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關係理事會簡介

外交關係理事會（CFR）是一個獨立、無黨派的會員組織、智庫，也是一家出版公司，志在為會員、政府官員、商界高階經理人、記者、教育家與學生、民間與宗教領導人，以及其他有興趣的公民提供資源，幫助他們進一步了解美國與其他國家面對的世界與外交政策選項。外交關係理事會創辦於一九二一年，始終奉行多元化會員制原則，並透過專案為新一代外交政策領導人提升興趣，培養專業；它經常在紐約總部、華府以及其他城市召開研討會，讓資深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全球領導人，以及著名思想家共聚一堂，與理事會會員討論、辯論重要國際議題；它支持「研究計畫」（Studies Program），推動獨立研究，讓理事會學者發表論文、報告與書籍，並舉行圓桌會議，分析外交政策議題，提出具體政策建議；它發行著名國際事務與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它贊助「獨立課題研究組」（Independent Task Forces），針對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問題撰寫調查報告，提出政策處方；並在網站www.cfr.org提供有關世界大事與美國外交政策的最新資訊與分析。

外交關係理事會在政策議題上沒有預設立場，與美國政府也沒有從屬關係。一切發表在它的出版物與網站上的觀點純由作者負責。

獻給大衛、亞歷山大、尼古拉與愛萊妮

編者的話當中譯本出版時

在選擇英文或其他外文，翻譯成繁體字中文版時，我們希望每一本書，都能達到信、達、雅的境界。

譯著的範圍涉及經濟、政治、軍事、科技、國際關係等主題時，外國作者有他（她）們的價值判斷，我們出版的態度一如中文版：就這些作者撰述的，我們尊重；如果因此引起的爭論，我們同樣尊重。我們的出版以專業水準檢驗內容，不以自己的主觀價值來評論對錯。

我們希望透過博學多才外籍作者的書，為國內讀者開啟一扇全球化潮流中的知識之窗，卓越優秀的要吸收，意見不同的要瞭解，減少井底之蛙的傲慢與閉塞。

「五四百年」剛過，「民主」與「科學」在大陸與台灣猶待生根；我們所重視的「經濟」與「教育」，所嚮往的「文化」與「文明」，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天下文化出版一流的中譯本，希望它具有催化加速的功能。

自序新中國的成就與瓶頸

中國正從全球舞台崛起，這個國家的情況與資訊也大舉湧現。我們讀到的資訊包括中國的人口老化、股市起伏，還有對非洲的投資。我們可以用網站追蹤中國城市的空氣品質，監控中國在南海的行動，或是查核有多少中國官員在哪個特定日子被逮捕。

就許多方面而言，這些資訊確實發揮作用：讓我們知道這個全世界最重要的大國狀況。從全球商品價格的盛衰到地球暖化，中國領導人做出的政治與經濟選擇不僅影響中國，也影響世界其他國家；而我們只需要按幾下鍵盤就能取得所有資訊。

但這些數據使我們不勝負荷，我們收到的資訊也很龐雜。某天可能讀到中國政府正大力推動法治，第二天卻聽說它未經審訊就抓了兩百多名律師與社運人士。我們得到的資訊往往不完整、不準確。二〇一五年秋天，中國官員承認二〇〇〇年至二〇一三年的全國煤炭消耗量低估一七％；因此，十多年來中國在能源效益與溫室氣體排放方面取得進展的報導都讓人質疑。聳動、但往往誤導的標題吹捧著中國每一項成就，令我們困惑不已。愈來愈多美國人（錯誤的）相信，世界第一大經濟強國是中國，而不是美國，就是其中一個例子。中國就是這樣一個經常讓我們混淆不清的國家。

近年來，自從習近平當上中共中央總書記（二〇一二年）與中國國家主席（二〇一三年）之後，想了解中國變得更加困難。在他的領導下，眾多新法律、規章以驚人的速度起草、修訂、頒布。而且在許多事例中，這些新法規還與我們多年來對中國政治與經濟整體走向的了解大相逕庭。舉例來說，過去中國領導人將海外非政府組織（NGO）視為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要件，但習近平領導下的政府卻通過法律來限制這類團體的活動，有些非政府組織還成為中國官員所謂的「境外勢力」。此外，習近平採取的許多行動本身也相互矛盾，讓觀察家絞盡腦汁、不得其解。舉例來說，中國今天最大的矛盾就是習近平一方面自我定位為全球化鬥士，但同時卻又限制資金、資訊與商品在中國與其他國家間自由流通。儘管習近平掌權將近五年，但他的真正意圖仍令人一頭霧水：他是不是自由派改革家，只是在完全掌握權力以前偽裝成保守派民族主義者？還是他那些自由派色彩較濃厚的改革措施不過是煙霧，大幅扭轉中國的改革與開放才是真正的意圖？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與過去的差異有多大？

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要為自己解答這些問題，同時也幫其他人了解現今中國政策上出現的種種衝突與混淆。想認識中國的根本趨勢，就必須對所有與中國有關、迅速變化、相互矛盾、時而讓人誤導的資訊進行篩選。企業必須對中國的經濟改革方案進行評估，才能做出關鍵性的投資決定。基金會與大學得仰賴對中國政治演化的精確認知，才能決定是否對中國長期押寶。全球氣候變遷談判的動向，取決於對中國過去、現在與未來煤炭消耗量的正確分析。政府當局在決定國防安全政策時，也必須看清中國領導人在南海與北韓等議題上是否言行如一。

我盡可能以中國領導階層的各項行動方案成果為依據，評估這些行動方案的相對成敗。換言之，我要問，中國領導階層的政策改革想達到什麼成果，結果成果是什麼？我從習近平談起，列舉他對中國的願景與一些歷史過往。之後我會探討習近平政府列為最先改革的六大領域：政治、網路、創新、經濟、環境與外交政策。在一些案例中會出現一些相互競爭的利益與行動有待梳理。但綜合整理後，我們就可以對中國五年來的改革動向，以及對世界其他地方的影響有較全面的了解。我在這本書的結尾提出一套建議，告訴美國與其他國家如何有效利用中國的轉型來達成國家的政策目標。

第一章習近平的中國夢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中旬，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為幾十位著名中國學者、企業家與政府官員在杜拜（Dubai）舉辦一次早餐會。[1]他們這次訪問杜拜，目的就是與全球各地產官學界領導人討論重大的全球性問題。早餐會上有幾名非中國面孔，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很快發現，大多數與會人士注意的焦點不是氣候變遷或年輕人失業，而是來自中國的大消息。在經過數月的懸疑之後，中國共產黨剛剛宣布政治局常委名單，也就是在今後五年領導中國的七個人。

奇特的是，早餐會上大多數中國人對這些新領導人幾乎一無所知。相較於美國與其他民主國家政治體制的設計，會對民選官員的政治與個人意向追根究柢，中國領導人的推選幾乎是黑箱作業。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推選，除了涉及前最高領導人的討價還價、利益交換之外，還得由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兩百名左右的委員進行票選。

在這場選舉的準備階段，自始至終都充滿詭譎變數。這是二十五年來第一次沒由鄧小平欽點中共中央總書記，他自一九七〇年代末到一九九七年去世為止領導中國轉型，帶領中國走出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讓中國走上歷史性的經濟改革與開放道路。自一九八〇年代中期起，鄧小平指定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分別是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與胡錦濤。沒有鄧小平的認可下，這次選舉不僅顯得晦澀不清，還不時爆出亂象。原本呼聲甚高、頗具魅力的重慶市委書記、也是中共革命元老薄一波的兒子薄熙來，已經在二〇一二年春天一場醜聞中落馬，最後因貪汙罪被捕下獄；總書記接班人選、最後在這場贏者通吃的政治賭局中獲勝的習近平，則在那一年九月消失兩個星期，引起各式各樣與他的命運相關的謠傳。直到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午前不久，七個常委走上北京人民大會堂的舞台之前，中國人民無法確定國家將由誰來領導。

當我問同桌的中國人，對這些新科政治局常委的看法時，他們指出，整體來看，這些新常委似乎代表黨內較老、較保守的人。舉例來說，六十六歲的前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擁有北韓金日成大學經濟學學位，著名事蹟是一九九〇年代初期處理SARS疫情表現不佳，還有以高壓手段對付媒體。反之，五十七歲、繼張德江之後出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汪洋，有活力，主張改革，卻只能靠邊站。（汪洋被推舉為權力仍大、但比政治局常委稍遜一籌的政治局委員。）不過除了這類粗略印象之外，我的中國同事對他們也所知不多。事實上，這時五十九歲、以總書記身分站在共產黨最高位置，而且即將在四個月後成為國家主席與中央軍委主席的習近平，大體上是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儘管在政府任職已經三十年，他的成績、性格與領導能力仍是一個問號。

習近平的願景

這位新總書記倒沒讓中國人民或其他世界的人多做猜疑。在新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亮相後不久，習近平就舉行記者會，概述優先推動的政策。他談到必須解決共產黨無處不在的貪腐，確保黨能為人民服務。打擊貪腐很快就成為上台最初幾年的指標議題。

但習近平的核心願景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他回想中國五千年歷史，談到中國對世界文明「不可磨滅的貢獻」。[2]但他同時也承認，歷代中國領導人雖力圖實現中華復興，卻「一次又一次失敗了」。[3]在中國，中華復興論是一種眾所周知、強而有力的論述。它讓人想到中國自居天朝、萬國朝拜的盛況；中國曾經是創新之源，發明紙張、火藥、印刷術與羅盤；中國曾向外擴張，在明朝，鄭和曾率三百多艘大小戰船組成的艦隊，從亞洲進抵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與紅海。但除了這些豐功偉績之外，深深烙印在許多中國人心中的，還有幾段引以為恥的歷史。例如列強侵略和占領的「百年國恥」（一八四九到一九四九年），或直到今天仍是中國現代史黑洞、中國人民遭政府殘害的痛苦回憶，像是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天安門事件等等。

兩週以後，習近平在參觀中國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展覽時，再次強調中國復興，說它是「中華民族近代最偉大的夢想」。[4]習近平選在國家博物館發表這篇演說並非偶然。中國歷史雖說充滿革命、政治與社會動亂，領導與政治意識形態也一再出現斷層，但國家博物館卻能代表中國歷史的延續。習近平引用毛澤東與中國詩人的句子，以國家博物館為背景，說明歷代中國王朝與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之間的關聯。

接下來幾個月，習近平進一步鋪陳中國的願景。他把民族復興呼籲與「中國夢」畫上等號。對習近平來說，完成中國夢的前提有幾個具體目標：中國要在二〇一〇到二〇二〇年將人均GDP（國內生產毛額）增加一倍；中國要擁有一支「能打仗、打勝仗」的軍隊；中國要能滿足人民的社會福利需求。中國對它的意識形態前途也不應稍有遲疑：習近平說：「道路問題是關於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第一位的問題，道路就是黨的生命。我們要毫不動搖堅持與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必將進一步展現。」[5]為了這個目的，絕對必須建立以強有力的共產黨為首的政治體制。習近平同時強調「中國夢」根源於集體價值，與較具個人色彩的美國夢不一樣。他指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只有「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6]

並非每個中國人都贊同習近平對中國夢的具體解讀。有人說，中國夢是政治改革或實現憲政之夢，共產黨不再能超乎法律之上，必須接受法律管轄。也有人說，這是透過食品安全或環境品質的改善，讓中國社會變得更好的夢想。另有人以美國夢為例，要求尊重個人的夢想與追求。習近平在主政第一年任內開始融入這些要件，例如人民有機會接受較好的教育、賺取較高的收入、享用較乾淨的環境。[7]但由共產黨領導中國重振古代中華雄風仍是核心理念。

習近平不是運用民族復興主題提醒中國人民緬懷過去榮光、以鼓勵他們重振國威的第一個中國現代領導人。鄧小平曾討論「振興中華民族」[8]，他的接班人江澤民與胡錦濤也都曾呼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9]。三十多年來，隨著中國不斷對外開放、經濟與政治改革飛速成長，所有中國現代領導人都想打造一個重登世界強國寶座的中國。

但在實現這個共同願景的過程中，習近平與他的領導團隊與前幾任領導團隊分道揚鑣。他們大致上背離過去的改革與開放道路，走上一條不開放的改革之路。就一些方面而言，習近平當局擁抱的制度性改革，目的就在扭轉三十年來自由化改革過程中出現的許多政治、社會與經濟變化。這批新領導人也放棄鄧小平推動的低姿態外交政策，改採重塑全球秩序的強勢行動。

這些戲劇性改變很大程度反映習近平的一項信念：他掌權的中國已經來到一個轉折點。後毛澤東時代的改革與開放已經帶來豐碩的成果：持續二十幾年的兩位數字成長率，以及令國際稱羨的經濟與其他成就。但隨著習近平從黨內逐漸竄起，他同時也不得不面對中國愈來愈嚴峻的挑戰：共產黨已經腐化，而且欠缺一種意識形態中心，公共財的供給嚴重落後社會需求，就連經濟也需要進行新改革。根據習近平的看法，除非施展革命性的激烈改革手段，否則救不了共產黨與政府，也無法推動中國進步、徹底發揮潛能、實現大國之夢。

中國的改革

毛澤東統治中國二十五年期間大多處於政治傾軋、社會動亂與經濟貧困狀態。直到毛澤東一九七六年死後，中國領導階層才逐漸展開復甦過程。習近平本人也曾是毛澤東濫權的受害者。一九六〇年代初期，他那著名革命元老、曾擔任副總理的父親被指為叛徒，因為有資產階級背景而入獄。不久，十五歲的習近平被「下放」到一處偏遠農村，在公社下鄉勞動好幾年。但習近平不但沒有因為家庭遭遇巨變而對共產黨懷恨，反而立志入黨。經過多次申請，終於在一九七四年獲准成為黨員。一九七五年，當總理周恩來宣布「四個現代化」（農業、工業、科技與國防現代化）戰略、開始重振中國經濟與社會時，習近平也走上晉升旅程。他在同一年以工農兵學生的身分進入著名的清華大學研讀化學工程。不過，習近平在這段期間的大學教育仍深受毛派革命推動，得花相當的時間向農民與解放軍學習，還必須研究馬列主義。（直到一九七七年重新實施大學入學考試，學術才開始在中國大學生活中逐漸拾回較重要的地位。）

毛澤東與周恩來在一九七六年相繼去世後，中國出現短暫、不流血的權力鬥爭，結果是一九七八年由鄧小平掌權。鄧小平與支持者隨即落實四個現代化，將「四化」作為國家指導方針，展開對中國經濟與政治體制的大規模改革，鄧小平之後稱這項轉型過程為「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一九八〇年代初期，中國領導階層開始放鬆一九五〇年代以來對經濟與政治體制的嚴格控制。就經濟面而言，從控制經濟到市場導向經濟的轉型過程就此展開。鄧小平將重要的經濟裁決權交給省級與地方官員，解除他們的經濟活動限制，削減北京影響這些活動發展過程與結果的能力。中國並邀請國際社會透過外國直接投資與貿易來參與中國的經濟發展。到了一九八四年，政府已經以經濟特區的形式在沿海地區開放十四個港口供外資進駐。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到末期那段時間，在政府積極介入下，多年來一直是都市經濟基礎的許多國有企業開始解體，政府開始鼓勵民營企業與合作企業擴張，並透過小城與鄉鎮企業的發展來提振農村經濟。這些行動成效非凡：中國出現超過八％的經濟成長率，而且持續二十多年，數億中國人揮別貧窮，讓國際對中國刮目相看。

一九八九年繼任中央總書記、一九九三年成為國家主席的江澤民[10]進一步提升民營企業在中國政治體制的角色，首開延攬成功企業家入黨的先例。中國對外界的開放也更加擴大。中國於二〇〇一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江澤民與總理朱鎔基聯手鼓勵國有企業與其他業者「跨出國門」，尋求推動中國經濟持續發展所需的天然資源。數十萬中國人因此遷居世界各地工作、求學。到二〇〇八年，中國已經成為舉世公認的經濟強國，隨後又憑藉在全球金融危機中的搶眼表現，進一步擦亮這塊招牌。

除了經濟改革，中國也在政治上同步推動改革。集體領導與更加制式化的接班過程，取代政治體制頂層的高度個人化治理，重要的政治權力從中央下放給地方官員，而且中國同時也開始擁抱來自國際社會的援助、政策建議與財務支援。更重要的是，政府在退出市場的同時，也不再扮演社會福利提供者的角色，而是鼓勵民營、非政府業者來填補教育、醫療與環保等領域的不足；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北京允許通過審批、註冊的非政府組織設立，讓公民社會在中國境內迅速發展。網路的發展也提升公民社會在中國治理上的角色。儘管仍對某些政治內容類型進行管控，但到了二〇〇〇年代中期到末期，網路已經成為一種虛擬政治空間，在透明度、政治問責與法治（中國公民運用網路調查犯罪、為受害人尋求正義，甚至用來推翻冤獄）而言，都比實體政治體制更勝一籌。

胡錦濤主席與溫家寶總理主政時期（二〇〇二至二〇一二年）也標誌一個更具一致性公共外交行動的開端。領導團隊宣示中國的「雙贏」理念，極力向鄰國與其他國家保證中國和平崛起，而且中國一旦更加富有，它的夥伴也會更加富有。二〇〇八年夏天，北京主辦的世界級奧運贏得國際佳評，負責這場奧運籌備工作的政治新星、政治局新秀的習近平也因此鞏固在中國政治圈的地位。

中國經濟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不斷強化，也為中國外交政策帶來新要件。中國內部呼聲漸高，主張中國應該挺身而出、塑造國際慣例與制度，在全球舞台扮演世界領導人的角色。眼見美國正為擺脫經濟不景氣而苦苦掙扎，中國經濟、軍事與外交政策資深官員認為，美國衰落與中國崛起的時代已經到來（中國早已預期這個現象會在二十一世紀出現）。中國軍方受益於十幾年來預算以兩位數字增加，作戰能力與野心俱增。到二〇〇〇年代末期，中國領導階層不再只是口頭宣示對東海與南海的主權，開始以軍事力量實現這些主張。率領一小群資深官員監督這些南海行動的人，正是習近平。

雖然中國在經濟與外交政策上連連得勝，到習近平上台時，中國內部政治與經濟生活出現重大矛盾的感受也逐漸加深。共產黨已經失去意識形態理性，對八千多萬黨員中的許多人而言，黨員資格不過是個人政治與經濟發展的墊腳石而已。習近平在崛起途中列為首要打擊對象的貪腐，已經成為充斥全黨上下、整個經濟體無所不在的弊端。此外，三十年持續不斷的經濟成長雖為中國人民帶來重大經濟利益，但北京並沒有處理好環保與醫療這類公共財的需求。隨著許多國有企業解體的社會福利網沒有完全重建，而且更關鍵的問題是，社會福利的分配跟不上不斷變化的工作型態腳步：兩億多名在城市工廠或建築工地揮汗的民工無法合法生活，不能在工作的城市享有醫療或子女教育的福利。到了二〇一〇年，中國各地的民眾抗議事件增加到超過十八萬起。就連中國經濟成長也開始放緩，儘管仍以其他國家無法望其項背的速度成長。幾位體制外的中國與西方經濟學者敲響警鐘，指出中國經濟有結構性弱點。以投資帶動成長的做法已經造成傷害，公債與公司債飛速飆高。此外，儘管在低成本製造業上取得驚人的經濟成果，在作為世界先進經濟體指標的創新或服務業發展方面，中國卻毫無成就可言。當習近平成為最高領導人時，儘管曾有重要的經濟與外交政策成就，但胡錦濤時代已經成為所謂「失落的十年」。習近平掌權以後決心改變中國走向。

習近平接班

在二〇〇〇年接受《中華兒女》雜誌專訪時，當時擔任福建省省長的習近平談到對領導的看法。他說，身為新領導人需要在前任「打下的基礎上做好自己的事」，但也要「在上任第一年提出自己的計畫，做新的事」。他將領導比作接力賽，繼任者要「接好棒子」，「跑好這一棒」。[11]十年後，在二〇一二年第一次記者會中，習近平再次舉出這個接棒的比喻，說黨領導階層的責任在於「接過歷史交付我們的棒子」，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12]

但接到棒子後，習近平與他的團隊決定採取不同於過去的方式前進：他們要以截然不同的新戰略，加快步伐。他們決定放棄集體領導，把習近平拱上最高領導人寶座，強化共產黨與政府在社會和經濟的角色，並力謀提升中國在世界事務的發言權。這些做法並非全新。有些計畫，例如加強黨內肅貪、在南海與東海採取更果斷的行動等等，反映出胡錦濤任期（二〇〇七到二〇一二年）後半、甚至更之前的動向。但習近平與他的領導團隊將這些計畫不斷擴大，終於造成國內政治生態，以及中國在區域與全球舞台角色的轉型。（舉例來說，中國與其他國家在南海的挑釁行動雖然屢見不鮮，但北京直到二〇一四年以後才在南海大舉填海造陸、將人造島礁軍事化。）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賈慶國在描述中國現狀時向我表示，習近平開啟當代中國史第三個三十年。沒錯，他已為鄧小平的「第二次革命」畫下句點。習近平的「第三次革命」正式上路。

中國的第三次革命

習近平革命的終極目標是他的中國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過，如前文所述，習近平的前任也有這個目標。習近平這次革命與過去不同的地方在於他採取的戰略：由他領導下的激進中央集權；政府加強對社會的滲透；構築無形規章與限制牆，對理念、文化與進出中國的資金施加更嚴厲的控制；以及大舉投射出中國的國力。它一方面再次主張政府對中國內政與經濟生活的控制，一方面在國際上扮演更具野心與擴張的角色。

習近平擔任中央總書記與國家主席這些年來，他的體制與個人權力不斷擴大。與之前幾任領導人不同的是，他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要求軍方與黨領導人向他效忠；並透過全面肅貪剷除政治對手；建立所謂的「習核心」，宣示他在傳統集體領導中的最高權威。就許多標準來說，習近平都是中國自毛澤東以來最有權力的領導人。

習近平與他的領導團隊也著手擴大政府在社會扮演的角色，加強黨與政府管控。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在二〇〇〇年撰文討論毛澤東到鄧小平的轉型過程時指出：「如果社會滲透是毛澤東時代的標誌，那麼退出社會就是鄧小平時代的重大標誌。政府滲透與操控的組織機制正大幅裁減或完全解體。」[13]但中國目前的領導階層已經發動一套激進的改革，讓黨在政治、社會與經濟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不減反增。舉例來說，政府雖然歡迎非政府組織幫忙完成共產黨的目標，但鼓吹改革、或在政治生活上尋求更大發言權的人，如推動婦女、勞工運動的社運人士等等，遭到拘押下獄的風險卻有增無減。此外，儘管保證繼續開放市場，中國領導階層卻不斷加強黨與政府對經濟的管控。

這種政黨的控制加強也用來保護中國社會與經濟，使它們不受外國的競爭與影響。習近平建立一道看不見的法規與技術障礙壁壘，限制外國理念、文化、有時還限制外資進入中國的管道與機會。不過這道牆可以選擇性的穿透。雖然穿透進入牆內的東西愈來愈少，但穿出牆外的東西卻愈來愈多。舉例來說，習近平透過中國媒體、孔子學院（中國政府贊助的語言與文化中心）與智庫，將中國的理念與影響力大舉推向外界。習近平政府也鼓勵瞄準特定產業或國家的資金流出中國（但不時也會限制流往其他產業或國家的資金）。

在胡錦濤統治期間，中國逐步放下在國際事務保持低姿態的政策，開始積極參與全球規範、制度的訂定。而習近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號召加速這種轉型。他建立中國在海外第一個軍事後勤基地；在歐洲與亞洲戰略性港口大舉投資；讓中國以領導人之姿參與氣候變遷等全球性挑戰的處理過程；並提出一些貿易與安全體制的新建議。習近平要以嶄新的方式展現中國國力，奪回中國在全球舞台上的中心位置。

他的許多改革要件，例如以黨領導階層嚴格控制資訊流通，對業者加強管控等等，以及北京在國際事務上轉趨主動的做法，也曾出現在中國其他朝代。但無論怎麼說，這些作為與中國近代史大相逕庭。習近平追求自己的政治與外交政策模式：他要建立中國特色模式，實現他的中國夢，或許還能因此為其他不滿歐美自由民主模式的國家建立一個榜樣。

革命的性質與規模

為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次革命的性質與規模，我仔細鑽研習近平的幾十篇演講與評論，來了解他的改革工作進程。在以下六章，為了反映他的改革優先順位，首先討論他的政治與網路改革，接下來談到創新、國有企業與環境等經濟議題，最後以習近平的外交與安全政策總論為結尾。每一章都會探討中國領導階層如何採取行動推動目標，以及這些新做法造成哪些有意與無意的後果。最後一章則為美國與國際社會提出一套與這個轉型中的大國合作、協調、必要時與它對抗的建議。

第二章與第三章探討中央集權與共產黨對政治生活介入漸深的問題。第二章的討論焦點在習近平的政治體制轉型與過程的實際做法，包括他如何擴大個人權力、運用群眾運動，以及進行法律改革等等；第三章探討網路時空背景下的中國政府與社會的關係。在二〇〇〇年代這十年間，網路成為一個虛擬政治世界，提供機會讓公民社會開花結果、政治評論範疇更加廣闊，並增加政治體制內部的透明度與問責程度。但中國目前的領導階層卻運用新科技對網路業者施壓，並用網路大軍來控制中國國內與境外生產的內容。這些措施，搭配新出爐的網路法規，大幅削減中國網路這種政治空間的活力。

第四、五、六章探討習近平經濟現代化行動的三個核心領域：國有企業、創新與空氣品質。在經濟方面，習近平政府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在第十八屆三中全會發表的改革方案，因氣勢恢宏與規模龐大而頗獲國際好評。但雖說表面上鼓吹擴大市場改革，要求與國際經濟整合，習近平政府仍然讓共產黨在經濟上扮演一定的角色，甚至提升重要性。共產黨不僅積極干預、讓經濟不受市場起伏與外國競爭的衝擊，還更加主動的插手公司層面的經濟決策。第四章剖析國有企業改革的命運，國有企業在經濟上、以及共產黨在國有企業上扮演的角色不但沒有減少，在政府推波助瀾下，國有企業還以民族領頭羊之姿變得更加重要，共產黨在國有企業決策過程扮演的角色也更加強化。

由於政府與市場都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中國政府視為最優先的創新，反映出一個更為混雜的改革想像。第五章探討中國政府如何支持本土電動車市場的發展，可以發現儘管也有擴大競爭的呼聲，但中國仍繼續抵擋外國競爭、保護本土業者，並透過「中國製造二〇二五」這類計畫來防止市場決定贏家與輸家。這種為電動車等針對性戰略產業提供政治與經濟支援的做法，雖能提供新興產業寶貴的發展時間，並取得市占率，但也可能抹殺只有透過真正競爭才能出現的經濟效益與創新能力。甚至在中國迅速發展的新創科技產業裡，拜地方政府干預之賜，實力軟弱的業者也能苟延殘喘，潛力較強的業者卻被排擠，難以獲得投資機會。

不斷增加的社會壓力使環保躍升為中國領導階層的當務之急。領導階層雖然渴望經濟能繼續高速發展，但也要顧及民眾對乾淨空氣與改善公共衛生的需求，第六章透過這個角度觀察中國的經濟改革努力。中國領導階層採取一種多面向計畫，包括傳統由上而下控制汙染的計畫、法規與環保系統內部的體制改革，以及讓公民社會透過非營利環保組織或其他民間社運形式參與工作。結果成敗互見，有些地方做得很好，有些地方成績不佳。但總體而言，主要由於經濟成長繼續掛帥，由上而下控制汙染的計畫執行不力，以及環保法規不夠嚴謹，環保終不敵經濟成長優先的競爭。

第七章針對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與安全事務方面不斷強化的介入，從形式與實質兩方面進行評估，探討中國領導階層為了讓中國成為世界強國而推出的新計畫與體制。中國儘管煞費苦心地封鎖邊界、抵擋外國理念與競爭，但也想方法向國際展現中國的國力，並以全球化鬥士自居。習近平的一帶一路計畫規模極其宏偉，如果成功，可以透過基礎建設、數位通信、金融與文化，將全球各地區的國家聯繫在一起。推動一帶一路不僅能加強貿易與投資關係，還有加強國際關係的潛能。它並倡導中國媒體、智庫、海外語言與文化機構「走出國門」的戰略，以提升中國軟實力。最後，從第七章會發現，中國領導階層儘管運用各種政策，建立許多機構，進而具備將中國轉型為全球領導人的潛力，但這些計畫的內容卻很落後。此外，習近平封鎖中國邊界、排斥外國理念與經濟競爭的做法，也遭致國際社會批判，進一步損及中國躍居全球領導地位的能力。

最後一章探討習近平的改革對美國造成的衝擊。我在這一章為美國提出幾項建議，教導美國如何在習近平主政期間伸張美國利益，包括加強美國對亞洲政策經濟與政治籌碼、制衡習近平的野心、採取互惠標準、協調與盟國政策、確使中國遵守國際領導承諾等等。

如何應對這個新中國

綜上所述，這幾章可以對習近平模式如何生根、如何改變中國政治與經濟生活面貌有更深一層了解。這幾章還能對正在發生的改變，以及對全世界的衝擊有幾個更全面的見解。

首先，習近平領導團隊打的是一場持久戰。北京寧捨競爭而選擇控制的做法，往往帶來近期看似效益不彰、但具有較長期戰略價值的政策成果，這在經濟與政治領域都是如此。在經濟與政治體制擴大政府的角色、削弱市場的角色，限制外國理念與經濟競爭的影響力：這讓領導團隊得不到市場、公民社會與國際業者的重要回饋機制。舉例來說，習近平的中央集權與反腐鬥爭雖然帶來更大的個人決策權，事實上卻造成高層決策程序延遲、地方治理漸趨癱瘓，以及經濟成長放緩。但中國領導人容忍非市場活動造成的缺乏效益，例如速度緩慢的網路，虧損連年的國有企業，不僅因為這類活動一般能為他們的政治權力加分，同時也因為他們能夠承擔較長期的戰略投資。因此政府鼓勵國有企業投入（其他國家或跨國公司不願投入的）高風險經濟，以支援它的一帶一路計畫。就這樣，在自由政治體制與市場經濟體中看似欠缺理性的短期決定，在中國往往是較長期的戰略邏輯考量。

其次，習近平的中央集權，以及對資訊變本加厲的控制，意味著難以評估中國內部對領導人的政策方向究竟有多少共識。中國學界與官員對許多現行政策仍有廣泛的辯論，儘管不如過去熱烈。舉例來說，一些中國學者認為，進入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金額銳減，反腐肅貪至少是造成這種現象的部分原因，這讓決策圈驚惶失措，要求改變反腐運動的性質。政府對經濟與政治生活的不斷滲透，也讓許多中國最富有、最有才幹的人提心吊膽，紛紛將資金與家人移到海外避難。就連習近平引以為傲的一帶一路也遭致中國學者與商界領導人的許多批判，認為它研擬的多項投資案缺乏經濟依據。更受人矚目的是，有跡象顯示，共產黨最高領導階層間已出現異議。在二〇一七年十月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連任總書記的會議召開前不久，政壇新星孫政才因貪腐罪名落馬，後來還被指控要謀害習近平。此外，假以時日，習近平這些大膽躁進、時而走極端的行動，可能在中國內部造成同樣強大、要求改採溫和路線的反對聯盟。

第三，習近平在全球舞台上重振中國國威的雄圖，為外界帶來合作的新機會，也帶來新挑戰。在一些案例中，中國的利益與其他國家的利益大體重疊。於是，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這類的方案，不僅為中國業者帶來重要商機，也為全世界提供重要的新公共財。此外，習近平把中國推上全球領導舞台的壯志，也為中國內外有志業者帶來明顯的機會。由於習近平要中國在伊波拉（Ebola）疫情、氣候變遷與核子武器擴散等議題上扮演全球領導角色，中國必須挑起更多政治責任，往往還得做出比過去更大的財務承諾。換言之，其他國家可以要求中國以實際行動來兌現它對全球化與國際領導的口頭承諾。

但同時，更具野心的中國也在南海作業或台灣主權這類問題上造成更大的潛在衝突。隨著中國不斷研擬並創辦新的國際機構，在既有國際組織的份量也與日俱增，它將如何運用這些影響力也成為重大議題。目前為止，結果可以說憂喜參半：在有些案例中，中國似乎還能遵守傳統規範，但在另一些案例中，它會為了一己之利不惜扭曲、甚至破壞既定先例。

最後，我們今天面對最大的挑戰，也是我們最不了解的挑戰，就是中國內政、外交雙管齊下的新改革模式。中國是一個不自由的國家，卻想在自由的世界秩序中爭取領導權。中國的國內政治與經濟體系對世界其他國家的重要性已經超越以往。在過去，儘管許多觀察家也十分關注，不過國際社會或許會把中國的人權措施基本視為內政議題；但在今天，治理議題已經成為中國的外交政策主軸。中國不僅透過投資將勞工與環保出口，還透過持續成長的外國媒體、孔子學院、以及政府附屬的學生組織來輸出它的政治價值。但中國一方面卻嚴格限制外國文化、媒體與公民社會與中國公民互動的機會。隨著中國經濟與政治實力不斷增加，中國善加利用其他國家的政治與經濟開放，卻沒有提供這些國家進入中國的對等機會。中國的國有企業在全球各地礦場、港口、油田與發電廠進行巨額投資，卻禁止其他國家的跨國業者在中國做同樣的事。想解決這個挑戰，就必須了解中國在全球化世界中採取的新模式。中國憑藉這種雙管齊下的模式取得新勢力與影響力，其他國家必須學會利用與反制，才能保護自己，推動本身的利益。

第三次革命能夠成功嗎？

習近平的第三次革命能否長久？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顯示這次革命有翻盤的危機，十九大的結果也說明他的權力與改革授權比過去更加鞏固。他的社會主義理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一種過去只有毛澤東才能享有的方式寫入黨綱；他的想法也都冠上他的名字與「思想」二字。習近平還打破中國共產黨二十五年的傳統，對中央總書記接班人選避而不提；一般認為這樣做是在為他預留空間，讓他有可能在二〇二二年當選連任。最後，習近平在共產黨最高層的政治局常委會與政治局安插親信。在政治局的七名常委之中，不算習近平本人，就有四名委員是親信，而政治局二十五名委員裡也有十八人是習近平的盟友。[14]

習近平在十九大意氣風發地發表三個半小時的工作報告，說明五年來的各項成就，指中國正走在「新的歷史方位」上。他強調中國已經「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他還提出嶄新的構想，要用「中國智慧」協助其他國家開發，要用「中國方案解決人類問題」。[15]

習近平要在二〇二〇年將人均收入翻倍，要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事實上，他的這些中國夢已有長足進展。他在今後五年的施政優先項目與目前沒有太大的不同，包括打擊貪汙、因應環境挑戰、推動經濟改革與成長、確保黨與黨的理念在中國政治與經濟生活中全面深根。

無論怎麼說，以下幾章要談到，他的所有優先改革都面對重大、而且有些還愈來愈嚴重的矛盾。不滿的聲浪可能匯聚合流、形成重大的政治挑戰，這一點我們必須警覺。當然，比較史學沒有站在習近平這一邊。儘管世界上有些地區也出現民主倒車的現象，但除了中國以外，世界上所有重要經濟體都是民主體制。

不過這本書要傳達的訊息是，我們必須面對今天的中國。習近平領導團隊的戰略方向很明顯，而且也為中國的政治、經濟生活和國際地位帶來深遠影響，但大多數國家尚未做好了解與因應這些變化的準備。

世界經濟論壇是總部設在瑞士的組織，以公私部門合作應對世界上跨國與全球挑戰為使命。它最著名的活動就是每年一月在達沃斯舉行的年度論壇。返回

"Full Text of Xi's Address to the Media," China Daily, November 16, 2012,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2cpc/2012-11/16/content_15934514.htm. 返回

"Full Text of Xi's Address to the Media." 返回

"Xi Pledges 'Great Renewal of Chinese Nation,' " Xinhua, November 29, 2012, http://china.org.cn/china/2012-11/30/content_27269821_3.htm. 返回

"Profile: Xi Jinping: Pursuing Dream for 1.3 billion Chinese," Xinhuahttp://english.cntv.cn/20130317/100246.shtml. 返回

〈習近平：承前啟後 繼往開來 繼續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奮勇前進〉，《新華社》，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1/29/c_113852724.htm。返回

"Background: Connotations of Chinese Dream," China Daily, March 5, 2014,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4npcandcppcc/2014-03/05/content_17324203.htm. 返回

Xiaoping Deng,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Can Truly Invigorate China," in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vol. 3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3), 232. 返回

"Jiang Zemin's Speech at the Meeting Celebrating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a.org.cn, July 1, 2001, http://www.china.org.cn/e-speech/a.htm; "Full Text of Hu Jintao's Speech at CPC Anniversary Gathering," Xinhua, July 1, 2011, http://cpcchina.chinadaily.com.cn/news/2011-07/01/content_12819337.htm. 返回

江澤民接替趙紫陽擔任總書記。趙紫陽只做了兩年（一九八七至一九八九年），因為在天安門廣場抗議期間不願意鎮壓學生而下台。前一任的胡耀邦擔任總書記五年後被迫下台，因為他的政策鼓勵一九八七年學生支持民主的抗議行動。返回

Xiaohuai Yang, "Xi Jinping: My Road into Politics," Zhonghua Ernu (Summer 2000), trans. Carsten Boyer Thagersen and Susanne Posborg,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http://www.nias.ku.dk/news/interview-2000-china%E2%80%99s-vice-president-xi-jinping-translated-western-language-first-time.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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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八日習近平第十九次黨代表報告全文，Beijing, PRC Xinhua, November 3, 2017,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special/2017-11/03/c_136725942.htm。返回

第二章專制的習核心

二〇一三年一月，廣東省宣傳部長庹震祭出審查大筆，刪了《南方周末》一篇新年社論。《南方周末》以身為中國最敢言、最前衛的三家報紙之一而著名。[1]而這篇〈中國夢，憲政夢〉的社論，對新任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的「中國夢」論述而言，不啻是不著痕跡的挖苦。它沒有呼籲建立強大的共產黨，而是主張推動政治改革、建立憲政體制。庹震不可能讓這樣的文章在他的把關下見報。庹震在進入新聞圈最初幾年雖然也曾因為敢言而獲獎，但為了換取政治仕途，他早已捨棄那對實事求是之眼。他憑藉堅守黨路線的盛名，先在《經濟日報》、之後在國營的《新華社》發跡，最後出任廣東省宣傳部長。[2]事實上，這篇社論在送到庹震桌前審查時已經做了明顯的編輯，《南方周末》編輯換上一個軟性許多的標題：〈夢想是我們對應然之事的承諾〉。[3]但庹震為呼應北京出現的新氛圍，不僅將標題改為〈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夢想〉，還刪了內文所有政治敏感性的話題。[4]

庹震竄改社論的消息在網路上流傳，廣東省著名的中山大學學生寫了一份請願書說：「我們的退讓與沉默並沒有換來我們所希望的自由的光芒，反而是權力對權利的無節制的干預和滲透。」[5]這份請願書引起極大迴響，幾名全國知名人物也加入抗議。著名賽車手、文化部落客韓寒寫道：「他扯住你的衣服，掐著你的脖子，順便還寄語你跑得更快，唱得更好，為他們在世界上長臉。」時尚與媒體大亨洪晃發文告訴數百萬的微博粉絲，庹震此舉損害共產黨新領導階層的改革名聲。這些虛擬空間的抗議很快引發實體行動，幾百名群眾聚在《南方周末》的老闆、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大門外示威，要求言論自由，指責審查制度。[6]共產黨官員於是採取報復行動，開除《南方周末》幾名記者與編輯，還關閉他們的微博帳號。[7]

審查當局在北京也面對類似的問題。設在北京的《炎黃春秋》也在新年的一篇文章，提到言論自由與司法獨立是中國憲法明文保障的權利，並指責黨沒有遵守這些原則。[8]這家月刊原本享有一定程度的政治保護，自創刊以來二十多年間，許多前資深黨官與知識份子都曾利用它發出政治改革之聲。此外，《炎黃春秋》副社長胡德華是中國著名政治改革家胡耀邦的兒子。胡耀邦於一九八二年出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在一九八七年被迫辭職。[9]但它的政治血統儘管傲人，不到幾天，月刊編輯部接獲通知，說主管機關工業和信息化部已經註銷它的網站執照。[10]

審查當局對《南方周末》與《炎黃春秋》的鎮壓是政治風向轉變的初步跡象。新領導團隊即將發動一連串影響深遠的政治改革，準備透過對中國公共事務的干預，加強共產黨的角色與價值。在奪回黨的法統鬥爭中，容不下異議與雜音，特別是那些反映西方理念的聲音。領導這波鎮壓的正是總書記習近平。他表明要為中國建立一套新政治理論與做法。就像不久以後橫掃歐洲部分地區與美國的改革一樣，他的改革訊息也充滿民族主義狂熱，一方面貶抑外來理念的價值與影響力，一方面發出民粹主義的呼聲，誓言打擊菁英、為廣大民眾謀福利。這些訊息也明白表示，只有習近平一個人能領導中國偉大復興。習家軍很快就對中國正式與非正式的政治體制展開一場全面攻擊：由上而下的肅貪運動、向黨員重申中國共產黨的核心價值、去除西方理念在中國社會的影響力，以及改革法律系統以便更有效地為黨服務等等。習近平就任總書記以後，首先就下令打破中國集體領導制枷鎖，把自己推上最高領導人的地位。

習核心

二〇一六年九月，我向一位到訪的中國學者開玩笑說，或許習近平在二〇二二年以後仍會繼續統治，根據中國不成文的規定，習近平任期應在二〇二二年結束。這位學者一開始一口否定這種可能，但隨即笑著點頭說，由於習近平「從毛澤東那裡學了許多東西」，這種情勢還真有可能出現。他的意思是，習近平像毛澤東一樣，不會讓自己受限於黨的規則或慣例。習近平沒有在十九大明定中央總書記接班人選，也說明他到時可能真的會戀棧職位。儘管習近平喜歡自比為改革開放大師鄧小平，但許多中國人已經將他的治理風格與毛澤東相提並論。毛澤東冷酷無情，曾經不斷發動政治鬥爭，假借服務人民之名，以殘酷手段有系統地懲罰政治異己。

習近平似乎已經得到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真傳。像這兩名革命領導人一樣，但與前兩任的胡錦濤與江澤民不同，習近平幾乎透過所有政策來累積極大的權威。根據集體決策傳統，中央總書記與國家主席都在政治局常委集體領導團隊中，在對重大決策問題進行投票時，與其他常委一樣都只有一票。但習近平像過去的毛澤東一樣，推開數十年的慣例，運用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掌控一切大權。[11]就體制而言，他在最高領導階層內建幾個新領導小組與委員會，包括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12]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13]以及國家安全工作領導小組[14]等等，而且自任小組長。透過這些小組，他可以管理、協調所有重要政策的大方向。此外，每個領導小組各有幕僚，為習近平帶來獨立於政府官僚系統以外的權力基礎。以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為例，習近平可以繞過其他高官直接領導，以這個例子而言，可以繞過名義上負責國家經濟政策的總理李克強。[15]

習近平在二〇一六年十月建立政治領導「核心」，與他的體制權力相輔相成。[16]自二〇一六年一月起，各省領導人相繼尊習為核心，黨報也開始不斷提出習近平的「不服輸意識」，[17]「習核心」一詞出現的頻率不斷增加。以四川省為例，省委書記舉行省常委會，強調保護習核心領導為施政重心。[18]在二〇一六年十月底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最受人矚目的宣布是習近平成為共產黨領導核心，權力更上一層樓。一年以後的十九大，效法當年將毛澤東思想寫入黨綱的做法，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綱，習近平思想的地位於是進一步提升，與毛澤東思想平起平坐。

中共中央宣傳部與國營媒體也卯起勁，為習近平營造一幅可敬又可親的政治形象。習近平有一次來到北京一家包子鋪，與其他人一樣排隊買了幾個肉包，有人立即以京劇的筆調寫了一首歌，頌讚他的親和。[19]有關「習大大」的文章，與一支介紹習近平與妻子彭麗媛的影片〈習大大愛彭媽媽〉也大為流行。[20]另外有人寫了一首歌建議〈要嫁就嫁習大大這樣的人〉。[21]有關習近平如何於文革期間在小村無私奉獻的報導成篇累牘，說他在成為國家主席之後重回小村，儘管已經身為國家領導人，卻不改當年的親民本色。[22]一名西方觀察家指出，習近平刻意營造一種「無倦無悔，為人民、為革命大業犧牲奉獻」的形象。[23]不過一些年長的中國人對這種極盡阿諛諂媚的做法憂心忡忡。因為這讓他們想到當年毛澤東發展的個人崇拜。誠如駐北京評論員章立凡所說，「習近平正在導演一項造神運動，而他就是那個神。」[24]

有人為習近平擴大權力辯解，他們經常提出的理由是，唯有這樣才能清黨，推動經濟改革。暨南大學教授陳定定就抱持這種看法：「誰有權力不重要，重要的是誰能用權力完成什麼。領導人只要能成事，一人身兼多個頭銜並沒有錯，而習主席在中國做了許多事。」[25]在中國境外，也有許多分析家認為習近平的中央集權有利於改革，因為權力過度下放會讓各省採行後繼乏力的金融政策，而且貪汙腐化、無意改革的官員和商人已經形成網絡。從這個角度看來，習近平正在設法解決這些網絡為中國經濟成長前途形成的挑戰，一旦習近平把這個網絡清理完成，中國就能走上康莊坦途。[26]在其他領域上，習近平的群眾支持與大權獨攬對他也有幫助。中國問題專家李成認為，習近平享有軍方與其他方面的支持，使他可以專心投入國內經濟改革，將極端民族主義崛起時可能同時出現的涉外爭議或緊張情勢拋在一邊。[27]不過，李成的預測或許過於樂觀。有鑒於中國與日本、越南、南韓與印度等鄰國不時出現的爭執，習近平似乎沒有在區域安全事務上採取較妥協的做法，以集中全力處理國內經濟問題。

許多中國人駁斥這種分析，認為習近平獨攬大權主要是為了一己之私。他們還認為，習近平這麼做為中國決策過程帶來幾項挑戰。有些顧問已經表示，決策過程經常出現瓶頸。誠如一名資深官員所說：「只要習近平一旅行，就無法做出任何決定，而習近平經常旅行。」鄧小平在一九八〇年針對過度集權的危險所提出的警告尤其發人深省。鄧小平當時說：「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或少數人手裡，多數辦事的人無權決定，少數有權的人負擔過重，必然造成官僚主義，必然要犯各種錯誤，必然要損害各級黨和政府的民生生活、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制、個人分工負責制等等。」[28]

交新朋友，但保住老朋友

習近平之所以能訂定這個國家的政治與經濟議程，在政治最高階層擁有體制權力是重要關鍵。但僅僅擁有這些權力並不表示就能贏得實現抱負所需的個人效忠或群眾支持。像所有中國領導人一樣，他必須提拔親信擔任要職，以鞏固自己的權力。最重要的是，習近平在十九大的成功，讓他的三個心腹在政治局七常委中占了三席，包括實際的幕僚長王滬寧、首席外交戰略家與黨理論顧問栗戰書，還有中央組織部（主管人事任命）部長趙樂際。習近平還將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的許多舊部屬升遷，讓他們擔任要職。有些人在習近平擔任小組長的中央領導小組工作，[29]還有些人，例如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黃坤明、[30]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與江蘇省委書記李強[31]等，也都成為一方之霸。這三名浙江舊部屬，加上習近平年輕時結識、目前擔任首席經濟顧問的劉鶴[32]，都在十九大期間進入政治局（直屬政治局常委的政治機構）。

習近平並在人民解放軍大舉推動改革，同時在改革過程中改變傳統的權力基礎。他將原本四總部改組成十五個職能部門（包括原本的四總部）。中央軍事委員會（習近平擔任主席）辦公廳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因為能讓習近平更直接地掌控軍隊。[33]他並提升空軍與海軍的地位，讓他們在官僚體制上與陸軍對等，並將火箭軍與戰略支援部隊從陸軍分出，成為獨立軍種。[34]為了保護中國遍及全球的經貿利益，也為了落實他在東海與南海的領海主張，習近平提升海、空軍地位的做法當然有國防安全的邏輯，但建立新指揮部也讓他可以提拔親信。軍事改革後建立的許多新領導職缺，都由與習近平直接有關的人填補。[35]

對共青團的攻擊是習近平為了累積政治籌碼而採取的另一項重大行動。共青團號稱擁有八千七百萬十四到二十八歲的團員，多年來一直是非「太子黨」（中共高階革命領導人的後裔，習近平就是太子黨）菁英的訓練養成組織，習近平的許多政治對手都出自共青團。以李克強與汪洋為例，就都是團派出身的最高領導人。（一般認為，李克強與汪洋的政治理念比習近平與習派人馬開明，兩人與習近平也沒有深厚淵源。）二〇一六年，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對共青團進行兩個月的調查，在調查結論中指控共青團的「貴族化傾向」。[36]黨中央隨即採取行動，將共青團的預算砍了一大半，[37]並且關閉共青團直屬的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大學部。[38]

習近平提拔親信出掌政治要職，並對解放軍與共青團這類原本不在掌控下的組織進行改革，說明他的政治勢力正不斷擴大。但這些行動儘管非常重要，與他對整個中國共產黨、共產黨與中國人民關係的改革，在規模上有如小巫見大巫。這項黨務改革是習近平主政第一個五年的中心要務，此外，他還發動「反貪打虎」等多項運動，培養忠於共產黨、更能服務中國人民的「有德」黨幹部。

德主刑輔（習近平引用漢朝大儒董仲舒提出的口號）[39]

在中國政治文化中，政府官員貪腐是根深柢固的問題。在中國歷史上，貪腐一直是造成民怨的重大原因，許多朝代因它而衰敗、崩潰。[40]新皇帝在統治初期往往以肅清吏治為名，採取行動根除前朝遺下的貪腐之風。歷代朝廷都曾訂定刑法與懲戒系統來嚇阻貪腐：以西周（西元前一〇四六至七七一年）為例，魯國的法令就訂有懲處貪汙受賄的罰則；唐朝法典針對「強盜、盜竊、受財枉法、受財而同事共與、因事受財」等各種濫權行為訂定罰則；[41]在「賣官」蔚為風潮的清朝，[42]當局還曾實施其他朝代也曾用過的科舉考試，希望藉以提高官員的品德與能力。[43]一七三七至一七三九年間擔任清朝河南巡撫的尹會一說：「居官首重維清……故爵位雖有崇卑，究以不貪為寶。」[44]當其他做法都失敗時，皇帝可能還得依賴龐大的內部監察系統防阻官員濫權違法。[45]

但儘管如此，貪腐依舊猖獗。官員選擇性執法，成為政治便宜行事之計。對一名官員的指控往往「出於政治功能，而不是『司法』功能」。[46]負責反腐的執法官員本身參與貪汙的情事也層出不窮。共產黨一九四九年上台以後仍舊如此。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九四九年開始統治以來，貪腐，以及共產黨的肅貪運動，就成為這個新中國政治生活的常規。毛澤東的第一波反腐運動於一九五一年發動，共有十萬七千八百三十名黨政官員因侵占超過一千元人民幣而遭起訴。[47]毛澤東之後多次發動肅貪，往往突如其來，既要打「老虎」（貪汙金額很高的官員），也要打「蒼蠅」（貪汙金額少的官員）。他有一句名言：「揪出的案子越多，我越高興。你有在身上抓過蒼蠅嗎？抓到的蒼蠅越多就越高興。」[48]

毛澤東之後的中共領導人為因應這項挑戰，發動更多肅貪運動，還祭出新的法規，包括一九七九年的「刑法」與一九九七年的「刑法修訂案」。[49]但中國的政治體制原本不具備充分的法治條件。透明與獨立不受政治干預是有效執法的典型要件，而中國政治體制欠缺這些要件。誠如克萊蒙．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教授裴敏欣在裙帶資本主義的研究中提到，官商之間若有根深柢固的人際政治與經濟牽扯，想適當解決貪腐問題幾乎不可能。[50]二〇一一年七月，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週年發表的演說中，對貪腐狀況做了一針見血的評估：「如果腐敗得不到有效懲治，黨就會喪失人民信任和支持」[51]他還警告說，不制止貪腐會「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甚至亡黨亡國」。[52]

反腐運動

習近平的反腐至少在一開始與前一任並無不同。在就任總書記之初，習近平呼應胡錦濤的談話，認為貪腐問題嚴重威脅黨的前途，表示要再接再厲因應這項挑戰。[53]但習近平上台以後把更多東西搬上檯面。習近平在二〇〇八到二〇一二年領導過最高領導階層內部的黨強化工作；[54]他公開承諾反腐打貪，最了解這項挑戰難度的人非他莫屬。[55]也因為如此，相對於毛澤東以來每一任的總書記，習近平在上台以後立即發動的肅貪運動更加親力親為、更為強烈、政治色彩也更濃厚。

習近平在黨內崛起的過程中，最關注、討論最多的議題就是貪腐。一九九〇年代末期與二〇〇〇年代初期在福建任官時就直接提出這個議題。二〇〇〇年在接受一家黨報訪問時說：

要從政，就是一種事業的追求，就得捨棄個人的私利，不能什麼好處都想得。一個人也許一輩子成就不了什麼大的事業，但最起碼他是兩袖清風，一身正氣。不要把個人的發展、升遷作為志在必得的東西。因為這是不可能的，沒有這種公式，沒有這種規律。……你既要從政，又想發財，就只能去當讓人指脊樑骨的贓官、貪官，既名聲不好，又膽顫心驚，總怕被人捉住，最後落個不好的下場。[56]

習近平在浙江省委書記任內就以反腐不遺餘力著稱。[57]二〇〇七年，他奉命取代涉及數億美元年金弊案而下台的陳良宇，成為上海市委書記，當時一般認為，這項人事案就是習近平為官清廉的證言。[58]在成為總書記以後，習近平選派聲望卓著、頗具幹才的副總理王岐山擔任中紀委書記，領導第一個五年的反腐打貪，進一步強調對反腐的重視。[59]

