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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大英帝国的崛起与衰落

作者：（英）劳伦斯·詹姆斯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 2018年11月

ISBN: 978750574069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代序

英帝国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它最鼎盛的时候，其领地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也占那个时候世界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帝国有如此庞大的势力，也没有一个帝国可以号称“日不落”。像英帝国这样的现象，以后不会再出现了，因为侵占别国领土建立殖民帝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们对这个现象就十分重视，希望能够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和运行情况；历史学家已经写了许许多多的书和论文，讨论英帝国的各种问题。有些著作是十分有名的，各种观点也层出不穷。关于英帝国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很久，它构成英国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些著述中，多数当然是由英国历史学家写作的，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其中一部。

和多数英帝国史著作不同，这部书虽说也属通史性质，追溯英帝国的整个过程，但它却不像其它书那样格式拘谨，一板一眼地专题论述、引用史料，有一副老学究的面孔。这部书尽量写得像故事，有很多情节，让读者觉得有趣。这是最近一段时间西方历史学的一种转变，试图接近一般读者，让大家都能够接受历史学的叙事手段。历史学在很长一个时间里坚持“专业化”，结果把读者圈弄得很小，就好像量子科学那样让人费解。但这部书虽然写得很轻松，却又不脱离专业标准，业内人看起来是非常专业的，其中一个个小故事（或大故事）都是有根有据的，有坚实的史料支撑。这在业内人眼中是很清楚的，作者的史学功底很深，同时又有文学素养。现在有些人以为历史很好写，有一些皮毛就可以胡编乱造，玩一点噱头，就能够骗钱。出版界为了利润也愿意助长此风，学术风气因而大受损害。这种情况在中国和外国都存在，幸运的是，我们面前的这部书不是这样。

说完写作风格（其实不仅是写作风格、也是史学理念问题），再说说这部书的内容。作者说他是以时代的客观性进行写作的，也就是把历史放到当事人的时代去理解，让当事人自己来解释他们的历史。这确实是许多历史学家的历史学观念，历史学也应该提倡这样做。但这不应该成为历史学家回避对历史作判断的责任，他写什么，终究会领导人们对历史的理解。我们这部书对英帝国的回溯大体上还是客观的，尽管作者不赞成现代人用后现代的眼光评判英帝国，但他还是写出了英帝国历史上几个基本特征，比如贪婪性、暴力性、征服性、傲慢性等等，英国人在建立和拥有帝国的几百年中不断为自己寻找合法性理由，包括为杀戮和抢掠寻找借口；但无论怎样寻找理由和寻找了什么样的借口，都不能否定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英国从英帝国得到了巨大的好处，不仅是物质的好处，还包括国家的力量和精神影响力。英国在19世纪中叶以后登上世界强国的顶峰，称霸于全世界，显然从帝国取得了莫大的助力。

在英国得益于帝国的同时，作者也指出，英帝国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变化，这确实也是一个事实。作者说：

世界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这个样子，英帝国三百年的海外扩张可谓功不可没。在北美、亚洲的大部分地区、中东、非洲以及太平洋地区，当地的人口、经济以及政治生活无疑都受到了英国此前统治的作用与影响。英语是使用范围最为广泛的全球性语言。而且，正是因为同英国以及其价值观长期的接触，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所经受的政府管理、他们的日常生活乃至于思维习惯，都打上了英国的烙印。无论是好还是坏，现代的、后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正是帝国时代的产物。

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尽管我们不愿意接受“功不可没”这个词。其实英国带给世界的最大变化是把全世界带进了现代化的过程；但我们不能将这个过程简单地理解为工业化，英国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尽管英帝国已不复存在。在这方面，下面这段话就非常有意思，它提示了英帝国解体的深层原因：

自17世纪起，英国人就受到这样的教育：他们的法律、个人、自由以及民选政府是值得自豪的。这一观点也受到了官方的支持。但是，很多人不禁要问，英国人的权利可以包容万物吗？换言之，英国人的权利可以出口到其他地方，并且为英国殖民地上的原住民所享有吗？从帝国的开始一直到其结束，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帝国的人民及其统治者。而且，由于在许多关键的问题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这一回答也就最终导致了帝国的消亡。

换言之，在作者看来，是英国人自视高人的那些教条——作为英国人有理由统治其他民族的合法性依据，最终竟然被帝国内被统治的人民拿起来反对英国的统治——这就是奇妙的历史逻辑。

非专业读者也许不理解这段话，此处再做一点解释。我们都知道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就在英帝国最辉煌的鼎盛时，各殖民地就相继开始反抗英国的统治，最终在20世纪燃成燎原大火，将英帝国烧成了灰烬。在这个过程中，那些英国的价值观，比如独立、自由、宪政、主权这一类口号，恰恰成为反抗英国统治的最有力武器，因为：如果人民是自由的，为什么要接受英国的统治？如果宪政意味着人民主权，那么殖民地人民组织起来，就要结束英国的统治！20世纪的英帝国，到处都遭遇它为自己设置的障碍，而这些障碍一度为英国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英国正是以“文明”的名义建立帝国的。于是，英帝国就在这样的困境中土崩瓦解了。

写到这里，就看出这部书的一些缺点了，其中之一，就是它为了不做学究式的说教而力图讲故事，结果有许多必须用论述方式才能说清楚的道理，就无法展开，于是就出现一些只有专业学者才能看懂的行文，如上面那一段。但是这些隐隐表露的观点如果不做解释，一般读者也许就不明白。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本意，也许不得不去看更多的书，尤其是那些刻板的学究式的书。

其中之二，我们在认可作者对英帝国的立场基本客观时，却不能不指出，他终究仍是一个英国人，他仍旧带着英国人对帝国的无形的幽恋；当我们在仔细品嚼书中优美的叙事和精巧的结构时，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一种幽恋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

出版社和译者要求我做一篇序，谨识。

钱乘旦

中国英国史研究荣誉会长、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2017年12月25日，北京

前言

20世纪80年代的早些时候，我曾在大英帝国过去的商业中心作过一次短暂的停留。在那时，泰晤士河北岸交错林立的码头和砖瓦库房都早已废弃不用。然而，那里整体的观感仍令人印象深刻。生铁制的道路名牌标志着过去的荣光（牙买加大街、锡兰大街）。无论是伦敦、利物浦还是布里斯托，被废弃了的码头都昭示着英帝国曾经的辉煌。

还有一些其他事物同样昭示了英帝国曾经的荣光：兰开夏棉纺织厂中的纺锤上曾经缠绕过运往印度的棉纱；克莱德河（Clyde）和泰恩河（Tyne）上的造船厂曾造出蒸汽机船，载着英帝国的货物以及它们的护送者们驶向远方；商人们以及那些挣得大量利润、成为富豪的乡绅们的别墅。查尔斯·科克雷尔爵士（Sir Charles Cockerell）就是这些乡绅中的一位。18世纪末，他在印度大发横财，并在乡间建造了他的庄园。这一名为赛金科德（Sezincote）的庄园融合了摄政王的皇家穹顶宫的创意以及印度的元素。他甚至建造了一个清真寺式的穹顶。庄园附近是和印度圣地四周一样的装饰性花园以及一座装饰有婆罗门牛的桥。二者都很好地凸显了庄园附近科茨沃尔德（Cotswold）的风景。印度风格对格罗斯郡的影响极好地提醒了我们：帝国主义的影响是双向的。

从人物角度来看，帝国记忆也是非常丰富的。戴维·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 [1] 就是一例。他的塑像伫立在爱丁堡的王子街上：一手按着左轮手枪，一手抱着《圣经》。当你走向城堡的时候，你就能看到那些严阵以待的高地人们的塑像。而且，由于风化的缘故，它暴露出了其石头的表面。这些塑像是这个国家的人民为纪念布尔战争而建造的纪念碑。大大小小的教堂上都挂着布满灰尘、破破烂烂的军旗，上面绣着诸如“奇连瓦拉赫（Chillianwala）”和“泰勒凯比尔（Tel-el-Kebir）” [2] 这些充满异域风情的名字。人们则在教堂的四周纪念在这些或是其他战争中死去的人们，将他们的名字刻在大理石和黄铜标牌上。酒馆的标识是帝国英雄们的名字，而街道则是按照被征服的地区或者征服者的名字命名。在南安普顿郡北边的郊区里，我曾见到过两条分别名为“喀土穆（Khartoum）”和“恩图曼（Omdurman）” [3] 的街。而在克罗斯希尔（Crosshills）西区的小镇里，我也曾经看到一条名为“罗德西亚（Rhodesia）” [4] 的街。按照街道两旁的房子来推断，这些街道的建造年代大概都在20世纪初。

在物质层面上，帝国对英国的影响是显著的。而在精神层面上，这一影响可能显得就没有那么显著了。在我所写作的有关帝国以及人民的篇章之中，读者们可能会体会到，帝国带给人民的影响仍有存续。虽然已经没有三四十年前帝国期间那么明显，但人们的行为和话语方式仍旧带有帝国的痕迹。我试图阐明，拥有帝国的这一事实极大地影响了英国人对自身以及世界的认识。帝国改变了英国人的性格，而这一点又是极为重要的。它促使了一种优越感的产生。同样曾经作为世界性的力量，优越感也存在于法国人的血液中。通常情况下，它近乎等同于明确的排外主义。它也培养了种族傲慢。然而，几乎与此同时，深植于人心的自由与福音主义理想令人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即帝国所带来的义务感与使命感。至少其卫道士认为，帝国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使其人民文明化以提升他们的地位。

他们之所以主张这一要求，是有其必要性的。这是因为，英国人从不将拥有一个地缘意义上的帝国视作理所当然。自17世纪起，英国人就受到这样的教育：他们的法律、个人自由以及民选政府是值得自豪的。这一观点也受到了官方的支持。但是，很多人不禁要问，英国人的权利可以包容万物吗？换言之，英国人的权利可以出口到其他地方，并且为英国殖民地上的原住民所享有吗？从帝国的开始一直到其结束，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帝国的人民以及其统治者。而且，由于在许多关键的问题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这一回答也就最终导致了帝国的消亡。回顾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这大约80年的时间里，帝国达到了其巅峰时期，随后又逐渐衰落。我试图从这一时段入手，以回答与这一过程相关的问题，即英国人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帝国的。在这一时期，英国已经建立了民主政体。因此，如果没有大多数人民的同意，帝国显然是难以存续下去的。这一点对于解释帝国的发展及其衰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单凭理念自身是无法创造出帝国的。许多男人和女人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可能是建造者，也可能是统治者。也正是他们的故事集合在一起，才最终书写出帝国的篇章。有些人成了伟大的人物。他们的事业见诸报端，登上头条；很快地，他们发现自己成了英雄，其功绩也成了教科书上的内容。人们仔细地筛去了他们性格中不良的一面，将这些英雄们塑造成年轻一代的偶像。他们正是那些保守而成就斐然的指挥官与政治家们。其中包括：皮特、伍尔夫、罗德尼、纳尔逊和威灵顿。这些人遵循着高尚的原则，并且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受到了人民的尊敬。他们中也有不易管教的。正是这些人航行来到了未知的大陆，不仅寻找到了隐藏的能量，而且看到了不一般的风景。第一个是克莱夫，紧接着是戈登。 [5] 如同其他的帝国建立者一样，后者把自己看作天意的传播者。这一神谕将英国与其他国家划分开来，将其看作更加美好世界的创造者。对于罗德斯 [6] 而言，虽然被其野心和粗暴所掩盖，完成英国的帝国使命也是其行动的指路明灯。最后，“阿拉伯的劳伦斯” [7] 在20世纪大展手脚。尽管其行动华而不实，大抵也称得上优雅。正是他为帝国的日落添上了一抹光辉的色彩。

对于一个人来说，建立一个帝国并在其身上烙下自己的烙印，总是要比拆除帝国的骨架要来得迷人。在帝国解体时期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中，并没有出现第二个克莱夫或者劳伦斯。他们的身上没有披上浪漫的色彩，也并不吸引人。蒙巴顿可能勉强接近这一标准。然而，与其前辈相比，他的成就仍旧显得浅陋。而且，比起其个人的杰出才能，他出名的原因很有可能在于其同皇家之间的联系（从威廉四世之死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皇室家族享受了前所未有的崇敬）。相反的，我认为，艾德礼、麦克劳德和麦克米伦才是帝国解体过程中的真正英雄。 [8] 他们灵巧地运用着自己的政治手腕，极大地促进了帝国的解体。与法国、葡萄牙或俄罗斯不同的是，英帝国的解体并不伴随着泪水。

无论处于研究的哪一个阶段，我都注意到了许多小人物的所作所为。其中，最为重要的可能是那些参与建立英国海外殖民地的人们。在海外殖民的过程中，殖民者的脚步踏上了北美、澳大拉西亚（今指澳大利亚）以及南部非洲的土地。在讨论这一主题的时候，我试图小心翼翼地避开后帝国时代的罪恶这一泥沼。几乎在最近30年当中，这一特殊的恐惧感（angst）一直困扰着英国以及美国的学术界。在每一处可能的地方，我都尽量避免参与到《黑夜之军》（Armies of the Night） [9] 的争斗之中。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帝国有哪些优点与缺点。历史不能重写，也不能以一种客观的口吻加以叙述。将20世纪后半叶的价值观强加在过去所发生的事件上更是对历史的扭曲，并且使得其难于理解。因此，我让征服者和殖民者们为自己争辩。与此同时，我也充分地意识到，他们自身的话语可能与今天的理性有所冲突。

从现实意义的角度出发，英帝国最重要的影响在于，它改变了世界。世界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这个样子，英帝国三百年的海外扩张可谓功不可没。在北美、亚洲的大部分地区、中东、非洲以及太平洋地区，当地的人口、经济以及政治生活无疑都受到了英国此前统治的作用与影响。英语是使用范围最为广泛的全球性语言。而且，正是因为同英国及其价值观长期的接触，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所经受的政府管理、他们的日常生活乃至于思维习惯，都打上了英国的烙印。无论是好还是坏，现代的、后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正是帝国时代的产物。而在自16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欧洲帝国扩张狂潮中，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英国都是获益最多的那一个。

我已经努力去解释历史的来龙去脉以及其发展过程，而且我也希望，自己的阐释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客观性。我的写作是在承认英帝国的复杂遗存依然存在的条件下进行的。无论是从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上来说，它对包括英国本土在内的世界都具有空前的影响力。现在，英国已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这一点恰恰是其曾经为一个帝国的直接证据。单凭这一原因，帝国的建立以及其本质就值得我们去仔细研究。况且，帝国的历史以及其创造者们的事迹都已经写入了历史教学大纲。这无疑又为我们进行相应的研究增加了筹码。我希望，在阅读了我所书写的文字之后，帝国的继承者们将会更加容易理解这一帝国的过去。

【注释】

[1] 戴维·利文斯通（1813-1873），英国探险家、传教士。曾发现维多利亚瀑布和马拉维湖，是非洲探险的伟大前驱。——译注，下同。

[2] 奇连瓦拉赫之战（Battle of Chillianwala）是锡克战争中的一场重要战役；而泰勒凯比尔之战（Battle of Tel-el-Kebir）是英埃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战役。

[3] 均为苏丹地名。

[4] 英国前殖民地的名字，1965年宣布独立，建立共和国，1980年更名为津巴布韦。

[5] 克莱夫，即罗伯特·克莱夫。英国殖民主义者，原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办事员，在印度确立了英国的霸权。戈登，英国军官和殖民地官员，“常胜军”头目。1860年曾随英军来华。

[6] 罗德斯，即塞西尔·罗德斯。英国殖民主义者，1870年赴南非，后建立“德比尔斯矿业公司”，鼓吹要扩大英国在全世界的统治。

[7] “阿拉伯的劳伦斯”，指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英国作家、军人。因在1916年至1918年的阿拉伯大起义中作为英国联络官的角色而出名。

[8] 艾德礼，工党政治家，英国前首相，曾参与波茨坦会议。麦克劳德，英国保守党政治家。麦克米伦做了首次加入欧共体的尝试。

[9] 《黑夜之军》是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所创作的一本书，曾获普利策非虚构类文学奖。该书要讲述的是1967年美国人反越战的游行，作者在这里引用是希望指出本书可能会受到反战人士的某些反对。

第一部分
绝佳的机会
1600-1689

第一章
新发现的沃土——北美 [1]

在1605年夏天，伦敦的戏剧爱好者们为这样一部新剧《啊，向东》（Eastwood Ho!)吸引。一群自称“女王陛下狂欢之子（Children of Her Majesty's Revels）”的年轻男演员们在黑衣修士院内表演了这部戏剧。这部剧的作者是乔治·查普曼（George Chapman）、本·琼生（Ben Jonson）和约翰·马尔斯顿（John Marston）。本剧可谓是一个急就章，创作周期很短。它同时也是一首讽喻诗，里面充满了有关时事的典故。其中有一些甚至是反对苏格兰人的，这也就使得新国王詹姆士一世对琼生心怀不满。这些作者们之所以如此急切地将这部剧创作出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希望表现出当时因开发弗吉尼亚而引发的公众热潮。无论是从思想还是经济的意义上来说，建立一个北美殖民地这一事件都值得密切观察。

剧中的三个主要人物曾密谋筹集资金，以便到弗吉尼亚探险。他们希望能在那里找到黄金。这三个人是：贫穷且愚蠢的绅士佩崇纳勒·弗莱士爵士（Sir Petronel Flash）、懒惰的学徒工水银（Quicksilver）以及刁滑的放债人斯库瑞迪（Security）。剧中有一个场景是，水银告诉斯库瑞迪，钱已经在弗莱士的船上藏好了。难以抑制其激动的心情，斯库瑞迪抒发了这样的感慨：

直率的年轻人啊！现在有一股直率之风随着他而去了。现在，我们当中少有这样的骑士冒险家。谁会将自己的安稳生活同充斥着不确定性的、完美的动荡生活作交换呢？你们这些真正的骑士冒险家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此后，这些将要成为冒险家的人们聚集到一起，在上船之前举行了一次酒会。而正是在这一酒会上，海鸥船长（Captain Seagull）对印第安人富庶状况的描述令他们无比着迷：

呦，好家伙！他们的油盘和夜壶都是纯金的。路边的链子也都是纯金的家伙；就是被他们抓起来的囚徒，脚上的链铐也都是金子做的。每到节假日，他们都会到海滩上收集红宝石和钻石，装饰在孩子们的外套上……

在这部剧创作的将近十年前，沃尔特·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就曾提出过近乎同样对奢侈品的要求。他向英国人保证，如果他们投资赞助寻找隐匿在圭亚那丛林深处的“黄金国”，英国就能够获得当时西班牙人所拥有的财富和权力。这一场景无疑是对罗利这一要求的讽刺。海鸥夸张的描绘手法与罗利的几乎如出一辙，无疑会令观众捧腹。他们可能也会认为斯库瑞迪对“骑士冒险家”的赞扬很好笑。所谓“骑士冒险家”，指的就是愿意冒极大风险的勇敢者。对于一位绅士而言，跨越海洋寻找财富是非常恰当的行为，甚至与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有着同等的价值。同样的观点也可见诸托马斯·德雷顿（Thomas Drayton）的《弗吉尼亚航行颂》（To the Virginian Voyage）。这首颂歌歌颂的正是1607年殖民者到弗吉尼亚的首次航行：

啊，你们这英雄的心灵！

国家也以你们为傲，

你们仍要追寻荣耀。

出发，然后征服。

就让那些畏葸不前的游魂，

满怀着羞愧，躲藏在家中。

无论以何种形式而言，在过去的30年里，对于一些殖民主义宣传者来说，这一感情是他们所需要宣传的主题。最具有说服力的是理查德·哈克卢伊特（Richard Hakluyt）。这位牛津毕业生的目的在于，提醒他的国民他们所具有的、作为殖民者的神圣义务。他的《英国主要航海、航行、交通和地理发现》（Principal Navigations）一书最早于1589年出版。书中详细总结了英国所有的航海活动，并且试图证明，英国的航海事业历史悠久，并且具有神圣性。借助于过去的经历，哈克卢伊特试图唤起同时代人的使命感，号召他们去开辟殖民地、去探索未知远洋、去寻找新的贸易机会。

哈克卢伊特关于英国的扩张主义的看法同英国当时富于侵略性的政策相互呼应。这一富于侵略性的政策的支持者包括一群有着很大影响力的朝臣和议员，其中包括莱斯特伯爵、弗朗西斯·华兴汉（Francis Walsingham）爵士和罗利。他们都憎恶西班牙的势力，并且积极反对天主教。他们之所以愿意支持这种殖民活动，是因为他们将其视作清除西班牙势力的一种手段。而且，正如在1580年的纽芬兰移民项目当中一样，这种殖民活动也便于将潜在的天主教反对派清除出英国。这些计划没有一个取得成果：由于缺乏经费，16世纪80年代在罗亚诺克和纽芬兰建立的小型定居点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这些殖民事业之所以会失败，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国家在与西班牙争霸方面投入了过多的精力。更有甚者，英国还打响了同西班牙之间的海上贸易战争。一些人就此尝到了荣耀和快速致富的滋味。它不但吸引了诸如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 [2] 这样的大鱼，许多“小鱼”也从中收获颇丰。多赛特水手乔治·怀特（George White）的情况就能够为我们提供证明。是时，他拥有一艘35吨位的“韦茅斯的凯瑟琳”号，价值89英镑。其上还配有两架鹰炮（三磅炮）和两架小鹰炮（两磅炮）。1590到1591年间，“凯瑟琳”号抢劫并扣押了三艘葡萄牙、巴西殖民地的船。这些船同其上装载的货物加起来共价值3600镑。这一成功令怀特欣喜不已。随后，他卖掉了“凯瑟琳”号，并买了一艘更大的船。利用这艘新船，他再一次成功截获一艘巴西船只和一艘东印度船只，前者卖得了4200镑，而后者满载着中国丝绸、宝石和胭脂红颜料。¹

与维多利亚时期的其他水手们一样，怀特利用了公共的危机，来为自己谋取私利。这种习俗古已有之。自百年战争开始，贵族指挥官们就不仅是为了皇家俸禄而作战。他们作战的另一个目的是勒索和抢劫而获得的利润。怀揣着衣锦还乡的梦想，士兵和水手们不惜远赴重洋作战。1628年，一本有关德雷克生平的通俗著作出版了。在这本书中，作者号召身处“这一呆板无趣、缺乏男子气概的时代”的年轻人们去追随德雷克的脚步，“他的足迹是神圣的，指引着我们通向金银财宝”。大约在接下来的两百年里，许多人正是将这一信条奉为圭臬，并且走上了与德雷克相同的道路。就这样，贪欲和大胆拧成了一股绳，将伊丽莎白时期的水手和维多利亚早期的士兵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前者是18世纪的海军将领，热衷于赚取赏金；而后者则坚信，劫掠印第安人的城市能够给他们带来意外的财富。

这种脾性的人很容易就受到海鸥船长的蛊惑，认定弗吉尼亚是一片遍地金银的土地。自从1604年英西战争结束以来，在英国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跃跃欲试、整装待发。但是，事实并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那些幻想一夜暴富的人很快就大失所望。例如，1613年，“几个追逐时尚的绅士”就带着极为厌恶的情绪从百慕大殖民地回国。这是因为，他们必须自己砍树来修造木质要塞。² 40年后这些人才获得了机会。彼时英国不时地与尼德兰、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爆发争夺殖民地和海上霸权的战争，他们不再需要自己动手修造要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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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啊，向东》当中，斯库瑞迪曾将可能在北美建立的种植园描述为“完美的、充斥着不确定性”的事物。由于之前冒险的失败经历，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述令为弗吉尼亚公司投资的人们感到不安。然而，议会的支持还是为他们打了一针强心剂。1607年，詹姆士一世为新的殖民产业颁布了许可。此外，公司的财务状况稳定。而且，基于合理的经济论证，可以证明该公司的前景光明。这两点无疑为人们提供了事实上的保证，令他们对公司的未来更有信心。

1620年出台的一份章程许诺，假以时日，那些在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不断增长的居民点将会为英国提供足够的物资，继而使其达到自给自足。而在此前，这些物资在英国进口商品中占据了重要的份额。北美殖民地将会代替斯堪的纳维亚，成为轮船制造行业中沥青和木材的重要供应地。殖民地也将为母国提供“法国和西班牙的葡萄酒、水果和食盐”以及“波斯和意大利的丝绸”。受到这一论断的鼓动，投资者们为这一项目投入了大笔资金。13年间，这些贵族、朝臣、政府官员、乡绅（伦敦的报纸登载了公司活动的细节，而这些报纸在英国各郡大量发售）和商人们总计投入了200000英镑。

弗吉尼亚公司的支持者以及早期移民曾经以为，从纽芬兰向南到卡罗莱纳，整个北美海岸线上的定居点都处于“不冷也不热”的温度带内。³ 与此同时，他们也以为，既然切萨皮克湾与西班牙处于同一纬度，人们势必能再次种植大量的地中海作物。在首批登陆的人当中出现了葡萄园丁的身影。直到1620年，种植橄榄树的计划也仍旧在日程当中。此时，参与者本应对殖民地有更深入的了解。很快，人们就发现，这是个疟疾多发的地区。而且，在酷热的夏季，他们汗如雨下。此时，新来的人就像木材一样，需要“烘干”。冬天则冷得出奇。在1609-1610年的冬天里，灰心丧气的人们宁可“缺胳膊少腿的，在英国”的街道上乞讨，也不愿意在弗吉尼亚再多待一些时日。没过多久，公司就处于破产的边缘。1624年，王室收买了属于公司的定居点。

烟草业不但拯救了弗吉尼亚，并且令其蒸蒸日上。其繁荣程度甚至令垦殖者与政府都深感震惊。1617年，人们首次开始尝试在北美殖民地种植从南美进口的烟草。这一尝试大获成功，从而开启了一场革命，极大地改变了幼年殖民地以及英国经济的面貌。此时，烟草还属于奢侈品，吸烟也是富人们的特权。有些人会为获取特等圭亚那烟叶支付每磅2英镑的价钱。从弗吉尼亚种植地大批进口的烟叶则改变了这种状况。到17世纪中叶，烟草零售价已经跌至每磅1先令（5便士）。吸烟成了欧洲各阶层人民共同的爱好。17世纪30年代，弗吉尼亚烟草业的兴旺无意间敲开了广阔市场的大门。自此，这一既能安抚神经、又可提神醒脑的药品远销欧洲。到1700年为止，英国本国消耗了1300万磅弗吉尼亚生产的烟草，而与此同时，它还向欧洲转口了2500万磅烟草。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这一数字一直在稳步增长。

弗吉尼亚烟草的繁荣对英国及其经济都具有长远的影响。17世纪20年代正是殖民地的黄金时期。当时的一个评论家极富洞见，指出“比起女王的战争来说，国王的和平更能削弱西班牙的势力”⁴ 。他的逻辑十分简单。在之后的日子里，许多殖民主义的宣传家们都唱出了同样的论调。财富从弗吉尼亚流向英国，大大加强了其经济和军事实力。根据政府税务报告，在1699到1701年间，因进口烟草而获得的税务收入已达421000镑。这一数据占据了所有关税收入的20%。此时，弗吉尼亚和附近同样生产烟草的马里兰人口总计已达92000人，而且均已成为英国工业产品的主要市场。

从聚集财富的层面上来说，弗吉尼亚已经超过了1610年在纽芬兰建立的小殖民地。它也超过了那些1620年建立的小型殖民地，即那些马萨诸塞海湾公司控制下的殖民地。总之，在期望与现实之间有着一定的差距。在一份1611年的报告中，为了吸引投资，一位来自纽芬兰殖民地的早期垦殖民将小定居点描绘成“非常诚实的地方，既安宁又富有希望，遍地都是赚钱的机会”。然而，前一年抵达此地的一名游客在他的家书中却这样描述殖民地的情形：“野蛮的纽芬兰！此地给人们带来的唯有与获得报酬不相称的繁重劳动。而唯一能令人有一丝满足感的也就只有这些微薄的收入。”这一荒凉土地吸引人之处在于其岸边丰富的鳕鱼资源。早在16世纪20年代，许多英国渔船就已经来到此地捕捞鳕鱼了。人们首先将鳕鱼捕捞上岸（一开始是用鱼钩和鱼线），然后将其用盐腌制、晒干并用烟熏制。最后，人们会将其同许多桶的鳕鱼油一起运送到伊比利亚半岛，并在那里用它们交换当地产品。到1620年为止，每年都有300艘船到访这里。而且，根据一份要求海军保护的请愿书中的内容，这些船雇佣了共计一万名水手，“不仅如此，英格兰西部地区还有两万人都完全仰仗着他们糊口”。⁵

同样，那些定居更南边的新英格兰殖民地的清教徒定居者们也没有交上什么好运。他们所面对的也是一片不友好的土地。在横跨大西洋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作过多考虑，以为自己将要抵达的地区与英国的气候没有什么两样。然而，他们迅速醒悟了。在1629年，其中一人极为悲伤地写道：“从10月中旬到翌年5月中旬，这片土地都沉睡在冬天的死寂之中。”他同时也提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因“无法忍受的严寒”而奄奄一息。

死亡率确实很高，但清教徒们对此早有心理准备。在他们眼里，死亡与烧山开荒、垦殖土地以及播种谷物一样稀松平常。这些男人和女人们受到上帝意志的强烈感召。他们之所以会主动从英国离开，是因为17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的加尔文宗信仰为政府所忌惮，并受到由国家控制的教会的系统性迫害。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他们逃到了美国。这无疑帮助他们摆脱了不宽容的精神世界，也表现出了他们对所谓天意的笃信。他们认定，天意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凡是上帝选中的人都能够飞黄腾达，反之则处处不顺。按照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公司总督约翰·温思罗普的说法，他们能够在北美定居下来，正体现出来上帝对他的选民们的偏爱。1634年，在听说当地印第安人中间爆发天花的消息之后，他这样写道：“他们都死于天花了。这正是上帝宣告我们所有财产正当性的体现。”

到1660年为止，新英格兰殖民地的人口数大约为三万人。在这些人当中，大多数是清教徒。其中有很多不容于之前沿海殖民地的宗教正统，并逃到此地避难的人。在清教徒们当中，宗教观念的争论相当常见。这也就造成了他们之间的分裂，并迫使传教者从那些不能接受其意见的团体中脱离出来。一位热衷于弥尔顿学说的清教徒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就是一例。他曾在剑桥学习清教，并于1631年抵达新英格兰。在教条般激进主义的指导下，他认定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并没有将印第安人土地分配给当地殖民者的合法权利。也正是出于这一动力，1636年，他自愿离开原来的殖民地。与一小拨支持者一道，他创建了一个新的殖民地罗德岛（Rhode Island）。此后，这一新建立的殖民地也成了其他被放逐的异端们的聚居地。

自16世纪70年代初开始，有关如何将另一批宗教异见人士（即天主教徒）赶出英国的讨论也已经提上日程。弗吉尼亚不欢迎英国的天主教徒们。直到1634年，巴尔的摩伯爵向满怀同情的查理一世提出要求并得到特许状之后，英国的天主教徒们才真正有了属于自己的殖民地。为纪念查理一世的皇后亨利埃塔·玛丽亚，这一新的殖民地被命名为马里兰（Maryland）。官方警告在此地殖民的天主教徒们，要求他们必须小心地控制加入者的数目，以防和他们的新教邻居们产生冲突。

哈克卢伊特将天主教徒和清教徒归为“多余人”的范畴。他认为，将“多余人”赶到海外殖民地居住有利于社会的整体福祉。乞丐和罪犯也都属于这一范畴。在1615年，他的这种要求变为了现实。人们将一群罪犯运送到了弗吉尼亚，以缓解当地劳动力短缺的状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有新的一批不受社会欢迎的人出现了。其中人数最多的是爱尔兰反抗者以及1642-1652年内战中的战俘。1650年，人们将在邓巴（Dunbar）捕获的苏格兰战俘以每个人15镑到20镑的价格出售。这些人就这样成了契约奴。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内，他们必须在主人的种植园内劳作。1660年之后，因为方便而又能获取利润，这种惩罚手段渐趋流行。

至少在1660年以前，这些极其不受欢迎的移民们还只是北美移民中的少数。几乎所有移民的男人和女人们都是自由人。他们移民到美洲只是为了靠自己的双手养家糊口。那些资助了首次殖民活动的公司们希望能够获取地租以及买卖土地的收入。因此，他们最初的投资大多集中于运送健康的劳动力以及购买劳动工具上。而这些劳动力所获取的劳动成果也将被用于回报这一投资。

即便是按照当时的标准，移民美洲的选择也充满着不确定性。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些男人和女人仍旧愿意离开英国？最为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英国的工匠、工人以及家庭仆人向来有在乡间四处寻找工作的传统。伦敦吸引的人口数目最多。1600年，伦敦人口数为二十万人，而到了1650年，这一数字就增长到了三十五万人。此时，伦敦的人口死亡率高于出生率。因此，伦敦的人口之所以会增加，完全是因为外来务工者的涌入。既然德文郡的瓦工可以不断地更换工作，那么，他选择从布里斯托到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寻找工作，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一直以来，熟练工人就是弗吉尼亚公司重点招收的对象。1620年，他们贴出的广告上写着“出身工人世家或者接受过专门训练者优先”的字样。苏塞克斯的钢铁工人尤其受到他们的欢迎。

几乎所有去北美的人都是契约奴。他们或者有义务在种植园工作，或者必须在一段时间内（四到十年不等）凭借自己的手艺赚取工资。一旦雇佣期限已到，他们既可以在当地找工作，也可以选择回到家乡。从1654到1660年，有三千多个来自布里斯托的契约奴到达殖民地。其中，一半以上的人会在弗吉尼亚以及马里兰的烟草种植园工作。大多数契约奴此前的身份是小农或佃农，但也有少数是熟练的手工工匠，例如铁匠和箍桶匠。多数人来自布里斯托及南威尔士周边的城镇，年龄则大多在18岁到25岁不等。⁶

这些年轻的男人（女人也一样）是新殖民地的命脉。这个社会没有妨碍个人发展的障碍。正因为如此，所有人都跃跃欲试，希望发家致富。在那一时期，人们几乎都做着类似的梦。他们相信，出身或社会关系已经不再重要，只要有才能、展示的机会以及一点好运，他们就能大获成功。下一个世纪伊始，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书中的人物摩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就完美的实践了这一信条。摩尔出生于新门监狱。她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手段赢得了财富和地位，却在一系列盗窃之后重新沦为阶下囚，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作为重罪犯，她被发配到了弗吉尼亚。在故事的最后，她与曾是强盗的丈夫一同努力，终于跨越了出身的鸿沟，摇身一变，成了富裕而受人尊敬的种植园主。

《摩尔·弗兰德斯》并非是完全虚构出来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坚信“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应当由其才能决定”的作家所写的宣传册。1755年，一位跟随爱德华·布拉多克将军（General Edward Braddock）驻扎在弗吉尼亚的官员回忆道，他曾与一位“富裕的种植园主”共进晚餐。他发现，这位种植园主的妻子“曾经蹲过纽盖特监狱 [3] 。每年都有大批的人从那里来到弗吉尼亚。其中多数是狡猾的荡妇，一些人傍上了愚蠢的种植园主”。但这个人并不蠢。他之所以会与自己的妻子结婚，一方面是因为她温婉可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有着管理种植园事务的“能力与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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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竞买北美殖民地的最主要的原因，一直以来都是为了榨取殖民地的财富。但是，从一开始起，它就与道德需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道德需要的根源在于对天命、世界的本质以及世界居民的认识。

1609年，一位护教者为弗吉尼亚公司编纂了布道词。在文中，他将美洲描述成一块“曾错误地被野兽们和不理性的生物（例如美洲原住民，当时称印第安人）占领”的土地。按照作者的说法，英国人重新控制这片土地是符合上帝意愿的。哈克卢伊特的信徒、牧师西蒙·珀切斯（Simon Purchas）于1625年坚称，北美“处女地”是上帝给予英国人的馈赠，因而是神圣的。“智慧的上帝令野蛮部族富裕，而这些财富也吸引了基督徒，使得他们前来追求之。”

在这一时期，人们似乎都极为狂妄，认定美洲大陆是一个待字闺中的处女。她带着丰厚的嫁妆，就等丈夫上门迎娶。罗利用伊丽莎白一世的名字将北美东海岸的殖民地命名为“弗吉尼亚”，这并不仅仅是出于一名朝臣奉承的需要。这一命名背后还有深意。在其请求占领圭亚那的上书中，他将这一地区描述为“一个还保留着童贞的国家，没有经受过侵略、政变或加工。它的土地没有经受过蹂躏，也没有因为施肥而失去地力”⁷ 。在《啊，向东》当中，海鸥船长用一种更为粗俗的方式团结了将要定居殖民地的人们：“来吧，小伙子们！弗吉尼亚正等着我们破除她剩余的童贞呢！”在所有将美洲比作清白少女的人当中，最为著名的是约翰·多恩（John Donne） [4] （他的名号之一是弗吉尼亚公司的牧师）。在他的《致床帏间的女人》（To his Mistris Going to Bed）中，探险者和种植园主都扮演了勾引女性的角色：

请允许我用双手触碰，并自由地抚摸，

向前、向后、在中间、向上、向下，

哦！我的美洲！我新发现的沃土……

许多英国人所碰到的道德问题在于，他们应当向谁宣称自己是这肥沃、未经耕种的土地的主人？主流意见为这一问题给出了最能令人接受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答案。这一意见认为，世界秩序是由上帝制定的，人在其中的地位也是由其决定的。弥尔顿为殖民活动辩护，指出“上帝为人类创造了一个世界……指示人们在其中居住”。仁慈的上帝赐予了新发现的美洲大陆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此地的原住民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好运，更不要说利用这些好运了。他们不但有意忽视自己的好运，而且生来就有着种种道德缺陷。这些都使得他们失去了对土地的继承权，转而将土地拱手让给勤奋的外来者。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稍加改动，来解释大洋洲及非洲的问题。

一百年以来，在欧洲探险家们的详细报告之中，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将美洲印第安人描述为一个堕落且低等的人类种族。马丁·弗罗比舍爵士（Sir Martin Frobisher） [5] 于16世纪80年代遭遇了北加拿大的因纽特人。他将因纽特人描述为“粗暴的野兽”，“不讲卫生，从来不使用桌子、板凳或台布”，甚至还住在洞穴里。50年后，一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也做出了类似的描述。无论是圣劳伦斯河流域印第安人的食人习俗，还是他们公开折磨囚犯的行为，都给这位传教士留下了心理阴影。因此，他将这些人描述为“除了一张人皮外，他们简直就是凶暴的野兽，没有一点人性”。他们绝对遵循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对文明的定义。而且，在他们看来，这些美洲人显然并非文明人。

在首次碰到欧洲人的时候，美洲原住民坚信自己遇见了某种超自然的生物。在墨西哥，阿兹特克皇帝蒙特祖马二世相信，征服了他的人民的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 [6] 是羽蛇神（Quetzalcoatl）下凡。60年后，当德雷克在加利福尼亚登陆的时候，当地的米沃克人（Miwok）把他们当成了神。印第安人们立刻给他们献上了牺牲。令来访者们困扰的是，就好像在想象自己见到鬼魂时所做的一样，有些米沃克人开始自残。各处的印第安人都把欧洲人当作神：他们的船是移动的小岛，船上的帆是云，而大炮是制造闪电和雷击的工具。欧洲人很轻易就利用了这种无知。1633年，一个法国船长用一把磁化了的剑刃吸住了一把刀。这很令印第安人着迷。按照他的话来说，印第安人将会“想象我们具有某种神力，并因此而崇拜和畏惧我们”。

印第安人的风俗令多数欧洲观察家们感到失望。他们的社会似乎没有秩序，而在文艺复兴人看来，这一点正是文明的重要组成要素。他们是偶像崇拜者。而且，根据一个波士顿清教徒科顿·马特（Cotton Matter）的说法，他们是“懒惰的寄生虫，极其喜欢无所事事”。在他的心目中，懒惰是恶行中的一种。因此，殖民者们占领此地也就是正当的，印第安人遭到驱赶也是上帝的旨意。正如以色列人驱逐异教徒的迦南人一样，上帝希望殖民者将印第安人驱逐出去。

然而，就好像莎士比亚《暴风雨》中所描绘的凯列班一样，虽然印第安人们无法成为新世界土地的主人，他们却可以接受教化。在1614年上演的假面剧《弗吉尼亚公主》（The Virginian Princess）当中，这种教化思想也从异邦的形式当中表现了出来。异教徒的印第安贵族们穿着依理高·琼斯（Inigo Jones）所设计的金线刺绣的、装饰有羽毛的豪华服装，并接受了以詹姆士一世名义所写的致辞：

弗吉尼亚的王侯们，你们需即刻放弃，

你们对那些太阳神无根据的崇拜……

而且运用你们这可爱的奉献之心，将这些活动转向

这不列颠的福波斯（阿波罗）神。

起初，为了教化当地的印第安人，弗吉尼亚公司的管理者们制定了大量的计划。而且，在殖民初期，殖民者和当地人之间的关系一度很和谐。但是，随着殖民地面积的扩大，殖民者们需要新的土地，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然要牺牲印第安人的利益。1622年爆发了一场战争。在一场大屠杀中，超过300名殖民者被杀。自然，这在殖民者当中激起了新的、更剧烈的愤怒。“比起用正当手段教化他们来说，征服他们要来得更为容易，”公司发行的一本小册子中写道，“因为他们既粗鲁又野蛮，还不穿衣服。他们抱团行动，这或许有助于他们取得胜利，但无益于文明。”假以时日，美洲原住民将遭受致命的打击。殖民者不但会毁坏他们的帐篷，践踏庄稼，而且会“骑马驱赶他们；嗜血的猎犬也将紧随在他们的身后；獒犬将会把他们撕成碎片，因为它们只会将这些光着身子、晒得漆黑且畸形的野蛮人当作一群野兽”。

这一将印第安人赶尽杀绝的要求并非特例。无独有偶，在南非、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渴求着土地的殖民者们都喊出了类似的口号。他们希望能毫不留情地打击那些没有人性的敌人。值得注意的是，与在北美所进行的殖民活动同时，人们也开始在爱尔兰定居。比起北美殖民地来说，在爱尔兰建立的定居点规模大得多，其居民大多是苏格兰长老教派移民。1622年到1642年间，为了教化讲盖尔语且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十二万名殖民者来到了爱尔兰。弗朗西斯·培根毫不掩饰地将这些爱尔兰人评价为“拖文明后腿”的人。在大西洋的两岸，殖民者们都遭到了分散却又顽强的抵抗。两岸的殖民者们也做出了类似的反应：诉诸屠杀以及极端的镇压手段。半个世纪以来，新英格兰的殖民者们一直在和印第安人作战。这无疑麻醉了他们的神经。1703年，欧洲殖民者屠杀了当地的佩科特人。在一个教士的鼓励下，一个士兵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有的时候，教义要求我们必须杀死女人，并将孩子同他们的父母一同杀死。”在其建立初期，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公司就在其印章上刻上了这样的图案：一个印第安人。在他的头部上方还有一个卷轴，上面写着“过来帮助我们”的字样。

在北美，要求土地的不只是美洲土著。1494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签订了《托德西利亚斯条约》（Tweaty of Tordesillas）。条约规定，在教宗敕令的保障下，二者平分新世界。作为新教徒，英格兰人显然无视了这一条约。1497年，约翰·卡博特（John Cabot） [7] 打破了这一条约，对新世界的土地提出了诉求。在亨利七世的资助下，他跨越了大西洋，并在新苏格兰或者纽芬兰登陆（没有人能确定是哪一个）。他在形式上以国王的名义占领了那块地方。此外，12世纪威尔士王子马多克 [8] 传奇般横跨大西洋的航行也值得称道。在伊丽莎白时期扩张主义者们的笔下，这一非现实的故事几乎等同于史实。他们引用这一故事，以推翻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对新世界的统治。

然而，人们根本没有必要提及这一古董级的荒谬言论。这是因为，到了1600年，伊比利亚国家显然已经没有足够的海上力量来维持其在新世界的霸权。自1560年以来，法国、荷兰和英国的海盗们已经多次挑战了两国的权威，极大地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尽管如此，在1565年，西班牙还是成功地将法国殖民者们从圣奥古斯丁赶走了。几年间，弗吉尼亚人害怕自己也会遭到同样的待遇。但是，这一担心没有成为现实。自1604年以来，英西关系一直发展良好。况且，1609年，西班牙又同荷兰开战，因而需要英国供应粮草。这样一来，西班牙就更加不可能同英国交恶。在最初的大约30年里，北美定居点没有受到过外界势力的侵扰。这无疑有利于其发展壮大。

【注释】

[1] New Found Land也有纽芬兰的意思，此处译为新发现的沃土。

[2] 英国著名的私掠船长、探险家和航海家，据说他是第二位在麦哲伦之后完成环球航海的探险家。

[3] 纽盖特（Newgate），是伦敦旧城城门旧址，修建于罗马时代，毁于1767年。自12世纪起，该地即被作为监狱，关押臭名昭彰的犯人。

[4] 约翰·多恩又译邓约翰，是英国詹姆斯一世时期的玄学派诗人，他的作品包括十四行诗、爱情诗、宗教诗、拉丁译本、隽语、挽歌、歌词等。

[5] 马丁·弗罗比舍，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英格兰探险家。他多年在北大西洋附近的区域活动，曾试图发现一条西北航道。

[6] 埃尔南·科尔特斯（1485-1547），殖民时代活跃在中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曾摧毁阿兹特克古文明，并在墨西哥建立殖民地。

[7] 乔瓦尼·卡博托，又称约翰·卡博特，是意大利的航海家、探险家。被认为是继诺斯曼人莱夫·埃里克松于约1003年登陆纽芬兰岛后，首个到达该地的欧洲人。

[8] 马多克·阿布奥瓦因·圭内斯或马多格·阿布奥文·圭内斯，是民间传说中的一位航海到了美洲的威尔士王子。传说他在1170年航海到了美洲，比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1492年的航海早了300多年。

第二章
廉价货与灵魂的等价交换：西印度与东印度群岛

16世纪中叶，英国人首次来到加勒比海地区。在那时，这一地区通常被称作西班牙大陆。在哈克卢伊特的号召下，德文郡的船主和承包人约翰·霍金斯爵士（Sir John Hawkins）走上了这条贸易的道路。按照哈克卢伊特的说法，“在伊斯帕尼奥拉岛（埃斯帕尼奥拉的西班牙殖民地，即现在的海地），黑人是非常走俏的商品。而且，在圭亚那的海岸上，贩卖黑奴的商店能够轻轻松松地开张”。虽然西班牙殖民者们很感激霍金斯为他们带来了西非黑奴，但是，他们的政府却不能同意霍金斯的要求而解除贸易垄断条例，仍旧只允许西班牙人参与西班牙货物的贸易。1568年，霍金斯的小型货运船队在圣胡安德乌卢阿遭到伏击。他不得不逃离此地，并且遭到了严重的损失。和包括德雷克在内的其他人一起，他重操海盗旧业，继续劫掠西班牙船只。

对于新教来说，这是一场神圣的战争；与此同时，这也是一场在无主水域争夺利益的战斗。德雷克向他的西班牙俘虏们诵读福克斯 [1] 的《殉教者之书》（Book of Martyrs）。德雷克手下的一个船长约翰·奥克斯纳姆（John Oxenham）甚至成功地迫使了一个宗教裁判所的官员就范。他把一个夜壶放在这个官员的头上，并狠狠地“打了他几拳”¹ 。后来，奥克斯纳姆本人被宗教裁判所抓住了。由于既支持异端学说，又鲁莽冲动，他被处以火刑。就新教的意义上来说，海盗活动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它却令许多海盗大发横财。这些人袭击宝船的丰功伟业可谓脍炙人口。1621年正值英西两国关系恶化的时期，信奉清教的沃里克伯爵提出了向加勒比海地区派遣舰队的请求。这一计划预计将花费364000英镑，而其主要来源为公众捐款。

这一旨在获利的海上“十字军东征”最终没有达成预定的目标。虽然如此，它仍是一次对加勒比海地区的事先侦查。人们也就是在此地发现的巴巴多斯。这一小岛不但土地肥沃、水源丰富，而且被认定为适合发展烟草种植。人们着迷于建立第二个弗吉尼亚的愿景，而且，在1627年，查理一世也为新成立的巴巴多斯公司颁布了特许状。在这里殖民的人们迅速陷入了困境：巴巴多斯产的烟草无法与弗吉尼亚的商品抗衡；即便是迅速转向种植棉花，似乎也无法挽救当地经济的颓势。

蔗糖种植救了巴巴多斯一命。1643年，人们开始在巴巴多斯种植甘蔗。短短50年间，甘蔗种植园就已经占据了全岛4/5的土地面积。在其出口产品之中，精炼糖、糖蜜和朗姆酒占据了9/10的份额。这一现象被此后的历史学家们称作“蔗糖革命（Sugar Revolution）”。它改变了西印度群岛的经济形态，并且为此后的黑奴贸易扫清了障碍。这一贸易虽然是附加的，但是就经济利益而言，它与其他贸易所获得的利润基本相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直到1815年为止，这一地区都是战火不断。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一直在此地争夺岛屿所有权以及对海洋的控制权。许多种植园主正是靠蔗糖种植业发了家，成了百万富翁。据估计，在1681年，向甘蔗种植园每投资5000镑就能够获得每年1000镑的收入。或许这一估计过于乐观了，但当时蔗糖种植业十分兴旺的事实却是不可否认的。而且，此时，在与来自葡萄牙巴西殖民地的竞争者们的一场价格战争当中，英国人已经占据了上风。这一繁荣无疑对英国以及其政府均有所裨益。据估计，从1699到1701年间，英国政府在蔗糖进口上征收的税额价值可达280000英镑。

巴巴多斯的成功刺激了其他殖民者，使他们加速了对其他岛屿的占领。到1600年为止，英国殖民者们就已经占领了圣基茨、安提瓜、尼维斯、蒙特塞拉特和牙买加岛（1655年从西班牙手中夺得），并在岛上种植甘蔗。1638年，一小撮殖民者曾试图占领圣卢西亚，但很快就被当地的加勒比人赶了出去。这些当地人展现出了极大的智慧。他们点燃了干辣椒堆，将殖民者们从他们的要塞里“熏了出去”。

当时，早期种植者们所面临的巨大问题主要有两个：首先是当地的疾病，特别是依靠蚊虫叮咬传播的疟疾和黄热病；其次是劳动力密集的蔗糖生产过程，包括种植、收获以及加工处理。当时的医疗知识有限，不足以支持英国人离开他们温和湿润的故乡而去往热带。1602年，根据当时盛行的有关体液平衡的希波克拉底原则，一位医生写道，英国人应当避开那些“燃烧地带（burning zones）”。这是因为，“自然使得西班牙人天生能够适应忧郁质和胆汁质 [2] 人群集合的地方集中的地区”。²

出于对金钱的欲望，许多移民根本无视医生的警告。然而，他们在加勒比海的日常生活却总是朝不保夕。士兵和水手们吃得很少，他们的食物也不新鲜。他们经历了最糟糕的状况，因而没有人愿意被派遣到西印度。1778到1779年，在尼加拉瓜海岸上发生了一场小型战役。在一支一千八百人的精锐部队中，3/4的人都死于高烧。而那些包括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 [3] 上校在内的幸存者们大多染上了疟疾。³

在当时，预防性的药物和治疗药物还比较原始。在一些情况下，这些药物甚至增加了病人的痛苦。1704年，一位安提瓜的种植园主和总督，克里斯托弗·柯丁顿爵士（Sir Christopher Coddington）曾患上一种“不断流血”（痢疾）的病症。他相信，这种病症是因为操劳过度而导致的，并服用“大量的鸦片酊”以缓解这些症状。但是，这一秘方却引发了新的病症，包括腿麻以及疼痛。为了治疗，他洗海水澡，并饮用“大量冷水（我认为这里指的是西印度的灵药）”。但是，这些水可能受到过污染，并延长了他患痢疾的时间。尽管美洲印第安人早已发现，金鸡纳树（其中含有奎宁成分）具有预防疟疾的功效，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人们才开始广泛使用它进行治疗。在没有金鸡纳树的情况下，所有的疟疾病人都必须像罗伯特·维纳布尔斯（Robert Venables）上校一样，强忍住病痛的折磨。“我曾瘦得皮包骨头，”在1655年牙买加战役当中，他这样写道，“在三周的时间内，我不时地会发狂。”他将自己与士兵们的疾病认定为上帝因“国家的罪过”而对他们实施的惩罚。这样想可能会使得他们内心坚定。⁴

对于那些梦想着做蔗糖生意发大财而移民到西印度的男人和女人来说，他们通常必须忍受疾病的折磨以及极端的湿热天气。但是，单凭金钱的驱动力，并不能补偿生理上的痛苦。正是因为这一点，到了这一世纪末，很多较为富裕的种植园主便将自己的庄园交给经理们打理，自己则回到英国。而且，由于生意所赚取的利润，他们所过的生活通常相当滋润。

早期的种植园主和他们所雇佣的英国契约奴们则没有这么好的运气。起初，甘蔗种植园效仿弗吉尼亚的例子，并进口劳动力。但是很快，人们就发现英国劳动力显然无法适应当地的环境，在热带种植甘蔗。既得知他们未来的境遇，又从前辈们口中得知自己很难赚回旅费，自愿到西印度当契约奴的人数越来越少。

到1650年为止，西印度殖民地一直饱受劳动力短缺这一问题的困扰。为了应对这一状况，人们采取了许多权宜之计。在1650到1652年之间，克伦威尔曾发动过苏格兰和爱尔兰战争。人们开始将战败了的反抗者们定期输送到西印度群岛。1685年，在镇压了蒙茅斯公爵反叛之后，人们重新启用了这种惩罚性的措施。在这些反抗者们当中，爱尔兰人为数最巨。他们或者是因为叛国被遣送，或者因为贫穷而逃到此处。但是，他们却是最郁郁寡欢、不乐意干活的工人。“我们认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是最好的仆人，"1673年，圣基茨的种植园主这样写道，“而爱尔兰人则最坏。除了会使坏之外，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根本一无所长。”1674年，在蒙茅斯的爱尔兰工人曾协助法国人攻打这个小岛。而在20年后，他们的同胞又遭到怀疑，被认定具有亲法倾向。⁵

因为不愿雇佣爱尔兰人，1677年，绝望的圣基茨种植园主们开始与英国方面讨价还价，试图用每人1.15先令（一说1.55先令）的价钱从监狱中购买罪犯作为劳动力，并支付他们的交通费用。这一交易是私下进行的，尽管在1664年，英国政府盘算着将大批人赶到海外甘蔗种植园内。这些人包括“所有的流浪汉、流氓和那些吃白饭的游手好闲之人；那些领受教会恩惠的重犯……吉普赛人以及当了暗娼的下等人”。其中，17岁以下的人必须义务劳动七年，而超过17岁的则需要工作四年。

对于没有生活希望的穷人、罪犯或是那些反抗者们而言，他们的未来并不是一片灰暗。虽然他们不得不履行契约义务，但只要能熬到头，他们就能够在获得自由的同时得到10英镑或400磅的蔗糖作为报酬。有些人成了年薪50镑的工头，而那些拥有诸如木工等专业技能的人则能赚到两倍的数目。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种植园里劳作仍旧是一份苦差。一些人认为，到种植园工作无非是上绞架的替代品，是一样的重刑。这一观点可能是当时的主流。“在我们面前等待着的，不过是奴役罢了。”一小撮雅各宾派反叛者们的发言人如是说。1716年，这些人被送往西印度。在绝望之中，他们从看守的手中夺取了船只，继而逃往波尔多，重获自由。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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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勇敢的人将他们的未来与黑奴的未来做比是有其道理的。后者自1650年来就逐渐开始取代种植园上日益稀少的白人劳动力。黑奴常会和欧洲人肩并肩一起工作。他们站在同一片土地上，同样经受着热烈天气的考验。对于白人来说，这一经历无疑令他们感到难堪，尽管与他们的黑人同事不同，他们不是主人的所有物，其服务也有一定的期限。

既然无法找到自愿而吃苦耐劳的劳动力，英国的殖民者们不可避免地会效仿西班牙人的殖民体系，大量进口黑奴以填补种植园内的劳动力缺口。在经历过强制劳动、过度劳动、异邦细菌病毒的侵袭以及有计划的屠杀之后，到了16世纪中叶，加勒比海的印第安人已经所剩无几。因此，西班牙殖民者转而使用黑奴。这是因为，只有他们才能适应西班牙大庄园以及矿山中高强度的劳动。出于经济而非人口上的考虑，英国殖民者紧跟着西班牙人的脚步。而且，自1650年之后，奴隶逐渐取代了契约奴，成为种植园当中的主要劳动力。与此同时，切萨皮克流域的烟草庄园开始使用奴隶劳动力。此后不久，卡罗莱纳也开始进口奴隶。

对于其支持者来说，奴隶制之所以是合理的，首先是出于经济的需要。在一份1663年写给皇室寻求支持的报告当中，他们为自己的要求做了简单的辩护。在这份报告中，他们希望能够得到皇室的支持，占领圭亚那海岸上的荷兰殖民地苏里南。“黑奴是这个西方世界的命脉和力量。如果种植园主们能够得到他们的话，”报告中这样写道，“那么，他们不但能够积累更多的财富，也能够为陛下带来更多的税收。”⁷ 奴隶制支撑着蒸蒸日上的西印度经济，而种植园主和英国政府都能够从中获利。无疑，政府会增加新的税收名目，以保护并刺激这一新的国家财富来源。

奴隶的买卖与剥削涉及道德问题。而且，在这个大多数商店均使用自由劳动力的国度里，很少有人会否认这一点。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一向是英国殖民计划狂热的拥护者。但是，在他的《礼仪改革》（Reform of Manners,1702）当中，他也对“用廉价货换取人类灵魂”表示疑惑。但他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在他的脑海里，黑人的“自然脾性”就是对白人感到畏惧，并且臣服于白人。这一想法很清楚地体现在笛福的小说《杰克上校》（Colonel Jack）当中。而在17世纪以及18世纪的欧洲，很多人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这种观点。在古希腊罗马的思想传统当中，黑奴是一种低等的生物，不仅是被诅咒的哈姆（Ham）的后代，而且属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笔下“次等人（lesser humani-ty）”的范畴。古希腊罗马的思想传统和《旧约》一道构成了笛福等人观点的基础。

正如评判印第安人土著一样，欧洲人也用欧洲的标准来评价黑奴，并将其评判为低等的生物。18世纪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强调，他（黑奴）“生来就是低人一等”的，因为他的种族“没有自己的生产技艺，没有本土文学，也没有创造科学成果”。倘若他表现出智慧的一面，也不过是鹦鹉学舌，“只能说出几个平淡无奇的字眼”，却不能领会这些单词背后的含义。那些到非洲旅行，尤其是那些与奴隶贸易有所瓜葛的人也为这些结论背书。他们讲述着骇人听闻的故事，将非洲描述为一片黑暗而混乱的大陆。其人民不但崇拜偶像、为食人而进行屠杀，还进行部族战争。

尽管他们道德败坏而且智力低下，这些黑奴仍旧是这个神所主导的世界秩序当中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在这一世界秩序中，一个人的存在是否合理，主要是按照其劳动能力来进行评判的。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则的考虑，英国政府将懒汉、流浪汉以及罪犯流放到殖民地。在那里，他们能在工作中弥补自己的过失。同样，法国人也强制恶棍们终生劳动，以为其在战争中所犯下的过错赎罪。在种植园里服劳役之后，不但黑人能够完成上天交给他的任务，整个世界的公众福祉也得以增加。“第一次看到人被当作商品出售之时，我大吃一惊，"1764年，一位尼维斯的遥领种植园主 [4] 约翰·皮内（John Pinney）这样说，“但是，他们为我们所用、并为我们争取利益显然符合上帝的旨意；如果这一行为（使用黑奴）有悖于他的神圣意志的话，必然会出现不祥之兆。”

要维持奴役制度并不是钻不了空子。在17世纪早期，索尔兹伯里主教吉尔伯特·伯内特（Gilbert Burnet）就曾极为装模做样地表示，既然奴隶们为英国做了如此多的贡献，那么，他们理应接受基督教作为回报。一部分种植园主显然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他们有理由相信，倘若他们的奴隶皈依了基督教，他们就会变得“更加固执和不听管教”。1681年的全岛议会上，总督理查德·达顿爵士（Sir Richard Dutton）向巴巴多斯的种殖园主们发表了一篇演说。他认为，“应该像使用信奉基督的仆人一样”使用奴隶。“但是，由于他们既野蛮又粗野，要向他们传教是全然不可能的”。⁸ 至少在天主教和英国国教的教职人员看来，蓄奴和过基督教生活两者之间并不矛盾。1711年，英国国教主教弗利特伍德（Fleetwood）向群众传道：“主的教义并没有禁止我们拥有信奉基督教的奴隶，国家的法律也没有出台过这样的禁令。”次年，他所属教会的传教组织“宣传基督福音协会（Society of the Propagation of the Christian Gospel）”受赠了巴巴多斯的一处种植园。在那里，每一个奴隶的胸口都烙着“协会（Society）”这一单词，以标明其新主人的身份。显然，在受到了这种待遇的情况下，很少有人愿意皈依基督教。

无论如何，除了教会成员之外，其他人也对奴隶是否能够皈依基督教发表了不同的意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18世纪，这一辩论便显得更为激烈。人们开始怀疑，一个强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究竟如何能够和“一部分人代代都是低等”的观念相兼容。更有甚者，正如那些种植园主们所预计的那样，基督教知识令许多奴隶发现自己处境恶劣。19世纪20年代，一个黑奴曾告诉一位传教士：“老板（白人）把上帝丢在英国，而牙买加的恶魔唆使他作恶。”⁹

对于那些隶属于“宣传基督福音协会”的黑奴们来说，他们胸膛上的标记明白无误地告知他们自己是主人的合法财产。根据哲学家约翰·洛克于1669年为卡罗莱纳制定的宪法，“每一个自由人”都“可自由处置其黑人奴隶”。在北美大部分地区以及西印度群岛，这一原则都以不同的形式得以推行。种植园生活也因此而蒙上了一层特定的粗暴色彩。而且，这种粗暴往往毫无理由。时人对此多有论述。一位牙买加庄园经理的日记中就记录了这样的一件事：“（1756年5月26日）罗亚尔港发现德比（两人都是奴隶）在偷吃甘蔗。后者受到了鞭打以及盐水浸泡的惩罚。在这之后，我们让亨利（另一个奴隶）在他的嘴里拉屎。”显然，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¹⁰

高强度的劳动以及食物的匮乏迫使奴隶们去偷吃甘蔗幼苗。近年来，法医对巴巴多斯的一个墓地中所发掘出来的101具骨架进行了鉴定。其中，最早的墓为1660年开掘，而最晚则可达1820年。人们发现，当时奴隶的平均寿命在29岁左右，而且10岁以下的儿童极易夭折。营养学证据表明，当时的奴隶所摄取的营养与他们的工作量极不相称。为了减轻饥饿感，奴隶们往往会选择抽烟叶。¹¹ 虽然种植园主们积极鼓励奴隶纳妾，但新出生的奴隶仍无法填补劳动力的缺口。在一位种植园主的日志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黑奴们可以根据自身意愿生养孩子。就像母鸡往往不能在甲板上下蛋一样，他们之所以不能生养，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自己所处的境遇。”低出生率和高死亡率迫使种植园主们不停地进口奴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奴隶贸易才得以长期存在。

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机制十分简单。商人们采取以物易物的办法，从西非海岸各部落的酋长手中换取奴隶。这些奴隶先是被囚禁在贸易据点附近的大院里，此后就被送到西印度准备出售。在17世纪下半叶，常用于和奴隶进行交换的物品有宝贝 [5] 、几疋印度产布匹（这两种都是当地的货币）、铜、铁、烟草以及酒。1700年以后，一些英国商人开始用火枪与部落酋长们进行交换。当地人认为火枪具有极大的价值。而且，这也是一种间接的战争投资。使用火器的当地军队有更大的胜算。有了火器之后，他们也就能够俘虏更多的敌人，并将其在海岸上出售。

在早期阶段，进行奴隶贸易所获得的回报相当丰厚。一个奴隶可以换得价值4英镑或5英镑的货物，而加上运输途中所需的费用，他还可以再换得5英镑。这些运输途中的费用包括奴隶的食物以及医疗费用。在西印度的一个码头附近，根据奴隶的年龄和健康状况，他们分别等价于15镑、17镑或者2400磅的蔗糖。如此丰厚的利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奴隶数量的减少。在航行当中，每四个奴隶中就有一个因为疾病、绝望或者两者皆有的原因而死亡。

17世纪50年代中期，奴隶贸易已经渐趋繁荣。单在巴巴多斯一地，平均每年就有三千名奴隶出售。其中的一些是重新出口到其他岛屿、弗吉尼亚或是马里兰。此种贸易的范围已经扩展到了荷属以及英属殖民地。这一点也引起了政府的兴趣。他们从中干涉，以此确保自己能够在这种贸易当中分得一杯羹。1660年，皇家探险家公司（查理二世为其投资了5000英镑）获得了为在西非海岸上活动的英国人奴隶贸易商发放护照的垄断权。该企业于1672年重组，更名为皇家非洲公司。它所掌管的贸易据点分别位于今天的赞比亚、塞内加尔、加纳和尼日利亚的海岸上，并且设有要塞以及守备把守。然而，这一公司从未真正的垄断过奴隶贸易。魄力十足地在波士顿和纽约外围活动的奴隶贩子全然无视公司的存在，自行与马达加斯加建立贸易联系。1698年，这一垄断终于得以废除。成百上千的个体商也就此得以从这一贸易当中牟利。多数人选择将基地设在伦敦、利物浦和布里斯托。但是，也有不少人选择将自己的产业设在兰开斯特、怀特黑文以及邓弗里斯的。这些产业的规模往往较小，其所拥有的船只吨位往往不超过1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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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印度公司所进口的廉价纺织品是用于换取奴隶的商品之一。16世纪初，葡萄牙人首次驾着全副武装的轻快帆船，开辟了印度和远东市场。当地人并不欢迎他们，但却无力制止。1501年，达·伽马的战舰炮击了卡利卡特，向当地人展示了欧洲火炮的威力。一年后，由于数量上的优势，他的小型船队击溃了一支阿拉伯的船队，将它们赶出了马拉巴尔附近海域。正是因为这一系列的胜利，葡萄牙人在当地确立了其统治地位，并维持了近百年。

葡萄牙在香料和远东纺织品方面的贸易霸权受到了英国和荷兰的商人以及船主们的挑战。在一系列的事先勘察之后，东印度公司于1660年成立，其总部设在伦敦。这一公司也是累范特商人们所构想出来的。他们迫切地希望摆脱东地中海的中间人，直接和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香料供应商接洽。这一公司的规模很小，其资产不过68000英镑。而且，它的活动一开始仅限于每年小舰队所进行的探险。这些活动的风险很大，丝毫不亚于在好望角附近航行所面临的风险。1617年，在“全球（Globe）”号和“胡椒子（Peppercorn）”号装载着满满的货物回归之时，他们也承载着获取丰厚回报的希望。因此，公司的主管号召所有的持股人前来祷告。这是因为“所有的人都必须将自己的心献给上帝，以表示感激……而且，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必须表现得更加感激；无疑，我们表现出越多的感激之情，上帝必将赐予我们更多的福祉”。

上帝的赐福和收益的确增加了。这不但印证了投资者们经济嗅觉十分敏锐，也反映出了他们心之虔诚。在那个时代，人们都相信上帝不会令他的选民们失望。早先的投资者们平均获利为20%左右。1614年，两艘公司下属的船只在达布蒂河河口遇见了四艘葡萄牙船。英国船只展现了英国式的战斗技能，成功地将葡萄牙船只驱逐出了这片海域。而与此同时，莫卧儿军队则在岸上将这一切尽收眼底。在印度，公司至少做到了站稳脚跟。近20年后，葡萄牙人对东印度公司做出了让步，认定其具有在印度海岸上任何一处建立工厂（即所谓的贸易据点）的权利。

而且，正如工厂的名字所说的那样，创立者们希望在原产地进行香料贸易，并且从中获利。这些原产地包括马来半岛、爪哇和摩鹿加群岛。但是，其对手荷兰已经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了这里。他们所创立的远距离地区公司（Compag-nie van Verre）在此地实力雄厚，有能力抗击闯入者。该公司创立于1602年，最初资产总计50万英镑。不久，该公司就在巴达维亚（雅加达）、安汶岛和马六甲建立了戒备森严的贸易据点。其中，马六甲是他们于1641年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的。显然，他们很难容忍英国侵略者在此地逗留。而且，就在不久前的1623年，荷兰人将安汶岛上的18名英国商人折磨致死。他们发动这一暴力事件是为了吓走后来的英国商人们。英国商人虽然并没有因此而被吓退，但他们确实转变了思维，开始将目光投向印度。这是因为，印度人并不会反对他们的到来。

印度领主莫卧儿帝国皇帝以及他们的地方行政长官（总督）们都希望与东印度公司达成协议。他们允许东印度公司在次大陆的东西海岸上设立一系列的贸易据点。船只开始源源不断通过此地，取代了原先一年一度的航行。到了这一世纪中期，贸易已经渐趋繁荣。在1674到1675年间，公司总计出口了价值15.5万英镑的英国工业品以及价值41万英镑的银块。他们也进口了价值86万英镑的印度商品，其中大多数是纺织品。与此同时，仿效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先例，公司也开始参与远洋运输，并开始在印度、南阿拉伯的港口以及远东之间运送货物。1664年，他们从中国得到了少量的茶叶。在当时，这一物品仍是来自异域的奢侈品，仅供高层人士饮用。

随着公司获得了更多的利润并且扩展了获得利润的渠道，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尽管公司的高层人士仍坚称，公司并没有对莫卧儿稳定统治下的地区抱有任何领域政治上的野心。而且，身处一个外表与威望、权力直接挂钩的国度，公司必须维护自身的公众形象。17世纪70年代，托马斯·鲍厄里（Thomas Bowrey）拜访了公司所设立的一家工厂。这一工厂位于马德拉斯附近的圣乔治要塞。他发现，正如欧洲所有的要塞一样，工厂的周围“环绕着非常有效而坚固的壁垒、岗哨以及炮台”。总督和他的议会表现得就像当地的统治者一样，“为了英国的荣耀，他们在当地发展经济、维持文明而有序的政府管理并且有礼貌地接待所有的外国使者”。贵族们同时也是商人。鲍厄里看到，当地储存了“大量的薄细棉布、印花棉布等物”，准备出口到英国。而目的地为阿拉伯、波斯或中国的船只上则满满装载着英国产的阔棉布、刀以及剪子。¹² 印度人是一个“无害而盲目崇拜偶像的民族”。在他们当中，有帕西人、古吉拉特人以及莫普拉人。由这些人所单独组成的商业团队愿意和公司进行贸易。此时，那些每天赚1安娜（1/2便士）的纺织工所织造的布匹已经占据了公司出口货物中的大宗。从1699年到1701年，进口这些货物的总价值为52.2万英镑。其中，2/3的货物都重新出口到了欧洲和西非。在那里，人们用它来换取奴隶。

【注释】

[1] 福克斯，英国历史学家。他的第一部拉丁文著作为《威克里夫时代以来全欧宗教迫害史话》。在此基础上用拉丁文写成《教会史》，1559年在巴塞尔出版。该书的英译本俗称《殉教者之书》，以《马格德堡世纪史》的方式，把零散的殉道者生平和殉难情况编写成一部统一的教会史。

[2] 希波克拉底将人的体液分为四种，即血液、黏液、胆汁、忧郁液。

[3] 霍雷肖·纳尔逊（1758-1805），英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海军将领、军事家。他亲自指挥了特拉法尔加大海战，并取得胜利。

[4] 遥领种植园主，指的是本人不在种植园，而由经理代管各项事务的种植园主。

[5] 宝贝，旧时在非洲及亚洲的部分地区用作钱币的小贝壳。

第三章
种植园间必须团结一致：王权与殖民地

1645年，货轮“海豚”载着一船工业制品离开了伦敦。这些工业制品包括玻璃、脚轮、鞋子、帽子、打捆的帆布、白蜡、钢铁和黄铜器具。这些货物都是要运到新英格兰卖给当地殖民者的。货轮在波士顿卸货，并且换上当地的货物：小麦和裸麦，桶装的牛肉、猪肉、鲱鱼和鲭鱼等。其中，还包括了7000磅的烟草。这些烟草很可能是从弗吉尼亚运送到马里兰的。“海豚”随即向南行驶，进而抵达巴巴多斯。在那里，人们卸下其中的一些货物。而那些空当很快就为蔗糖所填补。此时，它才开始了横跨大西洋的旅程，仅仅在加纳利群岛稍作停留。在那里，他们将腌渍的鱼拿出来卖给当地虔诚的天主教徒。这是因为，后者遵守教会的规矩，从不在星期天吃肉。¹

这一环形航行以及其他成百上千次类似的航行反映了英国贸易的显著改变。优良质地的毛纺织物曾经是英国的主要出口商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地位逐渐不保，烟草、蔗糖、鱼类等逐渐开始占据主导。在这一世纪的最后15年里，用于制帽的加拿大海狸皮也加入了大宗出口商品的行列。到1700年为止，这些商品的再出口占据了英国海外贸易的30%。布匹所占的份额则从1647年的90%急剧下降到17世纪末的47%，下降的趋势还在持续。与此同时，新的市场开始涌现。自1630年到1700年，50万人移居殖民地。其中，2/3的人移居北美。所有人都急需家庭作坊生产的商品。在17世纪50年代中期，仅巴巴多斯一地，就进口了20000双靴子和鞋子以及1500匹马。

随着经济革命的起步，英国国内政治也不再稳定。1642年，英王查理一世同议会之间斗争的爆发将这一不稳定推向了顶峰。争论的根源在于，两者中的哪一方拥有制定政策的权利。尤其是在有关宗教和税务的问题上，这一争论就显得更为激烈。在英国本土的战争也波及了大西洋彼岸的殖民地。自1640年起，许多新英格兰的清教徒选择回到故土为议会战斗。1649年，保王派倒台。前朝臣和剧作家、弗吉尼亚总督威廉·伯克利（William Berkeley）选择在自己的领地内收留这些难民。新的共和联邦不承认他的所作所为，并勒令他放弃职位，回归田园。但在1660年，随着查理二世的复辟，他重新崛起，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1649年联邦的成立可谓是帝国历史上的一大转折。在接下来的11年里，政府不断采取措施，希望能够保持并扩大英国在海外的势力及其贸易。他们立法以强调英国本土对殖民地商业行业的控制；促成了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希望重新武装英国海军；对荷兰海上力量发起挑战；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西班牙在加勒比海的势力。

对于制定这些政策的所有官吏们来说，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英国的殖民地以及由它们所带来的、新的跨大西洋贸易将会是重要的国家资产。它令人垂涎三尺，因而必须得到政府的保障，并由此逐渐发展壮大。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动用武力。当时盛行的经济教条（即重商主义）渗透到了当时政府决策的方方面面。这一教条假定全球贸易是有限度的，而国家财富的多少必须以其自给自足的程度来加以衡量。自给自足也表明了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是因为，它表明一个国家不再处于和其他世界力量相互依存的网络之中，并有能力积累一定的财富。在原材料方面尤其如此。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之所以乐意给殖民地颁布许可，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保证国家自给自足的考虑。倡议者们希望，殖民地能够为英国提供足够的货物，以替代过去从欧洲进口的那些商品。他们显然大错特错。但是，出乎其意料的是，美洲及加勒比殖民地的商品仍足以出口到一个特定的、不断扩大的大陆市场当中。如果此后的事态按照17世纪40年代时的趋势发展的话，英国将很快成为跨大西洋贸易的中心，而这一贸易的基础正是烟草、蔗糖、鱼类以及新的奴隶运输。

显然，这一贸易前途未卜。英国在北美还未站稳脚跟：此时，法国的势力已经开始渗透到圣劳伦斯河流域。而在更远的南方，荷兰人在今天的纽约建立了一个小根据地。荷兰的威胁并不仅限于此。1648年之后，他们暂时脱离了欧洲事务的纷扰，得以腾出手来发展他们已经极为庞大的商业舰队并成为世界的主要海上运输力量。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政府的目标在于加强同殖民地之间的商业联系。这些殖民地受到限制，不得不通过英国并且使用英国的船只来进行其所有的海外贸易。1643年和1660年颁布的《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s) [1] 、1663年颁布的《必需品法》（Staple Act）以及1673年颁布的《种植园法》（Plantation Act）都是出于这一目的而出台的。这些法令禁止非英国的船只在英国和其殖民地之间以及在各个殖民地之间运送货物。起初，“英国”这一概念包括英格兰、威尔士、爱尔兰以及苏格兰。但是，随着1660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再度成为同一个国王统治下的两个独立国家，苏格兰的船只也不再能在此地通行。除去得到殖民地贸易的垄断权之外，英国的船主们也有权要求皇家海军的保护。1649年，复辟后的政府颁布了一条法令，以确保这一权利。

尽管保有皇家的名号，英国舰队已成为一个供各色人等差遣的国家力量。这些人大多在国际贸易以及殖民地贸易当中赚取利润。这一法令颁布的缘由，起初是为了镇压保王派的海盗们。但是，到1680年为止，为了震慑阿尔及尔的海盗，利用战船护送英国商船通过地中海一事已成为了家常便饭。与此同时，它们也维护着雅茅斯、冰岛以及纽芬兰渔业的安全。在大西洋以及加勒比的水域里，人们也能够看到这些战船巡逻的身影。² 这样一来，海军也就成了商业以及殖民政策的工具。

为了加强对商船的保护，增加战船的数量就显得十分有必要了。从1650年起直到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后，政府一直在建造船只。1679年，海军属下共有86艘船。而到了1688年，这一数目翻了一番。在这一事件上，海事法庭起居郎及秘书赛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可谓功不可没。他试图消除海军官僚体系当中的腐败，并建立起一支强大的舰队。这支舰队灵活机动而又便于操纵，因而有能力在对法、西以及荷兰的战斗中发挥作用。

至少在1680年之前，英国最主要的贸易对手是荷兰。后者的大型商业舰队足以对英国商业构成威胁。而在通过英吉利海峡以及北海的时候，荷兰舰队面临着其最为脆弱的时刻。但是，为了抵达阿姆斯特丹，他们必须要通过此地。也正是在那里，他们接受了皇家海军的挑战。分别在1652年到1654年、1665年到1667年以及1672到1674年进行的三场英荷战争并没有分出胜负。尽管英国海军上将布莱克打赢了第一场战争，但是，这场胜利旋即遭到了逆转。1666年，在梅德韦港口内，荷兰人劫持了英国船只，并将其焚毁。然而，随着英国人占领并且吞并了纽约，这一耻辱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英国的舷炮可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荷兰人的地位。而与此相对应的是，荷兰的经济地位却是靠不住的。与他们的对手不同，他们几乎没有殖民地。在他们所出口的商品中，也没有值得依赖的单一大宗商品，例如蔗糖或者烟草。正如战争当中所揭示的那样，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英国扰乱他们的海上贸易活动。更为不利的是，自17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荷兰人不得不将越来越多的利润用于巩固他们南方的边塞，以作为在陆上对抗法国人的据点。

人们将1652到1654年英国海军的胜利归功于上帝而不是布莱克上将的战船。至少在那份标志着同荷兰签订停战协议的官方通告中，英国人是这样诠释自己的胜利的：“主降下了神谕。这就好像上帝亲口通告，英国是我的长子，是所有国度中最使我喜悦的。”这一情感无疑反映出，一种新的、胜利者的以及侵略者的情绪已经在全国蔓延开来。我们也不难看出，护国主奥利弗·克伦威尔正是这一感情的幕后推手。正是在克伦威尔的手中，伊丽莎白时代后期所产生的国家与新教使命的概念逐渐复兴，并成为现实。终其一生，克伦威尔都坚信，自己的一切行为都是遵循神谕的。他同时也希望创建一个神圣的、勤劳的国家。而且，由于其新教信仰以及发达的商业，这一国家也势必能够屹立于世界强手之林。

在1654年失意的绝非仅有荷兰。同年，葡萄牙政府对英国商人做出了让步。这一让步意义深远。它等同于承认，葡萄牙不再有意愿或是足够的财力以维持它在东方以及美洲的旧有权威。紧接着，克伦威尔考虑着在西印度与西班牙交战。这场战争不但会摧毁一个老牌天主教领导力量的财富以及其威望，而且也昭示着新教力量的胜利。与此同时，它还向世界表明，西班牙不过是徒有其表，早已失去了在此地垄断贸易的能力。在所谓“西部设计”的过程中，一位背教的多米尼甘教教士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 [2] 改变了克伦威尔的想法。这位教士的《英格兰在美洲》（Engl and in America）一书号召人们颠覆西班牙在新世界的统治，并以英国的力量取而代之。与此同时，他也听取了巴巴多斯总督托马斯·莫迪福德爵士（Sir Thomas Modyford） [3] 更切合实际的意见。这位种植园主能够从公共政策中榨取私人利益。

从多种意义上来说，“西部设计”为此后许多帝国的侵略行为开辟了道路。商业利益、个人贪欲以及一种受神指引的历史使命感相互交织，并联系在了一起。而连接它们的纽带正是出于某种高尚的道德原因，尽管这一点并不那么令人信服。为了给自己主动向友邦的领土发起进攻的行为开脱，克伦威尔的御用文人们将这一次远征描绘成复仇。他们表示，这一行动是为了报复西班牙人以及天主教150年来在美洲的暴行。“我们认为，我们有必要为这些国家的人民主持公道。他们不得不忍受西班牙人的残暴、恶行以及他们所带来的伤害。”³ 克伦威尔本人则真切地希望，在驱逐了西班牙人及其宗教裁判所之后，当地能够迎来新的、更有价值的一代移民。这些人正是来自新英格兰以及北爱尔兰的“通晓上帝意志的人”。

1654年圣诞节，海军上将威廉·佩恩（William Penn） [4] 爵士率领着一支由17艘战舰所组成的舰队从斯皮特黑德出发。与之同行的还有20条运输船。乘坐这些船的是罗伯特·维纳布尔斯（Robert Venables）将军及其手下的5000名精兵。他们都是从爱尔兰的守备队中集结而来。五周之后，这一舰队停靠在巴巴多斯。以捍卫《航海条例》的名义，这一战争从一开始起就卓有成效。他们控制了大量在此地附近抛锚的荷兰船只，其战利品价值共计约5000英镑。在巴巴多斯和背风群岛处招募了少许民兵后，舰队驶向了它们的目的地西班牙岛。 [5] 这次登陆无疑是一场灾难。即便是对于已经受到疟疾和痢疾的侵扰而大大削弱的兵力来说，这损失也是相当惨重的。1655年，它们攻击了位于今日牙买加的金斯顿。当地的西班牙驻军无心应战，稍作抵抗后便缴械投降，英国就此成功控制了此地。

占领牙买加是一着妙棋。这座岛屿不仅是理想的蔗糖种植基地（幸存的士兵们得到了土地以建立），而且地理位置优良，便于控制航海要道。这些航海要道一直向东延伸，起点则在西班牙中部美洲、古巴和西班牙岛。1658年，西班牙人曾做过夺回岛屿的尝试，但是失败了。尽管牢骚满腹，但在数年后的1671年，西班牙人还是将其拱手让给了英国人。那时，岛上一共有57处运作中的蔗糖精炼厂。可可是当地的第二大作物，而皇家海军的战船已经开始在罗亚尔港进进出出。很快，这一地区就成了海军基地。1690年，岛上就建立起了要塞，以进行防御。为表示对皇室的忠心，它们分别被命名为查理、詹姆斯和鲁伯特。到了1739年，人们又在岛上建立起配备有兵营和仓库的造船厂。

占领牙买加只不过是一个更加宏大的计划中的一个部分。这一计划还包括1659年占领圣赫勒拿。这座岛屿是绕过海角去往印度的航线上的前哨。此外，夺取直布罗陀或米诺卡岛作为地中海上的据点也在计划之列。即便是没有这些战利品，克伦威尔也已经向世人证明了其大胆的全球战略是有效的。这一例子势必会为后来者所模仿。在克伦威尔之后的英国政府都或多或少地沿袭了他有关英国世界地位的看法。

牙买加总督莫迪福德在小范围内推行了克伦威尔的“西部计划”。1665年，正值第二次英荷战争爆发前夕，他提出了一个方案，要“将荷兰的势力彻底驱逐出西印度”。在这场关乎个人利益的战斗中，与他站在同一阵线的是当地的海盗。“出于我对他们的照顾”，他们愿意“为陛下的事业肝脑涂地、散尽钱财”。⁴ 海盗们是自由的海上暴徒。他们赖以生存的手段正是袭击商船。与此同时，他们也吸引了加勒比社会中的底层人士加入他们的行列。这其中就包括原先的契约奴以及逃走的奴隶。虽然莫迪福德全力为他们担保，但一旦涉及打仗，他们却不过是累赘罢了。1665年7月，英国人登陆荷属岛屿圣尤斯特歇斯。直到战利品被分发到他们的手中之前，这些志愿者们一直都在罢工。而且，根据目击者的证词，在那之后“爆发了巨大的混乱。这是因为，这些集会的常客们惯于劫掠以得到报酬，是否服从政府的安排完全看他们的心情”。然而，由于军队长官指导有方且其本身贪欲旺盛，这些海盗们也能创造奇迹。1671年1月，在前巴巴多斯契约奴爱德华·摩根（Edward Morgan）的领导下，他们袭击并且洗劫了巴拿马城。

经过这次突袭（coup de main）之后，摩根成了牙买加的种植园主，也几乎肯定能够得到骑士称号。同时，他也赢得了人民尊敬，坐上了殖民地总督的位子。正如100年前德雷克所进行的类似袭击一样，它也给公众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得许多人对远方产生了幻想。在他们的幻想中，远方是一片充斥迅速致富机会的沃土，等待着富有激情以及无所畏惧的人们前来征服。

无论是克伦威尔好战的海外政策，还是接下来在西印度与西班牙之间进行的海盗战争，都满足了尚在襁褓中的不列颠爱国主义。当然，也少不了满足个人的贪欲。如果有必要的话，人们能够证明，大胆地动用海上力量可以达到何种目标，以及国家如何因此而致富。这一观点并不新颖。早在15世纪中期，重商主义的信徒就已经要求政府“保留海洋”。换言之，就是要求英国动用武力控制英吉利海峡。在这个时候，海上霸权已经不仅仅意味着对内海的控制。伊丽莎白时期的扩张主义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诉求，希望将触角伸向全球。随着英国海外贸易活动的增多以及殖民地的扩大，他们的诉求有了新的力量支持。

在要求海上霸权的同时，人们也警告政府远离那些大陆上的纷争。这是因为，那些纷争不但浪费国家财产，而且得不到实际收益。这些人正是后来所谓“蓝海（Blue Water）”派外交政策与策略的早期奉行者。在他的小册子《同盟之所作所为》（Conduct of the Allies,1711）当中，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将两次战争进行了对比。其中一次是马尔波罗公爵在佛兰德斯所打的一仗。尽管耗费了巨大人力物力，这场战争却未能取得较为明确的战果。另一次则是彼得伯勒勋爵在西班牙的战役。在布里斯托海盗们的帮助下，他迅速就在此地建功立业。他们“受益于真正的时代精神以及我们的勤奋”，不但洗劫了西班牙的船队，而且控制了阿卡普尔科的宝船。斯威夫特宣称，比起在那些胜利无望的欧洲战争中挥霍钱和人力，不如将国家资源全部集中于海军。这样一来，便能逐个占领西班牙控制下的西印度群岛。

事实上，自18世纪、19世纪起，一直到20世纪中期，都有后来者追随斯威夫特的脚步。大海构成了英国和欧洲之间的天堑。英国人民既聪慧，又不屈不挠。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英国成了依靠海洋贸易和海外殖民获取财富的国家。每当大陆战争之时，英国总是会首先考虑保护她自己的海外资源，并且试图摧毁其对手的相应资源。向欧洲的战争舞台投入人力物力永远是第二位的。这是因为，参与欧洲的战争既无益于海上安全，也对贸易没有丝毫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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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荷兰的争斗令英国的政客与将军们第一次品尝到了世界大战的滋味。尽管在加勒比海和北美的战争地处边陲且规模很小，但人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在未来的某一天，欧洲的战争必定会成为世界帝国之间的战斗。每一方都想妨碍对方的贸易，并且夺取对方的殖民地。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紧急事态下，政府控制殖民地，并且采取措施保护他们的安全就显得极为有必要了。

正如查理二世的财政大臣丹比伯爵（Earl of Danby） [6] 于1664年所说的那样，当务之急是要做好安排，从而便于“美洲大陆的所有殖民地之间建立起必要的联系。这样一来，就能够凸显国王的伟大，并且将此地纳入其皇家帝国的版图内”。⁵ 比起加强伦敦对远方殖民地的控制，丹比伯爵的计划赢得了更多的支持；对殖民地政府进行密切的指导，将有助于在当地收税，从而支付在殖民地进行防御所产生的费用。

在推行这一政策的人当中，第一位帝国官员威廉·布拉思韦特（William Blathwayt）可谓功不可没。1687年，当日记作家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首次见到他的时候，这位新星正在冉冉升起。他是个“凭借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摆脱了贫困处境”的男人。“他举止得体，容貌英俊，很有商业头脑。”由于曾接受过律师培训，1676年，布拉思韦特被派遣到新的殖民地枢密院委员会。在那里，他担任书记官。四年后，他升任美洲财政的检查员和总稽核员。自1683年至1703年他担任战时秘书。他的勤勉与经验令其价值无可估量，也成功地幸免于多次政治动荡。他是四朝元老，曾分别为查理二世、詹姆士二世、威廉三世和安妮女王服务过。

正如其他的斯图亚特时期的官员一样，他也利用职位之便收取贿赂。更为幸运的是，他还娶了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因此，她位于南格洛斯特郡达伦（Dyrham）的豪宅成了他的乡间别墅。自1687年起，他就对其进行了翻修。这项工程的主持人是一位来自法国的建筑师难民。在他的指导下，工人们将这座别墅改成了流行的巴洛克风格。房屋的内部装修令人惊叹：他的书房里镶嵌着马里兰总督所运来的黑胡桃木；楼梯和楼梯井的材质是南卡罗莱纳的柏木；花园则是按照流行的荷兰样式布置的（威廉三世在1689年成为了国王），其中种植着来自弗吉尼亚的进口植物。

这些异域的礼物来自布拉思韦特以国王的名义统治的一块土地。通常情况下，这些物件都由当地老板以及地方大会掏腰包。布拉思韦特命令的执行者们往往是那些惯于发出指令，并且得到他人服从的人，也就是军官们。由于他们的任务包括安排殖民地的防御事务，其经验与脾气一样，都为他们获得这一职位增添了筹码。

直到17世纪70年代中期，保证北美以及加勒比海殖民地安全的措施仍旧显得随意又外行。1676年伦敦方面得到的调查报告指出，背风群岛上的防卫措施极为薄弱。作者是一位职业军人。对于圣基茨岛上守备正规军的规模之小，他表示极为失望。“在拥有领着丰厚的薪水、且装备精良的军队的法国人看来，再没有比那里（背风群岛）更加需要士兵的地方了！”由多国民兵所组成的联合部队并不值得信任。这是因为，人们相信，法国和荷兰的志愿者们将会在危机时刻背弃誓言，不再对英国效忠。在尼维斯岛上只有22名正规军士兵和一支小型的骑兵分遣队。后者的马匹还“常被用于运送蔗糖”。岛上的1300名民兵的装备“是他所见过的装备当中最差的”。⁶ 简而言之，没有一座岛屿能够抵抗正规军队的入侵。

可以肯定的是，北美殖民地的确需要正规的守军。该地政府也急需更为密切的皇室指导。1676年，纳撒尼尔·培根（Nathaniel Bacon）发动了一场震惊整个弗吉尼亚的起义。这场起义反对传说中伯克利总督无力的印第安政策、腐败而有偏见的政府以及议会。据暴动者称，议会中“所有的权利都归富人所有”。为了重建当地秩序，伦敦政府必须派遣一千多支骑兵队、炮兵队以及战船。就在阶级斗争即将爆发之际，新英格兰的殖民地还面临着印第安人接连不断的攻击。由于受到法国人的支持，印第安人的力量有了显著增强。1689年，人们在位于纽约的佩马奎德（Pemaquid）要塞附近抓到了一些印第安人，他们手中持有法式火枪、刺刀、腰带以及短剑。其中一个操着磕磕巴巴的英语，对一位军官表示，他的人民“不喜欢新英格兰人；不久之后，他们就会统一自己的国家”⁷ 。

倘若不借助外力，殖民者便无法应对这些危险。这种不舒服的生活现状也迫使他们对一系列削减当地大会以及大地主权利的行动充耳不闻。正如在新英格兰所见到的那样，人们往往不情愿，但仍旧调整了其行政结构。即便如此，殖民地的大会仍旧保持了相当的立法权。然而，必须要指出的是，比起民主制来说，这些政体更类似于代表制。与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情况一样，它们是富人以及财主的保护神。北美和西印度的立法机构内充斥着种植园主、庄园主、商人以及律师。人们认为，这些人能够将殖民地最大的利益牢记于心。为了得到保护，他们向国王的总督、法官和官员们卑躬屈膝。

他们并非逆来顺受。1700年，尼维斯大会中的一名成员向一名军官表示抗议。由于没有法律规定士兵可以在他的庄园内驻扎，他们可以同黑奴们一同干农活，以此作为在此地驻扎的报酬。至于军官的命令，这位庄园主则可以像“擦屁股”那样与之作别。⁸ 许多人抱有这种态度，并且对在北美和加勒比海殖民地制定的法律漠不关心。因此，总督的工作就像爬坡那样费劲。维持秩序以及赢得当地人的信任也就成了一场持久战。一直到1775年，巴哈马总督蒙特福德·布朗（Montford Brown）上校仍在向政府抱怨岛上居高不下的犯罪率。⁹ 因为巴哈马人“无能而又懒惰”，除了走私和造成海难外，他们几乎没有别的生存手段。所谓“造成海难”，指的是引诱船只触礁，并借此机会抢劫沉船。至于“给英国人的自由、财产以及生命以庄严的保证”这一誓言，当时似乎没有人能够理解其真正的含义。出于这一原因，法庭也无法正常运作。¹⁰

巴哈马可能格外混乱。而在其他的殖民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的居民逐渐深入理解了，他们的劳动对于英国的财富和权力有着怎样重大的作用。1706年，圣基茨和尼维斯岛的大会向议会请愿，要求获得一万英镑，以补偿他们在法国人手中所遭到的损失。人们认为，种植园应当享有优惠政策。这是因为，它们给英国带来了“贸易上的利润”，而且，基于进出口税，它们也“为公共财政做了大量贡献”。下议院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并投票赞成向殖民地拨款。无疑，他们将此视为一次宝贵的投资。

【注释】

[1] 克伦威尔时期所采取的措施，试图将全部贸易垄断在英国人的手中。

[2] 托马斯·盖奇（1603-1656），多米尼甘教教士和作家。早在1625年，他就参与了去往菲律宾群岛的传教活动。他所创作的《英格兰在美洲》（全名The English-American his Travail by Sea and Land,or,A New Survey of the West Indias,1648）是第一本由英国人所创作的描绘西属美洲生活的著作。1656年因疟疾去世。

[3] 托马斯·莫迪福德（1620-1679），巴巴多斯种植园主以及总督。后任牙买加总督。1664年发表反对海盗活动的公告。1669年莫迪福德被召回伦敦，并被囚禁在伦敦塔内，直到1674年才得到释放。1675年莫迪福德回到牙买加，在其去世之前，他依然是当地首富。

[4] 威廉·佩恩（1644-1718），英国房地产企业家、哲学家，宾夕法尼亚英属殖民地的创始人。

[5] 即海地岛。

[6] 这里指的是托马斯·奥斯本（Thomas Osborne）(1632-1712）。查理二世时期和威廉三世时期的英国政治家。

第四章　天意的处置：殖民者们

倘若没有大批的移民，英国也就不会拥有海外殖民地。这些移民早已准备好背井离乡。在忍受了漫长而危险的旅程之后，他们仍情愿在一个全然陌生的、往往是非常恶劣的环境下做苦工。伊丽莎白时期的扩张主义者将这一过程比作人身体的清空，即吐出那些无用而有害的东西。¹ 1655年，一名来到巴巴多斯的访客使用了相同的比喻来描绘眼前所见的情景：“这座岛屿是英国倾倒垃圾的粪堆；来到这里的人基本上是诸如流氓和妓女之类的渣滓。”²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除去贫人、游手好闲之人以及法外之徒外，可能还有一些清教徒和贵格会教徒。这些人都是被迫离开英国的。也有一些所谓“自愿”横渡大西洋的移民，然而，他们往往遭到了欺骗。1671年，“某位人士”承认自己每年都会绑架500个契约奴，而另一位则估计每年被送到大西洋彼岸的人有840个。³ 尽管这些数字可能有所夸大，但是，这至少能够证明，在这个最为庞大的移民群体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非自愿而来到美洲殖民地的。他们的不情愿是可以理解的。当时的流行民谣《被绑架的女孩》［The Trapann'd(kidnapped) Maid］就生动地描绘了他们所将要遭受的苦难：

五年来我在盖伊主人的手下做事，

在弗吉尼的土地上，哦，

这塑造了我，使我得知了什么是沮丧、悲伤和悲哀，

当我十分、十分、十分疲劳的时候，哦。

我已经尽了自己的职责，无论是在田野还是在车上，

在弗吉尼的土地上，哦，

他们将木柴强加在我的身上，

当我十分、十分、十分疲劳的时候，哦。⁴

尽管在17世纪50年代的马里兰，人们会使唤“一些不听话的野蛮姑娘”去种田，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女仆会待在家中做家务。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诗中的这个女人也就显得异常地不幸。有些时候，他们逃跑的欲望显然异常强烈。但与此同时，被抓回岛上的殖民地或者落入北美印第安人手中的风险也非常大。随着殖民地人口的增长，这种风险逐渐降低，逃犯们往往能够成功地避人耳目、隐藏起来。18世纪60年代的弗吉尼亚报纸上就登载了一则寻人启事。一位种植园主这样描述自己逃走的女奴：

在第六天和第七天之间，

玛丽·诺兰逃走了；

我不知道她的年岁，但肯定，

她至少有二十整；

信奉着与教宗相同的教义。

短短的脖颈，几乎绑不上一根绳子；

从头到脚，她壮实而圆润，

棕色头发、红色脸庞、短鼻子、厚嘴唇；

矮胖的她，逃跑踉踉跄跄，

就像所有肥胖的猪一样。

她说话带爱尔兰土腔，

若是男人便是个十足的流氓。

尽管此时殖民地的男女不平衡现象已经得到了改善，但或许，对婚姻和拥有自己的家庭的渴望仍会促使这个爱尔兰女人离开她的主人。在1704年的马里兰居民中，共有3万名男性，却只有7000名女性。其中，85%的人都是契约奴。自由民结婚很早；在马里兰，结婚的平均年龄为16岁，而在弗吉尼亚则为21岁。⁵ 新娘们常常奉子成婚。而那些契约奴则往往等到24岁或25岁后，即他们的契约服役期结束之后再结婚。尽管殖民地法官们对未婚母亲处以带有羞辱性的、严厉的公开刑罚，但是，私生子现象仍旧非常普遍。

到1700年为止，殖民地居民中的很大一部分就已经是在当地出生的。比起其他地区来说，切萨皮克流域殖民地的人口增长率相当低。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当地的女性人口数量较少，死亡率也很高。一名适应了当地气候的20岁移民有望再活20年，而在相同条件下，出生于弗吉尼亚或马里兰的人则天生具有某种免疫力，使得他们比这些移民同伴们多活十年。在气候更为严酷的新英格兰，平均寿命大约在60岁。

在殖民早期，女性数量的匮乏的确是一块短板，但是，这一现象却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清理树林、开垦荒地、种植庄稼还是营建房屋，无一不需要男劳力。借由殖民公司以及地主们所需要的职业，我们也能够看到这样的现象。熟练的手工工人永远是最受欢迎的。在1636年驶向新英格兰的“增长”号上，共有116名乘客，其中屠夫、木匠、服装商、石匠、做犁的人、锯木匠、大夫和裁缝各一名。此外，还有两名亚麻布织工、一名细木工和一打农场劳工。在名单的底部，也列有没有特殊技能的人。其中包括12名成年男性、24名成年女性、26名18岁以下的女孩以及30名年轻男孩。⁶ 尽管由于旅途劳顿和水土不服，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活到在岛上生儿育女的年纪，但是，这种职业、年龄和性别的比例分配仍可谓典型。

17世纪30年代，马萨诸塞湾殖民公司描绘了其理想当中的殖民者形象，即“既优雅，又有技能”的人。为了实现建立清教殖民地的理想，第一项品质是十分必要的。在这一愿景当中，无论男女，凡是在此地定居的人都知道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因此自愿劳动和遵守基于《旧约》的规则。

对于一个移民来说，现金和一套工具都是必不可少的。为了横渡大西洋，每个人需要花费5英镑。除此之外，他还必须支付食品的费用，其运费为每吨4英镑。为了将自己、家人以及他们的农具和家具运到北美，一位英国的小农至少需要花费100英镑。由于这样，个人年收入通常在40英镑至60英镑之间，如果他想要移民的话，他就必须卖掉自己的土地。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⁷ 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公司也会资助移民。至少对于马萨诸塞湾公司来说，他们是会这样做的。只不过，希望接受资助的移民首先必须接受他们的测试，以筛掉其中品行不端之人。约翰·戴恩（John Dane）便是通过测试的人之一。在起了移民到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小岛上的念头时，他直接寻求了上帝的指引。他表示“自己的灵魂是全然孤独无助的”，并且急切地希望“摆脱诱惑”。正是因为这一点，他遵循着现行的清教徒行为准则，并且时常翻阅《圣经》。他发现书中写着：“你要从他们之中脱颖而出，不要触碰不洁的东西。如此，吾便将为汝等之神，汝等也将为吾之子民。”因此，他很快与故乡赫特福德郡以及其诱惑诀别，登上了去往新英格兰的船。⁸

土地则是更为直接的诱因。1667年，人们来到弗罗里达角殖民地的原因在于，只需以每平10先令的价格租下1000英亩的土地，不仅他们自己有望得到100英亩的土地和持有火枪的仆人（这是一个印第安国家），他的每一个孩子也有望得到相同的数目。每一个他所有的女仆或奴隶也能够得到50英亩的土地。

一旦合同到期，每一个契约奴都能够从主人手中得到100英亩的土地。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得到农具以及两套衣服。⁹ 这一要求特别为那些在英国已经有一定财产的人设计。这是因为，在获得收益之前，他们必须经历从种植、收获直到售卖经济作物这一漫长的过程。在此期间，他们必须自行负担自己以及家人的生活，并且支付从英国到殖民地的旅费。

英国现存的社会等级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被移植到了大西洋对岸的北美和加勒比殖民地。但是，这一体系却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殖民地，绅士们要求获得与在英国同等的尊重。一位殖民早期在弗吉尼亚去世的绅士，要求从英国进口黄铜纪念牌作为其墓碑。这一纪念牌上刻画的是他穿着盔甲的形象。在战场上，盔甲无疑已经不合时宜。然而，这并不妨碍它成为其向公众展示自身社会地位的标志。在被盗之前，它一直矗立在詹姆斯敦的教堂地板上。一位弗吉尼亚的农夫回忆其童年时代时说，17世纪90年代，“那时的绅士们都会把假发看作其身份地位的象征”。在英国，假发同样受到绅士们的青睐。

正如母国一样，财富的多少最终决定了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一位烟草种植园主注意到，“如果一个（人）同时拥有足够的钱、黑奴和土地的话，他就是一个完全的绅士了。”1726年，另一位完全符合这一标准的人写道：

我有一个庞大的家庭，而且家门对所有的人敞开。然而，我没有欠债。两个半先令 [1] 可以在我的口袋里待上好几个月。正如所有的贵族一样，我有着自己的牛羊群、自己的契约男人和契约女人（契约劳工）。我的仆人们都做着不同的行当。因此，除了天命之外，我不依靠任何人过活。¹⁰

几乎在同一时期，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 [2] 创作了《汤姆·琼斯》（Tom Jones）。其中塑造了乡绅奥尔华绥（Allworthy）和魏思特恩的形象。从人生期望以及所处的环境来看，殖民地绅士们与书中这两个人几乎一模一样。

富人的领导将殖民地社会凝聚成一个整体，而公共秩序也就此得以维持。这是因为，那些较为贫穷的移民已经习惯在富人治下生活。在新英格兰的殖民地，仅有年长者以及较为富有的教会成员才有资格担任公职。他们制定法律，并且将其付诸实践。在这些法律当中，不但有英国普通法的成分，而且还有关于纯洁生活的内容。在《旧约》当中，后者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在纽黑文，手淫者、渎神者和同性恋者都会被判处死刑。通奸者则会受到鞭刑。但显然，触犯这些禁令的绅士们并不在受罚之列。犹如潮水一般，新英格兰各州的小型立法机构制定了大量诸如此类的法律，规定了违法之人所需接受的惩罚。这些法律与规定也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反映出了当时英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然渗透到了英国社会的每个角落，尤其集中在社会底层的人身上。因此，人们需要不断地提醒他们去履行对上帝的义务，而这种提醒往往是恰如其分的。与此同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也必须服从公共权威，因为他们是神法以及世俗法律的维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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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蓄奴的殖民地中，人们尤其需要严格的法律以及有执行力的司法机构。在那里，肤色往往决定了一个人是否属于贵族阶层；而且，自17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奴隶的数量急剧增加，贵族统治一直面临着被奴隶们颠覆的危险。1628年，巴巴多斯居民达到了14000人之多，其中大多数为契约奴。自1650年以来，该地引入了大批黑奴，而到了1673年，他们的数量已经达到了33000人。与12000个白人相比，他们显然占据绝对的数量优势。此后，黑奴逐渐成了体力劳动的主力军。相应地，欧洲人的数量急剧下滑；到了1712年，仅有15000个白人生活在此地，奴隶的数量则达到了42000人。

就此，人们难免会担忧自己的安全。1692年，就在岛上要塞内部署完全由当地白人组成的军团一事，巴巴多斯总督表示了疑虑。他认为，这样做可能会导致黑奴的叛乱。很快，人们就发现了一个疑似密谋者。在严刑拷打下，他供出了夺取岛上一座兵工厂的计划。有趣的是，这一计划的参与者中包括了一些爱尔兰反政府分子。¹¹ 牙买加几乎完全复制了巴巴多斯的人口结构，因而同样引起了有关种族不平衡的疑虑。1690年，500名奴隶在岛中部的一座种植园内发动起义并杀死了几个白人。在成功镇压了这次起义之后，一位总督如释重负。他对皇家议会表示，“这次起义无疑是非常血腥的，因为当地有这样多的黑奴，而白人却非常之少。”全岛大会成员们也赞同他的意见。1697年，大会再三请求政府将英格兰“贫穷的手艺人”集结起来，送到殖民地。“因为当地白人太少，他们可以在当地轻而易举地找到工作。”¹²

面对大量可能发动叛乱的奴隶，西印度和北美的立法机构显得神经过敏。出于恐惧，他们制定了厚厚的一摞法律条文，以限制奴隶的行动和活动。为了应对各种各样的反抗，他们还增加了包括宫刑和火刑在内的各种残忍刑罚。根据1696年巴巴多斯的法典，由于黑人们未开化、野蛮且粗鲁的天性，白种人的法律并不适用于他们。反之，他们必须遵守特殊的一套法律，从而“遏制他们的天性，防止他们制造骚乱、抢劫以及暴乱”¹³ 。法律特别强调，禁止黑奴与白人女性交媾。后来，南卡罗莱纳州的法律也吸纳了同样的条款。当时，人们迫切需要在法律上定义奴隶制。这是因为，自中世纪早期以来，英国法律中就没有奴隶制的相关定义。与此同时，他们也需要确定主人究竟对奴隶具有何种权利。

黑奴处于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和宠物狗一样，他们的名字是主人起的。最流行的名字有“朱诺”、“巴克斯”、“凯撒”、“奎西”、“星期一”、“卡非”、“伦敦”和“桑博”。 [3] 黑奴们同时也学会了使用英语这种新语言来交流和思考。1724年，弗吉尼亚州的一名教士写道，“新来的黑奴们个个操着刺耳的各地方言，”但是，那些出生在殖民地的黑奴们则“说的一口流利的英语，还影响了我们的语言、习惯和风俗。”文化融合程度很低；非洲习俗和神话成了黑奴们的地下文化。1736年，人们捣毁了一个夺取安提瓜的计划。在审讯中，一名嫌犯招供，一个巫师［或者奥比（obeah）巫术 [4] 师］曾使用超自然力量哄骗众人，迫使他们参与密谋。“我现在很害怕那个奥贝（奥比）巫术师，”他对自己的审讯者如是说，“他是个嗜血如命的家伙。在科尔曼蒂国（Cormantee Country），我就认识他了。”¹⁴ 自然，殖民地的立法者们将非洲习俗的传播视作一种颠覆行为。因此，他们也就禁止黑奴们在破晓时分击鼓、吹海螺以及举行物神崇拜活动。

黑奴和美洲土著对白人的服从是殖民秩序建立的基石。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1719）就有一个极富象征性的场景：美洲土著人“星期五”将克鲁索的脚抬起，放在自己的头上，承认他是自己的主人。确实，鲁滨逊刚刚救了他一命，但对于笛福的读者来说，这一举动无疑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书中描述鲁滨逊在现委内瑞拉附近小岛遭遇海难，并在此地登陆的章节也具有同样的功用。笛福仔细地描绘了他作为流放者的心路历程，也详细记录了他与自然搏斗的过程。这两点无疑都为这部小说蒙上了拓殖移民的色彩。

在书的开头，赫尔城（Hull）商人的儿子克鲁索成了一名海上商人。他野心勃勃，一心想要大发一笔奴隶贸易财。在摩洛哥的港口萨累，他一度被阿拉伯海盗俘虏，也曾因此而灰心丧气。在整个17世纪、18世纪甚至19世纪早期，地中海及加勒比海上的海盗活动猖獗，几乎每天都在劫掠过往的轮船。科林·坎贝尔（Colin Campbell）的回忆便是一例。1698年，当他的“独角兽”号靠近背风群岛的时候，每一艘从地平线上升起的帆船都会刺激水手们的神经，唯恐来者是海盗。¹⁵ 一旦被海盗控制，船上的水手和乘客们或者会被杀死，或者沦为奴隶。如果他们手上恰好有钱的话，他们则会遭遇抢劫。1675年，约翰·达尔贝伊（John Darbey）向牙买加总督讲述了他被荷兰海盗劫持的经历。这些海盗们控制了他所在的新英格兰三桅帆船，并将他俘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还是比较幸运的。海盗们将他带到了西班牙控制下的港口哈瓦那。在那里，他很快发现自己过上了“极为糟糕的奴隶生活”，被迫服从总督的指令而建造要塞。在逃离之前，他还遇见了一位残暴成性的西班牙海军将领唐·菲利普·菲茨杰拉德（Don Philip Fitzgerald）（可能是一个爱尔兰叛徒）。后者可能只是出于一时气愤，就枪击并捅死了其他的几个英国海员俘虏。¹⁶

从其能够平和地复述自己的冒险经历来看，达尔贝伊有着一定的斯多葛主义 [5] 倾向。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能够接受自己的不幸遭遇。类似的，克鲁索也需要平心静气。在脱离了海盗们的魔爪之后，他又遭遇了海难。因为是唯一的幸存者，克鲁索得以从海中打捞出足够的火枪、手枪、火药、刀、衣物、腌制食品和酒。最为重要的是，他还抢救出了诸如锯子和斧子之类的工具。在当时欧洲的科技条件下，这些可谓是最基本的工具。就此观之，克鲁索同传统的欧洲殖民者处于类似的境地。按照1610年11月的记录，居住在纽芬兰丘比特小海湾的殖民者们所拥有的物资有：火枪、铁锹、鹤嘴锄、长柄大镰刀、奶酪、桶装“爱尔兰牛肉”和猪肉、一本《圣经》以及有关“基本应用药理”的书。

比起克鲁索，他们在某些方面更加幸运。他们养着一头怀孕的进口母猪、家禽、六头羊。奇怪的是，他们还养了一只兔子。为了克服此地畜产品匮乏的不利条件，克鲁索开始了狩猎游戏。很快，他也开始驯养当地的野山羊。为了征服无人岛，他开始制作新的工具，并且重新开发原有工具的用途。经过他的调查，岛上生长着酸橙、柠檬、可可树和烟叶。他将一些从船骸中抢救出来的大麦随意地丢在地上，但这些种子却开始生根发芽。看到这一点，克鲁索感到不可思议。与许多来美洲定居的移民一样，当地的丰饶令其大为吃惊。早期殖民者与克鲁索的反应如出一辙。后来，这些人将新世界的富饶归功于当地的温暖气候。他们认为，温暖的气候能使家畜长得又肥又壮，并且产下更多的幼崽。

克鲁索当然也碰到过困难。为了获知大麦田准确的播种以及收获季节，他花费了几年时间。正如遇到其他困境时那样，他学会了耐心，并建立了一套谨慎而理性的体系来合理利用所有的财产。和他事先的估计相同，他必须采取措施来保护自己。因此，他在自己的住所和大麦田周围精心搭建了由栅栏和篱笆组成的防御工事。

要应付诸如此类的现实问题，人们不但需要强健的体魄，也需要坚强的神经。直到他登岛为止，克鲁索并非虔诚的教徒。但是，为了寻求精神上的慰藉，他转而向《圣经》寻求支持，并且说服自己这一切都是“天意的处置”。正是因为将自己的处境归结于天意的指引，克鲁索才能忍受孤独、动荡以及所有的生活琐事。在提升内在的同时，克鲁索也做出了有条不紊而大体成功的尝试，进而征服周边的环境并且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

随着加勒比印第安人的到来，他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了。他从这些人手中救出了星期五，即他后来的仆人兼同伴。此后，一队英国人接踵而至。由于水手们的叛变，这些乘客和军官们不得不在此处登陆。在克鲁索和星期五的帮助下，他们成功地制服了暴徒们，并将幸存的暴徒们留在了岛上。带着先前从搁浅的西班牙船只上所劫掠的钱币和金银，克鲁索回到了英国。故事结束于1694年。在这一年，克鲁索回到了这座小岛。他现在将其称作“我新的殖民地”。遭遇海难的西班牙幸存者和反叛的英国水手们在此地安居乐业。而作为一个精明的投资者，克鲁索正张罗着要吸引更多的人来到岛上，比如女人和熟练手工工人。与此同时，他也在谋划着进口牲畜和生活必需品。

这一故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尽管遇到了种种困难，克鲁索却始终不屈不挠并坦然面对。在精神方面，他将自己的命运归结为上帝的旨意，接受了自己的处境；在物质方面，他则运用自己的理性以及勤劳的双手，克服了自然环境所带给他的种种磨难。基于这些美德，他无愧为殖民者的杰出代表。

笛福的小说并非完全的虚构，而是有生活原型的。许多殖民者都或多或少表现出一些克鲁索式的品质，发家轨迹也与之有着相似之处。一位北方绅士安东尼·希尔顿（Anthony Hilton）身上就体现出了一种非同寻常的顽强精神。起初，一群巴恩斯特商人聘请他来当他们与弗吉尼亚贸易的中间人。在一次跨大西洋的航行中，他在圣基茨稍作停留。正是这次拜访令他认定自己发现了一处理想的烟草种植基地。包括“几位爱尔兰绅士”在内的一些人为其提供了资助，使其得以重返该地。在那里，他开垦荒地并建造木屋。由于受到当地加勒比印第安人的破坏，他不得不转移阵地，在岛上的另一处种植一种售价1英镑的农作物。由于担心再次遭到破坏，希尔顿迅速回到了伦敦，并说服资助人们赞助他到邻近岛屿尼维斯的新探险。1628年，在尼维斯岛上的新殖民地建成。可惜的是，一年后，西班牙殖民者入侵了此地。他们摧毁了庄稼和房屋，并赶走了这些移民们。然而，希尔顿并不气馁。他重建了这一殖民地，而这个地方很快便再度繁荣起来。

与希尔顿坚定的决心相比，托马斯·沃纳（Thomas Warner）爵士的残酷无情可谓旗鼓相当。这位“头脑灵活的好士兵”于1624年在圣基茨建立了一个种植园。他与当地的加勒比印第安酋长签订了条约，并精明地筑起了一座木制要塞。为便于架设火枪，这一要塞的墙壁上留有孔洞。面对加勒比人的质疑，他谎称他所建的只是一个鸡舍。很快，他就得到了当地印第安人正在密谋屠杀移民的消息。于是他便先发制人，趁加勒比人喝得醉醺醺的时候攻入了他们的大本营，杀死了正躺在吊床上的酋长。在殖民的早期，移民们往往面临着生存竞争。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克鲁索到达荒岛上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筑起一个小型的要塞。与此同时，他也时刻留意着火药的保存状况。

克鲁索勤俭持家的本事可谓是商人本色的体现。按照托马斯·芒（Thomas Mun）的说法，他是17世纪早期的重商主义信徒。“由于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商业往来，”他成了“国王货物的管理人……因此，他的个人收益也就总是和公共福祉联系在了一起”。他的使命也因此得到了升华。这是因为，“财富往往会削弱人们追求美德的动力。比起躺在一大笔财富上过活，勤劳致富能够带来更多的荣耀和利益”。¹⁷ 一旦一个商人发家致富，他们就能够轻而易举地为自己的后代留下遗产。正如笛福于1703年所创作的《真正的英国人》中所指出的那样：

在英国，无论其来源如何，财富都促成

机器上的贵族，使用耙的士绅：

在这里，传统和出身都不是必须，

只要厚脸皮和钱财便能跻身上流。

评论家理查德·奥丁森（Richard Addison）表示，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写道，如果一个铺张浪费的贵族被迫变卖家业，这也是他咎由自取。既然前商人们能够“运用自己的双手”来获得家业，那么比起贵族来说，他们也就更有理由得到这份家业。

和克鲁索一样，殖民商人们的工作大多是单调而乏味的。只有具有相当高的自制力以及专注力的人才能坚持下来。1706年，安东尼·比尔（Anthony Beale）时任哈德逊湾公司沙港贸易站主管。在这位“谨慎而诚实”的人的日记中，他曾提到，倘若在一个相当偏僻的地方做无聊的工作，人们必须有着非常强的责任感，才能够在这个地区生存下去。¹⁸ 共有46名工作人员居住在这一建筑了防御工事的定居点内。他们几乎全都是熟练手工工匠，所领取的工资从每年20英镑到48英镑不等。

从活动的角度来看，仲夏时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此时，公司的船只会来到此地补充给养，并且收受毛皮以及海狸皮。当地印第安人用这些货物来换取简单的工业品。此后，苔原地带严寒的冬季就到来了。在这一时节，除了钓鱼、打猎和看似丰富的设陷阱游戏外，人们几乎无事可做。绵羊和山羊肉以及花园中种植的进口芜菁、萝卜、菠菜、细叶芹、水芹、圆白菜和莴苣一同构成了多样而健康的食谱。他们几乎与母国之间没有任何情感上的交流，唯一的联系在于4月23日（安妮女王生日）举行的庆祝活动。那一天，人们升起大不列颠的国旗，而每个人都能喝上“一瓶烈性啤酒”。

比尔总管的日记向人们展现了一个忙碌的商业世界。他一丝不苟地记账，同时也记录了所收到的供给物品和用于物物交换商品的清单。这些商品包括针、牛角火药筒、鱼钩以及为更虚荣的印第安人所准备的50根鸵鸟羽毛。这些羽毛很可能是在伦敦购得的。它原来的主人可能是一个在非洲做生意的商人。这恰好给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贸易交换遵循着严格的准则，其中的通货是海狸皮。两张海狸皮便可换得一把剪刀或一把斧头。他们也可以用其换得一根鸵鸟羽毛。四张海狸皮可换得一加仑的白兰地。七到十张便可换得一把火枪。在毛皮生意里，物物交换的法则截然不同：四张貂皮可换得一张海狸皮或两张鹿皮，而一张熊皮与两张海狸皮价值相同。

与克鲁索相同，比尔也身处与世隔绝的旷野之中。就好像克鲁索的大麦田一样，他的蔬菜园不过是他所取得的一个小进步罢了。殖民者们征服险恶环境并使其为己所用的例子比比皆是。他们行动的背后有着诸多复杂的原因，至少不全是出于形势所迫。几乎所有人都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于上帝公正的裁判，认为这些成果是上帝对他们的虔诚以及勤劳的奖赏。1691年，在从伦敦驶向哈德逊湾的过程中，公司的负责人要求伦纳德·艾德康比（Leonard Edgcombe）船长率领全体船员进行晨祷和晚祷。这样一来，他们便可“期待从全能的上帝那里寻求庇佑”¹⁹ 。仅仅四十多年后，一位无名记者就在《国家商人》（1736年1月）当中写道：“我将我们的殖民地视为上帝对这一国度慈悲的馈赠……倘若发展方向正确，这些殖民地必将令我们成为一个伟大、幸福而繁荣的民族。”

然而，唯有辛勤的劳作，才能令上帝的馈赠结出硕果。在当地，许多契约奴、流放到此地的罪犯以及奴隶们显然不具备克鲁索式的品质与奉献意识。但是，无论殖民地的居民们是否具备这些品质，到17世纪末，这些人确实缔造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帝国。直到18世纪之前，“帝国”一词仍旧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也正是在这一世纪，人们开始将“殖民地”改称为“种植园”。

从精神层面上来说，改变称呼是很重要的。除去更富庄严感外，这一称呼也标志着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这一时代不仅见证了英国殖民地的第一次扩张，还见证了那种富有侵犯性的、自我膨胀的爱国主义的萌芽。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这一爱国主义开花结果，并刺激了更大范围内的殖民扩张。17世纪的殖民扩张教会了英国人如何在海外挣钱。除此之外，他们还学会了如何塑造有关国家命运的观念、向殖民地人民兜售上帝的命令以及构建诸如鲁滨逊·克鲁索之类的典型。这些典型向人们昭示，作为一个有能力、有决心的人，他们究竟可以取得何种成就。

殖民活动的巨大成就令后人们着迷。他们试图将帝国的缔造者们塑造为传奇，并赋予了他们其生前从未拥有过的种种美好品质。在维多利亚时期帝国扩张的洪流之中，人们对早期移民和海员的故事进行改编，目的是为了促使当时的年轻人们效仿前人的例子。德雷克、摩根和早期美洲探险家们被赋予了种种时代美德，例如勇敢、坚毅、友爱以及出于个人目的的对冒险的热爱。但是，他们为利益不择手段的一面则被一笔带过，或者干脆抹去。这显然是对探险者们本人以及其动机的一种歪曲。但是，由于这种歪曲很吸引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故事在20世纪好莱坞的荧屏上复活了。在那些流行的、耍花架子的电影中，面带微笑的海盗船长们拉着吊索纵身一跃，便落到另一艘船的甲板上。

从更为学术的角度而言，美国历史学家已经对早期殖民者的世界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他们试图证明，早在移民初期，今日的社会态度以及政治体系就已经有了雏形。无论是此后的边境纠纷，还是19世纪移民大量涌入所造成的民族多样化，都不是它们的根源。正如先前所预料到的那样，他们发现，不同的移民对未来的期待不同，来到此地的原因也各不相同；如果说有什么可以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话，那就是他们普遍渴望出人头地，以及执着地相信“人定胜天”。

【注释】

[1] “两个半先令”在当时是一大笔钱。可参见狄更斯所著《圣诞颂歌》。

[2] 亨利·菲尔丁（1707-1754），18世纪英国小说家和剧作家。1728年至1737年间撰写剧本约25部，多为时事性讽刺喜剧。代表作有《约瑟夫·安德鲁斯》《汤姆·琼斯》和《阿米莉亚》等。

[3] “朱诺（Juno）”为罗马神话中主神之妻的名字，“巴克斯（Bacchus）”是罗马神话中酒神的名字。“奎西（Quashy）”意为“星期天”，“卡非（Cuffy）”意为“星期五”，均为男性名。“桑博（Sambo）”带有贬义，后成为美国白人对黑人的蔑称。

[4] 奥比巫术，非洲的一种神秘巫术。

[5] 斯多葛主义是在古希腊和罗马时期流行的一种思潮。约于公元前300年由基底恩的芝诺所创立。在斯多葛派看来，命运和上帝所安排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主宰着世界。

第二部分
坚持与征服
1689-1815

第一章
统治海洋：英国海上力量的形成
1689-1748

倘若人们拜访位于查塔姆海军船厂的一座官员宅邸，他们便可以在正楼梯道上方的天花板上看到一幅绘画。这幅巨型画作大约创作于1705年。就风格而言，它属于巴洛克式；而就情感而言，它流露出一股胜利者的气息；画作当中，战神马尔斯正从涅普顿的手中接过一顶贝壳制的王冠。在画面的前端伫立着一些人，分别象征着和平、丰足、正义以及慈善。整幅画无疑代表着英国。它不但是一个繁荣、公正、笃信基督教的国度，而且还在海神的庇佑下不断发展壮大。在观看画作的时候，涅普顿帝王般的身躯往往会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也会立刻意识到，这就象征着皇家海军在海上绝对的统治权。不但英国本国的国民了解这一点，英国的敌人们也懂得这一寓言的含义。1775年，眼看着英国海军力量蒸蒸日上，一名法国海军将领不无懊悔地表示：“涅普顿的三叉戟已然成了掌控世界的权杖。”¹

自1689年起到1783年，一系列针对法国的世界战争爆发，而位于查塔姆的这幅画作也正是创作于战争伊始。这些战争包括：九年战争（1689-1697）、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4）、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39-1748）、七年战争（1756-1763）以及法国于1778年插手的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在这四十余年的战争岁月中，英国人不但要阻止法国在欧洲霸权的扩张，而且还要扩张自己的海外贸易以及势力。后者显然是建立在牺牲法国和西班牙利益的基础之上的。这两个过程可谓并驾齐驱，不可偏废。

从表面上看，英法两国力量并不均衡。1700年，法国人口数量已达到1920万人。而到了1780年，这一数字则增加到了2560万。与此同时，英国人口数量则从690万增长到了900万。1700年，英法的国外贸易总量分别为900万英镑和1300万英镑。80年后，这两个数字也分别增长到了2200万英镑和2300万英镑。在这个世纪里，英法两国成了永远的对手，二者之间不时地爆发战争。对于两个国家而言，这一时期既是永恒对抗及不断战争的时期，也是经济稳定增长的时期。

然而，就战争前的准备而言，这些数字是具有欺骗性的。特别是在公共信用方面，英国的能力总是要强于法国。这是因为，在面临危机的时候，英国能够在不增加额外税收的情况下筹集到巨额资金。所谓英国式的筹款方式，指的是自1692年到1693年现有维持国家公信力的措施面临崩溃之时人们所采取的应急措施。后世将政府此时所采取的权宜之计称为“国债”。政府邀请公司以及个人向其借款。作为回报，这些公司以及个人将会得到相应的股份，每年都会得到分红。这样一来，公司和个人能够获得一项稳定的收入，而在必要的时刻，政府则有了支付军饷的能力。随着战争的不断爆发，国债也在不断攀升。1757年，国债仅有5700万英镑；而到了1787年，这一数字则增加到了240000000.为了支付利息，当年的财政支出达到了9400万镑。对于年税收入刚刚超过1300万的国家来说，这一笔钱实在不是一个小数目。

然而，为国债支付利息所带来的负担远远不及其所带来的利益。对于英国政治家以及军官们来说，这使得他们免于公众的指责。倘若突然增加税收名目抑或是抬高关税，势必会造成民众的反对。这样一来，不但贸易容易受到波及，而且极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对于任何一场战争而言，各政治阶层之间的联合都是相当有必要的。然而，只有国王的官吏们真正将议会的意见以及新闻媒体的反响放在心上，各阶层的联合才是有可能的。

1688年，詹姆士二世下台，荷兰执政奥兰治和其妻玛丽登基。正是在这一年，国王和议会之间的力量对比迅速反转。历经了1688到1689年间所谓的“光荣革命”，行政权逐步转移到了官吏们的手中。相应地，他们也将会依赖于下议院多数议员的支持。事实上，官吏们掌控大权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在整个18世纪，国王往往仍旧对政策的制定保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重要的是，无论是国王还是官吏们，他们都无法忽视下议院的力量。议员们不但为自己的利益发声，也为他们所认定的国家利益辩护。上下议院中最大的利益集团是土地利益集团，但它们从来没有一家独大过。自17世纪90年代起，伦敦就已经发展成为股票交易、银行业以及海洋保险的中心。贵族和乡绅们必须同商人、船主以及来自伦敦的金融家们分享权力。与此同时，无论是上议院还是下议院，其中均有相当多的人是直接或间接的殖民地利益相关者。1754年到1790年，近三百名利益相关者成为议员，其中包括种植园主、前印度贸易商、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以及海、陆军军官。商业利益和殖民地利益集团能够并且确实对国王的官吏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但后者自己却浑然不觉。这无疑将官吏们置于一个危险的境地当中。

总体而言，这些议员们大力游说，全心全意地为扩张性的、掠夺性的、反法以及反西的政策进行游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符合国家的利益。以占领新的领土为目标的战争往往会为新的海外贸易以及投资创造条件，正如1762年乔治三世在他的登基演讲中对下议院所强调的那样。“我的领土范围扩张了很多，”他对议员们说，“可以给贸易和生产提供新的资源。”战争同样刺激了国内生产力。对于造船业以及中部地区日益兴隆的冶金业而言，影响尤为明显。东印度公司的军队所配备的武器正是伯明翰所制造的火枪和剑。增长的贸易意味着海关税收的增加，与此同时，所需要征收的土地税也就此减少了。因此，占据主导地位的土地利益集团对这一情形表示满意。

18世纪，无论是辉格派还是托利派的支持当中都出现了很多对扩张感兴趣的政治活跃分子。他们认为，对于英国来说，为了走向富强、奠定其对海洋的霸权，就必须发动战争。战争甚至令人向往。在年度投票当中，从来没有人对增加海军军费提出异议。更为重要的是，国债意味着战争的外交政策不会给纳税人、商人或手工业者带来过重的负担。

涉及战争问题的时候，法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对于她的政府来说，有效地利用国家资源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僵化以及极度低效的公共财政体系。教众和贵族享受了极大的免税特权，并且决定坚定地捍卫自身的权利。这一点的后果在于，一旦国家面临紧急事态，政府就别无选择，必须从金钱市场上借钱，来支付贷款和因增加的税款而产生的利息。这一点对进口、出口和国内商品贸易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了经济困局。

1697年，当法国正在历经九年战争所带来的经济疲软之时，一位法国人满怀嫉妒地提出疑问，为什么英国这个表面上如此贫穷的国家“能负担的债务比我们还要重”。在整个18世纪当中，人们反复提出这个问题。与此同时，在英国，政府也密切关注着法国人为改革其财政机构所做出的努力，尽管这些努力姗姗来迟且迅速陨落。人们在法国安插了海军部巴黎间谍，即当时所谓的“通讯员”。正是他们将1775年法国改革的细节和其他的经济知识兜售给伦敦。²

英法之间资源的不平衡并不是英国胜利的必要条件。此时，英国距离胜利还遥遥无期。法国能够组织起强大的军队，而且，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也能建立起一支强有力的舰队。与此同时，他们也能够组织大批海盗来侵扰英国的贸易。更有甚者，如果法国与西班牙联合组成一支强大的舰队，那么，他们就有能力改变海上力量的对比。这也正是制定政策的英国精英们长期以来的隐忧。在这种情形下，英国不可能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维持强势。政府必须做出选择，在哪里集中自己的海军力量，又在哪里放任敌人占据上风。

1689年，这种两难的境地首次出现。此时，路易十四企图推翻威廉三世，并将詹姆士二世重新扶上王位。这样一来，他便可以瓦解英荷同盟，从而为自己的大陆政策扫清障碍。就船只的数量而言，在英吉利海峡中，法国足以同时应对两个国家的军事力量。这是因为，早在17世纪60年代，财政大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e Colbert） [1] 就已经野心勃勃地提出了重新武装海军的计划。身为一个重商主义者，科尔贝尔为法国描绘了一个与英国类似的蓝图。他认为，法国将会成为一个能够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的殖民主义商业强国。他的主公则显得更为保守。路易十四希望将其国家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一步步扩大法兰西的版图当中。在他的构想里，新法兰西的疆域将囊括低地国家和莱茵河谷。

法国试图将威廉拉下王位并切断英荷之间的纽带，但他们往往错失良机且做出错误的安排。天主教国王詹姆士二世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是说盖尔语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但是，要在爱尔兰开展活动，法国人必须经常输入人力，并为其提供军事物资。从1689年到1690年，共有两次法国到爱尔兰的探险活动。英荷同盟起初难以招架法国的威胁。1690年6月，一支英国舰队在比奇角遭遇大败。自此，英国暂时失去了对海峡的控制权。

在面对胜利的时候，法国并没有乘胜追击。在1691年，法国海军丧失了主动。不再有新的船队来到爱尔兰，因而在那里，詹姆士二世的事由逐渐为人们所淡忘。1692年5月，无论是在巴夫勒尔还是拉乌格，英荷联合舰队都夺取了胜利。尽管此时法国的海军力量是对手的两倍多，但它还是失去了十二艘战船，即其力量的1/4.法国海军没有制服英国。意识到继续增加海军军费所获甚少的时候，路易十四削减了海军军费的2/3.此时，他的舰队已经因为总是缺少熟练水手而陷入危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路易十四于1685年废除了《南特敕令》 [2] 。这一愚蠢的决定剥夺了新教徒的信仰自由。在法国大西洋沿岸港口上工作的许多水手都是新教徒。由于这一政策的缘故，很多人决定逃往英国。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法国人不得不接受自己的舰队内熟练水手相对较少的这一事实。31692年后，事态已经恶化了；而到了18世纪，这一恶化的趋势又加重了。这是因为，此时政府决定，让所有的战船都停泊在港口里，不再出海。这一做法的确保存了战船，但与此同时，这也使得其船员们丧失了宝贵的作战经验。

1692年之后，法国人很明智地避免了海上的武斗，转而发动了贸易战，企图削减英、荷的贸易份额。除了诸如让·巴特（Jean Bart）一类胆大妄为的官员以外，这些摩擦鲜有照着人们预想的方向发展的。然而，对于英荷来说，这显然是一次令人不快的冲击。从1689到1691年，法国人在内海步步紧逼，迫使英国皇家海军撤出地中海。这无疑影响到了英国与意大利以及黎凡特之间的贸易。1693年，人们试图重新主张英国海军在地中海的霸权。然而，这一尝试最终归于失败。因为同年法国人对葡萄牙南部拉各斯海湾一支全副武装的400人英国商人船队的袭击大获成功。英国人丢了100条船，但是法国人再次选择不扩大战果。1694年到1695年间，法国地中海舰队一直憋在土伦港口里，任由他们的对手控制着海洋。

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海军活动就很少了。虽然此时法国的海外贸易规模并不大，但这并没有阻止许多英国海盗给政府写信，寻求劫掠法国商船的特许。这其中就包括臭名昭著的船长基德 [3] 。1694年，为了扰乱法国的海上贸易，八支强劲的英国海军中队开赴西印度群岛。在那里，他们洗劫了法国的岛屿，并且烧毁了他们的种植园。尽管造成了不小的破坏，但是，由于一场“突如其来且非同寻常的瘟疫”在舰队当中的流行，这场战争不得不提早结束。在其中的一艘船上，由于死亡人数众多，剩下的水手们几乎已经不能控制船只的航向，以致搁浅在弗罗里达的浅滩⁴ 上。

自1689到1697年，虽然英荷同盟大可满足于在英吉利海峡和地中海击退法国舰队的成绩，但双方都没有取得绝对的海上优势。陆战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在这样的状况下，疲惫不堪的战争双方决定握手言和。事实上，停战只是暂时的。这是因为，1700年，路易十四运用外交手腕，确保了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联合。 [4]

面对法国与西班牙的联合，很难想象，英国人会袖手旁观。他们无法容忍法国人控制西班牙以及其在意大利的领土，尤其无法忍受法国人接管西班牙横跨大西洋的帝国。一开始，路易十四企图独占西班牙的商业，不让英荷插手。对于英国来说，这无疑是一场灾难。他们不但会失去市场，而且要将海洋霸权拱手让给法西联军。1702年，战斗打响了。 [5] 英国联合了荷兰、奥地利和普鲁士，形成了一个反法大同盟。所有的成员都想限制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霸权。英国则成为这一组织的核心与资助人。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最关键的战役是马尔波罗公爵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 [6] 率军打响的。不论国籍，他麾下的将士们大多由英国资助。在1711年的一份薪水账册上，共有171000个名字。在这场争斗中，英国海军仅发挥了很少的作用，并没有发动大规模的海战。尽管如此，就海军的未来而言，这场战争仍为其提供了有用的经验和教训。

起初，英国的目的在于消除法西在地中海的势力。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们必须在此地夺取一个海军基地，以便在当地就可以补充弹药物资并检修船只，而不必远航回到英国港口。在法西联军的反攻下（1702-1704），英军占据了直布罗陀，并将其牢牢控制在手中。紧接着，英军于1708年占领了梅诺卡岛（Minorca）以及其附属马翁港（Port Mahon）。这两次占领行动都具备里程碑式的意义。此后，英国舰队就可以常驻地中海，而英国政治的影响也将随之渗透到英国的海外领土上。

作为英国在这一地区新地位的象征，海军上将克洛迪斯利·肖维尔爵士（Sir Clowdisley Shovell） [7] 所率领的舰队于1703年在西地中海海域集结，从而向当地的统治者证明，英国现在的力量已经不容小觑。其中的一个统治者萨伏伊公爵（Duke of Savoy）受到了极大的感召，以至于改变了立场，加入到反法大同盟当中来。⁵ 人们很快就体会到了一支舰队的威慑作用。1708年，在评论教宗不合作态度的时候，安妮女王派往威尼斯的大使曼彻斯特公爵就曾放话：“我希望我们的舰队能拜访他一下，叫他领教一下大英帝国女王的厉害。”英国人几乎没有必要展示武力；1705年，英国从海陆两个方向攻击巴塞罗那，并成功将其占领；三年后，他们采用同样的办法进攻了土伦，重创了停泊在此地的法军舰队。

这些战争是马尔波罗公爵所极力支持的、更为庞大的战略中的一部分。这个战略的意图在于迫使法国分散其陆军力量，来应对来自南欧的威胁。这些威胁中就包括彼得伯勒伯爵（Lord Peterborough）对西班牙本土的侵略。正如一个世纪后威灵顿公爵的作战一样，如果没有英国皇家海军控制着大西洋和地中海，他的作战也无法实现。

在欧洲以外的海域上，英国皇家海军也对法西舰队和殖民地采取了一系列的小规模行动。其结果则是喜忧参半。在坚定勇敢的海军中将约翰·本博（John Benbow）的指挥下，一支海军中队在西印度群岛集结。1702年4月，在一场持续六天的战斗中，他们在圣马尔塔海边重创了法国的一支小舰队。奉行“对敌人毫不手软”这一原则（后来成为纳尔逊的名言）的本博采取了主动进攻，但却被其下属军官中的四名抛弃。在战斗即将结束之际，他的右腿被链锁弹打断，却依然坚持坐在草草搭建的吊架上，要在甲板上指挥战斗。截肢过后仅几个月，他就因为伤口感染发热而去世了。他的两个胆小的手下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并被枪毙了。在后世传唱的歌曲当中，本博的形象则永垂不朽。人们将他认定为坚韧、有责任感和战斗精神的典型。而这一点正是英国人所期待水手们要遵循的准则：

链锁弹击中了勇敢的本博，本博失去了他的腿，链锁弹击中了他，

链锁弹击中了勇敢的本博，本博失去了他的腿，

勇敢的本博失去了他的腿，

但拖着残腿，他大声疾呼，

继续战斗啊，我的英国同胞，这是我们的机会啊，我们的机会。

海军上将查尔斯·瓦格（Charles Wager）同样拥有这样的美德。1708年5月，在波托韦洛附近的海域上，他遭遇了一支西班牙的舰队。不顾其手下两个胆小军士的反对，他直冲向敌人，并用舷炮近距离攻击对方。在他的攻击下，其中一艘满载着金银的船被击沉，而另一艘则受了伤。此后，人们将这场战争的图景刻在了其位于威斯敏斯特公墓的豪华大理石墓碑上。

就好像1703年在葡萄牙海岸附近的维戈攻击另一支舰队的时候一样［人们用其中一些夺得的银块铸成银币，并在上面刻上“维戈（Vigo）”的字样］，瓦格摧毁宝船的行动拖住了法西发动战争的脚步。虽说英荷联盟因为这一胜利而欢呼雀跃，但他们往往会忘记这样的事实，即大部分西属美洲的金银块都运送到了其指定的目的地。即便如此，到1710年的时候，双方的陆上力量也已经达到了一个平衡。在军事上处于守势，在经济也面临崩溃的状况下，法国只能勉强和英荷同盟打成平手。

在英国，新的托利派政府采取了占领法国殖民地的策略。他们认为，在占领了法国殖民地之后，他们就能够给国家带来好处。英军从海陆两个方向进攻了法国在新斯科舍和纽芬兰的定居点。1711年，英军更加雄心壮志，试图占领魁北克。由于考虑不周且没有计算到圣劳伦斯河上的雾气和浅滩，这一计划最终泡了汤。

在法国人已经意识到西班牙人日益离心离德的情况下，1714年，英法之间也签订了《乌得勒支和约》。英国就此得以控制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并就此确定了其在地中海以及新斯科舍（Nova Scotia）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他们也从西班牙人的手中取得了贩奴权（asiento） [8] ，可以每年派出一艘船和西属美洲殖民地进行贸易。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标志着英国已经成为一个欧洲乃至于世界强国。她的力量无疑来自于由124艘战船所组成的舰队。这一海军几乎是法西联合海军力量的两倍。就在她的敌人和荷兰人因为12年的争斗而遭到削弱的时候，英国的海上力量反倒有了极大的增长。关于这一点，1708年出台的《巡航法案》（Cruisers Act）和《护航法案》（Convoys Act）显然功不可没。这些法令要求海军给商船配备适当数量的战舰，以保护他们不受海盗或商业强盗们的劫掠。直到战争再次爆发之前，英国海军已经投入了2/3的力量，用于此项保驾护航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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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714年到1739年，英国和其殖民地均享受了一段和平时光。在这段时间里，国内风平浪静，经济也得以发展。此时，英法关系看似友好，但许多法国人都深刻地认识到了英国在全球扩张的野心。“英国人的经济力量日益增长，其野心也日益膨胀。”1733年，一名法国人这样评论道。他意识到，英国人似乎时刻准备着要消灭同样茁壮成长的法国贸易。因此，两者之间的竞争始终相当激烈。特别是在北美、加勒比海和印度东海岸，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显著。这是因为，法国在此地编织了一张贸易网络，企图将自己的力量渗透到每一个角落。对于东印度公司来说，这显然是值得注意的信号。

1739年11月的战争之所以爆发并非是出于英国对法国产业的恐慌，而是因为西班牙在此地占据了上风。在过去的五年里，西班牙在美洲的地位一直下滑。他们有充分理由证明，这一点是同英国商人滥用贩奴权分不开的。为了维护合约的效力，海关官员（guada-costas）往往会诉诸暴力。他们强行登上英国船只、对之进行搜查并且多次扣押英国船长及船上的货物。最为著名的一件事是，一名狂热的西班牙海关官员割下了“丽贝卡（Rebecca）”号船长詹金斯的耳朵，并建议其带着耳朵去见乔治二世。 [9] 这名官员的话语是如此的污秽不堪，以至于人们不能在众议院复述其话语。1739年3月，议员们就此以及其他“令人难以忍受”的事件进行了讨论。出于贸易的考虑，他们吵着要求发动战争。他们宣称，如果不好好教训西班牙一顿的话，英国的跨大西洋商业贸易将会全部毁于一旦。

人们感到自己的国家自豪感受到了伤害。其中的一名议员将“大不列颠卑贱的服从”同西班牙“胜利的骄傲以及固执的傲慢”做了对比。

此后担任首相的威廉·皮特评论道，此时，一个基本的原则受到了挑战。“如果没有尊严以及活力的约束，他们就绝不会遵守规则。”⁶ 他认为，“沟通和签订协议完全没用。”西班牙不再恪守其对英国的义务。人们必须提醒它，否则它将会违反更多的原则。英国人试图用海军教训他国，并将其应用于多个国家。这一政策正是日后所谓的“炮舰政策”。在他们的脑海里，战争应当能够带来收益。他们的榜样是德雷克和摩根。这两位打了胜仗后，会驾驶着战船回到港口，而船上则满载着从西班牙西印度群岛所夺得的金银。苏赛克斯地方议员、于1744年成为首相的亨利·佩勒姆（Henry Pelham）发现，有很多陆军和海军军官都要求发动战争。就此，他辛辣地讽刺道，在上一次战争中，“军官和水手得了好处，而公众却没能享受一点”。⁷ 可能他是对的：他们所受到财富的诱惑，和为国争光的动力基本相当。

尽管首相沃尔波尔对此表示疑虑，但是那些支持战争的人还是占据了上风。这些人不仅包括在议会中游说的议员，还包括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或是在咖啡馆中谈天说地的普通民众。这场因群情激愤而打响的战争自我分解成了一系列针对西班牙帝国和贸易的偶发行动。

战争一正式打响，爱德华·弗农（Edward Vernon）上校就奉命率领一支舰队，前去袭扰加勒比海上西班牙的殖民地以及其船队。这位上校先前也是一位议员，主张摧毁并接管西班牙的美洲帝国。这场战争的实质是为了“烧杀抢掠”。在攻占波托贝洛时，这一倾向已初见端倪。在接下来的两年当中，他们还发动了对卡塔赫纳（位于现代哥伦比亚的海岸上）、哈瓦那和古巴的圣地亚哥的战争，但却遭到了当地人顽强的抵抗。到1742年底，他们速战速决并从中获利的幻想破灭了。

从一开始起，英国的策略就是有缺陷的。如果想要取得成功的话，就必须要将位于美洲的西班牙堡垒孤立起来，然后再对其进行攻击。这也就意味着英军必须要封锁西班牙位于大西洋上的港口。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却有很大的困难。特别是在直布罗陀的海军基地设施不完备的情况下，地中海舰队很难阻止西班牙为殖民地提供给养和军火。

气候和疾病也一直困扰着前来加勒比探险的人。托拜厄斯·斯莫利特（Tobias Smollett）曾于1741年的卡塔赫纳之战中担任外科医生的助手。在小说《罗德里克·罗尔德穆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Roderick Random,1748）当中，他详细地记述了这次军事行动。而且，他以现实主义的笔调描绘了一幅残忍的画卷，展现了当时普通军士和水手们所遭受的痛苦。他特别描述了他们的食物：

……士兵们给我们所收到的腐烂变质、用盐腌过的牛肉取了爱尔兰马的名字；产自新英格兰的腌制猪肉尝起来有一股肉和鱼混杂的怪味；同样产自该地的面包和饼干里全是虫子，导致其能够自己跑来跑去。黄油的味道就好像是掺了很多盐的火车机油。

西班牙北美殖民地显然在战争中占据优势。英国海军不但要咽下发臭的食物，还要经受风雨的折磨。西印度雨季的到来更是给了饥肠辘辘的英军士兵们致命的一击：

雨水加重了周围的腥臭味，天气也显得更加闷热。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物资也难以保存。在这种天气下，胆汁热也极为容易传播。这场疾病来势汹汹。我们当中大约3/4的人都因此而凄惨地死去。

坏血病是这些致命疾病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诸如此类的致命疾病同样夺走了乔治·安森爵士（Sir George Anson）手下3/4士兵的生命。自1740到1744年，这位海军上将曾率领着舰队环球航行。作为一名极其有能力且聪慧的军官，安森 [10] 曾接受上级指令，在南美洲和中美洲的西海岸附近拦截西班牙的船只。当他回到英国的时候，他所乘坐的皇家海军舰“百夫长（Centurion）”号上满载着总价值1250000英镑的财宝。在这些财物当中，将近半数是从菲律宾群岛附近的马尼拉商船上劫掠而来的。

当安森到达朴茨茅斯的时候，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已经发展成了欧洲范围内的斗争。英国、荷兰和奥地利联合起来对付西班牙、法国以及普鲁士集团。出于对佛兰德斯军事局势的考虑以及维护乔治二世的汉诺威省的需要，英军需要在大陆事务上投入大量的精力。1745年，局势变得更加紧张。此时，在法国军队和财力的支持下，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王子（小王位觊觎者）在苏格兰登陆了。詹姆斯二世党人的最后一搏完全是一场赌博。此时，只有苏格兰高地的人才真正支持王子。在推进到南部的德比时，王子的军队遭到了围攻。1746年，王子的军队在克劳顿吃了败仗。在战争当中，英国皇家海军切断了王子与法国人之间的联系，不让他得到法国人更多的帮助。

短期内，英格兰和苏格兰低地的人们夸大了詹姆斯二世党人暴动的影响。它暂时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使得他们暂时不再关注与主要敌人法国之间的战争。为了逐步消灭法国的海外贸易以及占领其北美殖民地，英国人做了周密的布置。他们也派遣一中队的战舰去协助东印度公司，以同法国位于科罗曼德海岸上的飞地作战。这些战舰也必须去骚扰法国的商船，不让其顺利地与亚洲各国进行贸易。

1745年2月，中队中的两艘战舰“德特福德”号和“普雷斯顿”号在巽他海峡遭遇了三艘从中国归来的法国商船。趁这三艘商船正在通过海峡之际，他们立即出手将其控制住。一想到即将获得的赏金，两艘战舰上的水手们都乐开了花。他们知道，即便是最贪婪的海军军官，都未曾梦想过能得到数目如此巨大的财富。亨利·克拉克（Henry Clerk）当时是“普雷斯顿”号上的水手。他曾给自己在苏格兰的父母写过一封急报（由一名荷兰裔的东印度公司职员带回）。他不但在信中提到获得财富之轻松，也不无忧虑地提及了随之而来的隐患：

自从我们来到这个国家以来，我们的运气一直不错。我们一次就捕捉到了三艘满载货物、从中国回来的法国商船。但是啊，我希望自己的身体状况也能像这一运气那样好。我是从好望角来到这儿的。自从那时，我就一直生着病。如果靠从这三艘船上夺得的财产能让我吃饱饭就好了……或者让我快点好起来吧。我觉得，我每艘船能分得四千镑。只要再有点运气，我就能在克拉蒙德附近买下一栋小房子了。⁸

在美洲，战争取得了开门红。英国人成功地攻下了圣劳伦斯河口的布雷顿角岛。1745年，在4000名新英格兰志愿者的帮助下，他们又攻占了路易斯堡。这无疑为英军从水陆两路进攻魁北克奠定了基础。⁹ 然而，随着下一年一支法国援军的到来，他们不得不放弃已经取得的成果。

正如在加勒比海一样，英军在加拿大所遭遇的挫折也表明全球海上战略的重要性。在确保法、西不能向其殖民地提供给养之前，英国不能在美洲采取任何行动。为了达成这一目的，英国皇家海军或者必须将敌人的舰队困在港口里，或者在它们一露头的时候，就与之交战。这样一来，英国海军就必须不停地巡逻。这也势必带来船体、桅杆、圆材和船帆的极大损耗，也会令船员们疲于奔命。1745年，人们制定了一套轮班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一艘战舰仅在一段时间内履行其巡逻的使命，之后便回去休息。它的位置则会由另一艘刚刚修整过后的战舰补上。只要英国皇家海军有足够数量的战舰，而且其造船厂有足够的生产能力的话，这一套在西大西洋维持力量的策略就能见效。

这一策略极其富有激励意义。1747年5月，一个法国中队试图打破封锁线。在菲尼斯特雷角附近，安森率领着一支庞大的军队阻止了他这一行为。几个月以来，他都在训练手下的战士和军官采取新的“全体追击（general chase）”战术。虽说这一策略不过是简单的调遣船只而已，但仍需要老练的水手、严明的纪律和先进的炮击技术才能实现。英军战船（包括一级、二级、三级或四级的战舰，每艘船上都配备有六十门或更多的火炮）排成作战队形，悄然迫近纵列前进的敌方舰队。当领航的英国战舰逼近阵尾的法军舰艇时，它便向其开火，随即向前开进，并挨个向法军的舰船开炮。其他的英军舰艇则会重复这一行为。

这一战略起效了。六艘法国战舰或者被安森的中队击沉，或者被捕捉。除此之外，英国海军所取得的其他胜利也佐证了这一战略的作用。同年10月，同样是在菲尼斯特雷角附近，海军上将爱德华·霍克爵士（Sir Edward Hawke） [11] 所部遭遇了一支西印度的法国海军中队。英军或者击沉，或者俘虏了八艘战船中的六艘。法国人所护送的250人的商船船队也遭了殃。英国人完全将他们冲散。随后，其中的大部分船只也落入了英国人之手。这是因为，霍克有先见之明，事先已经派了一艘单桅帆船到罗亚尔港去。此举是为了提醒当地的海军权贵们，有一队受法军护卫的商船正在向他们驶去。

这两次胜利都证实了新计划能够有效地孤立法国，以及“全体追击”确实是制胜法宝。它们也表明，英国海军上层中出现了新一代高级军官。对于安森和霍克来说，即便是要冒风险，他们也不愿放过一个发动战争的机会。他们很清楚，只有每一个英国海军军官都愿意在敌舰刚刚离港的时候就发动攻击，英国的海上霸权才能得以维持。当然，没有人能够预知战争的结果。但是，安森和霍克都对他们的军队充满信心。他们坚信，较之敌人更充分的训练、更为丰富的经验、更严格的纪律以及更坚定的意志总会令他们略胜法国一筹。

1747年，英国在海上称霸。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战争都陷入了僵局。无力保卫其殖民地的法国人几乎吞并了奥属尼德兰（即今天的比利时）。次年，精疲力竭的战争双方签订了《亚琛和约》（Peace of Aix-la-Chapelle). [12] 除了恢复战前的力量对比之外，这一和约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唯一的作用可能在于，英国必须放弃对路易斯堡的控制权，以确保法国从低地国家撤军。事实上，《亚琛和约》不过是一次休战协议。1749年，在向下议院解释这一条约时，亨利·佩勒姆就已经指出，英法之间必然还会开战。正如罗马和迦太基一样，英法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而且，只有英国海军才能保护英国，使其免遭迦太基的命运。“我恐怕，”他告诉议员们，“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的海军不是无敌的；一旦海军败下阵来，我们的探险事业、商业乃至于独立都会化为泡影。”⁹

这位首相显然是过虑了。但是，他的观点仍有其可取之处。英国之所以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强大的海军确实功不可没。近60年以来，英法之间一直在不时地爆发战争。这已经充分暴露了海洋霸权的优缺点。人们无法单凭海军力量取胜，但它确实是保证不败的一种方式。更有甚者，在1745年后制定的总体战略表明，如果加以充分的利用，英国的海上霸权能够迫使法国从北美撤离。迫使法国从印度离开也不再完全是幻想。这些也正是英国在欧洲大陆的行动以及和约的延续。无论如何，基于先前所取得的胜利，海军将士们都自信满满并渴望战斗。尽管在加勒比海的事态并不随人愿，这种情感还是影响到了英国普通民众。安森和霍克成了战斗英雄。而且，他们大胆的战争精神也令他们的下属迷醉。这其中就包括20年后接替二人职位的乔治·罗德尼（George Rodney）和爱德华·博斯考恩（Edward Boscawen） [13] 。这两位海军上将成了海军精神的代表。在18世纪70年代末传唱的一首流行爱国民谣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为了表示对二人的敬仰，人们用他们的名字为战船命名。这两艘战船的事迹也在这首民谣中得以体现：

我们的船名同两位高贵英雄的名字一样，

西班牙人听到要颤抖，法国人听到要畏惧。

只要登上安森号和霍克号，

幸运女神就永远把你眷顾。

让那些法国和西班牙的聪明政治家们，

叫嚣着要结束英国的统治生涯。

他们覆金属板的船要为这傲慢的言语付出代价，

只要它们出现在安森号和霍克号的眼皮底下。

【注释】

[1] 法国政治家，杰出的财政改革家。通过红衣主教马萨林的影响掌权，1665年成为财政大臣，力图使路易十四（Louis XI）统治下的法国成为欧洲的头号强国。提倡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改革税收、关税和财政管理，建设道路，开凿运河，大规模创建了海军。（《麦克米伦百科全书》）

[2] 1598年4月13日法王为结束胡格诺派和天主教派的内战，在南特城颁布的敕令。敕令宣布：天主教仍为法国的国教，全国恢复天主教的礼拜，没收的土地和财产归还天主教僧侣；胡格诺教派也有其信仰和崇拜的自由，有权召集自己的宗教会议，与旧教徒享有担任国家官职的同等权利，并可保留100多个堡寨作为履行敕令的担保。该敕令是西欧第一个对异教宽容的敕令。1685年，敕令为路易十四废除。（《大学历史辞典》）

[3] 威廉·基德（1645-1701），俗称“船长基德”。17世纪英国海盗。早年生平不详。1689年以后成为英国合法的劫掠船长，在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沿岸劫掠法国船只。1701年因海盗罪被处决。生平事迹成为后世许多文学创作的题材。

[4] 指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1700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死后无嗣。为防其帝国被肢解，查理二世指定法王路易十四之孙腓力为其唯一继承人。随后法王宣布其孙腓力为西班牙国王。

[5] 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6] 约翰·丘吉尔1704年赢得布伦海姆战役大捷，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封为明德尔海姆亲王。以后又获拉米伊（1706）、奥登纳尔德（1708）和马尔普拉凯（1709）等战役胜利。1710年辉格党下台后，被新上台的托利党人解除总司令职务。（《欧洲历史大辞典》）

[7] 原文为Clowdisley,《麦克米伦百科全书》称其为Clowdesley.英国海军上将。曾率埃德加战舰在班特里湾与法国海军作战（1689）。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曾参与攻陷直布罗陀海峡的战斗（1704）。当他的船在锡利群岛海域沉没时，他被海水冲上岸，岛上居民为攫取其军服袖子上标志着军衔的金环而将其杀害。

[8] 指asiento de negroes，西班牙王国政府与私人签订的合同，规定给予后者向西属美洲殖民地供应非洲奴隶的专卖权。始于1595年，先后有葡萄牙人、热那亚人、法国人、英国人和西班牙人订立合同。1778年贩奴合同被废除。

[9] 1713年《乌得勒支和约》签订后，英国利用其获得的贩奴权和贸易权，对西属美洲殖民地进行走私贸易。西班牙组织海岸巡逻队予以打击。1738年，一位叫詹金斯（Robert Jenkins）的船主，在英国议会下院诉说他于1731年在西印度群岛海域被西班牙人捕获后被割去耳朵之事，加深了英国人对西班牙的愤恨。1739年10月23日起，英对西开战，战争因此得名为“詹金斯耳朵之战”。英派出两支舰队，一从墨西哥湾进攻，一从太平洋进攻，企图占领西在巴拿马地峡的殖民地，失败。1740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开始后，两国的战争成为其组成部分。

[10] 英国海军上将。1740年指挥六艘船只去南美袭击西班牙殖民地。以后继续环球航行，历时四年。返回英国时只剩一只船，但船上装有价值50万英镑的西班牙珠宝。著有《环航世界》(1748).

