造了异想天开的艺术形象。加上精巧的蔓藤图案赋予的生气，整个组画都是按照同一种绘画风格完成的；而另外一些以娴熟、速写手法勾勒的小插图则成了罗马印象主义风格的代表作。第四阶段风格画作的许多特征在庞贝和赫库兰尼姆的无数例子中都有所体现(尽管精致程度各异)；金宫壁画另一方面的特征——以白色作为背景色的做法也将产生深远影响，因为它越来越受到欢迎，从公元2世纪中期起尤其如此。直到今天，尽管经历了岁月的磨难，金宫的装饰仍会令参观者目不暇接，正如它在近500年前给拉斐尔(Raphael)和乔万尼·迪·乌迪涅(Giovanni di Udine)留下的印象一样；根据瓦萨里(Vasari)的记载：“他们两人都对这些作品的鲜活、美丽和精湛手法感到震惊。”[1]

尼禄的金宫的确是一座非同小可的建筑。在建筑史上，它同样是一座分水岭——它东侧的八角形房间是以帝国首都现存最古老的穹顶覆盖的。这一重大成就为内部设计提供了便利，从而很快为日后的发展创造了激动人心的潜在条件。八角形布局(以及中央偏西处的五边形庭院)的出现，反映了人们对长期以来统治建筑布局的传统长方形房间设计模式的厌倦。现在，信心满满的建筑师们有了砂浆屋顶这件得心应手的工具，便可将圆形、椭圆形和半圆形与传统的长方形结合起来，创造出多种多样的内部空间设计，而这在从前是根本不可能的。随着时光的流逝，当外壳脱落以后，各种穹顶、半圆形穹顶、筒形拱顶和交叉拱顶的混杂会使建筑物的外观显得丑陋不堪。但罗马的新式建筑并不仅仅重视外部，相反，它充分利用了内部光线、空间的生动互动效果，使空间变得跟围住它的实体外壳同等重要。金宫的穹顶只是一个小小的开端，但它宣示了一种新式建筑手段的诞生，该技术将对此后直至20世纪的欧洲建筑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金宫及其附属建筑——供休闲娱乐使用的花园都是遵奉公元64年摧毁罗马市中心的大火过后颁布的、带投机主义色彩和元首贪婪动机的法令修建的。那场火灾也为尼禄手下的城市设计师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让他们可以用紧凑、布局合理的多层长方形单元楼取代以前那些拥挤不堪的出租房，重新激发首都贫民住宅区的活力。这些单元楼是一种具有严肃实用目的的功能性建筑，其灰暗外表往往不假雕饰；但它也拥有一种一望即知的现代外观，因为这种模式被文艺复兴时期和现代的罗马城重复使用过无数次。使这种建筑成其为可能的是砖面砂浆，一种性能优良的混合物，它十分坚固、轻便，并具有一定的防火功能。经过朱利安-克劳狄王朝时期的试用后，烧砖战胜了一切竞争者，成为中意大利大多数土木工程所使用的主要护面材料，并一直沿用至古典时代末期。

弗拉维王朝，涅尔瓦和图拉真(公元69-117)

公元69年秋，韦伯芗成为罗马世界的唯一主宰。作为一个出身平民的人，他是一个平易近人、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或许并非出于偶然的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一幅肖像(现保存于哥本哈根)去除了所有理想主义的粉饰，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坚强、世故的老者形象，他粗糙的皮肤因长年的戎马生涯而遍布皱纹。这是一种遵循了共和晚期风格的坦率造像方式，弃用了当时为元首造像时所惯常采用的结合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手法。

韦伯芗的名字已永久地同历史上最著名的罗马建筑——圆形大剧场——他为满足罗马人民消遣、享乐需求所建造的大型会场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它唯一开风气之先的地方是庞大的体积，因为唯有出色的建筑天才方能提供足够的观众容量；而在其他方面，它基本上是保守的。另外两件弗拉维王朝时期的建筑更为重要，因为它们开创性地使用了砖面砂浆。其一是提图斯公共浴室，它位于一连串著名的皇家浴室的排头(或接近排头)位置，这些浴室整齐对称地分布在中央短轴线附近。其二是图密善于公元1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在帕拉丁山上建造的皇宫，这座宫殿在日后受到众多行省建筑的效仿。在其规整的直线型外表内部，帕拉丁宫殿采用了许多新式建筑理念的独特元素：自信地大量使用砖面砂浆材料；错落有致地分配布局，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复杂地形；在各个建筑单元里都表现出对穹顶结构的喜好——一共有三个例子，其中每个穹顶都盖在带出口的墙上，出口通向半圆形、长方形交替排列着的一连串壁龛，这些壁龛现在已同外部的房间群连成一体；该建筑还偏好曲线，而较少使用长方形。所有这一切都创造了全新的视觉和空间效果，用每一个转角处的柳暗花明取代了司空见惯的室内场景。但图密善皇宫的设计用意不在于使人惊奇，而在于让人牢记。斯塔提乌斯写道：“这座建筑威严、宏大而精致，它令毗邻的雷霆之神朱庇特神庙显得平淡无奇。”敬畏，甚至是恐惧的视觉效果，正是此类厅堂的主旋律，如宫中直通广场的通廊(周边的围墙高达98英尺[2])、庞大的礼堂、尺寸稍逊于礼堂的餐厅和西北角上元首进行审讯的会堂莫不如此。这种风格，加上半圆形后殿与双列立柱结构可能都是从希腊化时期国王们的宫殿那里衍生出来的，但这种独树一帜的设计风格却在日后对早期基督教教堂布局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些装点着精美的彩色大理石和众多雕像的宏伟公共部门，被安放在有史以来罗马建筑师所构建的最大内部空间里，就是为了产生压倒性的效果，为了让来访者感到，他是来到了一位神明的面前。图密善为追求这种不加掩饰的神圣荣耀而付出了代价——他倒在了刺客的匕首之下。于是，他的后继者们淡化了这种帝国统治者的浮夸形象，尽管他们继续住在金碧辉煌的图密善皇宫之中。

在罗马教皇羌塞勒里宫中保存的一座浮雕中，图密善对自身神圣地位的信念得到了进一步强调。画中的他在一群神祇的陪伴下踏上戎马征程。毫无疑问，这座浮雕是在元首的有生之年制成的，其头部后来按照其继承人涅尔瓦的特征进行了整形。这是最早的一幅明白无误地表现在位元首与诸神为伍的浮雕；而几乎与此同时期的、一座来自提图斯凯旋门(图密善为纪念其兄长所建)的浮雕，同样是一部赤裸裸地赞颂元首的作品，陪伴他的是罗马和其他人格化形象，而非普通的凡人。从此以后，这种复杂的隐喻式速写手法便成了历史题材浮雕这一宏大传统艺术样式的正式组成部分，到了一代人光景之后的图拉真时代，这种传统已全面建立起来，但剔除了图密善时期同类作品中的那种傲慢意味。

羌塞勒里宫的浮雕工艺精良，但其内容总的来说却相当乏味，仍然对奥古斯都时代的复古传统亦步亦趋。与此相反，提图斯凯旋门上生气勃勃的浮雕却洋溢着凯旋场面的热烈气氛，尤其是那幅描绘展示战利品情景的作品，观赏者仿佛看到手里挥舞着标语口号的游行参与者们从自己面前鱼贯走过，看到隆隆战车穿过拱门驶向远方。艺术家在这里展示了一种利用画面深度的理念，即按照人像距离观赏者的远近而把它们放置在浮雕画面里的上方或下方；但这种生龙活虎、富有动感的图景可能主要来自希腊化时期的传统，而非晚近的罗马作品，即便浮雕中的主题元素完全是罗马的。

然而，最戏剧化地展示活力与动感的作品当推罗马图拉真纪功柱上长达700英尺[3]、惊世骇俗的带状装饰。这幅作品进献于公元113年，是为了纪念公元101—102年、公元105—106年的两次达西亚战争而设计的。它无可争议地代表了古代世界的叙事型雕塑群的最高水平。空间后退的缺陷是任何雕塑群都无力解决的难题；而设计者的主要目的在于展示一连串几乎毫不间断的动作场景。水平、垂直视角的频繁转换，在不用透视法的情况下将人像上下排列的布局，个别人像同建筑物大小比例的不协调，这些都没有破坏整体效果，反而增添了作品的多样性和活力；动作场景自下而上一路展开，其艺术质量从未因作品非同寻常的长度而有所下降。因此，它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介绍罗马军队活动的“教科书”；储藏军需、整装待发、寻找给养、建造营房、对阵达西亚之敌——这些场景都被极其细致地描绘出来。当图拉真现身时，他永远是一个冷静、威严的军事统帅，他对将士演说，向将领咨询，主持祭祀，接见使节：因为在整座纪功柱上，我们看不到“宏伟风格”浮雕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以及后者中那些插曲情节和对隐喻符号的充分利用；事实上，除在个别场景展示所需要的情况下，拟人化的手法从未在这根纪功柱上应用过。带状装饰的整体布局需要最高级的想象力和手艺；同样令人惊讶不已的是，由一批雕塑家在非常狭窄的浮雕面上制作的约2500个人像都保持了风格浑然一体的精湛工艺水平(这跟帕特农神庙的带状装饰相同)。人像的外观依旧深深植根于古典传统，有些战斗场景可追溯到希腊化晚期的群像，另一些程式化的作品则来自皇室肖像绘法的既定模式。但作品最终达到的整体效果是全新的，它是纯粹的罗马艺术的成熟作品，在概念和手法上都是非希腊的。最具原创性的是，以一根长100英尺[4]的石柱作为政治宣传雕塑品的载体的做法，这一大胆创举证明了图拉真纪功柱是一件天才之作。

这种天才式的灵感很可能来自大马士革的阿波罗多罗斯，此人是纪功柱所在广场的建筑师。他是一个性格倔强的人物，后来同哈德良元首〔此人也有坚决的(可能是颇为另类的)、独立自主的建筑学思想〕有过龃龉。阿波罗多罗斯是位一流的建筑工程师，其成就包括在湍急的多瑙河上修建长达半英里[5]的桥梁，那是一件在古代世界理所应当受到推崇的惊人杰作。他修建的广场也以其宏大规模和镀金雕像、彩色大理石的丰富多姿而享有盛誉；但除了这根纪功柱与横轴上会堂的一体化风格(对于首都而言，这算得上是一个创举)外，整个广场是同过去密切联系着的，它自觉地模仿了奥古斯都广场；建筑师的浮雕艺术品也回归了奥古斯都式的庄严和简约线条风格。与此相反，同时期一座纪念性建筑物(恺撒广场上重建的神庙)的带状装饰却追求富丽堂皇的、高度装饰性的风格，同时还配有深色浮雕，意在形成表达效果强烈的阴影和富于感染力的明暗效果。与节制、沉静的复古风格相比，装饰性风格在晚期罗马艺术中拥有更为长久的生命力。

阿波罗多罗斯的广场坚定地面向过去，而与它毗邻、一直延伸到奎里纳尔山上的市场和商业区则同样坚决地面向未来。在这一建筑群中，阿波罗多罗斯将对当时建筑学风格驾驭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他在一处极其复杂、不规则的地形上建起了约170座使用砖面砂浆的、最高达到四层的商店、办公楼和仓库，并巧妙地把它们安插在六个平面上。整个建筑群中的瑰宝是一座有顶的农贸大厅，其房顶是现存最早的交叉穹棱拱顶之一。这种简单的设计思想——让长轴上的筒形拱顶和一排较短的筒形拱顶构成直角交叉——的出现标志着建筑学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飞跃：现在的屋顶重量可由彼此保持间距的立柱分担，而不再完全依靠侧壁的支撑，并且人们可以在拱顶顶点处安装窗子，从而营造出奇妙的、采光效果良好的内部空间，以取代传统筒形拱顶大厅里的幽暗场景。尼禄统治时期的建筑师们已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试探性的几步，但只有阿波罗多罗斯这样的天才建筑大师方能充分实践这一理念。此后，交叉拱顶将在罗马建筑特别是带有向四周开放的宏伟视窗的帝国浴室中央大厅中扮演重要角色；毫不令我们感到奇怪的是，轴向型浴室的第一个成熟代表——规模三倍于提图斯浴室的图拉真浴室同样是阿波罗多罗斯本人的杰作。

哈德良与安东尼王朝时期(公元117-193)

后人往往试图把阿波罗多罗斯的名字同哈德良的万神殿(它在图拉真去世前一年左右已开始破土动工)联系起来；但并没有哪份古代史料提供这样的证据；因此，这座自古以来最伟大建筑杰作之一的建造者的姓名一直不为人知。万神殿显然并不凭借外观来赢得世人的赞赏。它那带有传统柱廊、山墙的正面外观不过是当时神庙设计中的俗套。而它将长方形门廊和巨大的圆形内殿组合起来的基本结构其实很不协调。然而，人们只要迈入圆形内殿一步，便会把这种不和谐的感觉抛到脑后。因为任何拜访过万神殿的游客都会对其内部装饰效果赞叹不已。他(她)的目光会立刻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到其精美的方格式砂浆穹顶上去，那是直到近代以前人手建造的最大穹顶，直径为148英尺[6]。尺寸只是该建筑物引人入胜的因素之一，另一个要素则是它带给观察者的惊奇感。因为万神殿并非按照传统的纵向水平轴线神庙设计模式建造，而是围绕着一条看不见的、连接着地板中心和穹顶顶端开口的垂直轴线修建的。殿中的一切都以这条垂直轴线为中心，从而使周围圆柱形环墙上的壁龛和建筑结构能够刻意营造出令人目不暇接的视觉效果。甚至连大门对面拱顶的作用也有意被弱化了，不再扮演它在神庙建筑里通常承担的焦点角色。尽管存在着这些显而易见的复杂构造，万神殿的基本几何构图却是建立在简约、和谐的公式之上的：整座建筑的直径与其高度相等。恢宏、新颖、简约——这便是构成这座宏伟神庙的三个基本要素。这是一座将奥古斯都时代以来罗马人对建筑学的全部主要贡献集于一身的建筑：恰当地使用来自阿非利加、埃及和小亚细亚的彩色大理石建造石柱、地板和墙壁镶片；娴熟地用砖面砂浆构建其厚达20英尺[7]的墙壁，并借助众多承力的拱形和壁龛来降低墙壁塌陷的可能性；并同样娴熟地将5000吨重的砂浆灌注进建筑物上方的穹顶，对石料中的各种成分进行细致的划分：拱脚线附近使用结实的玄武岩，拱顶处则使用轻巧的浮岩。总的来说，在创造内部空间和在穹顶顶点处大胆设置开口以增加内部空间采光方面，万神殿进行了一次卓越的尝试。从哈德良本人在位时期的帕伽马阿斯克勒皮乌斯(Asclepius)神庙到20世纪，万神殿拥有不计其数的效仿者和改造者，这一点是其他所有罗马建筑都望尘莫及的。

哈德良统治时期的另一件建筑力作是元首本人在一大片乡间的起伏地形上建造的一处不规则形状的宏伟家宅。整座建筑都打上了主人那种自我放任性格的独特标记，他随意使用技术资源及其永不枯竭的财源以建造一连串起居室、浴室、楼阁、餐厅、图书室和装饰精美的水池。整座别墅里房间外形的多样化和它们彼此间位置关系的独创性反映了设计者对内部建筑的浓厚兴趣；而在奥罗市场走廊(Piazza d’Oro)楼阁的中央庭院里，或在其人工岛上的微型别墅(哈德良渴望清静时便会躲进那里)中，设计者对曲线的爱好达到了巴洛克式的极致。屋顶也成了新实验的对象：奥罗市场走廊前厅里的穹顶不再使用砖石外壳包裹内部构造(这种做法坦率地表明，对于罗马建筑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内部效果，而非外表形象)；而塞拉皮斯神庙(Serapeum)则拥有壮观的“南瓜”形穹顶，它由凹陷、平直的两种独特放射状弓形结构交替排列组成。哈德良本人对这种新鲜的穹顶结构变体情有独钟，甚至可能亲自参与了它的设计；还有一件更为雄心勃勃的同类样品出现在他的另一座宫殿——罗马的撒路斯特花园里。

一方面，哈德良别墅的建筑风格是纯粹罗马式的；另一方面，别墅里的雕塑作品在细节上又是纯希腊式的。哈德良是到他那个时代为止的罗马元首中最爱好希腊文化的，这种为他赢得“小希腊人”绰号的热情有时会让他做出极端的举动：他试图在首都市中心移植一座纯粹希腊风格的维纳斯与罗马神庙的举动被普遍视作美学上的一次失败。然而，雕塑领域的情况却与此迥异；通过艺术赞助的影响，元首的个人喜好能够并且也的确在那个时代的雕塑作品上留下了决定性的烙印。当哈德良决定“复兴古典”的时候，他扼杀了在图拉真纪功柱上已初见端倪的、延续一个世代之久的纯粹罗马雕塑风格的发展进程。与此相反，他将大批希腊雕塑家和工匠延请至罗马，其规模甚至超过了奥古斯都时代，人们在所有跟哈德良有关的主要工程中都能辨认出希腊雕塑家的工艺。有证据指出，这些手艺人来自小亚细亚，因为罗马的这些建筑装饰可在细节上同帕伽马、以弗所和其他一些地方的艺术品一一对应起来。大部分雕塑都是用伊斯坦布尔附近普罗科尼苏斯采石场开采的优质白色大理石(它带有醒目的蓝色条纹)雕刻成的，这种材料当时是第一次跟着这些手艺人到达了罗马。这些手艺人在意大利土壤上创造的还有各式各样的浮雕和圆雕，其中大量作品展现出活力，反映出天才创造力的自然风格。毫无疑问，当他的娈童安提诺斯于公元130年10月溺死在尼罗河里，之后被奉为神的时候，哈德良也是命令来自希腊世界的雕塑家们将他的忧郁之美、羞怯神态以及柔软、漂亮的身材永久保留下来。与成排陈列在蒂沃利别墅卡诺普斯(Canopus)水池边的对女像柱和其他公元5世纪阿提卡伟大艺术名作的常规仿制品，以及为适应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相关需要而在意大利手工作坊里机械生产着的仿制品相比，希腊艺术家们通过安提诺斯像等原创性作品对哈德良时代雕塑风格做出的贡献更为巨大。