習近平反腐運動鋪天蓋地，也凸顯他的做法與過去歷任總書記大不相同。習近平動用八十萬全職與兼職官員投入反腐，企圖透過法規來徹底杜絕官員濫權，即使最雞毛蒜皮的小事也不放過。[60]現在，官員可以擁有幾輛車、多大的房子，能不能有祕書等等都有明文規定。[61]還規定官員可以旅行多少天，公務用餐可以享用幾道菜等等。從現在起，官員不得擁有高爾夫俱樂部會員的資格。[62]打貪影響遍及中國官僚與經濟系統每個角落。一百七十多名高官落馬，[63]其中包括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胡錦濤首席助理令計劃、軍方高階將領、[64]能源、媒體[65]與鐵路產業國有企業高階主管[66]，以及前鐵道部長[67]與國家統計局局長等部會首長，[68]不是遭羈押、正式逮捕、就是起訴坐牢。

這項行動也沒有在雷厲風行一兩年以後逐漸消聲匿跡。過去中國領導人的反腐運動一般都在一兩年內無疾而終，然後在停了一年左右後才又重新啟動。習近平在上台以後，幾乎立即展現出與過去領導人的不同：「關鍵就在『常』、『長』二字，一個是要經常抓，一個是要長期抓。我們必須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他進一步強調：「工作作風上的問題絕對不是小事，如果不堅決糾正不良風氣，任其發展下去，就會像一座無形的牆把我們黨和人民群眾隔開，我們黨就會失去根基、失去血脈、失去力量。」[69]五年以後，習近平在十九大發表演說，重申對反腐的承諾：「人民群眾最痛恨腐敗現象，腐敗是我們黨面臨的最大威脅。」他進一步表示，將針對地方黨部推出一套新紀律審查系統，加大整治「群眾身邊」腐敗問題力度。[70]

數字顯示，目前的反腐運動沒有出現任何後繼乏力的跡象（見表2.1）。單單第一年與前五年的平均數字相比，遭懲處的官員人數就躍增約三七％。[71]自反腐運動開始到二〇一四年底，遭到懲處的官員超過四十萬人，法庭起訴的官員也有二十幾萬人。[72]二〇一五年有三十幾萬名官員遭到反腐運動紀律懲處，其中二十萬人獲「從輕發落」，其他八萬人遭到重懲。[73]二〇一六年因貪腐而遭紀律處分的黨籍幹部人數超過四十萬人。起訴後被判刑的人數比例一直不變，約為九九％左右。[74]

p 資料來源：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年度報告

習近平並透過「獵狐行動」與「天網行動」，藉國際社會之力反腐。在獵狐行動主導下，北京派遣五十幾組警隊前往海外，與中國駐外領事人員與各國執法官員合作。[75]大多數國家都支持這項行動，不過由於發現北京未經許可派遣地下特工，澳洲與美國曾於二〇一五年向中國抗議。而在二〇一五年發動的天網行動，鎖定的目標不僅包括逃離中國的通緝犯，還包括協助這些通緝犯的人員與組織。它代表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中國人民銀行與中共中央組織部（中組部負責監督官員的私人護照）的聯合作業。[76]天網行動成果豐碩，在第一年結束時已經讓一千零二十三名中國企業家回國受審，追回四億六千一百五十萬美元的資產；[77]在二〇一六年再抓回一千零三十二名通緝犯，追回三億四千七百萬美元的資產。[78]但儘管如此，根據估計，從一九九〇到二〇一一年間，共有一萬八千名中國官員攜帶一千二百億美元的資產潛逃海外，[79]這些追回來的人數與資產金額仍然微不足道。

反腐運動的矛盾

從幾種評估方式看來，習近平的反腐運動一直非常有效。名錶、珠寶、皮草與酒類等奢侈品的銷售重挫，賓館與高檔飯店的支出也大幅縮減。[80]二〇一五年，財政部報告指出，官員海外旅行、休閒娛樂與購車項目下的政府預算還有結餘。[81]反腐運動也廣獲民眾支持。民眾檢舉相關貪腐的線報高達兩百八十萬件。[82]不僅如此，民調也顯示，反腐是民眾支持習近平最主要的來源。[83]

但這項運動卻帶來各種短期與長期挑戰。就某個層面來看，它讓人質疑中國共產黨任官升遷過程的本質。著名創投家李世默說，黨所以能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它是一種菁英治國體制。根據他的說法，黨部組織能透過不斷對官員與相關人等進行考核與審查，從八千多萬名黨員中找出最有才幹與能力的人加以任用、升遷。李世默說：「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第一次問鼎美國總統時，資歷可能還比不上中國一個縣的負責人。」[84]他說，中國共產黨具備與時俱進的能力，選賢與能的體制，以及深植民心的政權合法性，能憑藉「衝勁與韌性」帶領國家因應挑戰。[85]他認為，共產黨專政也出現過政策行不通的時候，例如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但黨具有自我修正機能，可以適時發揮，度過難關，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就是例證。

但麻省理工學院（MIT）教授黃亞生對李世默的說法提出駁斥。黃亞生說，中共的系統並不像李世默說的那麼好。一九四九到二〇一二年間先後主政的六名中共最高領導人中，有兩個人被趕下台，一個人在失勢後被軟禁十五年，一直到死。此外，李世默所謂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自我修正機能，是在數百萬中國人死在黨手中之後才出現的。[86]更何況，習近平反腐運動打擊的對象，包括「全國人大」中無所不在的買官賣官，包括地方官員的貪贓枉法，說明中共的菁英治國系統還不完備。

有些反諷的是，民調顯示，反腐運動雖然廣獲民眾支持，但也讓中國人更相信貪腐已經根深柢固、除之不盡。黨在這項挑戰上投注的力量與資源愈多，中國人民對反腐的成效也更沒信心。[87]不僅如此，鏟除貪腐高官雖能在短期贏得民眾喝采，但對許多民眾而言，如何解決物價、財富分配與教育機會以改善窮人生活等真正的問題依然存在。也因此，習近平的反腐很可能並未達到共產黨政權合法化的中心目標。[88]

習近平反腐運動的政治特性，也讓中國民眾對法治成果大打折扣。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到二〇一四年共有四十四名副部級（以上）高官遭中紀委除名，其中二十幾人與周永康（習近平最強悍的政敵）關係密切或有財務往來。[89]此外，一項研究指出，在習近平曾經任官多年的浙江與福建兩省，遭中紀委肅貪拉下馬的官員寥寥無幾。[90]約翰．葛里芬（John Griffin）、劉悅與舒濤在二〇一六年進行的一項中國貪腐量化研究也進一步發現，公司的高階主管如果與國家領導人出身同一所大學，這家公司遭到反腐調查的機率也大幅降低。[91]

習近平與他的支持者還得為政治反撲的可能性擔憂。反腐運動讓許多官員高度不滿，其中包括權力被削減的退休領導人，以及對新開銷限制感到不滿的官員與企業家，[92]反腐運動起訴過程的不透明與缺乏法治，也讓許多法律官員與政治改革派憂心。[93]

引人側目的是，反腐運動或許對一些較重大的貪腐根源起不了作用。葛里芬、劉悅與舒濤的研究也發現，反腐運動雷厲風行以後，在調查的一百五十家公司（包括一百三十家國有企業），十項可能造成公司貪腐的指標數據只有一項（業務娛樂開銷）出現比較有意義的變化。[94]但最讓中國官員擔心的是，反腐運動可能會以政治效能與經濟成長為代價。二〇一五年三月，山西省黨委書記宣布，省內因反腐落馬的近三百名官員遺缺仍然虛懸。[95]基於同樣的理由，上海一家著名跨國公司的負責人對我說，由於能源產業官員接二連三被抓，他想接洽商務都不知道應該找誰。[96]仍然在位的官員為了避免招惹肅貪耳目，往往不肯批准新方案或採取新改革。據說有些官員已經開始躲避企業家，拒絕推動計畫，[97]甚至半途放棄計畫。不斷變化的法規讓官員摸不著頭緒，他們擔心一旦新規定公布會站錯邊。[98]中國著名貪腐問題專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任建明指出：「官員們已經停止或推遲決策，以避免風險。」[99]總理李克強也承認，許多大型計畫與投資案因地方官員「在採取觀望態度，不願意執行中央政府的重大政策，也不在乎他們自己的政治成績」而無法完成。[100]根據估計，這種經濟活動的放緩，再加上對奢侈品與相關活動的箝制，估計讓二〇一四到二〇一五年中國經濟成長下降一到一．五個百分點。[101]

儘管成本如此巨大，反腐運動還是不斷推陳出新，說明運動規模還會持續擴大，新成立的監督委員會網絡不僅對黨員、還要對所有公務員進行肅貪。黨官雖為計畫推出的「留置」系統吹捧，說這種新系統可以避免過去「雙規」系統的黑箱作業與濫權，但批評人士說，由於被告仍然得不到辯護律師協助，新系統不可能為貪汙嫌疑人帶來較透明或公正的程序。[102]

走向群眾

為加強、深化黨與中國社會的關係，習近平推出幾項運動，反腐只不過是其中一項。他動員全黨加強黨員品格、灌輸社會主義價值，並排斥西方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影響力。這種政治改革模式使習近平可以集中力量改變中國人民，而不必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最符合習近平的胃口。結果是一黨專政體制仍然毫髮無傷，而習近平也不必推動任何有意義、足以挑戰他或共產黨權威的體制性政治改革。[103]

這類運動是共產黨政治的常態。由於沒有選舉、沒有強而有力的公民社會、也沒有開放媒體，共產黨必須自我規範。早在一九四〇年代中期、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沒有建立以前的延安時期，毛澤東已經開始搞這類運動。以延安時期的整風運動為例，黨員必須自我批判，還得研究毛澤東的著作、提出看法。不支持毛澤東的黨員會遭到孤立與指摘。[104]透過這種指摘與自我批判程序，毛澤東不僅可以確保黨員的意識形態正確，還可以除去政敵。鄧小平、[105]江澤民與胡錦濤都曾推動整風運動，既加強意識形態信念，同時也加強黨紀。[106]舉例來說，江澤民的「三講」運動要黨員「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官員必須參加在辦公室舉行的討論與自我批判會議，並對主管提出匿名批判。[107]

今天的中國領導階層也如法炮製。二〇一三年六月，政治局展開為期一年的「群眾路線」運動，以改善黨員與社會大眾間的關係。習近平在宣布這項運動時，再次搬出他的反腐運動說詞：「人心向背關係黨的生死存亡。」[108]這項運動的目的在改善幹部評選過程，[109]減少官員投入浮誇項目（例如修建大型政府辦公大樓）的興趣，[110]鼓勵官員投入社區服務，以強調他們的親民。[111]太多會議、太多紙上作業等實際行政議題，也成為改革對象。[112]習近平要求官員「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換言之，就是要官員自我反省，解決問題。[113]

官員得參加「民主生活會」，在會中自我批判，做成會議紀錄，供監督單位審查。[114]負責監督這項程序的小組必須撰寫最後報告，而且一般預期群眾路線運動結束以後，民主生活會仍將繼續。[115]群眾路線運動在二〇一四年十月八日「長征」八十週年紀念日當天正式結束。[116]選在這一天結束的象徵意義十分明顯。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間，共產黨紅軍在國民黨軍隊圍剿下長途跋涉，備極艱辛往北撤離，即所謂的「長征」，它是黨員自我犧牲、對共產黨理念堅信不移最重要的標誌，也是毛澤東領導權的誕生地。習近平之後還發動多項運動，每一項都強調黨必須自我整肅。

不滿的聲音也出現了。將近十年前，黨理論家李海青曾發表文章，強調意識形態是動員人民集體行動與犧牲熱情的關鍵。[117]他在二〇一三年撰文，認為群眾路線運動不能有效取代民主程序。[118]還有人認為體制性改革有其必要。北京科技大學教授胡星斗就指出：「當既得利益阻礙政治改革之路時，這類運動仍然有意義。但透過一種民主系統，官員可以在根本上自己對群眾負責。」[119]

像反腐運動一樣，習近平的整風運動成效也好壞參半。一方面，整風運動達到一些預定目標：開會次數減少，不必要的政府建設計畫大幅削減，接待官員的公費支出也少了許多。[120]但經歷過多次類似整風運動的資深黨員認為，不太可能用這種方法來改變官員的行為。一名資深黨員告訴我：「我們圍坐桌邊，進行自我批判，然後大家都對我說：『不會，不會，你是個好黨員。』這整件事就是個大笑話。」他說，想使黨員獻身黨務，就得找一件能讓黨員團結一致的工作。對習近平而言，將西方自由價值觀定調為是一種對黨與黨原則的存在性威脅，至少可以產生讓黨員團結的效果。

敵我之分

二〇一三年四月，中國共產黨發表〈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由於這是那一年發表的第九份類似通報，之後被簡稱為「九號文件」。根據這份文件的說法，共產黨正與已在中國社會某些領域成形的西方自由價值觀進行一場激烈鬥爭。這些價值觀包括憲政民主、普世價值、公民社會、新自由主義與市場經濟、新聞自由、重新評估中國歷史、以及應該根據西方標準評價中國的改革開放。文件作者還強調西方反中勢力與中國內部不滿份子「還不斷在我國意識形態領域搞滲透活動並挑戰我主流意識形態」。[121]經過一段時間，九號文件成了提醒黨員必須不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益、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以及司法獨立等所謂「七大危險」或「七個不講」的通報。[122]它既重申也擴大時任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在二〇一一年提出的「五個不搞」：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私有化與不搞聯邦制。[123]

一開始，一些觀察家認為，這份文件反映的或許只是黨內一個保守派系的看法，不能代表黨中央領導階層的觀點。[124]但證據很快顯示，九號文件代表一場新的大型反西方價值運動已經展開。習近平要透過這項運動表明他與前任領導人大不相同：過去幾任中國領導人對自由理念展現的容忍度比習近平大得多。[125]

習近平的第一個目標是大學。早在出任中央總書記以前，習近平已經要求各大學黨支部加強引導學生，務必將社會主義價值觀灌輸在教育裡。[126]意識形態教育很快成為習近平領導風格的標誌。二〇一三年五月，教育部聯同黨中央幾個部門發表一項文件，要求提升意識形態在大學的角色。教育部官員在這項文件的一次訪談中指出，「少數青年教師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職業情感與職業道德淡化、服務意識不強。」[127]根據九號文件指示，大學也要遵守呼應「七大危險」的「高等教育七大禁忌」。[128]黨媒《遼寧日報》也在二〇一四年十一月派記者潛入大學，舉報刻意支持西方政治理念或批判中國政府的教授。《遼寧日報》編輯說，這些教授與學生缺乏「三個認同」：對共產黨黨史與意識形態的理論認同、對共產黨的政治認同，以及對共產黨與政策的情感認同。[129]二〇一四年十二月，習近平要求提升對中國各大學的意識形態控制。[130]

二〇一五年一月，黨將習近平各次演說摘要整理成「三十號文件」發表，再次要求加強黨對大學的影響力，要求提升意識形態教育。教育部很快跟進，要求限制使用鼓吹西方政治價值的西方教科書。教授必須將在國外出版、或不是用中文創作的書籍送審，審查意識形態內容。[131]不過，至少已經有一位著名的中國政治學教授說，只要不告訴大學當局說他準備使用西方教材，就不會有麻煩。如果他向大學提出使用西方教材的要求，一定會被拒絕。[132]無論怎麼說，政府繼續想方法揪出不相信中國意識形態的學者。教育部在二〇一六年宣布，大學教職人員的聘用不僅需要通過筆試，還得通過「政治正確性」面試；大學當局有權對申請人在家鄉的政治立場進行調查。[133]

習近平對抗西方價值觀運動鎖定的第二個目標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二〇一四年，中紀委官員張英偉批判中國社會科學院，說它「用互聯網炮製跨國界的歪理」，接受「境外勢力點對點的滲透」，讓中國社會科學院專家與外國同行「不法勾連」等等，有許多意識形態問題。[134]二〇一六年二月初，在經過幾個月調查之後，[135]中紀委公布對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指控，說它「黨的領導弱化，馬克思主義在一些學科的指導地位邊緣化，存在一些錯誤思想傾向」。調查人員還說，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些機構強調研究，不強調黨部，「黨領導的活力不足」。[136]一位前中國社會科學院系主任對我說，這令人想起毛澤東時期一段往事：某個系主任據說發表一些特定聲明，半夜在住處遭到調查人員登門斥責。[137]

二〇一六年，共產黨進一步擴大教育規模，將鼓吹西方價值或對社會主義「信心搖擺」的黨員納入。[138]這場討伐「非信徒」的行動全面展開，整個中國官僚體系，包括軍方與宣傳系統無一倖免。二〇一六年六月，中紀委批判中宣部，說它「對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不夠深入……把黨管媒體原則貫徹到新媒體領域存在薄弱點，統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不夠有力。」。[139]根據中紀委一名資深官員的說法，調查發現：「政治紀律散漫的危害，遠比貪腐大得多。」[140]中紀委對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中信）等國有企業也提出類似批判，說許多國有企業官員「生意談得太多，卻很少談到黨」，而且把太多時間花在高爾夫球場上。[141]

習近平還採取行動，提升黨在媒體的角色。他在二〇一三年夏季宣稱：「新聞輿論工作者要加強政治家辦報意識。」[142]根據世界新聞自由指數（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二〇一七年的排名，中國在一百八十國中排名第一百七十六位，[143]保護新聞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也說，中國記者坐牢人數排名高居全球第二位，僅次於土耳其。[144]二〇一六年初，習近平視察幾家中國新聞機構，告訴編輯部的工作人員，中國媒體「必須愛黨、護黨、為黨」。[145]之後，習近平進一步高調宣稱媒體「必須姓黨」。[146]

中國領導階層對媒體內容的管控，絕不僅止於涉及敏感政治議題的文章與節目而已。二〇一六年三月，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發表新法規，禁止一切展示「社會陰暗面」或宣揚「奢華生活」的節目，電視或網路節目都在查禁之列。這套包括四十多項主題的新法規，查禁範圍較二〇一〇年公布的原法規（查禁對象只包括損及中國形象或團結、色情、或鼓勵犯罪行為的內容）大幅增加。[147]二〇一七年一月通過的「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對中國境內外國理念與價值觀造成的衝擊影響尤其巨大。中國政府首先向各級政府與非政府主事者廣徵意見，並在新法起草階段進行內部、與外國夥伴之間極高層的討論與辯論。根據新法規定，所有外國非政府組織必須向公安部登記註冊（外國非政府組織過去由民政部監管）；必須正式隸屬於一個政府組織，由這個組織負責監督它們的業務、人事等等；它們不能在中國境內籌款，還必須接受其他一些限制。初步跡象顯示，登記程序幾乎完全停擺。據一名人士說，在登記作業展開的最初六個月間，中國境內幾千家外國非政府組織只有不到一百家獲准完成登記。（沒有取得登記的外國非政府組織必須取得臨時許可才能運作，但申請臨時許可也要經過艱困的官僚程序）。獲准完成登記的非政府組織，如世界經濟論壇、保爾森基金會（Paulson Institute）與能源基金會（Energy Foundation）等等，有許多是已經與中國政府在重大能源與經濟議題上密切合作的非政府組織，而且都由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簡稱發改委）出面負責監理。

儘管一開始事情進展並不順利，不過二〇一七年六月我與一家外國非政府組織駐北京代表處負責人面談時，訝異發現她覺得這樣的經驗還不錯。她說，登記過程雖說繁複，但也沒有原先想像得那麼難。關鍵就在於「用中國的方式」辦事，也就是說，要運用關係打通關節。以她的例子來說，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稱得上是一些外國非政府組織的救星。在管理法通過後，清大公益慈善研究院不僅立即舉辦登記程序講習，還主動為一些選定的外國非政府組織與公安局和一家由中國政府管理、可作為正式夥伴的著名非政府組織牽線（儘管這些外國非政府組織與這個夥伴並無合作經驗）。雖說公安局近年來經常騷擾非政府組織與其員工，負責外國非政府組織登記的公安官員其實歡迎外國非政府組織申請登記。她的非政府組織和至少兩家清大協助的非政府組織在二〇一七年七月初獲得登記批准。

不過，獲得登記審批是有代價的。外國非政府組織的工作性質與活動範圍將受到更多監控與限制。原本關注中國境內法治這類治理議題的組織，已經在討論如何運用專業在中國境外改善中國的治理慣例，例如如何在一帶一路項目下加強企業社會責任等等。而新管理法規儘管對中國與其他國家而言也很重要，也有好處，但外國非政府組織不再能在中國境內直接參與治理，或是參與西方政治價值與理念等敏感議題。

黨的意識形態

習近平這種防堵外國理念與影響力滲透中國社會，以及不斷為黨員灌輸道德規範的做法，雙雙反映中共領導階層的一個弱點：提不出一種誘人、令人信服的意識形態。寧夏黨校學者在二〇〇二年發表對寧夏都市居民的一項民調的結果顯示：大約「二五％的人不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五〇％的人對中國共產黨身為工人階級前鋒的角色表示懷疑……七九％的人已經失去與黨的親密情緒聯繫」。[148]

習近平很清楚眼前任務的艱鉅。二〇一三年八月，在向國家宣傳與意識形態工作會議發表演說時，他幾次重申黨員對馬列社會主義欠缺信心：「一個政權的瓦解往往從意識形態領域開始，政治動盪與政權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但思想演化是個長期過程，思想防線被攻破了，其他防線就很難守得住。」[149]

面對這項挑戰，習近平火力全開。他首先提出一套續統史觀，以避免意識形態分裂造成黨的衰敗。二〇一三年一月，他提出「兩個不能否定」：不能用鄧小平以前的毛澤東時代否定鄧小平的改革，也不能用鄧小平的改革否定以前的毛澤東時代。[150]習近平並以儒家講究德治與滿足人民需求的信念為根據，認定儒家思想為中國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二〇一四年九月，習近平在國際孔子協會發表演說，強調中國共產黨是傳統中國文化的接班人，[151]並重申中國政治體制必須以滿足中國人民需求為具體目標，而他的中國夢就是要完成這些目標：發展繁榮社會，[152]打造一支能打仗、打勝仗的軍隊，[153]奪回中國世界強國的地位。習近平於二〇一五年宣布所謂「四個全面」的政治與經濟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不僅為他的中國夢定調，也讓人更加相信習近平對今後領導黨國走向何方頗有定見。[154]

最後，習近平設法營造一套黨價值與黨領導權的共識。在上台成為中央總書記時，中共宣布反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十二個理念：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155]二〇一三年一月，他倡導「三個自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之後又加上第四個：文化自信。習近平企圖將這些理念灌輸給黨員，並透過學校與媒體宣傳等傳統手段，以及較有創意、較吸引人的做法，將它們介紹給廣大中國民眾。江蘇省有一個城市舉辦「家庭道德」演講比賽，四川省官員將這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成猜謎活動，就是例證。[156]

習近平這些做法，讓中國官員與學者對自由表達意見與公共辯論的限度有了較明確的認知，就這方面來說，他的運動成功了。但這種統一中國官員意識形態的做法也在黨內造成緊張。舉例來說，一家中紀委管理的報紙刊出〈一千個俯首稱是的人也抵不上一名忠實顧問〉的文章，主張更開放的辯論。這篇用寓意筆法寫成的文章，讚美以接受批判聞名的唐太宗：「能不能自由表達意見、接受建議，經常能決定一個帝國的興衰……我們不要怕別人說壞話；要怕別人根本不說話。」[157]如本書以下幾章所述，中國學者與官員或在私下暗中，或在公開場合，繼續在廣泛的經濟與外交政策議題上對政府政策進行辯論。

權限擴大

身為中共最高領導階層的兩百多名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每年十月或十一月都要召開全國代表大會，齊聚一堂，討論重要黨務問題。[158]總書記與政治局常委也會透過這類場合說明政治與經濟上優先施行的政策，宣揚自己的政績。對習近平來說，二〇一四年十月舉行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是宣示他的法治觀點的大好時機。[159]

習近平早在就任總書記之初就表示要重新詮釋法治的意義與重要性。他在二〇一二年的一次演說中指出，中國法律系統存在的問題，包括濫權與瀆職等等，是造成民怨的一大禍根。[160]二〇一二年十二月，習近平在紀念現行憲法施行三十週年的演說中指出：「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161]一週以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江必新在《人民日報》撰文指出，習近平的「依憲執政」論述為中國「開啟法治新時代」。[162]根據過去黨與憲法關係的理解，黨對憲法擁有絕對支配權，而不是聽命於憲法。習近平的這番論述似乎代表一項重大轉折。

二〇一三年三月，曾任湖南省省長與省委書記的周強奉命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讓一些法律改革派對未來更加充滿希望。[163]與之前警官出身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不同的是，[164]周強受過正規律師訓練。一名改革派法學者曾說周強擁有「政治勇氣」，在眾多省級黨委書記中以推動法治而卓然不群。[165]在湖南省省長任內，周強就以率先推動法治而出名。世界銀行在二〇〇六年發表中國城市〈投資友善程度〉報告，在十個評分最差城市的排行榜上有五個湖南城市上榜。這件事讓周強卯足全勁，推出中國第一部完整的行政程序法規草案。這部行政法草案不僅開創、強化官員行為的重要規範，包括安全與檢警系統，還成為全中國的一項立法實驗。[166]

十八屆四中全會確實也讓法學者更感樂觀。黨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強調三項改革：北京將設立不隸屬於地方政府的巡迴法庭，獨立行使司法審判；黨官員在司法過程中的任何干預都要做成紀錄；法官系統必須專業化，使所有法官都受過律師或法律專業訓練。[167]（傳統上，中國的許多法官都是退休的黨或軍方官員，沒有受過任何法律訓練，周強之前的官員就是例證。）[168]這些改革一旦全面實施，會讓中國出現較專業、較不受政治干預的法律系統。

行政法出現進一步改革的前景似乎也很光明。法學者馬瑞欣（Neysun Mahboubi）認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周強的倡議下，中國的「行政訴訟法」可望賦予法庭更獨立審案、不受政府干預的權限。馬瑞欣表示，這項改革已經造成重大衝擊：在二〇一四到二〇一五年間，中國的行政訴訟案件從大約十五萬件幾乎倍增到大約二十五萬件。[169]

不過，學者也發現習近平主政下的法律改革有其極限。習近平在二〇一四年一月宣布，所有司法、檢察與公安部門都得牢牢抓緊黨領導，[170]都必須「維護黨政策與政府法律的權威」。[171]誠如中國政治學者鄭永年與單偉說，西方的法治與中國的法治在意義上大不相同。在西方，法治是一種手段，目的在約束當權者，讓他們無法濫權。沒有任何人或團體能超乎法律之上。但在中國，法治等同依法統治或依法治國，是共產黨用來確保持續統治的一種工具。[172]鄭永年說得很有道理：根據中國歷代政治文化，皇帝的地位凌駕法律之上；法律只是達成政府效能的工具，司法體系與政府之間幾乎沒有空隙。在法律與黨的關係上，習近平的做法深受這種政治文化影響。[173]諾丁罕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學者莎曼莎．霍夫曼（Samantha Hoffman）因此認為，習近平已經建立一種「更一貫的法律架構來確保黨國統治」。[174]

習近平主政期間對律師破天荒的大舉掃蕩，也讓人對中國的法治大惑不解。最重大的事件或許首推「七〇九大抓捕」。會稱為「七〇九」是因為它於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展開，在持續數月的行動中，三百多名律師與民間社運人士遭到騷擾、拘禁，還有些人入獄。[175]單是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就有三十八名律師與工作人員被捕。[176]有關審判都不公開（不過經政府批准的媒體可以採訪），當局並禁止許多被捕的律師與家人見面，[177]被捕的律師有些家人也被帶走。[178]二〇一六年八月，一些禁止家人接觸的律師被關了一年之後，[179]在中國電視上認罪，罪行包括遭境外勢力「利用」以騷擾中國政府，對外國記者發表「不當」評論，[180]以及企圖推翻共產黨等等。[181]被判刑七年的鋒銳律師事務所主任周世鋒在電視上發表審判終結聲明時，或許意在反諷，還對習近平表示感謝，說：「他的依法治國策略，使中國更加強大。」[182]

在發生這些事件過後，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學者伊娃．皮爾斯（Eva Pils）贊同霍夫曼的觀點，認為習近平利用法律改革，一面加強政府高壓統治，一面讓黨採取步驟將這種權力制度化。她指出，中國政府儘管頒布法律、建立法律體制，但對「一個要人無條件服從中央集權的政黨……與一個意在限制公權力的法律系統」之間的基本矛盾卻不聞不問。[183]皮爾斯以修訂版「刑事程序法」的監視條文為例，在某幾類案例中，新法剝奪一般刑事審判過程中嫌犯應該享有的保護。就這樣，新法讓當局有機會「折磨與恐嚇」公益律師、女權與勞工社運人士，以及記者。皮爾斯說，中國這部新法是一種「合法性的例外區」。[184]事實上，新法頒布以後，「強迫失蹤」這類過去只能暗中進行的做法成為系統的一部分，當局可以依法執行。[185]影音記錄與公開悔過更造成一種「無限上綱、令人畏懼的國家權力」氛圍。[186]

二〇一六年八月的「電視認罪」在中國造成轟動。但在這之前，中國著名法學者已經公開發聲，反對習近平政權這種高壓做法。在二〇一六年三月舉行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與全國人大年會中，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朱征夫就對未審先上電視認罪案例愈來愈多的現象提出批判。他告訴《新京報》：「上電視認罪有違背當事人意願的情況，也有違背事實的情況……犯罪嫌疑人在電視上認罪，再經過媒體報導、傳播，就會誤導公眾認為嫌疑人就是有罪的。」[187]之後，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張立勇也附和朱征夫的觀點。張立勇告訴《華爾街日報》記者，除了法庭以外，包括警察、檢察官在內，任何人都沒有資格判定其他人是否有罪，特別是媒體不能做這種審判。[188]

面對目前這股改革潮，中國的律師代表一股人數雖少但強勁的抗拒力量。而且除了他們以外，還有許多中國公民也在抗拒習近平緊縮政治活動範疇的意圖。儘管公開辯論的機會已經被封鎖，但中國境內境外社運人士仍不斷提出異議，要求改革。

反對的聲浪

二〇一六年夏天，創刊三十年的《南方周末》已經今非昔比。員工集體出走、保守派作者把持版面，讓它元氣大傷。[189]《炎黃春秋》的情況更糟。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九日，在編輯委員會幾乎所有成員都遭到審查機構文化部中國藝術研究院的革職或降級之後，《炎黃春秋》的編輯宣布停刊。執行編輯說，《炎黃春秋》的關閉反映改革派聲音在黨內遭到全面整肅。[190]（這家月刊之後復刊，但由共產黨控制。）二〇一六年十月，我接到《共識網》（Consensus Net）創辦人的朋友傳來的簡短電子郵件，說這個標榜自由派改革思考與辯論的網站可能被永久關閉。[191]

不過反對的聲音並未就此噤聲。對習近平治國方向感到不滿的人大有人在。許多人在體制內抵抗。在二〇一六年三月舉行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人大的立法諮詢機構，由中國的各團體派代表組成）中，幾名代表也曾呼籲擴大政治開放程度。以中央電視台著名主播白岩松為例，就曾力主擴大新聞自由，說如果中國想處理環境汙染這類社會疾病，政府必須「為媒體打開綠燈」。在接受《財新網》訪問時，上海大學金融與經濟學教授蔣洪保證會在議會中討論言論自由，還說：「中國共產黨黨內的事情由黨的紀律規範，作為一般公民來說，絕不意味着就不能隨便表達對國家大事的看法，表達的權利是憲法上規定的。」（這篇訪問之後遭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從財新網網站刪除。）[192]蔣洪在早先一次演說中指出：「根治腐敗，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從根本上清除產生腐敗的土壤。」他主張保障人民的參政權，角逐競選。[193]此外，在一些較窄化的政治議題上，政協成員能發揮相當影響力。例如有一次，一名政協副主席向時任政治局常委劉雲山訴苦，說新的出國旅行法規讓中國學者與智庫分析家難以適應，學者如果不能隨意旅行，只能在外國停留五天，又怎能「走向全球」，向海外推廣中國訊息？[194]劉雲山表示同意，當局不久就修訂法規，放寬學者的旅行限制。

批判習近平的人雖然主要攻擊的是他的政策，但也有些人將矛頭直接對準他。在政協與人大「兩會」開會期間，《無界新聞網》出現一封要求習近平辭職的匿名「倒習信」。《無界新聞網》是新疆政府與財訊傳媒集團支持的網站，財訊傳媒同時也是財經網的老闆。[195]（據報導，阿里巴巴也是《無界新聞網》的後台老闆，但在倒習信事件發生後，阿里巴巴已經撇清與《無界新聞網》的正式關係。）倒習信中雖然承認習近平整肅黨風有功，而且頗得民心，但也指責習近平背棄鄧小平為中國內政與外交政策訂定的指導原則（包括集體領導、在國際事務上保持低調等等），還指責習近平損及一國兩制，無力因應二〇一五至二〇一六年股市崩盤與房地產泡沫、引發與北韓更多的衝突，以及製造個人崇拜。這封立即在網路上遭到刪除的信還呼籲習近平辭職，以確保「你與家人的安全」。[196]據報導，有二十人因涉及這次事件被捕。[197]二〇一七年十月，在第十九次黨大會開會時，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劉士余表示，一些前任高官，包括僅僅幾個月以前還是眾人眼中熱門中央總書記接班人選的孫政才，企圖推翻習近平。[198]

關起門來，中國學者或許仍將繼續辯論，但在習近平統治下，獨立社會運動者的處境愈來愈困難，甚至危險重重。為了繼續推動改革，有些社運人士被迫改變行為。李凡就是這樣的例子。李凡是著名學者與政治社運人士，由於致力訓練獨立候選人角逐中國地方選舉而享譽國際。二〇一六年七月，我與李凡會面，談到自習近平上台以來，他的工作出現多大的變化。李凡告訴我，獨立候選人的訓練工作當然必須喊停，因為目前政治環境沒有這類獨立政治思考與活動的空間。（不過他仍在世界各地旅行，觀察、學習民主選舉。）現在的他全力投入另一個摯愛：努力在地方層級上擴展預算程序透明。他說這類工作容易得多，因為很切合目前政府對官員問責的重視。但李凡說，儘管政治環境比過去更高壓，像他這樣的自由派知識份子仍將繼續奮鬥，只不過必須把舞台轉到網路上罷了。

但對中國許多社運人士而言，除了到海外發展，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已經沒有政治空間可以運作。雖然李凡能在這種新政治形勢上成功遊走，不過中國許多最敢言的改革派已經不再發聲，有些人還被捕下獄或被迫離開中國。在習近平主政最初幾年，超過五百名社運人士或遭拘留或被捕。著名人權律師滕彪在二〇一四年逃離中國，之後在哈佛（Harvard）、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以及普林斯頓（Princeton）的先進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等美國大學擔任教職。滕彪原是致力倡導法治的學者，在二〇〇三年因孫志剛事件成為社運人士。孫志剛是一名大學畢業的工廠工人，因沒有適當居民證件而被拘留，並在拘留期間遭人打死。（由於這次事件引發的公憤與官司，國務院廢止「收容遣送條例」。）滕彪與其他青年律師在這一年組成「公盟」，之後並透過「中國新公民運動」為中國人權請命，開始在國際揚名。二〇一七年晚春我在紐約大學法學院訪問滕彪，他說，自習近平上台以後，中國的政治開放出現戲劇性變化：從「維穩」到「掃除一切批判」。在習近平二〇一二年當權前不久，滕彪創辦的中國新公民運動聲勢如日中天。這項運動的主要目標就是讓網路社會運動變成實體活動。每個月最後一個週六的晚餐會在三十個城市同步舉行，與會人士討論各式各樣人權問題，以及地方上的人權侵犯案件。許多與會人士興致勃勃地在新浪微博與Twitter貼出照片，新公民運動的會員還會往訪各地，會見其他民運人士。在廣州、北京或深圳這類城市，參加晚會的人動輒超過百人。滕彪說，新公民運動的模式取法自網路大師克雷．薛基（Clay Shirky）的《無組織的組織力量》（The Power of 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s）。但滕彪的友人、同時也是新公民運動與公盟共同創辦人許志永在二〇一四年被捕，新公民運動銳氣遭到重挫。雖然一些團體仍然繼續集會，但許多會員現在只參加網路活動。

滕彪的社會運動付出極高昂的代價。在離開中國以前，他曾三次遭到校方停課處分、律師執照被吊銷、被迫失蹤、拘禁、並遭酷刑。滕彪說，他的許多同伴也遭到類似命運。現在他背負沉重的「倖存者罪惡感」，每每想到留在中國那些友人的苦難，就痛苦難當。但無論如何，他並不畏懼。滕彪已經與其他中國政治社運人士共同創辦非政府組織「中國人權問責中心」，蒐集中國侵犯人權的事例，寄望美國政府能伸張正義、加以制裁。他同時也為香港人權積極奔走，在美國國會為中國人權問題作證，並為中國社運人士籌款。雖然他身在外國，卻始終心繫中國內部的政治改革。

不過，最響亮的反對聲浪仍然來自香港這類北京監控的地區，或台灣這類北京自稱擁有主權的地區。習近平在這兩個地區加強政治監控。過去幾年，習近平在香港逮捕販賣政治敏感書籍的書商、在學校推動愛國教育課程，並通過法律禁止香港人對中國國歌不敬，不斷加強對香港的政治控制。香港人為了支持民主、反對北京這類政治干擾，不斷發動群眾示威，而北京的反應也愈來愈強硬，祭出更多手段壓縮香港與大陸之間的政治空間。

台灣的情況也一樣。自蔡英文二〇一六年當選總統以後，習近平不斷運用北京的政治與經濟影響力，迫使蔡英文承認「九二共識」[199]。九二共識是台灣前一屆領導人簽下的政治協定，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蔡英文與民主進步黨不承認這項共識。北京因此將前往台灣觀光的陸客人數減少將近兩成，用航空母艦威脅台灣，並切斷北京與台北間的正式對話。儘管實際上只有一四．九％的台灣人贊成與大陸統一[200]，但習近平仍然表明，在一國兩制下統一台灣與大陸是「歷史必然」。

政治改革的成本高昂

習近平在執政第一個五年期間，在政治治理體制的轉型上有長足進展。他透過小組領導、核心領導人原則等傳統政治體制，以及一連串加強黨權、剷除政治異己的政治運動與計畫，削弱集體領導原則，一手掌控政治大權。他決定不指定總書記接班人選，意味二〇二二年任期屆滿後仍有可能留任。他深化黨在公民社會、教育體系與媒體的角色，扭轉中國將近四十年來的改革開放走勢。同時還採取行動，阻止外國理念與影響力流入中國教育與媒體，並透過新的登記制度限制外國非政府組織的影響力。

主張個人與體制自由的政治改革人士發現，辯論與發表異議的空間愈來愈窄。習近平已經認定這類理念對共產黨與中國人民的福祉有害。教育與法律系統，以及媒體，都成為共產黨擴大政治監控的工具。在這樣的環境中，政治社運人士只有三種不滿意的選項：自我克制言行以免觸怒當局，否則準備面對牢獄之災，或乾脆逃往國外。

習近平這些作為造成的矛盾有些已經很明顯，例如反腐運動對經濟成長造成的負面衝擊，還有習近平集大權於一身造成的決策瓶頸等等。隨著時間過去，其他的成本也將一一顯現。限制中國人與境外理念互動的做法，可能只會使更多中國人設法到海外求學。鎮壓人權律師與社運人士可能使中國政府無力建立一種能有效匡正社會不公的司法系統。此外，就更根本的層面而言，中國每年有一億兩千多萬人出國旅遊，有七億五千萬人使用網路，共產黨這樣大舉干涉社會道德與文化結構，與中國社會向外發展的走勢背道而馳。

不過，如下一章所述，中國領導階層似乎心甘情願接受這種成本。它不僅要改造傳統的政府結構，還要如法炮製，運用擴大黨部滲透、抗拒境外理念與勢力等原則塑造網路政治生活。儘管李凡仍然樂觀，但在中共黨領導階層眼中，現實與虛擬世界兩者之間似乎沒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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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共識是台灣與大陸達成的協議，也就是指一個中國，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這個協議並沒有聲明哪一方應該管轄中國。返回

"Over Half of Taiwanese Favor Independence: Poll," Taiwan News, May 27, 2016, httpe://www.taiwannews.com.tw/en/news/2929335. 返回

第三章網絡主權

趙靜，或是說西方熟知的麥克．安提（Michael Anti），說起話來總是直來直往。他是中國記者，也是全球知名的網路社運人士。在趙靜眼中，網路是戰場，而且不僅是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戰場，還是公司與政府間的戰場。他認為，網路能否自由，最後取決於誰控制這門科技。二〇一四年，他在奧斯陸自由論壇（Oslo Freedom Forum）發表演說，呼籲全世界所有「極客」（geek）與自由鬥士團結起來，為網路自由而戰。[1]他這番話讓我想起幾年前在北京跟他一起吃午餐，當時他談到部落客扮演的角色：「我是一座橋梁，我要告訴中國人民的是：政府不是唯一玩家：你們才是未來。」儘管趙靜在演說中經常質疑俄羅斯、甚至美國境內的網路自由，但他的主要目標顯然是中國。根據趙靜的說法，中國沒有網路，只有一個「中國網」，他希望下一代中國人不用生活在其中。

從趙靜大學唸的科系與早年選擇的職涯，看不出日後會成為網路自由的喉舌。他在一九七〇年代文化大革命末期出生，一九九五年取得南京師範大學工業機械自動化學士，但第一份工作是在無錫一家飯店擔任服務生。選擇這份工作的主要動機是想脫離母親，獨立自主。一年後，他離開飯店在一家旅遊公司擔任電子佈告欄系統（BBS）的產品經理。到了一九九九年，他已經成為聊天室版主[2]，兩年後，他成為英文《中國時報》（China Times）評論員，職涯也開始起飛。他擔任《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與《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記者在伊拉克工作一段時間、前往劍橋（Cambridge）攻讀，還獲得尼曼獎學金（Nieman Fellowship）到哈佛大學修讀新聞系，最後回到中國教新聞，成為著名部落客與評論員。[3]二〇一二年，他在TED大會發表演說，影片點擊次數超過一百萬次，因而享譽國際。

趙靜對敏感政治議題的直言無諱雖然贏來眾多粉絲，但也不時讓他涉險。二〇一一年，Facebook以使用筆名Michael Anti、卻沒有使用中國身分證上的姓名為由，撤銷他的帳號。由於中國的Facebook使用者就像美國境內一樣，使用「不實」姓名登記的現象很普通，因此大多數觀察家認為，Facebook之所以瞄準趙靜下手，是因為想藉此重獲中國政府歡心。由於新疆抗議人士使用Facebook通訊，北京在二〇〇九年封鎖Facebook。

Facebook的審查使趙靜更下定決心推動中國網路自由。不過面對時下這股政治逆風他也不能倖免。二〇一二年我們會面時，他仍然相信網路可以催化中國政治改革，對網路充滿信心。當時他對我說，上一代中國人只能等待政府內部出現改革，他這一代中國人卻可以不在乎政府內部發生什麼事；他們知道中國共產黨的統治遲早會結束。他特別對Twitter情有獨鍾，因為Twitter可以以理念為核心，即時知會、構建社群。儘管Twitter在中國被禁，但趙靜還是認為那是重要的平台。他指出，與達賴喇嘛的一次Twitter對話，讓許多網民在提到達賴喇嘛時，用字出現頗具深義的轉變：他們開始使用「達賴喇嘛」的全稱，不再使用「達賴」兩個字，因為這是中共稱呼他的用語，充滿不敬。[4]但當我二〇一五年夏天在科羅拉多州一次會議中再次見到他時，他變得沒那麼樂觀，他談到中國的「新常態」，談到中國網民面對的新限制。當我問到目前中國境內的網路開放狀況時，他明白表示，中國的網路政策是習近平說了算，而習近平不歡迎公民社會透過網路參與活動。他表示，寄望中國網路開放只有等下一名領導人上台了。

兩年以後的二〇一七年夏天，當我在北京與他喝茶時，他幾乎完全放棄網路社運人士的角色了。他全力投入《財新傳媒》國際新聞負責人的新角色。這份新工作讓他醉心於中國的一帶一路，他忙著協助中國公司進一步了解他們想要投資國家的在地利益與文化。當我問到他是否仍關心網路自由相關議題時，趙靜回答，在目前的情況下，他認為關注這類議題意義不大，不僅因為習近平作梗，也因為川普在二〇一六年當選美國總統。根據他的看法，由於川普上台，人權與網路自由已經不再是美國優先執行的政策。趙靜說，沒有美國帶頭，這類議題不可能解決。沒有人能站出來為中國人權請命。

對中國網路生活與改革可能性感到失望的不只有趙靜。海內外中國菁英一致認為，中國境內的網路已經不再是習近平上台前那種充滿活力的虛擬政治空間。中國領導階層已經大舉擴張技術能力與人力來控制網路內容。由於政策作梗，中國部落格平台新浪微博的發文數量已經銳減，中國許多最重要的政治改革與網路開放呼聲也沒了。不過這並不意味公民社會就這樣接受這種「新常態」。對決心推動中國社會改革與人權的人來說，網路仍是強而有力的工具。貓抓老鼠的遊戲會繼續玩下去，而且老鼠比貓多得多。

習近平的網路願景

當習近平陳述網路願景時，數千位科技企業家、分析師、甚至全球各地許多國家領導人都在傾聽。他們在二〇一五年十二月造訪華南小城烏鎮，出席中國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習近平在會中明白表達他的觀點：「我們應該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網絡發展道路、網絡管理模式、互聯網公共政策……不搞網絡霸權，不干涉他國內政，不從事、縱容或支持危害他國國家安全的網絡活動。」[5]聽到這些說詞，沒有人感到意外。習近平早已表明共產黨會嚴密監控網路內容，中國的網路就許多方面而言將自成一個世界。

習近平想完成願景，就必須調整中國政府與社會的關係，以及它與外在世界的關係。在中國歷史上，政府控制國境內外資訊交流的例子不勝枚舉，但在習近平上台前幾年，網路為中國人民帶來前所未有的透明度，以及彼此溝通的能力。商界與政治喉舌等新權威人士，像是趙靜，他們鼓吹社會改革，甚至要求政治開放，並在中國的部落格網站上指揮數千數萬追隨者。想從國外獲取禁聞的中國網民，可以透過虛擬私人網路（VPN）瀏覽遭封鎖的網站與其他資訊。透過虛擬請願與實體抗議，網民在網路上集體向當局問責。二〇一〇年，人民論壇網、人民網、騰訊網對三百名官員做了一項調查，結果發現七〇％的官員擔心私人資訊被曝光，影響正常工作和生活。而且在接受調查的近六千名中國網民中，八八％的人認為，讓官員對網路的威力感到憂心是一件好事。[6]

但對習近平來說，虛擬世界與真實政治世界之間並無差距：兩個世界都應該反映出同一種政治價值、理念與標準。不同的聲音與內容在這兩個世界的活動空間有限。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中國領導階層投入大量時間與精力提升科技，進一步加強政府已經十分強大的監控能力，以防堵他們不喜歡的內容進入中國、在中國流傳。政府通過新法規，進一步緊縮所謂的合法內容尺度，並嚴懲不守新法規的人。在習近平主政下，外國內容供應商想進入中國變得愈來愈難。由於習近平的意識形態戰爭，加上他希望中國公司支配中國迅速成長的網路經濟，外國業者不得其門而入。

在中國，習近平將西方強調資訊流通自由的網路理念，描述成對中國政府價值的詛咒。在外國人面前，他以主權為由，強調中國有權決定哪些網路有害，還與俄羅斯等看法類似的國家結盟。不但不承認監控網路只會凸顯政權專制經不起考驗的尷尬，還要把他的「中國網」願景推銷到國外。

不過，對習近平與中國其他領導人而言，如何保有推動商務與創新的網路之利，同時抵制失控的資訊流通可能帶來的負面政治影響，這才是最大的挑戰。他們知道唯有透過網路進行迅速的資訊交換，才能推動全球貿易與金融。他們將中國轉型為創新強國的夢想，同樣也取決於能否融入境外思想世界，以及能否促成境內資訊的自由流通。而且中國人民已經習慣網路的虛擬生活，不但購物與遊戲要靠網路，就連看新聞與分享社區意識也是如此。習近平打的算盤是，不讓網路成為改變政治的加速器：不讓網路加速政治資訊傳播，以免造成大規模政治示威事件。但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中國不得不在經濟發展、創意表達、政府信譽與公民社會發展上付出成本。為了將網路塑造成中國網，習近平似乎願意付出這些成本，只是許多中國人不準備做這種犧牲。

控制資訊流通史

習近平控制中國人民資訊取得的做法並不新鮮。從古至今，中國歷代領導人經常得面對政治不滿蔚為怒潮、動搖統治法統的威脅。在中國歷史上，大多數統治者總是想透過檢查來限制資訊流通、或透過宣傳來影響民意這類較主動的手段，塑造被統治者的社會與政治世界。[7]

舉例來說，中國第一位皇帝秦始皇（西元前二一三至二〇六年）就對學者「以古論今」的潛力感到憂心，這種顧慮在之後各朝代一再反覆出現。秦始皇因此下令焚書坑儒[8]，燒掉所有宣揚儒家理念的書，隨後並且把四百多名擁有這些禁書的學者活埋。他建立的法典系統為之後各朝代沿用，並在沿用的過程中不斷增修。[9]以西元六二四至六五三年間擬定的《唐律疏議》為例，[10]就包括禁止任何以以古諷今的東西，以及重製特定書籍、宗教文獻與政府文件。[11]宋朝（西元九六〇至一二七九年）的法典進一步規定，出版品在付印前必須先經過地方官員審查。當時被查禁的出版物包括政府與軍事文件、古典文學、不當使用皇室成員或祖先名諱的著作與色情刊物。宋朝法典還對宗教自由與言論設限。[12]明朝查禁的對象包括附有先朝領導人圖像的文字、天文學相關書籍，以及一切「應該查禁的文字」；[13]清朝由於擔心明朝殘餘勢力造反，也對任何可能損及清廷領導地位的書刊進行檢查。[14]甚至在進入民國以後，中國領導人仍繼續檢查媒體，擔心反對勢力構成的威脅。

毛澤東與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掌權，為中國開啟一個新的審查紀元。在整個一九六〇與七〇年代，除了黨菁英之外，中國民眾在嚴密限制下很難接觸外國藝文與媒體。[15]前後六年多的時間，中國境內沒有發表任何學術刊物，許多出版社關門。[16]在外國與中國內部資訊受到嚴密監控、政治體制愈來愈與世隔絕的情況下，毛澤東就像中國過去的皇帝，還要鎮壓傳言。在閉鎖的政權，任由未經認可的說法流傳可能造成社會不安。[17]正是基於這種顧慮，中國公安部在一九六二年發表有關「防堵與鎮壓謠言」的文件，以駁斥各式各樣有關經濟表現貧乏、戰爭與迷信的傳言。[18]

毛澤東並利用文化與媒體宣揚社會主義價值，認為必須「政治家辦報」。[19]他的副手林彪說得更白：「槍桿子、筆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鞏固政權也靠這兩桿子。」[20]由於擔心遭到顛覆，政府規定藝術家、作家與其他創意人士必須「反映無產階級價值」。[21]

中國現代史也出現過幾次公開辯論與創意表現的時期。舉例來說，在一九一〇年代中期與一九二〇年代鼓吹新文化運動的人就說，傳統儒家文化使中國國力落後日本與西方國家，因此主張採納科學與民主等西方價值。[22]這段期間出現《新青年》雜誌等極具影響力的刊物。《新青年》雜誌發表過許多新進激進派的文章，毛澤東也曾投稿。[23]此外，在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期間，中國共產黨也曾短暫開放讓學者與知識份子放言無顧忌的批評。一九八〇年代末期，愈來愈多中國學生與學者開始在西方求學、研究，中國於是出現重視言論自由與法治這類西方民主政治價值的新一代思想家。[24]一九八九年，北京與一些城市爆發示威，要求改善經濟福祉、擴大政治權益。前後幾個月的期間，學生、記者與其他抗議群眾占領天安門廣場，藉由傳真機彼此溝通並與外界溝通。[25]只是這些開放運動沒能扎根太久，後來都在暴力鎮壓下收場，而且都帶來一段政治高壓期。

網路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來到中國，為打破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的傳統管控機制帶來厚望。它為中國政治、社會與經濟生活注入一種新層次的透明度與關聯性，讓中國公民得以跨越地緣與社會經濟疆界相互溝通。但從一開始，中國政府已經知道讓人民隨意取用資訊將對統治權威構成威脅。中國網民也卯足全勁，盡可能深入探索這個虛擬世界，對共產黨的控制提出新挑戰，設法翻越政府構築在他們面前的「牆」。中國政府雖然偶而也能洞察挑戰，但大體上只是跟在網民之後，試著判定哪些活動構成真正威脅、以及怎麼反應最好。

中國的電子郵件

中國境內第一封電子郵件於一九八七年九月送出，[26]比美國人雷伊．湯米爾森（Ray Tomilson）送出美國境內第一封電子郵件晚了十六年。[27]它發出一項勝利的訊息：「越過長城，我們可以走向世界每個角落。」[28]之後幾年，中國政府將網路保留給學術界與官員專用。當網路在一九九五年對中國民眾開放時，[29]北京熱烈慶祝它的到來：當時只有十五萬名中國人上網，政府將一九九六年訂為「互聯網年」，網吧與網咖開始出現在中國最大城市每一個角落。[30]

