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

本書由財團法人亞太文化學術交流基金會贊助寫作，並授權出版。

寫在「百年追求」書前

財團法人亞太文化學術交流基金會董事長　吳仁輔

我出生在日治時代末期，童年懵懵懂懂的歲月裡，經歷了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國民黨來臺、二二八……等等歷史重大變遷。記憶中的二二八事件，我的家族也有先人受到迫害。那個年代讓人「不敢談政治、盡量不碰政治」的詭異氣氛，一直籠罩著童年、少年的我，一如籠罩著我同時代的人。

退伍後進入社會，我開始做生意，一心追求自己的事業成功，沒有多餘的時間去碰政治。後來我會去碰政治，是因為我交了一位對政治有強烈企圖心的朋友，他就是我少年時的同學許信良先生。在政治氣氛還很凝重的一九七○年代，我們支持他競選桃園縣長，我因而親身經歷了「中壢事件」，還差一點就被捲入這次事件的政治漩渦。此後雖然因為經營事業，沒法全心參與，卻很自然地站在第二線，幾乎全力地支持了那個年代民主運動的推動，因而也全程見證了臺灣民主運動發展的腳步：解嚴、出現反對黨，後來政黨輪替，長年統治臺灣的國民黨下臺，民進黨首次執政。據我所知，這樣的經歷不是我個人所獨有，而是我這一代許許多多人的共同記憶。因為是親身經歷，所以印象深刻。那個年代至今仍在我們這一代人的腦海中，永不可磨滅的悲嘆歲月，說來心酸話長。

在我事業生涯中，我有幸碰到許多良師益友，有長輩的、有同輩的，也有比我年輕的。其中臺塑企業王永慶董事長就是我最尊敬的前輩也是長輩。我不能忘記的是：在跟他請益的過程中，他曾不只一次跟我提到說，你們親身參與了臺灣民主運動的發展，為什麼不找人將這些點點滴滴寫一寫，翔實記錄下來，讓後人也能多少瞭解前人辛苦走過的路。我雖然事業忙碌，他的叮嚀我不敢從左耳進右耳出，但總是忙著事業，直到兩、三年前才付諸行動而完成這本臺灣民主運動發展史的架構藍圖。

現在我已退休了，沒那麼忙了，王老先生的話好幾次，也可以說是常常不經意又浮現在我的耳邊。我終於下定決心，是該找人寫一寫：我們這一代人走過的這段動盪悲泣的歲月。於是我找了摯友也是政治評論家陳忠信先生，他曾擔任過《美麗島》雜誌的主編並實際從政。透過他的奔走請託，同時敦聘吳乃德先生、陳翠蓮女士和胡慧玲女士等三位學經歷豐富的專家、教授。經過他們不斷地討論、交換意見，本套書的寫作計畫終於得以啟動、完成。在此我也要特別感謝臺塑集團、忠泰集團李忠義先生、建峰集團阮文聰先生等企業界負責人捐助經費，供本基金會順利完成這套臺灣民主運動發展的歷史見證紀錄。午夜夢迴我們都感激、感恩又感謝他們的付出與貢獻。緬懷亡故的臺灣民主鬥士，他們不辭艱辛賣命、犧牲流血……。這本書尚可告慰他們在天之靈，也足以光耀先賢、前輩、長輩。在諸多感謝之餘，本人以此序文，做為永誌，留傳後代，參考殷鑑。

最後再次感謝這幾位專家、教授，他們的無私付出，令我感動莫名，堪稱點滴在心頭。

我出版這本書，別無它念，只想為臺灣歷史留下真實紀錄，讓後來人理解臺灣是怎麼走到今天的；只有瞭解過去，才會珍惜現在，並開創未來。之所以刻意精簡成書，實為青年學子著想。若有學子願意閱讀本書，我個人額手稱慶，也為臺灣前途歡呼。天佑臺灣。

導言我們共同的故事

吳乃德

這是臺灣三個不同世代試圖創造民主的歷史。歷史不是他鄉，我們到此一遊只為了滿足好奇。歷史記錄我們如何共同從過去走到現在；歷史也提供我們想像和啟發，如何共同從現在走向未來。這些故事是我們共同的記憶，也是社區認同的重要基礎。

民主運動是一齣道德劇。我們凝視前人的成就和限制，從中領悟我們具有的潛力，以及或可能超越的限制。我們也從中體認：我們之所以有今天，並非歷史的必然。任何民族的黃金時代或災難，主要來自人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人的辛勤、或人的愚昧。這樣的體認讓我們不致對自己失去信心，也不敢對未來加以輕忽。

民主運動是人試圖成為自己的主宰，並依其理念重構社會的奮鬥。追求自主首先必須免於壓迫，不論壓迫是來自外來殖民者、本土獨裁者，或是自己內心。臺灣第一波民主運動發生於日本殖民統治之下。這一波民主運動是臺灣人追求現代性的起步；它是一個全面性的啟蒙運動。臺灣人透過殖民者，睜開了眼睛，認識了世界。正如大多數處於青春期的青少年，當時的臺灣人普遍熱烈地追求知識，渴望教育；試圖瞭解這個世界，也瞭解自己。第二次大戰開始的時候，六百萬的臺灣人中已經有近五萬人畢業於日本的大學。

追求「現代性」成為當時臺灣人的熱潮。現代性的核心是「人的自覺和自主。包括對世界好奇，對自己的判斷自信，懷疑教條、反叛權威，對自己的信念和行為負責，為過去的古典啟發、卻同時獻身於偉大的未來，對自己的人性感到驕傲，體認身為創造者所具有的藝術力量，確信自身對自然的理解力和控制力」。

以啟蒙為目標，第一波民主運動希望擺脫的不只是殖民者的壓迫體制，也是內心的偏見和無知。這一波的民主運動中，現代世界的知識，經濟、政治、法律、宗教等被傳授，現代世界的藝術活動被學習，現代世界的愛情觀、女性地位被討論，各種不同的政治理念被爭辯。反殖民運動的參與者嘗試當代所有的思想藥方，不過卻沒有機會完成其中任何一項。隨著殖民者戰敗、臺灣成為中國的一部分，這一波的民主運動也結束。

殖民者離開臺灣之後，臺灣人面臨更嚴峻的挑戰。他們首先面對二二八的血腥屠殺。反殖民運動的領導人，部分人先前即已逝世，如蔣渭水、林幼春、楊吉臣、王敏川、賴和、蔡惠如等。他們因此未能體驗祖國的真實面貌，也未能啟示後代此種艱難時刻應如何自處。部分人選擇依附新的政權。部分人則流亡海外，如林獻堂、李應章、石煥長、王萬得、蔡阿信等。部分人選擇在故鄉中自我放逐，不再過問公共事務，如連溫卿、林呈祿、陳逢源、蔡式穀、葉榮鐘、邱德金等。可是也有部分人繼續奮鬥，在第二波民主運動中重新站上歷史舞臺。

第二波民主運動初期以外省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中心，透過《自由中國》雜誌，對蔣介石的威權獨裁提出言論挑戰。和前一波的反殖民民主運動相較，這一波民主運動的思想格局顯得局限。先前熱烈討論的現代性諸面向，政治的、經濟的、階級的、思想的、宗教的、性別的，如今都不復見。運動的唯一目標和思想，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體制。然而運動也因此更統一，目標更聚焦。而且，更為直接面對強權，因此也需要更大的勇氣。

在這一波運動的後期，外省籍自由主義者開始超越以言論批判威權獨裁。他們和具有社會基礎的本土菁英結合，試圖成立反對黨。本省人和外省人結合，以行動挑戰獨裁體制，試圖促成民主在臺灣出現。在二二八所造成的強烈族群敵意中，他們的結合為臺灣政治帶來新的想像，雖然他們心中仍有疑慮，雙方的認同也有所差異。

運動中的外省籍知識分子，是中國近代歷史的延續。自由主義在中國失敗之後，他們試圖在新領域做最後的嘗試。運動中的本土菁英則多為反殖民運動的延續。他們試圖在新政權、新殖民主義下，重新啟動追求平等和自主的抗爭。中國歷史和臺灣歷史，共同匯流成這個運動。可惜最後的嘗試和最後的抗爭，都以失敗告終。這個運動或許可以視為：兩群人在生命後期共同寫下的政治遺囑。

行動雖然失敗，他們的言論卻成為我們政治社區的道德資產。在那樣的時代中，如果沒有人發出類似的言論，如今回顧歷史我們必然感到羞慚。

他們的遺囑終在新一代人手中完成。戰後出生和成長的一代，成為第三波民主運動的主力和支持者。相同於前一波民主運動，他們創辦雜誌，以言論批判威權體制。他們也透過選舉擴充社會基礎，建立號召人民的反抗中心。也相同於前一波民主運動，他們遭受獨裁者的壓迫。壓迫上一波民主運動的獨裁者，其兒子如今以更嚴厲的方式、更大的規模，壓制這一波民主運動。所有運動領導人和積極參與者，都遭受逮捕和嚴峻的處罰；大多數的民主運動者失去自由，有人則失去母親和女兒。

然而，不同於上一波民主運動，全面性的鎮壓並未能讓民主運動消逝，反而讓獨裁政權失去正當性。更多人的參與讓民主運動更為茁壯，人民的支持也更熱烈。當強力壓制無效，獨裁政權為了避免更大的災難，只能讓步。結局是，臺灣人終於獲得將近一百年的追求：民主、平等、自主和尊嚴。

這正是臺灣民主化最重要的啟示：人民對民主的堅持、前仆後繼，終於逼迫獨裁者做出民主妥協。認為臺灣民主由蔣經國所推動，這位長達三十年白色恐怖期間實際負責情治系統的獨裁者，曾經嚴厲鎮壓民主運動的獨裁者，這是對臺灣歷史的最大誤解、最大扭曲。

和其他民族相較，臺灣的民主運動並不特別壯烈，不特別曲折，也不特別艱難。不過這卻是我們自己的故事。這些故事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上一代的我們、曾經在同一土地上生存、工作的先人，他們的憧憬、無畏、局限和困頓，至今都仍然和我們有著各式各樣的牽連。

牛津大學一位政治哲學家曾經用《小王子》的故事，討論我們情感所認同的對象是否必須具備獨特性。小王子有一盆玫瑰花，他非常得意，也非常喜歡。有一天小王子經過一個花園，看到滿園的千朵玫瑰；和它們相較，他的玫瑰並不特別突出，於是小王子傷心流淚。狐狸要他回家去，好好仔細端詳他的玫瑰。小王子依照狐狸的建議，也終於領悟，向滿園的玫瑰說：

你們很漂亮，可是你們卻是空虛的。沒有人願意為你犧牲生命。我的花看起來和你們一模一樣，可是她是我灌溉的，她是我放在花盆中保護的，她身上的蟲也是我除的。我聽過她的哀怨，我也聽過她的驕傲；有時候我甚至聆聽她的沉默。因為她是我的玫瑰。

臺灣之所以獨特，是因為眾多和我們有所連結的先人，他們在其上的工作，如今成為我們共同的故事、共享的記憶。臺灣之所以獨特，也因為我們今天對它的灌溉。

第一章帝都的洗禮

下村宏的招待宴

一九一九年三月，東京小石川植物園裡櫻花盛開，一片繽紛美景。幾百名臺灣留學生享用著臺灣總督府提供的豐盛餐點，也趁這機會共敘家常，場面十分熱鬧。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下村宏設宴招待東京的臺灣留學生，已經成為慣例；每年帝國議會開議，臺灣總督府官員須列席備詢，三月中旬會期接近尾聲時，便會順道招待臺灣留學生。

這天，下村宏總務長官除了慰勞留學生之餘，也端出帝國官員架子訓示一番，「你們臺灣學生感謝天皇恩澤，好好讀書，忠誠虔敬為帝國臣民。」突然有幾個學生站起來大聲嚷著：「反對差別待遇！」「反對同化政策！」下村宏先是一怔，接著臉色大變、大發雷霆。宴會草草結束，不歡而散。

這是臺灣留學生第一次公開挑戰總督府官員。這幾位學生是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的彭華英、羅萬俥，與東京高等商業學校（今一橋大學）的吳三連。

p014留日時期的吳三連（《吳三連全集》）

過去，在日本的臺灣學生們都很低調、順從，他們對社會問題不太關心，甚至對政治運動刻意保持距離。因教會協助而來到東京女子醫專讀書的蔡阿信，就時時刻刻記得母親的叮嚀：「嘸通涉政治。」對比於中國留學生的救國運動、朝鮮學生的獨立運動，臺灣學生往往被嘲笑是「唯唯諾諾、屈從於日本統治下的傻瓜」！

這其實不能怪臺灣人。一八九五年日本領臺以來，就不斷面對臺灣人的反抗，先是臺灣民主國，後有抗日游擊隊，還有原住民的反抗行動。這個東方新興帝國，以它的先進部隊與優勢武力一次又一次鎮壓了反抗行動。最近一次是一九一五年發生在臺南玉井的噍吧哖事件，臺灣總督府逮捕了一九五七人，光是被臨時簡易法庭判處死刑的就高達八六六人，過於苛酷的判決連日本帝國議會都大為震驚，在處死九十五人後，其餘改為無期徒刑。日本帝國在臺統治二十年後，基盤已經穩固，一次次武裝抵抗的慘痛代價，都說明了一件事：臺灣根本沒有武力反抗的空間了。

但是，現在情況開始改變。帝國首都東京提供給殖民地人民思想與行動的養分，殖民地人民的反抗運動改頭換面，而且是從帝都重新開始！

東亞文明中心東京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帝國首都東京成為東亞文明中心，是亞洲各國效法的對象，清國、朝鮮、越南、暹羅、菲律賓、印度等國青年學子紛紛前來學習。一八八○年清朝政府分批派遣留學生到日本學習，返國後從事改革。日後，這些留日學生先後成為中國社會的棟梁，例如黃興、魯迅、陳獨秀、陳寅恪曾就讀於弘文書院；汪精衛、居正、宋教仁、胡漢民是法政大學速成班的學生；張君勵、李大釗、彭湃等人則曾是早稻田大學留學生。

一八九五年以後成為日本帝國子民的臺灣人，也陸續前來帝都「朝聖」。最早的經驗是觀光、遊學。臺北大稻埕的茶葉富商李春生，曾經東遊日本六十四日，把所見所聞寫下，成為遊記《東遊六十四日隨筆》。他對日本的文明進步大為讚嘆，不但在旅次中剪去清國辮子「豬尾巴」，並改變早先對華夷秩序的看法，從此甘心做為一個進步國度的子民。

彭華英自一九一二年從南投鄉下來到東京求學，如今是他到帝都的第七個年頭，這時期的東京正面臨翻天覆地的巨變。一九一二年，雄才大略的明治天皇逝世，大正天皇繼位。大正天皇不只體弱，又患有腦病，常有奇怪的舉動。有一次在帝國議會開議儀式上，竟將演講稿捲成圓筒當作望眼鏡，瞇起一眼作勢張望，此舉令在場外國使節、國會議員登時傻眼。偏偏明治維新以來所累積的種種問題都在此時迸發，明治政府所建立的強大國家權力開始受到挑戰。大正天皇即位的此時，正是社會力量最蓬勃的時期，工人、農民走上街頭，環境保護、普選、婦女解放等各種運動熱烈展開，形成十多年的大正民主時期。

尤其，沉寂許久的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又重新復甦。社會主義在明治初期剛剛萌芽，幸德秋水、堺利彥、荒畑寒村等人為無產大眾發聲，明治政府害怕將危及天皇體制，泡製了一九一○年的政治冤獄「大逆事件」，將幸德秋水等多人處死，此後社會主義團體銷聲匿跡，進入冬眠狀態。

然而，一九一八年富山縣的農民搶米暴動擴及全國，「困苦的農民已經活不下去了！」「米騷動事件」使社會主義運動找到生機，再度上場。

大學校園裡，青年學生敏銳地感受著各種思潮與運動，充滿社會改革熱情，最活躍的兩個學校是東京帝國大學與早稻田大學，年輕教授們甚至帶領學生一起行動。吉野作造曾經到中國、擔任過袁世凱之子袁克定的家庭教師，後來留學歐美，學成歸國在東京帝大任教，並在當時最重要的知識性刊物《中央公論》上發表文章，介紹西方民主理論、提倡自由主義、支持普選運動。大山郁夫、佐野學都是早稻田大學教授，他們倡議社會主義，對日本政府的批判更為激烈，並積極投入政治活動與群眾運動。教授們以身作則，提出政治主張，參與社會改造，吸引眾多青年學生們相繼追隨、實踐。

來自殖民地的彭華英是南投國姓人，一八九五年生，家境富裕。就讀於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的他，呼吸著大正民主的自由空氣，抑制不住滿腔熱血，早已積極加入社會改造行動。彭華英與有名的社會主義者堺利彥、大杉榮、山川均等人接近，參加了日本社會主義同盟，這是日本左翼人士大結合的組織，但是，馬上被官方下令解散。

p017彭華英

加入這左翼團體的臺灣留學生不只一人。除了明治大學彭華英，明治大學的黃登洲、早稻田大學呂磐石的名字都在會員名簿上，他們都是臺中人。臺灣留學生竟膽敢參加被日本特高警察嚴密監控的結社，顯示受到社會主義吸引的殖民地學生恐怕不在少數。

日本社會主義同盟被解散後，社會主義運動化整為零，成立多個祕密團體，彭華英仍舊活躍其中，加入了好幾個組織。一九一九年十月成立的早稻田大學「建設者同盟」，主導者是政治經濟學部的和田巖。這團體與農民運動關係密切，除了早稻田大學的學生，也有外國學生參與。早稻田大學學生彭湃也加入這個團體，他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

一九二○年五月成立的曉民會，由早稻田大學學生高津正道所領導，日後高津成為日本共產黨的創始會員。曉民會的宗旨是「研究並傳播社會主義，奧援啟蒙工作與爭議事件，養成鬥士」。同時，該會也接受朝鮮人、中國人會員，以實現「日、鮮、支國際主義」為一大特徵。除了臺灣人彭華英之外，還有中國人王樹聲、朝鮮人金若水、朴烈等人加入，他們自詡為「革命行動隊」，被官方認為是意識形態極左的團體。

彭華英另外也加入一九二○年十一月成立的コスモ俱樂部。「コスモ」（COSMO）是「世界主義」（Cosmopolitan）之簡稱，以「亞洲諸民族解放」為目標，它其實是被解散的日本社會主義同盟的替身，常以舉辦演講會的方式集會，俱樂部的主要成員是堺利彥、大杉榮、山川均等都是社會主義活躍分子，成員中還有有中國、朝鮮、臺灣留學生。在日本特別高等警察眼中，這又是一個激進團體。

積極參與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團體的彭華英，因此被日本警方列為「特別要視察人甲號」，受到特高警察長期跟監。但他卻是臺灣留學生們景仰的對象，同時期也在東京求學的文學家張深切就形容彭華英「朝氣蓬勃、鶴立雞群、叱吒風雲、一身是膽」。他正是前南投縣長彭百顯的大伯公。

一九二○年八月，彭華英在《臺灣青年》發表了〈臺灣有婦女問題嗎〉（臺灣に婦人問題があゐか）一文，指出婦女問題與勞工問題是當時社會最緊要的議題，但東洋社會，尤其是臺灣，仍未脫陋習，兩性關係大有改進之必要。一九二一年五月又發表〈社會主義之概說〉，介紹俄國革命成功以來，社會主義在世界各國的發展、社會主義的精神與目標、國家社會主義的衰退與共產主義的興起。這是最早由臺灣人所執筆、介紹社會主義的作品。

高砂寮、新民會、東京臺灣青年會

彭華英常常來到高砂寮，因為受到大正民主衝擊，亟思有所作為。其他留學生范本梁、林呈祿、蔡培火、羅萬俥、陳炘、黃呈聰、蔡式穀，社會人士林獻堂、蔡惠如等人，都常常來到高砂寮，藉著與留學生聚會，舉辦演講活動，對年輕子弟進行「政治啟蒙」。

高砂寮是東洋協會所管理的學生宿舍。一八九八年第四任臺灣總督桂太郎號召在臺灣的日本官僚、實業家、商人等名人，創立臺灣協會，目的在協助日本政府經營殖民地臺灣，一九○六年改名為東洋協會。臺灣協會在一九○○年設立了臺灣協會學校，後來稱為東洋協會專門學校，培養未來臺灣的統治人才，就是現在日本東京的拓殖大學，校址位於小石川區茗荷谷町，與臺灣總督府官員宴請留學生的小石川植物園很近。

日本政府統治初期，臺灣島內只有初等教育或職業教育設施，缺乏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機構。職業教育機構「總督府醫學校」與「總督府國語學校」是當時臺灣最高學府。臺灣所有的菁英人才只能選擇當醫生或當教師，這是殖民地人民最好的出路。所以總督府醫學校與國語學校，被稱為臺灣的「劍橋」與「牛津」。

殖民地人民受日本統治者歧視與差別待遇，第四任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對臺灣最優秀的醫學校學生演講的時候甚至這樣說：

你們本島人想要求與三千年來盡忠於皇國的母國人享有同等待遇，是不可能的！應該以今後八十年為期，努力同化於母國人，在此之前即使被差別對待，也毋須做不平之鳴，應該各自努力同化，做為島民的典範！

p020高砂寮（《拓殖大學百年史：大正編》）

由於臺灣升學管道狹窄，臺灣人與日本人子弟機會不等，有錢人、有能力者紛紛到日本留學。早先，能夠到日本留學的以富家子弟為主，通常是日本師長或官員推薦、介紹，寄宿在師長安排的名士家中。例如日治時期的知名人權律師陳逸松在十三歲時，與表兄弟五人寄宿在岡山的高原家。霧峰林家各房，子弟十多人在小小年紀就到日本東京，由專人照顧生活起居，又一同入東京礫川小學校就讀。

隨著留學生快速增加，臺灣總督府關係密切的東洋協會於是在一九一二年建造了留學生宿舍「高砂寮」，提供約六十名學生寄宿。十六歲赴日的楊肇嘉、十六歲的張深切、十八歲的朱昭陽，都曾先後寄宿在高砂寮。楊肇嘉後來領導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張深切成為文藝家，朱昭陽則創辦了臺北市私立延平中學。畫家張秋海、雕刻家黃土水也曾在高砂寮寄宿過，那時他們都還只是留日學習美術的學生。

高砂寮表面上是便利學生寄宿，不免也有監視、規訓臺灣留學生的作用。曾受後藤新平之邀到臺灣進行糖業政策改良的新渡戶稻造，一九一五年七月二十日以東京帝國大學法科教授的身分到高砂寮對臺灣學生演講，講題是〈為了臺灣學生〉：

小時候我聽說臺灣是個恐怖的地方，臺灣住著會吃人的野蠻人。各位一定都聽過桃太郎的故事，桃太郎征討的目的地是「鬼島」，語言不通、文明未開之地即是鬼島，以前是八丈島、沖繩島，後來是臺灣島。曾經是鬼島的臺灣，經過日本帝國的開發，經過後藤新平長官的大力改造，已經成為寶庫！各位，為了三百萬臺灣同胞，為了臺灣的進步發展，各位應該精進知識、圖謀向上。（改寫自新渡戶稻造，〈臺灣學生の為めに〉演講詞）

「在日本人眼中，臺灣竟然是個鬼島？」

「臺灣從鬼島變成寶庫？竟要感謝殖民者的開發改造？」

「此刻我臺灣同胞豈不正受著殖民統治的壓迫嗎？」

在場聽講的學生感到很不是滋味。

正當此時，日本內地則已是社會運動澎湃洶湧，勞工大眾、貧苦農民都群起抗爭。臺灣來的青年學生們不免胸懷激盪，常在宿舍裡談論時事、進行政治辯論。一九二○年曾寄宿高砂寮的張深切回憶說：

臺灣的留學生一到東京，大抵由其學校的位置而分散，高砂寮是留學生最集中的地方，凡到東京的學生，無論時間長短，總有一兩次到這裡來寄足一下。所以這裡可以說是學生運動的最好去處，也可以說是臺灣文化運動的搖籃。

臺灣學生漸多，東京臺灣青年會也跟著成立，目標是「涵養愛鄉情懷，發揮自覺精神，促進臺灣文化之開展」。其間，又先後組成了團體「聲應會」、「啟發會」，但活動甚為疲弱，最後無疾而終，直到蔡惠如組成立了新民會。

p022臺灣學生高砂寮前合影（《文化協會在臺南》）

幕後推手蔡惠如

p023蔡惠如（《蔡惠如與他的時代》）

蔡惠如，一八八一年出生於臺中清水蔡家。蔡家在地方上頗具經濟實力，他也被官方籠絡為臺中區長。但他對日本統治感到不滿，尤其是一九一五年參加同化會後，受到臺中廳警務課長荒卷鐵之助警告：「你身為區長，竟擅離職守，參加組織，以後小心點，否則絕不寬貸！」他想到日本自由民權運動元勳板垣退助所發起的同化會都被總督府下令取締而解散，那殖民地人民豈非置身樊籠一般？心中鬱卒之餘，於是變賣家產到福州經營漁業生意。以今日的眼光來看，蔡惠如這樣的人可以說是日本時代的第一代臺商。

蔡惠如的三位公子炳曜、敦曜與珍曜都在東京留學，他本人則頻繁往返於臺灣、上海、東京之間，留學生們透過他獲得祖國的各種情報，加上他為人豪邁果決，在留學生之間相當受到擁戴。一九二○年元旦，蔡惠如到神田林呈祿家中拜年，問起啟發會的情況，林呈祿說，因財務問題陷於癱瘓。「那怎麼行？」蔡惠如拍拍胸脯，表示會想辦法。

果然，過了幾天，蔡惠如邀集先前啟發會會員十一人開會，一月十一日就在東京澀谷自宅創立了新民會。創立大會當天，蔡惠如被推舉為會長，但他一再謙辭，認為林獻堂方有能力領導大家。新民會的宗旨是「考究臺灣所有應予革新之事項，圖謀臺灣文化之向上」，實際上則與東京臺灣青年會一裡一表，共同推動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成為東京留學生最重要的政治運動指導團體。

新民會會長林獻堂、副會長蔡惠如，幹事是黃呈聰與蔡式穀，會員約有百名餘名，其中以明治大學學生最多，包括林呈祿、彭華英、羅萬俥、蔡先於、鄭松筠、黃旺成、郭國基、林濟川、莊垂勝等。其次則是早稻田大學的王敏川、黃周、林仲澍、呂磐石、王金海、施至善、吳蘅秋等人。另有中央大學的蘇維梁；東京商科大學的吳三連、蔡珍曜、陳崑樹；東京帝國大學的劉明朝、蔡伯汾、林攀龍；慶應大學的陳炘；東京高師的蔡培火、謝春木；專修大學的蔡敦曜等等。這些人雖然只占當時臺灣留學生的一成不到，日後卻都成為臺灣各領域的領導人才。

在新民會與臺灣青年會指揮下，青年學生們開始組織化。一九二一年三月，總務長官下村宏再次設宴於小石川植物園，備好數百份的西餐要招待留學生，等了半天，竟然無一人出席，場面極為尷尬，留學生們稱為「罷食事件」。原來，這年東京留學生首次展開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帝國議會以「請願不成立」拒絕，留學生們大為憤慨。加上下村宏在帝國議會的發言引起反感，臺灣留學生因此決定「有所表示」。

高砂寮、東京臺灣青年會、新民會等團體連成一氣，開始了反抗運動。臺灣總督府當局怎會不清楚？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東京大地震，高砂寮也受損害，臺灣總督府募款建造新寮，一九二五年二月完工後卻不讓學生遷入，東京臺灣青年會多次請願未果，終於在九月發動「占領新寮行動」，官方則宣告「關閉高砂寮」，學生示威抗議，雙方一度僵持。東京臺灣留學生已然覺醒，行動一次比一次有力。

p025新民會合照，二排左二起為林呈祿、黃呈聰、蔡惠如、林獻堂，右二蔡式穀，後排右三蔡培火。（《蔡式穀行迹錄》）

蔡惠如獲得留學生的愛戴，主要在於他的慷慨大度。一月十一日新民會創立大會上，林仲澍、彭華英建議應該創辦機關刊物，眾人都點頭呼應，但是經費沒著落，雜誌一直停留在構想階段。這年三月，蔡惠如將往北京，留學生們到東京火車站時為他送別，臨行前，他悄悄掏出一千五百日圓，塞給林呈祿說：「這些錢你們拿去辦雜誌，就算是只發行一、兩期，也要實行！」這時，他在中國的事業已因經營不善，虧損連連，經濟上面臨捉襟見肘的窘狀。但，對於挹注運動經費，他卻是毫不遲疑。

p026《臺灣青年》創刊號

一九二○年七月，第一本臺灣人的雜誌《臺灣青年》正式創刊，蔡惠如提供經費，居功厥偉。

為臺灣人政治運動慷慨捐輸的蔡惠如，後來因治警事件曾坐牢三個月，留下「喜民心漸醒，痛苦何妨」、「居虎口自雍容，眠食亦如常」的獄中詩。他的孫子蔡意誠則在戰後因白色恐怖服刑近二十四年。清水蔡家還有位赫赫有名的政治犯蔡綉鸞，她嫁給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廖文毅的大哥廖溫仁，因為有個從事臺獨運動的小叔，蔡綉鸞與兒子廖史豪都被關入政治黑牢。從日治到戰後，統治者對待臺灣人的反抗運動，手法如出一轍。

與東亞弱小民族攜手合作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傍晚六點鐘，コスモ俱樂部在神田區的YMCA青年會館舉辦題為「人類愛的結合」演講會。朝鮮、中國、臺灣學生情緒激昂，彭華英、范本梁上臺發言，公然高呼「臺灣解放！」當場被臨監的警察下令中止。這是俱樂部的演講會第一次被解散。此後，彭華英等人受到日本高等警察「嚴重監視」，這年七月彭華英自明治大學畢業後，就與蔡惠如一起到了上海。

彭、蔡二人關注一次大戰後華盛頓會議召開與動向，探索臺灣解放的機會。他們多次與菲律賓、印度、朝鮮民族運動者在上海大東旅館開會，計劃派遣遠東弱小民族代表前往華盛頓會議請願，要求殖民地獨立。但七月二十四日、三十一日、八月十八日，幾次會議下來，意見一直無法整合。

「朝鮮是獨立國家，與臺灣不同！」朝鮮代表這麼說。

「應該將臺灣歸還中國！」中國代表如此主張。

「不！不！我們臺灣人希望能如比利時一樣，獨立成為永久中立國！」彭華英一再堅持。

比利時於一八三○年自荷蘭統治下獨立，奉行永久中立政策。彭華英主張臺灣以比利時為仿效對象，以取得和平獨立。但比利時在兩次世界大戰都被德國占領，二次大戰後放棄中立政策，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因為中國、臺灣、朝鮮各弱小民族代表的祕密會議缺乏共識，最後只有朝鮮人派出代表前往請願。但是戰後忙著重新劃分勢力的大國們，終究沒有理會這些弱小民族的呼聲。

這不是彭華英初次從事跨國解放運動。早在一九一五年秋天，彭華英就與中國人黃介民、朝鮮人金錣洙等人組成了新亞同盟黨，該黨目的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意圖透過日本殖民地臺灣與朝鮮、半殖民地中國之間的合作，追求民族解放，實現亞洲和平。這應該是最早成立的中國、朝鮮、臺灣之間跨國合作的解放團體。

文明進步的帝都東京吸引了眾多臺灣、朝鮮的殖民地青年前來學習，同時還有亞洲各國如中國、越南、菲律賓等留學生聚集於此。一九二○年代的日本，種種解放運動風起雲湧，各國青年學生於是不分彼此、相互攜手，並與日本的社會運動團體互通聲息，形成「弱者聯盟」、「弱小民族聯盟」。

范本梁，嘉義人，也有類似的國際聯合運動經驗。他比彭華英稍晚，於一九一五年赴日本求學。一九二○年進入上智大學，因為仰慕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與之接近而成為無政府主義者。他也參與コスモ俱樂部的活動，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該俱樂部在神田青年會館舉辦的演講會上，因為發表激烈演說，被警方命令演講中止，並予拘留。後來，他也像彭華英一樣，逃亡中國。

當時無政府主義在國際間大為流行，中國知識分子甚為著迷。無政府主義思想一支從東京傳來，另有一支從法國傳來。知識分子分別組成許多團體，光是北京大學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勢力就很驚人，包括校長蔡元培、教授李石曾、吳稚暉都是信仰者。又如景梅九等人所組織的北京安社，成員一百九十多人。所謂「安社」，即是安那其主義（Anarchism）的簡稱。

一九二二年八月范本梁逃離東京，來到北京，在北京大學哲學系旁聽，與當地無政府主義者往來，參與思想運動，並與臺中出身的關錦輝、謝廉清、謝文達等人密切互動。他加入北京安社，與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羅豁（羅志道）也有深交。一九二四年七月，又與留學北京的臺灣人許地山等人組成新臺灣安社，出刊機關雜誌《新臺灣》。這是臺灣人無政府主義運動的開端。

來到中國的彭華英依舊熱衷於跨國解放運動。一九二四年三月，他與蔡惠如長子蔡炳曜等數名臺灣青年，中國社會主義者羅豁、朝鮮獨立運動者呂運亨、尹滋英等人組成平社。五月，組成臺灣自治協會，六月又成立臺韓同志會。以革命者身分活躍於中國的彭華英，在日本官方情報中被描述為「居住於上海與北京，持續過著放浪的生活」。

除了彭華英、范本梁等臺灣留學生與左翼人士攜手合作之外，另有一派臺灣留學生也尋求與朝鮮留學生合作，他們是蔡培火、黃呈聰、王敏川。這些人以朝鮮人柳壽泉所創辦的《亞細亞公論》做為平臺，相互聲援。

p029《亞細亞公論》創刊號

《亞細亞公論》月刊於一九二二年五月創刊，共發行了九期。該刊同時使用了日本語、朝鮮語及中國語三種語言，封面上並標示了「人類主義」做為其宗旨，是極具突破性的刊物。它不只是朝鮮人的刊物，可以說是亞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知識分子的共同發聲場所，如流亡於日本的印度知識分子布修（Rash Behari Bose）；中國人戴季陶、湯鶴逸、張昌言；臺灣人蔡培火、黃呈聰、王敏川等等，都在該刊上發表文章。透過《亞細亞公論》，可以看到二○年代亞洲殖民地青年的相互奧援、跨國合作的縮影。

大正民主時期的青年政治運動具有國際聯合性格，尤其是社會主義、左派運動強調國際主義，吸引各國青年相互奧援、合作。在東京的臺灣青年，不論左派、右派，都順應這股潮流，努力結交各國人士，擴大合作對象，爭取殖民地解放的機會。一九二○年代反殖民運動中，臺灣青年與東亞各國進步青年的跨國合作、相互聲援的程度超乎想像。

受到帝都的洗禮、時代思潮的啟發，以及反殖民地運動的刺激，來自殖民地臺灣的青年們不願再默默忍受，他們要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

第二章抵抗的策略

六三法撤廢運動

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新民會留學生二百多人聚集在東京麴町區富士見町教會，討論如何改善殖民地臺灣的處境。現場氣氛熱烈，講壇上豎著「撤廢六三法」的旗子，蔡培火等人主張：「給我們自治權」、「撤廢六三法」；也有人提議「到帝國議會及臺灣總督府東京辦事處示威遊行」，人人情緒高張。

但明治大學畢業生林呈祿有異議，「一旦撤廢《六三法》，等於同意帝國議會的法律在臺灣施行」，「這豈不是放棄臺灣特殊性，贊同總督府的內地延長主義？」所言有理，會場議論紛紛。當天因為眾人意見不一，未能做成結論而散會。

受到大正民主的鼓舞，臺灣留學生愈來愈關心政治。林獻堂每次到東京探視在此求學的林家子弟，也都會設宴招待留學生，席上大家談的都是政治。像這樣的會議已經召開過幾次。一九一八年夏天，林獻堂在東京神保町中華第一樓宴請臺灣留學生。林獻堂問：「為了臺灣，我們當如何努力？」有的人主張「殖民地自治」，有的人認為應該「回歸祖國」，議論莫衷一是。「《六三法》是臺灣人的枷鎖，臺灣統治的萬惡之源，因為《六三法》，臺灣總督統攬了所有大權，成了『土皇帝』，我們應該快快把它撤廢！我建議發起運動，馬上行動！」施家本慷慨激昂地說，他是鹿港人、林獻堂的祕書。眾人積極附和，當場成立了「六三法撤廢期成同盟」，推舉林獻堂為會長。

這《六三法》撤廢運動，原本是在臺日本人提出的主張。早在日本統治初期，小林勝民等人向中央政界進行撤廢《六三法》遊說活動，他們反對總督府大權獨攬，因為依據《六三法》發布違反人權的律令，在臺日本人的權益失去保障，連日本人都受不了《六三法》！另外，日本人律師伊藤政重、《拓殖新聞》編輯久我懋正等人也對臺灣總督專權表示反感，他們與林獻堂頗有往來，鼓勵臺灣人發動輿論撤廢《六三法》。伊藤政重因此遭總督府驅逐出境。

朝鮮的啟示

就在這當頭，與臺灣同樣是日本殖民地的朝鮮，率先採取了行動。一九一九年一月朝鮮國王高宗逝世，預定於三月三日舉行葬禮。可憐的高宗，即位以來正是朝鮮政局最混亂、危殆的時刻，極力協助他的明成皇后被暗殺，一九一○年終於抵擋不住被日本強行併吞。高宗的猝死，民間傳言紛紛，說是被日本朝鮮總督下毒而死。

三月一日，首爾市中心出現群眾大會，三十三位朝鮮獨立運動人士發表「獨立宣言」，引起成千上萬民眾呼應，高喊「朝鮮獨立萬歲」口號，並舉行大規模示威遊行，平壤等城市也同步發動示威，獨立運動遍及朝鮮各地，共有二百萬人參加了示威活動。這是朝鮮被日本併吞以來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史稱「三一獨立運動」，或「朝鮮萬歲事件」。

朝鮮總督毫不遲疑地採取了血腥鎮壓行動，大批憲兵、警察出動，逮捕、殺害示威群眾，從三月到五月，各地衝突不斷。朝鮮總督府愈是鎮壓，反抗事件愈是在各地蔓延。據日本官方所發布的數字，事件過程中被日本軍隊殺害的朝鮮人有七九○九人，受傷者約一萬六千人，更有超過兩萬人被捕入獄。朝鮮人為追求獨立，付出慘烈的代價，仍舊被殖民當局殘酷壓制下來。

看著日本報紙前所未見地大幅報導朝鮮問題，同樣是殖民地的臺灣青年，既覺驚心、又感難過。萬歲事件喚起臺灣人恐怖的記憶，早年臺灣的武力反抗不說，一九一五年噍吧哖事件的大逮捕與處刑，「臺灣要像朝鮮一樣追求獨立，付出血的代價嗎？」臺灣留學生如此自問。

三一獨立事件後不久，親日派的朝鮮國民協會會長閔元植提出完全相反的主張，希望朝鮮人徹底同化為日本人，進而獲得與日本人一樣的國民權利。一九二○年七月，閔元植帶著六百多人連署的請願書，首次向日本帝國議會展開請願行動，他希望爭取朝鮮人的參政權，呼籲實施「眾議院議員選舉辦法」，在朝鮮選出帝國議會代表。閔元植提倡的新日本主義，主張從政治、教育、思想、宗教各方面多管齊下，三十年內使朝鮮人完全同化，改變成為表裡一致的日本人。

但是，第二年二月當閔元植再度帶著三千多人的連署前往帝國議會請願時，卻在東京車站飯店被刺殺身亡，兇手是主張獨立的朝鮮青年。主張同化主義的朝鮮人遭自己的同胞刺殺，而「撤廢六三法接受帝國法律，不就是贊成同化主義嗎？」臺灣留學生感到困惑。

這是兩難的問題：想要限制總督專制，須撤廢《六三法》，一視同仁適用帝國議會通過的法律；但適用帝國議會法律，就是承認內地延長主義，等於是接受同化主義。臺灣青年們反對同化，希望保持臺灣特殊性，難道就須繼續適用《六三法》、忍受總督獨大？到底該怎麼做才好呢？

林呈祿的第三條路

p035林呈祿（林仲光先生提供）

林呈祿，桃園竹圍人，生於一八九○年，明治大學法科畢業。他的父親林振威原本是林本源家族田園產業的收租總管，日本領臺第二年進剿桃園抗日軍，父親與二哥都遭殺害，家宅也被焚毀，都虧母親帶著孩子們逃到廈門鼓浪嶼避難，才逃過一劫。每每想到此事，他的胸中就隱隱作痛，不能原諒日本的殘暴。

南崁公學校畢業後，林呈祿考入總督府國語學校國語部，一九○九年以第一名成績通過總督府普通文官考試，擔任臺北地方法院書記官，後來成為統計主任。但他不以此為滿足，一九一四年辭去法院工作，以函授講義自修法律，順利考上明治大學法科。他曾一度想要脫離日本統治，回到祖國懷抱。因先前任職法院時有機會認識湖南省長譚延闓參謀蕭仲祁，於是在明治大學畢業後，應湖南省政府之聘到長沙任教職，但中國政治的複雜令他無法久留，再返東京，準備司法官考試。

在大學讀書時，林呈祿就對殖民政策學特別感興趣，除了明治大學的泉哲教授之外，更心儀京都大學的山本美越乃教授，對他們的著作都深入研讀。時代潮流洶湧翻捲，把他推向風尖浪頭上。

一九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臺灣青年》第五號，林呈祿發表了〈六三問題的歸著點〉，他寫道：

臺灣總督的委任立法權早晚得廢止，而在臺灣施行帝國議會通過的法律。並且，將來由臺灣住民選出代表，出席帝國議會，也只是時間的問題。以上這樣的見解，是以帝國憲法施行於臺灣為前提所獲得理論上的結論。

但當今帝國的統治方針，是依據實際上的考慮而制定。因為臺灣的三百四十萬漢民族有悠久的歷史、特殊的民情風俗、固有的思想文化，是否能與內地的大和民族用同一制度統治，不無疑問。將帝國議會所制定的法律施行於臺灣，這種忽視殖民地特性的做法，並不是最好的殖民地統治政策。（改寫自林呈祿，〈六三問題の歸著點〉）

來自殖民地的青年林呈祿，對母國的殖民政策學特別感興趣，他一面批評日本的統治政策，一面將在東京所學到的近代文明知識，反身要求於殖民母國。

剛剛成立的國際聯盟揭櫫「謀求殖民地人民福祉是文明發達國家之神聖使命」原則，這是文明發達國家的崇高目標。日本帝國政府以同化主義壓迫殖民地，違反國際聯盟的原則。

同樣是殖民統治，英國對澳洲、加拿大的統治，美國對菲律賓的統治，所採取的殖民地自治主義，才是最進步、最理想的制度。相反的，法國統治阿爾及利亞、越南，德國合併法屬阿爾薩斯與洛林兩省，俄羅斯統治烏克蘭，以高壓手段強制施行同化政策，反而刺激殖民地人民的反感，群起反抗，甚至激發人們的獨立意志，最後終將喪失這些領土。

文明先進的殖民帝國如英國，在殖民地設置民選議會，是最進步的殖民統治方式。日本帝國要成為一個文明的國家，應該讓臺灣設立民選代議機關，施行特別立法。（改寫自林呈祿，〈六三問題の歸著點〉）

他以殖民先進國家採取的殖民地自治主義，反對落後的同化主義。文章最後，提出臺灣統治的可行方向：

簡而言之，六三法問題的歸結，從理論面來說，廢除特別統治、將帝國法律適用於臺灣，是必然道理。但，從實際面考慮，讓臺灣設置特別代議機關，殖民地自治，才是最好的辦法。（改寫自林呈祿，〈六三問題の歸著點〉）

這位殖民地之子，充分運用他在母國所學到的知識，提出不同以往的思考模式──強化殖民地的參政權，由殖民地人民選出代表、組成議會，掌握預算與立法權，就可以制衡總督的行政權。如此，不但可以改善總督大權獨攬的弊病，也可以彰顯臺灣的特殊性，並符合國際間殖民地自治的新潮流。

林呈祿提出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成為殖民地人民在獨立與同化之外的第三種選擇，而〈六三問題的歸著點〉這篇論文為臺灣的殖民地政治運動確立了新方向，也為日後臺灣議會請願運動提供理論基礎。

經過各種路線反覆爭論後，終於，一九二○年底，新民會成員們在神田區神保町的臺灣青年雜誌社開會，「撤廢六三法派」與「設置臺灣議會派」再次論辯，林獻堂聆聽兩派陳述主張之後，拍板定案，決定以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為共同努力的目標。

一九二一年一月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正式展開，此後持續十四年之久，向日本帝國議會提出了十五次請願，請願運動的重要文件均出自林呈祿之手，稱他為議會請願運動的頭號理論家，可說是名符其實。

擅長為文論述的林呈祿，還擔任臺灣人的報紙《臺灣青年》、《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一系列報刊的總編輯、總主筆，一直到日本統治結束，二十多年主持筆政，從未間斷，參與臺灣人創辦的新聞事業頗深。

霧峰林家三少爺

p039林獻堂（清華大學葉榮鐘資料庫）

從事政治運動要可長可久，除了提出主張，最重要是充沛的金錢奧援。林獻堂正是議會請願運動的最大金主，這位霧峰林家三少爺，原本可以錦衣玉食、優雅閑適地過完一生，但他選擇了一條艱苦卻多采的道路。

一八九五年臺灣割讓時，林獻堂才十四歲，在烽火變亂的時代，小小年紀被畀予重任，帶領家族四十餘人渡海，返回福建泉州觀望，直到局面安定才回臺。由於霧峰林家大房林季商移居中國不歸，十九歲的林獻堂擔負起家族事業、對外代表等角色，愈發少年老成。

歷經變亂的林獻堂，對祖國割讓時感痛楚。一九○七年，聽說清國維新派梁啟超流亡於日本，特往橫濱《新民叢報》報館求見未果。回到奈良旅館時，暮色已濃，細雨霏霏，此時祕書甘得中翻閱住宿登記簿，發現有三位中國客人，其中一位登記為《新民叢報》發行人陳某，乃請女中持名片往問，是否識得梁任公，希望一識；哪知此人竟答「我即梁啟超」，並邀請入座相談，雙方以筆談溝通：

「我們臺灣人在異族統治下，政治、經濟、法律、教育，都受差別待遇，處境如此，如何是好？」林獻堂問。

「三十年內，中國絕無能力營救，可效法愛爾蘭人之抗英。愛爾蘭人初期以暴動反抗，終被英國軍隊壓制無一倖免；後來則獲得參政權，在英國國會取得席次，結交英國朝野，以國會少數取得左右政局之勢，不妨效法之。」梁啟超回答。

不只梁啟超這樣想，一九一三年甘得中獲林獻堂資助留學東京，經板垣退助之介紹而識得中國革命黨人戴季陶，痛陳臺灣人處境。戴季陶回答：「袁世凱竊國，祖國無暇他顧，十年內無力幫助臺人。你們與革命黨人往來，將受日本政府壓迫，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不如結交日本中央政要，取得同情，牽制臺灣總督府，或可減少臺胞痛苦。」中國維新黨與革命黨兩位要人對臺灣問題的看法，竟然不謀而合，對於林獻堂後來所採取的政治路線，有所啟發。

一九一四年林獻堂利用日本明治元勳板垣退助來臺組織臺灣同化會的機會，想要改善臺灣人的地位，被臺灣總督府以「妨害公安」名義將該會解散。他又號召中部為主的地主、資產家二○四人捐款，爭取臺灣人的教育權，一九一五年設立了臺灣人第一個中學校「臺中中學校」。在公領域的投入，逐漸累積起林獻堂的聲望，也因此在東京留學生的政治運動中取得一言九鼎的地位。

林獻堂對公共事務毫不吝嗇，大力捐輸，是日本時代臺灣政治運動最主要的資金來源。他身為地主，主要收入來自租穀，每年收入約一萬石（一百萬斤），每石穀價約五圓，換算每年收入約五萬圓；扣除稅金及各種寄附，大約還有四萬圓。林獻堂每年為臺灣議會請願運動捐出的資金有一萬五、 六千圓之譜，加上邀宴、遊說、應酬，合計不下二萬圓，也就是說，每年的政治捐獻大約占他總收入將近一半。

不僅如此，各路運動同志因為經濟拮据，也常常向他求助。雖然，社會主義、農民運動等左翼人士，公開場合總是不客氣地批判林獻堂是地主資產階級，思想保守、行動退縮，但是一旦阮囊羞澀，卻又不時向他要求資助。林獻堂日記記載著各種運動路線的同志或因公、或由私地向他開口要求金援，他也幾乎是來者不拒，盡力滿足各路同志的要求。

