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哥哥的拼图/章立凡

从小就知道，有跟我不同父的姐姐、哥哥在台湾。母亲透露这重大秘密时，我还在上幼儿园。此后很长时间内，我们一直缄口不提，因为那是个“阶级斗争”之弦紧绷的年代，凡有亲属在台湾的人，头顶上都悬挂着一个巨大的问号，如同发丝上吊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有可能取你性命。

去年国光哥（亮轩）的《坏孩子》（本书台湾版原名）一书问世之前，我有幸先睹书稿。读后方知，当年海峡对岸也同样紧张：母亲离开台湾后挂念两个孩子，曾托好友杨惠敏女士（即淞沪抗战时向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献旗的女童军）带姐姐、哥哥去照张相寄她，竟未能如愿，当时在台湾办这点私人小事，也是有可能被加个“通匪”罪名的。

不久《坏孩子》在台北出版，侄儿马世芳带了一本来，于是我成了大陆第一位读者。如今此书将在大陆出版，或许是因我兼具历史学者和亲人的双重身份，出版人命我作序，正好借国光哥这坛老酒，一浇胸中的块垒。

1949年那场历史巨变造成的家国分裂局面，给中国众多的家庭带来了永久伤痛。一个甲子之后，尽管海峡两岸不再战云密布，失散的亲人多已互通音问或相聚，但一旦舔吮历史的创口，仍不免五味杂陈，心中还在滴血。近年台湾有《大江大海》、《巨流河》等溯往思忆之作问世，大陆也出版了一部全景式报告文学作品《南渡北归》，读书界吹起了阵阵怀旧之风。国光哥这本书，写的是自己的个人成长史，背景则是两家两代人的家史。

今年初，国光哥、晓清嫂及世芳侄来北京，为百岁的母亲祝寿。六十三年前（1948年），妈妈把他和渝光姐带到台湾，在那里和他们的生父马廷英博士分手，自己前往香港。1949年，她在我父亲的敦促下，放弃了去美国的计划回到大陆。第二年，我在北京医院呱呱落地。母亲当年先后两段“南渡”“北归”的私人行旅，无意中决定了下一代的命运。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造化弄人，马家和章家，一南渡，一北归，两家的孩子各有各的痛感，但同时承受两种痛的，是母亲。

由于两岸多年暌隔，除了地质学专业人士之外，大陆读者或许知道李四光先生，而不知道中国还有马廷英博士这样一位蜚声国际的地质学家。马博士是用古生物的方法发现珊瑚的季节变化和古赤道存在的第一人，他证明了各地质时代的赤道是移动的，因而详细说明了各地质时代的大陆位置与它们漂移的踪迹，直接证明了魏格纳的“大陆漂移学说”。他创立的“地壳刚体滑动学说”，比西方学者的“板块学说”早了十五年。他提出的“石油成因论”认为：地壳在滑动时造成大量生物死亡，因而生成石油与油气。马博士的理论在其生前不大被人理解，近年国际地质学界才认识到“马博士是站在时代前面的人”。

马博士的研究也涉及我国两片重要海疆的主权：首先，抗战期间他在东沙群岛科考时发现，海床上若干珊瑚长在一些海底的瓷器上，通过计算珊瑚的成长周期，证实那片海域在明代就是中国的领土。马先生逝世后，蒋经国颁发的褒扬状还特别提到这一点。其次，在美国把琉球群岛、钓鱼岛“交给”日本之前，他已推测到钓鱼岛海域有石油蕴藏，并通过一位“立委”将意见转达给“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先生。但张先生未重视本国学者的研究，认为：“要是那里有油，日本人早就发现了，还等我们？”后来中日发生钓鱼岛主权争议，马博士成了台湾最年长的“保钓人士”。

从以往的宣传所得到的印象中，抗战胜利后派往各地的“接收大员”无不贪污腐败，而马博士却是一位清廉自守的接收大员。他在抗战胜利后与陈建功、苏步青、蔡邦华、陆志鸿、罗宗洛五位教授到台湾，会同杜聪明、林茂生接收台北帝国大学，改组为国立台湾大学，出任理学院地质学系主任兼海洋研究所所长。书中展示的马先生的朋友圈，多是南渡或北归的著名学术精英。南渡者带走了文化薪火，得以免遭未来的浩劫；而马先生与其他人不同，他留在台湾纯系职务原因，不存在政治选择。作为纯粹的科学家，马博士爱国而不问政治；也正因为他不是政客型学者，在傅斯年校长逝世后逐渐被排挤，变成退休教授，晚年穷困潦倒。这位国宝级科学家被遗忘多年后，因癌症住进他早年接收的台大医院三等病房；旋因媒体的爆料，被转到一等病房，谢东闵、蒋经国、严家淦、孙运璇等政要接踵探视。身后备极哀荣，张学良在台湾的首次公开露面，也是在马先生的葬礼上。两岸中国人“国民性”相同，除了内斗不外行，雨后送伞的礼数，也历来周全到位。

作为大科学家的家人，其实未必都幸福。这点从母亲与马博士的失败婚姻和国光哥的自述中，都已经证实了。除了父母的传奇故事，这本以《坏孩子》命名的自传，展示了一个叛逆男孩的成长经历：出生前父母失和，险遭堕胎；出生后被寄养，被劫走，当过“小和尚”；到台湾后失去妈妈呵护，饱受家庭暴力；他是一个在家博览群书、在校逃学游荡的“问题少年”。马家父子两代人从基因上就叛逆，老爸为逃婚去了日本留学，儿子因姑姑的小动作遭父亲误解，也离家出走。不过这两段出走的结果都还不错，父亲成了地质学家，儿子成了作家。

国光哥从小是个讲故事的高手，这本书没有走宏大叙事的路子，但那个巨变年代从大陆到台湾的社会众生相，都被勾勒得跃然纸上。他成长过程中遭遇过的种种人物：慈爱呵护的学界长辈，耳鬓厮磨的儿时玩伴，义字当先的江湖兄弟，激情杀人的书店老板……大多是随国民党播迁到台湾的“外省人”。其中有段文字尤令我感慨，凸显出当今海峡对岸的中国人，在身份识别上的无奈：

当时台湾光复未久，台湾有许多人不清楚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老师常常以我作例子问大家：

“马国光是哪国人？”

“中国人！”同学齐声回答。

“我们大家都是哪国人？”

“中国人！”大家的声音更大了。

老师听了很高兴，要大家一起说：

“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

现在已经事隔六十多年，我却再也无法当做“中国人”的样板了，要是问我是哪国人，就会一时千头万绪，欲语还休。

无论选择南渡还是北归，大家都是中国人。但我从小就被教育说：“台湾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放。读了这本书又得知，海峡对岸的台胞们，受的也是同样的教育，国光哥描述道：“我们在过去居然深信，这个世界里，除了毛泽东、周恩来、斯大林等几个人之外，绝对无人不反共，他们统治的人民，无一不是受到了迫害，否则便是受到了欺瞒，没有例外。”相互妖魔化的几十年间，两岸的文宣模式仍是“以俄为师”那一套。

母亲曾表达过这样一种愿望：“我这两个儿子都善写文章，将来可以写出我一生的故事。国光写前半生，立凡写后半生。”国光哥这本书里，母亲前半生的经历还存在不少空白：例如她在抗战爆发后归国，没有立即与马博士结婚，而是去留日学生训练班受训，又去了武汉中央训练团当教官。武汉失守后，穿越江西战场到重庆，才嫁给了马博士。后来夫妇分居，她曾先后在重庆民众教育馆和南通学院任教。这些都是她在“文革”的“交代材料”中提到的。

这些千里迢迢回国参加抗战的留学生，当时并不是马上被信任。因马博士是留日多年的学者，曾被怀疑是汉奸，家乡甚至误传他“已经让蒋委员长亲手枪毙了”！母亲也曾谈及，她和同学们结伴投奔留日学生训练班，一路上被人跟踪，后来又遭盘问，理由是“这女人太漂亮了，像是日本间谍”！后来训练班中有一批同学去了延安，她没有去。多年后回首这段往事，我对她说：你的选择很正确。首先，你很容易被大领导看上，那就不会有我了。其次，“抢救运动”这一关，恐怕你会倒霉，当年康生就说某女“长得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第三，即便过了这关，后面运动还多着呢……

抗战是母亲人生的第一个拐点，另一拐点是国共内战行将结束的1949年，舍弃香港产业到达东北解放区的父亲，给在香港的母亲写信说：解放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将来建立的新中国人人平等，社会富裕，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你快回来吧。母亲信了他的话回到大陆，历经种种劫难。“文革”中谈起这段往事，她埋怨地对父亲说：你那时一再写信叫我回来，回来了又怎样呢？父亲叹一口气说：我那时相信他们……

作为历史巨变中北归者的孑遗，百岁的母亲如今孤独地坐在轮椅上，同龄的亲友都已不在，她很少叙及往事。我多次劝她下楼，到马路对面的公园散散心，享受一下绿地和空气；她口头答应，却从不实行。我猜想，正如不愿重提往事一样，她也不愿人们看到自己的老态。她的青春、美丽、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如今久已尘封，难于重新开启。

历史是一张大拼图，个人史、家族史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同样需要抢救。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网络写作拓展了历史拼图的疆域，很多人都在博客等“自媒体”上讲述自己的历史。历史书写不再是学者的专业，也不再是官方的专利，变得日益大众化。要想选择性地屏蔽和遗忘历史，今后是越来越难了。

海峡两岸历史变迁的个人拼图，龙应台推出了一块，齐邦媛推出了第二块，现在轮到马国光……后面或许还有你有我，有我们大家——两岸三地的中国人、全世界的华人，都有故事要说。

2011年5月30日北京风雨读书楼

原版自序：嗯？啊！

兴亡

我不懂

离合

我不懂

爱憎

我不懂

亲疏

我不懂

智愚

我不懂

祸福

我不懂

得失

我不懂

贵贱

我不懂

好坏

我不懂

真假

我不懂

成败

我不懂

生死

我不懂

写下来

我懂

简体版自序：大时代里小小的泡沫

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就有一个想法，认为自己是百年来最幸运的中国人，这个想法，至今不变。

且看：全中国有十四亿人口，台湾有两千三百万。大约是全中国的七十分之一。在这七十分之一当中，一生都没有经过战乱的，大概地讲，就是我们的这一代跟我们的下一代。以台湾人口的一半为准吧，也许少点儿，算他们一千万人好了。这是全中国人口的一百四十分之一左右。但是这两代的人不能都一起算作一堆，因为上一代跟下一代有些不同。上一代，就是我的这一代，早年曾经历经过比较穷困的日子；从一九七○年代后期开始，台湾的经济渐渐提升，在那个时代出生的年轻一辈，不知道苦日子是怎么过的，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的生活，容易把安逸享受视为当然，但是并非幸运。他们的抱怨自然要比我们这一代多些。这是他们那五百万人口主观方面的问题。另外，我们这一代在成长的岁月中，虽然也有其艰难，然而大体上只要努力，多多少少总有收获，彼此之间也许有些差距，落空的倒少见。但是下一代的年轻人就不同了，很多人闯前程，除了必需的努力，还要靠运气，这在我们当年是不太会想到的事。我们看运气，是好跟不怎么好的差别，而非有或是没有的差别。这是客观环境的问题。

因此，想要在这个生存的世界上，有个小小的位置，大体上也不难，看来这个道理很合理，但是，在百年来的中国，却真是稀罕。在台湾的我的这一代，却遇到了。我们姑且认定这样的人有五百万。那就是全中国十四亿人口的二百八十分之一了。

跟同侪相比，还能找到一些条件，比如说，我是所谓的“外省第二代”。谁都可以对这个说法有其自己的解读，我的解读是，在我们还不懂事的时候，战乱、流离、匮乏、疫病，等等，时时就在我们身边，然而我们的上一代为我们挡住了这些严酷的试炼。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最痛苦的日子，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们看到的是一片升平，即使在台湾风雨飘摇，面对中共大军，眼看就要失守之际，我们都还是懵懵懂懂，照吃照睡也照玩。把这类条件也算进去，我们这样的一代的这种人，应该是数百分之一的中国人吧？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时代基因，白白趟上的。对于生命，我们要是说感激，那是真话。

所以，纵使难免有些挫折，面对着百年来的大时代，就太微不足道了。但是这却是晚年的觉悟，在当时当下，也有许多的痛不欲生跟乐不可支。现在回头看看，一介微命，的确是太大惊小怪了。

要是能做到大怪大惊，小怪小惊，不怪不惊，甚而不怪却惊，有怪不惊，形形色色，各得其等次，他们也许蛮伟大的，但是太深奥，我不懂。

我们家是大时代里小小的泡沫，却也充满了悲欢离合，我静静地，在不会发言也没有发言权的岁月里，静静地看、听、想。然后，随着一年年长大，跟小孩子的玩具一样，也都一件件不知道扔到哪儿去了，到老了的时候，居然又一件件地出现眼前，原先亮丽的色彩黯淡了许多，大多斑斑剥剥的，有的残破不堪，有的只是残片，反倒更耐寻思，让人想起那些再也没机会见到的大部分。

有人说生命到了只会回忆，就没有什么展望可言，这大概指的是人已没什么用处，可是为人而无用的感觉真不错，人也只有活到相当岁数了，才享受得到这样没用的滋味儿。

文学作者以小人物小事件来写作，思想家则以想不通说不通的问题来思想，总归到了最后，用处难见，就出现了“虽然没有什么结果，但是过程就是目的”，糊里糊涂的。

我好像也只能说同样的话。

在大陆版的本书出版之前偶得上面的几句话，用来接在台版的短诗代序之后，也是序。

第一章 出生前后

我的父亲马廷英博士。百余年前，从一个虎狼出没之地不告而别，到后来成为名闻国际的地质学者。

金州虎狼与小鬼

十六年前，作家故友陈恒嘉请我们夫妻俩南下，参加他们府上陈老先生八十五岁寿辰，令人难忘。就在彰化乡下老先生家的院子里，四围尽是水田，天光云影之间，摆上几张大圆桌，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坐得满满，煞是热闹。现场六七十人当中，只有长孙陈升的几位乐团成员跟我们俩不是他们的家人，不免有点感慨。

我们家是对日抗战胜利之后来台的，人丁乍薄，不必三代以上，便是父母之所经所历，知道的也十分有限。就是那么一鳞半爪，也多半是从父执长辈或是父亲学生的口中间接得知，有的却是从他人发表的文章中读到的，自两岸开放之后，又从大陆方面补充了几星几点，怎么说也谈不上完整。许多人能为他们的父母甚至祖父母、曾祖父母写上好多来历，我就难免惭愧。最近几年，还流行寻根修谱，但我们这样的人家，依然无头无绪。每个大年三十我们也会凑合着祭祖，便以红纸并排写上“辽东马氏苏州陶氏列祖列宗神主”，上供上香，简单处理。前几年曾经到父亲马廷英博士的出生地大连外围的金州，寻访他的出生地三十里堡（堡字读如“铺”）的马家屯，但早已沧海桑田不见踪影，其他种种更无从追寻。

父亲在家名雪峰，以廷英为号，以后就以号代名了。那个年代为自己另取一名，十分流行，这个后来的名号，有何来历，我不得而知，只是常常纳闷，家里给取的名字也不是阿猫阿狗，看着也还体面，干嘛要改？是否另有隐情？但答案已经在天上了。

父亲十几岁就离家出走，这样的行为可不寻常，算算应在百年以前了。今天，从金州三十里堡直放大连市区，一拐弯就能上高速公路，四十分钟到达，非常快捷便利。百年前可不一样，那是个虎狼出没的荒山野外，连到天涯地角，所谓走出去，应该说的是去大连吧？不知道父亲是怎么“走”的？童年的时候，姑妈跟我们讲，父亲书读得好，十几岁就考上了“满洲国”留日的官费，于是不告而别，去了日本。学成归国，从学生到学者，就是他八十年一辈子的生涯。

父亲不告而别之后，也许家里辗转知道了他在日本，真相如何我也不得而知，但过了大约一年，他从日本寄回家一张照片，年轻的父亲坐在一架英文打字机前，照片后面简单地写着：“眼前是一架只要想到了，字儿就会出来的机器。”据说照得相当神气。他刚去日本读的是东北仙台的高等师范，然后读同样位于仙台的东北帝大。他有打字机可用，应在高师阶段，时间当在十八九岁的时候。他一年之久不通音讯，还是长子，家里面也不着急，这个家，很奇怪。后来看他一生也没把家当回事，当真是承传有自。

父亲的信写得那么简短，也许是因为我们老家上二三代没几个人能认字的。爷爷让父亲上学，无非只巴望他将来能记个账就很好了，父亲总是一边在野地里放猪，一边读书，看看书，看看猪，就觉得不该老死是乡，十分合情合理。大陆的网站上说他出身于小地主，却没说是野地里放猪的小地主。

他读书用功，又聪明过人，在金州中学时代就表现优异，家里弟弟妹妹的文具都不用花钱再买，只用这位长兄的奖品就足够了，这是姑妈跟我说的，我信。

爷爷看了看他那张打字机前的照相，只说了一句：

“日本有这么样的机器，该是个好地方，就让他在那儿待着吧。”

还能怎么样？父亲就这么样地留在日本，将近二十年之久，并且永远也没有再回家乡，我没听他说过爷爷奶奶的寿数，大概什么时候辞世他也不太清楚，姑妈也没提过，这也算是家风。

对于爷爷，我知道得当然更少。从前的身份证上有祖父母栏，有马德芳这么一个名字，祖母是什么氏，我也记不清楚。后来的身份证上祖父母这一栏也没了，我的祖父母从此也没了踪影。对于过去，只有在父亲的病榻前听他说了一点儿，在我写这一段的时候，又跟姑妈通越洋电话，问了一点儿。

父亲是十四岁从金州中学毕业，相当于现在的“国中”，没有证据显示他在东北上了高中，从十四到二十七岁，中间哪些年在东北故乡？哪些年在日本？无从得知。只有二十七岁那年他高师毕业，是可以从许多文件中证实的，也可以证实他二十九岁就已经从仙台东北帝大毕业了，但得到博士学位时已经三十七岁，从研究所读到博士足足用去了八年，那么他在三十七岁前都在读书，之后都在教书、做研究到去世。

依姑妈所言，他十五岁去日本，但他不告而别去了日本，当时家中最小的女儿姑妈还未出生，容或不准。因为考取公费留学，看来不会在那么年轻的时候，除非他聪明得要命。我猜他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家里要他结婚，他就私下考上了公费溜了。依我看，父亲的中文表达应该比他的日文差一点，虽然他的中文有点古色古香。那么早就出国闯前程的人，要以什么语言为母语，是个问题，至于他自我认同是哪一国的人，依我看，他嘴上从不说，却非常爱国。

我爷爷十六岁就当家了，原先是个石匠，先是做打石粗工，姑妈跟我在越洋电话里讲，爷爷少了一只眼睛，会不会是炸石打坏的？姑妈没说。后来因为能雕石，就成了雕石师傅，姑妈说他会雕石狮子，可见有点美术的天分，但也仅止于细工石匠，不像齐白石，从粗木工而细木工而画画、写字、作诗文成了大师。百年前的东北，也没有提拔齐白石的王湘绮（王闿运）那样的人物。

似乎家里的人口不少，生活得很不容易。而我姑妈生下来的时候，作为长兄的父亲，已经在日本五六年了，一老大一老幺，父亲排行最长，两人相差二十岁。算来他们兄妹首次见面时，父亲已经四十上下，姑妈对父亲的了解不会多，她听到的兄长也多过她见到的兄长。

我的学长，担任过“国立艺专”校长的王铭显教授，也曾留日，他念的是筑波大学，此校的前身，便是日本高等师范。先父病重，住在台大医院，他以校友身份前来探视，还带了高师的毕业纪念册，里头就有父亲的名字。这就证实了父亲最早的时候是读高等师范的，这么算算，父亲读高等师范时，应该就在二十岁左右。

这位年轻的东北青年，在去日本之前，交了个好朋友，年纪比他大上许多，有三十多岁，姓甚名谁？有什么背景？后来也没听父亲说起，只是邀他同去了日本。年轻的父亲专心读书，他就给父亲做饭吃，也许还帮忙干点别的事。其实父亲在吃的方面相当马虎，这位“厨师”的手艺纵使真有，大概也无从施展。后来他这位年长的老友在日本去世，也是父亲为他办完了丧事，老人家对我的说法是：“你爸爸就把他给埋了！”小时候我还以为是父亲亲手挖的坟呢。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么多。可以推测的是，当年日本政府给的官费一定不少，还能养一个厨子。另外，我想父亲应当再也没有余钱汇给老家吧？由此也看得出父亲年少时就不平常，也不顾家。

不仅父亲年少就有单身远渡重洋的气魄，年幼的父亲也不同凡响。

这个故事倒是父亲亲自跟我说的。

在父亲大约只有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忽然失踪了。

在那样的乡下，小孩子不见了，大家不会马上知道，因为随处都可以乱跑，到了天黑不见人，大人才开始慢慢儿着急，到处叫唤也没回应，那个时候没有电灯手电筒，大家打着火把找这个孩子，却一点影子都没发现。

老人家就一直操心到了天亮。

百年前的辽宁金州，有虎有狼，牲口让野兽吃了，也很常见。小孩子要是不见了，大家推测，就是让虎狼给叼走了，从此也就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找不到父亲，大家就判断这个孩子凶多吉少。

不料最后却传来了好消息，这个孩子让人从乱葬岗的坟堆里给找着了。

也不是谁把他扔到坟堆里，是他自己上去的。几个人找回这个孩子的时候，发现他还随身带着一捆绳子、一把斧头。

原来他是想要抓回一只鬼怪回家。

小孩子常常在大人身边听他们聊天，有一回大人跟他说在乱葬岗里有鬼，绿毛红眼，个子不怎么大，就像个小孩。他私下就想，要是能抓这么一个绿毛红眼的小鬼养着玩玩该多有趣，比养只小狗小猫可强多了。他还在后院里先做好了一个树枝绑成的笼子，打算抓回来就先关在笼子里，喂喂看。特别挑了黄昏的时候爬上乱葬岗，为的是听说鬼怪晚上才出来活动，先潜伏着，等天黑了方便抓。

后来父亲成为科学家，当非偶然。

在仙台的满洲青年

高等师范毕了业，父亲考上了东北帝大，该校离他原先读的高师应该不远，他读的是地质系，时间比校友鲁迅晚一些，也从没有听他说过他们彼此认识。以他们那一代的习惯看来，便是认得，也不一定愿意提起，他们对这些闲口舌最没兴趣，更何况是鲁迅。现在许多人动辄爱说认得这个认得那个的，他们可不。

地质学在当年属于显学，因为清廷积弱，知识分子无不图谋报国，地质学可以为国家发掘矿藏，乃为强国之根本。父亲跟从恩师矢部长克教授做研究，以珊瑚成因与大陆板块等学说名闻国际。他得到帝大的博士学位的时候，已是快四十岁的中年了。当时他是日本第四位得到理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地质学方面的第一人，属于留日的老前辈了。

取得博士学位，有点波折。

日本军政府看他是满洲人，在日本那么多年，眼看就要得到理学博士学位，在当时是很高的荣誉，便千方百计地要他归化，但他却坚持不肯，可见国家意识很强，有仇日嫌疑，便横加干预，设法阻止让他拿到应得的学位。他的老师，也是当年望重一方的学者矢部长克教授很生气，非常不苟同军政府的做法，就把他的论文寄到了德国柏林大学，柏林大学审阅了论文之后，二话不说，马上就把博士学位颁给了父亲。

日本军政府在当时是处处以德国为典范，一看连德国都颁给了他学位，抢了先机，很没面子，马上就准了帝国大学的学位颁发。于是乎，父亲一下子就成了德日的双料博士。

父亲一生都没有在我面前提过这一件事，我是从其他人发表的文章里读到的。至今我还在学习父亲的从不大惊小怪自我膨风，并一心期望成为累世家风。教书期间，一见到学生有点小小获得，便彼此贴布告“狂贺”不已，字还写得好大，便觉得这一款年轻人出息不大，严禁我的导师班学生搞这样的名堂。

我还听父亲的学生说过，有关父亲在东北帝大读书的另一个故事。

学校里每年照例都要举行运动会，各学院竞争得相当激烈。最后有一项总锦标，是个大银杯，颁给了运动场上得分最多的理学院。理学院代表当然高高兴兴上台领奖。在台下的文法学院的学生不免吃味儿，便风言风语地说，你们理学院有什么了不起，只会跑跑跳跳，哪能像我们，个个都能喝酒。

理学院的选手一听，这有什么困难！喝酒？我们也有你们比不上的海量！这个时候就把父亲给推了出来，不由分说，马上就有人把超大瓶日本清酒倒在大银杯里，父亲二话不说，当着众人灌了下去，不知道那个银杯有多大，但是人家一连倒了三杯，他照灌不误，好在他的块头大，否则肚子装都装不下。

那么后来怎么样了？父亲的学生说，后来他什么也没提。喝了那么多，不会还有什么可说的后来，我想。

逃婚邂逅与复活

父亲离家出走的原因，我们晚辈原来没有怀疑过是为了读书，可是直到几年前我亲赴大连，联络了国台办，几小时之内，就找到了两位在大连的侄女，方才有了另一种版本的说法。

两位侄女的年纪，一位小我十几岁，一位只小我四五岁。父亲四十几岁才成婚，自然使得我年纪小却辈分高。

据她们说，人民政府曾经到家乡寻找父亲的家眷，父亲离家那么早，当然没有什么家眷。奇怪的是，家乡还是有一位马廷英夫人，活到了八十多岁才去世。一生就以马太太的身份在家乡过完了一辈子，年纪比父亲还大。这么讲来，也许就是我们所谓的童养媳了，是不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带到家里来养，不得而知，但是，爷爷要父亲早早完婚应无疑问。那么，父亲就不一定只是为了好学方才离开家乡，很可能是逃婚。

从二○○六年之后，我再也没有回到东北，也无从知道这一位名义上我的大妈在世时的情况。我以此事请教在北京高龄百岁的母亲，母亲听了哈哈大笑，说她居然被父亲骗了六十多年。可见父亲跟母亲婚前婚后，也都没有提过此事。他们那一代的人，真的是非常沉得住气。

父亲跟母亲的婚姻只维持了一两年，他们怎么认识又怎么结婚的，父亲一生都没有提过母亲的名字，晚辈又哪里敢问？直到父亲去世多年，两岸开放来往，我在非常戏剧性的情况之下与母亲相会，方才问出了一点端倪。

母亲，连名字搞清楚，也要费一点周折。记得最早的身份证上是“孫彩蘋”，但是在与母亲离别之后五十年，又得重逢，方知她已经是“孙采苹”，这跟大陆用简体字有关。政权更替，连人民的姓名也跟着变，母亲的孙姓还好，要是姓萧，就成了姓“肖”，那是不同的字，岂不把姓都改了？

母亲当年也是留日的学生，读的是早稻田大学，她是上海附近的南汇人，算是少数地道的老上海了。在留日之前，她读的就是胡适先生当校长的中国公学，那应当相当于高中。她有位年少时的好朋友杨惠敏女士，就是当年抗日时为上海四行仓库守军送国旗的女童军。杨惠敏女士后来到了台湾，她的先生是台大教授朱重明先生，住在台北温州街，我们家在青田街，所以常常遇到。她一见到什么人，而我或是姐姐在场，不论是小面馆还是菜摊子边，总是会提一提她跟母亲的交情。母亲带我们来过台湾却没有留在台湾，也曾经透过什么管道，拜托杨女士带我跟姐姐去照相馆照一张相，再转寄给她，但是这一件事好像最后也没有做。在那个时代，就是这么一点来往，也可能被加上通匪的罪名吧？何况又是介入了人家的家务事。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孙彩蘋

早先我的身份证上，母亲名字的下面，附加了一个“殁”字。也就是说，在当年报户口的时候，造谣说我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事实上，父亲辞世已经三十年，我姑丈辞世更过了五十年，在纽约的姑妈如今也是九十几岁的老太太，在北京的母亲，已届百岁高龄。当年为我们报户口的是姑妈姑丈，不知道实际原因何在，只记得报户口之际我跟姐姐是住在姑丈姑妈家受他们照应的。

有一天，姑丈跟我说，你的生日在哪一天没人记得，你爸爸只记得是在“国庆”前后，那个时候，重庆到处都挂着国旗，那么，就拿双十节作你的生日吧。这就是我有个光彩生日的来由。至于母亲明明活着，至少无法确定她的生死，何以会搞出个“殁”字？我哪儿知道！至今也不好跟依然健在的母亲提起。依我看我父亲，他不是那种会故意颠倒生死来表示什么心情的人，这事大概就是姑丈姑妈的主张，想来他们也没有什么恶意，身份证上要注明“离婚”，也许为父亲觉得为难，就径自替他把他的前妻“赐死”算了。我们的家风都有些不拘小节。

母亲跟我说，好久之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人介绍她跟父亲认识，那时她早稻田大学刚毕业，当时住在东京的池袋，应该是单身一个人，父亲跟她先通信约好了时间，就去池袋看她，门铃一响，年轻时的母亲把门打开。

“好漂亮的一位先生！”

这是母亲对于父亲的第一印象。

母亲年过九十的时候，尚有两位也住在北京的同学，也都九十好几了，据她同学的女儿跟我讲：

“我妈说，当年追你母亲的人有一条街那么长！我妈她们都没人理会。”

也许是夸张的言语，然而当年母亲应当也是位美女吧？那么，父亲站在门口，门开处，他的第一印象也许就是：

“好漂亮的一位小姐！”

他们彼此的第一印象应该非常好，但假如只是以貌取人，自然失之偏颇，母亲却对于有学问的男子格外钟意，她一生前后两位先生都很有学问，但也没有因此得到幸福。

他们怎么谈恋爱的，我无从得知。据父亲的好友史学家杨家骆教授跟我讲，当时抗日战争爆发，许多留日学生都要回国，船票一票难求，于是就有了些限制，以男性为优先。然而有家眷的就可以连家眷一起买到票。云英未嫁的母亲孙小姐，为了要赶快回到上海，就跟父亲商量，能否以家眷的名义让她也可以买到一张票？父亲的性格一向豪迈爽快，立即答应没有问题，于是马先生孙小姐就一起上了船。

一念之间牵动了许多人的一生，就是这么开始的。

轮船原定在上海进港，那么那个姻缘应该也就没有了，母亲要回家乡，父亲要继续北上。想不到日军炮火连连，根本无法靠岸，只得转向天津。

当时姑丈姑妈正好定居在天津，得知哥哥要在天津上岸，就忙着准备接待。后来一查旅客名单，吓了一跳，大哥在日本早有了嫂子了！他们居然毫不知情，于是马上安排并且布置新房。

我的父母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就发生了亲密关系，我也是不得而知。不过，他们在天津，的确没有完婚。

我听过一位父执辈的梁先生说，父亲当年在日本期间已经是个有名的学者，他之回国事先没有张扬，到日本政府发现他不见了，就急着找他，这样子一来，就让父亲无法在国内日本人占领区自由行动，原先想回家乡看一看的想法也无从实现了。又传说，国民党政府因为他是留日多年的学者，怀疑他是汉奸，也在找他。风风雨雨的，让父亲很不安宁，家乡最后得到关于父亲的消息是：“已经让蒋委员长亲手枪毙了！”这位梁先生离开家乡比较晚，讲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在场，当时我还在上初中。由此事可知，在早年，我父亲的家乡，是多么闭塞的地方。

丁文江先生与东沙群岛

父亲倒是亲口跟我说过一段与丁文江先生的往事。

此事关联到何事，我也不清楚，发生在什么地方，我也无从查考，推测是在民国二十五到二十六年，父亲刚刚回国之际。姑且记录在此，也许可以作为近代史的一个小小附注。

丁文江先生也是地质学家，想邀父亲到地质调查所工作，父亲好像兴趣不大，没答应。丁文江很有耐性，一说再说，磨咕了整整一个晚上。但是父亲的脾气也很倔强，不答应就是不答应。父亲只想做个纯粹的学者。丁先生只得黯然告辞。

半夜里居然有人敲门，打开一看，又是丁文江。他傻傻地立在门口，欲言又止，后来结结巴巴地，只说肚子饿了，你这里有没有东西可以果腹？父亲请他进到屋里，把当时很有名的，一个方方的铁盒，是上海的名牌“金鸡饼干”，整盒地递给他。

丁文江先生打开饼干盒子，一片一片，慢慢地吃。两个人，四只眼睛相对，该说的，都已说尽。可想而知的是，在那个寂静的半夜里，昏黄的灯下，只有丁先生咕咕嘎嘎吃饼干的声音。父亲看着这个可怜的说客，只因为国举才，都快要把整盒饼干吃光了，万一胀坏了肚子怎么是好？

人命关天，把心一横，就跟他说：

“你快别再吃了，回去睡吧，我答应你就是了。”

丁文江闻言大喜，鼓腹而归，开开心心地睡了个好觉。

后来丁文江先生做地质调查时，死于矿坑中的煤气中毒，得年只有四十九岁。

现在台北“中研院”应该还有一幅丁文江先生的油彩画像，那是徐悲鸿先生的作品。前两年在大陆有规模空前的徐悲鸿回顾展，收集了他生前所有的作品，但是独缺这一幅非常精彩的人像。这一幅作品，是丁文江先生的胞弟丁文渊先生托父亲带到台湾的，后来父亲把画像交给了“中研院”，也不知道这件作品目前情况如何。

丁文江先生画像，画家徐悲鸿的力作

父亲有一篇重要的论文，就是为了纪念丁先生而写，那一册大大的论文一翻开，封里就是那幅彩色的徐悲鸿画的丁文江先生像。在五六十年前，印那么一幅四开彩色铜版纸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这一笔印刷费，穷了一辈子的父亲，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筹到的？

二○○六年，我初履四川，又终于到了重庆的沙坪坝，找到当年从南京迁来的中央大学，现在已名为重庆大学了。我悄悄地参观了艺术学院，就在父亲当年上课的理工学院旁边。同在该校教书的画家徐悲鸿、傅抱石，虽非同科，却让我觉得分外亲切。

丁先生去找父亲，后来就有了父亲在东沙群岛的故事。这要从父亲善泳开始讲。

父亲在台大任教的几十年，到了夏天，除了教书跟做研究，其余的时间都泡在水源地的河里，风雨无阻。台风天刚过，河水高涨湍急，他照样来来回回地从此岸游到彼岸，偶尔岸边还停放着一具草席掩盖着的、溺水而死的尸首。好天气的话，他可以顺流而下，从水源地游到当年名为川端桥、后来唤作中正桥的对岸，他走入竹林，去同乡“立委”王洽民王叔家吃晚饭。他们情同手足，我也常去玩，甚至住上几天，兄弟姐妹个个都彼此相熟，但我是搭三号转五号公车去的，父亲却省去两张公车票。有意思的是，他出现的时候身上穿得很整齐，因为他能够两只手轮流擎着他的衣服鞋袜泅水，多半是除了内衣裤，还有一袭长袍一双皮鞋，不沾水干干净净的。到竹林里换好了再串门子去。

父亲去世多年之后，我到他的母校，仙台的东北帝大，自己进去参观了一番。只要再搭一两站的小火车，就是有名的日本三大名景之一的松岛。

在松岛海边一看，对于为何父亲善泳，立刻恍然大悟。

原来松岛海面有好几十个小小的岛，个个上面都是千百年的老松，从岸上望去，就是一个个修饰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盆景。岛与岛之间，相距不远。想当然耳，年轻的父亲在日本的夏天，就是从这一个岛游到下一个岛，从从容容、不慌不忙。据他说，游泳就该像走路，人能走多远，就该游多远。事隔六十年，我还没有听到别人说过同样的道理。

这个游泳的本领牵连到东沙群岛的某些发现。

小时候，曾经见过一幅父亲在水底的黑白照片，身边海带、珊瑚围绕，他戴着潜水镜，半立在海床上，手里抓着什么也不记得了，当时觉得他真了不起，能潜到海底，还能摆出这么样的架势！

后来方知，他亲自在东沙群岛做了许多研究工作，而且得到许多学术性的发现。他潜入海底做探勘时，也发现了海床上若干珊瑚长在一些海底的瓷器上，对于珊瑚他很内行，计算出这些珊瑚在什么深度、什么温度等等条件下的成长时间，推断出应属五百多年前的明代，由此进一步证实了那一片海域在明代就是中国的领土。

父亲去世后，“总统府”的褒扬状上也记上了这一笔。我曾经以此事请教父亲，他的回答很简单：

“在学术上没有多大价值。”

流亡校长

看来父亲一生只会做研究，却也有过一点行政经验。

他当过东北中学的校长，应当是抗战时流亡的东北中学校长。从北平到大后方的四川，一路流亡了一两年，随处驻校，随处迁校，中间也换了好几位校长，父亲应该是把学生带到大后方的最后一位。

这个校长当得如何，不得而知，许多事据说主要都是由教务长处理的。学生当中，国共双方的都有，有冲突的时候会找校长处理，他是怎么处理的，我也不得而知。

但是有一件小事，提起来，许多当年的学生依旧回味不已。

流亡学生当中，都是年轻人，还有女生，而一路翻山越岭，有时要在野地里扎营造饭，辛苦不在话下，安全更是问题。那个时候的中国，盗匪横行，城市都不保，遑论乡野山林！

这位校长在出发之前，吩咐学生买了一大捆铁丝，另外再要他们买些大红纸。

也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总之，扎营造饭。但是校长却要学生先找一些树枝，在营地四周插好，然后围上两圈铁丝。学生依命完成，校长就让人把红纸取出裁好，以毛笔写上“小心电网”四个大字。大家就只准在这两圈“电网”里活动，谁也不得迈出一步。

果不其然，山匪发现了这么些位老师带领的年轻学生，当然有意打劫，却又见到了几张大红纸写了几个大字，山匪大多是文盲，不敢造次，立刻上山把师爷给请了出来。师爷是认得几个字的，不仅如此，还对于“电网”很有一点儿见识，师爷看了又看，想了又想，便跟山匪头目说，对这个玩意可不要掉以轻心，电是见不着却很有威力的东西，到你知道有电没有电，就太晚了，早让电给电死了。何况，电还有吸力，老远就能把人给吸了去，一吸上就再也拉不开，谁去拉谁跟着一块儿给吸住电死！

头目一听，这还了得！赶忙下令撤退。

我看这是继诸葛亮的空城计之后，唯一而且地道的空城计了，何况并非小说杜撰，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这一群年轻的学生，虽然沿途吃了许多苦，终于抵达了大后方的重庆，继续读书。

听父亲的学生说，跟父亲出去做地质调查，睡在野外是很平常的事，有时严寒有时酷热，还要躲避各种毒虫野兽的骚扰。但是最可怕的还是人。他在中国西南做调查的时候，就曾经死里逃生。

那一次有几个人一起作伴。因为地质学家常常要打标本，都是石块，就得随身带着许多沉重的工具，人力当然背不动，得雇几匹骡马才行。

走着走着，忽然间耳边闻得枪声大作，山腰里出现了十几个骑着马的土匪，飞驰而下，几位学者哪见过这种阵仗？纷纷四散逃命，土匪便一路追赶，鸣枪示警，就在这样的追与逃之间，一位同伴居然中弹身亡！

只有父亲，听到枪声，便站立在原地不动声色，土匪喝令把骡马背上沉重的行囊打开一看，不过是些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锤头，很是诧异，为首的禁不住问道：

“就只带着这些玩意儿，还跑什么跑？”

言下之意，也觉得那位当场让他们给打死的学者死得冤枉。他们问父亲，你们是干什么的？父亲跟他们说了来历，他们一听说是做研究的教授，马上态度转为恭谨。又听说他姓马，这下子更加的热情了，因为这一帮土匪里还有当年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的部众。忙不迭地请父亲等人上山，当了几天他们山寨里的贵宾，以老虎肉相待。

父亲的学生说，从此以后，马先生出外做调查，一定要求学生，只要一扎好营帐，就得马上摊开所有的工具，晾在帐外，让任何路过的人都看得清楚。防偷防抢，莫过于此。

常常要做田野调查的父亲，上山下海是家常便饭。父亲能够受穷受苦，依然体魄强健心胸豁达，此中必有关联。他的学生跟我讲，父亲做野外探勘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扎帐棚，采撷野菜野果。他能分辨各种植物的特性跟作用，除了基于现实之需要之外，也跟早年在日本的接触有关。

后来我在仙台的东北帝大，发现了他们有个药用植物园，各种奇花异果纷然杂陈，分门别类编卡编号又作说明。怪不得了，父亲应当在早年的时候常常来此地参观学习，他一生除了专心于地质学的研究之外，自然科学，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能吸引他的注意，看来一株平淡无奇的小草，他不仅能够指认出名字，也能对于科目、类别、作用说上许多。我至今对于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如天文，依然维持着高度的兴趣，不得不说是受了父亲的影响，虽然他也没有刻意教导。

父亲与台大

第一次进入台大，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也许非常小，小到认不得地方。然而父亲与台大，在我眼中，就是他的一生一世。

父亲称台大为“大学”，他说的大学，一定就是台大。东海成立的时候，创办人曾约农先生三天两头到我们家，个子矮矮的，光着白头，一把长长的白须垂到胸前，是曾国藩的曾孙，长得比曾国藩漂亮得多。好像也是住在青田街附近，望之如神仙。当时我还在上初中，后来想想，他原本的专业也是地质，自然与父亲是旧识，当时常常到家里来，应该是为刚开创的东海大学挖角的。

父亲始于台大终于台大。

刘绍唐先生当年创办《传记文学》，以一人之力，在整理史料方面的贡献很了不得，特别是由于国共誓不两立、真相十分不明之际，满足了许多人的求知欲。然而我常常想，胡适早年提倡写自传，他自己写了一本《四十自述》，又写了一本《丁文江先生的传记》，然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为自己再写什么传记。

今天要是重新检视《传记文学》的目录的话，我相信，学者的自传不会多，政客、军人似乎要多些，有的就是自己写，或主动，或被动，别人代笔也会写出来。

学者的注意力总是在学术方面，前瞻多于回顾，他们看待研究的对象，远重于他们对于自己的关切。钱穆、林语堂，都是在八十岁之后，才写了一点点回忆录，他们不会那么自我膨风，觉得有多大的价值可以写什么传。学者的传记不好写，写出来，容易读的也不多。学者的研究跟他们的生命，根本就是一元的，便是兵荒马乱，生死交关，他们常常也察而未觉。

印象中父亲谈话总是围绕着他的研究与发现，也可以想见，面前的谈话对象大多也是学者，否则人家也听不懂。

我收到过一封父亲的家信，上面只有一句话：“要好好读书　父字”，一共七个字。但是他一生写了一百多篇论文，退休了还是在写，只是难得写家信，他一定觉得家信有什么好写的？不写家信也应该是他与母亲离婚的原因之一。

看他们那一代的人做了那么多的研究，偶尔知道他们还有研究以外的贡献，难免惊讶不已：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抗战期间，生活困苦，朝不保夕，但是看看在那个八年十年里造就了多少后来复国建国的人才！虽然名为流亡大学，其实，从房舍到教材、仪器，与今日不可同日而语，却不得不承认，那个时候学术上的人才与成就，不论在哪一个领域，真不见得比现代差。

父亲带过抗日流亡的东北中学，到后来，又参与了从日本人手中接收台大的工作，做得如何，我一直不关心，也无由得知。但是前几年读到了一本书，名为《罗宗洛校长与台大相关史料集》，在书里，见到了一位我从来就不怎么熟悉的父亲。

从别人的日记，以及相关记载中，读到了去世已经三十年的父亲，生死难辨，悲喜相参。在记载中只要提到了父亲，哪管只有半行，也是一读再读，几疑隔世。哪年哪月哪日的上午还是下午，我的父亲去了淡水，跟某某人喝了几瓶酒，吃了什么菜。某日又跟陈仪说了什么，要求了什么，历历在目，而我的父亲在三十年前已成灰烬。

一般的印象，总会以为台大第一任校长是傅斯年，其实，在傅校长之前，有段非常精彩的历史。

要是所谓“代理校长”也算在其中的话，傅斯年已经是第四任了。第一任是罗宗洛，第二任是陆志鸿、第三任是庄长恭。陆志鸿是被免去校长职务的，庄是闽南人，只做了一年不到的校长。前三任台大校长个个都不想长干，跟现在有的学校校长一职大家抢着要当，甚至还有小动作，很是不同。

第一任罗宗洛校长是最吃力的一任，他要从日本人手中接收台北帝大，并且创设台湾大学。依日本人的记述，当时在台湾所见中国的接收人员，以台大的接收为最有条理，最有效，也最清廉。我觉得很骄傲，因为我父亲就是其中一位“接收大员”，我宁愿觉得，我的清廉，我的痛恨贪污，也许遗传自父亲，虽然贪污的机会也轮不到我。

父亲是跟随罗宗洛校长来台的人员之一，他们是南京中央大学的同事，又在大后方沙坪坝中大同事，他们在留日期间，就已经熟识，因为罗校长在日本读的第二高师，就在仙台，父亲读的东北帝大也在仙台。罗校长比我父亲只大一岁。

早期，只有罗校长，陆志鸿与父亲比较参与接收事务，之后又有在台的杜聪明、大陆来的魏建功跟苏步青等人。读罗校长在那一段时间的日记，发现接收人员其实大部分的精神、时间，都耗费在跟陈仪政府的周旋中，备极辛劳。南京中央政府则大多不闻不问，这是理所当然的，当时的南京政府已经岌岌可危了。罗校长费尽心血，却事倍而功半，亲自到南京争取人事与经费，然而那时大局已不可为，终于留书辞职，再也没有回到台湾。后来在“文革”中他又备受打击，却依然维持了学人的风骨，劲节凛凛，应属中国学人之光，也属台大人之光。

台大的校庆是十一月十五日，台湾许多学校的校庆不是十月十日就是爱挑十月三十一日，如我曾经读过的艺专。三十一日那天是“老总统”的生日，大家就凑趣拍马，不怎么像话。台大是十一月十五日，起因于该日是罗宗洛、陆志鸿、马廷英等，在台大校本部，正式接收日本台北帝大的典礼之日。台大人不可忘记这一段因缘。

父亲同样没有在我的面前提起过他接收台大的这一回事，我只听老教授说过，“令尊对于台大有很大的贡献”。但这样的言语常常也是客套，我没当一回事。后来在罗宗洛的日记中，却发现他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就是罗校长与陈仪不对盘的时候，许多问题总是交给父亲去跟他谈，好像每回都有如其所愿的结果，甚至他在日记中写道：“马到成功，真福将也！”罗宗洛要去见陈仪的话，几无例外的，也一定邀父亲同行。

在台北帝大时代，台湾本地人常常遭受歧视，师生皆然。国民政府终于接收了台大，大部分本地师生都强烈主张驱逐所有的日本师生，甚至不惜降低师生平均水准。然而罗宗洛、马廷英等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学术水准得来不易，一个大学的水准要许多年才能逐步建立起来，不可以因政治因素而降低。他们反而主张把优秀的日本教授留下来，继续借重，这个想法连陈仪都不同意，台籍师生更是鼓噪不已。一阵僵持之后，几位接收大员干脆宣布，谁再闹就处分谁！就在如此艰难的状况下，才真正地维持了当年台大的水准，没有使得台大成为二等大学。

用人方面，坚持不得受到政治干扰，也就是必须专职专任，不可学政两栖，此与今日的情况自然不同。今天有许多教授，政党轮替了，就回去当教授；政党又轮替回来了，又去当官。他们那个时候的教授非常穷，比一比、想一想，十分感慨。

小时候偶尔去大学父亲任教的地质系，心里有点纳闷，怎么地质系的红砖大楼在台大的外面？中间还隔了一条舟山路？当时并不明白，舟山路其实就是台大的，舟山路过去一直到山边，包括科大在内，都是台大的校园地产。早年台大沿着罗斯福路靠墙都是小吃店跟书店文具店，从外面根本望不见有名的傅园。地质系旁边，就是林业实验所，拥有大片的实验农场与各种树林。我当时以为被推到学校之外的地质系，其实，是因为父亲看到了这么好的环境，就选择了这一栋大楼作为地质大楼，一度“教育部”就在这一栋大楼的楼下。当时“部长”是张其昀，地理学者，跟父亲专业上很合得来，父亲说过他很不容易，当了“部长”，还能常常有论文发表。目前这一栋大楼已经不太容易发现了，旁边有生命科学馆，而原来也在旁边的侨光堂，现在变成了鹿鸣堂餐厅，另外还多了一间派出所。大树成林，高耸入云，那个地质系，除非特意要找，否则不容易发现。

在罗宗洛的相关日记中，常常读得出他们这几位接收大员的性格都很刚强，却也风趣。似乎都有些酒量，有很好的体力，能晚睡早起，都是工作狂，个个思考细密，实事求是，都没有丝毫做官的野心。在学术的大海中，他们早就体会出更大更丰富的人生价值。几位接收委员，没有例外地，不论是在台湾留了下来的，还是回到了大陆的，后来个个都回到了阳春教授的岗位上。

父亲自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来台之后，就没有再回到大陆，从此成为台大人。台大成立至今已七十年，还有没有他那么彻底的台大人，我不得而知。父亲几乎没有应酬，朋友极少，来往的话，也多半在步行范围之内，再加上一个台大，就是他全部的生活圈了。