为艺术、建筑学注入来自希腊地区的新鲜血液的做法也是哈德良、安东尼王朝时期罗马城与罗马世界日益发展的普世主义的表现之一。公元2世纪中期，罗马帝国的行省诸城市盛极一时；它们的自信心得到增强，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视野也日益开阔。这种新世界观的一个生动见证便是由建造、翻修大理石作品的热潮提供的，结果引发了输出彩色大理石的惊人狂潮。它的起源可追溯到哈德良的早年统治时期，到了公元2世纪中叶，几乎所有主要行省城市里新建的公共建筑都采用了大理石石柱、楣梁和大理石薄片装饰。史料表明，在有些情况下，这些运入的材料是在抵达之后，由来自材料原产地的手艺人加工的；类似的流程也记录在关于公元2世纪后期(以及公元3世纪)来自希腊、小亚细亚的精致大理石浮雕石棺的材料里，这些处于粗加工状态的石料被装运上船，直至抵达目的地后才由工匠对它们进行细节加工。这已不再是一个唯罗马城马首是瞻的世界，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将首都的建筑类型或修饰主题几乎不加变动地移植到某个行省中心城市的做法；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丰富、复杂得多的组织体系，它将建筑师、雕塑家，甚至远离故土担任临时工的泥瓦匠联系起来，从而促成了新观念和新技术的传播。罗马已不复是塑造行省艺术、建筑风格的唯一或主导力量：其他富有活力的重要中心也扮演着各自的角色，这带来了一种新型艺术，它不再永远局限于狭小的行省边界范围之内，而成了广泛分布全罗马帝国境内不同地区共享的艺术。

就我们现在所知的情况而言，小亚细亚是最重要的创造中心之一。当该地区的艺术、建筑在1世纪仍旧固守着其晚期希腊化时代风格的保守传统时，原创性的火花也开始在那里闪现。例如：最近在阿弗洛狄西亚发现的、建造于1世纪50年代的塞巴斯特恩浮雕便以一种不受意大利公共雕塑模式左右的、无拘无束的个性化风格美化了皇室成员。但这种创造性的理念还是在建筑学领域才真正得以发扬光大，我们在米利都的喷泉建筑(约公元100年)或以弗所的塞尔苏斯图书馆等豪华大理石建筑中看到，传统的古典建筑元素在新形式的伪装下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再现：简单的双立柱式小楼阁同交错式布局结合起来，形成了新颖的视觉效果，又有弧形和螺旋形的山墙为它们锦上添花。这种繁复的表面立柱设计理念受到了广泛欢迎，在帝国各地的剧场背景布置中尤其如此；“巴洛克”式的建筑学语言最终在公元2世纪成为帝国东部建筑学艺术中的常规元素，但在15世纪末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们发现它之前，这种风格仅在意大利或帝国西欧零星出现过。或许另一种影响深远的理念同样来自希腊化东方，那就是直接把拱门架设在立柱之上的设计，这种模式在公元4世纪初以降的基督教教堂建筑中长期扮演了重要角色。

所有现存证据都表明，壁画艺术在公元1世纪末以后走向了衰落。个别例外依旧存在，但来自奥斯提亚的单调浮雕表明，总的来说，哈德良与安东尼王朝时期的内部装饰仅满足于重复前一个世纪的第三、第四阶段风格中老生常谈的装饰主题，并且在手法上日益简化，几乎没有体现出任何原创性特征——它们铺张地使用大量颜料，特别是红、黄、白三种色彩，但神话题材的画板日益减少，逐渐被个人肖像和自由散布在每个区域中央位置的主题元素所取代。与此相反，天花板装饰却在安东尼时期达到了新的美学高度：来自公元2世纪60年代左右罗马“瓦勒里乌斯家族”(Valerii)、潘克拉图斯家族(Pancratii)、纳索努斯家族(Nasonii)的家族墓穴的灰泥天顶壁画展现出了惊人的精细手法，代表了罗马泥瓦匠工艺的顶峰。但这种艺术此后似乎也衰落了。我们在公元3世纪初的一些标本中看到，一间墓室里的墙壁和天花板上都画着大同小异、单调乏味、分门别类的程式化主题，就像某些早期墓穴那样。只有偶尔出现的“全身像”肖像构图法反映了某种新手法在公元2世纪壁画中的应用，如罗马弗卢门塔诺港(Porto Flumentano)附近建筑里一幅生动的、创作于哈德良时期的垂钓图，但这种技法似乎只是到了公元3世纪初才开始得到广泛应用。

当壁画创作明显走向萧条的时候，2世纪的马赛克工艺却呈现出了新的生命力。在整个1世纪，意大利继续出产着那种源于希腊化时期、色彩艳丽、图案复杂的马赛克图板，甚至到了更晚的时候，这种生产活动也没有完全终止；但从奥古斯都时代起，另一种风格简约、具有素描风格的黑白色马赛克人像出现了。从公元110年左右开始，艺术家们为这种风格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开始创作雄心勃勃且十分成功的、盖满所有墙壁的马赛克作品，其效果并不依赖空间深度或写实风格的细节描绘，而是借助于出色的整体构图。哈德良时期的代表作包括海神尼普顿[8]浴室里形象生动的航海图，以及奥斯提亚七贤浴室里的动物图案；但这种黑白风格在全亚平宁半岛(偶尔也波及其他地区)一直流行到公元3世纪。纯粹装饰性的黑白马赛克图案同样流行于意大利，其装饰风格日益得到发展，并加入了复杂的曲线图形和精致的花草图案。从公元2世纪中叶起，意大利和西部行省的艺术家们进一步尝试了彩色装饰设计；阿非利加的手工作坊里开始生产彩色的花草图案，这已经为马赛克艺术家们即将在公元3世纪和4世纪爆发出的巨大创造力做好了准备。然而，这个故事超出了我们的叙述范围；但无论如何，公元2世纪的意大利马赛克艺术家们在为晚期古典时代马赛克装饰全盛期的来临扫清障碍的工作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在公共雕塑方面，公元2世纪也代表着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预示着挣脱古典传统枷锁的晚期古典风格的出现。我们已经看到，哈德良的个人审美趣味如何在整整一个世代的雕塑作品上留下了独特痕迹；一种在技术上十分精湛，但艺术效果平淡乏味的复古创作精神在哈德良在位时期的“官方”浮雕作品，如来自一座被毁的凯旋门(约公元136—138)上的两块雕版上有所反映。其中一块表达了哈德良的妻子萨比娜(Sabina)化身为神的主题，她被一个长着翅膀的女性带往天庭，马尔斯广场(Campus Martius)的人格化形象和镇定自若的哈德良护送着她；而安东尼努斯纪功柱(在他去世的公元161年进献)的基座纪念性雕塑再次运用了这一主题。在后者中，运送逝世的元首及其护卫的是一个更为超现实的有翼形象，可能是黄金时代的化身，而陪伴元首的则是人格化的马尔斯广场和罗马。我们在此看到的仍是运用纯熟写实手法的雕塑作品，但它给人的总体印象是静态的、浮夸的，甚至略显滑稽。这种安详(或不如说是毫无生气)的神情也体现在马尔库斯·奥勒留斯进献的一些浮雕上(它们可能来自建于公元175—176年间的凯旋门)；这些作品还表现出了进一步简化构图和开始突出元首独尊地位的倾向，后一个要素到了公元4世纪后开始成为必不可少的规矩。然而，尽管这些公共浮雕达到了一流的技术水准，它们却表明古典传统业已走到穷途末路：这个时代的雕塑家们发现自己钻进了死胡同，急于寻找一条摆脱这种按部就班、毫无挑战性的创作状态的新路。探索新式雕塑语言的最早迹象出现在公元161年安东尼努斯纪功柱的底座上，基座上的两块雕版表现了葬礼游行的场景，每幅画面上各有10个被17名骑兵包围起来的大法官禁卫队步兵。将水平和垂直视角结合在一幅图中的做法本身并不稀罕，但对于采用不设景物的空旷背景的作品而言，这种手法是一种创新；而这两幅雕塑对人物体态特征——硕大头颅和矮胖身材——的刻画也反映了一种新的发展方向。这种崇尚简约、抽象形体的潮流在奥勒留斯纪功柱(它是为纪念公元172—175年间的日耳曼战争而建造的，但直到193年才告竣工)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人们难免会拿它跟图拉真纪功柱进行比较，其结果自然是对奥勒留斯纪功柱不利的：它缺乏前代作品的那种动作丰富、题材广泛和重视细节的优点。但它的设计师和雕塑家们并未尝试制造一座图拉真纪功柱的仿制品。他们想要表现的是战争本身，而不是对它的详细解释；因此他们较少雕刻醒目的、清晰的战事插曲，也没有采用精心设计的构图；相反，艺术家们为我们呈现了平整的纪功柱表面，它带有挂帘布用的槽线，并在人像周围刻上深槽，以达到一种整体上的明暗效果。这种发展的下一阶段(我们或许可以为它贴上“表现主义雕塑”的标签)见于罗马广场中的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凯旋门(建于公元203年)。欣赏者很容易忽视那组头发、衣服残损严重，比例失调的二维人物肖像，将它们视为本地艺术家的劣等作品和雕塑艺术水平下降的标志；但正如同一座凯旋门上的四季女神像或带有胜利女神像的拱券——或同一时期为私人主顾制造的、气势恢宏的人像石棺——所充分展示的那样，这一时期的雕塑家们并未忘记写实的雕刻手法；他们只是在寻找一种推陈出新、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通过这种实践，他们为古典时代晚期的艺术转型和后来中世纪欧洲(以拜占庭为媒介)的教堂雕塑艺术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延伸阅读：

J.J. Pollitt的Art of Rome（Englewood Cliffs, NJ, 1966, 重印：Cambridge, 1983）提供了出色的史料编译，并附有简短注释。维特鲁维乌斯的作品尚无较新的译文和注疏，但M.H. Morgan的译本（1914；重印：New York, 1960）仍旧有用；相关的简短讨论见A. McKay, Vitruvius, Architect and Engineer（London, 1978）。关于罗马城，D.R. Dudley的Urbs Roma（London, 1967）提供了关于罗马城的古代史料编译；参考书方面，S.B. Platner and T. Ashby的Top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Rome（Oxford, 1929）和E. Nash的Pictori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Rome（2 vols., 2nd edn., London and New York, 1968）仍然是最基本的。

关于罗马艺术，最佳的英文简介是J.M.C. Toynbee的Art of the Romans（London and New York, 1965）和N.H. and A. Ramage, Roman Art（Harmondsworth, 1976, R. Ling编，1988年重印并添加了详细注释），但后者属于作者生前遗著，有些地方未加完善。两部作品都未讨论建筑。M. Henig编辑的Handbook of Roman Art（Oxford, 1983）是一部面向普通读者、插图丰富的新著，书中的论述成于众手，质量良莠不齐。在单卷本的罗马艺术史书籍　中，插图最为丰富的当属B. Andreae的The Art of Rome（New York, 1977; London, 1978），书中包含了大量彩色和黑白插图；R. Bianchi Bandinelli的Rome, The Centre of Power and Rome, The Late Empire（London and New York, 1970 and 1971）中的插图也十分精美。Mortimer Wheeler的Roman Art and Architecture（London and New York, 1964）文字内容十分生动（尽管略显古怪），主要讲述建筑，按照建筑物类型分门别类；书中论绘画、雕塑和杂项艺术品的章节则十分简略。同样略显怪异的是R. Brilliant, Roman Art（London, 1974）中的材料编排。内容更为平衡且插图丰富的作品有G.M.A. Hanfmann, Roman Art（London and New York, 1964）和H. Kähler, Rome and Her Empire（London and New York, 1963），但两部作品现在都已略显过时；H. von Heintze的Roman Art（London, 1972, 重印: 1990）插图也很丰富，但文字部分极为简短。随着E. Simon, Kunst und Leben in Rom um die Zeitenende（Munich, 1986）的出版，德国学界对奥古斯都时代的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该书配有生动的文字说明（尽管有时候不无争议）；P. Zanker的Kaiser Augustus und die Macht der Bilder（Munich, 1987）是一部深入研究奥古斯都时代政治宣传艺术形象的著作，现在已被译成英文：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s（Ann Arbor 1988）. O. Brendel的Prolegomena to the Study of Roman Art（New Haven and London, 1979）对于研究18世纪以降对待罗马艺术的不同态度极其有用。

关于共和时期的背景，见上段中引用著作的前几章。全面的研究成果只存在于建筑领域，见A. Boethius, Etruscan and Early Roman Architecture（Harmondsworth, 1978）；这是A. Boethius and J.B. Ward-Perkins, Etruscan and Roman Architecture（Harmondsworth, 1970） 第一部分的修改版，后来分成了两本独立著作分别再版。研究罗马艺术的埃特鲁里亚背景最好的著作是O. J. Brendel的Etruscan Art（Harmondsworth, 1978）；而G.M.A. Richter的Ancient Italy（Ann Arbor, 1955）着重研究了希腊化艺术对意大利半岛的影响，而深入探索该主题的则是P. Zanker编辑的Hellenismus in Mittelitalien（Gröningen, 1976），这是一部由多种语言写成的会议论文集。

在罗马帝国建筑研究方面，J.B. Ward-Perkins的Roman Imperial Architecture（Harmondsworth, 1981）堪称权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该领域的标准参考书；它是上述1970年版著作第二部分的改写。J.B. Ward-Perkins的Roman Architecture（New York，1977；再版： London, 1988）出自同一位作者之手，它的篇幅较短，但并不因此而更易阅读。F. Sear的Roman Architecture（London, 1982, 修订版 1989）的见解基本与J.B. Ward-Perkins一致，较少新意。较短的著述包括F.E. Brown的Roman Architecture（New York, 1961）和G. Picard的Living Architecture: Roman（London and New York, 1966）；更专门化的研究有W.L. MacDonald的The Architecture of the Roman Empire I（New Haven and London, 2nd edn., 1982），那是一部对从尼禄到哈德良时期罗马城内五座建筑进行细致研究的作品（其中论拱形结构的部分尤其精彩）；还有A. Boethius涉及诸多主题的论文集The Golden House of Nero（Ann Arbor, 1960）。MacDonald的The Pantheon（Harmondsworth, 1976），不仅以流畅文笔分析了这座建筑，还介绍了直到20世纪为止对它的诸多仿作。这位作者还写了充满新意且发人深省的The Architecture of the Roman Empire II（New Haven and London, 1986），这是一部研究城市公共建筑及其在城镇规划中视觉关系的作品；其中还有一篇文章分析了帝国建筑及其表现方式的独具特征。关于帝国时期的繁复装饰风格，见M. Lyttelton, Baroque Architecture in Classical Antiquity（London and Ithaca, NY, 1974）；W.L. MacDonald的The Architecture of the Roman Empire II（New Haven and London, 1986）也研究了这一主题；后者涉及的地理范围相当广泛，旨在探究公共建筑在城市布局中的功能和相互关系。

关于绘画，R. Ling的英文专著Roman Painting（1991）十分精彩；G.-Charles Picard的Roman Painting（London and Greenwich, Conn., 1970）较为肤浅，并且并不像标题显示的那样是只讲述绘画的。对庞贝城材料的简介性著作见本书第14章书目中列举的相关作品。W. Dorigo的Late Roman Painting（London and New York 1971）研究了庞贝城被毁后的罗马艺术品，其中包括马赛克艺术；尽管该书插图十分丰富，书中的讨论却过分冗长，且有时失之偏颇。关于马赛克，K.M.D. Dunbabin的Mosaics of Roman North Africa（Oxford, 1978）包括了研究这种艺术形式一般性特征的章节，且考察范围并不仅限于阿非利加；关于意大利的黑白马赛克流派，我们现在拥有J.R. Clarke的Roman Black and White Figural Mosaics（New York, 1978）。

关于雕塑，D.E. Strong的Roman Imperial Sculpture（London, 1961）仍是最好的入门读物；A.W. Lawrence的Greek and Roman Sculpture（London and New York, 1972）中的叙述范围更广，但相对简略。关于个别艺术品的研究成果有J.M.C. Toynbee在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39（1953），67-95中对奥古斯都和平祭坛的研究，以及她的The Flavian Reliefs from the Palazzo della Cancelleria in Rome（Oxford, 1957）。研究图拉真纪功柱的英文专著有L. Rossi, Trajan’s Column and the Dacian Wars（London and Ithaca, NY, 1971, 书中的照片质量较差），以及F. Lepper and S. Frere, Trajan’s Column（Gloucester, 1988）；而I.A.Richmond于1935年进行的经典研究也已收录在他的Trajan’s Army on Trajan’s Column（London, 1982）中。L. Vogel的The Column of Antoninus Pius（Cambridge, Mass. 1973）详细讨论了安东尼努斯纪功柱基座上的浮雕。N. Hannestad的Roman Art and Imperial Policy（Aarhus, 1986）从宏观角度全面研究了罗马雕塑的政治宣传色彩。

[1]此三人均为文艺复兴时期画家，瓦萨里的这句话应该出自其著作《艺苑名人传》。——译注

[2]约合29.8704米。——译注

[3]约合213.36米。——译注

[4]约合30.84米。——译注

[5]约合800米。——译注

[6]约合45.1104米。——译注

[7]约合6.096米。——译注

[8]对应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波塞冬。——译注

第十七章 终章：古代世界的消逝

亨利·查德威克(Henry Chadwick)