儘管中國政府宣稱熱烈支持網路，它還是頒布臨時法規，規定所有網路連線必須透過政府建立、維護的國際連接埠。[31]誠如牛津學者羅及爾．克里莫（Rogier Creemers）所說：「網路逐漸成為民眾可以公開取用的資訊與通訊平台，但沒有人辯論它是否應由政府監控，他們辯論的只是應該如何在實際操作上進行這種控制而已。」[32]北京（繼一九九六年「暫時規定」之後）[33]於一九九七年實施中國第一部互聯網法，規定任何損害國家安全、政府或團體利益、或是洩漏國家機密為目的的網路貼文都屬犯罪行為。[34]同年七月，中國警方在香港的一次會議中尋找先進過濾軟體。[35]

中國領導人這麼擔心自然有道理。中國人民很快發現網路與生俱來的政治潛能。一九九八年，軟體工程師林海將三萬個中國電子郵件地址交給美國一個鼓吹民主的雜誌。林海因此被捕、受審、入獄，這是中國已知第一件完全透過網路犯下的政治犯罪事件。[36]翌年，令中國領導人更頭痛的事發生了：法輪功利用電子郵件與行動電話召集上萬名信徒，在共產黨中樞要地中南海發動靜坐示威，抗議當局不准他們練功。這次事前政府一無所知的示威敲響中國官員的警鐘，北京隨即展開對法輪功成員的追捕與迫害，並決心對網路實施嚴密監控。[37]

不可能的任務

負責領導中國政府在科技戰線上監控網路的人是方濱興。方濱興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期間取得哈爾濱工業大學計算機科學博士；一九九九年法輪功示威期間開始研究自製軟體來管理網路內容。他是國家計算機網絡應急技術處理協調中心副總工程師，[38]成功研發「金盾」工程，讓政府可以監控任何透過網路收發的數據，封鎖IP（Internet protocol，網際協議）地址與網域名。[39]方濱興的政治仕途因此扶搖直上。一年以後，他成為總工程師與主任，後來當上北京郵電大學校長。[40]他在二十一世紀之初贏得「防火牆之父」的稱號，數十萬網民因為他的控制下無法自由取用資訊，對他恨之入骨。[41]

但單憑科技還不足以防堵愈來愈多對虛擬世界趨之若鶩的中國網民。在二十一世紀最初幾年，中國領導階層搭配方濱興的科技，推出一套新法規，務使所有進入中國網路的人無論身在何處，都得遵守中國規矩。二〇〇〇年九月，國務院發布二九二號令，提出新的內容限制，要求網路服務供應商保證發送的信息合法，要求媒體或網路佈告欄供應商必須記錄網域名與IP地址。[42]兩年後，北京第一次封鎖Google。[43]（Google在二〇〇六年推出可自我審查內容的簡體中文版網站Google.cn。[44]）同年，政府開始強調自律，要網路業者通過「中國互聯網行業自律公約」，提出愛國、守法、公平、誠信等四項基本網路自律原則。[45]包括美國資訊科技領導業者雅虎（Yahoo! Inc.）在內的一百多家公司簽署這項公約。[46]此外，工業和信息化部也發表一套管制網路內容的規章，禁止一切可能損及國家統一與主權、洩漏國家機密、有損政府威信、或造成社會不安的內容在網路上流傳。[47]

不過在這段期間最重要的發展，或許首推教育部教育涉外監管信息網二〇〇四年發布的互聯網審查指南，要求大學徵召政治上值得信賴的網路評論員，由這些評論員發文，將網路討論引導到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方向。地方黨官不久跟進，開始召集評論員，訓練可以幫忙塑造網路對話、舉報不法評論的評論員。這些評論員就是後來俗稱的「五毛黨」，會這樣稱呼他們是因為他們每發一篇文章可以賺五毛人民幣。[48]隨著時間不斷過去，這些替政府監管網路內容的評論員成為中國網民挖苦訕笑的對象。

每面對一個新的挑戰，政府就會增加一項應對工具。舉例來說，北京與上海居民在二〇〇五年春天利用網路組織大規模反日抗議示威。有些分析家稱這些抗議是「政府審查部門的警鐘」。[49]幾個月以後，中國領導階層在青島集會，討論管理網路的辦法。[50]就這樣，拜這一波反日抗議事件之賜，當局改善關鍵字過濾系統，還訂定一套新法規，界定網路新聞服務組織的定義，以及這類團體可以發表哪些東西。[51]

但儘管政府不斷加強防堵，中國網民總能找出途徑，大舉滲入中國政治世界，包括虛擬與真實世界。他們的主要目標是打擊貪腐與地方官員的濫權。

虛擬政治體制

二〇〇九年二月，雲南省一名叫做李喬明的二十四歲農民因非法砍伐被捕入獄，結果陳屍獄中。據地方官員說，李喬明在坐牢期間玩躲貓貓（這是一個人蒙眼，循聲音尋找其他人的遊戲），結果意外撞傷頭部不治。[52]這次事件引發網民暴怒，因為網民認為他是遭當地警察毆打致死。「躲貓貓」迅速成為網民流行詞，[53]騰訊網QQ.com（中國流行的電子佈告欄）出現七萬多篇相關的文章。[54]隨著文章不斷增加，媒體也開始質疑官方的說法。[55]新浪網的民調發現，八七％的網民不相信地方政府的說詞。[56]最後，在由官員與人民組成的委員會進行調查之後，獄中三名人犯與兩名警員被判刑。[57]

同年，一名黨籍幹部在湖北一家賓館向女服務員鄧玉嬌要求買春遭拒，他試圖強暴鄧玉嬌，結果反被刺死。警方最先把鄧玉嬌送進精神病院，[58]但在Twitter有三萬多名追蹤者的著名部落客吳淦揭發這個案子。吳淦發動「人肉搜索」，動員網民辨識、揭露特定人士或組織的身分，運用蒐集到的資訊寫了一篇文章，說明整個事件與涉案黨籍幹部做了什麼事。[59]吳淦在接受《大西洋》（Atlantic）雜誌訪問時說：「人肉搜索的文化意義在於：在一個不民主的國家，意味著人民取得資訊有限。公權力活動的相關資訊不透明，而且是黑箱作業，但公民可以透過網路取得資訊，揭露謊言與真相。」[60]在網路與實際社會中，民眾強烈支持鄧玉嬌，年輕人還高舉「任何人都可能是鄧玉嬌」的標語聚集在北京。[61]法庭隨後判決鄧玉嬌是自衛。[62]

在胡錦濤任內最後幾年，中國公民運用網路迫使官員負責的案例大幅增加。這些案例大多與李喬明、鄧玉嬌案相似：都局限在地方事件，而且在地方解決。不過也有極少數案例驚動北京。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一列高鐵在溫州（以充滿創業精神聞名的濱海城市）出軌，至少四十人死亡，一百七十二人受傷。[63]事件發生後，中國官員要記者只採用「當局發布的訊息」，並禁止調查、評論或反映。但事發後趕到現場的當地居民很快就拍到列車殘骸被埋起來，而非進行檢驗、蒐證。這些照片在網路上瘋傳，讓人更相信政府的主要目標不是調查事件真相。[64]新浪網的民調（後來被封鎖）問網民，他們認為為什麼要把列車殘骸埋起來，結果九八％（六萬一千三百八十二人）相信這是要湮滅證據。[65]網路還流傳著下面的黑色幽默：「我們離天堂有多遠？一張動車票的距離」，「中國鐵道部誠邀您乘坐天堂直通車」[66]等等。輿情壓力導致對這次事件進行全面調查。十二月底，政府公布報告指責號誌設備設計不良與安全程序不到位。五十四名官員因此遭到懲戒。[67]

中國公民最欠缺的是強而有力的公民社會組織，這在開放政治體制才會出現，而網路能為中國公民帶來一種新的社群意識。二〇一二年七月，北京洪水成災，造成六萬五千多名居民撤離與至少七十七人死亡，估計財物損失高達十八億八千萬美元。地方官員沒有採取有效的因應措施：警員忙著為受困的車輛開罰單，沒時間協助居民，預警系統也失靈。但真正令人感動的是北京網民奮力救災的事蹟：許多人讓災民住進家裡，為災民張羅食物，還有人開車到機場協助受困的八萬多名旅客。[68]微博僅二十四小時就出現八百八十萬則洪災的訊息，其中五十二萬是組織網民幫忙救災的貼文。當然許多網民也把微博當論壇，指責基礎建設不佳。[69]這次洪災不僅暴露政府無能，還證明網路社群可以轉型成為實體社群。

共產黨也上網

在中國人民摸索使用網路的新方法時，網路帶來的新權力也開始吸引中國領導階層。加強地方政府問責能力是重要的新方向。舉例來說，國務院信息辦公室二〇一〇年白皮書〈中國互聯網狀況〉就要求各級政府必須處理中國人民透過網路提出的所有問題。[70]經由這種方式，網路很快就成為政府了解官員貪腐的熱門機制。[71]

此外，黨領導人也發現網路可以作為傳送管道，將政府的看法宣傳給人民。早從二〇〇四年起，中國政府就開始強調網路對輿論的影響。[72]二〇〇七年七月在山西爆發黑磚窯童工醜聞事件後，政府指示各大網站：「（網站必須）強化山西磚窯案互聯網輿論的指導與管理……（網站必須）定期釋出正面、權威的信息，定期發表相關人等接受醫療與獲得安全搬遷的信息，從而造成有利的線上民意。互聯網民意必須迅速冷卻。」[73]公安部並且積極鼓勵官員使用微博，到二〇一三年，政府機構已經有約六萬個微博帳號。[74]

政府也將網路視為評估中國民意與需求的機會。哈佛大學教授伊莉莎白．佩里（Elizabeth Perry）指出，山西省晉城煤礦集團在民營化期間，集團宣傳部門就曾使用社群媒體與網路科技造勢：透過部落格與電子郵件蒐集工人想法，然後用這些資訊推動民營化順利進行。[75]數千位廈門民眾在二〇〇七年發動示威，抗議PX石化廠，廈門當局於是進行網路民調，對民意進行評估，這是政府利用網路調查民意的另一個例子。[76]

中國領導人讚賞網路有能力讓當局更了解民眾需求、塑造民意並改善地方治理，但隨著網路逐漸成為組織地方抗議者的工具，領導階層內部也愈來愈擔心有人利用網路發動大規模政治抗議，不只挑戰地方官員，還跨越省界、威脅中央政府法統。

網路革命

二〇〇八年，《人民日報》成立人民網輿情監測室，負責報告與分析網路上的評論，每天、每週向官員說明大多數民眾對爭議性話題的態度。[77]它還會報告地方政府對網路群眾事件的反應能力。[78]中國政府或許不喜歡有人批評它的政策與作為，但最容易引起關切、審查最多的是大規模動員的潛在可能性。哈佛大學一組學者在二〇一三年針對中國社群媒體審查發表研究報告，發現比較可能被審查的不是對國家的批判，而是可能引發集體行動的評論。[79]報告中引用二〇一一至二〇一三年間發生的一些事件，網民都曾運用環境品質、政府執法與自然災害等相關主題組織動員。

二〇一一年初，中東各國爆發民主革命，中國政府的關切顯然有道理。一些中國公民與流亡海外的人士開始呼籲發起中國的「茉莉花革命」。像非洲與中東的社運人士一樣，中國社運人士也利用網路組織民眾、為了爭取政治改革而發起抗議。公安部隊迅速封鎖預定發動示威的地點，逮捕涉嫌的滋事份子。由於員警人數遠超過示威人數，這些抗議活動最後都草草收場。不過當局大舉調動公安部隊，除了顯示公安體系實力強勁以外，也將領導階層的強烈不安全感暴露無遺，特別是網路有能力將反對人士組織起來，尤其令中共當局坐立難安。[80]「茉莉」兩個字因此在網路與簡訊中被刪除。[81]

在中國領導階層心中，跨省的示威抗議特別具有威脅性。舉例來說，二〇一二年七月，上千名群眾聚集四川省什邡市，抗議當地耗資十六億美元設立鉬銅冶煉廠，因為這個計畫可能會對環境與人體健康造成危害。[82]這次抗議在微博上引起相當大的關注：在二〇一二年七月一日到七月四日間，微博出現近五百二十五萬則含有「什邡」兩字的文章，近四十萬張相關示威照片在網路上流傳。[83]儘管傳統媒體幾乎隻字未提，但「什邡」兩字在某一天還是成為微博最熱門的搜尋詞。[84]由於這次抗議，建廠計畫最終被廢除。[85]但受到什邡抗議的鼓舞，類似事件開始出現在其他各地，[86]證明網路可以用來進行跨省抗議，也說明北京的顧慮並非空穴來風。

北京的反撲

到了二〇一一年，隨著中國網民的聲音愈來愈大，要求愈來愈多樣化，中國政府已經有所警覺。二〇一一年六月，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兩名學者葉徵與趙寶獻在《中國青年報》撰文，對境外勢力可能利用網路影響公共觀點一事表示關切。他們寫道：「網路心理作戰的目標已經從軍隊拓展到社會民眾。」他們以阿拉伯之春期間透過網路促成的「多米諾骨牌效應」為例，認為美國是造成這個問題的禍根：[87]「網路空間博弈的『龍捲風』席捲全球……給世界帶來極大的衝擊和震撼，這背後都有美國的影子。」[88]

網路社會運動為中國網民帶來熱情、期待，以及不斷增加的權力意識，北京也找出新手段鎮壓。官員發起打擊「造謠」運動，迫使社群媒體網站刪除帶有不利說詞的文章，[89]禁止記者引用網路上當局認定未經確認的資料。《新華網》在二〇一一年十一月發表文章說：「網路謠言和所有『黃賭毒』一樣，有極強傳染性。」可以「毒害網民，危害社會。」[90]政府也開始強力執行二〇〇二年的「指導原則」，規定新浪網使用者必須用手機號碼或身分證登入，要求新浪審查追蹤者超過十萬的使用者所發表的文章，而且必須在五分鐘內刪除一切有損「國家利益」的文章。[91]同一個月，官方新華社報導，新浪微博與騰訊都因為讓謠言在網站上流傳而遭到懲罰，特別是二〇一二年三月可能發生政變的謠言。[92]在這段期間，新浪微博的留言功能也禁止使用三天。[93]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二〇一二年一項以關鍵字為主討論微博內容審查的研究，發現在二〇一一年六月到九月間蒐集到的五千七百萬篇文章中，[94]超過一六％談及全國的文章遭到刪除。[95]來自西藏的文章刪除率更高達五三％。[96]

在胡錦濤任內最後幾年，中國境內網路社會運動呈現爆炸性成長。中國人民上網參加政治性的即時社會對話、接觸境外世界、組織起來抗議不公。政府也不斷運用新科技反制手段發表政治指示，以圍堵他們認為最危險的行為；但網路生活的邊界仍繼續擴大。

但習近平的新領導團隊上台以後，北京決心採取進一步行動，不再只是敲敲警鐘、刪除文章、通過法規而已。北京開始尋找可以確保網路內容為共產黨利益提供更積極的服務。就像在真實政治世界一樣，共產黨在虛擬世界也開始讓異議人士消音，動員全黨支持共產黨價值，防堵外國理念的影響力滲入中國的政治與社會生活。

學習粉絲團

習近平在上台初期也曾擁抱社群媒體世界。根據一名中國學者的說法，在習近平主席眼中，微信與微博是中國共產黨反腐的重要資產。[97]習近平還利用網路廣召跟隨者。「學習粉絲團」在二〇一二年底出現，讓中國宣傳官員很滿意。（許多中國人認為這個帳戶是政府內部人士授意的，不過帳戶所有人否認與政府有任何瓜葛。）[98]習近平曾准許官方媒體利用微博直播河北之行，[99]並在二〇一五年新年致詞中讚揚社群媒體說：「我要為我們偉大的人民點讚。」[100]政府甚至違反自己設下的規定，利用中國查禁的Facebook宣揚習近平的國際聲望，在Facebook頁面上發表資訊圖表與風景照片，報導他的海外訪問。[101]這個專頁獲得超過兩百七十五萬個讚。[102]有關習近平的影片，包括一支歌頌習近平在偏遠山村訪問的MV〈不知該怎麼稱呼你〉，在社群媒體上瘋傳，說明中國政府愈來愈懂得在數位時代創造宣傳效果。[103]但二〇一七年底，政府查禁所有與維尼熊有關的文字與影像，只因為自二〇一三年起，愈來愈多中國人開始用維尼熊代表習主席，證明社群媒體的開放程度有限。

中國也察覺到網路的經濟效益，習近平上台以後，中國網路使用者大增。在二〇一二年，網路使用者約為五億七千三百萬。四年以後已經超過七億兩千萬。[104]中國人將一部分（大約三分之一）閒暇時間花在網路上，特別是花在行動裝置上。[105]中國網民主要是觀看網路影片或上社群網站，還有搜尋、進行電子商務與閱讀新聞等等。[106]美國顧問業者麥肯錫（McKinsey and Company）估計，中國電子商務市場二〇一六年的銷售金額高達七千六百億美元，比美國市場還多。超過三分之一的中國人每週至少會上網購物一次。[107]

但中國領導人無論從蓬勃的網路中見到多少價值，還是看到更多的危險。一項走漏的文件顯示，習近平在二〇一三年八月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描繪一個黑暗願景：「互聯網已經成為輿論鬥爭的主戰場。」[108]他根據這個假定快速行動，親自掌控治理網絡世界的政治體系。二〇一四年二月，習近平接下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組長，[109]過去這是總理兼任的工作。[110]習近平並提振大體上奄奄一息的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簡稱網信辦）的政治機能，讓這兩個機構密切聯繫，信息化領導小組辦公室就設在網信辦辦公室內。[111]習近平不但可以全面監控網路政策，還可以直接參與政策訂定的實際官僚作業。

在習近平主政最初幾年，負責領導信息化領導小組辦公室、擔任網信辦主任的魯煒，實戰經驗相當豐富。他在不久前才擔任國務院信息辦公室主任，再之前做過記者與新華社官員。[112]魯煒是網絡主權的死忠信徒，認定共產黨必須嚴控網路內容。二〇一〇年七月，時任新華社副社長的魯煒在共產黨最重要政治刊物《求是》上撰文，強調中國應該加強話語權和資訊安全的控制：「沒有資訊安全，就沒有交易安全，就沒有金融安全和經濟安全，也就沒有完全意義上的國家安全。」[113]在中國境內網路監控與中國際網路外交工作兩方面，魯煒都展現相當政治才幹，直到二〇一六年七月去職，[114]翌年十一月因貪腐罪名被捕為止。

外商的經營困境

對北京而言，情勢好得不得了。Facebook執行長馬克．祖克伯（Mark Zuckerberg）滿面春風，與笑容可掬的中國網路教父魯煒站在一起，兩人身旁的桌上還經過精心布置、擺著一本習近平的演講與訪問選集《中國治理》。[115]雖然Facebook二〇〇九年已遭中國查禁，[116]祖克伯仍然竭力設法討好北京，而他知道想進入中國龐大的網路世界，就得先打通魯煒這個關節。只不過魯煒這次矽谷之行儘管玩得不亦樂乎，但他似乎無意讓Facebook重返中國。在記者問到這個問題時，他說：「中國歷來都是好客熱情的，但是誰到我家作客，我是有選擇的。我可以講兩句話，我沒有辦法改變你，但是我有權利選擇朋友。」[117]

全國人大二〇一五年七月公布的「網絡安全法」草案，也隨處可見魯煒插手的痕跡。[118]就許多層面而言，草案只是將政府已經採行的政策或權力寫成法律，澄清過去的灰色地帶。[119]舉例來說，草案第五十條（二〇一六年修正版草案第五十六條）規定：「因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秩序，處置重大突發社會安全事件的需要，國務院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經國務院批准，可以在部分地區對網路通信採取限制等臨時措施。」根據這項條款，中國政府可以依法像過去一樣，在動亂期間切斷某些地區（例如新疆與四川[120]）的網路。根據這個條款，審查當局可以刪除與封鎖違反中國法規的內容。[121]草案對外國公司訂有嚴厲的資料在地化規定，對基於商業用途將「重要資料」傳送海外的做法也有限制。[122]根據二〇一七年六月一日生效的「網絡安全法」，各式企業，幾乎所有管理電子郵件或其他數據網絡的業者，都必須應中國安全官員要求檢查他們的資料，並提供「技術支持」。最讓外國公司感到不堪其擾的規定是，北京有權檢查公認屬於高度敏感智慧財產的電腦程式原始碼。此外，對跨國公司而言，由於原本可以將一切資訊儲存在中國境外的雲端資料中心，「網絡安全法」規定相關公司必須將一切中國公民個資儲存在中國，這不但有損效益，也使成本增加。

科技是我們的朋友

習近平上台以後，由於科技創新，政府對網路的控管能力比過去更強。二〇一五年一月，網民過去用來繞過防火長城的許多虛擬私人網路，如Golden Frog、StrongVPN與Astrill都遭到封鎖。[123]《環球時報》說，這是防火長城升級、網絡空間主權提升的結果。[124]這項鎮壓令許多外部觀察家感到意外。大多數觀察家認為，鑒於虛擬私人網路在中國經濟扮演的角色，如支持跨國公司、銀行與零售業者等等，中國不會打壓。[125]但北京還有更多可以控制網路的科技。二〇一五年三月底到四月，北京發動「大砲」。過去的防火長城可以在內容進出中國時阻斷流量，大砲與防火長城不同：它可以在內容經過網路時對內容進行調整與取代。[126]美國編碼與軟體開發網站GitHub成為第一波攻擊目標。中國政府使用大砲對GitHub發動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DDoS），從百度大舉引進流量，讓網站爆滿癱瘓。[127]這波攻擊特別聚焦在兩個網站，分別是《紐約時報》中文版，以及幫助網民繞過網路審查的虛擬私人網路GreatFire.org。[128]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公民實驗室（Citizen Lab）稱大砲是「國家級資訊控制的重大升級」。[129]

北京經常在政治敏感度高漲時運用審查科技。二〇一四年七月與八月，政府封鎖Line、Talkbox與Kakao Talk等幾個聊天程式，表面上的理由是它們容許與恐怖主義相關的內容。[130]但它們所以被封，更可能的理由是香港爆發的親民主示威。Line的服務在中國開始斷訊的時候正好就是香港回歸中國的週年紀念。[131]二〇一四年九月與十月，在香港爆發「雨傘革命」抗議運動期間，幾個社群媒體平台遭到查禁。政府不讓大陸微信使用者見到香港帳戶貼出的某些圖片、打斷Instagram服務，還大幅刪除微博的文章。[132]

新浪微博二〇一二到二〇一三年遭到打壓後，許多網民喜歡改用騰訊的微信平台。基本上，是相互認識的小群體進行資訊交流，帶動這個平台發展。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提出報告說，二〇一三年離開微博的使用者有三七％開始使用微信。[133]一些微信帳戶擁有數十萬追蹤者，提供帳戶所有人一個有影響力的平台，不過，就算是這些帳戶也無法避免關閉帳戶的命運。[134]

七個底線

習近平最引人矚目的動作是對網路上內容性質設限。不論內容好壞，他明確答覆可以接受哪些內容。二〇一三年八月，中國政府發布一套新規定，即所謂「七條底線」：法律法規底線、社會主義制度底線、國家利益底線、公民合法權益底線、社會公共秩序底線、道德風尚底線與信息真實性底線。[135]這些底線反映不可違反的黨核心利益。《南方日報》在一篇支持「七條底線」的文章中指出：「網路作為一種工具在給予人們便利、快捷和豐富多彩的體驗的同時，也成了傳播謠言、滋生虛假資訊的重要場所。」[136]中國的網路公司立即反應。以新浪為例，就關閉或「處理」十萬個沒有遵守這些新規定的帳號。[137]

政府很快針對網路謠言採取強硬限制措施，讓人想到從前皇帝的做法。二〇一三年九月，最高人民法院與最高人民檢察院判決，故意在網路上散播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次數達到五千次以上，或被轉發次數五百次以上，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138]舉例來說，二〇一六年七月，在河北省洪水氾濫成災之後，政府抓了三個人，罪名是透過社群媒體散播有關死亡人數與洪災原因的「假新聞」。一名社運人士認為，政府抓人是因為害怕真相細節走漏。他說：「我認為，（在官媒上）散播謠言的是這些官員，人民應該把這些官員抓起來。」[139]有關這次洪災、特別是有關溺水死亡者的一些社群媒體文章與照片也被刪；官媒當然只報官方說法，不足為奇。[140]

《新華網》刊出一篇文章為官方查禁措施辯護：「中國境內非法網路活動的犯罪標準不明確一直是揮之不去的問題，新出台的審查規則回答這個問題。過去幾年來，網路逐漸成為中國民眾可以輕鬆取用的平台，誹謗與敲詐這類網路犯行也愈來愈多。」[141]不過，批判這類措施的也大有人在。北京理工大學法學教授徐昕就說，這類判決「違反刑法原則」。[142]中國記者程益中甚至說：「謠傳是對謊言的懲罰。」[143]

除了降低門檻、進一步壓縮「可接受內容」的空間以外，習近平政府還創立一個最重大的政策新招，就是鎖定擁有大量社群媒體跟隨者的特定人物。這些因名氣響亮而稱為「大V」的人物，由於能塑造與帶動公共輿論，不時會直接挑戰共產黨的權威。對中國領導階層而言，駕馭這些大V是優先要務。

殺雞儆猴

房地產大亨、共產黨黨員、解放軍退伍軍人任志強，二〇一六年初號稱在新浪微博擁有近三千八百萬跟隨者。他由於放言無忌，人稱「任大砲」，他的發文也往往在看不見的政治紅線遊走。[144]舉例來說，二〇一五年二月，他寫道：「如果我們的價值觀有超越西方價值觀的優越性，如果中國希望世界能接納中國的價值觀，那麼為什麼不能公開的讓兩種價值觀在同一個平台上競爭，又何需懼怕西方的價值觀？」[145]在二〇一五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六週年那天，他貼文指出：「這個節日不是新的國家產生的節日，而是一個新的政府產生的節日。」在實際生活中，他同樣喜歡開砲。在北京大學的一次演說中，任志強就呼籲學生「推倒面前這道牆」，重新建立社會民主制度。[146]在「中國經濟五十人論壇」（中國著名經濟學者的集會）年會發表演說時，他還公開說出許多學者與商界人士私下說的話：「政府過度強調了槍桿子和刀把子，反對西方的價值觀，文革之風又起來了。」[147]

但一年後，任大砲踩到紅線。他發文批判習近平「媒體必須體現黨的意志、反映黨的主張」的規定，寫道：「政府啥時候改黨政府了？」之後他再發文寫道：「當所有的媒體有了姓（都姓黨），並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時，人民就被拋棄到被遺忘的角落了！」[148]由於他這番話，網信辦下令刪了他的微博帳號；北京文宣系統公開攻擊他，說他「失去黨魂」與「反黨」；於是共產黨將他停權一年。[149]黨對任志強的攻擊也遭來反撲。商界領導人、學者與媒體官員發聲立挺任志強。[150]但無論如何，黨媒懲處任志強的主張站住了腳，他的微博遭到消音。

中國最著名的部落客大多擁有千萬粉絲，他們往往透過平台推動政治開放，北京於是對他們發動一連串攻擊，而任志強是這波攻擊的最新目標。共產黨原本也曾設法籠絡這些有影響力的V咖。二〇一三年八月，魯煒告誡一群社群媒體紅人說，他們有責任發表正向、鼓吹善良、誠信的評論。[151]不過，情勢很快明朗，這些部落客對遵守黨紀毫無興趣。整個秋天，中國幾個最著名的網路V咖，包括網路顧問董如彬、漫畫家王立銘、創投資本家薛必群（薛蠻子）與李開復，以及房地產大亨潘石屹等等，都曾遭拘留，或被迫在電視上「招供」認罪，或遭官媒猛烈抨擊。二〇一三年展開的鎮壓「大V」行動代表中國網路生活的重要轉捩點。網民討論主題開始遠離政治，聚焦於個人、較不敏感的議題。[152]這種變化對新浪微博的網路流量衝擊十分驚人：新浪微博遭到的鎮壓愈來愈全面，平台流量開始暴跌。根據英國《電訊報》（Telegraph）贊助、對一百六十萬微博使用者進行的研究，從二〇一一到二〇一三年，微博發文少了七〇％。[153]

道德規範

中國領導階層在大力進行網路治理、設法控制內容與內容取得方法的同時，也運用網路發動一項龐大的社會實驗：研發一種社會信用體系。這種為公司與個人設計的社會信用體系以監督、評估與塑造參與者行為為目標，藉以推動道德行為。[154]政府計畫透過網路蒐集個人與公司行為的資料，並建立評估系統，獎勵善行，懲罰欠債不還、交通違規等違規。

二〇一五年建立的「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是這個系統的骨幹。這個平台從地方政府、中央政府與各行各業社會信用體系蒐集資料，日後還將運用來自商業信評業者的資料。自二〇一五年八月起，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中國人民銀行已經授權在四十三個示範城市與地區試辦社會信用體系。[155]阿里巴巴、騰訊、百度等八家中國公司也參與這項計畫。由阿里巴巴旗下的螞蟻金服提供、政府設定的芝麻信用，使用的是阿里巴巴支付寶提供的資料，為願意參與的支付寶使用者提供信用分數。支付寶自動蒐集使用者購物偏好的資料，但也讓使用者有機會提供法律、教育記錄等有關資訊。之後，芝麻信用根據個資、付款能力、信用歷史、社群網路與行為，為使用者打出信用分數。被貼上「背信」標籤的人，可能在職務升遷或在擁有房產權益上受到懲罰。而那些獲得高信用分數的人可能獲得快速通過機場安檢、較容易取得貸款等獎勵。儘管芝麻信用仍處於試辦階段，但最高人民法院自二〇一三年以來已經建立一份長期欠債人名單，還想辦法禁止這些欠債人（總數將近七百萬）搭乘飛機與高鐵旅行。[156]

一些中國人對這項社會信用計畫的極權性質表示關切。著名小說家慕容雪村在接受《華盛頓郵報》訪問時說：「這就像是老大哥握有你所有的資訊，想怎麼害你就可以怎麼害你。」[157]中國今天的做法就像共產黨成立初期在上海的地方委員會蒐集居民個資一樣，只不過今天使用電腦資料庫處理罷了。政府在大舉推廣以前，二〇一〇年首先在江蘇省睢寧縣運行試點。這個計畫深入挖掘居民私生活，還以未能善盡照顧年長親人、參加示威阻礙政府辦公等理由懲罰居民。經地方人士紛紛抗議，才修正做法。

但也有許多中國人支持政府這麼做。我在二〇一七年夏天訪問北京時，曾對十五名北京人做非正式民調，結果頗令人震驚：其中兩個人對這項社會信用體系一無所悉，其他人則大致表示贊同。一名居民對我說：「中國人民彼此欠缺信任，社會信用體系有助於解決這個問題。」特別是許多年輕中國人似乎對這個體系迷戀不已，想要用信用評分作為約會對象篩選機制。中國人之所以容易接受，或許是因為這個體系的熟悉度。所有中國公民從進學校念書開始就有一份檔案記錄教育背景、學業成績、工作表現、醫療狀況與一切可能的政治風險等等。從許多方面來說，中國領導階層不過是將這個已經完善的系統進一步擴大成網路版本罷了。

推動網絡主權

習近平的網路政策還有另一項特點：它要控制中國人連結境外網站。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中國舉辦世界互聯網大會第一屆年會，包括微軟（Microsoft）、亞馬遜（Amazon）、阿里巴巴、騰訊、百度與蘋果（Apple）等國內外大公司代表一千多人與會。[158]魯煒在大會結束時帶頭要求與會人士簽署一份納入「網絡主權」條款的宣言，結果沒有成功。這項條款說：「我們應該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網絡發展道路、網絡管理模式、互聯網公共政策和平等參與國際網絡空間治理的權利，不搞網絡霸權，不干涉他國內政，不從事、縱容或支持危害他國國家安全的網絡活動。」[159]「網絡主權」這個詞雖然在二〇一〇年《國務院互聯網白皮書》中已經提出，[160]但直到習近平上台才成為中國在全球網路治理國際談判中對境外公司與外國的立場。

最早中國的審查明確劃分國內與國外議題。國內議題大體上屬於宣傳部管理，國際議題（包括網路）則屬於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的職權。[161]但以魯煒為首的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將國際與國內混為一談。二〇一五年二月，魯煒在一次春節宴會上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共同的網絡空間，這個網絡空間由世界各國的互聯網組成，各國擁有獨立自主的網絡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只有……各自維護好自身的網絡安全，才能更安全、更有序、更美好。」[162]

網絡主權同時也反映中國政府讓中國網路公司控制中國市場的決心。就像中國政府從西方學到市場經濟、然後將這個原則加以調整後運用到中國一樣，中國領導階層也擁抱網路，但將網路的原則加以調整、以滿足共產黨的需求。誠如趙靜所說，它是一種「封殺與複製」（Block and Clone）政策。[163]中國一面封殺Facebook、Twitter與YouTube，阻撓Google透過香港提供搜尋業務，一面扶持百度、騰訊、人人網（模仿Facebook的網站）、優酷與土豆（同個母公司旗下的兩個YouTube式業者），以及新浪等本國網路業者。相較於控制跨國公司，政府更有能力控制本國業者、迫使它們遵守政治紀律，以控制進、出內容的能力。此外，習近平還讓外國媒體與網路公司更不容易接觸中國民眾。二〇一六年二月，政府宣布新法規，任何外資（甚至外資只持有部分股權的）企業，除非取得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審批，不得發表網路媒體、遊戲與其他創造性內容。[164]商務部負責監控這些新法規的實施，任何含有違禁資訊的產品都將被查禁。

北京的監控網軍

共產黨對網路的控制力道主要看它是否決心防堵外國價值與理念進入中國，以及對它造成的危害而定。為了達到監控目標，北京還採用防火長城、金盾等精密科技。[165]不過最主要的監控能力或許首推為實施監控政策而成立的網軍。

根據《新京報》二〇一三年的報導，為監控網路輿情與審查內容，中國總共投入約兩百萬的人力。這些人受雇於政府各個宣傳部門、民營企業與新聞機構。[166]哈佛大學曾針對江西省一個城市近四萬四千則五毛黨貼文進行研究，發現這些貼文九九％以上出自政府員工。根據研究人員評估，中國政府每年會在社群媒體上製造、張貼約四億八千八百萬則貼文。[167]政府與民營公司為了審查網路不惜成本，僅僅為了刪文就得投入十萬人力。[168]

國家與地方都必須配合政策執行。地方官員由於特別擔心發生動亂會令他們難堪，有時也會投入心力、自創特製的監控系統。[169]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負責網路檢查與規範的各種機構都會發布新法規，循各級政府層層而下。[170]此外，許多政府部門還有自己的網路單位。每一個重要部門都設有專屬單位，負責蒐集、詮釋網路資訊，以便對網路聊天室進行監控。[171]

民營企業也在中國網路監控的實施與推動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國家對民企（特別是網路與科技公司）愈來愈支持的情況下，政府也要求這些公司遵守檢查法規。由於商機實在太大，公開抗命或發出抱怨的企業家寥寥無幾。誠如優酷土豆執行長古永鏘說：「我們沒有造反的理由。」[172]研究網路的學者楊國斌也說：「商用網路內容供應商既在經營的網站內容審查上有如此吃重的角色，網路內容監控民營化的相關討論也就順理成章了。透過監控民營化，黨國將部分監控責任交給民營企業。」[173]由於幾家大型科技公司負責人同時也擔任公職，這項過程簡化許多。舉例來說，百度的李彥宏就是全國政協委員；大型手機公司小米創辦人兼執行長雷軍與騰訊創辦人馬化騰都是全國人大代表。[174]此外，政府在二〇一七年十月宣布，計畫在騰訊與優酷土豆這類公司買進一％的管理階層特別股，以便在公司董事會換取一席董事。

為進一步確保網路公司遵守規定，公安部還在重要網站與公司派駐「網絡安全官」。[175]公安部副部長說，這項二〇一五年八月開始實施的做法，用意在「盡早打擊網路犯罪行為。」[176]

有明確跡象顯示，習近平與中國領導階層加緊控制網路的手段已經奏效：重要的聲音被消音、外國娛樂內容不斷減少、遭到檢查的內容範圍愈來愈廣。不過採取這類行動並非沒有成本。中國的名聲、科技創新與經濟發展，都因為中國網民遭到不斷增加的科技與政治束縛而受創。但中國人民繼續透過網路投入政治，在網路與真實世界抗議不受歡迎的決定與政策。

公民力量持續發聲

二〇一五年三月初，就在國際婦女節前幾天，五名中國女權人士被拘留，創下一九一三年以來類似事件首例。[177]這個人稱「女權五姊妹」的五人組過去曾穿上帶血跡的新娘禮服抗議家暴，曾占據男廁來鼓吹擁有更大的女用盥洗室。在遭拘留當天，她們原本計畫在幾個城市抗議性騷擾。警方在沒有正式指控下將五人關了一個月；最後終於指控她們「尋釁滋事」。[178]

網民開始大舉在網路上聲援「五姊妹」。一份要求警方放人的請願書在網路上流傳，其他女權人士則發動網路運動，建立新社群媒體帳戶，發表本案的最新消息。一名中國網民在微博貼文，對警方提出的指控表示不解：「誰想到幾個年輕女子聚在公共交通場合，竟能讓當局如此緊張？」相關圖片與文字不斷在網路上出現，追蹤五人被拘禁的案情。著名社運人士曾金燕在《衛報》上撰文指出，社運人士有各種數位工具可以運用：「微信與微博可以教育廣大群眾，爭取他們的支持，在進行戰略等敏感問題討論時，可以加密手機應用程式，在政府察覺時改變加密方式。」[179]

政府對關鍵詞進行檢查，藉以壓制這股網路民怨，例如女權五姊妹的姓名，加上「女權」或「釋放」。但五姊妹這時已經成為國際關注的名人。主題標籤「#FreeTheFive」（放了五人）在Twitter、Facebook等社群媒體上爆紅。網路對話也推動實際活動。在北京與廣州等中國城市，以及紐約、新德里等海外城市，民眾走上街頭抗議拘禁五姊妹。有些民眾甚至戴上五姊妹臉孔的面具聲援。由於五個人被拘禁時，習近平正在聯合國共同主持一項女權會議，這場風波特別令中國政府尷尬。就連前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也加入聲援行列。二十年前曾在北京參加第一屆聯合國女權會議的希拉蕊轉推一則五姊妹被拘禁的Twitter貼文說：「習近平在聯合國主持女權會議，一方面迫害女權人士？真是無恥。」[180]在國內與國際壓力下，女權五姊妹在被關三十七天後獲釋。她們獲釋後繼續為女權奔走，例如她們透過群眾募資在廣州的捷運站刊登廣告，警告婦女提防列車上的性騷擾。[181]

女權五姊妹帶來的這類網路與即時抗議，當然對中共政權構成重大挑戰，但北京嚴控資訊的做法還帶來較不明顯、但潛在影響同樣巨大的代價。創新能力、經濟成長，以及政府信譽都因此受創。

創新能力受創

如第五章所述，中國領導階層為了讓中國在創新方面領先全球，投入巨額經濟與人力資本。在整個經濟體全面擴大網路角色正是這項投入的一部分。但唯有資訊透明與容易取得的環境，才能讓創意與創新蓬勃發展。舉例來說，從「平面設計師在Shutterstock選購插圖」到「學生向美國大學提出線上申請書」，就因為當局對虛擬私人網路的干預而受到影響。[182]許多中國企業家與學者說，不能利用虛擬私人網路限制他們的創新能力。誠如一名年輕編輯所說：「我覺得我們就像青蛙，掉進一鍋慢慢煮沸的水裡。」[183]事實上，對網路與其他生活方式要素的箝制，也真的讓許多留學海外的中國青年學成後無意回國工作。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教授艾維莉．高斯坦（Avery Goldstein）寫到：在考慮到日後出路時，「如果不能得到完成工作所需的資訊，許多最頂尖的人才很可能乾脆決定不回國了。」[184]

中國領導階層特別重視的科技創新同樣可能因此受挫。在當局鎮壓虛擬私人網路後，一名中國部落客發表〈為什麼科學家需要Google？〉，在這篇哄傳社群媒體的文章中談到Google學術搜尋（Google Scholar）的重要性：

一個國家要讓這麼多科學家拿出自己職業生涯短暫時間的一部分來研究翻牆技術，在路由、電腦、平板電腦、移動設備都裝上各種軟體，還需要不停更新，無論這些行為是否耗費大量時間，都是非常可笑的。更何況這個國家口頭上說要尊重科學，發展科學。科學是人做的，這種封鎖不是對從事科學的人的尊重。

他又說，由於這些取得資訊的限制，一代年輕人就在不了解沒擁有的知識下成長，因此無法養成科學家一些必備的特質。[185]另一名科學家鄭萬（Zheng Wan，音譯）也在《自然》（Nature）雜誌上談到中國政府的檢查，以及在中國無法取得可靠數據如何令他心灰意冷。他解釋說：「我比較喜歡使用Google的學術搜尋，因為它可以把書籍、論文、期刊文章、專利和科技報告全都囊括進數據庫，但現在我無法使用它了，我不得不逐一搜索目前還能夠取得的數據庫。」[186]由於當局這些限制，許多中國科學家無法使用Google學術搜尋，他們取得資訊的能力不僅因此受挫，他們發表研究成果、提升中國在科技研發世界形象的能力也受影響。

限制網路，限制成長

不能有效運作、或是取得資訊能力受限的網路是實際可測量到的經濟成本。中國網路極不可靠與緩慢，在全世界網路速度只排名第九十一位。[187]紐約作家伊凡．奧斯諾（Evan Osnos）就曾在討論習近平主政期間中國網路的變化時說：「在二〇一五年，世界上有多少國家的網路連線狀況比一年前惡化？」[188]

駐中國的歐洲商會（European Chamber of Commerce）在二〇一六年調查時發現，二六％的歐洲公司認為，速度太慢與受限制的網路損及生意，二三％的人說，由於中國限制網路，因此無法取得資訊進行必要研究。更值得注意的是，二二％的人認為限制網路讓公司每年損失至少相當於一〇％的業績，一年前只有一三％的人這樣認為。[189]雖然北京或許願意容忍這種經濟損失，但網路法規的改變也對中國大企業造成衝擊。舉例來說，由於習近平二〇〇九年表達對「飯否」（Fanfou.com，中國的類Twitter網站）的不滿，飯否被全面關閉一年多。[190]對大V微博帳戶的鎮壓，連帶造成使用者與廣告流失，對新浪的營收想必也有影響。當微博二〇一四年在美國掛牌上市時，市值可能也因為這種審查而縮水。[191]

信譽受創的成本

中國領導階層的做法使它在廣大民眾與知識份子之間造成多少信譽傷害很難評估。不滿防火長城的網民用雙關語挖苦中國的審查系統，利用「強」與「牆」的諧音，不稱中國為「強國」而改稱「牆國」，還有人將「強國夢」改為「牆國夢」。[192]特別是負責監控的人尤其成為眾怒箭靶，防火長城創造人方濱興就是例子。他遭受數千次的攻擊，大多來自網路，但也有好幾次是實際的人身攻擊。二〇一〇年十二月，當他在新浪微博開立帳戶時，數千名網路使用者留下「滿篇髒話的訊息」，罵他是政府駭客，迫使他立即關閉帳戶。負責檢查新浪微博的人員於是封鎖「方濱興」的搜索。一名Twitter使用者因此寫到：「真是妙極了，封鎖別人的人遭人封鎖。」[193]趙靜也表示：「我們中國人現在已經淪為網路時代的次等公民。一整代人受欠缺資訊自由之害。這一切方濱興絕對難辭其咎。」[194]二〇一一年，有一次方濱興在武漢大學發表演說時，有幾名學生向他扔雞蛋、丟鞋子。事件發生後，微博上出現許多嘲諷的貼文，包括「方濱興，你忘了封鎖我的鞋子啦！」等等。[195]二〇一三年六月，他從北京郵電大學校長退休，發表的告別演說也迎來一波網民怒斥。[196]但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批判，方濱興並不退縮。在二〇一一年二月接受《環球時報》訪問時，他說：「我把這些汙言穢語當作是我對這個國家的犧牲……當他們不能得到想要的東西的時候，肯定需要個人來責怪」。[197]

此外，如溫州高鐵出軌事件所見，中國網民對政府掩飾災難真相的做法尤其不能容忍。二〇一五年八月，天津一座倉庫發生爆炸，一百七十多人死亡，七百人受傷。北京在事件發生後竭力控制案情的做法遭來大舉撻伐。許多人在網路上投訴地方電視台不斷播放電影與肥皂劇，還說有人嚷著「不要讓外國人報導這件事」，干擾有線電視CNN的有關報導。光是在事發過後第一天，有關事件的微博貼文就有超過五千九百萬次的點擊。幾天以後，點擊數破十四億，「天津塘沽大爆炸」主題標籤的微博點擊次數高達三十三億兩千萬，有三百六十萬人次評論。[198]一個隨即被刪的貼文問到：「誰要負責？為什麼裝滿危險物的倉庫能緊鄰住宅區？今天下午舉行的天津市記者會大概給不出任何交代。」[199]這段話觸及兩個最敏感的審查主題：化學品貯存的政策標準，以及批評官員處理這場災難的方式。中央網信辦懲罰幾個報導這次事件的網站：三十二個遭暫時查封，八個遭永久關閉。[200]當地居民也運用微信與QQ等社群媒體溝通賠償問題，總計一萬七千戶民宅在大爆炸中半毀或全毀。由於不滿意政府的賠償方案，他們發起抗議。政府在二〇一六年二月發表這場災難的報告，保證懲罰一百二十三名公務員。但房屋損害的賠償金只有房價的一六％，外加一些生活津貼。大多數受災家庭決定不返回災區。[201]

政權的虛實整合

在習近平與領導團隊心目中，虛擬與實體政治世界兩者之間，以及兩者隱含的威脅並無真正差異。他們積極採取行動，加強黨對網路的控制，採用新審查科技，擴大網路內容治理法規，加派人手負責監控並舉報違規，並將有影響力的部落客消音。他們還致力打造一個中國網，以防堵有害的外國理念流入。

政府為這項網路政策付出巨大代價。共產黨不容忍資訊自由的做法，損及它在中國網民中的信譽，許多中國網民因不能全面取得資訊而怨恨不已。中共不讓科學家利用Google學術搜尋全面參與國際科技研發的控制手段損及創新，緩慢而且不可靠的網路服務，以及不時或永久封鎖重要新聞與網站的做法，削弱中外企業家的商業效益。中國死抱網絡主權不放，也讓它失去國際社會的支持。

同時，中國人民對於社會信用體系帶來的許多改變相對而言並不介意，說明他們比境外人士更能容忍政府滲入他們的人生、管理他們的個資。這是因為中國政治史上，政府對人民生活的管控原本就較其他國家深入。更何況許多中國人似乎認為，這種社會信用體系對嚴重欠缺互信的中國社會有重建互信之功。

對於國際社會，北京的網路政策代表中國崛起對自由化世界秩序的挑戰，因為國際社會重視言論自由這類政治價值，而中國卻總是想盡辦法在網路上壓縮理念。它同時也反映中國一方面自我塑造成全球化領導人，同時卻又鼓吹網絡主權、封閉本國網路世界、防堵外來資訊與投資的矛盾。我會在後面談到，中國對內經濟改革與對外經貿投資間也在複製這種矛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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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經濟改革的矛盾

每個人都愛穩賺不賠的生意，投資中國股市有一年多似乎穩賺不賠。在二〇一四年，追蹤上海證交所全部股票的上海證交所綜合股價指數（簡稱上證指數）暴漲五〇％。政府是這波漲幅的最大多頭主力。《人民日報》不斷發表專欄文章，預言「四千點才是Ａ股牛市的開端」。上海一家銀行外面的招牌寫到：「跟著政策走，抓住市場走勢！交易火熱：國企改革，新絲路，最牛概念股！」[1]

在中國推銷股市不難。把房地產市場當「預設投資」（default investment）一直是中國人慣用的戰略。但隨著房地產使用的槓桿過度且供過於求，政府開始將眼光轉入股市。不斷升高的公司債，特別是國企公司債，也使政府決心提振上海股市：上漲的股市可以讓債台高築的公司籌措新資金，幫助清償成堆的貸款，減輕國營銀行的部分壓力。[2]

主張謹慎小心的聲音很少。北京龍州經訊的經濟學家陳龍在二〇一四年底對股市的槓桿操作情況表示關切。將近五百萬中國投資人有融資戶頭，換言之，他們都透過交易員借錢買股票。《石英》（Quartz）雜誌經濟記者桂恩．基爾福（Gwynn Guilford）也認為，這是「官方鼓動的狂熱」。基爾福指出，儘管二〇一四年十二月的數據顯示，中國產品在海內外的市場需求都比預期差，上證指數仍在不斷上漲。[3]

在這些警鐘敲響六個月後，該來的終於來了。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二日，上證指數在創下七年新高之後泡沫破滅，跌掉將近三分之一。[4]而且不僅是上證指數，規模較小的深圳指數同樣重挫。就在這一天，兩地股市加起來市值蒸發三兆四千億美元。[5]

為了防止全面崩盤，政府因此進場干預。中國證券監管委員會在二十一家經紀商投入近兩百億美元來穩定市場；同時這些證券業者也保證不出售自己擁有的權值股。政府還讓退休基金將不超過三成的淨資產投入股市。[6]國家支持的中國資產管理協會呼籲投資人，將這波二〇％的重挫視為「投資機會」。[7]中國領導階層把市值將近四〇％的股票停止交易，還取消新股上市。北京並規定國營券商必須繼續買股票，直到指數達到較高的位置，同時還禁止持股五％以上的股東在六個月內賣股票。[8]到那年九月，中國政府為振興股市已經花掉約兩千三百六十億美元。[9]

大多數分析家認為，這場崩盤是泡沫過多、過度槓桿的市場必然出現的結果。不過一些中國媒體與官員，特別是國營的中國航空科技工業公司董事長林左鳴，將這次事件歸咎於外國人。林左鳴認為中國遭到敵對勢力攻擊：「這一次的矛頭明確針對中國了，直接挑戰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考驗我黨駕馭經濟的能力。做空勢力想通過一連串事情導致經濟滑坡，社會不穩定，甚至可能借機策動顏色革命。」[10]

儘管政府全力護盤，不安的情況還是持續。二〇一六年一月，中國證券監管委員會為股市推出一項新的暫停交易機制：指數如果（較前一個交易日收盤價）跌五％，交易必須暫停；如果跌幅達到七％，當天不再交易。新規定實施第一天，這個機制就被迫啟動，造成投資人恐慌。實施第四天，情況重演，證監會於是在一月八日星期五放棄這個機制。[11]同年二月，證監會主席蕭鋼下台。[12]

政治穩定下穩步成長

造成這場股災的始作俑者，可能只是簡單、但規模巨大的金融管理不當。不過由於政府採取行動救市，這些行動也造成其他領域的不安。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二〇一五年四月在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上說，中國已經從全球金融危機學得教訓，將建立屬於自己的貨幣管理道路：「中國已不再追求傳統意義上的資本項目完全自由兌換，而是改為推動實現有管理的資本專案可兌換。」[13]同年八月，人民銀行宣布人民幣貶值一．九％，並表示人民幣每日匯率今後不再由人民銀行決定，而是由人民幣國內市場前個交易日的收盤價、加上貨幣市場其他因素共同決定。[14]中國政府就這樣朝貨幣價值由市場決定、而不由政府決定的路上邁進一大步。中國最熱衷改革的經濟學者與國際金融社會過去一再主張中國這麼做，但中國政府始終抗拒，因為它想將貨幣當成執行其它經濟目標的工具，例如讓人民幣貶值來增加出口。現在中國政府決定讓市場在人民幣管理過程中扮演更大角色，部分原因是想讓人民幣與美元、英鎊、歐元與日圓共同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的「特別提款權」（strategic drawing rights），成為一籃子準備貨幣。人民幣加入的實際意義雖然很小，但名聲價值卻很大。隨著人民幣在中國對外貿易的比重不斷加大，它標示中國貨幣與其他全球性通貨可以平起平坐，特別是美元。國際貨幣基金在表示願意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時，原本以為北京會繼續讓人民幣價值的決定更為市場導向。[15]

但貶值一開始被解讀為中國政府可能改採更為干預的政策。因此對許多外部觀察家而言，中國政府的政策更讓人一頭霧水。這項貶值還有一項不幸的副作用，就是為北京增添經濟壓力。由於擔心中國經濟不穩，也由於海外機會誘人，中國商家與個人的海外投資腳步不斷加速。中國外匯存底因此迅速耗竭，造成政府內部驚慌失措。根據經濟學家馬克．威廉斯（Mark Williams）的說法，人民銀行這項貶值的宣布等於告訴投資人，人民銀行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16]為了阻止外匯流失，中國政府採取限制境內跨國公司匯出獲利的措施。在二〇一五年底，中國外匯管理局規定，使用中國銀聯卡在外幣自動櫃員機提款不能超過五萬元人民幣。在二〇一六年，一年的提款限額為十萬元人民幣。[17]一名富有的中國企業家告訴我，每次她想把錢匯到國外，都會接到銀行官員來電詢問匯款用途。政府為了支撐人民幣，也被迫耗費大量外匯存底。從二〇一四年六月到二〇一五年底，中國的外匯存底從三兆九千九百三十億美元降到三兆三千三百億美元，流失五千多億美元。[18]到二〇一六年初，人民銀行改採混合式貨幣管理：有時根據一籃子貨幣訂定人民幣匯率，有時鎖定美元；不過無論何時都以經濟與政治穩定為要旨。[19]

在中國市場一片混亂聲中，習近平表面上仍然冷靜。他說，中國經濟將「持續穩步快速成長」，股市在一陣起伏之後已經進入「自我復甦階段」。[20]但持續一年多的混亂已經重創中國經濟，造成領導階層信譽掃地，讓人質疑中國經濟的前途。