所以他在台湾三十四年间的活动，简单到不行，不妨看看：

住在青田街，他长年着一袭长衫，从青田街转出去，顺着被瑠公圳切开左右两边的新生南路，沿着河边垂柳跟尤加利树，一路进入台大校园。走过农学院、文学院，绕过傅钟前的办公大楼，在三株参天巨松的树影下，穿过学校以短墙隔开的舟山路，进入地质系。

不论春夏秋冬，独身的父亲在二楼的研究所工作告一段落，就从舟山路步行穿过罗斯福路，经过“国防医学院”，到了水源地，在岸边顾先生经营的茶棚换衣服，然后一趟一趟地两岸游来游去，直到月出东山，步行回家。

他经常带着一只狼狗，名为Lady，是从德国来的“战俘”，受过训练，稳重而神勇，不论多深的河水，主人扔下去的小石块，它潜入水底，叼出来的就是那一颗，其他种种当然不在话下。它也常常在教室跟着上地质学的课。一位穿着长衫的教授，手执黑色文明棍儿，飘飘然的身边一只形影相随的狼狗，是那个年代大安区瑠公圳到水源地的活景观。

除了台大来回的路途，整个台北市对于父亲都很陌生，几个简单的公车站他记得，其他的地方就跟他不相干了。那个年代出国不易，他却应邀去过很多国家，但是谁要是问起名胜古迹，他一概不知。停留的时间再久，也只记得他暂住处所到图书馆跟博物馆的那一两条街。他要是必须像小学生一样地写一篇游记，保证得大丙。与父亲常来往的朋友，无非是前面五巷的数学系沈璇教授、工学院的陆志鸿教授、文学院的沈刚伯教授，还有三巷的甲骨文学者董作宾教授，后面巷子的师大历史系陈致平教授、英语系沈亦珍教授，和平东路大街边有水利专家金城教授，住在和平东路一百三十八巷其实就在董作宾教授住家旁的地质系的林朝棨教授，对面温州街泰顺街有农学院的王益滔教授、于景让教授、张研田教授，史学家杨家骆教授，还有师大数学系的范传波教授、岳长奎教授。路远一点，如新生北路的田曦将军、“立委”齐世英先生等府上，他也一律安步当车走了去。记得佛学跟碑学造诣都很高的李杏邨教授，也常是家里的座上客。真个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惜我这个没出息的晚辈没资格一旁陪坐，否则今天的我也许会略有不同吧？平生父亲为我引见长辈，只有一次经验。场面上有于斌主教，我见到许多人半跪一下子去吻他的权戒，很是新鲜。父亲就把我带到面前行了个礼，如此而已。时间，地点，我全不记得。

小时候从铁柜里乱翻乱翻翻出一些账本，单位都是银元、白米或是黄金，后来想想，明白那时的政局混沌兵荒马乱，经济已经崩溃，接收过程许多钱来钱往的问题只好以银元、白米、黄金计算。父亲是个大而化之的人，如何处理金钱问题？我很好奇。可惜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证实他把钱用得如何。

他的学生说过，有一次，学校该发笔不知道是薪资还是什么的钱给大家，经手人就是父亲。然而那一张“国库支票”居然不见踪影，眼看日子就要到了，管事的遍寻不着，研究室就差没有拆卸掉而已。后来有人说会不会马先生把支票带回家了？两三个人便立即到家里来翻找，一本本书都一页页检查，因为他有过前科，他不止一次把付给他的支票夹在书里，过了好几年都不知道，最后当然成了废纸。这一回，翻了许多他在这一段时间里可能用过的书，也无头绪。忽然有个助教灵机一动，把父亲书桌边的垃圾桶一倒，那张“国库支票”马上出现了！

那么，在具备了用人用钱的权力的情况下，会不会受人摆弄而上当呢？我从来没有机会亲自请问父亲，倒是有一件小时亲眼见到的场景，也许可以据此有点了解。

应当是在读小学的时候，家里尚未陷入长年的贫困，客人川流不息。但是这一天却很清静，父亲只穿了短裤跟汗衫，跟一位常常来我们家的同乡说话，我们小孩子各自去干各自的。

当时常常招待客人喝咖啡，由在家里帮忙的一位女佣，名唤“三妹”，用一只铝壶烹煮。

就在这么样安安静静的气氛中，忽然之间听到三妹大喊：

“不要打啦！不要打啦！”

那只大狼狗Lady 也跟着“轰轰轰”地乱吠，我们小孩子赶快跑去看热闹，原来客厅里父亲跟那位常来的客人打起来了，客人当然是非常熟的朋友，否则不可能只穿着短裤汗衫就接待他。我只见到这一位东北大爷想往外跑，却又怕给狗咬到，皮鞋也只是套住而已，站在院子里，手里拿着一份也许是他们讨论的什么文件，指点着在玄关的父亲说：

“好啊你动手打人！马教授你动手打人！咱们报上见！明天就让你上《纽司》！”

《纽司》是当时的一份周刊，常常报道些内幕消息，当然不能跟今天的相比，却也十分畅销。

父亲在玄关里一个劲地陪礼，连连作拱，一迭声地对不起对不起，我看到父亲大腿上还有一点血痕，应当是擦伤。

父亲又连连地说：

“不喝咖啡不喝咖啡，没关系没关系，喝茶喝茶请喝茶，对不起对不起！”依然作拱不已。

这位乡长看看父亲好像还真的有诚意吧？总之他说：

“好，我就喝咖啡，要我喝，我就喝！”

这一场打闹就此落幕。从三妹那儿听说，父亲在咖啡端上来的时候，请客人用咖啡，客人只说我不喝咖啡，父亲登时勃然大怒，抓住老乡的衣领，凶巴巴地质问你为什么不喝咖啡你为什么不喝咖啡你为什么不喝咖啡！不觉就照头一拳揍了上去，接着两人一阵乱打，父亲人高马大，真要来，我看那位乡长不是对手，他老人家当年在日本学过剑道的哩！只是人家不喝咖啡就要挨揍，这一家定的规矩也太严格古怪了些。

很可能是在什么事情上，父亲吃了哑巴亏。他无钱无势，却又负些责任，让人坑了，又抓不到把柄，对面而坐，越看越有气，刚好人家不肯喝咖啡，气头上胡乱揪住这个理由，就打了上去。当时，要是那位乡长一开始便喝了咖啡，揍他的理由也许是：

“你干嘛老吐二氧化碳？”然后还是一顿揍。

反正真想给他一顿好揍就是了。父亲急了就动手，我相信。他对母亲动过手，母亲的反应是去验伤提告，在那个年代十分新潮，但一定让父亲更为不满。从他揍我的状况看来，他一定也是着急得走投无路了。

父亲一向豁然大度，名位钱财全不放在心上，这一回，我猜应当是公家账本儿的来往有了问题，而且他最后发现让人坑了。人最生气的就是让最相信的人害到，他穿着那么轻便，当然是无所不谈的老友，于是分外地忍无可忍，我猜。

到了中大在台复校，是不是该请这一位老中大来当未来的校长？有人这么想，当然他自己避之唯恐不及。后来主其事者为戴运轨教授，中大真有福气。

父亲过世之前，病榻上跟我说过两件事，有关当年接收台大的：

日本侨民在遣返之前，有许多事情临时才知道：比如说许多人到了那个时候才发现他们自己该是日本人还是台湾人。凡是要回到日本的，允许携带的行李非常有限，于是到处都有人把家里的东西拿出来摆摊子。很多的图书也出现在街道旁。

父亲一看机不可失，就大肆买书，不限种类，不限哪国文字。他在日本高师的时候，就学过第二外国文德文，英日文当然也难不倒他。书到底买了多少，我算不出，只记得青田街老家无处不是书，成套的大书到单册的小书，有的有插图，有的无插图。我后来对于艺术特别有兴趣，是由于家里有好几套日本的艺术类图书，包括浮世绘、南画、禅画、西洋画、书道全集、陶器、瓷器、版画、自然科学图录、植物图录……我读到的第一本论语是日本出版的彩色插图本，那个时候还不满八岁。

我在读初中的时候，父亲要把他自己的藏书捐给学校，校方请人来清点。当时父亲正在欧洲做访问学者，“监点”就成了我的事，我也只能管到他的研究室开门关门而已。

点出来的总数有十万册以上。

在父亲的病床前，我谈起小时怎么读那些书的事情，他也很讶异于我居然自己把架上的书拿下来读。其实我读也读不懂，我的不在意读得懂读不懂，是书便爱读，可能就是在小时候养成的习惯。

他说，台湾在二次大战末期，遭到美军很厉害的轰炸，台大也未能幸免，校园里弹痕累累。很多的课，得在露天的场地上。中国内战方酣，民穷财尽，大学要点钱办事很难。但是看到了那么多的好书，就忍不住要买，政府不给钱，自己掏钱也要买，很多日本人知道是台湾大学要这些书，也愿意捐，但是他们也非常缺钱，多少也要给一点。那个时候为台大买了大量的书，可以讲大部分的预算都先拿来买书，政府里有人有意见，觉得应该先盖房舍才对，但是他主张先把书买下来再说。政府没有预算，他就自己掏钱。其实，他们当时也相当的穷苦。他宁可让大家先在外面露天上课，图书馆的书一定要准备好才行。

第二件是关于台大医院的事。

父亲病重，非得住院不可，但是当时他早已退休多年，谁也不认得他，他更不认得谁，我们只巴望能让这位退休的穷教授有个床位，便心满意足了。经过老友前台大医院院长魏火曜的公子、也是名外科医生魏达成教授的安排，终于有了个三等床位。父亲说，几等没有关系，一样看病嘛！

他却想起了好几十年前关于台大医院的故事。

他说，大学医院原来是亚洲最好的研究医院，人才好、设备好。他们接收台大，是包括大学医院在内的。

没想到正式去接收台大医院的时候，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让人给搬光了，我问是谁搬的？他说：“应该是那些兵小子！”是啊，兵小子搬光了医院，怎么办？父亲说道，整个台大医院，只有一个灯泡能亮，其他的可想而知。怎么办？

父亲立刻去找陈仪，依他的说法，是打算去跟陈仪吵架的。陈仪了解了之后，马上处理，没有多久，把所有的设备都给追了回来，还另外补助了一些。

“陈仪不是不讲理的，也从来没有拿过不该拿的钱。”

这是我听到父亲对于陈仪的评论。

陈仪做过福建省主席，当时福建的民政厅长是严家淦，福建原来入不敷出，就有人推荐父亲为他想办法。

父亲受托，就在福建沿海步行走了一趟，同时画了详细的地图，圈出若干可以采盐晒盐的地方，福建省政府便以此图为准，开发了许多盐田，从此财政问题解决了，这应该是他与陈仪彼此共事的开始，并且他们也都是留日的高材生。多年后，父亲有一大本数百页、连带许多图表图画与照片的论文要出版，当时台湾没有够好的英文论文可用的字模，便只得求助当时的“财政部长”严家淦。严部长就只为了他，特别在财政困难时，进口了一套字模给他先作论文排版之用。君子之交，可为佳话。

关于地图，其实很有国防价值，父亲一直带到了台湾，交给相关单位。据说要讲功劳也不小。齐世英先生曾经问过父亲，要不要让他去给父亲从“老总统”那儿得个什么奖励？也许是个勋章之类。父亲婉谢了他的这一番心意。

父亲担任过台大地质系第一任的系主任，我只知道，有一次他从田野调查回来，发现他主任室的东西已经被人家搬出来放在外面走廊上，他的系主任就是这么样没有再干了。又过了没几年，他成了第一届退休的公教人员，当时可以说只有退休没有退休制度，父亲再婚才两三年，又有了孩子，猝然之间陷入极度贫困，而我的能力也有限。晚年的父亲常常怕台大会把他从宿舍赶走，一点风吹草动，就要人打电话给我，要我去弄明白，好让他放心。

父亲是在台大医院去世的，叨蒋经国先生之光，后来住到了头等病房。他与许多政府高官都是旧识，他们也都来探望，但那个时候我看父亲已经难好了。他当大官的老朋友的确不少，父亲没事不会找他们，有困难就更不打扰了。他死于胃癌，但我总觉得他是穷死的，一个穷死的学者。

第二章 生死情怨

母亲是辛亥年生人。这是母亲一百岁时摄于崇文门东大街前的公园。

来去如风的婚姻

据同母异父在北京的弟弟章立凡跟我说，妈妈是后来又去大后方重庆找父亲的。为什么在天津没有成婚？为什么分开？为什么又合到一块儿了？在北京的母亲已经九十九岁了，耳不聪目不明，我不好再问这样的问题。父亲过世了三十年，想问也没得问。这么说，他们的姻缘恩怨，我是永远不会知道的了。三○到四○年代出生的人，对他们的父母前半生不明白的很多，也许是太痛苦，也许是太纷乱，军阀割据、对日抗战，加上国共的对立，处处也都可能有难言的禁忌。说出来，于事无补，却可能增加麻烦。父亲一生不提母亲的名字，心中一直暗暗地痛，也许是要彻底忘掉，他忘了没？就是有一天真的在另一世界会合，我也同样不忍问。

母亲是单身去重庆找父亲，当时对日战火连天，她从沦陷区到大后方，应该很不容易，她不会不爱这位有名的学者，这一点我猜得出。她的第二任先生章乃器，也是书读得非常好的人，而我在大学任教，她也视为有出息的表现，弟弟曾经经营企业，也做得不错，她却不以为然，总觉得不必要赚那么多的钱，继续用功读书才对。她私下跟我说，谁要他去赚那么多钱啊！我也不好跟她说，吃教书饭跟读不读书无关，教书跟有没有出息也无关，有钱也没什么不好。何况弟弟也是一位出色的评论家，同样的满室图书。

到了重庆沙坪坝的中大找到了父亲，看来两人的确都同意要结为连理，可是成家的条件很差，那个时候国民政府一穷二白，常常接连几个月发不出教授的薪资。要结婚，父亲连筹备婚礼的钱都没有。

但是父亲的人缘很好，许多朋友就说，钱的事情你不要管，我们替你想法子就是了。几月几日，你就来结婚，人到就行。

没想到这么省事就能当的新郎，却也出了岔子。

眼看没几天就要行婚礼了，父亲居然不见了。这可不得了，喜帖已经发出去，而且新郎官已经四十多岁，吃喜酒的多是同辈，早就想给他们好好地热闹一番，准新郎节骨眼儿上失踪，非同小可。大家议论纷纷，但是多半宁愿往好处想，那……莫非是想逃婚不成？这一点我也无从查考。总之，后来是把父亲让人从一个什么地方给拽了出来。想来这几天，马上要当新娘子的母亲，心中一定窝囊得要命。

据父亲说，他是做研究太入神，忘了这件事。

真的吗？

他做研究太入神，早就广为人知。有一则故事是他亲口跟我讲的：

他在当研究生的时候，一进研究室便不眠不休，到底在里面拼了几天了，他也不知道。

“那吃饭的事情怎么解决？”

他的办法是让那位他带到日本的厨子帮他做好几十个馒头，装在面粉袋里。在里面只喝水吃馒头度日，其余的时间都在做研究。做到精疲力尽，出了研究室的门，只一两步，倒在地上也能睡着，根本用不着回去睡。事后偶尔人家问，你做了几天研究？

“六十个馒头！”他回答。

有过这种经历，结婚这种事也能忘，我少年的时候听长辈说起，就信以为真了，但是自己成年后再想，相信他也可能不想结这个婚，至于为何不想结婚，却依然不得要领。

父亲一生大而化之，这倒是公认的，然而到我长大，自己也当了家之后，渐渐发现父亲一点都不糊涂，他事事明白，心细如发。在病床上，句句话都能逗得护士小姐大笑。达官贵人来看他，他的应对从容大方。可举一例：

有一回，“老总统”请了许多教授吃春酒，不免会问到大家有什么宝贵的建议没有？大家多是客客气气，只是谢谢便罢。他却趁机表达了他的一个想法，他表示小学教科书的插图最好是彩色的，因为科学跟艺术都只有彩色才能表达得清楚。

以后小学课本的插图果然改成了彩色，是不是父亲的功劳，也是不得而知。这在当时政府预算中不大不小，就他的立场来想，一定事先思索过，掂掂分量，说出就要能见效，又不可让“总统”为难。我知道他对国民党是不以为然的，但是，他也能在适当的时机说适当的话、做到适当的事。

他之所以糊涂，常常真的是无路可走，只好装糊涂到底，他是真正的难得糊涂。比如说，我与姐姐还有姑妈姑丈的四个孩子要交学费了，他这个穷教授，又能怎么办？有的教授的孩子读书，只好轮流上学，孩子们在三年中该读完的书分作六年读完，我听说反胡适的大将徐子明教授就是。我父亲对此只有不闻不问，到时自然有人为他想法子，要不然他也甩手不管。看来类似的招数，早在结婚前夕就使过了。

姐姐出生的时候接近大年三十，父亲照例不在家，母亲在医院里把小娃娃生下来，连娃娃的尿布衣裳都没有，还是同样在中大教书的杨家骆先生府上赶着为她预备的。

姐姐周岁没有多久，母亲就怀了我。

也许在发现怀孕的时候，父母已经很不合适了，两人都不见得有长久的打算。但是，父亲远在几千里外的福建探勘地质。战火中的中国，要通信很难，父亲只是一走了之。据杨家骆教授说，母亲只好天天吃南瓜，有了点钱就买南瓜，家里放了一地，吃都吃怕了。父母亲的家就在北温泉公园的半山腰上，上上下下也很辛苦。父亲难得远道而回，才一两天，两个人又吵又打，惊动四邻。母亲打架自然打不过父亲，但是她会立刻下山去找医院验伤，准备控告，这对我父亲这样的人是非常难堪的报复。

父亲在北温泉公园缙云寺前。这是我见到的父亲最早的照片，大概在结婚前后。

我在二○○七年才回到我出生的地方，大陆方面的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泽椿教授，是杨家骆教授的内弟之子，气象学专家，因为邀了杨家弟妹一起回重庆，他特地从北京来做地陪。原先他也不知道我的来历，到了北温泉公园的缙云寺，他指着山上说，当年他小时候，有一位地质学家住在山上，常常不在家，地质学家的太太有的时候也是一出门不回来，但是两个人都在家的时候，常常打来打去。有一回打得凶，连小娃娃都滚下山坡了，他们住在底下的朋友吓得要命，立刻上去看看，一看就说还好还好，是看家的一位女佣跟他刚回家的老公在打，滚下来的是他们自己的孩子。

地质学家的孩子没事，大家都松了口气。

到李院士发现我就是那位地质学家的儿子时，也惊讶不已。真奇怪，是那个地方的风水让人暴躁吗？

总之，发现怀了我的母亲很不开心，不想再为父亲生孩子了，而父亲又远走他乡去工作，就写了信并且附了一张文件给父亲，说明此事，在一般人都应该是欢天喜地的讯息，却是他们夫妻之间的难题。

难题说难也不难，打掉就是。然而怀孕堕胎是要得到合法的同意书的，否则没有医生敢处理。

那张文件就是一纸同意书。母亲就要父亲把同意书填好寄回来。我那科学家父亲倒也爽快，马上办理。

母亲得到了回函，就准备到时候把我从肚子里赶出去，让我回到来处。

父母的居所是在北温泉公园缙云寺上方，而杨家骆教授一家住在大雄宝殿的右边厢房，两家来往十分方便。杨教授夫妇常常与父母来往。母亲的口风不紧，当然也没有把此事当做什么不得了的机密。杨教授夫妻听说了马太太怀孕并且要堕胎，原本也没有什么干预的想法，这到底是人家的家务事嘛。

杨教授是自小由太夫人亲自教育成一代史学大家，弱冠之年，就已点读完毕七万余卷的四库全书；并且应王云五之请，担任了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当时这是全国最大的出版公司，名重四方，总编辑的地位不下于国家图书馆馆长了。

他对太夫人极尽孝道。这一件预谋打胎事件，便因此有了转机。

太夫人听说此事，以她生长的那个时代，自然认为极不妥当，相信与杀婴无异，更何况她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便交代杨教授，务必救下这一条小命。

杨教授深知我母亲的个性，决定的事，就很难要她改变心意，说出来，万一她不同意，要阻止更难。但是母命难违，只有出奇兵了。

父母的住处不大，小小两三间房而已。父母亲都曾是留学生，都有喝咖啡的习惯，在那个年代要喝一杯咖啡却没有今天这么方便，得自己烹煮。器皿比今天更是落后。

杨教授到了母亲那儿，说了会话，就要求喝一杯咖啡。母亲答应后，就进厨房去煮咖啡了。

这个时候，堂堂教授就马上趁机东翻西拣，一边也是胆战心惊，就怕我母亲从厨房里出来撞个正着。还好，反正家里东西不多，也没有别人，母亲不会有什么防备，那张父亲签过字的堕胎同意书，很快地，就让杨教授从一摞文件里找到了。

二话不说，拿了就往回跑。

气喘吁吁地冲回去，太夫人正好在家，杨教授把这一张文件呈给太夫人检视，太夫人一读，确实无误，二话不说，划了一根火柴，瞬息之间，此纸化为灰烬。

母亲马上就发现了杨教授偷了她的堕胎文件，一时也很无奈，见面时只说，没有关系，我叫马先生再填一张就是了，这样的事情简单，他一定同意的。杨教授提醒她说，现在战争期间交通不便，信件往返要两三个月，这个时候肚子里的胎儿已经长大了，打不掉了，何况也不合法。言下之意，可能会控告她跟为她做手术的医生。

除了谢谢杨老太太、杨教授，我还要谢谢战争中的烂邮政跟那根火柴，因为一生中，无数次地感觉到，生命真好，能把我生下来真好。

我不会抱怨我的母亲当年不想生下我，一个不愉快的婚姻，一对同床异梦的夫妻，是不该生孩子的。我的朋友中就有结婚喜帖早已发出，婚礼前夕喊卡的，这样也好，比勉强生活在一起强多了。

我隔着母亲的肚皮，相认不相知。母亲不是个没有头脑的人，堕胎也不是小事，胎儿必死，母体也会受到损伤，她也有她的风险，何况是在那个年头。姐姐只比我大一岁多，当时环境差，父亲又长时间在外，就是回到大后方，也未必常陪她，父亲即使有爱，也不会有爱的行动言语，女人想要的都别想从他那儿得到，他天生只能让女人照顾，不会照顾女人。父亲与人说话，如果不是与学问相关的，他几乎一句都没有，也不想听。她跟父亲一辈子，会得到什么样的生活？真的可想而知。听齐邦媛姐姐说，在重庆，他亲眼看到我父亲一手把我抱在大腿上，一手写论文，那时我应该还不满周岁，而当时父母的婚姻状况，也可想而知了。

父母亲曾经相爱的证据，也非常稀薄。一九八八年与母亲重逢后，看到了一张姐姐幼儿时的照片，胖胖的，细白细白，非常可爱，妈妈把这一张照片寄给了父亲，后面写道：“小胖女儿非常可爱，生活增加了许多乐趣。”好像在鼓励父亲也可以常回家，同享天伦之乐。另一回，应该是抗战胜利之后，父母同游中山陵，陵前有许多开阔的石阶，姐姐跟我跳上跳下，记得父母亲跟在后面，的确是手牵着手的。以外，再也没有见到他们和谐的画面了。要是依当年总想把我打胎打掉的事实推想，他们已是冰炭不容，那样短暂的和谐，只是再度的一个偶然吧？

隔世相逢

与母亲重逢，非常意外，算一算六岁跟母亲分开，到又见面，在一九八八年，是在分手的四十多年之后，我已年逾不惑。四十多年中的世界变化很大，谁也不会想到还会有见面的一天。也许做母亲的感受不一样，当儿女的，从稚龄开始便无母亲的照应，其实，主观的感觉上，不见得有何伤感，夏虫不可语冰，没有母爱的孩子，自己不会觉得有太大的遗憾，至少我的童年、少年的感觉如此。

高中生涯结束之前，有一段时间承蒙法商学院吴英荃教授伉俪照顾，他们育有一子吴大成，已经成年，我方才有机会比较深刻地见到父母对子女的关怀，让我很是惊讶。到了艺专读书，一位学长董炎良兄，住在台中乡下，暑假期间，我去台中看他，到了该回台北了，他的母亲送他到乡间路口，我们挥手道别，往前走了几步，我偶然回头，发现他母亲在身后拭泪，当时一惊，心想一个学期之后就会回来，干嘛那么难过啊？之后若干年，炎良兄的母亲骤然过世，他整整三日不语不食，悲痛难抑，我才渐渐明白亲情之深有若此者。

婚后，我们刚刚得一子，但是小婴儿初生有黄疸，必须在妇幼医院里多住三五日观察观察，让孩子的妈妈晓清先回家来休息。

依妇幼医院的规矩，到了哺乳时间，一个个微侧着身子，一排小娃娃放在大篮子里，两位护士抬着，再一个个分别放在孩子母亲身边哺乳，非常可爱。但母子在一起的时间，也仅止于短短的哺乳而已。没有想到，回家才头一晚，晓清便因想念娃娃而落泪。我暗自吃惊，他们母子见面就是几次哺乳，过两天等黄疸退了，马上就抱回家来，这么短暂的分离，居然那么伤心！

母爱的深刻动人，我又有了新的体会。

对于母爱，原本看得比较轻。有一句成语“饱汉不知饿汉饥”，这一句话也可以倒过来读：“饿汉不知饱汉饱”。没有母爱记忆的人，就不太会觉得母爱在人生中多么不可少。有的时候，也会以没有如此累赘为幸。直到自己的家庭逐渐成形，方才体会出在成长中，母爱之必不可缺。

然而与亲生的母亲会有见面之一日，想都没有想过，在脑海中几乎一无印象的母亲，也谈不上对她的一点思念。她与父亲早岁离婚，我已长大成人成家，有没有母亲，毫不介意。

常常幻想我的母亲会是个什么样子，在台湾，只有极少数的人会在我的面前提到母亲，也都是点点滴滴的一点事情，大概他们不无顾忌，我也无法构成完整的联想，能说的都已说尽。偶尔也会遇到一两位平时不怎么来往的人，愿意跟我谈我的母亲。类似童律师的出现，就很让我意外。

不记得在哪一年，有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长辈打了个电话给我，说是认得我母亲。时间无论如何应该在一九八八年我第一次回大陆之前。姐姐远在美国，当然没有机会相逢，我跟我内人同往。

这位长辈的大名是童曈，一下子我想起来了，他是一位名律师。

我们受邀一起吃饭，在座的还有他的夫人、他的公子童虎，童先生跟我说，他还有一个儿子在美国，名为童龙，一个是龙年生的，一个是虎年生的。不记得是哪一位公子，好像是IBM在台湾的总经理。这位童夫人显然不是元配，对我们的过去并不清楚，倒是童律师说起了一段往事。

童律师说，他曾经受母亲之托，乘江轮带着姐姐顺流而下，把姐姐带到一个他如今也不太记得的地方，又交给什么人。我猜想大概是上海某处，然而也无从查证了。童律师原名不是童曈，这是母亲跟我说的。我问姐姐可曾有过乘江轮的印象，她说有过，当时是一位伯伯带着她。对于她幼年时还有没有其他的记忆，她大概说得上来的只有两三件。其中之一是在托儿所里，大家过团体生活，早晨的时候有起床号，就是一般军营里的那一段“打滴打答…底滴打搭…答答答滴…滴底打搭……”，她记得许多小朋友把这个起床号改成同样音调的歌诀：“大清早上，赶快起床，我来看猪，猪在床上！”

另一件是，她居然在上海上过学，还学了一点英文。经查证，当时上海的确有的小学在一年级起就教英文的。然而她只比我大一岁多，她在学英文的时候，我应该正在清凉寺里当小和尚，这是后话。某年去美国跟姐姐相会，她从阿肯色州到纽约来会我，我们身边还有她那不会说中文的小女儿，有二十多岁了。我谈起在大陆所见所闻，当然说的是中文，她的女儿似乎听出一点端倪，便问妈妈你知道了自己的幼年吗？姐姐用英文回答说：“I still don’t know.”

长辈依然不舍几十年前的情义，也要看看老友之子女境况如何。这样的人情，就是我们这一代也不多见了。

另外也有一个短暂而奇特的遭遇，应该说，只是对话。

那次我承蒙中山文艺基金会之邀，担任散文奖的评审，因为是复审，并没有开会，审稿都以通讯来往。基金会的董事长是刘真先生，谁都知道他是台湾师范教育之父，也担任过师大校长跟教育厅长等职。大概是从复审委员名单中看到了我的名字，老人家居然主动打电话来，说是认得我母亲。我们在电话中谈了一会儿，听到他对母亲的才情与容貌的赞美。老先生是我从小便知道的人物，他要我随时去他的办公室谈谈。但是有一回想起来应该去拜访他老人家时，他病得不轻，便没有去打扰。

另外还有一次，当时我还在中广当播音员，有一天新闻局副局长甘毓龙先生打电话来，邀我去他的办公室见个面。到了后，方知我们是亲戚。他的夫人家与我母亲家是亲上加亲的亲人，我只会这么说。相信很多从大陆来台的第二代，都不容易弄清楚亲族关系，实在由于家里的人口太少。

他们都是我接触的人物中难得属于母亲那边的亲友。四十多年之后与母亲初会，她已经是快要八十岁的老太太，一个恨不得守住我关爱我至死的老太太，别人口中的才情与容貌，我一点儿都没见识过。

一九七五年年底，忽然间收到一封信，从信封上辨认，是美国李本明姐姐的来信，跟她已经多年都没有通音问了，怎么会来信？一边上楼一边拆一边读。

当时两岸还没有开放，有信的话，多半还是要由国外的亲友代转，大陆的来信都得夹带在信封里，对于某些人，可能还冒着前程的风险。本明姐自己写的信不长，只说在北京遇到了“娘娘”，是北京人称呼伯母的意思。信中又附带一信，原来是我的身生母亲写的，她请本明姐帮她打听一下三十年前离开，再也没有见到的两个儿女的下落。我根本来不及细读，立刻冲上楼，见到了太太便抱住她大哭。

我也有妈妈了啊！

然而激情很快就过去，开始想到了许多本来跟自己看来没有什么相干的事，比如反右、“文革”、“四人帮”，等等。

我回了一封长信，寄到母亲手上那天，好像快过年了，当时“文革”余波荡漾，母亲与同母异父的弟弟依然没有得到完全的平反，他们住在北京劲松的一处大院子里，这就是说，那是许多人合住的一所房屋。

母亲是在晚饭之前收到了我的信，当然迫不及待地打开来读。那是一九八○年代前的事，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尚未出现，大陆依旧贫困落后，几家人家共用厨房跟起居室，母亲就凑着共用的起居室仅有的一盏微弱的电灯，站在那儿，把我的信从头到尾也不知道读了多少遍，读到夜阑人静，读到四下无声，再抬头，已时近午夜。这才发现，她已经在那个灯下站立了好几个小时，怀疑此刻是不是梦？

后来母亲又托人寄给我一盒古墨，我把这几块墨做了拓片，写了一篇散文，标题就是“拓片”，描述母子重新发现对方的感受。这篇作品并没有给母亲先读过，没想到却让大陆的报纸转载刊出，母亲读后，很是激动。从此母子之间便时有鱼雁往返。只是激情已过，当时两岸禁止相通，到大陆去是违法的，也不知何日得以相会，而且我也没有太高的意愿，毕竟分离得太久，记忆太模糊，也没有共同生活的经验。觉得能找到对方已经很不容易，就一直通信好了，两岸政治问题带来的阻隔，我们无法突破。

直到有一天母亲在信中说，她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很怕另外一只眼睛有一天也会看不到，希望可以早日相逢，以免抱憾无穷。

进大陆之前，也有几位朋友提醒了若干注意事项，比如大陆亲友的贪婪、薄情、翻脸不认账，等等。他们有的更以亲身经验相告，听来惨败收场者也不为少，然而我却是个根本就没什么可输的人，这些言语参考参考就是了，我还是决定让母亲在一只眼睛还看得见的时候，好好地看看她的儿子我。我一点都不觉得这是我的孝顺，只是义理之常而已。

那是在一九八八年，距离跟母亲联络上的许多年之后。好几位长辈跟朋友都比我更早见到我母亲，我总是想法子拜托人家帮我带一点什么去，其中也有外国人。那是父亲在世的最后两三年，我一点也没有向他透露跟母亲有信件来往的消息，他既然对母亲只字不提，我就同样一句也不说。

我把与杨家骆先生夫妻合照的照片寄给母亲看，她的回信里对于杨教授很不以为然，我听了也一字都不讲，上一代的恩怨，用不着让下一代知道，即便是牵连到婚姻问题。我认为，再也用不着解释说不清的感情问题，我了解母亲总想表白一下她当年为何把我们留给了父亲，又想说清楚为何她会跟父亲离婚。说得清楚吗？我该知道吗？我一定要下判断吗？我不想听，不想知道。男女之情要是说得清楚，人生还有什么意思？以通行常理论断爱情，本非我之所愿，我总在逃避母亲的解释，因为既不想虚应故事，也恐怕真相大白。我肯面对的只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她是我亲生的母亲，她无底地爱着我，必要的话，她会毫不迟疑地为我牺牲，包括她的生命，就这样，还不够吗？

母亲一生都没有过到什么好日子，她爱有才气的饱学之士，先后嫁给了父亲与章乃器先生，他们二位都很符合这样的条件，可是母亲也都没有从他们那儿得到幸福。她生了三个孩子，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台湾，最后这一个与章先生所生的章立凡，却因为我至今也不了解的、当时所谓的“反革命”问题，从十九岁到二十八岁，人生最美最精华的岁月中，成为一位年轻的政治犯，那个十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母亲自己也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落得一无所有，六七十岁了还要当扫街工。

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她唯一记挂的事便是一个月一次，清早天还没有亮就起来，到离北京城很远又极冷的延庆去探监。到有一天平反了，章乃器先生却也过世许久了，我还记得，在台湾的报刊上，也报道了章先生过世的新闻，姓名上冠了一个“逆”字，唤作“章逆乃器”，那时我怎么会晓得他就是我母亲后来的夫婿？差一点被蒋介石枪毙的七君子之一？章先生在国共两边都不受欢迎，都差点断送了性命；身后只留下风骨与名声，跟母亲嫁的头一个丈夫我父亲一样，也是个非常不识时务又爱国的书呆子。他原本在香港从事于金融事业，毛泽东请他回去共同建国，他就扔下一切回去了，结果在反右运动中几乎送命，历经牢狱之灾，仅以身免，生前未及得到平反。

一九八八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回到大陆。在当时，虽然经国先生刚刚去世未久，他生前就说是开放了赴大陆探亲，但是先得申请才行，没有观光这一项，申请了准不准很难讲。我的母亲在身份证上是“殁”了的，要确定她没有过世，得怎么做才能让相关单位相信？我没有把握，我怕申请不成，于是顾不得法律，打算从香港进入大陆，先在画家刘国松家住了两三天，听他说了许多亲人相会的故事，负面的为多。但是，听起来，我似乎不会遇到这些情况。

大陆就是我心目中的祖国，不像现在，谁要是公然地说大陆就是他的祖国，就是统派，统派就是亡国奴，亡国奴又等于卖国贼，到了变成卖国贼，自然人人得而诛之。那个时候海峡两边的敌意还是很浓，祖国与敌人是同义字，很荒谬，但这样的思想在台湾已经有许多年了，我应当就是那种国家民族观念教育下的一代，没想到有一天能够安全地来去，从飞机往下看，脚下是一片从书本上早已熟悉、又在考卷上回答了无数次的祖国，但也一直仅仅是属于书本上存在的土地，成为事实，反而有点不适应。

公审“四人帮”时，从电视上的转播听到了他们跟我们说一模一样的语言，都觉得怪怪的，他们是“共匪”呢！怎么也说国语？虽然知道他们不说这个也没别的语言可说。中国民航也太不一样了些，都起飞了，还有行李从上面的行李箱往下掉，小厨房里的一个柜子，整个地甩了出来，好可怕。空中小姐爱理不理的，一个比一个神气，发给我的餐点里有一只冰冻的鸡腿，上面结的霜都还未解。但这也是我的祖国啊。

飞机终于在一个破旧的机场落地，就是今天美轮美奂的首都机场同一个地方。小得可怜，只有一个行李轮转台，用推车还要付租金。我戴着一顶宽边草帽，后来母亲说，她一看到戴帽子的，就知道一定是我。大概这也是母子连心。

母亲早在三个多小时之前就到了机场，早早地在门边占了个好位子，依现在的说法，她要在“第一时间”看到我。她立定在门边的位置，三个小时，一动未动，用她仅有的一只眼睛紧紧地盯着，这只有母亲才做得到，恋人也无法相比。

我有点手足无措，在跟着母亲、弟弟出机场之际。计程车好小，很勉强挤进了三个人跟行李。那一阵，新闻媒体上常有一些报道，就是两岸亲人一见面，马上抱头痛哭之种种，我很怕，怕我哭不出来，又怕真哭出来，只好先在电话中说清楚，彼此一定要好好地控制情绪，别哭。

从香港转来的飞机，落地的时间在下午，我没有去牵妈妈的手，她是个陌生人，一位老太太，穿着很朴素，我不太好意思细看她。弟弟也是，没想到个子比我还要高，斯斯文文的，没有一点红卫兵的气味，也没有蹲过十年苦牢的风霜，反倒像个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儿，说话慢慢吞吞，动作沉沉稳稳，细皮白肉，那么，我们都得自母系遗传了。

在信里，用文字表达，我很习惯，面对面竟然找不到什么话说，只觉得，那个遥远的、记忆里穿着有垫肩的西式大衣的时髦女子不见了，跟眼前的这位老太太全不相干。

母亲只在上计程车之前，拉住我的胳膊说了一句话，上海口音，轻声轻气的：

“等一下子，在车上的时候，你什么话都不要讲。”

吓得我真的一路无话。直到崇文门那栋十几层的家门口，刚下车，母亲又说了一句话：

“等一下子，进门之前，什么话都不要讲啊。”

母子重逢，比我们更安静的，大概再也找不到了。我们也没有什么“旧”好“话”，倒是弟弟肚里有许多掌故，国民政府时代的种种，他十分了解，后来方知，他是国民政府时期经济方面的专家。他的最高学历是清华附中，身陷“文革”大难，也没有读完，却能博学多闻，供职社科院研究，在那样的环境中，十分罕见。后来见到更多的大陆远近朋友，我不禁怀疑，他会不会是全大陆最斯文的男子？

计程车司机帮我们把行李搬上楼，才刚探头，说了一句话：

“好宽敞啊！”

我跟着四面看，心里的一句话是：

“好狭小啊！”

原来不到二十坪的屋子，在北京，已经算是大的了。

在北京，可以读到许多台北读不到的书，弟弟有不少藏书，门类广泛，古今俱全，非常合于我的胃口，边读边谈，每至深夜，不亦乐乎。现在他已经是一位政论家，四处稿约演说不断，我至今却依然怀念当时灯下抵掌、纵论古今的快意。

母亲住在十楼，我看到楼梯口有许多已经干枯的花圈，方知原先住在六楼的沈从文先生刚刚过世。进一步又知道，这一栋楼的住户许多都是名人的遗族。徐悲鸿的未亡人廖静文女士，郭沫若的公子、物理学家郭汉英先生，另外李鹏的亲家也住在十楼的另一家。然而除了电梯有人照应之外，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待遇。在我的心目中，沈从文是何等了得的人物，但是包括母亲在内，看来也就是个邻居而已。曾经遇到张兆和女士上楼来看母亲，张兆和跟母亲曾经是同学，一口徽音，十分温柔，我送了一把从台湾带去的兰花给她，她看了又看，说是干了还可以做成干花。另外听弟弟说，沈从文是在家里过世的，要抬出去的时候，电梯太窄，所以，死后的沈从文，是坐着离开他生前最后住所的。

那个时候台湾来的出门还要用外汇券，所有的东西，都要以外汇券付款，正好是一般人使用人民币的两倍。对此我心理非常不平衡，觉得非常荒唐。除此之外，花钱还要附带许多的配给票，名目繁多。有米票、面粉票、豆票，要是在馆子里点了一味豆腐，就用得着。还有肉票、蛋票、油票，等等。假如要买衣服，不管是内衣还是衬衫，得有布票。票儿小若指甲盖，颜色各异，薄如蝉翅，无论买什么，光有钱不行，还得搭上票才行。而且，在北京的票不能在南京用，各处有各处的票，人民因此很难自己到远处去，应该也达到控制人口流动的效果。另外让我吃惊的是，到了饭馆，点的菜很少都能照我的意思，三样菜总是有一样不是我点的，要是提出异议，跑堂的只一句：

“不是一样吃呗！”

与母亲重逢之后（摄于北京植物园）

邀约八十七岁的母亲南游，在杭州西湖柳浪闻莺处，桃花盛开，碧柳如烟，母亲与妻子晓清同摄。

这就能堵住我的嘴，十分有效。有的饭馆要客人自己去端菜，手脚也要快，慢了就让别人端了去。碗筷油腻腻的，先要自己去拿，然后自己去洗。菜一上桌，蚂蚁就得到了消息跟着上来，这是在东来顺的见识。买食物都不准挑，由售货员拿给你。他们说你挑完了剩下的给谁啊？根本就没有货物分级的观念。国营市场常常连包装都没有，买了个大大的猪头肉，只得顶在自己的脑袋上，一路吆喝着：“让啊！让啊！”好让他挤出去。计程车明明没人，没有一部愿意停下来载客，因为每部车都是国家的，每个司机都拿一样的薪资，谁也不愿载客。这比《镜花缘》、《格列佛游记》跟辛巴达七航妖岛所见都不遑多让，非常古怪。我们天天讲“反共抗俄”，总是说人家怎么水深火热，怎么吃草根树皮，却未曾一见，只是，这些古怪，大概蒋经国也没有想到吧？政治制度好还是不好，要从生活来看，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都不该是重点。

但是更有意思的是，二十年不到，这里却能脱胎换骨，许多原来他们拚了性命，流了无数鲜血去维护的价值观念，顾盼之间，弃之若敝履，发展得金碧辉煌，连台湾都要期待他们的眷顾，等着大陆同胞拯救的大有人在。这也真是天大的意外。与其说是政权多么能干，不如说汉族那变幻莫测的身段，真乃世间之仅有。

到北京才三天，听说母亲很久都没有出门了，就决定一伙儿去承德走走。我问承德远吗？弟弟说不远，那么有多近？他说火车八个小时就到了。八个小时！我们都到了吕宋岛了。我知道，现在可是在一个大国了。

我们住在承德的一处公家招待所里，停留在承德的那几天，每天，不论什么时候，母亲会随时地忍不住痛哭，特别是回到居停的招待所之后。我这才明白，原来该哭就一定得哭出来，昨天没有哭出来，今天也要哭出来，今天不哭，那么就明天哭。四五十年前没哭出来，四五十年后，只要尚在人间，还是要哭出来，连本带利地哭。八十岁的母亲哭得好惨，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年纪的老太太哭得那么凄惨。她的哭并没有让我太伤心，反而觉得害怕。虽然说是重逢，其实与初会没有什么两样，因为我们母子分手的时候，我才五六岁，并且在那几年里，有记忆的时间跟她在一起的极少，当然没什么特别印象。可以讲我一见到的母亲就是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一下子越过了母亲的青年、中年与盛年，我们没有共同的记忆，所以初见面也是客客气气的，实在无从抱头痛哭，陌生感一直到回北京三五次之后，才渐次消除。现在见了她就自自然然地会搂着她说话，那是费了许多光阴慢慢暖化了的状态，我原本就没有跟亲人亲昵的习惯。她太老了，日子当然有限，我哄哄她让她高兴一点儿，也是理所当然。

她有许多种的哭，有的时候她躺在床上，手背捂着眼睛，只管流泪。有时饮泣继而痛哭，也会躲到洗手间里吞声而泣。那几天她看起来没有多么高兴，但是情绪发泄一番是必要的。几十年了，不可能只为了母子相逢而哭，她经历反右的冲击，是很老资格的“反革命分子”了，到了“文革”，那样的知识分子不受罪是不可能的。她之再婚依然不幸，因为章乃器先生在与她相识之前，是曾经有一个已离婚的家室。她与章先生婚后得一子，也可以稍慰于心了吧？没料到这个身边唯一的儿子，却因为出身不好，又有了十年之久的牢狱之灾。在此同时，她被政治迫害逼出门墙，打成扫街妇，以极为微薄的工资，不但要应付自己的生活，还要节省下来作为探监的车钱，还有给弟弟在里面的开销。还有更多我不知道的痛苦，她忍了好多年，在见到了暌隔四五十年的亲生儿子之后，便一发地倾泻而出，哭到欲罢不能。

弟弟跟我讲过一段母亲与他的故事。

从北京到延庆，现在很方便，车子也很好坐，但是三四十年前可不一样，要好几个钟头。特别是在秋冬之季。延庆是北京最北面的县份，秋冬之季格外寒冷，后来每年的冰雕展就在延庆的龙庆峡举办。母亲为了要老远地去探监，清晨四点不到就起床准备，把各项杂事处理好之后，赶紧烧一锅热水，用来泡脚。天寒地冻，一会儿水就凉了，继而烧上第二锅第三锅，把双脚双腿都浸得暖暖的，这才上路去赶头班汽车。腿脚因为浸泡过热水，就不至于还没有到达便已冻成一对冰棒。想象得出这一路来回有多么辛苦。

有一次，又到了可以开放探监的日子，在里面的弟弟却得了重病，母亲一点都不知道，还是照样地老远来看儿子。监狱里的医疗已经无法处理弟弟的病，而我弟弟病得气如游丝，无法行走，只是维持了一点意识而已。弟弟让人用担架抬着，到了监狱大门口，却看到母亲远远走过来，他一时十分踌躇，要打个招呼呢还是不打招呼？打招呼的话，让母亲触景生情，不免伤心。不打招呼呢？又可能此去再不回头，母子相见最后一面的机会也就没有了。正这么想着，他已经给人抬上车开走了。

幸好那一次没有病死。

中学时代的弟弟章立凡与母亲合影

在承德，有一处名胜名曰棒槌山，其中一段路缆车可通，当时的票价是一人人民币五元，新台币兑人民币最多三块，十分便宜。但是母亲不肯搭缆车，我以为她怕高，弟弟说，她怕的是票钱，因为在最艰困的时期，他们二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只有三十元人民币，我们三人搭缆车的票钱相当于一个月生活费的一半。

我曾经问母亲，“文革”的时候死了多少人？她说没有见到统计数字，但是，她看到的是“每一条街都有人死”。可见森森然的肃杀之气，渗透在他们每一刻的生活里。台湾曾经经验过所谓白色恐怖时代，同样地殃及许多无辜，当然可恶，但其实大部分的人小心一点儿，还是可以正常地生活，并没什么感觉，这与“文革”不可同日而语。

在母子相别数十年后重逢，千丝万葛纠缠不已的心事，刹那间涌上心头，堵在喉头，只得化为泪水，哭嚎流泻。母亲哭了整整三日，也到了我们该回北京的时候了。

想来母亲应该有许多故事可说，是故意不说，还是来不及说，还是忘了没得说，或是欲说却难说，我都不得而知。

此后二十年，我从未主动探问往事，以免触动她的痛苦。就身世而言，似乎不太完全，就母爱而言，丝毫无损。我是我妈八十岁生出来一下地就四十多岁的孩子。

二十年过去了，北京探母自不下二十回，从母亲的八十岁到如今之百龄高寿。每一次分别都有心理的压力，来时高兴去时伤感，母亲想什么，在那一刻，我知道，只是谁也没有说出口来。从母亲送我到机场，到送我到楼下，再到只能坐在轮椅上，在十楼的公寓门口道别。今年夏天去探母归来之际，母亲连从轮椅上站起都十分吃力了，我们拥别之后，母亲一定也要跟到门口，正要拐弯到电梯那边的时候，我回头望了一眼母亲，她挣扎着抓住门边，也只能弯着身子勉强站立，危危颤颤地也望着我。那一刻，我知道，她只是不肯说，又是不肯说，其实，她已接近全盲了。

人海奇缘

答案，有那么重要吗？

我问母亲，你是怎么跟李本明联络上的？她说是马路遇到的。马路怎么遇到了呢？她说她认出了李本明。本明姐少年在南京下关码头上，跟她为了一个小男孩拉扯而痛哭时，是一九四六年，她只是一个还没上大学的女孩，两人见了那一面，从此远隔天涯，也没有人想要并且相信会有再见的一天。然而在一九七五年，三十年之后，她们又在北京相遇，有这么神奇吗？

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去了中国大陆，一九七五年，本明姐与姐夫闵锡钧先生，申请赴中国大陆，当时连美国人要到中国大陆也很不容易，申请之后有一段很长的审查时间，并且也没有直航，要从加拿大、法国等等绕很大的圈子才行。她离开大陆已经三十年了，久无音讯，尤其记挂着已经七十多岁、在宁夏银川的父亲。本明姐也快五十了，他们夫妻身体还十分健朗，自然是归心似箭，他们在银川见到了父亲之后，又回到了北京。

她从来也没有想要见一见我母亲的念头，更不知道“娘娘”也在北京。李捷先生是在她去过宁夏的两年之后过世的，父女总算见到了最后一面。但是在北京还是有许多的亲人，李家的，闵家的。那天他们计划要去拜访一位闵家的亲戚。

