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西欧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80年代的劳动力危机和福利国家危机造成了一种普遍危机的社会环境，从而使西欧各国右翼民粹主义势力迅速崛起。80年代末，苏东剧变导致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失衡，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全面渗透，国际政治持续右倾化。西欧政坛上各种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空前活跃，激进右翼走上街头，新法西斯主义暴力活动猖獗。“民粹主义的幽灵在全世界游荡” [1]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欧各国纷纷抬头。它们使用民粹主义的蛊惑宣传手段，宣扬极右政治思想，如极端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和新种族主义，成功地动员选民把选票投给自己，从边缘性无足轻重的小党成长、壮大成为在西欧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势力，打入各国各级议会和政府部门。目前，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蛊惑人心的巨大政治影响和右翼极端主义势力的暴力活动，严重破坏了西欧社会秩序和稳定，危及民主政治的发展，使西欧政界和民众忧虑不安。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在西欧政治生活中又一次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政治影响力。如何抵御右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极端主义政治攻势，保持社会稳定，是摆在欧洲民主力量面前的重大任务。

一

直到20世纪80年代，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欧政坛上无足轻重，还没有成为一支令人感到威胁的政治力量，只有少数学者注意到它们，并且发表了一些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1994年，意大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北方联盟、新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与中右翼力量党结成选举联盟，共同组成联合政府上台执政，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才引起西欧公众舆论的关注和讨论，但是最初仅仅局限于意大利一国之内。1999年，奥地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奥地利自由党在主席海德尔的带领下，在全国选举中获得了27.2%的选票，当选为执政党，迅速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惊恐不安。欧盟宣布对奥地利实行“外交制裁”，美国把驻奥地利大使匆匆召回来又急急忙忙派回去。英国报纸甚至发出疑问：“难道（法西斯上台的）历史又要重演了吗？”“海德尔事件”使整个国际社会惊慌失措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奥地利自由党的入阁打破了战后西方国家的主流政党历来恪守的不准极右翼政党进入政府的“准则”，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各国舆论普遍认为“海德尔现象”是法西斯主义在奥地利的回潮，是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的前奏和序幕。

在2002年的法国总统大选中，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国民阵线主席候选人勒庞击败了左翼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与希拉克进入第二轮的对决，引起了法国朝野前所未有的恐慌，被一些媒体称为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政治大地震”。若斯潘呼吁左中右各种政治力量联合起来阻止右翼民粹主义势力。英国工党主席布莱尔表示勒庞的胜利使整个欧洲“不寒而栗”；德国电视台警告说，勒庞的胜利“向所有欧洲国家敲响了警钟”；瑞典总理呼吁“所有的民主力量应该团结起来，反对右翼极端势力”。此时，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在西欧已掀起新一轮的政治浪潮，在许多国家选举中获得突破性的成就，成为有政治影响力的政党，它们的领导人成为受到选民拥护的政治明星，在一些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甚至已经成为执政联盟的成员,形成了右翼民粹主义与中右翼、中左翼主流政党在西欧政坛上三足鼎立的局面。右翼民粹主义因极力主张极端民族主义、新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民粹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成为一股强劲的右翼政治思潮。

西欧学者不仅仅专注于作为政治运动主体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活动，而且也开始把它的政治思潮纳入研究范围。尽管在这些研究中学派林立，理论多元，有些观点甚至相互矛盾，但是，总体上已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一般来说，这项研究应涉及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欧哪些国家存在和它们的政治表现如何，它们与右翼极端主义即新法西斯主义、左翼民粹主义的区别何在，应该如何认识它们的思想理论和政治纲领的实质，这些成长于不同历史环境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具有什么样的共性，各自又有什么特性，它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是如何发展和调整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它们为什么会成为在西欧盛行的一种政治潮流，到底是谁投票支持它们，它们是如何影响西欧民主政治和政党格局的变化，在全球化经济危机中他们发展前景如何，等等。这些问题不仅仅在民主政治理论层面具有深刻的意义，而且切实关系着西欧民主政治和政党格局的未来发展。因此，系统地研究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理论层面上，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关注西欧右翼民粹主义的未来发展，预测欧洲和世界政治的未来发展趋势，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书主要以20世纪70年代登上西欧政治舞台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为研究对象，力图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下，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视角系统分析右翼民粹主义作为政治运动以及政治思潮的发展过程，并通过与西欧新法西斯主义、左翼民粹主义的比较和辨析，分析“右翼民粹主义”的基本概念及其核心思想，并且分析右翼民粹主义在西欧社会形成的原因。本书研究以西欧三个不同国家不同类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它们的政治纲领、动员策略以及思想理论，力图界定右翼民粹主义的基本概念与核心思想，把对右翼民粹主义的研究系统化、深入化。

在现实层面上，在世界经济危机、社会冲突日益加剧的大背景下，如何抵御地区分裂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排外主义、新种族主义的民粹主义蛊惑宣传，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是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大问题。关于西欧右翼民粹主义的研究可以对此提供某些启示。

二

（一）国内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迄今为止，国内有些学者对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及其现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中，张世鹏较早地关注这一政治现象，他在1993年发表的《90年代初的西欧政治思潮》一文中，提请大家关注西欧右翼民粹主义这一刚刚兴起的政治现象，认为它已成为欧洲政治思潮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指出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北方联盟、比利时弗兰芒集团、挪威和丹麦的进步党都属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2] ，它们的政治纲领包括三项内容，反对外来移民，反对多元文化，宣传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反对把持政坛的主流党派。在2001年发表的《进入21世纪的欧洲政治思潮》一文中，作者进一步指出这种政治思潮开始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思潮，更加明确地指出反对外来移民、反对政治精英和代议制是民粹主义的政治方针，民粹主义蛊惑宣传只是一种动员群众的策略手段。同时，文章还指出这些政党日益从无产阶级化和社会边缘阶层中吸收成员。 [3]

史志钦对西欧这些新型政党进行了持续关注，并发表了相关的学术论文，对学者们所使用的不同名称和概念进行辨析，归纳了学术界解释这些政党崛起的理论，剖析了这些政党的核心特征、组织特点、选民基础以及对西欧政党制度的影响，尤其是对意大利北方联盟崛起的原因进行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他还分析了这些政党与新法西斯主义政党的异同，明确指出右翼民粹主义浪潮不是新法西斯主义力量的发展和壮大，而是表明一种新型的民粹主义政党正在崛起。 [4]

林红在《欧洲新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分析》和《后冷战时代的欧洲新民粹主义》 [5] 两篇文章中着重分析了欧洲民粹主义运动，而且阐述了“新右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三个特征：批判性、平民性和消极性。她还在《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一书第十二章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欧洲新民粹主义”，分析了它在欧洲崛起的根源、基本特点和发展困境。

总体上看，国内对于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研究还处于薄弱状态，少见系统、深入之作，研究成果大多是学术论文，散见于各种学术刊物，还有一些是在各种期刊、杂志和报纸上发表的关于欧洲极右翼的介绍性文章。绝大多数国内学者侧重于将这一政治现象笼统地定义为“极右翼政党” [6] ，运用政党政治的基本理论去分析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和迅速发展的原因，普遍认为这是欧洲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具体研究某一国家右翼民粹主义的论文中，大部分是研究法国国民阵线的 [7] ，而研究意大利北方联盟 [8] 和奥地利自由党 [9] 的文章非常少。还有些学者从移民的角度探讨右翼民粹主义问题，如宋全成《欧洲移民问题的形成与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崛起》 [10] 。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随着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不断地改变自己，因此，时事报道就是随时跟踪这些政党最新的变化，其中主要集中关注法国国民阵线、奥地利自由党和德国极右翼势力 [11] ，或者简要地描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整个西欧的发展最新动态 [12] 。

此外，本书所论及的不同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在关于西欧各国的政治制度史 [13] 以及战后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 [14] 研究的学术著作中也有相应的论述，在相关的词典，如钟清清主编的《世界政党大全》 [15] 和钱其琛主编的《世界外交大辞典》 [16] 等也可以查到相关的若干辞条的解释。

（二）国外研究现状 [17]

相比之下，西方学术界关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研究就显得非常活跃，研究这一政治现象的专家学者很多，相应的学术著作和论文也非常之多。其中研究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著名学者主要有三位：加拿大学者汉斯·贝茨、意大利学者皮耶罗·伊格纳茨和比利时学者卡斯·穆德，他们的学术成果在学术界广有影响。贝茨于1994年出版的著作《西欧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是较早的系统性研究成果，他提出全球化导致社会贫富分化以及普通民众对政治的不满和怨恨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社会背景，推行新自由主义、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是这些政党的基本特性，这本重要著作奠定了右翼民粹主义研究的基础。伊格纳茨是把这些新型的政党划归为“极端右翼政党”的典型代表，他坚持把意大利北方联盟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他还把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和新法西斯党一起归入“极端右翼政党”家族，认为两者除了极端程度不同之外，没有本质的区别，这引起了西方学者之间的争论。穆德在这个领域内非常著名，学术成果最多，在2007年出版的新书《欧洲民粹主义的激进右翼政党》对右翼民粹主义的主要议题作了比较完整的概括，尤其是对迄今为止学者们关于右翼民粹主义的概念和内涵的界定作了全面详尽的评述并进行了归类，对于今后的研究工作提出了若干建议，这部著作成为这一领域内前沿性的研究成果。

从内容上看，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概括为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右翼民粹主义概念的界定。70年代以来在西欧崛起的意大利北方联盟、法国国民阵线、奥地利的自由党、比利时弗兰芒集团、丹麦和挪威的进步党、瑞士人民党和荷兰富图恩名单等政党，就其表现来说，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共性，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这些政党，并冠之以不同名称，从而造成了使用术语的多元化，如“新民粹主义”、“新右翼民粹主义”、“极端右翼主义”、“激进右翼党”、“极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民粹主义的激进右翼政党” [18] 等，甚至很多学者在不同时期的研究中对这个政党家族使用的名称也有所不同，如贝茨在1994年称之为“激进右翼民粹主义”，在1998年改为“新右翼民粹主义”，到2001年称之为“排外的民粹主义”。在具体案例研究中也存在这种术语多元化的问题，不同学者使用不同的定义标准，给它们贴上了不同的标签。比如，大多数学者认为法国国民阵线是右翼民粹主义家族的一个典型范例，但是称呼却有很大不同，如激进右翼、极端右翼和国家民粹主义等。关于这个政党家族的名称和定义，迄今在学术界还没有达成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共识，但它们在社会基础、政治纲领、政治目标和策略上确实具有很多共同之处，所以学者们普遍同意把它们划归为同一类政党家族，也认同把这些政党定位于政治光谱的右端，属于比新保守主义政党更右的右翼激进主义，并认为这些政党已经形成了一股势力强大的政治力量并蔓延整个欧洲大陆，对西欧民主政治和政党格局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这些学者政治见解纷繁复杂，理论观点也不尽相同，但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这些右翼激进主义政党到底有多右？决定它们本质的是右翼激进主义意识形态还是民粹式的动员策略？不少学者通过界定这些政党与新法西斯党的关系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于是就产生了极端右翼和激进右翼的差异问题，尤其在关于右翼民粹主义与新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学者们分歧很大。在第二个问题上，汉斯·贝茨和卡斯·穆德坚持认为民粹主义是这些政党的重要特征。对这两种代表性的观点所进行的详细分析请参照本书的第一章。

第二，关于各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研究，最初主要是个案史实资料研究，详细地描述了这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过程、组织结构、选举策略、选民基础和政治纲领，为深入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基础性资料。 [19] 很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这些政党进行分析和研究，如侧重从民族主义角度对国民阵线和北方联盟进行研究，他们指出，由于国民阵线认为整个法兰西民族受到外来移民和全球化的威胁 [20] ，所以才激发出强烈排外情绪并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意大利学者卡查费罗主要分析了意大利北方联盟将本国南北问题政治化，以地方分裂主义立场构建想象中的“帕达尼亚民族”，其极端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反对腐败的罗马政府、南方地区和外来移民的威胁。 [21] 延斯·吕德格伦的《民粹主义挑战法国——法国的政治抗议以及种族民族主义的动员方式》一书比较全面深入地论述法国国民阵线的种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特征。作者通过分析法国国民阵线的选民基础和政治态度，论证法国国民阵线具有权威主义以及政治文化上的右翼特征，如民族主义、排外主义，成为反对现存政党的政治抗议运动，而民粹主义不过是一种政治动员方式。 [22] .很多学者通过比较研究来分析各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之间的差异，如贝茨在《煽动阿尔卑斯地区的怨恨情绪：瑞士人民党、意大利北方联盟和奥地利自由党》 [23] 一文中将阿尔卑斯地区的瑞士人民党、意大利北方联盟和奥地利自由党进行比较分析，他认为这三个党在思想理论和政治纲领方面逐渐发展为长期稳固的排斥异己的本土主义思想体系，因此它们越来越坚决地反对全球化和外来移民，越来越执著地坚决维护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利斯贝特魏厄－林德堡的《斯堪的纳维亚的右翼民众主义》一书分析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异同，指出北欧右翼民粹主义与欧洲其他地区的这类政党一样，具有排外情绪和种族主义（包括反犹主义），主要立场是极端民族主义和反对欧洲统一、主张集体主义和国家干预以及福利法西斯主义。丹麦、挪威和芬兰的右翼排外情绪多是由于经济问题引起，矛头主要是针对穆斯林人的，而瑞典的排外情绪则源于种族主义，属于“打着领带的法西斯主义” [24] 。《欧洲上空的阴影：西欧极端右翼的发展及其影响》一书主要收录了若干比较研究的论文，包括将奥地利自由党和意大利北方联盟不同发展壮大过程进行比较，对国民阵线和北方联盟就本土主义政治策略及其对法西斯主义的态度方面进行比较，对挪威进步党和丹麦人民党在反对移民这个政治议题方面的种种表现进行比较。 [25] 这些不同角度的比较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它们之间的异同。

总体而言，迄今为止，由于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北方联盟和奥地利自由党所取得的政治成就及其政治影响比较大，所以颇受学术界的关注，除了许多重要的专著之外，还有大量的多角度研究的学术论文。有些政党虽然昙花一现，如荷兰富图恩名单，但是因为富图恩被暗杀以及2002年选举的巨大成功都曾是轰动一时的新闻，所以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至于其他处于政治边缘化境地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也有一些学者对它们进行介绍和分析，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第三，关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与兴衰成败的原因分析。2003年，罗杰·伊特威尔所写的《极端右翼的十条理论》一文对这个方面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把其他学者分析右翼民粹主义的原因总结为十条理论，并在此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供求理论”(Demand-Supply Side Theory)以及宏观和微观的理论解释。他认为“需求”方面主要是指需要解决的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或课题，如移民、失业或者社会的迅猛发展和急剧转型等，并把其他学者提出的以下五种理论全部划归入这个范畴：抗议理论(Protest Explanation)、单一议题理论 [26] (Single Issue Theory)、社会衰退论、后物质主义的消极论和经济利益论；他认为“供给”方面主要是指反对党和主流政党或者媒介提供给选民的政治信息，这些政党选举出来的领导人、提出的政治纲领等，并把其他学者提出的政治机会结构理论 [27]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Thesis）、附属理论、民族传统理论、政治纲领理论和魅力型领导理论都纳入这个范畴。他指出，总体而言，学术界对供需两方面的研究很不平衡，对需求方面的理论关注比较多，理论研究也比较深，而供给方面理论仅仅注重政治结构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三维研究模型，即从微观层面关注选民的态度，从中观层面研究它们所属的不同政党和从宏观层面研究国际国内的大背景。最后，他认为激进右翼选民“日益对右翼极端主义合法性的承认＋个人效率的提高＋对主流政党政治信任度的下降”，从而导致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 [28]

尽管伊特威尔的总结和分类有很多重叠和模糊不清之处，理论解释也不够全面，但是他为以后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基本的研究框架和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后学者普遍接受他的观点，同时指出在分析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原因时不仅应在全球和各国社会结构变迁和调整的大背景下考虑，而且也要从各国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互动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考量。不同学者研究了不同的变量，至于哪些变量是导致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最为直接的决定性因素，他们之间并没有取得共识。

学者皮帕·诺里斯《选举过程中激进右翼的选民和政党》 [29] .一书也是在供需理论的框架下，对40多个国家激进右翼政党的选民进行了大量丰富的调查和比较分析，考证了其他学者的研究分析。她提出分别解释选举成功的政党获胜的原因和边缘性小党失败的原因的必要性。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从选民基础、普遍流行的政治怨恨情绪、移民问题，文化多元化主义的排斥态度等不同侧面分析了选民的政治需求，从这些右翼激进政党在地区选举的表现和如何强化政党组织结构方面分析了这些党是如何回应自己选民政治需求的。这本论著为我们研究右翼民粹主义提供了翔实丰富的数据资料和严谨的定量分析论证。

在伊特威尔的十条理论基础上，比利时学者卡斯·穆德在近年的新著《西欧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党》 [30] 一书中将政治需求分为宏观（现代化、危机、死灰复燃的种族主义）、中观和微观（选民的态度和安全感程度）三个层面来分析孕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社会基础，而政治供给主要是指民主政治制度提供的政治机会和这些政党自身的若干要素，两者相互作用就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和兴盛原因。迄今为止，穆德的原因分析体系比较完整，论证也比较严密。

随着媒介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有的学者开始研究媒介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关系。 [31] 最近有些学者提出要区分成功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和失败的边缘性小党，并分别解释他们成功和失败的原因 [32] ，这直接关系到如何准确评价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影响 [33] 。

（三）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

从目前的研究状况和主要观点来看，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右翼民粹主义这一政治现象进行了比较、分析和研究，尽管认识上分歧很大，但是在两个方面达成了共识，一是都承认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和兴盛是西欧民主政坛上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现象，它将长期存在并深刻影响西欧民主政治和政党格局。二是更加强调这一现象是与西欧经济危机、社会问题相联系的，不单单是政治问题。在此基础上，以下几个方面仍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一，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概念和核心思想缺乏明晰统一的界定，尤其对于右翼民粹主义的概念缺乏明确的共识。

第二，在个案研究中虽然有些学者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进行分类，但是没有进一步深入比较和归纳这些不同类别政党在各自国家中的独特个性。

第三，不同学者研究角度不同，所处的历史背景不同，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迅速崛起的原因进行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的分析和研究，但是没有明确指出哪些是决定性因素。

由此可见，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是一个尚需得到进一步系统研究的重要问题。

三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活动、选举策略和思想理论的政治复合体，成为本书关注的焦点。学术界公认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家族包括丹麦进步党、丹麦人民党、挪威进步党、法国国民阵线、法国国民共和运动、奥地利自由党、奥地利未来同盟、意大利北方联盟、比利时弗兰芒集团、弗兰芒利益党、荷兰富图恩名单、荷兰自由党、瑞士提契诺联盟、瑞典新民主党、芬兰正统芬兰人党、德国共和党和德意志人民联盟。本书主要研究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三国的相应政党，重点是将这些政党放在西欧民主制度框架下，首先对它们的基本概念和思想理论进行界定和分析，其后对它们的崛起、兴盛原因及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

首先，界定“右翼民粹主义的内涵”及其所包含的核心思想理论，这是第一章关于西欧右翼民粹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该章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进行简要概述并对它们进行划分和归类，接着分析和研究国外学者关于相关概念的争论，并对右翼民粹主义与新法西斯主义、左翼民粹主义之间进行辨析，在此基础上把右翼民粹主义在西欧政治光谱上进行定位，力图系统归纳它的若干核心思想。

其次，在此基础上，从历史和理论的视角对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进行比较具体的分析，这是第二、三、四章的主要内容。本书把它们分别放到各自国家不同的政党制度框架下，分别对它们的发展历程、选举表现、组织结构以及基本理论、政治纲领和思想意识形态进行论述。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北方联盟和奥地利自由党作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家族较为成功的典型代表，既有右翼民粹主义的共性，又具有自己独有的特性，如法国国民阵线将移民问题高度政治化，体现了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特征；北方联盟主张民族分裂和地区自治，体现了民粹主义的地区分裂主义特征；奥地利自由党具有法西斯主义历史渊源，体现了民粹主义的激进右翼的政治特征。

最后，从时代发展的宏观历史视角对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原因、政治影响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分析，这是第五章的主要内容。本书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选民基础切入，说明其支持者以中下阶层的男性选民为主体，普遍受到民族主义、排外主义、新种族主义以及反对腐败政治精英和代议制的意识形态的蛊惑，而这一选民群体的支持正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原因。

当今西欧受到全球经济危机严重打击、社会危机日益加剧和政治不断右倾化，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时机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它们不仅仅作为各自国内政治舞台上重要的政治力量，而且它们之间也相互呼应，加紧国际接触和联系，企图不断地鼓舞和壮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家族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政治影响力。

第一章　关于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概念和理论

在20世纪最后30年的时间里，一个新型的政党家族——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欧崛起，而且日益形成了一股势力强大的政治力量。本章主要是讨论与界定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定位和思想理论内涵，首先介绍和评价国外学者对右翼民粹主义的不同定义并加以辨析；其次辨析右翼民粹主义与左翼民粹主义、新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异同；最后试图准确界定右翼民粹主义的内涵及其核心思想理论。

一、关于右翼民粹主义概念的争论及界定

（一）国外学者对右翼民粹主义定义的争论

通观研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尽管描述和研究这一现象所使用的术语多种多样，但学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基本共识，即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型右翼政党是西欧民主制度内有着自己旗帜鲜明的政治纲领和忠实选民基础的新型政党家族，所以它们不是右翼极端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的转世复活，也不是简单的抗议型政党。学术界在70年代更多地用“右翼激进主义”来描述这些刚刚产生的新党，在80年代这些右翼政党开始从边缘小党逐渐成长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强调种族或民族文化差别，反对外来移民和精英主义，“民粹主义”的名称普遍流行起来。总之，国内外学者对这个新型政党家族的定义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如何辨析激进右翼和极端右翼之间的关系？第二，民粹主义是不是这些政党的主要特征？

1.极端右翼（Extreme Right）与激进右翼（Radical Right）的争论

国外学者们努力区分和界定70年代以来西欧政坛上出现的各种右翼派别，如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激进右翼和极端右翼（或者说右翼激进主义和右翼极端主义）。尽管一些学者常常把激进右翼和极端右翼作为同义词混合使用，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它们还是存在显著差别的。

德语国家的学者偏爱使用极端主义（Extremism），而英美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更多使用激进主义（Radicalism）这个词。卡斯·穆德指出，至少半数的作者提及五个主要的特征：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反对民主政治和强有力的政府。 [34] .极端右翼坚决反对现有的政治、社会体制，准备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和方式，实现根本性的变革。就此而言，将极端主义定义为反对民主宪政是很重要的，因为极端主义者公开彻底挑战宪政秩序和自由民主，它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建立独裁专制，不惜使用任何手段，甚至暴力行为。正如贝茨指出，“右翼极端主义意味着彻底摒弃民主运行规则，没有个人自由，没有人人平等原则和平等权利……接受暴力，如果没有夸大的话，把暴力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必要手段” [35] 。

激进右翼尽管不满当今世界的某些现状，但是承认某些政治妥协和自由民主的政治协商，承认民主制度和原则，不反对战后建立的西欧民主制度和宪政体制。虽然激进右翼与极端右翼有一些相似的世界观和思想理论，如极端的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和新种族主义等，但它并不具有极端右翼特点，如彻底敌视自由民主的基本制度，反对选举制度、议会决策和多元社会等。 [36] 米夏埃尔·米肯伯格主张通过两条原则区分激进右翼和极端右翼，即构建自由民主政治和使用暴力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激进右翼批判的核心是针对“深入人心的社会民主共识”，特别是社会福利国家和多元文化社会，而本身不反对宪法，不具有极端右翼那种为达其目的不惜一切手段的政治策略和行动特征。如果意识形态含有明确挑战自由民主政治或提倡使用暴力达成政治目的，那么它就是右翼极端主义。 [37]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极端右翼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归属于激进右翼的范畴，激进右翼这个概念涵盖了广大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右翼激进主义行为和现象，而极端右翼只是其中最为极端的分支。

由此可见，极端右翼与激进右翼共同之处在于两者都不同程度地反对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或者说反对多党议会民主制度。然而，两者的反对程度和手段都有本质的区别，极端右翼反对一切形式的民主，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手段推翻民主制度，建立极权政府和独裁专政。激进右翼则声称自己拥护民主原则，从根本上不是绝对反对一切民主制度，而是反对民主制度的一种特定形式——自由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代议制。激进右翼否定和反抗这种腐败的精英化的不民主的形式，主张建立一种能真正体现民主原则的绝对的、直接的民主形式。

2.新/激进右翼/排外民粹主义（Neo-/Radical Right/Exclusionary Populism）

一些学者在研究这一政治现象时，不愿意使用“新法西斯主义”、“极端右翼”这样的定义，认为这些定义尤其不适合用于法国国民阵线、奥地利自由党和意大利北方联盟。他们指出，这些政党具有“激进右翼的纲领”和“民粹主义诉求”的基本特征，所以属于“新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激进民粹主义右翼”、“排外的民粹主义”或“民族民粹主义”之类的定义。加拿大学者贝茨是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他认为激进右翼民粹政党不择手段地利用社会上到处弥漫的焦虑与痛苦的公众情绪，并把煽动这种情绪作为动员手段，使得人们对它们的定义无法简单界定在激进主义或右派思潮之上 [38] ，而应该将这些右翼势力的政治活动放到新型民粹主义的范畴内进行研究。这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激进主义纲领和民粹主义的诉求更加体现了当代右翼的一般本质，而不是右翼民粹主义独特的内在特征。 [39] 保罗·塔格特认为新民粹主义的概念最能清楚地体现这些政党基本特征，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属于右翼，具有反制度的政治取向，声称代表了社会‘主流’的心声，坚决反对主流强势政党及其政治议程；但并不反对现存政党制度和议会政治，这些政党在组织结构上是由魅力型领袖个人领导的中央集权制；它们的选民是以具有不同政治取向的年轻男性雇员为主体” [40] 。塔格特的定义主要强调这些政党的组织特征和政治风格。特劳伯也认为这些“现代化的右翼政党”诉诸怨恨、偏见和传统价值，对于社会政治问题只能提出简单化、理想化的解决方案，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民粹主义特征，因此这些政党应该划归为民粹主义阵营。 [41] 基奇尔特将它们定义为“新激进右翼”的一个分支，这种“反对中央政府的民粹主义诉求主要是直接反对‘中央集权’的政府和‘政治阶层’” [42] 。

有些法国学者在研究法国国民阵线时指出，这个政党具有“民族民粹主义”特征，它把民族主义与传统的民粹主义混合在一起。 [43] 还有些学者强调这些政党仇视外来移民和排外主义的特征，提出了“排外的民粹主义”的概念，他们认为这些政党依靠魅力型领袖、建立集权和等级制的政党组织，在政治舞台上使用民粹主义策略。最为重要的是，它们的政治动员主要是吸引那些充满焦虑和偏见，尤其是对现存政治制度有不满情绪的公民。这些党在意识形态上主张排外民粹主义的思想，主张“我们国家自己的人民第一”和“本民族优先”，保护自己本国或本民族（在这些政党的语境中主要是指如法国、德国、挪威或甚至欧洲）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反对流行的美国文化，反对伊斯兰人及伊斯兰教对本国文化的外来入侵、玷污和颠覆。 [44]

（二）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界定

首先涉及的是“西欧”这个概念。西欧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地理上的西欧，即欧洲西部濒临大西洋的地区和附近岛屿，从行政区域上包括英国、爱尔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和摩纳哥。二是指政治意义上的西欧。在1989年以前，政治术语中的西欧是指除东欧国家（即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民主德国、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捷克）以外的24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北欧的一些国家，如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等，中欧的一些国家，如奥地利、德国和瑞士等），其中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为西欧核心国家，它们在西欧历史和现实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些国家多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上实行代议民主制和政党选举制，工业、农业、对外贸易和交通运输均十分发达，是欧洲联盟的主要成员国。 [45] 1989年苏东剧变以后，随着欧共体和北约东扩，许多东欧国家希望自己能很快改变身份，变成“西欧国家”，东西欧洲的分界线不断东移。事实上，学术界普遍依旧沿用1989年以前的西欧的政治意义上的概念和定义。

学术界就如何界定西欧20世纪70年代以来崛起的这些新型政党至今没有达成统一的共识，给它们冠以不同的名称，如“极端右翼”、“激进右翼”、“激进右翼民粹主义”和“新民粹主义”等。本书认为“右翼民粹主义”这个概念更合适用来界定这些新型政党。正如学者扎斯洛夫指出，“把这个政党家族称之为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避免了狭隘的概念界定……同时，在理论和方法层面上这个概念又避免了过于宽泛的区别特征” [46] 。

第一，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属于右翼阵营。尽管许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称自己“既不左也不右”，但是它们拒绝承认个人和社会的平等原则，而且试图通过政治纲领去实现这种不平等。它们认为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坚持不同民族和国家也是有差别的和不平等的，因此，它们仇视和排除外来移民，反对本国内处于社会边缘的移民及其后代的民族融合政策。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把自己拒绝平等原则转化为文化差异、种族差异，成为它们坚持排外主义和新种族主义的理论基础，这就明确地把自己划归于右翼阵营。

第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政治光谱上比中右翼主流政党更右、更激进。这类政党不仅仅使用极端的、恶毒的宣传言辞攻击自己的政治对手（尤其是传统右翼政党），而且也极力反对西欧代议民主的政治议题。它们声称接受西欧的民主价值理念，并参与西欧政治制度运行规则，但是却反对西欧代议制和腐败的政党。它们比主流政党更激进，把政治问题极端化、简单化。如他们坚持维护和强化民族和种族差异，主张极端的民族主义、新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在维护法律和秩序、打击刑事犯罪的口号下，把外籍移民等同于刑事罪犯，等等。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激进程度在不同民主制度和价值观的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一个政党在本国被认为是比传统右翼政党更激进，与其他国家同类政党相比要温和很多。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如丹麦的进步党和人民党、挪威的进步党）与西欧其他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党相比，在反对代议制和政党制度问题上较为温和，与奥地利自由党相去甚远；对待外来移民也没有国民阵线那么强烈的排外主义和极端的民族主义。但是这些政党的政治主张和宣传言辞在自己国家的政党制度和政治文化中比主流右翼政党更激进，正如伊格纳茨所言，“它们危及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并不仅仅表现在对哪个政党和政客的鄙视，而是表现在它们认为政党是无用、落后的，甚至是百害无一利的” [47] 。由此可见，它们应该归化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家族。

根据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纲领和宣传言辞，我们可以把它们在政治光谱中定位为民主制度框架内活动的“现存政治阶级”的反对党，它们自称反对腐败的代议制和政治精英，但不反对民主价值。由此可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欧政治光谱中属于右翼阵营，它比传统的右翼主流政党更激进，没有右翼极端主义或新法西斯主义势力那么极端。（如图1-1）

图1-1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定位

第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声称自己代表大多数人民，即代表“普通民众的意愿”或者作为“人民的意愿”的桥梁，使用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吹理想化的极端民主和绝对民主。民粹主义成为它们最有效的政治动员手段，即通过煽动和操纵普通选民来捞取选票的政治策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坚持“认为社会最终分裂为同质的对立的群体，即纯洁的人民与腐败的政治精英，这就是说政治应当是普通民众的共同意愿的表达” [48] 。总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是借助“诉诸于人民”，反对西欧已经确立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的主导思想和价值观念。 [49]

由此，我们可以明确地界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指的就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张极端民族主义、新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民粹主义，在西欧民主制度框架内反对主流政党，即新型的“现存政治阶级”的反对党。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家族包括70年代以来产生并迅速发展的17个党：丹麦进步党、丹麦人民党、挪威进步党、法国国民阵线、法国国民共和运动、奥地利自由党、奥地利未来同盟、意大利北方联盟、比利时弗兰芒集团、弗兰芒利益党、荷兰富图恩名单、荷兰自由党、瑞士提契诺联盟、瑞典新民主党、芬兰正统芬兰人党、德国共和党和德意志人民联盟。

表1-1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一览表（1970—2009）

（三）右翼民粹主义与左翼民粹主义的区别

民粹主义在表现形式上较为多变，总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50] ，在不同地区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政治形态。民粹主义是“空心化”的，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所以民粹主义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可以依附于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它可以是左的也可以是右的。相对于西欧右翼民粹主义，左翼民粹主义主要在拉美地区盛行。20世纪拉丁美洲极权主义崩溃和民主化的浪潮，加剧了拉美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从农业出口向工业化的转变过程又激起了左翼力量的发展，他们激烈反对新自由主义和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反对精英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把社会民主的经济计划和民粹主义动员方式相结合。因此，拉美的左翼民粹主义运动是在左翼精英领导下大众动员式的经济民粹主义。

1.拉丁美洲的左翼民粹主义

20世纪70年代开始，拉美国家对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曾经抱有美好憧憬，向往通过私有化、自由贸易和吸引外资来获得经济腾飞。在90年代，严重的金融危机导致拉美社会动荡和贫穷日益严重。同时，资源外流、官员腐败、人民大众悲惨生活使拉美人民开始痛恨美国“华盛顿共识”主导的贸易不平等和经济依附性。另外，人民大众的不满和反抗情绪促使左翼力量的壮大。大量左翼或中左翼党派和政治家在大选中获胜，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他于1998年12月作为“第五共和国运动”的总统候选人参加大选并当选为总统，2000年他再次赢得大选取得连任。在厄瓜多尔2002年大选中，卢西奥·古铁雷斯·博武阿获胜；与委内瑞拉相呼应，同年巴西劳工党在卢拉·达席尔瓦的带领下获得大选的胜利；2003年阿根廷庇隆党的左翼候选人内斯托尔·卡洛斯·基什内尔在社会出现全面危机的时候当选总统。同时，智利、乌拉圭的左翼或者中左翼候选人参加选举执政，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埃沃·莫拉莱斯在大选中获胜。这些既是拉美国家对“华盛顿共识”绝望之后寻求经济自主的反应，也是国内民粹主义高涨的表现。

乌戈·查韦斯是民粹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他把对全民的政治动员与对抗美帝国主义的“永久革命”相联系，提出“建立‘善良轴心’对抗由‘撒旦’乔治·布什领导的‘邪恶轴心’” [51] 。2005年5月1日，查韦斯领导的“第五共和国运动”在首都加拉加斯组织了一次规模庞大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查韦斯说：“要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达到我们的目标是不可能的，要找到一条中间道路也是不可能的。我现在请求全体委内瑞拉人民在新世纪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必须为21世纪建立新的社会主义。” [52] 这是查韦斯总统首次公开提出了“新社会主义”和“21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在2006年大选胜利后，查韦斯立即再次宣布本国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开始，他说：“大选显示了委内瑞拉是红色的！应该没有人害怕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人性化的，充满爱的。打倒帝国主义！我们需要一个新世界！” [53] 2007年1月，查韦斯在总统就职仪式上宣誓，要将私有企业国有化的“革命”进行到底，带领委内瑞拉走向社会主义。查韦斯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是拯救委内瑞拉的唯一出路”，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 [54]

玻利维亚的埃沃·莫拉莱斯也是典型的民粹主义形象代表，他常年身穿条纹的玻利维亚高原驼羊毛衣，这不仅标志他的平民出身，更是强调了他作为“最受蔑视和歧视的反抗者”的政治立场。莫拉莱斯挑战欧美裔白人为主的精英阶层，主张将天然气油田国有化，并积极追随和效法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和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左翼运动。他在2006年再次当选总统后重申，不会改变自己的反美立场，呼吁美国总统尽快从伊拉克撤军，废除美国在拉美的军事基地。阿根廷总统内斯特·基什内尔激烈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表现出强烈的民粹主义者特征。在2006年7月墨西哥总统选举中，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在其第二个任期内塑造了“一个普通人”的政治形象，许诺将他的总统薪资减半，号召修改宪法来保证政府机构为“全体人民”服务。在阿根廷1989年动乱和1992年政变失败等危机之后，阿根廷人对主流政治体制和政党强烈不满，基什内尔利用阿根廷人对9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引发严峻经济形势而产生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情绪而当选。卡斯特罗认为左翼民粹主义在拉丁美洲有很强的意识形态传统，人们将民粹主义者看做国父和穷人的救星。

2.右翼民粹主义和左翼民粹主义的根本不同

从传统意义上说，“左与右这两个词起源于1789年革命中法国国民议会在巴黎召开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赞成革命的成员坐在讲演台的左边，而不大拥护革命的成员坐在右边。1815年法国君主制复辟以后，左派表示支持革命，而右派表示反对革命。左派认为主权在民，赞成共和制，反对教士政策；而右派则推崇王权与祭坛，即推崇以教会的价值观为基础以及维护教会价值观的专制和君主制政权” [55] 。1848年欧洲革命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始把是否拥护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划分左右的标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用宗教作为标准划分左右。“二战”结束之后，在西欧社会中左与右的政治内涵又有了很大的变化，它主要涉及一种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模式。一般说来，右派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和国家不要干预经济，强调自由竞争以及对资本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而左派主张扩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活动，强调建设社会福利国家和扩大社会保障。90年代以来，在左右翼政党日益趋同的背景下，上述左右分野的界线变得逐渐模糊，所以目前所使用的左右概念主要涉及各种社会差别，包括贫富差别、民族差别或种族差别，以及平等（或不平等）问题。右派认为社会差异和不平等是天然形成的，人们之间存在的不同阶级和阶层、等级、种族、民族或血统的差异都是与生俱来的，这些差异属于可以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所以国家应该保护这些差异。与此同时，左派认为所有这些差异是人为形成并扩大的，而绝大部分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主义经济制度造成的，是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国家的任务就是继续遵循社会公正的目标，努力缩小和消除这些差异。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外来移民和外籍劳工问题上强调民族差异、种族差异、文化差异和国民身份差异，它们坚持并强化这些差异，借此提出并实施种族主义排外的政治纲领和策略，推行福利沙文主义。

在经历两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左右的分野在当今世界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拉美地区出现的新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更加注重结合本国传统，并发展了一些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战略，也从马克思主义中借鉴了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尽管这些运动在活动地区、政治目标和组织形式上各不相同，但是它们强调社会和政治平等，主张公平分配社会资源，充分体现了左翼公正和平等的基本理念。同时它们运用民粹主义策略对选民进行政治动员，具有民粹主义政党的组织特征，如努力塑造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党领袖与普通民众民粹式的直接沟通方式、诉诸全民投票的群众运动。由此可以得出，左翼民粹主义运动与右翼民粹主义运动是对称分布在政治光谱左右两端的民粹主义运动，其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左翼民粹主义更强调社会公正与平等，而右翼民粹主义则更多的是强调民族和种族之间的差异，反对外来移民和排外主义。结合它们各自的政治纲领，对左翼民粹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分析如下：

第一，左翼民粹主义把社会主义作为他们政治纲领的基础，批判资本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和美国的霸权主义，把社会和政治的公正和平等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

在拉丁美洲，多个国家的左翼总统提出了“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向资本主义发出了挑战。在委内瑞拉，查韦斯“借助于社会主义，把它作为谋求国家发展的一种思想体系”，努力建设一个“平等、公正、没有贫富鸿沟”的社会，积极维护国家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霸权主义和外来控制等，实际上是放弃新自由主义、走一条新的符合委内瑞拉国情的、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以顺应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为基本价值取向，反对考迪罗主义 [56] ，反对经济新自由主义引起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在玻利维亚,莫拉莱斯总统在2006年12月的投票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他铿锵有力地指责“资本主义只会伤害拉丁美洲，而社会主义意味着公平和公正，使拉美不再像过去那样被种族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者统治” [57] ，发誓要建设循序渐进式的印第安社会主义。他把天然气产业国有化，并在上任的头两个月利用天然气与矿产价格上涨及新税项得来的充裕资金创造了4500个教师岗位和1000个医生岗位。在阿根廷，激进派总统基什内尔将一家外国公用事业公司收归国有，强制实行价格控制措施，并将奉行市场经济的财政部长解职。在巴西，左翼总统刘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兑现了诺言——实行保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扩大逐月发放福利金的系统，覆盖人数约850万。在厄瓜多尔，科雷亚总统主张能源国有化，力推平民经济，要让农民、小手工业者、小企业主和经商者从经济发展中受益。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与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宣布，“一个拥有独立主权、受人尊敬、公正合理的社会主义的拉丁美洲即将诞生” [58] 。在2006年拉丁美洲重要国家，如秘鲁、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举行的大选中，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再次赢得胜利。为此，查韦斯宣布拉美已形成“善良轴心”，誓将社会主义的红旗插遍拉丁美洲。

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批判资本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和美国的霸权主义。20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模式进行经济改革，严重地加剧了贫富分化，美国政府支持的右翼政党使拉美人民彻底绝望，因而查韦斯等激进左翼领导人坚决反对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反对美国倡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建议，并提出了替代主张和方案，积极推动南美洲一体化。2006年4月29日，古巴、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三国领导人签署了一项协定，抵制美国倡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协定，三国承诺要建立社会主义地区性商贸合作模式。这些“社会主义”领导人对美国态度强硬，查韦斯时常对美国猛烈开火，甚至在联合国称美国总统布什是魔鬼。在玻利维亚，莫拉莱斯从当选总统的第一天开始，就宣称他所领导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将是“美国的噩梦”，“凭借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我们将终结殖民状态和新自由主义的模式”。 [59] 在尼加拉瓜，奥尔特加当选为总统后，立即取消了美国人在尼加拉瓜的一切特权，坚持执行反美政策。

第二，右翼民粹主义借口打击刑事犯罪，维护法律和秩序，把外来移民等同于刑事罪犯，强调排外主义和反对外来移民。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是比右翼保守主义政党更加偏右的激进右翼政党，尤其是在打击刑事犯罪、维持社会秩序与安全以及移民法、避难法等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比中右翼新保守主义政党的立场更为偏右，更为极端化。它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和外来移民破坏了传统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社会秩序，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危机，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和刑事犯罪，北非移民与其信仰的伊斯兰教挑战西欧传统价值观念。因此，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都把移民问题作为他们动员战略的一个中心议题，把攻击目标指向外籍劳动移民和申请避难者，把外来移民说成是导致大规模失业和社会福利国家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他们反对因越来越多的外来移民导致的文化多元化，认为这是对于民族认同和社会团结的巨大威胁。 [60]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强调法律和秩序问题，抱怨当代社会犯罪率太高，导致道德沦丧和狭隘的自我利益膨胀，有必要重组道德秩序和恢复社会凝聚力。它们在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基础上，提出了“有组织的社会”的概念，保留家庭作为社会的自然细胞，极力劝说妇女回归传统的社会角色，反对堕胎和同性恋，等等。“法国国民阵线、比利时弗兰芒集团和德国共和党都把社会发展进程中双亲家庭的衰落、出生率的降低和堕胎率的增加说成是对于社会继续生存的巨大威胁，要求采取断然措施，制止这种发展趋势。” [61]

勒庞对此作了解释，“我们需要人们在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中所遵从的自然秩序，比如家庭、社区、工作单位、省、大区和国家” [62] 。由此可见，法国国民阵线的道德准绳是“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所有符合这个自然秩序的，如民族、家庭都是良好的道德规范所必须尊崇的，所有破坏这个秩序的行为，如全球化、同性恋、种族融合等都是坏的。勒庞和国民阵线总是试图夸大现存的移民问题，自称大声地说出了“人们内心的想法——失控的移民将导致社会失序和不安全” [63] 。在1990年党的代表大会上，95%的国民阵线的代表一致认为，“移民的妇女生育能力很强，这威胁着法国的民族认同” [64] 。“不同种族间的进一步融合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是抵制，否则我们迟早被入侵者征服” [65] 。在1991年的演讲中，勒庞认为法国“事实上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全球化看似平和，但事实上对我们民族的同一性、对我们的安全、对我们的文化是一种侵略” [66] 。国民阵线甚至把移民带来的威胁比做在“二战”中德军带来的威胁，“现在法国人面临着生死攸关的境况，如果我们现在能够容忍和平时代的民族入侵者，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发动法国人反对德国军队在1940—1941年间的入侵了” [67] 。

奥地利自由党在党纲中将基督教作为“欧洲的基石”。奥地利自由党认为奥地利需要一个“能保护自身价值的基督教”来维护基督教的价值、道德基础和基督教文明的传统。海德尔坚决维护四面受敌的保守派神职人员，如圣普尔顿教区主教科特·克伦，多次公开拜见教皇约格·保罗二世，还采纳了教会的要求，号召废止所谓的“学校里值得怀疑的伦理课”，以回归宗教教导的传统体系。自由党甚至将自己定义为基督教的“天生伙伴”，声称基督教社会面临的几大威胁，主要包括外来移民及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威胁。“我们”是衡量美好生活的尺度，而“他们”则是破坏“我们”美好生活的危险，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文化上和我们“不一样”。海德尔公然叫嚣说：“首先，我们需要制定一个方案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和成千上万非法外国人的问题，因为我亲爱的朋友们，他们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说现在有人无权待在这里，有人从事毒品交易、刑事犯罪并毒害我们的孩子，那么我要说，就是他们，他们必须尽快地从这里滚出去，比来时还要快。” [68]

（四）右翼民粹主义与新法西斯主义的辨析

当代学术界对右翼民粹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之间关系辨析，可谓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欧洲极右翼政党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三类 [69] ：其一，是继承了法西斯主义衣钵的传统的极右翼政党，如意大利三色火焰和法西斯与自由、德国国家民主党；其二，是后工业时代出现的法西斯主义色彩并不明显的、极端主义的极右翼政党，如法国的“国民阵线”、德国的“人民联盟”、意大利的“北方联盟”和比利时的“弗兰芒集团”等，它们通常是以维护民族主义或国家利益、反对外来移民为旗帜，这类极右翼政党已经成为当代欧洲极右翼政党的主流派别；其三，是“新右翼政党”，也有人称之为“民粹主义”政党。瑞士和丹麦的“人民党”以及挪威的“自由党”都属于此类，这类政党以国家、民族和平民利益为号召，具有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 [70] 有的学者则认为，欧洲极右翼政党可分为如下三种类型：其一，是新法西斯主义的政党，他们赞成20世纪30—40年代的纳粹和法西斯运动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维护传统的法西斯主义，甚至公开打出法西斯的徽志；其二，是少数公开推行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政党，有的产生于20世纪70—80年代反对外来移民的排外运动；其三，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出现的极右翼政党，他们拥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并反对现代福利国家的税收政策。 [71] 无论哪种分类，西欧主要的极右翼政党共21个，分布在13个国家。就性质而言，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政党只有6个，在抗税运动中产生的政党是3个，而具有强烈排外主义性质的政党多达13个。 [72] 张世鹏对西欧右翼极端主义势力进行了分类，他认为第一类是传统的老法西斯主义组织，它们人数不多，影响不大，始终处于社会舆论的严密监视之下；第二类是以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为骨干的“新右派”，他们集中精力从事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革新工作，努力使法西斯主义实现知识化、现代化。 [73]

国外学者也认为尽管右翼民粹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之间有很多的联系，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1.战后新法西斯组织的分类

战后的法西斯统称“新法西斯”，其“新”意有三：其一，是指“二战”后的新的时代背景；其二，是指新时代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成为“新”的战斗力量；其三，是指开始使用“新”斗争手段，其中一些组织放弃了暴力恐怖夺权方式，改为采用议会斗争的合法手段。尽管战后意大利和德国的宪法明文禁止重建任何法西斯或纳粹政党以及使用法西斯标志，但是各国的新法西斯主义势力改头换面，打着“民族阵线”、“新秩序”或“新力量”等旗号开展公开或秘密的政治活动。50年代，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法国、西班牙和瑞典等国的新法西斯代表创建了战后两个最大的国际性组织：“欧洲新秩序”和“黑色国际”，分别于1972年在德国慕尼黑和1976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两次规模盛大的集会，有数十个国家的上百名代表参加。

我们以这些新法西斯组织是否采用暴力斗争手段为依据，将它们分为两类。第一种类型是遭到严厉打击和取缔，公开或隐蔽地从事暴力活动的法西斯组织。新法西斯主义是极右翼势力中的极端力量，其中德国、意大利的新法西斯主义最为猖獗。为了逃避禁止组织纳粹团体的法律，新纳粹分子的组织自称为“团伙”(Kameradschaft)。90年代末，这些“团伙”不断为法西斯招魂，如2002年8月17日，3000多名新纳粹分子手持纳粹标志和武器为纪念希特勒副手赫斯去世15周年举行集会，气焰非常嚣张。“光头党”则是有暴力倾向的最大的极右翼分子群体，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具有强烈攻击性的年轻人，暴力倾向尤为明显。他们不仅攻击无辜的外国难民和移民，而且攻击犹太人、吉普赛人、左翼分子、同性恋者、妓女或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在德国，有暴力倾向的新纳粹分子人数自90年代以来有较大幅度增加，暴力事件频繁发生。“9·11”事件之后，新纳粹主义势力气焰更为嚣张，他们已经从德国东部蔓延到西部地区，暴力手段已由原来的殴打升级为爆炸等恐怖主义手段，造成的破坏力也越来越严重。德国的新纳粹分子还与奥地利、瑞士德语区的新法西斯分子相互影响，宣传纳粹思想、反动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极端仇视西欧民主制度，推崇领袖独裁。

新法西斯组织的第二种类型是放弃暴力斗争、参加议会选举的新法西斯主义政党。其中德国国家民主党因为其公开的法西斯活动在2000年被德国宪法法院取缔；意大利社会运动党逐渐淡化法西斯的色彩，转变为合法的右翼保守政党。

德国国家民主党成立于1964年，其党报名为《德国的未来》，外围组织有“民族民主党大学生联盟”、“民族民主党青年团”和“国家政治犯及其家属后援组织”等。在20世纪60年代，该党20%的成员是前希特勒纳粹党党员，尤其是在它的领导阶层中这个比率更高。1966—1969年，国家民主党在7个州议会选举中获得5.8%—9.8%的选票，进入顶峰期，党员也曾多达2.8万人。此后，党内矛盾重重，选票直线下降，一蹶不振。1996年，乌多·福格特出任主席后为了挽救该党颓废的形势而开始吸收光头党和新纳粹分子入党，明确否定宪法等。这些举措使该党员的平均年龄明显下降，人数也迅速膨胀，在德国东部各州尤为活跃，煽动排外情绪并号召进行“街头战斗”。从1997年起，德国国家民主党与新纳粹等共同组成了名为“民族抵抗”的跨党派联盟，有时也自称为“议会外民族反对派”，从一个颇有争议的政党转变为支持新纳粹街头斗士的组织，致使联邦宪法法院在2000年11月对其提起违宪起诉，从此该党被解散并被禁止公开活动。

在意大利，新法西斯分子为墨索里尼翻案招魂、效法当年法西斯暴徒的暴力恐怖事件层出不穷。 [74] 意大利社会运动是战后以来规模最大的新法西斯政党，1946年12月由墨索里尼的狂热追随者、前法西斯政权地方行政长官乔治·阿尔尼兰特创立，他公开提出“要恢复原本的法西斯主义” [75] 。该党成员多半是墨索里尼时代的法西斯残余分子，其中一部分人是战后从非洲殖民地归国的法西斯分子，另一部分是1947年初从监狱中放出来的大、小法西斯头目。该组织发展很快，到1947年底拥有成员近万人。 [76] 1969年，意大利再度陷入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之中，失业者急剧增加。新法西斯主义组织对左翼党及其领导人采取了大量暴力行为和恐怖活动，政府面对动荡不安的政局束手无策。在1972年，意大利社会运动以“法律与秩序”和“公正的权力与责任”为口号参加巴勒莫、那不勒斯、雷焦和卡塔尼亚举行的地区选举，分别获得15%、20%、21%和23%的选票，在同年举行的全国大选中获得8.9%的选票，因而在参众两院分别占有56和26个议席。1993年，菲尼将意大利社会运动改名为全国联盟，以较为温和的面孔出现，其力量迅速扩大。1994年3月，在大选中得票13.5％，并首次与意大利力量党、北方联盟组成右翼联合政府。1998年2月，召开纲领大会，明确宣布割断与法西斯历史的关系，致力于塑造新右翼政党形象，成为代表意大利南方地区利益的政党，与代表北部地区利益的北方联盟相对峙。

2.右翼民粹主义与新法西斯主义的异同

仔细研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和新法西斯主义组织的政治纲领和思想理论，两者作为不同的政治思潮，其差别主要如下：

第一，对待民主问题上，新法西斯主义组织是极端仇视资产阶级民主制，怀有推翻民主政治的意愿，推行领袖独裁原则；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则接受民主政治，仅仅反对现存的不民主的代议制和腐败的政党精英。如国民阵线呼吁建立一个权威国家，但是并不反对法国第五共和国。 [77] 与此相反，英国民族阵线在60年代从英国民族党分离出来，明确表示不接受自由主义民主秩序，主张将有色人种的移民强制遣送回国作为其主要的政治纲领。事实上，英国民族阵线采取一种“隐秘的方式强调大不列颠民族的起源”来支持纳粹主义，支持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和国家社会主义党的独裁统治。 [78] 德国法西斯公开声称，为了反对议会民主制，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 [79] 在德国宪法保护局2005年发布的报告中，认为德国国家民主党虽然并未使用暴力，但它的目的在于废除议会民主制和宪法，其党纲表明了纳粹主义的倾向，试图破坏民主和宪法秩序。这些新法西斯主义主张推行领袖独裁和极权制，反对民主制与言论自由。相比之下，德国共和党就温和多了，宣布共和党是拥护民主政治体制的政党，反对与新纳粹组织建立联系。它有时会发表亲法西斯主义的言论和观点，号召公众关注“二战”时丧失的东部边境领土问题 [80] ，这只是为了引起媒体和选民的关注，赢得新法西斯分子的支持。在1950年古斯托德梅·马尔萨尼克担任意大利社会运动总书记后开始着手修改党纲，他提出恢复原来的法西斯主义作为党纲的思想基础。此后，该党不仅直言不讳地称自己是新法西斯主义政党 [81] ，还制定了以墨索里尼的极权主义反对民主制度的纲领，宣扬“国家至上论”，在90年代后改名为全国联盟，逐渐淡化法西斯色彩。但是该党向议会提交了关于取消禁止重建法西斯党的宪法条文的提案，其领导人吉昂弗朗哥·菲尼第一个在此提案上签字。由此可见，其本质还是反对民主制度的新法西斯主义政党。

第二，新法西斯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都坚持极端民族主义，但是它们还是具有本质差别。新法西斯主义坚持极端民族主义，其核心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生物种族主义世界观为基础，推行极端的民族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对外则通过战争进行疯狂扩张，对内则是实施种族主义，迫害和剥削外来移民。而右翼民粹主义仅仅与移民问题相联系，只是认同地区主义或维护少数民族利益，并以此作为对经济全球化、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一种回应。它们在国内宣扬文化种族主义，仇视外来移民和主张排外主义；对外则是欧洲怀疑主义和反对经济全球化，这不是扩张的民族主义，而是封闭的民族主义的特征。德国国家民主党继承了希特勒的种族理论，提出“反对外国人与德国人融合”，“维持德意志民族血统的纯洁，保持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的纯洁，要求遣返“外国人”。 [82] 英国民族阵线鼓吹激进的白人种族主义，以坚持极端民族主义而闻名全英。它主张“把有色人种全部遣送出英国”，“把英国还给英国人”，经常举行种族主义示威游行，散布种族主义言论，使用侮辱性的言辞向少数民族挑衅，甚至公然袭击有色人种。英国民族阵线在1970年成立“特种支部”（Special Branch），对有色人种的活跃分子及其活动进行政治监控。与此相比，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却温和多了，他们使用煽动性的言辞鼓吹反对和仇视外来移民，宣扬新种族主义和福利沙文主义，却很少采用非法暴力行为。

意大利社会运动从建立之日起就叫嚷要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失去的殖民地归还给意大利，在其纲领中明确提出要“收复上阿迪杰”，“收复地中海范围内的一切殖民地”。因为“地中海是意大利的生存空间”，意大利有权取得这些地方，有权“重返非洲”。 [83] 意大利全国联盟公然要求修改意大利的版图，从南斯拉夫“收回”伊斯特里亚和达尔马提亚地区的部分领土。德国国家民主党在1997年与新纳粹组织共同组成了名为“民族抵抗”的跨党派联盟，鼓吹恢复“大德意志帝国”和反对“犹太金融资本” [84] ，他们要求修订战后边界，要求建立“第四帝国”以及重建1914年疆界的德意志帝国。 [85] 在该党网站上有一幅未标明与奥地利边界线的德国地图，并且1990年确定分割德国与波兰的“奥德—尼斯边界”也没有任何标示。

第三，右翼民粹主义将自己定义为“合法的”右翼极端主义，尽管他们经常发表亲纳粹主义的政治言论，公开或隐晦地赞成法西斯主义某些政策，煽动选民中潜在的或公开的种族仇恨，借此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但这只是动员群众和捞取选票的一种宣传策略，很少采取直接的暴力行动。奥地利自由党的前身就是战后新纳粹组织，顽固的纳粹主义势力一直在党内居于领导地位，而自1986年以来，海德尔公开否认在奥地利“二战”时的作为纳粹帮凶角色，在外来移民问题上采取了亲纳粹的立场。1990年，他拒绝给那些在“二战”中坚决反对纳粹党的游击队授予荣誉，反而赞扬德国“二战”中退役军人对希特勒的忠诚和献身精神。“我将一如既往地拒绝把奥地利共和国的解放奖章颁发给前铁托的党羽成员（许多奥地利—斯洛文尼亚人参加武装反法西斯组织，抵抗驻扎在奥地利的德国纳粹军队），因为在卡林西亚州的土地上只要我还是州长，这片土地的敌人将永远不会获得奖章” [86] ，海德尔还号召“与战争一代和解”，要求尊敬牺牲者或者退伍老兵，并给予他们荣誉，“今天要向失败的同志，表达我们的尊敬，这不是一种时尚，而是一种永久的义务，因为只有那些没有文化的民族才不尊敬死者。今天的人们之所以拥有思想自由，从来都是因为别人曾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才使得今天他们能够在和平和自由中生活……” [87] 。奥地利自由党也极力为纳粹集团所犯下的罪行进行辩护，并利用瓦尔德海姆事件以及其他一些精心策划的政治运动激起了奥地利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情绪，从而赢得了更多的选票和支持。

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在《法国第一》一书中，推崇圣女贞德和希特勒，极力为希特勒在德国的专制统治和种族政策辩解，声称德国法西斯在“二战”期间屠杀犹太人的“毒气室”只是历史上的“细枝末节”，“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左派运动”。在法西斯最为猖獗的德国，共和党的纲领中赫然排列着被禁止的《德意志之歌》第一段歌词：“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高于世界上的一切”，其领导人舍恩·胡贝尔一有机会就为希特勒纳粹唱赞歌，公开煽动排外和反犹情绪，鼓舞着法西斯分子的斗志，向外来移民发起一次次的暴力攻击。德国人民联盟与其他极右翼政党一样，主张为保持德意志人的纯洁而奋斗，提出“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外国人滚出去”等法西斯主义口号。

由此可见，新民粹主义政党虽然也反对现行的代议民主体制，在移民问题上使用亲纳粹主义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言论来动员具有纳粹主义倾向的选民，但它们不会采取破坏现行民主法律的直接行动。排外和仇视外国人对于右翼民粹主义而言只是竞选策略或者动员手段，而对于新法西斯来说，反对民主制度和极端民族主义是它们的根本原则和政治信仰，这是两者的差别所在。事实上，西欧政治发展历程表明，在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时候，公开反对民主制度和提倡种族主义的新法西斯主义政党在选举中得票率越来越低（参看图1-2），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公开发表法西斯主义言论也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选票大幅减少。因此，它们不得不淡化自己的亲法西斯主义色彩。

图1-21970—2000年间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和新纳粹主义政党的选举表现

资料来源：Matt Golder, “Explaining Variation in the Success of Extreme Righ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36, 2003, p.444。

二、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花言巧语的对外宣传，总是致力于说明其政治运动乃至具体政治行动的“合理性”或“合法性”，从而争取选民和增加选票。它们的理论往往缺乏系统性及连续性。拥有最高决策权和理论解释权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其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常常过于直白简单，甚至是粗俗不堪，缺乏逻辑性和深度，他们的主张和策略随着政治斗争的需要经常不断变化，带有相当大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性质，刻意追求煽动性和诱惑性。尽管如此，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纲领和宣传言论中有两个核心问题：外来移民问题与对待西欧代议民主制度和主流政党的问题。与此相应，这些政党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和倾向，如极端民族主义、排外主义、新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共同构成了右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四个核心内容。

（一）极端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萌芽于14世纪的西欧，作为系统化政治思潮的产生加速了民族国家的诞生和发展，并使这些民族国家成为近代以来最强大的政治力量，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历程。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间，民族主义不但没有消亡的迹象，反而出现了“二战”以来最为广泛和最为强劲的发展。不仅仅在原苏东地区，在中东、非洲、南亚、中亚和其他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也随处可见，甚至导致了几场大规模的战争。在西欧地区，大规模的移民浪潮也激起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成为右翼民粹主义有效的政治动员工具。

“二战”后，西欧各国开始了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以及移民频繁流动等发展进程，从而使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受到很大冲击，原来所特有的民族主义因为社会多元文化的包容性而逐渐弱化，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导致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分化，民族越来越多地蜕变为各种社会分层中具有共同取向的利益团体，面临外来移民的加剧，资源枯竭和生态环境恶化，人们纷纷担心本民族的利益在当前或者将来有被忽视、被剥夺的危险，这时很容易唤醒并激化潜在的民族主义。在全球化浪潮中，西欧国家非但没有独占鳌头，日益加速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又使许多欧洲人担心丧失本民族的特征，并为此感到迷惘、焦虑和不安。他们对“不确定未来的忧虑”迅速地蔓延开来，法国的勒庞、奥地利的海德尔以及其他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就是代表这样一些“弱势的”、“被剥夺的”群体，他们担心本民族的就业机会、社会福利、公共安全等方面的利益被外来移民、欧盟以及全球化所剥夺和侵占。狭隘的民族保护主义不可避免地滋生排外情绪，从而为右翼民粹主义所利用。