[11] 英国海军上将。在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中立下战功。1759年在基伯龙湾歼灭法国舰队，阻挡了法国人入侵英国。1766到1771年任第一海军大臣，1776年封爵。

[12] 这里指签订的第二次《亚琛和约》，又称《艾克斯拉沙佩勒和约》，结束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和约。1748年10月18日，以英国、荷兰为一方，与以法国为另一方在亚琛签订。随即加入条约的有奥地利、西班牙和撒丁。签约国承认哈布斯堡家族继承人玛丽亚·特蕾西亚为奥地利君主，拥有奥地利领土主权；普鲁士取得原属奥地利的西里西亚大部分地区以及格拉茨；西班牙取得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帕尔马、皮亚琴察和瓜斯塔拉等领地，摩德纳和热那亚恢复原状；奥地利在意大利的某些领地转归撒丁；法国放弃自己在荷兰和在印度的征服区，将马德拉斯和在美洲的几小块领地归还英国；汉诺威家族在英国和汉诺威的继承权得到确认，英国还达到了摧毁敦刻尔克工事的目的。但是，和约未能解决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特别是英法在西印度群岛、非洲和印度的殖民竞争问题，因此没有持久和平的基础。

[13] 乔治·罗德尼，英国海军上将。七年战争期间重创法国舰队（1759-1760），1780-1782年间战胜了支持美国独立战争的国家。1782年在多米尼加附近海域对法国舰队作战得胜，使英国在缔结《凡尔赛和约》（1783）时占据了有利地位。

爱德华·博斯考恩，英国海军上将。早年参加海军，先后在西印度群岛（1726）、贝洛港（1739）和卡塔赫纳（1741）服役。174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但仍在海军中任职。1747年5月在菲尼斯特雷角外的海面上击败法国海军，因而成名。后被派去指挥驻印度的一支舰队。1755年4月因在纽芬兰海域俘获法国舰只“阿尔西德号”和“利斯号”而引起七年战争的突然爆发。1758年晋升海军上将。翌年指挥地中海舰队追击法国舰队，俘三艘毁二艘，粉碎了法国舰队入侵英国的计划。为此，1760年12月得元帅称号。

第二章
为了荣耀：收获与失败
1749-1783

《亚琛和约》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1748年之后，英法之间的敌意不仅没有消除，反倒加深了。法国人相信他们的敌人最终的目的在于遏制他们的贸易，并剥夺他们的殖民地。英国则担心波旁王朝的路易十五会和他的西班牙亲戚联合起来，组成一支庞大的、具有威胁性的舰队。英国似乎并没有受到过往战争的影响。它变得更为富裕，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18世纪20年代末，英国向北美的出口值为524000镑。而仅仅在20年后，这一出口值就已经上升至一百多万英镑。与此同时，英国向西印度群岛以及印度的出口贸易额也有所增长。前者从473000镑增加到732000镑，后者则从112000镑上升至522000镑。

虽然英国向殖民地的出口呈螺旋式增长，英国经济的未来却并不那么明朗。主要的威胁来自法国。在那些战事稀少、战果不定的地方，譬如印度和北美，法国的威胁体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在北美，自从1754年早期英法移民在俄亥俄河谷内发生冲突以来，暴力冲突就一直不断。法国人和他们的印第安盟友从魁北克南下，试图渗透到俄亥俄河流域。在更远的南方，一些法国移民也放弃了他们位于墨西哥湾的定居点，沿着密西西比河向北迁徙。如果不加阻止，法国不久之后便会占据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这样一来，它就占据了从南部的新奥尔良到北部的魁北克的一大片地区，极大地遏制了英国向西的扩张态势。

1754年夏天，法国人和弗吉尼亚拓荒者在俄亥俄河上游爆发了一系列小型战争。法军攻下了一个木制的小堡垒，并在此地建起一个新堡垒取而代之。为了纪念魁北克省活跃而有能力的总督，他们将这一新建的堡垒命名为迪凯纳堡（Duquesne）。这在伦敦引起了轩然大波。国家威望乃至于英国北美殖民地的未来可能都有危险。英国立刻向弗吉尼亚派遣常备军，并且向北美海域增派战舰。法国则采取了同一做法。

在挑起战端之后，纽卡斯尔公爵手下的官员们忧心忡忡。他们有理由担心，在北美边远地区的局部战争总归有一天会扩散到欧洲。在这里，法军占据了人数上的优势。它面临着两种吸引人的抉择：一种是入侵乔治二世的汉诺威省；第二种则是跨过海峡，从水陆两个方向进攻不列颠。国王自然希望不惜一切代价保全他的地盘，但对于包括皮特在内的朝臣们来说，保卫汉诺威不过是沉重的负担。英国从汉诺威身上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倒是在它身上耗费了大量的金钱。从利益的角度来说，他们本该将这些钱投资到保卫殖民地以及新市场上的。无论如何，在1714年的英国，1688-1689年原则已经开始推行，汉诺威的国王也在此地站稳了脚跟。占据上风的辉格党感到，他们有义务以最小的国家财政代价最大限度地帮助自己保全他们在德国的资产。1756年1月，英国与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一世结盟，成功地达成了这一目的。但是，这一结盟也刺激了法国——奥地利——俄国同盟的形成。由于被三国包围，普鲁士国王于9月先发制人，入侵了萨克森。

英国现在被卷入了欧洲大陆上的战争，并被迫分散它本来计划投入在美洲的军事力量。由于占据了奥属尼德兰，法国能够在海峡边囤聚兵力，进而迫使它的敌人抽调兵力和物资，以防受到入侵。更有甚者，为支援普鲁士，英国不得不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以致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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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6年到1757年，英国殖民地令人失望地一步步缩小。这并非是出于英国对于大陆的过分关注，而是出于其准备不周、运气较差以及运作上的失误。梅诺卡的丢失给了英国人最沉重的一击。之所以会丢失梅诺卡，是因为海军上将约翰·宾（John Byng） [1] 不愿冒险和法国地中海舰队全面开战，而是退居直布罗陀。愤怒的人民认为他这种保全军队的举动是胆小的表现，而不是小心谨慎。宾颜面扫地，被召回伦敦。军事法庭对其进行了审判，并于1757年3月处决了他。按照伏尔泰的名言，这一举动可谓是“杀一儆百（pour encourager les autres）”。他不过是为颜面尽失的政府替罪罢了。对于那些犹疑不决、面对法国人却不能表现出为人所期待的好战精神的海军将领来说，他的死无疑是一个警告。

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海军面临的情况更为糟糕。多亏了首任海军大臣安森的指导，海军迅速进行了一次动员。这一点体现出他的行政能力同航海能力一样强。但是，建造新船、整修旧船和翻修码头都需要时间。而且，随着人数的增加，食物供应负担也持续加重。就在后勤系统不断就位的过程中，海军也必须招募到足够的士兵。这也就导致一些本不愿出海的士兵被迫加入海军。最大的问题在于浪费。1756年到1759年，共计70000人加入了海军，然而其中却有12700人放弃了当兵。比起放弃的人数来说，因病而死的人数甚至更多一些。而相对的，在1755年到1757年，只有143名士兵战死。¹

面对这一形势，政府所采取的首要措施便是强征入伍。除了被强征入伍的人以及他们的亲人外，商人和船主们也不欢迎这一措施。这是因为，海军将熟练的水手从他们手中夺走了。在1757年纽约的一次高效并可能是粗暴的强制征兵过程中，共有3000名成年男性加入了海军，几乎是当地男性人数的1/4.后来海军释放了其中的400人。² 就长期来看，提高士兵在海上和岸上的生活条件能够极大地降低士兵的死亡率。与历史学界所流行的关于乔治朝海军生活的意见不同，人们采取了大量行之有效的措施来保证士兵们的健康。每一个士兵每天都能领到一磅饼干、一加仑啤酒和3/4磅奶酪，每周则能领到六磅牛肉或猪肉。只要有可能，人们就会给船员们补充新鲜肉类和蔬菜。补充蔬菜是为了防止坏血症。虽然人们已经意识到，经常食用柠檬或橘子果酱能够有效降低患病风险，但是，这一病症仍是导致大量士兵们死去的罪魁祸首。³

在18世纪50年代，与那些商船上的水手们相比，海军水手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另外，虽然每个普通水手最终分到的不过几镑而已，他们还能抢劫商船，挣一些外快。因此，水手们往往可以将自己的境遇同士兵们相比，以此获得满足。1780年，戈斯波特（Gosport）女孩们所唱的歌曲就已经体现出了这一区别：

水手赚得盆满钵满，

士兵空有一块黄铜名牌 [2] 。

我爱着一个快乐的水手，

士兵们请你们滚开。

在七年战争的最初三年里，士兵的口袋里没有几块叮当作响的硬币。起初，人们热情高涨，幻想着迅速取胜，并就此一夜暴富。1756年5月，当他在追逐一支开往北美的法国舰队之时，博斯考恩还乐观地给他的妻子写信：“如果这些法国贵族这次没能逃出我的手掌心的话，那他们就要为我们的房子和家具支付账单，更不要说还有给孩子留的份。”⁴ 但是，这一次却令芬妮·博斯考恩（Fanny Boscawen）大失所望。她的丈夫没有从法国人手中夺得一分一厘，而法国人却顺利地抵达了目的地。次年，另一个由18艘战舰和5艘护卫舰组成的法军中队也顺利逃出。

对法国的封锁依然持续。英国人试图在哈里法克斯和新斯科舍建立新的军事设施。其中就包括一个修理船只的码头。在那里，人们将战船倾斜过来，以便填补船身上的缝隙。为了保证行驶的速度，他们也会将附在船体上的海草和藤壶刷去。直到1759年之前，人们都无法做到这一点。而在1759年之后，英国人就能在不将战船拉回英国的情况下，在美洲的水域里维持一支至少由8只船组成的中队。这些准备工作最终会带来回报，不过这需要时间。

回想起来，从1756年到1757年，英国一直在有条不紊地为后来的入侵战争作动员，尽管这是极为缓慢的。此时的英国面临着一个充斥着危险的世界：英国从地中海撤军、面临着被侵略的危险、英国短暂失去对大西洋的控制、在加拿大和印度爆发的起义以及因普鲁士人的失误而导致汉诺威门户大开。这一切都令当时的英国人深感不安，并责备一个看起来既困惑且无能的政府。在议会内部，议员们均就是否发动战争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而在议会外，深感政府无能的记者们和社会活动家们也在大声疾呼，希望发动战争。

在所有对纽卡斯尔政府的批评当中，威廉·皮特（William Pitt）的批评可谓最为犀利，影响也最大。他认为，政府之所以会失败，就是因为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来支援普鲁士。在美洲爆发的战争才能真正地影响到英国的利益。与之相比，在欧洲爆发的战争则没有那么重要。也正是因为如此，人们也就必须按照这一办法来对这些资源进行分配。按照其同盟的说法，皮特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因此，为了生存，纽卡斯尔政府于1757年正式吸纳皮特作为成员。自此之后，皮特负责陆军、海军以及殖民地的事务，使得他成为了各条前线上毋庸置疑的统帅。

威廉·皮特的父亲和祖父都曾在印度工作。1757年，皮特已经49岁了，经常遭受痛风病的折磨。有的时候，在向下议院陈述报告时，人们破天荒地允许他坐着讲话。在国外的观察家看来，他是一个因为一己私利而总是远离党派斗争及对政府控制权的争斗的人；而后者往往耗费了许多其它政治家的精力，而在公众的心目当中，他是一个不为党派所沾染的人，也是一个为追求国家利益而希望团结各方人士的爱国主义者。在那时，是否能够赢得议员们的支持，往往取决于演讲者的口才。而以皮特的口才而言，他无愧为一个令人瞩目而又十分突出的议会演说家。

政治家皮特吸引的支持者大多是同情他的托利党人，其中包括乡绅和一个强有力的、聒噪不停的城市集团。城市集团的领导者是市政官威廉·贝克福德爵士（Sir William Beckford） [3] 。牙买加种植园和贩糖业带给了他财富，使他有能力资助两份皮特主义的期刊。在贝克福德的周围聚集了一群伦敦商人和资本家。他们认为，只有夺取了法国的殖民地和海外市场，他们的海外利益才能得到保证。

对于他的支持者和此后的爱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来说，皮特是国家的救世主。他一手挽救了战争危局，取得了一系列大型海陆战争的胜利，从而重新奠定了英国对海洋的霸权，并且扩大了帝国的版图。在伦敦市政厅里，崇拜者们为皮特树了一尊立像。此地的皮特雕像表情庄严肃穆，穿戴得如同罗马执政官一样。他的脚下是安逸的不列颠和一头骄傲的雄狮。雕像的底部刻着对这位政治家美德的溢美之词，赞颂他“是上天派来带领国家走向富强的”。这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了。皮特接手了他人所创造的战争机器以及战争技艺。这些人当中，最为出名的便是继续担任首席军政官的安森。英国的胜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皮特的功绩则在于能够预见事态的发展。他强韧的神经和钢铁一般的意志也对战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取得领导地位，皮特就立刻改变了他之前的观点。其战略的基石在于资助弗里德里希二世，让他去攻打法国人。“当我们与法国为敌的时候，”皮特于1762年8月对下议院说，“我们就应当借德意志的刀来置其于死地。”⁵ 因此，英国一直没有停止对弗里德里希的资助，并在后者的要求下，英国于1758年从水陆两路攻打了法国的海港。人们形象地将这一花费甚多的行动比作用基尼 [4] 砸窗户，但是这的确迫使法国将一部分兵力抽调回来，不再集中在德意志前线上。在这里，事态开始朝着有利于普鲁士的方向发展。1757年11月，法奥联军在罗斯巴赫被击溃。一个月后，弗里德里希在洛伊滕打败了一支奥地利军队。次年春天，他又在曹恩道夫战胜了俄国人的部队。从印度也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1757年6月，罗伯特·克莱武在普拉西战役 [5] 中击溃了西拉杰·乌德·道拉（Siraj-ud-daula）的军队，并重建了英国在孟加拉的霸权。

在海上，法国人面临了两次致命的危机。守卫路易斯堡的中队里爆发了斑疹伤寒，而随着年末舰队回到布雷斯特，他们也将这种疾病带了回来。1758年初，驻守土伦的舰队接到了上级航行到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洲的命令。但是，他们却遭遇了一系列的事件，不得不退回港内。他们不但航行失误、遭遇了恶劣天气，而且在距离东西班牙不远的地方遭遇了英军的舰队。在“蒙茅斯（Monmouth）”号和装备更为精良的“霹雳（Foudroyant）”号的一场战斗中，由于受到了英军舷炮的惊吓，法国炮手逃离职守。法国海军的整体士气下滑；由于收入低且没有足够的口粮，人们往往会选择放弃那些没有航海价值的船只。⁶ 与此同时，英国皇家海军的力量则在稳步增强。1757年，舰队仅拥有90艘现役战船，另有共计149艘护卫舰、单桅帆船以及双桅炮船。而仅仅两年后，这一舰队的规模就已经扩大到拥有300艘，而且船只式样也多种多样了。

英国的海上霸权促成了皮特伟大战略的实施，使其得以一步步地将法国海岸殖民地收入囊中。在1758年5月和12月，英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分别占领了位于塞内加尔海岸上的路易斯堡垒和戈雷岛堡垒的两处戒备森严的奴隶贸易站。在与英国战船短暂交火之后，陆上的舰队便投降了。在这次交战中，英军伤亡数目为死亡23人，68人受伤。⁷

对法国来说，北美的打击尤为沉重。1758年，路易斯堡陷落。次年，英军就联合海军和陆军的力量三面夹击魁北克，并最终于9月拿下了魁北克。在西印度群岛，在1759年瓜德罗普岛陷落之后，法属蔗糖群岛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失陷。随着时间的流逝，皮特的计划也得以逐渐实施。这样看来，全面占领法国的海外帝国、消灭其海外贸易不过是时间问题。无论是在北美、印度洋还是在西印度洋，法国的海上力量都无法与英国皇家海军相比。因此，法国也就无法加强其殖民地的守备力量以对抗日益增长的英国守备力量。她唯一的希望在于侵略不列颠。这一计划是由舒瓦瑟尔公爵艾蒂安·弗朗索瓦（Etienne-Francois,Duc de Choiseul） [6] 所提出的。他认为，这样便可以迫使皮特将其军队抽调回来，以保卫本土。

要实行在1759年侵略英国的计划，首先要联合布雷斯特和土伦的舰队。然而，这一计划却遭到了博斯考恩的破坏。6月，他在拉各斯湾附近拦截并击溃了法国的地中海舰队。11月，霍克在基伯龙湾附近发现了由德孔弗朗（Hubert de Brienne,Baron Conflans）所率领的、由21艘战舰所组成的布雷斯特舰队。霍克的舰队在力量上稍稍占有优势，且对法军步步紧逼。因此，法军海军上将命令自己的舰队逃回海港。是时风雨交加，两支舰队都在驶向危险的、布满岛礁的水域。 [7]

面对危险，霍克却显得极为镇定。船队旗舰“皇家乔治（Royal George）”号的船长已经告诉他前方有危险。此后，他却这样冷静地回答道：“既然你能够告知我前方有危险，那么你的确已经完成了任务。现在我要看看你是否能完全服从我的命令。我命令你，把我送到法国海军上将的身边。”当时大海波涛汹涌，而且天色已晚，选择在此时发动攻击无疑是背水一战。但是，基于双方的军力对比，霍克必须抓住一切机会来摧毁或是捕捉法国的战舰。英法两军在凶险的海洋里上演了一场全面追逐的好戏，充分展现出了英国海军技术和装备上的优势。“皇家乔治”号仅是降低瞄准对方的吃水线发射了两发舷炮，就足以击沉“华丽（Superbe）”号。由于遭到每艘经过它的船只的轮番攻击，“可畏”号最终缴械投降；在英军的追击下，“英雄（Héros）”号搁浅了；“忒修斯（Théseé）”号的沉没则完全是因为船长的愚蠢：他要求在巨浪滔天的大海中打开其下层炮眼。到黄昏时分，法国的船队已经四散溃逃，霍克则命令其舰队在此地抛锚。而在破晓之时，人们发现法军旗舰“皇家索莱尔（Soleil Royal）”号正停泊在英军的舰队中间。英军解开了它的绳索，并对她发动攻击。最终她被迫搁浅，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成了法军所失去的第七艘战舰。

基伯龙海战的胜利可谓一场经典的海战胜利，霍克也就此成了民族英雄。他拥有一切英国海军将领所应有的美德。根据斯摩莱特（Smollett）脍炙人口的英国史，正是霍克自己下达了向法军进攻的命令。这是因为，“他拥有与生俱来的正直和勇气，并心怀对国家的大爱。与此同时，他也能够意识到这一笔赌注的重要性”。⁸ 自1759年以来，英国在海陆均取得了一系列的辉煌胜利。接下来的一场战役可谓是这一系列战役的收尾之作。魁北克和拉各斯湾就此联合，而瓜德罗普和明登（Minden）则双双落入英国人之手。在明登，英国——汉诺威联军成功击败了法军，并保证了汉诺威的安全。在新年首映的即兴表演《小丑的侵略》（Harlequin's Invasion）中，大卫·加里克（David Garrick）就创作了一首《橡树之心》（Hearts of Oak），以庆祝这些胜利：

来吧，伙计们，为了荣耀，开心点！

要把新物件加进这完美的一年。

我们叫你领受荣耀，不像奴隶一般压迫你，

谁能比我们更自由？因为我们是波涛之子。

皮特成了时代的代言人。几乎所有人都将他视作这些胜利的总工程师。就在这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皮特的仰慕者斯摩莱特这样写道：“人们因我们的胜利而感到高兴，皮特先生则赢得了广泛的支持。我甚至可以斗胆说，在此时的大不列颠，没有哪个党派是不支持皮特先生的。”⁹ 诗人威廉·柯珀（William Cowper） [8] 则表示，1759年的事件使得他变成了“一名爱着自己的国家的人，坚定的辉格派的子民……爱国主义情绪使得他整个人熠熠生辉，也洋溢在诗歌的字里行间”。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诗人们一直忙着记录新的胜利。柯珀的朋友约翰·邓科姆（John Duncombe）向新国王献上了荷马式的颂词，其中便列举了近年所打的胜仗：

此前未知的湖和海，

各式各样的商船在其上川流不息。

湖水起伏，大海汹涌，

从密西西比一直到北极。

那些魁北克河边上居住的人们，

都受到英国法律神圣的约束。

毫无信誉的切罗基人 [9] 俯首称臣，

富裕的塞内加尔则向母国进贡。

恒河的暴君们因恐惧而颤抖，

因为复仇女神在他们的耳边低语：“克莱武来了。”

在那个年代，人们往往会从古典著作中寻求美学以及文学的灵感。这样一来，将英帝国同希腊和罗马帝国之间对比也就并不鲜见。有感于英帝国所占领的范围之广，贺拉斯·沃尔波尔（Horace Walpole）认为，和本国的国民相比，希腊人和罗马人不过是“卑微的民族”。¹⁰ 《绅士杂志》（Gentlemen's Magazine）的一名记者确信，占领魁北克的战争完全足以匹敌特洛伊之战，堪称勇气之史诗。¹¹ 而对于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的人来说，他们只是需要一个醉酒狂欢的理由：

来吧！勇敢的不列颠人，不要抱怨，

不列颠尼亚！不列颠尼亚！再度君临海洋。

我们举杯欢庆，愉快地歌唱，

把五九年的丰功伟业颂扬。¹²

大卫·加里克急切想要煽动公众的情绪。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继《小丑的侵略》之后，他又创作了两首类似的作品：歌曲《英国水手在美洲》（English Sailors in America）和舞剧《魁北克之战》（The Siege of Quebec）。后者于1760年春天首次上映。

为了纪念1759年的胜利以及其前无古人的扩张，人们举办了多种庆祝活动。这一点值得人们注意。这些纪念活动之所以会如此的密集，正是源自此前三年间英国国内弥漫的内省情感。“我们正在滑向断崖，似乎要摔得粉身碎骨。”北部乡村牧师约翰·布朗这样写道。他所创作的《丈量时代的方法与原则》（An Estimate of the Manners and Principles of the Times,1757）拥有非常广泛的受众，并得到了许多评论。这并不仅仅是针对流行行为和品位的批评，因为布朗直接将国家的不幸归结于国民的道德败坏。他还特别指出，统治阶级正是道德败坏的重灾区。

“舰队与军队的所作所为、未来命运如何完全取决于领导者的能力。”布朗这样写道。英国的绅士们已经开始沾染上不好的习气，即所谓的“娇气”。他们越来越贪图享受，喜爱坐轿子（称职的绅士应当骑马）、住温暖的房间以及享用珍馐。在他看来，那些喜好谈论“衣服和赌博、纸牌和短工、马匹、女人和骰子”的年轻人身上缺少所谓的“公共服务精神或爱国精神”。而普通的士兵和水手们却极少沾染上这种糟糕的习气。“世界上再没有比他们更骁勇善战的战士了。除非上级下达命令，他们绝不退缩。”¹³

当时存有的一个说法表示，上层阶级的道德状况与国家在国际上的表现是成正比的。此时英国在战场上连连失利，很可能是英国上层阶级的道德败坏所导致的。也正如英国在战场上的表现一样，这一假说无疑是令人不安的。如果按当时人所相信的那样，人类历史也可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老期的话，那么英国显然正逼近最后一个阶段。

1759年的胜利推翻了这一假说。不但早已根深蒂固的“英国是上帝的宠儿”这一信仰进一步加深，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迅速膨胀起来。其前无古人的贸易和殖民地扩张无疑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个民族不断前进的事实。除此之外，艺术界、科技界和工业界也迸发出新的活力。许多人就此更为坚信，英国社会处处领先于世界。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棉纺织业、钢铁制造业和制陶行业纷纷开始引入节省人力的机器。与此同时，詹姆士·瓦特（James Watt）和马修·波顿（Matthew Boulton）的蒸汽机也正式投入使用。各行各业的快速发展反映了英国人的聪明才智。更有甚者，人们普遍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飞跃，需要归功于英国灵活的政治系统。当时的文人伊萨克·瓦特斯（Isaac Watts）精准地总结了这一点，并为之高唱颂歌：

英国贵族的桂冠闪耀着，

普照一切的光，

当法律和权利结合，

国家就蒙被恩泽。¹⁴

然而，正如约翰·布朗所表明的那样，国家繁荣与否、是否能够摈弃英国的罪恶以及是否能够扩大其在世界中的力量，完全取决于其领导者的决心、责任感以及勇气的多少。他们伟大的灵魂是国家力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涉及帝国建立问题的时候，柯珀无疑想到了皮特的存在。因此，他评论道：“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建立帝国），伟人显然是不可或缺的。”柯珀和其同时代的人都因为1759年的胜利而兴奋不已。他们认为，自己正是帝国的一部分，而这个帝国辽阔的疆域则正是其国家美德的证明。战争已经、并且将继续营造一种好战而过于自信的爱国主义情绪。这一情绪逐渐弥漫到了各个阶层。斯莫雷特和一些有识之士也因此而感到不安。他认为，对于一个“天生凶暴、急躁而吵吵嚷嚷”的民族来说，¹⁵ 民众爱国主义（即他所谓的“暴徒爱国主义”）是危险的。

到1762年，庆祝胜利的喧嚣达到了一个高潮。海军上将乔治·罗德尼占领了马提尼克岛以及一些种植蔗糖的法国岛屿。投机者们闻风而来，跟着登上了小岛。令这位上将惊异的是，种植园主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马提尼克，并宣示自己对此地的土地拥有主权。

既然西班牙的势力进一步削弱，那么英国就有机会攫取更多的利益。西班牙旋即遭到了两次重创。来自印度的一支探险分队占领了马尼拉，而与此同时，乔治·波考克上将率领着舰队突袭了哈瓦那。由于取道老巴哈马海峡，此行显然极为凶险。通常情况下，因为这一水道里布满暗礁，所以水手们唯恐避之不及。这次英国人赌赢了。他们在哈瓦那港内俘虏了13艘西班牙战舰。波考克和陆军将领阿尔伯马尔伯爵（Lord Albemarle） [10] 一人得到了123000英镑，而那些普通士兵和水手们每人也分得了4英镑。

就在乐观的帝国主义分子们做着吞并法西帝国的美梦的时候，英国政府却试图签订和平协议。1761年10月，就法国的和约问题与同僚闹翻之后，皮特辞职了。比特侯爵领导着新的内阁继续和法国进行谈判。这位侯爵才能平平，却有着一片善心，并且赢得了乔治三世的信任。虽然此时的法国和西班牙都已经屈服，但人们仍旧对此表示担心。正如辉格派的贝德福德公爵所说的那样，英国对海洋的垄断很有可能会“刺激所有欧洲的海军力量，使得他们联合起来对抗我们”。这一观点完全是杞人忧天。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其他国家并不具备足以匹敌英国皇家海军的海军力量。事实上，政府之所以寻求停战，主要是因为战争费用高昂，政府不得不增加税收（例如对酒类征税）来填补这个窟窿。

早在1763年，英、西、法三方就签订了饱含争议的《巴黎条约》。根据这一条约，英国得到了塞内加尔海岸上的奴隶贸易站；格林纳达的西印度群岛、圣文森特、多米尼加和多巴哥；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全部地区、梅诺卡和弗罗里达。其中，弗罗里达是西班牙交出来的，以换取英国撤出哈瓦那的保证。法国则从德国撤军，但被允许保留戈雷岛、圣卢西亚、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它也被允许保留其在纽芬兰渔场的权益。而且，只要保证印度人不反抗，法国就可以享有其1749年以前在印度所享有的一切权益。英国将马尼拉归还给西班牙，前提是索取一笔赎金（西班牙从未支付过这一笔钱）。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所有地区就此顺理成章地归英国所有。

这些条款一经披露，舆论哗然。人们普遍认为，为了保证汉诺威的安全，英国所付出的实在太多了。政府应对人民愤怒的方式相当笨拙。他们引用了一条古代的法律，并以此为凭据惩罚了其中的一位反抗者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因为后者在《北布立吞人》（North Britons）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从1763年到1775年为止，英国政府一直表现不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此时的英国政界充斥着才能平庸、眼界狭窄之辈。虽然乔治三世经常对此加以干预，但事态并没有因此而好转。在情感上，乔治三世是一个家长式作风的爱国主义者。他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全体人民的福祉。然而，这位热衷于养牛羊的国王并不能任人唯贤。他衡量牲口的本领甚至要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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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条约》签订之后，英国政坛中萦绕着一个问题，即英国本土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在接下来的一章中，我们将对这一问题以及1775年所爆发的战争进行讨论。从帝国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1762年法国扩充其海军军备的计划也有着同等的重要性。重建海军军备这一方案的主要推动者是舒瓦瑟尔公爵。他一心想为1759年到1762年法国所遭受的失败报仇雪恨，并重新在世界上称霸。仅仅过了8年的时间，法国的战船数量就已经从40艘上升到64艘，而护卫舰则从10艘上升到50艘。

英国海军部也在密切地观察着法军的一举一动。他们在法国和西班牙均安插了密集的间谍网络。直到1770年他去世之前，这些事务均由英国驻鹿特丹领事理查德·沃尔特斯（Richard Wolters）主管。在七年战争时期，沃尔特斯控制着在凡尔赛、布瑞斯特、土伦、勒阿弗尔（Le Havre）、罗什福尔（Rochefort）和马德里的间谍们，让他们分别向其报告法军舰队的动向。在1759年到1760年的冬天，他便能及时通知伦敦，阿谢伯爵（Comte d'Achée）的东印度舰队即将抵达母国并将返回本地治里（Pondicherry）的计划。¹⁶ 虽然到今天为止，海军部的这一系统仍旧不为人所知，但这一系统的确有效地向英国展示了法军的战略部署。其他地区的英国领事也时常向母国反馈各种他们认定有用的信息。他们也经常聘用自己的间谍。例如，驻波尔图（Oporto）的领事就聘请了“对国家了如指掌的聪明人”来担任间谍。他们的任务在于侦查那些曾于1762年8月入侵葡萄牙的西班牙军队的动向。驻里窝那（Ligorno）的领事则向中立商人的船长们问话，试图从他们口中套出法国地中海舰队的所在。与此同时，在俄罗斯战船通过斯卡格拉克海峡（Skaggerak）的时候，他位于赫尔辛格（Helsingör）的同事们则记录了它们的细节。¹⁷

这一项完美的服务一直延续到了和平时期。因此，英国海军部能够实时掌握法国和西班牙海军的数量与动向，从而将其各个击破。到1770年为止，各个间谍所汇报的情况表明，此时的皇家海军与其前敌人的联合舰队之间的力量差距在缩小。当时，法国和西班牙的战船联合在一起共有121艘；英国的皇家海军则有126艘战船。经皮特计算，如果要维护每一块地方的安全，他们就必须保有125艘战船。虽然战后人们削减了海军的经费，他们还是恪守着这一数字。¹⁸

然而，在这个时候，英国海军的统治地位还无可挑战。1764年到1765年，英国海军挥舞着海军大棒，成功地震慑了法国和西班牙。单单是威胁采取战争行动一项，就已经宣示了英国对特克斯群岛的主权。英国的伐木工也得以在洪都拉斯海岸上采伐桃花心木。与此同时，他们也将法国人从赞比亚赶出去，不让他们在那里保有奴隶贸易站。从1769年到1770年，英国舰队就已经在为保有对福克兰群岛的利益而战。西班牙人并未反抗，而是将福克兰岛拱手让出。

炮舰政策的成功实施，无疑为政府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但是，政府并不能以此为理由，来为1775年北美革命爆发之后其表现出来的无知开脱。诺思勋爵（Lord North）及其手下的官员均认为，人们将会很轻松地击败暴徒，而且也不会有其他力量前来干涉。他们的这两种预测都落空了。在两年的战争之后，英国人已经看出，美国独立的决心已定；而1777年英国军官伯戈因在萨拉托加投降的消息也令法国人看到了复仇的希望。因此，法国于1778年2月发动了战争。西班牙紧随其后，于1779年6月发动了战争。荷兰也接踵而至。其他的欧洲列强则不怀好意地观望着事态的发展。

在1778年到1783年之间，英帝国遭遇了一场重大的危机。到1940年夏天为止，再没有比它更为深重的危机了。英国在欧洲没有盟友；其他国家的海军力量也纷纷超过英军，而海军正好是她最主要的防御力量；在这个时期的英国，并没有涌现出与时代相配的、杰出的政治家或指挥官。幸运的是，英国的敌国也没有类似的指挥官出现。而且，由于法国海军集体换血，要培养出一代有野心的指挥官，并敢于实施有风险的战略，还有待时日。每次处于战略优势的时候，法国军官们总会听凭这些机会从自己的指缝中溜走。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法国有着三个主要的战略目标。首先是运送军队抵达北美；其次是攻击并占领英国在西印度的蔗糖群岛；而最富野心的是第三个，即入侵英格兰的南部海岸。

无论是哪场战斗，其每一个阶段都是令人失望的。德斯坦伯爵（Comted'Estaing）所率领的北美中队在德拉维尔湾海岸上登陆。但是，他们发现一支力量比他们稍弱的英国舰队已经逃走了。由于无法在北美海域内建立起权威，德斯坦伯爵决定向南航行，开始对英国西印度群岛的征服。要达成这一目标，就必须完全占领加勒比海。但是，这一愿望却无法实现。1779年7月，他在格林纳达附近的海上重创了英国军队，之后却让他们溜走了。

法国海军在内海当中的表现看似更有希望。而且，在1779年8月，英国政府就面临着失去海峡控制权的威胁。法西联军聚集了63艘战船和16艘护卫舰。要护送500艘运兵船显然是绰绰有余了。这样一来，30000名士兵就得以入侵维特岛和朴茨茅斯。为了对抗法国，英国的海峡舰队所可集结的战船数量则为42艘。毫不令人吃惊的是，当诺斯伯爵急切要求增加陆军军力的时候，他面临着忽视海军的指控。

英国海军部的间谍们密切地关注着法国军方的一举一动。其中的一个报告称，有爱尔兰反叛分子在巴黎出现。这引起了英国方面的恐慌，担心爱尔兰人会趁法军入侵英国南部之际发动叛乱。然而，法西联军的日子也并不好过。犹豫不决的领导、西班牙人虚情假意的支持、糟糕的天气、军需物资无法顺利送达以及造成8000人病倒的坏血病流行都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在9月中旬，随着赤道大风暴的来袭，海军部的间谍们表示法国的入侵活动暂时停止。与此同时，在卡迪兹的线人则通告他们，法军正在为进一步进攻直布罗陀而做着精心准备。这场战斗已经于6月开始。¹⁹

法国将侵略的方案暂且放在一边。为了快速结束这场战争，法国将她的战争物资集结到直布罗陀、北美洲以及西印度的战场。她现在不得不面对自己无法承受长期战争的事实，而敌人的钱包则比她的更鼓。更为棘手的是，由于没有了遭受侵略的威胁，英国可以将更多的船只分配到其他的前线上。

1779年10月，海军上将乔治·罗德尼开始掌管西印度群岛。作为一个勇敢而坚定的军官，他这样写道：“我认为，在战争中，‘坚持’和‘征服’是我的座右铭，甚至比原则更为重要。”他具有坚韧的神经，但同时也脾气暴躁，常常怒气冲冲，并受到疾病的困扰。他的暴躁易怒令北美以及西印度高级军官之间的合作更为困难。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一性格特征，要形成覆盖整个地区的宏大战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便如此，当他们于1780年春天从斯皮特黑德（Spi the ad）出发的时候，罗德尼手下的各个士兵还是满怀信心的。皇家海军“无畏”号上的一位年轻海军军官威廉·霍姆（William Home）给自己的父母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告诉他们自己“踏上了去往波多黎各（Puerto Rico）或西属美洲其他某地的征程。我希望归来时能赚得盆满钵满，让我们家好好发达一番”。²⁰

他于1780年踏上的征程没有给他带来一分钱的收入，他的上司也没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进而重塑英国在加勒比海的主导地位。反之，罗德尼发现，他手下的将士们并不忠心耿耿，而且做事马虎，小心谨慎到几近胆小的地步。1780年5月，在马提尼克附近遭遇了零散的几场战役之后，他抱怨道：“英国旗帜下不是一条心。”这是因为，他手下的几个船长拒绝投入战争。他的补救办法也是极为极端的：自此之后，但凡有军官脑后长了反骨，就会立刻被开除，或者是遭到与拜恩（Byng） [11] 同样的命运。“我的监视比敌人的火器更令他们胆寒。”他这样告诉自己的妻子。而且，这些军官知道，一旦被发现不积极应战，可能就面临着死刑。这一切与军衔无关，所有人一视同仁。无论是哪一级的军官，倘若擅离职守，很快就会领受到训斥，或是接到护卫舰所带来的训斥。而且，“我教会了他们不再成为他们自己，而成为他们此前从未成为过的人——士兵”。根据罗德尼的说法，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是否接受他的原则，“你的任务是服从。痛苦的思考任务由我来完成”。²¹

罗德尼确实已经教授了军官们服从纪律，但从结果的角度来看，要取得成果还有待时日。他于1781年回到了加勒比海。他的舰队攻击并占领了荷兰的圣尤斯特歇斯群岛，并取得了价值3500万英镑的赏金。“无畏”号并未到场，因此霍姆上尉只好满足于23个金币——他从攻击另一个荷兰岛屿而得到的数目。“对于下级军官来说，这可不是个小数目。”虽然大发了一笔横财，但英军占领这些岛屿并没有给法国海军带来实质上的伤害。法国人的舰队仍旧在西印度和北美的海洋当中航行。

当英法西三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势均力敌之时，在北美，战争的风暴无可避免地刮向了英国。1781年10月，英军少将查尔斯·康沃利斯爵士（Sir Charles Cornwallis） [12] 率军在约克镇投降了。法国和西班牙从这场战争中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而且，在三年的战争之后，无论法西都疲惫不堪。为了不让自己的努力白费，法国和西班牙做了最后一搏。它们决定于1782年春天发动对牙买加的海战。

罗德尼再次应召回到西印度群岛。第一任海军大臣桑威奇伯爵（Lord Sandwich） [13] 警告他说：“帝国的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中。”现在，罗德尼的手下们都已经服服帖帖了。4月，在瓜德罗普和多米尼加之间的桑特（Le Saintes）海峡中，他率领着36艘战舰迎战法军海军中将德·格拉斯（de Grasse）手下战舰数量稍少的舰队。罗德尼称：“我认为，在对我们背信弃义的敌人法国的胜利当中，这一场战争的胜利是最为重要的。”战争持续的时间很长，场面血腥并具有决定性意义，大有双方的命运都在此一战之感。最终，胜利女神眷顾了英国，而“法国海军中将、以及其所乘坐的‘巴黎（Ville de Paris）’号以及其他四艘战舰都成为了我们的俘虏”。²²

在桑特海峡战役中，不但英属西印度群岛得救了，大口径短炮（carronade）的威力也体现了出来。这种炮的诨名又叫“粉碎机（smasher）”，因其能够发射32磅及68磅炮弹、足以撕碎敌舰的船体而得名。1779年，英国海军引入了这种新型武器。福尔柯克的卡伦炼铁厂（Carron Ironworks at Falkirk）开始大量生产这种短炮。到1782年为止，几乎每艘战舰上都配备有这种炮。在桑特群岛战役中，其战功卓著；自战争开始以来，法军炮手们首次因畏惧英国的舷炮而畏首畏尾并逃离职守。另一项新发明则是给船体的底部加上铜制的盖板。这极大地增加了英国战舰的速度和灵活性。在经历了五个星期的急行军之后，罗德尼的军队跨过了大西洋，准备进行战斗。此时他评论道：“如果不是英国的战舰，又没有用铜包覆底部的话，没有船只能抵达西印度。”工业革命的新技术拯救了帝国。

由于在加勒比海遭到了围攻，法西联军的作战计划彻底落空。在桑特海峡战役之后，一小撮西班牙船队调转船头，从西印度群岛撤退，而并非直面罗德尼。1782年10月，包围直布罗陀的法西联军没能阻止理查德·霍尔上将率领解围舰队到达此地。因此，直布罗陀的战役也结束了。

从1783年签订的《凡尔赛条约》当中，人们就可以看出，此时的西班牙和法国不仅无力与英国抗衡，而且也不能好好利用战争初期的胜利。除去北美的殖民地以外，英国的损失主要有：西班牙所夺取的梅诺卡岛和弗罗里达；归还给法国的塞内加尔、圣卢西亚和多巴哥；拱手交给荷兰的锡兰（Ceylon）。与其敌人在过去几百年当中的损失相比，英国所受到的战争影响并不很大。她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所拥有的财富。政府从民众手中借了9450万英镑。这些钱中的一部分被用于制造32艘新战舰。英国的海上霸权早就得以保全，并非临时抱佛脚。

即便如此，英国国内仍弥漫着一种恐慌情绪。在人们看来，国家的伟大是有限度的，而帝国的脆弱之处也在他们的眼前展露无遗。1759年，人们还在大声欢呼；而到了1783年，同一批人则变得更为清醒。柯珀也是这些人当中的一员。在《任务》（1785）一诗中，他给英国描绘了一个带有悲观色彩的未来：

英格兰，纵然你有百般不是，我仍爱着你；

该是时候停止赞赏和吹嘘啦！

无论我们到哪里，

我们都是她的子孙。别再谬赞，

个人的野心早已被塞得满满当当。

查塔姆所说的话是他的母语，

有威名的沃尔夫是他的同胞。

再见吧，这些荣耀！再见吧，

此后得到同样荣耀的希望！

【注释】

[1] 约翰·宾（1704-1757），海军上将，因其父乔治·宾影响而获迅速提升。但1756年错失梅诺卡，后受法军攻击，退回直布罗陀。他因失职被枪决。按照伏尔泰的嘲讽观点，这是向他的同事发出的警告。

[2] 指教堂地板上的黄铜纪念牌。

[3] 英国作家。11岁时继承父亲大笔遗产。曾委托怀亚特（Wyatt,James）建造芳特希尔教堂（Fonthill Abbey）（历时短暂的哥特复兴式建筑代表作）。还喜欢搜集艺术珍品和赴欧游历。后成为一位下院议员。著有一部典型的哥特小说《瓦提克》（1782）、两本游记和一本日记。

[4] 英国旧时金币，值21先令，现值1.05英镑，用于计算专业人员的收费，如律师﹑医生等的费用。

[5] 英国侵占印度孟加拉的战役。1756年，新就任的孟加拉纳瓦布西拉杰·乌德·道拉（Siraj-ud-daula）抗议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修建堡垒。英国表示抗议。1757年1月，英国侵略军由克莱武（Robert Clive）指挥到达孟加拉。6月，英国在普拉西发动进攻，克莱武收买了孟加拉印军司令米尔·贾法尔（Mir Jafar），英军几乎不战而胜。印度从此开始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6] 法国大臣。生于洛林，斯坦维尔侯爵之子。初称斯坦维尔伯爵（comte de Stainville）。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中立有战功，获将军衔（准将）。在路易十五情妇蓬帕杜尔夫人的举荐下，1753年起先后任法驻教廷大使和奥地利大使。1758年加封舒瓦瑟尔公爵。12月任法外交大臣。1761年任海军大臣，大量建造军舰，后任陆军大臣。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促成与西班牙结成军事同盟（史称《家族盟约》）。在结束战争的《巴黎条约》谈判中，运用外交手段，减少了法国所受损失。战后，立即致力于重建法国军事力量。积极进行军事改革，加强战斗力。1770年12月被国王路易十五罢黜。

[7] 即基伯龙海战，七年战争中，英法两国进行的一次海战。1759年11月中旬，德孔弗朗元帅率领法国大西洋分舰队（有战舰21艘、快速帆船3艘）驶往卢瓦尔河口。霍克海军上将率英国舰队（有战舰23艘、快速帆船10艘）进行追击。11月20日，英军在基伯龙湾（位于法国西海岸）追上法军，双方在风暴中进行激战。结果法军战败，损失舰船16艘，英军损失2艘。法国丧失继续作战的能力，被迫放弃入侵英格兰的企图。

[8] 英国诗人。1779年同福音派助理牧师约翰·牛顿合作发表《奥尔尼赞美诗》。后来创作的滑稽谣曲《约翰·吉尔平的乘骑旅行》（1783）和农村题材的长篇散漫诗《任务》（1785）均获得巨大成功。

[9] 田纳西州东部和北卡罗莱纳州丘陵地区的北美洲印第安人。讲一种易洛魁语。居住在由30-60座原木小木屋组成的耕作城镇里。这种城镇约60个，组织成为两群，红色（战争）城镇和白色（和平）城镇，由各自的酋长管辖，每群各自负责与战争或和平有关的仪式表演。

[10] 即乔治·凯珀尔。

[11] 这里指的是约翰·拜恩，他因为在法军面前的渎职行为而被处死在甲板上。

[12] 英国驻印度总督。出身贵族。1776-1781年任驻美英军司令，镇压北美独立运动，终战败投降。1786-1793年任印度总督。1798-1801年任爱尔兰总督。

[13] 即约翰·蒙塔古，英国大臣。1729年继祖父为第四代桑威奇伯爵。1739年进入议会上院。曾任邮政总长（1768-1770）、负责北方事务的国务大臣（1763-1765、1770-1771），并三次担任海军大臣（1748-1751、1763、1771-1782）。在第三次任海军大臣期间，对北美独立战争中英国海军战事失利负有责任。

第三章
美洲帝国：定居与战争
1689-1775

宾夕法尼亚万岁！万岁！你这幸福的沃土，

广袤的大地上分布着许多人家。

在森林中，我们能够看到友谊的藤蔓，

带着紫色的骄傲，同时也会紧密地缠绕，

无须努力，食物便从地里长出，

农民们无须弓下腰去，犁开这坚硬的泥土。

在1729年1月的《宾夕法尼亚杂志》上，一位无名诗人将宾夕法尼亚描绘成一片肥沃的伊甸园。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作者对维吉尔和弥尔顿的熟知，而并非他在殖民地的日常生活。无论如何，这些文字都反映出了当时的人们陈旧的观念。他们往往会对这片逐渐被开发的土地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认定先驱们逐渐渗入的这片土地是极为肥沃的。在18世纪的早期，他们逐渐沿着哈德逊河、德拉维尔河以及波拖马可河的河岸向内陆前进。自1710年到1730年为止，宾夕法尼亚的人口数量从24500人增长到了85700人。这些新移民绝大多数是来自北爱尔兰的苏格兰——爱尔兰人。

北美殖民地新的发展阶段已经初现苗头。它主要沿着两个方向扩展：其一是从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扩展，其二则是向北扩展到圣劳伦斯河流域。这一新的移民活动令印第安人感到不安，因为他们的领地正好在英国人的扩展方向上。与此同时，这一活动也警告了法国人。他们人数不足的新法兰西很有可能遭到英国人的颠覆。法国和印第安人都采取了防御措施，但无论是印第安人还是法国人都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英国的威胁。他们可以暂时压制英国人，但却无法阻止英国殖民者长驱直入。后者在形势恶化的时候，还能向英国寻求帮助。

遗憾的是，印第安人完全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更不用说怎样应对了。他们无法完全理解舶来的欧洲式土地所有制原则，以及与之配套的、关于如何买卖土地的法律契约。欧洲人也完全无法理解印第安人的土地概念。关于后者，多年以后，索克族（Sauk）的一位酋长对其进行了简要的解读：“伟大的神灵将其分配给他的子孙，让他们在此地居住和耕种，以满足他们的生存所需；而只要他们在这些土地上耕种，他们就是这一土地的主人。”¹

因此，在卖掉大量土地的时候，一个部落很可能相信自己仍然具有在此地耕种或打猎的自由。但是，他们发现事态并没有照着自己预想的发展，而且被早期移民从自己所拥有的土地上驱逐出去了。正因为如此，印第安人感到困惑并愤怒。由于并不清楚欧洲民族的衡量标准，印第安部落并不清楚自己到底放弃了什么。他们仍旧会利用自然特征来划分领土界限，而不是依据地图上所划出的线条而定。

作为殖民地早期移民的先驱，土地投机商的代理人通常会耍各种花招，来欺骗那些对陷阱一无所知的当地人。1754年，易洛魁联盟（Iroquois Confederation）和在奥尔巴尼（Albany）的殖民地移民之间举办了一场会议。 [1] 奥内达族印第安人的一位酋长（sachem，即最高领袖）识破了一个谈判代表所玩的花样。他指出了这个人，并描述了他所用的技法：

这个人是个魔鬼，是他偷走了我们的土地。他十分狡猾，每次只带一个人到毯子旁。待到酒过三巡，印第安人喝得酩酊大醉之时，他就把一些钱塞进他们的胸口，并怂恿他们签署契约。这样一来，我们位于萨斯奎哈纳上游的土地就归他们所有。如果不是用了这种卑鄙的手段，我们绝不会容忍他们染指我们土地的一分一毫。²

酒精是撬开印第安人的嘴，并且令他们放弃家园的润滑剂。自从首批移民到达美洲，他们就用烈酒来诱惑并麻醉印第安人。无良的商人将烈酒贩卖到美洲，更是使得每个普通印第安人都能喝上酒。“朗姆酒毁了我们。”1753年，一位奥内达族酋长对宾夕法尼亚的官员们抱怨道。他请求他们禁止“邪恶的威士忌商人”来美洲做生意。这些人用酒与印第安人交换海狸皮和毛皮。为了得到足够的酒，印第安人花光了他们的积蓄，而那些钱本来是用于支付购买衣物的债务，以及从“良心商人”手中购买日常用品的。这一呼吁以突降法 [2] 做结，以体现出印第安人酒瘾之大。为了经常交换礼物，酋长总结道：“我们的女人和年轻人为你们带来了这些毛皮，是想从你们手中换取烈酒回家喝；并不是为了在你们那儿醉倒。”³

残酷的现实是，北美殖民地的印第安部落早已不再依赖石器、动物皮毛和骨头来生存。他们的生活与移民们所提供的工业产品已经密不可分。1774年4月，为了阻止克里克印第安人发动战争，佐治亚总督詹姆斯·怀特爵士（Sir James Wright）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他们所处的困局。“你们又能做些什么呢？”他问道，“你们能制造枪支、火药、子弹、眼镜、油漆和衣服等东西吗？你们知道自己无力制造这些东西。那么倘若你们与白人之间的关系闹得很僵，你们的妻子儿女将如何获得他们生活必需的衣服、串珠、眼镜和剪刀？”⁴

印第安人可以用海狸皮和毛皮与欧洲人交换这些工业制品。人们仔细地修剪海狸皮上的毛发，仅留下一层薄薄的毛。自17世纪中期以来，欧洲人就使用这种强韧的、防水的材料来制作帽子。与之类似的三角帽发源自北美的河流地区，而且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这种帽子在18世纪十分流行（怀特总督就是戴着这种帽子和印第安人交谈的）。欧洲的女帽制造业为北美殖民地的大宗商品输出提供了机会。到18世纪50年代为止，从纽约和哈德逊湾殖民公司出口的海狸皮的年均出口额为250000英镑。⁵ 在更远一些的南方宾夕法尼亚地区，海狸皮和毛皮每年出口的总额高达40000英镑。

从贸易初起到17世纪中期，毛皮和海狸皮生意的竞争一直非常激烈。法国人曾做过无谓的努力，试图将哈德逊湾殖民公司的商人们赶出其基地。他们也曾周密计划过，希望能够垄断与圣劳伦斯河流域和五大湖畔的印第安部落之间的毛皮和海狸皮生意。在17世纪的最后15年中，法国的魁北克总督曾与印第安人们协商，并得到了在此地建设武装堡垒的许可。这条防线从蒙特利尔开始，一直往西延伸，直到密歇根湖的北部。所有的堡垒都位于各个湖之间的交通水道之上，因此便能够控制毛皮贸易商们的活动。位于芳堤娜（Frontenac），尼亚加拉（Niagara），底特律（Detroit）和麦基诺（Mackinac）的堡垒并不仅仅具有防御作用。它们也划出了新法兰西的疆界。这些堡垒也是法国控制此地的象征。这一主权宣示并没有起到作用。不久之后，英国移民就侵入了这一地区。

1727年，法国在此地的霸权遭遇了挑战。纽约在安大略湖（Lake Ontario）东南海岸的奥斯威戈（Oswego）建立了一个堡垒。四年后，法军进行了反击，在尚普兰湖（Lake Champlain）南方的皇后角建起了堡垒。这一堡垒既能够保护蒙特利尔不受英军的侵扰，又能阻碍纽约的移民沿着哈德逊河推进的步伐。

建造堡垒并赢得居住在安大略湖南部的六个印第安部落（均属于易洛魁联盟）的支持，不过是英法冷战的冰山一角。1744年双方宣战的时候，他们的优势与劣势也同时暴露无遗。在前线多地，英法双方多次爆发冲突。其中最为激烈的是法军和印第安人联军对哈德逊河和莫霍克河上游的攻击。这些战斗摧毁了当地零散的英国定居点。在争夺印第安人支持的过程中，法国人占了上风。这很有可能是因为法国人和印第安人都对英国的扩张表示忧虑。

英国移民的战争准备显然非常零散，因此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效。英国的殖民地之间并没有联合起来，也没有专门的机构来制定并执行普遍的防御计划。尽管如此，在1745年，新英格兰人还是广泛响应号召，将志愿士兵送去参加路易斯堡攻城战。当这一堡垒被拿下的时候，人们便四处举行庆典。很多庆祝的人都已经在期盼着新法兰西的垮台，以及随之而来的进驻加拿大南部旷野的机会。然而，事态的发展令这些渴求土地的人失望了；1748年和约的签订令北美重回战前的状态。

在新法兰西和英属北美之间的争议地区，战争并没有停歇。1748年之后，争论的焦点转移到了俄亥俄河上游。在此地，俄亥俄公司正准备向当地的印第安人购买20万英亩的土地。为了阻止浩浩荡荡的移民大军进入该地，法国人迅速做出了反应。1749年，魁北克总督迪凯纳公爵（Marquis Duquesne）下达命令，要求对俄亥俄河谷进行武装侦察。这一侦察过后，又是一系列秀肌肉的行动。到了1752年年底，法国人已经建立起了一系列前哨。这些前哨位于俄亥俄河、莫农加希拉河（Monongahela）和阿勒格尼河（Allegheny）的交汇处，并将伊利湖（Lake Erie）南岸同迪凯纳堡（Fort Duquesne）联系在了一起。法国人对那些过于靠近法国新力量中心的英国移民以及毛皮商人发出警告，要求他们离开此地。

迪凯纳在前线所布下的棋局极其富有胆识，也令英国移民们震惊。法国人能够直接威胁到的英国殖民地是宾夕法尼亚。自从作为少数派的教友派教徒（Quaker）占领了政治高地、并长期不愿采取任何措施来保卫这一地区之后，宾夕法尼亚一直处于混乱状态。由于仍旧缺少相关调控的机制，人们一直无法制定出一个统一的防御策略，其他殖民地的反应也相当笨拙。年轻的庄园主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率领着一部分弗吉尼亚民兵，期望在俄亥俄地区维持一个立足点。1754年4月，他的这一尝试失败了，而且被迫放弃内西锡蒂堡（Fort Necessity）。

这一挫折令殖民地感到恐慌并迅速采取行动。1755年春，来自各个殖民地的代表均在奥尔巴尼开会，以建立起一个统一战线，以应对法国和印第安联军。从一个纽约的小镇的立场来说，移民们身处的环境看起来十分危险。他们所面临的敌人是新法兰西压倒般的军事力量，而这一军事力量又是从欧洲最强军事力量当中分化而来。近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均表明，法国正准备推行更为积极的外交政策。一旦这些政策成功，就有可能将英国的北美殖民地限制在海岸边的狭长地带。更有甚者，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这无疑在信奉清教的英国移民当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他们的焦虑并不仅仅出于他们对天主教本能的厌恶；此时，天主教牧师和传教士们已经打进印第安部落联盟的内部，而且在官方认可的情况下警告他们英国想要占有印第安人全部领土的企图。⁶

奥尔巴尼会议的最终结论为向英国政府寻求帮助。仅凭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无疑没有办法抵御法国常备军及其印第安助手。在向英国政府寻求帮助的公函当中，他们含蓄地表明了自己的绝望。也正因为这一点，纽卡斯尔议会认定，如果不加以干预，法国侵吞领土的行为将会“危及所有的殖民地。他们很可能会摧毁这些殖民地与其贸易”。即便这意味着与法国的战争，英国也绝不会让殖民地和财富从他们的手指缝间白白溜走，尽管在1754年夏，政府仍希望战争的规模不要扩大。

向北美殖民地运输军队的决定意味深远。它标志着殖民地之于英国的重要性。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它就将北美变成了一个战场。英国的军队在此浴血奋战，以求获得该地完全的统治权。更为重要的是，母国对移民承担了责任，而日后他们必将需要报答。并非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出于共同的利益，这些移民第一次不再为各自的目的而争吵，而是团结起来，共同对外。

1754年首要的任务在于重新强调英国对俄亥俄河谷的控制权。9月，爱德华·布拉多克总督（General Edward Braddock） [3] 率领着两个步兵团以及一个炮兵连。上级给他的命令就是将法军从迪凯纳堡驱逐出去。他极其富有军事远见，曾在欧洲的战场上拼杀过。对于他来说，战争已经成为一种艺术。火力（集中、并排且近距离的用火枪开火）是一场战役能否取胜的焦点。因此，那些穿着制服、并且接受过系统训练的士兵们将会排成一行，并找到真正合适的开火点，精确地打击目标。布拉多克很快便会发现，在北美洲的蛮荒林区当中，事情的发展将会相当不同。

在1755年5月，布拉多克在距迪凯纳堡附近100多英里的坎伯兰堡搭建了前沿阵地。一些弗吉尼亚的士兵加入了他的常备军。这些人几乎与福斯塔夫 [4] 一样，十分闲散。布拉多克把他们评价为“极度漠不关心的人”。⁷ 至少在职业士兵看来，那些聚集在堡垒并要求贡献自己力量的印第安人也不值得信任。几乎所有人都需要物资，其中往往包括随行的军属。他们好不容易从殖民地总督的手里要来马和马车来运送物资。马是从当地的移民手中买来的。然而，由于他们经常试图将老弱病残的牲口处理给军队，士兵们往往心生怨言，认为这些移民都是不诚实的。

在布拉多克接到线人的报告，约翰·赫尔曼·冯·迪斯考（Johann Hermann von Dieskau）将率领3000名常备军于盛夏抵达魁北克之后，交通问题就必须先搁置一旁了。迪斯考是在荒野作战的一把好手，擅长运用当时新颖的游击战术（Partisan），而布拉多克却对这种战术一无所知。尽管如此，他身边仍有华盛顿等得力助手。他们战斗的基本功极为扎实，非常清楚隐蔽、埋伏和快速撤退的重要性。

如果说有任何人向布拉多克提出有关这一战斗的建议的话，这些建议也都被他忽视了。这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防范敌人的突然袭击，也没有派人提前考察地形。他的纵队以及累赘的马匹和马车毫无防备地在森林当中穿梭，而埋伏在暗处的、为法军服务的印第安人正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在他们涉水渡过莫农加希拉河之后不久，其先锋部队就遭到了法国和印第安人联军的伏击。他们还未搞清楚状况，就已经被赶回了纵队的中心位置。恐怖情绪继续蔓延；布拉多克的军队阵亡了1/3，他自己也身负重伤，奄奄一息。印第安人将战俘们折磨致死，而法国人也听凭此类行为的发生。英国人对此加以报复，但这已是后话了。布拉多克的部队撤回到坎伯兰堡（Fort Cumberland），任凭法国人占据该地区的主导。

莫农加希拉河上的灾难动摇了移民，并且摧毁了英国人的威望，但是这并没有打破北美大陆上的力量平衡。法国军队零散地分布在美洲的中西部，无法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反抗力量。然而，他还是给自己的敌人带来了一些麻烦。1756年8月，法军攻陷了奥斯威戈堡；次年，他们就已经在莫霍克山谷当中劫掠移民的聚落了。

与此同时，殖民地当局以及英国军队仔细地估计了形势。教友派已经彻底退出了宾夕法尼亚的政治舞台，而整个殖民地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最为重要的是，布拉多克的继任者劳登伯爵约翰·坎贝尔（Earl of Loudoun,John Campbell） [5] 开始培训士兵们学习丛林战。劳登伯爵是这一工作的不二人选，因为早在1745年到1746年的“詹姆斯二世党运动”之后，他就已经参加过游击战。尽管作为一名战术指挥官的时候，他默默无闻，但是他已经能够充分意识到，一种新形式的战争需要新的兵种作为支撑。这些人包括骑警，即美洲的猎人和捕猎者；以及轻步兵，即英国常备军当中的一种。后者往往精力旺盛、行动敏捷且反应迅速。他们得到了实用的服装，往往是深绿或暗褐色的，以便神不知鬼不觉地通过森林和灌木丛。

骑警和轻步兵学会了木工知识、射击术以及在复杂的地形当中穿梭的能力。这些都足以支撑英国军队平等地与法国和印第安人联军打游击战。这些部队具有先遣队的职能，成功地使英国军队摆脱了布拉多克的命运。

要将在前线厮杀多年的士兵们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就必须有思想活跃且有变通性的指令官。皮特就曾为北美战场输送了两位年轻有为的、符合上述标准的军官，杰弗里·安默斯特少将和詹姆斯·沃尔夫（James Wolfe）准将。安默斯特30岁，而沃尔夫比他大两岁。他们两人工作都极其认真。对于乔治二世时期的官员们来说，这显然是非常难得的品质。

在1758年，为了贯彻皮特入侵和征服加拿大的伟大计划，英军在北美建立了新的最高指挥部。英国内阁认为，只有将法国的力量完全驱逐出美洲，才能保证英国殖民地未来的安全。无疑，要实现这一富有野心的目标，就必须要聚集大规模的海上力量和陆上力量，也必须有强有力的海上防线来阻碍法军向德·蒙卡尔姆侯爵路易-约瑟夫（Louis-Joseph,Marquis de Montcalm）所部输送援兵和补给。

三支军队于1758年入侵了新法兰西。总指挥阿伯克龙比伯爵（Abercromby） [6] 率领着11000名常备军士兵，开始攻向威廉堡（Fort William）、亨利堡（Fort Henry）和提康德罗加堡（Fort Ticonderoga）。沿袭着布拉多克的轨迹，约翰·福布斯准将率领着将近7000人，其中几乎所有人都是当地的民兵。第三支部队则由安默斯特指挥，准备从海上向路易斯堡发起攻击。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们将会沿着圣劳伦斯河北上，从而侵扰魁北克。博斯考恩则率领由23艘战船组成的中队以及19艘护卫舰护送第三支部队。

这场帝国战争前无古人。但是，在英国军官当中，有的交了好运，而有的则倒了大霉。蒙卡尔姆侯爵击溃了阿伯克龙比所率领的军队，迫使其放弃提康德罗加堡。福布斯则长驱直入，不费吹灰之力便占领了迪凯纳堡。

在所有的战役当中，路易斯堡战役是最为复杂的。要实现海陆联动，战术上的准备以及精准的打击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人们必须将军队、登陆艇、火药以及军需品有序地装载到货船上，以便快速地卸货。士兵登陆永远是一项危险而艰巨的任务；首先，人们必须事先调查海岸；根据调查所得的信息，军官们将制定出一套行动计划，以保证登陆士兵的安全，并且应对内陆敌军的攻击。在路易斯堡，安默斯特和他的部下沃尔夫负责重要的事先侦察工作。在仔细勘察过布雷顿角岛的地形之后，沃尔夫制定了战斗方案。

几天之后，海面才逐渐风平浪静，登陆艇得以登陆。这些登陆艇吃水很浅，底部则是平的。每艘船上搭载着40到60名士兵以及20名划桨手。⁸ 和平常一样，这次首先登陆的是最可靠的部队。在这场战役当中，最先登陆的是由沃尔夫率领的轻步兵。

在登陆之后，为了完成攻占法国海岸据点的任务，沃尔夫表现出了绅士军官的典型特质，毫不畏惧危险，而且沉着冷静。他相信，人们只能在绅士们的身上看到这样的领导特质。沃尔夫曾评论道：“我从不会推荐一个不是绅士的人来与绅士共事。下等人几乎不可能做出什么丰功伟业。”⁹ 在路易斯堡战役之前，沃尔夫的所作所为都体现出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在战斗的过程中，他甚至停下来赏给两个高地士兵金币，以表彰他们第一个登陆的成绩。这些行为和他在战火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无疑都赢得了士兵们的心。

沃尔夫所率领的先头部队为大部队的登陆扫清了障碍，也为他们后续开战奠定了基础。这一场战争持续了整整一个6月。法国人一直挨到7月才投降。此时，法国人已经不堪炮击的持续侵扰，也对获得救援不抱希望。包括沃尔夫在内的很多人都要求乘胜追击，向魁北克施加压力。然而，博斯考恩却对带领舰队驶向圣劳伦斯河的危险水域心生忧虑。更何况，如果战争持续到了11月，届时河流就会冻住，舰队也将被困在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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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的宏大计划逐渐削弱了法国在北美的力量，但没有摧毁之。在随后的一年当中，新的军官们登上了历史舞台。安默斯特取代了无用的阿伯克龙比，并对提康德罗加堡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击。皮特则推荐沃尔夫担当圣劳伦斯河探险队的指挥官。这一方面是出于曾在路易斯堡与沃尔夫并肩作战的军官们的推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位军事大臣对沃尔夫完成目标的贡献十分满意。在与沃尔夫共进晚餐之后，皮特就认定沃尔夫是这一位置的不二人选。在宴会上，沃尔夫装腔作势地展示着自己的尚武精神。他挥舞着家伙，以此来说明自己是爱国的。他这样做，到底是出于其过度膨胀的虚荣心，还是因醉酒而夸下海口？此时我们已经不得而知。据称，纽卡斯尔公爵在听说此事之后，便向乔治二世进言，告知他沃尔夫已经疯了。“他疯了？”国王说，“那我倒是希望他再咬我的其他军官们几口，让他们也传染上疯病。”

对于英国来说，1759年6月爆发的魁北克战役一开始相当顺利。沃尔夫的部队由22艘战船护送。这一护送舰队是由既有能力又勇敢的军官查尔斯·桑德斯（Admiral Charles Saunders）指挥的。后人往往会忽视这位军官的功绩。事实上，他功勋卓著；正是他为后面的大部队打前阵。他的船上有不少善于航海的军官。未来的探险家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便是一例。他曾绘制过一条当时鲜有人知的水道路线图。

正是因为这一点，在这场争分夺秒的战役当中，进展却是循序渐进而缓慢的。在人数处于劣势且无法从法国获取援兵的情况下，蒙卡尔姆获胜的唯一机会就在于将敌人拖到入冬。他一度即将成功。在7月初占领了艾勒——德奥尔良（Ile d'Orleans）之后，沃尔夫发现自己的军队已经动弹不得。在魁北克向南河流沿岸的悬崖峭壁上，均布满了法国人的炮台，完全堵住了沃尔夫的去路。他们企图占领蒙布朗西瀑布，以拆除这些炮台。但是，这一尝试却失败了。法国和印第安联军密集的攻击逼退了英国人新近在美洲招募的步兵。 [7]

沃尔夫因战败而感到灰心丧气。令他感到更为难堪的是，他的精锐部队是被一群业余士兵击溃的。在他看来，殖民地的民兵不过是一群武装起来的暴徒罢了。在路易斯堡，他将美洲民兵描述为“一群你所能想象的最肮脏、最可鄙的胆小鬼。不要指望他们能够战斗。他们倒在自己的土地上，并且成群地溃逃”。¹⁰ 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英国贵族军官以及殖民地步兵之间的隔阂也就越深。贵族军官们往往觉得，这些殖民地出身的军士们缺乏道德感。法国军官们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其中的一位法国军官尖酸地评论道，这些法属加拿大民兵们“躲在树后时十分勇猛。一旦没有掩护，他们就立刻表现得胆小如鼠”。¹¹

在首次帝国范围内的战争中，英国所面对的困难远远不止这一处。英国军官们惊讶地发现，殖民地战争完全无视了旨在约束人们残暴行为的欧洲战争法。正如许多同事一样，沃尔夫对殖民地战争的残酷深感震惊。特别是印第安人屠杀战俘和平民一事令他们不能接受。正是因为印第安人的暴行，沃尔夫对蒙卡尔姆个人表示了不满，并发誓要以牙还牙。¹² 在向魁北克进发的一年之前，他给自己的朋友乔治·热尔曼勋爵（Lord George Germain）寄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向朋友描述了自己将要采取的惩罚手段：“我并非没有人性，也并不贪婪。但是，如果加拿大的害虫们遭到了洗劫和掠夺的话，我将会得到极大的满足。”¹³ 他信守了自己的诺言。1759年夏天，许多骑警和其他的轻骑兵袭击了在圣劳伦斯河流沿岸的村落，烧毁房屋，抢走了一切能拿走的东西。那些不愿意对乔治二世宣誓效忠的法属印第安人就被赶出了自己的家园。¹⁴

这也就定下了未来殖民地战争的基调。那些彬彬有礼、博学多识的军官们往往会抱有人文主义的思想，然而在面对生存考验的时候，这些东西很快就被抛诸脑后。况且，生存问题正是殖民地所有矛盾的核心。沃尔夫向他的手下背诵了托马斯·格雷（Thomas Grey）的《乡间教堂庭院里的哀歌》（Elegy in a Country Churchyard）。据传，他将这篇文章的创作成就等同于占领魁北克。它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令他们不但有能力攻击，也有能力劫掠法属加拿大的殖民地。

9月初，魁北克的困局化解了。在两个月之后，冬季便将会来临。沃尔夫因此接受了他手下的一些高级将领的建议。这个建议是，英军趁着夜色冒险绕过魁北克，到黎明时分即可到达城市的上游。届时，英军将会切断蒙卡尔姆和他的军事储备基地蒙特利尔之间的联系，而蒙卡尔姆则不得不露头，并于亚伯拉罕高地发动战争。一切正如英国人所预料的那样；英国人得以避过法国人的耳目，成功登陆并且组好阵型，以应对蒙卡尔姆的攻击。

在为了争夺北美控制权而发动的战争当中，人们采取的都是传统的作战方法，即排成纵队或站成一行，伴着战鼓来发动攻击。法军的行动非常笨拙。这可能是因为法军士兵并没有充分理解自己在这场新型战役当中所需要扮演的角色。在英军的集中火力下，法军溃不成军。蒙卡尔姆和沃尔夫都于乱军中丧命。战后双方都因勇敢而获封，而他们的死也为整场战役蒙上了史诗般的色彩，是两大势均力敌的世界力量之间的角力。沃尔夫很快就成了帝国的英雄。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里，这样的英雄持续增加。他们的爱国主义、勇气、责任感以及坚持都成了其国人效仿的榜样。

魁北克的陷落并不代表战争已经结束。因为感到安默斯特在提康德罗加堡驻扎是一个威胁，蒙卡尔姆指派莱维斯爵士（Chevalier de Lévis）率领一支精锐部队保护蒙特利尔。这一军队试图于1760年春重新夺取魁北克，但却在圣福瓦战役（Sainte-Foy）中遭遇惨败。双方均伤亡惨重，其伤亡人数总数达到了亚伯拉罕高地之战的四倍。

魁北克的陷落以及其名气稍小的后续亚伯拉罕高地之战均标志着法国在加拿大统治的结束。1762年到1763年议和期间，曾有人建议将新法兰西的一部分还给法国，以换得对瓜德罗普的控制权。最终，出于对英属北美长期安全的考虑，英国政府遏制住了获取蔗糖暴利的欲望，并没有通过这一意见。

在获取了对北美完全的控制之后，英国政府瞬间就面临着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局。战争最主要的目的在于稳定，而这一点是难以捉摸的。在去除了对殖民地安全的外部威胁之后，政府必须要面对各种没能预想到的、威胁当地安全的事件。这些都是魁北克陷落的间接因素。首先，政策制定必须要符合70000名法属加拿大人的利益，也必须要能够安定未知的大批印第安人。他们分散地居住在英国的新领地，即当今美国的中西部。在满足其新臣民的要求的同时，政府也必须同时照顾到老的臣民。几千名移民正翘首以盼，想要享受到胜利的果实，并往西迁移。

自1763年到1774年，土地投机急速增长。新的帝国正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广袤土地上冉冉升起。而土地投机者们则鱼贯而入，急不可耐地提出土地要求。在大西洋的两岸，投资者们的反应都相当迅速。土地公司则毫不费力就能吸引到投资。贪欲以及对在新土地上获取回报的信心使得许多有钱有势的美国人和英国贵族团结了起来。这其中包括美国科学家和政治哲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和他未来的敌人达特茅斯勋爵。土地热也传染给了穷人；1771年到1772年，克莱兹代尔（Clydesdale）的农民和手工工人们联合在了一起，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他们希望借此公司在美洲买地，以供苏格兰人到此地定居之需。

移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北美。投机商们的代理人所购置的广阔土地上很快就人满为患。从1760年到1775年，30000名英格兰人、55000名爱尔兰人和40000名苏格兰人横渡了大西洋。其中大部分人可能都是想要在殖民地住下的。每年都会有两千多个移民自西弗吉尼亚的谢南多厄河谷（Shenandoah Valley）顺流而下，到达卡罗莱纳的偏远地区。西部的吸引力永远是最大的；在18世纪70年代早期，人们已经在计划创建两个新的内陆殖民地。人们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将其中一个殖民地命名为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即今天肯塔基的前身。而且，他们将另一个位于俄亥俄河和阿勒格尼河之间的殖民地命名为万达利亚（Vandalia）。

显然，美国大片价格低廉的土地能够充分吸引那些在英国前途黯淡的人。1773年到1774年，英国的木材、棉纺织业和丝纺织业都遭遇了严重的打击。这也就迫使人们离开西南英格兰（West Country）、约克郡（Yorkshire）、伦敦的斯皮塔佛德（Spitalfields）以及佩斯利（Paisley）。1773年，为获得更高的报酬，佩斯利的丝纺织工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的雇主，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的话，他们就将会“成群结队地前往美洲”。¹⁵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对自己的命运不满的人。因为不堪忍受地主的盘剥，很多人纷纷逃离苏格兰高地和西部群岛（Western Isles） [8] 。在爱尔兰发生了相同的情况。18世纪70年代初，土地租金已经上升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除去佃农（crofter）和自耕农之外，契约奴也加入了移民的大军。人们需要他们当驴做马，开垦荒野。1770年，出于哄骗更多契约奴的需要，从前干绑架和欺骗营生的人又重拾旧业。

政府、地主和雇员们都因移民的数量之多而感到不安。在苏格兰，人们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阻止人们移民。这是因为，在过去的近十年当中，苏格兰人口的3%都迁移到了美洲。在法律上，这一做法是不可行的。因为没有人能够剥夺英国臣民自由迁移的合法权利。有些人怀疑这一切何时将会结束，并预言英国会步上古希腊罗马的后尘，最终失去其财富的来源。世界力量中心也将就此转向美洲。1774年，一部幻想小说就描写了1974年“美洲帝国”的游客来到伦敦旅游的情节。他们所看到的是一座与普拉尼斯雕刻的罗马废墟十分类似的城市遗址。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破败的景象，主要是因为英国商人“遍布全世界，特别是在美洲定居了。随着他们的离去，我们的手工工匠和工人们都会跟着离开”。¹⁶

英国并非这场移民潮中的唯一输家。许多人的目的地是18世纪60年代初从印第安人部落手中夺取的土地。这些印第安人曾发起过多次抗争，但仍旧不能将入侵者赶出自己的家园。此后，殖民地战争不断，双方也都毫不留情。在1760年到1761年的卡罗莱纳战役中，一位志愿兵向其总督报告：“我们现在能够把印第安人的尸体喂给狗吃，并以此为乐；为了展示剥下来的头皮，我们仔细地将其排布在自己的堡垒顶上。”¹⁷

然而，在英国政府看来，只要这些印第安人能够遵循乔治三世的法律，他们就是乔治三世的子民，并有权利得到他的保护。自1763年起，驻北美的国王官员及其下属努力完成这一任务，特别是要保护印第安人不受投机者们合法的诈骗。无论何处，政府的这一行动都遭到了阻碍。正如一位印第安事务主管威廉·约翰逊爵士（Sir William Johnson） [9] 所评价的那样，平等地对待印第安人会“损害这一地区最显赫的人们的利益”。参与到土地投机活动中的殖民地商人以及财主们都百般阻挠政府的努力，不让印第安人获得平等交易的权利。他们还试图确保地方官员和治安法官都站在自己的一边。¹⁸

约翰逊的内心极为矛盾。这是因为，他既是政府主管“六大部落（Six Na-tions）”的官员，也是位于纽约北部的一座豪华庄园的主人。在那里，他穷奢极欲，多次包养情妇。其中的一个是个逃走了的契约奴，另一个则是个莫霍克女人。约翰逊同样也进行了土地投机活动，并且鼓励他的同乡苏格兰人在此定居。然而，他的内心确实保有自然公正的意识，并且确实试图平衡印第安人和移民之间的利益。

对于希望前线无战事的英国政府来说，这些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并且是不断增加的困扰的源头。所有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不是失败，就是又增添了新的麻烦。虽然移民禁令顺了印第安人的心，但这一禁令却难以推行。移民们对财产权的呼声日益高涨，政府也就只得对土地投机商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投机者们运用各种花招，合法地将印第安人的土地变为自己的囊中之物。

1774年夏，解决这一切纷扰的方案终于出台。这就是《魁北克法》。它划定了加拿大前线的范围，向南可一直延伸到俄亥俄以及阿勒格尼河流域。因此，这一长期以来一直吸引大批移民前来的地区也就不再属于北美殖民地管辖，而被划分到魁北克管辖的区域。人们在此地推行的法律是英国法律和旧有的法国法律的混合产物。《魁北克法》不只分割了英属北美，而且还结束了北美移民50多年的扩张活动，不让他们染指自认为早已到手的西部地区。这一法案饱受诟病。而且，在处理了前线的繁杂事务之后，英国政府很快便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无疑更大的问题：那就是殖民地叛乱。

【注释】

[1] 1570年左右，莫霍克人（Mohawk）、奥内达人、奥农达人、卡尤加人和塞内卡人等部落组成著名的易洛魁联盟。1715年图斯卡罗拉部加入联盟，人称“六部落联盟”。“联盟”地域辽阔，东自哈德逊河，西抵密歇根湖，北起渥太华河，南达俄亥俄河和波托马克河，到18世纪成为北美最强大的部落集团。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期间，除奥内达族和图斯卡罗拉族（1715年加入联盟）之外的各族团结一致，抗击殖民主义者。

[2] 一种修辞手法，指从高潮突然转入低潮。

[3] 驻美洲英军总司令。为了将法国势力逐出俄亥俄地区，他于1755年率军远征法军要塞迪凯纳堡。7月9日，1200名英军在接近要塞的莫农加希拉河与法军和印第安人联军850人遭遇，经激战，英军伤亡惨重，远征失败。布拉多克身负重伤，在撤回坎伯兰的途中死亡。

[4] 约翰·福斯塔夫，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上、下篇）和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人物。

[5] 这里指的应当是第5任阿盖尔公爵（1723-1806）。曾参加过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后担任议会议员。

[6] 拉尔夫·阿伯克龙比，英国陆军将领。生于苏格兰的门斯塔利。早年受教于爱丁堡大学和莱比锡大学。1756年从军，参加七年战争。后为下院议员（1774-1780）。1793年反法战争爆发后重返战场。由于在1794-1795年间成功指挥从佛兰德的撤退而被升为陆军少将。1795-1797年担任远征西印度群岛的英军司令，夺取了格林纳达、圣卢西亚、圣文森特以及特立尼达。1799年赴荷兰作战。1800年任地中海英军司令，夺取梅诺卡岛。后受命前往埃及驱逐法军，次年3月从阿布基尔湾登陆，在第一次与法军的交战中负伤，不久去世。

[7] 原文这里为“grenadiers and light infantrymen”。“grenadier”应当为现代称呼，指的是步兵。但在过去这个词指的是“投弹兵”。

[8] 西部群岛，又称外赫布里底群岛（Outer Hebrides）、长岛或埃利安锡尔，是英国苏格兰32个一级行政区之一。

[9] 威廉·约翰逊爵士，英国殖民地行政官员。生于爱尔兰。1738年左右定居于莫霍克谷。曾成功地处理了同六大印第安部落的关系，使易洛魁族印第安人始终忠于英国。1755-1774年任印第安人事务总监。

第四章
布立吞人的后代：北美的反叛者们
1765-1775

随着大批的移民涌入美洲，人们有关帝国本质以及公民身份的争论也就愈演愈烈。1765年夏，人们首次将这一问题摆在台面上来谈论。此时，格伦维尔（Lord Grenville） [1] 及其内阁通过了《印花税法》（Stamp Act）。该法律规定，英国将对一切非英国本土通过的法律文件征收一定的税。消息传到西印度群岛以及北美，人们立刻炸开了锅。遵循1754年危机的先例，移民们召开了大陆会议，并决定禁止英国货物入境。与此同时，针对这一法案而进行的游行示威也全面爆发；他们甚至威胁要对征收印花税的官员进行报复。

这些广发的暴力行动令政府感到措手不及。格伦维尔的继任者罗金厄姆侯爵（Marquess of Rockingham） [2] 打算妥协，并且收回这一遭到憎恶的法律。况且，考虑到移民们的态度，这一法律也完全无法执行。在讨论是否需要撤销《印花税法》的时候，议员们分成了两派，就英国及其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以及殖民地人民的政治权利展开了辩论。

乔治三世、格伦维尔和支持征收印花税的人们表示，英国政府制定殖民地法律的权利毋庸置疑。他们固守原来的观点，认定殖民地是英国的卫星城，其存在的意义不过是为母国聚敛财富。这一信条长期以来为官方所信奉。在1770年的年度报告中，爱德华太子岛（Prince Edward Island）的总督帕特森（Patterson）就阐释了这一信条。“倘若在襁褓中就能得到充分的支持，本岛的发展势必将对母国极为有益。”¹ 无疑，他的写作是经过其上级允许的。“襁褓中”一词的使用尤其具有启发意义。这是因为，这种说法反映了当时的流行看法。人们普遍认为，殖民地是英国的子女。而且，正如孩子一样，它们需要家长有力的支持以及保护。

在有关《印花税法》的辩论当中，格伦维尔也提及了这种家长式的帝国模式。他将移民比作孩子，是受了慷慨的父亲的恩惠，才能在殖民地耕种和定居。这位父亲继而也为了子女的福祉而尽心尽力。这一宣言也暗示，殖民地将会一直向母国寻求支持与保护。要证明这一点是非常容易的：在近期的战争当中，英国陆军和海军分别破除了法军的威胁。更何况，英军仍旧控制着印第安防线上的堡垒。英军为达成这些目的而耗费了大量的财力，也正因为这一点，心生感激的殖民地人民理应支付其中的部分费用。

在这场争论当中，双方使用“家庭”意象的次数均非常频繁。1775年，美国国会的代表警告易洛魁人不要掺和到“家庭纠纷”当中来。一年之后，一位英国官员把移民们比作了“惯坏了的小孩子”，需要接受惩罚² 。1777年，另一位不那么苛刻的英国官员则用这样一首即兴诗作为他日记的开头：

让这片土地和平而富饶吧！

当不列颠伸开臂膀，

给孩子们带来和平的时候啊，

市民们，别再吵吵嚷嚷。³

直到1780年，纽约州州长詹姆斯·罗伯逊（James Robertson）将军还是将美洲移民视作任性的孩子。他们有耐心的父亲英国则“希望将他们纳入一个幸福的大家庭里。他们就像是公司的分支，由语言、礼仪、法律、习俗、利益、宗教和血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⁴

在这些情感的背后隐含着政府对帝国统一深深的担忧。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此时正在为写作其《罗马帝国的衰落》收集资料。他相信，英国与其北美殖民地之间的分裂是英国殖民以及商业力量衰落的初期表现。同样，乔治三世和他的官员们也在密切关注着那些移民们的一举一动。这是因为，如果不加以监督，他们的力量足以分裂帝国并摧毁英国。不出所料，国王和他的支持者们认为，收回《印花税法》就是对有组织的反抗运动的妥协。这一点也就导致了未来的悲剧。

美洲殖民地的政治异端分子们和他们在英国的支持者们虽然赞同帝国是一个大家庭的说法，但他们并不赞同英国人对亲属关系的描述。1765年，罗德岛的居民们烧毁了收税官们的塑像。他们认为，自己继承了上世纪挑战斯图亚特王朝权威的那些英国人的意志。正是因为那些人的努力，宪法以及臣民的自由才得到了保障：

我们的先辈用鲜血为我们带来了福音，

作为他们的子孙，我们有权享用：

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国内税丢掉，

先烧掉肖像，再烧掉印花。

在针对《印花税法》进行讨论的时候，许多议会成员都对他们的这些看法表示支持。此时已成为查塔姆伯爵（Earl of Chatham）的威廉·皮特认定：“美洲殖民地的居民是英格兰的婚生子，而不是英格兰的私生子。”因此，他们理应和他们居住在英格兰的兄弟姐妹们一样，享受同等的法律和政治权利。

在对所有移民施加控制的同时，英国议会不会赋予美洲移民相应的代表权。移民们自然对此表示抗议，而他们抗议的最主要证据就在于，与他们在英国的兄弟姐妹们一样，他们也继承了同等的自由。在1775年的时候，康涅狄格总督乔纳森·特朗布尔（Jonathan Trumbull）表示，自己希望知道为什么美洲移民不能拥有“作为人和英国人本应有的宪法权利和自由。作为布立吞人的后代和以自由、安全作为基本原则的帝国臣民，我们也理应拥有这一点。”⁵ 在之后的十年里，不断有移民提出这一问题，但是，他们却没有得到任何的解答。非但如此，英国政府还告知他们，他们必须接受自己作为家族中非平等成员的事实。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祖先跨过了大西洋，他们的个人权利也就被剥夺了。

对于美洲移民来说，最令他们矛盾的是，虽然官方并不将其同英国国内公民一视同仁般对待，但他们仍因自身的英国国民性而深感自豪。1770年11月，本杰明·富兰克林向《伦敦编年史》（London Chronicle）的读者们保证，美洲移民“热爱英国并且以身为英国人为荣。他们非常喜欢英国的礼仪、流行风尚以及工业制品。他们没有打破双方关系的欲求”。按照他的说法，美洲移民之所以坚称“在不征求他们的许可之下，英国议会没有向他们征收赋税的权利”，正是他们爱国主义的体现。⁶

富兰克林有关北美大陆当中弥漫着英国风的看法确实有它的道理。超过9/10的移民具有英国血统，而很多的村庄和城镇都有着英国名字。在纽约的南部，就有一些名为斯坦福德（Stamford），拉伊（Rye），格雷夫森德（Gravesend）和两个贝德福德（Bedford）的城镇。移民们不但在美洲建起了带英国乡村风格的房子，还把英国特有的乡间文化也带到了美洲。他们在此地传诵民间故事，并且传唱民间歌曲。受过教育的移民们并不将自己当成乡巴佬，而是将自己视作英国的上层人物，足以参与上等人的文化和政治生活。1764年，一个马里兰地主要求一个伦敦商人给他寄“有关政治和其他主题的最好的小册子，特别是那些有关殖民地的”。此后，在与英国的政治决裂几乎不可避免的时候，富兰克林对他以及其同胞可能遭到的文化影响深感忧虑。他们会不会因此而与莎士比亚永远决裂？

在大后方，美洲社会生活的复杂程度已经发展得超出了一些人的想象。在感到惊讶的同时，他们也对此感到叹为观止。1776年12月，仅在罗德岛的一个小镇做了短暂停留后，约翰·皮布尔斯（John Peebles）船长就在自己的日记里记录了这样一件古怪的事：

今天见到了一位穿着举止得体的女士。在她进了一家商店之后，我四处打听，得知她正是大名鼎鼎的萨·利克（Sal Leake）小姐。自从我们到达此地，我就一直听说她的名字。她是开妓院的，干这一行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与通常妓院不同的是，她所开的那一家显得更为体面。每个镇上的人都赞赏她的这一职业，认为对于一位30岁左右的、好看的女人来说，这一职业是体面的。在这里，这个找乐子的场所得以合法建立，并且已经算是某种现代的奢侈品了。人们对待它的态度也相当开放，甚至愿意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⁷

美洲的道德标准或许能够得到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的认同。但是，这些道德标准归根结底是一个新社会的产物。在这个社会里，绅士们不会因出身而受到尊敬，也不能拥有在英国时一样的特权。美洲殖民地的社会是金字塔形的，但它缺少一个贵族阶层。因此，位于这一社会最顶端的人的地位相当于英国的中产阶级。更有甚者，美洲殖民地的人们信奉资产阶级的信条：人的社会地位并非与生俱来的。只要有才能或足够努力，人们就能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这并不是说，美洲殖民地社会是民主的。正如英国一样，个人财富是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富人往往会担任地方长官或郡治安官，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可以要求当地居民和在英国一样顺从。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1771年，一名洗礼派教徒在弗吉尼亚的教会当中即兴开始唱圣歌，并打断了弗吉尼亚教堂中的安立甘教法事。教士将其逐出场外，并因他的无礼而用鞭子抽打他。此后，他又从当地郡治安官“一位绅士”那里领了一顿鞭子。⁸ 然而，作为英国保守主义的精神支柱，英国教会在北美的际遇并不顺利。这是因为，在北美，非国教徒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结果是，来自纽约的一位安立甘教区牧师不无遗憾地表示，很少有美洲移民“对合法的权威保持敬畏和服从”。而对于他来说，合法的权威正是教义的核心。⁹

从总体上来说，美洲大陆的气氛还是平等而喧闹的。人们的成长背景各不相同，自然也不会无条件地服从一个权威。1775年4月，佐治亚总督詹姆斯·怀特（James Wright）发现，在他所管辖的殖民地里弥漫着一股“平等主义的风气。人们也普遍蔑视政府的权威”。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在于在此地长期驻军。“英国军队起码能够维持当地人基本的尊重。军官们和镇上的绅士们摩肩接踵，也便于国王和政府话语向当地年轻人的传达。他们就会明白，表现出何种程度的尊敬才是恰当的。”¹⁰ 令怀特最为不安的是，穷人之间形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在英国，这些人被称为暴民。每当政府受到挑战的时候，上层人有秩序的抵抗运动总会伴随着无秩序的民众暴动。在波士顿，这些事件的性质更为恶劣。1770年，助理州长托马斯·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抱怨地方长官们与那些异见人士抱成一团，不愿帮助政府镇压暴民。¹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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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政府的愤怒已经日趋增加。一旦他们试图从美洲人的手中筹集资金，他们就会面临一波又一波的抗议浪潮。在1766年初撤回《印花税法》之后，政府大失颜面。但随即通过的《公告令》（Declaratory Act）就为他们挽回了面子。这一法令坚称，议会拥有给北美殖民地制定法律的权利。官方的这一表态对殖民地移民没有造成什么影响。这是因为，移民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政治力量。反抗《印花税法》的胜利更是为他们注射了一针强心剂。他们继续抵抗新的税收，并很快取得了新的成功。

1767年，由于激起了普遍的反抗，《唐森德法案》 [3] 中所规定的对茶叶以及其他进口工业制品征税的规定只能不了了之。两年后，这些规定终于废止。在殖民地当中，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对殖民地的管理。正如在英国的情况一样，承担管理殖民地事务的官员往往是从财主们当中选出来的。在城镇当中，则有可能是由富裕的商人担任这一官职。担任这一官职完全出于自愿，没有薪水可以领取。到1770年为止，这一群体开始逐渐分化。其中的一些人不愿再和政府合作。因此，皇家总督和税务官往往会觉得自己孤立无援，没有同盟能够帮助他们推行国王的法律。

面对着民众持续不断对政府权威的挑战，1770年，政府开始采取一种最为有勇无谋的策略：有选择性的镇压。在波士顿，一支小型军队驻扎在此地，以此维持在当地的高压统治，在这个全美洲最令英国人感到棘手的城镇维持秩序。事实证明，这一措施并没有起到威慑波士顿人的作用。然而，对于坚定他们的决心以及激发其他移民的反抗情绪而言，这一措施已经是绰绰有余的了。在12月底的一场名为“波士顿屠杀”的混战当中，一些平民遭到了枪击。就此，美洲移民当中有了第一批牺牲者和宣传自己主张的契机。1772年，暴力行动进一步升级。在缉私船（Gaspee）停泊在罗德岛之后，人们便放火将其点着。为了进一步确定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地位，政府于1773年颁布了《茶税法》（the Tea Act）。这一法令遭到了一些波士顿人的挑战。这些人打扮成印第安人的样子登上了一艘商船，并将其上的茶叶倾倒到了海里。显然，波士顿人没有被吓住。英国人又出台了新的旨在扼杀波士顿商业的规章制度，作为新的止血药。

1770年，牵着美洲殖民地的那条细钓线转移到了时任首相弗雷德里克·诺思（Frederick North） [4] 的手中。诺思勋爵比较擅长处置议会事务和任免人员。但其视野相对比较狭窄，知识也比较浅薄。直到1782年早期，他都处于政治权力的中心。一大群托利派的后座议员成了他坚实的后盾。这些人非常乐意把思考的任务交给官员。诺思的支持者们之所以会团结在一起，是因为他们都对在美洲或英国捣乱的人有敌意。

在当时的托利党人看来，他们潜意识当中仍在怀疑，民主浪潮是否已经在美洲和英国蔓延。在英国，威尔克斯可谓这一思潮的领军人物。1763年，他逃脱了对其批评政府的指控。此后，他成了反抗国王及其官员群众运动的焦点人物。1768年，威尔克斯被选为议员。在这之后爆发的群众游行直接导致政府剥夺其议员席位企图的破产。这一运动也反映了同时在美洲爆发的骚乱。更有甚者，托利派也因这一事件完全警惕起来：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立场，威尔克斯和激进派都不惮于和暴民联合起来。无论是在北美还是在英国本土，人民活动都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面对这样的情形，诺思的支持者们一致对外，并拒不承认任何针对国王及其官员的责难。

另外，强硬的措施之所以能够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对美洲殖民地让步很可能会造成帝国的分裂。坚定永远是一个父亲最值得赞赏的品质，而坚定的政策能迅速平息少数陶醉于自由思想的美洲移民所搅起的骚乱。一旦政府表明了自己的决心，这些人将会迅速冷静下来，并且恢复他们对政府的忠诚。

在议会当中，也有一小撮要求妥协的人。他们拒绝接受这一简单的分析结论以及解决方法。查塔姆、罗金厄姆和后来的埃德蒙·珀克（Edmund Burke）都满腔热血地认定，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法律上，美洲殖民地的移民和英国本土人民享有相同的权利与自由。更有甚者，人们引用16世纪时从加莱和图尔奈（Tour-nai）归来的议员们的事例，以此证明英国的海外所有物也拥有同样在议会中发声的权利。如果移民们无法得到自己应得的权利，而他们对于议员情绪的观察又属实的话，诺思的对手们表示，诺思的不妥协政策将会制造他一直以来所畏惧的分裂。然而，国王、他的官员们以及许多后座议员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们指出，鉴于他们的粗暴行为，这些美洲移民根本不值得政府做出符合理性的让步。

最终，1774年颁布的《魁北克法》促使美洲移民采取一系列措施。公民抗议活动就此变成了一场武装暴动。按照这一法案，不但加拿大边境将会封闭，五大湖南部和西部的一大片土地也将划归加拿大。然而，美洲殖民地的移民们之前一直认定，这些土地是留给他们的，他们可以到那里去定居和生活。消息一出便激起了一片反对的声音。天主教成为加拿大的官方宗教在新教徒中引起了恐慌。在大多数为新教徒的群体当中，骇人听闻的古代宗教屠杀梦魇弥漫开来。这些人的脑海中也多半留有上个世纪宗教迫害和战争的记忆。1775年初，新英格兰的深山老林里就谣言四布，认定天主教会将会在此地扩散，国王也会派遣安立甘教的主教来干扰美洲的新教徒。¹² 在马萨诸塞，一个教会团体的牧师向其教众布道称：“在美洲，身着猩红色衣服的淫妇将会骑上她的有角兽，手里握着盛满秽物的杯子，迈着胜利的步伐踩过真正的新教徒们的头，并且用其淫乱之酒灌醉大众” [5] 。¹³

虽然这件事很荒唐，但是到现在为止，许多美洲移民都乐意去相信任何对乔治三世以及其官员们的诽谤。新英格兰的农民们本来就因天主教即将登陆美洲而倍感恐慌，一听到政府想要将他们置于英国领主奴役之下的可怜境地，就显得更加心烦意乱。反政府媒体和煽动家们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恐惧，进一步向许多摇摆不定的人证明，一个粗暴的国王正试图剥夺美洲的自由。他的政府不会停止其向殖民地宣扬自身权威的举动。由于偏执的情绪正在美洲弥漫，演说家们很容易就能令那些轻信的人们相信，他们很快就将面临被奴役的命运。塞缪尔·约翰逊不无讽刺地提及了美洲人对奴隶制的恐惧；他问道：“最响亮的、追求自由的狂吠怎么会是从奴隶主口中发出的呢？”

美洲移民迅速对《魁北克法》做出了政治反应。然而，英国政府也毫不示弱，迅速对波士顿采取了措施。而且，他们沿袭了此前行之有效的危机应对方式。1774年9月，人们在费城召开了一次大陆会议，希望能够商讨出反击的办法。他们希望，这一反击的办法能让英国政府重新考虑自己的所作所为。在讨论的时候，代表们小心翼翼。这是因为，虽然他们都反对议会的霸权，但是他们都不想贸然与英国断绝关系。首先，他们重复了自己的法律地位。他们认为，自己是政府的臣民，而这一政府则否决了他们不可侵犯的权利。其次，他们向英国炫耀了殖民地经济力量的强大，威胁要联合抵制与英国以及其他英属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此次会议的辩护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 and er Hamilton）宣称，如果没有殖民地的经济支持，很快，“在英格兰和爱尔兰就会出现大量的乞丐，饥荒也会蔓延开来。至于那些西印度的种植园，没有了我们，它们根本无法生存”。¹⁴

在大陆会议上，代表们都尽可能小心，不公开讨论军事准备的问题。即便在他们辩论的时候，英国政府已经禁止向北美输送武器和火药。与此同时，许多支持大陆会议的人开始囤积武器，并计划民兵的快速转移路线，以防政府用武力来解除他们的武装。其中那些更为冲动的人则更进一步，占领了殖民地的兵工厂和堡垒。12月，以“自由之子社（Sons of Liberty）” [6] 为代表的一些人占领了朴茨茅斯的威廉堡和玛丽堡，并搬走了大炮、火枪和火药。

【注释】

[1] 格伦维尔，英国政治家、首相（1806-1807）。曾任外交大臣。任首相时，他领导联合政府“贤人内阁”，以废除奴隶贸易（1807）闻名。其政府由于乔治三世继续依赖前任首相（Bute）而受阻碍，以《印花税法》（Stamp Act,1765）和起诉约翰·威尔克斯（Wilkes,John）著称。

[2] 英国首相（1765-1766,1782），辉格党领袖。1746年参加镇压詹姆士党人叛乱的战斗。1750年被封为莫尔顿伯爵（Earl Molton），并继承其父为第二代罗金厄姆侯爵。1751-1762年任国王乔治二世和乔治三世的侍从官。1765年7月被乔治三世任命接替格伦维尔任首席财政大臣（即首相），任内废除了在北美殖民地实行的《印花税法》，但仍宣布英国对北美拥有主权。1766年7月辞职。下野后领导辉格党反对派，倡导和北美殖民地和解。在诺思勋爵辞职后，于1782年3月再次任首席财政大臣。与北美殖民地进行和谈，并取消《波伊宁斯法》，给予爱尔兰议会立法上的独立，努力完成埃德蒙·珀克提倡的“经济改革”。同年7月猝死于公务中。

[3] 英国议会法。1767年6月15日——7月2日英国议会通过的四个旨在维护英在北美殖民统治权的条例总称，因由当时的首席财政大臣查尔斯·唐森德提出，故名。第一个条例（又称《休会条例》）宣布临时解散纽约州议会，直到遵从1765年的驻营条例，承担英国驻军给养时为止。第二个条例（又称《税法》）规定，在殖民地港口直接征收铝、玻璃、纸张、油漆和茶叶税。第三个条例规定在美洲殖民地建立税收机构，包括增派官吏、检查员、密探、缉私船，以及税务专员等（设在波士顿），所需经费由税收承担。第四个条例豁免茶叶全部商税，鼓励向殖民地出口茶叶。条例遭到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对而被迫废除。

[4] 英国首相（1770-1782）。生于伦敦。为第八代诺思男爵，通称“诺思勋爵”。其政府以忠诚于乔治三世而著称。北美独立运动时期，在波士顿倾茶案（1773）后，作为报复制订了北美人民无法容忍的法令，最终激起独立战争的爆发和《独立宣言》（1776）的发表。英军在萨拉托加和约克敦战败后有辞职之意，但为乔治三世劝阻。但最终仍于1782年3月辞职。次年4月与辉格党领袖福克斯组成联合政府，任内政大臣，12月辞职。

[5] “穿着猩红色衣服的淫妇”本指“巴比伦大淫妇”，是《启示录》所载的淫荡女人。骑在七头十角的朱红色兽上，身着紫色和朱红色衣服，手拿金杯，杯中盛满淫乱的秽物，额上有字曰：“奥秘哉！大巴比伦，作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她喝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作见证之人的血，罪恶滔天，但在一天之内，便遭遇审判和处决，又要被火烧尽。一般认为该淫妇是“罗马帝国”的代称，其劣迹和结局反映了公元1世纪下半叶基督徒对罗马帝国极端仇恨的心理。在这里，“穿着猩红色衣服的淫妇”指的是“异教徒的罗马天主教”，是极端派新教徒骂罗马天主教的话。

[6] 1765年由英国各殖民地的激进分子创建的一个组织，以表达殖民地人民对《印花税法》的反对情绪。自由之子社成员在各殖民地示威游行，并对试图出售印花的英国代理商进行威吓。有的成员进行暴力活动，其高峰是捣毁马萨诸塞殖民地副总督哈钦森的住宅。最先使用“自由之子”名称的是英国议会的一名议员，他支持殖民地人民的观点。他在议会的一次发言结束时，把殖民地居民称为“这些自由之子”。该社的领导人有塞缪尔·亚当斯和帕特里克·亨利等人。（《美国社会历史百科全书》）

第五章
天翻地覆：美国独立战争
1775-1783

1774年末英帝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过去的六个月里，英国在北美的势力瓦解了。殖民地的总督们已经成了摆设，无力证明英国政府的权威。他们不得不写信给殖民大臣达特茅斯勋爵（Lord Dartmouth），用凄婉的笔调诉说自己的无能。与他的同僚相比，纽约殖民总督卡德瓦拉德·科尔登（Cadwallader Colden） [1] 相对来说要幸运一点。这是因为，皇家海军单桅帆船“翠鸟（Kingfisher）”号于12月份入港，而且他坐拥一支百人的皇家爱尔兰军团。然而，他还是很焦虑。因为“顺从的居民们”需要“一支强大力量”的保护，“以此来威慑那些放肆的暴民，并鼓励更多的人站到政府的一边来”。¹

实权逐渐转移到大陆会议的坚定支持者们的手中。到1775年4月为止，由这些人所组成的当地委员会已经取代了新泽西、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弗吉尼亚以及南卡罗莱纳的总督。政府无力阻止这一进程。他们所能做的不过是颁布一些旨在恐吓人民的法律，但人们往往会选择无视这些法律。所有能投入战斗的军队和战船都集中在波士顿，殖民地的民兵靠不住，而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压迫工具即地方治安官们，或者与大陆会议结成了同盟，或者因为害怕动乱而保持中立。即便是在没有偏心或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的司法官员监管的情况下，在1774年，北美殖民地移民们也享受了相当程度上的自由。他们的媒体不受干涉，故各家思想都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并且能够传播到各个地方；移民们可以自由活动；不论何时何地，他们都能够召开公开的会议。因此，对于大陆会议的代理人来说，他们能够很容易地团结并组织支持者，说服犹豫不决之人加入自己的队伍，并打压那些忠诚于英国政府的顽固分子。

伦敦方面花费了很长时间才终于完全摸清了美国殖民地的实际状况。此时，乔治三世和他的官员们一直在采取妥协还是强制的措施方面举棋不定。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国王已经确信，如果不采取适当的措施的话，他们将永远无法在美国重新建立起议会的权威。诺思和达特茅斯勋爵也对此表示同意。但是，他们仍旧抱有一丝希望，美国移民最终会回心转意，不会走到战争的那一步。此后，这些问题也都能经协商解决。

因此，英国政府在1775年早期所推行的政策既有怀柔的一面，又有强制的一面。一方面，诺思提供了调解的机会，以财政上的让步来换取移民们对议会权威的认同。而在另一方面，他也在做战争准备。他又向波士顿增派了四支步兵队。当地指挥官陆军中将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接到了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武装反抗的苗头。此时，一场大战已经一触即发。2月，三位重要的将领威廉·豪爵士（Sir William Howe）、亨利·克林顿爵士（Sir Henry Clinton）和约翰·伯戈因（John Burgoyne）正式上任，来指挥即将参战的部队。 [2] 然而，这些人都不是最好的选择。有着丰富美洲作战经验且更有军事才能的杰弗里·阿默斯特（Jeffery Amherst） [3] 拒绝了上级的指令，因为他更加同情移民们。

英国本土则愁云缭绕。许多人对于美国移民的战争持悲观的态度。很多人赞同诗人库柏的观点，英国和北美殖民地是“一个国家”，并将即将到来的纷争视作一场内战。² 1月，查塔姆试图说服上议院采取妥协的方案，以避免灾难的发生。他的努力完全白费了。此后议会中的辩论非但没有弥合双方的分歧，反而更加暴露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查塔姆赞扬移民们“珍视公平的美德，并将其置于不可估量的、上天恩赐的自由之上”。达特茅斯勋爵则完全不赞同这一论断。他对移民们的道德要求冷嘲热讽，认定这不过是企图掩盖他们真实目的的一块遮羞布。他指出，移民们只不过是自私地想要摆脱自身贸易当中的种种限制罢了。一位悲观的托利党人高尔勋爵（Lord Gower）“激烈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所有的移民都是卖国贼。

在很多英国军官看来，美国移民不过是在吹牛罢了。如果真正打起仗来，他们就会立刻认输，也不再坚持他们的原则。在1775年3月，陆军少校约翰·皮特凯恩（Major John Pitcairn）曾经为首任海军大臣桑德维奇伯爵做过一次报告。在报告当中，他自信地写道：“只要主动发动一次战争，采取一次巧妙的行动，烧掉两三个城镇，他们立刻就老实了。”³ 他手下的指挥官盖奇则没有这么乐观。他担心，贸然发动攻击很有可能会引发“出其不意且连续不断的”抵抗活动，而这显然不是他所率领的军队能够应付得了的。⁴

他的担心在4月19日这一天变成了现实。在达特茅斯勋爵的命令下，盖奇派遣了一支精锐部队去保护伍斯特和康科德的兵工厂。在接到了波士顿城内探子的密报之后，马萨诸塞的民兵们出动了。在莱克星顿，双方短暂交火。一小部分美国民兵被击溃，但他们中的大部队仍旧逼迫英国军队放弃占领康科德。当英国军队撤回波士顿之后，他又遭遇了游击战，并损失了300名士兵，几乎是其敌人的三倍。几天内，由鲁莽的天才本尼迪克·阿诺德（Benedict Arnold）率领的一支美国民兵队占领了提康德罗加和王冠点（Crown Point），为入侵加拿大奠定了基础。

现在，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在马萨诸塞爆发小型战争的消息传回了英国。内阁别无选择，只好在所有的殖民地推行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政策。乔治三世早已不满绥靖政策，因而对这一新的政策举双手欢迎。同样表示支持的还有那些或业余或职业的谋士们。他们相信，受过良好训练的士兵能够轻而易举地击溃一群通常意义上的武装暴民。

“速战速决”的支持者当中，最著名的是乔治·热尔曼。8月，他取代了更为灵活的达特茅斯勋爵，开始担任新一届的殖民大臣。他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要控制北美事态的发展。热尔曼很喜欢这份工作。如果不折不挠和忠贞不二能够有助于领导的话，热尔曼就完全符合这一要求。尽管曾因为在1760年明登之战中畏葸不前而被开除，他仍旧激发了北美军队的自信心。后者正仰仗着他采取严密的措施。⁵

热尔曼的作战计划得到了许多美洲事务通的支持。在他们看来，移民们战斗的意愿极其容易崩解，经不起一次彻底的失败。因此，他要求向美国增派兵力，以找出叛军、与之战斗并最终一举击溃他们。人们确信，这样的一次胜利不但会完全击败反叛者，也会大大激励那些居住在美国殖民地、不参与到反叛活动中的反对派。在美国的探子再次向英国政府报告，当地有一些潜在的反对独立派。因为大陆会议支持者们的恐吓，他们暂时转入地下活动。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便会表现出自己对英国政府的支持。无论是从思想还是实际的层面上来说，即将爆发的战争都是一种挑战。英国军官们发现，自己最为重要的任务在于向反独立派们作出保证，他们将会得到保护。正如克林顿之后所评价的，除非“确信英国军队有足够的能力来保护他们”，这些人是不会轻举妄动的。⁶

在热尔曼的战争计划中，人力是一个关键要素。从战争伊始，为完成其所构想的大规模战争，召集足够的兵马就很成问题。在1775年到1776年，在爱尔兰、直布罗陀和梅诺卡的驻军就几乎损耗殆尽。随着战争继续进行，在英国的征兵活动也就紧锣密鼓地进行了。

要诱使人们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并不容易。在这个世界中，稍有过错便会领受一顿鞭子。不但领受微薄的薪水，还吃不饱。要忍受反复无常的官员们，还要时刻担惊受怕，领受上层社会的白眼。在塞缪尔·约翰逊看来，只有恶棍才会参军。所谓的恶棍，指的是没有诚实生活的能力和意愿的人。这一评价相当刻薄，但这的确是事实；许多急需招兵买马的军官搜刮监狱，以填补空缺。1776年，第46军团的里都中尉（Ridout）在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监狱发现了几名因“轻微的罪过”而蹲监的“好伙计”。他为这几个人赎罪，并将他们招到自己的麾下。因感念其知遇之恩，其中一个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升任军士。⁷

在军队当中也有一些惯犯和其他有类似恶行的人。对他们来说，战争就给了他们机会烧杀抢掠。因此，美国的宣传家们也就得到了很多的素材，来控诉英军的暴行。即便是有经验的、具备良好品行的人也参与到了抢劫当中。其中的一些人相信，他们是在合理地占有战利品。另一些人则只是为了报复那些羞辱了他们或秘密帮助其敌人的平民。这可能就是1775年4月波士顿附近的一次战役后，英国军官鼓励其手下的士兵去偷窃的原因。⁸ 那些更胆大一点的甚至会抢劫自己的同僚。苏格兰高地警卫团（Black Watch）的皮布尔斯队长（Captain Peebles）发现有人从自己的帐篷里偷走了一些亚麻布和六七瓶朗姆酒和葡萄酒。他注意到，“在这个部队里有些可悲的流氓，坏到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们还特别狡猾，足以逃脱惩罚”。⁹ 无疑，这些赃物是用来挥霍的。但也有一些具有生意头脑的美国人乐意从士兵们手上买下赃物，并将他们重新出售。¹⁰

然而，输送到美国的恶棍并不足以完成热尔曼的战争计划。因此，七年战争时期曾经使用过的“寻找替代”战略再一次派上了用场。国家开始聘请雇佣兵。在向沙皇凯瑟琳要求20000名俄国士兵破产之后，政府转而向更愿意提供帮助的黑森-卡塞尔（Hessen-Kassel）方伯 [4] 。在北美，共有19000名德国士兵与英军并肩作战。其中2/3的士兵是黑森籍。在这些德国士兵当中，大约有3000名逃走了，500名战死，还有4500名病死。¹¹

总体来说，黑森的士兵们完全“物有所值”。他们是机动灵活而且勇敢的士兵。在德国独裁者们的统治下，他们学会了服从，并愿意攻打英国人所谓的非人类的魔鬼。1776年11月被俘的两个黑森人告诉美国移民部队的医生，上级将他们所面临的敌人描述为“原始人和野蛮人”，会用印第安人的方式折磨自己的囚徒。

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英国士兵首先是为了对自己的同胞负责以及效忠而战，其次是为了他们的国家。许多有贵族背景的军官们都极为轻视自己的敌人，因为他们是下层人。“我希望这场战争快点结束。和他们（美国移民）混在一起简直是脏了我们的手。”克林顿的副官少将罗登勋爵（Major Lord Rawdon）如是说。作为一个安立甘教教徒，罗登一直都将宗教异议和政治激进主义联系在一起。他也认为反叛团体“赞美诗歌手（psalm singers）”的“神圣鼻音（godly twang）”口号令人作呕。¹² 在女房东多收了房费之后，皮布尔斯队长愤怒地认定她“与所有的北佬一样，又贪婪又狡猾”。但他也对那些无缘无故被卷入战争中的人表示同情。在对一个强奸犯进行审判的时候，受害者为其求情，这使得他免于上绞架的惩罚。此后，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那些被无故卷入内战的人的命运是凄苦的。”¹³ 正如其他的人道主义者一样，皮布尔斯也会为荒废的或烧焦的农场喟叹，也会为流离失所的家庭揪心。

对移民们作战耐久力的嘲笑很快就变成了对他们不情愿的尊敬。一年以来的战争教会了克林顿“美洲移民们是训练有素的，懂得使用计谋和经营”。¹⁴ 而且，“他们懂得一切的欺骗伎俩”。他们也能够用传统的方式作战。1775年6月，对布里兹山（Breed's Hill）和邦克山（Bunker's Hill）的争夺证明了这一点。 [5] 在更北一些的地方，本尼迪克·阿诺德（Benedict Arnold）和理查德·蒙哥马利（General Richard Montgomery）已经开始着手入侵加拿大，并美其名曰一场解放战争。

在向魁北克进发的时候，美国人向法属加拿大人呼吁，希望他们能够自己脱离暴政。在某一时刻，他们似乎就要成功了。“加拿大人正在谈论那该死的‘自由’一词。”一位英国军官抱怨道。而且，魁北克总督、经历过沃尔夫所发动战争的老兵盖伊·卡尔顿将军（General Guy Carleton）担心，他的军队会背叛他而去。¹⁵ 事实上，多数加拿大人仍旧谨慎地保持中立。他们等着看，美洲移民会取得多大程度上的胜利（如果有的话）。冬季的到来、蒙哥马利利用人数优势攻打魁北克这一愚蠢的决定，以及卡尔顿临时做出的完美防御都令移民们逐渐丧失信心。1776年5月，在阿诺德率领着残部撤退之后，一支英国小型舰队给这个城市解了围。

长期占领波士顿是不可能的。市民和士兵之间的隔阂非常显著，美国人又步步紧逼。1776年，主管各类事务的指挥官豪要求全体从这个城市当中撤退。“要向你们描述这里事态之混乱是不可能的，”国王军团中尉查尔斯·科克伦（Charles Cochrane）告诉他的叔父，“为了（在这些流氓的枪口下）拖家带口地占领上面提及的、存留下来的仓库，我相信，我们将难以顾及效忠派。这种事情此前从未发生过。”这件事堪称这屈辱的一年当中最为屈辱之事。科克伦也不无悔恨地表示：“从战争的开始到结束，非同寻常的厄运每时每刻都在伴随着我们；在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外界援助的情况下，我们挨过了一个冬天，甚至必须要趁着夜色逃走（a moonlight flit）。这件事是最令人厌烦的。”¹⁶ 无论如何，科克伦还是找到了乐观的理由。他相信，一旦热尔曼的宏大计划生效，好运就会重新降临到军队的身上。

科克伦不应有这样的自信心。北美战场占据了1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其中大多数都覆盖着山地、森林和灌木。军队们往往会在此地漫无目的地胡乱奔走，因而很容易被这一片荒野吞噬。1778年，克林顿穿越了新泽西，直到在蒙茅斯遭遇袭击之前，他对华盛顿的所在仅有一些模糊的认识。¹⁷ 比起在欧洲的情况来说，占领主要城市并没有那么重要。这是因为，诸如钢铁铸造厂等经济资源是分散的。英国人曾几度占领波士顿、纽约、费城和查尔斯顿，但这并没有打消美洲移民打仗的念头。

勇敢而富有创造力的总督们可能已经克服了这些困难，但是，英国高级统帅的往往缺乏创造性的想法，甚至时常是胆小的。随着战争的逐渐推进，英国统帅结构不稳定也就成了不争的事实。在伦敦的热尔曼仍旧掌握着最高军事统领权。但是，他的命令往往不能及时传达到在美洲的军官的手中，往往会耽搁8到10个星期。这是因为，传递讯息的船只是逆风行进的。他和自己属下之间的误解无法消除。在某些情况下，战场上的军官们别无选择，只能依靠自己的判断。至少在1775年到1776年，人们在目标问题上也意见不一。热尔曼希望将敌人一网打尽，而诺思则希望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

只有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些缺陷才逐渐显现出来。1776年夏，由于增援部队姗姗来迟，豪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不得不推迟。但是，不论在何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增援部队都展现出一幅欣欣向荣的气象。他已经决定将自己的军队集中在纽约。这一城市是效忠派盘踞的中心。史坦顿岛（Staten Island）登陆计划进行得很顺利。8月中旬，豪率领着他的23000名士兵与纽约州外围的守军打仗。作为一名坚定而小心谨慎的军官，豪每一步进行得都相当谨慎。这也就使得其错过了许多可以一击制胜的机会。华盛顿曾经一度想要牺牲反叛军的主力来拯救这个城市，但是豪并没有发动战争。反之，他逐步攻击了敌人的泥土筑防御工事。当纽约即将陷落的这一事实已经无法避免的时候，他也不愿乘胜追击已经受到严重摧残且士气低落的美国军队。

热尔曼所谓的、能够结束战争的“迎头痛击”看似已经没有必要。1776年秋，豪在纽约城附近所取得的成功已经证明英国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而且，在11月底，他认为自己已经有足够的底气来发布公告，宣布赦免所有投降并重新宣誓向乔治三世效忠的人。许多美国人有感于华盛顿军队的可怜处境，便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豪的好意。此后，移民们的心境似乎已经有变化。而且，在赢得了几场战争的胜利并且在纽约建起基地之后，豪认为自己可以改变策略。此后，他可以努力侵占土地，而不是引诱华盛顿全面交战。这一变化造成了可喜的政治成果：犹豫不决的反叛者将会更加灰心，而英国军队驻扎在当地的事实将会使得当地的效忠派重新振作起来。

英国和黑森军队广泛分布在特拉华和新泽西。起初，这些次要的战争进展很顺利。但是，从情感以及军事的角度出发，华盛顿主动出击，并在圣诞节的那天击溃了一个黑森的部队。两星期后，在普林斯顿，他又取得了另一场战争的胜利。

在特顿和普林斯顿的战役规模都很小，但其对美国人思想的影响却是极为深刻的。1776年7月，在国会内部的激进人士积极推动《独立宣言》的撰写。这一宣言割裂了所有与英国之间的联系，并且不对任何建立在英国对美国的统治的要求妥协。支持这一行动的美国人几乎不可胜数；《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之一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认定，有1/3的移民是全心全意支持独立的，其余的人或者是效忠派，或者保持中立。要是算上那些豪赦免的人，美国移民的主体地位可能就岌岌可危。特顿和普林斯顿的战役改变了这一趋势。因为这一战役表明，英国军队并不是无敌的，而美国人仍能与之一战。

效忠派遭受了一次打击。在特拉华和新泽西，他们的支持者锐减。纽约的首席法官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解释了整场战争中效忠派所遭遇的困局。“那些加入英国军队的美国人是多么不幸啊！除非征服自己的国家，他们无法获得安全。如果美国在武力上占据了上风，或者获得了英国政府的让步，那些托利党人就毁了。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必须离开大陆。在过渡时期，他们必须寻求外界的帮助。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就立刻毁了。”¹⁸ 无论是在人心还是思想的意义上，英国人都输掉了战争。

1777年是战争的转折点。在超过一年的战斗之后，英国军队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他们没有取得多少对美国人的胜利。进入国会所控制地区的路途非常稀少，而效忠派也没有提供足够的支持。豪是非常悲观的。6月初，他告诉克林顿，他认为战斗将再持续至少一年。刚从英国度假回来的克林顿，发现政府希望在冬天取得战争的胜利。豪回答说：“如果官员们不能再坚持一年的话，他们最好现在就放弃。”¹⁹

热尔曼应对1777年事件的策略是让豪的军队侵略宾夕法尼亚。与此同时，伯戈因所率领的由8000名英国人、黑森人、加拿大人和印第安人所组成的军队将会沿着哈德逊河向奥尔巴尼进发。在那里，他将会与豪从纽约带来的援军汇合。如果一切都能按照计划进行的话，人们就能在尚武的新英格兰和美国的其余部分之间打下一枚楔子。这就是热尔曼所预想的结果。而且，在5月18日所发送的一封急件当中，他将这件事情描述得非常清楚。但是，豪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是8月16日了。那时他已经被困在宾夕法尼亚，根本无力帮助伯戈因。

犯下这一大错的是豪。早在3月，他就已经读过热尔曼策略的大体框架，但相信自己完全可以忽略支援伯戈因的任务。他认为，进军奥尔巴尼不过是小事一桩。而攻击宾夕法尼亚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因此需要花费更多的资源并投入其全部的精力。到了春天，无论是其资源还是他的精力都在减退。直到7月底的时候，宾夕法尼亚的战争准备才勉强完成。那时，几乎所有豪手下的军官都在向他施压，希望他去支援伯戈因。但是，豪无视了他们的要求，仍旧发动了对宾夕法尼亚的战争。²⁰ 他将一支极弱的兵力留在纽约城内，交由克林顿指挥。后者接到了命令，要尽自己所能去支援伯戈因。

一场溃败接踵而至。占据明显数量优势的敌人切断了伯戈因军队的通讯线，并封堵了他的退路。伯戈因并没有让自己手下的士兵在一场胜利无望的战争中白白送命。相反，他于10月16日在萨拉托加向霍雷肖·盖茨将军（General Horatio Gates）投降了。在宾夕法尼亚，豪也触了霉头。虽然他在布兰迪维因（Br and ywine）沉重打击了华盛顿的军队，但是美国人还是趁机逃脱了。由于英国人无法控制特拉华河，即便他们曾短暂控制费城，最终也只能将其拱手让出。

1777年发生的事件巩固了《独立宣言》以及美国共和国的存在。热尔曼的宏大战略失败了，而试图在殖民地重塑英国权威的希望也化为了泡影。而至今为止都慈悲为怀、保持中立的法国人，自1778年开始，也选择将自己的命运同美洲移民们联系在了一起。自此，在美洲发生的战斗成了全球化战争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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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尔曼的新策略不但反映了全球的政治状况，也暴露了英国的弱点。对英国军队来说，取得全面的胜利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他们集中全部的精力，试图征服并重新控制佐治亚和南北卡罗莱纳。这是因为，根据报告，这些地区的效忠派势力仍相当强大。此时，克林顿取代豪担任了总指挥，也正是他发动了征服战争，并试图达成和解。起初，人们能够在这些行动中看到希望。1778年12月，英军占领了萨瓦那；1780年5月，他们又占领了查尔斯顿。此时，军队内部的情绪高涨，有些人甚至认为，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英国军队能够速战速决。在听说查尔斯顿陷落的时候，罗伯逊将军写信给热尔曼：“英国将会恢复她以往的荣耀。你所留给子孙后代思考的问题将会是，在使得美洲殖民地臣服的众多因素中，占据主导的究竟是勇气，还是仁爱。”²¹

随着在南北卡罗莱纳战役的深入，有关效忠派的老问题就又显现出来了。正如事先所预知的那样，当地确实有很多效忠派。但是，只有英国军队完全保证了他们的安全之后，他们才会与英国军队合作。而那些真正与英国军队合作的，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恐怖与反恐怖的循环战役之中。其战场在南卡罗莱纳的偏远地区，所造成的伤亡也极为惨重。1779年，英国人也曾试图寻求奴隶们的帮助。1775年11月，那位吃了枪药的、神气活现的弗吉尼亚总督邓莫尔勋爵（Lord Dunmore）曾要求奴隶们参与战争。他最终聚集了300名逃亡的奴隶，并将他们编入“埃塞俄比亚军团”。所有人的制服上都绣着一句口号，“将自由还给奴隶”。²² 当地的种植园主遭到了惊吓，而邓莫尔的这一大胆举动最终会自取其辱。这是因为，他将那些受到惊吓的白人直接赶到了国民大会的阵营当中去了。

从1779年到1781年，出于克林顿给所有反叛者的奴隶自由的承诺，许多黑奴加入了英国军队。许多人发现自己被当成苦力使唤，不是挖掘战壕，就是看守军队庞大的运输车队。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许多人又被送回了纽约。其中有不少又一次成了奴隶。²³

无论是白人效忠派，还是黑人奴隶，他们的蜂拥而入并没有给战争带来任何转机。英国军队曾取得过两次胜利。一次是1780年8月的卡姆登之战，另一次则是在次年3月的吉尔福德法院（Guilford Court House）之战 [6] 。但是，作为这两场战争的指挥官，将军查尔斯·康沃利斯爵士始终没能找到合适的人选来保证胜利果实不被美国人夺走。

1781年10月，约克镇之战标志着南部战争的结束。这一点实在令人意想不到。触发这场战争的一系列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1777年事件的重演。由于不幸和混乱，英国高层再一次遭到了颠覆。克林顿和康沃利斯之间的不合更是削弱了英国政府的权威。前者后来责怪自己的总指挥官，认定他没有提供足够的兵力。这一点尚存争议。但是，在1781年早期，确实没有一个军官清楚地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兵力。

康沃利斯偏向于进攻弗吉尼亚。他先是发起了一次不太热心的进攻，然后就驻扎在威廉斯堡，等待克林顿的命令。克林顿则在此前就构筑好了一个强大的情报网络。他虽然害怕纽约遭遇袭击，但希望可以同康沃利斯联手在宾夕法尼亚以及罗德岛发动战争，以先发制人。令他十分恼火的是，正是因为进攻了弗吉尼亚，康沃利斯接到了上级准备从海路撤退的命令。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康沃利斯将自己的军队驻扎在南弗吉尼亚约克河河口上的一个武装堡垒内。与此同时，法美联军袭击了纽约。

在这个时候，战争能否胜利取决于海上力量。只要补给和援军能够自如地在约克镇和纽约之间的海上运输的话，康沃利斯和克林顿相对来说还都是安全的。然而，随着德·格拉斯（de Grasse）上校的舰队从西印度群岛远道而来，并在切萨皮克湾驻扎下来，事情发生了根本上的转变。在短暂的交火之后，英国的北美舰队退回到了纽约，同时也葬送了康沃利斯寻求支援或者逃走的希望。在海上形势逐渐朝着不利于英军的情况发展的时候，虽然对德·格拉斯的目的心知肚明，华盛顿还是选择了拔营，并从纽约急行军450英里到达约克镇。结果是，在兵力上处于劣势、孤立无援并遭受炮火攻击的康沃利斯于10月17日向美方投降了。正当他手下的士兵们一个个走出防御工事、放下手里的武器的时候，乐队开始演奏一首流行乐曲《天翻地覆》（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约克镇的灾难令英国人极为震惊。他们失去了一支军队，而坚守南方殖民地的希望也化为了泡影。一时间，战争的双方都表现出了懈怠之意：从1780年到1781年，由于不满自己的待遇，美国军队中爆发了严重的叛乱；与此同时，英国军队中的风气也开始败坏。1781年2月，当时驻军在纽约的皮布尔斯队长发现自己以及其兄弟军官们会比往常喝更多的酒。在英国对纽约统治的最后时刻，道德纪律也逐渐废弛。1781年3月，军政府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舞会。直到夜里1点，人们才吃上了晚饭。在那之前，他们都在跳乡村舞蹈。女士们在3点钟离场，而在那之后，“绅士们忘记了自己的职守，一直在喝酒唱歌，直到早上8点半才基本结束。留下来的少数人到另一个房间里吃了早饭。此后，一些人上床睡觉，另一些去拜访自己的情妇，还有一些则去逛妓院”。²⁴

六个月以来，乔治三世都非常愚蠢地拒绝承认约克镇的判决。而且，包括康沃利斯在内的其他几位顽固派希望继续战斗。诺思不在其列。1782年3月，国王终于接受了他的辞职。新任首相罗金厄姆是一个温和派，他甚至开启了同美国人协商的进程。由于英国成功地保住了直布罗陀，并且在加勒比海重塑了英国的海洋权力，英国的外交家们说话也多了几分底气。而美国人则表示，只要英国在北美的存在能够防止法国和西班牙侵略的可能，他们就会放弃侵占加拿大的企图。无论如何，英国必须放弃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土地。按照《魁北克法》的规定，这些土地已经被划入了加拿大。

战前有人预测，如果失去北美殖民地，英帝国将不复存在。这一假设是错误的。当然，人们都曾警告过，美英分裂所可能造成的经济后果。1781年，英国政府做出了疯狂的举动，试图利用《交往法》（Intercourse Bill）来重新占领北美市场。但是这一旨在使得美国商人不受《航海条例》影响的法案是不必要的。这是因为，正如这一法案的批评家们所表示的那样，失去英国的支持的话，新的共和国几乎无法生存。

这一点是真的。1783年之后，英美之间的贸易额事实上增加了。特别是棉花，18世纪80年代后期，每年进口大约1550磅；而到了1800年的时候，进口额则攀升到了2860磅。只有美国的奴隶制的、半机械化的棉花种植园才能满足新的、机械化的兰开夏郡纱厂的需求。到了1840年，兰开夏纱厂80%的原材料都来自北美殖民地。1799年到1800年所发生的灾荒致使英国粮食进口商去购买美国的商品。从1810年到1812年，这些粮食给驻扎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军队补充了口粮。

1783年后英美之间贸易额的增长标志着旧有的重商主义思维的破产。殖民地并非为了母国的经济利益而开拓、并且受到母国的保护和控制的外部市场。1776年，随着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便退出了学术舞台。在1790年作者去世之前，这本书共发行了5版。斯密写作这本书以及其他的经济学著作的一个目的在于衡量人类的进步。他同时也希望，能够运用自己的计算来塑造那些制约经济活动的自然法。其结果是他有关自由市场的理论。他认为，只要在不受到官方条约以及垄断组织的影响下，人们自由地竞争，就能够最为公平地分配资源，并且给消费者带来最大的利益。

按照斯密的说法，殖民地是多余的。国家对殖民地贸易的控制体系妨碍了当地贸易的进行。它干涉了市场的运作并且抬高了价格。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市场的反应间接证明了官方禁运的无力：每年走私货物的价值至少有200万英镑。诸如英国一样成熟的贸易国家应当能够在一个扩张的国际自由市场中逐渐繁荣起来。非殖民地间贸易于18世纪90年代的增长无疑证明了这一点。其中，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增长的幅度尤其之大。

斯密的理论以及英国战后贸易的模式都动摇了迄今为止一直支持着帝国的经济理念。更有甚者，美国独立战争的失败也强烈暗示了英帝国已经膨胀到了其极限。随着1759到1762年的胜利，英国不断对外扩张领土，扩充其海军以及陆军军备。到了这时，收缩已经不可避免，甚至是令人欣喜的一种转变。是法国人的失误阻止了其于1779年的入侵，而并非英国本土舰队的强大。英国军队已经疲于奔命。在1781年秋天，英军暂时失去了对北美部分海域的控制。这足以向英国表明，要想维持一个世界帝国，就必须在各地维持同等的力量。康沃利斯在约克镇的投降可能令人惊讶，但并非不可想象。

在七年战争之后，英国征服了大片的土地。但是，并没有人提出露骨的帝国主义意识。在那时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人们都将广大的海外帝国视作财富的来源以及标榜民族美德的纪念碑。特别是在战场上所表现出来的美德更加能够得到体现。1778年，一个绝望的居住在美国的效忠派从英国写信回国：“我担心，这一国度已经变得过于自私、堕落、如树懒一般讲求享受。她已经不能运用男子气的、高贵的品质来应付其周边危险的环境。”但是，没有人疑惑，道德滑坡是否是敷衍的计划以及糟糕的指挥的重要原因。

然而，1774到1776年的危机激起了一场对帝国政治本质以及其未来的讨论。一些英国辉格党人和激进派认为，美国人应当可以自己选择要走的道路，不应受到道德谴责或政治上的干扰，即便这意味着美国将会独立。就实际意义而言，同时花费大量的金钱来维系殖民地的统治并声称他们是国家财富的重要来源是一件滑稽可笑的事情。伦敦方面放弃直接控制美洲殖民地，并代之以某种程度上的美国自治，并不一定会消解英国与北美之间的经济联系。正如很多美国人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英国和移民们之间确实有着任何帝国层面上的联系，那也是他们都相信个人自由以及代议制政府。

这一思想潮流也影响到了对加拿大各省的战后政策。1783年之后，大量的效忠派流民以及曾为效忠派军队效力、并获得土地保证的士兵们涌入了加拿大。这样一来，英法殖民地的人口数量大体相当。政府也曾制定过一些计划，试图给这些新移民们以经济支持。就政治未来而言，政府考虑在加拿大举行代表大会，其职能以及权利则类似于英国的议会。英国政府采取这一举措表明了他们确实从近期的美国反抗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他们仍旧希望，富裕且有才学的“贵族”阶层能够在加拿大出现，而这些人也能自觉服从于英国皇室，而不是发起运动，形成一个完全自治的政府。

在其他地方实行在加拿大所实行的政策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人们可以想象，推行这一政策最终会促使独立。那些容易遭受法国攻击并有大量奴隶人口居住的加勒比海殖民地需要英国的保护。作为西印度群岛主要劳动力源的西非边区村落也是一样。至于印度，它的历任政府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在疯狂扩张领土的同时应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威。

【注释】

[1] 科尔登，北美殖民地官员、作家。生于爱尔兰。1705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1710年移民费城。1718年移居纽约。1721年成为参事会成员，曾任主席。后为纽约殖民地副总督（1761-1775）。任内持亲英立场。1775年退休。系殖民地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科学家，对数学、植物学、医学、哲学等造诣皆深。著有《五大印第安人部族史》等。

[2] 威廉·豪，子爵、英国将领。1759-1760年在魁北克保卫战中指挥一个团，1775年在邦克山战役中任英军指挥官。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任北美英军总司令，1776年在长岛战役中打败美军，攻占纽约市和怀特普兰斯，并在布兰迪韦恩战役中获胜。1776年辞去指挥职务。1793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亨利·克林顿，纽约殖民地皇家总督乔治·克林顿之子。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任英军总司令，曾参加法国和印第安战争。1772年升为少将。曾参加邦克山和长岛等战役。1778年继豪任北美英军总司令。1780年占领查尔斯顿。在康沃利斯违抗命令之后与其发生争吵。1781年退役返回英格兰。著有记录他指挥的战役的《纪事》（1792）一书，死于直布罗陀总督任上。约翰·伯戈因，英国将军、剧作家。1775年5月率领军队在波士顿登陆，增援盖奇。1776年指挥自加拿大南下的军队与英国的13个北美殖民地作战。1777年被迫在萨拉托加投降，这一事件是美国革命的转折点。后任爱尔兰驻军总司令。参与弹劾沃伦·黑斯廷斯，但沃伦·黑斯廷斯被宣判无罪。著有剧作，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嗣女》(1786).

[3] 杰弗里·阿默斯特，英国陆军元帅。生于肯特郡。1731年始从军。曾参加过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1758年以陆军少将被派往北美，指挥英军在加拿大对法国人作战。同年攻克路易斯堡，接任驻北美英军总司令。相继占领魁北克（1759）和蒙特利尔（1760），征服加拿大。后任驻加拿大总督，镇压印第安人反抗。1763年回国。1772年起长期担任英国陆军总司令。1780年平息“戈登骚动”。由于其功绩卓著，以其名字命名了阿默斯特学院。1776年被授予阿默斯特男爵封号。1795年退职，1796年获陆军元帅衔。

[4] 方伯，直接隶属于国王的伯爵。或译地伯。该词由“地方（land）”和“伯爵（graf）”组成。12世纪起，德意志国王为加强自己的力量，将一些伯爵封为“方伯”，规定公爵对他们没有控制权。其地位和权力与公爵相等，并在自己领地内享有司法权。著名的方伯有黑森方伯等。

[5] 布里兹山和邦克山之战，美国独立战争中的一次战役。1775年6月16日，包围波士顿的北美民兵派出1200人去夺取查尔斯顿半岛上的邦克山。但这支部队在靠近波士顿的布里兹山构筑了防御工事。次日拂晓英军发现该工事后以大炮轰击。指挥北美军的普里斯科特上校又得到了大约2000人的增援。2000英军在威廉·豪将军的指挥下，两次兵临防御工事之下，但均被击退。普里斯科特的部队也因缺乏弹药而不得不退出防御工事。英军在损失了1054人之后终于占领了该地区。（《中外战争战役大辞典》）

[6] 美国独立战争中的一次战斗。考彭斯之战后，美将格林重整部队返回北卡罗莱纳。英军紧紧追击。1781年3月5日，在吉尔福德法院，英将康沃利斯率军向美军发起进攻，击败美军。但英方损失惨重，死伤506人。（《中外战争战役大辞典》）

第六章
我方武器的威慑力：在印度的征服与贸易1689-1815

在1728年到1730年间，流行的雕塑家迈克尔·莱斯布莱克（Michael Rysbrack）为东印度雕刻了一个烟囱上的镶嵌板，这板上的图案是一个半裸的土著女人献出一只小的财宝箱，体现了不列颠正在接收东方财富的事实。50年后，意大利人斯皮瑞多纳·罗马（Spiridone Roma）在绘制天花板图样的时候，几乎完全复制了这一印象。不列颠女神的脚边躺着一匹雄狮，而她本人则从一位印度女人手捧的垫子上取来一串珍珠仔细鉴赏。另一个女人手里举着一只中国式的罐子，里面可能装满了茶叶。在商业之神墨丘利的引领下，第三个人手举一捆东西前来，可能是印花棉布或者是平纹细布。在雕刻和绘画的前景处是泰晤士河的象征，标志着伦敦是东方财富远播最为重要的受益人。

如果说东印度公司的装饰象征着纯粹的商业，那么在19世纪初加尔各答新政府大厅的门前树立的凯旋门就明确地有着帝国意味。其规模宏伟，无异于罗马时期的建筑；中心的拱门上刻有一只石狮。其姿态不但居高临下，而且显得十分警惕。在这座庄严的大门后面就是政府大厅，为一座乔治朝帕拉迪奥式的宫殿，其前面为很高的大理石圆柱。这些公共建筑是由获封莫宁顿伯爵（Earl of Mornington）之后又获封侯爵的理查德·韦尔斯利（Richard Wellesley）下令建造的。从1798年到1805年，他担任了印度总督。这也反映出了他喜好盛况以及权力欲旺盛的贵族品位。与此同时，它也反映了他在印度的同胞们新的自信以及大胆无畏的精神。他们不再是商人了；他们主宰着一个需要罗马式的建筑风格以及大理石的永久来确立自身权威的帝国。

在完成加尔各答的政府大楼以及位于马德拉斯、与之同样宏伟的建筑等令人惊异的成就的同时，在过去的60年里，印度爆发了一场革命。1740年的东印度公司不过是一个商业公司而已。它进口商品，并出口其位于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各个工厂的商品，几乎不受印度内政的影响。而在1815年的时候，公司拥有印度最强的军队，并或间接或直接地控制着孟加拉、恒河上游以及印度东南部的广大地区。最为重要的是，公司是作为一个亚洲力量大秀肌肉；在过去的20年里，他们的陆军和海军分别在阿拉伯、毛里求斯、马六甲和爪哇采取了行动。

贸易仍旧非常重要，但其重要性已经大不如前。自1793年起，根据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政府就已经在逐步收回公司的垄断权。在与政府的角力当中，公司输了；到了1810年的时候，趁机闯入的商户们已经占据了印度市场的1/4，所销售的商品价值200万英镑。贸易模式的改变拯救了公司。特别是19世纪初，人们开始大量进口兰开夏郡便宜的棉纺织物，极大地冲击甚至消灭了印度以村庄为基础的棉纺织业。与此同时，与中国之间的、可赚钱的双向贸易也开始萌芽。他们向中国出口孟加拉的鸦片，并进口中国茶叶，以满足英国市场的需求。从1802年到1803年，鸦片出口额达到了100万卢比（大约25万英镑）。在接下来的10年里，贸易额总共上涨了20%。然而，虽然出现了新的贸易机会，在1800年的时候，公司仍旧主要依靠各个省收上来的土地税来维持运转。

公司的改变不依据任何计划，也不根据任何普遍的原则。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些有野心的官员以及军官。他们真诚地相信，在保全国家以及其雇主利益的同时，自己也可以致富。他们掠夺性的而且私人化的帝国主义与18世纪印度的境遇相吻合。在18世纪的印度，莫卧儿皇帝的中央集权正在崩解。当然，在公司的职员们中间，机会主义以及贪婪之心已经非常普遍。所有的人来到印度，就是为了聚集足够多的财富，以回到英国享受。“我可能会当上总督，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我也会获得足够多的财富，足以让我当上一个绅士。”1752年，斯泰尔·达尔林普（Stair Dalrymple）对自己的哥哥说。他正在谋求公司的一份工作，为此需要500英镑来保证他行为妥当，另外还需要200英镑购置装备并打点出路。¹ 只要达尔林普能够获得自行进行贸易的许可，他所获得的收入就足以偿还之前所欠下的债务。但是，就像其他追求财富的人一样，他面临着疾病的风险，恶劣的环境也大大削减了他平安回家的可能。

就在达尔林普再三向其哥哥寻求支持的同时，公司的雇员们也发掘了新的、之前从未出现过的聚敛财富的方式。1742年，杜普雷侯爵 [1] 、约瑟夫-弗朗索瓦（Joseph-Francois,Marquis Dupleix）担任了法国东印度公司总督的职位。在很多方面，他都与那些好战、贪婪而自不量力的英国殖民地总督们有着相似之处。在接下来的20年里，双方都在交战中。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的最后一年，法国的主要贸易站本地治里（Pondicherry）遭到了公司军队从马德拉斯所发动的攻击。由于担心本地治里的安全而且得知一场新的英法战争即将爆发，杜普雷认定，他们需要在此地建筑防御堤（glacis）。为了这个目的，他着手将法国东印度公司变为卡尔纳蒂克的政治掮客。

为了得到其雇员们的支持而掺和到当地事务当中，杜普雷向自己的雇员们保证，他们将会获得对法国人控制之下的土地所征收的税的丰厚回报。² 而且，他和其手下都有许多中饱私囊的机会，尽管他并没在送往巴黎的急件中提到这一点。与此同时，印度诸侯们为了寻求法国的支持，纷纷向法国殖民者们贡献礼物。1749年，杜普雷安排他的心腹钱德拉·士普（Chandra Shib）当卡尔纳蒂克的纳瓦布（总督），就此开始探索复杂、充满不确定因素和暴力的印度王朝政治。

在马德拉斯的东印度公司总督和议事会都不能袖手旁观，让卡尔纳蒂克落入法国人之手。他们很快就培植了一个敌对的印度王公，穆罕默德·阿里·汗。两大殖民公司都为他们的傀儡提供了军事支持。自1750年，为了争夺地皮，一场代理战争已经蓄势待发。

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是参战的英国军官中的一位。1744年，年仅19岁的克莱武来到了印度。起初他是一名书记员，四年之后则成为了一名士兵。在英格兰，他曾是一个游手好闲之徒，他绝望的家人、什罗普郡的乡绅将他送上了去往印度的船。在那里，他本可能一辈子默默无闻，但是，1748年，法国人攻打马德拉斯的一次行动给了他展示才能的机会。他很快就掌握了在印度作战所需的所有技能，并且迅速地展现出了指挥公司的印度军队（sepoy）的才能。他表现得极为勇猛好战，而与他们同时代的英国同辈们一样，印度士兵会响应有胆量的军官们的号召。克莱武也有着极大的野心：他十分渴求这个年代所谓的“荣耀（glory）”，即获胜的将领们所自然获得的公共光彩。而且，一旦其事业步入正轨，他就利用所获得的财富爬到英国统治阶层。

曾当过士兵的克莱武后来又成为一名行政官。既然与印度人有很深的交情，他此后便认定自己完全可以掌握这神秘一族的心理，了解印度人的思维模式。在他的想象里，所有的印度人都习惯于受到专制君主的统治，而这一点在他自由主义的同胞们看来是“独裁统治”。他们迷恋蛮勇，而且畏惧“威望”。所谓“威望”，指的是一种抽象概念。其中，军事上的英勇和道德上的权威基本各占一半。

1751年阿尔果德之战（The Siege of Arcot）给了克莱武施展其指挥官才能的机会。他不但拖住了一支在数量上占据优势的法印联军，而且由于其统领军队的方式极富魄力，有一个营的敌方印度士兵甚至背叛了自己的军队，转投他的麾下。围绕着卡尔纳蒂克归属权的小规模战争一直断断续续持续了三年多。三年之后，人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杜普雷所吞下的东西已经远超了他的消化能力。无论如何，他都在想尽办法保存战果，英国人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英方随军官员罗伯特·奥姆（Robert Orme）就曾听说，在1753年的时候，法属印度公司就从它所占领的土地中收取了535000英镑的土地税。

正如奥姆所发现的那样，这样做很有可能会帮助欧洲人或训练有素的欧洲军队克服困难。“在印度，一个排的兵力对胜利的作用，很有可能与在欧洲一个营对胜利的作用同等。”胜利的关键在于所谓“欧洲武力的优势”。克莱武自己也赞同这一观点。他认定，“我方武器的威慑力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印度军队常常在没有交战的时候就失去了作战的勇气。不论是英军还是法军，他们都曾将印度士兵纳入自己的军队。这些人配备有燧火枪，并且按照欧洲的方式训练。他们有能力在近距离发动齐射。这种具有破坏力的攻击方式吓住了他们的敌人，并帮助他们赢得战争的胜利。白人军队也被招募到了这些地区。招募他们并非一个容易的任务，因为在印度行军不比其他地方轻松。在检验过一队1752年在马德拉斯登陆的士兵之后，奥姆评价道，他们全部都“像往常一样，是因为在伦敦找不到工作而来到此地的废物”。³

法国人也从印度战争中吸取了教训。在1753年，面临着困境的杜普雷决定引入法国正规军，从而结束这一困境。为了维持本地军事力量的平衡，东印度公司向英国政府寻求支援，并得到了第39团以及四艘战舰。在此之前，英法在印度的纷争完全是商业利益的争夺。而英法政府决定干涉对印度有着里程碑式的影响。由于分别得到了英法双方的海军以及陆军的支持，这两大公司在印度拥有了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就人力以及物力而言，此时的两个公司都是势均力敌的。而且，他们完全是受了卡尔纳蒂克之战的煽动。即便其中的一个占据了上风，根据法英外交政策的本质，他们在印度所获得的进展也会通过协商解决。

在印度，欧洲力量并不仅仅是在卡尔纳蒂克崭露头角，而且在孟加拉有所表现。1756年1月，一场战争突然爆发。时任马德拉斯总督的罗伯特·克莱武、马德拉斯议会以及查尔斯·沃特森（Charles Watson）将军都计划在卡尔纳蒂克附近发动袭击。而与此同时，孟加拉纳瓦布西拉杰·乌德·道拉（Siraj-ud-Daula）进攻并且占领了加尔各答。

西拉杰·乌德·道拉是莫卧儿帝国解体后的历史产物。他是一个20出头的年轻贵族，继承了其祖叔用武力所打下来的江山。此前，他一度和公司打得火热，但是，也正如他的宣战举动所显示的那样，他非常担心公司在孟加拉的势力扩张。公司在加尔各答附近建立了新的堡垒。为了保证自己的商业利益，公司官员们不惜牺牲当地商人的利益以及印度王公们的税收。令孟加拉人吃惊的是，攻下加尔各答比想象当中容易得多。此后，他们不无嘲讽地将英国人称为“banchots（当地土语，为“胆小鬼”的含义）”。

英国人之所以会发动卡尔纳蒂克之战，一方面是因为公司威望的下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失去了在加尔各答的税收。其中，公司威望的下降令克莱武觉得，重新夺取这一城市要比对法军采取行动更加重要。克莱武和沃特森于1757年1月重新占领了加尔各答，并且对西拉杰·乌德·道拉宣战。克莱武运用其外交手段以及头脑，在这场争斗当中占据了上风。他的敌人是一个个性软弱、反复无常、纵欲无度的人，活脱脱是一个印度版的卡里古拉 [2] 。就像罗马皇帝一样，西拉杰周围环绕着一些极不忠诚的朝臣和士兵，很轻易就会联合起来反对他。西拉杰军队的指挥官米尔·贾法尔（Mir Jafir） [3] 几乎没怎么抵抗，便接受了克莱武的贿赂和对孟加拉王位的承诺。西拉杰的金融支柱，赛思（Seth）银行家族也受了克莱武的哄骗，成了克莱武所布设局中的一枚棋子。在公司的金钱攻势之下，1757年6月23日，西拉杰最终在普莱西完全覆灭。

普莱西之战完全展现了公司的军事力量，在印度人的心中留下了长久而不可磨灭的印象。从表面上来看，双方的力量完全不对等。克莱武率领着1000名欧洲士兵以及2000名印度士兵，装配有八门小口径的火炮以及一门榴弹炮。与此同时，西拉杰则率领着总数至少有500000名的骑兵和步兵，还拥有许多门阉牛拉着的大炮。但是，西拉杰数量众多、极度混乱且毫无章法的部队内部纠纷不断（米尔·贾法尔所部故意不参与到战斗当中来），而且，在面对对手完全陌生的战斗方法之后，他们完全丧失了战斗的勇气。那些还保留着勇气的人，一遭遇敌人的火枪齐射和近距离炮击，便完全放弃了抵抗。克莱武的炮手们从经验当中得知，如果炮击那些拉着火炮的阉牛和那些驮着印度军官的大象的话，他们就能成功地造成混乱。这些受了伤的野兽们惊恐地四处逃散，冲散了骑兵和步兵的阵型。克莱武极度的自信和富于侵略性的精神令他的军队成了一头猛虎，“如果嘶吼一声便能吓退敌人，它是不会发动进攻的”。⁴ 西拉杰的军队显然被这一声大吼吓住了。他们完全崩溃，并且四散奔逃。很快，西拉杰就被米尔·贾法尔的属下抓住，并被杀掉了。在战斗中，公司一方仅死伤了73人。

尽管很粗暴，普莱西战役仍有效地证明了公司是印度的一支有效的武装力量。在接下来的50年里，迈索尔（Mysore）、海得拉巴（Hyderabad）、马拉塔帝国（Mahratha states）和旁遮普（Punjab）的统治者们都抢着要吸收先进的军事技术，而那些专家（往往是欧洲人）会训练士兵如何应用这些技术。其他的印度诸侯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则会和公司签订不平等条约。在这些条约里，他们同意向公司支付战争赔款，并且放弃自己的一些主权，以换得公司在此地永久驻军，为他们提供保护。

在普莱西之战之后，利用高压和条约进行扩张的模式已经初现端倪。在这时，克莱武扮演了拥立国王之人，任命米尔·贾法尔担任统治孟加拉、奥里萨和比哈尔的纳瓦布。这几个省原来所有的地税都进了公司的口袋，而米尔·贾法尔则负责此地的行政和司法事务。自1772年起，公司接管了这些权利。所有的法国人都被赶出了孟加拉。很快，在孟加拉收集的地产税也流入了卡尔纳蒂克，以支援英国在此地对法作战。在经历了一系列包括对马德拉斯的海陆袭击在内的一些尴尬时刻之后，公司逐渐在卡尔纳蒂克的战争中占据了上风。1761年，本地治里陷落，英军荡平了法军在此地设立的堡垒。这也击碎了法国占领南部印度的美梦。即便根据1763年《巴黎条约》的规定，本地治里又重回法国人之手，这一计划也不再实施。

在孟加拉的胜利给了公司底气，使得其作为一个主要的军事力量在印度崛起。攫取孟加拉进一步刺激了征服战争和获得和解的进程。这是因为，人们发现，战争的利益要超过贸易的利益。在回顾了20年来断断续续的战争之后，1785年，埃德蒙·珀克告诉下议院：“在征服开始的时候从印度聚敛来的财富自然刺激了其他人，令各地纷纷仿效。尽管公司的职员们换了一批又一批，财富的吸引力却从未发生改变。”

柏克的说法千真万确。那些处于高层的政治家以及军事家们发现，在印度，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巨大的财富。克莱武准确地指出，“我们知道，东方的诸侯们惯于”将贵重的礼品赠送给曾帮助过他们的人。米尔·贾法尔遵循了这一传统。自1757到1766年间，他总共赠给了克莱武价值234000镑的礼物。而且，在同一时期，他也慷慨地将财物赠予其他在加尔各答的军官们，每个人可获5000镑至117000镑不等。正如18世纪的英国一样，在印度的政治生活当中，有权势的人的善意以及影响力是可以买卖的商品。公司的职员们认定，在一个自己打破势力平衡的国家里，他们没有理由不利用该国家既有的传统来为自己赚取利润。在印度平时的管理中，腐败现象也非常常见。那些负责在孟加拉和其他地方收取赋税的人很快就“入乡随俗”了，开始把赋税装到自己的口袋里。

这些都是征服所带来的结果。战争同时也产生了利润，其中很大的一部分都进了士兵们的口袋。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总是偏好富有侵略性的政策。自1744到1753年间，克莱武就赚取了40000英镑，而在那时他不过是一个下级军官。自1798至1805年担任更高职位的亚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ley）（当时的侯爵、后来成为陆军元帅的威灵顿公爵之弟）则更为小心谨慎。卸任时，他带回了43000英镑，足够过上丰足的生活了。⁵ 初级军官总是蠢蠢欲动，渴望战争。这是因为，战争能够带来晋升的机会、战争经费以及最令他们梦寐以求的抢掠机会。在1797年9月，听说人们取消了去马尼拉的远征，在马德拉斯的年轻军官们便感到十分绝望。其中的一个写信给自己的父母：“看看这些人脸上的忧愁、失望以及烦恼吧！就在几分钟之前，这些人的脸上还洋溢着兴奋的笑容，以及踌躇满志的热情。”⁶

无疑，确实有一些吃了枪药的人真心实意地因为无法在战场上大显身手而感到忧伤。但是，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因为发财梦碎而悲伤。军官因此而怀疑，英军于1758年从那格浦尔掠夺的财富价值25000英镑。财物的真实价值可能要大大超过这个数，因为那些遭到偷窃的财物基本都不会记在公司的账上。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分配掠夺来的物品总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而高层军官往往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参与1817-1819年马拉塔战争的士兵们等了8年，才得到了此前承诺给他们的200万英镑。因而不可避免的是，有很多士兵会尽可能地抢走东西，并从不上交。

上层军官的贪婪也蔓延到了下层军官那里。据第11重骑兵队中的一位无名士兵回忆，1825年，当他们即将攻打珀勒德布尔（Bharatpur）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无论是哪个等级、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印度人，都为此激动不已。当这个城市在1826年1月陷落的时候，他看到有七车金银在拍卖。其中一名士兵用两枚葡萄牙金币（大约价值3.5便士）换得了一瓶烈酒，而这瓶酒的价值通常不过是金币的1/10.他也注意到，有的士兵带着金项链、首饰和骆驼毛披肩，而其他人则掘地三尺，寻找房屋原主人所埋藏的现金（为了应对抢劫者和收税官的惯用做法）。⁷ 在过去的80年里，每一次在印度爆发的战争中都充斥着此类行为，而军官们根本无法制止。在1803年加维尔加尔（Gawilghur）陷落之后，罗伯特·布莱基斯顿（Robert Blakiston）上尉逮捕了一些英国劫掠者们。由于制止了英国士兵行使自然权利，他受到了刺刀的威胁，还被叫成一个“胡搞的流氓”。⁸

除去战争当中所发的意外横财之外，军官们所领取的工资与补助都足以为他们提供退休保障或保障其在英国家人的生活。作为行政官员的优秀代表，约翰·马尔科姆（John Malcolm）于1781年成为了公司的一员。23年后，他积累了13000英镑的财富，每年还能寄给他的双亲和姐妹们400英镑。按照他的计算，1806年他的养老金和存款足以令他年入1500英镑，也令他稳稳地位居绅士的之列。⁹ 在18世纪90年代的时候，诗人塞缪尔·柯尔律治（Samuel Coleridge）的家庭经济支柱就是其长兄，彼时是公司军队里的一个下级军官。1790年，马德拉斯的随军工程师科林·麦肯齐（Colin Mackenzie）愿意冒着得上当地疾病的风险，在内地的森林当中穿梭（他对植物学一无所知），以获得更高的报酬。他甚至还将其中的一部分报酬寄回了路易斯岛（the Isle of Lewis）给他的家人。¹⁰

到了世纪末的时候，对于英国许多中产阶级的家庭来说，让一个孩子进入公司的军队已经成为一个赚取额外收入的重要来源。由于无从在正规军里买下一官半职，或者补充这些初级军官的收入，他们光是看到自己的后代位列绅士阶层，他们就已经很满足了。或许也是因为这一原因，国王军队的军官们十分鄙视他们的印度同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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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晚期的印度是一个活跃的社会，其中充斥着权力欲膨胀的人。他们对公司事务的判断总是受到自己利益的影响。普莱西之战后，几乎所有人都有权获得战利品。这样一来，更多的人都会成为冒进的、掠夺性政策的支持者。更有甚者，当公司吞并土地并将势力渗透到诸侯的地盘上的时候，它就需要更多的官员、收税官、测量员以及移民。所有的职位都有丰厚的报酬，而许多有野心的年轻军官都填补了这些职位的空白。扩张的机制激发了士兵们的好战精神；罗伯特·布莱基斯顿认为，印度的空气里一定有什么东西，才使得英国士兵们比起往常来更加“嗜血和残忍”。即便是一些对征服和战争进程感到不适的公司上级，也发现自己为这种新的精神陶醉。1781年，其中的一位在向是时仅有12岁的约翰·马尔科姆提问的时候，问道：“啊，我的小男子汉，如果你遇见海德尔·阿里（Hyder Ali） [4] 的话，你会做些什么？”“先生，我当然会毫不犹豫地拔出剑来砍下他的头。”这一回答为马尔科姆赢得了公司军队里的一个位置。¹¹

在普莱西之战后，迈索尔的素丹海德尔·阿里汗成了公司最为顽强的敌人。18世纪60年代的时候，他侵入了卡尔纳蒂克。分别在18世纪70、80年代晚期，他和法军联合起来，在印度南部发动了对公司及其同盟的战争。他的儿子蒂普（“老虎”）素丹继续了这场角力。在1793年的时候，他以极其微弱的劣势输给了约克镇的英雄康沃利斯。正如南部和中部印度其他独立的诸侯一样，蒂普很清楚，如果要活下去的话，他就必须以欧洲的战争方式打败公司。在1791年的时候，他安插在巴黎的探子就已经在从荷兰的军火商手里收集武器了。根据海军部线人们的汇报，他们已经买下了50门大炮、80架炮车、10万枚炮弹、10万挺火枪以及20万柄“最好的回火刺刀”。¹² 海得拉巴的尼柴姆（nizam) [5] 已经聚集了一支14000人的军队，不但配备着火枪，而且还在法国雇佣兵的教导下学会了欧洲士兵的战斗方法。而且，马拉塔联盟（Mahratha Confederacy）的诸侯们拥有大约30000兵力。他们也是由自由的欧洲军官们训练和组织起来的。

在18世纪晚期进行的军备竞赛给公司造成了挑战。当他于1798年接受总督职位的时候，韦尔斯利侯爵就接受了这一事实，并从中作乐。自1793年以来，英国就一直在同革命的法国战斗。隶属于公司的探子们捏造了谎言，认定在印度的法国雇佣兵都是左翼的雅各宾派共和党人。而心甘情愿地自称为“蒂普公民（Tipu Citizen）”的蒂普则是在乞求法国人的支持。1798年时拿破仑入侵了埃及，加尔各答方面和伦敦方面相信，这是法国从陆上进攻印度的前奏。援用法国对埃及的侵略是令人信服的。极度反对法国大革命的韦尔斯利并没有等待他人行动，他采取了攻击。海得拉巴被迫保持中立，强制的外交政策也使得她不得干这样做。在1799年，公司的军队超越之并且占领了迈索尔。

蒂普在保卫其首都塞林伽巴丹（Seringapatam）的时候战死了。对于一代英国画家来说，他们最喜欢描绘的场景之一，便是公司官员们发现他尸体时候的场景。1808年，英国人把他著名的机械老虎带到了伦敦，并在东方博物馆内作为战利品展出。所谓东方博物馆，指的是在利德贺街（Leadenhall Street）上的东印度公司指挥部。这一精巧的设计很快激发了很多人的好奇性，并给所有来参观的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盯着那涂满颜色的、等身大小的老虎载着一个身穿制服的公司官员。他们也曾听到这头老虎发出的吼叫以及他屈从时慢慢减弱的叫声：在野兽体内由曲柄驱动的手摇风琴发出的声响。¹³ 这就是在约翰·基茨（John Keats）的童话故事“帽子与铃铛（The Cap and Bells）”当中取悦了印度皇帝的“人-虎-风琴（Man-Tiger-Organ）”。在原作当中，这是一个异邦的玩具，似乎很与东方专制君主相配。事实上，蒂普根本不是一个专制君主，但是这并不妨碍公众将他与公司之间的战争理解成喜怒无常的君主和文明力量之间的斗争。在当时的印刷品和图画当中均表现了蒂普的儿子们向值得信赖的、亲善的公司官员投降的场景，也就是专制体制与文明秩序斗争的体现。印第安人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这一问题；穆斯林将蒂普供奉为伊斯兰教的烈士。直到30年后，他们还在用蒂普的名字来激励后人来抵抗英国人。¹⁴

在迈索尔陷落之后，紧接着的就是马拉塔帝国。首先采取行动的是韦尔斯利。他利用了一系列的武力和外交政策，将贫穷而虚弱的马拉塔诸侯帕什瓦（Peshwa） [6] 拉到了公司的一边。其结果就是1803年针对瓜廖尔的信地亚·道拉特·拉奥（Sindia Daulat Rao of Gwalior）和那格浦尔的拉古吉·朋斯勒（Raghugi Bhonsle of Nagpur）的马拉塔战争。 [7] 在一场旋风般的战役之后，亚瑟·韦尔斯利取得了阿萨伊（Assaye）和阿尔冈（Argaon）战役的胜利。而在北方，将军杰拉尔德·雷克爵士（Sir Gerard Lake）占领了阿里格尔、德里和阿格拉。在征服了两大马拉塔诸侯之后，侯爵抓住机会，于1805年向贾斯旺·拉奥·霍尔卡（Jaswant Rao Holkar）宣战，并试图消灭他。在这场战争的第二阶段，事态变得非常糟糕。在阿格拉附近，公司的一个纵队基本被消灭。而雷克则发现珀勒德布尔是一块难啃的骨头。韦尔斯利侯爵不自量力，而在1806年他就被召回到了伦敦。

侯爵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他过于自信而且蛮勇。他来到印度，并不是为了中饱私囊，而是为了证明他是一个有能力和远见的官员（他在马德拉斯为公司的职员们建立了一所高校），并希望自己的成就能够确保他在英国得到很高的职位。他是一代恣意妄为的贵族殖民地总督的代表，这些人都欣赏绝对权力。在1802年到访坎普尔（Cownpore）的时候，他就骑在一头装饰得极为夸张的大象背上。就像一位印度君主一样，“以真正的东方方式，自由地分发他的（公司的）卢比”。¹⁵ 一个拥有如此性情的人，势必会对资产负债表表示不屑。他对公司的某些主管也表示不满。在1799年，他曾秘密地写道：“这些人趾高气扬，并且嘲笑发生在印度的各种事务。”

对于韦尔斯利勋爵以及其同类，伦敦的商人有着深深的担忧。在过去的40年里，韦尔斯利等人都给公司的事务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由于那些任性、有时又会受贿的公司职员的举措已经将公司的账目搅得一团糟，并且赋予了公司本身所不想有以及不能胜任的责任，1744年，公司已经借给了政府100万英镑；在经历了28年以及多场战争之后，公司面临亏损，并希望从财政部手中贷款140万英镑。到了1815年的时候，公司的债务已经达到了4000万英镑。而且，要支持一支150000人组成的军队的开支，公司就要耗费其总预算的3/4还要多的金钱。在18世纪60年代中叶，在孟加拉地区所征收土地税的刺激下，经济一度出现了复苏的兆头。但这只是昙花一现。此后，公司一直步履维艰。为了维持生存，它不得不再次采取经常发售股票这一不可靠的权宜之计。与此同时，在事实上，它也创造了一个私人版本的国债。

这一切将何时结束？很多人认为，公司的过分扩张已经达到了危险的边缘。与印度相比，这一声音在伦敦更为响亮。在1779年，公司已经陷入和海德尔·阿里以及其法国支持者的战争泥潭之中。当时驻扎在坦焦尔（坦贾武尔）的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uart）少将认定，公司“所拥有的土地和影响力已经超出了它所能控制的范围”。¹⁶ 他的这一看法也反映出当时的一种普遍的焦虑。25年后，本质上小心谨慎的亚瑟·韦尔斯利已经确信，在其兄弟为占领马拉塔帝国所做的努力之中，他已经逾越了自身的界限。他也相信，与当地的诸侯们签订条约是有风险的。这会给他们留下其之前权利的间隙（farçade）。这样一来，公司成为事实上的权威，而他们却失去了人民的尊敬。他们的傀儡主人则能够享受更多。

扩张主义的批判者们对公司的高级官员不假思索就发动战争、并将其当作政策而感到不适。1814到1815年，英军闪击了尼泊尔。英军的总指挥官约克公爵对这场艰巨的突袭表示不解，不知道“为何这是必要的”。¹⁷ 当然，因为做出决定的人远在千里之外，因此，无论是他还是其他在伦敦的人都对此无能为力。如果遭到挑战，他们就会重拾惯用的理由，即这件事事关当地的威望，或者当地的官员难以忍受一个强大的或者无序的独立国家出现在自己国家的边界上。这一解释并不总是让政府以及其官员信服；1816年，公司对给尼泊尔战争当中的英雄大卫·奥克特洛尼爵士（Sir David Ochterlony）少将1000英镑的年金显得迟疑不决。考虑到公司的债务状况，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¹⁸

围绕着在印度的人是否应当采取强硬的措施，在英国伦敦，人们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而在这一争论的背后反映出来的则是更深层次的不安。在普拉西之战过去的50年内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表明，那些在印度掌权的人既不认为自己身处公司的控制之下，又不认为自己处于英国政府的控制之下。正在扩张的印度帝国越发成了一个国中国。与此同时，在印度的负责人似乎经历了一次道德上的转变。他们放弃了英国式的思维习惯以及公共行为模式，转而采取次大陆式的习惯。

1765年，克莱武回到了孟加拉，担任此地的总督。他接受了委任统治，要在此地建立起一个诚实而公平的政府。此时，他就意识到了这些倾向。而在这之前，他就已经入乡随俗了。“在这样一个富庶的国度，政府的原则是恐吓，而你的武器又所向披靡，”他评论道，“怪不得腐败会在此大行其道，因为这里几乎是滋生腐败的天然温床。”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尽其所能地去消灭最严重的腐败现象，而他的两位后继者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1772-1785）和康沃利斯勋爵（Lord Cornwallis）(1785-1792）也继承了他的这一做法。但是，在一个高薪职位泛滥而且行贿机会很多的地方，旧有的习惯消失得很慢。1791年，在库达都尔（Cuddadur）战役之中，军队的推进受到了矿地的阻碍。此时，一位军官用这一句话重新鼓舞了士气：“如果那里有矿产的话，那么一定是金矿。”¹⁹

印度政府的许多作为都与英国的习惯不符。除去其他特点以外，他们甚至容忍使用拷打作为收税的一种手段。在很多认为印度帝国带有很多非英国特征的英国人看来，试图清理这样一个政府的罪恶可能只是徒劳。迄今为止，帝国征服和吞并活动仅局限在美洲。与此同时，英国移民也来到了美洲。随着移民的到来，基督教价值观、英国政治价值观以及政府管理体系都已经植入到殖民地内部。在印度，事情则有些不同。在60年的时间里，公司所占领的省份都具有自己的政府管理体制。这一管理体制的形成既受到独裁者的影响，又受到社会背景的影响。在这些复杂而精密组织的社会当中，往往有着深植于其中的宗教以及习俗。

对于公司的官员们来说，他们没有理由去推翻在印度原有的社会秩序。一方面，他们没有推翻印度社会秩序的方法；而在另一方面，推翻这一秩序也会造成巨大的灾害。相反，公司表现得更像一个继承者。它基本上接受了这一秩序，只有在实际需要的部分加以改动。要贯彻这种实用主义，人们势必需要妥协。基督徒们所不喜欢的宗教仪式得到了容忍，而只要有可能的话，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法律传统都得到了保留。1814年在贾甘纳特发生的一件事说明了当时主流的意见。当地的治安官遇见了一位要经受撒提仪式的妇女。所谓撒提，即妇女将自己投往亡夫的火葬堆的一种印度习俗。他试图说服其放弃这种做法，但是“她说自己爱自己的丈夫，并且决意要与他一同上路”。因此，治安官离开了，仪式得以继续。²⁰ 在其他地方，公司军队的军官们会和他们的士兵们一道参加印度教的仪式，并且允许印度教祭司们为军功祈福。