话分两头，同一天，母亲从她住的汪芝麻胡同，去找一位远亲，走走就到了，那一处在智德北巷。在那儿，院子里住着好几户人家，也像她自己住的汪芝麻胡同一样。母亲拜访完了亲戚正要回家，听到有人说，有美国来的客人，她也跟着去看看。

母亲在几个人的后面，看到了那一对美国来的夫妻，她越看越是眼熟，忽然间想起来，她难道就是当年下关江面上见到的女学生吗？她从她的手里抢走了儿子，然而终究还是失去了那个儿子。算一算已经是三十年前了。彼此都在时代的浪潮中受到许多冲激，有的沉入水底，有的随波逐流，少数的人乘风破浪惊涛裂岸，那可真是一言难尽的了。母亲在那么短暂的时刻，千头万绪，急风急火地轮转着数十年来的记忆与经历，就在他们大家寒暄交谈之际。但是上一次是那么样子的遭遇，她不知该说什么好。然而她有两个孩子也是几十年无音无讯，她真的想知道，知道就好，知道就好，她想。

她想要走上前去，直接请问这位女士是否姓李？但是迟疑之间，人家已经进到屋子里了。李本明没有见到她，就是见到她，也不一定会跟她说话，这是多年之后本明姐的言语，六十多年之后，她依然余怒未息。

我母亲回到了自己家里，想来想去，确定这个女人就是李本明应该没有错，然而让她更惊讶的是，她去拜访的亲戚，同时也是李本明的亲戚。母亲的嫂嫂闵怀冰，就是闵锡钧父亲的姊妹。她们是一前一后，我母亲先告辞，本明姐跟闵先生就到了。母亲的孙府跟闵府是亲上加亲，在家乡只是隔邻而居，来往密切。

母亲的姐夫闵楚怡，就是闵锡钧父亲的兄弟。而姐姐幼年有时托付在闵家照管，总跟他们家另一位小女孩儿闵锡庆一起玩，后来她们也是北师附小同班同学，但是她们彼此都不知道有此渊源。排起辈分，李本明成了母亲的外甥媳妇。闵锡庆后来成了在美国的名律师，然而闵先生与本明相识进而结为连理，却非有意攀亲带故，他们是在波士顿读医学院时相识，由恋爱而结合。

闵家还有位在台湾十分有名的亲戚闵湘帆先生，就是闵锡庆的父亲，我们小时候跟着闵锡庆到他家里玩过，但是闵伯伯只字未提跟我们的关系，也许真的是我们太小，提了也说不清楚。

母亲回到家，想了又想，要是不把握这一次的机会，跟失散的一对儿女，恐怕真的就永远无缘相见。也许写封信比较好，不会有许多不方便，有没有回应，就看对方好了。一切委诸命运。

母亲写了一封信，请智德北巷的亲戚帮她转交。这就是后来我收到的李本明从美国转来的信。母亲跟李本明不该是马路上相遇的，她没说真话，真话不好说。

地球那么大，时代的变动那么诡谲，又有十好几亿的中国人，我们在人海中星流云散，大家都无依无靠无头无绪，却让母亲两度从李本明姐姐手中重逢自己失散了的儿子。不仅这个重逢充满了戏剧性，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成了亲人。

后来从上海到南汇，在县府所在地的惠南镇，又遇到了好多姓闵的亲人。原来母亲的姐姐在哥哥娶了闵家女儿之后，又嫁给了闵家另一位兄弟闵楚怡，亲上加亲，闵氏亲人当然也就特别的多了。李本明变成了闵太太，应该可以说是亲上加亲又加亲。但这最后一亲，把昔日抵死也不肯把小男孩儿交给母亲的少女，变成母亲的外甥媳妇，居然是十几亿分之一几率的巧合。

命运啊命运，我无言以对。母子重逢，莫非是必然中的偶然？

第三章 重庆 北碚 合川

李捷先生是周口店北京猿人发掘工作的主持人。我从半岁起在合川李府成长，到五岁。

在台湾报户口的时候，我的生日不详，而母亲已经离开了，也无从问起。一九八八年我回到大陆与母亲见面，连她也想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生的。还写信到重庆去查问，可惜连当年接生我的医院都无踪无影。二○○七年跟大陆的中国工程院李泽椿院士在一起待了好几天，也有一些奇遇。

李院士有位姐姐住在成都，名字是李泽渝，我们到成都的时候，他们夫妇也来与我们相会。在成都就听说有我这么一位客人，她便十分兴奋。在电话中就告诉我们，她曾经参加了我父亲与母亲的婚礼。

李大姐年近八十，依然细细白白，连老人斑都没有一点，在当年必然是个美人，她的先生年纪比她还小一两岁。

我的父亲与母亲结婚典礼十分简单，就在北碚兼善中学的大礼堂，校长是当时企业家卢作孚先生。

“招待我们的点心我都记得。”她说。

原来父母亲很穷，那个时候大家都穷。他们就以茶会作为结婚典礼，证婚人是谁？李泽渝当时只有十二岁，不会知道，而父亲辞世已经三十年了，母亲已经百岁，问的话也不一定能够得到答案。茶会的点心，只要参加的人都不会忘记，简单得很，花生瓜子糖果而已。那样节俭的婚姻在当时可能也很平常。杨家骆教授伉俪的婚礼，就是在北温泉公园的一处草坪上完成的，想来他们也应该是茶会，招待客人的点心当然也差不多。

说到此处，便要简单带几笔说到曾主持北碚乡村建设的卢作孚，因他就是兼善中学的创办人。

两岸阻隔了四十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敌对的，许多我们该知道的事，却都不知，而且，老人家不是忙于衣食，便是慑于专制，很少谈到过去，应该也有太多的不堪回首吧？

毛泽东曾经说过，在中国现代有四位实业家，对国家有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一位是重工业的张之洞，一位是纺织工业的张謇，一位是化学工业的范旭东，还有一位便是运输业的卢作孚。

卢作孚连小学都没上过，但他的事业却经营得非常大，在一九四九年的时候，他拒绝了国民政府邀他担任台湾“交通部长”的要求，从香港把自己企业中的十八艘轮船开往大陆。抗战期间，他的民生公司的货轮客轮有一百多艘日夜行驶在长江江面上。他的事业兼及矿业、铁路、纺织、新闻事业、食品业、水利工程、医院、学校、博物馆、科学院、图书馆、体育场，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温泉公园，附有全方位的健康、体育、游乐设备。今天的北碚城区几乎是他一人之力兴建规划完成，烽火漫天之际，大家称此地为“仅有的世外桃源”。

然而他自奉极简，公司股利从未进入私人口袋，全家只花用自己的一份薪资。有一次，他生了病，家人想让他吃一只鸡来补补，居然买都买不起。他早岁参加同盟会，而其公司又以“民生”为名，所办的学校取名“兼善”，附有农场、公寓、石灰厂。他又主张计划经济，那么应该是“国父”的忠实信徒。但是在五○年代反右的时候，遭到批判，他的轮船一再地被人破坏沉于江底，在极度困难、无法维持之际，又被他最信任的人陷害，更因他的副总经理有意隐瞒政府已经打算纾困的消息，在绝望中，他竟以自杀身死。

四川、重庆的朋友跟我说，困难打不倒卢作孚，他是对于人性失去信心而死的，得年仅仅五十八岁。身后没有一文钱留给子女，遗言只交代妻子以后要依靠子女生活。林语堂曾经公开建议请他担任行政院长，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称赞他是完人，而国民党老“蒋总统”身边最重要的智囊张群先生的说法可以概括他的一生：

“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学者，一个不追求享受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他应该是共产党最高理想的象征，却死于斗争里，但今天的中共已经给予极高的评价，并且成立了专门研究其思想事业的常设机构，全四川都以他为荣，但是已经六十年过去了。

二○○七年，我到北碚，看到了当年我的出生地。更早的时候是个盗匪出没之地，却因为卢作孚的理想主义，而建设成为一个井然有序、花园一般的城市，我很为自己的出生地而自豪。父亲的婚礼在他办的中学礼堂举行，而他与父亲是好友，由他出面为父母亲安排了婚礼。我更庆幸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长辈，虽然如今我已年近古稀，依然私下愿以他为最高的榜样。

我的身份证上写着我的出生地是北碚“设治局”，到了当地，承蒙李院士见告，应为“设制局”，制造国家要使用的器材的所在。北碚有个三花市，今天也没了。当年三花市有一家公家单位的医院，里面有一位德国大夫，常常为中大的员工看诊，我，据李泽椿院士说，应该就是他接生的，可惜不知这位德国大夫的姓名。

母亲一开始就不想生下这个男孩，在八八年之前，她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居然重逢。她一开始没有记下我的生日，该是生我的那一天便很不痛快。父亲当时远在天边，母亲生下我没有几个月，她就打算撂下姐姐跟我了。母亲离开我的时候，我还不满周岁。

我一生用不着算命，因为没有八字可言。据相关文件记载，我的父母不和是在一九四一年，那么，我身份证上的年纪就比我实际年纪要小一岁了。后来问母亲，她约莫想起“应该是太平洋战争发生的那一年”，珍珠港事变为一九四一年，果真如此，我就真的要再加一岁。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更没干过什么大事，大一岁小一岁很不打紧。没有八字，少了许多无谓的烦恼。

为什么最早的记忆中没有姐姐？此事一直到了前几年去美国，会合了姐姐，从已经八十二岁的李本明姐姐处得知一点梗概。

原来父母是有过谈判的，在一个餐馆里。

母亲表示两个孩子她都不要带，父亲只好接受，但是，那个时候姐姐一直哭，父亲就说，你一直哭，舍不得妈妈，那你就跟妈妈好了。就这样，父亲只是把我给带了回家。

我在父亲家里待了多久？不得而知，齐邦媛姐姐亲眼见到过父亲抱着我写论文，想起此事，我依然心酸，因为父亲是个学术狂，当年，带着流亡并且也会打仗的学生到了湖南，遇上土匪，学生与土匪你来我往地枪战，烟硝弹雨中，他居然还在从从容容地打字写论文。这样的学者，被逼迫到要给娃娃喂奶换尿布，真是情何以堪。难怪他一生都羡慕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先生有那么好的一个太太。

那个一直哭的小女娃娃，我的姐姐，后来又去了哪儿？据她说，她记忆里就是在育幼院里，过着有纪律的生活。姐姐一生都能守纪律，小学中学大学从未迟到早退，从来没有考试不及格，由一女中而台大，一路顺利，毕业之前还当班长，无非就是特别地能够承受压力之故。她的任何一封手写的信，从第一字到最后一个字，稳稳的从不松弛，也许就是在幼年就养成的习惯。至于是否真的在什么育幼院，后来特地邀了姐姐一起去北京看看母亲，对于过去，母亲一个字也没说，我就特地安排，让姐姐在某一天可以与母亲单独相处，找了一家大饭店，让她们一起住一夜，但母亲依然什么也没提，姐姐从此也不问了。

在北碚生活的稚年中，与杨家骆教授府上有一段渊源。

母亲出走，有时由杨府照应着我，杨家骆夫人在那一年怀了头胎，就是杨思永，太夫人开心得很，说是我把他们家的长孙给接来了！我自然在杨府也受到了宠爱。杨府有一阵子住在北温泉公园里缙云寺的右厢房，母亲上山下山必然经过他们家，来往自是频繁。缙云寺方丈为当时三大名僧之一的太虚法师住持，我的记忆中没有跟什么老和尚来往，然而遇见他的机会总是有的。我的老友王士弘教授，当年已经是中大的学生，他曾经一个人到缙云寺玩耍，口渴难耐，居然把供佛的茶水一杯杯喝个精光，小和尚见到直呼不可，年轻的王士弘赶紧跑，却迷了方向，跑到了太虚法师的小院子里，惊动了老和尚。老和尚十分慈祥，只说让他喝吧，还命追赶他的小沙弥好好带他出山门。

与罗裕昌、齐邦媛在罗府，距离我们家只有步行十几分钟的路程，时间约为三十年前。

也许他常常游山观庙之际，幼小的我曾经与他相遇，只是当时彼此不识而已。

就在杨家骆伉俪结婚的草坪下方，有一竹屋，此处就是郭沫若当年居停的处所。旁边有一座小小的宫廷式红屋，李院士曾经在里面上小学，冯玉祥莅临，还发动了他们这些小学生，沿途挥舞旗帜，壮其声威。

父亲与郭沫若倒有一段故事可说。

父亲人高马大，是典型北方汉子的体型，郭则精瘦矮小，但是两人的酒量都不错。有一日，大家撺掇他们两人比比看，到底是谁的酒量大？于是一杯一杯地干，后来也不知道喝了多少，郭沫若怎么样就是领先一杯。既然总是郭领先，父亲就服输停杯了。停杯了还是不太服气，父亲就说，你会喝酒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小个子，要是比吃饭，你就不行了。吃饭应该是父亲的专长之一，他主张无论做什么事，要“先当饭桶”，一个人连吃饭都不行，遑论其余。然而如今我看，当时的大后方大家很穷，比吃肉是比不起的。

郭沫若也真的喝多了，居然也肯比饭。这一趟便很明白地颠倒了过来，无论吃几碗饭，父亲总是领先一碗。大约吃到了第七第八碗，郭先生服输。这么样可以说双方打了个平手。

此时不知道是谁的提议，比比爬山怎么样？

当时已经半夜，这些饱学之士还真的有点无聊，就真的要比赛爬山。

在北碚附近，有一座钓鱼城，此城非同小可，拔江而起有数十丈高，上面顾名思义，为一块很大的岩石台地，南宋时窝阔台便打到了对面的合川，眼看就要渡江而来。但是当时的南宋已经有火药可用，早早就在钓鱼城上建筑了许多的炮台，大炮可以做两百多度的旋转，今天也还有当年制作火药兵工场的遗迹。蒙古兵在对面的合川正要大举渡过嘉陵江，不料宋军发了几枚大炮，飞越江面，直捣合川蒙军营地，蒙古兵没遇见过火药，吓了一大跳，便再也没有渡江而来。没多久窝阔台去世，有一说就是被这几发大炮吓死的，这一点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证据。但是蒙古兵没有渡江却是事实。

设想当年要是南宋没有发几炮到对岸，历史势必要改写，有人说，顺势而下，那么南洋必然也落入元人手中。

父亲与郭沫若便打赌看谁能从江面往钓鱼城爬，先到上面台地的获胜，地质学家哪个不能上山下海？真要爬，输赢可想而知。但是否那一夜真的爬了山？我已求证无门。

在钓鱼城，我跟同游的李院士、杨家弟妹等说着这一段故事，并且提到他们一伙人都是从江面爬石阶而上的，要费一点力气。导游却没有听说过江面可以直接拾级而上的石阶，那我说的故事靠不住了？没想到讲着讲着，正好到了一处高高的临流石台，乱葛野树间可以辨认得出有往下陡峭的青石台阶，问了问当地的人，他们说此处的台阶已经多年不用了，几十年前直通渡口，可以到对岸。我想没有问题，郭马二老正在此时，联手显灵，让我发现他们当年夜半比赛登山之处，妙哉！妙哉！

一直到近年，我常常做同一个梦，几十年来不得其解，二○○七年到了北温泉公园，方才恍然大悟。

我总是梦见大水灾，从一处山坡往下望，黄黄荡荡一片汪洋，下面有一座篮球场，水淹到了球板，水面上只看到许多的屋顶，桌椅杂物漂流水上，载浮载沉。就是这么样的景致，一再地在梦中出现。

六十多年之后，我们到了重庆，就在数日之前，居然连日大雨。江水滔滔黄泥滚滚，许多岸边的树木也都淹到了水里，林脚大多淹在水下，此为三四十年来之仅见。顺着金刚坡，绿荫遮盖不见天日，透着树影往下瞧，也只见一角一角的黄泥江水，急流中盘旋回转不已。长江大桥桥面，离水只有几尺，近处虽然不见淹在水中的篮球架子，但是逼在脚下的江面却十分眼熟。

六十几年前，应该也是发了大水，吓到了这个小孩，噩梦几十年不退。说也奇怪，从那次以后，就再也没有梦到过发大水了。

2006年，又见到与儿时所见一样暴涨的嘉陵江

重庆江津所见长江上游对岸速写

四十一年前，我与内人闪电结婚，热闹了一阵，当时证婚人就是杨家骆教授。他在讲台上说了一段我小时候的故事，同样跟江水有关。

我从合川让李家的人送到杨府去玩，乐不思蜀，但是总要回去的，心里有点不痛快，但又想不清楚怎么回事，就一个人坐在大雄宝殿前的台阶上，望着嘉陵江水，轻轻地叹了口气——这是杨家骆教授的说法。

叹这一口气却让杨教授听到了，很是心疼，便把我抱了起来说道，不想走就别走，留在我们家吧，留在我们家吧！

当然后来还是回到李家，然而也证实我不一定是真的没有人要的孤儿，只是父母亲对我的兴趣不大而已。

母亲不要我，父亲也没有兴趣要带孩子，这一件事便传开了去，当时有一位名学者，也是父亲的好友，说了一句听来负气、却很重要的话：

“马国光没有人要，我们要！”

这一句话决定了我一生，否则又是一番人生。

这位先生名为李捷，也是一位地质学家。有名的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掘工作，最初就是由他主持的。曾经担任过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的李本京，就是他的小公子，本京兄原名学涛，我呼之为涛哥哥，至今不变。

李教授是河北人，字月三，出身于贫穷家庭，是个遗腹子，因为善读书，悟性高，当时家里的环境困难，无法供应他的哥哥跟他两人同时读书，母亲便决定只让他一个人读书。为了感念母亲与兄长相让，他一生不分家。在抗战期间，一家十余口到处颠沛流离，却从不分散。他是“中国制造”最早的二十二位地质学家之一，跟从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在北平地质调查局学习地质学，是当时国家急需的专门人才。这一批学生在三年期满毕业之后，接受国内国外专家的评鉴，得到的评语是：

“此次毕业生之成绩极佳，其程度甚高，实与欧美各大学三年毕业无异，为中国科学发出第一道的光彩。”

周口店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山洞

在一九二○年代，他参与了由章鸿钊、翁文灏、丁文江绘制中国地质图的工作，当时把全中国分为六十幅图，他参与了其中三幅的测绘。其余的地质图由于局势动乱不已，大部分并未完成，而这三幅图就成了开山之作。一九二七年，他主持周口店的开挖工作，虽然他不是直接挖出北京猿人头盖骨的人，同为地质学家的贾兰坡却对他与瑞典学者布林予以肯定，他说：

“公平地说，李捷先生是立了头功的。”

抗战期间，为了调查地质，他带领了许多专家团队，足迹踏遍了大部分的中国领土，胜利之后，担任河北省建设厅长。但是一生辛苦，中共建国，一家子被海峡分隔。他与长女李本昭留在北京；续弦夫人则与前妻之子李本鹏，己之所出女儿李本明、小儿李本京来台。到一九七五年，女儿李本明从美国去探望他，他在“文革”中被下放到宁夏青铜峡五七干校，银川之会，已经是分离的二十八年之后了，两年之后病逝银川。乱世人家，花果飘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故事而已。

李夫人自己生的三个儿女，本昭、本明、本京，本昭仓促中没有来得及带到台湾，本明在台大完成了她的大学医学教育阶段，在美国拿到医学博士学位，从事医学教育直到退休。本京原先是政大外交系毕业，同样也在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李夫人去世时，本京还在上中学，都是自力自学而有所成。前妻所生李本鹏是台大植物病虫害的教授，已经过世，享年八十余岁。本鹏兄喜欢说笑逗乐，娶田家大姐为妻，是小孩子心目中的开心果。田家田曦伯伯曾是“老总统”的机师，空军将领，也是父亲的好友，活到九十多岁，就在例行看诊时倒在医生怀中安然去世。我忘不了田伯伯探视在病床上的父亲时，直唤着父亲的号：“雪峰！雪峰！你怎么这样了？我来看你了！”哽咽中老泪纵横，语不成句。这就是那一代患难中的情义。

大陆的“文革”对李捷先生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原先他的地质、水利专长都没有用到，被轰出了北京的住家，发配到宁夏青铜峡去养猪，那个时候他已经七十六岁了。他八十三岁在银川病逝，余生中一直没有能够回到他热爱的北京老家。

李捷先生具有侠骨柔肠的性格，他在听说朋友的小孩没有人要，就不假思索地说出“马国光没人要我们要！”反正他们家人多，多一个娃娃也无所谓，就当是自己多个小儿子吧。

才回家就吩咐了夫人，快快把小娃娃带回家。李伯母就赶忙从合江乘船到北碚把我接了去。在船上，我不住地哭，其他的船客便问道你的小孩子怎么了？李伯母回答说，是我的小孩子，能哭成这样吗？

李捷先生撂下这一句话没有几天，又出发远地探勘地质了。我在李家一直受到夫人极为周到细心的呵护。起初本明姐姐还在读重庆国立第二中学高中部，要住校的。一到周末假日，就带着许多同学回合川家里玩，特别是离乡背井的一些同学，而我则是他们最喜欢逗弄的小娃娃。○七年我回四川，方知他们都以四川人的说法，唤我为“小弟娃儿”，以前我总以为我是“小帝娃儿”。对于夫人李伯母我印象深刻，感觉就与母亲一模一样，而涛哥哥只比我大了四五岁，一下子来了个小娃娃，让他觉得该得的宠爱少了几分，对我不怎么友善，常有小动作，让爱哭的我哭得更凶，他也常常因此挨骂，这部分我也忘不掉。除了李伯母，与我相处得最为密切的就是李本明姐姐，我见她总是笑眯眯的，一直到台湾还是如此。但是李伯伯予我的印象就不太清楚了。后来知道我小时也能唱一点京戏，就是因为李府有时会带着我去看戏，李伯伯也会哼上一两段的缘故。

他的长子李本中，在一次江轮途中，见到了船上有军人欺负平民，就上前为他们打抱不平，没想到那个兵痞子一枪就把他打到了江心里，从此再也没有人见到他。当时他已经考取留美，就等着要去美国留学深造了。同学把噩耗告知了李伯母，李伯母只好尽量地隐瞒，直到再也瞒不住了，才委婉地跟李捷先生说。为人父的李捷一听到这个消息，当场就撞向桌角，血流如注。这是他北方血性汉子的一面。

然而“文革”他被下放到宁夏时，他的孙女芸芸不辞路远地去看望他。这位优秀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当过河北省建设厅长，在此只让他负责养几头猪，就带着孙女去看他养的猪，孙女见到他在喂猪的时候，先把大猪赶到一边，让小猪吃个饱，然后才让大猪享用饲料。一个人对动物都能如此细心怜爱，我何其幸运，得到了他跟他们府上照应了我的稚年。

二○○六年，是周口店遗址发掘八十周年，周口店遗址博物馆举行李捷生平事迹展览，同时也是李捷先生铜像的揭幕典礼，他的海内外家人从各地回到北京参加了这一项仪式，我也接到了李本京转知的邀请，可惜六月期间还没有放暑假，学期末要找人代课很不方便。结果据我所知，家人只缺我一个。直到○七年才有机会赴北京，专程去了一趟周口店，不仅向李捷先生的铜像行了礼，也向丁文江先生的遗照行礼。

第四章 嘉陵江到淡水河

又见曾经日夕亲近的老树。幼年当小和尚时，常常盘桓其下。

小肉票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六日，美国在广岛上空扔下第一颗原子弹，八月九日，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八月十四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的八年抗战取得胜利，举国狂欢。

情绪稍定，就准备打包回家乡的人不计其数，重庆的中央政府也忙着复员。我在李府，从大约半岁的娃娃到现在，已经是过了四五个春秋的小男孩了。一切正常的话，我理应顶着马姓，当李家的人，一直成长下去。李伯母来台的时候带着她的孩子李本明与李本京，要是我在复员时跟着他们李家到底，看来这是毫无问题的原定计划。我后来应当在北京，李捷先生担任河北省建设厅长，我当然也会跟着过几天好日子。李伯母来台时，应当也可能把我带在身边。但是如果我跟她的另一位大女儿李本昭一样暂留大陆，以为不久就可以团圆，也许就此成了红色中国的小国民了。

无常的命运却把这个小孩推到另一个方向。

整个大后方的公民营机构都赶着复员，中研院在次年也照着计划打包复员，要回到南京去。那个时候，重庆码头上的江面，满满的都是各种新旧大小的船只，岸上人山人海，家家都带着臃肿的行李，无头无绪地找船。没票的想要买到票，有票的却也想要能够上得了船。江面上，上下浮沉栉比鳞次的船只，挤得快连水都看不见了。

李捷先生在中研院工作，他们府上自然也要跟着返回南京，但是一大家子都要上船也不容易，只好分批走。便是分批也不容易，谁也不知道下一班船什么时候才到。这个时候，中研院在重庆找到了一个院子，作为临时招待所，员工就暂时住在里面，那就不必在大马路上吃饭过夜了。只等船一到，马上就可以离开。

这一等也不知道等了多少天，所有的烦恼自有大人承担，我这个小男孩依然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地玩耍。

若干日子过去了，这个时候，有一位女士也到了这院子里转来转去地逡巡，终于找到了她要找的一家人，就是李家。当时的计划是，在这几天先由李伯母到南京安顿张罗妥当，然后家里的其他人再陆续回去。同在这个临时招待所的院子里等船的，除了李伯母，她的二女儿李本明、小儿子李本京，另外是李府的一位保姆。李本明那个时候刚刚从重庆第二中学高中毕业，正准备到复员在南京的中大医学院入学。李伯母的小儿子李本京，应该还不满十岁，还是很皮。保姆跟着李家整整八年，在李本京渐渐长大之后，她的主要责任就是照应我，也趁此行之便要回到家乡安徽去。

到院子里来的这位女士就是我的母亲，她已经跟父亲离婚好几年了，几年间也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大家依然是旧识，她便主动向前跟李伯母打招呼，当时李本明也在李伯母身边。大家免不了客客气气地叙叙旧，寒暄中，我的母亲也问了问行程跟船只之类的问题。

她当然注意到了李伯母身边的小男孩：

“你就是马国光吗？”

马国光不认得她，躲到了李伯母身后。

“我就是你的妈妈啊！”

她笑眯眯地说，上海口音，而我当时习惯的是北平口音。她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就是马国光吗？”可见母子分离很久，她连是不是自己的孩子也已经不太确定了吧？

民国三十四年于合川。自左至右为：李本京、李本明、李本昭和我。

民国三十五年二月在合川李府，数月后被抢走。

小马国光心里一阵凉，因为，他模模糊糊记得有人跟他说过，当心你妈妈来把你带走！也许是在他太胡闹的时候吓他的言语吧？要不也许真有些风吹草动的传闻。我记得清楚的是，“妈妈”这个字眼，在幼年的时候，只要听到，就害怕得要命。对于我，“妈妈”跟“恐怖”完全同义。这样的感受在记忆中的时间相当长，感觉恐怖的经验，应该不仅只有一次。我联想到的是一位会把我给带走，然后，再也无法见到许多我深深依赖着又爱着我的人。

这位穿着打扮十分漂亮的女士，只停留了一会儿，很快就离开了。李伯母看她的模样，虽然好一阵子音讯全无，觉得这几年她应该过得还好。

终于等到了开回南京的船，船上还有许多其他人，满舱都是杂七杂八的人跟行李。我们这几个，是李伯母、李本明、李本京和保姆。除了五个人以外，也有许多行李，而船舱一片混乱，从重庆到南京，在那么混乱的江面上还要过三峡，还要经过洞庭、鄱阳两湖，是一趟十分艰难的旅程。

然而胜利了，再苦，心情总是好的。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一路顺水而下，江上无数的船只，上行下行，大多都是要回家乡的，在整整八年艰苦的抗日战争之后。

不知经过了几日，终于抵达靠近南京的下关，船在岸边停靠，许多人在此下船。但是保姆还要继续往安徽老家走。她不认得字，也不太会说话，李伯母就要陪她去买接续路程的车票，一定要上岸一下子。当时本明姐虽然只是个高中刚毕业的女学生，此际也可以担当一点事情。李伯母特别吩咐女儿李本明，要记住三件事：一手牵着国光，一手牵着小名学涛的李本京，而两眼得好好地看着行李。她说她马上就回来，只是帮着保姆买张车票，顶多十来分钟。

李伯母刚离开，我母亲却上了靠在岸边的船，她显然不是同船的乘客。江轮行驶的时间长短，由于江面太乱，非常没有把握，上下差个好几天很平常。本明姐跟我讲这一段往事时，已经八十多岁，她依然想不透，他们的行程，我母亲怎么能够那么精准地掌握在手？她怎么会料到李伯母会离开我们三个孩子片刻去买车票呢？进而趁隙接近我们？

她是认得我母亲的，当时称我母亲为“娘娘”。“娘娘”笑眯眯的，却也单刀直入地说，要把国光带走，要她放人。母亲身旁有两位男士，她从来没有见过，表情冷冷的。

当时的景况，我记得非常清楚，历历在目，事隔六十多年之后。

本明姐紧紧抱着我，说什么也不放。我记得“娘娘”身后的两个男人，依然一声不响。

现在回忆起来，很像电影里的场面。我记得当时下着小雨，天色暗暗的。男士当中至少有一人是打着领带的，我记得。我记得李姐姐边哭边说话，我听不懂她说的是什么。六十多年之后，在美国费城的一处四围都是参天巨木的树林里，就是李姐姐跟姐夫闵锡钧先生的一幢两层楼的花园住宅中，我终于知道了她跟“娘娘”说了什么。

李本明姐姐一再地祈求我母亲，不要把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带走，一定要等她妈妈回来，妈妈上岸帮着保姆买张车票，几分钟之内就会回来，娘娘就这么带走国光，她真的没办法交代，请娘娘体谅，这样真的不好，真的不好！李姐姐声泪俱下地祈求。

我母亲却摇摇头不肯答应，又有她身旁的两位男士，显得格外的阴森可怖。那个场景，我记得。

本明姐姐后来也有了让步，她亲自向我母亲保证，她一定说服妈妈让娘娘把国光带走，保证！但是无论如何，不可以在她母亲不在场的情况之下不见了这个孩子。

随便李本明怎么恳求，我的母亲只是相应不理。

以下的情节我一生也没有忘记：

一个男人走到了李本明身后，捂住了她的嘴，另一个人则早把一辆黑色小汽车开了过来，我的母亲亲手从本明的怀里用力地拉扯着我，我则大哭不已，本明姐终于不敌，我的母亲成功地抢走了她的儿子我。

满船没有任何一个人过来打听或是帮忙，谁也管不了这一件说不清的事。那个时候的中国，几乎是无政府状态，谁敢过问哪？

对，我们在六十多年后查核这一段的经历，雾蒙蒙的天气、三个陌生的人物、抢夺我这个小孩的动作，我们两下相对，天衣无缝。本明姐在说到此处时，强抑泪水，全身发抖，几乎无法言语。六十多年之后了，她终于面对着当年的那个小男孩，现在也是个小老头儿了，她拉着我的手，哽咽着说：

“国光啊，我对不起你，没能抱住你，留下你，让你受了那么大的惊吓。”受到了更大惊吓的是她自己。

她眼看着娘娘跟两位男士把我带进了黑色汽车，我记得我是在后座，也许是妈妈抱着我，我记得我的脸是朝着后窗的，一个半圆形有点像一个腰果一样的后窗，很小，看出去朦朦胧胧，因为下着雨。那个时候李姐姐也顾不得她的亲弟弟学涛跟行李了，急急地追上去，强自挤进车里。该说的都已说尽，只有继续哀求。

没有人理会她，车子一路进入南京城，东拐西拐，在一个巷口停了下来，我的母亲抱着我下了车，李姐姐还来不及反应，母亲转个弯就不见了。车上的男人把车又开了一段路，会开到什么地方去呢？李本明吓得要命。他们明明白白地跟她说，是要在半路下车呢？还是要他们把她送回去？本明姐在这么混乱的当口，身上一文莫名，又不认得路，一个尚未上大学的女孩子，要她怎么办？

她选择了回到码头。

下一次见到李本明，是在台湾刚读小学的时候，他们一家三口才从基隆下船，暂住在我们青田街的老家一阵子，后来李伯母带着本明跟本京，住到了温州街底。我永远不会忘记李伯母刚刚进我们家大门，在玄关前，我跟在父亲身旁等她，她见到父亲，还没有来得及打招呼，第一句话就说：“我要是见着孙彩蘋，一定要好好地问问她，怎么可以这样？”李伯母脾气非常好，这是我见她说过最重的一句话，此后，再也没有听到她谈起我母亲。

李伯母在世的时候，我每两三天就会去温州街她那儿玩一玩，我说什么她都非常有耐性地听，还要搭一两句腔儿。记得有一回，一本画报上有个美人的照片，脸上还有几滴汗水，跟真的一样，我拿到李伯母跟前跟她说：“李伯母，你看书都滴上水了！”她笑眯眯地回应道，那还不快擦了去？长大之后自然明白那是她凑我这个娃娃的趣儿。她就是这样，在我心目中，从来也不生气，总是和颜悦色的，超有耐性。李伯母去世之后，本明本京与我见面的机会就少了。没有多久，本明姐就赴美留学，然后是本京兄考上了第一届的政大外交系，我们只有一点零零星星的来往，而如今与本明姐再见面，她已经是七八十岁的高龄了。

当时她也无从对她的妈妈交代，怎么好好的一个男孩子，当众就让人抢了去？

大家只是纳闷，行船多如过江之鲫，李伯母带着我们搭哪一条船，是中研院特别安排的，出发的日子虽然已定，但是谁也拿不准。我母亲就是起先打听清楚了，又能如何地掌握？从重庆到南京下关，数千里弯弯曲曲的长江水路，变数非常多，她怎能预料一定会见到我们？假如没有李伯母要亲自下船帮保姆买车票，母亲就不仅是面对着孤女跟孩子了，那她还会依然照计划进行绑架吗？战后的当时根本就没有治安可言，要是李家也请了保镖呢？会不会在冲突中有伤亡？会不会因此搞得船舱大乱，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母亲为何不肯找时间跟父亲好好谈谈？还是估计她自己完全没有胜算，因而出此下策？那两个男生跟母亲是什么关系？是雇来的人还是友情相助？会不会又衍生出其他的问题？难道他们不怕抢夺孩子绑架肉票的风险吗？绑架者之一就是孩子的母亲，是不是母亲跟他们因为这个理由而有恃无恐呢？？这些问题一一追究，可以写出一部精彩的电影剧本。

我第一眼看到了八十岁的母亲，是一个比我矮一个头还不止的老太太，曾经在机场像一根树桩子一样立定了好几个小时，动也不动地等着看她离散了数十年的儿子。她是那么老迈，在我眼中，仿佛我的母亲一到这个世界上就是那么老的，而她又是那样的慈祥，说什么都轻声轻气斯斯文文。她全心全力，简直可以说是不自量力地照顾我，我原先印象中的妈妈，应该是另一位妇人吧？

花和尚

母亲抢我到手，照理说，我从此就该在母爱的光环之下，受到无微不至的呵护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往事的镜头移转，一下子跳接过来，我在一座尼姑庵里了，在上海附近的南汇。

在此之前，依稀只记得母亲带我到了这一座庙里，里面有好多比丘尼，穿着袈裟，个个都冷冷的，母亲跟她们其中一两位说了说话，然后母亲起身要走，我想我又要让人扔下了，我急得很想跟，却被后来方知的“大师父”拉住，一丝儿也动不得，着急恐惧、六神无主。

但又很快地就适应了这一处唤作“清凉寺”里的生活。

一直以为这一座小寺庙应该是什么“庵”，以为比丘修行之地都是庵。一九九○年我跟晓清邀了母亲与同母异父的弟弟章立凡一起到上海，我们俩特地到现在改名为南汇的这一座尼姑庵访旧，方才发现，这一座庙，也是一个“寺”，唤作清凉寺，一开始就是一座“寺”，没有想到几十年后依然存在。

当初是一排竹篱笆围起来的寺庙，对于小孩子来说，已经够大了，却一定不是天下名僧挂单的地方，只在一处村落的边上，四围没有什么人家，要去村子还是大街，也没有多少路，步行都可以到达。那条街我们再去的时候，依然老样，如果用来拍满清时代民间背景的电影，用不着再搭新景。黑洞洞的连栋屋宇、斑斑漫漶的老招牌，都还在。

竹篱间有一处瓦檐的大门，日本人所谓之的“鸟居”，虽小也显得庄严。后来去南汇看到的此处已变成了灰色的砖墙了。原先篱边总是开着一年四季次第流转的各色野花，高低错落，迎着阳光飘舞，闪闪亮亮。院子很大，门前一条小溪，庙前就是溪头，总是泊着一只小木船，笼在岸边弯着腰的浓浓柳荫里，只一根绳索随便地在柳枝上缆住。静静的水面厚厚的浮萍，盛夏时也开出点点白花。我常常在师父们不注意的时候，偷偷躺在小船里，人小，没有人见得着，我拉着柳枝儿，小船一晃一晃，我幻想着顺流而下，通到许多别的村落，最后会到一望无际的大海。那个时候已经知道有大海，想来是在母亲身边时到过黄浦江边吧？

院子门口正对的便是大雄宝殿，离院门约有大人的十来步。其实院门大多是开着的，附近的小孩子常常进来玩耍。殿前有五六级台阶，我们小孩子常常玩从师父那儿听来的故事，把台阶最上层当做佛祖如来的所在，三五个小娃娃跳上跳下演出，同时是演员也是观众。我们都穿着厚厚的衣服，臃臃肿肿不怎么灵活，那时应该是晚秋了。

大雄宝殿前的平台上，左右各有一个大水缸，里面养着数本荷花，盛开时花叶莲蓬伸出水面，迎风摇摆，佛殿里阵阵清香。冬天大缸里的水会结冰，冰里有好多气泡，我望着那冰跟冰下的水，只觉得这个世界好神秘。大雄宝殿正面是一排红漆窗格的落地窗，从里面可以坐着看月亮。直到我那一年回去，那儿的落地大窗依然是当年的模样，据出家人说，连玻璃都没换。没错，那种不怎么平、透着望去影子如在水中晃动着的手工玻璃，在今天的台湾，怕是一片也找不到了。我如今的身高跟这一片落地窗也没有差多少，然而在印象里，大窗子简直可以通到天顶。还记得一个人搬了小板凳坐在窗前看月亮时，师父一定会提醒不可以用手指月，至今我指月依然是勾着手指以关节相向，然而不免联想到那一部禅宗名著却唤作《指月录》。

殿上一尊金身大佛，台座高及成人的颈项，这一尊坐佛高到屋顶，顶上便是华贵的藻井，我在往后的几十年里，无数次地忆起这一尊金身大佛。

正殿两边左右厢房，里面各有两间小屋，右边的是藏经所在，但也可以用来晾萝卜干，或是辣椒，里面也许就是住持的方丈了。左边两间，从正殿的侧门进入，整间房里架了一座织布机，手脚并用的那一种，跟孟子母亲用的应该也差不多。当时没有电灯，点着一个里面灌了煤油的火灯，黑烟颤颤抖抖地直往上蹿。这间屋子有窗，春夏白天长，总有师父在“啪嗒咔嗒”之后梭子“嘶嘶嘶”的来来往往地织布，有时我也站在一旁看师父织布。从早到晚，也织不了几寸，都是灰灰的颜色，应该就是她们身上袈裟的来源了。我的小袈裟莫非就是她们织出来的布做的？可怜当时年纪小，不懂得感激。我拥有的还不只一套呢。

左厢房的里间有一张竹床，就是我睡觉的地方，小小一间。连着床，有一顶像门帘的那一种帐子。夏天蚊虫还是很多，师父就用煤油灯来熏，有时一张草纸往帐角一塞，可以染上许多蚊虫的血点。现在想想，那就是杀生，但她们并不讲究。她们只吃素，素菜的味道如何，我也不记得，忘不了在那一段时间我总是大鱼大肉地吃，因为我有吃荤的特权。

读汪曾祺的短篇方知，在中国，一般而言，比丘尼是不放焰口的，那是和尚的事，女性出家人不方便抛头露面吧？我不知道清凉寺里的师父们是否放焰口，但是我常常跟大师父出门，她总是拉着我的手，走在乡间的路上，一路好多人跟她合十，我也觉得神气。大师父明显地比一般的师父要胖一点儿，皮肤也黑一些，个子高一些，声音洪亮。记得她的眉毛也比较浓，总是笑口常开。我也的确记得在一场丧礼上，有许多纸糊的、色彩鲜丽明亮的房屋、家具、人物等，在屋外“轰轰轰”地燃烧着，大师父领着师父们，围着熊熊烈火一圈圈地念经打转。

大师父在许多红白喜庆上都是上宾，她带着我的时候特别都让别的小师父给我换上便服，一套小工装裤，里面是件白衬衫，一双黑布鞋，这样的打扮，直到上台北国语实小的时候依然如此。

到该上席的时候，大师父就会把我抱到有鱼有肉的荤席上，两边的客人马上让出个位子，记得大师父回回都不忘跟这一桌的客人说，小孩子还在成长，一定要吃吃荤，补一补，请大家照顾。于是我的碗里就总是鱼啊肉啊非常丰富，高高地堆着，把我的视线都挡住了，想要吃到大鱼大肉下面的白饭，也不容易。大师父做客的机会很多，于是我自然让僧俗们养得白胖白胖。

然而吃饱了归来却有点费事，大师父要我从后门走，为什么呢？据她跟我讲，我嘴里的荤腥味道，前殿的菩萨是闻得到的，一定要从后门走。回来的时候天都黑了，我一个人从后面篱笆侧门进去。后院就是斋房，外面有一口井，我就要在井边汲水，用力地漱口刷牙，然后从后门绕着菩萨高高的后背台座，轻手轻脚地，转入织布机的那个房间，再进入我的小房间，生怕菩萨闻到我嘴巴里的气味。大师父说菩萨的鼻子灵得很，我就连气都不敢出。

我吃了一顿好饭，应当睡得香甜。也许依然是习惯性的，师父夜里织布的声音——啪嗒咔嗒啪嗒咔嗒啪嗒咔嗒，接着是梭子一下子来一下子去地“嘶…嘶…”的几声，幽暗的煤油灯，把小师父的影子大大地映照在开着的房门上，我躺着也见得着，影子跟着煤油火灯颤颤抖抖。

我也参加晚课。那个时候不会太晚，要不我不可能参加。

我被师父们剃了个小光头，穿着她们为我缝制的小袈裟、小僧鞋，另外有一个专为我用的小木鱼跟敲木鱼的小木锤子，敲出来的声音只是“叮叮叮”而非她们的大木鱼“嗑嗑嗑”，这一点当时的我很不满意，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如果一定要“嗑嗑嗑”的声音，我却拿不动那么大的木鱼。晚课时间一到，我也有一席之地，地上一方小型的软坐垫子，我“叮叮叮”地敲着念着，天天听，天天念，听的念的是什么全不明白。

师父常常把菩萨的事迹说得活龙活现，然而我心中总有一个疑惑，菩萨那么厉害，怎么只会老老实实地坐在那儿，从来也不下来喝点儿吃点儿给祂的供养？

我问大师父，大师父很慈祥地跟我讲，菩萨的确是会下来的，只有在清早做早课的时候，菩萨就吃早上那么一顿就饱了，等着明天早上再吃。那个时候太早，你还在梦中哪，她说。

没错，庙里早课非常早，通常天都还没有亮，那个时候我睡得正香，难怪看不到菩萨下来吃早点了。但是，要是能见到菩萨吃饭，就实在有趣了，决定哪一天起早一点试试。可惜小孩子总是起不来，就这么过了好多天，也许大师父都忘了我曾经提过的问题吧？

终于有一个清早，做早课的唱经声音传到了我耳边，我悠然醒转，猛古丁地想起这会儿大师父正领着师父们做早课，也正是菩萨吃早点的时候吧？顾不得穿衣，就溜到了门边，从门缝里往外瞧，师父们还是个个都跪坐在她们的位子上唱经，菩萨就像我一天到晚见到的一样，端端正正地在莲花座上坐着，法相依然，一点动静都没有。

实在太早，我又回到床上去睡了。

到了白天，想起此事，自然急急地去问大师父，为什么我早早从门缝里没看见菩萨下来吃早点？

小和尚清晨就是从这个门后偷窥，想要知道菩萨有没有下来吃供品。

“哟，怪弗得啰，原来斯侬起来刻到了伊拉，伊拉斯弗肯娘小囡囡刻到伊拉切凡格。”

（哟，怪不得了，原来是你起来看到了祂。祂是不肯让小娃娃看到祂吃饭的。）

大师父回答得很好，我嘛附近几个村子的鱼肉照吃，晚课还是跟着照唱照拜，小木鱼“叮叮叮”照敲。

师父们唱经，经本是经折装的本子，那个年代任何一本书都是贵重的东西，何况是佛经？师父们的手从来都不敢碰佛经，手中有一根长长扁扁的竹签，暗沉沉泛着岁月的幽光，插在书中，读着读着，就把竹签从左滑到右又归到左，那么轻轻哗的一迭声翻了一页，全部十几位师父在清和悠扬的唱经声中一起翻书，因为两页的经文从右上角念到左下角，只是和和平平的一口气，翻书之际也是换气之际，大家“吸”的一下子，一起抬头又一起低头读下一页，整齐划一，煞是好听又好看。

照理说大家都该守秩序，好好把晚课做完，却只有我一人在大金佛像前拿着木鱼敲敲打打地走来走去，口里照背着那些我一个字也不认得的佛经。走到哪一位师父身前，只顾把背朝着她，她也一点都不荒疏于任何一句经文的念唱，一边为我搔背。没有固定的师父为我抓背，十几二十位，我选上谁就是谁，也不知道背是真痒还是假痒？一定常常觉得念经实在无聊。走来走去，像是在许多固定句点中的一个移动的逗点。

在清凉寺期间，我上过学，现在走走，不过是几分钟的路，已经是一所有操场、有楼房、有教室的南汇小学了，当年却不是这样。

上学，有的时候我穿的依然是小袈裟，天凉了就穿上厚的、上海人唤作“绒线衫”的毛衣，有的时候是一袭小棉袍。那个时候没有笔记本，每位小朋友都要自备一块石板，黑色的，四面木条固定成框，连带一根线，绑在板子边的小钩子上，线的一头是个毛线捆扎而成的小绒球，这就是写完擦了去，又可以再写的擦子。小娃娃袋子里放着一两根石笔，灰白色，不如粉笔那么白，也细得多，但是比较硬。有的时候，一不小心石板掉到地上裂开，也只好将就着用。教室里没有课桌，只有小板凳。我在那一段时间学了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只记得有一次老师说她要走开一下，去一个我们看不到她、她看得到我们的地方。于是十个八个小孩子都乖得要命，一动不动，生怕自己调皮不乖，被老师从什么秘密的地方发现。还有一次，老师说我们要把字写得漂亮才行，我私下以为字写得漂亮就是一笔下去金光闪闪，像戏台上花旦的头饰一般，做梦还梦到我一笔下去就写出这样的字。醒来又觉得，要写出老师要求的那么漂亮的字，是不可能的了。

在清凉寺附近有一株好大的李子树，小小的叶子，密不透光，树荫匝地，十分清凉，小孩子常常在树下玩耍，偶尔也有小朋友吃青青黄黄的小小李子，我从来就没有觉得好吃过，我一辈子都不爱吃李子，或源于此。但是这一株大李树常在梦中出现，刚发的小叶子淡到几乎透明的淡绿，粗粗老老凹凹凸凸的大树干，枝叶随着一阵风沙沙发响，扑簌簌落下几个李子，打到了一个小家伙的头上，大家便前仰后合笑个不停。树下有一大片南瓜田，南瓜长得比小孩子还要大，玩捉迷藏，我蹲在叶下瓜后，没人找得着。

几十年后回到原地，怯生生地问起此事，不太有把握，因为印象很模糊，也许是小孩子常做的一个梦而已。不料一问却真有其树，差只差在是棵杏子树，台湾不产杏子，然而杏子跟李子，非常相像，难怪我总以为是李子树。

“树还在，要看看吗？”我的亲人，一位姓闵的，这样问我。

当然也只是几分钟的步程，原来这一棵树年龄太大，已经成了国家专案保护的大树，树干粗得足足两三人合抱，四周用铁栅栏牢牢围住，还有一方不锈钢的“身份证”，字号明列，附带说明，大意是此树已有两百多年，十分珍贵，等等。原先南瓜田之所在，现在成了一所政府机构了。

我与此树，居然重聚，也是奇遇，只是兴奋，没有《世说新语》中什么“树犹如此”的感慨。现在又是二十年过去了，但愿还在。

再见到的清凉寺已经十分破旧，我与我内人重回此地，母亲与弟弟虽然也到了上海与我们同聚，她却不肯回到她离开已经有五六十年的家乡，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母亲，身体固然不错，却很怕回老家“收脚印”，也就是自以为得享高寿，可能是阎罗王把她给忘了的缘故，要是回到了家乡，就很容易让阎王派遣的小鬼发现，那可就不好了。可见原来鬼也是有籍贯户口的，并且也要遵守法律，不得随意搬迁，否则没得供养，那么北京鬼一定不认得母亲。她让无神论的党统治了六十多年，居然变不成一个无神论者。