极端民族主义在右翼民粹主义的概念中主要是指与文化多元主义相对的单一民族排他主义，是右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这种民族主义常常表现为通过明确界定一个具有强烈“我们”意识的共同体，如神圣的祖国或者人民，而尽可能妖魔化他人。它们总是假设存在不同民族与生俱来的文化差异，明确强调民族起源和政治文化历史，强调本民族国家的独特性和优越性，要求实施关于国籍和公民身份的排他性措施；鼓吹排外主义，主张坚决捍卫本民族的文化特征，排除共同体中的非本民族成员，从而制造种族歧视；宣扬赞美本民族的“基本特征”和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每逢处于危机时期，极端民族主义就成了右翼民粹主义的首选策略，它们强烈反对外来移民，主张排除异己，宣扬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甚至是种族分裂主义或地区分裂主义。右翼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在此意义上所从事的政治活动包括：

*号召巩固国家和民族团结，声称自己是在危机重重时刻，拯救祖国和本民族的运动或者革命。

*强调国家和民族认同，受文化保守主义（Cultural Conservatism）及仇外情绪影响，要求排除其他民族或种族，尤其是外来移民。

*主张贸易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反对全球化自由贸易和欧洲经济一体化。

*在已建立民族国家的地方，民族主义常常表现为对“民族权利”和“地区利益”的坚决伸张和维护，从而支持民族沙文主义或地区分裂主义。

（二）新种族主义

种族主义，或者种族中心主义，是来自19世纪伪科学的种族理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平等主义假定。种族中心主义假设不同的族群在生理和遗传上不同，从而鼓吹人类生来就是不平等的。根据生物学和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基于社会结构和外表特征如肤色等来制定族群等级是合情合理的。

经历了法西斯以生物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为宗旨的罪恶暴行，大多数西欧国家通过了反种族主义法，西方国家在制度上消除了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法律上规定的种族平等也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在观念上，传统的种族偏见依然根深蒂固，在全球化背景下转变为以敌视和排斥外来移民为主要内容的新种族主义。种族主义发生了巨大的蜕变，从鼓吹“种族之间生物学的不平等”转向“文化之间差异的绝对化”；从主要表现为种族的优越感转向“对无差别或失去本性的惊恐”，再转向“对差别的称颂”。学者们鉴于种族主义的这些新变化，把它称为新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主义或文化种族主义。 [88]

种族民族主义和种族多元主义最初是在20世纪70年代法国的新右翼运动（the French Nouvelle Droite）中形成的。这就成为“新种族主义”或者“文化种族主义”的理论基础。“差别论”是左翼多元文化论中的基础概念，外来移民只要自己愿意，就有权利保留自己原先国家的习俗和传统。而新种族主义正是借用这个概念，认为不同的民族或者种族为了防止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化特征消失，失去自己在人种和种族分类中的差别特征，所以必须将自己民族与其他种族或民族分离开来。进而宣称，一个和谐社会需要人种同质的族群组成，各种不同的文化和种族互不相容，所以要排除与自己不同的种族。这个理论基于文化和种族划分决定论的片面观点，忽视了人潜在的变化和各个种族内部的变异。不同的民族和种族的划分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地位从一开始就是高低不等的，但它们是有差别的，彼此不能混淆的。新种族主义抬高“差别权利”，假装支持平等主义的设想，保留不同种族和文化特性以及它们之间差异，文化同一和种族纯洁是保持本族群特性的基本条件，因此外来移民应该返回自己的国家。

正如塔吉耶夫所说，“侮辱、歧视和彻底排斥从而借用价值和标准，如宽容、尊重他人、差别权等名义实施，所有这些都是新种族主义的高尚遁词，新的意识形态种族主义是象征性的、狡猾的和间接的种族主义，以关心‘文化’的道貌岸然，玩弄隐喻来歪曲和颠覆所使用的‘美丽词语’。象征性的或掩饰性的新种族主义是适合于反种族主义时代的种族主义，也就是说，是适应以抛弃种族主义的共识为特征的后纳粹时代的种族主义。”这种新种族主义的特点“首先是对文化相对论价值的颠覆（‘种族’向‘文化’移位，断言各种文化是绝对无法对比的）；其次是放弃不平等的主题而将文化差异绝对化，从而否定混合，肯定各种‘文化’不可挽回的相互不可吸收性”。 [89]

1989年，法国穆斯林“头巾事件”引发了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新种族主义的开端。此后，西欧各国都出现了类似的反对穆斯林妇女佩戴头巾的抗议活动，如在德国、比利时，学校老师或者公务员因佩戴头巾而被停职。“头巾事件”的争论过程中，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把外来移民问题极端化，把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移民融合的问题转变为文化差异和民族认同的问题。近年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新一代领导人放弃反对犹太人，而是把新种族主义的矛头直接对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移民。他们比勒庞、海德尔等第一代领导人更加仇恨和敌视穆斯林移民。继头巾问题之后，他们把穆斯林罩袍、《古兰经》和清真寺等作为对欧洲文化和民族认同的挑战。荷兰自由党党主席维尔德斯主张禁止宣传《古兰经》和穿穆斯林罩袍，对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征收“头巾税”。他甚至拍摄了长达17分钟的电影“Fitna”，把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移民描绘为将要毁灭西欧民族和文化的邪恶势力。2010年4月，法国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南特案”，丹麦禁止公众场合穿全身罩袍和长罩袍，比利时也通过同样的提案。新一代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领袖极端地要求禁止一切形式的穆斯林外来移民，是新种族主义的集中体现。

“二战”后，只有少数被边缘化的极端右翼组织在公众场合公开宣传反犹主义。这些标榜为“后反犹主义”、“后国家社会反犹主义”或“后法西斯反犹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当代社会一些仇视犹太人的社会群体中还保有潜在的力量。尽管反犹主义不再以长期持续的意识形态的面貌出现，但它以一种偏见、仇视和憎恨的情绪存在于欧洲社会中。如在“二战”后的瑞士，尽管法律禁止在公共场合发表反犹言论，但在90年代下半期，反犹情绪却在公众场合屡屡抬头，如关于瑞士银行无人认领的以色列财产和瑞士在“二战”中的历史角色等问题所进行的辩论中，反犹的论调和偏见以阴谋理论的形式多次出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宣传言辞和领导人的演讲中常常带有反犹的法西斯色彩，公开为纳粹辩护或者扭曲历史事实，这类言辞是它们吸引欧洲社会关注、动员极端右翼选民支持和扩大影响力的手段，特别是海德尔和他领导的自由党非常善于也很灵活地使用这种策略来实现选民最大化。

（三）排外主义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待移民问题的态度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排外主义。绝大多数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推动移民问题政治，公开并且强烈地反对外来移民，煽动选民的仇外情绪，把外来移民问题作为所有社会问题的“替罪羊”。移民问题成为法国国民阵线的核心议题，其政治纲领都是围绕外来移民问题制定的，如社会治安、住房、法律和秩序、就业以及修改国籍法等，这也表明法国国民阵线的纲领中最重要的是法兰西民族认同，外来移民严重地挑战了这一原则。因此，国民阵线具有非常强烈的排外主义思想。

排外指的是害怕其他人或陌生人，最终导致仇视和憎恨陌生人。在日常生活中主要自发表现为模糊的潜意识的偏见，排外的态度具体表现为不信任和怀疑外来移民。排外是一种比较宽泛和情绪化的社会的和个人心理学的概念。欧洲议会在1984年关于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在欧洲兴起的报告中，首次对反移民敌对行动的规模和影响进行了评估。1985年，委员会得出结论说：“一种新型的幽灵——排外症，现在缠扰着欧洲政治。”报告把排外症描绘成“一种隐伏的怨恨”或“情感”，“一种先于法西斯主义或种族主义、并为它们准备条件，但就其本身而言却又并不属于法律和司法管辖范围的态度或者心理状态” [90] ，是“对陌生人的由来已久的不信任、对未来的担忧和自保本能这三者的结合” [91] 。欧盟委员会在1986年发表了《反对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宣言》，“排外”的字面意义就是“敌视和排斥陌生人和一切从外国来的人”。在卡什莫尔1984年的著作《种族与民族关系词典》中，把它界定为一个“描述害怕（或憎恶）和恐惧非我族类的人或群体的癖性、多少有些模糊不清的心理学概念” [92] 。

当代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使用排外情绪来煽动民众对外来移民、外来文化的恐惧和排斥心理，并提出种族歧视政策。它们反对那些居住于本国内的外来移民，尤其是那些生活在“我们中间”的陌生人——那些离开自己原来的祖国，却不能在文化上融入“我们”的外来移民，尤其是那些信仰穆斯林的北非移民，坚决地排斥和驱逐外来移民。到80年代，像外来移民融合政策或国籍法修订等移民问题成为右翼民粹主义的主要议题，西欧国家普遍实施了严格的移民政策，试图同化已经居住在本国的移民。

排外主义成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纲领的主要支柱，以文化、民族或者种族定义群体已转变成具体政策。首先，反对欧洲联盟和反对欧盟一体化成为右翼民粹主义排外的主要方针。右翼民粹主义向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和欧洲统一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力量，减少民族国家政府的影响力，独立的国民身份特征。因此，右翼民粹主义要求关闭国门，把移民和外籍劳工排斥在外，进而要求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其次，右翼民粹主义的身份政治与西欧的福利制度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归属于一个民族群体的资格成为利益划分的前提条件。有些学者将这种身份政治称之为福利沙文主义，即除了本国人以外，所有外来移民和寻求避难者，都应排除在社会福利的保护之外。再次，外来移民对欧洲社会的安全构成了挑战，要求严格法律惩罚和强化治安措施。最后，外来移民抢夺了就业机会，造成欧洲严重的失业问题。

（四）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历来是一个争议很大的政治概念，虽然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国内外学者都普遍认为民粹主义不论是作为政治思潮和社会运动，还是一种动员策略和政治风格，都具有一个核心思想，即诉诸人民和对精英的不信任。

右翼民粹主义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中，“合法性即在人民的意志中，它体现了极端民主的理想，这种民粹主义主张直接民主，其特征是极端民主主义” [93] 。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宣称他们代表大多数人，即代表“普通民众的意愿”，声称自己是“人民意愿”的桥梁，具有极端平民化倾向，即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并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 [94] 在它们的理论中，“人民”是核心概念，它使用两分法将“我们”和“他们”、“人民”和“敌人”之间直接对立，声称要维护我们“人民”的利益，反对危害我们的“敌人”。民粹主义者宣称“人民的意愿高于任何其他标准” [95] ，努力构建“人民”的概念，通过区别于一些特殊的社会集团，如移民、腐败的精英集团，特别是憎恶执掌权力的政治精英集团，并把它们视为政治上的敌人。数

在右翼民粹主义的思想理论中，它们认为剥夺人民权力的敌人有两类：首先，是腐败代议民主制和精英主义。它们接受民主制度，但是拒绝代议制民主，认为代议制切断了民主制度与“真正的人民”之间的直接联系。它们也反对精英主义，尤其是政治精英，认为他们不仅腐败，还非常愚蠢，而智慧只存在于“普通人”身上，贬低或者彻底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是民粹主义的一个特点，正如自由党主席海德尔所说，“我们的民粹主义简单地说就是，代表一切对公民有利的东西，它既不代表红色官僚（社会主义），也不代表黑色官僚（基督教民主党）” [96] 。因此，民粹主义的民主往往是指直接民主。它们认为现有的政党和政客已经过时了，直接来源于人民的新型政党和政治运动在危急时刻，“将会抛弃政治教条和自私的利益，而把人民放在首位”。其次，是欧洲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外来移民或者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等作为“特殊利益团体”伤害到“我们”的“人民”。在民粹主义概念里，“人民”不是泛指全体人民，而是被严格限定了的小团体，因此具有排外的特征。法国国民阵线将整个法兰西民族作为他们的人民，所以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特征，反对外来移民、反对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都属于右翼民粹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而意大利北方联盟则是把北方地区的居民作为自己的人民主体，把意大利南方人和外来移民作为自己的敌人，具有强烈的地区排外主义特征。

右翼民粹主义构建了三个政治角色，并把它们组成一个类似三角式的关系：人民被描述为无辜的受害者，现存政治阶级代表“外部敌人”；现存的政治阶级破坏和割断了人民和他们的民粹主义政党之间自然和谐的关系，而源于人民的民粹主义政党代表救赎人民的英雄。 [97] （参见图1-3）由此可见，右翼民粹主义敌视代议制民主制度，主张极端民主，以和谐和同质的“人民”代表作为其外在形象，反对腐败的“政治阶级”或者“现存政治体制”，反对外来移民、反对欧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其政治理论核心内容就是民粹主义政党领袖是唯一人民代言人。 [98]

图1-3民粹主义概念中人民、传统政治阶级、传统政治阶级反对党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Andreas Schedler, “Anti-Political-Establishment Parties”, Party Politicas, 1996, Vol.2, No.3, p.294。

三、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分类

自1984年法国国民阵线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胜以来，奥地利自由党、意大利北方联盟、比利时弗兰芒集团、丹麦人民党、挪威进步党和荷兰富图恩名单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欧形成了一个势力强大的新型政党家族，对欧洲民主政治和政党格局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在这个政党家族内部，各个政党在不同国家遵循不同的模式，具有不同的特色。如一些党（意大利北方联盟、比利时弗兰芒集团）维护本地区或本民族的利益，一些党并不是很强烈地排外和仇视外来移民。学者赫伯特·基奇尔特将这些政党分为三种类型：在法国、丹麦、挪威和比利时是激进的新型右翼政党，在奥地利、意大利北方地区是反对国家主义的民粹主义政党，在德国是福利沙文主义政党。汉斯·贝茨也将这些政党分为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前者主要是工人阶级政党，信奉权威政治和支持激进的仇视、憎恨外来移民政策；后者以吸引不同社会阶层的选民为目标，在其政治纲领中更倾向于强调市场为导向的自由主义因素，而不是强调排外主义。 [99] 这两位学者的分类都是在排外和仇视外来移民问题上持新自由主义和权威主义态度，但这些分类存在重叠和遗漏之处。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政治纲领、选民基础和选举成就，根据这四个核心意识形态特征在各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内的不同体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表1-2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分类

注：+++表示最重要的意识形态特征，++表示比较重要的意识形态特征，+表示一般重要的意识形态特征，-表示意识形态特征不明显。

（一）地区民粹主义政党：主张地区和民族分裂

主张地区和民族分裂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包括比利时弗兰德地区的弗兰芒集团和弗兰芒利益党、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北方联盟和瑞士提挈诺联盟。它们非常关注本地区的民族认同问题，提出主张地区和民族分裂、要求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下放更多的权力给地方的纲领，从而赢得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北方联盟是地区民粹主义政党的典型代表。它利用意大利南北问题和声势浩大的反腐“净手运动”成为意大利最成功的地区性政党。在博西的领导下，北方联盟作为北方地区的第一大党、意大利第四大党三次与贝卢斯科尼组成联合政府，这在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中也是较为成功的政党。

20世纪70年代初期，比利时弗兰德族与瓦龙族（居住在比利时南部、东南部及法国边境地区的凯尔特血统的讲法语民族之一）之间的对抗危及到了比利时的国家统一，为了缓和这种分裂的威胁，代表两种不同语言集团的主要政党决定于1977年5月进行改革磋商，缔结了《埃格蒙特条约》（Egmont Pact）。弗兰芒人民党作为联合政府内四个政党之一，是代表弗兰德地区签署的这个条约。然而比利时人民并不欢迎这个条约，尤其是遭到了弗兰德民族的反抗，它们认为弗兰德人民党对法语民族让步太多，弗兰德地区主义支持者决定发起成立一个真正的旨在争取弗兰德民族独立的政党。一部分从弗兰芒人民党分裂出来的成员与弗兰芒武装秩序党（Vlaams Militantenorde） [100] 于1978年12月成立了比利时弗兰芒集团，它们起初只是反对在比利时实践联邦制的《埃格蒙特条约》。在最初的十年中，弗兰芒集团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弗兰芒人民党的右翼民族主义分子和弗兰芒武装秩序党的支持者，所获选票从来没有超过2%。直到80年代中期，弗兰芒集团开始效仿荷兰的富图恩名单党和法国国民阵线，在1987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采用激烈反对外来移民的策略，把“本民族优先！”（Eigen volk erst!）作为宣传口号，使自己在议会增加了一个席位。在1988年的市镇选举中，该党在弗兰德地区最大的城市安特卫普赢得了17.7%的选票和10个市议会议席，获得巨大成功，逐渐成为弗兰德地区主要的政治力量。该党负责组织工作的菲利普·德温特努力促使该党的政治纲领从弗兰德地区民族主义向一个排外的“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转变。在他的带领下，弗兰芒集团在1991年11月24日获得了6.6%的全国选票，成为国民议会选举中最大的胜利者，这一天被媒体称为“黑色的星期日”。弗兰芒集团在弗兰德地区获得10.3%的选票，成为弗兰德地区民族利益最有影响力的代表。在2000年6月的地区选举中，该党在弗兰德地区获得了24.2%的选票，成为该地区第二大党。弗兰芒集团的成功主要源于其在民族主义、秩序、安全和反对现存主流政党问题上的民粹主义策略。该党在2004年被判定为种族主义组织后，改名为弗兰芒利益党（Vlaams Belang），为了吸引更多的选民，该党激烈的言辞越来越少，逐渐采取温和政治立场，重新起草了一份较为温和的新党纲，试图在选民面前展现自己是一个可以实施务实政策的政党。在2007年大选中，弗兰芒利益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获得了17个和5个席位。在2010年6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弗兰芒利益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获得了7.76%和7.60%的得票率，所获得的议席与2004年相比分别减少了5个和2个。

提挈诺州是瑞士意大利语州，也是瑞士唯一坐落于阿尔卑斯山南面的一个州，直到1980年圣哥达铁路隧道的开通才将瑞士北部和提挈诺州连接起来。在瑞士大约有7%的居民说意大利语，其中4%居住于提挈诺州，意大利语是该州唯一的正式的官方语言。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提挈诺州在经济上依靠农业补贴，工业化进程远远落后于阿尔卑斯山北各州，尤其是近十年来意大利伦巴第地区成为欧洲经济快速发展的火车头，而提挈诺州还陷入财政危机，以低工资收入而闻名。80年代以来，提挈诺州和意大利边境的几个省如瓦泽雷、科摩、莱科、韦尔巴诺、奥索拉和诺瓦拉联合建立了欧洲因苏布雷地区，于1996年建立了瑞士唯一的意大利语区大学，于2003年卢加诺与周围地区合并，形成了新卢加诺（Nuova Lugano）地区，提挈诺州的经济才逐渐发展繁荣起来。瑞士提挈诺联盟于1991年由咨询公司经理古里亚诺比尼·亚斯卡和弗拉维奥·马斯波里成立，并创办周报《周日晨报》免费发放给提挈诺州讲意大利语的家庭。该联盟以意大利北方联盟为榜样，主张维护提挈诺州和意大利语民族的利益，在1991年的县区选举中首次获得成功，并获得14%的选票。同时在全国大选中在该州获得23.6%的选票和2个国会议席，成为提挈诺州的第三大党。1991年到1995年间，提挈诺联盟抨击的目标是提挈诺州的政治精英，指责他们腐败、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随着该党的代表进入州议会，它的攻击目标扩大为整个国家的政治精英和低效的官僚机构。它利用直接民主方式，如示威游行或公民投票公开抨击瑞士执政的“政治阶层”和联邦官僚主义，指责它们出卖瑞士人民的利益，从来不关注提挈诺州的利益。提挈诺联盟经常把伯尔尼的联邦机构，尤其把联邦政府的管理机构和瑞士国家银行的管理部门作为指责对象。它作为提挈诺州的地区主义政党，并没有要求提挈诺州从瑞士联邦中独立，只是要求限制和削减联邦的权力，赋予州地区更多的权力。提挈诺联盟声称代表瑞士意大利语地区的少数民族，指责瑞士德语区在文化和经济上对提挈诺州实行“殖民统治”；它谴责德语区垄断经济，而提挈诺州的经济却依赖阿尔卑斯山以北的经济中心，要求在提挈诺州获取利润的瑞士德语区企业增加税收。在90年代出现经济困难前景不明的情况下，提挈诺联盟着意刻画提挈诺州在瑞士联邦中备受歧视的可怜形象。

（二）种族民粹主义政党：将移民问题高度政治化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有四个政党属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家族：丹麦进步党和丹麦人民党、挪威进步党、芬兰正统芬兰人党和瑞典新民主党，它们都是由最初的抗税民粹主义发展成为反对和仇视外来移民的排外的右翼民粹主义。法国国民阵线、国民共和运动、荷兰富图恩名单和自由党将移民政策高度政治化，把外来移民当做替罪羊，极端仇视外来移民，提出了新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议题。

丹麦进步党和挪威进步党是最早的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获得了很大的选举成就。在丹麦这个世界上税收最高的国家里，摩格斯·格列斯特鲁帕的“抗税言论” [101] 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并借机成立了丹麦进步党。该党起初因为提出反对税收和公共支出的纲领而成为“经济种族主义”、“福利沙文主义”的喉舌，在1973年大选中获得15%的选票，在丹麦国会中成为名列社会民主党之后的第二大党。与此同时，在挪威，安得尔斯·朗格开始注意到丹麦进步党的迅速发展，并受此鼓舞，在1973年4月发起成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党——安得尔斯朗格党（Anders Lange’s Party），主张大幅减少税收、减少公民义务和政府干预，在当年的挪威议会选举中获得5%的选票和4个议席，后改名为挪威进步党。这两个进步党在80年代初转变为反对外来移民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挪威进步党把反对外来移民的议题取代抗税议题作为其政治纲领的核心内容，在1989年的大选中获得12.3%的选票，在议会中获得22个席位，成为议会的第三大党。丹麦进步党因党内激烈的派系之争而分裂，其中皮娅·克雷斯高于1995成立了丹麦人民党（the Danish People’s Party），放弃了进步党的新自由主义思想，集中关注外来移民问题和民族主义诉求，在1998年国民议会大选中赢得了7.2%的选票和13个席位，1999年的民意调查表明其支持率在10%—15%之间波动。

直到1991年，瑞典才出现类似的右翼民粹主义党派——新民主党，是由百万富翁扬·瓦赫特迈斯特尔伯爵和娱乐产业经营者贝尔特·卡尔逊建立的。他们在1991年的选举竞选方式完全不同于传统政党，更像是一场丑角舞台戏，吸引了众多媒体和选民的关注，选民和媒体习惯上把他们称为“贝尔特和扬”。这个党选择一张微笑的脸作为标志，其竞选纲领主要有四个主题：第一，现存的政党和政治精英不代表“人民”；第二，应该降低税率，将一部分公共部门私有化；第三，应该采取严厉措施减少移民数量；第四，“政治生活必须拥有更多的快乐”。 [102] 在1991年他们获得了6.7%的选票，但是由于党内争吵和两位领导人合作破裂,该党在1994年的选举中仅获得1.2%的选票。此后，党内领导人为了争夺竞选资金而内讧不断，新民主党于2000年2月25日宣布解散。

在荷兰，皮姆·富图恩自立门户创办富图恩名单党，在2002年3月的鹿特丹地方议会选举中赢得35%的得票率和26个席位，一举成为荷兰政坛的第二大党，参加地方联合政府。富图恩极力反对移民和批评政府臃肿，大力煽动荷兰人心中潜在的种族主义意识，在18—24岁的年轻人中获得了很高的支持率，富图恩因此成为欧洲著名的极右派政治人物，接连遭到死亡恐吓，于2002年大选前九天遭到暗杀，从而为富图恩名单党赢得了许多同情选票，在下议院获得26个席位，在上议院获得17个席位。然而，2003年的选举中，选票暴跌至5.7%，只剩下8个议会席位。此后，党内权力斗争不断，导致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大幅下降。在200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它的得票率仅为2.5%。到2006年议会选举，富图恩名单党全军覆灭。2008年1月1日，富图恩名单党在全国的总部解散，地方党组织继续存在，其地方议员在五个市镇继续任职到2010年的地区选举。富图恩认为荷兰应该全面停止输入移民，尤其憎恶和仇恨占全国1/16人口(即100万)的伊斯兰教信徒，认为他们“落后的文化”与荷兰自由主义思想互不相容，不应吸纳他们，伊斯兰教移民应放弃自己的价值观，拥抱荷兰文化。他还主张改革荷兰的官僚机构，削减公务员数量。2006年，海尔特·维尔德斯继承了富图恩的衣钵，组建荷兰自由党。其党纲认为对外来移民的管理滞后，强烈要求加强移民融合政策，反对欧盟一体化进程等。因此，自由党在同年举行的大选中获得了9个议席，成为荷兰议会中第五大党和第三大反对党。在2009年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自由党赢得了25个席位中的4个，它在2010年的大选中赢得24个席位，一举成为荷兰议会第三大党。荷兰自由党强烈地反对伊斯兰移民和反对欧盟，维尔德斯也因其焗染的银白色头发被西欧各大媒体称之为“莫扎特”，在西欧掀起了第二轮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高潮。

芬兰正统芬兰人党，原名农村党，1959年从芬兰中间力量分裂出来，主张小农、城市贫民和中小企业利益。后对政策主张进行了调整，主张左翼的强化福利制度和右翼的排外和仇视外来移民；对欧盟宪法持反对态度，拒绝批准欧元援助计划；废除学校里必修的瑞典语课；政府只能扶持促进民族价值的艺术，现代艺术由私人基金资助。其党主席蒂·莫索伊尼称自己是“小人物”利益的最后保卫者，反对现存的政治阶层。在2006年举行的全国大选中，正统芬兰人党仅仅获得4.1%的选票和5个席位。在2011年4月21日的举行的全国大选中，正统芬兰人党斩获了19%的得票率，席位增加了34个，一举成为芬兰第三大党。

勒庞于1972年建立国民阵线是种族民粹主义政党的典型代表，从20世纪80年代在法国政坛上崛起，曾经五次参加总统大选，2002年击败社会党候选人诺斯潘，与希拉克进入第二轮对决，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渲染大波。在2007年之后，国民阵线由于经费紧张，呈现短暂的衰落。全球金融危机使法国经济雪上加霜，加上右翼政府的无能为力，国民阵线在2010年的大区选举中再次赢得了选民的支持。在2011年的全党代表大会上，勒庞的小女儿马琳当选为国民阵线的新主席，被欧美各大媒体称之为2012年法国大选最危险的对手，比勒庞更赢得选民的支持，在法国有可能再度出现类似2002年大选的局面。

（三）极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有法西斯主义渊源

奥地利自由党、奥地利未来同盟、德国共和党和德意志人民联盟比其他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具有更多的纳粹主义色彩，他们极端排外，利用反对外来移民和反对主流政党的议题实现选民最大化的政治目标，成为反对欧盟、严重排外的极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自成立后20年，奥地利自由党一直都是自由主义右翼。1986年，海德尔当选为党主席后，自由党迅速地转变为极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其支持率也迅速提升。1999年，自由党赢得了26.9%的选票，成为奥地利第二大党并与人民党组成少数派右翼联合政府，导致欧盟14国对奥地利集团制裁。之后，尽管党内矛盾重重，并最终分裂，使自由党的支持率大幅下跌，但在2008年大选中，奥地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得票率高达30%。海德尔因车祸去世后，自由党现任主席海因茨-克里斯蒂安·施特拉赫接过海德尔的大旗，继续在奥地利推行右翼民粹主义。

德意志人民联盟的前身是由盖哈德·弗莱于1971年成立的出版市场营销俱乐部，1987年才正式转变为一个政党，同年参加不来梅州议会选举，获得3.4%的选票和1个议席；它在1991年不来梅州议会选举中得票率为6.2%；1992年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得票率为6.3%；1998年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得票率为12.9%，这是德国激进右翼政党迄今为止在州议会选举中所获得的最高选票。尽管该党人数较多，但组织机构比较松散，主要依靠党主席——富有的银行家弗莱出资参加竞选，通过其出版发行的《民族报》(National Zeitung)宣扬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主张福利沙文主义，保护德意志民族，尤其是工人和小农的利益不受侵害。

德国共和党成立于1983年11月17日。联邦议院议员弗朗茨·汉德洛斯和埃克哈·福格特因对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的政策不满，从右翼联盟中分裂出来与巴伐利亚记者、曾任纳粹党卫队军官的弗朗茨·舍恩胡贝尔共同成立了共和党，他们之间在该党政治路线定位问题上矛盾重重，前两位希望共和党成为联邦德国的保守右翼党，而后者在法国国民阵线选举成功的鼓舞下，试图将该党发展成为现代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最终舍恩胡贝尔出任该党主席，把前两位领导人排挤出党。与此同时，他把共和党转变为具有极右色彩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鼓吹“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要纯洁德意志文化”等，公开宣称“拒绝德国对世界历史集体犯罪的说法”，要建立“统一的大德意志帝国”和“党卫军国家”。共和党在1989年的西柏林市选举中赢得7.8%的选票和11个席位，在同年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7.1%的选票。到1989年1月该党党员人数增长到25000人。90年代中期，共和党坚决主张德国的福利制度只能惠及本国人，保护德意志文化和生活方式，强烈反对移民用合法或非法的方法进入德国边境，强调用严厉的法律手段打击移民的犯罪行为维护社会秩序。这些政治主张使共和党在欧洲议会和地方议会选举中获得高达10%的选票，但在全国大选中却一直未能突破5%的最低门槛而进入联邦议会。在90年代后期，党内严重的派系斗争和频繁分裂，使共和党党员不断流失或逐渐失去对该党的热情，在各级选举中不断失利，得票率只能维持在3%—4%之间。洛尔夫·施利勒于1995年接替舍恩胡贝尔出任党主席后，缓和极端主义的言论，试图与其他极右翼政党划清界限，改变党的形象，在1996年的巴登-符滕堡州议会选举中获得9.11%的选票和14个席位，并获得政府给予的450万马克的竞选经费，但是在2001年地方选举中全军覆没，失去了最后一个议席。

小结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有着许多共同的基本特征，在组织特点、政治风格以及在政治光谱中的定位三个方面与传统政党存在着根本差别，从而使它们成为一个全新的政党家族。

首先，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组织特点是魅力型领导控制高度集中的组织结构，这可以使这些政党快速而有效地集中所有政治资源进行全民动员，以发挥最大的政治影响。领袖集权制的组织结构保证最高领袖和自己的“人民”保持直接的沟通交流，通过党内政治信息一致化，将党员和选民紧紧凝聚在自己的周围，从而快速而有效地动员所有的支持者参加政治选举，或者对政府和精英发起声势浩大的进攻。

其次，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风格是操纵群众的一种蛊惑宣传策略，声称代表“人民”的利益，使用所有花言巧语刺激广大群众作出狂热反应，或使用蛊惑人心的语言以及耸人听闻的事例来煽动仇恨和恐惧的气氛，对人民大众实施有效的操纵。因此，民粹主义作为是表述其利益和政治主张的一种手段，是一种有效的政治动员方式。正如民粹主义研究者弗朗西斯·威福特所说，“民粹主义只是某些追逐权力的领袖的机会主义与不择手段地操纵群众的策略相结合……民粹主义意味着对群众的操纵，但这种操纵从来不是绝对的” [103] 。

最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是比新保守主义政党更加偏右的激进右翼政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紧紧抓住“人民”与“腐败的政治精英”，“我们”与“他们”（如外来移民、少数民族等特殊的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夸大和突出社会不平等，要求制定和实施更为严厉的移民政策和治安措施，实行更为苛刻的公民身份认证。它们重新简单地界定了政治光谱上各个政党的位置，将具有多样性的传统政党划归为一个没有左右翼意识形态差别的单一的腐败的政治阶级。它们指责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无论是中右翼政党还是中左翼政党之间的区别是无关紧要的表面现象，这些传统政党在政治现实中并不是对抗性的，而是串通勾结和狼狈为奸的，把自己塑造成为腐败的传统政党（如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唯一的清廉的反对党，从而在政治舞台上赢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它们自称认同和拥护民主的价值理念，把自己美化为唯一能够替代目前这个相互狼狈为奸的“政治阶级”的真正替代性政党，在西欧多党议会民主制度的框架内，合法地参加竞选活动，与主流政党争夺选票和议席。然而，这些政党随着选举的成功，参加地方政府和中央联合政府，使自己一定程度地制度化，然而又无法将自己的政治纲领切实得以转换为政策，就严重削弱了它们作为清廉的反对党的政治地位，从而逐步丧失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最终逼迫它们回归自我定位的激进反对党的角色。

下面三章以最为引人关注的、也是影响最大的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北方联盟、奥地利自由党作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三个类型的典型代表，对它们的发展过程、组织结构、政治选举表现进行介绍，在此基础上，详尽归纳和剖析它们分别具有的不同右翼民粹主义的特征。

第二章　地区民粹主义政党
——意大利北方联盟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意大利的地区主义运动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威尼托自治联盟是最初颇具影响力的地区性政党的雏形，随后建立的伦巴第自治联盟在翁贝托·博西的领导下，与北方地区的其他自治联盟联合建党，成为北方地区第一大党、意大利政治舞台上的第四大党。北方联盟采用地区民粹主义政治策略，宣称代表和维护意大利北方地区“普通人民”的利益，反对和批评腐败罗马中央政府及其政治精英。因此，其政治策略主打“北方问题”和“反对罗马”两张王牌,成功地获得北方地区选民的支持和拥护，三次参与右翼联合的中央政府，这不仅震撼和改变了意大利政党政治格局，而且参与执政的时间之长，远远超过西欧其他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因而成为学者研究和争论的焦点。

一、北方联盟的兴起及组织体系的建设

（一）北方联盟的兴起

随着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在20世纪70、80年代的衰落，一些新的地区性政党开始替代它，在威尼托东北部地区的威尼托联盟就是其中之一。该联盟是北方联盟的先驱，后来又成为北方联盟最大的成员，它的前身是一个研究威尼托历史、文化和语言的地区方言协会，由积极参与促进地区认同活动的企业家——弗朗哥·罗凯塔创立。成立伊始，该联盟力量还不够强大，无法在当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提出自己独立的候选人，不得不加入法语区的瓦尔多塔纳联盟（the Union Valdotaine）。在1980年的地区选举中，该联盟在威尼托地区的几个小镇上首次展示了自己的标志——威尼斯狮子。到1983年的全国大选中，它已经获得了威尼托地区4.2%的选票，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各占有一个席位。在维琴察和特雷维索等省获得了6%—7%的选票，几乎是其他地区选票的两倍。两年之后的地区选举中，尽管威尼托联盟在北方地区的选票下降到3.7%，但还是在威尼托地区议会中选出了2名自己的代表。该党的很多方面在意大利政治谱系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是除了几个特区的自治运动以外（如法语区的瓦莱达奥斯塔联盟、德语区的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南蒂罗尔人民党、撒丁行动党）第一个获得成功的地区性政党，威尼托联盟成功地实现了由旧的天主教亚文化向地区主义的第一次转变。它使意大利东北部的选民从天民党的影响和控制下脱离出来，同时由于这些选民不具有传统左翼政党，尤其是共产党或左翼社会党的渊源，因此他们被那些更为关注地区性事务的政党所吸引，这些政党向他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新型的政治文化。威尼托联盟的政治纲领主要集中在保护和维系北方地区文化和语言上，罗凯塔自己就是濒危语言和文化国际保护组织的一名成员。威尼托联盟1983年的党章第一章就阐述了该党的任务是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寻求保护威尼托民族种族和语言的特性” [104] 。尽管威尼托人在意大利并不像德语区的特伦蒂诺-上阿迪杰人、法语区的瓦莱达奥斯塔人一样，所使用的方言被认做少数民族的语言。威尼托人使用他们自己特有的方言作为主要语言，在用方言交流上要多于其他绝大多数意大利人，约42.6%的威尼托人认为他们和他们家人在一起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说方言而不说意大利语。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到中期，威尼托联盟以旨在保护威尼托的语言遗产为政治纲领参加选举运动。罗凯塔在作为威尼托地区议员期间，曾经倡议地区方言（在意大利是不能作为官方外交语言的）应该享有与意大利语同等的地位。 [105] 1984年，他致信给社会党总理贝蒂诺·克拉克西，要求赋予威尼托语言特权。罗凯塔主张如果给予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语言特权，威尼托在历史上曾经成立过独立共和国并形成特殊方言，所以也应该被授予这样的特权。 [106] 在威尼托联盟独自参加竞选的过程中，在威尼托地区的选票从来没有突破5%。1987年，有些党员脱离该党组建了新的地区性政党，严重削弱了罗凯塔领导的年轻政党的实力。威尼托联盟在当年的全国大选中只获得了3%的地区选票，失去了议院的2个议席。尽管损失严重，该联盟还是激起了新一轮地区主义政治运动的热潮。这时地区主义开始向西北部皮埃蒙特地区发展，最为成功的自治联盟运动就出现在北方最富有的地区——伦巴第地区。

翁贝托·博西于1941年9月19日出生于瓦雷泽省的卡萨诺-马涅哥市。从1979年开始其政治生涯，曾经参加威尼托联盟运动的经历激发了他对政治的强烈兴趣。他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自学政治理论，深入研究伦巴第文化和语言。博西通过学习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认为意大利应该实行联邦制，保证每个地区都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107] 在自传里，他用戏剧性的语言描述了他最初的动机：“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深信正是这个时候，阶级斗争结束了，自治运动的时刻到来了。” [108] 他于1982年3月创建了报纸《自治的伦巴第》，在1984年正式组建伦巴第自治联盟。在12世纪市民和农民组织起来反抗罗马帝国皇帝的暴政，积极抗税，建立了伦巴第联盟，他们的领导人是佩带宝剑的武士阿尔贝托·达·朱萨诺，他曾带领伦巴第联盟在1176年莱尼亚诺的伦巴第城市之战中成功地抗击了罗马军队，成为北方地区人民心目中的英雄。现在，博西借用这个名称为自己的地区性运动命名。博西领导的伦巴第自治联盟遵循着威尼托联盟的轨迹，致力于保护地区文化和语言，探寻伦巴第地区的自治形式。最初，联盟的成员主要是一些致力于伦巴第方言、诗歌和文化研究的人士，在威尼托联盟的旗帜下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或者作为其他北方地区主义运动联盟的一部分参加选举。直到1987年，伦巴第自治联盟才作为独立政党参加政治选举，博西被选为参议院议员，伦巴第自治联盟在全国取得了比威尼托联盟更大的影响力。1991年2月8—10日，意大利北方六个大区的自治联盟组织在米兰召开了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北方联盟，博西当选为联盟书记。这些参加联盟的政党作为联邦政党的一部分，可以在地区内以北方联盟—伦巴第联盟、北方联盟—威尼托联盟的名义参加竞选。在90年代初，“净手运动”中揭露出大量的官僚腐败丑闻，使北方联盟借机扩大政治影响和实力，从而成为意大利重要的政党之一。

（二）北方联盟与政治选举

伦巴第自治联盟在成立的最初几年中，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联盟的追随者也屈指可数。在1985年地方选举中，仅获得一些微弱的同情票，只有一名成员当选为瓦雷泽的市镇议员。在1987年选举中，伦巴第选民对政治现状不满，约3%的得票率意味着近20万人投票支持博西，从此伦巴第联盟名声大震。在1992年欧洲大选中，它获得全国8.7%的选票，80人当选为议会代表，跃居全国第四大政党。在1994年议会选举中，它获得180个席位，与贝卢斯科尼组成右翼联合政府。2000—2006年，再次与右翼组成中央联合政府，在西欧右翼民粹主义家族中是执政时间最长的。2008年选举中，它获得全国8.3%的选票，取得很大的成功。

1.第一次参加政府前后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伦巴第自治联盟是意大利政坛一支无足轻重的政治力量，没有能力作为独立政党参加政治选举。直到1987年的全国大选中，伦巴第自治联盟才第一次独立参加竞选，只获得了3%的地区选票，选出了2个议员代表，众议院和参议院各一个议席，博西当选为参议院议员。随后伦巴第自治联盟的支持率持续增长，在1990年的大区选举中，该党的地区选票猛增至19%，在伦巴第地区成为紧随天民党之后的第二大党，瓦泽雷、科摩和贝加莫等原本是天民党的坚实据点，后来转变为伦巴第联盟最坚定的支持力量。与此同时，伦巴第联盟开始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从伦巴第地区扩展到其他北方地区和东北部地区。1989年，博西与威尼托联盟和中部及北部地区的其他地区主义力量联合建立选举联盟。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主要政党的衰落为北方联盟在米兰进行选举动员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机会，它恰好填补了米兰市中右政治力量的空缺，在选举中提出了许多全新的议题，如把犯罪率上升与移民数量的增加联系在一起，强调米兰市日益增长的外来移民已经严重威胁到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全，呼吁建立巡警制度来处理和解决诸如“非法移民、小型违法行为、滥用毒品和妓女问题” [109] 。北方联盟也利用欧盟一体化过程中日益加剧的南北地区矛盾，打出了“让米兰加入到欧洲”（Portiamo Milano in Europa）的选举口号，主张北方地区先加入货币一体化，南方地区等到准备好了再加入。1993年夏天，北方联盟赢得了米兰市长的选举，这是他们在北方工业大都市获得的第一个巨大胜利。北方联盟提出的议题，主要有扩大国有企业私有化、削减预算、加快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及限制外来移民等。同时，在天民党和社会党庇护制崩溃之后，北方联盟也给这些选民带来了耳目一新的选择，在米兰赢得了具有中右倾向的中产阶级选民的关注与支持。因此，北方联盟不仅是作为一个地区主义政治力量，也是作为一个定位明确的右翼政党而崛起。

在1994年的全国大选中，北方联盟与意大利力量党等右翼党组成的自由联盟取得巨大的胜利，其中北方联盟在全国获得8.3%的选票（而力量党的得票率为20%，全国联盟为12%）。根据北方联盟和贝卢斯科尼的协商，北方联盟分配到117个众议院席位和60个参议院席位，伊雷妮·皮韦蒂还被选为众议院议长，远远多于北方联盟根据得票率所应有的席位，这也是一个政党在意大利国民议会中所能获得的最多议席数。另外，北方联盟还分到了五个政府部门职位：内政部、工业部、预算部、欧盟政策部和工业改革部。但这届政府在两党之间因为利益分配不均，最终于1994年12月倒台，执政时间只有九个月。

2.政治中立时期

北方联盟结束了与贝卢斯科尼的灾难性结盟之后，在1995年春天举行的地区、省和市镇选举中获得了6.5%的选票，在伦巴第地区、威尼托地区和皮埃迪蒙地区仍然是最受欢迎的第二大党。在离开贝卢斯科尼后，寻求与中左翼联盟的合作遭到拒绝，博西开始转向更为极端的对抗性政治立场并起草了《北方宪法》，号召北方地区从意大利中独立出来，决定在1996年8月的国会选举中独立参选。北方联盟在许多地区获得巨大的胜利，赢得380万张选票，27个参议院席位，59个众议院席位，以20.5%的选票成为北方地区最为强大的独立政治力量。北方联盟在1997年8月的地方选举中尽管马尔科·福尔门蒂尼失去了米兰市长的职位，但与1996年（得票率为12%）相比，它在北方大城市选举中获得了更多的选票，更加证实了北方联盟的强大实力，也更加坚定了博西的极端分离主义立场。

90年代中期开始，北方联盟开始衰落，甚至在它的坚实堡垒——东北地区选票开始猛跌。主流政党实施的联邦制改革打击了北方联盟中心议题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尤其是在“净手运动”最终结束之后，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选民反对腐败政治精英的激昂情绪曾经一度推动了北方联盟的发展，现在这种情绪开始消退，北方联盟在民调中表现不佳，许多北方地区的选民表示不赞同北方联盟不切实际的极端分离主义，而转向温和的中右翼力量党。在1998年末特别会议上，北方联盟正式放弃了分离主义的政治策略，退回到支持联邦制改革的立场，缓和了自己的地区分离主义极端态度。北方联盟立场的转变，遭到威尼托联盟的抗议并退出了联盟。在1999年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北方联盟仅仅获得4.5%的全国选票，比1996年获得的选票减少一半，自此以后，北方联盟在历次选举只能获得约4%的选票。

3.自由之家联盟时期

北方联盟的持续衰退，迫使它不得不与力量党组成“自由之家”右翼联盟。尽管在2000年的地区选举和2001年的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但是北方联盟很难突破4%的议会门槛，而且在整个北方地区支持率急剧下跌，得票率至少减半，甚至在一些地方减少2/3的选票，尤其在核心东北地区选举结果更是惨不堪言。在威尼托西部地区，北方联盟在1996年获得大约510000张选票（26.9%），在2001年到跌至174000张选票（9.4%）；在威尼托东部省区从418000张选票（32.8%）下降到136000张（11.2%）；在弗留利-威尼斯利古里亚，北方联盟的选票从1996年近200000张选票（26.7%）暴跌至2001年的66000张（8.2%）。在伦巴第地区得票率也同样急剧下跌，在上伦巴第地区（瓦雷泽、科摩等城市），北方联盟仅仅获得475000张（17.8%）的选票，比1996年（35.8%）减少近100万，在包括米兰在内的选举团（伦巴第第一选举团），北方联盟仅仅获得了19300张选票（7.5%）。从选票来看，北方联盟回到了1990年地方选举突破之前的政治边缘化状态。

在贝卢斯科尼的支持下，北方联盟在“自由之家”联盟中还是分得了31个众议院议席和16个参议院议席，在联合政府中获得了3个部长职位：司法部、劳动和社会事务部以及机构改革和权力下放部。在中右政府的五年合作里，议会投票通过了一项重要的宪法修正案，试图推进意大利联邦制度改革并强化总理的权力。然而，北方联盟与南方自治组织撒丁行动党之间的联盟在2006年的大选中失利，失去了南方地区选民对这项改革的支持，使得这项修正案在2006年的修改宪法公民投票中没有获得通过。

由于罗马诺·普罗迪领导的中左政府推行重大经济政策受阻，尤其是在处理那不勒斯垃圾危机措施不力，推动意大利航空公司私有化的进展缓慢，引起了工会和广大民众的普遍不满和抗议，导致普罗迪政府于2008年2月24日倒台，总统决定提前进行大选。在众议院选举中，由贝卢斯科尼的自由人民联盟、博西的北方联盟和自治运动三党组成的中右联盟获得了46.8%的选票,在全部630个席位中占据340席。在参议院选举中，中右联盟的得票率为47.3%，占有168席。北方联盟借此机会也获得意想不到的好成绩，获得8.3%的全国选票，60个众议院议席和26个参议院议席，与2006年相比，增加了4.2%的选票，37个众议院议席和13个参议员。从2008年5月开始，北方联盟加入了贝卢斯科尼的第三届政府，获得了4个部长职位：内务部、农业部、改革和联邦部与立法简化部，以及5个副部长职位。

表2-1北方联盟1989—2008年历次大选赢得的得票率和席位

资料来源：http://it.wikipedia.org/wiki/Lega_Nord。

（三）北方联盟的组织体系

北方联盟由14个联盟成员以联邦制组成：伦巴第、马尔凯、威尼托、瓦莱达奥斯塔、托斯卡纳、上阿迪杰、皮埃蒙特、翁布里亚、利古里亚、弗留利、特伦蒂诺省、艾米利亚—罗马涅和的里雅斯特联盟等，而这些联盟成员再划分为省、区和地方。到1994年，北方联盟已经建立了950个地方支部，每个支部平均有40个登记在册的成员，加起来北方联盟的全体成员约有38000人。 [110] 每个联盟成员由书记领导，然而，除了威尼托联盟和皮埃蒙特联盟的两位书记之外，其他联盟书记仅有贯彻和实施党的政策、方针和路线的权力。

北方联盟组织体系中真正拥有政策制定权的机构是所谓的“联邦理事会”，每三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联邦委员会是代表“联邦理事会”处理日常工作的机构。只有在2/3的联邦委员同意或者由联邦书记——博西召集的情况下才可以召开紧急联邦理事会。理事会负责选出联邦主席和联邦书记，修订法令，确定该运动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策略，选出负责北方联盟日常工作的两个机构——“联邦委员会”和“联邦众议院”的成员。联邦委员会是由对北方联盟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党员组成，除了帕达尼亚的“奠基人”自动拥有参与权，大部分都是从14个联盟成员中选出。联盟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各个地区的主要领导人，在人口超过3万的城市可以再增加一个名额，在最近的欧洲议会选举或者地区选举中每多获得一个百分点就增加2个名额。这些看似体现了民主平等的原则，实际上，赋予了博西所领导的伦巴第联盟获得优势地位的领导地位。按照党章规定，联邦理事会的决议表达了北方联盟的“共同意志”，但是共同意志的阐述者是联邦书记，全部组织机构基本上由他掌管。《帕达尼亚共和国宪法》第15条规定，“联邦书记与该运动的所有机构合作，并监督他们”。最为重要的是，他有权召集和主持联邦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第14条规定，如果联盟委员会公开与联邦委员会制定的政治思想路线相抵触，该委员可以根据联邦书记的要求解散任何联盟成员的委员会。尽管联盟成员的书记起草参加选举的候选人名单，联邦委员会对无论是全国大选还是地方选举时提交的候选人名单有最终决定权。换言之，只要博西控制联邦委员会绝对多数成员，他就能够利用这项条例压制任何联盟成员的分裂倾向，或者阻止和消除其他威胁其权力的野心勃勃的领导者。

联邦执行委员会相当于北方联盟的议会，参会人员包括从联邦委员会中选出的50名成员，加上该党在意大利议会的全部议员以及来自联邦成员和省的代表，还包括被选出的地区议院成员。这个机构的任务是评估联邦委员会的工作，由联邦主席主持，而联邦书记可以召集会议。联邦书记通过“政治书记处办公室”对该运动进行思想意识的控制，该办公室类似于以前意大利共产党的“指导委员会”。这个办公室控制着“帕达尼亚地方联邦成员”的积极分子，而他们是被提名或被除名，完全取决于联邦书记的个人判断。根据第9条规定，这些机构“根据联邦委员会指示，落实联盟制定的政治路线和选举策略”，“为该联盟的机构组织提供处理问题所需要的技术、司法和法律支持”。换言之，他们确保从联盟成员领导者到省和县区的立法机关和地方政府内的联盟成员，以及政治上的积极分子都紧紧追随和拥护党的路线。

北方联盟全体成员的言行受到严格的监视和限制，博西以下的全体成员都分为两类成员：“斗士”（Militant）和“拥护者”（Supporter）。所有可以称得上是党员的成员都必须从“拥护者”做起，在6个月的试用期内证明他们对北方联盟的价值之后，向市镇地区的党组织提出晋升请求，该申请的公示期为20天，给反对者足够的时间提出异议。市政地区党组织的领导者将个人报告发送给省区领导人，由他们最后决定是否给予这个拥护者晋升的机会。几乎没有一个拥护者可以在一个月中就通过省级、联盟者和联邦委员会的程序而晋升为“斗士”。

二、北方联盟的地区民粹主义政治策略的演变

北方联盟的地区认同和地区主义的政治诉求来源于意大利长期以来形成的明显的南北差距和北方地区民众的不满情绪。北方联盟崛起和发展于意大利富裕的北方地区，其所有的政治活动和思想理论首先是把北方地区作为“中心地区”，以“北方人民”的身份反对“政治精英”和南方人，反对“腐败的”罗马中央政府，反对外来移民，反对欧洲一体化，主张将意大利转变为联邦制国家，实行财政联邦制和大区自治主义。但是，北方联盟的地区民粹主义的具体主张是不断变化的，它在经历了联邦主义与极端分离主义之间的摇摆之后，在2000年又回归右翼政府，主张权力下放的改革。北方联盟也绝非像加拿大魁北克地区分裂主义那样，始终以独立分裂为其主要的政治目标。地区主义和地区认同是北方联盟为了赢取更多选票、获得政治权力和巩固政治影响力而采取的政治策略。

（一）地区主义的政治策略

1.1982—1990年伦巴第联盟：种族地区主义

博西于1982年创立伦巴第联盟，目的是“把伦巴第地区归还给伦巴第人民”。早期的伦巴第联盟与威尼托联盟类似，是致力于保护地区文化和语言的一个地区性运动组织。这也反映了它与地区历史和民俗的密切联系，致力于保护伦巴第地区特有的方言、行为方式和历史传统等。伦巴第联盟将伦巴第地区构想为一个“民族”，并据此来构建伦巴第地区的政治认同，它遵循威尼托联盟的轨迹，探寻伦巴第自治的形式。

直到80年代中期，伦巴第联盟才开始以经济差异来界定地区认同，第一次将意大利南北问题政治化，将反抗矛头对准南方地区和南方人。它把自己描述为那个被南方人把持并且只为南方人服务的腐败低效中央政府的受害者，强烈地反对南方地区和南方人。伦巴第地区和北方地区的概念由“联盟用广为流传的清教徒式的劳动至上伦理，强烈的创业精神和对罗马文牍主义的蔑视等精神构建出来的” [111] 。北方被认为是“生产”地区，与此相对的是南方作为“依附”地区。例如，一个颇具特色的宣传海报将伦巴第描绘成一只下金蛋的母鸡，其文字说明是“伦巴第的母鸡是为罗马或南方地区下金蛋”，南方地区的繁荣发展是因为北方地区的税收源源不断地流入本不应得到这些的“Terroni”的口袋里。“Terroni”是用来嘲笑南方人的词语，可以翻译为“肮脏的小偷”，这种粗鲁的种族主义语言经常出现在博西和其他领导人的演讲和《伦巴第自治》等报纸中，宣泄反对南方人的情绪，将南方人描述成懒惰、腐败和落后的代表。伦巴第联盟公开反对在北方定居的“南方移民”及其后代，举行游行反对北方公立学校里出生于南方的教师，反对隐姓埋名在北方定居的原黑手党成员。与此同时，它总是反复强调政府支出中，南方地区支出占南方地区生产总值的31%，而北方地区的支出只占北方生产总值的18%，所以谴责政府在公共支出上偏袒南方地区，而北方地区要更多地依靠北方人民自己创造。与此同时，劳工移民，尤其是北非和阿尔巴尼亚移民的数量大幅增加，意大利半岛上到处可见有色人种的外国人，如在街边，海滩和比萨店兜售小饰品的塞内加尔小贩；针对外来移民的种族暴力也开始成为北方地区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伦巴第联盟反外来移民的策略是利用人们潜在的“不容忍、排外”情绪，引发人们关注非法劳工组织、种族主义和意大利文化多元化等这些社会问题，试图煽动人们对“黑色人种入侵”扰乱社会秩序的恐惧。

北方联盟早期政治纲领是从控制地区财政资源的角度（如伦巴第控制和支配伦巴第地区的税收）来讨论自治问题的，号召在公共行政部门里为本地区的人保留工作（伦巴第人治理伦巴第），同样地，呼吁为本地区人保留国家补助（优先给予伦巴第人工作、住房、财政补贴）。他们定义伦巴第人的概念不是依据种族或者血缘关系，而是以居住年限（至少超过5年）来界定的。 [112] 伦巴第自治联盟呼吁将意大利国家转变为地区自治的联邦政府，提出了15项政治需求的竞选纲领，阐述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尤其是加强对商业和中小企业保护，支持这些企业作为地区经济的主要力量，给予他们更为方便的贷款、减免税收和克服官僚主义作风等。这些政治诉求与它强调的中央权力下放和联邦主义相辅相成。伦巴第联盟创立了企业家组织“阿利亚”（ALIA），声称代表手工业者、商品零售商、中小工厂主、自由职业者以及私营企业和国营公司的管理者。在宣传手册中，该协会代表“独立工作者协会”，力图保护“我们人民的传统价值理念：勤奋—诚实—敬业”，它的宣传集中关注中小企业和它们遇到的问题，如高税收、国家机构效率低下，以及大企业和国家之间的腐败趋势。博西说，在单一制的国家中，“大部分公共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控制着数额巨大的资本、财政资金和大型国有企业，容易产生腐化的统治阶级，这些问题主要在于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他总结说，这是一场与“寄生的庇护制下的罗马政治资产阶级”和“米兰的经济资产阶级”之间的战役。 [113] 更多的自主权力应该下放给地方政府，从而削弱中央机构的经济控制权力以及减少对南方地区和南方人的经济照顾。由此可见，他们更多的是对现存经济制度和分配方式的安排进行批评和指责，而不是积极主动地建议机构改革，“联邦主义”的思想还没有形成清晰的政治纲领。

2.1990—1994年北方联盟：联邦主义

随着伦巴第联盟支持率的增长，该党开始将自己的根据地由伦巴第地区扩展到其他北方地区和中北地区。1989年，博西呼吁组成了北方联盟（Alleanza Nord）与威尼托联盟和中北部地区的其他地区主义力量联合的选举联盟，呼吁北方所有地区统一起来，建立“北方共和国”（Repubblica del Nord）。1991年，正式成立了北方联盟（the Lega Nord），博西迅速有效地控制了其他比较弱小的联盟，包括威尼托联盟、皮埃蒙特联盟、利古里亚联盟、艾米利亚-罗马涅联盟和托马斯卡纳联盟。博西在蓬蒂达的成立大会上庄严宣誓：我们的祖先选择了这个地方，宣誓尽其责任，作出最大的努力和牺牲。多年来，我们致力于为我们人民的自由而努力，我们的努力和我们的祖先为此作出的牺牲融为一体。今天，我的牺牲也将同样和我们祖先的牺牲和努力融为一体。 [114]

1991年，北方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有14个成员参加，除了联邦主席之外，还包括6个伦巴第联盟代表，3个威尼托联盟代表，2个皮埃蒙特代表，托斯卡纳艾米利亚-罗马涅和利古里亚各一个代表。伦巴第联盟的章程取代了各联盟成员的章程，这些政党转变为伦巴第联盟的地区分支组织，北方联盟代表了全部北方地区主义运动，其中伦巴第联盟是北方联盟的主导力量，博西成为北方联盟联邦主席。

20世纪90年代初，北方联盟获得了巨大的选举胜利后，暂时放弃了种族文化认同，开始将自己定位于更加热衷于联邦主义改革的政治力量。博西在自己的自传《来自北方的风》中写道：“至少目前，我们建议联邦结构，而不是联盟结构。”在1991年2月18日的《伦巴第自治报》上，弗拉西斯科·斯佩罗尼为博西辩护，他说“最合理的和最为符合现实的解决方案是这些大区和中央政府之间保持联盟制度，在大区和地方政府之间为联邦制度”。博西在其重要的理论家詹弗兰科·米利奥的影响下，很快就超越了这种改革思想，提出了体系完整的联邦主义改革理论，将联邦制的意大利分为 “三个大区”（即北方共和国、中部共和国和南方共和国），取代北方联盟原有主张的自治理论。尽管这个理论在北方联盟内部引起了激烈争论，最终被迫放弃，但“北方共和国”成为北方联盟最重要的政治口号，张贴在意大利北方地区的建造物、路标和汽车上，提醒人们北方联盟的联邦主义运动是整个北方地区的运动，而不仅仅局限在伦巴第地区。博西在几个月后的一次会议上说，国家制度改革不仅仅是为了北方地区的利益，而应该在更广的范围内讨论联邦主义改革，中央政府应该下放更多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给地方。北方联盟还散发了一系列题为“支持联邦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宣传手册，将自己凸显为具有清晰明确改革计划、真正争取权力下放的政党。

随着声势浩大的反对腐败政党精英和罗马政府的“净手运动”不断深入，北方联盟越来越积极参与和推动司法调查，借机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到了1993年末，北方联盟在北方一些省区获得的选票高达30%，博西认为此时正是北方联盟突破地方主义约束，转变成一个全国性联邦政党的大好时机。 [115] 1993年11月和12月的地方选举后，博西再次重申他在4月提出的北方联盟向南扩展的倡议，将北方联盟改名为意大利联邦党，创办了同名报纸来替代《北方联盟报》。北方联盟宣传单上的意大利地图印有三个标志：北方联盟、假定的南方联盟和中部联盟。但是在北方联盟内，从领导层到普通党员都纷纷反对更名和政治策略的重大改变，尤其是党内强硬的极右派公开抗议，甚至以脱党分裂相要挟 [116] ，南扩运动最终失败。

与此同时，力量党主席贝卢斯科尼在1994年1月26日宣布，他组建力量党并将参加全国大选，渴望成为一支真正的保守主义政党，从而“阻止左翼政党上台执政”。该党代表新右翼力量与北方联盟在北方地区争夺选民，而南方人也对北方联盟及其领导人怀有极深的怨恨，原法西斯政党意大利社会运动改名为“全国运动”，壮大了在南方的势力，北方联盟向托斯卡纳以南地区的南扩运动受阻。北方联盟陷入两难境地：在新的多数选举制度下，北方联盟如果单独参加选举，势必减少议席，将面临再次被边缘化的政治前景。博西决定与贝卢斯科尼、菲尼结成“自由联盟”，组成右翼政府，在三党之间一系列矛盾重重的争吵和毫无结果的讨价还价之后，在1994年12月，北方联盟决定撕毁盟约，退回到自己更为熟悉的极端主义对抗的立场上。

3.1996—2000年帕达尼亚共和国：极端分离主义

北方联盟与贝卢斯科尼决裂之后,在其竞选纲领和宣传中回归到强调“种族”问题，并把北方地区构建为“帕达尼亚民族” [117] ，向更为极端的分离主义政治立场发展。极端的政治立场在1996年的全国大选中发挥了很好的动员作用，获得超过10%的全国选票，在北方地区获得大约20%的选票，远远超过了力量党，夺回了北方地区第一大党的地位，这也更加坚定了博西和北方联盟坚持独立不结盟的极端分离主义的决心。1996年9月13日，北方联盟开始了“向大海进军”的游行，组织小船队顺着波河漂流而下，并举行一系列的“波河游行”集会。博西宣布“帕达尼亚独立，并拥有主权”，“帕达尼亚人民正在发现自己，渴望身份认同”。 [118] 同时更换了新的党徽——“阿尔卑斯山的太阳”，看上去像一个绿色的卡通雏菊。与此同时，改名为帕达尼亚独立的北方联盟（Lega Nord per l'Indipendenza della Padania），它称之为“帕达尼亚”的地理概念泛指帕达-威尼斯（Pada-venetian）平原。北方联盟紧接着发起了另外一项声势浩大的“争取帕达尼亚独立的公民投票”运动。北方联盟声称超过900万的选民来到他们的投票“凉亭”，在大约900万人口的伦巴第地区参加投票的人最多。这些措施赢得大量媒体的关注，引起一系列与国家统一有关的讨论，扩大了北方联盟的政治影响力。