然而，容忍也是有底线的。这一底线则一直与维护公共秩序有关。为了镇压贼党行为，英军常常会发动小型战争。贼党是印度社会秩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它不利于贸易，并且对公司的权威是一种挑战。军官们普遍会采取激烈的方式，不经审判就将犯人处决。他们认为，这是一剂医患双方约定俗成的药物。对于强盗，亚瑟·韦尔斯利毫不手软。一旦发现强盗，他就会将其吊死。此后，他评论道，在英国大行其道的自由主义并不适用于这一国度。在这个国家里，人们已经习惯了统治者的独裁统治，并且希望他们的统治者进行铁腕统治。

印度社会的本质以及公司管理者所面临的状况都表明，将英国社会当中约定俗成的自由以及政治权利出口到印度是不可能的。然而，正如那些英国本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所认识的那样，独裁政府会腐败，而公司则有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组织，反抗英国的统治。作为对公司及其官员所作所为最坚定以及尖刻的批判者，埃德蒙·柏克于1783年指出，一种“腐败的私人利益”已经浮出水面，它“与国家的需要针锋相对”。这种说法显然过于夸大，但这也强调了时人对于看似在议会控制之外的机构普遍的忧虑。英国方面开始对公司采取遏制措施，尽管这一措施并不总是有效的。1772年以及1784年，政府颁布了《印度法》（India Acts），从而在公司的管理委员会上施加议会的影响。公司的管理者们则成立了一个监管委员会，主席则由印度事务国务秘书担任。这位国务秘书同时也是内阁的成员。私人利益逐渐被纳入国家的管控之中。

比起议会对印度帝国控制的增强，19世纪初，新一代公司雇员观念上的根本改变显得更为重要。在他们到来之前，他们已经接触到了福音主义。这一主义在18世纪80、90年代的英国上层以及中层社会当中颇为流行。福音主义是新教各主义当中的一种。它强调在接受了天意之后个人精神的复兴。而且，根据基督教人文主义精神，人们要为人类服务。康沃利斯似乎是第一个受到福音主义影响的人。这是因为，在他就任总督的时候，他认为自己的当务之急是“试着成为一个有些用处的人；服务你的国家以及朋友并且运用上帝赋予你的能力”。²¹

如果一个福音主义者需要履行他的世界义务，个人的道德正直就是非常必要的。早在18世纪80年代早期，约翰·马尔科姆就已经参与到印度事务当中。他相信，英国在那里的势力基础在于英军士兵的勇敢以及官员们的崇高道德。在官员们的道德品质之中，诚实与正直又是最为重要的。“当他们屈尊并且运用谄媚、掩饰以及狡猾的武器去迎合那些油嘴滑舌的伊斯兰教徒和诡计多端的印度人的时候，”他评论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就已经被打败了。”²² 换言之，如果英国人继续采取那些被他们征服的民族的道德标准的话，他们就将会成为一盘散沙。亚瑟·韦尔斯利也赞同这种看法。1804年，他告诉马尔科姆：“我宁可丢掉瓜廖尔（Gwalior）或是任何一个印度的要塞十几次，也要维护我们绝对诚实的信誉。”²³

亚瑟·韦尔斯利的发言是站在英国贵族的立场上的。这个阶层的人认为，奴役他人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在本土也垄断了政治权力。《印度法》把这种垄断扩展到了印度。很快，诸如康沃利斯、韦尔斯利公爵等人就占据了此地高层官员的职位。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黑斯廷斯勋爵和明托伯爵（Earl of Minto）继承了他们的职位。在不同程度上，他们都将贵族式政府的传统原则运用到印度人民的身上。他们将铁腕统治同慈善的父权主义结合在一起，并花费了很大力气来保持个人的正直。

尽管占领印度帝国并不在预先的计划之中，他们和英国政府都觉得，这一帝国是国家财产的一部分。到1800年为止，英国人对印度的主权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政治事实。虽然在这个时候，议员们对显贵的总督们在印度的活动颇有微词。和他们的前辈们一样，在关于维护边疆以及瓦解那些顽固的当地诸侯的问题上，这些人显得极为好斗。

英国日益膨胀的权力欲望一刻都没有停止。印度已经成为英国控制南亚以及印度洋的基地。以这里为据点，英国的商业触角已经开始向中国伸展。借助印度军队的力量，英国就能够保护自己的利益，并在从红海到马来半岛的区域内维持自己的力量。在与革命时期以及拿破仑时期的法国进行战争的时候，印度军队的潜能首次得到挖掘。在印度军队与当地海军的协作下，英国人成功地在埃及发动了战争，并且占领了毛里求斯和爪哇。在1807年之后，法国在欧洲大陆的优势已经很明显了。英国的战略家们开始为占领西班牙美洲制定计划，其中就包括让印度军队横渡太平洋，到达墨西哥和智利。

制定这些计划的理由在于，英军所训练的印度军队完全能够胜任这些任务。1783年的库达都尔战役当中，马德拉斯（Madras）雇佣军击败了此前曾成功镇压过欧洲骚乱的法国军队；而在1805年的珀勒德布尔，在英国第76军团畏葸不前的时候，印度人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了。²⁴ 虽然如此，印度的统治者们从未对他们权力的真正来源，即英国人的无敌，抱有任何的幻想。“每一个欧洲的士兵，”康沃利斯写道，“只要他们像黑豹或者猎犬一样，对敌人有所懈怠的时候，都应当乘坐一辆‘杜利（Dooly）’到达战争的现场。”²⁵ 在1809年所爆发的印度本土军队的骚乱无疑提醒了人们一个不快的事实：印度次大陆的和平只能靠英国军队独力维持。²⁶ 这一事实不应得到遗忘，即便是那些想在印度推行欧洲启蒙的人也不应如此。

【注释】

[1] 一译“杜普莱克斯”。法国东印度公司驻印度总督。出身于富裕家庭。其父为法国东印度公司董事。1722年前往印度任职。先后在本地治里、昌德纳加尔等地担任公司高级参事、法国商馆馆长等职，后擢任总督（1742-1752）。任内力图为建立一个法属印度殖民帝国而效力。具有军事才能，最先按照欧洲方式训练印度土著士兵，并使其充当法国殖民扩张工具。在卡尔纳提克战争（1746-1748,1749-1754）期间，一度夺取马德拉斯。与英国争夺南印度霸权失败后于1754年被召回国。晚年生活潦倒。死于巴黎。曾受封侯爵，留有一部《回忆录》。

[2] 罗马皇帝。

[3] 印度莫卧儿帝国孟加拉省纳瓦布（1757-1760、1763-1765）。出身于贵族家庭，曾任孟加拉军队总司令。1757年6月10日，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密谋，参与策划废黜西拉杰·乌德·道拉（纳瓦布）活动。同年6月23日，在普拉西战役中倒戈，使孟加拉军队大败。事成后被英人立为纳瓦布。作为报答，将孟加拉24个“帕尔加那”（县）的税收权让与公司，并支付1700多万卢比巨款。后与英国发生矛盾，1760年被废。三年后复位，同英国签订更为屈辱的条约，接受英国驻扎官、削减军队、赔偿战费、降低关税，致使孟加拉经济濒于破产境地。（《南亚大辞典》）

[4] 印度迈索尔的穆斯林统治者。1749年志愿参加迈索尔拉甲的军队，后升任指挥官（1759）。约在1761年废黜了拉甲，自立为王。英国不支持他同印度国内敌人作战，他便向英国殖民统治者发起进攻，取得一个个胜利，在把英国人从印度南部赶出去这一点上比别的印度统治者更有成效，但最后还是在马德拉斯附近败北。

[5] 阿拉伯语的音译。印度莫卧儿帝国某些行省的省督苏巴达尔的官称。其权力很大，为该省的最高行政领导。阿克巴为了制约其权力，向各省派驻地位仅次于他的“迪万”，协助其管理省政，并直接向皇帝负责。两者都奉命“严密监视对方”，目的在使这两个官职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致变得权力过大，以免割据和叛乱。最初尼柴姆与“迪万”分掌全省职权，前者主要管刑事，后者管财政和民政。后来此称谓成为掌握全省行政实权的最高长官，亦称“纳瓦布·尼柴姆”。最后成为土邦世袭封建王公的称号，例如，18世纪德干地区海得拉巴的土邦即曾用之。印度的穆斯林封建王公亦有此称谓。

[6] 印度马拉塔国家的首相。实际掌握政权的人。

[7] 18世纪至19世纪英国侵略印度马拉塔国的战争。共3次：第一次发生在1775年至1782年。因英国支持马拉塔的派施华（统治者）纳拉扬·拉奥的政敌拉古纳特·拉奥而引起。英国先后离间和击败马拉塔王公联盟的军队。1782年5月，缔结《萨尔巴依条约》，英国取得萨尔赛特岛。第二次发生在1803年到1805年。1802年12月，派施华巴吉·拉奥二世同英国缔结《巴森条约》，接受并供养英国驻军。该条约遭到马拉塔三大王公霍尔卡、信地亚和朋斯勒的反对。于是战争再起。1803年9月、11月，英国在阿萨伊和阿尔冈两次打败朋斯勒，并与之订立《迪奥冈条约》，朋斯勒被迫接受保护，割让克塔克。同年，英国又在拉斯华里战役中击败信地亚，缔结《苏尔吉——安詹冈条约》，信地亚割让恒河和朱木拿河之间的领地。1804年11月，英国在迪格击溃霍尔卡，获得昌巴尔河以北全部土地。第三次发生在1817年至1818年。派施华巴吉·拉奥二世不堪忍受英国的压制，于1817年11月在浦那发动反英起义。诸王公奋起响应。但在多次战役中均遭失败。1818年6月，巴吉·拉奥向英军投降。后被废黜。信地亚、霍尔卡分别将纳巴达河以北和以南的土地割让给英国。从此，马拉塔地区处于英国殖民者直接或间接统治之下。

拉古吉·朋斯勒第二，印度马拉塔封建王公、比拉尔土邦朋斯勒家族统治者（1788-1816）。拉古吉·朋斯勒第之孙。统治期间，参加反抗英国人的马拉塔联盟。在英国发动的第二次入侵马拉塔战争中被英军击败，于1803年12月18日（一说17日）与东印度公司代表蒙特斯图阿特·艾尔芬斯顿（Mountstauart Elphinstone）签订《德奥冈条约》（Treaty of Deoga-on），割让库塔克和巴拉索尔等土地，并同意驱逐邦内所有法国人和接受英国驻扎官。死后由其后裔帕索杰（儿子）和拉古吉·朋斯勒第三（孙子，1818-1853）继承统治，直至1853年其邦土比拉尔被并入英属印度版图。

第七章
海洋中的荒漠：太平洋和澳大拉西亚 [1]

在18世纪的世界地图上，太平洋是一片巨大的虚空。在接下来的200年里，一些水手们曾经横渡这些海域，并留下了有关岛屿以及南部可能存在的一两个大洲充满诱惑力的只言片语。有关这一地区的疑问并未得到解答。航行到此地并且横跨太平洋的经历是异常危险的。水手们被长时间关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并且长期食用单一的食品，极其容易引起坏血病。由于无法测出准确的纬度，许多船长不得已要盲目地航行。1741年，在环绕合恩角（Cape Horn）的时候，安森的手下就错误地计算了舰队所处的位置，比实际位置偏离了300英里。

1765年，航海年历（Nautical Almanac）的出版解决了在太平洋探险的技术难题。与之基本同时，更为准确的海洋经线仪也使得人们能够更为准确地测量纬度。虽然人们得到了酸橙汁以及柠檬汁配上朗姆酒的固定配给，但这只是降低了坏血病瘟疫的发病率，并不能完全消除之。然而，虽然这些科技进步使得系统探索太平洋的进程更为容易，但是，在18世纪60年代后期由詹姆斯·库克船长以及其他人所推行的航行仍旧是对身心的双重考验。在库克的三次探险开始之时，都有水手跳船逃跑。在1790年，“探索”号上1/6的船员选择离开，而不是选择目的地为美洲西北海岸的18900英里的航行。¹ 1846年7月，亨利·拜厄姆·马丁船长（Captain Sir Henry Byam Martin）已经充满忧愁地、在他的航行日志中描述了他们即将面临的事实。“太平洋是海洋中的荒漠——我们似乎已经脱离了人世。‘逆戟鲸（Grampus）’号则似乎成了海上的弗兰肯斯坦。”²

孤独感、因长期不变的同伴而产生的紧张感，在一片不熟悉的、有时还是令人恐惧的海洋里过着单调的船上生活，这些都是初次航行到太平洋上的军官和士兵们所普遍需要面临的状况。他们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同公众分享。而且，公众对于未知海洋、其中岛屿以及异邦居民的好奇心也确保了有关这些早期航行的一手记录会成为畅销书籍。柯尔律治是这一旅行文学的忠实读者。他曾考虑过为“慷慨（Bounty）”号1787到1788年的航行写一首诗。这一航行最终是以其指令官威廉·布莱（William Bligh）和其忠实的水手们所发动的著名兵变以及著名的跨太平洋航行作为结尾的。最吸引柯尔律治以及很多人的地方在于，这些投身到史诗级的航行当中去的并且遭遇新的异邦环境的人，他们的内在是如何被其经历所改变的。柯尔律治从未写出过这首诗，但在此之后，他将库克有关北冰洋的生动描述用作了其《远古航行者之歌》（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的材料。

从太平洋上得来的知识激发了很大的公众兴趣。早期的航海探险家也就奠定了其作为人民英雄的基础。库克则是其中最为出名的一个。1768年，当他首次踏上征程的时候，他或许是他那个年代航海技术最为高超的人。他有耐心，技术也很高超。由于他是一个惠特比（Whitby）工人的儿子，基本是自学成才的，他完全是凭借自己的才华在海军当中得到了赏识。十年间，由于所取得的成就，他已经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在1778年，法国对英国宣战。法军将领得到了上级的指令，不要去干涉库克的船只，以防干扰人类知识的集中。在1779年库克去世之后，他进入了英帝国的名人殿堂。托马斯·班克（Thomas Banke）于1787年出版了《新地理体系》（New Geography System）上。其标题页上表现出库克地位的提升。在画面的中央，库克由尼普顿引荐给了克丽奥女神，而这位女神恰好正要记录他的丰功伟绩。在画面的上方是一个头戴桂冠的小天使，此外也有一个吹着喇叭的天使。在画面的底部，为了表明库克的功绩刺激了英国的贸易，画家描绘了四个跪着的人向不列颠尼亚供奉的画面。而这四个人也就象征了四大洲。在远处，库克的两艘船“决心（Resolution）”号和“冒险（Adventure）”号正准备出海，准备进行新的探索。

库克并不需要一个缪斯来赞扬其功绩；他已经出版了自己的杂志。这些杂志令安坐家中的读者们如痴如醉，急切地想要了解那些与自己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坐在其位于北白金汉郡乡间宅邸的火炉前，库柏就能够透过库克的眼睛看到南方的海洋。在他所创作的《任务》（The Task）一诗当中，人们就可以看到这位探险家对他的影响。

（人们）旅行和漫游，就像蜜蜂一样，

蜜蜂从一朵花到另一朵花那里采蜜，他则从一处地方到另一处地方游荡。

所有地方的礼仪、风俗和政策，

都纳入他所拾得的库藏。

他在每一个地方吸收知识，

并在归来时，

将他深入研究所得的蜂蜜散播，

成了我的盛宴。

他旅行，我也旅行。

正如库柏所说的那样，库克从1768年到1779年间所进行的三次航行，其目的在于聚集有关此前神秘世界的地理意义上的、科学意义上的以及人类学意义上的观察，并就此增加普遍的（欧洲的）启蒙主义。但是，获取知识并不是库克最重要的目的。尽管在18世纪的人看来，抽象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们更加重视能够发挥实际作用的知识。如果得到合适的解读，库克的船只所带回英国的数据以及标本能够为其国家所用。库克本人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曾有一次坦言，自己“无非是一个为其国家奉献终生的普通人”。对于探索、表格制作、测量风和洋流、收集与记录石头、鱼类、鸟类、动物以及植物的活动来说，这是一个完全功利主义的理由。

超过200年的海外扩张已经教会了欧洲人，新世界能够提供许多旧世界人民所需要的产品。其中的一些，例如马铃薯、番茄以及菠菜，是可以在欧洲种植的；另外的一些，例如棉花和烟叶，必须要在热带种植。库克载着许多专家来到新世界。在发现与记录新的植物品种的同时，人们也鼓励他们发现未来可能的经济作物。既然库克的探险成了此后事先侦察的范例，此后对自然现象的调查也总是以获取利益为导向的。1790年，在夏威夷和美洲太平洋海岸执行任务的乔治·温哥华（George Vancouver）将军接到海军部的指令，要求他寻找矿物和煤矿存在的证据；去记录他所找到的“各种类型的野兽、鸟类和鱼类”；以及探索“它们在食用以及商业方面的用途”。他也去寻找海豹以及鲸类，并且派出工业间谍，以窃取当地人染布的奥秘。³

在登陆大溪地（Tahiti）的时候，库克曾记述过此地面包树的细节。这正是1787年布莱去往岛屿的理由。库克的伙伴约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将这些可食用的植物视作潜在的摇钱树。这位爵士也认定，他的专业植物学是英国贸易的侍女。正是班克斯向政府提出建议，要求他们确保面包树的供应，以解决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的经济问题。在失去了美洲的食物供应之后，他们正在寻找一种新的谷物来喂养他们的奴隶。布莱接到命令，将这些植物的种子带到圣文森特（St.Vincent）的植物园当中。在那里，人们将会重新栽培这些植物，并将其用作育种。在其在外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布莱也接到上级要求，要在荷属爪哇岛东海岸收集植物的种子。在这些植物当中甚至包括稻米这一可能在英国热带殖民地生长的作物。⁴

库克是英国商业的开拓者。他也是英国海上力量的代表。如果英国需要对世界上所有的海洋都宣示霸权的话，海军部就必须掌握精准的太平洋地图、它的岛屿以及他们可以抛锚的地方。在1766年，法国航海家路易-安东尼·德·布干维尔（Louis-Anthoine de Bougainville）在此地区内出现。这使得在此地宣示英国力量具有必要性。太平洋岛国居民已经知道了英国在此区域内的存在以及力量。随着海洋上国际利益的增加，英国需要更了解神秘的南方大陆，并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对它们宣示主权。

当库克于1768年离开英格兰的时候，他所想做的不仅仅是满足其自身的好奇心或者是扩展知识的范围。他是一个国家商业以及战略野心的工具。他最为显贵的乘客、绅士自然主义者以及植物学海盗班克斯将他们的目的地视作一个秘密花园。在这个花园里，他们能够收获有利于英国的作物。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他们的船“努力（Endeavour）”号抵达了大溪地，然后向南航行到澳大利亚东部海岸上的新西兰。库克将其命名为新南威尔士。他随即向北方航行，绕着大堡礁航行一周，又通过了托雷斯海峡，以证明澳大利亚是一个岛屿。

库克携带着委任统治的使命，对所有无主地以及所有其居民不能充分利用的土地宣告英国的主权。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有法律依据的。至少，正如布莱克斯通首席法官所说的那样，任何不能利用自己所有土地的人就丧失了他对土地的所有权。所以，库克理直气壮地将澳大利亚标明为terra nullus（无人之地）并吞并了它。对于乔治三世新获得的领土，班克斯认定，其土壤条件和气候条件都有利于未来的殖民。本地土著则是可以被忽略的。他们是不耕种土地的游牧民，并且缺乏任何可识别的社会组织或宗教形式。按照库克的定义，他们虽然对自己的现状十分满意，但是他们是世界上“最可怜的民族”。

他到太平洋的第二次航行（1772-1775）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找第二块南方大陆。他沿着南极洲的浮冰边缘向前行进，一直到达了南纬71°10′的地方。在宣布此地为“顶点（Ne Plus Ultra）”之后，他转而航向新西兰和澳大利亚。1776年，库克踏上了最后一次征途。这次征途的本来目的在于考察西北美洲和阿拉斯加的海岸。他希望，自己能够找到西北道路（North-west Passage）的出口。自从16世纪末起，航海家们就已经在此地找寻这一地理上的鬼火（will-o'-the-wisp），即北加拿大边缘附近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峡。正如他的所有前辈那样，库克失败了。虽然如此，在测量努特卡湾（Nootka Sound）的时候，他的水手们偶然遇见了大批海獭。在中国，这些海獭的皮毛可以卖个好价钱。

这是库克最后的发现。1779年2月，正当他的船队停在夏威夷过冬的时候，他卷入了与当地人的纷争，并被杀掉了。他最大的成就在于，破除了人们对于太平洋探险的心理障碍，并填补了航海图上大量的空白。尽管其发现的商业价值令人失望，但无论这些市场有多小，英国商人们仍旧对任意新市场的开辟心存感激。几年之后，东印度公司就已经开始与中国方面做海獭皮的生意。而且，在库克去世60年之后，夏威夷所进口的英国工业制品每年的价值是在3万到5万。

对于与库克同时代的人来说，比起贸易前景来说，他们对太平洋群岛上的各异邦人民更感兴趣。他们的存在以及生活方式恰好与当时知识分子的讨论结合在一起。在这场讨论当中，人们对于欧洲的道德以及社会秩序的基本假设提出了疑问。自17世纪晚期以来，思想家们已经构建了名为“高贵的野蛮人”这一半抽象生物。他以一种自然的形态生活在欧洲的疆域之外。在那里，他不是按照欧洲社会精密的社会法则来生活的。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并不遵循基督教所规定的奖惩体系。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比其同时代的欧洲人生活得更为幸福。

德·布干维尔和他的外科医师菲利贝尔·克默尔松（Philibert Commerson） [2] 共同创作的有关大溪地的记录于1792年出版。这本书向欧洲人展现了“高贵的野蛮人”究竟应当是什么样的。这些法国人坚称，大溪地是一个伊甸园的世界。在这里，人们是按照自己的理智和意识行事并创造幸福的，而不是按照天启教的教义行事。自然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水果和野兽，足以果腹。因此，他们在享乐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其中多数情况下是毫无节制的性爱。这一乌托邦的存在（德·布干维尔所用的词）似乎挑战了欧洲的社会宗教秩序。

头脑冷静的库克对于布干维尔的描述表示怀疑，因为这些描述几乎已经可以归入虚构的范畴。大溪地人并非没有罪恶。事实上，在库克登陆的时候，他们正处于一场持久的内战当中。至于此地女人自由而开放的性爱观，班克斯和库克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前者加以利用，而后者则干巴巴地指出，这些诱惑自己手下的大溪地女人与那些在查塔姆或普莱茅斯码头附近勾引水手的女人完全相同。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之处的话，就是他们所收取的费用是铁钉而不是现金。然而，库克还是对大溪地人将性病称为“Apa no Britannia”或者“Brit-tanne”（意思是英国病，带有双关意味）感到失望。出于维护国家荣誉的需求，他坚持认为，这种疾病是由法国水手带到岛上的。⁵

虽然库克发现自己所遇到的人都非常快乐，但他丝毫没有将其同“高贵的野蛮人”联系在一起的想法。无论如何，对于日益壮大的有关人文主义和福音主义的游说议员们来说，库克与其他人所做的报告无疑是极为有力的武器，有助于他们反对奴隶制。这些人利用“高贵的野蛮人”这一说法来反对奴隶制，指出黑奴并非道德败坏之人。在福音主义者看来，保护脆弱的社会不受外界的危害固然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担心自己的基督教同胞会受到异邦人罪恶的影响。库克和布莱受到了指责，因为他们“协助”大溪地人“参加偶像崇拜活动”并以此“自得”。⁶ 他们的腐化堕落并非个案。同样腐化的人还包括奴隶商、奴隶主以及印度那些腐败和专断的官僚。

大溪地人的好色令基督教徒感到震惊。其中的一位护教者传教士认定：“大溪地人迷恋性事的程度令他们禽兽不如。”⁷ 出于传播新教的需要，教徒们需要在南太平洋岛屿上发动道德改革，并且劝诱岛上居民皈依。早在1797年，第一位传教士就已经登陆了大溪地。他为岛上的居民带来了摩西和使徒保罗的诫言，并且决意要在此地推行新教的工作伦理。在接下来的十年间，陆续有很多人登陆波利尼亚，并很快报告了当地的部族战争、肉体刑罚以及食人习俗。“高贵的野蛮人”这一幻想也就此化为了泡影。这就为进一步的传教工作提出了要求。令人欣慰的是，汤加塔布的社会中存在贵族阶层。没有祭司和法律机制将通奸视作罪过。这所有的因素都使得皈依变得更为容易。

1815年的时候，太平洋上的传教活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正是殖民活动的一种分支。在接触到西方基督教之后，太平洋岛民们很快就发现了自己明显的缺陷，以及他们的导师们文化上的优势。在1803年所出版的一本有关新南威尔士居民记录的评论当中，读者们就能够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野蛮人一对自己赤身裸体感到羞愧，就能得到机织的布以制作蔽体的衣服；他也能够从冶炼厂中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更为完美的工具。久而久之，他也就逐渐对欧洲的技术和手工制品产生了依赖。”⁸ 见自己带到英国的大溪地人奥迈（Omai）全然没有把自己所见所学带回家乡的意思，库克一度感到气馁。传教士们却完全改变了这一状况。经过他们的努力，太平洋的岛民们融入了英国的商业体系。岛民们向英国提供椰油、竹芋以及新鲜的猪肉，作为回报，他们得到了枪支、金属制品以及布匹。历史上总是充满讽刺。当库克在夏威夷被杀的时候，他的敌人手中的大刀可能正是在马修·波尔顿（Matthew Boulton）的伯明翰钢铁厂里制造的。为了展示英国的新工业成就，英国人将这些刀子赠给了当地人。

在这些岛屿上，居民们自己垦殖土地。库克并没有得到上级占领这些岛屿的授权。但是，随着与当地人贸易的增加，英国海军在太平洋上的重要性日益突显。自1790年起，战船就时常停泊在这些岛屿附近。这些船的船长们时常强调乔治三世的好心，给当地人一些刻有其肖像的纪念章（为了1790年到温哥华的航行，英国人特别制作了1000枚此类纪念章），并且警告他们不要伤害欧洲的水手和传教士。英国人的海上活动致使西班牙政府提出自己对太平洋的权利。他们所根据的是1494年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然而对于英国人来说，这些条约不过是一堆废纸。1787年，西班牙曾威胁要占领努特卡湾。英国只是部分动员了其舰队，就足以让西班牙人闷闷不乐地做出谨慎的让步了。这也是一个衰退中的帝国力量承认自己虚弱的表现。它完全清楚，英国完全有能力影响其贸易以及殖民地。

到1800年为止，太平洋已经成为英国的内湖。1789年之后，法国在此区域内的利益得到了削减，而美国的力量还未渗透进来。随着1812年英美战争的爆发，一艘美国船“埃塞克斯（Essex）号”进入了该海域进行劫掠。但是，由于武力相差悬殊，只是遭遇了一支小型英国舰队之后，它就不得不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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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埃塞克斯号”没有遭到阻挠的话，它就会航向英国的新殖民地新南威尔士。早在1769年，班克斯就已经发现了新南威尔士的经济价值。十年后，他要求政府利用其中的一个港口植物学湾（Botany Bay） [3] 作为罪犯的一个聚居地。他的建议提出的正是时候：美国独立战争阻断了罪犯去往烟草种植园的道路。而在18世纪80年代早期，一大批犯罪分子已经充斥在设备不完善且往往是私人所有的监狱当中。在官方看来，流放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但是，就将这些罪犯送往何处这一问题，人们并没有达成一致。第一选择是赞比亚。但是，由于当地的气候以及疾病的缘故，将嫌犯送到那里等于缓期执行死刑。更为稳妥的选择是将他们送往西南非洲荒芜海岸上的一个港口，但这一提案也遭到了否决。1786年8月，内阁很有把握地选择了新南威尔士。

内阁之所以会做出这一选择，其原因有三：班克斯有关当地环境的描述；在澳大利亚建立一个小型殖民据点，以证明英国人对此地的主权；在此地建立一个军事基地，有可能可以作为从海上进攻毫无防备的西班牙美洲西海岸的跳板。这些理由并非像其看起来的那样遥不可及。当时，英西太平洋利益之间的冲突还未得到解决，而双方在这一地区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1806年到1807年，人们再次将这一计划提上了日程。一群极具影响力的谋略家以及商人计划着要运用海军打击墨西哥和智利。在那时，西班牙是法国的盟友。在所有的建议当中，有一个建议便是将印度军队先运送到新南威尔士，然后再去往智利。

除此之外，人们还考虑到了罪犯。他们将会成为新殖民地的中坚力量。在一段时间之后，这势必将对英国有利。对于英国人来说，比起让他们蹲在监狱或是废船里（停泊在泰晤士河上，并且拔除了桅杆后的战船）无所事事、浪费政府大笔钱财来说，将他们送到新南威尔士无疑是更好的选择。流放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做法。在他的支持者们看来，这也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惩罚方式，使得罪犯有了赎罪并回到社会当中的机会。尽管在今天看来，流放是一种严酷的刑罚，而且，无论是在运送的船只上，还是在新南威尔士，其条件都十分艰苦。但是，在18世纪末期英国的统治者看来，这是一种对犯罪的有效监管形式，并且能够有效地改造罪犯。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必须尽其责任，不但要对自己有利，而且还要对国家有利。违反法律的人试图以另一种方式生存，但必须意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所在。这正是拉克伦·麦夸里（Lachlan Macquarie）总督的看法。1817年，他认为，“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说”，新南威尔士是“一个教养所”。在那里，“不幸的孩子们”将会经历镇压和艰苦的工作，进而成为乔治三世诚实而勤劳的子民。

第一支载有男女罪犯、士兵、自由人移民以及官员的舰队于1787年5月从英国出发，1788年1月抵达植物学湾。其指挥官以及首任总督亚瑟·菲利普船长不满意此地港口的状况，转而将船停在了其附近的另一处港口。为了纪念殖民大臣，他们将这一港口命名为悉尼。登陆之后，罪犯以及看守们彻夜狂欢，饮酒纵欲。此后，一位教士忏悔道，长时间的海上航行导致人们心灵迟钝，嗜好饮酒。在登陆澳大利亚之后，人们也很难改掉饮酒的习惯。⁹

澳大利亚的早期建立过程是极为复杂的。在上层人士看来，依靠罪犯们的劳动，他们足以撑起一个农业殖民地，不但能够自给自足，而且还能有所收益。澳大利亚的社会结构将会是金字塔式的，而且带有家长制的色彩。行政和司法权力掌握在前官员的手中。他们的经验很有可能有助于管理那些容易走上歧途的下层民众。一开始的时候，在澳大利亚有三种人：官员和守卫、自由人移民和罪犯。其中，罪犯占据的比例最大。他们来到此地也并非自愿。分析那些在1788年以后来到澳大利亚的罪犯们的背景，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来到此地的罪犯多为城市中的惯犯；他们大多不到25岁，在郊区生活，曾以一到两种形式的盗窃为生。在新的环境下，这样的人或者游刃有余，或者一败涂地。抑或按照菲利普的说法，“如果既有能力，又十分勤劳的话，我想这样的人是不会养不活自己的”，而那些没有“受到刺激而发奋”的人则将会饿死。¹⁰

菲利普和他的继任者们都希望，女性罪犯的存在能够激发罪犯们认真工作的热情。1794年，省督弗朗西斯·格罗斯（Francis Grose）就对60名40岁以下妇女的到来表示欢迎。他告诉殖民大臣：“无疑，随着她们与这里的男人通婚，男人们将会变得更加勤劳，而且专注于工作。”¹¹ 这一看法可能是过于乐观了。在运送罪犯的船只上的一位乘客表示，女罪犯们“毫无廉耻的不雅”举动以及她们“下流低俗”的话语令其感到震惊。也正是因为她们的这些行为和话语，在她们每天出来锻炼的时候，其他人不得不离开甲板。¹²

在登陆之后，罪犯们必须承担不同的义务。在问及其职业的时候，那些精明的罪犯从不表现出一点特殊的技能，因为这样做似乎能够摆脱在内地的繁重劳动。¹³ 出于这一考虑，许多人没有说实话。在提及自己的职业的时候，他们都表明自己是“小偷”。而在官方记录上，这一职业就等同于“劳动力”。无论有无技术可言，他们或者是在政府的手下做事，或者是在一小撮自由人移民的手下干活。在这里，纪律极为严明；一旦触犯纪律，罪犯们往往会受到鞭刑。在1790年的诺福克岛（Norfolk Island）上，三个逃跑的罪犯受到警告，如果他们不投降的话，就会被当作逃犯枪杀。¹⁴

缺乏地理知识的人们认定，如果逃进内地的灌木丛并且一直前进的话，他们最终会到达中国。尽管如此，因为逃亡风险极大，罪犯们很少会走上这一条路。1791年，政府明确表示，要想尽一切办法阻止罪犯在服刑期满后回到家乡。反之，政府会分给他们大片土地，希望他们能够成为自给自足的小农。在1794年，仍在服刑的人也可以在业余时间赚钱，其工资为每小时10便士（5个十进制的便士）。在诺福克岛上，罪犯和随船而来的看守每人都得到了24公顷的土地以及几只猪。政府这样安排的目的正是希望这一殖民据点能够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¹⁵

在澳大利亚的劳动力当中，有一小部分人是因为颠覆活动而流放到此地的。在此类型的政治犯当中，最早来到此地的是三个苏格兰勇士。政府之所以认定其有罪，是因为他们在散播法国大革命的教义。省督接到了上级命令，要“密切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以防他们开始传播雅各宾主义。其中的一位是一位论派（Unitarian） [4] 牧师托马斯·帕默（Thomas Palmer）。在他出海的时候，政府允许其带上一名随从。而在其主人开始服刑之后，这个随从就可以成为自由民在此居住。1618世纪90年代末到19世纪初，一类新的政治犯来到了此地。那就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他们因参与地下集会、参加1798年反叛运动或兵变而接受审判。在新南威尔士当局看来，他们极度危险。横渡太平洋并没有消磨掉爱尔兰人脑后的反骨。1804年，其中的一部分人就已经谋划着反叛，但很快就遭到了镇压。

同年，一本评价新南威尔士发展的书出版了。其匿名作家列举了很多令人振奋的迹象，似乎未来的繁荣就在眼前：这一殖民地的贸易增长率要远远超过此前的美国殖民地。而且，当地报刊（《悉尼公报》和《新南威尔士报》）这一新创造也成了通往成熟社会的一块里程碑。他充满赞赏地表示，澳大利亚人在试图建立一个“国民性格（national character）”。然而，他并没有提及这国民性格的组成成分。¹⁷ 这一沉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共计约8000名殖民地居民之间，几乎没有凝聚力。其中的大多数人可能并不愿意留在那里。他们的后代将其称为“我者（us）”，是受到监视的一方；与此同时，其后代也将人数略少的官员、士兵和自由的地主们称为“他者（them）”，是监视以及评判的一方。和美国不一样，澳大利亚社会的分层明显，并没有统一的宗教或是自我提升的要求来给予最初的殖民者以目的感。在任何情况下，宗教都很难对澳大利亚的居民们起作用，因为这些人已经对说教免疫了。更为重要的是，早期的殖民地牧师属于安立甘教派。他们向世俗的权威宣传服从，而这些权威人物往往担任的是地方长官。这一事实使得他们几乎不可能在道德上对罪犯施加影响。正如在帝国的其他角落一样，公众会对英王宣誓效忠，向国王敬酒；在皇家纪念日的当天，人们也会举办舞会。但是，对于爱尔兰籍罪犯来说，这一联系几乎不起作用。在他们看来，英国在他们的家乡实行压迫，并将他们流放到此地。这一怨恨也必将代代相传。

早期澳大利亚社会的“他者”是一个开放的贵族阶层。只要前罪犯（1791年，这样的人有44个）能够利用好自己的土地，并且获得财产的话，他们就能够进入这一阶层。除去高级政府官员之外，它最为有权势的成员是新南威尔士兵团的军官们。这一兵团是于1791年成立的。在这里，它既是驻军，也是警备力量。这支部队里充斥着各色各样的流氓，其中包括因从常备军中逃跑而受到流放惩罚的士兵。他们的指挥官也是一群恶棍。¹⁸

兵团中的军官们是一群猛禽。他们利用职务之便收集地契以及贩酒证，以中饱私囊。1806年，布莱成为当地的总督。他将政府的财产分配给穷苦大众，即以前的罪犯们，并借此挑战兵团以及其中最贪婪的军官约翰·麦克阿瑟（John Macarthur）固有的利益。“先生，那可真是穷人的好日子，”一个前走私犯这样回忆道，“只要告诉总督他需要什么，就必然能从政府库藏中得到什么。”¹⁹ 然而，个人行为击溃了这一进步的政府投资形式。麦克阿瑟害怕到手的利益溜走，便发动了兵变，以抵抗布莱。不幸的是，布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他也是1797年诺尔兵变的针对对象）。这些反对者们密谋推翻了他。直到1810年为止，布莱才得以官复原职。

他的继任者麦夸里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军官。正是在他的主持下，兵团才得以解散。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继承了布莱支持贫苦移民的政策。自由人移民数量依旧很少。麦夸里意识到，澳大利亚的脊梁是自耕农，而很多自耕农的出身必定会是罪犯。在其1821年卸任的时候，殖民地已经明显表现出了蒸蒸日上的态势：其人口增加到了38000人，经济的发展态势也渐趋平稳。这一增长速度显然要归功于麦夸里灵敏的商业嗅觉。他是最先意识到绵羊能够在新南威尔士生存的人之一。他的运气也不错。1807年，当第一批澳大利亚羊毛抵达英国的时候，日益机械化的约克郡纺织厂恰好失去了从萨克森以及西班牙进口的羊毛原料。比起其先前的竞争对手来说，新南威尔士羊毛的品质更好，其需求也逐渐增多。到1821年为止，澳大利亚的绵羊总数达到了29万只。在短短的20年间，澳大利亚的生羊毛出口量就已经达到了每年1000磅。对于这一殖民地来说，绵羊的重要性就好比是烟草之于弗吉尼亚，或是蔗糖之于西印度群岛。

【注释】

[1] 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指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大洋洲及南部太平洋诸岛，尤其指其中被英国殖民过的地区。

[2] 法国博物学家。在蒙彼利埃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754），后转向植物学研究。任布干维尔考察队负责人（1767-1768），去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和留尼汪研究考察植物。留下3000种新物种植物标本。

[3] 植物学湾位于澳大利亚悉尼海岸，距悉尼中央商务区南数公里。库克河与乔治氏河作为植物学湾的两条主要支流，由此注入大洋，通往悉尼国际机场的两条高速公路也延伸至此。1770年4月29日，在完成新西兰沿海航行后，詹姆斯·库克上校搭乘“努力”号帆船抵达此处，并从这里踏上了澳洲大陆。

[4] 一称“反三一论派”。基督教的一个派别。产生于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流行于波兰、匈牙利和荷兰等地。认为上帝不是三位一体而只是一位，故名。视耶稣只是一个伟大的神圣人物而不是神，不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不承认教会和国家有解释教义的绝对权力。声称只有《圣经》和“理性”才是信仰的根据。曾遭到天主教会和国家政权的残酷迫害。17世纪后，又出现于英、美等地，并设立了一些教堂。再洗礼派和古代的阿里乌派也不赞成三位一体说，因而有时也被称作一位论派。

第八章
财富与胜利：针对法国的斗争
1793-1815

直到1914年之前，英国人有时还会将同革命法国以及拿破仑法国之间的战争称作世界大战。它于1793年2月爆发，一直持续到1815年6月。其中有13个月的停战时间。这一停战无异于武装休战，开始于1802年4月，停止于1803年5月。从历史意义上来说，这场战争是1689年以来英法战争的后延。但是，这场战争与此前的战争又有所不同。而且，这种不同不仅体现在战争的范围以及战争双方的目的上。

首先，敌对双方都将其视作为生存而进行的战斗。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战争只能以其中的一方丧失海外帝国、商业以及独立为止。从先前的战斗当中，法国人已经明白，英国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其基于公众信任的政府公信体系。革命法国的政府和拿破仑都认为，如果英国失去其大陆贸易这一财富的主要来源，其信用体系也将逐渐濒临崩溃。如果没有可以售卖的东西的话，这一“商人的国家”也将难以获得完善其政府体系的多余经费。

从1795年到1805年，英国正笼罩在遭到入侵的阴影之下。随之而来的则是可能遭到占领的命运。而即将占领他们的国家，是一个按照大革命的原则改造其所占领的所有国家的国度。它将会推翻皇室、解体宪法并在此地建立一个共和国。在1803年拿破仑自己加冕成为皇帝之后，这一模式有所改变。在他控制之下的国家变成了傀儡诸侯领导下的军事独裁体。其主要任务是为法国的战争机器提供人员和钱财。根据欧洲其他国家的范例，如果英国沦为了拿破仑控制之下的总督辖地，那么，个人自由即将不保。英国政府的御用文人也时常强调这一点。其中的一位写作了《对国家的威胁》（The Dangers to the Country,1807）。他警告英国人，他们可能会在街头遭受“警察局常客”的霸凌。他们的家庭生活也将遭到侵扰，因为“一些粗野的年轻军官会在执勤期间不请自来，调戏我们的妻子和女儿取乐”。

与先前的法英战争不同，这次战争是一场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至少在18世纪90年代，法国人有着强烈的意愿，希望解放全欧洲的人民。他们渴望与欧洲的其他人民一同分享基于人人平等以及普选政府的革命新秩序。对于许多英国人来说，革命理想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对于那些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以外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将革命理想视作在自己的国家建立新政治秩序的蓝图。雅各宾派关于平等的学说也赢得了不少信徒。但是不久之后，在政府的压力下，他们同那些更为温和的大革命信徒一起转入地下活动。1794年到1795年间，政府开始指控同情革命的人。这既是因为政府迫切需要保证国家统一，也是因为他们畏惧后来所谓第五纵队的存在。无论是从数量还是破坏性的意义上来说，这些受到指控的人们的罪行都已经遭到了夸大。无论如何，与他们的法国同辈人一样，他们都变成了因狂野的幻想而陶醉的怪物：

我是一个诚恳的雅各宾派，

不信鬼神，也不怕罪恶，

为了自由，我愿赴汤蹈火。

我厌恶，我诅咒，那些我们吹嘘的法律，

从根上就腐朽，随着时间越发邪恶，

我喘息，并叹息，

为了普选权。¹

然而，在18世纪90年代末的政治气氛当中，这样的人确实有大闹一场的潜质。战争招致的疲劳、食品以及反军事暴乱、1797年的海军兵变和此后的一系列兵变以及1798年爱尔兰的叛乱，这一切无一不昭示着英国的政治统一有时极为脆弱的现实。

在一场现代意义上所谓的全面战争一触即发。在这个时候，强调国家团结的政治宣传就非常重要。为了持续而有效率地抵抗法国军队，英国必须要在最大限度上动员人力与物力。在战争期间，1/10以上的英国成年男子都参军入伍。但即便如此，指挥官们还是在不断抱怨兵力稀少。到1810年为止，国内防线已经初具规模。此时的英国军队共有145000名水手、31000名水兵、300000常备军以及189000名志愿军。

在刚刚一百亿英镑战争经费当中，就有八亿三千万用于陆军以及海军的建设。这些钱当中的一部分来自于日益增加的关税和贸易税。这就是为什么维持英国贸易流通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另一部分则是来自新名目的税收，其中就包括1798年开始设立的个人所得税。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政府已经凭借个人所得税收集了一亿四千二百万英镑。² 政府所借款项持续上升，到1815年为止，国家债务已经高达八亿三千四百万。而富人也愿意将大笔的钱借给政府。这件事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钱等于是买了一份保险，以防自己的财产受到外来的、带有平均色彩的雅各宾主义的侵扰。

英国显然拥有发动全面战争的能力。而且，在筹集资金一事上，它总是会比自己的对手略胜一筹。这也就意味着，在情形变糟的情况下，英国也有继续战斗的能力。甚至是在没有同盟的情况下，这一点也不会改变。在1797年和1806年之后的情况就对此作了充分的说明。这种坚持的能力极为重要，因为法英之间的战争的本质便是消耗战。自战争一开始，英国战争策略的核心就在于打击法国的经济，并以此拖垮法国。追溯1759-1763年战争的胜利，1793年的英国政府认定，海军依旧是击垮法国的重要手段。除此之外，海军也能够附带着增强英国的力量。1801年3月，这一计划最强有力的推行者、战争事务大臣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向下议院解释了这一过程：

……我们最应当注意的是，如何有效获得更多的资源，以巩固我们在海上的优势。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消除或是占有敌人的资源，以防他们在这一方面与我们进行抗衡。

他继续说道，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切断敌人的商业来源”势在必行。“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无疑能够削减并且摧毁他们的海上力量。”³

邓达斯的战争是一场帝国间的较量。这场战争是以老皮特的方式进行的。按照这种方式，英国人抢夺其对手的殖民地，并且将他们的商人们赶出海洋。与此同时，他们自己则维持甚至是扩大自己的商业贸易。他们留下其中的一些战利品，另一些则用于和法国交换一个殖民据点，以遏制法国的势力。在1763年的时候，英国比以往显得都要更加强大。正如一位支持政府的拙劣诗人于1798年所说的那样：

我们仍旧拥有无敌的英雄，

从国家联盟手中夺取，

光荣的战利品。

他们自豪地站在船首，

他们是自身家园神一般的守护者。

这些海洋的主人胜利的航行，

在他们的身边，有财富，也有胜利。⁴

海上战争的结果不负众望。在1793年的时候，法国舰队被困在了其港口之中，而其本土的大西洋海岸和地中海海岸都遭到了封锁。此后，英军屡次骚扰法属西印度群岛。在1795年荷兰投降之后，这一骚扰也没有停止。正如这一行动的支持者们所遇见的那样，这一行动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从德莫拉拉（Dem-erara）和埃塞奎博（Essequibo）（现在为圭亚那的一部分）获取的赏金共计20万英镑。在军队入侵之后，英国种植园主接踵而至。他们希望在此地以极低的价格收购蔗糖种植园。⁵ 然而，生命的代价是惨重的。在这里，水手以及士兵的死亡率高达70%。几乎所有人都是因疟疾或黄热病而死，酗酒则更是提升了死亡率。⁶ 由于士兵们的死亡率攀升，当地的指挥官不顾种植园主们的反对，决定招募黑人自由人参军。而在种植园主们看来，让任何黑人武装训练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1798年的时候，当地军队又开始采取新的办法招募兵员，即购买黑奴。在九年间，财政部为购买6800多名黑奴花费了484000英镑。⁷

1801年，邓达斯记录了这场由黑奴士兵和患病的军人们所参加的战争的成果。在八年之间，英国从法国人手中得到了多巴哥（Tobago）、马提尼克（Mar-tinique）、瓜德罗普、圣卢西亚（St Lucia）和圣特斯（Saintes）；从荷兰人手中夺取了库拉索（Curaao）、德莫拉拉和埃塞奎博；至于1795年与法国结盟的西班牙，英国也从他们手中得到了特立尼达（Trinidad）。除此之外，英国新的海外殖民地还包括：东印度群岛上的原荷兰殖民地。按照任何此前战争的标准，这些战果都令人印象深刻。对于需要新市场的商业国家来说，这些战果也无疑令他们感到满足。

在1801年的时候，这些战果都是极有必要的。在欧洲大陆，战局朝着有利于法国的方向发展。尽管起初人们认为，在遭遇常备军之后，七拼八凑的革命军队很快就会分崩离析。事实正好相反。几乎在每次遭遇战之后，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军队的损失都要超过法国革命军。更重要的是，法国人找到了解决自己财政困难的方法，即用一场战争来供养另外一场战争。在他们分别入侵低地国家、莱茵兰、瑞士和北意大利的时候，法国军队自己种地，并强迫自己所解放的民众向他们纳贡。与此同时，法国士兵也在战斗当中学习。他们习得了强硬的职业操守，以及革命的原则，及将才能视作能否晋升的唯一标准。这也就造就了一系列极其有能力和智慧的指挥官们的诞生。

英国几乎没有卷入到欧洲大陆的战争当中去。遵循着其之前的例子，小皮特向低地国家派遣了先头部队。但是，由于缺乏指挥，而且没有计划，他们很快就被赶走了。1794年到1795年间，皮特不得已再次重复过去的行为，向奥地利和普鲁士提供津贴和贷款。这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财政负担都已经过于沉重。英国的财政支持确实保证了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参与战争，而且，在1799年，俄国军队也借此参加了战争。但是，这些财政支出并没有改善这些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法国的军队仍旧是不可战胜的。到1801年为止，法国人已经占领了奥地利尼德兰（比利时）以及莱茵兰。与此同时，它也在荷兰、瑞士和北意大利建立了卫星国。

西欧大陆战争的走向影响到了大西洋和地中海上海军力量的平衡。在1793年的时候，战争的走向极为有利于皇家海军。英国军队统率着115艘战船，而法国军队仅有76艘战船。1795年占领尼德兰之后，法国舰队中增加了59艘战船，而在西班牙与其结盟之后，其战船数又增加了76艘。至此，法国——荷兰——西班牙联军集中在英国的内海的可能已相当大。英国人对此的担忧也十分强烈。1797年初，地中海舰队甚至因此而撤回，以保卫西班牙的大西洋海岸。这一警报显然是太早了一些。1797年2月，海军上将约翰·杰维斯爵士（Sir John Jervis）率领着其数目庞大的舰队在圣文森特角击溃了西班牙人，并且俘虏了四艘战舰；10月，海军上将邓肯勋爵在坎珀当（Camperdown）重创了荷兰人。

夏初，一次背叛的潮流席卷了驻扎在英吉利海峡和地中海的舰队。虽然这一潮流令海军部和舰队指挥官们神经高度紧张，但在一段时间内，压力几乎完全消失了。在这之后，又有新的兵变，其主导者往往是受到民族主义病毒感染的爱尔兰人。此外，到1798年为止，在海外殖民地当中，骚乱一直都没有停止过。雅各宾派煽动者的阴谋一直令人们感到害怕，而人们也揭露了其中的一些，但是，水手们的抱怨大多集中在他们的工作环境、工资以及待遇问题上。在这些实际的问题上，政府往往是愿意让步的。

1797年的胜利确立了英国在英吉利海峡以及大西洋上的优势；但是，法国在地中海上掌握着主动。1798年初，土伦舰队重整旗鼓，而运输队也聚集到港口上，以运送一支拿破仑手下的17000名兵力的军队。它的目的是为了对英国实施一次颠覆性的打击。然而，至于实施打击的地点，法国人仍旧举棋不定。他们有两个选择。其中的一个选择是打击爱尔兰。法国人的登陆必将激发盖尔人、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大规模反叛。另一个选择是埃及。之所以会选择埃及，是出于策略性的考虑。如果占领了埃及，法国人就能够威胁到英国在中东的巨大商业利益，也能够部署军队，以便攻打印度。

拿破仑计划的大胆仍旧令人惊讶。然而，邓达斯仍旧认真地对待了这一计划。其参谋认为，无论是从陆地上的叙利亚和伊拉克进攻，还是渡过红海，攻打印度都是可能的。而且，拿破仑很有可能能够从波斯王（伊朗）以及阿富汗酋长那里得到支持。更有甚者，他们甚至会想象，只需要一小撮欧洲的军队，就能够轻易地改变在印度的力量平衡，使得局势朝着不利于英国的方向发展。对于内阁来说，这些都令他们十分不安。而在邓达斯看来，对于英国来说，失去印度是致命的。于是，他要求向印度增派军队。

这些担心是不必要的。8月，在海军上将霍雷肖爵士（Sir Horatio），即后来的尼尔森勋爵于阿布基尔湾（Abukir Bay）重创了其舰队以及运输队之后，拿破仑巧妙的行动计划就泡了汤。法军指挥官抛弃了其军队，返回巴黎去升官晋爵。其部下则留在埃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1801年，一支英国远征军终于将其驱逐出埃及。在印度，韦尔斯利侯爵果断采取行动，清除了法国潜在的同盟蒂普素丹（Tipu Sultan）。而且，他也准备好对雇佣法国雇佣兵的马拉塔帝国采取类似的措施。

这一插曲极为考验英国官员们的神经。它给这些官员们上了一课，告知了他们印度以及与印度之间联系的脆弱性。即便是拿破仑只是在埃及按兵不动，他也有机会切断通往印度的所谓“陆上通道”。这条通道横跨苏伊士地峡，从塞得港一直延展到亚历山大。它提供了从英国到印度最为方便和快捷的交通方式。从1798年所发生的事件当中，人们已经可以清楚地得知，要想维持印度未来的稳定，英国必须要控制好地中海，并且在政治上控制奥斯曼帝国。在那时，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成了印度西部边界的一片庞大的缓冲地带。更为重要的是，波斯和阿富汗的君主都有可能默许拿破仑的进攻行为。因此，将这两个国家纳入英国人的同盟范围内，就显得很有必要了。拿破仑的埃及冒险为接下来150年里英国的地中海以及中东政策奠定了基础。这也为英法帝国之间的争夺开辟了新领域。在1815年之后，这一争夺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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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时间内，法国的战争矛头仅仅指向欧洲。1802年春，英法两国在亚眠缔结了和约。然而这一和约不过是让英法两国都喘一口气。在和约生效期间，两国一边争吵，一边恢复元气。一年以后，战争重新打响。这一次，拿破仑决定要征服英国。在他看来，英国是其最为强大且最不会妥协的敌人。按照他的入侵计划，驻扎在土伦的法西联合舰队必须控制英吉利海峡。这一计划于1805年5月付诸实施。法西联军将其伪装成一次对西印度群岛的袭击，但是在10月，尼尔森于特拉法尔加角附近海域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并将其击溃。英军一共俘虏或击沉了18艘战船。从此，法国再无和英国争夺海上霸权的能力。英国人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以防法国重建其海军。其中就包括一次针对哥本哈根的抢先袭击，以及在1807年控制丹麦舰队的行动。被法国侵略的威胁渐渐远去。法国的海外贸易停滞不前，而英国得以继续自如地侵吞其敌人的殖民地。它甚至还重新占领了一些原本按照《亚眠条约》送还给对手的殖民地。

在欧洲大陆，拿破仑联奏凯歌。按照其原来的计划，其庞大军队的矛头本该指向英国。但是，事实上，他转而将枪口对准了原先的盟友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从1805年到1807年间，在这些地方，他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乌尔姆战役、奥斯特里茨战役、耶拿会战、埃劳战役以及弗里德兰战役。其结果是，在拿破仑枪炮的威胁下，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都不得不接受一个在拿破仑统治之下的、新的欧洲秩序。现在，法国以及其卫星国主宰着欧洲大陆。这些卫星国包括：意大利以及威斯特伐利亚王国、莱茵邦联和华沙大公国。无论是否是在拿破仑的眼皮底下，欧洲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其1806年所颁布的《柏林法令》。这一法令禁止任何形式的对英贸易。

英国方面的回应是一道禁运令，禁止将自己的货物运入欧洲。在皇家海军的强制之下，这道禁运令成功地使得欧洲的海外贸易陷入停滞的状态。欧洲人无法获得诸如烟草或蔗糖一类的商品，因为此类商品往往需要从英国重新出口。他们也无从获得英国出产的货物。法国完全无法补上这一空缺。这是因为，法国的工业制品无法满足欧洲的市场需求。而且，由于禁令的缘故，它几乎完全失去了自己的进口产品。在欧洲贸易停滞不前的时候，英国的贸易事实上是在膨胀。这是因为，英国商人的势力已经渗入到北美（直到1812年战争为止）、亚洲、中东以及西班牙南美（不顾当地人的反抗）等地的新市场。英国商品的新出口市场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丢失旧市场的损失，但它们并没有完全取代旧市场。从1811年末到1812年初，英国的出口商品数量趋于停滞，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数量也在降低。这样看来，经济上的衰退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一状况下，英国人仍旧气势磅礴地踏上了寻找新的贸易增长点的旅程。1806年，在重新夺回开普敦（Cape Town）之后，同年5月，当地的指挥官霍姆·波帕姆爵士（Sir Home Popham）海军上将凭借一己之力，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发动了奇袭。当他的战功传回伦敦之后，人们对此报以极大的热情。在那里，高级陆军及海军将领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希望发动一场针对整个西班牙美洲的战争，以从中获利。然而，带有广阔市场的美洲帝国之梦想破灭了。1807年仲夏的时候，由于指挥无力以及计划不周，英军不得不耻辱地撤退到河床地区。

此时，欧洲的事态又有了新的变化。拿破仑试图恫吓葡萄牙，并且将自己愚蠢的兄弟约瑟夫推上西班牙的王位。这一企图令其陷入了一种不熟悉的战争形式之中。1808年5月，西班牙爆发叛乱。这场人民叛乱的规模之大完全出乎法国人的意料。其指挥官不得不在乡下打游击战，而在那里，无论是食物还是弹药都很紧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向英国求助，而英国政府立即保证会提供给他们现金、武器以及一支军队。此时，皮特已经去世两年了，但他的理念仍旧是英国对外政策的基石。这一理念是：为所有保证与法国作战的人提供无条件的帮助。

此后，英西葡联盟诞生了。这一联盟之所以会缔结，主要是出于方便而不是许诺。在接下来的六年里，葡萄牙成了英国的附属国。由于怀疑英国人垂涎自己在美洲的领地以及商业，西班牙人坚定地回绝了英国人要求他们打开市场的请求。两者间的仇怨已深，很难在一朝一夕间化解。1814年，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国商人抱怨，当地的官员“独裁、侮辱人还令人伤脑筋”。同年，在卡塔赫纳的一处堡垒里，西班牙的守军向一艘英国帆船开了火。⁸ 无论如何，联盟还是持续下去了。这都要感谢老练而坚定的英国总指挥官亚瑟·韦尔斯利。他是一个完美的计谋家，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自己在打一场供应战。只有获得足够食品和军火供应的一方才能获得胜利。英国海军护送着一批批的商人来到里斯本。在那里，商人们将向全国人民分发谷物和军火。确实有一些千钧一发的时刻，但就总体而言，韦尔斯利的军队没有挨饿。那些自己种地的法国人则在挨饿。

更有甚者，韦尔斯利不断击溃法国军队。在1808年到1812年间，他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伊比利亚半岛就此成了法国军官们的伤心地，法国军队不可战胜的名声也一去不复返了。对于拿破仑来说，从一场赢不了的战役当中撤退是不可想象的。这是因为，这样做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的脆弱，势必会引发一系列的反抗浪潮。在政治上，他已经破产了。除去经济上的停滞、繁重的赋税以及兵役之外，他所能提供给欧洲的事物少之又少。其中，赋税和兵役保证了其战争机器的运转。只要有人对其表示反抗，他就会使用这一战争机器碾压之。他已经自信到近乎傲慢的程度，即便是在这一状况之下，他还是信心十足。1812年初，他决定发动战争。这是他所知道的唯一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决定去威慑俄国，因为这一国度已经表现出了独立的意愿。在那之后，他将亲自插手西班牙的事务。

起初，拿破仑入侵俄国不过是想用武力威慑之。但是，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在这场战争当中，法国军队混乱、计算失误并且自高自大。而俄国人则表现得异常顽强。因此，在1812年、1813年交接的秋冬时节，法国军队节节溃败，几乎全军覆没。普鲁士打破了沉默，加入了俄国人的同盟；而在短时间的犹豫过后，奥地利人也加入了同盟。英国人很快便建立起了一个新的联盟。它为自己的新伙伴提供了2600万英镑的补助及贷款，并从自己的铸造厂和作坊内拿出了一大批火炮和火枪。

拿破仑的欧洲帝国很快就解体了。由于这一帝国是建立在胜利的基础之上的，它无法承受自1812年到1813年交接期间其军队所遭遇的失败。约瑟夫·波拿巴很快就退出了西班牙。在1814年1月，已经成为威灵顿公爵的韦尔斯利率领着一支英葡联军来到了法国南部。在威灵顿公爵和正在深入东部法国的奥地利人、普鲁士人和俄国人的两面夹击之下，拿破仑于4月退位了。一年以后他从厄尔巴（Elba）回到法国，认定自己能够重新带给自己的国人军事上的荣耀。最终，在滑铁卢，这一幻想破灭了。威灵顿公爵和布吕歇尔（Blücher）的普鲁士军队联起手来击败了他。6月底，拿破仑向英国人投降了，并被流放到了他们最偏远的殖民地圣赫勒拿（St.Helena）。在那里，他虽然没有接受惩罚，但是因为自己的错误而感到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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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对法战争的胜利是一场艰巨的任务。在当时的人看来，最终的胜利取决于海上力量。这是因为，在所有力量当中，它保证了英国人在战场上的地位。皇家海军保卫了英国，使得其不受外来力量的侵犯；它将法国人的力量限制在欧洲，并且让英国人获取了其敌人的几乎所有海外领土；他们护送船队到达伊比利亚半岛，给威灵顿公爵的军队运送物资；它也保证了英国的全球海外贸易。这一贸易所提供的财富不仅保证了英国人的战争努力，而且为欧洲三支军队提供了足够的物资，使得其有力量与拿破仑的军队抗衡。

英国海军之所以能够得到成功，是有很多种原因的。其军官以及海员们的决心、自信以及专业素质都具有很长时间的历史传统。尼尔森是一个卓越的领导家和谋略家，但是邓肯、杰维斯和科林伍德也值得人们崇敬。所有人都理解其国家所面临的困局，也明白自己的国家是多么需要他们。这也就是为什么只要有发动战争的机会，无论其成功的几率如何，他们都会抓住这一机会。在诸如圣文森特角战役、坎珀当、阿布基尔湾以及特拉法尔加海战等决定性战役当中，虽然英国军队在数量上均处于劣势，但是英方指挥官相信己方海军将领和炮火上的优势，还是决定主动出击。这种激烈的、放手一搏的精神终于有了成果。正如尼尔森的名言，一个将自己的船只停靠在敌人船只旁边的军官永远不会犯错。

英国海军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海军军官们应对紧急状况时的正确反应，这是尼尔森教会其部下的东西。在没有得到尼尔森命令的情况下，他们就知道该如何行动了。这一品质得以传承。1809年1月，英国船“詹森（Jason）”号在瓜德罗普附近遇上了法国护卫舰“黄玉（Topaze）”号。“詹森”号的船长威廉·毛德（William Maude）认为自己并不用告知其同伴“克里奥帕特拉（Cleopatra）”号的船长自己的目的。毛德后来回忆道：“我认为并不需要向他发出任何信号，而他也完全如我所愿，将其船只开到敌船的右侧船头，并向其密集地开火。”⁹ 这一战斗持续了40分钟。英军更为先进的舷炮主宰了战斗，并成功地击沉了法方的船只。

对于快速行动来说，射击的精准性以及张帆、收帆时机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对船员进行集中、专业化的训练。几乎所有人都或者是受到压迫，或者是被征兵的农民。许多（或许是大多数）的军官管理其船只的方式同地方郡守管理村庄的方式基本一致，都是用强硬的家长制手腕来管理。这一领导模式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以及公民生活的阶级分化。与此同时，这一领导模式也渗透到了军队的管理模式之中。威灵顿极为支持这一领导模式。在他看来，一个绅士的个人荣耀包括主动关心其下属的福祉。1783年的时候，一个海军军官遭到了上级的训斥，因为他花钱给自己生病的部下治疗。他所作的回复可谓是军队服务家长制的反应：

作为一个英国军官，我总是认定，自己是受国王和国家的托付，要照看我手下的水手们。在现在这样的状况当中，我更要去照看他们。这是因为，他们是在给国王服务之后，经历了许多艰辛困苦，才回到故乡的。而且，他们也在印度的战场上表现英勇。¹⁰

并非所有的军官们都具有这样的情感。在拿破仑战争以及革命战争当中，这种表现尤为明显。由于需要尽快将公民们转变为有能力的水手，并且担心其中的一些会受到雅各宾派思维的影响，许多军官将恐吓作为维持原则最为重要的选择。根据皇家海军“华丽（Magnificent）”号上船员的记述，马歇尔上尉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的暴政并非不可忍受。我们能够并且愿意捍卫我们仁慈的国王和国家。但是，在他手下战斗会极大地伤害我们。至少他会让水手长的同伴毫不留情地击打我们……他威胁我们，好让我们全体跳上甲板。的确，在两个不幸的家伙试图游上岸而淹死的时候，他的威胁就已经开始部分生效了。¹¹

船只在海上停留时间过长这一事实令此类虐待的状况显得更为糟糕。当时的战船船底已经用铜包覆，不需要长时间停靠在码头刷洗，以刮掉船体上吸附的各种软体动物。在远洋航行的舰队也已经能够从基地中得到修复和补给。出于战时的需要，英军已经在马耳他、亚历山大、百慕大、巴巴多斯、孟买和槟城（Penang）建立了海军据点。1793年，劳埃德家族（Lloyds）在全世界范围内招募航海保险代理人。其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耳目也得以扩展。1813年11月，劳埃德在伯南布哥（Pernambuco）的代理人布朗·林赛（Brown Lindsay）告知伦敦方面，有三个美国海盗准备在巴西附近海域拦截回乡的东印度人。¹²

这场提升了海军声望的战争同样拯救了陆军的声誉。这支军队曾经因美国独立战争而颜面扫地，而在1794年到1804年间，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灾难性的侵略举动。军队威望的复兴完全要归功于威灵顿公爵自己那些精挑细选过的、在半岛上发动战争的高级军官。正如他自己坦率地承认的那样，他在欧洲的胜利完全要归功于他在印度所学习的一切。他已经证明，对于野心十足的军官们来说，帝国从军生活可以很好地帮助他们。尽管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帝国从军生活是一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战争，受到人们的鄙视。

在英国，士兵们和水手们的事迹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当胜利的消息传遍全国的时候，英国人会敲响教堂大钟，并且举行仪式来对他们表示感谢。很快，印刷铺当中充满了或是军官们的肖像画，或是表现海战或陆战胜利场面的画作。此前的战争从未激起过如此巨大的公众反应，也没有掀起过如此重大的爱国主义激情。在某些情况下，它也使得人们感到焦虑。在听说了滑铁卢的消息之后，泽西（Jersey）的伯爵夫人如此评论道：“此前，我们已经有过足够多的荣耀，而这场战争只是加深了人们一贯而来的印象：英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¹³

这样的一种自我确定一直贯穿了整个18世纪。在1759到1762年战争胜利之后，这种感情显得更为强烈。1794年，一个约克郡人极为确定地告诉一名流亡到该地的法国人，英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后者与他的同伴们来到伦敦，迎接他们的是一些驳船船主们“下地狱去吧，法国狗！”的叫喊声。紧接着，这些船主们又用焦炭淋了他们一身。在爱丁堡，情况一样糟糕。一个小女孩盯着访客说道：“妈妈，他肯定不是法国人，因为他很胖，而且还不是个黑人。”¹⁴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英国人的傲慢以及仇外心理比以往更加强烈。

对传统仇敌的敌视和轻蔑并不足以将一个民族团结起来，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与法国对抗。皮特政府需要更为积极的爱国主义。他们害怕革命政治宣传会促使人们来反抗他们的统治，因为这种宣传自然而然会将矛头对准英国社会当中的不平等现象。更有甚者，在18世纪90年代的民众爱国主义极为强调个人自由以及宪法的价值。因此，改革者们就可以并且真真确确地表示自己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强调，国家的统一与繁荣、个人发展、社会和谐与慈善行为是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来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国王的忠诚；乔治三世是国家的核心所在，也是其和平安定的保证。法国人杀死了自己的国王，因此陷入混乱当中。

英国的民族认同是在多方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这些力量包括：政府、英格兰和苏格兰教会的高级教士、主流的卫理公会派教徒以及爱国主义者们的私人集会。¹⁵ 其关注的重点总是忠诚和团结的联系：

因此布立吞人守卫着他们古老的名声，

确保他们在海上的帝国，

对那嫉妒的世界宣称，

一个民族仍旧勇敢而自由——

决定去征服，或是死亡，

诚实地对待他们的国王、他们的法律，他们的自由：

没有得到赎金的英格兰把所有的国外支配一脚踢开。

至于法国人，漫画家们将他们描绘成神经错乱的、面黄肌瘦的难民，靠吃草或者青蛙充饥。1814年来到英国游览的路易·西蒙德（Louis Simond）发现，在张贴在四处的画像里，自己的国人都是以类人猿式的侏儒形象出现的。他们“戴着巨大的帽子”，挥舞着剑，昂首阔步地四处走动。此时，英国的代表形象则是约翰·布尔（John Bull）。他是一个面色红润、身体肥胖的农民，扛着一根棍棒，对外来的一切事物均不感兴趣。在接下来的150年里，与19世纪初期的服饰一道，这一刻板印象一直在持续。而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形象又重新出现在漫画当中。

与法国之间的战争给英国的爱国主义重新注入了活力，并且为19世纪乃至以后英国人的优越感奠定了基础。在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所出现的民众的、好斗的、沙文主义的帝国主义，根植于在拿破仑时代的民族主义。

与富有侵略性的爱国主义不可分割的是一种道德上的倒退。这场战争可谓是一场严酷的考验。它考验了国家的内在力量。也正是凭借着这一内在力量，它便能够维护以及提升其价值。乔治三世于1820年去世。在一则讣告上，人们将其和小皮特理想化了，把他们当作国家危难时刻的救星：

他们带着高贵的诚意和目的，以及作决定的英雄主义能力，走过了我们近代史中最黑暗的时刻。——他们不断努力，以保证英国宪法的方舟以及英国皇室的尊严不受其所遭遇的风暴。——在帝国的残骸和文明世界的荒凉当中，他们得以保证勇气和坚持不懈本来的色彩。¹⁸

还有其他的英雄。尼尔森和威灵顿成了英国所有的民族英雄当中的楷模。他们沉稳的、男人式的勇敢、热爱国家、忘乎自我以及高度的责任感，将会成为一代代年轻人学习的榜样。他们的部下理解并且运用了这样的道德准则。一个曾经在威灵顿手下工作的骑士，用这样的话总结了他26年以来的戎马生涯。“我只是做了一个士兵应当做的事情。士兵的任务是上帝摆到我面前的。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得以免除错误、责备和羞耻感的侵挠。”¹⁹

对法战争也成就了另一种时人所认定的英国式美德：为了一个公正的理由而奉献自己的生命。“英格兰为滑铁卢的大屠杀感到悔恨，但是并不对此感到怨恨。”为了号召人们进一步反对奴隶贸易，德曼勋爵（Lord Deman）这样写道：“许多英国母亲为自己儿子的牺牲而伤心悲恸，但没有一个人后悔将自己的儿子送上战场。英格兰认为这片土地值得用生命来捍卫。我们都这样觉得。”²⁰ 下一代也继承了这一品质。在其于维多利亚时代盛期所创作的《海上思乡》（Home Thoughts from the Sea）当中，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这样写道：

高贵的、高贵的圣文森特角向西北绵延；

太阳落下，将加的斯湾染成一片血红；

在燃烧的海洋里闪耀着蓝色，特拉法尔加海战迎面而来。

在最远的东北地方，直布罗陀在此地，巨大而灰暗。

“英格兰无处不在地帮助我：我要怎样帮助英格兰？”——说吧，

谁会像我一样，在这个夜晚，赞扬上帝并且向他祷告，

当木星升至更远之处，非洲笼罩在一片寂静当中。

一如从前，在1815年以后，英国人还是将他们自己视作天意护佑下的民族。但是，现在经过分析，他们特有美德的勋章是由极为纯净的金属制成的。经过分析，其成分要远远优于那些卑劣的、外来的合金。战争的胜利激发了英国人的傲慢。他们认为，凭借自己的政府系统以及人民的勤奋，英国文明象征着所有文明的最高形式。

迄今为止，拥有海外殖民地基本无益于这种民族自豪感的提升。自1814到1815年期间所签订的一系列和平条约都确定了英国人对马耳他、爱奥尼亚群岛、特立尼达、多巴哥、圣卢西亚的控制权。在那时，人们还将它们称为圭亚那、开普殖民地和毛里求斯。除去西印度群岛之外，征服的主要成果为旨在控制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海军基地。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已经准备好交还其所获得的殖民成果了。其中，几乎所有的都具有商业价值。英国人将瓜德罗普和留尼汪还给了法国人，也将爪哇和苏里南交还给了荷兰。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换取两国在大陆上的退让，使得事态朝着有利于英国的方向发展。

战后多个国家围绕殖民地问题进行的讨价还价具有启发意义。英国是一个依靠国际贸易生存的海上力量。迄今为止，它不断增加的工业制成品和出口的热带商品最大的出口市场都是欧洲。因此，对于英国的贸易来说，保证欧洲的和平和稳定十分必要。至于世界的其他部分，英国人只需要一支强有力的海军力量，以保证所有海上通道的畅通；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能够确定英国商人的权利。在1815年，对于一个控制了世界贸易的国家来说，它所夺取的殖民地市场和原材料产地都只是为其贸易锦上添花罢了。这场战争帮助英国确立了这一优势。它也哺育了英国人好斗的、往往是自以为是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态度使得英国人在将自己标榜为人类的慈善家的同时，更为轻松地将各种利益纳入囊中。

第三部分
日益强大的贸易
1815-1914

第一章
权力和地位：商业、海权和策略
1815-1870

在19世纪的前150年当中，英国都表现得像一个凌驾于世界之上的巨人。英国主宰了人类活动当中的每一个部分，其人民则拥有了一种近乎恶魔般的力量。在于1836年1月看到悉尼的繁荣港口的时候，查尔斯·达尔文写道：“我的第一感觉是庆幸我自己是一个英国人。”¹ 这一城市的建筑和喧嚣是“不列颠民族力量”的证据。经过对比，这也体现出了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疏于经营。他曾经到访过西葡两国此前的殖民地，并认定，在过去的300年中，这些殖民地并没有取得任何的进步。类似地，在1855年的时候，传教士探险家大卫·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也在经过葡萄牙殖民地安哥拉的时候评论道，“如果它要在英国人的手中的话”，它便会成为一个棉纱产地。而其内地也将得以开发，因为人们会在这里铺设铁路。²

达尔文和利文斯通的同辈人认为，正在改变世界的那股特殊的英国力量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英国人的创造力，其人民充分利用了这一创造力，并且推动了第二个力量来源的产生，即英国的制造业。最后一个力量来源是海军的优势。这一点令英国有可能开辟新的市场，并且在世界事务当中有发言权。

而且，在当时的讲道内容、传单和社论当中，人们都不断地提到，个人的内在力量和目的意识都是来自于基督教的一种信仰。这一信仰认为，个人的正直、努力以及对全人类福祉的贡献都有极高的价值。这些品质影响到了英国人的思想，并推动着他们开创海外贸易。其中的一些品质及其影响，可以在爱德华·平（Edward Pine）的沉思录当中找到些许痕迹。平是第58军团的随军医师。在1842年的时候，他曾经参与了对中国的战争。两年后，由于没有能够在英国找到工作，他随团来到了新南威尔士。在一种忧郁的心境当中，他横跨了太平洋。在旅程当中，他分析了自己信仰的成分，其中包括：

虔诚，将所有的事件归因于上帝的旨意，完全按照上帝的意思行事；爱，在它的鼓舞之下，没有任何任务是艰难的；忏悔，因此而感到没有任何评判是艰难的；感恩，即使在逆境当中也能带来赞赏；没有因长时间的磨难而消失的高贵信任感；可以战胜死亡的希望。

这些思考使得平消除了自己的疑虑。后来，他写道：“一个人所能获得最大的满足，是来自对其责任严格的履行——我向上帝祷告，让我的努力最终能够达成这一目标。”³ 这一点和类似的个人信条一同发挥作用，加强了后来的一种普遍认识：英国担负着上帝所指派的使命，要为全人类的进步而奋斗。

进步离不开工业革命。自18世纪中叶开始，工业革命就已经开始起步，尽管其推进的速度较为缓慢，而且各地的发展步伐并不均匀。到1860年为止，工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与大规模工业发展的同时，人口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1801年的时候，英国大约有1000万人口；而到了1871年的时候，虽然受到移民以及1845-1847年爱尔兰饥荒的影响，这一数字还是增长到了2200万。如果英国仍旧处于农业社会的阶段，那么其造成的结果便是类似于今日某些非洲国家当中所发生的饥荒。工业革命拯救了英国。正是因为这一革命，英国人才能够养活额外增加的人口。

工业革命的进程解决了一个问题，但是也创造了其他的问题。滑铁卢战役过后的30年当中，新的劳动力的存在并不稳定。这是因为，它生存的唯一希望在于工业制品市场的不断扩大。而这一点只有在产品价格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的时候才能够实现。1834年的《济贫法》为工厂主们提供了一次助攻。该法案令失业者的生活难以忍受，迫使他们不得不去移民或者寻找工作。有些时候，甚至连那些愿意工作的人都很难找到工作。自1815年到19世纪40年代，经济衰退的现象时有发生。与之同时，大批裁员、社会动乱以及强烈的政治激进主义运动时有发生。1840年的时候，英国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食，以保证其全体人民的生活。这一事实令当时的社会状况越发恶化。

自由贸易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出路。其支持者认为，取消所有赋税可以降低进口原材料的价格，所出口商品的价格也会降低，进而变得更具有竞争力。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和欧洲谷物涌入英国市场，谷物的价格也将下跌。19世纪20年代，托利派政府暂时采取了自由贸易的措施。他们取消了《航海条例》，并且降低了关税。19世纪40年代，英国的经济不景气。因此，人们又一次开始要求自由贸易。其中，最为坚定的支持者是来自北部和中部地区的工厂主。他们急切地要求刺激经济，并且利用出口的驱动力来降低失业率。⁴ 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的托利派政府予以了积极的回应。但是，《谷物法》成了推行自由贸易的绊脚石。这一法令保护了英国国内的粮食生产，不让其受到国外进口粮食的冲击。迄今为止都占据主导的土地利益者们对废除《谷物法》的做法加以抵制，认为这是在侵蚀他们财富的来源。但是，他们的要求最终没有得到满足。这是因为，英国国内此时的粮食生产已经无法堵上国内粮食需求的缺口。爱尔兰大饥荒就是其失败的体现。1846年，英国政府废除了《谷物法》。

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人不仅开始自由贸易，而且下定决心要开辟新市场。自1815年以来，英国的海外贸易量一直在稳步增长。欧洲和美国为其产品的出口提供了两大出路。1827年，在总出口额的5000万英镑当中，有2/3都是出口到欧洲或者美国。在接下来的40年内，这一模式一直在持续。1867年，英国出口商品的总贸易额达到了181000000美元，而其中，出售到帝国之外地区的贸易额则占到了131000000美元。英国势力的触角已经伸到了世界各地，而南美洲尤甚。在1867年的时候，英国从阿根廷、巴西、智利和秘鲁进口的货物价值已经超过了1200万英镑。

人们一度认为，自由贸易会无可挽回地摧毁殖民地的经济，因为它们的经济主要是依靠对其原材料的倾斜而支持的。西印度蔗糖生产商所遭受的损失尤为严重。他们受到了当时惊人的慌言的蒙骗。1833年，他们不得不解放自己的奴隶；而到了1846年的时候，根据政府颁布的《蔗糖税法》（Sugar Duties Act），他们所生产的蔗糖要和来自古巴和巴西的奴隶种植园的蔗糖在同一个自由市场当中同场竞技。不出意外的是，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经济崩溃了。在1840年的时候，一座位于英属圭亚那的庄园售价24000英镑。九年之后，其主人以2700镑的价格将其卖出，并将其划分为小地产，分发给此前的奴隶们。这样一来，他的奴隶也就成了自耕农。在19世纪20年代，英国向其西印度殖民地所出口的商品价值平均每年为400万英镑。而到了19世纪60年代，这一数字降低到了原来数字的一半以下。

在失去了他们之前的商业利益之后，其他的殖民经济体也存活下来了。对于当时的一些人来说，这一点是难以理解的。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经济体无法适应自由市场。的确，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有一群自由贸易者们叫嚣着要与殖民地切断政治联系。管理以及保护殖民地对英国财政来说是一项不情愿的开支，因为无法得到明显的回报。事实上，帝国是英国货物宝贵的市场。在1867年，印度所进口的商品价值总计达2100万英镑。这使得其足以同英国最大的海外市场美国相匹敌。其他殖民地进口英国商品的额度也是惊人的：英国向澳大利亚出口价值800万英镑的商品、向加拿大出口价值580万英镑的商品、香港的进口额为250万、新加坡200万、新西兰160万。当然，英国当时的生产能力也为此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既然英国几乎有能力占据全球市场的半壁江山，其殖民地也就与其他的国家一样，近乎别无选择，只能进口英国的工业制品。

“世界工厂”这一表述现在已经成了陈词滥调。但是，它仍能够完美地概括从1815年到1870年以来英国的国际贸易地位。在19世纪40年代的时候，有些热衷于自由贸易的人期盼，在不久的将来，英国便会将其所有的精力集中在工业上。工人们将依靠从欧洲和美国进口的粮食糊口。正如在17世纪和18世纪时候的情况一样，英国的商业成功依赖于出口便宜的日常必需品。其中，棉纺织品的份额最大。19世纪30年代，兰开夏郡纺织工厂所生产的棉纺织品超过了英国出口商品总量的一半。1867年，包括作为原材料的纱在内，各种棉织品的价值已经达到了5590万英镑。排在第二位的是毛纺布匹（1800万镑）、煤炭（540万英镑）、铁路（480万镑）以及蒸汽机器（190万镑）。最后一项表明，英国已经在向其他国家输出技术，以协助他们的工业化进程。

英国也输出资本。国内的私人资本来自于工业和农业生产，而这些财富也往往用于对国外以及帝国事业的投资。其结果是，在19世纪30年代的时候，英国资本已经有遍地开花的趋势了。英国人从海外获得的利润，平均每年可达到500万英镑。到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这一数字增长到了5000万。随着英国资本不断向海外流动，这一数字不断攀升。大体上，中产阶级和贵族投资者慎重购买每年有固定回报的股份，而不是冒险。伦敦市民当中，有为外国政府和商业机构聚集资本的，也有从事银行业、海洋保险和股票经纪的。他们的专业素质、经验和英国用于海外投资的绝对资产都保证了伦敦在世界金融中心当中的统治地位。

伦敦位于一个虚拟的金钱帝国的中心。工业革命造就了一场金融革命。1870年，这场革命得到了深化，也正是在那一年，英国成了资本的主要输出国。金钱借贷促进了生产活动。英国投资者将大量的金钱投入不发达或欠发达的经济体，并以此刺激新需求的产生。英国人所投资的产业包括乌拉圭的牧牛场、美国的铁路以及印度的棉花种植园。这些产业也将新的国家纳入了全球贸易网络。英国人的投资也同时创造了新的工业，尽管当时这一点并不明显，假以时日，他们所创造的新工业将会与英国本土的工业争夺市场。

产品和金钱的输出造就了所谓的“无形（un of ficial）”或“不正式（infor-mal）”的帝国。在争夺新市场的时候，英国商人几乎无法避免与当地人发生冲突。他们也可能发现自己所处的国家的政府或是过于虚弱，或是过于懒散，无法保护他们或者他们的商品。1815年春，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内就是这样一种状况。此时，这一城市正位于阿根廷反抗西班牙的第一线。由于担心街头战役开始之后当地会爆发混乱，英国商人向里约热内卢（Riode Janeiro）的海军指挥官提出要求，希望其保护他们及其财产。他们提醒这位指挥官，他们“正在追求商业上的目标，而商业正是大不列颠权力以及地位的源泉”。⁵

19世纪的领事、海军上将和驻外大臣都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同时也很清楚，那些为国家创造财富的人普遍认为，他们的成就离不开国家的支持。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地方一直十分混乱；也有国家对英国商人抱有敌意；有的国家官员百般阻挠英国贸易或是贪污腐败。在这些地区，除非受到一定程度上的保障，英国人的生命财产都不断受到威胁。或者说，假设最坏的情况发生，他们也能得到报复对方的保证。债券持有人希望分得属于自己的一杯羹。而且，如果他们因为某种看似琐碎而不诚实的原因而并没有得到回报，他们一定会向政府要求补偿。为了实行自由贸易，他们需要保证货物及服务渠道通畅地通过每个国家。当地的法律体系也要为蒙受损失的商人们提供补偿。

在地中海海岸附近国家、奥斯曼帝国、非洲海岸上的国家、拉丁美洲的共和国以及中国境内，当地的法律体系并不能达到这种要求。这时，教会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成了英国人必须要做的事。在这些统治者们拒绝接受这些教育的时候，英国人就会运用海军力量让他们恢复理性。例如，在1821年西班牙与其前殖民地之间爆发的战争当中，西班牙的海盗在加勒比海捕捉了一只英国船“科林伍德勋爵（Lord Collingwood）”。马德里政府没有做出任何补偿。因此，在1823年的时候，英国政府派遣了一支中队到波多黎各与总督进行交涉，并要求将那艘被俘获的船带回。如果总督拒不服从，那么他们就将袭击西班牙舰队，并俘获西班牙的船只。⁶

一如往常，采用武力都是最后的手段。几届英国政府都意识到，需要对惯犯采取惩罚措施。正如1850年9月帕默斯顿向下议院解释的那样：

对付诸如中国、葡萄牙、西班牙美洲等地区半开化的政府，我们需要每隔八年或十年就训斥它们，以保证它们的秩序。对于他们的脑子来说，要长时间维持这一秩序是不可能的。而且，光是警告也不能起到作用。他们根本不在乎语言，不但要看到棍棒，并且要切切实实地挨打。这样才能使得他们信服。⁷

这是关于无形帝国的原则典型的、坦率的解释。

帕默斯顿这一番言辞也是为其1月向萨拉米斯湾（Salamis Bay）派遣七艘战舰和五艘蒸汽船的行为做出的解释。此前，希腊政府拒绝为包括直布罗陀放债者唐·帕西菲科（Don Pacifico）在内的许多英国公民提供补偿。帕默斯顿要求当地的海军上将采取相应的“措施”，向希腊政府表明英国捍卫其公民利益的决心。希腊海军几乎没有挣扎，就被英军控制了。在比雷埃夫斯（Piraeus）、斯佩齐亚（Spezia）和帕特雷（Patras）等地，希腊商人都遭到了英国人的袭击；与此同时，希腊的船只也遭到了禁运。⁸ 这就是帕默斯顿所谓的“挨棍棒”。

以武力相威胁通常能够说服其他的国家听从其意见。在1845年的时候，贝鲁特（Beirut）总领事休·罗斯上校（Colonel Hugh Rose）已经有能力实施攻击土耳其总督的计划了。他将这位总督描述为一个“无耻之徒”，是“腐败的源泉”。此时，有三个人“出于反叛和违背人性的本质”在领事馆内犯下了暴行。罗斯下达命令，要求将其中一人带到领事馆前，使用笞足刑（用棍棒击打脚掌）；其他两人则被罚在此地扫街。然而，这位土耳其同性恋总督默许了三人的逃亡，愤怒的罗斯将这件案子移交给了君士坦丁堡的大使馆。与此同时，皇家军舰“厌战（Warspite）”号接到命令，来到贝鲁特，以显示英国政府是多么重视罗斯的意见，对有损于其尊严的行为采取何等的重视。⁹ 英国政府并不一定要这么做。这是因为，此时的奥斯曼帝国政府需要赢得英国的好感，以联合之对抗俄国。

另一种形式的高压政策是提醒当地的统治者们，他们需要对其统辖范围内英国人所遭受的伤害和犯罪行为承担个人责任。1855年，海盗们在波斯湾劫持了两艘单桅三角帆船。一位海军将领要求当地的村长找出嫌疑犯。如果他没能完成任务，他或者要缴纳血腥钱并提供补偿，或者任凭自己的村庄遭到轰炸。¹⁰ 正如帕默斯顿所认定的那样，他们必须连续对此地施压。1852年的时候，马来亚附近海域的海盗活动又开始猖獗起来。一位战舰指挥官对此表示遗憾：“当他们没有对受到直接的惩罚而心存恐惧之时，一个马来人就会暴露自己的本性，重新变得无法无天。”¹¹

在远东海域当中发动的针对海盗活动的战争以及在大西洋和印度洋海域当中发动的针对奴隶贸易商的战争都是艰巨的斗争。发起这些战争既是为了文明的发展也是为了保护商业。一旦奴隶贸易和海盗活动都销声匿迹了，那些从它们当中获益的人都会转向所谓的“合法”贸易。即便如此，在议会内部，仍有一些人对看似粗暴的方式表示抗议。1849年，自由贸易的激进分子和生产者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 [1] 认为，每杀死或活捉一名海盗就奖励给水手20镑“人头钱”的行为是令人作呕的。他的这一观点遭到了托利派查尔斯·西布索普上校（Colonel Charles Sibthorp）的谴责。后者质问他，其对婆罗洲（Borneo）海盗人文主义关怀的适用对象是否包括他自己工厂的工人们。¹²

反海盗行动是英国19世纪40、50年代以来试图进入远东市场更为宏大的计划中的一部分。暹罗（泰国）和日本都签署了有利于英国的贸易协定。英国人也无形地控制着马来亚、婆罗洲和沙捞越（Sarawak）。但是，中国的态度仍旧非常固执，不愿在需要的范围之外进口英国商品。其结果便是1839年、1856年和1859年的三次战争。这些战争的目的均在于让中国政府做出让步，让出市场和海军基地。在英国国内，这种无情的侵略行为引起了轩然大波。支持自由贸易的自由派们尤其不能接受这一行为。他们相信，只要运用得当，他们的信条是能够带来世界和平的。1856年，广东官员们俘获了一艘英国籍的帆船。为此，香港政府采取了强硬的措施，而自由派们则对此表示强烈的反对。此时已经担任首相的帕默斯顿支持在场之人的行为，并质问议员们“是否要放弃拯救一大群英国公民，任凭他们落入世界尽头的野蛮人之手？更何况，这些野蛮人绑架、杀人和下毒，简直无恶不作”。¹³ 下议院对其投了反对票，而帕默斯顿也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措施，就外交政策问题举行了一次普选。大多数为中产阶级的选民们以“英国式（John Bullish）”的爱国主义予以回应，并热情洋溢地赞同帕默斯顿对中国的铁腕手段。他的主要对手科布登和和平主义者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失去了席位。即便这意味着与一些固执的排斥自由贸易的国家开战，无形帝国几乎受到了所有经济体的一致欢迎。

帕默斯顿的威胁政策依托所谓的炮舰政策。小型、吃水浅而全副武装的炮舰是19世纪50年代的创造。它们很快就被派遣到了世界各地，成了无形帝国的驮马。每一批新式的炮舰都配备有最新式的武器。早在1890年，炮舰上就已经配备有探照灯、能快速射击的后膛枪以及机关枪。这使得其有了强过其对手几倍的火力。其中的一些炮舰名称当中融合了好斗性和洋洋得意的傲慢：巨人、爆竹、嬉戏、格斗家、傲慢、忠诚和粗暴。

领事们（往往是前海军和军官）需要傲慢和决断力这两种品质。同样需要这些品质的，是那些作为帝国刀锋的船舰指挥官们。以指挥官兰布顿·洛兰（Sir Lambton Loraine）为例。他是一个35岁的准男爵，同时也是新式装甲舰“尼俄伯（Niobe）”号的船长。1873年该舰停靠在牙买加的金斯顿（Kingston）。当年8月，他接到命令，来到多米尼加海岸上的普拉塔港。在那里，当地的总督闯入了英国领事馆，并逮捕了三名寻求庇护的人。这一行为显然触犯了英国的威望。为此，洛兰迫使总督给他的三个犯人松绑，然后将他们送上“尼俄伯”号。在这之后，英国人命令多米尼各的军队将英国国旗升上领事馆的领空，并鸣枪21响致敬。

1874年6月，在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发生了一些骚乱。这使得“尼俄伯”号来到了科尔特斯港（Puerto Cortez）。她最初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一家铁路建设公司的工作人员和财产。在英国人的资助之下，该公司正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之间铺设铁路。当地的一个指挥官斯特瑞波上校（Colonel Streber）威胁了该公司的工程师及其工人。除此之外，他还从伯利兹（Belize）附近海域的英属岛屿上绑架流民，进一步危害到了英国人的权利。至此，洛兰已经将其行动限制在遭受侵扰的海岸附近，还将一位洪都拉斯的军官带上船一次。这位军官目睹了英国士兵的刀枪操练（如果他早一天上船的话，他就能看到对一位年轻水手的鞭打了）。光是展示武力并不足够；在要求斯特瑞波归还英国财产之后，洛兰用战时火箭和七厘米口径的炮弹轰炸了他位于奥摩阿（Omoa）的要塞。几个小时之后，这位陆军上校就投降了，并将其战利品拱手让出。

1874年11月，洛兰和“尼俄伯”号再次出征，这次是去往古巴的圣地亚哥（Santiago de Cuba）。不足一个星期之前，一艘西班牙战船已经捕获了一艘载着古巴反叛军和武器的美国蒸汽船“弗吉尼厄斯（Virginius）”号。“弗吉尼厄斯”号被带回了圣地亚哥。在那里，总督不仅开始开枪射击船上的反叛军，也射击船员们。直到“尼俄伯”号进入圣地亚哥海港的时候，已经有37名英国公民遭到杀害。而总督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在英国领事的陪同下，洛兰登陆并告诉西班牙人，如果他们胆敢再杀人，他就会立即击沉一艘西班牙战船。虽然港口中停泊着六艘西班牙战船，但是出于对英国皇家海军的极度恐惧，当地总督立刻离职了。在英国、法国和美国，人们都将洛兰当作英雄来崇敬，而西班牙政府则不得不卑躬屈膝，向那些被害人的家庭提供补偿。¹⁴

虽然说，在1873年到1874年间“尼俄伯”号的行动反常，但是它极好地阐释了无形帝国的运行机理和目的。多米尼加政府已经太过虚弱，以至于不能控制它手下的一个官员；在洪都拉斯所爆发的混乱威胁到了英国人在此地的投资；而作为一个正在衰败的帝国凶暴的代理人，古巴的总督正在威胁英国公民的生命。这些情况无一不需要迅速的反应。这位采取行动的海军将领拥有强大的自信，而更为重要的是，他知道，自己的行为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在更为通常的情况下，类似于“尼俄伯”号的船只在海洋上巡游，时而开进海港，提醒拉丁美洲人、中国人、阿拉伯人和非洲人英国人的力量。只要有危机发生，当地的领事或大使就会要求船只入港。如果可以实行，这些船只就会遵循外交部的指示，而船上的指挥官们则会监视事态的发展。如果不是出现类似于在圣地亚哥所发生的紧急情况的话，英国政府不主张直接干预。这是因为，他们更乐意说服当地的权威担负起责任来。1892年，正是彭亨（Pahang）素丹手下的警察们将杀害一些英国锡矿工程师的凶手们集合起来，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海岸线上已经出现了两艘英国战船。¹⁵

到1870年为止，无形帝国的触角已经伸到全球的各个角落。亚洲和非洲贵族们都签订了条约，保证不妨碍传教士和商人们的活动，并且打压奴隶贸易和海盗活动。此时的拉丁美洲非常适合经商和投资；而且，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将土耳其帝国当作“实际上的英国保护领地”。¹⁶ 尽管无形帝国最初的目的在于方便英国人在世界各地进行贸易活动，它也将更高的道德标准强加于其他国家身上。奴隶制和海盗活动是错误的，而且，当他们在海外活动的时候，他们希望能和国内一样，官员和军队都诚信可靠。

无形帝国依靠的是英国的海洋霸权。1815年的时候，皇家海军拥有214艘战船以及近80艘小型船只。虽然在战后，英国政府大幅度裁剪了自身的军队，但是，1817年，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 [2] 坚称，为了保证英国的安全，她必须拥有“强过世界上任何两个能够联合在一起对抗我们的国家手下的海军力量的海军”。¹⁷ 此后，直到19世纪末，尽管议会经常要求政府削减开支，并指出其第一要务在于减少支出和税收，但英国政府或多或少都遵照重视海军这一原则行事。在维多利亚时期，人们时常对侵略感到恐惧。这也就使得人们无法削减海军的开支，并且经常会触发应急反应，开始建造船只。

在对遭遇侵略感到恐惧的背后是对英国的宿敌法国的怀疑。自1815年到1817年间，英法关系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要么极为友善，要么互相敌视。在1840年，战争似乎一触即发。而在1844年到1845年间以及1859年，上了年纪的威灵顿公爵急切地沿着南方海岸考察，试图找出法军可能的登陆点；旧有的关于法国尚武主义的厌恶仍旧持续着。所谓的、全民对“荣耀（la Glorie）”的狂热也不易消退。在另一方面，英国人对法国在北非建立陆上帝国的活动表现得十分大度。无论是在法国人向印度洋上的安齐拉纳纳（Diego Suarez）发动进攻、并试图占领它的时候，还是在法国人与西非的统治者签订条约的时候，英国人都没有采取行动。与无形帝国所签订的条约不同，法国人所签订的条约上注明了其对这一地区拥有君主权。

然而，在1840年法国人向埃及总督提供支持之后，英国人再也无法坐视不管。这位埃及总督试图在中东的奥斯曼各省当中划分出一个个人帝国。拿破仑的埃及冒险令人记忆犹新。因此，地中海舰队接到命令，对此进行干涉。法国做出了让步，而不是单方面发动战争。英国的战船可以随心所欲地轰炸穆罕默德·阿里位于叙利亚和黎巴嫩海边的要塞。那些落在阿克里（Acre）的炮弹就是英国实力的强力证明。这表明，只要英国人认为自己重要的利益遭到了侵犯，他们就可以使用自己的海上力量。

然而，海上力量的使用受到了很多限制。许多人怀疑，海上力量是否真的能够保护英国免受其另外一个敌人俄国的侵扰。在这段时期里，英俄关系异常紧张。自19世纪20年代末到下个世纪初，世界事实上面临着一场冷战。在1854年的时候，冷战变为了热战；在1877年和1885年的时候，战争也一触即发。对于每一个19世纪的英国政治家、外交家和策略家来说，对俄国的恐惧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无论属于什么阶层，抑或持有何种政治观点，英国人都对俄国抱有极大的恐惧。人们普遍认为，沙俄是英国的对立面。俄国完全没有个人自由、政治自由以及法律自由这些英国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恰恰是人们所认定的英国力量以及地位的源泉。俄国沙皇是一个独裁者，而其民众则是一群奴才，不假思索地执行其主子异想天开的命令。“随着俄国力量的增加，其民众的独立性也就消失了。”1835年，一名“恐俄”分子这样说道。这个国家“对于掠夺土地的爱好无可救药”，为了给新增的人口提供居住地，它不断拓展自己的疆界。¹⁸ 虽然其政治、社会以及经济都很落后，俄国却有着击溃英国的杀手锏——其八万人的军队。

这一有时近乎歇斯底里的情绪之所以会产生，是出于英国人对俄国人从陆上进攻印度的恐惧。这一世纪初，拿破仑已经为俄国人指明了方向。自此，政治、军事以及海军人士一直在探讨俄国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在1826-1828年的俄波战争和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之后，推测和焦虑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第一次战争当中，以高加索为基地的俄国军队打败了一支波斯军队；而在第二次战争当中，俄国人曾到达距离君士坦丁堡近在咫尺的地方。在俄国人的铁蹄下，亚洲力量的两大弱点暴露了出来。而俄国人也展示了自己的意愿与实力，希望与英国人在敏感地区一争高下。

俄国向东到里海的军事行动更为直接地影响到了印度。她建立帝国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按照“恐俄”分子们的说法，一旦俄国人攻破了中亚诸汗国，他们就会将矛头指向印度。1838年，一个印度的公务员预言印度人民“将被俄国专制的海洋淹没”。他特别强调，接下来的这场斗争是暴虐帝国主义与慈悲帝国主义之间的较量。如果俄国人赢了，印度人就会变成“一个自称文明，但事实上野蛮的政府手下的奴隶”。¹⁹

所有人都同意，俄国人拥有人数上的优势。哥萨克人传奇性的忍耐力与凶猛性格也广为传诵。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敌人，英国海军可能不堪一击。尽管在1832年的时候，一个海军军官就已经评论道：“如果俄国人企图进攻加尔各答，那么我们就可以到圣彼得堡去走一遭。”²⁰ 与其他人一样，两年后的威灵顿公爵也十分害怕俄国人对印度的威胁。他寄希望于印度军队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所受到的训练。然而，有少部分人提出了中肯的问题：行动迟缓、迂腐保守的俄国军阀将如何应对从喜马拉雅到里海的运输线。²¹ 无论如何，有一些俄国军官认为远征印度是可行的，并天马行空地谈论远征印度一事。

伦敦和加尔各答都非常重视俄国人的自吹自擂以及他们在波斯以及土耳其帝国周边地区的活动。无论如何，英国人都必须监视俄国人。不言自明的是，英国的外交政策必须以此为目的。英国人必须将沙皇的舰队挡在地中海之外；土耳其民族混合的特点，特别是其中东各省的特点，则必须得以保存。英国人必须教会波斯和阿富汗的统治者们，比起俄国来说，他们应该更加畏惧英国。

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所爆发的一系列事件无不是冷战的标志：外交上的策略、诡计和颠覆。而且，英国于1838年侵略阿富汗的行动走上了一条歧途。1853年俄国人侵略土耳其巴尔干地区的行动同样出现了差错，造成了英、法、俄三国之间的正面冲突。虽然俄国军队陷入了困境，但是其舰队仍旧在君士坦丁堡附近击沉了土耳其舰队。英国人立即予以还击，将自己的地中海舰队开入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由于俄国人是虚张声势，他们试图避免一场遭遇战，并将其舰队开往塞瓦斯托波尔海港（Sevastopol）。后来，在那里，俄军故意将他们的战船凿沉。在海军部的压力下，英国内阁同意向克里米亚派遣一支海洋远征军。它们所担负的使命是夺取塞瓦斯托波尔，并摧毁此地的码头和仓库。

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是一场帝国战争。尽管有些人会认为，俄国更像是亚洲力量而非欧洲力量，但这是19世纪时英国唯一的一场与欧洲力量之间的较量。没有领土之间的争夺；这场战争唯一的目的在于保证英国在地中海的海洋霸权。它也间接地扫除了印度所可能面临的威胁。如果俄国取代英国成为中东的主导力量，这一威胁就渐趋明显。

对于俄国来说，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一场彻底的失败。她的军队被英军打败了四次，而且还丢掉了塞瓦斯托波尔。现在，这场战争留给英国人的印象，主要是本国高级将领们的失策以及陆军部（War Office）和财政部对战争的错误安排（这一点很快便得到了纠正）。与此同时，这场战争也揭示了俄国人军事计划的空虚性。其军队指挥无方，使用的则是老掉牙的兵器。其背后是一个摇摇欲坠，只要有一丁点压力便会完全散架，并且难以复原的政府体系。正如英国人、法国人以及一些有见地的俄国人所评价的那样，两个“现代”国家打败了一个在政治、社会以及经济方面都很落后的国度。

在现实条件（status quo）下，英国处于有利的地位。1856年11月，一支英国军队在波斯登陆，并要求纳赛尔丁·沙（Shah Nasr-ud-Din） [3] 放弃赫拉特（Heart）。在英俄冷战期间，这一横在阿波边境上的要塞是许多具有极大象征以及策略意义的边地中的一个。俄国人要求沙无视英国的威胁死守赫拉特。但是，在面对英印联军的时候，沙做了退让。虽然俄国越过里海、继续向东推进到了阿富汗的北部边境，印度的安全得到了保证。在1864年和1868年之间，俄国军队占领了希瓦（Khiva）、塔什干（Tashkent）和撒马尔罕（Samarkand）。

当俄军向喜马拉雅山山麓艰难行进之时，欧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自1815年以来，大国之间的和谐就已经暗含危机，而克里米亚战争则将其彻底摧毁。其中最为直接的受益人便是意大利和德国的民族主义分子。1859年到1870年间，在法国和普鲁士的帮助以及英国的许可下，意大利得以统一。普鲁士接连发动了三次战争，分别战胜了丹麦、奥地利和德意志南部国家以及法国。在最后一次战争中，普鲁士得到了德意志其他地区的支持，其最终胜利的标志是普鲁士人在曾经属于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中宣告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英国人对欧洲格局重塑的影响较为轻微，因为其策略和商业利益都没有受到威胁。的确，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英国的商业利益甚至还有了增加。在此期间，为了给双方军队提供服装，英国出口了300000000磅的羊毛布。

许多笔交易可能是在布拉福德交易所（Bradford Exchange）内完成的。这是于1867年完成的一座壮观的建筑。这一哥特式建筑的外墙上装饰有圆形浮雕，表现出为英国现有的财富和地位做出贡献的人们。其中包括1865年去世的帕默斯顿，他代表了与任何妨碍英国人在世界各处贸易自由相斗争的决心；科布登代表了自由贸易的巨擘；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理查德·阿克怀特（Richard Arkwright）和铁路工程师乔治·斯蒂文森（George Stevenson）则是工业革命中杰出人才的代表；德雷克、雷利、安森和库克则表现了英国在海上所取得的胜利。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捕捉到了这些形象选择背后的精神。在1848年《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 [4] 初版的时候，狄更斯这样写道：

上帝创造地球，是为了方便董贝父子在此地贸易；创造日月则是为了给予他们光亮；创造江河是为了让他们在此地泛舟；彩虹则告诉他们未来好天气的兆头；风向或者有利于他们的事业，或者正相反；星星和行星绕着他们的轨道行驶，为了保持以其为中心的体系不受侵犯。

【注释】

[1] 英国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自由贸易的主要倡导者。原为曼彻斯特制造商，与约翰·布赖特（Bright）一起建立反谷物法同盟（Anti-Corn Law League,1839），力争废除谷物法（Corn Laws），终于取得成功（1846）。1843年起任议员，反对帕默斯顿的对外政策，通过谈判缔结了减少关税的英法商业协定（1860），为1867年改革法案的出台四处奔走游说。像布赖特一样，他是曼彻斯特改革者学派的主要成员，一个杰出的演说家。

[2] 罗伯特·斯图尔特，第二代伦敦德里侯爵，爱尔兰政治家，通称卡斯尔雷子爵，曾任外务大臣，于1814年至1815年代表英方出席维也纳会议。

[3] 纳赛尔丁·沙，是伊朗卡扎尔王朝的第四任君主。他为穆罕默德·沙和玛利克·贾汉·卡侬的儿子，其在任时间长达49年，是整个伊朗历史上在位第三长的君主，仅次于萨珊王朝的沙普尔二世和萨非王朝的塔赫玛斯普一世。他也是第一位出版其日记的伊朗君主。

[4] 英国作家狄更斯的长篇小说。董贝是伦敦大商行董贝父子公司的老板，为人傲慢，心肠如铁石。妻子死去，为他留下女儿芙洛伦丝和儿子保尔。董贝认为女儿与公司无关，对她非常冷酷；而对儿子则关怀备至，把他当成公司的继承人。不料小保尔体质娇弱，经不起父亲的“关照”，没有多久就夭亡了。董贝把儿子之死看作是对自己事业的致命打击，后来他又娶了一个年轻的寡妇，让她生养一个继承人。但后妻受不住他家那种阴森可怕的气氛，终于离开了他。第二次婚姻的失败，使董贝深受刺激。他从此对公司事业开始冷淡，公司日趋衰落，终于破产。董贝变得孤苦伶仃，越来越感到绝望。就在他决定自杀那天，已婚的女儿芙洛伦丝带着一周岁的儿子回到伦敦，主动与父亲和解。董贝便愉快地与女儿生活在一起。

第二章
我们是为了播撒文明的种子而踏上征途：帝国和公众舆论
1815-1880

对于英国公众来说，帝国意味着什么？在19世纪，这一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了。随着国家不断的民主化，有关这一问题以及其他关乎国家利益的问题，人们的想法和情感也显得越来越重要。1832年议会改革创造了一个中产阶级的选民阶层，而1867年和1884-1885年的改革和重新分配法案将选举权扩大到多数城市以及乡村的工人阶级。当时的人们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政治进步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受过教育的人们之间合理的争辩被证明是解决人类问题最完美的方法。与此同时，日报以及周刊的读者数量在不断增加，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这些报刊散布各种信息，并且引发人们关于国家大事的讨论。伦敦媒体利用了1840-1860年间不断扩大的铁路网络在全国范围内发行报纸，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全国各地。

在这个时间段，人们有关帝国的态度区别很大。人们群情激昂，争辩应当如何规范帝国、如何最好地安置其人民以及是否应当扩大帝国范围这些问题。从整体上来说，人们都同意，帝国力量强大，能够经由贸易散播文明，也能够将更为高级的行为模式施加于其“野蛮”的居民身上。很少有人会对《太阳报》（Sun）的一则社论表示反对。在这篇社论当中，人们对英国最新殖民地新西兰所选择的政府形式表示欢迎。1847年1月，新西兰宣告了自己所选择的政府形式。“几年之前，这个国家里满是一群四处游荡的、强壮的野蛮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更好的本质。在历史上，这一点是前无古人的。”¹

然而，就毛利人以及其他的土著居民是否有“更好的本质”以及应当如何教化他们，英国国内众说纷纭。其中的一派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当中大部分是士兵、海员以及官员（很多人以前是公务员）、殖民主义者以及其在英国国内的拥趸。他们对这些人是否能够接受教化表示怀疑。而在另一方面，有很大一部分的基督教博爱分子相信，这些人能够接受教化，能够达到和欧洲人同等的教育水平，行为举止也与欧洲人无异。这一部分人大多是非国教徒、中产阶级以及自由派和激进派。他们的对手主要是有贵族或乡绅背景的安立甘教徒以及辉格派或托利派的同情者们，尽管在这个时期，政党派别的重要性还远没有之后一个阶段要来得大。

19世纪初，帝国最重要的议题便是奴隶制。在18世纪70年代的时候，废除奴隶制运动得到了促进，并且从各个阶层赢得了不少支持。福音主义者们坚信，为了获得救赎，就必须要去拯救他人。很多反奴隶制的宣传都是情绪化的，强调奴隶所承受的无情对待以及他们内心的痛苦。对于那些遭受过罗马天主教运动的人来说，这一运动很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按照理性，人们可能会争辩，奴隶制对国家的经济来说非常重要（事实上也确实有人这样做了）。但是，从感性的意义上来说，单就其所造成的灾难，就足以解释为何要将其废除了。

反奴隶制运动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力量，主要是要归功于其领导者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和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的能力以及决心。为了向民众展示黑人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他们参与了建立实验殖民地塞拉利昂（Sierra Leone）的运动。该殖民地于1787年建立。塞拉利昂公司的目的是为了“在当地人当中引入文明、使用自由劳动力耕种土地”以及教育他们，使得他们达到和欧洲人同样的文明水平。塞拉利昂欣欣向荣。1808年，它成了皇家殖民地，而其首都弗里敦（Freetown）则成了新皇家海军反奴隶制中队的基地之一。

英国废除奴隶贸易标志着这一运动第一阶段的胜利。自此，英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们尽其最大努力说服其他的政府效仿英国的榜样。战船中队追逐并逮捕奴隶贸易商。它们的活动范围首先在西非以及刚果海岸附近。此后，为了压制阿拉伯奴隶贸易，他们在印度洋和波斯湾活动。

起初，英国单方面向奴隶贸易发难，激发了相当程度上的热情。英国人也普遍将其当作民族自豪感的源泉。1840年6月，“消灭奴隶贸易以及在非洲传播文明”协会在埃塞克特厅举办年会。会上，阿尔伯特亲王发表开幕词，认为“消灭奴隶制”这一行动的动机是高尚的。他得到了狂热的欢呼。同样，托利党领袖、后来的首相罗伯特·皮尔爵士也获得了不少欢呼。在其所发表的即兴演讲当中，他表示，如果不在大陆上彻底消除奴隶制的话，英国将永远无法证明，“非洲的黑人与其欧洲的白人同伴地位相同”。² 八年后，一位与皮尔持相同意见的人士表示，皮尔的预言正在变为现实：

在整个非洲大陆，“英国人”的名称已经成为安全的代名词。如果一个白人传教士拜访黑人部落，他们只会问一个问题，即他是不是能使自己的子孙们摆脱奴隶制的白人中的一员。³

1855年，当大卫·列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在卢旺达附近海域把一些黑人带上船的时候，他这样介绍自己手下的水手们：“这些人都是我的同胞。为了消灭那些买卖黑人的贸易，女王陛下将他们派遣到此地。”⁴

英国人道德上的优越感以及在世界上推行正义的意愿在《自由》（Freedom）一剧当中展露无遗。该剧于1883年首次上映。其中，一位年轻的海军军官厄内斯特·加斯科因（Ernest Gascoigne）拯救了一些埃及女孩，使得她们免遭被奴役的命运。在当地权威质疑他的时候，他声明：“这些女孩过去是奴隶，但她们现在自由了！以英格兰之名，我告诉你们，她们是自由的。你敢动她们一下试试！我谅你不敢！”⁵ 他的演讲赢得了其手下士兵们极大的支持。无疑，民众也对他表示支持。这一激动人心的事件提醒了他们，自己的国家是自由和文明的旗手，而这一点也令他们感到高兴。

英国人向外界宣传针对奴隶贸易的世界战争，将其视作英国人文关怀以及启蒙主义最为光辉的例子。由于对法战争，奴隶制这一概念令英国人感到憎恶。他们越来越意识到，个人自由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每当一位印度仆人使用“我是你的奴隶”这一表述，游吟诗人及加尔各答主教雷吉纳尔德·希伯（Reg-inald Heber）就会发自内心地感到一阵颤抖。⁶

比起在英帝国境内全面禁止奴隶制，禁止奴隶运输要来得更为简单。西印度种植园主以及其议员同盟都不懈地对禁止奴隶运输表示反对。其中的一些批评者觉察到了伪善，并质问为什么那些关注黑奴生活的人为自己的民众所做的事情如此之少。根据19世纪初支持奴隶制的一本小册子所说：“在英国，许多绅士所有的阉掉了的牲畜或充满勇气的赛马，以及许多女士的垫肩都比我们的穷人所获得的照顾要多。”⁷ 更为重要的是，正如托利党的《反雅各宾》（Anti-Jacobin）中所说的那样，那些“大喊大叫的、卫理公会派的博爱主义者”认定，所有的种植园主对待奴隶的态度都很糟糕。⁸ 种植园主花费了很大的气力来证明他们是有人性的人。在1816年，巴巴多斯人指出，怀孕的女性可以免于田野劳动。而且，带着未曾意识到的讽刺意味，他们加上了一句，当她们生子的时候就能够得到经济上的补偿。⁹ 这样的慷慨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是因为，在1816年，巴巴多斯爆发了奴隶起义；1823年、1824年以及1830年，在牙买加爆发了相同的起义；1823年，英属圭亚那爆发了同样的起义。对于殖民部来说，最后的这次起义是一场麻烦事，因为他们很难找到更多部队来镇压它。¹⁰

辉格派和激进派主导的、经过改革后的众议院，于1833年废除了奴隶制。它设立了一个过渡期，允许在全面推行雇佣制之前的几年内，在种植园内暂时保留奴隶制。一直以来，在有关奴隶制的辩论当中，在解放了奴隶之后他们将会面临怎样的境遇一直是一个中心议题。奴隶制的支持者不断表示，奴隶们将“很快陷入糟糕的贫穷状况，并且逐渐滑回到其旧有的非洲式的慵懒生活、怠惰的性情以及贫困之中”。¹¹ 他们的结论是，废除奴隶制会导致当地经济的解体。

废奴主义者总是持有这样的观点，即奴隶制的目的是提升西印度人性情的第一阶段。从奴隶制当中解放出来后，他们应当自由地创造自己的未来，并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1839年到1840年拜访安提瓜的一位废奴主义者发现奴隶们有正在创造自己未来的一些好兆头。7000名儿童正在上学。在那里，他们能够经常阅读《圣经》。而且，一群“看起来很尊贵”的人们聚集在位于圣约翰的卫理公会礼拜堂当中。这些信徒均来自一个繁忙的小商贩集体。与此同样令人满足的是，一次长期的、迟到的性改革正在进行之中。“甚至监督们都已经一个接着一个地停止了罪恶的生活方式，并且已经在形成有名誉的关系和婚姻。”¹²

从上层往下层看的时候，情况则显得不容乐观。1849年，英属圭亚那总督詹姆斯·莱特爵士（Sir James Light）担心，很多前奴隶会将解放认定为与白人之间的平等。在其殖民地内部，他对于人与人之间差别的消失表示了遗憾。当他以及其他有财产的人从乔治敦穿行而过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是“懒人们的嘲笑和无礼的评价”。¹³ 更为糟糕的是，前奴隶们拒绝在种植园当中劳动。这也就使得种植园主们不得不寻找新的劳动力来源。人们开始追溯17世纪早期的案例，开始向种植园进口契约奴。在帝国内部最初的移民运动之中，他们将贫穷的中国人和印度人运到了西印度，并雇佣他们工作。1857年，在特立尼达种植园上工作的14000人中，超过半数的人是来自印度和中国的。中国人和印度人的数量本来会更多，然而因为运输船只既不卫生又不透气，有很多移民在途中死去。¹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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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帝国内部结束奴隶制的运动的同时，世界各地传播基督教的组织也蓬勃发展起来了。在为基督教服务的方面，皈依可谓是最高形式的服务之一。“夜晚的时候，保罗见到了一幅景象：那里站着一个马其顿人。他向保罗祷告，要求他到马其顿来拯救他们。（行传，XVI,9）”这一指令对福音主义者来说有很强的感染力，他们中有很多人经历过这种个人皈依的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能够感受到上帝恩典的到来，并居住于他们身体当中。托马斯·肯德尔（Thomas Kendall）宣称：“对于上帝来说，一个贫困的异教徒的灵魂与他自己的灵魂价值相同。”从其得到拯救的那一刻起，他就决定要带领其他人感受其内心所能感受到的恩典。1817年，他开始在新西兰的毛利人当中传教。¹⁵

在19世纪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并不仅仅救赎灵魂，它也使得整个种族再生。在1819年所写作的、关于开普殖民地的记录赞扬了摩拉维亚传教士在此地的传教工作。他们已经将“懒惰的、低级的霍屯托人改造成了社会的积极的道德分子”。“我们来到这里，既是文明的播撒者，又是传教士。”1874年，詹姆斯·斯图亚特这样写道。他是新生代福音主义者当中的一员，既学习医药，又学习神学。为了继续其良师益友列文斯通的工作，他带领着一批手艺人来到中非。他将工匠带到此地，向当地民众传授新的技艺并且建立起一个新的、自给自足的、有秩序的基督教社会。在此之前，此地还是一片混乱。多年后，在他的帮助下所呈现的效果逐渐凸显出来。一位部落民这样告诉他：“让我用一柄铁尖轻标枪换得一部福音书吧！因为对战争的爱已经从我的心中消失了。”¹⁷

在传播福音的同时，传教士们也负责将西方的价值观传播到信众当中去。1875年，一个刚毅的卫理公会派传教士乔治·布朗（George Brown）在巴布亚西部的新不列颠岛上开展传教工作。此时，他已经不仅仅在拯救人们的灵魂了。在三年当中，他“成功地将文明与基督教的新风吹向新不列颠和新爱尔兰的大部分海岸。这样一来，商人就能够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登陆，并且在岛上生活”。¹⁸ 一位积极采取布朗方法的海军将领如是赞扬道。一次，内地的酋长们试图杀掉布朗、他的信众以及他们所能见到的每一个欧洲人。布朗带领一小股皈依了的斐济信徒予以反击，并击败了酋长们。每一个斐济人都配备有两支鸟枪和一支左轮手枪。这样的人是很有用处的；在记录其19世纪60年代在沙捞越（Sarawak）的经历之时，查尔斯·布鲁克（Charles Brooke）相信，在传教士们的协助下，那些嗜好猎取敌人头颅的达雅人能够变得更为驯服。¹⁹

传教士们不仅仅是帝国的开路者。有些时候，他们甚至是帝国与殖民地民众之间的调解人。经由他们同英国教会之间的关系，他们将普通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与帝国联系起来。这些人为他们的活动筹资，并且促进其活动的开展。杰莉比（Jellyby）夫人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位。在《荒凉山庄》（Bleak House,1851）当中，狄更斯讽刺其是一个“将非洲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生物。为了支持传教士们在尼日尔河岸上的“博瑞布拉-盖阿（Borriboola-Gha）”定居，她忽视了自己的家庭义务。但是，接下来，狄更斯并没有在“高贵的野蛮人”身上浪费笔墨——“他的美德是谎言；他的幸福是一场幻影；他的高尚是一派胡言。”²⁰ 虽然如此，许多狄更斯的同胞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试图让这些生灵改造成有为的基督徒。

传教士们鼓励传教活动的支持者们，希望其捐献钱财、《圣经》以及描绘异教徒悲惨和堕落生活的小册子。人们提供了有关印度杀婴、撒提、偶像崇拜以及其他迷信的可怕描述。居住在太平洋和非洲的人们所讲的故事则包括部落战争、食人风俗、家庭奴役以及几乎不加掩饰的乱交细节。“由于羞耻”，在中非，有一些“不能解释或言说”的罪恶。按照其中一位恼怒的传教士的说法：“卡菲尔人（非洲黑人）的幻想是追求妙龄少女，试图与之交媾。更为合适的说法是，它所寻求的是性爱。”他认为这种说法解释了为什么在15岁之后，白人的孩子就能够超越黑人的孩子！²¹ 英国国教徒和卫理公会派教徒都意识到了教士们任务的艰巨性，而且充分地明白希伯主教为对外传教所写作的、脍炙人口的赞歌背后的含义：

辛辣的微风柔柔地吹过锡兰岛旁，

又算得了什么？

尽管处处景色宜人，

只有人是可耻的……

有趣的是，这些语句是在什罗普郡（Shropshire）的牧区公馆当中写作的。此时，该赞歌的作者甚至还没有到达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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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教士们相似，士兵们也被视作教化者。在这一时期，帝国战争几乎层出不穷。在1817年和1878年间，东开普省部落之间断断续续爆发过一些战争。在英国人看来，这些部落没有区别，都是卡菲尔人。1879年，一支英国部队入侵了祖鲁王国。1867年，一支远征军进入了埃塞俄比亚，并从提奥多尔皇帝手中救下人质。1873到1874年，为了惩罚黄金海岸的阿散蒂人，英方发动了一次规模巨大的战争。印度军队参与了在缅甸的战争（1824和1853年）、阿富汗的战争（1838-1842年以及1878-1880年），征服了信德（1843）以及旁遮普（1845-1846以及1848-1849），并且镇压了兵变（1857-1858）。

规模庞大的兵团时不时地越过西北疆界，以惩罚其以不听话而臭名昭著的部落民。在1846到1870年间的新西兰，代表殖民者利益的部队也同毛利人作战。1837年，加拿大的殖民者镇压了反叛运动。在1839年和1860年间，英国发动了三次攻打中国的战争，1856年，他们攻打了一次波斯。

英国媒体大量报道了早期战争。他们往往转述当地报纸、官方电报以及在前线作战人员的信件。1840年1月10日，《旗帜报》（The St and ard）复述了《孟加拉公报》（Bengal Gazette）有关在阿富汗军事行动的报道。与此同时，他们登载了当地高级官员们的电报。这家报纸也获得了军人们的信件。其中的一位亲眼见证了在向喀布尔（Kabul）行军的过程中，第16长矛轻骑兵部队士兵与马溺死的场景。²² 为报道在新西兰和开普殖民地前线的战争，1847年，《太阳报》（The Sun）使用了类似的材料。

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一场新闻革命彻底改变了处理帝国新闻的方法。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首批战地记者跟随军队并且编辑稿件。他们用快船和火车将报道寄回。10天到14天后，这些报道即可见报。1855年5月，这一时间间隔缩短到了48小时。这是因为，在巴克拉瓦（Baklava）军事基地建立了一个电报站。此后，人们就能获得有关帝国战争的第一手材料。在镇压印度兵变的战争、1859-1860年对中国的战争，以及对埃塞俄比亚、阿散蒂（Asante）、阿富汗以及祖鲁王国的战争当中，战地记者都紧随英国军队左右。人们也开始用战地素描和现场照片来描绘当时的战争，例如1842年所创立的《伦敦插图新闻》（Illustrated London News）。自此，英国人与战争之间的关系也就更加具体可感了。10年后，这一报刊上登载了描绘开普殖民地当中战争的图片。随军的画家栩栩如生地描绘了第76苏格兰军在灌木丛中打游击的特点。²³ 这些插画相当受欢迎。到19世纪70年代，除了派遣战地记者之外，媒体也向前线派遣战地画家。

业余的记者和艺术家仍继续存在了很多年。许多收到士兵信件的家庭将这些信交给当地的报刊，以供发表。这些有关战争生活的描述往往惊人地写实。在这里，我们可以举出坎普尔（Cawnpore）大屠杀后第78苏格兰军中的一名士兵所写的信件作为例子。该信件于1857年10月在《阿伯丁纪事》（Aberdeen Chronicle）中出版：

它（屠杀）激发了我们的愤怒，血液都沸腾了。此后，我能够听到78军士兵之间的对话：“我再也不会放过一个黑皮肤的人。”……我曾见过一些糟糕的景象。哦，天哪！如果我把短时期内我在孟加拉的见闻都告诉你的话，你一定会恶心想吐。因为我们要完成很多任务，我对其极度厌恶。我们只有几个人，一个人必须同时面对19个人，有时还不止19个人。最近，我幸运地逃过几次劫难，而我随时有性命之虞。但是，我仍旧希望，我能够活着看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并再次回到苏格兰的家。然而，如果他能够活着回家，他必须是个幸运儿……我们经历了艰苦的行军，几乎没有什么吃的；我们的衣服和鞋子几乎都磨破了，我们就像是流浪汉一般。然而，我们仍旧劲头十足，认定“好日子”即将到来。

那些仔细阅读过这些故事的人一定会因赞赏其同胞的毅力和勇气而激动不已。就报道的详细程度以及亲眼所见的细节数量而言，没有任何其他战争能够与这场战争比肩。这些记述当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是耸人听闻的。1857年11月，《世界新闻》（News of the World）向其读者保证，要向他们提供“有关印度人暴行最为全面的独家报道”。和其他报纸一样，它的报导当中充斥着冷血的、有关随意屠杀男人、女人和小孩的记录，也暗示着难以制服的印度士兵更为黑暗的、罄竹难书的暴行。饱受这些丑恶故事的影响，人们普遍要求报复。因此，通常稳重的剑桥联盟当中的一名成员这样说道：“当我们镇压了从喜马拉雅到科摩罗（Comorin）的反叛活动；当所有的断头台都被鲜血染红；当每一把刺刀都不堪重负而发出咯吱声；当每一门大炮前面的土地上都布满破布条、血肉以及破碎的骨头——到那时，我们再谈慈悲。”²⁴ 同样嗜血的论调也出现在社论和讲道坛上。

1857到1858年在印度出现的事件极大地改变了英国人对帝国以及帝国当中的民族的看法。根据他们主人的说法，长期以来，印度人就受益于一个富有人情味的政府体系。这一体系建立的理由便是促进其进步，并且使得其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依照这一观点，兵变既是一种背叛的行为，又是一种主动拒绝进步的行为。英国人之前是否没能进入印度人的内心深处呢？《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正是这样认为的。“孩童和野蛮人的成分埋藏在他们（印度人）的内心深处最为基础的部分里。文明不过是在他们的心灵上涂了一层薄薄的油漆。就像脱衣服一样，他们很快就将其脱下。”²⁵ 如果这一切属实的话（在印度所发生的事情强烈地暗示了这一点），很多人道主义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更有甚者，它所依靠的前提就是错误的。向“野蛮人”传播欧洲宗教和知识，试图改造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他的内心里有着不能消除的缺陷。

印度兵变加深了英国的种族歧视。也正是因为这一兵变，博爱主义者们的信条遭到了质疑。建设帝国的两条道路之间出现了一条鸿沟。在1865年年末牙买加莫兰特贝（Morant Bay）所爆发的叛乱之后，英国国内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戏剧性地揭示了这一鸿沟。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岛上的黑人群体中所爆发的骚乱以及失业问题已经造成了岛上人民关系的紧张。在莫兰特贝所爆发的一场暴乱致使几名白人官员和士兵死亡。在总督爱德华·爱（Edward Eyre）看来，这是反叛活动即将爆发的征兆，其规模和激烈程度均不亚于印度兵变。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现实的情况下，他立即颁布了军事法令，并且在牙买加西部的蓝山（Blue Mountains）建立了恐怖统治。陆军第六团团长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s）发信描述了处决有反叛嫌疑的人的场景。其信件中充溢着对总督决定的同情，也反映出了决策者的心理：“我……采用了一个能够立即在这些卑鄙的家伙们心中制造恐怖的计划。这远比死亡要来得恐怖。我让他们互相吊死对方。为了避免这一点，他们乞求我们将其射杀。”²⁶ 死者中有很多人可能与骚乱并无关联。包括一名黑人浸礼会牧师G.W.戈登（G.W.Gordon）在内的数百人被绞死，更多的人受到了鞭刑。即使举行了审判，它们也是简短而概括的。

当有关暴动的新闻首次传到英国的时候，人们向爱道贺，认为他采取了及时和主动的措施，以防殖民地的15000名白人遭到50万黑人的屠杀。讽刺杂志《趣味》（Fun）刊载了一幅漫画：一个狂躁的黑人挥舞着一根燃烧着的木棒以及一把大砍刀，跳过白人女人和孩子们的尸体。这显然是对印度兵变的提醒。图片的下面是其名称：“我是人，还是兄弟？”这也是嘲讽废奴主义运动的口号：“我既是人，也是兄弟。”

爱行动中残忍的细节一传回英国，每一个人道主义集会都团结一致，要求以谋杀罪起诉之。为了对这些喧闹做出反应，另一派人士很快组织了一个为爱辩护的委员会，将其视作牙买加的救星。思想以及文学巨匠们分列两个阵营：托马斯·卡莱尔、查尔斯·金斯利以及狄更斯站在了爱的一边，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和达尔文则反对他。这场辩论具有浓重的感情色彩，并且关注这场屠杀的受害者——牙买加的黑人。支持爱的人们认为，这些人之所以会遭到不幸，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懒惰。辉格派殖民大臣爱德华·卡德韦尔（Edward Cardwell）认为牙买加年轻人“无所事事、品行不端而且不检点”。《季评》（Quarterly Review）引用了他的观点，并对此表示赞同。他们担心，西印度的所有黑人正“滑回到他们祖先的野蛮生活当中去”。²⁷ 在1866年剩下的时间里，这两派一直就这一问题争论不休。辉格自由派政府将爱解职。但是，就像它的托利派继任者一样，它拒绝为他定罪。政府没有重新起用爱。他于1900年去世。

爱的丑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在学界受到尊敬的意见的实质性内容，即帝国人民中很大的一部分对于进步无动于衷，并且需要强有力的手腕将他们统治起来。人文主义者们对“野蛮人”的评价是正确的：他薄情寡义，没有什么提升道德及知识水平的意愿。对于其中的一些人来说，他在帝国当中的角色是永远的失败者。无论如何，有关爱的争论制止了其他与爱有着类似想法的人。1879年，南非总指挥官、将军加内特·沃尔斯利（Garnet Wolseley） [1] 爵士不情愿地放弃了用斯威士人对抗祖鲁人的计划。他这样写道：

我必须考虑到国内那些叫嚣着的、同情所有黑人的国内团体。与此同时，他们对自己的亲友所遭受到的、丝毫不亚于那些有趣的黑鬼们的灾难却一点兴趣也没有。²⁸

与有关爱的辩论基本同时，有关帝国未来、更为广阔的政治论战也出现了。自由派、非国教徒以及自由贸易圈内弥漫着一种恐惧，即害怕帝国所激发的好战的民族主义和尚武主义会危及他们所认为的、英国真正的民族美德，即节约和勤奋。约翰·布赖特（John Bright）阐述了一个典型的极端观点。他这样说道：“鉴于海洋霸权意味着傲慢，它还激发了其他国家对本国独裁权力的猜疑，那么它最好尽早消失。”在一个自由贸易盛行的世界里，挥舞大棒已经不合时宜。这是因为，自由贸易加强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感，并且消减了之前可能会引起战争的摩擦。至于殖民地，它们已经没有经济上的价值，为其保卫工作和管理工作付账则成了奢侈的负担。

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殖民地都在走向自治，而且，在不远的将来，他们几乎没有理由不像美国那样，挣脱与英国之间的联系。《泰晤士报》（The Times）否认了这一看法，并且在1862年2月4日，强调白人殖民地“不但都很繁荣，而且希望维持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母国之间的纽带”。他们现在可喜的状态是“文明的胜利”。英国应当以此为傲。许多殖民地同意自己所居住的地区目前的生活状态是文明发展的成果。一位新西兰的移民预言，自己所居住的殖民地将会“作为一个社会崛起，并达到其前辈那样令人嫉妒的繁荣程度。此后，他们将会建立起最为坚固的壁垒，以维护我们最崇高的利益，公民与宗教的自由”。²⁹ 潜在的殖民者们则急切地盼望英国维持其帝国。工人阶级刊物《蜂巢》（Bee-Hive）相信殖民地属于整个国家，并且收集了100000个签名，以向女王请愿，由国家资助失业人员进行移民。

政府最近一次认真对待帝国解体问题是在1865年。当时，由议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建议将西非海岸上的小型殖民据点全部清空。政府没有理会他们的要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实际上的操作困难以及关于取代英国统治力量的不确定性。反帝国主义者总是一个小众群体。他们总是在一个很少能够引起公众兴趣的问题上大做文章。1859年法奥战争、1863年丹麦战争以及1866年普奥战争都极大地否认了世界将会进入一个和谐和自由贸易的黄金时期的预言。就政治意义而言，在英国的敌人们都在努力建设帝国的时候，讨论帝国解体更是无稽之谈：俄国正将势力深入中亚地带，而在1860年，法国征服了阿尔及利亚，1867年征服了交趾支那（越南）。

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对19世纪60年代动荡不安的世界十分忧虑。他是保守党内部最有能力和影响力的人物。1868年之后，他领导了这一党派。他在这一机智不受重视的党派内部的升迁之路并不容易。迪斯雷利是个喜好炫耀的犹太人，也是个职业小说家，并且常常陷入金钱短缺的境地。因此，他常常将自己的职业生涯类比为爬上“滑竿”。但是，正如他自己可能会第一个承认的那样，他是一个自1841年以来就从未赢得过大选的党派中最有才能的人。在这几年间，它唯一尝到权力甜头的机会，是作为一些联合党派之中的合作者。1866年7月，随着丹比伯爵担任首相，而迪斯雷利担任财政大臣并可以对国王施加影响力之后，这一党派再度回到了权力的中心。

迪斯雷利对于每一次自由派外交和帝国政策的转向表示愤怒。他认为，这些转向是懦弱的表现。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意识到，英国必须积极维护自己作为一个全球性力量的地位，以追寻其利益。如果必要，他将会使用武力。如果英国不维护并加强对其海外帝国的统治的话，这一点将无法实现。这是因为，海外帝国（特别是印度）是使得英国强大并受尊敬的理由。帝国是值得珍视的财产。作为政治家的迪斯雷利意识到了选民当中存留的帝国和爱国主义情怀。为了其党派的利益，他试图激发民众的这些情绪。在迪斯雷利的鼓励下，在其赢得大选后的一年之内，政府证明了英国仍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1867年夏天，英印联军在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海岸登陆。他们侵入了内地，并且踏平了抹大拉（Magdala）。在那里，皇帝提奥多尔正囚禁着一大批欧洲囚犯，其中还包括一些英国军官。阿比西尼亚远征是一次很小的胜利。它证明了帕默斯顿的精神仍旧活着，而他的责任已经落在了迪斯雷利的肩头。

在非洲的胜利并没有给迪斯雷利带来大选上的胜利。在1868年，格拉斯顿领导下的自由派带着基于高尚的抽象原则的外交以及帝国政策回来了。迪斯雷利仍旧为爱国主义摇旗呐喊，保护君主免受自由共和主义者们的侵扰，并且指出他的对手们在海外维护帝国利益的失败。他所说的内容中有很大部分是为了激发新的工人阶级选民们的民族自豪感。在一次于1872年在水晶宫举行的、影响很大的演讲中，迪斯雷利对工人选民们说：

当我提到“保守”一词的时候，我所使用的是其最为纯净和最高层次上的含义。我的意思是，英格兰的人民，特别是英格兰的工人阶级，对于属于一个伟大的国家而感到自豪，而且希望维持其伟大的地位——他们因为自己属于一个帝国的国家而感到自豪。

在接下来的演讲当中，他保证自己以及其党派将会维持所有的这些制度，特别是帝国。此后，保守党就与爱国精神、皇室以及帝国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1874年，保守派回到了权力中心。他们具有的英国性可能并非其重掌权力的主要原因。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自由派已经失去了动力，选民们急切地希望有一次改变。在接下来的六年里，迪斯雷利的民粹帝国主义的本质暴露无遗。实际上，帝国的运作仍旧遵循帕默斯顿所列的原则：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性和印度的安全，必须以极大的精力促进无形帝国的形成。1869年，法国和埃及合资的苏伊士运河完工。这使得英国更有必要在中东维持其主导地位，因为现在这一地区是印度的生命线所在。迪斯雷利于1875年控制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主要利益，并且将这一运河纳入了英国无形帝国的版图。

出于对于运河的恐惧以及为了摧毁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近来的联盟，迪斯雷利插手了土耳其事务。1875年，其巴尔干统治区内的人民发动了一次暴乱。这导致了一场屠杀和反屠杀。欧洲力量和在英国的自由派都将这场混乱归咎于土耳其政府。关于土耳其在今天的保加利亚的暴行，英国人表示了道德上的愤怒。而这一点也得到了自由派的支持。格拉斯顿引领着谴责的风向，并且要求政府放弃支持这一衰老而无情的君士坦丁堡王朝。人道主义的利益超越了印度的安全问题。对于迪斯雷利来说，幸运的是，俄国入侵了巴尔干。而且，在1877年底，他的军队已经距离海峡不远。

公共意见的风向开始转向支持迪斯雷利。由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名为了不起的皇家海军“毁灭（Devastation）”号战船打头，一支英国舰队停泊在达达尼尔海峡里。而且，只是为了确定没有人忘记印度的安全正处于危险当中，印度军队乘船来到了马耳他。帝国正在为战争动员。充满战争狂热的音乐会听众们大声吼出了当时的歌曲：

我们不想战斗，但是，准不会错（by jingo），我们会战斗。

我们有船只，有人员，也有钱财！

此后，“沙文主义”变成了每一种形式的喧闹的、好斗的以及内在所激发的爱国主义。无论是其本身还是其表现形式，都不是新的。在1759年以及拿破仑和克里米亚战争当中，“沙文主义”已经存在。1877年危机是依靠外交手段解决的，而不是战争。因为其战争的努力，俄国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致使其从海峡撤军。英国则接管了塞浦路斯。这是苏伊士运河潜在的一个哨兵岗。

1877年间对于战争的恐惧展现出了公共意见的变化无常。人们走向了情感上的极端，从对土耳其表示道德上的极端愤怒，到以同等的激情站在它的一边同俄国作战。社会的风向到1879年又发生了变化。这一次则是不利于迪斯雷利的。

就其本能而言，迪斯雷利并不是一个兼并主义者。他更偏好在英国的权力已经树立的地区加强或巩固这一权力，而不是在这些地区扩张这些权力。例如，在1877年，他让维多利亚女王宣告自己是印度的女王。这是一个将皇室同帝国联系在一起的姿态，将印度更为紧密地和英国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它也是英国政府在此地永久统治的保证。因此，英国政府卷入了1877年占领德兰士瓦的行动、1878年入侵阿富汗的行动以及1879年1月开始的对祖鲁王国的战争，这是迪斯雷利非常不想看到的结果。这些行动全都根植于当地官员镇压危机的个人行为。他们错误地认为，母国政府将会支持武力政策。战争开始时的第一个月，一支英国纵队在祖鲁王国的伊山得瓦纳（Isandlwana）几乎全军覆没，事态就此变得更为糟糕。在阿富汗，类似的事情也出现了。

一连串侵略性战争向格拉斯顿发出信号，是时候放弃半退休状态以及神学研究，并且使得国民意识到他所谓“比肯斯菲尔德主义（Beaconsfieldism）”的邪恶了——迪斯雷利于1877年被任命为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比肯斯菲尔德主义是一种腐败的政治鸡尾酒。其主要成分是超道德的机会主义、军事冒险以及对其他人权利的忽视。在1879-1880年冬季，充满能量和道德上的愤怒的格拉斯顿跨越了南苏格兰，并且对那些毁灭英国公平和正义的政策提出了控诉。他告诉一个在格拉斯哥的听众，10万祖鲁人已经死去，仅仅是为了“从你们的炮火当中拯救自己的家园和家人，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理由”。阿富汗的村庄遭受了洗劫，而它的居民们则成了致力于征服的政府的受害者，被活活饿死。

听众当中的一些人可能曾于1879年聚集在爱丁堡，目睹了36名来自第50团的志愿兵从城堡走向韦弗利车站（Waverley Station），开启去往祖鲁王国的旅程。成千上万的人欢呼着，人们从窗口伸出手来，挥舞着手帕；乐队则演奏着《欢呼吧，男孩们！欢呼吧！》《现在谁会在乎妈妈？》以及《老英国的联合杰克旗》。那些找寻这场勇气秀背后原因的人将会从《苏格兰人》（Scotsman）当中找到答案。它将祖鲁人视为“淳朴而简单的野蛮人。他们可悲地臣服于巫师猎手和求雨医生的可恶的迷信，其生命和财产也全由凶暴的暴君支配”。

人们只会在短时期内陶醉于爱国主义。其中的一些受到诱惑的人再次考虑了一下，并为格拉斯顿投了票。对于他来说，自由派赢得1880年的大选意味着国家已经不再服从挥舞旗帜的沙文主义，并永远失去了它曾经有过的对征服的兴趣（无论这一兴趣如何）。在自由派政府的领导下，国家又会重新回到其老路上去；经由自由贸易和自我帮助，它的人民将会获得经济上的繁荣以及道德力量。至于英国，作为世界的榜样，将会继续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塑世界。

【注释】

[1] 英国陆军元帅。生于都柏林附近。父为退役军官。1852年任陆军少尉。参加第二次英缅战争、克里米亚战争和镇压印度民族大起义，1858年晋升陆军中校。第二次鸦片战争中，1860年前往中国任职，著有《1860年对华战争记事》(1862).1875年任南非纳塔尔总督兼驻军司令。

第三章
种族任务：英国和“新帝国主义”
1880-1902

1880年，英国人仍旧能够随心所欲地行事，但是与二三十年前相比起来，他们的底气略显不足。英国仍旧是世界上唯一的全球性力量，而且，其国际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其影响较为虚弱的、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的能力，而并非占有一个地域性的帝国。当然，印度是一颗无价的珠宝。在过去的20年里，印度军队接受了将无形帝国扩展到中国、马来亚和阿比西尼亚的强制性任务，并且接受了迪斯雷利的命令，保卫土耳其不受俄国侵略野心的困扰。

在某些地区，对于旧形式的无形帝国的需要正在消减。1886年，开普中队的指挥官告诉海军部，没有必要再派遣战舰保卫内海了。暴力革命以及内战时期已经过去，奴隶贸易也已经终止。现在政府能够维持秩序，并且，即便是在总统大选的紧张时期，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都能够得到保障。他补充道，在这部分的世界中，不像那些维护着当地法国和意大利利益的现代战舰，英国海军的船只已经过时，是“被嘲弄的对象”。¹ 这一观察提醒了人们，其他的欧洲力量沿袭了英国的例子，并为他们的商业和投资活动提供全球范围内的海军保障。德国和法国战船经常在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穿行。

在此前基本完全为英国人所控制的海洋区域内出现外国战船的这一事实揭示了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更大的改变。当时的人们将其称作“新帝国主义”。此后，历史学家们采用了这一名词，来描述主要在非洲、远东以及太平洋巨头们突然兴起的一次兼并的狂潮。事实上，除了其狂乱的节奏以及德国、意大利、美国以及日本这些原本避免对外扩张的国家的参与，这一情况并没有任何新奇的地方。

工业化的国家侵入并占领欠发达及军事上弱势的国家的理由是复杂的。各处均有很多关于人类进步及文明传播的顽固谈话。在1899年美国占领菲律宾后，参议员A.J.贝弗里奇表达了他对于“我们种族的任务，即所受上帝的托付，以及对于世界文明”的责任。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帝国主义分子曾表达过相同的感情。而在过去的60年内，在英国也曾重复表达过同样的情感。在吹嘘自己的文明的时候，往往伴随着对他人文明的责难。当国家间就每个国家应当拥有什么而进行争斗的时候，它们往往就会搬出这一套。1885年，当一支英国舰队为了从喀土穆救出查尔斯·戈登（Charles Gordon）将军，沿尼罗河顺流而下的时候，《法国报》（La France）充满嘲讽意味地评论道：

英格兰不会为了拯救文明或他们在苏丹的根据地喀土穆而做出任何事。他们之所以会承担这一价格昂贵且富有冒险性的远征，只是为了超度这一傲慢的种族。这一种族相信，它自己比其他的种族优越。

在19世纪后期，经济上的不确定和自我怀疑困扰着老牌以及新晋的帝国主义。从1872年起，世界贸易的模式正在伤害所有的国家，特别是英国。从此开始，直到1896年，世界就一直处于衰退之中。分散多处出现的、短命的经济繁荣干扰了这一进程。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以及美国政府做出了反应，放弃了自由贸易，转而采取保护措施。随着关税壁垒的建立，英国向这些国家的出口受到了冲击。然而，在英国，对自由贸易旧有的信仰一直很强，特别是自由派。那些胆小鬼和现实主义者，例如约瑟夫·张伯伦表示反对。但是，他们从来就没有反对过这一简单的信仰，也就是自由贸易的黄金年代将会回来。随之而来的是，英国的统治地位也将回来。

所以，1880年，面对着迟缓的出口增长速度（从第一个十年前半的每年两亿三千四百万降低到了后半的每年两亿两千六百万）、进口额的增加、人口的增长以及城市衰落的增长，新的自由派政府困守自由贸易。更有甚者，英国已经不再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力量，它的敌人们逐渐赶上并超越了它。在1880年到1910年间，英国的世界贸易占有量从23%下降到了17%。后来，它所占据全世界生产能力的份额是15%。与之相比的是美国的35%和德国的16%。

这些数字反映出了工业的停滞，企业家精神的式微以及工业革命早期标志性的创造力的衰退。在新工业技术的发展和生产方法方面，英国落后了，任凭美国和德国在化学工业、石油业、电子行业和内燃机车方面担任主导者。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英国帝国战争中重要的武器，格林（Gatling）和努登费尔特（Nordenfelt）机枪是在美国制造的。而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的两大发明——电话和电灯是美资公司推动，才在英国传播的。不管怎样，在银行业、造船业、保险业和投资行业“隐形”收入的保护下，英国还是免受出口缩水和落后生产方式的影响的。到1913年为止，英国依靠“隐形”收入获取37亿8千万英镑。

英国必须与一个缩小了的世界市场中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握手言和。19世纪80年代，随着其保护主义的敌人们开始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宣示主权，英国出口的通道越发减少。他们占领这些地区，并宣告这些地区主要为其自己的贸易者和投资者服务。英国试图扭转这一局面，但几乎徒劳无功。1884年，外交压力迫使私人所有的刚果市场对所有人开放。1898年，在德国和俄国与中国就它们在山东和满洲的特许权进行协商时，英国政府再度表示抗议。这一协商将会使得这两个强国得到贸易以及在省内投资的垄断权。²

在外交上发出反对的声音并不足够。在坚持自由贸易信条的同时，英国也必须要跟上其敌人的脚步。商人们往往会通过其地方商业议会，去要求政府采取吞并政策，以防现有以及潜在的市场被竞争对手夺走。19世纪最后几年，随着组织完备且有资金支持的扩张主义团体在德国和法国的出现，游说人们支持殖民的声音渐长。在这些国家以及在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新的、便宜而批量发行的报纸的所有人合作。后者拥有影响下层中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意见的能力。

大众报刊不断向公众曝光国际上有关疆域的讨价还价，以及标志着新帝国主义阶段到来的、时而发生的正面冲突。人们很快发现，只要他们的国家看起来遭到了轻视，大众就可以进入好战的狂怒状态。亨利·威廉姆森（Henry Wil-liamson）所写的《驴子男孩》（Donkey Boy）之中所虚构的麦迪逊先生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他是一个城市保险办事员，为自己“是一个身处世界上最伟大国家的一双儿女的父亲”而感到骄傲。他是新的小报《每日三叉戟》（Daily Trident）的读者。这份报纸：

……运用忠诚、希望和警觉心这三种美德，反复诉说其对国王、国家以及帝国的政策。它是其灵魂的同床人。就让那些激进派称之为低级报刊吧；当他看到报纸的时候，他就会知道真相：在这类问题上，他有自己的想法。³

新报纸的所有人知道诸如麦迪逊先生此类人想要的是什么；《每日邮报》（Daily Mail)(1896年创立）的所有人哈姆斯沃思（Harmsworth）勋爵曾有一次表示，他的读者们从“真正的憎恶”当中得到乐趣。在19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对帝国主义敌意的增长，享受这一乐趣的机会越来越多。

在一个快速改变的世界当中，而且形势已经不利于英国的时候，英国应当如何适应这个世界，并在其中生存下来？正如很多自由派所相信的那样，它可以依靠自由贸易的旧模式以及无形帝国。但是，其他国家都在世界各地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允许其他国家染指。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也占领了在非洲和太平洋上的许多所谓“空白（empty）”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无形帝国已经没有可能。实际的反应是，即便只是为了能抢先敌人一步，英国也要尽快顺应占领地盘的潮流。

1882年，当埃及的无形帝国崩溃的时候，格拉斯通政府替代以对该国的直接控制，用武力占领了这个国家。同样，在1884年，南部西非（纳米比亚）的德国定居者看似要和德兰士瓦的布尔人联合起来并攻下贝专纳（博茨瓦纳）。迄今为止，此地是经由英国传教士松散地控制着的。政府介入并宣告其为自己的保护国。对于格拉斯通来说，这是非常难堪的。这是因为，他坚定地反对延长帝国的寿命，但他不能允许权力从英国的指缝间溜走。更有甚者，他无法忽视在其内阁以及公众意见中帝国主义分子富有策略性的观点。

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英国致力于维护其旧有的影响力，即便这意味着用直接控制来替代无形的控制。如果没有保证印度绝对安全的决心的话，就不会有帝国的计划。“只要我们能够统治印度，我们就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力量。”1901年，寇松（Curzon）勋爵这样说道。“如果我们失去了它，那么我们就会直接变成一个三流的世界力量。”没有人会反对这一判断，也不会反对致力于保护次大陆安全的政策。在1898年到1899年的冬天，英国人无情地追寻着这个目标，已经到了为阻止法国在尼罗河河谷建立一个落脚点，不惜与之开战的程度。过了不到一年，英国的确和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开战了，以保证其在南非的统治。失去对尼罗河河谷的控制将会危及埃及，并削弱英国对印度生命线苏伊士运河的控制。类似地，英国在南部非洲力量的减弱将会危及好望角，继而威胁到英国在南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海洋霸权。

在其他的地方，英国能够负担得起妥协的代价。虽然并不总是在友好的气氛当中，但瓜分东非和西非、分配太平洋岛屿以及平衡在中国的利益，都是通过外交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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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扩张和随之而来的战争在英国国内引起了公众的兴趣。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重新审视有关帝国及其未来的主意。两本理论性的著作，查尔斯·迪尔克爵士（Sir Charles Dilke）的《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1869）以及约翰·赛利爵士（Sir John Seeley）所写作的畅销书《英格兰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1882）刺激了人们对帝国的重新思考。这两本书都安慰了那些对英国的前景感到忧虑的人。对于赛利来说，帝国是英国力量的来源。对于国家作为一个伟大的力量存在而言，其扩张和统一是最为重要的。在现代世界，规模就等于力量和重要性。在过去的20年里，在人口和面积方面，美国和德国都有增长，其力量也随之增加。英国力量的肌肉是其殖民地，特别是白人殖民地。这些地方就好像是英国的延伸。如果正如赛利所希望的那样，这些殖民地持续扩大，那么，英国就可以保有其世界地位，并最终把其新对手远远甩在身后。

英帝国是赛利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即英国人）特殊天分的一种表现。社会达尔文主义现在十分流行。其理论在于，将达尔文的原则从植物和动物的世界简单照搬到人类世界，暗示有的种族比起其他种族来说更适合生存和繁荣。19世纪晚期的帝国主义分子们往往一方面将究竟谁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一相关问题弃置一边，另一方面则都同意他们可能的后裔英国人代表着一个优越的种族。在物质、科学以及思想进步以及适应性方面，这一结论都能得到证明。盎格鲁——撒克逊人已经散布在全球的各个角落，并且掌控了其所处的环境。这一事实增加了英国人的总体印象，即他们是理想的、合格的统治者。

有关种族优越性的想法与帝国统一的论点搅和在一起，以促成新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它适应了时代，因为其给了英国一个机会制止其国际力量上的颓势，并刺激停滞的经济。无论如何，在1884年，300万澳大利亚人购买了价值2千3百万的英国商品。这个国家不仅仅是一个珍贵的市场，而且是一个与英国有着亲缘、语言和组织上联系的国家。次年，新南威尔士向苏丹派军队，与英国和印度军队并肩作战，更是为上一论断提供了令人惊异的结论。

迪尔克和赛利帝国信条最为重要的信徒是约瑟夫·张伯伦。他可能是其时代最有能力的政治家，同时也是最不安分以及最难以定义的。从外表上看起来，他看起来像一个旧贵族，衣着得体，戴着单片眼镜，在纽扣眼里插着一朵兰花。事实上，张伯伦是一个伯明翰商人。他是以激进的共和派观点起家，从一个激进的地方市长爬到了格拉斯通手下的自由派部长职位。1895年，在一个保守派政府里担任殖民大臣。在其政治生涯中，他跨越了两大党派。1886年，他是一个自由派；而到了1904年，则成了一个保守党。这一特殊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的影响力为何如此之大。

在张伯伦的目标当中，帝国这一目标在其内心扎根最深，且持续的时间最长。由于希望实现帝国统一，且对格拉斯通不进行社会改革而恼怒，1886年，在爱尔兰自治问题上，张伯伦实现了社会改革。此后，他带领着一部分分裂出来的统一主义者与保守派合作，保证了其殖民大臣的职位。在当时，这一职位还是内阁中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他所主张的帝国主义是早期传播文明的想法与现代种族观念的混合物。1893年，英国将乌干达纳为自己的保护国。此时，他告诉下议院，国家欢迎帝国的新成员。他接着说，人们能够胜任传播文明的任务，因为他们既受到了过去传统的驱动，又受到了他所谓的“精神”的驱动。“这一冒险和事业的精神是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特点。它让我们成了进行殖民事业的不二人选。”⁴

如果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想要完成其历史使命，那么理解它所需要培养的品质就显得十分有必要了。最为重要的是，应当给年轻人以榜样，告诉他们盎格鲁——撒克逊人应当如何行事，他应当培养哪些内在的品质，以及如何培养这些品质。一代大学老师、学校校长、教士、诗人、记者以及“男孩小说”的作家们都将其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在了宣传对新帝国主义的礼拜方面。新帝国主义的内核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格”。这一抽象的概念是爱国主义、强健身体、集体游戏技能、公平竞争精神（有时也称为“体育精神”）、自制力、无私、勇敢和大胆这些概念所共同组成的，每一个成分都很平均。

舞台早已为盎格鲁——撒克逊理想的使徒们搭建好了。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公共学校经历了一场革命。拉各比（Rugby）的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博士首先发起这一运动，并改变了中层和上层阶级人的思想。阿诺德和他的助手们试图将基督教的利他主义灌输到其学生的脑子当中，并让他们学会运用其野心和攻击性。按照阿诺德的模式教育的公共学校的学生也学会了如何利用这一长官（prefectorial）体系来控制自己以及他人。这为他们统治以及惩罚帝国的“低等种族”打下了完美的基础。比起“性格”的塑造而言，智力的影响更为轻微。智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利用两种语言进行的无用而重复的工作。这两种语言是过去的两大帝国力量所使用的，即希腊和罗马。最终的产物是一个缺乏想象力的基督教绅士。他的行为遵循规则，而其最高的目标在于为他人服务。如果他必须要自食其力，那么他会成为一个陆军或海军军官、高级官员、教士、律师，或者加入印度或殖民地管理活动的分部。

1880年，新的一代人成年了。人们寄希望于他们，认为他们将会成为帝国的理想管理者，并为其战斗。顺便提一句，如果其父亲是商人或者工厂主，维多利亚晚期公学的男学生就会避开这一职业。其结果是，这两个行业都缺乏足够多的人才。人们也将其视作此时英国产业和商业停滞不前的原因。

公学所珍视的品质也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旗手们的标志。在世纪之交，对体育比赛的热衷已经成为一场瘟疫。哈罗公学校长（1881-1895）以及之后的加尔各答主教J.E.C.惠尔顿（J.E.C.Welldon）相信：“如果正是如我所想的那样，在英国人这一种族当中有着为了‘承担起白人的负担’的特殊倾向的话……先于其他所有事业，这一倾向应当归因于组织好的比赛的精神。”体育比赛所养育的团队精神，从中也生发出了自我牺牲。关于这一点，塞德伯（Sedbergh）学校小礼拜堂的一扇彩色玻璃窗做出了最好的一个阐释。这扇玻璃窗上展示了帝国的三个基督教英雄：一位战士——印度的殖民地总督亨利·劳伦斯爵士（Sir Henry Lawrence）以及两位烈士——戈登（Gordon）将军和一位南海传教士派主教提森（Patteson）。和新帝国主义一道，阿诺德主义（Arnoldian）的基督教男子气概轻易显现出来。

在19世纪90年代，学生们遭到了流行杂志的轰炸。这些杂志是专门针对他们而创办，浸满了新帝国主义。在骇人听闻的冒险故事当中，他们加入了爱国主义的成分，并且提醒人们注意建立帝国的任务。除了较早的、带有福音主义色彩的《男孩自己的报纸》（Boy's Own Paper）之外，又有两家报纸加入了其行列。《朋友，鼓起勇气报》（Chums,Pluck）和《联合杰克旗报》（Union Jack）这两家报纸都是1894年创办的，并且都是从哈姆斯菲尔德学校起家的。他们的标题都反映了其内容。《朋友报》上登载了大量帝国的英勇事迹和彩色插图。图片中包括名为“占领德尔盖高地（Storming the Heights of Dargai）”的一张图。这张图展示了1897年西北前线战争中的一场战役。在一个受伤了的号手的鼓动下，高地士兵们冲上了属于普什图人的一块地方。这位号手后来得到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青年英格兰》（Young England）1902年年度封面代表了其自己以及其对手的价值取向：除去穿戴整齐、准备攻打布尔人的骑兵形象，还有划船的桨、板球棒、三柱门的一柱、网球拍和一只鱼篓。⁵

《青年英格兰》（Young England）的读者们可能也能够阅读19世纪90年代的许多出版者所不断倾倒的帝国英雄事迹。其中，最优秀的当属G.A.亨蒂（G.A.Henty）的故事。 [1] 他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帝国主义分子，曾于1873-1874年的阿散蒂战争（Asante War）中担任战地记者。亨蒂每年平均创作三个男孩的故事。它们在圣诞市场上出售，每本价值5或6个先令（25到30便士）。在其早期作品中，亨蒂称呼其读者为“年轻小伙子”，并且承认他觉得写作任何英国失败了的战役都是痛苦的。⁶ 幸运的是，有很多场胜仗可供他选择。他的直接叙述令机敏的年轻人身临其境，进入了历史的叙述之中。亨蒂所写作的范围从埃及的法老时期一直到他所处的时代，但是他最惯常使用的主题便是帝国的战争。

他的目的是为了令其读者兴奋起来。按照一位评论者的说法，《伊洛瓦底江之上》（On the Irrawady)（基于1824年的缅甸战争创作）的主人公是一个“勇气多于运气的年轻人”，而他也“正是阅读这一激动人心的故事的男孩们所效仿的对象”。⁷ 正如亨蒂在《历经锡克战争》（Throughthe Sikh War）中告知其年轻读者应当做出何种行动，在这本书当中也有一段文字，讲述了在加入东印度公司之前，人们告诉主人公应当达到何种标准：

你自己仔细想想吧，珀西。你能够打过大部分同龄人吗？你能够和他们跑得一样远一样快吗？你能挨上一顿鞭子而不发出一声呜咽吗？你觉得，事实上你是否能够像你的同伴一样，完美地承受这一切？你是否擅长谋略，并准备好实施这一谋略？……勇气、忍耐力以及对冒险和危险的无尽热爱令我们占领了印度的一大部分地区，不久前则将其全境占领。

19世纪90年代帝国建造者的价值观已经被带回了19世纪40年代。

亨蒂笔下帝国理想的骑兵指挥官（beau sabreur）的雏形也出现在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2] 的《斯托凯与其同党》（Stalky＆Co.)中。这一公学故事围绕着斯托凯（Stalky）和他的好朋友们展开。这帮人鲁莽大胆，有时残忍无情，对权威不屑一顾。他们正是统治帝国的不二人选。正如其中的一位名为比特尔（Beetle）的人所解释的那样：“印度有很多斯托凯、切尔滕纳姆（Cheltenham）、黑利伯瑞（Haileybury）和马尔波罗（Marlborough）之类的人——关于这些人，我们一无所知。当真的出现争论的时候，我们将会体会到惊讶的感受。”一个评论家表示，斯托凯和他的朋友们“正是帝国所想要的人”。⁸ 矛盾的是，1918年，斯托凯的原型莱昂纳尔·邓斯特维尔（Lionel Dunsterville）少将率领着一支军队进行了一次鲁莽的行动，企图占领巴库（Baku）油田。这正是亨蒂创作故事的素材。

对于亨蒂及其后来者，公众对于早期阶段的布尔战争的巨大热情是天赐良机。1900年的圣诞节，人们可以看到一大批背景为南非的男孩故事。其中就包括亨蒂的《和布勒一起在纳塔尔》（With Buller in Natal）。这些书当中的政治是粗糙的；亨蒂将英国视作“世界上最文明的力量”。他们所攻击的对手则“没有丝毫文明开化的迹象。在世界上所有的白人社会当中，他们是最为愚蠢和粗野的”。⁹ 福克斯·罗素（Fox Russell）的《布尔人的大错》（The Boer's Blunder,1900）中举出了一个展现布尔人堕落的例子。其中，恶棍绑架了一个英国女孩，并将她的姐妹许配给了一名非洲酋长。F.S.布里尔顿上尉（Captain F.S.Brereton）在其所创作的《我军的一个战斗侦察兵》（One of Our Fighting Scouts,1903）一书的末尾劝说其读者效仿主人公的例子：“如果你有幸带着枪并为你的国王和国家而战的话——请你一直直面敌人，并像战斗着的侦察兵乔治·兰塞姆（George Lansome）一样骑着马英勇向前。”很多人不需要这个命令。1899到1900年的冬天，几千个人来到此地，希望作为帝国义勇骑兵在南非服务，就好像带着未来的小说家及爱尔兰爱国主义者厄斯金·奇尔德斯（Erskine Childers）向好望角航行的那些“高大的、跛脚的盎格鲁——撒克逊英雄”一样。¹⁰

亨蒂和其同时代、水平高超的作家们的帝国主义宣传已强制性地扩散到了帝国的各个阶层。亨蒂的出版商鼓励公立学校和主日学校的教师们把他的书当作奖品，而且其中有几千本的确被赠送了。工人阶级的孩子们可以同样倾听社会上层人的冒险故事，了解塑造帝国的事件，并吸收帝国精神。随着课程设置，新的帝国意识形态正在向小学的课堂上渗透。1896年，剑桥卡文迪什学院（Cavendish College）受训的教师们所学习的全部地理知识都包括殖民地的名目、它们是如何被夺取的细节、它们的特产以及有关当地土著居民的记录。所有的这些知识都由他们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并让他们熟记于心。同年，一门有关南非的课程大纲上特别注出了布尔人的原始加尔文教倾向以及他们不愿勤洗漱的习惯。至于黑人，他们“已经屈服于白人无可争议的霸权”并且已经学会当“有用的仆人”。¹¹