与妻子晓清在幼时常去玩的大树下

我们是自己叫了计程车，一路去看母亲的家乡跟我当年当小和尚的地方。

家乡里的亲人都非常好客，早早地在路边等我们，下车的第一件事便是去看看那一座至今犹存的清凉寺。

寺庙周围，原先是直到天边的碧绿田野，现在全不见了，前前后后全是房子。前面那条可以行舟的小溪一点痕迹也无，更用不着提起溪边系舟的大柳树跟水上厚厚的浮萍了。记得师父们偶尔划船出门，也不知道是要上哪儿去，几位师父同心协力，两对桨整齐划一的动作，配合上师父们开心的叫喊，在微冷的晴空下，清丽的声音飘散四野，我立在岸边，想象着这一叶小舟不知道可以划到多么遥远的地方？羡慕得要命。

我忘不了那一尊大佛，那尊只有我睡着了的时候才会下来舒放筋骨进点饮食的金身大菩萨，一进院子，就直入大雄宝殿，猛抬头吃了一惊，居然来了个反高潮，难道当年是我太小，把菩萨看得太大了吗？怎么好大的一个圆圆的台座，只有中间放着小小的一尊佛身？而且彩色斑斓，跟记忆里的那个一色金身全不一样了？师父不等我问，便说原有好大一尊佛像，“文革”的时候，已经被红卫兵砸碎了，“文革”过去，庙里又无钱重修，只好用上这一尊将就将就。

“一样拜嘛！”出家人这么说，她们倒真是好脾气。

原来我们玩“天界故事”的那几层台阶居然那么浅。门前的一对养着荷花的大水缸不见了，红漆的落地窗依然老样，我看到了小小的自己搬了一个小木凳，坐在窗下角落边，傻傻地望着月亮，一边又提醒自己千万不要用手指月啊！免得手指头会被锋利的月亮割一刀，流出血又肿起来。右厢房的那一座占满了整个房间的织布机没有了，两边都是橱柜，门关得紧紧的。走进里间，我吓了一大跳，怎么依然是一张靠墙的床？依然还有一顶灰白的帐子？这里就是当年我睡觉的地方，只是感觉得出地板在这几十年里磨得更薄了，似乎脚下稍微重一点，就可能踏穿。

潮气很重，毕竟是一处低洼湿地吧？后院的那口井没了，那是我吃了鱼肉回来打水刷牙漱口的所在。斋房里东西堆得好多，乱七八糟，踏进去都难，只得在门外看一眼。至今我只要见到了就想吃的糯米莲藕，最早的时候就是师父们在这间厨房做的。大殿前方右边有一座房顶半倾的黑色瓦屋，仿佛一脚就能踹倒，原先是一座我眼中好大的仓库，里面藏了许多神奇的东西，大大小小的箱子、盒子、布包袱，里面是什么，我至今也想不透。但是也有一些偶尔会拿出来用的工具，像是简单的可以把干稻草卷成草绳的木头旋子，有大竹筛子、篮子，还有用不着的跟缺了脚的桌子板凳、香烛金纸、帐幔旗幡、棉被褥子，等等。

我上学的学校还在吗？我说。在在在，我的亲人说。从前觉得上学要走好远的路，特别是在冬天，穿着厚厚的棉衣，行动格外的不方便。现在一会儿就到了，正是下课时分，吵吵闹闹的里面有好几百个小朋友，是啊，记忆中的瓦房一间也没了。

我们走在街上，还是当年的老街，一间间狭窄晦暗的店面或是人家，上面依然是明清之际就悬在那儿的店号木匾，隐约还有几星残金，竟衬得屋宇分外的苍老。地面都是青石，磨了几百年的一方方石块，光光滑滑没有半个棱角。我应该是走在拍摄古代影片的布景里。

奇怪的童年，像一场短短的荒谬戏，比这一条街还要短。

常常到庙里跟我一起玩的小孩子里，有一个小女孩，名字叫“鄂鄂”，很难以国语发音，勉强地发，就是“敖敖”，其实是以小舌抵住喉头上面发出的音，南方人都发得出，闽南音也有，比如说，形容一个人很行，就说“呷敖耶！”的那个“敖”字。

这个敖敖留着一个妹妹头，个子跟我差不多，白胖白胖，是附近难得有的跟我差不多小的小孩子。她很乖，总是安安静静的，我们总是在一起玩，东转西转的，记得她有时把功课带到庙里写。

一九八八年，在母子通信的十几年之后，我才能够去北京重会我的母亲。母亲请了一位客人来看我，起初我也认不得，但是母亲说她就是敖敖，我的小表姐，我一下子就见到了那个留着妹妹头的女孩子，四五十个年头过去了，这一位小老太太，居然还是留着小时的妹妹头！我又从她的那一对大眼睛里看到了遥远的从前。

我想我当年在庙里生活的时间应该蛮长的，大约一年，也许更久。因为原先在合川李府说得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后来在庙里是一句也说不出来，满口只是阿拉伊拉侬，用语彻底地改变了，我已经变成了上海人。我早已忘记了母亲、父亲、四川等，在小小的心田里，大概以为自己本来就是个小和尚吧？

紧贴着滚滚稻浪迎风翻飞的燕群，房檐倒粘着的燕巢，探头探脑地总是张着小嘴等着母鸟的小小乳燕，院子里右侧种了一片青色的甜蔗，秋日里干爽的空气跟亮丽的阳光，都在我的梦中一再出现，没头没尾的。在什么神祇诞辰的时候，庙里挤满了人，晚上在寺院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插满了香头，星夜里大地望之若天河，一清早，霜露未解，我就去拔昨夜留下的香棍，一大把一大把，师父会为我用这些材料编出各种小房子、小桌子、小椅子，等等。

没有父母的呵护，却有一个至今想来无限感恩、无限怜惜的快乐童年，先是在合川李家，他们视我如珍宝，然后我是一个快乐的小和尚，在好多比丘尼的照应之下。我想当时如果把我放在和尚庙里，大概不会得到那么多的呵护。是女人，就有母性，无论出不出家。

阿弥陀佛！

南汇清凉寺的两位师父，是我童年时就在此出家修行的僧人，九○年代游上海专诚往访，得以重聚，也是奇缘。

这个时候，姐姐在哪里？她跟我至今依然不得要领。然而那一年我内人跟我到了清凉寺，有两位当年的师父还在，也都有八十多岁了。一位是当年的二师父，我记得她长得好高，冰冷的一张长脸，我有点怕她，但是此时在我面前的，却是一位身高不及我的胳肢窝的小老太太，她说，她还带我到过她在俗的家里去，她的父母亲都很喜欢我。这个时候才知道，让我有鱼有肉可吃的大师父，在“文革”的时候被迫还俗，已经不知去向。庙里大多是从小就让父母送来出家的，有的是因为八字不好，出家就只是希望能借着佛法佛缘存活下去。更多的是家里养不起，还有因为是女孩子，就遭到弃养，庙里便收了下来。看来连一个浪漫的爱情悲剧也没有。在中国这一片广大而又贫瘠的土地上，容不下几许浪漫的空间。

她们问道我还有一个姐姐是不是？在哪儿？可见她们也见过这个小女孩，但是对姐姐的印象却不深，姐姐也在这里住过吗？我后来问姐姐，她却不太记得了。

在清凉寺里，距离我们到台湾来，已经不会太远了。

我还记得我那时是怎么样地告别了清凉寺的，那样的告别式，也忒的别具一格吧？

妈妈出现了，大概是分离的时间太长，我看到她，十分的忐忑不安，又。

妈妈穿了一件浅棕色大衣，肩膀高高的，我觉得她很奇怪，干嘛要耸着肩走路？我是小土包子，没有见过上海女人大衣的垫肩。

妈妈也没有跟我特别的亲热，只是顾着跟大师父说话，一边说一边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人车都很少，她们的话说个不停，大师父牵着我的手，妈妈在她的那一边。我就这么样傻傻地跟着，也习惯了，反正一路碧草天涯，满眼繁花，赏心悦目得很。

走着走着，好像是一辆大军车从后面远远地靠近，停在路边，上面盖着帆布棚子，妈妈先上了车，然后大师父也拉着我上了车，车上已经有好多人，男女老少，都坐在两边的硬板长椅上，大家都不怎么说话。妈妈跟大师父还是在轻轻地说话，说个不停，显然的她们很熟。我看着车子后方倒退的风景，发呆。

到了某一处，还是在乡下，却是两边什么都没有，只见干枯的田地，车子就停在土石路上，是一个看不出来有什么人家的地方。扬起的灰尘还未落定，大师父起身，我理所当然的也跟着起身，没想到却被妈妈拉住，我拼了全身的力气要跟大师父下车，人却被妈妈两手拉住吊在半空，空自挣扎。

直到多少年后，上姚一苇老师的课，他讲到戏剧原理中命运问题的时候，说到人被命运控制，就像是吊在钩子上的虫一样，我就马上想起从前的这一幕。人在面对命运的时候，一点劲都使不上。

就这样，连哭都来不及，我们母子又重聚了。我的小和尚生涯，也就从此告终。依身份证所记的年龄推测，我当时刚满五岁，时值民国三十六年。依那个时候的气温衣着的记忆，应该正当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之后的冬季，而父亲正在台湾。

中国人

在大陆，跟姐姐相处的时间非常短，也不记得母亲把我们究竟放在何方？姐姐也许大部分时间就在育幼院里，后来又到了托儿所里，她还在上海读过小学一年级，读完了没有不晓得，但是她在来台湾之前，会背英文的二十六个字母，证实至少她有一阵子是在母亲身边的。我与姐姐会合，已经是很快就要到台湾来的时候了，对于姐姐的确实记忆，应当从此时开始。

自从母亲从李本明姐姐手中抢夺了我，他们全家不知如何向我父亲交代，而父亲也回到了南京中央大学。我幼年的印象里，有妈妈爸爸一起在南京中山陵牵手上台阶的画面，也许就是妈妈找到了父亲，讨论着他们跟我们的未来吧？不过当时应该已经处于离婚状态了，这是事后的推断。

那个时候，母亲应该是已经把我跟姐姐从不同的地方接了出来，准备去台湾了。但是我没有父亲与母亲同居的记忆。他们在那个时候是否法律上已经完成离婚手续，也无从知晓。但据齐邦媛姐姐跟我说，母亲曾经在台湾登报公开指责父亲，内容跟文辞很是激烈，目前还没有去查民国三十六年的中央日报，实在提不起那样的精神，姑且在此记上一笔。但齐教授不会是个打妄语的人。

下关惊心动魄的经历之后，心急如焚的李伯母只得把我被亲生母亲抢走的消息，一五一十地跟父亲说了，父亲的回答却也沉着得很，他说，不用操心，到时候她一定会出现的。

其他的，他一个字也没有。

应该就是在民国三十六年，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二人到了台湾，这差不多是认识姐姐的开始。她是一个很会生气、常常鼓着小嘴、皮肤白白的小女生。我们要去台湾了，妈妈跟我们讲，然而台湾是什么样的地方，我们也不关心，妈妈问起来，我只担心台湾有没有核桃吃？台湾有没有图画书可读？姐姐却怕飞机掉下来，坚持如果飞机上有降落伞她就不登机，她的逻辑是，既然有降落伞，就是属于会掉下来的飞机，那个小女孩儿有很奇怪的逻辑。

那是架很简单的货机，一般所谓的“老母鸡”，人坐在两边，行李放在中间地板上，一面大网子网着。应该是在冬天，因为我们下飞机的时候穿的都是一袭棉袍，我的是深蓝底的面上有许多米粒般各色的小碎花，姐姐的是粉红的花色，我在头上顶了个有绒球的紫红毛线瓜皮帽子，姐姐的帽子是什么样的我就不记得了。我两边的胳肢窝各夹了一件东西，一边是一只金鸡饼干方盒子，里面装的全是核桃；另一边是一叠绑得十分严实的杂志《儿童知识》，上海什么出版社出版，里面的插图是彩色的。这一摞杂志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那是后话。那年我刚满五岁，要是珍珠港事变的那一年出生的话，则应为六岁。

我们在松山机场落地，虽然是冬天，却把我们闷得一身汗。记忆中是一到了台湾就住在青田街，但是后来姐姐跟我说，我们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住在新北投的一栋日式的小院子里，天天可以洗温泉。的确，我最早见到没有穿衣服的女性是妈妈，我们一起洗温泉，她抱着我进浴池，一再地哄我说不烫不烫。除了那一次绑架的时候她紧紧的抱住我，另一次的记忆就是在温泉的黑石头浴池里了。乳白色的温泉冒着热气，用小木桶先洗清了再进浴池，我一下下就闹着要出来，实在太烫。我们住的地方是个小小的斜坡，下面就是新北投公园，园里有喷泉，圆圆的池子，里面养了睡莲，贴水绽放，水里面还有鱼。那个喷泉，至今依然保留着，是难得的日本时代遗下来没有拆除的景致。几米有名的绘本《向左走向右走》里，男女主角初会与重逢的地方，也就是这里。我们有的时候就在这喷泉的边上玩，那个时候母亲也许正烦恼着想要怎么样地破镜重圆。

后来想到的是，父亲不肯在青田街接待妈妈，就这一点而论，他们应当已经不是夫妻了，否则不会那么在意男女之大防，而父亲肯定是早已决心不再破镜重圆了。齐姐姐曾经非常努力地要促成他们重聚，苦苦哀求，也是劳而无功。父亲也许想，你这个女孩儿家，懂什么？

母亲对于我们有什么打算？也许曾经很想跟这一对儿女长长久久。至少，她曾为我们取了个以她的姓为姓的名字，姐姐唤作孙心洋，我则是孙心南。一个向往国外，一个向往南方，母亲对于两个孩子的未来，至少有过想法。她也为我们姐弟各做了一件绒布睡衣，在扣眼的边缘里面，分别以毛笔写上“妹妹”、“弟弟”。我八八年去北京与母亲相会，听她叫唤我同母异父的弟弟章立凡，也是上海口音的“底滴”，又见到了挂在墙上、她亲自临写的兰亭集序，刹那间，仿佛回到了前世。

下飞机的小棉袍跟我们的睡衣，后来都成了姑妈用的抹布，我私下觉得妈妈留下来的仅有的痕迹都消失了，很可惜，但毕竟没说出口来，大概也不知如何表达吧？想来小的时候，就已经很多情。对姑妈的做法心里是有意见，然而七八岁的小孩儿是不会开口说出来的。大人在乱世之中，想不到这些，长大之后我也能体会。

母亲在身边的最后几天，常常把我和姐姐叫到跟前，好像至少那几天是住在青田街的。她只要开头说一句：“妈妈快要离开你们了！”接着泪如雨下，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只有跟着哭。母亲有的时候也会说：“以后你们就是马渝光、马国光，不是孙心洋、孙心南了！”我就哭着说我不要做马国光，我要做孙心南我要做孙心南！

青田街房子的右边有两间榻榻米厢房，中间只隔着纸门，晚上睡觉之前，女仆锦娘先为我们铺好棉被。褥子很厚，姐姐有一条日本织锦金光闪闪的被子，先做好了送到家，她就先有了一床好漂亮的棉被，我急得大喊大叫，妈妈赶紧安慰我说我的更好看，是有很多小人的被面，我这才勉强安顿下来。一两天之后，我的棉被也来了，是天蓝细绸底子上面有许多小兵，各个都戴着一顶鸭舌帽，各自都有不同的武器，有的是一把长刀，有的是一枝长枪，或立或跪，都是作战的姿势，个个不同，全都是小男孩。后来回想方知，我的被面上的都是小日本兵，还挥舞着中间有个大红饼的日本旗呢！但那个时候我也没有什么民族意识，看到被面上许多小兵，好高兴，觉得姐姐的那床被实在差远了。其实姐姐的被面有可能就是现在精致昂贵的艺术品“西阵织”，比我的蓝绸子上几个小日本兵怎么说都要贵重。

母亲哭得越来越伤心，后来知道了她想要与父亲再度和好，依当时的情况，当然是父亲并没有回心转意。父亲一生一世再也没有提到母亲的名字，没有提到我们为何成为单亲子女。人世的苦，若是真苦，大多是说不出更是不想说的苦，我了解。童年中当然不会这么想，只希望妈妈不要走，其他的都不清楚。

杨家骆教授曾经跟我说了若干关于我父母的故事，无非是一些片段而已。他是史学家，而且，至少可以说跟父亲的交情很不一样，有的典故他是愿意告诉我的。

这是其中的一则：

重庆有许多的山洞，有的是天然的，有的是人工的，其中有一处很深的钟乳岩石窟，应当是个可以游玩的名胜，由市政府管理，定期的要打扫打扫。那个年代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在洞中装上各色各样、大小高低不同的彩色灯组，还配合上专业的音响工程，再铺上平坦的步道，天天游人不绝。那个时代那样的钟乳岩石窟，只有自己用手电筒或是火把照明而已，而且不会有什么人进去，大家还在抗战哪。

有一天，正在里面打扫的工人，隐隐约约听到有哭声从黑漆漆的洞里传来，似有若无，时断时续，刚刚听到想要听得更清楚却又没有了，以为是幻听却马上又出现了，两三个人彼此互问，确定里面有哭声，一时吓出一身冷汗。

他们决定朝里面再探探虚实，打着火把，战战兢兢的，一脚高一脚低，一直往里走，在最深深到无路可走的尽头，发现了一个泪流满面的大男人，那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是个东北大汉，亲朋好友对他的印象都是豪迈过人，笑口常开，声震屋瓦。那一次，应该正是与母亲闹得不可开交之际。父亲一生哭得最惨的一次，应该就是在这个深深的钟乳岩洞的尽头吧？他与母亲之间痛苦的感受，是否在三十年前，已经随着火化而去的轻烟，了无痕迹了呢？

仅有一次，记不得当时什么话题引出来的，父亲依稀提到，一个有了孩子的女人只要还能尽母职，其他的都不要紧。父亲也许想要告诉我什么吧？然而对话也在这里中断，像掉落在深不可测的黑洞里。

民国三十六年的某一天，是我一生中重要的一日，虽然记不清日期，却一定忘不了。

早晨一睁眼，就跟所有有妈妈的孩子一样，我跟姐姐从榻榻米上铺的日式温暖的被窝里醒来，几乎是发自本能的，叫一声妈妈，我们说的是上海话的“姆妈”，读如“乌马”。但是，我们得到的回应，却是低沉的一声：“嗯！”

一时姐姐与我天崩地裂也似地号啕大哭。再也明白不过，从此再也不会见到我们的妈妈了。

父亲只是放任我们哭个够，不理不睬，他又能怎样？马上变出个妈妈来吗？

过了一两个小时，在锦娘为我们把衣服鞋袜穿好之后，父亲亲自带着我们去一个小学校，在植物园对面。如果不是在最初上了这一所小学，我至今一口至少外地人不太分得出的北京口音，大概就没有了。而这一口京腔，也影响了我的一生。这所小学就是国语实小。

父亲先把姐姐送到了三年级她的教室去，我看着姐姐进了教室，她似乎熟门儿熟路，到底是上过学、见过世面的人。我只有在南汇清凉寺当小和尚的时候上过几天乡下的小小学校，还是只有凳子没有桌子的教室。姐姐都会英文字母了哩，她没有适应的问题。

然后，父亲就带着我去找老师。

我们没有直奔教室，先去老师的大办公室找老师，应该是班导。

一位女老师出现在面前，慈眉善目的，父亲简单跟她说了几句话，老师摸摸我的头，弯下身来，笑眯眯地问我说：

“好乖，好可爱，你叫什么名字？”

一时我心神大乱，妈妈说我是孙心南，我不愿意妈妈离开我们，最近妈妈动不动就说我们再也不会是孙心洋、孙心南了，我却真的不愿意当马国光。

身旁站着我父亲，穿着长袍，如山如岳，我抬头望望他，他就像清凉寺大雄宝殿上的菩萨一般雄伟镇定，快要碰到走廊的屋顶也似。

父亲的大手依然牵着我的小手，一时非常为难，我是谁呢？我是妈妈的孩子还是爸爸的孩子？这个时候这个问题该问谁呢？妈妈如果在就好了，什么都可以问她。要上学，老师会问到名字，这都是我料想不到的情节。

心中转呀转的，我怯怯地小声回应：

“马国光。”

以后我就一直当马国光到如今，然而，假如当时回应我是孙心南呢？好险！好险！

国语实小只读了一年，却影响了我的一生。

说得一口上海话的我，依小时曾经住在对门、又是同班同学的戈定瑜，她在电子信中所表，她初见我跟姐姐，一起看一只盆里的小乌龟，我们两人讲的话她一句都听不懂，那就是上海话了。但是我们听别人说的南腔北调倒没有什么问题，应该是家里来往的客人东南西北都有之故，自然也听得懂老师说的是什么，只是自己的口音格外的不同，依然浓浓的上海腔。那个时候习惯管老师叫先生，这两个字的上海话发的都是尖团音，尖尖细细，我的问题多，动不动就“先生先生”地叫，很招笑，但我也无所谓。

上课不能讲话，小朋友都安安静静听老师的。学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父亲家里有位车夫，名唤秀桑，早上便拉着一部黄包车，带着我跟姐姐，一路青田街慢跑到国语实小。秀桑很爱逗我们，常常把整个黄包车放倒，我们便随着车身平躺在地面上，对着青天，哈哈大笑，非常刺激。秀桑是台大的员工，父亲是当初来接收台大的，就可以用一位黄包车夫。后来才知道，父亲要是不用他，他就会失业。

在南海路跟重庆南路交叉口，就是现在邮政博物馆的所在，有一家秀桑的朋友开的小店，卖些水果杂货等等，秀桑也常常在他家店面前停下来说说话，我们一句都听不懂，但是常常有得吃。有一次小店店主请我们吃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阳桃，一口下去，我的一颗牙居然嵌在阳桃里，不肯再回到牙床上，那是我掉的第一颗乳牙。

国语实小在植物园对面，中午休息时间比较长，小孩子都到植物园里玩，无数的小朋友围着荷花池，个个都趴在池边，用一根线拴着一个大头针弯成的钩子钓虾，好小的虾仔，不到一截小指头那么长，比筷头还要细，钓起来了就放在随身带着的小瓶子里，还配上一两根水草。我是不会钓的，但是也跟着凑趣趴在池边。可不知为什么，围在池边像是无数的蚂蚁围着饼干一样的小朋友，一阵轰乱，已经钓到的鱼虾也不要了，大家四散而逃，个个拚命地往学校里狂奔。原来有人说警察来抓小朋友了，大家就吓得慌忙夺路，但是谁真见到了警察吗？从来就没法证实。以后读到谢安派朱序潜伏在苻坚的八十万大军中，放出谣言说敌军来了，马上阵脚大乱自相践踏，终致大败。那一段历史，我信。

我们的老师她姓甚名谁，当时年纪实在小，根本就没有记过。然而印象深刻。

中午吃饭，小朋友吃便当，老师总是把她的便当带到教室讲台上，跟我们一起吃，大家好开心。有一天，我带了馒头，刚好上课上到一首对话体的儿歌，唱的是从竹子到变成蒸笼，最后几句是：

“做蒸笼做什么？”

“做蒸笼，蒸馒头！”

“蒸馒头做什么？”

“蒸馒头，送给老师吃！”

同学看到了我有馒头，都说要送给老师吃，我当然也义不容辞地把便当拿到讲台前，请老师吃。老师好高兴，但是一口也没有吃，一再谢谢我，弄得我都很不好意思。

还有一事，就是有一天老师发现有一位小朋友好几天没有来上学了，问了问有谁知道他为什么没来？当时就有一位同学回答说他死了。老师当场合上了便当，掉下眼泪。

第二天，老师上课的时候跟大家说，某某小朋友没有死，生病了，很快就会回来上课的。老师只是轻轻地跟我们说，小朋友不要随便说自己不知道的事情，那位同学没有死，就别说他死了，要记得哟。

老师一点都没有责备那位胡说的同学。

我不知该怎么感谢这位老师，我连她的大名都不记得。因为她推荐了我参加演说比赛。老师，你不晓得，那一次的推荐，决定了我的一生，谢谢你老师，不论你在哪儿，祝福你子子孙孙都福寿康宁啊！

我的上海口音依然很重，我们读的是国语实验小学，口音自然是要纠正的。我要讲的是“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老师替我把讲稿都写好了，我只是负责背下来，也没什么困难。又有许多的动作手势，一个个学好了，记住了。断句、语气、音量、表情，老师无不细细指点。

到了比赛台上，我照老师的吩咐演说了一番，得了第几名，也不记得，总之得了奖。从此每回演说都参赛，都得奖，直到大学。进入社会之后，有好一阵子，演说是我重要的收入。

由于每次上台演说都需要一口标准国语，我的国语便突飞猛进。但到真正合标准，已经是在初中的阶段了。从最早在合川的一口京腔到忘掉京腔说得一口上海话，再从上海话回到了标准的国语，又把上海话给忘得精光，波涛起伏，变幻莫测。要不是那位老师，我以后也不会吃了好一阵子的广播饭，再由广播而进入学校的教职，从而半生在校园中度过，这也是“蝴蝶效应”吧？

我无数次地回想，要是在那门课上，没有那位老师问道“哪位小朋友要上台来说故事？”我又会有什么样的一生？

这门课的名称是“说话”。

上课不许说话，但让我不明白的是，却有一门课，叫做“说话”。

“说话”课，也不许说话，要说，要由老师指定。老师在这一堂课里，好像也不怎么想说，就会问有谁要上来说故事？我就马上举手。记得早在还没来台之前，就读过《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也看过书上的丰子恺的漫画书，读得特别熟的是一些《儿童知识》杂志，最爱里面每期都有的连环图，四格的，大多是成语或是历史典故，也有一些是著名文学作品改编的，也都只有四格。我就依照自己的记忆，把这四格漫画说成故事，同学们也都听得入神。习惯成自然，以后上说话课，不用老师问，同学就鼓噪着要马国光讲故事，那我就当仁不让了，总是从众之命。

可惜故事终究有讲完的一天，老师再问谁要上来讲故事，我就不敢举手了，岂知同学还是要我上台，我说没有故事了，就有人回答那就把那个什么什么再讲一次好了。于是我上台把说过的故事再说一次，大家依然听得入神。因为，虽然同出于一个四格漫画，我总是会添油加酱，颠颠倒倒，说出跟上次不太一样的故事，并非真有所好，实乃不得已也。至今讲同一门功课，也自然而然地会说出不同的内容感想，其来有自。

后来写作成为我的重要生涯，教书成为我的职业，也跟小时这一段讲故事的经历息息相关。

当时台湾光复未久，台湾有许多人不清楚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老师常常以我作例子问大家：

“马国光是哪国人？”

“中国人！”同学齐声回答。

“我们大家都是哪国人？”

“中国人！”大家的声音更大了。

老师听了很高兴，要大家一起说：

“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

现在已经事隔六十多年，我却再也无法当做“中国人”的样板了，要是问我是哪国人，就会一时千头万绪，欲语还休。

第五章 失落的童年

在台北青田街七巷六号度过了童年、少年与青年

那个时代

时值民国三十八年（1949），这一年的四月二十一日，长江江阴炮台撤守，共军大举过江。五月，“老总统”来台，用了一个当时便记住了，自此一辈子没有忘记，也没见到谁在别处用到的动词，唤作“复行视事”，搞不太懂，后来知道，就是重掌权力之意。后来又发现另一词，好像也是只有对于“老总统”才有作用的，唤作“几秩晋几华诞”，讲的是年龄，如八十二岁，偏不说八十二岁生日，要说：“八秩晋二华诞”。

日子像清风翻书，一页页飞过，这几年间，记得听到街上有人放鞭炮，却又不是过年，然后长辈们互相开心地道贺，方知因为韩战开打，美国的第七舰队来防守台湾海峡了。反共教育排山倒海的，充塞在所有人的心臆里，读的是反共书、唱的是反共歌、画的是反共画、演的是反共戏，演讲作文，总是要找机会反共，结论不是明年回南京过年，就是回家乡团圆。至少有许多人，吃的也是反共饭，他们是以反共为业的，当然是行动少口头多，“共匪”太遥远，我们真没机会见到“共匪”。是不是政府要把反共搞得更充实，就一天到晚地强调“匪谍就在你身边”，要大家好好地抓匪谍？宣传海报把匪谍画成戴了墨镜躲在阴影里的恶人相，都那么样倒也很好辨识。在街头巷尾、车站、闹区、风景区，只要有人的地方，都贴上抓匪谍的赏额，那个时候大家都穷，那么多钱，谁不想要？但谈何容易？眼前真有的话，五年抓一个，都可以吃饱饱。也可以成立抓匪谍公司，分门别类各司其责的抓，按制度分红，稳赚不赔。问题是监狱里虽然有许多的匪谍，却都是特定机构的人才抓得到，平常百姓，能不致无端地变成匪谍被他们抓去就好。几十年之后，才知道真有告密的人，他们几年告一个呢？

头一次见到真正的“活共匪”，已经是在几十年后、去大陆看母亲的时候了。他们也是人，也讲礼义廉耻，也会作诗作词，也有情有义，但他们就是相信共产主义。但我们在过去居然深信，这个世界里，除了毛泽东、周恩来、斯大林等几个人之外，绝对无人不反共，他们统治的人民，无一不是受到了迫害，否则便是受到了欺瞒，没有例外。他们天天都在等着我们去拯救，早就等不及了。

钞票从原先一日数跌的老台币，换成新台币，四万老台币才能换一元新台币，钞票面额最大的新钞是十元，绿色直刊的图案，上面一个“国父”头像。而记忆中最早的枝仔冰是旧台币十元一根，一元新台币可以买到一辈子都吃不完的冰棒。西门町博爱路各个转角都有人“叮叮叮”地敲着上面有袁世凯头像、大家唤作“袁大头”的银元，公开的价格是四元换一个。政府实行配给制，军公教的重要收入不是钱钞，而是米、油、盐、煤之类生活中不可少的民生用品，分作大口、中口、小口，严格地制量。每月到时候就有人骑着三轮板车，上面载着这些民生必需品，挨家挨户地运送，斤斤两两地称。整个台湾都穷，有客来访，玄关地上脱下来的鞋，常常被小偷偷去，只得让客人穿着拖鞋回家。有的人不怕偷，因为一年到头只穿木屐的大有人在。

我在这样的时代中不知不觉地成长。

暴力世界

写这部分文字的时候，新闻报道中说，有一个四岁的小女娃娃，疑遭亲生母亲跟表阿姨凌虐致死，并且，杀人凶嫌涉嫌堙灭尸体。这一则新闻令人发指，尤其受害人是小孩子，他们没有抵抗力，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发言权，所谓民主，所谓人权，政客也不会关心，因为他们反正也没有投票权，小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是弱势中的弱势，要是父母、家人、老师不去好好地保护他们，他们的命运就可能会非常悲惨。

一个家庭到一个社会，到一个国家，能否充分地保护小孩子，是这个家庭、社会、国家文明进步的指标。否则其他的再怎么好，也不够文明，不管你有多少国民所得还是书香世家，我就是这么认为。

我就是在如此不文明的环境中成长的一代，也许不是人人都遭逢暴力相加，然而我曾经面对的世界，却真的充满暴力。

一开始就没有人会否定体罚。父母亲如果有机会见到老师，一定会说，老师请您好好地打，用力地打！不听话，尽管给我打！拜托老师！谢谢老师！

直到上中学的时候，我读师大附中初中一年级，这一所学校当时都是男生，个个都非常顽皮，把我们的班导郝春萍老师气得哭出来，并且说，怎么办？我又不会打你们。下面很多的同学高叫老师你打嘛！你打嘛！老师尽管打嘛！

大家这么叫喊着，我却暗暗吃惊不已，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好好的人干嘛要讨打？人会说出这种话来，我当时无法形容心里的感受，现在我可以说，也是一种未能充分自觉的无耻。

这个问题渊源很深，小学开始，经验的就是打骂教育。小孩子视挨打为平常，为理所当然。小孩子会不会挨老师打，很多是凭运气的。的确有的老师不打小孩，如我姐姐的班导，记得他姓陈。但也只是极少数，差别只在有的打得凶，有的打得不凶。

在国语实小的阶段，我没有见到小朋友挨打的记忆。后来读了北师附小，我固然不是常常挨打的对象，但是看到同学挨打，触目惊心，老师想要杀鸡儆猴的话，目的一定达到了。

记得当时北师附小的大办公室里，墙上高高的有一副对联，写的是“铁肩担教育　笑眼看儿童”，有无铁肩，我不得而知，笑眼却不怎么多，多的是体罚。

体罚的花样很多，打，只是其中之一。

最平常的就是罚站，上课说话，罚站！打瞌睡，罚站！偷偷吃便当，罚站！迟到，罚站！没有向老师行礼，罚站！上课看小说，罚站！走路吃东西，罚站！……一站一堂课两堂课，十分平常。

罚站又可以细分为在教室站，在大太阳下的操场站，课后大家都回家了，去办公室向老师报到，在大办公室里站。全校列队升降旗的时候，罚到边上去站！有的小朋友被老师罚在操场角落边站，后来连罚他的老师都忘了，小孩子却一直站到天黑也不敢离开，甚至于尿了一裤子。

罚站的时候，有的只是单纯地站一站，有的还要附带羞辱。花样不少，比如上课讲话，老师就用红笔在小朋友的嘴巴画上一圈，站在那里示众。有的老师制作了一顶厚纸板的高帽子，上面写着我爱讲话我很多嘴之类的言词，强迫小朋友戴上示众。有的老师觉得这样还不够，要小朋友坐在排球场中线高高的裁判椅上，远远的就看得到这是小犯人。作家三毛上中学时也曾经受此羞辱，以致有一阵患了失语症，无法上学。

罚站也可以延伸出许多其他的附带惩罚。比如两腿半蹲式的站，几分钟就吃不消。高举双手的站，没有多久，手臂由酸到麻，两臂在空中弯成菱形。也可能叫小孩子跪着，却举着双手。有的老师会要小朋友头上顶着一本书，要是书掉下来，加倍地打。

还有罚跑步，常常是全班一起挨罚。要是大家太吵，老师便把全班带到操场上，不管你个人有没有吵闹。绕着操场一圈圈地跑，不到叫停就不许停。老师搞的是古代的连坐法，这一点也不稀奇，孙立人、雷震，也是被连坐法罗织成刑的。长大之后方才知道，这是离间人与人的关系最深最狠最毒的方法。

还有威吓式的惩罚。比如考试没有达到老师的要求，差几分打几下。大多数人一生视读书为畏途，就是读书总伴随着痛苦难堪的记忆。打的时候，小朋友排队靠墙站好，老师亲自拿着藤鞭子，看看试卷，差几分便狠狠地打几下，小朋友伸出双手，紧闭着双眼，就要打了，小朋友会本能地缩一下，然而又不得不把手再伸出来，让老师打足该打之数。手心打得红通通的，高高肿起，个个回到座位上的时候，都泪眼汪汪的。这样子挨打，心理上的恐惧更大，因为在别人挨打时，自己已经害怕不已。就是没有挨打的同学，看着一个个红着手心回座的同学，听着鞭子咻咻咻的声音，在座位上也给吓得要命。

记得有一次，什么人的什么东西不见了，便报告老师，班导决定要好好查一查，就要全班同学都站到教室四周去，所有的座位全都空了出来。

老师先准备好了要打小偷的大棍子，记得一共两根，就是打算可以打断一根。足足有李小龙的双节棍那么粗，放在高高的讲台上。然后老师亲自一个一个桌子搜查。终于，在某位同学的桌子里搜了出来。老师命令这位同学站在讲台前，用大棍子痛打，连衣服都打破了，我看简直会把他给打死。小朋友站在教室四周，一如死刑犯执刑时的陪斩，个个脸色发白。

多年以后，我在国外遇到这位同学，主动上前打招呼，他却不认得我，后来又听其他的两三位同学说，这位同学也不认得他们。我想不见得真不认得，而是自己的尊严已经在那一次的毒打中完全丧尽，这么痛苦的童年，他不肯再面对。

打人的老师早已作古，他大概不知道他的作为，可能对一个人的一生伤害有多深。

但是小孩子也不见得对此有不同意的想法，老师打学生的藤鞭永不缺货，因为总有小朋友会找到很合用的呈献给老师。老师得到这样的礼物，自然一边称许一边摸摸他的头。同学也很少会恨这样的同学，只觉得蛮有意思的。也许，就是没有人专诚送鞭子给老师，老师自己也能解决这个问题吧？

有的学生直到中学还挨打，我上建中的时候，一位英文老师，他的名字我不会忘记，他写过一本在世界书局出版的英文辅助教科书。他会打人，随手带着一根细细的藤条，谁让他看不顺眼，他就叫上来抽他几鞭。班上有一位胖胖的同学，不记得什么事，他叫这位胖同学上台，二话不说抽上几鞭，边抽边以一口京片子骂道瞧你肥的，台北都让你吃穷了！

这位同学却好像打的不是自己，任他一鞭又一鞭地上下地抽。后来这位老师大概想想也不是事儿，只得停止。我对这位同学从此刮目相看，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做了许多在他人眼中离经叛道的事。

但是我在学校中挨打的机会很少，记不起来有哪位老师打了我，虽然我也不是个好学生。大概看起来我总是安安静静、斯斯文文的吧？

我遭遇的是一个长期的暴力家庭。

也许我说暴力家庭不太贴切，姐姐就不会挨打，她有一种天生的娇贵气质，让人打不下手。就是真的挨骂，姑妈骂她的语句好像也会文雅些。重要的是，她也没有让人为她读书跟什么生活上的问题操过心，她不会逃学，不会不做作业，不会撒谎，不会考试不及格，更不会留级。她太柔顺，所有的任务都可以完成，没有人找得出打她的理由，连骂都不必，对她把话稍稍说得重了点儿，她就会流泪。这也证明有的人挨打真有个人的理由，虽然也不可因此就可以把体罚合理化。不论打我的是我的亲人还是老师，我至今痛恨体罚，痛恨暴力，痛恨任何人以暴力加诸无抵抗力者的行为。我之痛恨任何形式的蛮横专制，与痛恨体罚息息相关。

好几十年都过去了，要是问我对于打过我的父亲、姑丈、姑妈，我会原谅他们吗？我的回应就是，要是当时，我说在当时，我有能力打得回来的话，我一定会反抗！一直挨打的不一定是我。我后来写了多年时评，对不公不义表现出非常的反感，此与自小受到家暴必然有关。我也可以很骄傲地说，我一生没有跟人打架的记录，起先是不敢打，我身体瘦弱，没有打架的本钱。后来，我总想证明，不用暴力，依然可以面对问题。

我们有一段时间住在姑丈姑妈家，后来他们全家住在我们家。我们大部分的家庭教育就从姑妈那里得来的，算不算家教很可以质疑。连同姑丈跟姑妈的孩子，一共六个，大家吃得饱就不容易，还要讲究其他也许过分。然而我相信一定有孩子比我们更穷，却没有打骂孩子的父母尊长。穷困也不必然可以成为打小孩的理由。

长辈总是相信为了什么理由，一定要打打孩子，否则将来会不得了。其实，我们记忆深刻的是挨打的经过，至于为何挨打，记得住的很少。姑丈跟姑妈联合起来打我，总是在父亲出门之后。他们一个人一把抓住我的双手，方便另一个人用棍棒痛打。我的年龄只有个位数，怎么可能反抗？我忘不了被提在半空中挨打的恐怖，简直是天崩地裂，巴不得当时我不在这个世界上。恐怖不是从挨打才开始的，挨打之前，风雨欲来，我全身的细胞个个紧绷，我的房间是在一处无路可逃的小屋，只有任其拖出痛打。

我死命地抓住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想要拖延挨打时刻之到来，一分钟半分钟也好，但是依然徒劳。我被即将承受的痛苦吓得不知所措，甚至于装疯卖傻，也许那个时候真的已经疯傻了。我看着我的姐姐，她是当时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让我觉得靠得住的人，然而她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挨打，我就像在大海中即将淹没的人，只有一根太细太短无法承荷我的浮木，我依然被淹没在恐怖的鞭挞中。我姐姐只能不声不响地在一旁流泪。我至今还要说，想起来我依然愤怒，我不会原谅任何以暴力加之于我的行为，只是无可奈何地放过了便是。打我的人都老了、死了，我又能怎么计较？纵使我依然痛恨那样的岁月。

以后我读书读到了孙庞斗法，其中孙膑曾经使用过装疯卖傻的“诈疯魔”一计，我总怀疑有用没用？人是会让人给逼疯的，我非常相信。

那一年，我应当还在小三，跟姐姐两人，都还在姑丈姑妈家一起生活，就已经开始挨打了。

有一次，挨了打回到房间，只有姐姐陪着我。我一边流泪一边说，人生这个样子，还不如自己出去流浪，姐姐只有陪着我哭。这该是一个才八九岁的小男孩说出来的话吗？常常挨姑妈打，她那个时候也不过三四十岁吧？梳一个四边往里卷的发型，后来我在东京买到一本早年的人物摄影集，手工染色的，那个时候方才发现，她那时的发型，跟早年日本女子是一样的，那种发型给我的记忆相等于恐怖。至少有一阵子，我想要减少这种恐怖的感觉，在准备考试或是做功课的时候，常常幻想姑妈变成小小小小的，像小人国里的人那么小，小到不及半根铅笔高，我相信她缩小了之后，就不会那么恐怖了。我的想象越来越具体，我看到了许多的小小的姑妈从窗沿爬上来，到了书桌上，一个接着一个，站满了一桌，然而，猛然间，我打了个寒战，那么多的姑妈！我的天啊！

姐姐马渝光（左为台大毕业之前）

最早挨打的记忆是父亲的暴力。

也许还没有满六岁，我不知从哪儿学来了几句小孩子不该说的脏话，那些脏话是什么意思，我当然一个字也不懂。我在厨房里跟我们家的女仆锦娘说，反反复复地说，开心得很。锦娘要我别说，我却偏偏要说，十分快意。

正在这个时候，父亲回来了，锦娘顺口就跟父亲说我讲脏话，父亲只随口应了一句小孩子不要乱讲话啊。

当时的心理状况，现在终于可以理得清楚些。

我只是一个还不满六岁的小孩子，在跟锦娘说话的时候，正享受着叛逆的快乐，小娃娃都会有这样的心理跟言行。越是不让我说，越是说得高兴。刚刚好父亲也给了我一个可以继续叛逆的机会，我的叛逆享受还没有过完瘾呢，锦娘的反应，父亲的言语，都伤害了正在得意的小家伙的自尊，于是我就跟在父亲身后，拿着鞋拔子在他背后打了一下。

父亲回身把鞋拔子夺了去，放好了公事包，返身抓住了我，轻轻松松地提起我来，痛打了我一顿。我哭得天昏地暗他也没饶一下子。这是我记忆里头一次挨打，到死也忘不了。想当然耳，父亲也好，锦娘也好，甚至于现在许多人也会这么想，这个孩子再不打真的不行了，连对老子他都能动手，怎么得了！趁早教训教训还来得及。因此在我挨打的时候，锦娘也没有来救我。他们哪有什么儿童心理的分析能力？或是意愿？

父亲打我最凶的一次，让我深信我可能让他给打死。

好像是为了逃学吧？反正我的罪过太多，弥天盖地的。当时我应当上中学了。我睡在一间榻榻米的房间里，晚上得挂上一方大大的、日本式的、快要跟这间屋子一般大的蚊帐。半夜里好梦正酣，忽然间帐子整个地掉了下来，覆盖全身，还没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呢，小腿骨忽然遭上一记猛烈的敲击，痛入骨髓，登时酸麻得无法挪动，还没有来得及醒转，碗口粗的大棍子上下左右不分头脚地只顾一记记地轰轰然炸了下来，困在网中，我连闪避的气力都使不上，只得蜷缩成一团，任父亲打到他住手为止。

以后许多年，要是我先睡了，只要父亲穿着拖鞋的脚步声传来，我会霎时清醒得透透明明，一直要听到他也睡下，才能再度入梦。

后来我离家出走，终于可以安睡到天亮。

还有一次，我正在打盹，忽然之间耳边响亮的一声爆裂，接着类似金属相击的回声不绝，满眼金花，原来我挨了一记耳光，就在我准备考试，支撑不住，打瞌睡的时候。给我这一记的是我姑妈。第二天我就带着脸上五指的红印子上学去，当时恨不得死掉算了。至今我依然相信，会那么样在孩子睡着的时候，狠狠地来上一记，心态很不正常。要是大多数的长上都这样，那么，我曾经经历过一个狂人充斥的世界。我一直怀疑，就某方面而言，我们家，就像是个疯人院。

要是闯的祸太大，姑妈就要亲自跟父亲说，然后是父亲亲自教训。

怎么打都不在话下了，更让我忘不了的是，父亲说，要一边打一边叫我数数儿，该打一百下，就按倒了一下一下地打，要脱掉我的裤子来打。挨打的我要亲自数数儿，数错了就重打。但是并没有真的实施过这样的打法，然而便是这么说说，也没有把人当人。有一天到了天堂或是地狱，遇见父亲的话，我会说出那一句来不及跟他倾吐的言语：

“爸，那不该是你讲的话！”

有一阵子，父亲的床底下总是放着打算用来收拾我的藤条，看到那一两根藤条棍棒，就觉得在他心目中我只是个畜牲。在天堂或是地狱，只要能遇着父亲，我还要跟父亲说：

“人，应当做人的父母，不该当畜牲的父母。”

这一部分，我至死也不妥协。但是你要是问我，为什么不在父亲在世的时候说？我只能回应，后来我发现他已经一天天地衰弱了，更苍老了，俗务不断纠缠，我照应他都来不及，哪有机会谈这个？面对那样的生命，天生的不忍之心油然而生，只得作罢。然而这可不是说，我同意他们过去加诸我的行为。

姑妈打我的时候，一定要我说出下次不敢了，或是说出我以后一定会好好读书等等才罢，要是我哭得厉害，她一定逼我自己亲口说我真没有觉得委屈才罢。这其实跟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又有什么不同？她从不看戏，看戏的话，她会常常看到她自己，那些个酷吏。而且，把小孩的自尊心摧残殆尽，这又是什么家教？我如果有一点点教养，自己也有不小的功劳，未必都由家庭长上而来。

也许有人会想，因为你不是谁谁谁的孩子，所以他们这样地虐待你。说真的，未必如此，我的大表妹挨打的次数一点也不比我少，劲道同样的重。她偷了钱，就会放一点在我的抽屉里，这么一来，我就陪上一顿打。姑妈不是不爱我，几十年后，小表妹跟我说，当年，她从报纸上读到了我的作品，就会去买了好几十份报纸，挨家发放，引以为傲。我去纽约看她，事先没有告知。当时她病在床上，灯影黯淡，见了我如梦如幻，一直掐自己的大腿，看看是不是在做梦？接着抱着我放声大哭。她真的爱我，我常常想，她爱我也许更超过爱她自己生的孩子。但是，她总是以她深信不疑的方式来爱你，让你吃不消。年纪渐渐大了，我终于明白，要爱一个人，一定不可以用对方不会同意的方式去爱，否则与恨无异。爱谁都好，至少得让对方同意你的爱法才行。人间许多悲剧，不是没有爱，而是爱得太专横，太霸道，爱得跟冤冤相报没有两样，人生苦短，何必如此苦苦折磨？

一九八八年，我到了北京，见到了四十多年没有见过的母亲，在一次闲聊中，提起小时曾经挨打，只这么说了一说，八十岁的母亲登时声泪俱下。我这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也有个不忍打我的长辈，只是缘分太浅，无由相聚罢了。

多年以后，我终于想清楚了，父亲也好，姑丈、姑妈也好，他们以为打我是给我惩罚。做错事就该有惩罚，天经地义。我却有了自己的定义，他们给我的不是惩罚，而是凌虐，惩罚该有轻重，讲求效果，他们哪里做过这样的评估检讨？没错，他们加诸我的是凌虐。

我的童年总共只有三个长上，父亲、姑丈、姑妈，记忆中没有享受过什么慈爱。棍棒之下出孝子？别扯淡了！我庆幸没有让在这个世界上我仅有的血亲长辈给打得屈服了，幸好心智一直健康无碍，天生的好学深思没有折损。我还是我，没有让他们打成他们要的什么样的孩子，多么庆幸我依然读我自己想要读的书，从来没有因为是个功课差、不列名又留级的学生而自卑自贱。我知道他们为了我好，但是却用了我无法接受的方式。我知道他们活着也不容易，但我却从来没有同意过，这就可以成为打孩子的理由。

现在我也老了，经历了一些人与事，一向最爱的就是小孩子，每次看到小孩子排着队过马路，或是老师带着在美术馆参观，我就什么也别看了，只会目不转睛地看着小孩子出神。孩子们多么可爱！每一个都是，而且个个的可爱不一样，便是看一眼也情趣盎然，怎么会有人舍得打他们呢？

据姐姐说，我小的时候好可爱，到老听到这一句话时，我的头发都已经白了好多年了，当时依然暗吃一惊，因为对自己常常挨打，我给自己的理由是我当年一定非常不可爱。

后来我自己有了孩子，他们开始也要上学了。在第一次跟孩子的老师说上话的时候，我一定会跟老师讲，我们没有教好孩子，请老师多多指教，但是，真是顽劣不堪的话，请跟我讲，我会带回家来自己想办法，拜托千万不要打他们。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如果有人打我的孩子，不管他是谁，我一定开戒打人，我要为孩子报仇，什么民事刑事在所不顾。那个恳求老师好好地给我打孩子的时代，早就该扔到历史文明的垃圾车里，搅碎了立刻烧个精光。