《帕达尼亚独立宣言》，表明了北方联盟运动回归种族—民族主义。北方联盟认为尽管北方地区的民族之间存在细微的差别，但是它们拥有很多共性，与意大利其他地区的民族有更多本质区别，帕达尼亚应该成为独立的国家。吉尔伯特·奥内托作为北方联盟日报《帕达尼亚报》的主要撰稿人，也是北方联盟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他起草了《帕达尼亚独立宣言》和《国家的基础》，为帕达尼亚的合法性构建政治哲学基础。其中心论点是：帕达尼亚在地理位置上、在种族特性上、在语言上、在文化上和在经济上都是真实存在的；帕达尼亚的公民在历史上曾为坚持和维护自己的民族特性而英勇斗争；帕达尼亚屈从于罗马政府应该被认为在历史上是不公正的。 [119]

这两份至关重要的宣言声称，在地理位置上，帕达尼亚应该像蒂罗尔人、德国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一样，是中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阿尔卑斯山脉将这些民族紧紧团结在一起。帕达尼亚不是意大利“半岛”的一个部分，因为意大利靴子型的版图开始于亚平宁山脉，而不是阿尔卑斯山脉。意大利北方人的血统主要源自前罗马帝国“凯尔特人”部落，同时混杂了深厚的伦巴第人血统，而意大利中部地区的人民主要是伊特鲁里亚人血统，南方人的基因则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人。北方的语言与“高卢罗曼语”，如法语、加泰罗尼亚语、葡萄牙语等属于同一语系，从严格意义上而言，它们仅仅是托斯卡纳语（意大利语的源头）和意大利语的远亲而已。

奥内特还片面地引用和歪解罗伯特·D. 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的观点，来证明帕达尼亚地区公民自豪感和公民团体组织的水平比意大利其他任何地区都高出很多，民主制度所依赖的政治文化根深蒂固。 [120] 而这种共同的文化与深厚的经济个人主义和创业精神相辅相成，使北方地区完全不同于意大利其他地区，帕达尼亚共和国就是要弘扬这种精神和维护他们的利益，反抗剥削和浪费北方地区的劳动，危及他们语言、传统和生活方式的腐败中央政府。 [121]

尽管一些北方联盟的积极分子——狂热的激进右翼保守派——认同这个新的“民族” [122] ，声称这些地区（奥地利人统治了这些地区几十年）形成了一个民族。事实上，组成帕达尼亚共和国的大区、省和市镇并没有共同的政治传统和政治认同。帕达尼亚人民之间在烹饪方式、语言、传统和政治文化上存在着很多差别。因此，帕达尼亚民族的极端主义构想仅仅是北方联盟的政治策略和动员手段。

4.2000以来右翼政党联盟：权力下放改革

1994年，博西极其愤怒地攻击威尼托联盟的主席法布里奥·科尔默西尼 [123] ，谴责他是贝卢斯科尼的利益代表而策划了一年的阴谋，公开对外宣布：“在联邦理事会，我们将尽可能表达我们的观点和意见。我们从来不能成为贝卢斯科尼联盟中的政治伙伴，绝不！” [124] 然而，随着北方联盟在1999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中的严重失利，“绝不”改变为“也许是”，在1999年12月政府危机表明由达莱玛带领的中左联盟政府的脆弱性，此后，“也许”变成了“当然”。临近全国大选，贝卢斯科尼施展个人魅力，凭借他所控制的庞大的媒介网络，使他成为北方联盟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迫使博西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政治中立主义和分离主义，并努力改善他与贝卢斯科尼的联盟关系，将北方联盟的一些核心政治主张成功地融入贝卢斯科尼的新联盟的竞选纲领。2000年春天的地方选举中，北方联盟与力量党结盟，在意大利北方地区支持由力量党领导的候选人名单而大获全胜。

与力量党的结盟，使北方联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实现其主要的目标：北方地区的自治。它的分离主义要求也巧妙地转换为权力下放改革，呼吁罗马政府应该像瑞士、加泰罗尼亚或者苏格兰一样将权力下放给拥有真正立法权的“北方议会”。在意大利比例制的选举制度下，北方联盟虽然赢得的席位不多，但仍然是意大利议会中重要的平衡力量，而贝卢斯科尼不想重复1994年的悲剧，也承认下放权力是为了维持他在议会多数地位可以接受的代价。这样，北方联盟和贝卢斯科尼达到各自目的而握手言欢。“自由之家”联盟的所有政党组成了以贝卢斯科尼为首的新政府，并在2001年4月5号签署了执政协议，这个协议是贝卢斯科尼政府制定主要政策的宏伟蓝图，包含四项重点政策领域：“家庭”、“经济发展”、“权力下放”和“外来移民”。北方联盟对这个协议非常满意，并督促贝卢斯科尼政府安排颁布新法律的准确时间表。在新政府成立后的100天里，承诺放松对雇用和解雇工人的管制，在经济上减少税收和简化繁文缛节的办事程序，开始进行权力下放的主要步骤，将医疗保健领域的“全部权限”转移到地方，地方政府将负责管理学校，承担 “预防”和“镇压”小型违法犯罪行为的责任。

经过北方联盟的努力，作为政府宪法改革一部分的权力下放法案在2005年3月25号召开的参议院会议上获得通过，这意味着北方联盟朝着实现其设定的政府改革的主要目标“权力下放”迈出了最为重要的一步。 [125] 这次宪法改革主要涉及权力下放和政体改革，即把医疗卫生、学校教育和地方警察等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并赋予总理解散议会的权力，同时弱化总统的权力。在由中左翼和中右翼联盟中部分政党发起的反对该修正案的公民投票中，高达61.3%的选民反对宪法改革。虽然该法案没有通过，但自由党成员贾恩卡洛·帕里亚里诺认为“权力下放草案仅仅是在这个方向上进行尝试的第一步而已”，博西也谈到此次赢得了政治上联邦制度的合法性，也是“财政上的联邦制度”改革计划的一个部分 [126] ，这至少预示了重要的权力从中央政府转移和下放到地方的可能性，也显示出北方联盟作为这一进程中领头军的影响力。

虽然全国联盟认为此项改革会危及国家的统一而对该法案持强烈的怀疑态度，但是为了回应公众在此问题上的态度以及鉴于贝卢斯科尼对北方联盟的全力支持，也基本同意将一些权力下放到地方。然而，全国联盟也意识到权力下放这种比较温和的改革方式仅仅是北方联盟扩张计划的第一步，因此希望引进法国式的半总统体制，来应对北方联盟的权力下放改革，但是在自由联盟内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为了顾及全国联盟在其南方大本营的选民，达成了“强化总理的权力”的妥协案，维持了北方联盟和全国联盟之间的力量平衡，双方都表示要继续留在自由联盟之内。

（二）民粹主义的政治策略

从北方联盟建立初期起，博西重新定义了地区的概念，将北方地区的经济、政治、历史和文化定义为同一的“利益”和“价值”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之外的都属于北方联盟的敌人，将它们与意大利罗马政府和南方地区相对立。北方联盟设定的边界内，构建和积极评价“我们”或者“人民”。他声称，承袭北方地区历史文化传统的诚实、勤奋和生活简朴的北方意大利人，现在成为强大的“他们”（或者说，“敌人”）所带来危险的受害者。是“朋友”还是“敌人”是因时而异不断变换的，但是腐败的、利欲熏心的政治精英和处于危险中的“人民”之间的矛盾始终是北方联盟政治宣传的主题思想，从来没有改变过。它们宣传北方联盟为北方人民提供了“全新的自我尊重的源泉”，只有北方联盟及其远见卓识的领袖——博西——才能保护“人民”的利益、道德标准、安全和民族特性不受到威胁。在国内，北方人民和北方联盟的敌人是腐败的政治精英阶层和落后的罗马政府。在国外，它们的政治敌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90年代从作为北方地区中小企业和天主教政治传统的保护者，希望加入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转变为反对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反对外来移民及主张保护北方地区。 [127]

1.北方人民反对腐败的政治精英阶层

博西作为北方联盟的联邦书记，是党内最高领导人。帕达尼亚宪法确立了博西在北方联盟中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同时他也利用该权力维持党内高度统一的纪律和秩序，约束联盟成员的发展方向，“压制或者挑起党内的纷争” [128] ，以使北方联盟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下。他煽动党员效忠于他，使自己成为整个运动的象征：只有他才能代表整个运动，是整个运动的唯一代言人。博西是一个极具魅力的领导人，他避开传统高度模式化和专业化的政治演讲的形式，偏爱民粹式语言，将政治贴近最普通的民众生活，常常使用日常生活用语，偶尔夹杂着地方方言、猥琐语言和充满性暗示的笑话，迷惑听众，也赢得了媒体的关注。

博西声称北方联盟和“人民”站在一条阵线上，共同抵御和反抗它们的敌人，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我认为人民存在的地方，就是美好的地方，邪恶的势力在权力机构中寻求庇护所” [129] 。北方联盟不仅仅代表人民的利益，与人民血肉相连，而且使自己及其领导人成为人民的化身。北方联盟的欧洲议会议员马里奥·博尔盖西奥在帕达尼亚集会上宣布，“北方联盟是人民的，博西也是人民的一员” [130] 。国会议员路易吉·佩鲁佐蒂也宣称，“北方联盟是唯一可以为人民代言的政治力量” [131] 。在北方联盟的定义中，“人民”有三个主要相关联的内容，并同时受到“他人”的威胁和背叛：（1）人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北方家庭式的中小企业受到大企业和全球化的威胁；（2）人民作为一个民族——拥有相同的特性和文化，受到外来移民、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威胁；（3）人民作为主权拥有者——被腐败的、自由主义的、施展政治阴谋的罗马中央政府和政治精英所背叛。 [132]

如穆德所言，“民粹主义向世人呈现出摩尼教式的态度，在他们的世界里只有朋友和敌人之分，敌人不仅仅是那些具有与自己不同倾向和价值观念的人，而且还是邪恶的力量” [133] 。随着1992年天民党及其联盟党的腐败和庇护制度在“净手运动”中被曝光，“突然间意大利人开始反抗他们早已习惯了的政治体系，人民愤怒地相互谈论企业家向官员行贿的案件和官员索取回扣的案件” [134] 。在这场反对腐败政府官员和深深嵌入政治体系的腐败的斗争中，北方联盟成为积极的推动者。当时一名收取回扣官员说，“因为法官巨大的能力……而且北方联盟的崛起以及人民对于政党的不信任，使这场司法调查无法停止下来” [135] 。北方联盟大肆宣传“净手运动”是清白廉洁的北方地区与支持南方的腐败罗马政府之间的战斗，企图借机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一年之后，北方联盟号召意大利人民积极参与取消政党资金法的公众投票，推动选举法的改革，其中90%的选民支持废除该法，而在北部地区这个比例高达93%，这意味着人民集体放弃了对传统政党的支持及对政党政治长期腐败的厌恶和反感。北方联盟在北方地区的得票率为19%，在全国为8.6%，自称已成为清廉的反对党坚实的政治堡垒。博西在谈到自己的联盟政策时说：“因为他们实力很强大，足以能够把我们压碎，我们不得不遵从马基雅弗利对我们的告诫，让自己和强大的敌人联盟，就像拳击运动员在困难时那样紧紧抱住对手。然后，当他们信任我们，对我们放松警惕时，我们就出拳重重地回击他们。” [136] 北方联盟迫不得已与“经过改头换面，但是还散发着臭味的旧党结盟” [137] 参加选举，并第一次参与联合政府执政。但是北方联盟为了维护自己不合作的抗议性政党的政治角色，强烈反对力量党的司法部长所提交的仅限于对恐怖主义和黑手党犯罪嫌疑人使用防范性拘留的权力，削减反腐败司法人员的调查权力的议案，正是这种内部斗争最终在1994年12月导致联合政府倒台。

自2000年以来，由北方联盟在政府内的部长、副部长、议会议员、欧洲议会议员以及在地方政府和议会中的代表组成了一个稳定的参政阶层，尽管党内顽固的保守派轻蔑地称之为政府蓝色公车党（Partito Delle Auto Blu），但是北方联盟采取了“一只脚踏在政府内，一只脚踩在政府外”的政治策略，向选民表明它依然是代表北方人民的，与罗马政权结盟并没有使自己受到腐败政治阶层的影响。北方联盟的政府部长们尽管拿着政府津贴，与政府同僚保持友好关系，但认为自己是“违心入阁的政治家” [138] ，坚持强烈批评腐败的政治精英，他们自称更愿意呆在北方乡村的家里，而不是在首都与这些受人鄙视的“专业政治家们”一起工作，因为“罗马是制定国家政策的中心，而这些政策都是利益集团内部妥协的结果，是在政治精英的客厅里制定出来的，这就是隐藏在重重黑暗内幕中的国家政策” [139] 。北方联盟作为“战斗的联盟”参与政府，在联盟内选择贝卢斯科尼为他们的朋友，而将传统的天主教民主联盟和全国联盟作为敌对目标。这样就使北方联盟既保持其民粹主义的“政府内反对派”的政治立场，又可以参与制定有影响力的政策并分享权力。

2.反对欧盟一体化

北方联盟的领导人在90年代初希望北方地区单独加入欧盟，成为支持欧盟的政治力量。如果意大利不能达到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标准，北方地区（帕达尼亚）将宣布独立，率先加入欧盟。在普罗迪政府成功带领意大利于1998年加入欧盟以后，北方联盟的态度迅速转变为“欧洲拒绝主义”或者“欧洲怀疑主义”，它不仅仅抵制欧洲货币联盟以及欧洲一体化和欧盟扩大化，而且拒绝承认许多欧盟的权力（如在司法和内务方面）。博西把欧洲联盟称为“欧洲的苏维埃联盟”，北方联盟认为欧盟的这些权力已经蜕化为“不民主”、“腐败”的布鲁塞尔和大企业家操作的“法西斯”阴谋。 [140] 北方联盟也反对全球化，如博西在1998年出版的书《北方联盟的进程》中抱怨，“来自欧洲中心的超级市场和巨型超级市场，它们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和它们的全球商业销售网络，它们可以给我们带来巴黎的蜂蜜，汉堡的熏火腿，巴伐利亚和法国的奶酪，比利时和荷兰的牛奶。再见了，意大利的商业！再见了，帕达尼亚的农业！店铺将要关门，商业网络将要由外国大集团控制” [141] 。在北方联盟的影响下，中右联盟也转向反欧盟的立场，尤其是力量党开始怀疑欧盟一体化的进程，抗议欧盟一系列新的立法提案。

北方联盟认为，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严重伤害了意大利北方善良的人民，因此反对全球化成为北方联盟政治纲要的主要内容，如“我们应该在全球化的理论和破坏性发展过程中去追查真正的种族主义威胁，全球化通过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商业文化，用盎格鲁-撒克逊的语言和文化及极权主义，试图在民族毁灭的基础上构建‘全球村’。这些支持全球化的人否认不同文化和民族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他们才是真正的种族主义者。民族主义正是把全球变成美国和伊斯兰帝国附庸的进程中最后一块障碍”“ [142] 。他们认为全球化理论要把人类最终变成混血儿，而各民族的文化注定要在美国这个大熔炉里一起被压碎，最终建立起永久和平的单极世界秩序。 [143]

北方联盟的极端分子马里奥·博尔盖齐奥在2000年1月接受《帕达尼亚报》访问时，猛烈攻击贝纳通服装公司的广告宣传。该公司的广告图片中画着不同种族和文化的孩子们穿着这家公司最新潮流的时装，这本来没有任何政治意图的广告被说成是“贝纳通的颜色联合国”，会颠覆“我们独特的种族—文化根基，使它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单一世界全球化祭坛上的贡品”的一部分。博尔盖齐奥恶狠狠地警告说：“全球化的构建者”意图在于把伊斯兰教作为反对欧洲的一把利剑，对国际大资本和高利盘剥者来说，全球化是他们的庇护所，目前正处于大好形势。 [144] 他还提醒人们警惕在西方民主制度中“隐藏的共产党人”，“共产主义比以前更为活跃，更具有危险性”。目前它在许多国家积极活动，为了建立新的无产阶级世界，随时为移民提供帮助并资助大规模移民到欧洲国家。

尽管北方联盟激进右翼的宣传极力夸大其词、耸人听闻，但是不难看出，文化地区主义才是它本质所在，他们将人类特有的复杂性置之不理或有意简化，用一个空洞“民族”特性，即“帕达尼亚民族”来替代一切。面对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主义的现实，北方联盟声称自己的目标就是保护帕达尼亚文化和民族特性免受强大的全球化力量的侵害。

事实上，正是由于制造业的中小企业面临劳动力危机，生产线上急需新的工人才导致了大量移民涌入，这并不是什么阴险的议员，也不是共产党人为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而向意大利大规模引入移民。北方联盟反对全球化的政治策略实际上背离了中小企业协会的利益。与此同时，贝卢斯科尼领导的意大利力量党借用北方联盟的联邦主义和经济私有化政治议题，由一个最初依靠强大媒体力量支撑的“空架子”党，逐渐转变为北方地区根基很深的组织良好的中右翼政党，并且赢得了中小企业者的关注和青睐。在这种情况下，博西不得不动员狂热的极端主义分子来维持北方联盟的选票。

3.反对外来移民

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北方联盟放弃了公开反对罗马政府和意大利南方人的言论，转而反对和攻击外来移民，尤其是反对伊斯兰移民和他们的宗教信仰，从而使自己成为意大利第一个坚决反对外来移民的政党。早在1990年初，伦巴第联盟就开始反对《马尔泰利移民法》，他们认为该法一方面严格限制移民入境，另一方面又承认非法劳工，并给予他们一些社会福利权利（如住房和医疗保健），在移民问题上态度还是不够强硬。如同欧洲其他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伦巴第联盟反对外来移民的策略是千方百计利用人们潜在的排外情绪，煽动人们对“黑色人种入侵”扰乱社会秩序的恐惧。博西在《来自北方的风》一书中慷慨激昂地反对多民族、多种族、多元宗教的社会。他认为意大利正在增加的移民将会把意大利变成“美国社会体系”，或者说，导致社会的整体衰落，如滥用毒品、自杀、青少年犯罪以及社会敌视和紧张全面升级。在1990年的一次采访中，博西告诫人们，“过度的社会差异对社会秩序而言是毁灭性的”，尤其是当社会中充满了不同肤色和种族时，博西说“如果你家附近的街道和广场挤满了不同肤色的人，这里的人民就会感觉到这不再是自己国家了”。 [145]

伦巴第联盟反对外来移民的态度不仅仅局限于辩论和言辞上，而且在地方上采取了相当多的措施试图阻止移民团体的增加。1900年，联盟党员在米兰北部塞韦索镇议会上，成功地阻止了修复现有的收容中心及容纳新移民的计划，他们在自己的党报上指出，这是为了阻止发展成为“多种族的塞韦索”的必要措施。北方联盟还严厉谴责伦巴第地区的另外一个小镇——博维佐收容数量巨大的外来移民，他们在自己的党报上报道说，“每九个博维佐居民中就有一个外来移民” [146] 。在1995年，北方联盟的国会议员埃尔米尼奥·博索号召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反对外来移民，“寻求保卫白色人种不受黑色人种的入侵”，因为现在“所有的有色种族都在反对白色人种，白色人种不得不保卫自己，否则白色人种将面临灭绝的危险”。 [147] 从1997年以来，北方联盟的选举口号改为“给北方联盟多投一票，就是减少一个阿尔巴尼亚人”。它还向国会提交了更加严厉的移民法案，并努力促使这些议案生效。联盟敌视外来移民的立场是与其地区主义立场相关联的，把外来移民当做其他社会问题——如失业、犯罪率的和滥用毒品——的替罪羊，鼓吹移民问题是北方利益的最大威胁，移民会给欧洲带来众多社会问题，煽动人们恐惧情绪，并利用这种对外来移民的仇恨和敌对情绪来竭力动员选民对自己的支持，而不是真正致力于解决意大利北方和其他地区面临的紧迫社会问题。

由帕达尼亚联邦地区办公室在1998年12月发行的题名为“帕达尼亚，多民族社会的认同” [148] 的宣传手册是北方联盟向其成员推荐的必读手册。这个手册第一段就直接而清晰地阐述其主题思想：“由社会中代表少数人的观点，但是在文化和经济领域里占主导地位的联合力量资助和维持着来自于欧盟之外的国家的移民，这些力量认为外来移民是一种‘自然产生的无法改变的’现象，抵制它是毫无意义的。这种所谓的多种族社会首先是由全球资本主义和国际左翼政党支持的，在意大利它是以阿涅利-普罗迪-贝尔蒂诺蒂达莱马为轴心。” [149]

这个手册继续阐述道，“外来有色人种移民的坚决支持者赞成平民的、个人主义的世界大同主义，这将导致地区认同和地区归属感彻底地瓦解，由此否认不同人种和国家的存在。”这本小册子最后以“保卫我们的人民”为题的五点计划作为结束。 [150] 这五点分别是：（1）拒绝给予“外国人”选举权，赞同根据“血统原则”来制定移民法，拒绝给予那些双亲中没有一个意大利血统的人以意大利公民身份；（2）“挽救和维持我们的民族特性”，反对在学校教授文化多元主义和包容主义，提倡向学生反复灌输地区传统、历史和文化；（3）“帕达尼亚人和其他欧洲人在社会福利上有优先权”，要确保各种社会福利包括政府为低收入者所建的住房优先分配给欧洲人的后代；（4）“准备客气地将非共同体的外国人送回他们自己的国家”，并对那些雇用外来移民的雇主征税；（5）为了给予这些移民有尊严的其他选择，可以资助他们在自己国家投资农业。这五点完全否认外来移民在意大利本应获得政治权利和工作的机会，而且要惩罚雇用他们的雇主，经地方政府调查后课以重税，同时也拒绝给予外来移民任何可以获得廉价住房的机会。这五点与《来自北方的风》中以下的引文是相呼应的：“现在，甚至天主教民主党都相信我们不再是种族主义者，联邦主义只是民主和自由的理论而已，我自己没有种族的或其他方面的仇恨。对于我来说，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也就是他们有同样的尊严。地球上肤色最深的人与我的邻居拥有同样的权利，但是，你要记得他也拥有同样的义务和责任。他也应该为公共财产和医疗保健提供捐助，权利不是从树上生长出来的，也并不是给予全体人民的。不幸的是，我们没有充足的资源，为了他人的利益你必须献出自己的一部分。北方联盟应该首先表明忠诚于我们自己的人民，像我们这样的人民。” [151]

北方联盟从起用这个政治议题开始，外来移民问题就不断地被用来宣扬和复制仇恨，而且它并没有因为再次参与政府而减弱排外的立场，反而进一步加快了反对移民的进程。博西宣称“移民和外国商品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再三呼吁严格限制这两者的数量。 [152] 2002年，“博西-菲尼”移民法中再次重申了不会赦免非法移民，不给予他们公民身份。北方联盟提议采取更为严厉的移民政策，如强制的移民指纹识别，在意大利边境派海军打击秘密的非法移民组织。2007年11月16日，意大利北方西塔岱拉市的北方联盟市长马西莫·波蒂西签署了一条引起争议的命令，要求申请在该市居住的外国人必须提供一份符合最低收入标准的证明（一个人或一对夫妇每年大约5000欧元，四口以上的家庭要15000欧元）。自此后，意大利北部40个城市，包括维罗纳和特雷维索，也通过了相同的强硬措施。意大利内政部长罗贝托·马罗尼说，2008年1月到7月间，共有1.5万多名非法移民进入意大利，意大利参议院以161票赞成、120票反对、8票弃权通过了国家安全一揽子计划草案，意在严格限制和严厉打击非法移民。博西非常支持这一法案。贝卢斯科尼领导的自由民主联盟和北方联盟在大选前向数百万选民承诺，一定要严打非法移民，并追究非法移民的刑事责任，对触犯法律的非法移民更不能手软。

北方联盟在欧盟一体化与外来移民的立场上的转变，反映出意大利北方地区在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问题上立场和态度是十分矛盾的。北方地区的人们希望保护自己不要遭遇到全球竞争的伤害，全球竞争使得经济越来越不稳定，潜在地威胁并破坏了地区传统文化，他们不希望在公共场所看到外来移民，或者不愿意将公寓出租给外来移民，但是却需要大量的移民在他们的工厂中工作，所以为了争取更多外籍劳工，要求特赦非法移民，给予他们合法的公民身份。北方联盟作为“欧洲前沿的堡垒”，由于害怕移民危及和破坏北方地区的文化和公共安全而极力反对他们，这种民族保护主义立场使它站到了曾经支持自己的北方许多中小企业家的对立面，北方联盟也因此陷入了两难境地。

（三）地区民粹主义政策的政治动员效果

北方联盟的支持者在年龄、性别、价值观和政治态度等方面与其他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选民基础相同。他们都呈现种族主义、反对现行政党政治制度、主张权威主义、排外主义以及以年青男性选民为主体的特征。北方联盟是意大利第一个公开反对外来移民的政党，并没有把反对多元文化和排外主义作为政治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据调查表明，在1996年到1998年间抽样调查中，58%的北方联盟的选民表现出较高程度的“普遍仇视外来移民”，将数量庞大的外来移民作为犯罪率的上升、失业和福利成本增加等社会问题的罪魁祸首。这个比例比全国平均率高22.7%，是全国政党中比例最高的（全国联盟仅仅高于平均率7.8%）。北方联盟77.4%的选民被评价为具有“种族主义”倾向，比全国平均率高14%，在全部政党选民群体中位居最高。就权威主义的态度而言，北方联盟66.5%的选民要求较高程度的权威主义，在全国联盟和力量党的选民中的比例也不差上下，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2%。北方联盟的选民还表现出极度不信任政党政治，其比例高出平均水平的14%，他们对议会制度信任最低，其比率为30.2%，远远低于47.7%的全国平均数值。与此同时，北方联盟的选民基础与西欧其他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相似，有更多的男性选民（66.2%）投票给北方联盟，而且年轻选民（18—19岁）稍微高于其他政党的比例，而在60岁以上的老年选民却远远低于其他政党的比例。

意大利北方联盟赋予意大利北方地区以核心价值，并以北方的政治文化来构建“帕达尼亚”民族，从而将地区主义自治转化为民族主义运动，并利用蛊惑人心的宣传、理想化的民主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盲目的排外情绪、非理性选择等民粹主义动员方式，操纵普通选民，参与政治选举进程。因而它在政治选举活动中更愿意作为“运动”而不是“政党”的面貌出现，它将人民大众政治化，将“我群”与“他群”的对立尖锐化，成功地煽动起敌对情绪，激发出选民前所未有的献身精神和忠诚感，形成北方地区的认同聚合。由此，北方联盟的选民在地理分布和阶级基础方面呈现两个与其他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特点：

首先，北方联盟的选区主要集中在意大利中北部地区，尤其位于意大利北部的“山麓区域”伦巴第和威尼托大区是其坚实的战斗堡垒，也是其构建北方“帕达尼亚种族”的核心地区。（参看表2-2）在1987年的全国大选中，伦巴第联盟只获得全国选票的0.5%，在伦巴第地区却达到4%的选票，在大区众议院赢得1个席位。在1990年的政府选举中，北方地区的所有联盟获得很好的成绩，其全部选票加起来占全国选票的6.0%，伦巴第联盟的选票占4.8%。而在伦巴第地区获得18.9%令人惊讶的选票（如果加上一个很小的分裂组织所获得的选票，将达到21.4%），仅次于地区第二大党天民党。统一的北方联盟在1992年大选中取得辉煌的战绩，在波河以北地区得票率近17.3%，在全国选举中获得8.6%的选票，在众议院赢得55个席位，北方联盟首次入选伦巴第大区政府和米兰市长职位，成为东北地区主要政治力量，并且迅速将其影响力扩大到大都市和西北部地区。直到1996年全国大选，分别在北方地区和全国获得20.5%、10.1%的选票，威尼托大区的选票迅猛增长，改变了北方联盟的选民分布。1999年之后直到现在，北方联盟的选举结果回落到1989年前状况，其影响力也退回到伦巴第和威尼托这两个坚实堡垒地区。

表2-2 北方联盟在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地区的得票率(1987—2008)(%)

注：1987年的数据包括威尼托联盟在皮埃蒙特大区的得票率；在伦巴第大区，伦巴第联盟和威尼托联盟联合参加竞选所得票数。1989年以后均为北方联盟的得票率。

资料来源：1946—2006 Sessant'anni di Elezioni in Italia, Roma: Reality Bock, 2006;2007年、2008年的数据,来自Istituto Cattaneo政治研究所网站http://www.cattneo.org，表格由作者自制。

北方联盟坚实的堡垒地区正是“第三意大利”工业区，即阿尔卑斯以南、意大利中部和北部新型的分散的工业化地区，生产效率较高的中小企业，尤其集中在东北部地区的伦巴第和威尼托大区。这些具有更高生产力、出口能力和盈利能力的中小企业缔造了“意大利制造”的传奇，它们的迅速发展为意大利创造了很多财富和外汇。但是，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下，面临着税收、复杂的官僚系统和滞后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天民党热衷于庇护制度，拉拢西北地区的工业巨头，严重阻碍了力量分散、规模小、资本薄弱的第三意大利工业区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也促使天主教政治文化的衰落，而地区主义日渐兴起，这些中小企业主及其他们的工人自主意识增强，新型的企业精神和新的地区认同逐渐形成，对腐败中央政府和政治精英的不满和反抗情绪为北方联盟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契机。

其次，90年代中期，意大利北部中下阶层替代天主教中产阶级成为北方联盟的主体选民，而其他西欧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选民基础逐渐呈现出赤贫化的无产阶级化的特征。80年代到90年代初，北方联盟打着“北方问题”和“反对罗马”的口号，声称自己代表北方地区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腐败中央政府和政党精英，赢得北方地区的中小资产阶级以及原先支持天民党和社会党的天主教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其中包括拥有中高等教育水平的自我经营者、自由职业者、小企业主、手工业者和手工艺工人。从90年代中期开始，“净手运动”的影响逐渐减弱，迅速崛起的力量党和转变后的全国运动，及时填补了政治光谱中右翼阵营的空缺，而此时北方联盟依然反对移民和坚持极端分离主义。由于中产阶级选民已放弃激进立场回归保守主义的阵营，尤其是在大中城市中这部分选票流失更多。1996年，中产阶级选票下降至12%。与此同时，零售商、手工业者和农民成为北方联盟的第二大选民群体，约24%的选票支持北方联盟。北方联盟反对外来移民的政治策略，动员到了更多工人阶级的选票，其中包括技术工人、小店主和体力劳动工人。1998年，38.5%的蓝领工人和31.3%的自我营业者将选票投给了北方联盟，比其他政党的工人阶级选民比率高很多。生活在小城镇中在小企业工作的选民成为北方联盟选民基础的核心组成部分。与此相应，选民所受教育程度也有所下降，其中大学毕业生所占比重是2.4%，其他政党是4.1%，而没有受过学校教育或只上过小学的人数比北方地区平均水平及其他政党低，接受过中等教育程度的专业技术学校的选民成为其主要的选民基础，由此可见，北方联盟是富裕大区的中下层阶级的抗议运动。

综上所述，北方联盟的支持者不仅仅具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选民基础的共同特征，如以具有排外主义、民族主义和反对政治精英思想的中下阶层中男性选民为主体，而且还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这充分证实了北方联盟在不同阶段通过实施不同的地区民粹主义政治策略所进行的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效果卓著。

小　结

对于北方联盟而言，地区民粹主义政治策略是一把双刃剑。尽管地区主义为其提供了坚实而稳定的认同基础，民粹主义为其成功地动员了大量的选票，但是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政党政治的变革，它们成为北方联盟发展的制约因素，逼迫其陷入两难困境：如何实现地区利益和全国利益的平衡，如何不使自己作为反对党政治立场和分享政治权力的意愿相矛盾。

地区主义将北方联盟限制在意大利东北地区，而不能转变为全国性政党。它越强调代表意大利东北部的利益，获得更大的合法性基础和更忠心的拥护，就越难扮演意大利政治制度的中心角色；如果它想赢取南方的选票，势必要放弃一些东北部地区的利益，从而失去继续前进的坚实堡垒。北方联盟转向分离主义的立场，是成本很高的错误政治策略。自从北方联盟转向极端右翼立场和不切实际的分离主义计划后，北方联盟反对外来移民的立场与北方企业需求大量劳动力的利益背道而驰。而迅速崛起的全国性政党力量党，“代表着对那些久经考验、饱受压抑的传统价值理念的回归，代表着对未来的坚信，代表着对社会安全和团结稳定的渴望” [153] ，日渐获得北方地区选民，尤其是中小企业主的信任，逐渐成为北方地区的主要政党。

1992年“净手运动”之后，意大利引进“多数制”选举制度和新选举法，强迫小党合并到左右翼的两个更为强大的政治力量阵营，稳定的两极政党制度（两党制）和稳定的政治格局开始形成。北方联盟被迫重新加入右翼“自由之家”联盟，开始意识到与力量党妥协与合作的重要性，所以在过去五年的合作中，它是贝卢斯科尼不可缺少的政治盟友。北方联盟在涉及司法体系和媒体控制权力的改革等议题上坚定支持贝卢斯科尼，从而换取贝氏对自己坚定有力的支持和宽宏大量的让步，在这个右翼大联盟内力量日益增长的全国联盟及其他的政党强烈要求权力均衡和政治地位平等。而北方联盟为了避免政治边缘化并捞取更多的政治利益，不得不忍气吞声地继续留在右翼联盟内，继续参与选举和组阁，这样也严重削弱了它作为反对党的政治影响力。

第三章　种族民粹主义政党
——法国国民阵线

在20世纪最后30年里，形形色色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欧崛起，形成一股势力强大的政治力量。法国国民阵线是其中第一个在全国选举中获胜的政党，它的理论比较成熟，组织也比较完善，到90年代几乎被公认为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范例，它集中了如下典型特征：狂热的民族主义，反对外来移民，敌视现存政治制度。国民阵线在1995年总统选举之后保持着15%左右的得票率，2002年国民阵线主席让－马里·勒庞（Jean-Marie Le Pen）更进入与希拉克对决的第二轮总统竞选。2006年11月，这位78岁高龄的“爱丽舍道路上的长跑运动员”又宣布他第五次参选法国总统，所幸的是在2007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和立法选举中，勒庞分别获得了10.44%和4.29%的得票率，尽管这是勒庞20年来最差成绩，但是否意味着国民阵线在法国民主政治中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开始走向衰败？

一、 国民阵线的历史渊源

国民阵线成立于1972年，其办事机构只有六个人，除勒庞外，另外五个人均为“二战”期间的纳粹分子或维希分子，他们或参加过党卫军，或曾是维希政府的保安队队员，或曾参加过法兰西行动、火十字军团、布热德运动、秘密军队组织和新秩序党，他们对国民阵线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具有深刻的影响。因此，在探讨国民阵线之前，先简要回顾20世纪以来法国激进右翼组织的发展历程，追溯国民阵线的历史渊源。

20世纪初，由一份刊物逐渐发展而来的“法兰西行动”，很多年来成功地操纵着法国人民对犹太人的敌意，尤其是利用19世纪末的“德福雷斯事件” [154] ，发展成为一个在法国令人瞩目的极右翼组织。夏尔·莫拉斯的加入对该组织的思想理论产生深刻的影响，他鼓吹法兰西民族绝对伟大，主张应使法国成为一个“保持严格阶级区分和严明纪律”的国家，提出“打击整个共和制度”的口号，并倡导在法国建立一个“世袭的、反对议会的和非中央集权的”王朝，非常露骨地把极端民族主义和王朝主义结合在一起。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兰西行动的影响力盛极一时。1933年12月，法兰西行动利用斯塔维斯基财政丑闻激起的广泛民愤掀起反政府骚动。次年2月，法兰西行动及其追随者又走上街头要求推翻达拉第政府。1936年5月，法兰西行动抗议法籍犹太人莱昂·勃鲁姆担任政府新总理，制造了法国30年代最严重的骚乱。为此，勃鲁姆总理坚决地解散了法兰西行动和其他反政府的极右翼组织。

20世纪50年代是法国极右翼运动非常重要的十年。1953年，在皮埃尔·布热德带领下成立了“保卫商人和手工业者联盟”，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最初只是提出保护中小资产者，减少税收和保护中小企业等经济要求，很快布热德分子突破这个界限，开始反对政府，反对犹太人。1955年，布热德出版了《我选择了斗争》，公开鼓吹解散议会和建立个人独裁。此时，布热德运动已经转变为极右性质的运动。在1956年的立法选举中，布热德运动重申了极右翼主题思想——反对议会、反对国家和反对犹太人等，利用反对自由、反犹太人的民族主义和排外的口号赢得了11.6%的选票和52个席位，达到了极盛时期。支持布热德运动的选民主要是集中在比较落后的法国南部和西部的农场主和小商人。1957年，布热德运动迅速衰落，到第五共和国时期则完全消失了。

让-马里·勒庞参加了布热德运动的一个附属组织——保卫法国青年联盟，并成为这个组织的全国代表，负责在青年人中招募新成员，工作颇有成效。布热德运动意想不到的胜利，也使当时年仅28岁的勒庞一下子成为塞纳选区法国最年轻的议员。他身穿猩红色的羊毛衫，滔滔雄辩，很快吸引了人们的注意，成为巴黎街头巷尾议论的政治奇才。初涉政坛的成功，为勒庞后来成为全国性政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5年的总统选举，为激进右翼势力的崛起提供了一次机会。从1963年底开始，勒庞积极倡议激进右翼组织联合在一起推举一个候选人，对抗戴高乐。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最终他们推荐律师让-路易·蒂克西埃－维尼扬 [155] 作为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勒庞成为选举委员会的经纪人，把处于法国政治边缘的、分散的极右翼组织联合在一起。蒂克西埃－维尼扬对戴高乐共和国的严厉批判赢得了反对戴高乐阿尔及利亚政策的黑脚 [156] 和复员军人的支持。但由于极右翼联盟组织松散，没有整合成紧密合作的极右翼政党，蒂克西埃－维尼扬仅仅获得了5.27%的选票。这次选举失败后，激进右翼力量再次解散，勒庞想要建立全国性极右翼联合政党的希望也随之结束了。1966年，勒庞借助这次选举的影响力，与一些能干的追随者创立了争取自由和进步的共和联盟，这些人中有克里斯汀·比克鲁特和让-皮耶尔·斯蒂布瓦斯等，他们最终成为国民阵线的核心领导人及其旗下的国民议会的代表。

随着60年代末“五月风暴”的发生，激进右翼分子成立了西方团，其成员非常年轻，绝大多数是高中生或大学生。他们更喜欢街头政治，而不是墨守成规的主流政治模式，法国媒体称之为“新右翼”（La Nouvelle Droite）。新右翼的注意力从反对戴高乐转向新的政治议题，越来越多地攻击阿尔及利亚移民严重破坏了法国人的生活方式。法国政府于1968年11月解散了该组织。其领导人和追随者很快组织了新的激进右翼组织——法学院学生联合会，于1969年初改名为联合自卫团，在此基础上该组织的领导人和前西方团的成员成立了新秩序党，提出了更高的政治目标：超越一个地区或小组织的局限，获得在全国的政治发展空间；结束为运动而运动的盲目状态，建立一个像意大利社会运动那样的政党。1970年，新秩序党参加巴黎区的第12选区的候补选举，获得了3.12%的选票。在1972年6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党代表大会上，其领导人决定复制意大利的成功经验，大力改善该党的公众形象，声称创立一个完全独立的政党，作为一个合法的选举竞争者参加1973年的立法选举。勒庞丰富的从政经历使他成为最合适的人选，但是他不愿意做新秩序党的傀儡，于1972年10月自己组建了国民阵线。1973年，两党联合起来参加立法选举，但他们只有115个候选人，仅仅获得1.3%的选票。勒庞参加巴黎区的第15选区的选举也很失败，仅获得5.2%的选票。勒庞意识到国民阵线必须重新制定政治策略和战斗方式，他决定放弃激进的暴力对抗，遵守政治规则，谋求获得合法的政治地位。新秩序党被禁止，而国民阵线很快发展成为独具一格的极右翼政党。1974年，阿兰·罗伯特和法朗西斯·布里尼奥从国民阵线中分离出来，成立了火十字军团，后来改名为新兴力量党，其在20世纪70年代与国民阵线相抗衡，在争取选票和资金过程中相互削弱，直至1980年新兴力量党消失。

图3-1国民阵线的历史渊源

资料来源： Jean-Claude Simoen and Charlot, M.,“L’emergence du Front National”, Revue Franc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Vol. 36,1986, pp.30-45。

二、国民阵线参加政治选举的历程

法国右翼民粹主义组织——国民阵线，是勒庞于1972年一手创建的，经历了最初十年的“跨越沙漠”时期，从80年代中期开始，国民阵线在法国的势力及影响急剧膨胀。1995年之后，国民阵线在历次选举中得票率稳定在10%—15%之间，进入持续稳定的发展时期。

（一）创立、突破时期（1972—1983）

勒庞认为最初十年是国民阵线“跨越沙漠”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国民阵线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国民阵线缺乏选民的认同，处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处境；二是缺乏一个政党组织基础。在1977年加入国民阵线的让－玛丽·斯蒂布瓦斯说：“我以为国民阵线是一个具有强大能量的组织，但是很快我就发现虽然有一个领袖和很多忠诚的追随者，但是它不是有机的政党组织和缺乏一个稳定的组织核心。” [157]

在1974的总统选举中，有很多激进右翼的候选人同勒庞一起宣布参加竞选，勒庞代表国民阵线，皮埃尔·西多斯作为法兰西运动的候选人。勒庞只获得了0.8％的选票，这次选举失败了。在1978年的立法选举中，国民阵线与新兴力量党之间展开了互相残杀式的竞争，尽管国民阵线准备了137个候选人名单，达到了可以利用电视和电台等视听媒体进行竞选的最低要求，但是政府拒绝给予勒庞和他的政党同等重要的机会。而新兴力量党由于在这之前的选举中支持中右政党，获得了这一机会。国民阵线又一次失败了，仅仅获得0.33％的选票。在地区议会选举中，与新兴力量党的直接竞争，它只获得0.89％的选票，而新兴力量党获得1.6％的选票。在197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水火不容的国民阵线和新兴力量决定提出联合候选人名单并组成选举联盟。48小时后，新兴力量党撕毁协议，并号召自己的支持者弃权，逼迫勒庞退出选举。1981年，勒庞因没有征满500名议员的签名推荐，被迫失去参加总统竞选的资格 [158] ，跌到其政治生涯的最低点。

德勒市，是卢瓦尔东部的小镇，属于巴黎地区。在20世纪早期，德勒市是一个大的农村贸易中心，有一个雇佣熟练工人的古老的小工业部门。在独立社会党人莫里斯·维莱特近半个世纪（1908—1959）的治理下，该市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很稳定。“二战”后，由于靠近巴黎，在工业化浪潮的影响下，市中心扩展到布莱斯河畔，经济和工业中心随之迁移到那里，居民大部分是保守的中产阶级的土著法国人。在60年代工业化发展很迅速，需求更多非熟练的有色劳动力，其占全部工人比例由1945年的42%增长到20年后的65%。1968年到1975年，其他移民也随之而来，主要居住在该镇的南部。移民人口到1975年达到了70%。同时，德勒市也是巴黎的一个郊外住宅区，大约2000名巴黎大企业的员工居住在这里。工人和中下阶层支持左翼，而市中心和布莱斯河谷的选民支持右翼，在1977年左翼赢得了选举的胜利，社会党人弗朗西斯·加斯帕尔于1981年成为国民议会的代表，德勒市成为左翼控制的选区。由此，德勒市成为国民阵线和勒庞的政治起点。

在1978年立法选举后，让-皮耶尔·斯蒂布瓦斯夫妇 [159] 到德勒市建立国民阵线的地区组织，敏锐地把目光对准移民问题，提出了“一百万失业者是一百万太多的移民造成的” [160] 的口号。在1982年的县区选举中，他们的努力取得了成果：国民阵线在德勒市的西部赢得12.6%的选票，在东部获得9.6%的选票。在1983年的市镇选举中，国民阵线为了充分展示自己的竞选纲领，决定独立参加选举。他们极力强调在德勒市有太多的移民，造成高失业率、公共秩序的混乱，只有遣返这些移民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国民阵线取得16.7%的选票，在工人阶级中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中右政党的候选人为了挫败左翼，抓住机会在第二轮竞选中与国民阵线联盟。国民阵线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赢得市镇议会中7个席位和3个市长助理的职位，让-皮耶尔·斯蒂布瓦斯当选为代表该地区的国民议会议员。此后，德勒市成为国民阵线的坚实堡垒。（参见表3-1）

表3-11984—1989年间国民阵线在德勒市的选举结果

德勒市选举的成功，标志着国民阵线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也使国民阵线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一个小小的轰动。随后，国民阵线还参与了巴黎7个县区的选举，勒庞代表国民阵线参加了巴黎第12县区的选举，获得了11.26％的选票，当选为市镇议会议员。他在这个县区参加竞选的决定具有很重要的战略性选择，左翼政党的候选人米歇尔·沙尔扎认为勒庞取得第12县区选举胜利的原因是“利用了那里普遍流行的不健康的政治气氛，如房屋的破烂，高失业率，大量难以同化的外国人……排外的布热德分子的投票是令人惊慌的，这是极端分子的危险” [161] 。国民阵线在德勒市、巴黎市、林畔奥尔奈、莫尔比昂四个地区实现了选举突破，这表明地区政治对国民阵线未来发展的重要性，而且为国民阵线后来的选举成功奠定了基础。同时，在1983年12月的全国立法选举补选中，勒庞在他的家乡布列尼泰半岛——法国外来移民最少（仅有0.09%）的地区，没有使用反对移民的政治策略，也赢得了12％的选票。

（二）发展时期（1984—1995）

尽管这一系列出乎意料的选举成功使国民阵线扬名全国，但直到1984年欧洲议会选举，国民阵线才真正取得首次全国性的成功，确立了作为一个全国性政党的地位。

1984年法国的政治环境完全不同于1972年，保卫共和联盟尽管是最为强大的保守右翼政党，但是戴派力量逐渐减弱，社民党自从1957年以来在第五共和国第一次执政。198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采用比例代表制，国民阵线的候选人赢得11％的选票和10个议席，取得了第一次全国性选举成功，在法国政治舞台上一时颇为引人注目。国民阵线的让－玛丽·斯蒂布瓦斯比任何人都感到吃惊：“尽管会见了记者和法国无线电广播第3台（法国的一个电视网络），大选之后，我还是不能相信这个事实，早在6个月之前，谁会预料到这个政治震惊事件呢？” [162] 雅弗雷也认为，“具有影响力的极右翼的复苏，是左翼执政时期的一个最为显著的事件” [163] 。

表3-2 1984年法国主要政党参加欧洲议会选举

欧洲议会选举的成功，使勒庞意识到招募政治经验丰富的活动家和候选人、扩大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性，从而为许多知名政治家、政治明星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的加入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国民阵线在此时吸引众多知名的政治家加盟，如首席法国代表爱德华·弗雷德里克-杜邦，还有正在上升的政治明星，如伊冯·布里安和布鲁若·梅格莱。帕斯卡尔·阿里吉、夏尔德·加卢、让－克洛德·玛蒂娜、米歇尔·德罗斯托朗、佛朗索瓦·普罗托、德·拉·莫朗迪埃和让·鲁塞尔等也是在这个时期加入国民阵线的。

由于他们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或者是各自领域中的知名人士，在国民阵线候选人中位居前列，给国民阵线带来了急需的巨大政治能量、资源和政治精英，提升了其公共政治形象。在1986年立法选举中，这些新招募的政治精英名列国民阵线候选人名单的前面，加上密特朗总统使用比例代表制 [164] 的新选举法来代替单记名多数两轮投票制，国民阵线赢得9.8%的选票和35个议席，在国民议会选举中斩获颇丰。

在1988年的总统选举中，由梅格莱作为总指挥，以美国大选为范本，使国民阵线开始了职业化的政治竞选活动。1987年4月26日，勒庞在他的家乡特里尼泰宣布参加竞选。勒庞精力充沛，抓住一切上电视和电台的机会，宣传着国民阵线的政治思想。在梅格莱组织的各种运动和宣传中，1986年招募的政治精英提高了国民阵线的公众形象，帮助勒庞创立了法国极右翼选举的历史记录。卓有成效的宣传运动，全方位的准备工作和勒庞丰富的竞选经验，引起了法国选民对勒庞—梅格莱的竞选组织的关注。选举结果出乎意料的超过了选举前的民意测验结果，勒庞获得了14.4%的选票，比选前的民意调查高出4.4%，超出四百万张选票。自从1984年的欧洲议会第一次全国性大选以来，国民阵线的支持率发生了戏剧性的增长，而且选后民调显示在1986年的大选中给国民阵线投票的选民有90%的人继续支持勒庞，这样高的忠诚度超过了任何一个主流政党。勒庞超过共产党候选人拉茹瓦尼219899张选票，国民阵线与法国共产党在工人阶层中所得选票相同，支持勒庞与拉茹瓦尼的失业选民比例为2∶1。勒庞和与法国民主联盟候选人巴尔之间以655955张选票的微弱差距，使所有主流政党大吃一惊。

表3-3法国主要政党参加1988年总统选举所获得的选票和得票率

可惜好景不长，1988年国民议会选举又恢复了多数两轮投票制 [165] ，国民阵线获得9.7%的选票，却只获得1个议席。同年底，这名唯一的国民议员雅·皮亚被开除出党，国民阵线遭遇惨重的挫折。

（三）持续时期（1995年至今）

国民阵线逐步完善和加强在地区和全国的组织体系，紧密地联系大量新成立的外围组织、报纸、俱乐部，使他们成为自己在议会外的压力集团，其党员也由15000增长到40000。在1995年的总统选举，1997年的立法选举和2002年的总统选举这三个全国性大选中，国民阵线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在1995年的总统选举中，勒庞获得15%的选票。在1997年的立法选举第一轮投票中，国民阵线获得14.9%的选票，实现了新一轮的选举突破。此后，国民阵线的得票率稳定在15%左右。然而，由于1998年的欧洲议会选举提名问题 [166] ，梅格莱派和勒庞派之间的争权夺利公开化，导致国民阵线分裂。勒庞解除了梅格莱的总代表职务，将其开除出党，而梅格莱派也于1999年1月23—24日成立新党“国民阵线—国民运动”，并选举梅格莱为主席。

毫无疑问，国民阵线的分裂对它在地方和全国选举造成不良的影响，但是它并没有像许多政治家所预言的那样开始全面衰落。美国“9·11”事件之后，国内安全、法律和秩序问题成为西方社会的核心议题，这种社会危机给国民阵线带来了更多的支持者。在2002年的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国民阵线获得16.9%的选票，创其选举记录的最高峰，这个成绩使勒庞进入第二轮与希拉克对决总统的最后竞争。加上梅格莱2.3%的选票，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总共取得了19.2%的选票。在96个市政中，勒庞在35个市镇领先于主流左右翼政党的候选人，在555个选区中，国民阵线有28%的选区超过20%的限制门槛。在第二轮选举中，勒庞取得了17.8%的选票（大约550万张选票），远远少于勒庞所预测的30%。2002年5月5日，国民阵线的候选人在法国1/3市政选区赢得超过20%的选票。在同年6月举行的立法选举中，国民阵线候选人在第一轮竞选中仅仅取得了11.2%的选票（1997年，14.9%），梅格莱只有1.1%的选票，这就意味着国民阵线只能在37个选区（1997年132个）进入第二轮的竞争，而且没有获得一个席位。在党的高层领导中，只有五个人进入第二轮的竞选：勒庞、玛丽-弗朗西·斯蒂布瓦斯、让-克劳德·马丁内兹、布鲁诺·戈尔尼施和雅克·蓬巴尔。虽然国民阵线在橘郡的市长取得了42.4%的选票，还是没有能够把它转变成议会的一席之位。

2002年的选举，说明了选民对国民阵线的支持具有持续性，其得票率在12%（立法选举）与近20%（总统选举）之间变动。勒庞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惨败，是由于中右翼、左翼政党、协会、教会和行会联合起来反对极右翼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暂时性限制了国民阵线的发展。毋庸置疑的是，国民阵线在法国的政党体系中拥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首先，国民阵线的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在相当多的选民意识中具有较强的渗透力。1984年到2002年间的民意调查显示，有20%—25%的选民支持国民阵线的政治议题，且这个比例相对稳定。虽然这些民意不能直接转化成为有效选票，依然是国民阵线潜在的票仓，远远大于实际的选举实力。其次，我们必须认识到国民阵线党内竞争和分裂是有益的。尽管1999年初国民阵线分裂，削弱了法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势力。勒庞将梅格莱排除在外，将全部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国民阵线也减少了党内派系争斗，确保了高层领导精英之间的凝聚力。权力集中反而促使国民阵线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这在2002年选举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此后几年，国民阵线在历届选举中得票率较为稳定，在法国政治舞台上稳居第四大党的重要位置，仅次于传统主流政党如社会党、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兰西民主联盟，领先于法国共产党。

由于国民阵线深陷800万欧元的债务，勒庞把自己的一辆防弹轿车在网上拍卖，将位于巴黎市郊圣克鲁的总部出售。经费紧张，严重影响了国民阵线的选举竞争力。在2007年举行的法国总统大选，勒庞首轮得票率由2002年的17.79%下降到10.44%，议会选举也由2002年的11.3%下降到4.29%，是国民阵线20年来最差的成绩。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下，总统萨科奇未能兑现“让广大民众更富裕，让法国更具竞争力” 的承诺，右翼政府在公共交通、高失业率、司法和养老金体系改革等问题上的无能为力，导致法国多次爆发大规模罢工。在2010年的大区选举中，国民阵线获得11.42%的选票，在22个大区中赢得12个区，再次展现了法国右翼民粹主义组织的实力。随后，81岁的国民阵线党主席勒庞宣布明年退休，并且不会参加2012年总统选举。在2011年1月16日举行的国民阵线第14次代表大会上，勒庞最小的女儿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以压倒性票数击败戈尔尼施，当选为国民阵线的党主席，欧美报纸纷纷报道称，“法国极右翼迎来了一个新时代”，马琳成为萨科奇2012年法国大选最危险的对手。

表3-4 法国国民阵线的历届选举 [167] （1983—2002）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每次的选举数据整理而来。

三、国民阵线的组织体系与权力斗争

（一）国民阵线的组织体系

为了满足选民的要求，更是为了满足党内成员对职位的需求，国民阵线从成立到现在近40年来，不断加强组织建设，把一个边缘性的小党发展成具有完善组织结构的大党。这在1988年和1992年的地区选举中得以体现，在1993年和1997年的立法选举中也进一步得到证实。国民阵线的组织体系包括两个部分：核心权力组织和外围辅助组织。

1.核心权力组织

勒庞作为国民阵线的领袖，一直对党组织有着绝对的控制权。国民阵线权力组织机构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原则，下级完全服从上级，凡事都要自上而下地作出决定。执行局在该党的组织阶梯中居于最高地位，由政治局中选出8个人组成。在1994年国民阵线第九次代表大会之后，再次扩大执行局的规模和增加人数并写入党章，执行局作为国民阵线核心权力的地位得以稳固下来。现在的执行局包括主席、总代表、总书记、财务部长各1名和副主席4名，勒庞作为主席控制整个执行局并决定其成员的任命。执行局的任务是制定国民阵线的决策，平均每个星期召开一次会议。在某种意义上，执行局相当于国民阵线的“政府”，也可称之为勒庞的个人内阁。40位成员组成的政治局是国民阵线的执行机构，其成员由勒庞从中央委员会中挑选任命，从最初的20名成员到1988年选举后扩展为30名，在1994年之后又增加了10名成员。这样就为80年代中期以后加入的政治精英提供更多的机会进入领导阶层，从而缓和了党内权力之争。政治局最重要的权力是任命党内各部部长和地区领导人。在执行局之下是两个很重要的平行组织：全国书记处和全国代表处，分别由总书记和总代表领导。

中央委员会相当于国民阵线的“议会”，由党内普通成员直接选举产生的100名成员和党主席勒庞任命的20名成员组成，相对而言，这是国民阵线内最为民主的机构。对于勒庞提名的候选人名单，中央委员会必须全部接受或全部拒绝，没有任何权力删除或更换个别候选人，所以政治局不过仅有一层民主的虚伪外表。全国理事会一年召开两到三次全体成员大会，由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全国和地区选举办公室人员以及各个部门的秘书组成，其主要功能在于讨论国民阵线议程中需执行局和政治局决定的内容。

图3-2 国民阵线的1988年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

图3-3 国民阵线的1988年的执行局组织结构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文献资料绘制而成。

2.外围辅助组织

在过去的30多年里，国民阵线建立了多种多样的辅助组织，像一个巨大网络层层围绕在核心权力组织周围。这些卫星式的组织代表着跨越法国传统社会阶层划分的特殊利益群体，包括从学生组织到复员军人组织、从失业者到生意人、从被遣返的法国人到那些居住在海外的人。国民阵线日益成熟的招募方式已经在当代法国变化的社会环境中成功地站稳了脚跟，不像社会党人过分依靠政府机构，也不像保卫共和国联盟热衷与商业界结盟，而是敞开大门欢迎所有的法国人参加它扩大的政治大家庭。

全国青年战线创立于1974年，是国民阵线最古老、最重要的青年组织。国民阵线副主席卡尔·兰曾任全国青年战线主席多年，在80年代由马夏尔·比尔德（政治局成员，全国国内联络部书记）继任，现在的主要负责人是萨米埃·尔马雷夏尔（市镇议会议员，政治局成员）。全国青年战线作为国民阵线年轻斗士的训练基地，在法国的大学和中学有很大的影响力，其成员年龄从16岁到24岁不等，他们分别参加一些暑期候选人培训课程或者其他工作。现在大概有15000名积极分子，成为国民阵线的后备力量。国民阵线非常信任和重视全国青年战线，成为全国青年战线的领导人是进入国民阵线权力核心的一条通路，也是进入政治局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现代自由企业协会于1984年成立，它是国民阵线与商业界的联系纽带，为国民阵线参加选举筹集并提供了必要的竞选资金。政治局成员让-米歇尔·迪布瓦担任主席，他把这个协会称为国民阵线的商务协会，让商业成功人士聚集在此，从彼此的经验中互惠互利。

自从国民阵线转向反对自由市场经济以来，它力促建立一些社会服务性质的组织，旨在帮助法国的下层阶级。其中，反对失业战线和法国兄弟会则是其中最令人瞩目的组织。按照国民阵线的话来说，反对失业战线是为了帮助失业的法国人找到新的工作，法国兄弟会致力于资助那些在困境或危难中的法国人。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1996年11月，它们还在巴黎开设一家救济贫民、灾民的流动厨房以帮助和救助失业者。近年来，国民阵线在警察队伍中的招募工作也非常成功，警察联合会成为全国性第四大分支组织。

国民阵线不断建立更多的外围组织，其中许多组织因人数较少而缺乏生命力，很快就消失了。全国青年战线和现代自由企业协会在国民阵线的全国战斗中心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国民阵线不断扩大社会支持和联系选民的重要纽带。

（二）国民阵线党内的权力斗争

国民阵线像其他政党一样，其成员在政治经历、教育程度、家庭背景、宗教信仰和政治理论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国民阵线的领导精英可以清楚地划分为两派：强硬派和温和派。强硬派坚持传统极右翼强硬的言辞和立场而不愿意改变；温和派则要放弃强硬派公开的排外主张，试图把政治议题的范畴扩大到批评欧洲货币联盟和政府对经济的控制。

国民阵线党内的强硬派与勒庞保持有长期的个人友谊，多年来一直支持和完全忠诚于勒庞和国民阵线。他们包括“二战”前参加激进右翼组织以及战后经历过阿尔及利亚危机的极端主义者。这些人以偏激狂热的军人为主，成长于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政治动荡的环境中，年轻的时候与勒庞一同参加过军队，参加过越南、阿尔及利亚战争，所以相同的经历使他们之间的个人友谊很深厚，使他们成为国民阵线和勒庞最为忠诚的拥护者；他们政治化程度很高，激进右翼思想根深蒂固，也是政治立场最为坚定的激进右翼强硬派。这些人的下一代在布热德运动中初次尝到选举的成功，促使他们放弃暴力对抗、坚定地参加政治选举。勒庞建立统一的政党成为他们的政治跳板和参加政治活动的难得机会，而他们也成为国民阵线的奠基人。国民阵线的这批元老在党内的权力阶梯中居于重要的领导位置，在1972到1990年间掌控着政治局，也是勒庞最亲近的顾问和最信任的朋友。

勒庞借助国民阵线在1984年的影响力，为进一步扩大选举影响力和改善国民阵线的形象，大批招兵买马、邀请政治名流加入1986年地区选举，并使他们名列候选人名单的首位。这些有名望的政治家所受的教育程度很高，没有狂热的极右翼思想意识，成为国民阵线的温和派。他们拥有丰富的政治资源，在党内权力阶梯中上升很快，但很难进入权力核心。勒庞通过严格限制政治局的人数牢牢控制国民阵线的核心领导权，在20名政治局成员中仅有3名政治名流。勒庞还大力提拔一些缺乏政治经验的年轻党员，其平均年龄为30—40岁。他们所受教育程度很低，思想意识激进狂热，具有对国民阵线和勒庞忠心耿耿的奉献精神，成为狂热的国民阵线的拥护者。

勒庞作为国民阵线的主席，控制着党内不同派别并努力维护党内团结，在促进国民阵线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在勒庞被禁止参加1997年立法选举后，党内领导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公开化，其中以勒庞为首的强硬派与以梅格莱为首的温和派之间的斗争最为激烈。