日本政府非常清楚林獻堂在政治社會運動中金主的角色，所以想盡辦法要他從運動中退出。主張溫和路線的林獻堂，並非反抗運動中衝鋒陷陣的戰將，他時時要面對總督府的威脅、家族事業的榮枯與同志的懷疑等多重壓力，但是，對於臺灣自治的主張，卻是始終堅持。

「給臺灣人議會吧！」

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一日，蔣渭水、蔡培火、陳逢源所率領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團抵達東京火車站，數百名臺灣留學生聚集車站歡迎，他們豎起兩側「歡迎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代表團」大旗，人人手上搖著「自由」、「平等」、「臺灣議會」的小旗子，合唱〈臺灣議會請願歌〉，高喊「萬歲」，令進出旅客大為側目。

隨後請願代表們分乘七輛汽車，沿途散布五色傳單，駛入東京牛込區若松町的臺灣雜誌社。

這時候，天空上忽地引擎聲隆隆作響，成千上萬的紙片像雪花一般落下。原來是臺灣青年飛行家謝文達駕著小飛機在東京上空，向市區灑下二十萬張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傳單，傳單上寫著：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委員來了！

臺灣人呻吟於專制政治下已三十年！

總督獨裁是立憲國日本之恥！

給臺灣人議會吧！

給臺灣人特別參政權！

切望朝野賢明人士聲援支持！

這是第三回臺灣議會設置請願，因為不久前蔣渭水等人在臺灣成立的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被總督府勒令禁止，留學生們得知消息後極為憤慨，認為應該更熱烈表達對請願運動的支持。因此，林呈祿由東京馳赴神戶碼頭迎接請願代表一行，留學生們大舉動員，並別出心裁地設計出搖旗吶喊的場面。

謝文達是臺中豐原人，出生於一九○一年，是臺灣第一個飛行家。因為熱愛飛行，自臺中中學（今臺中一中）畢業後，就到日本千葉縣的伊藤飛行學校就讀。一九二○年他駕著座機「新高號」在日本飛行協會舉辦的競技大賽獲得第三名，成為臺灣之光，豐原老家為之震動。這年十月，他返回家鄉，分別在臺中與臺北做了兩次飛行表演，騰雲駕霧、鑽天入地的英姿，風靡全臺。臺灣各界因此為他發起募款，購置新機，命名為「臺北號」。

p043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代表團合影

p044一九二○年謝文達在臺北練兵場表演飛行。

身受同胞愛護的謝文達，怎麼能對臺灣議會這等大事置身事外？所以，他駕著「臺北號」馳騁東京上空，為家鄉盡力。但也因此，他無法繼續留在東京。

謝文達潛回中國，足跡遍及各地，他曾參加北京臺灣青年會，也曾到東北長春，被官方認為是共產主義者而加以監視，又與島內的蔣渭水共同組成社會問題研究會，也曾參加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後來，他投效中國空軍，擔任河南國民軍航空隊長、南昌機場長、廣州航空學校教官，但因飛機失事受傷，以中校官階退役。

這次請願成為後來運動的運作模式，東京火車站前的歡迎隊伍一次比一次壯大，標語一次比一次激烈，「解放」、「埋葬臺灣總督」、「打倒暴政」、「排擊獨裁專制」等等，紛紛出籠。接著，重頭戲是向帝國議會遞交請願書，說明請願目的與理由，然後在帝國飯店等處舉行記者招待會，向日本媒體說明臺灣人的願望，爭取內地輿論的支持。這些活動漸漸引起日本國內團體、開明人士的聲援，媒體也開始重視與報導。

近代政治運動模式

遊說帝國議會、政界人士的工作，有賴蔡培火，他是臺灣議會請願運動的職業遊說家。自一九二一年一月臺灣議會運動第一回請願至一九三四年運動終止，除了一九二五年二月因治警事件被禁於獄中，幾乎每役必與。他長期往返於臺灣與東京間，與林獻堂一起遊說日本朝野政治人物，凡有關臺灣議會設置、爭取臺灣人辦報、反映臺灣統治意見等等，都是他的工作重點。

蔡培火是雲林北港人，一八八九年生，參加運動當時已三十歲出頭。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後，他原本在臺南第二公學校任教，一九一四年聽說明治元勳板垣退助來臺推動臺灣同化會運動，熱心參與，不想卻被辭退教職，失了工作。幸好，林獻堂資助他到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今筑波大學）留學。在留學生中，蔡培火年紀較長，成為意見領袖，後來乾脆成為職業運動家，全心投入政治運動，運動費用、生活開銷都須依賴同志們供給。

p045蔡培火

他的交遊廣闊、活動力強，最主要的人脈來自教會系統。一九二○年四月，蔡培火接受植村正久牧師的洗禮，成為基督教徒，透過教會與信仰的關係，開展出廣闊人脈網絡，為殖民地臺灣的自治主義運動找到眾多同情者。經植村正久牧師的介紹，一方面從政界著手，認識了眾議院議員田川大吉郎、貴族院議員江原素六，這兩人都是虔誠教徒，繼而引介眾議院與貴族院議員支持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另一方面，也爭取學術界的支持，如東京大學教授吉野作造、明治大學教授泉哲、早稻田大學教授內崎作三郎等，這些人士經常在《臺灣青年》、《臺灣》雜誌上撰稿。

臺灣議會請願運動持續十數年，逐漸形成一套運作模式，場面一次比一次盛大。先是發起請願連署，初時的請願簽名連署寫在共同的請願書上，一九二五年第七次請願以後改變為每人一張張署名，以擴大參與。第一年連署以東京臺灣留學生為主，人數僅一七八人，隨著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受到認同，連署人數最多到達二四一五人。連署完成後，每年一月帝國議會開議，需組成代表團上京請願，此時，各地同志們紛紛舉行請願團餞別會、壯行會，歡送行列擁簇於各大火車站，好不熱烈風光。請願團返臺之後，則有洗塵宴、接風會，報告請願經過，又於各地舉辦說明會，所到之處鞭炮四起、萬人空巷，有如將軍凱旋。

臺灣議會請願運動每次請願，大約要花費三萬到五萬日圓。如果遇到國會議員改選，必須捐獻政治獻金，開銷更大。這些運動經費主要是由蔡培火去籌募，基本捐獻者多是《臺灣民報》關係人士，除了林獻堂外，還包括板橋林家的林柏壽，霧峰林家的林階堂、林資彬、林根生，臺中地主陳炘、羅萬俥、屏東地主李瑞雲，開業醫生高再得、吳秋微、韓石泉、王受祿、林篤勳等人。這十幾位金主之中有八位是地主，多是林獻堂的親族；五位醫生則與蔡培火關係密切。運動高度依賴林獻堂與蔡培火的人脈關係，於今看來，肯定是政治運動的致命弱點。

p046一九二四年，民眾於臺中火車站歡迎議會請願代表。（《楊肇嘉留真集》）

日本國內的同情者

日本一般大眾對殖民地問題並不關心，新聞媒體也很少報導。但是，一九一九年朝鮮三一獨立事件引起注意，日本學界與文化界人士，開始對殖民地統治表達同情與關注，臺灣問題找到突破的入口。

植村正久牧師是最主要的媒介人物，他是日本基督教橫濱集團的重要成員，於東京麴町傳教，設立富士見町教會。篤信上帝的他，深信神愛世人、人類平等，他為蔡培火洗禮，也從這位弟兄口中得知臺灣人的處境，大感同情，不禁批評總督府惡政。這位宗教家即知即行，不但大力引見同為基督徒的日本眾議院、貴族院議員，協助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甚至提供教會場地做為臺灣青年政治集會演講之用，讓臺灣子弟銘感於心。

p048植村正久牧師

殖民政策學者是殖民地問題專家，也是臺灣人積極爭取的對象。明治大學殖民政策學教授泉哲最積極表達他對殖民地臺灣的同情，並化為具體行動，屢屢在《臺灣青年》、《臺灣》上撰文，林呈祿稱他為《臺灣》雜誌的「有力指導者」。他鼓勵臺灣島民追求幸福，不應被動等待總督府的措施，因為「臺灣並非總督府的臺灣，而是臺灣島民的臺灣」。這句話頗具說服力，蔡培火靈光一閃，改為「臺灣是帝國的臺灣，更是我們臺灣人的臺灣」，在他的文章中陳述。接著，又簡化為「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在文化演講中不斷被喊出，成為二○年代政治運動中最響亮、最具代表性的口號。

京都帝國大學殖民政策學教授山本美越乃曾在雜誌上發表文章，比較朝鮮與臺灣兩個殖民地的訴求，反對朝鮮獨立運動，支持殖民地議會設置運動。得到殖民政策專家的肯定，使得留學生們大為振奮。東京帝大教授矢內原忠雄是位著名的自由主義者，一九二一年他的著作《殖民與殖民政策》出版受到矚目，蔡培火與林呈祿前往拜訪，成為好友。他們並安排矢內原忠雄在一九二七年三、四月間到臺灣進行全島考察，親眼見證總督府的作為之後，矢內原完成了《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一書，成為控訴殖民地統治的「聖經」。

臺灣議會請願運動也獲得部分日本政界人士的關心。眾議院中最支持議會運動的幾位議員中，田川大吉郎是虔誠的基督徒，曾任基督教學校明治學院院長，還在臺灣當過一年的《臺灣新報》主筆，對臺灣問題有相當的瞭解。清瀨一郎曾任律師，推動普選運動，是議會內活躍的自由派議員，戰後曾當選眾議院議長。神田正雄則是位大日本主義者，為了日本民族的生存繁榮，應加強殖民地與內地融合；為了強化亞洲團結，應推動中日親善，而臺灣是中日最佳媒介。

但是，日本帝國議會以內地延長主義／同化政策為主流，殖民地自治主義並沒有太多空間，整體情勢對臺灣議會設置運動十分不利。日本統治當局自始就認為，設置臺灣議會表面上是殖民地自治，其實包藏著臺灣獨立的企圖，只要日本當局稍一鬆手，以臺灣全島為範圍的民選議會一旦設立，就會離帝國統治愈來愈遠。所以，臺灣議會設置請願從來不曾在帝國議會成為正式議案。

日本內地的友人們支持議會運動，主要是認為必須改善統治惡政，才能使臺灣人永為日本帝國的忠良臣民。這種從「臺灣是帝國的臺灣」為出發點的思考，與臺灣人所主張「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本質上極為不同，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終究仍存在難以跨越的界線。

一九二一年起，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展開連署請願，第一次的請願活動在留學生之間展開，共有一七八人參加連署。雖然有日本國內自由派學者的協助，卻不能做為運動的依靠。追求自由、民主、自治的反殖民運動，由留學生點燃了火把，接下來，必須召喚臺灣島內大眾群起呼應，才能燒出熊熊大火。

p049前排左一起為黃呈聰、蔡培火、田川大吉郎、洪元煌，後排左起為林呈祿、蔣渭水。

第三章在團結的旗幟下

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日在臺中樂舞臺戲院，臺灣青年會文化演講團開講，來自豐原、潭子、員林、北斗的聽眾三千多人，擠爆會場。利用暑假、從東京回來的留學生們上臺侃侃而談；臺下萬頭鑽動，地方父老們以熱切的心情，專心聆聽。襖熱的天氣，加上爆滿的人潮，臺上臺下都滿頭大汗。

「臺上在講啥？」

「我嘛聽唔。」

「講啥沒重要，最重要的是站在臺上的都是咱臺灣的子弟。」

「這些白面書生，站著能講，坐下能寫，是咱臺灣的希望啦！」

林仲澍的建議

一九二一年成立的臺灣文化協會，最初來自東京留學生林仲澍的構想。

林仲澍是臺中北斗人，留學東京十年，雖然是早稻田大學工科學生，卻對臺灣問題相當關心。一九二○年他與彭華英在新民會的會議上，建議創辦《臺灣青年》雜誌，做為宣傳機關，獲得蔡惠如的捐助。他成為《臺灣青年》的創始成員，協助編輯與邀稿。這一年七月他自早稻田大學畢業後，返回臺灣，任職於臺灣電力會社，逐漸與同樣關心政治的大稻埕開業醫蔣渭水成為好友，兩人意氣相投。他向蔣渭水提出新點子，建議應該組織文化協會，並積極討論策劃。

讀工科的林仲澍為何對文化問題特別重視？

p053《臺灣青年》創刊重要幹部，右排從上到下為林獻堂、王敏川、林仲澍、林呈祿；左排從上到下為蔡惠如、彭華英、徐慶祥、蔡培火。

一九二○年七月《臺灣青年》創刊號上，東京大學教授吉野作造寫了一篇〈祝辭〉，文中是這樣說的：

總之，協同合作的基礎是獨立，缺乏獨立的合作則是盲從、是隸屬。我們日本國民，對於隸屬民族的存在，並不喜歡。臺灣人在法律上是日本國民，在與我們相互提攜之前，我們要求臺灣人要先成為獨立的文化民族。獨立並非只是反抗法律上的命令者，而是獨立的人格。在此意義上，我們很歡迎諸君日後的計畫。（譯自吉野作造，〈祝辭〉）

被稱為「大正民主旗手」的吉野作造，是有名的自由主義學者，對朝鮮問題、中國問題都很關心，臺灣留學生對他仰慕已久，所以向他邀稿。但吉野作造對臺灣人的議會請願運動卻不怎麼熱心，這篇〈祝辭〉措辭有些嚴厲。「臺灣人要有獨立的文化與人格，才會受到尊重。」敏感的林仲澍，將吉野這些話放在心上。

在東京從事運動時，林仲澍對就讀東京女子醫專的蔡阿信深具好感，屢屢向阿信邀稿，製造接近的機會；一面又請姑姑到東京提親。但蔡阿信本姓林，以「同姓不婚」的理由拒絕了他的追求。返臺後，林仲澍與連雅堂的長女連夏甸結婚，婚宴在蔣渭水的春風得意樓舉行，場面盛大，臺灣電力會社第一任社長高木友枝也蒞臨致詞，臺灣最大官方報紙《臺灣日日新報》還做了報導。

p054《臺灣青年》刊文悼念林仲澍

但忡鬱的他，婚後不到一年、二十五歲的年紀就病逝。林仲澍英年早逝，令同志們大感不捨，東京的《臺灣青年》刊出悼文，說他「胸懷出眾，曾建議會之書；意氣沖天，直興青年之社」，而今「前途渺渺，誰存國士之心；後事茫茫，全賴島民之志」。不只島內同志為他舉行追悼會，連遠在上海的蔡惠如、彭華英、林伯奏等二十多人也舉行了追悼會。連夏甸後來成為林伯奏的繼室，次女林文月是著名文學家。而蔡阿信，在蔣渭水作媒之下，嫁給林仲澍的好友彭華英，兩人的婚姻以仳離收場。

臺灣這邊，年輕醫師蔣渭水很關心政治，他在大稻埕開設大安醫院，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的學弟們吳海水、甘文芳、林麗明、丁瑞魚、石錫勳、張梗、何禮棟等人常常找他聚會、談論政治，大家異口同聲，催促他組成團體。

無獨有偶的，日本基督教牧師賀川豐彥也給了這群臺灣醫學生類似的建議。賀川豐彥是著名的基督教牧師與社會運動家，他積極參與日本的勞工運動與農民運動團體，主張合法、非暴力的抗爭，對弱勢者深具關懷。一九二二年二月，賀川豐彥來臺，醫學專門學校學生丁瑞魚與同學多人去拜訪他，請教臺灣人反抗運動問題。賀川說：

你們現在還不配談獨立，一個獨立的國家必須具有獨自的文化。譬如文藝、美術、音樂、演劇、歌謠等等，不能夠養成自己的文化，縱使表面具有獨立的形式，文化上也是他人的殖民地。現在培養自己的文化是你們當務之急，你們一旦獲得自己的文化，水道渠成，獨立的問題自然就會解決，現在侈談獨立，只有百害而無一利。

丁瑞魚是鹿港人，一九○一年生。他的抗日意識在醫專期間就表露無遺，一九二三年日本皇太子裕仁親王來臺「巡啟」，至總督府醫專視察之時，學生列隊歡迎，丁瑞魚未向太子行禮，被拘禁審問。幸賴校長堀內次雄說情、擔保，事情才未擴大。他又與同學郭松根、施江南、郭火炎等人，對殖民政府統治時有批評，苦思臺灣的出路。

賀川豐彥這些建議對於正苦思抵抗與出路的臺灣青年，有所提示。

蔣渭水，是最早將「文化事業」付諸實施的人。

風風火火蔣渭水

蔣渭水，宜蘭人，一八九一年生，他的父親是位乩童，但他卻從求神拜佛的施作中，看到宗教活動的不科學。他十六歲才入公學校，成績一路領先，順利考入總督府醫學校，在校時期就是個活躍的政治青年。自稱患了「政治熱」症頭的蔣渭水，與同學之間從事了種種政治活動，還開設東榮商號做為聚會場所。因關心中國革命、袁世凱稱帝，與好友翁俊明、杜聰明異想天開，打算培養病菌投於水中，謀殺袁世凱。這天方夜譚式的暗殺計畫當然沒有實現的可能，但也足以看出蔣渭水說風就是雨、暢快淋漓的行事風格。

自從一九一六年從醫開業以後，蔣渭水深感生活「了無意義」，於是又成立「文化公司」引進中日圖書雜誌，並開設春風得意樓餐館提供友人聚會場所，一刻也閒不下來。直到一九二○年透過醫專好友賴金圳，認識了林仲澍，熱切議論政治大事，才重新找到生活重心。蔣渭水常與醫專的好友們吳海水、甘文芳、張梗、林麗明、丁瑞魚、石錫勳聚會，眾人慫恿他出來組織團體，他就真的一心一意撩下去。但，因自揣知名度不足、號召力有限，於是邀請林獻堂擔任總理。

為了取得官方的諒解，一九二一年七月十八日，蔣渭水、吳海水、林麗明等三人拜訪總督府警務局局長川崎卓吉，說明將組成之臺灣文化協會只是文化團體，目的在提升臺灣文化，絕不會涉及政治活動。

p057黃周（左）與蔣渭水（右）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臺灣文化協會在臺北大稻埕靜修女中正式成立。會員一○三二人，出席創立大會人數有三百多人。成立大會上，蔣渭水的演說，是這樣說的：

臺灣人負有媒介日華親善的使命，日華親善是亞細亞民族聯盟的前提，亞細亞民族聯盟則是世界和平的前提。世界和平是人類的最大幸福，並且是全人類的最大願望。

所以我們臺灣人負有媒介日華親善，策進亞細亞聯盟，以達成世界和平與全人類最大幸福的使命。簡單說，我們臺灣人手中，握著世界和平的第一把鑰匙呢。（改寫自蔣渭水，〈臺灣文化協會成立大會講詞〉）

他還為臺灣文化協會寫了〈會歌〉，也是同樣的論調：

我等都是　亞細亞　黃色的人種

介在漢族　一血脈　亞東的百姓

所以天降　大使命　囑咱緊實行

發達文化　振道德　造就此才能

欲謀東洋　永和平　中日要親善

我等須當　作連鎖　和睦此弟兄

糾合東亞　諸民族　締結大同盟

啟發文明　比西洋　兩兩得並行（下略）

這是當時日本國內最典型的「大亞洲主義」的論調。十九世紀下半葉，西方的衝擊促使日本積極回應，知識分子間出現各種主張，一派人主張脫亞入歐，一派人主張團結亞洲抵抗西方，大亞洲主義正是第二種路線的濃縮。一九一四年板垣退助來臺倡議同化會，提倡「日華提攜」、臺灣的角色，就是這一套說辭。臺灣留學生所創刊的《臺灣青年》，在醫學專門學校、國語學校學生之間熱烈傳閱，其中許多日本政界、學界人士的文章，都是此一論調。

臺灣青年對於大亞洲主義毫不陌生，更重要的是，他們希望在大亞洲主義／中日親善的路線中，為殖民地臺灣拓展生存空間，做為「中日親善的橋梁」、「世界和平的鎖鑰」，正是當時知識分子對臺灣的角色期待。一九二○年代初期，開始從事政治活動的蔣渭水，可以說是一位大亞洲主義者。

但博聞強記、與時俱進的蔣渭水，在他活躍於政治運動的十年內，隨著時代思潮的變化，不斷吸收新知、改變戰鬥位置。

一九二四年因治警事件入獄期間，蔣渭水密集閱讀。一九二六年六月成立了文化書局，大量接觸中國政治、政黨、西方政治學與社會主義思潮相關書籍。受到社會主義思想的吸引，他的思想開始轉變，他對中國國民黨聯俄容共策略加以肯定，並公開推崇孫中山。一九二七年，中國國國民黨著手清黨分共，但蔣渭水則已一路馳騁，從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

文化演講啟迪民智

臺灣文化協會的目的之一是做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推動團體，但是，基於與統治當局的協議，成立宗旨是「圖謀臺灣文化之發達」。推動政治運動的前提，在於必須啟發臺灣人民，因此文化運動成為初期會務重點。除了發行會報之外，也於各地成立讀報社，訂購《臺灣民報》、中日重要報刊，提供民眾閱讀、吸收外界資訊的機會。一九二三年起，開辦臺灣通史、通俗法律、通俗衛生等各種講習會；一九二四年起連續三年在霧峰林家萊園開辦夏季學校，教授近代政治學、經濟學、中外歷史、科學等課程。

但是，讀報、講習這些活動，必須具備識字的基本能力。據一九二○年日本國勢調查，當時臺灣的識字率只有三．九％，文盲超過九○％，一般人懂日文者更少，只有二．八六％，讀書閱報等文字宣傳，對當時廣大的島民而言，影響極為有限。即使到了一九三○年，國勢調查報告中臺灣人的識字率也只有一二．四％。

臺灣文化協會初期的這些活動都以知識分子為對象，無法成為一般大眾可以親近的啟蒙運動。直到文化演講會，點燃了全臺烽火。

p060一九二四年，臺灣文化協會在霧峰林家萊園舉辦第一屆夏季學校。

一九二三年五月，文化協會理事黃呈聰、王敏川以《臺灣民報》記者身分回臺，歷訪各地推銷訂報，並進行巡迴演講，受到熱烈歡迎。二十日，東京臺灣青年會開會決議組成文化演講團，利用暑假歸臺，巡迴全島進行文化啟蒙運動。第一團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六日出發，團長是吳三連；第二團一九二四年八月十八日出發，團員有謝春木、呂靈石、連震東、莊垂勝、溫成龍等人。第三團於一九二五年七月三十日抵臺，團員游彌堅、謝春木、蘇維梁、賴遠輝、林九龍等人。一九二六年除了東京臺灣青年會的演講團之外，日本中央大學臺灣留學生也另行組團返臺巡迴演講。

文化演講的內容從宗教、哲學、社會、法律、家庭、兩性關係等無所不包，除引入進步文明思想之餘，也夾帶政治教育與社會批判。文化演講會在各地舉行，成為地方大事，偏遠地區甚至用轎子迎送、大鼓陣為前導，宛如迎媽祖一般。特別是留學生講員不遠千里而來，清新卻又熱情的態度，最受到地方父老的疼惜。

演講會大大激發民氣，所到之處萬頭鑽動，協助文化協會攻略該地，唯獨新竹市文協成員較少，勢單力薄，無法與舊派勢力、御用士紳抗衡，活動難以展開。一九二五年六月文協連續在此舉行了兩天的演講會，事前邀集南部的蔡培火、陳逢源，中部的林獻堂、蔡惠如、林幼春，北部的蔣渭水、石煥長等人，三路人馬在新竹火車站會合，再分乘二十餘輛人力車浩浩蕩蕩遊行重要街道，所到之處店家自動鳴炮聲歡迎，煙硝瀰漫、人聲鼎沸，聲勢之浩大，盛極一時。經過此次大會師，不久，文協新竹支部成立，讀報社、巡迴文庫（移動圖書館）陸續展開，新竹的文化運動一日千里，竟有後來居上之勢。

p061一九二三年五月文協演講團臺南合影。前排左起陳逢源，郭佩雲（黃朝琴之妻），黃呈聰，王敏川，蔡培火。中排左三黃朝琴，左五黃金火，左六吳海水，左七黃受祿。後排左一韓石泉，左三高再得，左五吳秋微。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九日，文化協會成員前往因製糖會社壓迫、屢生爭議的彰化二林庄舉辦演講，受到前所未有的歡迎。是日，文化協會人員由北斗到達二林時，街上已是鑼鼓喧天，萬頭鑽動。為參與此次演講而前往的葉榮鐘，以為是迎神賽會的隊伍，後來聽說是附近村莊農民自動集合起來歡迎，大受感動。演講活動在一家碾米廠內舉行，空間大概可容二、三百人，但擠在碾米廠外面翹首殷望、熱切聆聽的人，超過裡面三、四十倍的人數。以致，臨場監視的日本警察雖是全副武裝，卻顯得惶惶不安。演講結束，講員用餐時，大批群眾然擁擠在街頭巷尾，不肯離開。一行前往車站後，民眾又擠滿車站內外，依依不捨地揮別。眼看著底層民眾對文化協會的依戀之情，葉榮鐘因此認為「文化演講活動與其說是開通風氣、傳播文化，不如說是對無依無靠、飽受欺凌的同胞發揮打氣的作用」。

日本時代鄉下的警察，在地方上有絕大的威嚴。這些日本警察握有行政處分權，身帶配劍、威風凜凜，頤指氣使、予取予求，民眾畏之如虎，稱之為「大人」。如今，文協講員竟然敢與臨場監視的警察分庭抗禮，叫民眾驚訝、佩服不已。有時，講員們甚至引經據典、引用法條，對官吏加以抨擊，或者話中有話，對場邊的警察冷嘲熱諷、百般揶揄，更讓聽講民眾全場哄然、一吐心中怨氣。如此一來，文協演講公開挑戰官署、針對警察取締據理力爭，多少破除民眾怯懦卑下的心理；而他們所要求的合理待遇、民主政治，更使民心與風氣大為轉變。

自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的四年間，在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五個都市舉辦的演講高達七九八次，聽眾超過三十萬人。尤其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是文化演講會最狂熱的時代。

文化演講使民智大開，不再害怕官廳。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的報告就認為文化協會教導民眾抗官、敗壞社會風氣，「藉口普及政治思想，以偏見看待本島施政，每每撥弄言論、批評政府，助長一般民眾對官廳官吏的反抗氣氛，淳風美俗遭到破壞，民心普遍不馴。」

連溫卿與無產青年

文化協會活動引起各地青年的迴響，陸續在各地成立青年次團體，掀起學生運動風潮。尤其是臺北大稻埕，成為社會主義青年聚集之地。將社會主義引入臺灣文化協會的媒介是連溫卿，他也是戰後民進黨主席黃信介的舅舅。

p063連溫卿

連溫卿是大稻埕人，一八九五年生。雖然只受過初等教育，公學校畢業後，透過自修習得世界語。世界語是一位波蘭醫生所創，為了避免世界各國因種族、語言的分歧引起戰爭與紛亂，他提倡一套人工語言，以拉丁語為基礎創造的世界性共通語言，希望可以超越民族差異，達到國際間的相互溝通、促進世界和平。連溫卿自述為何學習世界語：

當時在日本專制主義統治下，臺灣人的處境等於在窒息狀態。一九一三年以來發生的世界語運動，恰好為嫌惡專制、逃避政治的臺灣人準備了一條路，因為Esperanto──世界語的內在思想是反對歧視、人類一家。（改寫自連溫卿，〈臺灣ESP運動的回顧〉）

連溫卿與蘇璧輝等人加入日本人兒玉四郎創立的日本ESP（Esperanto）協會臺灣支部，改組為臺灣ESP協會，發行《綠蔭》（Verda Ombro）月刊，連溫卿是主要編輯人，大稻埕成為臺灣世界語運動的中心。

這段時間內，他認識了在臺北私立女子學校教書、同樣在研究世界語的山口小靜。山口小靜出生於臺灣，父親山口透是臺灣神社的神官，她於高中畢業後回到日本，接觸正在復甦的社會主義運動，參加社會主義運動者山川均的水曜會、山川均之妻山川菊榮的婦女運動組織「赤瀾會」等活動。經由山口小靜的介紹，連溫卿認識了日本社會主義者山川均，接觸社會主義，組織「馬克斯研究會」。一九二三年三月，山口小靜因為肺病過世，但連溫卿與山川均夫婦的往來並未因此而中斷。一九二四年五月，他專程到東京參加世界語學會時，寄宿在山川均家中，雙方建立起密切的互動。連溫卿從山川均處獲得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而山川均則自連溫卿處取得殖民地臺灣的政治經濟相關資料，做為他的研究依據。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山川均在日本社會主義刊物《改造》發表時評，指控因三菱製紙掠奪臺中州、臺南州竹林問題、林本源製糖與蔗農的甘蔗採收爭議，激發臺灣農民群起組成臺灣農民組合，以為對抗，他呼籲日本內地無產階級運動應對殖民地農民組合有所理解。接著又在一九二六年五月《改造》發表長篇論文〈弱小民族的悲哀〉，以豐富的數據呈現臺灣農民被剝削掠奪的具體事實，所用資料正是來自連溫卿的協助。這篇長文後來由張我軍翻譯，在《臺灣民報》上分數回連載刊出，成為對日本殖民統治最有力的控訴。

一九二三年七月，連溫卿與蔣渭水、謝文達、石煥長等人成立了社會問題研究會，研習社會主義，但馬上被官方取締。社會問題研究會雖被壓制，但蔣渭水由此開始接觸社會主義思想，青年階層也受吸引，各地出現無產青年。

同年九月，蔣渭水主導的臺北青年讀書會成立，成員如翁澤生、鄭石蛋、高兩貴、洪朝宗、黃白成枝等約三、四十人，多是無政府主義或共產主義青年。他們利用文化協會在臺北市港町的讀報社，研究社會問題、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思想，並以「打破陋習演講會」之名，宣傳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

p066翁澤生

翁澤生，一九○三生於永樂町，太平公學校畢業後，被父親翁瑟士送往廈門集美中學就讀，常利用返臺時與文化協會接觸。一九二三年七月他以校友身分在太平公學校創校二十五週年紀念會上演講，大聲主張「臺灣人是漢民族」、「臺灣人要講漢語」，會場為之騷動，被稱為「太平公學校事件」。又因「打破陋習演講會」與日本警察衝突，被拘禁兩個月。後赴中國，就讀廈門大學、上海大學，漸漸信仰共產主義，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八年與謝雪紅等人在上海成立臺灣共產黨。

高兩貴，活躍於體育活動，後來遷居臺中，在同盟通信社臺灣支部工作。黃白成枝，曾任臺北魚商公會書記，參加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路線與蔣渭水接近，也曾與謝春木合辦《洪水報》。洪朝宗曾就讀淡水中學，退學後來到廈門集美中學、上海大學就讀，日後成為臺灣共產黨的中央委員。

其他活躍的無產青年如王萬得，一九○三年生，大稻埕公學校畢業後，曾在臺北、淡水等處的郵政局工作，一九二二年加入臺灣文化協會，也在《臺灣民報》擔任事務員。潘欽信，太平公學校畢業，曾在報社擔任排字工人，後來到上海讀中學。這兩人後來也都成為臺灣共產黨的重要幹部。

這些無產青年幾乎都是臺北市大稻埕人，大稻埕成為無產青年活動中心。他們受社會主義思想、無產階級運動吸引，不滿林獻堂等人的運動路線，批判議會請願運動是過於軟弱的「叩頭行為」。無產青年聲勢日大，行動激進，與走溫和路線的文化協會領導階層之間，關係愈來愈緊張。

文化協會的啟蒙運動，對青年學生發揮鼓舞的作用。除了臺北青年讀書會之外，各地紛紛組成青年團體，如南投草屯的「炎峰青年會」、苗栗的「通宵青年會」、中部的「大甲日新會」、「彰化婦女共進會」、南部的「諸羅婦女協進會」、「赤崁向上會」、基隆的「美麗也會」等等，男女青年定期聚會，舉辦演講活動。因為文化協會的啟發與鼓舞，各地青年學生紛紛被喚醒，開始行動。

學潮！學潮！學潮！

日本時代，總督府的教育偏重初等教育與職業教育。早期，初等教育機構是公學校，如同現在的小學，中等教育則是國語學校國語部。由於中等教育極不完備，所以一九一五年林獻堂等士紳集資向總督府爭取設中等教育機構，臺中中學校成為第一所臺灣人的中學。此外，臺灣學生若要升學，只能投考就讀總督府醫學校、國語學校師範部、國語學校實業部、工業講習所、農業講習所等。

一九一九年頒布臺灣教育令，確立教育制度，公學校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仍是實業教育、專門教育、師範教育，升學管道包括工業學校、商業學校、師範學校、醫學專門學校等等。直到一九二八年才設立了高等教育機構臺北帝國大學，但這並不是為臺灣人設立的大學，臺北帝國大學的學生中有超過八○％是日本人。所以，總督府籌設臺北帝國大學之初，臺灣人的喉舌《臺灣民報》持反對意見，要求應該先普遍設立小學與中學，讓臺灣人獲得基礎教育的機會。

一九二一年臺灣文化協會成立之初，幹部多是地主士紳，但會員中青年學生占極大比重。據總督府警務局留下的檔案，文化協會成立初期的一○三二名會員中，學生會員達二七九人，其中臺北師範學校學生一三六人、醫學專門學校四十九人、臺中商業學校六十一人、高等農林學校三十人。第二年，臺北醫專與臺北師範學校學生加入文化協會者更達三一○人。加上《臺灣青年》雜誌發行，學生間熱烈傳閱，更加速抵抗意識的傳播。當時就讀於臺北師範學校的謝春木就回憶說：「雜誌《臺灣青年》對臺北中等學校學生產生極大衝擊，學生明顯地因此而產生自覺，對課業以外的思想問題更加熱心加以研究。」官方也注意到這些現象，並對學生大量加入文化協會，關心政治問題的現象大感憂心。

臺灣學生平時忍受日籍教師的歧視、日本學生的欺凌，早就心生不滿。受到文化協會的啟蒙與鼓舞後，意氣昂揚，一旦遇到不公平待遇也不再隱忍，愈來愈敢於反抗，於是臺灣各地頻頻爆發學潮。

一九二二年二月，臺北師範學校發生第一次學潮，該校學生杜榮輝與警察發生衝突，警察到校查問，學生六百多人包圍警察，導致臺北市警察局南署派員馳援，雙方劍拔弩張。一九二四年十一月臺北師範因臺灣籍與日本籍學生意見不合，校方袒護後者，演變成全校罷課的第二次學潮，最後有三十七名臺灣學生被開除。接著，一九二五年臺南師範、一九二六年臺北商工學校（今開南商職）、一九二七年臺中中學、一九二八年臺南第二高女、臺中師範學校等等，陸續爆發一波波學潮。各次事件雖然多以開除臺灣學生收場，但被退學的學生卻愈挫愈勇，或是奔赴日本、或是前往中國繼續求學，日後投身政治社會運動，更加壯大反對運動的聲勢。

p069>李友邦

李友邦與林木順，就是這樣的例子。李友邦，本名李肇基，臺北蘆洲人，一九○六年生。一九二四年三月他被臺北師範學校開除後，奔赴中國廣州，投考黃埔軍校，與在廣州的臺灣青年張月澄、張深切、林文騰、郭德金等人組織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又與中國政界與文化界人士交往，矢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七七事變爆發後，李友邦在浙江金華一帶組織臺灣義勇隊，獲國民政府承認，直屬於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之下，從事廣播文宣、醫療救助等工作，協助中國抗戰。

林木順，南投草屯人，一九○六年生，一九二二年自草鞋墩公學校畢業後進入臺北師範學校。在學校時他就是個愛發表意見、率性不拘，在學生團體中具有影響力的人。他與李友邦是同學，也在一九二四年三月被臺北師範學校退學後，前往中國大陸。他在離臺的船上認識了謝雪紅，後來兩人都進入上海大學就讀，並且在一九二五年一起被第三國際送到莫斯科的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就讀。一九二八年四月，他們在上海成立了臺灣共產黨，標舉「臺灣民族獨立、建立臺灣共和國」的主張。

因為臺灣文化協會的啟蒙與鼓舞，民眾克服恐懼，敢於關心社會。青年學生更是激於義憤不平則鳴，雖然受到挫折與壓力，仍然勇往直前，如同種子落地，更加壯大反對運動的聲勢。

第四章想像文明臺灣

日本帝國統治臺灣不到三十年，不但克服熱帶疾病與髒亂，並展開全臺的基礎建設，西部鐵路、南北港口、都市下水道、農業水利設施逐步完成。臺北、臺中、臺南已是道路寬敞、整潔有序的進步都市，農業發達、工商繁榮，臺灣總督府志得意滿地向西方各國宣傳，臺灣是成功的殖民典範。

不僅日本政府自誇，新崛起的臺灣第一士紳辜顯榮也這麼附和：

若以公平的眼光來看，觀察帝國領臺以來至今三十年的治績，我臺灣島民實在是地球上各國之中最最幸福的人民之一。看看對岸支那便知。

支那在清朝被推翻、建立中華民國至今，動亂相繼，號稱共和政治，實則各省軍閥橫行，爭權奪利、重斂苛稅。與之相比的話，我們臺灣如何呢？全島土匪一舉廓清二十多年來，一次戰亂也沒有，全島一片和氣洋洋的昇平景象。如此幸福的人民，世界何處可尋？

簡言之，臺灣現在的富庶要比前清時代增加數十百倍，事實可證，臺灣人民生活已大幅改善。（尾崎秀太郎，《辜顯榮傳》）

物質生活的滿足，這就是臺灣人所追求的全部嗎？

物質文明之外

一九二○年七月，林呈祿、彭華英、蔡培火等人創刊了《臺灣青年》雜誌。一九二二年四月以後改為《臺灣》，由蔡培火返臺籌募資金成立公司，東京本部由林呈祿接任編輯兼發行人，支局設在臺灣文化協會創辦人蔣渭水太平町住處。這兩刊都是月刊型態，訂閱者多是知識分子，最高發行量不過三千部。

為了因應島政治與文化運動的推展，並擴大讀者群，一九二三年四月決定出刊《臺灣民報》，以半月刊方式出刊。東京方面黃呈聰、黃朝琴二人出力最多，後有臺灣方面蔣渭水加入，報紙總批發處就設在蔣渭水大安醫院隔壁。《臺灣民報》以淺顯漢文出刊，從半月刊、旬刊、又改為週刊，至一九二五年七月，發行量突破一萬部，與當時臺灣第一大日報《臺灣日日新報》發行量一八七九○部相較，並不遜色。而爭取自東京移回島內發行、由週刊改為日報，則成為臺灣政治運動家們的主要目標。

p073東京牛込區的《臺灣》雜誌社（《認識台灣，回味1895—2000》）

一九二○年代臺灣民主運動至此，運動訴求、運動團體、宣傳機構一應俱全。參與其中的葉榮鐘這樣形容：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灣文化協會與《臺灣青年》雜誌，是臺灣非武裝抗日的三大主力。若用戰爭的形式來譬喻，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是外交攻勢，《臺灣青年》，包括以後的《臺灣》雜誌、《臺灣民報》、以及日刊的《臺灣新民報》是宣傳戰，而文化協會則是短兵相接的陣地戰。

《臺灣青年》／《臺灣》／《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這一系列報刊做為「臺灣人的喉舌」，除了宣傳政治社會運動外，更重要的是深入探討臺灣文化問題，推動文化改造運動。

p074吳三連（左一）、黃周（左二）、黃呈聰（右一）與 臺灣民報社同仁在東京報社前合影。（《吳三連全集》）

《臺灣青年》創刊。創刊號上，林呈祿所撰的〈新時代臺灣青年的覺悟〉一文，對日本統治下的物質文明提出批判：

臺灣的物質進步，是以內地人為本位的進步，是殖民地母國本位的經濟政策，是與臺灣人精神進步無關係的跛腳的進步。

人類是追求理性的、精神的動物，並非以物質生活的滿足做為唯一的目標。如果只滿足於物質生活，那人類與動物園內的動物有什麼不同呢？又與耕作用的牛馬有什麼差別呢？

擁有高級智能與理性，是人類與與動物最大不同之處。追求完全的文化生活與精神自由，則是文明人與野蠻人的區別之處。（林呈祿，〈新時代に處する臺灣青年の覺悟〉）

九十年前，臺灣青年已經明明白白揭櫫臺灣人政治運動的目標：他們所追求的不只是物質進步，更要求擁有精神自由、人類尊嚴的生活方式。

「臺灣人」的出現

一九二○年底，蔡培火在《臺灣青年》上發表了一篇〈臺灣島與我們〉，文中這樣說：

我們臺灣人置身於這無盡的天然寶庫，眼底盡是偉大山河景色，豈能無動於衷。我們決不能悠悠閑閑，無所作為，臺灣是帝國的臺灣，更是我們臺灣人的臺灣！

啊！我們臺灣人是這美麗寶島的主人翁，各位應重視此事，做為島主的我們，應共同努力，使同胞得享安樂幸福，必非夢想！（改寫自蔡培火，〈我島と我等〉）

文章一出，《臺灣青年》首次被日本當局禁止發售。顯然，統治當局已嗅到文中所要傳達強烈的政治氣息。雜誌雖被禁，「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卻成為日後政治運動最響亮的口號；這篇文章中所暗示，臺灣人應不分人種族群團結起來，抵抗外來強權宰制，爭取當家作主的機會，這種「做自己主人」的企圖，從日本時代延續到戰後，成為百年來臺灣人追求的夢想。

在此之前，清國稱島上的人民為「臺民」、日本政府則稱「土人」，只是被統治的客體。島上的人民則以祖籍漳州人、泉州人、廣東人自稱，島民的認同仍是遙遠的祖宗移居之地「唐山」。

一九二○年代，經過近代國家日本的統治，臺灣社會因交通、通訊、語言、報紙等設施的整合與媒介，島民開始出現近代性的群體認同。但是，這個群體認同並未被整合進日本國家，相反的，因為被差別對待，以留學生為首的知識分子明明白白體會到「我們與日本人不同」，「臺灣人」這個自我命名因此出現，透過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與臺灣文化協會的宣傳，一再被使用、傳述，不斷被強化。於是，「臺灣人」，一個以臺灣全島為範圍、腳下這土地為認同、標示著「我們」的這個主體已出現了。

配合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推展，〈臺灣自治歌〉這樣主張：

蓬萊美島真可愛，祖先基業在。

田園阮開樹阮栽，勞苦代過代。

著理解，著理解，

阮是開拓者，不是憨奴才。

臺灣全島緊自治，公事阮掌才應該。（以臺語發音）

島民自稱為「臺灣人」，並且要求「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臺灣自治」，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啊！

日本政府對「臺灣人」這樣的自我命名感到不舒服，指示官方媒體改變過去「土人」的衊稱，改稱「本島人」，但人們已不願接受這個殖民者所給予的名稱。黃呈聰驕傲地說：

《臺灣日日新報》同意改為本島人，過去雖稱為「土人」，現在已經改正。並且說明，土人是指土著人，本島人是本島居住的人，土人這個稱呼引起反感，現在改為本島人，應該比較合適。

但我們則主張稱為臺灣人比本島人更好。其一，若在內地稱本島人，沒有人知道是指臺灣人。其二，本島人就是指島上所居住的人，像是沖繩人也可以稱本島人。所以，我們主張稱為臺灣人，不論到什麼地方都容易明白。（改寫自黃呈聰，〈臺灣人的名稱〉）

因為這樣的堅持，久而久之，連日本人的報紙、官方文書也使用「臺灣人」的稱法。如此一來，「臺灣人」不僅是自我的命名，也成為別人對我們的稱呼了。

不過，日治時期所說的「臺灣人」，與現今臺灣人的範圍並不相同。當時的臺灣人範圍指漢人與行政區內的原住民（熟蕃），並不包括山地原住民（生蕃）。日本統治者採取「漢原分治」，使雙方各在不同行政體系下而沒有接觸的機會，因為缺乏共同生活經驗，也就難以產生「我們」的想像與情感，這正是殖民統治的後果之一。戰後，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也以相當類似的手段，設立山地管制區，把原住民圈養起來，遂行控制。

自覺、自由、自治

臺灣人要做為自己的主人，先是要有「人的自覺」，文化運動就是一種「自覺運動」。《臺灣民報》中不斷如此闡述宣揚，社論中指出：

燦爛的歐洲現代文明，是由於全歐洲人的自覺，在歐洲文藝復興以來四五百年間，所建造出來的。事實上，歐洲近代史可以說是一部「我」的自覺史。

文化運動是一切運動的基礎，在全體民眾還未完全覺醒以前，任你社會運動家如何叫嚷社會改造，任你政治運動家如何鼓吹民權伸張，也不過是做一場空夢罷了。欲使社會運動甚至政治運動能夠有效實現，非得借文化運動之力，叫醒全體民眾不可！而文化運動的目標，正是要喚起全體民眾的徹底的覺醒。（改寫自《臺灣民報》社論，〈文化運動的目標〉）

文化運動者宣揚人文主義，喚起臺灣人覺醒，不甘再像動物一般受人役使、像奴隸般受人壓迫。他們不斷提醒民眾，要自覺「我是人」，要有獨立人格，要追求有尊嚴、有自由的生活。

蔡培火在報刊上說，他長期從事文化運動的目標就是「人格的做成」，「人格是辯真偽、別善惡、定行止的總體能力」，是做為人類的基本條件，沒有了人格，失去基本尊嚴與能力，就失去了生存的權利。所以他說，「文化運動即是人格運動」，要喚起臺灣民眾的自覺，使其人格不受束縛、不被壓制，不再逆來順受、麻木不仁。

一九二○年代前後，日本知識分子間流行「新康德哲學」，包括東京帝大、京都帝大、東北帝大、高等學校都陸續設立哲學系，探討新康德哲學。因為，此派哲學對十九世紀以來西方急速工業化所造成的社會矛盾現象頗為關切，更對科技發明、產業發達後所造成的物質主義、功利主義現象產生危機感。新康德哲學提倡精神文明、文化價值的重要性，認為可以抵擋物質文明對人類精神的腐蝕。這樣的哲學理論，正符合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他們也急於尋求維繫社會過度走向物質化、功利化的精神力量。京都帝大的桑木嚴翼、朝永三十郎等人移植了這個德國哲學流派，成為日本學院派的「文化主義哲學」。

一九一八年，日本思想團體「黎明會」成立，第一回演講就邀請哲學家左右田喜一郎演講「文化主義的理論」；接著又邀請桑木嚴翼演講「文化主義與社會問題」，文化主義成為大正民主時期最流行的哲學思想。

這些日本哲學家們強調人類精神文明的重要性，自由、獨立的人格方可抵抗物質腐化，抵抗專制壓迫。自由的人格是人類文化發展的基礎，是真善美文化的源頭。而文化主義與自由、平等、和平等價值具有親近性，可以抵抗專制主義、軍國主義、官僚主義的壓迫。此些主張，稱為「人格主義」、「文化主義」。

p080陳逢源

臺灣知識分子中，以陳逢源為首的一些人承襲了此一日本國內所流行的哲學思潮。他並在《臺灣》第三卷第三期發表〈洞察晚近世界潮流〉、第四卷第二期又發表〈做為人生批判原理的文化主義〉等文章，闡述「人格主義」、「文化主義」。陳逢源，臺南人，一八九三年生，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他進一步以人格自由原則對照臺灣統治現狀，指出臺灣總督府明顯侵犯臺灣人的生存權與人格權；因此主張撤除對臺灣人的種種束縛，例如廢止砂糖原料採集區域制度對經濟權的限制，廢除保甲制度、匪徒刑罰令對於基本人格的侵犯，禁止日本同化主義對於各國文化的歧視等等。

覺醒自己為自由人、具備獨立的人格，這樣的臺灣人才有資格談論臺灣文化。文化運動者們接著提出了他們心目中理想的臺灣文化。

多元混雜的「臺灣文化」

日本時代，雖然許多政治運動者都持有某種「祖國情懷」，但他們認為晚清閉關自守，國民長睡不知世變，終於受割地賠款之辱，因此對於中國文化評價不高。他們主張，世界文明不進則退，所謂「中華輝煌文化」早已成過往，以漢民族為主的臺灣人，不積極從事文化運動不足以自救。

尤其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國民全體都生活在「攀登文明階梯」的焦慮感與使命感中。東方新興帝國全體國民尚且努力仿效西方文明，做為帝國征服的新附領土的臺灣人，怎能不加緊腳步、奮起直追？

但是急起直追並不是一味模仿日本文化或西方文化，而是應該豐富多元、兼容並蓄。林呈祿認為，要開發本島文化，除了革除陋習、吸取新知之外，最重要是「去除種族的憎惡之念」，「因種族差別挾憎惡之念，則失去新時代文明人的資格。」王敏川也指出，把東洋道德、西洋器物對立起來的說法是不對的，忠孝節義並非東洋人所獨有，明治維新時的日本亦採西洋道德來教導人民：