即便是托儿所也受到了帝国主义的浸染。1899年，一首《为婴儿爱国主义者所作的ABC歌》（An ABC for Baby Patriots）中有这样的歌词：

C是“殖民地”，

我们合法拥有之。

在所有的伟大国家中，

大不列颠拥有最多的殖民地。

当婴儿们牙牙学语，跟着唱歌的时候，其年长一些的兄弟姐妹则拿着色彩鲜艳的锡兵打打闹闹。这种玩具是1890年之后流行起来的。其中有着很多的帝国主义成分：穿着红色外衣的英国步兵、戴着草帽的水手、戴着非斯帽的苏丹人、戴着头巾的孟加拉骑兵、穿着卡其色军服并戴着宽边翻沿帽的殖民地骑兵。战士们全副武装，带有现代战争所有的装备：大炮、机枪、日光反射信号器以及战地救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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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很多身着外邦服装的士兵参加了伦敦的游行，来庆祝维多利亚女王60岁生日。来自帝国各个角落的军队都参加了这些节日庆典。庆祝活动还包括检阅斯皮特黑德（Spi the ad）的舰队。这一60周年庆典并不仅仅是帝国秀肌肉的举动，而且表明了女王是帝国的中心，而对女王的忠诚促进了团结精神的增长。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明显的纽带可以将这些人联系在一起了：自主处理国家事务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白人定居者；在私立的皇家黑人公司统治之下的尼日利亚人；在代表白厅的地方官员以及当地酋长合作之下统治的保护国以及殖民地人民。他们邮票和硬币上的女王像代表着帝国的统一。她对子民独特的母性之爱（她特别选择了印度人作为家仆）广为传颂。

在1897年60年庆典的前后，有很多富于娱乐性的帝国华丽景象，虽然规模并不相同。1885年2月，踏上去往苏丹的第一程的格林纳达卫兵穿过伦敦游行。与此同时，乐队演奏，群众欢呼。当他们的火车从滑铁卢车站驶出的时候，铁路工人们挥舞着他们的铁锹，一路有很多工厂工人在欢呼。站在后面的守卫被雇佣，在乔治·桑格（George Sanger）“勋爵”的戏剧《喀土穆》（Khartoum）当中表演。这一戏剧于3月在伦敦的国家大圆形剧场上演，其中的场景包括“阿布科里（Abu Klea）的英国方阵”以及“戈登对英国的最后一次呼吁”。有些观众受到了极大的感染，以至于会用6便士银币（2.5便士）到任意一个文具店去购买戈登的油画像；或者是购买一幅售价3先令（15便士）的“升级版”：一幅带有“英勇戈登之歌”的戈登油画像。或者这可能就是挂在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贝克街居所房间里的那张戈登肖像。

关于战争的印刷品和历史剧已经流行了100多年，而且将会继续流行。1898年7月，在水晶宫，皇家西萨里兵团的士兵们重现了西北前线上最近的战斗场面，“令人惊叹且表演得很好”。他们当中的一些扮演普什图人。这种类型的表演已经被超越。那一年，一个有进取心的记者已经将一台摄影机带到了苏丹，但是他的影片或者被摧毁，或者丢失了。人们曾准备拍摄英国军队10月从苏丹回到伦敦的旅程。¹² 诸如根据布尔战争而创作的连续剧等在露天市场以及新戏院上演。

从前线上拍下的新闻影片，包括1900年1月所拍摄的有关斯彭科布（Spion Kop）战争的影片在内，是大众对帝国战争极大兴趣的必然结果。战地记者生动而强有力地描绘了战争的情境，在新的、廉价报刊上发表了有关战争的详细报道。更有甚者，电报网络的扩张意味着即便是在最偏远的战场上的信息，也能够在24小时之内传回英国。这也就是1896年6月罗德西亚（津巴布韦）恩德贝莱人（Ndebele）反叛的消息出现在伦敦报纸上所用的时间。

正如流行的男孩杂志和故事一样，大量发行的报纸上激动人心的前线报告装点了公众对于帝国的看法。1896-1898年苏丹战争期间，《每日图片报》（Daily Graphic）上登载的照片和素描表现出了各种战争场面、英国和埃及的医院勤杂工在治疗受伤的伊斯兰教托钵僧，以及为了与这种慈善行为形成对比，他们也登载了在阿卜杜拉哈里发的命令下被屠杀的部族民头颅的照片。1896年6月的一张图片显示，尼日利亚北部的穆斯林酋长们正以《古兰经》（Quran）的名义宣誓，要恢复奴隶制。这进一步确定了英国是在为文明争斗。

广告艺术家和广告撰写人都利用了帝国的主题和图像。其结果往往是显著且持续的：一个有胡子的水手和一个19世纪90年代的装甲舰仍旧在普列尔切丝烟丝（Players Navy Cut）香烟盒上出现。英格兰“荣耀”牌火柴的商标则是一艘维多利亚的军舰。正是布尔战争给了广告商机会。很快，公众随处便可以看到，牛肉汁上、有专利的万灵药和科尔曼（Coleman）的芥末上都贴着兴高采烈的士兵和水手的肖像。穿着卡其色军服的有男子气概的、结实的下颚且蓄着髭的战士在各种牌子的烟草和香烟上展示着男子气。保卫尔（Bovril）在爱国主义宣传中成了领头羊，向购买某种产品的顾客赠送解围莱迪史密斯（Ladysmith）的印刷品。如果前线将士们所言不虚，这一产品或多或少救活了南非的整个军队。一位聪明的广告撰写人宣称，“BOVRIL”这几个字母描绘出了罗伯特斯勋爵通过奥兰治自由邦的路线。

在布尔战争期间，爱国主义纪念品的数量前所未有地增加。纽扣上画着主要指挥官的画像。在纪念陶器和香烟卡片上，我们也能看到相同的画像。对于“音乐厅”爱国主义者来说，他们所能唱的歌曲从感伤的“布尔人带走了我爸爸”到得意忘形的“女王的士兵们”不等。1900年5月，大众爱国主义的爆炸性增长达到了一个歇斯底里式的高潮。此时，有消息传来，称马弗京（Mafek-ing）之围已经解除。在各个地方，宣告促进了同时性的、往往是无约束的庆祝活动。它产生了一个全国性的街道狂欢；除此之外，庆祝活动还留下了“狂欢（mafficking）”一词作为遗物。

那些“狂欢”的人所庆祝的并不仅是一支相对来说并不重要的驻军得到了拯救。那个5月夜晚的狂欢是集体压力的释放和战争所深化恐惧的瞬间传播。1899年到1900年冬天，军队遭受了一系列的没有预想到的并且是羞辱的逆转。英国人发现他们不再无敌。更有甚者，他们没有朋友，因为所有的强国都带有敌意，特别是法国和德国。1900年春，战场上的状况有所起色。这激起了全国的士气。人们开始欢迎不受抑制的庆祝活动。但是，这些活动的吵闹声并没有驱散自我怀疑。

在很大程度上，那些鼓吹帝国胜利的人是在利用这一行为鼓起勇气。40-50年前，这个民族曾经信心满满，认为自己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动力。而现在，它却受到恐惧的折磨。确实，1890年到1900年间，帝国已经扩张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在非洲，英国已经在苏丹、乌干达、肯尼亚、尼亚萨兰（Nyasa-land）、尼日利亚、罗德西亚和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确立了统治。这使得其成了大陆上最大的帝国力量。然而，那些记录了这些占领行为的报纸和杂志上也充斥着恶意的、有关国家出了什么毛病的分析。

这一批判性的内省的心理原因可以追溯到19世纪较早的时候。人们经常会感到对侵略的恐惧。与此同时，人们也会听到令其毛骨悚然的故事：虽然英国拥有很强的外部力量，它仍有被一个胆大的敌人颠覆的可能。例如，1871年乔治·切斯尼爵士（Sir George Chesney）的畅销书《多尔金之战》（The Battle of Dorking）描述了一次普鲁士的入侵以及一场结果是占领伦敦的、旋风般的战役。在布尔战争结束后不久，厄斯金·奇尔德斯的恐怖小说《沙漠之谜语》（The Riddle of the Sands）聪明地展现了，一个德国舰队如何悄无声息地渡过北海，并支持在英国海岸的登陆行动。这些是幻想故事。其写作的通常目的在于恐吓国家，并要求给军队和海军额外的现金。但是，也有很多有关英国经济内部的清醒评价以及与其敌人之间经济表现的对比，而这一对比并不乐观。例如，在19世纪90年代，人们经常求索内心，反思英国教育体系中的弊病。这一体系培养的劳动力素质看似比德国和美国要来得差。

就像一直以来的那样，海军的力量成了决定英国在世界上相对力量的衡量标准。自从1878年法国、俄国和意大利开展了雄心勃勃的、重新武装海军的计划起，在英国，警钟就已经敲响。其结果是1889年海军抵抗法案，确定了传统的“两国家”标准，即皇家海军的战舰总数要与其力量最为接近的两个敌人海军战舰总数之和相当。一场海军军备竞赛现在开始了，英国开始与法国和俄国比赛制造战舰，差距总是很小。1898年英国共拥有52艘战舰，还有12艘在建；法国和俄国则总共拥有39艘战舰，但有18艘正在建造中。六年内，海军参谋们估计，英国的两个敌人已经具备了打败它的能力。而这些令人不安的数据的拥有者中并不包括德国。她拥有17艘战舰，还有5艘在建。¹³

随着海军军备竞赛的进行，英国的策略家们发现自己的国家已经不再拥有足够的船只，使得其能够在世界各地都很强大。在地中海，这一不足最为明显且危险。1892年，一支俄国舰队穿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并与法国地中海舰队在土伦基地会合。这一姿态表明两大力量开始结成一个新联盟，并以此恐吓英国。他们的确达成了目的。海军部不得不承认，如果要和法、俄开战的话，英国舰队无法夺取博斯普鲁斯海峡，因此，一旦有紧急情况，俄国舰队随时都可以去支援其友军。一年后，张伯伦向下议院宣布，皇家海军已经放弃了对地中海的控制权。

地中海上力量平衡的打破危及了苏伊士运河，并且因此而威胁到了印度的安全。1885年俄国军队在阿富汗疆界上的出现重新唤起了对侵略的恐惧。比起之前，侵略更加可行了。这是因为，在中亚所建设的铁路将这一地区在北方与俄国中心地带连接起来。从印度的视角来看，最具有威胁性的是1901年开始建立的从奥伦堡（Orenburg）到塔什干（Tashkent）的铁路。三年内，这条铁路还差240英里便可修完。这也使得俄国铁路网络与阿富汗前线之间的距离缩小到了惊人的程度。正当俄国为了攻击印度而寻求运送一支大型军队以及为之提供补给的方法，伦敦和德里的计策制定者围绕着防卫次大陆的问题展开了争吵。如果当地的英印联军控制了阿富汗的关隘，他们便会需要英国或者通过苏伊士运河，或者绕过好望角继续向此地增派部队。除此之外，他们并没有得出任何确定的结论。他们也需要向印度增派军队，以维持当地秩序。按照其预测，俄国的侵略可能会激起大规模的骚乱。

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仍旧存在：如果俄国要入侵印度的话，它可以在三个月内动员300000名士兵，并将他们送上前线，与驻守坎普尔和坎大哈（Kandahar）前线的95000名英印联军对峙。为了保持威望，英国必须在阿富汗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但是，他们不可能知道反复无常的阿富汗人将会如何应对这一侵略。布尔战争的爆发进一步暴露了印度的脆弱。这是因为，自从在南非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英国必须将常备军、后备军以及志愿军军队共295000人送上印度战场。数千名加拿大人、新西兰人和澳大利亚人确实起到了作用，但是他们并不能粉饰这样的一个事实：帝国战线已经拉长到濒临崩溃的程度。1900年2月，陆军部接到了阿富汗边界上俄国集团军内部探子的报告。¹⁴ 与此同时，神经过敏者发动了一场糟糕的、但并非不可预计的袭击。这一袭击并没有实现，但是教训是清楚的：如果俄国人在那里入侵印度的话，英国将拿不出兵力来应对他们。

至少在疆域和人口方面，20世纪初，英国是世界上第一的帝国。许多政治家和记者不但鼓吹了这一事实，还鼓吹了向缺乏文明的人传播文明的陈词滥调。当时也有一系列安慰性的宣传，强调国家的伟大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内在特质。这些的效果很难准确衡量。确实，那些阅读了亨蒂和其他作家作品的人相信，武力比智力更重要。当他们志愿参加1914-1915年的战争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行事的方式应当是其年少时英雄会赞赏的方式。

其中的一些人（大多是左派）因为新帝国主义的自以为是和好战而苦恼。他们认为，这些特性造成了千禧年主义的流行，并且消减了民族道德的价值。一位评论家为19世纪90年代的商人们问出这样的问题而感到遗憾：“它是不是方便而且有利可图？”这与其维多利亚时期的前辈不同。前辈们问的问题是：“这是正确的吗？”虽然，人们对后者是否如此高尚仍存有极大的疑问，但是，在守旧的、自由贸易的自由派看来，19世纪中叶已经成为一个黄金年代。新时代的其他错误之中，不仅包括中产阶级沉溺于“投机活动，这些活动促使了对新疆域的占领以及不断的侵略行为”，还包括“现代怪物和落伍的人，保守的工人阶级”。后者“将其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力和自由思想与任何一个脑满肠肥的地主拍脑袋的举动交换。这一地主采取姿态，滔滔不绝地说出伦敦爱国主义的陈词滥调（Cockney Patriotism）”。¹⁵

“伦敦爱国主义”可以将那些认为自己依照理性来诉说的人的声音淹没，但是，在已经没有什么好庆祝的时候，它很快就偃旗息鼓了。1901年全年直到1902年中旬，在南非爆发了一场冗长的反游击战。而在此期间，没有任何狂欢。的确，政治家有时会疑惑，变化无常的公众意见是否会永远阻止他们追随改善国家和巩固帝国的长期政策。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两者都处于急切的需要当中。尽管有沙文主义（jingoes）的语言，英国已经不能理所当然地占据此前的全球卓越地位。帝国诗人吉卜林感受到了新的氛围，并于1897年在《退场赞美诗》（Recessional）中提出了带有忧郁意味的警告 [3] ：

我们的祖先之神、早已得知的上帝啊，

我们辽阔的战线之主，

在那令人敬畏的手掌下

我们统治着棕榈与松树。

万军之主啊，与我们长在，

让我们不忘怀，永不忘怀！

当喧嚣和骚动都已沉寂，

当诸王、众首领都已离去，

依然留下你古老的献祭

和一颗谦卑、忏悔的心灵。

万军之主啊，与我们长在，

让我们不忘怀，永不忘怀！

我们的海军消失在远洋，

炮火则沉没在沙丘和海岬。

瞧我们昨日全部的辉煌

像尼尼微、提尔一样陨落！

宽恕我们吧，万国的主宰，

让我们不忘怀，永不忘怀！

如果我们为武功的显赫

而陶醉，不再对你敬畏；

像异教徒放纵狂野的唇舌，

像劣等民族目无法规——

万军之主啊，与我们长在，

让我们不忘怀，永不忘怀！

【注释】

[1] 19世纪末最受欢迎的英国儿童文学作家之一。

[2] 吉卜林，英国作家、诗人。出生于印度，并曾于印度当记者，《吉姆》（1901）是他所写的最佳长篇小说，也是他以印度为背景的最后一部作品。他的其他作品还很多，例如《普普通通的故事》（1902）和《浦克山的帕克》（1906），这两部都是儿童故事。此外还有小说集《借方与贷方》（1926）和《限制与重生》（1932）。他在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3] 中文版引自江弱水：《帝国的铿锵：从吉卜林到闻一多》，《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第136页。略有改动。

第四章
世界的奇迹：印度
1815-1905

于1895年在伯爵宫开展的印度帝国展览吸引了伦敦人的注意力。这是一场丰富多彩的帝国娱乐表演，它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也照顾到了受教育者和观众们的感情。这里重演了印度的场景，而且也有展示了过去和将来状态的表演。这里整体的主题是清晰的：现代印度是英国努力和天赋的产物。邻近的“皇后影院”每天上演的、扣人心弦的历史剧《印度》也说明了这一实际情况。表演的高潮是闪耀的、名为“伟大的封神：颂扬维多利亚女王”的一幕。女王出现在一辆由白马牵拉的“讽喻意味十足的车”里，其身边是象征着爱、同情、智慧、科学、商业、繁荣和幸福的人物。¹ 观众们为这些场景所震惊。他们仿若置身印度，在印度的花园里漫步，或者是在咖喱饭馆中吃饭。在那里，他们能够为其国家感到骄傲，继而战栗不已。按照1898年就任总督的寇松侯爵（Marquess Curzon) [1] 的说法，英属印度完全担得起“世界的奇迹”这一称号² 。

总量不到10万的士兵和行政官员却能奴役2.5亿印度人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奇迹。印度也拥有使得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为之陶醉的魔法与秘密，而且所有人都认为，统治印度赋予了英国力量和威望。更有甚者，印度发生的所有好事都是受到英国的影响，而这一点在伯爵宫的娱乐表演当中体现得清清楚楚。在过去的几百年当中，有激动人心的证据表明，英国正在承担传播文化的任务。对于寇松来说，统治印度就是履行上帝的指令：

我不明白，在将印度的现状与其过去以及任其发展后可能成为的未来进行对比，英国人不会知道，我们来到这里是遵从了我所谓的天意的法令，是为了百万人类的长期福祉而来的。³

然而，虽然许多像寇松一样的人乐于如此思考，在印度人看来，所谓的angreziraj（英国统治）并不是崇高的国家利他主义的行为。19世纪，在经济上，英国已经开始变得依赖印度。印度已经成为英国工业品（特别是棉纺织品）无可取代的市场。到了1913年，印度进口商品的60%都是英国商品。它也吸收了3.8亿英镑的英国海外投资，即该国海外投资的1/10.在19世纪末经济衰败的岁月里，印度吸收了本来在欧洲市场售卖的商品，拯救英国商业于水火之中。⁴ 在英国国内，令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获得极大满足的印度现代化进程，也成了书藉当中的重要议题。

按照英国人的记录，1815年以来的印度历史是一段从混乱、愚昧以及落后的低谷稳步向和平、秩序以及物质的高峰攀爬的过程。然而，在很多地方，人们仍对英国在这一国家所处的地位抱有怀疑的态度。一个有着自由传统且坚信个人自由的国家为何能够统治一个以力量为基础的专制帝国？答案是，一个以印度利益为重的军团对印度人进行人道的约束。1848年到1849年在旁遮普担任行政长官并遵循这些原则的赫伯特·爱德华兹（Herbert Edwardes）这样捍卫独裁家长制的原则：

在这里，不存在法律；统治者必须要按照他的意愿来统治人民。如果他的意愿是邪恶的话，这里的人民就会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民所处的状况更为糟糕……但如果他的意愿是美好而且强烈的话，人民就是幸福的……因为慈善独裁主义是所有统治形式中最好的。⁵

这一主题的变体成了接下来几百年里对英国统治标准形式上的辩护。印度政府的框架意味着权力掌握在几个人的手里，但是他们的责任感和诚实的标准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他们从未反复无常地对待被统治者，也从未压迫过他们。人们不知疲倦地在英国本土以及印度次大陆宣传统治印度的人是如何的慈善而有能力统治。虽说这一点在很多情况下是真的，但在启蒙主义风行的情况下，印度统治者们发现，自己所面对的是人民的反抗。这些人用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并且坚定地维护其主人所鄙视的风俗。由于印度政府一厢情愿地将印度从其过去解放出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1815年之后，老公司治理印度的“生存——让其生存（live-and-let-live）”的方法被取代了，代之以重视用西方的原则改造这个国家的新方法。印度成为了现代英国自由派、福音主义者以及功利主义理论家的一个实验场地。这些理论家试图使用不同的方法来革新全人类。历史学家、小册子作者、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自1823年担任在伦敦的一名公司官员，他首先想到的是要解放印度人的思想。当地的宗教是这一进程最主要的障碍：

祭司制度这一体系是建立在最庞大且最令人痛苦的迷信之上的。从未有哪一种迷信和这一种一样，如此侵扰并使得一个种族降格。在这一体系之下，他们的精神比身体受到的侵扰更令人难以忍受。简单来说：独裁统治和祭司制度同时发生作用，在精神和身体上，印度人就是人类种族当中最受到奴役的一群。⁶

运用他们的专制力量，人道主义的英国官员们能够扫清印度人思维当中超自然的阻碍。诗人和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莱（Thomas Macaulay）担任1833年成立的一个委员会的主席，讨论印度未来的教育政策。他预言道，在西方的学业知识扩展到印度全国的时候，印度教便会衰亡。⁷ 为了加速这一进程，他坚持所有的课本都要使用英文教授，并且要基于英语文本。他高瞻远瞩地指出，假以时日，英国思想和英国思维模式的输入将会创造出一个要求自治的印度精英阶层。几年后，总督埃伦巴勒勋爵（Lord Ellenborough） [2] 对一个巴布（babu）（会英文的印度人）说：“你知道，如果这些绅士完全达成了自己的愿望，成功地教育了印度当地人的话，那么，我们在这里连三个月都待不了。”“连三个星期都待不了。”印度人回答道。⁸

传教士所运营的英国式学校于19世纪20年代中期在印度创办。与其他因素一道，来自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的福音主义压力已经迫使公司允许在其疆域内传教，尽管人们畏惧这可能会造成穆斯林的强烈反对。无论如何，公司主管们放任他们自己为熟悉的、传教士式的游说论点所倾倒：让印度人皈依基督教能够推进文明，并且为英国的产品创造新的顾客。

那些想要用英国的模子来重塑印度的很多想法并不成型。傲慢以及希望进步的动力往往表现得像好管闲事的自负，而且，在他们对印度现存的文化及宗教几乎普遍轻蔑的情况下，他们看起来就非常的自负了。英国人将印度教和种姓制度单独挑出来，当作最糟糕的弊端。一个被激怒的进步的拥护者宣称其信奉多神教的追随者们表现出了“一种愚蠢以及近乎白痴的轻信”。⁹ 更为糟糕的是，尽管西方人进行了指导，有些印度人毅然决定坚持其信条。1824年，一个传教学校的印度学生向希伯主教展示了一座湿婆的圣坛，并向他解释了印度神们的神话。在那之后，他体会到了不同的忠诚程度。这位学生叙述的激动程度使得这位圣职人员感到心慌。此后，他怀疑印度男孩是否会变成“受过良好训练的伪善者。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扮演着基督徒的角色，而在同其自己的民族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则扮演梵天（Brahma）虔诚的信徒”。¹⁰

英国政治与宗教理论家的兴奋的确推动了公司，使得其趋向于采取好战的、家长制的政策。究其本质而言，这些政策侵扰了印度社会。他们放弃了不干涉当地习俗的做法，转而针对那些欧洲人所不欣赏的宗教仪式发动战争。在1828年到1835年担任总督的威廉·本廷克勋爵（Lord William Bentinck） [3] 的领导下，英国人采取了系统方式来根除thagi（印度人对那些暗杀旅行者的祭司们的崇拜）和撒提（sati）。英国人采取了适当的措施，消灭了所谓的“刺客（thug）”，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人们还能够偶尔看到撒提的例子，但在那时，撒提已经基本被根除。¹¹ 与此同时，英国人也鼓励公司雇员们不再参加印度教的庆典或是寺庙的管理。

虽然如此，在公开的层面上，英国人还是要对当地宗教采取一种漠然的宽容态度。1833年出版的为年轻官员准备的忠告手册中建议道，即便其所统治者的宗教是腐败的，他们也要表现出对这些宗教的忍耐。对于作者来说，这显然是困难的。在书的后面章节当中，他充满贬损地做出“自我崇拜的印度人”和“偏执的穆斯林（Mussulman）”的评论。在19世纪20年代、30年代，英国有关印度的作品中往往会出现这样的表述。这暗示了英国人与印度人之间正在扩大的鸿沟。

种族态度改变中的一个表现在于，英国男人与印度女人之间的性关系减少了，而这一行为在18世纪是非常普遍的。在一个层面上，这种行为被视为对土著道德的宽容。英国人的职责是担任公正的官员和指挥官。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这一行为是不恰当的。印度式的感官享乐令英国教士们感到反胃，因为他们将其视作使人们衰弱的原因，在潜在意义上还有使英国统治被颠覆的可能。1816年，其中的一个抱怨道，印度令年轻的基督徒们道德沦丧。他们屈服于其所有的诱惑，甚至到了令其信仰失效的程度。¹² 八年后，希伯主教欣慰地发现，虽然在边远的地区，类似的放纵行为仍然存在，但在加尔各答的年轻官员们当中，包养当地情妇不再是“流行的罪恶”。¹³ 尽管歌颂“人与人之间纯洁的爱情”，道德高尚的梅特卡夫（Metcalf）和其当地情妇生下了三个儿子。1803年到1825年居住在德里的奥克特洛尼（Ochterlony）将军则拥有13名小妾。¹⁴

有很多好事之徒尽其所能地扑灭这些放纵行为，但是旧有的习俗根深蒂固。1834年，一个年轻的军官第一次来到印度。他回忆道，自己是如何向愉悦而开放的、懂得“完美的性爱技巧”的当地女孩“学习性交的课程”。探险家和人类学家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以及未来的军官罗伯特斯和沃尔斯利也重复了他的先例。¹⁵

这样的一个事实能够合理地解释这些军官们的行为：他们需要了解自己所统治的人民的语言，而一个印度小妾可以担当教师的角色。正如很多的军官们所指出的那样，即便是在改革的年代里，印度军队也是英国统治的主要支柱。1837年，任何认定帝国在“意见上”统一的说法都是胡说八道。因为这也就是说，印度帝国的基础不是武力，而是当地人的善意。¹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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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暂时进行内部改革的时代，公司也巩固并扩展了其权威。1818年，马拉地帝国被迫臣服；而在1824年，在一次短期的战争过后，独立的缅甸王国中的一部分就被吞并了。19世纪30年代，人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印度的北部边界，即强大的旁遮普锡克王国，以及俄国入侵的可能。问题在于，印度的边界是应当限于印度河流域（Indus），还是应当推进到喜马拉雅的山麓地带。通往阿富汗的隘口在那里变为一片开阔地。

在加尔各答，人们普遍的意见在于，为了保护印度的安全，他们必须建立一条包围阿富汗的防线（cordon sanitaire）。1838年，他们试图将旁遮普锡克王国变为印度附属国。三年后，这一尝试以灾难性的方式收尾。此时，喀布尔（Kabul）的驻军被赶了出去。其士兵不是在严酷的冬天里冻死，就是撤退到了希贝尔（Khyber）隘口。这次耻辱性的反转败坏了英国的威望。总督埃伦巴勒勋爵命令将军乔治·波考克爵士（Sir George Pocock）深入阿富汗的疆界进行劫掠，摧毁村庄、庄稼以及牲畜，以恢复其荣耀。

阿富汗的崩溃为政府提供了一个向信德（Sind）的俾路支（Baluchi）酋长和锡克人展示肌肉的迫切的理由。后者是最具威胁性的，因为他们占据了卡尔萨（Khalsa）。这一部队不但纪律严明、装备精良，而且接受过引进的欧洲军事专家的训练。这一点令与他们遭遇的部队感到惊讶。将军哈利·史密斯爵士（Sir Harry Smith）认为，这些锡克枪手们射击的速度与准度都与半岛战争时期的法国人不相上下。¹⁷ 参与1848-1849年木尔坦（Multan）战争的一名军官给出了锡克步兵可能的最高评价，说他们“就像英国人一样”冲进敌阵。¹⁸

有三场硬仗旨在驯服俾路支部族民以及削弱锡克力量：1843年对信德的战争以及1845-1846年和1848-1849年间的两场针对锡克人的战争。在这三场战争当中，英方所有的指挥官都闪耀着自信和好斗的力量，一如他们18世纪的前辈们一样。当他率领着2400名将士面对着35000名俾路支人的时候，将军查尔斯·纳皮尔爵士（Sir Charles Napier）的口号是“永远不要向野蛮人低头”。他将自己的士兵藏在草垛和跪下来的、背负重物的骆驼身后，并将其唯一的希望寄托于爱尔兰人身上。第22团是唯一由英国士兵组成的兵团。他们是“身强体壮、血统纯正、凶猛而急性子”的士兵。¹⁹ 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样，爱尔兰人用其火枪的齐射和刺刀冲锋吓坏了他们的敌人。被打败后，酋长投降了。而纳皮尔则向加尔各答发送了其著名的双关讯息，“忏悔（我犯下了罪过）”。

明尼（Meanee）的胜利巩固了现在已经牢不可破的信仰，即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有赖于英国士兵的毅力与勇气。在与锡克人的战争之中，这两种品质都受到了最大限度上的测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总指挥官戈夫勋爵（Lord Gough） [4] 的笨拙。根据哈利·史密斯爵士的说法，他是一个“非常愚蠢而且顽固的老人”。他迷恋和敌人面对面作战。他用爱尔兰口音称这些敌人“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史密斯担心其手下的士兵不愿意冲向炮口。这是因为，就像进口的狗和马那样，“长时间处于安宁气候下的使人无精打采的平原会弱化士兵们英国人的天性”。²⁰

他的恐惧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在取得阿利瓦尔（Aliwal）的胜利之后，由于进入炎热的季节，英国军队必须从旁遮普撤军。无论如何，在第二次锡克战争的时候，自信的呼声十分高涨。1849年1月，在奇里安瓦拉（Chillianwala）战争之前，一个军官偷听到了英国士兵间的谈话，“其语调带有一种自吹自擂的优越感”。²¹ 在木尔坦（Multan）当时小型战斗的战线上，英国士兵在肉搏战中的凶猛给赫尔伯特·爱德华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白人英国士兵与黑黝黝的锡克士兵之间的扭打就像是森林里的狮子和老虎之间的争斗。”

在旁遮普的英国士兵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强大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是从距战场较远的地方被送到那里去的，没有经历行军的劳顿。在一些情况下他们会乘坐由明轮艇拖动的驳船。在信德和旁遮普的战争当中，工业化的汽船得到了应用。这是公司迅速应用工业革命新技术的标志。1824年缅甸战争中的一艘蒸汽船获得了极大的实际上以及心理上的效果：

居民们看到了先前从未见过的浓烟、听见了之前从未听过的噪音。他们想象我们带来了一个野兽般的机器来摧毁他们，因此带着细软向平原各处四散奔逃。²²

对于许多印度人来说，一个有决心且充满活力的政府给他们带来的那些不那么明显的改变一般会令他们产生疑惑、警惕以及气馁的心情。其中的一些人试图改变这一新秩序。1832年早期，在班加罗尔，一场可怕的、试图屠杀欧洲人的密谋败露。其头目散播恐怖言论，指责政府试图大规模地令穆斯林皈依基督教。这一事件是一件令人不快的提醒，指出了英国力量的脆弱。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地政府将对主犯的惩罚变成了一场惨淡的力量重新分配的公共展示。四个被判刑的人都是印度士兵。军队乐队演奏着亨德尔（Handel）《扫罗》（Saul）中的《死亡进行曲》，把他们送上刑场。他们被绑在炮筒上，并被炸成了碎片。根据警察主管的说法，“这一场景令各个阶层的人都感到恐惧，无论其是平民，还是军人”。而且，他认为，在这之后，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再爆发抵抗了。²³

这一事件很快就被认定为当地人具有不易管教天性以及穆斯林特有天真品性的一个例子。不论流言多么荒谬，这些人都会照单全收。公开处决是一种传统的印度刑罚。它也戏剧化地展现了一个同时强调其人道主义以及启蒙精神的“独裁统治”的内在矛盾。

此时，对于政府来说，扩散西方的启蒙主义已经成为最主要的目的之一。这是一个它并不能充分胜任的任务。在印度次大陆，并不存在一种标准的统治形式：在公司原有的统治区孟加拉、马德拉斯、孟买和它们的附属地区，地区法官和征收者们具有统治权；而在其他地区，在英国人的指导下，印度王公维持着他们的统治。政府管理的动力很大部分是来自对农民征收的土地税。在最低的层面，这些税是由当地地主、收税吏（zamindar）和塔卢克达尔（taluqdar）征收的。在18世纪晚期，政府希望争取有财产和名望的人们的支持。因此，他们的权力得到了确认和加强。包括密尔在内的改革者对这一体系提出了质疑。他们将这些收税人比作寄生虫。但是，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在1856-1857财政年度，印度政府总收入大约为3000万英镑。其中有1670万来自土地税收，另有700万英镑来自制盐业和鸦片垄断经营。

因此，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是基于其事务员能够从小农手中获取小额盈余的能力的。而这些小农最多也只能是勉强糊口的程度。他们的现金为改革其国家的计划提供了支持。土地税为学校以及铁路提供了资金。自1836年以来，这些铁路就从大型的商业以及行政中心中伸展出来，并构建了多个中心之间的联系。20年后，政府的投资项目中包括建造一个总长3000英里的道路网络，并将加尔各答和德里、德里和白沙瓦以及孟买和那格浦尔联系在一起。1857年初，政府已经铺设了近300英里长的铁道。而且，在铺设铁路之前，工程师已经在全国各处铺设了4000英里长的电报线路。

比起在省会城市中蓬勃发展的学校、大学以及医学院的附属医院，道路、铁路以及电报线路可能更能够代表不可逆转的进步步伐。对于那些试图彻底了解其意义的印度人来说，这些新事物是其不安的来源。随着改变节奏的加快以及这些结果开始影响到生活领域的新方面，一直以来对被迫改信其他宗教的担忧越发明显。1857年1月，一名暴徒烧毁了位于巴勒克布尔（Barrackpore）的新电信大楼。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一大楼象征着新的改变是由外部力量从上而下推动的。

在1856年到1857年的冬天，两个新的转变为类似的强制皈依故事添砖加瓦。根据一份可信的报告，新型恩菲尔德（Enfield）火枪之中的子弹被涂上了猪油和牛油。另有一份报告表明，配备给孟加拉军队中印度士兵的面粉当中暗中掺入了猪骨粉和牛骨粉。这两个传言都是假的，但其意义在于，他们给当前仍模糊不清的恐惧以事实依据，使得人们相信，政府将强行推行基督教。

穆斯林和孟加拉军队中的高种姓印度人尤为不安。旨在促进效率的新军队规定侵蚀了他们较高的自尊，召集信德和旁遮普的“传统”武士入伍的新政策也令他们心慌。长期以来，乌德（Oude）地区的人将参军视作婆罗门的高贵职业。对在这里出生的印度士兵来说，没有其他的职业能够彰显他们的高贵身份。因此，他们对此感到更为不满。1853年，总督达尔豪西勋爵（Lord Dalhousie）不容分说地将这一个省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内。这一做法是对印度习惯法的无情践踏，因为它无视了纳瓦布所收养的继承人那那·萨希布（Nana Sahib） [5] 的权利。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政府不会因为任何事情停下脚步。

这些恐惧和愤怒的暗流在1857年5月的最后一周爆发了。在拒绝触碰现在已经声名狼藉的子弹之后，印度士兵们受到了公开的羞辱和处罚。这也就成了接下来所发生事件的导火索。一个骑兵团和三个步兵团同时反叛了。他们洗劫了欧洲人的兵营并屠杀了一些军官及他们的家人。这些暴徒们逃到了德里，控制了这座城市，并且宣布莫卧儿帝国的一个后裔、上了年纪的巴塔尔·沙（Badahur Shah）为印度皇帝。然后这些暴徒们暂时停下了动作，以观察他们的同胞以及统治者们的反应。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突然遭到了其自身士兵的挑战。这一点令所有人一瞬间茫然无措。威望受到了挑战，而经典的、英国式的反应则是不计风险地进行反击。但是，直到6月的第二个星期为止，德里没有遭受袭击。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一支随便组成的4000人部队迅速地在旁遮普集结。他们来到了城市外，并且将其封锁。在其他的地方，行政官员和军官们决定持观望态度，并且和之前的暴徒们一样，等待事情的发生。虽然，他们此后为自己的优柔寡断付出了代价。但是，既然英国和印度军队人数差距悬殊，除了等待以外，他们也没有其他可以做的事情。在印度次大陆上一共有45000名白人士兵和232000名印度士兵。在孟加拉和印度北部的23000个英国士兵和136000个印度士兵当中，几乎所有英国士兵都集中在新近夺取的旁遮普。只有四个白人兵团分散驻扎在潜在不受威胁的地区当中。没有一个当地的指挥官愿意放弃他唯一的保障来攻打德里，即与兵变的印度士兵们作战。

因此，在阿格拉（Agra）、坎普尔（Cawnpore，又称Kanpur）和勒克瑙（Lucknow），只要有可能，英国人就会试图解除任何立场不坚定的印度士兵的武装。此后，他们退守临时防线。满满的暴乱的精神从德里扩散开来。到了7月初，在阿利加尔（Aligahr）、贝拿勒斯（Benares）、章西（Jhansi）、瓜廖尔（Gwalior）和印多尔（Indore）都出现了叛乱。印度士兵们攻击并杀害了他们的长官以及其妻子儿女。那些在近期政府改革当中失势的人也加入到了印度士兵的行列。那些被剥夺权利的人，例如那那·萨希布和章西女王（Rani of Jhansi） [6] 的支持者队伍发展壮大，其中包括：那些不堪赋税的小农、来自被解散了的乌德军队中的士兵、穆斯林神职人员以及瞅准社会动荡试图大捞一笔的小贼和强盗。其中一个团体古加（Gujar）在两边都捞到了好处。²⁴ 他们是住在密鲁特（Meerut）和德里附近的一些游牧人。正如三个城市的那些守卫者一样，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岌岌可危。在印度次大陆的各个地方，人们都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英国统治者花了几乎六个星期的时间才分散到恒河上游和印度中部的北方地区。此后，兵变开始失去控制以及动力。这一结局可能无法避免。这是因为，自一开始，它就没有总体的领导，也没有目标感。那些反抗者只是因为共同的仇恨才集结起来，并且，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聚集到被围攻的三个前哨阿格拉、坎普尔和勒克瑙那里。这些城市表现出了磁铁一般的能力。在持久的战争中，它们吸引了更多的反叛者。与此同时，数量较少的英国部队将一大部分的兵变者困在了德里，而这完全是后者咎由自取的结果。因此，出其不意以及数量众多给这些暴徒们所带来的优势逐渐消失了。关于这一惰性，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是出于可能大多数暴徒都希望获得战利品的这一事实；大部分的战利品都位于城市内部。另外一个则是他们行动的本质。它在本质上是一次“农民起义（jacquerie）”，其支持者在随意攻击权威人物以及象征。他们相信，这一权威会使得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糟糕。他们没有任何意识形态。除去伊斯兰教之外，他们也希望对英国人发动一场神圣的战争。而且，根据已知的情况，他们也没有为其暂时解放的地区设立替代的政府管理机制。

在不知道战争的走向之前，战争地区以外的权贵们不愿表明自己的观点。因此，旨在获取战争爆发地区之外的权贵支持的努力基本没有获得成功。而战争的走向取决于此前战争的后果。因此，叛军要求那些本来在游击战当中更加如鱼得水的士兵去攻击敌人通往加尔各答的脆弱而绵长的运输线。但是，这些行动并未付诸实施。而英国人则获得了一次喘息的机会，得以集结军队，并将他们以及给养送上乌德的前线。

从7月底开始，英国军队开始进驻印度。政府要求英国本土派遣39000名士兵，而这只有在年底才能实行。与此同时，来自缅甸、满洲以及中国的远征军也来此增援。他们被转移到了加尔各答。根据反叛的本质，我们可以清楚地得知：白人士兵能够重建一个白人的统治，但是来自廓尔喀（Ghurka）和锡克人的帮助也是不可估量的。在反叛结束的时候，共有23000名这两个族裔的士兵参与了战斗。

在6月、7月和8月的首次反击之中，人力缺少以及无数的运输故障令当地军队中军官的日子很不好过。时值炎热季节，牛车、轿子、船只以及大象都无法获取。士兵们只得徒步行进。第78高地士兵团在安拉哈德（Allahad）和坎普尔处加入了亨利·哈夫洛克（Henry Havelock）将军的部队。其上尉乔治·贝克（George Baker）指出，比起在叛军枪口下死去的人来说，因为中暑而死去的人更多。士兵的伤亡有着不同的原因，但主要是因为天气炎热而造成的疲惫以及痢疾。在德里之战中，这一点尤为显著。在四周之内，第22轻步兵团的人数就从600减至242人。

在战争的这一阶段以及接下来的阶段当中，只有超乎常人的意志力才能迫使士兵们待在战场上。他们有着共同的动力，试图向那些曾杀害妇女儿童的残忍仇敌复仇。最为糟糕的是对坎普尔平民的大屠杀。而在6月底，他们已经得到了那那·萨希布对他们安全的保证。囚犯以及任何有协助以及同情反叛者嫌疑的人都被随意处决。在坎普尔，所有与屠杀有关的人都被送上绞架。而在此之前，他们的种姓特权都遭到了玷污和削减。在他们的逮捕者们的眼里，反叛者禽兽不如。很多目击者在其报告当中使用了狩猎的意象来描述战争。一个炮兵军官以赞赏的态度记录了其同事的一次行动。在巴雷利（Bareilly）附近行军的时候，他怀疑有一些叛军士兵躲藏在一块玉米地里。“他将部队列阵，就好像是为了游戏而打一地的芜菁一般。这一场景难以用语言去描绘：孔雀、山鹑和叛军士兵同时从地里露头。而射击叛军士兵成了他们最好的消遣。”²⁵

初秋时节，英国人运用其冷酷无情和钢铁般的精力取得了优势地位。转折点发生在9月19日。这一天，英军占领了德里。这一点对于三万或更多的叛军来说是一次心理上的打击。当他们在最后决战前四个星期弃城离开之时，他们就已经预料到了这一点。在更远的南部，哈夫洛克和将军詹姆斯·欧南爵士（Sir James Outram）切断了他们通往坎普尔的道路，并且解放了勒克瑙。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被数量占优的叛军困在了那里。10月，一个来自德里的兵团发动了阿格拉战役；一个月后，勒克瑙的驻军以及平民都疏散了。围堵战正在走向尾声。随着新年的到来，旨在赢得和平的战争也在准备当中。新的总司令是将军科林·坎贝尔爵士（Sir Colin Campbell）。他是一个头发斑白的格拉斯哥籍老兵。早在1808年，15岁的他就作为一名掌旗官在葡萄牙作战。

1858年，英军摧毁了几乎所有现存的抵抗运动。坎贝尔带领着两万名士兵进攻勒克瑙。3月，这座城重新回到了英军的手中。小范围的附加行动平息了叛乱的边区中心，即罗黑克兰（Rohikhand）、瓜廖尔和章西。在一场骑兵战争当中，亚马逊女战士般的印度女王在此地被杀。

关于英国在印度统治胜利的原因，士兵们并没有表示怀疑。在乌德的战役的一天晚上，当时仍是一个初级军官的加内特·沃尔斯利（Garnet Wolseley）观看了几名锡克士兵持棍操练，并为他们的体格和灵巧感到赞叹。他询问同行英国士兵中最强壮的一个，并问他是否能够与之相比。“不，先生，”他回答道，“但是我会与三个人当中的任意一个作战。”40年后，沃尔斯利回忆这一事件，并总结道：“我们之所以能够赢得印度，并且维持在当地的统治，是因为我们对自身种族勇气以及战斗品质的信任。如果我们的士兵们不那么有自信的话，他们就不会解放勒克瑙，也不会重新占领德里。”²⁶ 而且，正如他的叙述所表明的那样，有许多印度人愿意站在英国人的统治一边。

印度兵变是一场内战。数千名印度人和英国人一同作战，其中包括从西北前线到来的传统尚武的帕坦人（Pathan）。这些人藐视为伊斯兰教战斗、对抗异教徒的号召。并非英国人好友的阿富汗酋长多斯特·穆罕默德（Dost Muhammad）没有做出任何富有敌意的举动。其他在英国人手下遭受苦难的人也拒绝公开表明自己的意见。1857年6月，彼时仍是一名逃犯的乔治·埃德蒙森（George Edmondson）法官还是找到了一个愿意协助他的地方诸侯，即便是政府“已经削减了他的兵力，并且解除了他的武装”。²⁷ 就像是许多慈善的中立派一样，这位法官认为，这场兵变基本上是一场士兵反抗运动。它之所以会暂时失去控制，是因为政府缺乏控制它的能力。它被地方化了。就其目标而言，它是负面的、其本质是具有摧毁性的。因此，它的吸引力有限。

兵变将印度推入了英国政治生活的前线。很多人在研究究竟何处出现了问题，而其原因又是什么。其直接的原因是1858年东印度公司的解体。自此之后，一个部长和基本的议会在为印度政府负责。在官僚以及一些印度王公所组成的委员会的帮助下，总督和行省总督控制着立法权和制定政策的权力。人们需要考试才能进入新建立的印度政府。而这一点在理论上是向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开放的。

与兵变发生同年，有12名印度医生从在阿格拉新建立的医学院毕业。比起在乌德发生的战争来说，这一点对印度的未来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这些医生将会步入一个渐渐增长的贵族阶层。这一阶层是由受过教育的印度人组成的，他们都在政府所创办的学校、学院和大学中接受过英语教学。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有8000名印度人获得了学位，还有50万人从中学毕业。所有的人都接受过英语教学，并且都受到了英国政治意志的影响。

其中一个接受西方教育的印度人罗梅什·琼德尔·杜特（Romesh Chunder Dutt）的经历具有启发意义。这不仅展现出了印度人所接受的是何种教育，而且还揭示了英国人的教育如何影响到他们看待自身和其国家的方式。杜特于1848年在加尔各答出生，他是一个中等官员的儿子。由于几代人都为公司服务，其家族已经西方化了。在其16岁前，杜特都在上学，并且表现出了对英语文学的浓厚兴趣。其中，沃尔特·斯科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的历史小说尤其引起其兴趣。他进入了加尔各答的大学学院进行学习。在那时，在宗教人士、公务员、商人以及收税吏子弟当中，他极受欢迎。而且，他还怀有从政的愿望。出于这一目的，他来到伦敦，并参加了为英国新官员所设立的测试——他的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分数要高于阿拉伯语和梵文。²⁸ 他以极高的分数通过了测试，并进入中殿律师学校。

杜特为英国生活而感到迷醉。在学习的同时，他也经常旅行。他曾到过苏格兰一次，到访过斯科特著作当中所记述过的地方。他还对英国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见证过1868年的大选、议会采取行动、还曾与英国激进派和自由派讨论过印度事务。在与其探讨的人当中，就包括在下议院当中拥护印度利益的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在此时以及之后的岁月里，这些带有帝国主义情绪的英国进步团体吸引了印度学生的加入。

1871年，杜特回到孟加拉，并开始担任行政职务的时候，他迫切希望采取其在英国学会的自由派原则，即自助和启蒙思想影响下的自利。更有甚者，他希望向英国人展示，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他与他们一样，都能够胜任政府的职位。印度人能够从其内部改变印度，正如白人从上而下进行改革一样。他在英国所观察到的那些现象令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知晓中等阶层可以完成怎样的任务。在回到母国之后，他认为印度中产阶级也应当享有同等的权利。杜特的知识以及他所得出的结论与其他很多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很类似。这些人认为，他们所学得的知识令他们与英国人平起平坐。

显然，大多数在印度的英国人不是这样想的。1883年，就政府所提出的、让印度法官有权审判欧洲人的这一要求，这些人中间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抗。总督里彭勋爵（Lord Ripon）不得已撤回了这一决定。受过教育的印度人感到自己受到了种族优越性的压迫。这是1885年印度国民大会成立的原因之一。此组织由各行各业的、受过教育的印度人组成。他们每年集会，探讨其国家的相关事务。在其早年生活之中，它被比作一个认真的公共学校辩论俱乐部。但是，其成员数迅速增加。到了19世纪末，它已经成了集合印度人意见的重要论坛。

受到英国政治思想熏陶的印度人组成了一个极其值得尊敬和尊敬人的集会。这一集会的形成引起了英国人的警惕。一个自由派官员、里彭的后继者达弗林勋爵（Lord Dufferin）表示，自己没有时间理会“孟加拉巴布”。他认为，这个人是个“十分惹人厌烦和令人感到棘手的绅士”。他也在受过教育的印度人身上看到了“凯尔特式的倔强、快活和狡猾”。他认为，这些品质就和同时代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一样。显然，印度早期的民族主义分子和他们在爱尔兰的同伴有很多相同之处：二者都在英国游说以博取同情，并且知道如何利用媒体以及公共集会来操纵公众意见。然而，印度人的诉求还没有达到爱尔兰人的程度。他们的要求只限于让更多受过教育的同胞担任政府的中级以及高级官员。

当然，让印度人担任官职被看作是印度自治的序曲。这也就是为什么寇松（从1898到1905年担任总督）坚定地拒绝在政府中纳入更多印度人的原因所在。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杜特在总督会议中多增加印度人的要求。后者于1901年担任国民大会主席。就提升印度人到高级职位一事，侯爵有着坚定不移的立场。与此同时，他认为国民议会不具有代表性且较为分裂的观点也为人所熟知。他的这两种观点均有可能蜕变为反抗英国在印度统治的观念的雏形。

西化了的印度人和政府之间的争斗肇始于政府19世纪30年代的教育改革。尽管在很多意义上而言，英属印度都是一个独裁统治，但它从未成为过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政府从未禁止出版书籍、报纸，也从未禁止外国人入境以及政治辩论。如果印度人能够自由地获取英国政治以及思想家的作品，那么，他们将自己所读到的东西应用于自己的国家就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也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无法获取政治权利，而这对于其统治者来说则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关于这一棘手的问题，寇松以及持有类似观点的人只能援引印度的特殊情况来回答。宗教、财富、种姓以及家族的鸿沟巨大，而这也是造成许多分歧的来源。因此，只有公平公正的英国政府才能要求印度人的忠诚，保护他们并维持内在的秩序。他们时常引用英国统治之前印度的状况。在那时，生命受到了威胁，而混乱则像瘟疫一般蔓延。在所有的担忧之中，最令英国人担忧的是民主以及谋求自治的举动。按照一个1885年到1919年在印度工作的、雷厉风行的官员迈克尔·奥德怀尔爵士（Sir Michael O'Dwyer）的说法，这一做法将会释放“纷争的魔鬼”。因此，至此以来他统治下人们心中“所有潜伏的仇恨和厌恶”将会撼动整个国家。²⁹

在另外一个以及最为平常的层面，英国人用种族的原因来反击印度获得自决的渴望。少将弗朗西斯·杨哈斯本爵士（Sir Francis Younghusband） [7] 直率地表达了这样的意见。他于1878年到1918年间断断续续地在印度军队当中服役：

忍受哪怕是一丁点的东方人的粗鲁冒犯都是不明智的。只要他们能够保持礼貌、殷勤，甚至是同志般的友情，一切就都是公平的，可以放在桌面上讲的。但一旦他们表现出反叛或背叛的一丁点迹象（往往其表现是自负和不文明的行为），明智的做法是狠狠地直视东方人的眼睛，并一直这样直视下去，直到他认清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人，以及究竟谁才是真正的主人。³⁰

在印度北部边境上爆发的无休无止的小型惩罚性战争和和平性的战争当中，杨哈斯本花费了一些时间，来将这一信条付诸实践。在与阿萨姆（Assam）前线的清人（Chin）一回合的战斗之后，杨哈斯本的一位同事总结了他们共同的目的，即“唯一重要的是在海对岸的伟大的白人女王”。³¹ 西北边境附近的部落所进行的反抗最为激烈，持续的时间也最久。此处是一个边远山区。在那里，英国的控制总是不稳定的。

有关西北前线上的战役，人们总是抱有一种特殊的浪漫情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这些地方，英国人往往能够超过在其本土战斗的勇敢、机智而大胆的武士们。当然，技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可能改变了平衡。但是，因为部落民极为擅长伏击，英军还是面临了很多千钧一发的时刻。1888年和1890年有两场针对哈扎拉（Hazara）地区惯犯的战争。这些惯犯拒绝为袭击买单，并且对巡逻兵表示不屑。在第一场战争当中，英国方面派出了14000人来对付他们；而在第二次战争当中，他们派了8000人。按照兵变之后的习俗，其中至少有1/4的人是英国人。

这场战争是一场极为专业化的战争，几乎所有人使用的都是现代技术。两个哈扎拉军队使用田野电报体系来建立指挥官与军团之间的联系。他们的军队也配备有格林机枪、射程1000英尺的后膛枪以及由驴子拉着的小型的、可折叠的山炮（吉卜林诗作中的“螺旋炮”）。尽管英国军队具有火器上的优势，然而，带着刀剑冲锋的部落民有的时候会冲入英国人的军队，并且制造混乱。在1890年的哈扎拉战役当中，根据官方的报告，有一位英国军官开始与“两个疯子战斗。他杀死了其中一个，而却为另一个高大强壮的人所伤。这个人几乎制服了他”。³² 1895年，有关新的303式步枪子弹不带有旧有的457式步枪子弹的制动作用的断言，令有经验的前线士兵感到不安。因此，英国人开始在普什图毛拉 [8] 的尸体上开展秘密法医学实验。英国人使用两种火药射击他们，以比较两者的优势。³³

英国民众被刻意蒙蔽，对类似于这些的可怕细节一无所知。他们也全然不知道有计划地焚烧村庄、庄稼以及粮仓的实际规模，以及在每次前线行动中都会发生的对牲畜的屠宰。相反，例如温斯顿·丘吉尔脍炙人口的《马拉坎野战部队》（Malakand Field Force,1897）之类的新闻报道或目击证词都将战争描绘为英勇事迹或冒险故事。当其具有正当性的时候，战争就像是拓展文明边疆的同义词。西北边疆战争（1863-1901年间几乎有20场）是更为宏大的、通常是更为现代的事业富有魅力的而吸引眼球的组成部分。这一事业即印度的治理以及革新。

【注释】

[1] 寇松，英国政治家。1898-1905年任印度总督，建立印度西北边境省，全面改革印度行政制度。因与基钦纳（Kitchener）意见不合，遂辞职回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掌玺大臣（1915-1916）和战时内阁成员（1916-1919）。1919-1924年任外交大臣，建立英国对波斯的短期护国关系。

[2] 埃伦巴勒，原名爱德华·劳（Edward Law）。英国政治家，印度总督。出身于法官家庭。早年在伦敦伊登公学和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求学。1809年获硕士学位。1813-181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并继承父亲伯爵封号。1818年入上院。1828年任掌玺大臣。1828-1830年、1834-1835年、1841年、1858年任东印度公司监督部主席。1842-1844年擢任总督。任内吞并信德，入侵瓜廖尔并征服马拉塔的马哈拉杰普尔（Maharajpur）。1844年被公司董事会召回国内。1846年改任海军大臣，继续关注印度事务。1858年曾参与制订《印度政府组织法》。

[3] 本廷克，英国首相（1783,1807-1809）。生于诺丁汉郡。就学于牛津大学。1761年为下院议员。1762年继父为第三代波特兰公爵。1765年被任命为宫务大臣和枢密院顾问。次年12月辞职。属托利党，与格拉夫顿公爵斗争激烈。1782年5月罗金厄姆重新组阁后被任命为爱尔兰总督。1783年4-12月任首席财政大臣，为诺思和福克斯联合内阁名义上的首相。1794-1801年任内政大臣。任内镇压了1798年爱尔兰起义，通过了《合并法》。此后又担任阿丁顿内阁和小皮特内阁的枢密院院长。1807年再度任首相。1809年10月辞职。死于巴尔斯托奥德。

[4] 一译郭富。爱尔兰人。1809年起，跟从威灵顿公爵在葡萄牙、西班牙等地参加对拿破仑的战争。1830年晋升少将。1837年驻印度，任英军兵团长。1841年被任命为侵华陆军司令。广州三元里人民在牛栏冈，与他率领的2000名英军展开殊死搏斗，他无计可施，只得向广东官吏告急。《南京条约》签订后，因侵华有“功”晋升男爵，不久返回印度。1843年任印度陆军总司令，残酷镇压锡克族起义。1849年英政府又以他侵略中国和印度有“功”，再加子爵衔。

[5] 又名冬杜·潘达或比图尔拉甲。1857-1859年印度民族大起义重要领袖之一。马拉特土邦王公巴吉·拉奥二世的义子。1856年被英国殖民当局剥夺年金继承权，开始参加反英活动，委派密使到各土邦联络，并资助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游方僧人进行反英宣传。1857年领导中印度坎普尔的印度军队起义，被拥为派施华（即统治者）。后率领军民在奥德和罗希尔坎德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多次沉重打击英军。1859年初败退至尼泊尔，因尼政府拒绝收留，次年死于两国边境地区。

[6] 拉克希米·芭依，印度巾帼英雄、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领袖之一、章西土邦王后。史称“章西（詹西）女王”。原名马卡尔尼亚。生于贝拿勒斯（今瓦腊纳西）。幼年随父迁居比图尔。后在马拉塔王公帕什瓦宫廷中长大，习兼文武。1842年与章西土邦大君甘加达尔·拉奥结婚，改称本名。1853年大君病故，无后嗣。次年，邦土被大贺胥总督兼并。1857年密拉特起义爆发。6月4日，章西印籍土兵响应起义。次年初，芭依亦参加并领导章西军民守城抗英。1858年4月3日，章西城失守，后与坦提亚·托比等一起奋战于卡尔比、瓜廖尔等地。6月17日，在参加马拉尔（Marar）和科塔赫（Kotah）战役负伤后牺牲。

[7] 弗朗西斯·杨哈斯本（1863-1942），又译作“荣赫鹏”。英国人，出生于驻印度英国军人家庭，1882年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在英国驻印度陆军中服役。1886年从加尔各答乘船来到中国东北，次年经北京、张家口、归氏城，横穿蒙古戈壁至新疆哈密，再南下喀什噶尔、叶尔羌，越帕米尔抵拉瓦尔品第。1889年一直在帕米尔地区活动。1891年再次由印度前往喀什噶尔活动。1904年率领英军侵入西藏拉萨，迫使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由此获得KCIE勋章和爵士称号，后被任命为克什米尔总督。1910年返英国，担任皇家地理学会会长。著有《1884-1894年从满洲穿过大陆心脏的戈壁沙漠和喜马拉雅山、帕米尔、奇特拉尔的旅行》。

[8] 毛拉：伊斯兰教国家对老师、先生、学者的敬称。

第五章
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厉害：远东和太平洋

白金汉郡的克莱顿楼（Claydon House）有一个中国厅（Chinese room），其装饰风格糅合了中国以及洛可可两大主题。其建造于18世纪60年代，那时，有鉴别力的人都带着敬畏以及惊奇望向中国。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有序的文明。其手工制品，特别是陶瓷，不但受到收藏家的赞赏，而且被诸如克莱顿楼所雇佣的工匠们所模仿。由东印度公司所进口的中国茶叶正在成为各个阶级每日的缓解剂。80年后，西方对中国的态度产生了剧变。一本于1842年出版的流行的百科全书几乎没有提到中华文明，而是将中国描述为一个“不受限制的市场”。其民众吵着要购买英国的商品，而这一点遭到了其统治者的否认。他拒绝承认自由贸易的利润，甚至将英国商人驱逐出境。¹

中国人需要的不是工业制品，而是鸦片。东印度公司开发了英国茶需求和中国鸦片需求之间奇妙的联系。自1773年起，该公司就垄断了这一毒品的贸易。鸦片贸易兴起之时，正是中国衰落之际。1800年起，中国就成了一个停滞的、封闭的社会。其官僚体制极度保守而僵化。清代的皇帝是满族人。作为异邦人，他们发现在危机时刻很难团结其中国臣民。但是，由于他们对所有外国人的不信任，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还是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他们将这些人称为“野蛮人”，并且用高傲的态度对待他们。这一点在1793年和1816年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两年中，由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和阿默斯特（Amherst）所率领的两个英国使团抵达北京，希望建立起英国与中国间正式的外交关系。两个使节都遭到了冷漠而有礼的对待。在他们离开时，他们确信无疑，自己被当成了远方的一个朝贡国家的代表。

考虑到中国的孤立性以及对于所有外来事物的恐惧，它与英国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后者相信它有在全世界推行不受约束的贸易的权利。第一次冲突发生在1839年的广东，即对外开放的主要港口。由于不堪鸦片成瘾所带来的有害的社会以及经济后果，中国帝国政府决定剪除这一贸易，并要求行政长官林则徐将其从其根源广东拔除。其举动招致了贸易监督人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liot）船长的愤怒回应。当相关的新闻传到伦敦的时候，政府受到了带有中国利益的公司的压力。林则徐的行为被认定为另一种对中国受到阻碍的时候的另一个例子以及对自由贸易原则的直接挑战。外交部部长巴麦尊侯爵因此下达命令，允许一支海上远征军开到珠江口。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是一个令人感到耻辱的侵略行为，其目的在于促进一个不道德的贸易，而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合理地提出了异议。当时的人则将这场战争以及其后继的战争当作有价值的行动，也是最后的计谋。过错是由中国人所犯下的。他们此前默许了英国人来此地贸易，又采取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英国以及其商人。因此，这场战争被视作英国的一场摊牌。在耗尽了其所有耐心之后，英国人展示了其实力，试图在此之后，受到惩戒的中国政府将接受更为合理的要求。

中国人对其敌人的技术一无所知。对他们来说，这场战争令他们感到震惊。按照一位见证人的说法，在每场战役中，“面对其下定决心的敌人的坚船利炮，中国人毫无还手之力”。在战争的早期阶段，一个康格里夫战争火箭（Congreve War Rocket）击中了一艘中国大船。它燃起大火，并爆炸了，造成船上所有人的死亡。² 当英国人于1841年9月在厦门（Amoy）登陆的时候，他们没有遭受任何损失。但是，他们利用火炮杀死了至少100名装配有火绳枪和刀剑的中国人。³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其范围仅限于珠江流域。英国人侵占了香港岛，并将其当作未来的海军基地以及商业中心。紧接着，英方长时间在长江上展示火力，其目的在于向帝国政府说明，继续进行抵抗是徒劳无功的。1842年6月到7月，英军炮击了吴淞（Woosung）、上海（Shanghai）和镇江（Chinkiang），并且在这些地方都登陆了。此战十分激烈。由于是在炎热的季节作战，大量的英国士兵因为中暑、疟疾、痢疾、霍乱死去。在镇江一战中死去的34名英军士兵当中，有16人是因为高温力竭身亡。⁴

此次长江战役有着政治上的意义。受到极大惊吓的中国政府签署了《南京条约》。该条约规定香港岛归英国所有，并开放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和宁波与英国通商。无形帝国的体系很快就就位了：英国人很快建立起了领事馆；英国人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英国人在上海建立了海军基地以及给轮船加煤的设施；英国战船可以在中国的江河湖海上自由穿行。法国和美国很快效仿了英国人的例子，并且获得了类似的好处。

鸦片战争对远东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技术上的落后和脆弱性被暴露出来，而英国已经成为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商业以及军事力量。1853年，美国准将佩里来到日本，并劝说其领导人开放西方贸易。他警告他们，如果不开放西方贸易，英国人就会到来，并按照对待中国的方式对待他们。日本人很明智地退让了。在几年之内就和西方力量签订了商业条约，其中就包括和英国的条约。

在将中国成功地拖入无形帝国之后，英国将其注意力转向了保证其是进行贸易的安全场所。其手段在于镇压河畔和海岸上的海盗活动。这些行动是令人激动并且富有成效的。在1849年，一个中队的战船挣取了42000英镑的人头钱。通过每一个死去或者被抓住的海盗可以获得20英镑，而那些逃走了的则值五英镑。行动是简短而且有成效的。1853年3月，在皇家海军“赫尔墨斯（Hermes）”号蒸汽船与五艘中国帆船遭遇战的官方报告当中，英方的利益已经有所体现。“赫尔墨斯”号张着帆航行，一直吸引海盗们靠近她，直到他们发现自己犯下了错误。这些海盗们四散奔逃，其中有三艘逃走了，而剩下的两艘：

发现自己已经逃不掉了。于是，他们靠近彼此，并将自己拴在一起，准备打仗。就在我们包围他们、用火枪射击的时候，他们让人登上高处，并且投掷臭味罐 [1] 。在我们迫近的时候，他们打满舵，并冲向我们的舷下，疯狂地向我们投掷臭味罐。我们则一边撤退，一边向他们开火……我们向他们谈条件，说如果他们愿意放弃，我们就撤退。但是他们不愿意这样做。最后，在葡萄弹、霰弹筒和火枪的攻击之下，他们被迫堕入舱内，而伯顿（Burton）中尉登上了甲板，并且控制了这些船。

28名海盗或者被射杀，或者被淹死。另有57名戴着红色头巾、穿着红色镶边长袍的海盗沦为囚徒。45名海盗逃走了，因此，“赫尔墨斯”号的船员们总共得到了1755英镑的酬金。除去几个被臭味罐烫伤的船员外，英国方面没有遭受什么伤亡。⁵

这一针对海盗活动的战争正值英国与中国关系恶化的时刻。1856年，广东士兵为搜寻一个海盗而登上了在英国注册的“亚罗（Arrow）”号，并将其旗帜降了下来。这成了两国关系的引爆点。将“亚罗”号称作英国船的法律证据不足。但是这并没有阻止驻广东领事宝宁（John Bowring） [2] 利用这一事件与当地官员叶名琛进行角力。叶名琛从来没有隐藏过其对所有外国人的轻蔑。在一段时间内，他动用了一切能够动用的权力，试图将他们以及其商品赶出广东。宝宁也同样不服软，并且叫来了一支小舰队来炮击城市，以向叶名琛及其市民展现出他们侵扰贸易的愚蠢。

和此前的战争一样，1856年到1858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一次恐吓中国人的举措。然而，这一次，法国加入了英国的阵营。和入侵安南（Annam）和柬埔寨（Cambodia）一样，他们使用了“传教士被杀”这一障眼法。就在英法联军在珠江流域攻占海港的时候，英方派遣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到达中国，以解决双方政府之间突出的问题。其结果是1858年所签订的《天津条约》。该条约向外国商业利益做出了更大的让步，并且使得鸦片贸易合法化。

英国人和法国人认为，中国人百般阻挠且支支吾吾，试图阻挠这一条约中很多条款的执行。为此，在1859到1860年间，他们最终诉诸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英印联军和法军在中国北方登陆，并向北京进攻。现代化的武器再一次战胜了中世纪的武器。翻译官郇和（Robert Swinhoe）因那些在近距离炮击下仍不愿撤退的鞑靼骑兵所表现出来的不退缩的坚毅个性而印象深刻。“可怜的异教徒！”他后来写道，“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厉害，虽然他们证明自己是勇敢的人。”另一个堪称“勇敢的人”是布福斯（Buffs）团的士兵莫耶斯（Moyes）。他因为拒绝在蒙古将领僧格林沁亲王面前磕头而被砍头。因此他赢得了不灭的名声。莫耶斯无可比拟的勇气使得其成了帝国男子汉的理想榜样。弗朗西斯·多伊尔爵士（Sir Francis Doyle）就在其激动人心的诗歌“一个布福斯的士兵（APrivate of the Buffs）”当中歌颂了这一精神：

昨夜在同辈的粗鄙人中间，

他戏谑、痛饮并起誓，

一个喝醉了的布福斯的士兵

他从不三思后行。

今天，在敌兵蹙眉之际，

他站在额尔金（Elgin）的地盘上。

他是英王的大使，

也是全民族的楷模。⁶

在他们一路行进到北京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并不那么有价值的士兵行为。劫掠成了普遍行为，而郇和惊奇地发现，宪兵军士（provost-sergeant）也加入到了这一行列当中来。1860年10月，咸丰帝和他的宫廷贸然丢弃了北京宫殿里的巨额财富逃走。按照郇和的说法，法国人首先动了手，紧接着就成了全体劫掠的狂欢。到达皇帝的金銮殿上，他发现“地板是由精挑细选的珍奇宝石所铺成的”。正在为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三世准备成堆的礼物的孟托班（de Mon-tauban） [3] 将军仔细检查了这些珍宝。⁷ 为了给先前被折磨且杀害的几个使者和其护卫报仇，在额尔金的命令下，他们不久就焚烧了圆明园。

对北京的劫掠以及焚毁圆明园的举动代表了中国的衰弱。它已经遭遇了三次战争的失败，而且必须屈从于其人民和其君主都无法理解的外力。作为从顺从的中国得到最多利益的国家，英国人主导了这次羞辱的进程。虽然在1860年的时候法国加入了她的行列，并且已经将其力量渗入了印度支那与俄罗斯，还觊觎着朝鲜以及中国北部边境地区。英国则没有任何侵占土地的兴趣。除去香港和与之相连的九龙半岛外，她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土地。英国人唯一想要的是在中国境内自由贸易。

在1860年之后的40年里，英国主导了中国的商业。在1895年的时候，英国占据了中国对外贸易之中2/3的份额。在那时，该份额总共有53.2万英镑之多。鸦片占据了中国进口商品中的头把交椅。在19世纪80年代，其每年的贸易额可达1000万英镑之多。兰开夏的棉纺织品则占据了第二席，其每年的进口额大约为300万英镑。在几乎垄断了中国的市场之后，英国人控制了中国的关税。这些都是在1853年外国的控制下所采取的紧急措施。那时，太平军正威胁到上海。20年后，罗伯特·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 [4] 掌管了中国所有的海关事务。其手下有89名官员，其中超过半数是英国人。这一监督保障了政府可靠的收入来源，也是外国资本家的保障。1898年1月15日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登载了一篇洞察英国投资者心态的文章。他们表示，中国海关“在英国炮弹可以打击的范围之内”，一旦政府欠债不还，他们便会开炮。

英国在中国至高无上的政治特权于1895年结束。在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当中，中国突然彻底崩溃。这向世界其他国家展示了其弱点。日本是第一个利用这一点的。他们要求对台湾宣示主权，获取3500万的赔偿和辽东半岛。在法国、俄国和德国的抗议下，最后一点没有得逞。他们三者自私地谋划，以“保护”中国。作为回报，心怀感激的中国政府授予法国在云南、广西和广东的矿业权，汉口则被赠给了德国。它允许已经在梦想建立满洲帝国的俄国在中国东部铁路中控股（由沙皇国库支付）。该铁路建成后将把中国北部与预计的西伯利亚铁路的东部终点站连接起来。

1897年，德国试图争取更多的领土。他们使用了至此已经惯用的传教士遭到谋杀的借口。这一次在山东。他们的死亡为德国占领胶州（Kiaochow）、将其变为海军基地铺平了道路。这也是德国人垄断在山东对矿山和铁路投资的开始。俄国感到对中国的争夺已经开始。因此，在其帮助赶走日本人的两年以后，1898年3月，它开进了大连港。

新帝国主义的这些野蛮表现引起了英国人的恐慌。迄今为止，英国政府相信，他们的业务在中国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实施了支持所有人自由贸易的政策，对法国和俄国试图割去中国边远地区朝贡国印度支那和朝鲜的努力视而不见。1897-1898年的事件表明，像非洲一样，中国将遭到分割，而英国将失去市场。实行保护主义的俄国入侵将构成最严重的威胁。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将促成移民大量涌入人烟稀少的俄国东部。去往南方的铁路支线一旦建成，就将成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通道。而以前，这一贸易任务是由英国船只承担的。

在声明其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之后，索尔兹伯里侯爵的政府于1898年4月宣布，它已经在中国北方海岸的威海卫建成一个海军基地。同时，北京方面做出承诺，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在长江流域获得让步。这并没有产生多少效力，因为不久之后，中国批准了俄国资助的汉口——北京铁路，打破了英国在当地的投资垄断。对发生进一步冲突的恐惧致使英国扩大远东舰队的规模，增加至三艘战列舰和十艘巡洋舰。这等同于在该地区法俄舰队联合起来的总额。

索尔兹伯里伯爵担心，保卫英国在中国的无形商业帝国将会使得国家资源处于崩溃的边缘。⁸ 当时，英国正卷入到占领苏丹的战争之中、正在准备在尼罗河上游与法国一决高下。她还在南非与布尔人作战。将战船派到中国耗尽了英国国内舰队以及地中海舰队的力量，但是英国不能让德国、俄罗斯和法国在中国为所欲为。

国外力量加速渗透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抵抗。强烈的排外情绪突然爆发。从1891到1892年，这一情绪主要针对传教士；而到了1898年底，一个新的、名为义和拳（正义而和平的拳头，又名义和团）的排外运动爆发。其成员憎恨所有欧洲人、中国的基督徒和那些使用了外来技术的人。义和团吹嘘有魔力使他们免受子弹的伤害，并且对使用剑和长矛的传统战斗有一种自杀式的迷恋。他们最初反满，但他们反启蒙主义的思想为他们在宫廷和政府的极端保守派中赢得了同盟。同情他们的山西巡抚毓贤 [5] 把义和团纳入当地民兵组织，然后让他们与外国传教士和他们的信徒作战。

1900年初，皇太后慈禧胡乱与义和拳缔结联盟，为的是将群众的愤怒从王朝引向外国人。这是一个短视和自我毁灭的政策。这是因为，中国政府与义和团的矛盾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美国的军舰到达直隶湾。由于害怕帝国军队联合起来向北京进攻，慈禧最后在6月18日毅然决定，让帝国军队加入30000名义和团民兵在北京向围墙隔开的使馆区攻击。

这是失去理智的。太后的亲义和团政策很快为更现实的省级官员否定。更重要的是，按照几百名保卫使馆区士兵的观点，荣禄将军拒绝把他的现代枪炮借给防守者。8月14日，18000多人的国际联军进入了北京的使馆区。

对于俄国人来说，义和拳带来的麻烦是天赐良机。他们为其向满洲投入二十万兵力，并将军舰从波罗的海开到海参崴和大连提供了借口。英国和俄国互不信任的状况并没有改变，但也由于战略上的限制，英国政府无力过分阻止俄国对满洲的占领，中国的现状得到了保持。在1900和1901年，海军部只是设法保持与法国和俄国海军平起平坐，但其代价为减少国内和地中海舰队的数量。唯一的解决办法在于与日本合作，从而有力地与俄国争夺满洲和朝鲜。

1902年1月建立的英日同盟使得英国能够退出在远东的海军竞赛。双方都保证，如果其中一方受到了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攻击，另一方将驰援其合作伙伴。这一安排使得日本在没有受到法国干预的顾虑之下与俄国开战。在大英帝国的历史上，与日本合作是一个转折点。英国必须承认它无法再单枪匹马维持它在中国的至上地位。自此，它的无形帝国取决于日本的友好与合作。

尽管如此，联盟的短期结果是无价的。1904年2月，日本军舰在大连先发制人，攻击了俄国舰队。这开启了一系列令人惊奇的陆地和海上战争，粉碎了俄国远东帝国的梦想，当地局势也遭到逆转。英国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俄国蒙受羞辱的喜悦。此时，英日联盟已经成为英国在远东主张的一个重要支柱。双方于1911年续签了该条约。对于这一地区的人民（在这一问题上指的是亚洲其他地区的人民）而言，日本的胜利有着更大的意义。作为一个亚洲国家，日本证明了欧洲陆军和海军都不是无敌的，逆转了100多年以来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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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东和在太平洋的其他国家，19世纪见证了有形帝国逐渐取代无形帝国的趋势。19世纪早期，马来亚和东印度群岛的岛屿吸引了一些富有活力和野心的机会主义者：斯坦福·莱佛士爵士（Sir Stamford Raffles） [6] 、约翰·克卢尼斯-罗斯（John Clunies-Ross）、亚力山大·黑尔（Alexander Hare）和詹姆士·布鲁克爵士（Sir James Brooke）。所有的人都受到克莱武的精神和远见的感召。而且，他们和他一样，有着一种能够把当地的情况转变为有利于他们自己和其国家的特殊本领。荷兰的力量日薄西山，而位于马来亚和婆罗洲的小型独立国家是脆弱的，因此希望得到英国的友谊和武装支援。

莱佛士对在爪哇为东印度公司建立帝国的机会感到沮丧。1819年，他收购了新加坡岛。借此，他奠定了在马来亚建立帝国的基础。位于印度和中国的贸易路线上，新加坡很快成了东南亚和东印度群岛的一个主要的自由贸易转口。黑尔试图在婆罗洲南部奠定自己作为一个独立诸侯的地位。他的这一尝试失败了，而他的伙伴克卢尼斯-罗斯则最终当上了印度洋的科科斯（基林）群岛（Cocos-Keeling）的“王”。他们的事业激励了另一个浪漫的侠客詹姆士·布鲁克。由于在英国有些不适应，布鲁克曾寻求在东印度公司的军队中服务。由于在缅甸战争中带领非常备骑兵所受的伤，他已经退出。

布鲁克的幸运于1833年到来。此时，他继承了10000英镑，为他提供了必要的启动资金，有助于获得领地和在婆罗洲北部沿海开放贸易。布鲁克和他的计划带有一些明显的伊丽莎白时代的烙印，但它有东印度公司和海军部的被动支持。布鲁克最大的财富在于他的大胆、从一而终以及他装备精良的、被恰当地命名为“保皇党人（Royalist）”的142吨级帆船。这使得他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地方政治力量。在1839和1841年间，他首次侦察了北婆罗洲的海岸与小湾。布鲁克使得自己对文莱的摄政王哈西姆·基尔（Hasim Jeal）来说不可或缺。后者试图控制沙捞越。哈西姆担心布鲁克会抛弃他，因而任命他为沙捞越的王公。

作为统治着一个事先被证明是不受管理的地区的政治强人，布鲁克着手恢复和平，并为稳定的政府和经济奠定基础。尽管英国在新加坡的战船经常帮助他，抑制沿海海盗行为是他最艰难的任务。虽然他们的轻型船只难以同现代船只的枪炮相抗衡，马来和婆罗洲的海盗仍是难缠且难以捉摸的。1843年的一次河上战争之中，布鲁克记录了一轮霰弹是如何“将一侧划桨的水手全部扫射”的，并迫使其他船员跳进水里，并在那里遭到枪杀。⁹

尽管有许多慈善家反对他，英国政府还是批准了布鲁克作为沙捞越王公的位置。这些人谴责他处理海盗的有力举措。对英国当地的无形帝国来说，他和他的小国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在该地区的领土野心仅限于占领岛屿和小块土地，以作为海军基地和商业中心。这些地方的影响可以扩散到马来亚、暹罗和东印度。为此，1785到1824年间，英国已经获得了槟城岛、新加坡和马六甲港口韦尔斯利。这些小立足点统称为海峡殖民地。

马来亚无形帝国依赖于当地世袭诸侯的合作。他们希望能维护和平和英国人的生命、财产和投资的安全。1870年以后，马来统治者不足以承担这些责任。该地区陷入一段暴力的政治和经济动荡时期。自19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雪兰莪和霹雳州锡矿业繁荣，吸引了大量中国移民涌入。到1870年，霹雳州上已有40000座锡矿。就像他们在雪兰莪州的同胞一样，他们热情地加入不同且互相敌对的秘密社团。在1870年的雪兰莪，中国人之间的派系斗争恶化为内战。一年后，在霹雳州爆发了一系列角力。

海峡殖民地的历任总督都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在竭尽所能保持马来亚内部稳定的同时，他们也要按照帝国最为良好的传统保持中立。英国人几乎不可能不卷入马来亚的内部冲突当中。这至少是因为，正是他们引发了海盗的复兴。1870年，在其追随者阻碍了一些中国海盗被捕之后，炮舰已经开动，将一个争夺者的栅栏炮轰到了雪兰莪的地盘上。直到1873年海峡两岸当局已完全纠缠在马来政治当中时，此类事件一直在增加。很久以前，在场的人得出结论，无形帝国的机制不足以解决危机。这一危机只能通过直接干预解决。

因此，一场拉锯战在英国官员和自由派殖民大臣金伯利勋爵之间发酵。这位大臣决意确定停止英国对马来亚承担全部责任的潮流。最后，当兼并主义者警告，不承担责任可能会导致德国或荷兰的干预之时，他放弃了。后来，甚至对外反帝国主义的政府，例如格拉斯通的政府，都不敢冒让英国的无形权力为其他国家所代替的政治风险。殖民地官员们得以为所欲为；英国则将其关注重点置于在雪兰莪州的一位觊觎王位之人身上。他们还命令英印联军于1875年平定霹雳州和新加坡河（Sungei-Ujong）。

1873到1874年危机的结果在于，英国认定要对霹雳州、雪兰莪州、森美兰（Negri Sembilan）、彭亨（Pahang）实行有形的控制。现有的政治建构仍在当地诸侯的控制之下。与他们的印度同行一样，这是在英国人的指引下完成的。不久，在英国的指导下，债务和国内奴隶制被废除。诸侯受到积极的鼓励，成为进取的家长式统治者。作为启蒙进程的一部分，一个大学于1905年在霹雳州皇城（Kuala Kangsor）建立。在那里，诸侯的儿子们接受了英国公学式的教育。人们认为，这会教给他们如何负责任地管理国家。

马来亚事件发生的同时，斐济也发生了一些事件。在那里，迫于经济发展和与欧洲接触的变化带来的压力，无形帝国也解体了。到1871年，斐济阴险而复杂的政治造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由欧洲的棉花种植主和商人（包括正在躲债的一个破产的悉尼拍卖人）以及两位本地酋长组成的内阁提议，国王萨寇姆堡（Thakombau）应当作为一个立宪君主执政。政府的许多内部问题由于当地的游说议员而变得更糟。他们声称，斐济困难的唯一解决办法是接受英国的统治。

兼并主义者在新西兰、新南威尔士和英国都有盟友。在前两个地方，斐济被描绘成一个准备好接受殖民的国家。这是澳大利亚的扩张主义分子们的观点。他们的这种观点也扩展到对巴布亚和新几内亚的讨论上。在英国，格拉斯通政府不得不处理慈善家以及传教团体所带来的压力。1835至1860年之间，斐济教士已经劝诫60000当地人皈依。但是，通常认为，只有英国统治才能消灭岛上剩余的万物有灵论者的自相残杀和献祭仪式。关注也蔓延到“黑人奴隶诱买（black-birding）”上。这是一种奴隶交易，太平洋岛民被哄骗或强迫登船，然后作为契约劳工运送到秘鲁海鸟粪场或昆士兰的甘蔗种植园。皇家海军曾试图在19世纪60年代中断这一运输，但是由于澳大利亚的法官拒绝审判绑架者，这一阻止行动受到了阻碍。

尽管英国政府并不情愿，但结合商业和慈善的观点仍促使它去调查在斐济的中央权威。在场的海军军官很容易相信，如果不悬挂英国国旗的话，这些岛屿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因此，1874年，政府批准了兼并。在反帝国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圈子里，一种强烈的、可以理解的感觉蔓延开来，认定大臣们已经战胜了一个确定的联盟利益集团。

1874年以后，英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政策又恢复了旧模式，即通过军舰对岛屿进行监管，并小心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永久占领的行动。澳大利亚的冒险家热衷于在巴布亚和新几内亚做布鲁克式的王公。殖民部对此颇有微词。但是，他们也明确表示，一旦有其他国家考虑要开展兼并行动的话，他们就应当采取措施夺取这些地区。

1880年新帝国主义的到来见证了德国和法国试图占领南部海洋上各个岛屿的准备。德国在该地区利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年前。19世纪60年代，总部位于汉堡的哥德笛福里（Goddeffroy）家族公司已经超过其所有竞争对手，成为太平洋地区的总交易人。这家公司于1879年破产，但俾斯麦很乐意为其接班人新几内亚殖民公司和德国海洋贸易协会（Deutsche-Sea-Handels-Gesellschaft）提供补贴。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赢得商业界和殖民地游说团体的政治支持。他还批准了1883和1886年间一系列对岛屿的占领。

德国建立霸权的过程带有某种离奇的色彩。1886年，一艘德国炮舰航行到了所罗门群岛中的一座岛屿的附近，并派遣了一支小分队登陆。他们把贸易的旗帜和一个装在礼盒当中的宣言给了当地的酋长，并且树立了一个上书“德意志帝国保护国”的牌子。他们升起了德国国旗，随后又将其降下来。官员和水手回到船上。¹⁰ 无论他们是否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所罗门岛民们都对这一展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因为，他们14年后向英国海军军官讲述了每一个细节。在他们经过岛屿的同时，德国人也将它们改名：新大不列颠变成了新波美拉尼亚等等。

当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就谁最终谁保持什么而讨价还价的时候，岛的名字再次遭到修改。英国保有巴布亚、所罗门、吉尔伯特和埃利斯群岛，而德国人则对拥有萨摩亚、新几内亚、俾斯麦群岛、卡洛琳岛和玛丽安娜岛感到满意。德国首相冯·比洛（von Bülow） [7] 侯爵很高兴，预言这零星的岛屿和环礁岛将成为“走向国际政治……道路上的里程碑”。这种全球性力量是一种昂贵的奢侈品，1913年，为了维持太平洋帝国，德国支付了180万马克补贴。¹¹

但在新帝国主义的鼎盛时期，经济价值的重要性仅次于声望，甚至连最小的岛的重要性都被夸大了。1900年8月，法国官员向新赫布里底群岛部落民表示：“这片土地属于法国公司，你不能再在上面耕种……我们也将会把你们和英国人从岛上驱逐，并自己占有这片土地。”¹² 虽然对听众来说它甚是吓人，但这样的咆哮往往没有什么作用。六年后，英国和法国政府同意共同管理新赫布里底群岛。

多年以来，英国所占领的零星的太平洋岛屿仍然是其殖民地中最落后和最令人遗忘的部分。没有任何一个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而且所有岛屿都受到人口下降的折磨：在1860到1873年间，斐济人口减少了30000人，而只有到了1921年，下降的幅度才有所缓和。外来疾病是造成这一损失的主要原因。岛上的居民对这些疾病没有有效的免疫。扭转这一进程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功。由于殖民地医务官的努力和一座医院的建立，在1906和1921年间，所罗门的契约劳工死亡率从每年500下降到300人。

新的殖民地政府也关注太平洋岛民的道德福祉，但消除诸如部落间的战争破坏性习俗的努力受到了阻碍。在所罗门，尽管勇士们时常因犯有谋杀罪而被吊死，争斗仍旧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马莱塔勇士（或拉莫）为他们好战的传统而感到自豪。当他们被自称“超级拉莫”的当地官员质疑的时候，其结果是1929年10月的一场小型战役。其中，这位官员和13名当地警察死亡。另一个对当局的刺激在于，岛民不愿融入新引入的市场经济。1932年，官方对所罗门的发展的记录表示，格拉（Gela）岛民仍满足于耕种能满足自己基本需求的作物、购买烟草和少数其他生活必需品。¹³ 他们拒绝耕种更多的作物。官方对此表示遗憾。无论如何，近7000名岛民经由在欧洲人所拥有的椰子种植园担任契约工人而成为新经济的一部分。太平洋岛民的生存状况似乎不容乐观：1922年，三名监督员被指控谋杀一名工人，但后来被无罪释放；同样，一位被控将一名年轻男仆殴打致死的、名为C.V.麦斯威尔先生的种植园经理也被无罪释放。在帝国最偏远的地方，有一些角落非常黑暗且令人不快。

【注释】

[1] 原始的手榴弹，会释放一股有着恶臭的气体。

[2] 宝宁（1792-1872），英国政治经济学家。早年在爱思德的商会工作。在1829年于格罗宁根获法学博士学位。1835年至1837年在克莱德市选举中成为英国下议院议员。议会上，主张英国银币十进制。1849年曾创办公司，可惜营商不得法，所以重回政坛。1849年来华任英国驻广州领事，学会广州话。1852年到香港任代理商务总监。1854年4月升任为港督、兼任驻港英军陆军司令、海军中将及对华全权代表及商务监督。

[3] 孟托班，一译孟斗班，法国陆军将领。1860年2月，被任命为法国侵华军中将总司令，伙同英国侵略军总司令克灵顿进犯天津和北京，参加焚掠圆明园的罪恶活动。因在通州八里桥附近获胜，被拿破仑第三封为八里桥伯爵。1870年普法战争起，出任首相兼陆军大臣。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法兰西第二帝国垮台，流亡比利时。著有《二十四天的陆军大臣》。

[4] 罗伯特·赫德（1835-1911），英国人。字鹭宾。英国爱尔兰亚尔马郡波达当人。1854年到香港，次年任驻宁波副领事助理。1859年任粤海关副税务司。1861年代理总税务司。1876年与英国订立《中英烟台条约》（亦称《滇案条约》）时为李鸿章助理。中法战争期间，策动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特纳签订《中法新约》。

[5] 毓贤，清末酷吏。字佐臣。监生出身。1890年任山东曹州知府。1895年任兖沂曹济道。1896年为山东按察使。1898年署江宁将军。1900年任山西巡抚。此时义和团兴起，他乘势杀死教士及信徒70多人。八国联军攻陷天津，他率兵路遇仓皇西逃的慈禧、光绪，充扈从。八国联军与清政府议和时，被指为“祸首”之一，清政府被迫将其处死。

[6] 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英属新加坡殖民地创建者。生于英国。1811年随明托远征军占领爪哇。1819年1月28日奉命占领新加坡，交由驻扎官法夸尔驻守，本人回朋库连继续任职。1822年又到新加坡，建立各种行政机构，制定临时法典，规划城市建设等。1824年退休回国。所著《爪哇史》两卷，有较高学术价值。曾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并受封为爵士。

[7] 伯恩利希·莱恩哈德·冯·比洛，一译标洛。普鲁士王国首相和德意志帝国宰相（1900-1909）。1878年参加柏林会议，任秘书。1888-1893年任驻罗马尼亚公使，1893-1897年任驻意大利大使。1897年任外交大臣，实际掌握政府权力。1899年封伯爵。翌年担任普鲁士首相和德国宰相。1905年封侯爵。执政期间，要求德国有“日光下的地盘”，鼓吹全力增强德国军事实力（特别是建立强大的海军），为重新瓜分世界做战争准备。著有《德国政治》《贵在思考》等。

第六章
一个伟大的英语国家：南非

“这个殖民地的真正价值在于，人们认定它是服务于保护我们的东印度财产安全的前哨。”担任开普殖民地总督的加里东勋爵于1809年写道。¹ 这种观点解释了为什么英国人于三年前占领了好望角，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里只是一个没有收益的、动荡不安的荒凉之地。它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英国人坚持在法国战争结束时保留它。在未来的几百年里，好望角的战略价值依然保持不变。在19世纪初，第一位海军大臣费希尔勋爵上将，将开普敦、新加坡、亚历山大、直布罗陀和多佛描述为一体的“锁定世界的五大战略锁钥”。² 1887年，在苏伊士运河开通近20年后，开普敦被选为与俄国开战时开往印度增援的主要补给站。³ 当时好望角由4200名正规军守卫，3000名当地志愿军作为后备保障。⁴

如果不列颠要统治海洋，英国就必须保有好望角。这一任务既不容易，也没有可榨取的利益。因为在一个种族关系紧张的地区，在第19个世纪的前70年，经济增长是缓慢的。英国继承了一批散居的、自称布尔人或南非白人的、带有荷兰和法国血统的白人，以及为他们工作的25000名黑人奴隶。另外还有15000名科伊人（霍屯督人）。在殖民地的东部边境住着17000名科萨人，其土地为欧洲人所垂涎。自1779年以来，他们就开始作战以保护自己的土地。

布尔人是此地人口最为众多的民族。他们于1652年首次到达好望角，并且经历了他们的过去、现在以及为了征服这一土地和当地黑人居民未来无休止的战争。这些都注定是布尔人的。根据他们原始的加尔文神学，正如他在《旧约》中选择了以色列人一样，神选择了他们作为新迦南地的主人。正如英国人一样，布尔人想象他们自己是受到天意保佑的工具。这一信仰给予了他们非凡的应变能力以及内在力量的储备。

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尽少干涉主义”的管理下，布尔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自决的，并且能够自由处置与本地人之间的事务。这种状况随着英国殖民政府的建立而宣告结束。英国殖民政府觉得在道义上有义务公平对待所有子民，并将基本法律权利延伸到黑人或混血种人。因此，布尔人并没有选择同一个试图应用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原则的政权合作。前者认为后者是难以理解的。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更多误解和摩擦的来源。开普统治者们都是贵族，其中的一些人，例如本杰明·德班（Benjamin D'Urban）爵士和哈利·史密斯（Harry Smith）爵士，在对法战争中曾立下赫赫战功。他们和他们同样有很高社会名望的幕僚在布尔人身上无法找出任何文明的标志。这些人看起来粗鲁、阻挠事情发展且极为易怒。传教士因奴隶制而感到恐惧，也对无论何时需要补充劳动力都突击掠夺当地社会的行为表示恐惧。

从1815到1834年，成千上万的布尔人决定撤回到南部非洲腹地。此后，殖民当局和布尔人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后来的布尔神话所称的“伟大探险”，指的是一个持续了几年的缓慢而不平衡的过程。虽然在开普的土地压力迫使许多布尔人移民，但从部分意义上来说，它是对1833年英国议会废除奴隶制的反应。首先，开普政府担心，一旦布尔人与正在扩张的、妨碍他们前进的恩德贝勒（Ndebele）和祖鲁国家（Zulu states）发生冲突，人口的大规模外流将导致广泛的战争。1842年，作为预防措施，开普政府吞并了纳塔利亚的新布尔共和国。事实上，武装精良的布尔人能够照顾好自己。19世纪30年代后期，在对恩德贝勒和祖鲁人惊人的胜利之后，他们占领了后来成为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共和国的土地。

鉴于英国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在南部非洲实现局部稳定，政府认为，企图强迫布尔共和国是没有作用的。1854年，英国正式承认其独立。其附带条件是，他们承认英国的统治权。至少在书面意义上，这使他们成了英国无形帝国的一部分。

长期以来，布尔人都在抱怨英国没有强硬对付在开普动荡的东部边境上的科萨人。在科萨人（或者称卡菲尔人，即他们和其他南非黑人一概的蔑称）最近的历史上，爆发了一场断断续续的战争，以保护他们的土地，防止定居者侵占。这种冲突在英国人到来后继续和加强：在1811-1812年、1819年、1834-1835年、1846-1847年以及1850-1853年间，都爆发了主要战争。科萨人处于和北美洲印第安人相同的境遇。如果殖民者能够为所欲为，他们就注定要领受同样的命运。1846年战争期间的一名指挥官写信向战争部描述了这一残忍的计划：“我们必须把卡菲尔人赶过凯（Kei） [1] ；他必须成为你的子民；殖民者的土地需要他来耕种。”另一名军官走得更远，并认定，争夺土地的唯一结局是科萨人的消灭。“他们必须在白人面前退去——在文明面前，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这里需要大量充满活力的殖民者跟在军队的后方。”⁵ 对付难以捉摸的敌人，令人心烦意乱的边境战争总是令良心变得冷酷，但这些言论清楚地表明，某些英国人开始以布尔人的方式思考。南非属于白人，黑人必须在屈服或灭绝之间做出明确的选择。

攻下科萨人的任务很困难。这是因为，他们拥有灵活的游击队，而且还在他们非常熟悉的、粗野的国家内战斗。为了向他在伦敦的上司解释他所处的境遇，1846年战役中的一名英国指挥官将科萨战士描绘为“油腻的野人，其全套服装由插在头上的一根羽毛和遮蔽生殖器的束腰组成，跑得像马一样快”。⁶ 对付这样一个对手是艰难而令人沮丧的。然而，丛林战争使得人们从冗长的游击战争当中解脱出来。“我无法让自己真的摆脱成为一个士兵而带来的喜悦。”第45团的弗莱明中尉告诉他的家人，他准备于1846年7月开始作战。六个月后，他患了痢疾、食欲不振以及干咳。为了维持生命，他服用奎宁和葡萄酒。⁷ 战争结束时，他激动不已，并回到英国接受圣职。

正如在此前很多帝国边境战争一样，有人愿意运用他们的本地知识和技能为征服者服务。虽然在1850-1853年对恩格会卡（Ngquika）科萨人的战争当中，很多人逃走了，但这不能掩盖大量科伊科伊人（Khoikhoi）被雇佣为侦察兵和散兵这一事实。运用饿死对手的焦土政策，被称为”amarwexu（天花魔鬼）”的英国士兵逐渐占了上风，但科伊科伊人的反抗精神依然强劲。1855年，科萨人收到谣言，英国曾在克里米亚战败，而俄国军队则将很快出现，并将所有英国人从开普赶走。⁸ 确实有士兵从克里米亚到达这里，但他们是此前为了弥补英国新兵不足的德国雇佣军。战争部厌倦了在开普开销巨大的边境战役。他们沿袭了罗马人用来在混乱的前哨维持秩序的先例。就像他们的前辈前罗马军团兵，雇佣兵保卫了新近从科萨人手中夺取的地区当中的村庄。作为酬劳，他们得到了农场。⁹

从伦敦的视角来看，开普以及其小分支纳塔尔都是未得到应有注意的殖民地。它们不断受到内外骚动的侵扰。二者都不具备成为英国工业品市场的价值。1855年，南非进口英国商品价值922000英镑，与秘鲁保持同一水平，排在阿根廷和智利之后。这两个殖民地的政治发展与加拿大各省和澳大利亚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在殖民部的指导下，开普殖民地于1854年选举出了议会，而在两年后，纳塔尔也建立了这样的议会。迫于英国和地方自由派的压力，议会赋予了更多黑人和混血人种以选举权。他们的决定是建立在一个非白人中产阶级最终会出现的希望基础之上的。人们希望他们会加入白种人的行列，形成一个稳定而负责的、类似于当时英国的选民阶层。

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普经济革命很快影响到南部非洲的每一部分。在赫里夸兰（Griqualand）发现钻石这一事实引发了规模空前的投资和移民。1871年，英国很快占领了这一地区，并将其作为英国直辖殖民地。1871年英国出口到开普的商品总额为200万英镑，20年后则暴涨到了770万。此时，开普的出口总额已经达到了950万英镑，其中1/3来自钻石。自1871至1875年间，开普政府制定了一项雄心勃勃的铁路建设计划。到1890年为止，在开普殖民地所铺设的交通网络超过2000英里。

挖掘钻石和铺设铁轨是劳动密集型的活动，需要一个庞大而没有多少技术的劳动力群体。这种群体只存在于黑人当中。因此如果要进行工业化，南部非洲的黑人必须被完全平定，并纳入白人的控制之下。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强调白人至上最终主张的需要越来越迫切。此时，黑人劳工用他们在钻石田的工资买枪。在从德兰士瓦（Transvaal）来的佩迪人（Pedi）和巴索托（Basotho）人这里，这一现象尤其明显。过时的步枪和现代的后膛炮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使用。其中一些是通过纳塔尔进口的。在一些年里，祖鲁国王已经在建立一个火器兵工厂。¹⁰

为了实施殖民地大臣卡那封勋爵（Lord Carnarvon）的计划，在包含开普、纳塔尔和两个布尔共和国的地区，黑人也有必要保持被动。由于它可以创建一个稳定的单元（unit），这看似是对区域问题的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由于开普地区的矿产收入，这一单元足以自给自足。在英国的两个殖民地，这一计划受到了有限的欢迎。而在布尔人一边，这一计划几乎不受任何欢迎。他们将其看作英国主宰整个地区的一个战略。

1876到1878年间，在一系列的本土叛乱和战争之后，建立一个联邦的进程停止了。正如它所显现的那样，这些战争是南非的黑人阻止白人力量推进的最后一次主要努力。在北开普省的格里夸人（Griqua），在德兰士瓦的佩迪和巴索托以及东开普省恩格会卡和葛卡勒卡（Gcaleka）的科萨人当中，都有暴乱的发生。当地的英国部队、水手和海军陆战队能够采用包括新的马蒂尼-亨利后膛枪、转管机枪等最新军事技术在开普处理骚乱。布尔人与瑟库库内（Sekhukhuni）的战争很快就用完了蒸汽动力，并在一个突击队（带枪志愿骑兵部队）被打败后陷入了麻烦当中。这一反转暴露了德兰士瓦的脆弱，给了卡那封一个可喜的借口以推行其在1877年1月兼并的计划。此时，布尔人是感激英国人的干预的。因为，这在短期内保证了他们的安全。

在德兰士瓦的政变是由西奥菲勒斯·谢普斯通爵士（Sir Theophilus Shepstone）领导的。他是一个执着的殖民官僚，拥有学习本土语言的天赋以及进行阴谋的爱好。在布尔人将他看作救世主的同时，谢普斯通将占领其共和国看作为将其纳入所提议的南非联邦的前奏。作为推行联邦的狂热分子，谢普斯通认定，一日不分割祖鲁国，这一联邦就一日不能得以建立。推翻祖鲁王国也是巴图·弗里尔爵士（Sir Bartle Frere）的目的。作为开普的新总督，其印度经验告诉了他，在帝国的边境上，容忍任何独立的和组织良好的原生国家的存在是危险的。

在1878年，弗里尔和谢普斯通密谋发动针对祖鲁国王塞奇瓦约（Cetsh wayo）的战争。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祖鲁国王与他的南方邻居纳塔尔交往甚好。两总督向殖民部伪造了报告，把塞奇瓦约塑造为一个好战的暴君，并夸大了他的军队的规模，错误地将其指为常备军，而不是只有在危急时刻才会被动员的人。他们看似愤世嫉俗的阴谋背后是希望一旦塞奇瓦约的王国土崩瓦解，其臣民将会任由纳塔尔的白人农民和采矿公司差遣，成为顺从的劳动力。¹¹

在将塞奇瓦约逼到角落之后，弗里尔和谢普斯通于1879年1月发动了他们想要的战争。由于糟糕的运气和司令切姆斯福德勋爵粗制滥造的将才，开局很糟。月底，由1200名士兵组成的英国军团和本土附属军队在伊山得瓦纳（Isandlwana）全军覆没。紧接着，在无视塞奇瓦约命令的情况下，由三到四千勇士组成的兵团进入纳塔尔，攻击位于罗克渡口（Rorke's Drift）的布道所。这一布道所是由第24团的139名士兵防守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伤兵。在史诗般的战斗持续了24个多小时的时候，袭击者被击退了，并损失了超过500人。祖鲁人筋疲力尽，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更何况，英国的火力不仅足以弥补数量上的不足，而且足以形成优势。据幸存者之一、后来升任中校的伯恩（Bourne）上士回忆，一些祖鲁人是如何到达简易防御工事的。那些抵达了的祖鲁人“为了显示自己的无畏以及对穿红色外套的士兵和对方人少的蔑视……试图跨越栏杆，且有时能抓住我们的刺刀。但他们只有被击落的份”。¹² 无论如何，保卫者们都表现出非凡的镇定，其中的11人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祖鲁人的麻烦在于，他们的将军（indunas）无可救药地沉溺于长矛战士传统的、头向前的冲锋。这一斗争形式刚刚在伊山得瓦纳成功了，但却是以5000名士兵伤亡作为代价的。然而，类似的策略在整个战争期间不断重复，尽管塞奇瓦约敦促他的指挥官采取游击策略并攻击英国脆弱而广布的通信线路。¹³ 英国政府也不满其手下官员的表现，解雇了谢普斯通、弗里尔和切姆斯福德，由更能干、更有策略的沃尔斯利爵士取代。他到达祖鲁王国的时间太晚。直到7月的乌伦迪战役（Battle of Ulundi）完全摧毁了祖鲁军队，沃尔斯利才抵达。这时，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知道应当期待什么。部署在拿破仑式的广场的英国人能够更好地集中火力。而祖鲁人则已逐渐心灰意冷。二者像平常一样开战。但是，经过观察，人们可以发现，这些祖鲁人并没有太多的战意。英国人付出极大的努力推翻祖鲁王国这一事实表明政府重视在南部非洲保持其至上地位。17000名援军已经赶到纳塔尔。在两次入侵祖鲁王国的行动中，共使用了27000头牛、5500匹骡子以及30000名搬运工和劳工。¹⁴ 最终的账单为490万英镑。¹⁵

在祖鲁王国屈服之后，沃尔斯利将注意力转向瑟库库内。由高地和斯威士兰混合部队击败了佩迪人（Pedi）。经证明，采取布尔人的战争方法，并以带有步枪的骑兵战斗的巴索托人对英国人来说是一个难题。结果是，巴苏陀兰成为当地土著酋长统治下的英国的保护国。在祖鲁王国，类似的实验失败了，纳塔尔最终将其征服。1877年到1879年的运动已经达到了目的：大规模的黑人抵抗活动已经销声匿迹，白人至高无上的地位得到了证实。而白人的高尚地位将会持续一百多年。

英国军队平定了南部非洲的黑人群体。这标志着英国人与布尔人之间的权力斗争的一个新的开始。英国占领德兰士瓦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作为其挤入南部非洲联邦内部的准备。一旦英国人的目的明朗化，布尔人当中就爆发了反抗。随着一小股英国部队被困在纳塔尔北部的马朱巴山峰顶而失利，1880至1881年的德兰士瓦独立战争结束了。布尔人将这一胜利看作是上帝对他的选民的奖励，而不虔诚的种族则会遭到厄运。新当选的自由党政府将战斗看作不道德政策的产物。格拉斯顿曾在大选期间对此表示反对。布尔人曾如此强硬排斥的一个联邦计划撤销了。德兰士瓦的独立得以恢复。然而，在1881年的比勒陀利亚和三年后的伦敦，在谈判过程中，政府坚持主张对布尔共和国的主权，以及要求干涉其内政和外交政策的形成的权利。

在接下来的20年里，没有什么比一个学术意义上的法律要点意义更为重大。这一段时间见证了布尔人向北方以及东方的初步扩张。而在1886年威特沃特斯兰德发现黄金后，德兰士瓦的经济发生转型。一旦投产，兰德矿山可以提供全球黄金开掘量的1/4，并保证南部非洲的经济中心从开普转移到德兰士瓦。1896年，德兰士瓦政府是非洲最富有的政府，其在矿物上征收的税收就超过800万英镑。来自英国的赊账书写了这场经济革命：1899年，英国在德兰士瓦的投资总额为3.5亿英镑，而且2/3的兰德的矿井是由英国股东所持有的。

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南部非洲的问题在于，德兰士瓦的新财富有怎样的用途，以及它将如何影响英国在该地区的地位。这一点非常值得关注。在他刚刚30出头的时候，塞西尔·罗德斯就已经拥有了自己的钻石矿，并因为开采所积累的财富成了百万富翁。作为一个精明的操纵者，到了1891年，他就以他的罗德斯·德·比尔斯联合公司（Rhodes De Beers Consolidated Company）垄断了金伯利的钻石田，并在兰德进行了大量投资。

罗德斯成了其时代最著名的、许多人口中臭名昭著的帝国主义者。他是不道德的、本能地贪婪的（1884年贝专纳战役中军队露宿。在此期间，他曾设法将一个英国军官共享的毯子据为己有）一个优秀商人。他的财富是他梦想的仆人。这是由当代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新帝国主义所激发的。这使他确信教化世界是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命运。没有什么能阻挡这一命运的力量，那些站在其道路上的人的权利自然不是理由。在一次流露真情的事件里，他听到德皇威廉二世抱怨，德国进入帝国竞赛的时间太晚了。对她来说，已经没有多少剩下的地方。“是的，陛下，”罗德斯回答道，“还有小亚细亚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些地区属于土耳其，而这一点并没有给罗德斯造成麻烦。罗德斯充满勇气和野心的计划令同时代的人感到惊讶。米尔纳子爵（Viscount Milner）说：“人被弱点所统治，但罗德斯的弱点是尺寸。”

克莱武、布鲁克以及后来的T.E.劳伦斯（T.E.Lawrence）等都是拼运气才进入帝国建立的进程当中的。正如这些标新立异的人一样，在早期，罗德斯并没有表现出超乎常人的想象力以及天赋。他也分享了前三人的好运气，抓住了正确的时机。当然，为了实现他的梦想，他也拥有个人财富这一独一无二的优势。在每一次的转折当中，历届英国政府都对他提供了协助，虽然他们中的许多成员并没有罗德斯的远见，并认为在南部非洲处于危险的时候，他是一个维持和延续英国影响力非常有用的工具。

与格拉斯通所部合作，罗德斯实现了第一次政变，即从1884到1885年吞并贝专纳的行动。在过去的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布尔人殖民者党派已经在这个区域内渗透。他们在那里建立了戈申（Goschen）和斯特拉兰（Stellaland）小型共和国。同时，德国殖民者从安格拉·培开那（Angra Peque＾na）这一处于起步阶段的殖民地搬到内陆地区。开普敦和伦敦方面担心，他们最终会与布尔人联合起来，并导致“传教士道路（Missionaries Road）”遭到阻塞。这条道路向北延伸，达到当时被称为赞比西亚（大致相当于现代津巴布韦和赞比亚）这一被广泛认定为拥有丰富矿藏的地区。一个德国——德兰士瓦轴心出现的可能也依然存在，这成了英国政府最大的焦虑。1884年4月，当德兰士瓦总统保罗·克鲁格（Paul Kruger）访问柏林的时候，他曾公开其人民亲德国人的立场。“就像一个孩子从其父母那里得到支持，年轻的德兰士瓦，要向它强盛的祖国德国以及其辉煌的王朝处寻求并得到保护。”¹⁶

这足以让英国政府坐不住了。此时它已经对西南非洲（纳米比亚）所出现的德国殖民地感到不安了。英国政府也承受着罗德斯和传教士游说团体联盟的压力。这两者对未来布尔人统治之下的、贝专纳的茨瓦纳感到忧心忡忡。1884年12月，一支小型的装备精良的军队被命令进入该地区驱逐布尔人，并在贝专纳建立保护国。它没有受到阻碍，长驱直入。

罗德斯是占领贝专纳这一经济价值不大的殖民地的最终受益人。19世纪90年代，为了补贴这一地区，英国每年需要花费10万英镑。纳兰是罗德斯侵入赞比西亚的跳板。这是将由英国南非公司 [2] 完成的一项事业。1889年，这家公司正式获取特许状。正如其同时代人的皇家尼日尔公司（Royal Niger Company）、大英帝国东非公司（British Imperial East Africa）和北婆罗洲公司（North Borneo Company)一样，这家公司代表17世纪私人企业殖民和贸易的复兴。由于日常管理和警务工作是由该公司的工作人员完成的，政府只耗费了极少的代价。英国南非公司的权限在于掌管马绍纳兰（Mashonaland）的农业和矿业。在那里，作为企业年金、1000挺现在已经过时的马蒂尼-亨利（Martini-Henry）步枪和护卫赞比西河的一艘炮舰（从未兑现过）的回报，恩德贝勒国王罗本古拉赋予了他们采矿与定居权。

1890年底，第一批移民进入了罗本古拉的王国。他们虽然少于400人，但全副武装，配备有机枪和火炮。这些事件与之前的两个世纪在北美所发生的事件类似。罗本古拉逐渐认识到，向公司的妥协削弱了他自己的权威。他试图在1893年秋天重新确立他的权威，并命令他的兵团（impis） [3] 突袭接近英国人定居点的绍纳村庄（Shona Village）。他直接栽到了公司的首席长官、极其狡猾和好战的前医生利安得·斯塔尔·詹姆森（Leander Starr Jameson）手中。詹姆森一直认为，两个权力来源不可能在地区并存，并认为直到强大的恩德贝勒战争机器被拆除之前，公司的未来永远都是不稳定的。此次袭击正是詹姆森所想要的，给了他一个向罗本古拉发动战争的借口。

1893到1894年第一次马塔贝莱战争是单方面的事务。这是因为，和他们的祖鲁人同行一样，恩德贝勒的将军们坚持传统的正面攻击。所有机枪中最新且最致命的马克沁机枪（Maxim Machine-gun）每分钟发射600发0.45口径子弹。面对公司这一类型的机枪，他们的行为无异于自杀。马克沁机枪吓坏了恩德人。他们将其视作某种可怕的魔法。一名出生在这个时间段而且一直活到20世纪70年代的土著人解释说，他不寻常的名字“自嘎-自嘎（Zigga-Zigga）”是基于机枪发出的声音的拟声词。这是因为，他的父母相信，这种声音具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¹⁷ 随着罗本古拉的国家被推翻，恩德贝勒的抵抗活动并没有结束。1896年春季，该地区又一次爆发了起义。在这一次起义中，移民和他们的家庭遭到了袭击和谋杀。

在英国和罗得西亚（津巴布韦），殖民地的人遭到屠杀一事激发了强烈的种族主义。这是因为，公众已经得知了公司所统治的疆域。“除非黑人被消灭或驱赶回中非，像马绍那和马塔贝莱兰那样的国家永远不可能获得永久的和平。”《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评论道。¹⁸ 这一直率的观点与移民的看法遥相呼应。这些移民当中就包括“王牌猎人（big-game hunter）”弗雷德里克·塞卢斯（Frederick Selous）爵士。他认为，如果他们期望本地人因为摆脱了专制统治者和巫医的力量而感恩的话，纸上谈兵的帝国主义分子就大错特错了。只有多次应得的惩罚才能教会恩德贝勒人“反抗白人是无用的”这一点。¹⁹ 从罗得西亚急行军到开普的1200个英国士兵中的一位、步枪兵约翰·罗斯（John Rose）描述了1896年8月扫荡行动中对栅栏村庄的猛攻：

……四处都是黑人的尸体和濒死的黑人。我们烧毁了所有的屋子，许多没能逃出来的黑人就被烧死了。你能听到他们的尖叫，但是这是他们所应得的。我们抓住了大约五名女囚犯，但是又把她们放走了；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婴儿，有人用子弹将婴儿的腿打伤了。子弹也同时穿过了女人的身侧。但他们的伤并无大碍，我们的医生包扎了伤口。²⁰

这些性质的细节令国内的自由派和激进派感到震惊。在下议院，张伯伦和公司的批评者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关于罗德斯“彻底击败当地人，给他们一个永恒的教训”这一确定的意图、不经审判就处决罪犯并且烧毁村庄的行为，亨利·拉布谢尔（Henry Labouchere）向张伯伦提出质疑。张伯伦坚称，这是“根据南非战争的习惯而来的”。这势必会使得那些相信在非洲推行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将会提前结束这些做法的人感到迷惑。²¹ 议会的抗议活动几乎没有改变战争的性质或进程。这场战争一直拖到1897年，那时最后的游击队才终于被消灭。

在罗得西亚西北、尼亚萨湖（Lake Nyasa）东海岸上，一场次要的、然而同样血腥的解放战役爆发了。英国在这一地区的渗透是由利文斯通所开辟的。其早期的任务已经由苏格兰长老会的非洲大湖公司（Scottish Presbyterian African Lakes Company）接替。它与阿拉伯奴隶贩子之间的武装斗争得到了政府的赞助。他们从桑给巴尔开始经营，为阿拉伯部落君主和波斯湾提供奴隶。1891年，英国宣布在这一区域建立保护国，以阻止葡萄牙进行收购。他们有很正当的理由认为，葡萄牙有涉嫌不为镇压阿拉伯奴隶施压之嫌。接下来的四年小规模战争当中，罗德斯给予补助，而由哈里·约翰斯顿（Harry Johnston）爵士担任指挥的锡克军队和一支小型炮舰队作战。阿拉伯奴隶贩子和那些拒绝接受英国至上地位的部落首领被先后击败；约翰斯顿将后者视作奴隶。这使得他更容易向外交部证明他所实施的严厉措施具有合理性。²²

那些在19世纪90年代参加了在南部非洲的小型战争的人们相信，他们正是幅员辽阔的巨大的英国自治领的开辟者，而这一自治领有其自身钢铁般的种族秩序。“非洲南部的赞比西必须由白种人和近乎白人的种族定居。”约翰斯顿于1893年称，“非洲的热带地区必须是由白人统治的，由印度人开发，并由黑人在其上耕种。”²³ 一个由美国自然主义者变成的殖民者威廉·布朗（William Brown）曾被罗德斯的梦想所迷住，并协助使其成为现实。他认为征服和定居的过程是必然的，因为它是时代精神的表达。这一点，他坚持说，“注定了南部和中部非洲将成为一个伟大的英语国家”，或许会成为另一个美国。在不久之后，它就会完成上帝“为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所选定的命运”。²⁴

1914年，这个过程似乎正在进行中。南罗得西亚拥有34000名白人人口，他们有自己选举出来的立法委员会，统治着732000名黑人。其中有一半的人居住在保留地。许多白人是布尔人。这些人给当地带来了南非的种族偏见。1903年，法律规定，一个强奸白人妇女的黑人将被判死刑；而这一保护对黑人女性来说是不适用的。²⁵ 北罗得西亚（赞比亚）的白人聚居地极为稀少。在这一地区，英国法是由独立的政府所保证推行的。大体上来说，这一政府更加人性化，其形式更多受到英国而不是南非的影响。1924年，它被殖民地政府接管。

英国霸权在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确立的时期，也正是它在南非经受攻击的时期。英国政府继续把南非作为其独占的势力范围，并坚定地抱有希望，自己国家内部的各组成部分最终会融为一个联邦的组成成分。当然，前提是在帝国内部。罗德斯抱有相同的想法。1891年，他成了开普的首相。他努力使用个人魅力，挥舞支票簿，想让布尔人接受他们与英国之间的持久关系，并接受这一关系的价值。然而，南非还具有另一种未来，即作为一个主要是布尔人的联邦中的一部分。在这一联邦当中，德兰士瓦是至高无上的。

这样的安排对英国来说是一个苦恼。无论是罗斯伯里（Rosebery）的自由部（Liberal ministry）(1893-1895），还是索尔兹伯里手下其保守的继任者，都不能允许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从英国掌控中滑到德国的手中。有人认为，一个以德兰士瓦为首的南非合众国将不足以抵抗德国的入侵，会很容易成为一个德国的卫星国家。令英国方面感到激怒的是，德兰士瓦已经成为国际皇权政治游戏的棋子。德国利用这一棋子以获取在其他地方的让步。德国的政治利益和投资加强了德兰士瓦的独立意识。从伦敦和开普敦的角度来看，这都说明英国迫切需要重申英国声望和权威的措施。

1894到1895年间的发展加剧了紧张局势。德拉瓜铁路（Delagoa Railway）的建成赋予了德兰士瓦以自由入海的权利（德国军舰参加了洛伦索马克斯Loureno Marques的开幕庆典）。紧接着是一场简要的贸易战。在德兰士瓦的英国商人财路受到了很多官方的阻碍。德兰士瓦暴躁地展示着自己的独立地位，却令英国政府上下齐心，集中心智思考如何制服它。罗德斯的回答是，由罗得西亚和贝专纳宪兵（gendarmerie）骑兵部队发动奇袭（coup de main）。他们将会到达约翰内斯堡，以支持当地的起义。叛军很大程度上是由英国的外国人（局外人）社区中的矿工、工程师和企业家所组成的。外国人的总量要多于布尔人，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被剥夺了政治权利。

后来被称为詹姆森袭击的那场袭击从一开始就是拙劣的。罗德斯的私人军队开始在皮特撒尼（Pitsani）聚集起来，并于1895年11月对战德兰士瓦。与此同时，在边境上流传着相互矛盾的谣言，它或者会攻击德兰士瓦，或任何一个当地土著的酋长。在这里并不是安全的，在约翰内斯堡也同样没有安全。这意味着德兰士瓦当局已经得到了警告。²⁶ 受到威士忌和高工资的承诺的鼓舞，那些在12月底发动攻击的士兵受到了拦截，被迫于1896年1月初投降。克鲁格总统（President Kruger）将为首的罪犯送回英国受审。其政治正直性得到妥协之后，罗德斯则从公共生活中退出。

我们无法得知，张伯伦和新殖民地大臣究竟知道多少有关罗德斯的计划，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会热烈欢迎的政变已经成功了。在南非内部，袭击使得政治升温，并被广泛视为英国与德兰士瓦之间的第一轮较量。开普敦渣打银行经理米迦勒认为，这个问题可能现在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无疑，德兰士瓦有着成为这片土地上新兴大国的野心，”他在1896年4月写道，“除非问题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解决，我们都不应当停歇下来。所有人都看着想成为‘学校霸王（cock of the school）’的‘两大男孩（two big boys）'。我担心解决争端只有一种办法：以前的老办法。”²⁷

张伯伦同意了，但他知道，如果战争降临，他必须拥有英国选民的大力支持。他曾经是一位民粹主义政治家，因此他比他的贵族同事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尤其是在各省，得到公众的支持非常重要。为对德兰士瓦的战争所准备的是一个道德原因，它将赢得广泛的支持。其中的一件事是可能的：克鲁格坚决拒绝让“外国人”投票这一行为被视作对作为现在英国政府基础的民主原则的一种侮辱。此时有两个事件帮助了张伯伦解决英国舆论争端。德国寄给德兰士瓦的一封遭曲解的祝贺电报令英国人觉得德兰士瓦得到了帮助，而德皇向克鲁格请求他们帮助德兰士瓦的信息更是让这一看法火上烧油。从1896年直到布尔战争爆发的1899年10月，张伯伦能够将自己称为一位民主权利的拥护者以及从德国手中维护英国历史上对南非的影响力的人。德国已经被公开认定为国际上的竞争对手。但在舞台中央的总是“外国人”；1899年5月，战争似乎已经不可阻挡，殖民地的次级大臣（Under-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塞尔伯恩勋爵（Lord Selbourne）总结了英国的道德标准：

我们的立场在于……当其居住在国外的子民受到压迫的时候，每一个文明政府所具有的进行保护的责任和权力；以及作为南非的最高权力，我们自身所具备的特殊利益。²⁸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布尔人，他们都认为自己是被选中的种族，是在天意的管辖之下统治的。布尔人传教士和报纸不断重申，英国人是一个不敬虔的种族。而英国则将布尔人认定为一个落后的、半野蛮的种族。自1897年2月以来，米尔纳子爵（Viscount Milner）在南非担任高级专员。他是英国帝国命运的虔诚信徒，敏锐地将德兰士瓦政府评价为“中世纪的种族寡头”，其存在只是为了维持布尔人的优势。剧作家和费边社会主义者萧伯纳（Bernard Shaw），同时尖锐地指出“一小群拓荒者”完全不适合担任控制南非资产尤其是其矿产的责任。²⁹ 战争期间，英国士兵为布尔人的无知（其中包括把精心印制的饼干盒标签当作五英镑纸币收下一事）、对黑人的冷酷（“乔尼·布尔此前射杀黑人，就像你射杀一只狗一样”）和粗野感到震惊。

在克鲁格和米尔纳有关“外国人”选举权之间的谈判崩溃之后，战争于1899年10月爆发。布尔人所能够采取的唯一策略是夺取在开普和纳塔尔的铁路线，并占领德班和开普敦。这不利于英国增援部队的登陆和扩散。这在一开始是成功的，布尔人的进攻很快失去了势头。当年末尾，在围攻莱迪史密斯（La-dysmith）、金伯利（Kimberley）和马弗京（Mafeking）之后，布尔军队陷入了困境。在12月第二周斯托姆山、马格斯方丹和科伦索的战斗中，英国试图重新占领前两处的努力失败了。

失去阵地以及这三次失败令英国公众感到震惊。他们已经习惯于听到其军队对那些武装松弛的当地人赢得惊人胜利的消息。在南非，它面对的对手是机动性很强、惯于在丛林中生活且手持现代步枪和炮火的人。幸运的是，从1899到1900年冬天，布尔人最高指挥部放弃了这些优势，转而选择静态战（static warfare），给对手一个喘息的空间，以聚集军队和制定策略。这是一个新的指挥官陆军元帅罗伯茨勋爵（Lord Roberts）以及他的参谋长将军基钦纳勋爵（Lord Kitchener）的责任。

正是罗伯茨活用了布尔人的迁移原则，策划了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的倒台。运用大量骑兵，他迅速包抄敌人，占领了金伯利并在帕尔伯格（Paardeberg）包围了皮特·克龙耶（Piet Cronjé）的军队，该军队于1900年2月28日在此地投降，这一天也就被称为马朱巴山战役纪念日（Majuba Day）。罗伯茨的军队先后占领了比勒陀利亚和约翰内斯堡。此后，一支骑兵队开入了此地。再往东的纳塔尔，一位勇敢但智力有限的战士雷德弗斯·布勒（Redvers Buller）爵士为莱德史密斯解围，并进入了德兰士瓦前线。

1900年盛夏，出于人力以及物力上的优势，许多参与战争的人相信战争已经结束。但是它没有结束；年轻一代的布尔指挥官带着新的、赢得战争的消耗战略脱颖而出。从他们的车厢当中涌出的国民军（Komm and os）造成了持久的压力：他们将对英国兵营以及通信线路进行闪电般的袭击。不断的游击战会让南非变得无法控制，并强迫厌战的英国恢复布尔共和国的独立。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取代罗伯茨作为总司令的基钦纳想出了一个对策。这一对策也是基于消耗，但其目的在于让那些继续抵抗的人难以生存。他们在敌对的区域里铺满纵横交错的铁丝网和碉堡；经过认真协调的骑兵部队来回寻找国民军的下落；为游击队提供食物的布尔农场和家畜遭到了摧毁。布尔妇女儿童以及他们的黑人仆人都被赶进了集中营。

在战争初期，英国的公众舆论中爱国呼声高涨，并对政府表示支持。国内沙文主义并没有抵达前线。在营地的篝火旁边，令音乐厅观众感到高兴的“士兵有关死亡和荣耀质量”的歌曲却遭到了大声的“嘘声。”³⁰ 面对驻军的沉闷、长时间的骑马、少且不定时供应的口粮、极端炎热和寒冷以及疾病，甚至最狂热的爱国者也会迅速打退堂鼓。在一本保存在开普敦的书中，热情的年轻人自愿为帝国成为小农。1899到1900年冬季期间，他们接到要求填写他们的到达和离开南非的原因。一位可能代表了几千人意愿的人分别写了“爱国热情（Patriotic Fever）”和“伤寒（Enteric Fever）”。³¹

基钦纳的战斗没有在英国激发爱国热潮，而是激发了一种有关战争评论家所描述的“野蛮方法”的担心。这句话似乎是真的，因为英国方面听到了有关瘟疫席卷拘留营、杀死妇女和儿童的报道。与布尔人的传说相反，这都不是深思熟虑过后英国政策的结果，而是当时医疗卫生知识水平低下的结果。削减集中营1/10囚犯数量也造成了超过16000名英国士兵的死亡。这一数量近乎三倍死于对敌作战的人数。然而，国内左翼自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以及社会主义者越来越多地关注此事。他们拒绝相信，目的能够使得手段合理化。

至少对于基钦纳来说，在1902年的春天，目的的确能够使得手段合理化。当双方都近乎精疲力竭的时候，和平谈判开始。这一在5月底签署的条约给了英国他们一直想要的政治地位。布尔人得到了300万英镑。他们需要这些钱来重建他们的农场并为其购买牲畜。他们也得到承诺，而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最终会恢复自治。英国人还向布尔人保证，在制定该地区的宪法框架时，英国不会涉及黑人的合法权益。

英国这场规模最大的帝国战争花费了两亿英镑，并且动员了295000名士兵。这表明英国政府愿意坚持其在南非至上地位所花费的力气。在某种意义上，英国一直在捍卫帝国的现状，而自1895年起，德兰士瓦独立和德国方面的干涉就在不断地冲击英国的地位。忽视德兰士瓦和德国等于是承认自己的脆弱，这在当时是无法想象的。此时，英国正在承受来自法国、德国和俄国的压力。它们正在非洲和远东的其他地方挑战它的地位。在国际上，这场战争证明了英国不计成本地保持全球力量的帝国意志和决心。

持历史阴谋论的学者大部分持左派观点。他们认为，为了在兰德获取更多的利益，战争是被一批资本家所秘密策划的。其中，有一部分是犹太人。这一理论颇有吸引力，但未能显示密谋者究竟如何从阴谋中获益。这并不妨碍那些相信资本主义邪恶的广大群众接受这一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战争促进了商业利益。它促使了一种体系的行程，而在这一体系中黑人被降级为被动劳动力。当英国军队进入比勒陀利亚和约翰内斯堡的时候，黑人工人烧了他们的通行证。这些通行证受到憎恶，也是他们被布尔人压迫的象征。他们提前行动了，因为在新秩序下还需要文件。在战争期间，英国人雇佣了成千上万的黑人。他们通常领受高于通常所提供的工资。令布尔人愤怒的是，英国军团指挥官使用少数黑人作为武装侦察兵。他们坚持认为，正如南非的未来一样，战争是白人的事。

【注释】

[1] 此为音译。

[2] 英国在非洲南部地区进行殖民扩张的机构。1889年由罗德斯创办，同年获维多利亚女王颁发的特许状，规定其活动范围在英属贝专纳以北、德兰士瓦共和国以西和以北、葡属东非以西的南非地区，并享有缔约、组织地方政府、组建军队与警察、经商、设立银行与股份公司、筑路、对土地森林和矿藏的开采等特权。是英国在非洲几个特许公司中最大的一个。90年代末，公司占领了今津巴布韦、赞比亚和马拉维的广大地区，并以罗德斯的名字命名为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1904年英国政府接管了公司对马拉维的管辖权。1923年和1924年，又先后收回对南、北罗得西亚的管辖权，建立保护国。至此，公司的行政权力宣告结束，但仍保留商业垄断权。1965年公司不复存在。

[3] 南部非洲班图族的武士。

第七章
英雄的灵魂：为尼罗河的斗争

在1882年，埃及看似正走在成为一个繁荣的现代国家的道路上。其进步主要归功于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及其继承人的野心和力量。在过去的60年中，他们已将这一国家作为私人地产运作。他们鼓励对灌溉、铁路、造船、棉花种植园、中小学和大学的投资。埃及2/5的耕地为棉花种植地。其所种植的棉花大部分出口到英国。它是埃及的主要贸易伙伴。英国和法国为重建埃及支付资金。1880年，其总债务超过一亿英镑。对于一个年出口总额平均为1300万英镑的国家来说，这一数额甚巨。

尽管总督伊斯梅尔（Ismail）将他在苏伊士运河44%的股权出售给英国以换取400万英镑，到了1875年，埃及依然陷入破产的漩涡。大国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让她振作起来：1876年，一个国际委员会对政府进行委任统治，执行财务紧缩政策。三年后，新总督陶菲克（Tawfiq）被说服接受英法对其财政的控制。这两个国家控制了埃及的海关、邮局、电报、铁路、港口甚至是博物馆。埃及主权逐渐受到了侵蚀，外国人也渐渐控制了其政府。外国人对埃及主权的侵蚀肯定会招致民族主义者的反对。这首先导致了1881年2月由没有领受到薪水的军官所进行的抗议。这一抗议行为是由阿拉比（Urabi）帕夏所领导的。在接下来的9月，他发动政变（coup d'état），自己担任战争部长并完全控制军队。阿拉比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将他自己所来自的小农阶层与受过良好教育的地主和官员联合起来。资本主义农业正在蚕食小农们的土地，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源于曾在埃及购买土地的外国人。艾芬迪亚（effendiya） [1] 也因外国人侵入政府职位而受到警告。埃及国内自然也有关于埃及将被外国直接接管的恐惧。1881年春季和初夏，法国人正在为其吞并突尼斯做收尾工作。

人民民族运动在埃及出现。随之而来的是，其政府可能不会听从外国官员的指令，也可能不会按照英法银行家的意思办事。这一点使得英国和法国政府措手不及。1881年10月，他们开出了每当无形帝国各地出现问题时的一般解药，将两艘铁甲舰送到了亚历山大里亚。令人烦恼的是，这些并没有改变埃及人的主意。

英国政府进退两难。自从两年前，格莱斯顿内阁的工作就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那时，他们反对保守党不道德的冒险主义，并推行一种基于国际合作的亚太外交政策。如果要使得这一点在埃及发挥作用，英国和法国必须共同经营，并取得欧洲其他国家的支持。他们试图制定一个旨在恢复现状的、共同的盎格鲁——法国（Anglo-French）政策。但是，在埃及发生的事件使得这一希望化作了泡影。

1882年6月11日，一个埃及驴车夫和一个马耳他人之间的票价之争引发了一场亚历山大里亚的骚乱，其中有近50名外国人被杀害，他们的财产则遭到掠夺。这被认为是埃及走向无政府主义的第一步，也震动了伦敦和巴黎的货币市场。恐慌的法国投资者开始抛售埃及股票。商界人士当中的不安情绪表现在《经济学家》当中。该杂志于6月17日预测说，如果不采取措施制止埃及的混乱的话，“（我们）即将蒙受巨大的损失，而企业也将遭受巨大的干扰”。议会当中，议员们中充斥着愤怒的情绪，并要求采取行动。“我们下议院中关于埃及的立场是非常沙文主义的，”内阁成员查尔斯·迪尔克爵士（Sir Charles Dilke）写道，“他们很想杀人。但他们不知道该杀谁。”¹ 如果要进行杀戮，格莱斯顿希望法国会伸出援手，但是在7月1日，法国议会投票果断反对武装干涉。

英国现在独自面对阿拉比的进一步挑衅。在其部队在亚历山大里亚恢复秩序之后，他下令运用现代克虏伯大炮加强对港口的防御。现在，一支实实在在的英国舰队正横在道路之上。7月3日，其指挥官海军上将比彻姆·西摩（Beauchamp Seymour）要求卸下新的炮组。阿拉比拒绝了这一要求。八天后，内阁批准向炮兵阵地进行轰击。7月13日，登陆的水兵和海军陆战队进入亚历山大里亚。在阿拉比的军队离开后，此地的法律和秩序已经崩溃。

为了给英军攻击防守工事一事辩解，格莱斯顿宣称：“埃及正处于爆发军事暴乱的边缘，此地没有任何法律可言。”² 因此，他的政府准备派遣远征军，以恢复秩序并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在8月的时候，两支军队在沃尔斯利（Wolseley）的指挥下在埃及会师。它们分别是一支24000多人的英国部队和另一支7000多人的印度部队。军舰在不受阻力的情况下占领了运河。当月18日，英国军队在伊斯梅利亚（Ismail）登陆。四个星期后，英国军队攻陷了阿拉比在泰勒凯比尔（Tel-el-Kebir，又称al-Tallal-Kabir）所建立的、有防御工事的营地。这为成功进入开罗铺平了道路。阿拉比被俘并接受了军事法庭的审判。之后，他又被流放到锡兰。

发生的事情令格莱斯顿政府十分尴尬，并争辩自己除去防止埃及自我毁灭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在这样做之后，英国会以同样高尚的利他主义精神来监督埃及的复兴。这将会由一组英国官员所完成。他们将会在伊夫林·巴林（Evelyn Baring）爵士（后来成为克罗默勋爵）的指导下监督国家行政。与此同时，埃及军队将在一系列英国高级官员的手下重新展现活力，并由陆战队军士辅助操练。在成立之初，据说这种控制体系是一项临时措施，直到埃及不再需要监护为止。

在埃及，英国人创造的是一个帝国的混血儿。它既不是殖民地，也不是一个正式的保护国。对外，它仍是一个由总督统治的独立国家。按照纯粹的法律意义上来说，其领主是土耳其苏丹。现实是，自1882年之后，埃及的国家权力掌握在英国官员所组成的高级文官手中。其首要任务是恢复该国的偿还能力。克罗默和米尔纳两个人后来写作了大量的书籍，以解释英国到埃及的使命，并认定已经完成的事务能够促进埃及人的幸福。³

然而，这种将占领埃及认定为对该国人民服务的正统观点受到了挑战。挑战者是那些认定1882年英埃战争是一些投资者强加给政府的人。前保守党议员和锡兰州州长威廉·格里高利（William Gregory）爵士争辩说：“我们是唯一一个同情尼罗河河谷不幸的农民的诚实民族。但我们被迫成了黑人的驱赶者。为了债券持有人的利益，我们被迫成为带鞭子的管理者，从这些可怜的穷人手中拿走最后的皮阿斯特（piastre） [2] 。”⁴ 不信任任何金融家阴谋的托利党乡绅威尔弗里德·斯卡文·布朗特（Wilfrid Scawen Blunt）履行并扩大了这一原则的实施范围。他的这一行为与安东尼特·罗洛普所写的《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The Way We Live Now）当中固执和不诚实的奥古斯塔斯·梅尔莫特的所作所为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⁵ 有趣的是，传统的保守党和左翼极端分子都认定，19世纪80和90年代新帝国主义的表现受到了资本的秘密影响。

在埃及，英国的占领激发了深沉的愤慨。克罗默一边公开吹嘘小农感谢英国政府的公正，一边又在1902年向帝国国防委员会（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se）承认，如果法国或俄罗斯入侵他们的国家，埃及人几乎不会保持忠诚。1914到1915年冬季，德国最高统帅部相信，进攻埃及会立即触发反英起义。这样的结论并不令人惊讶。英国力量已进入埃及来镇压民族运动，而且，大山战役之后的情感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烟消云散。顺便提一句，小农出身的士兵曾在此地固执地作战。在所有埃及人当中，特别是受过教育的阶层当中，民族主义仍然是一个强大的情感力量。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发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公务员、司法和军队的最高级别之外，因而比起普通人感到更为不平。尽管英国建立了一张充满活力和高素质的警察情报网络，民族主义风潮继续在八九十年代盛行，而陶菲克的继任者阿巴斯二世则在暗中煽动。1900年1月，驻扎在喀土穆的埃及军官受到英国在南非遭到击败和俄罗斯正在向印度挺进的谣言鼓舞，鼓励他们的苏丹土著士兵（askaris）发动兵变，希望这一兵变可能促使英国人被驱逐出埃及。⁶

那么，还有什么能够让英国人留在埃及呢？能够自由通过苏伊士运河似乎成了迫使其留在此地的理由。在1881年使用运河的2727艘舰船当中，有2250艘为英国船。然而，无论何时，阿拉比都没有做出过表明他可能会妨碍运河运行的决定。1914年8月战争爆发之际，正是英国在埃及的统治结束了运河作为国际水道的地位。当然，在1882年，人们还无法预测阿拉比未来的行动。最重要的是，如果英国无所作为，另一个力量将会介入。

最后，正如在许多无形帝国遭到破坏的地区一样，为了占有这一国家，英国人唯一的选择是在当地建立有形帝国。而在这一情形下，他们采取了极其迅速地占领此地的方式。更何况，无论英国人是否在此地采取动作，他们都无法获知法国代表的态度是否会改变，以及大多数人是否会赞成干预。随后国际形势的发展为这一论点提供了论据。1885年英法殖民主义之间猜忌情绪的滋长，1892年的法俄同盟以及随之而来的、地中海可能会成为法国帝国主义梦想中“法国内湖（le lac franais）”的前景，都令英国人判定，1882年的决定是合理的，排除了任何从埃及撤军的可能。19世纪80年代末，土耳其不再是一个阻止俄罗斯海军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可靠力量。这一点的逐渐显现为掌控埃及进一步提供了证据。在英国的国际影响方面，埃及所花费的成本很高。为了获得对她的立场的支持，英国被迫做出妥协，并向德国和法国让步。如果情况有所不同的话，她可能会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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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埃及也给英国带来了其他责任。在逐渐征服和平定战争60年后，苏丹仍然是一个动荡的地区，此地的埃及权威仍旧脆弱。四万名士兵和官员努力压制混乱，并为埃及总督的统治收集足够的税费。当时，埃及政府一直在从事抑制奴隶交易的工作。这一责任主要是由外国总督所承担的，其中包括著名的查尔斯·戈登（Charles Gordon）将军 [3] 。

1881年，埃及当局面临一个由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ad）所领导的新叛乱。他是一个37岁的救世主般的神圣之人，自称为马赫迪 [4] 。作为一个穆罕默德所选择的仆人，他的任务是净化伊斯兰教，并惩罚那些信仰已经失效或受到污染的人。凭借简单的虔诚、强大的信念和精神重生，他赢得了成千上万的、称为安萨尔（辅士）的信徒。 [5] 他攻击并占领了欧贝德镇（El Obeid）。在克罗默的许可下，一支由威廉·希克斯上校（Colonel William Hicks）所指挥的装备精良的埃及军队来到南部镇压起义。这一军队在沙漠里徒劳无功，而希克斯则于1883年11月在赤坎（Shaykan）遭到埋伏。他的军队被击溃，而其步枪、机枪和火炮则被缴获。1883到1884年的冬天，马赫迪的信徒之一，奥斯曼·迪格那（Uthman Diqna）开始在红海港口萨瓦金（Suakin）附近建立一个新的战线，并攻击当地的埃及驻军。

显然，埃及军队不能应付，更别提抑制马赫迪运动。在苏丹，埃及的统治正在崩溃。内阁在1884年1月同意将所有埃及驻军和人员疏散，而不是在沙漠战争上浪费财富和人力以维持其统治。从此地撤出帝国力量与帝国征服一样复杂和令人烦恼。1884年2月赶往萨瓦金的部队很快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与奥斯曼·戴安那之间的力量对决，并因此被迫发动一系列小规模的战争，以维护英国声誉。通过在埃尔·塔布（El Teb）和塔马伊（Tamai）战争的胜利，英国的声誉得以保存。在这里，英国士兵首次惴惴不安地领教了安萨尔们（他们常常被称为托钵僧）的坚韧和勇气。

查尔斯·戈登（外号“中国人”）将军全面监督从苏丹撤军的行动。这是一个有争议的任命，表面上是因为他以前的本土经验，但实际上是由媒体推动的。戈登已经是一个受欢迎的英雄，他的勇敢和强烈的传教士般的热情必将吸引维多利亚时期的公众。戈登固执并坚信自己的魅力。他将自己视为天意的传达人，而且正如格莱斯顿一样，认定他的决定对上帝负责。他还拥有一种鼓励非欧洲士兵的特有天赋：在19世纪60年代，他代表中国皇帝指挥“常胜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19世纪70年代，他领导埃及军队对抗苏丹的奴隶贩子。虽然他拥有基督教热情，且几乎不会说任何阿拉伯语，但他相信他能够得到苏丹人的支持。他在2月抵达喀土穆时受到了热情接待，因而他们对他的忠诚得到了证实。但他不理解的是这样的一种热情来自于市民们认为他有权召集英国士兵。在萨瓦金的事件已经表明，英国士兵能打败马赫迪的安萨尔。戈登没有过分担心马赫迪。他误认为这场运动没有多少群众基础，不可能取得更大的进展。⁷ 因此他放弃了其所接受的撤离苏丹的命令，而是准备保卫喀土穆以抵御马赫迪。

戈登凭一己之力改变政府政策。在喀土穆，他发表了一系列高度情绪化的，对公众良心具有强大感召力的吁请。他呼吁他的同胞承担文明的负担，并从他所认为的黑暗势力手中拯救苏丹。他的恳求和困境吸引了公众的想象力；他是一个在偏僻的土地上的、四面楚歌的战士，认定基督徒的责任和服务主要是人文主义的，然后才是私利。舆论转向支持戈登。8月初，舆论迫使不情愿的政府派军队去救他。

戈登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自5月以来，马赫迪军队已经在喀土穆附近聚集，这使得暴民无法疏散。马赫迪军队中的主力军于9月聚集在该市。一个月后，马赫迪下达了攻城命令。在此期间，由沃尔斯利指挥的10500多名远征军集合起来，并开始谨慎推进到了尼罗河。媒体和公众将战争看作一场竞赛，但因为得知沙漠已经吞噬了希克斯的军队，沃尔斯利一如既往地小心推进。

1885年1月上旬，军队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库尔蒂（Kurti）。沙漠军团将从那里跨越拜尤达沙漠（Bayuda desert）抵达阿尔·马塔马（al Matamma）。在这里，一支象征性的支队将踏上从喀土穆派出的三艘蒸汽轮船。在戈登的指令下，它将运送穿着传统红色夹克的而不是卡其色夹克的人。这是为了说服苏丹，英国人真的已经到了。马赫迪意识到了增援部队正在靠近，命令他的将军们在阿布科里（Abu Klea，又名Abu Tulayh）的水井处拦截沙漠军团。

随之而来的是一场经典的帝国战争。英国军队刚刚超过1000人，许多骑兵骑着骆驼。情报部门告诉他们不用期待会有严重的阻力，而这些骑兵自己也不知道对手的数量和所做出的努力。他们第一次看到敌人，是隐藏的峡谷上飘扬的绿色、红色和黑色的旗帜，上面书写有《古兰经》的文本。

突然间，矛兵骑着马、扛着所有的旗帜，以一种迅猛的速度向我们冲过来。敌人以非常快的速度以及极为密集的数量冲向我们的方阵。（与此同时）他们也保持着主要的次序。⁸

散兵跑回到方阵里面，而方阵也开放一个口子来接受他们。正是通过这一间隙，一些托钵僧蜂拥而出。直到最后一刻，步兵也无法辨明他们的攻击者。在方阵裂开的地方，有“一大群叫喊的人和骆驼——他们或是活着，或是已经死了，或是奄奄一息”。⁹ 承担反败为胜任务的是方阵中没有遭受攻击一侧的士兵。他们多留了一个心眼，调转方向并向混乱的群众齐射。此后，裂缝合拢，袭击者则被击退。这一切都是在不到20分钟之内结束的，但伤亡数量甚巨，所有参与的士兵都为安萨尔的凶猛大胆而感到震惊。

死者中有布鲁斯的弗雷德里克·本拿比（Frederick Burnaby）上校。蒂索（Tissot）为其创作的著名画像将他表现为一副优雅且不顾一切、满不在乎的样子。而这些品质也是一个完美英国军官的标志。毫无疑问，他肯定赞同那些同事们的观点。他们在战争结束后表示，如果在不知道结果的情况下已经被杀了，这是很糟糕的。¹⁰ 在近一年前，本拿比已经参与了萨瓦金的战斗。那时，有关他向托钵僧“乱射”、并将他们当成是鹧鸪一样的新闻报道令左翼自由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感到震惊。本拿比是议会保守党的候选人一事可能更加增加了他们的愤怒。

阿布科里的战争引起了帝国缪斯们的创作热情。在《生命的火炬》（Vitaï Lampada）当中，亨利·纽波特爵士（Sir Henry Newbolt）将战场视作公立学校所培养美德的试验场：

沙漠中的砂子是浸透了的红色，

是被方阵中士兵的鲜血染红的。

格林枪哑火，上校死去，

团中士兵被尘土和烟雾迷住双眼。

死亡之河溢上河岸，

英格兰很远，光荣不过是个名称。

但，一个男学生重振了各级的旗鼓。

“加油！加油！开始比赛！”

吉卜林转向失败者。在他的“毛毛（Fuzzy Wuzzy）“（因为哈顿多阿Hadanduwa部落特有的浓密发型，士兵们给托钵僧起的外号）一诗当中，他假想出了伦敦士兵向他们不计后果的勇气致敬的一套颂词：

在我们射击的时候，他冲进烟雾当中；

仅在一念之间，他已经在劈砍我们的脑袋；

他看起来已经死去，这往往是假装的。

他是一流的人物，他对人和蔼可亲，他是个温顺的人！

他是宴会上的印度橡胶（injia-rubber）白痴，

他是唯一不在乎

英国步兵团的人！

所以，这首诗是献给你的，毛毛，在你苏丹的老家，

你是可怜而愚昧的野蛮人，但也是一流的战斗员；

所以，这首诗是献给你的，毛毛，顶着你那一头干草堆式的头发——

你这高大、黝黑、雀跃的乞丐——因为你击溃了一个英国的方阵！

在阿布科里之后，沙漠军团两天后移师到埃尔·马塔马（al Matamma）。托钵僧进一步的攻击迫使指挥官采取防御措施。只有到了1月24日，轮船才驶向喀土穆。听说丈夫已经在阿布科里战死，喀土穆城内妇女们的哭喊声此起彼伏。此时，这座城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战争的消息促使马赫迪冒着风险向该城进攻。突击成功了。1月28日，随着轮船向喀土穆迫近，很明显的是，它已经陷落。

戈登最后的命运如何？钦佩他的坚定和勇气的马赫迪起初试图活捉他。40年后，目击其最后时刻的安萨尔证明他是在战斗中死去的。其中一个目击者声称，他用左轮手枪攻击了几名对手之后开枪自杀。这一口述证实了在喀土穆被俘的卡尔·诺伊费尔德（Karl Neufeld）的记述。他认定，战斗中的戈登显示出了“超人的力量”。¹¹ 2月，信息沿着这些线路传达到沃尔斯利的情报部门，但它与此后来自不可靠来源的更具戏剧性的故事发生了冲突。按照这些描述，戈登空着双手且衣着整齐，孤傲地站在其喀土穆居所的阶梯上，轻蔑地盯着数量众多的安萨尔。他轻蔑地掉头离开，并被刺杀身亡。

这个版本的戈登死亡故事是由情报部门的雷金纳德·温盖特（Reginald Wingate）爵士所发布的。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基督教英雄唯一恰当的结局。他知道戈登的“殉难”会激发他的同胞们重新占领苏丹以作为报复。因此，这一熟悉的形象出现了：戈登面对他的敌人，并为了文明事业最终做出自我牺牲。这就是英国人如何看待他的死亡的。“文明遭受了严重的损失。”1885年2月7日，正当沮丧和愤怒的浪潮席卷全国之时，《观察家》如是宣布。格拉斯顿成了众矢之的，处处受到责难。他别无选择，只能承诺发动全面战役收复喀土穆和制裁苏丹。

3月，越过阿富汗边境的俄罗斯的入侵导致了一场总军事动员，格拉斯顿就此得以解脱。军队从苏丹撤退，并运往印度，只留下驻守萨瓦金的一支守备军。6月，马赫迪死了，死因可能是因为斑疹伤寒。苏丹的管理权落入了（继任）哈里发阿卜杜拉·本·穆罕默德（Abdullah bin Muhammad）的手中。1889年以后，他好战的伊斯兰国家就没有对埃及造成任何威胁，那时，他入侵的部队在托斯基战役（Battle of Toski，又名Tushki）中溃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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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政治家和军事策略家担心，敌人能够人为切断尼罗河。其结果是埃及的农业将遭到毁灭，而国家则将覆灭。人们一致认为，阻断尼罗河远远超越了哈里发统治下苏丹的能力，但欧洲工程师可以做到这一点。这是法国水文学家维克多·普朗普特（Victor Prompt）的观点。他于1893年1月发表专业论文，描述了如何在尼罗河上游建造一个大坝来有效地切断埃及的生命线。¹² 事实上，这一计划不可行，但其可能性令法国殖民大臣提阿非罗·德尔卡塞（Théophile Delcassé）着迷。普朗普特的方案以及法国官员对它的兴趣造成了英国方面的惊愕。一段时间以来，他们一直努力保证国际上的认可，以垄断对尼罗河流域的控制权。他们也同时尝试控制白尼罗河源头维多利亚湖的北岸。

1888到1898年，对于由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政府以及比利时利奥波德二世国王所参与的一盘大棋局来说，尼罗河的源头各国都在争夺。此时，尼罗河源头实际上的主人是称为刚果自由邦的私有产业。

作为埃及实质上的统治者，英国声称自己继承了从该国一直延伸到维多利亚湖的尼罗河河谷的历史合法权益，并急于保护自己的海岸。英国传教士已经侵入了现在被称为乌干达的这一地区。1888年，他们的赞助商之一、白手起家的苏格兰商人威廉·麦金农（William Mackinnon）爵士成立了大英帝国东非公司（British Imperial East Africa Company）。按照政府所颁布的特许状，这家公司有权发展贸易和扩大英国的影响力。迄今为止，东非的主导权掌握在德国人的手中。它的利益是由精力充沛的探险家卡尔·彼得斯（Carl Peters）所争取到的。从1884到1885年为止，他与达累斯萨拉姆（Dares-Salaam）腹地的本地统治者缔结了一系列条约，为德国制定统治下东非（坦噶尼喀）的法律提供了基础。由于热衷获得与海外领地相关的声望，意大利人在埃塞俄比亚和非洲之角集中精力。在法国方面，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因为她的野心集中在西撒哈拉，法国处于这场较量的边缘，尽管在1885年，她已经得到了法属刚果，即刚果河北岸的一个小殖民地。那条河的南岸及其广阔的内陆流域是利奥波德二世的个人财产。他的所有权是欧洲各国在1885年柏林会议上妥协的结果。但人们无法获知的是，他所成立的、利用该地区的公司是否将蓬勃发展。如果失败了，那么法国希望介入。

1888年，争夺中部非洲的较量开始第一次发动。每一个玩家都非常关心救援爱德华·施尼策尔（Edward Schnitzer）的行动。这位西里西亚的犹太人在作为苏丹总督手下的一名地方总督的时候接受了埃明帕夏（Emin Pasha）的称号。喀土穆沦陷后，他带领其剩余的手下和军队向南到达赤道，在那里他陷入了困境。麦金农和彼得斯计划了武装探险，希望以人道主义的名义救出他。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尼罗河源头附近插上自己国家的国旗。但是，麦金农和彼得斯被亨利·斯坦利（Henry Stanley）爵士所击败。这位出身威尔士济贫院的男孩先后担任过战地记者、探险家，也是利文斯敦的发现者。1885年，他担任了刚果自由邦的官员。斯坦利带回了埃明。而且，通过他在赤道短暂的停留，宣示了他的皇家主人对该地区的主权。

这一事件令索尔兹伯里勋爵政府感到震惊，旋即采取行动。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手段的确定，它与意大利、德国和利奥波德二世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至少在字面上，这些协议肯定了英国在尼罗河流域的至上地位。1890年的英德协定肯定了英国对乌干达和现在的肯尼亚的主权，也肯定了德国对坦噶尼喀的主权。这一安排得以实现的前提是，英国愿意用北海上的赫尔果兰（Heligoland）岛交换桑给巴尔（Zanzibar）。下一步在于与意大利达成一致。自1885年以来，英国一直在鼓励她在埃塞俄比亚的野心，甚至把埃及的红海港口马萨瓦（Massawa）送给她，以便在厄立特里亚（Eritrea）的行动。出于感激，意大利人承诺在1891年不染指尼罗河河谷。三年后，罗斯伯里勋爵（Lord Rosebury）的自由党政府经过相当大的内部辩论，同意宣布在乌干达建立一个保护国。在那里，大英帝国东非公司金融崩溃与部落战争蔓延同时出现。不久之后，利奥波德国王保证不把他财产的边界推向尼罗河上游。因此，到了1894年，国家间的较量是有利于英国的。在这个阶段，法国成了游戏的新玩家。

法国向白尼罗河畔的领土出价旨在推翻埃及新的政治秩序。一旦明确了英国不打算在可预见的未来放弃她的地位，法国就变得越来越愤怒和怨恨。对英国强大的敌意主要是由右翼极端民族主义政客、官员、士兵和报纸编辑所游说策划的。他们声称，她贪婪的邻居正在故意欺骗法国。法国在埃及恢复合法影响力的唯一途径在尼罗河上游某处对英国发动积极的挑战。如果成功的话，这将迫使英国撤离埃及或承认那里的权力分享状况。这样的结果将大大提高法国的国际威望，地中海的权力平衡也将向她倾斜。在法国政治圈里，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这一点；有一派观点认为，如果英国被迫离开埃及，整个近东和中东就将是不稳定的。这将损害法国的利益。

无论如何，政府、军队和殖民政府中的反英派决心先下手为强。1894年底，上乌邦吉官员维克多·利奥塔德（Victor Liotard）奉命向尼罗河上游进发，但部门领导的变更导致他的命令被撤销。1895年的夏天，发动第二次远征的计划正在酝酿中。让-巴普蒂斯特·马尔尚（Jean-Baptiste Marchand）上尉将担任指挥官。他拥有坚定的信念和丰富的殖民地经验。在过去的十年中，他一直忙于在西撒哈拉竖立三色旗，而且经常无视巴黎的意愿。马尔尚是最适合这个工作的人。1897年3月，他带领着163名军官和土著士兵从加蓬出发，履行命令，与任何他在尼罗河上游所遇到的人洽谈“严肃的联盟和无可争议的份额（alliances sérieuses et des titres indiscutables）”。他和他的赞助者知道，他所从事的事情是一场赌博。而且后者中的一些能够明显地与詹姆森突袭相比较。¹³

马尔尚及其军队于1898年7月抵达尼罗河上游岸边的法绍达（Fashoda，又名Kokok）。在这一史诗般的旅程中，他有时会骑一辆带有坚实轮子的自行车。现在这辆自行车保存在博物馆的圣西尔军校。当他骑着自行车穿越撒哈拉南部，法国索马里兰的总督正在秘密和埃塞俄比亚皇帝孟尼利克二世（Menelik II）联系，为其提供保护和友谊。

英国政府之所以会批准在1896年3月发动第一阶段的苏丹夺回行动，法国可能会入侵一个名义上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地区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在于，孟尼利克最近在阿杜瓦（Aduwa）击败了意大利军队，尼罗河上游流域的力量平衡遭到了改变，严重损害了欧洲的声望。赫伯特·基钦纳爵士指挥下的埃及和苏丹军队以埃及之名向南方的喀土穆进发。出身新教的乌尔斯特（Ulster）的基钦纳是一个具备相当能量的士兵。其中大部分能量都用于其职业生涯的发展。他是一个热情的帝国主义者，相信他是以文明之名在苏丹发动战争。这一考虑并没有阻止他极端残酷地对待敌人。

不可避免的是，基钦纳的战争是一个缓慢、渐进的向尼罗河下游的推进过程。它也证明了在站线后设立单线的铁轨是如何有逻辑上的必要。这令许多随军的战地记者感到兴奋，并向公众发表热情洋溢的报告。战争的新闻版本将征服者的现代技术与对手的野蛮相对比，不断强调英国的崇高动机。对苏丹的入侵既是一次为了发展文明的十字军东征，也是为戈登之死复仇的行动。

1897到1898年冬季，公众对战争的兴趣日益增加。此时，在基钦纳的要求下，更多的英国部队被派往准备与哈里发主力军的最后决战。这一军队人数被认为有60000多人。政府预计将会获得一场胜利，并已经在考虑苏丹未来的政治解决方案。索尔兹伯里放下其有关负担统治一个广阔且无收益的省的顾虑，并接受英国占领整个苏丹是不可避免的这一事实。需要当心的是马尔尚。1897年底，在索尔兹伯里的允许下，英军向马尔尚远征军发动了攻击。此时，J.R.L.麦克唐纳（J.R.L.Macdonald）少校奉命率领苏丹的土著士兵沿着从乌干达发源的白尼罗河向北行进。他的目的是防止马尔尚所部和法国另一支军队会合。但他错误地估计了另一支军队前进的方向，认为这支法军会从埃塞俄比亚行进到尼罗河边。马尔尚和麦克唐纳之间并没有发生冲突；在出发的时候，后者的军队中的大部分苏丹士兵就叛变了，战争计划也因此废弃。

再往北的地方，基钦纳率领着7500名英国士兵和12500名埃及士兵组成的联合军队向前稳步推进，由一支河上的炮艇队提供支持。战争的高潮出现在1898年9月2日恩图曼附近平原上，此处哈里发的军队发动了一系列的正面进攻。远程步枪、机枪和炮火击退了所有的攻击，夺去了11000名安萨尔的生命，并打伤了另外的16000人。这无异于一场大屠杀。比起欧洲和本土军队之间的任何其他遭遇，这更能说明工业化大国的技术和他们在非洲和亚洲对手之间的差距。这一差异是由当时仍是年轻中尉的温斯顿·丘吉尔总结的。除去参谋之外，他还担任战地记者的职责。第一次看到举着旗帜的安萨尔军队、穿着铠甲的骑兵和大量的矛兵和剑士，使他立即想到了所见过的12世纪十字军的图片。

在恩图曼战役后的那天，在喀土穆总督的宫殿遗址上象征性地升起了英国和埃及国旗。他们也为它的最后一个居住者戈登召开了追悼会。一个天主教牧师向上帝祈祷：“用怜悯和同情的眼神……向下看。这一英勇的灵魂对这片土地是如此地热爱。”这些话令基钦纳和其他官员感动得流泪。¹⁴ 令丘吉尔厌恶的是，在战场上没有神之怜悯的象征，基钦纳任由受伤的安萨尔死去。在喀土穆，基钦纳带头抢劫。¹⁵ 同时，许多哈里发的主要追随者立即遭到枪杀。其中的一些是在上尉、即后来的将军约翰·麦斯威尔（John Maxwell）爵士的命令下遭到射杀的。他在之后评论道，只有“死去的狂热分子才能激起他的同情”。¹⁶ 1916年，作为英军在爱尔兰的总司令，他将同样的原则应用在复活节起义后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身上。

在恩图曼和喀土穆的暴行促使一群议员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反对向基钦纳支付三万英镑，以作为他在苏丹工作的奖赏。关于基钦纳掘出马赫迪的骨头一事，议员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考虑了几分钟是否要把头骨当作奖杯陈列之后，他就将骨头扔进了尼罗河。一位曾经做过官员的保守党议员对所谓不人道的指控嗤之以鼻，并提醒议院，“我们把文明带给了黑暗大陆”以及“妨碍一个国家实现其命运是致命的”。当一位自由主义者断言，“帝国主义不过是有组织的自私的时候”，¹⁷ 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迈克尔·狄龙（Michael Dillon）反驳道，“杀人、抢劫、威士忌和《圣经》”都是这一文明的成分。就像其他该类型的辩论一样，这一辩论对指挥官来说是一种警示，在发动文明的战争的同时不抛弃文明行为规则。但是，投票结果有利于基钦纳，而他则得到了现金。

他把其中的一些金钱投给了他的心血结晶、英国文化使命的可见象征的喀土穆戈登纪念中学。这一机构的其他捐赠者当中包括制造机枪的厂家“维氏父子公司（Vickers Son）和马克沁（Maxim）”公司。与许多人一样，他们花费了大量精力以促成文明在苏丹的胜利。

占领喀土穆后不久，苏丹的政治前途就遭到了封堵；此后，此省就将通过一位英国总督由英国和埃及来联合管理了。这成了法绍达的遗留问题。马赫迪的囚犯已经向基钦纳透露了马尔尚在法绍达的存在。总司令已经得到了秘密命令，如果他在南苏丹遇到法国入侵者将如何行事。他应当驱逐法国人，但不直接使用武力。¹⁸ 私下里，基钦纳认为马尔尚的恶作剧是一场“趣歌剧（opéra bouffe）” [6] ，不必当真。但当他遇见礼貌对待他的法国人的时候，他机智地将埃及国旗而不是英国国旗悬挂在法绍达上空。面对坚定和压倒性的力量，马尔尚退出了，并相信他维护了自己和国家的荣誉。

英国和法国之间随后爆发了一场国际性的争辩，双方都有大量好战的声音。由于在法绍达蒙受了失败和屈辱，法国政府指责英国在南苏丹违反其权利并欺负它的代表。英国拒绝了这些指控，并坚持认为法国对尼罗河上游的任何一部分都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大众既因恩图曼的胜利得意，又对近期在远东地区的让步感到不满，因而支持政府的坚定政策。英国必须在法绍达问题上形成一个立场，因为其竞争对手肯定会将任何妥协理解为对手犹豫的证据，并因此得到鼓励，去挑战英国在其他地方的权力。

英帝国会显得不可动摇，而法国则下台了。它别无选择，因为它的人民因德莱弗斯丑闻而分裂，而它的盟友俄罗斯则拒绝卷入在非洲中部的争论。此外，正如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塞所理解的那样，英国海军优势将使任何战争成为一场实力悬殊的比赛，法国的海外贸易将遭受类似于18世纪的英国所造成过的损害。它也明白，与英国作对，甚至将其作为德国的盟友的时候，法国在欧洲的力量都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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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尼罗河斗争的胜利者，英国和其伙伴埃及不得不完成一项任务，即安抚和统治一个巨大且未开化地区的任务。此处居民此前对外界统治知之甚少。在恩图曼战役之后，哈里发率领着约一万名安萨尔逃到南苏丹。1899年11月，英军终于找到了他的踪迹，并在乌姆·杜威克拉（Umm Diwaykarat）战役中击败了他。安萨尔显然没有从恩图曼战役中吸取任何教训，他们再次投身步枪和机枪所营造的杀伤区，以数百人为单位地倒下了。就像在恩图曼的前例一样，将这一战争与集体自杀行为联系起来是不会太牵强的。他们宁死也不愿服从异教徒的统治。哈里发当然拥有纠正军事平衡的部分手段，因为他精心保存着1884-1885年战争中所俘获的现代武器。同样不平常的是英国指挥官无法理解他们在苏丹战役中目睹的意义。后来的陆军元帅黑格勋爵（Lord Haig）上尉发现了现代火力在恩图曼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但是作为1915和1918年间的西线总司令，他批准在英国军队发动攻击，并与哈里发的托钵僧面临同样的境遇。

恩图曼战役后近20年里，马赫迪和泛伊斯兰叛乱仍时有发生。最具威胁的是1916年由达尔富尔地区半自治苏丹阿里·第纳尔（Ali Dinar）领导的叛乱。他希望得到土德联军的援助，但却没有得到。在英国宣传中，他被塑造为一个疯子，几乎所有拒绝英国在非洲和亚洲统治的穆斯林都会得到这一评价。1898到1920年间，一直在索马里兰反对英国统治的穆罕默德·阿布杜勒·哈桑（Mhammed Abdille Hassan）得到了“疯狂的毛拉”的称号。在西北边境上，还有其他“疯狂”的托钵僧和毛拉。他们的暴行看似难以与阿里·第纳尔比肩。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向美国新闻记者透露，这个人曾强迫母亲吃自己的孩子。¹⁹ 我们无法得知，记者是否问过他，为什么英国人在过去的18年里容忍了这个达尔富尔怪物的存在这一问题。

英国人花了三十多年才征服了本能反对新式税收的南苏丹拜物教部落。他们也拒绝放弃偷盗牛马以及部落间争斗的习俗。需要33次惩罚性远征才能说服边远的努巴山区部落接受新秩序。没有记者随从分遣队，所以公众对这些战争中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对于喀土穆和开罗当局来说，情况也是如此。“越不注意这些问题越好。”在读了一个有关1908年镇压苏丹小型起义后公开绞刑的报道后，克罗默勋爵评论道。²⁰ 另一种形式的威慑力于1928年施加。在喀土穆的一次访问中，丁卡（Dinka）和古尔（Guer）酋长参观了机枪和火炮展览。²¹