經濟改革緊迫性

對中國領導階層的統治法統而言，除了反腐以外，最重要的工作莫過於確保所得不斷增加。習近平中國夢的一大信條就是二〇一〇到二〇二〇年將中國人民的所得增加一倍。民調顯示，想獲得民眾支持、加強政治安定，提高所得比提高經濟成長數字更加重要。[21]中國的強國崛起，經濟成功發展也是必不可缺的要件。中國所以能揚名國際，靠的是兩位數字的經濟成長與上億人民的脫貧。北京之所以能發揮影響力，無論是透過軍事或財務手段，持續經濟成長是必要條件。從表面上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總理李克強沒什麼好擔憂的。前主席胡錦濤與前總理溫家寶已經為他們打下不敗江山：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最大出口國，以及最大工地，全世界的起重機有一半在中國運作。中國公司正以令人嘆服的速度在全球各地插旗；以水泥產業為例，他們掌控一半以上的世界市場。中國並努力打造全球金融強國的招牌，在國際貨幣基金這類國際金融機構力爭投票權，想讓人民幣成為與美元對等的國際通用貨幣。中國人民也比過去富裕。從二〇〇一到二〇一一年間，中國的中產階級人口增加兩億三百萬人。[22]

但中國的經濟模式也來到轉折點。想在下個層次與美國、德國、日本與其他先進經濟體競爭，中國必須將主要依賴低成本、低價製造與出口的經濟轉型，發展以創新、高價製造與服務為主的經濟。此外，中國透過對重工業與基礎建設的大舉投資，帶動一九九〇與二〇〇〇年代的經濟成長，但這些投資的配置很沒效率。國家主導的投資，導致水泥、鋼鐵、煤礦等關鍵產業的產能大幅過剩，以及公司與地方政府債台高築。之後為了因應全球金融危機，中國又展開一輪國家主導的投資，地方政府債務從二〇〇九到二〇一二年因此多了一倍。[23]雖然與美國、日本、德國等其他大型經濟體相比的債務仍然偏低，但中國債務成長速度之快已經令一些觀察家關切。而且這一輪投資同樣極度欠缺效益。舉例來說，牛津大學幾位教授在二〇一六年對中國運輸基礎建設的研究就發現，中國基礎建設的完成速度雖然比一般先進經濟體還快，但成本平均超過高達三〇％。[24]

與美國等世界先進經濟體（美國消費者消費占GDP將近七〇％）、甚至與印度等較落後國家（印度消費者消費占GDP將近六〇％）相比，中國的國內消費仍落後甚遠。與仰賴投資與出口的經濟相比，以消費為基礎的經濟更長久；它顯示較高的消費者信心，同時也是民眾喜好與資源分配的重要指標。但中國的消費從一九八五年占GDP的五二％降到二〇一四年的三七％。[25]在這幾十年間，由於政府全面退出中國經濟各層面的管理，中國社會福利網逐漸解體。房屋、醫療、教育與退休金逐漸只能靠自己。為了保障基本福利需求，中國的個人儲蓄高漲。

習近平領導團隊同時也面對人口挑戰。與世界最富裕國家的人口發展走勢不同，中國可能陷於「未富先老」的險境。中國的勞工年齡層人口不斷減少，退休人口不斷增加。這種走勢的影響很明顯：勞工減少意味較高的薪資，高齡勞工的比例愈高，意味著生產力愈低，退休金支出也愈高。根據一名中國專家的評估，北京的退休金系統有超過十二兆美元的資金缺口。早在二〇一五年，中國三十個省已經有二十二個省要求北京補助，以填補五百多億美元的退休金缺口。[26]

就這樣，三十多年經濟改革的成果儘管亮麗，中國新領導人知道想讓中國經濟更上層樓，就得注入新動能。習近平上台以後幾乎立即表示要發動新一輪經濟改革。

領導人的承諾

這個訊息表達得再清楚不過。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中旬，就任總書記僅一個月的習近平仿效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南下深圳與廣州。鄧小平的「南巡」揭開中國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二十年以後，習近平似乎也打算如法炮製。出現在中國媒體的照片也給人這種聯想：習近平種了一株榕樹（鄧小平當年在南巡途中也種了一株榕樹），還在鄧小平雕像基座上獻了花圈。[27]根據一些報導，習近平還探望幾名一九九二年陪鄧小平南巡的退休官員。在廣東的一次會議中，習近平不厭其煩地向與會官員與企業家強調他的改革承諾：「改革不會停止，開放腳步不會放緩。」[28]

在習近平視察結束後沒多久的幾次官方聲明中，都強調經濟改革將再次啟動。新任總理李克強在二〇一三年九月一次演說中列舉幾個關鍵性改革目標：大幅減少政府刺激經濟的角色以振興中國經濟、金融系統去槓桿化，以及推動利率自由化、稅務改革、增加社會福利與公共財支出等結構性改革。[29]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的李克強並強調必須以都市化為中國經濟改革過程的核心要件。李克強早在出任總理以前就強調讓中國農民進城的重要性。他在二〇一二年發表的文章中指出，都市居民消費是農村消費的三．六倍，因此都市化是提振內需的核心要件。[30]他主張改革戶口系統（規定中國公民可以在哪裡工作、在哪裡領取社會福利的居住許可系統），以推動都市化、發展中產階級。巴克萊銀行（Barclays）的經濟專家稱中國這項新經濟戰略為「李克強經濟學」（Likonomics）。[31]

不過，展現中國新領導階層企圖最重要的訊號是二〇一三年十一月第十八屆三中全會發表的經濟改革計畫。[32]這項計畫涵蓋幾十個改革領域，是代表中國未來經濟發展遠大抱負的規劃。[33]外國觀察家為這項計畫叫好，稱它是「中國現代史上內容最詳盡、影響最深遠的改革計畫」，並將它的規模與揭開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序幕的一九七八年第十一屆三中全會相提並論。[34]

二〇一三年的三中全會對每個人都做出一些保證，其中包括匯率與利率自由化、土地改革、稅務改革等期待已久的財政改革。三中全會後做成的正式決定，也針對一胎化政策鬆綁、改革戶口系統以便利民工都市化、從能源與環保觀點確保中國永續成長等各式各樣的發展議題提出解決方案。[35]

值得一提的是，十八屆三中全會還設立兩個監督經濟決策的新機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與黨的建設等六大領域改革）與新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將網路安全與恐怖主義等國內外安全問題整合在一起）。[36]成立這兩個機構背後的邏輯很清楚：將經濟與安全決策協調過程簡單化與合理化。此外，習近平還親自掌控這兩個中央監督機構，建立之後幾年愈來愈明確的管理模式。

一些金融與其他分析師認為，市場將在中國經濟扮演「決定性角色」是這次三中全會最重要的訊息。根據傳統，市場在中國的資源分配中只具有一種「基本」角色。這些分析師認為中國經濟將朝新方向前進。前摩根士丹利亞洲銀行（Morgan Stanley Asia）主席史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說，這項轉型顯示中國對市場改革「強而有力的承諾」。[37]研究中國問題多年的觀察家比爾．畢夏（Bill Bishop）也說，習近平已經「明確展現改革的決心與願景」，讓世人更相信他是「鄧派」，而不是「毛派」。[38]

但也有一些分析師對這項市場導向改革的前景不甚樂觀。三中全會公報中下面的文字令他們感到憂心：「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39]這些分析師說，公報中既然保證政府將繼續堅持國有經濟領導的角色，市場又怎能產生決定性作用？[40]特別是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研究員戴利克．希瑟（Derek Scissors）對此大惑不解。他說：「唯一的解決方法是重返市場導向、這是在政治上很困難的改革之道。要推動這種改革，就必須讓國有企業退場。」[41]

政府有沒有能力執行這些目標也讓人質疑。舉例來說，政治分析師阿拉泰．紐頓（Alastair Newton）就指出，能否克服政策執行過程中的挑戰將是成敗關鍵。[42]無論怎麼說，包括地方官員、國有企業領導人、甚至與經濟發展規劃相關的政府機構負責人在內的「既得利益者」，都不可能歡迎激進的改革，因為這會削弱他們的角色與重要性。此外，經濟決策權責的劃分也不明確。中國經濟團隊的素質不容質疑。許多最高階的官員，包括習近平的首席經濟顧問劉鶴、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財政部長樓繼偉等都是國際商界享譽甚高的人物。他們曾經引領中國安然度過全球金融危機，一般認為他們也有能力應付這波經濟改革的挑戰。但習近平掌控新設立的中央監理機構，讓人擔心黨與政府之間、習近平與李克強之間將出現競爭。

這些批判性分析的另一項重要依據就是對中國歷史的了解。政府在中國經濟扮演的角色根深柢固。中國歷代領導人對市場與對外貿易總是懷抱疑心。就算新領導階層真想全力投入根本性的結構改革，牢不可破的國有經濟信念仍將帶來強大阻力。

中國經濟簡史

想在中國經濟中擴大市場角色談何容易。政府在中國經濟事務上一直扮演重要、甚至支配性的管理角色。歷代中國統治者往往強勢主導天然資源的分配與對外貿易。他們經常獨占重要商品的買賣，一則增加國庫收入，一則幫助維持社會安定。[43]元朝（一二七一至一三六八年）統治期間，官員支持對外貿易，不過要拿走七成獲利。元朝還規定只有政府是唯一合法參與貿易的組織，不過後來終於准許企業家有限制地投入貿易。[44]統治者還擔心中國可能有一天過於依賴外國，擔心外來理念、知識與技術可能「損及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的精髓」。[45]明朝（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統治期間，不同統治者的做法也大不相同：一開始對外界採取開放、好奇的做法，派遣鄭和率艦隊出洋，尋求海上霸權，但之後卻毀了這些船艦，大體上關閉對外貿易。[46]清朝（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二年）雖然放寬外貿限制，但仍透過四個海關稅務司來獨占獲利，並且對外來商品課徵重稅。[47]此外，文化因素也有影響。以清朝為例，就曾阻撓有錢人從商，因為清廷相信，當上企業家會無法過著「儒家理念那種謙謙君子的生活」。[48]

政府在中國經濟扮演重量級角色，也使制度創新與其他創新受限。中國領導人一直未能建立功能齊全的銀行或稅務系統這類現代經濟制度。欠缺誘因與競爭也阻礙創新能力。誠如經濟學家亞瑟．克洛伯（Arthur Kroeber）所說，儘管中國在一八〇〇年曾是世界最大經濟體，但由於未能擁抱科技創新，它的全球影響力遠遠不及歐洲。[49]

民國初期（一九一二到一九四九年）大體延續這種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態勢。早在一九一二年，第一任總統孫中山就說：「主張集產社會主義，實為今日唯一之要圖。凡屬於生利之土地、鐵路，收歸國有，不為一、二資本家壟斷漁利。」[50]他的接班人蔣介石成立兩個委員會：建設委員會與全國經濟委員會，藉此監督經濟發展，訂定長程經濟發展與建國計畫。[51]在一九三六與一九四五年間，資源委員會創辦與取得一百三十家重工業公司（領域遍及冶金、機械、電氣裝備、化學、礦物、能源與服務）的部分或全部控制權。[52]資源委員會副主委錢昌照當時說：「我們不應重蹈資本主義國家無限制鼓勵民營企業的錯誤。中國今天還沒有太多大資本家，因此或許沒有規範資本的迫切需求。不過，當資本需要規範的時機終於到來時，我們不能過度放任，我們經不起。」[53]一九四二年，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吳半農提出「國營原則十條」，認為國家應該擁有礦業、冶煉業、機器製造、交通運輸、動力工業、國防產業、天然獨占性的公用事業、與國計民生有重要關係的企業、私人不願舉辦但迫切需要的大型企業、在政治與文化上有重要作用的企業。除此而外，大多數企業應該交由民營。[54]所以說，早在共產黨掌權以前很久，中國已經確立由國家控制經濟的基礎。

一九四九年之後，毛澤東與共產黨領導階層只是加強政府的經濟管理角色而已。他們說，市場讓有錢的資本家壓榨人民，造成經濟不公。他們向蘇聯經濟體系取經，除去許多市場供需條件。一九六〇年代，中國開始與高度中央集權的蘇聯模式漸行漸遠，逐漸走向比較分權的系統。但即使如此，中國經濟仍然沒有實質的市場。人民公社與公社生產大隊負責經營較小型的農場。[55]但市場機制的欠缺損及資源分配效益，所得平等的做法也使農民、工人與公司沒有動力，生產力與創意每況愈下。[56]到這一刻，由於政策誤導與生產力反覆無常，中國經濟已經演變為毛左化身的社會主義中央計畫經濟。[57]

毛澤東在一九七六年過世，讓有識者重新思考中國的經濟模式。鄧小平在一九七八年提出與毛左模式截然不同的經濟發展做法。他鼓勵一些地區、公司與工人憑藉生產力致富，打造一個不重平等而求效益的經濟世界。[58]不到一年，推動價格自由化、鼓勵市場競爭、吸引外資的經濟改革政策開始生根。家庭式農業重返農村，公社系統在一九八〇年代初被廢。[59]小規模民營企業與鄉鎮企業可以根據市場需求生產與銷售。許多中國沿海省份建立經濟特區來吸引外資、增加出口，讓中國得以重新與全球市場接軌。[60]

整個一九八〇與九〇年代公布的新政策下放經濟決策權、鼓勵老百姓辦企業、開放某幾個沿海城市實驗自由市場改革。[61]在能源、原物料與國防等經濟核心領域進行規畫過程中，國家雖然保有掌控地位，但鄧小平開創的新局讓中國人民大舉釋放毛左時代一直受到壓抑的企業動能，引進國際投資與專業也讓中國獲益匪淺。進入一九九〇年代，在總理朱鎔基領導下，政府開始加強國家計畫機構，提升規範官署地位，對效益不彰的國有企業展開大刀闊斧的改革。[62]朱鎔基還在二〇〇一年帶領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揭開市場改革新紀元。[63]中國既加入世貿組織，就表示願意降低貿易壁壘、放棄不公平的貿易做法、強調市場重要性。

如前文所述，在胡錦濤與溫家寶主政期間，中國經濟迅速擴張，以超越歷代的步伐大舉融入全球經濟。但擴張的同時也帶來許多經濟與社會挑戰，中國經濟成長開始放緩。在二〇一一年之前三十年間，中國經濟成長率平均高達一〇％，二〇〇〇年代中期甚至創下一二％到一四％新高，在胡、溫主政尾聲，政府已經在為保住八％的經濟成長率而苦苦掙扎。[64]

面對這些經濟挑戰，中國領導階層知道進一步改革勢在必行，第十二個五年計畫（二〇一一至二〇一五年）反映他們對當時情勢的研判。這項新五年計畫要帶領中國走向更創新的經濟，它主張聚焦乾淨能源、新原物料與生物科技等戰略性產業；要減輕對出口與投資的依賴，增加消費比重；還要確保經濟成長合乎環保與永續的經營原則。[65]從許多層面而言，這項計畫就是三中全會改革方案的預兆。

但強調「市場的決定性角色」的三中全會，提出的保證似乎更多。有關國有企業的明確改革承諾尤其令外界感興趣。第十二個五年計畫幾乎專門強調加強國有企業，要把國有企業打造成國家楷模，既能在國際競爭，又能在電力、鐵道與電信等產業為國內提供符合全球標準的大規模計畫。[66]新領導階層在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似乎更加強調結構性改革。大體來說，三中全會的改革主張國家淡出企業的直接管理，容許、鼓勵企業（包括國有企業與其他企業）在必要時破產，解除能源與其他資源的價格管制，改革薪資與升遷結構。特別是國際社會對這項改革尤其歡迎，認為它說明中國將為外國公司建立更公平的競爭環境，以提升本國企業的競爭力。

雷聲大，雨點小

高西慶說出他的想法。根據他的評估，經濟改革，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已經停滯。高西慶對這些事知之甚詳，因為自一九九〇年代初期起，他先後在中國幾個最重要的經濟機構擔任要職，包括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主權基金中國投資公司。他在二〇一四年以六十歲的年齡退休，在清華大學任教，鼓吹中國創新。

當然，高西慶對三中全會的改革導向原來也充滿熱情。他相信這項改革代表中共當局決心下放政府權力、緊縮政府管控、改革國有企業、解決一些不同層面的產能過剩議題。但三中全會結束兩年半以後，當他在紐約外交關係理事會對滿座人士發表演說時，高西慶對中國政府的改革成就，以及改革成功可能性的評估都很悲觀。

最能說明改革進展停滯的，莫過於國有企業改革的進度。高西慶說，就一些層面而言，國有企業改革不僅沒有進展，還出現倒退。他指出，在幾個產業，朱鎔基主政時代已經打散的獨占現在死灰復燃。[67]抱持這類悲觀態度的人不止高西慶。在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務院直屬機構，簡稱國務院國資委，負責監管中國核工業集團、國家電力公司等九十八個中央級、最有權勢的國企）擔任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的季曉南，在二〇一六年接受中國媒體訪問時說：「國企改革進度很慢，針對性與時效性明顯不夠。現在專家學者、社會輿論各方面議論也很多，大家對國企改革寄以厚望……但改革與大家的期望差距比較大。」[68]

改革勢力盤根錯節的龐大、國有企業體系是個艱鉅的工程。國有企業改革在一九七八年經濟改革聲中展開。之後出任總書記的趙紫陽當時在四川有一項試點改革，准許六家國有企業保有部分獲利，並用來投資生產、創新或員工福利。當時中國的工業產值將近八成來自國有企業。[69]六年後，國有企業開始以超出官方定價高達二〇％的價格出售剩餘產品。欠缺競爭力的擔憂於是在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年間促成新一波改革。這波改革准許國有企業透過租售的方式交由民眾或員工經營。一九九三年的公司法准許國有企業設立董事會，而且成立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一波國有企業改革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展開，一直進行到二〇〇〇年代初期。[70]在這波改革行動中，中國領導階層採取所謂「抓大放小」戰略，除了幾家最大型的國有企業以外，所有國有企業都民營化。[71]結果是國有企業員工人數幾乎減少一半，從一九九七年的七千萬人降為二〇〇五年的三千七百萬人。[72]不過，胡錦濤與溫家寶也開始採取行動，重建國有企業在中國經濟的中心地位。兩人在二〇〇三年設立國務院國資委，以非金融國有企業的股東與規範者雙重身分，透過管理層收購來打壓民營化。二〇〇九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推出的刺激方案，由於大多數用來刺激經濟的基金是透過國有企業發放，進一步提振國有企業的實力。[73]之後相繼進行的幾波改革規模較小，而且大體上是要增加政府在國有企業結構的權力。以二〇〇九年為例，幾個政府部會實施薪資上限，規定國有企業最高階官員的薪資不得超過員工平均薪資二十倍。[74]歷經這一波波改革的國有企業仍是中國經濟的支柱。總計有大約十五萬家國有企業控制二十一兆美元的資產，雇用超過四千萬名員工。[75]有些國有企業仍然為員工提供住房、教育、醫療與其他需求，扮演重要的社會福利提供者。而且在中國，只要為國家工作，無論在政府或在國有企業工作，除了極少數例外，都意味取得一輩子的工作保障。中國最大型的公司絕大多數是國有企業，在礦物與能源等資本密集產業中，國有企業也占極大的比例。[76]中央政府控制大約半數國有企業資產，其他則由省與直轄市政府管理。[77]無論負責管理的政府屬於哪個層級，國有企業在借款時享有優惠利率，稅率比民營企業低，還有優先取得土地等資源的特權。在二〇一五年，八〇％的「地王」（以破紀錄高價賣出的土地）都是由國有企業買進。[78]

儘管有許多優勢，或許也正因為有這麼多優勢，國有企業因為政府不堪負荷與效益遠低於民營企業而惡名昭彰。二〇一六年初繼任國務院國資委主任的蕭亞慶曾說，許多國有企業的競爭精神「不強」。[79]事實上，蕭亞慶這麼說還過於輕描淡寫。國有企業犯下的財務與其他違法事項很多。

首先，民營企業一直在獲利、現金流與資產報酬率等評估標準上表現超越國有企業。[80]撇開金融機構，國有企業在二〇一四年的資產報酬率為二．四％，相對而言，美國公司的資產報酬率為六．四％，中國上市公司也有三．一％。地方擁有的國有企業表現更差，資產報酬率只有約一．五％。[81]但儘管如此，民營企業如果想要取得資金，難度不僅高得多，貸款利率也比國有企業高得多：以二〇一六年第二季為例，民營企業的貸款利率平均為九．九％，比國有企業高出約六個百分點。[82]

國有企業在創造就業方面表現也不好。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在二〇一六年初宣布，個體戶與民營企業創造的就業機會占所有新就業機會約九〇％。[83]

此外，國有企業還是政府舉債的主要來源。金融產業以外的國有企業未還債務已經接近GDP一二〇％。[84]相形之下，日本與南韓的國有企業債務約在GDP三〇％上下。[85]不僅如此，國有企業債務在中國整體企業債務的比例約為七五％。從二〇一一年到二〇一六年，企業、家庭與政府等各種債務占GDP的比重都大幅攀高（見圖4.1）。這些債務已經讓北京與國際金融業愈來愈關注。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的評估，債務迅速攀高往往是金融危機將至的先聲，[86]而中國的債務攀升已達近年來罕見的高點。[87]

p 資料來源：國際清算銀行，http://www.bis.org/statistics/tables_ f.pdf。

更何況國有企業也是造成產能過剩的主因。隨著中國經濟逐漸放緩，產能過剩已經成為特別惱人的問題。由於國有企業一般不付股息（除了上繳國庫以外，而且這些錢大多還是會交還給國有企業），他們會用股息擴大產能，雇用更多員工。以鋼鐵業為例，中國在二〇一五年有三億三千六百萬噸的過剩產能，占全球過剩產能四六％。[88]

最後，國有企業因為有挪用與詐欺罪行，往往出現浪費公帑的情況。中國審計署在二〇一六年發現，與十家大型中央級國有企業相關的七十家子公司，花在豪華汽車、辦公室內高檔餐飲、觀光旅遊等活動與商品上的經費超過十億人民幣。在有些案例中，國有企業會給資深官員「非法津貼」，甚至在反腐活動期間也是如此。[89]

改革環境

儘管三中全會已經指出事態緊急，中國政府仍拖了將近兩年，直到二〇一五年八月才發表「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90]積極展開行動。「指導意見」發表後，在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宣布實施原則，[91]然後在二〇一六年七月針對國有企業營運各層面提出一套更特定的改組原則。[92]從二〇一五年八月到二〇一六年八月的一年之間，國有企業的資產與負債雙雙膨脹，[93]進一步迫使中國決策者採取激烈手段進行改革。

他們提出的解決辦法重點包括：將國有企業局部民營，根據公司業績決定員工薪資獎勵、國有企業併購，以及放寬對國有企業（特別是戰略產業外的國有企業）的管理的控制。[94]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張喜武表示，三百四十五家國有企業要在三年內改組或關閉，特別是煤礦與鋼鐵產業相關的國有企業必須在兩年內削減產能一〇％。[95]但改革遠景顯示，在國有企業政策改革的五大核心領域，包括國有企業在政治體制內的角色、國有企業管理、國有企業效益與競爭力、民營化角色，以及對國有企業經營失敗的容忍度，都只能做到局部改變，而不是改頭換面的轉型。中國領導階層仍然堅持以國家主導經濟，而非以市場主導。北京繼續把國有企業當成政府代言人來運用；在處理個別國有企業與所在產業的結構性弱點時，寧可用合併與局部民營，不肯使用破產手段；共產黨在國有企業管理結構扮演的角色也愈來愈深，這一切都反映出北京的堅持。

中國政府的代理人

國有企業成為有效益與競爭力的公司當然最好，但是它們同時也是政府的代理人，必須完成提供就業、滿足戰略性重大需求、代表國家品牌大使等非經濟目標。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宣曉偉就在一次訪問中說，成立國有企業最初的用意在於以「老大哥」的面貌照顧中國勞工階級，為他們提供終身就業保證。[96]獨立經濟學家何清漣也說，根據上述指導原則，國有企業的基本宗旨非常明確：「國有企業屬於全民所有……是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97]

相對於中國全部的勞工，中國國有企業的員工人數雖然不是太多（全中國八億勞工中，國有企業員工約占四千萬），他們在中國政治心理與體制中的影響力卻很大。[98]在保證就業的社會主義國家，進入國有企業工作代表終身保障，而中國的國有企業一直是製造業過剩勞工的收容所。舉例來說，曾是中國最大鋁廠的中國鋁業，員工平均產值只有民營對手宏橋的七分之一。[99]

中國官員在一開始表示，國有企業改革若要成功，就必須汰除冗員。二〇一六年二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宣布裁員一百八十萬，包括一百三十萬煤礦業與約五十萬國有企業員工。[100]之後一個月，中國官員表示，到二〇一九年，可能有五百到六百萬勞工解雇。[101]

社會動亂的陰影開始不斷擴大。二〇一四到二〇一六年中國境內勞工抗議事件幾乎加倍到兩千六百六十三起。[102]李克強因此堅持，冗員雖然必須汰除，但公司要為他們尋找新工作，不能只是解雇他們。[103]國資委主任蕭亞慶也說，國有企業結構改革不能以社會不安定為代價。二〇一六年三月，在第十二屆人大第四次會議召開期間，蕭亞慶在記者會中說：「保護員工的利益始終是下一步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這項訊息透過中國媒體廣為宣揚：目前這波國企改革不會像一九九〇年代那樣帶來大規模解雇潮。[104]官媒並且說，這波改革主要將透過合併與併購進行，而不是透過破產。[105]

除了為員工提供生活保障以外，國有企業還負有為北京推動戰略目標的任務。中國推動「走出國門」戰略近二十年來，政府與國有企業一直在天然資源開採、基礎建設發展這類領域合作達成經濟與政治目標。蕭亞慶在二〇一七年六月為中共理論週報《學習時報》撰文指出，國有企業必須是「黨和國家最可信賴的依靠力量」，是實現「走出去戰略」與一帶一路的「重要力量」。[106]

力拓集團（Rio Tinto）前負責人麥克．科米沙洛（Michael Komesaroff）就說，北京曾利用國營礦業公司中鋁集團控制全球鐵礦價格。根據科米沙洛的說法，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當時下令中鋁集團購入大量力拓集團股票，用來阻止英澳必和必拓集團（BHP Billiton）與力拓合併，因為中國認為這兩個集團一旦合併將控制全球三分之一的鐵礦，造成鐵礦價格飆漲七到八倍。為了對抗這項潛在合併，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舉行一次「選美」，決定從神華、中鋁與寶鋼中選出一家大型鐵礦公司代表中國上陣。結果當時由蕭亞慶領軍的中鋁出線，中國政府隨即為中鋁提供阻撓這項合併交易必要的資金。蕭亞慶花一百四十億美元買進力拓一二％的股票，迫使必和必拓退出交易。最後，中國鋁業的母公司中鋁集團因此虧損一百億美元；但正如科米沙洛所說，中國「國家利益賺到了」。[107]此外，如蕭亞慶所說，我們在第七章也會見到，習近平推動的一帶一路（透過新公路、鐵路、油管與港口連結世界各國的計畫），只會使國有企業的地位在北京的政治、戰略目標實踐過程中更加提升。

大就是美

二〇一六年三月，蕭亞慶在人大會議期間一次新聞簡報中說：「我們這個事業的規模愈大愈好。」[108]合併國有企業不是新戰略；早在一九九〇年代就已經沿用迄今。不過自二〇一二年起合併腳步加速，從二〇一二年的兩百七十五件躍升為二〇一四年的四百八十一件。[109]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一名資深官員表示，中央政府控制的國有企業數量最終將併為四十家超大型國有企業。[110]對蕭亞慶來說，透過合併與併購進行整合理所當然；在他的領導下，中鋁集團透過併購其他公司、購買國外礦物資產與外國礦物公司的股權，不斷擴張。[111]

這類超大型整合已經展開。二〇一五年底，中國遠洋運輸集團與中國海運集團合併組成中國遠洋海運集團；二〇一六年八月，國務院宣布中國兩家最大水泥廠中國建材集團與中國中材集團合併。[112]兩家最大國營鐵路公司與兩家國營電力公司也整合了。[113]

國有企業的整合或合併能帶來效益；但許多經濟學者認為中國政府還有其他當務之急，這樣爭取效益未必明智。與破產不同的是，合併可以節省大量解雇員工的痛苦，避免勞工騷動。合併還能幫中國打造可與全球著名跨國公司競爭的龍頭企業。早在二〇〇七年，時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李榮融就主張培養三十到五十家龍頭企業。[114]根據中國評論員的說法，中國可以效法龐巴迪（Bombardier）、西門子（Siemens）與空中巴士（Airbus）這類揚名全球的業者，建立自己的龍頭企業。[115]中國在這方面已經有長足進展。八十三家國有企業已經登上《財星》（Fortune）雜誌五百大企業排行榜。沃爾瑪（Walmart）雖然在這項排行拔得頭籌，但第二、三、四名分別是中國國家電網、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中國石油化工集團，都是國有企業。

誠如李克強在二〇一五年三月第十二屆人大會議中報告所說，政府的一個目標就是在鐵道、電力、汽車、飛機、電子與通訊等領域加速實踐「走出去」戰略，而這些領域大多已經有國有企業介入。[116]十幾年來已經在海外資源併購與基礎建設發展成為領頭羊的中國，現在鼓勵公司走出國門，尋找投資機會，幫助減少水泥、低成本製造業這類產業的產能過剩，在高速鐵路這類產業彰顯中國實力，或透過併購外國科技公司推動中國科技進步。中國對外投資在二〇一五年第三季首次超越對內投資，[117]這股投資趨勢還在二〇一六年加速。

雖然中國領導人認為企業整合既能增加效益，又能創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企業，許多經濟學者與商界資深官員懷疑整合效果與經濟效益，認為不可能減少政府扮演的扭曲性角色。中國獨立智庫天則經濟研究所創辦人盛洪說：「我們給國企這麼多優惠政策和壟斷權，民營企業怎麼和他們競爭……央企合併以後，中央政府如果想管難度就更高了。」[118]科米沙洛也有同感。他說，北京雖然認為可以利用國有企業整合來加強對經濟的控制，但這只會對提升經濟效益的努力造成衝擊，「改善生產力來讓過剩產能合理化的過程也會因此放緩」。科米沙洛並指出，想讓整合成功，就必須讓個別國有企業採取過去不能採取的新做法，例如規模經濟、賣掉不能獲利的子公司，或是透過解雇以求精簡等。[119]直到目前為止，北京對盛洪與科米沙洛的批判仍然充耳不聞。儘管政府反覆保證要在煤礦與鋼鐵產業裁員數百萬人，但根據報導，目前只裁員數十萬人。

國有企業改革

《新華社》在二〇一五年刊出一篇文章〈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各種私有化等錯誤觀點〉，可說是總結領導階層的看法。[120]混合所有制值得讚賞，去除政府直接影響、讓國有企業完全民營化不在考慮之列。[121]從中國領導階層的觀點來看，混合所有制有雙重價值。首先，它帶來民間資本，多少能減輕國有銀行支撐國有企業的重擔。其次，它讓民間業者也能投資中國最大、最具戰略性的企業，或許能因此對國有企業形成壓力，迫使國有企業改善業績。不過混合制政策不能帶領中國走上全面民營化。

北京已經在省級相關試點計畫上取得一些成功。在上海，一些私募股權公司已經取得地方國有企業少數股份。以私募股權公司弘毅投資為例，就買進國有企業上海錦江國際飯店一二．四％的股份。山東省已經選定幾家地方性國有企業，將多達三成的社會保障基金轉給民營企業，一則支撐這些基金，一則也對國有企業形成改善業績的壓力。江西與廣東省也都準備將旗下七成以上的國有企業開放民間投資人投資。[122]

不過，北京資深分析師楊思安（Anne Stevenson-Yang）對這些改革的效益表示懷疑。她指出，所有國有企業都「有任務」爭取非銀行融資，以緩和國有銀行的壓力，就算這類融資對整體國有企業資本化不會造成多大影響也在所不惜。根據她的評估，國有企業改革重點不在民營化，而在政治。[123]其他研究人員也表示，由於新投資大多來自其他國營業者，這波改革的效果很有限。龍洲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一份研究報告以二〇一五年開放民間投資的江西鹽業集團為例，指出新投資人中有三家是省級或中央級國務院國資委轄下業者，握有最大股權的信達資產管理是財政部控制的公司。就這樣，想透過政府控制的業者提高產值或效益看來也是奢望。[124]其他有關混合所有制的例子也透露依賴國營業者的類似訊息。能源大廠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在二〇一四年賣掉三成股權，但民營投資人只取得其中一〇％，其餘都落入其他國有企業與金融機構手中。

但政府繼續大肆宣揚這類交易。負責管理混合所有制實驗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在二〇一七年為中國聯通（國營電信企業）旗下一家子公司達成一項騰訊、阿里巴巴、百度、京東等民營公司都認股的交易。但龍洲經訊分析師謝艷梅對這項交易深入分析後發現，政府仍然有效掌控這家子公司五八％的股份。此外，這些科技公司似乎絕大多數都以公司創辦人或高階經理人個人身分買進，以免公司承擔財務風險。謝艷梅因此達成結論說，中國推動混合所有制的目的不在於運用民營化提高效益與獲利，而是用來「提供一條途徑，以方便政府將民營資本導入國家發展與政治優先要項」。[125]

因此，對許多潛在投資人而言，除了取得政府青睞以外，民營公司的投資沒有什麼立即明顯的好處。誠如德國智庫默卡托研究所（Mercator Institute）在一篇報告中說，中國之所以推動混合所有制，目的在讓民營資本更有機會投資國有企業，但同時也使民間投資人只能持有少數股份。[126]曾經併購AMC電影院（AMC Theatres）、傳奇影業（Legendary Entertainment）與聖汐克國際（Sunseeker International）等外國企業的萬達集團主席王健林說得很直接：「如果要混合，一定是民營企業控股，或者至少我要相對控股……如果國企控股，不等於我拿錢幫國企嗎？那我不是有毛病嗎？不能幹這個事。」[127]中國分析師劉欣認為，混合所有制的構想意味國有企業改革可能是「中國經濟的又一美夢」。[128]或許這也正是許多觀察家的感覺。

殭屍攻擊

整合國有企業、為國有企業注入外部資金雖然是推動改革的理想做法，但中國領導階層卻繼續強調容忍公司虧損的重要性。總理李克強在二〇一五年十二月說：「要對殭屍企業、產能過剩企業狠下刀子。」[129]（根據國務院的說法，所謂殭屍企業指的是連續虧損三年、環保與科技水準沒有達到標準、不能配合國家工業政策，以及極度仰賴政府或銀行支持才能生存的企業。[130]二〇一六年五月，李克強重申國有企業需要「減肥瘦身」。[131]籌畫建立破產法庭似乎也說明領導階層有意朝這方面行事。[132]但當局是否真的已經下定決心透過破產手段推動結構性改革仍是問號。國務院要鋼鐵減產讓許多改革派大鬆一口氣。一方面由於外國競爭對手指控傾銷，再則也因為產業效益不佳與需求不振。號稱供給全球五〇％鋼鐵的中國，二〇一五年保證要在五年內削減一億到一億五千萬噸的產能。[133]政府一開始似乎也做得中規中矩，迫使幾家規模較小的鋼鐵廠關門。但到了二〇一七年，中國整體鋼鐵產量不降反升。國家發改委官員說，中國公司不過是因應市場需求而已，但安鋼集團執行長不以為然。他要求北京「密切注意那些應該倒閉、卻又重起爐灶的鋼廠」。[134]高西慶對政府的打算還有另一項質疑。北京一開始要關閉效益最差的鋼鐵廠，之後卻要各省都將產能降低一三％交差了事。高西慶說，北京這麼做等於是在說：「我不在乎你們是不是把效益最差的關了，隨便吧。」[135]國際貨幣基金也認為，北京過於仰賴限制工作天數與公司合併等行政手段。它建議中國官員全力執行環保等規範標準，廢除津貼。[136]中國鋼鐵產業需要的是這類結構性改革。

共產黨勢力介入

習近平二〇一六年十月的談話讓人對共產黨退出國有企業管理不再抱任何指望。在一篇有關黨的角色的演說中，他說：「企業黨組織與經濟組織是『魂』與『體』的關係……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是重大政治原則，必須一以貫之。」[137]

一開始，國有企業改革的目的似乎是從幾方面限制政府與黨在國有企業的管理角色。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讓國資委只監督資金，不再直接監督國有企業。[138]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清泰二〇一五年接受《財經》訪問時就指出：「國務院國資委與投資業者要成為金融性公司，而不是產業性公司。政策目標不能與投資目標混為一談。」[139]經過這項改革，國資委將不再直接干預國有企業的日常運作，而只是監督國有企業內的黨部，並在一些案例中監督國庫對國有企業的撥款。但誠如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經濟學教授貝里．諾登（Barry Naughton）所說，在財政部（主張建立新模式，將所有國有企業上市，由專業管理公司管理）與國資委（主張推動結構重整，將國有企業整合成幾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從而確保國資委對國有企業的領導角色）的國有企業監督權爭奪戰中，最後取勝的是國資委與它那套比較不徹底的改革。

第二步同樣重要（就算不是更重要）的改革，就是黨要在公司內部退出國有企業的管理角色。但證據顯示，黨比過去更加介入國有企業管理。國資委在二〇一六年宣布，國有企業董監事在做重大決策前必須先交由公司內部黨委研究與批准。[140]如同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部部長許保利在二〇一六年夏天所說：「共產黨官員正逐步加強干預國有企業日常營運……在過去，國有企業管理層還可以拒絕黨委提出的建議。我懷疑日後還會出現這種狀況。」[141]中國一家大型中歐合資企業歐洲籍董事曾說，一個新成立的黨部直接干預投資決策，直到他說他們依法無權干預才罷休。[142]在另一個案例中，中央政府級國有企業旗下一家上市子公司的新秀負責人在黨委不斷施壓下辭職。這家公司的員工除了必須參加黨學習會以外，黨委也愈來愈喜歡做業務決策，但決策錯誤卻不肯負責。他終於離開這家工作二十多年的公司，轉到另一家民營企業任職。[143]楊思安並指出，北京在國有企業的業務開發辦公室內成立紀律監督委員會，以審核合約、削減成本、批准餐旅津貼，使國有企業的自主權進一步遭黨侵占。楊思安說，對國有企業高階主管而言，餐旅津貼發放結構特別重要，因為他們的薪資在前一輪國有企業改革中被砍了二〇％，而餐旅津貼可以補回這筆損失。[144]北京不但沒有加強國有企業內部的市場導向決策機制，還提升黨在國有企業發號施令的角色。

重新盤點

中外經濟分析家大體上都對國有企業改革迄今為止的進展感到失望。在許多人眼中，這項改革表達的訊息與動向充滿矛盾。舉例來說，何清漣就認為，二〇一五年發表的「指導意見」反映一種很強的「習近平素質」。她說：「意欲融合毛澤東、鄧小平兩人的治國特點，左右逢源，因此出現了許多互相矛盾的表述。」[145]香港中文大學的劉欣也贊同何清漣的說法，認為「指導意見」留下的詮釋空間過多，讓人覺得北京當局並沒有真正力謀改革：「當國有企業表現不佳時，中國政府就會放棄部分所有權，一旦國有企業表現好轉，就取回所有權。無論如何，最後的實質掌控權仍握在政府手中。」不僅如此，誠如劉欣所說，國有企業負責人既能保有黨職（就算公司民營化），還可以為國有企業建立更專業管理的系統，看來也只是不切實際的夢想罷了。[146]根據一項評估，北京當局真正鎖定改革的只有五％的國有企業資產（都在鋼鐵與煤礦產業）。[147]

其他人的批判更嚴厲。天則經濟研究所的盛洪說，中國這些國有企業改革都沒有對準真正重要的議題：「改革是解決問題的，這次的改革基本沒有針對我說的問題，比如說國企壟斷權問題、國企免費和低價使用國有資源的問題、不上交利潤的問題、國企內部沒有限制分配的問題，這些問題才是問題。在我看來更嚴重的是，國企的存在就是問題。」[148]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劉聖軍說得更加露骨。他認為，政府需要認清國有企業在本質上就與改革開放勢同水火：「國企改革要取得進展，首先要『去意識形態化』，思考一下本源的問題：國企存在的必要性究竟是什麼？」[149]

改革何處去

根據三中全會發表的公報，北京既要市場扮演「決定性角色」、又要「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這個矛盾顯然已經在公有制戰勝市場的情況下解決。雖說當局在一開始也曾保證大刀闊斧，但經過這波國有企業改革，黨與政府在國有企業原本已經強勢的角色變得更重要；想透過民營化、競爭或破產手段提升國有企業效率，前景也更加黯淡。

許多觀察家認為，中國政治體系內部對國有企業與更全面的經濟改革有很大分歧。[150]雖說最高層的政治鬥爭或許仍在進行中，但直到目前為止，結果與最高領導人一再重申的聲明大體吻合。當然，最重要的是，它們與習近平的說法一致，因為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切協調工作畢竟由習近平說了算。習近平在二〇一四年三月的一次會議中說：「國有企業不僅不能削弱，而且還要加強。國有企業加強是在深化改革中通過自我完善，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151]

就更廣的層面來說，新領導團隊上台最初幾年的國有企業改革（以及它在股市的行動）說明一件事：政府不敢讓共產黨與政府在國有企業的角色，以及國有企業在整體經濟的角色受損。

政府這種繼續控制國有企業、限制市場衝擊的意願，也反映在中國經濟的其他幾項方案上。習近平政府最重要的新經濟方案「中國製造二〇二五」是野心勃勃的十年戰略，要以航空航天裝備、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新能源汽車、新一代信息技術、高性能醫療器械等十大領域為重點，發展中國經濟。它的戰略手段包括科技與品牌在地化與本土化、取代外國科技、搶占全球市場等等。特別是要將這些產業的國內產品占比在二〇二〇年提升到四〇％，在二〇二五年提升到七〇％。為了達到這些目標，政府將以數十億人民幣的巨款投入這些領域，有效扭曲市場，阻止與外國公司的開放競爭。下一章就要談到，對習近平來說，儘管中國將因此在短期不能接受頂尖科技，市場效率也會打些折扣，但就長期而言，中國可以利用勞工成本與市場規模優勢在未來主導這些產業。

其他一些表面上為了開放市場競爭而設立的重大方案，如建立「自由貿易區」，成果也遠遠不如預期。上海美國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與中國歐盟商會（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進行的民調發現，七五％的美國公司認為，把業務轉入上海自由貿易區沒有什麼實質好處；在已經進駐上海自由貿易區的九十三家歐洲公司中，只有十二家表示願意考慮擴展業務進入另一個自由貿易區。[152]

經濟改革在一些領域已經取得進展，例如貨幣朝市場導向發展，餐旅等產業市場進一步開放，外國人更容易進入中國股市、債市，銀行的放款也更謹慎，在決定利率時更重視借款人的信譽等等。但在大部分這些領域出現許多倒退現象，政府的管控又一次加強了。[153]

北京選了一條欠缺抱負的途徑，沒有為了提升效益、生產力與資金分配合理化而推動必要的改革。就這樣經過四年經濟改革之後，國有企業債台愈築愈高，繼續揮霍寶貴的貸款，提供的新就業機會卻寥寥無幾。這條改革路鼓勵超大型合併，幫國有企業在海外競爭，但不開放國內市場競爭。共產黨在國有企業管理，以及國有企業在核心經濟領域扮演的角色都擴張了。高西慶說：「我們總愛說一點點，例如我們會隨口說說，就讓市場扮演一點角色吧。最後，十八大說要讓市場成為決定性力量。我們真的讓它成為決定性力量嗎？看起來不像。」[154]或許高西慶這番話是對當前經濟改革情勢最好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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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很快在二〇一六年初藉由宣布十項改革試點，為〈指導意見〉注入活力。國務院國資委、國家發改委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宣布，這些改革試點包括：落實董事會職權試點、市場化選聘經營管理者試點、推行職業經理人制度試點、企業薪酬分配差異化改革試點、國有資本投資及運營公司試點、中央企業兼併重組試點、部分重要領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混合所有制企業員工持股試點、國有企業信息公開工作試點、剝離國有企業辦社會職能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試點。這些將在少數的國有企業進行測試。"SOEs Reform to Deepen as Ten Pilots Reforms Unveiled," Xinhua Finance, February 26, 2016, http://en.xinfinance.com/html/In_depth/2016/199753.shtml. 返回

二〇一六年七月，國務院發布另一套國有企業優化指導意見，這是法國外貿銀行全球市場研究（Natixis Global Market Research）對這套指導意見的解釋。官方文件將他們分成四類：安全與戰略的鞏固與加強、創新發展、重整與鞏固、整頓與退出，見：http://english.gov.cn/policies/policy_watch/2016/07/27/content_281475402813390.htm.（一）戰略：這些公司仍然由國家擁有，或是成為控股公司的一部分。它們包括從事水利、「糧食、棉花、石油、天然氣」、戰略礦產資源、「電網、核電、重要公共科技平台、地理數據、國防」和水電的國有企業；（二）創新：這些公司會尋找民間資金，而且會與相關的各種中央科學機構和其他公司合併。重點是促進「互聯網＋」計畫的使用，來改進製造業和其他產業，並創立一個創業投資基金來推動金融技術（並非所有國務院的版本都明確說到這點）；（三）合併：這些公司會合併來降低競爭、促進國家冠軍的行程，以及支持「走出去」戰略。（文件並沒有明確說明這與「走出去」有關。）目標產業包括建築、電力、設備、鋼鐵、航運、旅遊、航空和建築材料；發揮煤炭、電力和冶金的綜效，整合上下游的生產；以及通訊、新能源和汽車的重整；（四）整頓：這些公司受到最嚴格的投資控管，特別是在鋼鐵和煤炭產業，國資委管理三年以上的虧損公司都應該重整或破產。不過，這些公司占國有企業資產的五％。Alicia Garcia Herrero and Gary Ng, "SOE Reform in China: Loud Thunder, Small Raindrops," China Hot Topics, Natixis, August 22, 2016, 2, https://www.research.natixis.com/GlobalResearchWeb/Main/GlobalResearch/GetDocument/-qYhgNMiaS6S1xNtuvuyvg==.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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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六年十月七日在華盛頓採訪歐洲企業家。返回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九日在北京採訪中國國有企業領導人。返回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一日在紐約採訪楊思安。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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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創新之國

中國網路銷售平台巨擘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天生會說故事。二〇一五年六月，他在紐約經濟俱樂部（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極具威望、男性為主的紐約金融與經濟圈名流聚會所）發表演說，只講了不到一分鐘，已經讓應邀出席的我（難得一見的女性來賓）與在場每一個人聽得如痴如醉。

馬雲以一種謙和但引人入勝的語調說著自己的故事。他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造訪美國，在見證網路的威力之後，回到當時網路還不普及的中國，決心創辦一家「網路」公司。他帶著妻子與同學三個人就這樣借了一千美元逐夢：建立一個可以將中國消費者與小企業結合在一起的網路銷售平台。早期沒有顧客，這三人就自己在網路上購買所有必需品。到了一九九九年，業績開始飛漲。但馬雲並不罷休。他找來十八個友人辦了一家新公司，取名阿里巴巴（Alibaba.com）。這個名字反映馬雲的一個信念：網路是個金銀島，而他的公司就要像「芝麻開門」一樣打開這座寶庫。這一次中國市場準備好了，阿里巴巴很快準備好要抓住想善用網路便利、大舉購物的中國中產階級。

今天的阿里巴巴將一千萬家企業與五億多活躍的消費者連成一體，每天透過阿里巴巴郵遞的包裹高達一千兩百萬件。[1]馬雲的帝國版圖不斷擴大，納入全球最大線上支付平台「支付寶」、香港報紙《南華早報》，還擁有一家網路遊戲公司、金融媒體公司中國商業集團與史蒂芬．史匹柏（StevenSpielberg）夢工廠（Amblin Partners）的股份。二〇一四年，阿里巴巴在紐約掛牌上市，籌得兩百一十八億美元，創下史上最大上市募資規模。[2]此外，馬雲還開辦連鎖超市，讓顧客可以購物、用餐、用智慧型手機訂購雜貨、用支付寶付費。[3]現在馬雲要帶領阿里巴巴進軍美國。他的訊息是：別怕。我來這裡為的不是大口吃掉eBay，也不是與亞馬遜直接競爭。[4]我要幫美國小企業取得商機，將產品賣到中國。他指出，阿里巴巴已經協助阿拉斯加的海產與華盛頓州的櫻桃賣往中國。二〇一七年一月，馬雲用實際數字佐證他的樂觀，保證到了二〇二二年，阿里巴巴將透過阿里巴巴平台為美國小企業創造一百萬個就業機會。根據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科技、媒體與電信部門負責人華大為（David Wah，音譯）的看法，阿里巴巴之所以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不斷專注的讓事情做起來更簡便，無論是面對消費者希望如何與機器互動，或是面對如何運用現有的基礎建設創辦雲端服務的問題，都是如此。華大為說，阿里巴巴總是把自己定位在未來。[5]

馬雲的故事並不罕見，特別是在科技新創世界尤其如此。他見到一些人見不到的事。他的朋友與同事大多認為他神經有問題。但他絕不放棄。馬雲有一連串的失敗經驗：小學入學考就考了兩次，中學入學考第一次也以失敗收場，高考則是在兩次失利之後才終於過關，就連上肯德基炸雞店求職都被拒。不過他憑藉著獨立精神與幹勁，終於出人頭地。他談到，為了學英語，曾經花九年時間在家鄉杭州為外國人做免費導遊。[6]不出十年，馬雲不只在中國、在全球各地許多國家都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

中國領導人無疑想要複製馬雲，中國領導階層處心積慮想在全國各地培育創新與企業精神，而馬雲就是這類型創新與企業精神的典範。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多次演說中明顯抨擊中國目前的創新態勢：「從總體上看，我國科技創新基礎還不牢，自主創新，特別是原創力還不強……不能總是用別人的昨天來裝扮自己的明天。不能總是指望依賴他人的科技成果來提高自己的科技水準，更不能做其他國家的技術附庸，永遠跟在別人的後面亦步亦趨。我們沒有別的選擇，非走自主創新道路不可。」[7]

中國領導人認為，創新是中國經濟前途的關鍵。他們的演說充滿想見到中國科技發展領先全球的渴望。科技領先已經成為國家驕傲與一種經濟必然。為了克服創新差距，中國採用的戰略很簡單：在人才上投資、在基礎建設上投資、在研發上投資、在其他人的科技上投資。就某個層面來說，這項戰略也確實有效。十年來，中國已經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研發投資大國（不過中國的研發投資仍然不及美國。美國二〇一五年的研發投資經費高達四千六百二十億美元，中國花了三千七百六十億美元）。[8]

二〇一六年，總理李克強宣布國家研發計畫，以支撐乾淨能源、大數據、新北極圈觀測站、國家網絡空間安全、外太空探索、人腦研究與量子信息與計算等關鍵領域的研發。在二〇一六年三月發表的人大演說中，李克強重複說到「創新」六十一次，比他在二〇一五年的人大演說多了將近一倍。整體研發投資占GDP的比重也從二〇一五年的二．〇五％增加到二〇二〇年的二．五％。[9]資金也開始湧入科技新創世界。在二〇一六年，創投資本業者為中國新創與創業初期的公司投注三百一十億美元，較二〇一五年多了五十億。[10]中國也超越美國與日本成為全球專利申請數量最多的國家。[11]

不過藏在這些數字背後的是另一個故事。訴說這個故事的是投入中國創新世界最深的人，包括中國科學家、投資人、負責實現中國創新夢想的官員，以及既與中國競爭、同時也大舉投入中國創新的國際社會。但首先得對「創新」一詞有所詮釋。

中國式創新

為了討論什麼是創新，我請教我的同事亞當．西格爾（Adam Segal）。西格爾是《優勢》（Advantage）的作者，他在書中將中國與美國等國家的創新做了比較。我很認同他對創新的定義：創新是以科學為基礎的研究，它能為這個世界帶來一種新產品，甚至還能創造一整個新產業。這是美國式創新，從愛迪生（Thomas Edison）到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再到萊特兄弟（Wright brothers）都是如此。

還有人對創新的認知沒那麼大的野心。喬治亞理工學院（Georgia Tech）教授丹尼爾．布里尼茲（Daniel Breznitz）認為，創新未必會導致根本性的科學或產業突破。他指出：「中國科技公司之所以能夠大放異彩，靠的不是真正推動前瞻科技，而是因為研發速度夠快，始終走在全球前瞻科技前面。」[12]布里尼茲這項分析無疑符合中國現況。一般認為，中國的專利主要是針對既有專利進行改善，是對其他人的專利進行進一步創新，或是流程導向的創新，例如讓一件工作做得更快、更好或成本更低廉。

一些產業專家同意布里尼茲的說法，認為中國式創新與美國不同。在二〇〇五到二〇一二年間擔任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中國公司負責人的凱文．威爾（Kevin Wale）就說，中國人擅長透過商業化進行創新。西方人傳統上透過研究、測試與驗證進行創新，過程往往曠日廢時。中國人不會這麼做，他們會把產品送進市場，然後根據消費者喜好進行創新。[13]最了解中國汽車工業的世界級專家麥克．鄧恩（Michael Dunne）也有同感。鄧恩說，中國汽車工業最常見的創新計畫是針對地方口味、調整產品的研發。他說，談到汽車，這表示更多的電鍍、較長的軸距，以及中文儀表板與GPS系統。[14]

曾經針對中國風力發電工業演進寫過一篇研究報告的喬納．路易斯（Joanna Lewis）也很讚賞中國的獨特做法。在一開始，中國會透過特許引進外國科技，或以合併與併購的方式取得需要的科技，然後與國外新夥伴一起創新。路易斯說，中國人很懂得取得西方智慧財產權的方法，然後從商務面進行創新，並把西方科技帶進非洲這類西方業者比較沒興趣的市場。[15]