我們臺灣人不可隨聲附和，一味排斥西洋文化，而應該善取不同的精粹。又如東洋文化中的道德，像仁愛的觀念，也應當尊重，發揮東方文化的長處。

文化運動是不可滿足於現狀的，最重要是創造的精神，我們不但不應滿足於東洋文化，就是對於西洋文化也要不滿足才是！不滿足才有創造的精神，才會得到豐美的成果。（改寫自王敏川，〈從事文化運動的覺悟〉）

黃呈聰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認為臺灣文化的現狀，本來就是一種揉和了漢人、臺灣人、日本人的「混雜的文化」，往後更要擇善模仿、調和創新出更優越的文化：

我們臺灣有自己固有的文化，更要選擇外來文化優良的部分加以調和，以打造成臺灣特種的文化。

並不是盲目模仿，就可獲得高等的文化。必須能創造特種的文化始能發揮臺灣的特性，促進社會的文化向上。執意傾向中國、或傾向日本、或傾向西洋的生活模式，是無益的。而是要擇其最善、有益的部分，加以融合，方可促進社會進步。否則，終歸只陷於混亂的狀態。（改寫自黃呈聰，〈應該著創設臺灣特種的文化〉）

打造「世界性的臺灣」

受到世界思潮的鼓舞，一九二○年代殖民地臺灣的知識分子們胸懷大志，以世界性的眼光自我期許。《臺灣》雜誌創刊號的卷頭詞〈臺灣的新使命〉就指出，做為「地球之一部分的臺灣、人類之一分子的島民，應急起直追適應新時代，啟發精神的、物質的文化，從而貢獻於改造世界的大業」。

像這樣自我期許的文字，不斷出現在臺灣人的報刊中。例如林呈祿強調，開發臺灣文化並非只是為了個人的目的、三百五十萬人所構成的臺灣，或日本帝國的臺灣，而是「做為世界的一部分的臺灣」的觀念來開發臺灣文化，涵養公共的精神。王敏川以「雄飛天下，興世界文明民族，貢獻人類之進步文化」期許於臺灣青年。一九二○年十月臺灣文化協會成立大會上，蔣渭水的致辭更是廣為周知，他認為「臺灣人握著世界和平的第一把鑰匙」，所以要奮起，達成使命。

但是擔負著世界和平任務的臺灣人，在文化上卻甚為落後，不足以擔此重任。醫生出身的蔣渭水在〈臨床講義〉這樣描述臺灣人的「病症」：

道德敗壞、人心刻薄、物質欲望強烈、缺乏精神生活、風俗醜態、迷信很深、思慮不遠、缺乏講求衛生、墮落怠惰、腐敗、卑屈、怠慢、只爭眼前小利、智慮淺薄、不知立永久大計、虛榮、恬不知恥、四肢倦怠、惰氣滿滿、意氣消沉、全無朝氣。

知識分子們希望過透過文化運動來改造臺灣，成為直追世界文明的臺灣。他們也反省流行在臺灣社會中的文化活動，指出其反智性與落後性。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臺灣青年》就刊出臺南文化人王開運的文章〈就普渡而言〉，指出普渡活動是迷信行為，一來使子孫陷於迷信，二來鋪張擺場、費錢財，三來珍饈舖排敗壞、罔顧衛生，無一有利。此後，不斷刊出文章批評民間信仰活動，尤其到了一九二四年前後，火力更加猛烈。原因在於，這時期許多民間迎神賽會活動接連進行，包括臺北市稻江慈聖宮建醮、桃園景福宮建醮、迎城隍、迎媽祖、迎王爺的賽會不斷，又極盡鋪張，《臺灣民報》於是炮聲隆隆，不留情地批判。黃呈聰這些文化運動者指出，將禍福吉凶祈於鬼神，是反智、愚蠢的行為；民眾無論貧富，張羅祭品，不如拿來助貧。如此迷信行為，官方不但不加以開導，反而配合廟會活動，大小官員出席祭拜捻香，鼓勵迷信，不知是何居心？蔣渭水也認為，殖民政府袒護廟宇做醮委員、勾結特定紳商。

他們懷疑，在殖民政府的縱容，臺灣紳商、廟祝委員們的共謀下，臺灣社會被集體麻醉，成為「迷信島」：

臺灣自風景上來說，是美麗島，自風俗上來說，卻是迷信島。我們在臺幾乎每日看見所謂善男信女，有的捧著香爐、提著紅燈，有的擡著神輿、捧著香枝，前頭必有吹打……希望官廳，與其傾力於文化運動的親臨監視，寧可多用一點工夫於撲滅迷信。更希望御用士紳們，不要假借迷信做為巴結當局的手段，希望言論界少鼓吹迷信。最要緊的是，希望同胞不要久久執迷。

民間流行的戲曲歌仔戲，也是文化運動者批判的對象。他們認為歌仔戲的內容敗壞社會風氣，因為劇中歌詞多淫蕩、挑撥男女邪情；演員表情多猥褻、對白淫穢；男女演員素無文化、人格卑劣，甚至多不良分子，誘惑良家子弟墮入淫邪。為了使戲劇達到「寓教於樂」、「移風易俗」的目標，文化協會成員竟然自組劇團，播演「新劇」。一九二五年七月，南投草屯青年成立了赤峰演劇團；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新竹地區文協人士成立了新光劇團；一九二七年又有星光劇團、民聲社等劇團成立。可惜，這些文化劇與民眾的情感格格不入，未能引起共鳴。

文化運動以知識分子為主，流露出菁英主義的傾向，無法欣賞庶民文化。這與今日廟會活動、民間戲曲已被視為臺灣文化特色的情況，大不相同。

民報三黃

《臺灣民報》中豐富生動的政治、文化論述，有賴報社中堅筆陣。其中有三位寫手，都出身於早稻田大學，更巧的是，三人都姓黃。

黃呈聰是彰化線西人，一八八六年生。父親黃秀兩是位地主、資產家，黃家一直是總督府籠絡的對象。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後，黃呈聰曾被任命為線西區長、庄長，還曾得過紳章。

但他認為在日本統治下，臺灣人就是矮人一截，深感屈辱卻苦無出路，終於在三十歲這年下定決心，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求學。到日本後，黃呈聰找到施展空間，一九二○年新民會成立時當選幹事，一九二一年又當選臺灣青年會會長，他決定「揮別過去消極的生活方式」、「獻身改造臺灣」。也在這一年，他的父親舉家族移居中國漳州。

黃呈聰擔任《臺灣》、《臺灣民報》的編輯，與林呈祿一起負責社論、評論等工作，筆名劍如。也參與臺灣議會設置運動，擔任臺灣文化協會理事。

一九二五年五月黃呈聰的生涯出現巨大轉折。這年他到福建漳州，接觸中國社會，更深刻感受到「進不能為純日本人，退不能為純中國人」的精神痛苦，轉而從宗教中尋求慰藉。他加入真耶穌教會，受洗入教，漸漸脫離政治社會運動，並將真耶穌會引進臺灣，把老家改為教堂，以「黃以利沙」之名傳福音，又陸續在牛挑灣、清水等地建立教會。一九三二年再出任《臺灣新民報》的社會部長，晚年經商，熱衷傳教活動。

黃周，彰化和美人，一八九九年生，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曾任彰化公學校教師，又到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留學。他也長期參與報務，曾擔任《臺灣民報》記者，《臺灣新民報》漢文部主任、編輯總務及整理部長、學藝部長等職務，筆名醒民。一九三○年代，曾到中國居留一段時間，擔任該報上海支局長、廈門支局長。一九四一年他曾被任命為彰化市會議員，戰後擔任過臺中縣大屯區區長，但二二八事件之後退出政壇。

黃朝琴，臺南鹽水人，一八九七年生。他在一九二三年自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畢業，之後到美國伊利諾大學深造，脫離了臺灣抗日政治運動行列，成為早期的「祖國派」，取得政治學碩士學位後到中國，進入國民政府外交部工作，從科員、科長，到駐印度加爾各答總領事。

p087 p087-2 p087-3民報三黃，黃呈聰（左）、黃周（中）、黃朝琴（右）。

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後，以國民政府外交部駐臺灣特派員兼臺北市長的身分回到臺灣。從重慶返臺的黃朝琴，獲得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的支持，與林獻堂競爭臺灣省參議會議長職位，後者雖有「臺灣議會之父」稱號，也只能退讓。黃朝琴持續擔任臨時省議會、臺灣省議會議長達十七年之久，成為戰後「半山」的典型。

黃呈聰、黃周與黃朝琴，並稱「民報三黃」，以筆為劍，對該報的論述貢獻最多。這幾位民報寫手，都是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畢業生。不同於東京帝國大學專門訓練國家官僚，早稻田大學標榜在野精神、自由學風，為殖民地菁英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訓練。

p088彰化文協會員群像，左起李中慶、詹椿柏、施至善、王敏川、吳石麟、賴和。（賴和文教基金會）

「思想惡化」的彰化

從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灣文化協會，到《臺灣民報》為主的反抗運動中，中部地區人士占了大半，尤其彰化人最多。日本時代彰化子弟大量參與政治運動與文化運動，反抗殖民統治，而成為官方眼中最頭痛的地區，日本官方報刊《臺灣日日新報》也指控彰化是「思想惡化」的地方。

初期臺灣文化協會幹部與主要會員的五十二人中，中部地區人士超過半數，尤其彰化人占了二九％，比例相當高。如臺灣文化協會會員林伯廷、甘得中、王金海、石錫勳、許嘉種、施至善、吳蘅秋、李崇禮、莊太岳、丁瑞圖、丁瑞魚、陳虛谷、葉榮鐘、葉廷珪、莊垂勝、賴和、林糊、楊木、林篤勳、吳清波、吳石麟、林篤勳、李應章、謝廉清等等。《臺灣民報》的筆陣中，黃呈聰、王敏川、黃周、謝春木、賴和等彰化子弟扮演重要角色。尤其一九二○年代中期以後，社會主義思想盛行，彰化子弟王敏川、許乃昌、蔡孝乾，黑色青年陳崁、蔡禎祥等人活躍一時，並影響日後政治運動的走向。

p089王敏川

王敏川，一八八九年生，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畢業，臺灣青年會會員，並擔任《臺灣青年》等報刊的編輯，筆名錫舟。他也擔任文化協會理事，一九二三年曾因治警事件繫獄。一九二七年臺灣文化協會分裂後，王敏川是左翼新文協的重要幹部，一九二八年退出《臺灣民報》，到東京主辦《臺灣大眾時報》，但因日方取締嚴密，不久停刊。一九二九年他取得新文協領導權，將連溫卿等溫和社會主義者逐出文協。一九三一年日本官方發動大逮捕而入獄，入獄六年，在獄中健康情形惡化，出獄兩年後於一九四二年去世。

許乃昌，一九○六年生。父親許嘉種活躍於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等政治運動，因不想兒子受日本人的教育，許乃昌十六歲時就被送到中國，在上海濟南中學就讀，十七歲進入上海大學。

受到父親影響，許乃昌對政治活動十分熱衷。在上海大學就讀時，與蔡惠如、彭華英等人組織上海臺灣青年會；又與林坤堯、張沐真等人共組「平社」，發行《平平》旬刊；並與上海朝鮮人成立臺韓同志會，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呼籲臺灣、朝鮮民族共同鬥爭。

他常以秀湖、秀湖生、沫雲等筆名在北京、上海、東京的刊物上發表文章，十分活躍，因此受到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的賞識，推薦他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

p090由左至右，十八歲、十七歲、十四歲的許乃昌。（許世珍女士提供）

許乃昌是第一位被共產國際安排到莫斯科學習的臺灣人，赴俄時才十八歲，他向第三國際提出了日文寫成的〈臺灣情勢報告書〉，除敘述臺灣地理、政治等背景外，也說明臺灣左翼分子在臺灣、日本、上海之活動情形，是共產國際最初獲得有關臺灣的第一手資料。根據他的說法，臺灣在一九二四年四月就已在中部地區籌組共產主義運動團體「赤華黨」，但因總督府當局嚴密監視，二十日移往上海開成立大會。黨員數共四十九人，其中十二名是勞動者，其餘都是知識分子。

據許乃昌所稱，赤華黨成員包括：賴維種，彰化人，臺中商業學校畢業後到北京求學；王傳枝，新聞記者；張煥珪，臺中大雅人，臺中中學畢業，霧峰林家林烈堂的女婿，日後創立了新民商工，也是中央書局董事長；吳沛然，臺中人，曾捐助臺中中學的創設，實業家；謝廉清，彰化人，臺中商業學校畢業，一九二三年入北京朝陽大學，是《臺灣民報》北京通訊員，一九二四年赴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蔡炳曜，臺中清水人，蔡惠如的長子，早稻田大學畢業，後長期滯留北京。

到莫斯科學習的許乃昌，難以適應俄國嚴寒的天氣，不斷生病，只好休學。一九二五年八月，許乃昌從俄國歸來、進入東京，日本警方對他展開調查。如何交代自己為何到俄國？他編了一套故事，順利通過日本警方的盤問。日本警方調查報告書還標記著「許乃昌，十九歲」。

進入日本之後，許乃昌又是一尾活龍。他先在正則英語學校就讀，之後進入日本大學，與東京帝國大學商滿生、高天成、中央大學黃宗堯、日本大學楊貴（楊逵）、楊雲萍等人，在帝大新人會的指導下研讀馬克斯主義，並成立「臺灣新文化學會」。

一九二六年，二十歲的許乃昌與陳逢源在《臺灣民報》上掀起「中國改造論」大論戰，戰況如火如荼。面對陳逢源等資深老手，他毫無懼色，侃侃而論，批評地主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路線，主張臺灣應該選擇社會主義路線，聯合無產階級，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一九二七年三月，他在東京臺灣青年會之下成立「社會科學研究部」，吸收左翼青年加入，最後造成臺灣青年會左右分裂。

一九三一年許乃昌進入《臺灣新民報》工作，該報社會主任黃呈聰與其父許嘉種是臺灣文化協會的老戰友，因欣賞他的才華，將長女黃錦繡嫁給他。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後，他仍然在臺灣文化界扮演重要角色。許乃昌是前日本臺灣獨立聯盟主席、前駐日代表許世楷的大伯父。

彰化的社會主義運動盛行，彰化無產青年更與臺北無產青年齊名，蔡孝乾是其中的知名人士。蔡孝乾，彰化花壇人，一九○八年生。一九二○年代就讀上海大學社會系，成為左翼青年，與蔡惠如、彭華英、許乃昌等人成立上海臺灣同鄉會、上海臺灣青年會，及共產主義色彩濃厚的「平社」，出版刊物《平平》。他也積極向《臺灣民報》投稿，與張我軍並肩參與新舊文學論戰；又聲援許乃昌，大戰陳逢源的「中國改造論」論戰。一九二八年四月臺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蔡孝乾雖未出席，卻仍被選為五位中央委員之一，後來又被推選為三名中常委之一。

p093-2 p093年輕與晚年的蔡孝乾

一九二八年臺灣共產黨被日警破獲，蔡孝乾躲藏到廈門、漳州等地，一九三二年與彰化同鄉施至善等人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兩萬五千里長征」，深入延安，曾擔任過八路軍總政治部抗敵工作委員會主任，是中國共產黨職位最高的臺灣人。一九四六年初，中國共產黨派他到臺灣發展組織，二二八事件後臺灣人對國民黨政府失望，共產黨組織得以快速發展，至一九四九年，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大約吸收了一千三百名黨員。但是，一九五○年蔡孝乾被捕後，卻將所有黨員招出，使組織一一被破獲。蔡孝乾變節出賣同志，換取一己安享餘生，晚年擔任國防部情報局匪情研究室少將副主任。

社會改造、婦女解放

臺灣文化運動追求三大解放，民族解放、階級解放、婦女解放。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日的《臺灣民報》第一四二號所刊載〈臺灣解放運動的考察〉這樣說：

數年來臺灣解放運動發生的順序，是由民族的解放著手，而漸進入無產者解放，而後婦女的解放運動。……臺灣解放運動第一個組織臺灣文化協會，所推動的提高臺灣文化的內容，就是臺灣人民族解放的準備。要先充實人民程度、提高知識水準，才能要求與日本人同等的權利、平等的待遇。第二個，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就是正式的民族解放──自治的運動。

以後出現的無產青年，旗幟鮮明，是階級色彩明顯的階級運動。……為農民解放的農民組合運動，事事為了擁護農民的階級利益……工人階級的解放運動也已經興起。

婦女解放運動最後發生，諸羅婦女共進會、臺北無產青年女子部，已經是不可看輕的女子解放先驅。（改寫自〈臺灣解放運動的考察〉）

一九二○年八月，彭華英在《臺灣青年》發表了〈臺灣有婦女問題嗎〉一文，最先點出東洋社會，尤其是臺灣，仍未脫陋習，兩性關係大有改進之必要。此後，《臺灣民報》大量討論婦女議題，批評臺灣社會的父權結構，買賣婚姻、嫺婢制度、續妾制度等等，都是對女性的歧視與壓制。文化運動者如黃周、黃呈聰、王敏川等人，也公開主張有責任感的自由戀愛、提倡女子教育、培養謀生能力、經濟獨立，進而廢除娼妓、改善婚姻制度、改造社會、追求男女平等。

因為文化運動的啟蒙，臺灣各地出現許多婦女團體，一九二五年起，彰化婦女共勵會、諸羅婦女協進會、宜蘭婦女讀書會、高雄婦女共勵會、汐止婦女風俗改良會、苗栗婦女讀書會、臺南婦女青年會、臺中婦女親睦會等等在各地成立，以改革社會陋習、追求婦女地位向上為目標。其中最活躍的是彰化婦女共勵會，會員約四十多人，每月第一個星期日召開例會，學習漢文、日文、羅馬臺灣話文，並安排進步女性演講；此外，為了號召女性注重體能訓練、鍛鍊強健體魄，還組織了體育會。諸羅婦女協進會成員有三十多人，不定期舉辦演講，鼓吹女性覺醒。

在婦女運動中，有幾位女性十分活躍。張麗雲，號群峰，廈門集美女子師範學校畢業。一九二五年六月，她在《臺灣民報》發表〈我所希望於臺灣女界者〉，認為臺灣男性為求解放而奮起，但臺灣女性卻仍在酣甜睡夢中，因此提出九點期望，鼓勵臺灣女性們打破舊習、向真理前進，可說是臺灣女性解放的宣言。此後她積極在民報上發表言論，也應邀演講，推動婦運不遺餘力。一九二九年二月三日，張麗雲與臺灣民眾黨臺南支部書記胡金碖結婚，在發出的婚宴邀請函中聲明：「我們的結婚（一）不用聘金；（二）不用賀禮；（三）不注重一切形式。」被《臺灣民報》推崇是「前所未有的聲明」、「新時代男女結婚的參考」。

一九二六年二月，玉鵑在《臺灣民報》上發表〈猛醒吧！黑甜鄉裡的女青年們〉，控訴傳統婚姻的毒害、批判男尊女卑價值觀，並簡介世界各國的婦運成果，引起矚目。玉鵑原名葉綠雲，一九○八年生，臺北人，因母親改嫁，改名謝玉葉。雖然家境清苦，卻堅持上學讀書，但在第三高女（今中山女中）期間，因景仰蔣渭水的抗日運動，常常出入臺灣文化協會，成為活躍的臺北無產女青年。一九二五年，謝玉葉與同學黃細娥因參加文化協會活動，幫忙散發反日傳單，遭到警察傳訊，被第三高女開除學籍。她只好到上海，獲得同是大稻埕黑色青年翁澤生的幫忙，一九二六年進入上海大學，並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時，她改名謝志堅，並以謝玉鵑為筆名，在《臺灣民報》上密集撰文，筆調尖銳、頻頻與傳統文人打筆仗。同年秋天，與翁澤生結婚。

p096彭華英與蔡阿信全家福

蔡阿信，據說是臺灣女性在公開場合演講的第一人。她生於一八九九年，一九二一年畢業於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服務於赤十字醫院，是臺灣第一位女醫生。一九二四年與彭華英結婚，官方報紙《臺灣日日新報》也大幅報導。一九二五年，她到臺中開設清信醫院，一九二八年又創辦產婆學校，為臺灣社會培育超過五百名以上的助產士。蔡阿信不僅醫術受到肯定，也成為成功的職業婦女典範，一九三○年底，《臺灣新民報》舉辦臺灣五州七市議員模擬選舉，蔡阿信在臺中以一四四四票獲得最高票支持。雖然她的夫婿彭華英是活躍的社會運動家、婦女解放主張者，但蔡阿信成功的事業與聲望，卻對彭華英造成極大壓力，兩人的婚姻以離異收場。彭華英戰爭時期到中國華北發展，另娶一女伶再組家庭。阿信則在一九三八年前往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進修，又訪問加拿大，卻因日本籍身分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返臺受阻，一九四六年返臺不久又遭遇二二八事件，晚年旅居加拿大。

一九二○年代，隨著文化運動與知識啟蒙，臺灣社會大眾被喚醒，社會運動從菁英擴散到工農階級。同時，受到來自日本國內思想、國際思潮的影響，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擡頭，造成反對陣營內部思想對立、路線衝突，臺灣社會運動不知不覺中已走到轉型的十字路口。

第五章統治者的對策

過去，總督府對付臺灣社會反抗行動，直接訴諸武力鎮壓，從不手軟。一九一五年七月，余清芳、江定等人在臺南新化、左鎮等地發動攻擊，燒毀警察局、殺害十幾個警察，並以天命氣數神明之說，鼓動人民起義，推翻日本統治。從臺灣總督府的眼光來看，這顯然是以怪力亂神之說陰謀叛亂，乃出動正規軍隊與新式武器清剿，噍吧哖一役反抗軍死傷無數，十數個村莊受戰火波及，事件後村中幾乎看不到成年男子。

但是，一九二○年代以來，總督府面對的是一個全新的反抗型態：這些反抗者並非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反而多是地主、士紳、知識分子；他們不訴諸武裝暴力，而是以文字、演說為手段；他們並未主張推翻日本統治，而是要求獲得帝國人民應有的權利與地位。他們的訴求與行動完全合法，總督府有什麼理由禁止？遇上這樣前所未見的反抗行動，總督府當局一時之間，還真不知道該怎麼應付。

軟硬兼施

在東京展開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從早先的一七八個留學生連署，運動擴展到臺灣以後，一次比一次熱烈，愈來愈多地主、士紳、知識分子參加，其中還有不少人是總督府特別恩顧、享有專賣利權的士紳。眼看著反對運動聲勢即將坐大，總督府只能摸索著各種手段，試圖使士紳階級退出運動。

最初，臺灣總督府試圖對臺灣文化協會總理、臺灣議會請願運動領導人林獻堂發動溫情攻勢。彰化街長楊吉臣是林獻堂的妻舅、也是文協會員，官方利用他勸導、慫恿林獻堂放棄運動。又透過林獻堂的堂兄林烈堂加以勸諫、曉以利害。甚至由總督府總務長官賀來佐賀太郎、臺灣總督田健治郎親自出馬。同時，也對蔡惠如加以勸導，說明運動的後果。但這些努力都未見效。

總督府又對參與議會請願連署的士紳施壓，凡是享有專賣特權者、公家機關任職者，若不退出運動，將會受到懲罰。彰化街長楊吉臣、臺中區長林耀亭、豐原的廖天三等人被吊銷鴉片批發權，南投施學賢被吊銷食鹽批發權。又如，具有公職而參加運動者多被免職，如彰化街長楊吉臣、彰化線西庄長黃呈聰被解除職務；林獻堂也被免除總督府評議員職務。任職公教機關者也都受到壓力，臺南醫院職員簡仁南、彰化郵局職員蔡添喜、北斗公學校教師林汝直、彰化中學教師施至善等人陸續被免職。

甚至在民間企業任職者也受到無情的打擊，例如原本任職彰化溪州林本源製糖會社的葉榮鐘被會社開除。而活躍於文化協會的宜蘭醫生石煥長、彰化醫生賴和，則以違反藥物使用規定的罪名遭拘留。

總督府的強勢作為，確實令臺灣文化協會會員感受極大壓力，不少人因而退出。文化協會中的學生會員，也被校方要求退會，尤其臺北師範等學校發生學潮之後，官方更大力施壓，致使文化協會會員人數銳減。

另一方面，三大日本人報紙《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新聞》、《臺南新報》則發動攻擊、謾罵攻訐，指責參與請願運動的士紳們「不知皇恩、不圖報答」，「錯誤思想、虛榮心作祟。」

一九二二年八月，彰化八卦山上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紀念碑上的「王」字遭到破壞，警方認為有人故意褻瀆親王，是為「大不敬之罪」，大舉展開搜捕，牽連二十多人，屈打成招。警方虛構霧峰林朝棟之子林季商正著手募兵，企圖發動臺灣革命。密謀武裝革命，這可是要殺頭的罪！然而，由於案情太過荒唐，連檢察官都不相信，調查後僅以竊盜罪草草了事。儘管如此，這個「王字事件」、「募兵事件」已使中部地區人心惶惶，尤其是霧峰林家首當其衝。

八駿馬事件

眼看著周遭情勢極為不利，林獻堂有些心慌意亂。就在此時，臺灣總督府、臺中州知事長吉德壽透過林獻堂妻舅楊吉臣安排，力勸他面見總督，希望斷絕林獻堂支持議會運動的念頭。九月二十九日林獻堂偕同楊吉臣、林幼春、甘得中、李崇禮、洪元煌、林月汀、王學潛等八人，一同前往總督官邸，會見田健治郎總督。

「臺灣議會設置運動與總督府的同化主義政策背道而馳，帝國政府不可能接受，無論請願幾十百次，帝國議會也不會同意。明知徒勞無益，何不斷然停止，以免勞民傷財？」田總督訓示。

「尤其，臺灣議會運動源自民族自決主義，充滿革命氣息，無異撒下揭反旗的種子，與帝國統治方針相反，是斷不容其實現的！」總督連「揭反旗」這樣的字眼都說出來了，措辭相當嚴厲。

「總督之意，我甚理解。但，臺灣議會運動乃是東京留學生與其他同志們的共同行動，運動是否停止，並非我一人所能決定。總督若希望運動停止，何不親自傳喚同志，一一諭示？」林獻堂婉轉表達。

「請願乃帝國憲法所保障的人民權利，我不能阻止。」總督回答。

面見總督未獲結論，怎知此事竟是一場陰謀，官方放出來的消息全然變了樣。

林獻堂見了田總督不久，同志間就流傳著各種謠言：

「林獻堂已向田總督保證停止臺灣議會請願運動。」

「臺灣銀行承諾不催繳林獻堂的貸款。」

「總督府酬庸林獻堂三百甲土地，換取他退出議會請願運動！」

東京《讀賣新聞》也刊出，林獻堂向臺灣銀行貸款二十餘萬，因股價暴落，提供的抵押品不足償還借款，臺銀要求他退出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否則必須立即清償債務。

這些風言風語引起東京同志們的猜疑，尤其是血氣方剛的青年一輩對林獻堂交相批評，連屢次協助臺灣議會請願的眾議院議員田川大吉郎都透過蔡培火向林獻堂轉達：「臺灣議會請願運動不是一、兩次的請願，就可以成功，閣下必須要有不貫徹目的、絕不終止的心理準備。」

在臺北的蔣渭水也對林獻堂感到失望，甚至對朋友大大抱怨：「因為害怕官方威勢，就自動撤下旗幟投降，這樣的人不是人格自殺，是什麼？」「林獻堂、楊吉臣等人軟弱至此，不如將這些人排除在運動之外，完全以純潔的青年為運動主力，方可達成目標！」

受到同志嘲諷猜忌的林獻堂，甚為灰心，一九二三年二月第三次臺灣議會請願，他並未在請願書中連署，而由蔣渭水、蔡培火領銜前往東京請願。因為官方的威逼脅迫、軟硬兼施，請願連署人數也由第二次請願的五一二人驟減為二一八人。

一九二三年八月，《臺灣》雜誌刊載了柳裳君所做的小說〈犬羊禍〉，諷刺老羔羊（楊吉臣）見太平犬有好多食物，便仿效起來，犬羊為禍，任三爺（林獻堂）被羊角觸傷，需請自由神除暴安良，卻事與願違。飽受同志誤解、並遭輿論嘲諷的林獻堂，因此停止所有政治活動。總督府的分化策略初步奏效。

另一方面，因為林獻堂「八駿馬事件」的刺激，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蔣渭水、石煥長等人成立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決心「以意志堅強的青年、與官方全然無關係者」為團員，取代林獻堂等地主階級，強力推動議會請願運動。但這個政治團體馬上被臺北市北警察署下令禁止。沒想到，蔣渭水等人趁著上京請願之際，向東京早稻田警察署提出結社申請，獲得通過，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在牛込區若松町《臺灣》雜誌社舉行成立大會。

殖民地的臺灣人竟敢不顧禁令，一意孤行，繞過臺灣總督府到東京組成政治團體，這豈不是公然挑戰臺灣總督府的威信？總督府警務局決定採取強硬手段。這年年底，發生了震動全臺的「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治警事件）。

拂曉大逮捕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臺灣總督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進行全島大逮捕。全臺共有四十一人被拘捕，五十八人受到搜查或傳訊，一時之間，風聲鶴唳、人人自危。

葉榮鐘得知消息，匆匆打電話給正在關子嶺溫泉渡假的林獻堂，報告同志被逮捕情形。林獻堂立即下山返回臺中，安排被押同志的鋪蓋衣食，並撫慰驚惶未定的家屬。

此事經過臺灣總督府周密策劃、保密行動，為免消息走漏，島外通訊交通都在控制之中，街頭巷尾、公共場所都有特務站崗監視。此刻，最難的是，怎樣將消息傳出島外，林獻堂將此重任交付給祕書葉榮鐘。

p106葉榮鐘（《葉榮鐘全集》）

葉榮鐘，彰化鹿港人，一九○○年生，曾受書房漢文教育、公學校教育。因恩師施家本的引介，受林獻堂資助赴日，入中央大學政治經濟科。一九二一年返臺，在彰化溪州林本源製糖會社工作，卻因參與議會設置請願連署而被革職，後擔任林獻堂祕書兼日文翻譯，追隨他從事政治社會運動。

為了躲過監視，葉榮鐘利用中午特務用午膳的間隙，騎著腳踏車飛奔到追分，居然突破警網搭上北上的快車，夜間抵達臺北。他不敢投宿旅館、也不敢到同志家裡，一路來到臺北醫專的學生宿舍，找到就讀醫專四年級的鹿港同鄉丁瑞魚。留宿外人在醫專學生宿舍，這是犯規的行為，但丁瑞魚知道茲事體大，冒著被開除的危險掩護葉榮鐘，並幫忙騰了幾份文稿。

趁著星月無光的夜晚，葉榮鐘拜訪《朝日新聞》駐臺特派員蒲田，請將事件經過轉告東京本社政治部部長神田正雄，迅速將消息披露。又到大稻埕大安醫院，請蔣渭水的弟弟蔣渭川取消策劃中的工友總聯盟示威行動，以免刺激總督府當局，造成更大的犧牲。近午夜返回學生宿舍，丁瑞魚已在門口緊張不安地守候。

翌日一早，葉榮鐘又潛到基隆碼頭，找到神戶基隆間固定航班「因幡丸」一位相熟的茶房，將三封密函託給他，待船一抵達神戶，就上陸將信件投郵，分寄東京臺灣青年會、《臺灣民報》的林呈祿、明治大學的莊垂勝。東京的同志們一接到消息，立刻緊急開會，並向日本朝野呼籲，解除臺灣總督府的封鎖措施，結束恐怖統治。因為消息已曝光，總督府只好准許保釋，依法行事。

三好一八的暴論

p107《臺灣民報》治警事件審判特別報導

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起的兩週，治警事件在法庭上公開審判，共有蔣渭水、石煥長、吳清波、林伯廷、蔡年亨、林篤勳、林幼春、鄭松筠、韓石泉、陳逢源、吳海水、蔡培火、石錫勳、林呈祿、王敏川、蔡式穀、蔡先於、蔡惠如等十八人被起訴。

治警事件引起全臺民眾高度關注，每次開庭，清晨不到五點鐘，群眾就排隊鵠立在臺北地方法院前等候，旁聽票在十幾分鐘內全部售罄。買不到旁聽票的民眾擠得水洩不通，圍在庭外張望，《臺灣民報》則做了大幅的報導。

三好一八是臺北地方法院檢察長，也是起訴此案的檢察官。他在庭上的陳述充滿惡意：

有關臺灣的民情，支那的李鴻章在訂定馬關條約時就已指出，臺灣是「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叛」，對官方經常採取反抗的態度。日本領臺後亦然，叛亂事件到大正年間仍持續不斷。……此次事件就是本島人對內地人及在臺官憲的反抗行動，目的是從日本人手中奪取臺灣。

日本帝國對於臺灣施行內地延長主義，實在是過於恩典。印度為英國的殖民地，一百五十年後方得自治；日本領臺後二十五年就給予地方制度改正。臺灣人竟不知感恩，反對總督府的同化政策，要求殖民地自治權利，不但過於不遜，且不知量力。

他愈說愈生氣，竟聲色俱厲地怒斥：

臺灣人如果排斥同化政策，反對內地延長主義，不願做日本國民，除了退出臺灣，別無他途！（改寫自三好一八，〈治警事件法庭論告〉）

這個外來統治者，竟粗暴地叫囂「不滿統治的人滾出臺灣」，完全缺乏基本的法治素養，言詞之中盡是「乞丐趕廟公」的蠻橫。《臺灣民報》社論忍不住反唇相譏：

國民的政治運動，乃是國民的權利，也是國民的義務。怎麼對從事政治運動的臺灣人，三好一八檢察官竟然公開要人退出臺灣？這句話實在是非同小可呀！

簡要地說，說出這種話，表示母國人的度量太狹小，表示臺灣政治的退步，並且嚴重危害內地人與臺灣人的情感融和。這句話就是像對臺灣人罵「清國奴」一樣，嚴重傷害本島人的感情。……（改寫自《臺灣民報》社論，〈這句話非同小可！〉）

法庭論辯經過報導，成為民眾茶餘飯後的話題。三好一八貶抑臺灣人要求民權的政治運動，卻對御用士紳辜顯榮推崇有加。他說：「被告之中有許多人崇拜印度的顏智（甘地），臺北港町文化協會的讀報社就掛著顏智的肖像，但顏智曾在南非戰爭中為英國而戰，是非常效忠英國的人。你們不以親英的顏智為榜樣，卻只學他反抗英國。」所以，他的結論是：「臺灣如果有顏智，應該是辜顯榮這樣的人！」

辜顯榮是「臺灣的顏智」，人們當作笑料議論著，臺南詩人謝星樓寫了一首打油詩：

辜顯榮比顏智，

番薯簽比魚翅，

破尿壺與玉器。

受難英雄

治警事件一審經過九次開庭，於一九二四年八月十八日上午宣判，審判長堀田真猿宣告「檢察官起訴證據不充分，判決十八名被告等全部無罪」。他並且發表談話，反對檢察官以違反《治安警察法》提出告訴。堀田審判長特別提醒，此事件的罪刑最高不過是徒刑六個月，或是罰鍰百圓以內，以這樣的罪刑對議會運動者提告，將傷害內地人與本島人之融和，可說是因小失大。

不過，並不是所有法律人都如堀田審判長這樣想。三好一八檢察長得知判決，認為此次宣告無罪，將增長反對運動氣燄，「非再上訴不可！」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午，高等法院宣布第二審判決結果，推翻了堀田審判長的主張，眾人分別被判刑：

徒刑四個月：蔣渭水、蔡培火。

徒刑三個月：林幼春、陳逢源、林呈祿、蔡惠如、石煥長。

罰鍰百圓：蔡式穀、蔡年亨、鄭松筠、林篤勳、林伯廷、石錫勳。

無罪宣告：韓石泉、吳海水、吳清波、王敏川、蔡先於。

p111治警事件二審公判後被告與辯護律師合影（《蔡式穀行迹錄》） 前排：辯護律師渡邊暢（左三）、清瀨一郎（左四）、葉清耀（左五）。二排： 陳虛谷（左一）、葉榮鐘（左二）蔡惠如（左三）、林呈祿（左四）、蔡式穀（左五）、韓石泉（左六）、吳海水（左七）、陳逢源（左八）。後排：蔣渭水（左一）、石煥長（左三）、王敏川（左四）、鄭松筠（左五）、蔡年亨（左六）。特寫：林幼春（左一）、蔡培火（左四）等。

日本統治時代的治警事件全島震動，但經過司法程序，反對運動人士最終只被判處最高四個月的刑期。日本殖民當局就算再暴戾，仍遵守法治原則進行審判，開明與保守的法律人有機會在法庭公開進行正反論辯，殖民地反抗者也得以充分陳述己見。開明的法律人如堀田真猿審判長反對以法律做為政治工具，判處十八名被告全部無罪。臺灣人的政治結社，最後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的罪名，判處三到四個月的刑期。

同樣的場景在五十五年後重演，但結果大不相同。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國民黨政府對反對運動人士發動大逮捕，隔年進行軍法審判。這次，黨外運動人士並未如日治時期的前輩們組織政治結社，只是在高雄舉辦戶外遊行，就被以「叛亂罪」起訴。國民黨統治下的司法人員全部噤聲，沒人像日本時代的堀田審判長一樣勇於做出良心判決。八名軍法被告分別被處以無期徒刑到十二年有期徒刑的重刑；另有三十多人遭到司法審判，判處不等刑期。

治警事件中被判有罪的十三人立即向高等法院上告部上訴，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日，第三審被駁回，維持二審判決。由於律師已預料上訴將被駁回，臺北青年準備舉行盛大歡送入獄的計畫。警方探知消息，不讓群眾有惜別歡送的機會，宣判之後，立即將蔣渭水押入臺北監獄。同日，蔡培火、陳逢源收押於臺南監獄。

臺北的入監惜別會被警方破局，卻在臺中上演。因腳傷在外的蔡惠如，二十一日從清水出發到臺中監獄，一路上民眾簇擁跟隨，送到清水火車站，也有同車送到臺中的。他從臺中車站步行到臺中醫院探望將入監的林幼春，群眾沿途隨行，愈聚愈多，甚至燃放鞭炮以示惜別。最後，臺中警察署長只得親自騎馬到現場指揮警察驅散民眾，民眾散而復集，至臺中監獄門口。蔡惠如向民眾揮手道別，民眾也高呼「萬歲」相應。蔡惠如的獄中詩，生動描寫這段過程：

清水驛，滿人叢，握別至臺中，

老輩青年齊見送，感慰無窮。

p113蔣渭水因治警事件兩次入獄，圖為一九二三年蔣被逮捕後遭拘留六十四天後第一次假釋。立者中間四位未戴帽者為被告，由左至右分別是鄭松筠、石煥長、蔣渭水、蔡培火。（蔣渭水文化基金會）

從一九二三年到二五年，蔣渭水因治警事件兩次入獄，他說「入獄實在像入學」，將入獄當作積極進修的機會。他在獄中大量閱讀，自修完成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科講義錄，吸收社會主義思想。出獄後的蔣渭水脫胎換骨、更甚以往，過去在《臺灣民報》上多從事翻譯新聞的他，出獄後已能滔滔論述，並成為社會主義路線的支持者。

恐怖的鎮壓行動雖然對運動一時造成打擊，卻塑造出一個個臺灣英雄，出獄之時，不僅同志熱烈相迎，也受到民眾景仰與支持。入獄，成為政治運動者的光榮勳章。治警事件中被逮捕但無罪釋放的彰化醫師賴和，對自己竟成為「英雄志士」，大感意外：

一死原知未可輕，吾身不合此間生。如何幾日無聊裡，已博人間志士名。

總督府方面也發現下錯了這著棋，治警事件之後，官方報告指出「下獄者反成為志士，名重一方，普遍受到青年學生的景仰，聲譽鵲起，對運動反呈推波助瀾之勢」。對於治警事件在一九二○年代政治運動中的意義，謝春木這麼說：

因最高四個月刑期的監禁，反而使得四百多萬同胞覺醒，促使他們更加積極奮起，並博得國內外的同情。……這是一次非常廉價的宣傳，這次事件是社會運動史上的第一座高峰，越過了山峰，平原自然就在面前了。（謝春木，《臺灣人の要求》）

這一回合交手失敗之後，總督府當局想起先前八駿馬事件的分化策略，使林獻堂在運動陣營受到懷疑、排擠；反而是治警事件的高壓手段，又促使林獻堂重新出馬領導議會請願，再次團結，反對運動聲勢大漲。

總督府領悟到，「破壞文化協會的手段，若由外部施加壓迫，反使內部鞏固團結。毋寧使內部發生內訌，造成潰裂，始為良策。」

在治警事件發生前，總督府警務局就已對臺灣文化協會密切監視、調查。一九二三年八月，總督府警務局綜合各地警方調查，提出〈各州狀勢調查結果〉指出：

一、文化協會幹部林獻堂以下十數人，民族自決信念堅定，毫無轉寰餘地。

二、文化協會三百七十名會員中，雖有三分之一是尖銳分子，但真正以脫離日統治為目標者極為少數，不過十五名，其他人未必有明確的思想與行動決心。其餘的三分之二會員則多是漫然入會，並無行動的積極性。

三、文化協會全體會員未達同樣的思想水準，一部分是穩健的有識者，一部分則對幹部的行動不滿。但是，後者並無排除幹部行動的把握與勢力。

得到這樣的結論後，臺灣總督府調整了關於文化協會的對策，確立「對激進的過激分子厲行嚴格取締，對溫和者加以誘導」的原則。

忽退忽進的「臺灣議會」

第一回交手，政治運動者們以有限的犧牲，喚起臺灣社會廣泛的支持，臺灣議會請願運動士氣大振。雖然，一九二四年初第四回請願受到治警事件衝擊，一時之間人心惶惶，請願人數從二七八人暴跌到只剩七十一人，但第五回請願旋即回復到二三三人，第六回七八二人、第七回一九九六人、第八回二四七○人，請願連署人數一路攀升、屢創新高，正顯示民眾支持的熱情，議會請願運動走向最高潮。

但是，到底政治運動家們所追求、構想的是怎樣的「臺灣議會」，卻是一變再變、講不清楚。

由於日本中央政界人士、帝國議會議員屢屢以「臺灣議會就是臺灣獨立」、「臺灣議會違反憲法」為由，拒絕請願案成立。一九二四年六月第五回請願，林呈祿、蔡炳曜等人特別提出〈釋明書〉，說明臺灣議會的定位：

請願人等並非要求在臺灣設立掌有立法全權的議會，我們的用意不外要求獲得臺灣預算審議權、有關臺灣民情風俗法規之審議權，要言之，臺灣議會的權限與日本國內地方議會相等而已。

為了減少帝國議會疑慮、促使請願成為議案，此〈釋明書〉大幅降低臺灣議會的位階，淡化其政治意義。即使臺灣人這方如此降低姿態，帝國議會議員松田三德仍然以「本請願案之目的在於臺灣獨立，最終目標在脫離帝國統治」為由，大力阻撓，最後還是未能成為議案。

一九二五年三月，帝國議會通過普選案，這意味著日本國民參政權逐步開放，臺灣議會請願運動人士受到極大鼓舞，認為殖民地人民的參政權也將隨之提升。一九二六年二月，日本革新俱樂部議員發表時局宣言，內容包括「要對臺灣、朝鮮，努力創設適當的議會制度」。革新俱樂部的前身就是倡議普選的政黨，此宣言表明支持殖民地自治議會，一時之間，臺灣議會運動者大為振奮，認為「我們的運動，已經看見曙光，不久必會實現無疑」。

p117一九二三年二月第三次請願委員與《臺灣民報》成員合影座者左起：蔣渭水、蔡培火、陳逢源、林呈祿、黃朝琴、蔡惠如。立者左起：蔡式穀、黃呈聰。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二日，帝國議會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臺灣問題成為焦點。

「臺灣的現狀，在經濟、社會各層面，都已經有相當的發展。」眾議員坂東幸太郎議員質詢時指出。

「權利思想非常發達的臺灣人民，為了爭取政治上的自由，或請願設置臺灣地方議會、或請願發行新聞報紙，對各方面主張種種權利。我認為他們並沒有什麼野心，政府在相當程度上應該給予他們自由與自治，對於這點，不知總理大臣有什麼打算？」坂東幸太郎議員更進一步切入重點。

「議員閣下詢問，在臺灣有人希望設立臺灣議會，讓臺灣一步步進入自治的狀態，對於這個問題，政府意見如何？」首相若槻禮次郎清清喉嚨，將問題重述一遍。

「這點，前日在本議會已有議員質詢過。我的回答是，在臺灣，不久應該漸漸達到自治的狀態。」他停頓了一下。

「有關臺灣的事讓臺灣人表達意見，使他們的意見能呈現，這是當然的事。但是，這件事要照程序來，也就是必須經過一定的程序，不是一蹴可幾的。雖然現在無法立即實施，但是，大體上應該採取自治主義來辦理臺灣的政治，這是我們所謹記的。」若槻首相一口氣說完。

這是大日本帝國首相第一次在國會公開表明，臺灣將會實施自治主義，政治運動者們大感振奮！《臺灣民報》也將議員與首相的對話，一字不漏地刊載於報上。

但是，若槻首相沒多久就反悔了。三月二十日貴族院預算審查會議上，若槻首相答覆議員阪谷芳郎說：「臺灣與朝鮮設立特別議會，是不妥適的。因為日本國擁有臺灣與朝鮮，對於立法權與預算權，於帝國的部分地區設置地方議會擁有這兩種權限，是不當的；對於國家的統一來說，也恐招致不良的後果。若要賦予臺灣人與朝鮮人參與國政的權利，我認為應派出代議士出席帝國議會，較為適當。」而第七回議會設置請願就在若槻首相出爾反爾之間，未能列入議程。

為了讓臺灣議會請願有所突破，政治運動家們採取權宜之計，將臺灣議會從殖民地全島規模的全權議會，降級與日本地方議會等同。但就算這樣妥協讓步，帝國議會依然屹立不動不說，首相竟然說話不算話。第八回請願起，議會請願訴求陡然升高，《臺灣民報》上不再避諱，高談「臺灣自治」、「議會自治」，一九二七年元月，《臺灣民報》社論公開主張制定「臺灣憲法」：

最近有明眼的政治家，鑒察先進殖民國家的治績與東洋情勢，為帝國百年大計，已有人提出臺灣統治非制定臺灣憲法不可的主張。這對在臺的日本人來說，恐怕要咋舌不已，但有先見之明的人，莫不認為這是日本治臺唯一最上之良策。

我們要求臺灣議會是走向自治的第一步，制定臺灣憲法是自治完成的美果。故制定臺灣憲法之說，和要求臺灣議會之聲，其程度雖有差別，但目標是完全一致的，實可謂異名同實、殊途同歸。（改寫自《臺灣民報》，社論〈臺灣議會與臺灣憲法〉）

原來，日本革新黨在此時其於政綱中提出「制定施行於朝鮮及臺灣之憲法」的主張。一九二七年五月，《臺灣民報》又指出：

臺灣議會的要求，只是要求特別立法及預算的議決權而已，並未要求臺灣內閣、未論及臺灣司法獨立，也未曾要求臺灣完全自治的憲法。這是因為臺灣人的態度太謙讓使然，並不是臺灣人不懂得要求臺灣完全自治；又因為臺灣當局向來太過無理彈壓，並不是臺灣人不懂得追求更高的目標。……臺灣有制定臺灣憲法的必要，亦即臺灣有施行特別立憲政治的必要，需有特別的臺灣立法議會、特別的臺灣行政內閣、特別的臺灣司法獨立機關；而此三權各直屬於本國主權者的統轄，這是當然的結論，不容稍有曲解。（改寫自《臺灣民報》，〈制定臺灣憲法〉）

要求「將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全部掌握於殖民地手中，並制定臺灣憲法」，主張「殖民地自治」、「完全自治」，臺灣自治訴求目標無疑大幅提高。

一九二七年，制定「臺灣憲法」的呼聲高亢，與政治運動路線產生分裂、體制內的溫和請願備受抨擊有關。連著好幾年，臺灣議會請願運動勞師動眾、所費不貲，但卻毫無所成，反抗陣營內部早已有不滿的聲音，批評這種體制內的運動「太過溫和」、是「叩頭哀求」的運動、根本不可能達成，不少人主張中止請願，另採激進手段。再者，從外部來看，臺灣人的政治運動訴求如此溫和，但日本政界已有革新黨提出「殖民地完全自治」的主張，遙遙領先於議會設置運動。在此內外壓力下，「臺灣議會」之議失去吸引力，「臺灣憲法」之說突起，大行其道。

臺灣議會的定位，就這樣一路搖搖擺擺，從殖民地議會、地方議會，來到臺灣憲法、完全自治，一變再變。臺灣議會運動訴求的前後不一致，也曝露了運動者思想與行動上的大缺陷。其一，臺灣政治運動家們對於臺灣前途與未來應該如何，並無明確定見與目標，而是且戰且走、相機行事，可以隨著時事轉變而彈性調整。其二，臺灣的政治運動家們，在思想上缺乏一貫性、完整性，以至於訴求忽強忽弱、暴進暴退，甚至自相矛盾。更糟的是，其三，臺灣議會的主張大多從日本國內先進者獲得啟發，無論是議會自治、完全自治、殖民地憲法，莫不是如此，率皆拾人牙慧，人言而後敢言。