行将消逝的古代古典世界是个巨大实体。它是如何终结的？或者换个角度，我们是否该问它何以竟存在了如此漫长的时间？“古代史”又具有什么主要特征使之区别于我们所称的“中世纪史”与“近现代史”？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于可供使用的史料虽然相当之多，但仍远远不足。与之相比，有关近现代史的文档数量之巨大，令研究者们不堪重负。因此，撰写古代史是一项与撰写近现代史完全不同的工作。但论及古代古典研究何以成为一门独一无二的特殊学科，资料的差别只是某些意外而非实质。古老的地中海世界乃是塑造西方文明的基石，它始于东端的尼罗河流域、亚述与波斯世界，以及犹太地区，这些地区皆取得了高度成就。随后，地中海世界的重心向西转移：起初是希腊，它在公元前5—前4世纪达到卓越的巅峰；然后是罗马，其权势最终屈服于蛮族的旺盛活力，这些蛮族来自北方和西北方，他们粗野鄙陋，酗酒无度。

然而，公元5世纪的蛮族入侵并不标志着古典希腊罗马(世界)结构与价值观的决定性终局。如果谈及“古代世界的终结”，我们指的是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经典在西方的教育和文化中丧失了独一无二的优势地位，那么直到20世纪以前，这种地位的变化很难说是决定性的。只有到了20世纪，各种强大的因素才对传统理念抱有敌意，这种传统理念要求参照昔日“古典”所提供的模范或标准来评判当下事物。然而，即便在20世纪已近尾声时，罗马与地中海旧世界的持久中心地位至少还保留着一个富有活力且经久不衰的象征，即教皇制，其统辖的人口超过7亿，而且这些人大多生活在欧洲以外。直至最近，西方高级文化的复兴还是与这一古代文化的首要来源有着直接的关联。这些来源包括希腊哲学、罗马法以及罗马的行政管理，还有源自圣经一神教的普救说。

这并不是说上述三项主要来源是或者说当时曾是完全和睦协作的朋友。自西塞罗至大的格里高利[1](Gregory the Great)的罗马人皆认为希腊人聪明过度，不可信赖。而希腊人一方则如普鲁塔克所言，在欣赏罗马人的同时对于自身曾遭罗马人征服一直耿耿于怀，而且宁愿选择自己的无能政府也不要罗马人的公正和效率。对于遍布帝国的那些远古的地方性崇拜与社会习俗而言，基督教一神教理念代表了一种极具破坏力的挑战，因而基督教的传播遭遇到哲学批判与政府打压等形式的激烈抵制。

罗马帝国能够挺过公元3世纪的危机可谓异乎寻常。至公元200年时，地中海世界已开始蒙受一连串贸易衰退的冲击，时人对于出生率的下降也忧心忡忡。在公元3世纪中期，罗马军团在波斯人、哥特人与其他日耳曼部落的打击下损失惨重。同时帝国内部的残酷内战也把帝国政府的管理体系推向分崩离析的边缘。然而，毁灭的趋势得以逆转，这首先是因为戴克里先所厉行的“新政”，然后是君士坦丁大帝的改革措施。大约自公元250年以来，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戴克里先试图通过强制固定物价的手段制止通胀，该措施使得商品与市场完全脱节，结果徒劳无功。君士坦丁没收异教神殿宝库中的黄金并将其投入市场流通，此举更是火上浇油。蛮族的入侵终于被成功遏制，代价却是几乎所有权力皆集于皇帝一人之手，同时传统元老院的政治重要性日渐衰落，尽管元老们依旧拥有巨大地产并继续出任国家的高官。一套严格的“种姓”体系被强制推行。官僚制度下的官员等级由服饰——特别是鞋子和腰带——上的徽章加以标记。而且各等级都拥有独特的名号，由高到低依次为“贵人”(illustris，意为“光辉的”)、“显贵”(spectabilis，意为“杰出的”)、“上等公民”(clarissimus，意为“最优秀的”)和“绅士”(perfectissimus，意为“最完美的”)等，从事秘书类工作的较低级官员则是“忠贞者”(deuotus)或“谦恭者”(modestus)等，诸如此类。

戴克里先将旧有行省一分为二，行政部门的花销由此急剧增加。后期的罗马社会深受官僚系统的沉重压迫，特别是当官僚们精明强干时压迫反而更甚，因为他们自认为所得太少，理应从所有服务对象手中取走可观的服务费。最坏的官员则想收取“保护费”。比如在军政大事方面，政府高官的支持必不可少，因此给他们的“赏赐”(douceur)也很丰厚。史料显示，(当时)有请愿者因为超高的利息而欠下巨额债务，而且他们的请愿活动也未必使他们得偿所愿(脱离债务)。

基督教卫道士们看不惯高利贷，他们力图使债权人难以通过法庭追回欠款。但此举必然进一步推高了利息，因为贷款者会把风险分摊到数量越来越少的借款者头上。实际上，借贷业继续存在着，并没有受到太多限制。每当穷人们以房屋或少许所有物为抵押获取贷款而最终落得被驱逐时，借贷总会成为尖锐批评的靶子。公元4世纪接近终了时，发生了一连串颇具传染性的城镇骚乱。据哲罗姆的说法，这是因为过高的利息使得大批穷人遭驱逐，结果引发众怒。帝国后期的一个持续趋势是土地与财产日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处于压力之下的弱势者遂将土地卖给强有力者，同时强有力者亦在地产规模方面相互竞争。

似乎在古代世界里，腐败很快就无孔不入迅速蔓延，司法与税收系统概莫能外。公元258年殉教的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Cyprian)以尖锐的笔触描述了当时的鬻官制度：花钱买官者认为自己理所当然有权赚回买官的花销，此外还要捞取更多以备将来失势时所需。皇帝们意识到因贪腐造成的效率低下，不时采取措施加以遏制。大约在公元370年，地点可能在埃德萨(Edessa)，一位基督教牧师生动描绘了一幅末日审判式的可怕场景：一名递交官印的行省总督站在皇宫接待室中等待皇帝召见，(受到贪污指控)他浑身战栗，脸色因恐惧而苍白。为了制止腐败，戴克里先设立了监察机构，但结果无非是监察人员蜕变成以权谋私的秘密警察，其腐败程度至少跟其他官僚并无二致。

帝国政府被分为大体对等的两部分，即拉丁语部分与希腊语部分，由两名禁卫军长官(praetorian prefect)[2]担任各部分的行政首脑。他们负责司法与税收，但不管军务。在他们之下有副官(uicarii)管理各行政区(dioceses)，每个区由多个行省组成。在宫廷则有国家的中央官员，其中最有权势者为“各部之首”(Master of the Offices)，他负责情报部门、政府的驿站系统(私人个体不得使用)、兵工厂、海岸防卫、对皇帝的信息汇报以及对皇帝意志执行情况的监督。帝国的行政以部门方式加以组织，部门被称为“内阁”(scrinia)。其他主要官职还有司库(Treasurer)及皇家金库(Privy Purse)管理官；以及相当有权势的宫廷财务官(Quaestor of the Palace)，负责司法。戴克里先模仿波斯宫廷，利用神秘复杂的仪式加强自己的权威。皇宫的接待室与觐见室之间有帘子相隔，并有一连串内侍(silentiaries)引导觐见者进入。一名官员所须通过的帘子数目彰显出他在官僚系统中的尊贵程度。无论在富贵之家还是在宫廷，由于身为管家，宦官的地位都变得十分重要。他们担任宫廷大总管(High Chamberlain)之职，往往因权势而招致政府高官们的怨恨。

戴克里先将帝国一分为二。但到了公元324年，君士坦丁先后消灭了其他皇帝成为唯一统治者，帝国又复归统一。然而分裂局面后来又恢复，自公元395年以后，东部帝国与西部帝国在实际管理方面的独立性日益增长。人们谈及“两个政府”时所指的帝国二元性已不仅限于语言。公元476年蛮族军队统帅奥多亚克(Odovacer)迫使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Romulus Augustulus)退位并回到农庄隐居，奥多亚克本人则以皇家官员的头衔实施统治。曾在拜占庭接受教育的东哥特王狄奥德里克[3](Ostrogothic king Theoderic)受命前往西部，于公元493年除掉了奥多亚克。但狄奥德里克同样面临棘手问题，那就是以自己的身份如何与东部罗马皇帝阿纳斯塔西乌斯[4](Anastasius)和睦相处。尽管西部居民已长久屈从于蛮族将领的掌控，但帝国西部边陲临近沦陷之际人们总会满怀遗憾之情。(东部皇帝)阿纳斯塔西乌斯、查士丁[5]以及查士丁尼[6]皆矢志恢复罗马(对西部)的控制。在狄奥德里克[7]统治时期，哥特人对意大利的管理本来卓有成效，后来查士丁尼的军队在贝利萨留(Belisarius)与纳尔塞斯(Narses)率领下驱逐了哥特人，意大利却因持续20年的战火蹂躏而荒芜，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不久后伦巴德人(Lombards)尾随哥特人入侵意大利。在查士丁尼死后数代人时间里，斯拉夫人与阿瓦尔人涌入巴尔干半岛，阿瓦尔人至少留下了一处历史痕迹，即纳瓦里诺(Navarino，希腊港口)。皇帝希拉克略(Heraclius)穷尽帝国之军力击退了波斯人，却导致约旦沙漠边境防卫空虚，无力抵御阿拉伯人的入侵。阿拉伯人长久以来就不断劫掠巴勒斯坦与埃及，但此时他们正梦想着征服世界。

然而在公元7世纪阿拉伯入侵之前，地中海世界的人们依然觉得自己居住于罗马世界之中。迦太基汪达尔海盗的袭扰活动持续了百年，但查士丁尼发动战争消灭了他们。在西部的诸蛮族王国中，日耳曼部落的生活以自身部落法为准绳，而罗马人则继续遵守罗马法。那些显赫的旧贵族家族为蛮族军事权威效力，负责行政与司法。而蛮族军事权威的永久性后果之一便是公爵的地位升至伯爵之上。[8]在旧贵族们眼里，新主子们酗酒无度且臭气熏人，于是他们自觉地试图教化这些野蛮人。南高卢的西哥特人与勃艮第人早在公元6世纪就制定了法典。这两部法典中，一部是日耳曼法规与罗马法规并列，一部是日耳曼法规与罗马法规相互混合。皇帝提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于公元438年2月15日在东部颁行的法典同样为西部地区所接受。幸亏罗马帝国的法令在诸日耳曼王国中受到重视，提奥多西法典得以在西部幸存下来。在添加了额外的法令，即公元438年—458年的所谓“新律”(novels)之后，提奥多西法典广为传播。

而所谓公元476年“西部帝国之终结”这一事件，在当时无人予以过多关注。在罗马抵御外部蛮族的过程中，并不存在突然的崩溃。长久以来蛮族就为军队提供兵源，公元476年的事件不过是握有实权者同时也占据了名义上的头衔而已。不过意大利土地贵族与拜占庭皇帝很快就意识到，狄奥德里克的哥特王国远不像自己那样具有罗马特征。有关哥特人骇人听闻的音乐品位、他们的裤子以及发脂等的抱怨性记载流传至今。在西部，教堂日益成为承载罗马文化与市民价值观的工具。某些事例非常典型，比如在教众们已接受了蛮族服饰之后，教士们依然拒绝如此，他们继续穿着罗马旧贵族的“节日服装”，这便是我们今日所知的“教会法衣”。罗马的“西部皇帝驻跸之地”地位早就让位于米兰，后来又让位于拉文那(Ravenna)。拉文那拥有绝佳的地利，其面向陆地的一面被沼泽地所环绕，并且早在古典时代拉文那就是一处良港。皇帝们待在拉文那的城墙后面才有安全感。狄奥德里克也是驻于拉文那统治着意大利，他的王宫教堂就是现在的圣阿波里奈尔教堂(Saint’Apollinare Nuovo)。后来在查士丁尼时代又(在拉文那)修建了优美的圣维塔莱教堂(San Vitale)，里面装饰着无与伦比的马赛克图案，其中有查士丁尼及其皇后西奥多拉的肖像。

蛮族的统治更凸显人们的“罗马性”(Romanitas)。在狄奥德里克统治下的意大利，波伊修斯(Boethius)与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着手保存古代文化与古代哲学。波伊修斯自谓“担心很多现在还为人所知的东西很快会湮没无闻”。在君士坦丁堡，普里西安著有一本拉丁语语法，此书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成为中世纪西方的教材。在查士丁尼所宣扬的罗马价值观之中，最引人注目者为其用于取代《提奥多西法典》的新法典。所有未被收录的帝国法令皆被宣布无效。《提奥多西法典》中的部分法令为“援引法律”，规定了可以在法庭辩论中援引的法律权威：帕皮尼安(Papinian)、保卢斯(Paulus)、莫德斯蒂努斯(Modestinus)、盖乌斯(Gaius)等，囊括了大多数重要法学家。在杰出财务官特里波尼安(Tribonian)的协助下，查士丁尼颁布了古典权威的《法律汇编》(Digest)，以指导专业法学家组成的法律委员会。这一篇幅浩繁的著作一向是我们了解古典罗马法的主要资料。特里波尼安的专员们着手完成《法律汇编》的汇集整理任务，他们的编纂方法，特别在发现与解读方面，发挥了极致的创造力，这也给现代法律史家们留下了无与伦比的难题。查士丁尼同样将自己的名字赋予了法律教科书，即《法学阶梯》(Institutiones)，或称《基础指导》，以确保即便是法律学校的学生也能使用帝国官方认可的指导教材。尽管产生于说希腊语的东部，《法律汇编》与《法典》(Code)皆为拉丁语文本。民法文集包含有第三部分，主要内容为希腊语，由查士丁尼在《法典》之后又颁行的法令或“新律”组成。这部分内容出现于公元534年，带有一篇浮夸喧嚣的引言。

研究法律史与建筑史的学者们在谈及查士丁尼时代的“终结”(envoi)时必定对查士丁尼的非凡成就怀有深深的崇敬之情。《法典》与《法律汇编》，还有今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与拉文那的圣维塔莱教堂，这些成就足以使查士丁尼跻身西方文明的巨匠之列。但人们对查士丁尼的看法不免类似于1658年安利甘宗(Anglican)神学家约翰·布兰豪(John Bramhall)对亨利八世的评价：伟大的善可能来自恶人所为。对教会的很多人而言，特别是对西部教会的很多人而言，查士丁尼皇帝是个令人难以忍受之人。他乐于遵循正统教条发布缜密的法令，然后又召集主教大会批准自己已发布的东西。教皇维吉利乌斯(Vigilius)经历了可怕的折磨，他将觐见查士丁尼的经历视为一场灾难。尽管异教知识分子们一般不会同意教皇的看法，但他们同样不乏极端厌恶皇帝的理由。公元529年时，雅典柏拉图学园的领袖是激进的反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学者(Neoplationist)达马斯其乌斯(Damascius)。查士丁尼遂关闭了该学园并没收了给学园的捐助，但允许达马斯其乌斯、辛普利基乌斯(Simplicius)以及其他哲学家移民至波斯帝国。这些哲学家们指望在新的家园能有学术自由，可惜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很快就全部回国了。而在亚历山大里亚，新柏拉图主义学派则相对保持低调，专注于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撰写注释，查士丁尼也完全没有介入当地的学术活动。而且亚历山大里亚的亚里士多德注释家中还有一位基督徒约翰·菲罗波努斯(John Philoponus)，他智识卓越，已预见到后来伽利略的诸多发现。关于查士丁尼的行事方式，最显著的证据是记述其军事与营建功业的最重要编年史作者的态度，这位作者即巴勒斯坦恺撒里亚的普罗科皮乌斯(Procopius)。普罗科皮乌斯曾在贝利萨留麾下效力，他的文笔充满雄辩和嘲讽意味。普罗科皮乌斯对查士丁尼与西奥多拉的强烈憎恶之情体现在其著作《秘史》(Anecdota)的每一行文字之中，该书可谓一幅暴君的肖像画，这个暴君还娶了一个冷酷无情的从良娼妓为妻。在普罗科皮乌斯看来，神化独断专制统治的邪恶难以言状且令人震惊。

对于戴克里先、君士坦丁及其继承者们的帝王专制，罗马的法律系统长久以来早有预料。公元2世纪时，法学家盖乌斯就有明确论述，称皇帝的敕令已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无须再经过元老院批准。皇帝的最高权力因众法令的混乱与矛盾而有所加强，公元4世纪的史学家阿米亚努斯·马塞里努斯对于法令的乱象就颇有抱怨。公元4世纪时皇帝身边有众多法律专家，有民法系统的也有教会系统的，他们确保皇帝的意志成为法律有效性的唯一源泉，同时亦确保皇帝超乎法律之上，而且从情理上讲无须受前任皇帝法规的束缚。

当已有的法规充满矛盾时，专制无疑会成为必需的信条。很自然，人们指望皇帝能够维护法律和秩序并保卫边疆。暴君政府让人们回想起斯多葛哲学所倡导的诛杀暴君之权。另一方面，基督教作家如米兰的安布罗斯(Ambrose of Milan)则能够求助于皇帝超乎法律之上的身份，以此为据为格拉提安皇帝[9]终止胜利祭坛(Altar of Victory)异教崇拜这一行为辩护。皇帝尤里安[10]选择坐在元老中间，发言称自己是法律的执行者，而且认为自己也要受法律的约束。这实际上是对前任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II)的批评，因为君士坦提乌斯的言行不时表现得十分专断，这种专断又由于他的自我意识而膨胀至危险的地步。君士坦提乌斯自诩为蒙神意召唤代表上帝统治尘世的神圣君主，如此理念与传统上更古老且更具共治色彩的政治理论大相径庭。在实际操作上，尤里安复兴多神教的举措使得他必须强调自身的独特地位，即自己是公法的化身，亦是一种为异教崇拜所维护的神学哲理的主要拥护者。尤里安与查士丁尼两人在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方面的相似性使得众多研究者深为震惊，两位皇帝皆把宗教上的异议视为对社会与帝国的背叛。尽管看起来颇为矛盾，大体上我们现代世界所接受的平民参政式“民主”理想更多是来自基督教信念，即在上帝子民的社会中所有信徒应共享恩典，而非亚里士多德、斯多葛或希腊人的民主实践。同样令人惊讶的是(现代学者)承认，较之古典罗马法，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习惯法实际上从教会法规中汲取了更多内容。