中歐中國創新中心主任葉恩華（George Yip）教授在總結中國的創新實力時說，中國的強項是成本、流程、供應鏈、尋找新市場等等。[16]美國顧問業者麥肯錫的一項研究也認為葉恩華的話有道理。這項研究的作者發現，中國憑藉規模約為美國十倍、可彈性調整的一億五千萬人製造大軍，能用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速度擴大生產規模。中國還擁有龐大的供應商基地，可以配合快速週轉時間，迅速推出全新或成本較低的零組件，滿足不斷變化的顧客需求。[17]電子製造業者小米就是以顧客為基礎的創新典範。身為中國最大智慧型手機供應商的小米，將中國龐大的消費者市場視為合作夥伴，[18]運用所謂「邊造邊設計」的概念，[19]迅速改善、調整產品。在二〇一四年，小米的智慧型手機作業系統就更新五十二次。[20]

最後，北京啟明創投（投資小米等中國科技新創的業者）共同創辦人賈利．萊謝爾（Gary Rieschel）將創新與發明兩者做了區分，讓我茅塞頓開。那天我們坐在矽谷帕洛奧托（Palo Alto）花梨木飯店（Rosewood hotel）大廳裡。萊謝爾對我說，就布里尼茲、路易斯與葉恩華所下的定義而言，中國人是創新大師。但發明是一種造成產品線或產業革命的突破性構想，需要智慧財產權保護、長期性投資、承擔風險、接受失敗的勇氣。萊謝爾認為，這些發明的條件在中國都還不完善。這並不表示中國科學家與工程師永遠不會「發明」，只是表示中國的體制鼓勵創新。習近平或許渴望發明，但他與中國政府已經深深栽進現有的創新模式。

這種創新模式有明顯的好處與壞處。中國在電動車研發與部署的全球性競賽中展現創意，而且取得領先地位，這很能說明這種模式的好處與限制。根據這種模式，政府要在創新科技的投資與塑造過程中扮演強而有力的角色，要保護它免受外國競爭。結果是產生龐大的無效率、浪費與詐欺，以及全球最大的電動車市場。

電動車開發

在中國大多數人口稠密的城市停留一天，你大概立即就能發現兩件事：空氣品質很差、車輛密度很高。每年政府都努力要讓造成重大汙染的工業與燃燒煤炭的電廠遷離或關閉，但空氣品質始終未見改善。罪魁禍首很顯然就是不斷擴大的汽車市場。

中國政府對汽車又愛又恨。儘管鼓勵民眾搭乘公共運輸工具，一方面卻極力推動世界級的國內汽車產業。中國現在已經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中國在二〇一六年賣出兩千八百多萬輛汽車，同年美國車廠只賣出一千七百六十萬輛。[21]不僅如此，中國現在每年出廠兩千四百多萬輛新車，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多。[22]根據蘭德公司（RAND）與機動車研究所（Institute for Mobility Research）的評估，到二〇三〇年，中國每年出廠的新車將達到五千萬輛。[23]

基於能源安全與環保考量，中國領導人希望所有車輛都能使用乾淨能源。二〇一七年九月，中國政府繼法國與英國之後宣布逐步禁止使用化石燃料的汽車。這種對乾淨能源車輛的渴求並不新鮮，早在一九九〇年代末期，中國政府已經朝這個方向踏出第一步。它一九九九年在十二個城市推動「乾淨車輛行動方案」，規定一〇％的計程車與二〇％的巴士必須使用天然氣或液化瓦斯這類替代燃料。北京市做得更徹底，保證全城三千六百輛巴士與一萬四千輛計程車都要使用替代燃料；上海也跟進，為兩萬輛計程車做出相同的指示。[24]不過，由於監督與執法不力，許多車輛看來並未按照規定改採較乾淨的燃料。[25]二〇〇一年，北京採取進一步行動，將電動車納入十二個關鍵性「科技項目」。[26]來自「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畫」（即所謂863計畫）等幾個機構的經費開始湧入電動車的研發。到十一五計畫（二〇〇六到二〇一〇年）期間，中國已經在這項研究上投注約七十億美元，其中大多數經費給了大型國有企業。[27]

前奧迪（Audi）工程師萬鋼在二〇〇七年出任科技部長，成為「乾淨車輛行動方案」的重要生力軍。萬鋼擁有德國克勞斯塔爾工業大學（Clausthal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工程博士學位，曾在奧迪研發團隊工作將近十年，研發燃料電池。他在二〇〇〇年離開德國，回到中國擔任同濟大學氫電池與電動車研發負責人，之後在二〇〇四年成為同濟大學校長，然後奉命出任科技部長。萬鋼是能言善道的技術官僚，據說是最有人望的部長，而且還是政府高層中極少數的非共產黨黨員，事實上，他是半個多世紀以來第一個沒有共產黨身分的部長。[28]

萬鋼很快成為中國推動電動車的倡導人。他在二〇〇九年說，電動車對中國是特別重要的戰略產業，它帶給中國汽車工業「趕上並超越已開發國家」的機會。[29]中國領導人在那一年訂下計畫，要使中國在二〇一二年成為混合動力車與電動車領先生產國之一，並在之後成為全球第一名生產國。北京訂下目標，要在二〇一五年生產純電動與混合動力車五十萬輛，在二〇二〇年生產五百萬輛。[30]翌年，北京宣布將由十六家國有企業組成聯盟，由政府注資一百五十億美元進行研發。[31]政府並將替代燃料與電動車工業訂為七大新興產業之一，納入十二五計畫。

科技部、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負責督導的「十城千輛」工程計畫，萬鋼也是領導人。這項工程指定十個城市各負責生產一千輛電動車，可以選擇自己的標準與科技。到了二〇一一年，政府已經將生產名單從十城擴大為二十五城。[32]每個人都想從這波電動車熱潮中分一杯羹。政府為購買這些車輛的消費者提供五萬到六萬人民幣的補助，並下令地方電廠在北京、上海與天津為電動車設置充電站。[33]

中國政府並規定，想在中國製造汽車的外國車廠必須轉移核心的電池或高功率電動馬達技術。工業和信息化部規定，想在中國賣一輛電動車，無論這輛車在哪裡生產，中國國內都必須有一家公司能「掌握」關鍵零組件技術。[34]但外國車廠不肯屈服。通用汽車想將電動車Volt送進中國市場，但不肯轉移這項電池技術。因此不能享有中國政府一萬九千美元的電動車補助，補助金額幾乎是Volt售價的一半。[35]只有中國製造的全電動小客車或插電式混合動力車才能享有豐厚的政府折扣。[36]

這一切造成巨大後果。根據一項數據，「千輛」計畫推動三年期間只賣出四千四百輛；根據另一項數據，二十五個城市中只有七個城市達到賣出千輛的配額。[37]如果中國政府能鼓勵健康競爭，讓最好的科技出線，然後在全國推廣，應該有不錯的成果。但中國政府採取區塊劃分的做法，加上欠缺協調，使得每一省或區域採取一種零和觀點。地方業者與電廠研發的產品在其他地方並不相容，在一個城市買來的車，往往無法利用另一個城市的充電站充電。充電站選擇設置地點時也沒有考慮需求：有包商指出，充電站都建在「政治人物要它們建立」的地點，而且「沒有真正的計畫」。[38]為了讓北京更可能選它們為楷模，地方政府還會誇大自己的成功。[39]

負責監督「千輛」計畫的中央政府部會間的競爭與衝突，導致一開始就表現不佳。工業和信息化部雖然負責重要產業的規範與發展，不過一旦產業成熟，還得負責管理電動車供應鏈，但主持全國研發、從而負責電池科技的是科技部。有一次，工業和信息化部在二〇〇九年一次全球論壇上點名日產汽車（Nissan）為策略夥伴，而科技部監督下的比亞迪（英文名BYD，一方面是中文名的諧音，一方面也代表「Build Your Dreams」──為你築夢）卻連出席這次論壇的邀請都沒有接到。[40]

雖然中國消費者對電動車興趣缺缺，中國汽車產業卻出了幾個強力支持電動車的人，其中最著名的自然非比亞迪創辦人王傳福莫屬。王傳福或許沒有馬雲那樣讓人震撼的性格或人生經歷，但他的眼光與毅力同樣令人折服。像馬雲一樣，王傳福也出身清寒。他的父母都是稻農，在他十五歲那年去世。但他在年近三十時從親戚那裡籌得三十萬美元，於一九九五年在深圳創辦一家手機電池公司。他訂下目標，要在可充電電池市場與Sony、三洋（Sanyo）競爭。不到七年，比亞迪已經在三大電池技術領域成為全球最大手機電池製造業者。[41]

王傳福在二〇〇三年購買一家在垂死邊緣掙扎的國營汽車公司，決定把旗下電池產能轉入汽車領域。他以不到兩年的時間推出插電式混合動力車F3DM，很快成為中國境內最暢銷的車款。幾年以後，他在二〇一一年推出比亞迪第一款全電動車E6。[42]在「十城千輛」計畫期間，王傳福與深圳地方政府合夥，在二〇一〇至二〇一五年間獲得深圳政府大約四億三千五百萬美元的補助，政府的支持對他獲益匪淺。[43]美國投資大師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也買進大批比亞迪股票，[44]向國際商業界釋出比亞迪遠景可期的重要訊息。

儘管比亞迪在F3DM上得到最初的成功，但E6卻陷於苦撐。相關車評並不好：一名車評人說它笨重，讓人想到「東德晚期的瓦特堡（Wartburg）車」。[45]面對抄襲其他車廠設計的指控，王傳福似乎也承認比亞迪的創新確有瑕疵，說道：「新產品有六〇％取自可以公開取得的信息，三〇％取自既有產品，五％取自可以取得的材質，只有五％出於我們原創。」[46]汽車專家麥克．鄧尼說：

像比亞迪這樣的公司有時能運用許多廉價勞工取代昂貴的機械，既省錢，又能製造出相同的成品。除了這類創新以外，我想不起來中國還有其他創意的例子。或者中國公司會壓低工資，迫使員工更賣力工作。在中國，一家市值一億美元的零組件公司資深主管每天會在公司吃一餐二十美元、有菜、肉配飯的便餐，不會上館子花兩百美元吃一餐飯。需要想辦法節約成本時，中國人就能發揮創意。不過這往往也導致「品質退步」。[47]

清華大學工程系教授宋健也對比亞迪的品質擔憂，他說：「比亞迪電動車的大型設計瑕疵可能帶來許多安全問題。」[48]一些中國科學家認為，比亞迪的電池外殼技術（用來連結電池模組的方法）等技術有潛在危險，而且比亞迪的電池太重，重量約為日產Leaf或雪佛蘭（Chevrolet）Volt的三倍，這使比亞迪電動車與傳統汽柴油車相比不但不能節能，反而更加耗能。[49]在二〇一二年一輛比亞迪電動車起火燃燒之後，廣東宣傳當局禁止地方媒體報導一切與電動車或比亞迪的負面消息。

加大補助

但中國政府與王傳福不以為意，繼續努力要讓中國與比亞迪成為電動車的世界級領頭羊。儘管業績不佳，但二十八個城市在二〇一三年十一月簽下合約，展開又一輪以城市為主的電動車促銷行動。有些城市還訂下過於樂觀的目標。以天津為例，就為二〇一五年訂下銷量達到二〇一二年銷量十倍的目標。[50]到二〇一三年初，第一輪計畫訂定的五十萬輛目標還差將近四十八萬輛才能達標。[51]但電動車夢幻團隊（科技部、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就在這時提出新獎勵辦法，規定政府機構每年買進的新車必須有三〇％以上是不完全依賴化石燃料的「新能源車輛」。[52]當局繼續為售價兩萬九千美元以下的車輛提供補助，讓新能源車輛使用者優先參加車牌抽籤（車牌抽籤是限制車子數量的系統。由地方政府每個月抽籤，中籤的申請人才能領牌）。[53]二〇一四年九月，北京決定取消對國產電動車徵收一〇％的稅，電動車銷售業績開始大幅成長。那年十二月，自小客車與電動車賣出兩萬七千輛。[54]（但外國公司不能享有免稅優惠，誠如一名外國觀察家所說，這項免稅行動再加上既有補助，使外國製造的車款處境更加不利。[55]中國政府繼續以各種手段提升電動車買氣。二〇一五年春天，官員宣布電動車可以不受城市車流管制，並保證為新能源車提供充電介面，以解決省與省間充電站不相容的問題。電動車於是又出現一波購買潮。[56]

隨著電動車買氣逐漸轉旺，比亞迪的市值也水漲船高。它的電動車電池占全球市占九％。[57]二〇一五年，比亞迪成為全球最大新能源車製造業者：它的電動巴士在全球一百六十多個城市奔馳，其中五十個城市在中國。[58]二〇一七年，它把二〇一三年開始在洛杉磯生產的小廠擴大，製造電動卡車，計畫每年在美國生產一千五百輛電動巴士。它的電動汽車繼續成長。雖說E6已經與舊金山（San Francisco）與聖地牙哥（San Diego）共乘服務業者Opoli簽約，在芝加哥（Chicago）也與Uber簽約，[59]但數量仍然有限：外銷到美國的比亞迪E6只有八十輛。[60]它的價位與車身大小對計程車司機很有吸引力；但它的效益（一加侖汽油產生的相同能量可以走的距離）遠遠比不上國際市場上其他電動車，效益更只有第一名的特斯拉（Tesla）的四分之一。到二〇一七年十一月為止，比亞迪管理階層也只保證會想辦法讓E6在二〇二〇年以前提供給美國消費者。

在中國，一組美國與中國研究團隊在檢討中國的電動車發展過程之後，找到一些值得高興與擔心的事。[61]幾處地方性電動車實驗似乎進展很好。深圳經由與普天新能源、中國南方電網與比亞迪合夥，成功推出一項電動巴士電池租賃服務。在杭州，康迪電動車共享服務（根據杭州已經很成功的單車出租模式而推出的計畫）也做得很成功。[62]

但這組研究團隊同時也發現一些挑戰，其中最主要的是政府補貼與不公開採購的做法不能鼓勵創意。此外，過度的地方性競爭造成各城市「看不見整體目標」，各有一套不能廣為使用的標準。[63]如何邁向單一標準是中國電動車市場目前的重大挑戰。[64]城市競爭造成的國內貿易壁壘，以及欠缺真正的外國競爭，使北京打造世界級電動車產業之路險阻重重。不僅如此，哈佛大學經濟學者發表的一篇報告也認定，政府以開放市場交換科技轉移的做法並不成功。[65]

在打貪運動聲中，電動車與新能源車市場也未能倖免。北京在二〇一六年對五家車廠開出兩億兩千五百萬美元的罰金，除了迫使這些公司繳回之前收到的一億五千萬美元促銷補助款以外，還要他們繳交七千五百萬美元罰款，懲罰他們謊報產銷數據。[66]監督人員發現，有些電動車製造廠商收取生產補助後，把車子賣給自己經營的租車公司，再收取購車補助。以成功的電動車共享服務業者康迪為例，就在二〇一三到二〇一六年間從杭州市政府領取一億三千萬美元的補助，之後每出租一輛車，每個月還能領取十二美元的津貼。豐厚的補助（當局計畫從二〇一五年十二月起減少補助金額）還導致二〇一五年電動巴士產量離譜爆增：從一月到十一月，有九萬零一百輛商用電動車出廠；單在十二月就生產近五萬八千輛，其中有些沒有座椅或其他配件，[67]有些甚至連電池都沒有。[68]不僅如此，一些不生產電動車的公司為了領取補助，也自稱生產電動車。[69]吉姆西客車製造公司（Gemsea Bus）不生產電動巴士，卻領取四千萬美元的補助。[70]分析師楊濟廷（Yang Zhiting，音譯）指出：「某個程度上，去年的電動車生產熱是建在一堆沙子上。」[71]

就像乾淨能源、鋼鐵、煤礦、水泥等許多產業，由於政府干預與補助造成的發展扭曲，使得中國的電動車市場過度飽和。中國正研發的新能源車款約有四千個。工業和信息化部有意訂定標準，務使每一家公司都具備角逐市場所需的高品質科技，並保證在二〇一七年只准十五家公司製造新能源車。[72]工業和信息化部已經表示，有意銷售電動車的公司必須具備電池再生處理等十七種技術才能取得營業許可。根據《經濟日報》的報導，目前研發電動車的公司大約九成不可能在幾年內滿足這些標準。[73]

中國政府為了保護本國業者對抗外國競爭，甚至不惜降低本國電動車的品質與技術水準。工業和信息化部處心積慮訂出電池的相關法規，有效切斷跨國業者的競爭之路。二〇一六年一月，工業和信息化部禁止電動巴士使用主要由南韓的三星SDI（Samsung SDI）與樂金化學（LG Chem）生產的一款電池。之後當局又祭出法規，規定電池製造商必須在中國建廠超過一年才能成為政府批准的供應商。這項規定又一次把三星SDI與樂金化學擋在門外，使它們無法成為中國電動車公司的供應商。儘管南韓與日本電池蓄電量大，是幾家中國電動車業者的首選，但政府批准的五十七家電池製造商竟沒有一家是外國業者。[74]

財大氣粗，加上能對外國競爭設限，意味中國可以不惜浪費、不顧效率、不事創新的發展電動車。中國政府與汽車公司已經投下資金，準備建立一年二百九十萬輛電動車的產能。[75]電動車很可能步上再生能源科技在中國的發展之路：雖說產能過剩與品管議題一籮筐，但最後還是能推出世界級產品，就算不能主導全球市場，也能取得相當的市占率。二〇一五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電動車、插電式混合動力車、以及氫燃料電池車等新能源車輛全世界最大的市場（見圖5.1）。但習近平的話顯示，他要的不只如此。他不僅要中國成為創新大國，還要中國當全球發明的領頭羊。想實現這個目標，得克服幾個重大障礙，首先是政治與文化往往損及創新的歷史問題。

p 資料來源：國際能源總署；https://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Global_ EV_Outlook_2017.pdf。

扼殺創新精神

創新是習近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心構想，但習近平絕不是第一個將創新視為中國經濟崛起要件的中國領導人。前國家主席胡錦濤也曾在二〇〇七年發表長篇演說，說創新是「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是提高綜合國力的關鍵」。[76]創新既是經濟必要，也是中國的民族之傲。畢竟中國古代有印刷術、火藥、指南針與造紙等「四大發明」。早在周朝（西元前一〇四六至二五六年）已經開鑿綿延數百里的運河，打造大型水壩，迫使河流改道，有了精密的灌溉系統。據說當時中國的農業生產「冠絕全球」。[77]就連中國神話人物也重視發明。擁有超自然神力的發明英雄，在中國古代譜出許多佳話：伏羲氏發明書寫、音樂、婚姻等；燧人氏鑽木取火；神農氏發明藥草與農耕技術；黃帝發明車輪、曆法、指南針等。[78]但一千三百年後，中國的創新精神似乎消失。[79]古中國科技創新史專家李約瑟認為，受制於官僚與封建，現代資本主義與科學難以在中國崛起。[80]中國學者也指出，中國欠缺演繹推理的科學傳統，科舉考試的死板扼殺創新精神。[81]

等到帝王統治告終、民國建立以後，政府在培養企業家精神和創新上做得很少。在共產黨統治最初幾十年間，大家都避開企業家，只有有犯罪前科或找不到其他工作的人才會從商。[82]科學與創新工作同樣停滯不前。在毛澤東領導下，政府關閉大學與科學研發機構，以「菁英主義、資產階級傾向」罪名懲罰知識份子。[83]那是「紅」勝過「專」的時代。發表異議的人往往遭到嚴懲。數百萬中國知識份子與企業家就這樣送進工廠工作，或下鄉接受再教育。[84]特別在四人幫當道的日子，許多科學家遭到酷刑折磨。[85]除了核子武器與彈道飛彈或疾病防治這類涉及國家安全的計畫以外，先進科技研發全面停擺。[86]

直到一九七〇年代中期推動「四個現代化」、一九七〇年代末期恢復高考與大學學術研究，以及鄧小平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的改革開放，科技研發創新才成為施政的優先考量。在政府允許科學家從創新成果抽成以後，大學開始滋生科技新創。中國最著名的電腦公司聯想，就是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電腦科學家柳傳志帶著十名工程師在一九八四年創辦。柳傳志帶著小團隊從計算技術研究所借了二十萬人民幣（約三萬美元）創辦的聯想，第一個重大成就是製造一個可以處理中文、與IBM個人電腦相容的電路板。[87]當時沒有人料到聯想在二十年竟能收購IBM個人電腦部門，並在十年後買下IBM的伺服器業務。

支撐中國科技創新的法律與官僚基礎建設也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漸趨完善。中國科學家陳春先在一九八〇年訪美歸國以後，宣布要將中關村（北京城內鄰近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的地區）打造成「中國矽谷」。[88]一九八四與一九八六年間，中關村除了聯想，還造就北大方正與四通集團兩家著名科技公司。[89]中國在一九八四年頒布第一部專利法，一年以後，中國知識產權局開始建立專利數據庫。[90]一九八六年，在經濟特區的成功基礎上，政府推出八六三計畫，鼓勵開闢特別市場、在中央計畫經濟框架外投入科技發展與創新。[91]不過中國人一般仍然認為當公務員或進入國有企業工作比創辦事業名聲好得多，也安穩得多。

鄧小平女兒鄧楠對中國的創新與企業家精神也有重大貢獻。鄧楠在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一九九八到二〇〇四年間擔任科學技術部副部長。她在訪美期間特別重視以創新與企業家精神聞名的麻省理工學院。[92]在她的領導下，中國政府開始針對技術轉移、研發支出、服務與顧問等產業實施銷售稅減免等優惠政策，鼓勵民營企業科技創新。[93]

同時，中國對民營企業的看法也開始轉變。特別是國家主席江澤民，尤其認為中國企業家對中國經濟成功與國際形象功不可沒。如第一章所說，在江澤民領導下，共產黨在二〇〇二年改變規則，讓企業家成為黨員。[94]到二〇〇六年，七〇％的中國人在接受民調時表示：「創辦企業是個好的職涯選項。」[95]

就這樣，在中國邁向創新與企業進取之路的過程中，一九九〇年代與二〇〇〇年代成為重要的演進期：政府開始一反幾十年來對企業家的政治打壓，將研發投資列為施政優先。人才、創新文化、教育與智慧財產方面的缺失與不足，都使習近平將中國轉型為全球創新中心的計畫受阻。

人才鴻溝

在二〇一四年一次中國科學院與中國工程院會員大會中，習近平不僅談到中國必須解決科技鴻溝問題，更強調培養、留住頂尖人才的重要性。[96]說來令人稱奇，像這樣一個人口超過十三億的大國，最大的挑戰竟是如何培養創意思想家，訓練並留住人才，以因應二十一世紀的創新需求。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發表的二〇一七至二〇一八年〈全球競爭力報告〉（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在一百三十七個接受調查的國家中，中國在創新項目排名第二十八名，在高等教育與訓練項目排名第四十七名，在科技發展準備程度項目排名第七十三名。[97]

一個關鍵議題是中國人才的持續流失。一九八七年以來赴海外留學的四百萬中國學生中只有兩百二十萬人學成歸國。[98]習近平把吸引留學生回國視為優先要務，說：「留學人員視野開闊，理應走在創新前列。」[99]於是中國敞開大門，投入經費，吸引世界一流人才。前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在這個過程中扮演重要的小角色。身為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李源潮在二〇〇八年提出「全球人才千人計畫」，要把全球最頂尖的科技研發人才吸引到中國。[100]他全力奔走，用豐厚的財務誘因加上住宿與子女教育優惠，以及其他研究補助，從美國與歐洲吸引頂尖人才回到中國。[101]科技研發機構為招募學者而提出的財務誘因也頗為可觀：一些地方人才招募計畫提供的年薪有時高達八百萬人民幣（一百二十萬美元），國家級千人計畫的財務誘因更高。[102]千人計畫推出後僅僅五年，已經招攬三千名學者回到中國。[103]

不過，二〇一三年對這項計畫的檢討發現一些問題。有些海外歸國學者實際上在計畫開始以前已經回到中國，現在不過是「回溯既往」、納入名單而已。[104]千人計畫雖以一流的全職研究人員為目標，但一些企管碩士或似乎不具備領導創新條件的本土畢業生也充斥其中。此外，這些重金聘回中國的研究人員有相當一部分要求在指導中國研究的同時也保有在西方的職位。[105]貪腐也讓計畫效益大打折扣：有些研究機構顯然把當局撥下的經費中飽私囊。[106]

此外北京發現，這些海外歸國的學者回到中國生活與工作並不太順利。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劉國福在官煤《環球時報》發表社論指出：「中國目前所能提供的條件，仍遠遠比不上他們在發達國家與地區享有的條件。」[107]想讓外國與海歸人才高興，主要不是靠房屋補助，而要靠整體工作環境。原本在中國受教育的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物理學教授蕭剛談到中國學術環境與西方的差異：

面對科技研發社群的既有階級，剛回國的學者會感受到文化震撼……在內部與地方評估過程、資源分配與補助申請中，主觀因素往往勝過客觀標準……而且，要開創一種有利於發現與創新的研究環境，也不能只靠現代化研究設施與金錢。學者還需要能獨立思考，能不受干擾地成立合作網路，能隨意傳送、取得訊息。對學者而言，網路是最有生產力的一項工具。雖然政府無意封鎖科技研發工作的網路，但網路服務功能的不齊全會使中國科學家的研究工作受限。[108]

清華與北大是中國最著名的兩所大學，其中兩位院長級學者二〇一〇年在《科學》雜誌聯名撰文，公開譴責中國的研究文化，說一小群官僚由上而下控制科技研發經費管道，「使創新窒息」。兩人進一步指出，科技研發人員能不能取得重大補助，主要不是靠研究成績，而是靠「能不能攀上有權勢的官僚與他們親信的專家」。[109]其中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饒毅是海歸學者，他辭去在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教職回到北京，成為北大從國際聘請的第一位院長。在這篇文章刊出後，饒毅沒有選上中國科學院院士。其他中國學者認為，這是饒毅直言批判體制而遭到的「懲罰」。[110]饒毅之後離開北大，模仿加州理工學院（Caltech）模式，辦了一所獨立經營的研究大學。早年離開中國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深造，現在在諾丁漢大學當代中國研究學院任教的曹聰，也認為中國的獎勵創新體制有結構性問題。他說，中國體制強調的是獎項與學術榮譽，而不是基本科技研發與同儕評估，於是造成無所不在的科學詐欺、抄襲與數據偽造。曹聰說，就算保守估計，涉及某些科技造假的中國研究人員多達三分之一。[111]

數字遊戲

中國政府一味由上而下動員來達到創新指標，未必注意實際的創新內容，也對創新構成傷害。舉例來說，北京訂下要在二〇一五年達到兩百萬件專利的目標，結果提前達標。但在二〇一四年，六〇％以上的專利申請是「一般不代表多大創新」的「實用與設計」專利。[112]這種重量不重質的誤導做法也反映在中國智慧財產一到國外就幾乎無人問津。二〇一三年，中國付兩百一十億美元來使用外國智慧財產，但其他國家為使用中國智慧財產而付出的專利金只有八億八千七百萬美元。這個情況在二〇一五年更加惡化。中國為了使用外國智慧財產付出二百二十六億美元，外國使用中國智慧財產付出的專利金只有六億七千六百萬美元。[113]其他亞洲國家得到智慧財產的權利金也比中國多得多：例如日本得到三百七十億美元，就連小小的新加坡也得到將近四十億美元。美國得到一千三百億美元，居全球之冠。[114]中國資深官員也知道問題嚴重，相信若是沒有科技創新，中國會輸給美、日等國。

教育監控

對許多在中國創新界經營的人而言，中國的教育體系是問題核心。單單只是想進大學也不是件簡單的事。在中國，大學學費相當於農民十三．六年的所得，在比較富裕的都市地區父母則要付出四年多一點的薪資。[115]因為費用與入學途徑，大學教育對絕大多數中國年輕人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中國學生想接受高等教育只有一條主要途徑，從幼稚園直到中學一心一意為報考大學做準備。父母與教師也一致抱怨上大學之路是如此嚴格而狹窄。只有五％的中國人受過高等教育。[116]

教育的性質也讓人擔憂。前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仍對中國的教條不以為然：「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大學生、最大的校園，發表的論文數量也排在第二位，但她迄今都沒有孕育出一位世界級的教授或者思想流派。」[117]劉道玉與其他中國教育家指出，想要創新，首先必須擁有來自四面八方的各種理念，而且還得有表達個人觀點、陳述意見的自由。中國藝術界也贊同這種看法。著名藝術家艾未未就認為，政府口口聲聲說要讓中國文化強大而有創意，但一定行不通：

如果一個人從未享受過主動選擇資訊、自由認同任何形式的政治理念、以激情和想像來發展自己的個性這些權利，他們怎麼可能變得富有創意？這與人的天性不符。如果你對任何個人主義的基本要素、獨立思考、樂於冒險並承擔後果、以及勇於負責等等統統反對，你能期待產生什麼樣的創造力？……在中國你設計不出iPhone來，因為它不只是一件工業產品，它的誕生源於對人類天性的認識。[118]

但從黨的角度來說，習近平對於解放教育似乎一點興趣也沒有。在二〇一二年六月視察幾所重要大學時，他要求黨在高等教育的監督工作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119]一些西方觀察家說，中國這種教育工作者與共產黨官員雙軌監督的高教體系「只會限制、不會助長理念的交流」。他們認為，問題就在於中國的學校、大學與企業都生存在「政治世界」，無法擁有中國人的創意或智力。[120]

竊取智慧財產

智慧財產的保護是創新的基本原則，當然也是發明的基本原則。但中國始終沒有以一種有意義的方式保護智慧財產，它在這方面的腳步比許多國際社會成員期望的慢了許多。由幾個政府與商業機構組成的一個財團法人在二〇一三年發表一篇報告，發現在一百二十起政府主導竊取智慧財產的網路事件中，有九六％來自中國。[121]（或許反諷的是，根據中國歷史學者的說法，世界上第一個版權概念出自唐朝。[122]）

許多美國與歐洲公司都在抱怨中國公司竊取智慧財產；外國商會每年總結與中國做生意面對的挑戰時，智慧財產被竊幾乎都是最關切的事項。雖然並非每一件智慧財產侵權事件都有中國政府的影子，但中國政府似乎動輒運用市場力量迫使跨國業者將智慧財產轉移給中國夥伴或消費者，卻不肯投注政治與金融資本來建立更強而有力的智慧財產保護系統。[123]自二〇〇六年起，在「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二〇〇六至二〇二〇年）監督下，中國政府提出本土創新構想，要「加強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124]最重要的是，這項規劃綱要強調，引進外國科技而不注意「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將削弱中國本土的研發能力。[125]

這項戰略的成果可以由幾個形式觀察。政府極力鼓勵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以便進入中國市場。政府還可能要求外國業者將智慧財產轉移給中國公司以換取市場，不然就離開，將進入市場的時機讓給中國競爭對手。長年旅居中國的管理顧問業者麥健陸（James MacGregor）就說：「外國公司總認為只要投入大筆財務投資、分享專業技術，以及轉移技術，就能讓中國市場大門永遠開啟。這種想法現在已經成為董事會流傳的笑話：在中國，所謂的『雙贏』指的是中國贏兩次。」[126]

在習近平的領導下，技術轉移的需求變本加厲。舉例來說，從二〇一五年起，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訂了一套新法規，迫使為中國提供電腦與網路設備的科技公司交出原始碼。[127]據報導，IBM已經屈服於北京的勒索，其他如微軟、惠普（HP）、思科（Cisco）等公司則折衷與中國公司成立專門提供給北京市場的合資企業，分析師相信這些合資企業為中國政府開了一道進入系統的後門。[128]

打造創新與企業家精神

總理李克強二〇一四年在天津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致詞時說：「（企業創新的）關鍵是進一步解放思想，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進一步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打破一切體制機制的障礙。」[129]之後兩年，政府果然遵守保證，開始改善企業創新環境。創辦新企業需要的時間與必須取得的審核次數都減少了。從二〇一二到二〇一七年，中國在世界銀行「經商便利程度」與「創辦企業的便利程度」排名分別從九十一名升到七十八名、一百五十一名升到一百二十七名。[130]不僅如此，政府在二〇一五年底成立一百億美元的開發基金來協助小型企業；根據李克強的說法，中國每天登記註冊的新公司超過一萬家。[131]

在等待另一個馬雲出現的同時，北京除了不斷注入研發資金以外也沒休息。它竭盡所能為下一個企業奇才的出現創造條件。為企業創新提供一個家，這是這波行動的一個主軸。為複製矽谷、一二八模式（Route 128）與北加州的三角研究園（Research Triangle）的成功經驗，中國建立許多科技園區。這些園區的規模驚人。北京的海淀公園就有五千多家國家級企業、一萬兩千家高科技企業與三百三十幾家上市公司進駐，占中國所有高科技企業一〇％，二〇一三年的總營收高達兩千七百三十億美元。[132]

許多大學有自己的科技園區。我與負責監督大學科技園區的陳鴻波一起參觀中國最富盛名的清華科技園。陳鴻波個子很高，和藹可親，在澳洲拿到博士學位以後工作了幾年，之後在二〇〇二年回到北京，協助監督清華科技園。這座科技園創辦於一九九四年，占地七十三萬平方公尺，園區內有四百多家公司，其中許多公司清華大學都有投資。[133]園區內工作人員大多是清華大學畢業生。清華大學還設了一個較小的創業園，專門提供給清大學生與返校的學者。

陳鴻波相信清華科技園擁有一切成功條件：占地大；與清大淵源深；擁有來自微軟、Google、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這類公司的人才；而且最重要的是，擁有政府的財務與研究支持。它已經成為一個全方位的企業，有自己的員工招聘會，有公司網站供其他公司遠距連線，還有一支顧問團隊協助其他公司。根據陳鴻波的說法，目前只欠缺一個環節，就是服務。中國人仍處於發展「服務心態」的初期階段：中國人需要以自己的工作為榮，無論是修理一部電梯或保持餐廳清潔都必須做到這點。他以西方為例，說西方人願意接受訓練擔任水電工，並以工作為榮。但在中國，沒有人願意做這類服務性工作。根據他的看法，中國之所以會在乾淨的空氣、餐廳與一般維護標準等事情上與西方國家出現龐大差距，就是這種心態導致中國企業生態軟弱無力造成的後果。[134]無論如何，清華科技園已經成為全國品牌，在珠海、南京、昆山、廣州等地都成立分部。[135]並在矽谷成立「創源」孵化器（InnoSpring），在俄羅斯、以色列與英國也有分部。[136]

政府除了資助科技園區、培養出小米等中國幾家最大型科技公司之外，還模仿其他國家發展一種科技新創文化。在這個科技新創世界，年輕人靠民間資金逐夢，在臥室、公寓創業，如果運氣好，還能在3Q這類地方創業。3Q是中國最大商業房地產公司SOHO中國（SOHO China）旗下十八個共享辦公空間之一。我在一次北京之行由SOHO中國執行長張欣引領參觀一處這樣的辦公空間。位於北京商業鬧區中心的空間很美，在一棟玻璃帷幕高樓建築的三個樓層，裡面有各式各樣的合作辦公空間。這個空間是張欣設計的，不同空間的氛圍也不同：有些掛著色彩繽紛的圖畫，有些掛的是愛因斯坦這類偉大科學家的照片。整個空間有三千多張辦公桌，使用的新創公司也五花八門，從Airbnb到大學顧問業者、電梯養護、唱片DJ，無奇不有。張欣將新創事業的活力與SOHO中國較傳統的房地產業務做了對比。她說，傳統商用房地產市場已經停滯，情勢在二〇一七年更加惡化：退租的辦公空間已經超過承租的空間。因此張欣與她的夫婿潘石屹決定進一步投資3Q，計畫在杭州與深圳開設新辦公空間。

對中國真正的科技新創公司來說，最幸運的莫過於能進駐創新工場。我曾走訪中國，想要了解中國的創新生態，並在最後一站訪問創新工場。成立於二〇〇九年的創新工場位於科技新創公司雲集的北京海淀區，設在一棟不起眼的辦公大樓十樓。創新工場是李開復最引以為傲的作品。五十多歲的李開復在台灣成長，並到哥倫比亞與卡內基美隆大學深造。他曾是微軟與Google大中華區負責人，在二〇〇九年離開Google後創辦創新工場，以協助中國科技企業家創業。[137]

我在二〇一〇年第一次訪問創新工場，與李開復的副手陶寧見面。中國最需要的就是陶寧這樣的人。她在微軟、IBM、Google等幾家美國指標科技公司工作過，在耶魯拿了企管碩士學位，之後跟隨恩師李開復回到北京，協助李開復創辦創新工場。陶寧當時對我說，爭取中國年輕人加入科技界是一大挑戰。她擔心許多中國年輕人雖然非常聰明，有創意，但不肯冒險，他們只想加入國際性大公司或國有企業。陶寧說：「大人才就想加入大公司。」許多年輕人迫於家庭壓力，只想做比較安穩的工作；陶寧經常得拿起電話說服那些父母，他們的孩子做了正確的選擇。事實上，陶寧還談到一個我一再從成功中國人士那裡聽到的話。她說，中國企業家成功創辦公司的例子不多，想來想去總不出騰訊、阿里巴巴、百度等幾家公司，但在美國，每隔五年就會出現一批這樣的公司。[138]李開復認為，中國人還受到其他一些限制：「中國的教育系統要人努力工作，教導學習基本硬功夫，讓人非常擅長機械學習。但不能讓人發揮創意，成為原創思想家。」跳脫框架思考的人不是被迫擁抱傳統思維，就是「被拋棄」。[139]

但在二〇一七年重訪中國時，我發現中國有許多願意投入科技的企業家，中國人對於中國有一天成為全球科技大國的信心也比過去都高。我拜訪創新工場首席市場官黃蕙雯。當我問到中國在創新方面遭遇什麼挑戰時，黃蕙雯不假思索地說，中國人追求的不是科技突破，而是與業務密切相關的創新。中國在這個領域高人一等。黃蕙雯指出，中國的行動網路科技現在已經遠遠超越美國。她用手機預約理髮，買食物，安排搬家公司搬家具。在中國，就連小攤販也接受行動支付。她談到不久前去一趟美國，她忘了帶現金，因為現在在中國，幾乎沒有人需要帶現金了，而且美國還不能用手機支付計程車費。

我也曾聽李開復說同樣的話。二〇一六年在紐約一次主要向中國人與華裔美國人發表的演說中，李開復說，考量城市密度，中國很可能超越美國成為全世界「網路新創公司最好的育成場所」。[140]李開復指出，都市化進程在中國造就五十四個人口超過兩百萬的城市，為美甲沙龍、理髮店或食物快遞這類都市服務帶來巨大商機。中國最大搜尋引擎百度推出一個「百度醫生」程式，讓使用者知道附近有哪些最好的醫生，還能幫忙掛號看診。百度醫生推出後僅僅六個月就已經推廣到六個省、三億四千萬個民眾。[141]有人在那次紐約聚會中問李開復：中國在習近平主政下對網路限制愈來愈多，會造成什麼衝擊？李開復聳聳肩答道，現在已經比過去清楚知道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142]

黃蕙雯告訴我，雖然支持數位科技新創公司一直是創新工場的主要財源，但現在最讓他們興奮的是人工智慧（AI）的遠景。創新工場設有人工智慧研究所，有大約四十名全職人員與二十名實習生。她相信中國有潛力可以在人工智慧領域領先全球，因為中國境內產生的數據比其他地方都多，而且中國政府也比其他國家更加實事求是。她以無人駕駛的自駕車為例。她說，在美國，政府要求業者必須先進行多年測試，然後訂定各種法規；但在中國，政府會鼓勵公司大步向前，就算出幾次意外也沒關係，中國會走到前面。

黃蕙雯這種樂觀與實用主義論點很有說服力，我在拜訪百度共同創辦人雷鳴後也對此深信不疑。百度核心的搜尋引擎就是雷鳴領導的團隊所研發。雷鳴從北大工程系畢業後在百度待了一段時間，然後在史丹佛商學院進修兩年，並曾獲Google等美國頂尖公司極力邀約。但雷鳴知道他會回到中國；他認為自己是「中國民族主義者」，不願為競爭對手美國工作。他回到中國後創辦一家網路數位音樂公司「酷我音樂網」，二〇〇五至二〇一三年花了八年艱辛歲月打造這家公司。到二〇一〇年，酷我已經擁有兩億多使用者，成為數位網路音樂界第一大業者，但雷鳴已萌生退意。他在二〇一二年開始尋求合併，首先與中國音樂公司合併，最後與騰訊的QQ音樂合併。雷鳴現在贊助北京師範大學的研究，在北大開設熱門的人工智慧課程，自己出資創辦幾家人工智慧公司，而且即將完成一本與兒童教育有關的書。

像黃蕙雯一樣，雷鳴也相信中國將成為人工智慧領先大國，並向我解釋原因。他提出的部分理由，例如中國擅長使用與應用科技等說來不足為奇，但另一部分就有些匪夷所思：中國經濟與社會體制的結構性弱點，讓中國有機會超越那些提供更多、更好公共財的國家。舉例來說，中國醫療體系的不足就為人工智慧與企業家帶來一個可以填補的缺口。在歐盟與美國，由於醫療體系更為健全，發展人工智慧的需求與緊迫性也小得多。但雷鳴也說，在基本研究與科技創新上，中國仍然落後美國甚遠。他說：「最聰明的人都去了美國。」

撈金夢

資金不斷流入科技新創產業的同時，電動車產業欠缺效益與浪費的詬病也開始出現在創投業。創投業在一九九〇年代起出現在中國，從幾乎一無所有開始，一路成長到二〇〇〇年有八億五千八百萬美元的營收。[143]當時大多數創投公司都是國有企業，在選擇新科技或投資項目上完全沒有經驗。業績自然不佳。但近二十年來，中國政府繼續扮演積極角色，欽定勝利者與失敗者，在國有創投基金投入一百六十多億美元。[144]

萊謝爾的啟明創投等外國創投不僅為中國帶來資金，還帶來知識。二〇一五年，創投在中國投資三百七十億美元，比前一年多了不只一倍。[145]單是啟明管理的資產就超過二十五億美元，每個月接到近一千件新創業者尋求投資的簡報。[146] 萊謝爾經常與中國政府不同部門合作，發現部門不同，做法也大不相同。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為例，二〇〇八年與啟明一支人民幣醫療基金合作時表示無意承擔風險。它告訴啟明：「怎麼搞創新都可以，但不要虧本。」反之，在每個頂尖創投基金項目都有投資的蘇州政府就對公司做法完全不加干預，而且與其他地方政府不同的是，也沒有必須在當地完成交易的規定。

萊謝爾說，某個層面來說，政府投入資金是件好事，但資金太多會讓原本應該關門的企業繼續苟延殘喘，讓人看不清哪些才是好構想，使好構想更難出線。萊謝爾說，長遠來看，中國政府也不可能不斷把錢投入創投，試著從中尋找贏家與輸家，因為只有真正有創意的公司才能為中國造就邁步向前所需的就業機會。他在一次《華爾街日報》的訪問中指出，中國政府「有一種幻想，認為只要讓每個人都有錢，就能創造企業家」。但這麼做的後果往往是「沒有經驗或貪腐的經理人」投資在地一些沒有創見、只會跟著人跑的業者，投資自然「無法有足夠多的獲利」，導致「政府出現慘烈虧損」。[147]

資金能否不斷注入科技界是個大問號。創投業者二〇一六年在中國的投資已經接近美國六百九十億美元的一半。不過有人質疑這個數字是否正確。根據北京創投家馬睿的說法，超過五成的新創公司都會在投資數字上灌水，有時是為了讓帳面好看，創投業者也會做這種事。[148]不僅如此，據李開復說，隨著中國經濟成長腳步放緩，投入新創的錢也逐漸縮水。《中國日報》對三十家企業主進行的一次小型調查也佐證李開復的評估。《中國日報》在這次調查中發現，六〇％企業主正煩惱無法吸引投資。[149]

低品質的創新環境

雷鳴說，在能顛覆產業的突破性發現上，中國落後美國甚多：這話很可能說對了。中國政治體制的局限在發明競技場上顯得更加突出。限制教育與網路、竊取智慧財產，以及扭曲的研究獎勵系統，都使中國難以建立一種鼓勵高品質基本研究的環境。

中國想在基本研究領域領先，想發展突破性科技，就得進行結構性改革。不過目前為止，習近平與中國領導團隊似乎無意投入這種改革，寧可選擇使馬雲成為家喻戶曉人物的那種應用性創新。中國公司已經成為行動科技的全球領先業者，如果雷鳴與黃蕙雯所言不虛，中國還即將成為人工智慧科技的全球領頭羊。就像在大多數國家一樣，中國的各行各業，包括商業界、大學、3Q這類漂亮的共享辦公空間，以及創新工場這類孵化器，也在不斷創新。由於擁有一個超過十三億人口的內需市場，中國科技公司無需放眼國外也能成功。

中國電動車產業的經驗，代表中國創新文化另一個層面。拒絕改革、政府繼續操控創新生態的做法雖然帶來惡果，但電動車產業的崛起粉飾一切。北京指定幾個有前景的產業與科技進行投資，透過幾個部會與地區鼓勵這些科技的發展與部署，一方面限制有競爭力的跨國業者進入中國市場，以迫使它們分享科技。這些做法為北京帶來巨大後果。但儘管中國本土科技公司一開始表現不佳，市場反應也興趣缺缺，但政府並不畏縮。為了讓中國公司搶占市場，北京寧可接受較次等的科技成果，造成資源大幅浪費與無效率。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在耗費數十億美元的公帑以後，中國電動車仍然只能在成本、而不能在品質上與頂尖國際品牌競爭。

同時，萊謝爾與李開復領導的公司與其他類似業者雖為中國的新創世界帶來一套市場紀律，各級政府卻處心積慮想在投資場上扮演要角。結果，塑造中國科技產業的不僅是創新品質與中國整體經濟，還有影響電動車產業、造成創新品質低落的無效率與浪費。誠如萊謝爾所說，不讓壞公司淘汰的結果，就是讓好公司難以出頭。

因此，無論對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還是對創新的努力，最主要的問題仍然來自中國領導階層：他們不肯放手讓市場發揮紀律，讓市場去蕪存菁，淘汰表現差的業者、留下業績好的公司。為了取得市占率，實現其他開發與戰略性目標，政府願意容忍高度浪費與無效率。如下一章所述，在處理空氣品質問題的過程中，中國又一次展現同樣的模式，以國家主導的行動掛帥，將經濟與公民社會的政治領域中的市場力量拋在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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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向汙染宣戰

一切都從一篇Twitter的貼文揭開序幕。二〇〇八年，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基於對員工健康的考量，開始從屋頂的監測器每小時發出空氣品質報告。這些報告說明懸浮微粒（PM2.5，懸浮在空氣中、比二點五微米還小的微粒，對人體健康損害極大）的數據。當空氣品質很糟時會告誡員工避免外出、避免體力勞動。由於中國政府不能（或不願）提供這類及時環境資訊，使這些文章成為北京懸浮微粒狀態唯一公開的資訊來源。

這些貼文逐漸引起民眾注意，於是中國官員要求大使館停止貼文，說這些數據「不僅令人困擾，還是一種侮辱」。但大使館並未停止。中國的懸浮微粒含量始終比美國認定的安全標準高出許多：二〇一〇年有一天，大使館說測到的懸浮微粒濃度「糟得嚇人」。[1]童書作家鄭淵潔與房地產大亨、SOHO中國主席潘石屹等著名的中國部落客於是在網路上呼籲北京採取行動。他們要求追蹤者回答北京空氣品質的民調。二〇一一年十一月，鄭淵潔問北京居民對空氣品質的感受，在將近七千個回覆中，八九％的人說空氣品質「愈來愈糟」。[2]

一個月後的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北京瀰漫霧霾，北京機場近七百個航班被迫取消。這不是第一次因為空氣汙染導致官員下令班機停飛，但矛盾在於，中國政府宣稱是「大霧」導致班機停飛，美國大使館的貼文卻說是空氣嚴重汙染，終於引發網路民怨。前一個月北京市民批評地方環保局說北京空氣汙染程度「輕微」，但大使館的記錄卻說汙染「破表」。十二月當局企圖以「大霧」來掩飾真相，使得擁有七百多萬粉絲的潘石屹在二〇一二年一月發動網路民調爭取支持，要求北京政府公布懸浮微粒數據。接受民調的三萬八千個網民中，超過九八％的人投下贊成票，要求公開汙染數據。[3]

政府終於開始有反應。中國從二〇一二年起公布懸浮微粒數字。一年內在中國七十幾個城市建立五百個懸浮微粒監測站；那年底，政府保證要投入幾千億人民幣來減少空氣汙染。[4]

但中國人要的是成果。舉例來說，北京使用的空氣汙染標準比美國寬鬆得多：美國人認為「有害健康」的空氣，在中國政府的報告中仍是「好」空氣。中國人很快就發現兩者的差異。一名中國網民說得好：「我一直搞不懂環境保護部說的話，特別是說：『他們（美國）用自己的空氣品質標準來評估我們的空氣品質，這明擺著不合理。』這話的意思是美國人比中國人高一等、還是低一等？」中國外交部還曾設法關閉美國大使館的Twitter，說他們違反「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Vienna Convention on Diplomatic Relations），因為根據這項公約：「外國外交官必須尊重在地國的法律，不得干預在地國的內政。」[5]

當中國新領導團隊二〇一二年底上台時，空氣汙染還是很嚴重。二〇一三年初，懸浮微粒讀數在一到五百點的儀表上超過八百點，中國網民開始稱這是「空氣末日」。[6]空氣品質壞到就連官媒也不得不承認問題嚴重。中國人民生活在駭人聽聞的資訊與影像之中：呼吸北京的空氣等於一天抽兩包菸；每年有一百多萬中國人因為空氣汙染相關的呼吸器官疾病猝死。特別是《人民日報》還在頭版發表〈美麗中國，從健康呼吸開始〉的社論，描述問題的嚴重性，強調當局必須採取有系統的因應手段，而不能只是危機處理。[7]

但儘管群情激憤，中國政府卻說還需要更多時間。總理李克強二〇一三年一月說，北京的空氣汙染是「由來已久的老問題」，需要花很長一段時間，靠「整個社會共同努力」才能解決。[8]但社會壓力沒有因此緩和。潘石屹發動第二次民調，要求中國訂定「空氣乾淨法」，只花十小時就有三萬兩千人投下「贊成」。[9]但沒隔多久，當局指控潘石屹遭「敵對境外勢力」操控，強迫他在中央電視台的節目為「不負責任的利用社群媒體」認罪，潘石屹的網路環保運動就這樣嘎然而止。[10]不過其他環保人士並未因此退縮。同年，著名環保人士、北京非營利組織「公共環境研究所」創辦人馬軍在社群媒體上發動汙染掃蕩計畫，呼籲網民拍照與寫文章，揪出製造汙染的企業。[11]三月初，李克強讓步，承認政府遲遲沒有進展，並宣布北京將以「鐵腕、堅定決心和強硬手段」來因應環保的挑戰。[12]

開發造成的環保災難

這是中國領導階層傷透腦筋的問題。持續飛速成長的中國經濟造成一場環保災難。空氣、水與土壤的汙染都在全世界高踞榜首。中國在二〇一五年對三百多個城市進行空氣品質調查，結果沒有一個城市符合世界衛生組織的空氣品質標準，而且三分之二的城市就連中國自訂較低的空氣品質標準都無法達標。中國對化石燃料的過度依賴是部分原因。中國的發電有六五％以上依靠燃煤，煤占全國能源總量六二％。更嚴重的是，隨著都市中產階級不斷增加，所得水準持續升高，能源消耗量也有增無減：平均來說，都市居民的能源消耗量是農村居民的四倍。[13]

隨著中國人民愈來愈富有，開車的人口也愈來愈多。如前一章所述，中國今天已經是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北京空氣中的懸浮微粒濃度比紐約市高六倍；根據北京市環保局的數據，北京空氣中對人體健康損害最大的懸浮微粒有二〇％來自汽車排放的廢氣。[14]

雖然空氣汙染或許是中國最顯而易見、最讓人擔心的環保問題，但就一些角度來說，水資源的匱乏與汙染更令人提心吊膽。中國河川有四〇％嚴重汙染，其中二〇％由於汙染太嚴重，已經成為不能接觸的毒水。[15]根據中國環境保護部的報告，二〇一五年有兩億八千萬中國人沒有安全的飲用水。[16]由西而東橫越中國的黃河，有一〇％的水量是汙水。[17]中國人在二〇一三年用了十六萬兩千噸抗生素，占全球抗生素總消耗量半數以上，而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的研究人員發現，其中三分之一的抗生素最後流入中國的水源與土壤。[18]儘管中國政府向人民保證，經過處理的水有八〇％符合政府標準，但一般來說，這些水在流經老舊衰敗的基礎建設後已經不適合飲用。

水資源逐漸匱乏使問題更加嚴重。儘管農業仍占中國水資源需求最大宗，家庭與工業用水需求已經大幅增加。二〇〇五到二〇一五年的農業用水需求從三千五百八十億噸增加到三千八百五十億噸，同時工業用水從一千兩百九十億噸增加到一千九百四十億噸；城市與家庭用水也從六百八十億噸增加到八百八十億噸。此外，中國還是出名的用水效率不佳，二〇％的水因管線漏水而流失；中國每單位工業產品耗水量為一般工業化國家的四到十倍。[19]這造成嚴重後果。一九九〇年代中國號稱有五萬條河流；到二〇一三年只剩下兩萬三千條。[20]由於不斷抽取地下水供開發之用，上海等城市正不斷下陷。世界銀行訂定的水資源缺乏標準是每人每年一千噸的水，而中國目前有十個省份處於這個標準之下，這些省份占中國總產值四五％、農業產值的四〇％、以及工業產值的半數以上。水利部副部長矯勇二〇一二年說中國有四百多個城市缺水，其中一百一十個面臨嚴重水荒。[21]政府預估到二〇三〇年中國水資源的缺口將達兩千零一十億噸。[22]聯合國將十三個國家列為水荒最嚴重受的地區，中國是其中之一。

中國還必須處理嚴重的土地退化與沙漠化的問題。森林砍伐、過度放牧與密集農耕已經造成華北與西北嚴重的土壤侵蝕與退化。根據國家林業局官員的調查，有超過一百萬平方英里的土地（約占中國土地面積四分之一）現在已經變成沙漠或正在沙漠化。[23]