上学与考试

小孩子所知有限，我要从国语实小转学到其他的省立小学了，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或许是从青田街到南海路远了些，而且原来管接送的黄包车夫秀桑也不见了。

在台北市，一般的小学是市立国小，大部分学生都依学区分配，只有三所省立小学是要考试及格才能入学，这是我的理解。在国语实小期间有没有考过试？不记得，但是有印象我是班上第十二名。

起先去考的是女师附小，父亲要齐邦媛姐姐带着我去。

习惯成自然，一遇到问题，就会问齐姐姐。考试时，我坐在第一排，遇到了一个难题：那个母鸡的母字，只记得个大概，东南西北怎么摆却搞不清。

抬头一看，齐姐姐正在门口隔着玻璃，跟许多其他家长的面孔重重叠叠的，都看着正在考试的我们呢。我就招招手，要她来帮我把母鸡的母字给写出来。也许是动作太大，齐姐姐十分慎重地进来，我轻轻地问她，母鸡的母字怎么写啊？她没有回应，只顾很客气地问老师说，这位小朋友不会写母鸡的母字，要怎么办？像是她也不懂该怎么办的模样。监考老师随口回答说，那就空在那儿吧。

这倒好，原来不写也可以的，我就什么都不想写了，下面的便全部空白交了卷，早早出了考场，跟齐姐姐回家去。

接着没几天又去考北师附小，记得有一题是要我们从一写到三十，这个倒不难，但是题目下面有一行虚线，一小段一小段的线条，我以为每一截短短的线就该填一个数目，而且三十个数字也该刚刚好填满，可想而知，却是无论如何也兜不拢，搞不清问题出在哪里。单是这一题就费去我大半的考试时间，写了又写，擦了又擦。那一次也是应该考得很差，也许是李伯母跑到学校去说了人情，我记得她去过北师附小，我不相信会为李本京枉驾。我从此就成了北师附小的学生，也就开始了一生中至少有二十年痛苦而漫长的考试生涯。

我一生当中无一日不读书，后来当了老师，也常常在学生面前自我炫耀。这是实话，至今依然如此。可是又有一个问题，便是学校的书我一本也读不下去，只要不是学校老师要我们读的书，无论天文、地理、科学、文学、社论还是历史，包括报纸上的小广告，电线杆上的招贴，药瓶油瓶果汁瓶酱菜瓶上的标记，无不读得津津有味。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读完了商务印书馆那四册一部的胡适留学日记，读书的地点是今天的二二八公园（当年唤作新公园）的市立图书馆，就坐在走廊边的桌上读，对着夏日的莲池，在逃学中读完了这一部书。建中对面是早年的中央图书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依然逃学去读书，非常方便，有一阵子我在那儿津津有味地读《古今图书集成》，还要特别要求打开锁上了的玻璃橱子，那是我爱读百科全书的开始。为了读私书而让老师责罚，更是不计其数。因此课业很差，差到数度留级，因为我是个手不释卷的坏学生。

什么是坏学生？考试差者也。定义很粗糙，然而无人不信。

上小学时，在开学前注册回家，总是带着一摞教科书，除了数学之外，就会急着把所有的书读过一通，好像一整天就足够读完了。从此，那些书对我就再也没有吸引力，上课又很少听到有意思的事情，非常无趣，因此凡是教科书空白处，都让我画得满满的漫画，跟很多一页页急翻过去就能看出来的卡通动画，这些都是我在所谓听课时的杰作。教科书于我，只余下如此的作用了。我一辈子爱随手画画，应当跟不爱读教科书构成消长相因的对立关系。一生很不适应做官，其实是怕开会，一开会，我就想画画。很多小小的速写人像画作，都是在开会时的写生产品。大体上说，我不太相信开会能够解决重大问题，反而相信会议搞不好会成为制造问题的所在。我看到更多的人以开会之多寡为自我标榜的虚荣，好像没有战功的军人的勋章。

不用说，教科书虽然读过，也不记得，教育制度要求的，就是记问，到了要考试，就实在很苦。什么都要记，应该也是教科书不可能多而且厚的原因，一点点玩意儿读来读去地读个不停，真受不了！一个人吃饭，要是规定一小口一定要咀嚼五百下才能吞咽，我想宁可饿死的人一定不少，然而精神食粮居然任其成为恶心的东西，高材生就是不怕恶心的人，这个问题至今也无人顾及，真是怪事。

考前要好好读教科书，老师常常要大家齐声高声朗诵，古人的书有腔有调，自成乐章，平生读书得声韵之快意，唯有古书，那些白话文有什么好朗好读的？特别是那样时时唱高调的时代，真是无趣之至，无奈之至。非得要读出声来不可的话，除了古诗词，都是有气无力，于考试毫无帮助。到了考试当下，眼见那些题目，无非是非选择简答之属，无聊得很，除了国文一科尚可，其他的大多也是一败涂地，而且，国文要是默写部分占百分之三十，我便常常只能得六十几分。许多韵文都是自动背下来的，老师不一定要考，便是在课本里，古韵文也非常少见，尤其是小学。若是早早地就可以认识《三字经》、《幼学故事琼林》、《千字文》等书，该有多好，然而在那个时代有人提倡这个的话，怕不要给骂死。

我自小便怀疑，古今天下事能以是非或是一二三的选项就可以决定的吗？我教了几十年的书，倒从来没有出过是非、选择、简答。在大学任教的时候，有一次从电脑里收到一封信，从行政部门那边寄来的，说是考试评分常常引来学生质疑，希望以后老师多多考虑以是非、选择为题，减少纠纷。发信的人大概从未想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学问之道吧？只想少麻烦，这样的教育，能成什么事？

多年之后，读到许倬云先生的一篇文章，提到他在美国教书的经验，有一段写道，他出了一份试卷让学生接受考试，没想到，考完了学生却来向他抗议，质问他题目为何出得如此容易？他们很有受辱的感觉。

我非常庆幸从来就没有羞辱过学生，特别是在考试这一回事上面。

另有一疑惑在心里多年不得其解，就是考试为何非得只考记问不可？为何不可翻书？

小学的时候，有一种书，老师几乎人手一册，唤作“指导书”，厚厚的，里面记的都是注解题记，还有习题答案等，都是针对于我们手边的薄薄的教科书的。其实这种书在市面上也买得到，有许多种就是学友出版社出的。到了中学也还有这种书，有些老师便公然地在课堂上用指导书，左手教科书，右手指导书，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不好意思。那个时代大家都穷，指导书很贵，有闲钱买一本指导书的家庭有限，就是勉强买得起，家长也不会认为这是正确的教导。学校里的老师更用不着说，他们早就宣布小朋友不可以看指导书，谁要是有指导书而让老师发现了，当然要受责罚，而爱告密的同学不绝如缕。有一次，我姑妈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借来了一本指导书，她为我把整本抄下，希望我的功课可以好一点，结果我依然让她失望，因为指导书读来也很没有意思，一点点教科书里的内容，指导书里却可以延伸出无限的问答、填充、是非、选择，虽然神乎其技，也是无聊透顶，更何况我也不可能把书给背下来。然而，老师却可以一手拿一本，对照着教。

家里有日本出版的汉字论语，也有汉字唐宋八大家文钞，七八岁的时候，我便私下断断续续读了有彩色插图的论语，包括汉字加上了日文注音跟讲解。日本线装厚纸封面的唐宋八大家若干篇章，读得似懂非懂。也有许多的文字文章典故成语都是从国语日报学来的，国语日报应该帮助了很多小朋友自己修练出阅读能力。还有一次从家里的什么橱子里翻出唤作《呐喊》跟《彷徨》的两本小书，纸质非常差，比草纸都不如，黄黄的，三十二开本，字迹不清楚，因为纸跟油墨都是问题。《狂人日记》读来有趣，有名的《阿Q 正传》我却读不出什么名堂，当然也不知道作者鲁迅是何许人也，更不知道我已经读了禁书。另有一本《老舍幽默杰作集》，不太感受得到作品的幽默，长大了才发现，这一本书中的许多作品，跟时局政治有关，而我只对老舍谈到一群狗狗的故事印象深刻。读那些书的时候，正当小学四年级，在那同时也认得了施耐庵的《水浒传》，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跟吴承恩的《西游记》，等等。在那个时候开始读《封神榜》、《七侠五义》、《东周列国志》、《精忠说岳》，也读到了一本《孔子演义》，“话说那个子路啊！……”有意思得很。小孩子在为这些书着迷的时候，要他们读那些教科书，天天做是非、选择、简答之类的作业，怎么受得了？怎么受得了？

然而依然要接受考试，考不好依然要挨打。学校不一定打，家里却不饶。

学校里一个月考一次，唤作月考，很恐怖。每一门都要考，越是高年级，考试的次数就越多，由月考而周周考，而日日考。凡是考试，就要背书，国文、史地、公民、社会，无所不背。我天天在算日子，看看什么时候可以成年，不用再考试不用再背书。一算还要那么多年，就觉得不如死了算了。教育制度好像从来没有想到小孩子也有不想活的问题。

月考完了，计算好了成绩，就登记在一本薄薄的册子上，这个册子是我的生死簿，名为儿童手册。及格的用蓝字写，不及格的用红字。要是三门不及格，就会在底下的一行写上“不列名”。我总是不列名，便是侥幸列了名，也是全班倒数一、二。

我的脑袋里热闹得很，有《安徒生童话》跟《格林童话》中的许多人物，还有《格列佛游记》的大人国小人国，还有《七侠五义》跟《三剑客》，昏天黑地地正在读着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为吕宣良跟红云老祖操着心，跟着福尔摩斯一起疑神疑鬼，常常替大盗亚森罗苹捏把冷汗，这边却要我读胡适写的什么差不多先生，什么十岁的小孩汪踦杀身救国，还有岳母刺字、缇萦救父，还要考试，受得了吗？现在想来还是气愤不已。

上学，从青田街走到北师附小，也只有公共汽车一两站的路，我却脚步一天比一天沉重，渐渐地越走越慢，走到赶不上升旗，赶不上头一堂课。接着第二堂也不去上了，缺课越来越多，难以面对，自然彻底逃课，随时拐个弯去台大逛逛。

好得很，杜鹃花盛开，开到只见满满的花朵，连叶片儿都让花给挤到了里面了。蜜蜂在花蕊里你推我挤地打着滚，要尽情地满身沾上花粉带回家去。一对对的蝴蝶，只只都有巴掌大，黑里带蓝、蓝里透红、红中有紫，闪啊闪的彼此逗弄着上下飞舞，哪一对不是炫目夺神的漂亮？我看得入神。千层白的树皮真有千层吗？我小心地把一片树皮一层层地试着剥开，数一数有多少片，然后推算着大树干子厚厚的树皮该有多少层。松树下捡起松果，一瓣瓣的，井然有序，挑着了更大的，便扔掉手中较小的。松干足足可以让一个大人合抱，鳞皮凹凹凸凸，我一边抚摸着一边想，鲁智深的那一根六七十斤的水磨禅杖，一杖就能打入两三寸呢！水洗石的莲池里的莲花开了，贴着水面深绿色的莲叶，绿到快要成黑。红黄紫白各种莲花尽情绽放，晴空下映照着水中的花影，影子里几尾鲤鱼慢慢吞吞地摇尾巴一忽儿显一忽儿隐，看得不觉口水都滴到池子里。

逛够了台大，还有水源地可去。经过“国防医学院”，便是清碧碧的新店溪，鹅卵石密布的河滩上反射出一片白花花的阳光，对岸是层层竹林，有人在水中游泳。左侧是自来水厂，据说入水口处常有人淹死，因为那儿的吸力太强，让水面上的漩涡吸了进去便无法脱身。我努力地寻找通向死神的漩涡，似有若无。也可以捡起扁平的小石子儿打水漂，嗖的一声把石子儿斜飞出去，石子儿在水面上平平划过，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眼看着石子儿跳了几跳，越跳越远，点出从大到小一连串的涟漪，美极了，于是连忙再找找有没有更合宜的圆石片儿。那个时代养狗从来没有人拴着链子的，只只狗狗都随意在外玩耍，在河边彼此追逐，叫声不绝，迅疾如电，我的心也跟着它们奔驰。夏日午后，到此泡水游泳的人很多，我已经把书包里的便当吃完了，便寻一处阴凉欣赏这些人像水鸭子一般的快乐。有的时候也会大胆地脱掉鞋袜，小心地坐在石上，把脚伸到水里试试，偶尔还有不及一寸的小鱼群闪过脚边。

我总是挨到天黑了才回家，又巴不得天永远也别黑，回家的路程步步艰难，一边还要想着，等下该怎么撒个谎，才能掩盖在外多盘桓了两三个钟头的问题。

有一天，早上醒来，发现在床边有一堆撕得粉碎的纸，捡起来细瞧，可不得了，是从学校借来的《水浒传》的碎片。

前夜还在床上读着呢，今早却没来由地成了一堆碎纸，书是借来的，这可怎么是好？我猜只有姑妈会做这样的事，但是看她不声不响，我哪敢问？她是要我好看。

学校图书馆天天催我还书，后来催收的任务交给了班长，早上一到学校，班长看到我就说：“马国光《水浒传》！”像是在唱一首熟练的歌。穷则困，困则盗，我偷钱解决了这个问题。

以后越偷手越顺，已经可以偷到买得起书了。偷来的钱买的书，常常不带回家，逃学在外读完，然后扔到垃圾桶里。偷来的钱也可以买别的，但是很少买吃买喝，有一次买了一盒十六色的蜡笔，在路上便迫不及待地打开，眼前一排整整齐齐的各种颜色，看得我心花怒放。还有一次买了一根绿色透明的米达尺，举起尺来把天地都映照得水绿水绿的，让我一下子忘掉了我小小人生的一切痛苦。

偷来的钱买的东西，都不敢带回家，只好放在教室的书桌里，教室放学了会上锁，丢不了。

但是终于还是出了事。

有一天照旧晚晚地回家，纵使没有逃学。可是一回到家里，看见了桌子上的东西，吓得我汗毛竖立。那些都是我藏在教室书桌里的个人物品啊！我百口莫辩。

原来姑妈要大表妹去我们班上的教室搜搜我的桌子，她照她妈妈的吩咐，先是跟老师报告她是谁，要干什么，老师也没有阻止，于是就发现了这些东西带回家了。她最爱做让我挨打的事情，而姑妈从来没有想到如此的设计会多么伤害手足之情。

不会有别的结果，自然又是一顿毒打。

毕竟是小孩子，有的事情就是想不清楚，结果演变得无法收拾。

在一家文具店里，我忘记买的是什么，总之要用上剪刀，便借了女店主的剪刀用了一用。

在回家的路上，偶然摸到了书包，发现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把那一把剪刀给放进来了。

长大之后想想，这个问题，很简单地就可以处理好。我可以马上把这把剪刀送回去，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但是天已经黑了，这个时候不回家是不行的，然而要是这一把剪刀让姑妈给搜了出来，我就无法交代。她常常搜我的书包、我的口袋，在她面前我是一丝隐私权都没有的，我一时没了主张。

快到家门口了，怎么办？糊里糊涂地，我把剪刀丢到水沟里，在和平东路一八三巷，史学家劳幹教授的家门口旁边。

水沟虽然狭窄却很深，烂泥很厚。这样丢下去，干干净净没有痕迹，我想。一点都不错，平平安安地过了一两天。平安一两天也难得，挨打是家常便饭。我时时刻刻都在恐惧中，因为完全不能预知今天回家又有什么祸患。我活着，就是不断地出错，即使我也不知错在哪里。

但是女店主却找到了学校，我完全没有想到她会找到我。班导问起我，我只说明天会带来还给她，反正常常撒谎，总是先搪塞过去再说。

明天当然还是没有，我说忘了，再明天，再明天，这么一天天地拖着。但是要我从哪儿变出一把剪刀呢？我在绝望里，只有静静等待厄运降临。这两三天，吃不下，睡不好。

女店主催得很急，终于，班导通知了姑妈。

她没打我，只问我剪刀在哪儿？我说借给同学了，他马上就会还。什么时候还？明天。

我只会说明天，先推到明天再说，还不了《水浒传》也是这样，就跟班长一再地说明天。

那是秋冬之际，天黑得好早，我不敢回家，因为答应了今天一定会还剪刀的。不回家，那又能到哪儿去？我只能呆坐在教室里。

天，更暗了。

奇怪的是，有三个女生在后座叽叽呱呱说个不停，我也无心去听，只为眼前的难题而愁闷不已。

后来，三个女生终于也走了，只余下我一个人，我终究也要离开的，等一下就有校工来锁门。也许我该回家吧？否则就逃走吧？逃到哪儿去呢？还是回家吧。想来想去，回头看看这一间空荡荡黑糊糊的教室……居然有了一大发现。

在后面的课桌上，清清楚楚地放着一把剪刀！是那三个女生中的哪一个的剪刀吧？是啊，刚刚她们好像就在剪啊贴的。看来跟女店主的那一把差不多。我抓起剪刀飞快地跑到学校前面的文具店，得意地把剪刀给了她，立即回身而去。

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女店主写了一封信给我们的班导，记得有“非原物”一词，其他的，大意是说，一把剪刀无所谓，但是养成小孩子的坏习惯就不好了。姑妈问起来，我只说同学把原来的那一把弄丢了，赔了这一把。这件事就这样结了案。

多年后，我看到一部瑞典导演英格玛柏格曼的电影《芬尼与亚历山大》，其中一段情节，表现的是一对兄妹被人追捕，眼看无路可逃，却钻到了一位教士的圣堂里，大胡子教士把他们藏在一个好大的箱子里，他自己就坐在箱子上，官兵带着武器进来，喝令他从箱子上下来，他只得从命。官兵就去开箱子，眼看两条小命不保了，这时教士紧闭双眼大喊一声，箱子打开，里面居然什么也没有！

六十年过去了，我不想跟谁辩论是非的问题，只想说，我一生没有加入任何派别的教会，也未参与任何性质宗教的聚会，曾经也遇到过若干堕入地狱般的痛苦，然而我真的相信，天，从未绝我。

学生没有到学校上课，老师不太会想到是逃学，那个时候也没有几家有电话，逃个一两天再去上学，船过水无痕。

然而眼看就要考中学了，这可是硬碰硬的事情。

班导陈祖屏老师做了个家庭访问，父亲亲自接待，那天姑妈也慈祥了许多，他们居然没有查对我日常的生活，原先我担心得要命的事情一概都没出现。很奇怪的是，陈老师向父亲建议我该自动留一级。

后来晓得，小学的义务教育，在家长没有同意之下，是不可以留级的。父亲一口答应了下来，姑妈还想留点余地，父亲只是挥挥手便打发了过去。

父亲似乎有计划地、平平静静地处理我的升学问题。要我跟他共用他的书房，起先我很害怕，只得硬着头皮服从，渐渐地，也蛮不错的，一个是父亲不常在家，我一人独享他的书房，不用再听大表妹呱啦呱啦的喊书，再则父亲回来的时候，也常常带些零嘴，只给我一人吃，那种偷偷摸摸的享受，很甜蜜。有一次家长会，父亲居然真的去参加，一袭长衫走进了北师附小，我当时不明白，为何老师单独在贵宾室里接待父亲？

我不知道我的父亲是位名学者。

我的功课突飞猛进，试位卷很少在八十分以下，要是没到八十五分，就很不好意思，连算数都大有进步。同时父亲也把我带到了他专用的餐桌上吃饭，姐姐也比照办理。

那一年联考放榜之后，父亲买了好几个大西瓜，一个个轮流抱着亲自拜访几位老友，要是主人不在家，他会留下西瓜附带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国光考取附中初中，渝光考取一女中高中。”他特别高兴的应该是在写第一句的时候，因为姐姐初中读的也就是一女中，没有人怀疑过她会考不上。而我，其实只拿了比录取标准多出零点二的总分。

小学毕业之前，虽然功课很差，面临联考，却还是只肯读课外书。

老师们的画像

北师附小的老师，大多是福建人，一口咿咿哦哦，鼻音很重，也许跟校长王鸿年先生也是福建人有关。我学福建口音，依然可以成为友朋小聚的节目，肇因于此。

现在看看坐落于和平东路的北师附小，一点也不起眼，都市规划淹没掉了许多独一无二的特色。

这一所小学的左侧原来是条弯弯曲曲的小溪，一边是校墙，一边便是一棵棵临水的各种大树。溪水清澈见底，大扫除的时候，我们便把课桌椅扔到溪里清洗，兴奋非常。东北角有一个大坑，是二次世界大战时盟军的炸弹炸出来的，后来就成了全校的垃圾场，再多的垃圾也没有恶臭，到差不多了便一把火烧掉，没听说会有什么污染问题。

校门口一进去，有一排红砖两层楼房，楼下右侧边间是劳作教室，男生用的，里面有些木工工具跟工作台。画《三叔公》的漫画家王小痴曾经担任过我们的劳作课程，他跟名漫画家牛哥是好朋友，牛哥曾到学校来看过他，小朋友自然对他钦佩万分。王老师随手就能画，跟小朋友说话时，一两分钟便画下这个小朋友的漫画画像。

拐弯处还有一间缝纫教室，是女生的劳作课专业教室。同一堂课男女生要分开来上，教缝纫的是一位戴着厚眼镜、近视得很厉害的女老师，看来就是个天生的裁缝。

楼上有自然科教室，专任的老师是陈炳杰先生，整天就在教室后面的专业工作室里，很少在校园其他的地方见到他。自然课是一桌六个学生，坐在圆凳子上，老师严禁我们把凳脚翘起来，说谁这样谁就是尖屁股。陈老师会带我们去六张犁采集植物作标本。听了陈老师的讲解，方知各种的野花野草原来都不简单。陈老师也会在专业的教室里做实验给我们看，比如说氢分子与氧分子结合了如何变成水，又让我们可以从玻璃管里看得到白白的二氧化碳。有一阵他还在自然科教室外面经营了一个小小动物园，都是小朋友捐的动物，无非乌龟青蛙松鼠猕猴穿山甲小白兔之类。在那个年代，青田街的大树上都会出现野猴，这样的动物园不久之后也就无疾而终。二楼边上还有音乐教室，史惟亮老师教过我们音乐，他的脾气非常好，跟之前的官有谋老师的坏脾气完全不同。以后我读附中，方知校歌是史老师的创作，又在纪刚的《滚滚辽河》中，读到了史惟亮老师在东北抗日的事迹，之后我们又在“国立艺专”同事，真的是人生如梦。

音乐教室旁边是美术教室，里面有许多的石膏模型、蜡果、画架、画册，等等。名雕塑家李再钤、名画家何肇衢，都教过我们美术。我跟李老师在小学时便有来往，中午常常去找他，他总是很有耐性地听着我们的童言童语。何肇衢老师一生无论搬了几次家，都住在听得到北师附小上下课钟声的地方。九二一大地震之后的那天早上，他早早地就去看那些楼房怎么样了，因为有的是他当总务主任的时候建的。到发现依然完好无事，便放心地回家，但这已经是在他退休的二十多年之后了，他跟我说起此事，我想到的就是他一定非常细心而廉洁。去年他在新竹开画展，我跟当年教我们自然科的另一位连炳南老师，约在附小见面，开车带着连老师一起去看何老师的画展。

连老师教我们的时候，有一回月考，我看着试题，什么都答不出来，又不好马上交卷，抬头一看，监考的连老师望着窗外发呆，我就顺手把连老师画在试卷上，还配了背景。也许是把他画得不太好，反正连老师生气了，给了我个零分，后座的女生刘蕙如，第二天就带了个咸鸭蛋给我吃。五十年后，又跟连老师一起看他当年的同事兼老友何老师的画展，一边回想儿时种种，一边享受着这样的人生奇缘。

后来担任过“教育部”次长跟大学校长的陈梅生老师教过我们算数，他是这一所小学少有的江浙口音，陈老师的太太也是同校的老师，却也说得一口福州腔国语。陈老师特别有小孩缘，一上台就说说笑笑，全场气氛被他炒得火热。

在陈老师担任教务主任的时候，有一次升完旗他上台讲话，特别嘱咐我们，以后做作文千万不可以再把“我的志愿”写成“反攻大陆”，“反攻大陆等你们还了得？”不知道他记不记得此事？陈老师一生都在教育界服务，是很有成就的教育家，我手边还有他的访谈录专辑。

有一位吴越老师，矮矮的，有一对双胞胎的儿子。他教我们数学，兼总务主任，校庆之前，要求每一位小朋友带一枝榕树小枝叶来，就扔在校门口，后来门口就用这些枝叶扎起了漂亮的牌坊。吴老师在校庆之后的那一次升旗典礼上，向所有的小朋友致谢，讲完了，他先退一步，肚子挺挺地立正，然后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还有金开鑫老师，后来的戏剧学者，也担任过国民党考纪会主委，他是个很不爱出风头的人。我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做学员时，金老师是当时的教务长，党主席李登辉或是秘书长李焕等等来了，他总是安安静静地跟在最后面，照相时也站在最旁边。一次私下聊天的时候他随口说，那些照片他一张也没有留，我很想跟他讲我也没有留，虽然已上山“革命”了好几次。

有的老师已记不得他们的姓名，比如那位告诉我们海南岛如何失守的体育老师。

海南岛失守的时候，我正在读小三。记得那一天天朗气清，我们的体育老师却要我们回到教室，大家也不知道要干嘛。小孩子，老师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老师不声不响，只管在黑板上先画了道弯弯曲曲的线条，中间一部分凸了出来，老师说，这是广东海岸，这是雷州半岛。在雷州半岛下，他画下了海南岛。

依据黑板上的地图，老师细细地跟我们讲了海南失守的经过，“国军”怎么固守，“匪军”怎么包抄，“国军”怎么撤退，“匪军”预先埋伏的游击队又是如何地配合里外夹击。下面的小孩子个个听得神经紧绷，鸦雀无声。在此之前，我们当然是相信海南岛是我们的，是跟台湾同属反攻大陆的跳板，永远不会失守，就像后来对于反攻大陆坚定的信念一样。

数年之后，上了中学，从旧书摊上得到了一本薄薄的书，名为《历史的漏洞》，详述海南岛失守的经过，重新温习了小时听到的烟硝弹雨中的故事。我又想起了那一位怀抱着家国之思的体育老师。

又过了许多年，看了屏风表演班演出李国修的《西出阳关》，以海南岛失守前后为背景，我又变回了那个孩子，为此，在台北看了两遍，又自己开车到竹北再看一次，回回看得流泪，哭得好爽。

很难想象那个年代一个小学体育教师，可以随手画下战事的地图，以沉痛的语调诉说着动人的史实。

那位体育老师运动也很棒，运动会老师部分的比赛，他个人拿的冠军也不少。

那个时代，当老师的，个个都写得一手漂亮的板书。有的老师上课，二话不说，拿起粉笔就写板书，写到了后面，就把前面写的擦掉再写新的，我们小朋友就只得拚命地抄，一边又为字写得不好看而懊恼。

我们的地理课本从头到尾都在讲一班小朋友旅游全国，有大华、小明等人，一下子走丢了谁，一下子又为何事耽搁，却每每在这样的关头学到了地理常识。问题只在于书太薄，一下子就读完了，要是厚些的话，至少对于我的吸引力会大得多。

记得一位地理科的女老师，同时也在师范学院也就是后来的师大读书。她不仅写得一手好板书，写的时候一只小拇指翘得高高的，粉笔轻轻柔柔地划过黑板，就出现了一行行漂漂亮亮的文字。讲地理，她随手用彩色粉笔画下地图，河流、港湾、公路、铁路、城市、山脉与湖泊，等等，分毫不差，真是厉害。

陈祖屏老师是我在留级之前的班导，办公的桌子就在教室后面。下课了，常常一个人望着窗外发愣，很有心事的样子。有一次两位小朋友为谁欠谁一毛钱而来告老师，陈老师从口袋里掏出一毛钱，啪的一声重重地放在桌上，解决了问题，陈老师继续发愣。

他到底教了我们什么，我一点都记不住了，却忘不了他有一次说：“要是有人说你很忠厚，你就要记得你其实是个傻瓜。”这大概是他某次发愣的觉悟。

我想当时没有几个小孩子听得懂，但是却忘不了这么奇怪的理论。我在陈老师的班上一点表现都没有，然而有一次作文得了个甲等。那篇文章的题目是“我的小史”，我照实写了些，便得到了比较高的评价，老师在说明之余，还不忘附带一再强调内容不错，我都听得出其他不怎么样的意思。但是，这却是我刻意在文字这一方面力求表现的开始。陈老师不知道，他的这几句话，让一个在学校中败绩连连的小孩，决定了他一生的方向。

那个年头很难得见到谁家有汽车，能有一部三轮车，如果是政府里的公务员，就已经是司长级的了。少数同学坐着家里的私家三轮车上学，好像也没有人会特别地羡慕，你坐你的，我走我的，小孩子走上三五个公车站，平平常常。有一位女老师，年纪比一般的老师要大些，胖胖的。住在温州街那边，她也是走路去学校，学生常常会遇到她。她虽然走着出门，到学校的时候却是从三轮车下来的。她一路走一路看，只要看到有学生坐着家里的三轮车，马上挡下挤了上去，一边跟车夫说我是北师附小的老师我是北师附小的老师，好像也不会有哪个小朋友或是车夫不让她挤的。她的先生姓吴，上海人，教过我们，也兼管过福利社，我想他可能怕太太。我们也有过这样的老师。

我留级后的班导是方启明老师，长得一表人才，非常认真，常戴着一副墨镜。后来方知，方老师是白色恐怖时期四六惨案的受害人。他在黑暗的牢房里待的时间太长，眼睛受了永久性的伤害。

有一次，方老师让我看一张他跟他的朋友们的合照，许多人站成一排，黑白的，在那一张照片上，我只认得方老师一个人，却忘不了照片背后的一行毛笔字：“同是天涯沦落人”。当时还不太懂这句话的含意，却记在心里。渐渐长大，愈发地为这一位仅仅得年四十九的老师心酸。

方老师的班级，同学之间的感情很好，我们毕业至今五十多年，在台北的同学还是常常聚会，这样的情感，不得不说是方老师之赐。那个时候许多班的男生不跟女生说话，要不就是男生常常欺负女生，这些都是方老师不允许的，他告诉我们，那样子“不文明”，要我们别当野蛮人。他写得一手好字，书法课，他可以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颜、柳的字体，让我们照着练。有一次我当值日生，体育课大家都去操场上课了，他在教室后面批作业之后，把我叫到身边，关怀备至地问了些问题，让我把许多的委屈一下子奔泻而出，大哭不已，方老师也不断地拭泪。

我在小学、中学，都是编壁报的高手，能写能画，都是方老师启蒙培养的。常常一个人把整幅壁报编出来，得没得奖无所谓，我要的是不用上课的公假。

方老师在说话课中会讲一个一年到头连续不绝的故事，同学都听得津津有味，但我倒觉得不怎么样，下一次聚会时我要问问，当时你们听得那么带劲，是不是装的？

有一次，发作文本的时候，所有的同学都有了，只差我的，我正在狐疑不已的时候，方老师不慌不忙地拿出我的作文本，要我亲自读给大家听。那时正当我刚读完老舍的幽默文集之后，我也仿老舍来上了一篇题为“大倒楣”的作文，描写一天里没有一件事情顺利的搞笑故事，全班都笑得前仰后合。这就是我成为壁报老编的开端。

方老师英年早逝，得寿不及半百。他过世时，我们也都是青年了，我们这一班好几位小学的同学，为他办妥了葬礼。我们聚会时总是会提到方老师，包括挨他打的故事也都有了趣味，他是我们永远的班导。

学校常常有外国人来参观，看来北师附小应该是某种样板。在我们刚毕业时，校长换成了陈诚的亲戚谭达士，事出仓促，学长张法鹤骑着脚踏车四处通知校友，非常热心地为王鸿年校长举行了惜别会。为什么忽然校长要换人？在那个年代，这样无厘头的事是很平常的。谭达士之后的北师附小，我就不知道了。

铁铸的命运

许多人的一生都是在迎战，有一阵子，政府都在鼓励战斗的人生，有一次《蓝与黑》的作者王蓝来我就读的建中演说，他讲的就是“战斗的人生”。蒋经国开办了“暑期战斗营”，让大中学校的学生去体会战斗的滋味。虽然根本没有打仗，却可以年年选出“战斗英雄”，直到现在我还不懂。人生无处不战斗，好像全台湾都在摩拳擦掌，随时都可以展开战斗，真的要反攻了吗？偶尔也会猜想。

只有我，过得无精打采，一点战斗精神都没有。

我不爱读教科书，尤其不爱读课文之后的许多也要背下来的注解跟练习。我无法接受历史课本里远远不如历史小说精彩的内容。我记不住长江有多长，黄河改道有几次，什么地方产煤又有铁。我从来就没有见过的某些金属，比如“锰”、“钴”、“锑”是啥玩意儿？却要知道什么地方一年可以挖出多少吨。我看不出模范生除了非常乖之外，还有什么优点？家长老师都说要跟比自己好的朋友来往，很奇怪，我不明白要是比我们好的小朋友也相信这一句话，谁还能跟谁做朋友？我愿意做个孝顺的孩子，但是要用功读书才算是孝顺，我就只好不孝到底。我也很同意“‘共匪’是万恶的”，但是他们在好远的地方，想要“报国”也无路可去。“蒋总统”说要反攻大陆，那么可不可以大家都不用上学了？就像从前打倒军阀的时候一样？我甚至于希望“共匪”的炸弹把我们的学校炸掉算了，这样我的成绩记录就不再会暴露出来了。我读《水浒传》，读到他们的郁闷，很有同感，很想也像其中的好汉们一样，闯出一片新天地，然而何处是“江湖”？我找不到。《西游记》里齐天大圣的本事我一点儿也没有，反倒像是个无人保护无人照管的唐三藏，遇到了无数的妖魔。为什么我爱读的书都不是好书？读不下的偏偏都非常要紧？

种种疑惑，一个答案都没有，生命漆黑一片。

所有的快乐只剩下想象，成天只知道胡思乱想，读书做功课时，总是不知不觉眼望窗外，神驰云天。

我们家隔壁是在电力公司服务的徐正方先生，徐伯母生了四个儿女，姐姐名叫徐亚蒙，下面的几个，我只记得小名，妹妹唤作米糕，然后是大弟跟阿狗。他们也很顽皮，个个都爱玩。我家后院有一个小小的游泳池，但是长年就让这一座游泳池干着，当然是怕太费水。有一天徐伯伯专诚来我们家拜访父亲，问可否让他们家的孩子来玩玩水，水管由他们家接过来。

父亲没有答应，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石门水库，夏天常常缺水，父亲说有的人连喝的水都成问题，不好意思把这里的游泳池灌满。

我想父亲有道理，但是让我感受得更深刻的是，徐伯伯那么爱他的孩子。原来在这个世界上也有那么爱孩子的父亲，怪不得他家的几个兄弟姐妹总是笑口常开。

徐家后来请了一位说书先生，每天晚上到他们家的后院说书，都是武侠小说。同时请了许多亲朋好友来听书，说书人就是有名的孙玉鑫先生。他说的时候，慢慢吞吞地讲话，却非常动人，随着他手边的折扇指处，好像许多武功高强的侠客就在眼前的树影跟屋顶间飞蹿。我开始幻想我也有如此高强的武功，大人如果要打我，我只要施展轻功，一顿脚人就不见了，他们能奈我何？

我们家斜对面姓黄，做的应该是大生意。青田街的每一栋房屋都有一两百坪，他们家却又买下了后面五巷的院落，两家并作一家，其大可想而知。但是家中常常不见人影，只有一个年纪比我小两三岁的男孩，有个日本发音的名字，唤作“偷米”。那么大的家院，常常只有偷米跟一位男工。

我们很玩得来，就在他们家的院子里，种植了许多的奇花异卉，又有喷泉跟锦鲤，地面上铺了翠绿的、细细厚厚又软软的韩国草坪，草里埋着洒水喷头。我到偷米家，便可以跟他整整地玩上一天。有的时候偷米也来我们家玩。我们玩得上了房顶，有一次偷米一不小心，踩破了石棉瓦的屋顶掉了下来，还好只是跌在煤炭的竹篓子上，没事。但是姑丈却要我去索赔屋瓦，现在想想，人家的小孩子在我们家的屋顶跌了下来，没有受伤，已是万幸，怎么还要人家赔偿？那个时候我大概十岁左右，却已经觉得说不出口。在一个黄昏，当着偷米的面，我被姑丈打出家门。

也许应该说是逃，我逃出了家门。因为很晚很晚也许到了半夜才回家，晚饭当然没吃，少吃一顿饭，跟挨打这样的事情比起来，太微不足道了。

有一次外面下着雨，我被姑妈打得受不了逃了出来，却也只能在家门口站着哭，夏天，连背心都没有穿上一件，赤裸着上身，哭着，在雨中。好几个过路人问我小朋友你怎么了？我哪说得清楚？只顾哭哭哭的，一个个陌生人也只得摇摇头离开了。

就那么样地挨着，挨过了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就渡过了劫难。

记得曾经有整整两天，我什么也没吃，只敢在外东逛西逛，不敢回家，怕见到会打我的姑妈。以后读书，读到有人饿得两腿发软，我真的体会得出，因为我曾经饿得真的两腿发软，随时在马路边就想躺下来。

常常撒谎，然后又要用另一个谎去圆先前的谎，一个套着一个的谎，渐而渐之，变成了好庞大的一个虚拟世界。比如说我家有了祖父祖母，又有了外公外婆，因为老师问我为什么昨天前天都没有来上学，我只好创造出几个长辈让他们死掉，就合理地有了丧事，于是当然不能上学了。我还得找块黑布作黑纱，快到学校的时候戴上，跟真的一样。一共四个从活到死的长辈很好用，加上他们病了要我去看他们，可以逃学好多次。

其实真正生病的是我，身上有了伤口，哪管是小小的钉子扎破了个小洞，也会肿得好大，滚出许多脓水，便是好了，伤痕也久久不退。我的大腿上，屁股上，甚至脸上，红紫青黑的印子新旧交替、此起彼落。“马国光你又挨打啦？”同学这样问，我听来都像是讽刺调侃。我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小孩子也要尊严的，我们家的大人似乎想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一天到晚昏昏沉沉，应该是在发烧，至少营养不良，但是自己并不明白。长大了以后，不再昏昏沉沉了，才知道，世界上的人原来并不都是昏昏沉沉的。

我读到了马克·吐温的《汤姆历险记》跟《顽童流浪记》，幻想着台湾假如也有密西西比河该有多好，那么广大深远的天地，怎么样都可以活下去，我就可以真的去流浪，到无人认识我的原始森林里，吃野果，在山涧里洗澡，跟我最爱的动物作伴，像电影里的小泰山一样地生活，再也不回家。

但是事实上办不到，我也知道。

学校里的功课不行，尚且可忍，不及格不列名便了，然而家中痛打却无法躲藏，想到不知哪年哪月才能长大脱离苦海，十年、二十年，跟一两万年又有什么不同？

想要逃走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家，已经跟地狱没有什么不同。我开始享受到家，是在婚后。

在一个夏夜，我逃了一趟家，那可算是逃家之始。

白天便做了准备，我打算跟谁也不说，逃走了事。

收拾了一个小包包，里面有我的蜡笔、纸张、几件衣服，也许还有几本书吧？钱是不会有的，也许年纪太小，还想不到这么深奥的问题，这些就是我以后生活所有的东西了。

夜阑人静，皓月当空，地上映照着万点树影，四下里寂静无声。我把布包袱斜背在身上，轻手轻脚地走到玄关，生怕惊动了任何人。我系紧了鞋带，悄悄出门，在大门口，我们家的狼狗“Lady”过来跟着我，摇着尾巴，那时我的个子还不高，它很轻易地在我脸上舔啊舔的，我抱着Lady吞声而泣。我轻轻地掩上了小门，在月光下离去。

只走到了巷口，便站住了。往前走是新生南路，有一条瑠公圳，再过去就是一直连到六张犁的水田，然后是满山的坟堆。往右是和平东路直通水源地，到新店溪，但我从来就没有过过河。往左是信义路，拐个弯走上一阵可通松山，然后是基隆，基隆再过去就是大海了，怎么办？再回头，又是家，可以过门不入，然而再走下去，一直到淡水河，淡水河过去又是哪儿？我不知道。

天地沉寂，月华如水，我，该往哪个方向？一点主意都没有。那一刻，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人，孤独得很怪异，难分真假，希望只是一场梦。我悄悄地回了家，不动声色地爬上床睡到天亮。就这样，结束了我头一次逃家的故事。

那一年，我十岁。

以后漫长的岁月，哪管直到须发俱白，小不如意则小逃，如跟太太有意见，便躲入书房关上房门不言不语；大不如意则大逃，如留书辞职或是干脆转身而去。在他人眼中，有时可能像是新的突破，我却只是为了逃，能逃就逃，随时随地都可能生出逃意，也不见得有什么生死大事。我越逃越远，总有一天，再也不回来。

第六章 逃啊逃

十五岁时，正在一列小火车上，与同学一起逃学去碧潭玩。

穷开心

起初跟父亲住在青田街七巷，我们常常到靠近和平东路的三巷姑妈家玩，姑妈家有大小表妹跟表弟，看他们日子过得十分热闹，而我们家来往的都是大人，对姑丈姑妈家的向心力自然就大得多了。要是当初便料得到以后会常常挨打，我是死也不会去的。然而可能吗？

姑妈家对面住的是农业专家戈福江先生家，他们家有一位宝贝女儿，名叫戈定瑜，小名宁宁，我们唤她小宁宁，极得伯父伯母的钟爱，也成了我们的玩伴。戈福江先生总是笑嘻嘻的，骑着脚踏车，见到我时，也跟女儿一样地喊我马哥哥。父亲跟戈伯伯也很熟，我们姐弟二人来台湾之前，戈定瑜就常常到七巷我父亲家去玩，也在那儿早早认得了齐邦媛姐姐。至今想来，戈定瑜认得我父亲，要比我自己实际认得我父亲还早。以后我们成了小学同班同学，我们至今依然有来往，她从加州柏克莱大学图书馆退休之后，到大陆开热狗店，赚到的每一文钱都捐作公益，她是我一生中最长久的老朋友了。

一到姑妈家就开心，姐姐自己搬了棉被要去姑姑家住，我是她的跟屁虫，自然也搬了我的棉被一起去。父亲当然不是会照应孩子的人，我们成了姑丈姑妈的孩子，想来也是早晚的事。

没有几年之后，姑丈姑妈一家却住到了父亲的家里，原因我至今不明。他们的房子卖给了陈果夫先生，陈果夫不会不付钱的，那么钱到哪儿去了？从来也没有听他们说过，只见姑妈姑丈的感情有了变化，最后简直就是水火不容，随时可以动手动脚。夫妻失和，姑丈只得单独住一个小房间，吃饭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单独吃。他同时也失业了，因为父亲起先兼任海洋研究所所长，把姑丈从天津请来做主秘，却没有想到这个单位忽然之间撤销了，姑丈应该从那个时候便失了业，我猜他们卖了房子的钱也许是投资到了什么地方去，后来血本无归。小时候，有一阵子常常有一位姓杨的客人到家里来，有一次，姑妈拿了一把日本短刀追杀他，姑丈还去阻挡，这事应该跟钱有关。

人生许多的痛苦，是说不出，也不想说，恨不得忘记的，所以我从来也不问，连我都老了，干嘛还要挑起任何人不胜负荷的伤心往事？

但那个时候全台湾上上下下都穷，至少在从前，说台湾之所以经济发展得那么好，是因为我们政府把库存的黄金带到台湾来了，凡是经验过穷日子的人，绝不会相信那么点儿黄金会有什么作用。最早的时候用的是老台币，“老总统”来台之后不久，便改成新台币的币制，那也是在金圆券彻底崩盘之后的事。政府也没有钱，当时的台湾银行总裁任显群，也就是名伶顾正秋的夫婿，推动了“爱国奖券”制度，五块钱一张，特奖二十万元，当时一栋青田街的庭院也不过三五万元。一方面政府靠奖券发行挹注了许多必要的资金，而老百姓也为此疯狂，常常听到有人说哪一天我中了特奖就要怎么样怎么样。小宁宁收集没有中奖的过期“爱国奖券”，视同珍宝，说是过期的一张还是值三块五，不知道谁跟她讲的？

政府还发动了克难运动，要大家在贫穷里保持奋斗精神。于是克难这个克难那个，处处都克难。选出了许多的克难英雄，有的街道便唤作克难街，村子是克难村，一个村子还不够，有克难一村、克难二村、克难三村，等等。还有克难号火车呢。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反正不克难也不行。许多人经年累月不做一件新衣，不看一场电影，更谈不上去哪儿旅游，大家克难嘛！彼此苦笑。

台湾的夏天很长，全台湾有几家有冷气，大概数得出来。西门町最早装冷气的电影院是万国戏院，电影广告上的标志就是结了霜的“万国”两字。台北唯一有电梯的公共场所是衡阳街的建新百货公司，也只有四层楼。黄昏时分，许多人家的晚饭是在院子里摆张小桌子，围着吃的，因为屋里热。电扇都很少见，人人手中一把草或是竹编的扇子，坐在小竹凳上，望着星斗，天南地北地聊，最常谈起的话题是回大陆。大家都没有电话，但是随时随地可以串门子，不用预先约定，远近不拘，谁都不会嫌无礼。

电压不足又不稳，常常断电，就要找电力公司修理站来修电灯电表，重装保险丝。一家子摸黑吃晚餐，平平常常。我们家附近就是新生南路，瑠公圳的水清清澈澈，有鱼有虾，两边绿柳垂荫，傍晚许多人就下去泡澡，又有许多人摇着扇子在圳边石栏上坐着乘凉，兼参观泡澡，直到月上东山，才拖着木屐，踢踢拖拖摇摇摆摆地回家。

就在青田街，有一位台大教授的太太养了几头猪，她每天到各家去收馊水，一桶桶挑回去。每家都空荡荡的，家徒四壁很普遍，甚至于有地位、名声的人也是如此。父亲的同事，台大地质系教授张丽旭的儿子张达民，跟我小学同班，夏天的时候，常常在巷子里遇到他，他斜背着一口木箱子，里面厚厚的白布下，整齐地放着保冷的冰棒，他沿街用闽南话喊着：“枝仔冰哟红豆仔冰！”我也曾经抱着姑丈姑妈养的鸡，站在菜场边，等着问价的主顾。

娱乐活动远不如今日的多元，有布袋戏看就很开心，没有人买过票看布袋戏，全都是酬神演出，到庙口就有得看，一毛钱都不用花。挤在人堆里，小孩子个子矮，看不到，就爬到树上、电线杆上看。可怜我这个大陆来的土包子，根本不知道那些小人物是假的，起初看到了布袋戏，觉得好奇怪，怎么那么小的人也会打斗？动作还那么利落？只要听说哪儿有布袋戏，再远，也会走着去看，从和平东路走到松山也都不累。还想着他们一天不晓得吃得了多少饭？能不能跟着戏班子的主人回家，看看小人儿怎么过日子，又怎么训练出那样的本事？

还有歌仔戏，花旦青衣动不动倒抽凉气哽哽咽咽，常常一口气抽得好长好长，演着演着，又会有人拿出一块红纸写好的牌子，放在台前，上面是毛笔大字“十年后”。台子架得好高，台底下小孩子可以来去自如。绕到他们的后台，看到王宝钏正在喂她的小娃娃吃奶。关公抽着烟，红壳子香蕉牌的。孙悟空到水沟边去撒尿了。戏台前大人小孩高高兴兴地聚集在一起，卖糖葫芦、麦芽糖的，烤鱿鱼的，当场做棉花糖的，抽冰淇淋的，就是一毛钱可以在飞转的木盘上，用一枝木柄铁针，使劲往板子上一剁，看看打到的只有大拇指头大的一小球，还是打到了一个比汤碗还要大的“天霸王”，足足可以让两三个小朋友吃到肚子痛。

我们还有电影看，附近眷村要放电影了，只需一天半日，大家都闻风而至。自己带着小板凳跟扇子，早早到村子的广场等着。银幕就是一大张白布，四个角分别绑在树上、电线杆上、大石头上……

终于天黑了，电影开演，都是黑白片，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海棠红》还没开拍哪。有剧情片，也有新闻片，但跟宣传片一样，都是跟我们讲政府的事情，我们也搞不懂，依然看得有劲。还有社教片，类似保密防谍之类，也有跟大家说如何养猪养牛的示范片。

只要一起风，银幕就给吹得一下子鼓起来一下子凹下去，影片中的人物一下子胖一下子瘦，小孩便高兴得咯咯咯不停地笑。但不论什么片，大家都爱看，不然要干嘛？

学校里也偶尔会演电影，记得看过《小泰山大战飞人国》，还有许多美国西部片，都是白人英雄打红番的故事。只要救兵到了，小朋友就拍手狂叫，当然，英雄一定是白人。但是放映中常常断电，连电影院也常常演到一半断电，只好等，人人都非常有耐性，影迷很多都自备手电筒，断电的时候，几十只手电筒像探照灯一样在漆黑的电影院里划来划去，还有人吹口哨。那样的年头电影院不禁烟，很多人也乐得休息一下，吸一支烟。也常有正在“跑片”，接不上来，也要等。银幕上打出手写的、用一片蜡烛熏黑了的玻璃片儿，火柴杆子划出歪歪倒倒的字幕：“跑片未到请稍候”。这是说，同一部拷贝要给好几家演，就要雇人骑着脚踏车，后座捆着一盘盘铁盒子装的影片，从这一家电影院急急地骑单车到另一家，赶紧把拷贝送到放映室，同时再把这一家放完的那几盘再急急地骑车送到还有一家。这应该算是今天快递的鼻祖吧？