相對於臺灣政治運動者的瞻前顧後、搖擺不定，日本殖民統治者卻是目標明確、始終如一。日本帝國政府、帝國議會自始至終將臺灣議會主張視為「臺灣獨立的第一步」、「臺灣議會是違憲主張」，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無論如何改變內容，從來未曾在帝國議會成為正式議案。一九三四年三月，帝國議會眾議院請願委員會小組委員會的討論，是歷次請願的縮影：

「林獻堂等人並不是激進分子，他們並未與激進分子共同行動，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是一項穩健的運動，如果帝國議會態度不變、不加以回應，將促使激進派勢力大增！」眾議院議員清瀨一郎向來是臺灣議會運動的支持者，他努力解說。

「請願者在運動中有無左傾的言論？或煽動臺灣獨立的言論？」議員山柳儀重徵詢官員意見。

「請願人士透過演說與刊物，詛咒總督政治、鼓吹民族自決主張，目的在反對臺灣統治的根本方針。」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平塚廣義回答。

「這樣的請願如果通過，有沒有被惡用為臺灣人民族自決、臺灣獨立運動的危險？」山柳議員再追問。

「請願書的內容頗有爭議，並且每次內容不盡相同。例如，以前明白寫著要爭取臺灣預算權，今日改變為特別預算；以前說是要設例如美國各州的自治議會，現在則把重要的主張隱藏起來。」拓務者管理局長生駒高常指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的奧妙。

「這個請願運動本來就是一種欺騙，無論如何強辯，都不能否定它的內裡就是民族自決主義。如果請願被採納成為正式議案，臺灣統治前途堪憂！臺灣必將成為第二個愛爾蘭！」議員楠基道一語道破。

「依照前面諸位議員們的詢答，事情已經很清楚，本請願的目的含有民族獨立主義的要素，進一步將發展為愛爾蘭第二，請願目的在使臺灣議會成為獨立國家的立法機關。並且這樣一來，一國之內有兩個議會，這是違憲的事！若讓他們狂妄行動，將明顯妨礙臺灣統治，此請願斷斷不可成為正式議案！」議員清家吉次郎試圖做結論。

「臺灣統治應採取內地延長主義，在臺灣另設議會的話，就是臺灣與日本分離的開始。」議員朴春琴也附和。

「大家經討論後已獲得共識，小組委員會決定不採納為正式議案。」委員會主席山下谷次如此總結。

就這樣，帝國議會屢屢制敵機先，將臺灣人的自治要求完全阻絕，無法越雷池一步。

第六章走向階級運動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二日上午，林本源會社溪州製糖廠人員十餘名、工人十四名，前往彰化二林農民謝財的甘蔗園欲採收甘蔗，蔗農們聞訊急忙吆喝眾人前往阻止。工人看到農民們憤怒對峙，不敢下田採收，雙方僵持不下。

下午一點多，遠藤巡查部長增率巡查六名、北斗郡特高警察喜多代、製糖會社社員二十多人、工人十六名浩浩蕩蕩前往增援，雙方劍拔弩張。日籍的會社社員矢島一馬當先拿起鐮刀跳入甘蔗園動手採收，一面喝令工人一齊動手。蔗農被激怒，大喊：「還沒發表價格，怎麼可以採收甘蔗！」於是拾起土塊、砍下甘蔗，丟向矢島。哪知遠藤巡查部長竟拔出配劍，下令「砍！砍！砍！立刻採收甘蔗！」又有四名巡查也跟著拔劍，企圖震懾農民。

日本巡查的配劍，就像今日警察的配槍，是公權力的象徵。配劍出鞘，就如同警察鳴槍示警，是極為嚴重的事。沒想到，日本警察竟為了保護製糖會社強行採收甘蔗而拔劍，對付手無寸鐵的農民。三、四十名農民怒不可遏，拾起地上的土塊與甘蔗擲向巡查，大罵：「會社走狗！」「為何拔劍？」「欺壓農民！」一時之間情況混亂，小野、高木兩名巡查懾於農民氣勢，連忙收起配劍，但其他巡查仍然揮劍張狂。此時，兩位不怕死的農民蔡琴、謝衢竟跳上前去，將大石、德富兩名巡查所執的配劍奪下，警民爆發衝突，矢島等五名巡查受了傷。蔗農眼見事態嚴重，才一哄散去。

這天下午，二林醫生李應章出診後返回農民組合鬥爭本部，農民與群眾聚集在他的診所內外，既興奮又緊張地報告衝突經過。

「勝利！萬歲！」眾人歡呼。

「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我們包圍警察局，搶奪武器，在農組幹部領導下共同起義，奪回臺灣！」有人這麼主張。

「千萬不可輕舉妄動！我們的人毫無準備，以卵擊石，只是白白送肉飼虎，這種犧牲不值得！」農民組合幹部李應章、劉崧甫、蔡淵騰等幹部連忙阻止。

濁水溪出代誌

臺中州北斗郡二林庄這一帶，是林本源製糖會社的甘蔗採收區。但林本源製糖的甘蔗原料價格，比鄰近的明治製糖會社溪湖工場、新高製糖會社彰化工場的價格低很多，農民早就十分不滿。林本源製糖則以狡猾的手段對付農民，這幾年都是先採收了甘蔗再發布賤價，讓農民反悔不及。因此，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蔗農們組成了「二林蔗農組合」，打算與會社協議合理的甘蔗收購價格。二林農組的靈魂人物，是醫生李應章。

p127李應章

李應章，彰化二林人，一八九七年生，父親是中醫師。一九二一年他自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並參加了醫學校的學長蔣渭水、同學何禮棟、吳海水等人所組織的臺灣文化協會，返鄉開業之餘，也擔任文協幹事。

李應章在鄉間開業看診，眼見農民的悲劇一再上演。

診間裡，農婦嗚嗚咽咽地哭喊著：「先生（日文醫生之意）啊，先生啊，緊來啊！」

病人林格已昏迷過去，李應章一手拿著酒精棉球，一手拿著注射針筒，趕緊為他注射。

病人才悠悠張開眼，就說：「唉！妳是哭什麼？妳緊去僱幾個粗工，去甘蔗園收成要緊！大約這甲九萬多斤的甘蔗，扣掉肥料與借金，還剩多少錢？若有剩，就先還了李先生的藥錢，不然，就要拜託李先生掛帳了。」老農林格都快沒命了，卻只擔心藥錢無著。

「你免掛慮錢項，安心靜養要緊。」醫生李應章安慰著。

「先生啊！我想敢是不會好囉……」病人懨懨地說。

沒想到第二天早上，病人就死了！這病人是因為在蔗田裡撥蔗葉，引發肋膜炎，長期勞動無法好好休養，宿疾加上過勞，只十日間就賠上一條命。蔗農林格是因病而死？還是因貧而死？他是為種蔗身心過勞而死呀！李應章不覺落下淚來。（改寫自李應章，〈蔗農爭議的回顧〉）

一九二三年，他與二林地區的文協會員劉崧甫、蔡淵騰、詹奕侯等人，計算蔗作成本、肥料價格、蔗價比較、製糖會社利潤等等，針對蔗農被剝削的問題舉辦每週一回的農村講座，讓蔗農瞭解自己被製糖會社剝削的嚴重性，鼓舞資訊閉塞的農民起來捍衛自己的權益。他還編寫了〈甘蔗歌〉，訴說農民的悲情：

種作甘蔗無快活，風颱大水驚到大。

燒沙炎日也著行，一滴蔗汁一滴汗。

哎喲喲，有蔗無食真壞命！

甘蔗咱種價咱開，公平交易才應該。

橫逆搶人無講價，將咱農民當奴隸。

哎喲喲，誰人甘心做奴隸！

登記種蔗作農奴，苦在心頭無地咻。

弱者只好手牽手，據理力爭咱自由。

哎喲喲，不達目的不干休！

蔗農組織是咱的，同心協力就大家。

兄弟姊妹相提攜，不驚青面和獠牙。

哎喲喲，出力要和齊！要和齊！（以臺語發音）

p129製糖會社常利用甘蔗原料過磅時低估斤兩

一九二五年元月李應章召集農民在二林仁和宮前廣場召開蔗農大會，決議組織農民組合與製糖會社交涉。這年四月十九日，臺灣文化協會林獻堂等人來二林演講，大大鼓舞了農民的士氣，六月，二林蔗農組合順利成立，並邀請《臺南新報》記者泉風浪擔任顧問。

就在二林農組與製糖會社交涉的過程中，會社在警察保護下強行採收甘蔗，爆發衝突。二十三日清晨，警方發動「大檢舉」，雖然農組幹部並不在衝突現場，但李應章、劉崧甫、蔡淵騰、陳萬勤、詹奕侯等人與農民共九十三人被捕，三十九人被起訴，二十五人被以「妨害公務」罪名判刑。李應章被判處八個月徒刑，入獄期間，家中被火燒毀、父親病故，為投身農民運動付出不小代價。出獄後，李應章仍然從事政治活動，在日本警方準備再次逮捕前，逃離臺灣前往上海。他改名李偉光並經營醫院，後來加入中國共產黨，晚年滯留中國大陸。

二林事件為臺灣的無產階級運動吹響號角。這年起，臺灣各地農民因甘蔗收購問題、竹林問題、官有地發放問題、芭蕉問題、佃作問題，到處不斷爆發爭議，組成「農民組合」進行抗爭。

不願做「領月俸的盜賊」

簡吉是高雄鳳山人，一九○三年生。他從小家中貧困，仍因個人的努力，從臺南師範學校（今臺南大學）畢業，一九二一年到母校鳳山公學校、高雄第三公學校任教，不久，與家境富裕的女教師陳何結婚。簡吉教學十分認真，卻發現學生常常缺課，即使到校上課也都神情疲憊。任教四年之後，他辭去了人人稱羨的教師工作。日後，簡吉因二一二事件在法庭審判時這樣說：

我在村庄做教員的時候，生徒們概由學校歸家，都要再出田園勞動。因為過勞所致，以致這樣的兒童，雖有往學校就學，但教習效果便失其大半。為此我想，在那裡當教員，確是月俸盜賊，為這樣的原因，而辭去教員之職。（〈農民組合案件第二審法庭答辯〉）

p132簡吉（大眾教育基金會）

離開學校後，簡吉投入農民運動。當時，鳳山地區因總督府徵收民有地發放給退休日本官員，又有陳中和家族新興製糖會社的蔗價問題，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他與黃石順等人成立鳳山農民組合，被推選為委員長。次年，北上協助張行、黃信國等人成立曾文農民組合，又幫助林巃等人成立竹崎農民組合。各地農民組合陸續成立後，為強化彼此間的聯絡與合作，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以鳳山、大甲兩個組合為主體，正式成立臺灣農民組合。初成立時有六個支部，四一七三位組合員，以簡吉為委員長，置本部於鳳山。一九二七年底，臺灣農民組合迅速擴大，在全臺已有十七個支部，二四一○○位組合員。風起雲湧的農民運動，成為臺灣社會運動的第二波高峰。

階級運動女鬥士

農民運動中有許多女性的身影，她們往往與農民運動者成為革命伴侶。葉陶，高雄旗津人，一九○五年生，父親葉賜是地方保正，家境優渥，在當時應該是纏足的千金小姐，但她不斷反抗，進入打狗公學校後，從此丟開裹腳布。一九二○年起，她擔任打狗公學校、高雄第三公學校教師，因皮膚黝黑、聲音宏亮，被學生起了「黑雞母」的綽號。其間，認識了同事簡吉，也隨他辭去教職、加入農民運動行列，擔任農民組合婦女長，負責組織農村婦女，並屢屢在各地演講無產階級、婦女問題。一九二七年在農民組合初識日本返臺的運動者楊貴、筆名楊逵，她邀請楊逵在扇子上題字，楊逵嘉其豪邁及對抗殖民者的勇氣，題上「土匪婆」三字，兩人戀愛，一九二九年二月結婚，正好遇上農民組合「二一二事件」，雙雙被捕入獄，竟成了「官費蜜月旅行」。

張玉蘭，屏東大埔人，一九○九年生，父親任保正。兄長張添丁畢業於臺南師範學校，同窗蘇清江、陳崑崙等人加入農民組合，時有來往。就讀於高雄高女的張玉蘭與同學簡娥，常出入農民組合幫忙發傳單。一九二七年高女三年級時，因經常出入農組，被認為「思想惡化」遭警方逮捕，被學校退學，她發表〈告諸姊妹〉聲明，又被控違反《出版法》入獄三個月，成為新聞人物。出獄後積極參加農民組合活動，成為農民運動健將，演講甚受到歡迎。她的夫婿陳崑崙是農民組合潮州支部幹部，也是農民組合中央委員。

簡娥，臺南新化人，一九○九年生，父親在噍吧哖事件中喪生，母親帶著孩子到高雄營生。她曾是簡吉任教於高雄第三公學校時的學生，與張玉蘭是高雄高女的同窗好友，兩人常一起去聽農民組合演講，受社會主義思潮影響。眼看著張玉蘭被學校退學，簡娥也萌生退意不再去學校，到農民組合教導農民讀書識字，編唱《三字集》，訓練農民階級意識。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林事件審判尚未結束，臺灣農民組合委員長簡吉、幹部趙港等人，到大阪參加日本農民組合大會，觀摩日本農民運動，並與日本勞動農民黨、水平社發展合作關係。三月，「日本農民組合」顧問、「自由法曹團」律師布施辰治來臺巡迴演講，並為二林事件擔任辯護律師。五月，日本勞動農民黨派遣律師古屋貞雄來臺，環島二十五處演講、激發農民抵抗意志。同年六月底，古屋貞雄第二度來臺，並取得律師公會會員資格，在臺中開設律師事務所執業，隨時協助農民運動的官司。

一九二三年以來無產階級運動興風起浪湧，對臺灣文化協會帶來重大衝擊。臺灣文化協會理事黃呈聰很早就注意到蔗農問題，並提出組織蔗農組合的建議；文化協會理事李應章直接介入二林蔗農抗爭；一九二六年七月趙港帶領大甲農民組合成員向總督府請願後，前往文化協會蔣渭水、連溫卿處尋求支持；同年十二月，趙港帶領會員向臺中州廳請願後，也與《臺灣民報》臺中支局長黃周接觸。各地農民運動抗爭，常常向各地文化協會幹部請求援助，做為「抗日運動總機關」的文化協會，究竟應該如何回應正在興起的無產階級運動？

路線之爭、組織之爭

臺灣文化協會雖是反對運動的大本營，但幹部與會員背景有明顯的分野。幹部中主要是地主、醫生、律師、文化人，尤其是中部的地主、臺南的醫生最多，他們以林獻堂、蔡培火為核心。一般會員則以青年學生占最多數，尤其是師範學校、醫學校為主，環繞在蔣渭水周圍的青年學生活動力最強。文化協會成立初期，並沒有工、農階級參加。

以林獻堂為主的地主資產階級，主張溫和、體制內的手段與官方周旋。但是治警事件之後，臺灣社會大眾覺醒，農民運動、工人運動、婦女運動日漸蓬勃，青年一派認為應該結合已被喚起的社會大眾，強力挑戰殖民體制。

p135二林事件辯護律師布施辰治（前左二）與李應章（前左一）、謝春木（前左三），簡吉（後左二）、詹奕侯（後左三）、劉崧甫（後左五）。（大眾教育基金會）

p135-2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二林事件二審公判後合影。（《蔡式穀行迹錄》）前排：李應章（左三）、劉崧甫（左四）二排：詹奕侯（右二）末排：簡吉（左二）、布施辰治（左四）、矢內原忠雄（左六）、蔡式穀（左七）。

尤其，一九二○年代中期以後受到社會主義思想鼓舞，青年一派對體制內改革失去耐心，主張愈來愈激進。受到文化協會所啟蒙，臺北、彰化地區出現不少服膺社會主義、主張無產階級運動的無產青年。這些年輕人對地主派領導的文化協會愈發感到不滿，他們批評霧峰三少爺林獻堂是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推而後型、不得已而後起」的人，蔡培火是「地主階級捧出來的發言人」。尤其，地主派生活優渥、不識民間疾苦，只是「以做慈善事業的心情在從事政治運動」，如此缺乏思想為基礎、又是為了他人的利益而做，所以不夠積極認真、全力以赴。年輕人拒絕文化協會成為「有閒階級的運動團體」，強烈要求「走向實際行動」！

以資產階級為主的文化協會領導階層，則對於正在興起的階級運動、社會主義思想極度感到不安。

一九二七年元月的一個早上，林獻堂遇到一位俄國婦人在賣布。

「妳是否曾回去莫斯科家鄉？」林獻堂好奇地問。

「我不敢回去。」婦人答。

「為何不敢回去？」

「我是白色者，怕被赤色者所殺。我原是有資產的人，自革命後變成窮無立錐之地，而赤色者反倒都成為富豪了。」婦人說。

林獻堂心頭一驚，想到昨日才聽蔡培火翻譯高橋龜吉所作《資本主義之末期》，說明資本主義早先雖有利於社會，但過度發展之後卻危害社會，如何解救資本主義之害，唯有革命一途。

「一旦革命後，臺灣將成為俄國，富者變為乞丐，而赤貧者變為富豪！」林獻堂深感驚懼。（改寫自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一九二七年》）

另一方面，青年一派認為文化協會散漫的組織已經無法因應社會動態，應該轉型成為政治組織，才能領導蓬勃興起的政治社會運動。但是，臺灣文化協會成立之初，即向官方承諾為文化團體。一九二三年元月，《治安警察法》在臺灣施行，官方獲得了取締政治運動的法源。臺中州與臺北州警務部多次召請林獻堂與蔣渭水前來，要求確認臺灣文化協會的屬性，得到兩人「不會涉及政治活動」的保證。

究竟該不該組成政治團體？或是繼續以文化團體的名義活動？幹部派與青年派看法分歧。青年派一再催促，文化協會組織太過鬆散，無法有效因應逐漸活躍的社會情勢，應該組成政治結社，方能組織性地帶領政治運動。但文化協會幹部派不為所動，仍舊主張從事文化啟蒙運動即可。

如此一來，反對運動內部逐漸分為溫和的幹部派、激進的青年派，並且在「走向實際運動」與「成立政治團體」兩個議題上出現重大歧見。

一九二六年八月，《臺灣民報》刊出陳逢源的〈我的中國改造論〉，掀起了延續四個多月的左右大論戰。論戰的雙方是代表地主資產階級的陳逢源，及支持無產階級運動的許乃昌與蔡孝乾，他們藉著中國革命的進展應該效法日本的資本主義路線，還是俄國的共產主義路線為論題，借箸代籌，辯論臺灣抗日運動的路線問題。

資產階級的代表陳逢源認為，社會進化有一定過程，必須資本主義發展到極致階段，才有可能出現社會主義運動；臺灣尚處於農業社會，應該先發展民族資本，以壯大民族資本家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社會主義青年許乃昌等人認為，陳逢源的機械式階段論誤解了馬克斯主義，並且臺灣並非沒有資本主義，而是臺灣的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利益一致，具反動性格，無法帶領反帝鬥爭，所以必須以無產階級領導革命運動，才能符合全民利益。

日後，連溫卿分析這次論戰指出，雙方的主張背後正是運動路線之爭。主張之一，指臺灣尚未出現資本家、資本主義，因此臺灣必須發達臺灣人資本家，以對抗日本資本家，為達此目的，必須推進臺灣民族運動。另一主張，臺灣雖有資本家，但尚未獨立發展，因為日本資本注意地盤鞏固，被壓迫、剝削的臺灣人，不僅是廣大農民與勞動者，連臺灣人資本家與地主亦然，所以要解放臺灣人，必須訴諸階級鬥爭。前者主張爭取臺灣人的參政權利，以設立臺灣議會為最終目標；後者以解放最大多數無產階級為目的。

這次論戰，透露了臺灣反對運動陣營內部對政治運動情勢看法分歧，更可以說是政治運動左翼與右翼路線的大攤牌。

一九二六年底，反對運動內部歧見已深，從是否走向實際運動，是否組成政治結社，到應採取左翼或右翼運動路線等問題無一不對立。這些，都成為臺灣文化協會分裂的原因。

臺灣文化協會分裂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十六兩日，文化協會在霧峰林家召開理事會，有二十多位理事出席與會。理事洪元煌提出「組織政治結社」的動議，因理事們意見不一致，最後沒有做成具體決議。這次理事會之後，部分理事另行集會，討論組織政治結社問題，最後決定個人各自擬定方案，在七月二十日前送交蔣渭水，提案收齊後再行集會。七月末、九月末，舉行了兩次政治結社討論會議，都未有結論，決定送文協總會之後再行討論。

十月十七日，文化協會第六回總會在新竹召開，十八日，理事們在新竹文化協會支部開會，連溫卿提出政治結社案，多數理事認為文化協會只是思想啟蒙團體，無法滿足臺灣社會需要，全場共同決議「有組織治治結社之必要」，於翌年臨時總會後再議。

面對蔣渭水、連溫卿等人力推「政治結社案」，文協舊幹部派不得不有所因應。因此，專務理事蔡培火於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提議修改文化協會會則，改組文化協會，大會決議通過，總理林獻堂指定蔡培火、蔣渭水、林幼春、陳逢源、鄭松筠、連溫卿、謝春木、黃旺成八人擔任起草委員，草擬新會則。所擬的新會則草案，將在翌年元月臨時理事會與臨時總會提出。

由於文協總會通過會則修訂提案，眼見情勢改變，原本推動政治結社案的連溫卿、王敏川等人，決定改變戰略，運用會則修訂的機會，取得文化協會的領導權。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十一日，起草委員會在霧峰林家召開會議，有關文協組織變更問題，共有連溫卿、蔡培火、蔣渭水所提的三個提案。連溫卿案欲使文化協會成為工運、農運的總合團體，並以俄為師，主張將原本的理事制改為委員制，廢除總理，另設立委員長。蔡培火案欲維持文協向來傳統，仍主張理事制，仍保留總理在會內的領導權。蔣渭水案將蔡連兩案折衷，建議在委員制上另設總裁。討論結果，決議將蔡案與蔣案合併為「本部案」，連溫卿提案未通過，要求保留於翌年年初的理事會與臨時總會提出討論。

為了在接下來的會議中勝出，蔡培火與連溫卿各自展開運作。蔡培火將「本部案」印刷分送文化協會各會員，連溫卿認為他的提案遭到忽視，一面抗議，一面也自行印送提案，並號召臺北與彰化的左翼青年加入文協，又與王敏川、鄭明祿等人南下新竹、臺中，爭取會員支持。

總督府當局監視反對運動已久，對於文化協會內部兩派意見不合看在眼裡，認為機不可失。於是，透過警務局長本山文平，屢屢向林獻堂、蔣渭水傳播謠言，搧風點火，使幹部之間相互猜忌、橫生芥蒂。尤其，散播有無產青年四、五十名將入會奪權之說，更使溫和派等人深感不悅，醞釀不惜退出文化協會。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日下午三點鐘，文協臨時理事會在臺中林獻堂所經營的東華名產株式會社辦公室召開，八十四名理事中有三十六人出席。林獻堂致詞後，專務理事蔡培火隨即報告，對新近加入文化協會的會員資格表示懷疑，要求先行確認。多數理事認為應該尊重介紹人的人格，對新加入會員一律承認其資格。接著，蔡培火提出會則改訂的「本部案」要求討論，蔣渭水卻於此時起身反對，提出程序問題，他認為依照議事程序，連溫卿的保留案應該先討論。結果，理事們決議連溫卿案先審，但連溫卿逐條說明時，蔣渭水又提出自己先前的提案，說是「供大家參考」。蔡培火、陳逢源當場大表不滿，蔡培火甚至表示他的提案若不被接受，將棄權不投票，日後也不願再擔任幹部，並隨即退席抗議。接著，陳逢源、王受祿、韓石泉等出身臺南的蔡培火支持者也跟著棄權退出，在場理事僅剩下十六人。理事會仍繼續開會，通過以連溫卿案為基礎的會則修訂案，決議採用委員制。

第二天，文化協會臨時總會在臺中公會堂舉行，共有會員一百三十多人出席。林獻堂致詞後，專務理事蔡培火報告會則修訂及會務，隨後公推林獻堂為議長，會場討論氣氛火爆，連溫卿、王敏川與幾位無產青年縱橫全場，壓制其他發言。新加入的會員實際上只有十二名，九人為蔣渭水所介紹，三人為連溫卿所介紹，並不像傳言所說有四、五十名無產青年入會。

在連溫卿與王敏川主導下，文協臨時總會決議通過新會則改為委員制，隨後並舉行臨時中央委員選舉，結果連溫卿系有十一人當選，林獻堂系只有林獻堂、蔡培火、林幼春等人當選。雖然大批無產青年入會奪權並非事實，林獻堂已感到灰心，因此以「年老力衰、不堪重任」為由，力辭中央委員之職。蔡培火更火爆表明：「本部案已被完全否決，往後已無法在文化協會發揮生平的理想，繼續在文協尸位素餐已無意義，因此決定辭去在文協的一切職務。如果不准我辭職，被文協除名也在所不惜！」說完掉頭離去，蔣渭水、彭華英、洪元煌等人也陸續離席，加上部分舊幹部派已於昨日會議敗北後離去，至此，舊幹部派大勢已去。

整個文化協會組織改組過程中，連溫卿、王敏川是否有如此巨大影響力爭奪領導權尚未可知，但舊幹部派先入為主地認為連溫卿聯合無產青年企圖奪權，早就有不惜退出文化協會的想法。理事會的會則改正議案討論時，蔣渭水所提的程序問題，意外扭轉了局勢，舊幹部派沉不住氣退席抗議，等於是未戰先降。接著，次日文協臨時總會上歷史重演，舊幹部再以退席表達抗議，新舊對壘中，連溫卿派大獲全勝。

亂局之中，總督府當局在其中扮演了催化的角色，警務局內部報告說：

趁著文化協會幹部間有內鬨情形，試推助之，內鬨乃漸趨熾烈。最近甚至漸穩健、急進兩派涇渭分明，幹部間內鬨日益白熱化，急進派產生驅逐穩健派、獨占文化協會之野心。……依此，次第講求對策，結果，釀成機會，乘文化協會會則修訂之際，使兩者完全分離、極端對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文化協會對策〉）

陰險的分化對策

「文化協會分裂了」，總督府警務局大感興奮，官方媒體也大肆報導。總督府的分化對策得逞，接著，馬上擬定更進一步、細密惡毒的〈臺灣文化協會對策〉。

〈臺灣文化協會對策〉中，總督府將反對運動人士分為兩派：溫和派與激進派，兩派之下又再加以細分，溫和派下有兩個支派，合理派是林獻堂、蔡培火等；穩健社會主義傾向者有陳逢源、謝春木等。激進派則又有三個支派，民族自決派有蔣渭水、王敏川等；無政府主義派是連溫卿、彭華英等；妄動派，則指無產青年。分化文協的目標是，使溫和派與激進派更加對立、無法合作。在此原則下，總督府警務局詳列分化與各個擊破的方法，具體做法包括：

一、促使林獻堂離臺，各派爭相出頭、群龍無首。

二、間接助長溫和派，例如同意《臺灣民報》從東京移回臺灣出刊，造成激進派的懷疑。

三、促使激進派之間更加分裂。

四、迫使激進派如無產青年生活不安定，如馴服猛獸之前需先使其飢餓疲乏，再以物質利益引誘之。對於不受誘導者，則以賭博、詐欺、背信、侵占等不名譽之罪逮捕，打擊這些人的社會聲譽。

五、激進分子占領文協後，嚴密監視其行動，迫使他們更加左傾，到社會輿論也認為無理的地步，最後採取下令禁止手段。

六、誘導穩健派轉向官方可以接受的參政運動。

文化協會分裂之初，溫和派與激進派尚未惡言相向，但在臺灣總督府警務局持續策動分化、官方媒體搧風點火下，整個反對運動人士更加分裂、彼此對抗，陷入混亂狀態。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五日，林獻堂為了避開反對運動內各派系的紛紛擾擾，與次子林猶龍從基隆搭乘日本郵輪，出發環遊世界，一年後返抵東京，又以治療頭疾為由遲遲不肯歸臺。

失去林獻堂這位具聲望的領導人，新文協與舊幹部之間無人出面協調緩和，雙方關係愈來愈緊張。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二日，蔡培火等人邀請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矢內原忠雄訪臺，四月十日起由南到北在臺灣各處舉辦演講，卻受到新文協青年會員的干擾，他們大鬧會場、批評舊幹部派、宣傳無產階級解放運動。舊幹部派也不甘示弱，連續在《臺灣民報》上大力反擊，批判無產階級運動脫離現實，又刊載〈社會運動家的三要四不可〉，要求社會運動家「要識時務、要有責任、要守誠信」，「不可利用同志與群眾、不可誇功、不可忌妒、不可相殘」，暗示連溫卿、洪石柱等人領導工人運動處置不當。

新文協會員則以散播謠言做為報復，說「蔣渭水獲得土地百甲，已被官廳收買」、「林獻堂已成了帝國主義的走狗」、「蔡培火已被總督府十萬圓收買」等等；《臺灣民報》攻擊新文協是「專門捏造謠言的社會運動家」。雙方你來我往，樂得《臺灣日日新報》官方媒體添油加醋，擴大事端。雙方又因爭奪地盤，互相進入人身攻擊，衝突益形尖銳。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溫和派主持的《臺灣民報》獲得官方許可、正式移入島內出刊，但左翼新文協的《臺灣大眾時報》卻被嚴格取締。對於《臺灣民報》竟然能夠通過官方的核准在內出刊，又正值文化協會分裂，各種傳言紛紛出現。就連文化協會理事、彰化醫生賴和也質疑：「文協分裂與民報移入臺灣，表面上雖然沒有什麼關係，可是民眾怎麼會不懷疑呢？以前受到全民信賴擁護的我們的先鋒《臺灣民報》，竟然也受到部分民眾的懷疑了！」

p145《臺灣民報》攻擊左派是「專門捏造謠言的社會運動家」

p146一九二八年新文協創刊的《臺灣大眾時報》

溫和派與急進派不斷衝突、交惡之下，一九二七年十月二日，文化協會舊幹部在《臺灣民報》上刊登〈脫離文協的聲明書〉：

……我們幾年來傾盡心血造就的臺灣文化協會，竟然被二三個野心家所破壞了。到如今，我們已是忍無可忍，我們決不願與那搗亂分子繼續共事、繼續爭執，只得自行退出，重整旗鼓，別無方策。為了為我同胞效力，不得不揮淚脫離我們數年來所愛護、具有歷史、並有聲譽的臺灣文化協會。……

……他們（新文協幹部）自接任以來，不行正道、不謀團結，只是造謠、中傷、毀謗同志，擾亂反對陣營，使聲譽赫赫的臺灣文化協會摧殘到如今不堪的地步。……如此破壞共同戰線的行為，只有招致專制政府壓迫與欺侮，他們如此行徑是何居心？（改寫自〈脫離文協的聲明書〉）

舊幹部派透過公開聲明書指控新文協幹部，聲言不齒為伍，決定全體退出。至此，文化協會新舊兩派由思想對立、領導權爭奪，進入互揭瘡疤、人身攻擊，雙方勢同水火，抗日運動陣營完全決裂。

p147文化協會舊幹部公開發表〈脫離文協的聲明書〉

第七章一網打盡

退出臺灣文化協會之後，舊幹部派打算另起爐灶。新的政治結社名稱從臺灣自治會、臺灣同盟會、臺灣解放協會、臺政革新會等議論不定，一九二七年五月，決定成立臺灣民黨。

臺灣民黨的綱領明白宣示「追求臺灣人全體之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解放」，向官署提出組黨申請。

官方隨即以「顯有唆使民族反感、妨害內臺和睦、懷抱民族自決之嫌疑」為由，依據《治安警察法》下令禁止結社。臺灣總督府警務局長本山文平並發表聲明：

以「本島島民」或「本島人」這樣可以表示的名稱很多，為何特意要標舉「臺灣人全體」？又像「解放」這種字眼，過於偏激，改用「改善」、「革新」或「增進利益幸福」都是可以的。但他們不願修正用詞，理由說是不這樣說的話語氣太軟弱。究竟在何種意義上語氣太軟弱？也許正是要在唆使民族反抗心這一點上，不這樣說，語氣就不夠。……做為帝國臣民，不應有這樣思想、言行的人。……

總之，無論如何偽裝，像這種違背統治根本方針、妨害內臺和睦、標榜民族自決的結社，是絕對不會被容許的。（警務局長本山文平，〈關於禁止臺灣民黨聲明〉）

一九二七年六月七日，舊幹部派決定改以臺灣民眾黨為名，重新提出政治結社申請。十七日下午，在臺中市東華名產株式會社辦公室召開政治結社會議。這時，林獻堂已離臺，他在五月十二日出發環球旅行去了。失去大老從中緩衝，同志們之間的恩怨情仇，更加赤裸裸地端上檯面。

北水南火、水火不容

六月十七日的會議，由洪元煌擔任主席，他是南投草屯的地主，一八八三年生。這日，出席會議者二十五人。

「日本政府對我們的政治結社不能諒解，困難重重，不如暫時停止，等待時機。」有人主張。

「不行！我們不應遇到一點困難就放棄，我反對這種失敗主義的看法！」葉榮鐘表示。

表決結果，組織新結社的提議獲得壓倒性通過。

蔡培火說明臺灣民黨結社被禁原因，與蔣渭水有關。

「蔣渭水如果參加新政黨，恐怕日本政府不會容忍！」蔡培火單刀直入。

會議引起激辯，陷入混亂。

「雖然排除蔣渭水令人於心不忍，但是，為了新政黨能夠圓滿成立，應該慎重考慮！」蔡培火又說。

「蔣渭水應聲明，以普通黨員身分參加新政黨。」陳逢源提出折衷建議。

「如果蔣渭水繼續參加新組織，日本政府恐怕仍不許可。為顧全大局，我願意陪蔣渭水同志，暫勿加入組織。」蔡培火步步進逼。

「日本政府壓迫我們臺灣人不可結社，怎麼自己人也附和敵人？」

「我們為何要向日本政府示弱？我反對蔡培火的提案！」陳炘大聲抗議。

「新政黨的成員如果要受到政府干涉、限制，那與御用政黨有何不同？」

「如果日本政府太過無理壓迫，我們就算玉碎，也要對抗到底！」黃旺成也激動地說。

會上，多數同志義憤填膺，支持陳炘、黃旺成的看法。最後，決定以蔣渭水為普通黨員身分加入，而由謝春木、黃旺成、黃周、彭華英、陳逢源五人為創黨委員。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日下午，臺灣民眾黨組黨大會在臺中聚英樓舉行，共有六十二人出席與會。大會由蔡式穀主持，謝春木報告創黨經過，各種議案討論後，選舉組黨籌備委員。此時，蔣渭水、蔡培火再次爆發爭論。

「預備會時討論本人的去留問題，最後決議我以普通會員黨員身分參加，此舉是否有必要？如此不是甘心屈服於日本當局的壓力？」蔣渭水表示不平。

「大會是否認為本人的加入會應影響黨的成立？如果是這樣的話，我願意退出民眾黨，並訴諸公論！」他又說。

「我建議蔣渭水同志以顧問的身分留在黨內。」蔡培火主張。

「蔡培火的意見，是日本政府所授意！」蔣不滿指控。

兩人再次意見交鋒，會場議論紛紛，陷入騷動。

蔣、蔡兩人在激動之下，都表示要退席，經彭華英安撫才挽留下來。

「蔣、蔡二位同志不要再爭論，交由大會表決，如果蔣同志當選籌備委員，即使再遭到警務局禁止結社命令，也由大家共同承受擔。」針對蔣渭水是否擔任組黨籌備委員，黃旺成提出折衷建議。

大會表決結果，仍由謝春木等五人當選籌備委員。

七月十一日由謝春木領銜，提出組黨申請書，黨綱措辭稍微和緩，改為「本黨以確立民本政治，建立合理的經濟組織，改善社會制度之缺陷為綱領」，終於順利完成組黨。

蔡培火與蔣渭水的不和並不是此時才開始的。蔣渭水創立臺灣文化協會之初，因感於自己的聲望不足，推舉林獻堂擔任總理。但林獻堂、蔡培火為主的中南部地主派，與蔣渭水、連溫卿為主的北部無產青年派，各成地盤，氣味並不相投。文協創立後，本部設於臺北，由蔣渭水擔任專務理事。一九二三年十月第三次總會後，本部遷移到臺南，並由蔡培火出任專務理事，南北之間隱隱角力。

民眾黨建黨大會上的衝突，蔣渭水的「玉碎派」、蔡培火的「瓦全派」互不退讓，讓兩人的心結表面化。

從蔣渭水的角度看，蔡培火等人面對日本政府的壓力總是委屈求全、過於妥協，缺乏勇氣與堅持；他也批評蔡培火只顧資產階級利益，對無產階級全無同情之心。蔡培火對蔣渭水也有很多不滿：他不只一次抱怨蔣渭水見識淺薄，卻愛追求流行新思潮，以致思想缺乏連續性、一貫性。他討厭蔣渭水愛出風頭、愛掌大權，即使犧牲整體利益亦在所不惜。他也批評蔣渭水看事不精、識人不明，蔣所推心置腹的同志，最後都反目成仇、惡言相向。最根本的差異是，基督徒蔡培火十分看不慣蔣渭水的風流成性、處處留情，痛斥他私生活混亂：

我最先跟他衝突的問題就是性的問題。雖然這兩、三年來他稍有收斂，以前真是亂來。他對他的大某（元配）極其壓制，他和我去東京策動臺灣議會的時候，也要公然撥工夫去訪尋他以前所有關係的日本女人。…他曾跟我講，愛慾消無時，夫妻便可離開，隨意自由選擇別人。（《蔡培火全集──日記》）

如此「絕對不信神」、「貞操觀徹底相反」的同志，令他無法忍受。

分裂再分裂

臺灣民眾黨成立之初，黨員一九七人，主要幹部如謝春木、黃旺成等人，都屬蔣渭水人馬，蔣渭水取得新黨的主導優勢。

謝春木，彰化芳苑人，一九○二年生，與二林醫生李應章是表兄弟，與文學家王白淵則是臺北師範學校的同班同學。在北師就讀期間，他就常偷偷傳閱《臺灣青年》，一九二一年進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留學，開始積極參與臺灣留學生活動，常常投稿《臺灣民報》，筆名追風。一九二三年起連續幾年都參加臺灣文化協會所舉辦的留學生暑期文化演講。一九二五年進入《臺灣民報》擔任編輯，二林事件後，放棄在東京高師高等科的學業，返臺參加運動。一九二七年成為臺灣民眾黨創黨幹主要幹部。

黃旺成，新竹人，一八八八年生。一九○七年自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後，進入新竹公學校任教，因為與日本人校長衝突而辭職，受聘於清水蔡蓮舫家族任教席，開始與林獻堂等文化協會人士往來，主辦新竹地區演講活動，擔任《臺灣民報》記者、新竹支局長。

p155 p155-2（左圖）謝春木（右圖）黃旺成

他們兩人是蔣渭水在臺灣民眾黨最得力的同志。

在蔣渭水領導下，臺灣民眾黨日益左傾。該黨在全臺各地設立十五個支部，積極發展工農運動，爭取無產階級運動的領導權。由於新文協與臺灣農民組合有密切結盟關係，所以民眾黨的無產階級運動重心放在工人運動上，扶植南北各地的土木工友會、石工工友會、店員會、洋服工友會、機械工友會、塗工工友會、金銀細工工友會等等。一九二八年二月，在臺北蓬萊閣成立臺灣工友總聯盟。

蔣渭水參考中國的革命運動，認為應該效法孫文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黨的容共政策，使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攜手並行，以實現殖民地解放。這樣的運動路線，不但造成蔡培火等穩健派的反感，連原本支持蔣渭水的彭華英也有意見。很早就受過社會主義薰陶的彭華英，並不認為臺灣的社會運動需要走激進的階級運動路線。

p156一九二八年臺灣工友總聯盟成立大會在蓬萊閣召開（蔣渭水文化基金會）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七日，民眾黨第二次黨員大會籌備會上，蔣彭兩人爆發衝突。

「臺灣民眾黨現在似乎成了勞工運動的政黨了！甚至有人以民眾黨的名義在推展勞工運動。這樣到處煽動民眾的階級意識，與民眾黨創立宗旨並不符合，黨應該根據黨綱，專心從事政治運動才對！現在這種做法，將會引起黨的幹部離心離德。」中常委彭華英批評，隨後他以健康不佳為由，提出辭職。

「民眾黨今日能被社會肯定、受官方重視，正是由於背後有臺灣工友總聯盟三十三個團體、一萬數千名勞動者為後盾！民眾黨不能輕視勞工運動，而且，勞工運動也是黨的政策之一。」蔣渭水不同意彭的說法，急急辯明。

「我反對蔣同志的看法！民眾黨今日能被社會肯定的原因，並非在於勞工團體的支持，而是因為黨能包容資產階級與一般大眾。」彭華英反駁。

「是啊！民眾黨可以視實際需要聲援勞工運動，但把勞工團體當作附屬團體確實不宜，眼下應該把工農運動與民眾黨分開才是！」其他幹部附和。

「既然大家都這麼認為，那麼，本人也同意將勞工運動與民眾黨分開。以後本人將本諸信念、以個人身分從事勞工運動，希望彭華英同志收回辭意。」眼見自己的主張不被多數支持，蔣只好妥協。

這日，彭華英接受慰留。

但是在蔣渭水主導下，臺灣民眾黨走向階級運動的方向並未停止。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五日民眾黨第二次全島黨員大會通過宣言，宣稱「（本黨）特別應以農工群眾為解放運動之主力，重點應放在對農村與工廠的宣傳，使工農階級組織化，實為最要緊的工作」，因為這些激烈的內容，該宣言被官方下令禁止。

情勢發展，令民眾黨中常委兼總務部長彭華英不願再隱忍，八月九日，他公開發表退黨聲明：

我退出民眾黨的動機，實因與蔣渭水派之主張互不相容之故。我早有辭意，但為顧慮對黨的影響，一直等到第二次黨員大會後才宣布。民眾黨的使命在於爭取、伸張臺灣人的參政權，但黨內存在不同看法的分子。我身為主要幹部，雖經數度提出警告，仍然毫無回應，無視於民眾黨創黨精神，只顧熱衷於勞工運動，使黨失了聲望。

我們從文化協會分裂以後，希望凝聚民眾意志，所以廣泛邀請地方資產家、有學識、有名望人士，組織有力團體。一旦本島施行完善的自治制度，則民眾黨將成為權威性的團體，能在本島政治占有重要地位，這是我們的理想。但目睹黨內部分人士行動魯莽無謀，愚昧無知地以工農運動為中心，無智之輩橫行無忌，實在令人深感遺憾！（改寫自彭華英，〈退出民眾黨聲明〉）

彭華英退黨後，民眾黨愈發左傾。蔡培火也感到灰心，一九二九年二月，他在臺南武廟的演講會上，突然公開聲明他將退出臺灣民眾黨的活動，並自社會運動中引退。資產階級的林獻堂、蔡培火、蔡式穀、陳逢源等人陸續疏離民眾黨活動，並且醞釀與蔣渭水等人分道揚鑣。蔡培火、楊肇嘉等人利用在東京進行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機會，拜訪日本中央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學者、記者、文化界人士，徵詢意見，思考臺灣政治運動可行的方向，決定專注於體制內的地方自治制度改革問題。

得悉右派的想法之後，蔣渭水擔心民眾黨資源會被瓜分，一方面於民眾黨推出地方自治促進活動，一方面規定黨員不可參加其他政治結社，以為牽制，雙方關係愈來愈緊張。一九三○年八月十七日，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正式成立，吸引許多民眾黨成員加入。為了阻止黨員出走，民眾黨通過決議，規定黨員不可加入其他政治結社，並限定兩星期內退出其他結社，否則將予以除名。此舉反而造成部分中立派的黨員脫黨，為了脫離尷尬處境，十二月五日，民眾黨決定將蔡培火、陳逢源、洪元煌、莊垂勝等十七名另組自治聯盟的黨員，開除黨籍。

臺灣反對運動陣營自文化協會分裂後，一九二七年右派組成臺灣民眾黨，一九三○年再分裂，地主派另組成合法運動的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而「引導穩健派進入官方可以接受的合法參政運動」，正是臺灣總督府所擬定〈臺灣文化協會對策〉的一環。

右派悉數退出後，蔣渭水再無顧慮。一九三一年二月八日，民眾黨中央召開中執會，準備將黨綱修訂為「以工農階級為中心的民族運動」。這次，連蔣渭水親信、新竹支部的黃旺成都極力反對，不惜與蔣渭水針鋒相對。

「這次黨綱與黨政策的修訂，是否為中常會的決議？」黃旺成質問。

「黨綱修訂主要是由我所起草，參照謝春木同志的意見修訂。」蔣回答。

「黨綱修訂未經正當程序，是否無視於黨內的規範？」黃旺成不放鬆。

「蔣同志說謝春木贊成黨綱修訂，並非實情！因為謝春木向我表示，既有農民組合、文化協會等左翼團體存在，民眾黨不需再成為工農無產政黨，他是反對修正案的。」李友三戳破蔣的說法。

「黨綱修訂前，我認為應該先追溯民眾黨創黨時的初衷。創黨籌備委員是我、謝春木、黃周、彭華英、陳逢源五人，我與蔣渭水同志因為被日本當局視為民族主義者而不受歡迎。臺灣民黨被禁後，修改了綱領，經過大家的努力，終於成立臺灣民眾黨。因此，我們應該以更徹底的精神，來貫徹全民運動的創黨目標。但是，這次的黨綱修訂，與日本內地無產政黨的綱領毫無二致，這種東西可以稱為全民運動嗎？民眾能夠信任我黨嗎？」黃旺成慷慨陳詞。

「現今這個時代，已經不是依賴資本家的時代，階級鬥爭的必要性不需贅言。只是臺灣現在的情況下，階級運動必須加上民族運動，方可能成功罷了。」蔣渭水也不甘示弱地反駁。

討論未果，交付表決，蔣渭水案通過，黃旺成等反對者十人退席抗議。

林獻堂聽說民眾黨黨綱將從民族解放運動變成階級解放運動，自忖無法繼續接受這種主張，不願再擔任民眾黨顧問。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八日，他辭去民眾黨顧問之職，並表明辭職理由是：一、新黨綱定位為無產階級運動本位，頗為激烈，他無法接受。二、民眾黨不容跨黨，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蔡培火等多人早已被開除黨籍，他願遵守規定自行辭退。

即使同志紛紛退出，蔣渭水仍不改奔向無產階級運動的決心。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八日，民眾黨第四次黨員大會上，出席黨員一七二名表決通過新黨綱。臺北市北警察署立即派員來到現場，將結社禁止命令交給幹部陳其昌，並下令解散集會。臺灣民眾黨被禁止結社的理由是，「該黨推動以工農階級為中心的民族運動，這種納入階級鬥爭的民運動，不僅違背臺灣統治根本方針，並阻礙內臺融和，對臺灣統治至帶來極大危害。」

民眾黨被禁後，蔣渭水、謝春木等幹部發表聲明抗議：

雖然臺灣民眾黨已死，但臺灣人民依然存在。官方如不改變原來的專制政治，解放運動斷然不會消滅。……

臺灣人的解放，只靠知識分子與有產階級，是不可能成功的。全體臺灣人的自由，須待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之奮戰，解放運動才能獲得真善美的結果。……黨是否能重建，在於諸位的意志。我們目前的任務在於擴大、強化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的組織，盡力促進解放運動之統一戰線，以期早日完成解放運動之目的。

右派的臺灣地方自治盟也發表聲明聲援，批判總督府的禁止結社命令是「橫暴的鎮壓」、「示威性的武斷統治」、「暴政終會付出代價」。

臺灣歷史上第一個政黨臺灣民眾黨被下令解散，接下來該如何採取後續作為？幹部事後開會，討論再組政黨的可行性，但是內部意見不一。幹部陳其昌認為，以無產階級為中心的政治結社有其必要性，但謝春木直言：「臺灣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不足，應先擴大勞工團體組織，而非組織政治結社。」眾人意見分歧。蔣渭水則認為，臺灣的社會運動應分為三大部分：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無產市民運動，各自擴大、互相提攜，不宜再進行政治結社。