同時，中國的土壤也遭到嚴重汙染。生態環境部二〇一四年四月發表一項一年前進行、原本列為機密的調查報告，根據這項報告，中國一六．一％的土地遭重金屬汙染，近二〇％的農地遭到嚴重汙染。同一年中國環境監測總站根據在各地採集到的五千個菜園樣本顯示，二五％的菜園已遭汙染。雖然許多汙染物是燃煤電廠或其他重工業汙染的結果，像是汞、鎘、砷等等，但是造成汙染的源頭還不止如此。二〇一五年六月廣受歡迎的《財經》雜誌報導，北京一個村子將四萬五千噸的垃圾埋在地底五公尺，與地下水混在一起，汙染水源與土壤。在北京市內與附近地區，這類未經規範的垃圾掩埋場有一千多個。[24]這些報導又一次凸顯中國對待環境的做法對人民健康危害之深。

空氣、土壤與水汙染

根據皮尤基金會二〇一五年進行的民調，在中國人視為最嚴重的十五個問題中，空氣汙染與水汙染分別排名第二與第三，僅次於「貪官汙吏」。[25]民眾所以這麼關心汙染問題，主要是因為環境對人體健康已經造成嚴重影響。中國人民最熟悉的是空氣汙染造成的呼吸系統疾病。舉例來說，二〇一六年十二月由於一連五天重度霧霾，北京、華北與華中地區二十一個城市同步發布紅色警告。政府下令關閉學校，對進城車輛實施單雙號管制，並限制幾千家工廠運轉或停產。有報導說，一些有幼兒的家庭只要有可能就會離開。北京一些昂貴的私立學校還在遊樂場裝上圓頂，保護孩子免受汙濁空氣之害。走在街上的人不僅戴著空氣濾淨口罩，還手持感應器，以便躲開一些危害健康的特定地區。科學家羅伯．洛德（Robert Rohde）與理查．穆勒（Richard Muller）不久前一篇引起轟動的報告說，由於空氣汙染，中國每年有一百六十萬人，也就是每天四千人猝死。[26]

雖然空氣汙染一直都是環保與健康的最大議題，但土壤與水汙染也成為中國人的主要顧慮。中央密蘇里大學（University of Central Missouri）地理學家劉立（Lee Liu，音譯）已經在中國各地發現四百五十九個「癌症村」，這些是癌症病例比率高出正常許多的村落。這些癌症村多半聚集在政府列為最重度汙染（五級汙染）的河川附近。其中有些村落的癌症病患比全國平均高出三十倍以上。二〇一三年二月，官媒《環球時報》罕見地坦承癌症村確實存在，並承認與汙染有關。就像那些記錄水汙染與癌症村之間關係的學者一樣，中國的公共衛生專家現在也進入鎘汙染最嚴重的村落進行調查。鎘可以經過幾種方式進入人體，除了直接接觸以外，還有取用遭到汙染的土壤、水或食物。記者劉虹橋在二〇一四年對湖南省一個鎮進行詳盡調查，發現有幾百名居民身體裡的含鎘量過高，其中兩百多人已經診斷出鎘中毒，還有幾起死亡案例證明也與鎘中毒有關。[27]

都是為了經濟？別傻了

環境汙染與退化造成的經濟損失是中國政府與人民關切的另一個議題。沒有人能用精確數字說明環境汙染造成的經濟成本，這類成本極難計算，而且不同的評估包含不同的變數。不過經濟學者一般認為，環境品質退化與汙染每年造成的經濟損失相當於中國GDP三％到一〇％，這些成本包括員工罹患與汙染相關的疾病而無法工作、農作物因汙染受損、空氣汙染造成觀光客減少與其他外部成本。[28]較為針對性的研究，例如美國蘭德公司二〇一五年進行的研究認為，中國經濟因土壤汙染而損失GDP一．一％，[29]因水汙染而損失GDP二．一％。[30]中國科學院不久前發表的一項回溯性分析（retrospective analysis）認為，空氣與水汙染、加上資源消耗與生態退化造成的環保外部成本相當於二〇〇五年GDP一三．五％。[31]

這些總體經濟數字儘管驚人，衝擊最大的還是攸關就業與生計的實際經濟福祉。而汙染造成的健康危害會進一步損及經濟福祉。舉例來說，根據國際非政府環保組織綠色和平的評估，北京、上海、廣州與西安如果遵守世界衛生組織的空氣品質指導原則，可以將懸浮微粒造成的死亡案例減少八一％，挽回八億六千八百萬美元的經濟損失。[32]

穀物損失是環境引發的另一個經濟負荷。調查記者何光偉說，農民往往知道自己種的菜已經遭到鎘或汞汙染，因此一般都不肯吃本地產品。但如果承認穀物已遭汙染，種的菜就賣不出去，地方經濟也會遭殃。有一次湖南生產的幾批米經檢驗發現鎘含量超過政府標準，整個湖南省的米全面滯銷，價格暴跌。[33]何光偉說，這類汙染造成中國每年農業收成減少一千一百萬噸，中國每年生產一千兩百萬噸遭重金屬汙染的穀物，為中國經濟帶來超過三十二億美元的損失。

水資源匱乏與汙染的挑戰尤其嚴重。水資源匱乏限制工業發展：舉例來說，中國很想開發大型頁岩油，以彌補降低煤耗帶來的能源缺口，但迫於這些頁岩油的位置無法如願。頁岩裂解技術需要充沛的水源，而中國的頁岩油超過六〇％位於缺水地區。[34]此外，水資源匱乏與沙漠不斷擴大也造成數十萬的國內環境難民。《紐約時報》二〇一六年底報導，由於沙漠每年以超過一千三百平方英里的速度擴張，中國已經出現超過三十二萬五千名的「生態移民」，主要是因為水源短缺與沙漠擴張而被迫遷徙的中國人。

水汙染造成的後果同樣慘重。一組中國與美國科學家對中國海岸生態五十年來的變化進行分析，發現中國海岸生態已經「不斷退化到幾乎無法挽回的地步」，魚類多樣性與數量都在持續減少。南海的珊瑚覆蓋面積也減少到一九七八年面積的一五％。[35]幾十年來的經濟成長已經使渤海的蝦捕獲量減少九〇％。[36]

汙染問題，特別是明顯的空氣汙染問題，也使中國名譽受損，尤其是北京。參加一年一度北京馬拉松的跑者戴著防護面罩參賽的照片，以及跨國公司為派駐北京員工發放風險津貼的報導，都讓北京臉上無光。[37]民調數據顯示，中國有錢人紛紛移居海外，往訪中國的旅客卻愈來愈少，環境是一項主因。中國的海外旅客觀光事業從二〇一二到二〇一四年一連三年持續衰退，而汙染是最大原因。以二〇一三年為例，主要由於空氣汙染，北京的觀光就衰退五〇％。[38]一家網路旅行社也在二〇一六年做出評估，認為中國每年有一百多萬人只為了逃避汙染而出國旅遊。[39]

走上街頭

中國人民擔心的是汙染造成的健康危害，中國官員怕的卻是汙染引發的社會動盪。一名共產黨前高幹在二〇一三年承認，環境已經超越非法土地徵收，成為中國社會動亂的最大源頭。[40]相關環境議題的抗議大致不脫「不要擺在我家後院」的考量，但也不完全如此。每當興建工廠或廢棄物處理廠時，附近居民擔心可能的健康危害與房價下跌，總會群起抗爭。中國領導人發展核能工業的計畫已經成為許多中國人心頭的一大隱患。政府原已計畫未來十年在中國建造六十座核能電廠，把中國打造成全球核電出口大國。但因為民眾的不滿情緒高漲，這些計畫能否實現讓人愈來愈懷疑。舉例來說，二〇一六年八月在上海北方約三百英里的連雲港，上萬民眾一連幾天走上街頭，抗議當局在當地建造核廢料處理廠。讓連雲港居民不滿的是，地方政府對這項建廠計畫守口如瓶，而且再怎麼說，連雲港已經有個化學工業園區。當地公安局官員在網絡上警告抗議違法，意圖藉以制止。散播抗議活動新聞的網路聊天室主人「被請去喝茶」（就是遭公安局官員抓走盤問），地方當局還派出鎮暴警察以暴力手段驅離群眾。但抗議群眾沒有因此嚇到，第二天再次上街。最後，地方官員被迫暫停這項一百五十億美元的建廠案。同時在廣東省湛江這個第二個可能的建廠地點，居民也發動抗議，迫使地方領導人將湛江撤出建廠地點考慮名單。

這些地方官員的反應逐漸成為中國的常態。面對社群媒體連續許多天熱度不退的群眾示威，中國官員往往一開始會想辦法威脅示威者，然後關押抗議領導人，最後以一面暴力鎮壓、一面保證不再推動的方式平息事件。

《財新》二〇一六年一篇社論說，如果想推動這類計畫，官員需要改變行為：他們應該將計畫內容透明化，一方面教育民眾，並訂定法律架構保障民眾知的權利。[41]國內外核能安全規範人員也紛紛表示，中國的核能管理標準「不夠高」，中國國家核安全局「不堪負荷」，這在在說明民眾的擔憂不無道理。[42]

當局在二〇一七年六月指派李干杰出任環境保護部部長，這個決定或許有助於改善情勢。李干杰在環境保護部做了九年副部長，負責核能安全事務，一直致力提升環保決策透明度。他早在二〇一四年就說：「公眾參與做得不到位，對公眾存在的一些疑慮不能進行及時解答、有效宣傳，從而加重了公眾的疑慮、不信任。」[43]此外，有關核能電廠審批過程的法案（據說已經草擬八年）也規定，地方政府在選定建廠地點以前，必須邀請專家就核電廠與放射性廢棄物處理場的問題舉行辯論與公聽會。[44]

但中國的環保法規早就有這類公開透明與辯論的規定。除非真正全面實施，就算核能安全法規規定得再詳盡也起不了作用。我們將在下文談到，北京懂得通過法律，但能不能執行是另一回事。

向汙染宣戰

習近平與領導團隊知道，環境汙染不僅為中國人民帶來經濟、社會與政治成本，還讓領導團隊為統治合法性付出代價。早在習近平上台之初，領導團隊已經像「反貪打腐」一樣，撂下狠話要向汙染宣戰。習近平在二〇一三年五月要求劃定生態「紅線」，防止過度開發損及環境，保證嚴懲越線官員。習近平誓言不會為了一時的經濟成長犧牲環境，並於二〇一三年九月在河北省（中國汙染問題最嚴重的省份之一，經常有人將北京的空氣汙染歸咎於河北省）一次對省級領導幹部講話時強調，在評定官員考績時，不僅要看他們對經濟成長做出多少貢獻，還要看他們提升環保的效益。[45]六個月後的二〇一四年三月，總理李克強在人大年會中對汙染宣戰，[46]說汙染是重大問題，環境已經對中國的經濟開發模式亮起「紅燈警告」。[47]

中國領導人以整治空氣汙染為環保第一要務。因為空氣汙染是中國最明顯的環境挑戰，而且正如中國網民發動的網路運動提到，這是經過最公開討論與辯論的議題。整治空氣汙染還有一個附加好處。中國空氣汙染對全球造成的衝擊已經令國際社會怨聲載道。一些遭到汙染毒雲危害的國家追蹤發現，這些毒雲來自中國工廠，這類報導讓北京顏面無光。此外，身為全球氣候變遷最大禍首的中國，在龐大國際壓力下也不得不採取行動。只要能有效整治地方性空氣汙染，就能減少中國的溫室氣體二氧化碳排放。

李克強在二〇一三年三月承認，中國人民要的是結果。習近平領導團隊的做法反映這個新信念。在隨後四年中，政府通過一大串令人讚嘆的新環保法規，採取傳統國家領頭做法，由中央主導訂定排放指標與時間表，還實施一些法律與體制性改革。不過，儘管領導階層展現解決空氣汙染問題的決心，但幾乎全採取以政府為核心、由上而下主導的做法。中國人民與商業界的投入高度受限，因此政府得不到重要回饋，造成執行明顯失敗。有些法規虎頭蛇尾、半途而廢，讓人對政府承諾失去信心。而且在一些關鍵層面上，政府的政策目標仍是廉價而較骯髒的成長，不是空氣品質的改善。

空氣汙染的骯髒史

李克強在二〇一三年一月說，中國的空氣汙染是老問題，想整治需要花很長的時間，從政治角度而言這句話雖然不得人心，倒也不無道理。共產黨上台初期數十年的統治，為中國的空氣品質帶來巨大的新問題。毛澤東當年為了防範敵人攻擊，把工廠遷到內陸山區，使工廠排放的汙染困在山谷，久久無法消散。[48]中國政府的發展計畫一直沒把環保列為重點。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更在一九五八至一九七六年間讓環境千瘡百孔。一九八〇年代第一任國家環保局局長曲格平當時說道：「環保情勢迅速惡化。許多地方不是受到霧霾汙水的汙染就是受到垃圾的汙染……中國的自然環境遭到大規模的破壞。」[49]他說，原本「連鉛筆都不生產」的北京，現在擁有「七百家工廠、兩千座向空中吐著煙灰的高爐」。[50]

大躍進與文革過後，情勢未見改善。英國環保運動人士諾曼．梅爾斯（Norman Myers）描述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在中國旅行的見聞說：「由於整體工業化程度不高，加上將輕型製造業與處理廠移往鄉間的政策，中國許多都市的工廠密度相對較低。但在北京，一年有大半日子，空氣汙染讓能見度大受影響。長江河谷下游，特別是蘇州，在幾十座排著廢氣的煙囪日夜攻擊下已經奄奄一息。鞍山這類鋼鐵中心，以及武漢、天津與哈爾濱這類工業城也籠罩在不同濃度的煙塵中。」[51]

加拿大地理學者法拉．斯密爾（Vaclav Smil）也記錄汙染帶來的健康危害，特別是為烹飪與取暖燃燒煤炭與生質能造成的室內空氣汙染。他指出，冬季密度升高的懸浮微粒與二氧化硫是慢性呼吸系統疾病的元兇，[52]梅爾斯也說，北京學童出現的「肝肥大」[53]，可能就是一座鋼鐵廠流出的二氧化硫造成。[54]

但一九七〇年代同樣也標示著環保意識在中國覺醒的開端。一九七二年斯德哥爾摩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舉行過後，中國建立幾項環保指導原則，並在之後幾年通過特定法規，針對稀有野生動物、工業廢料與食品安全等環保相關議題進行規範。[55]此外，國家經濟委員會與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辦公室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下令，要全國最大的一百六十七個工業汙染源頭在四年內建立汙染管控或循環再生程序，包括石油、煤礦與建材業者。[56]不過這些法規的執行並不徹底。政府並草擬中國第一部完整的環保法，在一九七九年公布的「環境保護法（試行）」（實際上直到一九八九年才通過）。整個一九八〇年代，中國還訂定幾部規範海洋系統、水汙染、森林與草原的「第一代」環保法規。[57]針對空氣品質問題所採取的第一項重大法律措施是一九八七年的「大氣汙染防治法」。像當時許多的法律一樣，總共只有八頁的法條「範圍很廣，但很模糊」，它列舉政府各部門的職責，但沒有執行的關鍵性細節，也沒有提到民間經濟對環境造成的衝擊。[58]套用幾名中國法學者的話來說，這部空氣汙染法「很有抱負」，用了許多「冠冕堂皇的詞句」，卻沒有特定而具體的語言。[59]但一九九〇年代的中國，煤的消耗直線上升，經濟以兩位數字不斷成長，私人汽車數量也多了三倍，「大氣汙染防治法」與一九九五年的修訂版肯定無法抵抗。[60]到了二十一世紀，幾乎所有中國城市的懸浮微粒、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重要汙染物都超過空氣汙染標準。[61]在三百多個接受調查的城市中，只有二七．六％的城市達到國家空氣品質二級標準，北京、天津與上海則是空氣品質最差的榜首。[62]

中國在二〇〇〇年進一步修訂環保法，建立一個全國性系統來徵收排放費，在估算汙染物排放總量時改採總載重量，[63]並加強車輛排放法規，使環保法更具約束力。更多法規隨後公布。二〇〇二與二〇〇三年中國特別針對酸雨、二氧化硫排放與高含硫煤礦進行規範；[64]國家環境保護局（在二〇〇八年升格改名環境保護部）建立五個區域性監測中心，監督地方政府執行的環保政策。[65]但事實證明政府的努力只是徒勞。新法規沒有嚇阻工廠汙染的懲罰系統，沒有為環保官僚提供足夠資源去監督、執行法規，而且相關標準也不夠嚴格，無法保護人民健康。

中國的環境與空氣品質每況愈下。數萬家小鄉鎮企業繼續汙染空氣、水與土地，對於執法或罰款的事毫不在意。一些工廠就算遭到政府檢查而關門，檢查人員一離開往往就立即開門營業。[66]整個一九九〇與二〇〇〇年代，隨著中國經濟不斷飛速成長，環境汙染與退化問題也愈加嚴重；到二〇〇〇年代末期，全球十五個汙染情況最嚴重的城市有十個在中國。中國的環保挑戰也開始引起國際注意。二〇〇八年北京奧運舉行前，國際運動員對北京空氣品質表示關切，環保議題因此成為一項爭議。北京被迫採取一些嚴厲措施，例如停止施工、拆遷或關閉造成重汙染的工廠、讓汽車上路數量減半等等，以確保空氣乾淨。[67]但這種補強措施無法解決根本問題。到了二〇一〇年，在接受環境保護部調查的一百一十三個城市中，只有一個城市的空氣品質符合中國訂定的最高標準。[68]

乾淨空氣的挑戰

二〇一七年三月，在向汙染宣戰三年後，李克強在全國人大會議的演說中再次保證「我們會讓我們的天空再次變藍」。[69]對中國領導人而言，環境、特別是空氣品質問題，已經不再只是快速經濟成長與執法疲弱的受害者。它會為人民健康、經濟、社會安定與國家名譽帶來重創。它已經成為習近平領導團隊的政治法統議題。

面對這項挑戰，中國領導階層採取一些印象深刻的行動。根據官方統計數字，幾個城市的懸浮微粒濃度過去四年已經逐年降低。以採取新空氣品質標準的七十四個城市為例，從二〇一四到二〇一五年，平均懸浮微粒濃度降低十四．一個百分點，從二〇一五到二〇一六年降低九．一個百分點。單以北京來說，平均懸浮微粒濃度從二〇一三年的八九．五％減少到二〇一六年的七三％。[70]中國也在二〇一六年將能源使用中的燃煤比重大幅降低到六二％，一部分是因為經濟放緩，另外還因為削減煤炭生產與使用的措施，以及天然氣與再生能源的使用增加。[71]

但至少就部分地區而言，這種空氣品質的改善能否持久仍是問題。有些環保專家認為中國並沒有實行永續性保育、環保價格改革或能源替代政策，這種空氣品質的改善是局部關閉工廠這類短期、密集政策措施導致的結果。此外，政府與業界不負責任的偽造汙染數據的現象非常猖獗，排放數據讓人存疑。在二〇一七年第一季，北京、天津、河北地區的環保視察發現，八千五百家工廠中，有三千一百一十九家因為沒有排放記錄或竄改數據而違規。[72]不僅如此，當局繼續強調基礎建設的發展（包括高度汙染的煤化工廠），不斷打壓公民社會的草根監督與組織，也讓改善空氣品質的努力受阻。最後，即使政府對造成汙染的業者施以重罰，工廠仍不願採用所費不貲的淨化措施。不過與過去的中國領導人不一樣的是，習近平領導團隊更會運用法律體制推動執法。

編織法律網

習近平領導團隊上台以後很快採取行動，強化環保法規基礎建設。上台後不到一年就推出一連串比過去更嚴厲的空氣汙染法規與指導原則。二〇一二年十二月的「重點區域大氣汙染防治『十二五』規劃」（草案是前一任領導團隊訂定的），二〇一三年六月的國務院「十條措施」，以及二〇一三年九月的「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都設法建立控制汙染的優先地區，訂定降低最明顯汙染物的目標與時間表，就特定項目提供降低空氣汙染的指導細節。

以「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為例，就訂有評估政府成敗的明確標準。「行動計劃」中最引人矚目的是聚焦在三大優先地區：北京天津河北地區、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要求將這三大地區的懸浮微粒濃度在二〇一七年比二〇一二年降低二五％、二〇％與一五％。綱領中針對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與可吸入微粒（PM10）等汙染物還有相關規定。這三大地區雖然只占中國土地面積一四％，但占總人口四八％，GDP七一％，以及耗煤量五二％。[73]此外，「計劃」中還規定全國耗煤量必須在二〇一七年降到能源總消耗量的六五％以下，而且在這三大地區的總耗煤量必須降到負成長。

「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付出高昂的代價。「重點區域大氣汙染防治『十二五』規劃」這份一百二十五頁的文件詳列一份減少排放項目的清單，編列的預算總共有五百五十六億美元。但在「行動計劃」宣布時，這些空氣汙染防治項目的成本已經高漲到兩千五百八十億美元。為了鼓勵汙染排放減少，中央政府保證，凡降低懸浮微粒或其他汙染物成效卓著的城市可以獲得最高十六億四千萬美元的財務補助。[74]在「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公布之後，中國又訂定水汙染（二〇一五年）與土壤汙染（二〇一七年）的行動計劃。

在採取這些初步行動之後，政府再次修訂「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這個法案在二〇一四年九月宣布，國務院在同年十一月批准，全國人大在二〇一五年八月通過。[75]隔年三月，全國人大通過第十三個五年計畫。一名環保法專家對這輪修法的「透明度與公眾參與」特別讚譽有加，因為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公開草案一個月，徵詢各方的修法意見。（在過去，法案一般都會先提交人大，之後再公布徵詢各方意見，但這時想更動最後的條文已經難上加難。[76]）這輪修法還有些值得一提的修正，包括地方政府必須將空氣汙染防治納入經濟與社會發展計畫、必須針對燃煤的特定地區強化空氣汙染防治、必須更新排放許可系統、提高燃料標準、建立重汙染警報系統，以及加重違規罰則等。[77]

但誠如一名觀察家所說，新法雖然有許多改善，但也有一些領域還不夠好或根本沒有提及。舉例來說，新法仍然缺乏以健康為主軸的空氣品質標準，仍然沒有強制資訊公開的規定，也沒有以市場為主的正面獎勵。[78]一名前環保監察員就指出，市值一百萬人民幣的小企業當然無力花兩百萬人民幣處理汙染問題。[79]在北京繼續追求經濟成長六％以上的情況下，地方官員自然不敢關閉工廠、讓工人失業。在這種情勢下，官員與工廠經理串通迴避法規當然成為常態。對煤炭使用設限，以及授權地方政府限制車輛上路（北京在奧運與二戰勝利紀念日遊行期間就採取這種做法）的草案，也沒有納入最後的條文。[80]

十三五（二〇一六到二〇二〇年）也支持同樣目標，並進一步補強即時線上環保監測系統、推廣新能源車等既有空氣汙染法規，一面設法填補法規漏洞。它訂下量化目標，計畫將能源消耗減少一五％，還規定十三個省停止發出燃煤發電廠許可，延後十五個新建廠計畫。十三五並訂定風力與太陽能發電年度最低保證採購量，還下令各省訂定非水可再生能源的最低電力配額。[81]

體制改革的投資

新的空氣汙染防治法、行動計劃與規章，為中國領導人提供因應問題的架構。但想達到這些目標、滿足這些標準，還必須進行體制改革：必須重組政治與經濟關係體制，重組塑造人們環境選擇的獎懲制度。修訂「環境保護法」是重要的第一步。根據一名參與修法人士的說法，當修法工作在二〇一一年展開時，重塑強大「環境保護法」的遠景「十分黯淡」。但環境保護部發表一堆批判「環境保護法」原始草案的長篇大論，「催化民眾不滿之聲」，並在二〇一三年中完成更強力的第二草案。[82]到二〇一四年，當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開始起草最終的第四版「環境保護法」時，大多數立法程序已經通過三讀。[83]二〇一五年一月一日生效的「環境保護法」最終版本，是「環境保護法」二十五年來第一次修正，在環境保護執行程序上提出幾項重要創新。

首先，新的「環境保護法」改革罰則。過去的罰款採取一次罰，一般金額不大，許多造成汙染的業者因此寧可付款了事，然後繼續汙染。根據經過修正後的新法，主管機關可以按天數對違規業者徵收罰款，汙染問題一天不解決，罰款也會愈積愈多。舉例來說，沿海城市蘇州的一家拉鍊廠因為違規，每天要繳一萬八千人民幣的罰款，等到問題排除、罰款付清時，這家拉鍊廠已經付出二十一萬六千元人民幣。[84]根據環境保護部的報告，二〇一五年出現七百一十五件每天罰款的案例，罰款總額達到五億六千九百萬人民幣。行政性罰款案例也有九萬七千多件，罰款總額達到四十二億五千萬元人民幣，比二〇一四年的罰款總額增加三四％。[85]

其次，經過修正的新環境保護法規定，在考核地方官員晉升時，要將環保工作績效納入評估標準。環境保護部已經開始每月公布一次汙染最嚴重的十大城市，說這些城市的負責人將因此難以升遷。[86]但負責人事獎懲調動的中央政府會不會真的這麼做仍是未知數。類似法規早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就已經存在，但始終未見成效。

此外，根據「環境保護法」的規定，環境保護部還可以用更嚴厲的行動對付忽略環境影響評估過程、製造假資料或不當操作汙染防治裝備的官員與其他人。但違規事件繼續快速增加。在環境保護部一次調查中，幾個直轄市官員在監測督察清單中漏列三十幾處造成汙染的工業場所。就連地方環保局也沆瀣一氣、意圖扭曲空氣汙染監測結果。陜西省漢中市的環保局官員用消防水線噴灑空氣汙染監測器，認為這樣能降低持續攀升的懸浮微粒讀數；[87]西安的環保局官員還將棉花塞進空氣汙染監測器。

最後，新「環境保護法」讓民眾能將涉及環保公益的事件訴諸法庭。[88]七百個非政府組織與政府資助的非政府組織可以提出環保公益訴訟。（根據第一個修訂版本，只有政府資助的非政府組織有權提起訴訟。）二〇一五年法庭受理四十八件環保公益訴訟，相形之下，之前八年的環保公益訴訟總計也只有六十五件。這些案件中有些被告還是環保局。以貴州省為例，法庭就判決一個地方環保局沒有盡到水汙染防治的執法職責。[89]

但對非政府組織與有志維護公益的律師而言，挑戰依然嚴峻。有些環保人士說，高昂的訴訟費用與當局對非政府組織的政治打壓，使工作更加困難。中華環保聯合會就是一個例子。政府資助的中華環保聯合會控告山東省晶華集團振華裝飾玻璃公司，將超標好幾百噸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與煙塵排入大氣。法庭判決振華裝飾玻璃公司支付近三百三十萬美元罰金並公開道歉。[90]不過，中華環保聯合會為了贏得官司，花了七萬五千美元訴訟與顧問費。雖然中華環保聯合會有政府經費奧援，但能負擔這種訴訟費用的非政府組織縱使有，也寥寥無幾。[91]

就算能籌得訴訟費用並打贏官司，也不保證政府不會做出違反判決的干預。有一次，深圳一個公民團體透過群眾募資籌到大約四萬五千美元，聘請律師控告市政府，要求公開一座爭議的垃圾發電廠的所有資訊，包括環境評估報告。這個公民團體在深圳中級人民法院打贏這場官司，但深圳市政府不服上訴。案子如今仍卡在高等法庭審理程序中「生死未卜」，但那座垃圾發電廠已經開始施工。[92]

中國政府也不贊成對影響更大的官方違法提出控訴，法院會拒絕受理某些案件。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一群律師控告北京、河北與天津政府不能有效處理空氣品質。在這些律師眼中，這個案子爭執的大原則很明確：政府在法律之上嗎？一名律師指出：「如果政府可以不受法律約束，那誰能約束？」直到目前為止，北京一所法院已經兩度拒絕受理，河北的一所法院也還不承認接到案子。[93]

擺脫束縛的繩索

清華大學校長陳吉寧在二〇一五年奉命出任環境保護部部長，不僅宣誓最高領導階層重視環保的決心，也讓中國環保人士欣喜不已。陳吉寧是第一位出任環保部部長的環境科學家，與科技部的萬鋼同為中國政府少數出國念書的資深官員之一。在資深官員中，他也是極少數敢於特立獨行的官員之一。例如二〇一五年一月在清華大學向碩士與博士班畢業生發表演說時，陳吉寧沒有依照慣例以中國傳統哲人或習近平的事蹟鼓舞學生，他談到麥爾坎．葛拉威（Malcolm Gladwell）寫的《異數》（Outliers），還說他在一次台灣之行中買了這本書。[94]

身為學者與政治圈門外漢的陳吉寧運用這項新職務大力推動環保官僚的體制改革。在許多中國環保學者鼓吹下展開一項可能影響深遠的改革，開始減少地方環保局對地方政府的依賴。長久以來，因為經費仰賴地方政府與從工廠收取的汙染費，地方環保局一直無法施展。[95]地方官員往往與在地工廠關係密切，不然就是與這些工廠有財務瓜葛，保護製造汙染的業者。因此地方官員可能幫製造汙染的工廠向環保局官員施壓、行賄，要求避免罰款或關廠。為了打破這個貪腐系統，陳吉寧實施幾個試點計畫，切斷地方環保局與地方政府的關係，讓地方環保局直接向省級環保部門負責。[96]

第二項意義同樣重大的改革是將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獨立在環保官僚體制之外。許多年以來，環境影響評估程序一直高度腐化，而且已經造成慘重後果。第三章談到的天津倉庫爆炸案發生後，民眾愈來愈重視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重要性。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二日，天津瑞海國際物流的化學品倉庫爆炸，造成一百七十三人死亡、八百人受傷的慘劇，三百棟建築被毀，財務損失超過十億美元。這座倉庫非法儲存數百噸危險的化學物品，包括七百噸劇毒的氰化鈉。超過爆炸圈以外很遠地區的地下水與土壤也遭到毒害。案發後的調查達成結論，認定瑞海有幾項犯行，包括在取得許可以前已經處理危險的化學品，在臨時許可到期以後還繼續處理化學品。

這次事件也暴露中國環保工作一個重大弱點：民眾參與度低。以瑞海的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為例，地方官員准許公司為部分評估付費。此外，瑞海案環境影響評估也沒有指出這座倉庫距離一處公寓大樓與火車站只有半英里，直接違反法規。更惡劣的是，環境影響評估中還提到曾事先徵詢一百二十八名居民意見，而這些居民每個人都歡迎瑞海將倉庫建在社區裡。這表示這些居民若不是完全了解，就是受了賄賂。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貪腐早已充斥環保官僚體系每個角落。在二〇一六年反腐運動中落馬的官員就包括前環境保護部副部長張力軍與他的三名部屬。張力軍等人遭多項指控：出賣偽造品管證書與監測裝備，干預計畫審批程序，在未經環境影響評估批准下允許計畫進行，以及准許計畫在批准以後逕行變更。[97]中國非政府環保組織自行調查環境影響評估系統後，揭發一個龐大的詐欺網，發現企業與地方環保局允許無照的評估公司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有些公司甚至連合格工程師都沒有。在一些案例中，地方環保官員聘雇自己當督察員。為了匡正這種情況，陳吉寧將環境影響評估作業從環境保護部獨立出來，使環保部門不能既當「球員」，又當「裁判」。[98]二〇一五年三月，環境保護部宣布懲罰六十三家違反法規的環境影響評估公司。[99]

但儘管陳吉寧雷厲風行，中國的環保法規卻在開倒車。二〇一六年九月提出的「環境影響評價法」似乎要削弱「環境保護法」。這個法案沒有讓民眾參與已經引起爭議，還刪除公司必須在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之後才能推動計畫的規定。根據這項法案，公司可以在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的同時申請許可。一些環保律師已經斷言這會導致環境影響評估系統無效：[100]如果公司先取得其他許可，環保督察員會面對默許整個計畫的龐大壓力。[101]環境保護部的挑戰艱鉅異常。二〇一七年上半年，環保部對二十八個城市近兩萬家公司進行檢查，結果發現約一萬四千家公司沒有達到空氣汙染排放標準，超過四千七百家公司沒有適當證件，而且設在未經授權的地點。[102]

公民聯手

中國官員有時會以一九五〇與一九六〇年代洛杉磯糟糕的空氣汙染為例，藉口說中國的空氣汙染只不過是經濟發展的一種症狀罷了。當年的洛杉磯確實也像今天的中國城市出現許多問題：父母把孩子關在家裡，不讓他們上學。由於空氣汙染過於嚴重，運動比賽也被迫取消。而在洛杉磯改善空氣品質的過程中，公民社會扮演主導角色。著名婦女運動組織「撲滅霧霾」（Stamp Out Smog）就是一個例子。它高調舉辦各式活動，影響輿論，推動政治改革。其他非政府組織與科學社群也提出汙染源的具體證據，特別是汽車，加州因此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開始管制汽車，防治霧霾。[103]

中國政府已經表示希望與民眾攜手推動環保。李克強在二〇一七年的人大演說中強調全民環保就是證明：「治理霧霾人人有責，貴在行動、成在堅持。全社會不懈努力，藍天必定會一年比一年多起來。」[104]不過，儘管李克強如此信誓旦旦，中國領導人的行動又是另一回事。

《穹頂之下》在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出現在中國網路上，不到幾天就有兩億多人次點閱。許多人將這部由前中央電視台記者柴靜製作解說的紀錄片與美國副總統高爾（Al Gore）的《不願面對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以及作家芮秋．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相提並論。柴靜在這部紀錄片中透過實地調查，報導中國的空氣汙染鬥爭。這種親身參與的報導手法在網路上激起極大迴響。潘石屹在網路上貼文說柴靜是英雄：「我要向勇敢的柴靜致敬。她是個女英雄。」

當時擔任環保部部長的陳吉寧親自拜訪柴靜，為這部影片向她致謝，並公開表示：「柴靜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從公眾和健康的視角，換取公眾對環境的關注，值得我們敬佩。」但僅事隔一天，上海宣傳部就向中國媒體與網站下達指令，封殺對柴靜與這部影片的所有報導，隔天又下令刪除網路上的有關報導。[105]在一次記者會上，有記者向總理李克強問到這部紀錄片的問題，李克強在答覆時沒有提到這部影片，但他承認中國政府防治空氣汙染的進度確實不符民眾期待，並說政府「決心整治霧霾與整體環境汙染問題」。[106]

柴靜的《穹頂之下》就像潘石屹提到空氣汙染的貼文一樣，將習近平政府鼓勵民眾參與環保的矛盾暴露無遺：政府歡迎民眾參與，但必須支持政府政策，不能挑戰現行政策，不能顯現挑戰政府法統的意圖。在政府眼中，擁有龐大網路跟隨者、喜歡針對廣大價值觀提出批判、而不只是小吵小鬧的人，尤其具有威脅性。

柴靜的罪行或許只是呼籲中國人民挺身而出保護環境。柴靜向來以主張個人權益著稱。二〇〇九年她在一次北京記者協會的演說中就曾大力鼓吹個人權利：「一個國家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構成的，她由這些人創造，並且決定。只有一個國家擁有那些能夠尋求真理的人，能夠獨立思考的人，能夠記錄真實的人，能夠不計利害為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夠去捍衛自己憲法權利的人，能夠知道世界並不完美但仍不言乏力，不言放棄的人，只有一個國家擁有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為祖國驕傲。」[107]也或許柴靜的《穹頂之下》引起全國網民一片掌聲，犯了中國高官忌諱。事實上，這支影片的播出，造成網路上許多發動環保抗議示威的呼聲，至少在西安有兩個人因參加這類示威而被捕。[108]《穹頂之下》被封殺以後，柴靜消聲匿跡，不再公開發表談話，不再公開露面。

但中國人民繼續響應柴靜的號召。全國好幾個城市的父母要求學校為孩子提供空氣濾淨系統，不過除了北京以外，沒有城市響應他們的呼聲。但父母們沒有就此罷手，開始參加群眾抗議，或在公共場合戴口罩來表達反對。[109]

柴靜的影片跨越那條看不見的紅線。但經驗最老到的環保人士馬軍與王燦發懂得用北京認為有用的方式推動改革。曾經做過記者的馬軍致力提升環保舉報透明度，迫使工廠與官員為環保政策負責。馬軍在二〇〇〇年代中期推出空氣與水汙染違規網路地圖，集中全力要外國公司為供應鏈工廠造成的空氣與水汙染負責。當時他向我解釋，鎖定跨國公司追究汙染的做法在政治上比較安全。後來隨著信心不斷增加，他開始擴大規模，將中國公司也納入目標，但主要仍以跨國公司為對象。到二〇一七年，他的非政府組織已經公開六十幾萬家工廠八十幾萬件違規案。

馬軍最成功的計畫是二〇一五年推出、鼓勵中國人投入空氣品質保護活動的「藍天地圖」。這個程式讓民眾可以精確檢測地方空氣汙染源，進而採取行動。二〇一七年十一月，馬軍在芝加哥外交關係理事會（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發表演說時談到，山東省有家上市鋼鐵公司有幾座會造成汙染的煉鋼爐，馬軍要求它清除汙染，但這家公司置之不理。馬軍說，他沒有採取法律行動，但呼籲藍天地圖使用者透過微博檢舉這家公司，並標記地方環保局的微博帳戶。隔了一陣子，地方環保局發文表示已經懲罰這家公司，並令它改善。但汙染仍然繼續；又經過幾個月網路公民抗爭後，這家公司最後關閉三個煉鋼爐。馬軍的做法讓北京一群居民深受鼓舞，建立自己的「汙泥圍剿地圖」，找出北京市內三十幾處汙泥堆放場。[110]馬軍還與美國天然資源防衛理事會（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密切合作，迫使公司讓供應鏈綠化，並每年發表汙染信息透明指數，就汙染資訊透明度對一百二十個中國城市排名。這類工作對地方官員頗具政治敏感度，但受到北京領導人歡迎。

著名環保律師王燦發在執業初期就代表因汙染而遭到健康與財物損失的村民控告地方官員與工廠。一九九八年他在北京成立汙染受害者法律幫助中心，到了二〇〇〇年，一個月會接到超過一百件來自市民的法律援助請求。[111]這份工作很有挑戰性。由於各地環保局不守法規，想取得資料很困難；財務支援有限，而且大多來自境外；另外法官往往也沒有受過相關訓練，不了解環保議題。但王燦發沒有因此氣餒，他運用市民代表的身分努力不懈，終於打造出整套環保法庭系統，而且法官人選都必須精通「環境保護法」。他告訴我，現在的挑戰是案子太少。

馬軍與王燦發都有高明的政治手腕，都與中國政府與環保官僚關係密切，但中國還有數千個沒有具備這些經驗與政治保護傘的非政府環保組織。寧德的兩名環保人士在調查鎳礦與濕地退化的關係之後，遭當局以嫖妓罪名逮捕就是例證。[112]

更讓人擔心的是，中國的政治體制在習近平領導下正不斷轉變，環保領域也不能倖免。第二章討論過二〇一七年「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通過以後，接受外國團體援助（這也是中國環保團體傳統上最大的財務與能力支援來源）承擔的政治風險遠比過去更高。中國環保團體的經費一度有八〇％來自海外。一名環保人士在接受《衛報》訪問時說：「『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的真正目標是切斷外國與中國非政府組織之間的聯繫，進而限制境外非政府組織在中國的活動，壓縮國內非政府組織的權益。」[113]事實上，直到目前為止，環保部還不同意擔任任何外國環保團體的監督機構。

中國一些非政府組織毫無疑問可以從其他地方找到支援。以運作最久的「自然之友」為例，就運用阿里巴巴提供的資金建立一個支援訴訟的環保公益基金。[114]但多年來一直在境外環保團體擔任負責人的人士告訴我，由於商業利益介入，經費發放做法變得更加急功近利、更加注重短期效果。在這種環境下，技巧訓練、環保法規與其他能力的建構上無疑都會遭受損害。[115]

不僅如此，環保團體與環保數據都可能成為國家安全議題，都可能陷入習近平政府對「敵對外國勢力」的敵意中。非政府組織之所以遭到政府猜忌，是因為它們往往主張強化透明、官方問責與法治，而這在政府眼裡都有可能是顛覆陰謀。如第二章所述，二〇一六年境外非政府組織的管理權已經從民政部轉到公安部。有個美國環保團體多年來一直是中國非政府組織與環境保護部在能源效益與氣候變遷議題上重要的合作夥伴。但不久前在北京辦事處任職的一名中國人告訴我，隨著「敵對外國勢力」論點不斷發酵，網路上對這家組織的工作與動機的負面批判已經愈來愈多。將環保議題視為國家安全議題的做法也對國內的非政府組織造成重創。以二〇一六年十一月的案子為例，湖南省環保團體「曙光」創辦人劉曙被指控提供環保數據給「不明的聯絡人」，遭當局以「反間諜」罪逮捕。劉曙的工作包括為汙染受害人辯護，調查一座大湖的重金屬含量。[116]

共產黨並在二〇一六年要求在非政府組織建立黨部，以「指導政治思想」。[117]那一年在北京與我會面的一位社運人士說，這些黨部不大可能在非政府組織活動的決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她說：「充其量只是集會討論一些黨交下來的新規定或構想而已。它不會對我們非黨員構成影響。」事實上，北京許多環保人士對這種壓縮政治活動空間的情勢似乎相對樂觀。二〇一七年有位環保人士就在北京跟我說：「我們仍然可以做自己的工作。我們只是不能再向外國人拿錢，而且一定得根據政府訂定的優先順序做事。」[118]洛杉磯在一九六〇與一九七〇年代出現的環保大轉型，靠的是翻天覆地的環保運動，但以目前中國環保人士這樣的態度，想推動類似的轉型似乎不可能。

淨化空氣之戰

就像打貪或開發電動車市場一樣，中國領導人提出的空氣汙染對策也包括短期與長期行動兩部分。以二〇一六年九月在杭州舉行的二十大工業國高峰會為例。為舉行這項讓二十大工業國領導人齊聚一堂的盛會，杭州地方官員宣布放假一星期，發放總值十五億美元的旅遊優惠券，還集中全力掃除一切汙染跡象。他們關閉工廠、拆遷工廠，停止施工，並禁止燃燒柴油的巴士上路。寶鋼與中國石化上海石化廠這類大型國有企業不是在高峰會期間關廠，就是減產五〇％。二〇一五年九月二戰勝利七十週年紀念日大遊行，以及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高峰會前中國也曾採用類似戰術。以二戰勝利七十週年紀念日大遊行為例，除了關閉工廠與建築工地以外，北京幾乎關閉所有的鋼鐵廠，鋼鐵減產近六百六十萬噸。

讓環保專家擔心的是，中國可能會用這類短期做法取代較持久的行動，來因應空氣品質的挑戰。舉例來說，河北省境內造成汙染的工業在二〇一六年秋天奉命停工四十五天，那年位於附近的北京懸浮微粒平均濃度出現大幅改善，很可能就是這次行動的成果。中國工程院的評估，這類短期措施讓北京的空氣品質改善約二〇％。[119]河南、山西與山東省也奉命從十一月到隔年三月關閉高達三〇％的煉鋁產能，以緩解北京的霧霾。

不過，迫使一個省將境內工廠關閉以嘉惠另一省可能會造成政治緊張。二〇一六年三月，一些官員就針對經濟成長放緩的壓力與環保支出問題在人大年會上大吐苦水。以河北官員為例，就在報告中指出，河北省為因應鋼鐵、水泥等產業產能過剩問題，再加上防治汙染的支出，花了十八億美元，還減少二十萬個就業機會。[120]

在推動乾淨能源生產與消費方面，中國無疑已經取得相當進展。但在一種如作戰般訂定宏大指標限期完成的環境下，由於訂定指標之初往往未能考慮現實狀況，這些進展也面對阻力。目前全世界新再生電廠已有四〇％位於中國，[121]二〇一六年中國對再生能源的投資高達七百八十三億美元，超越歐洲（五百九十八億美元）與美國（四百六十五億美元）。[122]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說，中國必須在今後五年投下兩兆到四兆人民幣的「綠色投資」，但政府只能負擔其中一五％。易綱說，因此民營企業得負擔大部分的融資。[123]但民營企業的投資意願主要取決於中國能不能建立市場獎勵機制，讓民營業者認為值得投資。問題是中國目前的乾淨能源環境過於飽和，很難找到投資機會。中國的乾淨能源產能已經有許多閒置。以二〇一六年為例，在風力發電最多的甘肅、新疆與內蒙，風電棄置率（curtailment，未能使用的產能）分別高達四三％、三八％與二一％。（相形之下，美國與歐洲的風電棄置率一般只在零與五％之間。）另外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的研究顯示，中國沿海城市由於空氣汙染，太陽能光電板的效益可能損失一七％到三五％。[124]由上而下的政治運作，無論志在減少汙染或在推動新科技，都在以動員為首要目標的初期階段最有效。但經過一段時間，如果不能重視實際運用結果，不能根據新資訊採取新政策，成果自然會打折扣，中國在乾淨能源的經驗就是例證。

西方的東西不是最好的

最後，中國領導人對改善空氣品質的承諾並非一視同仁：他們優先關注的是富裕的沿海地區。二〇一三年，中國領導人刻意將西部排除在耗煤上限規定之外，讓西部繼續擴大煤炭產能，然後將電力輸往東部。國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巡視員李豪峰說：「我們將在西部地區建立多功能電力供應中心，讓西部的發電廠使用淨化煤向沿海城市供電。」[125]地方政府也仍然偏愛火力發電，儘管這樣會導致風力與太陽能發電浪費也在所不惜，因為火力發電提供就業，因此能為政府帶來收入。[126]就這樣，中國政府在二〇一七年取消八十五個新的燃煤電廠建廠案，並保證直到二〇一八年不會在十三個省批准新計畫，但其他十八個主要位於內陸與西部的省與地區會考慮建立新的燃煤發電廠。不僅如此，中國還誇耀有四十六個高度汙染的煤製化學產品工廠（包括煤製天然氣工廠）正在營運中，另有二十二個新電廠正在興建。（所謂煤製化學產品是一種將煤轉換成甲醛、醋酸與甲烷等其他化學物的工業程序。）煤製化學產品計畫的成本高昂，而且非常耗水，在水源稀少的地區進行這類計畫尤其所費不貲。不過，想讓煤礦繼續運作，這是一條途徑。根據一項評估，中國預定開發與煤有關的新計畫多達五百七十個。[127]

這種偏頗的政策帶來的後果不難想像。二〇一五年中國九十一個懸浮微粒平均濃度不斷升高的城市中，有六十九個位於華中與西部地區。[128]此外，政府仍然決心要在二〇二〇年達成人均GDP增加一倍的預定成長目標，但以不到六％的經濟成長率不可能達成這項目標。二〇一六年三百六十七個城市的數據顯示，當放寬銀根，投資再次熱絡的時候，汙染情況也變本加厲。以河北為例，混凝土與鋼鐵產量分別增加二四．二％與七％，北京、天津、河北地區有十三個城市的懸浮微粒濃度因此增加。所以如果將經濟成長需求與內陸及西部省份納入考量，中國整治空氣汙染的行動也顯得矛盾百出。

照我說的就對了

對於經濟開發會對其他國家的空氣品質可能帶來什麼衝擊，中國領導階層一點也不關心。在設法淨化空氣以滿足境內中產階級需求的同時，中國也鼓勵公司將生產基地移到境外，而且常是火力發電廠這類造成汙染最嚴重的企業。河北省計畫在二〇二三年以前將兩千萬噸的鋼鐵、三千萬噸的水泥、以及相當數量的玻璃生產移往海外。它已經簽訂一項協定，將大約一一％的鋼鐵產能移往南非的一座新廠。[129]由中國出資的大型水泥廠也不斷湧入塔吉克，使塔吉克的水泥產量從二〇一三到二〇一五年增加五倍。[130]

網路環保網站「中外對話」（China Dialogue）與CEE銀行觀察網絡（CEE Bankwatch Network）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中國的銀行與公司正在境外投資至少七十九家火力發電廠，總裝機容量超過五十二京瓦（gigawatt，即百萬千瓦）。這比美國計畫在二〇二〇年關閉的四十六京瓦還多。[131]能源大廠華能已經宣布將在南亞與東南亞、俄羅斯與東歐大舉擴建燃煤電廠。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海外建廠時，適用的效益標準不及本國建廠的標準嚴厲。[132]在肯亞，一個由肯亞、南非與中國能源公司組成的財團，計畫在肯亞興建一座大型燃煤電廠，而且建廠位置就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指定的一處世界遺產保護區北方十五英里處。根據評估，這座新廠將是肯亞的最大汙染源。[133]就這樣，中國領導人一面在富有的沿海省份與直轄市管制煤的生產與消耗，以改善空氣品質，一方面卻鼓勵業者在中國西部與海外擴充煤的產能。

這類結構性轉型顯示，北京的承諾基本上就是改善富裕地區的空氣汙染，同時讓比較貧窮的內陸省份與其他開發中國家在今後幾十年忍受更髒的空氣。

地平線上的烏雲

二〇一七年十月，西方新聞媒體紛紛為習近平的「十九大」演說喝采，說習近平對環境與品質成長的重視尤甚於經濟發展，因為他在演說中八十九次提到「環境」，「經濟」卻只提了七十次。[134]但在十九大的記者會中，環境保護部部長李干杰卻表示，政府無法達到二〇一七年的空氣品質目標，並要求中國人民「忍耐」，因為「解決這樣一個大問題需要時間」。[135]李干杰說得這麼謹慎自然很有道理。就在十九大期間，醫學雜誌《刺胳針》（The Lancet）透露，二〇一六年與空氣汙染有關的死亡病例全球排名中，中國高踞第二，僅次於印度。

在中國對抗空氣汙染的過程中，要把永續發展與立竿見影式的短期進展分割並不容易。習近平領導團隊在國有企業或創新領域雖然不願採取體制性改革，不過在應付空氣汙染的挑戰時，卻推出一套可能帶來長程利益的體制性改革，例如解除地方政府對地方環保局的監督權、確保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獨立、加強有關環保的法律系統、提高對企業汙染罰款金額的上限。此外，政府從二〇一八年起開徵環保稅，鼓勵造成汙染的業者減少排放，讓有限的市場努力在環保進程中扮演好角色。

但另一方面，北京將膽敢挑戰政府政策的權威人物或社運人士消音，把環保扯進國家安全議題，在非政府組織內部建立黨部來監視它們的活動，阻撓它們與外國非政府組織合作，從而大幅壓縮公民社會的角色。北京這麼做的結果是：中國的非政府組織不夠獨立，不能像二〇〇〇年代末期那樣向政府問責，迫使政府展開空氣汙染防治行動。

政府繼續仰賴的動員也可能妨礙永續性改革的進展。一時性的社會運動能夠鼓勵人們投入成效立見的工作，但不能帶來推動永續性改革必不可缺的政治與經濟誘因。不能為企業帶來誘因，採用汙染控制科技，地方官員與商界領導人自然繼續想方法迴避法律規章，因為他們必須應付經濟成長與穩住就業的雙重壓力。不同的動員還可能在目標上相互衝突。例如，當政府決定採取又一輪經濟刺激行動時，汙染問題變得更加嚴重。

更何況，經北京列為改善重點的地區，空氣品質雖然偶爾會改善，但這種改善是把汙染負擔從沿海省份移往境內較落後地區的結果。這種戰略讓人不敢相信中國政府的承諾：它真的想讓中國遠離化石燃料、保護環境、讓中國人民不再擔心公共衛生問題嗎？

最後，中國在環保問題上採取的做法，對它在因應全球環保挑戰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影響很大。舉例來說，只是將汙染從東部沿海地區移到西部省份與其他國家，而不減少整體化石燃料的耗用，對全球氣候變遷的改善一點幫助也沒有。以中國再建造二十二座煤製化學產品廠的計畫為例，每年就會增加一億九千三百萬噸碳排放，比許多國家的排碳量還多。中國喜歡自詡為因應氣候變遷等全球性挑戰的領頭羊，但下一章就會看到，這與中國的實際貢獻差距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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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大國外交策略

拿破崙說過，中國是一頭沉睡的獅子，當這頭睡獅醒來時，世界都會為之發抖。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但這是一頭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

——習近平，二〇一四年三月[1]

或許有一些外國觀察家對習近平所謂中國可親的說法存疑，但中國是一頭醒獅已經是公認事實。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強國，準備要求強國應有的地位。在過去，中國學者與官員總是小心翼翼說中國是新興國家或區域大國，現在他們大多改口說：「中國是一個大國。」習近平是在全球秩序中宣示中國新地位的第一個中國領導人。在二〇一二年一次華府之行中，當時還是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提出建議，主張將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定位為「新型大國關係」。[2]

從各種評估角度來說，今天的中國都是全球大國。它是全球第一大或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取決於以名目或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來評估經濟產值），二〇一五年貢獻全球GDP一五％[3]，在二〇一〇至二〇一五年貢獻全球GDP成長三五％。[4]它向全球各地出口商品、資金與勞工，贏得世界最大貿易國的封號。為尋求天然資源來發展工業與基礎建設，也為了從海外汲取科技與專業、進一步提升經濟，中國也是愈來愈重要的外國直接投資（FDI）來源國。中國的軍事力量也反映出身為全球大國的地位。身為「禁止核武擴散條約」（Non-Proliferation Treaty）明定的五個核武國之一[5]，中國同時也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常備軍。它投資研發航空母艦、匿蹤戰鬥機與反艦彈道飛彈，[6]大幅提升自衛與向外擴張的能力。它的軍費支出高居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7]

不過，除了這些傳統權力與軍力評估標準之外，習近平還曾明白表示，中國要塑造國際體系，要用中國的力量影響其他國家，建立全球遊戲規則。經由這種方式，中國與日本、德國等全球經濟大國，以及俄羅斯等軍事大國漸行漸遠。今天，只有美國擁有經濟與軍事實力，能與中國展現的全球政治野心抗衡。