不耐烦的官员往往采取更有力的压迫方法。1917到1918年，在努巴山区的行动中，村庄和庄稼遭到烧毁，部落民及家人则被赶入树林渴死。²² 在温盖特的建议下，飞机从埃及到来，轰炸并扫射阿里第纳尔的军队。此后，他们经常与苏丹最南方的部落作战。效果是惊人的。1920年2月，燃烧弹落开始落在树林里，燃起了大火并迫使努尔战士离开阵地。此后，英国人对他们及其牲畜进行轰炸和扫射。²³ 伤亡人数通常很多（1928年1月，在一次对加扎勒贾布尔Bahr-al-Jabal的突围中，200人丧生）。但正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受害者一样，这些人没有那么容易屈服。²⁴

实施这些苛刻措施的官方理由是，他们给偏远和动荡的地区带来了稳定。然而，飞机轰炸令一些人感到深深的反感，他们认为，英国本声称，她希望给此地的人民第二次生命，但她实际上却使用了飞机去恐吓他们。被教育要相信自己国家的文化使命并为之献身的官员们，为“空中控制”这一委婉称呼而感到羞愧万分。1930年后，飞机轰炸暂停了，然而飞机仍旧在潜在不满地区的上空盘旋，提醒当地人不听话的下场是什么。正如喀土穆陷落之后的事件一样，这种短暂地利用空中力量作为惩罚手段的方法，显示出英帝国主义崇高的、人道主义的理想与代理人所采取方法之间的鸿沟。

【注释】

[1] 艾芬迪亚，指接受城市化的中产阶级。

[2] 皮阿斯特，土耳其辅币名。

[3] 英国军官和殖民地行政官。1859年晋升为陆军上尉。次年9月来华，任英国侵略军工程队指挥官，参加了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北京之役，参与指挥英军抢劫并焚毁圆明园。“常胜军”头目。1873年被埃及总督伊斯梅尔·帕夏任命为苏丹赤道省省长。次年，任苏丹总督。1880年，调任印度总督府高级官员。1884年初，晋升为中将。2月，奉命再赴苏丹任殖民总督。不久，喀土穆被苏丹穆罕默德·马赫迪起义军包围。次年1月，戈登被攻入城内的起义军击毙。

[4] 伊斯兰教中救世主。将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开创数年的黄金时代，并在世上伸张正义与公道、光复正道。伊斯兰教世界的社会革命者常以马赫迪自称。

[5] 阿拉伯文Ansar的意译，音译“安萨尔”，原意为“辅助者”。伊斯兰教荣誉称号。穆罕默德迁居麦地那后对当地穆斯林的专称，因大力协助他和迁士，故名。穆罕默德逝世时，曾在继承人问题上和迁士派展开辩论，以曾给予穆罕默德和初建的伊斯兰教避难地为由，主张应从辅士中产生继任者。后迁士派获胜，由阿布·伯克尔当选为第一任哈里发。

[6] 歌剧分为严肃、宏壮乃至悲剧性的类型和内容滑稽轻松的类型两种。其名因国而异，属于前者的有意大利的正歌剧（opera seria）、法国的大歌剧（qrand opera），属于后者的有意大利的间奏曲（intermezzo）或趣歌剧（opera duffa）、法国的喜歌剧（opera comique）或趣歌剧（opera bouffe）、德国的对话轻歌剧（Singspiel）、英国的民歌剧（balladopera）等等。一般说来，后一种类型的歌剧除意大利以外，大多在用方言说话时夹在音乐中推进情节，以尖锐的讽刺和民众的性格为特征。但是在法国，即使没有喜剧的内容，只要包括道白，也用喜歌剧的名字称呼。

第八章
非洲已知的最大的恩赐：东非和西非

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两次对非洲的“抢夺”。第一次是一次外交较量。尽管有时会比较激烈，但总体来说比较平和。在这场较量当中，政治家钻研地图，并在其上画出线路。第二次则野心更为强烈，个人冒险进入未知的敌方领域，并哄骗或者强迫当地居民接受新主人和新法规。这种活动仅限于少数人，而他们坚定的目标则给了他们力量以忍受不适和极端的危险。其中有人将非洲描述为“年轻人的训练场”，专门寻求鲁莽的冒险：“一旦开始旅行——谁也不知道在非洲的路线将会引向何方，也没有人非常关心这一点。”¹ 不过，当然会有一些人关心这一点，例如对于基钦纳和与他同样雄心勃勃的法国同行约瑟夫·西蒙·加列尼（Joseph Simon Gallieni）和约瑟夫·雅克·霞飞（Joseph Jacques Joffre)（通布图Timbuktu的征服者）来说，这一点就很重要。 [1] 对他们来说，非洲的小道通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高命令权。诸如路易斯·休伯特·利奥（Louis Hubert Lyautey）、温盖特（Wingate）和弗雷德里克（即后来的卢加德勋爵Lord Lugard）等其他人，则没能走上权力的高台，只是成为高级殖民地总督。

卢加德涉足了东非和西非。 [2] 他是一个强硬瘦削的军官，留着凌乱的粗长胡子。在那个时代，没有一个有自尊的战士会不留胡子就到热带作战。就此观之，卢加德的胡子可谓是极度奢华的。基钦纳的胡须可能更有名，但卢加德的更加引人注目。留胡子使得他以及其他蓄须的军官更为可怕，可能有利于威慑当地人。1887年，卢加德面临着三场战争，正处于千头万绪之中。医生将他诊断为精疲力竭，而他则立即决定：“我需要的是积极地努力工作，而不是休息。”非洲将为他治疗。在试图参加厄立特里亚意大利军队的尝试失败后，他开始为传教的大湖公司效力。在1888和1889年，卢加德在尼亚萨湖的岸边指挥公司的军队应对奴隶主的军事行动。

他喜欢苏格兰传教士管理事务的方式，并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整洁、干净的布道所以及到处是衣冠楚楚的学生的学校是欧洲文明的“实物教学课（object lesson）”。在非洲，卢加德认为，白人应始终坚持独立的生活方式。“这一生活方式强调了白人的优越性。这一优越性能够诱发尊重，并且诱发野蛮人效仿。”黑人“无礼的熟悉”不应得到容忍，“绅士”自然应当地严厉拒绝他们的这种态度。正如英国下层阶级一样，非洲自觉地承认和尊重一个“绅士”，并遵循他的领导。²

英国官员和管理者们广泛认同这一观点。英勇的、受过公学教育的英国军官依靠性格和与生俱来的自信力来指挥。头脑简单的黑人男子因此而承认他是一个真正的勇士，并保证其为之效忠。在体育运动上的高超技艺，尤其是在大型狩猎活动中独自追踪的行为，更是增加了英国军官的吸引力。在有关德属东非的1906年情报报告中，一个英国官员指出：“德国人从不离开道路，他们不关心运动，也不知道英国人使用词语的含义。”此外，德国人采取了明显不绅士的方式狩猎。他们命令土著士兵向大象、犀牛和水牛开枪。³ 像英国人一样，法国殖民地的官员也想象他们拥有某种内在的品质，能够赢得土著人的心。这就是巴拉卡，穆斯林圣人所有的、能带来好运的内在精神魅力。毫不夸张地说，拥有巴拉卡的军官有着令人神往的生活并能奇迹般在战争中存活下来；正是佛朗哥的巴拉卡于20世纪20年代的摩洛哥挽救了他的生命，并赢得了摩洛哥军对他的忠诚。

在非洲的生存需要身体和精神上的耐力。卢加德设计了属于自己的古怪、但结果证明是有效的在热带生活的方案。他戴着一顶宽边帽，喝了大量的淡茶或水。关于后者的来源，他几乎毫不关心。对于卢加德来说，胃、脾和肝非常重要。无论何时，他一直围着绒布腰带，因为这些器官受寒是造成削减大量非洲人口的“大多数发烧、痢疾、腹泻和霍乱”的原因。刚在日出后的一顿丰盛的早餐可以防止因太阳炙烤空空如也的胃而导致的发烧。当这一措施失败，他发起烧来的时候，卢加德就会摄取相应剂量的奎宁，并将自己埋在一堆衣服下流汗。⁴ 这些粗略并成熟的秘方似乎已经取得了成功。

健康运动进一步加强了白人的体质。理查德·梅纳茨哈根（Richard Meinertzhagen）中尉于1902年在肯尼亚的皇家非洲步枪团效力。他推荐“精力旺盛的狩猎”。这不仅能够测试“男子气概”，而且提升了追踪和射击的能力。不是每个人都是那么地专注；他不满地评价道，正当他训练神经和肌肉之时，“许多同僚军官喝烈酒，追着别人的妻子到处跑”。但在一支混杂着同性恋者和吹嘘自己当地情妇的人的军队当中，这样的情形是可以预料的。⁵

自律和严格的政权使得卢加德保持适当的能力，并得以在重塑非洲东部和西部的进程中扮演关键角色。1889到1893年间，他受聘于英国皇家东非公司，并通过在疆域内建筑障碍物和与当地统治者签订条约来建立军事存在。他有时会歃血为盟。后来，他成了一个和平守护者，反对奴隶制并干预在乌干达的内战。在这场内战中，新教徒和皈依天主教的信徒作战，而卢加德则支持前者。

在他穿越东非的时候，卢加德被他所看到景象深深地影响了。该地区陷入无政府状态，只能由英国拯救：

非洲人不懂得和平为何物。某一天你可能会看到和平、富足、肥沃的田野，孩子们在阳光下玩耍；第二天你可能就会发现男人的尸体，在烧毁村庄的火焰中烧成一半的孩子的尸体，女人们则沦为胜利者们的俘虏。不只是反对奴隶贸易需要我们的努力……泛大不列颠应当终止这种非法掠夺和不断的部落间战争。因此，泛大不列颠也将成为自大洪水以来，非洲已知最大的祝福。⁶

这种对非洲生活的不确定性和暴力的描述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英国的一手记录中，有关非洲大陆描述的标配。作者展现给读者的是一片充满矛盾的大陆。在这些描述中，所有起源于欧洲的事物都是好的，所有起源于非洲的事物都是坏的。例如，19世纪90年代，有关尼日利亚的两份目击陈述就包括“邪恶的异教习俗”、“无法无天的人”和“黑暗王国”。⁷ 其中一个作者为沿海小镇邦尼（Bonny）的景象所打动。传教定居点的漂亮和整洁更加凸显了当地人的粗野和堕落。在那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街上到处是丢弃的“商人杜松子酒（trader gin）”酒瓶。⁸ 正如此前世代的传教小册子，此类物品号召人们来承担责任；英国人必须全力支持卢加德，而他则承担了吉卜林所谓“白人的负担”。他的雇主大英帝国东非公司将一套灯泡装置画在邮票上这一做法是适当的：它象征着现代性，并揭示了一个地区的愚昧无知。

就应该如何在非洲传播启蒙这一点，卢加德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根据自己在印度服役的经历，他希望政府遵守在印度发展的原则，公正且坚定，并尊重当地制度和风俗。“武断和专制统治没有考虑到当地的风俗习惯、传统和偏见，”他写道，“不利于尚处于幼年时期的文明发展和成功。在我看来，它也同英国殖民统治的精神不相符合。”⁹ 他认为，应当在非洲实行的是英国人已经在印度实施的那种间接统治，也就是英国有时会实行的，调整现有的政治结构并与当地的统治者合作。对于必然会引起动荡和怨恨、更为昂贵且令人厌烦的创建全新政府体制的过程来说，它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

这个理论当然不是新创造。但是，正是由于卢加德在非洲的应用，证明这一理论对非洲是有效的。在其他地方，英国与当地的统治者结成了一个便利的联盟。为回报诸如废除奴隶制之类的妥协，英国人允许当地统治者继续行使权力，只要他们行事都由英国人批准即可。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学校在东非建立。在那里，酋长的儿子们为其未来所需担负的责任而接受教育。在这些以及其他由政府创办的学校，男孩和女孩穿着统一的基于非洲服饰而不是欧洲服饰的制服。后者一度是寻求欧式教育的非洲人“风俗上所必须（de rigueur）”的着装。在一些地区，传教士吸收了异教的入会仪式，准备割包皮的传统时期也就成为一个青年学习“基督教男子气概”美德的时期。¹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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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钱以及文明开化曾经是大英帝国东非公司的功能。这两者并不像他们在印度的时候那样兼容。1891年，公司摇摇欲坠濒临破产。其结果是，1890年英德协议之后已经进入英国手中的乌干达和英属东非（肯尼亚）首先为外交部控制，其次为殖民部控制。公司所遭遇的不幸证明，非洲为英国商品制造无限出口的这一说法是一种夸大。然而，他们帮助激发在非洲殖民的原动力，并给陷入衰退中的英国商人以希望。1885年2月28日的《利兹信使报》（Leeds Mercury）曾预测，非洲将成为“棉织品、毛毯、陶器、火枪（这确实是很足够了）等各种五金器具和形形色色的廉价服饰的巨大市场”。但是，非洲人如何支付所有这些商品？

在非洲打开大门这一乐观的时期，这个令人不快的问题遭到忽视。但在世纪之交，它又令政府和商人感到困扰。这一次，每个人都对大陆上的实际条件有了更明智的认识。在南非以外，没有所罗门王的宝藏。人们显然需要一次经济革命来创造客户。而且，由于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外国人的管理下，这种革命应当是自上而下的。19世纪90年代最为流行、并为张伯伦所使用的一个比喻，即殖民地是在外的“地产”。在精心的管理和投资之后，它可以令其业主和居民均有利可图。然而，这一过程由于殖民部继承并珍视旧有的自由主义传统而变得复杂。这一传统即它和它的代理人是易受骗的、孩子般的土著们的受托人。这些人需要保护以不受不讲道德之人以及互相攻伐的伤害。

与此同时，当前的经济理论认为，任何一个企业的资本投资都是个人的任务，而不是政府的工作。相当多的人反对由英帝国的东非公司所提出的补贴要求，用于修建一条从蒙巴萨到印度洋海岸的铁路。这将是一个贸易渠道，并加强英国对白尼罗河的控制。1896年，张伯伦确认铁路的潜力并同意支付部分费用。1913年，当政府管理结束后，英国政府曾发放用于东非发展的280万英镑补助金。

铁路于1903年建成。五年后，其年利润已经达到可观的60000英镑。到这个时候，肯尼亚的经济发展正在进行中。当局于1903年同意预留一个巨大的温带气候和肥沃的土壤的高地地区作为白人定居区。欧洲人用现代方法垦殖农业，成了这一地区自力更生的唯一手段。这也顺便使得铁路能够起到作用。正如在南罗得西亚一样，轨道两侧的土地是留给欧洲人的，他们也因此容易进入运输和外部市场。

理查德·梅纳茨·哈根于1902年在内罗毕遇到第一个白人拓荒者，并从他那里听说，在肯尼亚“白人是统治种族，黑人则必须永远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奴隶”。¹¹ 这一观点在白人定据者心目中代代相传，其形式则往往各不相同且并不分明。1916年，他们有8000人，其中包括少量的布尔人。这些人从南非长途跋涉而来并带来了他们祖国的种族态度。在东非，情况更为复杂。这是因为经济变化的另一个后果，即印度人的存在。他们本来是帮助修建铁路的契约工人，后来则定居成为店主和店员；他们还承担着熟练工，而这些是非洲人所不能胜任的。到了1920年，在肯尼亚，除去10000个白人，还有23000个印度人。这些人主要包括定居者和他们的家属。此外还有近300万非洲人。

殖民政府面临两难境地。虽然没有如棉花、糖、烟草等经济作物的出现以保证肯尼亚早期经济的腾飞，咖啡和玉米种植业、牧业的繁荣以及1914-1919年的东非战争都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受欢迎的动力。此后的一年，白人农民标记了200万亩的土地。政府则在广泛宣传一个计划，以吸引英国前军官把他们的退休金投资到肯尼亚的农场上。正如其北美的前辈（1919年，移民至少需要2000英镑）一样，对于肯尼亚移民来说，个人资本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移民也需要丰富、廉价的劳动力。

自从白人殖民统治开始，殖民当局不得不想出，推动黑人人口工作以挣取工资，并加入市场经济的方法。当局每年对一间小屋征收三卢比（20便士）的房屋税，对拥有不止一个妻子的户主征收每名妻子三卢比税，并对每个非户主成人征收三卢比的人头税。这些税务都强迫非洲人去赚钱。肯尼亚也采用1918年起源于南非、并且已在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重复的一项措施。根据这一措施，除非他们同意为工地所有者工作，黑人不得居住在为欧洲人预留的地区。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非熟练工种在这一时期的欧洲人当中非常不受欢迎。多年来，普遍的观点是，大多数非洲人之所以远离西方经济，是因为他们根深蒂固的懒惰。对他们来说，正常时间的辛勤工作不是自然的，他们也不能欣赏它的道德价值。1884年，一个带着不情愿的搬运工穿越东非的探险家，在其归程中庆幸自己强迫他们搬运，因为他们“以人的姿态回来了，而且摆脱了他们的道德和身体上的缺陷”。¹² 面对他诈病的搬运工，卢加德给了他们盐和芥末与水的混合物作为药品。其中一个被治愈的搬运工称其为“很强力的药”。¹³ 一个更常见的应对办法是牛皮鞭子。20世纪初南罗得西亚的万基煤矿（Wankie colliery）中，黑人矿工经常承受这种犀牛皮鞭的鞭打。¹⁴ 在布尔战争中，它曾经常作为不听话的黑人劳工的处罚形式。1914年11月，开普敦达特茅斯号的指挥官要求海军部的许可，以鞭打罢工的阿拉伯和印度水手。其理由是，没有其他任何惩罚会对他们产生任何影响。¹⁵

在他1919年给未来肯尼亚农民的指南中，克兰沃斯勋爵（Lord Cranworth）提出警告反对太多的殴打；但诸如说谎、小偷小摸、对小孩和动物的残忍等罪行，一顿鞭子是“最好的、最为仁慈的预防和治疗手段”。¹⁶ 克兰沃斯勋爵夫人在教导新移民妻子的时候，强烈建议定期检查厨房。这是一件讨厌的差事，总是以“厨师臀部的酸痛感”作结。¹⁷ 看来，斯瓦希里（部分属于非洲人，部分属于阿拉伯人）以及本地厨师没有清洗餐具这一讲究。

毫不奇怪的是，考虑到他们的需求，一群不可忽视的肯尼亚移民青睐与南非之间的联合。他们认为，南非政府会比殖民部更同情他们。¹⁸ 尽管官员和农民之间定期举行水球和足球比赛，双方关系仍旧很紧张。1921年，这一关系终于达到了破裂点。此时，政府宣布，州长委员会中将增加印度代表。这一措施被解读为肯尼亚迈向多元种族的一步。寡不敌众的定居者们可能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随着抵抗运动的兴起，人们开始兴奋地谈论叛乱。此时话题宠儿是菲利普·惠特利（Philip Wheatley）准将。这位印度军队的前军官发自内心地讨厌印度民族主义。极端右翼的观点使他成了大卫·罗（David Low）的卡通人物毕林普上校（Colonel Blimp）的生活原型。 [3] 对于毕林普们来说，肯尼亚是一个天然的保护区。他们团结在惠特利的四周，并为定居者的政变编造了一个荒唐的计划，其口号是“为了国王和肯尼亚”。在许多方面，这是罗得西亚于1964年单方面声明独立的预告。由于移民在最后一刻撤回，这一声明落空。这一事件促使殖民部在1922年发布白皮书，明确制定官方政策，“肯尼亚主要是非洲的领土”。其中，“非洲当地人的利益必须是至高无上的”。¹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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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也是一个黑人的国度。这是一个不友好的地区，潮湿、酷热以及发热的海岸线等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其成为臭名昭著的“白人的坟墓”。18世纪后期，罪犯被判处在此地承担驻军任务，作为延迟死刑的判决。而且，在19世纪，塞拉利昂军队的死亡率是全帝国最高的。医学知识的进步增加了欧洲人的生存机会，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黄金海岸官员预计一次工作期限不超过12个月。他们在尼日利亚北部的同事工作了18个月。而且，人们可以看到，如果他们一年内发烧次数超过三次的话，他们就认为自己是不幸的。²⁰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的西非殖民地都是被废弃的前哨。冈比亚和黄金海岸的聚落是奴隶交易时代的遗迹，不再具有经济价值。塞拉利昂成了接受基督教教育的黑人男性和女性能够达到何种程度的一个光辉的榜样，同时也是皇家海军的一个主要的装煤站。1898年，一名游客发现这是一个“最为文明的地方”，尽管会令上一代的慈善家很高兴的、黑人穿着欧式衣服去教堂的景象在他看来是“怪诞”的。²¹ 1861年被占领作为反奴隶运动基地的拉各斯是在尼日利亚的一个立足点。它是整个地区唯一吸引英国商业的部分。

吸引商人到来的是本地产品棕榈油。这是一种重要商品，英国工业将它作为一种润滑剂，也将其用于制作肥皂和蜡烛。有利可图的棕榈油贸易是由利物浦企业家主导的，而其利益是由领事网络保护的。在海军间歇巡逻的支持下，其中的一些人侵入尼日尔河（Niger）和贝努埃河（Benue）。在这里以及西非的其他地方，土著居民都是“商人杜松子酒”这一有毒但强效的麻醉剂的热心消费者。1889年，尼日利亚进口了135万加仑杜松子酒。尽管在英国的节制和传教团体的抗议下，进口量仍稳步增加。1908年，西非杜松子酒总贸易额达到了120万英镑，其中近90%流往尼日利亚。

只要尼日利亚出口棕榈油并进口杜松子酒，英国就对无论是在那里或是西非的其他地方获得更多的领土不感兴趣。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它是一个无形帝国机制或多或少地发挥作用的地区。如果一个地方统治者成了无形帝国发挥作用的障碍，那么结果便是领受英军的武力。阿散蒂土王科菲（“咖啡王”）就是个例子。1873年，一支规模小但是装备精良的部队教训了他一顿。

当地的这个平衡被法国打乱了。从1870年开始，政治家开始形成创建庞大的、从西非到西撒哈拉帝国的想法，这个省可能会成为另一个印度，为法国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提高其因普法战争的耻辱而消失的世界地位。该地区的经济开采的关键被认为是将从西非跨越到红海的一条铁路。这一铁路全线位于法国境内，并将作为整个撒哈拉北部非洲贸易的通道。这条横贯大陆铁路的灵感来自于美国的联合太平洋铁路，该铁路已于1869年完成，目前正在开发西部。罗德斯也承认铁路平分非洲的可能。19世纪90年代，他计划修建一条自开普到开罗的线路。不用说，这一铁路将穿过英国的疆域。

法国在19世纪70年代末期迈出了走向西非帝国的第一步。其动力来自于两个地位很高的帝国主义者：海洋部长约翰·德·若雷吉贝里（Jean de Jauréguiberry）上将和公共工程部长、铁路爱好者查尔斯·德·菲欣纳（Charles de Freycinet）。他们批准了从塞内加尔内陆开始探查，而炮舰“外野手（Voltigeur）”号则奉命进入尼日利亚水域与当地酋长接触并签订条约。与此同时，探险家萨沃尼昂·德·布拉柴（Savorgnan de Brazza）正在与刚果河流域的统治者签订协议。面对法国对英国松散控制下地区的入侵，英国领事开始收集条约。

这些条约成为了英法政治家及外交家互相讨价还价、讨论自己的国家应当占有何处的凭据。英国主要担心的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法国会获得大片西非腹地。这将使得冈比亚，塞拉利昂和黄金海岸的沿海殖民地失去所有内陆贸易联系。此外，法国可能会控制上尼日尔，并以此扼杀从尼日利亚北部和苏丹西部沿河而下的贸易。英国的商业利益从1885年在柏林的解决方案中得到了一些保障：英国的影响范围得以从尼日尔延伸到黄金海岸和内陆。

正如在非洲的其他地方，英国政府现在面临着在该地区寻找代理人的任务。正如在非洲南部和东部一样，找到愿意承担业务的私人企业是幸运的，否则这一任务将是令人讨厌的且昂贵的。皇家尼日尔公司于1886年获得了特许状，在尼日尔河中下游管理和贸易。该公司是乔治·陶布曼·戈尔迪（George Taubman Goldie）所创办的。直到1877年，这个马恩岛人生活得毫无目标，是一个非常没有自信的职业军人和流浪者。在那一年，他来到了尼日尔的海岸边，并看到了他在世界上扬名的机会。戈尔迪自童年起就崇拜布鲁克王公。他随后声称，“我孩提时期的梦想是将地图涂成红色”。人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在尼日利亚，他发现了一个便利的空白之处。和布鲁克一样，他有现金以实现他的野心。几年之内，他就组织了当地商人，为建立自己的公司打下了基础。

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类似戈尔迪的人很多。而且，年轻的法国军官中有许多“卢加德”，在西非追求功名利禄。他们共同的座右铭是“采取主动（Prenezl'initiative）”，即使这意味着（情况往往如此）忽略犹犹豫豫的巴黎官员的命令。90年代早期，法国对西非和西撒哈拉的征服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士兵保持着动力。他们相信，自己知道的比他们的主人多。其中一人曾说过，殖民地的指挥官事实上组建了一个不对任何人负责的独立国家。也许是这样，但是政治家们对宣示自己对法国军队的权威表示警惕。在右翼、极端民族主义的圈子里，军队被视为国家荣誉的化身。

在西非，法国的侵略从来没有令索尔兹伯里感到过分忧虑。他曾经不无讽刺地质疑广大“轻质土”（他对沙子的委婉称呼）地区的最终价值。许多法国人暗地里持有这一观点。这反映在横贯撒哈拉铁路无法吸引任何投资之上。然而，英国的部长们要制止法国的西非冒险是不容易的。1894年后，事情变得清楚，这一冒险可能会以法国占领上尼日尔作结。戈尔迪是首批感觉到危险的人当中的一个。1894年7月，他雇卢加德带领一个小型探险队深入尼日利亚北部谈判条约，将其统治者纳入英国的轨道。几乎与此同时，德库尔（Decouer）上尉已接受委托，为了同样的目的从达荷美（Dahomey）到达同一地区。也有传闻说，德国人正在为这一目的筹备远征。²²

1894年秋季和初冬期间，卢加德为收集条约而穿越博尔古（Borgu）。这是一次超人毅力的壮举。他和其同伴忍受了极端的温度（他的狗死于中暑）、暴雨、一次伏击和一阵阵发烧的侵袭。卢加德克服后者的方法是，自己吃下安替比林，并在炽热的太阳下行军13英里。后者促进排汗，以产生疗效。当地的药物，还把他从刺穿他头骨的的毒箭中解救了出来，而这一解药的成分他还没有仔细调查过。卢加德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而这也是他应得的。在一个协议当中，衰老的尼基王接受了英国和其代理人皇家尼日尔公司的保护和友谊。麻烦的是，就在两个星期后德库尔抵达了尼基，带走了和卢加德一样的条约。

上尼日尔现在成了英法竞争的焦点。领衔主演是张伯伦，他在1895年6月成为殖民大臣。另一个主角是在1896年4月接手法国外交部的加布里埃尔·阿诺托（Gabriel Hanotaux） [4] 。原则上，张伯伦拒绝放弃一寸英国在非洲具有合法权利的领土，而阿诺托则阻止非洲成为另一个印度。在那里，法国的野心面临着英国的限制和阻碍。阿诺托认为，英国人会使用语言进行欺骗，因此，法国将不得不诉诸行动以达成目的，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有关条约有效性的不必要谈判上。只有在尼罗河河岸上的马尔尚和在尼日尔河岸上的塞内加尔神枪手（tirailleurs）能够阻止英国人。

正是英国在尼日尔的对抗中第一个偏离既定方针。在张伯伦的支持下，戈尔迪发动了一场对必达和伊洛林的战争。这些地方的统治者拒绝履行他们的承诺放弃掠夺奴隶。1897年1月的战争不仅是一个人道主义十字军东征，也是一场可怕的展示公司军事力量、顺便展示英国军事力量的战争。士兵们艰难地穿过灌木丛，将一门12磅的炮推到了必达城墙外两英里处，以投掷炮弹攻击。但真正让两国弓箭手和武装骑兵感到恐惧的是公司的六挺马克沁枪，即”bindigat ruiva（水枪）”或“小便枪”。正是这些枪支使一支主要由豪萨警察组成的500人军队打败了一个数量超过他们三十倍的中世纪部落。

戈尔迪的小型战争让法国意识到了英国的意图，并在1896-1897年，他们的殖民势力的先锋队渗入博尔古。在那里，三色旗在土著村庄的上空飘扬着，四处均是用于证明它们现在是法国财产的条约。张伯伦预见到了一场冲突，并开始采取预防措施。1897年6月，他要求2000人强的黑人部队立即结成西非边防军，并委任卢加德为指挥官以及尼日利亚北部的英国专员。显然，卢加德的经验是张伯伦做出这一决定的依据之一，但是张伯伦也意在向法国展示，英国将会采取强硬的姿态。在法国，人们厌恶卢加德，是因为他涉嫌在乌干达屠杀皈依天主教的信徒，而且最近又在尼基发动政变。1898年春，卢加德抵达尼日利亚。根据《泰晤士报》报道，对于法国人来说，他“代表着……背信弃义的英国人激烈而贪得无厌的精神。对他们来说，他是制造传奇的必要原型”。²³

1898年夏天的博尔古，一场喜剧而不是一个传奇诞生了。在这里，英法相互对峙。卢加德用与其同类的人指挥西非边防军，所有人都符合G.A.亨蒂故事中的描述。他们是出身公学的年轻男孩，喜欢尝试运动和冒险。现场指挥权在另一名运动员和参与过几次印度战役的退伍军人詹姆斯·威尔科克斯（James Willcocks）上校手中。正是他按照卢加德的指示，从杰巴到达博尔古，在他认为合适的地方升国旗并注意绕过其上已经飘扬着三色旗的村庄。紧接着，英法双方开始玩一场古怪的游戏。英国军团回避了法国村庄，并偶尔与法国分遣队发生冲突。虽然发生了一些争论，争论的焦点通常是诸如向旗帜敬礼等这些礼节上的细节，但双方主导的情绪是紧张的幽默感。国际上的敌对被抛诸脑后，因为在篝火边抽烟和喝酒后，两边的帝国建设者发现，在作为士兵和绅士的方面，他们有很多共同点。²⁴ 正如乔治·阿巴迪（George Abadie）上尉对他所遇到的一个法国军官的评价，他是“一个绅士……而且我们知道如何与他交往”。²⁵

在两边都有几个爱打架的人，其中包括一些渴望战斗的当地军队。事实上，法国的立场是不稳定的，因为他们的统治在西非的其他地区仍然受到抵制。在尼日尔对峙期间，部队必须赶到象牙海岸攻击法国在西非最顽强的对手萨摩利·杜尔（Samory Touré） [5] ，并抑制苏丹（马里）起义。此外，正如卢加德预计的，在尼日尔的射击战争会在整个区域内孤立法国，因为海军会封锁他们的西非港口。

在整个危机中，张伯伦保持着对事件的全面控制。电报线已从拉各斯扩展到杰巴，在现场的人不能自己控制事务。外交性质的骆驼交易终于结束了对峙，而得到最大利益的英国，占领了博尔古以及位于现代尼日利亚境内所有的领土。剩下的就是张伯伦拉紧管理松散绳子的两端。拉各斯和沿海石油河保护国在1900年合并为南尼日利亚。公司遭到废除，北尼日利亚的新殖民政府控制了其领土，其第一任总督是卢加德。

类似的合并发生在塞拉利昂和黄金海岸边界的地方。在那里，英国人已经同法国人确定了边界，随后就是对自己所有地区的平定。之前英国力量薄弱或未渗入的地区也被迫投降了。1887年，在对塞拉利昂乔尼（Yonni）战役结束时，英军指挥官告诉他们的首领：“女王已经向你们展示了她的力量，将她的部队送到你们这里，并征服了你们的国家。它现在属于我和总督。”²⁶ 消息传回了本土，而随之而来的是一场令他们感到“非常惊讶”的马克沁枪火力展示。他们用了分别在1895和1900年的两次远征，向阿散蒂人证明黄金海岸地区新秩序的强度和持久性。最后一点特别残酷，英国官员在抑制他们的本土军队方面遇到了最大的困难。后者似乎已经把战争作为抢劫和强奸的许可。²⁷

人们正在完全领会征服的可怕教训，征服者往往很容易威慑他们的新臣民。在戈尔迪战争后一年，阿巴迪上尉抵达伊洛林。他发现这里的人民极为顺从。征用住宿很简单。后来，阿巴迪讲述了下面这个滑稽的场面：“两个看起来非常热、肮脏、污秽、穿着不甚考究的英国人向大约600名、全部衣着华丽的伊斯兰教徒发号施令，并驱赶他们。”²⁸ 有关他们反应的原因在不久之后水落石出。当阿巴迪架起自己的相机准备为当地诸侯拍照时，其侍从们在看到三脚架的一瞬间逃走了。这使得他们想起了机枪瞄准。

两人的霸道行为是其阶级自信的一个极端例子。英国社会态度传播到了非洲。最好委托绅士们来管理天真的本地民族这一正统思想已经生根。1898年，在调查位于拉各斯的贸易公司的员工之后，阿奇博尔德·伊甸（Archibald Eden）中尉对他所看到的景象感到震惊：

我们在这些地方所遇到的、作为交易者的英国人，实在是太可怕，难以用言辞形容；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是最糟糕的伙计，也是买卖中最大的瘪三。²⁹

同时到达此地的拉斯洛·波普-亨尼西中尉（Ladislaus Pope-Hennessey）极度讨厌殖民地官员，认为他们都是沉迷于“鸡尾酒”的“瘪三”与“无赖”。鸡尾酒正是年轻军官所反感的新奇事物。卢加德也有这些偏见，并担心这些不是绅士的人降低所有白人受尊重的程度。

他和戈尔迪曾分别发现尼日利亚中部和北部的富拉尼族（Fulani）穆斯林诸侯们当中的“绅士们”。后者的教养以及其法院和行政机构的有序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人是英国人可以合作的人，也可以采用伊斯兰制度以适应英国的需要。第一步是发生在1902和1904年之间在今天看来属于仪式性的较量。索科托和卡诺州受到了英军的侵略，而卢加德则打败了反抗的军队。

执政贵族方面的反抗停歇了，但在马赫迪千禧年主义旗帜下，在1905年2月，一场人民反抗英国统治的运动突然爆发。包括许多奴隶和前奴隶在内的运动追随者认为，在过去的十年中进入他们国家的英法军队是巴格尔（Baggal）。按照伊斯兰教的末世论，这一反基督的形象将在马赫迪之前出现。叛军令英军感到惊讶，并于萨提鲁（Satiru）击溃了英军的一个军团。他们在这里俘获了一架轻微受损的马克沁机枪、步枪和弹药。他们没有利用这些战利品。正如其在苏丹的同伴那样，尼日利亚马赫迪运动的视野是保守的，所以叛乱分子不屑于使用现代的异教徒战斗工具，而是依靠信仰和传统武器。再一次遭遇英军的时候，他们采取了大规模前进的战斗方法，造成了超过2000人死亡及被击败的后果。³⁰

在镇压这次起义的过程中，富拉尼族贵族与英国合作，因为起义威胁到他们自身及其征服者的权威。双方现在在卢加德所引入的、称为“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或“双重控制（dual control）”体系下共同统治。其首要的目的在于保持统治连续性，并向英国的新子民保证，除了奴隶制度，他们将会保留和尊重伊斯兰的做法。一旦这一点得以明确，穆斯林诸侯和神职人员将会聚集在新秩序之下，旧有的法院和公共服务也可以继续发挥功能，虽然是在英国人的监督之下。这种形式的统治适合尼日利亚北部的情况，因为它既不必花费太大代价，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又是有限的。更有甚者，诸侯们和20世纪初充斥着尼日利亚公务员队伍的、受过公学和大学教育的保守派官员之间本能地产生了和谐关系（rapport）。有趣的是，殖民部招聘人员首选可能更为健康的运动员。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如何遵守规则。

乔伊斯·卡里（Joyce Cary）的《被拯救了的艾萨》（Aissa Saved,1932）一书生动地描述了间接统治下政府的日常运转。故事的背景是1921年的虚构省份扬林（Yanrin）。尼日利亚官员卡里意识到了新秩序所造成的紧张局势。除去全部遵循传统道路的埃米尔和其穆斯林追随者外，在过去40年的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南部英国教育者的培养下，一个新的贵族阶层已经诞生。早期殖民地政府依靠这一群有文化的黑人。1892年，英国军官描述了他所遇到的其中一位从塞拉利昂教会学校毕业、又在埃科（Ekow）皇家尼日尔公司担任代理的黑人。这位职员“圆滑而礼貌”，“在当地土著人看来，他是一个伟大的人”。英国军官用“俗艳的曼彻斯特棉花”与他交换了棕榈油。晚上，他“在挂着王室家族画像的小屋客厅里演奏风琴，曲子是《古代现代赞美诗》（Hymns Ancient and Modern）里的选段”。³¹

卢加德承认这些人的价值，但坚持认为他们不应该取代或干扰拥有传统权力的人发挥作用。例如，非洲的职员或警察无法推翻一位村长的判断。在卡里的扬林，这就是规则。在那里，一个从海岸迁来的、有文化的基督徒雅各布，认定自己是该地区的三个“文明人”之一。他穿着白人的衣服，比起本地人来说更不顺从，并且吸收了一些政治观点。在听说附近的一个小镇将立即屠杀基督徒之后，他敦促英国人布拉盖特（Bradgate）立即采取行动。“看呐，我为你奔走。因为要我说，如果这些基督徒被杀，有人就要向英国写信，可能是向议会成员写信，说我的朋友布拉盖特先生遇上了大麻烦。”正如在印度一样，英国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处境，即如何对待受过教育的当地人。他们对于日常行政来说非常重要，但又知道外面世界的东西和其中所蕴含的政治价值观。他们并不总是像雅各布的话所说的那样顺从且合作。这样一来，英国官员更喜欢旧有的非洲等级体系也就不足为奇了。

【注释】

[1] 加列尼，法国将领，殖民官员。生于上加龙省圣贝阿。1870年圣西尔军校毕业，普法战争中受伤被俘。1877-1881年参加上尼日尔河流域殖民军事远征。1883-1886年驻守马提尼克，1886年任上塞内加尔军事长官。1893-1895年任驻越南东京第二师师长。1896-1905年先后任驻马达加斯加法军总司令、总督，镇压马达加斯加人民反法起义，建立起法国殖民统治制度。1899年获殖民部队少将军衔。1906年任里昂第十四军军长。1908年任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任巴黎军区司令，采取积极的防御政策，因参加马恩河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声誉卓著。1915年10月任白里安内阁陆军部长，提出改革军事行政和高级指挥机构方案。因计划受阻和健康状况辞职（1916年3月）。1921年被追封为法国元帅。著有《东京的三个殖民地》《法属苏丹的两次战役》和《上尼日尔的探险使命》等。霞飞，法国元帅。生于里维沙尔特。毕业于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参加过普法战争。后在印度支那、西非和马达加斯加参加殖民战争。1905年晋升少将，1910年任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方司令官。1911年任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法军总参谋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初任西线法军总司令。在边境战役中失利，后取得马恩河战役的重大胜利。1915年12月任法军总司令。1916年12月因索姆河战役未获满意战果而辞职，同时获元帅称号。1917年任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著有《1914-1915年战争准备与战役实施》《回忆录》。

[2] 卢加德，英国军人，探险家，殖民官员。生于印度马德拉斯。19世纪80年代参加英国对阿富汗、苏丹、缅甸的殖民战争。1890年受英国东非公司派遣，率军入侵今乌干达，迫使布干达国王签订“保护”条约。1900-1906年任北尼日利亚高级专员和驻军司令，首创“双重统治”的殖民制度，主要利用土著酋长实行间接统治。1907-1912年任香港总督。1914-1919年任合并后的尼日利亚总督。后担任国联常设委任统治委员会委员等职。1928年封男爵。著有《英属赤道非洲的二元托管》《我们的东非帝国的兴起》等。

[3] 英国政治漫画家，生于新西兰达尼丁港。自学成才，11岁开始在当地刊物发表漫画，17岁成为自由投稿画家。迁居澳大利亚后，于1911年进入《悉尼公报》工作。由于作澳大利亚工党首相休斯的漫画而成名。1919年应邀赴英国，进入《明星报》。1927年又到比维布鲁克的《旗帜晚报》工作。30年代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因创作许多反法西斯主义的精彩漫画，赢得世界声誉。所创造的“毕林普”（所谓“毕林普”，又有“肥胖的人”的意思。）上校的形象，成为英国保守主义的象征。1953年转入《曼彻斯特卫报》工作。出版许多漫画集，编选了他从1908-1960年的佳作。其作品对国际漫画界颇有影响，不少国家的漫画家竞相模仿和追随其画风。1956年出版《自传》。逝世前一年被英国皇家封为爵士。

[4] 法国外交家，历史学家。生于博列瓦尔。1879年起主管外交部档案工作。1885年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参赞。次年当选为众议员，属温和共和派。曾两次出任外交部长（1894-1895,1896-1898）。任内奉行法俄联盟和对非洲进行殖民侵略扩张的政策，吞并马达加斯加岛和控制突尼斯。1898年在法绍达危机中持反英立场而辞职。1920-1923年任法国驻国联代表。曾致力于研究法国中世纪史和近代史，其著作以大量档案材料为依据。1897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著有《十六至十七世纪法国史研究》《法国当代史》《黎塞留传》等。

[5] 萨摩利·杜尔，几内亚抗法民族英雄。生于曼丁哥部落穷苦商贩家庭。早年经商，信仰伊斯兰教。后从军七年，升为指挥官。70年代自称“阿尔曼尼”（即信徒首长），以贝桑杜古为中心，建立西起尼日尔河上游，东至锡卡索的军事封建国家乌阿苏鲁国。1880年，为抗击法国侵略，结成西苏丹各部落同盟“曼丁加王国”，被推为埃米尔和伊玛目（即统帅）。分全国为十区暨军事单位，各区出兵一万，由各村集体耕地以供军需，并购置欧式武器，积极备战。1881-1886年，率军多次击退法军，迫使法军议和订约。1891年第二次抗法斗争开始后，在米洛河战役智歼法军200人，震动法国朝野。战术灵活，采用分兵游击、坚壁清野等方法，与敌周旋达七年之久，屡挫法军。1898年，在敌人优势兵力进攻下，因部落酋长叛变，兵败被俘，流放至加蓬，死于奥戈韦河孤岛。

第九章
你们这些南方十字之子：白人自治领

作为一个爱国诗人，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在其所写的《诗人向滑铁卢的朝圣之旅》（The Poets'Pilgrimage to Waterloo）中描述了“那些遥远的国度。在那里，英国保佑其她治下多余的生灵到达东方和西方”。在描述这一句子的时候，他脑海里所想的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像很多他的同胞一样，他认为这些地方是容纳多余的男性和女性的地方。这些人因为贫困和犯罪而不受欢迎。这是罗伯特·马尔萨斯（Robert Malthus）的时代。这位牧师兼校长一生致力于研究人口增长的演算，并且得出结论，只有周期性的饥荒才能检验出螺旋式上升的出生率。这一悲观的预测得到了广泛的接受，且19世纪10年代的坏收成之后所出现的饥荒也证实了他的理论。

到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的移民行动，以及在1840年后向新西兰的移民行动为这些人提供了救赎。如果不移民的话，他们可能会受苦并死在家园，因为其家乡并不能为他们提供救助。政府同意，在1819和1825年之间分配95000英镑作为贫民移民的补贴。地方当局效仿了这一做法：1826年，肯特郡贝奈登的董事监护人向27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每人付了14英镑10先令（14英镑50便士）的费用，以帮助他们到达纽约。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但对于纳税人来说，它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措施。它缓解了他们的负担，使得他们不用再为这些可能成为社会负担的人纳税。为此，1834年济贫法中制定了帮助贫困移民的条款。1891年，改革法案和工业学校法案赋予了政府官员权力，将少年犯送往殖民地。私人慈善机构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救世军（Salvation Army）”和“拜耳那多博士（Dr Barnado's）”公司支付费用，支持将孤儿们送往殖民地。而且，在60年后的1870年，单在加拿大一国，就有100000人在此定居。¹ 正如前几个世纪以来的情况一样，强制移民为国内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大多数19世纪的移民并不受到国家的资助。当他们确实收到资助时，这些资助往往会来自志愿的慈善机构。这些慈善机构就是以此目的而设立，并且建立在自助原则基础之上。这类机构当中的典型是高地和群岛的移民协会。在19世纪50年代，协会帮助来自经济不景气地区的佃农定居在澳大利亚的农场。这是不言自明的，任何勤劳节俭的人都会在殖民地发家致富。1842年在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的发行招股说明书，声称他们那里的工人可以凭借20-30镑之间的年收入在几年内买下属于自己的农场，因为平均的土地价格大约是每英亩3先令（15便士）。“无论是哪个性别的年轻人都以这种方式努力奋斗，”作者总结说，“他们一定会成功地达到舒适与独立，将成为社会有用的成员，并会加强这一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的联系。”²

许多人经历过这一再生的过程，而其中一些人所写的家书则广为流传，以鼓励其他移民。典型的一封是加拿大拉纳克（Lanark）詹姆斯·多比（James Dobbie）于1826年寄给他的父亲和朋友的信件：

每天起床的时候我都在感恩上帝，上帝的旨意，让我和我的家人到这个地方。我们在这里并不是没有困难，但对于你们在格拉斯哥的需求来说，它们不值一提。我们总是有很多吃的和喝的，而且总是有点富余的……我希望你能试着尽你所能摆脱困境：你会发现工作量很大，而工作任务也极为艰巨，但我向你保证它会得到很好的回报。我的牲畜，由一对公牛、三头奶牛和三头小牛组成。在十五个年轻人的帮助下，我在一天之内建起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新房子。它共有24英尺长，15英尺宽。³

因为克莱德赛德（Clydeside）遭遇了严重的贸易不景气的状况，到国外讨生活显然很诱人。1827年1月，当手工纺织工人的工资已经降到了一周四先令（20便士）的时候，有关在美国可以支付五倍工资的报告漂洋过海到达此地。这使得800个家庭要求地方当局协助他们抵达美国。高工资以及成为自给自足农民的机会总是会成为吸引移民的磁铁。前服务员和皇家海军“云雀（Lark）”号病房管家威廉·朗（William Lang）于1885年4月在悉尼跳船逃走。他的理由是贫困，因为他每个月只能给他在英国的妻子和六个孩子寄25先令（1英镑25便士）。“一想到这个，我就无比疯狂，”他恳求道，“在岸上就业的高薪诱惑太大了。在蓝山的一个酒店里工作能让我供给孩子们足够的生活费，所以我跑了。”⁴ 因为有很多人都像他这样做，铁石心肠的军事法庭判处了他18个月的苦役。

传统的移民则自行承担了旅行费用。1834年，从利物浦和格拉斯哥横渡大西洋只需要27先令（1.35英镑）。旅客必须忍受睡在甲板上的痛苦，而要睡在二等舱里则需要14英镑到35英镑。为了完成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12000英里旅程，统舱乘客需要支付23英镑，而二等舱乘客则需要支付50英镑。而且，正如所有其他航行一样，乘客必须自行准备食物。那些支付最低票价的人感受到了很大的不适。一个于1834年穿越大西洋的富裕乘客偷看统舱内的状况，看到“孩子哭，女人尖叫，随着船只的颠簸，所有的东西从一头摇晃到另一头：黄油、饼干、糖浆、牛肉和土豆都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或从一边摇摆到另一边”。⁵ 1840年之后，蒸汽船取代了帆船，条件改善而且票价下降了。1898年，一张到澳大利亚的单程票可能只需花13基尼（13英镑65便士）。

据估计，在1815和1914年之间，有1600万的移民乘船从英国起航。其中大约有1/4去了美国，其余的则去往了殖民地。经济衰退期见证了人员的大流亡：1901年到1910年之间，共有180万人离开英国，其中有半数定居在白人自治领。在接下来的60年里，白人自治领的人气稳步上升。这些移民里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爱尔兰。大约800000人在1815年以及1845-1846年间的饥荒中移民；七年后，爱尔兰移民的人数达到了100万。其中大部分人的目的地是美国。

帝国内部也有较小规模的移民流动。当苏格兰人在19世纪20年代离开克莱德赛德的时候，盖尔人和爱尔兰天主教徒（1827年，在格拉斯哥共有27000人）取代了他们的位置。这些人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也进一步促进了苏格兰人移民。正如印第安人和中国人的情况一样，在人口过剩、长期贫困以及对廉价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的共同作用下，爱尔兰移民的进程被推迟了。自19世纪50年代起，人们就开始从西印度群岛招募印第安劳工；自80年代起，人们则开始从斐济招募此类劳工。他们的进入平衡了本土出生率的下降。在美国西海岸和加拿大，农业、矿业和铁路的繁荣吸引了中国人和日本人。至20世纪初，锡克教徒也加入到这一行列当中来。1852年，在加利福尼亚就有52000名香港人。1900年，不列颠哥伦比亚人口中的15%则是亚洲人。

中国人和日本人涌入加拿大激起了种族的紧张局势，并激发官方做出禁止亚洲人进入的努力。⁶ 禁止亚洲移民是有可能的，因为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一直在鼓励中欧和俄罗斯大规模移民。那里有足够多贫穷的男人和女人们高兴地接受在加拿大中西部日益繁荣的木材业、建筑业和采矿业里低工资的工作。1852年淘金热后，中国劳工涌入澳大利亚，使得当地出现了种族摩擦。在未来的约40年里，澳大利亚工会运动和后来的工党反对进一步的中国移民。其理由是，中国劳工的涌入会压低工资。这次运动的结果是1901年的《移民限制法案》（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即所谓“白色澳大利亚（White Australia）”政策的法律表现。

非白人劳动力需要承担的工作是英国移民所不愿意承担的工作。大多数移民之所以会被吸引到殖民地，是因为殖民地政府有关廉价土地的官方承诺以及随之而来的获得财务独立的机会。人们普遍认为，这片土地的原居民丧失了他们的占有权，因为他们未能有效利用它。正如前些时候在北美一样，这一观点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得到了普遍接受。1845年在新西兰登陆的外科医生潘（Pine）惊愕地发现：“其土地尚未开垦……其矿山还未发掘；其河流并未测量过。”他自然而然地认为这一国度应当成为“旧世界有智慧的人”的资产。⁷ 这些有智力的人已经在那里了。他们是由新西兰公司所领导的，其领导人是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上校。他是一个一心一意的移民鼓吹者。他认为，必须以科学的精度推行移民，以使得羽翼未丰的殖民地里男女、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均适当平衡。吉本的良知相当弹性（他曾涉嫌绑架一名女继承人），这使他很容易说服毛利人为了诸如剃刀、丝带、望远镜和口弦等便宜物件而放弃他们的土地。

这些和英国其他工业品是英国士兵于1845年从帕拉马塔（Paramatta）的村庄所带回的战利品中的一部分。⁸ 帕拉马塔拒绝接受新的秩序。它的抵抗开启了毛利人和殖民者之间26年断断续续的战争。直到19世纪60年代，殖民者的身后都站着英国军队。毛利人没有赢的希望。正如其他的南海岛民一样，当外来疾病侵袭他们的时候，其人口下降了，但他们以令他们的敌人印象深刻的勇气和能力坚守着。他们不像澳大利亚的土著人那样被赶进了荒地，并像袋鼠一样被猎杀，而是获得许可以成为新西兰的一部分。当新西兰于1852年接受宪法的时候，那些跨过财产栏杆的毛利人获得了投票权。英国士兵则向他们进献了独特的供奉，在基督大教堂为他们死去的亡灵建设一个战争纪念碑。

不论这对那个时代的穷人将意味着什么，那些在19世纪20年代考虑移民到加拿大的男人和女人得到保证，在到达时，他们将享有与他们在英国时同样的权利。同样，在1908年，昆士兰政府也向移民们下达了邀请，为他们提供了协助“为勇敢、勤奋、热爱自由的人所组成的国家奠定基础”的机会。⁹

在这两个日期之间，白人殖民地的内部政府已得到改造。随着达勒姆勋爵发布他两年前小型战役后对加拿大的调查报告，这个过程就于1839年开始了。这位辉格党贵族有关地方自决的建议是其党派从1847到1867年之间所实施的政策的依据。宪法赋予了加拿大各省、澳大利亚各州、新西兰和开普殖民地选举产生的政府，而这些政府都具备制定法律和分配土地的权力。自19世纪40年代早期，就有一批前宪章派来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们的激进思想为殖民地的政治生活提供了温床。没有贵族妨碍改革的进程，而大量英国工人阶级人口又来到此地，殖民地人民不可避免地享有比英国本土人民更为广泛的选举权，而殖民地政府也更愿意承担新的和深远的社会改革。

地方自治促成了民族国家的自然形成：1867年，加拿大成为一个邦联；1901年，澳大利亚成为一个联邦；1910年，包括德兰士瓦和1906年已经获得自治权的奥兰治自由邦在内的南非也成了一个联邦。这里没有自由的选举权。为获得政治上的和平，英国政府被迫接受将黑人和混血种人从德兰士瓦和奥兰治的自由邦选民当中排除出去。纳塔尔选民中有1%为非白人，而在开普殖民地，这一比例为15%。1910年，为获得在南非稳定和容易驾驭的统治权，英国付出的代价是容忍习惯性的种族隔离制度（apartheid）。这是一种歧视和隔离体系，在未来38年的时间里将具有法律效力。

在南非的妥协提醒了英国人，政治利益和自由原则均塑造了英国在它的白人殖民地所推行的政策。放任自由和公共经济这两个辉格党教条，以及认为英国的政治权利应该不论居所、并由所有的英国人享有的信念，决定了殖民地走向自决的第一步。获得自治权的殖民地可以提高他们自己的税收，并支付自己政府的费用。最为重要的是，他们也有经费来保护自己：1858年，加拿大的驻军已经花费了国库261000英镑。1871年，英军已经从所有的殖民地召回军人以保卫不稳定的开普，而殖民者则不得不增加和资助自己的民兵。

由于行政联系被切断，英国和它的殖民地之间的未来关系将会如何这一问题浮出了水面。尽管预测说明，自主统治是通向完全独立道路的第一步，很少有迹象表明，有任何一个殖民地希望打破他们与英国的政治关系。维多利亚女王仍然是每个自治领（自治殖民地的称谓）的国家元首。她的面容出现在邮票和硬币上。或许比国王更加保皇的加拿大和纽芬兰岛发行了带有威尔士亲王阿尔伯特王子以及其他更不为人所知的王室成员的邮票及钞票。

除了这些表明与英国有联系的现象，也有迹象表明，殖民地正在发展自己独特的身份和文化。这些迹象在澳大利亚表现得最为明显。1853年，一个到达维多利亚金矿区的淘金者发现自己身处一个“美国式的社会”。“旧有的贵族感和组织都在一瞬间化为乌有，”他表示，“现在，卑劣者的平民主义在澳大利亚滋长。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卑劣者是最为低下的一种。财富正成为测试男性地位的标志。”¹⁰ 淘金者的平等主义很快便成为澳大利亚意识的一部分。ANZAC（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队）士兵“对特权没有兴趣。他不明白这一点”。在1917年11月，昆士兰《学校报》（School Paper）自豪地宣布道。根据澳大利亚官方的战争史，没有阶级意识的澳大利亚勇士也具备独立的思想，拒绝“认为所规定的意见理所当然”，时刻准备好“采取强有力的和不受约束的倡议”。¹¹ 个人主义被一种强大的兄弟情谊加以平衡。这种兄弟情谊可谓是澳大利亚男性心灵中的核心。这一情谊被称为“同伴之情（mateship）”，其唯一的规则是“在任何时候，一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支持他的同伴”。¹² 任何的这些品质都不能将澳大利亚人与那些做出头鸟的（stick-necked）英国人联系在一起。奉行这一观点的这些人往往是军队指挥官，他们相信一个有序而有纪律的社会。在这个社会当中，每个人都会遵守规则：一个相当绅士的板球运动员于1888年写道，球员们都很后悔在澳大利亚巡回赛中抗议比赛裁判员的决定。¹³

有一群人数少但却吵闹的澳大利亚人拒绝了英国人的标准。悉尼《通报》（Bulletin）经常嘲笑所谓的“殖民地式的卑躬屈膝”。这一大众的自卑感将一切来自英国的物件都自然视作优秀的。《通报》还谴责试图推动澳大利亚帝国意识的努力。在它看来，这是加深英国自私利益的策略。它也将“帝国日（Empire Day）”改名为“吸血鬼日（Vampire Day）”。¹⁴ 《通报》的吹毛求疵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削弱澳大利亚人的帝国情感，也并没有令澳大利亚人信服，英国的利益并不一定属于他们自己。

《通报》的反英词锋出现之时，也是澳大利亚和其他白人自治领越来越意识到帝国联系的政治和战略价值之时。同样，自1870年起，英国也正努力在一个可变的、不太友好的世界里生存。当她面临与其实力相当的敌对势力的竞争之时，英国的当务之急变成了培养殖民地的善意。殖民地成为有价值的资产，因为在与法国和俄罗斯的冲突当中，他们的援助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力量平衡的改变在自治领内部产生了焦虑，而这一焦虑第一次与它们自己的孤立和脆弱达成了协议。1877至1878年英俄战争的可能性，与俄罗斯军舰在海上袭击加拿大的太平洋海岸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可能性一道，使得各地政府认识到他们依赖皇家海军的程度。

这一恐慌的直接后果在于，维多利亚和昆士兰在1882-1883年间购买了军舰。而且，这些以及其他自治领政府资助英国海军预算的意愿更为强烈了。一种共同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促使新南威尔士政府派遣700名穿着红色外套的志愿者于1885年5月在苏丹加入英国军队。这些士兵以及南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和新西兰提供帮助的意愿都令沃尔斯利印象深刻。他热情地写信给维多利亚总督洛克勋爵（Lord Loch），并且说他不仅“以同志的身份”欢迎澳大利亚人，而且“将他们当成同胞”。对英国来说，他们在萨瓦金登陆具有巨大的意义。这一点远远超出了目光短浅的“作为皮特的接班人统治唐宁街小礼拜堂的帕默斯顿和比肯斯菲尔德（Beaconsfield）”的想象。对于沃尔斯利来说，部长们常见的失败是基于他们想象力的不足。这使得他们无法欣赏到帝国的力量。他们也不能看到它作为英国的合作伙伴的未来潜力。但是，他预测：“当与俄罗斯的战争来临时，正如在许多年之前一样，我们应当得到来自我们所有殖民地的援助。”¹⁵

四年后，在1889到1890年冬季期间，有关沃尔斯利梦想中的帝国联盟的宣言令当时在哈罗公学上学的年轻丘吉尔听得如痴如醉。演讲者是来自新斯科舍的G.R.帕金（G.R.Parkin）博士。他预言，在未来的某一天，“纳尔逊的信号 [1] 将不是沿一条船闪过，而是闪过战火纷飞的世界各国”。这句话在丘吉尔的心中激起了如此的共鸣，以至于他能够在60年后回忆起这些字句¹⁶ 。另一个哈罗公学的听众里奥·埃默里（Leo Amery）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像丘吉尔一样，他迷醉于帝国联邦这一“伟大主意”。它是英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生存的关键。正如其他维多利亚晚期帝国一样，其规模是惊人的。这也许是它吸引年轻人想象力的原因。

某种帝国统一的想法在表面上是有吸引力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因为英国世界大国地位的相对衰落而困扰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但是，实际试图促成英国与自治领之间关系的努力和创建协调帝国国防政策的过程均已失败。于1887至1907年间断断续续地举行的一系列自治领总理的会议，促成了许多对话，但没有得到结果。可以理解的是，人们怀疑英国促进帝国统一进程是为了进一步促进自己的国际利益。关于把他们的武装力量交由英国控制，自治领领导人态度仍旧谨慎。很多法裔加拿大人很担忧，自己将会被卷入与法国的战争。而且，在1898年，当这样的战争看起来一触即发的时候，加拿大政府怀疑本国的民兵是否能被说服参加对圣彼埃尔和密克隆群岛的占领行动。¹⁷ 1899年，法裔加拿大人再一次就支持英国这一议题上迟疑了。在他们看来，英国人发动的战争是对布尔人的帝国侵略。

爱尔兰的问题更加迫使英国政府努力以确保帝国内部的合作。在1800年之前，爱尔兰有自己的议会。这一议会在很大程度上是新教地主的代言人。1801年，此议会遭到解散。此后，爱尔兰议会议员来到了威斯敏斯特。这样的安排遭到了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连续不断的挑战。随着选举权扩展到大多数盖尔人（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力量也不断增加。其战斗性随着1870年后爱尔兰自治党的建立大大增加，而爱尔兰问题也被推到了英国政坛的台前。

有关爱尔兰问题的辩论分为两个层面。在一个层面上，这是一个纯粹的有关恢复爱尔兰内部自治的国内问题。而在另一方面，它是帝国层面上最为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帝国未来的完整性。爱尔兰自治的敌人担心它将使得联合王国变为碎片，从而破坏任何建立更广泛帝国联盟的可能。1886年，一位反对格拉斯顿的第一个自治法案的保守党议员认为，如果这一法案得到通过，而“联合王国又第一次分崩离析”的话，那么“殖民地就不会来参加这样的联邦。……（这是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将自己的亲戚朋友维系在一起，我们也就无法指望把距离我们如此之远的我们的殖民地联系在一起”。¹⁸ 格莱斯顿为自己的措施辩护，并希望一个自治的爱尔兰成为类似加拿大那样友好而忠诚的自治领。这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想法：对英国的仇恨遗留问题以及言辞激昂的仇英民族主义令英爱关系不可能变得友好。一个半独立的爱尔兰将永远成为未来的任何战争中的潜在威胁。而且，一个议员提醒下议院，在1798年，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就与法国签订了共同协议。¹⁹

爱尔兰自治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和对帝国的可能危害令大量的自由派议员感到恐慌，他们不支持并投票反对这一法案。这些人当中包括张伯伦。下议院于1893年春天通过了该法案的修订案，但上议院却否决了这一法案。这一法案已经遭到张伯伦的谴责，认为它的“目的在于创造一个小英格兰”。如果推行这一法案将把英国的弱点在世界面前放大：

整个欧洲都武装到牙齿，而争端的原因非常显而易见。同时，我们的兴趣是普遍的，我们的荣誉几乎涉及太阳下的每一寸土地。在这样的条件下，落后就要挨打。英国变得强势也是有必要的。²⁰

对于一些诸如诗人阿尔杰农·斯温伯恩（Algernon Swinburne）之类的人而言，联盟是上帝所给予的，令英国变得伟大的优势：

三位一体，但三包含一

使得她对海洋做好准备的上帝，

让我们的联邦成为：

零，如果不是一的话。

通过欺诈和恐惧会断绝

永远保证存续的联系，

他们的可耻的力量永远不会

抵消天堂所做的一切。

最为热烈的拥护联盟的那些人像张伯伦一样，赞成英国与自治领之间的联系应当更加紧密。虽然从政治意义上说，在19世纪90年代，这些迹象还不明确。仍有可喜的迹象表明，忠于国王是所有自治领中强大的情感力量。在1897钻禧（Diamond Jubilee）庆典上，它的力量得到公开。庆典上，不但有各个自治领的军队，而且有从帝国的各个角落所发出的一连串的祝贺。维多利亚议会议长发表讲话，总结了所有的态势：

此时此刻，在她的宝座周围站着她在横跨世界各地的帝国中每一处的代表。所有人都承载着忠诚和善意，并证明距离不会降低爱国主义的热情。今天，帝国团结一致，向一位声名显赫的夫人表示敬意和尊敬。这六十年来，她一直是一个自由民族的象征和力量形象。²¹

两年后，当英国和德兰士瓦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这种情绪转化为行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立即派遣了军队。尽管有很多加拿大人对此表示怀疑，加拿大也做出了相同的举动。叛乱和分遣队的离开导致了盛大的庆祝。一位新西兰诗人捕捉到了那些游行和向他们欢呼的人的心情：

信号闪过水面，

老英国需要帮助；

母亲对她的女儿哭了；

狮子已向其幼兽吼叫。

抛开任何恐惧，

任何对海风的怀疑

老国家需要你们，

你们这些南方十字之子。

那些内心受到这些以及类似的爱国诉求所感动的人大多从未见过英国。这是因为，到1899年为止，几乎所有的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是土生土长的。然而，他们感觉到与英国之间的情感上的强大的联系。就这一情感，再没有人能够比澳大利亚人查尔斯·比恩（Charles Bean）总结得更好了。在叙述他的国家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这样写道：

澳大利亚人与英国人讲同一种语言，读同一种书，喜欢同样的运动，就诚实、清洁、个人自由方面的看法一致；他的孩子们坐在母亲的膝盖上，受到了同样海上旅行和古老冒险伟大传统的熏陶，因为他还未曾创造过自己的故事。²²

超过30000名的殖民地军队在布尔战争当中战斗。自治领报纸密切追踪他们的行动。它们要么登载士兵们的家信，要么记录战地记者的报道。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战争的公共利益以及他们的同胞所扮演的角色是最为激烈的议题。人们采取了不寻常的行为，以发行特种邮票来纪念他们的军队。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世界各地，耀武扬威和为了战场上成就而自豪是民族主义的一部分。因此，布尔战争自然而不可避免地给了自治领的爱国主义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参与战争也造成了一种感觉，即自治领已经“成年了”。换句话说，自治领已经达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足以使得他们把自己当成国家而不是殖民地。在游行中挥舞国旗和派遣志愿军攻打布尔人不仅仅是一种对新的国家的确认。英国失去了在南非的势力，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却留下了。这将导致在整个南半球的权力平衡的转变。

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心理上，自治领都在帮助英国受益。大量在内地学会了骑马和射击的强悍而热情的年轻人正是1899年的英国军队所需要的。在这个世界上，英国举目无亲，自治领的支持是对国家士气的鼓舞。没有人比帝国联邦的支持者更快乐。这些人相信他们的信条已经获得证明，确信是正确的。他们对战后的世界满怀期待，而在这一世界里，在战场上形成的伙伴关系将永久存续。和1885年一样，陆军的高级指挥官很快就认识到了殖民地军队的未来价值。1902年，在听闻在针对自治领军官的一些混乱中显示出某些“不友好的精神”的报告后，副官斥责了那些关注此事的人。他警告说，“帝国利益首要取决于英国官员给那些殖民地的同胞们的接待。后者现在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职权阶层”。²³

不同于冷漠的团级军官，他和他的参谋人员都很不情愿地意识到，在任何新的紧急状况下，英国将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治领的人力来填补其军队。大规模移民没有降低的迹象。这意味着在20世纪初，帝国的20%的白人人口是生活在自治领的。

【注释】

[1] 英国希望每个人尽自己的职责。

第十章
勇敢点，大胆点，正确行事！爱德华帝国和人民

1902年应当是举行骄傲庆典的一年，但它不是。帝国士兵可能会迈着步子通过新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但御前会议的气氛礼貌而又不和谐。这是因为，自治领首相拒绝了增进与英国联系的提议。南非的和平不值得庆祝。他们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在一场乏味无聊的消耗战中击败布尔人。除去那些能表明英国“野蛮”的方式，这场战争中几乎没有任何激动人心的时刻。战斗结束后，英国皇家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会议，听取了战争是如何进行的证据。其中的大部分是一连串的灾难和混乱。

专员发现的事项有：陆军情报服务缺乏、医院管理不善，以及由于其身体条件所限，成千上万的年轻工薪阶层志愿者们无法上战场。身体虚弱的志愿者们似乎证实了那些警告民族有衰落危险的同胞们的恐惧。在帝国扩张热火朝天的时候，他们的悲叹可能听起来很讽刺。但是，正如他们总是指出的那样，外表带有误导性。帝国的规模可能已经扩大，但其中也有不安的迹象。如果不及时处理这一迹象，帝国也将以解体告终。诸如马弗京（Mafeking）的战斗英雄少将罗伯特·拜登·鲍威尔（Robert Baden Powell）爵士之类极端悲观主义者，想象英国将会和罗马一样，会因为一种道德的病毒而从内部遭到摧毁。他认为，这一病毒已经在年轻人当中传播。

外部威胁也存在。在德国、美国和俄罗斯（正在经历快速工业化的过程）挑战的压力下，英国能否继续作为全球性力量生存下去？他们紧张地斜着眼睛看着那些竞争对手。这些国家拥有更多人口和资源。而且，前两个国家的经济已经超过了英国的生产力和经济增速。到目前为止，社会达尔文主义已经侵入到世界主要大国的国民意识当中，以至于人们已经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将永远处于一种剧烈的竞争状态当中。为此，出于这一原因，激烈的对抗往往会被比作竞赛（为了尼罗河的竞赛，或者1906年之后，英德之间的海军竞赛）。这就意味着有一个赢家、一份奖品和一系列的失败者。按照这一比喻，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都处于领跑的地位。但在1900年之后，更强大、更健康的野兽似乎占领了它的阵地。

英国可能沦为失败者的这一令人不安的可能，促使许多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评论家和记者开始了一场紧张的搜寻，去寻找民族灵魂。他们对国家疾病的诊断通常伴随着对补救措施的要求。这些补救措施将会振兴国家、恢复其自信心以及加强其对外的影响力。右派和左派的分析家们总结道，只有激进的一方有希望成功。旧有的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自由放任和市场力量主导的正统观念已经失败。的确，正是这一切导致了英国现在的不幸。1906年，米尔纳（Milner）已经从其作为南非高级行政长官的有争议的职务上退下，决心要在英国以及帝国的重生过程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将这两者的糟糕状态归功于自由主义领导者们的“老套的、少女般的手腕”。

费边社会主义者西德尼·韦伯（Sydney Webb）认为，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已经过时了。1901年，他坚持认定：“我们几乎是在一瞬间就已经意识到，我们不仅是单独的个体，而且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不，是世界的公民。”路人已经能够“欣赏其城市的优良管理、其国家组织的效率、其帝国在议会中以及随之而来的在国际贸易当中所能发挥的影响”。这一点对于他以及其子孙后代的生存和繁荣来说是至关重要的。¹ 对于韦伯和右派的帝国主义者来说，“效率”成了一个有魔力的词。它是恢复国家的福祉和竞争力的关键。

为了应用效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一政府愿意在国民生活的各个领域提前计划，并在必要时进行干预，以促进更好的教育和国家资助的养老金和医疗项目。对于韦伯来说，“激发我们种族神经和肌肉的活力”是“任意帝国项目中的主要支架”。² 1906年，在说明儿童福利和学校伙食的时候，一位自由派国会议员说，虽然在理论上，这一点听起来像“讨厌的社会主义”，但是在事实上，这是“一流的帝国主义”的表现，因为“帝国不能由走路摇摇晃晃、身体瘦弱的公民们建立起来”。³ 帝国的确不可能由这些人建立，而对婴儿的高死亡率的关注和培养一个强壮的“帝国种族”的需要促使政府采取初步措施，以在20世纪初，提供广泛的儿童卫生保健服务。为福利国家奠定基础的措施在很多方面都属于帝国的方法。为了帝国更大的利益，区域巡回护士和卫生访视员指导工人阶级母亲们如何抚养有活力的孩子。支持者认为，这些活动已经在德国和日本实行了一段时间。

以帝国名义追求效率要求丢弃旧的教条、打破既得利益以及放弃已成为疾患的体系。“略带生意人的”样子必将取代迄今为止作为军队特点的“聪慧、镀金的穗带和英勇”，里奥·埃默里于1900年坚称。⁴ 他在那时是《泰晤士报》驻南非的记者，因此知道有关旧军队体系缺点的一手材料。他也是一个推崇米尔纳的热心帝国主义者，也成了对其前辈未能把握帝国愿景并使之成为现实而感到不耐烦的许多年轻政客中的一个。类似的人还有麦克斯·艾特肯（Max Aitken）。他是在兰开夏郡保有保守党席位的一名加拿大人，后来则成了比弗布鲁克勋爵（Lord Beaverbrook）。

帝国问题现在是英国政治生活最前沿的问题。1903年春，它成了全国争论的焦点。与此同时，受到远征南非行动的鼓舞，理查德·张伯伦推行了自己的关税改革运动。这一运动是基于一个假设，即自由贸易已经遭遇了毁灭性的失败，而英国经济只会在整个帝国都对外国进口商品征税的情况下再度兴起。以食品为主的帝国产品进出口都将得到免税的许可，因而创建一个在帝国范围内的自由贸易体系。该体系所带来的好处是双重的：帝国关税联盟将会为帝国联邦铺平道路，而所征税收则将为抚养强大的帝国种族所需的社会改革买单。热心的关税改革者米尔纳声称，“帝国力量和帝国巩固的理想”是对“国内和社会进步”的补充。他相信，国家的强大最终取决于“人民大众的福利和满足”。他也确信，比起社会地位更高的成员来说，工人更以自己作为庞大帝国的成员而自豪。但是，他警告说，“在我国大城市肮脏和堕落的贫民窟”里，爱国主义可能会“窒息”。⁵

为了帝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再生这一双重计划所表现出来的纯粹的勇气是其政治上毁灭的原因。对于大多数张伯伦的保守派和统一派的同事来说，它太过深远和激进了。这些人当中形成了两排，丘吉尔则越过下议院的阵营，和自由党站在了一起。对于自由党来说，关税辩论是天赐的良机。在过去的八年中，他们在办公室外就所实施的政策发表不同意见。特别是在帝国政策方面，他们的不同意见尤为显著。现在，他们聚集在支持自由贸易的旧有口号下，以巨大的多数赢得了1906年1月的大选。这也是他们在这一世纪所赢得的最后一次大选。自由党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把工人阶级的选民们吓坏了。工人们相信，保守党会向进口的谷物征税并提高面包的价格。关于此次大选，最为生动的描述是一张海报。它展示了一块巨大厚实的“自由贸易”面包，旁边则是一块小型的、小圆面包大小的关税改革面包。

自由派之所以能够吸引选票，并不仅仅是因为它针对全国人民的胃。他们提出了另一个帝国问题来激发人们的良知，即在南非的中国契约劳工的就业条件问题。提供廉价和丰富的劳动力是提高金矿生产力的一种权宜之计。迄今为止，这已经是一种过时了的帝国手段。米尔纳对该方案表示支持。他批准对中国人进行鞭打，以作为向他们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正如结果所表明的那样，他的这一做法是轻率的。自由党、工党和各派不信国教的神职人员立即将其称之为“奴役”。他们这样做也是有一定的理由的。官方禁止女人进入煤矿工人的行列这一点有违英国的性别道德，而他们主张，这一禁令将在疲乏的中国人当中导致大规模的鸡奸。1906年的一项政府调查表明，这并不是事实。在众多证据当中，包括兰特卫生官员尖酸的言论。在他看来，就个人而言，比起在约翰内斯堡的中国人群体来说，在伦敦所发生鸡奸案数量更多。可以理解的是，该报告从未发表过。⁶

中国苦力的事件已经激起了工党的激情，而1906年的大选则是其突破口。工党政客已经并且将会继续在对待帝国的问题上持有矛盾的态度。一方面，诸如肖、西德尼和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等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费边主义者认为帝国是国家的资产。如果管理得当的话，它将有利于所有的臣民。而在另一方面，那些来自工人阶级、意识形态根植于维多利亚中期反国教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工党领袖则对这一制度表示忧虑。这一制度不但本质专制，而且似乎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扩张资本主义。其扩张的方式往往是使用武力。

基于这一原因，成了工党第一位议员的苏格兰前矿工詹姆士·凯尔·哈第（James Keir Hardie） [1] 加入左翼自由主义者的行列，谴责布尔战争是资本主义对一个种族农民的侵略。他将这些农民比作现在已经灭绝了的、独立的英国自耕农。正如其他的社会主义者一样，凯尔·哈第（Keir Hardie）因为音乐厅的沙文主义而感到不安。他认为，老板们在故意煽动这一情绪，希望工人们陶醉于好战的爱国主义，从而忘记工资和失业等生活问题。这一事件并没有发生；尽管庆典活动喧闹不堪，而且在布尔战争的早期阶段，街道上也召开了招待会，工党还是成功地获得了更多选民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面对着廉价的大众媒体，政党正在蓬勃发展。到1910年为止，从其观点上看，媒体在大多方面已经具备保守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色彩。

在确定其帝国政策的过程中，工党受到了它自己的斗争和当时在印度、埃及和南非三地爆发尚为雏形的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和工会运动的强烈的双重影响。他们对男性的弟兄主义持有一种社会主义的信念，并对弱者抱有本能的同情。这样的考虑使工党成了后世所谓的殖民地自由主义运动的天然盟友。工党领袖和印度民族主义政客之间迅速建立了联系。在那里，反殖民主义者的呼声最为热烈。他们也同埃及和南非的民族主义政客之间确立了联系。党的未来领导人拉姆赛·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 [2] 参观了印度，并因为他的同胞的种族优越感和官方教育印度人热情的缺乏而感到震惊。⁷ 凯尔·哈第于1907年访问了印度。他与孟加拉民族主义者进行了联系，而印度人则将其称为圣人。这一称呼令其在私下里感到满足，因为他是一个虚荣的人。⁸

凯尔·哈第也拥有关于南非的第一手知识。1909年，关于给全国制定联邦宪法的法案中，他运用这一知识维护了黑人。他预测，如果政府愿意与布尔人妥协，并剥夺黑人的选举权的话，种族之间的关系将会恶化，而黑人也将成为“失地的无产阶级”。他们被迫接受最低的工资，以保证自己继续生存。⁹ 而在同一年，凯尔·哈第给在日内瓦的青年埃及党代表开设讲座，并敦促他们建立学生和农民之间的联盟。在这一点完成之后，埃及人就能够向英国施压，以获得自决权。但是，正如凯尔·哈第所坚持的那样，他们必须以有秩序的方式提出要求。¹⁰

在20世纪，这些陈述和殖民地解放运动之类运动之间联系的重要性仍未得到充分的认识。然而，领导了亚洲、中东和非洲的新生民族主义运动的、受过教育的贵族们认为，他们总是会从工党领袖那里得到同情。1917年8月，在一封由军方截获的情报当中，一位伊拉克民族主义流亡者警告工党议员和战争内阁成员亚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政府资助麦加谢里夫·侯赛因的行动是错误的。他提出的理由是，侯赛因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反动派，带有不成熟且天真的乐观精神。他在信中加上一句自己的希望：在战争结束时，英国能够从伊拉克撤出。¹¹

工党与负责维持帝国运转的人、国内支持帝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态度和观念差异。在他出访期间，印度政府污蔑凯尔·哈第，把他看作一个骚乱煽动者。与此同时，拉姆塞·麦克唐纳则在怀疑帝国的统治者会不会装满一肚子专制思想回到国内。这种担心并不是新出现的；早在18世纪末，伯克（Burke）就已经表明了这一种担心；而在下一个世纪，自由派和激进派又在不间断地重复着这一担心。这一担心基于这一事实，即他们多数来自上层阶级的同胞以独裁手腕统治殖民地。在他未来主义的虚构故事《从不知何处而来的新闻》（News From Nowhere,1891）中，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描述了面对工薪阶层的动荡，一个政府是如何将伦敦置于一个“最年轻聪明的将军之一”的控制之下。“这些人曾在本国长期以来一直参与的不光彩的战争中赢得了一定的声誉。”这些几乎不加掩饰的沃尔斯利式人物使用殖民战争的武器机枪攻击特拉法加广场上的人群。

矛盾的是，这样的行动不会超越现实的沃尔斯利。他的身上附有克伦威尔的魂灵。他曾告诉妻子，当“剑征服了民主和社会主义许可，并替代以残酷的军事专制”这一时刻到来的时候，格拉斯通（Gladstone）和他的同事们将被迫去擦波兰军官的靴子。¹² 海军上将费舍尔勋爵（Lord Fisher）同样对政治家表示了轻蔑，但他富于自嘲精神的幽默感阻止了他表现得像沃尔斯利一样。然而，他确实一度发现，他的政治家经验让他相信，只需要神圣的上帝的眷顾就能够扩大并保存帝国。¹³

米尔纳不屑于政党政治。他认为，政党政治是狭隘的、小气的，对于一个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帝国所引发的“大”问题上的时候，这一政治是危险的干扰因素。因此他故意选择了上议院作为自己的平台。这是因为，正如科卢兰努（Coriolanus） [3] 一样，他反感直接游说群众的想法。里奥·埃默里认为帝国的问题实在是太重要了，几乎不应在下议院讨论。他希望，未来的讨论可以局限在重组后的上议院当中。¹⁴ 这一充斥着自治领贵族的机构将会成为一个帝国议会，而下院将讨论诸如许可法律和威尔士教会政教分离等世俗琐事。

在这两项服务的军官中，专制帝国主义的情绪可能是最强的。1914年春以后，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 [4] 政府被迫考虑措施，以执行对爱尔兰的自治法案。这一事件戏剧化地揭示了帝国主义情绪究竟有多强烈。必要性而不是信念迫使自由党在1912年引入这一措施，以作为获取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在下议院支持的回报。在1910年两次普选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已经被扫除出去。正如在1886和1893年的情形一样，保守党和工党谴责爱尔兰自治是对帝国完整性的一个潜在的致命打击。然而，这一次上议院却只能推迟该法案的颁布。所以，在用尽了政治反对派的惯用形式之后，其对手诉诸武力。在北爱尔兰，信奉新教的多数人高声叫喊着：“自治！自治！”肯定了他们希望保持自己作为大英帝国一部分的地位。他们集结成了志愿军，而在1914年初，他们也开始采购步枪和机枪。大陆保守派和统一派都对此作出称赞，认为他们所看到的是对帝国统一的英勇保卫。

面对叛乱，内阁提出，1914年3月末，可以从爱尔兰驻军（在岛屿信奉天主教的南部处集结）中抽调士兵来守卫武库，并防止阿尔斯特人获得更多的武器。广大被卷入该事件的官兵立即辞职了。这一责任令他们的良心不安，正如那些在战船上的军官一样。他们接收到命令，要攻陷贝尔法斯特附近的据点。高级军官公开同情下属，悲痛欲绝的内阁则被迫延迟这一决定。其结果是，内阁方面承诺，他们将不会派遣英国士兵解除阿尔斯特志愿军的武装。对于他们及其军官来说，这是一个胜利。

在对卡拉事件（以第一批军官辞职的营地名命名）保守的描述之中蕴含着军人们对帝国忠诚的深度与激情。它也揭示了，那些支持军官行动的人认为，比起军事服从于政治的传统，有关帝国的考虑更为重要。右翼帝国主义者将道德问题视作极为明确。有人认为，抱不平的军官之所以做出这等行为，是因为他们意识到：“阿尔斯特人是忠诚的。他们拒绝屈服于一个派系的脚下。据格拉斯通（Gladstone）（在他转向自治之前）所说，这一派系正‘通过掠夺促使帝国的解体’。”¹⁵ 经过百年的努力和牺牲，这一军队不但扩展了帝国的版图，而且保护其不受打击。难以想象，来自这一军队的军官们会允许自己成为帮凶，参与到被普遍认为是背叛帝国的行为当中来。如果他们代表那些希望离开帝国的人而对那些希望留在帝国当中的人开战的话，他们将无法给自己一个交代。

在一旁观看卡拉事件进展的一名普通的士兵往往会怀疑，为什么此前“贵族和财阀”军官从没有丝毫顾虑，对他们作为罢工的产业工人的同胞们使用武力。这是阶级政治的语言，也是英国生活中最近出现的一个现象。工党队伍的膨胀和激进的工会主义直接导致了这一后果。对于保守派和自由派帝国主义者来说，阶级政治是破坏民族团结并且因此削弱帝国的蛀虫。在英国的4500万人口中，有3400万属于工人阶级。因此，必须找到对抗阶级对立的解药。

张伯伦希望他将富有活力的帝国主义和关税改革混合在一起的个人计划能够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即使是最传统的保守派也抱有相同的想法。“帝国的最大资源就是英国人的个性。”右翼持托利党观点的贵族威洛比·德·布罗克（Wylloughby de Broke）勋爵如是宣告。但他承认，英国人的内在力量只有在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获得“维持生命的物质和精神要素”才能得以持续。只有在那时，才会没有人会抱怨，“大英帝国从未为我做出任何事情”。¹⁶ 只要大部分社会成员都没有从帝国那里获得收益，英国就永远无法维护国家稳定，以保证其存在。或者，正如退伍兵、同时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罗伯特·布拉奇福德（Robert Blatchford）所曾经观察到的那样，大英帝国确实可谓是“日不落帝国”，而与此同时，在城市的贫民窟里，太阳却从未升起。

因此，工人阶级拥有了帝国意识，并被教会为它而感到自豪。他们也知道了帝国的存在将会如何对他们有所裨益。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将会学习作为帝国公民所应当具备的特殊美德。今天，中上层阶级所建立和资助的许多志愿组织承担了一项任务，可能会提高帝国意识。赞助人的名单中包括来自各党派、前总督队伍以及高级陆军和海军军官中的帝国主义者。他们一起指导和资助了一台强大的宣传机器。这一机器在布尔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运转了多年。

规模最大且最有影响力的、广播帝国消息的机构之一当属樱草联盟（Primrose League）。 [5] 它成立于1883年，并以迪斯雷利最喜欢的花命名。它声称自己属于政治压力集团组织，虽然无神论者和帝国的敌人都不具备会员资格。到了1900年，它已经有了150万个成员，几乎全部都是工人阶级。¹⁷ 通过混合娱乐和命令、为演讲付费、幻灯片展示、展览和公共集会，它刺激了强大帝国主义情绪的产生（戈登是其树立的英雄之一）。一个更有力的是义务兵役联盟（National Service League）。其支持者在全国各地宣传，要求所有男性接受义务军事训练，并在全国范围内征兵。仍旧健在的民族英雄，老当益壮的陆军元帅罗伯茨勋爵（Lord Roberts）经常在其公开会议上致辞。到1914年为止，义务兵役联盟已经累计了200000个成员。其中包括一些此前属于1906年与义务兵役联盟一同出现的青年训练协会（Lads Drill Association）的成员。

青年训练协会是雷吉纳尔德·布拉巴宗（Reginald Brabazon）创办的。这位盎格鲁爱尔兰托利党的米斯伯爵（Earl of Meath）在他的晚年曾致力于向年轻人传播帝国的福音。在19世纪50年代冬季的一天里，仍是一名伊顿学生的他转向了帝国主义。擦着膝盖的雪，他受到了一位校长的谴责。这位校长利用这一场合做了一场关于帝国男子汉气概的即席布道：

你们自称是英国人吗，孩子们？……你们的祖先是英国的统治者。而你们的祖先已经将英格兰变成它现在的模样。你们能想象吗，假如他们在意身上的一点雪，加拿大就将不会成为帝国的一部分？如果他们害怕高温，我们就再也无法拥有印度或者热带的非洲？永远不要让我看到你因为热或冷而缩成一团。你们必须维护他们所建造的帝国。¹⁸

这一高谈阔论深深地影响了年轻的米斯。此后，他着手确保未来的几代人将会对他们的祖先保持忠诚。

对帝国过去的效忠和未来的承诺是帝国日的目标。当米斯还在校的时候，整个帝国学校在每年的5月24日，即维多利亚女王生日这一天举行庆祝。帝国日的首次庆祝于1902年进行。而在四年内，6000所学校都对这一节日进行庆祝。1908年，令工党和爱尔兰议员狂喜的是，议会试图获得官方承认的努力失败了。诸如巴特西（Battersea）的工党议会认定这一庆祝是军国主义的，禁止自己的学校庆祝这一节日。然而，帝国日仍旧在普及，特别是在英国东南部和农村地区。1916年，为了鼓励民众的爱国主义激情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战时政府正式承认了帝国日。

从1912年帝国日联盟所颁发的一本包含有娱乐建议的小册子中，我们可以窥见爱德华时期帝国日的风貌。对于年长的学生来说，他们可以观看在阿然古（Agincourt）期间及之后已经上映大热的简化版《亨利五世》（Henry V）。年轻的学生们则可以观看一次简单的游行。游行当中的英雄的“伟大事业”扩大了帝国的版图，并对大不列颠致敬。克莱武和尼尔森与代表陆军、海军和最新队伍“空中力量”的象征人物摩肩接踵。在每一个人物出现的时候，迎接他们的都是排练好了的欢呼——“向我们勇敢的士兵欢呼！”等等。最后，大不列颠做了一个简短的、鼓舞人心的讲话：“我的帝国将继续维持下去；而且，正如夏天的玫瑰一样，向世界播撒自由的香气。要勇敢，要大胆，做正确的事！”在另一个同样多姿多彩的活人造型（tableau vivant）里，孩子们打扮成自治领和殖民地的模样，并向他们的母亲大不列颠表示尊敬。推荐所使用的、代表南非黑人的服装包括“两片毛皮”、“瓜子串项链”以及手工制作的长矛。¹⁹

这些场景是上午活动中的高潮。在这个上午，孩子们学会了诸如《我想成为一名士兵或水手》的爱国歌曲。女孩们唱着这一歌曲，并记忆有关帝国的事实，例如“他们（殖民地）在使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民族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工作与娱乐相结合是不够的。米斯强调，学生应该得到一天的休息。年轻人，他写道：“不易理解任何事件的重要性，除非他带有一天的假期。”

日常课程都围绕着帝国的主题。对于小学生来说，威尔士亲王与王妃1906年的印度之旅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次大陆以及其坚定而公平的统治方式的机会。英国人用一个声明即将最近在孟加拉爆发的民族主义风潮抛在一边：“英国人的统治已经带来了和平……当地的警察和士兵通常能够在天生服从的民族之间维持秩序。”²⁰

帝国的宣传继续无情地轰炸着公学学生们的耳朵。做出这件事的人都是校长，他们无一不是带有强烈基督教动因的圣公会牧师。在此时所受欢迎的、热情洋溢的学校歌曲中，竞技实力和战士爱国主义主题交织在一起。哈罗公学歌曲《四十年》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其中蕴含的情绪总是让丘吉尔热泪盈眶：

上帝给了我们阵地，去保卫或围攻，

认真地玩游戏，或为了有趣而玩，

无畏者能去战斗，渴望者拥有目标，

无论是二十年、三十年，还是四十年后都是一样。

为这样的呼吁所驱使，加之以比赛场上所训练出的强健体魄，公学学生们已经准备好尽他的帝国职责。那么，从其他阶层来的孩子们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在爱德华时代的英国，这一问题不时涌现出来。答案往往是令人不安的。1898年，一位评论家总结道，工人阶级的年轻人“发育迟缓、胸襟狭窄、容易疲倦，但是口若悬河、易于刺激，没有坚定的信念、体力或耐力”。²¹ 检查了预备新兵体格的随军医生所统计出的冰冷数据以及早期社会学家西博姆·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 [6] 对城市贫民窟的调查证实了这种说法。营养不良、体弱多病的工业城市子弟证明，盎格鲁-撒克逊的男子气概正在衰退。一方面，这在事实上为各派社会改革者提供了弹药，而在另一方面，这促使了一群坚定的帝国主义者令民众重生的计划。巴登·鲍威尔（Baden Powell）声称，“保卫民族统一”并且建设“自力更生、精力充沛的男子气概”是重要的。假以时日，后者可以增加帝国的人口并保卫帝国。²²

巴登·鲍威尔所指的对象是“稀里糊涂的懒虫（Wishy-washyslackers）”。作为一个名人，他利用相当大的影响力唤醒了国家的青年，使得他们明确其职责，并准备履行这一职责。在呼应米斯的校长的一份宣言里，他引用了过去的英雄事迹，以使得昏昏欲睡的子孙后代们羞愧难当：

你的祖先努力工作、努力战斗、并为你们建立这一帝国而奋斗。别让他们从天上往下看的时候，看到你游手好闲，把手放在口袋里，完全没有为维护帝国做出任何贡献。²³

1904年12月，他力劝《米字旗》（Union Jack）和《奇迹》（Marvel）的读者学习操练和射击的方法。在文章的最后，他以11人制足球和板球队队长的信件作结。信中表明，他们的队伍热衷于学习战斗。²⁴

随着童子军的建立，巴登·鲍威尔的思想在1908年转化为行动的基础。两年后，童子军队伍人数已经达到了10万人。童子军运动的指导思想是简单的爱国主义。其开展的活动主要是户外活动。他们使用了巴登·鲍威尔的教科书中有关战斗和生存技能的部分，而这正是基于他在罗德西亚恩德贝勒战斗的经验。通常情况下，童子军穿着类似于罗德士兵的卡其制服。整套行头还包括宽边丛林帽和头巾。

童子军加入了一些其他致力于分流并教导青年人的组织。组织完善的少年军（Boys Brigade）用木制步枪来训练其工人阶级的成员；这些成员穿着他们的制服，其中包括与当时士兵穿着相同的药盒帽；他们接受了基督教有关男子气概的信条，并对国王和国家保持忠诚。还有其他致力于培养正直和坚定的帝国子弟的规模较小的机构，包括反吸烟联盟（Anti-Smoking League）和圣乔治联盟（St.George League）。后者反对色情和手淫，这也是令巴登·鲍威尔感到愤怒的行为。他警告其童子军，毫不夸张地说，这种行为减少了帝国的子孙后代，导致全身虚弱甚至疯狂。

未来的帝国母亲们则单独受到灌输。1913年，英国国教女性友谊会（Girls'Friendly Society）已经拥有了200000名成员。其主要关注的议题是给年轻的工人阶级妇女进行道德指导。除去培养女性顺从、贞洁、清静无为的品质外，这个社会帮助未婚女性移民，其传单也有着一股帝国主义的宣传口吻。“我把帝国主义看作消灭社会主义式自私的手段。”²⁵ 1913年，协会移民部长、令人尊敬的乔伊斯夫人宣布。作为童子军运动的一个分支，女童军采用了类似的爱国主义价值观。1910年，一份女童子军的指定阅读册子提请她们注意，她们可能会为帝国的防御发挥作用：

女孩们！想象一下，一场战斗已经在你的城镇或村庄打响。……你打算怎么办？你要坐下来，绞着双手哭泣，还是要勇敢地做一些事来帮助你的父亲和兄弟……？²⁶

爱德华时期的爱国主义和帝国宣传确实发挥了作用，只是有多少人接受了这一观点还未可知。它包含有掐灭阶级政治的元素，而那些左翼分子已经看出了这一点，并因此而感到后悔。也有人指控说，强调这样的军事价值观的服从和责任助长了军国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真的。在整个19世纪，对军队的钦佩已经越发膨胀。但是，英国对战士英雄的崇拜一直在强调他的基督教信仰。正如戈登一样，这一信仰是他卓越勇气的基础。战斗的人之所以能够受到尊敬，不只是因为他身体强壮而且勇敢，而是因为他有内在的道德毅力。后者帮助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正如他的先辈那样，爱德华时期的士兵基本上是文明的使者。在1902和1914之间的各大报纸上，他就是这一形象。此时，他们正在各个前线上，进行着小型且略为乏味的战斗。目前日发行量已经达到75万份的《每日邮报》（Daily Mail）为1902和1903年在索马里兰的战斗以及1903年入侵西藏的行动都发布了封面报道。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他们都套用了旧有的模式，把帝国的敌人表现为粗野、勇敢和鲁莽的野蛮人，正在无望地做着反对文明的挣扎。顺便说一句，在其对索马里兰战争的报道中，《邮报》做出了惊人的断言，疯狂的毛拉差点在1902年的恩瑞格（Erigo）取得胜利这一点证明了他确实患有精神病。²⁷ 大概只有疯子才能打败英国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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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帝国主义高级祭司的贵族们，在同意进行尝试以增进公众对帝国的了解的同时，一直对因为殖民战争的胜利而突然兴起的爱国主义表示轻蔑。出于理查德·张伯伦和米尔纳的喜好，沙文主义令公众不再关注帝国更为严重而且不是很浪漫的方面。这一点也是舆论浮躁的特点的一次令人不快的提醒。民主的缺点之一在于，自由的公众很容易感到无聊，不能长期在任何问题上集中注意力。由于这个原因，诸如米尔纳之类的人才急于把那些真正重要的年轻人转变成帝国主义的信徒，而那些年轻人将成为英国和帝国的未来统治者。

在南非，米尔纳的身边已经围着一群年轻、狂热的帝国主义者。从1900到1906年之间，这些人曾与他一起工作，以重建这一国家。这伙有才能的“牛津人（Oxonians）”被称为幼儿园，其中包括记者和未来的小说家约翰·巴肯（John Buchan） [7] 、菲利普·克尔（Philip Kerr）和莱昂内尔·柯蒂斯（Lionel Curtis）。他们都会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推广帝国主义。里奥·埃默里（Leo Amery）加入了他们的圈子之后，这一圈子构成了“圆桌（Round Table）”的核心。这是一个成立于1910年的跨党派的帝国压力集团，部分由罗德信托资助。圆桌的目的是影响那些通过写作新闻文章以及帝国小册子、小组讨论和个人接触形成英国舆论的人。

圆桌的目标是形成一个帝国联邦。它的成员认为，除非它成为一个紧密结合的帝国内的主导，英国不能应对经济上的压力，或者是作为一个全球力量而生存下去。他们担心，这个“大”问题很容易就会淹没在公众对关税和面包价格的争论中。至少在1914之前，圆桌究竟取得了何种成果是很难判断的。圆桌的自治领巡回大使莱昂内尔·柯蒂斯受到了当地领导人的热诚欢迎，但他的消息并不构成破冰之举。正如在殖民地会议上，他们确定了策略，要与英国统治阶级的阴谋达成正式帝国的统一。此外，如果联邦成立，自治领会发现自己沦为被动的小伙伴。这一担心也是可以理解的。²⁸ 所以，虽然自治领所表达的情感联系是真诚的，他们仍然对形成更多有形的联系持有极为冷淡的态度。

到1914年为止，帝国联盟还是像以往一样遥不可及。公众更有帝国意识了，而工人阶级尤其如此。我们已经无法获知，那些促进了各种形式的爱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组织所发布的流行语里，有多少进入了国家意识层面。许多听说过这些语句的人成了在1914至1916年间成立的群众志愿军中的一员，并在西部战线上战斗。然后，在布尔战争中，流行的爱国主义口号并没有抵达前线；工薪阶层的士兵所写家信几乎反映不出媒体、招兵人员或战前帝国暗中宣传所掀起的刺耳的爱国主义。它们所揭示的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一种坚持不懈的决心和对同志及部队强烈的忠诚。

【注释】

[1] 哈第，英国工人运动领袖。生于拉纳克郡。未满十岁就在煤矿做工。1886年任埃尔郡矿工工会书记，建立苏格兰矿工联合会并任书记，1887年创办月刊《矿工》（1889年改名为《劳工导报》，1893年成为独立工党机关刊物）。1888年创立苏格兰工党，任书记。同年到伦敦后，与恩格斯、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建立联系，并在文章中宣布资本主义即将崩溃，接近社会主义。1892年在劳工选举协会支持下申请提名为自由党议员候选人，并在西哈姆区当选为议员。次年筹建独立工党并任主席。后倡导建立了英国工党前身工人代表委员会（1900），1900-1915年复为下院议员，是工党议会党团第一任领袖。1914年站在中派立场上用和平主义词句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反对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于格拉斯哥。

[2] 英国工党右翼领袖之一。英国前任首相。

[3] 出自李维《罗马史》的人物。科卢兰努本为罗马将军，公元前491年被逐出罗马，遂投奔早先曾与之作战的邻邦沃尔契人。被接纳之后，又受命带兵袭击家乡的城市。战地上他遇见带着两个幼子的妻子和母亲。她们成功地迫使科卢兰努撤兵，但他回去后当即以叛徒罪被沃尔契人处死。

[4] 英国政治家、自由党首相（1908-1916）。其政府实行重要社会改革，其中包括非共醵养老金（1908年预算）和国民保险制度（1911）。1911年颁布议会法案终止贵族院否决权。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成为联合政府首脑（1915-1916）。1926年前一直为自由党领袖。其第二任夫人玛格特·阿斯奎斯（1865-1945）著有直言不讳的《自传》（1922）。（《麦克米伦百科全书》）

[5] 英国保守党的一个下属组织。1883年由伦道夫·丘吉尔（Randolph Churchill,1849-1895）等创立，因前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喜欢樱草得名。吸引工人群众和妇女参加，以在大选中为保守党争取选票，其会员1891年达百万人，1910年超过200万，通常由保守党领袖任会长。2004年解散。

[6] 英国商人。1889年在纽约开业经营家用可可粉和巧克力。站在雇员的立场进行养老金计划、分红等一系列改革，并对纽约的贫穷状况进行了具有一定影响的研究。（《麦克米伦百科全书》）

[7] 巴肯，英国小说家。《普雷斯特·约翰》（1910）是生动的惊险小说系列的第一部，其他包括《三十九级台阶》（1915，主人公理查德·汉内首次登场）和《三个人质》（1924）。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英国政府新闻部官员，1935年出任加拿大总督。

第十一章
加入“卡其色”线：帝国与战争的到来

许多爱德华时期的帝国宣传都暗示着一场大战迫在眉睫，这种论调甚至受到欢迎。巴登·鲍威尔敦促他的童子军“居安思危”，而在1911年义务兵役联盟的一本小册子里，他提醒英国的小伙子，他独自一人站在“他的母亲和姐妹，他的妻子和女友”与异族入侵“不可思议的耻辱”之间。即便是有任何道德上或身体上的缘故令年轻的爱国者对于拿起武器有所顾虑的话，令人难以置信的肤浅的断言也会帮助将其抛在一边。“战争不是某些人所想象的谋杀，而是牺牲——基督教的灵魂”“战争和杀戮并不是它［战争］的本质，而是意外。”¹

到了1900年，有关未来战争的原因以及可能过程的思考已成为一个发展成熟并且非常受欢迎的文学流派。在未来的14年里，英国与一个或多个大国之间的轰动性的、半虚构的战争故事数量稳步上升。对于这种虚构故事的需求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国家公民不确定的情绪，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对新技术，特别是空中技术的迷恋。这一技术目前正在开发作为军事用途。这些想象中的战争的场景在1900年之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位专门写作此类小说的业余作家威廉·勒·丘（William le Queux），在1894年所出版的小说《1897年大战》（The Great War of 1897）里把法国和俄国当作英国的敌人。而德国则是其在1906年的畅销书《1910年入侵》（The Invasion of 1910）当中扮演敌对的角色。这一小说在《每日邮报》上连载。其所有人诺斯克里夫勋爵（Lord Northcliffe）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恐德症患者。他总是寻找机会提醒他的同胞们在北海的危险。在一次到德国的旅行中，他访问了其不断膨胀的工业城市。他说：“这些新工厂的每一个烟囱是一把指着英国的枪。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枪的火力都非常强劲。”²

这种危言耸听的言论刺激了战争贩子的野心。从1906年起，时而爆发的间谍狂热震撼着国家。所谓德国特务组成地下军队的谣言四处散播，同样荒唐的还有夜间飞艇飞过约克郡的报道。即使是政府，也有点神经过敏了，并于1912年通过了草草拟定的《官方保密法》（Offical Secrets Act）。许多这样的风潮是由支持征兵的团体所精心策划的。他们精心地挖掘出早已埋在民族心底里的强烈、不理性的对于突然袭击的恐惧。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当中，随着入侵警报对全民戒备和重整军备的要求，这一情感时而浮出水面。然而，在维多利亚时代和20世纪早期有关入侵的恐慌有着不同之处。越来越多的德国海军使后者更有说服力。

1898年，德国《海军法》及其修订案为雄心勃勃的船舶建设项目制定了框架。这一项目于1920年完成后，德国将会拥有一支具备45艘战列舰和32艘巡洋舰的舰队。1914年，德国政府修订了这一计划，要求到1928年为止总共拥有61艘战列舰。这一事业的灵感来自于一名美国海军军官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Mahan）上尉。 [1] 他分析了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英国海权，并说服皇帝，如果德国像英国一样拥有一支庞大的舰队的话，它就将成为同等规模的世界强国，并具备至少同样的影响力。一开始，威廉二世（Wilhelm II）认为，德国海军是对法俄海军的一个必要的平衡。但是很快，他就清楚了它可以有助于德国新的国际政治（Weltpolitik）。³ 如果正如他和他的顾问们所希望的那样，德国获得了殖民地和与它日益增长的财富相匹配的国际权力的话，它将不得不准备好在近乎平等的条件下挑战英国。

1900年的《海军法》序言已经传达了这个好战的意图。它坚持认为“德国必须有一支具备强大战斗实力的舰队。即使对手拥有最为强大的海军力量，攻击德国也将威胁到对手的地位”。⁴ 德国舰队可能无法打败英国，但它可以造成致命的伤害。部署德国新军舰的规划甚至具备更大的威胁。这是因为，除了少数军舰之外，多数战舰都集中在基尔（Kiel）和威廉港。正如一位英国海军评论员在1905年所观察到的那样，北海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帝国的前线，而且非常脆弱。

德国海军的创建，它距离英国的海岸线有400英里的事实，以及它可能被用来作为一种恐吓以迫使海外力量让步给政府带来了三个问题。前两个问题是实用的：必须建造新船以保证皇家海军的优势，而现有的舰队将不得不被重新分配，以作为保卫家园的部队。将战船从海外据点召回要求英国重新审视自己同迄今为止视作敌人的法国和俄国之间的关系。因此，重整军备和外交同时进行，这也成了对全球安全的探索。这一英国政策新道路的第一阶段开始于1902年。此时，英国与日本联盟，为减少远东舰队的数量扫清了道路。

对海军的激进重组和现代化于1904年开始。其领导人为第一海务大臣费希尔勋爵（Lord Fisher）上将。 [2] 他是一个好斗而活跃的六十多岁男人，深知自己相对于同僚的知识优势。与他的时代所不相符的是，他蔑视一切运动和有组织的竞赛。在1904和1908年，费希尔两次提出一劳永逸地消除德国威胁的无情战略。这一战略已在1806年对丹麦舰队的战争中使用过。而在最近的时候，日本对俄国也使用了这一战略；他们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攻击。“我的上帝，费希尔，你一定是疯了。”爱德华七世对第一个建议如是反应道。这一建议作为新闻播出后，也造成了德国海军军官的惊愕。他们知道，自己的舰队不可能成功抵御这种攻击。⁵ 不仅是英国人会对“海上来的闪电”神经过敏。

费希尔对皇家海军重建的最大贡献是推动设计和建造了一种新型战列舰——“无畏（Dreadnought）”号。“无畏”号创下了11个月的建设记录，并在1906年10月竣工。它的建成令所有其他战列舰显得过时。它的承载重量为17900吨，安装了10门12英寸的炮，以蒸汽驱动，最高速度可达20节。从1906~1907年，另外三艘“无畏”级战列舰竣工。此外，还有两艘战列巡洋舰——皇家海军“执着（Inflexible）”号和“顽强（Indomitable）”号。这些也都是新奇事物，由于武器装备少的缘故，速度比传统的战列舰要快。但是，它们配备有8门12英寸口径的大炮。这些军舰代表了海军建设的一场革命，并刺激了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军备比赛达到一个新的、近乎疯狂的高潮。在1906年10月，随着“无畏”号下水，德国海军订购了它的第一艘“无畏”级战列舰——德国海军“威斯特法伦（Westfalen）”号。

皇家海军“无畏”号战列舰是一把双刃剑。通过把所有早些时候所建造的传统战列舰淘汰，它的推出削减了英国对德国在此类战舰上相当大的领先优势。尽管如此，“无畏”号和它后续设计的战列舰仍旧使得英国在其与德国的新比赛的开端拥有领先的优势。但是，德国人拥有的意志、技术以及最重要的金钱，令二者之间的差距缩小。正如德国海军的规划者们所意识到的那样，盎格鲁-德国的海军竞赛是一个经济上的马拉松。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星球大战项目类似，胜利最终将属于财力最雄厚的国家。⁶

几乎每一艘在1906和1914年之间所建造的“无畏”级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都在重组了的国内和海峡舰队中服役。这是现在帝国的第一道防线。自1904年以来，由费希尔主导，舰队已经逐渐经历了一个重新分配的过程，其中包括废弃超过150艘分级过了的炮舰和单桅纵帆船。迄今为止，正是这些小船监管着英国的有形以及无形帝国。由于其体积大到足以威慑作为海盗的中国或阿拉伯的奴隶贩子，让他们无法在现代战争中产生影响。无线电的使用意味着部署在海外据点的轻量级巡洋舰可以迅速集中到出现麻烦的地点。海外中队战列舰数量减少的进行是循序渐进且小心谨慎的。只有到了1905年6月，五艘在太平洋服役的战列舰才撤离它们的岗位。此时，俄国舰队已经在对马岛（tshushima）全军覆灭，而英国重新更新了与日本的联盟。双方均承诺，在其中的一方受到第三方势力攻击的时候，另一方将施以援手。在地中海的英国利益并没有获得此类保证，于是八大战舰均留在了这一地方。1912年以后，两艘战列巡洋舰来到此地增援，给德国的战列巡洋舰“戈本（Goeben）”号施加压力。这些现代战船的存在是国内海域必要的，但是人们认为，它们的撤退将会对埃及和印度产生令人不安的影响。⁷ 无论如何，在1904到1910年之间，费希尔完全改变了英国海军的力量配置：在1896年，有74艘军舰守卫国内水域，而142艘远航海外；14年后，其总数对比变为了480艘和83艘。

在英国，外交政策的新道路促进了英国皇家海军部署这样一种彻底改变。1904年4月，英国与法国达成了友好协议（entente cordiale）。这是一系列的妥协，结束了20年对殖民地边界和势力范围划分的剑拔弩张和拔刀相向。在保证帝国的安全方面，最重要的是法国承认英国在埃及的地位。这是英国确认法国对摩洛哥的控制权的妥协。在1905和1911年，当英国站在法国的一边抵抗德国在这一地区的进犯之时，这一点经受了考验。

尽管法国为之摇旗呐喊，英国要与俄国达成一个类似的理解不太容易。英国外交官和战略家深深怀疑俄国的扩张主义，而对俄军进攻印度的恐惧一如既往地强烈。如果英国能够说服日本参加阿富汗的战争或在波斯的牵制性战役的话，对俄国的恐惧就不会如此强烈。1905年，关于联盟的条款重新谈判期间，英国人已经将这一提议摆在了日本代表的面前。他们的反应令人失望。这是因为，日本人正准备在满洲里和西伯利亚与俄国开战，并没有捍卫英帝国的意图。⁸

这一断然拒绝促使英国与俄罗斯直接对话。其结果是1907年8月的《英俄条约》，终止了二者在中东和亚洲的一场长达80年的冷战。俄国承诺尊重印度的完整性；两个大国同意在波斯划分势力范围；英国得到了该国东南部毗邻印度的一部分，以及南部位于波斯湾海岸的部分领土。在签订这些条款的时候，俄罗斯仍然处于对日本战争的失败和随后的1905-1906年革命后的恢复期。1912年，在一个庞大的重整军备计划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俄国的国民信心有所恢复。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沙皇的大臣们企图复兴原有的扩张政策。在西藏和新疆等敏感领域，俄国有了新的利益。⁹ 与此同时，在波斯，一场俄国阴谋死灰复燃，表明其政府并不觉得自己受到了1907年条约的约束。¹⁰ 英国官方对俄国的疑虑是可以理解的。1912年，一个对土耳其的美索不达米亚省（伊拉克）可能的占领计划包含了从巴士拉到摩苏尔建设一条铁路的要求。如果俄国采取行动攻击印度的话，英国将会很容易地发动对于高加索的反击。¹¹

在放松（détente）其与法俄之间的关系方面，英国做得比较好，即使俄国的善意不堪一击。旧纠纷的解决令英国历届政府都能够自由地调整他们的整体战略，以应对德国舰队在北海的威胁。三者没有缔结任何正式条约，以表明假设法国或俄国遭受攻击，英国就必须参战。在这一情况下，英国就已经实现了自己的防御目的。确实，1912年底，军事家仍然可以认真考虑在某些情况下对后者战争的可能性。这一在欧洲大国之间的未来的冲突中保持中立的观点并没有为战争部所采纳。它在1906年1月要求和获得了内阁的允许，开展与法国秘密讨论在未来与德国战争中合作的问题。

这一重大决定是由新的自由党首相亨利·坎贝尔·班纳曼（Henry Campbell Bannerman）爵士、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和战争部长理查德·霍尔丹（Richard Haldane）所共同做出的。 [3] 诸如40年后英国的原子弹计划之类的对于英法军事对话的了解，这一决定仍然局限于一个部长和高级官员的内部圈子里。只有到了1912年，整个内阁才得知了目前已经极为成熟的计划：如果法国遭到德国的袭击，英国将会派遣160000名远征军到达法国-比利时边境进行支援。

保持这个秘密的一个解释是，不断宣布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和平的政府担心舆论会对战争计划不利。该安排的支持者可以私下认为，帮助法国将有助于保持欧洲大陆的权力平衡。但公众可能不会信服，有一种外交抽象概念是值得人们为之献出生命的。在一段时间里，部长、外交官、军方高级官员和海军军官们已经注意到，尽管公众可以因为伪造的入侵和对间谍的恐慌而义愤填膺，然而他们对于诸如巴尔干（Balkans）或摩洛哥等偏远的地区危机的兴趣不大。对于一些人来说，群众的冷漠似乎是危险的。1909年，贝蒂（David Beatty）上尉 [4] ，即后来贝蒂勋爵舰队的海军上将，向他的妻子抱怨：“无所事事的英国公众是盲目的，就像日俄战争前的俄罗斯人一样。”¹²

他的评价并不完全正确。英德海军竞赛与国内问题关系紧密。由于海军议会和随之而来的记者宣传，时不时地引起很大一部分公众的兴趣，因此无论是自由党还是保守党，在这场竞赛当中领先都是其政策之一。当前者于1906年1月上台的时候，它接受了其前任每年建造四艘“无畏”战船的目标。1907年10月，英国已经坐拥领先地位。它的仓库里和生产线上共有七艘“无畏”级战船和三艘巡洋舰。而与此同时，德国还在完成其第一批新战船的过程中。¹³ 不过政府仍感到不安，并在1908年，将年度配额提高到了六艘“无畏”级战船。一年后，有情报表明，克虏伯正在加紧生产镍，并成了德国战舰建设加速的证据，而其结果则被证明是错误的。海军议会异口同声地说道：“我们要建造八艘战船，不能等了。”尽管心存对成本的担忧，阿斯奎斯内阁还是屈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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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所订购的一艘新的战列巡洋舰皇家海军“新西兰（New Zealand）”号是由新西兰政府支付的。澳大利亚则为另一艘船“澳大利亚（Australia）”号支付了费用，而这艘船将会成为一艘新的海军旗舰。英国一些政治家和外交官认为，这一姿态表明了胜利。他们多年来一直在试图说服自治领政府，积极参与新帝国大战略的实施符合他们的利益。至少在英国政府看来，采取措施以确保本国不受到德国海军攻击符合所有自治领的利益。自治领的政治家们并不全部信服这一论断；直到1911年，加拿大总理威廉·劳里埃（William Laurier） [5] 先生仍相信，在皇家海军和门罗主义的保护下，自己的国家不可能受到来自外部的攻击。所谓门罗主义，指的是美国承诺反对他国对任何美洲部分的外国干涉。因此，对于加拿大人来说，他们并不用为了他们所不需要的防御而掏腰包。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因为其他理由而对此表示反对。“德国不是一个威胁。”在1909年，帝国国防会议前夕，澳大利亚首相安德鲁·费希尔（Andrew Fisher）声称。“如果有任何威胁的话，我们也必须向太平洋望去。”¹⁴ 在一段时间内，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一直紧张地向北观望着日本的动向。他们和向西观望的加拿大人所看到的是“十亿亚洲人……在用贪婪的眼神向南观望”。¹⁵ 他们相信，数量众多的、躁动不安的远东人将会出现在太平洋上，并最终占领澳大拉西亚的空白领域。这可怕的形象已成为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的固定印象。也正是这一印象促使他们对印度、中国和日本的移民建立贸易壁垒，也使他们对英国的盟友日本产生深切的不信任感。这一点捍卫了“白色澳大利亚”政策，也维护了帝国的整体性，推迟了1903到1904年防御法案的推行。这一法案要求所有18至60岁之间的澳大利亚男性服兵役。其修订案于1911和1912年推行，强制所有18至25岁的青少年每年进行8天的军训。同样，澳大利亚之所以会决定在1909年建立自己的海军（其中有一个年度预算超过200万英镑），其想象中日本的威胁则功不可没。1909年，新西兰的义务军训背后也是同样的动机。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不相信英国与日本的结盟。出于所有的意图和目的而言，这一结盟将英国太平洋利益置于日本帝国海军的手中。有些人认为，如果英国卷入对德战争，日本将抓住这一机会在澳大拉西亚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它的势力触角可能还会触及不列颠哥伦比亚。在这里，日本移民群体已经出现。因此，英国政府必须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保证，在参加英国防御德国海军的大战略的时候，他们不会处于日本的威胁之下。与此同时，英国也无法在不削弱国内防御海军力量的条件下放弃与日本的联盟。

自治领的紧密合作与合作意愿对英国的大战略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英国发现自己正处于一场扩大了的陆地战争中，它将不得不依靠大量的自治领军队。这是因为，到1914年为止，帝国的6500多万白人人口中有2000万居住在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仅仅出于这个考虑，阿斯奎斯政府就不得不平复自治领所有的有关自身安全的怀疑，并说服他们将军队借给英国。在于1907年成立的帝国总参谋部（Imperial General Staff）的监督下，双方进行了技术、军事训练以及员工方面的合作。1909年，总参谋部与海军部制定了计划，为自治领提供海军防御力量。在这里，英国不得不考虑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关“黄祸（yellow peril）”的幻想，并为太平洋联合舰队提供部队。这些努力并不足够，所以新西兰总理约瑟夫·瓦德（Joseph Ward）爵士要求，并在私下里得到了更多实质性援助的保证：“那时（我相信这一天总会到来），东部的种族将会给澳大利亚和我自己的国家造成麻烦。现在高兴地与连英国结盟的东方大国……可能会打破结盟的约定。”¹⁶ 这样一个紧急状况所发生的概率于1911年化为乌有。此时，英国延长了自己与日本的结盟契约。

1911年有关帝国国防的会议见证了一次伟大的突破，以促成自治领更为积极地参与到英国的大战略当中来。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处于舞台的中心。在一场引人注目的、雄辩的演说中，他打破先例，概述了英国目前的外交政策并预测了未来的发展。如果有构架采取他所称的“拿破仑”政策，即以武力或恐吓在整个大陆上占据优势，英国只有可能会卷入欧洲战争当中。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海权将受到威胁。因为，这一占据优势的国家可以率领多达五个其他国家的舰队来与英国对抗。他得出结论：

只要维护海权与对海上通信保持控制是我们欧洲政策背后的动机，自治领与我们之间就有着共同的利益。¹⁷

格雷的听众们表示同意；没有英国的海权，自治领将无法以目前的状态生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格雷所描述的情况出现的话，他们将站在格雷一边。

格雷向他的听众保证，英国没有与任何其他国家达成私下里的协议，自治领代表也没有听到任何关于过去五年的向法国派遣远征军的计划。在将来，他们也不会听到任何消息，因为帝国国防委员会的成员无法参与讨论与自治领无关的军事和海军事务。¹⁸ 即使他们对英国在法国东北部打击德军的初步承诺不满，自治领领导人现在仍然相信，一旦英国觉得自己的海权受到威胁的话，他们就必须支持她。正如格雷已经明确解释的那样，不这样做的话将会危及各个自治领。

通过把海权问题当作英国是否进入欧洲冲突的决定性因素，阿斯奎斯政府将自治领纳入了统一阵线。因此，英国可以指望来自自治领的部队。如果战争延长，这一点将至关重要。没有任何出席会议的代表会怀疑，德国的“拿破仑的野心”将引发一场战争。在格雷致辞之后的早晨，南非总理路易斯·博塔（Louis Botha） [6] 与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共进早餐。他宣布，如果战争爆发，他将立即率领40000人进入德属西南非洲。¹⁹ 英国方面已经敦促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旦战争开始，就迅速采取行动攻打德国的太平洋殖民地，虽然他们可能并不需要鼓励。

1911年，在英德反感日趋深化的背景下，帝国会议得以召开。德国海军仍旧是争论的焦点，但双方的敌意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这些原因事关德国下一步将会怎样做。1912年，右翼帝国主义杂志《19世纪及以后》（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的一篇文章对这些原因做出了总结：

在德国，国内的高出生率为其提供了动力，爱国主义则成了其国民的本能。这样的一个国家会自愿放弃扩大国家版图与获取殖民地的前景吗？²⁰

德意志帝国的扩大和德国政治影响的扩大是“世界政治”政策的中心。但是，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声称，这不涉及任何侵扰英国有形或无形帝国的行为。相反，德国要求从那些处于崩解边缘的帝国中公平地分得一杯羹。这些帝国包括：中国、土耳其和葡萄牙。

虽然亲德派的部长和外交官有受到公众谴责的风险，英国已经准备好对德国为改变国际现状的要求加以适当的让步。然而，1913年，一个有关葡萄牙殖民地的秘密协议已经达成了。经过一番争论，1914年，双方就柏林——君士坦丁堡——巴格达的铁路达成一致。英国原本是这一事业的合作伙伴，其主要目的在于开拓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资源。但是，它在1903年就退出了，理由是其投资份额太小。后来为寇松描述为“刺向印度的匕首”的这一铁路吓到了德里当局。皇帝在1907年所发表的奇怪即席演说并没有抚平它的神经。他说：“我们肯定希望，自己的武装人员处于确定的、距离印度不远的前线上。”²¹ 这样一种奇特的、混合威胁、自夸和愚蠢的言论经常从威廉二世（Wilhelm II）的嘴里说出来。它极大地增加了这段时间内的紧张局势。

英国方面则迅速采取了预防措施。在1906年，帝国国防委员会已经准备好了占领巴士拉的计划，其中包括向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伊拉克）与印度移民的建议。²² 一年后，作为附庸的科威特酋长同意将他的前滩租给英国，后者将其作为巴格达铁路的波斯湾总站。印度以及外交部也在暗中培养奈季德（Najd）的统治者阿卜德·阿齐兹·伊本·沙特（Abd al Aziz Ibn Saud） [7] 的好感。1907年，在扩大其祖产的过程中，他占领了科威特和卡塔尔之间的海岸。此时，外交部意识到有必要保持波斯湾作为英国内湖，也意识到公开支持对土耳其苏丹的叛乱并不恰当。与此同时，它拒绝承认伊本·沙特独立，并警告土耳其不要对他采取行动。²³

建立帝国的阿拉伯酋长是土耳其政府担忧中最小的一部分。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人”革命拉开了整个奥斯曼土耳其领域内急剧的动荡。作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年轻的土耳其人支持在整个奥斯曼帝国内实施深远的现代化计划。这一计划一旦完成，将使土耳其成为近东的日本。欧洲列强希望它成为近东的中国，并将政府的变化作为土耳其解体开始的标志。土耳其位于欧洲东南部的边远省份相继被奥匈帝国和巴尔干小王国所蚕食。新来的帝国主义列强意大利于1911年入侵了利比亚。

这些对土耳其帝国完整性的干扰，连同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和德国人）对奥斯曼帝国（君士坦丁堡的德国大使将土耳其的未来视作不祥，并将其看作“德国的加拿大”）的商业渗透节奏的加快，刺激了地方民族主义的产生。1908年革命后不久，土耳其报纸已经把列强比作“扑向土地的蝎子、蛇和鬣狗。他们失去了所有的尊严，甚至已经准备在欲望的驱使下出口狗粪”。有限度地恢复旧制度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刺激了政治活动。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开始寻找自己的民族认同感。

英国并没有受到这些发展的直接影响。在中东，英国影响的中心已经从君士坦丁堡转移到了开罗。英国现在的利益取决于地中海舰队、埃及驻军以及法俄的友好态度，而不是苏丹的友谊。英国对土耳其的政策受到了限制，因为它需要考虑它的新合作伙伴的特殊利益。法国正在寻求一个势力范围，可能更多地需要在叙利亚扩大势力范围。俄国则迫切需要一个永久性的保证，以使得装载着它不断增长的出口贸易商品特别是粮食的船只能够自由通过海峡。印度政府也有特殊要求。如果土耳其崩溃，它需要维护其在波斯湾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贸易。这两个地方可能会成为印度的殖民地。

由于四周围绕着贪婪的权力，其领土也在受到侵蚀，土耳其急于得到一个安排，以防止敌人进一步的侵犯。当工会和进步改革委员会在1913年掌权时，它接近英国，然后是俄国和法国，以获取联盟。没有一个国家赏光：英国不可能在同法俄之间的关系上妥协，而后两个国家则将目光投向了在牺牲土耳其利益的基础上更为可观的收益。1914年7月的危机以及法国、俄国和大不列颠将与德国战斗的可能性，促使土耳其政府不情愿地投向德国的怀抱。只有德国的胜利能拯救土耳其，使其免于被协约国瓜分的命运。1914年8月，两艘正在英国船坞中建造的土耳其战列舰被强制扣押一事则增强了奥斯曼土耳其的敌意。其中的一艘是公开认购出资。

1914年之前，各国没有“抢夺”土耳其。英国和德国已经就金融和政治的影响领域达成妥协，虽然当时英国无法得知，一旦柏林——君士坦丁堡——巴格达铁路完成，德国人将会有何种新的安排。德国驻伦敦大使告诉陆军大臣（Under Secretary of Statefor War）约翰·西利（John Seely）上校，德国还没有满足，“世界政治”这一政策也还没有走上正轨。“我们的人民不喜欢你的现状，”大使说道，“这意味着，你将一直掌握整个海洋和所有陆地上最好的地方。我们的人民不能接受你的现状。”英国也不可能接受声明中隐含的以及德国皇帝时常高调发表的言论中的信息，即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德国将要求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秩序。很多部长（包括格雷）、外交官、高级公务员、指挥官和记者认为，这些改变会削弱英国的权力。

迄今为止，德国没有大言不惭提出要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12年，英国显然是海军竞赛的获胜方。1914年的最终比分是：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费用一直极为繁重：1900年，每年海军预算为2920万英镑，而到了1914年，这一预算成了4740万英镑。但它是值得的。在1911年6月，拥有与其好斗性格相称的乐观主义的费希尔吹嘘：“此时此刻，皇家海军能够打败世界上所有的海军！让他们都来吧！”²⁴

但是，他们什么时候会来，为什么？在英国，1914年6月到7月的巴尔干危机并没有比此前的危机激起更大的反应；即使在8月3日英国宣战的前夕，贝蒂夫人也可以向她的丈夫报告：“看着在伦敦游荡的人群，你将不会觉得有事情正在发生。”²⁵ 次日是一个河岸假期。来到洛斯托夫特（Lowest of t）和雅茅斯（Yarmouth）的游客似乎和伦敦人一样，对他们国家的困境漠不关心。一群高级官员在收到假入侵报警后在萨福克海岸集合，他们被四个年轻的、打高尔夫球的女子“激怒”了：其中的一次击打几乎要打倒一位高级军官。他愤怒地把她们叫过来质问：“亲爱的年轻小姐们，他们今天下午要登陆了。你们知道强奸是什么吗？我建议你们赶快回家。”²⁶

这些女运动员关于过去6个月的事件及其8月初高潮的无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事件并不直接同英国或帝国利益相关。奥地利大公弗兰兹·斐迪南（Franz Ferdinand）和他的妻子在塞尔维亚萨拉热窝遭到恐怖分子暗杀。这激起了德国的盟友奥匈帝国和俄国保护下的塞尔维亚之间的对抗。德国愿意支持奥地利的要求。即便是考虑到塞尔维亚支持恐怖主义的要求，这一要求也是苛刻的。俄国急于证明自己是斯拉夫人的老大，支持其保护国与奥地利之间的实力对抗。一切都取决于德国和俄国的态度。俄国最新一次重整军备规模吓坏了皇帝和他的最高指挥部成员。他们有段时间一直坚信，越早与俄国开战对德国越好。沙皇尼古拉斯二世（Nicholas II）和他的顾问们同样好战。他们还有一种深层次的冲动，希望证明俄罗斯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7月的最后一周，随着奥匈帝国、俄国和德国的军事动员，纠纷迅速升级。在俄国受到两个力量围攻的时候，法国履行其职责，并下令动员。

到目前为止，英国还没有受到任何威胁。面对法国的求援，格雷只能保证舰队将防止任何德国从海上对法国海岸所发动的袭击。虽然他自己支持干预，但是，正如其他持相同观点的内阁成员一样，他知道发动对德战争需要公众舆论的支持。尤其是在左翼，英国人对欧洲最具压迫性的专制国家各国有着敌意。而且，有理由认为，塞尔维亚的不幸是其咎由自取。正如在1899年一样，需要一个道德理由将人们团结起来。7月29日，当德国政府要求为其军队获得自由通过比利时的权利时，这一理由出现了。英国是保证比利时的中立的条约签署国之一。坚持这一条约可能会使得英国扮演国际诚实信用的捍卫者角色，反对一个认为强权即是正确的国家。

比利时拒绝了德国的要求。德军则于8月2日入侵比利时，带给了英国内阁它一直寻求的公平理由。8月3日，格雷向内阁概述了进行干涉的原因。一位听众惊讶地表示，自己并没有听到任何直接的国家和帝国利益。²⁷ 格雷没有提到的事情还有很多：德国占领了比利时海岸线；法国的失败；可能涉及其舰队和殖民地投降的迦太基式和平。这一切都会危及英国和帝国。中立也会产生危害，因为它会把法国和俄国改造成敌人。他们拥有比德国更大的损害英国海外属地的能力。所谓俄罗斯“压路机”的武器与人力最好还是向柏林滚动，而不是印度边境。这样一来，英国也将更加安全。

一旦明确了德国将干涉比利时的中立，英国立即对德宣战。动员令是在8月4日的10点到下午4点下达的；在这个晴朗的下午，挥舞着的白色的手帕给正在打网球和板球的军官下达了通知。一个星期之内，英国远征军的先遣队已经在法国北部的港口登陆了。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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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英国本土一样，巴尔干危机在自治领内引发的关注也微乎其微。随着形势的恶化，欧洲军队拿起武器。英国政府也采取了事先同期自治领的伙伴制定好的预防措施，并参加战争。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发现，格雷三年前所说的危机已经到来，而德国正是“拥有拿破仑野心”而危及英国海权的欧洲国家。“如果战争爆发，你我将参战。”澳大利亚总理约瑟夫·库克（Joseph Cooke）断言。这是因为，“如果故乡处于战争状态，我们也一样。”²⁸ 加拿大总理罗伯特·博登（Robert Borden）先生向英国提供了国家支持以及30000勇士的消息促使澳大利亚于8月3日提供了相同的数目。

感人肺腑的同伴精神和无忧无虑而活泼的爱国主义鼓动年轻人于1914年夏末赶到英国招募站。在自治领，这样的精神也同样盛行。许多年轻人（也许是大多数人）把这场战争作为一次冒险。但是，在那些参加战争的普通成员的血管里也流淌着强烈的爱国主义鲜血。一位19岁的澳大利亚爱国者写道，他和他的战友们准备秉承“不列颠民族的传统”；他在加里波利的战斗中阵亡。另一个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ANZAC）士兵的诗句中也传递了同样的精神：

英国的旗帜跨海飘扬，

漂浮在风中，在向我招手。

风暴肆虐，战斗蹂躏，尘土熏染：

英国的旗帜——我怎么能够停留！²⁹

这个意义上的亲属关系和共同的危险也激发了加拿大军旅诗人的创作热情：

从悉尼到埃斯奎莫尔特（Esquimault），从大湖到哈德逊湾，

那些从来没有见过你的人，妈妈，那些人昨天离开了你，

我们带上了工具和账簿，我们离开了板凳和矿井，

我们向东航行到佛兰德，加入“卡其色”线。

我们来了，粗野又鲁莽，

身心完全系于你一身，

承诺粉碎普鲁士的侵略军，

那些超过五十万的人。³⁰

一个从尼亚萨兰（Nyasaland） [8] 来的黑人帝国士兵表达了另一种常见的想法。“我们加入战争，因为我们是人。”他很多年以后回忆道。³¹

对于尼亚萨兰之类的殖民地来说，他们没有选择。作为附庸国的印度，则必然要跟随英国参加战争。在1914年8月，自治领参与到战争当中来，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和人民公认有着某种共同的危险。他们牢记着三年前格雷所说的话，并意识到德国在欧洲的胜利将会对英国和自己不利。在宣布战争几天内，自治领政府派遣增援部队的请求如潮水一般到达伦敦。这一表明帝国统一的标志令人放心。整个帝国范围内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涌入征兵办公室的反应也说明了这一点，虽然正如他们的统治者一样，他们以为战争能够很快结束。

【注释】

[1] 美国海军军官，争霸海洋的扩张主义理论家。生于纽约西点军校的教授家庭。1859年从海军学院毕业后，曾在北方军中服役，内战结束时升为少校。后历任罗德艾兰新港海军学院讲师、院长、军舰舰长，还担任过出席海牙和会（1899）的美国代表团成员。1906年晋升少将。1908年起，任美国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主张“海上武力论”，倡议建立强大海军，在中美地峡开凿运河，进行“两洋战争”。鼓吹“太平洋帝国论”，敦促美国充分利用菲律宾基地，夺取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霸权，争夺中国市场并扩大美国在华侵略势力。其扩张理论，成为当时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的战略依据。主要著作有《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海军战略》等。

[2] 英国海军上将。作为一名积极进取的长官，费希尔大大改进了海军训练方法；任第一海务大臣（1904-1910）期间，迫于德国威胁，他对英国海军建设进行了深远的变革。建造了“无畏”战列舰和“无敌”战列巡洋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反对远征达达尼尔海峡而于1915年辞职。（《麦克米伦百科全书》）

[3] 班纳曼，英国政治家，自由党政府首相（1905-1908）。其内阁包括劳合·乔治（Lloyd George）、阿斯奎斯（Asquith）、丘吉尔（Churchill）和霍尔丹（Haldane）。其政府承认德兰士瓦省及奥兰治河殖民地的责任政府制，通过了行业争端法（1906），该法案赋予行业工会会员更大的罢工自由。退职以后不久逝世，给他的继任人阿斯奎斯留下强大而团结的自由党。（《麦克米伦百科全书》）

[4] 英国海军元帅。生于爱尔兰斯塔皮利。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10年晋升海军少将，任海军大臣丘吉尔的秘书。1913年任战列巡洋舰分舰队司令，晋升海军中将。1916-1918年任英国大舰队司令。1919年晋升海军元帅。1919-1927年，任英国第一海务大臣兼海军参谋长。

[5] 加拿大政治家。自由党领袖。毕业于麦吉尔大学。早年当过律师。1874年起历任众议院议员、税收部长等职。1896-1911年出任总理。任内，力主加快开发西部地区。同美国签订互惠贸易条约。建造第二条横贯大陆的铁路。摆脱英国对加拿大的控制，增强加拿大的独立性。

[6] 博塔，南非联邦首任总理。毕业于德国教会学校，1897年当选议员。英布战争中曾任德兰士瓦布尔军总司令。战后建立人民党，任主席，主张与英国合作。1907年德兰士瓦获自治后出任总理。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出任联邦总理。次年组织南非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英方作战，1915年占领德属西南非洲。1919年代表南非参加巴黎和会并签订和约。（《政治人物辞典》）

[7] 阿卜德·伊本·沙特，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创建者、国王（1932-1953）。生于内志中部的阿拉伯领地。1891年，敌对的拉什迪家族占领里亚德，同其父和全家一起流亡科威特。1902年，他率一队武装扈从重新占领里亚德，利用瓦哈比斯一广泛流行于阿拉伯中部的严格的伊斯兰教改革运动，重新恢复了其家族的地位，把势力扩展到阿拉伯半岛的多数地区。1913年，他占领波斯湾蕴藏丰富石油的奥托曼省。1916年阿拉伯大暴动中，巩固和扩大了在阿拉伯地区的权力和地位。1921年成为内志酋长国的素丹。1925年，派军队包围麦加，赶走汉志酋长国素丹侯赛因。1926年1月成为汉志国王兼内志及其属地素丹。1932年9月18日宣布内志和汉志统一，定名为沙特阿拉伯王国，伊本·沙特为国王。1953年11月9日逝世。

[8] 尼亚萨兰：英国在非洲的一个殖民地，独立后改名为马拉维。

第四部分
帝国终结的时代
1914-1945

第一章
E代表我们为之牺牲的帝国
1914-1918

不列颠帝国的资源使其成了战争中最令敌人恐怖的大国。帝国幅员覆盖了地球陆地面积的1/4，人口多达4.25亿，其中3.66亿是有色人种，当然这其中有3.16亿居住在印度。这样的人力资源被毫不吝惜地用来在每一条战线上提供组成帝国军队的战士、劳力以及挑工。

一战结束时，英帝国陆、海、空军已达850万人。其中，570万来自联合王国（4/5来自英格兰），140万来自印度，63万来自加拿大，42万来自澳大利亚，13.6万来自南非，12.9万来自新西兰。最后的这个数据尤其惊人，因为它超过了新西兰符合服役条件人口数的一半。¹ 非洲殖民地提供了5.7万名战士和惊人的93.2万名挑工和劳工，其中大部分在与德国进行的东非战役中服役。² 还有33万埃及劳工在法国和中东服役，4.3万南非黑人在东非和法国北部处理后方杂务，特别招募的中国劳工队也被投入到法国。到1918年，光是在法国就有将近34万中国人、非洲人和埃及人。这些人和其他前线上的同伴一起，承担了总体战中的苦活累活，使得白人可以不断地被送上火线。只计算军人数量认为英帝国没有充分利用其人口资源显然大谬不然。尼亚萨兰在1914年至1918年间提供了1.5万名和20万名劳工，占其成年男性总数的2/3.³ 黑人士兵的比例本可以更高，但殖民部对于黑人与白人打仗感到紧张，高官们错误地认为黑人不如欧洲人那样坚毅顽强。⁴

大战以最极端的方式揭示了一股长期在帝国表面之下回旋搅动的潜流——种族偏见和种族紧张，1914年10月至1915年9月间在法国指挥印度军队的詹姆斯·威尔科克斯（James Willcocks）爵士曾公开赞扬印度战士是“第一等的士兵和天生的绅士”，但私下里却对白人护士照料他们感到恶心。⁵ 卢格勋爵（Lord Lugard）一想到妻子接受黑人医生治疗的念头就惊骇不已，1918年，在利物浦医院的一个西印度病人能否被英格兰护士照顾的问题也让一位外交部官员大皱其眉。⁶

1915年3月，埃及的毛利人部队接到守备马耳他的命令，而不是和他们的白人兄弟们一起攻击达达尼尔海峡，令他们大失所望。⁷ 自不必言，对于高级将领们来说，能最好地支撑英帝国在中东地区威严的是白人部队。这并不全是种族偏见。1918年印度人和黑人突然大量涌入这一地区和白人士兵的转入法国，加剧了埃及人中流传的不列颠马上就要失败的传言，新来的据说只是炮灰，很快就要被土耳其人和德国人尽数消灭。⁸ 那些这么想的埃及人对自己所经历的英国种族主义言行颇多微词。

此等现象在中东地区的军队中俯仰皆是，不列颠人、自治领人、印度人和殖民地人都不能免俗。来自伦敦犹太人社区的两个皇家步兵营将士们抗议将他们和西印度人编入一个旅，而西印度人自己也对自己要和亚非病人共享病房表示愤怒，因为他们“对英语和西方习惯一无所知”。⁹ 西印度人进一步因为被命令进入澳新军团刚刚拒绝进入的肮脏车厢而怒不可遏。¹⁰

1918年的事件更被视作突出反映了澳大利亚士兵臭名昭著的刺头性格，这可成了长期习惯于英国兵温顺性格的高级军官们挥之不去的梦魇。澳大利亚士兵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而且首先甚至经常只认同自己的直属部队。澳大利亚军官尽管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却也必须在行伍之间一步步往上爬，所以他们和士兵之间的关系比较轻松融洽。为了体现“官兵一体”的情谊，一个澳大利亚军官和英国军士分享了他的威士忌，结果在英国军事法庭上受到申斥，因为他的行为被诟病为破坏了纪律。这种纪律及其意欲支撑的整个等级观念对那位澳大利亚士兵来说是完全不可理解的。起初，澳大利亚人对英国士兵对长官的卑躬屈膝深感迷惑（苏格兰人看起来远没有那么驯服），但很快他们就开始对那些不能坚持自己意见的人嗤之以鼻。¹¹

英国将军，尤其是黑格一想到澳大利亚人的不服从精神可能会传染给英国人就感到心烦意乱。然而并没有，英国兵对那些可恶的“5先令们”的嫉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澳大利亚人的工资是每天5先令（合25便士），而英国士兵则只有1先令。¹² 在埃及和之后的法国，这些余钱通常用来买酒和嫖妓，澳大利亚的媒体则抱怨本国的优秀青年饱受母国“堕落”的摧残。¹³ 最近一次在1915年发生的澳新军团中性病大爆发导致了开罗的一次暴乱，许多妓院被洗劫和焚毁。之后两次澳大利亚人的闹事包括1918年在法国的哗变和为了报复一个新西兰人被杀而摧毁了苏拉法的一座阿拉伯村庄，并杀害了数名村民。

相比之下，印度的职业士兵通常懂得自己的职责和位置，或者他们的长官这样认为。但战争的重压证明并不是这样，1914年秋天被派往法国的两个印度师很快就丧失了战斗意志。尽管过去十年进行了内部改革，印度军队及其高级军官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没有准备好打现代的欧洲战争。战场上湿冷的天气和严重的伤亡（有些部队仅一次战斗就减员过半）引发士气衰退，这一点表现在1914至1915年冬天的自伤和装病风潮中。¹⁴ 1915年5月，负责审查印度士兵邮件的审查员发现许多人觉得自己无望幸存，黑格担心一场哗变即将到来。¹⁵ 徒劳地试图掩盖印度士兵不满情绪的英属印度政府也同意这个看法，9月，印度派遣队被撤出法国，转而派往美索不达米亚。

1914年的帝国兵力动员工作继续缓慢进行，而且其原则仅仅是为了找些自治领的士兵来代替英国的正规军作为守备部队，这些人在法国十分紧缺。1914年至1915年冬天发生的事决定了帝国战争努力的形态和方向。新的一年就要到来之际，法国的战事已经发展成最好用加长的包围战来形容。两条正在不断加强防御的工事，每条绵延数英里，从苏伊士运河一直延伸至阿尔卑斯山脉。接下来的三年半，英法联军和德国军队都在试图粉碎和穿透对方用铁丝网、壕沟和地堡组成的战阵。与此同时，双方的高级军官也想努力发明一种战法，把现代战争的一些新发明——机关枪、高爆弹药、精确轰炸、飞机、毒气、坦克以及无线电等一齐应用起来，给敌人造成致命的打击。不过防御手段的相应提升也使得这项任务变得更加困难。

试图打破西线战场僵局的过程慢得要命而且十分血腥。其标志是从1915年到1918年间的一系列杀人数十万却没什么实际意义的大规模攻势。1915年12月，掌握英国远征军指挥权的黑格为这一战术辩护时指出其使德军的士气和体力都降至低点。这可未必。确定的是协约国需要绵绵不断的兵员来补充消耗战必然会带来的损失。认为这场战争不会持续很久，英国和自治领首先想到的是依靠志愿兵。

强制征兵制长期以来被认为侵犯了宝贵的个人自由，而人身自由在英国和自治领是受到人们公认的权利。不过这类观念在战时是奢侈品，随着志愿兵数量的减少，英国政府于1916年初被迫采用了强制征兵制。新西兰在5月效法了英国，但在服役率不断降低的澳大利亚，义务兵役制受到了普遍的抵抗。此事曾在1916年10月和1917年12月两次提交全民公决，每次的投票结果都坚决反对强制征兵制。每次公投都遭遇了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的强烈敌对，1916年都柏林在复活节起义遭到的整肃和英国政府不愿实施爱尔兰自治使得其对英国的传统反感更加尖锐。强制征兵制还开启了加拿大的种族分化，那里的法国裔加拿大人不赞成1917年8月通过的强制征兵法。1917年冬到1918年春强行征兵还引发了魁北克的骚乱。因为害怕全心全意支持战争的英裔南非人和一部分支持德国的阿非利加人之间心生罅隙，南非政府甚至连考虑一下强制征兵法都不敢。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法裔加拿大人和布尔人对强制征兵法的反应提醒人们，在白人自治领内部有些群体的集体历史记忆使他们不可能与英国有天然的共鸣，或者对帝国有任何依恋之情。

尽管采取强制征兵制与否的最终决定权在自治领自己手中，但是对帝国战争努力的总体控制和分配帝国资源的责任仍然落在英国战时内阁和最高指挥部的肩上。他们要么得与法国人亲密合作，要么不得不忍受对方，最起码也得把盟国的要求纳入考虑之中。国内的政治阴谋和争执并未因战争爆发就暂时中止，反而更加激烈和严酷，因为很显然，一连串的政府都没能带来胜利。帝国英雄基钦纳作为陆军大臣服务的阿斯奎斯的自由党战时内阁在1915年4月被联合政府取代。阿斯奎斯继续留任至1916年12月，直到被那些认为他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意志打赢战争的报业大亨和政客密谋赶下台。接替阿斯奎斯的劳合·乔治 [1] 则兼具两者，还颇具个人魅力，他带领联合政府一直掌权长达两年，尽管有时干得并不太舒心。

政府、大臣以及将军和海军将领们的你来我往、升升降降，都是表明决策者之间不睦不和的外部证据。到1915年初，两种关于战争本质和如何取胜的对立意见开始出现。一边是有法国人撑腰的“西线派”，要求把力量集中在法国地区，认为胜利的唯一可能就是在那里打败德军。另一方“东线派”认为法国的战事已经陷入僵局，每天的伤亡人数已经证明想要在那里取得突破只能是浪费人命。相反，应该攻击德国的盟友，破墙任人推，消灭其同盟国能削弱德国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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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是东线派的首个目标。强行攻入（土耳其）海峡将摧毁奥斯曼帝国，并打开通往俄国的道路，而俄国已经快撑不住了。不仅如此，还有一点使得这一计划对丘吉尔和基钦纳这些帝国主义者非常有吸引力，那就是英国可以就此得到土耳其部分地区。对土耳其的“争夺”实际上早就开始了，1914年11月，一支印度远征军就占领了巴士拉（Basra）并试探性地向北进行了推进，而俄军则入侵了安纳托利亚（Anatolia）东部。为战后瓜分战利品所做的政治准备正在进行之中。到年末，俄国分到了土耳其海峡。经过不断的争吵，1916年5月，《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规定了英国和法国各自在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有形帝国和无形帝国的边界。

根据东线派的主张，对土耳其的行动将刺穿德国“柔软的小腹”；可能将会就此出现一个对抗奥匈帝国的巴尔干战线，并创造一个拓展英帝国的机会。如果不能打破在法国出现的僵局，这在1915年和1917年似乎很有可能，就必须与德国谈判取得和平。因此，英国必须取得一些谈判的筹码并把目光放远一些。马克·赛克斯（Mark Sykes）爵士是一位来自约克郡的下院议员，对中东地区有专业的第一手知识，他在1916年宣称英国加强对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控制可以更好地对抗战后俄国对这一地区的染指。他和许多人一样，认为战后各大国又会为了土地和影响力，重新开始他们之前的全球博弈。

东线派的主张在战时内阁中流行而结果就是1915年春天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远征。其支持者声称此举不仅将把土耳其赶出这场战争，而且是对英法战争实力的精彩展示。但这次帝国力量的实物展示课很快就跑偏了。总共有12.9万人成功登陆，其中1/3是澳新军团士兵，然而土耳其军队的抵抗很顽强。战役被拖至秋天，当突破很明显地化为泡影时，战时内阁不情愿地批准了撤退。

1915年12月加里波利半岛的撤退是对英帝国力量的当众羞辱，尤其是对英国本土人而言。这之后不久，一位印军高级指挥官的评论很能体现传统的英帝国智慧：“我们现在的地位全依靠欧洲人在战斗方面对亚洲人的天生固有优势。”¹⁶ 但是这已不再正确：土耳其人占绝对多数的军队击败了白人占绝对多数的军队就证明欧洲人并非不可战胜的。加里波利战役再一次让亚洲和中东的人民想起了10年前俄国人败在日本人手里的一幕：白人军队并非不可战胜。策划了整个达达尼尔防御战的穆斯塔法·凯莫尔（Mustapha Kamal）帕夏 [2] ，成了土耳其民族运动的核心和领导，也成了中东其他民族主义者的榜样，当然他在战后的名字更加广为人知——凯莫尔·阿塔图克（Kamal Atatürk）。1916年4月欧洲人的霸权再遭重创，一支英印军队被迫在底格里斯河畔的库特-阿玛拉（Kut-al-Amhara）投降。

在加里波利和库特-阿玛拉的失败使英国威信扫地。库特的失利证明了印度军队至少是他们的指挥官不适应现代战争。对土耳其的争夺被证实远比较早对非洲或者中国的争夺要困难得多。西线派一直坚持认为，为了赢得战争，在加里波利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战役仅仅是浪费人力的杂耍节目，真正的战场应该在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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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巴肯（John Buchan）发表于1916年10月的小说《绿斗篷》以加里波利战役为背景。小说的情节围绕土耳其-德国统帅部试图以救世主之名的圣人为号召，在北非、撒哈拉、中东及印度挑起一次大规模起义而展开。小说里的圣战虽然被及时阻止了，但是其在现实中出现的可能一直是战争期间英国和英印政府的心头病。1914年11月，土耳其苏丹，即哈里发（所有逊尼派穆斯林的精神领袖），宣布对英国、法国和俄国发动圣战。这些国家是伊斯兰文明的残忍敌人；他们对穆斯林开战已逾百年，从他们手中掠夺了非洲、中东和亚洲的土地。现在穆斯林联合起来反击，以真主的名义夺回曾经属于他们的东西。

梦魇正在变成现实。三年前，费希尔勋爵曾经预言：“这个世界还没有意识到一旦伊斯兰教徒被宗教狂热附体将会做出什么。”¹⁷ 他的这个担忧也得到了那些主要统治穆斯林地区的总督的认同。圣战对印度有巨大的潜在危害，那里的5700万穆斯林是军队的主要兵源。圣战热情在西北前线最强烈，来自这个地区的印度土兵会把信仰置于对英王的忠诚之上，进而当逃兵。一小群帕坦人逃兵据说在1915年至1916年间为土耳其-德国情报部门效力，其中一些可能还回到故乡策动了反英暴乱。比这严重得多的是1914年11月发生的兵变——第130俾路支兵团的士兵拒绝与土耳其人交战。1915年2月又发生了更加血腥的兵变，新加坡第5土著轻步兵队造反，杀死了从欧洲来的指挥官和平民。这两次的兵变者都被抓起来审判，头目被公开处决。新加坡事件后的调查也发现了泛伊斯兰主义颠覆活动存在的证据，以及土兵因为印度军队在法国遭受惨重损失的报告而普遍产生的不安情绪。

英印政府因这些事件和未来可能发生的动荡严重地动摇了。“我希望在印度的士兵尽可能是白人。”1915年3月总督哈丁（Hardinge）勋爵对基钦纳如是说。¹⁸ 他的恐慌具有传染性；1916年4月，刚看到一点伊斯兰起义或者阿富汗入侵的苗头，战时内阁就立即调拨了驻埃及的两个师派往印度。¹⁹ 两个月后，阿里·第纳尔（Ali Dinar）起义刚一开始，温盖特就不断缠着伦敦和开罗要军队。1857年印度兵变和苏丹马赫迪起义的记忆历久弥新，成了令官员们不寒而栗的梦魇，然而他们的表现也说明英国对伊斯兰世界权威之不固已深入人心。

不过实际上所有这些担心都被夸大了。土耳其和德国特务部门策划的泛伊斯兰颠覆计划尽管野心勃勃、具有潜在的危险性，最终却由于处理不当、内部不和和联络网过长而功败垂成。那些令人恐惧的狂热爆炸、分散的兵变最终被证明只是一系列哑弹。1915年叙利亚逊尼派对埃及的袭击、1916年苏丹的阿里·第纳尔起义以及法属撒哈拉地区的一系列反叛都是由当地军队处理的。镇压撒哈拉起义也借重了尼日利亚团的非洲民兵，他们在1916年至1917年间被租借给法国，这也是这两个昔日的帝国主义对手之间有趣的合作案例。²⁰

有助于减弱伊斯兰狂热的是那些印度和非洲穆斯林王公对英国的效忠，因为英国，他们得以继续在当地的统治。阿迦汗、桑给巴尔苏丹和北部尼日利亚的酋长们（他们为英国提供了18.8万镑军费）保持了坚定的忠诚，并对忠于他们的宗教信徒发出反对圣战的呼吁，宣称哈里发的圣战不过是德国人的诡计罢了。1916年6月，麦加行政长官侯赛因（Hussain）正式脱离了奥斯曼帝国而与英国结盟以后，其宗教影响力像及时雨一般加强了英国宣传攻势的效果。

侯赛因是后来被称为阿拉伯叛乱事件的傀儡。这个起初看来巧妙的英帝国式政变是由驻开罗的一小群热忱的外交部、陆军部官员和情报人员策划的，其中T.E.劳伦斯上尉，后来的劳伦斯上校（即“阿拉伯的劳伦斯”）名气最大。他们希望通过买通侯赛因来削弱圣战的力量并吸引大规模阿拉伯人从土耳其反叛到协约国这边来。从政治上说，极端保守的哈希姆家族的首领是理想的伙伴，但是侯赛因的理想也吸引着更加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他们正盼望着战后阿拉伯诸国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中崛起。从1917年至1918年间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显的问题是，正当劳伦斯带领着阿拉伯人从汉志地区向北部移动时，英国和法国早就已经把阿拉伯人希望保留的土地划为了己有。更有甚者，英印政府正在拟定战后吞并美索不达米亚的计划，此举并非仅仅是为了防御，而且希望可以将该地区变成印度移民的殖民地。通过扶植阿拉伯民族主义，英国政府正在创造哈丁勋爵预言中的“弗兰肯斯坦的怪物”。²¹

英国在达达尼尔发动攻势，通过红海给阿拉伯提供援助，从印度和自治领向任何需要的地方调兵，这些全仰赖其对全世界海洋的控制。这在1914年底已成为现实，但也有小小的失手。11月，一支孱弱的英国海军舰队在智利沿岸的科罗内尔（Coronel）被德国远东舰队彻底击溃。两个月之内，英国海军的威名和在当地的优势通过福克兰群岛海战得以恢复，此役，德国军舰被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舰队打败，其中包括两艘刚刚从英国紧急召集来的战列巡洋舰。

一战期间唯一一次大规模舰队行动于1916年5月末在日德兰半岛附近展开，结果是德国人在给英国联合舰队造成了相对更重的损失后返回了港口，未分胜负。然而海军力量的天平仍然向英国一方倾斜。英国皇家海军可以继续其从1914年8月开始的对德国施加的严密封锁。德国的反应是在1917年2月1日再次开展曾在1915年短暂实施的无限制潜艇战。德皇曾预言英国的末日，他差点就说对了；对英国和中立国的任何驶自或者驶离英国港口的船只的全面打击意在饿死英国并在六个月之内使其经济崩溃。德国人开始这一行动前两天，时任联合舰队总指挥官的比蒂（Beatty）在猜测将来会怎样时，忧郁地总结道：

法国快不行了。意大利也撑不住了。因为缺煤，他们的工厂没法开工，而我们没法供给他们，因为货轮都被击沉了。我们的陆军可能在胜利进军并狂砍德国鬼子，但真正的竞赛在于我们能否在德国人把我们的商船运输大军消灭之前以封锁把他们扼死。²²

现在进行着两场消耗战，一场在海上一场在陆地，两场协约国都打得不怎么样。在海上，德国潜艇到1917年4月开始取得优势，看起来英国整个的海外贸易即将瘫痪。灾难在最后一刻被避免，劳合-乔治否决了那些海军专家的意见，坚持在7月引入了护航机制。那些专家认为这绝不会起作用。军事专家在法国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很得势，这可对最终的胜利没什么好处。英国在索姆河（1916年7月）、阿拉斯（1917年4月）和帕斯尚尔（1917年7月）发动的攻势，以及法国在埃纳河（1917年4月）的攻势没能穿透德国的防线，却使进攻方蒙受了更惨重的人员伤亡。此外，屠杀式的埃纳河战役还在法军中引起了大规模的哗变。

正当法国的战斗意志开始破裂时，俄国已经彻底崩溃了。沙皇独裁在1917年2月瓦解，后续的临时政府发现不可能再坚持战争努力。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党人轻松地夺下政权并在六周之内与德国和土耳其签署了停战协定。1917年4月美国的参战给协约国带来了安慰，但是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征召和装备好美国人使他们在法国参战，他们被认为是可以改变法国战局平衡的关键。美国步兵和美国海军受到了英国的欢迎，但是美国对战争的意见却并非如此。英国统治者的个人见解被外交官罗伯特·范西塔特（Robert Vansittart） [3] 总结如下：

比我们虔诚，依然在思索英帝国主义、乔治三世和都柏林复活节起义的美国，也加入了大战。我们怀疑这个新参战国的目的会不会干扰我们的。²³

不论黑格和他的助手们有什么样的不同意见，从1917年的黯淡前景来看似乎协约国绝不可能打败德国军队。这个结论以及由此得出的结果——战争将以谈判收场的想法盘桓在各位大臣和他们的顾问脑中。如果将会达成一项协定，人们认为它应该遵循1815年维也纳协定的原则，重新划定疆界和势力范围。因此当战斗停止时，最重要的是英国要处于一个可以提出条件以保持和扩大其现有帝国并被接受的地位。

在很多方面，这种英国战争目的论是“东线派”思想的延伸，对主导劳合·乔治战时内阁内部圈子的那些帝国主义者有明显的吸引力。曾经支持布尔人反对帝国主义的首相现在改变了立场。1918年月8月他向赞同他观点的里奥·埃默里（Leo Amery）表达了对迪斯雷利和张伯伦的崇敬，尽管他的帝国知识还有点不够扎实，一次他甚至以为新西兰在澳大利亚的西边。²⁴ 毋庸置疑，他对帝国地理的无知得到了他的亲密同事米尔纳（Milner）和寇松（Curzon）处理的帝国事务经验的补充。1917年3月以后，还得到了自治领首相或者其代表的补充，他们开始时不时地被允许参加战时内阁会议。这些新来的中最有能力和精力的是南非陆军大臣，杨·史末资（Jan Smuts）中将。他是阿非利加人，布尔战争前是个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律师，而战时则是一支布尔人小分队头目，之后则转而成为帝国主义信徒并且强烈支持加强英国和南非间的联系。和其他战时内阁成员一样，史末资也会每周听取由两位死硬帝国主义者里奥·埃默里和马克·赛克斯准备的世界局势分析。

对埃默里来说，“大英帝国的安全和福祉”是英国战争政策的最高目标。他在1916年12月的一份备忘录里揭示了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其中提议英国允许德国保有其殖民地，以换取英国对从红海到波斯湾的区域实施不受限制的政治控制。“纯粹是亲德思想”，外交副大臣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 [4] 勋爵如此回应道。²⁵ 不过考虑到未来的帝国安全问题，埃默里试探舆论风向的发言却是极有道理的。不出数月，劳合·乔治就下定决心要在战后保留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7月他指派埃德蒙德·艾伦比（Edmund Allenby）将军执掌埃及远征部，并命令他在圣诞节前拿下耶路撒冷。首相大人认为这一胜利不仅将会为他的任期增光添彩，而且还是一支对抗战争疲劳的解毒剂，而眼下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已经深受其害。

耶路撒冷如期陷落，艾伦比的大军进城的官方宣传片被当作提振士气的工具发往英帝国的每个角落的每个电影院。劳合·乔治在圣诞休会前的议会下院辩论中，在提到耶路撒冷的陷落和几个月前巴格达的陷落时用了旧式的帝国征服语言：

我知道很多人会说这只是些小打小闹。但大英帝国需要的就是许许多多的小打小闹。在另一场欧洲大战七年战争期间……被全体英国人深深记住的不是欧洲大陆的大战，而是普拉西和亚伯拉罕山庄。²⁶

劳合·乔治提及这些的用意十分明显：英国必须要保留加拿大和孟加拉，因此要在战后保留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劳合-乔治皈依掠夺性的帝国主义一定令那些整天在担忧安全和可防御前线的高级军官感到高兴。中东的一条土地将提供一个广阔的走廊把埃及和印度联系起来，并形成阻挡北方入侵的屏障。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那样的一战时的帝国主义者理想更加远大。一位长期在亚洲前线服役的参谋军官认为近两千多年来，像英军高歌猛进这样的情况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绝无仅有。他认为当地人被震撼了：“我们种族的百折不挠……令他们大开眼界，从罗马帝国以后就没有欧洲人这么做过。”²⁷

当这种绝对统治在中东的沙漠上建立以后，欧洲会发生什么？这里，事情因为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的态度和他的“十四点原则”而变得复杂了，1918年1月他把后者作为协约国的战争目的提交了美国国会。他精心策划的和平计划回应了近期德国对布尔什维克提出的要求，显然和平的代价是德国吞并部分俄国领土。威尔逊以理想主义对抗贪婪。他列出的协约国和平条件是一个无可指摘的正义清单，还包括承诺使迄今以来被德国和奥匈帝国统治的中欧和南欧民族在战后实现民族自决。第五条试探性地把这一原则扩展至欧洲以外。至于那些德国前殖民地和奥斯曼帝国行省的命运将会在平衡“相关民族的利益”和希望得到那些地区的帝国利益以后做出决定。由于担心得罪英国，威尔逊对这一提议极为犹豫，但他还是努力找到了一套说辞力求不为难美国的盟友。²⁸

但他并没有成功。威尔逊式的崇高思想打破了传统的欧式和平愿景，英国人想以殖民地来换取大陆边界的重新划定。这对劳合-乔治及其政府来说真是讨厌，但是为了美国的财政和物质援助他们只好忍受。范西塔特这样讽刺威尔逊的和平条件：“我们的统治阶层可不喜欢当被套上鼻环的约翰牛。”威尔逊的主张发表九个月前，保守党前首相阿瑟·鲍尔福（Arthur Balfour）就警告内阁不要让“欧洲友爱思想”阻碍战后帝国安全的实现。²⁹ 波兰人、捷克人、罗马尼亚人以及混杂的南斯拉夫人的利益必须要服从于英国的利益，因为他们基本或者根本没有对协约国有所助益。此外，已经得到德属太平洋殖民地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征服了南部西非的南非拒绝放弃到手的东西，就像英国政府拒绝放弃1914年至1916年间夺取的多哥兰和喀麦隆以及在1917年12月经过漫长艰苦的奋战才最终占领的德属东非。

1918年1月时对和平的任何推测都只能是纯学术性的。刚刚从俄国前线腾出手来的德军开始被运往西线，准备发动一场预计前所未见的凶狠进攻以赢得战争。留在后方的开始向东边的黑海进军，同时新成立的土耳其“伊斯兰军”则在准备向里海推进。俄军没有什么正牌部队可以抵挡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协约国看起来各处都不太牢靠，除了海上德国潜艇的威胁已经大大减弱。

从1918年3月到7月的连续三次德国攻势都切开了协约国的防线，不过每次协约国后撤的部队都能重新组织起新的防御阵地。8月反击开始并持续到了10月底。德军失去了阵地和继续战斗的意志。协约国没想到结局如此突然，其最高统帅部还在准备1919年的行动和可能更晚一年的彻底胜利。11月第一周里，德国的公共秩序崩溃了，德皇退位以及公海舰队水兵的哗变迫使政府不得不选择求和。等同于德国投降书的停战协定于11月11日生效。在其他战线也是同样的“破鼓众人捶”局面。在中东，艾伦比卓越的快速进攻击溃了一支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土耳其与德国联军，9月30日澳大利亚骑兵夺下了大马士革。一个月之内，阿勒颇和安提克就失陷了，土耳其政府继而投降。与此同时，协约国在意大利北部和东南欧的攻势也让奥匈帝国和保加利亚跪地求饶。

大英帝国坚持到了胜利。德国刚一投降，寇松就以狂喜的口吻在大谈未来的世界里英帝国将会多么伟大光荣：

英国的旗帜从未在一个比现在更加强大和团结的帝国之上飘扬；英国人从未如此高傲地面对世界；我们的话语从未在世界民族之林如此持重，甚至将决定人类的命运。³⁰

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许多类似的浮夸论调也源源不断地从领袖、政客的口中和记者的笔下倾泻而出。其中大多还说得过去，因为帝国的子民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总的伤亡人数如下：