布鲁诺·梅格莱从法国最著名的巴黎综合工科学校毕业以后，以其卓越的演讲口才和政治才能很快成为保卫共和联盟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政治明星。他于1987年加入国民阵线，1988年登上国民阵线总代表的宝座，在和勒庞合作的十年内，他极具煽动性的演讲为国民阵线和勒庞的政治选举摇唇鼓舌，还运用自己的政治才能和丰富的从政经验为国民阵线制定竞选策略和撰写宣传手册，成为国民阵线内最具人气的政治理论家和战略家。此后，梅格莱陆续罢免了全国总代表处一些亲勒庞的领导人，又大力提拔忠于自己的领导人，对勒庞的领导权造成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勒庞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于1995年任命布鲁诺·戈尔尼施尼 [168] 为总书记来制约梅格莱，导致勒庞派与梅格莱派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直到1997年8月，勒庞由于在芒特殴打社会党女候选人面临司法起诉之后，提出如果自己被禁止参加选举，就让他的妻子让娜-玛莉代替自己参加欧洲议会选举。这沉重地打击了野心勃勃的梅格莱，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只是勒庞的一枚棋子，不可能成为勒庞的继承人，接替勒庞拥有国民阵线的最高权力。勒庞在国民阵线全国理事会上指责梅格莱派的抵制行为是“叛乱”，罢免了梅格莱的总代表职务，将梅格莱及其四名支持者逐出政治局，并把他们开除出党。1999年1月23日，梅格莱在南方罗纳河口省小城马里涅纳召集了一次特别大会，宣布成立新党“国民阵线—国民运动”（Front National—Mouvement National），选举梅格莱为主席。勒庞起诉这个新党侵害了自己的党名权，梅格莱被迫于同年10月2号改名为“国民共和运动”（Mouvement National Républicain）。

梅格莱领导的国民共和运动在各种选举中成绩不佳。2005年，弗兰克·迪莫曼斯（Franck Timmermans）带领部分成员成立了新党——民粹党，后来加入国民阵线，严重削弱了国民共和运动。在2006年5月1日纪念圣女贞德的巴黎集会上，国民阵线呼吁全部的极右翼结成联盟应对2007年的总统大选。梅格莱响应这个提议，并计划为勒庞提供取得总统候选人资格所需的140个议员签名，然而，他仅仅获得了45个签名。2008年末，梅格莱辞去了领导职务，国民共和运动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四、国民阵线的基本理论与政治纲领

国民阵线是比右翼保守主义政党更加偏右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首先，它自称认同和拥护民主的价值理念，把自己美化为法国腐败的“政治阶级”的唯一、真正的反对党。法国国民阵线声称自己是人民政治诉求的代言人，是“沉默的大多数人”利益的捍卫者，移民、政治精英谋求的都是自己的特殊利益，代议制政治制度实际上阻碍、切断了“真正的人民”和权力之间的联系。其次，国民阵线要求制定和实施更加严厉的移民政策和安全措施，实行更加苛刻的公民身份认证。勒庞和国民阵线总是夸大和利用现存的移民问题这个“事实”，自称自己勇敢地大声说出了“人们内心的想法——对于大量移民涌入的失控将会导致社会失序和不安定”。他们主张停止接纳外来移民，遣返法国境内的移民，修改并制定更加苛刻的移民入籍法律，要求加强治安管理，对于触犯法律的外来移民实施严厉的法律制裁，力主恢复死刑。最后，国民阵线主张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1978年出版的题为“右翼民主经济”的小册子表明，它在经济领域完全照抄新自由主义的纲领。而在冷战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形势下，它又把“全球化”替代“马克思主义”作为主要的攻击对象，宣扬经济民族主义、国家保护主义和福利沙文主义，反对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并把这些纳入国民阵线的政治纲领和政策主张之中。

（一）鼓吹新种族主义与仇恨敌视移民

从“二战”后到70年代，大量的外国移民进入法国，参与法国战后的社会经济重建，并没有引发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论。70年代以后，随着石油危机的爆发，法国经济发展缓慢。失业大军的数量日益攀升，马格里布 [169] 等非洲穆斯林移民的大量涌入，使法国人民开始关注外来移民问题。90年代，经济全球化普遍加剧了西欧社会劳动力和社会福利国家的危机，使法国的中下阶层所享有的社会福利和经济收入逐步减少，他们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迁怒于外来的竞争者——外国移民。他们强烈的法兰西民族主义和种族优越感，要求恢复本民族传统与保留本民族纯洁和价值，消除外国移民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乃至驱逐外国移民。这样，移民问题就成为国民阵线动员选民支持的一张王牌。

1.移民问题的政治化

19世纪以来，法国以自由、民主、宽容和融合的“共和模式”（Republican Model）作为移民政策的主导。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一系列控制移民的政策相继出台并付诸实施，移民问题不仅仅成为法国朝野关注的一大焦点，而且逐渐政治化，成为法国政治舞台上争夺选民的中心议题。

1945年之前，法国成为外来移民自由进入法国的劳动力市场，不存在移民政策，只是在技术上出台一些临时性、应急性的管理移民措施。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移民人数直线上升。尽管法国政府在1945年出台了第一个正式的移民法案，并成立了国家移民局来管理外来移民，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外来移民依旧像以前一样自由进入法国，直接导致外来移民人数的大膨胀。1946年到1955年，法国年平均输入移民3.3万人，1956年到1965年间猛增至46万人。与此同时，法国前殖民地马格里布三国的穆斯林移民取代南欧移民成为法国最大的移民族群，到1968年，马格里布人在全法国外来移民中所占比例已经大幅上升至23.6%。其中，以家庭团聚进入法国的北非移民占了很大部分，他们与法国人共同分享社会福利，引发了法国人的不满。

1974年，法国政府采取应急性措施终止外劳入境。三年后，法国政府宣布这成为永久性的移民政策，意味着移民问题不仅仅只是技术管理问题，而是转变为法国社会和政治领域内关注的问题。与此同时，法国政府开始推行“遣返补助”（l’aide au retour）的优惠政策，鼓励和资助非欧盟成员国的外来移民返回自己的家乡，但是并不奏效。为此，政府制定了强行遣返的方案，即如果外来移民工人和他的家人被认定为难以就业时，他们将会被强制遣返回国，这项提案在1979年到1980年的国会讨论中没有通过。主流政党这些严格控制移民的政策产生两种意外的效果：其一，这些政策逐渐构建了围绕外来移民带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移民议题；其二，主流政党控制移民的行为使外来移民问题开始政治化。

1980年的圣诞前夜，在维特里市任职的法国共产党市长带领自己的支持者，使用推土机毁坏了部分外来移民所居住旅馆的楼梯和供电设施。法共总书记乔治·马歇（George Marchais）写信支持这名市长“拒绝容忍自己市区内已经很高比例的移民工人的人数继续增长”，而且将住房危机、社会福利成本上升和学校教育等问题与外来移民联系起来，这是“二战”后法国主流政党第一次将外来移民问题归结为造成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原因之一。 [170] 这个事件也促使外来移民“政治问题”的形成。而1989年的“头巾事件”，则标志着外来移民问题政治化。

1989年10月，在法国巴黎市郊区凯尔（Creil）镇的嘉博瑞·哈维兹（Gabriel Havez）中学，三个北非裔的穆斯林女学生声称自己依照伊斯兰教有权利在学校期间戴头巾。因为法国法律规定国立学校禁止一切形式的宗教宣传活动 [171] ，校长以穆斯林学生的行为违背了“学校乃世俗场所”的理由要求这三个学生停止在教室里佩戴头巾，否则就不允许她们来上课。几周之后，她们因继续佩戴头巾上课，在上课期间被关在学校图书馆。当媒体介入这件事后，法国在社会大众和政治精英两个层面围绕着穆斯林头巾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法国内政部长尼古拉·萨科奇对这一决定表示支持，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学校是世俗场所，我们的穆斯林同胞一直都知道并遵守这一规定，从未觉得丢人。”社会党领袖弗朗索瓦·奥朗德对此也表示赞同，法国“是一个世俗社会，应该遵守规定”。而人权组织认为，自1789年《人权宣言》公布以来，法国就赋予人民宗教信仰的自由，穆斯林女性有权决定自己是否戴头巾，戴头巾并没有妨碍其他人，也没有影响其他人改变信仰。虽然法国行政法院判决学校的处罚违法了法律，但“头巾事件”在法国引发了关于移民控制和强化国际法的讨论，也增加了反对外来移民的国民阵线的支持率（参见表3-5）。法国左右翼政党观点趋同，都要求加强对外来移民的控制。1990年，在总理办公室移民融合秘书长（Secretary-General for Integration）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思想库——“移民融合高级顾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于1991年出台了第一份报告，宣称“法国人的移民融合模式”遵循平等的逻辑而非少数民族的逻辑。在法国国家与穆斯林人口的关系上，左右两个政治派别共同担心的问题是穆斯林对法国民族认同的威胁，同时忧虑伊斯兰原教旨潜在的对法国国家认同的破坏性。

表3-5 1989年法国国民阵线在立法选举前后选民投票意向

资料来源：法国BVA民意调查机构每月对4000人进行两次调查（第一次在月初，第二次在两周后），调查结果在新闻杂志Pair-Match上公布。

法国社会大众和政治精英围绕穆斯林妇女的头巾问题展开了长达14年的激烈争论。1994年和2003年的两次“头巾事件”，将外来移民问题更进一步推向政治问题的中心。因此，2004年2月，法国国民议会最终以494票赞成、36票反对、31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票结果一读通过了《禁带头巾法》。该法案严禁在公立学校佩戴明显的宗教标志，包括穆斯林头巾、犹太教小帽、基督徒的大型十字架等，违反此法者可能被学校开除。这项法律在国内引发了广泛抗议和巨大反响，甚至在国际社会引起了争论。法国各党派代表认为，这一法律捍卫了共和国的纯洁性，体现了共和国的基本价值观，即所有的公民一律平等，彻底实现政教分离，实现穆斯林移民与法国主流社会一体化的社会目标。民意调查显示，超过60%的法国人都赞成该法案。2005年10月，法国有两名十二三岁的女孩在斋月期间，由于佩戴穆斯林头巾而被学校开除，这是《禁带头巾法》实施后第一起学生被开除的事件。国民阵线紧紧抓住外来移民问题，在法国人对外来移民的不满和敌视情绪方面推波助澜，并在自己的政治纲领中把它继续深化。它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构建移民问题：

·外来移民对法国民族认同构成威胁；

·他们造成了大量失业；

·他们是造成罪犯上升和社会不安全的主要因素；

·他们滥用西欧民主国家慷慨的社会福利。

2.国民阵线反对和敌视外来移民

从成立之初，国民阵线就高度重视移民问题。1978年，勒庞在《世界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反对移民”的文章，他宣称国民阵线几个月以来已经“成为一个反对移民的非常积极的政治运动，其选举活动都是以此为基础的” [172] 。

首先，外来移民对法国的民族认同构成了威胁。勒庞申明国民阵线政治纲领的核心是“法国和法国人优先” [173] 。1991年，布鲁诺·梅格莱出版了《解决移民问题的50个策略》一书，其中心思想是以血统取代出生地作为获得公民资格的基本条件。 [174] 转引自Harvey G.Simmons,

法国国民阵线承认很难认定哪个民族是优等还是劣等，而且承认没有任何民族或国家在文化、价值、宗教以及其他方面高于别的民族，但是它认为，每一个组织、文化或民族都希望保持自己与众不同的特征，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简单事实，对于德国人、美国人、阿尔及利亚人等都是同样适用的。它偷换了多元文化社会要“尊重差别权利”的概念，强调法国本土居民的民族认同已受到外来移民的威胁，并且认为保持民族和文化认同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保持种族隔离（这意味着完全停止接纳外来移民，并且遣返已经生活在法国的移民）。而那些攻击国民阵线和保护移民的人都是反对法国人的种族主义者（Anti-French Racist），他们的主张将会导致法兰西民族的彻底毁灭。勒庞在1984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在等待就业、福利住房和其他社会福利的队伍中，法国人排在最后。是的，种族主义——反法兰西的种族主义——存在于我们的国家。” [175]

法国国民阵线认为，法兰西的种族与民族认同正在受到外来移民的“一种真正侵略” [176] ，这些外来移民对“法兰西民族造成了致命的威胁” [177] 。因为外来移民和法国人之间文化不同，移民对于独一无二的法兰西民族特性和认同造成了一种威胁，因此应当停止接受移民并把他们遣返回国。这是一种新种族主义，或者说文化种族主义。新种族主义的理论基础是“绝对差别论”，两个种族的融合将会导致双方区别于他人的独一无二的特征完全消失。新种族主义坚持认为，对于人而言，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同类”中是很“自然”的事情，与此同时，当然还会敌视“异类”。 [178] 国民阵线经常呼吁“自然”情感，强调亲疏有别。勒庞在1984年5月13日的一次讲话中说：“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与我的侄女相比，我更爱我的女儿；与我的堂妹相比，我更喜欢侄女；与我的邻居相比，我喜欢我的堂妹。这在政治上也是一样的，我更爱法国。” [179] 法国国民阵线排外主义的具体对象是依环境、时间而不断变换的。最早它主要是反对来自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的外籍工人，这些移民在90年代之后被勒庞当做“邻居”，国民阵线的主要攻击目标转向来自欧洲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北非移民。

国民阵线认为，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更为危险，因为穆斯林坚持一种独特的文化，坚持拥有维持自己宗教信仰和文化特性的权利，很难同化和融合到法兰西文化之中。“穆斯林的移民想要把他们的文化强加到我们文化之上：现在是清真寺和头巾、面纱，明天就会让一夫多妻制以及《古兰经》的律法统治我们的婚姻和市民生活。” [180]

国民阵线也偶尔公开发表生物种族主义的言论，勒庞在国民阵线1996年的“暑期大学”宣称，他相信“种族之间的不平等”，因为“全部的历史证明，他们没有同样的进化能力”。 [181]

1991年，布鲁诺·梅格莱把法国人定义为优等种族，宣称他很担心“与外来移民的通婚导致法国种族特性的丧失” [182] 。1996年,在国民阵线组织的名为“法兰西的起源”（the Origins of France）讨论会上，勒庞认为，法兰西是“由血缘、土地和共同历史记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强调必须警惕“危害到法兰西存在——它的生物特质的一切危险”。 [183] 勒庞经常建议人们去“看看大街上，看看学校里”，“证实”那里的移民实在太多了。移民的后代至今已是第三代和第四代，他们和法国人一样熟悉法兰西文化，但是勒庞依旧把这些深色皮肤的移民后代当做异类。

国民阵线也会发表一些反犹言论，最为著名的就是勒庞在1987年说的一段话：“我经常问自己几个问题：我没有说毒气室是不存在的。我自己已经看到它们了，虽然我没有研究这个东西，但是我认为它们只是‘二战’中的一个细节而已。” [184] 1988年，勒庞在公众面前利用具有犹太血统的法国劳动部长克雷马图伊·迪拉富尔的名字的谐音，称之为“焚尸炉中的硬骨头” [185] 。1989年，勒庞攻击犹太人说，“庞大的国际组织就像是犹太人的国际组织，在发表民族主义言论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186] 。

其次，法国国民阵线把外来移民看做失业问题、社会安全和犯罪问题以及福利减少等问题的替罪羊，把全部社会问题都归结为一个原因：移民问题。它在自己的宣传刊物上定期公布每周移民犯罪的统计数字，并用图表和曲线来证明移民犯罪所引起的社会不安。这种简单直观的宣传方式告诉选民“无限制的移民必然导致法国社会失序和不安全”。它还在大规模失业和移民之间直接画等号。1978年，国民阵线的另一位头目玛利-弗朗西·斯蒂布瓦斯曾说，“100万的失业者，就是因为有100万的移民” [187] 。勒庞在1985年写道，“250万的失业者，就是由于多余的250万移民” [188] 。1990年，国民阵线的选举宣传册宣称，“400个移民=400个失业者” [189] 。与此同时，国民阵线还把外来移民刻画为懒惰的寄生虫，企图激起仇恨外来移民的福利沙文主义。勒庞在1992年的讲话中说：“来到法国几百万的移民中大多数不是来工作的，因为没有工作可以让他们做，我们已经有几百万的失业者了，他们也不是因为热爱法国才来法国，至少绝大多数人不是这样。他们来到这儿，是因为这里有失业救济福利。” [190] 勒庞在他的一份信中提到，“我们同胞中很多人很难申请到一套低租金住房的公寓，然而移民家庭——普遍是更庞大的家庭——很容易得到。在低租金住房区移民的大量存在，造成法国人生活环境愈发恶劣” [191] 。低租金住房在法国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国民阵线利用这些公寓的申请名单，煽动对外来移民的嫉妒和怨恨，鼓吹福利沙文主义。因此，国民阵线认为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停止接纳移民，将已经在法国生活的移民遣返回国。著名学者梅根·沃恩批评说：“这个举措不新颖也没有创意，但是体现了反犹主义的内在逻辑，不同之处在于信仰穆斯林教的北非移民取代了犹太人来充当替罪羊的主要角色。” [192]

（二）封闭的种族民族主义反对欧洲一体化与全球化

按照出生地原则还是血统原则取得公民身份是区分开放的公民民族主义和封闭的种族民族主义的首要原则。传统上，外国人在法国获得公民身份按照出生地原则，而在德国是按照血统原则。在20世纪，主要有两款基本的法律条文来规定非法国人获得法国公民权：第23条规定，移民的第三代一出生就自动拥有公民权；第44条补充规定，出生于法国的第二代移民如果从13岁到18岁居住在法国，不主动声明放弃法国公民身份权利，而且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就可以获得公民权。 [193]

国民阵线反对这两款条文，认为外来移民威胁到法国民族认同，审批外国人入籍不能按照出生地原则，应该按照血缘原则，只有那些出生于血统纯洁的法国家庭的人才能获得法国公民身份。同时，国民阵线要求严格的非自动的归化的入籍程序（nonautomatic naturalization procedures）。这两点成为国民阵线封闭的种族民族主义的主要支柱。

国民阵线阻止一切移民进入法国，那些出生于法国的移民的孩子除非已经完全融入法国社会，否则也应该遣送出去。在一次演讲中，勒庞向外来移民的第二代说，“如果你们忠诚于法国，如果你们热爱法国，如果你们遵守法国的法律、道德、语言、思维方式，总而言之，你们完全融合到法国生活中来，我们是不会拒绝你们成为我们其中一员，只要你们对法国有一点热爱，而不是对法国物质上的兴趣。但是，如果你们还是忠于自己的血统——这也是我应该尊重的——假装生活在我们的法律之下，实际上保留着自己的道德和文化习惯，你们最好返回你们的家乡，否则一切都会非常糟糕地结束” [194] 。

国民阵线倡导种族民族主义，把法兰西称为由类似家庭式的纽带团结和维持下来的有机的文化历史共同体。勒庞早在该党1985年的政治纲领中就表达了他的观点，法国“作为我们祖先的土地，几个世纪以来我们耕种和保卫的土地，这个国家塑造了美丽的风景、城市、语言和历史，它的富裕来自于人们的辛勤劳动，用他们的汗水和血液使它成为肥沃的土壤……法国人民是近20亿先辈的继承人，他们与法国共命运，热爱我们的国家，甘愿为我们的国家牺牲一切，包括牺牲他们的生命……我们必须尊敬这种精神并将其发扬下去……我们不能将其毁灭……法国人不仅包括现在的人民，而且也包括那些已经死去的人，和那些将要出生的人” [195] 。同样的，布鲁诺·梅格莱认为作为法国人应该分享共同先辈的历史传说、价值、语言、种族和基督教的遗产。 [196] 他将民族定义为“一种人民希望在历史中延续下来的梦想，由处于这个共同体中心的那些已经死去的人，现在活着的人以及即将出生的人组成”。另外，他还说“民族总是由土地、人民和文化构成的，如果不是时间的杰作，它将不会存在” [197] 。因此，梅格莱强调共同的历史是形成民族和“人民”的主要力量，这就意味着只有那些有法国血统的人才是真正的法国人。勒庞也表明了同样的立场和态度，“法兰西人民费尽两千多年的努力才形成了法兰西民族，以及它的历史、文化和语言” [198] 。勒庞在五年后的一次演讲中更进一步把“民族”和“血统”联系在一起：“我们事实上是一个古老大家庭的继承人，我们保护着我们特有的如同我们的血统一样古老的法国人的信念。” [199]

法国国民阵线另外提出了一个严格、苛刻、非自动归化程序的入籍方法。在梅格莱的论述中提出，国民阵线认为只有两种方法可以使外国人获得法国公民身份：通过血统或通过功绩。“功绩”这个词在其理论中是模糊不清的，但是暗含了非同寻常的努力（几乎等同于“牺牲”）。梅格莱在1991年写道：“我们不想为外国人获得法国公民身份提供方便，而是希望保留我们独一无二的特色。我们不会把加入这个杰出的社会共同体的权利随便地馈赠给地球上的任何人。法国国籍不是一种机会，也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荣耀。这就是我们改革民族准则的原因。我们不愿意发给第一代居住者身份证……法国并不是桥牌俱乐部。” [200]

他们经常用家庭作比喻为其立场辩护。国民阵线的一位理论家论述道:“法国是一个大家庭，人们根据简单的良知拒绝坏的东西，如果你想结婚，你不希望你的妻子或丈夫是罪犯，同样的，在法国这样的大家庭，你也不希望有罪犯。” [201] 勒庞在1991年的演讲中发出了仇恨外国人的排外叫嚣，“报纸上说‘有五千六百万法国人……’不，尊敬的记者先生，大概有五千六百万居民，但是，大概只有五千万法国人……自从1974年以来，法国已经接受了几百万的移民，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然而，很自然的，归化系统使法国人与‘外国人’的划分变得毫无意义，所以人民说‘是啊，他们不再是外来移民，他们是法国人’”。

随着苏东剧变、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剧，国民阵线从原来反对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转向反对国际主义、全球化和欧洲联盟。国民阵线认为，国际主义是影响和阻碍法国未来的最为巨大的干扰力量。国民阵线把“世界”（mondial）和“世界主义者”（mondialiste）加入了自己的词汇表里，他们认为全球化的准则是“经常用人权修饰自己，宣扬摧毁民族国家，废除边界、种族、文化和人民的融合。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看上去是追寻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里消除不平等。现在，世界主义者攻击他们所谓的‘排外’，反之支持建立一个没有差别的社会。无产阶级的专制不再流行，民族融合同化的思想已经变成普遍准则” [202] 。

从90年代初开始，国民阵线在欧盟问题上的态度由80年代的中立或支持立场，转变到激烈的反对立场，而且煞费苦心地用仇恨外国人的民族—种族主义来贬斥欧盟。勒庞的措辞更加激烈，他说：“我们拒绝在欧洲联盟——‘全球主义者’乌托邦的祭坛上牺牲法国，我们拒绝这些欧盟主义者和全球主义者侵犯我们的领土，侵入我们的边境，拒绝他们掠夺我们宝贵的历史遗产，破坏我们的公共社会安全，拒绝让法国人深陷‘全球化’的巨大泥潭之中……法国的未来不在欧洲。” [203] 国民阵线经常使用“阴谋”这样的字眼来抨击全球化和欧盟一体化，“事实上，在欧洲联邦主义者的头脑里，一个既没有内部区域划分，也没有国家边界的欧洲，难道不是谋求建立全球政府的一个阶段？而三边主义（指促进北美、西欧、日本等工业化国家联系与合作的政策或主张）正想在2000年之前完成全球政府的建设。事实上，这是反对欧洲国家和人民的阴谋，尤其是反对法国和法国人民的” [204] 。“现在总部设在布鲁塞尔，正在走红的欧洲联盟，根据这个乌托邦计划，梦想在欧洲建立一个超级欧洲国家，这将摧毁我们的国家，为第三世界的移民和美国及日本的产品打开欧洲的大门。” [205] 国民阵线自称反对欧盟的主要原因是出于自己对法兰西民族认同的关注，因此它反对任何一种联邦主义，提议建立一个关系松散的邦联——在这个邦联里，每个国家保留和维持自己的民族认同的权力。简而言之，国民阵线的计策就突出强调“在欧洲人的欧洲保留一个法兰西人的法国” [206] 。国民阵线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认为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会威胁到欧洲的民族认同。勒庞问他的听众，“如果土耳其将成为欧洲的一个部分，那么在欧洲版图之外的任何国家，只要是在地域上临近法国，将会成为欧洲的一个部分？这是显而易见的。是不是法国或欧洲人民同意将北非加入到欧洲呢？” [207] 国民阵线对法国民族认同的关注成为它反对欧盟的主要原因。

由此可见，国民阵线认为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成为影响法国未来的最为巨大的力量，尤其是外来移民对法国的民族认同至关重要，而民族认同只有在封闭的民族主义保护下得以存留。1997年，国民阵线在自己的网站上说，今天“法兰西的民族认同受到了全球化的威胁，面对世界主义民族和文化融合的目标，国民阵线决心成为捍卫我们民族认同的堡垒，勒庞既不是种族主义分子，也不仇恨外国人，他仅仅是为保卫法国而战，为的是让法国人比外国移民拥有更多优先权，使法国人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 [208] 。换句话说，法国国民阵线的民族主义是封闭的、种族式的，暗含着“一种排外主义的意愿”，从惧怕和仇视外国人走向封闭的种族中心主义。

（三）民粹主义与反对现存政治体制

国民阵线与法国早期的右翼极端政党和运动有很多相同之处，拒绝多元主义和世界主义，但是又因为它宣称自己拥护民主制度，而与这些政党有着本质的区别。事实上，国民阵线拥护和呼唤人民主权，就像梅格莱所论述的：“在法国，人民拥有主权：为人民所有，由人民治理，为人民服务。权力产生于人民，他们决定自己的命运，政府应该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国家主权的基本原则，是共和制的深层精神理念，也是法国民主制的基石。民主制度的基石绝不仅仅是组织机制，或是一种由选举来定义的合法的公正程序，它是人民对合法性的非常神圣的表达。” [209]

法国国民阵线的民粹主义和反对现存政治体制策略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批判西方的代议民主体制，拥护直接民主制度。国民阵线的理论家频繁使用“民主”的概念，他们认为代议制民主及其组织机构、政治精英缺乏真正的民主价值，宣称人民意愿高于任何其他标准，并拥护直接民主。 [210] 在国民阵线的理论和言辞里，真正的民主是直接民主，“直接民主允许人们参与政策的制订，间接或代议制民主强迫人民授权与代表，与政策的制订相分离，这两种民主的概念是相互对抗的。西欧代议制民主是间接民主，它们还是民主吗？” [211]

同时，国民阵线宣称自己怀有真正的、激进的民主理想。在1987年的记者招待会上，勒庞说：“为了给人民以发言权，我们不得不转向直接民主，这是促进和提高人民参与自己命运的唯一之路。” [212] 在法国代议制民主的限制下，国民阵线只能使用全民公投的形式来实现自己倡导的直接民主。例如，在1987年的政治纲领中，国民阵线这样写道：“为了把法国人民从政治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国民阵线将会增加公投的使用，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够在绝大多数的社会问题——例如，移民、“民族优先”、死刑等——表达自己的意见。” [213] 勒庞在1991年的演讲中更加清楚地论述了这一点：“我在这里证明法国的民主制度只是一个形式上的民主而不是真正的民主，人民认为自己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在如移民、死刑等一些重要问题上他们不能，然而，在我们的人民代表压倒性的绝大多数意愿的议题上他们能。当他们说勒庞大声地说出了人民自己沉默的问题，他们是对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不承认人民对改革政治体制的坚定有力的支持呢？” [214]

国民阵线的民粹主义和反对现存政治体制策略的第二个层面是把自己定位在反对党（如在野党）和公开的敌对民主制度的政党之间。国民阵线认为自己是腐败的、不民主的“既有的政治阶级”的反对党，唯一的真正的反对党。同时，它也是小心翼翼地不越过反对民主的界限，拥护民主主义，为实现真正民主而奋斗的政党。

1981年，共产党参与社会党莫洛瓦政府执政，导致自己丧失其作为“反对现有政治体制”的传统角色，国民阵线填补了这一真空地带。国民阵线认为，从80年代开始的左右共治，左翼总统和右翼政府合作导致四个政党之间的区别变为无关紧要的表面现象。它们在现实中不是对抗的，而是串通勾结的。 [215] 梅格莱在《世界报》上发表言论，认为中右翼政党受到左翼政党的迷惑，开始拥抱“新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如此说来，法国所有的政党都是或多或少地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 [216] ，它们强化了“政治阶级”的寡头政治。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认为，左右翼执政党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将他们划分为同一个“政治阶级”。同样地，国民阵线重新划分了法国的政治光谱，将现有左右翼四大政党转称为“四人帮”，声称“法国保卫共和联盟、法国民主联盟、社会党在第五共和国轮流执政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由于法国政治中的两个执政集团没有任何差别，轮流执政是虚伪的。左翼很早就已经背弃了它的崇高理想，另外，主流政党中的右翼毫无疑问地受左翼政党影响，而且越来越成为自己的主要特征，背弃了保卫法兰西民族的价值，拥护欧洲主义、全球主义和世界主义” [217] 。国民阵线把自己描述为受主流政党压迫，被这个腐败体制隔离的局外人。在1995年总统第二轮选举中，勒庞和国民阵线号召他的选民不要把票投给希拉克或若斯潘，“希拉克的选举纲领和若斯潘的几乎雷同，而且这种情况更坏！在这种情况下，你们（选民）能够理解我为什么不能、也不想建议你们把票投给进入第二轮的两名候选人中的任何一个” [218] 。在90年代后期，国民阵线越来越多地攻击中右翼政党，称之为“首要的敌人” [219] 。

在国民阵线看来，有两个相关问题割断了人民和政治阶级之间的联系：其一，是政治腐败；其二，是全部政治过程已经被特殊利益集团所控制，移民和其他少数民族、环境保护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等作为“特殊利益群体”在政治生活中成为前进的障碍。国民阵线呼唤和拥护人民主权，不信任绝大多数的社会公共机构，包括政党、国家的政府机关、媒体、大学和金融机构。这种不信任部分出于他们反对精英主义的立场。代议制民主机制尤其切断了与“真正的人民”的联系。国民阵线支持民主价值，但是拒绝代议制民主，因为这种民主使人民和政治精英中间有一道深深的鸿沟。国民阵线倡导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它在1995年的选举传单中写道：“失业—移民—腐败—不安全—税收。让我们翻开新的一页——第六共和国。” [220] 国民阵线与主流中右翼政党在地方选举中偶尔会联手行动，但是在宣传中努力避免和主流政党有任何瓜葛，而且经常指责当政的政客贪污腐化，表明自己是唯一“清白”的政党，其政治口号是：“既不右也不左——法国人” [221] 。

法国绝大多数选民拥护民主制度，认为一切反对民主的政党和运动都是非法的，而且一个反对民主制度的政党赢得选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国民阵线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与反对民主制度的极端右翼分子，尤其是新法西斯和新纳粹分子保持距离。20世纪70年代末，国民阵线经历了一次意识形态的转变，将党内许多纳粹和法西斯分子驱逐和排挤出党组织，清除了许多法国极端右翼的旧“包袱”。1995年11月，国民阵线对《世界报》等媒体抗议它们在报道国民阵线时不能使用“右翼极端”这个词。勒庞甚至正式发文为国民阵线辩解：“在政治学里，右翼极端主义这个词有精确的定义，它使人们想起30年代的法西斯联盟和运动，它们抛弃民主和选举制度，诉诸武力和种族主义，试图建立一党专制的国家联盟和运动，但国民阵线完全不具备以上任何特征，而且我们是反对这些行为的。” [222]

民粹主义和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策略赢得了对法国主流政党不满和抗议的选民的关注和支持，从而使国民阵线在选举中崛起并继续稳定发展。但国民阵线党内还存在一些强硬的右翼极端分子，偶尔亲法西斯和纳粹的言论是提高自己关注的策略，这也是国民阵线在党组织和选举运动之间潜在的博弈。

小　结

法国国民阵线从兴起到现在已有30多年了，其崛起和发展绝非昙花一现的偶然政治现象，它对法国现行的政党政治和民主制度构成了有力挑战和严峻威胁。国民阵线在竞选纲领中把解决法国所有社会问题的措施简单地归结为“零移民”和退出欧盟一体化进程，公民投票的直接民主制度，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抗议宣传口号，而不是能够付诸实践、获得成功的执政方案。在2002年大选中勒庞首轮胜出后，自由民主价值理念深入人心的法国和欧洲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向法国国民阵线进行讨伐和围剿，五年之后，主流社会对他所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再次保持了高度警惕。在2007年大选前，勒庞的民意支持率为12%，他自己夸口定能上升到20%，而事实上在大选两轮中他分别获得约10.44%和4.29%的选票，终究未能重演五年前的奇迹。

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法国，右翼政府也没有根本解决社会治安和移民等难题，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困人口再次回升。法国国民阵线在2010年的大区选举中，重新打出移民和治安这两张政治王牌，再次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勒庞在电视镜头前满脸欢喜地说，“选举结果说明国民阵线仍然是一股全国性力量，注定要变得更强”。由此可见，国民阵线在2002年的选举成功并不表明它可以成为左右法国政局的主流政党，而2007年的选举失败也不意味着它开始走向全面衰败。纵观历史，在经济增长缓慢、社会危机日益严重、政治不断右倾化的法国，国民阵线的生命力将极其顽强，绝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

勒庞宣布退休，其小女儿玛琳·勒庞接过了国民阵线的领导权。之前，42岁的马琳是国民阵线负责教育、交流和宣传的执行副主席，也是欧洲议会的议员和地区议会的议员。她代表了温和、年轻的右翼民粹主义一代，不赞同父亲勒庞否认大屠杀和反犹太的主张，也反对以戈尔尼施为首的党内极端强硬派。对于国民阵线的未来，她表示自己希望把国民阵线改革成为一个“强大而受欢迎的政党，不仅受到右翼选民的欢迎，也能被整个法国所欢迎”。国民阵线这种温和的趋向，掩盖了其右翼民粹主义的本质，对西欧民主政治更加具有危险性。

第四章　极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奥地利自由党

奥地利自由党的建立和发展，是这个阿尔卑斯山小国在20世纪下半叶发生的最为重要的政治变化。它闪电般的崛起根本地改变了奥地利政治格局，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它的魅力型领袖约格·海德尔成了国际知名政治人物，成为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代名词。最让人吃惊的是，海德尔担任的职务从没有超过奥地利一个小州的州长，但他牢牢地控制自由党，在奥地利乃至欧洲政坛上发挥着巨大的政治影响。2005年，自由党分裂，海德尔另起炉灶成立了奥地利未来同盟。在2008年全国大选中，自由党得票率为18.01%，奥地利未来联盟得票率为10.98%，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同年10月11日，海德尔车祸丧生。自由党现任主席海因茨-克里斯蒂安·施特拉赫(Heinz-Christian Strach)呼吁奥地利未来同盟回归自由党，两党重新合并。

一、自由党的历史渊源、组织结构及权力斗争

（一）第三阵营的分化及自由党的演变

奥地利自由党(Freiheitliche Partei sterreichs)于1956年4月7日在维也纳成立，党名中“自由”一词并不是指通常的古典自由主义，而是指民族自由主义。奥地利自由党的前身为奥地利极右翼政党“独立者联盟”(Verband der Unabhngigen)，其成员包括若干不同利益组织，如在战后第一次国民议会选举中无选举权的纳粹分子、原大德意志人民党(Groβdeutsche Volkspartei)成员、乡村同盟（Landbund）成员以及战后年青一代的右翼分子等，他们对社会民主党和人民党均感到失望，主张提高效率，愿意承担自由带来的风险而不愿意为集体安全而牺牲个人目标，于是联合组成第三阵营，挑战社会民主党和人民党两大党的政治垄断地位。由于成员成分复杂、组织松散、思想难以统一和持续不断的内讧，第三阵营在多次选举中败落，最终于1956年解散。自由党在此基础上成立，前党卫军旅长安东·莱恩特哈勒 [223] 被选举为首任党主席。此后，自由党的演变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由党在建党前十年中组织结构松散，直到后来才提出了明确的民族主义纲领，仅获得6%选民的支持，甚至低于其前身“独立党联盟”所获得的选票，在奥地利政坛上是一支无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只能投靠社会民主党或人民党。从60年代中期开始，在主席弗里德里希·皮特的领导下，自由党努力从学术界招募新成员，提出较为合理的政治纲领，力图摆脱政治边缘化的状态，从而使自由党逐渐成长为民族自由主义政党。1970年，自由党支持克赖斯基领导的少数派政府，换得了使小党更易进入议会的选举改革。诺伯特·施提格当选为主席后，热切地希望将自由党塑造为奥地利版的德国自由民主党，成为中左或中右政府交替轮换执政中必不可少的联盟者，也促使自由党转向自由主义方向。在1980年的自由党代表大会上，在施提格的努力推动下，通过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纲领。尽管自由党的日耳曼民族主义情结根深蒂固，施提格还是加快了自由党自由主义化的转变，强调核心思想是反对中央集权、主张自由市场和个人成就，并认为循序渐进的自由化过程以及在政治舞台上负责任的形象将会吸引奥地利正在形成的白领阶层和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中间选民，并以此来取代传统的从事街头抗议的极端分子。1983年国民议会选举，自由党只获得了5%的选票，这是自由党历史上最低的得票率，但是党主席施提格当选为副总理，自由党第一次参加联合政府。

第二阶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海德尔问鼎自由党最高权力，自由党的极端民族主义色彩与日俱增。随着科技革命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奥地利人开始关注一些新的政治议题，如环境、外来移民等问题。同时，奥地利社会结构也经历了分化和重组，传统的产业工人人数下降，尤其是工人阶级意识到对社会民主党在经济发展问题上的无能为力之后，对社会民主党开始失望；在高科技和全球化过程中获利的中产阶层逐渐壮大，对传统的主流政党充满了不信任和不认可。传统左右主流政党通过代表比例制和政党分肥制，在全国组成了执政大联盟，从而阻止选民对他们忠诚度的下降趋势、孤立和遏制反对党对他们的挑战。尽管奥地利存在着大量反民主和极端右翼的情绪，但极右翼政党一直处于政治边缘的地位。左右翼大联合执政13年期间，第三阵营没有参与第二共和国的建立，也没有在政治体制和政府机构中选举出代表自己利益的代表，也没有参与受政党腐败和政治贿赂的行为，因此自由党要求变革奥地利政治和不透明的决策体制比主流左右翼政党更能赢得选民的信任。1986年，人民党和社会民主党再次组成大执政联盟，大大地助长了奥地利全国的抗议情绪。

1986年12月，海德尔在因斯布鲁克举行的自由党代表大会上，成功击败施提格成为新任党主席。他推动自由党向全民党转化，放弃以知识阶层为核心的选民基础，充分紧紧抓住老百姓所关注的问题，并提出简单化的解决措施，如驱逐外来移民创造就业机会，追究社会福利诈骗等，把自己塑造为腐败的体制外的反对党形象，努力在维也纳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人社区锡默灵和法夫里腾赢得新的选民群体。主流政党对海德尔以及自由党的孤立和压制，增加了选民对主流政党的反感和对自由党的支持，使自由党迅速成为欧洲最大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1993年，自由党提议“奥地利优先”的公民投票造成了党内分裂。以海德·施密特为首的五名自由派分裂出来并组建新党——自由论坛(Liberale Forum)。自由党传统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让位于奥地利沙文主义(sterreich zuerst)，将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如移民、犯罪和欧盟怀疑主义政治化，并利用挑衅和煽动的宣传言辞，使相当大部分怀有恐惧和不安全感的“现代化的失败者”放弃对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转而支持自由党。党内分裂并没有导致自由党的衰落，反而促使其以惊人的速度飙升。自由党利用选民的不满情绪而大获选票，在1999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自由党以26.9%的得票率成为奥地利第二大党，改变了长期以来由社会民主党和人民党占统治地位的奥地利政局，形成了几乎势均力敌的三党鼎立的新格局。自由党与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使奥地利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也遭到了国内外异常猛烈的批评。国内声势浩大的“星期四集会”抗议游行以及14个欧盟国家的联合抵制和制裁，使奥地利陷入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内政和外交的“双重危机”。海德尔迫于国内外的舆论压力，让位给自由党副主席苏珊娜·里斯-帕瑟尔(Susanne Riess-Passer)，后者在联合政府中担任奥地利副总理。

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自由党党内派系斗争严重，前景扑朔迷离。就选举策略来说，是继续将蓝领选民视为重点还是重新回到白领选民，展开了激烈争论，成为党内进入政府的自由主义派与被迫辞职的海德尔及其极端民族主义派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苏珊·里斯－帕瑟尔接任自由党主席和奥地利联邦政府副总理，她比较温和的政治立场和在政府内积极有效的工作成绩赢得了选民的赞赏，也得到欧盟其他国家的认可，在党内的地位日益得以巩固和加强。权欲熏心的海德尔开始对她横加指责。2002年7月自由党代表大会前夕，海德尔到处批评里斯－帕瑟尔工作有误，甚至公开表示想重当自由党主席。因为奥地利遭遇百年不遇的水灾，政府联合执政的人民党和自由党决定推迟一年实行减税改革，这引起了海德尔的极度不满。他指责自己选定的接班人里斯－帕瑟尔偏离了自由党路线，从而使他们之间的公开对立发展成党内的权力之争。在海德尔的煽动下，750名自由党代表中有半数以上签名要求召开特别党代会讨论推迟税改问题。里斯-帕瑟尔、自由党议会党团主席韦斯滕塔勒和财政部长格拉塞尔被迫于9月8日宣布辞去在党内和政府中的职务。11日，自由党联邦理事会和联邦党领导会议决定由海德尔接替里斯-帕瑟尔担任党主席。海德尔却突然宣布他不接受党主席的任职。当时在政府中担任交通、创新和技术部长的马赛厄斯·赖希霍尔德在21日召开的自由党特别党代会上，以92.2%的赞成票当选该党新的主席。此后，国民议会大选于11月提前选举，自由党的得票率跌至10.0%，只获得18个议席，与人民党继续组成联合政府。自由党因选票骤跌，迫使其在政府权力分配和发展方向上对人民党作出巨大让步和妥协，从而引发了范围更广、更为激烈的涉及政治路线和发展方向的党内不同派系之间的争吵。

在200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自由党的支持率跌至6.3%。在同年7月举行的自由党特别代表大会上，海德尔的姐姐乌祖拉·豪布纳(Ursula Haubner)以79%的得票率当选新主席。2005年4月4日，自由党内矛盾全面爆发，党主席乌祖拉·豪布纳、副总理胡伯特·高尔巴赫、议会党团总召集人赫尔伯特·施雷伯纳和克恩顿州州长约格·海德尔共同转入新成立的奥地利未来同盟(Bündnis Zukunft sterreich：BZ)。2005年4月23日，海因茨-克里斯蒂安·施特拉赫当选自由党主席。在他的带领下展开了激进的竞选运动，把动员的重要目标放在蓝领选民阶层上，将议题重点集中在犯罪和移民问题上，以极端排外的形象再次引人注目，竞选海报的口号是“维也纳不能成为伊斯坦布尔”、“要用德语取代听不懂的玩意儿”等，清晰地体现了他的政治理念。自由党在2006年的全国大选中获得了11%的选票，21个议席，共有5万名党员，成为国民议会第三大党。奥地利未来同盟仅仅勉强跨过了进入议会的4%最低得票率的门槛。在2008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两党的所获选票各增加了7%，共赢得近30%的选票。随后出人意料的是海德尔车祸丧生，奥地利未来同盟群龙无首，前景充满未知数，自由党号召奥地利未来同盟加入自由党。表4-1自由党和奥地利未来联盟在1956—2008年间所获得的选票和议席

表4-1　自由党和奥地利未来联盟在1956-2008年间所获得的选票和议席

资料来源：Bundesministerium des Inneren。

（二）自由党的组织结构

自由党是组织较为松散的政党，只要简单登记就可以自愿入党，并不像其他主要政党那样从行业工会或者其他行会和协会中招募成员。自由党把自由主义和泛日耳曼民族主义结合起来，是一个受到奥地利主流政党所孤立的各种极右翼分子的第三阵营。自由党在维也纳的中央组织机构对地方组织的控制力比较薄弱，这种组织结构从1957确定以来到1995年只有很小的变化。全体党员代表大会是联邦级的中央组织和权力中心，负责选举党主席和副主席。党主席、副主席与从基层选出的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全体党员代表大会是党内非常重要的、保持独立的机构，如在1986年的因斯布鲁克党员代表大会上，迫于基层组织的压力，施提格退位，海德尔在党内获得了最高权力。中央核心领导层由执行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和由全体党员大会选举产生的联邦议会和州议会的代表组成。由于全体党员代表大会规模较大，一年只召开四次会议，而执行委员会至少每个月召开一次，拥有除明确规定属于其他机构的权力之外的全部权力，这意味着执行委员会是真正的领导和决策机构。

1992年之前，地方党支部是根据注册的党员人数按比例选出代表进入党的执行委员会。1981年，只有14个执委会委员获得了各级政府和议会的职位。随着自由党在各级政府和议会中的力量不断增强，在政府担任公职的自由党成员在党内决策机构的比例稳步增长。到了90年代，担任政府和议会公职的人数增加了十倍，从而削弱了党内自由派的权力。与此同时，海德尔通过拉帮结派和组建忠于自己的议会党团来强制推行党主席制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纲领；党内法庭、忠诚宣誓、限制言论命令使自由党的领导人拥有制裁和处罚所有党员的最高权力。这些措施都导致了最高领导层的权力集中和海德尔对自由党的全面控制，自由党逐渐变成由党主席严格控制的领袖党。 [224] 这样，自由党组织机构的关注点也从长期战略、纲领发展、成员发展，转变为短期策略、大众动员、选举竞争。这些细微的组织变动提高了较为成功的地区支部的影响力，尤其是在海德尔的克恩顿州根据地和上奥地利的支部（海德尔最初的大本营）。由于克恩顿自由党支部的鼎力支持，特别是自由党在1999年取得州议会的绝大部分席位之后，海德尔在自由党内的影响力和重要地位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即使在海德尔辞掉党主席之后，他还能牢牢控制自由党在全国的发展方向。自由党地区支部的主席以及其他领导人的选举成功也都依赖于海德尔所发动的政治运动。因此，无论何时，海德尔以何种方式把党推向任何方向，他们只会默许而不会反抗，更不用说公开对抗了。

主席团负责党的日常事务，事实上是自由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约有13个成员，其中包括党主席、5名副主席、议会党团主席和总书记。海德尔当选为主席之后，逐步成功地安插忠于他的党外人士进入主席团，排挤自由党原先的领导人。但这些人在党内缺乏深厚的支持基础，他们的政治生命的成败完全取决于海德尔，取决于他们的忠诚度。被排挤的主席团成员严厉指责和反对海德尔的这种做法，例如前自由党部长哈拉尔德·奥夫纳抱怨说，这些年轻的海德尔支持者“甚至不知道自由党在两年前是什么样” [225] ，但他们很快就遭到了海德尔的打压和报复。海德尔还进行了一些其他组织机构的改革，如将直接选举产生的主席团高层领导人数从八个减到五个，进一步强化了海德尔的绝对权力。奥地利研究政党政治的学者库特·路德总结说，“虽然形式上党领导层在重大决策中仍然是必要的，但事实上，其作用与主席团相比大大被减弱了。因为在主席团内，党主席能够确保自己获得忠实的议会党团和那些他所提拔的地区支部领导人的支持。” [226] 海德尔所进行的机构改革使他获得了最高权力，也是他牢牢掌控着党内的每个组织机构、政治纲领、发展方向和所有党员。

在党内建立绝对忠诚于自己的成员队伍是海德尔统治自由党的另一个重要手段。这个成员队伍主要由一群党外招募来的缺乏个人魅力和政治经验的年轻人组成，他们和海德尔言辞风格一致、衣着行为相似。海德尔的喜怒决定他们在党内和政府的任职，也掌控着他们的政治前途的成败。而他们只能用绝对忠诚和拥护来赢得海德尔欢心。这些年轻人具有共同的行为特征：他们曾在酒吧打架或者其他惹是生非而触犯过法律。因此，奥地利媒体称之为“男孩帮”（Buberlpartie）。海德尔的网球伙伴、后来成为自由党的官员赖因哈德·高格（Reinhard Gaugg）曾形象地总结他们为 “N.A.Z.I.”，他进一步解释说，这个词的意思是“新（Neue）、 有吸引力（Attraktive）、 目标明确（Zielsicher）和充满创意（Ideenreich）”。

除了臭名远扬的“男孩帮”外，海德尔还迅速招募和提拔三种党外人士：其一，是社会名流和政治明星，包括体育明星、电视红人、著名记者和一些议员，他们丰富的政治经验、众多社会人脉和一定的影响力可以帮助自由党吸引更多的支持者。同时，又因为他们在党内根基尚浅，很难成为海德尔的竞争对手，而且需依靠海德尔并成为他的可靠的支持者；其二，是极右翼分子，他们成为海德尔当选为党主席的重要支持力量，也是党的新政治路线的忠诚的支持者；其三，是地位显赫人士，他们与海德尔及其拥护者完全不一样。如自由主义者海德·施密特（Heide Schmidt），后来被提拔为党的副主席和自由党在1992年的总统候选人。颇有争议的犹太作家兼记者彼特·西赫洛夫斯基（Peter Sichrovsky）的代表作是《天生有罪：纳粹家庭出生的孩子们》（Born Guilty：Children in Nazi Families），海德尔提拔他担任自由党的总书记和欧洲议会的议员，奥地利人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会在一个臭名昭著地反犹太人和为纳粹辩护的政党中任职。施密特和西赫洛夫斯基在自由党内没有深化的权力基础，其政治前途完全依赖于海德尔的支持。而海德尔任命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塑造一种开放和宽容的良好形象，从而最大化地赢得各个阶层的选民的支持，这也是其右翼民粹式动员方式的组成部分。从党外任命领导人，不仅让自由党有充足的借口攻击主流政党的职业政客，而且也掩饰了海德尔把党内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的事实。

海德尔领导的组织机构调整和党内领导人的变革，使自由党转变为适应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的中央集权化的组织机构。首先，降低各级基层党组织在决策机构和民主程序中的影响力，并放弃了依据工作业绩提拔干部的原则，把对海德尔的忠诚作为维系领导关系的唯一纽带。自由党经济政策发言人赫尔穆特·彼得私下里说，“我们（海德尔和他的随从）出去转一圈，招募一些人，就让他们到政治机构来……旅馆、迪斯科舞厅，不管什么地方，我们随时招募他们入党” [227] 。海德尔让自己周围围绕着一批献媚之人，他自己就像封建领主一样任意安排党内的人事任免。 [228] 其次，自由党向民粹主义组织的转变，意味着选民的意识和需求、民粹式的动员方式和短期纲领性目标和竞选策略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在1997年前，尽管自由党没有正式宣布放弃《萨尔茨堡纲领》，但它更加关注和热衷于民粹主义运动所需要的中期发展策略和短期选举方案，而这些策略和方案大多是根据海德尔的个人野心和政治偏好构建而成。海德尔还常常利用与媒体的亲密关系，在内部讨论未达成一致意见前，提前透露党的政治立场和人事任免信息，从而造成无法变更的既成事实。官员的频繁轮换、决策机构周期性的改组，成为海德尔控制下的自由党“不断革命”的主要内容 [229] ，自由党由此转变为右翼民粹主义运动。

（三）自由党内的权力斗争

为了夺取和巩固自由党内的最高权力地位，海德尔采取了两项措施：

第一，南方政策,即海德尔付出大量心血在奥地利最南部的克恩顿州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这个地区对于海德尔具有战略意义。它为海德尔在党内提供了强大的个人支持，这使得海德尔即使从党领导人的位置上退下来，也能牢牢控制和把握自由党的最高权力和发展方向。同时海德尔和自由党在克恩顿州的长期执政向他们的选民和支持者证明了自己具有治理国家和为人民服务的能力，打消公众对自由党作为抗议党能否胜任执政职责的担心和疑虑。

第二，海德尔致力于推进党内集权化进程，在自由党内建立了“独裁式领导”，其目标在于将最高决定权集中于党领导人的手中，并使奥地利自由党内部政治信息统一化。当地区党组织违背了党主席的意愿时，马上就会被解散。由于海德尔在自由党中享有不受约束的决策权，他能够随意提拔所中意的人到重要的位置上，完全不用考虑他们在党内的政治影响力和基层的支持度。这两项措施使得自由党建立起金字塔式等级严格的权力结构，并集权于海德尔手中，即使海德尔辞去党主席和克恩顿州州长之后，作为一名普通党员仍然能够牢牢控制自由党。

在海德尔领导下，自由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党组织越来越成为执行和实施党主席意愿的工具。那些不认同、不愿意追随以及反对海德尔思想的党员，或者那些挑战和威胁海德尔政治野心和权力的领导人都会成为党内政治迫害和清洗的对象。海德尔在当选为党主席以后就清楚地表示，党员如果不顺从他，就是反对他。“那些偏离政治路线的人，必须开除出党，对他们必须动真格的” [230] ，他在《奥地利日报》上表示“那些不能支持我的政治路线的人，应该加入其他的政党” [231] 。他要求全体党员100%支持他的政治领导方向。1998年，海德尔作为党主席被授予全权控制地区支部的权力。自此，自由党内的专制式领导体系最终形成，海德尔成为自由党的精神教父。他担任自由党主席近14年，发动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涉及各级党员、各个派别的党内清洗。其中许多人被迫退党，在党的纪律处罚中遭受羞辱被直接开除，或以政治交易换取退出职位。 [232]

上台之初，海德尔和他的得力助手诺贝尔特·古格鲍尔在维也纳党中央机构全面清除了忠于施提格的成员。当自由党海德尔全面执掌权力后，具有丰富政治经验和政治才能的古格鲍尔在帮助海德尔夺取最高权力和巩固党内的最高地位过程中，赢得了党内很高的支持和拥护而当选为总书记，逐渐成为海德尔的心腹之患。从1986—1988年，自由党总书记古格鲍尔与党主席海德尔之间的矛盾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策略、两种截然不同的党发展方向之间全面对抗。海德尔认为自由党应当转变为一个右翼民粹主义全民政党，来实现选民最大化和激进对抗的目的；古格鲍尔希望自由党发展成为温和的改革党，是以中产阶级、小商人为选民基础的中间偏右的政党。海德尔煽动党内右翼民族主义势力成功地迫使他辞职，去上奥地利州担任支部主席。1992年，古格鲍尔回到维也纳担任自由党议会党团的领导人，他对海德尔有关第三帝国“恰当的就业政策”的言论进行严厉批判，坚决要求上奥地利的州议会议员与海德尔拉开距离。海德尔记恨在心，在一年内再次迫使古格鲍尔辞职，根除了党内最大的对手，使自己在自由党内的领导地位得以巩固。

当海德尔宣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移民和犯罪问题严重威胁到奥地利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时，党内自由派就被毫不留情地排挤出党。在克恩顿州的第二大城市菲拉赫，自由党地区支部拒绝投票给海德尔指定的候选人，而投票支持他们所尊敬和支持的其他候选人。海德尔迅速解散了这个支部的领导班子，并把他们与邻近地区忠于自己的支部合并。重新选出他想要的结果之后，再将这两个地方支部拆开，并将那几位坚决反对海德尔的地区领导人免去党内职务和驱逐出党。这些清除异己的措施意味着自由党内持不同政见者互相宽容、求同存异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自由党内有大批领导人以及在政府担任公职的党员干部在内部权力斗争中先后失利，最终离党而去。1992年，自由党就流失了大批党员和选举候选人，其中包括两名副主席、一名中央高级领导人、五名地区党领导、一大批地区级、地方级的候选人和政府官员以及两名很重要的理论家都相继离开了自由党。

海德·施密特是自由党内温和的自由派的代表，也是海德尔应对自由党国际指责自己集权和不民主时的挡箭牌。施密特被题名为自由党的副主席时，在党内多次受到极右派的攻击。海德尔最初还为她辩护。1992年，在海德尔发表有关第三帝国的就业政策时，施密特公开批评他的言论，也反对自由党在外来移民和欧洲一体化问题上的极端政策。在总统选举当中，海德尔下令停止印刷和散发她的竞选传单，只是在公开场合表演性地表达自己的支持。1993年2月4日，党内的孤立迫使施密特和另外五个自由派成员离党，在议会组成了自由论坛。海德尔非常愤怒，指责施密特为“政治妓女”。

1995年全国大选后，自由党的成员害怕海德尔担任党主席，自由党就会继续被主流政党孤立，各地区党支部对海德尔的批判纷纷涌现。1998年2月，自由党的因斯布鲁克支部的两位领导人因批评海德尔而被驱逐出党。两个月后，萨尔茨堡地区党支部公开批评海德尔的领导能力太差，海德尔操纵选举程序选出这个党支部全新的领导队伍。地区党主席卡尔·施奈尔（Karl Schnel）带领家人前往海德尔克恩顿州的住所，进行了一次“忏悔的朝拜之行”。在受到海德尔和副主席单独的教育几天后，施奈尔宣布他和他的政党支部曾经“行为有点小孩子气”，“他已经收回了一切，并真诚向海德尔道歉”。 [233] 海德尔同意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允许他继续担任大换血之后的萨尔茨堡党支部的主席。

1998年，自由党一名国会议员贪污了巨额钱财之后逃往巴西，严重损害了自由党廉洁反腐的反对党形象。海德尔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对这个逃犯所在支部进行大清洗，还要求在政府和议会任职的自由党成员签署“民主协议”，确保他们对党对自己的忠诚。这个协议要求党内领导人和担任政府高级官员职务的所有党员必须公开自己的财务状况，保证放弃政府给予的某些养老金收益，更为甚者，如果他们的个人所得收入“每月超过6000美元，必须将超出部分的收入捐献给他们所在的社区，放弃除工资以外的任何公款的收益” [234] 。拒绝签署忠诚保证的任何成员将立即被清除出党。在此之后，更多的自由党成员被开除或辞职，或者从他们所在的政府职位上退出，其中不乏许多对海德尔长期忠诚的支持者。这导致大批有能力、政治经验丰富的政治精英从自由党流失。为了弥补这些损失，海德尔任命党外政治名流和随机招募党外人士，并将他们迅速提升到党内高层领导职位。

海德尔党内清洗、任意提拔、拉帮结派、无止无休的权力斗争以及混乱的组织管理，严重地削弱了自由党的组织机构，破坏了党内民主机制，加上从强硬的反对党到向入阁参政党的艰难调整和转变，使得自由党元气大伤日趋衰败，以致在2004年全国大选中一败涂地。海德尔只好离开这个千疮百孔的自由党，成立新党继续谋求政府总理的职位。

二、自由党意识形态根源及政治纲领的演变

（一）奥地利日益高涨的极右翼情绪

在1999年10月3日奥地利的全国大选中，自由党获得26.9%的选票，这是自1945年以来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历次选举中所得到的最高选票额，全世界的人们惊呼“现在我们终于看到，在奥地利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统治它的却是仇恨” [235] 。奥地利极右翼并不是有凝聚力的思想阵营，它的意识形态根植于奥地利复杂的历史，在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帝国时代就已经初见倪端，在经历了与德国的矛盾关系、两次世界大战的毁灭、冷战中东西方对峙前沿的种种痛苦磨难以后，再加上“二战”中奥地利并未彻底清算法西斯思想，历史上各种矛盾逐渐积累，在奥地利形成了强烈的极右翼情绪。海德尔充分利用这种情绪，并反映到自由党的意识形态之中。

奥地利现代化历史比较短暂，而且被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所打断，从来没有经过欧洲其他民族国家所经历的现代化整合过程。奥地利政治精英沉迷于回顾这个国家悠久而辉煌的帝国史。13世纪70年代，哈布斯堡家族在混乱的罗马帝国取得了权力。哈布斯堡王朝兴盛的时候，奥地利成为德意志各国的领袖。拿破仑解散神圣罗马帝国之后，奥地利凭借自己长期的权威建立了以其为首的德意志邦联。只是当普鲁士兴起的时候以及普奥战争将奥地利明令逐出德意志后，奥地利在德语区的统治地位才一落千丈。混杂的民族定居模式、大规模人口迁徙运动以及哈布斯堡政权压抑种族多元化和强制融合奥地利民族文化的政策，使得奥地利多民族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从此之后，奥地利民族认同通常与过去留下的日耳曼历史遗产相关联。奥地利对德国心存警惕，又在政治和文化上向德国靠拢。

“二战”后，战胜国对奥地利进行了非纳粹化，纳粹罪行得到一定程度的清算。毛特豪森集中营的所有纳粹元凶都受到了应有的惩处，其中20多人被处以极刑。但是，匆忙制定的奥地利非纳粹化政策并没将普通纳粹党员与真正的战争罪犯区分开来。 [236] 奥地利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反而把自己装扮成纳粹的受害者。奥地利人没有像德国一样真正反思和忏悔在希特勒的侵略和屠杀中的帮凶行为，没有对自己的战争罪行与种族灭绝罪行进行过深刻检讨。1945年后，尽管奥地利极右翼从来没有真正地赞同与德国合并的观点，但它紧紧抓住奥地利的日耳曼民族认同，并逐渐把这种认同从种族特征转变为文化特征。因此，在战后的奥地利，似乎说德语的民族就意味着拥有优越和高级的民族文化。与此同时，奥地利极右翼极力地减轻和否认纳粹集团所犯下的罪行，混淆历史事实。这些都使奥地利德意志民族情结的矛盾心理变得更加复杂，其民族认同更加缺乏凝聚力。

父母、亲朋好友和邻居经常把“二战”时德国纳粹的凶残描述为英勇故事，亲眼目睹了“二战”后德国人面对严厉制裁的打击，这些深深地影响了奥地利人。因此，即使奥地利人所犯的罪行和责任被确凿认定，他们也会找到开脱的借口和理由，使这些指责和批评的矛头偏转。这就使奥地利矛盾的民族认同持续深入到大众的主流意识之中。例如，“瓦尔德海姆事件”就能够轻而易举地煽动起民族主义情绪和敌对防范态度，这成为自由党之类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受到支持的原因所在。海德尔在很多方面都带有奥地利右翼的印记，他指责奥地利反抗纳粹的抵抗者为“叛徒，因为他（的行为）没有伤害到希特勒，而是伤害到了自己的同志” [237] 。1990年，他认为德国的统一是“小规模统一（因为没有包括奥地利）” [238] 。他要求尊敬“二战”的阵亡者或者退伍老兵，并说他们才是战争的真正牺牲者，应该给予他们相应的荣誉。2002年，奥地利举行反法西斯集会，自由党一名议员在集会上声称，纪念阵亡士兵是一种“道义上的义务”。