左翼的內鬥

另一方面，連溫卿、王敏川等人取得臺灣文化協會領導權後，積極轉向左翼運動，但出師不利。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新文協在新竹市召開反對土地及產業政策大會，新文協新竹支部的標語被官方取締，幹部遭拘留二十天。新文協為此在西門媽祖廟舉行演講會抗議警察暴政，會前氣氛已經十分緊張，又因講者言詞激烈，被臨場監視的警察下令解散，氣憤的群眾把廟裡的籤盒等物品擲向警察，陳繼章等人立即被捕。新文協幹部鄭明祿、林冬桂、林碧梧、張信義等人帶領群眾前往警察局前抗議，三百多名群眾一路呼喊口號來到警察局前，要求釋放被捕民眾，警方下令解散，群眾更加喧鬧，雙方發生衝突。新竹州警務部派員馳援，逮捕六十三人後，方始控制局面。事後，警方發動檢舉，一○九人被捕。「新竹事件」中，共九十八人被以騷擾罪起訴，七十一人被判刑。

一九二八年五月，臺南市為配合市區改正、設置綜合運動場，廢止十九餘甲的公共墓地。新文協臺南支部委員洪石柱、莊孟侯利用這個機會策劃鬥爭，聯合墓地使用人、各姓氏宗親會拒絕遷葬工程。官方原本已同意終止計畫，但一位劉姓臺灣人及少數日本人支持原計畫，文協會員侯北海等人竟以惡罵、威脅、塗汙等手段襲擊劉家，引起警方偵辦。「臺南墓地事件」共有洪石柱等十三人被起訴，文協重要幹部王敏川、連溫卿等人也因藏匿等罪嫌被調查。

新竹騷擾事件與臺南墓地事件，諸多新文協幹部受到牽連，眼見情勢大為不利，其他幹部如蔡孝乾、翁澤生、洪朝宗、王萬得等人，紛紛走避對岸，新文協一時之間失了領導中心，活動完全停頓下來。

就在此時，在上海組成的臺灣共產黨進入島內發展，核心人物是謝雪紅。

謝雪紅是彰化人，一九○一年出生。她本名謝阿女，因家境貧苦幼時失學，十二歲父母雙亡，被賣為童養媳以籌措葬母費用。禁不起養母虐待，阿女一度企圖自殺，後來逃亡，跟了製帽商人張樹敏為妾，隨他來到日本神戶、中國青島，有機會見識外面的世界，並將自己的名字改為「雪紅」。一九二一年，謝阿女離開張樹敏，到臺中市勝家縫紉機公司擔任職員，成了職業婦女；又自己開了家洋裁店嫩葉屋，並開始讀書識字。此時正是臺灣文化協會文化啟蒙運動的活躍時期，謝雪紅也被臺灣文化協會的活動所吸引。一九二三年，因為嫩葉屋經營困難，她再度求助於張樹敏，隨他前往上海。

來到上海後，謝雪紅真的與張樹敏分手了，改名謝飛英，並與在輪船甲板上認識、因臺北師範學潮被退學的林木順，一起進了上海大學社會系。一九二五年十月，在中國共產黨推薦下，兩人被送往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

並無知識基礎的謝雪紅，許多學習作業需依賴林木順幫忙；加上她一直無法適應俄國嚴寒的氣候與又乾又硬的食物，這趟俄國之行真是嚴酷的考驗。一九二七年九月，在第三國際安排下返回上海，參加上海臺灣青年讀書會活動。謝雪紅又與林木順先後到日本，接受日本共產黨幹部鍋山貞親、渡邊政之輔、佐野學等人的指導，返回上海準備籌建臺灣共產黨。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在上海法租界霞飛路金神甫照相館樓上，謝雪紅、林木順、翁澤生、陳來旺、林日高、潘欽信、張茂良等人，在中國共產黨代表任時弼（化名彭榮）、朝鮮共產黨代表呂運亨見證下，正式成立了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也就是臺灣共產黨。次日進行幹部選舉，林木順、林日高、莊春火（缺席）、洪朝宗（缺席）、蔡孝乾（缺席）當選中央委員；謝雪紅與翁澤生只當選候補中央委員，黨書記是林木順。

p164謝雪紅（前排右二）與林木順（後排右一）在前往莫斯科留學前夕，與上海同學合影。

但是，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警察署因取締上海臺灣讀書會，臺共大批文件被查獲，謝雪紅被捕遣返臺灣，因罪證不足開釋，林木順、翁澤生等人則躲過警方檢舉。此事對臺灣共產黨打擊甚大，原本準備回臺發展組織的蔡孝乾、洪朝宗、謝玉葉、潘欽信棄職逃亡，不敢回臺。

獲釋後的謝雪紅，開始在島內活動。她一方面將逃亡中國的蔡孝乾等四人開除黨籍，一方面吸收新黨員，並且出入於臺中的新文協本部、農民組合本部，指示黨員加入，將黨的影響力伸入兩團體。

新文協與農民組合有密切的合作關係，兩團體成員高度重疊。謝雪紅先滲透農民組合的青年部與婦女部，並掌握研究會與幹部講習，指導運動方向，將臺共的方針加以貫徹、實踐。因為臺共的滲入，左翼團體的階級運動愈發激化。

農民組合逐漸出現路線對立。幹部派如簡吉、趙港等人，依循第三國際一九二七年綱領的激進革命路線（福本和夫主義），反幹部派如楊貴（楊逵）、吳石麟、賴通堯等人，支持溫和的社會民主主義合法路線（山川均主義）。新文協也陷入王敏川、連溫卿兩派爭奪領導權，發生對抗。一九二八年六月底，楊貴、葉陶等人被逐出農民組合；九月，無政府主義者陳崁、蔡禎祥等人被逐出新文協；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連溫卿、李規貞也被新文協除名、臺北支部也被廢除。開除連溫卿一派的檄文這麼說：

善於玩弄空虛革命言詞的左翼社會民主主義，就是山川均一派。在臺灣，就是其私生子連溫卿一派。……他們是徹頭徹尾的地盤主義者、分裂主義者……暗地糾合農民組合的搖擺分子、文化協會的反中央派，有意識、有組織地分裂我們的戰線！

p166一九二九年文協逐漸由王敏川（前排中）取得主導權。（賴和文教基金會）

離經叛道的左翼人士形象

正當左翼運動徐徐推展之際，謝雪紅、簡吉、蔣渭水等人卻屢屢以負面新聞上了官方媒體版面。

先是謝雪紅因為社會新聞，成了「名女人」。一九二六年三月，《臺灣日日新報》報導「薄情婦欲殺夫」，主角就是謝雪紅。

臺中州彰化郡和美線庄謝氏阿女，號雪紅，文明女子也。訪問男子，談論自由戀愛、非孝論、女子解放、赤化主義、社會主義，男子萬不及也。大正十二年末，實行自由戀愛，不由媒人執柯，嫁於臺中市東勢子張樹敏為妾，兩情殊篤，樹敏憐其才，給學資……旋者為赤化主義者所用，大正十四年初，再由赤化主義者供給學資，留學俄國。至最近俟暇歸北京，樹敏在臺中探知，喜出望外，急買舟赴北京，欲與談歡舊雨，而為阿女擯斥，且出手銃欲殺。樹敏吃驚，急逃臺灣，始得保全性命，否則死於阿女銃下。樹敏歸臺中言及此事，尚恐惶汗如雨下，食不下嚥也。

一九二八年七月，謝雪紅又上報，這次是因為與農民組合成員朱順勤兩人投宿旅館，兩位女士剪了短髮，如男子般，引起側目，引起警員前來調查，卻「意氣橫出，不可一世」，最後以假名投宿為由被處以罰鍰。

p168-2簡娥

臺灣農民組合重要幹部簡吉的新聞更鬧得風風雨雨。一九二八年六月六日，《臺灣日日新報》刊出偌大新聞〈臺灣農民組合爭議部長簡吉以誘拐婦女被告訴〉（農民組合の爭議部長婦女誘拐で告訴），報導中說，農民組合臺中本部爭議部長簡吉，屢屢投宿於高雄某旅館，旅館主人之女簡娥年方十八，是高雄高女四年級生。因簡吉行動可疑，女店主謝絕他投宿，不料簡吉誘簡娥於高雄鹽埕某處密會，再分別搭車會合於臺中，女方家長大驚，趕到臺中，簡吉卻將簡娥藏匿，幾日後才由女方兄姊找到，並至高雄市警察署提起誘拐告訴。簡吉雖被留置四日，但因罪證不足釋放。簡娥後來離家，投靠農民組合、積極參與運動。

十月十一日，臺中警察署的警察十多人又突然包圍農民組合本部，未說明原因及進行搜查，並無緣無故把簡吉、簡娥、炊飯小童留置於警署，過了半天才予釋放。十二月二十三日，《臺灣日日新報》又以不堪入目的標題〈大鬧農民組合本部　痛罵公猪誘拐吾女〉，報導簡娥的母親欲找簡吉拼命，簡娥為顧慮母親的身體健康，隨母親返回開設於高雄的旅館。簡娥投身於農民運動自認無愧，擔任幹部、活躍於演講活動，對於報紙的醜化，毫無畏懼地說：「是不是誘拐，看我以後的行動就知道了！」

就連蔣渭水也難逃官報攻擊。一九三○年二月，臺灣民眾黨向國際聯盟檢舉臺灣總督府的鴉片政策，國際聯盟派員到臺灣調查。《臺灣日日新報》攻擊蔣渭水是「多妻主義」、「金錢買妾」，較諸吸食鴉片更無道德，卻以人道主義反對吸食鴉片，是何道理。

官方媒體攻擊左翼運動者的私德敗壞，抹黑反對者的形象，與臺灣總督府的〈文化協會對策〉中「對於不受誘導者，則以賭博、詐欺、背信、侵占等破廉恥罪（不名譽罪）逮捕，打擊其社會聲譽」，十分契合。

p168官報醜化左翼運動者形象

一個時代的結束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總督府認為時機已經成熟，以農民組合思想惡化為由，發動全島大逮捕。包括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各州，農民組合本部、支部、幹部住宅共三百多處遭搜索，五十九人被逮捕，五十一人被以違反《治安維持法》罪名移送。次年八月，共有簡吉、侯朝宗、陳崑崙、顏石吉、蘇清江、楊春松、江賜金、張行、陳德興、譚廷芳、陳海等人，被判處一年到八個月的徒刑。

二一二事件檢舉範圍廣泛，幾乎農民組合重要幹部全被逮捕，組織大為動搖，各地支部陷入混亂。新文協也受到衝擊，甚至有激進者認為，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階級運動，與無產大眾距離遙遠，與其說是「鬥爭團體」、不如說是「指導團體」，反而阻礙臺灣解放運動，因此出現「解散文化協會」的呼聲。

這年四月十六日，日本政府對日本共產黨發動全面逮捕，使得臺灣共產黨陷入孤立無援的處境。失去與日共的聯繫，只好透過在上海的翁澤生向第三國際求助。如此一來，使得臺灣共產黨面臨權力鬥爭風暴！

臺灣共產黨內的男性黨員蘇新、蕭來福、王萬得等人，原本就看不起從未受過正規教育、知識水平不高的謝雪紅，不服從她的領導。加上謝雪紅常常以強勢驕橫的態度指責同志，更讓男性黨員無法忍受。一次，黨員林日高赴上海聯繫翁澤生，返臺時為妻子買了胭脂水粉，竟被謝雪紅當眾羞辱：「你敢是在替牽手辦嫁妝！」林日高一氣之下退黨，莊春火也跟進。一九三○年十月，蘇新、王萬得在松山會議中決定主導工人運動，挑戰謝雪紅的領導權。如今，又有中國共產黨人翁澤生自居第三國際代表，指導王萬得、潘欽信、陳德興等人，於一九三一年一月另組成「臺灣共產黨改革同盟」，批判謝雪紅寄生於新文協與農組的策略，要求激進路線，實則是與謝雪紅爭奪領導權。

p170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臺灣農民組合第二次全島大會。再過一個多月，總督府就發動全島大逮捕。（《亦儒亦商亦風流—陳逢源》）

臺灣共產黨的各種祕密行動，臺灣總督府早就全盤掌握、瞭若指掌。一九三一年一月，警方探知臺共黨員王溪森潛赴上海面見翁澤生，將攜回共產主義運動之重大指令。臺北市北警察署於三月二十四日查獲行動可疑者陳德興，他強硬抵抗之餘，並將文書塞入口中，趁亂逃脫。警方追查之下，又逮捕了趙港，趙港在移送過程中大呼「臺灣共產黨萬歲！」以此為發端，日本警方於六月二十六日發動臺灣共產黨全島大逮捕，臺北的王萬得、潘欽信、簡娥；基隆的莊春火、宜蘭的蘇新；臺中的謝雪紅、楊克培；高雄的顏石吉、劉守鴻，全部落網，共有一○七人被逮捕。

遠在中國的翁澤生，被中共中央派往香港工作，不料卻被逮捕；經中共中央派廣東省委花了六千元買通公安局，兩個月後獲釋，一九三二年五月九日返回上海。事後，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發現，這位化名「李谷梁」的人，就是臺灣共產黨人翁澤生。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上海共同租界工部局逮捕了中國共產黨全國總工會宣傳部幹部陳麟祥，以「宣傳赤化、鼓動風潮」罪名，六日送江蘇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審理，法院決定移送上海市公安局處置之際，陳麟祥突然大喊：「我不是中國人，我是臺灣人！你們沒有理由將我引渡給中國政府！」細查之下才發現原來此人竟是翁澤生！翁澤生深知具有日本公民身分的臺灣人，可免於受中國政府審判，所以在最後關頭表明身分，同年被送回臺灣受審。

p171一九三○年八月臺灣戰線社創刊，圖為官報上的左翼人士群像。前排左起，林萬振、謝雪紅、郭德金、周合源、楊克培，後排左起，廖九芎、楊克煌、陳煥珪。

一九三三年七月，《臺灣日日新報》連續幾天以全版篇幅報導了臺灣共產黨事件，有四十九人被起訴，而劉纘周、謝祈年兩人在偵訊期間死亡。判決結果，潘欽信被判十五年徒刑；謝雪紅、翁澤生各十三年徒刑；蘇新、王萬得、趙港十二年徒刑、陳德興、劉守鴻、蕭來福十年徒刑；其他分別判處二年至七年徒刑。不久之後，如同日本共產黨員一樣，這些臺灣共產員在獄中也一一表明「轉向」，放棄共產主義。

牢獄歲月中，趙港、洪朝宗、翁澤生染了重病，雖然被釋放，出獄不久即死亡。謝雪紅在獄中得了肺病，一九四○年被提前釋放。

臺灣共產黨大逮捕之後，形同臺共外圍組織的農民組合與新文協，已經失去活動能力。八月，農組與文協殘餘成員簡吉、王敏川、陳崑崙、詹以昌等人組成了赤色救援會，這是日本統治下最後一波社會運動組織。十二月日本警方再發動赤色救援會逮捕行動，共有三一○人被捕，一五○人移送法辦，四十五人被起訴、判刑。其中，簡吉刑期十年、王敏川刑期四年。而王敏川也在入獄期間病死。

p172翁澤生曾化名李谷梁在香港被捕（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總督府警務局的〈臺灣文化協會對策〉中，對於左翼運動的對策是，「激進分子占領文協後，嚴密監視其行動，迫使他們左傾到社會輿論也認為無理的地步，最後採取下令禁止手段。」衡諸一九二七年臺灣文化協會分裂之後的發展，竟然完全吻合，令人毛骨悚然。

其中，唯一例外的是臺灣共產黨總書記林木順，他從此行蹤杳然，彷彿消失在歷史之中。

一九三一年二月臺灣民眾黨被禁之後，蔣渭水鬱鬱不樂，沒多久就病了。最初，醫生診斷蔣渭水染了風寒，他也認為自己幾天後就會痊癒。不料，兩星期後高燒不退，才住進臺北醫院，一週後診斷為腸傷寒，但已藥石罔效，八月五日逝世。臨終前，他留下遺言：

臺灣革命運動已進入第三期，臺灣人的勝利，已經迫在眉睫。凡我青年同志，務須努力奮鬥，而救同志亦應加倍團結，積極的援助青年同志，努力為同胞求解放，是所至囑。

p173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四日，《臺灣日日新報》的臺共起訴新聞。

短短十年間，蔣渭水由大亞洲主義者成為社會主義者，又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變成共產主義者。他的遺囑使用道地的共產主義語言，讓早年戰友蔡培火大為不解、既恨且痛：

「什麼叫做第三期呢？叫舊同志援助第三期的運動是什麼意思呢？」未曾涉獵共產國際理論的蔡培火咄咄追問。

「老蔣，你到死時還這樣，我可憐你啊！老友！你竟走了！」

這位風雲一時的反抗者，死時才四十歲。

由於蔣渭水所患是法定傳染病，必須火化，當天下午送往三板橋火葬場。八月二十三日，同志們為他在永樂座舉行告別式，會場輓聯、悼文、花環圍繞，場面哀戚。之後舉行「大眾葬」，出殯隊伍數千人從會場出發，行經蔣渭水一生奉獻的大安醫院、文化書局、臺灣民眾黨本部，從迪化街、延平北路、天水路、寧夏路、民生西路、中山北路、過圓山、到大直公共墓地，這時天空突然下起大雨，人們也不走避，成千上萬臺北市民沿途默哀相送，對他表達敬意。

p174《臺灣新民報》一九三一年八月八日蔣渭水逝世報導

蔣渭水的驟逝，宛如預言了日本統治下臺灣反對運動的結束。

一九四二年戰爭如火如荼，大直公共墓地被徵收為軍事要塞，蔣渭水骨灰移置到關渡慈航寺，一九五二年遷葬到六張犁的芳蘭山公墓。

第八章戰爭陰影下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前後，日本國內軍國主義興起，共產主義運動受到嚴厲壓制，自由主義者也感受到壓力。

臺灣島內，自從一九二九年二一二事件、一九三一年二月臺灣民眾黨被取締、八月蔣渭水驟逝，政治情勢起了極大變化。雖然，臺灣議會設置運動還繼續向帝國議會請願，但屢屢被以臺灣議會違反憲法、議會運動暗藏民族自決、臺灣獨立意圖等理由，被拒於門外，長久未獲回應，逐漸失去動力。

中川總督的條件

一九三二年五月，第十六任臺灣總督中川健藏上任，他積極向中央政府建議臺灣的地方自治制度改進，情勢似乎大有可為。加上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是新成立的運動團體，運動能量飽滿。但是，中川總督一再訓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違反帝國統治方針，應該中止。」一九三四年二月一日，總督府警務局長石垣倉治約見林獻堂、蔡培火，勸告他們停止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與臺灣統治方針完全背反，絕對沒有實現的可能。」石垣警務局長斬釘截鐵地說。

「現在中川總督正在改革地方制度、推動地方自治，中央政界多持反對意見，因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是臺灣獨立的準備工作，他們認為一旦施行地方自治，將鼓舞臺灣議會運動更加活躍。你們何必為了不可能成功的臺灣議會運動，而阻礙了即將實施的地方自治呢？這樣讓總督很難使力啊！」石垣又故作友善。

「臺灣議會運動與地方自治改革是兩回事，不能混在一起談啊！」林獻堂有些心急地說，蔡培火代為翻譯。

「指控臺灣議會有反叛意圖，這是反對者慣用的謗詞。臺灣議會的中心思想是主張日臺融和！」

「更何況，臺灣過去沒有獨立的歷史，人口少，經濟又不能獨立，土地偏狹，地理位置孤立，絕無獨立的可能。」林獻堂急切地解釋著。

「無論如何，今年不要再前往東京請願了！」石垣說。

「請願書已經發送，運動不可能中止啊！」林獻堂、蔡培火異口同聲地說。

「何況，臺灣議會運動並不是我們兩人可以決定，片面答應也沒有用。」蔡培火補上一句。

一九三四年四月，第十五次臺灣議會設置請願仍然失敗。

七月二十一日，中川總督召見林獻堂，這次由陳炘協助翻譯。

「找你來，是為了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的事。臺灣議會是為了圖謀未來臺灣獨立，這是不可能同意的事！」中川總督直接切入正題。

「臺灣統治有兩個途徑：一是同化，一是自治。我大日本帝國當前所行的是同化方針，你們千萬別想學菲律賓、印度，先求自治，再謀獨立。除非大日本帝國滅亡，否則斷斷沒有放棄臺灣的可能！我希望你們停止臺灣議會請願運動！」總督話說得絕決。

「以臺灣地理、歷史、人口、經濟，各方面來說，都沒有獨立建國的條件，我雖魯鈍，也知臺灣獨立是不可能的事。」林獻堂趕緊表明，這些話在前次會見警務局長石垣倉治時就已說過。

「我們要求設置臺灣議會，蓋因為臺灣是日本帝國南方重鎮。在總督監督之下，由臺灣議會協贊預算、修改特別立法，豈不是比廢除總督制度、選舉代議士至中央參政要好些？」接著，他擡出總督統治為託辭，反對臺灣選舉代議士加入帝國議會。

「就算你們並未圖謀獨立，但臺灣議會運動推展的結果，非至臺灣獨立不會終止，就像小孩玩火，非把房子燒了不可。」總督語氣稍稍緩和下來。

「再說，你們何必為了不可能被允許的臺灣議會，被人拿來當藉口、反對即將施行的地方自治？」總督軟硬兼施之後，打蛇隨棍上。

中川總督的意思已經很清楚：他要求停止臺灣議會請願，換取地方自治的施行。最後，林獻堂同意將總督的要求轉達給同志們，由大家來決定是否中止運動。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日下午三時，林獻堂等二十九人在臺中市大東信託會議室，就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是否繼續問題舉行會議。林獻堂為會議主席，進行報告：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自大正九年（一九二○）開始推動以來，至今已有十四年，提出請願十五回，其間波瀾不斷、枝節橫生，同志受盡艱難、奉獻犧牲。歷代總督莫不加以種種壓迫，要我們潰滅、甚至公然要求中止運動者大有其人。而我同志毫不屈服，再接再厲，以迄於今日，苦心孤詣之情，不必贅言。然而，時至今日，卻不得不重新面對、檢討，所以邀集諸位共聚一堂，決定今後的做法。

中川總督上任以來，直接、間接勸告我們中止議會運動多次，綜合要點有三：一、國內外時勢近迫，際此非常之時，應當上下團結一心。二、切勿使人誤解臺灣人在從事臺灣獨立運動。三、避免受人以口實，反對地方自治制度改革。

經過三個多小時的討論，最後一致決議「我等鑒於最近內外之情勢，決定中止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持續進行十四年、日本時代維持最長時間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就此畫下休止符。

鳥籠中的自治

p182楊肇嘉（《楊肇嘉留真集》）

一九三○年七月成立的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成立後，林獻堂為顧問，並從邀請楊肇嘉自東京返臺主持實際工作。楊肇嘉，臺中清水人，一八九二年生，是清水富人楊澄若的養子。他曾入東京京華商業學校就讀，任教於牛罵頭公學校，一九二○年擔任清水街長。一九二六年他又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就讀，參與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新民會活動。

這運動與過去各種政治運動最大的差別是，網羅地方有力士紳與在臺日人加入，並且以推動地方自治制度改革為唯一訴求。地方自治聯盟網羅各地士紳階級、對總督專制不滿的在臺日人加入，最盛時期盟員將近四千人，並在全臺各處舉辦巡迴政論演說會。

由於一九三一年二月臺灣民眾黨被禁之後，全臺灣就只剩地方自治聯盟這一政治結社，所以仍然承擔起政治結社的功能，向臺灣總督府提出各種政治改革要求。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地方自治聯盟第一次大會後，向臺灣總督府提出〈改革建議書〉，內容包括：實施義務教育、公學校教科書中應編入涵養國民自治精神之科目、臺灣公共組合自治化、改革臺灣水利組合、改革青果同業組合等。一九三二年八月聯盟第二次大會的決議案，也包括普及初等教育、廢除保甲制度、廢除渡華旅券制度、官吏任命內臺人機會平等、廢除在臺日本官吏加俸規定等等。

聯盟最重要的工作是推動地方自治在臺灣施行。一九三一年一月，自治聯盟提出〈臺灣地方自治制度改革案〉，除向臺灣總督府請願外，也到帝國議會請願。一九三三年十月，楊肇嘉、葉清耀、葉榮鐘三人到朝鮮考察地方自治制度，返臺後提出〈朝鮮制度考察報告書〉。

一九三四年九月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停止後，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於十月六日召開理事會，針對官方透露的地方自治案提出對案。地方自治聯盟的主張重點有：

一、二十歲以上成年男子，居住該地二年以上，具選舉權、被選舉權（普選權）。

二、地方議員全數由民選產生（直接選舉）。

三、州、市、街、庄議員，皆應具有預算權與議決權之自治權。

楊肇嘉等人拜訪中川健藏總督，表達他們的主張；並且前往東京政界展開遊說活動，為地方自治運動做最後的努力。

p183地方自治聯盟演講

一九三五年四月一日，臺灣總督府公告「臺灣地方自治制度改正案」，並訂於十月一日開始施行。總督府公布的地方自治內容是：

一、二十五歲以上男子，居住該地六個月以上、年繳納稅額五圓以上者，具有選舉權、被選舉權（限制選舉）。

二、市街庄議員半數官派、半數民選（直接選舉）。州議會議員半數官派，半數由市街庄議會選出（間接選舉）。

三、市街庄議會為諮詢機關，並非議決機關。

對照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的主張，總督府公布的地方自治方案，是打對折的、半套的自治。右派地主階級中止臺灣議會請願，換得了半套自治，可以說是拿西裝換了破褲。

事已至此，接下來的政治運動要怎麼走下去？同志之間意見分歧。四月十四日，自治聯盟理事們於臺中本部召開會議。

「日本政府的方案，與我們的主張一丈差五尺，我們不能屈服，不然怎麼向支持我們的民眾交代？」有人主張。

「雖然不滿意，但是比舊制已有相當改善。地方自治聯盟任務已經完成，可以解散組織了。」葉榮鐘有不同看法。

「政治運動不能到此就結束了，我們改組成一般政黨，為政治改革繼續奮鬥。」蔡式穀、劉子祥提議，林獻堂也贊同。

眾人意見紛紛，無法達成共識，因此指定聯盟存續問題小組，擇日再議。

五月一日，聯盟存續問題小組林獻堂、楊肇嘉、蔡式穀、洪元煌、張煥珪、劉子祥六人再次開會，張景源為紀錄、彭華英也來旁聽。

「地方自治聯盟若要繼續從事政治活動，過去參加的盟員恐怕很多人會退出。」楊肇嘉憂心地說。

「我是認為自治聯盟任務已完成，應該改組為政黨。」林獻堂主張。

「再說，若要從事政治活動，要有充分的財政基礎，大家要先有心理準備。」楊肇嘉指出運動要害。

「如果是自治聯盟臺中本部，一年維持費只要五千圓，到時如果要派人赴京請願另外再籌錢。」林獻堂估計，他一直是各種政治運動的大金主。

「如果是新政黨，至少一年維持費用要八千圓。」洪元煌估計著。

「不夠！不夠！至少要三萬圓！」楊肇嘉嚷嚷。

會議最後，就在財源的問題上打轉，是日，又未能議定。

p185一九三五年四月自治聯盟理事會。前排左三洪元煌、左四林獻堂、左五楊肇嘉、左六蔡式穀、後排右三葉榮鐘。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臺灣舉行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地方自治選舉，全島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五個州、及臺東、花蓮港、澎湖三個廳，同時投票，選出市、街、庄議會議員，投票率為九五．九％，廢票一．一％。

地方自治聯盟在幾個地區也推出了候選人，包括：

臺中市：鄭松筠（律師）、郭東周（醫生）、張深鑐（牙醫）、張風謨（律師）。

臺南市：劉子祥（地主）、沈榮（律師）、津川福一（記者）、歐清石（律師）。

嘉義市：梅獅（醫生）、劉傳來（醫生）、陳福財（醫生）。

屏東市：上田雄太郎、陳福安、蘇嘉邦、吳周騫、藍家貴。

選舉結果，自治聯盟在臺南市與嘉義市推出的候選人都當選，但臺中市只有張深鑐、張風謨當選，屏東市則只有蘇嘉邦當選。

但是，這是一次不公平的選舉。因為以財產限制了選舉權，必須繳納稅額五圓以上的公民才具投票權，使得在臺日本人占得優勢。尤其是日本人聚集的都市地區，臺北、基隆、新竹、臺中、彰化、臺南、嘉義、高雄、屏東九個市的市會選舉中，竟有四個市具有投票權的日本人要多過臺灣人。例如臺北市具投票權的臺灣人七一七二人、日本人一一四七九人；基隆市具投票權者，臺灣人二二五七人、日本人三四七九；臺中市具投票權者，臺灣人一七六○人、日本人二一六三人；高雄市具投票權者，臺灣人二一三三人、日本人三一二二人。整體來說，九個市的選舉人總數中，日本人也多過臺灣人，臺灣人是二四五七八人、日本人則有二六四七九人。

九個市因日本人選舉人數高過臺灣人，市會的選舉結果，臺灣人議員只占一○六席、日本人議員卻有一五四席；亦即臺灣人占總席次四一％、日本人占五九％。

另外，在鄉間，除了臺東廳與花蓮港廳日本人選舉人數超過臺灣人，其他地區臺灣人占絕大多數。選舉結果，五州三廳的街庄協議會議員中臺灣人占二八七一席、日本人六一五席；即臺灣人占總議席的八二％、日本人占一八％。然而，驚人的事實是，與過去街庄議員全數官派相比較，這次雖然有半數議員經由民選產生，但從議員總數來看，日本人議員多出八十四席，而臺灣人議員則減少了二十八席。

總而言之，臺灣人表面上得到地方選舉權，但選舉結果，在市會與街庄協議會所占的總席次比例卻比官派時還少。

一九三九年，這種鳥籠式的自治再次行禮如儀，但接下來因戰爭逼近，即使是鳥籠式的地方自治選舉，也無法再舉行。

p187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臺灣舉行歷史上第一次地方自治選舉。（《楊肇嘉留真集》）

祖國事件

一九三六年三月，林獻堂與胞弟偕堂、次子猶龍參加臺灣民報社所組織的華南考察團，遊歷了廈門、福州、汕頭、廣州、香港等地。三月十六日，考察團來到上海，受到華僑團體熱烈的歡迎，林獻堂在歡迎會上致詞，脫口而出「此番回到祖國」，頗表興奮之情。這些談話被日本軍方特務所偵知，當日返回下榻的新雅酒店，就接到一封警告信。沒想到，返臺之後，《臺灣日日新報》跟著大加撻伐。

六月十七日，林獻堂受臺中州知事的邀請，出席了在臺中公園舉行的「始政紀念日」園遊會。突然有一日本人趨前遞給他名片，上面寫著「愛國政治同盟　賣間善兵衛」，另一手則遞出〈勸告文〉，指責他在上海時自稱「歸回祖國」是嚴重失言、「非國民」，應該公開謝罪，並辭退臺灣總督府評議員等一切公職、退出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停止一切政治社會運動。林獻堂先是推說此事乃報紙誤載，又說「閣下的建議，我會好好考慮」；不料，這人大聲嚷嚷：「沒什麼好考慮了！」竟然出拳揮擊林獻堂右頰；一旁的楊肇嘉見狀大聲喝止，抱住賣間、阻止他繼續攻擊，林獻堂始得脫身。

p188《臺灣日日新報》刊載林獻堂被毆辱

原來，這賣間善兵衛是日本右翼大日本生產黨成員，受臺灣軍參謀長荻洲立兵所指使，要對臺灣名望人士、政治社會運動代表林獻堂公開羞辱。雖然當天下午，楊肇嘉、陳炘等人，立即前往向臺中州警務部長細井英夫表達抗議，第二天又北上，求見中川健藏總督，但並無法為林獻堂討回公道。兩天後，官報《臺灣日日新報》在二版大幅刊出報導，並逐字刊載賣間善兵衛的〈勸告文〉，教訓的意味十分濃厚。

此事顯示日本軍方與右翼氣焰正盛，當眾毆辱林獻堂正是給臺灣人一個警示。在此情況下，林獻堂辭去總督府評議員、臺灣新民報社長、臺灣地方自治聯盟顧問等職，然後避居日本不歸。由於已經勢無可為，這年八月，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召開第四次全島大會，宣布解散，組黨之議也因林獻堂已赴日避難，不再有人提起。

p189林獻堂（前排中）、楊肇嘉（前排右）等人避居日本，與吳三連（前排左）、呂阿墉（後排左）、羅萬俥（後排中）、劉明電（後排右）等合影留念。（《楊肇嘉留真集》）

臺灣政治運動風雲一時，竟然至此田地，老同志們不得不各自盤算。隨著林獻堂到東京避禍，楊肇嘉也停止政治活動，舉家遷往日本，卜居於「退思莊」；接著，蔡培火率兒女全家離臺，在東京新宿開了「味仙」餐廳，滯留不歸。早先左翼運動家已一一就逮，右派政治運動家們又紛紛離臺避難，臺灣政治運動一片死寂。

難道，解放臺灣的努力已到了末路？

間接射擊

蔣渭水的得力助手謝春木，早早就思索著臺灣反對運動的未來。在一九三一年二月臺灣民眾黨被禁之後，他已看出所有的反抗空間將被嚴重壓縮，體制內的溫和路線只是聊勝於無，臺灣人不再有機會與日本當局當面對壘。面對這樣不利的局勢，臺灣人的解放運動只有「地下化」與「間接射擊」兩條路，而尋求「地下化」的左翼運動、臺灣共產黨，也陸續遭到肅清。一九三一年七月他前往上海；八月，好友蔣渭水逝世，他並未返臺；十二月更將全數家眷接到上海。臨去前，他向友人吐露想法：

此行不為做官，亦不希望發財。倘能夠將自己多年來的體驗，用以貢獻於中國，便是自己無上的願望，至於功名榮達在所不計。今後願以一學究的態度，虛心攻研中國事情，自信定有一番事業可為。

貢獻於中國，經由中國之強盛，再反過來協助臺灣解放，這就是謝春木的「間接射擊」的路徑。不過，事情的發展並不如謝春木所想像那樣順利。

來到上海的謝春木，改名謝南光。他成立了華聯通訊社，在日本上海領事館的監視報告中，該通訊社是由國民政府、國民黨要員背後金援，專門提供批判日本侵略、軍國主義的新聞稿。因為反日色彩明顯，通訊社受到日本軍方極大壓力，經營困難，言論屢遭擠壓。如此一來，中國政府反將謝南光視為「日本間諜」，又指控他是中國共產黨員，於一九三五年八月逮捕他。

像謝南光這樣投奔祖國、協助抗日的臺灣人，被稱為「祖國派」。他們熱愛祖國，義無反顧地獻身，卻不被祖國政府與人民所信任，在中日關係緊張、國共兩黨對立的複雜環境中，動輒得咎。因為臺灣人具有日本人身分、卻從事抗日活動，往往成為日本警方監視追捕的對象。做為日本人、卻在中國活動，也常被中國人民檢舉是日本間諜，遭到逮捕。更糟的是，在國、共、日三角關係中，國民政府與日本領事館警察也常合作，一起對付具有左翼色彩的臺灣人。

一九二四年因為臺北師範學校學潮而離開臺灣的李友邦，也有類似的經驗。李友邦原名李肇基，他來到廣州投考黃埔軍校，成為該校第二期學生，並與在廣州的臺灣青年組成了臺灣獨立革命黨。一九二五年九月他離開黃埔軍校，在臺灣、日本、杭州之間往返，一九二七年在廣東成立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但這年四月，蔣介石發動清黨，李友邦因在黃埔軍校期間與左派人士接近，成為被清算的對象，在混亂情勢下逃到上海，十月十日被日本特高偵知，押送日本上海領事館羈押，但因罪證不足，不久獲釋。

出獄後，李友邦在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謀得教職，又在一九三二年被國民黨特務指控他與共產黨人接近，關入浙江杭州陸軍監獄。這次，不像日警逮捕這般幸運了，他在獄中被刑求，右小腿骨折殘廢，頸部神經受傷，頭部經常不自主地搖擺，留下終身殘疾。他歷經多年牢獄之災，卻查無犯罪證據，最後在一九三七年下半年被釋放。

另外如前農民組合成員侯朝宗（劉啟光）、在廈門的張邦傑、在廣東的柯台山等等，這些在中國各地活動，意欲協助祖國抗戰、解救臺灣的臺灣人，在中日戰爭末期，匯流到重慶組成臺灣革命同盟會，但國民黨政府對同盟會心存猜忌，另扶植翁俊明（旅日歌星翁倩玉祖父）成立臺灣黨部。對外有日本侵略、內有共產黨奪權的國民政府來說，臺灣問題根本不值一顧。這些一心期待祖國的臺灣人，在資源稀少、處處受制的情況下，陷入慘烈的自相殘殺。

大亞洲主義的魅惑

一九三○年的日本，法西斯主義傾向愈來愈濃厚，軍部勢力更加強大，右翼團體先後成立，他們打著「大亞細亞主義」的旗幟，訴求「東亞共榮」的理想，潮流席捲之下，日本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者也紛紛「轉向」。

時代氣氛轉變之下，許多右翼團體在臺灣成立，右翼運動以在臺灣的日本人為主，也有不少臺灣人加入。加入右翼運動的臺灣人有幾種類型：一種是御用士紳、深受皇民化思想影響，順應時勢追求自己財富地位的極大化；還有一種是利用時勢，企圖從中爭取臺灣人地位改善的空間。

一日，臺中眼科醫生宮原武熊、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幹部陳炘在宴席上，爭論大亞洲主義問題。

這宮原武熊是留德的醫學博士，在臺中車站前開了一家宮原眼科，是臺灣數一數二的眼科權威，醫術沒話說。他與臺中地方士紳頗有往來，又好發議論，被臺中州知事任命為州會議員，是在臺日本人間的意見領袖。但此人為人好勝，驕傲不馴，個性急躁，就如他的名字一樣，是個「武熊」。

陳炘，臺中大甲人，一八九三年生。慶應義塾大學理財科畢業後赴美留學，一九二五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系畢業。他與林獻堂人努力發展本土資本，成立大東信託公司，是位溫文儒雅的金融家。

p193 p193-2（左圖）宮原武熊（右圖）陳炘

「臺灣是大日本帝國的領土，應該呼應國內的愛國行動，成立亞細亞聯盟。」宮原向來對臺灣人的政治運動不以為然。

「臺灣雖是帝國的領土，但內地人與臺灣人無法融洽。不能平等，不能同心，組什麼亞細亞聯盟？」陳炘反問。

「如果要臺灣人支持帝國的大亞洲主義，同心一意對抗西方，那應該先從內臺融和做起，除此之外，別無他途。」陳炘很禮貌但堅定地說。

「那我們找來臺中地方士紳辦個座談會，聽聽大家的意見如何？」宮原不服氣。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日，宮原武熊、陳炘、黃朝清、葉榮鐘、渡邊國弘、吉野秀公等人在市民館召開座談會，同意臺灣的大亞細亞主義應以內臺融合為基礎。二十九日，眾人在臺中公會堂（今民族路上）舉行「東亞共榮協會」成立大會，除宮原、陳炘擔任理事外，楊肇嘉、洪元煌、張煥珪、張聘三、葉榮鐘、黃朝清等人任委員，臺中州知事竹下豐次、林獻堂等人為顧問。〈東亞共榮協會宣言〉這麼說：

亞洲諸民族在歷史、地理、文化上具有緊密關係，因歐美勢力東漸，更加深了休戚與共的利害關係，如今已到了整個亞細亞背負著共同命運的境地。……

……然而，真正的融洽、團結，不能只期待於官僚外交。須中日兩國人民皆意識到亞細亞民族的同命運。……須知我臺灣對於亞細亞聯盟的達成，擁有獨特使命與立場。時至今日，臺灣是日本領土最重要的構成部分……如何去除內臺人之間的不自然狀態，如何填補兩者之間的嫌隙、以振作渾然一體的皇道精神，委實是國家百年大計、現下日本非常時期的急務。……

這個〈東亞共榮協會宣言〉，猛然一看，幾乎與蔣渭水在一九二一年十月臺灣文化協會成立時的致詞相同，都強調臺灣人在中日提攜、大亞洲團結中扮演黏著劑的角色，但東亞共榮協會更強調：東亞共榮之前，應先致力內臺融和。

東亞共榮協會成立後，臺灣人這方積極活動，葉榮鐘出任機關報《東亞新報》總編輯，引進張深切、劉捷等人主導言論走向，批判日本統治的內臺差別待遇。

p196張深切

日本人不是傻瓜，東亞共榮協會成立之後，右翼分子對宮原武熊等人加以攻擊，斥責他們為「叛徒」、「出賣在臺日人利益」、「貶低皇國民優越地位」。竹下知事也受到猛烈批評，協會成立未及半載，就被調走。在日本官民雙重壓力下，東亞共榮協會終於無法久存，在一九三六年十月解散。曾親自參與東亞共榮協會活動的作家張深切對這個團體下了注腳，「表面上看來，未嘗不是冠冕堂皇，實際上卻是吳越同舟、同床異夢」，「臺灣社會運動史上最特殊的組織，也可以說是臺日兩民族智力鬥爭最精彩的一幕。」

儘管知道日本帝國倡議大亞洲主義，是為了成為東亞盟主，但大亞洲主義對臺灣人一直存在著莫名的誘惑。政治運動者利用這個主張，要求於殖民者，企圖擴展臺灣人的生存空間，取得相對的優勢位置。

不只是陳炘、葉榮鐘與日本人同組東亞共榮協會，諸多大亞細亞主義運動團體，都有活躍於政治社會運動的臺灣人參與。一九三○年七月，來自廈門的臺灣籍民謝龍闊回到臺北，在大稻埕成立了大同促進會，彭華英曾與之接近。一九三四年五月，大亞細亞黎明協會在大稻埕蓬萊閣酒家成立，黃白成枝、陳總、曾得志、張晴川、陳春金等人是要角，而這些人曾是新文協、臺灣民眾黨成員、活躍於工人運動的左翼人士，現在則是為「立足大亞洲主義，策進內臺融和、團結一致，共同謀求日支親善及東亞和平的確立，以及亞洲民族的生存權與文化發展」而努力。

新民報被併

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日戰爭開打，臺灣進入葉榮鐘所說的「暴風雨時期」。

這年元旦，臺灣新民報社因為印製世界地圖惹了大麻煩。原來，報社在每年元旦都會優惠讀者，於發報時附送印刷禮品，這年配送世界地圖。這世界地圖是向大阪的印刷廠所訂製，不知哪個環節出了問題，竟將朝鮮半島與中國大陸同樣用了粉紅色印出，而不與日本列島同色。這是重大瑕疵，由於並非報社自己印製，總督府警務局只要求新民報社道歉、回收，並未議處。但軍部不肯輕輕放過，唆使大日本生產黨流氓賣間善兵衛等人，屢屢到報社大吵大鬧，並揚言要放火燒了報社。不久，臺灣軍參謀長荻洲立兵召來新民報社董事長羅萬俥、主筆林呈祿，下令廢止漢文版。

《臺灣新民報》於一九三七年創立滿五週年，報份突破五萬大關，與臺灣最大日文報《臺灣日日新報》已在伯仲之間。四月，日本人辦的北中南三大報《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新聞》、《臺南新報》同時廢止漢文版；六月一日，《臺灣新民報》也廢了漢文版，以漢文讀者為主的該報，受到重大打擊。

p197吳三連（吳樹民先生提供）

一九三八年一月，臺灣新民報社東京支局長吳三連被捕羈押二十一天。一九四○年二月，抵不住來自官方的壓力，吳三連被撤職。諸般種種，原因是吳三連積極活動，反對臺灣總督府抑制米價的米穀統制政策。被免職的吳三連，自忖在日本已待不下去，因此亡命華北，改行做染料生意。

《臺灣新民報》的厄運還沒完，在軍部的壓力下，一九四一年二月《臺灣新民報》改名為《興南新聞》，希望免於遭官方合併。接著，報社主筆兼總編輯林呈祿改姓名為「林貞六」，出任皇民奉公會生活部長、總督府評議員等，但這些配合與讓步，都不能使報紙免於被合併。一九四四年三月，《興南新聞》等全島六家報紙被合併為臺灣唯一的報紙《臺灣新報》，由大阪每日新報社派員經營，羅萬俥任副社長、林呈祿為董事，忝列其中。臺灣人唯一的言論機關，就此被封口。

等待黎明

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開始，殖民地臺灣也無法自外於戰爭。由於殖民地人民未被賦予服兵役的「榮譽」，軍方所徵召的臺灣人，只能擔任軍伕工作，在當時被嘲諷為「軍官、士兵、軍狗、軍伕」位階中最低下的角色。一九三八年九月，臺軍司令部以「徵用軍伕」名義，徵召臺北市名望人士前往修築工事，包括臺灣大家族板橋林家林熊祥、基隆顏家顏德修、律師陳逸松、李瑞漢、陳增全、吳鴻麒、醫生邱德金、施江南、葉貓貓、翁瑞春、企業家張鴻圖、江鼎元、陳金萬、黃逢春、郭雨新、《臺灣新民報》記者林佛樹等等。日本軍部徵用臺灣名望人士擔任軍伕、從事勞役，向臺灣社會示威的意味濃厚。

另一方面，臺灣軍司令官古莊幹郎早已公開發表談話：「島人陽表忠順，而陰懷不逞，常有非國民之言行舉動，一旦聞知，立即剪除！」在這樣的氣氛下，言論空間緊縮，知識分子受高等警察嚴密監視，動輒被捕下獄恫嚇，無故獲罪。

一九三七年九月某日，臺灣文化協會成員、臺中中央書局總經理莊垂勝無故被捕，接著中央書局的張星建、施學禮也被傳喚，主管思想的高等警察派員到家中搜索，帶走文件書籍數大包。莊垂勝並不知道為何被捕，但拘禁了四十九日後釋回。

一九四○年九月，黃旺成捲入「新竹事件」。

此事件起因是青年施儒珍。施儒珍是新竹人，一九一六年生，宜蘭農校畢業，因對祖國嚮往，曾偷渡到中國，被日本領事館逮捕、送回臺灣。後來考入新竹州農林課任職，與王如欽、詹德知等人相熟，組成南門俱樂部。這詹德知，是黃旺成同居人李招治之子，幾位青年仰慕黃旺成為政治運動前輩，常常到黃旺成與其長子黃繼圖律師家中議論時政，施儒珍等人並計劃潛到中國、協助抗戰。

p199施儒珍

恰在這當頭，新竹北門長和宮大牆外被張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標語，特務將施儒珍等青年十餘人逮捕，以違反《治安維持法》論罪，施儒珍被視為主謀，判刑七年，其餘十餘人刑期不等。黃旺成也因此事被捕審訊，並監禁於新竹警察局內，三百日後方釋放。

可憐的施儒珍，在戰後國民黨統治時期，又因白色恐怖追捕，在家宅後側柴房築起狹小的假牆，躲藏十八年之久，終因病痛不敢就醫，死於自囚之室，家人不敢聲張，草草掩埋。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爭爆發這天，彰化名醫賴和遭臺中州高等警察課逮捕，這是他第二次被捕，前一次是在一九二三年治警事件發生時。對於自己為何被捕，賴和一無所知。

p200就讀彰女的丁韻仙

十二月十八日，彰化高女學生丁韻仙也因思想問題被拘禁，與賴和一樣，關入思想犯的單人牢房。丁韻仙，一九二三年生，陳虛谷與丁琴英的女兒，過繼給母親的大哥丁瑞圖，而三叔正是發起臺灣文化協會成立的醫學校學生之一的丁瑞魚。在家庭影響下，丁韻仙有著明顯的抗日思想，加上個性倔強，豪不掩飾她的祖國情懷，在校早已受到日本人師生孤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校方以丁韻仙藏有抗日文字為由，要求她退學。生父陳虛谷、養父丁瑞圖、三叔丁瑞魚接到學校通知後前往瞭解，辦了自動退學，哪知第二天，警察竟以思想犯名義將丁韻仙逮捕拘禁於彰化看守所。

賴和在獄中見到連高女學生都被逮捕，不禁疑問：「在學中的學生，豈有什麼不良的思想？」又見她日日被調去審問，自己卻被置於牢中不聞不問，很感心焦。丁韻仙與獄吏發生衝突，他勸說女學生要學會妥協，但女學生堅持不肯妥協，老醫生賴和認為「女兒家的性質，所以會受苦」。丁韻仙最後因思想問題被判處一年徒刑，父親丁瑞圖因日日憂鬱痛哭，在她出獄不久後病逝。三叔丁瑞魚則在一九四三年被強徵為隨隊軍醫，前往新幾內亞，同批十三位醫生中，只有他與張錫寶在戰後活著回臺。