大多数伤亡发生在法国境内，在1918年11月那里有不到200万英国士兵待命，和他们一道还有15.4万加拿大人、9.4万澳大利亚人、2.5万新西兰人。另有30.6万帝国士兵部署在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其中包括9.2万印度人和2万澳大利亚人。22.2万人在美索不达米亚服役，内含12万印度人和10.2万英国人。超过33万当地劳工在中东的交通线上辛苦工作。³¹

对几个自治领来说，战争的经历是通往民族国家道路上的一个仪式。澳新军团日，也就是加里波利登陆的周年纪念，成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国家纪念日。其情感意义和为民族意识觉醒而献身的事迹在20世纪20年代新西兰的学校晨礼上得到了深刻的展示。在这小小的再现仪式上，一个男孩向乔治五世的画像敬礼并宣誓：“我们的国王激发我们对祖国及其法律的忠诚和热爱，因为他通过人民的同意进行通知。上帝保佑吾王！”接着，国歌响起，一个男孩口诵下列语句：

世界大战证明了我们美丽祖国的成千上万儿女们死得其所。像他们一样，我们宣誓，好好生活并将不惜以死来捍卫我们的祖国和帝国的兄弟们……³²

但他们真的是为帝国而死的吗？征兵口号和宣传海报总是强调帝国；1916年的加拿大士兵的爱国主义入门手册包含如下劝告，"E代表着我们将为之牺牲的帝国”，还有许多插图画着英国雄狮和它的幼崽们（自治领）一道挑衅地嘶吼着。³³ 传教士的儿子基斯·法利斯（Keith Fallis）19岁就加入了加拿大军队，他认为他可能和其他人一道儿被战前的帝国主义宣传洗了脑。“我从不怀疑，”后来他回忆道，“我们正在做的就是对的而德国人是错的，我们正在为了让民主世界更加和平而战。”³⁴ 前线不是鼓吹沙文主义情绪的地方，因为士兵们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活命或者从战斗创伤中复原。英国工人阶级出身的士兵对“帝国”这个词无动于衷，不过其中有些还因为把它错当成了帝国音乐厅的代名词而有所触动。³⁵ 1918年7月一次战时内阁在讨论未来帝国的组织结构时，直率的澳大利亚工党首相比利·休斯（Billy Hughes）谈到3/4的驻法国澳大利亚人只想跟帝国脱离一切关系。³⁶ 黑人士兵的战斗动机有时不太容易理解，他们很少留下过往的记录。当人们向他们提出参战的种种解释时，他们关注的是德国人可能会来抢他们的土地，正如新兵们1914年在尼亚萨兰听到的那样。³⁷ 1916年至1918年间在喀麦隆战役中当脚夫的尼日利亚人被灌输的是“你们将要去帮助英王的军队打仗，他们会阻止德国人来毁掉你们的国家”³⁸ 。

从战争一开始，官方就对大量征召黑人士兵持保留态度。1915年一位殖民事务部官员如此提醒陆军部：

不能忘记训练西非土著拿起我们的武器，并因成功地与欧洲人交战而获得新的自信可不太可能在和平时期更加恭顺。³⁹

这一点在种族障碍的另一边得到了理解。在南非，所罗门·帕拉吉（Solomon Plaatje）也意识到了黑人与白人战斗的危险性。“帝国必须坚持有色人种不得对白人动手的原则，否则印度、非洲或其他帝国的任何地方都不会有王法了。”⁴⁰ 他的同胞们被特意安排不去杀白人，而是做日常保障工作，或者像1917年7月当他们被派到法国时乔治五世告诉他们的那样：“没有军火我的军队没法战斗；没有食物他们没法生存。你们帮忙每天把这些东西送到他们手中，这其实就相当于向敌人投长矛。”⁴¹ 听者对这番话的感想无从得知，不过许多与那些行动做派跟白人差不多，而且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Freetown）短暂接触的白人都对其与白人接近的程度深感震撼。相对地，白人在利物浦码头上卖苦力以及在码头上拉客的白人女人轻浮、随意的形象也令他们极为诧异。⁴²

南非的黑人留下了一个这样的国家，在那里，深色皮肤自动把人降格到社会的最底层。黑人在原来的西印度社会里本来更占优势地位，他们受到传教士的教育，被慈爱家长似的当地殖民政府以一种温和的方式统治着。尽管在巴勒斯坦战役中表现英勇，急切希望报效英国的西印度志愿兵却受到了种族主义的轻慢对待，这令他们义愤填膺。他们的不满终于在1918年12月塔兰托的哗变中爆发了。在一次抗议集会上一位中士叫道：“西印度的黑人应该自由地统治他们自己。”他的观点得到了听众的鼓掌欢呼，几个月后，殖民事务部的常任副大臣乔治·费迪斯（George Fiddes）爵士警告西印度的官员说：“白人不喜欢黑人发出的新声音。”⁴³

印度民族主义者把他们国家在战争中的功劳看作是通往独立之路上的一步。他们的领袖，曾在布尔战争随战地救护车队服役的莫罕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在1906年的祖鲁战争中再次穿上军装，但是由于胸膜炎发作他没去成美索不达米亚。作为一个“弱小民族”的参战代表，他接受了威尔逊的战争观，并于1918年6月要求其追随者也参与进来。他在孟买的演讲中告诉听众，民族主义志士会结成一支“自治者”的“民族军”。“他们将会为英帝国而战；但他们战斗的原因却是志在成为英帝国的伙伴。”⁴⁴

没有什么共同的价值观把为帝国而战的人统合起来。帝国主义狂热分子，主要在英国，认为战时的合作是帝国团结可以实现的一个光辉例证，但实际上这和帝国未来的凝聚力一样都是虚无缥缈的幻影。1914年德国主宰欧洲的危险当然令英国和自治领感到警觉，这个危机把他们拉到了一起。英国和自治领的军队打得不错，但是不久之后，随着澳大利亚人和加拿大人在帝国的军队中服役，他们逐渐开始对与其生活发生密切联系的英式僵化社会结构极为反感。许多人暗自庆幸他们或他们的祖辈移民出来了。黑色人种和棕色人种发现了新世界，见识了新思想，认清了他们在英帝国里的位置，于是回到祖国后就开始质疑英帝国的一些基本理念。

不论怎样，维多利亚后期和爱德华时期那种英帝国各部分联合成一个稳固阵线的美梦已经成真。但帝国主义者当时和后来没有意识到的是，那些被要求付出牺牲的人可能在期待得到报酬。进而，在英帝国建构的最后一波浪潮中，英国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结盟，以战争征服了中东的领土。1918年时人们依旧在观望，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究竟能不能与甘地口中的“弱小民族”和谐相处，毕竟最后这11个月的战争从表面上看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进行的。

【注释】

[1] 劳合·乔治：英国政治家，全名为大卫·劳合·乔治，劳合·乔治是其姓氏。

[2] 穆斯塔法·凯莫尔：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被尊为国父。帕夏是土耳其语中对身居高位者的尊称。

[3] 罗伯特·范西塔特：英国著名外交官，曾官至外交部常任副大臣。

[4] 罗伯特·塞西尔：英国著名政治家索尔兹伯里侯爵的儿子，一战中曾任负责封锁事务的外交部副大臣。

第二章
统治还是离开：麻烦不断的爱尔兰
1919-1939

二战之后有两种病毒席卷了全世界。一种是伤害身体的西班牙流感；另一种无人命名却感染灵魂，二者同样致命。尽管关于后者的来源众说纷纭，然而它的症状十分明确。政治家对它无能为力，就像当时代理英国外交大臣的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在1919年3月底给驻埃及高级专员雷金纳德·温盖特（Reginald Wingate）的信中所说：

埃及的动荡无疑是一次世界性运动的组成部分，尽管表现各异，但它却在任何一块大陆、任意一个国家都清晰可辨。我们的麻烦才刚刚开始，还不知道文明的力量究竟何时或者能否抵抗这种社会性和国际性的瓦解。¹

这是一个71岁的高龄老人看到的黯淡前景，尽管他从童蒙起就被教导要对人类文明的最终胜利和支撑旧世界秩序的文明力量充满信心。但在他卓越政治生涯的末尾，这位温文尔雅的大臣却面对着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到处都能看到那变化多端的分裂力量存在的证据，不但不可阻挡而且威胁帝国的延续。

过去的三个月里，贝尔福见证了一帮新芬党议员宣布成立的爱尔兰共和国，还有叫嚷着要结束英国对其祖国统治的埃及暴民使那个国家陷于瘫痪。就像贝尔福担心的那样，事态很快就恶化了。4、5月间，由于反对煽动法而引发的抗议运动导致了巨大的混乱，以至于一些官员甚至认为印度即将爆发第二次起义。在特立尼达、牙买加和英属洪都拉斯都发生了反白种人的暴乱，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反抗英国扶植的新政府；1920年5月阿拉伯人也步其后尘。同年还有巴勒斯坦的反犹骚乱及爱尔兰共和军（IRA）遍地开花的游击战争。

英国也未能幸免。英国及其自治领的军队因为1919年冬天的军队复员时的拖延而暴动兵变。6月，斯塔福德军团的一支小队拒绝赴印度服役，这个夏天还发生了一系列警察罢工。² 而最令政府心惊胆战的还是工会在1919年和1920年表现出了一连串突增的战斗性，甚至引发了英国即将步俄国后尘发生革命的担忧。

如贝尔福那样的保守党人的脑子里总想着要从这种对现存秩序的不断攻击的背后找到一个指导思想，厄尔斯特统一党领袖爱德华·卡森（Edward Carson）爵士在1920年7月的议会下院宣称他认为有一个“要把英国人赶出印度和埃及的阴谋”。³ 相比之下另一个顽固的厄尔斯特人，帝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亨利·威尔逊（Henry Wilson）爵士的观点则更加具体。他认为造成帝国内外动荡的原因是：“国内的新芬党人和社会主义者、俄国布尔什维克、土耳其和埃及的民族主义者以及印度煽动分子。”⁴ 他没说这些人的活动是否有联系，但他掌管的情报部门认定俄国是中东地区所有反英活动的源头。⁵ 连续担任帝国防卫委员会和战时内阁秘书长的莫里斯·汉基（Maurice Hankey）爵士将这一切归咎于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原则，认为其宣扬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原则“冲击了大英帝国的根基”。⁶

有一种理论认为所有这些英国内和帝国内的大众不满表达其实植根于隐蔽的共产主义煽动，这种观点在右派和知识分子圈里很有市场，而且长期如此。原因是莫斯科从1917年以后大肆发表反殖民主义言论而且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提供庇护和帮助。同样，1919年为了传播世界革命而成立的共产国际（Comin-tern）也致力于在所有被殖民民族中培养革命意识。不过这仅仅是共产国际的次要目标，其主要的关注点是那些已经组织起来的欧美产业工人阶级，他们对共产主义宣传可比政治上还未觉醒的亚非农民要警惕得多了。

殖民地的工会组织是共产国际特工的天然目标。20世纪20年代，英国和印度共产主义者受命打入印度当地的工会成员内部以影响他们。这些煽动者的活动没取得什么进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印度犯罪调查部门采取的反颠覆措施。⁷ 1920年埃及采取措施预防对工会的渗透，专门选出一些当地警察去英格兰接受“反布尔什维克”监视技术训练。⁸ 在其他地方，殖民地警察局监视着当地的共产党。1921年在巴勒斯坦成立的共产党被认为对国家无害，在一份警察报告中，它的历史被描绘成“仅仅是一帮凡夫愚妇在特拉维夫和海法的小屋里为了教条和工资争吵不休的烦人故事”。⁹

可这些并没有减轻英国情报机关的担忧。1927年，帝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米尔纳（Milner）勋爵总结共产主义在印度的活动时认为，苏维埃颠覆活动是“英帝国当今面临的最严重军事威胁”。¹⁰ 报告称吸取了在中国所获得经验的苏联特工正准备把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引上歧途，米尔纳有如此想法也不足为奇。真正惹人注意的是这反映了当时官方的心态：米尔纳和他手下人都下意识地认定印度民族运动会轻易屈从于共产主义压力并接受一种跟他们大多数领导和成员都不同的意识形态。更骇人的消息显示，俄国政府正在阿富汗重演沙俄的扩张政策。1919年短暂的第三次英-阿战争期间，英国情报部门发现阿富汗人在向俄国人寻求飞机和飞行员，两年以后阿富汗飞行员就已经在俄国受训了。¹¹ 老幽灵在德里走廊重现，在阿富汗防御苏联侵略的计划被重新提起并更新。¹² 即使是在英国和苏联还是同盟国的1943年，军事情报部门还是被苏联煽动者在西北前线部落民族的活动记录搞得心烦意乱。¹³

“红色威胁”完美地契合了从1919年开始流行的阴谋论，还给遍布英帝国的动荡袭扰找了个令人满意的解释。1919年，以《晨邮报》为代表的右翼报纸在显著位置发表了《峋山长老议定书》 [1] ，给这种全球性现象增添了更加清晰而恐怖的色彩。这份沙俄末期反犹主义者伪造的文件规划了犹太人企图通过颠覆活动掌控世界的阴谋计划。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进行的煽动都是这一计划的组成部分，而其中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推翻大英帝国。海军少将巴里·达姆维尔（Barry Domville）笃信这种荒唐说法，在海军情报部门工作的他确信英帝国正面临莫斯科谋划的犹太-共济会威胁。尽管这份伪造的文件在1920年就已被戳穿，但是他和其他幻想家的想法却没有任何动摇，正是他们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参加了一系列英国法西斯活动。他们发誓要为了英帝国抵御那些虚构的敌人，那些人无一例外的不是犹太人就是共产党，要么就是兼而有之。

约翰·巴肯的惊险小说和“工兵”反映了试图为英国和帝国面临的所有问题找一个共同源头的努力。这些都得依靠其观众愿意相信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密谋以及一小群有志者真的能设计推翻政府或者动摇整个社会。反派们拥有巨大的资源而毫无善恶观念，对人来说简直就是异类。他们的密谋总是被挫败，秩序总会得以维持。这类小说的读者相信他们的国家和帝国如此脆弱，暗示着他们对这两者的信心都在下降。

一战是否使得既有秩序被削弱，进而导致其暴露在1919年出现的抗议和骚乱大流行之下的说法还有待辩论。这种秩序的守护者以所有攻击都是一个庞大却模糊的阴谋的产物为由对而其嗤之以鼻，在政治上也是很占便宜的。这样做就完全否定了攻击者的不平也许并非无中生有甚或情有可原的暗示。

这种态度经常和对共产国际及其能够在任何地方造成破坏的能力的极端恐惧纠缠在一起，在当时的英国统治阶层中非常流行。因此，尤其是在士兵中，有一种趋势倾向于把不论什么样的不同意见者都归为两类，要么是容易上当受骗，要么就是利用天真和正直的大众实现其个人目的的滑头。有了这种对动荡原因和表现形式的解释，政客和长官们通常很难冷静客观地辨别他们的信息渠道是否可靠。

与此同时，传统的政治思维又使英国的统治集团很难理解令其幕僚变得愈发固执甚至暴烈的那些情绪。几乎整个19世纪和1919年英国统治者生活的时代，英国人已经认识到解决政治问题的最好方法是致力于理智者之间的理性辩论。只要怀有善意并懂得变通，任何问题都能找到解决办法。一直在思考1918年爱尔兰动荡问题的威尔特郡乡绅、联合派议员沃尔特·朗（Walter Long）在政治论辩中表达了他所代表的时代信念和阶级信念。“我觉得，”他写道，“要避免我们所面临的那些恐怖灾难，不会也决不能超出政治家的政治才能。”¹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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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灾难已经席卷了爱尔兰。占多数的盖尔族天主教徒对英国人的政治协作进程已不抱任何希望。已经有两个自治法案被否决，第三个尚待施行，他们明白不能再等英国议会的恩赐了，他们要自己争取想要的东西，他们要进行自我救赎。1914年以后，许多失望的民族主义者转向了新芬党（意为“只是我们自己”），他们号召爱尔兰人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来追求自由。深受意大利民族主义者马志尼（Mazzini）的理想主义影响，新芬党鼓励爱尔兰人发掘其自己的民族认同，而这将赋予他们坚定的目标和内在力量以此与英国进行宿命的抗争。

1916年复活节，新芬党人试图在都柏林发起武装起义，为爱尔兰独立树立了一个自我牺牲式的典型范例。起义失败后，为首的起义者受到军事审判，并在当地长官麦克斯韦尔（Maxwell）将军的命令下被枪决。麦克斯韦尔在苏丹学到了如何对待英帝国的敌人，他对自己行动的辩解是：战争时期的叛徒只有死路一条。

大多数爱尔兰人对复活节起义并不关心，但“烈士”的英勇以及对无视爱尔兰民意的异族政府的愤恨把越来越多的人推到了新芬党一边。英国对爱尔兰南部的影响力日渐削弱，但正在忙于打败德国的英国政府对此毫无感觉。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集团逐渐失去了对偏远地区的控制，因此当1918年4月英国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时，考虑到爱尔兰人的情绪，为了谨慎起见并没有强制执行。

1918年12月的大选对新芬党和英国政府来说都是一个考验，究竟是前者的公众支持率高还是后者更有权威。76名新芬党员当选议员（其中47名曾入狱），另有26名联合派和6名老派支持自治的民族主义者当选议员。新芬党议员于1919年1月在都柏林集会，宣布成立爱尔兰共和国，并组成议会下院（Dáil Eireann）。现在爱尔兰两个政府并立，都宣称自己合法并指责对方。一方在陆军元帅总督弗伦奇勋爵的带领下占据着都柏林城堡，而另一方则以埃蒙·德·瓦勒拉（Eamonde Valera）为首，正在加紧建立自己的行政机构和军事力量——爱尔兰共和军。有了这支据说将由10万志愿者组成的部队，爱尔兰共和国议会宣布皇家爱尔兰保安部队为非法，并要求所有英国部队立即撤离。

新芬党的主要目的是让英国政府明白英国殖民当局的权威已经让位于爱尔兰共和国议会，后者将会很快组成影子政府。1919年初夏“麻烦”的第一个阶段开始了，爱尔兰共和军对皇家爱尔兰保安部队展开了系统攻势。他们通过谋杀警察、突袭警察局、烧毁警察驻地等方法希望吓阻并最终摧毁英国殖民当局控制爱尔兰的主要手段——军警。

英国政府曾经控制19世纪80年代爱尔兰的恐怖热潮，曾经应对了1798年以及19世纪20年代末、40年代和60年代的大规模社会动荡和暴乱。至少在英国政府看来，以前曾经奏效的办法——政治让步与高压的结合，没有理由不会再次起效。直到1919年中期，英国大臣们的头脑和精力都主要集中在《凡尔赛条约》签订前的那些谈判上。合约签订后，英国内阁把注意力转向爱尔兰并开始调配一种既能治愈其创伤又能把它留在英国轨道内的政治灵药。而在用药的同时，他们也在竭尽所能地以强力孤立和摧毁新芬党，恢复爱尔兰的原有政府。

接下去的两年，内阁多少同意了劳合·乔治把当前情况比作1861年美国南方各州退出联盟的局面。爱尔兰是联合王国和英帝国的一部分，决不能被分出去。不论如何，1919年前半年发生的情况说明当时确有一种流行的不满情绪必须得到解决。但是人们却想当然地认为新芬党是一小群只会搞恐怖活动的狂热分子，而广大爱尔兰人是希望和解的。

实际上，英国内阁误解了最大多数爱尔兰南方人的情绪。和解的另一个障碍是，由于长达200年之久的宗教和政治宣传，英国大众对讲盖尔语、信天主教的爱尔兰人产生了普遍的鄙视。在英格兰人眼里，爱尔兰人是一个如孩童般喜怒无常的民族，无法抑制其桀骜不驯的激情。《潘趣》杂志 [2] 上的漫画长年累月地把爱尔兰人刻画成怒目圆睁的猿猴似的形象，挥舞着手中的大棒想要打架。这种固定形象及其背后的含义影响了官员的判断。保守党领袖安德鲁·博纳·劳（Andrew Bonar Law）认为爱尔兰人是“低等民族”，而劳合-乔治则曾这样挖苦道：“爱尔兰人没有幽默感，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总能让我们哈哈大笑。”¹⁵ 随着恐怖活动在爱尔兰的增加，英国人在种族问题上找到了发泄怒火的出口。《星期六评论》上的一封信提醒读者：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无异于奴役，这引发了一位读者在来信中大发雷霆：“奴隶们会被强制劳动，可是没有一个人——即使是汽车大王福特（Ford）先生——也没能让任何一个爱尔兰人劳动过。爱尔兰人在历史上一直拿手的事只有杀人，这是爱尔兰人的日常消遣。”¹⁶

英国政府认为也许给爱尔兰人一点他们要求的东西能阻止他们继续杀死自己的同胞和英国士兵。1919年12月爱尔兰自治法案的草案获得了内阁批准，并在次年春通过了下院辩论。法案的目的是满足盖尔民族主义、安抚厄尔斯特的新教徒并把爱尔兰留在英帝国内。首先，爱尔兰将被分割，因为在厄尔斯特占大多数的新教徒绝不会接受全爱尔兰人选出的政府，他们甚至还威胁要就1886年和1912年的问题重新斗争。厄尔斯特还是那么桀骜不驯。联合派领导人卡森宣称，厄尔斯特人绝不会屈服于权柄被“罗马天主教会”掌握的都柏林政府。他得到了听众们的欢呼，他们是1920年7月12日聚集在贝尔法斯特庆祝1690年新教在博伊奈河（Boyne）胜利的橙带党。他还宣布他们不会与其天主教同胞联手，除非后者选择留在“将文明传遍广阔大地的英帝国”之内。

如果事态按着英国政府的心愿发展，爱尔兰将会像过去一样留在英帝国里。南方人会有一个在都柏林的议会，而北方人则在贝尔法斯特有一个。二者都会收税，再把收上来的钱花出去，不过爱尔兰的外交和国防还是会掌握在英国议会的手里。按照新自治法的规定，爱尔兰大选将在1921年5月举行，届时英国军队和获得加强的皇家爱尔兰保安部队应该已经击溃了爱尔兰共和军。

新芬党拒绝了劳合-乔治的一切提案。其支持者希望能与英国和英帝国永远地分道扬镳，脑子里有爱尔兰神圣不可分裂直觉的民族主义者对分割爱尔兰的想法深恶痛绝。共和军一派可以强硬得起来，因为他们正在战场上取得优势，而对手则面临着长期的不利因素。爱尔兰共和军士兵不穿军装，无法辨别；他们在人群中穿梭，屈服于他们的武力或者对他们抱有同情的群众随时可以藏匿他们躲避追踪。其他男女老少也作为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充当他们的耳目。这些人为共和军士兵提供敌人的动向，还故意向英国人提供错误情报，有的人还会因此失去自己的房子、财产甚至生命。

城市和乡村游击战在1919年还是个新鲜事物。这让那些习惯了硬碰硬作战的士兵们感到晕头转向，并因此生出了有劲儿使不上的恼火。将军内维尔·麦克里迪（Nevill Macready）爵士在回忆录中就表达了这种情绪。“英国政府从不承认‘游击战’这个词存在，”他写道，“如果他们承认的话，士兵的任务将会容易得多得多。”比如，他们可以射杀任何没穿军装的武装人员。¹⁷ 麦克里迪在1920年4月被任命为爱尔兰军队总司令。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帝国战士，经常对造反的土著施以铁拳，而是一个军民关系方面的专家，过去只在1919年警察总监任上处理过劳资纠纷。

当麦克里迪接过任务时，消耗殆尽、士气低落的皇家爱尔兰保安部队显然已经无法抵抗爱尔兰共和军的游击战，除非接受大规模的军队帮助。此外，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主义战术还造成应征警察的人数减少，因此当局不得不向英国本土寻求增援，也因此实际上引入了所谓的外来军警。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口中的黑棕部队传说因此而诞生，这些人是从伦敦、格拉斯哥、伯明翰招募的退役军人，他们于1920年1月来到爱尔兰。给他们临时设计的制服混合了皇家爱尔兰保安部队的深绿和陆军的卡其色，让一些人联想起了有名的利默尼里克（Limerick）猎户犬，并因此给了他们这个绰号。紧随其后的是皇家爱尔兰保安部队辅助师，同样从爱尔兰以外招募。这两群人很快就获得了狂饮烂醉、滥杀无辜的恶名，这更由于他们不惮对同情与保护爱尔兰共和军的居民实施残酷报复。

到1920年夏，战争的模式已经形成。爱尔兰共和军团体有时以突击队形式集合起来开始行动，然后分散消失在大街小巷和乡村田野。他们无差别地杀死保安部队成员和与他们有任何一点关系的人，有时甚至会搞错目标。爱尔兰共和军战士自认是爱国者，觉得自己实现一个联合起来的爱尔兰共和国的目标是正义的，因此不需要再受人类一般道德准则的约束。然而他们的敌人仍将其视为冷血凶手。他们会对特别残暴的杀戮进行报复，对象是那些与罪行有牵连的平民。这种自发的报复行动中最恶劣的一起发生在1920年11月21日，被认为是情报人员的12个英国军官在宿舍被爱尔兰共和军射杀后，当天下午，一队英国辅助部队士兵向都柏林一个足球场里的人群开火，理由是对爱尔兰共和军进行还击；12名观众或遭枪杀，或在惊恐的人群中被踩死。

不管多么令人遗憾，这类报复行动在应对没有情报可供探知敌人的游击战中总是无法避免的。随着报复事件的增多，左翼和自由派媒体对政府的批评也与日俱增，它们把英国军队在爱尔兰的所作所为与一战时德国占领比利时后的行为相提并论。政客与军事指挥官之间也出现了裂痕，军官们开始宣称实行军事管制是击败爱尔兰共和军的唯一办法。

亨利·威尔逊爵士采取了强硬立场。他要求官方对报复行为给予全面许可，并处决所有共和派领袖。¹⁸ 1920年5月他担心劳合-乔治正在变得胆怯，因为他开始对爱尔兰工会领袖手下留情，而这些人正在阻碍人员与补给的流动。这种局面需要冷酷无情，因为英帝国的前途面临挑战，威尔逊认为首相缺乏应有的意志力可能使帝国没有未来。¹⁹ 丘吉尔对此非常认同，他把对爱尔兰让步与在埃及已经做出的让步等量齐观，认为这两者都会削弱英帝国。²⁰

1920年下半年英国大臣们开始发愁到底应该跟爱尔兰共和军打到什么程度。倾向于采取强硬路线的人指出这将彰显英国保卫帝国的决心。然而如果将军们获得了期待已久的全权，那么政客们就将失去对事态的控制。殖民大臣米尔纳结合他在南非的经历认为，在爱尔兰实行军事管制没有什么实际困难，但是他警告内阁：这将会使数不清的权力落入低级军官手中。²¹ 每个在场的人都明白他内心针对的不是那些低级将校而是一位相对高级的军官——雷金纳德·戴尔（Reginald Dyer）准将。1919年4月，戴尔曾经以军事管制为由向阿姆利则（Amritsar）的示威者开火，杀死了近400人。这次事件及戴尔之后的统治和他遭到的惩戒引起了一阵政治喧嚣，直到1920年7月由一次激烈的下院辩论给它画上句号。不管怎样，寇松看不到任何理由爱尔兰应该免受英国对印度使用的那种传统解决办法，例如收买人心，对某些团体罚款和查禁日常商业活动等。²²

政治家们慢慢地让步了。1920年12月，麦克里迪被准许在四个郡实施军事管制，下个月又增加了四个郡。随着增援和更多巡逻车辆的到来，麦克里迪开始夸口在1922年年中取得胜利。1921春季爱尔兰共和军活动的高涨让他的乐观情绪被泼了冷水，也让5月即将举行的爱尔兰南部各郡的大选沦为泡影。到6月初，麦克里迪也开始逐渐失去对高压政策的信心。²³ 不过，六个月里对4400名疑似爱尔兰共和军成员的羁押配合着对城乡中藏匿的武器弹药的搜剿，终于开始起效。爱尔兰共和军最出色、最大胆的指挥官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Collins）在回顾这段时期时承认：“我们确实被整得够呛，再来三个星期就绝对受不了。”但是他错估了对手的实力：英国军队还是没能解决许多技术问题，尤其是缺乏有效的情报收集能力。实际上双方在6月初就已陷入僵持。²⁴ 打破僵局的是乔治五世国王，在内阁的要求下，他在主持6月23日贝尔法斯特议会开幕仪式时提出了谈判要求。7月12日，新芬党和政府达成停火协议，三个月后，爱尔兰代表抵达伦敦进行对话。

在爱尔兰战事最激烈的时候，曾指挥阿拉伯民族主义游击队抗击土耳其人的劳伦斯上校曾这样评论：“你没办法对造反者开战。”还有一次，他警示英国政府“普通英国人”并不想要也无法负担一个全凭武力来统治的帝国。²⁵ 到1921年6月，内阁已经开始同意他的看法，尽管有的大臣还很不乐意。既然爱尔兰共和军将用尽可能的一切手段破坏南部的选举，唯一的办法就是宣布南部26个郡为殖民地并以军事管制来对其进行统治。麦克里迪却担心这一政策除了将无限期地延长战争以外别无用处。

政府没敢把整个爱尔兰南部都交到将军们手里。过去两年，高级教士、自由党和工党议员、英国工会联盟（其在1920年6月特别会议上曾要求英国部队撤离）以及记者等的抗议之声不断高涨，他们称这就是阿斯奎斯曾描述过的“邪恶的压制和随意复仇政策”。它使越来越多的爱尔兰人与英国离心离德并在国际上给英国的声誉抹了黑。

爱尔兰事态的转折在国外引起了不少波澜。德·瓦勒拉在1919年至1920年初访问了美国，在那里他被当成了与甘地、孙中山一样的民族英雄。而且更是受到了爱尔兰裔美国人团体的最高规格接待。他们捐献了500万美元现金来帮助战争的受害者购买食品，甚至还暗地里包括军火，并且还对美国参众两院议员施加政治影响。这使得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些反英议案，但也仅限于此。新总统沃伦·哈定（Warren G.Harding）的孤立主义立场排除了任何官方干预的可能，毕竟他认为这是英国自己的问题，不关美国的事。²⁶ 不过，爱尔兰问题却是自治领要关心的，尤其是澳大利亚有人口众多的爱尔兰社区。史末资将军预见到英国在爱尔兰的措施将“毒害”英国与自治领之间的关系。因此1921年6月，他在帝国会议期间抽时间访问了都柏林，并在那里以一个英国曾经的敌人身份说服新芬党领导答应寻求妥协。²⁷ 史末资告诉他们英国绝不会容忍爱尔兰共和国的存在，但是如今会接受一个作为自治领的爱尔兰。

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谈判开始于10月份并持续了近两个月。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以及在12月初签署的协定一直就是双方不断互相攻讦的源泉。双方都把停战当作了喘息之机而时刻准备着重启战端。爱尔兰共和军在7月和12月之间招募了4.5万名急需的志愿者，劳合-乔治则表示如果谈判没有取得成果他将重启并加强攻势。²⁸ 12月2日，媒体报道说丘吉尔表示“约翰牛正准备挥舞他的大棒”。四天后当协定即将签署之际，他还警告爱尔兰代表柯林斯英国军队可以在三天内准备好重新行动。²⁹ 这类恐吓一直都让爱尔兰人认为停战协定是靠威胁爱尔兰代表才达成的。而且看起来柯林斯及其同僚更像是上了英国人虚张声势的当，邀请他们参加谈判的主要目的是阻止战争的扩散，这场令英国政府颜面尽失的战争在麦克里迪看来简直就是打不赢的。

人们对英爱协议达成的背景的争论也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了对其内容的争论。爱尔兰南部变成自治的“自由邦”和一个自治领。条约也规定了厄尔斯特及占其人口少数的天主教徒脱离自由邦，而作为联合王国的一部分但保留独立的议会。然而对那些梦想着独立的爱尔兰国家占据整块土地的人来说，爱尔兰自古以来神圣不可分割，于是爱尔兰南北方的边界就成了一道伤口。这是一条被条约撕开的伤疤，是暂时的将就之举；而且它在爱尔兰议会中也只是以七票之差得以通过，所以反对者在不断地反抗。现实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的战斗一直拖到1923年才以前者取胜而告终，柯林斯在此过程中也死于一次遭遇战。战斗遍布厄尔斯特前线，反对条约的人想以武力重划边界，也造成了在贝尔法斯特发生了严重的反天主教活动。

最终的胜利属于德·瓦勒拉及其追随者。1937年他重建了爱尔兰宪政体制，把爱尔兰改造成了一个共和国。这并没有那么令人瞩目，尽管民族主义情绪没受1921年妥协影响的人对此反应较大。自从1931年《威斯敏斯特法令》之后，爱尔兰像其他自治领一样在内政外交方面都享有完全的自由。这种独立性在1939年9月德·瓦勒拉宣布爱尔兰在英德之间保持中立时得到了维持。

英国内部对英爱协议及其与英帝国未来之间关系的意见并不统一。极端的是，《旁观者》认为爱尔兰应该被赶出英帝国，因为它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没有资格享受帝国提供的那令人艳羡的特权。³⁰ 不过政府可不敢这么任性：光是战略考虑（爱尔兰的基地在近来对付德国潜艇的战斗中价值巨大）就要求爱尔兰南部继续当英国的附属。从道理上讲也是这样，因此寇松和劳合-乔治都宣称协议对英国来说是个胜利。³¹

亨利·威尔逊爵士和死硬派则坚决反对。他将此描述成“在枪口前懦弱地低头”，英国的权力也因此成了镜花水月。他预言英帝国的气数已尽。³² 威尔逊在1921年5月坚持认为“我们要么放手要么统治”。当他发现懦弱的英国内阁选择了前者时，他毅然辞职并以联合派身份当选为厄尔斯特议员。威尔逊与很多其他高级官员、一些极端的保守党员、右翼报业大亨们一样认为英帝国从根本上说建立在一个狭窄的基础之上。只有英国掌握着更强的武力并敢于一出现反对声音就毫不留情使用武力，帝国才能得以延续。而威尔逊鄙视的政客们则缺乏这种决心，要么因为他们总是要优先考虑党派利益，要么就是顾及媒体的意见，要么是考虑个人升迁。与爱尔兰达成的协议令他忧心忡忡，因为他认为其他地方也会群起效仿。威尔逊似乎开始把自己想象成了英国和英帝国凯撒式的拯救者，英国的墨索里尼，或者更确切地说弗朗哥将军。但他未能活着成为英国的命运之人，1922年6月，他在尤斯顿广场的家门外被两名爱尔兰共和军枪手刺杀。凶手很快被捕（其中一个还安着一条木头假腿），经审判后被处以绞刑。

威尔逊是一个心怀怨怼可能还有点精神问题的军人，然而在接下来的40多年里，那些认为英帝国遭到了软弱怯懦的政客们背叛的人们却在不断地重复他曾经发出的怒吼。他们不断地宣称坚决的措施可以压制不满的帝国子民的抗议，他们坚持认为这些人是别有用心的少数刁民，不代表民意。但一个棘手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那就是：如果威尔逊等人认为一定要以强力维持英帝国，那么政府究竟应该将强力使用到何种程度呢？

不过甘地在考察了爱尔兰协定的意义后，认为导致协议最终得以达成的不是领导人的意志不够坚定，而是源于对传统道德律的遵守。“英国政府并非是由于担心死更多人才被迫地勉强地提出和解，”他在1921年12月这样写道，“而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再给这样一个热爱自由高于一切的民族增加任何痛苦都是可耻的。”³³ 自由党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教育委员会主席H.A.L.费舍尔（H.A.L.Fisher）比其内阁同僚对这份耻辱感受更深，他后来把对爱尔兰做出的让步总结为“自由主义精神的成就”。³⁴ 从前是工联主义者现为工党议员的J.J.琼斯（J.J.Jones）认为这种精神对英帝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在下院讨论英爱协定之前，他在下院发表如下讲话：“我认为英帝国最终会被民族自决所挽救。再也不可能继续把锁链套在这些民族身上了……”³⁵

这些表述与18世纪70年代北美独立战争那些反对与美国开战的声音大同小异。尤其重要的是，它们点明了20世纪的英帝国自身存在的核心矛盾。公元前5世纪的克里翁（Cleon） [3] 就明白这个道理，他提醒当时雅典帝国的公民们：“民主制度不可能成就帝国。帝国是一种专制，其臣民则是不忠的谋反者，你们自杀式的让步并不能使他们顺从，唯一有用的是你们的力量。”最后他要求对造反者施以最严厉的惩罚，威尔逊一定会赞成这样做。不过英国人和希腊人一样都为其人民享有的民主和自由感到自豪，而且从17世纪开始就在向其殖民地输出制度和理念。尽管右翼在不断咆哮，英国的帝国不曾是也不会成为一个军事独裁政体。

那它会变成什么？1919年英帝国出现了一种新气象，“英帝国及其国家联邦”这个词首次从史末资将军口中出现。这个经过仔细斟酌的词可以使那些自治领免于遭受帝国成员身份带来的劣等和从属的污名。16世纪政论家发明了这个词，“联邦”代表着一群有共同利益的平等国家为了彼此携手努力。与英国情感上的联系和共同的国家元首——英国君主，把这个联邦联结在了一起。联邦中的各国都在经历一个相似的革命性过程，从各自独立的殖民地变成自我管理的国家。在各阶段，这一转变过程都按照英国给出的条件进行，并且也建立在英国有权随时对任何地方的臣民给予或保留政治权利。

而在1919年至1922年间，爱尔兰人打破了这一模式。他们点了一支曲子然后让极不情愿的英国政府不得不随之起舞。如果英帝国本质上是一个整体的、独裁的体系，那么爱尔兰革命就标志着其衰落的开始。如果它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在不断适应其生存的环境，那么爱尔兰问题就不过是一个对帝国发展过程几乎没有造成影响的不愉快小插曲而已。

【注释】

[1] 《峋山长老议定书》：著名的伪造文件，意在抹黑犹太人。峋山即为锡安山。

[2] 《潘趣》杂志：英国著名讽刺漫画杂志，以辛辣的幽默著称。同时还有名为潘趣的漫画形象。

[3] 克里翁：雅典政治、军事领导人，在伯里克利死后领导民主党派。

第三章
别国之尊严：埃及
1919-1942

英国陆军元帅艾伦比（Allenby）子爵率领的军队最终推翻了奥斯曼帝国，使英国成为中东的超级大国。尽管艾伦比曾亲自为其开疆拓土，但是他却对英帝国的未来持悲观态度。然而他只是把这种疑虑埋在心里，因为在1919年3月他已经被任命为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而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那广为人知的坚强性格和钢铁般意志。但是他其实并没有像其他殖民总督那样的信仰，因为他知识面甚广且富有怀疑精神。这些令他觉察到了那种正在开始积蓄力量并即将对抗英帝国的历史动力。在1920年初一次与密友的饭后闲谈中，他指出英帝国将不可避免地再次崩溃，而其子民也将变得更加开化。¹ 但是他担心这些人学到的东西不能使他们获得手握权柄者所必需的“责任感、正义感和领导力”。

过去八个月以来的事态使艾伦比不安地了解到埃及的小学生们一直在学习仇恨英国及它所代表的一切。出生于1918年的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Gamel Abdul Nasser) [1] 就是其中之一，他后来这样回忆道：“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时，每次看到飞机越过我的头顶，我就会高喊：‘万能的神啊，给英国人降下灾祸吧。’”² 另一个未来的埃及领袖安沃尔·萨达特（Anwar el-Sadat） [2] 出生于1921年，他还记得父亲是一个极端的仇英者，其偶像是先后打败了意大利人、希腊人和法国人，并智胜了英国人的土耳其民族英雄凯末尔·阿塔蒂尔克（Kamal Atatürk）。1932年，年轻的萨达特因为报纸上关于甘地生平的报道而深受感动，当时甘地正在为向英国政府面陈印度立场而途经埃及。³

然而诡异的是，这些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却与艾伦比一样感受到他们也是在对抗无法抗拒的力量。当时还是高中学生的纳赛尔回忆他曾在1935年的反英示威中“喊破喉咙”。“但这是徒劳的——我们的呼喊除了在山岩之间回荡以外没有产生任何作用。”英帝国看起来不可撼动，对于其他一些高喊口号、投掷石块与警察士兵战斗的年轻人来说确实如此。此外，埃及人还痛苦地发现，那些不时飞过他们市镇的飞机还会投下炸弹。

像纳赛尔和萨达特一样，成千上万的埃及热血青年不断上街闹事，要求英国不再干涉他们国家的内政。组织这些抗议活动的是埃及最大的政党——华夫脱党，在萨达特等人的眼中它是“全体埃及人民与英国抗争的代表”。但对英国人来说，华夫脱党则是一个也许能够最终摆脱的麻烦。为了尽快摆脱它，他们监视了其活动（却并不太成功），在华夫脱党逐渐得势时逮捕并流放了其领袖，别的时候则假装他们并不存在。

华夫脱党的起源十分和平。一战结束后不久，一个由多名备受尊敬的埃及政治家组成的代表团（这是“华夫托”一词的本意）面见了英国高级专员雷金纳德·温盖特（Reginald Wingate）爵士，礼貌而坚决地要求结束埃及作为英国的被保护国地位恢复独立。领头的萨德·扎格鲁尔（Said Zaghlul）曾被克罗默勋爵（Cromer）赞为“对大众极有益的人”，他提醒温盖特英国最近保证将给予阿拉伯人民族自决，并指出埃及人更加有资格自我管理，更应该得到相同的待遇。他知道“崇尚自由”的英国人会对此抱有同情，然而引起温盖特警觉的是他还表示埃及已经准备在即将到来的巴黎和会上向威尔逊总统提出此事。⁴

高级专员的态度是坚决的，然而却并未彻底击碎代表团的希望。埃及正经历通货膨胀，战争令国家趋于崩溃，公开地斥责代表团很可能引发群众性抗议活动。远在伦敦的殖民大臣寇松勋爵对温盖特的和缓态度极为不满，命令他回国。现在需要的是坚决的手段而非轻声慢语，在埃及必须也像在印度一样，被民族主义病毒感染之前将华夫脱党扼杀在摇篮中。1919年3月，在寇松的指示下，当地官员逮捕了扎格鲁尔及其同伙，然后一股脑地把他们流放到了马耳他（Malta）。

采取强硬措施的寇松显然错估了埃及人的脾气。英国在开罗的地方官也是一样，他们的判断失误更加不可原谅，因为他们原本应该更加了解埃及人的心理，但是他们没有。大体上，英国文官总是待在自己的圈子里，而与埃及的上层社会关系冷淡，对他们总是抱着取笑和鄙夷的态度。一年前，一个在苏丹工作的英国官员这样向里奥·埃默里解释这种自发的疏离：

我想我们的公学系统是挡在我们和埃及的受教育阶层之间的巨大障碍，这种系统一般不鼓励对知识的好奇，而是使每个人都聚在一起进行某些特定的游戏和娱乐。⁵

尽管有些例外的情况。最爱美和最矫揉造作的殖民长官罗纳德·斯托尔斯（Ronald Storrs）爵士曾经教一个埃及同事学习颇具阳刚之气的拳击技艺。但整体上看，英国人还是只想着网球赛和赛马会，几乎不走出俱乐部和酒店大门。就像斯托尔斯注意到的那样，很少有受过教育的埃及人愿意费劲再学英语，反而在英国统治30多年后还是满口法语。

随着动荡的加剧，人们越来越不安地感受到对埃及人的种族歧视也很普遍。麻烦初起时，当地官员和军人只是把那些死硬的民族主义者视为乌合之众，要么只是一群学生，要么是失业的落魄文人和整天泡咖啡馆策划暴乱的煽动者。⁶ 在1919年末与埃及人讨论时，米尔纳对埃及贵族阶层的“虚荣”颇为震惊，并将他们及其街头支持者称为在这个国家里“唯一喋喋不休的家伙”，暗示他们其实是少数派，只能代表他们自己。⁷ 在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1920年起任埃及英军总指挥的沃尔特·康格里夫（Walter Congreve）将军看来，即使是与聪明的埃及人争论也是在浪费时间。“你与东方人谈政治也许只能谈出最差的结果，踢他们的屁股没准他们却会爱戴你尊敬你。”⁸

那些确实动手的人同意将军的观点。1919年被征召来恢复秩序的军队显然很享受这一任务，尽管这延迟了他们的复员。英国、印度和澳新军团的士兵认为这些“埃及佬”生性奸邪惯于行骗，因此很乐意能够在镇压扎格鲁尔被流放造成的混乱时得到报仇雪恨的机会。士兵邮件检查员发现在士兵中间广泛存着“约翰牛主义”和对埃及人“愤怒与厌恶”之情。⁹ 这一直持续到1919年起义之后：庆祝艾伦比让步的埃及人遭到那些急切希望维持英帝国“尊严”的英国和澳大利亚士兵的伏击。20世纪20年代，殖民当局不得不应对一连串来自埃及各阶层的申诉，他们都遭到了士兵们的粗暴对待。¹⁰ 种族歧视是绝大多数此类事件的背后诱因，尽管有些略懂政治的士兵把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原则作为1919年骚动的罪魁祸首。¹¹

1919年3月发生的埃及革命是一次因反对粗暴对待华夫脱党而引起的自发性抗议活动。人们在各大主要市镇掀起了暴动及系统性的罢工与破坏活动，以使国内的铁路、电话和电报系统瘫痪。当地驻军指挥官将军爱德华·布尔芬（Edward Bulfin）爵士对此反应敏捷而坚决。暴民们不断被开枪射击，有时甚至被飞机轰炸和扫射，疑似的闹事者被军事法庭当场处以鞭笞或死刑。几名英国士兵被害更是火上浇油，指挥机关甚至一度认为他们已经无法控制手下人。这次事件的暴烈程度可以与镇压印度兵变相提并论，八周之内至少1500个埃及人死于非命。

此时艾伦比现身了，寇松对这个绰号“公牛”的指挥官寄予厚望，希望他以牛劲儿让埃及人承认失败的现实。可是这一次侯爵大人又错了。艾伦比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足够聪明知道他不可能永远靠武力统治埃及，尤其是他手下的士兵已经因为超期服役而越来越不听指挥。埃及现在需要一个由埃及大臣组成的文官政府与高级专员合作按照旧传统行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艾伦比通过解除对华夫脱党领袖流放的途径向埃及人伸出了橄榄枝。

艾伦比的这一让步开始了一段在他和他的继任者与华夫脱党人之间的复杂政治博弈。对英国来说，问题在于苏伊士运河今后的安全，它现在有时也被称为英帝国的克拉潘交叉口（克拉潘交叉口是英国伦敦的重要火车枢纽）。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轮船中，在英国注册的轮船占到了总吨位数的2/3至3/4.1935年起，苏伊士运河在战略上对英国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因为英国要应对日本对远东的野心与意大利对地中海的野心。如果一旦皇家海军要集中力量对付其中任何一个对手，都必须用到苏伊士运河。这条水道的安全则全靠一座英国兵营和驻守在开罗和亚历山大附近的一支小分队，然而艾伦比清醒地认识到如果英国部队一直不断地要去镇压埃及的暴乱，那么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将永远难以保证。

公众舆论也不会容忍埃及一直处于紧急状态。1920年在讨论一个长期的英埃协定的必要性时，《每日邮报》宣称：

英国人民从来也不希望以持续不断的“动荡”为由压制其他民族……巩固英帝国的最佳手段永远都是赢得我们负责照料的人民的爱戴与信任。¹²

偏自由党色彩的《曼彻斯特卫报》《观察家》和《每日新闻》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不过《晨邮报》和《每日电讯报》还是在附和右翼保守党的意见，他们希望延长紧急状态以打得埃及人彻底不能翻身。

埃及人时常受到外来力量的干涉。1919年、1924年至1925年和1936年的政治危机中，英国的战舰都出现在了亚历山大和塞得港附近水域，英国的军队也在开罗街头列队通过。这些事件中英国政府都是在间接地帮助埃及王室维持政权，他们对控制其子民起着重要作用。浮阿德苏丹（1922年即位为王）按他自己的观点来看是一个爱国者，同时他极其痛恨华夫脱党。这就决定了他必然倾向于亲英，因为这样对华夫脱党不利。他在一次盛怒之下的咆哮竟然还破了音（这是因为他曾遇刺导致喉咙受伤），尽管如此，浮阿德想表达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他告诉艾伦比，华夫脱党领导人是“一群乱党和无赖”。¹³

之所以浮阿德会如此痛恨华夫脱党，是因为他们是埃及民族感情的另一个代表。华夫脱党的领导层无一例外来自地主贵族和中产阶层等上层，其中就有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的父亲。他们的财富使他们获得了埃及议会中的席位，同时也让他们能够支持华夫脱党的机构。因此华夫脱党的社会与经济政策偏保守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其毫不动摇的民族主义精神使他们赢得了工会活动家、大学生、学童以及农夫们的支持，尽管英国官员十分正确地猜到很容易通过恐吓与贿选得到农民们的选票。¹⁴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华夫脱党表现得好像他们代表着公众舆论，坚定不移地贯彻着从英国统治下彻底独立出来的立场。这种不妥协对于把一个有不同派别的组织团结起来以及抵抗那些更加激进的团体如穆斯林兄弟会和20世纪30年代开始崛起的埃及青年党的压力非常重要。

在华夫脱党之外有一群埃及政客愿意与英国达成和解，浮阿德国王和继任的高级专员可以从中任命大臣。然而穿上英式紧身衣当官为宦有相当的风险，因为华夫脱党的边缘组织中有一些恐怖主义组织。它们给自己起一些“黑枪帮”或“秘密牺牲者”这样浮夸的名字，从事刺杀英国官员、士兵或者与高级专员合作的埃及人。

英埃之间的第一轮博弈结束于1922年，被恐怖活动与毫不变通的扎格鲁尔搞得心烦意乱的艾伦比强行让劳合-乔治放弃了英国作为埃及的保护国地位。丘吉尔对此怒不可遏，他认为这是艾伦比胆小怕事的体现，与此同时，扎格鲁尔和华夫脱党人进一步要求英国给予埃及完全的自由。各方为此争吵了两年时间，其间扎格鲁尔再次遭到流放。1924年，一个新的争论焦点出现了：苏丹的归属。英国人再次显露了强硬姿态；迫切希望在选民面前展示强硬能力的工党拒绝考虑改变苏丹现状的任何可能性。

然而苏丹总督李·斯塔克（Lee Stack）爵士于1924年11月在开罗街头被暗杀一事终于耗尽了艾伦比的耐心。“公牛”开始发怒了，他指责扎格鲁尔和华夫脱党挑唆了这次暗杀并向埃及人提出了羞辱性的条件，甚至威胁如果政治性暴力活动还不停止，就将抓获并枪杀人质。这对于新成立的鲍德温政府来说实在太过了，因此他召回了艾伦比，换上估计更加老练的劳埃德（Lloyd）勋爵——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

劳埃德把英国对埃及的统治作了理性化的分析。作为一个浪漫的托利党人，他把埃及农夫想象成坚定正直的人，心里清楚英国人是他们的朋友，但是却受到了狡猾的煽动者哄骗。英国管理下的埃及政府做了很多好事，即使到今天埃及人还以“英式办法”来指代那些程序公平、诚信的办事方法。¹⁵ 劳埃德不无理由地担心1922年建立的那种政府体制将造成1882年以前的那种贪污腐败和任人唯亲的作风卷土重来。¹⁶ 因此他不赞成“割肉止损”并且拒绝“躲在‘民族自决’这个浅薄的道德保护伞之下”。¹⁷ 1929年，新的工党政府将劳埃德这个看起来见解陈腐的家伙解职，另派一位专业外交官出任高级专员。

英国与华夫脱党之间的博弈也逐渐陷入了僵局。从1919年至1935年，总共召开了八次正式会议以解决埃及的最高主权问题，但均无果而终。在此期间，埃及先后经历了20个政府，但华夫脱党却并未淡出。1935年它组织了一次新的群众性示威和罢工活动，这次英国的应对更加认真，因为其在埃及的地位正经历外部威胁。墨索里尼对利比亚的野蛮吞并，他称霸地中海的幻梦，以及他近来对埃塞俄比亚的野心都更加剧了英国解决埃及问题的紧迫性。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一旦英国和意大利关系出现危机，英国将不可能抵御来自利比亚的进攻并同时控制住埃及。苏伊士运河也远不止是面子问题。于是就出现了1936年的英埃协定。鉴于过去17年的历史，这项协定可以说是一项外交胜利：英国继续保留其在埃及的军营和空军基地，继续使用亚历山大的海军设施，并与获得完全独立的埃及结成同盟。开罗的高级专员官邸于是变成了英国大使馆，而高级专员迈尔斯·蓝普森（Miles Lampson） [3] 也成了自1882年以来英国的第一位驻埃及大使。

可是1939年二战爆发后的几个月却显示埃及对英国与轴心国斗争并不热心。1939年9月，埃及内阁拒绝对德宣战，不过却表示将遵守英埃协定条款并向英国“提供援助”。在之后的几个月里，埃及对英国采取了友善中立政策；它断绝了与德国的外交关系，扣留德国人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英国则继续把埃及变成防御苏伊士运河与整个中东地区的坚强基地。

然而埃及政府的立场却在1940年6月意大利参战时发生了动摇，尽管断绝了正式外交关系，它们却在扣留超过六万个在埃意大利人社区问题上采取了拖延战术。蓝普森很有理由怀疑埃及的友善中立只是个幌子，浮阿德国王及其密友其实希望轴心国取得胜利。浮阿德于1936年即位为王，他很有希望将效仿其父采取亲英路线，因为浮阿德曾在英国桑德霍斯特（Sandhurst）军校受训，也许曾在那里获得了英式价值观。但1936年却不是一个当国王的好年头；浮阿德继承了其父对华夫脱党人的厌恶以及成为全民爱戴焦点的野心。这位未来的爱国国王同时还是色情出版物的收藏家（其收藏量举世无双），沉湎女色并热衷于跑车。他在战时的表现显示他对英国的感情跟他的道德观一样脆弱。他和手下的许多高级军官与大臣暗地里都认为英国会输掉战争，考虑到1940年至1941年西非沙漠、希腊和克里特岛附近的厄运，这种看法不无道理。普通埃及人害怕入侵和轰炸（开罗在1917年曾经遭遇这些），而社会上层则发现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十分吸引他们。¹⁸

战争之初，蓝普森对埃及人的忠诚深表担忧，甚至准备在必要时恢复埃及的被保护国地位。¹⁹ 1940年至1941年间，他和外交部官员压抑了他们对浮阿德的怀疑而采取了一种警惕的无为政策。他们准备了一个后备政府，以防浮阿德与德国和意大利密谋。讽刺的是，蓝普森认为华夫脱党领袖穆斯塔法·阿纳哈斯（Mustafaal-Nahas）更能代表英国利益，尽管其政党一贯持反英立场，却也是全心全意地支持同盟国。

到1941年底，在浮阿德和华夫托党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重任全压到了蓝普森肩上。浮阿德越来越倒向轴心国集团，因而无法再受到英国信任。蓝普森认为到了要么让他老实听话要么就下台的时候了。1942年2月3日至4日的夜间，一支英国人、新西兰人和南非人的混编部队与装备布伦式机枪的车辆一起包围了阿卜丁宫（Abdin Palace），还有几辆坦克开到了阿卜丁广场（Abdin Square）。上午9点蓝普森进入王宫，要求目瞪口呆的浮阿德签署文件任命阿纳哈斯为首相。浮阿德后来自己声称，他在强烈抗议后极不情愿地照做了。浮阿德还表示交给他的那份文件纸张破破烂烂，有损其皇家威严。随后传开的流言说英国人动用了一辆坦克来撞开宫门，随侍在蓝普森两侧的南非士兵还在愤怒的国王面前挥舞了手枪。

蓝普森使作为英国行动基地的埃及确保无虞。这比其他问题都重要，他甚至准备在浮阿德固执己见的情况下让其退位。但这种赤裸裸的武力解决让埃及人心灰意冷，并让他们重新意识到自己还是处在英国人可以对其为所欲为的境遇之下。“怎奈何如此灾祸降诸吾国？”已经是低级军官的纳赛尔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他认为如果有愿意反抗的埃及人，那么“帝国主义将会像娼妇一样退让”。然而尽管这一事件显示出其国民依旧凄惨无助，无法立即一雪前耻，但它依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件事对士兵和我们军官的精神和思想都产生了全新的影响，”纳赛尔记得，“从那以后军官们不再谈论如何腐败，如何享乐，而是如何奉献，以及为了国家尊严而自愿献出自己的生命。”²⁰

【注释】

[1] 纳赛尔：埃及军官和政治家，1954年至1956年任埃及总理，1957年至1958年任总统，1958年至1970年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总统。1956年他的使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方案触发了一次国际危机。

[2] 萨达特：埃及政治家、总统，直接参与了促使签署1979年历史性和平协议的谈判，与以色列总理梅纳切姆·贝京同获1978年诺贝尔和平奖。萨达特被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刺杀身亡。

[3] 蓝普森：英国职业外交官，曾担任英国驻华公使。

第四章
趾高气扬的女家庭教师：中东地区
1919-1942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五个月前，探险家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 [1] 开始了在中东的朝圣之旅。她希望探寻“革命口号的亚洲意涵”，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经历了两年的漫游后，她得出结论，“平等和友爱”的概念在这个多民族、多宗教艰难共处的地区反而是危险的。中东人完全缺乏贝尔所谓的“英美国家人那种对本国困难的共同担当”，这使得他们在今后无法形成任何形式的民主政治。¹

与此大同小异的论调于1918年之后不断出现，而且绝大多数出自像贝尔小姐这样自诩对中东了解颇深的人之口。工党议员约翰·瓦德（John Ward）上校曾建立了一个运河领航员工会，他于1922年以自己1884年至1885年间在苏丹的战斗经历现身说法警示下院议员，完全套用欧洲的政治观念将使全体“东方”民族“深受荼毒”。那种认为“贫穷的印度农民、可怜的科伦坡或其他任何港口的苦力能享受与我国受到教育的工人相同的待遇”的想法是愚不可及的。² 一位自由党议员则回应道，认为“上帝赐给了我们决定东方人命运的特权”的这种想法才更加荒谬绝伦。³

然而过去四年发生的事情却显示出劳合-乔治政府的官僚们恰恰认为自己享有塑造中东及其居民的未来特权，无论这是否来自于神圣恩典。他们在行使这一特权时一丝不苟，却也彻底地无视现实。通过强权政治与霸权外交，英国政府实施了一种侵略成性、贪得无厌的帝国主义政策。

这股恐吓与吞并的主要推手之一就是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勋爵。他已年届六旬，其职业生涯中大半都在为印度的安全感到烦恼。但在1918年11月，似乎他的烦恼将要结束了。土耳其和俄国业已顺服，而英国在整个中东地区部署了超过30万兵力。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被英国占领，有一万人在波斯保护石油矿井并维护英国在里海南岸利益。另有一支临时拼凑的炮艇队在里海巡弋。在东边，跨里海地区有一些英国和印度部队驻守城镇，保卫铁路线，还与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发生摩擦。英国军舰主宰了黑海，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也在英国的控制之下。

英国军力这种前所未有的汇集给了寇松实现其梦想的机会。英国现在有能力在从苏伊士运河到印度边境之间的地区建立一条安全通道，同时也就是在中亚建立了一个缓冲区，以阻止俄国人进入波斯和阿富汗。如果这些条带状的土地能一直处于英国的直接控制下，那么英帝国的力量将得到难以估量的加强，因为这样一来帝国内的流通将不再完全依靠苏伊士运河。开罗与孟买（Bombay）之间在1919年初开辟了新航线，同年11月，罗斯·史密斯（Ross Smith）爵士驾驶一架维克斯公司产维米式轰炸机从英格兰经埃及、印度和新加坡飞抵澳大利亚。在他飞行的中段，他飞越了巴勒斯坦南部、伊拉克和波斯。在接下去的几年里，人们在考虑建立大马士革与巴格达之间的陆上飞行路线。

寇松在中东建立最高权力的愿景很快就变成了噩梦。1918年11月部署在这里的大量军队由义务兵和志愿兵共同组成，他们很明白地声明他们参战是为了打败德国和土耳其，而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新帝国。1919年前半年这些完成了任务的士兵被陆续送回祖国，需要找人替代他们。另外，英国政府还要再找额外的人来满足其他地区的需要。1919年至1920年间，需要派兵驻守莱茵兰（Rhineland） [2] ，监督西里西亚（Silesia）的全民公决，加强在俄国的反布尔什维克部队，巡逻爱尔兰，防卫印度西北边境省，并平定印度北部大片地区的叛乱。还需要在英国留下一些士兵应对矿工和铁路工人持续不断的大规模劳工运动。为中东部队提供了18万人的印度也感受到了压力，它向伦敦抱怨开支和国内安全部队的紧缺。英国要求自治领也出一把力，但只有新西兰接受，其他自治领则争辩它们除了苏伊士运河以外在中东没有直接利益，而运河并未受到威胁。⁴

即使找到了足够的人，政府也没钱给他们发饷。1919年的经济兴旺很快落幕，紧接着的就是衰退。在战前还只有3%的失业率到1921年底飙升到17%。背负着战争债务的英国又面临着税收岁入降低和福利支出的同时升高。财政紧缩成了当务之急，为维持英国在波斯的存在而必须每年花费3000万英镑的款项遭到了财政部和纳税人的严密审查和质疑。高级军官，尤其是手头很紧的亨利·威尔逊变得对那些似乎认为军队可以凭空得来的大臣们越来越不耐烦。他的副手菲利普·切特伍德（Philip Chetwode）将军在1921年8月直率地评论说：“干涉他人事务和制造悦耳的‘和平’之声的习惯就好像是‘鸡奸癖’，一旦养成就无法改变。”⁵ 也许他说得对，但是英国政府已经开始面对现实了，因为事情已经很清楚：他们的资源已经被使用到接近极限。

考虑到布尔什维克党人会在当年春季发动攻势，部署在俄国南部的一小群士兵在1920年被撤出。此举使英国在当地的威望受损，因此遭到很多抱怨，而1920年5月内阁决定撤出驻守波斯北部的军队时则争议更大。⁶ 寇松预言除了其他灾难之外，波斯将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这个与当地指挥官埃德蒙·伊恩赛德（Edmund Ironside）少将的看法一致。少将认为由于“上层阶级彻底的腐化堕落”，这个国家的“共产主义已经成熟”。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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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实际上，尽管共产党政府一再谴责英国的帝国主义，并且在1921年分别与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的民族主义政府签订了友好条约，但是俄国其实根本无法积极参与到中东的冲突中来。对英国人野心的抵抗来自于中东内部而非中东之外，而且还得到了英国国内游说集团的有力支持。这一团体声称中东不能再受到上个世纪非洲那样的对待，不能再把这里当作是一个可以不考虑当地民众的愿望就任意瓜分和征服的落后地区。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最后时日里觉醒的当地民族主义已经成了一支无法被抛在一边的强大力量。其实，它现在的激情与活力是战时英国鼓励的直接后果。

问题是培育阿拉伯民族主义只是英国的战时中东政策的线索之一。1916年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划分了英国和法国的势力范围，而1917年11月的《贝尔福宣言》则宣布将来要在巴勒斯坦的英国占区建立犹太人的“祖国”。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原则”也开始在中东传播，这令恰好广为阿拉伯人所熟知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在相比之下成了笑话。看起来英国和法国似乎准备放弃它们的帝国野心，这种印象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又得到了确认，两国政府都宣布打算将威尔逊的原则应用于前奥斯曼帝国的土地。这是因为知道这一点，库尔德人才会在1918年秋把英国和印度军队当作解放者来迎接。他们的领袖谢赫·马哈茂德·巴尔扎尼（Sheik Mahmudal-Barzani）将一份英法保证的复印件当作护身符一样保存起来，希望借此将他的民族变成一个国族。在接下去的六个月里，他一直忙着在伊拉克北部建立一个库尔德人国家。

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或者在伊拉克内部出现任何自治政府，对该国的地方行政官阿诺德·威尔逊（Arnold Wilson）上校来说都是奇耻大辱。这位曾经的部队拳击冠军在晚年与法西斯主义纠缠不清，他想让伊拉克成为印度的附属国。印度移民将占据这里，他最希望“健壮的穆斯林农民”到这里定居。⁸ 1919年5月，阿诺德爵士命令一支英印军队消灭处于萌芽状态的库尔德国家 [3] 。他们发现很难找到库尔德游击队，于是英国皇家空军军官们向时任陆军大臣的丘吉尔要求使用毒气。他同意了，但实际上并未真的使用。⁹ 不到一年时间，英国就揭下了仁慈的面具，露出了征服者的狰狞面目。

情况在1918年12月终于发生质变，法国总统克莱蒙梭（Clemenceau）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进行了私下的讨价还价。英国获得了蕴藏石油的伊拉克北部，法国则得到了这些石油开采公司1/4的股份，并且其在叙利亚和黎巴嫩（Lebanon）的权益也得到确认。1918年与1919年之交的冬季，法国军队开始进驻贝鲁特（Beirut）。

失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于是把希望寄托在巴黎和会和威尔逊总统的良心之上。可惜这两者都不太靠得住；威尔逊在埃及民族主义者面前支支吾吾地表示他们与英国的争端与他本人无关。在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制度下，叙利亚和黎巴嫩将被交给法国统治，而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则归英国所有。委任统治是一个新词，一些人认为它其实是老式殖民主义的委婉说法。负责管理的大国与被其管理的领土之间的关系，和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的关系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中间多了一个国联委任统治委员会作为理事会。管理国的任务是为了被管理国子民的最大利益而进行统治，使他们免于被剥削，并逐渐提升他们的精神、物质和政治发展水平。1920年5月，几个大国在圣雷莫（San Remo） [4] 达成了这些共识，却没有听取任何中东国家的意见。

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对这种开明的帝国主义没什么好感，它把阿拉伯人贬损为必须在别人监护下才能生存的弱势群体。哈希姆系王公费萨尔（Faisal）埃米尔在一战中与同盟国并肩战斗，因为他误认为盟国对他奖赏的将是叙利亚王国，于是当他20世纪20年代初返回该地，他宣布其独立。他的姿态令耶路撒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激动不已，其中一些人曾经是费萨尔军队的老兵。于是一些反对《贝尔福宣言》的阿拉伯人开始在耶路撒冷举行暴乱，攻击犹太人及其财产。¹⁰

于是扩展到伊拉克的所谓第二次阿拉伯起义在圣雷莫协定的消息传来之后加剧了。在伊斯兰斋月（当年5月）期间，什叶派和逊尼派宗教领袖与哈希姆派人员和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发动了一系列反对英国继续统治的抗议活动。¹¹ 因为一个英国官员以逃税的罪名逮捕了一位著名民族主义教长，示威在6月初变成了一场革命。威尔逊脆弱的统治迅速瓦解，现金和兵力都捉襟见肘的殖民政府发现自己正被拖进一场战争。

经过相当大的努力，殖民政府终于找到了增援。在印度，刚刚退伍的锡克族士兵被100卢比（合16镑）的奖金吸引了回来。¹² 到9月，当地指挥官艾尔默·霍尔丹（Aylmer Haldane）将军已经开始取得优势，尽管他还是不顾一切地吵着要求获得大量毒气供应。¹³ 但这是多余的，就像他后来承认的那样，空中力量已经可以使他们在情况变得严峻的时候夺回优势。在当年结束之时，秩序已经得到了恢复，尽管采取的办法经不起仔细的审查。陆军部副大臣皮尔（Peel）子爵很高兴地看到国内的那些“怀妇人之仁者”被驻爱尔兰黑棕部队的残忍分散了注意，因此没有注意到伊拉克发生了什么。¹⁴

然而英国媒体和议会下院却注意到政府的中东政策除了造成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浪费以外一无所成。威尔逊上校那种英属印度式管理已经被批判得体无完肤，很明显伊拉克人不愿意受到那些地区殖民官的统治，这些人大体上都表现得就像是英国公学的风纪委员。虽然很大程度上由于高科技的运用，让法国人可以镇压叙利亚的阿拉伯人，英国人也能在耶路撒冷和伊拉克如法炮制，但是二者此后控制这些受其管理的国家时也显得愈发困难。另外，对部落居民使用毒气的威胁与委任统治体系背后所蕴含的基本人道主义和仁爱观念之间的矛盾也无法调和。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与阿拉伯人达成一个可以平衡英国的战略需求和当地民族主义者愿望的妥协。

这也是劳伦斯在20世纪20年代选择的路线，因此他在英帝国内开展了一场鼓吹阿拉伯人实现民族自决的媒体宣传活动，作为高压政策的替代方案。为什么伊拉克不会是第一个“棕色自治领”？他如此问道。伊拉克战争花费的4000万英镑的军费令政府相信他是对的。1921年初他加入了刚刚接手殖民部的丘吉尔的班子，得到的命令是与各委任统治国达成协议以把维持安全的费用降到最低。于是就产生了1921年3月的开罗会议。英国和哈希姆家族在一战期间结成的同盟关系得到了维持，费萨尔得到了伊拉克的王位，其兄弟阿卜杜拉则获得了被称作外约旦（约旦）的王国，正如其国名提示的那样包括约旦河东岸的土地。这两位国王都要任用英国官员作为顾问，以保证委任统治的条款得到遵守。英国殖民部将负责统治巴勒斯坦，其内部安全事务则交给从已经完成使命的“黑棕部队”和辅助部队中招募组成的“宪兵队”。

伊拉克和约旦的和平将由一个被称为“空中控制”的全新体系来维持，这个体系得到了丘吉尔、劳伦斯、里奥·埃默里和空军总参谋长特仑查德（Trenchard）空军元帅的大力支持。飞机已经在苏丹、印度西北边境省和索马里最近的平叛行动中得到了运用。索马里的“疯毛拉”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在1920年其据点遭到轰炸之后终于被打败，英国殖民部将这次行动评价为一场现代化战役。其总耗资为70000英镑，即为至今为止最省钱的帝国战争，很大程度上让那些拿不定主意的人心悦诚服地明白，空中控制是管理帝国里比较凶蛮臣民的最节省手段。

约旦王国和伊拉克王国都可以使用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另有装甲车辆营和英国军官指挥下的本地士兵分队提供支援。当局会使用轰炸机应对任何暴乱的出现，首先会投掷警告的小册子，然后是轰炸财产和牲畜。扔到“疯毛拉”村庄里的小册子是一些生动而粗俗的声明（“政府有长长的手臂……它的官员会像鸟一样飞”），但之后它们的语气却变得几乎像是在道歉。1938年12月，印度西北边境省阿萨尔考特（Arsal Kot）的居民得到了一些小册子指示他们在轰炸机出现时应该怎么做，其语气听起来就像是老奶奶的叮嘱：

你应该……把所有人都带到危险区域以外的安全地点并在得到进一步通知之前远离危险区域。政府不希望你的女眷和孩童受到伤害……你也应该知道摆弄未爆炸的炸弹是极其危险的。¹⁵

这些建议的最后一段经常被人们无视；有时未爆弹会被搬到军用公路边，放到公路、桥梁等的涵洞里再用灌木树枝覆盖，然后就会被引爆！在1930年至1932年伊拉克的行动中，炸弹会使用延时引信以防止村民在黑夜的掩护下爬回自己的房子。在这场战役中，作为小册子的补充，装在货运飞机上的高音喇叭会播放警告信息。在这个识字率还不到1/10的国家，这可真是一个合理的举措。¹⁶

空中控制节省资金，但它却引起了两派人的激烈争论。一派认为它是一种在狂野和不易到达的地区保持秩序的有效手段，另一派则认为它是一种严酷且不人道的堵漏措施。支持空中控制的人强调其迅捷的特点。过去对叛乱行为的惩罚要花相当长时间才能实现，而现在鞭子很快就会打下来。他们声称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避免平民伤亡，还一再指出老式的惩罚措施总是包括焚烧庄稼，杀死牲畜和摧毁房屋等。而反对空中控制的人则通常是那些被新兴兵种抢了戏的士兵们，他们深感自尊受到了伤害，因此抗议这种行为是不人道的。老练的印度西北边境省军政官弗朗西斯·汉弗莱斯上校（Francis Humphrys）也曾在一战中当过飞行员，他担心从天空进行社会监控将激怒而非安抚民众：

毫无必要地施加过多的暴力，在很多情况下不但没有使部落人退缩，反而给他们植入了不灭的仇恨和复仇的欲望。这一政策减损了部落人对英国公正公平理念的信任。¹⁷

无论对部落人的惩罚采取何种形式，英国在对伊拉克进行空中控制的初期显然没有任何“公正”可言。开罗会议后不到几个月，丘吉尔就被一份报告震惊了，其中描述了部落人男女老幼是如何在逃离村庄的过程中被机关枪扫射的。¹⁸ 这个事件被小心地隐瞒于公众的视野以外，因此也很好理解空军元帅约翰·所罗门（John Salmon）爵士在演讲中阐明1921年至1925年间对伊拉克实施空中控制的成效时，并未提到这一事件。他的讲话以一个乐观的看法作为结束：多亏了空中控制，“一群成分混杂的野蛮又无法表达自己的部落已经成为一个由投票决定的代议制政府系统”。¹⁹

除了给伊拉克带来了政治稳定的表象，所罗门的飞机还在击退1922年至1923年土耳其对摩苏尔省一次三心二意的入侵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次进攻令人不快地提醒人们劳合·乔治政府没能成功地阉割土耳其。1920年至1921年间，法国、意大利和希腊不断受到鼓励去声张它们在小亚细亚部分地区的主权，但它们都被阿塔蒂尔克的军队打了出去。1922年秋终于轮到了英国，因为土耳其民族主义领袖把注意力转到了驻扎在达达尼尔海峡亚洲一侧岸边的英国军队身上。尽管有些英国大臣持保留态度，但英国内阁做出了强硬姿态宣布准备继续留在土耳其。除了新西兰，其余自治领都拒绝提供帮助。在国内，公众和舆论对所谓为了威望的说法毫不买账。保守党离开了执政联盟，劳合·乔治被迫下台。经过了在查纳克（Chanak）的一次惊心动魄的对峙之后，英国军队离开了土耳其土地。

英帝国在中东咄咄逼人的阶段很快就过去了。公众的不满、资金的匮乏和士兵的短缺都使英国不得不放弃好战的政策转而采取妥协的办法。从1922年开始，英国在这一地区的权威仅仅依靠纸面上的承诺。1923年英国与土耳其在洛桑（Lausanne）达成协议，把摩苏尔划归伊拉克，但有人担心阿塔蒂尔克（Atatürk） [5] 可能会食言。1925年英国制订了一个应急计划，如果摩苏尔再次遭到入侵，一支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海上力量将进攻海湾地区。²⁰ 其实对于摩苏尔争议，人们关心的并不是伊拉克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而是石油。

中东地区的石油储备在当时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还没有像1945年以后那样巨大。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和墨西哥生产了世界上超过4/5的石油，尽管其中绝大多数都用于美国国内消耗。接着对石油的需求开始增长，1914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对波斯和伊拉克的石油进行初步勘探工作。波斯政府授予了英伊石油公司一项涵盖约50万平方英里土地的石油开采权，有效期一直到1961年。钻井工作开始于1909年，三年后，阿巴丹岛（Abadan Island）上的一座巨型炼油厂开始运转。产量也从1919年的750万桶上升到1934年的5700万桶。在和平时期，油井的安全和石油的不间断输送依赖的是波斯政府的善意及其维持国内和平的能力。这些都由莱扎·巴列维（Reza Pahlevi）予以提供，他曾是一名哥萨克军官，在英国人的首肯下他于1920年发动政变并在五年后自立为王。得到了军队的支持，莱扎王是一个愿意与外国商业利益合作的理想“强人”。伊拉克基尔库克（Kirkuk） [6] 的油田从1927年开始运转，由英国、法国和美国资本投资的土耳其石油公司负责其运营。其安全和延伸至巴勒斯坦港口海法（Haifa）的输油管线都要仰赖伊拉克政府。

伊拉克及其石油依然处于英国无形帝国的牢牢掌控之下。1930年英国放弃了其委任统治权，伊拉克则被认为获得了独立。然而实际上它受制于同年签署的一项同盟条约，因此仍是英国的一个卫星国。英国负责训练和装备伊拉克军队，被许诺可以在战时使用大量基地和交通设施，并在哈巴尼亚（Habbaniya）继续保留有机场和兵营。

《英伊协定》和六年前签署的《英埃协定》一样成了民族主义者怒火的集中目标。这两个协定及其赋予英国的基地提醒人们英国依旧是中东的主宰大国，而那些获得了理论上独立的中东国家归根到底是不能被允许损害英国利益的。但英国也并非事事如愿：1919年的埃及叛乱及一年后遍及整个中东的叛乱迫使英国政府与当地的民族主义者达成妥协。但这一时期的事件却几乎摧毁了比较开明的阿拉伯人对英国的信心。黎巴嫩基督徒同时也是亲英者的爱德华·阿提亚（Edward Atiyah）曾在亚历山大港的英语学校和牛津大学接受教育，他这样回忆那些曾经相信英国人具有荣誉感、正直心和公正意识的人所感到的苦涩：

英法在一战及之后不久的外交作为——《赛克斯-皮科协定》《贝尔福宣言》、圣雷莫会议的决定震惊了那些哪怕是最忠于英国的人，这种幻灭感更因为个人接触和经历了托管统治而感同身受。²¹

那些代表英国之人的蠢行也令阿提亚对英国的敬仰和尊重之心发生了动摇。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任教于喀土穆戈登学院，英国同事的趾高气扬令他齿冷。当总督访问戈登学院时，所有的非英籍教师都被命令回避，这令阿提亚深感忧愤，从而变成了一个厌恶英国的民族主义者。即便如此，他依然以英国在行政改革、经济及教育革新等方面的成就来为其辩护，但他也觉得无法反驳那些向他抱怨曾遭到英国人侮辱的苏丹人（当然也可以是埃及人和阿拉伯人）。“你的朋友们已经毫无希望，”有人宣称，“他们永远都不会摆脱种族傲慢；我们绝不可能和他们做朋友。他们说他们待我们如伙伴，如平辈，但这些只是空话。在心里他们仍然是统治者，是上帝宠爱之人，对我们提出的平等要求实际上心怀怨恨。”²²

读过劳伦斯《智慧七柱》的人都知道，劳伦斯与他的很多同胞一样，对阿提亚这样接受了西方教育，并因此认为他们与欧洲人享有平等地位的阿拉伯人的态度显然是颇为冷淡的。劳伦斯更喜欢那些未受外界影响，还在遵循古老的价值观以传统方式生活的阿拉伯人。过着游牧生活的贝都因人和他们迁徙而过的空旷土地，就像他们那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及占据社会结构顶层的贵族一样，有一种独特的浪漫感。这个古老的部落世界在英帝国偏僻的波斯湾地区未被污染地留存了下来。在这个未被20世纪干扰的世界里，酋长们实施着独裁统治，英国谋士则在侧辅佐，英国的援助也充盈着他们的国库。在这个地区，英国的友谊依旧有用。当沙特阿拉伯的部落人在1929年威胁科威特边境时，英国从伊拉克派出了两艘巡洋舰和数架战机，侵略者于是很快地离开了。

通常也是受到劳伦斯笔下的贝都因人及其生活方式的影响，一批英国军官沿着他的脚步前赴后继，其中最出名的是连续两任约旦阿拉伯军团的指挥官弗雷德里克·皮克（Frederick Peake）和格拉布帕夏（Glubb Pasha）。他们与阿拉伯人建立了友谊，在偏远的人迹罕至地区活得津津有味，同时低调地在约旦、阿曼（Oman）和海湾地区的那些小酋长国里维护着英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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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阿拉伯人对英国的善意从1936年开始变得越来越困难。随着意大利开始试图控制地中海地区并在东非扩张势力，英国在中东的霸权逐渐开始面临压力。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上台以及他们先后与英国在外交上的交锋在中东引起了人们巨大的热情：

阿拉伯国家的大众惊讶于希特勒的力量和屡屡成功的“秀肌肉”。他们就像是敬佩牛仔影片中的主人公一样敬佩并欢呼这位德国独裁者。这些单纯、无知的人们把希特勒看作是值得称赞的汤姆·米克斯（Tom Mix）在为其祖国——需要帮助的女主角——受到的不公正复仇，同时他们还钦佩希特勒的英勇与成功。他们还从希特勒的成功中获得了一份个人快感。希特勒的成功对英国是一种羞辱，而他们就希望看到英国受辱。英国当世界的女教师、阿拉伯国家高傲的家庭女教师的时间有点太久了。她的儿子们对待阿拉伯人的蛮横态度令他们非常不受欢迎。²³

这也许有些夸张。然而重要的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1936年至1939年间的成功与英国试图镇压巴勒斯坦的阿拉伯起义在时间上恰好重合。巴勒斯坦事件对阿拉伯舆论的影响极其重大；起义本身与英国的镇压行动成了整个中东地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热情的焦点。巴勒斯坦象征着阿拉伯的无能和英国对阿拉伯人意见的漠不关心；因此也难怪阿拉伯人自动地把英国在国际上的敌手当作他们的朋友。

巴勒斯坦乱局困扰和激怒了连续几届英国政府。情况经常是每当英国有权支配一个种族和宗教都分裂的地区时，问题就出在如何平衡不同派别的利益与诉求。依照《贝尔福宣言》的内容，英国已经宣布其欢迎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因此它便和为欧洲犹太人寻求避难所的国际锡安主义运动结成了同盟。锡安主义是对俄罗斯帝国内由国家和教会资助的反犹主义和那里与日俱增的集体迫害的实际反应。在像法国和奥地利这样表面上更加开明的国家里，一种隐蔽的“冷暴力”式反犹主义势头正猛。原因很简单，1914年前大量欧洲犹太人处境凶险，无法依赖正常国家对公民提供的保护。情况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继续恶化：1917年至1922年间在两个反犹主义最激烈的地区——波兰和乌克兰——集体迫害出现了回潮。

犹太人的悲惨处境使他们赢得了许多人道主义和自由派英国政治家比如贝尔福、丘吉尔和里奥·埃默里等人的支持，后面两位是两战期间锡安主义的最忠实支持者。但是自从《贝尔福宣言》发表的那一刻起，阿拉伯人就对此抱有深深的不安。他们自然会质疑犹太难民将以什么样的身份进入巴勒斯坦，以及他们有多少人。

后来改信锡安主义的T.E.劳伦斯最初与阿拉伯人一样感到忧虑，担心贫穷的东欧犹太人大量涌入，不过他却欢迎受过教育的英美中产阶级犹太人，那种他从牛津大学时代就熟悉的犹太人。²⁴ 他的想法非常有趣，这反映了英国在爱德华时代存在的反犹情绪，当时大量来自于沙俄的犹太劳工涌入造成了英国人对“外来者”的敌意猛增。社会上层对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犹太人腹诽颇多，另外，西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和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这类天主教保守派人士的著作中也有一条仅略作掩饰的反犹主义线索贯穿始终。关于犹太人与共产党之间存在关联的骇人臆测和1919年的《峋山长老议定书》骗局也在极右翼势力中培育了反犹情绪。1920年，狂热的锡安主义者理查德·迈纳茨哈根（Richard Meinertzhagen）上校确信在巴勒斯坦服役的其他兄弟部队的军官大都受到了反犹主义的毒害，无法在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交往中做出公正的判断。²⁵

当然这不无道理，不过也有许多当地人员和白厅官员认为阿拉伯人的权益受到了威胁因此应该受到保护。犹太定居者资金充裕、有条件购买大片土地建设定居点，也使一群无地的劳动者在犹太人聚集区找不到工作，因为当地业主更愿意雇佣本民族的人。阿拉伯人开始将阿尔及利亚当作巴勒斯坦的前车之鉴，法国政府把那里最好的土地交给法国和西班牙殖民者。阿拉伯人想到了处在墨索里尼殖民统治下的利比亚，那里的意大利殖民者正在排挤阿拉伯人。另外，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还觉察到英国政府似乎对锡安主义者及其支持者言听计从。

积累的不满和种族紧张终于在1920年、1921年和1929年的反犹示威中爆发了，这造成了将近900名犹太定居者伤亡。这些突发事件无情地警告英国政府迟早要对巴勒斯坦的民族平衡问题做出明确决断。没有人打算主动去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争议双方都不愿意妥协，因为这必然涉及在观念和领土上做出退让。阿拉伯人认为他们在抵抗对他们曾经居住和耕种长达几个世纪的土地的侵占，同时也是在抗拒他们在未来成为犹太人国家中贫穷的少数民族这样的前景。而犹太定居者则认为他们是这片很久以前就由上帝赐予他们的土地的合法继承者，他们要把这片土地利用到极致，使其成为全世界犹太人的避难所。因为早在1922年，英国政府就明确宣布将会根据土著种族的利益而非白人殖民者的利益来决定肯尼亚的未来，所以他们觉得谨慎起见还是将巴勒斯坦问题放一放为好。某个时期看起来这个难题可能会自然地自我化解；1927年至1932年间犹太定居者的迁入率降低了，同时由于医疗条件的提高（委任统治带来的好处之一），阿拉伯人的出生率则出现了提高。1933年初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为80万，而犹太人口则为20万。

然而就在此时，欧洲出现的情况急剧地改变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性质和规模。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时德国大约有50万犹太人。在之后的五年里纳粹当局鼓励了15万犹太人离开德国，甚至与巴勒斯坦的犹太事务局达成协议帮助他们向那里移民。与此同时，随着德国兼并奥地利（1938年）和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处于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数量继续增加。更加严重的是，纳粹的行为使一些反犹主义已经像疾病般蔓延的国家情况愈演愈烈，犹太人在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国家都遭到迫害。因此，历史上，犹太人曾两次大规模逃离欧洲。第一次包括纳粹统治国的犹太难民的乘机出走，其中5.7万出走美国，5.3万去往巴勒斯坦，另有5万逃到英国。第二次则是东欧的犹太人，其中7.4万人从波兰逃亡巴勒斯坦。六年间总计共有21.5万名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使那里的犹太人口达到了47.5万人。²⁶

与天主教教会和东正教教会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伊斯兰世界传统上一直比较能够容忍犹太人。但是面对洪水般涌入的犹太移民以及进一步转让土地的情况，阿拉伯人高层开始寻求对以上两方面都加以限制并且要求为建立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制订时间表。这些诉求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复，同时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响，1936年4月巴勒斯坦发生了阿拉伯起义。这次起义暴露了这一地区安全形势的脆弱性，尽管英国已经统治了长达18年之久，这里依旧盗匪横行、武器泛滥。与在爱尔兰南方一样，当地的警察部队根本无力抵挡由系统性伏击、谋杀、破坏交通线以及总罢工组成的攻势。当局手忙脚乱地试图恢复权威，但收效甚微。1936年9月共有9000名士兵被选派到巴勒斯坦，但他们到达后得到的命令却极其令人迷惑。一方面他们被告知“所有阿拉伯人都是你们的敌人”，另一方面当局还要求他们，“尽一切努力缓和局势，弥合伤痛而非制造新的创伤，使用和平的手段恢复秩序”。²⁷ 首鼠两端的做法反映了高层的犹豫不决。当年9月内阁批准了对游击队占据的村庄进行轰炸，下个月初又决定实施宵禁。²⁸ 巴勒斯坦总督亚瑟·沃科普（Arthur Wauchope）将军拒绝执行第一项决议，并认为第二项决议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将阻碍通过协商达成协定的进程，此后他和英国内阁都遭到了国际联盟托管委员会的谴责。²⁹

接下去的三年时间里，英国陆海空三军发动了一场反游击战争，其间巴勒斯坦的大片土地曾暂时被敌人控制，包括耶路撒冷和纳布卢斯（Nablus） [7] 。起初人们希望可以通过皇家委员会实现妥协，这是英国政府希望可以不必立即做出政治决定而又能令局势缓和时的典型做法。道德高尚而又心怀善意的皮尔委员会成员们经过搜集、筛选证据，1937年9月他们提议分割巴勒斯坦并限制犹太移民数量。经过一番犹豫，双方都拒绝了这个方案。

至此，巴勒斯坦问题成了令英国难堪的国际问题。最敢说的阿拉伯利益代言人，耶路撒冷大穆夫提阿明·侯塞尼（Haj Amin al-Hussaini）流亡海外，并开始游说临近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向英国施加压力。他的往来奔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不断进行的反英宣传及阿拉伯人的支持者们都令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爵士深感困扰，他的许多下属也因此产生了非常合理的担心，继续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继续模糊处理和压制将会减弱英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

阿拉伯人不断增长的反英情绪对意大利和德国来说则是一个利好，于是它们便趁机在巴勒斯坦浑水摸鱼。1938年至1939年，两国的宣传机构开始在广播中声称英国贵族反对阿拉伯人。这些说法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来自于巴勒斯坦地区之外的阿拉伯线人，不过在1939年初英国情报机构也发现有两名纳粹特工在收集诋毁英国军队的情报，而且还有可能给阿拉伯游击队派发资金。³⁰ 有证据显示俄国也在从阿拉伯人中招募特工，并将一些人送往莫斯科受训。³¹ 尽管有英国广播公司的环球广播在进行反宣传，英国在阿拉伯国家的代表还是感到必须要求政府在巴勒斯坦采取更加温和的措施。³²

如果不是由于当时的国际局势，这种言语上的交锋最多不过是令人厌烦的骚扰罢了。英国与意大利的关系在1935年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后恶化了，1937年7月还爆发了中日战争，而到了1938年英国发现只有对德国让步才能保持欧洲的力量平衡，而这么做却只能增强德国的实力和其对领土的野心。不论将来可能在什么情况下或者在什么时间与日本或轴心国集团发生冲突，英国都不能允许它的力量继续被巴勒斯坦问题削弱。如果英国与日本、德国或意大利发生战争，那么它与阿拉伯国家的疏离或者这个与苏伊士运河距离非常近的地区持续的动荡都是极端危险的。

经过几年的踌躇，英国政府采取了迅速而坚决的措施平定巴勒斯坦。《慕尼黑协定》签署后的几个月里，英国向巴勒斯坦增派部队，并加强了在那里的行动。到1939年初夏，表面上的社会秩序得到了恢复。5月，政府发表了一份白皮书勾勒了巴勒斯坦的未来政治前景：英国在五年内继续对巴勒斯坦实施委任统治，将犹太人迁入量减为每年2.5万人，为建立一个能使阿拉伯人在其中永远居于多数地位的独立国家创造条件。尽管有尝试将犹太移民引向其他殖民地，然而没有取得多大进展。肯尼亚总督认为犹太飞地将会成为他的辖区中“一个不太好的方面”，尽管他并不反感那种“好的”犹太人（例如奥地利裔或者德裔）；北罗德西亚的白人定居者对此十分冷漠；只有英属圭亚那（British Guiana）持欢迎态度。³³

战略上的必要性使英国人最终结束了将近20年的拖延。无论其中的是与非，几乎所有犹太人都只看到了后者，1938年至1939年的军政协定揭示出在紧急情况下英国能够做出坚决而无情的行动。这种品质在战争的前几年中也显露无遗，当时显然相当多的阿拉伯舆论希望轴心国取得胜利，因为他们将此看作中东地区摆脱英国统治的唯一途径。在巴勒斯坦问题的余波还显得十分强烈的伊拉克，反英情绪在军官阶层中最为强烈。英国对伊拉克军队的监控未能防止那些上过军事学校的人被教育成自视为注定要解放其祖国的精英分子。³⁴ 现实的政治环境鼓励了他们的白日梦；自从1932年费萨尔死后这里就再无宁日，在接下来的八年里那些转瞬即逝的文官政府都或多或少地沦为了军队集团的工具。

尽管从理论上讲伊拉克是英国的盟友，但其政府在为英国提供战争帮助时却十分不情愿，而且就像埃及一样几乎懒得去掩饰其对协约国的支持。1940年3月，上述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开罗的最高指挥部制定了占领摩苏尔（Mosul） [8] 地区油田的计划以防不测，然而没有人知道哪里能寻找必要的人手。³⁵ 八个月后，经过破译的德国无线电通讯显示柏林正在考虑对伊拉克发动地面攻势。1941年春德国强行突破巴尔干半岛并进入希腊，大马士革的维希政权很可能与叙利亚的德国基地合作，迫使英国介入伊拉克。两个旅的印度部队在巴士拉登陆，他们的命令是前进到可以保护伊拉克北部油田的位置。

这一行动完全符合英伊协定的条款，但伊拉克民族主义者认为这是进攻巴格达（Baghdad）的前奏。³⁶ 在军队支持下于4月3日夺得政权的伊拉克总理拉希德·阿里（Rashid Ali）在两周后直接向轴心国求援。英国人事先通过截获的德意无线电通信得知了阿里的密谋，因此驻巴勒斯坦部队受命进入伊拉克。³⁷ 伊拉克对哈巴尼亚（Habbaniya）机场的进攻被英国人击退，随后英国摩托化纵队在5月中旬兵临巴格达城下。从希腊飞到叙利亚的德国和意大利飞机来得太迟，未能影响这场持续了六周之久战役的结局，最终3000伊拉克士兵战死，3000名民族主义军官继而被从军队中清理出去。主导这件事的亲英新政府的领导人努里·赛义德（Nuri es-Said）在25年前曾与阿拉伯的劳伦斯并肩战斗。拉希德·阿里则逃到了柏林。

对伊拉克的突袭和九个月后在埃及发生的宫廷政变证明，尽管民族主义情绪已经发酵了超过20年，英国在中东的霸权地位依然牢固。上述两个行动都是在极端危险的面前为了国家安危而采取的非常措施。然而埃及人和阿拉伯人却并不这么看。这些显示力量的行动给他们留下了深深的苦楚与挫败感，因为这清楚地展示出了弱者的无力。英国还是这一地区的霸主，为了自己它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注释】

[1] 格特鲁德·贝尔：英国女探险家，对现代伊拉克、约旦等国的建立和领土确立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被视为女性版“阿拉伯的劳伦斯”。

[2] 莱茵兰：法德边境的一个地区，一战后由英法等国占领，以便控制德国的工业腹地。

[3] 库尔德国家：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的第四大民族，因历史原因长期无法建立自己的国家。

[4] 圣雷莫：意大利西北部城市，位于古里亚海沿岸，摩纳哥以东。它是意大利里维埃拉一带著名的旅游胜地。

[5] 即凯莫尔。

[6] 基尔库克：伊拉克东北部摩苏尔东南一城市。

[7] 纳布卢斯：约旦河西岸城市，位于耶路撒冷北部，是一个古迦南城镇，它是《圣经》所描述的雅各布的家和撒马利亚的主要城市。

[8] 摩苏尔：伊拉克北部一城市，位于巴格达西北的底格里斯河沿岸，是历史上穿越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商队路线上的一个重要中心，16世纪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1925年国际联盟决定将其划归伊拉克。

第五章
新势力与新能量：印度
1919-1942

印度帝国从来就是一个成分复杂的有机体。其政治地图是一个由土邦（1919年时超过500个）和直接由英国官员统治的省组成的马赛克拼图。这些土邦的面积占整个南亚次大陆的2/5，人口则占了1/4.描绘出印度的确切种族或宗教地图是不可能的，尽管通常情况下穆斯林聚居在西北部地区和孟加拉。1940年，他们占印度2.8亿人口的1/7.

在印度很少有种族和宗教宽容。1919年曾经在阿姆利则射杀示威者的廓尔喀士兵后来承认他们其实很享受杀死平原人。¹ 1923年情报显示印度教徒暗地里对近期西北边境省帕坦人村庄遭受到空袭颇有幸灾乐祸之感。² 在1943年为了找出哪些士兵最适合做公安工作而进行的军事调查中有人表示：“从锡克教徒的内心来说没有什么比敲打穆斯林更让他们高兴的事了。”³ 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些陈述，也不应该不假思索地否定民族主义者声称英国人利用种族和宗教情绪已达到“分而治之”的断言。

另一方面，那些无论如何都希望英印政府继续掌权的死硬派声称只有英国才能维护和平并充当公平的裁判员，平衡不同信仰族群间的权利。这种观点在20世纪20年代教派冲突急剧恶化的时代又得到了加强。当时即使是最微小的事件也可能引发屠杀和劫掠：一个印度教学童和一个穆斯林学童的街头吵闹就引发了1929年达卡（Dacca） [1] 长达10天的暴乱和劫掠。⁴ 占支配地位的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们被这些事件和其他的教派冲突吓得不轻。种族冲突是国家团结的最大障碍，因为这是印度人无法首先认同自己是印度人，而不是首先认为自己是印度教徒或者穆斯林，并据此行事。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将宗教视为印度的最大祸根，认为它培育了教条主义与狭隘思想。⁵ 他曾远赴英国的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求学，那里不会像他的故乡那样，印度教徒看到有人公开杀牛或者听到关于强迫印度教家庭少女改宗的骇人传说就会怒不可遏地去杀死其穆斯林邻居烧掉他们的房屋。

大多数印度人无论信仰如何都穷得叮当响，他们居住在农村，靠耕种土地为生。从1919年起就成为国大党精神领袖的甘地希望印度人可以一直保持淳朴的民风，并鼓励他们培育农业文明美德，认为这将使印度复兴。因此他自己纺纱，还花了大量时间说服其他人也这么做。他不信任现代世界的集中化和工业化，担心这将侵蚀一切好的印度传统因素。甘地还希望以古吉拉特语取代英语作为教育语言，尽管他和他的党内高层都是接受英语教育的（他曾是一名中殿学院的执业律师），而且他们的政治观实际上也是英国式的。

在某种意义上，受英式教育的国大党精英是那些认为教育可以解放印度的19世纪理想主义者奋斗的产物。对西方哲学和科学的了解将会开放印度人的思想并创造一个开明的阶级以治理其祖国。英式教育在全印度铺开，但是并不平衡。在特拉温克尔邦（Travancore），68%的人是识字的，但是还有些地方识字率还不到20%。英国人试图通过印度的公学有计划地向王公、商人和专业人员的子弟灌输英国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这些公学是英国公学的复制品，就像英国的公学一样致力于培育“品格”。据1942年的一份官方报告所言，这些学校的毕业生与英国公学的毕业生的相似程度令人颇感诡异：

这些人也许在智力上有所局限，心胸也不够开阔还傲慢自负，但他们却也显示出能够设立并遵守一定的行为标准，并做好了承担责任的准备。⁶

这个地区缺乏公立高中，因为它们不像印度的公学那样把很多时间用在进行团体体育项目上。

“往克什米尔掺沙子”是斯利那加（Srinigar）教会传教士学校1890年至1947间的校长塞西尔·廷德尔-布里斯科（Cecil Tyndale-Briscoe）对自己毕生事业的总结。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志向专一的基督徒和肌肉发达的剑桥赛艇队队员，完全可以胜任这项工作。板球、英式橄榄球、足球和拳击（他将之设想成为解决克什米尔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的同性性行为的良药）组成了他制订的主要课程。廷德尔-布里斯科同样热情地鼓励公共责任感。他的学生成立了一支消防队，学会为弱者和穷人服务，善待动物，还在霍乱爆发时做出了力所能及的救助工作。⁷ 还有一些像他这样的人分散在印度各地，而且不仅是在学校里，总体来看他们的工作具有长久的价值。

进入大学，印度的高中毕业生发现自己周围的环境使他们可以自由地讨论和探索政治理念并将他们学到的东西应用于当前的印度现实。比如说，那些参加1924年迈索尔（Mysore） [2] 大学历史考试的学生被问到，“民主是一种欧洲的发明而且也许只适用于欧洲民族和欧洲文化。以印度历史的视角辨析这一观点”，并“就英帝国更名为英联邦进行评论——这对印度人、赛拉尼斯公司和南非人分别有什么样的影响”？⁸ 柏克关于美国税收的一系列开创性演讲也被收入了1922年加尔各答英语系学生的课本中。

于是一代又一代的印度年轻人获得了这样的一种政治思想的熏陶——强调个体权利而限制国家的法定权力。那些已经学会用英国方式进行理性思考的人认为自己应与其统治者平起平坐，自然也希望得到英国人的同等对待。但对那些向来认为自己代表了更高级文化的人来说这可并非易事，而且在印度受教育的精英只是社会中极小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印度人的进步尽管不可避免却也步伐缓慢。作为其终极目标的自治政府仍然遥不可及，肯定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了。关于这个问题，1916年，一位已经在印度服役了将近40年的高级军官埃德蒙·巴罗（Edmund Barrow）将军给出了如下的官方标准看法：

通过将自由、公正和教育赋予印度，我们已经将它从种姓制度和偏见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但是仍然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达到慈善家和哲学家希望的目标，才能满足已经觉醒的印度的渴求。⁹

1919年之后印度向着自治前进的步伐更快了，其聚集的能量既令民族主义者越来越不耐烦，又让印度和英国的保守派感到恐慌。一战是这一变革的动力。印度在1914年至1918年间展示出了无比的坚定，他们抵挡住了德国策动的颠覆活动，提供了50万多余战斗人员，还为帝国捐献了1亿美元的军费。¹⁰ 英国应该对如此巨大贡献做出慷慨的报答，于是1917年8月英国政府公开宣布将致力于推行一系列政策使印度在英帝国内建立“负责任的政府”。但寇松对原本要承诺建立的“自治政府”表示反对。¹¹

在一定层面上，这一表态就像在下一年对阿拉伯人做出的保证一样反映了英国政府愿意承认民族自决原则在理论上不是只对白人有效。而在另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层面上，这个宣言实际上表明英印政府需要彻底改变。劳合·乔治1917年任命的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温·蒙塔古（Edwin Montagu）以前就说过：“英印政府过于木讷、冷酷、僵化和陈旧，不适应当今的现代事务。”实际上，他想到的是，在调查印军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失利中所揭露出的印度官僚系统的顽固与缺乏想象力。印度军队有勇无谋，因此不堪维持英国在亚洲地位的重任。

蒙塔古于1918年访问了印度，这使他成了第一个亲自考察这里的印度事务大臣。他和新任印度总督切姆斯福德（Chelmsford）勋爵（切姆斯福德是一位不同寻常的总督：他的父亲是指挥祖鲁战争的倒霉将军，而他自己曾在伦敦郡议会工作之后就像贝洛克那些警示性小说中的一位主人公那样，被发配去管理新南威尔士。）共同制订了一系列改革法案，它们在1919年3月得以成为法案。他们打算通过设立11个自治省的方式来让印度人先尝一尝负责任政府的滋味。在这些省里，诸如公共卫生、教育和农业等“国家性建设”将交由选举出来的印度官员来管理，而财政和公共秩序等则将由总督选定的官员负责，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印度人。

然而国大党希望印度大踏步地向自治政府方向前进而非一寸寸地谨慎慢行，其成员也就对上述措施感到失望，同时还从中体会出了一股小家子气。除此之外，“蒙塔古-切姆斯福德改革”的宣布时机还与准备用于协助打击颠覆活动的《罗拉特法》生效撞到了一起。这项立法象征了英印政府的独裁特性，因此也自然成了国大党鼓动宣传的焦点。

反对《罗拉特法》的斗争是英印政府与国大党之间的第一次重要较量，同时也为甘地20年前在纳塔尔省（Natal）为印度人权利奔走时发展出的群众性抵抗原则提供了试验田。甘地的武器是“萨蒂亚格拉哈”（古吉拉特语），这被他翻译为“灵魂力量”或者“爱的力量”。正如他在1919年3月向信徒说明的那样，他们要以哲学来驾驭政治抗议。“萨蒂亚格拉哈”是一种人的精神状态，达到这种状态的人可以获得以消极方式抵抗腐朽政府所需要的内在勇气、耐心和对神的虔诚。萨蒂亚格拉哈信徒所经受的身体折磨可以作为其自身和其追求的衡量标准。¹² 从表面上看，萨蒂亚格拉哈是向英印政府发起挑战的绝佳武器。甘地的目标受众是英国人的良心。几代人以来，英国人民一直认为他们是在印度人民同意的前提下统治印度的，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接受有良心的帝国。甘地设想如果上万甚至上百万印度人以尽可能温和的方式明确指出情况并非如此，那么英印政府也就失去了存在的道德基础。

在向追随者介绍神秘的萨蒂亚格拉哈主义的同时，甘地还提议在6月4日举行全国性罢工以抗议《罗拉特法》。这是一种表达致哀或抗议的传统示威活动，期间关闭所有商店、机构和学校，公共交通中断，使大量的人可以自由地上街游行。那些老于世故的中产阶级国大党成员们能够领会萨蒂亚格拉哈的精髓，也能够克制自己。而绝大多数参加罢工的人却做不到这两点。游行变成了暴乱，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袭击杀害欧洲人，抢掠并焚烧他人财产。连甘地都对示威所释放出来的反英情绪之烈感到震惊，看起来他已经无法控制局面。¹³

迈克尔·奥德维尔（Michael O'Dwyer）任省督的旁遮普（Punjab） [3] 省动乱最为严重。他是爱尔兰人，性格直率、好斗，具有很强的正义感，采用铁腕手段进行统治。奥德维尔在一战期间曾粉碎过一次叛乱，1919年4月他决定再如法炮制。阿姆利则的暴乱最具破坏性，那里的欧洲人遭到杀戮，政府一度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此时雷金纳德·戴尔（Reginald Dyer）准将携实施宵禁恢复秩序的命令赶到。其实戴尔并非这项任务的理想人选；20多年前还在参谋学校时，一个年长的军官就评价他是一个“最喜欢口衔手枪爬过缅甸人的栅栏”的士兵，1919年的一场病痛更加剧了他天生的好战性格。

在国大党领袖违反戴尔对公开集会的禁令以及他收到一份预言印度士兵即将兵变的煽动性传单后，他决定显示一下力量。戴尔带领一支部队进入阿姆利则，当时札连瓦拉国（Jalianwala Bagh）正在进行一场示威，随后他命令向人群开火。士兵们有条不紊地射击了十几分钟，杀死379名印度人，伤者则更多。后来，戴尔表示后悔没有使用他带进城里的两辆装甲车上的机枪。接下去的几天里，他下令对暴动者和疑似暴动者施以鞭刑，还命令印度人在街上爬行，因为一个女传教士在那里被暴动者袭击。顺便提一句，解救她的也是印度人。

以阿姆利则为标志，1919年成为印度历史的转折点。当年4月18日，枪击事件五天后甘地叫停了罢工。他显然失去了对其追随者的控制，然而他却把动乱责任推到了警察身上，幼稚地声称印度群众是“世界上最容易被驱散的”。¹⁴ 他对萨蒂亚格拉哈的信念依旧坚定，6月他宣布罢工显示了“新势力和新能量——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证明真理在我们这一边”。¹⁵ 而且看起来情况确实如此，阿姆利则大屠杀证明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归根结底是建立在暴力上的。旁遮普省被平定后发生的事件更使甘地和国民大会确信了这一点。

关于阿姆利则的消息传得很慢，当政府获知此事的严重性后指定了一位苏格兰法学家亨特（Hunter）勋爵对此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认为戴尔判断有误，因而被开除出军队，但下令轰炸旁遮普所有暴乱地区的奥德维尔却免于处罚。这一判决激怒了印度的英国人团体、英国军官和国内的保守党，他们认为戴尔准将和奥德维尔省督是使印度免于进入无政府状态的英雄。

戴尔在英国的支持者把他的问题提到了议会上。他的动机和行动成了1920年7月一场火药味十足的辩论的主题，右翼保守党声称要蒙塔古付出血的代价。因为蒙塔古被认为是对印度煽动分子太软弱反而对有勇气坚决对付他们的高贵君子出手太狠。而蒙塔古则不动声色地批评戴尔在阿姆利则进行的“种族羞辱”违反了“我们的印度帝国赖以建立的基础”。他在其他人的嘘声中继续谴责戴尔的同盟者所持的种族主义：

你们可以接受服从命令的印度人，可是如果他为自己考虑，如果一旦他使用了你们提供的教育设施，吸收了英国人珍视的个人自由，为什么他们就会因此被你们归类成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和煽动者。¹⁶

丘吉尔也加入辩论，谴责阿姆利则发生的是“野兽般的行为”，驳斥了戴尔拯救印度的观点，因为英国的力量并非建立在赤裸裸的暴力之上。死硬派则在威廉姆·乔森-希克斯（William Joynson-Hicks）爵士的带领下回应，声称戴尔其实只是政府的替罪羊而已，这个政府已经在安抚吵闹的少数分子的路上走得太远了。

尽管政府在分组表决中获得了胜利，但戴尔阵营仍然可以一战。《晨邮报》为他设立了捐款基金，几周内就募捐了超过2.6万镑，捐款者中甚至包括吉卜林。军官们对于忠于职守的人受到如此对待尤其不满，而最终他还被本应支持他的政府所抛弃。¹⁷

阿姆利则辩论造成的后果，以及事件本身都对印度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甘地和国民大会成员原本认为他们可以调动英国的道德良心，但戴尔问题的辩论显示这根本就不存在。蒙塔古的演讲说明，有一些持自由派观点的英国人认为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应该被视为理性生物，也适宜享受英国人所珍视的自由，但是还有一部分英国舆论认为印度人本质上不具有责任感。注意看1919年12月《旁观者》上的一篇社论，其中就声称英国对印度的统治“绝对有必要”，因为英印政府使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免于相互残杀。如果英国人离开，印度就会落入“婆罗门种姓”的手中并逐渐陷入无政府状态。“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愿意自我管理。”这篇文章总结道。“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认定深色皮肤的人不是这样呢？答案要到东方气质和东方历史中寻找。”¹⁸ 这两种原因都决定了印度人当时和以后很多年内都无法实现自治，如果不是永远的话。

迈克尔·奥德维尔爵士一直为戴尔奔走，直到后者在1927年死去，他反对在印度自治问题上做任何让步，不断强调印度人贪腐成性。此外，国民大会不过是一小撮利欲熏心、野心勃勃的家伙的传声筒，他们的目的只有权力。“事实是，”奥德维尔写道，“任何一个理解东方的人无论是印度人还是英国人，只要诚实，都会承认99%的人完全不关心国大党律师们整天叫嚷的‘政府形式’。”这也是丘吉尔采取的路径之一，从1930年开始他就成了在议会中反对印度实现负责任政府的中流砥柱。即使是在他当首相时，依然不能掩饰对印度国民大会的鄙视。1942年9月，他在议会声称它是“一个围绕政党机器建立的政治组织，由工商业者支持”却“遭到所有穆斯林和成千上万隶属于各土邦王公的印度教徒反对”。¹⁹

他的发言震惊了工党议员。安奈林·比万（Aneurin Bevan） [4] 询问首相的“愚蠢发言”是否得到了执政联盟中工党议员的支持。丘吉尔做出肯定回答，并斥责对方是“贩卖无礼的商贩”。关于第二点他也许是对的，但是前一点上却大错特错。自从该世纪初，工党就已经对印度国大党展现了友好、同情与鼓励。在尼赫鲁（Nehru）、克里斯纳·梅农（Krishna Menon）和与他们在英国工党中的同等地位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双方从19世纪开就都享有的激进与改革传统。

对绝大多数印度人和英国人来说，甘地就代表了国大党。一方面他在1919年之后的印度事务中发挥的影响巨大，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然而与此同时，许多他的传记作家为他增加的神话色彩也难以被完全消除。他就像那些在印度之外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人一样，是一个国际知名人物，经常上报纸头条，其同胞也对他充满各种想象。他的个人魅力超凡，不过有时候他的谦虚反而有些接近自大。不过他也能说出最令人吃惊的胡言乱语，就像他在1942年6月写道的，“纳粹的崛起是对英国剥削奴役亚洲和非洲人民的罪孽施加的惩罚”。²⁰

甘地最大的成就在于将他的非暴力理念植入了国大党，尽管如此，就像他在1942年6月对一位澳大利亚记者承认的那样，广大印度民众似乎仍然无法理解萨蒂亚格拉哈的要求。²¹ 1919年的骚乱后这就已经很明显了。在甘地的和平主义理念与其街头支持者的行为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无法弥合的鸿沟。当他在1921年11月在巴多利（Bardoli）发起民众不服从运动以来，暴乱共造成53人死亡400人受伤。他像所有类似情况出现时一样表示震惊并推迟再次访问该城，然而这却无法阻止1922年2月的进一步混乱。这种情况在他每次发动消极抵抗或不服从运动时都反复出现。

从1920年起，甘地的目标就是印度自治，获得完全自治的政府和独立，而这也是开启印度民智的庞大计划的一个部分。在20世纪20年代，他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试图说服印度国大党中产阶级成员加入纺纱队伍并从中认识到自己真正的根基在农村。他坚持要在每个人的内心发动革命而不是在社会中发动革命的主张总体来说令许多国大党成员并不满意。比如尼赫鲁就不赞成甘地对贫穷的赞美，这正是他希望消除的。而且不顾过去200多年以来印度的变化而去拥护甘地小国寡民、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理想也是不现实的。然而甘地的精神力量过于强大，国大党的激进势力还是接受了他的权威和领导。尽管甘地的顽固激怒了英国人，但是他对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还是使他们获得了许多好处。甘地约束了闹事者并使国大党没有走上共产主义和武装革命道路。他的影响与警察的监控一道使印度共产党的人数在1942年也只有5000人。

通向自治的道路蜿蜒曲折。国大党希望通过一系列和平的不合作行动赢得英国的让步，但最终都造成了流血牺牲。英政府试图以提出妥协来保持主动，但始终避而不谈何时、如何实现印度全面独立。自1929年以来，不情愿地准备给予印度的“自治领地位”就成为了事情的关键。所有人都明白，自治领地位将使印度获得与加拿大一样的政治自由与独立。但是如果印度选择了另一条自治领路线——爱尔兰路线呢？他们与英国的联系就将变得极其薄弱。印度选择这条路线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将摧毁英国在亚洲和中东的主要势力支点。

无论最后双方会达成怎样的协议，英国绝不会允许印度获得暗含中立权的自治领地位。这样做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国际环境下是一种自杀行为。不过它却可能在不正面触及困难重重的自治领问题的前提下扩大印度人在政府中的参与度。1935年的《印度政府法》建立了一个包括英属各省和土邦王公统治地区的印度联邦。1937年各省政府举行了选举，国大党在每个省都获得了多数地位。

国大党获得选举胜利可以预见。它是一个在印度有上百万党员的全国性组织，比其他党更有力量和优势。因此通常人们也认为它代表了印度的声音。可是即使是在示威游行最密集的1919年和1930年至1934年间，它也没有要推翻英印政府或者显示印度人无法无天。这之后再没有阿姆利则惨案，政府通过逮捕包括甘地在内的政党领袖等手段设法取得了优势，在军队的帮助下警察也制止了骚乱。当事情快要失去控制时，例如1930年白沙瓦（Peshawar） [5] 的骚乱，装甲车和飞机也会出动。这些严厉措施非同寻常。20世纪30年代印度有20万警察，他们收入稳定，士气高昂。有了忠诚的警察力量、数量在1939年达19.4万人的军队以及军官们的坚定意志，英印政府可以不太费力地维持下去。

然而当英印政府看上去还不可战胜的时候，尤其是当你看到20世纪30年代白沙瓦的街头和印度其他的地方时，其实它的未来已经出现了变数。除了保守党的右翼还在大声反对，1919年开始，英国的三大政党都已经接受了逐步实现印度自治的办法。大家都明白，英印政府寿数有限，尽管还没有人知道它到底何时寿终正寝。国大党不情愿地接受了1935年法案，但这只是通往无条件实现自治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而已。

在印度争取独立的早期阶段，人们就默认未来的国家将包括所有在英国统治下的版图。这在20世纪20年代看起来很合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印度国大党与穆斯林组织之间互相合作。这是当穆斯林听说英国有意强迫土耳其素丹放弃他作为哈里发的宗教头衔，而掀起的反英情绪的结果。从英国人的立场来看，这可以确保未来不会出现圣战，但从穆斯林的观点来看，这是对伊斯兰教的冒犯。因此印度的穆斯林加入了1919年的暴动，其后五年里西北边境省出现了一系列泛伊斯兰主义起义。

穆斯林在1924年以后开始逐渐平静下来。从那以后穆斯林对国大党力量越来越感到担忧，对他们在印度教徒占绝对多数的印度教国家里的地位感到担忧。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冲突开始升级；1930年2月由于穆斯林店主拒绝加入加尔各答罢工罢市所导致的冲突造成400至500人死亡。这种穆斯林意识的复苏直接威胁了国大党，因为它的政治力量一直声称自己代表印度所有人的声音，它实现完全独立的目的也是为了所有印度人更好、更和谐地生活。

印度穆斯林的历史记忆，包括他们在莫卧儿时代是国家的主人的事实也使得业已存在的宗教对立更加复杂。当1938年10月穆斯林联盟的主席穆罕默德·真纳（Muhammad Jinnah） [6] 博士路过卡拉奇（Karachi）时，他身后的支持者队伍长达三英里，这场游行与莫卧儿皇帝们的巡行颇有相似之处。²²

此时，穆斯林联盟成了穆斯林的瞩目焦点和他们政治利益的维护者。也许它夸大了其在草根阶级的影响力，但到了1943年末，穆斯林联盟自称为所有印度穆斯林说话。一直遵循与掌权者对话的英国人接受了穆斯林联盟的地位。1937年选举的结果更加强了这一点，因为结果显示穆斯林对国大党失去了信心。²³ 国大党试图垄断地方政府权力的做法得罪了越来越多的穆斯林，而且其农业改革也伤害了穆斯林地主。意识到自己对英国人来说具有制衡国大党的作用，穆斯林联盟开始试图使未来的印度问题协定中包含分割国土的内容，并成立一个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

建立巴基斯坦的想法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在穆斯林知识分子中传播。人们对何时、如何使分割印度变得不可避免，以及为什么应该这样做产生了很多讨论。真正重要的是1940年8月穆斯林联盟公开宣布它将谋求建立巴基斯坦，而在随后的三年间也转变成为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的群众性政治组织。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古老的战场口号——“伊斯兰到了危险的时候”，其宣传中也包含了许多明显的圣战暗示。在穆斯林联盟1941年至1942年间流行的歌曲中有这样的歌词：“Moomeinkalma,hathmeintalwar,larkelengeham Pakistan（口诵《古兰经》，手擎大弯刀，我们要为巴基斯坦而战。）”²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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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3日，印度总督林利思戈（Linlithgow）勋爵通过电波宣布印度对德国宣战。基于当年4月在英国议会中仓促通过的一项对《印度政府法》的修正案，他完全有权这么做。²⁵ 国大党被宣战震惊了，并抗议一个苏格兰贵族没有权利代表英国把印度人民拖入战争。然而因为总督的行为代表着印度从属于英国，所以国大党人清楚地明白印度人是在对抗一种大多数人都厌恶的政治体制。在过去的四年里，国大党在外交政策上采取了左翼立场，反对绥靖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反对英国在西班牙内战中的中立政策。

就在人们还在争论印度应不应该在对抗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中发挥作用或者发挥多大作用时，国大党已经下决定准备利用战争的时机迫使英国做出让步。在极左翼，国大党激进派领导人昌达拉·苏巴斯·鲍斯（Chandra Subhas Bose）倾向于采取与1916年新芬党类似的路线：彻底反叛。他在1938年就被选为国大党主席，但一直受甘地节制。1941年底，他取道喀布尔逃到柏林向希特勒效忠，但令他深感失望的是，其实希特勒支持英印政府。

1939年至1941年相对比较平静。甘地谨言慎行，不做任何可能导致英国战争动员的行为，但仍然不断要求印度获得完全独立。国大党与政府之间关于宪政实质的争吵也很少涉及印度以外发生的大事件，或者正在加速进行的人力物力动员。

1941年12月日本加入战争，1942年2月占领新加坡，随后在下月迅速进军缅甸，并在4月把战火烧到了印度边境。自1935年正式脱离印度的缅甸有其自己的民族主义，然而他们却很快就和日本人站到了同一战壕。军事情报部门报告大批缅甸农民、警察和学生赶来协助侵略者。“人们都乐于无偿自愿地加入解放其祖国的队伍。”²⁶

即使在日本军队使英国在亚洲实力的脆弱性暴露之前，林利思戈就已经抱定了悲观态度。1月末，他给内阁的报告直率而无奈：

印度和缅甸与大英帝国没有天然的联系，它们在种族、历史和宗教方面都属异类，它们对帝国也没有任何感情，它们在帝国内都是因为它们被暴力征服，被我们的约束限制，因此至今为止也适宜继续处于我们的保护之下。²⁷

因此，英国的军事情报部门对印度军队实施了严密的监视并检查他们的信件，试图发现不满、不安和政治煽动的蛛丝马迹。1941年至1942年间在马来西亚服役的印度军官中有60%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期望印度在战后获得完全独立。他们还在被不断地提醒帝国与他们的疏离，尤其是当他们被那个以古板、傲慢著称的英国殖民社团——马来亚种植园主和商人团体拒之门外时，这种感觉更为明显。一名印度军官声称他和他的战友们“被大老远地从印度派来保卫那些——欧洲人”，然而“当这一时刻真的到来时”，他宁愿下地狱也不愿出一点力。²⁸ 一个因为哗变而在1942年被处以绞刑的锡兰炮兵受审时表示，他的反英情绪最初是因为在马来亚遭受了种族侮辱才显现出来。

然而还是需要说服棕色人种为这个白人的帝国卖命。实现的途径之一是打破目前关于印度前途的僵局，1942年3月左翼工党官员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爵士被派往印度与国大党谈判。尽管有美国从中斡旋，他还是失败了，主要是由于他和战时内阁都不会接受国大党立即全面进入政府工作的要求，尤其是国防领域。

现在终于轮到甘地掌握主动权了。4月底，他写道，如果英国立即撤出印度，日本不会进攻。印度的敌人是英国人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而当时潮水般涌入印度的美国军事援助则意味着“美国人和英国人共同统治印度”。²⁹ 他从未将日本人看作解放者，不过他确实想象过如果日军侵略印度，那么就可以用萨格蒂亚哈拉打败他们。³⁰ 他坚信英国人肯定是这样，他在7月号召追随者为“退出印度”运动造势。

尽管国大党对新运动的态度并不一致，但这次运动对英国人来说实在来得太不是时候了。英国人正在着手准备在西北边境省抵御德国从里海方向可能发起的攻势，而且这里的局势再次陷入动荡，一位在过去七年里指挥帕坦人抵抗运动的救世主式穆斯林圣人米扎拉·阿里·汉（即伊普的苦行圣僧）再次起事。人们估计日本会进攻西北边境省，也许还会伴有对印度西南部或锡兰的登陆入侵。考虑到政府与国大党谈判的破裂，德里的联合参谋部对印度抵抗日军基本不抱希望。³¹ 然而，负责印度战时防卫的人也考虑到了内乱的可能性，包括与国大党的激烈对抗，并做了仔细的准备。³² 此外，紧急情况法赋予总督宣战的权利，使得他可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印度的战时努力不会付之东流。

“退出印度”运动开始于8月的第二周，采取的形式是大规模的瘫痪国家活动，如系统性地切断铁路交通与电报通讯。遭受影响最大的是马德拉斯、比哈尔（Bihar）与联合省（United Provinces），这些地方连接加尔各答、德里和孟买的铁轨遭到破坏，英国士兵被暴动者袭击杀害。一直坚定支持英国作战的穆斯林联盟此时则置身事外。因为受到本地的国大党政治家的煽动，印度学生挤满了许多暴民队伍。政府准备好了面对紧急情况并采取了最严厉的行动：甘地和数百名国大党领袖遭到逮捕和拘留；媒体消息受到审查；57个旅的印度和英国军队被从训练营抽调来协助警察；市内的暴民被允许射杀，在林利思戈的命令下，飞机也被允许对正在破坏铁道的暴乱分子进行扫射。³³ 在孟买，示威者遭到了白藤条的抽打，里奥·埃默里在议会下院表示这种惩罚措施，对“流氓式的暴徒具有很好的威吓效果”。³⁴ 就像之前的所有政治动荡一样，街头秩序的暂时崩溃给了歹徒和小贼们作恶劫掠的机会。

然而秩序在六周内即得到了恢复。9月的一开始，官方估计的最低死亡人数为300人。尽管有担心这次动乱是在为亲日的“第五纵队”打掩护，但是却并未发现国大党与日本之间串通的证据。英印政府又一次从长时间的国内动荡中全身而退，尽管可以理解印度内外的人们认为其真正的权威全靠武装力量来维持。甘地和国大党暂时因为“退出印度”事件声誉扫地，尤其在美国，因为美国在1942年上半年一直在对英国施压促其与国大党达成一项可靠的协议。

英印政府熬过了战争的头三年，而之后的两年里印度依然将会是盟军在东南亚的安全基地。在印度民族主义者和英国统治者之间尚未就宪政问题达成任何协议。到1942年底，显然这样一份协议终于被讨论出来，其最终文本的决定权在印度人民手中而非其英国主人手中。印度政治终于不在英印政府应该存续多久这个问题上绕圈子了，而是考虑如何废除它以及什么会取而代之。

【注释】

[1] 达卡：孟加拉国首都和最大城市，位于孟加拉国中东部。17世纪时，它是孟加拉蒙兀儿帝国的首都，1765年开始受英国人统治。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后，达卡被设为东巴基斯坦的首都，1971年改名为孟加拉共和国。

[2] 迈索尔：印度南部城市，位于班加罗尔西南。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就有人居住，16世纪后期以后成为穆斯林的盛礼中心，1831年被英国占领，今天它是一座重要的工业城市。

[3] 旁遮普：印度西北部和巴基斯坦北部的一个邻接印度河与朱木拿河的历史地区，它是史前印度河谷文明的中心。

[4] 安奈林·比万：威尔士裔英国政治家。任健康部长（1945-1951）之职，是国家健康局的主要缔造者。

[5] 白沙瓦：巴基斯坦西北部城市，位于拉合尔西北。因其邻近开伯尔山口而长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6] 穆罕默德·真纳：巴基斯坦的创建者和第一届总督，当印度要从英国独立出来的时侯，他害怕穆斯林少数民族会受到印度教徒的压迫，坚持在1947年成立一个被称为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国家。

第六章
我为人人：帝国的构想
1919-1939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大国沙文主义致命一击，但它还要苟延残喘四十多年方能寿终命尽。1914年前那种勇武好斗的爱国主义，曾在整个一战期间甚嚣尘上，但到了1918年终战之后，却被看作咄咄空言。震惊的国民开始反思这场大屠杀，追问这一切是否真的值得。不列颠是成了赢家，但它的人民却对另一场欧陆战争畏战如畏虎，更遑论赴汤蹈火了。西线战场的经历和新的民意，使维多利亚晚期和爱德华时代横行的武力帝国主义余烬难炽。这种帝国主义曾高调放言与世界为敌，并要男男女女为国捐躯。爱国主义的大吹法螺，不仅在战前让民众如痴如醉，更有人证明，它也让战争苦果变得可堪入腹。

不仅老式的帝国主义被斥为名声扫地、不合时宜，就连它的代言人也被讥为泥足巨人，外强中干。那些曾官高爵显的帝国勇士，其在战时做出战略决策，也受到严厉批评，被指弊病丛生。陆军元帅黑格（Haig），曾真心相信自己是救大英帝国于水火的天降救星，但如今却被打翻在地。昔日英雄先知，如今已成跳梁小丑。在李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的《维多利亚四名人传》（1918）中，喀土穆的戈登将军及其一干人成了笑柄。在世的帝国老牌卫道士，也被不约而同，且不怀好意地塑造成傻大木毕林普上校——一个蓄着海象胡须冥顽不化的退役军官，这个形象是在1934年被一个叫大卫·罗（David Low）的澳大利亚漫画家创造出来的。

两次大战之间，这种老顽固可不少，对维持掌控印度之类的事务，他们总是说三道四，不过保守党很明智地跟这些人和他们的观点保持距离。保守党不再选择为帝国敲响战鼓，而是更愿意通过低税收、扩展先前的福利立法和推行居者有其屋等政策来取悦选民。¹ 这套组合拳立竿见影，保守党在这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政权在握，并且主导了劳合·乔治（Lloyd George）的联合政府以及1931年至1935年的国民政府。总体而言，帝国问题被诸如经济与国际安全这些更紧要的事务挤到了后排背景中。而当帝国问题成为论争焦点时，党魁们却会花大力气去争取获得一个折中共识。在蒙塔古-切姆斯福德的印度提案上，各党都被征询意见。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支持麦克唐纳的印度政策，尽管保守党的普通议员表示强烈不满，但1935年的印度政府法案得到了各党一致支持。

这些变化激怒了许多保守党人。1931年2月，丘吉尔对如是情景义愤填膺：“甘地先生这个煽惑叛乱的中殿律师学院出身的律师，如今竟做出在东方文明中广为人知的苦行僧姿态，半裸着身体到总督府登堂入室。一边策动公民不服从运动，一边又要求与王帝的钦差平等对话。”这些以及后来对印度自治的反对声，在保守党内引起了共鸣，有60名议员情愿支持丘吉尔扭转官方政策。尽管他的努力一无所得，但却让我们注意到，不论事中事后，保守党右翼总有一小拨儿人认为帝国不容分裂，而且还能想方设法让它万世不绝。

但历史却不支持这种帝国观念。帝国一直是变化无常的，其构成和意图也世殊时异。公众对帝国的看法也变化了。1938年，自由党议员欧内斯特·埃文斯（Ernest Evans）在下院就殖民地问题发表演讲时，对比了他年轻时大众对帝国的看法和如今的看法。埃文斯生于1885年，他的少年时代是“人们心目中的帝国观念与爱国热忱的精神和实践紧密相连”的时代。而现在，这个国家已经性情大变：它对帝国了解更深，对过去谋求一己私欲的行径深自懊悔，它真诚渴望开发殖民地当是我为人人的公利之举。²

不列颠对其子民负有责任的无私观点并不新鲜。它相当大程度上来自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福音派人士和自由主义理想家，他们认为不列颠的天职就是从道德和物质两方面提升愚昧落后的种族。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本质上广施仁政的帝国主义在19世纪80至90年代的侵略扩张大潮中不知所踪，当时的帝国构建意味着为夺取经济和战略优势而竞相角逐。然而，即使是在大国沙文主义的叫嚣声震寰宇之际，帝国主义也没有抛弃它的道德信条。不过它们仅仅在享有自由的白人殖民地继续发展，并最终使这些地方实现了自治。

一战后的世界更倾向于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帝国是一种重生和进步的力量。无私的家长制帝国主义在1920年因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体系而得以复兴。英国获得了原来的德属东非后将其重新命名为坦噶尼喀，还有喀麦隆、伊拉克和巴勒斯坦。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则分享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各国都庄严承诺将致力于那些被置于其统治之下的“殖民地人民的福祉与发展”。殖民大臣威廉·奥姆斯比-戈尔（William Ormsby-Gore）曾经在1937年5月的一次BBC广播节目中阐述了如何在整个帝国实现这一目标。他的部门掌管着共拥有55000000人口的40个直辖殖民地和托管地。这些地方的前途系于他的下属能否通过命令和实例熟练掌握他所谓的“文明行政之术”。最终“一套完全负责行政管理本地文官系统”将建立起来并取代其英国人的系统。这不可避免而且值得期待，奥姆斯比-戈尔总结道：“即使是再优秀、再开明的外来统治，从长期来看也不可能代替遵循传统和当地民族特点而统治的自治政府。”³

英国的殖民地管理水平为英国人提供了自豪的资本。“殖民地人民不仅仅是愿意当吾王的子民，"1938至1940年间出任殖民大臣的马尔科姆·麦克唐纳（Malcolm MacDonald）夸口道，“他们简直对此感到欢欣鼓舞。”⁴ 大众报刊上的殖民地人民看起来确实如此。读者在1939年4月的一期《图画邮报》上看到一组照片，一群兴高采烈的印度学童围绕在一所露天学校的黑板周围。一个月之后这本杂志又刊登了系列图片，展示喀麦隆酋长们正在学习如何公正地统治。旁边还附有一段文字，把当前英国统治的人性与开明和1916年前统治这里的德国进行了对比。⁵

酋长们的课程正是马尔科姆所谓的“进化过程”的组成部分，正在帝国的殖民地不断推广。官方对非洲人的政策是：“‘教育和鼓励他们始终靠自己的双脚站立’。对自由的热爱，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他人，这正启发了殖民帝国的政策。”但把原则转变为行动尚需时日，他特别指出尼日利亚作为当时最先进的殖民地之一，尚未“成熟到可以自治”。⁶ 依当时一位殖民事务评论者所言，“相比欧洲来说非洲还只是个学童”。⁷ 这对于这位50年前肯定既幼稚又任性的评论家来说，至少可以算是些微的进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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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帝国在黑色人种和棕色人种的地盘上不断前进时，似乎这些种族也不言自明地在不断向上前进。人类向着文明的前进过程仍被视为向着山顶的稳步攀登。欧洲人爬得最快，现在已经接近甚至登上了顶峰，而其他种族则连山脚附近的小丘也还没有越过。这种对人类进步的看法，加上近来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使欧洲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种族优越感。也许亚洲人、非洲人和澳洲人很适应他们的生存环境，但是他们却显然缺乏那种推动了欧洲人前进，并且在19世纪令他们统治了世界的科学技术素质。相比之下，所谓的落后或原始民族依然不理智地受制于某些荒谬甚至危险的陈词滥调。因此人们才总会提起一战后到二战前还普遍得到执行的印度教习俗对印度发展的阻碍。

非洲万物有灵论者的种种禁忌和习俗被普遍认为，尤其是被传教士们认为，是道德和物质进步的障碍。对于身处中心的人来说，其黑暗的内核仿佛无法被照亮。1921年，一位在肯尼亚的传教士哀叹异教信仰之强大，还在毒害土著青年们的心智。“女孩们，”他写道，“在其不信教的母亲管教之下就是奴隶，这些母亲在性与消遣方面的观念对照基督的教诲来看简直邪恶透顶。”⁸ 1944年，一位肯尼亚治安官目睹了一场女性割礼仪式，这恰恰就是那位传教士念兹在兹之事。仪式之后，治安官写道：“整件事既疯狂又邪恶，令我不禁怀疑我们根本没有把非洲人教化得怎么样。”⁹ 这种体验令即使是最开明的人也觉得对非洲的救赎是一项西西弗斯式的任务，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畅销旅行文学作品要么重点描绘英属殖民地子民多么落后，要么取笑他们奇怪的习俗和服饰。1925年的一次跨尼日利亚的狩猎之旅留下了这样启示性的题外话：“这里的人获得了体力上的完全发展，但其心智还在进化的过程中，认知能力也是有限的。”作者认为这种情况不是“懒惰”的结果，就应该归咎于“大脑进化的不完全”。¹⁰ 更多时候，写作非洲和澳洲题材作品的作家会聚焦在那些具有异国风情的事物上，并以屈尊纡贵的散文体和花里胡哨的照片，把帝国的热带地区描绘成展览人的动物园，里面的生物穿着奇装异服，有时甚至还什么也不穿。这类东西时常会出现在《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和《寰宇》（The Sphere）上，而且经常与皇室访问有关，否则一般没人会去那种殖民地中的穷乡僻壤。

这一类大众人类学文章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American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的主打栏目，有时还会出关注英国更加偏僻殖民地的专稿。这些文章以一种侃侃而谈的新闻体写就，配以大量图片，还附加着极具奇闻轶事色彩的说明文字。在文字之间空隙里，在作者的摩托车和犀牛之间，土著人现身了，通常笑盈盈的，还身着节日盛装。他们的品格被傲慢地品评着，他们的地位也被限定得很清楚：“巴干达人亲切友好、彬彬有礼，在模仿白人穿衣打扮和生活做派方面进步神速。不论是用来做仆役、守卫还是女裁缝，他们都容易训练。”¹¹

另一种这一时期常见的刻板印象是出现在舞台和幽默杂志上的滑稽黑人。这种形象经常出现于查尔斯·格雷夫（Charles Grave）20世纪30年代末在《潘趣》（Punch）上发表的系列漫画中，其故事背景常常设在西非。这些作品的滑稽之处需要依靠角色的外貌来表现，他们经常穿着戏仿的欧洲服装，说着满口的洋泾浜英语。在一则作品中，一个在码头附近工作的装卸工遇见了一个看起来很拽的非洲人，这人穿着一套不合身的白西装，配翼领的衬衣，头戴破旧的洪堡毡帽，还戴着太阳镜。旁边的说明是：“你怎么戴着那么黑的眼镜？你眼睛有什么毛病吗？”“没，只是它们很衬我的脸。”¹²

类似这样的形象以及更加严肃的书刊中对土著民族的描绘间接地提醒我们，帝国内部依然存在着种族分层。有的种族因为自身存在一系列主要是精神上的缺陷而处于底层。然而，如果他们摒弃那些令他们的统治者反感的观念和习俗，并接受他们的引导，那么他们当然有权提升自己的地位。但是当他们这么做时却免不了要受嘲弄，还不可能自动获得与白人平等的地位并进入他们的社会。

付出的这些努力值得吗？辖区包括坦噶尼喀的桑给巴尔主教托马斯·伯力（Thomas Birley）在1920年不禁产生疑问，在试图把自己变成白人的“拙劣赝品”过程中，黑人究竟是不是最终的输家。“了解到欧洲人为什么鄙视他们，”黑人“寻求通过拙劣的模仿把自己‘伪装’成‘高等种族’”。¹³ 那些受西方教育而改换了脑筋的人也对自己的身世深感疑惑，尤其是他们与自己根基的疏离。1916年，《拉各斯每日记录报》（Lagos Daily Record）建议有学识的尼日利亚人应该从日本近来的历史中学到点东西，这个国家从欧洲学习了很多，却没有抛弃其本土宗教、道德准则和服饰风格。¹⁴ 一旦黑人开始意识到白人对他们施加的冷暴力，尤其是他们被认为可以在教养方面与白种人平起平坐，这种呼吁就是容易理解的。

西印度作家詹姆斯（C.L.R.James）就是这么想的，他在1933年5月的BBC广播节目中对此进行了阐述。那时在废除奴隶制一百周年的纪念节目上，作为奴隶的后裔，詹姆斯叙述了他的一家如何通过教育改善了生活。他追述了西印度板球队在1931年访问英国的故事，这支队伍里有教师、商人、一个出纳员还有一个卫生检查员，他们代表了西印度群岛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但白人仍然坚持黑人还不能政治独立。西印度群岛对帝国十分忠诚，一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二战还将再次证明，但是詹姆斯指出：“被外国人统治的民族通常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低等、落后或不成熟的，对此我们很多人都心怀怨恨。”¹⁵

在詹姆斯看来，西印度群岛的未来在年轻人的手里，他们将会到英国去学习。一些人将会遭到冷遇。一个也别想进入伦敦的圣玛丽医院学习，别管他有多么优秀的成绩，因为那儿的院长丘吉尔的医生莫兰勋爵（Lord Moran）对所有黑人都一视同仁地厌恶。¹⁶ 黑人也不可能成为皇家戏剧艺术学院的学生。¹⁷ 这些都是时人称之为“肤色限制”的突出例证，这些充满个人歧视色彩的格栅篱笆把黑色和棕色人种挡在了全英国的酒店、旅馆、公共娱乐场所，尤其是舞厅之外。

1919年6月的利物浦和加的夫骚乱展示了英国种族主义的深度和烈度。这两个城市有为数众多的黑人，不是海员就是最近才赶来在码头和工厂里打战时工的人。上世纪爱尔兰和犹太移民的遭遇已经告诉我们，在人员密集、工作难找的地方，紧张气氛也就越浓厚。利物浦和加的夫就是如此，退伍士兵也进入劳动市场并加剧了种族仇恨。

在有大约5000名黑人的利物浦，一个有色人种居住的公寓遭到了2000多暴徒的攻击。许多黑人惊恐地逃到托迪斯警察局；有个人因为携带铁棒和印有“打倒白种人”字样的横幅而被逮捕，还有的人请求作为英王子民得到公正对待。加的夫有一个混居着黑人、阿拉伯人和索马里人的社区，麻烦起因于职业介绍所周围的黑人群体和白人群体之间的恶斗。这最终导致了一场大规模骚乱，骚乱人群在码头附近所谓的黑人区横冲直撞。群氓袭击了黑人的房子，一些黑人用左轮手枪进行了自卫。一名爱尔兰人和一名黑人被杀。有关这些骚乱的报告提到，与白人女性结婚的黑人受到了极大的敌视。

这种情况让前贝专纳兰邦（Bechuanaland） [1] 行政长官拉尔夫·威廉姆斯（Ralph Williams）奋起发声。他给泰晤士报写信断言：“黑人或其他有色人种的男性与白人女性之间的亲密关系”对热带的白人男性来说简直耸人听闻。¹⁸ 性焦虑和性嫉妒触到了英国人的痛处，对美国种族主义者也是如此。几百年来，人们认为黑人拥有的超乎寻常的性能力，部分源于其动物性，部分归功于传说中他们拥有比白人更加雄伟的阴茎。远东的民族和毛利人则没有遭受这种性妒忌和伴随而来的性仇恨，因为据说他们不如欧洲人，这也许能解释新西兰种族和谐的良好记录。¹⁹ 对黑人传说中性能力抱有的不安心理，是一些别的欧洲殖民南部非洲地区法律的背后动因，例如南非1927年的《道德法》就禁止不同种族之间随意发生性关系。1962年赶往南非拍摄《战血染征袍》（Zulu）的演员听了一场关于南非性禁忌的讲座，引得斯坦利·贝克爵士（Sir Stanley Baker）不禁打趣道：“那几百个祖鲁妇女群众演员至少代表了上千年监禁啊。”南非直到1949年才允许跨种族婚姻，但那些敢以身犯险的人面临的将是被社会放逐，白人女性则将受到自己种族的鄙视。1915年，当印度的普杜科泰（Pudukota）大公迎娶澳大利亚姑娘茉莉·芬克（Molly Fink）时，他遭到了印度事务大臣奥斯汀·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英王乔治五世和王后玛丽的一致反对，而且永久地失去了觐见王廷的机会。²⁰ 有趣的是，当时美国48个州中的30个也禁止跨种族通婚。

不言自明，在英帝国范围内白人女子的生命与贞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至少对土著民族来说是这样。1923年在西北边境发生的帕坦人（Pathan） [2] 杀害英国妇女并绑架她女儿的事件使一名高官确信，印度已经不再尊重英国的权威。²¹ 这种保护却没有扩展至黑色和棕色人种的女性。“欧洲人拥抱非洲女人，并管她们叫‘该死的黑鬼’”，桑给巴尔主教托马斯·伯力如此形容这一区别对待。²² 在当时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出版者在书中加入袒胸露乳、衣不蔽体的非洲和澳洲妇女是不受非议的，但是白人妇女可不行。不消说，衣不蔽体的黑人男子总是隐蔽地躲在角落。

在很大程度上，肤色限制成了防止性接触的屏障，有些人对此感到高兴。1943年一位焦虑的母亲对一家伦敦当地报纸如是说：“如果容易受骗的英国青年每天晚上都去和那些漂亮又打扮得跟淑女似的马来亚女孩、中国女孩和印度女孩跳舞，这得产生多少麻烦，要知道这种人可不在少数。”²³ 有这种偏见的人可不仅限于没受过多少教育的白人或者毕林普上校那样的右翼分子；而是超越了阶级界限和政治倾向。尽管中产阶级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者通常与他们的印度或非洲同侪相处融洽，但他们又很轻易就会倒向种族主义。比阿特丽丝·韦伯（Beatrice Webb）在1911年访问中国时被当地人的习惯恶心得够呛，她离开时确信同性恋、毒品和江湖庸医是不可挽回之堕落的证明。²⁴ 总体上工党一直主张反对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但是当1948年贝专纳兰邦瓦托部落酋长的继承人塞莱茨·卡马（Seretse Khama）选择与一位白人文书鲁斯·威廉姆斯（Ruth Williams）结婚时，工党官员们在利益面前放弃了原则。屈服于南非的压力和对邦瓦托消极反应的恐惧，政府剥夺了塞莱茨·卡马的继承权。时任英联邦国家关系大臣帕特里克·戈登·沃克（Patrick Gordon Walker）希望能禁止这种婚姻。²⁵ 但贵族中却有一个小团体使得马来亚的素丹和印度的王公可以在英国上流阶层中悠游自如。由于英国社会和种族礼仪的这种模棱两可，伯道迪（Pataudi）的行政长官在1932年和1933年之交的那个冬天以“绅士”的身份，也就是说作为爱好者，随英格兰板球队对澳大利亚进行了巡回访问。比赛前后，他与职业选手或“参赛者”等其他绅士共用更衣室，这种仪式似乎更加奇怪，因为这个国家排斥一切有色人种移民。

肤色限制就像帝国体内的溃疡。一战中的黑人和澳洲士兵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到过这种歧视，也因此动摇了他们对帝国是人人平等的共同体的信念。肤色决定了一个人能否定居澳大利亚，能否在英属哥伦比亚投票，还限制了他在南非的一举一动。英国人自己也受到了影响。休·纳奇布尔-休格森爵士（Sir Hugh Knatchbull-Hugessen）当驻波斯大使时，他发现“总觉得我们还没有摆脱’19世纪情结’，没有准备平等对待波斯人”。²⁶ 埃及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也是一样，他们发现在英国政府对其自治问题推三阻四的背后，隐藏着白人对非白人种族因天生缺陷而无法处理自身事务的根本信念。相比之下，白人更容易而迅速地获得了政治上的成熟。对于那些充满渴望却又失望的人，英联邦就是一个种族主义的白人俱乐部，和新加坡、内罗毕（Nairobi） [3] 以及汉默史密斯（Hammersmith） [4] 的歌舞厅没什么两样。

【注释】

[1] 贝专纳兰邦：非洲中南部国家。1885年后称为英国的被保护国，1966年完全获得独立，改名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弗朗西斯敦为最大城市。

[2] 帕坦人：阿富汗东部和巴基斯坦西北部讲普什图语的一支，占阿富汗人口的多数。

[3] 内罗毕：肯尼亚的首都和最大城市，位于该国的中南部。于1899年建立，1905年成为英国东部非洲的政府所在地，1963年肯尼亚独立后成为首都。

[4] 汉默史密斯：伦敦的一个地名。

第七章
统一的精神纽带：帝国的面目
1919-1939

肤色限制总是试图在人们费尽心机希望加强英联邦和英帝国团结的时期展露峥嵘。通信技术的改进在1919年之后开始逐渐加速，使帝国加强联系的前景更加看好。长途飞行和无线电有可能会使帝国摆脱地理分布的束缚。航空技术很快就被当作可以把帝国胡乱散落在全球的领土联系起来的线索。在1919年末完成其从伦敦到澳大利亚的跨时代飞行后，罗斯·史密斯爵士（Sir Ross Smith）认为其行动有助于“通过天空中的航迹把帝国的边远地区联系得更紧密了”。另一位先行者J.A.米林森（J.A.Mollinson）太太，即艾米·约翰逊（Amy Johnson）在1932年告诉BBC的听众，她最近一次经西非从伦敦到开普的飞行是为了“保持我们帝国分散的各地之间的友谊与团结”。¹

政府对跨帝国飞行的反应笨拙而且迟钝。一战结束时，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工业，1918年中就能每月生产4000架飞机，还有大量训练有素的飞行员。² 战争结束一个月内，最优秀和最勇敢的那些人开始了野心勃勃的试验飞行：艾尔考克和布朗在5月飞越了大西洋，罗斯·史密斯爵士飞越伊拉克、印度和马来亚抵达澳大利亚，而1920年5月两位南非人从开罗飞到了开普敦（Cape Town） [1] 。这些成就令公众兴奋不已，但是政府却对帝国内飞行畏首畏尾。对自由放任和自由市场主义原则的服膺使得大臣们和文官们极其不愿在政府资金不足的时候发行公债投资航空运输业。当时的点子不少，比如成立一个西非航空公司，但是都成了官方消极态度的牺牲品。直到1923年12月，在受到1921年帝国会议的压力后，政府才决定认真对待民用航空事业。

于是就诞生了股值达上百万英镑，而且政府又在十多年里补贴达上百万英镑，垄断了帝国和大陆航线的帝国航空公司。对于正在被德国、法国和美国对手超越的英国航空工业来说，这项措施来得太晚也不够有力。³ 澳大利亚人则展示了更大的想象力和进取心，他们在1920年成立了昆士兰和北部领土航空公司（QANTAS），把散布在内陆的定居点联系了起来，1925年还开通了从布里斯班至新加坡的定期航线。帝国航空公司在同年开通了从开罗至卡拉奇的首条公司航线，但是埃及政府因反对英国公司的垄断而与它们就此发生了激烈争吵。1932年1月，在首次测试飞行13年之后，公司终于开通了伦敦到开普敦的定期航线，途经巴黎、布林迪西（Brindisi）、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2] 、开罗、喀土穆（Khartoum） [3] 。公司得到了航线上各殖民地政府的大量补贴，英国和南非在五年内共投入超过1000000英镑。⁴

英国航空部（Air Ministry）曾对飞艇进行了试验飞行，但1929年R101飞艇在飞往印度的处女航中灾难性地坠毁后，他们就选择了飞机作为帝国航空业务的主力。因为远距离飞行需要错开时间和定时中转，而河流和湖泊是最方便的中转机场，水上飞机于是成了大多数帝国航线的选择。于是出现了被称为帝国水上飞机的肖特23式（Short 23），这种可搭载18名乘客的飞机在1938年投入运营。此时，帝国航空的服务很密集：每周有七班航班从英格兰飞往埃及、四班飞往印度、三班飞往东非，埃及至东非、印度至新加坡、东非至中国香港和澳大利亚各有两班。表面上看，总数看起来很不错了，但如果不是战后紧接着那几年官方缺乏远见，这数字会大得多。

无线电技术也和飞行一样得益于战时的需要才能发展得如此迅速。它很快被转向民用并被认为是加强帝国联系及其子民共同身份意识的手段。“与文明的联系”，一位在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服役的军官如此形容他在1927年接收到的从BBC达文垂发射站发出的微弱信号。无线电在自治领传播得很快，1929年澳大利亚已有29.9万个登记在册的接收器，加拿大21.6万个，新西兰4.1万个，南非1.68万个。锡兰在1925年拥有了自己的发射站，但印度的发展则缓慢而无序。到1935年，孟买和加尔各答已经有了发射机，而且向乡村发放接收机的计划也在准备中。

最终即使最遥远的殖民地也能收到BBC的长波节目，同时本地电台的数量也在增加。1941年在拥有300000人口的北婆罗洲（North Borneo）只有两个本地电台为385台无线电接收器提供服务。⁵ 他们的节目对华人社区来说没什么吸引力，那儿的人更喜欢听西贡（Saigon）和马尼拉（Manila）的流行音乐节目。收音机确实也使帝国的子民们接触到了其他文化和观念，并非完全有利于帝国的和谐。

无线电最大的功效在于它能拉近人与人的关系。因此它是激发帝国内迥然不同的各种族产生共同体意识的理想工具，也是加强英国和自治领亲密关系的理想工具。最重要的是，它令帝国的所有子民都把他们的忠诚聚焦于帝国统一的象征——君主身上。顺理成章地，1933年圣诞节，帝国的所有子民都听到了英王乔治五世那粗哑而慈爱的声音从桑德灵汉姆宫（Sandringham） [4] 传来。在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皇家圣诞致辞中，国王感谢其子民的忠诚，承诺将继续做他们的国王，并对他们致以节日的良好祝愿。这段简单而温暖的演讲之前播出了一个小时的特别节目，包含许多精心编排的节目片段，试图给帝国的人民传递一种家庭的温暖。其中有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城镇以及直布罗陀(Gibraltar)和塞得港（Port Said）外一艘轮船的直播片段。

乔治五世的广播对帝国来说是一次剧情大转折。电波以一种奇妙而动人的方式团结了帝国，于是一个在技术上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准备在1934年的圣诞节付诸实施。同样，主题还是亲密与和谐，不过他们也开始探索帝国人民有多么丰富多彩。有些被邀请来讲述他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在国王演讲前的序幕里，听众们可以听到当地“小伙儿”在开普葡萄园里的歌声，驻守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岗哨的军官发出的问候，以及悉尼邦迪海滩（Bondi Beach）救生员的话语。其中的一些人淳朴得惹人怜爱。一个塔斯马尼亚（Tasmanian）渔民干巴巴地说道：“在这儿当渔民跟在别的地儿当渔民没啥两样，都是又湿又冷。”一个放牧科茨沃尔德羊的老牧人随口就说，他在新西兰有一个兄弟，如果他在听节目希望他能够别嫌麻烦写封信回家。下午3点国王讲话，赞扬了将其散落各地的子民联系在一起的“统一精神的纽带”。

无线广播也在帮助帝国的人民了解彼此。BBC当时在其总监约翰·雷斯爵士（Sir John Reith）高尚原则的指导下，播出了专家们从各不同方面对帝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发表谈话的15分钟节目。争议性话题没有被回避或掩盖，1930年考古学家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结合他在肯尼亚的经历警告当局如果继续“不顾当地习俗”地统治非洲，积累的怨恨就有可能突变为动荡。⁶

这些广播在提醒人们需要不断地使公众明白帝国代表着什么，帝国的存在又如何使他们受益。当时是电影的黄金时代，它通过不同手段触及了所有上述主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人们娱乐生活的绝大部分被电影所占据：1926年英国共有3000家电影院，1940年则上升到5000家，年销售电影票10亿张（原文如此）。

因此电影院为传播帝国信息给大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在1926年和1930年的帝国会议上，人们被要求应注意电影具有的强大说服力；会议号召发展帝国的电影产业，鼓励创作高举帝国主义美德的好电影。1926年的大会以后，贸易大臣菲利普·坎利夫-李斯特爵士（Sir Philip Cunliffe-Lister）承认，电影对“英国各种族人民的想法和观念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正是因为这种政治价值使得它应该成为“传播国家观念的通用手段”。年近七旬的布尔战争老兵，现任澳大利亚驻伦敦高级专员，将军格兰维尔·德·劳讷赖里爵士（General Sir Granville de Laune Ryrie）的语气则更加强硬。他要求帝国内的所有儿童应该“在早晨排着队进电影院观看那些描绘今日帝国的英国优秀影片”。⁷ 在从好莱坞片场倾泻而来的那些耸人听闻的、暴力的甚至时常公然宣淫的影片大潮面前，这种令人振奋的影片将是一针及时的解毒剂。英国放映的影片中9/10来自美国，社会中的刻板分子将其视为道德堕落的源泉。

政府尽了一切力量阻止精神污染。它还要求所有描绘帝国或其官员的电影要对两者都进行美化。保卫帝国在胶片上的安全是成立于1912年的英国电影审查委员会的职责，它手上有一份关于禁忌题材和情节的清单。尽管在理论上是独立的，但委员会总是很乐于向政府的压力让步，实际上也经常如此。1925年它拒绝向格里菲斯（D.W.Griffith）的电影《亚美利加》（America）发放许可证，因为其中有表现英国士兵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劣迹的内容。

有色人种和白人女性之间的性关系或者潜在性关系在1928年与其他的禁止事项一起作为附录进入了委员会的查禁名录。这项禁令在1933年弗兰克·卡裴拉（Frank Capra）执导的《阎将军的苦茶》（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上得到了应用，片中一位美国女孩爱上了一个中国军阀。其他新的禁止项包括“英国领地被表现成罪恶的渊薮”和“白人在远东和土著的环境中陷于堕落”。⁸ 士兵和殖民地官员的形象也得到了保护，他们的荧幕表现此前一直是完美无缺的。

其实，好莱坞所表现的帝国也无需太多担心。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英帝国就好像美国的狂野西部，只不过是惊险故事的丰产沃土。1934年的好莱坞故事片《傲世军魂》（Lives of the Bengal Lancers）就像其他美式“帝国”史诗一样，是一出直来直去的“英雄列传”，还附赠不时阻止主角鲁莽行事的长官们关于如何效忠王帝的说教。本片的反派是帕坦人，但同样也可以是阿帕奇人（Apaches），的确过了不久一个西部片就采用了同样的剧情。好莱坞要的是异国背景和戏剧性的情节，但在真实性方面却做得漫不经心、滑稽可笑。1939年的《印度风暴》（Storm over India）里喀布尔（Kabul）成了缅甸（Burma）的首都，而且片子体现出了对英国军队的极端无知，这些失礼激怒了前炮兵上校约翰·汉纳（John Hanna），他给审查委员会审查了不少剧本。如果不考虑技术上的硬伤，好莱坞影片很少会令官方大动肝火。《傲世军魂》和1939年的《古庙战茄声》（Gunga Din）这样的电影，除了给那些机智勇敢地战斗在边疆的人物形象增添几分旧式的“亨蒂”范以外，恐怕不会对公众舆论产生什么影响。

英国拍摄的帝国影片总是要承载娱乐以外的东西。他们有意把帝国展现为真善美的化身，被那些勇敢坚定具有崇高品格的人护佑着。这是那些审片员想要的，同时也体现着当时两位最有才华的导演迈克尔·鲍尔肯（Michael Balcon）和亚历山大·柯达（Alexander Korda）的个人情操。他们都极其爱国并且为鲍德温提供过关于保守党宣传片的拍摄建议。⁹

政府感谢他们的工作并帮柯达在《金鼓雷鸣》（The Drum）和《英雄胆》（The Four Feathers）拍外景时疏通关节。印度陆军为前一部片子的战争场面提供了部队，苏丹当局则借给柯达4000民兵和东萨里军团用于拍摄《英雄胆》一片的高潮——壮观的奥姆杜尔曼战役。苏丹政府还帮忙找来大量哈丹杜瓦战士（Fuzzy-Wuzzies），他们的出现给战斗场景增添了动人的真实色彩。依《图画邮报》上的一篇宣传此片的文章中的说法，摄制组很难说服这些高傲的人去装“死”。有人问：“为什么要我死？我打真正的奥姆杜尔曼战役时都没死！”最终他还是认同了在荧幕上死没有什么可丢人的，并真的“死”了。¹⁰

柯达和鲍尔肯的帝国影片传达的意思很明确。后者1935年的《非洲的罗德兹》（Rhodes of Africa）和1936年的《印度的克莱武》（Clive of India）都是为传主歌功颂德的传记片，他们被塑造成了有远见的预言家，但略去了其在真实历史中的虚伪和贪婪。柯达影片《河畔的桑德斯》（Sanders of the River）中的主角，地区长官桑德斯既是梦想家又是行动派，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救赎非洲的事业。他是一片流域的坚定而公正的统治者，依靠其人格魅力进行统治。正如他告诉河畔那些酋长们的那样，英王的法律将给酋长和他们的人民带来和平与繁荣。帝国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波萨姆博酋长（由保罗·罗伯逊饰演）就很能体会这一点，他把桑德斯进行了偶像化，并接受了他对未来的愿景。非洲曾经的原始宗教迷信和互相征伐的形象代言人是面目诡异的毛弗伯拉国王，巫医是他的宫廷陪侍，还热衷于抓奴隶。当桑德斯有事不在时，他的死讯开始流传，国王治下的和平随即崩溃，野蛮的旧非洲复辟了。但桑德斯在最后关头赶了回来，毛弗伯拉国亡身丧。新非洲在桑德斯的坚强领导下大步前进，而波萨姆博则成为大酋长，保证将让其子进入专为酋长子弟设立的政府学校，学习那些帮助桑德斯立身治国的原则。

帝国的启蒙与部落的愚蒙之间的对决是《金鼓雷鸣》的主题。故事发生在当时的印度西北边境省，一位正直的英国殖民官员（罗杰·利夫西饰）遭遇一个狡猾的可汗（雷蒙德·梅西饰），他准备用从俄国走私过来的现代化武器煽动一场反对英属印度政府的圣战。在年轻的王公（萨布饰）帮助下，殖民官揭露了阴谋，像波萨姆博一样，那位王公也学会了敬佩帝国官员的个人勇气和他们的价值观。自我牺牲就是其中之一。在访问可汗前，殖民官拒绝待在他那安全的堡垒里，声称如果他遇害（看起来很可能会发生），那么他的死就像戈登一样将推动文明的扩展。

《金鼓雷鸣》与《河畔的桑德斯》把冒险故事和帝国主义说教混合在一起。观影者回家时会满意地思忖，他们的帝国代表着稳定与公平，还有勇敢正直的人们在管理着，他们明白对土著来说什么是最好的。当轮到波萨姆博的儿子和年轻的印度王公负责管理他们的人民时，他们的榜样自然是桑德斯那样教导他们热爱公正与真理的人。印度观众对此的反应却不一样，《金鼓雷鸣》在马德拉斯（Madras）和孟买（Bombay）上映时，他们涌出电影院冲到街上游行抗议这部他们认为是彻头彻尾的帝国宣传的影片。这部片子很快就下架了。

事后想想，很难想象为什么会有人在印度播放这种称扬帝国主义的宣传片。1938年，印度事务大臣泽特兰侯爵（Marquess of Zetland）阻止了《勒克瑙局势》（The Relief of Lucknow）这部片子的制作，他认为此片将引爆当地人的愤怒情绪。他的行动在年末的一次议会下院辩论中引起了争议，工党议员伊曼纽尔·欣韦尔（Emmanuel Shinwell）讽刺地建议政府为了帝国的和谐禁止一切涉及印度大起义的内容。¹¹ 更严重的是，甚至有人声称政府还篡改了近来慕尼黑危机前前后后的新闻短片。

正片前播放的新闻短片和纪录电影被认为真实地记录了事实。自从1903年北婆罗洲公司赞助了一部关于其殖民地的短片开始，说教式的帝国纪录片就如涓涓细流一般持续流淌起来。许多是商业性的，例如1913年的吉百利推广片就追溯了可可豆从黄金海岸的种植园到伯恩维勒的巧克力工厂的过程。作为帝国产品推广的一部分，帝国市场推广委员会在1933年成立了一个电影部门，它制作了《锡兰之歌》和《牙买加货物》。就像邮政总局和帝国航空的电影部门的作品一样，这些有进步的诚意之作也免费借给学校和年轻人团体。向观众传达帝国的价值观可不是财政部的主要目的，于是帝国市场推广委员会很快也成了政府吝啬的牺牲品。殖民部官员暗地里对此反而感到高兴，因为他们觉得公关这种事和“推销”帝国总是显得有点庸俗。¹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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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帝国还是在1924年和1925年之交于温布利（Wembley） [5] 举行的英帝国展览会上被史无前例地、毫无愧色地“推销”给了公众。那是一场精彩的演出，帝国里的异域情调和文明进步被精心交织起来。展览会的各个展厅和“宫殿”共占地200英亩，吉卜林（Kipling）为连接其间的道路起了诸如“主权路”和“大西洋坡道”这样的名字。这场秀总耗资达2200万英镑，其中半数由急于扶持帝国贸易的政府提供。1924年4月的开幕式上，威尔士亲王向他的父王乔治五世保证，“这将是对您的帝国的一场完整而生动的展示”，同时告诉世界“世界上最强大的文明使者决心推进和平与人类的至善”。回答时，国王盛赞“自由的精神和宽容的合作已经使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制度和不同思考方式的人民在一个联邦中联合了起来”。

2700万人参观了这一展会。他们回到家中，残留的印象是帝国的繁荣、远见和多样，并会忆起帝国里那些更加别致的居民们留下的惊鸿一瞥。那些巨型的艺术和工业宫殿由最新式的材料——水泥建成。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展馆采用了拘谨的新乔治时代风格，还有一座有意做旧的仿制宝塔代表缅甸，宣礼塔则代表马来亚。最引人赞叹的要属卡诺（Kano）大拱门带城垛的复制品，矗立于尼日利亚展厅的入口处。这些建筑里真的住着人：参观者可以看到戴着塔布什帽的土著警察保卫着满身绫罗、穿金戴银的阿散蒂（Asante）王公们，还有在湖边纺纱（spinning）的马来亚女人。西非人招徕过路的客人给他们带上写着“多喝可可”的大奖章。这场秀同时也是一个巨型贸易展销会。

不过吸引绝大多数参观者的不是商业性，而是迷人的魅力。一名记者兴奋地说：“肤色黝黑的人们在这里来回穿梭，就好像我们真的身处非洲，而不是在查灵十字路（Charing Cross） [6] 边上没多远。”兴奋归兴奋，这位记者发现从一个展馆走到另一个展馆还挺累人的，并提议应该派点祖鲁（Zulu）男孩来为那些脚疼的人拉车。¹³ 有些黑人觉得受到了居高临下的对待。黑人后裔学生联盟觉得他们的族人就像畸形秀的展品一样被人盯着因而受到了贬低，同时在展会导览书上提及非洲巫术和食人行为也是一种侮辱。¹⁴

乔治五世及其长子有意识地深入了解了这次展会及其展品。他们为在开幕式上的交流提前做了精心的设计，展示了帝国的以人为本和进步观念，其子民也是被相互间的善意与尊重紧紧团结在一起。这些都是很好的感受，因为国王一直被视为帝国团结的象征，一个得到人们热爱和忠诚的图腾式形象。抽象的纽带必须得到加强，所以国王或者更常见的是他的直系亲属经常性地出现在那些遥远的帝国人们的面前。一位毛利人主教在欢迎1934年格洛斯特公爵（Duke of Gloucester）访问新西兰时，把这种极其神秘的概念形容得特别贴切：“欢迎您王之子，从你的脸上我们看到了你的父王、母后和王兄，他们的皇家御足踏过了海神的宽阔波浪之路……”¹⁵