鲁特·乌达克和贝恩德·马陶舍克就当代奥地利的民族认同和新种族主义之间的联系提出了重要见解。首先，他们认为奥地利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是一种风俗习惯、价值观和社会伦理道德的折中混合体，已经取代历史曾经形成的民族认同。那些不是在奥地利出生的人，很难成为奥地利国民，他们的大量涌入让奥地利人感到恐慌，认为他们将反客为主，使自己成为本国国土上的陌生人。 [239]

1999年，上台执政的中右翼政府提出将“外国人是否具有适应能力”作为审批移民申请的标准。其次，他们进一步论证奥地利模糊的民族认同。敌视外来移民的奥地利民众与那些寻求与移民和睦相处的执政阶层之间的分裂越来越大，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彼此不信任不理解。自由党利用认识上的巨大差距，把驱赶移民作为自己重要的政治议题，大肆叫嚣着“恶毒的政治精英们出卖奥地利人民的利益”，拼命煽动潜在的恐惧情绪，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奥地利社会中潜藏的难以愈合的政治创伤，权势阶层的勃勃野心，多元文化竞争中潜在的种族主义恐惧，所有这些都造成这个国家的各种冲突，这种模糊不清的国民身份认同成为自由党意识形态的思想根源。海德尔当选为自由党的领导人，把这种极右翼情绪和思想表达为政治抗议，并转化为右翼民粹主义运动。

（二）海德尔：从投机分子向右翼民粹主义分子转变

海德尔在上奥地利州的一个小山村里出生，他的父亲在纳粹时期曾是这个州臭名昭著的州长。在这个幽静的山区，掌权的天主教徒长期迫害新教徒，这就孕育了这个地区较强的反教权、亲德和反精英的情绪。海德尔就是在这个仍然深受纳粹影响的环境中长大的。16岁时，他参加右翼体育组织举办的一次演讲比赛，演讲题目是《我们奥地利人是德国人吗?》，他强调在这个边境地区斯拉夫民族的影响很严重，德意志民族特征正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之后，他的演讲稿被亲纳粹的《德国国民报》全文刊出，题目改为《奥地利如何成为德国？》

此时，海德尔的言语天赋和政治才能受到自由党主席弗里德·彼特的关注。他引领年轻的海德尔走上政治道路。海德尔先加入一个以奥地利湖泊名命名的阿特湖集团，试图培植一个与自由党不同方向的年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但这个圈子里盛行的自由主义情绪和深厚的同志友情与海德尔的远大抱负和对权力的追求相去甚远。海德尔在意识到“这不是我的世界”之后，迅速地远离这个群体。

从1970年到1974年期间，海德尔担任自由党下属的青年协会（Ring of Freedomite Youth）的领导人。青年协会比较自由化，颇受党领导的欢迎。多数野心勃勃的年轻党员在党内陷入激烈的竞争，青年协会却成了海德尔的避风港。海德尔在拒绝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违背自由党主席的意愿后，这个野心勃勃的积极分子接受了克恩顿州党支部主席马里奥·弗拉里-布伦嫩菲尔德（Mario Ferrari- Brunnenfeld）的邀请。在这里，海德尔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和自己背景及社会活动相同的政治、意识形态环境里。说德语的奥地利人和斯洛文尼亚民族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斯洛伐克民族曾遭到纳粹的粗暴镇压，许多人或被赶到集中营，或被迫重新定居；他们武装游击反抗德国军队之后，南斯拉夫又试图占领这个州西南部，这都成为克恩顿州的斯洛文尼亚人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战争的受害者和罪犯、暴力和反抗行为在这些小村庄中同时存在，形成了尖锐的种族敌对。双方在战后几十年的敌对和冲突表现了这个地区比奥地利其他地方更加强烈的极右翼情绪。奥地利1955年州条约（Austria’s 1955 State Treaty）第七款要求在克恩顿州种族混居的城镇竖立双语标识牌。1972年，州政府在205个社区竖立双语标识牌，其中大多数的标识牌在一夜之间被推倒。这导致德语占主体的奥地利人和斯洛文尼亚民族之间的对抗运动升级为暴力冲突。斯洛文尼亚民族称之为反抗法西斯的运动。

海德尔在这里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积极地和党内极端右翼分子亲密接触，尤其是奥托·斯克里恰（Otto Scrinci） [240] 和极右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前纳粹民兵高级领导人的女儿克里姆海尔德·特拉特尼希（Kriemhild Trattnig）。在逐渐赢得了极右翼和前纳粹分子的支持后，海德尔又利用党的地区报纸作为自己的喉舌，逼迫斯克里恰将州议会议员的职位让给自己。年仅29岁的海德尔成为当时奥地利最年轻的立法委员。自由党的州长弗拉里-布伦嫩菲尔德被调到维也纳担任政府职位时，海德尔迅速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内阁职员不能同时兼任地区支部党主席的职位，为他登上自由党克恩顿州党支部领导职位扫清了道路。此时，海德尔继承了远房舅舅的大笔财富，为他的政治运动提供足够的资金。羽翼渐丰的海德尔决定与党主席施提格及其维也纳的中央领导层最终决裂。

1986年，在因斯布鲁克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海德尔以57.7%的得票率当选为自由党的党主席，大幅地削弱和压制党内自由派，这成为自由党非常重要的转折点。社会民主党克赖斯基首相立即结束了社民党和自由党之间的联盟，要求提前大选，成为奥地利政治上重要的分水岭。社会民主党丢掉了4.53%的选票，跌至43.12%（占183席中的80席），人民党几乎和社会民主党持平（41.29%和77席），但和1983年的选举比较，也丢掉了2%的选票。海德尔领导下的自由党，得票率几乎翻倍，达到9.73%（18席），是自由党成立以来的最好成绩。自由党一举成为奥地利全国关注的焦点。

在1986年因斯布鲁克党代会选举之后，海德尔在给代表的演讲中拒绝接受“奥地利人民（Austrian people）”的概念：“仅仅是第三帝国，导致了所谓奥地利国民(Austrian-national)的这个提法。关于这个，奥地利面临一个抉择，来决定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德国人（面临）另外失去七百万人口的危险……我们最高的任务就是反抗所有抹杀奥地利人的德意志民族特征的各种企图”。 [241] 这段讲话在海德尔的批评者之中引发了轩然大波。

海德尔在许多公开场合发表为纳粹辩护的言论，他毫不隐瞒对前纳粹分子、“二战”老兵和其他极右翼组织的友好和亲近。在克恩顿州，海德尔长期公开阐述纳粹思想。1991年，海德尔在克恩顿州议会上的演讲很具有代表性,“这种（就业形势）在第三帝国是不存在的，因为在第三帝国，他们制定了恰当的就业政策，这个政策甚至是维也纳政府也望尘莫及” [242] 。这段臭名昭著的言论导致海德尔的州政府倒台，也引发一场全国性的争论，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这些极端言论不仅仅巩固了极右翼和前纳粹分子同情者对海德尔很高的忠诚度，也巩固了海德尔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由此可见，在海德尔初出茅庐到当选为党主席，他灵活运用极右翼的言辞和亲纳粹的行为成为赢得支持和夺取自由党最高权力的政治策略。同时，这个政治策略也卓有成效地证明了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政治投机分子。 [243]

然而，海德尔的成长经历也表明极端右翼民粹主义思想在他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在接任党主席之后，海德尔急切地运用自己的极端右翼民粹主义思想改造自由党。1986年，政治环境激发了奥地利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为海德尔提供良好的机会。由人民党提名的候选人、联合国前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当选为奥地利总统。由于他在传记中对巴尔干残酷的德国集中营的细节描写和他曾经的纳粹党籍，国际社会对他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质疑和谴责。许多奥地利人认为纳粹和大屠杀基本上是德国人的行为，因此他们认为国际媒体的批评轰炸是对奥地利国家尊严的攻击，他们与总统团结在一起。在奥地利人眼里，他们的祖辈忍受了巨大的苦难、为建立国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如果说祖辈们犯有任何罪行，那就是他们不应该被政客误导和背叛。” 因此，海德尔为“战争一代”、（德国）军人的辩护是在“瓦尔德海姆事件”时期的政治策略，在主流政党不知所措、国家荣誉危在旦夕时，自由党强调奥地利民族主义，把自己提升为国家统一的捍卫者，这种民族主义使自由党可以在其代表的“正直的奥地利人”和左翼、批判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政治精英之间，明确地画出一条清晰的界限。海德尔在克恩顿州的新闻报道中说“甚至连德国纳粹战犯戈培尔（Goebbels）也没有像布隆曼（Bronman）（世界犹太人协会的主席，公开批判瓦尔德海姆和奥地利）曾经那样攻击过奥地利［在德奥合并（Anschluss）之前］”。海德尔还把矛头主要对准社民党，谴责它故意向国际媒体泄露瓦尔德海姆的纳粹党籍和战争记录。这看似右翼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复兴，事实上却是自由党民粹主义的策略。

民粹主义把正直勤劳的普通奥地利人与精英、某些“普通”人不可触及的人对立起来。同时，自由党把批评自己的人，称之为不爱国的行为。自由党把你我对立的范畴根据政治环境的变化来重新界定。尤其是，自由党把批判的知识界和艺术社团称做是“弄脏鸟巢者”（Nest-defilers）（纳粹用来描述失败主义者的用语）和“国家资助的无所事事的人”（State-sponsored do-nothings），知识分子被贬称为共产主义者和左翼极端主义者，把社民党官员称做是兜售腐败势力者和共产党官员（apparatchiks）。海德尔的言论表达了这样的情绪：“但如果这是领取政府资助的作家所为，我们不能容这种侮辱奥地利的行为。我只提一个名字，托马斯（Thomas Bernhard）（奥地利最著名的在世剧作家）。” [244] “我们自由之子不但不是民主的害虫，还是杀虫剂。在我们国家红皮肤（社会民主党）和黑皮肤（保守党）执政——而不是像其他地方的红皮肤和黑皮肤那样生活在保留地。” [245]

海德尔在表达极右翼思想时也十分小心翼翼，以免使自由党触犯了民主原则而被政治边缘化。为此，海德尔多次撇清自己极右翼的言论，与纳粹和极右翼组织保持距离。尤其是在国际媒体，他极力把自己塑造为一个改革家，是主流政党压迫的受害者。1994年10月,他接受《先驱论坛报》采访时谴责批评家断章取义来为自己辩护，如“我是被误解的……我说的是在1933年和1936年之间，希特勒曾在失业问题上颁布过一个成功的政策。这并不意味着我支持纳粹”。

与此同时，海德尔主要通过把传统右翼忽略的政治议题进行夸大和扭曲，从而吸引更为广泛的支持和不同的选民群体。例如，讲德语的克恩顿人和斯洛文尼亚民族关系很紧张，但其他州选民却对此不感兴趣。因此，自由党把民族和文化问题提升为工作安全和教育质量问题，把矛盾的焦点从外来移民增加带来的文化隔离和经济问题转到犯罪率上升，鼓吹奥地利受到来自南斯拉夫和土耳其劳工移民的威胁等。自由党由此获得了更加广泛的支持。海德尔一次又一次地强调，奥地利是否批准捷克共和国和斯洛文尼亚加入欧盟，要取决于这些国家如何对待本国的德意志民族。

自由党在向极端右翼民粹化的过程中，其领导人的领导风格和政治言论也随之改变。党内许多自由派和温和派或极右化、或离党，浓厚的非自由和反民主情绪、仇外主义、敌视外来移民和不宽容成为新自由党的主要特征。海德尔的极右翼言论清楚地表明自由党民主的本质和西方的标准大相径庭，如“用蓝色（自由党的颜色）酸灭绝红色和黑色的虱子（指执政党的政治颜色）” [246] 。尽管海德尔的右翼民粹主义仅仅是宣传言辞，但欧洲政治观察家们为此一次又一次地担心。

海德尔从投机分子向极端右翼民粹主义分子转变，主要体现在自由党极端右翼民粹主义化。极端右翼民粹主义不仅仅贯穿自由党的党章和政治纲领，也是为最大化地动员新选民而采取的政治策略。海德尔把奥地利民主主义和种族主义变为争议性问题，把意识形态的争论转移到奥地利人对历史的争论，把矛盾的焦点转移到外来移民、寻求避难者和外国工人上。

（三）自由党政治纲领的演变

奥地利自由党曾先后正式制定三个政治纲领：1973年自由主义的《自由党社会政策宣言》、1986年自由民族主义的《萨尔茨堡纲领》和1995年右翼民粹主义的《奥地利协议》。伴随着《奥地利协议》的出台，奥地利自由党也从自由民族主义政党转变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1.自由民族主义纲领：《自由党社会政策宣言》和《萨尔茨堡纲领》

20世纪50—70年代，自由党的自由主义色彩较为浓厚，自称是“民族—自由的中间阶层和追求社会均衡的党” [247] 。奥地利自由党最早的纲领可以追溯到1955年为了吸引前纳粹党支持者而设计的15条标语，这些标语被命名为“自由党人的政治方针”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奥地利自由党早期纲领的基本理论是反社会主义、泛日耳曼民族主义和反对比例制度（Proporz，是指两个主流政党在所有政府机构和公务机关的职位分配依据所获选票多少，按比例分别获得相应数目的职位）。1973年通过的《自由党社会政策宣言》，强调发挥人的个性和创造力，主张消灭平均主义 [248] ，极大地推动了自由主义在党内的扩张，显示出新一代自由主义成员在党内与日俱增的影响力。而1986制定的《萨尔茨堡纲领》以及后来的修订都延续了自由党自由主义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更强调自由与社会安全之间的矛盾。自由党更多地提倡效率原则，反对社会平等。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后期，自由党的民族主义色彩逐渐加重。1986年，自由党制定了《巴德·伊舍 [249] 纲领》，也称《萨尔茨堡纲领》，开启了自由党发展史上一个全新的篇章。这个纲领宣称自由党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继承者，将自己定位成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中间党，致力于社会公平。 [250] 同时，在这个纲领中，自由党第一次表达了希望与其他政党友好合作的意愿。依据它的自由主义理论，拒绝奥地利议会提出的强制加入行会的要求，号召公共服务机构去政治化，并且号召选民对奥地利共和国具有毫不犹豫的献身精神。然而，由于《萨尔茨堡纲领》某些右翼极端主义论调，如“延续奥地利民族基因的健康”而受到批评，但这也使自由党赢得了更为广泛的政治和选民基础，从而能够触及和渗透到政治谱系中其他政党的选民基础。自由党提倡奖励个人奋斗，并且强调自力更生、责任和自助的重要性，在某些社会现代化政策方面，与克赖斯基所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的议题有些相似之处。

奥地利自由党的《萨尔茨堡纲领》是自由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这个纲领受到自由主义的“阿特湖集团”的深刻影响，强调维护人的尊严，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发挥人的生命力、生活的勇气、自信心和创造力，围绕“自由”、“人类尊严”、“人民和家园”、“欧洲”等问题进行讨论，并且应用到一系列与此相关的政治议题上。在社会政治方向上，奥地利自由党所谓的自由主义不是哈耶克的丛林自由主义理论，而是支持国家为照顾贫困阶层可以进行矫正和干涉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251] 《萨尔茨堡纲领》试图处理自由党长久以来的意识形态上的冲突，解决或缓和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奥地利自由党的纲领设计者路德坦言，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自由党成员将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念不仅应用于个人，而且也应用于国家组织。简单地说，这些组织可以自由决定他们组织的性质、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和自主招募成员。因此，这个纲领明确承认德意志对奥地利民族和文化的影响，但不再声称大部分的奥地利人属于德意志民族。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海德尔的领导下，自由党加重了极右色彩，对底层选民加强了反对外来移民的煽动。《萨尔茨堡纲领》虽然被保留下来，但由于党内激进民粹主义分子的质疑，很难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于是，短期行动方案和竞选纲领则作为替代品被放在首位，成为该党参加各种政治运动的指南。奥地利自由党的政治目标被确定为发动全民运动，争取政治权力和夺取执政地位。自由党开始使用蛊惑人心的言辞和宣传手段，并采取越来越激进的敌对立场反对主流政党主宰政治生活。在社会政策方面，它延续自由主义从互助到自助的传统，越来越强调社会寄生虫滥用福利的危险，呼吁改革奥地利市场经济，取消强制性入会要求。自由党的重心从经济自由主义转移到揭发贪污腐败、以权谋私和体制缺陷造成的寻租行为和腐败的政治精英阶层。海德尔曾经说过：“我们运动获得政治胜利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与在各种媒介的卑劣政治交易场所发表的官方意见针锋相对,公开说出了广大居民的意见。” [252]

2.右翼民粹主义纲领：《奥地利协议》

1993年，自由党开始酝酿制定新的政治纲领，直到1997年10月30日才正式公布新的政治纲领，取名为《奥地利协议》，取代了《萨尔茨堡纲领》，成为自由党的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纲领和政治路线。它对内主张巩固和扩大直接民主，实行公民复决投票和公民直接投票；严格限制外来移民，迅速终止新的外来移民入境，加强奥地利打击刑事犯罪的力度，尤其是打击外国人的刑事犯罪行为；强调建立“符合生态和社会福利原则的公平的市场经济” [253] ；对外反对奥地利加入欧盟，反对欧盟东扩和过早使用欧元。《萨尔茨堡纲领》曾认可少数民族文化特性和文化多元性，而这个新协议更注重大民族的利益，即奥地利民族利益，并且严格区分本土少数民族和移民少数民族，更加明确细化各民族权利的差别，并以此作为国民财富和社会福利分配的依据。

《奥地利协议》提倡“个人主义文化” [254] ，拥护和倡导人类自由和自我实现，并认为自我实现是个人最宝贵的财富，反对任何专制政府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和任何形式的政治压迫。奥地利自由党的这个纲领甚至还建议将这些基本权利正式写入宪法。由此可见，它延续了《萨尔茨堡纲领》的自由主义传统。但是该纲领的第三章“奥地利优先原则”，不再强调奥地利效忠于日耳曼民族,而是提倡明确的“奥地利民族主义” [255] ，并将其详细具体化，如保护奥地利文化遗产、自然环境和地区特征。这一章也明确地强调了自由党在海德尔领导下所经历的思想意识形态的转变，民族主义赋予了自由党坚决“抵制文化同化、抵制愈演愈烈的不尊重传统和贬低奥地利的风气” [256] 的重大责任。这个纲领与奥地利第三阵营反对哈布斯堡皇室的传统相反，承认了“古奥地利帝国”留下来的历史遗产。同时，该纲领也对奥地利加入欧盟后可能出现的民族同化和文化多元化提出了警告，号召所有爱国主义力量团结起来，坚决地、理智地抵抗对祖国的侮辱 [257] ，反对和抵制批评奥地利，完全否认奥地利人在纳粹时期的不光彩行为。

在“家园权利”一章中，第一条首先承认德国人、克罗地亚人、罗马人、斯洛伐克人、斯洛文尼亚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多数是德意志民族，但奥地利法律把他们界定为匈牙利人）等奥地利传统少数民族的地位，声称这些并且只有这些民族以及它们的文化、习俗、成就和生活空间才能够享受特殊保护。 [258] 因此，当自由党谈及文化多样性时，它实际上仅仅指在德语文化和奥地利所承认的传统少数民族的地区性差别 [259] ，而将外来移民，尤其是来自非洲的伊斯兰移民排斥在外。第三条第二款明确说明，“只有在涉及传统的本土的民族时，个体选择族群的权利才能得到保护”。第四条表明了奥地利自由党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这也是该党在20世纪90年代制定的最重要政策之一。在自由党的纲领中，几次明确提出“奥地利不是一个移民国家”，人们“拒绝多元文化的尝试”。同时也强调了移民有回归自己祖国的权利，不仅适用于在奥地利的外国人，而且也包括像德裔萨德登人，希望他们返回“二战”前祖先生活过的地方。第六条的第二款将奥地利定义为“在前奥匈帝国领土上受到威胁的德意志少数民族的保护者”，而第七条则号召在意大利德语区南提洛尔进行公民投票，决定他们是否愿意脱离意大利加入奥地利。 [260] 自由党纲领同时号召政府“为了保护和关注德语” [261] 采取立法行动。自由党承认的应受到政府保护和关注的艺术领域主要包括祖先的“文化遗产”、“高雅文化”(重要的剧院、戏剧和博物馆等)以及民俗文化。这种纲领性的限制不仅意味着拒绝批判性的和非传统的艺术类型，明确摒除“文化同化和整合的尝试”及“强制多元文化”，同时也谴责“险恶的政治精英”一味地崇洋媚外、玷污奥地利民族和强制推行外来文化。

新纲领非常重视“法律与秩序”，并将这个问题作为单独的一章——“法律与秩序” [262] 进行论述。自由党主张扩大陪审团和非专业法官的影响力，同时提倡增加对犯罪受害者的法律赔偿和加重对性犯罪者(尤其是猥亵儿童的)和越轨者的惩罚，坚决反对罪犯和非法移民的入境，建议加强警察的权力，严厉打击非法移民，这与自由党的自由主义传统形成强烈对比。

新纲领还包含民粹主义议题，通过强调“普通”人民是“健康的”和“自然的”，要求拥有“家园、个人空间的权利”、“各种社会权利”、“保护家庭的权利”、“受教育权利”、“进行专业性的、有创造性的、文化方面的自我表达的权利”、“享受稳定退休的权利”和“享受干净环境的权利”等一系列基本权利，来煽动和调动选民的情绪。此外，还号召对奥地利政府体制进行彻底改革，试图建立奥地利审计署作为政府独立的第四部门 [263] ，加强奥地利联邦政府组织机构（如建立一个相互平等的议会联邦委员会）。新纲领还号召将选举体制从以政党为基础转变成以候选人为基础，并补充和完善与直接民主相应的配套制度。

自由党1997年制定的纲领成为该党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指导原则。令人意外的是，自由党放弃了长久以来反对教权主义的传统，特意强调基督教（指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总称，后面也一样）作为“欧洲的基石” [264] 的重要作用。与昔日的自由主义形象相比，它更像一个以基督教为基础的激进保守主义政党。为了最大化地吸引选民，这个纲领在很多问题上都舍弃了思想理论的内在连续性和政策的实际可行性。从右翼化的社民党那里夺取底层失意者的选票，从中间化的人民党那里赢得传统天主教和保守主义的选民的支持，自由党在十几年的时间内从一个主张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教派色彩和泛日耳曼民族的边缘党转变为包容教权的保守主义、社会保护主义和奥地利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全民党。

三、自由党的政治策略与政策取向

自从1986年“自由党”在奥地利政坛上以全新政治力量的面目出现后，它经历了四个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分别采用不同的政治立场，制定了相应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策略来应对政治环境的改变。这四个阶段分别为“政治反叛阶段”（1986—1991）、“右翼民粹主义阶段”（1991—1996）、“反全球化和欧盟一体化阶段”（1996—2000）、“自由党内斗争与分裂阶段”（2000年以来）。尽管这四个阶段前后延续，彼此紧密联系，但是每个阶段都会在政策和立场上有所变化和发展。下面将重点讨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1999年大选期间，奥地利自由党在政治目标和策略上的演变过程。

（一）政治反叛阶段

从1986年开始，奥地利自由党开始致力于追求执政权力，这就需要稳固现有选民支持，还要快速动员更多的新选民。因此，如何找到一个既能保留传统核心选民又能吸引新的选民群体的办法，就成为自由党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海德尔为了充分利用“瓦尔德海姆事件”辩论来赢得传统右翼的支持，他迅速地将自由党“极右化”。1986年，人民党—社会民主党大联合政府的建立意味着自由党陷于政治孤立，并受到严重打击，但海德尔不放过任何获得政治利益的机会，比例代表制中的政党分肥成为海德尔的攻击目标，他将自己塑造成为清白廉洁、充满活力的变革力量，猛烈抨击和坚决反对执政党政治精神的堕落、浪费和滥用税收、贪污腐败。自由党的新闻稿说：“旧的政党们，即人民党和社会民主党，已经输掉了领导这个共和国的权利。官僚化、不民主的议会制度，以权谋私造成的社会不公正导致了经济的崩溃，而他们要对此负责。” [265]

由于选民对传统政党政治的冷漠和怨恨，寻找替代现有政党的中间选民越来越多。海德尔与奥地利自由党以前的领导人不同，他能够用形象的、夸张的、简单的语言把复杂而抽象的政党分肥制表述得清楚明白，他施展个人魅力以别出心裁的幽默和嘲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借以消除他们的疑虑和戒心。例如，海德尔在1986年接受电视采访时批评社会民主党说：“如果你想到政府部门工作，那么马上找你的曾祖母，你只需证明你的前辈都曾经是社会主义者，而你是唱着国际歌诞生的。” [266] “社会党现在正在重蹈纳粹的覆辙，以前纳粹的标语是‘不要买犹太人的东西！不要和犹太人说话！’，而现在社会民主党人说‘不要和自由党人说话！’这是一种不民主的、不尊重人类尊严的做法。” [267]

把受到孤立的自由党比喻成被德国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标榜自己是“这种体制之外”唯一反对党，受到现行主流政治阶层的迫害，这是海德尔精心策划的对现有政党政治的公开挑衅。它煽动起了选民的愤怒，尤其是对批判性媒体的愤怒，海德尔所谓的“孤立自由党是不公平的”成了新闻焦点，也为海德尔树立了一个心直口快的反传统主义的形象，勇敢地说出很多选民在心里想说却不敢表达出来的想法。自由党摆脱了传统道德和政治的约束，将一切问题简单化，使用攻击性的言语、夸大其词的挑衅、露骨的煽动和厚颜无耻的误导信息成为自由党宣传策略的重要手段。在竞选活动中，海德尔非常善于利用奥地利小报进行宣传，特别是《新皇冠报》(Neue Kronen Zeitung)和奥地利的主要报刊《周报》（Die Ganze Woche）。这些小报大量报道海德尔的言论，经常借用自由党的语言冷嘲热讽，如海德尔将奥地利总理弗拉里茨基称为“叫卖特权的商贩”，这个称呼很快就登上了《新克罗嫩报》，并成为攻击“非奥地利的”、“脱离普通民众的”高高在上的政府机构或政党的流行语。这些民粹式的宣传动员手段扩大了自由党的政治影响力，也使曾一度受到孤立的自由党从少数精英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政党转变为追求最大化选票的全民党。

自由党的另一个民粹主义手段是使用“敌对团体”这样的词语，寻找替罪羊煽动潜在的排外情绪，企图误导竞选运动的方向并分裂政治对手。简单的“我们”和“他们”的两分法，被用于各种变化的政治环境。在自由党的语境中，“我们”通常用来指受到“他们”（敌对团体）威胁的一个“自然演变的有机共同体或者集体”。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集体”被定义成“奥地利人”、“克恩顿州人”、“维也纳人”或者“体面的人们”等，而敌对团体则在预谋着对付“我们”的阴谋活动，或者正在宣扬与“我们”所认为的“健康的”、“正常的”、“可以接受的”的观念格格不入的思想。奥地利自由党将全民动员策略与右翼思想糅合在一起，声称这些“敌对团体”与“我们的共同体”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因此是下等的、不应受到保护的。就少数民族和外来移民问题而言，其出发点是民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就腐败的政治精英、批判性媒体、先锋艺术家或者支持移民的组织等而言，他们是“集体”的背叛者。这些集团的腐败政治行为，以及与“我们”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在我们的“集体”中没有他们的生存空间，因为他们的存在会破坏我们的健康机体，所以必须把他们清除出去。

在自由党的反叛阶段，最重要的敌对目标是国家“政治精英”，这些腐败官僚和各级公职人员，操纵着充满权力斗争、宗派主义和政府官僚主义的国家政治。在竞选活动中，海德尔和其他自由党领导人经常对这些精英贪污腐败行为紧抓不放，集中火力猛烈攻击，并警告人们这只是“冰山一角，是整个体系的典型代表”。海德尔公开抨击奥地利的主流媒体，对奥地利公共电视（如ORF，奥地利广播公司）尤其刻薄，经常抓住某些记者和新闻主持人的言论不放，指责他们接受“莫斯科的指令”，是“社会主义政府”的喉舌。

自由党的第二类主要敌对目标是那些致力于民族宽容和反法西斯宣传教育的人们。1986年，瓦尔德海姆参加总统竞选活动，引发了关于奥地利纳粹历史的全民大讨论。海德尔趁机猛烈抨击那些认为奥地利作为纳粹帮凶应该承担责任的组织、团体和历史学家，毫不犹豫地谴责这些人背叛了祖国和人民。自由党在奥地利纳粹历史问题上采取极右的政治立场，使自己赢得更多的右翼选民。

外来移民，特别是来自于南欧、东欧、中东和非洲的务工移民成为自由党的第三类敌人，对他们的攻击成为自由党全民动员最有效的手段。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遭到顽固的种族主义者和文化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他们声称大量外来移民会使奥地利的母亲们担心教育质量的下降，会使老人们忧虑犯罪率上升，会使工人害怕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会使纳税人担心国家资源流失和社会福利被抢夺，从而引起奥地利人的恐惧和愤怒。

这些多元攻击目标和多层次动员策略很快获得了成功。1986年全国大选第一轮的竞选活动中，在海德尔的带领下，自由党几乎使选票翻了一倍（得票率从4.9%上升到9.3%）。海德尔不仅擅于吸引和动员很多新选民，同时还更多地保留了原自由党选民（1986年有65%、1990年有77%的原自由党选民继续投票给自由党）。 [268]

奥地利社会心理学家克劳斯·奥托迈尔认为海德尔将自己塑造为“健康的古铜色皮肤，纯朴而可靠的男子汉”，就像充满“魅力、质朴、诚实和勇气”的奥地利高山滑雪明星。他作为“天生的政治明星”，要在这个商业化的世界满足人们内心深处对于仁慈和诚实的渴望。 [269] 20世纪90年代，自由党在名为《探路者》的宣传片中使用了一些流行电影的技巧，如借鉴了《洛奇》系列电影中孤独拳击手的隐喻手法。自由党在制作竞选海报时，设计了一组棒球运动员形象，海德尔是棒球队（即奥地利自由党）的“掌控者”。海德尔年轻时尚、打破传统的行为方式和直接明了的宣传言辞（喜欢用德语中随意的“你”，而非正式的“您”）尤其受到30岁以下受传统政治思想束缚较少的年轻选民的追捧。在1983年只有5%的年轻选民投票给自由党，到1986年当自由党在海德尔领导下参加竞选时，年轻选民人数增至三倍（得票率为14%） [270] ，到1990年为20%、1994年为29%、1995年为31%，在1999年最终增长至惊人的38%。根据人口学家伊玛·帕尔默分析,这些年轻的海德尔拥护者主要包括两类人：受到消费主义、地位象征、快速成功驱动的“享乐的个人主义者”和喜欢严格的政治秩序和等级制度的“专制沙文主义者”。自由党逐渐弱化德意志民族主义色彩，把自己塑造为反叛者和“现代罗宾汉”（这是海德尔当时参加狂欢舞会时最喜欢的装扮），成长为年轻的反对政府的抗议党。

（二）右翼民粹主义阶段

1989年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解体，欧盟主席雅克·德洛尔称之为欧洲的“奇迹之年”，使“历史加速的”发展 [271] ，也彻底改变了奥地利的地缘政治。在国际地位方面，奥地利处于西方世界的边缘，由于地处中欧，是欧洲东西南北交通的要冲，“二战”后成为美、苏冷战对峙的前线阵地。冷战结束和德国的重新统一把奥地利重新推回到欧洲大陆的中心，它不得不面临西欧强国的经济竞争与东欧邻国移民和政治避难者大量涌入的威胁。南斯拉夫解体，以及相继席卷了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政治争端，都让奥地利不得不应对边境地区的军事行动和一批接一批的难民。

欧盟货币统一要求各国减少社会福利计划和财政投资，从而降低了人民对于欧洲一体化的热情，也大大限制了民族国家的自主选择。经济全球化和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特别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严重挑战欧洲僵化的福利国家经济体系，严重动摇了奥地利职团主义的社会伙伴管理模式。

国内外环境的改变，迫使自由党开始考虑改变它的政治策略。早在1987年，海德尔就在各种采访中提到外来移民的问题。自由党认为主要敌人不再是“斯拉夫野蛮人” [272] ，而是东欧政治难民和外籍劳工移民。自由党除了在奥地利少数地区继续保留作为抗议反对党的政治策略之外，在其余地区全部采用右翼民粹主义手段以分化政治对手的选民，自由党完成了从政治反叛阶段到右翼民粹主义的转变。

右翼民粹主义策略最先在奥地利东部获得成功，在自由党势力一直很薄弱的维也纳，也获得了惊人的选举成果。由于奥地利东部地区最直接也最强烈感受到冷战后铁幕瓦解的冲击，自由党多次反复强调难民和外来移民的涌入给公共住房问题带来巨大压力，同时还使本国人民失业增加，特别强调维也纳地区说德语的儿童数量已经下降20%，成为少数民族。在1991年维也纳的市议会竞选中，奥地利自由党获得162000张选票（得票率从1987年的9.7%涨到22.5%），以绝对优势击败了人民党（得票率从1987年的28%下降到18%），几乎每五个选民就有一个投票给自由党，这是自由党第一次在海德尔家乡以外的州议会选举中超过人民党。这次选举成功，是自由党最为重要的政治胜利，并在全国引起重大的反响。

自由党打着“追捕社会福利诈骗犯”和反对外来移民的政治口号，将其势力逐渐渗透到社会民主党在斯蒂里亚州和上奥地利州工业区的核心选区。 [273] 1992年秋天，自由党提出“奥地利优先”的议案，建议修改宪法，宣布奥地利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国家，还在教育、医疗卫生、公共福利、住房和打击刑事犯罪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反对外来移民的具体措施。1994年，自由党在三个州议会选举中崛起，其中在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堡垒地区克恩顿州自由党与社会民主党几乎平分秋色。

1994年6月12日，海德尔带领自由党全力反对奥地利加入欧盟，但是公民投票中有66.34%的奥地利人支持加入欧盟，使自由党再次遭受重创。但在半年之后的全国选举中自由党拿下22.5%的选票，这是自共和国建国以来第三政党第一次在全国选举中获得的最大胜利。早在1990年，自由党曾将严厉打击犯罪、移民、贪污腐败、公共浪费和解散奥地利社团作为竞选的主要议题。但没有引起选民的特别关注。劳工委员会选举为自由党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它再次把欺诈公众和社团体制的浪费问题作为重点议题提出来，致使选民向执政党大规模地投了“反对票” [274] 。从1990年开始，自由党越来越多地吸引低技能的、来自农村的和以蓝领工人为主的社会阶层的支持，1994年支持自由党的蓝领工人几乎是1986年的两倍，这在年轻工人中尤为明显，特别是男性年轻工人（男性工人：38%；女性工人：21%）。 [275] 有学者认为，他们是“缺乏社会交际的、从事单调机械类工作的低技能工人”和“从事事务性工作和文档处理的职员” [276] ，正如基奇特所说的，他们都“有排外主义倾向，在文化上对于公民权和权威专制抱有狭隘的观念”，特别容易受到自由党的蛊惑和煽动。由此可见，自由党日益明显地转变为以（蓝领）工人阶级为主体选民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使奥地利社会经济发生了两种不同方向的分裂。第一种因为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使那些有技能的雇员，以及比较灵活、有创新意识、拥有良好人际关系的职员从中获益，他们因而拥护自由主义。相反，那些在恶劣环境下工作的工人，尤其是受到经济全球化威胁的底层蓝领工人，开始反抗全球化并寻求强有力的保护，对于外来移民问题的反应也最强烈。第二种新分裂产生于自由化左派和新无产阶级之间。自由党重新定位的政治策略是动员选民中逐渐壮大的两个群体，其一是“反体制的自由主义右翼”，他们反对政府干预和社会公平化政策；其二是“福利沙文主义者”，他们支持政府采取民族保护主义措施应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国际竞争。尽管这两个群体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但他们都有着极强的种族优越感和拥护严格的法律—秩序观念。一家社会调研机构（Fessel GFK）在1998年的调查表明，约48%的自由党选民来自于这两个群体。 [277]

从1994年以来，海德尔就不断主张“奥地利已经发展得太快，只依靠原有政党政治体制”无法维持，应成立“第三共和国”代替“第二共和国”。海德尔设想在“第三共和国”应该完善公民直接投票机制和强化总统执行权。然而，海德尔的这两个提议没有获得多少人的支持，最后不了了之。

（三）反国际化阶段

1995年1月，奥地利加入欧盟后，维克多·克利马成为社会民主党的新主席，政府决定实行预算紧缩，大幅削减开支，引发了全国民众的激烈争论，与此同时，国际劳动力市场动荡不定。自由党反复强调由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带来的严重经济困难，借此制造社会矛盾，煽动不安的情绪。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在这种煽动下日益恐惧和紧张的选民纷纷把选票投给以民生问题为竞选纲领的社会民主党（37.3%），自由党的选票虽然只下降了0.6%，没有很大的损失，但也表明自由党错误地估计和判断选民意愿，它开始反思自己的政治策略。

在政治精英们热衷于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时，而选民开始意识到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所带来的经济问题，并采取抗拒态度。政府紧缩银根导致社会不安，自由党敏锐地意识到，在不喜欢冒险、安于现状的奥地利，选民们更希望将奥地利带回到环境清洁、移民稀少、工作机会充裕而有保障、法制健全和社会安定、妇女作为家庭主妇的美好过去。因此，奥地利自由党迅速转变为尊重天主教和传统民俗、深爱奥地利民族独特性的保守党，它们指责社会民主党与欧洲的政治精英同流合污，企图将奥地利带入险恶的多元文化和国际化进程中，这将直接威胁到奥地利民族的生存。用海德尔自己的话说，“特别是随着欧盟和奥地利政府主导的欧盟东扩，经济衰退会越来越严重” [278] 。

从90年代中期开始，自由党开始提倡新的奥地利民族主义,保护奥地利独特的文化遗产和特性，这些都源于地方传统的小镇沙文主义和田园式（阿尔卑斯型）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和保护奥地利文化传统的呼声在选民中产生强烈的共鸣，自由党转变为“弱势人民利益的倡导者”，“代表奥地利人民的利益而非欧盟的利益”。 [279] 全球化的高速发展进程将奥地利迅速卷入欧洲共同市场，日益危及选民们原来的美好生活，而“落叶归根”和“回归自然”则成为人们抗拒全球化的避难所。在一个“汉堡包”和“烤肉串”威胁到“炸肉片” [280] 的时代里，自由党审时度势，迅速转向捍卫奥地利传统生活方式，而在它的宣传中外来移民就成为威胁社会治安的潜在罪犯和社会福利的窃取者，危及奥地利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自由党甚至编造所谓的种族指数来为不同类型外国移民的融合适应性进行评级。例如，海德尔曾使用所谓的“berfremdung”（过度外国化）来描述外来移民的危险。他说：“维也纳公立学校的状况是如此之糟，导致南斯拉夫族裔的母亲要让自己的孩子转出这些学校，因为在教室里坐着太多的土耳其人。” [281] “在奥地利的小学教室中，居然有80%—90%的外国小孩不会说德语。我们的孩子什么也学不到，因为我们的老师都不知道该怎么讲课了。” [282] “‘多元文化’社会的概念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可怜的社会主义者抱有的乌托邦式无阶级社会的幻想彻底破灭之后，一种新的教条又跳了出来，强迫我们去追求所谓‘快乐’。……在美国式的‘熔炉社会’中无论社会平衡还是文化平衡都无法实现。……每次移民浪潮都会造就一个新的‘动荡社会’——随之而来的则是歧视和社会不公平。” [283] “伊斯兰秩序与我们基督教社会的价值观截然相反。……我们所理解的个性和自由（在他们的社会里）根本就一文不值，而为信仰而战（在德文版本里为圣战）则意味着一切。没有一种信仰能像伊斯兰教那样传播得如此迅速。” [284]

海德尔还宣称移民导致犯罪率上升，大力煽动种族仇视。自由党散发传单警告市民：“维也纳不能成为芝加哥！”用有关芝加哥的老故事告诫奥地利人民：种族大熔炉，一个充斥着歹徒、谋杀、大混乱的城市。海德尔在谈及奥地利难民政策时反复强调：“这是进口刑事罪犯”。在2000年进入政府执政时，海德尔曾公开宣誓制止反对外国人的运动，但在同年维也纳选举活动的宣传单上，又把外国人和刑事罪犯作为同义词交替出现。

奥地利政府为了达到欧元区所需要的财政和货币标准，施行了一系列预算改革措施，海德尔敏锐感觉到改革过程中民众情绪的转变，抓住一系列国际收购和公司倒闭事件，大肆指责奥地利政府“贩卖奥地利”。从穿越阿尔卑斯山的道路交通建设到奥地利慈善无记名银行账户，欧盟及其工作人员成了奥地利自由党煽动言论的攻击目标。不断增加的社会需求、日益严峻的经济竞争、逐渐减少的资源，加剧了潜在的排外情绪和欧洲怀疑主义。整个80年代，海德尔都告诫政府要“把握良机”，否则，奥地利将有被“排斥在欧洲共同市场之外”的危险。 [285] 1998年，他声称要成为“亲欧洲政策和一体化进程的发动机” [286] ，认为欧洲一体化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并敦促政府立刻向布鲁塞尔递交申请函以尽快开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287] 仅仅过了六年，奥地利自由党的一份新闻通讯稿就舍弃了所谓“欧洲公司”的概念，开始呼吁保护奥地利作为一个“欧洲的核心国家” [288] 的自主性。

自由党的新奥地利民族主义受到现代化进程中失意者的热烈欢迎，他们包括低收入的小商户、在非技术岗位工作的技术工人、低收入男性雇工、未满30岁的失业人群。新民族主义在传统保守主义者当中产生了强烈共鸣，他们感觉到政治上被人民党所抛弃，或是由于人民党和社会民主党的联合而被疏远。自由党的新民族主义成为必要的黏合剂，将利益截然不同的有各自需求的选民群体联合在一起。奥地利自由党是奥地利唯一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政党，很容易获得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而对欧洲一体化持怀疑态度的奥地利选民的支持。

小　结

在1999年10月3日奥地利的全国大选中，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即自由党得到26.9%的选票，成为奥地利第二大党（比民主党的选票仅仅少了几百张），这是1945年以来参与选举的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最高得票率，这场胜利震惊了奥地利人，也震惊了其他欧洲人，致使欧盟14个成员国同时停止了与奥地利政府的双边关系，国内外抗议自由党的示威游行声势浩大此起彼伏。2008年大选中，奥地利未来同盟和自由党共获得近30%的选票，每三个奥地利人就有一个人投票给它们，再一次引起国内外的关注。自由党在海德尔的带领下，把这个无足轻重的边缘小党塑造成奥地利选举政治中最具活力、最为成功的重要政治力量，不仅仅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奥地利政党格局和民主政治，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欧洲民主政治和一体化进程。

在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犬儒主义和政治怀疑主义在欧洲蔓延，右翼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并非是奥地利独有的现象。奥地利的自由党正是利用了这一政治潮流，锲而不舍地追随着选民的意志，并将这些意志凝聚为有组织的强大政治力量，随着政治环境变换和社会危机程度及时调整自己的政治策略；善于煽动公众敌对情绪，鼓吹奥地利民族主义，把选民的敌对和反抗目标越来越多地引向移民劳工和难民以及腐败无能的政治精英阶层。自由党放弃原来的自由主义政治立场，以选民的意愿和泛日耳曼民族认同为出发点，从中产阶级的反对党发展成为以蓝领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最后提升为反对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奥地利民族主义，从而获得巨大成功。自由党东拼西凑的政治理论和灵活多变的大众动员策略，使之成为西欧最成功的右翼政党，所有这些都被一些学者称为“海德尔现象”。

第五章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
政党崛起原因分析

一、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的选民基础分析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利用民粹主义动员策略，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它们宣扬极端民族主义、理想化的极端民主、盲目排外、非理性选择等，力图最大限度地操纵普通选民参与政治选举进程，因而它们在政治选举活动中更愿意作为“运动”，而不是“政党”的身份出现。它们特别将“我群”与“他群”的对立尖锐化，成功地煽动敌对情绪和潜在的种族主义仇恨，激发出选民前所未有的献身精神和忠诚感，从而最大化地动员和操纵选民，达到最终获得政治权力的目的。有些学者认为，如果说民粹主义的追随者是无理性、盲目、被煽动的群众，这有失偏颇； [289] 民粹主义领袖与支持者之间的关系也不仅仅是情感的，同样存在明显的理性交易现象。民粹主义运动的产生必然有其社会基础，因此我们有必要分析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选民基础，清楚地揭示到底是谁把选票投给了它们。

（一）选民性别分析

许多学者对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选民和支持者进行研究，发现这些政党的选民存在严重的性别差异，它们吸引男性选民的数量远远超过女性选民，这与新型左翼政党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尤其是绿党的女性选民远远超过男性选民。（参见表5-1）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不同性别的选民群体在数量上的巨大差距与这些党的意识形态、是否在政党体系中站稳脚跟无关，法国国民阵线就是典型的范例。1984年，国民阵线获得了全国11%的选票，其中包括全国13%的男性选民，9%的女性选民投票支持勒庞，直到1995年这种选民的性别差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在当时15.3%的全国得票率中有19%的男性选民，12%的女性选民投票支持它。只有到了2002年，在总统第一轮选举中法国国民阵线获得16.9%的选票，其中包括全国19%的男性选民，而女性选民的比例则上升到15%，性别差距才略有缩小。这种选民性别差距在奥地利自由党的选民中也很显著，卢瑟追踪了该党在1986—1989年之间的民意测验调查，1986年预测自由党可能获得10%的选票，但是其中男性选民（12%）几乎是女性选民（7%）的2倍。到1999年，民意调查显示自由党拥有27%的支持率，将会成为奥地利第三大党，达到其全盛发展时期，其中每三个男性选民中就会有一个自由党的支持者，而在每五个女性选民中仅仅有一个会投票给自由党。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与之相类似，尤其是丹麦人民党和进步党、挪威进步党。1973—1998年，支持挪威和丹麦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选民中有59%—67%是男性。

表5-1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和绿党的选民性别基础（%）

资料来源：Betz, Hans-Georg,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Macmillan: Basingstoke, 1994, p.143。

米肯伯格和佩里诺使用2003年的欧洲价值观调查数据（European Values Survery），对西欧八个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进行跨国研究表明，在德国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选民中，男性占82.4%，丹麦为66.7%，挪威为65.9%，比利时为60.5%和法国为60.3%，男性选民比例远远超过女性，而且性别差距也很明显。只有荷兰是个特例，女性选民占53.7%，稍稍比男性多一些。 [290]

有很多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更多的男性选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如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反对女权主义，认为家庭主妇应该是妇女的模范形象，承担起生儿育女的职责，提高欧洲的出生率。它们主张让妇女回归家庭以及承诺给予妇女物质保障来吸引更多的女性选民支持。从1986年到1999年，尽管奥地利自由党的选民从10%猛增至27%，女性选民人数仍然低于男性，但是家庭主妇中支持自由党的比例从8%上升到25%。事实上，右翼民粹主义的传统的男女分工和妇女家庭角色的主张并不受现代女性的欢迎，也不符合她们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期望，尤其是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选民群体不支持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纲领，而且这些选民也清楚地意识到，除非个别特例，在这些党内的权力阶梯中女性比例很小，而且很难上升到重要职位。如在90年代发展全盛时期，自由党招募了很多成员，然而女性成员只有1/4。

贝茨和马耶尔的研究也表明，中产阶级、信仰天主教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群体更倾向于支持传统的保守主义中右翼政党，在90年代之后，她们转变为中间偏左的选民群体，成为新中左翼政党或者自由主义左翼政党的坚实拥护者。尽管国民阵线努力招募更多的女性党员和女性候选人参加选举，改变其男性党的形象，但是在2002年总统大选中，女性依然属于支持力最弱的选民群体。马耶尔分析其原因，认为宗教是其中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因素，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妇女比男人多，中老年妇女最多。天主教主教常常告诫它的教民不要投票给宣传“种族主义和仇视外国人的”政党，与此相比，不信教的工人阶级女性选民更愿意投票给国民阵线。 [291] 在维也纳的选举中，占人口20%的退休妇女中只有13%投票给自由党。

在2002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法国政府正式颁发了平衡选举候选人名单男女比例失调的立法，遭到国民阵线的强烈抗议。随后，西欧一些国家也出台类似的条例，从而限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

（二）选民年龄分析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尤其是那些较为成功的政党，受到年轻人和初次参加选举选民的拥护和支持。初次参加选举的年轻人和年龄在25岁以下的选民成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很重要的新鲜血液，这是区别于其他政党选民的第二个特征。国民阵线从1984年开始成功地吸引年轻人和初次参加选举的选民，特别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或者失业的男性选民。在1986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国民阵线获得10%的选票，其中14%的选票来自于18—24岁的青年人。1988年、1993年和1997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分别获得10%、13%和15%的选票，其中18—24岁之间的选民的投票分别占国民阵线得票的15%、18%、16%。卢瑟仔细地研究了从1986—1999年间奥地利自由党的发展过程，其选票也由10%增长至27%，即增长了17%，然而，其选民中19—29岁之间的年轻人和初次参加投票的比例增长明显高出了这个数值，高达23%。 [292] 1990年自由党在年轻选民中的得票率继续戏剧性地增长到20%，1994年为29%，1995年为31%，1999年令人吃惊地达到38%。从年轻选民的整体上看，自由党拥护者的比例从1986年的12%增加到1999年的35%，而在同一时期，社会民主党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支持率从41%降到25%。 [293] 2008年选举结果表明，自由党和奥地利未来同盟在16—29岁的选民中赢得43%的支持率，这充分证实来自年轻选民和初次参加选举选民的支持对于自由党和奥地利未来联盟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参见表5-2）1992年，在巴登州年龄低于25岁的年轻人中，德国共和党获得超过16%的选票，在同年的米兰选举中，30%的年龄低于24岁的选民投票给了北方联盟。在90年代后期，瑞士人民党的选民从中年人为主转变为以年轻人为主。在2008年9月28日举行的奥地利大选中，由于奥地利选民的年龄限制放宽到16岁，奥地利自由党和奥地利未来联盟的得票较之以前明显增多，分别获得18%和11%的选票。选后民调显示，这两个右翼民粹主义党派获得近30%的选票来自于奥地利年轻人，由此可以看出，右翼势力在年轻人中的影响程度。

表5-2 2008年全国大选中奥地利主要政党各个年龄段的选民比例（%）

注：在本次选举中，奥地利首次允许年满16岁的公民参加投票，这也开创了欧盟国家的先例。奥地利选民总数为630万，其中16岁的选民总计20万。

资料来源：Fritz Plasser & Peter A Ulram, “Die Wahlanalyse, Wer hat wen warum gewhlt?-a manuscript”, presented to the media on 29 September, 2008, based on a survey by GfK Austria。

如果将性别和年龄因素相结合，我们会发现年轻男性选民与绿党持平，其女性选民却低于绿党。在1989年挪威选举中，约1/4的年轻男性选民，仅15%的年轻女性选民投票给进步党。在1992年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议会选举中，18—24岁的选民群体中共和党获得18.6%的男性选民支持，与绿党大致相等，然而绿党获得22%的女性选民选票，几乎是共和党（13%）的2倍。在1991年瑞典选举中，18—30岁的选民群体中新民主党获得13%的男性选民和约6%的女性支持，绿党却获得8%的女性选民支持。

由此可以看出，年轻的选民和初次参加选举的选民更倾向于投票给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这些政党反对移民的政策受到年轻人的大力支持。因为相比其他年龄的群体，年轻人群体中失业率更高，他们害怕外来移民抢夺工作机会，而且这些年轻的选民和初次参加选举的选民比较独立，还没有受到“满怀政党忠诚投票”模式的影响，所以他们更容易被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煽动所欺骗或者蒙蔽。但我们不应忽略的是，年轻人往往爱憎分明，缺乏社会经验，处事简单，也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在政治上也不例外，他们憎恶和不满于腐败的主流政党及其精英政客，从而把票直接投给自称廉洁的、代表“人民”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三）选民的阶级基础和受教育程度分析

20世纪末，主要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主流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野日益模糊，左翼自由主义化，右翼中间化，它们淡化自己长期坚持的政治理念，奉行中间路线，相互妥协和渗透。与此同时，它们还挑选大众喜欢的政治明星作为候选人，及时抓住选民关注的议题制定竞选纲领，最大限度地争取选民支持和选票数量，中间化的“全民党”日益成为主要的政党格局。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敏锐地意识到政党政治的新变化，从成立之初就把自己界定为没有任何特定的意识形态，模糊和超越了以阶级为中心的选民基础，宣称自己是“各行各业中普通人的代表”，自由地吸取政治光谱中各种不同色彩选民的选票。勒庞在2002年总统大选时宣称“我的社会性为左，经济性为右，民族性为法国”，这种定位使国民阵线能够跨越左右分界，吸引社会中各个年龄段的各种选民，马耶尔与佩里诺也指出，支持勒庞的选民“与支持其他候选人的选民相比，更多地跨越了左右的分界线” [294] 。然而，通过研究这些政党的政治选举表现，我们发现，它们有自己特定的选民基础，随着时间变化，其主要的选民基础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70年代到80年代末，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把自己界定为介于现有的中右翼政党和左翼社会民主党之间，依靠的是由大量中间阶级参加的、跨阶级的选民队伍 [295] ，以争夺中右翼政党的自主经营者和白领雇员这部分选民群体为主，同时与左翼社会民主党分享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选民群体，马耶尔称之为“资产阶级特征” [296] 。北方联盟的选民基础尤其体现了这一特征，从伦巴第联盟成立起到与联盟组建北方联盟，都声称自己作为受到腐败政府庇护制挤压的工业化的北方地区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制定了旨在维护其利益的新自由主义的保护中小企业的贸易保护主义经济纲领，主张私有化和减税政策，因而赢得来自北方地区中小产业阶级的支持，“我们积极分子的文化与职业出身是独立的中产阶级，从来就拥有持之以恒的精神，能自我克制，极为节俭” [297] ，其中包括拥有中等教育水平的自主经营者、自由职业者、小企业主、手工业者和手工艺工人，而私营企业和公共服务部门的职员的支持却很微弱。尤其是在反对政府和政党腐败的“净手运动”中，北方地区原先支持天民党和社会党信仰天主教的中产阶级选民将选票投给了北方联盟。1984年，国民阵线不仅受到小店主、技工、农民和小企业主的支持，而且也受到中上层经理、高层管理者和自由职业者的强烈拥护，在工人阶级中却反应平平，这也在它的选民所受教育水平中得到充分体现。国民阵线在初等教育程度的选民中仅仅获得8%的选票，却获得12%中等和高等教育程度选民的支持。1986年，自由党赢得大量的独立经营者和自由职业者、白领雇员以及熟练工人的选票和支持，与国民阵线选民一样，这些选民所受的教育程度较高，其中拥有大学学位的选民占14%，而在那些教育水平低于初等教育的选民中得票甚少，仅仅有6%的选民教育程度低于义务教育水平。1990年的国民议会选举结果显示，虽然熟练工人的比例有所上升，但是自由党还是保持了自由职业者和自主经营者选民阶层的支持。奥地利自由党的选民基础由三部分组成：向上流动的新中产阶级，他们是拥有较高教育程度的年轻白领雇员；充满活力的中产阶级，包括教育程度更高的年轻自主经营者、白领雇员、公务员；以及具有民粹主义抗议特征的蓝领选民，他们大多是参加工会组织的熟练工人。（参见表5-3）

表5-31986—2002年间奥地利各个政党所获的白领雇员和蓝领工人的选票比例（%）

资料来源：Fessel-GfK, Exit Poll 2002 Fessel-GfK Exit Poll Data, quote from Plasser Fritz and Peter A Ulram, “Rechtspopulistische Resonanzen:Die Whlerschaft Der FP”, in Das sterreichische Wahlverhalter, Fritz Plasser, Peter A. Ulram and Franz Sommer, Vienna: Signum Verlag, 2002。

中右翼主流政党放弃了传统的保守主义立场而向中间选民靠近，使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彻底失去希望，转而支持和拥护新兴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初期所制定的促进市场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政治纲领。如法国198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以西蒙·韦伊为首的传统右翼强烈反对种族主义和支持堕胎合法化的温和立场，疏远了原先的保守主义选民，这些选民纷纷转而投票给勒庞，以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

第二阶段从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右翼回归传统的保守主义立场，原来支持保守主义的中产阶级选民也回归中右翼阵营，而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选民投票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其选民基础转变为以全球化中新产生的缺乏技术、教育水平较为低下的下层工人阶级为主体，逐渐呈现出无产阶级化的趋势，似乎越来越明显地趋向于新的工人阶级政党。 [298] 这种趋势尤其是奥地利自由党和比利时弗兰芒集团最为显著（参见表5-4），它们比主流政党，尤其是中左翼社民党，赢得更多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在1986年海德尔被选为党主席之前，自由党的选民中仅仅有11%的蓝领技术工人和8%的蓝领非技术和半技术工人，到1999年这一比例翻了几番，分别增长至48%和45%，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13年间蓝领工人的选票直线下降22%，人民党也减少12%，自由党成为赢得最多蓝领工人选票的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此后，因为党内的权力斗争和分裂致使2002年的大选败北，仅仅保留16%的蓝领工人选民的支持。国民阵线在1988年的总统选举中，获得20%的工人阶级选票，比其主要的右翼竞争对手希拉克和雷蒙·巴尔在工人阶级中所获选票之和还要多。2000年，勒庞赢得26%的工人选票，是希拉克或者若斯潘选票的2倍。国民阵线代替法国共产党成为工人阶级最受欢迎的党。在共产党的“红色地带”如马赛和法国北部一些地区，国民阵线逐渐巩固自己所赢得的强有力的支持，甚至向工会组织中渗透自己的影响力，积极动员那些仇视外来移民的工人。技术工人的支持占德国共和党全体选票的1/3，还有1/5的选票来自无技术和半熟练技术工人，这个比例远远高于社会民主党中工人阶级选民的比例。在德国工业比较发达的巴登―符腾堡州选举中，共和党获得10.9%的选票，一跃成为该州第三大党。从1992年开始，共和党的选民基础开始无产阶级化，年龄介于18—24岁之间只受过初等教育的年轻男性选民和蓝领工人阶级成为共和党主要支持者，他们居住在政府提供的没有绿化环境的廉价房内，长期失业率比较高，他们越来越难以在市场上找到好工作，而他们的问题越来越被主流政党所忽视，他们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失望至极，从而投靠了共和党。在意大利，90年代中期开始，“净手运动”的影响逐渐减弱，北方联盟反对移民和极端分离主义策略使选民中的中产阶级弃它而去，但它与迅速崛起的力量党和转变后的全国运动一起，及时地填补了政治光谱中右翼空缺，从而抢夺了这部分右翼选民，不仅如此，反对外来移民的政治方针也为其动员起受到全球化和外来移民威胁的工人阶级，其中包括技术工人、小店主和体力劳动者。1998年，38.5%的蓝领工人和31.3%的独立经营者将选票投给了北方联盟，比其他政党的工人阶级选民比率高很多。与此相应，北方联盟的选民所受教育程度也有所下降，其中大学毕业生所占比重是2.4%，而其他政党的相应比例是4.1%，没有受过学校教育或只上过小学的人所占比例低于北方地区平均水平，也低于其他政党的相应比例，接受过中等教育程度的专业技术学校的选民成为其主要的选民基础。机构设置的变化也反映出选民基础的变化，在90年代初，企业家联盟“阿利亚”（ALLA）是北方联盟最大的附属组织，到90代末消失，而与工人选民联系紧密的工会组织“帕达尼亚工会”（Sindacato Padano）成为北方联盟较为繁荣的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说，北方联盟是富裕地区中下层阶级的抗议运动。 [299]

表5-4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阶级基础（社会经济地位）

注1：表中每组系数，为本组样本中投票给极端右翼政党的百分比除以全国样本中投票给极端右翼政党的百分比。系数为1表示本组群有倾向投票给极端右翼政党，系数小于1表示这种倾向较小，系数大于1表示这种倾向加大。

注2：我们把职业划分为五类：（1）高薪阶层，即那些拥有相对比较稳定的职业安全感、高薪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的公司经理、高级管理者、公司主管以及自由职业者。（2）非体力的普通工薪阶层，即职业相对不稳定、低工资以及本比较低的社会地位的普通雇员，如银行职员、销售人员以及个人助理等等。（3）小资产阶级，即那些依靠自己的资金，更容易受到市场风险的那些自我经营的农民、小店经营者等等。（4）技术工人阶级，即包括电工、机械工以及手工艺者等等体力劳动者。（5）非技术工人阶级，即那些临时工，如园艺工人、劳力以及家政服务人员，他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最低以及工作最不稳定。

资料来源：Pippa Norris, Radical Right: Voters and Parties in the Electoral Market,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40。笔者根据需要节选部分国家。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获得工人阶层和中下阶层的拥护和支持，也意味着其选民与其他政党的选民相比所受教育程度偏低。新兴的信息和通讯技术革命及经济全球化，使传统的社会阶层重新分化，其中只有少数人受益之外，大部分被甩在后边，形成一个新的缺乏技术、缺乏教育的弱势阶层。这些人面对全球化无情的攻击，“由于缺乏技术而感到无能为力”。他们在“由于社会不安全和自己被剥夺日益不安”的情况下，面临失业的担忧和经济的长期低迷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又将这些问题归结于外来移民，他们就特别容易受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反对外来移民和排外论调的煽动和诱惑。 [300]

二、西欧右翼民粹主义崛起及兴盛的原因分析

在信息时代，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使产业结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迁，导致劳动力市场两极化，大规模失业的局面持续愈久，长期失业的人越多，社会新贫困化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的劳动群众成为这种现代化的牺牲品。急剧的变化引起他们强烈的不安定感，面临威胁的恐惧和自身软弱无力的痛苦，尤其是那些长期失业者，危机行业中的工人和没有受过完整的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工人之中，这种恐惧感、失落感更为突出，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愤恨、不满与反抗情绪日益增长。与此同时，西欧社会的政治文化日益新自由主义化、个人主义化和娱乐化，中左与中右政党意识形态和思想理论日益趋同、选民对政党政治和选举制度的信任危机以及忠诚度下降，在新自由主义主导欧洲社会发展的背景下，西欧政治持续右转，此种反抗情绪就以激进民粹主义运动的形式宣泄出来，这就是右翼民粹主义兴起和持续兴盛的根本原因。