古代政治理想确实在渐渐走向衰亡。公元5世纪初，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明确描绘心中的理想社会，其笔下所呈现的是早已过时的古典城邦，城邦拥有的自治权实际上早已在数世纪前帝国境内的城市中丧失。在奥古斯丁有关罗马宗教的论述中，这种怀古之情亦有所表现，奥古斯丁的描述以古代古物学家瓦罗(Varro)的著作为基础，对当下的现状却有意保持缄默。奥古斯丁对皇权的看法则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撒路斯特(Sallust)的阴郁篇章，他还带着摇摆不定的矛盾心理论及罗马对地中海世界的统治：一方面这是贪婪和欲望的典型表现，为的是获取霸权；另一方面这又是有利于统一秩序与和平的正面力量，如果缺了它，人类社会将会退化为丛林世界，陷入无穷纷争。奥古斯丁对罗马法有充分的了解，他满怀赞赏之情援引罗马法的箴言与原则。当民事案中的仲裁问题提交给奥古斯丁裁判时，他会向朋友寻求建议，这些朋友中就有一些人是法学家。奥古斯丁注意到，即便是好皇帝制定的法律也可能会产生不幸与不公，而坏皇帝制定的法规倒可能产生完全正面的影响。此外，奥古斯丁还注意到，社会正义问题绝非黑白分明的简单问题。

奥古斯丁跟较年长的同时代人哲罗姆一样是古典文学大师。两人在写作时皆大量模仿并引用西塞罗与塞涅卡，以及诗人维吉尔、贺拉斯、尤维纳利斯与提布卢斯。两人也对泰伦斯十分熟悉。奥古斯丁来自一座行省小镇，那里只有一位教师负责教授所有孩子全部的科目。即便如此，奥古斯丁还是从古代教育系统中获益匪浅。他谈到一位名叫辛普利基乌斯(Simplicius)的终身挚友，称辛普利基乌斯“将维吉尔(的作品)倒背如流”，如果你引用一行诗句，他就能告诉你前一行。对于西塞罗的几篇演说词，他同样烂熟于胸。一个世纪之后，波伊修斯以散文和诗歌写就《哲学的慰藉》(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当时波伊修斯被关押在帕维亚的狱中，无法接触到图书馆中的书籍，但他深深沉浸于古典文本之中，凭借记忆引用了大量古典文献。奥古斯丁青年时曾一度教过文法，甚至还写了一本语法教材，他还编写了其他人文教育指南，包括修辞、逻辑、地理和音乐。其中有关音乐的指南仅涉及韵律和音步，但未涉及音调，关于这部分内容，波伊修斯后来在作品中有所谈及。奥古斯丁的著作表明他对语法与遣词的兴趣经久不衰。他显然敏锐察觉到了西塞罗式的语言用法与滨海之地希波的拉丁口语间的巨大差别。

语言

在戴克里先模仿波斯引入繁缛的宫廷仪式之前，皇帝们已经有了一些抽象的称谓，例如“陛下”(Your Majesty)，有权势的官僚则被尊为“阁下”(Your Excellency或者Your Eminence)。公元3世纪货币质量大幅缩水的同时，口头的称谓却呈日益“膨胀”的趋势，形式也变得越来越繁复与正式。如果一个人被以第三人称而非第二人称称呼，这就表示此人的身份很重要，这一特征依然存在于现代意大利语、德语及英语的正式邀请礼仪之中。迦太基的西普里安出身上层家庭，从他的信函可以看出，教会中已经使用类似的礼节形式称谓，如“陛下”(Your Holiness)或“阁下”(Your Beatitude)。到了公元5世纪，对教皇和皇帝皆可使用称号“可敬的”(venerabilis)。皇帝往往是“最光辉的”(serenissimus)或“最虔诚的”(christianissimus)，而教皇则是“最虔诚的”(religiosissimus)或“最可敬的”(reverentissimus)。皇帝和教皇都接受复数形式的自号和称呼，他们说到自己时用“我们”，对通信的对象则称“你们”。按照政府官员们的说话程式，不能用“他”，而要用“上述者”或“前述者”(suprascriptus或memoratus)，等等。他们不用“这”，而用“当前的”(praesens)。这些自号与称呼，以及类似的正式文体的迂腐用词，目前依然存在于欧美政府的程式化文书当中，它们正是创制于本文所论述的时代。

公元5世纪的蛮族入侵过程中有过几次紧张的军事危机时期，其中最严重的一次为公元406年汪达尔人越过莱茵河以及后来阿提拉(Attila)的进犯，不过日耳曼部落的渗透总体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汪达尔人斯底里哥(Stilicho)通过在军队中效力，最终达到了实际权力的巅峰。这些归化的蛮族学习拉丁语，口语和书写都十分流利。而且在西部，拉丁语一直是所有受过良好教育者的主要交流媒介，直至中世纪结束时，拉丁语才逐渐让位于当地语言。多亏托马斯·莫尔[11]和威廉·廷代尔[12]的热心宣传与劝说，英国人才确信自己的语言适用于论述严肃话题，不过在其他方面，这两位高学历人士却鲜有一致见解。

然而至公元700年时，日常拉丁语正在经历向罗曼语的转化过程。公元384年，埃格里娅(Egeria)女士由西班牙出发前往圣地(指耶路撒冷)并登上西奈山，她留下一本记录朝圣经历的旅行日记；此外还有公元6世纪的《圣本笃规条》(Rule of St. Benedict)等。这些文本展现了一种与西塞罗的形式和语法大相径庭的口语化方言。阿尔昆(Alcuin)把人们(指法兰克贵族子弟)送回学校接受正规拉丁语教育，于是便有了加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这期间，人们感到对于有良好教养的修士们而言，本笃的粗鄙俗语似乎过于粗陋烦人，因此，提供一份以正确拉丁语书写的《规条》似乎大有必要。比如说到“听”时，应该用“ausculta”而非“obsculta”。到了本笃时代，第一变格的复数名词作为句子主语时采用宾格形式。口语形式很大程度上早已演变为迂说法(periphrastic)方式，在实际使用中，助动词“to be”多数情况下被省略。因此，我们如果阅读当时的作品，会遇到有一连串分词却明显缺失主动词的长句。意大利的口语正演化为意大利语，比如一块制作于公元7世纪的罗马铭文以“essere abetis”替代“eritis”(“你们将是”或“你们将成为”)。根据目前已知的证据，以“lo, la, lis”为形式的法语定冠词首先出现于公元8世纪的高卢。在公元813年的图尔，主教理事会裁定布道应该使用“乡村罗曼语”(rustica Romana Lingua)而非拉丁语，这样，所有人都能听懂布道；不过其他的教堂活动显然照旧使用拉丁语。在公元6世纪墨洛温王朝统治下的高卢，法兰克史家图尔的格里高利有着独特的拉丁语写作风格，让人感到他是在有意识抗拒采用通俗用语。

允许在布道中采用混杂拉丁语的乡村法兰克语形式，此举自然使得更为严格纯粹的拉丁语的存在成为可能，其使用者为政府与教会中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从阿尔昆开始，正确的拉丁语就是这类社会精英的保留特权。谙熟拉丁语，能够用贺拉斯《诗艺》(Ars Poetica)或者《埃涅阿斯纪》中的短句装点一封信函，这些能力能够将一个人的地位提升至平民之上，并使之有望获得报酬丰厚的职位。

拉丁语的发音也因地域的差别而有所不同。奥古斯丁由迦太基迁往米兰后，意大利听众对他的非洲式元音的发音颇有微词。非洲人发音时已不区分长元音和短元音，而意大利人仍然区分。对此，奥古斯丁以讥讽的口吻宣称，对一个向上帝呼喊以求宽恕的人而言，“ignoscere”(拉丁语“宽恕”的不定式)的第三音节发音是长是短不过是无关紧要的牛角尖问题。然而在北非，无论如何只有受过教育者知道这些，因为如果不注意元音的音长(quantity)，则长音与短音的发音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在高卢则形成了一种发音习惯，如果“c”在“i”之前就发“ts”音。而在不列颠北部的蛮族当中，“c”的古老硬腭发音“k”却一直保留着。公元10世纪时，弗勒里的阿博(Abbo of Fleury)前往英格兰并在拉姆西修道院生活了两年。在这位出色的逻辑学家眼中，英格兰人尽管好客，却似乎不甚开化。可悲的证据就是他们居然将“ce”和“ci”读作“ke”和“ki”，如此蒙昧让阿博深感痛惜。如果有人告诉阿博那些粗鲁的北方蛮族比他本人保存了更多的原初拉丁语用法(实际上拉丁语中“c”发“k”音)，他一定会惊诧莫名，觉得难以置信。很可能比德(Bede)与阿尔昆都惯于使用爱尔兰学校常用的硬腭发音“k”，因为自蛮族入侵之后爱尔兰就处于孤立状态，这使得当地学校的教育非常保守。

奥古斯丁在希波经常主持商贸业的教众集会。这里的集会与迦太基的集会大不相同：在迦太基，奥古斯丁的听众知道斯多葛哲学和伊壁鸠鲁哲学是什么；而在希波，参加集会者多为水手、码头工人和农场劳工，他们说话时以“dolus”一词表示“疼痛”，而按照拉丁语法规则正确的用词是“dolor”。由于(非洲人不分长音与短音)，因此“ōs”(意为“嘴”)和“ŏs”(意为“骨”)发音相同，当地人遂以“ossum”替代了“ŏs”。尽管通过刻苦训练以及后天形成的各种习惯性思维，奥古斯丁对语法的正确性有着敏锐的意识，而且他也懂得贺拉斯并乐于引用他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但对奥古斯丁而言，正确的用法还是取决于习俗，即口语习惯(consuetudo loquendi)。而在那些冷漠安详的逻辑学家与文法学家眼里，这类口语习惯完全不合规范。对于那些不关注严重违背伦理法则之事却对言语的粗鄙吹毛求疵的人，奥古斯丁特别喜欢予以嘲笑。他很欣赏大众拉丁语自发的生命力。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精心雕饰的韵文，但其修辞技巧在复杂程度上绝不过分，从未堕落为他所贬斥的华而不实的修辞艺术。奥古斯丁的布道风格明确直率，惯于使用短句和日常习语，往往还带有一些辩解，并不时有尖刻的批评，批评的对象是那些不明白人类生活要义、对俗语抱轻蔑态度的世俗文法学家。在哲罗姆和奥古斯丁两人的著作中，我们都能发现本质上应归类为“世俗”的古典文学。在著名的“哲罗姆梦魇”中，哲罗姆梦见自己在基督的审判座前遭到训斥，因为他不是基督的信徒而是西塞罗的信徒。他发誓要痛改前非，但并未做到。对西塞罗，奥古斯丁的看法可能有所保留，比如他在《忏悔录》中称其为“那个西塞罗”。但对维吉尔这位照亮他学生时代心扉的诗人，奥古斯丁则保持着终身的热爱。同样受到他敬爱的还有普罗提诺。奥古斯丁认为，《牧歌》第四卷的内容很可能预言了基督的降临，诗人的创作灵感并非来自对物质世界的感受。奥古斯丁还希望，古典世界的伟大圣贤与诗人们不仅是为福音做铺垫的神赐人物，而且在上帝的王国中应占有一席之地。

奥古斯丁懂得如何写作动人的拉丁散文，无论是简单还是复杂他皆能应付自如。在晚期罗马帝国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洛可可”品位，以冷僻词汇与各种新词挑战读者的博学，并恭维读者洞悉作者意图的机巧。这种风气发展到最恶劣地步，成为一种极尽精致却空洞无物的写作风气。在有教养的朋友之间的信件中，文学典故能起到某种密码的作用，并在一个日益不如意的世界中为人们提供生活的意识。比如异教作家马提亚努斯·卡佩拉(Martianus Capella)，他于公元470年前后汪达尔人统治下的迦太基从事写作；再比如卒于公元521年的德帕维亚主教恩诺狄乌斯(Ennodius)，这两位作家皆无意以最直接方式与普通读者交流。对卡佩拉而言，运用这样的写作技术是为了掩盖自己实质上对异教的同情。这种写作风格延续久远。公元7世纪时，意大利人约纳斯(Jonas)在爱尔兰巴比沃的修道院接受教育，并为心目中的英雄圣高隆邦(St Columban)撰写了一篇传记。约纳斯的拉丁语风格充满了诗意的怀旧情绪以及最为“过分”(outré)类型的新词，他在各种铺张的词源中获得了独有的满足。此外他笔下洋洋洒洒的希腊词汇也令人印象深刻。所有这些都混合着丰富多彩的通俗用法，比如：以“pluriores”替代“plures”，[13] 现在分词被用来表示被动，混淆读音类似的词汇，还有把“limes”当作“limen”[14]之类的用词错误，等等。

尽管如此，约纳斯的作品还是表明，当时的学校里依然在教授古典文学。奥古斯丁本人则证明，文化水平因地域不同而有着巨大差异。在迦太基，有些人读过《埃涅阿斯纪》并能说出其中的典故；而在希波，除了主教外无人读过维吉尔。在奥古斯丁主持的希波教众集会上，人们知道狄多或者“帕里斯的裁判”(Judgement of Paris)之类“特别深入人心的典故”，不过他们是通过当地的剧院而非通过阅读书本知道这些的。

在拉丁语散文写作方面，对于古老韵律(cursus)的感觉并未丧失，学校仍然教授语法规则。在公元11世纪期间的蒙特卡西诺修道院，对正确散文韵律的执着几乎到了着魔的地步。以重音代替音长最早见于公元3世纪，这对诗歌与韵文的创作有着决定性影响。修道院与主教区学校一直将拉丁语薪火相传，使之度过最为动荡的诸蛮族王国时期，后来这些学校又让位于新建立的大学。中世纪大学的目标是在神学、法律、医学与艺术(artes)等方面提供职业训练。因此在大学里，古典拉丁语学习未必如过去在主教区学校里那般受重视。在公元12世纪以前，讲拉丁语的西部地区要了解柏拉图，只能通过阿普列乌斯(Apuleius)、卡尔西迪乌斯(Calcidius)、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us)、马提亚努斯·卡佩拉与波伊修斯等人的著作间接了解。波伊修斯还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只有其中的《范畴篇》与《解释篇》，以及波菲利(Porphyry)的《导论》广为人知。由于同伊本·西那(Avicenna)与伊本·鲁世德(Averroes)之类伊斯兰哲学作者的接触，经院学者们对逻辑学的迷恋受到进一步的激励，也促使他们在纠缠难解问题的时候创造某些烦人的新词以适应需要。

文艺复兴是对经院学者及其继续沿用拉丁语以应对当代需求的反抗。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以一种混合着钦佩与厌恶的屈尊俯就态度对待波伊修斯。在瓦拉看来，波伊修斯是最后一位以体面拉丁语写作的人，但波伊修斯的可悲之处在于对蛮族语言风格的过度宽容。文艺复兴热切需要纯正优美的古典拉丁语。但其结果却有些适得其反：拉丁语的使用由此大大减少，成为一种死语言。随着宗教改革时期改革派教会使用本族语言的要求，拉丁语进一步丧失了日常用语的地位。到了20世纪，连罗马天主教会也向现实低头，于是拉丁语的影响像蒸汽机一样走向没落。

希腊语不同于拉丁语，无须面对上述这么多问题。尽管如此，希腊语同样经历了与拉丁语类似的发展过程。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活动或许使通用希腊语(kionē)成为政府管理与商业贸易的普遍交流媒介，但希腊语也并非在所有领域都获得如此运用。亚历山大里亚滨海区或叙利亚集市中讲的语言就跟埃斯库罗斯或修昔底德所知的一切有着天壤之别。一个人只要翻开圣马可的福音书就能发现，他是用街头俗语进行写作的。随着地域的不同，发音也千差万别。萨摩萨塔的琉善对于自己特有的标志性口音深有体会，任何人都能据此推断出他来自叙利亚。教育系统规定某些文本最适合用于教育。在这些古典希腊文学的主要文集中，我们现代人最熟知的是某些匿名学者所编著的选集，这些学者大约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的亚历山大里亚、帕加玛或者雅典。他们认为不适于正规教育工作而未收入选集的作品，则大量失传了。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诗歌与哲学间的紧张关系便已经浮现，后来的普鲁塔克也花了不少精力谈论此事，这种紧张关系一直延续至罗马时代。

在诗歌领域，最高的典范始终是荷马。以弗所的米海尔(Michael of Ephesus)的记载表明，即便是在公元11世纪的拜占庭，学童们依然要每天背诵30~50行荷马诗句。当时的初级学校课程包括《伊利亚特》第1卷，还有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与阿里斯托芬的剧本各一部，另外再加上少量品达与提奥克里图斯的作品。我们还知道，公元12世纪的拜占庭学者们，比如狄奥·克里索斯托姆(Dio Chrysostom)，仍然在讨论千年前学者们热烈争议的问题，即是否因为荷马史诗中的超人类因素就否认奥德修斯是真实历史人物，进而否认特洛伊战争的真实性。该问题于公元248年由奥利金(Origen)提出，用于类比有关福音书叙述中奇迹因素的讨论。除了那些最激进的弃世修士，所有拜占庭作家都喜欢采用荷马史诗中的典故，从而给自己的散文添加些许古典气息。公元5世纪时，叙利亚赛若斯的主教狄奥多里特为当时的柱顶圣人(pillar saint)[15]“柱顶”西米恩(Simeon Stylites)写过一篇传记，此外他写给帝国御前会议(consistory)官员的信件也很雅致，其间装点着荷马的典故。米海尔·普赛洛斯(Michael Psellos)在其《编年史》(Chronicle)中谈到，当皇帝君士坦丁九世首度将自己的情妇公然带入宫廷时，一位朝臣说了两个词，引自荷马史诗中特洛伊长老们惊叹海伦的美貌。所有在场者都能领会这位朝臣的寓意，例外的只有那位女士。这些引文高度复杂，她需要别人解释才能明白，这暴露出她的教育水平比较低。