但是印度人却不太可能从1877年威尔士亲王访问印度时的举止中发现他那威严母后的影子。亲王在第一次正式的帝国皇家巡游中跋涉了南亚次大陆，猎杀了几只虎，与王公和殖民官员亲切交谈。其子乔治五世则在1912年享受了最大的排场，与他的王后玛丽一道身着登基冠冕在德里的一座巨大宫殿里接受印度王公们的朝贺。

一战后威尔士亲王的皇家巡游则少了几分冒充大亨般的浮华与排场。劳合·乔治把未来的爱德华八世（Edward VIII）送上旅途，他认为皇家巡游对政治演出来说是个练习，这种演出能让各自治领欣喜并让其统治者更好对付。“受欢迎的威尔士亲王的露面比十好几次严肃的帝国会议更能平息矛盾。”¹⁶ 在一定程度上，劳合-乔治是对的。年轻的亲王是一个体面、和善的小伙子，他的俊朗的外形、青春的活力和随和的态度在帝国内产生了很好的印象。他准备好了承担职责：丘吉尔秘授他当众演讲的技巧，国王的秘书斯坦福德姆勋爵（Lord Stamfordham）则就他的新责任施以谆谆善诱的教诲。“帝国不只是依赖于帝位，”他的语调如同在唱赞美诗，“帝国的力量与稳定完全取决于坐这个帝位的人。“¹⁷

1919年8月，亲王带着这样的忠告启程赶赴加拿大。在接下去的九年里，他连续访问了西印度群岛、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加拿大（1923年和1927年两次）、冈比亚（Gambia） [7] 、黄金海岸（the Gold Coast）、尼日利亚、南非、肯尼亚和乌干达（Uganda） [8] 。每到一处，他都受到盛宴款待。他接见当地名人，检阅仪仗队，为公共场所剪裁，还合乎时宜地到处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即使有时很难一直保持那么热情。土著音乐和舞蹈表演也成了所有皇家巡游的寻常节目，这大受新闻短片的摄影师们欢迎。当他于1936年1月继位为爱德华八世时，他对帝国及其人民的了解远远超过了他的前任们。正如劳合-乔治预测的那样，他已经赢得了人们的心并且尽其所能地缓和了加拿大和南非的种族与政治紧张局势。时常热衷于国内的激进运动的亲王在国外则显得比较反传统，他把印度人说成是不适合进行自我管理并且公开表示支持肯尼亚的白人殖民者。¹⁸

不可能去估量这些皇家巡游对帝国团结的贡献究竟如何。《与威尔士亲王同行五万里》这样的纪录片和其他的一些皇家巡游新闻片为人们展示了不同族群的人们欢呼雀跃地挥动彩旗，忠诚地团结在国王，以及由此推出的帝国之下。人们很欣慰地看到报纸上的廉价报道和迎来送往的官样文章都在强调一方面要忠诚热爱，另一方要慈父般的疼爱。所有场合都被利用来反复宣传英联邦和帝国建立于其上的共同价值观。澳大利亚工党首相比利·休斯（Billy Hughes）给亲王的送行致辞也体现了上述中心思想：“澳大利亚人民在您的身上看到了我们荣耀的帝国所承载的，那万古长存的自由、进步精神，使我们的帝国比古往今来任何帝国都要伟大……”

1935年为了庆祝乔治五世继位25周年，各自治领和殖民地特别纪念邮票的发行，成了国王与帝国间纽带的最新象征。殖民地发行的邮票使用了印有国王和温莎城堡的统一的华贵设计。之后在1937年乔治六世继位之际又大量发行了纪念邮票。通过统一的样式设计，这些皇家邮票反映了帝国的统一并且顺便刺激了对其余帝国邮票的收藏，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

得益于罗奈尔得·斯托尔斯爵士（Sir Ronald Storrs），帝国邮票近来在外观上开始了改变。作为塞浦路斯（Cyprus）总督，1928年他下令发行了一系列漂亮的图画邮票以庆祝英国在此统治的第50个年头，并且给“这个殖民地带来一些其急需的知名度”。¹⁹ 这是个绝妙的主意，塞浦路斯财政部门从集邮家那里得到了急需的两万镑收入，这也许引起了其他殖民地竞相效仿。1933年塞拉利昂（Sierra Leone） [9] 发行了一组邮票纪念废除奴隶制一百周年，其票面图案是当地的景色和一所医院——作为对仁慈帝国主义的答谢。几年之内所有殖民地都放弃了只印上君主头像的实用型邮票，换上了带图画的邮票设计。它们展示各殖民地独有的人民、文化、经济成就、风景、交通和博物志。帝国邮票上的图片有各种当地坚果、独木舟、棕榈树、烟草种植园、军舰鸟、鳄鱼、铁路桥和港口。这些五颜六色、制作精巧的帝国生活微缩景观在收藏者中间极为流行，并且极大地增长了公众对帝国的了解。

就像那时全国的其他孩子们一样，瑞奇摩尔·克朗普顿（Richmal Crompton）笔下的淘气包威廉和他的小伙伴们很可能也在集邮，当时的家长们还在要求孩子们在课余时间做点“有意义”的事，也就是说，有益的消遣。小淘气们被关在教室里艰难地捱过历史课，这种充满诸如帝国如何建立的史实的填鸭式教育对威廉来说不起作用，他深信加尔各答（Calcutta）恐怖的“黑洞事件”在布莱克浦（Blackpool）也发生过。在地理课上，他们则出神地盯着甚至亲手摸到了那些帝国邮票，它们被整齐地码放在帝国市场推广委员会分发给各个学校的收藏盒里。富有知识性和趣味性的《帝国》年鉴则是生日和圣诞礼物的首选，而且还分男孩版和女孩版。每一种里都有以帝国为背景的探险故事和令人增长知识的文章，如关于在斐济（Fiji） [10] 当童子军等。

帝国现在已经成了英式生活的一个习惯：圣诞大餐以后每家都围在收音机旁聆听国王的讲话；一年四季都有许多板球队和英式橄榄球队穿梭来往于本土和自治领，这两种原本主要在英格兰和中产阶级流行的运动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帝国的各地都获得了大量拥趸。到20世纪20年代，南非已经考虑把联合会式橄榄球列为国球，同时它也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大有进展，并通过次殖民过程传播到斐济和西萨摩亚（Western Samoa）。板球也在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和西印度群岛扎下了根。从19世纪最后25年起，夏季自治领球队访问英格兰，冬季英格兰球队访问自治领的模式逐渐形成。这些比赛吸引了巨大的公众注意，尤其是隔一段时间就进行一次的英格兰板球队与澳大利亚板球队之间为争夺锦标而进行的殊死较量。因为事关民族尊严，当1932年9月英格兰板球队赶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时，《旁观者报》（the Spectator）庄严地宣布他们就像“约翰·杰利科爵士（Sir John Jellicoe）在1914年8月驶向北海一样，带着全英格兰人民的祈祷、祝愿与不安”启程了。²⁰

这种运动与战争的类比居然不经意地一语成谶。在1933年1月于阿德莱德（Adelaide）举行的第三场比赛中，汉普郡出身的快投手哈罗德·拉伍德投出一系列威力极大的“超快球”，打到澳大利亚击球手们的腿侧。好几个澳大利亚球员被打中，有两个受伤下场。全场35000多名观众愤怒地爆发了，不断对英格兰队飙脏话。像《旁观者报》一样促狭的澳大利亚板球管理委员会（Australian Board of Control）给梅勒伯恩板球俱乐部（MCC）发电报，指责英国队缺乏运动精神和危险的战术。如果他们不立即放弃这种行为，就将“扰乱英格兰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友好关系”。但梅勒伯恩板球俱乐部却不明白这有什么好激动的，英国报纸还暗示这件事是典型的酸葡萄心理在作怪，因为英国队终于找到了对付澳大利亚可怕的击球手的办法。在回复中，梅勒伯恩板球俱乐部坚持所谓的“体侧”投球战术并暗示澳大利亚击球手缺乏男人的气概。《寰宇》的板球通讯记者记录道：“板球也许真的是一种‘粗野下流的运动’，不过我们还是不要一边哭哭啼啼一边比赛了。”²¹

情绪最终还是冷静了下来。拉伍德继续投他的“体侧”球，英格兰也赢得了锦标，《旁观者报》则希望争吵不要危害到之后的比赛，它们是“……英联邦里两个敏感而友好的伙伴间联合的纽带”。²² 那些不热衷于规则复杂的板球游戏的人们惊讶地发现，居然有这么多澳大利亚人和英国人会执着和愤怒于这样的一件细微之事，尤其是在希特勒获得对德国的控制和罗斯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的那几周里。无论它还有怎样的意义，这次“追身球”喧嚣显示了帝国事务，不论多么小，都占据了国民心目的中心地位。

整体来看，英国公众对帝国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之前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这也不是说只要人们聚在酒馆、火车车厢或者足球看台上，他们就会聊起帝国话题。但寻常的英国百姓更加关心诸如工作、经济复苏的迹象和前景等生计问题时，类似于印度宪政改革或者肯尼亚的对土著民政策等深奥问题，原本不指望能引起什么公众兴趣。尽管如此，通过收音机、电影院和学校课程，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帝国的存在。最重要的是，他们也意识到帝国是帝国人民可资自豪的宝贵财富。帝国的公开形象总是慈善的，其子民也看起来对身为英国人而感到满意和高兴。由电影屏幕和进入各家各户的年度皇家广播所体现出的帝国整体形象也是令人安心的，并且可以说，解除了人们心中对于帝国压迫和剥削感到的最后一丝罪恶感。

但是最终，公众知道帝国还是会改变，毕竟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无法阻挡。没有人知道这个转型过程会持续多久，也不知道帝国最终会变成什么样。1937年当选首相的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预测印度最早也要到20世纪80年代才能实现完全独立。丘吉尔的想法也是大同小异，1937年他给印度总督写信说：“我希望看到大英帝国在几代人的时间里保持强大与辉煌，只有无数英国天才的努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当新闻短片播出战列舰驶入开普敦或悉尼的港口，把皇家王子们送到那些爱戴他们的子民身边时，每一个在电影院里的人都见证了帝国的强大和辉煌。然而帝国是永恒的吗？很可能不是，不过当1935年以后这个世界开始逐渐多变而危险时，帝国的属地却在这样的世界里如鱼得水。

【注释】

[1] 开普敦：南非的法定首都，在该国靠近大西洋的最西南端。建于1652年，起初是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个供给站。

[2] 亚历山大里亚：埃及北部的城市，位于尼罗河三角洲西端的地中海沿岸。

[3] 喀土穆：苏丹首都和最大城市，位于青尼罗河与白尼罗河交汇的苏丹的中东部。

[4] 桑德灵汉姆：英格兰东部的一村庄，靠近诺里奇西北偏西的华士。桑德灵汉姆是一个皇家私人住所，由维多利亚在1861年为其儿子威尔士亲王，即后来的爱德华七世购买，在19世纪90年代被大规模地翻修。

[5] 温布利：伦敦的一个地名。

[6] 查灵十字路：伦敦的一个地名。

[7] 冈比亚：临大西洋的西非国家，在1894年以后为英国的被保护国，于1956年独立，班珠尔是它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

[8] 乌干达：非洲中东部的国家。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期就有人居住，这个地区到14世纪为止是土著国家的一个重要的联合政体，但在1894年成了英国的被保护国。乌干达于1962年独立。坎帕拉是其首都和最大的城市。

[9] 塞拉利昂：非洲西部一国家，位于大西洋沿岸。1896年这一地区成为英国海外领地，1961年获得独立。弗里敦是其首都和第一大城市。

[10] 斐济：太平洋西南部的一个岛国，在1643年被荷兰航海家艾贝尔·塔斯曼发现。在1774年詹姆斯·库克船长到过此地。1874年被大不列颠吞并，于1970年获得独立。在维提岛上的苏瓦是首都。

第八章
虚张声势的咆哮：帝国力量的局限
1919-1936

1924年的希特勒怀着对“不列颠霸权”半嫉妒半敬畏的感情，将英国称为“地球上最伟大的世界大国”¹ 。他在巴伐利亚州的监牢里得出的这个结论最终被写进了《我的奋斗》，其中仅仅有一处细节错误，因为英国是1924年唯一的世界性大国。二战前的欧洲列强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俄国还没从持续七年的内战中完全恢复；法国国力受损并且正步入长期的政治混乱；德国惨遭阉割还被《凡尔赛条约》束缚住了手脚；奥匈帝国则变成了由一堆小邦国组成的大杂烩。从19世纪90年代起就成为世界首富的美国自愿孤立于欧洲事务之外，拒绝把它的财富花费在军舰、飞机和军队这类世界强国的身份象征上。它只是继续控制着自己的后院——拉丁美洲，正如亚洲唯一的工业国日本控制着它的后院——远东。唯有英国自己在世界各地都有领土和利益，并且拥有保护它们的手段。

帝国是英国的脊梁。“帝国是国家中的翘楚，无可匹敌。”1919年5月《晨邮报》吹嘘道。² 无论帝国内外，没有人会质疑这种说法，其正确性已经在不久前的帝国对英国战争做出的贡献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帝国给予英国的不仅是人力和战争资源，它已经成了英国声威的基本组成部分。“威望使大不列颠成为一个强国。”一位美国分析家在二战爆发之际如此评论道。³ 他并没有详细解释这个抽象概念究竟如何使英国在国际事务中获益，而且此后在必须要做出关键决定的时刻重提“威望”的英国政治家、指挥官和外交官们也没有这样做。

威望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地区事务层面，尤其是那些生活在英国总能够得偿所愿的世界中的中东和远东民族。所有人都知道如果挡住雄狮的路会发生什么，它会咆哮着露齿威胁，如果还不行的话，它就会猛扑过来。与威望相伴的总是暴力威胁，因此根本上说它与英国找敌人算账并狠揍之的能力息息相关。1942年初新加坡落入日本人手中的消息传到了印度西北边境省，帕坦人非常瞧不起英国人，“因为这么大的一个逆转不应该由日本那样的敌人来完成”。⁴ 希特勒同意这种观点，并且怀疑过去的20多年里全世界是否过于高估了英国的威望。⁵

其他人对这个转折早有预料。1934年一位日本参谋官如此反映了许多同胞的观点：“大英帝国已入暮年。”⁶ 在美国陆海军参谋学院与他类似级别官员也被鼓励当作如是观。⁷ 一些英国人也同意。1939年6月日本军队在天津对英国子民进行了公开羞辱，英国回应的软弱无力令第一海相海军大将查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atfield）倍感绝望。他写道，这类事件“将导致乔治时代或维多利亚时代政治家发出严厉的最后通牒”。⁸ 如果惹事的国家无力保护自己，他们确实会这样做；而到如今，尽管曾经的炮舰主义者对此心有戚戚焉，后来的政治家或史学家却很少对此大唱赞歌了。

在那些看起来没人敢还击的地区，约翰牛依旧生龙活虎。1936年埃及政府正在为新条约的条款与英国讨价还价。看着战舰沿亚历山大海岸一字排开的埃及人一定对此深信不疑。中国人也是这样。1928年中国北方驻扎着1.1万名英国和印度士兵，以保护英国资产和投资不受当地军阀的劫掠。⁹ 实打实的炮舰依旧在扬子江里游弋穿梭，随时准备为英王子民受到的虐待施以适当的报复。1937年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爵士（Anthony Eden）提议，如果西班牙民族主义者及其盟友坚持攻击英国航运，就击沉他们的巡洋舰“加那利”号，这可并不仅仅是帕默斯顿主义的虚张声势。最后，争议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了，因此报复也就不需要了。

毫无疑问，英国地中海舰队可以毫不费力地击沉一艘西班牙巡洋舰。关键是英国政府是否够胆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希特勒认为评判一国政治生命力的标准在于它是否愿意为自身利益而无所顾忌，因此他判断1924年的英国统治者还有必要的决心来维持其帝国。许多印度人、埃及人和阿拉伯人也满怀悲愤地认同这一点。后世的历史学家则没有那么肯定。致力于探索英帝国全球性衰落历程的历史学家逐渐认为，在一战和二战之间英国维持其国际权利已经出现史无前例的困难。

对这种现象有一个可能合理的解释。柯瑞里·巴尼特（Correlli Barnett）提出的论文声称，英国当权者从心智上讲就不适宜做出可以使英国继续强大的必要决定。他们在道德方面的看法是症结所在，这种看法产生于那些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和乔治时代的英国公学和大学对他们灌输的思想。¹⁰ 基督教福音派思想、骑士美德、公平竞赛精神和理性至上信念的混合物造就了这样一群统治者，他们在心智上就无法对付希特勒、墨索里尼（Mussolini）和裕仁天皇（Hirohito）的将领们，更别提战胜他们了。

但美国人却没从英国的大臣、外交官和战略家身上看到多少温和、中庸和妥协精神。1931年国务院的一个关于英国未来的分析报告发现，英国人有一种期待收复失地及使英国恢复百年前荣耀的冲动，而办法包括“恢复帕默斯顿‘居然敢找老子麻烦’式的强硬外交传统”。¹¹ 1941年第一次英美参谋军官联合会商之后，留给美国人的印象是他们在跟一帮狡猾、精明、老谋深算的家伙打交道。8月在阿真舍湾（Argentia Bay）的第一次会议之后，一位美国军官评论道：“英国文件中有一点很突出，那就是坚持了其长期毫不掩饰地驱使其他民族为维持伟大英帝国而战斗的传统。”¹² 自总统以下，美国人都清楚绝不能信任他们的搭档。“英国人永远都一样，”罗斯福叹道，“他们老是跟狐狸一样狡猾而你必须得跟他们一样。”英国在外交事务上的公开形象和私下作为之间的巨大差距也令美国人吃惊不小。尽管听起来似乎有点自相矛盾，但一位美国部长确实这样评论道，“英国人其实并不懂得如何打板球（指英国人在外交事务上缺乏公平竞赛精神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运动精神）”。¹³

显然，统治不列颠的基督徒绅士们没有把昆斯伯里制定的拳击比赛规则应用于其他人类活动，他们受的教育中也没有忽略马基雅维利。即使是没看过马基雅维利著作的人，为了安然度过公学的日常生活，也从马基雅维利的谋略中得到了教益。无论这些机构宣传它们何等看重道德和精神启蒙，它们都还是外部社会的缩影，一样充满了狡猾、恶毒和虚伪之徒。单从这一个原因上说，出身公学的人不可能不了解人性的阴暗面以及如何与之对抗。美国人就在二战中发现，英国统治阶级暗下政治黑手的本事一点儿不比别人差。

英国势力的衰落并非由于其统治者生活在一个虚构的世界，其中的外国人即使是独裁者也是本性正直的家伙。内维尔·张伯伦也许曾在从慕尼黑返回时的新闻短片里对着镜头宣称希特勒可以信任，但他怎么也不会真的认为那个只见过一面就被他称为“最粗野的狗”的家伙会像英国绅士一样行动。¹⁴

但是，英国在慕尼黑危机前后的作为却被普遍认为是其力量已经衰退的证明。后文会解释，绥靖政策其实是为在外部环境严重减小了英国行动空间的情况下协助维持帝国。然而因为有了后见之明，还是可以说慕尼黑事件前后，尤其是之后，英国的威望已经变成一个仅供欣赏的门面，内里已经越来越破败不堪了。实际的情况是，英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声望还在，然而其实际的经济和财力早已溘然长逝。

对于19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的状况，人们最熟悉的照片依旧是废弃的工厂、空荡荡的船厂里闲置的起重机和愁眉不展地站在街角的失业工人。这些不但是人们的肖像，也是经济惨景的写照，当时的数据也支持这一点。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之后不到两年，失业人口飙升到300万，超过全国劳动力的20%。已经脆弱不堪且还在衰败的基础工业受伤最重，造船和船舶修理业的失业率在1932年曾高达62%，纺织厂、煤矿、钢铁铸造厂和重工业机械企业等全部集中在南威尔士、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的企业都进行了大幅度裁员。1932年将近一半的财政支出都消耗在了失业保险金上，其中大部分给了失业家庭。经济复苏既缓慢又分布不均。1939年失业率降到11%，但是老工业依旧不见起色。1937年以后英格兰东南和米德兰地区的住房需求，与重整军备带来的需求一道造就了一次规模有限的经济复苏，其最显著的功效显示在家庭对诸如无线电、摩托车和电冰箱等“新”产品的需求增长上。但是就像前一个十年一样，现代工业的扩张不足以抵消夕阳工业不可逆转的衰退带来的萧条。

英国在一定程度上经受住了1914年之前的不景气，主要依靠的是其隐形利润。大量海外投资在一战期间已经被换成了现金，战后也没有重新引进。国际上对外来资本的需求在1918年后出现下滑，而且基本上可以由美国银行满足这一需求。一战和二战期间，尤其是1930年以后英国的公私投资者都比较谨慎，当时在国外出现了可以理解的紧张情绪。低风险的政府股份、单位信托投资公司和房屋建筑协会因此风行一时。

要求出台政府主导投资政策的呼声四起，尤其是左翼阵营希望以此作为补救长短期经济周期性衰退的手段。然而政府更倾向于传统秘方，于是节约、平衡预算和自由放任就成了大萧条时期议事日程中的关键词。但是自由贸易已经无可救药了。帝国特惠制在1931年被国民政府重新启用，并非作为一项联通帝国的长远规划，而只是为了保障原材料和廉价食品并在迅速缩水的世界市场上获得工业品销路的绝望之举。这样做的结果是在1932年渥太华会议前后签订了一系列协定。英国政府对称其可能有计划在肯尼亚与自治领进行联合投资的传言嗤之以鼻。英国和帝国间进一步的经济联系是英镑区的建立，目的是在世界上所有货币都在显著下跌的当前稳定英镑价格。所有自治领和殖民地都要以英镑作为储备，并将其各自货币的兑换价与英镑挂钩。

政府政策防止了灾难发生，但经济依旧脆弱。1937年贸易损失达3.02亿镑，算上隐形利润，这一数字减少到7000万镑。比较来看，单从制造业的世界产量份额来说，独裁国家那种强制的、国家控制式经济看起来比英国经济更好地度过了大萧条。

占全球产量的比例

抛开当时全球处于经济危机的特殊环境不讲，英国的实际地位其实比以上数据展示的还差。这一时期英国政府在干预经济问题上总是犹犹豫豫，把太多留给了市场，紧接着战后出现的飞机制造业衰退正说明了这一点。同时，英国出口商还忽视了销售、包装和广告等商业手段。1921年基本上没有英国商人对快速增长的马来亚市场表现出兴趣。¹⁵ 一战时由于对橡胶需求大增而引起马来亚每年进口了价值近10亿英镑的产品，但来自英国的仅占其中的1/16.这种缺失情况在现代产品的出口上最明显。几乎所有在马来亚跑的汽车都产自美国，西非的运输业者更愿意买福特而非奥斯汀卡车，1926年黄金海岸有2400辆卡车，其中139辆产自英国。¹⁶ 传统的基础产品出口更差劲，1938年销往东非的棉织品中有93%产自日本。¹⁷ 除此之外，新的帝国产业如北罗德西亚（Northern Rhodesia）或波斯湾的油井也主要由美国进行投资。

马来人开着奥兹莫比尔牌汽车、福特牌小客车穿梭在阿克拉（Accra） [1] 街道上，基库尤（Kikuyu）妇女身穿在大阪织出的棉布，纽约金融家为曾经被视为罗德斯后院的地区的矿井筹款。这些与洛奇戴尔（Rochdale）停业的工厂和克兰德赛德（Clydeside）关门的船坞一样都是英国经济持续低迷的标识。这是否一定说明英国的威望只是徒有虚名，实际上它的力量已经进入了弥留？表面上，答案看来是肯定的，不过要附带一些条件。衡量一个国家实力标准之一是其将剩余财富转化为军备的能力。英国在这方面的成绩还不错：1938年英国生产7940架飞机，俄国10382架（但很多较差），德国8295架，日本4467架，法国3163架，美国2195架。但英国要想在一场世界大战中取胜可不能只依靠军事装备的产能，它还要寻求在国外大量收购物资的财力，其规模至少不能低于一战中的规模。而海外投资金额的下降和长期贸易逆差使这一任务变得难度极高。英国的威望可能依然很高，其军力也依然骇人，但是当危机时刻来临，其政府在花钱的时候却必须力争节俭。这一现实极大地限制了英国的行动而且使其大臣、外交官和战略家不得不谨慎行事。在1937年中国发生危机时，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Alexander Cadogan）以外交官的身份对一位士兵——海军上将查特菲尔德勋爵发出如下忠告：“如果没有能力实现的话，虚张声势的威胁一点用也没有。”¹⁸

1935年以前，英国统治者没考虑过他们需要重铸一战中的苦难辉煌。他们已经通过国际联盟和20世纪20年代签订的一系列互不侵犯条约，尽全力构建并维持了一种国际稳定与和平机制。这种被称为集体安全的机制不仅规定在新的世界秩序下战争将成为非法，它也将创造一个帝国受到保护并继续繁荣的世界。也恰恰是因此而不只是出于普天之下皆兄弟的理想主义信念，英国政治家才修订了他们的政策使之适应国联的原则。

曾几何时，国联带来的乐观精神足以使很多支持者相信人类的新千年即将到来。对国联的盲目信任在1933年至1936年间最为盛行，而充满讽刺意味的是集体安全机制此时恰恰处于崩溃的边缘。几乎是出于绝望，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大批公众转而堕入和平主义怀抱，通过各种途径表示绝不会“为国王和国家”而战。在人们发现柏林、罗马和东京根本没注意到这种自我放纵的道德说教与和平投票时，和平主义氛围缓慢地消散了。尽管如此，虽然政府基本上没有被和平主义团体说动，他们也要小心行事以免被贴上战争贩子的标签。

英国也同样不能无视自治领的观点。它们各自独立地加入了国联并且全心全意地支持集体安全。1922年查纳克（Chanak）对峙期间英国请求自治领予以配合，但澳大利亚却明确指出这件事应交由国联裁决。几个月后，澳大利亚驻国联代表斯坦利·布鲁斯（Stanley Bruce）警告英国：“我们不能盲从于任何可能使我们卷入战争的政策。“¹⁹ 1938年8、9月的欧洲危机期间，南非、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工党也发出了类似的警告。甚至当集体安全体制面临瓦解时，英国已经再也不能指望自治领无条件地支持其欧洲政策。

集体安全体制的支柱是国际裁军。1920至1932年间的历届英国政府都是在十年内不会爆发欧洲大战的前提下制定其国防预算的。1922年初新的力量平衡正在远东形成，英国主要为了尊重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意愿而拒绝与日本续订招致它们反感的英日同盟。与此同时，华盛顿海军条约对各列强的舰队规模进行了限制。战列舰依旧是衡量海上霸权的标准，因此相互竞争的各国海军按以下的比例进行了划定：

相似的标准也限制了20世纪30年代的巡洋舰、航空母舰和驱逐舰，但奇怪的是，对潜水艇却没有任何限制。

一直对真实存在的或臆想出来的种族歧视过分敏感的日本人被一项将其置于低等地位的协定惹恼了，英国在此问题上支持美国而背弃日本更令他们咬牙切齿。英国海军部对那些实际上把中国海和西太平洋完全交给日本控制的协定也颇多疑虑。1919年杰利科海军上将带着不祥的预感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返回国内。他出奇准确地预言了1941至1942年日本陆海空三军中的“南进论”派将无情地横扫东南亚、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和西太平洋诸岛。他的同僚时任第一海相比蒂（Beatty）也对日本野心之广忧心忡忡。

正如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曾经的睿智评论所言，没完没了地俯身在地图上是一项危险的活动。在他的时代，帝国战略家们的关于帝国敌人大战略的骇人传说曾使每个人都心惊肉跳，尽管最后其实子虚乌有。因此很多人对预言日本扩张论的危言耸听表示怀疑。丘吉尔等许多人都确信日本在心智上和体力上都不足实施那些危言耸听的征服计划。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对日本人的种族蔑视在英美各级政府中都有迹可查。²⁰ 日俄战争的经历已被忘记，公众人物更愿意重提那些欧洲人以寡敌众横扫亚洲军队的旧日往事。英国驻东京海军武官1934年的言论总结了这种致命的短视。他告诉海军部日本人的“脑子特别迟钝”。²¹

英国人可能确实感到自己在种族上优于日本人，但他们却不愿意在其前盟友身上疏忽大意。1921年6月内阁适度降低了他们对集体安全机制的信赖，并原则上同意在新加坡修建巨型海军基地，以期使远东的力量平衡有利于英国。

这在后来被证明是英帝国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之一。不过也许还是最不明智的决定。新加坡体现出的战略思维依旧停留在18世纪。这个基地被设计成了现代的直布罗陀，一个装备重炮的强化堡垒扼守着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通道。理论上希望它发挥反法战争时期直布罗陀起到的作用，在遥远的海域维持英国海洋霸权。如果日本真如杰利科预料的那样向南进发，他们就将在新加坡被截住去路。此时一支在国内集结的英国海军舰队将前来解围。据估计，即使算上如恶劣天气和苏伊士运河被破坏等意外情况，救援力量也可以在70天内达到新加坡。一旦到达，它们即可解除敌军的围困，补给燃料后便可攻击日本海军。美国独立战争末期直布罗陀和英国在地中海的海权就是这样被拯救的。

如果运气足够好，再加上新加坡确实能够完成这一任务，上述策略也许还真能成功。然而因为财政部的节约，这些没有实现。基地的总预算是1650万英镑，外加900万英镑购买将储存于此的燃油。海军部也只敢向既无现金又只顾着节俭的财政部要这么多。²² 结果船坞设计得太小，难以承载对抗日本所需的基本舰队规模。尽管如此，工程还是在1923年开始并持续了14年。在此期间，把新加坡作为唯一防线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开始越来越怀疑新加坡的作用和以新加坡为基石的战略是否具有可行性。在远东服役的高级海军军官也对此表示怀疑。²³

一旦与日本发生对抗，英国在远东的实际军事力量有一艘航空母舰、几艘巡洋舰、一队驱逐舰，一个距离东京近3000英里远且尚未完工的可能无用的基地，以及远在10000英里外的世界另一端的威慑力量。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坚持不懈地努力希望与日本回到原有的融洽关系也就不令人奇怪了。晚至1934年11月，英国政府还相信英日互不侵犯条约是可能的，即使这样的条约将承认日本对中国拥有更大的影响。但日本人对此不感兴趣，还在当年年底退出了海军裁军会谈。“日本不能再受制于比例体系。”后来策划袭击珍珠港的山本五十六（Yamamoto Isoroku） [2] 海军少将宣称。这些遭受怨恨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将于1936年底期满，而1934年1月日本政府就已经宣布之后会随心所欲地建造他们需要的军舰。

日本的好战是因为其政府已经落入了一群信奉古代武士道信条并宣扬现代侵略性帝国主义的高级官员集团手中。他们操纵着懒散的随风倒式人物裕仁天皇，保证将通过征服和自给自足的结合拯救国民经济。日本可以通过把中国变成其经济附庸的规划，在世界经济衰退中保护自己，获得原材料和市场，并养活其不断增长的人口。1929年至1932年，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以掠夺其矿产并将其作为进一步向南入侵中国的跳板。

远东的力量平衡正在转向不利于英国的方向。海军部希望通过增加当地的主力战舰来改变现状，但在1934年英国连这种姿态都做不出来了。1931年国民政府因为承诺将谨慎处理国内事务并平衡预算而赢得选举。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于把钱袋扎得紧紧的，和时人一样深信在任何未来的战争中英国的经济力量将被证明是其最强大武器。张伯伦的血管里流着帝国主义者的血：其父约瑟夫把帝国当作信条并为之赌上了全部事业。张伯伦也是个帝国主义者，他认为英帝国是举世无双的正义力量，保持帝国比任何其他考虑都更重要，尽管他个人对世界和平也格外关心。

1934年的前半段，张伯伦和同僚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既平衡财政又在一个即将重回丛林法则的世界里保卫帝国。2月新成立的国防需要委员会提出一份直白的备忘录指出日本对帝国有直接威胁，但从长期来看德国才是最应该担心的敌人。张伯伦属于最早的一批人，认为日本近来的侵略和退出国联以及希特勒的掌权是集体安全机制即将崩溃的标志。因此英国必须花钱重整军备。对张伯伦来说，最优先项是本土防御，尤其是扩充皇家空军。

老问题自然有传统和公认的应对之道。在过去的200多年来，政府一直认为保存帝国根本上依赖于本土基地的力量。作为财政大臣和内阁里最强大的成员，张伯伦全力支持将主要可用资金用于本土防御而不是帝国海外地区的重整军备计划。他的论点无可辩驳：

……如果我们必须一边与德国抗争一边在东方与日本为敌，如果我们一定要在与德国在欧洲战斗到底的同时分散力量保卫远东利益，那么显然不仅印度、香港和澳大利亚将处于极端危险中，而且我们自己也将处于被一个完全武装并组织起来的德国彻底毁灭的更大危险中。

这是一个老的战略困境。英国怎样才能在一场全球战争中同时保卫本土和帝国领地？而且关于分散布置船只和人手还有一个新出现的骇人问题。在1934年，一场欧洲战争必将涉及对参战双方的大规模空袭。伦敦1917年至1918年间遭受了大规模空袭，皇家空军也曾准备对柏林进行类似的袭击。此后在飞机设计和化学武器方面的进展意味着英国将遭到更大规模的袭击。对于伤亡和受损程度的预测全都令人不寒而栗，有预测认为将出现大规模死亡和可能的大城市秩序失控。1937年到1938年间西班牙内战期间民族主义（Nationalist）空军对格拉诺列尔斯（Granollers）、巴塞罗纳（Barcelona）和格尔尼卡（Guernica） [3] 的轰炸使人们得以一窥可能发生的情况。上一次战争中出现的情况也有可能令人生厌地再次出现，因为传统的军事判断坚持要求英国再次向欧洲大陆战场派出大批军队。

政府被这些前景和近期高涨的和平主义思潮置于窘境。一个出路是背弃国联和集体安全体制并回到1914年前的那种利益交换式大国政治。这必将冒犯一大群吵闹的公众，尤其是那些信赖国联且确信重整军备将增加战争危险的左翼。

1935年发生的事件检验了国联有效性，并顺便暴露了帝国防御的脆弱。1922年墨索里尼掌权后不久，他就宣布“法西斯理念要求对阿杜瓦（Adowa）进行复仇”，到1934年他已经准备对阿比西尼亚（Abyssinia）摊牌。一次作为争吵借口的边境事件被阿比西尼亚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提交到国际联盟。到1935年7月，意大利已经显然要无视国联对其侵略的禁令了，这就使对其施加经济制裁变得不可避免。意大利将被施以海上封锁，英国作为国联成员也应提供军舰。法国表现得不冷不热且没有做好准备，英国地中海舰队则需要八周准备时间才能行动。

考虑到即将到来的制裁，增援部队被匆忙从本土舰队、中国、太平洋、美国和西印度的驻地派往地中海舰队。

这一调动使得海军部非常紧张，因为日本的策划者将很轻易地得出结论，如果英国要被迫与意大利争夺地中海霸权，那么就没有多余的船放在远东水域。“帝国防御的线缆拉得太紧，”查特菲尔德评论道，“意大利将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²⁴ 更糟的是，由于意大利把驻利比亚的军队从二万人增加到五万，十倍于英国驻埃及的军队，苏伊士运河也受到了威胁。查特菲尔德的看法极其重要，尽管他天生倾向于消极政策，而且一些人认为他总是在别人提出行动建议时指出潜在障碍。他在海军部的前任也面临过类似的困难，最明显的是1779年和1797年至1798年的那两次。但当时的英国运气不错，而且更重要的是有放手一搏的意愿，这一特质自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从英国的领袖们身上令人不齿地消失了。即使它们没有消失，英国的选民也极不可能容忍那些可能轻易导致战争的大胆冒险政策。

不像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英国统治者，英国现在的统治者被集体安全的行为规范和与和平主义纠缠不清的选民意见束缚住了手脚。这些都排除了对意大利海军进行一次哥本哈根式先发制人打击的可能，这本可以一举挽救帝国并阻止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未来的侵略。时代的特质和英国领袖秉性一起决定了帝国的战略弱势已经被部分地作为事实接受了，因此相关政策也要相应地据此制定。帝国衰落此时正式开始了。

有效地限制住了英国，意大利于10月开始侵略阿比西尼亚。六周后，国联宣布了软弱无力的制裁计划，令人震惊地允许侵略者使用苏伊士运河并获取其战争机器所需的所有石油。当他们的船驶入塞得港时，意大利的水手大声地嘲笑英国水手，有些还因为在酒吧里过分招摇而被饱以老拳。英国放弃了其对地中海的控制，12月，英国外交大臣萨缪尔·霍尔爵士（Samuel Hoare）与法国外长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未来的叛徒）达成了一笔秘密交易——把阿比西尼亚的2/3送给意大利作为安慰。左翼和和平主义团体爆发出巨大的怒吼，他们将之视为对国联的彻底否定，是倒退回1914年前那种大国拿其他国做交易的外交。在英国激起的民愤过大，霍尔不得不引咎辞职。

1936年3月，当英国和法国还在为是否能够限制一下意大利而发愁时，希特勒重新占领了莱茵兰非军事区。两个月后，意大利军队进占了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在不到九个月时间里，意大利撕毁了国联盟约，德国弃绝了《凡尔赛协定》中的领土安排。英国有很多人，最明显的是张伯伦，尽管深感沮丧，却在辩称国家利益并未受损。德国在道义上有权恢复其传统领土，而意大利则只是吞并了一个破烂的半野蛮国家来扩张其帝国而已。不到20年以前，一个肯尼亚的殖民者游说团体曾经敦促英国夺取阿比西尼亚，“在这个神奇的国家，任何东西你都可以收获两季，包括反坦克路障。”对此，一个殖民部官员戏谑地批注道。

张伯伦的帝国主义思维植根于其父辈的时代，时刻准备着批准新的过分非洲计划，如果这能像原来的计划一样维持欧洲稳定。在意大利完成对阿比西尼亚的征服前一个月，他写道：

我自己都不信把坦噶尼喀送给德国就能为我们换得和平和一个长期协定，但是如果我认为可以的话，我一秒也不会犹豫。它在他们手里比在我们手里有用。

帝国的非洲子民们震惊于英国人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的手足无措和疲软乏力。尼日利亚民族主义者将英国人的行动视为其力量衰弱的证据。各地的黑人民族主义者对比着英国派兵保护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无情地将阿比西尼亚人置于炸弹和芥子气之下而不顾。随后对于重新分配英国的非洲殖民地来与德国讨价还价的公开讨论进一步激起了黑人民族主义者的警觉和愤怒。他们的人民和土地依旧被当作国际大棋局上的马前卒，一旦需要就可以牺牲。英国人高尚慈爱的帝国主义形象终于被撕得粉碎。

1935年至1936年的事件极大地玷污了英国的声望。增援地中海舰队和伴随着的制裁呼声已经把意大利这个35年来的朋友变成了敌人，同时也向日本人表明英国此时已经卷入欧洲冲突，其远东的属地处于不设防状态。

【注释】

[1] 阿克拉：加纳的首都和最大城市。位于几内亚湾该国的东南部。原为古代加纳王国的首都。1923年建成一条通往内陆采矿和农业地区的铁路，后成为一重要的经济中心。

[2] 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军将领，其父五十六岁得子故而得名。

[3] 格尔尼卡：西班牙中北部城镇，位于毕尔巴鄂东北。1937年4月西班牙内战中，德国飞机轰炸了该镇。这个事件激发了毕加索创作其最负盛名的作品。

第九章
万难如愿：帝国走向战争
1937-1939

内维尔·张伯伦在1937年5月成为首相。这是一个他觊觎了多年的位置，因为他既虚荣、野心勃勃，又渴望运用权力。他还有一项使命：张伯伦认为只有他能够把英国拯救出如今的水深火热，而且还可能避免一场欧洲战争。从很多方面看他都不太像一个民族英雄，他被公认是一个社会改革家，对外交知之甚少，而且还好面子，所以他喜欢让应声虫围绕在身边。他丝毫没有皮特或劳合·乔治那种人格魅力，也缺乏风度。有一次事情没有称他的心意，他的表现让安东尼·艾登不留情面地把他形容为“一个错过了圣诞节的蠢货”。¹

张伯伦本人的一些偏狭之见也没对他起什么好作用。他“几乎本能地蔑视美国人而且还仇恨俄国人”。² 作为国际谈判桌前的新手，他想当然地认为这与他熟悉的英国老板和工人之间的谈判一样。³ 可结果却没那么理想，因为这种类比提前假定了双方都怀有善意和达成合理妥协的共同意愿。但张伯伦固执地相信自己的能力，并毫不动摇地认为自己正在最好地维护英国及其帝国的利益。

他设想为了达到这一点，最好恢复到传统的外交政策，即通过大国之间互相妥协的讨价还价。同意他的人和反对他的人都把这叫作绥靖。绥靖在18世纪至19世纪的英国国际关系中扮演着突出角色。当时，英国一直鼓励那些可以缓解欧洲紧张和维持力量平衡的领土转让。为此，英国在1802年自愿撤出了马耳他（Malta） [1] ，在1814年至1815年让出了获取的荷兰和法国殖民地，还在同时允许奥地利统治大部分北意大利和俄属波兰。这些安排使英国得以自由地把注意力和资源都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其海外帝国和利益。这些在1937年都岌岌可危，只有欧洲重归某种程度的稳定才能挽救。

绥靖有违世界各地的良心。其必然结果是弱小国家的人民被迫接受他们厌恶的统治者，这公然违背国联的民族自决原则。绥靖还意味着集体安全的终结和旧式见利忘义的权力交易再度兴盛。难怪一些右翼人士会认为这样的想法来得有点晚：“我们要做的是清除外交中的虚饰、玄学和集体安全的术语，开始跟墨索里尼谈谈现实政治。”只有这样，英国才能“维护和平并保护我们必不可少的帝国利益”。⁴

左翼被老办法复兴和背弃国联代表的高尚理想吓得不轻。从此以后，张伯伦的政敌就把他作为绥靖的首恶，左翼口中最难辞其咎的所谓“罪人”。这个传说（一个当时新闻报道、战后历史著作和共产国际宣传的共同产物）把绥靖描绘成资本主义的工具。阿比西尼亚、西班牙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相继被送入法西斯虎口，因为这些野兽最终将会将俄国同共产主义一起吞噬。

保守党政府是资本主义的侍女，维护资本主义统治是张伯伦外交政策的唯一目标。根据左翼读书俱乐部的《通往战争之路》（1937）一书，在中国对日本的绥靖有着险恶的动机：

我们的有产阶级绝对不可能冒一丝战争甚或损害贸易和投资的风险，去寻求一个极可能导致日本发生社会革命的政策！因此伦敦金融城、绝大部分政府媒体和保守党内的实力派都表现出极端的亲日情绪。⁵

于是绥靖就成了阻碍日本工人阶级和世界上其他地方劳苦大众革命前途的工具。这种偏执的想法流传甚广，信者众多，甚至连澳大利亚工党都怀疑张伯伦实际上倒向了法西斯。⁶

那些炮制出绥靖政策的人想的不是意识形态斗争，而是国家存亡。“我们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而且我也想不出该怎么保卫我们在本土、地中海和远东的利益。太让人沮丧了。”亚历山大·卡多根对1937年的事态做出了上述思考。⁷ 张伯伦发现了靠暂时的绥靖和坚持重整军备求得出路。随着后者取得实效，绥靖的必要将逐渐消失，因为英国最大的威胁希特勒将不敢继续侵略。但只有孤立希特勒才能抵御其进攻，因此张伯伦需要与意大利恢复友好关系。当处理完希特勒并团结了墨索里尼，英国就可以把注意力转向远东和日本。

张伯伦寻求欧洲稳定的过程与英国的重整军备计划携手而行。传统上讲，对帝国战略优先顺序的设定要能让18世纪或19世纪政治家感到满意，因为人们最后发现这对英国在1940年解除危险至关重要。本土防御优先，因此皇家空军得到了预算的最大一块儿。这些钱分别用在了防御力量（“飓风”战斗机、“喷火”战斗机和雷达）和用于攻击德国工业腹地的中远程轰炸机上。成绩是显著的，1939年9月距，计划结束还有三年时间，皇家空军已经有608架战斗机和536轰炸机随时可以战斗，还有2000架备用，另有425部署在中东、印度和马来亚。

然而这些数字只是从表面上看令人安心。过去五年以来，对德国空军规模和进攻能力的恐惧一直主导着英国的政策制定。而这些一直被高估了，二战爆发时官方数据认为德国拥有超过2000架轰炸机，而实际上有1180架和366架俯冲轰炸机。一个梦魇催生另一个。英国政府深信，宣战的同时，如果不是在这之前的话，希特勒就会用其空军的主力持续轰炸英国城市。因此才有了加紧修建防空壕，进行防空演习，分发防毒面具，以及在1938年慕尼黑危机之际腾出五万张伦敦病床以准备接收伤员。这些对浩劫的吓人准备使国际危机更加令人惊恐，也解释了为什么当张伯伦带着一份和平方案从慕尼黑返回时，国民由衷地感到松了一口气。

英国的第二和第三战略优先考虑是保护全球海上航线以及保卫帝国。这个政策也一样会深得早前政治家的喜爱。由于实际的和感情的原因，张伯伦反对第二次向法国-比利时前线派遣大规模远征军。如果英国承诺派出这样一支军队，法国人就会不愿意把马奇诺防线从比利时南部边境延伸到英吉利海峡岸边，而且可能将导致英国人又一次在佛兰德斯（Flanders） [2] 卷入漫长、血腥的消耗战。结果，陆军就只好接着排队等经费。因此当1939年2月当张伯伦勉强同意派远征军奔赴那块其前辈在1914年至1918年间差点全军覆没的战场时，这支陆军的装备根本就没法应对一场欧洲战争。

自从1935年10月起，英国军事情报机构就在密切注意德国陆军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装甲师的建立和被称为“闪电战”的坦克飞机密切协同的全新战法。看来德国陆军很可能正在准备采取一种新型运动战，那么英国陆军还没准备好还击办法。⁸ 在生产坦克的竞赛中英国落在了后面，资金短缺拖慢了装甲师的建设，1940年5月法国战役中连一支也没准备好部署。对防空炮火的需求又造成其他类型火炮严重短缺，包括反坦克炮，这在1942年前没希望得到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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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欧洲谈判桌前的权威及其军事力量归根到底依靠帝国的支持，这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在1931年英联邦的白人总人口为6700万，而其中1900万居住在各自治领。就像1914年之前一样，英国需要自治领政府保证，一旦发生战争，它们将站进一条战壕并提供它们那一部分的士兵、船只和飞机。

所以英国又一次必须对自治领政府吐露心声，解释其外交政策的目标并概述其可能会采取的战时战略。1937年召开了已经六年未开的英联邦会议，会议的中心议程是讨论一份由各军参谋长汇总的关于英国目前及未来地位的评估报告。其中心思想在于指出那个无法回避的事实——英国在欧洲大陆战争中的失败“将毁灭英联邦的全部架构，现在其存在完全仰赖于联合王国的政治、财政和军事力量”。⁹ 20多年前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就已点明，没有英国的话，孤悬海外的自治领无以自处。在如此情况下，以德国作为假想敌就要求英国必须协助防御低地国家和法国，并且需要自治领进行协助。

欧洲之外，如果意大利决定与德国站进同一条战壕，那么印度军队就将被部署在中东和埃及。如果（现在看很可能）日本试图强行从婆罗洲、西太平洋和荷属东印度地区获取原材料的话，那么新加坡将依旧是防御远东和澳大利亚的关键，此时荷属东印度已被认定为“英国重要利益”。新加坡仍然处于日本陆基轰炸机的航程之外，这种优势一旦丧失，英国就将从中东调集额外的战机到马来亚，而留下的缺口则由南非的空军力量来填补。这一安排后来被证明失当，因为中东的皇家空军本身已经捉襟见肘，但到1939年春还要为了以防万一从印度调飞机到新加坡。情况已经到达临界点。空军参谋长西里尔·纽澳爵士认为，印度战机不足将导致英印政府不得不对西北边境省采取更加缓和的立场，这无疑会减损英国的威望。¹⁰

如何防守新加坡自然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会代表关注的主要问题。他们得到保证，救援舰队将畅行无阻地通过地中海和苏伊士运河。¹¹ 澳大利亚首相约瑟夫·里昂（Joseph Lyons）对此并不满意，他建议要么与日本改善关系，要么与能够迅速抵御日本的美国订立太平洋防卫条约。这个建议被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否决了，因为接受这个建议就意味着承认英国已经无法单独防卫其帝国。¹² 人们对号称不可攻破的新加坡暗暗感到疑虑，甚至有种更悲观的说法：一旦英国卷入欧洲战争，情况将迫使其放弃新加坡和整个澳洲。

当英国在提供飞机帮助澳大利亚重整军备上拖拖拉拉时，上述担忧得到了部分的证实。为地中海地区的潜在盟友排在英国飞机制造的优先位置，在1937年至1939年间，罗马尼亚、希腊和土耳其的订单比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订单更有优先权。¹³ 怒火中烧的里昂在1938年转而向美国制造商洛克希德订购了50架霍斯顿式轰炸机。第二年，美制发动机又需要被装进刚刚从英国运来的博福特战斗轰炸机。¹⁴ 从那以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澳大利亚的主要军工厂。自治领只使用英制或自制装备的老规定悄然失效。

局部问题和对英国能否解决这些问题的怀疑开始一点点地把澳大利亚推向美国的怀抱。内部政治和对自身的冷静观点而非帝国利益主导着加拿大的外交政策。自从1922年的查纳克危机以来，加拿大已经表明其议会将独立决定是否开战。加拿大能够采取独立自主的路线，因为它拥有接近美国这个巨大优势，在门罗主义下，完全可以期待美国照管加拿大脆弱的太平洋沿岸地区。加拿大内部的混杂的种族使其不会理所当然地追随英国和英联邦。其1100万人口分为三类，将将超过一半有英国血统，1/4法裔，其余的是土著印第安人和中东欧移民的后代。在一些讲英语的社区里，对帝国的忠诚依旧强烈，但是同样的纯粹加拿大身份感也很顽固并在不断强化。1925年，可能移民者被警告说：“别忘了在加拿大出生的英国人跟本土出生的一样，他们可不会任人轻视。”¹⁵

对英联邦忠诚度的测试，或者有些人会说顺从度测试，在1938年秋来临了。引起争论的问题是希特勒对苏台德（Sudetenland） [3] 的领土主张，该地区的主要居民是日耳曼人。张伯伦追根溯源至其父亲的时代，把苏台德日耳曼人与德兰士瓦的英裔侨民联系在了一起，认为其皆为被困在异乡的游子。¹⁶ 他说服自己接受了德国最终对苏台德的吞并，并在9月中旬的布莱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 [4] 与希特勒进行的会谈上同意了这个方案。而令张伯伦和大多数英国公众不能接受的是希特勒接下来的要求，即立即对争议中的捷克领土进行占领。忽然之间，非常令张伯伦难受的是，事情已经变成了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英国和法国要不要帮捷克斯洛伐克抵抗德国侵略？

英国舆论分裂了，自治领也开始后退。澳大利亚政府表示：“如果德国强力介入捷克斯洛伐克，与德国发生战争几乎是最不理想的政策。”¹⁷ 反战情绪在加拿大则更加明显，一旦这个问题交由议会辩论，则可能出现严重的种族冲突。¹⁸ 首相麦肯兹·金因此很谨慎地私下承认他支持英国，但公开则反对为捷克斯洛伐克开战。¹⁹ 南非政府深知南非白人民族主义观点反对战争，也表示不愿为捷克而战。²⁰ 爱尔兰早已宣布中立。这简直就是另一场查纳克危机。然而在他试图避免战争的最后时刻，张伯伦对全国发表讲话，就好像他领导着一个团结的帝国：“不论我们有多么同情面对强邻的弱小国家，我们也不能单单为了它就把整个大英帝国卷入战争。”

事实是英国没能说服自治领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完整值得捍卫。张伯伦满怀不安地在9月底飞往慕尼黑。如果与希特勒会谈失败继而开战，他将不能指望加拿大派出远征军或者澳新军团涌上苏伊士运河防线。而且法国在摇摆不定，其主要战舰在重修，英国的重整军备计划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捷克斯洛伐克被迫要听天由命了。张伯伦带着希特勒其余英德分歧皆可和平解决的保证回了国。这是“我们整个时代的和平”，他宣称，效仿着1878年迪斯雷利参加完柏林会议（Congress of Berlin）返回时的话语。

这样的措辞尽管纯属无心插柳却又如此恰如其分，因为张伯伦和迪斯雷利都被认为一样地只讲利益而不问对错。英国公众毫无疑问因和平解决危机的方案而松了一口气，尽管这只是权宜之计而且人们对此都已心知肚明。实用主义在慕尼黑占了上风，正如1877年至1878年间迪斯雷利拒绝了道德高尚者的呼声，他们认为英国有责任帮助巴尔干民族主义者争取自由而不是充当土耳其的后台。60年后，一个类似的囊括左右两翼甚至连丘吉尔都包含在内的联合阵线掀起了反对声浪，他们单纯地从道德角度考虑这场危机，捷克斯洛伐克则是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可怜虫。可以想象到这群人是怎样愤怒地谴责慕尼黑是一次怯懦而见利忘义的出卖。但张伯伦的支持者辩称当英国在许多其拥有重要利益的地区受到威胁时，不可能认真考虑为一块没有利益的地区进行一场欧洲战争。《旁观者报》的一位年轻的通讯员表达了这一观点：“我这一代人没有准备好为保卫中东欧国家的领土而战，那里本身就居住着大批对现状不满的少数民族。”他声称会为印度、自治领、殖民地和法国而战。²¹

张伯伦去慕尼黑时脑子里装的是帝国的安危。“如果我们能跟德国相处下去，那我根本就不会在乎墨索里尼。”他如是说。²² 自从他成为首相并实际上执掌外交事务以来，张伯伦就致力于与墨索里尼达成协议以保持英国在地中海的战略地位。张伯伦心急火燎地主动对意大利示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英军参谋们过分夸大了意大利海陆军的实力。²³ 结果就导致了1938年颇具反讽意味的“君子协定”，内容是英国加上后来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承认意大利占领阿比西尼亚，而意大利保证接受地中海的现状。

这些协议表明张伯伦完全没有理解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实质及其领导人的人格。其绝不可能接受任何形式的现状，法西斯主义就是要不断地、疯狂地、剧烈地改变事物的现有秩序。这种永不停歇的政治运动包括帝国式的扩张及墨索里尼反复宣扬要缔造的新罗马帝国。在1938年即将结束之际，经过训练的法西斯代理人在希特勒占领苏台德的鼓舞下，要求获得科西嘉（Corsica） [5] 、突尼斯（Tunisia） [6] 和位于红海（the Red Sea）之滨的法国殖民地吉布提（Djibouti） [7] 。第二年新年刚过，墨索里尼就对其手下高官发表了煽动性演讲，并在其中对英国下了战书：

意大利沐浴着地中海之水。它与世界其他部分的联系是苏伊士运河，一个可以被轻易阻塞的人工水道，甚至事故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另外就是处于英国枪炮控制下的直布罗陀海峡（Straits of Gibraltar）。因此意大利没有自由出入海洋的通道；它事实上成了困在地中海的囚徒，而且它的人口越增长力量越强大，它在监狱中受的苦就越多。这个监狱的牢笼是科西嘉、突尼斯、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监狱的狱卒就是直布罗陀和塞浦路斯。²⁴

未来总有一天意大利要摆脱这个桎梏，而这将导致与英国和法国不可避免的冲突。与此同时，意大利南部城市巴里（Bari）的电台将对阿拉伯人和埃及人进行反英宣传，意大利驻喀布尔领事会暗中对西北边境省的部落人提供帮助。²⁵ 私底下，墨索里尼把英国描述成一个老朽、衰弱的国家，在法西斯主义的世界观里，必将让位于年轻富有活力的新帝国。

英帝国其他地区的人们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英国在道义上的声誉和威望已经蒙尘于“霍尔-赖伐尔”丑闻和慕尼黑阴谋。1938年初，当安东尼·艾登为抗议张伯伦的政策而辞职后，《黄金海岸观察家报》预测：“艾登可能很快就会以英国首相之身重回政坛，他将是独裁者畏惧的人物，也是抵抗对传统的布立吞人形象和不列颠特权的攻击的堡垒。”1938年11月，塞拉利昂民族主义者宣称，既然已经承认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统治，英国便走下了“公平与正义”的神坛。²⁶

对世界的其他地方来说，慕尼黑成了英国无能的实际体现。1938年10月，《经济学人》满怀忧愁地指出对英国力量的不屑忽然增多：

巴勒斯坦地区的报告显示阿拉伯人新出现的胆大妄为与咄咄逼人皆源于其自忖可与大英帝国平等对话。在远东，日本人向南中国进发，如果他们没打算进攻香港便是准备摧毁其贸易，这种行为被归因于日本自信西方列强不足为虑。²⁷

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深有同感，他担心日本对中国的进攻和对英国商业利益的不屑，将给亚洲其他地区发出英国在世界上越来越无足轻重的信号。张伯伦可能避开了一场英国和不团结的英联邦尚未准备好的战争，但绥靖的隐藏代价却很高。英国在帝国内和世界上的道义与政治地位已经遭到严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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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之后，希特勒继续掌握着事态的节奏与进程，向着战争的方向。这个人全心全意地相信他那无休止的嘶吼：“战争是永恒的，它无处不在。没有开端也没有和平条约。”他是拿破仑再世，是一个绝对不能信任的自大狂，准备冒一切风险达到他的目的。英国政府的许多官员以及绝大部分公众已经深知他的本性和野心，但还是有一群绥靖主义者傻到幻想希特勒仍旧可以被收买。1939年年初，一个尤其怯懦的家伙甚至声称应该把德国在一战前的旧殖民地还给他们，一个无耻到张伯伦都早已放弃的策略。²⁸ 把一个已经经历了20多年文明的英国统治的殖民地转让给一个现今被当作残暴代名词的国家，真不知道产生这个念头的家伙们知不知道这可不仅仅是一时兴起。

张伯伦对他的政策充满信心，不愿在现实面前低头。可惜天不遂人愿，外交部已经开始准备放弃对独裁者诚信的乐观幻想。1939年1月末，外交部警告澳大利亚政府，情报显示希特勒正准备在东欧实施新的“国外冒险”，有可能侵占乌克兰（Ukraine）。当然希特勒也可能侵占荷兰，然后把荷属东印度交给日本，这提醒澳大利亚其命运与英国的联系有多紧密。²⁹ 同时，对希特勒可能对英国发动先发制人空袭的担忧仍在继续。

然而事实是，捷克斯洛伐克是希特勒的下一个目标。3月15日他的军队占领了该国的剩余地区。狮子后面还跟着豺狼，4月7日墨索里尼侵略了阿尔巴尼亚（Albania）。张伯伦震惊了，原来他一直都受到了蒙骗，他把那位独裁者的行为视作了对他个人的侮辱。“墨索里尼就像个骗子、无赖一样对待我。”他对姐姐抱怨道。³⁰ 经过痛苦的挣扎，在议会和公众巨大的压力下，他终于不情愿地逆转了英国的外交政策。3月的最后一天，他对波兰承诺，如果德国威胁其独立，英国将对波兰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如果英国走向战争，将是对希特勒侵略的反应。张伯伦从未真正信服实际上可能阻吓希特勒发动战争的政策，他一直在盲目地幻想着下一个精心策划的妥协可以把欧洲大战拖后到英国获得足够力量阻止希特勒之时。这是一个拿手好戏未见成效因此威信扫地的政治家怀有的惨淡希望。自从1937年5月开始就在领导英国外交事务的张伯伦，在1939年春末夏初，英国忙着寻求盟友（主要是苏联）时，已经沦为看客。

英联邦内的团结变得至关重要，但各自治领还是对跟随英国打一场欧洲战争颇感紧张。据史末资所言，南非对波兰一点也不关心，即使到了8月下旬入侵看似迫在眉睫之时仍然如此。³¹ 加拿大已经拒绝与英法一起担保波兰的领土完整，尽管麦肯兹·金承诺如果英国受到直接攻击他将建议加拿大议会对敌宣战。相信神秘巫术的金还曾尝试借助超能力透视希特勒的思想，但未能成功。他1942年访问伦敦时的运气要好一些，在一场降神会中联系上了叮嘱他健康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安·博林（Anne Boleyn）和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³²

澳大利亚处于两难之中：其政府必须选择在欧洲战场上对英国全力支持或者集中资源对付家门口的威胁——日本。保守党人支持前者。“我们要么前进，”国家党领袖厄尔·佩吉（Earle Page）爵士声称，“与帝国的全体一道凭借帝国的力量获得安全和繁荣，要么我们独自拐上一条孤独的道路……无处躲避贪婪民族的威胁。”³³ 工党领袖约翰·柯廷（John Curtin）对这种老套的帝国主义主张无动于衷。“澳大利亚最重要！”是他们党的口号，在具体事务中的意思就是倾全国之力加强国防，尤其是加强澳大利亚皇家空军。³⁴

这些争论的背后隐藏着对英国远东战略的忧虑。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及日本在初期的胜利迫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迅速重整军备。它们都激烈地要求得到新加坡将会获得增援的保证。在对波兰做出承诺之前，张伯伦亲自确认“即使是在与德国和意大利发生战争之时，只要日本对我宣战，英王政府仍将派出一支舰队赶赴新加坡”。³⁵ 他的话仍然让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感到不安，因为没说清关键问题，将会派来有多少艘船？张伯伦接下来又拒绝向远东派出舰队展示实力，声称此举可能导致墨索里尼加速在地中海的行动。这更加重了人们不言自明的担忧，如果发生战争，欧洲前线总是将获得优先英国的战争资源。³⁶ 带着这些考虑，新任澳大利亚首相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在4月底发表广播讲话称，当战争来临，他们将与英国并肩作战，但是依照现在的情况要求，“不是在欧洲战场，而是在我们的海岸防线”。

即使如此，澳大利亚依旧需要皇家海军的战列舰和航空母舰。1937年6月，当澳大利亚驻伦敦高级专员H.A.布鲁斯（H.A.Bruce）向新任国防协调长官查特菲尔德海军上将提及此事时，发现他很难说清到底有几艘战列舰可供纾解新加坡之围。他被告知尽管近来在中国问题上与英国利益发生了一些冲突，英国仍然认为不会与日本发生全面战争。有鉴于此，彻底消灭意大利海军就成了首要任务。³⁷

以新加坡为轴心的战略计划被突如其来的事件搅得一团糟。2月，日本占领了香港以南250英里的海南岛，一个月后又占领了新加坡东北方650英里的南沙群岛。考虑到这些情况，英法联合参谋官在6月得出结论，新加坡不再是远东的直布罗陀。其未来的安全将依赖于纵贯马来半岛的机场网络，这又需要以步兵和防空炮火来加以保护。³⁸

自从北美独立战争以来头一次，英国无力彻底保卫其帝国。为了保护帝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领地，只要意大利海军还能出海，英国在亚历山大基地的舰队便驻守难离。孟席斯预见了灾难，在9月请求张伯伦说服法国放弃突尼斯和吉布提以免墨索里尼闹事。³⁹ 看起来他没有从前一年半里学到任何教训，事实已经不可辩驳地证明有限的让步只能增加独裁者对更大猎物的胃口。

澳大利亚的安全所面临的危急局面使布鲁斯高级专员赶往如今控制着太平洋锁钥的美国。他曾经询问罗斯福总统美国将如何应对日本跨过赤道向南挺进，得到的答复是：“你无需担心。”⁴⁰ 在英国，丘吉尔已经断定能够保护英国远东和太平洋领地的是美国。战争甫一爆发，史末资就表达了对“人类利益的最后力量”——美国将很快介入的期望。⁴¹

但美国和英国并非天生的搭档，尽管它们有共同的语言和对民主原则的维护。1919年之后两者间的关系一直是礼貌、冷淡并且还有点互相猜疑。因为美国不愿在中国问题上与英国采取一致目标，失望的张伯伦认为美国人在一切问题上都不值得信任。美国国务院的政策制定者一直对参加英国的计划保持着警惕，他们认为英国的统治者特别自私特别狡猾。⁴² 尽管英美对国际稳定深感忧虑，但终究无法将此转化为共同行动。

英美合作的最大绊脚石当属贸易问题。自从1932年渥太华会议以来，英国一直坚持帝国特惠这样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令罗斯福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如鲠在喉。赫尔是国际自由贸易的热情支持者，他把相当大的精力放到了他口中的“前免宽税的互贸学定”（他说话有点大舌头）谈判上。⁴³ 拥有帝国贸易板块的英国以及日本、德国和意大利这些实行自给自足经济政策的国家，担心被美国竞争冲垮因此和者寥寥。

英美合作的另一个阻碍是因美国参加一战的经历而增强的孤立主义传统。1939年在访问美国后H.A.布鲁斯报告说，美国舆论“总是把介入任何欧洲问题与巨大的损失联系在一起”。正如罗斯福体会到的那样，美国人需要学着了解欧洲，并抛弃欧洲总在自私自利地玩弄权术的错误印象。在英国刚刚承认意大利主宰阿比西尼亚和德国分割捷克斯洛伐克之际，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仅如此，美国普遍存在一种对殖民国家的不信任，这很容易被拿来反对英国，因为英帝国是美国人最熟悉的帝国之一。罗斯福也有这种反帝国主义情绪，当1941年日本占领印度支那（Indo-China）时，他评论道：“什么都比在法国殖民统治下强。”⁴⁴ 不过在另一方面，美国军方却认为英帝国是国际稳定的源泉，因此不应削弱。

这些事务上的误解加上美国人民不愿卷入混乱危险的遥远事务，造成1939年前英美间相互理解不可能出现。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和犹豫的外交政策造成俄国被排除在英法阵线之外。尽管希特勒在1939年夏和他两年后进攻苏联时一样毫不畏惧其力量，但他还是需要苏联。他需要一个中立甚至友好的苏联，这将使他可以自在地对付英国和法国，并能使他获得俄国的原材料。在8月底签订的苏德条约中他终于得偿所愿。通往波兰的道路已经开辟，德国陆军在9月1日发动了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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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9月3日通过BBC广播发布了宣战消息，张伯伦在其中喋喋不休地述说他个人从他曾经信任的那个人那里受到的辱慢。也许反而是从西印度发来的那封传奇电报更加令人振奋：“别担心，巴巴多斯（Barbados） [8] 跟着你干。”当然别无选择的其余自治领也是如此，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印度总督的宣战决定让印度国大党很不高兴。

尽管从英国政府获得秘密文件有些困难，澳大利亚一直在紧密关注欧洲事务。8月25日，孟席斯广播讲话，提醒人民：“我们澳大利亚不能置身事外，因为大不列颠的失败或毁灭意味着大英帝国的失败和毁灭，我们自身的独立前景也将飘忽不定。”同样的主张在1914年大行其道，如今再次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争取到了英国一边。

统治南非的统一党（1934年成立以调停布尔人和英国人）倾向于友好中立。当这项提案被提交议会后，80位议员反对，67位支持，首相赫尔佐格将军（General Hertzog）被迫于9月5日辞职。在总督拒绝举行大选之后，赫尔佐格的副手史末资掌握了权力，南非加入了战争。布尔极端主义者出离愤怒，许多人公开宣称同情纳粹主义，未来种族隔离政策的设计师马兰博士（Dr Malan）宣称：“南非联邦业已降格为欧洲的附庸国。”对法裔加拿大人会积极地反对战争的担心很快消散。麦肯兹·金在9月3日的广播中声明了他对英国的声援，七天后他向议会寻求批准宣战得到一致同意。魁北克民族主义领袖莫里斯·杜普莱希（Maurice Duplessis）解散了他所在省的议会，并在10月举行了大选。事实证明这是一步败招，支持参战的候选人获得了86个席位中的68个。

英联邦和帝国在9月的第一周加入了战争，但其团结却并非不容置疑，也不是毫不迟疑的。没有1914年那种爱国热情高昂的游行起哄，公众的情绪反而带着公事公办的冷静。在艰巨的任务面前，人们卷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而不是挥挥旗子做做样子。他们即将打一场“人民战争”，当战争结束时，不单单是英国本土的人民，而是全帝国的人民，都会期望为其付出的辛苦获得酬劳。

【注释】

[1] 马耳他：地中海中的一个岛国，位于西西里岛南面，包括马耳他岛和两个较小的岛屿。它先后被腓尼基人、希腊人、迦太基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和诺曼底人占领，1530年马耳他被赐赏给僧侣骑士团，1798年又回归法国，1800年转让给了英国。1964年马耳他独立。马耳他岛上的瓦莱塔是其首都。

[2] 佛兰德斯：欧洲西北部一块著名地区，包括法国北部的部分地区、比利时西部地区和北海沿岸荷兰西南部的部分地带。几个世纪以来，作为一个服装业中心，它一直享有实际的独立权并且十分繁荣。低地国家的哈布斯堡战争导致了这一地区的最终分裂，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遭受严重损失。

[3] 苏台德：捷克斯洛伐克西北部沿波兰边境一有历史意义地区，1938年9月被德国人占领。1945年归还给捷克斯洛伐克。

[4] 布莱希特斯加登：德国东南部一城镇，位于阿尔卑斯山脉的巴伐利亚州内。是冬夏旅游胜地。从阿道夫·希特勒在战争期间的别墅所处的山顶可俯视该城。

[5] 科西嘉：撒丁尼亚北部地中海的一座法国岛屿。拿破仑·波拿巴生于此岛，1768年由热那亚割让给法国。

[6] 突尼斯：北非的一个国家，临地中海。该地区在公元前12世纪由腓尼基人居住，后来又陆续被罗马人、迦太基人和土耳其人控制，最后于1881年成为法国的保护国。1956年获得完全独立。突尼斯是该国的首都和第一大城市。

[7] 吉布提：临亚丁湾的非洲东部国家。1896至1946年间系法属殖民地，后来成为法国附属国，1977年独立。

[8] 巴巴多斯：占据西印度群岛最东端岛屿的一个国家。可能最先被葡萄牙人占领，并命名为洛斯巴巴多斯（意为“芒须国”），因为那里大量的无花果树上都带芒刺。

第十章　巅峰岁月：二战中的帝国1939-1941

在1940年10月的一次题为“帝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的广播谈话中，殖民大臣劳埃德勋爵（Lord Lloyd）警告听众轴心国“匪帮”正妄图染指金光闪闪的英国殖民地。但他们不会轻易得手，一个西非部落酋长最近就写信给殖民部描述了他是怎样翻出一把古老的燧发滑膛枪准备迎击英王的敌人。这位久经沙场的斗士补充道：“在英王的加冕礼那样的喜庆日子里，伦敦也邀请了我们的代表，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欧洲遭了殃，我们也必须同患难。贫贱如我惟有以身报国。”¹ 这样忠心耿耿的话语着实令人感动，也一定激起了大多数听众的共鸣，其国其民正在为国拼死战斗，就连国民自卫军的志愿者也在拿着古董猎枪坚持训练。

过去一年里发生的“冒牌战争”，实际是波兰崩溃和希特勒对西欧发动闪电战之间警惕与懈怠交织在一起的短暂和平。在1940年5、6月间，德国陆军和空军横扫了比利时、荷兰、丹麦和挪威。看准了形势，墨索里尼在6月11日宣布意大利参战。四天后，法国政府开始与德国谈判，最终在18日无条件投降。此时的形势对英国极度危险。自1806年以来英国首次孤立无援地面对一个处于暴君统治下的欧洲，其目的是毁灭英国并最终解散其帝国。归功于不败的强大战列舰队，帝国的基础在危机的早期尚且可称稳固，但1940年夏英国已暴露在空袭和跨海登陆的威胁之下。局势似已无望，华盛顿美军总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将军和许多人一样估计英国会在六周内被击败。²

然而接着到来的却是不列颠民族的“巅峰岁月”。6月18日，丘吉尔成为首相一个月后发出的鼓舞人心的战争号召中用到了上面的那个说法：“让我们坚守岗位，勇敢面对，如果大英帝国和英联邦延续了千年之久，人们会说：‘那是他们的巅峰岁月。’”听到这番话的人里也许还包括那个北英格兰工人，有人偶然听到他在酒馆里说丘吉尔是“那帮在印度猎野猪的贵族老爷”中的一员而已，然后就跟他结结实实地打了一架。不管怎样，丘吉尔已经准备好了和他这种人并肩战斗。

正如每一个泰恩河畔居民和其他任何地方的人知道的那样，丘吉尔漫长的行伍和从政生涯都和帝国紧紧地联系着。1897年他在西北边境省与帕坦人作战，一年后他在奥姆杜尔曼和第21轻骑兵团一起冲锋陷阵，之后他又向布尔人发动了进攻还被短暂地抓了俘虏。帝国游侠终于成长为帝国政治家，丘吉尔两次执掌殖民部，第一次是以自由党人的身份在阿斯奎斯手下，之后又在劳合-乔治政府中出任此职。

丘吉尔的帝国主义内容驳杂而且有时自相矛盾。从广义上讲，他从来没有怀疑正是帝国赋予英国国际实力和权威，帝国政府赐予人民他们无法独立争取的和平与繁荣。在这方面，正如身兼丘吉尔医生和传记作者的莫兰勋爵指出的那样，丘吉尔还是一个莽撞的青年。“当他谈起印度或中国时，你才真正感受到他是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莫兰在1943年写道。有人评论说丘吉尔依照一套精心设计的种族等级体系思考问题：“当你学会认为某一种族低人一等以后，就很难摆脱这种思维方式，我在印度当低级军官时就从不认为印度人与白人平等。”³ 实际上他的种族态度也并非如此简单，在对待帝国子民方面总在严厉和爱护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1903年他称赞西藏的藏民们面对寇松的侵略军保卫了自己的故土，可16年后他又批准对同样保卫家园的库尔德人和帕坦人使用毒气，1921年他又指责戴尔在阿姆利则（Amritsar）惨案中麻木不仁。作为维多利亚人的丘吉尔是一个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也曾希望改善埃及农夫的命运，然而却不管肯尼亚的基库尤族，原因是他支持那里的白人定居者。

在印度问题上他的看法一贯令人生畏。1921年一个支援肯尼亚的印度代表团试图向他说明他们怎样协助发展了那里，却遭到了无情的嘲讽：“你们既没有发明铁路，更别说亲自建造铁路了。”⁴ 之后他对印度自治政府的反对太过激烈，甚至艾登怀疑他因此断绝了成为首相的可能。

1940年6月，丘吉尔如此热烈地支持的帝国正在为了自己的生存做着似乎希望渺茫的殊死搏斗。他忽略了这一点，宣称他将以最充沛的热情、最坚定的决心，必要时还有最无情的手段进行这场战争。他在任何困难面前都不放弃的不屈不挠使他足以比肩历史上的两位皮特首相和巅峰时期的劳合·乔治。丘吉尔的滔辩才颇似阿福勒尔（Harfleur）和阿金库尔（Agincourt） [1] 战役时的亨利五世国王，为大战中的英国定下了基调。他的话语唤起了工厂、矿井、农场和战场上男男女女的血性和干劲。他同样能激发人们的希望和勇气。将军伊斯梅勋爵（Lord Ismay）回忆，1941年丘吉尔在一次空袭后访问了布里斯托尔。他走进一家疗养院，那里有一位在空袭中失去了房子和家当的老妇人凄凉地抹着眼泪。可是当首相出现在面前时，“她把手绢从眼前拿开然后使劲儿地边挥边喊‘万岁，万岁！’”

丘吉尔的一言一行使英国的民族感情达到了前无古人也很可能后无来者的团结一致。对于这种感情的受益者来说，1940年的这种精神确实感人至深。近来一些厌恶其暗含的集体主义色彩或者干脆希望削弱一切国民自豪感的作家对这种精神大加诋毁，但其荣光绝不会因此被人们遗忘。⁵

从法国投降到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入侵苏联的12个月时间里，丘吉尔指挥着英国独自对抗轴心国集团。在这一年和之后的四年里，丘吉尔表现得就好像英帝国会熬过大战并继续延续下去。然而最明显的悖论在于，丘吉尔最明智的想法就是明确了英国最终需要依靠美国才能取胜，而这个国家的领袖和人民都本能地对英帝国抱有敌意。

1940年夏天，这件事变得极为重要，因为英国迫切地渴望得到美国的武器装备。在获取美国的工业品的同时，丘吉尔也想赢得美国的善意。即使美国人像丘吉尔想的那样最终不会参战，美国的道义支持对那些已经参战的国家和整个世界也很重要。美国道义上的支持及其武器即使不能保证英国能单枪匹马地赢得战争，至少能保证它不会输。

美国颇费了点踌躇才开始决定支持英国。1940年6、7月间高级官员和指挥官倾向于节省美国的资源，而不愿意把它们交给一个似乎马上就要被击败的国家。丘吉尔提出要以西印度群岛的基地交换美国50艘多余的驱逐舰以后，美国搪塞了两个月没有答复。在美国方面认真地考量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主宰欧洲后他们将面对何种局面后，这项交易终于在8月初获得批准。轴心国集团很可能与阿根廷（Argentine）和乌拉圭（Uruguay）的极右翼政权沆瀣一气，与居住在中南美洲的5000万德意日三国后裔一起扶植起一个反美政府。⁶ 这个可能也令英国政府深感不安，从1942年到1944年他们在福克兰群岛（Falklands）部署着一个营的兵力以防德意日军队登陆。⁷

到1940年秋德国入侵英国的机会业已失去时，罗斯福和他的参谋们至少确信英国现在是保卫美国的最前线。于是美国变成了英国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角色，既当钱袋子又当武器库。但是也有困难，尤其是当总统要说服参议院同意把纳税人的钱注入英国的战争机器时。人们痛苦地意识到，从1941年初起英国政府显然已经没钱支付账单了。迄今为止，英国一直靠借用英镑区国家（包括印度和殖民地国家）的存款、变卖海外土地以及出售黄金和美元储备来清偿美国的账单。这些财产很快就耗尽了，于是到1941年6月，英国的黄金和现金储备已经降至1.5亿美元，破产似乎迫在眉睫。

在议员们了解到英国已经尽其所能地筹措资金支持战争以后，美国国会终于在2月通过了《租借法案》（Lend Lease Act），英国也因此免于财政崩溃。《租借法案》使英国可以赊购所需的任何物资，而只需承诺战争结束后偿还债务。类似的协定也延伸至各自治领。1945年8月最终账单如下：

英国本土、英联邦和帝国的负债总和为300.73亿美元。这个应急措施将不可避免地使英国从主要债权国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之一，难怪当英国人第一次讨论《租借法案》时，包括里奥·埃默里和一些外交部官员都颇为惊骇。⁸

然而没有《租借法案》提供的战争资源，英国不可能坚持抗争。自从法国陷落，丘吉尔就在执行一个包含三个主要目标的战略，其实拿破仑战争期间也在执行这个战略：保卫本土基地；保证海上通道的畅通，尤其是跨越北大西洋的补给通道；维持对地中海和中东的绝对优势。

第一个目标在1940年10月12日希特勒决定推迟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时即已达成。在之前的10周里，英国皇家空军保住了英国和英吉利海峡上空的制空权，并摧毁了600架德国飞机。不列颠空战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尤其是在9月的头两周，熟练的英军飞行员数量降到了危险水平。不过飞机却绝对够用，整个1940年英国工厂生产了15049架飞机，而德国和意大利则分别只生产了10826架和3257架。英国在这个关键领域保持了优势，在1941年生产了超过两万架飞机，而德国和意大利加起来只生产了15000架。

希特勒在1941年1月最终放弃了入侵英国。在过去的四个月里，他和他的将军们几乎将全部注意和精力都放在了即将开始的对苏进攻上，这将是希特勒彻底实现其心中最大渴望——在东方建立庞大的纳粹帝国的第一步。击败英国只是第二重要的事，而且希特勒相信英国将必然步俄国后尘。在此期间，德国对英国的市镇实施了消耗性的定期轰炸。与此同时，U型潜艇也加强了对英国海上补给线的骚扰。最后这一攻势在1941年6月遭遇不小的挫折，英国破译了用以使潜艇与巴黎总部的冯·邓尼茨元帅（von Dnitz）保持联系的恩尼格玛密码。因此大西洋海战的第一阶段朝着有利于英国的方向发展，直到1942年2月德国修改了密码并发现了如何知晓英国皇家海军在大西洋行动中使用了哪些情报。

1940至1941年之间的冬天，英国通信情报部门警告政府德国很可能将在巴尔干地区发动春季攻势，然后可能顺势攻击叙利亚（当时正被1940年6月成立的法国维希政府的新法西斯主义追随者统治），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油田。据预测这次攻势将与意大利进军埃及同时发动。

英国必须控制地中海以免中东被孤立。一系列纳尔逊式的攻势保住了英国的海上优势。第一个是在奥兰（Oran）附近的米尔斯克比尔港（Mers-el-Kébir）给强大的法国海军以致命一击。法国海军的司令弗朗索瓦·达尔朗（Franois Darlan）认为英国即将战败，因此很有理由相信他将把他的军舰交给维希政府或者意大利。无视内阁和高级参谋的建议，丘吉尔在7月3日下令对法国战舰展开炮击。⁹ 他一举挽回了地中海的海军力量平衡，尽管大量的人员损失也激起了相当大争议。

意大利海军的牛皮很快就吹破了。1940年11月，三艘意大利战列舰在塔兰托（Taranto）港被舰载机发射的鱼雷击沉，这次行动激起了日本的巨大兴趣。这之后通过灵活地运用破译出的密码通信，1941年3月英国又以优势兵力在马塔潘角（Cape Matapan）附近成功地截击了一支意大利舰队。

在陆地上，意大利的进展也同样惨淡。其陆军和空军都既没有充分的训练也缺乏合适的装备，墨索里尼的夸夸其谈也没能点燃其将士的斗志。在对肯尼亚和索马里（Somaliland）发动了两次无力的攻势后，意大利在东非完全被淹没了；阿比西尼亚也在1941年初就被英国、印度、非洲和南非的部队解放了。抓来的意大利俘虏人数众多而且奖章满胸，令西非部队不禁疑惑不解，他们“很难理解为何一支只做了这么点儿抵抗的敌军居然曾获得这么多奖章”。¹⁰ 东非战场胜利的消息令黄金海岸的人们欣喜若狂，那里的人们对阿比西尼亚的惨败还记忆犹新。一首黑人创作的诗歌歌颂了这一命运的逆转：

逃命吧，意大利佬，扔下你来路不正的战利品；乘着失败的翅膀，英国人出现在哪里，你们这些胆小鬼就会四散奔逃。¹¹

北非的意大利军队也在全面撤退，到1941年2月利比亚（Libya）也已经近在英国人眼前。继实施拖垮英国战略之后，希特勒又把他的部队投入了这条正在消失的战线。他对希腊发动了一场攻势，部分出于掩护进攻俄国部队左翼的目的，部分作为在中东对英国保持压力的手段。丘吉尔命令一个英军师和一个澳新军团师奔赴希腊，尽管他希望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可以把德国坦克赶回去，打出一场温泉关（Thermopylae） [2] 式的战役，但结果却只是一次堂吉诃德式的妄想。¹² 英国人反而被赶了回来，先是从希腊，继而从克里特岛（Crete）。再向南，埃尔温·隆美尔将军（Irwin Rommel）的坦克部队把英军赶出了利比亚，包围在托布鲁克（Tobruk），并在5月打到了埃及前线。不过对英国来说也有两个补偿：德国颠覆伊拉克的计划被挫败了，一支英军、自治领军队和自由法国军队的混合力量推翻了叙利亚的通敌政府。

1941年下半年，远东和俄国的情况使英国在美国支持下坚守中东的每一寸土地变得极其重要。自1939年9月，英国政策制定者一直在为一个问题而苦恼：日本何时会夺取那些它已经虎视眈眈、觊觎已久的东南亚地区？起初，他们还偷偷摸摸地活动，对西贡（Saigon）的维希政府施压，取得了一定进展；还对东印度群岛的荷兰政府如法炮制，却碰了钉子。结果1941年7月印度支那（Indo-China）处于日本的实际控制之下，东京湾（Tonkin） [3] 附近还在建设一个机场，这将使整个马来亚处于日本帝国空军的航程之内。

英国和澳大利亚实行了毫无立场的随风倒政策。1940年7月，英国关闭了向中国国民军队输送补给的主干道滇缅公路，澳大利亚则继续向日本出口谷物，还允许其大量赊购。¹³ 至于该地区的防御，丘吉尔则把希望全寄托在了罗斯福能够在太平洋地区应付他口中的“日本疯狗”。但是从1940年5月开始进驻夏威夷基地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无法为马来亚或印度洋提供任何保护，1941年4月在新加坡举行的英美荷澳高级将领会议上这一点就被强调过。除此之外，因为并未结成正式的同盟，美国国会也不一定会同意因为英国和荷兰殖民地受到攻击而对日本宣战，因为这几乎等同于“派美国小伙子去保卫摇摇欲坠的殖民帝国”。罗斯福最终还是大发慈悲决定在12月10日宣布美国对英国、荷兰的领土承担保护义务。

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充满焦虑和气愤地关注着日本、美国和英国之间关系的狗血剧情。随着欧洲战事的继续进行，孟席斯的政府越来越对澳大利亚的国防和英国之前的承诺是否会被遵守感到惊恐不安。他于1941年2月访问英国，要求战时内阁允许自治领代表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回来时认为丘吉尔太刻薄、太专横跋扈，在重大战略问题上不能被信任。孟席斯是一个充满幻想的自大狂，认为自己是和史末资一样伟大的英联邦政治家，还总做白日梦想取代丘吉尔。¹⁴

如果没有把澳新军团送到希腊和克里特的话，孟席斯的多管闲事也不会成为多大的问题。一位澳大利亚工党议员把这次造成超过6000名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死亡的战役形容为“冷血谋杀”。加里波利战役的苦难回忆又被翻出来，传统上丘吉尔在澳大利亚和在英国都被认为应对此负责。以不懂得圆滑世故而著称的工党领袖柯廷再次指责英国对澳大利亚的安危毫不关心。6月，他要求英国“解散非洲帝国”并关闭苏伊士运河，但这一行为对澳大利亚也不会有什么好处。¹⁵ 澳大利亚驻中东指挥官，将军托马斯·贝利（Thomas Blamey）爵士也加入了争论，让部队从他认为无法再防守的托布鲁克撤了出来。¹⁶ 贝利还确切地指出丘吉尔体现出一种官方的思维方式，令他的同胞不能接受：“英国人的观念中总有一种奇怪的因素，让他们认为自治领只是英国的附属物。”¹⁷ 嘈杂的吵闹又持续了几个月，还传到了日本，很快就上了头条，“大英帝国正在分崩离析”。¹⁸

尽管不免有些夸大，但这次争吵也显示了澳大利亚人有多么绝望。美国国务院感受到了这种情绪，他们在1941年4月派出了一支强大的特遣舰队巡航斐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希望此举可以“鼓舞我们那些感到被英格兰母亲遗弃了的澳新友人”——美国海军的官方历史上就是这样记载的。¹⁹

丘吉尔也很想尽快驱散这种令人愤恨的孤立气氛。10月，他向孟席斯的继任者柯廷保证“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却敌”号战列巡洋舰与“不屈”号航空母舰将立刻被派往远东水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原本希望多来几艘，但是目前只有两艘主力舰闲着。这本来是一个安抚人心之举，然而航母突然出了故障，于是只剩下两艘主力舰在敌人掌握制空权的区域活动。

仅凭两艘战舰显然无法弥补远东的帝国防卫缺陷。被任命为远东事务大臣的达夫·库珀（Duff Cooper）在8月访问了马来亚，他在两个月后向丘吉尔报告说殖民地的防御千疮百孔、漏洞百出。许多高级官员对他们面临的危险漠不关心，72岁高龄的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 [4] 总督申顿·托马斯（Shenton Thomas）爵士更是一个茫然失措的马大哈，应该被革职。²⁰ 就是他在战争爆发之际担心引起马来亚人和华人不满而拒绝把白人妇女儿童从战区撤出，这也许是帝国历史上唯一要求“妇孺最后走”的官方命令。库珀对这些尸位素餐的官员和高层普遍懒散状态的印象也得到了1941年到达马来亚的新西兰飞行员们的证实。他们被散漫的气氛惊呆了，周三有一半是假日，周日就更别提了，每天的飞行训练也限定在七小时之内。“对深感必须抓紧时间训练以达到出勤程度的新西兰人来说，总觉得他们浪费了太多宝贵的时间。”²¹ 可是当地的最高指挥官却毫不担心，因为他们认为日本的飞行员和飞机都很差劲。²² 一个美国记者称新加坡是“毕林普之城”，这造成他被当局了赶出去。种族傲慢也在毕林普们和他们的妻子们身上流行，他们对印度人的傲慢在这些来保卫他们养尊处优生活的人们当中激起了“相当大的反对”。²³

考虑到马来亚即将遭到的灭顶之灾，更令人震惊的是那些负责保卫这里的人们自欺欺人的鸵鸟式态度。1940年10月提交的一份联合作战评估总结：“我们能否在坚决的进攻面前坚守除新加坡周边以外的马来亚地区是大可怀疑的。此外，如果敌人成功入侵，新加坡似乎也只能支持很短的时间。”²⁴ 尽管如此，强烈的种族优越感还是令包括丘吉尔在内的许多当事者感到安心，他曾经把日本人比作“东方的意大利人”；他们被认为没有勇气、能力和组织技能来对英荷殖民地发动成功的入侵。²⁵ 即使他们真的进攻，美英荷澳海军在当地的联合战力也绝对不弱于日本舰队，尽管日本在航空母舰方面令它们望尘莫及。11月底，一份远东形势的情报评估使丘吉尔相信，日本在明年春季前不会卷入战争，而且它们的首个目标将是一个软柿子——暹罗（Siam）。²⁶

日本政府没有像预测的那样行动。早在当年秋天，新任首相东条英机（Hideki Tojo）将军和他的内阁就已决定对英美荷的远东殖民地发起攻击，如果这三国真的像估计的那样拒绝解除在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后对其实施的石油禁运的话。石油禁运确实管用，但真正影响日本决定的是德国可能打败苏联并于次年击败英国，这样一来，如果曾经属于英法荷的殖民地落入日本，它就更容易保留。东条和他的阁僚还天真地想象美国最终会接受亚洲的新格局。

日本的战争计划既野心勃勃又毫无廉耻。12月7日，从航母上起飞的战机袭击了美国海军在珍珠港的驻地，击沉了数艘战列舰，使太平洋的海军力量天平暂时倾向了日本。12月8日至17日，两栖部队在暹罗（它立即就投降了）、马来亚、婆罗洲、沙捞越、菲律宾群岛、关岛和威克岛海岸登陆。至今为止的传统海军战略排除了日军同时进行如此多行动的可能性，因此这是彻底的奇袭。²⁷ 战后，有谣言称通信情报部门通知了丘吉尔偷袭珍珠港的部队的动向和目标，但他为了确保美国参战因此拒绝提醒罗斯福。这是一个误传，香港监听站收到的信号被认为来自一支穿越南中国海开赴马来亚的日军小型舰队，而非赶往珍珠港的大舰队。²⁸

不列颠远东帝国的陷落速度既令人震惊又令人绝望。12月8日，以印度支那为基地的轰炸机对新加坡实施的空袭显示了它作为基地完全无用。两天后，正当英国皇家空军、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和新西兰皇家空军的战机忙着试图阻止日本从其在马来亚东海岸建立的三个桥头堡继续前进时，从西贡起飞的日军轰炸机击沉了“反击”号和“威尔士亲王”号。陆地上，日军以可怕的效率穿过丛林前进，日军的战机也在有计划地摧毁英国机场，几乎所有都在殖民地的北部。经过三天不对等的空中争夺，当地的英国皇家空军指挥官预警说他的部队只能再维持两周。²⁹ 到该月末，经过与被英国指挥官严重低估的敌人之间的殊死搏斗，英国、自治领和印度的地面部队开始向新加坡全线撤退。

香港在圣诞节当天放弃了抵抗。它的地位在四年前中日战争爆发之时就已岌岌可危。1940年末军营的锡克族炮兵曾发动了严重的哗变，看起来他们受到了日本的宣传鼓动。³⁰ 保卫白人的帝国需要白人部队，因此1941年加拿大步兵在英国的要求下被派往那里。这实际上是希望渺茫的一步棋，当地指挥官克里斯托弗·麦特拜（Christopher Maltby）少将在战后指责他们在围城的最终阶段缺乏组织纪律而且胆小如鼠。³¹

在马来亚城破后也出现了类似的揭短行为。东南亚总指挥官，将军阿奇博德·韦弗尔（Archibald Wavell）爵士把失败怪罪到澳大利亚士兵身上，称他们乱哄哄地逃离前线，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而当地的澳大利亚指挥官戈登·贝内特（Gordon Bennett）少将则严厉地指责靠他所谓的“校友关系”选拔出的英国军官那平庸的领导能力。³² 可是这位名字很出众的将军自己在领导力的问题上也没什么发言权，因为他是一个“粗鲁刻薄、跟每个人都争吵的家伙，包括他自己的参谋”。³³ 刚一发现新加坡必将沦陷，他就给自己找了一条逃跑的船，声称要去告诉澳大利亚这里发生了什么。显然他从来没听说过詹姆士党人的歌谣《约翰尼·寇普》，其中嘲讽了寇普将军在普雷斯顿潘斯（Prestonpans）之战后“跑得比自己战败的消息都快”。贝内特、麦特拜和韦弗尔的说法被战场上的幸存者坚决地否认了。不论事实如何，战败的将军们拿手下人当替罪羊可从来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把部队带散的一定是上面的官老爷们。

马来亚军地领导留下的记录证实了上述言论。12月15日，槟城（Penang）在宝贵港口和给养完好无损的情况下投降了。参与了撤退的印度士兵事后抱怨弹药不足，使他们无法遵守的命令，缺乏空中掩护，给养供给不规律，以及一系列本可以避免的行动失误。³⁴ 这对日本人来说可不是什么问题，他们粉碎了被英国和美国的指挥官自我塑造的坚毅、机智、训练有素的战士形象，这些可是被他们视为珍宝的神话。1942年1月在与一艘日本潜艇单挑之后，“朱庇特”号驱逐舰上的一位军官这样评价他的对手：“他们很有胆量和斗志，往少里说，他们也让我们大吃一惊。”³⁵ 令1941年12月间在远东的盟军将士吃惊的事很多，并且还有更多的还有待他们去体验。

随着帝国部队被迫退入马来亚和新加坡的丛林，帝国远东防御的基石越来越岌岌可危，丘吉尔的情绪也在绝望和狂喜之间来回摇摆。不过后者还是占据了上风。1941年12月11日，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国宣战，免却了罗斯福寻求国会批准美国卷入欧洲战场的麻烦。现在美国成了彻底的战斗伙伴，丘吉尔确信盟军（很快就会以“联合国”而著称）将最终在各条战线赢得战争，尽管无法得知这将需要多久。

尽管近来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出现了挫折，首相和他的参谋长们从来不曾怀疑，英国的首要目标还是击败德国。日本还要往后排，英国在亚洲的声望和领土也必须要牺牲掉，尽管在短期内希望还被寄托在盟军可以在从缅甸南部穿过新加坡到荷属东印度群岛至澳大利亚北岸的一线坚守阵地。

击败德国和在远东坚守防线要求英国保持对地中海和中东的控制。二者都处于德国日渐增长的压力之下。冬季之初，德国陆军南部集团军群穿过苏联南部抵达罗斯托夫（Rostov） [5] ，英国情报机构认为他们会在春季一开始向高加索（Caucasus）地区进发。如果这次攻势顺利，德国将处于直接干涉伊拉克和伊朗（轴心国的第五纵队已经开始在那里制造麻烦）的绝佳位置，同时隆美尔的部队也重新对埃及展开攻势。轴心国阻断地中海补给线的尝试正在加速进行，有人担心德国会为了袭击直布罗陀而寻求西班牙的帮助。

不只是苏伊士运河处于危险之中，1941年中东已成为空中生命线的关键。由《租借法案》提供的飞机先被穿越加勒比海的渡轮运到特立尼达（Trinidad），再从那里向南运抵巴西东海岸的纳塔尔（Natal），然后再经过跨大西洋飞行抵达在黄金海岸的塔科腊迪（Takoradi）新建的机场。飞机继续飞到喀土穆并最终飞完其旅程的最后一站抵达埃及的机场。起初只有长程轰炸机可以做这种飞行，但在12月末，美国向英国提议在亚森松岛（Ascension Island） [6] 修建一个供中程飞机使用的转场机场。³⁶ 远东的冲突增加了这条路线的重要性，因为飞机可以从埃及飞到印度。1942年春，为了应对战机短缺，美国“游骑兵”号航母装载了一些飞机抵达西非海岸125英里的地方，然后飞机飞往阿克拉（Accra）作为它们前往印度长途旅行的第一站。³⁷

使用这条路线的飞机配备的是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的人员，泛美航空公司把这一战时应急措施转作了盈利用途，以航运业务挤进帝国空中运输市场。他们设立了一条从阿克拉至喀土穆的民用航线，并且在战后获得了将亚森松基地转为民用机场的许可。³⁸

如果这条路线被阻断，印度和远东的防御，还有中东和地中海的防御都将处于极度危险之中。面临德国可能在1942年对中东发起的双线进攻，丘吉尔在12月15日赶往美国，准备说服罗斯福唯一可行的盟军战略是首先战胜德国。但这个结论意味着丘吉尔和他的谋士将不得不面对暂时放弃帝国的亚洲利益这个苦涩的事实，尽管丘吉尔希望其保卫者能够顽强战斗。如果允许德国在中东站稳脚跟，进而获得与在年末开始穿过缅甸向西进入印度的日本直接合作的途径，他们的努力就将付之东流。通过牺牲帝国的一部分，丘吉尔希望他最终能保存其全部。

【注释】

[1] 阿金库尔：法国北部阿拉斯西北的一个村庄。1415年10月25日，英王亨利五世在此重创兵力远胜于己的法军。这次胜利显示了装备长弓的军队优于穿着厚重盔甲的封建武士。

[2] 希腊中东部狭窄通道，它是公元前480年斯巴达与波斯人奋战失败之处。

[3] 东京湾：北部湾的旧称。该地现在组成了越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从1887年到1946年，这里是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分。

[4] 海峡殖民地：早期的英国皇家殖民地之一，由马来半岛南部和西部的一部分及其相邻岛屿构成，包括新加坡。该殖民地形成于1826年，至1867年前处于印度控制之下，1867年英国宣布直接对其进行统治。新加坡于1946成为一分离出的殖民地。海峡殖民地的其余部分在20世纪50年代划给了澳大利亚和马来亚联邦（以后的马来西亚）。

[5] 罗斯托夫：前苏联欧洲南部一城市，濒临顿河流入亚速海一海湾的入海口。

[6] 亚森松岛：大西洋南部一岛，位于圣赫勒拿岛的西北部，在1501年耶稣升天节由葡萄牙人发现，1815年由英国占领，自1992年起由圣赫勒拿管理。

第十一章
坚强同志：在战争的重压下

对大英帝国来说，1942年是前途黯淡的一年。2月15日，有将近14000守军的新加坡向人数较少的日本军队开城投降。四天后，战火烧到了澳大利亚：在惊慌失措的政府还在堪培拉（Canberra）做应对入侵的准备时，达尔文（Darwin）就已经遭到了空袭的致命打击。缅甸被占领，仰光（Rangoon） [1] 和曼德勒（Mandalay） [2] 分别在3月1日和5月1日陷落。安达曼群岛（Andaman Islands）则于3月23日被攻占，而在4月的头两周一支日本舰队就已经在孟加拉湾（Bay of Bengal）尽情游弋。加尔各答（Calcutta）和科伦坡（Colombo）遭到了空袭，两艘英国巡洋舰被击沉。在2月底的爪哇海战中，一支弱小盟军舰队被强势敌人彻底制服。两个月内，日本海军就彻底征服了荷属东印度、菲律宾、新几内亚的大部和英国在西太平洋的一系列殖民小岛。与此同时，日本人正在制定夺取斐济和针对印度洋的远距离行动计划。

尽管早已有人预言了如此巨大的灾难，但这些逆转还是震惊了英国和帝国的其余部分。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发生的情况引起了全国性的反思热潮，人们在因自责深感窘迫的同时也在不停地追问，帝国目前到底处于什么状态以及帝国的未来究竟如何。人们也免不了气愤地指责别人应对此负责，同时为自己寻找托辞。

澳大利亚自认是第一受害人。新加坡（“澳大利亚的马奇诺防线”）陷落以后，《悉尼信使早报》宣称，“帝国正在经历一系列动摇其根基的灾难”，并得出结论：“我们与其说是在跌跌撞撞地奋力前进，不如说是得过且过地应付日子。”柯廷以他一贯的直率风格发声，指责英国应该为他祖国的困难负责，而希望美国能来助其摆脱窘境。他的这种背叛性的指责激怒了丘吉尔，不过丘吉尔本人也受到了澳大利亚外部事物大臣H.V.伊夫特（H.V.Evatt）的指责，称其对澳大利亚的处理体现了贵族的偏见。他宣称，首相“似乎对工党有着刻骨的仇恨和对独立思考的厌恶，这使得我们不可能与他共事”。¹ 这种似乎笼罩澳大利亚政府的歇斯底里似的情绪，令美国陆军空中勤务队的远东地区长官刘易斯·布里尔顿（Lewis Brereton）少将深感忧虑，因此他建议“在美国的影响下加强对澳大利亚政治的集权化控制”。²

新西兰人做好了正面迎接敌人的准备。作为对新加坡失守消息的回应，新西兰首相彼得·弗雷泽宣布：“我们不会退缩，也不会沉溺于对战争资源具有更高分配权的人们的无益指责中。”在英国，包括丘吉尔在内的许多人都将澳大利亚的一触即跳与英国人民在危险面前的淡然处之做了对比。奥利弗·哈维在日记中写道：

柯廷政府声嘶力竭地向美国人求援，毫不掩饰对我们英国人的嫌弃。我认为恐怕是澳大利亚的“安逸生活”造成了他们的软弱和狭隘。然而新西兰人却与之大相径庭，他们被认为是克制、自尊和能干的典型代表。³

作为对此批评的回应，柯廷在1944年5月对英国人的一次广播讲话中提醒他的听众，澳大利亚人在配给制和物资短缺方面受到的苦难比英国人只多不少。⁴

澳大利亚在1942年最初的三个月里发出的刺耳的呼吁其实是绝望的哭号而非独立的宣言。然而所有人都清楚英国已经无法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防卫其帝国的边缘，而且其他自治领也无法提供任何帮助。一次绕过英国直接向加拿大寻求军备的尝试遭到了冷遇。加拿大负责军需的官员直率地告知澳大利亚政府：“如果英国让我们将给养运往中东，我们就将其运往中东；如果其让我们将之运往澳大利亚，我们就将之运往澳大利亚。”⁵ 于是美国介入其中成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工厂：在1942年1月至6月之间，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和新西兰皇家空军从英国得到了54架飞机而从美国得到了230架，英国多余的飞机大部分都涌入了印度。⁶ 与此同时，应丘吉尔的要求，五万名美军士兵被征召起来防守澳大利亚，尽管事实正如他的准确预测，日本人最终没有进攻那里。⁷

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在1942年初遭受了严重的打击，而且尽管在日本登陆的威胁消退之后双方关系得到了改善，但一些不好的记忆却挥之不去。在1991年至1992年间随着澳大利亚共和党首相保罗·基廷（Paul Keating）的发言而重新浮出水面，他再次指责丘吉尔为了中东的战事而将澳大利亚置于危险中而不顾。这一指责就像1941年至1942年间的那些一样，过于简单化，没有考虑到英国在埃及和印度东北边境岌岌可危的局势。然而对澳大利亚来说，其在危急关头的英国战略中的排位如此之低，还是一如既往地让人难以接受。

美国在1942年初就接过了防卫英帝国的重担，在它的努力之下，英国的殖民地失而复得，也许还挽回了一些声望。正是美国的战舰分别在5月的珊瑚海海战和7月的中途岛海战中击败了日本海军。中途岛海战的胜利使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对比开始向有利于盟军的方向倾斜，并遏制了日本的扩张。8月，美澳军队进入反攻，开始进行旨在将日军从西南太平洋地区赶出去的漫长而艰苦的战斗。1942年至1945年间防守印度和夺回缅甸的行动是由帝国军队完成的，但是就像在其他战线一样，美制战机和装备依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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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的危险局势引起了英国的恐慌。随着对战后重建计划的拟定，英国国内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当严苛的自我反省时期。人们普遍相信无论如何英国也不能恢复到战前那种效率低下、贫富不均、经济萎缩的局面。新英国将会致力于社会和谐，把相当大的财富和力量用于重振工业，充分就业并为所有人提供公平、慷慨的教育体系和福利体系。发表于1942年12月的《贝弗里奇报告》阐述了实现这些的途径，这份著名的报告得到了广泛的欢迎并被作为值得人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国家将会变得更好，但是帝国呢？

新加坡陷落之后的几周里，帝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突然被置于公众的审视之下。英国驻军投降造成的震惊事实上打破了英国那徒有其表的全球性帝国假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对这个帝国本质的无情揭露。2月18日《泰晤士报》驻远东的通讯员发表了一篇关于投降背景的直率而一针见血的分析文章。其声称“漫不经心的殖民地统治惯例”消磨了那些官员的意志，他们在公共生活中缺乏“动力”和“霸道”已经显露无遗。“政府在人民的生活中无足轻重”，作者总结道，他的观点还被扩展为一篇社论，其中指责马来亚当局“对当地政府和广大亚洲群众缺乏了解，除了可敬的中国人以外，他们的态度都是消极、怯懦和冷漠的”。

官方的审查防止了马来亚人、沮丧的印度军队以及缅甸人投向日本的详情出现在报刊上。然而，政府在议会中的批评者对比了马来亚土著的冷漠和为美国主子战斗的菲律宾人的勇猛，因为美国人承诺将在战后为其组建自治政府。⁸ 《经济学人》杂志称，英国在远东的子民对帝国和盟军已经不再忠心。⁹ 联合派议员，曾任马来亚地方长官的兰纳德·加曼斯（Leonard Gammans）在为其同僚辩护时，洞悉国民的自信出现了崩溃。“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自信，那么也就不要指望亚洲人和非洲人会相信我们是一个殖民强国。”他如是说。现在需要的是将新的活力注入帝国的旧理想，诸如“普遍的公民权、托管治理和愿景”。¹⁰

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看，英国在马来亚的溃败是旧秩序及其仆从又一次的失败。毕林普上校的形象很快就被纳入了争论之中。他已成为思维僵化、骄傲自满和颟顸透顶的代名词，而这也被当时人视作“老家伙们”的突出特征。在左派的话语体系里，也正是这些人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治理得惨不忍睹。为评估军队士气而进行的日常军队邮件分析显示，在远东的灾难发生前夕，高层对“毕林普们”的抱怨与日俱增。¹¹ 著名的牛津大学历史学家A.L.罗西（A.L.Rowse）利用《泰晤士报》的专栏推测了帝国当前的窘境在多大程度上源于公学培养的那种注重品格甚于聪慧的理念。而后者正是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安妮女王和两位皮特首相时代的大英帝国构建者的最主要品质。¹² 与此同时，政府宣布将对所有50岁以上的中校进行严格的测试，其用意大概是要将毕林普们清理出军队。

英国议会下院中的毕林普们也遭到了围剿。政府对未作抵抗就将槟城及其储存的橡胶拱手送给日本的罪人毫不留情地进行了处理。¹³ 这些人是那些应该被揭穿的毕林普中的一员，人们认为他们在帝国的其他角落里享受着特权生活。“大多数英国官员仍活在一个早已远去的世界里，”工党议员詹姆斯·米尔纳少校断言道，“此时此刻，他们正在离前线不过几英里远的加尔各答，穿着短上衣一边闲聊一边用餐。”¹⁴ 他的话大体不错。在缅甸，言辞尖刻绰号“酸醋”的美国将军乔·史迪威正在为要和那些执掌帝国及其军队的人开会而怒气冲冲，因为他们是些“目空一切的讨厌家伙”。一个众所周知的代表人物撞到了他的枪口上，史迪威在日记里写道：“一个戴单片眼镜的蠢驴在午餐时说道：‘能喝上一杯鸡尾酒可真是不赖啊，是吧？这机会可不太多。我可是连啤酒都没时间喝呦。’”¹⁵ 这些人高人一等、不拘小节的态度令美国人十分苦恼，而且这些人的数量可不少。美国人开始不断地在英帝国的各地、在军队的高层和政府与这种人狭路相逢。当时负责掌控远东战略规划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就被韦弗尔的固执回应激怒了，因为他计划为韦弗尔提供中国军队以帮助支撑行将崩溃的缅甸前线。¹⁶ 美国人还总是觉得英国统治阶级缺乏进行一场现代战争的冲动和精力，也就更别提打赢这场战争了。

在英美两国，都有人在怀疑目前依然在很大程度上统治着帝国的阶级是否还应该保有其权力。“今后的世界上将没有特权的地位，无论是对个人来说还是对民族来说。”罗斯福在1941年11月做出宣言。他的国民倾向于赞成，以中左翼为主很多的英国团体也一样。但英国政府对这一点的认同度就没有那么高了，尽管其宣传还在一如既往地号召人们团结协作，平等地分担战争的重负。

但在帝国内部，社会层级并未因战争而发生动摇。1945年夏，随部队重新占领马来亚的士兵被那些从他们手中解放出来的种植园主及其妻子的势利言行深深地伤害了。那些人就像波旁家族的人们，明明记得发生的一切却没有学到任何教训。¹⁷ 这并不奇怪，在帝国的历史长河中，绝大多数时间里，管理殖民地的精英几乎都是来自于上层和中上层阶级。战争期间身居高位的人来自于公学校友，他们上过牛津或者剑桥，而且在运动场上的表现比在考场上的表现还要好。品质至关重要。在面试未来的殖民地政务长官时，拉尔夫·福赛认为“握手时软绵犹疑”是一个显示内心软弱的迹象，应该特别加以留意。¹⁸ 1914年以前，甚至很可能还包括之后，人们还采取了所谓的“社交测试”，候选人如果给面试官递了一支弗吉尼亚烟而非土耳其香烟的话，他的入选资格立即就会因不符合当时的社交规范而被取消掉。¹⁹

因此英帝国的基调是偏贵族和偏保守的。这一点从那些印度官员及其太太在1945年7月末听到工党在大选中获胜消息时的反应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当他们乘游轮回国在地中海附近听到这一消息时，他们立刻就在担忧年金、公学和采矿权使用费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并就谁会接替里奥·埃默里出任印度事务大臣展开了讨论：

埃默里出局了，谁来接替？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上校”——他是个小贩但大家都这么叫他——听到传闻说是那个叫普莱姆·杜特（Palme Dutt）的家伙。我的天，好在他们至少选了个英国本土人来治理印度这片悲惨的土地，而没选黑人。²⁰

社会自负与种族自负相伴而行，皆可严重地危害英帝国。玛格丽·珀汉姆（Margery Perham）即持这种观点，她是一位非常博学而且敏锐的殖民事务评论家。但直到1942年2月的事件前，她都还毫无保留地支持当时家长式的帝国理念。在3月刊登于《泰晤士报》的两篇文章里，她对如果日本舰队在蒙巴萨（Mombasa） [3] 沿岸驻泊肯尼亚人应该怎么做这个敏感的问题进行了设问。她担忧，肯尼亚人可能会像马来人一样行事，因为英国对肯尼亚的统治没有能激起一点忠诚或者使其不同种族之间产生任何共同目标。问题的根源在于那些勤勉有加的英国殖民官员一旦完成其日常工作就会回到他们的宅邸和俱乐部，与各自为伴。这种自觉的疏离态度使他们没能赢得当地人的拥护，并令当地的统治阶层孤立于正在增长的受教育的少数黑人。假以时日，这些人最终会取而代之。²¹

珀汉姆小姐触动了一根敏感的神经。远东的战争在1942年春季已经很明显将很快扩展到印度洋，这场仗其实是一次种族冲突。日本的宣传将新加坡、香港和马尼拉的陷落作为亚洲人民的胜利及从白人统治下获得解放的里程碑来加以歌颂。澳大利亚战俘被迫去清扫新加坡的街道作为旧殖民秩序被推翻的标志；白人战俘无论来自地方还是部队都受到了系统的羞辱和虐待，这被受害者解释为一种种族报复的形式；一些人被肆意谋杀，就像1942年10月在直布罗陀群岛遇害的那22位官员、传教士和无线电操作员。²²

许多人听到了日本发出的种族战争号召。“我听到当地人说‘为什么抵抗日本人？我们受尽了白人的压迫，日本人不会比这更坏了。’”史末资在视察一支新组建的黑人士兵小队后如此写道。“但是，”他宽慰自己道，“我相信绝大多数人还是出于谨慎保持着他们的忠诚。”²³ 但实际上许多印度人、马来亚人和缅甸人并非如此。在至今还云山雾罩的战争阶段（因为英国官方保密规定过于鬼鬼祟祟），许多印度人、廓尔喀人（Ghurka）和泰米尔人部队投降日军，组建了印度国民军（INA），作为致力于推翻英印政府的民族主义力量。详细的数字不为人知；在1944年陆军情报部门认为印度国民军有35000人，一年后据估计有两万印度军队投向日军，每七个被俘士兵中就有两人。²⁴

当1945年夏印度军队要面对筛查印度国民军的幸存者这个不愉快的任务时，其情报官员发现了一个曾积极协助日军的核心集团，人数多达7600人，其中还有些人因为犯下过丑恶的战争罪行需要加以惩处。²⁵ 其余的多是在1941年至1942年冬撤离马来亚和缅甸的大混乱中失去方向的普通士兵，以及为了改善生活条件而选择配合的战俘。这些人大多是真的被英国遭受到失败惊呆了，因此对其旧统治者失去了信心。

加巴卡什·辛格上尉（Garbaksh Singh）是一个认为自己是印度未来的解放者的民族主义分子，英国情报部门认为他曾在新加坡的樟宜（Changi）监狱拷打、杀害过印度和中国战俘。²⁶ 还有些狂热分子比如占西（Jhansi）女王的女兵团在审问中拒绝合作，她们效忠1941年逃到德国的前国大党政客昌达拉·苏巴斯·鲍斯。²⁷ 他在柏林进行广播演讲指责民主制，将英国作为“进步与发展的绝对敌人”大加鞭挞。之后他于1943年6月乘潜艇抵达东京。²⁸ 就任印度国民军的领袖后，他全身心开始其重建工作。他是一个极具煽动力的演说者，印度政府把他当作强大的敌人。²⁹

印度国民军只是一个在印度进行颠覆活动以及在全亚洲进行反欧宣传的更大组织的一部分，这个组织由日本控制。它包括位于仰光专搞破坏和游击战的自治青年训练学校，以及在槟城负责培训马来亚人、中国人和暹罗人宣传员的学院。³⁰ 印度国民军士兵被告知一旦当他们和日军攻入孟加拉，当地就会爆发大规模反英起义。³¹ 与此同时，训练有素的破坏分子和游击队员也乘潜艇登陆，但几乎全被截获。截至10月末，共有42支日本发起的“第五纵队”被情报部门破获。³² 在战场上，印度国民军的表现也令其主人失望，经常有人重新叛逃回英军部队。

印度的政府对待印度国民军的态度非常严肃，担心其宣传会鼓动前线部队投降以及其特工可能在已经被国大党搅乱的地区激起叛乱。因此他们加强了对印度部队的监控和对部队邮件的检查。³³ 对抗日本的宣传也在进行，但是当局提醒作者在提及例如战后英国的“社会进步”等有争议问题时要小心处理，以免引起印度士兵追问为什么这些措施不能引入他们的国家。³⁴ 战后的亚洲政治是一片雷区，英国宣传工作者竭尽所能地避免提及除了日本获胜会彻底击碎印度实现政府自治希望以外的事情。美国的宣传则没这么多限制，1944年其对缅甸人发出信号表示盟军的胜利将“给缅甸带来和平与自由”。殖民事务部希望抗议这种对独立的承诺，却被希望与美国保持最好关系的外交部否决了。³⁵

在为了创造一个轻松、积极的部队气氛而为印度军队设计的乔什（字面意思就是“积极”）计划问题上，英国宣传工作者的处境要安全一些。在与缅甸接壤的边境服役的旁遮普士兵也许感受到了一些积极的气氛，当他们听到日本广播说鲍斯和印度国民军将在十天内进驻德里（Delhi） [4] 时，不禁笑道“除非坐火车否则他们到不了”。尽管被认为极有可能会对印度内部造成混乱，但最终鲍斯和印度国民军都没有对远东的战局产生什么影响。鲍斯在战争临近结束时死于飞机失事，这令印度政府长出了一口气，因为他们曾担心鲍斯过去的追随者可能在回国后成为暴力混乱的渊薮。³⁶

1944年在缅甸作战的军队中有三万名来自东非和西非的非洲民兵，像他们的印度同志一样，为了寻找政治不稳定的迹象，当局也监控了他们的通信和谈话。³⁷ 尽管陆军部在1939年10月就颁布了向部队派遣不同种族军官的命令，但黑人部队仍在受白人军官指挥。³⁸ 对黄金海岸的非洲民兵来说，其白人指挥官居然是来自南罗德西亚的白人定居者。³⁹

战争松动了英国本土的社会等级规范，非洲和西印度的等级规范却还和过去一样坚如磐石。英国殖民部采取了许多措施将其黑人子民与外部的任何可能令他们对自己的命运产生沮丧和不悦情绪的影响彻底地隔离开来。英国黑人与美国黑人士兵之间的交流被官方认为是不满和崩溃的巨大来源。衣着光鲜、收入不菲的美国黑人大兵引得贫穷的百慕大黑人频频侧目，因此在殖民部的压力下美国大兵被撤走了。驻防利比里亚的黑人士兵被禁止出入附近的英属非洲殖民地，原因依然是担心他们自信与富足的样子会引发不满情绪。⁴⁰

2000名在美国军队种族隔离政策下被贬去从事体力劳动的黑人士兵在1941年一到达特立尼达就引起了巨大骚动。他们到处花天酒地，使得一个不知名的当地民歌作者哀叹道：“我妻原本忠而贤/可恨大兵来捣乱。”⁴¹ 特立尼达总督也被他领地里的不速之客搞得心烦意乱。他将美国黑人看作是黑人好战分子和正在非洲渐成气候的回归非洲运动的代表。而这两者在特立尼达都不受欢迎。因为近期黑人在那里的罢工，以及1943年美国政府强制性地以波多黎各人取代黑人。

这段历史揭示了英美种族问题思维的奇特分歧。尽管美国政府十分愿意与英国殖民部合作将英帝国的黑人隔离起来，但是许多美国政客和媒体人总是喋喋不休地大谈同为黑人却在受到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但这种道德说教却因为美国令人震惊的种族冲突史而显得没有什么说服力。种族不平等可以算是一种美国生活方式；战争期间多地曾发生对立的黑人与白人士兵集团之间的血腥暴乱，其中包括一个在英国的美国陆军航空兵基地。⁴² 和也许曾经激怒印度国民军成员的那种情绪相呼应，一位被派往太平洋前线的美国黑人士兵据说要求为他准备这样的墓志铭：“这里长眠着一个黑人，他死于一场为保卫白种人与黄种人进行的战争。”⁴³

英国的战时宣传在对付这种自私自利思想时没遇到什么困难，至少在解释为什么一定要击败德国时是这样。《我的奋斗》中一段特别恶毒的话在非洲殖民地流传甚广，提醒黑人希特勒没有忘记他们：“除非假装自己是律师，否则的话那种试图教化半猿人的行为简直就是可耻的疯狂。”自1939年开始，信息部的殖民地部门就在不断通过电影、讲座、展览、小册子和路边剧等方式在英帝国内描绘英国的战争目的。纳粹的胜利将摧毁英帝国，而这正是其子民获得正义与进步的唯一希望。而在印度，宣传工作者则必须要小心不要自食其果，对德国的过度中伤恐怕会对全体白人的形象产生不好的影响，在提及为了自由和民主发动战争时又总是特别小心谨慎。⁴⁴ 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提醒殖民帝国的子民们，战后他们将被当作伙伴而非附庸。

于是希特勒就成了恶人的反面典型。就这样，他出现在一直精彩的豪萨语诗歌Hitler bata kasa里，翻译的版本也依旧铿锵有力：

英国人对付恶人有办法；

希特勒为祸四方；

英国人能够对付德国的希特勒；

希特勒无父无君鸡鸣狗盗。

英国人能对付德国的希特勒。⁴⁵

黄金海岸的一个歌词作者在一首传统风格的战歌中呼唤帝国团结，妇女会在战鼓的伴奏下吟唱它：

不列颠帝国的妇女放声歌唱

她们的勇士激励了准备为自由献身的坚定同志

自治领和印度

以及在那遥远的七海之岛上的赤子

祖国英格兰的赤子

放声高唱吧，大英帝国的妇女。⁴⁶

现代的宣传技术在1941年的北婆罗洲得到了应用。鉴于日本的威胁，一次巡回展览展示了放大的英国战列舰和航空母舰的照片，以安抚人心。英语和马来语的战报在传阅时还附上了一封致户主的留言：“请把马来语的那页新闻交给您的勤杂工或男仆。”还有很多以“飞越婆罗洲”和“为胜利筹款”等主题的公共讲座，还上映了一部鼓舞人心的电影《卡维尔护士》（Nurse Cavell），片中的女主角因为在1914年勇敢地违抗德国人被处以死刑。⁴⁷

不同于日本，德国和意大利没有试图争取大英帝国臣民的支持：这可以理解，因为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是种族主义色彩的信条。然而它们却共同努力利用近期巴勒斯坦的紧张局势来争取阿拉伯人的民意支持。英美被描绘成犹太人的同谋，因此也就是全世界阿拉伯人的仇敌。当盟军在埃及和北非取得胜利以后，突尼斯广播电台在1942年12月宣称：“英美为了报答犹太人，要把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变成第二个巴勒斯坦。”⁴⁸

英国的宣传不但高扬英美的正义性，还激励英帝国各个层级每个角落的男男女女都为帝国的战争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况相同，英帝国调动了所有自治领和殖民地的资源支持战争。培训战斗人员也极为重要，参加这场战争的士兵人数为：

以上数字表示所有曾经在这次战争中服役的人员，但是在一些时候曾经解散了部分军队。南非第一师在解放了阿比西尼亚之后解甲归田，而当日本被赶出新几内亚之后澳新士兵也在1943年至1944年转而去支援工业生产。然而在1945年，澳大利亚依然有36.5万名武装人员，其中4/5是志愿者。加拿大面临着和一战中同样的人手问题，到1943年，自愿去海外服役的人数逐年降低，因此次年政府实行了义务兵役制，好在那些被强制征来的人只是被派往西印度群岛驻防，而不是意大利和法国前线。

非洲的情况令人尤其印象深刻。1943年初，耐瑟兰德为英王非洲步枪团提供了两万人，还有13000人承担了战争劳役，主要是在北罗德西亚的铜矿中。这个数字占了其成年男性总数的1/3.⁵⁰ 至此，殖民地当局遭遇了人力短缺，在埃及和北非进行的机场和基地的修筑工作尤其如此。和在上一场战争中一样，最高指挥部强烈要求黑人士兵帮助白人守卫前线，在1943年至1944年初，这种呼声更高了，因为大量军队正被集中起来进行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行动。⁵¹

1943年7月，肯尼亚政府报告说67000人入伍已是极限，无法再征召更多。⁵² 总的来看，搬运工作在东非地区不受欢迎，尽管政府做了“细致的宣传工作”，但这在民间习惯面前毫无作用。“人们对在上次战役中遭受的辛苦和损失仍然记忆犹新，认为我们不守承诺的想法依然徘徊不散。”乌干达总督向白厅如此进行了汇报。⁵³ 他和坦噶尼喀总督都因为找不到身心合格的志愿兵而灰心丧气，后者甚至担心也许他将不得不强迫别人站出来。⁵⁴ 尽管各殖民地政府总算完成了征兵定额，但他们也指出这样做的代价就是减少了从事战争物资生产的劳动力。⁵⁵

掌握好穿制服的战士与穿工作服的军需物资生产者之间的比例关系至关重要。“这场战争不是人的战争，而是高度专业化的机器之间的战争。”1941年8月丘吉尔告诉麦肯兹。⁵⁶ 除去加拿大，英帝国制造高精装备的潜力有限，使得南半球的自治领和殖民地几乎完全依赖英国本土和美国。好在1940年7月有关国家在德里召开会议后，他们开始试图改善战争物资在该地区的生产和分配。

结果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专业化与合作化。拥有先进机床工业的澳大利亚从1941年8月开始生产轻机枪、24磅炮和防空炮，其中一部分直到1942年初才运到英国。南非的冶金工业负责生产机库和可折叠桥梁，但一开始却因为缺少掌握复杂工艺的技师而受到阻碍。⁵⁷ 新西兰生产无线电设备，热带殖民地则提供原材料，锡兰在马来亚陷落后迅速地提高了其橡胶产量。

这个突击式的计划填补了空缺，但帝国工业能效的最终统计数据反映了英帝国内工业产能的集中程度：

以上数据不含南非生产的装甲车和摩托车以及印度生产的步枪和弹药。

英帝国提供的相当多装备、物资和服务费用是最终由英国买单的。战争一爆发，印度和殖民地在伦敦的英镑储备因为被宣布为不可兑换因此实际上处于冻结状态。然后就被征用作为军费，因此殖民地进口货物时是赊购或者以国债等形式支付的。结果造成殖民地欠英国的债务额从1939年的1.5亿英镑飙升至1945年的4.54亿英镑。印度因此获利颇丰，因为根据1940年的《国防预算协定》，英国承诺提供部署在南亚次大陆以外的印度军队的全部开支。1939年时印度欠英国3.5亿英镑，而到战争结束时英国反而欠了印度12亿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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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的英国还面临着其他一些不那么明确的账目要结算。二战期间，丘吉尔曾查禁了一幅海报，上面画的是一个体型佝偻的小孩在一片阴暗潮湿的空地玩耍，旁边的墙上写着“疾病”和“漠视”，海报的说明为“找回你曾经的不列颠”。⁵⁸ 其他不那么尖刻的宣传材料未遭查禁，不过也传递了同样的信息：人民的战争将会是消除无知、贫穷、住房简陋、失业问题和疾病等全国性革新时代的序幕，而这一切都应该由一个仁慈的国家来完成。负责军队教育的人员以如何将这些变成现实为题组织了无数次讲座、讨论和辩论。这在五年的时间里就将战士们变得比他们1918年的前辈少了许多恭顺，政治上更加激进，也更了解这个世界。他们为1945年7月工党的选举胜利做出了贡献，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不是决定性的贡献，他们对于这带来的前景也比别人要兴奋得多。驻防印度和远东的部队中的信件检查员发现“普遍认为他们（工党）将在战后重建中创立奇功”。⁵⁹

有色人种士兵也在期待一个更好的未来。据工党的殖民事务专家阿瑟·克雷奇·琼斯说，黑人士兵与其英国将士同仇敌忾。⁶⁰ 1945年10月对印度士兵的一项调查显示，以期待程度排序，战后他们希望获得：一个舒适的家、一份年金、一个体贴的太太、一个孩子、了解预防疟疾的方法、一两头牛、教育系统、一家妇产科及综合医院、猎枪和一匹马。⁶¹

对许多印度士兵来说，1944年至1945年在意大利前线的服役经历使他们了解到了其祖国的落后，并使他们产生了回到家乡、改变家乡的强烈冲动。知识看来是民族复兴的关键，一些土兵要求建立传授技术科目的国民教育体系。有人说道：“西方人在艺术、文化和社会革新方面太先进了。印度在每一方面都落在后面。主要原因是种姓太多，我国人永远也不会团结起来做任何事。”⁶²

战争也使非洲士兵开始审视自身和他们村庄以外的世界。“非洲人正在试着站起来并用不同以往的眼光看周围。”曾在缅甸指挥东非士兵的小说家杰拉尔德·汉利写道。在看到印度的贫穷之后，战士们对印度的敬意消失了。尤其重要的是非洲人获得了新的体会：“如果人学会了吸烟、吃罐头和读报纸，那他将渐渐变得想继续满足这些感官，而他也就需要赚更多的钱来这样做。”非洲旧文化成了这一变革的牺牲品。当人们问他为何没人再唱传统歌曲时，一个罗德西亚土兵回答道：“为什么我们还要唱那些东西？我们像欧洲人一样有了报纸和思想。那种音乐属于老人和已经过去的那个时代。”⁶³ 不过对旧文化的忠诚依旧顽强；汉利的战士就没有接受那一小撮受过教育的非洲精英影响。汉利确信：“土兵对‘乔治国王’的感情，不仅仅和对‘主人’的日落故事一样，而是实实在在的……他们把他当作全体不列颠人的王。”⁶⁴

【注释】

[1] 仰光：缅甸首都和最大城市，位于该国南部，在仰光河上，在仰光河注入伊洛瓦底江的河口上，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出海处。直到1750年成为缅甸王国首都之前，它一直是一座小渔村。1852年英国人占领该城后，其发展速度迅速加快。

[2] 曼德勒：缅甸中部的一座城市，位于仰光以北伊洛瓦底江沿岸。1860年到1885年是缅甸王国的首府，1885年被英国吞占，二战中该市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

[3] 蒙巴萨：肯尼亚东南部的城市，大部分位于桑给巴尔北部印度洋上的蒙巴萨岛上。1498年达伽马在其第一次航行印度时到过此地。这一岛城在20世纪早期以前曾先后被葡萄牙、阿曼、桑给巴尔和英国统治过。

[4] 德里：印度中部偏北一城市，临朱木拿河。自古以来该市就占重要地位。17世纪沙贾汗皇帝重建这座古城，用高高的石头墙围住包括莫卧儿皇宫在内的红堡。德里的新建部分在1912年成为英属印度的首都，1947年成为独立了的印度的首都。

第十二章
保卫旧特权：英帝国的复辟
1942-1945

二战结束后刚刚一年多，英国西法夫选区的共产党议员威利·加拉赫（Willie Gallacher）就在议会下院宣布：“把英帝国交给美国金主——我们唯一的希望。”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并嘲笑一下保守党，他引用了丘吉尔在1941年对罗斯福说的话：“没有美国，英帝国无以自立。”¹ 加拉赫像其他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新晋下院议员一样，很善于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他政客倾向于避而不谈的真相。

从1941年起，英国就已经被抵押给了美国。随着战争的进行，人们清楚地发现经济上失去独立使得英国政府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自由决定英帝国的未来。然而不能忽视美国人的意见，因为美国士兵正在担负与日本人战斗的重任。1942年至1945年太平洋战场上的胜利使英国有可能重新获得其远东殖民地。很多美国人觉得这可不该是他们的奋斗事业；许多人追问为何美国人要为了让英国继续统治马来人和缅甸人而流血牺牲。

反帝国主义情绪在美国大行其道。大众的观点是：包括英帝国在内的一切帝国都是寄生性的暴政统治，正在迅速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帝国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Sumner Welles）断言道。对他和其他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来说，这场战争是为了全世界的民主和人权而进行一次十字军圣战。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正在积聚能量并将造就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没有哪个国家能肆意统治其他民族。普通人也同意这个观点：1942年和1945年的民意测验显示56%的美国人认为英帝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压迫性”。²

考虑到美国媒体对英帝国的态度，人们这样想也是顺理成章。“英国人的把戏还是老一套，”《芝加哥论坛报》在1945年4月一篇典型的批评文章中这样断言，“英国手里的它不会撒手。别人的它则要分一杯羹。”英国官员在美军解放所罗门群岛后迅速地掌握了当地权力，这就是上述贪婪及伴随着的狡猾的例子。美国人拼命建立了一个更加公平的新世界，那里没有英国殖民官员颁布法律的余地，《芝加哥论坛报》要求国际上讨论一切“长期受压迫民族”的领土前途。³ 然而讽刺的是，那位境界高尚的报社编辑并不知道，最近回国的英国官员一直在抗议近来美国空军战机对所罗门群岛上亲日村庄的空袭行动。⁴

本能的反帝国主义背后是教科书上所教授的美国独立战争：热爱自由的殖民地居民奋起反抗狂妄暴虐的英国乔治三世国王和他残忍的红衫军。因此英国的帝国支持者经常被贴上“托利党”的标签并非巧合，这个侮辱性词汇也曾被用于指称1776年独立战争时的效忠派。从更高的政治层次来讲，人们强烈地感觉到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英帝国和英镑区的存在是美国政府致力于在全世界建立开放市场的主要障碍。

而且英国人也很狡猾，不论他们当众怎么说，他们的基本战争目的一直是维持他们的帝国和世界霸权。帕特里克·赫尔利（Patrick Hurley）少将曾是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名牛仔，对自己的拔枪速度很感自豪，而现在他则主动负责嗅探英国人的诡计并报告美国国务院。1942年他在波斯（Persia）宣称英国人正在挪用《租借法案》的物资进行帝国建设，其中还涉及与俄国人的秘密交易。两年后赫尔利在远东工作时，他指责英国、法国与荷兰不顾盟国在《大西洋宪章》中的承诺，正在秘密准备重新占领其原有殖民地。⁵ 赫尔利是一个极端的反英狂，但是他的观点并不特殊；罗斯福也不时地猛烈抨击英国人的虚伪和贪婪。

赫尔利和其他美国反帝国主义者认为《大西洋宪章》绝顶重要。这是一份罗斯福和丘吉尔在1941年8月同意的关于英美战争目标的理想主义宣言。对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读过它的人来说，《大西洋宪章》是建立一个公正新世界秩序的蓝图。从字面上理解的话，它似乎破坏了一切帝国的道德基础。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已经宣誓他们将维护“一切民族自由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并希望看到那些被强制剥夺的主权和被推翻的自治政府获得恢复”。

但丘吉尔不喜欢这样的措辞，因为这看起来与英国统治其殖民地的权利相矛盾。又考虑了一下，他安慰自己，对于那些被日本人占领的殖民地，“主权”指的是英国的王权而非当地土著的王权。丘吉尔还轻松地假设其余的殖民地不在《大西洋宪章》的范围内。他的副手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并不这么想，而是和许多英国人一样认为《大西洋宪章》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殖民部不情愿地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指出在“遥远的未来”某些殖民地可能会获得主权地位。另一些则决不会；战略上的考虑要求英国永久把持直布罗陀、马耳他、塞浦路斯和亚丁，出于很多其他原因英国也不能放弃对冈比亚、婆罗洲、马来亚、香港、百慕大、斐济、福克兰群岛和英属洪都拉斯（伯利兹）的控制。⁶ 负责殖民地战争宣传的人接到命令要尽可能地对《大西洋宪章》及其有关事项三缄其口。⁷

说服美国人相信英帝国的子民没有遭到蹂躏和剥削是摆脱《大西洋宪章》所带来道德困境的一个办法。从1941年起，英国政府付出了很大努力去教化美国的政客和控制舆论的人，这个过程从此一直持续了20年。所传递的信息都是一样的：英国的殖民地政府是无私的、人道的、公正的，而且一直在为了人民的最大利益工作，否则他们就会失去这些利益。前印度当局行政官黑利勋爵（Lord Hailey）是战时帝国辩护者中的明星人物，他对非洲事务见解颇深，体现着殖民官员身上所有美好和可贵的品质。在听了这位超凡脱俗的人物向一群非洲知识分子阐述英国统治的好处后，一位殖民部官员酸溜溜地评论说：“把那么多管理事务从贝利这样的人手里交给那些带着酒瓶底眼镜、瓮声瓮气说个不停的长发家伙们简直就是一场愚蠢的悲剧。”⁸

这些评论背后是隐约可见的反美偏见。深深为自身的正直感到骄傲的英国人对美国的道德批评十分敏感。据乔治·奥威尔的观点，二战前对美国抱有敌意的人还局限于社会的上层和中上层。他认为这种敌意植根于这些人对美国增长中的商业力量和美国人平等主义观点的不信任感。相反，工人阶级则迷上了美国电影和流行音乐，而美国的生活水平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⁹ 随着战争的进行，英国人的态度也开始逐渐一致起来，大量美国兵的出现造成了这种局面。尽管奥威尔令人奇怪地把这种新的反美主义归咎于美军人员都是中产阶级，而不太可能与英国工人阶级相处融洽，但是人们还是普遍认为美国人的“工资过多、做爱过多、人数过多”。

不过在最高层面上还是上层英国人跟美国人打交道，许多人都觉得这差事不好干。负责谈判战时金融协议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 觉得美国口音刺耳，称之为“切诺基”英语。¹⁰ 哈罗德·麦克米兰的贵族气质也与美国人的言谈举止发生激烈碰撞。他察觉到英国人那种传统的势利心理一出国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对外国人的蔑视和反感”，从这样富有揭示性的观点我们也许能猜出美国人对他这类人的看法。¹¹

美国人指控被殖民种族遭到虐待是造成英美不和的一贯原因。英国人很快反击，对美国人脆弱的国内种族主义问题发动攻势。1942年著名评论家南希·丘纳德（Nancy Cunard）呼吁立法禁止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并称英国人对黑人抱有“轻率的偏见”而美国人则是“狂热的仇恨”。¹² 1946年有四名黑人在佐治亚州的门罗市被私刑杀害，这使访问那里的左翼工党议员汤姆·德赖伯格（Tom Driberg）夸口说这种野蛮行为绝对不会在英国及其殖民地发生，在那里“没有或几乎没有种族歧视存在”。¹³ 这并不全属实；但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和私刑处死以及遍地发生的种族骚乱使美国人关于殖民压迫的布道听起来像是在信口胡说。1942年甘地就在给罗斯福的私人信件里转弯抹角地提出了这一点，但是并未被接受。¹⁴ 英美之间口角的根源与历史已经被无数人研究过，有时这些研究带来的印象是同盟国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场永不停歇、毫无意义的缠斗。事实并非如此，很大程度上多亏了丘吉尔和罗斯福的性格。虽然并不总是那么平顺，然而他们的交往建立在热情的私人关系、互相敬佩和双方特别直率的性格之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纽带就是打败希特勒的共同决心，尽管在1942年和1943年美军指挥官怀疑英国在是否与西欧的德军鏖战问题上想要退缩。

在把战争进行到底问题上，敏锐的美国人奇怪地发现有两个意见向左的英国。1942年4月，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2] 告诉凯恩斯在美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苏伊士以东的英国土地和英国本土差别巨大，英国在欧洲的战争是一场解放战争，而在亚洲则是在为保卫旧特权而战”。¹⁵ 李普曼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尽管当他写下“旧特权”这个字眼时老的殖民秩序正在衰退。当新加坡可耻地陷落时它就已经不复存在，而其道德基础也由于英美两国国内的广泛批评而不断消散。

英国的大众舆论和美国的反帝国主义思想都使英国政府不可能再开历史倒车。从今以后，英帝国的统治者明白为了使其殖民地继续存在于战后世界，他们必须抛弃“我都是为你们好”的旧观点，转而去倾听、回应其子民的内心愿望。1942年3月17日黑利勋爵在《旁观者》的文章里就指出了这一点，文中他还讨论了在远东重建帝国政府的困难。1945年初，88岁高龄的卢加德勋爵（Lord Lugard）还在充满慈爱地注视着海外世界的新气象。新的时代即将到来，而英国有责任将通过这场战争取得的人类基本自由推及其海外殖民地居民。现在到了各殖民地练习自治的时候了。¹⁶

这个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帝国开疆拓土的干将同时也是对殖民地间接统治制度的设计师居然会转而拥护那些一旦实行就必然会导致殖民帝国解体的思想，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战争期间人们发生了怎样的态度转变。但是如果考虑到英帝国的性质，那么卢加德的转变也并非全然令人惊讶。帝国在他的有生之年发生了很多转变，而如果存在一种帝国观的话，那么它就是：帝国是一个不断进化的有机体。到1945年，人们对英帝国的去向达成了共识：只要可行，所有殖民地都将缓慢地转变为自我管理的自治领。工党已经誓言要实现印度以及其他殖民地的自治，前提是他们还需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¹⁷ 工党首相赫伯特·莫里森说得更加直白：让殖民地过早独立就像把“钥匙、银行账户或者散弹枪”交给一个10岁小孩一般愚蠢。¹⁸

帝国宣传开始随着英国的新气象而调整，采取了一种收缩性的，有时还略带歉疚的态度。“‘帝国’这个词如今在很多人听来很刺耳。这让他们想起纳粹关于高级种族统治其他种族的思想。”陆军教育理事会在1944年4月发行的一份咨询手册这样写道。¹⁹ 从1941年末开始，教育士兵了解英帝国及其在战后世界将发挥的关键作用就一直是军队教育的任务之一。²⁰ 他们提醒每个阶级，作为英帝国的一部分意味着他们是“一个强大的全球大家庭的成员而非一个弱小国家的公民”。与此同时，也鼓励教育者去破除认为大多数土著民族无法教育的偏见，并且颂扬他们的手工技巧或者韵律感等天赋。殖民地民族现在是英国的伙伴，英国负责保护他们免遭“私人企业的无情剥削”，并帮助他们走向繁荣和独立。一幅简笔素描画解释了这条前进之路，上面画着一个土著人头顶着一大堆行李向一个草棚走去，棚子里只有两个妇女而没有任何家具。与此相对的一幅画着一间有床和衣橱的平房，外面那个土著骑着车，车后面放着他的行李。²¹

仁慈的帝国主义随时代出现。像在英国国内一样，英帝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更好的纪元，其子民的福祉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英帝国失去了原来的色彩，变得非常崇高。不论如何，人们希望战争结束后会出现一个人类和谐安宁的时代，而英国希望在这个时代里还有人道的帝国主义的一席之地，将英帝国包装成那样对英国人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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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不仅要说服美国接受英帝国是好的，还要让美国帮英国防御印度并收复远东的殖民地。这些都是次要的战争目标而且都是英国力所不能及的。盟国在这一地区的资源和战略掌握在1943年夏设立的东南亚战区司令部（SEAC）手中，这个组织的缩写也被好讽刺的美国人不久就改成了“挽救英格兰的旧殖民地”。东南亚战区司令部还需要挽回英国在该地区行将消亡的声望，因此丘吉尔非常希望英国人来当总司令。

然而他的人选却很古怪，引起许多争议。路易斯·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海军中将在1943年43岁，服役经历良好，他的升官速度如果放在18世纪可能将引起惊讶和不满。他是一个德国小诸侯的次子，其父与维多利亚女王沾亲带故，在皇家海军功勋卓著。蒙巴顿自视甚高、野心勃勃、工作卖力，但是却还是带着点儿花花公子的感觉。对丘吉尔来说，蒙巴顿是为英帝国而战的理想代言人。多年以前，丘吉尔就对T.E.劳伦斯这位他和其他人心目中真正的，同时也许是绝后的帝国英雄产生了深深的崇敬之情。1935年劳伦斯的离世令丘吉尔备受打击，他对这位将可能在下次战争中弥足珍贵的人才就这样陨落而深感惋惜。不过，丘吉尔也在寻找下一个劳伦斯。他先是对在缅甸指挥敌后组织（Chindits）的奥德·温盖特（Orde Wingate）很感兴趣。²² 不过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蒙巴顿，即使他没有劳伦斯那样的智商和想象力，也还是具有勇猛、英俊、勤勉、善于表现等优点。

美国政府支持了对蒙巴顿的任命，因为他看起来不那么僵化，也比一般的英国陆海军将领更具“民主”气质。²³ 更加年长和更有资历的候选者因为落选而不满，尽管蒙巴顿在亚洲面临的是一场苦斗，对手不仅是日本人，还有美国人。因为盟军东南亚战区的一切行动都需要美国批准。1944年4月蒙巴顿的参谋长亨利·鲍内尔爵士坦率地总结了这一情况：“美国人可真抓住我们的死穴了……他们不给我们物资，在这一战区我们就无法做任何事，无论是两栖作战还是单栖作战……如果他们不同意行动，就不给物资。”²⁴ 1943年至1944年的地中海地区也是同样的情况，当时美国最高司令部极其不愿派飞机和登陆艇到意大利前线，他们认为那里没有太平洋地区重要。

在盟军东南亚战区，美国人把他们的希望主要寄托在蒋介石的国民军身上，他们的理想比重新恢复英国、法国与荷兰的殖民地要更加崇高。此外，按照美国对战后世界的设想，中国是远东的一个地区性大国，并希望它将担负起大部分维持和平的责任。直到在1944年10月被替换前，蒋介石的总参谋长都是那个仇英反帝的史迪威，尽管他在公开场合很客气，但私底下很鄙视英国人。蒙巴顿多次被他用下面这些词羞辱：“追风少年”、“票友”、“蠢货”、“幼稚的路易斯”、“出镜狂”以及“尿壶”等等。而蒙巴顿的同胞们则是“一有机会就想尽办法害我们的可恶伪君子，猪狗不如”。²⁵

史迪威的咒骂生动地体现了美国人对英国战争目标的疑虑。在远东地区，这些目标与盟军的目标相互矛盾；即使是有日本人残暴的统治在先，再有想象力的人也没办法把重新殖民缅甸和马来亚说成是解放。他们都曾受到前宗主国英国的压迫。

1943年12月，罗斯福宣布他准备让一个国际委员会管理印度支那而非继续将它留在法国人手中。但是要把这样的安排也施行到英国的前殖民地就要难多了，只要一提到战后帝国的话题，丘吉尔就变得极其强硬。在各党的一致强烈支持下，丘吉尔及其继任者艾德礼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对讨论欧洲殖民地的国际控制问题采取了拖延战术。英国在希腊的政策也令美国人感到不安。1944年至1945年，英国军队支持当地反共派别试图获取对东地中海地区的完全控制。当1944年战局发生改变的时候，昨天看起来还是民主和自由保卫者的英国，已经蜕变为过去曾经那个贪婪的帝国主义雄狮，要攫取能得到的最大一份。

缺乏战争能力减缓了这头雄狮在远东的速度。1944年3月的科希马（Kohima）战役和6月的英帕尔（Imphal）战役终于保证了印度的安全。八个月前，丘吉尔要求进行“重炮行动”，在苏门答腊（Sumatra）登陆为进攻新加坡提供基地。这项计划因为丘吉尔另一个异想天开的计划而被放弃，他想通过把德国人赶出多德卡尼斯群岛（Dodecanese Islands）而把土耳其拉到盟军这边。但这被美国人否决了，他们要让一切可用力量集中于迫在眉睫的进攻法国行动上。欧洲前线继续享受比远东更高的优先级；1944年10月蒙巴顿被告知没有多余的军队可供他从海上发起对仰光的进攻。

一直到了1945年2月他们才得到了进军仰光的许可。紧随其后的是在1945年6月至1946年3月间在暹罗和马来亚的大规模登陆作战，代号分别是“罗杰”、“拉链”和“武力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行动代号有一种特别的诗意；其来源和发明人都应该被仔细地研究。）

和以前一样，盟军兵不血刃地完成了“拉链”行动和“武力威胁”行动。从1942年中期开始把摊子铺得太大的日本正在输掉这场防御战。日本帝国海军自从中途岛海战就失去了优势和主动权，尽管付出了很大努力，日本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还是没能将其重新夺回。到1944年和1945年之交的冬季，美军已经占领了琉球群岛（Ryukyu Islands）、硫磺岛（Iwo Jima）和冲绳（Okinawa），在春季，美国陆军航空队的B-29轰炸机也开始了对日本城市的大规模空袭。1945年6月，德国投降还不到一个月，一份详细的进攻日本计划已经被起草出来。13或14个美军师将在1945年11月进攻九州（Kyushu），另外25个师再加一个英联邦小分队，将在1946年3月登陆本州（Honshu），马来亚也同时进行最后一波推进。迄今为止，英国实际上还没有在太平洋战场发挥任何作用，不过随着德国败局已定，丘吉尔履行了他对澳大利亚的诺言，开始派军舰加入美国海军。到1945年夏，已有近百艘英国和英联邦军舰在日本海域活动。

不过军舰以及在日本本土和马来亚登陆的详细计划都是多余的。8月6日，一颗原子弹在广岛（Hiroshima）上空爆炸，三天后另一颗在长崎（Nagasaki）爆炸。这些打击与俄国人对日宣战一起迫使日本政府在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现在英国重新夺回其殖民地的道路畅通了，还可以顺便帮法国与荷兰夺回它们的殖民地。仰光在春季已经被攻占，9月9日英印军队在马来亚登陆。三天后新加坡也不费一枪一弹就被夺回。日本将军献出军刀时，蒙巴顿不禁觉得他们好像是“一群穿着肥裤子的猴子，手几乎垂到了地上”。未来的新加坡首相李光耀（Lee Kuan Yew）认为“对这些矬子武士们的终极羞辱”是“东南亚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之一”。²⁶ 那它是不是英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之一呢？很可能不是，英国人是仰仗着美国人才回到马来亚的。尽管如此，英国统治还是比日本统治好得多。英军也受到了热烈欢迎，尽管一个记者还是对这样一个“跌跌撞撞的呆板”政府将会造成“趋炎附势的二流新加坡”重现感到失望。²⁷ 不过解放者的士兵们可一点也不呆板，他们军容不整，向上级敬礼也是松松垮垮的，令蒙巴顿颇为恼火。²⁸ 这也许是，他们对一切说再见的方式吧，因为战争终于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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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国熬过了战争，没有损失领土，尽管自从慕尼黑之后一直受损的声誉已难以细数。为取得胜利而付出的生命代价比1918年少了很多；人员伤亡如下：

经济损失则比1918年重得多，就像张伯伦曾经预言的那样，战争动员耗尽了英国的储备。英国失去了其2/3的战前外贸及1/4的库存财富。1945年12月，英国不得不向美国以2%的利率借得一笔375亿美元的贷款，同时保证在一年后当这些钱被换成英镑时将可以自由兑换。这将阻碍建立在外贸基础上的经济复苏，好在美国政府免除了英国20亿美元的《租借法案》债务。

因此在1945年英国成了一个保有着（依旧是世界最大的）帝国的债务国，并且还紧抱着全球性大国的骄傲不放。但是当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见斯大林和罗斯福时，有人把这三巨头和凯撒死后的三执政做了比较。斯大林和罗斯福是巨人，是屋大维（Octavius） [3] 和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而丘吉尔尽管舌灿莲花，仍然是那个被人遗忘的李必达（Lepidus）。俄国和美国通过其工业和军事力量成为了“超级大国”，只给英国留了一个次要地位。美国在当时是超级大国中较强大的一个，掌握着全世界2/3的黄金储备、海空霸权，以及最重要的制造原子弹的科技。它的工业和银行系统未遭战争蹂躏，它实际上享有英国在1815年那样的全球霸权。

英国只有帝国可以使它算得上一个全球性大国，它在这个由两大国主宰的世界里前途未卜。由于各种政治经济原因，这两国在领土、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方面都处于敌对状态。此外，1938年起新工党政府就在保证印度政府自治，并准备信守诺言。独立也是更多殖民地的目的地，尽管没有人准备说这趟旅程究竟会花多久才能完成。从政治逻辑上讲，如果这一概念成立，英国已经在致力于将其海外帝国解体并因此葬送其全球力量的过程。当然，帝国的新思维并不被认为是一份自杀遗言；它认为旧殖民地将变成新自治领，而它们与英国的联系将使世界认为它仍然是一个全球性国家。

【注释】

[1] 英国经济学家，他认为严重的失业是由于消费需求的不足，可以通过一些政府资助项目来缓解。他也提倡政府通过赤字开支来刺激经济活动。

[2] 美国新闻记者。他在1958年和1962年获普利策奖。

[3] 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尤利斯·凯撒的侄孙。他于公元前31年打败马克·安东尼及克娄巴特拉，然后得到了整个帝国的统治权，于公元前29年称帝，并于公元前27年被授予奥古斯都称号。

第五部分
日落斜阳
1945-1998

第一章
焦躁的殖民主义者：战后世界的英帝国

冷战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英帝国最后几十年的历史。它始于1944至1945年间的冬天，此时英国和美国的战略决策者开始对苏联在中东欧建立强大军事力量的规模和目的感到惶恐不安。1988年12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宣布将撤出苏联部署在欧洲的武器装备则意味着冷战的结束。在某些方面，冷战跟它的前身——“大棋局”，即英国和俄国在19世纪的中亚之争——十分相似，尽管后者听起来没有那么险恶。它是一场关于胆量、外交手段、军备竞赛、情报搜集与破坏的角逐，双方对彼此间心怀不轨的意图和能力表现出持续的担忧。不过冷战时的情况更加险恶，互相对抗的两阵营不断地宣扬其目标是要建立由共产主义或是资本主义一手遮天的世界，而且从1949年8月苏联进行第一次原子弹试验起，核战争的威胁从未间断。

冷战不是蓄意发起的，在早期也并没有人知道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持续多久，那些在华盛顿和伦敦负责远景规划的人也只是明白在二战结束之际苏联会在东欧拥有一个庞大的无形帝国。由于害怕苏联利用在欧洲日益壮大的共产党为代理人进行扩张，1944年12月希腊内战爆发。四个月后，麦克米伦将斯大林形容为“另一个拿破仑”，而美国战略家已然洞悉了这一点，他们从1944年5月就感到英国无法在离开美国援助的情况下抵抗战后苏联对西欧的侵犯。¹

英国主要担心苏联对其帝国的威胁，他们对1946前半年苏联对利比亚和达达尼尔海峡的觊觎感到不安，并拒绝撤离波斯北部。在1946年2月联合国第一次大会上，苏联政府抨击英国在地中海、印度、波斯和荷属东印度的政策，使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坚信苏联将“谋求摧毁英帝国”。美国的军事战略家也持相同观点，他们认为在也许会出现的持久全球对抗中，英帝国将发挥巨大作用。²

1946年2月，丘吉尔在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的热烈支持下，赴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顿（Fulton）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明确地强调此时英美结盟正如曾经在战时一样至关重要。美国需要英国作为盟友来对抗并不友好的苏联，因此华盛顿对英帝国的态度变得温和。1944至1945年间的冬天，罗斯福缓和了反对法国重新占有印度支那的态度，似乎意味着一些改变。印度支那（胡志明在那里领导着越南独立同盟会）和马来亚出现了大量共产主义抗日运动，极有可能颠覆政权，此时允许前任统治者重新占领这两个殖民地在政治上无疑是明智之举。非殖民化仍会到来，但这一进程最好交给英国和法国，他们会在将权力转交给傀儡之前把当地的共产党员消灭殆尽。冷战的第一次小规模冲突发生在1945-1946年冬春的西贡（Saigon），英印武装控制该城市，以确保法国的一支军队能成功登陆。日本战俘重拾装备并积极投入到对越盟游击队员的作战中。³ 这种用旧敌御故友的做法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上将愤怒不已，显然他还需要去领会整个世界正在兴起的关于忠诚和盟友的新格局。

工党政府并不欢迎冷战，尤其是因为它阻碍了国家的复苏，因为本就稀缺的资源不得不投入到军备竞赛中。1945年的竞选中，工党以大胆的设想取胜，其竞选纲领《让我们面对未来》（Let us Face the Future）描绘了一幅有关社会和经济革命的宏伟蓝图，旨在建立一个新的耶路撒冷。福利和教育由富有的政府负责，经济复兴通过国有制、白厅管理和私人企业的融合来实现。这背后的逻辑一直影响着英国的政策，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玛格丽特·撒切尔基于对自由市场价值的认识，启动了一场全新而至今仍未完成的革命。像1945年工党的追随者一样，她的拥护者也是空想家，确信他们已经寻找到完美的制度，能带来普遍的认可和繁荣。

在1945年大选之际，帝国问题居于次要地位。工党的确表明它会给予印度自治，但当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议员竞选中提到这一问题时，他被礼貌地无视了。⁴ 英国的西非学生常常听到工党，尤其是党内左翼政治家发出同情的声音，故而积极投入到竞选中，期望工党的胜利能够使他们国家离独立之日更近一步。结果却令他们失望了，而且在几年之后他们便发现工党和保守党的殖民地政策如出一辙。⁵

这并不公平，但却可以理解。既然已经决心要在英国建立新耶路撒冷，工党便着手在殖民地建立一些小耶路撒冷。这是工党殖民地政策的宗旨，事实上与旧时温和的帝国主义没有什么两样。社会公正至少与最终的自治同等重要。克里奇·琼斯（Creech Jones）曾说，“在肯尼亚，占统治地位的种族用廉价劳工支撑起它的文明，那种社会是不能容忍的”，尽管自1946年起他在殖民大臣任内也没能做出什么改变。⁶ 不过他确实吓坏了非洲的白人居民，以至于当1951年10月保守党赢得大选后，他们才如释重负。⁷

工党殖民政策的指导方针刚好在战前和战时构想出来。社会和经济的复苏要优先于自治的方案，尽管二者其实是互补的。问题在于英国的热带殖民地十分贫穷和落后。一个调查委员会于战前不久抵达西印度群岛，揭露了这滩死水的浑浊景象：非婚生育率达到60%到70%，性病蔓延，疟疾肆虐；多米尼加（以种植酸橙和斑斓的邮票而闻名）1/15的人感染了雅司病，平均年收入为15镑。为了挽救经济和物质的颓势局面，1940和1945年出台的《殖民发展方案》给道路和桥梁建设、诊所、学校、医院以及供水系统提供补助和贷款。人们认为，良好的基础设施能为经济上的自给自足铺平道路。毫无疑问，殖民地只有在能养活自己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自治。1946至1951年，英国投入4050万英镑改善殖民地状况，但同一时期，财政部坚持将2.5亿英镑的殖民地出口贸易所得存于伦敦充当英国的货币储备。⁸ 殖民地靠英国政府的微薄施舍勉强度日，而属于他们的财富却闲置在伦敦，情况简直令人抓狂。

财政部不妥协的态度部分来源于殖民部的愚笨。由国家出资，大量生产冈比亚鸡蛋和坦噶尼喀花生的宏伟计划由于准备不足和经营不善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在坦噶尼喀花费的4000万英镑使当地人得到11000英亩可耕种土地、三个畜牧场和一个烟草种植园。另一项政府出资的事业——殖民地发开发局——也告失败，既没带给殖民任何好处，也是纳税人的巨大损失。工党中的两股思潮导致了这些灾难：其一，武断地判定私人投资是对殖民地的剥削，而同政府签约的企业则不是；其二，有一种观点认为，精心地计划殖民地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能节省急需的美元。进口食品并不会使英国耗尽宝贵的美元储备，殖民地的商品出口反而会使其增多。结果是谁都没有获利，而且殖民地感到他们的经济仅仅只是英国致富的工具。这或多或少是事实，但拥护者则辩称政府的殖民地企业会及时带领当地致富。

非洲的商业失败与一系列的国内外危机同时发生。1948年，苏联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柏林封锁，马来亚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游击战打响，冷战进入危险时期。英国及其帝国成员已经决定支持美国，根据1947年3月的杜鲁门主义，现在是承诺抵抗苏联的时候了，以阻止其采取直接侵略或阴谋等任何形式实现进一步扩张。一年以后，马歇尔援助开始进入西欧，挽救其经济以及那些在无助情况下很可能会落入共产主义之手的人们。

残酷的经济、军事现实使1945年战后的英国同美国成为合作伙伴。在1952年1月同杜鲁门总统会面之后，伊夫林·舒克伯勒（Evelyn Shuckburgh）觉察到，“显而易见我们只是在充当二把手”。⁹ 英国已经习惯于成为舞台的焦点，饰演配角对于英国的官员们来说并不容易，他们仍旧像决策者和强国的代言一样思考和扮演自己的角色，推进原子弹制造的决定最好地表明了他们的态度。

1945年末，英美在核研究方面的密切合作结束，之后政府在坎伯兰海岸的温士盖（Windscale）继续建造提取钚元素的工厂，在1957年一个近乎毁灭性的事故发生后，这个工厂被审慎地更名为塞拉菲尔德（Sellafield）。在此期间，空军部也在筹划航空战略网，试图在全帝国版图上将27个适用于超重型轰炸机的飞机场纵横相连。¹⁰ 理论上看，它似乎可以媲美维多利亚时期的全球海军基地链和加煤港。联合技术战争委员会（Joint Technical Warfare Committee）在1946年4月的紧急方案中指定建立基地以对67个苏联城市发动核袭击，卡拉奇（Kara-chi）的一个筹建中的空军基地便是其中之一。¹¹ 在内阁还未同意制造原子弹时，技术人员就已经抢先启动了相关研究工作。

10月，艾德礼和由一些资深幕僚及其技术专家组成的小智囊团对制造原子弹给予了许可。首相担心也许未来的某天美国会恢复它一贯的孤立主义，让英国独自面对红军。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十分痛恨美国同行的优越感，决心要得到核武器，使他及其接班人能够以世界强国的代表身份发言。¹² 原子弹在20世纪中期能与一支无畏级战列舰队相媲美，成为了世界强国决心保持其地位的象征。

言辞犀利的贝文具有典型的约翰牛作风，他从来不怀疑自己是世界强国的外交大臣，并身体力行。军事家和外交官都肯定了这位前工会领袖的判断力、强有力的观点和干劲。¹³ 他的座位上挂着乔治三世的画像，他崇拜帕默斯顿，有时候会受到后者精神的感染。¹⁴ 贝文的主要任务是和美国合作，在相互依赖的欧洲、中东和亚洲各国间制造障碍，从而遏制苏联。1949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旨在保障西欧的安全，是最早的措施。

美国和英国的战略家都把中东看作苏联进行颠覆和渗透的理想地。它对冷战具有双重意义。自1947年末起，美国的战争计划就依赖于中东基地对顿巴斯工业中心地带的原子能打击。¹⁵ 其次，中东的油田满足了对石油的持续需求，它迅速发展，到1950至1951年，他们生产的石油占西方总需求的70%。英国向来在该地居于主导，20世纪40年代末期，美国出于自身需要准备暂时支持这一局势。1949至1950年，五角大楼的专家们估计，如果发生全球战争的话，美国不可能在两年内派出军队到中东，因此，英国及英联邦的军队、船只和飞机将不得不守住防线。

他们能否承担这样的责任还存在质疑。1946年间，艾德礼因为英国在地中海和中东的开支而感到忧虑，计划大规模撤退。但贝文认为一旦英国离开之后俄国人便会插手，因而加以制止；参谋长们支持外交大臣，以辞职相威胁。1947年1月，艾德礼妥协了。¹⁶ 但一年之内他的政府被迫削减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并从巴勒斯坦撤军。问题在于1947年英国的状况已经不允许其继续以卖啤酒的收入来支撑香槟式的外交政策了。两年以后，由于通货危机和货币贬值，国防预算被缩减到7亿英镑每年。

人和钱一样难筹。在战争结束时，20万英国和印度的军人驻扎在中东。最少值也应该在10万左右（苏伊士运河的驻军在1948年为8万），而之前备用的印度军队在1947年8月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时也随之消失了。由于缺少人力，政府试图雇佣巴基斯坦的军队，但只是徒劳。¹⁷ 另一个稍有成效的尝试是通过在国内征兵来补偿印度军人的缺失，这在和平时期是不可思议的。1947年的《国家服役法》要求所有18岁成人服兵役18个月，在1949年朝鲜战争爆发时，服役期限延长到了2年。

印度兵营或许可以用非洲兵营来替代。1949年12月，艾德礼要求殖民部和他的参谋们探讨在非洲殖民地建立一支大规模军队的可能性。他们用一年时间起草报告，语调尽显悲观，反映了撰写者的偏见以及当时的现实。据估计，非洲大约有40万成年男子，但素质堪忧。黑人步兵不值得花钱，因为他们需要更长的时间训练，但却从来达不到和白人一样的“作战效率”。非洲人也被认为无法在海军或英国皇家空军中承担技术任务。最后，把黑人军队部署在地中海和中东可能会捅了种族和政治的马蜂窝，而且他们在南非的话也必须和别的部队隔离开来。¹⁸ 纵观英帝国历史，用黑人代替印度军队依旧只是一个不太可能实现的设想。

自治领不愿分担英国在冷战中的责任。在1946年联邦会议上，对制定联合防御计划的呼吁遭到了冷遇。自此以后，建立共同和相互支持的安全政策的尝试受到了来自印度和锡兰的阻挠。他们之后还宣布在俄国和西方的斗争中保持中立。自治领的代表们既被排除在1948年讨论全球政策的会议之外，也与1951年英国在中东的计划无关。