（一）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危机

1.经济全球化和劳动力危机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根本的特征。经济全球化是指由于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导致运输和通讯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从而直接推动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和国际金融的迅速发展以及高新技术的广泛扩散和辐射，使整个世界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逐步走向一体化的过程和现象。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在客观上预示着汽车产业周期必然向IT产业周期推进，要求一场既可以节省能源，又可以节省原材料的科技产业革命，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技术前提条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又引发大规模的金融创新，80年代初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的经济政策——私有化、自由化、放松管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广泛推广，为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提供了政策前提条件。西方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开始全速进行，用加拿大左派埃伦·米克辛斯·伍德教授的话来说，“资本主义第一次接近成为一种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已成为真正的全球现象”。 [301] “生产者和投资者的行为日益国际化，世界经济似由一个单一市场和生产区组成，而不是由各国经济贸易和投资流动联结而成，区域或国家只是分工单位而己。” [302]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渗透到世界经济的方方面面，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地区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到这股潮流中去。然而，“全球化是一个不平衡的历史进程，其中既有根深蒂固的等级和不平等，也滋生着新的控制关系和差距” [303] 。2000年初，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西欧政治家们指责经济界推行的全球化造成严重贫富分化的局面，经济家指责政治家闹出这么多政治丑闻，为右翼民众主义的崛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304] 而从右翼民粹主义选民基础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产业革命加剧了西欧劳动力危机、社会贫富分化和新贫困阶级的扩大。

（1）科技产业革命导致劳动力危机

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力首次被人们有效地驾驭，石油资源开始和煤炭竞争创造出一种新的用于开动机器、照亮城市和为人们提供瞬时通讯服务的能源。“二战”后的1949—1973年，迎来了石油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世界石油消费翻了六番，1948年全球每天的石油消费量是930万桶，而到1973年，石油的日需求量增加到5600万桶。与此相伴，以石油为主要原料的汽车和其他载客交通工具的数量从5300万辆增加到25000万辆，民航里程翻了八番；工厂、城市和住宅的能源供给方式也在飞速改变。石油就取代煤，成为能源之王。石油、电力以及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其他发明将经济活动的负担从人转向机器。在采矿业、农业、运输业和制造业中，无生命的能源与机器相结合，增加和扩大了生产效益，并在经济过程中最终越来越多地替代了人和牲畜，也创造了以流水线为基础的大规模群众性的工业生产模式，以非熟练技术的“群众性工人”（工业技术工人）为主体，以所有劳动者充分就业和终生就业为基本特征。在福利国家和强大的职团组织的庇护下，西欧国家在“二战”后进入了大规模生产和群众性大规模消费的经济持续发展的“黄金年代”。

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石油危机 [305] 表明能源革命带来的经济增长已经达到极限，造成西方经济全面衰退。劳动生产率增长比例急剧下降，以德国为例，劳动生产率，即每名就业人员创造的国内生产值在1958—1966年间，平均每年的增长比例高达6.2％，1967—1975年间平均每年增长率为4.7%，1975—1981年间下降2.9%，1982—1985年间进一步下降为1%。 [306] 石油危机导致西方经济的滞胀危机，使很多人惊慌失措。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在1982年出版的《民族国家的崛起与失败》一书中认为，滞胀危机，即在通货膨胀率很高的时候经济增长率很低。他暗示，似乎只有一场革命或战争才能帮助人们挽救局势。因此，第三次信息科技革命以信息传输和微电子技术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工业部门，如电器工程、机械制造、纺织工业等所代表的产业结构。“数控机器人，先进的电脑和软件正侵入人类的最后领域——头脑王国” [307] 。

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微电子技术在许多劳动领域都实现了突破，电子机器代替大量的人的脑力劳动，大规模运用于经济生产中，把科学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在机械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的流水线上，电脑控制的自动化车床、机器人和标准化的劳动过程，实现了生产自动化和机械合理化，替代了流水线上半熟练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其中大多是妇女、老年人、青年就业者和外籍工人，而且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被排挤出劳动岗位，排挤出社会物质生产过程。大量第三产业部门引进现代自动化办公设备和计算机网络系统，实现了办公自动化，许多白领工人职员和公务员也开始失业。与此同时，新创造的就业机会又多集中在需要高度专业性技术的领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1970年的失业人数为800万，1995年已达到3500万，相当于劳动力总数的8%，其中大多数是非技术工人。 [308] 企业雇用的人数越来越少，而且它们更愿意雇用受过完整职业教育或具有相当教育文凭、拥有多种广泛熟练技术和新型电子技术的雇员。这些雇员都是集生产工人的丰富经验、专业工人的手工技艺以及技术员工和工程师的专业知识于一身的。

在战后的西欧社会中，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福利的扩大，使得一个队伍庞大的新中间阶层迅速膨胀，其中包括科技知识分子、白领雇员、技术工人和公务员等，他们拥有较高教育程度，在社会生产体系中担任不同层次的管理职能，其生活水平也很高。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严重的结构性失业越来越多地冲击新中间阶层，更多的人陷入贫困。德国学者赫拉迪尔强调现代西欧社会两极分化的过程，在这个社会中，一个人数众多的中间阶层正在不断受到社会的排挤，跌落到社会下层 [309] ，新中间阶层开始无产阶级化，其中多数人陷入长期失业导致的新贫困化。他们被排挤到劳动力市场边缘或者劳动力市场以外的“社会边缘集团或问题集团”，成为真正的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并正在逐步取代昔日无产阶级的地位。

在新的贫困阶级中，青年人问题尤为突出。尽管随着物质文化生活条件的改善，年龄在15—24岁之间的青年人继续在中学、大学和职业教育机构学习的比例逐年增多，其中只有15%的人经过刻苦奋斗能够进入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集团、爬到社会上层、成为统治阶级、阶层的成员。 [310] 但对于大多数在校生来说，受到劳动力市场危机的冲击和威胁，毕业即面临失业的危险。而其他没有完整教育文凭和职业教育文凭，过早进入职业生涯的年轻人更是容易陷入失业状态。西欧各国政府大力削弱社会福利和提高福利申请的最低条件等改革措施，使青年人没有资格享受失业福利救济，从而更加加剧了他们严峻的失业状况，从而导致持续不断的学潮、抗议活动，甚至用极端主义的反抗形式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怨恨，他们中很多人已成为西欧右翼民粹主义、右翼极端主义、新法西斯主义政治力量的拥护者。

20世纪80年代之后，左翼政党新自由主义化，随着群众政治日益被精英政治所取代，左翼政党精英越来越偏离作为领导阶级斗争的群众领袖角色，无视或者漠不关心这些受到科技产业革命冲击的新无产者或受损阶层的要求和意见。因此，也为自称代表普通人民利益的右翼民粹主义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活动空间，其中部分选民因为自己利益和社会地位受损而引发的仇视、敌对和反抗的心理被右翼民粹主义所利用，成为他们忠实的选民基础。

（2）经济全球化危机加剧贫富分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是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生产销售全球化，结果是全球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大量增加的同时，也加剧了全球金融危机和贫富分化。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不再自由兑换，以美国为霸主的布雷顿森林金融体系瓦解，开始实行灵活汇率，世界资本流动加快速度，全球化的金融业不断加强，尤其是刺激催生了可供投机的各种金融衍生物。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带领下的西方各国保守主义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放松对资本的控制、国有企业私有化、市场自由化以及削减社会福利和税率等，取消了国际资本流通的一切限制，进一步推动国际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和全球化。西方发达国家私人资本雄厚，敏锐地抓住机会攫取超额利润。他们用于直接投资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资金比例仅为5%—7%之间，而绝大部分剩余资本投资到“以钱生钱”的有价证券或者金融衍生物交易市场，转入金融投机活动。也就是说，这些大的投资者避开充满风险的经济生产部门，优先考虑投机金融市场，娴熟地利用或者操纵金融衍生工具和不完善的全球金融体制，在金融繁荣时期快速地赚取高额利润，同时也利用金融危机收购危机国家的优质资本来赚取高额利润。而为金融投机活动服务的职业与雇员急剧膨胀，国内的高等和中等收入阶层也随之卷入金融交易，购买大量的各种金融债券，企图与大投资者分一杯羹，却不想自己成为金融危机的受害者，一夜间一无所有，成为无产阶级。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发展战略在于努力把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现代技术与世界其余国家或地区有利的成本结合起来，把生产基地建立在距离原料产地或者销售市场地理位置最近、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国家或地区；把公司的行政机构建立在纳税标准最低的国家或地区。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方针“最终将使资本主义心脏部分成本降到最低水平，利润增加到最大限度” [311] 。因此，欧洲的资方代表将部分生产部门转移至海外，减少这些国家的劳动岗位，从而出现大量失业者；他们同时在国内的其他部门将劳动时间灵活化，延长劳动时间和削减劳动岗位来降低工资成本，大量增加工资相对较低的临时工数量，压低全日制职工工资收入，并且不断威胁说将生产部门移至海外，逼迫这些工人乖乖就范。这种生产基地转移，进一步加剧了西欧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形成的劳动社会危机。因此，贝克总结道：“长期以来，人民关心的已不再是劳动的再分配，而是失业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也被失业和就业的一种新的混合形式所掩盖。官方把这种新的混合形式当做‘充分就业’（有限期劳动、半日制劳动等）。”越来越多有工作的劳动者生活在劳动与失业之间的灰色区域，其劳动所得只是聊以充饥的工资，他们为了每小时仅仅7马克而工作，晚上睡在厚纸板箱里，成为“有工作的穷人” [312] ，没有任何劳动岗位保障和长期生活保障。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欧盟成员国的社会生产总值中，劳动力收入的比重都在持续下降。 [313]

经济全球化使资本赢利猛增的同时，大多数人的收入却在减少，甚至赤贫化，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来自政界、经济界、学术界、文化娱乐界、媒介产业界的全球精英们，即所谓的全球旅行家、全球大腕、全球竞争家，坐在超音速喷气飞机上奔向未来，在全球范围内纵横捭阖、大展身手，成为最大的获利者。而在城市郊区漂亮的住宅楼前，越来越多的把全部家当装在两个塑料袋里的穷人，步履缓慢地穿过大街。1977年，欧洲联盟内部10%最富有居民收入占欧洲联盟全部居民收入的25%，而10%收入最低居民收入只占欧洲联盟全体居民收入的3%；在欧盟国家中，收入悬殊最大的是葡萄牙，10%收入最高居民和10%最贫困居民在本国居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分别为28%与2%。 [314] 在德国1996年与1980年相比，富人的利润和财产收入增加了三倍，同期内工资收入只增加了一倍。20世纪90年代末，工资的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价格、社会保险金和税收的增长。 [315]

数量越来越少的、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人们创造出越来越多的效益和服务。但同时那些可以在全球安家落户的公司为了赢利，使自己从两方面摆脱了与费用昂贵的国家的关系：劳动岗位和社会福利税。把失业和发展文明的代价都推给别人。 [316]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这些贫困者因为缺乏技术而对现实感到无能为力，因为一无所有而感到迷茫无措，感到被社会所抛弃，从而对现实越发不满，这种迷茫和怨恨被右翼民粹主义利用、歪曲和夸大，导致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和反对精英政治的民粹主义重新泛滥。

2.外来移民问题的日益严峻

“二战”后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对欧洲经济的重建和高速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0世纪70年代之后，伴随世界石油危机的爆发、欧洲国家经济发展停滞、失业率急剧攀升，大量穆斯林移民和东欧难民涌入西欧，诱发诸多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尤其是苏东剧变之后发生的地区和种族冲突导致大批难民的涌入，使西欧各国背负上沉重的负担。因此，移民问题逐渐进入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领域。把移民问题政治化，成为它们赢取选票的关键性议题和制胜法宝，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欧洲的政党政治。

（1）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外来移民的概况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的移民进程大致经历了以殖民地移民、工作移民、冷战避难移民和回迁移民、非法移民为特征的四次移民大潮。战后西欧的大规模重建刺激了对外籍劳工的需求，法、英两国到北非殖民地寻找劳工，形成了所谓“后殖民劳工体系”，而与非洲殖民地历史没有联系的德国等西欧国家，与南欧国家签订劳工协议，形成“客籍劳工体系”。 [317] 1973年石油危机发生后，西欧国家经济衰退，不仅使欧洲对外来劳工的需求急剧下降，也使移民劳工引发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

首先，西欧移民的结构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非洲特色”。欧洲实施外籍劳工家庭团聚政策以后，越来越多的外籍劳工家庭成员大量涌入，造成欧洲新一轮的外来移民高潮，使西欧的外来移民完全转变为“非洲特色” [318] 。（参见表5-5）法国的第一大移民群体是来自马格里布的阿拉伯人，人数近400万。1946年，法国2万余马格里布移民，仅仅占法国移民总数的2.3%。20世纪70年代法国给予前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以豁免签证和自由进入法国的特殊政策，马格里布的移民成为法国移民的新主体。20世纪80年代，马格里布移民猛增至39%，阿尔及利亚的移民人数高达80万以上，成为法国最大的外来移民群体。20世纪末，马格里布及其来自非洲其他国家的移民在法国移民中所占比例超过了半数，达50.5%。德国、瑞士和奥地利境内外来移民与本国人口的比例超过了10%。德国的最大移民群体是土耳其人，有250万。意大利的合法移民有25万，主要来自摩洛哥、阿尔巴尼亚、菲律宾等地。荷兰移民主要来自印尼、土耳其和摩洛哥等，其中以印度尼西亚人最多，有40多万。在所有的外来移民中，阿拉伯人人数最多，约有1000万—1500万，他们主要来自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国家。 [319]

其次，西欧移民在数量上呈现急剧增长态势，尤其是下层移民在西欧移民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据欧盟有关研究专家估计，欧洲的移民总数约有5600万—6000万（包括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移民），其中包括300万—400万非法移民，而且以每年增加50万人的速度高速增长。德国、法国和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三个移民国家，截至2000年12月，德国境内的移民人数达到730万，法国460.8万，英国287.5万，其移民总和占全欧外来移民总数的2 /3。1973年11月，德国率先禁止来自非欧共体的劳工入境。1974年，法国也停止接收非熟练工人入境。随后，这些国家纷纷出台了严格限制移民的政策。北非移民借助于各种方式，非法涌入欧洲国家，苏东剧变之后发生的地区和种族冲突导致大量难民外逃，使西欧各国背负上沉重的负担。

表5-5 2002年欧盟主要国家外来移民接纳情况表

资料来源：参见法国语言文化辅导会：《鸣锣·小资料》2007年10月号，第7页；〔法〕卡琳娜·盖哈西莫夫：《共和国模式的困境》，李明欢译，载《欧洲研究》2003年第4期。笔者根据需要节选部分国家。

（2）外来移民对西欧洲国家的影响

“二战”后，伴随着欧洲重建和一体化进程的启动，多数移民为文化素质较低的劳工，都是以合法身份进入西欧，从事建筑、运输等繁重体力劳动和条件艰苦的工作，集中于就业阶梯的最底层，与欧洲本国居民的就业竞争不大，他们曾为西欧各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同时也引起复杂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全球性的经济滞涨和世界石油危机，大量的北非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和难民的涌入而诱发的社会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并最终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集中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量的移民（包括难民），特别是非法移民，迫使西欧各国出于人道主义原因而花费大量金钱安置这些移民或者将其身份合法化，成为西欧国家一个巨大的财政负担，严重地阻碍了西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西欧各国政府在非法移民问题上左右为难，一方面，它们并不希望接纳低层次的非法移民，收紧移民政策，严厉打击非法移民；另一方面，一些特殊领域如建筑行业、低层次的服务行业等，由于本国公民不愿意从事这些行业的工作，因此引进这些低层次的移民又是必需的。于是，不得不默许不同数量非法移民的进入和存在。西欧主要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相继通过加入国籍和身份合法化行动，使非法移民成为本国公民或合法居留。

第二，欧洲移民对欧盟的福利国家制度构成严峻挑战。“二战”以后，西欧各国成功地建立起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整个西欧成为这个地球上的一个“幸福的福利岛”，这块福利岛的诱惑促使进入西欧国家的移民，包括非法移民和难民数量猛增，使欧洲各国背负上沉重的负担。西欧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大众，无论是政府官员或企业家，还是一般的公务员或雇员，强烈地感受到移民的存在和移民对福利制度及政策的冲击，从而“产生了一种危及自身安全的感觉，人们普遍感觉到‘福利国家之船’已经满了” [320] 。福利国家再也不能负担起更多的移民。

第三，欧洲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对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冲击。尽管移民的失业率远远高于本国人，如法国目前的失业率为9%，而移民的失业率高达22%。德国移民的失业率是16.4%，比德国人高出一倍以上，有工作的移民大多数从事季节性工作或劳动强度较大的工作。荷兰移民的失业率是当地人的三倍，而且多数是长期失业。但是，大部分西欧人认为大量移民的存在严重地挤压了他们的劳动就业空间，使本来就紧张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第四，大量移民的存在对国家与社会的安全和秩序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缺乏有效的一体化的社会融合政策，北非移民及其后代在社会教育、就业、语言和生活习惯等方面遭受歧视，日益导致这些青年人的边缘化，反社会和暴力行为越来越多，如2005年秋冬巴黎郊区骚乱和2009年希腊青年暴乱。以法国为例，法国移民由于生活贫困、缺乏教育和普遍的高失业率，他们的后裔中存在严重的青少年犯罪和吸毒。据统计，1994年在法国犯罪的青少年中有55%属于北非裔，在吸毒的青少年中他们占了43% [321] ，到街上焚烧汽车或者打架闹事，成为一代“问题少年”。这进一步加深了当地居民对外来移民的成见。种族主义者针对外来移民的仇视和暴力行为不断增多，西欧其他国家情况也基本相当，移民问题，特别是非法移民问题威胁着国民安全和社会秩序。

第五，移民文化与西欧国家的民族文化和基本价值观产生激烈的矛盾冲突。北非移民大多信仰伊斯兰教，他们移民欧洲之后仍然坚守自己的宗教、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而最早产生民族国家的西欧大陆，民族文化、民族情感、民族认同感又特别强烈，这就产生移民文化与所在国主流文化和基本价值观的激烈冲突，相互排斥而无法融为一体。在法国和德国，仅就西欧穆斯林妇女在公众场合是否应戴头巾这个问题，便引发全国公民参与的激烈讨论，使国家法院和政府忙得不亦乐乎。法国人围绕这个问题争论了14年，最终国民议会于2004年2月10日以494票支持通过了《面纱头巾法》，禁止学生在公立中学穿戴伊斯兰面纱、十字架和犹太人的小帽等具有明显宗教标志的服饰。德国总理施罗德于2003年12月20日在《图片报》星期日版上也明确表示：“作为国家工作的公务员，其中也包括女教师，不应该包头巾。” [322] 伦敦地铁爆炸、巴黎郊区骚乱等表明外来移民进入欧洲人数太多且速度过快，但是西欧各国对非裔第二、三代移民同化政策失败。正如学者罗伯特·雷肯在《欧洲愤怒的穆斯林》一文中所指出的，“对于那些孤独的穆斯林后裔，欧洲扮演了主人的角色，在名义上，这些穆斯林后代是欧洲的公民，但在文化和社会方面，他们依然被隔离在外。”

3.西欧福利国家的危机

“二战”后，欧洲国家为了医治严重的战争创伤，稳定战后混乱的社会秩序，开始建设福利国家，其中英国首先宣布建成了福利国家，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福利国家是以统一的、大规模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为基本特征，以追求社会团结和公正为目标的社会福利制度。福利国家在社会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尤其是促进和推动了社会稳定，保障了国民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的迅速增长。从战后的经济极度困难到20世纪50、60年代的复苏与繁荣，欧洲福利国家的经济持续快速地增长。1950年，整个西欧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为2745亿美元，到1973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12250亿美元，增幅高达346%，同期西欧的工业生产增幅高达251%。1951—1965年间，多数西欧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如法国的4.9%、意大利的5.5%和西德的6.9%）都超过了美国3.7%的年平均增长水平。在福利制度保障的稳定社会环境内，这些国家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实力大大增强，这一时期被称为西欧经济发展史上一个“黄金时期”。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石油危机的爆发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入滞胀期，欧洲许多国家出现经济停滞、失业增加、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同时由于福利国家制度本身存在的结构性缺陷，高福利、高税收的弊端随之日益凸显，福利国家陷入不堪重负的困境：一方面，经济发展减速使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失业人口增加，拿救济金的人越来越多，国家的财政负担日益沉重。这些福利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第三条道路”的改革，改革者主张建立积极的福利国家，以“社会投资型国家”取代传统的“福利国家”；强调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的有效协调，鼓励人尽其职、各尽其能，提倡确立“无责任即无权利”的福利准则，消除人们心理上对政府的过度依赖，建立一种“新型的契约关系”。但是改革收效甚微，欧洲福利国家纷纷陷入福利制度危机的泥潭中无法自拔。具体而言，欧洲福利国家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充分就业难以实现，贫困家庭陷入“贫困陷阱”

消除贫困、控制收入不平等、实现充分就业是福利国家最主要的政策目标，但是近20年来，福利国家出现越来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倾向，以及越来越高的失业率，而这种社会保障制度根本无法改善他们的生活和就业困境。福利国家的财政收入来源于高额的税收，为了获得充足的财政收入，政府开始要求越来越多的低收入家庭缴纳所得税。低收入家庭努力工作的最好结果也仅仅是使家庭可支配收入少量增加，有时所获工资甚至低于法定失业保障金，这导致人们工作热情降低，由此产生大量的自动失业人员。如2005年一个德国四口之家如果靠国家救济，在西部地区每月可收入约1560欧元，东部约1421欧元，全德平均水平约1539欧元，高于平均最低工资收入（包括部分时间工作）1465欧元。 [323] 欧洲福利国家所奉行的高福利、高补贴的全方位社会保障体系滋生并助长了人们的“福利依赖”情绪，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年轻人习惯性地依赖政府的救济，他们宁愿选择主动失业也不愿进入劳动力市场重新寻找就业机会，从而使很多贫困家庭陷入“贫困陷阱”不能自拔。根据资料显示，20世纪后期西欧贫困人口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80年代西欧贫困人口与70年代初相比，除了瑞典的贫困人口比例由5.0%下降到4.8%，其他国家的比例都有显著增长。

高额的累进税制也严重削弱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增加了劳动力的雇用成本，就业岗位大量缩减，进而导致失业率上升，欧洲福利国家失业率常年居高不下。据统计，欧共体国家的平均失业率在1982年底为10%以上，失业人数为1200万人，到1995年平均失业率超过11%。德国经济学家弗兰茨-克萨韦尔·考夫曼指出，70年代中期以后，“西欧福利国家最明显的问题是有就业意愿但却找不到工作，或者至少是找不到令自己满意的长期工作的就业人口比例，虽然是波浪式的，但却是在持续地增长” [324] 。如表5-6所示，与美国较为平稳的失业率不同，欧洲失业率在1970年以后呈明显上升的趋势，其中以法国、荷兰、德国和比利时的失业率上升最为显著。其中青年失业人数在总失业人口中占的比率越来越高，欧盟国家25岁以下的青年失业率普遍高于成年人。1996年，在意大利、西班牙和芬兰等欧洲国家中，青年失业率高达33%以上，在英国男性失业者中，35岁以下者约占三分之二。1996年，欧盟15—24岁青年人平均失业率达21.85%。国家福利主义危机所引起的越来越高的失业率，造成贫困家庭生活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参见表5-6）

表5-6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1990—2007年间失业率（%）

注：a 最近年份可获得的数据。b 有限范围。

资料来源：参见《2007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笔者根据需要节选部分国家。

（2）财政危机严重，官僚机构膨胀

为使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得以维持，欧洲各国不得不消耗巨额的财政用于公共开支，而政府财政支出的过分增长造成巨额财政赤字。为弥补高福利所导致的巨额财政赤字，福利国家就不得不大举借债，同时不断扩大货币发行量，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劳动人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的恶性连锁反应。据统计，欧洲福利国家1975—1980年间公共开支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法国从22.9%上升到25.8%，荷兰从28%上升到30.7%。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通常会造成政府财政的巨额赤字，从而出现巨大的“财政黑洞”。1990年，欧共体12国在养老金和医疗保健方面的亏空就高达7.5万亿欧元，相当于该年欧共体国内生产总值的14.5%，尤其是以税收融资现收现付制的公共养老金制度，给欧洲福利国家的财政带来巨大的负担。20世纪60年代初，欧洲福利国家的养老金支出一般只占到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4%，但到80年代初期，这一比重就超过了5%，荷兰更是高达11.2%。在现收现付的制度之下，随着养老金制度所规定的养老金受益年龄不断减小，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提高，欧洲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速，加剧了欧洲福利国家的财政负担和税收负担。

福利国家制度的完善过程，同时就是国家对公民社会生活的全方位干预，它使专司社会福利事业的政府行政机构迅猛扩张。行政效率低下，官僚作风盛行，这些问题成了欧洲福利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此外，随着社会福利制度的膨胀性发展，处理日常事务的行政人员和社会福利工作者日益增加，中央和地方福利机构庞大臃肿，这大大降低了办事的效率。如对制定福利政策和审核福利资格的权力进行控制，则增加了行政部门的官僚作风，降低了公民对行政部门的信任程度。

（3）积习难改，改革收效甚微

自20世纪末以来，面对老龄化和全球化的压力，西欧福利国家遭遇到经济增长乏力、失业人口居高不下、社会福利支出不堪重负三大难题，各国政府清楚地认识到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改革，改变慷慨的福利模式，才能免于从经济停滞状态继续滑落陷入更严重的困境。但是，福利国家积习难改，改革的阻力也是空前巨大的，尤其是在德国和法国，收效甚微。

德国陆续推出以削减福利和增加就业为主的“2010计划”，在医疗卫生、家庭服务、教育培训、养老住房、失业与再就业诸方面，进行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多项改革措施，包括降低税率、削减失业救济金、推迟甚至暂时冻结退休者养老金的增加等。但是这些改革措施遇到强大的阻力，习惯优厚福利待遇的德国人对于政府的改革心存疑虑，默克尔实施的医疗保险体系改革，引发医保机构医疗人员的大规模罢工。2005年9月，在大选前遥遥领先的默克尔，仅仅因为任命一名支持削减福利的影子内阁阁员，而在最后选举结果中险遭翻盘，产生了“谁改革，谁下台”、“屡改屡败，屡败屡改”的政治怪圈。

法国总理德维尔潘致力于福利改革，试图从劳动保护改革开始，为企业松绑，促使年轻人在面临随时被解雇的压力下努力工作，颁发新劳工法《首次雇佣合约》(CPE)，却引发强大的反对声浪。法国政府被迫起用“帮助困难青年就业机制”，借以平息这项新劳工法引发的长达数月的抗议浪潮。德国公务员因不满薪酬，发动一连串罢工和示威游行。布莱尔1997年就在英国开始了福利制度的改革，削减福利开支，用投资政策代替福利政策，通过在经济、教育、培训等领域的政府投资和个人投资，建立起一种个人负有相应责任和风险的积极福利政策。但是英国很多公务员并不满意政府改变退休金的政策，举行大型示威活动。

人们不仅仅反对劳工改革和新劳工法例，还抗拒能源开放、反对服务业的自由贸易为来自中欧的移民开放劳动力市场，这些抗议运动影响到政府改革的力度和深度，牵制政府制定改革政策，最后只会使改革收效甚微，甚至落得全盘皆输。

（二）西欧政治危机

1.全民党和阶级代表性危机

传统的左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与纲领思想日益趋同和中间化，致使出现部分政治真空，为小党的突破和兴起创造了有利空间。“二战”之后，由于建立普遍福利制度和经济快速发展，产生数目庞大且稳定的新中间阶层，传统的左右翼政党为了争取这个阶层的选票，左派与右派之间激烈斗争迅速失去了以往的明确性与尖锐性，它们所信奉的价值观之间的界线日益模糊，开始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社会意识迅速的“退极化”，政党意识形态与政治纲领迅速的趋同和中间化。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民主党新自由主义化，如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大量地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转变为新中间派，推出“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纲领，宣布自己超然于传统的左右政治文化约束，与右翼政党在一系列政治问题上形成广泛的认同，它们越来越淡化意识形态的差别，政治纲领越来越空洞且雷同，它们只是把家庭、工作、祖国这样的一些基本的、普遍性的、非政治的价值放在首位，阶级政党也逐渐演变为以新中间阶层为骨干的精英党，为争取中间阶层选民而拱手把传统左翼选民热切关注的就业、移民、治安和经济增长等政治问题让给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为他们的突破和兴起提供了很大的政治空间和选民基础，从而成为“工人和下层人民的政党”。

主流政党日益精英化以及政治体制的僵化和腐败造成严重的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的信任危机。主流政党不能快速地解决选民关心的社会问题，不能有效地为自己的选民谋取利益和社会福利，选民在选举中投票选出的不再是来自阶级斗争第一线的不同阶级的群众政治领袖，而是具有几乎相同文化背景的左右翼政治精英，他们不关心选民的疾苦，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和选民的选票。西欧精英政治给予广大选民的不过是政治舞台下的“观众民主”、“看客民主”。 [325] 这些精英政党垄断政治权力，分享错综复杂的利益分赃体系来稳定他们的统治地位，甚至为了获得控制政治权力，不惜把改变政治制度当做权宜之计，逐渐形成过分简化的政治程序，并大量滋生政治腐败。法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密特朗为赢得选举的成功，放弃两轮多数的选举制度，而引进有利于小党出线的比例代表制，使国民阵线在1986年到1988年间，在国民议会中赢得了35个议席。在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频频曝光的政治腐败丑闻，尤其是意大利“净手运动”揭发出来的腐败丑闻，严重削弱了传统政党力量，也造成了选民对政治精英和政党政治的信任危机，越来越多的选民厌恶政党、疏远政治、拒绝参加投票，以种种消极的方式宣泄自己的反感、冷漠甚至是抗议的立场，西欧各国选举投票率急剧下跌。20世纪80年代初，反对现有一切政党的绿党赢得大量选票，稳固地立足于西欧政坛，但是它们很快就丧失了抗议政党的特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借机而起，声称自己代表普通人民的利益，反对现有的腐败政治阶级，提出直接民主取代代议制，迎合人民这种厌恶政治的情绪而赚取了大量选票，成为政治舞台上一支强劲的政治势力。

“毁灭与危机的恐惧，社会群体的解散，对于政治制度的反感，执政党威信的丧失已经达到边缘，再加上意识形态的真空，这些都是使得共和党取得惊人成就的一系列原因。” [326] 这是德国学者盖尔哈德·保尔解释德国共和党兴起的原因，同样是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欧各国崛起、盛行和蔓延原因的精辟概括。

2.政治文化的新自由主义化、个人主义化和娱乐化

冷战结束后，西欧各国国内舆论与政治文化不断新自由主义化、右倾化和极端化。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和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崩溃，西方资产阶级借机掀起了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把矛头指向共产党和社会党，不仅仅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造成强大的冲击，而且也给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左翼力量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共产党的力量大为削弱，社会党在选举中纷纷落马，从执政党再次转变为在野党。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右翼政党登上政治舞台，占据绝对优势的统治地位。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放松管制、私有化、自由化的经济政策以及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渗透，从根本上使战后发达国家的政治文化逐步走向右倾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民主党放弃自己的传统模式，接受新自由主义，逐步被新自由主义所征服、驯化乃至同化。社会民主党尽管自称要建立一个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只是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与社会政策，与此同时，适当地注意不要过分扩大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也就是说，使新自由主义政策变得稍微温和一些，人道一些。冷战结束后，受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峙压抑的民族主义思潮再度兴起，种族主义死灰复燃，致使极右翼势力崛起，并在各种选举中获得巨额的选票。新法西斯主义的暴力活动日益猖獗，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或者种族霸权主义甚嚣尘上，使西欧政治文化极端化。

新自由主义倡导的丛林经济文化培育了极端的个人主义，日益瓦解了西欧社会的团结互助和集体主义思想以及传统生活方式，自由竞争、适者生存、胜者通吃，塑造了极端个人主义化的自我实现的生活目标、利己主义的生活方式和自我安排的生活态度。他们不惜任何代价满足自己的需求，甚至伤害得罪其他人也在所不惜，如逃税、冒领救济、以权谋私滥用国家社会福利，甚至犯罪行为层出不穷，而不会为自私自利感到羞愧，与他人的团结互助几乎完全被排斥，对于各种社会团体、政党、教会与工会工作的热情急剧下降，人们普遍不想再接受“公民思想”、“公共福利”之类的概念，彻底颠覆了战后以来社会民主党所倡导的曾深入人心的团结互助的思想，也使中左翼阵营的战斗追随者越来越少。正如利希特尔总结的：“特别是那些受过很高教育的人，正在走上弱肉强食的道路。与十年前相比，他们更热衷于自我的满足，更有野心，更有行动能力，而更少考虑社会。” [327] 极度膨胀的个人主义正逐步瓦解社会一体化的凝聚力，而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再次有了用武之地，它们用新敌人（如外来移民、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以及美国人）来掩盖日益加剧的社会分裂，并把这个思想全面渗透到西欧社会中，使政治文化极端化。

科技革命促进了电视和网络传媒等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使政治娱乐化。电视、因特网快速崛起，视觉符号取代语言符号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符号，导致以往的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通过政府机构、政党和各种组织）方式逐渐萎缩，从而使政治生活和政党运动越来越依赖于媒介传播，“一切取决于，要在同一天的电视新闻中表现不错；一切取决于，要在第二天的标题新闻中得到好的待遇。这样，政治成了媒体生意，偏离了长期纲领” [328] 。独立、发达的大众传媒受市场利益和商业动机驱使，必然趋向“媚俗化”，热衷于五花八门、林林总总的桃色新闻、绯闻、丑闻等，暴露名人隐私，满足选民的好奇心和窥视欲。在媒体和民众的互动下，以往充满血腥和罪恶的权力更迭变成一种盛大民主政治的狂欢节，越来越多的选民把政治明星和娱乐明星的界限进一步模糊。候选人形象越来越受公众关注，他们通过电视极力向公众展示的服饰、表情动作甚至是宠物狗的性格，而冲淡了对真正重要问题的讨论。如贝卢斯科尼借媒体大肆炒作其重金整容和健身计划，为自己赢取更多选民的关注。在电视成为第一媒体的今天，谁在媒体面前表演得漂亮就投谁的票，这些都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魅力领袖勒庞、海德尔、富图恩和博西等人提供了绝好的赢取选票的机会。如海德尔玩转于卡林迪亚各种旅游胜地的迪斯科舞厅，效仿名流为各种杂志拍照、穿潮流服饰等行为，在媒体报道中把自己塑造成为“现代罗宾汉”（这恰好也是海德尔当时参加狂欢舞会时最喜欢的装扮）的形象，从而受到年轻人的追捧。以政治为目的、娱乐为手段的竞选和政治炒作日渐成为现代政治时尚。

（三）媒体的推波助澜

西方的大众媒体自诞生以来就获得了报道与批评的自由权利，在西方的国际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已成为行政、立法与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媒体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上升，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甚至控制着社会舆论的方向，使西方的各种选举运动和政党政治斗争变成了媒体政治。在经济全球化和西方经济长期衰退的背景下，媒体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和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西方媒体的新发展

20世纪20年代无线电广播问世以来，大众媒体的影响迅速扩大。在19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华伦·哈定和民主党人詹姆斯·考克斯在匹兹堡的一家电台进行总统选举辩论，两党的政治主张迅速通过电波传播到千家万户，这是总统选举中第一次使用电台这一媒体。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电视成为融图像、文字和声音为一体的现代传播方式。196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成为政治传播的分水岭，约翰·肯尼迪在电视上的总统辩论中，年轻充满活力的形象赢得选民的拥护，从而赢得总统选举的胜利。从此，电视辩论成为竞选总统的必备环节，电视也因其直观性和便捷性成为政治传播的第一媒体。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日新月异，大众传媒在西欧各国也蓬勃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手机短信等电子媒体异军突起，越来越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媒体对政党政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西欧的政治选举活动也日益美国化、媒体化。

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最发达的传播形式，其中包括三种方式：一是以传统的文字和语言为主的印刷媒体，如书籍、报刊和宣传手册等，这类文字符号的传播方式具有题材丰富和分析深刻的优点；二是以电视、广播和电影等为主的广播传媒，传播迅速和信息量巨大，融声音、图像和文字为一体的传播更直接和便捷，从而成为政治传媒的主要方式；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以互联网和手机短信为主的多媒体达到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地步。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型网络媒体具有交互性、即时性和透明性，使传播由单向转为互动，受众不仅仅是单纯的信息接受者，而且他们也成为信息的提供者。在电子、信息通信技术的推动下，媒体在西欧有了巨大的新发展：

第一，大众媒体的构成发生很大的变化。传统媒体除了电视受众基本稳定外，报纸、广播和杂志三大媒体日益衰落。由于网络媒体的兴起，普通民众用于上网的时间已经超过了读报的时间，并人数呈现出上升、使用者越来越年轻的趋势。据统计，西欧国家民众大多依赖电视和互联网来获取政治信息；60%的德国人被动地接受媒体信息及其引导，只有少数人能够进行深度阅读和独立分析判断。德国人一天利用各种媒体的时间大约为10个小时，其中电视为220分钟，读报44分钟，看书28分钟，杂志12分钟。14—16岁的年轻人中有97%的人每天都上网。与此同时，传统的报纸都开创了网络版以此应对网络时代的挑战。由此可见，传统传媒与互联网等新兴的传媒联盟，从而呈现出视觉符号取代语言符号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符号，使大众把握媒体的方式发生根本性转折，由依赖亲身经历和语言、文字宣传转向依赖视觉、影像、形象等多媒体化的转变。

第二，民众的意见和行为对传媒的影响日益显著。随着互联网等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迅速崛起，传统传媒业广泛使用应用数字技术，使媒体市场处于过剩的状态和激烈的竞争中。民众不再被动地接受媒体传播的信息，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偏好选择媒体及其传播的信息。同时，互联网提供互动功能，使媒体传播由单向变为互动，民众不仅仅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信息，也可以随时和便利地提供信息。这就迫使媒体真正考虑民众的关注点和需要，从而把民众的注意力通过传播，将其导向某种特定的问题或者争端上，甚至不惜制造噱头和炒作来赢得民众和选民的关注和支持。这样媒体及时地把握社会最新动向，使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提升自己的注意力和影响力。民众和选民的选择性和自主性使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如西欧各国媒体敏锐地觉察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选民潜在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在描述本国国民时使用积极、褒义的词汇，对于其他外来者则使用负面的、带有歧视性的言辞。媒体不仅仅推动外来移民问题政治化和煽动新种族主义情绪，而且正面抨击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领袖及其政治主张，也强化了这些党在选民中的关注力和支持力。

第三，新型媒体的蓬勃发展使传统政党制度日益陷入衰退。现代媒体为西方政党提供了一个新的竞争平台，强化了政党领袖的媒体表现作用，如果政党领袖在镜头中的表现不能打动观众就不能当选。因此，政党选择善于利用媒体形象来兜售自己的人作为政党领袖，通过媒体精心设计的领袖形象来进行政治宣传，频频出现在本国观众或者世界观众的电视报道中，从而赢取大众的政治支持。普通党员的作用降低，其忠诚度下降，数量也开始大幅缩减。主流政党为了迎合中间不确定选民的支持，日益模糊其政治色彩，党纲和政治主张趋同，用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态度把社会和媒体关注的热点问题作为政治议题。因此，在媒体主导下西欧各国的选举政治，削弱了传统政党的影响，近年来中左中右翼主流政党选票大幅下降。选举结果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如勒庞在2002年进入总统选举的第二轮竞选，荷兰自由党在2010年的大选中成为荷兰第二大党，进入联合右翼政府。

2.大众媒体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作用

（1）媒体引导公众的关注点和左右社会舆论，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提供了有利的舆论基础

大众媒体作为社会观察自身的手段，可以像侦探一样发现问题，像检察官一样使问题公开化并得到纠正。大众媒体敏锐地抓住公众关注的社会问题，并通过大量地、持续地且多角度地报道这些问题，使这些问题进入政府和主流政党的视野，从而有可能进入政府制定政策的议程。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开始，媒体关注的热点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效率低下、政党腐败以及公众的抗议和不满情绪；二是将推动移民问题政治化，或明或暗地煽动公众中潜伏的种族主义。媒体的报道和传播，把这些问题强化为与普通民众息息相关，甚至生死攸关的重要政治问题。媒体报道夸大这些问题，造成了社会和公众中产生许多负面的政治气氛，从而被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所利用。意大利政府执政效率低下和政党精英的腐败丑闻频频爆出，使公众对政府和主流政党产生不满情绪。（参见表5-7）在各种选举中，选民的热情下降，投票率也大幅下降。因此，媒体开始有限地表达公众的不满，也逐渐夸大公众广为流行的观点和意见。在意大利，媒体对政府和政党的抗议报道开始批评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严重不足。到20世纪90年代，北方联盟在伦巴第地区赢得第一次选举成功，媒体越来越多地报道其他的问题，如反对公共管理部门的腐败，反对税收和削减政党的权力等方面，也开始关注意大利地区不平等和南北方问题。（参见表5-8）这些问题经过媒体的报道传播，成为意大利公众普遍关注的焦点，大众抗议政府和改革的呼声也日益壮大。北方联盟敏锐地抓住媒体的关注热点和公众的抗议情绪，尤其是在“净手运动”爆发后，把反对腐败的罗马政府和主流政党作为自己的主要议题之一。媒体抨击执政党的无能为力和报道公众对政客的疏远和冷漠，在法国社会和公众中制造了一种悲观的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政治气氛。法国国民阵线利用这种公众情绪，将自己描述为法国政坛上唯一的强大的抗议党，担当着“人民的保卫战士” [329] 。在1994年奥地利大选前夕，民调显示选民的政治抗议情绪在20天内增长了18%（参见表5-9）。正如法国国家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马素·拉沃所说，一个政党旨在组织和保卫普通人民——那些被排挤或者感觉自己被排挤出政治进程或者难以从文化、经济中获益的人——那么这个党才具有这样的功能。法国国民阵线因此被媒体和民众认为是唯一的代表激进抗议的政党。 [330]

表5-7意大利公众逐渐增长的政治不满情绪(%)

资料来源：转引自Roberto Biorcio, “The Lega Nord and the Italian Media System”, in Gianpietro Mazzoleni, The Media and Neo-Populism, London: Westport Connecticut, 2003, p.76。

表 5-8《意大利共和报》1980—1990年间所报道的政治议题数量（单位：篇）

资料来源：Ruzza, C. and O.Schmidke，“The Making of a Regionalist Movement: Mobilization Dynamic in the Lombard League”,Telos,Issue 90, 1992, pp.57-70。

表5-9 1994年奥地利大选的议题：
“公众讨论的议题和问题中，你认为哪个最重要？”（%））

资料来源：电话民意调查和开放式问题。 [331]

到20世纪80年代末，外来移民问题日益严峻，西欧各国爆发了关于外来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的大讨论，如法国公众和政治精英对“头巾事件”的激烈地、长时间地讨论，引发了媒体对公众中外来移民的恐惧情绪和潜在的种族主义的关注和报道。它们用非常积极、褒义的词汇来形容本国国民，对外来移民夸大的和片面的负面新闻报道，具体问题更多是与犯罪、社会不安全、政府对移民过度的优惠待遇、毒品、妓女以及落后文化和生活习惯等相连，从而煽动种族主义和排外情绪。奥地利《皇冠报》（Kronen Zeitung）的新闻报道覆盖奥地利的各个社会阶层，成为国际公认的超级成功的“全民媒体”（catch-all medium）。《每日总汇》（Tglich Alles）也是很受家庭欢迎的日报。表5-10表明对外来移民超过平均水平的恐惧情绪与《皇冠报》和《每日总汇》的读者有着明显的关联性，年龄在50岁以上的读者中超过一半的人明显地害怕外来移民，而在其他日报相同年龄的读者中只有29%对外来移民恐惧。年轻读者和受教育水平低的读者恐惧情绪与其他日报的读者相比也很高。到20世纪90年代，尽管进入意大利的外来移民数量比其他西欧国家要少很多，但是媒体和公众对移民问题的关注日益增长，这为北方联盟反对外来移民提供了有利条件。

表5-10 奥地利不同日报的读者中对外国人恐惧情绪超过平均水平的情况（%）

资料来源：FESSEL-Gfk，Life-style（1992），Politische Orientierunge。

与此同时，街头小报和八卦新闻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议题提供更有利的条件。街头小报或者马路报纸常常以轰动新闻、八卦故事吸引人们的眼球。从表5-10和表5-11可以看出，这种便利的、更娱乐的和更亲民的报道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宣传言辞和政治风格很相似，从而成为这些政党青睐有加的宣传工具，尤其是在这些党实力不足、难以赢得著名大报纸的关注时，提高知名度和曝光率，从而为这些政党突破选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表5-11奥地利纸质媒体报道的内容（%）

资料来源：FESSEL-Gfk，Life-style（1992），Politische Orientierunge。

表5-12 奥地利著名的周刊、日报和街头小报的读者比较

注：著名的周刊（如Profil，Wochenpress），街头周刊（Die Ganze Woche），著名日报（Press， Standerd），街头日报（Kronen Zeitung，Tglich Alles）。

资料来源：FESSEL-Gfk，Life-style（1992），Politische Orientierunge。

（2） 媒体塑造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克里斯玛型领袖，可有效地动员选民

由于媒体对政党政治和选举竞争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政党间的竞争不再依赖于基层成员的政治动员和宣传，而是越来越多地使用媒体，直接面对基层和广大选民，越来越依靠通过塑造良好的政党领袖形象来动员选民和赢得选票。传统政党通过媒体精心地设计领袖的形象，通过专业的政治广告对其进行推销，政治竞选变成了政治明星的竞争。

20世纪80年代，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处于政治边缘。在最初的各级选举失败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越来越适应媒体在选举中的政治宣传和动员方式，逐渐形成了克里斯玛型领袖，形成了一个中央性的、集权化的组织结构和具有战斗力的、灵活性的纲领策略，从而赢得了忠诚的、狂热的追随者和支持者。韦伯认为克里斯玛型领袖具有个人超常的魅力、力量或品质，具有把一些人吸引在其周围成为追随者、信徒的能力，且追随者对领袖具有狂热的忠诚度。 [332] 伴随着西欧公民受教育程度提高、文化多元化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加，选民的忠诚度下降且交叉，如在经济领域支持左翼党而在政治领域支持右翼党。主流政党日益趋同和中间化，加上选举的媒体化使选民的不确定性和选举的易变性增加。在此背景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建立了克里斯玛型领袖和中央集权的党组织来适应选举的媒体化，同时否认左与右、自由与保守等传统的政治分野，卓有成效地动员各个阶层的选民。

1996年，奥地利广播公司一系列名为“圆桌”的现场电视直播节目，是一个主要的总理候选人和参加议会的五个党的领导人面对面的辩论节目。这个具有创意的节目对1994年的大选产生了很大影响，大约50%的选民自称看了一场或多场节目，42%的观众称自己通过这个节目不仅获得了很多重要信息，而且有些辩论既新颖又与自己的投票密切相关，44%的选民说这个节目改变了他们对一些候选人的印象，43%的人承认这个节目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投票。其中，自由党主席海德尔参加了两次与社民党主席、奥地利总理弗拉尼茨基（Vranitzky）的辩论，他激烈地批评社民党所实施的社会福利政策中养老金的巨大赤字问题，从而赢得选民对此问题的关注，也为海德尔在竞选前最后几周的选民动员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经过电视对海德尔的宣传和报道，选民的投票倾向发生了很大变化。根据选前民意调查显示，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和社会议题很快丧失了它们的优先性，而政治抗议、批评政府执政党和“给他们一个教训”成为选民的投票意向。（参见表5-9）这些选民中近一半的人把选票投给了海德尔和支持自由党。海德尔作为“敢于向传统腐败的和势力庞大的政治阶级宣战的大胆年轻人”，他手执“手杖”和“穿着色彩鲜艳的时装”，很快就成为家喻户晓的政治明星。手杖的含义是打破奥地利的政治禁区，对纳粹暴行辩护、公开批评奥地利伙伴合作制度，对政治对手肆无忌惮地诋毁和人身攻击，在公众讨论中使用直接的、大胆的、粗俗的政治言辞等，从而赢得媒体和普通百姓的狂热追捧。同时，海德尔穿着时尚和性感的外套，参加蹦极等新潮的运动不仅仅在年轻选民中很受欢迎，而且获得一些对传统政党厌倦和失望的记者、撰稿人的支持和拥护，尤其深受马路报纸和街头小报的宠爱。“海德尔成为奥地利舞台上唯一的流行明星”，著名周刊《法尔特》（Falter）主编阿尔明图·恩赫尔（Armin Thunher）的这句评价恰如其分，表明了海德尔是如何利用媒体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极具魅力的克里斯玛型领袖的。

同样地，其他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领袖利用媒体，如意大利北方联盟主席博西对新凯尔特民族特性的尊崇、荷兰富图恩名单党主席对伊斯兰外来移民的极端排外主义言论、被称为荷兰“莫扎特”的荷兰自由党主席维尔德斯和穿着职业装在选区内亲吻孩子的时尚女性——国民阵线新当选的主席马琳·勒庞，都使用民粹主义的政治言辞和动员方式，把自己塑造成具有魅力的领袖，从而赢得选民的拥护和忠诚。他们“给新闻记者提供了令人兴奋的新闻……和……这些记者通过他们自己的新闻逻辑只能大肆地激发和宣传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333] 。这个对富图恩的评价同样也适用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3） 媒体报道和宣传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绩，确立了它们在西欧政坛上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政治合法性和有效性是政党的生命。杰克普拉诺指出，“合法性是指一种政治统治和政治权力能够让被统治者认为是正当的、合乎道义的，从而自愿服从或认可的能力” [334] 。“合法性最终归结为政治权力是否获得普遍认可的问题上” [335] 。这就意味着政治合法性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合乎法律，二是合平民意，两者有机统一。西欧政党的合法性是指政党在民主原则的法律框架下，在选民认同、自愿支持和衷心拥护下产生和运行，这就要求政党必须走民主程序，代表选民的意愿参与政府和议会的政治活动。

在大众媒体迅猛发展的时代，政党合法性资源的积累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选民认同媒体包装下政党的政治纲领和价值取向；二是获得良好的选举成绩，稳固和扩展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三是通过选举进入中央或地方政府，并谋求良好的政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意识到反对民主原则会触犯国家宪法，面临被禁止活动或者取缔的危险。在成立之初，它们发表对纳粹辩护的言论引起媒体关注，制造轰动新闻。但是当媒体把它们贴上新纳粹或新法西斯等极右翼标签时，它们申明自己是拥护西欧民主价值和遵守国家宪法的合法政党，从而公开与新纳粹等组织划清界限。随着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开始突破选举限制门槛并在议会获得席位，它们利用媒体的报道和宣传，获得更多选民支持和谋求参与地方和中央政府执政，反过来，媒体对它们选举成绩和执政成绩的宣传，又可以为其获得更多的选民支持，不仅确立了它们在西欧政坛上的合法性，而且也稳固了它们参与政治生活的有效性。

法国国民阵线在1986年和1988年开始在国民议会赢得议席，媒体减少对其关于种族主义和新法西斯组织的攻击，转而报道国民阵线在选举中良好的成绩。1986年后，勒庞与媒体联系紧密，与记者和媒体的关系逐渐改善。然而，新闻记者对勒庞和国民阵线突破选举的事实有些不知所措，“我们看到勒庞进入议会的大门，这已经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他很多仇视外国人的极端主张让我们的注意力无法放松”，“新闻报道已经跌入一个陷阱，勒庞运用自己的智慧知道如何利用媒体，也许我能够换种不同的方式对他报道，勒庞会以受害者的形象应对，陷阱依然无法去除”。 [336] 1988年，右翼政党把国民阵线作为密特朗的智囊团，许多媒体就此预测如果左翼想上台执政，必须依靠勒庞。这些虚假的、夸大事实的报道和宣传给选民传递了国民阵线和勒庞不仅能参与国民议会，而且可以和主流政党结成执政联盟，从而加深了民众对国民阵线和勒庞的政治认同，确立了国民阵线在法国政治生活中的合法性。

20世纪90年代初，意大利北方联盟在选举中取得良好的成绩，媒体对北方联盟的报道迅速大量增加（参见表5-13），引发全国民众和媒体关于国家统一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讨论，电视也组织了大规模讨论的节目。国家电视台（Rai）公开采取保卫国家统一的立场，在几次节目中论证意大利民族认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93年春天，意大利国家电视台的调查表明，关于国家统一、民族认同和南北地区差异问题在全国各个电视台展开广泛的、激烈的讨论，而且呈现截然相反的态度：第一种基本认为意大利国家统一是历史既定事实，如国家电视台三台；第二种是承认国家存在危机，质疑民族认同，并提出自己的怀疑和争议，如国家电视台一台和二台、贝卢斯科尼的商业电视台（Mediaset）。持第一种立场的电视台要求自己的节目重新提倡传统的价值和观念，如天主教文化、反对法西斯和纳粹等；持第二种立场的电视台在观众中越来越受到欢迎。北方联盟南北自治的主张彻底打碎了维护意大利国家统一的希望，意大利北部地区代表着勤劳努力、认真工作和高效生产的传统价值，是与北方联盟的反对政府、批评中央政府集权和要求自治的政治理念相一致的。事实上，北方联盟作为北方地区的真正代表而赢得了政治合法性。1993年8月，北方联盟在街头的海报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口号“为斗争和参与执政的北方联盟”，还选举出有执政能力的地区候选人。媒体通过报道他们在地方政府中高效和透明的治理能力，从而体现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负责任的执政党的良好形象，从而巩固和强化了它们的政治合法性。

表5-13意大利《晚邮报》上以“伦巴第/北方联盟”为标题的文章统计（单位：篇）

资料来源：C.Ruzza,and O.Schmidke，“The Making of a Regionalist Movement: Mobilization Dynamic in the Lombard League”, Telos,Issue 90, 1992, pp.57-70。

小　结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欧政党政治的实践表明，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传统的经济政治问题仍占主导地位，大多数社会成员关注的主题仍然是经济发展、就业和社会福利问题，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关注的民族主义、移民问题只占从属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主流政党仍是左右当代西欧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体力量，中左右政党主导欧洲政坛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一时难以在西欧取得全面的胜利。随着西欧资本主义持续不断的危机，即日益严峻的经济危机、劳动力市场危机、民主制度危机和社会危机，成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和盛行的历史原因。

第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经济危机。自欧美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来，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福利水平大幅降低。经济全球化削弱了西欧民族国家政府的权力，加剧了强资本、弱劳工的态势。资本摆脱了国家和政府的束缚和管治，在全球赚取最大利益，也给全球化的经济和金融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 [337] ，从而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了极点。

第二，严峻的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危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带来的生产设备不断革新，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严重地威胁到高度熟练技术劳动岗位，从而造成持续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结构失业。加上越来越频繁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失业，大量在社会底层工作勤奋而低技能的贫穷工人或农民成为牺牲品和弱势群体，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成为社会边缘阶层或者“社会问题阶层”，而失业规模愈演愈烈、人数越来越庞大且越来越贫困，从而造成在资本主义中无立锥之地的真正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层，也促使新型流氓无产阶层的产生和壮大，他们成为右翼民粹主义的选民基础。

第三，严重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危机。西欧政治持续向右转，中左右翼主流政党越来越精英化，中右翼政党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极端主义主张和思想纳入自己的施政纲领，并在这些问题上越来越采用强硬、极端的政治立场以及简单、粗暴的宣传言辞；而中左翼政党新自由主义化，抛弃马克思主义，对选民关注的经济发展缓慢、失业率高居不下、大量外来移民和治安犯罪等问题提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执政党的腐败丑闻、高官巨额奖金和政策失败越发加剧社会的危机程度和敌对情绪，导致选民政治冷漠、投票人数逐年下降与积极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相对比的情景，充分表明西欧人民对欧洲民主政治制度与主流执政党的信心正在日益丧失。

第四，严重的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苏东剧变、冷战结束、新自由主义的全面渗透和频繁的经济危机，使西欧社会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处于焦虑和恐惧的年代。失业的贫困人口不断增多，尤其是贫困风险已经深入到战后构成社会稳定的中间阶层，他们的社会地受到侵蚀，除了很小部分人在上升，绝大部分人跌落到失业大军的队伍中。这使西欧社会利益冲突日益加剧，民众不满和恐惧情绪日益增长，族群对立和冲突加剧，弱势群体前途无望，西欧人民感受到越来越强烈的不安定、失落、恐惧和绝望，严重威胁到社会安全与稳定。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所鼓吹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思想固然不得人心，但也反映了当代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经济危机严峻、失业率居高不下、外来移民冲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它们并不是“昙花一现的政党”，只要产生这些问题的时代背景和经济、社会条件不变，这些政党就会继续存在下去，并且在实行议会多党制、比例代表制的西欧国家占有一席之地。

第六章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
影响及其发展趋势

一、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影响

（一）政治影响的含义及具体表现

按照班菲尔德的定义，“影响”指“使其他人按照某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为、思考和感觉的能力” [338] 。在政治生活中，传统的左右翼主流政党及其政治伙伴因为执掌政治权力而在国内或国际上具有明显的、极大的政治影响。达尔也指出政治影响力是行动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一个或更多行动者的需要、倾向或意图影响另一个或更多其他行动者的行动或行动倾向。这就意味着政治影响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其政治资源的拥有量，而且也取决于如何使用这些资源，如运用这些资源的目的、技能、效率和影响范围等。综合两者而言，政治影响具有两层含义：（1）直接或间接地占有政治权力及其相关资源是政治影响力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2）有效地运用这些资源来实现影响其他组织和个人思想和行为的目的。从图6-1可以看出，判断一个政治组织是否具有政治影响力有两个核心指标：（1）在议会选举中达到并超过最低门槛线，成为议会党，这是获得和拥有政治权力和组阁能力的前提条件；（2）政党参与执政和执政时间的长短，影响和参与政策制定的能力。

图6-1政治组织的类型与政治影响力的关系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力量薄弱，很难突破议会选举的最低门槛线，处于政治的边缘，其政治影响力很小。90年代之后，奥地利自由党、意大利北方联盟、荷兰富图恩名单和自由党等与中右翼政党联合，组成中央政府，制定政策并分享政治权力。一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参与地方政府执政，在国民议会和各级议会中力量不断增长，不仅给主流政党在选举中造成很大压力，而且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的制定。但是，一些党无法摆脱政治边缘的地位，甚至解体。尽管西欧各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影响力不平衡，具有影响力的政党也经历了起起落落，但毫无疑问的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欧各国发挥着重要影响力，成为当代西欧政治舞台上势力越来越壮大的政治力量，也成为主流政党和专家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

米歇尔·H.威廉斯从三个层面来衡量西欧极右翼政党对欧洲民主制度产生的影响，影响范围最广的层面是政治议程层面，即对政治讨论和公众态度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对政治体制产生影响，包括该党在政治光谱上的定位、与其他政党的关系、民主政治体制与选举体制的类型等，这些小党进入各级联合政府，参与政策的制定并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是最高层面的政治影响力。 [339] （参见图6-2）

图6-2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影响力的层次

资料来源：Michelle Hale Williams, The Impact of Radical Right-wing Parties in West European Democraci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44。

第一个层面主要是指政党可以把一些政治议题提上政治日程，变成优先考虑和亟待解决问题，或者提出新的政治议题替代旧的政治议题。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政治议程层面的政治影响力主要是指他们主张的政治议题是否能够、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政治讨论的主题和公众态度。康西丁强调了对政治议题的讨论在政治议程构成中的重要性。他指出在议会作出决策之前的阶段（predecision stage）非常重要，因为这个阶段包括社会上公众对政治议题非正式的政治讨论和政治体系内成员对此作出的回应。 [340] 这是一个政府和公众之间的积极互动过程。金登也认为政治议程是社会问题、政策、政治环境和政治机会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他进一步强调了媒体和在特定环境下特别引人关注的政治议题对政治议程的作用。在民主制度下，政治议程的形成是由议会外的各种力量，如政党、利益集团、社会运动、公众和选民最为关注的问题共同作用的结果。 [341] 因此，选民态度和公众舆论、公众和政府内的政治讨论对政治议程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政治议程也反映了选民和公众的观点、意见及他们的呼声。

第二个层面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政治体制的影响力。到目前为止，较为成功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作为中右翼联合政府的年轻小伙伴，没有成为执掌国家大权的主流执政党。由此可见，它们对选举制度、民主制度和国家机构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这个层面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与其他政党的关系方面，它们紧紧抓住选民关心的议题赢得对其他政党施加影响的机会，从而把西欧各国政治推向更右的方向。选举是一种零和的政治游戏，一些政党赢得更多的选票时，必有一些政党失去选票。传统的主流政党非常警惕边缘小党对它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的侵蚀和破坏。当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赢得了选民的支持，中右政党会把它们的政治纲领从温和的、中间的立场转向更右，从而分享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主张，甚至将这些政治主张变成自己的一部分，抢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选民，试图消除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影响力。

第三个层面是指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即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主张得以实施的阶段，从立法提案和法律制定方面来衡量它的效果和影响。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影响政策的制定，必须获得成为力量强大的国民议会党或者参与右翼政府执政。因此，这种政治影响力巨大，且容易衡量。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发展，西欧各国严重的社会贫富分化导致剧烈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同时也深化了政党制度和民主体制的信任危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存在的根源与社会基础是根深蒂固的，其政治思潮将长期存在。尤其是在严重金融危机和长期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复兴，掀起了第二次高潮，对西欧各国的政治议程、公众态度、政党和选举制度的改变及政策发展已经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从更深层次上对西欧国家的民主制度、政治秩序和政党格局产生冲击，深刻地影响了西欧政治格局和政党政治的未来走向。