在被關了十二天之後，賴和從平靜、期待、不安、失眠、食不知味，到自疑、悲觀、哀求，尊嚴與意志一點一點受到摧毀。在《獄中日記》裡，他甚至這樣為統治者美言：

當國家非常時，尤其是關於國家民族盛衰的時候，生為其國民，其存在不能有利於國家民族，已無其生存的理由。況被認為有阻碍或有害之虞，則竟無有生存餘地。但國家總不忍劇奪其生，只為拘束而監視之，已可謂真寬大，余之處此，又何敢怨？

p201賴和（賴和文教基金會）

一直不知自己為何入獄的賴和，終於在第二十九日被高等警察課調去訊問，追問賴和與臺北醫學校畢業、中國國民黨臺灣黨部主委翁俊明的關係；又要他「說出向來所抱的不平不滿」，但因回答未獲滿意，再被冷置一旁。精神飽受摧殘的賴和，肉體漸漸無法負荷，心悸與窘迫感日重，第三十九日的日記中記載，醫生認為他的心臟病是因為營養不良，他則擔心自己心臟病變。已感絕望的賴和，日記上說，「看看此生已無久，能不能看到這大時代的完成？真是失望之至。」四十多天後，賴和出獄，沒有等到光明的到來，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一日病死。

一九四一年，南部也因鳳山事件、東港事件，一片風聲鶴唳、人心惶惶。十一月，日警逮捕鳳山地區前臺灣文化協會成員吳海水、蘇泰山等多人，嚴刑逼供下虛構案情，又牽連東港地區張明色等人，攀誣臺南的歐清石是「東港陰謀叛亂事件」主謀，事件共牽連二百多人。甚至，臺北州特別高等課警察佐佐木多次騷擾執業律師陳逸松，要他承認共謀，聽說包括林獻堂、陳炘等「不協力分子」都在羅織之列，幸好總督府及時阻止。

歐清石是澎湖馬公人，一八九八年生，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後，當了一陣子的教師後，又到早稻田大學留學，通過司法、行政兩科高等文官考試，取得律師資格。他返臺後在臺南擔任開業律師，受到肯定，一九三五年被選為臺南市會議員。雖然他並未參加過政治運動，但以硬漢之名著稱，為民伸冤，屢有不滿日本統治言論，成為警察的眼中釘。一九三七年中日事變後，軍部勢力囂張，竟以戰時勞務名義，派他到路口指揮交通秩序，擺明是要屈辱他。

p202歐清石（澎湖馬公市公所網頁）

東港事件擾嚷三年，共逮捕二八三人，最後，歐清石、吳海水、郭國基等人被控計劃配合中國軍隊登陸作戰，脫離日本統治，牽連甚廣，多人在審訊過程中死亡。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歐清石被高等法院判處無期徒刑，監禁於臺北刑務所（今金山南路、愛國東路一帶，華光社區附近）。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美軍空襲臺北市，歐清石被炸死於獄中。此時距離日本戰敗，只有七十五天。

第九章迎接新時代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盟軍在廣島投下第一枚原子彈。三天後，又在長崎丟下另一顆原子彈，日本本土傷亡慘重。

「朕鑒於世界大勢與帝國現狀，欲以非常處置收拾時局，並告知爾忠良臣民。朕對美、英、中、蘇四國宣告，帝國政府接受其共同宣言……」，八月十五日正午，臺北執業律師陳逸松在他的事務所專心聆聽老收音機傳出來嘈雜、微弱的聲音，昨日就已聽說天皇將有「玉音放送」，想必是重大消息。但因聽不清楚就將收音機關了，步出律師事務所，前往大稻埕「山水亭」飯館，與老友王井泉聊天。兩人才打開話匣子，幾年前因東港事件約談陳逸松的臺北州特高警察佐佐木忽然倉皇衝進來。

「陳先生，你對這事有何感想？」佐佐木急切地問。

「只有遵照天皇指示，繼續堅定作戰吧！」陳逸松隨便敷衍。

「但是，天皇玉音放送，宣布日戰敗投降了，難道是我聽錯了嗎？」佐佐木又匆匆騎腳踏車走了。

陳逸松與王井泉兩人四目相望，愣在那裡。

「佐佐木不像開玩笑，你是不是聽廣播聽錯了？」王井泉問。

「佐佐木說的恐怕是真的，日本戰敗了！我那臺收音機根本聽不清楚。」陳逸松承認。

兩人靜默了好久，思緒複雜。

「日本若輸了，我們所期待的理想社會就要實現了，好好努力吧！」王井泉輕聲地說。陳逸松才稍稍回過神。

不久，佐佐木回來了，他激動地大哭：「日本戰敗了！日本戰敗了！」陳、王兩人默默無語。

靜觀其變

這日中午，林獻堂也聽了天皇的廣播，深深感嘆五十年來以武力得取的江山，也將因武力而失去。家裡來了幾位好友、長子攀龍、三子雲龍，大家都討論著此事，實在想不到日本會敗得這麼快啊！

次日，林獻堂拜會臺中州知事清水七郎、警察部長石橋內藏之助等人，商議是否需協助維持治安；接著，陳炘、黃朝清、張文環等地方人士都來拜訪，希望他出面組織治安維持會。但時局不明，沒有官方的指示，林獻堂不敢妄動。連著幾日，因為精神太過興奮、緊繃，林獻堂都得服用安眠藥才能入睡。

在新竹的黃旺成也聽了天皇的廣播，地方人士不少人流下淚來。自捲入新竹事件後，黃旺成心理壓力極大、時時提高警覺，雖然聽聞日本戰敗，仍不敢相信。十五日晚上與友人步上頂樓，小聲確認此事。又有朋友送來金雞酒，眾人低調小酌，互相叮囑「小心謹慎、不要喧嘩」。他一面注意時局消息，一面時時提醒自己「保持冷靜、不輕言為戒」。

八月十五日這天，臺南的醫生吳新榮本來打開收音機想要收聽天皇廣播，但卻沒電。晚上好友鄭國津慌張跑來，告知天皇廣播內容，嚇了一大跳。第二日照常出診後，與幾個朋友來到郊外，四人脫了衣裝跳入溪中，「洗落十年來的戰塵，及五十年來的苦汗。」上了岸，向著海面大叫：「今日起，要開始我們的新生命啦！」八月十六日的日記中，吳新榮寫下：

噫！悲壯乎！歷史的巨大轉變是在一日之中、一時之間發生。感慨無量啊！自今日起，雖說是和平的第一日，但難免有一種不安、無限的動搖。總是，要光明的前途，必須要再努力、勉勵而已。

往後數日中，要謹慎，靜觀世界的大勢。

接著幾日，蘇新、郭水潭、鄭國津、莊培初等好友陸續來訪，但眾人皆低聲討論，不敢喧嘩，「總是時局未定，個個都感覺不安。」

八月十六日晚間，臺灣總督安藤利吉透過臺北放送局對全島人民廣播：

……世界大勢、戰局推移於我不利……本總督對六百七十萬島民的努力深表感激，對島民的無辜犧牲深感同情。

今大詔發表，對臣民今後的方向明確指示，希望達到世界和平，臣民安寧的結果。……切不可因一時感情而輕舉妄動，忘記做為國民今後的責任，釀成國內不安、失去國際信義。……官吏應奉行聖旨，尤其島民的先達們，此際一舉手一投足，影響島民甚鉅，應堅定自持，為島內治安之維持與島民生活之安定而努力。

日本戰敗，臺灣社會一片靜肅、人人謹慎自持。雖然多數臺灣人感到喜悅，因為戰爭結束，不必再受戰爭管制、盟軍轟炸之苦，卻是不敢公開慶賀。人們知道，臺灣軍部隊近二十萬人尚駐紮在島內，他們裝備精良、糧食充足，一旦不願投降、寧為玉碎、誓死奮戰到底，後果尚難逆料。再說，即使日本戰敗、臺灣將歸中國統治，但中國政府何時抵臺接管，情況也還不明朗，中國政府會如何處置臺灣人，也無人能預測。

p209末代臺灣總督安藤利吉

更可怕的是，戰爭末期流傳一種說法，說是日本政府已經擬好一份名單，一旦美軍登陸，就會把名單上的臺灣人全部殺害，以免他們呼應美軍作戰行動，與日本為敵。從南到北，吳新榮、莊垂勝、陳逸松、吳濁流，大家都聽過黑名單的事情，現在日本戰敗了，不知是否真的會對臺灣菁英下狠手段？

日本五十年的統治、戰爭末期的白色恐怖，已讓臺灣人心存警戒，在時局未明之前，謹慎應對。

御用士紳的臺灣獨立運動

但是，也有一部分臺灣人為日本戰敗感到痛惜，尤其是地位、利益密切依賴日本政府的御用士紳。

臺灣第一御用士紳辜顯榮已於一九三七年過世，家族事業由辜振甫主持。辜振甫，一九一七年生，自幼稚園起就受日本人一樣的教育，被《臺灣新報》總主筆伊藤金次郎描述成「容姿端麗、舉措闊達，頗有貴公子氣質，在日本軍、官方的社交圈中，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不似上一代賭棍式的粗漢作風，其長袖善舞型的社交風格，更被視為臺灣頂尖人物。」然而，由於日本戰敗，辜振甫的人生從九重天上跌落到地獄谷底，成了歷盡滄桑的人物，為了與日本劃清界線，他盡了極大的努力、使盡所有手段。

戰爭末期，辜家在上海的財產因戰局激化即將泡湯，辜振甫央託臺灣軍高層，以軍隊機關名義，將三五○萬圓匯回臺灣。為了表達對軍方的謝意，將其中一百萬圓捐贈為軍人遺族援務費，當時報紙還以〈辜振甫氏之美舉　捐獻軍人援護費　一出手即百萬圓〉，稱許他的慷慨豪舉。不料，日本即將敗戰！辜振甫與其說捨不得這一百萬圓，毋寧說是擔心此事被中國官方知道，後果堪虞，因而翻臉不認人，反過來向軍部索回這筆鉅款。伊藤金次郎認為「這是需要相當厚臉皮才做得到的事」，但翩翩貴公子為了家族前途，不得不厚著臉皮這樣做。

此刻，辜振甫又另有謀算。他與軍部少壯軍人中宮悟郎、牧澤義夫密謀，不甘投降，準備倡議臺灣獨立。於是與臺北許丙、板橋林家林熊祥等人祕密會議，計劃號召更多士紳組成臺灣政府，後來被稱為「草山會議」。

八月十九日，許丙、藍國城（藍家精）前往霧峰拜訪林獻堂，但不知是否另有顧慮，並沒有開口提出參加獨立運動的邀請，只是建議北上求見總督。八月二十日，三人拜會安藤總督，詢問是否需協助維持治安等等。

八月二十二日，正當簡朗山、杜聰明、羅萬俥、林呈祿等人拜會安藤利吉總督之時，辜振甫、許丙、林熊祥等人也前往，說明獨立意向。安藤總督一聽，認為茲事體大，全力阻止，並且再次發表談話。八月二十四日的《臺灣新報》報導了此事：

處於新事態下，本島應如何？尤其是本島的歸屬、在臺日人的歸趨、當前的施政等問題，是現在島民最關心的事。以最近本島人有力者的來訪為契機，安藤總督對於時局的急遽變化與本島之今後，簡明率直地揭示其方針……特別勸戒島民切勿輕舉妄動，並明白表示絕不容許獨立運動或自治運動。

因為安藤的公開談話，戰後首宗獨立運動戛然中止。八月三十日，牧澤義夫反過來勸林獻堂往南京一行，歡迎臺灣主席陳儀。次日，辜振甫、許丙、林熊祥竟也隨同林獻堂一同出發往上海、南京拜會國民黨要人，歡迎陳儀來臺。御用士紳雖然不甘，卻並無決心，草山會議上獨立運動之議，草草落幕了。

九月六日，國民政府委員長蔣介石命何應欽將軍通知安藤利吉總督，邀請林獻堂、羅萬俥、林呈祿、陳炘、蔡培火、蘇維梁六人到南京參加受降典禮，這件事意味著中國政府即將統治臺灣，並且對臺灣人釋出善意，情勢已逐漸明朗。

p212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臂章

祖國邀請林獻堂等人赴南京參加日軍受降典禮消息傳開，人們頓時安心不少。臺中士紳陳炘、葉榮鐘、黃朝清、張煥珪、王金海、洪元煌、莊垂勝等人，開始組織「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不再顧忌日本政府的感受，他們搭牌樓、寫標語，規劃遊行活動，積極準備歡迎新政府。

政治真空期

敗戰的日本與等待接收的臺灣總督府，已經失去統治權威，日本警察也不再似過去張牙舞爪，各地陸續出現盜伐官有林地、海岸防風林、拆會公共建築物、橋梁、製糖會社鐵軌、國小教室門窗等治安問題。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貼出告示：

臺灣光復，群情振奮，舉島歡騰，宛如久病復甦，莫不欣欣向榮，誠可喜之現象也。

然而，舊政解紐，新政未孚，當此青黃不接之秋，事在左右為難之際，地方不無蒙昧兄弟，伺隙為非，乘勢逞凶，擾亂社會秩序…….

況新政府蒞臨在即，倘聞情究辦，不但關係者難辭其咎，即吾省民亦將無顏見祖國同胞矣。

願我兄弟顧念先人勳勞，明白光復大義，而今而後，知過必改，棄惡習從良風，庶幾新臺灣建設之成效可期，而大國民之襟度無虧也。……

p213吳濁流

從八月十五日到十月中，正是此種舊政已頹、新政未立的狀態。《臺灣新報》也由日本人手中，換成副社長羅萬俥為首的臺灣人掌控。新進的記者吳濁流，對當時的狀態稱之為「政治真空期」。在此無政府狀態下，臺灣人展現了進步國民的紀律：

島民似一日千秋，又像孤兒迎接溫暖的母親般的心情，等待著祖國軍隊的來臨。由於很久祖國都沒有來接收的關係，政治完全成為真空狀態了，於是大家就自動地在各街各庄組織了三民主義青年團，自動擔當各地的治安工作。這種處在真空狀態而能民心一致地完成自治工作的，恐怕在世界政治史上是罕見的吧。

這些團員，既沒領取報酬，也沒接受任何人的命令，一直從八月十五日到接收人員來臺灣為止，兩個月間的治安都由他們確實負責下來。……各地青年輪流擔任，而一絲不亂地把真空狀態平安度過，這件事，乃是島民的榮耀而值得大書特書。

p214各地都搭起歡迎新政府牌樓

在高雄，醫生彭清靠被推舉為地方委員會的主席，他是日後擔任臺大教授、發表〈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的彭明敏的父親。彭清靠負責於中國政府來臺接管之前，協助維持地方治安，希望「實現光明的新時代」。另方面，他也組織地方人士，準備歡迎新政府到來。他多次受到通知，說中國軍隊將於某日抵達，歡迎工作立即展開，包括購置炮竹、歡迎旗幟在高雄碼頭搭建牌樓、臨時亭架，購置大批滷肉、汽水、點心等等。但是，屢次又被通知說，中國軍隊抵達的日期延後了，準備好的大批食物極易腐敗，不得不想辦法處理。同樣的情形發生了好多次，使得民間耗費不貲。

美國老大哥

等不到祖國軍隊來臨，美國老大哥倒是先來了。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五日、八日、十日，分別有幾批人數不等的美國軍方戰略情報處（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 OSS）人員從基隆、淡水登陸。這戰略情報處，是美國軍方於珍珠港事件爆發後才成立的情報機關，戰爭期間與戴笠所領導的中國情報機關軍統局有合作關係，共同成立「中美合作所」，交換戰爭情報；一九四七年七月，經美國國會立法同意，改組為國家安全會議下的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美軍戰略情報處人員先於中國政府抵達臺灣，他們的任務是：與臺灣總督府協商，安排中國軍隊不經武力接管臺灣；確認盟軍戰俘人數，並予接管；最重要的目的是蒐集臺灣政治、經濟、社會情報，包括共產黨活動情形，及臺灣人的政治意向。

跟隨美軍戰略情報處人員來臺的，有三個中國人，他們是張士德、黃昭明與黃澄淵。張士德本名張克敏，臺中大甲人，曾經參與臺灣農民運動，戰爭時期前往中國。黃昭明，福建廈門人，軍統局情報人員。黃澄淵，福建龍溪人，曾任中國國民黨福建省黨部委員、青年團幹事，此刻自稱「福建省政府顧問」。

張士德以臺灣義勇隊副隊長的名義返臺，一到達臺北就號召臺灣人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他先找上臺北聞人陳逸松，任命他為「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臺灣區團部主任」，由陳逸松陪著他到處走透透。

p216陳逸松（《陳逸松回憶錄》）

陳逸松，宜蘭人，一九○七年生，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科畢業，在校時曾加入東京帝大左翼學生所組成的「新人會」，與日本共產黨人來往密切。一九三一年通過司法科高等考試，取得律師資格後，加入「自由法曹團」，擔任社會運動救援工作，被稱為人權律師。一九三三年，他返回臺灣，在臺北太平町（今延平北路）開設「陳逸松法律事務所」，好為民伸冤、仗義執言，一九三五年曾當選臺北市會議員。他也喜好於文化活動，資助作家張文環、文化人王井泉等創辦《臺灣文學》雜誌。

張士德這第一個由祖國回來的臺灣人，人人稱呼他「張大佐」，所到之處，受到熱情歡迎，莫不是獅陣、鑼鼓、鞭炮聲響徹雲霄，各地士紳殺豬宰羊、爭相招待，簡直比迎媽祖還風光。日後回想起來，陳逸松說，包括他自己在內，沒有人知道三民主義青年團到底是什麼組織，「但是每一位有良知、有血性的人，都想對祖國有所奉獻，很多人都湧來參加青年團。」三民主義青年團臺北分團很快就組成，王添灯、林日高、黃啟瑞、謝娥分別擔任幹部。

在臺南佳里的醫生吳新榮，也收到陳逸松的通知，說是「祖國的人來了」，要求協助成立青年團。

陳逸松、吳新榮、蘇新都出生於一九○七年，在日本求學時就互相熟識，也都加入了社會主義團體「臺灣學術研究會」、留學生團體「臺灣青年會」，分別擔任幹部，彼此間有生死相交的情誼，被稱為「三隻同齡羊」。吳新榮是臺南鹽水港人，東京醫學專門校畢業，在校期間曾因左翼活動被捕，入獄二十九日。一九三二年返回臺灣，在臺南佳里開業行醫。他醉心於文學創作，參加臺灣文藝聯盟，自許「醫學為本業、文學為情婦」，一九三九年曾當選佳里街協議會員。

蘇新，臺南佳里人，曾就讀東京外語學校，一九二八年曾加入日本共產黨，協助新文協創辦《臺灣大眾時報》，後來加入臺灣共產黨，並返回臺灣，在宜蘭太平山一帶發展工人運動。一九三一年因為臺灣共產黨大檢舉被捕，入獄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出獄後回到臺南定居，在吳新榮的協助下擔任佳里油脂公司的專務理事、又從事養兔事業，並在吳新榮作媒下結婚，妻子蕭不纏是革命戰友蕭來福的妹妹。蕭來福與蘇新相識於東京，又與他是基隆煤礦區的運動同志，兩人情如兄弟。一九三一年的大逮捕後，蕭來福也入獄十年。

p217-2 p217（左圖）蘇新（《未歸的臺共鬥魂》（右圖）吳新榮（《吳新榮日記》

一九四六年二月，蘇新與蕭不纏寄居臺北延平南路陳逸松家，產下女兒，為她取名「慶黎」，寓意「慶祝黎明到來」。日後蘇慶黎活躍於一九八○年代的黨外民主運動。

面對新時代的到來，陳逸松、吳新榮、蘇新都熱心奔走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工作。吳新榮說：

這時候中國國民黨還沒派人到臺灣，所以大概所有的進步分子熱血青年都走到青年團來，而且青年團在國內已成立一個「中央直屬臺灣區團」，這個響亮的名字已使每一個來投者都感覺非常地光榮和驕傲。

不只臺北與臺南，全臺各地，包括新竹黃旺成、臺中張信義與楊逵、嘉義劉傳來、高雄吳海水等都協助成立青年團分團，甚至花蓮、臺東與澎湖都無例外。雖然大家都不清楚青年團是什麼組織，但在祖國軍隊尚未到達之前，他們負責維護治安、處理糾紛、保護公產，要讓臺灣人以最具尊嚴的方式，與祖國相見。

祖國來了

翹首期盼許久，中國政府仍無動靜。民間已經傳言紛紛，除了聽說陳儀將來接收臺灣，還傳說謝南光是副主席，軍司令官是李友邦，人人對「臺灣人出頭天」充滿期待。

終於，十月五日，「臺灣省前進指揮所」在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祕書長葛敬恩、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副參謀長范誦堯等四十七名人員、及憲兵第九團士兵一排、一行共七十一人，搭乘美國五架運輸機抵達臺北松山機場。臺灣總督府參謀長諫山春樹官員與挺著閃亮軍刀的日本兵，列隊歡迎。但因擔心日軍不馴，葛敬恩竟推託不出，最後由警備總部副官處少將處長王民寧率先下機，同機抵臺的中央社臺灣分社籌備處主任葉明勳日後憶起這段經過，直言：「這是什麼漢官威儀？」

在第一批抵臺接管的中國軍政人員中，有四位臺灣人，包括外交部特派員黃朝琴、長官公署專門委員李萬居、臺灣區廣播電臺接收專員林忠、以及警備總部少將處長王民寧。林忠也證實，從重慶出發時，接收人員就很擔心日軍會不會反抗，「此際竟然意外的、沒有想到我們當日並未遇到什麼困擾，反而受到臺灣同胞的熱烈歡迎。」各地民眾對對於祖國來的接收人員籌備了各式歡迎會，同時以同鄉或同姓名義邀宴，臺北市就如迎神賽會般熱鬧。

十月十日，是日本戰敗後第一個中華民國國慶日，各地都舉行了慶祝活動。吳濁流描述了臺北市公會堂（今中山堂）他所目睹的情況：

當天上午八點鐘左右，無數的民眾就集合在公會堂前面，是個相當擁擠的大熱鬧場面。

市民、學生、各團體的行列，比戰前大稻埕每年五月十三日舉行的大拜拜要盛大得多。詩意藝閣、獅子隊、舞龍、各種樂隊、武裝的大刀隊，甚至范將軍、謝將軍也跳出來，喧天價響的鑼鼓聲，浩浩蕩蕩的行列接二連三，沒有止境地走過公會堂前面，遠至高雄、臺南、嘉義、臺中、新竹等地的人們都前來參加。

公會堂裡面的會場上，由全島有志者聚集一堂，臺上臺下沒有立錐之地。

p220林茂生在戰後第一個國慶日的演講（《島國顯影》）

民間所辦的《民報》在這日創刊，十一日報紙上以「祥瑞瀰天萬眾歡騰　熱烈舉行慶祝大會　全省若狂情況極為踴躍」為標題，報導當天盛況。林獻堂在慶祝大會上呼籲每位省民應自覺為中華民國之一分子，應努力吸收祖國文化。林茂生身著長袍、慷慨致詞，他形容臺灣人離開母親懷抱已五十一年，其中慘狀無可言喻，但臺灣人心向祖國，證明日本之教育完全失敗，今後當發揚民族精神、貢獻於國家。

臺南佳里街各界聯合慶祝大會上，吳新榮胸懷激動：

十月十日的雙十節是臺灣光復後最初的國慶日，我們主倡聯合各界，於國民學校的大運動場，舉行慶祝典禮。參會者兩千多人，其向南京中山陵遙拜，然後上大街路遊行，最後齊聚於郡役所前的大廣場。我們在露臺上領導大眾，高呼「大中華民國萬歲」的口號，聽到大眾的反應時，不禁感動而流淚。

十月十七日，陸軍第七十軍軍長陳孔達率領部隊搭乘美軍運輸艦、在美軍軍機掩護下抵達基隆港。基隆碼頭上人山人海，民眾爭先恐後，歡聲雷動。

但軍艦開入船塢，放下旋梯，中國軍隊走下船來，並非想像中雄赳赳、氣昂昂、勝利軍隊的樣子。只見一個個不像軍人、倒像是苦力的人，一根扁擔跨在肩頭，兩頭吊著雨傘、棉被、鍋子、鞋子，有的沒的，大部分的人連槍也沒有；腳上的綁腿也離離落落、亂七八糟。他們似乎沒有秩序或紀律的概念，推擠著下船，對於能踏上穩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面對排列兩側、帥氣地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他們有些遲疑、怯生生地不敢正視。

擁擠的、爭先恐後的群眾，此刻睜大眼睛、張著口，無法置信，「這就是祖國的軍隊？」喧嘩聲沉寂了下來。

七十軍進了臺北市。市民早聽說國軍來了，男女老幼全都湧到街上，整個城市沸騰一般。長官公署前面（今忠孝東路、中山南路口的行政院）鑼鼓隊、獅子陣、學生隊、三青團的行列浩浩蕩蕩，甚至，日本人中學生、女學生、日人士紳教授們也被動員出來列隊歡迎。

p221學生列隊歡迎國府軍隊

「來了！來了！祖國的部隊來了！」

擠在人群中的吳濁流，拉長脖子想要看清楚，日夜期盼的祖國軍隊，到底長得什麼樣子？

但那些軍人都背著傘，使我產生奇異的感覺。其中也有挑著鍋子、食器、以及被褥的。感覺非常奇怪，這就是陳軍長所屬的陸軍第七十軍嗎？我壓抑著自己強烈的感情，自我解釋說，就是外表不好看，但八年間勇敢地和日本人作戰的就是這些人啊！實在太勇敢了！當我想到這點以安慰自己的時候，有一種滿足感湧了上來。

經歷祖國軍隊影像震撼之後，街市中傳出另一種說法：「你不要小看這些祖國兵喔，他們揹著雨傘，雖然不好看，但是當遇到敵人時，傘一張開，可以飛天呢！」

「你以為祖國軍隊怎麼打敗日本兵的？他們厚厚腫腫的綁腿裡，綁著鉛塊呢！平時練腳力，緊急時就可以飛簷走壁啊！」

善良的臺灣人，努力為祖國軍隊的困窘模樣提出解釋，也撫慰自己的信心危機。

吳濁流出席祖國回來的友人的歡迎會，席上，這位臺北師範學校的學長這樣說：「中國是一個奇特的國家，和日本頗為不同。在日本，二乘二只有一個答案：那就是四。但在中國不同，二乘二會變成三、或五，甚至有時候會變成六或八也不一定。」二乘二為什麼會變成三或五？六或八？吳濁流怎麼想，也想不透。

十月二十四日，陳儀長官終於飛抵臺北松山機場，戰後創辦的《民報》這樣形容，「臺北市民歡喜若狂、萬人空巷、人山人海、情況熱烈、空前未有。」陪同陳儀一同抵臺的國民政府蔣委員長侍從室祕書邵毓麟，看到機場內擠滿長官公署、警備總部官員、臺灣總督府官員與日本高級軍官，場外則擠滿臺灣一般老百姓。他也和陳儀搭乘同輛汽車向市區進發，沿途老百姓扶老攜幼，黑壓壓一片人山人海。曾經協助國民政府官員接收京滬地區的邵毓麟，感慨萬千。

p223陳儀抵臺（《認識台灣，回味 1895—2000》

「這樣歡迎的行列，要比何應欽總司令抵達南京的情形更為熱烈，可見國土與同胞淪陷愈久，重歸祖國懷抱的熱忱愈烈啊！」

因為京滬地區接收失敗，「五子登科」、「劫收」橫行，邵毓麟深有所感。

「陳長官您要好好對待臺灣同胞，一切須以收復民心為主啊！」邵毓麟如此建議。

當晚，陳儀長官透過臺北放送局廣播，訓示在臺灣的公務員要認真為民服務，切記「不偷懶，不撒謊，不揩油」。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院教授杜聰明專心聆聽收音機裡的談話。

「不偷懶，不撒謊，公務人員不都應該這樣嗎？」

「不揩油？揩油是什麼意思呢？」

杜聰明心中浮出奇異的感覺。

十月二十五日上午，臺北市公會堂舉行了受降典禮。陳儀在受降式中宣告：「接收臺灣、澎湖列島地區，日本陸海空軍及其補助部隊之投降，並全權統一接收臺灣、澎湖列島之領土、人民、治權、軍事設施及資產。」

p224受降典禮臺北公會堂前官員合影

福爾摩沙報告書

美軍戰略情報處人員經過幾個月的忙碌，已經完成臺灣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情報收集的工作。他們透過通譯，與臺灣總督府官員、臺灣軍司令部軍官、在臺日本人接觸外，也對臺灣主要士紳、意見領袖進行了訪談。

一九四六年一月，戰略情報處在臺小組完成了一份〈福爾摩沙報告書〉（A Report on FORMOSA〔TAIWAN〕）。報告中除了詳盡記載五十年來日本統治臺灣情形、一九二○年代以來臺灣政治社會運動過程、臺灣人各種運動團體的成員、活動與訴求外，也密切掌握了戰後初期臺灣各地三民主義青年團組織及成員的相關情報。

報告書中，戰略情報處人員對包括活躍於抗日運動的林獻堂、羅萬俥、陳炘、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教授林茂生、曾在中國浙江大學任教的廖文毅、臺北富商許丙（新象基金會創辦人許博允之祖父）、臺南士紳辛西淮（戰後臺南市長辛文炳之父）、新竹士紳張式穀等十數位臺各界菁英做了訪談。訪談的重點之一，是有關臺灣歸屬問題。

「臺灣人已經準備好、也願意與中國政府合作，希望在島上建立自由與民主的生活。中國統治是最能夠被我們臺灣人所接受的方案，因為中國是臺灣人的先祖故土，我們在種族、語言、習慣上有共同的基礎。」林獻堂說。

「臺灣與中國連結，必能夠普遍繁榮，我們樂於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但是，並不是成為中國的『殖民地』。」許丙指出。「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之後，本土臺灣人將有機會在中國政府任官，或進入世界版圖，會比局限在小小臺灣更有成功的機會。」他做著美夢。

羅萬俥、林茂生、廖文毅三人一起受訪，他們分別是美國賓州大學政治學學士、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俄亥俄大學化工博士，留美的臺灣菁英。

「戰後現下的情況，臺灣人的種族意識高過獨立情感。」他們判斷。

「臺灣能成為中國的一省是最好的，因為臺灣太小了，以至於無法在國際事務上獨自發聲。」

「但是，受過教育的臺灣人並不希望臺灣成為中國的『殖民地』，而是由臺灣人掌控自己政府的一個省分。由本土臺灣人組成政府，取代從中國來的、對臺灣缺乏真確認識的官員所統治。」三人特別提醒。

戰略情報處訪問了各方代表人物，眾人的看法大致相同。

於是，〈福爾摩沙報告書〉中「臺灣人對中國人的態度」一節，做了這樣的重點摘要：

……大多數被訪問的臺灣人的反應是，島上的人民期望成為中國的一個獨立省分，但並不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官員所統治的「殖民地」，而是由臺灣人自己所統治。臺灣人希望與中國聯盟（alliance），主要是因為中國是「祖國」（mother country），雙方有著同樣的語言、文化、與歷史。……

臺灣人只願與中國成為聯盟，因為有種族、習慣與宗教等方面的自然關係。他們反對與美國、英國或其他盟國關連，因為與這些國家缺乏共同性。他們也理解到，臺灣無法單獨成為一個小的獨立國家、而仍能在世界事務上發聲，所以希望透過與中國聯盟，進而與國際接觸。臺灣人願意與（目前仍在臺灣的）日本統治者合作，但既不欣賞也不喜歡所有日本人，包括在臺出生者，希望儘早遣返日本人。

戰略情報處的這份報告可以說是臺灣現代史上第一份民意調查，雖然訪談人數不多、而且僅限於菁英階層。這些臺灣人菁英的意見十分務實，臺灣願意成為中國的一省，除了情感因素外，最主要是理性盤算。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強調，不願成為中國的殖民地，而是由臺灣人自己統治。

他們樂觀地認為，日本時代努力追求的目標──臺灣自治，即將實現，臺灣人終於出頭天了！

但是，接下來的發展，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第十章祖國來的殖民者

一九四六年二月，警備總部忽然逮捕辜振甫、林熊徵、林熊祥、許丙、簡朗山、陳炘、詹天馬、徐坤泉、黃再壽等十多位士紳。民間震動，議論紛紛。

「聽說是為了草山會議、陰謀獨立的事。」

「據說獨立政府計劃以林獻堂為委員長、林熊祥為副委員長、杜聰明為教育部長、羅萬俥是經濟部長、辜振甫為總務部長、許丙為顧問……」

「事情不只這樣，還有數十名、上百名人列入逮捕名單！」

「可是陳炘為何也被捕？他是抗日分子，怎麼會陰謀獨立？」

「去年陳炘訪問南京，回臺灣後，在餐會上公開批評浙江財閥的橫霸作風，他所組織的大公信託公司，就是要對抗將這財閥的呀！這樣大膽作對，怎麼不被捕啊！」

傳言不斷、言之鑿鑿，臺灣士紳人人自危、坐立不安。

漢奸逮捕事件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六日，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發布〈第五六號公報〉，奉國民政府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之令，全國各地舉行漢奸總檢舉，臺灣自一月十六日到二十九日兩週內舉行漢奸總檢舉；公告要求「全省民眾應盡量告發過去日寇統治臺灣時所有御用漢奸之罪惡」，警總將為檢舉者保密。三十一日，警備總司令部總共收到民間踴躍檢舉文件三三五件。

沒多久，警備總部大肆出動，逮捕臺灣士紳十數人入監，並有風聲逮捕行動將會擴大，有百數十人都在逮捕名單上。

二月十九日，林獻堂也接到臺北來的電話，警備總部通知明日將約談。第二天一早他立即北上，下午四時，林獻堂在任職於警備總部的姪子林正澍陪同下，面見警備總部調查室主任陳達元。

「聽說你參加了草山會議、密謀獨立？」果然是因為獨立之事被約談。

「絕無此事，我並不知道這件事。」

「獨立計畫不是推舉你為委員長嗎？」

「不可能啊，我自始就是歡迎祖國統治啊！」

「還有人密告，日本戰敗後有兩匪首擁護你，若政府待你不好，一同入山反抗？」

「這是無稽之談啊！從來沒這回事。」林獻堂真不知道這些謠言從何而來。

「還有人檢舉說臺中地區很多日本人的財產都換到你的名下？這可是阻礙政府接收的事！」陳達元再問。

「確有幾位日本人舊友，因為即將被遣返回日本，將一些財物託我管理。財產轉移我名下，是萬萬沒有的事。」林獻堂小心翼翼解釋。

「你有日本貴族院議員的身分，不就是日本人的御用紳士？」陳達元又換了指控罪名。

「貴族院議員身分是日本政府指派，但我從來未曾出席過帝國議會開會。」

「再說，日本時代我一直從事抗日運動，這是人人皆知的事。」林獻堂一一辯明。

「請你來，是為了查證這些事情。我們也相信你不會說謊。」陳達元語氣稍稍轉圜。

「聽說日本軍隊離臺前，在山區藏匿大量武器，還請林先生協助探查。」繼而邀請林的合作。

「一定！一定！必定共為協力。」林獻堂終於放下懸著的心。

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全省檢舉「漢奸」的行動，搞得臺灣各界惴惴不安之際，事實上，國民政府司法院早在一月二十五日就已經發布〈院解字第三○七八號函〉，指出「凡臺人被迫應征、隨敵作戰、或供職各地敵偽組織者，應受國際法之裁判，不適用漢奸懲治條例」。正在臺灣訪問的國民政府監察院監察委員丘念台也面告陳儀長官，戰前臺灣人是日本國民，不應該以他們在戰時的行為捉拿什麼「臺灣漢奸」，這樣只是徒然造成社會不安。總算，官方行動稍緩，漢奸嫌疑者陸續獲得釋放。陳炘、詹天馬、黃再壽等人於四月二十四日被釋回。對於這搞得滿城風雨的「漢奸逮捕事件」，葉榮鐘有以下的看法：

陳儀這一手，可能就是所謂「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手法，先來一個下馬威，給臺人一點顏色看看。臺人用怎樣的心情在孺慕祖國、懷念同胞，陳儀似乎不屑理會。他不但不能用「視民如傷」的態度來慰撫……而竟用征服者的猙獰面目，玩弄那一套已經過時洩氣的「權謀術數」來修理臺人。

雖然臺灣人不以「漢奸」罪名起訴，還是難逃「戰犯」罪名。日本時代抗日運動中十分活躍的彭華英，在戰後因「戰犯罪嫌」被捕偵辦。彭華英在一九三一年臺灣民眾黨被禁之後，前往中國東北發展，一九三三年任職滿洲國電信電話公司社長祕書，一九三九年到北京任職華北電話公司，一九四一年任北平警察局祕書、科長，一九四四年任華北廣播協會廣播部長。在滿洲國、華北政務委員會等所謂「偽政權」下工作的彭華英，極力為自己辯明：

華英智能無狀，欲效力祖國而不知所從，欲避嫌遠過而無術自保，以致獲罪在押。自念……居留臺島、流浪各地，亡國喪家之痛飽經歷受。私心兢兢，唯恐臺島以外之吾國同胞更罹日敵荼毒，復何敢以身受於敵人者，轉代為敵人之手腳以加於吾國同胞哉？前此不幸充偽職名之，不暇顧事，惟秉天良，所行所為，無巨細大小，胥為國族本來同胞利益著意，致力以為報效祖國，仰答先烈於萬一。

至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彭華英因罪證不足開釋。和他一樣，曾醉心社會主義思想、合組上海臺灣青年會、去過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的謝廉清，也因為曾在華北臨時政府工作，戰後被以「漢奸」治罪。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一日警備總司令部戰犯軍事法庭以辜振甫「陰謀竊據國土」罪判處二年二個月徒刑，許丙、林熊祥以「共同陰謀竊據國土」罪名判處一年十個月徒刑。諷刺的是，因為被以戰犯罪嫌起訴，辜振甫等人幸運地逃過二二八大屠殺。

惡行惡狀

就在漢奸事件造成臺灣士紳人心動盪之前，陳儀在臺灣短短幾個月的施政已引起民心不滿。特殊化的「行政長官公署制」，不同於中國各省的「省政府制」，臺灣省行政長官「總理全臺省務」、「對於在臺灣省之中央各機關有指揮監督之權」，握有絕大權力，加上陳儀長官又兼任臺灣省警備總司令，對日本總督統治大權獨攬記憶猶新的臺灣人來說，很自然地將兩個體制相互比較，而稱呼行政長官公署為「新總督府」。

對於「當家作主」、「臺灣自治」抱持高度期望的臺灣人，在陳儀政府接收後大失所望，因為新政府帶來大批外省官員，臺灣人仍然沒參政機會。報上刊載著斗大的新聞：一九四六年初，臺灣省長官公署一級單位十八位正副首長中，只有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是臺籍。長官公署直屬各機關十六位主管中，只有臺北保健館主任王耀東、天然瓦斯研究所所長陳尚文是臺籍。十七個縣市首長中，也只有臺北市長黃朝琴、新竹縣長劉啟光、高雄縣長謝東閔是臺灣人。到一九四六年底，公務員體系中臺灣人雖占六二．○九％；但若進一步觀察職級，高級文官中臺籍只占○．八二％、中級文官只占六．六三％。

p235陳儀

陳儀政府以「臺灣沒有政治人才」、「臺灣人不懂國語國文」，杜絕臺灣人參政任官的機會，外省人占去所有日本人留下的中高階文官職位。這和日本殖民時代，有什麼不一樣呢？人們開始懷疑。

隨著大批祖國官員的進駐，臺灣人也終於明白什麼是「揩油」。接收人員到處搜刮金條、占有房子、接收車子、搶奪女子、占據位子，謂之「五子登科」；戰後「接收」因此成了「劫收」。腐敗的現象，連中國記者唐賢龍都看不下去：

自從國內來的很多人員接管以後，便搶的搶、偷的偷、賣的賣、轉移的轉移、走私的走私，把在國內「劫收」時那一套毛病，通通都搬到了臺灣，使臺灣人非常看不起……臺灣在日本統治時代，本來確已進入「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法治境界，但自「劫收」官員光顧臺灣以後，臺灣便彷彿一匙澄清的秋水忽然讓無數個巨大的石子，給擾亂得混濁不堪，……我希望每一個參與「劫收」的人，都應該跪在六百三十萬臺灣人民的面前懺悔！（唐賢龍，《臺灣事變內幕記》）

過去日本時代，任職公教人員必須具備一定資格，並通過普通、高等文官考試。但祖國來的接收人員，時興「牽親引戚」。省參議員林日高屢次在省參議會上揭發徇私用人的現象，例如臺北縣長陸桂祥上任時，為了安插他所帶來的兩百多人，不管舊任者能力如何，隨隨便便就免了職。又如，農林處檢驗局長葉聲鐘，將任職三十年的技正范錦堂免職，安插自己的姨太太謝吟秋占了位子。有新聞報導說，高雄一所專科學校的劉姓校長，竟以不認識字的岳父充任教員，引發學潮。這種安插親人的作風，竟也在法院發生，《民報》刊載了此種怪現象：

臺南法院院長之妻，現為臺南法院檢察處書記官長。該檢察處主任檢察官之妻，則任該法院書記官。臺中法院大部分職員，則為該院院長之親戚而「清一色」，即院長妻舅之子三人、妻舅之女婿一人、再其弟一人、妻舅之外孫一人、及其遠房親戚等二十餘人，在該法院任職，占全法院職員約五十人之過半數。又，花蓮港法院院長之妻，現任該院之錄事，花蓮港監獄長之岳父，任該監獄之教誨師，其妻舅亦任職獄內。現各界人士皆指斥譏笑云。

祖國的統治，真讓臺灣人大開眼界！

兄弟相殘

少數有機會於長官公署任官的臺灣人，都是自重慶回來的「半山」。說到「半山」，臺灣人就一肚子火。這些重慶回來的臺灣人，理應為故鄉發聲，做為臺灣人與中國政府的橋梁。但他們不圖於此，卻處處搜刮接收，中山北路的天理教土地成了飯店、日本人留下的房屋也一棟棟被占去，還利用官員的權力，接收醫院、工廠、瓦斯會社等日本人產業，成了暴富的新貴。日後司法行政部的〈臺灣地方派系調查專報〉明白指出：

游彌堅（當時為財政部專員兼任臺北市長）利用職位上便利、套購日產近兩百餘幢，並曾以中山北路天理教會之基地贈黃朝琴、大正公園基地及鐵路飯店舊址贈李萬居、武藤醫院贈蘇紹文之妻譚素容，臺北市日產幾多為「半山」所占，此亦「半山」經濟上一大泉源。

p238黃朝琴

不只大肆斂財，半山們更成為臺灣菁英政治參與的競爭者。黃朝琴是祖國回來的大官，早年的抗日同志紛表歡迎。他返臺之初任外交部特派員、不久成了臺北市長，接著又成為臺灣省參議員，並將目標指向參議會議長之職。

一九四六年四月，臺灣省參議會選舉經縣市參議會議員投票產生。日本時代，臺灣人即有爭取臺灣議會設置的運動，希望達成「臺灣自治」。林獻堂在日本時代推動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出錢出力，被稱為「臺灣議會之父」，在民間擁有相當聲望。聽說他有意角逐省參議會議長職位，參議員們多表支持。

但陳儀政府、國民黨臺灣省黨都對「臺灣自治」深有疑慮。臺灣議會運動健將蔡培火，戰後率先加入中國國民黨，成了省黨部委員，屢屢與省黨部主委李翼中談論「臺灣自治」，李翼中認為「臺灣自治，頗有地方政事為人民所自主，減損統治政府權力之意，殊非本黨總理所昭示之地方自治」，一再指示蔡培火多多研習黨意。對於林獻堂要爭取省參議會議長之職，行政長官陳儀明白反對，他支持重慶回來的黃朝琴，要求李翼中協助。

「林老不但富有、老成，且孚眾望，就順他的意何妨？」李翼中勸陳儀。

「黃朝琴才能配合政府施政。」陳儀堅持。

「好吧！我且說服看看。」李翼中想想，也有道理。

p239李翼中

李翼中先後請託與林獻堂有深交的省黨部委員丘念台、蔡培火前往說項，都無功而返。眼看著省參議會即將開議，兩雄之爭僵持不下。

李翼中於是邀請林獻堂到他的公館，親自勸說。

「先生眾望所歸、當選議長是勢所當然。且議長由選舉產生，我為何還要勸你？」

「因為先生素來與我友好，我也為先生考量，有所見而不言，不義也。」這外省人官員真會說話，彎彎曲曲繞了一大圈。

「省參議會成立，首次代表人民參與、行使政權，議員諸公都不熟悉運作。現下，政府與人民之間矛盾既多，你也知道，激烈爭執在所難免。先生是支持眾議、向政府爭取好呢？還是超然事外好呢？」他又假做好意。

「力爭，則豈能盡得於政府？不爭，又何能見重於議會？在現在這種官民對立的困難情形下擔任議長之職，林先生您豈非動輒得咎，內虧職守、外虛民望？」

「何不超然於兩端之上，萬一朝野兩相齟齬不下之時，您再出面排解，先生一言而決，豈不更有俾於地方乎？」李翼中話說得極為好聽。

面對陳儀政府三番兩次差人來勸阻，林獻堂已經了然於胸：祖國政府與日本政府一樣，是不願臺灣人自主參政的。

於是，他恭敬地回答：「敬謝厚意！我明白了。」

五月一日，省參議會開議，議長選舉前林獻堂突然發表退選聲明，聲稱自己「因年紀過大、身體不佳」，請大家不要選他。議場內一片騷動後，黃朝琴當選議長。

黃朝琴雖然當選議長，報紙輿論卻不斷批評他壓迫林獻堂。參議會開議之後，他又屢屢為長官公署護航、制止旁聽民眾、代替政府官員答辯，參議員們大起攻擊，臺北市參議會也醞釀罷免他的省參議員資格。在各方訾議的情況下，五月十日黃朝琴發表了辭職聲明，說是母親不願他被批評、為孝敬母親之故。

最後，還是林獻堂出面挽留黃議長，才平息風波。受到打壓的林獻堂，還要彎下身來給人臺階下，真是冷暖自知啊！

一九四六年六月，以游彌堅為首的半山們成立了臺灣文化協進會，發表聲明：

五十一年的歲月和日寇的設心苦慮，確也發生過相當的效果，我們的文化，一部分變了質，一部分受過了嚴重的破壞，這我們要客觀地坦白承認。

建設民主的臺灣新文化！

建設科學的新臺灣！

肅清日寇時代的文化遺毒！

三民主義文化萬歲！

半山們推崇祖國文化、高喊三民主義口號，黃朝琴、劉啟光、游彌堅、連震東等人，還為了「去除奴化教育」問題全島巡迴演講。

一九四六年十月，半山們又成立臺灣憲政協進會，成員包括游彌堅、劉啟光、李萬居、林忠、連震東、謝東閔等人，這回號稱「要喚起先民民族意識、宣揚民族革命事蹟、擁護三民主義思想」，推動「臺灣新生、祖國化運動」，及戰前蔣介石曾在江西推行的「新生活運動」。

陳儀政府與半山們一搭一唱，不時指控「臺灣人受奴隸化教育」、「量小氣狹」、「缺乏祖國觀念」、「崇日、自卑」，要求「要求肅清日本思想毒素」；進而又說「臺灣沒有人才」、「不解國文國語」、「缺乏民族精神」，在徹底「中國化」、「認識三民主義」之前，不配擁有公民權利、沒有能力參政。

一九四六年四月底，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長范壽康在臺灣省行政幹部訓練團演講，公開指控臺灣人抱有獨立思想、意圖臺人治臺、排擠外省人員、對接收工作採取旁觀的態度，因此，他指控「臺灣人完全奴化了」！此話一出，引起在場四九五名受訓團員的憤怒，認為是嚴重侮辱臺灣人，乃發表〈抗議書〉加以聲討。此事經《民報》報導，引起各界極大反應，省參議員郭國基在剛開議的省參議會大會上緊急動議，大會決議指派郭國基、蘇維梁調查。外省官員公開指控臺灣人奴化，為省籍對立添柴加火，「臺灣人奴化」的爭論如火如荼展開。

新戰鬥位置

日本戰敗後，臺灣菁英對新時代抱持極大希望，民間活力旺盛。想像著出頭天的時代來臨，日治時期的左翼、右派人士，紛紛重新出馬，如同過去在日本時代一樣，他們積極創辦報刊、組織政治團體，戰士們重新站上戰鬥位置。

p242《民報》總編輯許乃昌（許世珍女士提供）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中國政府官員尚未正式接收前，舊《臺灣新民報》系統人士迅速開辦《民報》，由許乃昌擔任總編輯、黃旺成任總主筆、林佛樹負責發行，林茂生掛名社長。雖然財力並不充裕，但這戰後最先成立的民間報紙，因為敏銳反映社會心聲、立場鮮明，極受讀者歡迎。接著，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政經報》創刊，經費由陳逸松籌措，做為「臺灣政治經濟研究會」的機關刊物。陳逸松擔任刊物發行人，邀請他的左翼好友蘇新負責編務，並網羅王白淵、顏永賢等人協助，延續戰前左翼知識分子的社會關懷。

p243王白淵

王白淵，一九○二年生，彰化二水人。他在臺北師範學校就讀時，與謝春木成為終身相交的摯友；後留學日本，自東京美術學校畢業，在日本岩手縣師範女子學校任教，活躍於文學活動，曾出版個人詩集《荊棘之道》（蕀の道）。一九三四年潛往中國華北地區，曾在謝春木的華聯通訊社工作。一九三七年被日本領事館逮捕，判刑八年，送回臺北服刑，出獄後在《臺灣新報》工作。新報戰後由半山李萬居接收、改組為《臺灣新生報》，王白淵、吳濁流等臺灣人負責日文版。李萬居與許乃昌、蘇新等臺灣文化人往來密切，是官方報紙中的反對派。