中國想在國際舞台表達意見，想成為全球領頭羊，有一套不可否認的邏輯：它是一個擁有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經濟與軍事大國。中國充滿雄心壯志，要為美國與世界上其他國家提供更大的夥伴與合作關係，要一起推動全球成長，一起因應全球挑戰。同時如下文所述，為謀求本國利益、滿足自身目標，中國要運用新取得的地位，透過支持或補強手段來塑造區域與全球體制。擴大與其他國家的合作，也讓中國與其他國家發生摩擦的可能性不斷增加，特別是美國。

從韜光養晦到大國外交

中文有許多有趣的成語，通常反映一種智慧、古中國的道德遺訓或歷史逸事。中國領導人為了讓政策宣示更加鮮活有力，也常引用成語。前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就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用「韜光養晦」來總結中國的外交政策，讓這個成語大出風頭。這個成語源於七〇〇年代中期唐玄宗登基的時候，玄宗之所以能當上皇帝，部分原因就在於懂得隱藏才智，讓潛在競爭對手毫不設防。[8]鄧小平當年在宣示中國外交政策時用了下面二十四個字：「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決不當頭，有所作為。」[9]

一九九〇年代與二〇〇〇年代大多數時間上台的中國領導人都遵從鄧小平的指示，他們說中國是開發中國家，是新興經濟體，說中國渴望和平的外在環境以便繼續成長。他們呼籲「雙贏」的外交政策，並協助推動亞太地區的成長。而且最重要的是，為緩解鄰國疑慮，他們將中國的擴張稱為「和平崛起」，當所謂的「和平崛起」也讓鄰國惴惴不安時，他們又將「和平崛起」改為「和平發展」。[10]

但二〇〇八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讓一群看法不同的經濟與外交事務專家和官員脫穎而出。當美國深陷不景氣泥沼、為站穩經濟腳步而掙扎不已之際，中國卻由於人民儲蓄、擁有數兆美元的外匯存底而相對安穩。這些官員於是相信，這場金融危機代表世界史的轉捩點：美國將從此衰落，中國將崛起。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認為，或許時機已至，美元不應該繼續作為世界貨幣[11]，反映的正是這種觀點。中國官方《新華社》更強調美國的虧損就是中國的利得：「對話格局生變，與時局密切相關。在美元持續貶值，次貸危機波及全球，加劇金融市場動盪之際，美國在指責中國時難免底氣不足。而經濟高速發展，令中國自信心大增。」[12]

中國人對匡正歷史的渴望是中國崛起論甚囂塵上的另一個原因。中國百年來承受的屈辱對中國人的心理影響甚鉅。[13]中華民國首任總統與革命領導人孫中山在一九二四年一篇演說中指出：「現在的時代，我們的中國，是世界上頂弱頂貧的國家。現在世界上沒有一個能看得起中國人的。所以現在世界的列強，對於中國都是有瓜分中國的念頭。」[14]一九三〇年代到一九七〇年代中國歷史依然動盪，國際地位也依然低落。

到了一九九〇年代與二〇〇〇年代初期，克服這種屈辱意識的渴望開始出現在許多當代思想家的文章中。舉例來說，著名清華大學教授閻學通就在二〇〇一年表態，說中國有重拾全球大國地位的歷史使命：「中國崛起是命定的。過去兩千年，中國曾經幾次享有超級強國地位……甚至直到一八二〇年，就在鴉片戰爭前二十年，中國還占有世界GDP的三〇％。這種超級強國的歷史地位一方面讓中國人民深深以國家為榮，但另一方面也讓他們對中國目前的國際地位非常悲傷。他們認為中國的積弱是應該匡正的歷史錯誤。」[15]

但並非所有中國外交政策謀士與官員都贊同這種公開張揚的外交政策做法。以前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為例，就主張繼續沿用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做法，認為低姿態最符合中國經濟發展與國內安定的需求。[16]前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王緝思也說，中國與美國的國力仍然懸殊，中國想在短期內趕上美國幾乎不可能。[17]

儘管繼續有學術上的辯論，中國外交政策在二〇〇〇年代末期明顯更趨強硬。包括總理溫家寶在內的中國官員，甚至就美國經濟問題向美國說教，要求美國確保中國對美國公債的投資安全性。[18]在中國後院的東海與南海，北京在外交與軍事兩方面開始以更強勢的做法表態。由於主辦盛況空前的二〇〇八年夏季奧運，儘管因人權與環保問題遭到媒體關注，中國第一次嚐到軟實力甜頭。

習近平的上台讓中國的政策正式轉趨強硬。他的中國夢不僅要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還要建立一支「能打勝仗」的人民解放軍。[19]二〇一四年十一月，習近平把全國外交政策與軍方菁英召到北京，發表他對中國外交政策前途的看法。這項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發表的講話，進一步證明習近平要讓中國走出新興或區域強國，成為世界強國。一名與會官員指出，習近平那篇講詞是一篇「實現中國夢的外交宣言」。[20]二十多年來，中國領導人總不忘強調中國是愛好和平的開發中國家。套用習近平的話，現在時機已至，中國要擁抱「大國外交」。[21]同年十二月，習近平在政治局發表講話，說他要「在國際規則制定中發出更多中國聲音，注入更多中國元素」。[22]與其他後革命時代中共領導人相較，習近平更相信，共產黨的統治法統至少有一部分靠的是能否重拾國際舞台的領導角色。

從絲路到一帶一路

習近平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雄踞亞洲中心、面向全球的中國為核心。二〇一三年九月，習近平在哈薩克阿斯坦納（Astana）的納札巴耶夫大學（Nazarbayev University）向官員、學者與學生發表演說，提出建立「新絲路」或「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計畫。[23]同年十月，他在印尼訪問時，進一步提出「海上絲路」的構想，打算效法明朝鄭和率艦隊遠征的壯舉，將中國影響力伸入紅海與非洲東岸。[24]習近平以這兩個計畫為基礎，提出規模恢宏的一帶一路倡議，之後將一帶一路的英文名字從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更改為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一帶一路倡議如果能成功，不僅亞洲，中東、歐洲與非洲大部分地區的政治與經濟樣貌也將改觀。

根據中國官員最初的描述，一帶一路倡議是一項透過港口、鐵路、公路與能源基礎建設，將中國與全球其他地區結合在一起的基礎建設計畫。隨著中國經濟持續放緩，北京在鋼鐵、水泥與煤炭等產業面對產能嚴重過剩問題，推動這項計畫的緊迫性也不斷升溫。因為它至少能解決部分問題。一名中國學者對中國領導人的意圖有以下解讀：「中國許多產業自二〇〇六年以來一直面對產能過剩問題。中國領導人希望透過一帶一路在鄰國開發新市場來解決這個問題。」[25]此外，由於美國在二〇一一年提出「新絲路」（New Silk Road）方案，一帶一路很顯然也是對美國此舉的反駁：因為中國的一帶一路預定投入數百億美元，讓美國政府只有區區一千五百萬美元的方案（是世界銀行一個大項目的一部分）相形見絀。因為美國也承諾協助阿富汗重建，投入資金增加為數十億美元，[26]但與一帶一路相比仍是小巫見大巫。

二〇一五年三月，中國外交部與商務部與國家發改委聯手，以書面方式發表重振絲路的新一帶一路計畫。新計畫遍及亞洲、中東、非洲與歐洲各地六十個國家，[27]涉及全球七〇％的人口、五五％的GDP[28]。（見圖7.1）到二〇一七年，新一帶一路計畫已經邀請世界各國共襄盛舉。它的設計遠遠超越基礎建設範疇：不僅要透過電信與文化進行交流，還要訂定財經與自由貿易協定，讓中國更有機會運用人民幣進行全球貿易與投資。根據中國分析，中國已經建立一個四百億美元的一帶一路專用基金，並透過銀行提供超過一千億美元的貸款。[29]一帶一路現在已經有將近九百個計畫。[30] （並非所有一帶一路計畫都在習近平二〇一三年的演說過後才展開。外交部官員魏希〔Shi Wei，音譯〕告訴我，在一帶一路宣布之前已經展開的計畫也算在這些數字裡面。）一名前中國官員說，一帶一路是「中國提出最有意義、影響也最深遠的計畫」。[31]

p 資料來源：外交關係理事會、新華社；Credit: James McBride。

中國政府也將一帶一路計畫全面整合納入國內計畫。北京成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負責監督官僚體系內部的計畫協調；二〇一六年三月人大批准的「十三五」（二〇一六到二〇二〇年）計畫，正式將一帶一路與「互聯網+」（將網路科技運用在銀行與商務等傳統產業的政府計畫）以及「中國製造二〇二五」納入中國經濟發展重大方案。[32]中國三十三個省份與自治區超過半數也將一帶一路納入戰略計畫。在中國官員心中，一帶一路已經成為許多貧窮省份提高生活水準的機制。[33]就連國有企業也成立一帶一路部門，務使公司在做投資決定時考慮到這項計畫。

就像習近平的民族復興論一樣，一帶一路也有緬懷中國偉大歷史功業的濃厚意涵。直到十九世紀中葉，由於德國地質與地理學家斐迪南．馮．黎霍芬男爵（Baron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將這條貿易與通信網路稱為「Die Seidenstrasse」（絲綢之路），「絲路」一詞才問世。[34]但早在西元前一百零六年，已經有商旅隊往返這條中國與伊朗間的道路（不過有歷史學者認為，絲路早在西元前一三九年已經出現：漢武帝為了與西方國家結盟、共同對抗匈奴，在這一年派將領張遷出使西域）。[35]在之後數百年間，中國與中亞之間發展出幾條貿易路線，即後人所謂的「絲路」，連接東、西方的海上通道則成為所謂的「香料之路」（Spice Routes）。透過這些貿易路線交換的主要當然是商品，中國用絲綢交換西方的香料、穀物、寶石、蔬菜與水果，但也逐漸出現藝術、科技與宗教等理念交流。[36]此外，中國還為這些貿易路線提供安全保護；唐朝派軍在中亞衛戍就是例證。[37]

有鑒於這種歷史根源，對中國學者與官員而言，現代絲路的一帶一路幾乎有一種神話般的地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戰略研究室主任薛力，是對一帶一路問題最有看法、著作最豐的學者之一。我向他請教一帶一路的意義。薛力說，一帶一路是習近平在外交關係上的「最高設計」。他認為這項計畫與習近平的歷史思維有關，是習近平想「幹一件大事」的產物。就實質意義而言，它代表中國的自我認同從一個東亞國家轉型為亞洲（包括南亞、北亞與西亞）的中央大國。但薛力不贊同一帶一路擴及全世界的做法。他說：「如果把它擺在每一個地方，它會變得什麼也不是。」薛力並指出，一帶一路還可以讓中國經濟「向外開，但不是向內開」。[38]其他中國學者認為，一帶一路是中國對美國「重返亞洲」政策的答覆。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在二〇一一年宣示的這項政策，保證美國將進一步介入亞洲安全、政治與經濟事務，擴大在亞洲駐軍，與亞洲國家訂定正式貿易協定，繼續支援有意加強、改善治理體制的亞洲國家。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所所長張蘊嶺認為：「基於長遠利益考量，中國將一帶一路視為一項大戰略。依我看，我們可以將它視為中國對美國『重返亞洲』政策的答覆。」[39]解放軍少將喬良也撰文指出，一帶一路是「對抗美國重返亞洲東進政策的避險戰略」。[40]

許多國家歡迎中國這項計畫帶來的重大貿易與投資機會，幾個歐洲國家已經迅速宣布加入。美國駐北京大使館還成立特別窗口，協助美國公司思考一帶一路可能帶來的商機。不過各國對一帶一路的看法莫衷一是。從許多方面來說，一帶一路是中國共產黨又一波由上而下的傳統運動；只不過這一次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其他國家的政經系統也在背後推波助瀾。就理論而言，參與國將透過貿易與投資、文化、金融、甚至可能透過安全合作與中國結合。但一些地緣位置接近中國的國家，例如印度，已經對一帶一路可能帶來的中國經濟滲透或海上勢力的進逼表示擔心。[41]甚至在傳統上與中國交好的巴基斯坦，那裡的人也對政府與北京的談判缺乏透明度、對中國公司的特許、中國勞工將奪走巴基斯坦人就業機會、以及付款條件等等議題表示憂心。[42]中國學者也不完全相信一帶一路戰略對中國有利。人民大學教授時殷弘在談到一帶一路時就說：「這事的狀況是『中國一頭大熱，而其他國家僅小熱和不熱』。」[43]時教授呼籲北京一定要以集體方式推動一帶一路計畫，避免其他國家產生疑慮；他擔心中國的投資可能觸怒其他國家，引發民族主義反撲，特別是如果環境、衛生與其他社會問題不能妥善處理，情況尤其嚴重。[44]上海交通大學學者張俊華也贊同時殷弘的觀點。他說，最早的絲路源起於「由下而上」的貿易，而且推動這些貿易的基本上是中國以外的國家。張俊華認為，一帶一路恰恰相反，是「中國新重商主義思想的產品」。他解釋說：「在處理地主國一些特別是有關文化、環境與種族的議題時，中國的新重商主義欠缺敏感度。北京的獨裁做法也可能損及與民主國家的有效合作。」[45]

中亞大學（University of Central Asia）學者凱梅．托特穆席（Kemel Toktomushev）認為，如果不能建立強而有力的透明度與問責體制，恐怕難保一些國家不發生當權者貪腐謀利的情事。[46]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亞歷山大．庫里（Alexander Cooley）在研究一帶一路對中亞地區可能造成的衝擊之後，也強調這種顧慮。庫里指出，特別是在哈薩克、吉爾吉斯這類中國基礎建設計畫貪腐醜聞造成對中國恐懼的地方，中國的投資尤其可能造成反撲。二〇一六年就發生這樣一件轟動大案：吉爾吉斯國會的一個委員會提出報告，指控吉爾吉斯總理提米．沙里耶（Temir Sariyev）將一個金額一億美元的基礎建設計畫給了一家中國公司，但根據報導，這家中國公司不僅沒有適當執照，在合約競標過程中也落後吉爾吉斯與土耳其競爭對手。沙里耶之後被迫辭職。[47]

一帶一路計畫究竟能不能賺錢也是一個大問號。[48]張俊華指出，中巴經濟走廊就是一個例子。這條走廊計畫投資總額高達四百六十億美元，相當於巴基斯坦二〇一五年GDP一七％，但有關計畫卻面對許多安全顧慮與巴基斯坦內亂問題困擾。根據張俊華的看法，中國在這樣一個貧窮、衝突不斷的環境做這樣重大的投資，從經濟角度而言讓人難以理解。巴基斯坦也因為北京提出的條件過於嚴苛，決定取消與北京一個總額一百四十億美元的大壩工程計畫，自行建壩。（北京的條件包括對這座大壩的所有權、高昂的運作與維修成本，以及北京可以建第二座壩的保證。）一些中國公司，例如中國工商銀行，也對一帶一路的經濟盤算表示疑慮。外交部官員魏希就認為，一帶一路是一項五十到一百年的大工程，他相信大多數中國公司會從長著眼，運用一帶一路平台在一個或許尚未成形的市場搶占立足點。

中國的體制性網路

除了一帶一路以外，習近平還創辦或支持幾個區域性機構，以強化中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提出「海上絲路」構想的印尼之行中建議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49]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在談到亞投行時說，這是在亞太地區扮演領導角色的中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補充現有國際經濟秩序的建設性舉動」。[50]就大多數評估標準而言，亞太地區的基礎建設需求很龐大，超過八兆美元。[51]以資助開發全球基礎建設為宗旨的兩個最大的國際銀行：世界銀行與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加起來每年平均只能資助五百億美元的計畫。

習近平原本沒有建立亞投行的構想。幾年來，一些學者與官員，包括後來出任亞投行行長的金立群，不斷鼓吹建立一家中國領導的跨國銀行，一直沒有成功。但習近平要推動一帶一路，終於為這項跨國銀行方案開啟一扇門。由前副總理、現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理事長曾培炎起草的亞投行建議案在內部辯論了幾個月。有些官員擔心亞投行會虧損，擔心中國欠缺經營跨國銀行的經驗。但中東政府表示支持，說願意參與與投資，據說中國領導階層因此有了信心，決定創辦亞投行。[52]

國際社會遲遲不肯改革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這類既有國際經濟體制，以便更精確地反映中國在全球經濟的地位，特別是美國，這也促使中國領導階層下定決心創辦亞投行。國際貨幣基金早在二〇一〇年已經保證重新調整出資份額，以增加中國與其他新興經濟體的投票權重。但在三年後的二〇一三年，身為國際貨幣基金董事的美國政府仍然不肯批准改革。[53]（國際貨幣基金終於在二〇一六年增加中國與其他新興經濟體的投票權重，以便更精確地反映這些國家的貢獻。[54]）

雖然許多國家表示歡迎，但美國、日本等幾個國家對中國這項計畫特別表示疑慮。美國內部出現兩個疑問：首先，中國是不是想顛覆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這類傳統體制，以助長由中國領導的體制？其次，亞投行會不會不遵守傳統銀行的環境、社會衝擊、透明度與放款標準，在不合標準的水準上運作？誠如時殷弘與張俊華等分析家所說，美國政府的顧慮並非空穴來風。歐巴馬政府官員呼籲其他西方與亞洲國家官員，至少在亞投行的結構、宗旨與治理原則更加明確以前先不要加入亞投行。[55]

中方對此提出答覆，說亞投行與中國建議的其他體制，目的不在挑戰現有國際秩序，而是補強現有的國際秩序。二〇一五年九月，習近平在即將啟程訪美前接受《華爾街日報》訪問時說：「世界上很多有識之士都認為，隨著世界不斷發展變化，隨著人類面臨的重大跨國性和全球性挑戰日益增多，有必要對全球治理體制機制進行相應的調整改革。」[56]中國駐英國大使進一步表示，亞投行將作為「既有多邊開發體制的一種補充」，將「在全球經濟與金融框架內，遵照既定國際慣例」行動。[57]亞太研究所所長張蘊嶺更直指美國是國際系統遲遲無法改革的罪魁禍首：「美國既延宕國際貨幣基金的改組，又反對建立亞投行，看來是不願接受國際社會不斷變化的需求了。」[58]

美國內部也出現許多聲音，要求歐巴馬政府將亞投行視為中國對全球體系的貢獻，而不是挑戰。他們進一步指出，由於還有五十多國共同參與，中國縱然想利用亞投行當工具，執行中國特有的目標或做法，能力也有限。史丹佛大學教授菲利浦．里普希（Phillip Lipscy）就說：「只要其他參與國能認真參與，提供經費、有技能的員工與做好協調，中國在亞投行享有的結構性優勢就是有益的。如果大家認為這個機構不公平或不透明，它充其量只會是一個中國用來支付雙邊對外援助的空殼組織而已。」[59]

一開始大多數西方國家不願加入亞投行。但英國在二〇一五年首先倒戈，而且據說事先未與華府商量。[60]對美國而言，這是尷尬的外交事件，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公開拿來與莎翁的名劇相提並論，說曾在很久以前拒絕羅馬帝國要求的英國，現在拒絕美國的要求。[61]其他歐洲與亞洲國家立即跟進。只有日本由於擔心亞投行影響它在亞洲開發銀行的領導地位，沒有加入亞投行。

雖然評估亞投行帶來的影響還算太早，但亞投行已經採取步驟，確保它的標準符合傳統跨國銀行的標準。中國藉重擔任世界銀行律師多年的娜塔莉．利希藤斯坦（Natalie Lichtenstein）起草亞投行憲章，隨著亞投行輪廓逐漸浮現，它的治理原則似乎與世界銀行與亞洲開發銀行並無兩樣。[62]不僅如此，亞投行在二〇一六年宣布第一波四個項目，其中三個與亞洲開發銀行、歐洲重建與開發銀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等其他國際銀行共同融資。

中國同時還著手其他幾項體制性行動。它開始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是東協在二〇一一年發起的一項十六國貿易談判，[63]如果談成，將建立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集團。[64]習近平儘管也支持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但他已經邁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範疇，建議成立亞太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 FTAAP）。亞太自由貿易區最先是美國一九九四年在印尼茂物（Bogor）亞太經濟合作（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高峰會中提出的方案，當時納入茂物高峰會目標，之後在二〇〇六年河內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高峰會中再次提出討論。[65]習近平在二〇一四年亞太經濟合作高峰會中提出這樣一項協議的遠景，即後來所謂「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推動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北京路線圖」。[66]

中國外長王毅解釋說，北京所以建議成立亞太自由貿易區是為了「協助整合區域性雙邊與多邊合作機制，降低重疊與各行其是的風險」。[67]其他批判色彩較濃的觀點則說，中國這麼做，意在與美國支持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現在以日本與澳洲為首）分庭抗禮，並顯示中國可以在全球經濟規則與標準的制訂上扮演重要角色。[68]

由於領導推動亞太與其他地區的經濟整合，中國贏得亞太與全球許多地區的喝采。但在安全戰線上，它的領導卻沒有得到多少響應。它在東海與南海的海權主張與其他國家發生衝突，其他國家一般認為北京的行動是在挑釁，甚至指責它造成的動盪不安。

南海爭議

二〇一一年，人民解放軍海軍司令員吳勝利在答覆美國在南海角色的問題時，明確表達他的觀點：「如果我砍斷你的手腳，你有什麼感覺？……中國對南海的感覺就是如此。」[69]南海面積達一百三十五萬一千平方英里，除了石油與天然氣蘊藏以外，還有豐富魚產，此外每年還有價值五兆美元的船貨通過這片海域進行貿易。南海有南沙與西沙兩個島鏈，還有一些小島礁。位於南海的六個國家，包括中國、台灣、汶萊、馬來西亞、越南與菲律賓，各自主張擁有部分或所有島鏈與島礁的主權。其中尤以中國最為誇張：僅僅根據一九三〇年代畫下、之後於一九四七年出現在中華民國官方地圖上的一條模糊的「九段線」，就把將近八〇％的南海水域視為領海。[70]

中國官員引用歷史記錄為它的主張辯護。以中國外交部為例，就以一八六八年的《中國海指南》為證說：「海南漁民，以捕取海參，貝殼為活，各島都有其足跡，亦有久居礁間者。」[71]外交部還說，根據一七二四與一八一七年間發表的地圖，清朝統治期間的中國在南沙保有行政管理權。[72]中國分析家指出，由於九段線早在現代國際法則建立以前就已經出現在地圖上，現有國際法「不能否定中國在南中國海原已享有的權益」。[73]根據他們的想法，中國應該享有「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規定的合法權利，包括專屬經濟區（Exclusive Economic Zone）與大陸礁，以及U型九段線以內的歷史性權益」。[74]

其他政府不以為然，說他們的地圖與其他國家的地圖與中國的說法不一樣。[75]事實上，一些中國學者也說中國的主張並非無懈可擊。但為了避免困惑，中國政府已經明白表示，任何人膽敢發表或展示「不符合國家標準」的地圖都可能遭到起訴。[76]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Naval War College）學者彼得．杜登（Peter Dutton）認為，對中國來說，在這些島嶼行使主權不僅能帶來軍事與經濟利益，還能「療癒集體中國心態的心理創傷」。[77]中國過去因為積弱不振而喪失海上主權，現在中國國力增強，可以取回這些主權。中國總理周恩來一九五一年八月在盟國和平條約談判中宣布中國在西沙與南沙群島的主權。[78]在之後幾十年間，奪回九段線內的主權已經成為中國軍方優先要務。中國使出各種手段控制更多島嶼與島礁，還展開外交行動，與軍事手段相互呼應，包括在一九九六年批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並在二〇〇二年與東南亞國協會員國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79]

加強軍事力量

習近平上台以後，把伸張南海主權列為施政優先。甚至據說在二〇一〇年出任國家主席前就擔任南海問題指導小組組長。習近平主政以後，北京將南海主權也納入中國核心利益的範疇（傳統上，所謂中國核心利益只包括台灣、西藏與新疆）。[80]同期間，解放軍海軍也第一次進行包括南海、北海與東海艦隊的大規模演習，藉此顯示投射的軍力。[81]同時在外交戰線上重拾鄧小平「擱置爭議、共同發展」的路線。[82]

習近平的戰略是加強軍事力量，以更一貫性的做法在爭議水域駐軍。在擔任總書記後不到一個月，習近平就登上結束南海巡邏任務返航的導彈驅逐艦「海口號」視察，發表主張「富國強軍」的演說。二〇一三年二月初，一群中國海軍艦艇在南海進行訓練與巡邏任務。[83]習近平並開始精簡監管海洋議題的官僚體系，以減少部門間的競爭與事權重疊。[84]他提升空軍與海軍位階，讓海陸空軍平起平坐，為的也是執行在南海的目標。[85]

從二〇一三年十二月起，中國在南沙群島展開大規模填海造陸。之後二十個月，中國填海造出的人工島面積是南海地區其他國家四十年來填海造陸總面積的十七倍，[86]共兩千九百英畝。[87]儘管習近平說中國無意追求讓這些人工島軍事化，但南沙群島人工島礁上有機場，有軍用建築，還有大砲。[88]（見圖7.2）

p 照片顯示中國在南海渚碧礁（Subi Reef）填海造陸，從2012年7月（上圖）到2016年7月（下圖）的進程。

中國的行動造成幾個主張擁有南海的國家關係緊張。二〇一四年五月，中國在越南外海一百二十浬建立海洋石油九八一號鑽油平台，引起越南激烈抗議，接著在同年七月以擔心颱風可能造成平台受損為由，提前數週將平台撤離。[89]同個期間，中國與菲律賓也因黃岩島控制權之爭而持續惡化。中國對來自菲律賓的重要商品實施貿易禁運；菲律賓也將中國在南海的主張告上常設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打了兩年半的官司，並在二〇一六年七月勝訴：常設仲裁法院說，中國對九段線內廣袤水域的主張沒有歷史或法律根據。習近平立即嗆聲說，中國不承認這項判決，中國官員也汙衊仲裁法院法官，說法官有偏見。無論怎麼說，一名專攻中國海事議題的中國智庫分析家表示，這項判決讓中國內部主張透過法律途徑和平解決衝突的人勢力抬頭。此外，這名分析家還說，中國官方對仲裁法院法官的抨擊，也讓許多中國外交政策圈人士尷尬不已。[90]不過，在羅德里戈．杜特蒂（Rodrigo Duterte）二〇一六年三月當選菲律賓總統以後，敦促中國承認這項判決的國際壓力減弱了。杜特蒂說，他願意把這項判決拋在一邊，以換取與中國改善經濟關係。

釣魚台爭議

甚至因南海問題與東南亞鄰國發生衝突之際，中國還在東海因釣魚台問題與日本發生衝突。一九七〇年代末期，鄧小平把這個問題擱在一邊說：「這樣的問題放一下不要緊，等十年也沒有關係。我們這一代缺少智慧，談這個問題達不成一致意見，下一代比我們聰明，一定會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91]

但在二〇一二年，民族主義狂熱者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計畫從一名私人地主手裡買下釣魚台的三個小島，還說要在島上建立港口設施與一座防颱避難所。那年八月底、九月初，日本政府買下這幾個小島，讓石原無法執行這個挑釁計畫。[92]此舉雖然是要防止民族主義者挑釁，但卻引發北京的抗議，幾個中國大城市還爆發暴力抗議事件，攻擊並搗毀日本商店與汽車。[93]

中國政府隨即採取行動。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中國向聯合國大陸礁層界線委員會（UN Commission on the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主張，中國的專屬經濟區應該超越兩百浬，直到大陸礁邊緣。[94]由於習近平在出任總書記以前曾經擔任釣魚台危機專案小組負責人，對這個問題的來龍去脈自然非常清楚。[95]中國也開始將釣魚台視為中國的核心利益。外交部指出：「釣魚台事關主權與領土完整問題，當然是中國的核心利益。」[96]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國進一步挑釁，宣布在東海成立防空識別區（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ADIZ。根據防空識別區規定，飛經識別區上空的飛機必須向識別區國家通報，並請求飛越許可。）中國主張的這個識別區，與日本自一九六八年已經建立的防空識別區和南韓的識別區重疊。雖然商用飛機承認中國主張的識別區，但美國、日本與南韓的軍用飛機都不承認。[97]

日本與中國間的區域性安全情勢仍然劍拔弩張。二〇一六年，數百艘中國漁船與岸防艦艇駛入日本領海附近水域，解放軍也不斷飛越爭議水域。緩和雙方緊張關係的外交行動時斷時續。二〇一六年在杭州舉行二十大工業國高峰會期間，習近平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曾經見面（這是兩人在一年半以來的首次相會）。兩人同意加速建立海空通信機制，以避免軍事衝突，還保證將舉行預備會，以重啟聯合開發東海天然氣儲藏的會談。[98]儘管這次會談頗為正面，但二〇一六年九月底，四十幾架中國空軍飛越東海水域分隔宮古島與沖繩的宮古海峽上空，日本戰機趕忙升空以對。二〇一七年，日本抗議中國在兩國專屬經濟區重疊的地區進行石油與天然氣探勘活動。

亞太地區的外交變化

北京在南海與東海的行動已經在亞太地區造成一波新的國安變化。區域領導人紛紛走訪華府，要求反制中國的威脅。華府除了強化與澳洲、日本、南韓、菲律賓等盟國的合作以外，也與越南、印度等國展開新的國防合作形式。二〇一六年，美國重新展開停止兩年的「自由航行行動」（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FONOPS），派遣軍艦穿過距離中國人工島礁不到十二浬的水域，以強調美國對自由航行的承諾。[99]二〇一九年，川普政府表示將排定日程，以例行性方式在南海進行自由航行行動。

日本、澳洲與印度等區域海上強國也開始加強彼此間的安全關係，一面舉行軍演，一面與越南、菲律賓等較小的國家締結夥伴關係。就連法國等非亞太國家也保證將進一步介入區域安全，以維護自由航行的基本原則。

不過，由於各國領導人各有盤算，亞太地區政治態勢仍然變化多端。菲律賓總統杜特蒂拋開常設仲裁法院對南海爭議的判決，在二〇一六年十月訪問中國，希望與中國修好，加強貿易與投資。他同時保證降低與美國的軍事關係，並揚言取消准許美國使用菲律賓境內五處基地的雙邊協議。（杜特蒂之所以對美國如此憤怒，部分原因很可能是因為歐巴馬批判他發動掃毒的手法過於殘酷。）由於杜特蒂的外交姿態，中國岸防部隊也從黃岩島撤軍，讓菲律賓漁民再次進入附近水域捕魚。但中國官員對杜特蒂提到將黃岩島作為海上保育區的建議絲毫不感興趣，因為他們認為杜特蒂無權決定黃岩島的未來。同時，當川普二〇一七年十一月訪問亞洲時，杜特蒂、越南國家主席陳大光、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川普發表聯合聲明，譴責南海軍事化，要求自由進出南海。

中國的外交行動也取得一些進展。二〇一七年八月，中國與東協會員國通過一項南海行為準則架構草案。雖然這可能是向建立「使用規則」邁向重要一步，但一些外部觀察家懷疑這可能只是中國為了爭取更多時間，完成南海實際控制權的緩兵之計。[100]

有些國家似乎有意與中國建立新經濟與安全夥伴關係，其他國家則對中國背後的企圖愈來愈憂心。特別是在習近平主政下大舉向外投資，讓一些先進經濟體提高警覺。

全球大併購

長期滿意中國投資、甚至表示歡迎的德國政府與商界人士，自二〇一六年起開始有了不同的看法。在這一年上半年，中國投資人收購二十四家德國公司，幾乎每星期收購一家。[101]到同年十一月，中國公司在德國公司身上花了將近一百一十億美元；之前的紀錄是二〇一四年的二十六億美元。[102]雖然就交易件數與價值而言已經引人側目，但真正讓德國人關心的是交易的性質：它們大幅集中在科技產業，而科技產業正是德國引以為傲、領先全球的來源。特別是中國家電製造廠商美的集團收購德國機器人公司Kuka AG尤其令德國官員關注。美的集團在擁有Kuka一三％持股後，計畫進一步買進德國機械工程公司Voith二五．一％的股份。[103]儘管Kuka領導階層支持美的集團這項投資，但外部觀察家憂心德國將因此失去核心實力領域的科技領先優勢。此外，德國經濟部長等人也對德國公司無法進軍中國市場表示不滿：「我們不能在不能公平競爭的情況下，讓德國公司與德國就業機會淪為開放市場的犧牲品。開放市場得有同樣的遊戲規則才行。」[104]德國科技在交易過程中可能交給中國，也讓一些Kuka的合夥人感到憂慮。[105]到那年七月，美的集團已經擁有Kuka幾乎九五％的持股。不過，Kuka的交易與許多中國收購德國公司的案子產生很大的負面效應。二〇一六年十月，德國政府撤銷原先的批准，將中國宏芯投資基金德國分公司以七億四千一百萬美元收購德國晶片製造業者Aixtron SE的案子送交新法規審查。德國官員與業界領導人擔心的是，中國如此大舉收購會掏空德國科技產業。

德國這些案例並不獨特。全球各地許多國家都在苦思對策：如何才能一面抓住中國不斷擴張國際貿易與投資帶來的巨大商機，同時還要應付隨之而來的巨大挑戰。

資源的詛咒

對非洲、拉丁美洲與東南亞許多原物料資源豐富的經濟體而言，中國一直是特別重要的基礎建設與耗用資源產業的成長來源。中國的天然資源消耗量在全世界排名第一：以二〇一五年為例，中國消耗全世界五四％的鋁、四八％的銅、四六％的鋅、二八％的大豆、一二％的石油供給。[106]即使中國經濟放緩，對全球許多原物料資源豐富的國家而言，北京仍是最大的貿易夥伴。

一九九九年，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與總理朱鎔基為中國公司訂定一套「走出國門」戰略，鼓勵開發推動中國成長所需的資源。中國公司，不分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都開始走向全球各地資源豐富的經濟體，成為基礎建設的最大投資人，以確保中國可以取得發展經濟所需的銅、鐵礦與礬土。

許多國家很愛與中國做生意。中國有句名言「不要把生意與政治混為一談」，這句名言經常被解讀為：為了更廉價、更快完成工作，願意把環境、勞工與治理方面的顧慮擱在一邊。與世界銀行或亞洲開發銀行這些傳統開發銀行不同的是，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與中國進出口銀行不堅持貸款或援助資金發放過程透明化。

但誠如一些中國學者在談到一帶一路計畫時所說，這類中國投資已經在幾個國家遭到特別審查。中國分析家和靜鈞曾經寫道，中國與「流氓國家」的關係，以及中國不理會國際勞工與環保標準的做法，已經在許多開發中國家造成反撲。[107]祕魯、尚比亞、越南與許多國家的公民已經發動抗議中國投資計畫的示威，說中國公司不負社會責任。還有些國家，例如阿根廷與蒙古，已經通過法律限制某些投資。這類立法行動雖然並非完全針對中國，但確實是對中國投資疑慮而來的產物。以阿根廷為例，就通過法律嚴格限制外國實體可以擁有的鄉村土地數量，[108]蒙古也通過法規，嚴令外國投資凡超過七千五百萬美元，或對「在戰略重要性領域運作的商業實體」進行超過四九％股份的收購，都必須經過政府批准。[109]

中國投資的性質雖然已經引發警訊，但到目前為止所造成的衝擊往往遭人誇大。中國是重要的投資國，但無論在世界上哪個區域都稱不上是投資領頭羊。以非洲為例，若根據計畫數量排名，中國在英國與美國之後屈居第三，但若根據投資金額排名，中國在二〇一六年（第一次）排名第一。[110]在拉丁美洲，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排名也只在荷蘭、美國與西班牙之後屈居第四。[111]甚至在後院的東南亞，以二〇一五年非東協國家投入東協的外國直接投資金額計算，中國也落後歐盟、日本與美國，排名第四。[112]

資源豐富的國家也發現中國產業在許多領域已經產能過剩，短期內中國的新投資可能因此受限。習近平已經要求「走出國門」的中國公司不要找天然資源，要找能幫助中國成為先進經濟體的服務與科技公司。以二〇〇〇至二〇一五年中國在美國的投資為例，投資總金額達六百二十九億美元，投資最多的產業為網路與電信、房地產與餐旅，以及能源產業。[113]在加快投資腳步的歐洲也很相似：以房地產與餐旅、資訊與電信科技、以及金融服務為最大宗（不過，由於中國化工集團收購義大利輪胎製造廠倍耐力〔Pirelli〕，使得汽車產業的投資躍居首位）。[114]中國商務部在二〇一五年提出報告說，北京在非洲的投資減少四〇％。[115]同時，中國對外的外國直接投資從二〇一〇年的六百億美元增加到二〇一六年超過兩千億美元，[116]首次接近美國對外的外國直接投資水準。但就算這類投資也可能放緩。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中國政府開始擔憂外流資金迅速增加，並開始管控資金，對投資案進行嚴審，以確定它們是真投資，而不是把錢移到海外的手段。同時，從二〇一三到二〇一六年間，由於許多跨國公司發現中國投資環境愈來愈艱困，流入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也大幅減少（見圖7.3）。

p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World Bank），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BM.KLT.DINV.CD.WD?end=2016&locations=CN-US&start=2005&view=chart。

就像原物料資源豐富的國家一樣，先進經濟體大體上也歡迎新資金流入，特別是全球經濟成長放緩的時候。但在與中國打交道時，許多國家的領導人擔心不能公平競爭：中國許多產業，包括能源、媒體與電信仍然幾乎全面禁止外國業者合併與併購。此外，中國政府與許多企業間的密切關係，讓一些國家產生經濟與安全顧慮。

不公平競爭

國有企業在海外投資熱潮中占有巨大份量，這在當地國家引起廣泛爭議。國有企業由於接受北京鉅額補助，是當地國家眼中不公平的競爭對手。此外，它們與中國政府的關係，也讓當地國家對敏感科技轉移與公司治理問題憂心忡忡。儘管全球各地政府都會以審查手段防止國防相關科技轉移，但中國公司深度介入經濟每個領域的做法很可能引發新問題。舉例來說，中國在大學實驗室的投資可能為一些國家的大學帶來新的兩難。在美國，領取聯邦補助的實驗室得接受政府管控，但沒有人可以管控不領取聯邦補助的實驗室。一旦美國大學實驗室接受中國資金，國防相關科技就可以經由大學實驗室這條新管道從美國轉移到中國。中國公司收購「蓋帝圖像」（Getty Photos）與「傳奇影片」（Legend Entertainment）這類美國娛樂與文化資產，也在美國引發有關審查、監理的議題。[117]

保爾森研究所（Paulson Institute）法學專家克提斯．密豪（Curtis J. Milhaupt）與鄭文通在二〇一六年的研究，針對中國的公司治理提出一套不同、但同樣重要的問題。密豪與鄭文通認為，中國的民營公司不必然就能免於政府監控，政府是否介入企業事務，所有權並非決定性要件。密豪與鄭文通指出，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的管理人都因為與政府有密切政治與經濟關係而獲益。[118]兩人以中國一百家最大型民營企業（以營收估算）的創辦人或負責人為對象，檢驗他們與政府和黨的關係，發現他們與當局關係密切：一百家最大型民營企業中有九十五家、十家最大網路公司中有八家的創辦人是現任或前任全國性或地方性人大或人民政協代表。[119]

中國最成功的民營企業，除了負責人與政府關係密切以外，中國政府還可以透過大量持股來影響公司營運，有時甚至強迫它們合併。國有企業山東鋼鐵就曾不顧民營企業山東日照鋼鐵所有人的強烈抗議，併購日照六七％的股份。[120]密豪與鄭文通並指出，許多著名的中國民營企業，包括海爾、TCL與聯想其實都有官股。[121]國有企業以更直接的方式與政府利益和要求結合，名義上的民營企業也透過錯綜複雜的政治與財經網絡與政府牽扯在一起。根據一名歐洲商務官員的說法，有幾筆交易很大程度的目的就在支援北京更廣泛的戰略計畫，阿里巴巴併購《南華早報》就是一例，併購《南華早報》的目的是要塑造國外輿論。

中國政府介入經濟的本性，為國際社會帶來幾項挑戰。如第五章所述，以電動車市場為例，政府為中國業者提供一個保護網，阻止外國公司公平競爭。同時，中國公司依賴政府經濟支持，可以取用外國競爭對手無法取用的資源，在海外競標外國公司時有可能取得十分重大的優勢。不僅如此，中國公司在政治目標引領下大舉在海外收購天然資源與先進科技，也導致一些國家的國安顧慮。

中國經濟利益遍及全球，中國也開始保護它的投資與貿易路線，保護生活在海外數十萬名中國勞工。舉例來說，中國軍方被迫在二〇一一年從利比亞撤出數萬名中國勞工，在二〇一五年從葉門又撤出幾百人。事件過後，中國學者與官員逐步修訂過去不在海外建立軍事基地的做法，開始與其他國家締結正式盟約。

在海外建立軍事基地

復旦大學著名學者沈丁立在二〇一〇年發表一篇當時沒有引起多少回響的論文，說中國應該考慮在海外建立軍事基地。沈丁立認為，有了這些基地以後，一旦外國試圖封鎖中國貿易路線，或境外分裂勢力企圖分裂國土（他似乎將台灣與香港都列為境外分裂勢力），中國才能進行反制。他並且說，有了這些基地以後，中國才有機會對發動攻擊的國家進行報復反擊。沈丁立說，最重要的是，這些基地對於中國海軍壓縮潛在敵人進出國際水域的能力至關重要。[122]

沈丁立這個觀點當時主要獲得一些軍方人士支持，但許多政府官員不表贊同，因為多年來中國的外交政策原則一直就是不干預他國內政與不結盟，沈丁立的說法完全背離這個原則。因為害怕其他國家干預中國內政，也為了避免捲入不直接影響中國的軍事衝突，北京傳統上不願與其他國家正式結盟，也不願在海外建立基地。

但在二〇一六年，中國軍方在吉布地建立海外的第一個後勤基地。（吉布地還駐有美國、義大利、法國與日本軍隊。）根據中國官員的說法，建立這個基地的目的在於為中國軍隊與海軍艦艇提供後勤補給與休憩設施、參與聯合國維和作業、[123]支援非戰鬥性撤僑任務，並為一帶一路提供支援。[124]中國官員雖然說這並不代表中國的傳統外交政策原則有變，但現在事情有了開端。吉布地基地可能只是中國在巴基斯坦、高棉等國建立軍事基地的第一步。

就許多方面而言，建立基地代表的是逐漸強大、面向海外的人民解放軍自然成長。解放軍有六十七座軍事院校，每年培訓的外籍軍官超過一千人。[125]像美國軍校一樣，中國的國防大學也從二〇一二年起為外國軍官提供培訓課程。特別是拉丁美洲國家，對中國的軍事院校尤其情有獨鍾：幾乎所有在外交上承認中國的拉美國家都派遣軍官到國防大學受訓，有的還派軍官進入解放軍陸軍與海軍指揮學院受訓。[126]中國同時也是全球第三大武器銷售國，僅次於美國與俄羅斯，總共有三十七個國家向中國買武器，以亞洲的交易為大宗。接受中國援助與投資的國家，大多數也是中國武器的買家。[127]二〇一五年九月，中國保證為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提供一億美元軍援。[128]

北京參與的軍事演習也不斷增加。從二〇〇二到二〇一二年，中國參加二十八次軍演；單在二〇一四年就參加三十一次軍演。[129]這些軍演有半數是區域安全組織「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包括俄羅斯、哈薩克、塔吉克、烏茲別克與吉爾吉斯等）的活動。[130]北京也已經擴大軍演範疇，與新加坡海軍、泰國空軍與馬來西亞軍方舉行聯合演習。[131]中國應美國之邀，也在二〇一四與二〇一六年參加環太平洋軍演（RIMPAC）。

隨著中國踏出在海外建立基地的第一步，策略專家也開始辯論中國建立正式盟國系統的可能性。根據閻學通的主張，中國想維護東亞政治均勢就得建立基地與軍事聯盟。他雖然認為上海合作組織夥伴（如俄羅斯與中亞諸國）與傳統的亞洲夥伴（如寮國與高棉）是中國建立這類聯盟最好的機會，但也建議中國積極設法與美國的盟友結盟：「在該地區內，愈多美國盟友成為中國的盟友，華盛頓方面達成『再平衡戰略』目標的機會就愈渺茫。」[132]在談到日本、菲律賓、越南與南韓等東亞與東南亞國家時，閻學通建議中國「必須耐心等待這四個國家內部發生變化，改變對中政策。」[133]

北京若有意建立較正式的軍事聯盟，俄羅斯或許也能提供一個獨特的機會。中、俄兩國在一九五〇年代原是盟國，但之後關係迅速惡化，在幾次軍事衝突後於一九六〇年代初期正式決裂。在那以後，兩國維持一種利害關係。在一九九〇年代與二〇〇〇年代儘管相互猜忌甚深，從中國進入俄羅斯的跨邊界貿易與投資暴增。[134]此外，兩國還有在聯合國投票同進退的悠久歷史，特別是在安理會運用否決權。（過去十年兩國聯手否決安理會譴責緬甸與辛巴威政治迫害的決議案，以及幾個有關敘利亞的決議案。）兩國最常做的事，就是聯手主張不干預，並譴責安理會管了不該管的事。[135]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稱習近平是「非常好的朋友與可靠的夥伴」，還用「親密盟邦」來形容中國。[136]當俄羅斯在二〇一三年入侵烏克蘭時，中國悶不吭聲，既不譴責莫斯科，也不加入國際因反對俄國侵犯烏克蘭主權而採取的制裁行動；當中國與鄰國發生海上爭議時，俄羅斯也刻意不說話。兩國同時還在中國的一帶一路與俄羅斯建議的「歐亞經濟同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之間尋找共同立場，將中亞的經濟競爭降到最低。

嶺南大學教授張泊匯等學者指出，中、俄兩國十幾年來一直在加強關係，其中包括兩國在二〇〇五年舉行的第一次陸海空三軍聯合演習。《解放軍報》說，這次聯合演習有重大戰略利益。[137]在這次聯合演習過後，由於中國爭取較正式的安全夥伴關係、俄國也意圖提升全球地位，兩國又舉行過幾次海軍聯合演習。在這種情況下，兩國即使沒有正式結盟，也很可能建立更密切的戰略夥伴關係。

但中國官員一再表示不會與俄羅斯結盟，他們說兩國在一些議題上有歧見，而且一些俄國人對中國不斷增加的影響力頗為痛恨，也不相信中國的意圖。[138]中國學者還撰文貶低俄羅斯的軍事力量，說在一些案例上，中國軍方的硬體現在已經更為精密。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特聘研究員周波就說：「中國不需要為求生存而結盟」，因為只有在對抗可能發生的侵略時，結盟才有必要，而「不結盟是中國最高道德立場之一」。[139]他並且說，中國與俄羅斯結盟只會使兩國與美國的關係更加緊張。

中國與北韓過去的關係最接近傳統盟國的定義。幾十年來，北韓是公認中國最親密的夥伴，兩國並簽有共同防衛條約。北京直到今天仍是平壤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占北韓貿易總額七〇％到八〇％，在二〇一四年高峰的貿易額達到六十八億六千萬美元。[140]自二〇〇九年起，中國一直是唯一繼續提供北韓糧食援助的國家，[141]據估計，北韓七〇％到八〇％的能源補給也仰仗中國。[142]

但自二〇一一年起，囂張怪異的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讓兩國關係開始緊繃。金正恩在二〇一三年十二月處決他的姑丈張成澤，讓中國領導人震驚。張成澤是公認的改革派，是北韓安定與穩健的來源，而且深獲中國信任。[143]習近平在主政最初五年期間，一直沒有與金正恩會面。在二〇一六與二〇一七年間，北韓加速彈道飛彈與核子武器試射腳步，還在中國邊界附近進行一次核子試爆。以上這些事，加上金正恩的同父異母兄長金正男遭人暗殺，以及美國總統川普上台後對北韓態度轉趨強硬，都使中國同意安理會對平壤的煤、海產與鐵礦等出口商品實施更嚴厲的制裁。

北京也嘗試透過外交手段緩和朝鮮半島的緊張情勢。二〇一七年三月，中國外長王毅提出「凍結換凍結」建議，主張美國與南韓停止大規模軍演，交換北韓停止飛彈與核武試爆活動。這項建議未獲各方支持，習近平仍主張以外交解決朝鮮半島爭端。

北京對北韓的政策一直是中國學者辯論的重點。盤古智庫（Pangoal Institution）資深研究員胡波就認為，面對日益惡化的情勢，中國的態度一直太消極，應該加強嚇阻力，為一切可能發生的狀況預做準備。胡波表示，為阻止情勢進一步惡化，採取軍事行動甚至有其必要。[144]人民大學教授時殷弘則在一篇極不尋常的文章中說，中國應該一方面抱持開放的態度，在機會到來時與北韓改善關係。但他同時也抨擊中國在北韓進行核子試爆之後仍然主張美朝和平談判的做法。他認為中國這項主張以幾個「極為可疑」的前提為基礎，其中包括：北韓為嚇阻安全威脅而發展核子武器，北韓會相信美國的承諾，以及北韓不會搞戰略性欺騙。[145]

不過，根據中國外交部一名資深官員的說法，儘管北韓不肯停止核子試爆，而且繼續挑釁，中國共產黨內部保守派官員仍然強力支持與北韓保持密切關係。有人擔心北韓一旦動亂，情勢可能跨過邊界波及中國；但也有人認為北韓是中國的一道重要的堡壘，可以幫中國抵擋民主的南韓，以及南韓的盟邦美國。

表面上，俄羅斯與北韓是北京最密切的國防安全夥伴，但由於相互猜忌或競爭，北京與這類夥伴建立正式聯盟關係的遠景仍充滿挑戰。習近平所以不談聯盟，而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或許部分原因也在於此。[146]習近平的這項概念以擴大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依存與整合，也就是一帶一路推動的依存與整合為基本構想，主張以共享、而不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透過新做法發展國際關係。[147]中國外交政策分析家已經大舉出動，或與外國專家會面，或發表許多文章、討論這項概念。

有些外交分析家認為，習近平這項概念不過又是一個想讓世界變得更好的抱負而已。[148]但事實上，這項概念是對傳統世界秩序與美國領導的同盟系統進行攻擊。習近平說，國際關係應該「以夥伴而不以結盟」為前提，結盟是冷戰時代留下過時、老舊的遺跡。[149]不過，要讓那些早已結盟的國家響應習近平的呼籲，中國首先得證明它能說到做到：能將共享的利益置於中國利益之前，建立一個有吸引力的夥伴模式。中國始終無法發揮軟實力，說明中國想讓其他國家加入這個「人類命運共同體」難上加難。

中國的軟實力

習近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論的核心是中國透過成就、價值與文化吸引其他國家與人民的能力。從許多角度來說，要達到這個目標比許多中國人想像的難得多。許多例證顯示，中國的政治體系是造成這種困境無法迴避的主因。

二〇一六年六月一日，中國外長王毅非常生氣。當時他與加拿大外交部長史蒂芬．迪昂（Stephane Dion）出席記者會，一名加拿大記者向迪昂提出一個中國人權的問題，一名加拿大公民自二〇一四年以來因間諜罪持續遭中國監禁。迪昂回答這個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問題，但站在一旁的王毅忍不住發火，指著那名記者怒斥道：「你的提問充滿了對中國的偏見，和所謂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的傲慢，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最了解中國的人權狀況的不是你，而是中國人自己；你沒有發言權，而中國有發言權。」[150]

就算中國已經在經濟與軍事上取得世界級地位，它的政治體系使它無法在世界其他國家伸張軟實力。王毅的暴怒並不是因為記者提出的問題，而是國際媒體始終將注意力擺在中國的人權與高壓政治體制上。中國儘管也下過一番功夫，軟實力卻始終缺乏。

中國官員在一九九〇年代初開始強調軟實力；哈佛大學學者約瑟夫．奈爾（Joseph Nye）《軟實力》（Soft power）的譯本在一九九二年出版，在當時引起中國學者迴響。[151]但直到二〇〇七年，胡錦濤在第十七屆黨代表大會將中華復興與中國軟實力的投射能力相提並論，軟實力才成為中國外交政策比較正式的要件。[152]軟實力的要旨在於：中國不僅要憑藉經濟與軍事成就，還要透過政治與文化成就贏得世界的敬意。

習近平將胡錦濤這套說法攬在身上。他在二〇一四年說：「要提升我國軟實力，講好中國故事，做好對外宣傳。」 [153]習近平在這方面的許多作為大體承襲前任的做法，包括為開發中國家提供補助、透過政府資助的孔子學院在世界各地推廣中國語言與文化、在關鍵性外國市場進駐中國媒體，以及資助研究中國問題的智庫等等。不過所有作為往往受制於一切以黨國為優先的原則，讓中國的軟實力遲遲無法改善。

文化制約

建立孔子學院是中國提升軟實力的一項核心要務。北京在世界各地建了四百多所政府資助、以推廣華語教學與中華文化為宗旨的機構。但孔子學院也遭來許多非議。它的許多做法損及學術完整，例如向大學施壓，要求不得邀請達賴喇嘛等爭議性人物來訪等等，讓西方學者皺眉不已。因此曾發生過幾次教授抗議事件，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因教職人員反對而關閉孔子學院就是例子。[154]

誠如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教授沈大偉所說，中國也已經在全球各地建立媒體勢力，以塑造中國的海外形象：新華社在海外有一百七十個辦事處；中國中央電視台用六種語言對外廣播，在肯亞首都奈洛比與華府都設有製片廠；[155]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暗中在十四個國家控制三十幾家電台，這些電台以排斥一切不利北京的論點著稱。舉例來說，在香港各地發生支持自由選舉的示威時，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說，這些示威「由於得不到港人支持已經失敗」。[156]