（二）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影响

1.导致整个西方政治不断向右倾斜

苏东剧变后，整个欧洲的左右翼力量对比失衡，右翼处于优势地位而传统左翼普遍失利。共产党受到严重冲击，在各国成为被边缘化的政治力量。西欧社民党提出“第三条道路”，使各国左翼经历了短暂的复兴。其后，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第三条道路”和新自由主义化，西欧中左翼政党淡化传统的政治色彩和削弱自己作为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特色，日益转变为全民党。在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西班牙、英国等国，社会党在各级选举中损失惨重，纷纷落马沦为在野党。为了争取更多的中间阶层选民和不确定选民的选票，传统中左、中右主流政党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政策纲领上日益趋同，甚至组成大联合政府或者实行左右共治。随着政党政治的媒体化和选举政治的金钱化，西欧各国的主流政党越来越只代表少数在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中获益的大资产阶级、少数跨国公司资本家的利益，西欧政治转变为精英统治、富人民主。这些政党的领袖们出身于政治世家或者富豪家庭，受过英美名牌大学最好的教育，有着最完美的政治履历，穿着世界名牌西服，戴着价值连城的手表，更多关注如何在争夺权力的大选中获得最多的选票和如何长期把持政治权力，忽视、漠不关心甚至背叛普通大众，尤其是下层人民的呼声和利益需求，从而逐渐丧失他们的拥护和支持，日益成为高高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精英阶层。由此可见，传统主流政党失去了阶级代表性。

在这个背景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似乎成为普通大众唯一的宣泄渠道，借以宣泄出他们长久积累的厌恶、不满和反抗情绪。来势迅猛、势力强大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声称代表人民利益，公然叫嚣和挑战主流政党和政治精英的统治地位。这些都使主流政党受到警告，促使他们关注普通民众关心的中心问题，反思自己的政治纲领和竞选策略。这些主流政党领袖面对选举政治的现实需要，都有意识地淡化自己的精英色彩，开始吸取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重要议题，并且效仿他们把自己装扮成普通大众利益的代表人以争取更多的选票。在昔日精英化过程中，中左翼损失惨重，不仅未能赢得更多的中间选民，还丧失了原有的左翼选民。现在，他们开始反思并且承认中间路线的失败，重新调整自己的思想路线和选举纲领。比如在2007年法国大选中，萨科奇面对法国严峻的社会问题，力主改革现行的社会福利和劳工制度，鼓励员工延长工作时间以增加收入。在打击犯罪、控制移民和保卫国家安全等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以及辛勤工作应得到回报的言论，使他赢得大选。而社会党候选人罗亚尔也不甘示弱，贴近选民，提出“理解法国人”和“倾听法国人声音”，要求彻底改革社会党传统的竞选纲领，并重树左派意识形态大旗。（参见图6-3）在意大利，北方联盟推动贝卢斯科尼右翼联合政府积极实施中央权力下放改革以及促进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奥地利联合政府开始致力于解决失业问题和改善下层人民的生存条件。由此可见，普通大众借右翼民粹主义宣泄了自己的不满和反抗，传统中右翼政党借用或采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核心议题吸引更多的选民，或者借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力量和支持赢得执政权，从而加剧了西欧左右翼政党力量的失衡。

图6-3 国民阵线对法国政党体系的影响

注：虚线表示各个政党受国民阵线影响之前的政治位置，实线表示之后的位置。

与此同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迅速崛起并成为西欧政坛上重要的政治力量，激发和鼓动了极端主义组织迅速发展及其行为日益极端化，特别是新法西斯组织的暴力行为，严重影响和冲击了西欧政治和经济的稳定。这种情况在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尤为严重。德国新纳粹主义死灰复燃，“褐色瘟疫”蔓延并猖獗起来，这些纳粹暴力的排外行为从东部地区迅速向西蔓延、扩散。他们成群结队、有组织地上街闹事，公然围攻殴打外来移民或劳工，甚至使用炸弹制造爆炸等恐怖活动。2007年8月20日，在德国东部萨克森州的小镇米格尔恩举行庆祝活动中，50名暴徒围攻8名印度人，高呼“外国人，滚出去”，并用匕首等武器刺伤了数人，而米格尔恩的市民居然袖手旁观，无人出手相助。 [342] 2008年7月5日下午，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几百名极右激进分子对同性恋者游行进行骚扰攻击，甚至对警察发起暴力进攻，头戴黑色面具的歹徒投掷莫洛托夫鸡尾酒瓶（燃烧瓶）、爆竹、街石、玻璃瓶、鸡蛋和西红柿。极右组织“尤比克”党还威胁说：“现在你们还来得及撤退，否则将会撞到日益觉醒和组织起来的社会反抗之墙！” [343] 2008年9月20日，名为“维护科隆”的极端右翼运动与欧洲其他右翼组织准备在科隆举行种族主义的“反伊斯兰化大会”，抗议欧洲大陆被“移民入侵”。英国《泰晤士报》2008年9月30日报道，奥地利北部城市特劳恩的一处穆斯林墓地近日遭到严重破坏，90多个坟墓被毁。在法国、瑞典和英国出现数起对犹太人的暴力袭击以及针对犹太人教堂的纵火案件。这些逐渐升级、气焰嚣张的排外暴力事件，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增加了大量犯罪行为，致使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充满了恐惧不安。

在严峻的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欧洲议会的选民趋于保守，更多地投票给右翼保守党，甚至投给排外的极端右翼政党，社会党团的得票率大幅下跌。在2009年的欧洲议会大选中，社会党团的得票率从2004年的27.6%跌至21.9%，议席减少56席。在2009年的德国大选中，社民党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选举失败，与1998年相比减少了一半的选民。 尽管葡萄牙社会党自2005年以来一直处于执政地位，但由于它实施的紧缩政策严重损害了工人阶级和下层人民的利益，所以得票率也大幅下滑。在此背景下，西欧各国的左翼力量重新组合，成立了欧洲左翼党和反对资本主义党，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2009年9月27日，德国左翼党在联邦议会选举中获得成功，成为德国第四大党。同年10月4日，希腊左翼激进联盟赢得4.6%的选票。法国右翼新自由主义盛行，尤其是国民阵线对法国民主制度构成有力的挑战和严重的威胁，而中左翼的社会党节节后退，无力招架。法国革命共产主义同盟（LCR，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于2008年2月5日宣布解散，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反对资本主义党（NPA，Nouveau Parti Anticapitaliste），联合激进左翼力量参加议会的斗争，而且也继续参加、组织和领导示威游行和罢工等街头战斗。这些选举成绩和政治斗争都无法与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和极右翼组织相抗衡，也很难阻止西欧政治继续右倾的趋向。

2.制衡政治权力，促进了政党阵营的重新组合与政党制度的改革

尽管西欧主流政党不愿意承认日益壮大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并对之加以排斥，甚至轻描淡写地评价其影响力，但是面对来势凶猛、力量日益壮大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它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态度，与之妥协并有选择、有限度地合作。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选举中赢得越来越多的选票，成为中右政党赢得选举不得不争取的盟友，是右翼选举联盟和右翼联合政府的政治伙伴。它们参加联盟政府和参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成为西欧政治舞台上无法忽视的政治力量，是政治权力的制衡器。如在意大利、奥地利、丹麦和瑞典，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成功地参与右翼中央政府，而在法国等国家这些政党也参与了右翼地方政府的合作。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不论是在国家政权还是在地方政府中参与合作行使权力，都给西欧政党政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严重地威胁了西欧国家稳定的左右共治的政党格局，加快了政党阵营的分化组合，使西欧政治呈现极化趋势，或使频繁跌宕的多党制呈现出多党两极联盟格局，或使稳定的多党两极联盟制呈现出多极化的倾向。

北方联盟是在意大利政治格局崩溃之前出现的新型政党，“净手运动”摧朽拉枯的巨大力量将意大利传统天民党一党独大的政党制度彻底摧毁，新型的政党格局开始形成。废除庇护制和选举资金法，引进简单多数制为主、比例制为辅的选举制度和新选举法 [344] ，使意大利政党之间的竞争转变为政党联盟间的竞争，无论是从天民党和共产党中重新分化组合而形成的政党，还是改名易帜而来的众多小党，都被迫加入左右翼政党联盟，形成以力量党为主的右翼阵营和以左翼民主党为主的中左阵营，促使稳定的两极政党制度（两党制）和稳定的政治格局开始形成。在这种形势下，作为中间力量单独参加选举越来越难以突破4%的最低限度，这就意味着北方联盟无缘参政乃至发挥任何政治影响。以力量党为主的右翼阵营也需要北方联盟重新加入才能获得多数而赢得选举，从2001年之后，两者结成“自由之家”参加选举。尽管北方联盟有所衰落，但是贝卢斯科尼为了避免重蹈1994年的覆辙，通过对北方联盟坚定有力的支持和宽宏大量的让步，换取了北方联盟在诸如司法体系和媒体控制等涉及贝卢斯科尼私人利益的议题上对他的坚定支持，使北方联盟在意大利政治权力斗争中起到制衡作用，成为贝卢斯科尼不可缺少的决定性合作盟友。贝卢斯科尼领导的右翼政府执政长达五年之久，成为意大利战后执政最长的政府。在奥地利，2000年2月4日，自由党与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一举登上了奥地利政坛，遭到国内外声势浩大的讨伐，特别是欧盟其余14国的强烈谴责和坚决制裁。2003年，两党再次组成新的联合政府，党内权力斗争严重地削弱了自由党在新政府中的影响力。2008年选举中，自由党和奥地利未来同盟获得28.8%的选票，在海德尔去世后，合并为一党并参加了联合政府。

法国的主流右翼政党达成协议，不论是公开还是私下里都拒绝与国民阵线结成任何形式的联盟，这种敌对的态度和不结盟的立场，使国民阵线成为孤立的第三党派，只能独立参加选举，但是在地方上它们还是有一些合作的。早在1983年德勒市议会选举中，国民阵线就与两个主流右翼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提出联合候选人名单，成功地挫败当时在市政议会执政的社会党，并且获得四个镇议会议席。随着国民阵线势力的壮大，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市级选举中大获全胜，并且选出许多市长或者形成议会多数，引起传统右翼政党的内部争论，在一些地区政府开始与国民阵线合作，结成选举联盟或者组成地方联合政府，然而在1998年大区和县级选举中，一些知名的国民阵线成员被排挤出右翼联盟。1997年立法选举，国民阵线在第一轮获得12.5%的选票，选举呈现左翼、右翼和极右翼三足鼎立的局面，其候选人在第二轮的投票中具有决定作用，国民阵线为了惩罚右翼拒绝联盟的行为，号召其选民将选票投给左翼，选举结果在总计76个议席中，47席属于左翼，只有29席转向了右翼，左翼获得议会的多数。2002年，国民阵线击败若斯潘，进入第二轮选举，激怒了希拉克，加强了敌对国民阵线的策略，勒庞和国民阵线不被右翼接纳，成为介于右翼和左翼之间独立的中间党派，在选举中具有决定性作用。2007年第一轮选举落选后，面对左右翼政党的软硬兼施和极力拉拢，勒庞公开呼吁其支持者抵制第二轮总统选举，约25%的勒庞支持者在第二轮选举中投了弃权票。而国民阵线的成功也在2007年大选中刺激了弗朗西斯·白鲁领导的中间党的产生和兴盛，从而使法国传统的多党两极化政党轮流执政的政治格局呈现多党多极化的发展趋势。

3.右翼民粹主义政治主张日益影响主流政党的政策走向，甚至进入右翼联合政府直接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

西欧各国主流执政党迫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压力和选民过激舆论的刺激，新保守主义政党在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和政治议题上不断调整自己的政治立场，甚至在政治纲领、政治伦理和价值观上走偏，不顾社会长远发展而大开各种竞选支票，表现出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日益趋同的发展趋势，讨好和争取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选民，从而使选举政治变质为“哪里有选票，政策就在哪里”。在荷兰、意大利、奥地利、丹麦和瑞典，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参加右翼联合政府，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迫使中右翼政党在国内制定和实施严格的移民控制政策，加强社会治安的整治力度，在欧洲宪法和欧洲一体化等对外政策上更趋保守。大多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尽管未能成功参与组成右翼联盟政府，但它们反复强化、不断激化一些社会问题，从而使各国的新保守主义在国内外政策制定过程中受到很大的影响。从图6-4可以看出，法国政府从1991年开始针对外来移民的提案增长最快，尤其是在2001—2002年间，希拉克政府的提案大幅增长，从而助长了国民阵线的势力。2000年自由党进入内阁后，奥地利政府针对外来移民的提案也有大幅提升。

图6-41990—2002年间法国、德国和奥地利政府针对外来移民的提案

资料来源：Michelle Hale Williams,The Impact of Radical Right-wing Parties in West European Democraci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France: p.109, German: p.150, Austria: p.184）。

法国国民阵线在移民问题上对右翼政党的决策产生了巨大影响。1993年，希拉克的新政府宣称法国要力争实现“零移民”目标，虽然迫于压力后来修改为“零非法移民”，但严格控制移民的政策并未改变。2002年，内政部长萨科奇指出，法国不可能也不应该接受所有人，指责社会党大赦非法移民和放宽获得国籍的政策，采取措施严格限制移民，加强警察的权力，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尤其是采取铁腕政策很快平息了席卷巴黎的骚乱。2005年5月，德维尔潘出任法国总理，紧接着成立了移民控制部委员会，其职能是制定移民人口控制的政策方针。11月，他强调希望法国移民政策是一项综合政策，一项有选择的政策：将采取各种措施严厉打击非法移民，同时加强控制合法移民；还要求改善或加强有关程序，以促进合法定居法国的移民的社会融入。2006年5月17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旨在加强移民控制的新移民法案，实行“有选择地移民”。该法案取消了外国人（包括非法移民）在法国居留十年以上就可以自动入籍的规定，同时要求新移民遵守法律法规，努力融入法国社会。2007年，萨科奇在首轮选举中“借用”了勒庞的一些政治主张，如在移民政策方面的强硬立场，强调法治和权威，并恢复法国社会传统价值观，赢得61%的勒庞支持者的选票而获得最后的胜利。勒庞在败选后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声称萨科奇“和我讲同样的话”，这些选民将“明白我们所受到的诬蔑是多么不公正”。“我原来认为法国对我们有700万穷人、1400万贫穷的工人、贸易赤字、25000亿欧元的债务感到不满。但我错了，事实是他们刚刚投票给那些造成这种局面的政党。” [345]

在外来移民问题上，萨科奇甚至采取了更右的政策。2010年4月，法国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南特案”，这是继伊斯兰头巾问题之后，罩袍成为法国公众和政府所关注的伊斯兰问题的焦点。一名穿着伊斯兰罩袍仅露出双眼的驾车妇女在法国南特大街上被警察处以罚款。在这个妇女车上的一名男子被怀疑是非法一夫多妻，有诈骗社会补助金的嫌疑。法国内政部长奥尔特弗说会考虑撤销他的法国公民籍。是否禁止穿着全身罩袍问题引起了法国全国争论。总统萨科奇作出裁决，政府考虑全面禁止法令。法国东南部格勒市若布尔地区警察击毙一名涉嫌抢劫赌场且拘捕的罗姆年轻人，引发几十名落幕人持械攻击警察局的事件。7月30日，萨科奇宣布在三个月内拆除法国境内一半的罗姆人非法帐篷营地（总共有539个），吹响了驱逐罗姆人的号角。之后的两个星期内，内政部长宣布清除了40个，到8月22日拆除了共88个，大概有1000名罗姆人被遣返回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萨科奇高调驱逐罗姆人，在法国地区选举中并没有挽回选民支持，反而推动国民阵线复兴，使其重新赢得11.42%的选票。

《明镜》杂志曾报道，联邦德国的基督教社会联盟为了与新自由主义化的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正在继续向右翼方向调整自己的路线。在移民问题、跨国多元文化问题、反对官僚主义政治阶级的一系列问题上已经与奥地利的海德尔没有什么区别。 [346] 1998年，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一位阿富汗裔女教师因在学校上课时佩戴伊斯兰头巾被停职，联邦宪法法庭裁定这个老师可以继续佩戴头巾，但各联邦州可以对头巾问题有自行决定权。2003年9月，德国政府指出各州有权禁止老师佩戴头巾。在弗莱芒利益党的影响下，2009年，比利时弗朗德勒地区属于弗莱芒族的公立学校全面禁止学生在校园内佩戴头巾。到2006年，德国已经有四个州禁止教师在学校内佩戴头巾和面纱。在荷兰、意大利、奥地利、丹麦和瑞典，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作为右翼保守党的小伙伴参加右翼联合政府，它们不断地施加压力，使右翼政府在移民、避难法和反对外国刑事犯等问题上表现得比反复无常的海德尔更加粗暴。如家庭团聚的条件更加苛刻，申请入籍者必须通过入籍国语言考试等条件；加快审理避难申请程序，取消申请等待期间的生活补贴，被驳回者将在最短时间内被驱逐出境；大幅度降低外国移民的社会保障等。2002年7月1日，丹麦新移民法生效，将取得永久居留权必须在丹麦居住满3年改为7年以上，而且必须能自己养活自己。同年6月，在北方联盟和意大利全国联盟的坚决支持下，意大利政府通过了新移民法，规定只有未成年子女和成年的残疾子女，才能享受家庭团聚的权利；被驱逐出境的非法移民如果再入境，将被视为违法行为。2008年7月，意大利政府宣布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打击非法移民政策，对境内罗姆人进行人口普查，并将采集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所有罗姆人指纹。2010年初，丹麦政府决定在公众场合不允许穿戴只露出眼睛的伊斯兰全身罩袍（niqab）和将眼睛用纱网罩起来的长罩袍（burqa）。2010年4月，比利时也通过了类似的提案。2010年，荷兰自由党进入右翼联合政府，首先通过了全面禁止在公众场合佩戴头巾和穿戴全身罩袍的政策。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不仅在西欧传统中右翼政党的政治纲领和政策的制定上打上了自己深深的烙印，让人尤其惊异的是，它们凭借反对外来移民及其融合右翼问题却赢得蓝领工人、临时工和失业者等传统左翼的选民支持。由此，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也对传统中左翼主流政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欧中右翼主流政党开始意识到外来移民及其融合问题的重要性，而中左翼主流政党更关注环境问题，没有把移民问题提上政治议程，从而没有及时抓住民意。中左翼一直坚持的自由移民政策和拥护多元文化主义激起选民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愤懑和反抗，这也是导致中左翼政府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20世纪90年代末，苏东剧变后，大量的东欧难民涌向西欧各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煽动的反对外来移民的情绪越来越强烈，中左翼主流政党，尤其是社民党放弃自由移民的政策，开始转向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外来移民的立场，试图缓和或平息选民反对外来移民的情绪。荷兰工党在20世纪90年代执政期间，采取较为严格的外来移民和多元文化政策，并调整社会经济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如开放劳动力市场、增加收入和加强教育等，却更加激起选民对富图恩名单的支持和拥护，同时也削弱了左翼党传统选民的支持。之后，社民党彻底放弃了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转向严格的限制外来移民立场，但无法有效地阻止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动员左右翼阵营的选民。富图恩名单为了动员荷兰工党的传统选民，一方面猛烈地攻击荷兰工党的多元文化主义立场，另一方面批评和指责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加深和福利国家的扩大。荷兰工党支持限制外来移民的立场并未赢得选民的支持，在2006年大选中，荷兰工党的选票大幅下跌，再次丧失了组阁权，而自由党利用富图恩的政治遗产赢得9个议席。中左翼主流政党从自由移民政策到严格限制移民立场的巨大转变，不仅证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合法性，而且立场转变的失败反而将自己的传统选民动员给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投票。

在整个欧洲，移民政策总体上日益趋向严厉化，欧洲各国都在着手修改移民法，并联手打击和控制非法移民。在入境口岸加强边防检查，西班牙、芬兰、法国、意大利、英国、荷兰、德国、希腊、葡萄牙和奥地利等十个国家根据所签署的协议，共同派出巡逻艇、直升机和支援飞机在非洲附近的大西洋水域进行海上联合巡逻，拦截并遣返非法移民船只；建立统一难民审核程序，申请“难民庇护”如果在一国遭到拒绝，不得在其他任何欧盟国家再次申请。从1997年以来，欧盟也在移民问题上更趋保守和严厉。2002年，在罗马28国内务部部长会议上，讨论了构建欧盟边境警察的计划，使用“资料交换信息系统”，建立“避难申请者指纹卡片中心”来监控外来移民。2008年，在布鲁塞尔欧盟秋季首脑会议上，通过了《欧洲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坚决打击非法移民，尤其要确保将非法滞留的移民送回祖国或其他中转国；要切实加强边境检查；加强欧盟边防警队实力等严格的移民政策。

“由右翼民粹主义提出并成功运作的移民问题、文化自治主义和公共安全问题，现在却在资产阶级主流政党那里得到发扬光大” [347] ，主流政党轻松地将非主流政党曾经倡导过、尝试过、检验过的政策措施拿来运用，而不必冒太大的政治风险，非主流政党在政府中实际上起了“桥梁作用”——成为主流政党拓宽政策领域、争取选民支持的“桥梁” [348] 。正如穆德所言，右翼民粹主义“真正的威胁不在于他们的竞选纲领得以实现，在最成功的范例中，如在奥地利和意大利的联盟政府内，很难将右翼民粹主义和主流右翼政党区分开来” [349] 。

二、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趋势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是当代西欧在传统政党体制和民主政治方面对于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所作出的反应。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过程中，西欧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复杂变迁有利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或者其他极右翼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它们的崛起和兴盛对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政党格局造成巨大影响。同时，传统政治与选举制度按照自己的要求给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深刻地影响和制约了它们的发展。

（一）全球金融危机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复兴

近年来，由于欧洲经济和社会形势的不稳定，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创背景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及其领导人紧紧抓住选民心中的“伊斯兰恐惧症”和反对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情绪，赢得了更多的选票和民众的再次关注，掀起了西欧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新高潮。

1.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的复兴

除了意大利的北方联盟继续保持稳定的政治地位外 [350] ，一些一度沉寂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重新显示了复兴的趋势。在2010年的法国大区选举中，在执政的右翼联盟惨败的情况下，国民阵线获得近10%的得票，在22个大区中的12个进入了第二轮，并平均获得17.8%的选票，显示其重返法国政治版图的趋势。在2011年1月16日举行的国民阵线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勒庞最小的女儿马琳·勒庞 [351] 以67.7%的绝对优势击败党内强硬派代表——副主席戈尔尼施，从她父亲手里结过了国民阵线的领导权，欧美媒体纷纷报道称“法国极右翼迎来了一个新时代”。在就任当天，马琳以温和的语气发表了就任演说，表达了自己对社会的关怀，同时也坚定地反对全球化和欧盟一体化对法国带来的负面影响，痛斥了法国传统左右翼政党在金融危机中无能为力的执政表现，她坚定地说：“我们必须使国民阵线成为法国复兴的基础”。

奥地利自由党在2002年大选重挫后逐渐恢复了力量。2008年大选中成为主要的赢家，在执政的社民党和人民党得票率均下降的情况下，自由党得票率增长了6.5%。在2010年举行的维也纳市政选举中，自由党也获得了27.1%的选票，成为维也纳市议会第二大党。在荷兰，继承富图恩衣钵的吉尔特·维尔德斯2005年组建了新自由党（PVV，Partij Voor Vrijheid），其党纲认为对外来移民的管理滞后，强烈要求加强移民融合政策，反对欧盟一体化进程等。该党在2006年首次参加议会选举就获得了9个席位，被誉为荷兰政坛的“一匹黑马”。在200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和2010年的国内选举中，该党均成为荷兰的第三大党。

此外，在一些国家本处于边缘地位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也异军突起，实现了一定的突破。例如，在素以包容性著称的瑞典，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反对接纳更多外来移民的民主党以5.7%的得票率首次突破4%的最低门槛进入国民议会，并获得20个议席。芬兰的正统芬兰人党在2011年4月的大选中也一举成为芬兰第三大党，并打破了长期由社会民主党、中间党和民族联合党联合执政的稳定格局。该党加入组阁谈判 [352] 也引起了欧盟以及其他成员国的担忧，担心芬兰政府拒绝批准欧盟对葡萄牙的援助计划。在德国，“二战”后宪法对极端右翼势力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难以形成气候，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令人关注的现象，如曾经担任柏林市政委员会财务委员的蒂洛·扎拉青（Thilo Sarrazin）多次发表种族主义的反对穆斯林移民的言论，并出版题为《德国在自取灭亡》（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一书，指责穆斯林移民及其不同的民族融合政策是对德国“文化认同和民族特质”的挑战，人们把这一现象也视为右翼民粹主义潮流的新趋向。 [353] 甚至在英国，极右翼的英国国家党（British National Party）也在200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首次获得了2个席位。

如果说早期的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在地域和政治影响方面都带有明显的边缘性特征的话，那么新的右翼民粹主义复兴正在突破这种边缘性，显示出一种“泛欧洲”的特征。

2.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主张的新变化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上述政治复兴之势，既得益于欧洲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也受益于这些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在政治主张和策略上的一些变化。它们利用了经济衰退形势下人们不安全感的加强和对政府的怀疑，在进一步宣扬反对外来移民的政策的同时，利用“伊斯兰恐惧症”，把伊斯兰移民当做主要攻击目标；利用经济危机条件下欧盟的危机，突出欧洲怀疑论的观点。与此同时，这些力量通过一些跨国政治联盟活动，进一步渲染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氛围。

（1）利用“伊斯兰恐惧症”，以穆斯林移民为主要攻击目标

种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极右政治势力的显著政治特点。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特点也是把欧洲各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简单归结为移民问题。勒庞、海德尔这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早期领导人同时也带有强烈的极端种族主义色彩，经常公开为纳粹辩护。而近年来新一代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则改变了策略。一方面，他们在一些种族主义问题上变得更为温和，试图改变自己与社会主流价值的不相容性。例如，2011年1月新当选法国国民阵线主席的马琳·勒庞不赞同父亲勒庞否认大屠杀和反犹太的主张，表示希望把国民阵线改革成为一个强大而受欢迎的政党，不仅受到右翼选民的欢迎，也能被整个法国所欢迎。为此，她努力改善国民阵线的形象，如身穿正装裙，深入北部的加莱工业区和工人亲切交流。另一方面，他们在鼓吹狭隘民族主义方面更加有针对性。他们把主要的目标放在移民问题上，尤其是利用“9·11”以来蔓延的“伊斯兰恐惧症”，集中以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移民为攻击对象。他们发现，利用这一心理动员对伊斯兰移民的仇视要比笼统地仇视外来移民更加有效。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是荷兰的新自由党领导人吉尔特·维尔德斯。他剪辑了17分钟的反对伊斯兰教的电影“Finta” [354] ，并因此成为西欧反对伊斯兰移民的代言人。

在煽动民众的反移民情绪时，右翼民粹主义者诉诸于一种文化差异理论。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大量移民涌入欧洲国家被视为是对后者“文化认同”和“民族特质”的挑战。在借用这一理论煽动反伊斯兰教情绪和攻击穆斯林移民时，右翼民粹主义者刻意将伊斯兰教描绘为与欧洲文化和价值不相容并破坏了其传统和根基的一种极端的宗教。他们把穆斯林罩袍、《古兰经》和尖顶的清真寺等视为对欧洲文化和民族认同的挑战，或直接把伊斯兰移民与恐怖分子、犯罪联系起来，甚至极端地要求禁止一切形式的穆斯林移民。维尔德斯以其煽动性的言论和禁止发行《古兰经》、禁止建造清真寺和禁止穆斯林移民的宣言而闻名。他认为伊斯兰教是停滞不前的文化构成的思想体系，并且把《古兰经》比做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主张禁止宣传《古兰经》和穿穆斯林罩袍，对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征收“头巾税”。他在“Fitna”电影中把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移民描绘为将要毁灭西欧民族和文化的邪恶势力。马琳·勒庞也谴责伊斯兰长袍和清真寺。比利时的弗兰芒利益党将毒品交易增多和社会不安全增加归咎于穆斯林移民，强调采取强硬的反对外来移民和打击犯罪的政策。反对穆斯林移民成为当前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动员非常有效的工具。

（2）从对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怀疑到“重新民族国家化”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的另一个重要事务领域是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问题。面对欧盟的不断扩大和金融危机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利用人们对欧洲未来感到不确定和不安全的心理，极力渲染一种欧洲怀疑论。而近年来，随着金融危机中欧洲的蔓延，这样一种不安全感被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进一步放大，其政治主张也进一步转向一种“重新民族国家化”（Renationalization）。

利用欧洲一体化扩大进程中人们对本民族利益的担心，以捍卫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为辞，渲染欧洲怀疑论，鼓吹排外主义，这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的政治特点。随着欧盟范围的逐步扩大和一体化进程的逐步加深，抵制欧洲货币联盟、欧洲一体化深化和欧盟扩大化，而且拒绝承认欧盟的许多权力，这些成为欧洲各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但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欧洲的蔓延，这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不仅仅在对欧盟扩大担忧的意义上表示对欧洲一体化的怀疑态度，而且从根本上反对欧盟的价值体系。2009年底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希腊、爱尔兰以及其他岌岌可危的PIIGS国家 [355] 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欧盟的经济援助没有缓解危机，而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和加剧正演变为欧元危机和欧盟危机。一方面，欧盟实施对希腊和爱尔兰的巨额援助引起了欧盟其他成员国纳税人的担心和愤怒。他们认为自己没有理由为那些负债沉重的国家的不当财政和金融政策买单，并对欧盟和本国主流政党及执政党控制宏观经济形势方面的无能为力感到失望，开始失去对民主政治能否控制经济的信任。另一方面，那些受援国家为了获得援助不得不接受进一步缩减公共支出和削减政府赤字的欧盟援助条件，这引发了国内的反对浪潮。债台高筑的成员国民众拒绝缴纳更多的税和过路费、反对国家资产的私有化和大幅削减公共部门雇员的经济紧缩政策。这些使得欧洲货币机制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在此形势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各自国家进一步煽动民众对欧洲一体化的不满情绪，强调作为一种政治精英化和中央集权化的政治方案，欧盟已经危及各民族国家传统的价值和国家主权。为了维持自己本国的国民认同和独立的主权国家的政治机构，它们甚至要求“重新民族国家化”，即要求以退回到民族主义和国家保护主义的立场上来解决问题。具体来说就是不仅阻止欧洲一体化的深化进程，甚至试图解构欧洲《申根公约》和统一货币体制。

为此，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强调，欧盟正在走向可怕的“转账联盟”（transfer union），即节约且管理有序的国家要为管理不善且肆意挥霍的国家开出巨额支票。它们宣称要把这些国家驱逐出欧元区，甚至主张废弃欧元，重新使用本国的货币。正统芬兰人党党主席指责布鲁塞尔已“成为黑暗的心脏”，提出要修改欧盟政治内容，并表示芬兰不应该为别国的错误买单。瑞典民主党直接地反对瑞典使用欧元，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并提出要重新考虑瑞典是否留在欧盟中。法国国民阵线党主席马琳·勒庞也提出法国应该从欧元体系中退出，重新使用法郎，并要求欧洲应该尽快恢复贸易关卡，在保护就业问题上采用适当的保护主义。 [356] 奥地利自由党还发动了将希腊踢出欧元区的大规模运动，得到了本国民众的响应。

随着突尼斯和利比亚战事的发展，大批的北非难民涌入欧洲，意大利对这些难民发放了临时签证，这些以法语为母语的北非移民进入法国寻找工作和避难，引发了欧盟成员国对申根协议国关于免签证的大讨论。法国国民阵线在国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改革《申根协议》的运动。丹麦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作为丹麦中右翼少数政府的成员，丹麦人民党以推迟批准“政府2020年经济计划”向政府施压，丹麦政府最终单边决定加紧边界检查，计划在与德国和瑞典交接的边界再次实施永久性的边界控制。5月13日，丹麦宣布在与德国交接的边界，包括位于福伦斯堡市附近的主要交接处帕德博恩镇设置新的电网和车牌识别系统，实施“永久性控制”。尽管丹麦政府坚持新的边界检查与《申根协议》不冲突，但这一行为严重挑战了《申根协议》的自由原则，也为其他成员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提供了效仿对象，德国《明镜》称之为“分裂势力在欧洲聚集” [357] 。

(3) 试图使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欧洲化

与此同时，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也不断谋求在欧洲范围内的政治联盟，加强反对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力量。奥地利党主席施特拉赫积极地与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北方联盟、比利时弗莱芒利益党、丹麦人民党等较为成功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接触，希望建立长期的信息交流和协调合作的跨国联盟组织。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由于新的欧洲议会党团组织标准的改变，原分属于两个欧洲议会党团均无法单独组成议会党团，经过谈判，来自9个国家的极右政党组成了一个新的名为“自由和民主欧洲”的议会党团。 [358]

不仅如此，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还试图在更广的范围内扩大影响。2010年8月14日，在法国国民阵线前副主席戈尔尼施的安排下，以勒庞为首的西欧极右翼政党组团参拜了日本的靖国神社。此举意在借助经济危机将东西方的极右翼势力联合起来。此后不久，荷兰自由党主席维尔德斯于“9·11”纪念日在美国发表演讲，呼吁建立一个跨越大西洋的“自由联盟”，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穆斯林移民。维尔德斯还发起建立“独立自由联盟”，其目的是保卫自由和禁止外来移民，建立一个把伊斯兰教排除在外的统一的世界。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运动欧洲化乃至国际化的趋向，引起了欧洲以及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担忧。

（二）西欧民主制度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制约

面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挑战，西欧民主制度设置了限制门槛，主流政党采取各种策略和手段来抑制和分化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势力发展。所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还远远没有强大到代替左右翼主流政党的地步，也没有发展成为足够颠覆西欧战后民主政治的力量，其主要原因在于：

1.西欧政党体制和选举制度的制约作用

在德国，为了避免再次出现魏玛共和国的局势，在新选举制度中规定：其一，采用英美式的单名多数制来选出联邦议院中的一半代表，部分抵消比例代表制偏袒小党的倾向并朝着聚合型政党制度发展，从而有利于一个稳定政府的形成；其二，设置5%的门槛条款，即没达到5%选票的政党就不能进入议会，进一步限制小党进入议会的可能性。尽管国家民主党、德国共和党和德意志人民联盟党相继越过5%的门槛进入州或市镇议会，国家民主党在60年代下半叶非常得势，1969年被选入七个州的议会，并在同年的联邦大选中获得4.3%的选票，却难以突破联邦议会的门槛。同样在法国1964年颁布总统选举实施法，对总统候选人条件作了两项限制：其一，候选人至少要有100名现任国民议会议员、参议员、经济与社会委员会成员、地方议员或市长的提名担保，而且这些担保至少应来自10个不同的省和海外领地。1976年又更加严格规定，必须要有500名上述成员的担保，而且必须来自30个不同的省。勒庞在1981年因未能征满500名议员的签名而失去参加总统竞选的资格；其二，总统候选人必须向国库缴纳保证金一万法郎，方能参加竞选。如果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所得有效选票不足5%，保证金将被没收。这样的严格限制主要是排斥和限制众多小党参加竞选。而且国民议会选举采用多数两轮选举制，限制国民阵线在国民议会中获得任何席位。唯有在密特朗引入比例制以后，国民阵线在1986—1988年间获35个议席，而当法国再次恢复多数两轮选举制度时，国民阵线在1988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只剩下一个席位。瑞典选举法规定，只有在全国议会选举中获得4%或在一个选区内获得12%的选票，才有资格获得全国议会议席进入国民议会，同时还规定进入省议会必须达到3%选票的最低限额。在瑞典和奥地利等国家也都规定了进入议会所需的最低门槛的选票限额。还有一些选举的其他要求，限制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参与。如发布确保女性积极参加公共生活的新选举政策，要求候选人提名需男女比例相当。比利时要求在法律上保证候选人提名必须男女性别平衡，女性候选人至少占1/3。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虽然没有法律上的明文规定，但是要求政党必须调整男女比重，增加女性候选人的比重，这对以男性选民为主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无疑是一种限制。

西欧各国政府加强了打击极右翼势力的力度。德国《基本法》第21条规定可以“自由建立政党”，但任何“企图损害或废除自由民主基本秩序或企图危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生存的政党，都是违反宪法的”，“联邦宪法法院对是否违宪的问题作出裁决”。同时，在内政部中专门设立了宪法保卫局作为“民主体制的预警系统”来保护德国宪政体制不受损害，这使任何极端主义政党没有容身之地。德国政府于2001年1月31日向联邦宪法法院正式提出书面请求，认为国家民主党违反宪法、属于反对民主的新纳粹政党，要求予以取缔。在比利时，政府颁布法律对种族主义和散布种族仇恨的党进行起诉，于2004年认为弗兰芒集团将外来移民等同于刑事罪犯，违背《反对种族主义法》，受到政府的起诉并予以取缔。这个组织随后改名为“弗兰芒利益党”，继续从事右翼民粹主义运动。

随着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势力的壮大，政治权力成为它们发展和扩大政治影响力的制约因素。对于西欧民粹主义政党而言，反对腐败的传统政党和代议制民主的民粹主义策略把自己定位在彻底的反对党位置上，成功地动员了最大量的选票，但是它们从反对党转型为进入右翼政府的参政党。民粹主义策略又转化为制约它们发展的因素，迫使它们陷入两难困境：如何使反对党的政治立场继续赢得选民的支持和分享政治权力不自相矛盾。2000年，自由党与人民党组成了中右翼执政联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自由党在参政期间影响政府制定了严格的移民法，但是参与执政削弱了选民对自由党作为反对党的政治认同，加上党内强硬派的反对与海德尔谋求政治权力矛盾，从而使自由党最终分裂，选票大幅下跌。分裂后，海德尔成立奥地利未来同盟继续谋求政治权力和参与执政，其支持率每况愈下，而自由党重新举起反对党的大旗，挽回选民的支持且赢得了更多的选票。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作为反对党赢得选民的支持，但在联合政府中参与政治权力却削弱了它们的反对党特征。因此，最初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参与联合政府往往以失败告终，如富图恩名单在2002年与中右翼政党的联合政府持续了仅仅几个月，北方联盟与贝卢斯科尼的第一次联合政府也维持了不到一年。2001年，北方联盟开始调整自己的政治策略, 将自己定位为政府内负责任的反对党， 努力摆脱地区主义民粹主义的发展困境。在中右翼联合执政期间，北方联盟在贝卢斯科尼的支持下，公开反对联盟中全国联盟和其他政党，指责他们是腐败的“职业政治家”。同时，北方联盟坚决推动政府制定和实施改革措施，作为政府内负责任的反对党，逐渐赢回了北方选民的信任和支持。在2008年的全国大选中，该党获得813%的选票、60个众议院席位和25个参议院席位。由此可见，参与右翼联合政府和分享政治权力削弱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作为反对党及其民粹主义策略的政治影响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它们的发展。

2.西欧在遭受法西斯战火蹂躏后，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深入人心，民主制度已发展成为欧洲政治的共识，无论是普通民众自发组织的民主力量、强大的公众舆论，还是欧盟组织，都坚决有力地抵制和制裁极端势力

西欧主流政党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大多采用妥协和借势的政策，企图夺回更多的选票，由于它们控制主要的政治资源和组织资源，结成强大的政治联盟和联合政府，有能力阻止和瓦解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上升。1994年，荷兰科克领导的由工党、保守自由党和自由D66党组成的“紫红联盟”取得大选胜利。德国也在1966—1969年的大联盟时期，成功地阻遏和瓦解了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国家民主党的选举力量。法国主流政党高呼“共和原则”，四党继续结成坚实的左右共治联盟，阻止国民阵线参与政府。尤其是2002年大选之后，中右翼主流政党加强内部团结，不仅在中央和大区，甚至在地方和市镇一致拒绝北方联盟结盟合作的要求，不再提名2个或多个候选人，而只有唯一的候选人参加议会选举，抛弃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合作协议和政治交易，惩罚和开除了那些擅自背离这个策略的任何成员。比利时设立民主政治“封锁线”，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奥地利自由党和社会党组成大联合政府都是为了阻止和制约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入主中央政府，获得政治权力。

欧洲民主发展历史悠久，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根基深厚，社会中存在强有力的反对极右势力的民主力量、利益集团和公众舆论。随着右翼民粹主义和极端右翼势力日益猖獗，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进行抗议的呼声越来越高，他们自发地举行示威游行，成立各种反对极端右翼势力的非政府组织。2000年初，奥地利和欧洲其他大城市抗议自由党参加政府的示威游行此起彼伏，在维也纳爆发了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数十万人涌向街头，抗议自由党加入联合政府。同年，德国40多个科研机构的科学家联合签署一份请愿书，呼吁“我们不希望极右暴力事件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有责任对此作出反应，不能继续容忍新纳粹势力的暴行”。2002年，勒庞第一轮胜出引起法国民众和欧洲国家的不安。法国的政界、舆论界、学生、市民开始联系起来，向法国的极右势力进行讨伐和围剿，举行了以反勒庞“民族阵线”、反法西斯主义与反种族歧视为诉求的街头抗议。示威人群高喊“打倒国民阵线！”，“联合起来对付法西斯！”等口号。法国左翼政党还号召5月1日举行更大规模的全国性反极右政党的示威。2000年5 月6 日，荷兰极右翼领袖富图恩突然遇刺身亡，成为继勒庞事件后又一次欧洲“政治地震”。2005年5月8日，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0周年纪念日，数万民众走上街头组成人墙，抗议数百名德国新纳粹分子准备星期天举行的游行计划。2008年9月28日，名为“维护科隆”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在科隆举行“反伊斯兰化大会”。应科隆市长施拉玛的号召，数万名科隆人在科隆大教堂前广场集会，以静坐封锁会场，成功地抵制了极端右翼分子集会。极右势力的猖獗引起反弹，各种民间力量开始集结和联合起来，组织激进的反法西斯、反极端势力的团体。他们追踪调查极端右翼主义组织的非法活动，并在网络和媒体上公布并谴责它们的暴力行为，号召和发动示威游行抵制和阻止它们的活动计划，禁止和取缔极端分子的网络宣传，力图更有效地反对极端分子和他们的暴行，维护西欧社会的民主与法治。

欧盟态度坚决并团结一致地预防、抵制和制裁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的抬头，努力维护和促进欧洲和平健康的发展。2000年初，海德尔领导的自由党参加联合政府，欧盟成员国联合起来，在轮值主席国葡萄牙的带领下，宣布欧盟采取孤立和制裁奥地利新一届联合政府的措施。14国取消与奥地利政府所有的正式高级双边接触，纷纷与奥地利断交，这是欧盟史无前例的对一个成员国内政的强行干预，也是“二战”以来首次对极端主义的集体抗议和抵制行动。从第一个极端右翼政党联合组织在欧洲议会宣布成立以来，欧洲议会在十年间发布了三个关于右翼极端主义的报告：1985年《伊夫里金斯报告》 [359] （Evrigenis Report）、1990年《福特报告》（Ford Report）和1993年《皮寇利报告》（Piccoli Report）。欧盟在维也纳成立了种族主义与仇外监督中心 [360] ，负责观察欧盟境内种族主义、仇外和反犹主义的发展状况，制定应对策略并协助各国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欧盟委员会还通过一项反对种族主义指令 [361] ，严厉打击欧盟境内的种族主义。欧洲反种族主义和排斥委员会 [362] 与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363] 通力合作，坚决打击和抵制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思想和活动。

3.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组织结构问题和简单化的政治纲领都难以适应现代民主政治发展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部分国家争取选票、赢得选举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但在进入中央政府成为参政党后却遇到很大的挫折。

首先，过于极端化不切实际的意识形态和过于简单化的政策主张成就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选举中的胜利，但在进入中央政府后它们难以应对纷繁复杂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重重困难，而且缺乏执政经验和专门技能，无法与执政伙伴进行长期有效的合作。民主决策过程纷繁复杂，而且民主改革只能逐步进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纲领把所有社会问题的解决措施都简单归结为减少外来移民、退出欧盟一体化进程以及公民投票的直接民主制度，这是不负责任的抗议宣传，而远非成熟的执政措施。

民粹主义领袖是蛊惑家，但不是民主政治家，他们普遍缺乏实际执政能力，如欧洲自由主义学者拉夫尔·达伦多夫所批判的：“民粹主义是简单的，民主是复杂的。这恐怕就是这两种涉及人民的政治手段之间最重要的区分。必须更准确地说，民粹主义是建筑在有意识地把问题简单化的基础上。它的魅力和成功的药方都在于此。犯罪行为不是不断增多吗？就必须采用强硬有力的措施。进入国内的难民不是太多了吗？人们必须堵住他们，不让他们进来。全球资本主义不是使我们更加贫困吗？人们必须对于它最重要的角色进行约束。就这么简单。但是，事情不会是如此简单的。如果民粹主义分子上台执政，人们会察觉他们就是如此简单从事。然后他们就在复杂的现实面前束手无策。他们也许还会作出一些象征性的决策——加强警察力量，建立一个收容非法移民的监狱，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而不是在瑞士的达沃斯作一次讲话，但是此后问题依旧。问题依然就像一团乱麻，没有头绪。这任务需要比蛊惑者更加强硬的人物。”“民粹主义分子显然没有能力执政，如果民粹主义的胜利使他们坐上部长交椅，那么在竞选斗争中所获得的面对民主派的优势很快就会失去。最近一段时间不乏这种事例。意大利的博西联盟、奥地利的自由党、荷兰的富图恩党、汉堡的席尔法官，所有这些人，当要求他们把自己的语言转化为行动的时候，就都不行了。” [364]

2000年初，奥地利自由党刚刚同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就遭到欧盟的政治制裁和国际社会的抵制。迫于各方压力，海德尔宣布不加入联邦政府，并将自由党主席一职交给了出任联合政府副总理的里斯-帕瑟尔女士。海德尔虽退居幕后，却始终未放松对自由党的控制，因此党内里斯-帕瑟尔和海德尔两派势力摩擦不断，多次引发联合政府危机。2002年9月，两派在政府的减税计划和捷克加入欧盟等问题上意见不一，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里斯-帕瑟尔等人被迫辞去在党内和政府中的职务，导致联合政府垮台。9月24日，提前举行的大选中，自由党仅获10.2%的选票，比上届大选减少近2/3，为1986年以来最差的一次。次日，海德尔宣布退出奥地利政坛。自由党的内部斗争以两败俱伤的结果而告终。正如彼得·梅尔所言，“那些在现代选举游戏中成了赢家的党未必是最适于执掌民主国家政权的党” [365] 。荷兰富图恩名单党的经历与奥地利自由党如出一辙。2003年10月，执政还不足三个月的基督教民主党、自由民主人民党和富图恩名单党联合政府宣布辞职，成为“二战”以后荷兰最短命的政府。富图恩名单党的内部分歧是导致政府垮台的直接原因。富图恩遇刺身亡后，围绕党的领袖位置和该党的发展方向等问题，富图恩名单党的两位要员——政府的副首相兼卫生大臣爱德华·邦霍夫和经济大臣赫尔曼·海因斯布鲁克发生激烈的冲突，而富图恩名单党无法将两人的冲突控制在党内，导致荷兰政府无法正常工作。10月6日，两人分别提出辞呈，迫使政府其他成员也提出辞呈。

其次，在组织结构方面，极右翼政党大多是依赖魅力型领袖领导的金字塔式集权组织，赋予领导者对政党组织、全体成员和政治资源完全的控制，保证党能在选区内集中力量获得最大化的选票，以及在政坛上发挥最大的影响。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内部派系林立，围绕政党领袖的继承问题不可避免地发生同族互弑、争权夺利，甚至公开分裂，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衰成败。比如，在荷兰政坛上富图恩名单党曾迅速崛起并风云一时，在其领袖富图恩遭到暗杀之后，该党也像流星一般迅速解散，一蹶不振。而较为成功的意大利北方联盟、奥地利自由党和法国国民阵线党内清洗、镇压和分裂不断，严重削弱了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和束缚了自身的政治发展前景。

此外，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出于分享权力和执政需要日益向传统的“制度化”政党方向转型，缓和和弱化自己思想理论和执政实践中不切实际的极端主义色彩，但他们参与融入传统政党制度的框架内，并不意味着最终会被主流政党同化。因此，对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潜力既不应过分夸大，又不能忽视。

小　结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是20世纪后期至今欧洲民粹主义现象的主导形态，正如穆德指出的那样，“如今，民粹主义主要与激进右翼联系在一起，在学术及媒体文章中最受人关注的当代民粹主义范例是像海德尔的自由党、勒庞的国民阵线之类的激进右翼政党” [366] 。在西欧经济衰退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背景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不仅仅在意大利和瑞士组成中右翼联合政府、在丹麦和荷兰容忍少数派政府，而且在整个西欧都取得了较大的选举成绩和发展。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影响力已经渗透到主流执政党的政策，或直接制定政策，尤其是体现在移民问题、欧元援助计划、推动《申根协定》改革和民族国家保护主义政策等问题上。国民阵线在移民问题上对中右翼政府的影响尤为显著。在2007年总统竞选中，萨科奇借用了国民阵线政治主张，如在零移民政策、强调法治和权威以及恢复法国社会传统价值观，赢得总统职位。在“南特案”后，萨科奇说政府考虑全面禁止穆斯林全身罩袍的法令，在其他西欧国家都制定了类似的法令。2010年，萨科奇下令驱逐罗姆人 [367] 。前不久，法国政府禁止载满利比亚难民的火车入境，萨科齐要求在《申根公约》中重设边境签证条款，各国政府积极响应。“由右翼民粹主义提出并成功运作的移民问题、文化自治主义和公共安全问题，现在却在资产阶级主流政党那里得到发扬光大” [368] ，正如穆德所言，右翼民粹主义“真正的威胁不在于他们的竞选纲领得以实现，在最成功的范例中，如在奥地利和意大利的联盟政府内，很难将右翼民粹主义和主流右翼政党区分开来”。 [369] 由此可见，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不仅仅赢得了政治合法性，而且也深刻影响和改变了西欧民主政治制度，这是毫无疑问的。

更重要的是，右翼民粹主义运动新一轮的新高潮把对身份认同的焦虑推向了社会关注的焦点。比利时的政治学理论家查特尔·墨菲（Chantal Mouffe）提出“政治终结”（end of politics）的概念，即政治精英达成的共识政治，其特点是缺乏真正的替代党，主流政党的政治原则和政策价值都趋同。这种共识政治将政治功能减缩为仅仅是把政治讨论领域的所有社会和政治问题进行管理和处理。全西欧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成功是对政治终结的反击，标志着冲突作为政治主要因素的回归。 [370] 回归的冲突是以文化和价值为基础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抓住穆斯林移民问题和金融危机，打破了主流政党达成的政治禁忌，在退出欧盟、退出欧元、移民失控等问题上煽动“伊斯兰恐惧症”和欧洲怀疑主义情绪，把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更加难以解决。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煽动下，西欧社会中弥漫着严重的欧洲怀疑主义情绪，反对全球化和金融危机的示威游行比比皆是，而且在右翼保守党内也有同样的倾向。在德国，作为联盟党的合作伙伴自由民主党在葡萄牙援助资金问题上，向默克尔发难。北非突尼斯和利比亚政局动荡引发的“难民海啸”，欧盟大部分成员国执政党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反对穆斯林移民的声讨中，拒绝安置这些难民，并打算暂停执行申根区国家人员自由流动的协定，阻挡利比亚和突尼斯非法移民。各国对欧盟施压，实施26年的《申根协定》面临改革，成为欧元之外的欧洲另一场危机。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借机煽动民众，宣扬文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分裂主义和民族保护主义等右翼思想，夸大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价值认同，所有与自己不同的其他种族、民族或社会群体对本民族、国家和地区方面的认同和价值构成威胁和挑战。艾伯齐塔和麦克唐奈在《21世纪的民粹主义：西欧民主的幽灵》一书的最后指出，民粹主义的幽灵之所以在西欧甚至在整个欧洲徘徊，是因为它们“巧妙地把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浪潮所引发就业压力、安全担忧以及种族的、民族的、文化的危机，特别是身份认同的焦虑与民众对代议制民主的不满联结起来，从而发动了一场又一场富有强烈个性色彩的较为成功的民主斗争” [371] 。

关于西欧民粹主义学术探讨的侧重点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关系转向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对西欧的文化和价值层面的影响，通过民粹主义透视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西欧政治的分野问题，来探讨民粹主义的政治影响力。在当前“文明冲突论”的语境下，不同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利用天主教与穆斯林的对抗（如国民阵线）、“世俗的/自由的”对穆斯林的对抗（如荷兰自由党）、或者“我们”与“他们” [372] 、本民族文化和价值与多元文化的对抗，把社会—文化维度政治化。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提出警告， “9·11事件”后持续的“身份问题”（identity issues）加剧了“认同战争”（recognition wars），夸大和强调了他们之间的差别。 [373] 或者，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yama）所说的“愤怒的、难以同化的文化少数民族对占绝大多数的民众产生对抗情绪，这使多数的民众退回到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宗教的认同” [374] 。穆德也认为“民粹主义话语已经成为当代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主流，而民粹主义所以能够成为主流政治恰恰在于它内在具有的民主的时代精神（Zeitgeist）” [375]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通过反对伊斯兰选民、拒绝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对文化相对论价值的颠覆（‘种族’向‘文化’移位，断言各种文化是绝对无法对比的）；其次是放弃不平等的主题而将文化差异绝对化，从而否定混合，肯定各种‘文化’不可挽回的相互不可吸收性” [376] 。在法国，这一进程是指“精神的勒庞化（Lepenization of spirit）”，这被政治学家雷蒙多·维杰奥（Raimundo Viejio）界定为“一种逐渐渗透到中右翼议程中的能力，与（中左右翼）趋同的政治议题相对的，为煽动自己听众的情绪的发动机”。 [377] 在荷兰，维尔德斯认为欧洲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伊斯兰化”，而在于左翼主张的多元文化和文化相对论，伊斯兰文化是不文明的，同时也是一种危险的“极权意识形态”。正如意大利政治学者伊格纳茨所评价的，“灵活多变地运用移民问题让后工业社会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不同国家达成普遍的共识，依据价值和认同，而非经济或阶级利益来划分社会成员” [378] 。

《西欧政治》杂志在2010年刊载了“西欧政治竞争的结构”的专题，以敏锐的视角对西欧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新高潮迅速作出学术探讨。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探讨了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对西欧文化分裂和政治空间两个维度的形成的重要意义。西蒙·博恩席尔（Simon Bornschier）把20世纪60年代末的新社会运动倡导的世界主义的价值和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关注的不同共同体的差异称为“新文化的分裂”。随着全球化和民族国家的削弱，传统的左—右政治分野的维度占主导地位，但是其重要性下降。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反对主流政党支持的多元文化和欧洲一体化，保卫文化传统和拒绝多元文化，形成政治空间中新文化分裂的一极，而文化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价值构成另一极，两者的对立构建了文化和价值的政治分野。 [379] 安德里因·亨耶克（Andrija Henjak）进一步指出移民是文化分野的主要因素，在几乎所有的国家中，移民比社会福利和传统的经济分野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380] 哈姆斯皮特·克里西（Hanspeter Kriesi）也指出由新社会运动和右翼民粹主义运动这些体制外的政党的调整造成了政治空间的转变，也促进主流政党在这个转型的政治空间中重新定位。 [381] 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第二次高潮把文化和价值作为西欧政治分野的另一个维度，并深深地扎根于西欧的政治竞争的结构中，这已经远远超越了对西欧民主政治制度层面的影响力。

附录A政党的意识形态
在政治光谱上的定位

奥地利

比利时（弗莱芒地区）

丹麦

法国

意大利

荷 兰

挪 威

瑞　典

资料来源：1984年的数据，来源于Francis G. Castles， and Peter Mair, “Left-Right Political Scales: Some ‘Expert’ Judgement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12, No. 1, 1984, pp.7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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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的数据，来源于K.Benoit, and Michael Laver, Party Policy in Modern Democracies, London: Routledge, 2006。

附录B　西欧各国主要政党的政治空间

奥地利

比利时（弗莱芒地区）

丹麦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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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网站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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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庞的博http://www.lepenblo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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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极端右翼选举和政党成功的网站（EREPS：Extreme Right Electorates and Party Success）http://www.politik.uni-mainz.de/ereps/

后　记

《西欧民主制度的幽灵：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研究》终于能够按期完稿付梓。搁笔的一刻，许许多多的回忆涌上心头。在北大博士五年、中央编译局博士后两年中，既有青春的激情、碰撞和纠结，也包含了劳动的艰辛、研究的煎熬和对人生选择的彷徨，令我难以用言语清楚地表达出来。

回首在北京大学度过的五年燕园生活，我感到很幸福。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会每周去爬香山，在秋天里或看看红叶，或半夜在香炉峰顶赏赏月，或一干人激情的大声合唱《笑傲江湖》。记得那个时候，几个宿舍的女生会结伴去参加二体的舞会，尽心地快乐地度过平安夜。记得那个时候，同为毕业的女博士深夜停下论文，在楼道里捧着茶杯咬牙讨论在毕业后一定写一部关于女博士的书。记得那个时候，在体育馆里接受学位授予时，灿烂的笑容中透着疲惫和艰辛。此时此刻，曾经一起哭一起笑的女博士同学都已经工作、为人妻、为人母，那个时候共同经历的许多事情，这一生再也不会经历，却成为回味无穷的记忆。

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张世鹏教授。他执着的学术精神和严谨的工作态度，成为指引我学术之路的灯塔；他从容淡定、上德若谷的情操和襟怀，激励我从懵懂中慢慢理解学术的含义以及体味其中的快乐。这些年来，张老师对这本书的指导、爱护和鼓励的殷殷情意，也是我决定出版的重要原因。

本书最初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并在博士后工作的两年时间里进行修订和增补的基础上完成的。本人希望这是一本既好读又较为严谨的书，因为本书较为通俗易懂，照顾了对欧洲政治感兴趣的读者的阅读习惯。同时，本书也是一本学术著作，全书以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形成、发展、分类和政治思想为主线，在宏大的西欧民主政治背景下展开论述，对庞大复杂的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家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本书的出版，要特别感谢中央编译局的博士后导师、各位专家和学者，他们在日常学习和工作中给予我许许多多的关心与帮助，使我在理论修养和学术研究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在中央编译出版社总编室贾宇琰主任和编辑侯天保同志的热情帮助下，最终顺利出版。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给予我的理解和支持。无论何时，他们温暖的怀抱和默默地支持，给予我前行的勇气。这样的厚重与踏实，将伴我走向美好的未来。也深深地感谢我的同学和好友，与他们的相遇、相知，青春做伴，年华正酣，让我的生活充满了那么多未曾预料的绚烂缤纷。

本书参考、吸收和凝聚了国内外学术界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深表谢意。同时，本书难免有疏漏、不妥和错误之处，敬请专家、学者和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张莉

2011年6月于西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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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世鹏：《进入21世纪的欧洲政治思潮》，载《欧洲》2001年第1期，第11页；《欧洲政局向右转》，载《解放军报》2002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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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林红：《欧洲新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分析》，载《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后冷战时代的欧洲新民粹主义》，载《国际论坛》2005年第4期；《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6] 在国内近80篇的文章中，将这一政治现象命名为“极右翼”政党，成为绝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只有在少数论文中该现象被冠之于不同的名称，如林红称之为“新民粹主义”，杨浩起初称之为“新民粹主义”，后来认为“新民众主义”更合适，到其硕士毕业论文的时候，接受了主流共识，称之为“极右翼”政党；张世鹏教授将这一现象称为“Right-wing Populism”，觉得翻译成“右翼民粹主义”比“右翼民众主义”更为合适。具体情况，请参见他们各自的论文。

[7] 详见肖禾：《“勒庞现象”考验欧洲》，载《山西老年》2002年7期；王军：《“勒庞现象”及其对欧洲左派的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8期；李英：《“勒庞现象”解读对欧洲极右翼政治势力的几点分析》，载《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3月；金重远：《法国的极右翼——“勒潘现象”的历史诠释》，载《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4期；金重远：《法国极右翼政治势力的历史与现实》，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5月。

[8] 史志钦：《意大利北方联盟崛起原因初探》，载《欧洲》1996年6月；《意大利北方联盟崛起原因初探》，载《国际政治研究》1997年第2期；张小红：《意大利北方联盟》，载《国际资料信息》2001年第2期。

[9] 杨光：《“海德尔现象”的政治学分析》，载《新视野》2001年6月。

[10] 宋全成：《欧洲移民问题的形成与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崛起》，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11] 如廖跃文：《法国极右势力抬头令人堪忧》，载《世界展望》1995年11期；张建国：《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崛起》，载《当代世界》1997年7期；曹松豪：《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分裂》，载《当代世界》1999年3期；张丽君：《法国极右势力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载《国际观察》2000年6期；徐振强：《法国大选首轮投票爆冷门 勒庞冲击波震撼法国政坛》，载《瞭望新闻周刊》2002年4月；都人：《法国极右翼势力的真相》，载《联合早报》2002年5月22日；言咏：《勒庞现象》，载《新闻周刊》2002年12月30日；赵俊杰：《德国极右翼势力猖獗的背后》，载《瞭望新闻周刊》2000年8月21日第34期；赵富春：《德国坚决打击极右势力》，载《解放军报》2001年4月2日；高华：《“海德尔现象”的启示》，载《光明日报》2000年6月15日，等等。

[12] 如孙恪勤：《西欧极右翼势力再度“崛起”》，载《世界知识》2000年第8期；林刚：《勒庞：不只一个人》，载《新闻周刊》2002年5月第6期；孙恪勤：《欧洲极右势力为何屡屡抬头?》，载《求是》2002年第14期；立东编译：《极右：忧虑而可怕的欧洲新地图》，载《国际展望》2002年5月；刘桂山：《欧洲：极右成潮的背后》，载《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6月10日第24期；张宝祥：《欧洲政治形势右转》，载《人民论坛》2002 年第7 期，张祖谦：《欧洲的噩梦》，载《国际展望》2002 第10期，等等。

[13] 如吴国庆：《战后法国政治史 1945—200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4] 如史志钦：《意共的转型与意大利政治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王海霞：《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15] 钟清清主编：《世界政党大全》，贵州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16] 钱其琛主编：《世界外交大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17] 因为涉及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研究的学者、著作、论文集、学术论文以及时事评论、新闻报道非常多，此处的文献综述不能把这些文献资料逐一进行评价，也不能详细阐述所提到的文献的内容，只是希望能够提交一份英语系学者中最重要理论和最前沿研究的清单，为读者梳理出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过程。

[18] Cas Mudde, “The War of Words: Defining the Extreme Right Party Family”, West European Politics, No.19, 1996, pp.225-248;（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2007；（New Populism）Paul Taggart ,“New Populis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 Vol.18, No.1, 1995；（Neo-populism）Stefan Immerfall, “The Neo-Populist Agenda”, in The New Political of the Right: Neo-populist Parties and Movements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8；（The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m）Hans G. Betz,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St. Martinps Press, 1994；（Extreme Right）Piero Ignazi, Extreme Righ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Andrej Zaslove, “The Dark Side of European Politics: Unmasking the Radical Right”,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26, 2004, pp.61-81；Pippa Narris, Radical Right: Parties and Electoral Compet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Jens Rydgren, “Is Extreme Right-wing Populism Contagious? Explaining the Emergence of a New Party Famil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44, 2005, pp.413-437

[19] 如就法国国民阵线而言，代表著作有Harvey G. Simmons, The French National Front: The Extremist Challenge to Democracy, Boulder Colo.: Westviewpress, 1996; Davies Peter Jonathan, The National Front in France: Ideology, Discourse and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Edward G. DeClair, Politics on the Fringe: The People, Policies,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French National Fron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就意大利北方联盟而言，代表著作有Thomas W. Gold, The Lega Nord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s in Ital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Anna Cento Bull and Mark Gilbert, The Lega Nord and the Northern Question in Italian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2001; Damian Tambini, Nationalism in Italian Politics: The Stories of the Northern League, 1980-2000, New York: Routledge, 2001。而在Lothar Hbelt,Defiant Populist: Jrg Haider and the Politics of Austria(Ind.: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03)一书详细梳理了自由党不同时期的政治活动, 在Reinhard Heinisch, Populism, Proporz, Pariah: Austria Turns Right(New York: Nova Science, 2002)一书中第五、六章详细讲述了奥地利自由党的思想理论、组织结构、政治策略。

[20] Davies Peter Jonathan, The National Front in France: Ideology, Discourse and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21] Margarita Gómez-Reino Cachafeiro,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Italian Politics: Inventing the Padania,Burlington: Ashgate, 2002.