要说拜占庭世界最显著的时新风尚，那么必定是其自觉的拟古主义。与那些自谓上流社会阅读的作品相比，街头巷尾与田间地头的通俗用语自然不相宜。但通俗因素的出现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公元7世纪初的智者派学者索弗罗尼乌斯(Sophronius)著有《阿那克里翁体诗歌》(Anacreontic)，后来还成为阿拉伯人占领下耶路撒冷的首任主教。这位索弗罗尼乌斯的密友西里西亚修士约翰·莫斯霍斯(John Moschos)编纂了一部颇不寻常的文选，名为“莱莫那里翁”(Leimonarion)，意为“灵魂牧场”。该书主要是讲述修道院英雄的事迹，其中有的故事令人毛骨悚然。它之所以引人入胜，除了因为所包含的民间传说元素，例如有一个故事后来出现在《一千零一夜》中，还得益于其口语化的词汇与句法。现代通俗希腊语的词语和短语特征可向前追溯到久远的过去，比如以“nero”一词表示凉水出现在公元4世纪“沙漠神父”们的格言之中。公元11世纪的史诗《边境混血英雄传》(Digenes Akritas)使用大众流行习语，还经常以“na”代替“hina”(助词，意为“以便”“从而”)。在拜占庭时新风尚的表面虚饰之下，存在着不受上流社会拟古主义影响的大众流行口语。开始是诗人，然后是散文作家逐渐对使用通俗习语有了自信。20世纪“通俗”与“古雅”(katharevousa)之间的紧张关系多少可以回溯到遥远的古代，即君士坦丁堡城及其文学精英自我感觉的正确性与口头使用的日常语言之间的分歧。早在公元2世纪，文法学者弗里尼库斯(Phrynichus)就告诫那些有志成为作家者切勿将蛮族或文盲的词汇写入自己的散文。他尤其反对若干《新约》中出现的用法，称之为自以为是的粗鄙言语。在整个语言史上，力图保存一种更为拟古的纯粹希腊语，或称古典希腊语的保守思想与以次的意识有关，即所有希腊文学、历史与哲学的最高成就皆存在于古典时代。很显然，使用通俗语言标准必定会削弱与古典世界的联系，而这一联系乃是进入古典世界的广阔门径。另一方面，如此观念也会打击当代希腊人的优越感，他们自以为通过母亲的乳汁继承了理解埃斯库罗斯与吕科弗隆的能力。在古代之后希腊语发展的持续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精英集团，他们期望能朗诵荷马的作品并以修昔底德的方式书写散文。而如此写作方式只能通过一定程度的“做作”方能实现。中世纪后期复杂的拜占庭散文极其难解，想必这也是当时人们的看法。某些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拉丁”作家的作品明显与这些希腊语散文相类。

哲学与宗教

基督教在希腊—罗马世界的传教活动最初是由一位来自塔尔苏斯(Tarsus)的犹太人(指圣保罗)领导的。他对于基督与教会的理解深刻而充满活力，有时会令追随者们困惑不已。他的传教成就足以引发政府的迫害和哲学上的责难。面对迫害者，基督徒们会以合作的态度加以回应。他们声称，一种要求家庭生活稳定和交易中诚实无欺的伦理应该受到鼓励和支持；他们还声称，如果一个人认为崇拜多神是在尊奉邪恶的精灵，那么即便不去参加多神教崇拜仪式，他还是能对神与恺撒两者都尽到自己的责任。实际上，基督徒视纳税为宗教义务。基督徒们还进一步宣称，过去的古典知识传统对自己而言并不陌生。他们很快就找到将古典知识转变为自己所用的方法。比如斯多葛伦理所规定的对待奴隶制和财富的态度，基督徒们就觉得与自身的伦理很相似。德尔图良[16](Tertullian)曾说“塞涅卡通常是我们的一员”(Seneca saepe noster)。柏拉图的形而上学断言神性的超验、意志的自由、灵魂的不朽以及美德为快乐之充分必要条件。在查士丁(Justin)、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Clement of Alexandria)与奥利金身上，柏拉图哲学与基督教思想达成了融合。

这种融合过程伴随着以寓言或者象征意义解释摩西五经中的部分内容，犹太人哲学家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早已对此做了详尽研究。这一解经原则很快就扩展至所有被广为接受并在教堂经课上诵读的权威圣经文本，这些被接受的文本方可称为“圣经正典”。圣约翰的福音展示了首批基督徒对于信仰与历史间关系的思考达到了何等深度。《约翰福音》的解释通则涉及一切事物是否皆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含义层次，而答案是肯定的：历史就是属灵真理(spiritual truth)的神圣载体。若论从历史中辨识出特定的模式以揭示人类存在的本质和意义，基督徒并非首创者，修昔底德早就这样做了。然而象征主义文学创作的首要源泉确是存在于《新约》之中。

柏拉图对话集中最吸引新柏拉图主义学者的是《蒂迈欧篇》《巴门尼德斯篇》和《理想国》。《蒂迈欧篇》展示了柏拉图的宇宙起源论，因此成为涉及造物主与宇宙之间关系的学说。《巴门尼德斯篇》则讨论有关存在、同一性与差异的问题。当基督徒们阅读这两篇对话以及新柏拉图主义学者的相关诠释时，心中无疑会激起共鸣。

不过，柏拉图哲学与基督教的融合过程中难免会有争执。对于基督徒们在智识领域伸出的赞同之手，异教柏拉图派学者们绝无领情之意，他们提出了令基督徒难堪的问题：柏拉图曾论证说“不变性”(immutability)为“完美”这一概念的必要条件，那么基督教的“道成肉身”(incarnation)概念与神的“不变性”概念如何相容？基督徒一方则猛烈攻击柏拉图哲学中世界永恒不变的公理，以及灵魂拥有永恒不灭的属性并独立于造物主的信念。而受基督徒攻击最多的，则是转世理念所固有的宿命论。

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把教会比作一条因圣经信仰与希腊哲学的融汇而产生的河流。对世界末日的预期通过后期犹太教进入早期基督教的说教，这一基督教因素对柏拉图学派批评家塞尔苏斯(Celsus)而言似乎最为怪诞。然而正是通过世界末日理念，基督徒给西方世界带来一种意识，即历史进程终将走向神圣时刻。不过神圣时刻究竟是即将到来抑或是在遥远的将来，尚存有争议。在《罗马书》第8章(Romans 8)里，保罗认为此生的苦难是新时代诞生前的阵痛。

世界末日式的语言意味着对大部分世界的运转方式持负面看法。新柏拉图主义同样鼓吹对世界的离弃和退出。“普罗提诺似乎一向以灵魂所寄居的身体为耻。”在普罗提诺时代以前，[17]克莱门特与奥利金曾清晰描绘了一种禁欲阶梯，使灵魂由激情与快乐上升至对性情的修炼与约束，其终极目标以神秘主义术语表述，是神应许赐予纯洁心灵的“洞察力”。

在古代哲学伦理的参照之下，要对早期基督教伦理的独有特征做准确概括是很复杂的，这方面无疑不会有什么简单的公式。当异教徒塞尔苏斯以“毫无新意”为由摒弃基督教伦理教育时，奥利金回答说自己很高兴承认这一点。因为福音是造物主的恩赐，为的是实现那些被开启的良知所认识到的、被创造性的理性所铭记于心的义务与善行；福音还是照亮世间一切人的光亮。早期基督徒们自然没有读过康德的著作，尽管约翰·克里索斯托姆(John Chrysostom)已经很精确地预言了康德的格言：唯有通过内心的道德法则和头顶的灿烂星空，我们才能认识上帝。他们并不认为，道德推论并非某种有别于其他理性推导的实行理性判断的特殊形式。在他们看来，道德义务不是来自灵魂之外的外在力量，不是必须无条件服从的命令。上帝按照自身形象创造人类这一教义，与柏拉图哲学中关于灵魂与神“近似”的言论相融合，如此则有助于基督徒断言灵魂具有天然的能力，能认识到行事善良公正的正确与合理。良知的必要性是一块路标，它指向所有美德之源。不过基督徒对于苏格拉底的原则“无人有意犯错或存心犯错”颇有异议，他们把人性看作是一种高贵的废墟，自己酿成的苦难在呼唤人力所不及的救赎。救赎与恩典的压力要求以基督为楷模坚持过顺从与谦卑生活。然而，皈依基督教在伦理关怀方面所引发的本质变化在于对动机的强烈兴趣，并以动机作为价值判断的来源。奥古斯丁对于以次事实特别着迷，即环境与动机是评价行动中道德意义的首要因素。

在脱离尘俗方面，基督教最显著的表现为公元4世纪的修道运动。在公元3世纪中期的一篇布道中，奥利金议论道：一个人在肉体上离开(居住地)进入沙漠并不能达到离弃尘世的目的，我们可据此推测(当时)已有人在考虑(常规宗教生活以外的)其他途径。有的男人和女人成为隐士，更普遍的方式则是加入过苦行生活的社团并服从团体内部的规矩。驱使人们如此行为的动机很复杂，只有部分原因为现代人所知。这一运动对于公元4世纪的教会组织而言亦是极大的震撼。众多主教反对城市与乡村的教众集会受到削弱，因为这会导致多数虔敬的教区成员离开(教区)去加入另外的特殊修道团体，而团体成员对修道院长忠心耿耿，对正常的教会生活却往往态度冷漠，有所保留。目前发现最早提到修道士的文献是法尤姆(Fayum)的一份纸草，写作时间为公元324年6月6日。亚历山大里亚的阿塔纳修斯(Athanasius of Alexandria)在一篇关于修道运动创始人的传记中讲述了隐士安东尼的故事，颇有些毕达哥拉斯派写他们奠基人的那种圣人传的味道。大约在公元320年前后的尼罗河谷，科普特人帕科米乌斯(Pachomius)正在建立实际上是以军队纪律管理的大型修道士社团，其中一些社团在农业上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在公元3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恺撒里亚的巴西尔(Basil of Caesarea)为生活在共同习性之下的修道团编写了规章，并把该规章奉献给外部团体。

利巴尼乌斯(Libanius)、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帕拉达斯(Palladas)以及西部的诗人卢提里乌斯·纳马提亚努斯(Rutilius Namatianus)等异教精英对修道士的活动颇为愤怒，其中帕拉达斯有不少言辞尖刻的警句得以入选《王官选集》(Palatine Anthology)。柏拉图学派基督徒昔兰尼的辛奈西乌斯(Synesius of Cyrene)则厌恶修道士们对文化的抵制。当某些修道士跃跃欲试要组成团伙去拆除异教寺庙时，人们的疑虑更甚。奥古斯丁恳求教众们要在精神与心灵上赢得异教徒邻居，不要因冒犯异教徒的珍视之物而触怒他们，即便它们显而易见属于堕落和迷信。

教会与古代世界的终结

信仰的改变引发一系列社会后果，进而改变了教会一直希望从中脱离并获得独立的世界。尽管异教的零星抵抗还会长久持续，到公元400年时，教会已大体上占领了社会，这也给教会本身带来影响。如果教会在社会等级方面获得了体面的地位，它能否同时依旧坚守自己的义务并保持对穷人的认同？针对教会金库最早的指控是关于那些名列“穷人名册”者生活费用问题的。确知的“穷人名册”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422年，但此事发生的时间要早得多。奥古斯丁明白信徒的救济并不足以解决贫穷问题，他期望帝国政府能在生活资料上提供帮助。他确信，如果在财政上对税收进行合理再分配，则善人们将乐于付款。一般而言，富有的捐助人情愿自己的钱用于建筑物或者马赛克，以及大教堂里的大理石装饰。于是(教会)在如何与政治社会系统协调折中方面出现很多问题。尼撒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Nyssa)攻击奴隶制度。奥古斯丁也认为，一种让一个人压迫其邻人的制度从根本上讲是错误的。但奥古斯丁找不到结束该制度的方法，只得总结说：由于社会等级的存在能防止社会陷入无政府和分崩离析的苦难境地，奴隶制既是人类堕落的结果，同时亦是一种制止全面危害的(不得已)预防式错误。在古代世界的劳动者中，奴隶所占的比例其实并不太大，因为对主人而言，奴隶的价格高于雇用自由薪酬劳动者。如果是在好人家，主人也通情达理，则奴隶所能拥有的安全保障与生活标准是自由薪酬劳动者难以企及的。但并非所有奴隶都能遇上好主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主教会动用教堂的金库付款解放奴隶。在道德层面拒绝拥有奴隶则成为修道院的守则。

古代教会极端不赞成死刑与刑讯。一条大约是公元200年的罗马教会训令禁止基督徒行政官员宣判死刑，违者将被逐出教会。如果罪名成立被告就会被处死或被挂有小铅锤的皮鞭抽打，那么，普通基督徒不会提出这样的指控。最早是在公元5世纪时出现了一种趋势，即减少刑罚的残酷性，并在任何情况下都反对死刑。教皇英诺森一世于公元405年否决了将宣判死刑的行政官员逐出教会的训令，但这并不是说如此惩罚就受到欢迎。酷刑迫使大量无辜者承认自己从未犯下的罪行，因而基督教对刑讯的厌恶博取了广泛赞同。然而，刑讯被视为国家所必需，依然继续存在。在墨洛温王朝时期，教规会议只得退而求其次，满足于禁止教士出现在刑讯室的规定。公元866年，教皇尼古拉一世告诉保加尔(Bulgar)[18]王，用刑既违背了神的法律，也违背了人类的法律，保加尔王可能对此略有动容。伊斯兰教在军事上的冲击首先促使一些基督徒讨论颇有争议的观点：人们可以使用暴力抗击异教徒。甚至在此观点得到承认并在十字军东征中施行之后，直到教皇统治时代的西方世界，酷刑和处决才开始有效施行，用以对付异端。当时已有人注意到这些行为背离了远古的传统。奥古斯丁认为以强迫手段对付北非的多纳图斯教派(Donatist)分裂主义完全正当，因为他看到这一政策颇为成功。尽管如此，奥古斯丁还是对有可能实行的惩罚设定了严格的限制，拒绝对暴力的全力诉求。他所遗留的矛盾在于，要为强制找到理论上的正当性。由于特定的形势及奥古斯丁的优柔，此种矛盾残存了下来。

人们把地产遗赠给教堂或修道院，土地的占有也伴随着诸多责任，比如如何使用劳动力，在财务上如何正确委托，等等。这些职责是主教和修道院长们的困扰之源，不过也使他们拥有了相当的庇护权。随着诸蛮族王国在西部获取统治权，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Sidonius Apollinaris)之类有教养的罗马贵族发现：面对冷酷无情的政府，主教辖区对于保持独立性与保护教会成员的世俗利益大有助益。人们对一位主教的期望不仅仅限于在布道中卓越的诠释与说教，他还必须是一位社团领袖。在叙利亚，赛若斯主教狄奥多里特为自己的小镇修建了多处柱廊和浴场，以及两座桥梁和一条高架引水渠。在从城镇向外扩展进入周边乡村的过程中，基督教从未丧失原初的城市宗教特征，乡村地区固守旧日的农人迷信，皈依过程颇为缓慢。尽管有众多女人和手工业者加入教会，但教会本身从未具有无产者色彩。正如哥林多前书(I Corinthians)所记载，教会在初始之时就拥有一部分能够在家中自修圣经的受过良好教育者。在一个修辞学被纳入学校课程的社会里，雄辩的布道能博取赞赏，但一般而言，传道者的真诚态度与个人激情所起的作用更胜于娴熟的短语运用。以城市为基地的主教们与城市团体的关系日益密切，这种关系对蛮族入侵之后的社会意义重大。至公元3世纪时，主教们签名时已在自己名字后面附加上了所在城镇名称的形容词形式。

不同主教的教育程度可谓千差万别。主教由教区的教众集会选举产生，但行省大城市中有圣职任命权的主教们对此有否决权。主教为本地人，并非被委派的外地人或海外人士，他们很贴切地反映了当地俗人大众的特色。如奥古斯丁所见，文盲主教的数量极少，他们经常会成为那些略受过教育者的嘲弄对象。到了公元5世纪中期，主教这一职位可用来安置自愿退休的禁卫军长官[19]或被迫退位的皇帝。异教诗人潘诺波里斯的居鲁士(Cyrus of Panopolis)曾官至君士坦丁堡市政长官，但为宫廷大臣克里萨菲乌斯(Chrysaphius)所嫉恨。为了自保，居鲁士只得接受洗礼后成为弗里吉亚主教，在他之前此地已有4名主教被愤怒的民众们私刑处死。尽管偶尔有个别主教不得人心，但受到当地民众热情拥戴的主教显然更多。主教就像富有的庇护者，人们期望他能在行政官员或税务机构面前为教区民众的福祉陈情，还能为民众提供工作。奥古斯丁喜欢引用一位智者的格言，称自己身为别人的担保人，对这方面的个人声望过于关注。奥古斯丁担忧自己社会角色的危险性。有位熟人当选为主教后，奥古斯丁写信告诫他勿要看重该职位的排场，当高处摆着锦缎覆盖的宝座，修女唱诗班唱着歌欢迎他时，“此世的荣誉已然逝去”。