后来和平东路的菜场上午卖菜，下午就变成了电影院，那个菜场唤作民生菜场，变成了电影院，就是民生戏院了。五毛一张票，跟学校里一样便宜，明天上午又恢复成了民生菜场。菜场跟电影院合而为一，可想而知有多简陋，随随便便钉在一起的木板，处处漏光。同学常常会在民生电影院相遇，便是正在放映，老远也看得清楚打得了招呼。我在民生戏院看过人生的第一部超人影集，当然还是黑白的。看到超人可以明明白白地飞来飞去又力大无穷，惊羡不已。

许多学校也开始在周末举办电影欣赏会了，卖票的。也有让学生自办，一女中就这样，姐姐常常带了明星剧照回家，参考着用颜色笔画大海报，线条准到跟照片一模一样，也许更好看些，她是“宣传组”的大将。

吃得也简单，有的人家小孩子过生日，也只是吃了个蛋，别的孩子不一定也有得吃。便当里，有人带的就是半个咸鸭蛋，这还不算顶穷，还有人只那么一颗话梅压在白饭里。小孩子也知道要面子了，吃便当的时候，便当盖子盖住百分之九十，只露出不得不露出好扒饭的小小空隙。我们家后来长年只吃一个菜，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有大块鸡鸭鱼肉，个个孩子都定量分配好，放量的话，动作慢的孩子就要吃亏了。

谁都会想，这样吃，营养够吗？学校怕小朋友营养太差，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许多鱼肝油，第二节下课，就要小朋友去吃鱼肝油，一人发一个米做的、白色而且浅浅的杯子，领到一小杯鱼肝油，腥腥的，小朋友只得捏着鼻子喝下去，然后把那个杯子也吃掉。还要喝脱脂奶粉冲的牛奶，一点都不香。

有的零嘴到今天也许还看得到，如西瓜糖。但是真的跟牛皮一样难咬难化的牛皮糖就不容易见到了，是咖啡色的，盘成小长方形的一条，硬得跟鞋底一样。还有麦芽糖，小贩把一个大白铁盒绑在脚踏车后头，打开盒子，里面是绕了许多圈的麦芽糖，像一大捆白绳子也似，埋在白粉里，有小拇指粗细，一毛钱可以买一寸，卖糖的用一把宽宽的小刀，咔嗒一声切了下来。也可以抽，一毛抽一次，同样的，卖糖的欧吉桑把一个木片轮子使劲地打个转，小朋友就用那枝木柄尖针死命地一剁，看看扎在哪里？结果多半是“一寸”，那是又大又宽的三角形，闭着眼也掷得到的空间。要是想得到一尺，就要掷中比鱼肠还要细的小小空隙，隔出许多大小三角地带的铁丝，却尽可能的粗，让你就是中了，也多半扎在铁丝上弹下来，只得重新再剁。真扎出一尺两尺，就可以绕在手腕上两圈三圈，嘴里甜个一上午。今天中药里的甘草片，当年也是零嘴之一种，可见真没什么好吃的东西。我们大多没有零花钱买零嘴吃，吃的常常是树上摘下来的果子，有芭乐、连雾、龙眼、芒果、番茄等等，当然没有今天买来的甜，却也吃得津津有味。酸酸的酢浆草、微甜的花心，也都可吃。田路的边上，就常常采集得到野果，各种各样，也说不出名字，好像也没有毒，小朋友就送到嘴里吃吃看。

那个时候小朋友有蛔虫的很多，我们都有过，有蛔虫的小孩一眼便认得出，脸上有一小块一小块的白斑。学校就会发打虫药给我们，吃下去灵得很，第二天大号就拉出虫来，白白的一条条，也有从嘴里咳出来的，习惯了，也不觉得可怕。还有一种蛲虫，细细小小的在肛门处蠕动，奇痒难耐，也很容易看出来，因为有此虫的小朋友常常抓屁股。女生留长发，还可能会有头虱，依然用学校发的药粉扑在头发上，再用一块大白布包起来，头虱就会死掉。在还没有这种粉的时候，有人用煤油擦头，据说很痛。有的女生被她们的父母干脆剃光了头发，跟男生一样，同学们笑她们两天也就没事了。多年后有女生把剃光头当做一种正式的“发型”，这是当年的我们死也想不到的。

穷孩子常常光着脚来上学，还真不少。有的孩子好不容易有了双鞋，却舍不得穿，依然光着脚，把鞋子提到了校门口才穿，也有抱怨为什么一定要穿鞋？他们也许世世代代都没有穿过鞋。那样的鞋自然不会是皮鞋，是幼狮牌跟回力牌的球鞋为多，里面的橡胶很容易在温度升高时软化，于是一脱鞋就臭不可闻，脚丫里也黑黑的。我们家后来变得很穷，但是依然勉强有双鞋穿，可是没法子常常有新鞋，旧鞋穿到不行，家里连姑妈家的孩子一共六个，姑妈没法什么都照应得到。我的鞋破了，就得自己补，补了又补补了又补，最后咬合不住，都成了拖鞋。我只好也把鞋子提在手中，光脚上学，到了学校门口再穿上。

有一年运动会前，学校宣布要大家穿白鞋，我仅有的鞋是黑的，一双幼狮牌，我们家无法给我买一双白鞋，姑妈穷则变变则通，她把我的黑鞋用粉笔涂成白色。

运动会开始，头一个节目是大阅兵，每班的小朋友都排得整整齐齐，列队从司令台前经过，是不是好像叫做分列式？我以为是分“裂”式。当然步伐要整齐，步步都跺得很重，没想到我的鞋子一路跺啊跺的，白粉便一路地掉，跺到了司令台前，又恢复了原来的黑色，放眼全场，万白丛中一点黑，我害怕得要命，担心当场让老师给抓了出来。

好在没被发现，也许是老师不忍抓吧？

但是也养成了我一生都好光脚的习惯，穿上了拖鞋，总是会忘掉，常常光着脚转来转去整间屋子找拖鞋，穷根之深也如此。

孩子跟动物也不会有太多的不同，依然开开心心地活着。玩具是没有的事，或者可以这样说，我们也不知道玩具是什么。有一盒积木就非常了不得了，可能还是人家的孩子长大不玩了，送的。但是孩子照样有得玩，男孩玩骑马打仗，两个男孩四只手彼此搭着，就是马跟马鞍了，让一个身体较轻的男孩跨坐上去，常常那个马上英雄便是我，然后找另一组对冲厮杀，直到把对方拉下马来为止。总是不分彼此地在地上滚成一团才罢，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谁受了伤。即使受了伤，也无所谓，男孩这里肿肿那里破破，平平常常。

我们会用竹片跟橡皮筋做成枪，一扣机簧，橡皮筋就射出去，要打谁就打得着谁。橡皮筋是好东西，用处多得很。很多的橡皮筋串在一起，可做成为弹弓，最好配上芭乐树枝的弹弓架子，跟英雄有了趁手的武器一样的得意。女生把橡皮筋连成长长的线，下了课就跳橡皮筋玩，一边跳一边唱着口诀：“小皮球，香蕉油，满地开花二十一……”便是用小小的纸片，也能折出许多可以用橡皮筋打出去的子弹，子弹有许多种折法，有的让人打中了痛到不行。还可以在桌上弹橡皮筋，谁把谁的那一根压住，就赢了，这是赌橡皮筋。

一块木头，只要有一把小刀，就可以削成一个陀螺，磨得细细圆圆的，尾尖打入一根铁钉，找根细绳上下缠绕得满满的，使劲地往外一扔一带，陀螺就在地面上转个不停。别人可以用他的陀螺砸你的，砸碎了就是他赢。因此我们也学会了找木瘤子做陀螺，又滑又硬，很难砸碎。

光着脚丫，只以脚跟在泥土地上旋一个圆圆的坑，我们就可以开始打弹珠了。怎么打，怎么样可以算赢，怎么是输，怎么又要回到出发点重来，都有一定的规则，小孩子可以打上整天，讲究的功夫是，把人家的弹珠清脆叭的一声打得离洞老远，自己的却只在原地飞快地旋转，帅极了。

还有“打野弹”，站着扔出玻璃珠，要有好眼力，瞄准了别人的弹珠使劲掷出去，务必把人家的打成两半，打碎了人家的弹珠，就有权保有那两三个碎片，装在袋子里，随时拿出来炫耀：“你看这是阿毛的弹子，我打的！”谁都会多看上两眼，分析分析，赞叹一番。

我们只要用一块石子儿，在地上划上许多方块，然后扔出一片扁平的小石子儿，踢啊踢的，那就是跳房子。单脚双脚，交叉来回，也都有一定的规则，这样的游戏，男女皆宜。

谁家里没有养几只鸡啊？把公鸡抓来，不用经过它的同意，拔掉几根尾巴上的毛，斑斓夺目，用来做毽子，再好不过了。毽子有许多种踢法，边跳边配合着口诀：“……七拐八拐飘洋过海……”巧巧妙妙，这个运动也曾发展成全校的活动，连老师都迷上了，下课的时候，老有许多老师不回办公室，就在走廊上踢毽子，小朋友看得兴奋不已，北师附小还举行过踢毽子比赛，还有老师组。我姐姐毽子踢得好，能踢出许多花样，配合口诀动作，运动之美跟体操也差不多了，为什么后来这种运动就没了？

大晴天而无处可去的话，只要趴在土地上，拔一根草心，轻轻轻轻地，插在随地可以见到的小洞里。静静地趴着，专心地看着，世界变得好小，却很怪异而真实。小草有没有动静，要靠经验，只要见出苗头，迅疾一抽，草根上便带出一只小虫，它在大惊之下，蜷缩着成一粒小球，比绿豆还小。

便只这样，也能得到许多快乐。此后，要是到了河边，见到了更大的洞，就轻易地能钓上螃蟹了。

穷于财货，决不等于穷于生命的情趣，便是在地狱里，也应该能够找到点儿乐子，我相信。

打断桎梏

至今想不出原因，也没耐性多想，怎么功课到了中学便一落千丈？是不是进入了少年的青春期，对什么事情都有反叛的意识？也许在学校里学习情绪松弛，老师对于学生的要求远非小学可比，父亲似乎也开始忙于他自己的研究，见面的机会很少。逃学更方便，上学好像可以凭自由意志，这倒是从前没有享受过的感觉。初中三年，我读了五年，分别是附中跟建中，说起来也是名校了，却没有读出一点名堂，还是用同等学力报考了高中。

附中校长是黄澄先生，他就住在我们家后面的巷子里，总是坐一辆三轮车去学校，我见到他照例一鞠躬，他在车上一定欠身还礼，温温和和。他不多话，那个时候，朝会是要全校点名的，老师学生站得整整齐齐，由一位上童军课的、也是我们的班导沈老师做总执行官，总点名后，要向校长报告到会的人数，黄校长总是不声不响地受礼，印象中他从来没有在操场上训过话。看来他也不会有什么话跟老师说。

有意思的是，他却单独召见了我一次。那次召见，也并不光彩。

我在班上担任的是学艺股长，这倒是从小常常顶在头上的名义，从来也没有什么事情好做，让人家选上，也就算了。然而当时，有这个名义的学生却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收各科的作业，登记好了一定的表格，再让教务处的某负责人把作业交给老师。

多年之后想起此事，方才明白，这个制度，是针对老师而设计，这么大的一个学校，要使得老师不偷懒，愿意给学生作业做，学生也就无从偷懒了。存心与作为，都很好。

只是，我这个学艺股长把作业搬到了教务处，交给一位专人点收，然后，他总是要我们自己把作业拿到老师的桌上去。

这就给了我搞鬼的空间。

我不用做作业了！反正点收的时候，只管作业本的数目跟表格上所填是否相符合。我用一本空白的本子先凑数，在把全班的本子拿到任课老师桌上的途中，再抽回来。我也觉得奇怪，从来没有老师发现我没有交过作业。整整一年，我一次作业也没有交过，就这么简单，不用做作业，习惯成自然，日子过得好到不行。

有的课程很能引起兴趣，比如自然科学，老师能用几枝不同颜色的粉笔，画出细胞分裂的过程，又快又好看。我很惊讶地发现，原来鸡蛋鸭蛋所有的蛋包括立得上一个人的鸵鸟蛋，都只是“一个”细胞。从此打开一个鸡蛋，总是会呆呆地看上一阵。我可以很清楚地从外表便分辨出有孕的蛋跟无孕的蛋，煮熟了也看得出，至今依然有此本事。老师把一片叶子的解剖图也用各色粉笔画出，薄薄的叶子，居然隐藏了那么多的奥妙，光合作用就是在里面一步步这么样完成的，大自然是如此神奇，真想去当一个自然科学家，这是说将来。花是怎么产生的，又怎么变成了果子？为什么秋天叶子会红？春天会冒芽？好像所有的生命，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最初的形态都那么相像，以后又那么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

要是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书，而且我也能够省下一点中午的吃饭钱买得起的话，我就买来读。只是，作业却依然一次也没有交。

从学校的教科书里，读到了在家自己曾经读过的文章，如《世说新语》的片段，《史记》的片段，《论语》的片段，我就很开心，对我一点都不困难，只是依然少了些。从图书馆里，居然借到了一部《曾文正公家书》，铜版线装二十册，里面他什么都谈，文章、思想、生活、战事、理财、待人接物，无不说得情深义重，我觉得他跟孔子没有两样，我们的教科书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然后就是“国父”，后来居然是“蒋总统”，很奇怪。为什么不可以是曾国藩呢？我想。教科书上没有曾文正公家书，初中有郑板桥的《道情》数首，非常好，然而也没有郑板桥的家书，也都是极好的文章，我一定从这些书里学到了些东西吧？

我的数学经常吃零蛋，跟这一门功课老师的缘分当然都很差。我也许很重视合理与否，数学没有把为什么的道理说给我听，就无法接受。

有一回，“教育部”次长高化臣先生莅临我们家，便忍不住当面请教了这位乡长，为什么老是把数学题目出得古古怪怪？多长的路边种了多少棵树？棵棵距离要那么讲究干嘛？多两棵少两棵打什么紧？工程算，又是出门忘了带伞或是忘了带便当回去再回来拿，这样又耽误了多少工程该扣多少工钱？一丁点儿的事情，有那么好计较的吗？最是让我不同意的，莫过于非要把乌龟跟鸡或是鸡跟兔子关在一起，然后又自找麻烦地搞出许多难题。为什么X加Y的括弧的平方就等于X的平方加2XY然后再加Y的平方？是谁规定的？我的问题其实很多。

当时高次长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答案给我，可是他听得很有兴趣。只记得在请教次长这些问题的时候，姑妈一迭声地唤我倒茶，似乎就是要打断我的言语，到底是什么意思？怕为难他吗？次长也该晓得我的想法啊。姑妈真的很奇怪。

有些问题到今天依然不得其解，但是对数学的本质却比当年清楚了些，数学不是算术，勾股弦是把物理世界的许多事物概念化也是绝对化的手段，是推论与想法的符号化抽象化，是在宇宙间唯一可证实的真理，可以很好玩的。要是让我们计算得出一个馒头的热量，用这些热量去爬阳明山，能爬到哪一站？用来睡一大觉又会消耗多少？这样教，不好吗？

数学可以计算出我们跟月亮的距离，是怎么算的？为什么凭着光谱，就分析得出几千万光年之外星座的温度与质量？地球的重量是怎么算出来的？又凭什么测得出地心的温度？为什么空气也能有重量？每个地方的空气都一样重吗？血流的速度跟血压的关系何在？心脏为什么总是不累？这几千几万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人跟我们讨论，却只管要我背不知道是谁规定的公式？

代数的代码，都可以在坐标上找到各自的位置，却要我们死记，何不先把坐标让我们搞清楚，横的纵的，可以代表什么，如时间与空间、质量与能量、温度与湿度，那么，那些个代码的英文或是什么外文的符号就生龙活虎起来，这样教有何不可？也许对于入学考试有些不便，然而人生只为入学考试，岂不可笑？何况是在那么好的年华。

大概除了作文，必须当场交卷，我不会缺，其他的作业都没有做。举行壁报比赛，我依然是做壁报的人选，还是可以享受公假。

地理课没有详细的地图可看，只凭插图、文字、图表与口述，怎么学得出实际的东西来？现在都可以从太空拍到实际上的地球了，不知地理课有无配合？常常想，从太空摄影看地球，是多么美丽的图像，尤其是看不出国界来，只是一片浑成的大地与海洋，地理课难道不可以有如此的哲学思维吗？我得到了一长条的世界地图，是父亲出国的时候航空公司送的。除了航线、地点，上面什么记号都没有，却看到山脉起伏、江流婉转，那个时代人造卫星还没有造出来，自然不是太空摄影，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了地球的原型，没有国界的。后来一位地理老师借了去，直到今天也没还给我。他留下了那张地图，但愿有他什么不寻常的理由。

还记得为了反共，我们的地理科非常顽强地以民国时代在大陆的版图为准，以那个时候的铁公路、农渔矿产为准，那样的地理是胡思乱想，也舍得让小孩子用去许多宝贵的童年少年去读去啃去背，政治搞得出这样的荒唐事，当时虽然年纪小，也觉得可笑。有此疑惑，如何读得好地理？历史，怎么比得上《东周列国志》、《三国志演义》、吕四娘、妙手空空跟血滴子等等的故事？便是电台里陈致平教授说历史，也比我们的历史课精彩得多。要是英文课可以天天听英千里教授的教学节目，我的英文也应该会好一点吧？物理跟化学，为什么也有那么多的方程式？问题又来了，谁规定的？为什么有限的元素就能组成无限的物质世界？宇宙有没有边际？那么边际之外呢？要怎么称呼？人类的智慧有没有极限？桌脚的蚂蚁知道我们的存在吗？神之于我们，会不会就是我们之于蚂蚁？

学校里没有给我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也没有问老师。多年之后，我在中广工作，我主动请求让我做儿童节目的制作人。我推出了一个节目单元，唤作“好孩子”，我的主张就是个个孩子都是好孩子，我跟主持人冯澐中小姐努力地去找不合一般通俗标准的孩子，去访问他们，访问他们的父母跟老师，也找到许多关系人谈话，尽可能地找出他们不一样的优点，之后变成我们节目中的题材。我要出出当年一直没有机会出的气。

不用说，身兼学艺股长却作假不交作业瞒骗所有的老师，这样的事一定会被发现的。

果不其然，问题从数学科开始。

数学，我总是吃零蛋，老师也习以为常。有的时候，干脆把我赶出教室，却正中下怀。这会儿下课时抢也抢不到的游戏器材，任我挑着玩儿。后来老师要我在教室后面门口别走远，那也就玩不成了。

老师终于想到要看看我的作业，发现在报表上我并不是未交作业的学生，但是全班的作业本中就是没有我的。

这可成了大事，老师都在同一个大办公室预备功课、批改作业，事情应该很快地传了开去，其他的任课老师也顺便查核一下，发现了同样的问题。真正的情形如何，我不得而知，只记得级任老师要我在一定的时间去见校长。

没有人陪伴，我浑浑噩噩地，依了老师的指示去见了黄校长。

黄校长依然那么斯斯文文、轻声轻气，问了些家庭的问题，并跟我讲：

“我认得令尊。”然后说还是把作业写写吧，然后就没事了。

但是到了学期末我却满堂红，连音乐都不及格，因为老师考试要我唱歌，我一点情绪都没有，不想唱，唱不出。唱歌是要有情绪的，现在我依然这么主张。

我留了级，一年之后，又留了级，依规定是不可以再读本校了。就只好拚命读书，勉强地敬陪末座，插班进入建中。但是二年级依然读了两次，一个初中，读了五年。加上小学留级一年，学校生涯中，留级三次。

好不容易升到了初三，老师恳切建议再多读一年，这一次不是家庭访问，是老师亲自跟我讲的，我想到不知哪一年才能毕业，并没有接受老师的建议，偷偷地用同等学力去考联考。考前父亲就请了岳长奎伯父教我数学，他是师大数学系主任，也请台大数学系主任沈璇教授给我补课，讲起来可真不得了，他们的确是大材小用，搞不好根本用不上。倒是沈伯母对我爱护有加，沈伯母的先翁就是民国史上有名的黄膺白（黄郛）先生，但是她非常朴素可亲。我就到前面巷子他们家做功课，有吃有喝的。后来他们家成了我童年的朋友尹建中教授的宿舍。

岳伯母也非常疼爱我，甚至觉得让我跟他们的宝贝独生子东东做朋友，可以让他长许多见识，让我受宠若惊。满头银丝的岳伯伯极有耐性，题目我做不出，他总是好脾气地要我再试试，再试试。我在做题目的时候，他也在纸上做微积分的题目，偶尔也跟我讲讲微积分，那部分我们还没学到，不会考，但是我爱听他讲这个微分那个积分。结果是，题目到了最后也做出来了，从头到尾，常常只证实了我没有追求答案的耐性。

我相信老师的教学态度很重要，在当年，如果不是为了联考，赶呀赶的，我真愿意跟岳伯伯一直学数学到老。

岳伯伯后来应香港珠海大学（即珠海学院）之聘去了香港，我失去了极难得的合得来的长者。后来听说岳伯伯在香港街头中风路倒，几天后，岳伯母才在医院里找到了他，但没有多久岳伯伯就去世了。之后他们母子二人又去了日本，从此失去了联络。直到四十几年之后，有一天，有人打电话给我，问我认得岳长奎教授的太太吗？岳伯母有好几十年没有回到台湾，在此地朋友也很少了，她已经是八十七八岁高龄，还记得我，从报社打听到了我的电话。

我开车带着岳伯母玩了一整天，终于有机会跟她说，我特别要谢谢她答应给我钱，让我可以买到从收破烂的人那儿发现的冯友兰的《新原人》跟一些别的哲学的书。她亲自在战乱中带出来唯一的一本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早年也很慷慨地送给了我，当时是禁书，买不到的。从十三岁读了那一本书，就断断续续地读到今日，并且旁及其他数以百计相关美学的书，就是那本书影响了我一生。我郑重地谢谢她，人生有机会表达感谢，真的好幸福。

我带岳伯母去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其实她的眼睛已经不怎么看得清了，但是她依然那么有耐性地静静听着。

那是个夏天，我们坐在至善园的小亭子里，她缓缓地说：

“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很能读书的，现在，你知道的比我可多得多了，现在你都能教我了，今天我学了真不少。”

岳伯母还是那样，总是笑眯眯的。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岳伯母。

和岳伯母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至善园

高中联考放榜那天，我大概看来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父亲看了不顺眼，骂了我几句，这时的我已经不是他随便打得动的了，我就出去玩，我想总考得上个什么学校吧？后来岳伯伯听到了广播，到我们家来报佳音，父亲却到处找不到我，我玩得很晚了才回家，故意的。父亲跟我讲我考上了复兴中学，我说我早就料到了，其实我根本没谱儿。

这一辈子大事临头，都爱故作镇定。杨家骆杨叔晚年的时候跟我讲，我小学毕业之前，曾经写了一封信给他，其中有“万事莫如联考易”之句，他很欣赏。当时还说，他想要把这一段写在他的自传中，问我版权可否让他用？光荣都来不及，还有什么用不用的？可惜他直到去世也没来得及写自传，享年八十有二，比父亲多活了两岁。应该有人为学术界如此传奇的人物写传的。

考上了北投的复兴中学，父亲已经觉得很可以了，然而，我依然挫败连连。

我早已习惯逃学，从小学逃到初中，初中逃到高中，逃到了大家都在大考了还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无从考起，只得再留级。小学五年级留了一级，中学留了两次，初中考高中，高中考大学，用的都是同等学力的证明，因为都没有毕业资格。高中最后的学历是在东方中学夜校，因为已经让之前的复兴中学勒令退学了，只好自己想法子转学。杨家骆叔叔听说读了东方中学夜校，笑着开玩笑说，那么都快天亮了吧？

天亮？还早。

校外的世界比校内可大多了，一如教科书无法跟图书馆相比。虽然许多人都会对你说，你什么都不要管，不要看，也不要问，先考上好学校再说。但这是我从小到现在都最讨厌听到的一句话，一个人没有出息，自私自利，眼光浅短，夜郎自大，自欺欺人，变成社会的负担跟祸患，却依然自鸣得意，有可能是从“你什么都不要管，只管考学校”这一句话开始的。

第七章 别有天地

植物园也是个逃学的好去处，看看荷花也比读教科书开心。

日本曾经有一位非常精彩的儿童文学作家，名字叫做宫泽贤治，岩手县人，生前是位农业品种专家，却写过许多精彩的儿童文学作品，是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只活了三十几岁，一生没有离开过他小小的家乡。但是，他的文学作品，却充满了无边无际的想象力，作品中的背景遍及整个地球直到银河跟宇宙。

在他去世之后，有人研究他的作品，发现他能把一个小小的实际存在的地方，比如他工作场所附近，或是他住家的后院……就在他的笔下，幻化成无尽的天地。许多出现在他作品中的地方，有人一一查对，非常令人惊讶的是，大多都是很不起眼，如一道小溪、一个小丘、一片田野连着一处水池。都很普通，但是，他却据此发展出来许多可观的故事与人物。

天地之无穷，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对于好奇心重的人，就如抱持了一颗童心到死的宫泽，他见到的世界虽小，却比一般人更加丰富。

多年之后，一再地想，为什么总是无法适应学校的生活？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逃学成癖，不可自拔，可以找到的理由，就是外面的世界引诱力太大了，小小的一座座学校，无法圈得住那样狂野不羁的心灵。看来是在躲避，但在逃的同时，也在奔向更自由、更广大的天地。所逃者，是“学校”，而非“学习”，“逃学”这个词句，很有商榷余地。逃离这里而奔向那里，同样也是“学习”，只在于所学之地点与所学之见识不同而已。就在当下，无数的学校中，是不是还有那同样的压也压不住的心灵？他们是否也像当年的我一样痛苦，想要逃出去？

然而，现代的孩子容易逃吗？我们当年逃出去，重新面对的那个世界还算单纯，大多是大自然，否则也是各种各样朴素的人。对于当年没有好好臣服于体制，在晚年的现在回想，确实造成了某些不顺利，要是乖乖地上学，为了考试而读书，读得好好的，也许会有不一样的前程吧？但没有实现的事就用不着多想，只就曾经经历的生涯而言，一丝儿也没有后悔。

不用排队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放学后再也不可以自己逛回去，而要改成排路队。所有的小朋友到大操场集合降旗，然后依每个人的路线排成好几路路队。绝大部分的小朋友都住在和平东路，长长的队伍随着护导老师带领着，就那么样地一个个进入了巷弄门户，一天就过去了。

没有排路队的时候，回到家的时间一定比较晚，路上可看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常常跟在牛车的后面，一有机会，就偷偷地把自己吊在车后，让牛拖着我们走。孩子们看着拉车的水牛或是黄牛，边走边拉，牛屎好大，一坨怕不有十来斤吧？过年放鞭炮，可以插个大龙炮在牛屎上，用一小截有火头的香，做成定时炸弹，几个顽童赶紧躲到别处偷看，砰然一响，牛屎四射到两旁的墙上门上，小孩子开心得不得了。要是牛屎炸到了路人，听他们一路大骂，我们却最有成就感，偷笑得要命。牛要是撒尿，我们便一直专心地跟着盯着，看看它尿得有多久。牛尿起来很了不得，一路走一路尿，眼看尿痕在地面上弯弯曲曲没完没了，到它老人家终于尿得越来越细终至于滴滴答答最后不见，我们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一路还可以见识得更多，冰店都是当场制冰的，一条好长的轮带就从店里沿着墙一直延伸到门前，马达一转，好大的一格格各式各样的冰就在里面逐渐形成。枝仔冰、雪糕、冰淇淋等等，从他们开始灌汁水到成为冰品，一步步交代得清清楚楚。我们也可以用上大半小时，近距离地看着铁匠跟他的徒弟，裸着上身，突出他们烈火也似的筋肉，如何的从一块生铁，你一锤我一锤的，配合得比交响乐还要紧密，在鼓风炉上呼啦呼啦、叮叮咚咚，最后打出一把犁头。

弹棉花的店面就是一张大床，谁家的棉被用旧了，就送去重弹。戴着口罩的师傅背着好长的一把弓，用了许多年，呈现出暗暗的枣红，用一个纺锤似的东西，“”地敲着轻吻着棉胎的弓弦，那床原先已经用得紧紧薄薄灰扑扑的棉胎，就随着那一根弦，渐渐松开，发得比白面馒头还要高，然后他们用一枝比钓竿还要长的细竹棍，“咝咝咝”地把一根根线压上了崭新雪白的棉胎，新棉被就这样变出来啦。是不是这样子一床被子就可以用好几代呢？要是现在流行这样的翻新，就再环保不过了。

还有裱褙铺，师傅调出不同稠度的糨糊，用在不同步骤的纸上。看他们如何地把一张画先反过来，覆盖在那张大大的、光可鉴人的红漆桌上，桌子几乎占了整间店面，看他们再覆上薄薄的一张棉纸，然后温温柔柔地只用那软软的雪白的羊毛刷子，轻轻蘸一点点糨糊，就把这一幅字画给粘稳了，然后眼几乎贴着纸，细细地打出气泡，接着轻轻拈起已黏着在棉纸上的字画，往墙上轻轻两头拇指一压，再刷几刷，这一张字画就等着干了再加轴子了。

我当然还要看看那些画，古今名人作品时时可见，并不非常稀罕，现在的裱画铺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我日后对于传统字画兴趣有增无减，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做榻榻米的总是蹲着干活儿，一把宽宽切刀，在厚厚的稻草上只一下子，稻草便齐齐的露出切口，空气里立刻弥漫着草香。师傅手心上绑了个用了许多年的小圆垫子，一把长针吃他一顶，直直穿过草垫，一针一针绕啊绕紧啊紧的，一张榻榻米就出来了。师大旁边的一家榻榻米店老板，工作之余爱喝上两杯，三两个徒弟跟老友们围着桌子吃吃喝喝，他一人就是要把凳子搬上桌，君临天下地喝。

还有卖歌本的，骑楼下一张大白布上堆得满满的歌本，那个男人拉着胡琴，跟他搭档的年轻女人就一首首地歌唱着，大白布上堆积着歌本，旁边围着许多人，捡起一本翻啊翻的，跟着轻轻地和声。

要是口袋里有个三毛五毛，就可以让一只绿色小鸟儿从笼子里跳出来，为我啄一枝签，打开来就可以见凶吉。小鸟重回笼中，主人不忘赏它一粒米。

吹糖人的、捏面人的、做画糖的、当场烧热了红糖汁滚糖串的、在骑楼下租小人书的、补破碗破盘的、现在还见得着的烤红薯的、家家都可以拿碗米来让他们做爆米花的，还有抓到了野兔、穿山甲、野猴等等，就拴在脚跟前等买主的……有了这样的世界，至少有的小孩子就不想再进入校园了，而大部分的小孩子回家太迟，更属理所当然。

只是，在开始排路队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参观或是参与这些形形色色的享受了。想来这么多路边的小手艺人，因为再也没有许多高矮胖瘦的小孩子围着傻看，一定大失光彩。

另类成长

渐渐长大，活动的范围也渐渐扩张。水源地是台北人饮水之源，净水厂就在“国防医学院”过去不过两三百公尺的水边，从乌来奔流而下的山泉，会合到碧潭，然后流入新店溪，河水平缓清澈，河边遍布鹅卵石，白花花直到见不着的远处天际。岸上有几处提供竹编躺椅的人家，供应一点简单的零食，买一小包红泥花生，书包也有地方寄存了，躺个半日，闲望白云苍狗，肚子饿了，书包里还有便当，冷了也好吃，吃饱了就逛到台大傅园。那个年头傅园外墙一大排店铺遮挡，十分清幽，在大理石亭子里，陪着傅校长睡个午觉，醒来读读从租书店里租来卧龙生写的《惊鸿一剑震江湖》，神驰幻境，逍遥自在，想想同学们还在教室里和差、鸡兔、大小、公约、公倍地算来算去，觉得人生之于我还是蛮好的。

还可以上六张犁的坟山，路很好走，茅草长得比人还要高，可以扑到巴掌大的绿色大蝗虫，还有亮如黑瓷的夏蝉。有一种蜥蜴，长长的尾巴，背上一条美极了的发得出光的宝蓝，从头到尾。它们静如雕塑、动如闪电，一恍神就在眼前消失。读古书写到村落里炊烟袅袅、鸡鸣狗吠，便会联想到从六张犁山上下望的景致，但在今天已是热闹的吴兴街了。

一方方墓碑，新旧杂陈，虽然上面的字数不多，也能读出时代与情感。许多还有白瓷照片，无名有名，一律平等，却都耐玩味。记得见到了白崇禧将军的墓，覆盖在小亭之下，墓碑高大，上面是于右任写的寸草，记下这位民国以来最出色的将军生平，字字写得神完气足，便是在一个初中学生眼中，也十分了得，刚刚见过有的人在拓碑，很想依样拓下。但是多年后再去寻访，却找不着了。

动物园也是个去处，逃学如果有伴，善莫大焉。天地间不是只有我一人忍受不了学校，初中同班一位德姓蒙古子弟，此时此地的体制，锁不住他那该在草原上奔驰飞扬的骨血，我们常常彼此激励，更加逃学。曾经在无人防范的时候，溜到老虎笼后面，把正在休息不想理会我们的老虎惹得发怒，它从铁笼里伸出虎爪，抓碎了我的童军领巾，那方领巾是我非常得意的收藏，保存了好久。

我们爱去碧潭，为了省钱，常搭霸王车，就是在今天的汀州路上，当年是从新店通万华的运煤小火车。木制的直角坐椅，烧煤块喷着白气的火车头，呼呼哧哧地带着没几个人的车厢，直奔新店碧潭。小船三五元便可以租大半天，一人一船，或相撞或并行，或兀自寻幽。碧水数丈回光熠熠，潭面清寂如幻，扁舟一叶任西东，船桨划过，水声清澈如铃。我爱把船轻轻划进刻有“和美”两个大字的石缝，躺下身来静听一波波水打石壁，石壁上波影层层，是船是人是水都在水光里飘动，“春水船如天上过”，我仿佛身悬天际。天地间只有我一人，真想永远不回家，永远不去学校。

还在读小学的时候，下了课，就曾经跟着另一班的同学杨敦和去对面的天主教圣家堂玩，那时的圣家堂只是竹篱瓦舍，外带一个小小的院子。杨敦和带着我去见一位魏神父，他是外国人，那时我们见到白人一律称外国人。魏神父总要我们背要理问答，我背不了，只得去玩。院子里有现成的高跷足球，玩得很开心。这是跟圣家堂结缘之始，后来他们搬到新生南路，我还是常常去，很喜欢圣家堂里彩色玻璃的长窗，窗外阳光射入，映照着雪白的圣母圣子，我点了圣水，一人独自坐在木椅上，诚心地希望得救，但背不出要理问答，至今也没有成为教友。圣家堂有座小小的图书馆，许多印刷精美的画册，本本都翻过。圣经故事也大多是从画册上先读了的。长大之后，失去了初恋的情人，痛不欲生，只得去找了已经年老了的魏神父，他颠颠倒倒地说了一些话，无非多读经而已，我从此便再也不求神助了。但姑妈等等许多堂客后来信了天主教，却大多是透过我这个人的缘分，陆续到天主堂去听经领洗的。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植物园是个好去处。时间有的是，走走就到了，读建中的时候更方便。一弯小运河，水面上有大王莲，听说莲叶上可以载得起一个小孩。边上有间欧式小屋，鱼鳞似斜斜的屋顶，门前一片草坪，躺在那样的草地上，比家里的床可惬意多了。放亮了眼睛，立刻就会发现树上有许多松鼠，到了秋天的时候，只只都圆圆肥肥，拖着一蓬尾巴，在树枝树叶间飞蹿如烟。园里大池荷叶亭亭，间杂着粉红的荷花、翠绿的莲蓬，一股风仿佛有意地忽地里在荷池间任情窜游，蓦然间荷池里枝枝片片朵朵个个此起彼落地活了起来。无处不在的参天巨树遮蔽了烈日，玻璃房里有许多奇花异卉，琳琅夺目，以致中年以后，我还一度想要改行去钻研自然科学，却因无从拿到入学许可而作罢。

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年轻人争先恐后地去抢图书馆的座位，却不去借书读，而是要占位子温习学校教科书里的功课？这种习惯，在我读书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后来发展到有人经营读书园，唤作K书中心，不必供应什么书，只要有座位便可，人人K他们自己的教科书，想着早点有个出头天。我从来没有在图书馆里读过教科书，大家在学校里上学的时候，我却躲在新公园希腊式建筑或是植物园的中式图书馆里，读借来的书，除了胡适《留学日记》，另外如司汤达尔的《红与黑》、杰克伦敦的《海狼跟白牙》、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复活》等书，篇幅都不算小，却都是在空空旷旷的图书馆里读完的。偶尔也在图书馆做一点学校的作业，大多都是为了补交，再不交就麻烦了。图书馆其实也是个发呆的好地方，常常在那两三处呆坐一下午，不会有冷气，天然的凉风习习而来，令人昏昏欲睡，睡与不睡间的那样的午后，此生似乎再也没有遇见过。要是问我天堂何在？我会说，就在人间，只看是如何的一副心肠。

第八章 异样人间

圣家堂，我的童年与少年最熟悉的地方，不去学校，又无处可去，就去教堂。至今依然是个处处都很漂亮的地方。

八○年代，在纽约读研究所时，时间跟金钱都有限，却把一部日本电影看了又看，至少有五遍。这部电影居然以黑白摄制，是导演小栗康平的处女作，其实他一生也没有导过几部片子。这部片子的片名是《泥河》，描述一个穷苦小男孩童年的故事，他交了一两个小朋友，也有三四个大朋友，看来平平淡淡，却非常感人。那样神秘的友情，成为小男孩深藏一生的至宝。回台湾之后，我又去找来了录影带，再看了许多遍。

许多情节都忘不了，尤其是其中一位欧巴桑跟小男孩的妈妈说的一段话：

“小孩子会自己长大的。”

她比着节节高的手势说：

“他们咚咚咚地就长大了，整个世界都在帮他们长大，孩子不见得是我们自己的。”

这位欧巴桑讲话时鼓着腮帮子，正正经经却蛮滑稽的。

忽然之间我明白了，我是受到了天地人群有意无意间的帮助长大的。我也有过一些永远忘不了的长辈跟朋友，无论来往的状况如何。他们彼此不见得相识，学养、年龄、职业背景，更是天差地别，然而，在人生的道路上，回回几临绝境，总得到帮助，暗里明里，知或不知，让我重新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这些人当然是好人，然而人间的好人绝对不仅只有他们，个人的因缘有限，却由此而让我相信，人生真很值得走上一遭，再苦再痛再穷再无奈再冤再倒楣，信念依然未改。绝望？没有的事。

人生有限，便是满心的感激，也只能挑选几个写写。

1981年赴美留学，晓清带着两个孩子，姐姐也带着两个女儿，在我就读的所在地纽约会合，同游世贸中心。此处后来在九一一事件中被毁。

留学美国期间，在一门日本歌舞伎的课程中为自己化妆。

“反共义士”

一九五○年六月，韩战爆发，当然是韩国人的灾难，也是大陆中国人的灾难，然而此战却救了台湾一命。

由于此战，美国对于“国府”的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杜鲁门总统下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了当时人人都认为在劫难逃的中共渡海。我们小孩子是听到了大街上传来许多的鞭炮声，然后渐渐明白了这个讯息。许多人相信麦克阿瑟将军挥军从鸭绿江北上，反攻大陆指日可待，而他还真有这个意思。

此后韩战的消息天天上报，美国方面历任的统帅是麦克阿瑟将军、李奇威将军、克拉克将军，这是我的记忆，记得韩战打了五年。那次麦帅忽然被杜鲁门总统免职，连我这个小孩子也吓了一跳，我们从报纸上、收音机里理解的麦帅，从二次大战到当时，他简直就是战神。长大之后方知，他没有向美国的三军统帅杜鲁门总统报备，就到台湾来访问老“蒋总统”，以及他主张挥军渡过鸭绿江，都成为他被免职的重要原因。但是战争的新闻依然天天见报，新闻中总说……参战，用的是人海战术，是拿中国人的性命去当炮灰，对此我们有极深的印象。

后来有了板门店的谈判，谈了很久，边谈边打，三四年后，终于停战，停战了还在谈。

有很多从那里派遣到韩国战场上的战士，战争结束之后，不愿意再回大陆，政府就依他们的志愿，接到台湾来。一共有一万四千多人，也就是许多令人难忘的一万四千个“反共义士”。他们的故事成为大家抢着要读的特稿，无不感人至深。

“反共义士”终于到达了基隆，迎接他们的人挤满了码头，要是那一次真是国民党的宣传的话，可以说是来台以后做得最成功的一次。他们身穿美国政府发的棕绿呢子制服，比“国军”的可要体面。全台湾上下都真心诚意地欢迎这些英雄。

当然，热潮总有过去的一天，我们又回到了生活与学习的轨道上。

当时我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午后下了课，无精打采地从信义路师大附中走路回家。天气干燥炎热，青田街巷弄里长街寂寂，连时间都给热得软绵绵的，好像快要停止运转，事事物物静止不动，只余下强烈的阳光跟锋利切线里的阴影。

巷口有个人，穿着一般的黄色军服，晒软了也似，慢慢吞吞挨着墙蹭着，不见一丁点儿军人常有的威仪，跟一袭影子也没差，我多看了他两眼，他很和气，又有点羞赧地回报我一笑，正觉得无聊的我，便跟他攀谈起来。记不得是谁先开的口，总之，到他说他是从韩国回来的，我呆了一下立刻大呼：“反共义士！”

我认识了一个“反共义士”，真正的“反共义士”！

至今还忘不了他的名字，跟他的人一样斯文：蒋礼贵。平生见过的姓名无数，依然数这个最好。部队里“得胜”、“得标”多得很，这个人的名字却不俗，出身如何大体可见。

蒋礼贵个子不高，瘦瘦小小，衣服显得有点宽大，印象中“反共义士”穿的那种黄绿色呢子笔挺的制服，跟眼前的这位“义士”似乎也太不相配，但现在是夏天嘛。蒋礼贵说话声音小小的，南方口音，便是笑起来，也无法祛除那点苦涩，还带着点儿好像害羞的神情。但他偏爱笑，无论讲什么，有的十分悲惨，他依然笑眯眯地说，轻声轻气地说。

“反共义士”最让我动容的，便是血旗。在联军看守的俘虏营里，青天白日满地红，是不准出现的。但他们为了表示“爱国”的决心，便以简单的手工自己制旗。而满地红的那一大片红色，就以他们的鲜血印染。从码头下船，许多“反共义士”手中挥舞的，都是血染着的“国旗”。不仅以鲜血染出手中的小“国旗”，他们的臂章上半截是青天白日，下半截是红色大地，当然又是鲜血。他们也合染出巨大的“国旗”，比我们升旗典礼的还要大，那一幅血旗，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在看电影时的新闻片上看到，几万个在码头上欢迎他们的民众，更清楚地看到了那一面巨大的血旗，伴随着雄壮的进行曲，在队伍中挥舞，一颗少年的心，便被这样的画面、故事感动不已。我问蒋礼贵，你划破了自己的胳臂染了血旗吗？我是多么地崇拜他，希望听到忠义干云的真实故事，而且，就是一位我认得的英雄。

他苦笑了一下，只简单地说了几句，然后我就知道了，未必个个“反共义士”都想来台湾，有的人是在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的时候，也许是少数，就被分到了志愿来台的这一边，再想归到回家乡的那一边，已经来不及了。我暗自心惊，这跟我了解的故事相差太大了。

蒋礼贵话不多，他不是那种爱把一生事迹都当做英雄故事炫耀的老兵。不问，他就不说，问，他也只有简单地回答。

“血旗？叫我们排着队，一个挨着一个，谁也走不了。轮到了，就照着绑在桌上的刺刀，胳臂肘子对准了，咔嚓一下子，血就滴在白布上了。”

“一个一个地来。”他又苦笑了一下。

第二天，蒋礼贵把他的血旗、血臂章、血符号，全都送给了我。新鲜了几天，后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些东西，后来都不知所终。

那个时候大家爱听广播剧，星期天晚上八点的联播节目。在街边，我跟蒋礼贵聊得很入神，却到了广播剧时间，我就说，我们去吃冰吧？在冰店里可以听广播剧。蒋礼贵说他不吃冰，要我自己去吃，他会说你去吃，你去听，我回去了。我在冰店里听完了广播剧，回家的路上，还是会遇到他，他安静而有耐性地等着我，然后我们再聊。

有那么多可说的吗？我也记不清了，他不爱说故事，听我说的时间反而多些，而我对什么题目都有些话可讲，可能也吸引了他，他是一位天地间一个亲人也没有的汉子。

他就是今天大安公园里当年空军通讯部队的一员士兵，只管在新生南路营区门口站站卫兵，而那个营区却是谁都可以穿越的。“反共义士”后来都当了“国军”，也有先当“国军”然后打败了被俘变成了“共军”然后又打败了被俘就又变回了“国军”，服预官役的时候，我就遇到了一位，记得他的名字叫邓勇。之前，我总是以为他们一定像革命志士一样，如何地围着一张大桌子，义愤填膺争先恐后地要把自己的鲜血染在“国旗”上，我也以为，没有任何一个韩战中的共军会想回到家乡，回到那些只有草根树皮可吃的地方。听他说还是有人选择回大陆，很是不解。

我把这样的想法跟他讲了，他想了想，说了我几十年也忘不了的一句话：“小弟，我跟你讲，国民党没有丢掉大陆，没有天理。”

依然温和地苦笑着，静谧如深夜。

骗子、傻瓜与天使

那天我在回家的路上，眼看就到家门了，一个年纪比我大的少年走近我，直截了当地问着：

“小弟，有一件事，请你帮个忙，帮个忙，拜托拜托，求求你好不好？”

短短的十一二岁生涯，几乎没有人家求我的经验，有点慌乱。

“小弟，帮帮忙好不好？”

他又说了一次，已经是冬天，眼看天都要黑了。

这家伙住在台南，台南是多么遥远的地方，他说他一毛钱都没有了，问我有没有三十块钱借给他。要不他就回不了家，看来很严重。

这个人现在应该有七十几岁了，我有把握，真要见了面，只要胖瘦不太离谱，依然认得出。他个子比我高，瘦瘦的，有点驼，穿着黄卡其布的衣服，外面一件咖啡色夹克，是那个年代大部分的孩子身上的衣料，真有点脏。两只长长的手臂，手心总是朝后，甩啊甩的，像人猿，也是太保模样。他双眼微凸，却很有神，讲话有点大舌头，他说他整天都没有吃饭了，现在就是要回家，要我借他一点钱，一回家马上还，会多还些给我。说着说着，他的手便搭上了我的肩，勾得我有点喘不过气来，不过他一直很和善，低声下气地哀求不断，非常可怜。

他的困难可真大，我想要帮他的忙，但是我也一文莫名。

“帮帮忙嘛帮帮忙，拜托啦，求求你好吗？”

他的嘴巴有点翘翘的，显得特别可怜。看来我是他最后的希望。

我也只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能有什么了不起的办法？我只好跟他讲，我没有钱，一毛都没有。

“你有没有朋友可以借？帮帮忙，借一借嘛。我求你。”

就那么简单，我就带着他，找人去借钱。

我们去找蒋礼贵，蒋礼贵没钱。然后去找蒋礼贵的朋友，是营区里管吹号的，跟我也蛮熟，他也没钱可借。

天慢慢黑下来。

一路上他跟我说了许多话，他家好像蛮有钱的，因为他说下一次来台北一定要请我吃西餐。我只想早点解决他的问题，让我也好回家，西餐？什么是西餐？第一次吃西餐，是在当时的十几年之后了。他还批评我的上下行头，说我穿得怎么那么土？回到台南之后，会寄一条牛仔裤给我，好像很想照顾我的样子。而牛仔裤之于我，只有在西部片里跟偶尔遇到个把美国人才见得到。他说他的钱是打弹子输掉的，我从来也没有打过弹子，不知道打那个玩意儿还有输赢，我的确是土了点儿。

之后我们又一起去找一位同学，住在温州街底。我们到了，他说他在外面等一等，我就去敲门，结果他不在家，去补习了，我出来跟他说没有，他要我跟他爸爸讲讲看，我不敢。

我越来越觉得，除非把问题解决，否则无法分手。他又老是勾着我的肩膀。

我们坐在新生南路边的柳树下，背着圣家堂，望着瑠公圳发呆，怎么办呢？我还想，要是我忽然逃走，他也许会追上来，然后又是哀求。

忽然之间我灵机一动，跟他说，我们去圣家堂试试。

圣家堂没有今天这么堂皇漂亮，却也整整齐齐，面对着大马路，在弥撒圣堂左侧，就是本堂神父的办公室。本堂神父的中国姓是艾，胖胖的，肚子很大，到了圣诞夜，自然是由他来主持弥撒，仪式之后，他要讲讲话，他讲个两三句就要踮踮脚，两只手放在大大肚子上，讲的什么我们也听不太懂。我常常逃学到此，在堂里附设的小图书室读他们的书，艾神父要是看见我，总是会笑一下，好像识破了我的顽皮，又放纵我。