[22] Jens Rydgren, The Populist Challenge: Political Protest and Ethno-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in France,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4.

[23] Hans-georg Betz, “Mobilising Resentment in the ALPs:The Swiss SVP, the Italian Lega Nord, and the Austrian FP”, in Daniele Caramani and Yves Mény, Challenges to Consensual Politics: Democracy, Identity, and Populist Protest in the Alpine Region, New York: P.I.E.-Peter Lang, 2005.

[24] 〔德〕利斯贝特魏厄－林德堡：《斯堪的纳维亚的右翼民众主义》，殷叙彝译，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4期，第31—32页。

[25] 具体内容，见Martin Schain, Aristide Zolberg, and Patrick Hossay (ed.), Shadows over Europe: The Development and Impact of the Extreme Right in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26] “抗议理论”和“单一议题理论”盛行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右翼民粹主义刚刚兴起，还是无足轻重的边缘党的时候，比较流行使用这两种理论来解释他们崛起的原因和社会背景。这两种理论都认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缺乏系统的思想意识形态，仅仅抓住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尤其是将移民问题的政治化，成为单一议题党。选民对主流政党和政治精英的政治决策与执政能力不满，投给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选票都为中间选民的抗议票和惩罚票，而使这些边缘小党获得了支持和选票。然而，随着一些政党选举突破，不断壮大成长为各国政坛上稳定的政治力量，提出了内容丰富且周详的政治纲领，这两种理论越来越具有局限性，被大多数学者所弃，请参考Cas Mudde, “The Single-Issue Party Thesis: Extreme Right Parties and the Immigration Issu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22, No.3, July 1999, pp.182-197; Hans G. Betz ，“Politics of Resentment: Right-wing Radicalism in West Germany”,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23, No.1, 1990; Yves Meny and Yves Surel, Conditions Favoring the Success and the Failure of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and the Populist Challenge,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2，等等。

[27]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经常使用的理论。它既强调政治制度对极右政党的“开放性”，也强调主流政党给予的政治机会。政治制度方面包括，是否采用比例代表选举制，是否有允许小政党获得比例代表的规定或选举资金等。主流政党趋同化、对全球化和欧盟一体化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无能为力，以及主流政党借用极右翼政治议题争取选民和组建右翼执政联盟等，给予了极右翼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机会。请参见Koopmans and Statham,“Introduction”, in Jens Rydgren,Challenging Immigration and Ethnic Relations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Is Extreme Right-Wing Populism Contagious? Explaining the Emergence of A New Party Famil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44, No.3, 2005, pp.413-437; Jungerstam-Mulders Susanne, Uneven Odds: The Electoral Success of the Freiheitliche Partei sterreichs, The Vlaams Blok, The republickaner and the Centrumdemocraten under the Conditions Provided by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Austria, Belgium, Germany and the Netherlands, Helsinki University press, 2003; Herbert Kitschelt and Anthony McGann, The Radical Right in Western Euro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and Political Protest: Anti-Nuclear Movements in Four Democrac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6, No.3, 1986，等等。

[28] 具体参见Roger EatwellTen, “Theories of the Extreme Right”,in Peter H. Merkl and Leonard Weinberg, Right-wing Extrem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Frank Cass, 2003, pp.45-70。

[29] Pippa Norris, Radical Right: Voters and Parties in the Electoral Marke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30] Cas Mudd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31] 如Gianpietro Mazzoleni,Julianne Stewart,and Bruce Horsfield, The Media and Neo-populism:A Contemporary Comparative Analysis, Westpor: Praeger, 2003。

[32] 如Cas Mudd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aul Hainsworth, The Extreme Right in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33] 一直以来西方学者基本上是从两个方面去评价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影响：其一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西欧的民主政治和政党格局的影响，如对政策的制定、政党格局的改变和对社会的影响；其二是西欧民主政治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限制和约束，如主流政党的大联合政府、宪法或者选举法的限制，等等。

[34] Cas Mudde, The Ideology of the Extreme Right, London：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1.

[35] Hans-George Betz and Stefan Immerfall,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Right: Neo-populist Parties and Movements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Hampshire: Macmillan, 1998, p.3.

[36] Roger Eatwell, “Contemporary Political Ideologies”, Public Interest, Spring 1998, p.3.

[37] Michael Minkenberg, “The Renewal of the Radical Right: Between Modernity and Anti-Modernity”,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35, No.2, 2000, p.175.

[38] Hans G.Betz,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St Martinps Press, 1994, p.4.

[39] Hans-George Betz and Stefan Immerfall,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Right: Neo-populist Parties and Movements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Hampshire: Macmillan, 1998, p.3.

[40] Paul Taggart，“The New Populis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18, No.1, 1995;The New Populism and the New Politics, Basingstoke: Macmillian,1995,p.35;〔英〕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序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

[41] Armin Pfahl-Traughber, Volkes Stimme? Rechtspopulismus in Europa, Bonn: Dietz, 1994, pp.17-20.

[42] Herbt Kitschelt and Anthony J.Mcgann, The Radical Right in Western Euro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 p.21.

[43] 如Pascal Perrineau, Le Symptme Le Pen: Radiographie des lecteurs du Front National, Paris: Fayard, 1997; Michel Winock, “Populisms Franais”, Vingtième Siècle, Vol.53, 1997, pp.77-91。

[44] Hans-George Betz,“Exclusionary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in the 1990s and Beyond”,This programme paper was written for the 2001 UNRISD(the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acism and Public Policy, p.1..

[45]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编著：《当代世界政治实用百科全书》，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年版，第130页；薛龙根主编：《国际政治手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页；《世界地名手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462页；《国际时事辞典》，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27页。

[46] Zaslove, Andrei, “Alpine Populism, Padana and Beyond: A Response to Duncan Mcdonnell”, Politics, Nov.27, Vol.1, 2007, p.66.

[47] Ignazi P., Extreme Righ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40.

[48] Mudde, Cas, “The Populist Zeitgeis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Nov. 39, Vol. 4, 2004, p.543.

[49] Canovan, Margaret, “Trust the People! 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Nov.47, Vol.1, 1999, pp.2-16.

[50] 〔英〕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51] 陶文昭：《查韦斯的新社会主义》，载《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第97页。

[52] 白琳：《“查韦斯现象”和委内瑞拉的“新社会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9期，第102页。

[53] 白琳：《“查韦斯现象”和委内瑞拉的“新社会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9期，第104页。

[54] 刘瑞常：《查韦斯加速实践“新社会主义模式”》，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202/26/content-5772868.htm1，2007年9月19日。

[55]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2页。

[56] 考迪罗（caudillo）一词源于西班牙语系“首领”或贬意“头子”的意思，是19世纪初期至70年代拉丁美洲特定条件下登上政治舞台的地主阶级的帮凶和刽子手，是独立后拉丁美洲历史上最凶残的反动军人。考迪罗主义（Caudillismo）主要是指拉丁美洲独立后实行具有一定特色的军事独裁制度。19世纪初至70年代，它成为拉丁美洲西班牙语国家采取的一种普遍的政治形式，充分反映了考迪罗刚登上拉丁美洲政治舞台的地主阶级那种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私性和贪婪性、统治手段的残酷性和恐怖性、组织上的涣散性和宗派性以及政局的不稳定性，构成了以连年混战和政权更迭频繁为特征的所谓“考迪罗主义时代”，成为拉丁美洲政治制度史上最坏的一种制度。从19世纪70年代以后，考迪罗主义逐渐在拉丁美洲政治舞台上消失。详见陆国俊：《略论考迪罗和考迪罗主义》，载《世界历史》1996年第1期，第37页。

[57] 徐世澄：《拉美：“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世界是可能的”》，载《中国民族报》2007年11月2日第6版。

[58] 徐世澄：《拉美：“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世界是可能的”》，载《中国民族报》2007年11月2日第6版。

[59] 徐世澄：《拉美：“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世界是可能的”》，载《中国民族报》2007年11月2日第6版。

[60] 张世鹏：《进入21世纪的西欧政治思潮》，载《欧洲》2001年第1期，第9页。

[61] 〔加〕汉斯·格奥尔格·贝茨：《右翼民众主义，一种国际发展趋势》，载德国《一回周报副刊，政治与现代史》，1998年9—10月合刊，第7页，转引自张世鹏：《二十世纪末西欧资本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第303页。

[62] Le Pen,“Le Discourse de Jean-Marie Le Pen  La Trinité”, Present, 2 September, 1992 ,转引自Maryse Souchard, Stéphane Wahnich, Isabelle Cuminal and Virgine Wathier, Le Pen，les mots： Analyze d’un discours d’extrême-droite, Paris: La Découverte, 1998, p.85。

[63] Le monde ,9 March, 1983, 转引自Judith Marcus, The National Front and French Political: The Resistible Rise of Jean-marie Le Pan, London: Macmillan, 1995, p.54。

[64] Piero Ignazi and Colette Ysmal, “New and Old Extreme Right Parties: The French Front National and the Italian Mmovement to Social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22, 1992, pp.101-121.

[65] Le Pen, Speech Published in Present, 13-14 November, 1989,转引自Duraffour,A. and C.Guittonneau,“Des Mythes Aux Problemes: D’argumentation Xenophobe Prise au mot”,in Armin Pfahl-Traughber, Face au Racisme，Pairs: Sditions La Decouverte, 1991, p.132。

[66] Le Pen, Speech Published in Present,30 August, 1991,转引自Maryse Souchard, Stéphane Wahnich, Isabelle Cuminal and Virgine Wathier, Le Pen，les mots: Analys d’un discours d’extrême-droite,Paris: La Découverte, 1997, p.75。

[67] Le Pen, J-M., Les Francais D’Abord, Pairs: Editions Carrere/Michel Lafon, 1984, p.205,转引自Staff P.Davies, The National Front in France: Ideology,Discourse and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p.156。

[68] 转引自立东编译：《极右忧虑而可怕的欧洲新地图》，载《国际展望》2002年5月总第433期，第15页。

[69] 参见田德文：《欧洲极右翼势力的政治化趋势》，载《光明日报》2000年12月20日。

[70] 参见张英武、陈永亮：《当代欧洲极右翼政党分析》，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33—36页。

[71] 参见Simon Hix and Christopher Lord,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Micmilan Press, 1997, p.42。

[72] 参见李景治、张小劲：《政党政治视角下的欧洲一体化》，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页。

[73] 参见张世鹏：《从新自由主义的全面渗透看西欧政治思潮的基本发展趋势》，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年第3期，第69页。

[74] 〔德〕沃尔夫冈·维佩曼：《欧洲法西斯主义比较》，宋钟璜、张载扬译，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页。

[75] 〔英〕弗·卡斯顿：《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周颖如、周熙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5页。

[76] 〔意〕法比奥·莱维等主编：《意大利史》第2卷，佛罗伦萨1978年版，第780、781页。

[77] Willian Safran,“The National Front in France”, in Peter H.Merkl and Leonard Weinberg, (eds.), Encounters with the Contemporary Radical Righ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pp.21-22.

[78] Rogert Eatwell ,“Why Has the Extreme Right Faild in Britain?”, in Paul Hainsworth, The Extreme Right in Europe and the US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p.177.

[79] 朱庭光：《法西斯新论》，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545页。

[80] Zimmermann Ekkart, and Thomas Saalfeld, “The Three Waves of West German Right-wing Extremism”，in Peter H.Merkl and Leonard Weinberg, Encounters with the Contemporary Radical Righ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p.55； Hans-Georg Betz,“The Two Faces of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Review of Politics, Fall 1993, p.680.

[81] Bruce W. Nelan, “Fascism Lives”, Times, No.6, 1994, p.8.

[82] 〔德〕沃尔夫冈·贝茨主编：《联邦德国的极右主义》，联邦德国菲舍尔手册出版社1985年，第288页，转引自朱庭光：《法西斯新论》，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544页。

[83] 〔德〕沃尔夫冈·维佩曼：《欧洲法西斯主义比较》，宋钟璜、张载扬译，东方出版社1992年，第239—240页。

[84] 刘立群：《德国极右翼势力问题探究》，载《欧洲研究》2003年第2期，第40页。

[85] 主要指从前一切属于德意志的地区，包括当时德国海外殖民地，以及把奥地利、瑞士和荷兰等国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联合成为一个新的大德意志帝国，在欧洲和世界实现“德意志霸权”。

[86] 1990年10月7日，海德尔在乌尔利芝堡（Ulrichsberg）的演讲，转引自Czernin Hubertus, Wofür Ich Mich Meinetwegen Entschuldige: Haider, Beim Wort Genommen, Vienna: Czernin Verlag, 2000, pp.22-31。

[87] 1990年10月7日，海德尔在乌尔利芝堡（Ulrichsberg）的演讲，转引自Czernin Hubertus, Wofür Ich Mich Meinetwegen Entschuldige: Haider, Beim Wort Genommen, Vienna: Czernin Verlag, 2000, pp.22-31。

[88] 正如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在《种族主义源流》一书中指出的，种族主义者的思想和演说不仅仅像很多人可能相信的，受异性恐惧症影响。因此，他认为对于差异同化和被异化的恐惧正逐渐取代主张差异论和多元化论。

[89] 〔法〕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高凌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5页。

[90] Loannis D.Evrigenis, Fear of Enemies and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60.

[91] Loannis D.Evrigenis, Fear of Enemies and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92.

[92] 转引自〔西〕韦雷娜·斯托尔克：《欧洲排外新论调》，肖孝毛译，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0年第1期，第30页。

[93] Pierre-Ahndre Taguieff, “Plitical Science Confronts Populism: From a Conceptual Mirage to a Real Problem”, Telos, Spring 1996, p.45.

[94] 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第89页。

[95] Edward A. Shils, The Torment of Secrecy: The Background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Security Politicies, London: Heinemann, 1956, p.98.

[96] 〔奥〕约克·海德尔在1990年8月6日的《画像》杂志访谈录，转引自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第89页。

[97] Jens Rydgren, The Populist Challenge: Political Protest and Ethno-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in France, New York,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04, p.293.

[98] Jens Rydgren, The Populist Challenge: Political Protest and Ethno-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in France, New York,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04, p.201.

[99] 参见Hans-Georg Betz,“The Two Faces of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Review of Politics, Fall 1993, p.663。

[100] 佛兰芒武装秩序党（Vlaams Militantenorde）：一个半秘密的缅怀弗兰德人与德国纳粹同流合污的军人组织，于1983年被正式禁止了。

[101] 1971年1月30日是一个星期日，丹麦的许多家庭正忙于准备他们的纳税申报单，在晚上一个简短的电视访谈节目中，名不见经传的富豪税务诉讼代理人摩格斯·格列斯特鲁帕（Mogens Glistrup）在丹麦国家电视台透露：他不准备缴纳任何所得税，而且这不是违法的行为。他声称没有人不得不缴纳超出他自愿缴纳的税额，甚至称赞那些逃税、避税的人为英雄。

[102] Anders Widfeldt,“Scandinavia: Mixed Success for the Populist Right”, Parliamentary Affairs, Vol.53, No.3, 2000, pp.468-500.

[103] 〔巴西〕弗朗西斯·威福特：《巴西政治中的民粹主义》，载《现代杂志》1967年10月号，转引自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第89页。

[104] “Statute of the Liga Venta”, in Amantia Agostino and Ferruccio Vendramini, Lega e llocalismi in montagna, Belluno: Istituto Storic Bellunese Della resistenza e Dell’eta Contemporanea, 1994, p.66.

[105] Premessa Percy Allum and Ilvo Diamanti, “The Autonomous Leagues in the vento”, in Carl Levvy, Italian Regionalism: History, Identity and Politics, Oxford: Berg, 1996, p.160.

[106] “Liga Veneta, Promemoria per l’onorevole Bettino Craxi”, in Agostino Amantia and Ferruccio Vendramini, Lega e localismi in montagma, Belluno: Istituto storic bellunese della Resistenza e Dell’eta Contemporanea, 1994, p.70.

[107] 关于博西的早年生活，参见Daniele Vimercati, I Lombardi alla nuova crociata:il fenomeno lega dall’esordio al trionfo, Milan: Mursia, 1990, pp.3-35。

[108] Umberto Bossi and Daniele Vimercati, Vento dal Nord，Milan: Sperling and Kupfer, 1992, p.40.

[109] Robert Leonardi, “The Regional Reform in Italy: From Centralized to Regionalized State”, in Robert Leonardi, The Regions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y, London: Frank Cass,1992, pp.237-239.

[110] Panorama, 23 September, 1994, p.11.

[111] Thomas W. Gold, The Lega Nord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as in Italy，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 2003, p.82.

[112] Daniele Vimercati, I Lombardi alla nuova crociata: il fenomeno lega dall’esordio al trionfo, Milan: Mursia, 1990, p.21.

[113] Umberto Bossi and Daniele Vimercati, Vento dal Nord, Milan: Sperling & Kupfer Edizioni, 1992, p.170.

[114] Aurora Fusella, Arrivano I Barbari:La Lega nel racconto di quotidiani e periodici 1985-1993, Milan: Rizzoli, 1993, p.44.

[115] Umberto Bossi, Tutta La Verit. Perche ho partecipato al governo Berlusconi. Perché l’ho Fatto Cadere. Doglio Arrivare, Milan: Sperling and Kupfer, 1995, p.70.

[116] Gianluca Miglio, Io, Bossi e la Lega：diario segreto dei miei quattro anni sul Carroccio, Milan: Mondadori, 1994, pp.48-49.

[117] 意大利帕达尼亚（Padania），一个以过去历史命名的小地区，位于波河河谷（the Valle Padana）的北面，贯穿了意大利中北部地区。

[118] Gian P. Oneto, L’invenzione della Padania: la rinascita della Comunit piu antica d’Europa,Bergamo: Foedus, 1997, p.11.

[119] The Foundations of a Nation, in http: //www.seveso.org/English_version/home.htmPADANIA.

[120] Gian P. Oneto, L’invenzione della Padania: la rinascita della Comunit piu antica d’ Europa, Bergamo: Foedus, 1997, pp.112-113.

[121] Gian P. Oneto, L’invenzione della Padania: la rinascita della Comunit piu antica d’Europa, Bergamo: Foedus, 1997, pp.122-125.

[122] Roberto Biorcio, La Parania promedda: la idée e la logica d’azione della Lega Nord, Milan: Il Saggiatore, 1977, p.203.

[123] 法布里奥·科尔默西尼（Fabrizio Comencini）是威尼托联盟的主席。威尼托联盟在意大利北方地区影响力很大，所以在北方联盟内享有较高的领导地位。1994年，在威尼托联盟主席法布里奥·科尔默西尼的周旋下，使博西和贝卢斯科尼达成结盟协议。科尔默西尼坚持与贝卢斯科尼的政治联盟，坚决反对追随博西退出联盟政府，导致北方联盟的公开分裂。

[124] La Padania, 29 September, 1998.

[125] La Repubblica, 24 March, 2005.

[126] La Repubblica, 21 March, 2005.

[127] Hans G.Betz, “Exclusionary Populism in Austria, Italy and Switzerland”, 2002, http://www.extremismus.com/texte/eurex3.pdf.

[128] Carlo Ruzza and Oliver Schmidtke, “Roots of Success of the Lega Lombarda: Mobilization Dynamics and the Media”, West European Political， Vol.16, No.2, 1993, p.23.

[129] Umberto Bossi, and Daniele Vimercati, Vento dal Nord.La Mia Lega, Milan: Sperling and Kupfer, 1992, p.187.

[130] La Padania, 20 June 2005, p.4.

[131] La Padania, 20 June, 2005, p.7.

[132] Yves Meny and Yves Surel,“Populismo e Democrazia, Bologna: IL Mulino”, in Yves Meny and Yves Surel, Par le Peuple, pour le people:le populisme et les démocraties, Pairs: Librairie Artheme Fayard, 2004, p.257.

[133] Cas Mudde, “The populist Zeitgeis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29, 2004, pp.541-563.

[134] Alexander Stille,“Italiy’s Bribery Scandals”, Italian Journal, Vol.6, No.4, 1992, p.19.

[135] Alexander Stille, “Italiy’s Bribery Scandals”, Italian Journal, Vol.6, No.4, 1992, p.19.

[136] Umberto Bossi, Tutta la Verit. Perché ho partecipato al governo berlusconi.Perché l’ho fatto cadere. Dove voglio arrivare, Milan: Sperling & Kurfer, 1995，ⅷ.

[137] Umberto Bossi, Tutta la Verit. Perché ho partecipato al governo berlusconi.Perché l’ho fatto cadere. Dove voglio arrivare, Milan: Sperling & Kurfer, 1995, p.45.

[138] 〔英〕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139] La Padania, 20 June, 2005, p.6.

[140] Umberto Bossi, Processo alla Lega, Milan: Sperling & Kurfer, 1998, p.13.

[141] Umberto Bossi, Processo alla Lega, Milan: Sperling & Kurfer, 1998, p.144.

[142] Padania, Identit e Societa Multrazziali, Enti Locali Padani Federal”,Lega Nord, 1998, p.14.

[143] “Padania, identit e societa multrazziali, Enti Locali Padani Federal”, Lega Nord,1998, p.15.

[144] La Padania, 12 January, 2000.

[145] Epoca, 30 May, 1990.

[146] Lombardia Autonomista, October 1990.

[147] Gian Antonio Stella, Dio Po: Gli Uomini Che Fecero la Padania, Milan: Baldini & Castoldi, 1996, p.49.

[148] “Padania, Identit e Societa Multrazziali, Enti Locali Padani Federal”,Lega Nord,1998,see website: http://www.leganord.org.

[149] “Padania, Identit e Societa Multrazziali, Enti Locali Padani Federal”,Lega Nord, 1998, p.3.

[150] “Padania, Identit e Societa Multrazziali,Enti Locali Padani Federal”, Lega Nord, 1998, pp.27-30.

[151] Umberto Boss and Daniele Vimercati, Vento Dal Nord: La Mia Lega, Milan: La Mia Vita, 1992, pp.143-144.

[152] La Repubblica，29 Octobert, 2003.

[153] Ilvo Diamanti, “The Northern League: From Regional Party to Party of Goveenment”, in Steven Grundle and Simon Parker, The New Italian Republic, London: Routledge, 1996, p.123.

[154] 阿尔弗雷德·德福雷斯是一名法国军官，他于1851年出生在法国阿尔萨斯省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884年，情报机构对普法大战期间的间谍展开系统调查，德福雷斯被错误地确定为头号嫌疑犯，被判叛国罪，流放到法属圭亚那的恶魔岛。自此，法国政坛和军队中刮起一阵强劲的反犹风暴。

[155] 让-路易·蒂克西埃－维尼扬是一个坚定的极右翼分子，在维西政府担任过情报部门的副秘书长。他曾经为极右翼的知名人士让-马丽·巴斯蒂安-蒂里和拉乌尔·萨朗担任过辩护，所以他在极右翼势力中具有很高的威望。

[156] 这些出生在北非的法国人，大约有100万人，在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过程中坚决主张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极右势力，称之为“黑脚”。

[157] Chebel D’appollonia, Ariane,L’extreme-droite en France: De Maurras  Le Pen,Brussels: Editions Complexe, 1996, p.78.

[158] 根据法国1964年颁布、1976年修改的《总统选举组织法》及1981年的法令规定，总统候选人至少要有500名现任国会议员、参议院、社会经济委员会委员、地方议会议员或市长的担保提名，其中必须包括30个省和海外领地的代表，其中10%以上的代表不得来自同一个省或海外领地。

[159] 玛丽-弗朗西·斯蒂布瓦斯（1944—2005）和丈夫让-皮耶尔·斯蒂布瓦斯生前是勒庞最得力的助手。她曾经做过英文教师。在参加支持极右翼总统候选人蒂克西埃－维尼扬的组织——斗士团时，她与同为积极分子的丈夫相遇，随后他们转向支持一个分裂的极右翼组织——退伍军人联合会（该组织于1977年12月加入国民阵线）。自1983年起，他们成为国民阵线在德勒市的领导人，1988年让-皮耶尔·斯蒂布瓦斯死于车祸。而玛丽-弗朗西·斯蒂布瓦斯担任从1989年至1993年法国下院议会议员，1994年至1999年欧洲议会议员，以及2003年至2004年国民大会议员。任职期间，她因公开批评勒庞被迫停止从事党的领导工作。勒庞说：“40年以来，她一直致力于国民阵线的各个选举战场上，她的逝世是国民阵线最为可怕的损失。”

[160] Brechon P. and Mitra S. K., “The National Front in France: The Emergence of an Extreme Right Protest Movement”,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25，No.1, 1992, p.72.

[161] Plenel Edwy and Alain Rollat, L’effet Le Pen, Pairs: Ladecouvert/Lemonade, 1984, p.58.

[162] Passeport pour la victoir. Document for the 1988 Le Pen Presidential Campaign, p.87.

[163] Petermann simon,Le Phénomène Le Pen en France, Pairs: Respuklica, 1986, p.211.

[164] 比例代表制以每一参选组别所得选票占全部票数目的百分比分配议席，比例代表制有利于小党发展而且比较客观反映政治组织的实力。

[165] 单记名多数两轮投票制：在第一轮选举中，如某一候选人获得了参加选举的半数以上选民的支持，并且票数至少达到登记选民数的25%，他就当选为该选区的议员，无须进行第二轮投票。如第一轮选举中没有得到50%以上的选票，但是超过12.5%的登记选民人数选票的候选人参加第二轮选举，只需获得相对多数的选票便可当选。

[166] 1997年8月，勒庞在芒特曾野蛮殴打社会党女候选人。事后勒庞宣布，如果自己被禁止参加选举，由其妻子代替自己担任国民阵线欧洲议会选举的候选人。这个声明给幻想接替勒庞充任国民阵线领导的梅格莱以沉重打击，使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得到国民阵线的最高权力。

[167] 法国总统(President)选举每五年一次，采取两轮单记名比例制。国民议会［立法选举（Legislative）］由直接选举产生的577名议员组成，每五年一次选举。法国的地方议会由大区、省、市镇、县区四级组成：法国的大区（Regional）议会，开始于1972年，每六年一次选举；市镇(Municipal)议会，每六年一次选举；县区(Cantonal)选举，每七年一次选举；欧洲(European)议会选举，每五年一次。

[168] 布鲁诺·戈尔尼施尼于1983年参加国民阵线，在提升为总书记之前，在梅格莱领导的全国总代表处任国际关系全国总代表。1995年，被提升为国民阵线的总书记，其职责是负责党内日常事务的处理，以及促进和保持党在巴黎基地与其他地区联邦的联系。

[169] 马格里布为阿拉伯语，意为“日落的地方”、“西方”，原指埃及以西的整个北非地区，古代阿拉伯人对当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所在地区的总称，后来专指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三国。19世纪30年代以后，法国侵占阿尔及利亚，并使突尼斯和摩洛哥沦为法国的保护国。“二战”后，马格里布地区三国相继独立，而法国战后重建急需大量的劳动力，因此法国政府于1963年与摩洛哥、突尼斯签署引进劳工的合同，同时给予原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免签证和自由进入法国的特殊政策。到20世纪末，马格里布人及来自其他非洲国家的移民在法国移民中所占比例已高达50.5%，成为法国最大的外来移民群体。

[170] Schain, M. A., “Immigration and Changes in the French Party System”,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16, 1988, p.606.

[171] 1905年，法国通过了由白里安提出的政教分离法规定，非宗教组织开设的学校一律奉行世俗原则，学生和教师可以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但不得以“炫耀”的方式表达和宣扬，不能进行传教布道，不能用自己的信仰影响他人。

[172] 转引自Harvey G. Simmons, The French National Front: The Extremist Challenge to Democracy, San Francisco: Westview, 1996, p.79。

[173] 转引自Harvey G.Simmons, The French National Front: The Extremist Challenge to Democracy, San Francisco: Westview, 1996, pp.79-80。

[174] The French National Front: The Extremist Challenge to Democracy, San Francisco: Westview, 1996, p.98。

[175] Le Pen’s Speech at Saint-Etienne, 23 March, 1984, in Pierre-André Taguieff, Face au Racisme：Les Moyens d’agir, Pairs: Sditions la Découverte, 1991, p.218.

[176] Jean-Marie Le Pen, La France est de Retour, Pairs: Editions Earrere /Michel Lafon, 1985, p.289.

[177] 转引自Harvey G.Simmons, The French National Front: The Extremist Challenge to Democracy, San Francisco: Westview, 1996, p.51。

[178] Robert Miles, “The Articulation of Racism and Nationalism: Reflections on European History”, in John Wrench and John Solomos, Racism and Migration in Western Europe,Oxford: Berg, 1993, p.36.

[179] Le Pen’s Speech of 13 May, 1984, in Maryse Souchard, Stéphane Wahnich, Isabelle Cuminal, and Virgine Wathier, Le Pen,les mots:Analyse d’un discours d’extrême-droite,Paris: Le Monde Editions, 1997, p.23.

[180] Le Pen’s Speech in Present, 28 October, 1989, in Maryse Souchard, Stéphane Wahnich, Isabelle Cuminal, and Virgine Wathier, Le Pen,les mots: Analyse d’un discours d’extrême-droite, Paris: Le Monde Editions, 1997, p.201.

[181] Giovanni Ivaldi, “Le Front National a L’assaut du Système”, Revue Politique et Parlamentaire,Vol.100, No.5-22, 1998, p.13.

[182] Le Monde ,5 November, 1991, Giovanni Ivaldi, “Le Front National a L’assaut du Système”, Revue Politique et Parlamentaire, Vol.100 ,No.5-22, 1998, p.13.

[183] Giovanni Ivaldi, “Le Front National a L’assaut du Système”, Revue Politique et Parlamentaire, Vol.100, No.5-22, 1998, ｐ.13.

[184] Pascal Perrineau, Le Symptme Le Pen:Radiographie des électeurs du Front national,Paris: Frayard, 1997, p.48.

[185] Megan Vaughan, “The Extreme Right in France: ‘Lepenisme’ or the Political of Fear”, in Luciano Cheles, Ronnie Ferguson, Michalina Vaughan, The Far Right in Eestern and Eastern Europe, New Youk: Longman, 1995, ｐ.228.

[186] Present, 11 August, 1989, in Maryse Souchard, Stéphane Wahnich, Isabelle Cuminal, and Virgine Wathier, Le Pen，les mots: Analyse d’un discours d’extrême-droite, Paris: Le Monde Editions, 1997, p.71.

[187] Jean-Yves Camus, “Origine et Formation Du Front National (1972-1981)”, in Nonna Mayer and Pascal Perrineau, Le Front National à Découvert, Pairs: Presses de la Fou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 Politiques, 1996.

[188] Jean-Marie Le Pen, La France est de Retour, Paris:Carrèrè-Lafon,1985,p.219.

[189] Harvey.G.Simmons, The French National Front: The Extremist Challenge to Democracy, San Francisco: Westview, 1996, p.160.

[190] Le Pen’s Speech in Present,2 September, 1992,转引自Maryse Souchard, Stéphane Wahnich, Isabelle Cuminal, and Virgine Wathier, Le Pen,les mots: Analyse d’un discours d’extrême-droite, Paris: Le Monde Editions, 1997, p.63。

[191] Le Pen, La Lettre de Jean-Marie Le Pen,in Maryse Souchard, Stéphane Wahnich, Isabelle Cuminal, and Virgine Wathier, Le Pen，les mots: Analyse d’un discours d’extrême-droite, Paris: Le Monde Editions, 1997, p.63.

[192] Megan Vaughan, “The Extreme Right in France: ‘Lepenisme’ or the Political of Fear”, in Luciano Cheles, Ronnie Ferguson, Michalina Vaughan, The Far Right in Western and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Longman, 1995, p.225.

[193] Brubaker,R., 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 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40.

[194] Le Monde,4 April, 1987, 转引自Peter Davies, The National Front in France:Ideology,Discourse and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p.78。

[195] The Front National, Pour la France，Pairs: Editions Albatros,1985, 转引自Peter Davies, The National Front in France: Ideology, Discourse and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p.81。

[196] Harvey G. Simmons, The French National Front: The Extremist Challenge to Democracy, San Francisco: Westview, 1996, p.162.

[197] Harvey G. Simmons, The French National Front: The Extremist Challenge to Democracy, San Francisco: Westview, 1996, p.162.

[198] Le Pen’s Speech in Present,30 August, 1991,转引自Harvey G. Simmons, The French National Front: The Extremist Challenge to Democracy, San Francisco: Westview, 1996, p.96。

[199] Le Pen’s Speech Published in Present,5 September, 1996,转引自Harvey G. Simmons, The French National Front: The Extremist Challenge to Democracy, San Francisco: Westview, 1996, p.89。

[200] Le Monde,19 November, 1991, 转引自Peter Davies,The National Front in France: Ideology, Discourse and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p.76。

[201] Peter Davies, The National Front in France: Ideology, Discourse and Power，London: Routledge,1999, p.80.

[202] The Front National, 300 Measures Pour la Renaissance de la France, Pairs: Editions, 1993, p.16，转引自Simmons H.G.， The French National Front: The Extremist Challenge to Democracy, San Francisco: Westview, 1996, p.162。

[203] Pascal Perrineau, Le Symptme Le Pen：Radiographie des électeurs du Front National, Paris: Frayard, 1997, p.79.

[204] Le Pen’s Speech in Present, 1 May, 1996, in Nonna Mayer, Ces Francais qui votent FN, Pairs: Flammarion, 1999, p.63.

[205] 转引自Edward G. DeClair, Politics on the Fringe: The People, Policies,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French National Front，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31-132。

[206] Peter Davies, The National Front in Franc: Ideology, Discourse and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p.23.

[207] Le Pen’s Speech Published in Present,7 May, 1992,转引自M. Souchard, S. Wahnich, I. Cuminal and V. Wathier, Le Pen,les mots: Analyse d’un discourse d’extrême-droite, Paris: Le Monde Editions, 1997, pp.65-67。

[208] Edward G. DeClair, Politics on the Fringe: The People, Policies,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French National Fron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31-132.

[209] Yves Mèny and Yves Surel,Par le peuple,pour le peuple:le populisme et les démocraties,Paris:Fayand,2000，p.73.

[210] Nonna Mayer,Cs Franais qui voter for FN,Paris:Flammarion,1999，p.61.

[211] 转引自N. Mayer, Cs Franais qui voter for FN, Pairs: Flammarion, 1999, p.220。

[212] 转引自M. Souchard, S.Wahnich, I.Cuminal, and V.Wathier, Le Pen,les mots:Analyse d’un discours d’extrême-droite, Paris: Lemonade Editions, 1997, p.137。

[213] Front national, Allez La France!, Ppairs: Edition, 1997.

[214] Le Pen’s Speech in Presant, 30 August, 1991,转引自M. Souchard, S. Wahnich, I. Cuminal, and V. Wathier, Le pen,les mots: Analyse d’un discours d’extrême-droite, Paris: Lemonade Editions, 1997, p.136。

[215] Jens Rydgren, The Populist Challenge: Political Protest and Ethno-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in France, New York Oxford, 2004, p.212.

[216] Havey G.Simmons, The French National Front: The Extremist Challenge to Democracy, San Franciso: Westview, 1996, p.228.

[217] Le Pen’s Speech Published in Present, 4 October, 1995, in Maryse Souchard, Stéphane Wahnich, Isabelle Cuminal and Virgine Wathier, Le pen,les mots: Analyse d’un discours d’extrême-droite, Paris: Lemonade Editions, 1997, p.142.

[218] Giovanni Ivaldi, “Le Front National a l’assaut du Systeme”, Revue Politique et Parlamentaire, Vol.100, No.5-22, 1998, pp.16-17.

[219] Giovanni Ivaldi, “Le Front National a l’assaut du Systeme”, Revue Politique et Parlamentaire, Vol.100, No.5-22, 1998, p.16.

[220] Staff P. Davies, The National Front in France: Ideology, Discourse and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p.64.

[221] Giovanni Ivaldi, “Le Front National a l’assaut du Systeme”, Revue Politique et Parlamentaire, Vol.100, No.5-22, 1998, pp.16-17.

[222] Nonna Mayer, Ces Franais qui Voter for FN, Pairs: Flammarion, 1999, p.14.

[223] 安东·莱恩特哈勒于1930年加入奥地利法西斯组织，支持纳粹党的德国与奥地利合并政策，于1938年在亚瑟·西亚斯-因克拉特纳粹政府内阁中担任农业部长，后任帝国议会议员（到1945年）。由于他在“二战”纳粹运动中长期担任重要的职位，于1950—1953年被捕入狱。他在当选为自由党党主席的就职演说中表示“国家唯一的信仰是归属于日耳曼民族”，强调奥地利日耳曼民族与德国合并的愿望。

[224] Max Riedlsperger, “The Freedom Party of Austria: From Protest to Radical Right Populism”, in Hans-Georg Betz and Stefan Immerfall,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Right: Neo-populist Parties and Movements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New York: St. Martin, 1998, p.30.

[225] Basta, December 12, 1987.

[226] Kurt Richard Luther, “Die Freiheitlichen”, in Herbert Dachs, Peter Gerlich, Herbert Gottweis,Des Politischen Systems sterreichs: Die Zweite Republik,Vienna: Manz, 1997, p.289.

[227] Christa Zǒchling, Haider, Licht und Schatten einer Karriere, Vienna: Molden, 1999, p.183.

[228] Bailer-Galanda, Brigitte, Wolfgang Neugebauer, Haider und Die Freiheitlichen in sterreich, Berlin: Elefanten Press, 1997, p.115.

[229] Kurt Richard Luther, “Die Freiheitliche”, in Herbert Dachs, Peter Gerlich, Herbert Gottweis, Des Politischen Systems sterreichs: Die Zweite Republik, Vienna: Manz, 1997, p.290.

[230] Basta, 6 June, 1991.

[231] Die Presse, 30 November, 1991.

[232] 某位地方党领导在被给予一大笔补偿后被要求让出他的职位，具体情况参见Christa Zochling, Haider, Licht und Schatten Einer Karriere, Vienna: Molden, 1999, p.187。

[233] Profil, 8 January, 2001，p.29.

[234] Max Riedlsperger, “The Freedom Party of Austria: From Protest to Radical Right Populism”, in Hans-Georg Betz, and Stefan Immerfall,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Right: Neo-populist Parties and Movements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New York: St. Martin’s, 1998, p.31.

[235]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奥地利极右派：为何惊怪？》，路爱国译，载《评论》第36号，2000年3月15日，http://fbc.binghamton.edu/commentr.htm。

[236] Max Riedlsperger, “The Freedom Party of Austria: From Protest to Radical Right Populism”, in Hans G. Betz and Stefan Immerfall,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Right: Neo-populist Parties and Movements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New York: St. Martin’s, 1998, p.28.

[237] Profil, 16 March, 1987.

[238] Die Aula，September, 1990.

[239] Ruth Wodak and Bernd Matouschek, “We Are Dealing with People Whose Origins One Can Clearly Tell Just by Loo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Study of Neo-racism in Contemporary Austria”, Discourse and Society,No.4, 1993, pp.225-248.

[240] 他公开宣称自己是反犹分子，曾经公开叫嚣要“结扎那些残疾的”人，参见Profil, 6 July, 1976, p.16。

[241] 海德尔在1986年9月14日因斯布鲁克代表大会上的演讲，转引自Hubertus Czernin, Wofür Ich Mich Meinetwegen Entschuldige: Haider, Beim Wort Genommen, Czernin Verlag: Vienna, 2000, p.17。

[242] 海德尔1991年6月13日在克恩顿州议会上的演讲，转引自Hubertus Czernin, Wofür Ich Mich Meinetwegen Entschuldige: Haider, Beim Wort Genommen, Czernin Verlag: Vienna, 2000, p.31。

[243] Economist，17 June，2000, pp.20-21.

[244] 海德尔在因斯布鲁克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转引自Hubertus Czernin, Wofür Ich Mich Meinetwegen Entschuldige: Haider, Beim Wort Genommen, Czernin Verlag: Vienna, 2000, p.99。

[245] 转引自Hubertus Czernin, Wofür Ich Mich Meinetwegen Entschuldige: Haider, Beim Wort Genommen, Czernin Verlag: Vienna, 2000, p.99。

[246] Profil, 25 April, 1994.

[247] 郭业洲：《一党入阁 四邻不安——奥地利自由党参政的背景和影响》，载《当代世界》2000年第3期，第10页。

[248] 郭业洲：《一党入阁 四邻不安——奥地利自由党参政的背景和影响》，载《当代世界》2000年第3期，第10页。

[249] 巴德·伊舍是萨尔茨卡莫古特地区的一座小城，距萨尔茨堡55公里，位于伊施尔河与特劳恩河的汇合处，矿泉水是非常有名的，如今仍然是一个矿泉疗养地。

[250] Kurt Richard Luther, “Die Friheitliche”, in Herbert Dachs, Peter Gerlich andHerbert Gottweis,Des Politische Systems sterreichs–Die Zweite Republik, Manz: Vienna, 1997, p.295.

[251] Kurt Richard Luther, “Die Friheitliche”, in Herbert Dachs, Peter Gerlich andHerbert Gottweis, Des Politische Systems sterreichs – Die Zweite Republik, Manz: Vienna, 1997, p.296.

[252] 〔奥〕约尔格·海德尔：《我所说的自由》，美茵河畔法兰克福—柏林1993年版，第53页，转引自张世鹏：《进入21世纪的欧洲政治思潮》，载《欧洲》2001年第1期，第8页。

[253] 郭业洲：《一党入阁 四邻不安——奥地利自由党参政的背景和影响》，载《当代世界》2000年第3期，第10页。

[254] Programm of FP, 1999, p.105. 部分资料来是笔者本人和自由党总部取得联系后，赠送的英文版的政治纲要和宣传手册（以下同）。

[255] Programm of FP, 1999, p.108.

[256] Programm of FP, 1999, p.108.

[257] Programm of FP, 1999, p.110.

[258] Programm of FP, 1999, p.110.

[259] Programm of FP, 1999, p.111.

[260] Programm of FP, 1999, p.116, 118.

[261] Programm of FP, 1999, p.146.

[262] Programm of FP, 1999, p.115, 128.

[263] 奥地利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其中议会、政府和司法作为独立的三大政府机关，海德尔提出将审计部门作为与之并行的第四国家政府机关。

[264] Programm of FP, 1999, p.112.

[265] 海德尔在1986年10月11日的演讲，转引自Hubertus Czernin, Wofür Ich Mich Meinetwegen Entschuldige: Haider, Beim Wort Genommen, Vienna: Czernin Verlag, 2000, p.99。

[266] 海德尔1986年在Zimt im Bild-tv-news的讲话，转引自Hubertus Czernin, Wofür Ich Mich Meinetwegen Entschuldige: Haider, Beim Wort Genommen, Vienna: Czernin Verlag, 2000, p.100。

[267] Die Press, November 1989.

[268] Fritz Plasser, Peter A. Ulram and Franz Sommer, “Do Campaign Matter? Massenmedien und Wahlentscheidung im Nationalratswahlkampf 1999”, in Fritz Plasser, Peter A. Ulram and Franz Sommer, Das sterreichische Wahlverhalter, Vienna: Signum Verlag, 2000, p.130.

[269] Klaus Ottomeyer, Die Haider-Show: Zur Psychopolitik Der FP, Klagenfurt: Drava Verlag, 2000, p.39.

[270] Fritz Plasser, Peter A. Ulram and Franz Sommer, “Do Campaign Matter? Massenmedien und Wahlentscheidung im Nationalratswahlkampf 1999”, in Fritz Plasser, Peter A. Ulram and Franz Sommer, Das sterreichische Wahlverhalter, Vienna: Signum Verlag, 2000, p.97.

[271] Desmond Dinan, Ever Closer Union, Lynner Rienner: Boulder, 1999, p.127.

[272] Max Riedlsperger, “The Freedom Party of Austria: From Protest to Radical Right Populism”, in Hans G. Betz and Immerfall Stefan,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Right: Neo-populist Parties and Movements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New York, St. Martin’s, 1998, p.31.

[273] Max Riedlsperger, “The Freedom Party of Austria: From Protest to Radical Right Populism”, in Hans G. Betz and Immerfall Stefan,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Right: Neo-populist Parties and Movements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New York, St. Martin’s, 1998, p.36.

[274] Fritz Plasser and Peter A. Ulram, “Rechtspopulistische Resonanzen-Die Wahlerschaft Der FP”, in Fritz Plasser, Peter A. Ulram and Franz Sommer,Das sterreichische Wahlverhalter,Vienna: Signum Verlag, 2000, p.229.

[275] Fritz Plasser and Peter A. Ulram,“Rechtspopulistische Resonanzen-Die Wahlerschaft der FP”, in Fritz Plasser, Peter A. Ulram and Franz Sommer, Das sterreichische Wahlverhalter, Vienna: Signum Verlag, 2000, p.83.

[276] Fritz Plasser, Seeber Gilg and Peter A.Ulram, “Breaking the Mold: Politische Wettbewerbsraume und Wahlverhalten Ende Der Neunziger Jahre”, in Fritz Plasser, Peter A. Ulram and Franz Sommer, Das sterreichische Wahlverhalter, Vienna: Signum Verlag, 2000, p.85.

[277] Fritz Plasser and Peter A. Ulram, “Rechtspopulistische Resonanzen-Die Wahlerschaft der FP”, in Fritz Plasser, Peter A. Ulram and Franz Sommer, Das sterreichische Wahlverhalter, Vienna: Signum Verlag, 2000, p.237.

[278] Jǒrg Haider, Wofür Ich Mich Meine Ｗegen Entschuldige, Vienna: Czernin Verlag, 2000, p.91.

[279] Fritz Plasser and Peter A. Ulram, “Rechtspopulistische Resonanzen-Die Wahlerschaft Der FP”, in Fritz Plasser, Peter A. Ulram and Franz Sommer, Das sterreichische Wahlverhalter, Vienna: Signum Verlag, 2000, p.227.

[280] 维也纳炸肉片是奥地利最著名的传统菜之一，这道菜起初为庆祝节日而准备，现在已经成为奥地利民众中最受欢迎的菜肴之一，人们在各种场合都能享受这道菜，甚至连奥地利的连锁快餐店也主要供应炸肉片。

[281] Der Standard, 12 October, 1991.

[282] 海德尔在维也纳选举集会上的演讲，引自Hubertus Czernin, Wofür Ich Mich Meine Wegen Entschuldige, Vienna: Czernin Verlag, 2000, p.77。

[283] Jǒrg Haider, The Freedom I Mean, New York: Swan Books, 1995, p.30.

[284] Jǒrg Haider, The Freedom I Mean, New York: Swan Books, 1995, p.31.

[285] Josef Rauchenberger, “Entscheidung Für Europa; sterreichs Parlamentarische Weg”, in Die EU: Politik & Recht, Politisches Handbuch, Vienna: PR-Verlag, 1995, p.26.

[286] Josef Rauchenberger, “Entscheidung Für Europa; sterreichs Parlamentarische Weg”, in Die EU: Politik & Recht, Politisches Handbuch, Vienna: PR-Verlag, 1995, p.26.

[287] Josef Rauchenberger, “Entscheidung Für Europa; sterreichs Parlamentarische Weg”, in Die EU: Politik & Recht, Politisches Handbuch, Vienna: PR-Verlag, 1995, p.27.

[288] Josef Rauchenberger, “Entscheidung Für Europa; sterreichs Parlamentarische Weg”, in Die EU: Politik & Recht, Politisches Handbuch, Vienna: PR-Verlag, 1995, p.26.

[289] 如Daniel James, Resistance and Integration: Peronism and the Argentine Working Class, 1946-197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Ian Roxborough, “Unity and Diversity in Latin American History”,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No.16, 1984, pp.1-26。

[290] 转引自Paul Hansworth,The Extreme Right in Western European,2008, p.98。

[291] Nonna Mayer, Ces Franais Qui Voten Le Pen, Pairs: Flammarion, 2002, pp.130-133.

[292] Kurt Richard Luther, “Die Freiheitliche”, in Herbert Dachs, Peter Gerlich and Herbert Gottweis, Des Politischen Systems sterreichs-Die Zweite Republik, Vienna: Manz, 1997, pp.430-431.

[293] Profil, 11 October, 1999, p.39.

[294] Nonna Mayer and Pascal Perrineau ,“Why Do They Vote for Le Pe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Jan., 1992, pp. 127-128.

[295] 张世鹏：《进入21世纪的西欧政治思潮》，载《欧洲》2001年第1期，第10页。

[296] Nonna Mayer, “The Front National Vote in the Plural”, Patterns of Prejudice, Vol.32, No.1, 1998, pp.3-24.

[297] Anna Cento Bull and Mark Gilbert, The Lega Nord and the Northern Question in Italian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70.

[298] 张世鹏：《进入21世纪的西欧政治思潮》，载《欧洲》2001年第1期。

[299] Thomas W. Gold, The Lega Nord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s in Ital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110.

[300] Peter Merkl , “Why Are They So Strong Now？Comparative Reflections on the Revival of the Radical Right in Europe”, in Merkl and Weinberg , The Revival of Right-wing Extremism in the Nineties,London: Frank Cass, 1997, p. 26.

[301] 〔加〕埃伦·米克辛斯·伍德：《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参见张世鹏、殷叙彝编译《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页。

[302] 鲁本斯·里库佩罗：《全球化和自由化：在两大潮流下谋求发展》，联合国出版1996年，第12页。

[303] 〔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杨雪东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4页。

[304] 〔德〕《时代报》，2000年3月2日，第9版，转引自张世鹏：《进入21世纪的西欧政治思潮》，载《欧洲》2001年第1期，第10页。

[305] 20世纪70年代一共发生两次石油危机：第一次发生在1973—1974年间。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成员国当年12月宣布收回原油标价权，并将其基准原油价格从每桶3.011美元提高到10.651美元，从而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在这场危机中，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14%，日本工业生产下降20%以上，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经济都明显放慢。第二次石油危机是在1979—1980年间。1978年底，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伊朗的政局发生剧烈变化，石油产量受到影响，从每天580万桶骤降到100万桶以下，打破了当时全球原油市场上供求关系的脆弱平衡。油价在1979年开始暴涨，从每桶13美元猛增至34美元，导致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出现，造成西方经济全面衰退。

[306] 《专家鉴定委员会关于1985—1986年经济发展备忘录》，联邦议会文件10/1295号，第242页，转引自张世鹏：《二十世纪末西欧资本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307] 〔美〕杰里米·里夫金：《工作的终结》，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

[308] 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一体化世界中的劳动者》，毛晓威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56、58页。

[309] 〔德〕赫拉迪尔：《德国社会结构分析》，载《瑞士社会科学杂志》1990年19期。

[310] 张世鹏：《当代西欧工人阶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311] 《市场统治一切》，载《明镜》杂志1996年39期，第84页，转引自张世鹏：《二十世纪末西欧资本主义》，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年版，第157页。

[312] 〔德〕乌尔里希·贝克：《没有劳动的资本主义》，转引自张世鹏：《二十世纪末西欧资本主义》，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年版，第233页。

[313] 〔德〕威廉·内林：《欧元与社会改革》，载《世界经济研究》2001年第3期，第7页。

[314] 《2000年时事词典》，哈伦贝尔格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转引自张世鹏、殷叙彝编译：《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

[315] 《1999年时事词典》，哈伦贝尔格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转引自张世鹏、殷叙彝编译：《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

[316] 〔德〕乌尔利希·贝克：《没有劳动的资本主义》，载《明镜》1996年第20期，转引自张世鹏、殷叙彝编译：《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版，第123 页。

[317] Findlay Allan, “Extra-Union Migration: The South-North Perspective”, in Philip H. Rees,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Chichester: J. Wiley, 1996, p.39.

[318] 宋全成：《欧洲移民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5页。

[319] 陈源川：《排外势力的出气筒，欧洲移民日子越过越难》，载《环球时报》2002年5月30日。

[320] Myron Weiner,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95, pp.441-445.

[321] EU’s Committee, The EU Member States and Immigration in 1993/1995, Brussel, 1996, pp.37-38.

[322] Kopftuch und Deutsche Unterricht, http://www.deutschewelle-world.de/24-09-2003.

[323] 唐虹：《欧洲福利国家的改革与困境》，载《求是》2008年第6期，第61页。

[324] 〔德〕弗兰茨-克萨韦尔·考夫曼：《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王学东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9—70页。

[325] 张世鹏：《西欧各国政治制度的危机》，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5年第1期，第44页。

[326] 转引自张世鹏：《二十世纪末西欧资本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第296页。

[327] 〔德〕霍尔斯特·埃伯哈德·利希特尔：《围绕金色的自我跳舞》，载《明镜》杂志1994年第22期。转引自张世鹏：《二十世纪末西欧资本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页。

[328] 〔德〕奥斯卡·拉封丹：《心在左边跳动》，周惠译，社会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页。

[329] Etienne, B., “La function tibunicenne du Front National”, Revue Méditerranéenne d’études Politiques,1995, pp.45-53.

[330] Schweisguth, E., “France: Le Mythe du Néo-conservatisme”, Futuribles, 227, 1998, pp.21-34.

[331] 转引自Roberto Biorcio,“The Lega Nord and the Italian Media System”, in Gianpietro Mazzoleni, The Media and Neo-Populism, London: Westport Connecticut, 2003, p.76。

[332]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1页。

[333] Cherribi, O., “Olandasvelata: Intolleranza, Populismo e Media”, Comunicazine Politica,Vol.4. No.2, 2003, p.161.

[334] 参见〔美〕杰克·普拉诺等：《政治学分析词典》，胡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335] 孙关宏：《政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336] Kiss, S., “Le Pen: Des Shows-effrois Pour Les Médias”, Figaro, Dacember 17, 1989,p.7.

[337] 张世鹏：《关于西欧政治思潮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2期，第43页。

[338]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58页。

[339] Michelle Hale Williams, The impact of Radical Right-wing Parties in West European Democracies,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p. 44-46.

[340] Mark Considine,“Making up the Government’s Mind: Agenda Setting in a Parlianmentary System”,Governance, Vol.11,July 1998,Issue 3,pp.297-317.

[341] John W. Kingdon, Agendas, Alternatives, and Public Policies, London: Longman, 1997.

[342] 《种族主义犯罪和歧视重返欧洲》，引自http://www.lawyers.com.cn/info/b80e78f7702348d69a89f6a5b87b070a，2007年9月21日。

[343] 《受到暴力攻击的同性恋者大游行转》，引自http://www.xindb.com/html/xindb/xylxw/20080709/745.html，2008年7月9日。

[344] 1993年4月，意大利公民以罕见的政治热情参加了全民公决，77%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其中82%的选民赞成废除旧的议会选举制度。新的选举制度规定，国民议会75%的议席由多数制选出，剩下的25%由比例制选出，同时规定规定选票4%最低限额，才可以参加比例制的选举，获得国民议会的席位。

[345] 《英报分析法国总统决选：萨尔科齐比罗亚尔占优》,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4/23/content_6015141.htm,2007年4月23日。

[346] 张世鹏：《进入21世纪的欧洲政治思潮》，载《欧洲》2001年第1期，第10页。

[347] Reinhard Heinisch, “Success in Opposition-failure in Government: Explaining the Performance of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Public Offic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26, No.3, July 2003, pp.103-109.

[348] Reinhard Heinisch, “Success in Opposition Failure in Government: Explaining the Performance of Right-wing PopulistParties in Public Offic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26, No.3, 2003, p.103.

[349] Cas Mudde, “Extremist Movements”, in Paul M. Heywood, Developments in European Politics,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p.146-147.

[350] 北方联盟在2009年的地区和市镇选举中赢得了270万选民的支持，成为北方地区最受欢迎的地区性政党，并成为贝卢斯科尼领导的中右翼联合政府的稳定的合作伙伴。

[351] 马琳·勒庞，是一位身材高挑、金发碧眼的时尚女性，曾任国民阵线负责教育、交流和宣传的执行副主席，也是国民阵线在欧洲议会的议员和加莱地区的议员。

[352] 2011年5月13日，正统芬兰人党宣布退出与国家联合党为首组阁谈判。

[353] “Idiot Wind: An Introduction”, http://www.e-flux.com/journal/view/206.

[354] “Fitna”是阿拉伯语，意为“冲突”或“神裁法”，维尔德斯剪辑的这部电影中有“9·11”美国遭到恐怖攻击事件的画面，伊斯兰极端分子的炸弹攻击，并夹杂有引用《古兰经》语句的旁白。在2008年3月上映，引起了伊斯兰世界的强烈谴责，而维尔德斯因在荷兰煽动仇恨和种族歧视遭到起诉。

[355]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后，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也因债务问题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这五个国家便被称为PIIGS国家（笨猪五国），参见孙杰：《主权债务危机与欧元区的不对称性》，载《欧洲研究》2011年第1期，第31页。

[356] “Rise of Populist Parties?Pushes Europe to the Right”,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 europe/0,1518,758883,00.html.

[357] “Dividing Forces are Mounting in Europe”,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europe/0,1518,762416,00.html.

[358] 原有的欧洲议会党团标准是要有来自6个成员国20个当选议员。而根据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后新的欧洲议会党团标准，一个党团必须有来自7个成员国的25名当选议员组成。按照这一标准，原欧洲议会中的两个极右翼议会党团“欧洲国家联盟”（UEN, Union for Europe of Nations）和“独立/民主”（IND/DEM, Independence/Democracy）均无法单独组成议会党团。经过谈判，原分属两个党团的来自9个成员国的极右翼党代表组成了新的“自由和民主欧洲”（EFD, Europe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议会党团。

[359] Evrigenis, M. D., “Report Dran up on Behalf of the Committee of Inquiry into the Rise of Fascism and Racism”, Europe on the Findings of the Committee of Inqury, PEDOCA 2-160/85, Brussels, 25 November, 1985.

[360] EUMC：European Monitoring Centre on Racism and Xenophobia.

[361] Directive：由于各国法律，尤其是私法相差比较大，如果只能取得最低限度的协调，欧盟一般采用指令的形式，成员国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将欧盟指令转化为国内法。

[362] ECRI：European Commission against Racism and Intolerance.

[363] UNCERD：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364] Ralf Dahrendorf, “ber Populismus”, in Verlag C. H. Beck , Der Wiederbeginn der Geschichte, Müchen, 2004, p.318.

[365] Pete Mair, “Populist Democracy vs Party Democracy”, in Yves Meny and Yves Surel, Democracies and the Populist Challenge, New York: Palgrave, 2004, p.83.

[366] Cas Mudde,“The Populist Zeitgeis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39, No.4, 2004, p.549.

[367] 法国东南部格勒市若布尔地区警察击毙一名涉嫌抢劫赌场且拘捕的罗姆年轻人，引发几十名罗姆人持械攻击警察局的事件。7月30日，萨科奇宣布在3个月内拆除法国境内一半的罗姆人非法帐篷营地（总共有539个），吹响了驱逐罗姆人的号角。之后的两个星期内，内政部长宣布清除了40个，到8月22日拆除了共88个，大概有1000名罗姆人被遣返回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

[368] Reinhard Heinisch, “Success in Opposition-failure in Government: Explaining the Performance of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Public Offic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26, No. 3, July 2003, pp. 103-109.

[369] Cas Mudde,“Extremist Movements”,in Paul M. Heywood, Developments in European Politics,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p. 146-147.

[370] Interview with Chantal Mouffe,“Pluralism is Linked to the Acceptance of Conflict”, Barcelona Metropolis Magazine, Autumn 2010, http://www.barceloidtropolis.cat/en/page.asp?id=21&ui=438.

[371] Daniele Albertazzi and Duncan Mcdonnell，Twenty-first Century Populism: The Spectre of Western European Democracy,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214.

[372] 这是民粹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参见〔英〕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73] Zygmunt Bauman: Community —Seeking Safety in an Insecure World, Cambridge: Polity, 2001, p.76.

[374] Francis Fukyama, “After the ‘End of History’”, http://www.opendemocracu.net.

[375] Cas Mudde, Populist Radical Parties i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56.

[376] 〔法〕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高凌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5页。

[377] Diagonal, June 25 to July 8, 2009.

[378] Piero Ignazi, Extreme Righ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13.

[379] Simon Bornschier, “The New Cultural Divide and the Two-dimensionality in Western Europe: Concepts and Empirical Finding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010, Vol.33, No.3, p.422.

[380] Andrija Henjak, “Political Cleavages and Socio-economic Context: How Welfare Regimes and Historical Divisions Shape Political Cleavage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010, Vol.33, No.3, p.498.

[381] Hanspeter Kriesi,“Restructuration of Partisan Politics an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Cleavage Based on Value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010, Vol.33, No.3, p.6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