公元5世纪的入侵风暴使得所有世间荣誉仿佛都岌岌可危。诸蛮族王国的建立将早已存在的“接管”现状正式化了。早在君士坦丁时代以前，罗马军团中一些最优秀的战士就来自日耳曼部落。尤里安皇帝在攻击君士坦丁的赞诗中指责君士坦丁让蛮族人升任国家高官。但尤里安后来也颇令罗马贵族失望，因为他不得不授予一位蛮族将军执政官的荣衔。公元4世纪初的汪达尔人斯底里哥掌握着西部的所有实权。在公元476年之前很久，这种共存关系已经非常深入，要抗拒它无疑是徒劳的。公元375年哥特人为躲避匈人[20](Huns)而涌入巴尔干半岛，之后于公元378年在亚德里亚堡(Adrianople)摧毁了皇帝瓦伦斯的帝国军队。米兰的安布罗斯认为，来自北方的蛮族洗劫了上帝之城，[21] 这应验了圣经中有关歌革与玛各[22](Gog and Magog)的预言。但奥古斯丁不同意如此解释，他声称：“上帝之城足够大，既可容纳罗马人，亦可容纳哥特人。”

不断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罗马改宗基督教是否直接或间接促成了古代世界的终结；有人认为公元410年阿拉里克[23](Alaric)对罗马的攻占是罗马背弃旧神的结果，罗马确实于公元391年关闭了神庙并禁止异教牺牲献祭。奥古斯丁力图在《上帝之城》一书中予以批驳的就是这些人。这些人的论点，还有现代那些经世俗术语大幅度改造过的类似论点，是否包含有真理的成分呢？

公元412年，后来皈依基督教的阿非利加总督沃鲁西安努斯(Volusianus)当时尚是异教徒，他曾询问奥古斯丁的一位朋友“登山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所倡导的伦理是否会导致帝国的崩溃。发动自卫战争或者夺回失窃财产是否正当？奥古斯丁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是为了正义，而且“渴求和平者必先热爱正义”。帝国的战争也必须以此为指导，这样被征服者便能够享受正义与和平。同样，对战俘的仁慈是一条基本原则，主教们认为自己应该帮战俘赎身，就算是为此卖掉富有捐助人赠送给教堂的金银器皿也是正当的。没有证据表明教会曾谴责或阻碍保卫帝国抵御阿提拉的行动。倒是有证据显示，正是在这一时期首次出现了隶属于罗马军队单位的随军牧师。奥古斯丁注意到，据福音书记载，基督并未要求百夫长另谋职业。[24]不过，奥古斯丁如果看了托莱多大教堂接到的征兵令大概会深感疑虑，“当西哥特国王前往征战时”，这里有大约500人被征召入伍。

关于基督教的“和平主义”，或者如吉本的著名论断所称，“基督教关于忍耐与懦弱的说教”，有一个似乎比这更合理的答案，即教会提供了一个替代社会，该社会包含着与现实社会相反的职业架构以及相异的忠诚取向。禁欲文本中的警告性内容透露出某些信息，即主教人选的确定并不仅仅是出于宗教方面的考虑。教会争夺可用的人才，它会将有野心者吸纳入自身权力体系中。对这些人而言，加入教会并非必须；但对他们为之效力的教会而言，他们的才干却是必需的。如果不加入教会，这些人很可能成为有用的战士、管理人、生意人或者制造商，致力于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而非将财富转入救济穷人或营建拉文那宏伟大教堂之类的事业。不过对于该问题，即便是这样的答案也明显建立在隐含的价值判断之上。公元2世纪时塞尔苏斯认为教会中能够接受公职的受教育者太少。那么在公元4世纪与公元5世纪教会雇用的受教育者是否太多呢？

这一时期的证据显示，古代后期的教堂严重缺乏人手。北非的教会理事会不断哀叹神职人员的短缺。而奥古斯丁的通信内容则表明，那些已有的神职人员似乎全部才识平庸。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安布罗斯就辞去了行省总督职位成为米兰的主教。在米兰，安布罗斯利用布道指导皇帝瓦伦提尼安二世如何履行自己职责，他以特殊的使节身份为军国大事效力。当时的主教们往往发挥如此作用，人们臆想主教们有神力相助，因此有他们参与的谈判更容易成功。大富翁保利努斯(Paulinus)卖掉大部分自己的地产，然后隐退到诺拉(Nola)去创作纪念圣费利克斯(St Felix)的宗教诗篇。不过并非所有基督徒都看好保利努斯放弃世俗财富的举动，他宣布这一好消息时曾请求教皇惠临，但遭到断然拒绝。

一个人可能遗弃世间高位成为主教，但从社会角度看，相反的身份变动就不甚妥当。晚期古代世界的主教们不同于中世纪后期或文艺复兴时期的主教，他们将精神职位与重要的世俗行政集于一身。公元641年，主教居鲁士向阿拉伯入侵者投降，交出了亚历山大里亚城。这位居鲁士就身兼主教与埃及长官之职，这在时人眼中极为平常。居鲁士穿的一只鞋上有主教徽章，另一只鞋上则有长官徽章。在古代，这相当于戴双冠。[25]

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改宗基督教给帝国的行政带来了难以应对的复杂性。基督徒们喜欢对教条中提炼出的观点进行永无休止的争吵，而且观点上的分歧还会波及其他，涉及是否终止“圣体圣事的共融”(Eucharistic Communion)这样的关键性问题。[26]这就是说，如果拒绝跟某些人一起领圣餐，就意味着不承认这些人是神之联合体的一部分，他们将被看作陌路人与局外人。从公元311年开始直至公元7世纪末伊斯兰教的到来，北非的大教会分裂为两个敌对集团。两派之间相互怨恨且禁止通婚，一方完全不承认另一方训令与圣礼的有效性，所有这些因素皆加剧了双方神学上的分歧。在东部，分裂派别同样层出不穷，这类派别有的比较小，有的则追随者极众。涅斯托里乌斯(Nestorius)的追随者(即景教信徒)在帝国之外繁荣兴旺，他们不仅存在于波斯，还越过中亚进入中国。在神学谱系上与涅斯托里教派截然对立的是一性论教派(Monophysites)，该教派拒不接受公元451年卡尔西顿(Chalcedon)第四届大公会(General Council)的决议。一性论信徒建立起敌对教会组织，与站在正教主教组织一方的信众分庭抗礼。政府在埃及和叙利亚骚扰迫害一性论教派信众，其结果是：从公元634年开始，当这些行省首度遭到阿拉伯军队入侵时，拜占庭军队及政府的抵抗能力因众多一性论教派市民的极度疏远而遭严重削弱。一性论教派市民们很快发现，阿拉伯人尽管并不总是很宽容，但较之君士坦丁堡的严厉政策，这些新统治者还是容易相处得多。在埃及，背离基督教加入伊斯兰教的规模如此之大，一位西奈的修士对此深感悲哀，最终，他在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在如此背景下，连自杀行为都无人指责。[27]

阿拉伯人征服了叙利亚、埃及和北非，随后又征服了西班牙南部和西西里。在终结古罗马世界的统一方面，阿拉伯征服活动所起的作用超过任何其他因素。地中海从此再也不是罗马的内湖了。

延伸阅读：

研究“古代世界终结”的经典研究成果仍是爱德华·吉本的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1766-88, 最好阅读J.B. Bury的注本, London, 1909-14）；该书叙述6世纪之前历史的各部分都十分出色，但吉本缺乏发展的历史观，并且他对女性和基督教的观点掺杂着复杂的个人偏见。（正如理查德·波尔松评价的那样：“吉本先生的人道主义情怀从未泯灭，仅有的例外是当他看到女子遭到强暴或基督徒受迫害的时候。”）还可参见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的前几卷。关于4世纪的重要著作有：N. H. Baynes, The Age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2nd edn., London, 1973）；D. Bowder, The Age of Constantine and Julian（London, 1978）；T.D. Barnes, Constantine and Eusebius（Cambridge, Mass., 1981）。关于尤里安，专门的研究有R. Browning, The Emperor Julian（London, 1975）；G.W. Bowersock, Julian the Apostate（London, 1978）；以及可作为A. Momiliano编订的会议论文集The Conflict Between Paganism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Fourth Century（Oxford, 1963）补充的P. Athanassiadi-Fowden, Julian and Hellenism（Oxford, 1963）。关于社会经济史，特别是官僚制度，见A.H.M.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Oxford, 1964）。关于蛮族，见J.B. Bury, The Invasion of Europe by the Barbarians（London, 1928）；J.M. Wallace-Hadrill, The Barbarian West（3rd edn. London, 1967）；The Frankish Church（Oxford, 1983）；E.A. Thompson, The Visigoths in the Time of Ulfila（Oxford, 1966）；The Goths in Spain（Oxford, 1969）。C.E. Stevens撰写了Sidonius Apollinaris and his Age（Oxford, 1933）。关于西班牙，见Chadwick, Priscillian of Avila（Oxford, 1976）。

关于奥古斯丁，Peter Brown的Augustine of Hippo（London, 1967）勾画了一幅引人入胜的肖像。关于他的思想，参见John Burnaby, Amor Dei（London, 1938, 后重印）；é. Gilson, The Christian Philosophy of St. Augustine（ET London, 1961）；H.A. Deane,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Ideas of St Augustine（New York-London, 1963）。关于6世纪，见R. Browning, Justinian and Theodora（London, 1971）；A.M. Honoré, Tribonian（平装本, London, 1981）。重要著作还有：Averil Cameron, Agathias,（Oxford, 1970）；H. Chadwick, Boethius; The Consolations of Music, Logic, Theology and Philosophy（Oxford, 1981）；M. Gibson编，Boethius（Oxford, 1981）。

关于语言的演变，见E. Löfstedt, Late Latin（ET Oslo, 1959）；R. Browning, Medieval and Modern Greek（2nd edn. Cambridge, 1983）。

关于教士研究，见Owen Chadwick, John Cassian（2nd edn. Cambridge, 1968）；D.J. Chitty, The Desert a City（London, 1966）；P. Rousseau, Ascetics, Authority and the Church（Oxford, 1978）。关于古代社会中的教会，见H. Chadwick, The Early Church（Harmondsworth, 1967）；History and Thought of the Early Church（London, Variorum, 1982）。

[1]即教宗格列高列一世。——译注

[2]此职位在帝国后期已变为内政官职，主要负责财务和行政。——译注

[3]即狄奥多里克(Theodoric)。——译注

[4]在位时间为公元491年—518年。——译注

[5]在位时间为公元518年—527年。——译注

[6]在位时间为公元527年—565年。——译注

[7]统治时间为公元493年—526年。——译注

[8]公爵(Dux，边防军统帅)与伯爵(Comes，野战军统帅)本来都是罗马帝国的官职，其中伯爵的地位原本高于公爵。——译注

[9]在位时间为公元376年—383年。——译注

[10]在位时间为公元355年—363年。——译注

[11]托马斯·莫尔(Sir Thomas More， 1478—1535)英格兰政治家、作家、社会哲学家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北方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之一，《乌托邦》作者。——译者

[12]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le， 1494？—1536)16世纪著名基督教学者，宗教改革的先驱。——译注

[13]意为“多”。——译注

[14]前者意为“界限”，后者意为“门槛”。——译注

[15]指长年生活在柱头上的苦行修士，在当时享有崇高声望并有巨大影响。——译注

[16]早期基督教著名神学家、哲学家。——译注

[17]原文似有误，普罗提诺与奥利金曾是同学，两人为同时代人。

[18]开创了保加利亚王国的突厥民族。——译注

[19]该职位此时不是军职。——译注

[20]国外学界基本取得共识，即Huns(匈人)并非中国史书中的匈奴。——译注

[21]指罗马城。——译注

[22]圣经里预言的末日大战中的民族。——译注

[23]西哥特国王。——译注

[24]出自耶稣为百夫长仆人治病的典故。见《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译注

[25]指教皇戴双冠，双冠分别代表世界天主教首领和梵蒂冈元首。——译注

[26]当时基督教认为圣餐是基督的血肉，信徒通过吃圣餐可以与神融合。——译注

[27]基督教禁止自杀。——译注

大事年表

译名索引

A

Ac ademy, Academicians　阿卡德米学园，阿卡德米学园的学者

Achaean League　阿凯亚同盟

Achilles Tatius　阿基里斯·塔提乌斯

Ac ragas(Agrigentum)阿克拉伽斯(阿格里根图姆)

Actium, battle of　阿克兴战役

su bject of Roman poetry　作为罗马诗歌主题的阿克兴战役

Adrianople, battle of　亚德里亚堡战役

Ae nesidemus of Alex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的埃奈西德穆斯

Aesernia　埃塞尔尼亚

Inscription　埃塞尔尼亚铭文

Aetolia, Aetolians　埃托利亚，埃托利亚人

Afghanistan　阿富汗参 见巴克特里亚(Bactria)，艾哈努姆(Aï Khanoum)

Af rica, Roman province of　阿非利加，罗马行省

Agatharchides　阿伽萨奇德斯

Agathocles　阿伽托克勒斯

agora　市政广场

Agricola　阿格利可拉

agriculture　农业

Ap rippa, M. Vipsanius　阿格里巴，马尔库斯·维普萨尼乌斯

Ag rippa Postumus, M. Vipsanius　阿格里巴·波斯图姆斯，马尔库斯·维普萨尼乌斯

Agrippina, the elder　老阿格里披娜

Agrippina, the younger　小阿格里披娜

Aï Khanoum　艾哈努姆

Alalia, battle of　阿拉里亚战役

Alaric　阿拉里克

Al binus(or Alcinous)　阿尔比努斯(或阿尔基努斯)

Alcantara, bridge　阿尔坎塔拉桥

Alcmaeon of croton　克罗顿的阿尔克迈翁

Alcuin　阿尔昆

Al exander of Abonuteichus　阿博努泰库斯的亚历山大

Al exander of Aphrodisias　阿弗罗狄西亚的亚历山大

Al exander of Macedon(the Great)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

mosaic　描绘亚历山大的马赛克

Alex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

as centre of literature　作为文学中心的亚历山大里亚

Allegory　寓言

Ambracia　安布拉基亚

Ambrose of Milan　米兰的安布罗斯

Am mianus Marcellinus　阿米亚努斯·马塞里努斯

Am monius, philosopher　哲学家阿谟尼乌斯

amphitheatre　圆形剧场

Anastasius　阿纳斯塔西乌斯

An dronicus of Rhodes　罗德斯的安德罗尼库斯

Antigonids　安提柯王族

Antigonus Gonatas　安提柯·贡那特

An tigonus the One-eyed　“独眼”安提柯

Antinous　安提诺斯

Antiochus I　安条克一世

Antiochus II　安条克二世

Antiochus III　安条克三世

Antiochus IV　安条克四世

Antiochus of Ascalon　阿什克伦的安条克

An tonia, the younger　小安东尼娅

Antoninus Pius　安东尼努斯·庇乌斯

column of　安东尼努斯·庇乌斯纪功柱

An toniu s, L.　卢基乌斯·安东尼乌斯

Antonius, M.(Mark Antony)　马尔库斯·安东尼乌斯(马克·安东尼)

Aphrodisias　阿弗洛狄西亚

Sebasteion relidfs　塞巴斯特恩浮雕

Ap icius, M. Gavius　阿庇基乌斯，马尔库斯·伽维乌斯

Ap ollodorus of Damascus　大马士革的阿波罗多罗斯

Ap ollonius of Perge　佩尔格的阿波罗尼乌斯Ap ollonius of Rhodes　罗德斯的阿波罗尼乌斯

Apollonius of Tyana　泰纳的阿波罗尼乌斯

Appian　阿庇安

Apuleius　阿普列乌斯

Apulia　阿普里亚

Arabs　阿拉伯人

Ar atus, Achaean statesman　阿凯亚政治家阿拉图斯

Aratus, poet　诗人阿拉图斯

translated by Cicero　由西塞罗翻译

Arcesilaus of Pitane　皮塔尼的阿塞西劳斯 archaism　古体

Ar chias, defended by Cicero　西塞罗为之辩护的阿基亚斯

Ar chimedes of Syracuse　叙拉古的阿基米德

architecture　建筑

Ariminum　阿里米努姆

Ar iobarzanes, king of Cappadocia　卡帕多细亚王阿里奥巴扎尼斯

Ar istarchus of Samos　萨摩斯的阿里斯塔克

Ar istarchus of Samothrace　萨摩色雷斯的阿里斯塔克

Aristides, Aelius　阿里斯泰德，埃里乌斯

Ariston of Ceos　克沃斯的阿里斯通

Ariston of Chios　开俄斯的阿里斯通

Ar istophanes, librarian　图书馆长阿里斯托芬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Arles　阿尔勒斯

Armenia　亚美尼亚

Arpinum　阿皮努姆

Arretium　阿雷提乌姆

Arrian　阿里安

Artemon　阿特蒙

As ia, Roman province of　亚细亚，罗马行省

Asinius　阿西尼乌斯

Asoka　阿育王

assemblies　公民大会

astronomy　天文学

At hanasius of Alex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的阿塔纳修斯

At hanodorus of Rhodes　罗德斯的阿塔诺多鲁斯

Athens　雅典

Atia　阿提娅

at omic theory　原子学说

Attalus I　阿塔鲁斯一世

Atticus　阿提库斯

Attila　阿提拉

augures　占卜官

Augustine of Hippo　希波的奥古斯丁

Augustodunum　奥古斯托杜努姆

Augustus　奥古斯都

art and architecture　艺术与建筑

constitution　政制

Gemma Augustea　奥古斯都之宝

Aurelius, Marcus　奥勒留斯，马尔库斯

co lumn of　马尔库斯·奥勒留斯纪功柱

Avars　阿瓦尔人

Av erroes　伊本′鲁世德

Avicenna　伊本·西那

Bactria　巴克特里亚

Baiae　拜埃

‘Temple of Mercury’墨丘利神庙

Ba lbillus, Ti. Claudius, of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的巴尔比路斯，提图斯·克劳狄乌斯