蘇新參與的新聞報刊，不只是《政經報》。由重慶返臺的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在一九四六年元旦創刊了《人民導報》，該刊是戰後臺灣與中國大陸左翼人士的言論平臺，但未幾，宋斐如因長官公署壓力辭去社長職務，由王添灯繼任。王添灯又於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創刊了《自由報》，以週刊型態發行，蘇新也是參與要角。

戰後新聞報刊十分蓬勃，各方爭雄，半山人士也積極尋找發聲管道。臺灣憲政協進會的機關刊物《臺灣評論》，由劉啟光、丘念台、李純青分別擔任董事長、社長、編輯主任；另外，臺灣文化協進會的機關刊物《臺灣文化》，發行人為游彌堅、總編輯是楊雲萍。這些半山團體的刊物，也仰賴臺灣文化人蘇新、許乃昌、吳新榮等人的支持與供稿。

蘇新、許乃昌、王白淵、吳新榮等人，在左、中、右派報刊中游刃，可以說是戰後新時代最為活躍的文化人、言論界的代表。

創辦《自由報》的王添灯，是戰後崛起的新生代意見領袖。他生於一九○一年，臺北新店人，成淵中學夜間部畢業。早年曾經參與臺灣地方自治聯盟，也因涉嫌抗日言行而被拘禁過。一九三一年起，與兄長王水柳從事茶葉生意、成立文山茶行，生意遍及滿洲國、華北與南洋，生意做得十分成功。戰後出任臺灣省茶業公會理事長，並活躍於政治活動，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臺北分團主任、當選臺灣省參議會議員。他所出資創辦的《自由報》，網羅了戰後活躍的新聞人蘇新、王白淵、孫萬枝、徐瓊二，及前臺灣共產黨人潘欽信、蕭來福，還有上海歸來的蔣渭水次子蔣時欽、吳克泰，東京歸來的蔡慶榮等，在言論市場中可算是最為激進的。

面對官方報紙《臺灣新生報》不斷刊載「臺灣人奴化」的論調，右派的《民報》、左翼的《政經報》、《人民導報》陸續加入批判，與官方激烈論戰。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五日，王白淵在《政經報》發表〈告外省人諸公〉，反駁奴化之說：

臺省本是一個富有秩序的社會，雖是在日人高壓之下，還有保存著自己的社會道德，不能泯滅的志氣。……臺省在各方面，具備近代民主社會建設的諸條件。許多外省人，開口就說臺胞受過日人奴化五十年之久，思想歪曲，似乎以為不能當權之口吻。我們以為，這是鬼話，除非別有意圖，完全不對。……只以為不能操漂亮的國語、不能寫十分流利的國文，就是奴化。那麼，其見解未免太過淺薄，過於欺人。……外省人諸公，若是以為發奇財而來臺，或是以裙帶人事為上策者，當然奴化這個名詞，可以做護身符亦說不定。……

……臺灣自有臺灣之衷，頂愛臺灣者亦是臺灣人。我們以為臺胞應該負起歷史的使命，不可將自己的命運送給外省人。在以臺治臺的原則上，共同奮鬥，才有一天可以像人。不法日人，當然要剷除，……而不肖的外省人，更需要趕他回去。就此才可以創造美滿的臺灣，建設一個不可凌辱的新臺灣。

王白淵的文章一出，真如石破天驚，狠狠刺穿新殖民者的假面。許乃昌、蘇新、吳新榮等人，也都加入這場論戰，透過新聞媒體發聲，臺灣社會奮力反擊，與官方愈形對抗之勢。

除了創辦報刊做為發聲管道之外，政治社會團體也紛紛成立，日本時代以來的左翼、右派團體各自尋找新的活動空間。

p244王添灯（《王添灯紀念集》）

最初是官方所主導的三民主義青年團臺灣區團，經張士德、陳逸松成立後，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八日，李友邦率領臺灣義勇隊全體隊員返臺就任青年團臺灣區團主任。青年團是最早來臺發展的官方組織，無論左右派人士都踴躍加入。像臺北分團中有前臺灣共產黨王萬得、林日高、潘欽信、蕭來福、地方自治聯盟的王添灯；臺中分團有舊文協的石錫勳、葉榮鐘、新文協的張信義、陳崁、高兩貴；臺南、高雄分團有新文協莊孟侯、農民組合的簡吉、舊臺共盧新發等人。舊臺共領導人謝雪紅則是臺灣區團部婦女隊隊長。

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成立，蔡培火、韓石泉、郭國基等右派人士先後加入。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並扶持蔣渭川，組織「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蔣渭川，宜蘭人，一八九六年生，公學校畢業，是日治時期政治運動家蔣渭水的弟弟。他受蔣渭水的影響，參加過臺灣民眾黨、臺灣工友總聯盟的活動，一九三九年曾當選臺北市會議員。臺灣政治建設協會以舊臺灣民眾黨、臺灣工友總聯盟的幹部為主，包括張晴川、廖進平、黃朝生、楊元丁、陳屋、李仁貴等等，全臺各地設有支部，會員上萬人。

左翼團體也重新復出。一九四五年九月，謝雪紅在臺中女中開會，籌組人民協會，十月五日在臺中大華酒家正式成立。十一月，人民協會臺北支部在大稻埕靜修女中成立，會員三百多人。其次，前農民組合簡吉等人也復出，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在臺中成立農民協會，為農民發聲，各地成立支部，會員達一萬人以上。

但是陳儀政府以訓政時期人民團體須受國民黨指導，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公布《臺灣省人民團體組織暫行辦法》，解散大多數團體，限制臺灣社會旺盛的活動力。儘管如此，左翼、右派人士仍然透過新聞媒體、政治團體，雙方相互聲援，如同日本時代一樣，動員臺灣社會大眾，向統治者大聲抗議。

一九四六年六月，高雄地主蔡湖榨取農民租穀，與農民莊垂火爭論不下，竟派出武裝流氓強索租穀，農民拚死抵抗。蔡湖求助於區長林迦，賄絡高雄市警察局官員，六日，警局出動武裝警員二十多人到農民莊垂火家附近開槍示威，肆意逮捕農民二、三十人。從事農民運動的簡吉得知此事，由高雄趕赴臺北，將事件始末提供給《人民導報》總編輯蘇新，報社派記者呂赫若、吳實豐南下採訪，九日，該報大幅刊出此高雄警方包庇地主、欺壓農民事件。豈知，高雄市警察局長童葆昭竟在《臺灣新生報》刊登啟事，並控告《人民導報》社長王添灯「誹謗名譽」。十月，臺北地方法院判處王添灯六個月徒刑，王添灯不服上訴，官司纏訟，極為轟動。

逼近臨界點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員林事件震驚臺灣社會。

這此事起因於鹿港警察派出所所長許宗喜索賄不成，夥同義警巫忠力、黃三、溫火炎，毆傷臺中縣參議員、鹿港醫生施江西，遭施江西提起傷害、妨害自由告訴。臺中地方法院屢傳許宗喜、巫忠力等人不到，決定派員拘押到案。臺中地方法院院長饒維岳委請臺中監獄典獄長賴遠輝，調派十七名法警浩浩蕩蕩到員林的臺中縣警察局拘提許宗喜到案。法警出示拘票後，許宗喜藉口向長官報告，求助於縣警察局祕書金士衡、局長江風。江風一面藉故將法警困於於二樓禮堂，一面通知督察長陳傳風打電話給北斗警察派出所所長林世民，謊報警局二樓有「強盜侵入」，命令即刻帶領保安隊來援。果然，北斗警所林世民帶領警察十多人荷槍實彈圍攻警局二樓的法警，並下令開槍，頓時一陣混亂，兩人中彈倒地。

p247王添灯筆禍事件報導

法警一行被警察拘留、傷者送醫不准任何人探視。第二天，臺中地方法院院長饒維岳派推事葉作樂、許乃邦先後前往交涉，要求釋放，無功而返。十一月十四日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檢察官毛錫清奉命會同臺中地院饒維岳、檢察官陳世榮、長官公署警務處人員前往調查，要求釋放法警，仍不得要領。吳鴻麒日記中記載：

由汽車前往員林，在警察局會議室訊問當日在場警察，然在場警察多說不知。該局長之無誠意、無智、野人，與未開人無異。然事件之始終以明矣。……警察方面之犯法顯然，尤其北斗警察署長（所長）林世民、尤督察豈能免殺人罪也？又金祕書、陳傳風督察長、局長，豈能免其責乎？……又警務處二位專員感覺警察方面之不利，且真相漸次明瞭，亦漸次迴避責任，執不合作態度，亦屬遺憾。

p249吳鴻麒

吳鴻麒，桃園中壢人，一九○二年生。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後，曾在龍潭、中壢兩個公學校教過書，後離職到上海協和大學、日本大學法科就讀。一九三○年通過高等考試，取得律師資格，在臺北市建成町（今大同區）開業。戰後，協助國民政府接收，成為臺北地方法院推事。他的雙胞胎弟弟吳鴻麟，是後來擔任內政部長、國民黨主席吳伯雄的父親。

戰後中國政府接收以來，軍人、警察持槍任意射擊平民、造成死傷之事時有所聞，不是什麼新鮮事。但這次，警察集體開槍攻擊法警的流血事件，還真是頭一遭！其間，一度傳出法警重傷死亡，臺灣社會為之譁然。十一月十三日《民報》大幅報導，標題〈非法、暴虐極矣！臺中縣警察集團行動　打死執行任務之法警　警察局變成阿修羅世界　人心戰戰陷落恐怖深淵〉，各界大為震動，臺北市人民自由保障協會、臺中市人民自由保障協會、臺中市律師公會、臺中市參議會紛紛舉行演講會，批判警察如流氓、破壞法治、藐視司法，市區出現「員林事件是臺灣治亂的分歧點」的傳單。

十一月二十八日晚上，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與臺北市律師公會、臺北市人民自由保障協會、臺灣省新聞記者公會等團體在中山堂舉辦「護法守法大演講會」：

「員林事件中警察明顯違法，唯有守法才能保障人民自由。」《民報》總主筆黃旺成以保障自由為題。

「員林事件中執法者違法，是封建政治所致，臺灣同胞富有守法精神，應以這些好的基礎來爭取真正的民主政治！千萬勿被非法違法惡風所傳染。」發行人宋斐如說。他回鍋接替因筆禍事件去職的王添灯任《人民導報》社長，尚不知道自己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之職將被拔除。

「在法治國家，任何勢力都不得侵犯法律，官吏應該率先守法，否則法律將喪失尊嚴。今日情況淪落至此，人民應該監督政府官吏守法。」律師蔡伯汾疾呼。

「光復之初，臺灣人不但守法且有秩序，一年後的現在，臺灣的守法風氣已被敗壞殆盡。對不能守法的外省人官吏，人民要好好加以糾正！」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幹部廖進平呼應。

「員林事件與王添灯筆禍事件，都是『手槍強於法律、面子強於法律』的結果，執法者犯法應該罪加一等！」政治建設協會幹部蔣渭川加強語氣地說。

現場聽講者五、六百人，對於講者嚴厲批判政府，不斷鼓掌，氣氛熱烈。員林事件震動臺灣社會，也促使社會各界團結一致，到處一片「護法」之聲。

p250《民報》大幅報導員林事件

臺灣民間厭惡新政府貪汙腐敗、新聞媒體嚴厲批判，陳儀政府卻認為這是因為臺灣人「奴化」、懷念日本統治。陳儀政府懷疑臺灣人的政治忠誠，尤其，對於日本時代參加「皇民奉公會」者，更視如眼中釘。

長官公署民政處制定了《省縣市公職候選人臨時檢覈辦法》，規定「凡擔任皇民奉公會實際工作，及有漢奸嫌疑、檢舉有案者」，在尚未判決無罪前，都停止公職參選權利。一九四六年九月三日，又頒布《臺灣省停止公權人登記規則》，將日本時代曾擔任皇民奉公會工作者、經檢舉有漢奸嫌疑者，都列為「停止公權」的對象，並歡迎民眾投書密報。這項規定影響極大，但凡經停止公權者，不得參加公民宣示、不得參選公職、不得擔任各級公務員、不得擔任律師；影響所及，不只是參政權、還包括工作權。《民報》稱之為「忽然而來的原子彈」；《人民導報》則說是「臺灣的公職追放令」。報刊批評，中央政府司法院已明確公告「臺灣人不適用漢奸懲治條例」，長官公署卻一意孤行。

p251林茂生因曾擔任皇民奉公會生活部長，最後黯然辭去國民參政員。

士紳們擔心祖國政府是否又來一波「漢奸檢舉」，膽顫心驚不已！正在參選國民參政員的林茂生，與廖文毅同票相持不下，但因為曾被日本當局任命為皇民奉公會生活部長，九月六日先提出「棄選聲明」；雖經抽籤當選，仍然提出辭呈。

一九四六年十月，長官公署完成調查，共計參加皇民奉公會名單一九二名，將來實施憲政與地方自治後，這些人將不得參選公職。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制憲國民大會完成《中華民國憲法》，一九四七年元月公布，預定十二月行憲。行政長官公署卻在一九四七年元月，憲法公布的同時，另行公布了《臺灣省地方自治三年計畫方案》，以臺灣地區的戶政、民眾組訓、新生活運動等事都尚未完成，規定一九四九年才能進行省市長民選。

此舉大大激怒臺灣社會！自日本時代以來，臺灣人即努力追求自治，戰後國民政府統治失敗，大家也都忍耐、等待，現在好不容易等到憲法施行、省市長民選，這是臺灣自治的第一步，官方卻以各種理由搪塞阻撓，豈不是剝奪臺灣人的參政權？況且，此舉根本違反行憲程序！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最先表達強烈反對，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日致電行政長官公署，要求同年十二月如期行憲、實施省市長民選；接著，二月十日在臺北第一劇場、國際戲院舉辦兩場「憲政推行演講大會」，並在全省各地舉行巡迴演講。

為臺灣找出路

臺灣該往何處去啊？知識分子們思考著，為苦悶的時代尋找出路。他們舉辦各種座談會提出主張。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臺灣評論社召開了時局座談會，邀請林獻堂、林忠、林宗賢、廖文毅發表看法。

「最好的辦法，就是『聯省自治』。這是我的想法，先前也與廖文毅君討論過，我們看法相同。」林獻堂第一次公開表達贊成「聯省自治」的主張。

「可是，這『聯省自治』曾是廖文毅先生的政見，引起不少誤會啊？這是軍閥割據的主張啊！」主持人劉啟光質疑，他本名侯朝宗，日本時代曾參加過農民運動，戰後從重慶回來，擔任新竹縣長，是有名的半山。

「不不不！軍閥主張的是封建割據、獨霸一方的『聯省自治』，我們的主張是軍事、外交、金融等全國事務，都交給中央來辦；普通行政、交通、教育、產業等地方性事務，交給省來辦。這樣一來，省長就該民選，省長若由人民選舉產生，必是省民所好，就不致危害人民、違背民意。廣東人選廣東人為省長，浙江人選浙江人為省長，各有愛鄉之心，自然貪汙會減少，產業會發達，感情會融洽。」林獻堂連忙澄清。

「但是，閩人治閩、粵人治粵這種論調，含有排斥外省人的意思，不是嗎？」劉啟光又說，這正是官方的一貫論調。

「絕對沒有驅逐外省人的意思，外省人儘可來臺灣發展。」林獻堂又解釋。

「我們主張的『聯省自治』，其實就是美國式的民主，全國性事務屬中央、地方性事務歸由省所主管。」廖文毅再次加以說明，自他提出這主張以來，已經受到長官公署與國民黨省黨部多次發動媒體攻擊。

「我們應該要求憲法中加上一條，讓各省制定省憲，順便介紹臺灣現狀，說明我們已經具有實行自治的條件。」林宗賢建議，他是板橋林家後代。

「制憲國民大會如果無法如期開會，憲法無法完成，不要說省憲了。在此之前，我們應該要求取消長官公署制，採用省政府制，並要求半數以上的省府委員由本省人擔任，才是辦法。」廖文毅對臺灣政治問題思考已久，已經有具體想法。

但是沒料到九月舉行的國民參政員選舉中，廖文毅的選票被塗汙而落選。

p255廖文奎（《臺灣共和國──臺灣獨立運動的先聲》）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八日，廖文毅的兄長廖文奎回臺，他是政治哲學專家、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博士。《前鋒》雜誌社在中山堂舉辦了青年座談會，邀請廖文奎討論時局問題。這日，在場的都是青年朋友。

「國際上看待我們臺灣人，是對政治沒有意見的人群。戰爭末期，美國紐約的報紙，有人主張臺灣託給國際共管，在重慶的國民政府很緊張，動員臺灣黨部、軍事委員會臺灣調查委員會，對世界展示臺灣人對祖國的熱愛。」廖文奎娓娓道來。

「光復當時，臺灣人是抱持多麼熱烈的期望，但是，我們熱愛祖國的心，是被善用呢？還是惡用呢？我兩個月前頭一次回到臺灣，看見今日鄉土敗壞的情形，實在是流淚不止啊！」廖文奎心如刀割。

「根據《大西洋憲章》，以及住民自決的原則，臺灣的命運是可以由臺灣人決定的！」他終於說出對臺灣前途的想法。

「但是我認為臺灣獨立並不適於世界潮流。我是希望以臺治臺，也就是實現臺灣自治。根據剛通過的憲法，必須促進地方自治的實現，所以我們對於臺灣自治的問題要有具體方案。我是認為，我們要主張臺灣的經濟、財政、貨幣、民政，都應該獨立；臺幣暴落的問題，就是因為經濟上不獨立之故。」提出不同看法的是邱炳南（邱永漢），他是臺南人，一九二四年生，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畢業，剛從日本回來不久。

「理想主義是無法救臺灣的。我們必須討論解放臺灣的具體方案，必須發現光明的道路，必須團結前進！」青年陳益勝發言，他日後成為臺北市黨外市議員。

二月三日，《民報》編輯部也在臺北大稻埕蓬萊閣舉行了「憲政推行座談會」，廣邀各界意見領袖討論憲政施行、地方自治問題。

「憲法第一一三條規定省長民選，臺灣戶口完備、文化程度較高，可由省民直接選舉省長。但是，如四川省等地情況不同，可在省縣自治通則另作規定。」已當選國民參政員的陳逸松單刀直入，他總是喜歡率先發言。

「全國各省文化教育程度相差甚遠，其中，臺灣是最進步的一省，我認為應該以最進步者的標準來制定自治通則。」臺北市參議會議員張晴川表示，他是前臺灣民眾黨幹部，現在則活躍於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

「省自治法可以說是省憲，應該效法憲法，分章編成，包括省民權利義務、省議會、省長、縣市制度、基本政策等。又，高山族是本省的弱小民族，省自治法中應該規定如何提升高山族同胞的生活與文化水平。」省參議員王添灯提出另一個議題，並表達相當先進的看法。

座談會焦點轉向省自治法，眾人就內容問題有一番熱烈討論。

「根據行憲程序，立法院將於今年九月成立，制定省縣自治通則的時間會在明年二、三月間，又根據《建國大綱》，地方自治應在憲政施行前完成。臺灣具備各種良好條件，可以實施地方自治、縣市長民選。根據一月八日行政院院會決議，可選擇若干縣市試辦縣市長民選，全省省民應一致要求，臺灣可提前實施縣市長民選。」陳逸松努力把問題拉回如何落實地方自治，提出縣市長民選的具體主張。

「今天討論的主題是省自治法的原則，未來可以提供給當局參考。至於要求自治，是另一問題，必須集中全省民眾力量，請大家連署向中央建議。」王添灯不以為然，他與陳逸松的發言，頗有較勁意味。

「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臺灣憲政協進會的內部會議中，曾決議要求今年中一定要實施縣市長民選，我也曾向臺北市長游彌堅建議市長民選，但他哈哈大笑帶過。」臺北市著名醫生黃朝生說，他自日治時期就相當關心政治運動。

「有關省自治法問題，請主席指定幾位起草委員。又，縣市長民選問題，大家要同心協力，無論中央同不同意，一定要做。」蔣渭川對冗長的討論已有些不耐煩。

「是，我們應組成省自治法起草委員會；而縣市長民選問題，必須有所準備，一方面由各團體向中央請願，一方面不斷進行演講會動員民眾。」黃旺成回應，他是《民報》總主筆、今日會議的主持人。

「一月八日行政院第七七一次會議決議，將選擇若干縣市試辦縣市長民選。所提出的條件是全縣戶口清查完竣、土地測量完成、公民宣誓、各鄉鎮成立警察機關、道路暢通、各鄉鎮設有中學、小學、衛生所、鄉鎮公所組織完成等，所有這些條件，臺灣樣樣具備，我們應要求行政院即刻在臺灣施行縣市長民選。」《民報》總編輯許乃昌也忍不住說話了，堅持爭取縣市長民選。

這日會議，大家推舉了陳逸松、謝娥、許乃昌、黃旺成、蕭來福、王添灯、呂伯雄組成「省自治法起草委員會」，由呂伯雄擔任召集人。

臺灣社會菁英努力籌謀，尋找出路。至一九四七年初，已有各種方案：第一個選擇，臺灣獨立；但是這個主張支持的人不多。第二個選擇，聯省自治，施行美國聯邦制的民主政治；雖然林獻堂、廖文毅等人都有此主張，但隨著《中華民國憲法》的頒布，此路已不通。第三個選擇，要求如期施行憲政，爭取高度自治，制定具有「省憲」意義的省自治法，先爭取縣市長民選，進而省長民選，這是最多數人的共識。

經過祖國政府一年多的統治，臺灣社會已奄奄一息。政治腐化、軍紀敗壞、物價暴漲、民生凋敝、疫病橫行、社會動盪，人們墜落失望的深淵。政治歧視與文化衝突，更讓臺灣人精神層面倍感痛苦。

一九四七年新春，一點節慶的氣氛也沒有，物價飛漲到生活艱難的地步。一月三十一日，一斗米的米價已漲到三百元，戰爭結束時一斗米是六十元；二月底，米價更是飛漲超過四百元。連鯽魚這種粗俗的魚類，一臺斤也要一百元。惡疫也正四處蔓延，天花、霍亂、鼠疫等日本時代已經絕跡的傳染病，竟又流行起來，這是吳新榮當醫生以來沒見過的光景。做為醫生，吳新榮家中三餐也從二分番薯一分米，變成全食番薯籤。面對惡劣的環境與陷入恐慌的社會，二月二十日，吳新榮的日記直覺寫著，「這樣的危機，恐怕波及成為政治危機也未可知。」

美國駐臺北領事館對中國統治下的臺灣，嚴密觀察；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起，在給國務院的〈臺灣情勢報告〉中不斷提到中國政府失政、民怨如潮，預言「短期內將發生暴動」。而在臺灣的中國記者，也不斷示警，一九四七年二月上海《觀察》月刊的一篇報導，標題就是〈隨時可以發生暴動的臺灣局面〉。

第十一章全島起義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清晨，龍山寺、延平北路一帶人山人海，人們議論紛紛，有人在街頭演說，也有人敲鑼打鼓、沿街通過全是商店罷市，大小商店紛紛關門。九時許，大隊群眾高舉各式標語，敲鑼打鼓，向專賣局出發請願、討回公道。

他們是為了昨日晚上專賣局查緝私菸的事。六個查緝員來到延平北路天馬茶房附近查私菸，寡婦林江邁躲避不及，跪地哭求查緝員留她一條生路，卻被查緝員葉德根以手槍敲擊林婦頭部，流血昏倒。數百名圍觀群眾眼見查緝員橫暴無理，高聲喊打。查緝員傅學通逃竄過程中，竟開槍擊中看熱鬧的路人陳文溪，並趁亂逃走。憤怒的群眾將緝私卡車翻覆後放火燒毀，並湧向西寧北路的建昌派出所，要求懲處兇手，警察局推說已將兇手交給憲兵團，部分群眾又湧向憲兵團，直到天亮還不願散去。

星火燎原

這天上午，臺北市民群起走上街頭。請願群眾途經延平北路警察派出所，派出所黃姓所長出面制止遊行，被群眾圍毆、搗毀派出所門窗。十時許來到重慶南路一段的專賣局臺北分局，四面八方而來的群眾衝入分局，毆打職員、燒毀局裡的香菸、火柴、酒類、桌椅，並將找到的現鈔、文書、簿冊通通搬到外面，縱火焚燒，一時之間火光衝天。聞訊而來的憲兵、警察，眼見群眾數千、人多勢眾，悄悄退到一邊，聽任事況發展。

十一時許，群眾又湧向羅斯福路口的專賣總局，因為憲警已有所防備，門戶緊閉，未遭搗毀。大批群眾又轉向先後任專賣局長任維鈞、陳鶴聲家中，兩人均不在，乃將家中器具什物搗毀。最後，決定向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請願。

下午一時許，各路群眾高舉標語、呼著口號的群眾走過臺北火車站，向現在忠孝東路、中山南路口的行政長官公署前進。長官公署早已接獲情報，周圍嚴密部署了武裝部隊，頂樓並架起了機關槍。要求懲兇、撤銷專賣局的群眾剛剛抵達長官公署前的圓環，即被衛兵舉槍阻擋，就在民眾要求進入公署、雙方推擠爭執中，樓上的機關槍突然答、答、答、答作響，向群眾掃射，當場多人死傷，群眾四處奔逃。

臺北市民請願不成、竟遭官方以槍掃射，無異火上加油。被激怒的群眾，新仇舊恨頓時迸發，四處流竄，臺北火車站、新公園、旅館、商店，到處「打阿山」；外省人的商店也成為洩恨目標，館前路的正華大旅社、重慶南路的虎標永安堂、衡陽路的新臺公司門窗玻璃都遭砸毀、貨物被搬出焚燒，臺北陷入狂亂景象。

p261 p261-2民眾包圍專賣局臺北分局，並將簿冊物品拿到外面焚燒。

一部分群眾則湧向新公園、占領臺灣廣播電臺，向全臺廣播：

臺灣自光復以來，政治黑暗，遍地貪官汙吏。陳儀被包可永、嚴家淦、周一鶚、葛敬恩等人包圍，對貪官汙吏，無一人懲辦，官員無法無天、呼朋引類、官官相護。武裝軍警與地方官吏勾結走私，以致米糧外流，人民無米可炊，與其餓死，不如起來反抗，驅逐貪官汙吏，以求生存。

p262二二八當天臺北車站前群眾聚集（臺北市二二八紀念館）

臺北市民的行動，透過電臺廣播傳到各地。雖然警備總司令部宣布下午三點鐘起臺北市戒嚴，武裝軍警出動巡邏、開槍射殺聚集人群，企圖壓制。但臺北市民行動的消息已經傳播擴散出去，當天傍晚板橋、基隆，第二天桃園、新竹，接著臺中、雲林、嘉義、臺南、高雄，再到花蓮、臺東，幾日之內，全臺各地民眾全都起來響應臺北的行動！

三月三日晚上，吳新榮在朋友家晚餐，透過臺中廣播電臺放送，得知臺中市民同情臺北同胞「已經起義」，占領警察局、廣播電臺、電信局，並組織「臺中市防衛委員會」，準備與軍隊戰鬥。嘉義廣播電臺也在放送，募集志願兵，又聽說臺南、高雄「都已經起義」，幾位在座的朋友們都「大感興奮」！

p263臺灣廣播電臺日治時代為臺北放送局，現為二二八紀念館。

兩條路線

面對人民的怒吼，陳儀慌了手腳，因為手上的兩支軍隊六十

二軍、七十軍都已在去年十月蔣介石委員長來臺訪問後調回中國打內戰，暫時只好先接受市民的所有要求。

二十八日下午，臺北市菸販派出五名代表，要求市參議會出面調處，議長周延壽召集全體市參議員、臺北市長游彌堅、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向陳儀長官提出解除戒嚴、依法嚴辦兇手、撫卹傷亡、組織調查委員會等建議。次日，臺北市參議員、制憲國大代表、省參議員、國民參政員組成了「緝菸血案調查委員會」，在中山堂開會。陳儀長官為表示善意，同意官民共同組成調查委員會，指派民政處長周一鶚、交通處長任顯群、工礦處長包可永、農林處長趙連芳、警務處長胡福相五人，三月二日共同成立了「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

士紳們希望將官民衝突降到最低，在體制內解決問題，並將各類民眾代表納入處理委員會，日日都在中山堂舉行會議。三月三日，處委會成立的第二天，就派出李萬居等五名代表赴美國臺北領事館請願，使事件周知全世界；並決議勸導民眾「不可毆打外省同胞」。三月五日，陳儀長官指示全臺各縣市都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分會，歡迎民眾提出改革建言。全臺各縣因此都成立了二二八事件分會，而各地方的民意代表、名望人士大都被推舉為處理委員會成員。

但是，各地青年熱血沸騰，不願再忍受落伍的中國政治，要求實施民主與高度自治。青年學生們搭乘卡車由臺北南下，到桃園、新竹、嘉義、臺南等地的火車站、街頭上發表演說，呼籲民眾起來反抗、打倒貪官汙吏，外省籍首長、官員紛紛棄職逃亡、只求自保。青年們分頭襲擊地方警察局、派出所，員警聞風走避一空，使他們輕易就接收警察機關的武器。青年學生因戰爭期間受過軍訓，退伍軍人則有海外戰爭經驗，各自組織治安隊、自衛隊，負責維持地方治安，並集中看管外省籍公務員。

p264-2 p264二二八事件中，謝雪紅以臺中市民館為作戰本部。

臺中地區成為兩種路線角力之地。二日上午，臺中市民聚集在臺中戲院，召開市民大會。謝雪紅被推舉為主席，呼籲人民團結起來，下午並開始遊行，臺中市內大小商店開始罷市，市內騷動。三日上午，在謝雪紅領導下，於臺中市民館成立了「臺中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以警察局收繳的武器武裝了幾個青年隊伍，與第三機廠倉庫的國府軍隊作戰。四日，國府軍隊投降、武器封存、由學生隊集中看管。國民參政員林獻堂、市參議會議長黃朝清、臺中市圖書館館長莊垂勝等人組織「臺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因為擔心謝雪紅的武裝路線會招致軍隊報復大禍，於是邀請具有海南島作戰經驗的日本海軍陸戰隊海軍上尉吳振武另組保安委員會、統帥軍事防衛，架空「作戰本部」的軍權。七日，謝雪紅、鍾逸人、蔡鐵城等人在干城營區成立「二七部隊」。

中南部地區因為軍隊駐紮、軍械物資集中等因素，多處爆發戰鬥，尤其以雲林、嘉義、高雄等地最為激烈。

三月二日消息傳到斗六、虎尾，青年們蠢蠢欲動，夜裡以迅雷之勢襲擊區署及警察派出所，奪下武器。斗六方面，由醫師陳篡地領導，號召退伍軍人、青年學生組織民兵。虎尾機場因有軍方警備隊看守，武裝青年進攻機場，雙方僵持三晝夜不下。五日，陳篡地派出民兵馳援虎尾機場的戰鬥，臺中、竹山、斗南民兵也前來助攻，與斗六民兵合流。這日晚上，國府軍隊抵擋不住，爬出堡壘突圍竄逃。民兵攻破虎尾機場，繳獲許多武器。

p265陳篡地

陳篡地，彰化二水人，一九○六年生，日本大阪高等醫專畢業後，在斗六開設建安醫院，是著名眼科醫生。他在日本時代曾被徵召到越南當軍醫，戰後成為越共俘虜，因有前線戰爭經驗，對槍械、游擊戰有所瞭解，事件中組織民兵，協助嘉義的戰鬥，繳獲武器甚多，並重整民兵隊伍成為「斗六警備隊」。

嘉義地區組成了「三二事件處理委員會」與「防衛司令部」，司令部下有陸軍隊、海軍隊、學生總隊、海外歸來退伍軍人部隊、社會總隊，連阿里山鄒族原住民也成立了高山部隊，下山協助。三日，民兵作戰部隊攻下十九軍械庫，接收武器與軍用物資。晚上，占領嘉義市政府，臺籍警察也攜械加入行動，將市內外省籍官員一千四百多人拘押於市參議會、中山堂、市黨部。東門町的羅迪光營、憲兵隊先是退至山仔頂的嘉義中學，再退到紅毛埤。民兵得到來自竹山、斗六的援軍，全力猛攻，經過三晝夜激戰，國府軍隊將倉庫炸毀、武器焚燒後，再退到水上機場。五日，來自臺中、臺南、鹽水的武裝青年，把水上機場團團包圍，國府軍隊斷糧缺水、要求和談。

p266彭孟緝

高雄方面，三日有臺南工學院（今成功大學）學生南下報告各地行動，呼籲市民行動。當天晚上，市面開始騷動，市警察局、鹽埕派出所被占領、武器被繳。四日，市內秩序陷入混亂。高雄中學則組成民兵「總指揮部」，分別有陳顯光、涂光明等人率領的隊伍。民兵主要由高雄中學、高雄工業學校學生組成，編成隊伍，率眾進攻憲兵隊、陸軍病院、軍械倉庫、高雄監獄，收繳武器，以防遭受攻擊。至五日，只剩高雄要塞尚未攻下，民兵希望高雄要塞繳械。同日，地方士紳依陳儀長官命令成立了「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為防止軍民衝突、減少傷亡，乃由市長黃仲圖、議長彭清靠、涂光明等人前往壽山，欲向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提出「和平九條件」。但此刻，彭孟緝正忙著軍力部署，拒絕會面，要他們六日再來。

在各地戰鬥中，青年學生、歸臺退伍軍人是主力。尤其，嘉義中學、臺南工學院、高雄中學學生積極參與。

處理委員會內的鬥爭

事件之初，陳儀同意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原本是要緩和臺灣人的不滿，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但是很快的，從緝菸血案問題，到反對貪官汙吏，發展到臺灣政治改革問題，做為調解機構的處理委員會，成為各種政治勢力角力的場所。

國民參政員陳逸松與他的好友劉明，在事件中甚為活躍。陳逸松因為具備律師身分、具有法學素養，受《臺灣新生報》社長李萬居推舉，負責起草「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組織大綱」，並主持會議、通過「八項政治改革方案」。劉明則動員延平學院、開南商工學校的學生出面維持治安，並成為臺灣省自治青年同盟的財務顧問，出錢出力。

p268蔣渭川

蔣渭川則受到行政長官陳儀、警總參謀長柯遠芬、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相繼邀請，希望他「出面協助收拾大局」。蔣渭川一時之間感到十分納悶，因為長官公署才在幾個月前控告他「反對政府、妨害秩序」，好不容易在檢察官勸說下、由他提出「悔過書」表達歉意，以不起訴結案。他被官方視為「劣紳」、雙方關係緊張，怎麼這回，官方卻主動要他協助？儘管懷疑，蔣渭川還是在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的鼓勵下，三月二日面見陳儀長官，被畀以「民眾代表」的身分加入處理委員會。同日，蔣渭川上電臺廣播，說明陳儀長官處理事件的四點寬大的原則：不追究不處罰、被捕者即日釋回、死傷者從優撫恤及醫治、督促法院嚴審兇手。

「這是陳儀長官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德意，我們大家都要知道滿足。事件從此可以告一段落了，希望民眾互相勸告、互相監督，不可再有暴動行為。」蔣渭川努力幫陳儀長官美言。

「今後大家要痛改前非，放大眼光，互相親愛，團結一致來建設臺灣。」他又呼籲。

蔣渭川加入處理委員會後，多次與行政長官陳儀、警總參謀長柯遠芬會面後，再出面廣播，說明陳儀的善意。做為長官公署指派的「民眾代表」，他也積極出席處理委員會。更重要的是，他與他的政治建設協會，屢次與陳儀磋商，提出「省政改革九項綱要」。

臺灣省參議員王添灯在事件中經常到電臺廣播，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三月二日，二二八處理員會成立，王添灯積極參與相關工作，並被推舉為宣傳組長。他對情勢發展抱持樂觀態度，認為陳儀政府必將會讓步，因此找來《自由報》同仁蘇新：「大家要我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宣傳組長，我沒有政治理論訓練、沒有政治經驗、也不會寫文章，但選民選我做省參議員，我就應該對選民負責，盡最大的努力、負起責任，希望你們多多幫我。」王添灯誠懇地請求協助。

《自由報》的同仁們蘇新、蕭來福、潘欽信、蔡子民等人，成為王添灯的幕僚。王添灯整日在中山堂開會，幕僚們也在王家客廳密集討論，為他準備發言意見、起草講稿、廣播詞。而蘇新、蕭來福、潘欽信這幾人，都是前臺灣共產黨黨員，蔡子民則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事件中，左翼勢力透過王添灯施展影響力。

p269-2 p269經商出身的王添灯是戰後到二二八事件之間重要的政治人物，他一九四六年十月曾題字「為最大多數謀最大幸福」贈吳新榮。（《王添灯紀念集》）

各路勢力在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呈現競爭之勢。三月五日，陳逸松正在臺上說明他所草擬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組織大綱。蔣渭川帶了一批人進入中山堂會場，陳逸松報告的同時，臺下喧鬧不止。

「大張金交椅你就搶著要坐上去了嗎？」蔣渭川的人馬在臺下叫囂著。

「大位你若想要坐，就讓給你坐！」陳逸松回嗆，拿了提包，做勢要往外走。

蔣渭川的人馬圍了過來，比手畫腳似要動手。陳逸松的好友劉明也有一票大稻埕的兄弟，擺開了陣勢，大喝「好膽就來！」

p270-2 p270二二八事件中的各種傳單，左為臺灣自治青年同盟宣言，右為臺灣民主聯盟的告臺胞書。（檔案管理局）

政治危機尚未解除，臺灣菁英的內鬥已先端上檯面。

三月五日，二二八處理委員會通過了陳逸松所提出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組織大綱，及八項政治改革方案。晚上，王添灯自處委會返家，表示處委會交給他任務，八項政治改革方案內容需更進一步補充，以便向陳儀提出具體要求。蘇新等人共同討論後，最後由王添灯祕書潘欽信起草，次日完成。這份草案也就是三月七日在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討論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

陳儀與柯遠芬還在處理委員會中安排了特務。二月二十八日事件發生當日下午，保密局（軍統局）臺灣站站長林頂立即面見陳儀長官，成立了忠義服務隊，由總隊長許德輝負責召集臺北各地角頭二二○人、特務隊三十人，共二五○人成為特殊隊伍以控制局面。這許德輝原是臺北地方大流氓，戰後曾協助國民政府接收，事後卻被以流氓送辦，不久又成為保密局臺灣站的線民。

三月三日上午二二八處理委員會通過成立治安組，下午在警察總局召開治安組會議，原本應該負責臺北市治安的市長游彌堅、臺北市警察局長陳松堅等人出席會議，推薦許德輝為治安組長，組織忠義服務隊。這個隊伍被賦予治安維護的任務，表面上由一千多名臺北市青年學生組成，實際上流氓、特務混雜其中，聽命於特務機關保密局，打砸搶劫、結隊橫行，從事反間的工作。

中山堂內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自三月二日成立以後，每天上午十點鐘、下午三點鐘開始會議。會場內，發言者爭先恐後、呼喊叫囂，秩序十分混亂。會場周圍的門窗外擠滿了數以千計的旁聽民眾，每有發言稱心者，就報以掌聲與歡呼，會場內外一片鬧哄哄。

p271 p271-2三月三日與三月七日關於處委會的新聞剪報

緩兵之計

因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努力疏導，呼籲「不可毆打外省人」之下，民眾情緒、交通運輸都逐漸恢復，臺北市與鄰近地區在三月四日已漸次恢復秩序，甚至包括基隆、桃園、新竹、臺南等地，軍民衝突情況已緩和下來，戰鬥最激烈的嘉義地區也正進行和談。五日，處理委員會提出八項初步政治改革方案，六日，發表了〈告全國同胞書〉。

親愛的各省同胞們！這次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我們的目標是在肅清貪官汙吏，爭取本省的政治改革，並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們歡迎外省同胞參加這次改革本省政治的工作，以便使臺灣政治的明朗早日達成。……

親愛的同胞們，我們同是黃帝的子孫，民族國家政治的好壞，每個國民都有責任。…至於二二八那天，有一部分外省同胞被毆打，這是出於一時誤會，我們覺得很痛心，這夜是我們同胞的一個災難，今後絕對不再發生這種事件。希望大家放心，出來向這些目標邁進，我們的口號是：

臺灣同胞團結起來！

改革臺灣政治！

中華民國萬歲！

國民政府萬歲！

蔣主席萬歲！

雖然處理委員會竭盡所能地表達善意，說明此次事件的目標僅止於反對貪官汙吏、要求政治革。但行政長官陳儀可不這麼想，警總參謀長柯遠芬、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也都另有盤算。他們一邊談判虛與委蛇，一邊正進行著大陰謀！

但是，就在陳儀同意官民共同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三月二日這一天，他已經向中央政府發出急電，說明臺灣暴動、要求派兵。柯遠芬則指揮警備總部調查室、憲兵特勤組、保密局臺北站，動員所有特務嚴密監視事變為首分子，並且安排特務進入處理委員會，「分化奸偽、運用民眾力量打擊奸偽」。

三月五日下午，陳儀接獲國民政府主席、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電文，「已派步兵一團、並派憲兵一營，限本月七日由滬啟運。」猶如大旱望雲霓的陳儀，終於盼到援軍，情勢即將逆轉……但是，四個月前才拍著胸脯保證臺灣秩序極佳、不需駐軍，同意調走七十軍與六十二軍投入內戰，這下，該如何向蔣委員長解釋臺灣為何一夕變天？

p273陳儀接獲蔣介石下令軍隊赴臺的電文（大溪檔案）

這晚，陳儀、柯遠芬、張慕陶召開緊急會議。六日，陳儀發出電文給蔣介石：

此次事件發生之原因，相當複雜。其一、去年從海南島歸來臺僑中……有不少奸黨分子……其二、留用日人中亦有想乘機擾亂者……其三、日本時代御用紳士及流氓，……竟有懷臺灣獨立、國際共管之謬想者……其四、一般民眾缺乏國家意識，易為排斥外省人的思想所惑……

此次事情發生後，職之處置，甚感困難。就事情本身論，不只違法而已，顯係叛亂行為……為保持臺灣使其為中華民國的臺灣計，必須迅派得力軍隊來臺。

就是這封電文，陳儀首次將二二八事件定調為「叛亂行為、共產黨操縱」，必須要靠武力平亂。

蔣渭川這邊，自接受陳儀邀請、出面疏導民眾以來，屢次在廣播電臺為陳儀美言，卻不斷受到民眾挑戰、質問：

「你不要被陳儀騙去了！」

「我們是從福建回來的，陳儀在福建時就常用詐騙手段，殘酷殺害民眾數萬人！」

「在這個困難的時候，陳儀什麼條件都可以答應，等他集中兵力、準備好了，就會實行報復屠殺！」

「你應該出來領導民眾、推翻政府才對，這才是臺灣人的想法，你為什麼做政府的走狗，失去這千載難逢的機會？」

「外間謠傳都說，陳儀一面叫你出來收拾問題，一面向中央請派大軍，將要實行屠殺報復？」

「你該不會被陳長官利用，自己卻不知道吧？」太多民眾提出質疑，蔣渭川不免將信將疑起來。

三月五日，趁著與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見面的機會，蔣渭川向他求證。

「團長，我有事請教您，雖然我們是朋友，不該懷疑你，但民眾都說我被陳長官欺騙。聽說陳長官已經請兵二師，不日可到，陳長官在福建早就用這種手段騙過老百姓？」蔣渭川滿心狐疑。

「絕無此事！我可以用我的頭來保證，絕無此事！你可以放心，並轉告大家。」張慕陶張大眼睛、指著自己的頭，大聲地說。

「事關重大，你可不能騙我……」

「陳長官只希望社會早日恢復常態，不使中央注意到此事，當作沒發生過就好了，絕對沒有惡意。」張慕陶又信誓旦旦。

「若非事實就好，否則，我的罪過就大了，你也一樣……」

「絕對沒有這樣的事，我可以用生命來擔保，請你放心。」他拍拍蔣渭川的肩膀安撫著。

三月六日，蔣渭川與民眾代表一同前往與陳儀會談，會談前，他先單獨面見陳儀。陳儀已經從張慕陶那裡知道蔣渭川起疑。

「昨晚我與柯參謀長、張憲兵團長開了重要會議，我們有兩點希望：第一、臺灣絕不可離開中央，永久為中國的一個省分。第二、臺灣絕不能共產化，應實行三民主義。如果這兩點能答應，要怎麼政治改革都可以。」陳儀先發制人。

「長官你講這樣的話，讓我很難理解，也覺得很奇怪，是不是有別的用心？或是有什麼怨恨？令我很不安心。」蔣渭川一頭霧水，不知陳長官為何突然提出這些原則。

「今天，是你三番五次邀我出面，如果你對我不信任，我馬上可以退出。」他愈想愈不放心。

「蔣先生你這樣性急很不好，我只是表明，我有意將臺灣在中央主權下，交給本省人來管理。」陳儀蜿蜿蜒蜒地解釋。

「臺灣不會離開中央，永久為中國的一省，這是當然的事。只要把三民主義好好施行，我也可以保證本省人民不會有共產思想。」蔣渭川認為這些根本不是問題。

「好極了，既然你做這樣的保證，我就放心了。」陳儀回答。

「事實上我也有不安之處。很多民眾都說，陳長官在利用我，說你在福建主政時，常用欺瞞的方法，甚至屠殺老百姓，藉以延長政治生命？」蔣渭川決定將心中疑慮向陳儀求證。

「現在事件已收拾妥當，如果陳長官有報復、騙殺的念頭，希望你騙我一人就好，不可騙殺全省民眾。我很怕國軍一旦開到、下令屠殺，會演變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蔣渭川一口氣說完，這個疑問已經在心裡憋了好久。

「絕對沒有這樣的事！現在全省兵力也不少、警察憲兵也夠用，如果我有這樣的惡意，馬上可以開始屠殺。」沒想到蔣渭川會直接對他提出質疑，陳儀隨口說出自己都不相信的話。

「我願意對天立誓，我絕對不騙你，也不騙民眾，誓必以良心誠意與你們做事，倘有違背，必受惡報！我只希望早早息事，絕對沒有惡意。」為了取信於蔣渭川，陳儀竟然起立、舉起手，表情嚴肅發起誓來。

「好極了，好極了！我已經明白長官的心意，我們倆都不可忘了今日的誓言。」眼見長官都已發下毒誓，蔣渭川終於放了心。

但陳儀盤算著，蔣渭川已經起疑，民眾也已看穿緩兵之計。六日這天晚上八時半，陳儀到廣播電臺做了廣播：

臺灣同胞，自從二月二十八日臺北市事件發生以後，我曾兩次廣播，宣布和平的解決辦法。臺北方面，這幾天經憲警及地方人士共同努力，秩序已安定，曾經有問題的各縣市，已趨好轉，我想，不久可以恢復原狀。……

我聽說因為奸黨造謠惑眾，致有同胞遷避的。我希望你們信賴政府，千萬勿輕信謠言。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德行就是寬大，不以怨報怨。我們對本省自己的同胞，難道還會不發揮偉大的美德嗎？……

然而就在昨天三月五日，陳儀已經收到電文，得悉大軍即將開到；次日他還上呈電文，強調臺灣非兵不可。此刻，他竟能若無其事、滿口謊言地廣播著。

p278涂光明

高雄這邊，不等大軍來到，要塞司令彭孟緝已經部署妥當而搶先行動。三月六日上午，涂光明等人依約前往壽山高雄要塞，七名談判代表才進入會議室不久，涂光明、范滄榕、曾豐明旋即被捕，黃仲圖、彭清靠、林界、李佛續等人被衛兵看管於會議室。

擒住了上山的談判代表後，彭孟緝立即揮軍向市區進發鎮壓。一路由陳國儒部隊進攻市政府，先丟入手榴彈、見人就開槍；正在市政府等待談判消息的各界代表與市民，來不急逃走、反抗，當場有四、五十人喪命。從深夜到凌晨，軍隊開槍掃射跳入愛河躲藏的人，又向市府地下室丟入手榴彈，躲藏者難以倖存。另一路進攻高雄火車站與高雄中學，由何軍章率領。火車站前民眾、旅客見大軍殺到，急忙奔散或躲入地下道，軍隊包圍地下道兩端出口後，向內部掃射，造成嚴重傷亡。接著，進入高雄中學，救出被集中保護的外省人。因為學生抵抗，進攻過程兩名士兵陣亡，當晚軍隊調來迫擊炮，向高雄中學轟出六○炮做為反擊；翌日又調來兩門美式八一迫擊炮支援，高雄中學內的民兵被清除一空。