中國學者非常清楚這些努力的局限。新加坡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說，孔子學院與中國媒體的努力是「工具性的」，這些政府主導的對外宣傳工作「缺乏實質效果，有時還造成反效果」。鄭永年認為，中國如果想營造真正的軟實力，唯一的辦法就是將知識與政治管制分開，讓知識體系自由化。他毫不隱諱地闡述中國當前情勢：「中國的現況是：國家愈強，統治者控制的金錢愈多，思想愈貧乏，文化也因此更衰敗。」[157]習近平為了制衡心目中西方世界對中國的主流偏見，推動「有中國特色」的智庫，這也遭到類似批判。他在二〇一三年第一次提出這個智庫構想，但在二〇一五年承認計畫失敗，並宣布推出第二項方案，計畫建立五十到一百個有國際競爭力的一流智庫與研究中心。[158]其中一個設在人民大學的智庫獲得五千萬美元的私募基金，由一名《環球時報》前主編擔任負責人。但這名前主編不但不歡迎中國與西方智庫之間的理念辯論與競爭，還要求北京擬一份批判北京政權的外國學者黑名單。[159]

還有些中國學者對北京是否有能力完成習近平這項抱負存疑。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對習近平這個計畫提出有力批判：「建立智庫的用意是要讓學者進行分析、討論、評估高層決策的缺失與錯誤，以便提出批判或替代政策以謀改善。如果每個人都只是『毫不動搖地支持、同意、遵行』既定政策，花錢建立智庫所為何來？」[160]智庫所以能揚名國際，正是因為它們能不受政府影響，能以批判性思考為本，能以開放的胸襟進行探討與辯論；若非如此，他們的研究成果將無足輕重。習近平想透過智庫勾勒一幅令人羨豔的中國美景圖，但根據丁學良的見解，現實是公開辯論在中國受限，幾乎必然讓這些智庫綁手綁腳，無法達到習近平的目標。

本質上來說，中國提升軟實力的工作因政治體系的性質而受阻。習近平在十九大第一次挑戰美國與其他自由民主國家的政治理想，要把中國建設成其他國家效法的典範。但中國的政治典範究竟是什麼，其他非共產、非專制獨裁的國家能不能效法中國典範都還是疑問。更何況，正如前北大國際關係學院院長王緝思所說，貧富懸殊、環境汙染、欠缺法治等中國內政問題，也讓國際對中國模式興趣缺缺。王緝思指出，中國想提升軟實力，最好的辦法就是先改善自己的情況，如果操之過急會引發其他國家反撲。[161]

中國在二〇一七年夏天就遭到這樣的反撲。當時傳出報導說，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統戰部）企圖影響澳洲政界人士與當地華僑，要他們支持北京的政治目標。澳洲政府因此展開磋商，考慮立法抵制中國共產黨對澳洲地方與全國性政策的滲透。但中國仍然繼續在幾個開發中國家積極介入下一代政治領導人的訓練。以非洲為例，北京為非洲政府官員提供數千個獎學金，讓他們在中國接受兩、三週到數年不等的訓練。在南非，北京甚至資助「非洲人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南非執政黨）黨員提供幹部培訓與媒體關係等課程。

王緝思對中國軟實力的評價相對負面還有一個原因：軟實力傳統上是有機的產物，它們來自價值與理想，來自對國家認同的熱門品牌。如果要讓人信服，它們還需要反映國家現況。中國現行政治體系的高壓特性，以及存在的種種社會問題，使中國的全球吸引力受限。政治束縛也影響到當代文化。中國的公民社會仍處於未開發狀態、資源也不足，這進一步顯示在開發中世界運作的環保、公共衛生或服務導向的非政府國際組織並不會為中國的軟實力加分。此外，中國品牌雖然在一段時間過後很有可能獲得國際青睞，但直到目前為止，也只有阿里巴巴與海爾等少數幾個全球公認的品牌，而且這些品牌基於業務性質分別是網路服務與家電，也不大可能成為提升中國軟實力的推手。

中國還不是傳統意義的軟實力輸出國，但中國能找出其他國家的開發需求，並設法解決，這種自成一格的軟實力也吸引許多國家。

出手闊綽

在談到美國何以在東南亞外交戰場上落後中國時，新加坡一名高階外交政策官員對我發牢騷：「中國人跟我們坐下來，在談判桌邊走來走去說我們會給你這個，給你那個。他們總是帶來禮物。你們（美國人）從不這麼做。」他說得沒錯。中國領導人在訪問外國時，往往人還未到，好幾億美元的援助與投資案已經先到。在開發中世界，舉凡總統官邸、足球場、橋樑與醫院都有中國的印記。對中國而言，這種經濟影響力早已成為一項權力要件。正如人民大學學者龐中英說，懷柔（透過送禮安撫外國人，爭取好感）是中國古代的統治策略，比較契合中國的軟實力概念，而不是美國的軟實力概念。[162]

中國不發表執行計畫類型的數據，不發表海外投資金援活動的年度雙邊數據，[163]想知道中國究竟在外國直接投資或海外開發援助上花了多少錢很困難。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規定，海外開發援助至少必須有二五％的無償援助，但中國並不遵守這類規定。此外，中國與國際媒體往往將「保證」援助與投資，以及「實際」援助與投資混為一談，結果使中國在開發中世界各地投資的狀況遭到誇大。

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學者菲立普．葛蘭（Philippa Grant）指出，中國在太平洋地區的「援助」有八〇％是優惠貸款（利息特別低與或償還期限很長），不是援助或無息貸款。這些貸款大多數與中國商品與服務綁在一起。[164]習近平在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宣布六百億美元非洲援助方案，其中明文規定包括三百五十億美元出口信貸與貸款，以及五十億美元的援助。也因此，中國的慷慨鮮少沒有代價，不過大體而言，在完工速度上，透過中國援助方案進行的計畫會比一般快得多。

中國與外國媒體雖然一般都會讚揚中國的對外投資與開發援助，但中國人民對這樣花錢並非一致支持。由於中國的人均GDP只有八千美元左右，習近平支持的二十億美元「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就遭到中國民眾反對。面對這些不滿，北京強調這項援助為中國帶來的政治與經濟利益：它可以改善國際形象，加強雙邊關係，還能為中國出口增加商機。[165]根據民調數據，中國式軟實力行動在世界各地獲得的反應好壞不一。這些行動在非洲獲得最高評價，約七〇％的非洲人對中國有好感。但在其他地區的反應就差多了。根據二〇一六年皮尤基金會的報告，只有三七％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比二〇一五年的三八％略差。（歐洲的民意視國家不同而大不相同，例如希臘人有五七％對中國有好感，西班牙人只有二八％對中國有好感。但平均而言，歐洲國家對中國的觀感與美國差不多。）亞洲像歐洲一樣，觀感也各不相同：澳洲人有五二％對中國有好感，日本對中國的好感度最低，只有十一％。[166]這些各不相同的民調結果，說明各國對中國的安全與經濟威脅，以及對中國政治影響力的恐懼，各有不同認知。短期出現的事件，例如貿易爭議，也會塑造人們對北京的觀感。[167]這些民調數據也顯示，無論中國意圖有多良善，其他國家民眾看的是北京的實際成果。中國想成為因應全球性挑戰的領頭羊，但在過程中也出現這類意圖與行動、言語與實際之間的差距。

對全球性問題發聲

二〇一四年是中國踏進全球治理世界的一年。習近平要中國在因應全球性挑戰的過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說，中國不僅要做好幫忙撰寫遊戲規則的準備，還要為遊戲構建角逐場。[168]中國過去在國際事務上一直保持低姿態，經常說自己是開發中國家，不能在因應全球性挑戰的過程中扮演領導角色。習近平這番話打破這種低姿態傳統，也改變過去中國不出頭的說法。面對氣候變遷、伊波拉疫情、網路治理，以及北極管理等各種議題，在因應全球性挑戰、建立公共財治理規範的過程中，中國的角色愈來愈吃重。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在多年始終不肯公開承諾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後，習近平終於與歐巴馬總統站在一起，共同承諾兩國將採取行動，減少各自的溫室氣體排放。美國保證二〇二五年的排放量比二〇〇五年減少二六％到二八％，中國也保證在二〇三〇年達到二氧化碳排放高峰，並在二〇三〇年將再生能源的使用占比增加到大約二〇％。[169]中國與美國這兩個世界第一與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國，就這樣聯手為停滯不前的氣候談判注入新血。第二年，在巴黎氣候談判會議即將進入倒數計時之際，華府與北京再度聯手，發表共同承諾，終使這項全球談判達成結論，成功閉幕。[170]

同時，中國大幅增加西非對抗伊波拉疫情的捐款。傳統上，中國在疾病防治或人道救濟方面一直無足輕重，它的人道救濟經費僅占對外援助總額的〇．四％。[171]當伊波拉危機在二〇一四年春天爆發時，中國的反應令人皺眉。它只保證為每個疫區國家提供十六萬一千美元的援助。[172]國際社會很快同聲撻伐。幾內亞、賴比瑞亞、獅子山是伊波拉疫情最嚴重的三個國家，中國是這三個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與重要投資國。[173]但其他國家提供的援助比中國多太多。美國保證援助三億一千三百萬美元，[174]英國援助兩億兩百萬美元，[175]歐盟執委會援助一億九千兩百萬美元。就連古巴提出的財務援助也比中國多，保證出動救援的醫護人員人數也是中國的兩倍。[176]在國際壓力下，特別是美國與聯合國的施壓，中國決定增加對疫區國家的財務與醫療援助。據報導，中國最後提供疫區國家一億兩千萬美元援助，[177]還派出一百七十名醫護人員前往賴比瑞亞。[178]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與伊波拉危機這類威脅，中國的合作與領導至關重要。但中國迫於國際壓力才勉為其難做出承諾，而且出力程度也與它的能力不成比例。中國在氣候變遷上提出的保證，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國政府早已計畫進行的事，新承諾真正占的比例甚小；在伊波拉疫情方面，中國的捐款只有美國保證捐款的三％。但無論怎麼說，這兩個案子都說明一件事：習近平的全球領導夢若能善加利用，可以讓中國與其他國家進一步聯手因應全球威脅。

一旦認為事情直接攸關經濟或安全需求，中國的表現會激進得多。在網路治理與「全球公領域」（global commons，譯注：不屬任何國家管轄的領域，如大氣、海洋、太空等）監控這類領域，中國已經表態，決心扮演遠比過去多年更加重要的角色。不幸的是，它的利益使它走上與美國直接衝突之路。

監控電腦網路

中國對網路治理的觀念，幾乎與美國和其他自由民主國家完全相反。中國支持政府規範網路，因為它認為設定規範是政府的首要工作。反之，美國與大多數西方國家則強調「多方利益相關」模式，認為政府、公民社會、學術界、商業界等都應該參與網路的治理。[179]此外，中國喜歡用「信息安全」替代「網路安全」，表示它認為政府不僅應該規範網路，還有權監控一切網路上的資訊。[180]

因為它極力控制從國外流入中國的資訊，中國在網路治理的國際談判上非常活躍也就不足為奇。在二〇一五年聯合國電腦網路談判中，中國企圖推動它以國家為核心的網路治理模式，以及它對網路自由設限的概念，結果沒有成功。[181]據當時與會的一些談判代表說，中國想將國家有權控制網路的有關字眼寫進最後文件中，特別是「多邊」這個詞，因為根據中國的解讀，「多邊」就是各國有權訂定規則。最後，中國要求的許多重點或改變，例如中國要求加註「國家主權權力」字樣，要求刪除「表達自由」與「民主」等字樣，都未獲採納。[182]這次聯合國會議在最後文件中，確實納入一句中國主張的句字，這句子說：「我們承認，在與國家安全有關的網路安全事務中，政府應該扮演領導角色。」但接下來的文字就強調對所有利益相關者的角色與貢獻的重要性。[183]這次會議結束幾天過後，習近平在中國舉行的世界互聯網大會中重申中國的主張：「我們應該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網絡發展道路、網絡管理模式、互聯網公共政策和平等參與國際網絡空間治理的權利，不搞網絡霸權，不干涉他國內政，不從事、縱容或支持危害他國國家安全的網絡活動。」[184]習近平這番話顯示，中國不會接受聯合國沒有法律約束力文件訂定的規則。此外，他還計畫與俄羅斯、古巴等國（這些國家與中國一樣，也認為必須對網路資訊嚴加管控）締約，鼓吹自己的網路治理模式。

插旗北冰洋

中國最北的省份黑龍江距離北冰洋將近一千五百英里。儘管領土沒有連結北冰洋，中國還是開始爭取發言權，決定北冰洋命運與資源分配問題。由加拿大、丹麥、芬蘭、冰島、挪威、俄羅斯、瑞典與美國等八個北冰洋國家與六個原住民族組成的北冰洋理事會（Arctic Council）成立於一九九六年。[185]中國雖然不是北冰洋理事會會員國，但在二〇一三年五月，與印度、義大利、日本、新加坡和南韓一起以觀察員身分與會。[186]

中國持續設法爭取在北冰洋治理扮演更大的角色。它說，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北冰洋是航運公領域。[187]解放軍海軍少將尹卓就曾言之鑿鑿地說：「北極點及附近地區，不屬於任何國家，而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財富。中國有十幾億人口，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在北極開發中不可缺位。」[188]中國也大舉展開北冰洋研究工作：設在上海的中國極地研究中心有一千多名工作人員，[189]與至少五個北冰洋理事會會員國（瑞典、芬蘭、挪威、丹麥與冰島）進行研究合作。中國極地研究中心的目標是參與「北冰洋理事會相關工作組會議，提升中國（在北冰洋議題的）影響力」。[190]此外，中國還對幾個北冰洋國家的資源探勘計畫進行投資；政府官員也已表明準備擴大與北歐諸國的合作，從研究擴及造船、航運與資源開發。[191]學者也沒閒著，紛紛強調中國是一個接近北冰洋或北冰洋國家。中國學者唐國強甚至說，中國可以充當非北冰洋國家發言人，在與北冰洋理事會的討論中代表他們的觀點與利益。[192]

中國在北冰洋的利益很明確。北冰洋地區資源豐富，擁有石油與天然氣、漁產、礦藏等等。根據一項估計，北冰洋握有全球三分之一的天然氣儲藏，[193]還有鈾礦與大量稀土儲藏。特別是稀土對北京成為全球乾淨科技領導國的雄圖尤其重要，而中國正在迅速耗盡自身龐大的稀土儲藏。單是格陵蘭的產能就能滿足全球二五％的稀土需求，中國已經與格陵蘭建立幾個天然資源投資計畫。[194]有鑒於北京強大的財力與研究能力，冰島這類較小型的北冰洋國家自然樂意與中國結為夥伴。中國對北冰洋有興趣還有貿易原因。隨著氣候變遷，北冰洋冰帽融化，三條新貿易線可望開通：這三條線可以幫助中國大幅縮短船貨運輸時間，還能避開麻六甲海峽這類傳統航線的安全挑戰。丹麥已經與中國討論探勘這些新航線的合作。中國國家海洋局局長劉賜貴就將中國的北冰洋政策與中國整體外交政策掛勾，強調北冰洋是中國成為海權強國的重要一環。[195]

中國很清楚，他們的介入，特別是有關資源開發的介入會惹其他國家猜忌。為緩解這類猜忌，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賈秀東指出：「中國參與北極事務主要是為了在能源危機時能有更多選擇，而不是搞資源掠奪。」[196]此外，在天然資源豐富但人口稀少的格陵蘭，副外長也不厭其煩地向全世界保證它有抗拒其他國家掠奪的政治能力：「在礦產上，我們是一個邊陲國。但我們不是非洲或南美洲那種邊陲國……我們擁有三百多年基礎穩固的法律架構，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口，有法治，有民主體制與強而有力的社會。」[197]中國雖然想要在北冰洋強化經濟、政治、研究或國安的地位，北京在北冰洋理事會的決策過程中沒有發言權。更何況地緣位置是北冰洋理事會成為會員的先決條件。但無論如何，中國希望一旦成為北冰洋投資與研究大國之後，能改變現實狀況，迫使北冰洋諸國不能不顧及中國的利益。

取代美國？

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史克保中心（Skirball center）二〇一七年九月舉行一場辯論，主題是川普總統會不會「使中國再次偉大」。我的同事、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諾亞．斐德曼（Noah Feldman）屬於正方，認為川普美國優先政策造成的全球領導真空會被習近平取代。斐德曼並且指出，同樣也因為美國的領導缺席，區域性領導人會追求一種只有中國有能力提供的經濟安定。但根據我的看法，答案正好相反。沒有一個國家能讓另一個國家偉大，而且偉大也不是零和遊戲，當美國的偉大衰退時，中國不會自動變得更偉大。此外，我認為，偉大是努力掙來的，套一句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話，偉大的代價是責任。

習近平想讓中國偉大。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主要目標。中國已經具備許多條件：一支世界級的軍隊，擁有世界級科技、足以改變遊戲規則的經濟實力，而且擴及全球的足跡已經可以與其他國家匹敵、甚至超出其他國家。但習近平的夢想大體上仍只是個夢想。他建立以中國為領導核心的亞投行與一帶一路，但這些體制的價值與重要性仍有待實現。由於中國的政治體系提不出一套吸引世人的社會規則、政治價值與文化動能，習近平推動軟實力的作為大多以失敗收場。中國確實也下功夫在亞洲構築一個經濟社會，但這些正面性步伐卻因它的侵略性軍事行動而受創。此外如本章所說，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並沒有展現邱吉爾說的那種真正的責任。

但面對北京更具野心的外交政策與對內封鎖的變本加厲，美國與其他國家需要採取新的因應手段。習近平的領導野心為美國帶來構築中美建設性關係的新機會，但也帶來一些重要的新障礙。想處理這兩個問題，都必須先了解中國的內政與外交政策，了解它們如何與美國利益相交與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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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如何面對中國？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二〇一六年在祕魯首都利馬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高峰會發表演說，向全世界保證中國會堅持高舉全球化的大旗。他強調：「封閉和排他性安排不是正確選擇……中國開放的大門永遠不會關上，只會越開越大。……我們將……著力實現共享發展。」[1]習近平這番話受到全球普遍歡迎。如果中國準備捍衛全球化，對抗正出現在歐洲各地與美國的保護主義與孤立主義，全球各國，至少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大多數會員國都會支持中國。而且，就算當時有人對習近平這些承諾存疑，這些疑慮也在兩個月後掃除殆盡。兩個月後，習近平成為第一個訪問瑞士達沃斯（Davos）、出席全球化重鎮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的中國國家主席，並在年會中發表一篇更強硬的全球化演說。

從一些方面來說，中國已經是全球化世界的重要台柱。它是全世界最大貿易國；好幾千萬中國人每年在世界各地旅行；而且在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中，它派到世界各地維持和平的兵力人數也最多。在二〇〇〇年代期間，中國還成為全世界外國直接投資最大接受國之一，歡迎外國大學與非政府組織協助中國發展，並每年把五十萬名學生送往海外留學。中國軍方也在不斷擴大影響力：它在非洲建立第一個後勤基地，第一次向全球投射軍力，北京還在戰略要地建立不僅供商業用途、還有助於國防安全利益的港口。此外，習近平的一帶一路、亞太自由貿易區與亞投行等倡議，也讓中國遠遠跨出亞太地區，創建降低關稅壁壘、放寬投資限制的新機構，成為全球化與世界整合的重要推手。中國現行領導團隊也在國際貨幣基金這類組織肩負更大的責任，還主持全球二十個最重要經濟體的二十大工業國高峰會。

習近平透過軟實力，比前幾任領導人更加大腳步把中國推向全球大國的地位。他利用孔子學院在世界各地傳播中國語言與文化，展開世界級智庫研發行動，以鼓吹中國政府的內政與外交政策省思，並資助一項由政府經營、經費充裕、霸氣十足的媒體運動，以宣揚北京的訊息。

但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對全球化基本原則、自由的世界秩序也同樣構成不能掉以輕心的威脅。中國沒有展現全球化國家特有的屬性，更沒有出現一位支持政治與經濟價值與體制自由的領導人。習近平想盡辦法控制流出中國的資金，限制外國公司在乾淨能源這類關鍵領域與中國業者競爭，並迫使跨國公司為了在中國做生意而轉移核心科技。習近平採取行動，壓縮中國與外在世界間的資訊流通，與全球化本質完全背道而馳。迫於北京公布的新規定，教授不敢隨意選用西方國家的社會學教科書，不能在課堂中討論西方國家的治理與經濟理念。共產黨變本加厲、限制流入中國的外國電視節目與其他媒體內容，以免中國人民被消極灌輸西方價值。北京並運用新的網路內容規範與新科技，限制網路世界的資訊流通。「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對中國公民社會與外國夥伴間的互動設下新限制，讓境外非政府組織不能在財務上全力支持中國的非政府組織，推動合作計畫。在它提出的南海主權主張遭到不利判決以後，中國悍然予以拒絕，表明它可以對國際法原則視若無睹。

全球化的意義就是資訊、資金與人員的自由交流，從而促成一個更加相互依存的整合世界。但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一面控制理念、人員與資金的流通，一面侈言領導全球化。這種排斥開放市場的理念與資金雖然帶來無效率與浪費，但中國領導階層為實現較長期的戰略目標，願意付出這樣的成本。美國需要認清習近平這場「第三次革命」代表中國內政與外交行為的新模式，並從而調整對中國的期望與政策。

美國怎麼看待中國

習近平要中國在世界規範與機構塑造的過程中扮演更大的角色，它以更強悍的手段在周邊地區伸張勢力，也讓美國（與其他國家）重新思考中國，以及中國對其他國家的影響。不過，在中國的終極目標或美國應該如何因應的問題上，美國學者與決策人士卻眾說紛紜。其中有些人，如美國外交政策學者羅伯．布萊威（Robert Blackwill）與艾希莉．德里斯（Ashley Tellis）認為，中國意圖威脅美國的國家利益，削弱美國的同盟體系，取代美國成為掌控亞洲的大國。[2]他們認為，華府明智的反應是要像當年制衡蘇聯一樣去制衡中國。這類制衡措施包括：與盟友締結刻意將北京排斥在外的優惠貿易協定；如果中國不在貨幣與貿易這類領域減少政府干預，就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阻止中國取得能對美國造成「以小搏大式戰略傷害」的軍事能力；以及加強中國周邊華府盟友的實力。

包括軍事專家萊爾．高斯坦（Lyle Goldstein）與麥克．史維恩（Michael Swaine）在內的其他學者則認為，中國並不打算把美國逐出亞太地區：中國不過是想搶占一個空間、滿足在國力不斷增強後的安全需求罷了。[3]他們說，中國轉趨強硬是來自恐懼、不確定、不安全感，以及某種程度的機會主義。根據他們的看法，美國多年來在亞太地區享有的掌控權讓中國感受威脅，隨著中國應付這種威脅的能力不斷增加，中國的向外擴張是自然產生的結果。他們認為美國的政策造成中國的不安全感，這種不安全感導致中國轉趨強硬。

這派分析家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美國與中國都必須進行戰略重估：華府應該「重新思考它的首要目標」，北京應該「重新調整自己的實力意識」。根據這派人士的看法，軍事與經濟權力均勢正逐漸從美國倒向中國與其他新興市場，認為一個國家能掌控一切是不實際的想法。因此美國應該想辦法讓中國達到合理願望，在國際事務與機構中有更大的發言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中國也應該想辦法讓鄰國消除疑慮。在調整各自的底線之後，雙方才能展開一連串互惠行動，降低緊張與不信任，透過相互克制來營造信心。

另一派以中國問題專家湯瑪斯．克里斯坦森（Thomas Christensen）為代表的人認為，要判定習近平的真正意圖還太早，因此美國需要為一切可能的狀況作準備。[4]根據克里斯坦森的論點，美國的政策應該在強調保有亞太地區強大影響力的同時，還要更深入參與：華府需要加強外交努力，在區域性與全球性治理議題上因應中國的挑戰，同時在亞太地區維持強大的軍力。因為美國軍事活動增加而為中國帶來的任何不安全感，都可能促使中國官員更加妥協，從而嘉惠美國。華府也應該為中國的鄰國提供機會，讓它們在盡情與中國從事正面經濟與外交往來的同時，還能在安全、經濟與外交關係事務方面與美國合作。

以上這三派理論對美中關係的性質、對美國的政策建議雖然各有不同看法，但綜合起來可以在美國思考對中政策的問題上提出幾點重要參考。首先，美國應該將美國利益擺在最前面、最中間。在中國似乎每天都有新方案公布的情況下，美國很容易淪為被動，見招拆招。這會讓中國占盡優勢，讓美國在沒有戰略或背景了解下忙著因應。其次，有鑒於國際權力均勢消長，美國應該不斷評估長期利益與能力。中國以全球大國的聲勢崛起，特別在亞太地區，已經具備在今後十餘年大幅改變權力均勢的潛能。美國現在就必須考慮亞太地區十年以後的樣貌，考慮美國屆時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達到預定目標。最後，自一九七九年美中建交以來，一直作為美國對中政策主軸的「打交道，但不忘避險」的做法，往往能將兩國關係導上正面發展，一旦中國不懷好意，也總能保護美國利益。

這本書為美國的對中政策提出第四條考慮途徑：想找出美國對中政策的正確方向，只是全力關注中國的外交政策還不夠。美國決策人士還必須密切注意中國的國內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對中國外交政策、對美國業者在中國機會的影響。四十多年來，美國對中政策一直以兩個假設為前提：首先，美國價值（退一步說，就是美國利益）是普世價值，因此值得推廣；其次，儘管也出現如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這樣的禁忌，但隨著中國經濟發展，中國的內政與外交政策大體上總能朝著有助於美國利益的方向發展。但在可預見的未來，情況似乎正好相反。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國的國內政治與經濟樣貌反映的不是一種邁向開放、透明或民主的系統。

也因此，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形成一套嶄新的挑戰。首先，習近平不僅野心勃勃、想領導一個全球化世界，還想把中國現有政治與經濟發展模式推向全球。若是這樣，那麼獨裁專制國家的勢力將不斷擴張，自由貿易、資訊自由流通，以及良好治理的原則會不斷遭到挑戰，美國的國際處境也將日益艱難。

其次，中國的創新戰略、一帶一路與國有企業改革，反映的都是非市場原則與行為，這一切都對美國在本國、中國與全球的經濟利益形成挑戰。中國擁有必要的政治與經濟本錢，為了確保長久以後的市場獨占，它接受短期非市場的做法所造成次佳的經濟與效益成果，美國沒辦法與這樣的對手競爭。

第三，中國一面利用美國與其他民主國家的市場開放謀取經濟利益、擴大政治與文化影響力，一面卻不斷壓縮外國人士與機構參與中國政治與經濟發展的機會。這不僅造成美國商業界的直接損失，也對美國文化代表、非政府組織與大學等公民社會形成阻礙，讓他們無力推動與中國公民社會的關係，而這種關係就歷史角度而言，正是美中關係的關鍵性支柱。

也因此，想與北京合作並管理與北京的關係，美國不僅需要不斷主張美國利益優先，不斷關注中國的外交政策利益，還需要對中國的政治與經濟情勢變化給予同樣的關注。在有些案例中，美國需要加強傳統做法以管理與北京的關係；在其他案例中，美國得採取新措施，包括一些傳統上視為無助於美中關係而遭排斥的措施。

可行的美中政策

過去四十年美國對中政策極為一致。從一個政府到下一個政府，歷任美國總統總是一面設法擴展深化與中國領導人的關係，同時在中國與整個亞洲推動美國的自由貿易、航行自由與民主原則。以二〇〇〇年代為例，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就曾誇讚中國是「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強調中國的崛起只會支持、不會破壞構建在這些原則上的國際體制。歐巴馬總統的「重返亞洲」政策也主張透過增兵，以及盟國與夥伴的安全合作，將美國利益投射進亞洲；主張訂定多邊貿易協定「跨太平洋夥伴關係」；主張在中國等獨裁國家與緬甸等新興民主國家建立政治性職能（Political Capacity），不論使用的形式是什麼，全都基於一個假定：在海外投資，推動能反映美國價值觀、能反映美國國內優先要務的體制與計畫，最符合美國的政治、經濟與安全利益。

川普總統與他的政府對這個假定是否還合適提出疑問。川普的美國第一政策說白了就是美國將退出過去對全球與區域性領導的一些承諾，其中包括巴黎氣候協定與跨太平洋夥伴關係等等。川普總統並直言批判其他國家，說他們沒有付出該付出的努力，要求他們承擔更多因應全球性挑戰的責任。他的言詞與行動顯示他對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根本價值另有解讀，與過去幾任美國總統不一樣。他對美國會在什麼情況下出面領導、會如何領導，有一套較狹隘的概念，而且他重視的是近在眼前的威脅，對建立體制、運用體制，因應安全與貿易方面的挑戰不甚在意。

在美國第一的政策框架下，川普政府的對中政策主要有兩大優先目標：首先要解決北韓核武挑戰，其次要剷除貿易不公平的障礙。它迫使北京以更有效的方式制裁北韓，對北京侵犯智慧財產權、強迫技術轉讓的做法展開調查，它抨擊中國對機器人公司的補助，並揚言對中國鋼鐵進口加徵關稅。它還極力推動新的短期措施，快速取得勝利，例如迫使北京讓美國牛肉進入中國市場等等。

但這種做法因應不了更大、更長期的中國挑戰。川普政府需要一個處理美中關係的戰略架構，根據這個架構建立美國的優先目標，一面推動完成這些目標必須採行的外交、經濟與軍事做法。這樣的架構能幫美國業者推動商業或其他利益，從而加強美國影響力；還能為美國政策帶來一種迫切需要的一致性與安定性，以免小小誤解或誤判不斷擴大、釀成大衝突；並且能為美國盟友提供必要的可預測性與確定性，讓他們能與美國協調，一起應付與中國有關的棘手問題。

繼承既往

川普政府並沒有完全拋開前幾任政府的政策架構。儘管他高調宣揚美國對中國與亞洲的政策將有大轉變，但跡象顯示，在一些基本價值與優先順位上仍有承襲過往的不變之處。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川普總統在越南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論壇高峰會發表演說，主張以一種規則明確的國際秩序為基礎，建立自由開放的印太關係。[5]他坦承維護印太地區的領導與夥伴關係對美國有利。美國每年有一兆美元的商品通過南海，維護印太地區安定對美國至關重要。僅僅一天後，澳洲、印度、美國與日本代表在菲律賓重開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日本的一項倡議，已經停擺了十年），支持印太地區的共同策略與經濟原則與目標。川普政府另幾名成員，特別是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James Mattis）與國務卿雷克．蒂勒森（Rex Tillerson）也不斷發言，支持更多邊、有原則的外交政策，呼籲美國「在戰略利益、自由人民共享價值、自由市場與強而有力的經濟夥伴關係的基礎上，繼續維護對該地區安全與繁榮的長久承諾」。[6]

由於美國與中國的政治環境都已改變，美國應該一面維持過去有效的對中政策，一面根據新的政治現實進行調整。想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採行一套兼顧新舊政治現實的做法：包括在外交上再接再厲，善用習近平想當全球領導人的野心，推動促使各方承擔更多責任的多邊努力。一旦中國不遵守約定或謀取不當利益，能夠更積極啟動懲罰措施，並加強美國政府的能力，讓華府更能掌握中國不斷變化的內政與外交政策。想完成這些目標，美國必須努力強調民主與對人權的尊重、強調市場經濟與自由貿易等基本價值，必須支持反映這些原則的國際體制。

外交優先

美國對北京的外交行動，有許多造成重大全球效益的先例。在美國的領導下，兩國曾經攜手推動氣候變遷問題的全球性合作，抑制伊波拉疫情擴散，阻止伊朗發展核子武器。這種合作得來不易。但只要善加利用，美國可以運用習近平的野心，讓中國在全球舞台上作更多的事。

在全球難民危機與北韓核武威脅等兩個極為重要的議題上，美中兩國可以盡情展現領導力、提升雙邊關係。在因應難民危機的議題上，美國目前雖然因打算限制難民收容人數而開了領導倒車，但美國仍然繼續在全球各地為難民安置等問題提供重大財務支持。反觀中國，面對中東地區數百萬難民為逃避戰亂而流離失所，卻始終無動於衷。更讓人費解的是，當超過六十五萬名羅興亞人為躲避緬甸戰亂而逃進孟加拉時，他只是勉為其難的處理在自家後院發生的難民危機。北京表示願意促成孟加拉與緬甸雙邊對話，還小心翼翼發表聲明說，孟加拉、中國、印度、緬甸經濟走廊（一帶一路的一個計畫）的進度不會因這場危機而放緩。[7]美國已經承諾用上兆美元援助難民，除了揚言制裁，還要求展開調查。[8]但美國應該要中國以區域性與全球性大國的身分盡更多的努力。就像在對抗伊波拉疫情一樣，美國應該不動聲色地向中國施壓，要中國提供財務與其他援助，鼓勵中國運用它在緬甸的龐大經濟影響力，為這場暴力畫上句點。此外，美國與中國若能合作協助羅興亞人安全返回緬甸，保證他們的公民身分，或幫他們在別處安置，也能向緬甸釋出重要訊號，迫使緬甸解決這場危機。就像因應氣候變遷問題一樣，美中兩國可以透過這場羅興亞難民事件跨出第一步，運用國際合作解決全球難民危機。

因應北韓彈道飛彈與核子武器計畫的挑戰，美中合作也必不可缺。兩國都已在這個議題上投注大量心血，也都同意應該達成朝鮮半島無核化的目標，問題是選項有限。川普政府已經說服北京對北韓採取更嚴厲的貿易與其他制裁措施，不過這些措施還未能迫使北韓走上談判桌。若對北韓發動先發制人的軍事攻擊，又可能引起北韓報復，造成南韓慘重的人命與經濟損失，甚至可能將美國與中國捲入軍事衝突。若讓北韓按照目前的行徑繼續走下去，會直接危及美國安全。而中國提出的「凍結換凍結」建議，也就是美國與南韓停止大規模軍演，以交換北韓停止飛彈與核武試爆活動，也沒有得到回應。（編注：川普與金正恩在二〇〇八年六月第一次會面，讓朝鮮半島無核化有所進展，不過北韓在二〇一九年五月試射導彈，讓情勢增添不確定性。）

無論如何，由美國與中國主導的外交加制裁行動仍是最可行的做法。中國全面執行目前實施的制裁，是解決朝鮮核武問題的第一步與必要的一步。美國也應該將中方的「凍結換凍結」的建議改頭換面，在決定協議的潛在變數與順序問題時，同意「對傳統軍演做輕微調整」[9]。美國與中國還可以考量自己的外交史，用體育與文化手段開啟北韓大門。這個問題並沒有明確的解決之道，但必須先為較正式的談判奠定基礎。

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外交大多不是處理全球性挑戰的大談判，而是與全球治理等大議題相關、屬於技術合作層面一些比較單調無趣的工作。美國與中國在毒品走私、電腦犯罪與暗網（dark web）、反恐、乾淨能源等許多議題上都有合作。這些合作儘管不能經常登上新聞頭條，但已經逐漸為兩國合作建立一種體制性的基礎建設。美國國務院一名官員就曾對我說：「若能撇開政治，合作可以進行得相當好。」

隨著中國的抱負不斷擴大，技術性合作的需求也會愈來愈多。未來的合作領域可能還包括研擬規則，以限制太空垃圾或北冰洋海上汙染。兩國可以透過這兩個領域的合作，在更加廣泛的範疇上處理全球治理的潛在衝突。如何協調開發金融的標準是另一個特別重要的議題。美國應該與中國開發銀行合作，確使中國公司在推動一帶一路的過程中遵守環保、勞工與透明度的最佳實務，這對維護美國公司的競爭力至為重要。美國還可以加入亞投行，進一步伸張它的經濟利益。

透過外交折衝推動美國利益雖然是中美關係的理想型態，但迫於兩國在價值觀、優先考量與政策上經常出現的分歧，美國還得準備一些備用方案。與亞洲、歐洲和其他地區的盟友結為夥伴是美國對中政策的一項要件。川普總統呼籲各國承擔更多責任，但這不表示美國將從全球領導地位倒退，這是其他區域性強國在因應全球性挑戰的過程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機會。

同盟陣線

美國在美中關係上有一個最大強項，就是它的盟友。許多歐洲與亞洲國家像美國一樣，也想找出一套有效的政策，因應由於習近平對內封閉、對外擴張而帶來的挑戰。美國應該設法與這些國家協調、合作，以擴大美國對中國政策走向的影響力。這種夥伴關係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做法，面對不同議題，打交道的國家也不一樣。

在安全陣線上，中國在南海的軍事擴張以及對台灣的主權主張，都對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定構成重大威脅。面對這兩個議題，美國最急迫的工作是嚇阻中國，讓中國不敢透過片面行動進一步實現它的領土主張。這表示美國必須建立強而有力的夥伴聯盟，而且聯盟成員不僅包括捲進南海爭議的其他國家，還包括法國、英國等歐洲軍事大國。這些國家已經直言要求中國遵守常設仲裁法院判決，拒絕北京擴大主權範圍。美國應該連同亞洲夥伴，與這些國家建立合作機制，在南海展開更積極的軍事行動，以維護航行自由。這麼做表示，美國與盟友會透過經常性、例行性的自由航行行動，不斷維護航行自由，對所有主張南海權益的國家一視同仁。川普政府決定實施自由航行行動是一項重要步驟，但它應該與其他國家一起行動，以顯示維護南海航行自由不只是美國、甚至不只是亞太地區對國際法的承諾，而是世界各國對國際法的承諾。

美國應該支持中國與東協國家展開南海行為準則談判。不過，北京不能利用這項談判過程趁機將掌控的島礁軍事化，或藉機擴大主權主張。如果中國恢復島礁軍事化作業，美國不應勸阻其他主張權益的國家在掌控的島礁推動軍事化。

美國也應該重申對「台灣關係法」的承諾，提供台灣自衛所需的適當武器。川普總統上台之初先揚言修訂一中政策，之後又說可以將台灣問題當成與北京貿易談判的籌碼，這些對台政策的聲明讓人困惑不解。在這個議題上，美國同樣也應該爭取亞洲與歐洲盟友的支持，維護台灣主權基本原則，讓台灣在無懼中國威嚇的情況下自由發展。

在貿易與投資領域，中國的「中國製造二〇二五」企圖從海外吸引先進科技與科技公司，一方面卻阻止外國業者進入中國，在各式各樣尖端科技上與中國競爭。對美國來說，因應中國這項挑戰的第一道防線就是透過政府支援，投資基本研究，建立獎勵系統，鼓勵新科技研發與採用，以加強美國本身的創新能力。第二道防線是保護關鍵性美國科技資產。二〇一七年底，美國國會提出新法案，擴大「外國在美國境內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的角色，以防止其他國家取得某些核心美國科技或財經數據等敏感資訊，特別是中國。面對中國在科技產業愈來愈咄咄逼人的貿易與投資政策，美國應該與德國、英國與其他擁有強大科技產業的國家合作，針對這些議題，以及國有企業投資、或外國對大學實驗室投資等相關領域研擬共同立法。在沒有國家安全風險的科技領域，美國應該確立最後防線，迫使中國開放市場，否則美國也將關閉市場、不准中國科技業者進駐。

在某些例子中，針對中國的多邊做法也包括中國本身。美國應將一帶一路視為挑戰，也是一個機會。華府應該探索一帶一路可能帶來的機會，以便與中國和其他國家結成夥伴。美國也可以把握機會，要創建一帶一路的中國遵守最佳實務。或許美國可以舉辦一次基礎建設多邊高峰會，[10]討論對社會與環保的衝擊評估、投標過程與融資透明度等議題，以及多邊合作的潛在項目。美國不能讓中國經由一帶一路漫無節制地在高汙染產業輸出過剩產能，不能讓中國運用過剩的建築勞工，損害其他國家的勞工利益。

特別是中國的數位發展對美國來說是一大挑戰。如果規劃全面實現，中國的科技能囊括光纖電纜、衛星系統，以及開發中世界各地的電子商務等一切機會。美國政府應該針對亞洲的數位科技基礎建設需求全面展開檢討，透過貿易代表團與進出口銀行融資支持美國公司積極參與。美國政府與公司可以運用在印度發展智慧城市的經驗，加以調整，推廣到其他開發中國家。

川普政府還應該改變做法，參與跨太平洋夥伴關係。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其他十一國已經在沒有美國的情況下擬定一項修正協議。白宮應該檢討跨太平洋夥伴關係的現狀，以確定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對美國的機會，或是否應該調整現狀來維護美國利益。由於川普政府全力考慮對中國採取報復措施，兩國之間的貿易戰一觸即發。就原則而言，跨太平洋夥伴關係仍是美國可以用來促成中國經濟改革、讓美國公司得以公平競爭的最佳經濟手段。

美國也應該與亞太地區的盟友合作，以言語與行動強調對法治、透明與官員問責等良好治理的承諾。美國模式、美國的夥伴關係，以及美國透過非政府組織的支持，一直是中國公民社會的政治運作空間能否打開的關鍵。美國與盟友應該為中國人權鬥士仗義執言。在這個議題上，習近平想在全球舞台扮演要角、想輸出中國模式的野心，也為其他國家帶來新機會：其他國家可以利用習近平的野心，要中國為它的人權做法負責，務使中國不能利用不斷擴增的影響力在國際上顛覆人權。

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還企圖影響其他國家內政。中國政府動員學生與居住海外的公民為中國政府的利益發聲：例如監視其他中國學生，譴責立場不利中國的教授，抗議邀請批判中國的人士到訪等等。它同時也運用簽證發放、計畫經費批准的權力，塑造外國學者對中國的看法。美國與其他國家應該將北京這種恐嚇中國僑民與外國學者的行徑公諸於世；透明是對抗北京在境外壓制言論自由的重要利器。此外，如果有其他參與人士遭中國拒絕入境，大學與智庫應該拒絕與中國機構的合作。如果無法做到這點，中國將繼續運用影響力進行分化與擊破。

公開支持美國與其他民主國家的基本價值，是美中關係的重要支柱，而且重要性遠遠超越兩國邊界。中國透過與其他國家的軍事、經濟和政治夥伴關係推動擴張主義，為習近平帶來更多機會，讓他輸出獨裁領導的中式開發模式。這類國家更可能在網路治理這類議題上成為中國的盟友，就長遠而言，比較不宜成為美國可靠的經濟與安全夥伴。美國與亞、歐兩洲的盟友應該繼續在全球各地營造良好的治理能力，透過法治、智慧財產權發展，以及開放式媒體這類鼓吹透明的體制，對抗這種中國開發模式。

當扣押、制裁、報復等手段都無效時

多年來美國決策者總是假定，只要美國能忠於民主價值與最佳行為模式，推動自由開放、以法治為基礎的經濟與政治體制，中國終有一天會跟隨美國的腳步。但習近平的第三次革命徹底顛覆這種理解。面對愈來愈野心勃勃、但封閉獨裁的中國，美國的開放反而成為弱點。中國可以在美國境內肆意擴張政治、經濟與文化影響力，卻不准許美國機構與公司在中國境內享有相同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與過去幾任中國領導人相比，習近平治理下中國的政治與經濟做法，對美國利益的危害更加嚴重得多。

當中國的行動直接大幅損及美國利益時，美國應該考慮公開採取懲罰措施，讓中國清楚了解不遵守協議與既定規範必須付出的代價。在有些案例中，這類懲罰措施的成本可能相對較低。舉例來說，中國遲遲不肯釋放關在中國的美國人，引起川普政府不滿，於是取消美國官員與中方一次網路安全與法律對話，讓北京無法在國內向中國人民吹噓勝利。

經濟制裁也是重要選項。二〇一五年九月，在美國公司遭到中國政府支持的網路攻擊之後，歐巴馬總統揚言對中國公司進行制裁。結果兩國簽訂一項正式的雙邊網路協定。根據一些專家評估，協定簽訂後，美國公司遭到網路攻擊的次數果然大減。

面對習近平主政的新時代，美國還應該保有採取對等報復行動的選項。美國決策人士多年來一直抗拒這種選項，因為它可能導致一種不計血本的競爭。不過，一旦外交與多邊努力失敗，對等報復行動應該是一個可行選項。舉例來說，在中國不對美國開放的電信、運輸與媒體等領域，美國應該考慮限制中國的投資。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渴望將建築方面的專業技術帶進美國，在美國市場爭取重大的基礎建設發展商機。但除非美國公司也能在中國市場取得同樣商機，華府不應對北京開放。中國許多年來一直堅持某些產業的外國公司必須在中國境內製造相當部分的零組件才能進入中國市場。美國也應如法炮製，規定這類產業的中國公司必須在美國境內製造，才能進入美國市場。

同樣，在教育與媒體等文化競技場上，美國也應該採取針對性的對等報復政策。舉例來說，中國政府既能在美國建立孔子學院，就應該接受美國政府贊助的組織，例如讓美國大使館成立的美國中心（American Center），為中國民眾提供西方書籍、演講，以及其他文化經驗。如果不能做到這點，美國應該關起大門，不讓中國設立更多孔子學院。為反制中國拒發簽證給美國記者與學者，美國也應該採取對等行動，不准中國政府贊助的記者與資深官媒與宣傳官員訪美。

對等報復行動很可能造成兩敗俱傷。但如果中國對美國的大門愈關愈緊，美國繼續在經濟或政治上敞開大門、讓中國影響力長驅直入，對美國一點好處也沒有。美國應該保有對等報復行動的選項，儘管這是最後手段。

未來就是現在

天才音樂家湯姆．里耶賀（Tom Lehrer）曾說：「做好準備，這是童子軍的神聖規則。」在處理美中關係時，發揮創意思考、因應中國新措施迅速調整對美政策，以及洞燭機先的能力至關重要。要做到這一點，美國必須在華府、在中國境內建立精通中國問題的重要團體，並提供適當訓練與預算支援。這類做法包括繼續為有意在中國研讀的美國學生提供財務支援。儘管中國對美國、對全世界都很重要，在美國學生出國留學的人氣排行榜上，中國卻落在英國、義大利、西班牙與法國之後，屈居第五。[11]

強調美國政府應該提升對中國的深入了解似乎不言可喻，但對於川普總統與習近平主政期間的美中關係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在川普總統最優先的要務中，有兩個與中國直接相關的議題，那就是北韓與雙邊貿易逆差，而且中國在幾乎每一個區域性與全球性重要議題上都扮演相當角色。但川普政府在直接、間接負責中國問題的重要職位上卻遲遲沒有敲定人事，迫使少數有才幹的官員面對極端複雜而艱鉅的各種議題疲於奔命。

在習近平主政時代，廣植中國問題專家也有其特殊必要性。與中國前幾任領導人不一樣的是，習近平不僅喜歡語出驚人，如一帶一路，還常有驚人之舉，例如在與越南有爭議的水域建立油井或占領黃岩島等等。美國如果能密切注視事態發展，及早發現警訊，不僅可以妥為因應，甚至可以洞燭機先，防患未然。舉例來說，早在北京決定在吉布地建立後勤基地之前幾年，已經有中國著名學者撰寫文章討論中國的軍事基地政策轉型問題。同樣，幾名中國學者也已經透過不同形式建議中國應該考慮建立聯盟，或是鼓吹習近平的「命運共同體」概念，以破壞美國領導的同盟系統。無論面對哪一種情況，美國都應該對現有的同盟結構展開戰略性考量，採取對策以補強弱點。

同時，若能看清中國國內特定議題的動向，美國在與中國進行談判時也可以搶占優勢。舉例來說，在中朝關係議題上，中國的外交政策專家與官員已經向北京當局施加龐大壓力，要求北京與美國更密切的合作。因此川普總統如果知道中國內部已經出現強大呼聲，迫使中國政府對平壤採取更強硬的立場，他可能不會為了換取中國對北韓加強施壓，而在二〇一七年四月向中國做出貿易讓步。

最後，習近平的打貪、推動經濟成長與擴大中國全球性角色的做法，雖然讓許多中國人陶醉，但他的群眾運動與他在改革路上的倒行逆施，也讓許多中國人心生不滿。中國政府始終無力清除環境汙染，而且限制海外投資、管制網路的做法也讓許多民眾沮喪不已。許多科技企業家感到不快，因為政府變本加厲、不斷在國內外干預他們的商務決策。許多學者憂心忡忡，因為他們的出版、教學與旅行自由受到限制。政治迫害事件直線上升，令推動勞工、法律或女權運動的社運人士身心俱疲。習近平的獨攬大權與許多新法規的專橫特性，讓許多中國官員抱怨叫苦。此外，儘管習近平史無前例地將權力集中在中央，也有一些勢力強大的官員想要把他拉下台。在這一切事件下，美國應隨時提高警覺，以備中國出現重大社會動亂，儘管這樣的機率很低。

美國與中國領導的未來

當川普高喊「美國第一」、並從國際協定撤出之際，習近平主席卻呼籲「雙贏」，鼓吹全球化的利益均霑。兩人這種言詞對比很容易讓人驟下結論，認為美國將退出全球領導寶座，由中國取而代之，許多分析家也確實做出這類結論。但這樣就錯了。美國雖然很可能不願再像過去一樣一馬當先、因應世界上許多挑戰，但中國還沒有做好取代美國的準備。全球領導需要有一種為了大利而不計一己之利的意願。想成為全球領導人，還必須挺身而出，在恐怖主義或敘利亞難民危機這類全球性議題上建立國際共識。

但一旦面對考驗，中國就露出準備不足的原形。川普政府退出難民議題而造成的全球領導真空，已經由加拿大與德國填補；在區域貿易議題上，填補空缺的是日本與澳洲；在家庭計畫服務議題上，填補空缺的是荷蘭。甚至面對出現在自家後院北韓核武擴散或緬甸難民危機，中國都還拿不出一套可行的解決辦法。中國的全球領導主要局限在一些可以輕易提升本國利益的議題上，例如透過一帶一路發展經濟、透過安全合作防範恐怖攻擊，或是透過上海合作組織以阻止民主革命。

無論如何，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已經與過去大不相同，三十年來對內改革開放、對外保持低姿態的內政與外交政策在習近平手裡已經出現大逆轉。只要條件許可，中國可以、也應該是美國的重要夥伴。兩國在氣候變遷、伊朗核武交易與北韓問題上都已經找到共同立場。但在網路主權、人權、南海與東海主權主張、台灣問題，以及貿易與投資做法等各種議題上，美國與中國的優先考量、政策與價值觀並不一致。更何況，中國不可能一方面關閉國界，禁止外國理念、資金與影響力進入，一方面又想當全球化的世界領導人。美國與盟友，以及其他夥伴必須繼續追求合作機會，但一旦習近平的第三次革命波及全世界，危及全球安全與繁榮的基本原則時，就應該義無反顧與中國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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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寫書既是一項個人作業，同時也是一項集體作業。二十多年來，我何其有幸能將外交關係理事會視為第二個家。而能夠有這一切，我得感謝雷斯利．吉爾伯（Leslie A. Gelb）與理查．哈斯（Richard Haass）。吉爾伯雇用當年還是新科博士的我，循循善誘引導我度過初入社會的十個年頭；哈斯則一直支持我，給我犯錯空間，讓我跟他們學習，並且在學習過程中表達自己的聲音。同事始終是我知識之旅不可分割的部分：亞當．西格爾（Adam Segal）永遠是我的頭號傳聲筒，當然還有馬克斯．布特（Max Boot）、伊琳娜．法基諾（Irina Faskianos）、香儂．歐尼爾（Shannon O’Neil）、梅卡．曾柯（Micah Zenko），以及亞洲研究室（Asia Studies）很棒的同事：愛麗莎．艾耶斯（Alyssa Ayres）、傑洛米．柯恩（Jerome Cohen）、黃延中、喬西．庫蘭吉克（Josh Kurlantzick）、伊利．萊納（Ely Ratner）、希拉．史密斯（Sheila Smith）與史考特．史奈德（Scott Snyder）。他們每個人的高素質與工作能力都讓我稱羨。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艾米．貝克（Amy Baker）、南西．包德沙（Nancy Bodurtha）與派翠西亞．道夫（Patricia Dorff）也都幫了我大忙。在外交關係理事會之外，美中關係兩位重量級領導人溫斯頓．羅德（Winston Lord）與歐維爾．謝爾（Orville Schell）也用他們淵博的學識與無私的教誨賜我良多。亞瑟．克魯伯（Arthur Kroeber）閱讀部分稿件，給我許多珍貴建議。

這本書的實際寫作過程也承蒙許多人鼎助。許多中國學者、社運人士、企業家與官員空出時間與我會面，分享他們的見解，我虧欠他們實在太多。在一些案例中，我們的對話竟然超過十年。我很幸運，除了兩位會外人士，外交關係理事會主席理查．哈斯與研究計畫主任詹姆斯．林賽（James Lindsay）也撥冗仔細讀了初稿，督促我精益求精。他們的恩情我無以為報。大衛．麥克布萊德（David McBride）支持我、指引我走過出版過程，我十分感激。史塔基金會（Starr Foundation）提供我財務支援，讓我可以全力投入這本書的研究與撰寫，我也非常感謝。我非常幸運，能有芮秋．布朗（Rachel Brown）與嘉布蕾．華克（Gabriel Walker）兩位研究助理，在整個研究與寫作過程中為我提供研究支援，替我鉅細靡遺的照顧各種細節。兩人之後進入研究所深造，所幸又有梅琳．梅森海默（Maylin Meisenheimer）與維奧菈．羅斯喬（Viola Rothschild）等兩位傑出青年，繼她們之後擔任我的研究助理，幫我完成各項事實調查與驗證工作。在最後完稿階段進來實習的娜塔莉．區（Natalie Au）也給我極其重要的協助。書中若有翻譯與其他一切錯誤，當然由我一肩承擔。

最後，但絕對同樣重要的是，我要向家人致謝。我的父母，詹姆斯（James）與安娜塔西亞．伊卡諾米（Anastasia Economy）；我的兄弟姊妹彼得（Peter）、凱莎琳（Katherine）與梅莉莎（Melissa）；特別是我的先生大衛（David），還有我們的孩子亞歷山大（Alexander）、尼古拉（Nicholas）與愛萊妮（Eleni）。因為有了他們，我才能每天念念不忘人生的真諦。

易明（Elizabeth Economy）
紐約市

社會人文 BGB474 習近平與新中國中國第三次革命的機會與挑戰 The Third Revolution: Xi Jinping and the New Chinese State

作者 — 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

譯者 — 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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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系主編暨責任編輯 — 蘇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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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RD REVOLU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18.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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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 978-986-479-684-7

書號 — BGB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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