Ba lbus, L. Cornelius　巴尔布斯，卢基乌斯·科尔涅利乌斯

Balearic islands　巴利阿里群岛

Barea Soranus　巴里亚·索拉努斯

Barnabas　巴拿巴

Ba sil of Caesarea　恺撒里亚的巴西尔

Bede　比德

Bedriacum　贝德利亚库姆

battle of　贝德利亚库姆战役

Belisarius　贝利萨留

Beneventum, battle of　贝内文图姆战役

Berossus　贝罗苏斯

Bi bracte (Mont Beuvray)　比勃腊克塔(蒙特伯弗雷)

Bi bulus, M. Calpurnius　比布路斯，马尔库斯·卡尔普尔尼乌斯

biography　传记

Bi on of B orysthenes　波雷斯廷尼斯的比翁

Bi thynia-Pontus, Roman province of　比提尼亚-本都，罗马行省

Boethius　波伊修斯

Boii　波伊人

Boscoreale　伯斯科雷阿莱

Bo scotrecase, villa of Agrippa Postumus博斯科特雷卡塞，阿格里巴·波斯图姆斯的别墅

Bostra　波斯特拉

Bo udicca (Boadicea)　波狄卡(波阿狄凯娅)

Bovianum　波维亚努姆

Britain　不列颠

Britannicus　布列塔尼库斯

Br uttians　布鲁蒂亚人

Brutus, D.　布鲁图斯，戴西姆斯

Brutus, M.　布鲁图斯，马尔库斯

bureaucracy　官僚制度

Burgundians　勃艮第人

Burrus　布路斯

Caecina　凯奇那

Caesar, Gaius　恺撒，盖乌斯

Ca esar, Gaius Julius　恺撒，盖乌斯·尤利乌斯

Caesar, Lucius　恺撒，卢基乌斯

Caesarion　恺撒里昂

Calcidius　卡尔西迪乌斯

Cales　卡莱斯

Caligula　卡利古拉，见盖乌斯(Gaius)

Callimachus　卡利马库斯

Callistus　卡里斯图斯

Calpurnius Piso　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

Calvus　卡尔维乌斯

Campania　康帕尼亚

ager Campanus　康帕尼亚占领地

Camulodunum　卡姆罗杜努姆

Cannae, battle of　坎尼战役

Ca ntabri　坎塔布里人

Capella, Martianus　卡佩拉·马提亚努斯

Capri　卡布里

Capua　卡普亚

Caracalla　卡拉卡拉

Caratacus　卡拉塔库斯

Ca rneades of Cyrene　昔兰尼的卡尼阿德斯

Carnuntum　卡农图姆

Carrhae, battle of　卡雷战役

Carthage　迦太基

Punic Wars　布匿战争

Cassander　卡山德

Cassino, Monte　蒙特卡西诺

Cassiodorus　卡西奥多鲁斯

Cassius　卡西乌斯

castellum　堡垒

Ca talina, L. Sergius (Catiline)　卡塔林纳，卢基乌斯·塞尔吉乌斯(喀提林)

Ca to, M. Porcius, elder　老加图，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

Ca to, M. Porcius, younger　小加图，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

Catullus　卡图卢斯

Ca tulus, Q. Lutatius　卡图鲁斯，昆图斯·路塔提乌斯

Ce ius Secundus, L.　塞乌斯·塞肯都斯，卢基乌斯

Celsus　塞尔苏斯

Cenomani　塞诺马尼人

censors　监察官

centuriatio　丈量分配(土地)

Centuripae　森图利派

Chariton　卡里同

Cherchel　舍尔舍勒

Chester　切斯特

China　中国

Chion of Heraclea　赫拉克里亚的西翁

Christians, Christianity　基督徒，基督教

chronicles　编年史

Chrysaphius　克里萨菲乌斯

Chrysostom, John　克里索斯托姆，约翰

Cicero　西塞罗

Cilicia　西里西亚

Cimbri　辛布里人

Ci ncius, Alimentus, L.　辛西乌斯，阿里门图斯，卢基乌斯

Cinna, poet　秦纳，诗人

Ci nna, L. Cornelius　秦纳，卢基乌斯·科尔涅利乌斯

Ciris　基利斯

citizenship 公民权

in Italy　意大利居民的公民权

Roman　罗马人的公民权

Claudia Livilla　克劳狄娅·利维拉

Claudii　克劳狄家族

Claudius, emperor　克劳狄乌斯，皇帝

Claudius, Appius　克劳狄乌斯，阿庇乌斯

Cl audius Caecus, Ap.　克劳狄乌斯·凯库斯，阿庇乌斯

Cleanthes of Assus　阿苏斯的克莱安西斯

Clearchus　克里尔库斯

Cleisthenes　克里斯提尼

Cl ement of Alex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

Cleomenes　克里昂米尼

Cleopatra　克利奥帕特拉

clientela　庇护制

Cloatii　克罗阿提家族

Clodia　克罗狄娅

Clodius　克罗狄乌斯

Clodius Macer　克罗狄乌斯·马克尔

coinage　铸币

collegia　行会

colonia　殖民地

colonization　殖民活动

Greek　希腊人的殖民活动

Roman　罗马人的殖民活动

Colosseum　圆形大剧场

Columella　科路美拉

comedy　戏剧

Comitia Tributa　部族大会

Commodus　康茂德

Concilium Plebis　平民会议

concrete　混凝土

Constantine the Great　君士坦丁大帝

Constantine IX　君士坦丁四世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us II　君士坦提乌斯二世

consuls　执政官

Copa　女侍

Corbulo　科尔布罗

Corellius Rufus　科里利乌斯·卢弗斯

Corinth　科林斯

corn trade　谷物贸易

Co rnelia, wife of Caesar　科尔涅利娅，恺撒之妻

Cornelius, C.　科尔涅利乌斯，盖乌斯

Corsica　科西嘉

Cosa　科萨

Cl assus, L. Licinius　克拉苏斯，卢基乌斯·李锡尼乌斯

Crassus, M.　克拉苏，马尔库斯

Crates of Pergamum　帕加玛的克拉特斯

Cremona　克雷莫纳

Cremutius Cordus　克雷穆提乌斯·科杜斯

Crete　克里特

Crimisus　克里米苏斯

Ct esibius of Alex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的克特西比乌斯

cubicularii　内侍

Culex　蚊子

Cumae　库迈

curae　部门　行业

curatores rei publicae　共和国监察官

Curtius, Quintus　库尔提乌斯，昆图斯

Cy prian, bishop of Carthage　西普里安，迦太基主教

Cyrene, Cyrenaica　昔兰尼，昔兰尼加

Cy rus of Alex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的居鲁士

Cyrus of Panopolis　潘诺波里斯的居鲁士

Dacia　达西亚

Dalmatia　达尔马提亚

Damascius　达马斯其乌斯

Damascus　大马士革

Daniel, Book of　但以理书

Decius　德基乌斯

Delos　提洛岛

Delphi　德尔斐

De metrius the Besieger　陷城者德米特里乌斯

De metrius of Phalerum　法莱卢的德米特里乌斯

De metrius, On Style　德米特里乌斯的《论风格》

dialogue　对话集

Didymus　狄迪穆斯

Dig enes Akritas　《迪杰尼斯·阿克里塔斯》

Dio, Cassius　狄奥，卡西乌斯

Dio Chrysostom　狄奥·克里索斯托姆

Diocletian　戴克里先

Edict of Maximum Prices　限价法令

Diodorus Siculus　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

Diodotus　狄奥多图斯

Di ogenes of Oenoanda, inscription　欧诺安达的第欧根尼，铭文

Dion of Syracuse　叙拉古的狄翁

Di 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

Di onysius I of Syracuse　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一世

Dionysius II　狄奥尼修斯二世

Domitian　图密善

Domitian’s Palace　图密善的宫殿

Do mitii Ahenobarbi　多米提·阿赫诺巴比家族

Donatus　多纳图斯

dress　服装

Drobeta　德罗贝塔

Druidism　德鲁伊教

Dr usus, Julius Caesar　德鲁苏斯，尤利乌斯·恺撒

Dr usus, M. Livius　德鲁苏斯，马尔库斯·李维乌斯

Dura Europus　杜拉′欧罗波斯

Duris of Samos　萨摩斯的杜里斯

education　教育

Egeria, diary of　埃格里娅日记

Egypt　埃及 参 见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托勒密(Ptolemies)

Elagabalus　埃拉加巴鲁斯

elegiacs　挽歌

Emerita　埃梅里塔

Em piricus, Sextus　恩披里柯，塞克斯图斯

Ennius　恩尼乌斯

En nodius, bishop of Pavia　恩诺狄乌斯，帕维亚主教

Entella, inscriptions　恩特拉，铭文

Epaphroditus　以巴弗提

Ephesus　以弗所

Epictetus　爱比克泰德

Ep icurus, Epicureanism　伊壁鸠鲁，伊壁鸠鲁哲学(享乐主义)in Lucretius　在卢克莱修作品中

epigrams　短诗

Epirus　伊庇鲁斯

Er atosthenes of Cyrene　昔兰尼的埃拉托色尼

Eristratus of Ceos　克沃斯的埃里斯特拉图

et hics　伦理学

Et ruria, Etruscans　埃特鲁里亚，埃特鲁里亚人

Euclid　欧几里德

Eumenes of Pergamum　帕加玛的悠美尼斯

Eu sebius of Caesarea　恺撒里亚的优西比乌斯

Fa bius Maximus Cunctator, Q.　法比乌斯·马克西穆斯·拖延者，昆图斯

Fa bius Pictor, Q.　法比乌斯·皮克托，昆图斯

Fabullus　法布鲁斯

familia Caesaris　恺撒家族

fashion　时尚

fasti consulares　执政官年表

Fa vorinus of Arles　阿尔勒斯的法沃里努斯

festivals　节庆

Fishbourne, villa　菲什伯恩，别墅

Flamininus, T.　弗拉米尼努斯，提图斯

food　食物

freedmen　被释奴

Fregellae　弗雷格拉

Frisii　弗里西人

frumentarii　粮食分配 粮商

Fulvia　弗尔维娅

Fu lvius Nobilior, M.　富尔维乌斯·诺庇利奥，马尔库斯

furniture　家具

Gabinius　盖比尼乌斯

Gaius(Caligula)　盖乌斯(卡利古拉)

Gaius, jurist　盖乌斯，法学家

Ga latia, Galatians　加拉提亚，加拉提亚人

Ga lba, Servius Sulpicius　加尔巴，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基乌斯

Gallus, Cornelius　加鲁斯，科尔涅利乌斯

Gangra, inscription　干格拉，铭文

gardens　园林

Gaul　高卢

Ci salpine(Po Valley)　山南高卢(波河流域)

Roman province　罗马高卢行省

Transalpine　山外高卢

Gauls　高卢人

Gela　格拉

Gelon　格隆

Genesis, Book of　创世纪

gentes　氏族

ge ography 地理学，见埃拉托色尼

(Eratosthenes)，托勒密(Ptolemy)，斯特拉波(Strabo)

Gerasa　格拉萨

Germanicus　日耳曼尼库斯

Germany　日耳曼

glass　玻璃

Goths　哥特人

Gracchus, C.　格拉古，盖乌斯

Gracchus, Ti.　格拉古，提比略

Gratian　格拉提安

Gregory of Nyssa　尼撒的格里高利

Gregory of Tours　图尔的格里高利

guilds　行会，参见collegia

Gytheum　基赛昂

Hadrian　哈德良

art and architecture　艺术与建筑

Ha gesander of Rhodes　罗德斯的哈格桑德

Hamilcar Barca　哈密尔卡′巴卡

Hannibal　汉尼拔

Hasdrubal　哈士杜路巴

He cataeus of Abdera　阿布得拉的赫卡泰奥斯

Heliodorus　希里奥多洛斯

Heliogabalus　赫里奥加巴鲁斯

Hellenization　希腊化

helots　希洛人

Heraclius　希拉克略

Herculaneum　赫库兰尼姆

Hernicans　赫尔尼坎人

Herodas　赫罗达斯

Herodes Atticus　赫罗德斯·阿提库斯

Herodian　赫罗狄安

Herodotus　希罗多德

He rophilus of Chalcedon　卡尔西顿的希罗菲鲁斯

Hesiod　赫希俄德

Hiero, king of Syracuse　希罗，叙拉古王

Hieronymus of Cardia　卡尔迪亚希罗尼穆斯

Himera　希墨拉

battle of　希墨拉之战

historians　历史学家

honestiores　上等人

ho plites　重步兵，参见战争(warfare)，希腊人的战争(Greek)

Ho race　贺拉斯

Ho rtensius Hortalus　霍尔腾西乌斯·霍尔塔鲁斯

house, palaces　房屋，宫殿

hunting　狩猎

Illyrians　伊利里亚人

Fi rst Illyrian War　第一次伊利里亚战争

imperator　统帅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章节

imperium　最高权力

Insubres　印苏布里人

Ionians　伊奥尼亚人

Ipsus, battle of　伊普苏斯战役

It aly, vis-à-vis Rome　意大利，与罗马的关系

iuridici　法律区

Jerome, St.　圣哲罗姆

Jesus of Nazareth　拿撒勒的耶稣

jewellery　珠宝

Je ws, Judaea, Judaism　犹太人，犹太省，犹太教

Jewish historical writing　犹太历史著述

John, St.　圣约翰

Josephus　约瑟弗斯

Jugurtha　朱古达

Ju lia, daughter of Agrippa　尤利娅，阿格里巴之女

Ju lia, daughter of Augustus　尤利娅，奥古斯都之女

Julian　尤里安

Ju lius Lacer, C.　尤利乌斯·拉克尔，盖乌斯

Justin　查士丁

Justinian　查士丁尼

Juvenal　尤维纳利斯

king worship　国王崇拜

Kunstprosa　散文技艺

Labienus　拉比努斯

Lamian War　拉米亚战争

language　语言

Latins, Latium　拉丁人，拉丁姆

Latin status　拉丁公民地位

Law　法律

Greek　希腊的法律

Roman　罗马的法律

Law of Twelve Tables　十二铜表法

legati　副帅

Le pidus, M. Aemilius, consul　雷必达，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执政官

Le pidus, M. Aemilius, triumvir　雷必达，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三巨头之一

letter writing　尺牍

Letters of Crates　克拉底的书信

Lex de ambitu　反舞弊法

Lex Aurelia　奥勒留斯法

Lex　Claudia　克劳狄乌斯法

Lex Manciana　曼基亚努斯法

Lex Tullia　图里乌斯法

Lex　Vatinia　瓦提尼乌斯法 libraries　图书馆

literary criticism　文艺批评

Livia　李维娅,

‘L ivia’s villa’“李维娅的别墅”，参见普里马波尔塔(Primaporta)

Li vius Andronicus　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

Livy　李维

locatio　租赁

logistai　会计

Lollia Paulina　罗利娅·保利娜

Lombards　伦巴德人

‘Longinus’　“朗吉努斯”

Longus　隆古斯

Lucan　卢坎

Lu cania, Lucanians　卢卡尼亚，卢卡尼亚人

Luceria　卢克利亚

Lucian of Samosata　萨摩萨塔的琉善

Lucilius　卢基里乌斯

Lucretius　卢克莱修

Lu cullus, L. Licinius　卢库鲁斯，卢基乌斯·李锡尼乌斯

Luke, St.　圣路加

Lullingstone villa　卢林斯顿别墅

Luna, marble quarries　卢纳，大理石矿场

Lystra　路司得

Maccabees　马加比家族

Macedon　马其顿 参 见亚历山大（Alexander），腓力（Philip）

Macro　马克罗

Macrobius　马克罗比乌斯

Maecenas　梅塞纳斯

Magdalensberg　马格达棱斯堡

magister　统领

magistrates, Roman　行政官，罗马参 见执政官（consuls），财务官（quaestors）等

Manetho　马涅托

Ma nilius, Astronomica　曼利乌斯，《天文学》

Ma rcellus, M. Claudius (son of Octavia)　马尔凯路斯，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屋大维娅之子）