直到三月七日，軍事行動結束。在高雄要塞的涂光明、范滄榕、曾豐明三人隨後被「就地正法」；市長黃仲圖、議長彭清靠、臺電幹部李佛續釋回；林界則在二十三日被槍決。

陳儀得知消息，大為生氣，擔心彭孟緝的莽撞行動壞了大計。他已經完成布局，現在只等援軍抵臺，就要收網了。

第十二章夢碎

三月七日，坊間已盛傳國府軍隊即將抵達的消息，人心惶惶，街市寥落。陳儀的態度也逐漸轉變，他發函給處理委員會，要求統整意見：

二二八善後事宜，各方代表紛紛來見，建議辦法莫衷一是，惟關於善後辦法，已組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該會本可容納民眾代表，今後各方意見均須先交處理委員會討論，擬定綜合的意見後，由該會選定代表數人，開列名單向本署建議，以便採擇實施。

處理委員會仍在中山堂，終日召開會議。旁聽者極其擁擠，省黨部、保密局則派出特務混雜其中。主席報告陳長官來函後，接著由王添灯發言，對過去處委會秩序混亂表示遺憾，旁聽席上喧嘩不止。

「當局對我們的政治改革要求，無不全盤接受，但是承諾與實行是兩回事。沒有付諸實行的承諾，又有何用？」王添灯說。

「數日來，各位委員與旁聽同胞，都提出許多意見，今日是總結意見的時候了。臺灣的政治改革，不是天天在這裡吵鬧不休就可以實現的。所以今天，我提出對於處理此次事件及政治改革的最後方案，要求當局付諸施行。」兩天前，王添灯被賦予整理改革方案的任務。

「今天處理委員會不能得到好結果，就是因為委員們都是國大代表、國民參政員、參議員等陳儀的走狗！所以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要求，這些御用士紳退場反省！」一位政治建設協會幹部大聲嚷著。

「現在不是討論誰是誰非、互相排擠的時候，請政治建設協會的先生們冷靜一點……」有人發言反駁。

會場裡仍是鬧哄哄，你一言、我一語地陷入混亂狀態，無法制止。

終於，大家吵累了，會場安靜下來。

三十二條處理大綱

王添灯再度站起來，說明他所草擬的「處理大綱」。這份處理大綱共有三十二條，分為「對於目前的處理」七條及「根本處理」二十五條，貫穿其中的基本精神，就是臺灣高度自治。

整個「三十二條處理大綱」的重點在「根本處理」部分，又分為「軍事方面」與「政治方面」。「軍事方面」有三條：缺乏教育與訓練之軍隊絕對不可駐紮臺灣；中央可派員在臺徵兵駐守臺灣；內戰未終止前，除駐守臺灣目的外、反對在臺徵兵，以免臺灣陷入內戰漩渦。「政治方面」共二十二條，重點是要求臺灣高度自治，主要條文包括：

一、制定《省自治法》，為本省政治最高模範，以實現國父建國大綱之理想。

二、縣市長於本年六月以前實施民選，縣市參議會同時改選。

三、省各處長人選應經省參議會（改選後為省議會）同意，省參議會於本年六月一日前改選。目前處長人選由長官公署提出、交處理委員會審議。

四、省各處長三分之二以上須由在本省居住十年以上之人擔任。（尤其祕書長、民政、財政、工礦、農林、教育、警務等處長。）

五、警務處及各縣市警察局長，應由本省人擔任。

六、法制委員會委員半數以上，應由本省人擔任。

七、一切公營事業主管應由本省人擔任。

八、各地方法院院長、個地方首席檢察長，全部以本省人充任。

九、各法院推事、檢察官以下司法人員，過半數以本省人充任。

「三十二條處理大綱」的第二個重點是要求保障基本人權與參政權，包括：除了警察機關以外不得逮捕人犯；憲兵（除軍人外）不得逮捕人犯；禁止政治性之逮捕拘禁；非武裝之集會結社絕對自由；言論、出版、罷工絕對自由、廢止新聞紙發行申請登記制度；廢止《人民團體組織條例》；廢止《民意機關候選人檢覈辦法》；改進各級民意機關選舉辦法；撤銷宣傳委員會。

第三個重點是要求臺灣經濟管理合理化，包括實行所得統一累進稅，遺產稅、奢侈稅外，不得徵收任何雜稅；設置民選公營事業監督委員會；撤銷專賣局；撤銷貿易局等等。

請君入甕

會場上，各方代表爭相發言，中統、軍統特務也叫囂威脅，混亂中又通過另外十條大綱：

一、本省海陸空軍應盡量採用本省人。

二、警備總司令部應撤銷，以免濫用軍權。

三、行政長官公署制應改為省政府制，未獲中央核准前，暫由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之政務局負責改組，選任公正賢達人士擔任。

四、處理委員會政務局應於三月十五日以前成立。

五、勞動營等不必要之機構，廢置或合併，由處理委員會政務局檢討決定之。

六、日產處理事宜，應請中央劃歸省政府處理。

七、高山同胞之政治經濟地位，及應享之利益，應切實保障。

八、本省六月一日起施行《勞動保護法》。

九、本省人之戰犯及漢奸嫌疑被拘禁者，無條件立即釋放。

十、已運至中央之食糖十五萬噸，要求依時價估計，所得款項撥歸臺灣省。

混亂中通過的「撤銷警備總部」、「本省人漢奸戰犯立即釋放」等條文，成為當局指控「反抗中央、背叛國家」的罪證，軍事鎮壓的藉口。

七日下午，中山堂內外已被嚴密監視。中國記者唐賢龍前來採訪新聞，當他踏出中山堂，發現很多奇奇怪怪的人盯著他看：

他們有的裝著叫化子，有的裝著僕役，有的裝著賣香菸的，有的裝著汽車夫。他們那種銳利的目光，盯得我實在有點怕人，更令我心寒。因為，我從他們的舉止和神態上看，我可以有很多證據，推測他們不是臺灣人，而是富有一些特殊使命的便衣。……（唐賢龍，《臺灣事變內幕記》）

傍晚五時許，處理委員會散會。代表們會見陳儀，提出這「四十二條處理大綱」。陳儀尚未看完序文，即勃然震怒，將文件擲地而去，斷然拒絕。前往的代表們面對陳儀態度如此巨大轉變，不禁面相覷、相顧失色。

晚上六時二十分，王添灯以處理委員會宣傳組長的身分到電臺做最後一次廣播。他首先向中外闡明此次事件的原因、經過，及臺灣人的要求；其次報告處理委員會開會經過，及所提要求已遭陳儀長官拒絕之詳情；隨後宣讀「四十二條處理大綱」。最後，王添灯向民眾呼籲：

處理委員會的使命已經完成了，從今以後，此次事件已經不能由處理委員會單獨處理，只有全體省民的力量才能解決，同時，才能達成全體省民的合理要求，希望全體同胞繼續奮鬥！

這晚，王添灯廣播之後，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心情大好。他已準備好「甕中捉鱉」，因為他認為取消警備總部、解除武裝、陸海空軍由臺灣人擔任、司法人員由臺灣人擔任等等，這些「都離開了改革省政的立場」、「完全是要求獨立」，已經是「叛國的證據」，柯遠芬日記中說：

晚上與師管區劉司令一同進餐，今晚大家的話更多，真是談笑風生！劉司令說為什麼三十二條提出了以後，大家反而增加了飯量？這就是為國珍重啊！現在，他們的陰謀大暴露了，現在是我們理直氣壯了，我們苦守了八天，今天我們才掙得了主動，黑暗的日子過去了，光明就在眼前，我們為什麼不高興呢？

p287柯遠芬

三月八日上午，處理委員會陷入一團混亂，一來因為昨晚陳儀長官突然翻臉不認帳，拒絕的處理委員會所提出的改革建議；二來民間盛傳大軍即將來到，商店關門上大門、路上行人絕跡，委員們擔心將有大禍臨頭。十一時許，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來到中山堂處委會會場，他發表個人談話：

此次事件，實為不幸。臺省諸領袖及臺胞要求政治改革，實為合理，我們外省人亦願意協助。……余並希望省民之要求，不要牽涉政治方面，一切軍隊皆為國家之軍隊，權力屬於中央。……余可以生命保證，軍隊絕對不再開槍，余亦相信，中央絕不派兵來臺。……希望省民不可懷疑中央，我們偉大的蔣主席，必定同情臺灣同胞之正當要求。……

p288張慕陶（《湖北文獻》）

張慕陶一再以性命擔保，但是就在他誆言保證的這日上午七時，由福州調來、搭乘海平輪的兩營憲兵部隊已經抵達基隆港。中央援軍已經兵臨城下，外省官員還是沒一句真話。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接受張慕陶的建議，隨後發表聲明，否定昨日通過的「處理大綱」，說是「本會決議提請陳長官採納施行之三十二條件，因當時參加人數眾多、未及一一推敲，例如撤銷警備總部、國軍繳械，幾近反叛中央，絕非省民公意」，但是一切已經來不及了。

臺灣大屠殺

三月八日下午三時，海平輪上的兩營憲兵從基隆港登岸，與基隆要塞部隊夾擊市民，爆發市街戰。晚上十時，兩營憲兵自基隆向臺北進發，市內各處機槍、步槍聲不斷。九日凌晨，由上海開來的太康艦，載滿整編二十一師部隊，自基隆抵達臺北，警備總司令陳儀宣布臺北、基隆戒嚴。

十日，陳儀宣布全省戒嚴，並解散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各地分會及一切「非法團體」，參與處理委員會的重要幹部、地方士紳，成為被捕殺追緝的對象。十五日，警備總部下令封閉臺北市《民報》、《人民導報》、《中外日報》、《大明報》、《重建日報》等報社。軍隊在各地進行武力鎮壓，各處死傷慘重，至十七日國防部長白崇禧抵臺，以電文報告蔣介石，「全臺秩序大致恢復，尚有少數奸黨與武裝暴徒合流，刻正追剿。」

p289整編二十一師臺灣戡亂圖

在上海的楊肇嘉、陳重光、李應章等人，聽說故鄉動亂，極為憂慮，又聽聞大軍以武力血腥鎮壓，心急如焚，連忙號召上海六個臺灣同鄉會團體召開緊急記者會，並向國民政府、監察院陳情。在旅滬六團體所提出的〈臺灣事件報告書〉中，如此描述：

……八日國軍開到，陳儀、柯遠芬等立即推翻諾言，對無辜民眾實行大規模之屠殺，對地方有名人士大事逮捕或槍決，造成臺灣有史以來之大恐怖。一直繼續至十八日白部長抵臺，始略告緩和。然恐怖行為至今仍未完全停止。

自八日至十六日，臺胞被屠殺之人數初步估計以高雄最多，約三千餘人；基隆、臺北次之，各約兩千餘人；嘉義一千餘人；淡水約一千人；新竹、桃園、臺中、臺南、苗栗其他各地一二百人不等；總數在一萬人以上。連重輕傷者計之，至少在三萬人以上。

屠殺方法殘酷無倫：如(1)基隆軍隊用鐵絲穿過人民足裸，每三人或五人為一組，捆縛一起。單人則裝入麻袋，拋入海中，基隆海面最近就時有屍首浮出。(2)高雄軍隊對集會中千餘民眾用機槍掃射，全部死亡。(3)臺北別動隊(特別行動隊)使用機槍及坦克車殺害平民。(4)基隆軍隊割去青年學生二十人之耳鼻及生殖器，然後用刺刀戮死。(5)臺北將所捕平民四五十名由四層樓推下，跌成肉餅，為死者再補以刺刀。(6)高雄將人釘在樹上，聽其活活餓死。(7)卡車上巡邏兵見三人以上之民眾，即開槍擊殺。(8)哨兵遇路過民眾，不問情由開槍擊殺。(9)各地大批逮捕平民，未經審訊即綁出槍決或半途處決。(10)嘉義、臺南一帶人民因聞蔣主席、白部長一律從寬免究之廣播後，向當局自首，竟亦被捕槍決。(11)軍隊以清鄉為名，入民家搜查，將財產取去後，復殺人滅口。……

被殺之人民，以青年學生最多，一般民眾次之，社會中堅階層又次之。真正流氓反多被編入別動隊，用以殘殺民眾。……

p290-2旅滬六團體向各界公開二二八事件的真相

p290畫家黃榮燦《恐怖的檢查》版畫見證二二八事件

北部地區意見領袖，大都遭軍憲警人員帶走後失蹤，如省參議員王添灯、國民參政員林茂生、制憲國大代表林連宗、臺北市參議員徐春卿、李仁貴、陳屋、黃朝生、《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臺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編輯吳金鍊、《大明報》發行人艾璐生、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幹部廖進平、醫生施江南、律師李瑞漢、李瑞峰、法官吳鴻麒、前新竹市檢察官王育霖、臺灣信託總經理陳炘等等。

南部社會菁英，則多被公開槍決、曝屍示眾。如嘉義三民主義青年團主任陳復志、嘉義市參議員潘木枝、柯麟、盧鈵欽、畫家陳澄波、《臺灣新生報》嘉義分社社長蘇憲章、嘉義處理委員會幹部黃水樹、作戰本部參謀長盧鎰等，在嘉義火車站前被公開槍決示眾。臺南律師湯德章於遊街示眾後，槍決於民生綠園；臺南縣參議員黃媽典也被公開槍決。

事件中，部分家庭犧牲慘烈。嘉義中學校長陳慶元的三個兒子，都因二二八事件遭逢劫難。三子陳顯富，一九二○年生，任嘉義中學教師，為保護學生參與學生軍，事件後被追捕，逃入嘉義阿里山，加入中共地下黨，一九五一年八月被保安司令部槍決。四子陳顯宗，任職於南靖糖廠，三月七日奉廠長之命護送外省人到嘉義市，卻遇上國府軍隊，與同事共五人被綑綁於樹上、遭刺刀刺死，身上有三十六處刀傷。六子陳顯能，一九三二年生，嘉義中學初中部學生，因駐紮山仔頂的軍隊向市區開火，不幸被炮彈碎片擊中頭部，當場殞命。陳慶元校長也在事件後被捕，遭受電擊刑求，受難四個多月後被釋回。返家後沉默無語，一九五○年逝世。

p292嘉義中學校長陳慶元（前排中）與三子陳顯富（後右一）、四子陳顯宗（後右二）。（《嘉義北回二二八》）

p293張七郎

花蓮參議會議長、制憲國大代表張七郎，一八八八年生，在花蓮開設仁壽醫院。他的三個兒子宗仁、依仁、果仁，早年在滿州國行醫，戰後應父親召喚，回臺服務。二二八事件後的清鄉過程中，父子四人都被軍隊逮捕，後僅有張依仁因具備軍醫身分被釋回，張七郎、宗仁、果仁則被押到鳳林郊外公墓殺害。張家遺族在墓碑上刻著「兩個小兒為伴侶，滿腔熱血灑郊原」，表示抗議。

事件中極為活躍、預備擔任處理委員會政務局長的陳逸松，三月八日軍隊將抵臺北前，獲警備總部調查室主任陳達元通知，由劉明帶領，沿著大稻埕水門外淡水河岸，徒步走到萬華陳達元舊宅，這時已由保密局臺灣站站長林頂立居住，在此獲得保護。劉明則在自宅與甘蔗園間藏身。直到白崇禧抵臺，兩人方才出面。

而受陳儀長官所倚重的蔣渭川，遭遇大不同。三月十日上午十時許，四、五名帶槍的警察闖入家中，一入門就厲聲要找蔣渭川。

「我就是蔣渭川，有何貴事？」蔣渭川應聲而出。

「我們奉命來槍斃你！」其中一人持短槍、捉住蔣渭川的手。

「豈有此理！我要去見陳長官，有事當面解決！」蔣渭川簡直不敢相信眼前所見。

那警員不由分說，就要將蔣渭川拖出去路邊槍殺，老妻跑近警員，阻止開槍，被四名警員壓制在門板上。執短槍的警員朝蔣渭川頭部開槍，但槍枝故障、火藥不發，員警將捉住的手放下，正待修理槍枝之際，蔣渭川奪門而逃。但六歲的三子蔣松平在房門口大哭，十七歲的四女蔣巧雲正要將其抱起，不料子彈從後面飛來，從巧雲的頭部貫入，卡在松平的胸腔。隨後趕到要親自逮捕蔣渭川的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眼見蔣已逃離，悻悻離去。蔣巧雲幾日後傷重不治，松平則幸運救活。蔣渭川逃亡了一年後，又復出政壇。

望鄉不歸

二二八事件對臺灣社會造成重創，數以萬計的社會菁英與青年學生，在動亂中遭到報復性的濫殺。一九四七年四月，警備總部整理了〈二二八事件叛逆名冊〉，一千餘名各地士紳都在「叛逆」之列，林獻堂排名第一。

儘管如此，林獻堂在二二八事件中保護財政處長嚴家淦；雖被推舉為臺中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委員，並未積極參與，未被追究。三月十四日，躲藏許久的臺中市長黃克立復出，林獻堂應其要求，籌備國府軍隊進入臺中的歡迎事宜。後經國民黨臺中黨部以「深明大義，守正不阿，擁護本黨，分化奸徒力量」為由，舉為有功人員。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臺灣省政府成立，魏道明出任主席，林獻堂被任命為十四位省府委員之一。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在國共內戰中以兵敗如山倒。陳誠在危急中出任臺灣省主席，強力推動三七五減租、強徵大戶餘糧。林獻堂身為大地主，此政策將嚴重衝擊他的財產及經濟能力，因此屢次表達反對意見。陳誠竟然公開表示：「倘有專為自私利益打算，企圖阻撓者，那麼，本主席為極大多數人民生活之改善，與社會真正安定，決心排除這種障礙，嚴厲懲處這班不良分子！」甚至威脅說：「刁皮搗蛋、不要臉的人也許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總不會有！」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林獻堂以養病為由，離臺赴日。這年十二月二十日，聽聞陳儀在臺灣被槍斃的消息，他在日記裡寫著：

陳儀接收臺灣，未曾舉行一事為臺民之利益，因是人民甚不滿，以致二二八之暴動。陳儀不反省，藉是而行虐殺，林茂生、陳炘、施江南、林連宗外千餘名，皆死於彼之毒手。彼固應受之報，茂生等有知，當含笑於地下矣。

林獻堂聽聞的消息並不正確，陳儀在一九五○年六月方遭槍決。但是，陳儀之死並非為二二八事件負責。事件後，陳儀未受到懲處，他回到上海，一九四八年奉派為浙江省省主席。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中，國民黨軍隊敗相已露，這年二月陳儀策動其義子、時任京滬杭總司令的湯恩伯開城投共，卻被湯恩伯出賣、密報保密局。保密局逮捕陳儀後，押解臺灣，一九五○年六月十八日在臺北執行槍決。蔣介石處決陳儀，是因為陳儀投共。當年誣指二二八事件是共產黨煽動而大開殺戒的陳儀，最終自己卻因投共而死，真是莫大諷刺。

在二二八事件中率先從壽山要殺下山來的彭孟緝，被民間稱為「高雄屠夫」。但因「制敵機先」有功，深受最高當局賞識，自此一路官運亨通，出任臺灣全省警備司令、臺灣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衛戍司令、參謀總長等職。

為了取得盟軍總部給予在日本的永久居留權，林獻堂掛名「臺灣民主獨立黨顧問」，獲得政治庇護。但是，他對廖文毅、黃南鵬、藍國城、陳哲民等人在日本推動的臺灣獨立運動，卻是保持距離、敬而遠之。

p296彭孟緝在二二八事件後受到表揚

一九四九年底國民黨政府撤退臺灣後，因林獻堂滯日不歸，屢屢派出大員前往遊說歸臺，丘念台、蔡培火、劉啟光、李文蔚、鄭介民、嚴靈峰、何應欽等人都曾銜命赴日勸說。總統府資政丘念台是林獻堂好友，多次受命往勸林獻堂，但是，一九五一年二月，他竟然告訴林：「蔣總統、陳誠院長能信任您，但以下之人多懷疑您為共產黨，最好您不要回臺！」林獻堂回臺與否竟成為丘念台的政治資本。同時，丘念台還屢屢對如何招撫廖文毅的臺獨運動策謀建議。

一九五五年九月，蔡培火奉命前來遊說林獻堂。他是林獻堂自日本時代以來的老戰友，如今已貴為行政院政務委員。

「先生是臺灣長老，不能事先生安居臺灣，是臺灣無善政所致，蔣總統受到不少非難。」蔡培火開口就是「蔣總統」。

林獻堂沒有回答。

「先生的家族親友，都甚盼望您歸臺，以慰懸念。」他又動之以情，林還是默然。

「臺灣民眾散漫、缺乏領導，先生歸臺，必能使臺灣人有所瞻仰。」接著給林獻堂戴高帽。

「去年我剛動過手術，身體稍癒，雖然很想回去，但恐怕一回去，就再也出不來了。何況，我也不願政府加我頭銜、命我做事。」林獻堂對這個政府灰心已極。

這日兩人相談沒有結果，但蔡培火不放棄，又連連來訪。

十月十一日，兩人談了一個多小時，林獻堂皆不回答。

「有人說我是政府走狗，這話是誰放出來的？」蔡培火突然惱羞成怒，想到臺灣社會對他的批評，轉而質問林獻堂。

「絕不是我說的，請你放心。」兩人談話至此，不歡而散。

由於蔡培火為向當局交代，仍不斷來勸，林獻堂已感到不耐煩。

十月十四日，蔡培火又來。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這是聖人的教訓，豈敢忘記。臺灣者，危邦、亂邦也！豈可入乎、居乎？非僅危、亂而已，並且毫無法律觀念，一旦我回臺，豈不一任蔣氏生殺予奪之權？我若歸去，無異籠中之雞啊！」林獻堂終於一吐為快。

蔡培火未料林獻堂竟然這樣坦白，灰頭土臉之餘，匆匆辭去。

一九五六年九月八日，林獻堂因衰老併發肺炎，逝於久我山寓所，骨灰歸葬霧峰林氏墓園。這個他抵抗了大半輩子的殖民母國──日本，竟然成為他晚年的庇護之所！

p298蔡培火與林獻堂最後的見面（《蔡培火的詩曲及彼個時代》）

殘局

p299廖文毅（《臺灣共和國──臺灣獨立運動的先聲》）

二二八事件中積極活躍的前臺灣共產黨人謝雪紅、蘇新、王萬得、潘欽信、蕭來福……等人，在國府軍隊增援之前，都已全身而退、逃出臺灣。事件發生當時並不在臺灣的廖文毅，則成了通緝要犯，停留在香港。眾人共同組成「臺灣再解放聯盟」，要向國民黨宣戰。但是，雙方對於臺灣前途看法分歧，合作關係無法維繫。一九四九年底，廖文毅前往盟軍統治下的日本，一九五○年五月成立臺灣獨立民主黨，推動臺灣公投獨立運動，一九五六年又成立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自任大統領。但國民黨政府將雲林廖家財產沒收、又以其兄嫂廖蔡綉鸞、姪子廖史豪性命相逼，一九六五年廖文毅投降回臺。他的餘生飽受監視，一九八六年五月，逝於臺中沙鹿醫院，距離臺灣解嚴只差一年。

謝雪紅、蘇新等人另成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並先後進入北京，一九四九年謝雪紅以臺盟主席的身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最重要的臺灣代表。但是，這些前臺灣共產黨員來到中國後，又繼續日本時代的內鬥。一九五○年，謝雪紅檢舉蘇新等三十多人為「叛徒」；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謝雪紅被批鬥抄家，一九七○年在困頓中逝世。

留在臺灣的臺籍菁英，大半都投靠了國民黨。

蔣渭川逃亡一年後，由新任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委丘念台具保，撤銷通緝。一九四八年他遞補省參議員，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吳國楨接任臺灣省主席，被任命為省府委員兼民政廳長。這個任命引發臺灣社會議論，有人以二二八事受難者王添灯、林茂生、宋斐如、吳鴻麒等人的名義在報端刊登廣告、嘲諷他出買同胞而榮任高升，但這民政廳長只當了四十天，就因省參議會派系風潮下臺。一九五○年二月一日，他又出任行政院內政部常務次長，這是他政治生命的最高峰。一九六○年他轉任行政院顧問、臺灣產物保險董事長，一九六四年任省政府顧問，一九七五年逝世，享壽八十歲。

p300《中央日報》上嘲諷蔣渭川等人榮升的廣告

陳逸松於一九四八年出任考試院委員，一九五四年未獲國民黨提名連任、淡出政壇。一九六三年他突然以無黨籍候選人名義，登記參選臺北市長，此時已是五十八歲高齡。這次參選，競爭對手是無黨籍的高玉樹，陳逸松僅得到三三二二票難看的票數而落選。一九七一年，他因花旗銀行爆炸案被情報局約談、拘留數日，深恐危險即將降臨，一九七二年離臺。後來前往中國，擔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政治協商會議常委，長居北京八年。晚年居美國休士頓，二○○○年過世，享壽九十三歲。

日本時代活躍一時的陳逢源，先是主導了二二八事件中死亡的陳炘所主持的臺灣信託與華南銀行的合併案，出任駐會常務董事，一九四八年成為臺北區合會儲蓄公司董事長，兩年後又出任陳炘所創辦的大公信託董事長。一九五一年起擔任兩屆臨時省參議員後，放棄連任，專心商業活動，並與監察院長于右任等合組「臺北詩壇」，詩文唱和。

羅萬俥於一九四八年當選立法委員、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執行委員、臺灣保險公司董事長，一九五五年取代林獻堂出任彰化銀行董事長。

吳三連是少數未加入國民黨，而仍活躍於政治領域者。一九四八年他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一九五○年經蔣介石總統任命為臺北市長兼省府委員，次年參選臺北市長，以極高的六五．六％得票率當選。一九五四年當選臨時省議會議員、一九五九年連任省議員。同年投入報業，逐漸淡出政壇，他經營的《自立晚報》，報頭標示著「無黨無派　獨立經營」幾個字，成為黑暗時代中少數勇於發聲的媒體。

更多人則是深受二二八事件打擊，拒絕再參與中國式政治。因擔任臺中處理委員會主委而被捕的臺中圖書館館長莊垂勝，對著前往探視他的畫家藍運登說：「這款的社會，活下去又有什麼意義？」釋放後，他隱居於萬斗六，種植荔枝、龍眼，經營農場維生。

p301陳逢源（左）與劉啟光（中）（《亦儒亦商亦風流──陳逢源》）

佳里醫生吳新榮，因參加北門處理委員會，躲藏後出面「自新」，卻遭拘禁百日，父親吳萱草也被捕。一九四七年底最後一天，他在日記上寫著：

任你主觀上如何變化，所謂二二八事變在歷史上的意義是難忘的……可教子子孫孫永久不忘！要報冤仇！

《民報》總編輯許乃昌，在二二八事件後成為政府長期監視的對象。白色恐怖時期，他不斷遭調查局約談、留置，直到晚年仍受此苦，生活潦倒，抑鬱而終。早年在「臺人奴化」論戰中戰力十足的文化人王白淵，二二八事件後一度被捕，一九五○年又捲入白色恐怖案件，入獄四年，一九六四年再度入獄，隔年病逝。《民報》總主筆黃旺成，先是逃亡上海，後來在他的學生、新竹防衛司令蘇紹文的協助下出面「自新」。晚年進入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任編纂組長，專心纂修《臺灣省通志稿》，又任新竹縣文獻會主委，纂修《新竹縣誌》。

不只黃旺成專心述史，多位經歷日本時代及戰後時期的政治運動者，晚年都選擇遠離政治、投身臺灣文史的工作。《民報》記者吳濁流寫出他所見的戰後社會與二二八事件，成書《臺灣連翹》，在戒嚴時期無法公開發表；連溫卿撰寫左翼視角的《臺北市志政治運動篇》，至解嚴後才得以見天日；王詩琅完成《日本殖民體制下的臺灣》、《臺灣人物誌》、《臺灣文學的重建》等書；吳新榮以自己一生經歷兩個時代，寫下《吳新榮回憶錄》；葉榮鐘也寄情述史，撰寫《臺灣民族運動史》、《臺灣人物群像》等書，並在一九八○年代，為康寧祥等人所辦的《八十年代》等黨外雜誌撰寫文章。經歷日本時代的戰鬥、戰後的政治風暴之後，他們相繼潛心寫作，要為時代留下見證。

故事的結尾：人的意志、人的價值吳乃德

美國著名歷史學者霍夫斯達（Richard Hofstadter）這樣描述自己的工作：「在民主社會中，歷史學者終於可以自由地將神話和真實分離。然而驅動其同胞創造神話的同樣衝動，卻也存在歷史學者心中。」書寫歷史，我們仍然有這樣的衝動：從歷史中認識自己，包括成就和失敗；其中成就遠比失敗吸引人。

這套書所敘述的民主故事，結束於民進黨的成立。當民進黨成為合法的政治勢力，可以和國民黨以和平方式競爭統治權力，臺灣政治就跨過民主的門檻。合法反對黨的存在和公平競爭的選舉，是民主轉型最核心的關鍵。當一個社會的政治跨過這個門檻，民主的其他制度，如言論自由、媒體開放、司法獨立、民意機構定期更新、甚至修改憲法，遲早都將跟隨而來；這是政治過程的基本邏輯。

跨過民主化的門檻之後，其後所進行的各項制度修改，都只是為了適應結構性改變而進行的細部修正。細部修正的過程中，舊政權的殘餘、以及保守的勢力，難免會有不滿和怨恨。可是不論其如何行動，都不可能反轉民主的大潮流。政治過程的另一基本邏輯是：民主的潮流難以逆轉。以當時臺灣社會的動員力量，以及對民主的渴望，連強人蔣經國都只能對民主化的要求讓步；其政權的殘餘勢力、以及他的繼承者，更沒有能力逆轉民主的趨勢。他的繼承人唯一可以做的是，修改既存的威權制度和政策，讓制度適合新的民主時代。

如果將民主化比喻為政治體制的大手術，那麼手術是發生在蔣經國統治的時代，儘管他是多麼不情願。在內部的挑戰和美國政府的壓力下，他也只能如此；否則他的政權即使不因革命而死亡，也將陷入長期的紛亂和危機。其繼任者李登輝的工作，即是在加護病房中處理手術後的併發症。

將民主功勳歸給李登輝，稱呼他為「民主先生」，是對臺灣民主化動力的嚴重誤解。雖然李登輝本人曾經提醒，他是獨裁者「蔣經國學校的優秀學生」，許多人仍然置之不理，繼續尊崇他的民主功業。

將民主獎章頒給獨裁者蔣經國則更是不可思議。一位後來成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社會學者，在蔣經國過世後這樣說：「經國先生在離開人間時必然帶有無限的遺恨，因為他還有太多的事想做而未能做完，他無限投入的民主憲政的志業……仍未完成。經國先生的民主與統一的志業，是他對國人最大的期待……經國先生在油盡燈枯、病痛煎迫的生命最後歷程上，仍能以智慧與勇氣為民主憲政及對大陸政策做突破性的決定。」

許多類似的學者將蔣經國視為臺灣民主的推手，可是其論述卻從來不提兩個重要的事實。第一，蔣經國從國民黨統治臺灣的早期，就全權掌控情治和特務系統；多少人因為要求民主和人權而失去自由、甚至生命，這些都歸功於他。第二，就在蔣經國「推動」臺灣民主化之前不久，他大肆逮捕所有的民主運動者，並施以嚴厲的懲罰。因為這兩個事實無法鑲嵌入其理論中，因此大多數學者選擇遺忘。

這兩個錯誤的歸因正好顯示，歷史記憶和歷史詮釋如何受到政治立場的影響。政治立場影響歷史詮釋，是許多民族的共同現象。可是為政治立場決定的歷史詮釋必然無法長久存在；它們必然因為政治環境改變而崩解。

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為何值得述說？為何值得記憶？

它提供的最重要啟示或許是：人的努力在歷史變革中、在成就合理的社會中的重要角色。法國的政治哲學家托克維爾在其經典名著《美國的民主》中，提出一個觀察：貴族時代的歷史學者只看到個人，多為君主和英雄；民主時代的歷史學者則只強調結構、趨勢等，忽略了人的自由意志。民主時代的歷史學者假設：在「一般性因素」的驅動下，所有的變革、所有的事件都必然發生。如果社會普遍接受這樣的歷史觀，認為人的自由意志在歷史變革中毫無作用，結果將導致公眾的道德冷漠，也癱瘓了道德判斷和意志的功能。民眾甚至將缺乏心志，為更好的社會奮鬥。

和歷史學者相較，社會科學家對「結構、趨勢」更為著魔。在他們的景觀中，民主化的動力是經濟發展、都市化、中產階級、教育普及等「一般性因素」，人的作用似乎不存在。似乎一個社會只要有了這些因素，其政治體制將自動轉型為民主。社會科學的理論無論多麼精巧，如果忽略了人的意志的作用，都無法解釋歷史的變動。

我們當然不能、也不應否認外在結構和趨勢的重要性。都市化確實帶來運動所需要的「群眾」，教育普及確實培養出能呼應民主訴求的公民，戰後新世代的出現確實生產了民主運動的支持者，外國（特別是美國）的干預確實引導獨裁者對民主運動的收斂和節制。這些因素都讓民主運動更容易。可是缺乏民主運動者的組織、領導、動員，這些因素都不可能自動產生作用，而終於導致獨裁者對民主讓步、或被群眾推翻。

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特別清楚顯示人的意志之重要性。《自由中國》民主運動的失敗，黨外民主運動的成功，經常為後人並列對比。可是幾乎全部的解釋都集中在外部環境的結構性因素。幾乎所有的評論都認定，成功和失敗的關鍵在於社會條件的差異。《自由中國》民主運動之所以失敗，是因為當時經濟尚未發展，人民較重視物質利益，而非民主價值。民主運動重要社會基礎的中產階級，當時也還沒有出現。

另外有些解釋，則純屬學者的想像。一種解釋說：參與《自由中國》民主運動的本土菁英，多為沒落的士紳階級，因此缺乏權力基礎。將吳三連、高玉樹、郭雨新、許世賢等人稱為沒落士紳，離開事實的確太遠。他們之中有人曾經當選臺北市長、高雄縣長，有人連任數屆省議員；這些本土菁英不但很有社會基礎，而且他們當時的政治事業或經濟活動都顯示，他們一點都不「沒落」。

另一種對《自由中國》民主運動失敗的解釋是：運動領導人不願發展組織性的動員工具。可是我們知道，當時參與運動的本土菁英幾乎全部積極地投入選舉政治，並且獲得極大的成功。他們在選舉政治中的成就，甚至超越後來的黨外民主運動。本土菁英透過選舉所建立的社會關係網絡和政治支持，和後來的黨外民主運動非常類似。而且，這一波民主運動的領導階層，不論是人數或社會支持度，似乎都遠遠超過後來的黨外運動。

我們的故事中所提及的本土菁英，都具有雄厚的社會基礎和政治聲望。而這並非都市地區的特例。即使在高雄和屏東的偏遠地區中，第一次「選舉改進座談會」具名邀請者為楊金虎（國大代表）、李源棧（省議員）、李順德（高雄市議員）、林清景（省議員）、葉登琪（前高雄參議會議長）、張豐緒（省議員）等七人。張豐緒父親為屏東第一屆民選縣長張山鐘。張豐緒後雖為國民黨所策反，並在黨內被提拔為臺北市長，可是當時卻是屏東地區地方派系的重要領導人。

雷震被逮捕之後三個多月，地方選舉於一九六一年一月初舉行。《自由中國》民主運動本土領導人許世賢、李萬居、郭雨新、郭國基、楊金虎、高玉樹等，組成「全國助選團」，到全臺灣助選、助講。該年地方選舉全臺灣總共選出九二九位縣市議員；結果黨外當選三四七席，占總數的三七．四％。成績其實遠遠超過後來的黨外運動。即使有這樣雄厚的社會和政治基礎，他們的運動還是失敗了。而後來的黨外運動卻能成功地組黨，而且推動了臺灣的民主化。

因此，將《自由中國》民主運動的失敗歸因於本土菁英缺乏社會基礎，或歸因於臺灣社會尚未達支持民主運動的條件等，都只是學者的「理論」，而非真實的歷史。另外有社會學者說，該運動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民主化要求不能對當政者構成道德性的挑戰。這種解釋讓人費解。如果攻擊威權獨裁、要求人的尊嚴和自主不是道德性的挑戰，不知什麼才是道德性的挑戰？如果該運動缺乏道德性的挑戰，運動當時所獲得的支持、以及後世對他們的懷念，不知由何而來？

欲解釋運動的成功和失敗，我們或許必須從人的因素出發，也就是參與者的意志。《自由中國》民主運動和後來的黨外運動，都同樣受到國民黨政權的鎮壓。黨外運動受到的鎮壓，規模更大、也更為嚴厲。可是兩個運動對鎮壓卻有完全不同的反應；對鎮壓的不同反應，導致了不同的結果。

《自由中國》運動在雷震被逮捕之後，運動歸於沉寂、終至消逝。可是十九年之後，當國民黨在「美麗島事件」後逮捕所有黨外運動的領導人和參與者，被捕者的家屬和律師繼續參與選舉，也繼續結合成一個政團，並且從民眾獲得更熱烈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後來在組黨的關鍵時刻，黨外運動的領導人也有坐牢的準備。如果國民黨逮捕組黨人士，接續的上陣者都已經準備妥當，他們將繼續組黨，繼續被逮捕。

這些都讓國民黨認識到：逮捕已經不再能壓制民主運動。逮捕反對者只會製造更多反對者，只會讓政權更失去正當性，只會引發人民更熱烈地支持民主運動。當武力不再能鎮壓民主運動，國民黨政權（或蔣經國）只能訴諸其他的方式來保衛其政權。蔣經國所做的即是：對民主要求做出快速的讓步。蔣經國甚至和反對黨競爭民主改革的成績，不讓反對黨獨享民主功勳。這是臺灣民主化為何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相較而言，《自由中國》民主運動的領導人一直沒有提出這個問題：當國民黨壓制的時候，應該採取何種行動讓民主運動繼續下去？雷震認為反對黨運動若要成功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是民社黨和青年黨必須參與。第二是國民黨內的開明派也要參與。第三個條件則是，各地的臺灣本土政治菁英要參與。雷震考慮的顯然只是民主運動的「實力」。可是這樣的實力在國民黨的武力下，本就不堪一擊。雷震，以及其他的領導者，一直沒有將國民黨的壓迫、以及面對壓迫的後續行動，列入規劃中。

反抗運動，不論是反殖民運動、民權運動、還是民主運動，最大的實力都是運動的道德性。反抗運動、或非武力抗爭最重要的原則即是，不斷地犧牲、不斷地挑戰，直到統治者完全失去合法性和道德性，而不得不妥協。這是所有運動成功的必要途徑和策略。如果《自由中國》運動的參與者，堅定地將組黨行動持續下去，前仆後繼，國民黨將面臨痛苦的選擇：鎮壓或讓步。如果逮捕這些來自全國各地，具有社會基礎和政治聲望的本土菁英，將無異是第二次「二二八事件」。這或許不是當時國民黨付得起的代價。

我們當然也不應忽略，兩波運動的社會環境有很大的差異。《自由中國》民主運動距離「二二八」的殘酷鎮壓只有十三年。無論是運動的領導者或參與者，對國民黨政權的殘酷記憶猶新。而黨外民主運動的領導者和支持者，多為戰後出生、或成長的世代。他們未曾親身經歷過「二二八」事件的血腥屠殺。不同的經歷或許讓他們對國民黨可能的鎮壓方式，有不同的評估。而且，黨外運動的領導者和參與者，大多處於人生的開始階段。這是他們人生的第一次戰鬥，他們熱情如火，他們的人生也因此而充實、而獲得意義。不同的人生階段對相同的挫折，或有不同的反應。

不過，更重要的差別或許是：兩個運動面對的是不同的國民黨。《自由中國》民主運動所面對的國民黨，雖然是敗亡的政權，卻已在臺灣建立鞏固的黨國威權體制；它的領袖雖然是敗軍之將，仍然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而黨外運動所面對的國民黨，卻已是危機四伏。它被驅逐出聯合國，也不被世界主要國家所承認；威權體制正當性的基礎，「代表全中國」的神話也開始崩解。三十多年沒有更新的統治集團，開始受到社會挑戰。大學生在校園內反叛，青年學者集中在《大學雜誌》中質疑。同時，政權的領袖則毫無政治功業，之所以成為國家領導人只是因為他是他父親的兒子。這些都是黨外運動比先前的《自由中國》民主運動有利的環境。

可是，有利的環境不會自動讓人在同志遭受大規模逮捕之後，在恐怖氣氛中選擇繼續反叛。有利的環境也不會自動讓運動的參與者，寧願以個人自由、甚至更不可測的危險，換取新政黨的出現。缺乏人的意志選擇，歷史的進程將非常不同。我們不難想像，如果美麗島事件的大逮捕之後，沒有律師、家屬、以及更多的年輕人投入運動，黨外運動將如同雷震被逮捕之後，立即沉寂。臺灣的民主化，如果曾經發生的話，也將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而說故事的人，或許是我們的下一代。

在前面的故事中，我們敘述了在臺灣的三代人基於對民主的熱情，如何在不同的歷史時空中工作，終於促成了臺灣政治體制的重大變革。也因為這項變革，因為他們的工作，臺灣如今可以成為文明世界中的一員。回顧過去，我們看到：在臺灣歷史的不同階段，臺灣民眾都曾經基於他們的價值信念，共同追求社會的變革。

運動的領導者和參與者雖然重要，卻不是唯一對臺灣民主化有貢獻的人。我們不應忘記，每一個運動，即使是失敗的運動，都獲得各式各樣的人的堅定支持；他們來自不同的領域，學術、媒體、商業、醫療、宗教等。他們所提供的社會支持對民主運動的重要性，不亞於選票。人反抗不義權威，最難忍受的並不是處罰，而是社會的隔離和鄙夷。不論是集中營、監獄、或獨裁政權，消除反抗者最有效的方式都是切除其社會連繫，並且透過對其同儕或親人的處罰，讓反對者不但不能成為英雄，反而因為拖累親友而遭受譴責。

在美麗島事件的鎮壓後，臺灣社會完全改變過去對政治犯的負面對待。民主運動的受難者如今成為臺灣社會的英雄，其家屬受到高度同情和熱烈支持。民眾的社會支持不但延續了民主運動，對統治者也是一個警訊：「時代在變」。

我們也不應忘記，每一個運動，不論成功或失敗，其基層都存在著許多默默奉獻心力的人。和這些參與運動的小人物接觸，我們很難不被感動：他們或許言語粗俗、或許衣冠不整，可是他們為現實生活壓迫得幾乎無法喘氣的時候，仍然默默付出心力。如果我們忽視這樣的現象，就不可能理解價值信念在人性中的地位；也不可能理解政治和歷史變革的主要動力。

我們或許可以借用捷克總統哈維爾的話，來描述黨外運動那個時代：「那個階段顯現了蟄眠於我們社會中巨大的、人道的、道德的、精神的潛力。」瞭解價值理念在我們社會中曾經有過的作用，曾經如何促成社會的進步，讓我們對自己、對未來都不致失去信心。

以上我們所訴說的故事，其教訓簡單明瞭。「政治上的教訓是：大多數人在恐懼中會屈服，可是有些人不會。……人道上的教訓則是：我們無須要求更多，光是如此，就足以讓地球適合人類居住。」哲學家漢娜．鄂蘭提到少數人在猶太浩劫中的勇敢表現時，這樣說道。每一個社會的每一個艱難時代中，也都存在著這樣的少數人，他們的不屈服即使沒有立即改變他們的社會，也啟發了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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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因為兩位熱心人士，這套書才可能出現。

一位是「亞太文化學術交流基金會」董事長吳仁輔先生。感謝他募集資金，慷慨支持這套書的寫作。

另一是陳忠信先生。他的筆名是杭之，文章視野廣闊、文字有力。他曾經擔任《美麗島》雜誌主編；美麗島事件之後，和眾多的同志一起走入監獄。透過他的奔走和協調，本套書的寫作計畫得以發動、並順利完成。寫作過程中，他不斷和三位作者溝通，也提供了許多重要的建議。

三位作者慶幸、也感謝他們的無私付出。

臺灣民主百年大事記

一八九五

滿清政府和日本政府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

臺灣民主國成立；日軍接管臺灣。

一八九六

日本國會制定《六三法》。

一九一五

噍吧年事件；臺中中學成立。

一九一九

臺灣總督府第一位文官總督田健治郎赴臺就任，推動內地延長主義。

一九二○

東京臺灣留學生成立新民會，發行《臺灣青年》。

一九二一

臺灣留學生首度向日本國會請願，要求成立臺灣議會。

臺灣文化協會在臺北成立。

一九二三

日本推行內地延長主義，日本國內《治安警察法》在臺灣適用。

蔣渭水等人在日本東京成立臺灣議會請願期成同盟會。

治警事件發生。

一九二五

二林蔗農組合成立。

二林事件發生。

一九二六

臺灣農民組合在鳳山成立。

一九二七

臺灣文化協會分裂，左派取得協會的領導權。

臺灣民眾黨成立。

一九二八

臺灣工友總聯盟成立。

臺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

一九三○

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成立。

霧社事件發生。

一九三五

臺灣地方制度改正。

臺灣舉行第一次地方自治選舉。

一九四○

總督府公布臺民改姓名的辦法。

一九四一

總督府成立皇民奉公會。

一九四五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投降。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接收臺灣，成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一九四六

行政長官公署舉行各級民意代表選舉。

臺灣省參議會經間接選舉成立。

一九四七

《中華民國憲法》公布。

二二八事件爆發。

一九四八

中華民國政府成立。

國民大會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一九四九

全臺實施戒嚴。

《懲治叛亂條例》通過。

三七五減租開始推動。

蔣介石總統去職。

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到臺灣。

《自由中國》創刊。

一九五○

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巡防臺灣海峽。

蔣介石取回總統職位。

國防部總政治部成立。

國民黨通過中國國民黨改造方案。

一九五二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

一九五四

臺灣與美國簽署共同防禦條約。

臺灣人民直選第二屆臨時省議員及縣市長。

蔣介石連任第二任總統。

一九五五

孫立人兵變案。

第一次臺海危機（九三炮戰）。

一九五六

廖文毅在東京成立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

一九五七

《文星》雜誌創刊。

一九五八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成立。

第二次臺海危機（八二三炮戰）。

一九六○

蔣介石連任第三任總統。

李萬居、高玉樹、雷震宣布組織新黨。

雷震等人被逮捕。

一九六一

《公論報》停刊。

一九六四

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因〈臺灣人民自救宣言〉遭逮捕。

一九六六

蔣介石連任第四任總統。

一九六九

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舉。

一九七○

四二四刺蔣事件發生。

一九七一

臺灣退出聯合國。

長老教會發表〈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

一九七二

日本和臺灣斷交。

蔣介石連任第五任總統。

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

一九七五

《臺灣政論》創刊。

蔣介石去世，嚴家淦繼任總統。

長老教會發表〈我們的呼籲〉。

一九七七

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

中壢事件發生。

一九七八

蔣經國就任第六任總統。

美國宣布將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一九七九

黨外人士於高雄橋頭示威。

監察院彈劾許信良。

《美麗島》雜誌創刊。

美麗島事件發生。

一九八○

林宅血案發生。

一九八一

陳文成命案發生。

一九八三

黨外雜誌編輯作家聯誼會成立。

黨外中央後援會成立，推薦立委選舉候選人。

一九八四

江南命案發生。蔣經國就任第七任總統。

一九八六

民主進步黨成立。

一九八七

戒嚴解除。

新聞局宣告將解除報禁。

一九八八

蔣經國去世。

李登輝繼任總統。

李登輝當選國民黨主席。

一九八九

《第一屆資深中央民意代表自願退職條例》公布。

鄭南榕自焚爭取言論自由。

一九九○

野百合學運，青年學生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提出憲政改革時間表四大訴求。

李登輝就任第八任總統。

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長，民間展開反軍人干政行動。

李登輝總統特赦美麗島事件涉案者。

國是會議在圓山大飯店舉行。

一九九一

國民大會全面改選。

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知識界發起廢除刑法一百條行動。

一九九二

立法院全面改選。

刑法一百條修訂，言論自由獲得確保。

一九九六

《國家安全法》修訂，最後一名黑名單解除。

第一次總統直選，由李登輝當選。

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 卷一 自治的夢想

作者：陳翠蓮│出版者：衛城出版│出版日期：二○一三年十月│檔案格式：EPUB│檔案製作日期：2015/01/15│檔案製作：群傳媒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