姑且试试，真的是山穷水尽了。

这个台南来的家伙就坐在院子里台阶上等我，面对着已经黑了下来的夜色。天气蛮凉的，他还有点感冒，到了晚上，居然一下子一下子抽起鼻涕来。

我实在很为他担心，一个回不了家的人，也许只有神父肯帮忙了吧？我敲了敲玻璃门进去。他们是为天主来照顾大家的，我想。他已经整天都没有吃东西了，天气又冷，而且他还病了，只要能帮他回家，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他一到家就会把钱寄还神父，我保证！我已经找过别人借钱想要帮他的忙，但是都没有办法，神父你一定要帮帮忙啊！我说得眼泪都快要掉下来。

我絮絮不断地说，艾神父专注地听，一声不响地注视着我。我指了指外面，让他看到那个坐在台阶上那个瘦瘦的背着他的身影，问道要不要把他叫进来？艾神父只抬起身子看了一眼，摇摇头，还是坐了下来，很深很深地看着我，我想完了，他一定觉得我是个骗子，平常就不用功，现在还要来骗他，正想要走开，艾神父却慢慢地打开抽屉，拿出了三张纸币给我，那个时候百元大钞还没有出现，最大面额的纸币便是十元。

问题解决了，我开心得要命，鞠了个躬，赶忙出来。

他拿到了钱，高兴成什么样子就不用说了，他左算右算，然后跟我说，除去买车票的钱，还多出五块，两块五就可以吃一碗牛肉面，我们去吃一碗吧他说。我说不行，太晚了，我该回家了，你也快回台南吧。但是他非常坚持，甚至求我跟他一起吃这碗面，也就是吃碗面吧，他说。然而我倒也不是客气，回家太晚，姑妈问起，都是麻烦，只好婉拒到底。

“小弟，你连我的姓名都没有问哩。”

他在我从书包里拿出来的笔记本上，很郑重地写下他的名字——“毛豪志”，然后还有台南的地址跟电话，那个年头，有电话的人家都是有钱人。

以后再也没有见到毛豪志，没有写信或是打电话给他，也没有向艾神父打听他后来还了钱没，他也没有再找过我。但是到今天还是很喜欢这个朋友，虽然只有短短的相处。我觉得他很有意思，他讲的我都爱听，我们应该很合得来吧？

这一段少年的经历，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因为料得到人人都会笑我，说我是个傻瓜。我说我还蛮喜欢他的，一定又让人笑说是个大傻瓜。

此刻非常想念艾神父，也没有再度去致谢。只有一次，在圣诞夜，我背着姑妈去望午夜弥撒，就是艾神父主持的，他穿着华丽的法衣，肚子好大，慢慢吞吞的，用十分蹩脚的国语，说着耶稣诞生的启示，讲话中不自觉地，两个脚跟那么一踮一踮，时不时地又把双手交合，放在大大的肚子上，他讲的是什么，当时就没听进心里，然而这样的神采，永远在我心里。

算算岁月，艾神父大概已经蒙天主宠召了吧？一个少年，到他那儿，说起一个听起来就是胡说八道的幼稚骗局，但是，他给了他钱，照着这个少年的要求。

这一辈子，只要谁有求于我，不论生熟远近，我都很拙于拒绝，偶尔也为此悔恨，很怕那个看起来像是骗子的人，万一真的有麻烦怎么办？傻得起就傻吧。我至今也没有成为任何教派的教友信徒，然而，我相信，既然有“活佛”，那么也该有“活天使”，胖胖的艾神父就是。没有毛豪志，我不会见到天使，莫非真的是神的安排？哈里路亚！

暴徒

建国中学对面，从南海路一直过来，就是农复会、科学馆、“中央图书馆”、艺术馆、历史博物馆，再过去就是林业实验所。这样的排列，好几十年都没有改变。

但是在五十年前，虽然这些机构大体依然，风景却有很大的不同。放学时间一到，许多小贩就在门口此起彼落地吆喝着，而对街是一整排小店，卖冰果的跟小吃的占多数，仅次于这两种的营业，便是书店。家家都是很小的违章建筑，那也是个违章建筑到处可见的时代。天翻地覆的动荡中，许多人被推到了意外的命运里，起起伏伏，得意失意，全非所料。

书店也不一定都在好好地经营，有的也卖些黄色书刊，虽然当年的尺度拿来跟今天的相比，大概许多人连黄在哪里都看不出。

其中有一家挂着的横匾铁皮招牌跟别家的很不同，一点吸引人的劲道都没有，唤作“文史书店”。白色的底子黑色的字，简单明了。整排书店我家家都去过，这一家却最合我的胃口。无论是课余还是溜课，常常就在这一家小书店里，坐在一个矮竹凳上看书。次数多了，自然跟老板也谈上些话。老板知道了我父亲是谁，居然问我，懂不懂令尊的地质学说？我哪会知道？他却头头是道地把我父亲的“大陆漂移论”中“骤然滑动说”讲了一遍，还比着手势，十分生动。

这就是我们订交的开始。

他叫冯作民，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皮肤略黑，稍驼着肩背，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一口标准的京味儿国语，总是客客气气的。小书店门口平放着一块大门板，上面摆着许多书，本本都跟其他书店明显不同。不太容易在他的书店看到通俗小说，也难得见到什么少年读物，看来都是文史哲类，连现代文学的书籍都比较少，杂志也显得专业精深，如大陆杂志、东方杂志、食货杂志之类。冯老板曾经跟我说，他这里不像别的书店，黄色黑色是一定不卖的，这里的客人都是少年，卖这些书，太不厚道，他这么说。

要是哪一本书我读得兴味盈然，眼看天都要黑了，他就说你拿回家去读吧，过几天再拿回来就是，反正一时也卖不出去。

我们也常常谈到一些近代史上的人物跟事件，我当然是一知半解，然而他的谈兴很旺，从希特勒到斯大林，从台儿庄大捷到徐蚌会战，以及许多金石书画才子名流等小掌故，他都谈得头头是道，尤其出自那一口漂亮的京片子。

他从不问我为什么这会儿没有在上学，我坐在那一张小竹凳上，他就在靠里面角落书桌后面，也是有一句没一句地来往。有时我拿起一本书要读，他就会跟我说说这本书或是作者的来历背景，简单扼要，却很易懂。比如陈独秀、胡适之、蒋梦麟、钱玄同、顾颉刚、李宗仁、阎锡山、汤恩伯等，连人带事，娓娓道来。从他那儿，我知道了一些过去的，也包括现在还在世的许多人的事迹。他说话其实谈不上生动，但是很诚恳，常常也牵扯到许多其他的题目，有凭有据，论证广泛。讲着讲着，又会从哪儿拿出一本书，或是书里的一张图片给我看，他从来没有把我当个小孩，倒像是我的学长。

店里有位女店员，就叫阿秀，很通俗的名字。有一天，我坐在小竹凳上正看着书呢，他忽然问我，马家小少爷，你看阿秀这个人怎么样？我搞不太懂他是什么意思。他接着说，我要跟阿秀结婚了。我也不知该怎么反应。那个时候他跟我讲，阿秀是刚刚答应了他的，我是头一个知道喜讯的人。他说他一生吃了很多的苦，还是个伤兵，就在你们东北老家打仗的时候受的伤。现在终于可以安定下来了，他说。

我听了，只好奇他受了什么伤？看来他手脚齐全无疤无痕，他却回答道：“受了什么伤？这怎么可以随便说！”

高中上的不是建中，再也没有机会天天出入南海路，但我们偶尔还有联系，我知道他后来在国语日报工作，有的时候在许多书店的书架上，看到了他编的书，几乎无所不包。大多是大部头的作品，如西洋全史、中国历代古史、中西哲学史、艺术史之类，有的还在我现在的书架上。

年少轻狂，我不知天高地厚地也写了一本仿李费蒙（也就是名漫画家牛哥）作品的间谍小说，不知该说中篇还是长篇，也没敢给任何人看，却偷偷地写了封信给冯作民先生，附上了那一摞稿子。

过了大概只有十天左右，他写信来，要我到他家去。他住在靠近汀州路的水源路上，在川端桥高高的堤防底下，一间小平房，无墙无篱，门前错落着几株大树，清凉宁静。

他跟阿秀已经有了一个小奶娃了。他很客气地接待我，阿秀还给我倒了茶。

我拿回了我的稿子，里面他给我改了许多错字，对啊，他在国语日报，好像就是做校对的。那份稿子后来也不知所终，我自己大概也没当一回事，却累他读了一遍又改了那么多的错字。

过了至少有二十几年了吧，再也没有见到此人。

有一次在艺专上课，提到了这一位自学成功、自通英日文，又编写了许多书的作者。没料到座位下有一位学生高声说，老师，他是我爸爸的朋友！

我大喜过望。

我们很快地就联络上了，他原来住在中坜，我们在电话中都好兴奋，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他也很想念我这个他口中的“小朋友”，他还说，他早就料到我长大了一定会怎么样，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个专栏作家，作品时时可见，他也常常读，原来他也一直知道我在干嘛。

我说我们可以去中坜附近的莺歌玩玩，一边看看陶瓷好吗？他说刚好他也很想出门走走，我们可以一起吃吃饭，他会在莺歌车站接我。

我们约好了时间。

还有一个星期，就能跟一位少年时便认识了的“老朋友”见面，真好。他现在多大年纪了呀？个子不高，须发俱白了吧？听起来是个非常和善又客气的老人家，儿孙满堂了吗？人世间有些奇缘，真料不到啊。我不免想来想去的。

就差两天，我还盼着相会的时候，那天早上打开报纸，社会版头条赫然出现了一宗灭门血案，凶嫌居然是冯作民！有文有图，想不信也不行。

我看了又看，读了又读，心口狂跳不已。

他是去讨债的，已经讨了许多次，说是一部大书的版税，他分文都没有拿到过，这一次他怀着一把刀去，原想吓吓对方，不料情绪失控，一连砍死两人，又杀成重伤一人。

原来他早就离婚了，于他于我，阿秀也都应该是很遥远的故事了。新闻里还有他的照片，一个我认不得的老人，只有一副厚厚的眼镜，让人勉强辨识得出依稀当年。

又过了几年，在夏祖焯先生的一篇作品中，读到其父何凡先生（夏承楹）的故事。何凡到了晚年，自己行动都已不便，还请人给被判成无期徒刑的冯作民送点钱去，却发现他已经死在狱中了。

我少年时的大朋友冯作民先生，自学而写了许多书，晚年因杀人而终身监禁，死于狱中。这是他为命运呐喊的书。

又过了好几年，在一个聚会里，我提起此人，座上有符兆祥兄的公子符立中，他听说了之后，又过了一阵，居然给我影印了一大部书寄来，是从图书馆里找到的，书名是《书痴吁天录》，作者就是冯作民。好几百页，就是他的自传，文辞已经零散无章，却满布痛苦，断断续续的句子，读来让我心碎。他相信他的脑子里依然留着弹片，是当年战场上敌人打进去的，他经常头痛欲裂，看来他早就精神失常了。

仿佛又见到他跟我讲：

“受了什么伤？这怎么可以随便说！”

囚徒

当时我是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日子过得挺逍遥的，因为父亲又出国了，包括姑妈在内，差不多没有人管得了我。

常常逃学，作两种逍遥游，一种是外在世界的逍遥。去新店的碧潭泛舟、去淡水花五毛钱就可以搭渡船到八里的对岸，出海口很宽，早一点的话，海面霞光一片，教堂的钟声从河面贴水送到耳际，这样单纯的美，是正在上学的同学梦想不到的。搭火车去基隆，就坐在车站前的码头的椅子上看海看船，或是上中山公园，至今依然相信那是世界上景色最美的公园。台北市区里的新公园、中兴桥、川端桥，也都好玩……零零碎碎的地方还有很多。

另一种是内在世界的逍遥游，钻到图书馆去，常常只是随便借些书来看，看得懂看不懂都好看。又可以去博物馆、画廊，还有书店、古董字画店、牯岭街的旧书画摊子跟小店，还可以跟老板聊聊，整整一天也不够用来享受。如此神游古今中外，其乐何如。学校的老师跟大多数的学生家长，都紧迫盯着眼前的年轻人，要他们心无旁骛，专心准备考大学，然而于我，远在天边。

应该是在礼拜天，否则不太可能在家遇到他，那个西装笔挺的人。他包了一辆三轮车，进门的时候，三轮车就在门口等他，那个年头算是阔气的了。记得他嘴上还含着一支长寿香烟，刚点上的。当时洋烟还不能进口，长寿十元一包，鹅黄色外壳，放在短袖上衣口袋里，透得很明，有点儿身份表征的意思。不是红色的香蕉牌，也不是咖啡色图画的新乐园，便是绿色的双喜，也只不过五六块钱一包。

这个人长相斯文，油光光的头发一丝不乱，一副金边眼镜，也不是寻常货色。更没法子不看到他脚下的那一双鞋，当时流行在鞋底打上小铆钉，走起来克克有声，一步就是一步，鞋面擦得贼亮贼亮，天光云影都缩到了鞋尖上。

一进门，他就问马先生在家吗？管老师叫先生，是当年的称呼，我听来也很习惯。只回说不在，出国了。他就说，他是台大总务处的，明天是台大的校庆，学校里有很多文件要打，送到国内外许多的通讯社去。但是打字机不够用，学校派他来跟马先生借用一下。当天的活动一结束，马上就专程送回。他说还要到前面巷子沈刚伯先生那里去一下，已经讲好了，也要去拿他的那一台。

我马上就把父亲的打字机让他带走了。

第二天，直到傍晚，运动会跟各项活动也该结束了，怎么等也等不到打字机回来，也许明天吧？今天太忙，那么又多等了一天，又到了下午，渐渐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只得直接去沈刚伯教授家揿电铃，是他亲自开的门，我先自我介绍，马上单刀直入地问起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人，来跟他借打字机？他说他不用打字机的，我忽然想起来他是中文系的教授，根本用不着打字机。念头一起，登时头皮发麻。

想要不承认都不行，我把父亲的打字机让人骗走了。一时心神慌乱不知所措，不仅是父子之间原本就相处得不好，而且，一台打字机，在当时要价就好几千块，而一个教授一个月才八九百元的收入，打字机没有了，对父亲是非常大的问题。

我马上去警察局报警，警察拿出一本上面有表格的笔记，懒洋洋地把我报案的要点记下了，我在上面签了字，他就说好了，找到了会跟你们讲。

他又说，这种人一骗到手，半个小时之内，一定卖掉，东西是找不回来的，人嘛也许抓得到，要是他继续因骗而失风。

“报案完成了，回去等消息吧，小弟弟。”

一眼就看出来，他也只是守株待兔而已。我内心的焦虑，跟他的轻松自在，天差地别。我便问他，我可不可以写一些寻贼的招贴，贴在各处的墙上、电杆上？也许机会好一些。

“不可以不可以，那是违法的！要罚钱的！”

我垂头丧气地回家。

没有多久，父亲回来了，我根本不敢亲自提起。姑妈不得不把这一件事报告父亲，父亲听了之后勃然大怒，一口咬定是我把这部打字机变卖了，然后诌个故事搪塞。我已经大到他不好动手再打，只见他脸色铁青地出门去。后来我知道，他去向朋友抱怨，打听怎么样可以弄出个脱离父子关系。但是老友都劝他不用这么干，父执辈的朋友是否个个相信我，不得而知。我一向撒谎成习，终于得了个现世报，现在真的遇着真狼，却完全的孤立无援。

也算老天有眼，没过多久，打开报纸，社会版上的一个边栏上，居然有一则消息，说是某人常常行骗，这一回却让人识破逮捕了。我细细地看这一则消息，其中说，他常常骗大学教授，有的时候是钱，有的时候是打字机等高级文具用品，也骗了不少的名人字画、古董器物。我越看越像他，派出所并没有跟我讲抓着了谁，就主动地去查问。派出所要我自己去四分局看看。

我这才知道，仁爱路四分局的后面，就是拘人关押的监牢，这是我生平头一次见到牢狱。

空间很小，只有大概一两个榻榻米大，里面什么也没有，光光的地板而已。粗粗的方木条钉成的牢房，灰色的老漆斑剥不堪。灯光很暗，刚进去还看不太清楚，去打听的人不仅我一个，另外还有一位穿着旗袍的胖太太。定了定神，透过栅栏往里细看，这个人一时还不怎么认得出来。一头乱发，抱膝低着头坐在地上，金边眼镜没了，身边却有个小女孩，约莫三四岁，穿得十分单薄，梳着小马尾，倚在他身上，一声不响，好乖。

陪着我们的警察，低低的声音，很柔和地跟他说，某某，有人来看你了。他恍然抬眼，似乎也看不清的样子。警察又跟他说，某某，你过来。他听了便亲了亲小女儿，小女儿就安安静静地在那儿一动不动。他爬到了栅栏前，像一只病狗。一双眼睛，再也没有当时的光亮，一脸茫然无助。

他跪在笼里，扶着栅栏。我立在笼外，还没等我开口，旁边的太太出声了，咬牙切齿的：

“你骗走了我们的那对青花瓶子，我先生回来，要跟我闹离婚。你害死我了！”

我也想要跟他说，你害我差不多脱离了父子关系，但我脱口而出的，却是：

“你认得我吗？”

他马上轻轻地点了点头，一丝丝想要反抗的意思都没有，我原本想要跟他讲的许多话，早已化作轻烟，无踪无迹。

就这么结束了是不是也叫做探监的活动。那架打字机是没有办法找回来了，父亲又买了一台很新潮的，扁扁的像一本书也似，他也用得很顺手。这一件事，就再也没有人提起。然而在我心里，最忘不掉的，是狼狈的他跟他身边的那个小女娃娃，好乖，在木笼的一个角落里，依偎着她的父亲，不声不响。这是一个至今依旧让我心疼的画面。

阿兄

高中二三年级之际，我离家出走，其实依然是走投无路，跟小时候想要逃家的时候，差别不大。然而我非走不可，就搬到了一位同学家，在他那儿挤了有大半年。那么惨淡的时光，也很长了。

这位高中在复兴中学同班的同学，名字是林良国，年纪比我大好几岁，是“反共救国军”出身，说得一口浓浓的福州腔调，高大英挺，目光炯炯，出门总是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其实，他的状况经常是一文莫名。

他生活在一个我完全陌生的世界里。

当时台北火车站，当然也不是现在的这个建筑，周边非常凌乱，所有的公车都在火车站集中，有好几百个站牌跟候车亭，一层层的长椅中间是公车车道，再过去还有非常广阔的脚踏车停车场，怕不停了上万辆的脚踏车。面对车站到处都是小吃店小吃摊还有职业介绍所，小小的一间又一间。现在新光三越那一大片，全是堆得满满的垃圾场。台北车站前在那个时候就是个大型垃圾弃置场。场边围着许多的违章建筑，用最将就的材料，盖最克难的房子。旧车胎、洋铁皮、别人扔掉用不着的甘蔗板、自己找来的木板木条，都能拼凑而成房屋跟桌椅。

因为是违建，他们多半也没有电可用，非用不可，只好从电线杆上私接，电力公司也睁一眼闭一眼。但是总要用水，那么，可能要走很远，才有一个公用的水龙头。上厕所没有问题，只是路远些，去火车站跟东西公路局总站，二十四小时都很方便。太急了的话，就只好在大垃圾场边上解决了。带动台湾经济的许多龙头人物的名字，如尹仲容、李国鼎、陶声洋、汪彝定、李达海、王昭明、赵耀东等，都还没有出现。大家都很穷，移民潮天天都有，好像移到什么国家都可以，近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远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都好。

那个时候，林良国欢迎我住他家。

家，对我的同学，后来直呼他为阿兄的林良国来说，似乎要重新定义。一个是由人组成的家。另一个，是他住在什么样的屋子里的家。这两者，于我而言，都是前所未见。

林良国总是独来独往，他有父亲，但是很难得见一次面，父子二人都在台湾，但是各忙各的，父亲住在何处他似乎也不太清楚，我见过，很斯文，只会说福州话，因此他们父子的对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也许会带一点钱给他，但都不是定期定额的，他得自己想办法赚到钱生活。林良国也有亲戚，比如他的舅舅，就在西门圆环红楼边上开了间杂货店。还有一位他唤作叔叔的，靠捡破烂为生，捡来的许多东西，我看依然是垃圾，居然就堆屋里，他陪着他捡到的破烂睡觉。但是这一位叔叔却很有一点武功，谁要是欺负他，他伸出二指，便能擒拿对方。那个人瘦瘦小小，跟林良国讲话，我也是一句都听不懂。他还有一位叔叔，有婶婶，也有表妹，但是住得很远，也是生活得不容易，大概这就是他的家庭状况了。

他的住家，自然无水无电，是个小到无法再小的阁楼，一把木头扶梯靠在经常潮湿的泥土地上，下面住的是推车卖面的，很少看到人。上了扶梯，头就要碰到屋顶，就那么点儿三角形阁楼的空间，却住了三家人。跨过去就是那位收破烂的叔叔，只一张三夹板做墙。隔壁姓陈的，也是他们的同乡，陈家三口，只有两个榻榻米都不足的范围，他们在林良国住处的后面，那就连窗子都没有了，没水没电，从早到晚只是昏昏暗暗地过日子。拉开扶梯边上的门，勉强还能立着，然而屋顶一路斜下去，到了一个人身长的尽头，只好躺下，跟睡在楼梯底下一样，只是更狭窄。勉强睡得了两个人，而我的阿兄却非常好整洁，每天要擦一遍铺在地上的草席，但我一次也没有劳动过。我生活作息不规则，给他带来的麻烦当然很多，但是他从来没有不豫之色。多年以后，在闲谈中，他说道，你是落难来的，我不能让落难的人无路可走，但那个时候，他也不过二十二三岁，却说出这么侠义心肠的言语。

有一片以一根棍子撑起的木窗，放下来，便什么也看不见。

就这么一个地方，四周也吵得要命，他却非常能够自得其乐，常常唱歌，中英文的都唱，还在那么局促的地方练习舞步，真不简单。

林良国有许多零零碎碎的故事，不像有的老兵，故事都是一套套的。我自己为他拼凑出了的身世大约是这样的：

他们这些人是在大陆占领之后，最后残余在沿海的海上游击队，个个神勇过人，身手矫健，三下两下便能爬到敌人的船上登上桅杆。至少在那个时候，许多人是吸鸦片的，吸了之后精神百倍，更加的所向无敌。到底属于海上的人还是陆地上的人，都很难讲，我有点怀疑他们的祖先头目就是郑成功的海盗爸爸郑芝龙。从前，也没有要中央给他们什么援助……到了局势已不可为了，也依然出生入死……后来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人数也越来越少，台湾的政府就支援他们，让他们愿意来台的，可以来台。仓促间，他父亲只带了他先出来，没想到再也来不及把家人接到一块儿。

在学校里，我们大概都是异类，不怎么跟一般的同学来往，包括一位独自在此地生活读书的菲国华侨丘汉荣，以及后来成了北联帮的什么人、又成了成功的木材商的岳宜昌，一位个子不大却能拿起武士刀砍杀起来毫不迟疑，连超级艳窟何秀子的所在也敢去收保护费的傅桃华，这个狠角儿，后来猛然间大彻大悟，读了官校，变成了将军。另外还有个成天追追杀杀的，长得一脸斯文，说话也文绉绉，绰号菜头的，去了巴西。我只跟这么几个人合得来，今天回忆，也是各走各的，谁也没有强迫谁，更没有碍着谁。

林良国也穷，但是他交游广阔，车站四周许多卖吃食的他都认得，我们就赊欠着吃，到有点钱了，便还一些。实在还不出，又欠得太久，他就带着我绕小路，不让债主发现。

在那么样狭小的空间里，是无法充分活动的，何况晚上又没有电，除了点上蜡烛读书，我们只好去附近的新公园、博物馆、火车站、西门町、淡水河水门等地压马路，天南地北地聊，充满了理想。是啊，一无所有的人，一定充满了理想，更穷的话，就变成幻想，我们介于两者之间。我们想的都是钱，没什么境界。但是他很务实，偶尔做做小贩生意，想的都是怎么使得一个钱变成两个钱。我则非常倾向书生造反，相信赚钱也要从读书开始，我读晚周的《经济思想史》，读马寅初的《通货新论》，读得非常仔细，无限神往，以至于忘了想要发财的目的。想来在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走着不同的路了。

我离开复兴中学的官方理由，是因私自换贴学生证上的照片，被勒令退学。但是我想真正的原因是我在大考的试卷上不答试题，洋洋洒洒地写了两三千字的文章，鼓吹废除训导处，又配合了自绘的插图。一位老师跟我说，全校的老师都读到了你的宏文。当然，我也缺课太多，实在太多，大概上学的日子还没有缺课的日子多。至于换贴照片，实在小题大做，只因买公车的学生月票，要贴照片，临时没有带，便把学生证上的揭了下来充数，然后在注册时给一位自认跟我有仇的老师，发现了我没有钢印的照片。当时居然被他罗织成了伪造文书。林良国也跟着我一起转学，转到我们自己接洽成功的东方夜间部，那是个我更不去上学、更加陌生的学校。阿兄的义气到这样的地步，直比两肋插刀了。

我们为了生活，去应征一种给青少年读的、唤作《学生周刊》的报纸，发行人是当时的名记者刘芳刚先生，但是我们不太遇到他。负责管事的是一位夏先生，另有一位秘书吕小姐，好像后来刘社长还追上了吕小姐，但是我们那时太年轻，搞不清也没有兴趣去了解这些事情。

我们只管努力地卖报，争取订户。林良国跟我，得利用中学中午休息的时间，溜进校园，对着正在吃便当的学生鼓吹推销。这一方面当然我比林良国行，短短的时间，要摸进去，然后上台说上一段儿，要能让大家心动，然后来填订单，一边林良国就发样品报。我们还要闪得快，给训导处的人抓到了也麻烦。一个中午，手脚口舌都灵便的话，可以跑两三所学校。我曾经创下一天里争取到了八十二位订户的纪录。

然而从拿到订单，到他们的家长也同意订阅，然后寄报、收款，然后拿到我们的佣金，我们差不多都快要饿死了。还要再想办法活下去。林良国又有一位什么亲戚，据我的观察，他们那种族群，好像很容易变成叔婶兄弟，不一定是血缘关系。一位他同样唤作叔叔的人，跟那个捡破烂的有些交情，有一天，拿了好多毛衣给我们看，都是崭新的，包装件件完整。请我们帮他卖卖，只要卖掉了，我们便可以得到不少利润，看来很不错。我们分头四处推销。

那个时候只有松山机场，国内外旅客都从松山机场进进出出。

我就穿上漂亮的西装外衣，打上领带，擦亮皮鞋，头发梳得油亮油亮，到松山机场去卖毛衣了。我假装自己是刚回来的侨生，跑跑单帮，故意讲话不卷舌。一时也十分顺手，钱是拿到手了，正要想交给那个叔叔，不料却见不到他，他那个叔叔让警察给抓了去。这才晓得他把人家百货公司的仓库铁门都撬了开来，大批大批地偷出许多货色，叔叔已经关在监牢里了。

叔叔终于招出了也帮他销赃的我们，我们白天不敢在家，晚上又没有灯火，警察找我们也不容易。曾经有两次，警察已到了门口，还爬梯子上来。林良国警觉性很高，早早把门扣上，那把挂锁也锁好，照理讲从里面是锁不到外面的锁的，但是那片门实在差，锁上了还是有一条很大的缝，这下子可好，我们可以拉出个缝，锁住了，关好门，一把锁就挂在外面，跟外出未归一模一样。警察就在一片木门外，试着拉门，我们便紧贴门板站立，屏息无声，直等到他离开，如是者有两次。到那位贼叔叔判刑确定，我们也没事了。

《学生周刊》的钱不好赚，天气却冷了下来，我们就拿了不少周刊回来，当然是卖不出去的，装在被胎里御寒，除了转身有些叽叽呱呱的杂音，还真保暖。

直到有一天，父亲的好友，中兴大学教授吴英荃伯父，忽然无预警地出现在梯子口，还是穿了长衫爬上来的。他身子坐在铺了草席的地面上，两脚放在梯子上，背对着我，要我马上收拾收拾就跟他走，一刻也不留。林良国那时不在家，我只能留个信给他，就这样结束了我十分戏剧性的逃亡生涯。

后来我上了“国立艺专”影剧科，林良国去考空军士官学校，想要当飞行员，他居然考取了。我从学校寄了一封信给他，力劝不可去读，因为飞官的死亡率太高。待遇当然好，但那样的荣华富贵我说不可要。那封信写了有二三十页，磅礴淋漓文情并茂。他读信之后，特地转了好几道车，不辞路远来学校看我，一见面我们就紧紧地拥抱，几欲痛哭。旁边的同学看得目瞪口呆。

然后我知道，他在市场边上开了个杂货店，生意不恶，却就在同一条街上有了两个老婆，日子过得当然不安稳。但这也是多年前的消息了。

救星

吴英荃，曾任北大教授、西南联大法学院长、创办了台北大学的公共行政系，早年还担任过“国防部”的政工局少将处长。但这些资历我都不熟悉，我印象中的吴伯伯，十足的寿者之相，一对长长的寿眉，两眼炯炯有神，多半一袭长衫，家中客人来往不断，各种人物都可能是他的座上客，只要他在家，常常应接不暇，但是他总是一介布衣，轻松自在地听人家说，也说与人家听。正在求官的，他便指点迷津，求学的，他解决疑难，求见什么人的，他写介绍信，连求运命的来访，他也为他掐指算算气运如何。

看他做的事情，似乎该有三头六臂，他要教书，还兼行政，他担任过台湾书店跟正中书局总编辑，又另外办了多年的《小学生》杂志，每期的封面文章插图他都要事先看过，为的是落实年轻时的理想，因为他是“国父”的信徒，深信大事业必定要从根本做起。又常常有应酬来往，便是不在家，家里的小小客厅已经有人在等他。但是他总是气定神闲，见人的头一句话便是那临川口音的：“怎么样啊？”似乎事事好好地想想谈谈都可以解决。人家还没开口，焦虑已经放下了一半。在国共战争期间，他被列为第三号战犯，只因他料事如神，计谋层出，林彪视他为大患。友朋之间戏呼他为智多星。但他虽然相貌堂堂胸襟开阔，却未享大年，只得一甲子又五。算算吴伯伯今天在世的话，也过了百岁了。我枉度大约七十寒暑，这样的人物，也只见到这么一位，并且有幸亲受教诲。

吴伯伯是父亲的好友，几位老朋友每星期聚会一次，在重庆南路的世界书局二楼，记得应该是星期五中午，几位老友聚餐，饭菜就请附近的饭馆送来。聚会的老友变动不大，有当时世界书局的总编辑兼总经理史学家杨家骆教授、甲骨文学者董作宾教授、“立委”李文斋先生、吴英荃教授与先父，这几位应属基本成员，其他人当然也有，却不是固定的。

吴府人口很少，只夫妻二人跟一位公子吴大成，吴大成是先父台大地质系的学生。另外吴英荃伯伯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弟弟，小他至少十几岁的吴英蕙，在通讯部队里当一个士官。在那时当然还没有电脑，他却能以电报机当做画笔，当着对面的人，打出他们的画像，快速又准确。有一天“老总统”来视察，他也替他“画”上一幅，而且，他比较得意的是：“‘总统’站着，我坐着。”用他的江西口音说。吴伯伯相识遍天下，却从未为弟弟关说，弟弟就一直当那个士官，但是弟弟常常到家里来，备受关怀。后来他又为弟弟完婚，所有大小事务，都替他想得周到，办得妥帖。

吴府其实是一处很小的日本房子，在爱国东路，当时吴大成正在服兵役，一方面准备出国留学。我可说是被吴伯伯抓回来的，据他后来告诉我，几位老友一起吃饭，他听到了我逃家不归的事情，就决定把我先带回他家再说。他到了我居住的地方，一看那么简陋，他也吓了一跳。他当场就要我跟着回去，只有一个原因：怕我又溜掉。其实对于联考，我一点把握都没有，我读的那个东方夜校，逃学太久，路都快要认不得了，一心只想以后当个门童先糊口再说，其他的也没有条件谈。发财的梦还在，但也知道遥不可及。要是吴伯伯真的说明天再来，就可能明天来的时候再也找不到我。

在吴府，没有人逼我读书，但是不读书又要干嘛？我再也无路可走，只得一门门顺着读。吴伯母有气喘病，身体谈不上好，氧气瓶总在身边，时不时地往喉咙里喷喷药，却能让我到时候上桌就有得吃。她生怕我吃不好又吃不饱，口口都盯得紧，忙着用另外的一双筷子为我挟菜，我总是不容易吃到堆着鸡鸭鱼肉下面的白饭，让我想起当小和尚却能有鱼有肉的好日子。

经常只有吴伯母跟我两人在家，她怕打扰我读书，一点声音都不出，连客人来了都要蛮夸张地叮嘱：“马少爷在读书哪！”也是江西口音。

她说过一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除了吴大成，就是你了。”情真意切，让我暗自想着好歹考上个学校给他们看看，不要再为难谁了。

很难得看到别的一家人是怎么相处的。我见到吴氏父子见面时自然地相拥拍打，开心得要命。吴伯母在下午靠在沙发椅上睡午觉，睡梦中还口口声声念着她孩子的名字。他们夫妻在餐桌上相聚，谈得最多的就是他们的孩子，没有一句指责，都是得意跟为他的未来着想。原本我以为父母都是只会责备孩子才对，在经验里，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家里大人的肯定与赞美。年过六十了去纽约看姑妈，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变得又老又丑啊！这些我都视为当然。吴大成也有出息，学业身体都好，在部队里上柔道课，一不小心就把对方的肋骨摔断了一根，他爸爸赶快买礼物去跟人家赔礼。除了这样不寻常的事情，吴大成从不让父母操心。

我的生活习惯不好，吴伯伯从来不批评，也不要求，总是那么笑眯眯地说些民国人物与掌故，有时也品评时事。我总觉得我不仅是他的晚辈，同时是他的孩子，也是他的朋友。许多调皮捣蛋的事，跟他说，他从不以为忤逆，反而听得乐呵呵的，跟伯母俩笑到不行，一边还说难怪你把你爸爸气坏了啊。真的是有容乃大。

某日上午，刚吃了早餐，不意之间，看到了吴伯伯在为我折被窝。从那天之后，不仅再也不敢让他老人家费事，还特别天天早起，早早地把床铺整理好。

那一年专科跟大学是分开来考的，考大学时我根本没去考场，白交了报名费。考专科之前还有一点读书的日子，大约两个星期，我就拚命读书，但是时间真的不够用，到了第二天就要上考场了，三民主义一页都还没有读，怎么办？吴伯伯只说不要慌，我给你讲讲好了。

于是，他用了一晚上对我讲了一通三民主义，井井有条，成一系统，每一重点都有例证，每个例证又可旁通其他的纲目，纲目与纲目之间彼此相关呼应，十分易懂又有趣味。以后有好一阵，都想把“国父”的照片挂在墙上，因为再读了“国父”的三民主义讲稿之后，已成了“国父”孙中山先生永远的粉丝。

考试的结果是，我的三民主义得到了我的成绩里的最高分，而我的数学只得一分，据我自己的估算，应是零点六分，阅卷老师奉送了零点四分给我，凑了一分。这一分非常重要，因为在那个时候，有任何一门零分，便不录取。我考上了“国立艺专”的影剧科，很不合父亲的口味，也没有得到他的支持，但是每个周末都回到吴伯伯家，他还给我零花钱。在艺专，我年年可以拿到奖学金，其他的问题也都可以将就着解决。

吴英荃先生伉俪，是在我逃离制式教育苦海时，最后临门一脚的恩人。

但是，吴伯伯没多久便病倒了，探病者川流不息，提供各式各样偏方者也不少，在眼看不起之际，他居然把大家说的都详细记下，出版了一本偏方集，详列各种药单，附带说明源由，来人便奉送一本。一个人在此际还有此雅兴与存心，应是另类的风流，我看。

吴伯伯因病住院，此事夫妻二人都瞒着在美国的儿子吴大成，怕影响到他的学业，希望他可以顺利拿到博士学位。那个年代出一趟国很不容易，也不可能想想就回国来看看父母。记得吴伯伯送儿子出国，刚刚从松山机场回身，就跟身边的人说，恐怕再也看不到儿子了，不知是他为自己算出来的命数，还是他知道已经病入膏肓？进入台大医院之后，过了大概不到半年，吴伯伯便辞世而去。又过了大约三年，吴伯母去世。

但是吴大成却是在父亲过世许久之后，方才得知父亲已经不在人世的讯息。

爱子若渴的吴伯伯，在病情尚未恶化至不省人事之前，便跟吴伯母预谋，买了一大叠航空邮简，然后依照时间、年月日、季节，以及可能预想得到的种种身边的事物，写了不知道有多少封的信，从吴伯伯无法亲自再写信开始，便一封封、定时地往在美国读书的儿子处寄发，生怕儿子承受不了父亲去世的打击。在吴伯伯的告别式上，我只听到吴伯母声声的悲叹：

我的儿子没有了爸爸怎么办啊！

这些预写的信居然在所有的亲友配合隐瞒之下，隐瞒了那么久，但爸爸不在世的事实，最终当然还是让吴大成发现了，其痛可知。

这是我见过最痴的一对父母，推己及人，对我也照应得无微不至。

没有他们，我可能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但不会比目前的人生更让我满意。

吴英荃先生过世之后，每周都会有一位年轻的、他生前的学生来拜访吴伯母，一进门就洗手，然后上香，对着灵位三鞠躬，持续了很久很久，那位年轻的学生，就是后来担任过“行政院”副院长的徐立德。还有一位，文工会总干事、江西同乡晚辈刘士臻先生，每周定时前来祭拜，对师母依然执弟子礼。历时数年，直至师母去世，又为师母完成葬礼。

在吴伯母的告别式上，我用毛笔写了一篇怀念他们二位的文章，灵前跪读之后，随即火化，是专为他们二位写的，没留草稿，更不想发表。

第九章 此恨绵绵

在青田街父亲的寓所拍的结婚照。小孩子是继母所生的弟弟妹妹。

父亲是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五日去世的，在此之前，在医院里躺了大约三个月。

那时我跟内人都在中广公司工作，台大医院病房里只有他当年的一位“小朋友”洪先生在旁，父亲昏迷了好些日子之后，终于摆脱了他八十年的人世。我们得到消息赶到病房，父亲已经停止了心跳。

就在父亲卧病的那个时候，我刚刚接到母校“国立艺专”的邀请，决定回校教书，势必辞去中广的工作。父亲对我最后的认识，就是一个播音员，他从来也没有听过我主持的节目，而我丝毫也不在意。有一次，父亲到日月潭开会，当地的商店老板听说他是某某节目主持人马国光的爸爸，纷纷出来跟他握握手，多看他两眼，他哈哈大笑，不见得是为了儿子有了点名气而笑，他应该觉得实在好笑。的确如此，父亲的成就不是世俗都能看得清的，做了一个媒体人，仅止于出出风头而已，算什么嘛。

我同时在《中国时报》写方块，但也没有跟父亲说，我心知肚明，那真的不算什么，离他的最低标准远着哪。即便是有点想法，也是一点点而已，决非真知灼见。后来有人跟他说你儿子报上有专栏，我想他也不会特别去找来读，反倒是我岳父觉得有这么个女婿蛮体面的。

1976年，得到中山文艺散文奖，同时得奖的还有同校毕业的美术奖得主赖武雄。母校校长朱尊谊、父亲好友石油公司总地质师孟昭彝先生同来中山堂祝贺。父亲的身体看来已经不如从前，三年后去世。

在中广的那一年，我得了个当时还不算小的文学奖，直到颁奖典礼当天早上，我才到青田街父亲的住所去，跟他报告这个消息，我要看看他有没有空，有空的话，就请他出席典礼。因为，在报纸发布之前，只有包括我内人在内四个人知道此事，我一个、太太一个、岳父岳母两个。那个奖，实在说，奖金之于我们，比那个奖重要得多，我们正在付房贷，是艰难中找出来的法子。姑且一试，居然那么侥幸。真要谢谢那些不知道是谁的评审。

我看父亲，他的学问我也不懂，但是，他很沉得住气，什么事情好像都用不着大惊小怪。这可能影响了我一生，因而也影响了我的孩子，但这都不表示我们对于自家人的成就不放在心上——也许说“成绩”比较切题。没什么大事的话，就不宜张牙舞爪，这倒是家风。父亲与我，面对面少、话对话少、理解的少、表达的更少，我们父子一场四十年，就这么过去了。

申请开除

学校里的功课，我也有读得不错的时候。比如说，小学快毕业那会儿，试卷拿回家，要是在八十五分以下，就惭愧得想哭。父亲那时总是想找时间陪我，要我到他的书房读书，为我在他的大桌子边上摆了一张小桌子。他要是出门回来得太晚，我还是会等他，听到他回家的脚步声，心里就很踏实。他常常把已在床上的我叫醒，一起吃他刚买回来的水果。他明明知道我没睡，只是在等他，他也假装叫醒了我。父亲曾经想当一个好爸爸，他努力过，只是他实在不是这种料儿，就像我总是无法把课业读好。

考取了联考之后，他就天天带我去水源地学游泳，把我交给岸上顾姓卖茶水的人家照应，顾先生的儿子顾汉臣，大我五六岁，也就受父命只管两眼紧盯着我，生怕出意外。我玩水玩到父亲下了课，看着他游了几趟两岸的来回，跟他一起回家，常常还跟着一只大狼狗。

他好读武侠小说，把和平东路口“清华书社”所有的武侠小说都租来读尽了，要我也读。我的兴趣没有他大，但是父子二人谈《水浒传》、《七侠五义》等时，姐姐在巷口都听得到我们的笑声。

他是会好好地去爱一个不让他烦恼的儿子的，但怎么自己的这个儿子老出状况？读书有那么难吗？一定是故意顽劣，不肯上进。为什么不能让他做一个正常孩子的父亲？只要正常，让他可以像他的朋友跟他们的孩子一样，过有情有趣的亲子生活，该有多好，父亲一定想过。

是的，我教书多年，真的发现，肯不肯读书，也是天生的问题居多。一个人愿意读书时，没有人挡得住他，不愿意时，也没有人推得动。劝学生要读书，依我的经验看，根本没用，读不读，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教书的无功也无过。

初中的时候，父亲常出国，我就松懈下来，功课一落千丈，我是为了父亲才肯读书，要得到他的爱才读读书——是指读教科书。根本上依然不爱读教科书，何况还有那么多其他的更迷人的书可读。

书读不好，父亲的耐性就没有了，但我不会反抗，只有逃。我无法拿那样的成绩单去面对父亲，又放纵自己，不肯去读我受不了的校园书，我又是逃。然而人生其实逃也逃不掉，最后依然承受了痛苦，一点都没有省略的痛苦。

初中读得连连留级，父亲的耐性也到了极限，他一度要把我送到兵工厂去做工，父亲是没有丝毫士大夫观念的人，他认真地计划着。但是兵工厂厂长孙将军是老友，觉得不妥，否则，我后来也许是个小白铁工厂的工头或是老板吧？

到了该考学校时，也许我觉得再也无路可走了，便会苦读一阵子，父亲看在眼里，对我重燃希望，心情也好了起来，其实，得到了他的肯定，不见得就是我追求的目标吧？我要做我自己。在父亲已经离开尘世的三十多年后，我终于可以说出这一句话了。

我没有长久接受制式教育的耐力，只要通过了联考一关，我就再也撑不住了，从此，父子又无法相处。

我的功课不是普通的烂，而是操行学业都烂，烂到海都枯石都烂。父亲的失望、伤心、愤怒，可想而知。好在他有自己的志业，否则我怕不早让他给打死了。气头上一阵打，出了气，就算了，他没有想到什么教育心理学的问题。

我想逃，父亲想的是扔，把这个活麻烦给扔出去。我不一定逃得走，父亲不一定扔得掉，多少年来，也就是如此地周而复始。我也有许多话要说，但是父亲最不爱伶牙俐嘴，所以也不敢说。有一次，在高中的时候，总之觉得自己也很冤枉，很想辩解，又不敢跟父亲直接说，便写了好几大张的申辩书，放在他的书桌上。

第二天，我照样地要去学校，正在穿鞋，父亲踅到玄关跟我讲，语气居然十分平和，他说你已经学会那么多口舌了，不用再去学校，从此不用读书了。

这样表现的父亲，很不寻常，我的警觉性更高了些。

他认为我的表现是莫大的忤逆，后来果然有了动作。

那几天我特别地注意父亲的动静，他已经不太打得动我，会找别的法子吧？父亲是个诚实的人，搞阴谋他不在行，动机常常在言行上看得出来，而且他也不注意细节。那一次说了几句之后，他再也没有动静，这是不太可能的，他做事习惯上不会虎头蛇尾，总要有点结果。

原本话少的父亲，这两日更加沉默，我们依然在一桌上吃饭，要我添饭时，只把碗往我面前一递，往常的那一声“盛饭！”不说了，很不友善。他在日式房屋长廊下走来走去，看到我便眼露凶光，气呼呼的，我也尽量地闪开。

那天早上，父亲起来得早，我赶紧也跟着起身观察。趁他进洗手间时，飞快地跑到他的书房瞧一眼。这一瞧可不得了，书桌上一张宣纸，毛笔写了一封信，是给我读书的复兴中学陈校长的，不知道他从哪儿打听到了校长的台甫。他写道：

“永康校长座右：小儿国光愚顽不堪，品学俱劣，幸蒙不弃，复承赐列名次之外，且感且愧。如今恳请惠予开除，得以早服兵役，庶几匡于正轨，免为社会国家之累也。弟廷英再拜顿首”

我赶紧躲回我的房间，听到他出门去后，我连忙看看他的书桌，果不其然，桌上的信没了，于是就把他的身份证与图章迅速地先偷到手边。不久之后他就回来了，我赶忙骑单车出门，直奔和平东路我家附近的邮政局，强自镇定地跟局里的人说，有一封寄错了的信要收回。寄信人是我父亲，但是他没有空，要我代办。我还没有填表，他们先查了一下，马上跟我讲，刚刚走了一班邮件。

服预备军官役时，空军少尉三级

“到哪儿去了？”

“总局，在博爱路。”

问清楚了该找什么部门，我飞快地骑着单车直冲博爱路邮政总局。到了总局，填好寄达的地址姓名跟寄件人的姓名地址，他们就拿到里面去查，然后跟我回话说，找不到。

这一下我可慌了，此刻一位在办公桌上处理其他业务的先生，只随口问了一句：

“会不会是限时专送？”

我完全没有料到平信跟限时信是两个部门，我飞快地跑到拐个弯、大门在忠孝西路上的“限时专送”部，手里抓着那一张在平信部门刚填好的表格。窗口里的那位也是穿着绿衣的先生，低头看了我的表格一下，赶忙抬头，跟门口的一部已经发动了的绿色邮车大喊：

“等一下等一下！”

一边他本人也跑出来，要去阻止这一班邮车出发。

开车的邮务士听到了声音，也没关油门，只从车上下来，依言开了车子后门，拉出一个上面绑了注明有北投地区纸牌的帆布袋，这位先生把袋子径自打开整个地往地下一倒，一个大大的白底红框信封，就在浮面上，父亲沉雄开展的毛笔字迹赫然在目：“陈校长永康勋启”。

这一件事我没有让它静悄悄地过去，拿了证物，我向几位父执辈的朋友一一告状，请求奥援。不用说，父亲也吃几位朋友指责讽喻了一番，也只好闷声不响。但是我很明白，家，我是待不下去了。然而又能去哪儿呢？很费踌躇。因为我这一走，此生此世，必然是永不回头了，一定要好好计划。

出格的报复

父子二人似乎都避谈此事，彼此假作不知。可是气氛很吊诡，沉闷得让我透不过气。

事情并没有淡化，没过几天，在晚餐桌上，只有父亲跟我，姐姐那天不在家。父亲吃了一半，放下碗筷，并没有看着我，面孔是对着墙的：“你写信到日本，让人家别跟我结婚，我都知道了！”

听得出，他是强压着愤怒，一字一字说的。这个儿子的作为，已经让他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极限。

我知道这几年颇有几人鼓励他再婚，多半是男性的友人，反对的也有，多半是女性的堂客。但是姐姐跟我都长大了，真的无所谓。我们在很小的时候，跟着姐姐反对过父亲再找一个太太，那时太小，太不懂事，怪只能怪刚刚看过卡通影片《白雪公主》，见识了那个拿毒苹果给公主吃的后娘。但是到了如今，真的还有点巴望他早日再婚，年过六十的父亲，有人照应总是好的。父亲一生只有一年多的婚姻生活，长年不交女朋友，虽然也有仰慕他的女性。他全部的生命就只有学术，到了晚年，想要成家，也是非常正常的。姐姐跟我早就有此共识。我私下还觉得他的某些古怪，是不是跟没有正常的家庭有关？我怎么可能去阻止他的婚姻？

我当然否认，然而父亲死心塌地地认为我干了这一件事，语言的辩解已经毫无作用，只让他的情绪更加火爆。

父亲心目中最理想的太太，便是如齐世英先生的夫人齐大娘一般，能为家庭全心地贡献，无论境遇的好坏，至死不渝地呵护着整个家庭，无怨无悔。我后来遇到了母亲，在母亲身上，我见不到齐大娘一丝一毫的影子，虽然我见到的母亲也不能说是个坏妈妈。