Th eatre of Marcellus　马尔凯路斯剧场

Ma rcellus, M.（consul 51 BC）　马尔凯路斯，马尔库斯（公元前51年执政官）

Marius, C.　马略，盖乌斯

Mark, St.　圣马可

Marsi　马尔西人

Martial　马蒂尔

Massilia　马西利亚

Matius, C.　马提乌斯，盖乌斯

Mauretania　毛里塔尼亚

Maximus of Tyre　提尔的马克西穆斯

Megasthenes　麦伽斯梯尼

Me la, M. Annaeus　梅拉，马尔库斯·安尼乌斯

Meleager　梅勒阿格尔

Me linno, hymn to Rome　梅林诺，罗马颂歌

Memmius　梅米乌斯

Menander　米南德

Menippus of Gadara　加达拉的梅尼普斯

Messallina　梅萨利娜

Messana　墨萨拿

Me tellus, L. Caecilius, elogium on　麦特路斯，卢基乌斯·凯基利乌斯，《赞诗》

Metellus, Pius　麦特路斯，庇乌斯

metre （诗歌的）步

Michael of Ephesus　以弗所的米海尔

Miletus　米利都

Milvian Bridge, battle of　密尔文桥战役

Minturnae　明图尔奈

misogyny　厌女症

Mithridates　米特拉达梯

Mi thridatic War　米特拉达梯战争 Moesia　默西亚

monks　僧侣

Monophysites　一性论教派

mosaics, 马赛克，参见绘画（painting）

Moschos, John　莫斯霍斯，约翰

Mu cianus, G. Licinius　穆基亚努斯，盖乌斯·李锡尼乌斯

Mu seum　博物园，参见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作为文学中心的亚历山大里亚

Musonius Rufus　穆索尼乌斯·卢弗斯

Naevius　奈维乌斯

Na matianus, Rutilius　纳马提亚努斯，卢提里乌斯

Narcissus　纳尔基苏斯

Narses　纳尔塞斯

Naulochus, battle of　瑙洛库斯战役

Neapolis　尼阿波利斯

negotiatores　商人

Neoplationism　新柏拉图学派

Nepos, Cornelius　奈波斯，科尔涅利乌斯

Nero　尼禄参见罗马（Rome），地点（places）

Nerva　涅尔瓦

Nestorians　景教（涅斯托里教派）信徒

Nicander　尼冈德

Ni cetes Sacerdos　尼基塔斯·萨克尔多斯（尼基塔牧师）

Nigidius Figulus　尼吉狄乌斯·菲古卢斯

Nîmes　尼姆

No bilior, M. Fulvius　诺庇利奥，马尔库斯·富尔维乌斯

Novatus, Annaeus　诺瓦图斯，安尼乌斯

novel　小说

Nu menius of Apamea　阿帕梅亚的努梅尼乌斯

Numidia　努米底亚

Oc tavia, sister of Augustus　屋大维娅，奥古斯都的姐姐

Oc tavia, daughter of Claudius　屋大维娅，克劳狄乌斯之女

Oc tavianus,　屋大维，见奥古斯都（Augustus）

Oc tavius, G.　屋大维，盖乌斯

Octavius, M.　屋大维，马尔库斯

Odovacer　奥多亚克

Olympias　奥林匹亚丝

Onasander　奥纳桑德

Oplontis, villa　奥普隆蒂斯，别墅

Optimates　贵族派

Oracula Sibyllina　西比拉神谕

oratory, rhetoric　演说术，修辞学

Origen　奥利金

Ostia　奥斯提亚

Ot ho, M. Salvius　奥托，马尔库斯·塞尔维乌斯

Ovid　奥维德

Pachomius　帕科米乌斯

painting and mosaics　绘画与马赛克参 见陶器与瓶绘（pottery and vase-painting）

Pa lestrina, sanctuary of Fortuna　帕勒斯特里纳，幸运之神圣所

Palladas　帕拉达斯

Pallas　帕拉斯

Palmyra　帕尔米拉

Pa naetius of Rhodes　罗德斯的帕奈提乌斯

Parmenides of Elea　爱利亚的巴门尼德斯

Parthenius　帕特尼乌斯

Parthia　帕提亚

Pasiteles　帕西特利斯

pastoral　牧歌

patronage of literature　文学赞助人

Paul, St.　圣保罗

Co rinthians　哥林多书（意为“科林斯人”）

Paulinus　保利努斯

Paullus, Aemilius　保卢斯，埃米利乌斯

Pausanius, traveller　波桑尼阿斯，旅行家

Peloponnesian Wars　伯罗奔尼撒战争

Perdiccas　珀狄卡斯

Pe regrinus Proteus　佩里格利努斯·普罗透斯 Pergamum　帕加玛

architecture　帕加玛的建筑

Pe rseus, king of Macedonia　珀耳修斯，马其顿王

Persia　波斯

and Greece　波斯与希腊

Persius　佩尔西乌斯

Pe tro, T. Flavius　佩特罗，提图斯·弗拉维乌斯

Petronius, G.　佩特罗尼乌斯，盖乌斯

Pharsalus　法萨卢

Philip II of Macedon　马其顿的腓力二世

III　腓力三世

V　腓力五世

Philippi, battle of　腓力比战役

Philo of Alex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

Philo of Larissa　拉里萨的斐洛

Ph ilodemus of Gadara　加达拉的菲洛德穆斯

Ph ilopappus, prince of Commagene　菲罗帕普斯，科马基尼王子

Philoponus, John　菲罗波努斯，约翰

philosophy 哲学

Greek　希腊哲学

Roman　罗马哲学

later　晚期古典哲学

Philostratus　斐罗斯特拉图斯

Ph rynichus, grammarian　弗里尼库斯，文法学者

Picenum　皮克努姆

pietas　虔敬

Pietrabbondante　皮埃特拉邦丹泰

Pilate　彼拉多

pilgrimage　朝圣

Pindar　品达

Pi so Licinianus, L. Calpurnius　皮索·李锡尼亚努斯，卢基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

Pi so Pontifex, L. Calpurnius　大祭司皮索，卢基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

Pius, Antoninus　庇乌斯，安东尼努斯

Placentia　普拉森提亚

plague　瘟疫

Plato, philosopher　柏拉图，哲学家

Platonism　 柏拉图哲学

an d Christianity　柏拉图哲学与基督教

Plautios, Novios　普劳提奥斯，诺维奥斯

Plautus　普劳图斯

pl ebeian organization at Rome　罗马的平民组织

Pliny the Elder　老普林尼

Pl iny the Younger　小普林尼

Plotinus　普罗提诺

Plutarch　普鲁塔克

Polemon of Athens　雅典的波莱蒙

Polemon of Laodicea　劳狄西亚的波莱蒙

Po llio, G. Asinius　波里奥，盖乌斯·阿西尼乌斯

Polybius　波利比乌斯

Po lydorus of Rhodes　罗德斯的波里多罗斯

Pompeii　庞贝

Po mpeius Magnus, Cn.（Pompey）　“伟人”庞培乌斯，格涅乌斯（庞培）

Theatre of　庞培剧场

Pompeius, Sextus　庞培，塞克斯图斯

Po mpeius Strabo, Cn.　庞培·斯特拉波，格涅乌斯

pontifices　大祭司

Pontus　本都参 见比提尼亚－本都（Bithynia- Pontus）

Poppaea　波培娅

Populares　民众

Porphyry　波菲利

Posidippus　波西迪普斯

Po sidonia（Paestum）　波塞冬尼亚（佩斯图姆）

Po sidonius of Apamea　阿帕梅亚的波塞冬尼乌斯

Potentia　波腾提亚

pottery and vase-painting　陶器与瓶绘

Po valley, 见高卢（Gaul），山南（Cisalpine）

praefecti　监督 指挥官

praefectus fabrui　工场长官

Praeneste　普雷内斯太

sanctuary of Fortuna　幸运之神圣所

praetors　大法官 行政长官

Pr imaporta, Livia’s villa　普里马波尔塔，李维娅的别墅

Pr imus, M. Antonius　普里穆斯，马尔库斯·安东尼乌斯

princeps　元首

Priscian　普里西安

Pr oconnesus, marble　普罗科尼苏斯，大理石

proconsuls　总督

Procopius　普罗科皮乌斯

procuratores　行省财务官或行政官

Propertius　普罗佩提乌斯

propraetors　代理大法官 地方行政长官

prose rhythm　散文韵律

Psellos, Michael　普赛洛斯，米海尔

Ptolemies　托勒密诸王

Ptolemy I　托勒密一世

Ptolemy II　托勒密二世

Ptolemy III　托勒密三世

IV　托勒密四世

Pt olemy, astronomer and geographer　托勒密，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

publicani　包税人

Pudentilla of Oea　奥亚的普登提拉

Pulcher, Ap.　普尔凯尔，阿庇乌斯

Pu nic Wars　布匿战争，见迦太基

（Carthage）

Punjab　旁遮普

Pydna, battle of　皮德纳战役

Pyrrhus　皮洛士

Py thagoras of Samos　萨摩斯的毕达哥拉斯

Pythagoreanism　毕达哥拉斯学派

Pytheas　皮提亚斯

quaestors　财务官

Quintilian　昆体良

Rabirius　拉比利乌斯

Ravenna　拉文那

Sa int Apollinare Nuovo　圣阿波里奈尔教堂

San Vitale　圣维塔莱教堂

records, public （历史）记录，公共记录

religion　宗教

revolutions　革命

rhetoric　修辞学

Rhodes　罗德斯

roads, Roman　道路，罗马的道路

Rogatianus　罗加提亚努斯

Romanitas　古罗马精神

Rome　罗马

early Rome　早期罗马

founding of republic　共和国的建立

expansion of　罗马的扩张

late republic　共和国后期

founding of empire　帝国的建立

arts of governments　统治艺术 地点：

Al tar of Domitius Ahenobarbus　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布斯祭坛

An toninus’ column　安东尼努斯纪功柱

Ara Pacis Augustae　奥古斯都和平祭坛

Ara Pietatis　忠诚祭坛

Aurelian Walls　奥勒良城墙

Aurelius’ column　奥勒留斯纪功柱

Colosseum　圆形大剧场

Domitian’s Palace　图密善的宫殿

fo rum, draining of　广场，广场排水系统

forum of Augustus　奥古斯都广场

forum Julium　尤利乌斯广场

Golden House of Nero　尼禄金宫

Largo Argentina　银塔广场

Pantheon　万神殿

Pa pal Chancellery reliefs　教皇总理府浮雕

Porticus Aemilia　埃米利亚门廊

Tabularium　档案馆

temple of Diana　狄安娜神庙

temple of Jupiter　朱庇特神庙

te mple of Mars Ultor　复仇者马尔斯神庙

th eatre of Marcellus　马尔凯路斯剧场

Th eatre and porticoes of Pompey　庞培剧场及柱廊

Titus’ arch　提图斯凯旋门

Titus’ baths　提图斯浴场

Trajan’ s baths　图拉真浴场

Trajan’ s column　图拉真纪功柱

Trajan’ s forum　图拉真广场

Trajan’ s markets　图拉真市场

Ro mulus Augustulus　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

Ro scius of Ameria　阿梅里亚的罗斯基乌斯

Rubicon　卢比孔

Rullus　卢鲁斯

Russia　俄罗斯

Sabines, Sabinum　萨宾人，萨宾努姆

Sabinus, Flavius　萨宾努斯，弗拉维乌斯

Sabinus, Poppaeus　萨宾努斯，波培乌斯

sacrifice　牺牲

Saepium　塞皮乌姆

Saguntum　萨贡托

Sallust　撒路斯特

Sa llustius Crispus, G.(adopted son of Sallust)　撒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盖乌斯(撒路斯特的养子)

Sa mnites, Samnium　萨莫奈人，萨莫尼乌姆

Sa mothrace, Nike　萨摩色雷斯的胜利女神像

Sardinia　撒丁岛

Sassanians　萨珊王朝

satire　讽刺(诗)

Sa turninus, L. Apuleius　萨图宁，卢基乌斯·阿普列乌斯

scepticism　怀疑论

Sc ipio Aemilianus, P. Cornelius　西庇阿·埃米里亚努斯，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

Sc ipio Afric anu s, P. Cornelius　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

scribes　书吏

Scribonia　斯克里波尼娅

Scribonianus　斯克里波尼亚努斯

sculpture　雕塑

Se j anus, L. Aelius　谢雅努斯，卢基乌斯·埃利乌斯

Seleucids　塞琉古王朝

Seleucus I　塞琉古一世

senate, senators　元老院，元老

Se neca, L. Annaeus, the elder　老塞涅卡，卢基乌斯·安尼乌斯

Se neca, L. Annaeus, the younger　小塞涅卡，卢基乌斯·安尼乌斯

Se necio, Q. Sosius　塞内基奥，昆图斯·索西乌斯

Senones　塞农人

Sentinum, battle of　森提努姆战役

Se ptimius Severus　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

斯　Sertorius　塞多留斯 Servius Tullius

塞尔维乌斯·图里乌斯

Severus Alexander　塞维鲁斯·亚历山大

Se verus, Septimius　塞维鲁斯，塞普提米乌斯(即上文的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

Ar ch of　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凯旋门 shops　商店

Si cily　西西里

Si donius Apollinaris　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

Silius, G.　西利乌斯，盖乌斯

Silius Italicus　西利乌斯·意大利库斯

Simplicius　辛普利基乌斯

slaves, slavery　奴隶，奴隶制

in Roman world　罗马世界的奴隶与奴隶制

Ch ristian attitudes towards　基督教对奴隶制的态度　参见希洛人

(helots)

Slavs　斯拉夫人

So cial War　同盟者战争 societates　管理会

Socrates　苏格拉底

sophists　智者或诡辩学者

Se cond Sophistic Movement　第二次诡辩运动

Spain　西班牙

Sparta　斯巴达

Spartacus　斯巴达克斯

Sperlonga, statuary　斯佩隆加，雕像

sport　运动

Statius　斯塔提乌斯

Stilicho　斯底里哥

Stoicism　斯多葛哲学

Strabo　斯特拉波

strategos 将军

St rato of Lampsacus　兰普萨库斯的斯特拉托

Studius　斯图狄乌斯

Suetonius　苏维托尼乌斯

Su lla, L. Cornelius　苏拉，卢基乌斯·科尔涅利乌斯

Sulpicia　苏尔皮基娅

Synesius of Cyrene　昔兰尼的辛奈西乌斯

Syracuse　叙拉古

Syria　叙利亚参见塞琉古王朝(Seleucids)

tabellarii　秘书

Ta citus　塔西佗

Tarentum(Taranto)　塔伦图姆(塔兰托)

Tarquinius Priscus　塔克文·普利斯库斯

Tarquinius Superbus　高傲者塔克文

Ta uromenium(Taormina)　陶罗梅尼乌姆(陶尔米纳)

taxtion　税收 Terence　泰伦斯

terracottas　赤陶

Tertullian　德尔图良

Teutones　条顿人

Theocritus　提奥克里图斯

Th eoderic　狄奥德里克，即狄奥多里克(Theodoric)

Th eodoret, bishop of Cyrrhus　狄奥多里特，赛若斯主教

Theodosius the Great　提奥多西大帝

Th eodosius II, law-code　提奥多西二世，提奥多西法典

Th oephanes of Mytilene　密提林的提奥法奈斯

Theophrastus　提奥弗拉斯图斯

Thrace　色雷斯

Thrasyllus　色拉西洛斯

Thrasea Paetus　特拉塞亚·派图斯

Thurii　图里伊

Tiberius　提比略

Tiberius Gemellus　提比略·盖梅鲁斯

Ti berius Julius Alexander　提比略·尤利乌斯·亚历山大

Tibullus　提布卢斯

Tigellinus　提格里努斯

Ti maeus of Tauromenium　陶罗梅尼乌姆的提迈乌斯

Timoleon　提摩利昂

Tiro　提罗

Titus　提图斯,参见罗马(Rome)，地点

Ti voli, Hadrian’s villa　蒂沃利，哈德良的别墅

To urs, council of bishops　图尔，主教理事会

town planning　城镇规划

trade　贸易 参见谷物贸易(corn trade)

tragedy　悲剧 Trajan　图拉真 参见罗马(Rome)，地点

Tr asimene, battle of Lake　特拉西梅诺湖战役

Tribonian　特里波尼安

tribunes　副官

military　军事副官

tribunes of the plebs　保民官

triumvirates　三头政治

Twelve Tables　十二铜表法

tyranny　僭主政治

Ulpian　乌尔庇安

Umbrians　翁布里亚人

usury　高利贷

Valens　瓦伦斯

Valerius Flaccus　瓦勒里乌斯′弗拉库斯

Valla, Lorenzo　瓦拉，洛伦佐

Vandals　汪达尔人

Varaino, Monte　瓦莱诺山

Varius　瓦利乌斯

Varro　瓦罗

Varus Alfenus　瓦鲁斯·阿尔菲努斯

vase-painting　瓶绘参 见陶器与瓶绘(pottery and vase-

painting)

Vatinius　瓦提尼乌斯

vegetarianism　素食思想

Veii　维伊

Ve lleius Paterculus　维勒乌斯·帕特尔库鲁斯

Ventidius Bassus　文提狄乌斯·巴苏斯

Verginius Rufus　维尔吉尼乌斯·卢弗斯

Verres　维勒斯

Ve rrine Orations　(西塞罗的)指控维勒斯演说

Verulamium　维鲁拉米乌姆

Verus　维鲁斯

Vespasian　韦帕芗

Vestal Virgins　维斯塔贞女

Vesuvius　维苏威(火山)

Via Appia　阿皮亚大道

villas and house　别墅与房屋 参见房屋，宫殿

Vindex, Julius　温德克斯，尤利乌斯

Vipsania　维普萨尼娅

Virgil　维吉尔

Aeneid　《埃涅阿斯纪》

Eclogues　《牧歌》

Georgics　《农事诗》

Virunum　维卢努姆

Visigoths　西哥特人

Vitellius, Aulus　维特里乌斯，奥路斯

Vitruvius　维特鲁维乌斯

Volscians　沃尔西人

Volusianus　沃鲁西安努斯

warfare　战争

Greek　希腊人的战争

Roman army　罗马军队

women　妇女

in Roman empire　罗马帝国的妇女

beautification of　妇女美容

Xenocrates　色诺克拉底

Xenophanes　色诺芬尼

Xenophone of Athens　雅典的色诺芬

Xenophone of Cos　科斯的色诺芬

Xenophone of Ephesus　以弗所的色诺芬

Zama, battle of　扎马战役

Zeno of Citium　希提昂的芝诺

Ze no, Ptolemaic agent　芝诺，为托勒密王朝效力者

Zenodotus　泽诺多图斯

读客·牛津世界史系列书目

牛津大学一年级新生教材。

既是入门级，又是专业级!

已出版：

牛津世界史01：《牛津古罗马史》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Roman World

牛津世界史02：《牛津古希腊史》

The Oxford History of Greece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

牛津世界史03：《牛津英国史》

The Oxford History of Britain

即将推出：

《牛津文艺复兴史》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

《牛津世界史》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World

《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牛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牛津第三帝国史》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

《牛津拜占庭史》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牛津意大利史》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Italy

《牛津新西兰史》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New Zealand

《牛津维京史》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Vikings

《牛津十字军史》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牛津史前欧洲史》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Prehistoric Europe

《牛津中世纪欧洲史》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牛津现代欧洲史》

The Oxford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牛津中世纪英格兰史》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牛津科学史》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Science

《牛津巫术史》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Witchcraft and Magic

《牛津戏剧史》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atre

《牛津歌剧史》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Ope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