父亲早年负笈东瀛，在那个时代，日本女子他当然见过，到了他婚姻失败，他起初没有在意，几十年后却有了成家的意愿，但要找谁呢？年岁已高，谈情说爱他年轻时大概就不擅长，何况此际？倒是日本的老同学老朋友为他介绍了一位年纪也不很轻的日本女士，那再好不过了。这种种我从旁只是点点滴滴地知道，由于家人彼此之间欠缺对话沟通，彼此的想法也从来没有交换过。换成现代家庭，几分钟的讨论就可以顺利通过。

然而父亲一口咬定捣蛋的是我，目无长上，手段阴险，罪大恶极。

那样的气氛中，我根本就不会想在这个家留下去，恨不得早早离开，目前只是在忍辱偷生。除非人格分裂，我不可能去管父亲的事情，他成不成家，至少与我无关。那个年龄的少年，更不会对这些事有特别的兴趣，自己活在新鲜奇幻的世界中，爸爸要结婚，远不如一场动人的电影来得重要。

父亲的怒火难消，有一天，他把我床上所有的东西收得干干净净，连当时必不可少的蚊帐都摘了去，他是在逼我走。

姑妈在黑夜里为我设法补纱窗，让我不至于被蚊虫咬得不能入眠。

我在遭遇父亲多少次责打之后，从来没有恨过他，一点都没有，只觉得他是个好人、好学者，一直以他作为自己的榜样，希望以后也能像他那样的出类拔萃，无论到哪儿都受人敬重。然而，在当时，我却无法理解，怎么可以那么样地冤枉我？为什么那么样地要置我于绝境？连一点辩解的空间都不给我？我们可以永不见面，但怎么可以这样不明不白地分离？

我设法抄到了那位日本女子的通信地址，几乎怀着要她救我一命的心情，写了一封长信给她，称赞父亲是个好男人，也代表姐姐欢迎她。我也跟她说，我们都已长大，很快就会离家，谢谢她肯照应我们的父亲。

过了没有多久，我偷偷读到了一封依然写给父亲的、从日本寄来的信，虽然用的是我不懂的日文，其中的中文还是可以让我猜出一点意思，而且，最重要的一句话很容易识别：

“谢谢国光的第二封信。……”

再明白不过了，有人冒用我的名字写信给她，阻止父亲与她的婚姻。这位日本女士到底也没有跟父亲成婚。成年懂事之后我想，只要有一点脑筋，她就不会嫁给父亲。马教授的家庭太复杂，还是不要沾惹比较好啊！父亲去世之前，我们早就是一对再要好不过的父子了，但我从未跟父亲谈起此事，他如此错怪我，使得父子一如仇雠，逼着他面对他当年那个太离谱的、再也无从补偿的错误，我做不到。

我记得，在那个事件之后，父亲要离家去欧洲，有一段长时间的研究讲学，他出国之前告诉我，要我在他回国之前滚出去。我听得很清楚，记得很清楚。那一年，我高中二年级，偶尔，下课的时候，看一眼许多在教室外打打闹闹的同学，我也会觉得，他们好幼稚啊！但是好幸福啊！那种感觉里，并没有一点得意，反而另有感触。我已经尝到了人生的苦涩。不料，就在父亲不在家的这一段时间里，家里出了大事。

我们家的人口不算少，大大小小，包括姑丈姑妈跟六个小孩，九口之家，靠的是父亲一份微薄薪资，还有姑丈在石油公司当一个雇员的收入，以两个人很微不足道的收入过活。我总是陪伴着姑妈买菜跟提菜篮的孩子，家道艰难，我天天亲眼目睹。那一阵子，我们家长久是一分钱也不见得找得出。菜摊子的账总是赊欠着，到父亲跟姑丈的薪资到手，姑妈总是把钞票数来数去，分作薄薄的几份，一下子从这边这一份拿一点到那一份里，又从另一份里拿一点到这一份里。她只能还一部分的欠款，所以，发薪日那一天，所有的钱又分光了，家里依然一文莫名。我们在那一段时间里，吃饭大多只有一道菜，却分作三份吃，一份是父亲跟姐姐和我，一份是姑妈跟他们的四个孩子，另一份，是姑丈独自一人吃的。

姑丈在暗暗的、一个已经不用了的厨房里吃饭，这样有多少年？都不记得了。开饭时间到了，姑丈便自己到厨房里把小盘的菜饭吃了。自来自去，无声无息。

他们夫妻反目，等同陌路，已经有十几年了。

姑丈原本家境优渥，却因时代的动荡，变得一无所有，虽然具有留日留法的双重硕士学历，这在当年，可谓十分罕见。东北人本来就通日语，他又精通法语，但在那个时代一点用处都没有。其实当年留法的人，很多都有社会主义思想，他也不例外，刚刚新婚，就跟姑妈说，婚礼就是搭公共汽车也可以的，搞得新娘子非常不痛快。他在青田街院子里养过鸡，但是几次鸡瘟，让他更陷窘境。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工作，又费了好大的事，才谋得石油公司一个雇员的缺，收入少得可怜。一家子寄人篱下，我想父亲也不会欣然接纳，而姑丈的感受更是窝囊。后来他就变得成天到晚念念叨叨，没完没了，渐渐地，又老是夹了个口头语“他妈的”，想就知道，谁受得了？其实，他的心理已经有问题了，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他已经是个病人。

那几天他感冒了，我们虽然早已没有什么对话，但是，在我早晨起来上厕所的时候，看见他独自一人靠在客厅沙发上喘气，微曙中侧面的剪影，灯也没开，时不时地长吁短叹，显得很辛苦。他每天自己去邮局边上的普仁诊所拿药，诊所里王义德夫妻都是医生，也是东北同乡，跟我们家很熟，我们都以叔婶相称。

在那个夏天的午后，王叔主动到我们家来，一直进到我的榻榻米房间，见到我头一句话便是：

“国光啊，你姑父已经没有几天了。”

我轰然一惊，接着想，冲着我说这话，显然我得准备当家了吧？

接下来，大家就想法子把姑丈送到了台大医院。家里一毛钱也没有，我就跟一位单身在台的菲律宾华侨同学丘汉文，还有一位初中同学邹翘海的父母商量，借了点钱，应付必要的开销。到后来他们都坚持不要我还钱。多年之后知道了，姑丈得的应该就是猛爆性肝炎。

姑妈至此才衣不解带地在一旁侍候了三天，姑丈终于还是大量吐血而死，几星血点还喷到了我的衣服上。断气时，也只有姑妈跟我在他身前，眼见他吐了最后一口长长的气，终于撒手，得年仅仅五十八。

姑丈出身于当地县城的首富之家，在日本留学的时候，还带着佣仆。他是一线单传的后代，早年受到的宠爱可想而知。学的是政治经济，在那个年头，就分别拥有日法两国的硕士学位，听他说话，书是读得很好的。大时代的大动荡，把他的命运推到了完全的未知，要不是应父亲之邀，他可能不会来台湾，想来在共产党里，他的同侪也不会少。在台湾，他的日子没有几天是好的，加上不得意，精神上受的打击让他变得古古怪怪，人越活越畏缩，又因为夫妻失和，连个说话的朋友都没有，短短的一生，就此郁郁而终。

丧事之种种当然繁琐，一边还要写信给父亲，把种种进展报告一番。但是我用的是姐姐的名义，现在想想当年真的只会办事却不懂事，我依然为失去的自尊赌气。并且，我们姐弟的笔迹不同，父亲居然看不出。父亲回信里对于姐姐处理那么多的问题之表现，赞赏备至。但我还是宁可跟爸爸绝交到底，也许，我想要让他发现，其实在家里兵荒马乱之际，我也是有些作为的，同时又想将他一军，让他为了对于我的错估懊恼惭愧。这是我几十年的事后，回想整理而出的心理状态，但我的父亲早成灰烬。

姑丈去世后的那几天，姑妈一度想要寻短见，我只得在门外守着，并且不断地跟她说话，后来到底她还是开了门，我见到她手里有一把日本短刀，就是秋瑾照片里拿着的那一种。好在到底没有发生什么事故。两家六个孩子，没有一个能够自立，父亲是不会照顾别人的，而姑妈当然有她的极限，要她怎么办？

我首度体验到生死之无可抗拒，希望姑丈能渡过难关，除了张罗许多事情，我只有每天日夜祷告，念着小学时背下来的天主教经文，一遍又一遍，早晚各百遍。然而三天以后，姑丈还是死了。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身上的那一套白底蓝色条纹睡衣，是我父亲的，对他显得太宽太大。这景况，几乎总结了此人一生的荒谬与凄凉。

不久，父亲回来了，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对话，几天之后，我不告而别。我不给父亲了解事情头尾的机会，特别是在其中我的努力。这是一种苦肉计式的报复，“只是当时已惘然”，年少的我，没有去解读这么不可理喻的出走是多么的不智，多么伤害老人家的心。

然后，我就住在台北车站前的垃圾广场边了，直到吴英荃伯伯把我带走，又去考大专院校。

艺专影剧科一年级的时候，父亲结了婚，对象依然是日本人，小野千鹤子女士，我的继母。一个不怎么聪明、非常善良、没有心眼儿的人。比父亲小三十岁，一连又为父亲生了三个孩子，一男两女。

父亲与继母在青田街寓所前，摄于一九七○年代，那是他一生难得享有家庭快乐的岁月。

虽然跟父亲不来往，我会回到在同一院子边上的姑妈家盘桓，说上许多话。也见到了继母，那位总是和和气气的女人。姐姐正在准备出国留学，好像台大毕业的都要经过这个仪式不可。毕业之后，等当兵之前，我居然当上了崔小萍老师导演、陆建邺制片的《窗外》的助导，父亲很高兴地主动借出屋子作拍摄之用，于是我自自然然地回了家。从前种种，好像从没发生过。

接下来是服预官役，退役、回家、待业，一连串在台湾的男孩人生必经之路。

这时姐姐已在美国读书了。我成天找工作，报纸上看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写着个“限本省籍”。我成天为就业问题烦恼，却一点进度都没有。家里添了个混血的小弟弟东光，继母手忙脚乱地度日，但是经济情况一天比一天差。此时家用已经两家各自独立，姑妈那边，因为大表妹接续姑丈的工作，又补上了正式员工，可以自立自足了。

也是事出猝然，父亲忽然语气严厉地对我说：

“看你整天懒懒散散，一点活儿都不干，明天起给我扫院子抹地板！”

这话说得很明白，我不能在家白吃饭了，因为继母只跟父亲说：

“在日本，男孩子长大了都会自立。”

她不会知道，父子间那么难得的复合，就此断送。

岂仅日本，古今中外皆然，男儿志在四方，怎么能够尸位素餐？只是，待业才一两个月，继母也太性急了些。

我第三天就搬出了家，带走了一板车的书，顺手拿走一个姐姐出国留下的水壶，继母却要求父亲追了回去。

行到水穷处

这些事情一点也没有放在心上，艺专同学张新华兄住在六张犁黎和里，是十五路公车最后的一站，当时非常偏远，承蒙张新华的父母亲张维纲伯父母帮忙，不仅为我找到山窝里的一处住所，天天还在他们府上吃饭。前后大约有半年之久。

那是我最艰困却也是最快乐的日子。张伯伯是从大陆撤到台湾来的最后一批军职，先前是一位少将师长，但此际再也没有叱咤风云的舞台，只能屈就一个公车站长。他是虔诚的基督徒，豪迈热心，旷达风趣，每次饭后，我们谈古论今，大似渔樵江渚。我成了张家的一分子，父亲家里的那些阴霾恍若前世。

从马路边的张新华家，到山窝里的居停房舍，走路也要二三十分钟，而且不可能有车代步。每天来来回回地走，身体也强壮了几分。那是前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先生的房子，以其当年的功业而论，这一所小平房确实不太相当，只是掩盖在杂草野树中的小小砖房而已，李主席难得一见，房屋是交由当时担任军职的侄子侄媳，带着三个孩子使用，前面一列有一间空房，他们听到张站长提起我的问题，只一句话：“茫茫人海，随手行个方便就是了，来住吧。”

此后我便有了着落。

李品仙主席的侄子姓苏，也任军职，然而为人儒雅，言语不多，和善而诚恳。太太也是军人，姓杜，在山下和平中学当教官，跟她先生的风格很不一样，热心豪爽，心直口快。我们不常相晤，却相处得很好。

现在台北的人，大概很难想象当年的台北市也有那么样人烟罕至之地。从公车的终点站黎和里骑了单车，一路上坡的窄路，到一个小到只有住在这里的人才见得着的路口，就得把单车靠着山壁放在一边了，自此步入杂草遮蔽的小路，曲曲折折又转上山去，穿过巨大的蕨树和一些相思、尤加利、野榕等密不见天的蜿蜒山径，再往上爬，才见得到那处两排的砖造小屋舍。门虽设而常开，那是事实，因为门已经长年未关，根本关不上了。况且不用走门，山坡上进得此屋的入口，四面八方有的是。

抬头尽是碧树、山头与青天，耳边听得到的，除了虫鸣鸟语，只余风声雨声。游目四顾，但见层层交错，深浅明晦，细看有几百种的绿。张新华常常来陪我，并不寂寞。在这个山窝里，有的是时间，而且仅仅用来读书，读世界各国的名剧，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罗素的《西洋哲学史》，点读了许多的元人散曲与杂剧。当时随身还带了几部大书，都是二次大战之前日本平凡社等发行的艺术类著述，虽然不通日文，却把整部五十余册的日本画大成，其中包括中国绘画，还有书道全集，当然有更多的中国书法，还有一部专论陶瓷器的《名陶我观》，全都翻个透透，内文也常常趁便根据汉字摸索。此后数十年至今，钟情艺术几至不可自拔，那一段的山居岁月，影响至大。

当时生活所需，几无来处，好在吃住基本没问题，另外则不免花到了一位女友的钱，但是她后来嫁给了别人。

她常常到路程这么不方便的地方来看我，我送她回去的时候，也是天都黑了，山路难行，路又湿滑，她回到家，应在一两个小时以后。

仅有的收入是一点点影评稿费。出门看场电影，要省车钱，就从山上骑车到西门町，买票看了电影，在冰果店写好了影评，直接交给正在峨眉街民族晚报印报机旁上班的黄仁先生，然后再骑车回到山窝，路上要耗去两三个小时。每星期一两次，在完全不同的冷热两个世界间穿梭。稿费少得可怜，然而精打细算还是可以应付若干必需的问题，并没有觉得日子过不了。当时最大的梦想，便是有一间，只是一间自己的屋子，放得下一张床、一副桌椅、床下有一口箱子，有书读，一辈子也就够了。我还画下了这间屋子的想象图。

对于世俗人生，我已觉得疲惫不堪，那时刚满二十四岁。

坐看云起时

与父亲重新对话，已在离家的两年之后。

形势比人强，我并非走投无路，却只得硬着头皮回去找父亲，希望他能答应一件事，就是在我的婚礼上当主婚人。

山窝里的岁月中，也常常在中广打零工，录点广告、广播剧、政令宣导短剧，有的时候也帮主持人写或是译点稿件，赚点他人眼中的零钱，于我却是必需的收入。另外则在台大的史丹福中心教华语，经济终于稍微稳定，不再惶恐度日。

后来搬离了山窝，在泰顺街租了间小日本房，屋主姓龚，福州人，有了些年纪，一子一女，还没上大学，也都十分安静和气。我时不时地拖欠房租，他们却从不催讨。他们一家四口吃什么点心，便送来一碗，放在拉门外，从不进屋打搅。房客有自己的洗手间跟淋浴间，好在我也没有什么交往的朋友，安安静静地相处，承受他们不着痕迹的照应，至今掐指算算，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离去前我忙于结婚，连一声谢谢都没有来得及说。打零工的人也有恋爱的权利，特别是刚刚失恋之后。一追上了公认的美女，立刻就要筹备婚礼。准岳父对我爱护备至，我想到在婚礼上假如只有他一人，实在让他们府上难堪，我决定硬着头皮去找父亲求和。其实，连结婚典礼的日子场地都定了，新娘子虽然年纪轻，才二十二岁，已经是有名的西洋音乐节目主持人，而我竟依然无业，消息只得极端保密。

我回到青田街去拜访父亲，试着邀请他作为我的证婚人，想着成也结婚不成也结婚，心中也就十分坦然。

父亲竟把我当做客人一般地接待，很客气，一听说我不久就要成婚，马上笑逐颜开，原先我担心的问题就此化为乌有。我虽然仍是个穷光棍，还是开心地等着婚礼。反正礼堂上要穿的用的衣服鞋袜等，全由准岳父帮我打点了。

史丹福中心就在台大靠舟山路的边缘，出了侧门就是地质系，当时父亲还未退休，我常常在上课的时候见到父亲从窗外的几棵巨松下走过，就会马上讲不出课来，只顾怔怔发呆。

那天我在走廊上遇到了父亲，他依旧是一袭长衫，他好像刚从行政大楼出来，我问道爸你今天有课吗？没有，父亲笑眯眯地说，我来借几个钱，好给你媳妇买个什么。

我一时噎住，半个字也吐不出，恍过神来，父亲却已经走开了。

我带着准新娘去见他，父亲穿上刚刚洗烫笔挺的长衫接待她，这让我想起在若干年前，还在上中学的时候，要是带着同学回家，向他介绍，他必定起身立正，规规矩矩地一鞠躬，又报上自己的全名。我从父亲那儿学到的，一生也只有这么一点儿。

结婚典礼酒席上，新人互相敬酒。两旁的傧相分别是新郎与新娘的表弟表妹。

婚礼当天，是我见到父亲最开心的一天，如今想来，也许是他一生里最开心的一天，包括他自己的婚礼在内。中山堂光复厅，是当年非常体面的地方。

这一天莅临的大部分都是女方的宾客，席开六十余桌。我所有的长辈也都莅临致贺，父亲间或用他那流畅的日语，跟许多好久不见的本地老士绅交谈。其中也有不少的老友，为我们的父子关系终于解除了紧张，松了一口大气。全场宾客穿梭不绝，在礼堂的任何角落，也都听得见父亲那很经典、很洪亮的笑声。

繁华落尽

地质学，我知道的等于零，多年以后，方知这门学科研究的并不仅是地上地下的什么质而已，而是天文、水文、气候、生态自古至今无所不容的一种科学，动辄以几百万年、几千万年为单位，能从一块打开的鹅卵石读出许多复杂的自然历史。过去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以亿万年为单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地质学是这样的，就像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数学是唯一可以科学证实的真理，可以适用于无限的时空一样。要是在当初有人告诉我这几句话，我相信我可能早就放弃了文学艺术。

父亲以地质学大结构研究为一生志业，我亲眼看到他那么仔细地，在一张油纸上，用毛笔描摹显微镜下岩石的切片组织。他戴着厚厚的眼镜，咬着下唇，对照着摄影片，画下岩石或是珊瑚的微琐细节，线条丝毫不差。

他用一个定做好的透明半圆，上面有已画好了的经纬度，在一个好大的地球仪上，套来套去，他在查对几亿年前气候之下的海洋温度、地表状况、天文水文，找出数据，然后对照细微的化石切片，试着证实出什么。我想父亲拥有着金钱怎么样也买不到的财富，名位怎么样也换不到的满足。

但是，这样一个可以把全宇宙投影在自己脑壳上的科学家，在生活上的笨拙，连小学生都不如。

书房中与父亲的大照片合影，这张照片是父亲得到第一届“国家科学奖”时，由摄影人员搬了器材去研究室摄影。

有一天，继母不在家，带着三个孩子到哪儿去了也不知道，就是跟他讲他也记不得。但是他忽然之间饿了，很饿很饿，一定是饿到不行了，他只好自己到厨房来看看有什么可吃的，只一个馒头也好，却一无所获。他找到了米，就把米放在锅子里，把锅子放在炉子上，试着打打火，居然点着了，他就等着吃饭，一两碗饭也好。

继母没有多久回家了，发现电锅在火炉上已经烧得变了形，里面的米也成了焦炭，父亲就是这样地煮饭。

我听到妹妹跟我讲这一段故事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了二十多年。那天晚上，我没睡好。

其实他会不会烧开水，到今天我还怀疑。那一代的人，像这样的还有，只是多半会有一个无微不至照顾他的女人，父亲却没有。只好靠女佣，然后靠姑妈，还有就是去几位老友的家，老光棍，没有人会拒绝他，他什么饭菜也不会做，也没饿过啊。

父亲要是想换衣服，就自己闻一闻领口，有汗味，就换，否则就不换，他不记得穿了几天。我也常常应命代他闻。他记不得吃了几碗，我要注意，他随时问起都要能答得出，这样才能决定是否要为他添饭。他记不得路，不仅马路他记不得，连大一点的建筑，在里面多转了两圈，他就找不到来时路了。

有一次在台大医院里面走失，继母惦记着家里的孩子，没等他出现就回家了，可以想见我父亲的凄惶，后来有人认出他来，雇车把他送回了家。

继母不是个聪明的女人，够聪明怎么会嫁给他？还老远地从日本嫁过来？她有了自己生的三个孩子之后，父亲在家里就边缘化了，继母哪里再挪得出工夫来侍候他？

有一次我们为他过生日，也是我唯一一次为父亲过生日，因为我们只有短短的几年相处无间。我请全家到外面吃了一顿，他吃得好高兴，连连说了好几次：

“好久没有吃到有味道的东西了！”

简直就是重新发现了味觉也似。

我们婚后每个周末都回父亲那儿吃一餐，我内人也帮着做饭做菜。那一阵子父亲好开心，日子一到，一早就盼着我们。他的朋友少到快没有了，死去的不少，老去的更多，我就成了他勉强可以对话的对象，仅有的。我们有的时候到得迟些，会发现他已经站在大门口等着哪，他甚至会走到巷口张望。我们带着刚生下没多久的老大，他看来看去，只说好可爱，却无法跟娃娃沟通，我想，要他去爱他新得到的孩子，也不一定表达得清楚吧？中年总是忙得不可开交，渐渐地周末聚首常常取消，父亲直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们该去忙你们的。他一辈子都是这样，不想麻烦别人。自然也有许多事由不得他，非得让别人出面解决不可，如他第一次的婚姻，还有如我在少年反抗的时代中之种种问题。

忽然之间，政府宣布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退休政策，公教人员年满七十岁，都要强迫退休。

那是台湾首度有了所谓退休制度。父亲的经济状况，顿时陷入绝境，那时根本还没有八成薪，一笔几十万的钱把许多老教授打发走，一刀两断，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无牵无挂、清洁溜溜。

那一代的大学教授不会像今天的教授一样，能为自己的人权利益奋力争取又呐喊呼叫。要老一辈的教授为别人说话，大概都要比一般人勇敢得多，为自己，就开不出口了。比如优良教师还要自己填表申请，他们就死也做不出来。大部分的教授咬紧牙关过日子，尽管还是气愤不平。然而父亲的问题比大多数退休的教授要吃紧得更多，他还有一家好几口要养，他一下子就失去了生产力。那些经天纬地的大知识，一个钱也换不到。他是一个一生赚不到一文外快的人，他连一毛钱的收入都没有了。

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感受到贫困的难堪，在他的那一代，特别是在兵荒马乱的战争中，许多学者也就如他一样，不事生产，只拿几个死钱，但太太却从不让孩子少吃一餐，又从不强要男人想法子，多拿些钱来。父亲还是没有这样的太太，何况一个外籍女子，她在社会中总是有更多的不便。半路出现的继母，怎么会了解父亲跟他们经验的时代？怎么可能像许多老教授的夫人一样，把身边的老家伙看得非常宝贵？她在无奈之际，只有跟父亲要钱，几乎是她在这个天地里唯一可以要求的对象。一生只跟化石打交道的父亲，又如何变得出钱来？他再也不能像从前单身的时候，到任何一家老友府上一坐，都是最受欢迎的客人，吃饱了说不定还可以在人家那儿睡上一小觉。现在，他哪儿也不能去，家里还有大小四口人哪！

我想父亲是百般地忍耐着，硬挺着不向我要钱，他很难说出口。然而终于还是在继母要求之下，要我们帮他付小孩子的学费，还是私立的。以前我们的学费，他可以不闻不问，现在行不通了。我送钱过去的时候，他把弟弟叫到我跟前，要他鞠躬道谢，小孩子懂什么？某些地方，他还是跟从前一样，不会从孩子的立场看问题。而我们的人生刚刚起步，房贷压得也快透不过气来，但父亲又能向谁开口呢？我们能做的也非常有限，要是他多挺三四年，老境必然会好些，我总是这样想。

那天清早，大概才六点刚过，门铃就响了，居然是父亲。他怕晚了找不到我们，事实上我们也不常在家。父亲开门见山就说起他有个可以去欧洲开的学术会议，机票跟一点零花钱那边会给，但是“腰里还是空的”。我马上依他说出的数目给了他，看得出他非常体谅，能少要就少要。

那一次回来他还给我买了瓶白兰地，这是我一生接受他给我唯一的一个有形礼物。然而让我更伤心的是，他说他遭了扒手，我孝敬的那一份儿全没了，他还是给我买了瓶酒。那个偷了父亲钱的人，无论是谁，我要咒他一世！

我算了算，扣除这一瓶酒，这一趟，他几乎没花半文钱。我想跟他说，爸，酒，我家里有。但心里难受，一个字也说不出。

走投无路

父亲是个很不会打算的人，从来没有忧患意识。也许当年反对他结婚的人当中，也有想到万一有什么经济上的变化，他的家庭生活就会成为问题。后来就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中研院”长科会的补助一下子就没了，那是比台大的薪资还要高的一笔收入，然后就是无预警的忽然强迫退休，加上继母一文钱都不给他，父亲一辈子也没有遇到过、想到过会有这一天。

我们家难得的家族树

三十多年前的全家福

孩子小时候，跟他们一起翻阅世界名人摄影画册

家里又接二连三地生了三个孩子，看来继母也是个没打算的人。她居然不知道这样的问题，是绝不能靠她的老公为她设想的。要不是杨家骆先生的夫人一再地劝她结扎，恐怕孩子会更多。

很快，父亲变成了生活在妻子儿女当中的单身汉，一个人睡在书房里，生活也没有什么人照料。父亲慢慢地消瘦下去。难得我回家看看他，天南地北地谈几句话，他的心情就舒展些。

那天回去看他，只见他的左手腕淤青发黑了好大一片，方知他在街上摔了一跤。我看着父亲瘦成一根细棍也似的手腕，还有鸡爪也似的手掌，心口像是让人打了一记闷拳。

那一天是我去请父亲到我们的新居吃顿饭的，我们刚刚买了房子，二手的，虽然还有很多钱要陆续地付，有了房子也很好，总该请父亲来看看吧？

父亲招呼我坐下，拿出一份稿子，英文打字的，地质学方面的研究，说是他最近的研究，他明早要去找台大校长阎振兴，看看能不能要到一点钱出版。我问要多少钱，一听勉强还可以，我就说爸我给你出吧。就把论文带回了家，准备找人印出几百份来。其实，我推测，台大校长根本也帮不上这个忙。

没几天把父亲接到家里来吃晚餐，特别准备了火锅，又有许多肉片，他一向爱吃肉，就好好地吃一顿吧，爱吃多少都行，走顺了可以常来啊我想。就像从前您常常睡在老友家一样，也在儿子家睡睡吧，明天再把您给送回去就是了。

遗憾的是，父亲从头到尾，只喝了半碗汤，那也是他到我们家做客唯一的一次。

“您怎么就吃那么一点儿呢，爸？”

“没事儿，年纪大了，吃得少，养分够了就行了。”父亲总是说养分而非营养，他说话的气力都细弱了许多。

我第二天就安排父亲到台大医院检查，当场就查出父亲的胃已经有了一大片黑影，医生把好大的一张片子给我看，简单解说了几句，然后抬头露出冷峻的眼光，严厉地质问：“怎么这样了才带爸爸来？”

父亲也听到了医生说的话，脸上掠过一阵红晕，毕竟是生死大事，再洒脱，依然受到冲击。

一周之后，正式的检验结果报告出来，我们没有遇到上苍格外的恩宠。一阵匆忙之后，当时的外科名医魏达成先生为父亲动手术，魏医师的父亲魏火曜，前台大医院院长，也是父亲早年便熟识的好友。

预定九点推进开刀房，我下了当时在中广主持的“早晨的公园”节目，刚刚八点多，便赶到医院，却在走廊上遇到正被护士推向开刀房的父亲，他已经给麻醉得迷迷糊糊了。要是我没有赶到，父亲身边就一个亲人也没有。继母是后来才到的，家里几个孩子，要她怎么早来？何况她动作从来就不利落。

在开刀房外等了好几个小时，不免想到：要是父亲在手术台上怎么样了，而我又再晚一点点，岂不就此天人永隔？

手术很成功，魏医师给我看那一块割下来的胃，比巴掌还大，我想应该根除了吧？魏大夫告诉我，根除已经不可能，以后他要吃什么就给他吃，我无言以对。

原先他要印的稿子还来不及处理，我把稿子先送去给父亲早年的学生、现在也已经当了教授的人看一看，也顺便问问有人可以为我印吗？结果得到了个很荒谬的答案：这是父亲早就发表过的论文。

毫无疑问的，我想父亲已经开始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父亲自己是不会知道的，继母也无从知道，只见他一天到晚睡睡睡的，有些烦。三个孩子已经够她烦的，经济问题渐渐无法承担，而她连一个说话的对象都没有，想来也很苦。父亲不知道怎么搞的，极端害怕台大会把他从这个屋子里赶出去。就我所知，当年曾经向日本的足立教授价购了此屋，他们的屋子都是买的，姑丈姑妈的房子也是买的，产权完整，否则不可能自行卖给了陈果夫。但是后来，他自以为做了个非常聪明的决定，他把整个院落都送给了公家，理由并不是以为马上就可以“反攻大陆”回家乡。记得那个时候我已读高小了，那一天，他从台大回家，非常得意地跟全家宣布，从此以后，用不着付税了，房子照住，坏了他们还会来修，他得意得要命，还会哈哈大笑，在那一刻，看来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没人比他聪明。

日本太太再也不是战前日本女子的风格，会永远对她的男人毕恭毕敬，侍候得周周到到，这对父亲是一个意外。前所未有的强制退休，经济压力忽然沉重，又是个意外。在七十岁上下一连得了三个孩子，证实他的身体不错，他相信自己能得百龄之寿，身边的人都觉得不会太离谱，而却以八十岁过世，也是个意外。一连几个负面的意外，就要了我老爸的老命。只有一个意外，就是他自己没感觉到的：老年痴呆症。

有一天，一位白发的老学生把他送回了家。他出门买豆腐，那是他每天例行要做的事，早餐有块热豆腐，酱油加点儿葱花儿，是他莫大的享受。离家只有最多十分钟步行的路程，他却七转八转不知道转到了哪儿去了。马路上一个茫茫然的老人，居然让他的老学生发现了，那不是老师吗？他上前打招呼，父亲却很不好意思地慢慢儿问他：“你知道我家在哪儿吗？”

不久之后，父亲已经禁不住大小便，继母在照应孩子精疲力尽之余，还要为他收拾床褥，自然对他有许多焦躁与埋怨。有一天，我只是想回去看看他，没想到只见他苍白着面孔，一脸密密的皱纹，笑起来都透着酸楚，我这才知道他已经几乎无法进食，他还说他没事，故意站起来转了两圈，举了举手，要我相信他依然硬朗，他是怕我操心。我当场就说爸我们走吧，爸，让我带你去医院吧！

从此父亲再也没有回家。

未解的公案

到了台大医院，先挂了急诊，再找一个角落，安顿在担架床上。买了几包卫生纸当枕头，我们俩等了一天一夜。急诊室里病患川流不息，大呼小叫，人影幢幢，脚步杂沓，我们父子二人都没有什么所谓的人脉，怎么办呢？

我只得又去麻烦魏达成教授。第二天，得到了一个三等病房的床位。我说爸先将就着吧，再慢慢想法子。

“不要紧，病一样看。”

此时他的假牙已经快装不上了，嘴巴老是瘪瘪的。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现在医学很进步了，从前的好些病，治不好的，现在都治得好了。”他咽了咽口水：

“人总是要死的，那总得要有个治不好的病。”

这两句话倒很科学，讲这话的时候，面无表情。

在许多床位一个个排开的三等病房，至少在当时，护理照顾真不怎么样，要是病人尿了床，挨骂的就是我，害得我老是爱问，爸你要尿吗你要尿吗？就这么着，父亲也不觉得有什么委屈，倒是我有点不平，这个医院在光复之初，是他从日本人手中接收了过来的，军队占据并且拆走了一切的设备，是他跟陈仪要了回来的。大家都忘光了的事情，我却这么小心眼儿地念着。

终于打了个电话给我的朋友，也是多年来很有名的一位科学记者吕一铭先生，他从前就访问过父亲好几次，对父亲十分敬佩。吕一铭的反应真快，第二天联合报第三版好大的一个边栏，报道了父亲病重的消息。那天一大早，齐邦媛姐姐打了个电话来，她本来想要东北同乡帮帮忙，别让父亲落得太不好看，好在齐邦媛很担心的那种让人写得可怜不见儿的事情没出现，吕兄很有分寸，赵玉明总编也特意突出学者有没有受到照应的问题，穷之一字着墨很少。

事情急转直“上”，才上午七点多，“副总统”谢东闵先生就来看他，他们原是老友，还以日语交谈了几句话。中午的时候，父亲就已经换到了头等病房，下午两点，经国先生就来探问了。严家淦先生是他的老友，在福建就很熟了。孙运璇先生是刚刚光复就相交的朋友，在刚接收电力公司时，就有过专业上的合作。眼见父亲如此境况，他频频拭泪，还把一个一定可以找到他的电话号码交给我，诚意可感。考试院长刘季洪，是在大后方重庆就相交的老友，在病床前不言不语地坐了十几分钟。还有一天，居然出现了我从未见过的表姐马雪萍跟表姐夫张凤报。他们早年来台，找到了父亲，父亲也没帮上什么忙，还要他们“回去”好了，他们没照父亲的意思回去，但既然父亲觉得他们是麻烦，就再也不来看他。然而此刻长我二十几岁的表姐，完全放下她的工作，没日没夜地陪着父亲，当一个业余的助理护士。许多当年父亲担任流亡的东北中学的来台学生，也来看他，年纪也都不小了，个个操着一口乡音。日本东北帝大也派了四位代表亲自到台北问候，他们都没有见过父亲，但以做父亲的校友为荣。还有许多陌生人也来探望，又有许多送草药的，还有一位艺术家想为父亲做个头像。

父亲一下子爆红了起来，在重病的病床上。我总记得孙运璇先生在病床前对父亲说了好几次的一句话：

“马教授，你太要强了，太要强了啊！”

如果不那么要强，又会怎么样呢？

如果父亲没有那么要强的脾气，又会怎么样呢？于他个人而言，没有什么要紧，但是，却牵连到一件历史公案，就是钓鱼岛列岛的归属问题。要强真的要有条件才行，父亲的脾气刚强，却未必事事都对。当年保钓的时候，他应该是活跃在保钓言论上年纪最大的一位。那一阵子，总是一下子开这个会议，一下子发表那个言论，我常常想，怎么一生都绝口不谈也不涉政治的父亲，在保钓运动上，忽然那么样的积极？

从住院到去世，时间很短，很多事情我们自然没有能够来得及谈，包括这一件事。

最近保钓运动又忽然热了起来，而且跟过去有点儿不一样，就是因为日本首相对于钓鱼岛列岛的发言，两岸不约而同掀起了保钓的行动。这件事勾起我当时的一段回忆。

当年，在美国还没有把琉球“交给”日本，更没有发生所谓钓鱼岛主权问题之前，一件偶然来了又偶然去了的事情，居然牵动了这一段历史公案，而其间有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就是父亲那“要强”的脾气。

父亲有一位在日本留学时代最要好的朋友，也是他的同窗，曾经来台度假，我还为父亲招待了他一番。后来他的公子专程来台致谢。父亲同学的大名是新野弘，公子名为新野昭夫。

依我的记忆，新野弘好像曾经担任日本某大公司能源地质方面的重要职务，应该是总地质师，自然是一位出色的地质学家。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在跟新野先生谈话时，父亲跟他说，依自己的推测，钓鱼岛列岛周边的海域中，应有不少石油蕴藏，但这也只是学术理论上的推测，还待实际的探勘才行。父亲就提到，以当时中华的技术与资金，要独自探勘，可能有些困难，新野一听说，便回答道，要是可以的话，能不能两国共同来探勘？新野先生的回应与建议，至少包括了一个前提：钓鱼岛列岛，是中华的领土。

当时谁也不会想到领土的归属问题，他关心的只是作业船只的探勘问题，他就把这个谈话的结论告诉了老友“立委”李文斋先生，李委员便跟当时的“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先生提起，他们并没有一开始便谈到中日合作探勘部分，只提到地质学家某人说此处海面下应该藏有石油，我们并无充分能力探勘，可否考虑跟日本公司合作，等等。

领土问题，自然没有人会提起，要是预见后来会有琉球让美国“移交”给日本，又附带了钓鱼岛列岛一并“移交”，父亲与新野就是再好的朋友，对话就一定很不一样了，后来的发展更不可能一样了。

其实后来的发展，只在张群先生的一念之间。

他一听到钓鱼岛列岛海域应该蕴藏了石油，乃是我们中华学者的推测，便回了一句，要是那里有油，日本人早就发现了，怎么还会等着我们？现在只能推想，他认为，在台湾受到日本占领期间，这一处海域的资源蕴藏，日本人应该早就非常清楚，还会等到今天吗？

张秘书长这么一说，李委员便说不下去了，只好把这个结论先带给父亲。

父亲一听到张先生把日本人抬得那么高，又相对地否定了国内专业的人才，便气得不再理会。要他亲自去向政治人物证实自己的推论是怎么样的有学术根据，他做不出来，也不想做。

没料到后来却发生了钓鱼岛列岛的主权问题，父亲便想起了这一件往事。依他的想法，如果在张群的反应之后，他不因负气而撒手不管，这个案子后来的发展，应该是中日实际的合作探油。依当时的情况，自然是日方要取得我方的同意，才能展开合作。在当时，连美国也没有想到这几个无人岛屿的归属问题。不像琉球，美国是事实上管理了若干年的政权。那么，探勘船只挂出来的旗帜，自然应当至少有中日双方的，至少。

后来美国把这几个孤悬海上的无人岛屿，跟琉球一并“交给”日本，是在美国与日本利用他们所谓归属不明的状态，顺势促成。当初合作案要是成立，归属是谁的问题便非常明确，后来的争议，就再无空间。

父亲不免为自己当初负气而懊恼。他拿出一册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地图仔细查考，找到了证实这些列岛应属中华的证据：

日文中称这些岛屿为“尖阁群岛”（发音如SAN KAKU ISLANDS），意指一处处突出来的山石，像是教堂或是城堡的塔顶而取名。但是依父亲手边的一九三五年英国出版的世界地图（First published in December 1935,PRINTED AT EDINBURGH, SCTOLAND BY BARTHOLOMEW & SONLTD），此地原名为“钓鱼屿”，地图上很清楚地依中文发音，英文拼音标记为：Tia-Yu-Su。英国，也应该包括早年的许多国家的世界地图及海图，此地的名称都是依中文发音的古称，为“钓鱼屿”。按“屿”字古音为“徐语切，音叙，语韵，岛之小者”（辞海），依发音当为“属”。日本新首相菅直人公开说，钓鱼岛列岛自古就是日本的，从来就没有属于过别的国家，这样否定历史而且霸道的发言，让我们重新又嗅到了六七十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气味。

我还记得父亲亲自指出这个地点的地图给我看，但是对于李文斋与张群的对话，他一个字也不提。这一段渊源，是父亲另一位好友杨家骆教授告诉我的。他是一位史学家，对这个问题当然关心，何况还有两位他的老友介入了这一段历史公案。

父亲在保钓运动中，三天两头出席各项会议跟活动，也肯面对新闻媒体谈话，谁都看得出他的爱国情操，然而在保钓运动依然热烈的时候，他个人却忽然间云收雨歇，又不声不响了。怎么回事呢？我在当时问了父亲，他只说，对岸都跺脚了，我们这儿说什么都不要紧了。他指的是周恩来对于钓鱼岛列岛的归属问题有了发言。

就此他重新回到他一生的纯学者的生涯中。

但是，我却想到，要是他没有那么倔强的脾气，要是没有张群的一念之间，也许钓鱼岛列岛的历史就会不同。岂仅此事，许多其他的遭遇也会不同。史上因为偶然而决定了历史轴线发展的事情很多，比如假设康德黎与孙中山没有师生关系，民国史就要改写。没有罗斯福总统在雅尔达的一念之间，让俄国只对日参战四天，中国近代史又不一样了。父亲是个一生一世的纯学者，他应该也未料到，因为他倔强的脾气而带动的一念之间，也牵动了中日历史的这么一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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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崖撒手

渐渐地，谁来谁往，父亲是否真的明白，我已无法确定，只是应对中不太看得出什么。护理小姐来了，他偶尔还开开玩笑。是啊，凡是认得父亲的晚辈，个个都说他好风趣，但我一生也没有享受到他多少风趣。再多川流不息的探病来客，有多少的热闹，一天天地与他无关了，客人走后，我们很有默契，绝口不提半句。

探病也像是一种潮流，一会儿也就过去了，病房里回归到寂寂无声，飘浮流转无处不容的，只有他睡眠中的呼吸。

父亲身体的机能渐渐衰弱，吃不下，排不出，特别护士明显地不想为他老人家导便，这个活儿就落到我身上。没多久，我就十分地熟门儿熟路。还记得老友胡波平先生早年刚刚得一女时，我在他们家吃饭，小娃娃一便便，我就端着碗跑开，多年来他们都拿这一件事当笑话传诵。奇怪的是，现在看到父亲的床单上有了黑黑的一摊，我也松了一口气，一点都不觉得难受。

中广公司也真会挑时候提拔我，把我派到台中中兴新村工作。我从台中一回来他就高兴，枯瘦的脸颊上一对灰蒙蒙的眼睛，定定地望着我，含糊地说：

“你来啦。”

好像他认得的人已经很少了，心里记挂的却是我。我们的对话一天比一天简单：

“吃了吗？”

“睡得好吗？”

“再睡一会儿吧？”

“要尿吗？爸。”

“导便，好吗？爸。”

起先他会说好或是不好，有或是没有，慢慢地只有点头摇头，最后只是两眼直直地望着我。身体四肢柔软单薄，变成一张裹着几根骨头的面皮，还有一点温度就是了。我宁愿他陷入昏迷，父亲要是意识到自己也会有这一天，情何以堪。

每次从医院大门走进去，到里面的二楼楼梯口，再转进走廊，往西直走到中间的那一间病房，一路上总是会胡思乱想：要是今天一推进病房的门口，看到父亲在洗手间刷牙，该有多好！

再过几天，就自动地降低期待，想着要是今天父亲说“推我出去走走”，该有多好！

然后又降低，只希望我一进门，他从床上坐起来，说一声：“你来啦。”最后就什么也不能指望了。

继母常常也在病房里，她似乎跟父亲在沟通上有困难，父亲不让她靠近自己，只要见到是她，便用尽最后的力气推开她的手。那个时候父亲已经插了好几条管子，无法言语了。但继母依然陪在病房里，一点也没有埋怨的意思，她静静地读着日文的《新约圣经》，我这才知道她是一位基督教友。三个孩子那么小，她是真的人单势薄，以后会很辛苦。

神给了我们什么？我非教友，看她读《圣经》，却也联想到这个问题。我想神赐给了我们无数的奇迹。我们心脏能一直跳个好几十年是奇迹，我们能把许多食物消化成为生命的来源是奇迹，我们会刷牙、会去看看风景、会坐起来说你来啦……这种种不是奇迹是什么？人还要追求比这些更多，是不是舍本逐末？太贪心了点儿？唐吉诃德接受那个他以为很神圣的村长的加持时，跪在地上，扪着心口，向着上苍，无限感恩地大喊：“我感谢！”

看着凋落的父亲，我满心感激，没有怨恨，更无他求。

那天上午还在公司上班，电话里得知父亲在一连串剧咳中咽了气，赶到病房，所有上下交错的管子已经都拔除，干枯的手臂上，原先固定针头的胶布、木板，也都摘掉了，一个清清爽爽的父亲，反而让我骤然间觉得眼生。父亲，身上覆盖着一条薄被单。两手摊在外面，空空如也。面孔还没遮上，我看着父亲，只觉得他像是一个苍老瘦弱的婴孩，让人无限地疼惜怜爱。父亲手臂内弯静脉处，留着一滴输液针孔上凝缩的残血，此时再也不用担心拔去针头，流血不止了。

那一滴血，鲜红晶莹，静谧地映照着病房的窗影。在任何人都还没赶来之前，我一声也没有哭，生怕惊动了父亲最后的世界。

我曾经想把父亲的一片烧过了的白骨，用压克力封好，制成项链，戴在身上日夕对话，但是继母当然视为绝对不可。后来我想是不是子女可以把父亲的骨灰分成几份，让我带一份放在家里？继母也没有同意。

我不怪他，我的想法总是离经叛道、荒腔走板的。

自从葬礼那天，把父亲的骨灰送入灵骨塔之后，我再也没有回去看过父亲，也不再跟家人谈起父亲，其实，我也不觉得我有什么家人了。之后听说继母给父亲买了个坟，带着她生的三个孩子，依节令按时上供祭拜。在哪儿？我也没有问过，只知继母很穷，这一件事情她办得很不容易。

继母在十五年之后过世，为老年痴呆所困，最后几至无知无感。去世之后弟弟妹妹方才通知我的。

去年冬天，才头一次请了三位弟弟妹妹到我们家过个年，听他们商量着说，明天要去上个坟，祭拜一下爸爸妈妈，打算先去买花。我一声不响，心里百味杂陈。但到底不想去理会父亲的坟，我只想跟父亲说，爸您已经有个好风好水的坟了，不在天堂，不在地狱，就在人间，就在我心里，我就是爸您的坟哪！

我不住地想着，荒唐地想着，我们要是有前生今世什么的，应该曾经是一对怨偶。长江大河般的生命中，只见白浪滔天地冲撞激荡。直到河水枯涸了，河床龟裂了，才彼此露出真正相爱的面目。但我们却都不是相信来生前世的人，此恨绵绵无绝期。对于男女之情的爱，向来就没有确定过，只知我的确深深地爱着父亲，那个一辈子也没通世事的老教授。

至今回想，依然感觉就在那一天长大成人，此后，我就走在自己的人生道上，颠簸也罢，顺畅也罢，既漫长，又孤独。

亮轩书目

《一个读书的故事》，散文集，[台北]书评书目社，1974.7

《石头人语》，散文集，[台北]浩瀚出版社，1975.5

《亮轩的秋亮之见》，评论集，[台北]联亚出版社，1976.9

《在时间里》，散文集，[台北]领导出版社，1976.11

《说亮话》，散文集，[台北]皇冠出版社，1977.9

《细品痴中味》，散文集，[台北]皇冠出版社，1978.10

《笔砚船》，散文集，[台北]尔雅出版社，1979.9

（1990 年4 月再版时易名《假如人生像火车，我爱人生》）

《偶然与必然》，专题论述，[台北]正中书局，1984.2

《书乡细语》，散文集，[台北]皇冠出版社，1984.2

《纸上张老师》，专题论述，[台北]号角出版社，1986.8

《吻痕》，散文集，[台北]汉艺色研，1989.2

《江湖人物》，散文集，[台北]汉艺色研，1989.7

《寂寞滋味》，散文集，[台北]汉艺色研，1989.8

《定风波》，时评文集，[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89.9

《不是借题发挥》，时评文集，[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91.3

《从散文解读人生》，专题论述，[台北]新生报出版社，1994.6

《情人的花束》，短篇小说集，[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4.11

《亮轩极短篇》，短篇小说集，[台北]尔雅出版社，1998.1

《风雨阴晴王鼎钧—— 一位散文家的评传》，[台北]尔雅出版社，2003.4

《2004 / 亮轩》，[台北]尔雅出版社，2005.2

《边缘电影笔记》，电影评论集，[台北]尔雅出版社，2007.1

《坏孩子》（《飘零一家》台湾版），回忆录，[台北]尔雅出版社，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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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序：哥哥的拼图/章立凡

原版自序：嗯？啊！

简体版自序：大时代里小小的泡沫

第一章 出生前后

金州虎狼与小鬼

在仙台的满洲青年

逃婚邂逅与复活

丁文江先生与东沙群岛

流亡校长

父亲与台大

第二章 生死情怨

来去如风的婚姻

隔世相逢

人海奇缘

第三章 重庆 北碚 合川

第四章 嘉陵江到淡水河

小肉票

花和尚

中国人

第五章 失落的童年

那个时代

暴力世界

上学与考试

老师们的画像

铁铸的命运

第六章 逃啊逃

穷开心

打断桎梏

第七章 别有天地

不用排队的时候

另类成长

第八章 异样人间

“反共义士”

骗子、傻瓜与天使

暴徒

囚徒

阿兄

救星

第九章 此恨绵绵

申请开除

出格的报复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繁华落尽

走投无路

未解的公案

悬崖撒手

亮轩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