白人自治领对请求援助的回应含混不清而令人扫兴。在1948年会议期间，澳大利亚的工党政府明确表明，尽管澳大利亚是反共的，但它并无意成为镇压大众民族主义运动的同谋，这也正是印度遵循的路线。1948年10月，澳大利亚以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负担沉重为理由，没有派军队去对抗马来亚的共产主义者。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朝鲜战争的开始，使澳大利亚的观点发生了巨大变化。1949年12月当选的总理孟席斯向马来亚提供军队。但除了一支林肯轰炸机中队外，其他都被拒绝了。“澳大利亚人是出色的战士，”一位外交部官员评论道，“但他们在不打仗的时候却会带来麻烦。”¹⁹ 由于马来人的战役建立在赢得马来人和中国人的民心上，所以引入一支因对待土著居民不友好而臭名昭著的军队并非明智之举。

1948至1950年，共产主义威胁在远东出现，这自然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感到不安，哪怕二者很快由于1950年《澳新美条约》的签订而平静下来，并由此使太平洋的防御置于美国的保护伞下。白厅希望，对地区安全的这一保障能说服两个自治领向中东指派军队。由于1951年波斯石油危机和英埃关系的急剧恶化，对它们的需要更加急切。但回应不是太积极。新西兰和南罗德西亚愿意伸出援手，前者会提供一支新的“吸血鬼”式喷气式战斗机中队。²⁰ 1951年12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承诺，万一战争发生的话，会派出一支27000人的精锐部队到马耳他和塞浦路斯，但最终派遣与否则要视远东局势而定。²¹ 两国对1942年所陷入的困境仍然记忆犹新。加拿大什么也做不了，因为它的武装部队完全听命于北约。

南非的姿态比较暧昧。1948年，极端右翼南非白人民族主义党当选上台，他们在反共立场上无可置疑，并希望得到美国军队的援助。他们愿意在紧急情况下为英国在中东的防御提供飞机，但也仅此而已，尽管英国认为俄国到达非洲会取道埃及。作战部之前希望至少可以提供一个装甲旅，因为南非人很适合机动作战。一个英国将军评论道：“他们是天生的‘越野者’，如果去做沉闷乏味的步兵，他们一定会耐不住性子的。“²² 1953年，丘吉尔政府试图以西蒙斯敦的海军基地为诱饵，吸引1899年作战部队的孙子辈们来到北方援助中东，但没能成功。²³

因此只能是英国来负责掌控防御薄弱的中东冷战前线，而白人自治领则承诺一旦开战将给予其各种援助支持。在1951年对埃及突袭的紧急预案中和同年一个类似的对波斯计划中，自治领部队并没有被包括在内。²⁴ 可是，当安东尼·艾登爵士在1956年第一时间听到纳赛尔对苏伊士运河实行国有化的消息时，他却理所当然地认为新西兰位于地中海的“保皇党”号巡洋舰会参与作战。²⁵

从1945到1951年，工党政府以一个世界强国所应有的坚决来参与冷战，有时还显得有点虚张声势。它在外交事务上的表现与战前国内保守党的背叛和软弱形成鲜明对比。艾德礼的大臣们仍坚持己见，因为他们相信阻止俄国扩张是正确的，而且准备忽视因此产生的费用。在朝鲜战争开始之后，这笔支出骤然上升，有人认为这严重阻碍了1949年以后开始恢复的经济。

在这一时期，英国表现得好像一个拥有全球利益的帝国，即使它在没有印度军队的情况下要做到这一点非常辛苦。在1949到1953年间，工党政府和它的保守党继承人幻想着也许可以用非洲帝国取代印度，来为英国的抱负提供人力和资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工党和保守党都为新的、多种族的英联邦投入了大量政治和感情资本，但回报却相当稀少。印度和锡兰这两个非白人自治领拒绝成为英国在冷战中的盟友；缅甸在1948年离开英联邦，成为共和国；爱尔兰紧随其后，也在1949年成为共和国。同年，印度也采用了共和国宪法，但随后做出一些巧妙的更改，仍隶属英联邦，尊国王乔治六世为名义上的君主。允许这一特殊情况存在是因为害怕印度一旦脱离英联邦就很可能加入共产主义阵营。巴基斯坦加入了1955年反苏的《巴格达条约》，不是为了支持英国，而是出于美国的引诱，后者用价值25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来讨好巴基斯坦。白人自治领对防御旧帝国的生命线漠不关心。这一贯穿地中海和中东的命脉现在完全无关紧要。自1942年起，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安全便有效地在掌控在美国手中，加拿大也只关切大西洋和西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英联邦成为了英帝国的替代品。确实，当殖民地自治的方案终于成熟的时候，伦敦方面认为之前的殖民地会不假思索地加入联邦。这个组织是否能够同样给英国带来曾经在帝国时期所享有的权威、军事实力及声誉？各自治领是否会对伦敦唯命是从？这都无法回答。可是，鲜有人会在20世纪中期的英国过于挑剔地审视英联邦的本质和作用。1950年1月，英联邦各外长在科伦坡举行会议，会议临近结束时BBC广播电台发布了一个演讲，指出联邦可以视为一个“毕林普那样的保守分子济济一堂，过于情绪化而且正在崩溃的俱乐部”。在指出英联邦在外交事务上缺乏统一意见和物质基础不足之后，演讲者话锋一转，宣称这“让我们离‘寰宇一家’的想法更接近了”。²⁶ 如果这是事实的话，多疑的听众可能会纳闷为什么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势不两立，而且在南非种族隔离也无处不在，社会秩序建立在白种人的霸权基础之上。

当英国进入20世纪后半部分时，它开始受到政治幻觉带来的危害。1950年，工党和保守党说服自己相信，英联邦应该被珍惜且不容诟病。同时向全世界宣告，它是国际合作的典范，是英国世界大国地位的证明。这是政治家的自欺欺人，他们不甘心面对英国的衰落，仍希望这个国家能够脱离它过于强大的保护人美国，以及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走向经济一体化的欧洲。保持对强国的幻想总好过一点也没有，而且英联邦的领导人们也乐于追随，这给他们提供了参加高端会议的机会，而且还能受到以他们的身份和水平所不能享受的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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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英联邦”一词时，它趋向于既包括殖民地也包括自治领，这恰巧与一直以来共产主义在宣传中所使用的“殖民主义”不谋而合，它等同于资本主义列强对有色人种进行的“奴隶制”和“剥削”。无论它们的政治状况如何，殖民地的抵抗运动被归于世界范围内反对贪婪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在1948年末，苏联《真理报》报道，在法属和英属西非，“列宁和斯大林的名字即使在丛林和最小的村庄中也家喻户晓”。人们一起凑钱购买收音机，目的就是为了收听莫斯科电台。²⁷ 1948年黄金海岸的罢工受到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之前的荷属东印度群岛）共产主义游击队的鼓舞，在那些地方，荷兰人是那些随时准备榨取国家财富的“华尔街垄断者”的走卒。据《劳动报》（Trud）1948年8月19日报道，这些“吸血虫”和伦敦的金融城互为援奥，支持摧毁马来亚的民族主义运动（即共产党），以此得到该国的原材料。²⁸

资本主义全球阴谋的触角已经伸到非洲。乔治·帕德莫尔（George Padmore）是伦敦《黑人工人》（Negro Worker）报纸的一名西印度资深新闻工作者，据他所言，英国和美国准备侵吞非洲的资源。帕德莫尔定期地向《黄金海岸观察家报》（Gold Coast Observer）寄送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1948至1949年，他谴责“工会老大”贝文在巴勒斯坦实行托利党的政策，并由此推测非洲的军队是否会被用于和“猎头与警犬”一起加入到马来亚的反共战争中。²⁹

殖民地的运动对于共产主义宣传者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1952年11月，《扎西瓦扎维报》（Zyčič Warzawy）刊登了一张可能是茅茅党人的照片，文字说明为：“这里是‘茅茅’组织的两位成员，像奴隶一样被铐着……他们为把肯尼亚从帝国主义的枷锁中解救出来而战斗，因此他们被像贼一样对待。”1953年6月30日，《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真理报》以“焦躁的殖民主义者”为题，详细描述了对茅茅党的打击：“士兵和警察在残酷迫害这个国家的黑人，每周都能听到从肯尼亚传来对黑人进行大屠杀的新闻。”一篇来自英国共产主义报纸《工人日报》（Daily Worker）的报道称“肯尼亚恐怖统治的残酷性只有纳粹党卫军对占领区的可以相比”。³⁰

这一番直白的论战表明了两件事情。首先，英属殖民地的出版自由程度引人瞩目。这一部分是由于对国内自由原则的运用，一部分是基于对这样一个事实的承认：直言不讳的新闻不太可能扰乱对殖民地的计划。一个党派媒体搬弄是非的能力会由于群众性政党或工会的缺失而受到限制。西非比英帝国其他热带地区有着更多的报纸和读者，这些情况在战前慢慢变化，战后则发生了迅速改变。尽管如此，殖民部和它的地方官员仍感觉足够强大，可以任凭事情发展。一旦他们试图采取某些措施的话，可能会在英国引起反应，因为国家在和平时期对报纸的审查往往会让英国人无法忍受。

外部的共产主义宣传来自苏联及其卫星国，和随后的中国，它把每个殖民地的骚动都单纯地归为有产者和无产者全球对抗的一部分，并保证对后者给予共产主义援助。在今天所称的“第三世界”，苏联和中国所支持的人民革命使华盛顿和伦敦感到害怕。警告与事实上的威胁是否相一致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自1948年起，英国和美国政府都对颠覆行为感到极端不安，因为他们意识到许多殖民地的社会和经济状况都使其极易受到共产主义的煽动。不论它们真正的起因是什么，罢工和政治游行都常常被看作是共产党员地下活动的结果。

1947年末，殖民部让所有殖民地政府上报苏维埃在当地媒体进行宣传造势的证据。³¹ 在北罗德西亚、冈比亚、塞舌尔、百慕大和巴哈马都没有发现。尼日利亚有证据显示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兴趣以及共产主义文学的存在，但没有有组织的政党。塞浦路斯的报纸上共产主义的文章，其中有一篇预言美国会加大帝国主义扩张。在黄金海岸的报纸中有大量的共产主义素材。联想到殖民地高发的政治和工会运动以及1948年2月在阿克拉突然爆发的骚乱，这让人心烦不已。对此次骚乱以及其他在新加坡和肯尼亚发生的事件的调查，令官员们无比焦躁，因为他们发现殖民地当局极度缺乏民众的支持。³²

在有可能叛变的地区以及非洲民族主义者中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搜集苏维埃阴谋证据的情报网。³³ 非洲在英国的学生和访问该地的政治家尤其受到关注。在50多年里，这两组人都曾被吸引到包括英国共产党在内的左翼阵营中。军情五处在1953年报告称，有两名突出的肯尼亚异见人士和英国共产党员取得了联系，但后者“似乎不敢对他们给予太多的信任”。非洲访客经常受到热情的接见并由左翼工党议员款待，比如芬纳·布罗克韦（Fenner Brockway），用芭芭拉·卡素尔（Barbara Castle）的话来说，他对所有的殖民地自由运动有着“极大兴趣”。³⁴ 殖民部在1951年关于殖民地学生福利的备忘录中建议，提供“健康的社会爱好和好的生活条件”可能会是应对共产主义势力的良方，这使联络人感到担心。人们注意到，保守党已经开始讨好非洲学生，他们现在被看作各自国家将来的领导人。³⁵

在非洲，只有零碎的证据证明苏维埃在从事有组织的颠覆活动。1952年的肯尼亚危机中发现了许多似与情报有关的假相，以及一位可疑的苏联特工——拉赫曼夫人（M.A.Rahman），她的丈夫是一名刚加入印度驻内罗毕特派使节团的印度外交官。³⁶ 夫妇二人都受到了密切的监视，但没有具体的事情能把他们或者俄国的情报机构与发生在肯尼亚和中非的动乱相联系。³⁷

共产主义的渗透多少有些言过其实，但情报机构对它进行的攻击与官方的反宣传是一致的。在这方面美国很愿意给予援助，1950年，美国国务院提议为殖民地策划一个关于宣传的联合项目，使用本土语言进行无线广播。殖民部对此并不热情，它预测到如果纽约的《美国之声》引进非洲的话会带来“政治问题”，而且不愿意将为数不多的美元投入到为殖民地进口美国无线装备上。最重要的是，有人担心美国人控制了广播的内容。³⁸ 殖民部把它的希望寄托在现存的殖民地广播电台上，以及对“特制平底锅”——由派伊公司为非洲听众制造的无线电接收器——的销售上。这些装备每套花费5英镑，因此民众负担得起。在北罗德西亚，每周的平均工资大约为1镑，“特制平底锅”十分畅销，1951年的月销量达到上千个。³⁹ 据估计，每个接收器带来大约10个听众，卢萨卡的广播站收到了大量的感谢信，其中一封写道：“这些无线装备是我们的了，如果我们要成为文明国家的话，请尽量使用它们。”⁴⁰

使殖民地成为冷战意识形态战场的构想对自治政策有深刻的影响。1947年，资深的殖民部官员已经开始对殖民地内部权力的缓慢、系统和逐个的转化制定详细的方案。它将会是一个慢慢进化的过程，从地方政府的选举开始，逐步向上发展，直到建成一个能对殖民地内部事情进行统治的全国性议会政府。待议会民主制羽翼丰满，殖民地的独立便指日可待。欲速而不达，当地民众适应民主的运作方式大约至少要二十年，或者三十年，最重要的是，要培养一批负责任和可靠的本土政治家。

但1948年，这一明晰、务实，且尤其可行的计划却突然被放弃了。这是由于2月份发生在阿克拉的暴乱使殖民部感到了恐慌，暴乱的根源在于对经济颓势而非政治变化缓慢失去了耐心。尽管如此，官方调查报告还是建议在宪法上迅速做出调整，把非洲人提升到黄金海岸的执行委员会去。1949年，一个非洲人委员会在一名非洲法官的带领下撰写了一份报告，建议对各政府进行进一步的开放。⁴¹ 英国政府认可了两份报告，进化的过程被压缩成几年的时间，1950年就进行了选举。1952年2月，人民大会党领导人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 [1] 成为政府事务领导人，并在次年成为总理。

为什么政府在1948年如此担心？动乱出乎了黄金海岸当局的意料，它的应对十分笨拙。上级并没有对如何应对骚乱提供指导，直到1955年，殖民部才尝试制定应对骚乱的普遍政策。最初的尝试包括各种各样的方法，按照1948年圣文森特警察的规定，发空弹是被禁止的，也不许朝骚乱者上方开枪，因为“这可能会鼓励那些胆大妄为者和不法之徒”。⁴² 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向骚乱者开枪在阿克拉的媒体报道中都是十分恶劣的事。自1945年起，政府发现向报纸隐瞒殖民地动荡的细节是不可能的。⁴³

在平息殖民地骚动的过程中，英国政府总是对武力尤其是枪支的使用十分谨慎，因为它否认了帝国的意义。在理论上和人们的想象中，英国的统治一直都是建立在善意和合作而非强制的基础上。在有些情况下不得不采取高压统治时，它也是在最后时刻才会有限地诉诸的手段。负责维持秩序的官员和士兵也很清楚，铁拳会引起公众不太明确但却十分强烈的敌意。一位名叫西蒙·雷文（Simon Raven）的军士以印度为背景写作《鸣金收兵》（1974）一书，其中有这样的描述：

“无所谓，”克鲁斯特巴阴沉地说，“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该死的外国佬只需要张开他们的嘴巴流口水，而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站在他们一方反对我们。没有人在乎真相。他们就是支持外国佬反对我们——话说回来我们自己人有一半也是这样。”

在英帝国最后的几年里，可以无数次听到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发出与此内容相同的抱怨。

英国政府没有无情地镇压异己，而是包容，或者说，令其窒息。通过促进黄金海岸走向自治，英国猜想它已经把殖民地从可能的共产主义颠覆中拯救过来了，并赢得了当地政治领袖的善意与感激。冷战使殖民地政府失去了从殖民监管到有条不紊地走向责任制政府的过渡机会。从此以后，英国政策主要集中在培养出最具影响力的本土政治家上，他们将从英帝国政府手中接过执政权。这是非殖民化的一个应对方法，非殖民化使许多人感到害怕，他们预言它会带来解决不完的问题。

许多殖民地总督对印度的自治走向感到担忧，一位资深的殖民地部官员——拉尔夫·弗斯（Ralph Furse）爵士——怀疑政府是否听到了正确的声音：

一个欧洲人非常难理解非洲人的真正想法，一向如此。总的来说，现在当地人不能帮助我们什么，尽管巴罗策兰偏远地区的穷困老人差不多道出了真相：他告诉蒙克顿大人的委员会“他希望仍然受到乔治五世国王的庇佑”。非洲的政治家并不是非常可靠的向导。如其他政治家一样，他们大多数居心叵测，而有一些由于在海外受到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无家可归的人……非洲民众在这样领袖的带领下呼喊口号并不代表他们懂得口号的含义。⁴⁴

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英帝国仍然有大片区域未受到任何政治意识和外部世界的影响。旧有的生活模式像旧有的等级制度一样继续存在。1949年，一位在南部苏丹达尔富尔游览的冒险家遇见了一位当地酋长，他是“一位极年长的老者，胡子向外伸出，穿红色长袍，佩戴着金饰以及一个从他腰上垂下的长5英尺的鞭子，有11个儿子和无数的女儿。在他身后是一个60人组成的护卫队，而且还是身着锁子甲的护卫队”。⁴⁵ 英国已经统治达尔富尔超过30年。再往南一点，在乌干达北部，殖民地政府几乎也统治了同样长的时间，但地位仍未巩固，因为在卡拉诺佳地区，偷牛贼在20世纪40年代时有出现。⁴⁶

直到1957年11月，英王非洲步枪团（King's African Rifles）的巡逻队才穿过肯尼亚的偏远地区，让苏克族（Suk）和图尔卡纳（Turkana）的部落成员记起违法者所应受到的惩罚。他们在部落成员的聚会上进行步枪和布朗式轻机枪的射击示范，有一次还引爆了磷榴弹，之后一个地区官员评论道：“我想大家已经得到教训了。“⁴⁷ 50年以来似乎没有什么改变。空中警察仍逗留在亚丁腹地，在那里曾用66吨炸弹和247支火箭弹来惩罚商队掠夺者和中止1947年的一次部落战争。⁴⁸ 同年索马里的一次部落冲突造成数百人死伤，英国在1920年才刚将该地完全纳为保护国。⁴⁹

在动荡不安的所罗门群岛，殖民当局的地位也岌岌可危。日本占领结束后，大量的土著人实际上已经宣告独立，并投身于所谓的“马西纳运动”中。这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船货崇拜，其信徒期望带有某个世界强国丰厚赠礼的大船到来。在“马西纳运动”中，男女生活在有纪律的社区并共同分担日常任务。该运动的共产主义成分令当地官员担忧，在几番安抚之后，他们于1947年8月开始动用武力。6月，一艘潜艇的到来并没有给异见分子留下印象，因此荣誉号航空母舰和竞赛号驱逐舰先后出动。它们在岛屿间的航行，结合50名配有步枪和刺刀（借自新几内亚军队）的当地治安官，导致了马西纳运动的失败。这个结局像一部伊林喜剧电影。警察——其中不乏马西纳运动的成员——和原住民一起踢足球，以4比3取胜，随后又有为海军军官和行政人员所准备的斐济盛宴和鸡尾酒会。⁵⁰ 在此之后两年，政府才开始放心地重新征收人头税，该税是群岛的主要收入来源。

有必要记住的是，当英国做出将会引起英帝国破产的安排时，仍有地区处于有效的殖民统治之下，也有其他一些地区的帝国王权脚跟不稳，岌岌可危。即使在工党执政时，旧有的等级秩序也未改变；1949年，苏伊士运河区卡塔尔拉（El Qantara）火车站的十个盥洗室分别标识如下：

欧洲军官

亚洲军官

有色人种军官

欧洲准尉和士官

亚洲准尉和士官

有色人种准尉和士官

欧洲士兵

亚洲士兵

有色人种士兵

ATS（本土辅助服务队——即妇女）⁵¹

【注释】

[1] 加纳政治家，在加纳取得从英国的独立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他后来成为总统，但是在1966年一次政变中被革职。

第二章
友好关系：印度与英帝国的终结
1945-1947

1945年，英帝国的掘墓人开始行动了。尽管在这前后没有任何国家的政府有意地去瓦解英帝国，但同样地也没有人准备去巩固英帝国，它的存续前途未卜。那些自以为肩负着制定和执行帝国分离政策责任的大臣、外交官、士兵和政府文官们从未料到，他们要奔赴的是一场葬礼。他们宁愿把自己视为助产士，帮助新生国家脱离英帝国的子宫。在接下来的25年里占主导地位的传统两党政治智慧坚持认为，新生政权会在全新的多种族英联邦大家庭中成长，英联邦的成员视英国为母亲，也保有它的民主制度和对个人自由的一贯尊重。从来没有一个帝国在解体时对未来抱有这样的希望。

但在有些情况下，英国并不愿妥协，而是坚持己见，不愿放弃帝国，但这只是特殊情况。英国当时正在参与冷战，因此独立后的殖民地不可能交给共产主义控制。所以，尽管英国许诺给未来的马来人以民族自决，但它还是准备好了在1948年进行一场迁延岁月的战役（英国人委婉地称之为“突发事件”以避免被斥为殖民压迫）来对抗当地的共产主义游击队。同时英国政府也不可能允许殖民地陷入混乱，因此1952至1954年发生在肯尼亚的茅茅运动也遭到了英国的镇压——这是另一个“突发事件”。

然而英帝国在后期进行的殖民战争无论是残暴程度还是时间长度，都无法与法国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以及葡萄牙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Moçambique） [1] 的战争相提并论。英国政治家只需要考察18世纪70年代在北美或者更相关地，1918年以后爱尔兰南部发生的事情，便可发现前方有陷阱在等待着那些为保住帝国而不惜代价的人们。爱尔兰的战争也证明了这一事实，一旦超过了某个临界点，公众就不再愿意忍受强力军事措施。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英帝国统治者及其臣民之间的友好自现代以来以来都是帝国宣传的一贯主题。

而且，整个英国民族第一次在历史上直接卷入到了对英帝国的捍卫中。在1947至1960年间，它的边境和动荡地区由和平时期入伍的士兵和国民义勇军控制及管理。职业士兵恪尽职守，但在英帝国冲突的死伤名单中还包括他们的妻子儿女，这些人并非出于自愿要遭受此等待遇。

由于电视机在20世纪50年代迅速走向千家万户，公众对帝国战争及其背后的话题有了更加熟悉的了解。政府很快意识到，只要操作得当，媒体就能用来呈现殖民冲突的光鲜一面。1957年末，英国独立电视台（ITV）推出的圣诞节目《塞浦路斯的圣诞》便把视线聚焦在那些在当地处理另一个“突发事件”的士兵，包括国民义勇军的节庆上。节目的台本在由军队和殖民部审查时，双方都强烈地赞同“纯自然不加修饰地拍摄士兵帮助塞浦路斯老百姓的镜头，尤其是街上的妇女和小孩儿”。节目以正面的宣言开场：“塞浦路斯是英联邦的一部分”，紧接着声明英国军队只是在帮助那里的人民。¹ 那些没有被定期播放的电视节目洗脑的观众可能会纳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塞浦路斯人为什么还会朝士兵开枪呢？被洗脑的人无疑会坐下来观看军队为塞浦路斯的儿童们举行宴会。

在塞浦路斯发生的那种“突发事件”毕竟还是相对少数。大英帝国没有像法国、葡萄牙以及俄国一样在泪水和鲜血中解体。在采用了另一种方式的印度和其他殖民地，英国人离开时有序而友好，权力已经过渡给民选政府。在英国人看来，最好的情况是以最小的摩擦完成这一安排，而且尽可能地保留战略基地、幕后的政治影响和商业利益。需要尽一切代价避免的是在仓皇狼狈中撤退，从而留下政治真空甚至混乱。

在殖民地分离的过程中掌握高深莫测的外交技巧需要时间，其践行者们要先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行，边走边学。在几乎没有别的东西作为指导的情况下，他们依照英国传统，从历史中寻求经验，采用老一辈帝国建立者的原则，找到拥有合法权威的人，例如酋长或者土邦王公，然后与其交易。现在，帝国的瓦解者们不得不培养新的权力掮客及当地政治家并与之合作。不同党派和民族运动的领袖按理说应该为大多数民众代言。无论他们是否那样做，这些领袖们发现自己都会被视为国家的发言人以及帝国统治的最终接班人。这一过程遵循着某种固定的程序，在一定阶段，当地政治领袖会发现他们会与殖民地当局产生冲突并因此被关进监狱。而最终，他们作为民族主义者的地位反而会由于他们被拘禁而得到提升，然后再被释放并和拘禁他们的人一起坐到谈判桌前。这一模式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建立起来，当时印度议会领袖，包括甘地都遭到了拘禁，分别来自黄金海岸加纳、肯尼亚和尼亚萨兰的恩克鲁玛（Nkrumah）、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以及黑斯廷斯·班达博士（Hastings Banda）也在其列。

一方面，移交政权的人首先希望能把权力转交给可以有效运用权力并维持住秩序的人。另一方面，英国公开承诺建立殖民地议会制政府和以保护个人自由为宗旨的法律体系。这种体制的转移在白人自治领进展得很顺利，因为他们的居民已经受到了英国政治传统的熏陶。但在印度，那里的殖民地拥有非常不同的政治文化。依西方习惯所组织的政治活动非常晚才兴起（印度国民大会党在1885年建立，非洲的则在1912年建立），而且从一开始，便以单一主题为中心——结束外国统治。这一最高目标决定了其政治生活的演变并最终由组织严密的政党所主宰，政党必须强大到能够与一个同样强力而且庞大的政府相抗衡。因此这样的环境，不会鼓励如同英国和自治领那样的多样化政党或者两三个大体上同等受欢迎的诉求出现。因此是印度的历史以及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斗争孕育了一党制政府。

英帝国的人口分布阻碍了非殖民化。那些曾负责划定帝国边疆的人绝没有想到他们同时也为将来独立的自治政府设立了疆界。许多互不相容的种族、部落和宗教群体被硬生生地拽到了一起。当种族、部落和宗教对立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有人认为可以用一个以警察和士兵为后盾、坚强而无偏见的帝国行政机构来遏制其发展。因此，在印度、锡兰、缅甸及其他地方，英国成了各种各样的少数社群的保护者，使其免遭别人的危害。然而，旧有的偏见不会因为害怕帝国的惩罚而消散，它们保持原样继续存在。因此各个新政府的缔造者必须想方设法为这些孱弱的少数社群提供安全保障，即使这样做会稍稍偏离民主的理念。

只要参与者愿意付出足够的时间并忍辱负重，这些通往殖民地自决道路上的障碍并非不可逾越。但这两方面都并非轻而易举就能做到。非殖民化一旦起步，便会拥有强劲的势头，使那些设计新政府的殖民地总督、公务员和宪法律师无法停下它前进的步伐。心急的当地政治家们及其跟随者把英国的拖延说成是胆怯的证据，因此，无论拖延的原因是什么，它都有可能轻易地挑起英国所极力避免的群众性骚乱。为英帝国善后是一项非常艰巨且令人沮丧的工作；艾德礼曾公开形容蒙巴顿在印度的工作是相当英勇的。但也有不同意见，哈罗德·尼克尔森（Harold Nicolson）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很好奇居然有人会把一个肢解帝国的人视为英雄，而这一帝国是克莱武（Clive）、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和纳皮尔（Napier）等英雄豪杰为我们打下来的。这实在是咄咄怪事。”²

1947年6月，当距印度独立还有几个星期时，这项工作的完成正在被作为一次胜利而庆祝。与此同时，另一个不那么广为人知的脱离英帝国的尝试正在缅甸进行着，并成了情况可以搞到多么糟的典型范例。奥威尔硬着头皮在缅甸做警察的经历使他确信殖民主义是罪恶的，这当然可以理解，英国的统治遭到了缅甸社会许多人的厌恶。当1942年日本入侵的时候，缅甸的政治分歧和种族分歧以及对英帝国忠诚的脆弱性便一齐暴露出来。缅族人更倾向于支持后来的征服者，而内地的山地部落克伦人（Karens）和克钦人（Kachins）则支持保护过他们免遭低地邻居侵害的英国。

最杰出的缅甸民族主义者——德钦昂山（Thakin Aung San）——是“我缅人协会（Our Burma League）”秘书长，1940年叛逃至日本，回来之后他的赞助人任命他为缅甸国民军（Burma National Army）领导人。1943年8月，日本宣布缅甸独立，但是昂山这位彻底的投机分子却抛弃了他的老朋友，和他的跟随者在1945年3月又倒向了英国，显然此时他们能够把日本人驱逐出去了。

当时英国对战后缅甸是否最终在英联邦内部获得独立并没有明确的计划。官复原职的总督雷金纳德·多曼-史密斯爵士（Reginald Dorman-Smith）提议在六七年的时间内进行重建，英国政府给予8400万英镑的拨款以完成此项任务。然而最终的决定权在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那里，而他怀疑多曼-史密斯等保守分子会阻碍缅甸独立。³ 他更愿意与看起来得到了民众支持的昂山达成一致。这是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因为蒙巴顿无法抽调白人军队去控制缅甸，也不敢让他本来就不那么驯顺的印度士兵去对付缅甸民族主义者。

蒙巴顿的直觉从一开始似乎就很准确。昂山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Anti-Fascist People's Freedom League）在1946年4月的选举中获得了绝对多数，但结果却具有欺骗性。另外三个政党抵制投票，克伦人拒绝接受作为少数民族而得到的24个席位，而是要求组建一个独立国家。即使国家濒临分裂，蒙巴顿还是坚信缅甸人会解决好自己的问题。通过幕后操作，他在8月解雇了多曼-史密斯。⁴ 紧随而来的正是那些谨慎的人所担心的无政府状态：1947年7月，昂山和其他六位部长被一帮像阿尔·卡彭（Al Capone）般带着冲锋枪闯入议会厅的政敌枪杀，同时武装劫掠也随处可见。尽管这些情况体现了社会秩序的崩溃，1948年1月缅甸还是取得了完全的独立。

在12个月的时间内，缅甸宣告了成立共和国并离开英联邦，同时共产主义者和克伦邦的分离分子也在不断进行对抗活动。无论这些事件是否意味着对英国在缅甸统治的控诉，它们都构成了英帝国瓦解令人不安的前奏。

印度自治的进程从两个层面展开，宛如一出情节复杂、引人注目的戏剧。在上层，英国和印度的政治家、政客、律师以及行政人员聚集在德里的房间里，当他们感到太烦闷的时候，则会去西姆拉（Simla），他们的目标是努力构建一个能够满足整个印度的政府框架。他们在和时间竞赛，因为下层城市、乡镇和农村里成百上千的印度人已经开始彼此敌视和厮杀。随着暴力的扩散和伤亡的增加，旁观者担心一场主要当事人无法停止的内战将会出现。

英国这边最主要的参与者是艾德礼，晚年时他认为自己最应该被人们记住的功绩是为印度的权力交接所做出的贡献。艾德礼将其视为他和他的政党一直以来所承诺的道德义务，同时作为一个讲求实效的人，他认为那也符合英国的利益。财政部不用再拨款来维持英国在南亚次大陆的驻防部队，而且如果英国能够签订它所期望的条约，与印度的商业贸易还会持续繁荣。艾德礼也认为和平的权力交接和印度的稳定能够增加英国的威望并充当其在亚洲对抗共产主义的堡垒。他和他的参谋们还希望印度留在英联邦内，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作为盟国继续向英国开放基地。艾德礼在1947年2月对蒙巴顿授权时指示这位总督要确保“印度和英国之间最紧密和最友好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标志应该是一项军事协定”。⁵ 此时，艾德礼已经不情愿地承认南亚次大陆分裂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但这不符合英国的利益，不是他之前所希望看到的。印度的分裂意味着印度被削弱，而巴基斯坦最易受攻击的西部正对着阿富汗，在阿富汗后面则有俄国。在冷战时期，印度的分裂对英国来说无疑是一次挫败。

艾德礼选择了蒙巴顿来推进和监督权力的最终移交，在一系列被派往和印度领导阶层谈判的高官和大臣中，他是最后一个。他的前任总督是韦弗尔元帅（Field-Marshal Wavell），他面对1946年日益升级的混乱而陷入绝望，并最终因其悲观态度而被艾德礼撤职。这一定程度上是由艾德礼三人内阁代表团的失败导致的。代表团在1946年3月末到达印度，计划制定一套能确保印度完整而又最小化违抗其人民的宪法。代表团领队克里普斯（Cripps）是一位同情印度诉求的左翼理想主义者，他知道在他1942年最后一系列的谈判中应该期望什么；贝文认为他太过亲国大党了。“可怜虫”佩西克-劳伦斯勋爵［Lord Pethick（‘Pathetic')-Lawrence］是一位74岁年老体弱的工党议员，他也是因为富有印度事务的经验而入选。使团的第三位成员亚历山大（A.V.Alexander）是一位消费合作社资助的议员，任职期间表现良好，还与许多工人阶级的工党大臣一样，是一位有同情心的帝国主义者。这并不奇怪，因为他和与他同时代的譬如贝文等人都是在沙文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成长起来的。

与内阁代表团对立的是被韦弗尔称为“印度人民的大护民官”的那些人物：尼赫鲁及国会的领导阶层。他们的目标是使国大党取代英印政府，他们的言行举止仿佛代表了整个印度国民，据甘地而言印度是不能分割的。但真纳博士（Jinnah）不那样认为，只有他才能替南亚次大陆的9200万穆斯林发声。韦弗尔不喜欢真纳，认为他是个自大狂；他怀疑甘地对英国怀有仇恨，而把尼赫鲁尊为真正的“伟人”。⁶

正当印度未来的设计师们在讨论的时候，人民也变得越来越不安。1945和1946年间的冬天，政府决定以叛国罪起诉一撮前印度国民军的主要成员，还有一些则被指控犯有战争罪。不过这个决定却遭到了印度国民大会的强烈反对。1945年9月国民大会决议指出数千名印度国民军对“建立一个全新的自由印度具有重要意义”。⁷ 接下来的数月里，他们被国大党捧为英雄，而那些被关押的人和待审判的人也被套上了殉教者的光环。1946年1月，有人在《印度时报》上愤怒地宣称25名印度国民军囚犯因为高唱国大党的赞美歌《印度万岁》而被刺刀挑死，但是官方的调查却显示他们只是被刺刀扎了臀部。⁸ 甘地也参与了对此事的讨论，尽管他的态度显然是十分矛盾的。“尽管我与武力对抗者没有任何共同点，”他写道，“但是我却绝不会对军人时常所展现出的英勇的爱国情操视而不见，就像我们在这一事件中看到的那些人那样。”⁹ 然而他并没有说明在他的定义里爱国者是否包括那200万为英国而战的印度人。

1946年初的情况是印度的安全要仰赖印度军队和英国驻军的保护。而后者中有许多人却无心保卫英印政府，只是迫不及待地想回家。1945年夏，军队的信件审查员发现许多在亚洲服役的士兵整天在信件中抱怨他们的任务“毫无意义”，在印度的士兵则认为缩短海外服役期和迅速解除战争动员是其“不可被剥夺的权利”。¹⁰ 此后仅仅过了一年时间，驻印度军队的士气就持续下降，同时人们对解除动员的迟缓则抱怨不断。¹¹ 驻印度的皇家空军发出的不满和抱怨最强烈也最响亮；1946年超过10个基地发生了带有抗命性质的示威。¹² 这很令人不安，因为驻印英军总司令奥金莱克（Auchinleck）已经开始考虑在普遍的混乱无法收拾时依照1919年和1942年的先例使用飞机进行镇压。¹³

相比之下更加重要得多的是印度官兵的士气受到了消磨。1946年2月7000名印度皇家海军官兵（占其总兵力的1/4）发动的长达四天的兵变尤其揭示了这一点。事件开始于塔尔瓦号驱逐舰上，其指挥官F.W.金经常叫他的手下“黑鬼”、“狗杂种”和“印度原始人”。考虑到当时印度的紧张局势，这种粗野的行为注定会激起暴烈的反抗并引发后续的兵变。兵变迅速波及孟买的其他印度皇家海军舰只。孟买的兵变者还使用无线电为参加叛乱的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的其他船员发出预警。¹⁴ 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旗帜在孟买舰队的军舰上飘扬，而试图镇压兵变的努力则引发了岸上的严重骚乱。英国人和马拉地人（Mahrathas）的部队最后恢复了局势，但造成223人死亡，超过1000人受伤。¹⁵

哗变的水手们邀马拉地人入伙的尝试失败了，而且随着格拉斯哥号巡洋舰的到来以及蚊式轰炸机不断低空掠过起义军舰，兵变终告失败。英印政府和国大党都被这次似乎暗示着其权威已经处于崩溃边缘的兵变震惊了。许多关于这次兵变及其后果的英国官方文件还被毫无道理地不对外公开，但当地的情报机构怀疑共产党煽动者曾在孟买港活动。¹⁶ 从1945年12月起，军事情报部门就一直担心俄国情报人员利用印度的局势进行活动，因此他们一直在仔细地搜寻共产党颠覆活动的线索。¹⁷

在印度皇家海军兵变之后又爆发了更多动乱，包括印度皇家空军人员的所谓罢工，即75名驻阿拉哈巴德（Allahabad） [2] 通讯兵发动的兵变，以及300名德里警察的联合罢工。¹⁸ 驻苏门答腊（Sumatra） [3] 的印度部队也在不断地叛逃进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阵营。国大党谴责这些活动，并要求政府停止将印度士兵作为帝国主义的雇佣军使用。¹⁹ 到3月底，军事情报部门依旧认为所有陆军辅助部队、印度皇家海军和印度皇家空军“值得怀疑”，他们对印度军队未来的忠诚度也感到担心，只能“每天对其安定程度进行评估”。²⁰ 当这些悲观的文件摆上案头，难怪韦弗尔给英王乔治六世写信表示印度现已被“普遍的不安感和动荡感”所笼罩。²¹ 6月，内阁国防委员会做出决议，认为如果印度军队的忠诚度受到怀疑，就决不能从印度撤出。在此情况下，五个师的英国军队就需要在印度待命，尽管这样给英国在其他地区的部署造成了很大的人员短缺。²²

而真正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印度的军人对英国并无敌意。在英印政府的最后时刻，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的关系比他们在之前40年里都要好，至少奥金莱克是这么认为的。²³ 这种亲切友好很大程度上或者说完全是因为每个印度人都明白英国人即将离去。然而他们离开的具体时间表以及更重要的，印度独立政府成立的时间表并未确定。1946年仲夏，英国内阁代表团建议印度采取一种复杂的政体，其中包括一个全国联邦，其下再设置本地和省级两层代表大会，目的是满足和保证少数群体的诉求。起初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都默许了这一方案，但互相之间的猜疑实在根深蒂固，双方很快就开始为了细节和派别代表的平衡问题争执不休。最终真纳决定出走单干并要求成立独立的巴基斯坦。

真纳号召穆斯林8月16日在加尔各答召开罢工集会。随后长达四天的宗教暴动造成4000人死亡，10000人受伤。负责恢复秩序的英国将军认为这一惨剧比索姆河战役还要惨烈数倍。加尔各答事件的消息还引发了孟买的屠杀，造成1000人死亡，13000人受伤。比哈尔当地警察的忠诚发生了动摇，11月有150名穆斯林难民被印度教徒杀害。各处各地，宗教狂热的受害者都是穷苦人。几个月后，一位英国记者观察发现，他们就连遗体也很少被人认领。²⁴

随着宗教仇杀的不断扩散，印度似乎在滑向残酷的内战深渊。在访问了加尔各答后，韦弗尔认为游戏已经结束，并且拟定了撤出所有英国平民和士兵的应急计划。这些人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如果必要，他们会在政治协定达成之前离开，当然更早于韦弗尔担心的血腥事件发生前。

但韦弗尔的方案对印度、英国和英国工党来说却是政治灾难。艾德礼决心阻止这一方案：12月韦弗尔被免职，其总督职务被蒙巴顿接替。从现实政治角度来看，艾德礼的这一选择堪称绝妙。艾德礼对于蒙巴顿在缅甸的作为十分赞许（当时的缅甸还没有堕入无政府状态）；他不但是皇室成员，而且他的侄子菲利普也即将与伊丽莎白公主结婚。在当时英国皇室几乎被奉若神明的情况下，蒙巴顿比任何其他类似公众人物都更加不易受到社会的批评。而最重要的是，他与艾德礼在印度的当务之急以及解决问题的急迫性等方面看法一致。艾德礼在给蒙巴顿训话时给予了后者一些谈判的自由，但是艾德礼一直保持着对总督的控制。唐宁街10号与德里政府之间也保持着密切联系；蒙巴顿在5月的关键时刻被召回伦敦，他建议艾德礼本人赶赴印度亲自处理分割领土的有关事宜。

蒙巴顿于1947年3月末抵达印度。之后就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工作之中，使尽浑身解数说服和哄骗印度的领袖们，尽管他唯独对真纳的态度失礼到近乎粗鲁。蒙巴顿的妻子埃德温娜（Edwina）也助了他一臂之力。她举止迷人，以一种鸡尾酒会上常有的活泼态度征服了当时是临时政府首相和国大党代言人的尼赫鲁。新入住总督官邸的蒙巴顿一家与古板的韦弗尔一家相比可是个令人精神一振的变化，陆军元帅韦弗尔是一个喜欢沉思而且害羞的学究式人物，而蒙巴顿夫人曾说韦弗尔子爵夫人穿得就像她的女仆。²⁵ 无论蒙巴顿一家还做了什么，他们都确保了至少在最上层，印度独立这出大戏的最后一幕演得气势恢弘。

新任总督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可能地坚持经艾德礼修订的自治政府成立时间表。原本权力定于将在1948年6月移交，但由于公共秩序的进一步崩溃，这个日期被提前到1947年8月15日。6月4日蒙巴顿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披露了这一计划，他得到的反应融合了喜悦、惊讶，在有些地方甚至还包括不祥的预言。不久之后，他还给其部下各发放了一本“显示距离领土分割剩余日期的撕纸日历”，就好像这件事是英国公学学期的最后一天似的。²⁶ 其实印度教徒的印度和穆斯林印度的分离自从1945年12月和1946年3月的地方和省级选举起就已经是一个政治现实，在这两次选举中，代表印度教的国大党候选人在非穆斯林地区获得了90%的选票，而穆斯林则在其势力范围获得了优势。任何复杂的政治控制和政治平衡都无法阻止印度的两极化，无法使它继续作为一个政治体存在。国大党不情愿地承认了这一点。一项领土分割计划在5月获得了蒙巴顿和印度领导层的同意，随后也在未经审查的情况下就得到了英国内阁的批准。

结束英印政府相对容易，其实这项工作已经悄然进行了20多年。到1946年，1026名英印政府的高级文官中超过半数都是由印度人担任，而且印度本土军官也从1939年的1000人上升到1946年的15750人。讲究纪律和同志情谊的老传统使得将多民族、多宗教混杂的印度军队可以不太费力地被拆分，并重新分配到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新部队中。这一小小成就之所以没有出现多少波折，应该归功于奥金莱克的耐心与智慧，他预计他的手下人可以很容易地将对王帝的忠诚转化为对各自的新集体的忠诚。对一位印度人军官来说，这件事是英国人所具有的才能的集中体现。在巴基斯坦独立阅兵式上，他对一位英国军官说：“啊，长官，英国人真的是非常狡猾。我们穆斯林获得了巴基斯坦，印度人则得到了印度斯坦，而英国兵也能够回家了。”可悲的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在不远处，印度士兵和锡克教士兵发着脾气拒绝加入队列接受真纳的检阅。²⁷

考虑到独立前三个月发生的事件，便可以理解他们的反抗。没有谁能够划定出同时令所有人都满意的边界线，某些群体还是会认为他们被划进了错误的国家，处于势单力孤、提心吊胆的境地。在旁遮普地区，这种担忧最为强烈，这里是55万印度锡克教徒集中的地区（锡克教徒所占比例高达该省人口的1/6），而却即将被分割到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锡克教徒不承认穆斯林的主导地位，并针对真纳刚刚提出的口号“巴基斯坦万岁”给出了“巴基斯坦去死”的回应。到春季结束时，旁遮普已经被屠杀、报复性屠杀、劫掠和纵火搞得一团糟。历史上穆斯林对锡克教徒的迫害和他们对此的反抗使得锡克教徒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忍耐力以及希望复仇的强烈愿望。他们遭受的苦难和现在的脾气也许可以在1947年4月初流行的一张传单上得到体现：

成千上万的锡克教和印度教妇女遭到杀害，成百上千人的长发和胡须被剪下，目的是强迫他们改信伊斯兰教；还有成百上千的妇女遭到绑架，整个村庄被焚毁……别怀疑，这只是巴基斯坦人为非作歹的一个小小例子，更多更可怕的事件还未出现。不过勇士们，我们是锡克教徒，那位四个儿子都遭杀害的古鲁曾说过：“四个人牺牲了又怎么样？上千人将会幸存下来。”我们要打倒巴基斯坦的暴政……²⁸

英国文官西里尔·雷德克利夫（Cyril Radcliffe）爵士划下了那条将旁遮普一分为二的边界线。这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其后果令他受害终生。他与其他人做出的类似决定本来都被保存在蒙巴顿的保险柜里，等待印巴独立后整个事件不再是英国的负担时公布。但由于吉大港未来安排的泄露导致了一次小纷争，蒙巴顿决定今后还是对此守口如瓶为好。

无论如何，蒙巴顿最主要的是要对英国政府负责。他已经声明英军将尽快撤离，因此也就排除了他们在印巴领土分割期间作为中立力量存在的可能性，而且他的最大愿望是权力移交可以体面地进行。两次权力移交仪式（在德里有一次而在卡拉奇还有一次）首先到来。²⁹ 这两次官方仪式进行得挺顺利，但翌日举行的分割方案公布仪式却出了问题。

印巴分治后印度北部发生的大规模流血冲突已为世人所熟知。尽管从来没有人统计确切的死亡数字，据估计也许有50万人死亡。许多新闻记者报道了其中的详情，其中最著名的是《时代》（The Times）杂志的路易斯·赫伦（Louis Heren）。他和其他人听说过去一系列恐怖的暴行是这些杀人犯为自己辩解的理由。8月，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为了报复3月他们的教徒在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 [4] 遭到屠杀而杀戮旁遮普的穆斯林。而拉瓦尔品第的种族仇杀是为了报复五个月前印度教徒在比哈尔对穆斯林的屠杀，而这次屠杀又是为了报复1946年8月加尔各答的血案。³⁰ 原本可以试着阻止这次屠杀的英国和英国军官告诉赫伦这次仇杀“比他们在战争中见到的都要恐怖一千倍”。一个目击者对8月中旬拉合尔（Lahore）发生的事件的描述也许可以代表许多其他人：

许多尸体就横在阴沟里。旁边的穆斯林联防队员们却在若无其事地聊天。一位英国少校（他是一位工兵）也到达了现场。他和司机正在把尸体聚到一起。有的人死了，有的只剩下一口气。但所有人都遭到了残酷的肢解。他们是锡克教徒。他们的长发和长胡子被血凝固住纠缠在一起。一位老人，看上去没有其他人那么伤心，问我他们要把受害者带到哪里。“医院，”接着我安慰他道，“你不会死的。”“会的，”他说，“如果一会儿有穆斯林大夫的话。”³¹

人们本来无法轻易地回答是否可以避免这些惨剧。可是蒙巴顿的反应却显示了他最浅陋的一面：11月回到英国后他试图隐瞒动乱的规模，并声称这件事出乎他的意料之外。³² 然而实际上自从1946年8月起，暴力行为就呈愈演愈烈之势，而且军事情报部门也知道局势还会继续恶化。有鉴于此，奥金莱克曾希望在印度独立后让英军继续留守，但这个建议被蒙巴顿否决了。³³ 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当初这样做了，英国士兵又将卷入一场可能会很难脱身的麻烦之中。T.W.里斯（Rees）少将那缺少人手而且短命的旁遮普边防军创造了奇迹，但是这并不代表大部队也能取得同样的成功。

驻印高级军官，包括奥金莱克在内都对蒙巴顿表示批评，认为他过于旺盛的表现欲激怒了一个原本缄默而避世的种姓。印度陆军副长官，雷金纳德·萨伏伊（Reginald Savory）中将指责蒙巴顿“试图让印度、全世界甚至我们自己都觉得我们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³⁴ 这种说法其实是混淆了蒙巴顿的自我标榜和政府政策，他一直是艾德礼的代表，贯彻的是内阁和议会的意志。他觉得自己做得相当好，而且也经常这样说，以至于经常会忘记上面的事实。

而实际上他做到的本质上来讲，正如艾德礼理解的那样，只是一种务实的措施，是对于这30年来一直在积聚能量的历史动力的合理反应。广大的印度人民希望终结英印政府，同时没有理由相信英国人愿意不惜以一场旷日持久的镇压战争为代价为英印政府续命，因此靠武力维持它的存在也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人考虑这个办法，它也会牺牲英国在其他地方的利益。1946年这种情况发展到了极点，政府又担心占全国劳动力18.6%的人在部队服役对工业造成巨大影响。艾德礼面临的选择被1946年5月24日《每日先驱报》上的一幅漫画表现得淋漓尽致。两辆分别标有“工党政府”和“各自治领”字样的小客车正沿着道路飞驰，而一辆写着“沙文主义”的老爷车则在冲向一处悬崖，可是车上毕林普似的司机和乘客还在大叫“来吧，走这边”！有些右翼人士嘟嘟囔囔地抱怨英国人在印度以及英帝国其他地区的斗争中缺乏“胆色”，然而没有肌肉做后盾的“胆色”也不可能挽救英印政府或者其他英属殖民地政府。

那些曾经在印度工作过并一生致力于为当地人民谋福利的人们对失去印度更加感同身受。许多英印政府从前的工作人员都对权力的仓促移交及其导致的恶劣后果深感失望。但是与英印政府有关系的人毕竟只是英国社会的一小部分，1946年6月，共有44537名英国平民和10837名随军家属生活在印度。他们是英国人自从克莱武时代开始的在印度短暂居住的最后代表。人们被派到印度，履行他们的使命后又返回英国。即使如此，1947年的后卫人员和之前离开印度的人发现从感情上很难与那个他们热爱并为之付出了那么多岁月的国家决裂。45年后，报纸上出现的各种在伦敦的俱乐部里举行的有关印度的团体重逢聚餐通知，更是他们那种同志情谊和对英印政府怀念的明证。

失去印度在战略上和心理上的后果虽然巨大，但起初实际的影响却很有限。尽管印度或巴基斯坦都决定加入英联邦，蒙巴顿却尚未与任何一方敲定军事同盟。相比之下锡兰更加帮忙，同意英国使用其军事基地，因此英国得以维持其在印度洋上的传统支配地位。从迪斯雷利到贝文的伟人们都坚信并使其国民相信拥有印度是英国霸业的关键。寇松曾警告，失去印度，英国将沦为二流国家。

威灵顿公爵这样的战略家与艾德礼的参谋们都认为离开了印度的人口资源，英国作为世界性大国的地位将受到威胁，其极端重要性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其他在中东、东非以及远东的稍小规模行动中已经得到了证明。印度独立不到一年，就有一位高级官员呼吁仿照原来印度的模式组建一支英——非军队：

倘若按照驻印军队的模式并缩小其规模地将英国部队与东非部队混编起来，那么士兵们的效率及在军中获得的幸福感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非洲部队中的英国士兵可以由对非洲生活和人民感兴趣的精英分子来担任。³⁵

前面已经提到艾德礼最终对这种想法很感兴趣，然而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常备军实在是消耗甚巨。从1946年中期开始，英国战略规划者们就一直在专注于一种更加节约同时也更适应冷战需要的力量源泉，那就是远程轰炸机和原子弹。作为力量和声望的来源，印度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中东地区的所谓“野火”行动中，失去印度还是带来了一定影响。

也正是在这些年里，英国公众发现他们已经开始慢慢地习惯帝国衰落所带来的延迟性创伤。这种反应的迟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英联邦在紧接着1947的几年间起到了极好的缓冲作用。它帮英国人挽回了失去土地和声望带来的面子损失，并且貌似对这两方面都有所补救。它还使英国在法国进行两次血腥的殖民战争期间占领了一种特殊的道德制高点。对那些主要从种族问题方面考虑政治的人来说，英联邦包括全部传统理想主义的仁慈帝国主义却不含任何外族统治的罪恶感。在正面报道1956年英联邦青年大会时，《观察家报》提到了与会代表们在讨论诸如消灭文盲等行动时所获得的“道德收益”。³⁶ 对于那些左翼和持中间立场的人士来说，这些都是十分真诚和温暖的，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真正失去对二战前的国际合作信心。

1950年以后，英联邦存在的价值和正确性变成了英国中间派所持政治共识的一部分，即毫不怀疑地接受混合制经济与福利国家制度的正确性。一些资深的工党和保守党政治家一直致力于英联邦的存续，还公开宣称其为英国残存的世界性影响力的集中体现。依照一位英联邦维护者的话来说，它是“我们自身发展的合理结果”，是英帝国的合法继承人，而且比前者更加道德得多。³⁷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在1961年11月访问英联邦最新成员之一的加纳（Ghana）时施展了传统的英国两党并立政治的智慧。她对这个以她为首脑的主体是这样定义的：“这是一个由平等的、思想接近的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不论相互间的宗教、政治制度、环境和种族如何不同，都共同地希望为了人类的和平、自由与繁荣而团结协作。”³⁸ 繁荣英联邦需要的是其全体成员有共同的“信仰”。这场演讲一定是非常难以启齿，也更加难以服众，因为活动的主人恩克鲁玛（Nkrumah）博士刚刚逮捕拘禁了反对他的政治家。

过去14年间痛苦的经验教训给英联邦玫瑰色的美好未来蒙上了一丝阴霾。有那么几个持不同意见者还没准备好盲目地去“信仰”英联邦。1956年，当英国的世界性权威面临严峻挑战时，已经开始有些声音准备去追问在这个越来越不友善的世界里英联邦的实际价值究竟几何。在写于1956年6月英联邦首相会议不久后的尖锐文章中，老牌外交家范西塔特勋爵声称除了传统白人殖民地以外的英联邦各国不会给英国带来任何好处。³⁹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使英联邦代表种族平等的说法沦为笑柄；而作为共和国的巴基斯坦却最终与西方一道对抗共产主义；同时，刚刚把英国人赶出当地基地的印度和锡兰则在冷战阵营中首鼠两端，给英国人带来不少麻烦。这次会议的公报更是充满“老生常谈”，而英联邦用孟席斯的话说“只是一群分散的国家，友好却互不相干”。

而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新政治家》周刊也同样表示不屑。它指出英联邦“完全无形”，因为它缺乏“任何团结的基础”，甚至没有基本的政治、经济或军事合作机制。⁴⁰ 英国人也许会对大体上和平地将帝国变为英联邦弹冠相庆，并从把它作为国与国之间善意的光辉典型中获得一些道德满足感，但这却实在抵不过帝国曾经带来的力量与权威。不过它却使英国人不必突然面对1947年后国家实力渐渐衰落的现实。以后见之明来看，可以说是英联邦使英国可以不用太过头疼地接受失去印度。说起来很奇怪，为印度帝国策划并主持了葬礼的英国工党政府表现得好像英国依旧是个令人生畏的世界性大国。接下来就轮到保守党作为这种傲慢的继承人来接受现实了。

【注释】

[1] 莫桑比克：非洲东南部国家。葡萄牙人从1505年起把这一地区作为葡属印度领地的一部分来进行殖民统治，直到1752年它形成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1951年它作为葡萄牙属东非成为一个海外省，然而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精神和民族独立运动迫使葡萄牙于1975年承认莫桑比克独立。

[2] 阿拉哈巴德：印度中北部一城市，位于瓦拉纳西以东朱木拿河和恒河的交汇处。该城建于古印度雅利安圣城的遗址上，至今仍是印度教徒的朝圣地。

[3] 苏门答腊：印度尼西亚西部一岛屿，位于马来半岛南部、印度洋沿岸。马可波罗于1292年游访过该岛，17世纪荷兰人控制了该岛，尽管英国人继续宣称是它的领土，但在1949年苏门答腊岛就加入了独立不久的印度尼西亚。

[4] 拉瓦尔品第：巴基斯坦东北部城市，位于拉合尔市西北偏北。1765年锡克人开始在这里居住，1959至1970年为巴基斯坦内陆首都。

第三章
现实世界：中东之灾祸
1945-1956

“我们必须在假定印度军队不开赴巴士拉的前提下制定我们的政策。”工党议员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如此表态。他当时正在1951年7月一个关于中东问题的议会辩论中驳斥别人对工党优柔寡断的批评。在保守党看来，过去六年中，在这个他们曾经尽全力维持的地区，英国失去了很多利益。然而在同一时期，艾德礼政府在原子弹的发展上投入巨大，拥有原子弹将使英国依旧置身于世界诸强的言论底气十足。

对工党来说，获得力量比实际使用它要更容易。在1945年，艾德礼不得不解决中东所有的战前遗留问题：不断恶化的阿拉伯——犹太人冲突，埃及人对异国统治的满心愤恨以及英国是阿拉伯国家实现理想和统一的障碍这种广泛认知。工党本能地对解放运动施以同情，它崇尚国际主义，不断进取，认为自己与现代世界的潮流正相协调。保守党则被禁锢在过去，还真心服膺老掉牙的种族优越论，对自己的仇外心态几乎不加掩饰。在一次辩论中，缅甸人的问题被提出来，情绪激动的乔治·维格（George Wigg）对保守党议席嚷道：“对面尊贵的绅士及他的朋友们认为缅甸人全是‘东方佬’。说真的，这位伍德福德选区的正直尊贵的绅士（指丘吉尔）甚至认为从加来（Calais） [1] 开始就都算是‘东方佬’的地盘了。”

各种高尚的主义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友好理想并不总是与英国追求的利益相一致，在中东地区和冷战的大背景下这一问题尤其突出。英国政府一直都在顾及美国这一盟友提出的种种需求。在1946年，五角大楼和白宫的参谋就开始模拟对苏联进行战争，双方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控制中东地区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如果要击败苏联，其很大一部分的战争机器需要由原子弹来摧毁。而对苏联工业腹地发动核打击则需要拥有一些距离其边境相对较近的基地。所以在1946年夏，英国秘密批准B-29轰炸机可从东昂格利亚和埃及的机场起飞发动核打击。¹ 可以从埃及起飞战机着实意义重大，这使得对苏联的油田、炼油厂以及高加索和顿巴斯的工业中心进行密集的核打击成为可能。如果这些假想得以实行，苏联在欧洲西部发动战争的能力就会被大大削弱。单凭核武器就可以重新平衡苏联庞大的地面部队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

从这一前提出发，五角大楼的专家们修订并优化了他们此后几年的计划。1947年和1948年的版本被冠以“烤肉炉”和“高速公路”这样中性的代号，它们计划给美国陆军航空队（USAAF）15天的时间完成在苏伊士运河区机场跑道上的轰炸机及核弹头的部署。² 整个中东地区的防御被交给英国军队和英联邦军队。³ 随着美国原子弹储存量从1948年的50枚增长到1950年的300枚，其打击苏联“软肋”的能力也大大增强。在1949年，名为“吊球”的计划描绘了在1957年一种可能出现的战争情况，提出以95架轰炸机从埃及起飞打击苏联南部。⁴ 和以前的计划一样，这份战争计划也不假思索地默认英国仍控制着苏伊士运河区。

埃及的机场也在英国皇家空军（RAF）核打击计划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其实肇始于1946年，当时几位参谋长特别是空军元帅泰德勋爵（Lord Tedder）和陆军元帅蒙哥马利（Montgomery）说服了刚开始态度冷淡的艾德礼，英国必须在地中海和中东维持其固有的领导地位。⁵ 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拥有原子弹并能将其投送到苏联，英国就可以保持世界一流的国家地位，并且可以不必过度依赖美国。如果发生战争，英国很大一部分核打击力量就会从苏伊士运河区域飞向苏联南部地区。在以后的六年中，英国实施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核计划。V级远程喷气式轰炸机的研发在持续进行，1955年“勇士”式轰炸机列装服役。而三年前英国已经在澳大利亚西北海岸的蒙特贝罗（Monte Bello）岛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

按照英国1952年名为“特洛伊”的战争计划（随着冷战的加剧，行动代号也变得愈发咄咄逼人），在蒙特贝罗岛核试验所用原子弹的后续弹将要被投放到苏联。如果计算正确的话，苏联的工业生产能力将会因此减少30%到40%。⁶ 1956年初政策目标做出了重大的调整。英国认为苏联会对中东的土耳其东部、伊拉克和伊朗的油田发起大规模空地一体化攻击。如果在敌对行动开始前三周得到警报，英国将提早做好反攻准备，包括使用核武器突袭集结的苏联军队、机场以及交通线。⁷

以上这些预测没有一个会认为相互进行核打击会使其中一方获得完全的胜利。人们普遍认为，尽管已经遭到重创，敌人仍会保有一部分使用常规武器进行战斗的意志及相应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就必须要保护世界海上航运线以获得食品和石油。在蒙特贝罗岛实验中收集的数据被用于研究对利物浦这座大型港口进行核打击可能产生的影响，后来研究的对象也扩展到了苏伊士运河。研究人员非常自信地认为利物浦和塞得港能在四个月内恢复以前的工作秩序。放射性污染的问题可以被解决，而且如果苏联的原子弹在苏伊士运河上空爆炸，预计人们可以通过轮班使用“挖土设备”工作，在几个月内就可以开凿出一个可通航的河道。⁸ 这一令人震惊的信息在1956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首次出现，它认为要配备足够的人手和机械，因为负责铲沙的人要冒相当大的危险。

苏伊士运河区成了这场核战争博弈的关键一环。如果这场冲突可以获胜而且制定各种战争计划的参谋们认为可以获胜，那么英美对中东地区的控制就必须维持。即使没有对苏联南部地区发动核袭击以赢得战争的计划，这个地区因为石油的缘故仍然要属于西方阵营并受到其保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石油消费模式产生了巨大的转变。到1951年，西方国家所消耗石油的70%是由中东地区提供的，而且据预测其未来的石油储量主要集中在沙特阿拉伯和波斯湾地区。

因为英国寻求在中东地区的绝对霸权，石油和机场已经取代了对印度的防卫成为工作的重心。在某种意义上说，迪斯雷利和寇松那些关于战略和地缘政治的陈旧口号仍不失为金玉良言。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这些口号经常可以被听到，很多是保守党议员在国会上以及陆军部、海军部和空军部的会议室讲的。但是英国是否还保持着原来的勇气，尤其是当面临困难时它真敢大胆地行动吗？理论上来讲，在1945年的中东地区，英国依旧和20多年前纳赛尔诅咒飞过自己屋顶的英国皇家空军的双翼飞机时一样，还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力量。在1945年，约旦、伊拉克、伊朗和波斯湾的酋长国还在受英国的奴役。埃及也只能怏怏地接受苏伊士运河两岸的庞大地域里遍布英国兵营、仓库和机场的现实。这个长120英里宽30英里的狭长地带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基地，也是英国在中东和非洲军事力量的中枢。从苏伊士运河区向四面辐射状分布着一张由星罗棋布的兵营、飞机场和海军基地等组成的网络，辐射范围包括马耳他、塞浦路斯、海法、利比亚的前意大利殖民地（苏联曾非常渴望得到）、约旦、伊拉克、亚丁湾和波斯湾。

陆军部地图上的这些深红色的点没有让贝文轻松太多。他很清楚，在中东存在一种新的无法调和的反英情绪，并因为英国被普遍地认为对印度民族主义者态度软弱，这种情绪也变得越来越高涨。在1947年元旦，他觉得英国可能会完蛋，就提醒了艾德礼未来可能会面临的麻烦。“你要是还没有认识到不仅仅是印度而且还有马来亚、锡兰、远东都受到了这种情绪的波及，甚至在我们的非洲领土都产生巨大的反响，就读不懂近来从埃及和中东发来的电报。”⁹ 五个月之后，当英国又面临新一轮经济危机时，贝文坦率地向他的一些手下承认“他必须依靠虚张声势”来应对中东问题。¹⁰

当时的情况简直乱得让人吃惊。从1944年末开始，英国军队曾徒劳地试图将犹太人的反抗控制在巴勒斯坦地区。这里的游击队员发动了一场由暗杀、破坏组成的游击战争，他们和爱尔兰共和军（IRA）一样勇猛，无情，难以招架。同爱尔兰的情况一样，发生在巴勒斯坦的这场战争使得英国受到了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批评；本就稀缺的资源也日渐枯竭。缺乏资金的现实正在决定政策的如何制定。乞丐从伪君子手中拿不到钱，当年初，贝文不得不撤回了对土耳其和希腊反共产主义政府的资金资助，但它们后来受到了美国的救助。在1947年9月末，内阁不再理会令人尴尬并且代价高昂的巴勒斯坦乱局。10万军人却没有打破恐怖和反恐的循环，并且这个地区明显已经无法控制，于是英国将其委任统治权移交给了联合国并保证在1948年5月前撤离。

这一决定等于宣告了犹太游击队的胜利，他们很快又同巴勒斯坦人陷入到了激战当中。在未来八个月中，联合国徒劳地尝试划分这两个族群的领土。与此同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在试图将对方赶尽杀绝。英国不得不将这个控制了仅仅30年时间的被保护国紧急脱手，这本来就已经很糟糕了，但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在联合国掌控的最后几天，240名阿拉伯人被在亚尔新（Deir Yassim）的犹太人团体屠杀，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这一事件使得很多人逃离了巴勒斯坦，到1949年已经有72万难民逃到了加沙或约旦。他们这种在法律意义上的无国籍状态和破破烂烂的难民营是对英国的一种控诉，也提醒阿拉伯世界注意其无能和背信弃义。在1948年以后，英国和还在襁褓中的以色列变成了异国统治和阿拉伯国家软弱的代名词。于是只剩下美国有可能向难民提供经济援助，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尝试重新安置这些难民。

不管英国官方发言人如何向反对者描述英国在未来中东的美好愿景，英国依旧没有摆脱其在战前留下的专横跋扈、阴险狡诈的恶名。阿拉伯的劳伦斯在自己的祖国可能已经被视为英雄，但对于阿拉伯人来说，他只是觊觎其资源和土地的帝国主义骗子的急先锋。“英国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地位已经丧失，他们不被信任，几乎到处都遭人厌恶。”《时代周刊》在1952年初进行调查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两星期后，这本杂志还指出“诱英上钩的老把戏”又开始在埃及和波斯上演，而且参赛者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比以前还要足。¹¹

在1951年4月，穆罕默德·穆萨迪克（Mohammed Mussadiq）博士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党赢得了波斯（即现在的伊朗，波斯是古代一个充满荣耀的名字，是从历史书中选取来的）大选。年老体衰的穆萨迪克借一个排英和重建国家的计划上台执政。他凭自己的口才俘获大众的信任，有时他讲到一半会因为演讲中的感情过于充沛激昂而眩晕。他视自己为这个国家的拯救者，一次他告诉纽约的听众，1951年的伊朗正在做着美国在1776年做过的事：将自己从专横贪婪的统治者手中解放出来。在1952年1月，联合国大会听取了一份历数英国在伊朗错误行径的长篇报告，这是穆萨迪克最喜欢的主题。尴尬的英国代表格拉德温·杰布（Gladwyn Jebb）爵士轻蔑地将这份列举英国邪恶且不公正行为的清单视为“是对过去事件毫无益处的枯燥解读”，并要求穆萨迪克忘掉过去向前看。

一味要求伊朗人忘记过去或者原谅过去都不能减少在他们眼中英国的罪恶，对于阿拉伯和埃及的民族主义者来说也是这样。回忆悠久而苦涩，穆萨迪克的年纪大到足以记得在一战期间印度军队昂首通过其他国家、不公平条约、随伦敦和德里的官僚主义者的心血来潮而兴衰的伊朗政府以及1942年英国军队的再次到来。像中东其他民族一样，伊朗人在过去就已经决定了自己的命运。现在穆萨迪克认为他们即将创造自己的历史。向他和他的支持者们解释英国已经变了是徒劳的，向他们说明英国作为一个友好的伙伴已经准备好帮助他们实现国家发展，而英国的公司是积极进取而且富有爱心，也根本没什么用处。也许英国人确实变了，但他们也是过去种种不公的受益者，在穆萨迪克和其他伊朗人眼里他们就是这样一群人。

在1951年5月，穆萨迪克一直信任那些支持英伊石油公司资产国有化的人。这个公司是英国奴役伊朗关系的象征，是吮吸伊朗血液的吸血鬼，使得伊朗人民受穷挨饿。这家石油公司造就的富人从中得到了太多。在将其国有化的前一年，伊朗获得的开采特许金为900万英镑，仅比英国税务部门从该公司利润中收的税多100万英镑。从纯商业角度看，英伊石油公司可能通过采用五五开的方式节省了一部分利润，美国的石油公司最近也与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达成了这样的约定，尽管这很痛苦，会令公司主席不满，也可能会使他的股东不快。随着危机影响越来越大以及英伊之间记录的曝光，很多声音批评英伊石油公司在白厅走廊中表现的自私，尽管这些批评并没有公开。¹² 但在公开场合，部长们和媒体将这个公司视为牺牲商业利益的公司楷模。

不仅仅是英伊契约权力受到威胁。欧洲进口石油中有31%是伊朗产的，皇家海军85%的燃料也由伊朗供应，这使得每个右派分子和极少数的左派分子欣喜若狂。除此以外，穆萨迪克并不重视英国。鉴于整个地区现在的态度，他定了一个其他地区可能也会效仿的模板。“曾经亚洲人会被武力展示吓到。”《经济学人》杂志如此评价，和认为亚洲人仍是如此的保守党人相呼应。问题在于伊朗现在会向联合国大会因为英国的入侵提出抗议并且获得中东、亚洲、拉丁美洲国家的支持，当然还有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¹³ 然而贝文的继任者，帕默斯顿的追随者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命令“毛里求斯”号巡洋舰驻守在阿巴丹岛。同时，参谋们集中在一起制定出了两份命名适当的紧急计划，“海盗”和“侏儒”，一份旨在武装介入，另一份目的在于撤离在炼油厂工作的4500名英国技工。如果他们撤离，这些装置就会很快陷入停滞，因为伊朗人缺乏运转这些装置的专业知识。像那些想搞定自己不懂的事物的傻孩子一样，伊朗人也会从中得到教训。就像《经济学人》用鄙夷的态度做出的解释：“国有化是中世纪流行的东西，尽管实施国有化很明显不会赚到钱，但是民族主义者还是会尝试一下。”¹⁴

很多人认为让伊朗人受到指责是使其清醒过来并接受英国人摆布的好方法。但这可能比最初的认识困难一些，因为海军将很多军力投入到了朝鲜战争当中，海军部更本找不到符合“海盗”计划所要求的船。¹⁵ 在英国下议院，保守党喋喋不休地要求发动战争。丘吉尔嘲笑莫里森说“幼发拉底河”一词时的发音带有东伦敦腔，并以此开始了他在7月20号关于伊朗问题的议会辩论发言。接着他又痛陈了失去印度的哀伤并斥责政府在整个中东地区表现出的懦弱。英国只要被“一次次地施以足够的压力”，便会逆来顺受地放弃自己的权益。¹⁶

陆军准将安东尼·海德（Anthony Head）紧接着指责英国的外交政策中被掺入了太多的“社会主义”，结果就导致英国在中东的权威不断衰落时，英国人却在一味地退让。牧羊人酒店酒吧的朱利安·埃默里（Julian Amery）表达了社会大众的看法，他本人早已部分接受了他父亲那辈人服膺的家长制帝国主义。根据小埃默里说，英国误判了埃及大众的真正情绪，因为一个埃及人曾经告诉过他：“独立有利于官僚，却对农夫有害，英国统治对农夫有利，却对官僚有害。”¹⁷ 可惜除了那些同埃默里有同样想法的人，农夫也开始不再将英国当成不偏不倚的保护者。艾德礼用一个相关的历史教训结束了这场辩论，他追溯到了先前为保护英国股东权益而发动的一场战争：“在埃及，我觉得他们正在回忆起亚历山大港遭受的狂轰滥炸。在19世纪，这种事还能做，现在就不行了，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规则下办事。”¹⁸

亚历山大港在1882年遭受枪炮洗礼的时候丘吉尔刚满8岁，他现在想让英国的炸弹响彻波斯湾。正如他后来讲到的，如果他当时是首相，伊朗人一定会感知到枪炮的隆隆声。¹⁹ 艾德礼选择了“侏儒”计划而不是“海盗”计划。因为后者会以一种危险的程度大量消耗人力，并且对伊朗的入侵会轻易地让穆萨迪克向苏联寻求帮助。这是美国国务卿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的观点，他认为不管有没有收到请求，苏联一定不会放弃任何机会重新进入伊朗北部，这是他们固有的落脚点，五年前由于一些困难他们被赶出了那里。

艾德礼不希望伊朗卷入冷战的战场。况且在1950年10月，他亲自飞赴华盛顿去说服杜鲁门否决麦克阿瑟将军提出的用一颗原子弹解决中国援朝力量的提议。对伊朗采取温和态度是一种外交补偿。在9月27号，穆萨迪克控制了阿巴丹炼油厂，炼油厂的工人离开了。“我们已经失去了威严，程度前所未有。”²⁰ 《旁观者》杂志如此抱怨，它又懊恼地补充说：一次突击已经发动了，共产主义和阿拉伯世界本来将会看到随后的竞争只是一场优胜者和失败者之间简单的较量。然而，还是要给那些不顾个人安危的人以安慰，他们本来将能一饱“毛里求斯”号炮声怒号之耳福。在10月25号，保守党以微弱优势赢得了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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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巴丹岛撤退几个星期后，艾奇逊这样讽刺伊易夫林·舒克伯勒（Evelyn Shuckburgh）：“你必须活在现实世界里。”²¹ 过去几个月中在伊朗发生的各种事件已经为人们预示了未来。英国再也不能希求和恭敬的酋长、许许多多满怀感激的统治者以及身穿双排扣长礼服头戴塔布什帽的保守顺从的政治家做生意了，以前如果他们逾越行为底线，就会被英国威胁用战船发动战争而担惊受怕。现在英国要面对大声叫嚣帝国主义的平民主义者。穆萨迪克的衣装焕然一新，当他接见德黑兰大使弗朗西斯·谢泼德（Francis Shepherd）爵士时，他穿着绿色的睡衣。这种无理的行为再加上他在公共场合打瞌睡的习惯使得西博赫德相信这个伊朗人疯了，英国媒体报道的在白宫接受的检查结果是真的。

艾奇逊的话中还隐含着另外一种同样让人不快的含义。在整个伊朗危机中，英国政府曾向美国寻求建议，但美国的回复有时是答非所问。很多这样的回答来自乔治·麦基（George McGhee），他曾是一名石油地理学家，在中东游荡，秘密打探消息，为国务院效力了三年时间。他在牛津大学曾获得过罗氏奖学金并在“白人的负担”这个问题上和捐赠人有相同的观点，因此和美国很多外交官相比，他对英国现在的窘境更有同情心。然而，他被错误地怀疑和美国的石油利益有紧密的联系，并且一位财政部的官员警告莫里森：麦基很年轻，他在德克萨斯长大，还有爱尔兰血统，这些因素可能导致他在面对英国利益问题时做出的判断不够健全。²²

英美关系如同战时那样紧密，但随着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在1953年走马上任，两国关系开始恶化。像柯立芝（Coolidge）总统一样，杜勒斯这位身居高位的清教徒相当招人厌恶，就像他刚刚为了戒掉某种东西而改吃泡菜那样。他反对共产主义的热情只能由他厌恶帝国主义的程度来相提并论。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罗格·马金斯（Roger Makins）爵士将他厌恶帝国主义的程度描述为“他对殖民主义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情感，这种情感对于这么多美国人来说很常见，却像休眠的火山中喷发出的岩浆时常在福斯特内心翻滚”。

这些爆发背后隐藏的是对美国会被中东的伙伴所使出的诡计危害的担心，如果美国在冷战中仅仅是保全自身，它就没有必要和一股不断衰落的力量保持太紧密的关系，正如公众对伊朗危机做出的反应所证实的，这个不断衰落的力量希望看到一个经过坚船利炮洗礼后的世界。当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1953年春巡访亚洲时，他就看到了这个危险，他返回华盛顿使人们相信“英国300年的殖民统治气数将尽”。美国将不得不疏远那些还坚守在自己割据的土地上的国家。鉴于美国介入亚洲东南部事务之后的过程，在尼克松回忆录中曝光的一份有讽刺意味的文章中，尼克松写到了他尝试支持民族主义者的企图：

这些国家中很多人知道美国只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共产主义的宣传和欧洲人的奉承（斜体用于强调）都把美国描绘成粗鲁和贪婪的一个国家。我向他们保证美国不会成为一支殖民力量，我们也不会支持欧洲盟友的持续性殖民主义。²³

美国关于中东和亚洲的政策已经开始改变方向。从1947年开始，美国就一直在扶持土耳其。土耳其在1951年加入北约（NATO）并为了可以对苏联实施核打击，向美国陆军航空队（USAAF）提供自己管辖的机场。²⁴ 英国提议将土耳其军队的指挥权纳入英国在中东的指挥体系，但在1951年于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一个计划会议中，这个提议遭到了美国的拒绝。²⁵ 从此之后，美国政策的目的就成了吸引独立的中东国家加入西方国家阵营而不是强迫加入。任何可能会被解读为试图支持或强化英国霸权地位的行为都和美国的意愿相违背。与英国合作会获得利益，但是过于亲密会失去美国的信任，丧失一些朋友。

美国入侵之前一直由英国单独统治地区的行为首先会遭到人们的厌恶和抵制。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沙特阿拉伯国王伊本·沙特（还有他的石油资产）就被吸引进了美国的阵营，他同意美国用2500万美元的贷款和1000万美元的报酬租下达兰的一个机场。这是在英国的掩盖下秘密进行的。在1943年，印度事务部（India Office）拒绝了一个美国领事馆在巴林（Bahrain） [2] 建设的项目。²⁶ 不到10年，这些入侵者们就变得肆无忌惮，因为在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签下巨额支票，战后的英国无法享受这样的利益。到1960年，美国已经向中东国家支付了27.02亿美元。

美国篡夺英国在这个地区的地位的同时，又感到必须去打压自己的盟国。在伊朗危机之后，国务院的外交官们就扮演了英国和穆萨迪克之间的调停人，在意见交流期间，他们就发现尽管他的对手变化无常，穆萨迪克同样地冥顽不化。英国政府的固执可能建立在他们对炮舰外交的一种新形式的信赖上。在1952年，军情六局正在匆忙酝酿在伊朗异见分子的帮助下推翻穆萨迪克的阴谋。这次颠覆行动名为“靴子行动（Operation Boot）”，执行这次行动的成员中包括科密特·罗斯福（Kermit Roosevelt），即西奥多·罗斯福的孙子，还有负责中东事务的中央情报局（CIA）的特工。

1953年初，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接管了“靴子行动”，给它重新起了一个名字叫“阿贾克斯（Ajax）”。1948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加入苏联阵营，一年以后新中国成立，这些事在美国的冷战勇士们的心中挥之不去。伊朗被认为在苏联煽动的暴动中很容易受到伤害，穆萨迪克已经暴露自己性情无定而无法组建稳固同盟的特点。结果就是在科密特·罗斯福的积极引导下，“阿贾克斯”行动得以实施。1953年8月，在德黑兰的一次起义受到了中央情报局的财政支持，并且在英国的帮助下每个发展阶段都在其掌控当中。穆萨迪克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流亡的伊朗国王穆罕默德·雷扎·巴列维（Mohammed Reza Pahlevi），他的父亲曾是哥萨克的官员，30年前在英国的帮助下登上孔雀王宝座。伊朗已经臣服于西方，伊朗国王穆罕默德·雷扎全心全意地服侍他的美国主子直到1979年。后来，他又被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推翻，他这样记述1953年的事件：“伊朗之前已经成为英国的奴隶，接下来又会为美国效力。”²⁷ 这种比较让人不悦，也是美国政策制定者竭力避免的。新任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爵士在对“阿贾克斯”行动十分满意的同时，也对美国的大捷表示“嫉妒”。²⁸

在1951年11月将伊朗的事务告知联合国之前，穆萨迪克曾短暂地在开罗停留。对他的欢迎很让他高兴，因为埃及发生了反英暴乱，他和埃及首相穆斯塔法·阿纳哈斯（Mustafaal-Nahas）共同宣布“伊朗和埃及联合起来将完全摧毁英国帝国主义”。

从1950年1月开始，英国维持其势力的基础人员名单就已经将阿纳哈斯除名，当时埃及国民党带着超过半数的选票上台执政。它上台的竞选理由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样：将英国驻扎在埃及的军队赶出去，恢复埃及对苏丹的最高统治权。1948年至1949年灾难性的对以色列战争使得埃及对英国的愤恨进一步加深，他们认为英国在阻挠埃及军队获得现代武器。而英国人则认为埃及人连鸡毛蒜皮都视若珍宝，他们的装备曾被贝文称为“垃圾”。²⁹

争论的主要原因是苏伊士运河区。那里带刺的铁丝网，混凝土和柏油碎石路面都表明埃及臣服于外国势力。他们相信他们有任何时间插手埃及事务的不可剥夺的权利，1942年，他们就这样做过了。况且，对于那些掌控埃及命运的人来说，埃及人的生活状况不容乐观。在1950年与英国高级外交官和指挥官的谈话中，乔治·麦基感受到了历来对埃及人的那种鄙夷，他们被称为“埃及佬（Gippy）”。³⁰ 和鄙夷相对的是埃及人对英国人恶毒的态度。据一个美国密使在1951年末的报告，埃及人对英国人的厌恶很普遍而且很强烈，几乎人人都是这样。³¹

麦基和他的同事对埃及的暂访只是他们密集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他们竭力防止埃及站到苏联一边。但是试图说服阿纳哈斯及剩下的埃及内阁的努力失败了，因为他们坚定地认为英国帝国主义是埃及真正的敌人，而不是共产主义。美国人想施以同情，但是他们也不会忽视苏伊士运河区及其机场的战略重要性，它们对用核武器威胁苏联的意义巨大。1936年英埃条款已经允许10000人的守卫部队驻扎，但到1950年，这个基地已经容纳了38000名军人，其中包括从毛里求斯来的执行保卫任务的8000名步兵，以及价值2.7亿英镑的仓储物资。理想状况下，从美国的立场来看，英国应该撤退，留下完整的装备，可以在国际危机稍有起势的时候就能被投入作战，这是一个参谋官们应该会同意的解决方案。英伊之间的不和可能随之停止，埃及也会被邀请加入美国主导的地区性反苏防苏协定当中。在这些议题上的协商从1950年中期持续到了1951年秋，其间双方的不和越来越多，言辞越来越激烈。

1951年10月8号，阿纳哈斯单方面废除了1936年的协定，理论上结束了英国对苏伊士运河区的占领。他选的时间很敏感，极具挑衅性。在最后一名英国技师离开阿巴丹岛的四天前，英国大选选战已经进行了三天。几个星期之内，七万名强壮的埃及劳力离开了苏伊士运河区，在政府秘密支持下，恐怖主义运动开始了。新当选首相的丘吉尔怒不可遏。在12月15号关于埃及的讨论中，他站起身双拳紧握着走向艾登，他咆哮道：“告诉埃及人，如果再敢轻举妄动，我们就让犹太人来解决他们，并把他们赶到贫民窟，永远别想再出来。”³² 他坐下来，略感欣慰地回想起他访问开罗的那些日子，当时埃及人已经理解他们在这一系列的计划中占据的位置。

丘吉尔式的暴怒被解读为一个旨在恢复埃及原来秩序的计划。到10月末，白宫的战略家们已经制定出了“驯牛行动”，这是对1882年占领埃及行动的复制。在马耳他、利比亚和塞浦路斯来的作战小组的增援下，从苏伊士运河区来的军队准备去占领开罗、尼罗河三角洲和亚历山大港，亚历山大港将会通过一次海上登陆被占领。地面部队和空军在36小时内可以完成召集，舰船要用72小时，一天之内，可以达到这个政变的主要目标。³³

同时，苏伊士运河区已经由军事政府管辖，它立即解散了其管辖范围内所有埃及警察武装。1952年1月25号，一支伊斯梅利亚的附属小分队拒绝交出自己的枪，他们以哨所为掩体，与围攻他们的军队交火，最终这场交火导致50人死亡，100人受伤，这支小分队也最终离开了掩体。最终，枪炮声大作，“是时候教训他们一下了，”保守党人得意洋洋。他们在《每日快报》上大肆宣扬英国现在十分确信它要走帝国主义的道路。³⁴ 埃及人也十分肯定自己的道路，并以此作为回应；三天内，开罗的暴徒席卷了英国的军营，烧毁了赛马场、牧羊人酒店、各式英国商业建筑和地皮，杀戮那些被他们抓住的英国占领者。

运河区陷入重围，无法在紧急情况下发挥作用。像这些英国兵营一样，埃及原来的统治阶级已经陷入了绝境。暴乱发生后，埃及国王法鲁克当即将阿纳哈斯免职，解散了他的部门，他自己也在1952年7月被穆罕默德·纳吉布（Mohammed Naguib）将军率领的一群军队官员废黜。这个矮胖的国王流连在地中海各个名胜景区，继续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埃及新的管理者是军人，他们遵守着阿拉比帕夏（Urabi Pasha）定下的传统，将自己视为这个国家的救星，上天注定要让他们领导这个国家，延续这个国家的荣誉，保卫自身的完整。他们是理想主义者，希望进行社会革命，他们的信条由穆斯林道德准则、泛阿拉伯主义和社会主义混合而成。

英国对这次七月革命束手无策。大使馆没有提前警告这次危机，而大使当时正在度假。政变发生五天后，临时代办表示英国“可以通过展示决心，并在适当的时候直接展示军力来逆转事情发展的走向”。³⁵ 克罗默、米尔纳和艾伦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为这种做法鼓掌。

中央情报局的消息更加灵通。它已经得知反抗法鲁克阴谋的消息，但十分镇定，因为很早之前它就认识到埃及需要一次彻底的社会变革。除此以外，美国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纳赛尔上校是这些革命者中最积极的，如果谨慎处理的话，他是可以和西方结盟的。要达成这样的目标，英国是主要的障碍。很快杜勒斯接手了国务院，他把英国在埃及的存在描述为“心理阻塞”，可以防止埃及加入任何反苏协定。³⁶ 况且，苏伊士运河区现在成了战略上的鸡肋。过去两年的事件表明运河区多么容易遭到心怀不满的埃及人发起的破坏，而最近在热核武器研发上的进步（美国在1954年3月引爆了自己的第一枚氢弹）则显示出未来军事基地的发展趋势是更小、更分散。事实上，美国陆军航空队现在在土耳其的机场就是机动的，它使得英国运营的埃及机场显得多余。

因此，英国继续固执己见是没有意义的。1936年的《英伊条约》在1956年到期。1954年7月，在未来两年里基地逐步撤退的安排获得通过。关于苏丹持久的争议也有了结论，英国狡猾地与当地民族主义者结盟，他们反对恢复任何形式的埃及对苏丹的最高统治权。1956年1月1号，苏丹独立。

几年前，最后撤离运河区的那批军人中有人告诉我，当他们的船从塞得港码头出发离开的时候，一个埃及青年撩开长袍，向下面的士兵撒尿。一个士兵抬头看了一眼，对他开了一枪。不管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它在某种意义上是过去30年英国在埃及存在的奇特缩影。

【注释】

[1] 加来：法国北部的一座城市，位于多佛海峡，同英格兰多佛相对。该城于1347年落入英国人手中，后又于1558年在被包围了11个月之后被法国人夺回。

[2] 巴林：一个濒临波斯湾、由低矮多沙的群岛组成的国家，位于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之间。它是第一个挖掘出石油的阿拉伯国家。1861年以后沦为英国的被保护国，1971年独立。

第四章
痛击敌军：苏伊士战争及其他

除了完美外交官这样的声誉外，调整英伊关系方向是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爵士的另一项成就。他对自己的能力充满自信，同时又充满壮志豪情，但似乎命中注定要为更强势的人物当副手。他和张伯伦之间就是这样，张伯伦坚持关键的磋商要亲自进行，这个作法也被丘吉尔沿用了，艾登很失望。他是首相职位的法定继任者，然而丘吉尔尽管得了两次中风还依然在任，他的耐心也因此几乎消磨殆尽。艾登没有隐藏自己的不满，他曾把自己的长官叫做“老糊涂”。1955年4月，丘吉尔辞职，他终于得到了首相的位置，借此机会他领导英国在中东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辉煌时代。

杜勒斯及其在国务院的幕僚可能已经将英国判定为这个区域的失败者，但是艾登确信英国的威信会恢复并提高。毕竟，英国仍掌控着在马耳他、利比亚、塞浦路斯、亚丁湾、波斯湾和伊拉克的基地；伊拉克的哈桑王族国王费萨尔二世与其表兄弟约旦的侯赛因都是英国的朋友。基于这些因素，艾登相信在美国的配合下，他可以建立一个像北约一样稳固的反苏联盟，这会强化英国在中东的战略地位，也会形成一个屏障保护自己的油田。

1955年3月到10月间，土耳其、伊拉克、伊朗还有巴基斯坦一道被拉入《巴格达协定》。英国仍管控它在伊拉克的机场，并保证在必要的时候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来回击苏联常规武器进攻。这包括分散在中东各地的装甲旅、英联邦援军及核武器储备，这些核武器可以弥补其部队数量上的劣势。¹

《巴格达协定》令埃及首相纳赛尔（1956年后担任埃及总统）感到头疼。他痛斥这份协定表明，英国几乎不加掩饰地企图分裂阿拉伯世界并重新获得在中东的霸权地位。纳赛尔对此的反应是，发动一场横跨中东和北非的恶毒的宣传战，他对大众发表无线电演讲，意在败坏英国及其支持者的名声。纳赛尔的讲话简单又引人入胜：埃及是民族主义革命的先锋，他作为现代的萨拉丁，注定要联合所有的阿拉伯民众抵抗他们的敌人。数百万的阿拉伯人收听或阅读了他的讲话后，都几乎把他奉为救世主。英国过去曾使他们分裂，让他们臣服，而他们就要被纳赛尔解放出来。

开罗广播台的怒斥和电台背后发表如此言论的人让不愉快的回忆重新浮现。对于艾登来说，纳赛尔就是墨索里尼的转世。像墨索里尼这个意大利人一样，他既是一个卑鄙的无赖，又是一个自大狂，唯一的目标就是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从波斯湾至大西洋的凯撒”。² 麦克米伦像艾登一样也是一个反对忍气吞声的人，他同意艾登的观点，认为纳赛尔是“亚洲的墨索里尼”。³

这种直觉上的比较预示了艾登下一步的行动。他和那些同意他观点的人相信，他们要和一个独裁者进行一次较量，这个独裁者像墨索里尼一样性格分裂，难以预测，冷酷无情。如果纳赛尔真的像墨索里尼一样，那么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事又要重新上演了，妥协退让无异于自取灭亡。向纳赛尔让步会鼓励他继续冒险，提升自己在阿拉伯世界民众心中的地位，从而进一步贬低英国的地位。

在1955年末，艾登和他的智囊团认为他们已经确定了能够感染整个中东的病毒源，但是他们没有治疗办法。无论如何，如果没有美国的允许和可能的帮助，这个计划就不能实施。如果纳赛尔没有使埃及和苏联结盟，这种情况就不会出现。但如果埃及真的与苏联结盟，一切可能已经为时太晚了。军情六局在开罗的特工发现纳赛尔和苏联走得越来越近，他在9月份作出的从捷克斯洛伐克获得武器的决定证实了这一点。⁴ 有迹象表明埃及和它的伙伴叙利亚正开始朝苏联靠近，西方很快失去他们以及其他友好的中东国家支持的可能性正不断增加。

1955-1956年冬天，政府面对着堆积如山的报告，这些报告都表明英国已经在中东失去了主动权，就连受到这样的影响之后余下的东西也要失去。约旦之前一直是一个稳固的盟友，也开始出现屈服于纳赛尔的宣传和颠覆的迹象。3月1号，侯赛因国王将阿拉伯军团指挥官格拉博将军免职，开罗电台长期斥其是狡猾的英帝国主义特工，在幕后操纵政局。几天之后，又有了一个沉重的打击，外交部长塞尔温·劳埃德（Selwyn Lloyd）在拜访一个应该持友好态度的前哨——巴林岛时，被反英暴徒辱骂并被丢掷杂物。

“我们身陷混乱当中。”艾登在3月3号承认了这一点，他还补充道：“但我们在混乱中表现最好。”恐慌和愤怒在以后的几天非常明显。参谋长们认为约旦即将抛弃英国，这会使英国失去一条通向伊拉克基地的专用的飞机跑道。塞尔温·劳埃德在巴林岛的遭遇让艾登和他的同事很生气，他们想在岸上集结一些军队表明“我们依旧生龙活虎”。⁵ 问题是没有可以去打击的目标。到月底，愤怒已经变成决心。至少从军情六局的主管乔治·肯尼迪·杨（George Kennedy Young）告诉一个中央情报局特工的话中看是这样：“现在可以准备打最后一场仗了，不管成本如何，我们都会胜利。”⁶

预言一向是模棱两可。杨可能指的是“蔓延行动”，这是一个企图推翻叙利亚总统舒克里·阿库阿特利（Shukri al-Quwatli），从而孤立纳赛尔的英美联合计划，届时叙利亚将会被置于与英国友好的伊拉克的保护之下⁷ 。当地异见分子在大马士革的密谋在10月末被发现，由于相关文件仍未解密，英国是不是这场阴谋的幕后指使者仍然无法确定。当时，埃及情报部门认为中央情报局正在叙利亚进行某些活动，当时在塞浦路斯的一个英国旅正时刻待命准备投入到对叙利亚的作战当中。⁸

然而杨的话似乎暗示，英国政府可能有比在大马士革重演两年前扳倒穆萨迪克的那种政变更加令人恐惧的主意。杨可能已经在心里规划好了“绳索行动”，作为军情六局报告以色列马上要攻击英国的盟友约旦的回应。“绳索行动”包括袭击以色列空军，突击队袭击以及海上封锁，这些足够展示出令人胆颤的实力以及英国要保护中东盟友最坚决的决心。⁹

第三种也是最吸引人的可能性就是，内阁正准备在不远的将来以压倒性力量打击埃及。3月初，大臣们的心情像自由党国会议员在1882年埃及危机的第一个阶段时那样可怕，当时他们怒不可遏，唯一想做的事就是开战。¹⁰ 纳赛尔是当然的目标。据前军情六局特工彼得·怀特所说，暗杀纳赛尔的计划已经随时可以实施了。¹¹ 中央情报局在2月末被告知了这一点，埃及当局认为至少三个英国刺客和一个德国刺客被送往开罗，但是都临阵脱逃了。¹² 英国另一个秘密行动的细节在9月初被公布，在此之前很多埃及人被逮捕，他们被教唆在主要城市煽动暴乱。¹³ 埃及政府认为暴乱的发生会被英国当成是军事介入的一个借口，他们在1882年就是这么做的。

这些零星的消息组合在一起就表明从1956年3月开始，政府就已经决定要和纳赛尔决一胜负。然而这个目的如何达成，还要等到所有官方文件被解密才能知道。已知的信息有力地表明英国情报部门受命要构建一个和1882年情况相似的情形，当时埃及政府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内部混乱到将要失控的程度。当然，这样的情形为武力介入和成立傀儡政府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前提，这正是艾登想要的。

不论这个目标要如何完成，推翻纳赛尔是一项极危险的任务。但是艾登准备要承担这个风险，同样的方式在伊朗取得过成功，虽然规模小了一些，但成功的事实还是让人感到些许安慰。如果英国要维护自身在中东的威严及其在中东的友邦，纳赛尔倒台的计划是必须执行的。对艾登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麦克米伦，这场较量从暗杀纳赛尔的计划看来简直成了私人恩怨，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从政治角度来讲，艾登已经有些岌岌可危了。从年初开始，他所在政党的一些人，还有《每日电讯报》一直呼吁一个“强硬的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抱怨可能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3月份愤怒爆发以及随后要求对纳赛尔“做点什么”的诉求。过去六年中伊朗和埃及大肆羞辱英国，英国并未雪耻，艾登也成了此事的替罪羊。在某种程度上，英国在中东无形帝国的大幅度折损看起来比其退出印度更加令人痛苦。至少英国从印度撤出时还带着一份尊严和成就感。然而在伊朗和埃及，放弃自己的势力范围却是在面对侮辱和批评时的一种撤退。国家荣誉受到了伤害。英国主导中东的能力一直体现着英国屹立于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而现在这种能力正在瓦解，奴颜婢膝地去顺从于美国的意愿。美国则摆出了要取代英国原来地位的姿态。

在1956年前半年读一读报纸，就会感受到英国任人摆布，风雨飘摇，痛苦抵抗，对自身处境感到走投无路，如果没有觉察到这一点，那是不可能的。报纸头条报道了塞浦路斯民族斗士组织（EOKA）对军人有时还有他们的妻子的肆意谋杀，他们希望意诺西斯（Enosis）可以实现，即希腊与塞浦路斯的合并。在5月的亚丁也有暴乱的报道出现，当时一名副部长被人群围攻，他们要求独立。还有不断活动的纳赛尔，公开指责英国的同时还暗中实施对抗活动。英国变得毫无还手之力，疲于奔命。在英国，任何人诋毁英国都会受到惩罚，诋毁埃及则不会，现在很难向这些在这个经历了几代人时间的辉煌帝国里成长起来的人们解释这些令人恼丧的事情。亲身经历过这段时间的人都会自己做出判断，但在苏伊士危机之后大量传闻及稿件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就是英国正在遭受放弃帝国主义后那种迟来的震惊和由此产生的在处理世界事务时相对的无能为力。

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样，当对英国未来能否成为世界一流国家的质疑声出现时，就可以想象出英国当局始终使用的那种带有民族道义的讲话语气。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这似乎成为了局势向不好的方向发展的一种言论。惊险连环漫画，自动唱机，摇摆舞，摇滚和不良少年都成了下坡路的标志，这个下坡路会导致年轻人的集体毁灭，由此最终导致国家的衰败。¹⁴ 所有这些魅惑人的变革都从一直在世界上支持英国的美国舶来，无疑这为各式各样的编辑、保守党的下院议员、牧师、教徒、文职官员和法官发出的喧闹声中增加了一个刺耳的音符，而这些人将自己视为英国传统价值观的守护者。和包括外交官夫人罗伯特·马金斯女士，“易夫林·霍梅”（《女人专属》杂志的知心大姐），伊夫林·舒克伯勒在内的朋友们讨论这件事，得出的结论是：英国已经变得没了血性，软弱无能。¹⁵

纳赛尔也是这样想的。在1956年前半年，他引导埃及与英国发生矛盾。这场矛盾在双方势力较量中结束，而且纳赛尔认为这会导致中东出现新的力量平衡，而局势对埃及有利。首先，他在亚洲非结盟的国家中延长了旅程，使各国承认他是这个反帝国主义中立集体的领导人。他也表明他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作出决定，承认中国共产党人的合法地位和在开罗接见苏联密使就是证明。

在埃及国内，他的精力投入到了已经完成设计的阿斯旺水坝的建设和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前景工作当中，外国投资人在苏伊士运河公司持有49%的股份。从表面上看，哪个国家可以给水坝建设保险的问题与运河的国有化总是密不可分的。7月19号，杜勒斯坦率地告知埃及，美国不会拨给水坝贷款，作为回击，纳赛尔七天之后亲自承接下了大坝建设的任务。实际上他正在考虑把运河公司及其资产没收一段时间。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这样做将会是一场赌博，但他估计他赢的概率大一些。10月初，美国的精力会主要放在总统选战上，法国也因为阿尔及利亚战争无暇顾及埃及，只有英国可能会采取行动。

因此埃及情报部门接到任务要评估英国的准备情况。通过塞浦路斯民族斗士组织和马耳他工会主义者内部的消息源，纳赛尔发现英国不可能立刻做出回应，它至少需要八个星期的时间动员来进攻埃及。¹⁶ 所以一切都取决于艾登的勇气。纳赛尔凭借两年前一个单独会议上对他的了解，觉得他只是一个用虚张声势来掩盖内心脆弱的人。纳赛尔要投入一场战争。即使这样，战争的概率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大幅度减少。纳赛尔推算出在8月10号之前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是90%，而到了10月中下旬，概率就骤降到了20%。¹⁷ 不过他的推算中并不包括以色列。

当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消息刚刚送达的时候，艾登正在唐宁街与伊拉克国王费萨尔二世（King Faisal II）及其首相努里·艾斯塞德（Nuri es-Said）享用晚餐，努里·艾斯塞德是英国一位忠实的朋友。努里用纳赛尔来激艾登采取强硬手段：“你必须揍他，现在就揍。”晚餐结束后，艾登花了一晚上时间权衡战争利弊，他觉得离开战只有两三个星期了。¹⁸

首相和那六个向他提供埃及方面建议的大臣有两个宏伟的目标：让纳赛尔倒台以及在埃及建立一个承认英国在中东其他地区也拥有最高权威的政府。

苏伊士运河会被国际控制以预防任何将来对英国和欧洲石油供给的威胁。如此一来，英国的威望就会马上恢复而且《巴格达协定》会仍然有效，什么样的行动能这样一箭双雕成了最重要的问题。

两个行动计划获得了通过。一方面，英国寻求广泛的国际支持，对埃及施加外交压力迫使纳赛尔交出运河。另一方面，英国准备战争，在8月2号集合预备役军人。他们要被投入到“火枪行动（Operation Musketeer）”中，这个行动是在9月中旬才被敲定的。英法联军会对埃及的战略目标（包括开罗广播台）实施轰炸，在塞得港空降并控制运河。打败埃及，也可能在推翻纳赛尔之后，三到四个分支部队会守卫这个国家，直到建立一个合格的政府。内阁希望有一个过渡期以便英国可以协助埃及的管理。

鉴于1956年英国的局势和国际环境，这样一个重建无形帝国的大胆主张需要大量的国内国际支持。从最开始，英国就获得了法国全心全意的支持，法国对纳赛尔的敌意来源于他对阿尔及利亚国家主义者的帮助。英联邦国家的态度模棱两可：印度、巴基斯坦、加拿大强烈反对任何武力的使用；南非中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虽表支持，但有些不情愿；只有中非联盟（包括尼亚萨兰，南罗德西亚和北罗德西亚）表示会支持英国的任何行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劝英国小心谨慎并告诫英国不要过激行动，没有美国支持也不要行动，否则查纳克危机和慕尼黑危机就会重演。

英国内部的意见也不统一。艾登、麦克米伦和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是表现最强硬的大臣，除他们以外也有很多人犹豫不决，包括R.A.巴特勒（一个天生的老好人，晚至1940年夏，他还一直想着和希特勒完成一笔交易）、爱德华·希斯还有伊恩·麦克劳德。让这些人担忧同时也让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及其党员不安的是政府拖延的毛病。从危机刚开始爆发时下议院辩论的要旨判断，艾登可能已经完成了一次迅速的对运河的回抢报复性行动，但是当时陆军、海军和空军并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执行这样一次精密的行动。结果就是出现了一个同时朝两个方向努力的政策：英国和法国将公开并精心准备战争，与此同时通过磋商积极推进通过国际社会解决问题。洛德·基勒恩像迈尔斯·兰普森先生一样，同样拥有对埃及人发动突然袭击的第一手经验，他觉得这个延搁是致命的。他写道：“把我们自己置于无休无止的会议和磋商中就是允许入侵者逃避自己的罪行。”¹⁹

当然，很多老兵都嗅到了战争的味道，他们相信到最后，一些沉重的打击还是会以原来的方式到来。陆军准将M.F.法夸尔森-罗伯茨受够了政府的谨慎行事，在迪拜的一次老兵聚会中他说道：“政治家不像我们这样了解东方人，”他大声嚷道，“不知道和他们打交道的唯一方式就是暴揍他们一顿。”²⁰ 工党下院议员雷金纳德·佩吉特是一位猎狐好手，他生气地问道：“我们在埃及投入了多少？这样做持续了多长时间？因此我们失望了多少次？”²¹ 无动于衷反映了英国的无能为力。“如果纳赛尔没有倒台，”麦克米伦说，“那我们就完蛋了。”²² “这个埃及独裁者只是一个‘徒有其表的麻烦制造者’，他可以被也应该被镇压下去。”海军上校查尔斯·沃特豪斯说道，他是保守党内部毕林普集团的一位言语尖刻的发言人。²³ 丹尼斯·希利嘲笑他们是“老古董”和“小混混”。但是《新政治家》杂志在一片对沃特豪斯的报道中将他们描述得十分优雅：“1920年的《每日邮报》对他大肆吹捧，那时大英帝国可以对外国人和国内的工人阶级肆意发号施令。”²⁴

快要开战的吵闹声重新响彻议会，这也引起了要为第二个总统任期竞选的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注意。杜勒斯告诉麦克米伦英国对纳赛尔过于小题大做，夸大了他的重要性。国务卿和总统都认为应该避免战争，要与美国一起通过协商解决问题。²⁵

尽管很多会议排上了日程，领导人们相互交换意见，到9月15号还是没有迹象表明任何协议可以达成，这一天是原来设定的要进攻埃及的日子。有趣的是，纳赛尔在这八个星期内完成了对英动武的动员。战争机器及其固定不变的时间表现在已经控制了内阁。天气恶劣，10月21号后的行动已经不能进行，后勤主任们坚持10月31号是他们有很大几率取胜的最后的开战日期。在10月初，有谣言说20000名预备役军人非常不满，因为他们已经待命超过了两个月，非常焦急地想回家继续工作。从7月31号开始，人力短缺构成了重重障碍。当时内阁同意为了补足士兵数量，派往前线的国家战士最低年龄限制应该从朝鲜战争19岁的标准下调至18.5岁。即使这样，海军仍然抱怨说有经验的通讯兵短缺以及国内和地中海舰队的减编打乱了训练计划。缺少有经验的士兵意味着装备8英寸口径舰炮巡洋舰的四个炮塔只能用两个，并且“牙买加”号和“格拉斯哥”号不能抵御敌军战机对它们的攻击。²⁶

局势越来越朝着对纳赛尔有利而对艾登不利的方面发展。因为没有通过外交取得合适的解决方案，艾登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进军埃及，要么屈服。民调显示在8月有59%的国民支持他并用武力解决和外交化解的方法，但到9月中旬，支持率下降到了49%。在10月初，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有证据显示在经历了最近越来越多的跨边境袭击之后，恼羞成怒的以色列可能会进攻约旦，这迫使英国要去解救自己的盟友。在10月11号，以色列政府得到官方警告，英国会支援约旦。²⁷ 三天之后，联合国关于运河问题的讨论陷入僵局，苏联使用了安理会否决权。

几周来法国一直在向以色列大献殷勤，因为以色列可以帮助他们找到一条解决目前外交僵局的出路。尽管这段秘史的确切细节在20年以后公之于众，但因为当时这个策略过于简单，并没有人相信这个方法可以取得效果。以色列进军埃及，军队要经过西奈，因此就会给英国和法国提供一个借口来夺取苏伊士运河，因为他们在保护运河，并且可以将交战双方分开。艾登把握了最后的机会来避免侮辱性的屈服，在10月17号，“堪培拉”式重型轰炸机开始飞往塞浦路斯。六天之后，塞尔温·劳埃德飞赴巴黎，他和法国首相盖伊·莫列特，以色列外交部长大卫·本·古里安以及摩西·达扬将军秘密会面，地点是在塞夫勒的一处秘密地点。会面的结果就是秘密的《塞夫勒条约》，这份条约似乎没有复制品流传下来，但是10月29号到30号发生的事件清清楚楚地展现了这份条约的大纲。²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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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1月发生了两场苏伊士战争。第一场发生在西奈半岛、塞得港以及苏伊士运河沿岸，参战方是英法以埃。第二场发生在下议院会议厅，报纸专栏，英国每处人们聚集的地方，主题是英国政府是否表现得理智、诚实。

按照在塞夫勒制定的时间表，第一场战争如期进行而且让纳赛尔大吃一惊，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以色列会卷入到运河争端中来。确实，9月一过，他就接到了美国消息源传来的信息，让他相信埃及不会受到攻击。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也表示很震惊，因为美国的U-2侦察机（加里·鲍尔斯驾驶，后在苏联被击落）已经在9月27号详细探查了地中海东部和中东，侦察机上的相机应该不会错过英法在塞浦路斯集结军队和战舰的景象，这当然应该被视为武力恐吓的证据，但是英国的大臣们并没有从杜勒斯的话中发现美国会极力反对英国武装进攻埃及的蛛丝马迹。他们认为杜勒斯主要关心的是，战争不应该与11月6日美国大选日放在同一天，而事实后来证明他们想错了。传统和习惯决定了英联邦国家会支持英国，但是在《塞夫勒条约》签订之后，英国与英联邦国家之间的交流就停止了。

苏伊士战争如期爆发，以色列在10月29号向西奈进军。在随后的几天里，当以色列军队和装甲部队肆意打击茫然无措的埃及军队时，英国和法国下达了最后通牒，给双方12小时的时间停止交火。这份最后通牒被忽略了，在11月1号，“堪培拉”式轰炸机开始在高空打击埃及战略目标和城市，同时空军和两栖部队准备在塞得港登陆。第二天，美国（在澳大利亚等国的支持下）在联合国支持通过一项要求参战各方立即停火的动议。英国和法国陷入了恐惧当中。他们要求宽限时日并坚持只有在联合国军队控制运河的情况下才同意停火，与此同时，他们提前了进攻的最后期限。

根据新的时间表，第一批空降兵在11月5号登陆，两栖部队在6号到达。与此同时，联合国两次要求停战。在掌控了塞得港和23英里长的运河区后，英国和法国政府在11月6号晚上对形势进行了评估。从纯军事角度看，这次行动非常成功，埃及伤亡超过了1000人，英法联军还不到100人。“这是一次很好的实战练兵，”一个陆军上校告诉记者，“十分有趣，我们很开心。”³⁰

另一场苏伊士战争也到来了。艾登在10月30号到11月6号之间的行动是这场政治骚乱的催化剂，它让整个国家感到震惊。在下议院内部，政府关于埃及的声明立即引发一片喧哗，拳头挥舞，嘘声四起。保守党人成为了“法西斯主义者”和“谋杀犯”（贝茜·布拉多克女士这么称呼他们），工党成了“胆小鬼”，他们只会对自己的国家背后捅刀。媒体拿起自己的言论武器抨击政府。很快就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一次是在下议院外面，另一次在特拉法加广场，在那里安奈林·比万公然抨击了艾登。伊斯特本的卫理公会派教徒上街游行，他们被指为“肮脏的纳赛尔的走狗”，旁观者们认为批评艾登的人都和纳赛尔是一伙的，因此实际上是叛徒。这样的观点在当时非常流行。

不论人们在哪里聚集和讨论，都会发生激烈的辩论。我想起在我的党派中，在一群中产阶级保守党占绝大多数的地方，那些没有声嘶力竭地发表观点的人就会被对方的大声嘶吼压制下去，有时在这个过程中还会受到人身攻击。保守党下院议员认为工人阶级支持政府，对工党缺少爱国热情非常生气。一个人在一位南方支持者的鼓励下，直言不讳地说道：“我已经失去了我的中产阶级支持者，但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至少弥补了我的损失，他们一般投票给社会主义者，支持在苏伊士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³¹

然而在《观察家报》的读者中占绝对多数的中产阶级也因为11月4号的社论而变得群情愤慨，该社论称：“从1783年开始，英国就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受到千夫所指。”这个国家现在“在道德上孤立无援”，重申了自己一贯的崇尚战争的帝国主义，并抛弃了从1945年开始就指导了其外交政策制定的国际主义。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编辑收到了866封信为政府辩护（其中有500封要求取消订阅）和302封支持政府主张的信。³²

1956年11月关于苏伊士问题的辩论，就像过去百年发生的其他争论一样，也是突然发生的，因为从本质来看这事关英国和世界关系的本质。一边是鹰派的英国民众，它们觉得世界就是一个冲突不断的斗兽场，只有最强壮的和最果敢的才能通过奸诈、冷酷、武力的巧妙运用存活下来。他们相信反映自然法则的帝国主义、深思熟虑后得来的权宜之计以及国家利益是仅有的可以决定外交政策的基础。在过去，这些人会欢迎凯旋的陆军将军、海军司令，除他们外还有帕默斯顿、迪斯雷利、约瑟夫·张伯伦以及丘吉尔。现在艾登也成为了他们的英雄。在另一边则是鸽派的英国民众。他们梦想着一个和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冲突可以通过两个国家的协商来解决，他们厌恶帝国主义，因为弱者总要遭受强者的压迫，但可以容忍现代形式的具有慈善精神的殖民主义。因为这群鸽派民众在心理上倾向于成为和平主义者，在政治上表现得积极进取，并相信英国在世界上的独特位置是源于自身的道德价值观。在历史上，这群人支持科布登、布赖特、格拉斯顿和国际联盟。

从战争开始，鸽派民众对世界的态度就变得越来越乐观，因为世界似乎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进。帝国主义在消退。尽管冷战仍未结束，但联合国发展迅猛，英国似乎要摆脱自己传统的盛气凌人的发展方式。现在这一切都被艾登改变了。更糟糕的是，英国对埃及进军的同时，苏联军队正处在对匈牙利起义镇压战斗的最后阶段。本来可以对苏联的暴行加以道德上的指责，但如果恶棍般的苏联统帅尼基塔·赫鲁晓夫反过来指责英国和法国欺负埃及，英国和法国又有何言以对呢？

对道德高地的丧失，美国人的感觉是最真切的，美国盟友在埃及的行动减轻了美国民众对苏联暴行的认识。当苏联本来应该成为众矢之的的时候，英国和法国也受到了指责。即使是老朋友也加入了指责行列，11月3号是巴基斯坦的“痛恨英国”日，澳大利亚工党领袖艾瓦特指责艾登的行为是“赤裸裸的侵略”。

在英国，鹰派民众总认为自己是现实主义者，现在正遭受严重的打击。政府已经同意了停火，但仍坚持英法联军应该留在埃及并成为最终接管运河的联合国军的一部分，美国坚决要求英法无条件撤退，随后单方面进行了一个简短的意志力测试，这直接暴露了英国的财政窘境。

危机爆发之初，在国外和英联邦自治领地的英国货币持有者都极度容易紧张，尤其是中东地区的政府，他们害怕如果做错了事，自己的财产会像埃及那样被冻结。在8月份的时候，英币账户中有1.29亿英镑被转走。在9月份，这样的大放血停住了，但是在10月份又开始了，随着局势的恶化，0.85亿英镑被转走。在埃及被进攻以后，2.79亿英镑（包括1.5亿印度的存款）通过兑换成黄金和美元的方式被转走。到11月末，英国的货币储备降到了19.65亿英镑，看起来英镑作为主要的国际通货的日子屈指可数了。绝望当中的麦克米伦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寻求5.6亿美元的贷款。美国政府拒绝了他的请求并提出，只有英国同意将自己的军队撤出埃及的时候才有商议的可能。在10月10号，麦克米伦得知13亿美元已经被交给英国以巩固英国货币的地位。到1957年1月，英镑对美元的汇率回到了之前的水平。

英国一直经历着麦克米伦所称的“继承性战后经济萧条”。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判断是正确的。1931、1947、1949年，英镑的灾难性贬值，就是经济周期性失调的直接后果。1956年的灾难性贬值则是由政治恐慌引起的，人们担心英国不自量力，陷入了一场自己负担不起的中东战争。

事实上在麦克米伦向华盛顿借债之前，他所在政党内部的现实主义者就已经开始并最终认清了现实。据下院议员安格斯·莫德说，苏伊士战争的结果只能“让英国向世界承认英国只是美国的一个卫星国”。在某种意义上，向美国人臣服比起让英国人承认其在中东称霸的日子已经结束的事实，更令他们如鲠在喉。

沃尔斯利推翻阿拉比帕夏时人们所理解的无形帝国，并没有随着英国最后一名军人离开塞得港，马上消失。1957年2月，英国皇家空军（RAF）的轰炸机对也门在亚丁边界的火炮进行了轰炸，来报复最近的交火。鉴于当时国际舆论的大环境，在也门对目标进行惩罚性轰炸是被禁止的。³³ 不久之后，英国空军又在阿曼展开了行动，保护阿曼的素丹（sultan）并帮助他对抗那些进步分子。1958年伊拉克发生宫廷政变，英国的代理人费萨尔二世国王被推翻，在此之后不久，军队涌入约旦将他的表兄弟侯赛因国王拯救出来，以免他遭受相同的命运。1961年英国军队及时赶到，提前阻止了伊拉克和科威特合并的计划。和苏伊士战争相比，这些都是些规模较小的行动。这些行动之所以可以实施，是因为条约规定英国有这样的义务，并且美国也同意这样做。

石油和冷战意味着英国要派出规模小且拥有高精尖技术的小分队在阿拉伯半岛执行任务。在中东失去了自己原来影响势力的中心以后，英国退居到了一群紧张的阿拉伯独裁者所统治地区的外围；这些独裁者需要躲避二十世纪及流行于这个时代的观念的冲击。在那里，G.A.亨蒂式的小冲突有足够的空间在荒芜的山坡上进行，以及像《阿拉伯的劳伦斯》这部电影中的情节一样在星空下宿营，指挥由不同部落的人们组成的部队，他们接受陈旧的等级制度而且从来没有听说过纳赛尔。结果，现代同时也是最后一位旧式帝国主义军队生活践行者为土著民兵播放了电影《战血染征袍》。和预料的一样，电影激发了他们的战斗热情，有几个人甚至向着屏幕上正在冲锋的祖鲁人开枪射击。

在阿拉伯半岛南部展开的行动是为了帮助中世纪暴君般的阿曼素丹塔米尔·宾赛德，让他尴尬的英国主子感到庆幸的是，他在1970年被赶下台，匆匆逃离到多切斯特饭店开始了自己的流亡生涯。他的儿子卡布斯开始利用他统治地区的石油资源进行改革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不像非洲和印度，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从来没有感受到过英国的“文明化”行动的沉重，因此当地的统治者可以保留原来的风俗，而在其他地方，这些风俗可能已经因为英国居民的坚持而被抛弃了。在1949年的科威特和1952年的卡塔尔，奴隶制才被正式废止。20世纪50年代早期，在亚丁保护国的古老的酋长领地，奴隶制仍很常见，这在阿曼则持续到了1970年。这些国家以及沙特阿拉伯的统治者在宣称要终止奴隶制和奴隶贸易时是否诚心实意，仍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当时有许多亚洲人尤其是菲律宾人，被作为劳动力和佣人进口到这个地区，他们的境遇应该会被维多利亚时代的慈善家和领事们看作是奴隶。

在苏伊士战争、之后的冷战岁月中，英国在中东需要尽可能多的朋友，因此并不能用很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它每一个中东的朋友。在1965年到1975年间，英国军队抗击了马克思主义游击队来维持阿曼的君主政体，直到1967年，英国都在试图掌控亚丁及其内地。尝试遍了各种旨在保存当地忠诚的酋长的计策并发动了一场游击战争之后，政府放弃了一个在战略上变得多余的基地，随着最后一个小分队离开，乐队演奏了《不同往昔》。经过了一次党派内部的小集团短暂的争斗以后，南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它没有加入英联邦。

第五章
褪色的米字旗：垂死的帝国

英军从塞得港撤离后，关于苏伊士战争是对是错的争论也渐渐平息了。这个事件走进了历史，它的含义却如此清晰：它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路标，指示了一个拐点，警告人们不要鲁莽驾驶，告诫驾驶员要给动力更强劲的车让路，同时它也指示了从现在起道路开始下行。换句话说，英国终于和它在世界各地肆意妄为的日子说再见了。英国曾是那样一往无前，现在是该让美国这辆更强劲的车超越并全速前进的时候了。权势和地位的下降是英国不得不适应的现实。

在谈论到英国在国际舞台上权势和地位的下降这个问题时，英国民众也要面对帝国领土的消失。在苏伊士战争结束后的13年里，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远东国家和西印度殖民地都迎来了自己的独立并且变成了版图扩大的英联邦成员。英国及其殖民地受到的创伤非常轻微。外人感到很震惊。自从1958年阿尔及利亚战争使得法国第四共和国垮台，1961年法国军队发生大规模哗变，巴黎出现骚乱以及1961年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定居者的秘密军队组织发动大量恐怖主义暴行以来，情况就更是这样了。葡萄牙放弃帝国统治的道路也是曲折血腥的：在1960到1962年间，13.5万名葡萄牙士兵驻守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抗击民族主义政党成员。在1974年4月，这个行动在国内也产生了影响，一场革命爆发，推翻了卡埃塔诺总统的右翼政权。1960年6月，刚果（扎伊尔）从比利时手中获得了独立，不出一个月，这个新国家就开始了无政府状态和屠杀白人定居者的内战。

英国所幸没有遭遇这些动荡，它小心翼翼地避免被拖入没有意义的战争当中。其士兵也没有因为反对非殖民化而发动兵变。肯尼亚和南罗德西亚的白人定居者也没有在伦敦街头引爆塑胶炸弹。1963年2月，一位亲英的美国社会学家将大英帝国瓦解时出现的相对平稳的状况归结为开明国家精神的进步：

放弃帝国统治的意愿中表现出了的激进的道德变革，对延续旧制度的反对，已经将这种变革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们希望改进生活质量，提升品位，使全人类的各种能力加以提升，使社会变得更加公正、高效，充满人文气息。对印度和非洲人民权利的尊敬正是这种愿景的一部分。¹

这很令人满意，但不让人感到惊讶。在至少30年的时间里，英国各党派的政治家不断地保证殖民地正走在独立的道路上，尽管他们对殖民地独立的具体时间和方式一直避而不谈。大众对帝国统治的感知一直由官方引导，实际上这就导致了由武装镇压衍生出的任何为维持长久的英国统治而打响的战争都不可能由政府来为它正名。就像在马来亚一样，当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种种精心的努力都是为了使大众相信尽管出现了冲突，英国仍会将谋求国民的最大利益谨记在心。在这场战争过程中，马来亚共产党成员的对手、当地总司令陆军元帅杰拉尔德·坦普尔（Gerald Templer）爵士将他的意图告诉了尼克松副总统：

我这样做是要让所有地方的领导人和军队相信这是他们的战争，他们正在为争取自己的独立作战，一旦游击队被打败，马来西亚就成了他们的国家，是否要继续待在英联邦中就全看他们自己的意愿了。²

当时的电视技术还不能直播英国最后的殖民活动，这应该说是幸运的。英国民众没有像美国人一样也拥有一段令人苦恼的经历，因为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人在电视上把越南战争从头看到尾。电视内容震惊了美国人，也无法估测这对于提升反战活动的规模和热情起到了多大的作用。10年前，英国政府已经感觉到了电视在左右公众观点上的潜力，战地摄影记者被严密监控。那些可能被解读为残暴并让人感到不安的镜头被删除。1958年，英国广播公司在塞浦路斯录制了一部纪录片之后，总督休·福特（Hugh Foot）爵士警告殖民事务部的检察人员要留心描绘军队包围村庄以及村民被迫四肢张开面壁站立的镜头。文本更改的工作也必须进行，第一句话“几年前发展平平的英国直辖殖民地”要修改为“几年前持续发展的英国直辖殖民地”。可能是因为“发展平平”会让人产生政府随意、漫不经心的印象。全文中的“恐怖分子”（塞浦路斯民族斗士组织）也被替换成了“敌军”。³

因为冷战的关系，权力已经不可能被移交给共产党人，尽管即使大部分保守党人也满足于让民族主义者也加入政权形成联合政府。总体上来说，去殖民地化的政策也是符合工党意愿的，他们支持加快这一过程。保守党不得不更为谨慎，因为党内右翼势力要么不信任民族主义者，要么对在非洲中东部的白人定居者社区很同情。这个集团在以前的殖民地公务员中寻找天然同盟，这些公务员对于过分关注国家主义者，对种族统治者放任自流的政策非常不满。墨文·惠特利（Mervyn Wheatley）爵士曾担任苏丹的省长，他说只有“有经验的管理者”才能真正走进那些“胸无城府的族人”心中去发现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⁴

殖民地政客的表现引起了对权力较少的人的行为的忧虑和嘲讽。1950年，当《主祷文》和《古今圣诗集》在黄金海岸被吟诵的时候，殖民地政策前任保守党发言人加曼斯上尉因为听到其中的上帝被替换为恩克鲁玛的名字而大发雷霆。⁵ 彼得·辛浦（Peter Simple）是《每日邮报》的一位言辞刻薄的右翼专栏作家，经常嘲笑非洲最初的民主中不合理的部分。1956年黄金海岸 [1] 选举中“咒语、巫医和木偶的使用”令他觉得特别好笑。⁶ 另一种值得嘲笑的东西来自帝国忠诚者联盟，这个组织在1954年成立，旨在保卫大英帝国。这个组织的上层领导是一群退休了的高级官员，他们高傲无知又极端保守。过去他们珍视的东西如果出现堕落的迹象，他们就会怒不可遏。上层和中上层阶级的男男女女一边在殖民地的走廊上喝着杜松子酒，一边在谈论并回忆着英格兰。当他们返回家乡的时候，他们思乡之情就会被一扫而光。因为生气引起的高血压和为缓解思乡之情而暴饮暴食引起的脾肥大在这里很常见，而这个联盟对两种情绪都起到了缓解作用。

联盟的纲领留恋大英帝国统治海洋和世界的黄金时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消极的，它支持种族隔离和企图恢复帝国，反对亚洲和非洲的民族主义、有色人种移民、联合国、当时的保守党、哈罗德·麦克米伦、犹太人和美国等等一系列势力。这个联盟自认为其任务是使这个国家从对自由的满足中清醒过来，它大部分的精力花在了宣传自身主张并让对手难堪的手段上。1958年，这个联盟的活动者打断了保守党会议，但被群起而攻之。在1962年7月，他们打断了麦克米伦为联合国秘书长吴丹（U Thant）设下的晚宴。就像其他在政治舞台边缘的极端团体，这个联盟也十分脆弱，有时他们不到百人的成员不知为什么就会接受其他奇怪且没有希望的主张。他们的一场场闹剧除了少数登上报纸头条外，没有取得任何效果。

哈罗德·麦克米伦是这个团体经常攻击的目标，因为他支持他的精神后代——20世纪90年代新闻业中年轻的守旧派。从1957年1月到1963年10月，麦克米伦出任英国首相，他认为自己是一名贵族，一个相信民族一体的有家长制作风的保守党。在关于大英帝国和英国在世界中的地位等问题上，他是一位有实干精神的现实主义者。在他任职期间，以下的殖民地和保护国获得了独立：黄金海岸（加纳）、马来亚（在1963年和北婆罗洲、沙捞越一起组成马来西亚）、塞浦路斯、尼日利亚、索马里兰（和意属索马里兰组成索马里）、塞拉利昂、牙买加、坦噶尼喀、乌干达、肯尼亚和冈比亚。北罗德西亚（赞比亚）和尼亚萨兰（马拉维）的独立还有西印度联盟创立的计划都已经完成。除艾德礼外，没有其他的首相要为这么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计划负责。

右翼分子很害怕。一个殖民事务部的官员不能理解为什么保守党人在这个问题上会轻易让步：

我们本来可以勇敢地面对美国。我们本来可以勇敢地面对俄罗斯。我们本来可以勇敢地面对工党。我们现在不能勇敢面对的是工党以及保守党内部的左翼。⁷

有趣的是，他没有提到面对当地民族主义者时应该怎样。他和很多其他人，尤其是非洲的白人定居者没有理解的是，从迪斯雷利时代开始，保守主义就一直是一个灵活的，崇尚机会主义的信条，那些困扰其对手的教条并没有束缚住保守主义。保守党人不再鼓吹帝国主义，因为这种声音吸引不到选票，也许从来就不行。沿着鲍德温探索出来的路，保守党人用对财产和房屋所有权的承诺来吸引选民。对帝国主义的情感在他们的政治宣言中有所表现，但仍是老生常谈。保守党1950年的宣言《路在此处》谈到“加强英联邦和我们帝国统治的每一个国家的联系”，在1952年的宣言《我们会获得成功》中骄傲地宣称“大英帝国和英联邦是英国人民最伟大的成就”。这是实实在在的爱国主义，而非无论如何都要保有殖民地那样的响亮口号。

右翼国会议员中有一群人和《每日快报》以及没有他们积极的《每日邮报》一起发出了极端爱国主义分子的呼声并抨击了将帝国拱手相让的速度。但麦克米伦通过雄心勃勃的旨在让英国已然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缓解了这些人不高兴的情绪。

早在1955年8月，英国无法负担用国民生产总值的10%投入到国防建设的事实就十分明显。于是就有人提议在未来几年中将军人数量从83.5万人下调到70万人。对苏伊士运河的介入搞得财政部的预算一团糟。但在1957年1月，新任防卫大臣邓肯·桑迪斯（Duncan Sandys）就计划对战略和花费进行一次影响深远的大调整。他是从三个问题上下手的：英国无法负担不断增长的国防支出，苏伊士战争已经暴露了英国常规军队无法迅速应对危机的问题，无论如何这样的经历已经成为过去，现在重要的是要拥有一支独立的而且具备打击俄罗斯能力的核部队。像1946年的工党一样，保守党人不相信美国会在各个方面都会解英国的燃眉之急，这个认识是从美国在苏伊士战争中的表现得来的。

提升到战略高度以后，1957年5月英国公布了一份包含这些假设的白皮书，这让现役军人感到非常害怕。到1962年，陆军、海军、空军要被削减到37.5万人，之后国家安全将依赖于各种热核武器以及发射它们的导弹。原来建在南大西洋、北美和西印度群岛上的海军基地将被放弃，苏伊士以东的军队将会大幅削减。从此以后，英国即使有发动大规模殖民战争的政治意图，也没有这样的人力来实施。在1959年，义务兵役制将被逐步取消，这让保守派陷入绝望的叹息，他们觉得青年人中的堕落和骚乱会比过去任何一个时候增长得都快。

军队的首长们对桑迪斯关于军队的新展望颇为不悦。一次在和内阁争论的时候，他们听到了这样的主张，要在非洲殖民地招多余的男性当兵，据此可以做一个有趣的假设，在未来很多年里非洲这些土地将还在英国的控制之下。⁸ 到最后，军队的长官们选择了让步，接受了军队的精简计划，并将那张褪色的红墨水圈画出英国无形帝国的地图收了起来。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亚丁和远东还保留有象征性的军力，当政府收紧银根节省开支的时候，工党这次将这些军力取消。正如20世纪末所表现出的小气那样，军队减编计划对财政预算影响甚微。1963年，国防总支出达到17.21亿英镑，大约是国民生产总值的1/10.

1957年5月，当大臣们、陆海空三军的元帅们还在争论各方的利益时，英国的第一枚氢弹在西太平洋的圣诞岛（Christmas Island）试爆成功。另外三颗在11月之前被引爆，政府还批准了远程导弹“蓝条纹”的研发。同时，麦克米伦还忙着与美国恢复传统友谊。像他的前任和继任者一样，他认为这个特殊关系会为英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增添一道特殊光彩。1957年，英国同意部署美国的“雷神”导弹 [2] 发射井。1960年，允许美国海军（USN）装备北极星导弹的核潜艇克莱德河的霍利湾基地。两年之后，麦克米伦成功说服约翰·F.肯尼迪允许英国使用“北极星”导弹，“蓝条纹”计划因为过于昂贵被终止。在法国之前拥有包含氢弹及其运载工具的独立核武库使英国得以维持其超级大国身份，这也为保守党在下次选举中赢得了宝贵的政治资本。工党在核武器问题上分裂为两派，工党内部许多支持核裁军的人甚至以退党为要挟。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工党要求英国无核化，仅凭借常规军力承担原来的海外承诺，这是自相矛盾的。

所以，在麦克米伦娴熟的引导下，英国放弃了帝国主义的重担但仍是一个超级大国，只要美国运来合适的配件，理论上拥有抵抗苏联核威慑的能力。至少在表面看来，帝国的衰落并没有直接导致英国在世界舞台上地位的完全丧失，保守党右翼可以感到满意了。大部分选民变得更关心民生问题，麦克米伦领导保守党将英国变得繁荣，而他的对手则会盯着通货膨胀问题不放。

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的生活标准不断提高。“富人的奢侈品已经成了穷人生活的必需品。”麦克米伦说，这是在表明他们应该感谢保守党的经济政策。他半是卖弄半是安抚的话：“生活从来没有这么富足过。”确实是在描述事实，也赢来了大量的选票。苏伊士战争以及可能会消失的帝国没有一直让投票人感到烦闷，他们的是非感也没有因为工党在尼亚萨兰要求实施镇压和在霍拉拘留营中对茅茅党人的残酷对待而不安。1955年，保守党在大选中的直接选票份额达到了49.7%（战后开始以来的最高份额），1959年10月的份额为49.3%，麦克米伦轻松获胜。

尽管这很难去精确量化，大量英国选民中的大部分人对失去殖民地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这些殖民地的名字可能仅仅被集邮爱好者所熟知。没有政党明目张胆的将帝国主义作为自身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国民的自豪感也没有随着与帝国分道扬镳降低而是提高了，因为这个过程是在更高的道德名义下完成的，并且没有经历太多的流血与控诉。看看周围法国和葡萄牙，便知道不惜一切代价坚守的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了。

有一些小团体为帝国的逝去而惋惜，尽管有时为此大吵大嚷，他们产生的政治影响力却微乎其微。英国无法再在中东制定法律或非洲中东部的白人定居者将要面临黑人的统治，这样的消息除了伦敦某些俱乐部的成员和一些军人团体以外，很少能激起人们的热情。然而，定居者中游说议员的团体确实将他们的触角伸入了保守党右翼的圈子中，所以麦克米伦想保证他在党内的根基稳固的话，就不得不小心对待关于非洲的政策。帝国主义的顽固分子和白人定居者的盟友索尔兹伯里侯爵在1957年3月辞职以反对塞浦路斯的民族主义领袖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流放归来。没什么人怀念侯爵，政党也没有陷入混乱，这位大主教在1960年成为了塞浦路斯第一位总统，允许英国在岛上建立一个基地并在之后尽职尽责地出席英联邦会议。

失去殖民地没有导致失业，工厂关闭，或者投资机会丧失等问题。英国对英联邦国家的出口额在断断续续地增长：在1958年总额为12.4亿英镑，在1962年为11.93亿英镑，在1969年为14.19亿英镑。相较而言，对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出口额也在持续增长，在1969年达到了26.34亿英镑，尽管英国四年以后才会成为正式会员。在英联邦内部，随着成员国在非成员国寻找原材料资源和新市场，贸易模式也在快速变化。加拿大对美国的出口额从1958年的3.29亿英镑上升到了1962年的5.34亿英镑。由原来的殖民地发展出的独立国家没有自动地让英国获得特别贸易优待。在非洲只有冈比亚和马拉维（以前的尼亚萨兰）在1967年提供给英国进口商优惠条款，它们和南非在六年前离开了英联邦。

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道路既漫长又费力，还经常令人烦恼，现在不是追溯这条道路的时候。英国在1957年迈出第一步，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他们承认当时英国正在世界上寻求一个新的角色。最能够代替大英帝国及其全球势力的就是英国在西欧的领导地位。戴高乐将军深知这一点，他在1958年当上法国总统，而法国也像英国一样当时正在失去以前的国际地位和海外殖民地。他很想弥补失去的荣誉，因此不愿意容忍他所说的在欧洲这个母鸡窝里出现两只小公鸡的局面。结果，英国进军欧洲的过程比其从大英帝国的败退更令其颜面受损。

在某些方面，英国对欧洲的进军看起来是谨慎有余而热情不足。原因是英国不想干脆利落地与过去决裂，也不想承认英联邦像大英帝国一样已经名存实亡。“一个保守党人”在1964年4月《泰晤士报》上的文章尝试把复杂的情况讲清楚，他指责其所在政党和英国在评判现代世界真正力量所在的问题时，不过是在“自欺欺人”。英联邦“定义不清也无法定义”，它内部的三个领袖尼赫鲁、恩克鲁玛和马卡里奥斯 [3] 是寄生虫：“他们一毛不拔，却拿走了所有稍纵即逝的利益。”而那些在亚丁和印度洋上剩下的，也即将要被抛弃的基地的作用只不过是“可以让我们到达其实没必要去的地方”。⁹ 西德和日本在没有基地和没有加入英联邦的情况下也繁荣发展，而英国的经济现在可能已经落后于这两个国家了。这种讲究实际效果的现实主义对其他保守党党员来说有点走得太远了，他们还在报纸上的通信专栏发文支持英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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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失去帝国的同时，它也放松了很多方面的限制。在1960年赌博变得合法化；皇室曾重重阻碍D.H.劳伦斯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但在1960年这部作品也得以发行。在1969年离婚要走的程序得到了简化。英国突然放松了下来，老牌帝国主义首都伦敦则变成了新奇、时尚的代名词。长发流行歌星和他们的模仿者都穿着牛仔裤和象征大英帝国最神圣的标志——英国空军红夹克欢呼雀跃，没有什么能比这种方式更能说明旧秩序及其规则的溃败。这种时尚和同期的其他时尚形式一样来去都很迅速，但是在此之前保守势力早已发出了批评的声音。从灯笼裤到购物袋，当英国国旗这个神圣的帝国标志出现在各式各样的事物上时，情况变得更为严重了。

这种对过去和过去标志的亵渎是英国社会正在经历深刻变革的许多缩影之一。英国民众在举止、思维、对自己认知等方面的改变可以说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就开始了。刚开始，变革的脚步又慢又平缓，没有人可以预言它未来的发展速度和最终结果。因为两个原因，这场变革和大英帝国的覆灭同时进行就变得非常重要。首先，它包含着对传统价值观和观点的彻底颠覆，在这些价值观和观点中有很多是和大英帝国、帝国制造者和统治者紧密联系的。如果他们的理想是虚假的，那么帝国本身可能已经烂透了。其次，在改革的步伐加快时，以年轻人为代表的公众发现他们可以有很多钱花在各种流行事物上，而英国国力的渐弱没有那么重要。不管怎样，四周总是有很多提倡打破旧习俗的人，他们展示了过去辉煌的空虚本质。

这场英国习俗和道德革命的第一个口号是“愤怒”，这个词是联系很多20世纪50年代年轻作家的共同纽带，他们对于外界对其态度的反应混杂着无聊、急躁和愤怒。对他们来说，20世纪中期的英国是一个停滞的社会，其中任何形式的人类活动和情感都被一种会封闭的、自我满足的、市侩的保守主义所扼杀。对过去崇敬就会使现在遭受损失并将发展降到蜗牛那样的速度。

年青人对不满的感受是最真切的，和那些稍微年长于他们的人一样，他们对于那些能表达自己失望情绪的作家颇有好感。每次对旧秩序及其陈规陋俗的冲击都会造就新的反叛分子，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已经开始接受当时具有颠覆性质的新颖事物，包括美国的摇滚、爵士以及英国本土产生的各种变体。但是在这个时代的开创性作品当中，约翰·奥斯本的《愤怒中回顾》的主演吉米·波特叹息没有发奋的理由。他被清清楚楚地描绘为“一个认为自己仍然身处法国大革命中的人，他不知道现在自己身处何方又将要何往”。没有宫殿和城堡来进行革命，他和他的伙伴们便猛烈抨击“旧制度”的价值观和标志。大英帝国就是这样一个被批评的对象，它是他们所厌恶的社会崇尚的守则，也是保守主义的衍生品和外在形式。此外，建立并掌控帝国的人们恰恰是那些要为眼下国家遭受的精神疾患负责的家伙。

英国人天生的道德韧劲和足智多谋等被奉为主流的帝国意识形态遭到了1954年戈尔丁的《蝇王》斜刺里一击。戈尔丁描绘的那群男学生在一个热带岛屿上游荡，按照鲁滨逊·克鲁索的方式，抛弃原来的标准并适应新的环境。然而，他们退化到了原始的“野蛮状态”，变成了想象中的南海岛民，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校园故事中他们可能被失事轮船的年轻冒险家遇到。这个寓言表明文明化价值观不堪一击，很快变成了学校学习的固定篇目，是对20世纪中期R.M.巴兰坦的《珊瑚岛》的消极回应。

真正的帝国主义英雄，阿拉伯的劳伦斯，在1955年受到愤怒的老人理查德·阿丁顿攻击。他的自传将阿丁顿描述成一个向阿拉伯人，他的朋友和他自己撒谎的骗子。他的谎言和自怜也让他成了“和他的阶级和时代相吻合”的英雄。劳伦斯的守旧派辩护人，他的阶级以及他所在时代取得的成就把阿丁顿贬斥为一个无赖，要用极其无赖的方式来败坏其名誉。他们激烈的反应强烈表明其实不止劳伦斯一个人的名誉受到威胁：通过诋毁劳伦斯，阿丁顿质疑了劳伦斯代表的事物以及仍然对他感到骄傲的一个国家的价值观。¹⁰ 阿丁顿言辞激烈的长篇演说如果在苏伊士战争之后才出现，那么它就不太可能产生这么大的反响。

苏伊士战争以及使其爆发的那种古典爱国主义的延续是约翰·奥斯本的《卖艺人》的两大主题，这部戏剧在1957年4月首次公演。它将对老音乐厅的哀叹与对工人阶级和中下阶级沙文主义的嘲笑结合起来。卖艺人阿奇·莱斯（劳伦斯·奥利弗扮演）是一个虚弱却快乐的喜剧演员，他用饱含感情的歌唱点缀他的台词。就像他的行为一样，他的观点也属于音乐厅观众大声喊出《女王的士兵》旋律的那个时代。相似的曲调下莱斯也有一句歌词：

陆军海军和空军，

众志成城抗敌军

胜利仍属不列颠。

地图红圈还没干

不打一仗不算完。

在苏伊士这场“仗”中，阿奇的儿子米克被杀了，阿奇从此一蹶不振。这部戏剧以阿奇重复他的日常活动为结局，此时摇滚乐声大作，他在一个薄纱屏前演出，纱屏后坐着英国的象征布列塔尼亚，除了头上的黄铜头盔她全身赤裸。奥斯本的帝国也像莱斯一样花哨艳丽又奄奄一息。

另一个有“愤怒”情绪的剧作家约翰·艾登使用了在抗击塞浦路斯民族斗士组织（EOKA）中的一个情节作为《马斯格雷夫中士之舞》的背景，这场戏剧在1959年10月首次公演。它的剧情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对“恐怖分子”和“国家紧急状态”的提及表明，这个剧本除了服装以外是彻头彻尾的现代戏。四个逃兵带着他们一位战友的遗骸出现在了他的家乡，像当今的英国一样这里已经被工业竞争破坏。这个死去的士兵被一个游击队员击中背部，为了找出凶手，嫌疑人被集在一起，38名平民遭到杀害。手拿偷来的加特林机枪，马斯格雷夫想对这些乡民进行一次奇怪的复仇，因为他们无心地以帝国的名义将这个小伙子送上了死路。

这部戏剧倡导的道德教化属于20世纪中期。马斯格雷夫谈到刚刚从一场“充满恶行和邪恶之血的殖民战争中”回来，他把大英帝国的敌人称为“爱国者”。一个牧师同时也是地方法官的人说出了英国独特的“责任“——”他们存在于世界各地，他们生性高贵，他们是世界一流国家的担当”。这些话艾登也曾经讲过。艾登描绘的帝国是败坏的源头，尤其是工人阶级，他们要一直做繁重的工作直到死去。

《马斯格雷夫中士之舞》中的很多角色属于激进的左翼分子中老派的反帝国主义传统的人。尽管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艾登和其他先锋派剧作家希望能左右工人阶级的观众，但是观看他们戏剧的人大部分来自中产阶级。然而，他们未来20年的作品和观念通过考试大纲进入到了中等学校的课堂当中。电视成了工人阶级娱乐的主要手段，戏剧渐渐地不受人重视了。

帝国主义的问题在《今夜》《全景》等时事问题节目中被广播给大众，这些节目中经常包含现场画面和采访。这种类型的节目让政府不安，至少它曾试图在敏感的殖民地问题的报道上采取编辑审查制。在1959年3月初，尼亚萨兰的总督在他的殖民地中宣布了紧急状态，据说是要提前阻止起义和对欧洲人的攻击。急于消除英国“正在打击非洲民族主义”谣言的殖民部，要求英国广播公司（BBC）主席希尔勋爵（Lord Hill）给予帮助。官僚们认为，与其参加一个要言辞尖刻的提问者或反对派发言人来对节目观点加以“平衡”的节目，主动选择自己的阵地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换句话就是说，殖民大臣阿兰·伦诺克斯-博伊德（Alan Lennox-Boyd）要么发表一次为自己辩护的独白，要么按照预先设定的情节接受采访。洛德希尔勋爵非常厌恶这种对公开讨论进行控制的愚蠢做法，伦诺克斯-博伊德最后受到的待遇和其他引起争议的大臣一样。¹¹ 他将他的观点在《全景》上平铺直叙，而在第二天晚上，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 [4] 则在《今夜》上表明了工党的观点。

尼亚萨兰事件中一个具有爆炸性的部分就是将20名示威分子在那卡塔港射杀。在1919年阿姆利则大屠杀中出现过一个同样类型的事件，1961年1月BBC的电视剧《卡拉纳迪之战》就是以这个事件为最初选材的，但是发生场景换成了现代。它虚构了一次由于英国中东殖民当局因犹豫不决而引发的无法收拾的起义。地方的陆军司令出现，宣布实行军管，他的士兵们向暴乱的人群射击，造成700人伤亡。这个司令的女儿刚从牛津毕业，满脑子都是流行的反殖民主义的左翼观点，她的出现为这部戏增加了吸引人的紧张气氛和政治对立。到最后，官方调查的结果是免去了这个司令的官职。20世纪60年代在大英帝国中服兵役是一个艰苦的差事，那些自认为是在尽忠职守的士兵们别指望会得到宽容。

这样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后的冲突进行虚构的探讨并不是很常见。英国广播公司和其他独立的公司更喜欢用事实纪录片这样更稳妥的方式来记录大英帝国。1960年3月，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沙佩维尔，67名黑人被杀害的事件发生之后，英国独立电视台（ITV）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取消了大热的节目《资产翻倍》，另开了一小时长的《分裂的联邦》节目来报道南非。不久之后，刚被释放的尼亚萨兰政治领导人黑斯廷斯·班达医生飞往伦敦接受了英国独立电视台的《本周》的直播采访，这让不希望班达的观点获得播出的《每日快报》愤恨不已。在1960年年末，格拉纳达把布尔战争做成了一个纪录片，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在南非发生冲突的原因。鉴于其中发生的一些事情，这部纪录片被取名为《礼貌的战争》实在有些奇怪。

自从英帝国出现以来，英国民众第一次可以面对面地接触帝国的现实。另外，在非洲非殖民化的关键阶段，所有参与进来的人都可以和这个国家直接对话。如果在80年或100年前就能这样做的话，那么人们就很可能对英帝国的历史进程产生重新的思考。

战后，电影制作人一直以帝国来构思情节和背景。然而，在语调和方法上出现了巨大的改变，这表明观众的观点在过去20年中已经发生了变化。旅居在外的官员们赞叹英国殖民政府的种种美德，满怀感激的当地居民却早已不再祝福“王帝”。即使是坚定沉着的人有时也会受到感动。然而，电影的魅力和战争镜头是依然不变的。

1959年的《西北边境》在很多方面都是一部描述英王爱德华统治时代印度发生的老式英雄故事。但是它体现了现代特征：宗教大屠杀，种族冲突以及新出现的民族主义迹象。一个英国官员（肯尼斯·摩尔）救了一个幼年王公，在一场惊心动魄的火车追逐之后将他带到安全地带。不像《金鼓雷鸣》中的男主角，这个王子认为感激和共同经历的危险并不能使他变为英国的朋友。随着他不断长大，他会被教导不要相信英国，历史的潮流正在向着不利于英印政府的方向发展。

在1962年的视觉大片《阿拉伯的劳伦斯》中有很多戏剧化的情节，但主角备受自我怀疑和同性恋倾向的折磨。剧本很清楚地表明英国正在欺骗阿拉伯人。《战血染征袍》可能是最为恢弘成就最高的帝国主义电影。它讲述了帝国主义历史上的辉煌时期——祖鲁战争中罗克渡口保卫战，但是它的主题是表现在极度严苛的环境中平凡人所表现出的勇气。这场战争中没有浪漫，观众看到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冲突，双方出于某种他们自己都懒得去理解的原因以命相搏。电影的基调是宿命论的观点：“我们在这里，是因为别人不在这里。”黑人中士如此评论道。像其他人一样，他为了保护战友的生命而作战。没人提到女王或英国。

结束帝国是这部简洁又有预言性质的《巴塔西的枪》的主题。理查德·阿滕伯格（Richard Attenborough） [5] ，饰演一位顽固的海军准尉，他在非洲国家独立前夕帮助它们训练非洲士兵。到访的工党下院议员（弗洛拉·罗宾逊）是当地一位黑人政治家的女保护人，他在英国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和她相识。她怀疑这位军士本质上是一位种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但实际上他是一位异常理性的现实主义者。他告诉她：“我们和他们一样好，他们和我们一样坏。”影片中流露出的腐败和未来在政治上实施军事介入的暗示使得影片的氛围变得阴郁晦暗。影片的消极情绪后来得到了证实，1966年一场军事政变导致加纳总统恩克鲁玛下台，它是第一个获得独立的英国殖民地。

在帝国衰落的过程当中，对帝国的道德辩护以及对它的美好幻想一直饱受攻击。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 Heston）在最后一部大卖的帝国主义的史诗级作品《喀土穆》中扮演了戈登将军，他意识到了这是这种题材电影的绝唱。”20世纪中期不是英雄唱主角的时代，”他在1969年这样告诉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社会的兴趣看起来都集中在受害者而不是英雄身上。”¹² 现在是受帝国压迫的人讲话的时候了。

草根讲述帝国主义历史的电影肇始于彼得·沙菲尔（Peter Shaffer）1964年的那部气势恢宏又感人至深的《对太阳的皇家狩猎》。这部电影讲述了16世纪时毕沙罗对秘鲁的印加王国的征服，对其统治者的推翻及谋杀还有他们人民对西班牙的贪婪以及天主教的偏执的臣服。在建立更高文明名义的掩盖下，印加王国的文化被系统化且无情地根除了。这个故事的舞台在南美洲，但类似的事在之后的250年中在全世界不断上演。

在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等式中并不会出现新的内容。新鲜的是人们认识到，不仅是人民受到帝国主义的摧残，他们的社会和文化也在这个过程中四分五裂。随着大英帝国消失，大英帝国最尊崇的一个假设受到了攻击。大英帝国大肆宣扬的所谓的高级文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因此对其他文明的完全破坏根本就谈不上正义。英国应该为帝国的过去感到羞愧而不是骄傲。左翼电视剧作家丹尼斯·波特（Dennis Potter）一直提倡打破旧习俗，在1967年10月他总结了一个新的正统言论：“可能大众历史学家最崇高的任务是让我们为自己的先祖感到羞愧，尤其是考虑到‘白人的责任’这种可笑的东西早已从学生们的课本中消失殆尽了。”¹³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后帝国主义的罪恶感变得更加容易进入大众的头脑。就像天天在电视中播报的新闻那样，帝国在越南、莫桑比克、安哥拉、南非就是一个铁腕压迫者的形象，在1972年以后的南罗德西亚也是这样。这些最近脱离英国统治的国家里发生的新闻也是血腥且让人沮丧的。1966年，英联邦会议在拉各斯举行，但在尼日利亚和加纳都发生了军事政变。尼日利亚长达三年的内战以及加纳和塞拉利昂的一系列新的军事政权的更迭都始于1967年。在1969年苏丹发生了军事政变，两年之后的伊迪·阿明（Idi Amin） [6] 将军夺得了乌干达的政权并开始了恐怖统治。对它以前的国民来说，帝国留下的东西似乎只有政治腐败、不断出现的独裁政府和互相残杀的战争。在非洲巡回演出的英国演员发现非洲观众对《麦克白》《尤利乌斯·凯撒》和《理查三世》的反响很热烈。这并不让人感到惊讶，因为这些戏剧都反映了他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在这些后来出现的国家以及在英国一些地区中，将这些灾难归罪于英帝国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面对可能成为失败的帝国主义使命，英国当时正在经历对其准则的重新评价，这些准则之前指引了英国的统治阶级和大英帝国。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人类学家一直在忙于分析这个所谓的“统治阶级”。他们揭露并仔细审视了这个排他性网络的存在和它的价值，这个网络横跨伦敦的俱乐部、政治活动、高级行政部门、牛津和剑桥地区的所有学院、各家银行和大公司的董事会、上院全体主教、司法部以及军队指挥官。寄宿学校与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教育之间形成了一种纽带，这种纽带培养出的学生具有富于同情心、好奇、保守的特点。英国统治者同样也是帝国的统治者。统治阶级视运用权力为一种特权，他们一直在尽情地统治印度和英帝国，因为他们可以不太受制于大众意志。¹⁴

那些仔细审视统治阶级的人也是它的批评者。流行的论调认为那些小心谨慎却又暗中操作的人应该为国家的衰退并陷入停滞负相当大的责任。他们有能力犯大错。“苏伊士战争之后，我们不能再……对我们的政府做出的英明决断抱有信心。”一个分析统治阶级的人说道，他原来是一个保守党议员。¹⁵ 在失去新加坡后，人们也提出了这样的批评，只不过稍微缓和了一点。差别在于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在海外的种种行动看起来都遭遇了挫折。统治阶级面前只有两条路，一个是像艾登一样用老方法解决，另一条是在不知所措中后退。统治阶级的军方代表人物，格拉布帕夏抱怨说：“当英国民众讨论……改进人类的一个更高尚的计划时，世界上有很大一部分的人相信英国贪婪、保守，只想着劫掠其他国家。”¹⁶

不但在国外遭到误解，英国的统治阶级近来又遭到国内民众的抨击，似乎没有什么信心为自己辩护。电视节目《本周重现》（That Was the Week that Was）和讽刺杂志《私家侦探》（Private Eye）都出现于1961年，它们都用一种自从18世纪以来就已销声匿迹的轻蔑的否定来讽刺公众人物。在1963年，普罗富莫丑闻通过揭露有一些公众人物沉湎于18世纪式的淫乱生活，从而对这些人进行了更大的嘲讽。对英国统治阶级的嘲讽，对道德沦丧的证明以及统治阶级辜负了国家的大众情感促成了1964年10月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 [7] 获得大选的胜利。在选举程序中，工党挨个痛斥了这些古板的保守分子并承诺会让社会和经济重生，带领英国走进一个炫目的时代。

对统治阶级及其价值观的批评越来越多。身居高位的贵族傻瓜在1964年音乐片《噢，多么美好的战争》和1967年电影《轻骑旅冲锋》中饱受攻击。后面这部电影尤其具有倾向性，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出演的另一部同名电影30年前就发行了，这部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电影，抛开历史事实，信马由缰地将英国装甲部队在印度的抢掠和这次著名的冲锋联系在一起。这部电影的新版本在历史原貌上做得更好，但成了对官僚阶层之残忍、愚蠢、顽固、邪恶的控告，他们不过是靠自己的贵族血统才能大权独揽。

林赛·安德森在1969年发行的《如果……》对同样的阶级及其固有的价值观进行了抨击，并从侧面讽刺了挥之不去的帝国主义观念。故事发生在一个当代的寄宿学校，这部电影与吉卜林最知名的诗歌同名，当一代又一代的公立学校男生走出学校去掌控他人命运的时候，这首诗就如同北极星一样来引导这些人。尽管校长相信“在现代世界”中领导力的重要性，这个学校仍充满残暴，由绰号叫“鞭子”的残酷教官管理，他们有时会照着G.A.亨蒂笔下英雄的样子谈谈责任和对国家的尽责。他们的对手——三个叛逆的学生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斯多帝和他的伙伴们》，但是不像这部小说中那样，他们的精力和天赋没有用到建立一个帝国上。他们认同帝国的破坏者，例如一个黑人游击队员，他们把他的海报贴在了自己书房的墙上。¹⁷

这部电影的高潮出现在这个三人组在学校纪念日那天上演的起义活动。一个胡须浓密、胸前挂着很多奖章的将军发表了主题演讲，看他的样子似乎是从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中走出来的。他滔滔不绝地讲着那个时代的陈词滥调：

这很让我们感到悲伤，如今在英国抛弃传统已经成为了时尚。让我们国家拥有生命力的旧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现代的精神病学家、牧师、各式各样的博学家嗤之以鼻……不要介意这些愤世嫉俗的人的嘲笑。让我们真诚地尊敬……责任……国家荣誉。

这些叛逆者突然拿着机关枪和手榴弹发起攻击，这位将军和一位牧师则组织了反抗。在反抗的人群中表现最勇猛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她讲话的口音像是南非的英语，又像是带鼻音的罗得西亚英语。

在《如果……》中，帝国和它建筑师的价值观是一个更宏大目标的一部分，是一个内部腐朽的体系。电影首次在荧屏上映时，因为哈罗德·威尔逊继续前任的脱离政策，实体帝国已经瓦解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部电影就像是堂吉诃德般在向风车发起冲锋。尽管学校对集体比赛项目和军事训练非常重视，但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也不会在索马里当上地区长官，或者在边防站指挥战斗，然而这些年轻人必将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这个阶级领导下的国家按照《如果……》的观点来看，仍然被一种过时的思维所掌控，只能靠武力才能将其消灭干净。

在社会、政治、思维上面认识的异见的现象形成了帝国最后时光的背景，《如果……》是其中极端的例子。与此同时，在1944年教育法案提供的上升通道的帮助下，新一代暴发户掌控了权力，保存旧秩序与他们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然而他们并不完全否定旧秩序对英国和世界的看法。文法学校毕业的哈罗德·威尔逊将英国称作“世界大国”的方式和伊顿公学校友寇松的如出一辙，而且看起来只要英国拥有令人生畏的核武库，这样的判断便是正确的。

氢弹、“北极星”潜射导弹与核潜艇（其首舰被恰如其分地命名为“无畏”号）使英国留在了一流强国的阵营中，这也是对正逐渐消逝的英帝国的些微补偿。伴随着它的消散，19世纪晚期的反帝国主义逐渐充满了正在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校园和教室里的正统言论。所有的海外帝国都是资本主义的扩张，他们毫不留情地压迫、掠夺自己的子民。那些一直被灌输要为帝国感到骄傲的人的子孙现在要学着以它为耻。英国因帝国而受到贬低和败坏。不管事实是否真的如此，这种认识使得英国相对比较容易接受自己蒙受重大损失这一事实。

【注释】

[1] 黄金海岸：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因盛产黄金而得名，独立后改名为加纳。

[2] “雷神”导弹：一种美制中程弹道导弹，部署在英国，其射程可以到达莫斯科。

[3] 马卡里奥斯：塞浦路斯东正教大主教，希腊民族主义领袖，曾任塞浦路斯第一任总统。

[4] 詹姆斯·卡拉汉：英国工党政治家，曾担任首相。

[5] 理查德·阿滕伯格：英国演员，曾参演著名影片《侏罗纪公园》。

[6] 伊迪·阿明：乌干达独裁者，其统治极其暴虐，传说他曾食用政敌的肉，并将其头颅收藏起来。

[7] 哈罗德·威尔逊：英国工党领袖，曾两次出任首相。

第六章
乌呼噜：自由万岁，补齐短板
1959-1980

“不列颠最好别让我们生活在一群该死的黑猴子的统治下，学学南非，那才是解决他们的方法。”在1963年南罗德西亚（Southern Rhodesia）的索尔兹伯里的酒吧里，一位第一代苏格兰移民者如此大发脾气。¹ 非洲正在面临改变，但当罗德斯的军队在这个国家里纵横驰骋，以马克沁机枪解决罗德西亚 [1] 当地的问题时，罗德西亚人的心思却还是纠结在那并不复杂的历史上不愿改变。另一个过去时代留下的老古董索尔兹伯里侯爵（Marquess of Salisbury） [2] 在1961年3月告诉上议院：“我可能既要悲悼又要抱怨，反正我不会像伪君子那样说话，因为没有谁能比我更加狂热地相信英国在非洲的使命。”他继续阐明让黑人自治而对白人的诉求置之不理并非英国使命的一部分。鉴于他是英国南非公司（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的一名主管，因此他的钱包也许也和他的心紧密相连。但无论什么时候提起此事他都很容易动怒，而且坚持说当公司主管这件事对他的判断没有任何影响。²

对于在酒吧里的那个人和索尔兹伯里侯爵来说，非洲的情况正在恶化，现在表现出的不稳定性威胁着在过去70多年里定居于此的白人后裔。同时，英国国内有相当多的一派，接受了工党和保守党的自由派认为的非洲即将迎来新黎明的观点。现在很难理解20世纪60年代早期致力于使英国的非洲殖民地逐渐独立的乐观主义思想。人们带着非常美好的祝愿在一种狂欢节式的氛围中为其举行独立日庆典。当旧旗落下新旗升上时，皇室成员就站在边上，他们在演说中表示英国祝愿这个新生的国家一切好运。战后殖民地秩序的所有一切理念都被再次重申：无记名投票，大权在握的民选立法机构，戴假发穿长袍的议长。非洲的法官已经在伦敦的律师学院完成学业，身着红裘白貂，在一个个模仿英国巡回审判庭的法庭上主持审判。民主和法律看起来已经深深扎根，睿智地引导着国民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一切让英国感到满意。

但这种过早出现的陶醉感很可能是太天真了。对于苏丹、加纳、塞拉利昂、尼日利亚和乌干达来说，尽管其独立后的发展道路不同，却都不约而同导致了民主制的覆灭、一系列的宫廷政变、军事独裁、腐败以及长期的经济动荡等等。对于像索尔兹伯里那类本来就怀疑非洲国家自我管理能力的人来说，这些似乎都恰好堪为己用，也难怪他们会立即讲“我早就说过了”。有些人对这个高尚实验不幸夭折倍感失望，指责非洲的不幸是英帝国时代的直接结果。官僚们为了自己方便或者大国代表们一时兴起就划定的国界，因为造成了民族混杂而注定短命。况且在殖民时代，当地的传统社会和经济秩序出现混乱，更不应该有人傻到相信那些寿数不过一代人时间的殖民地政府会创造出强烈的国家认同和延续感。而且无论如何这从来都不是其主要目标。

至少到1948年时，英国政府还认为到20世纪最后25年，殖民国家独立的时机才真正成熟，这个判断显然是合理的。无论如何，从被殖民者的政治智慧和即将掌权者具有的经验来看，殖民地独立的时间表都略显仓促。但是当黄金海岸的情况清楚地表明如果减缓这一进程就可能造成暴力冲突时，英国人就会更多地考虑一己私利。即便如此，这个殖民地在民主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起其他地方还是要久很多。从1894年开始，地方纳税人就可以投票选出村庄和乡镇委员会中的半数成员，但是却很少人会真的行使这一权利。1922年，在阿克拉（Accra）登记的1117名选民中只有46名在选举日出现在投票站，而在塞康第（Sekondi） [3] 登记的717名选民则一个也没有来。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西非的政治活动渐渐活跃起来，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群体对此贡献最大。想获得领导权的人一般会在其流亡英国或美国期间在当地的学生流亡者组织中学习政治手腕。恩克鲁玛曾在美国的大学待了十年时间，后又在伦敦学习了两年法律，最后才在1947年返回家乡。肯雅塔（Jomo Ken-yatta）于1931年到1946年期间并不在肯尼亚，而是在英格兰学习并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包括在《河畔的桑德斯》中当临时演员。班达（Banda）在1927到1937年期间先后在几所美国大学里学习医学，从1939年到1953年他又在英格兰担任全科医师。之后他在加纳待了四年学习政党组织机制以及如何调动民意。这些政治训练中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学到的行政经验仅仅局限于如何掌握政党。除了专业的政治家，还有一些人与英国的官员在各个省级议事会中通力合作，这些议事会就好像是培育未来领袖的摇篮。尼日利亚的本杰明·奥兹克维（Benjamin Azikwe）曾在美国的大学里讲了十年课，1944年以后则开始在当地政府工作。牛津大学拉斯金学院的汤姆·姆博亚（Tom Mboya）也在肯尼亚独立前的十年为肯尼亚各工会和地方政府工作。

这些人是不断壮大的职业政治家群体中的佼佼者，英国政府可以和这些人合作。而之前在非洲原来的统治阶级中的盟友被谨慎地置于执政边缘，这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头脑正常的人，”一个约鲁巴人（Yoruba） [4] 首领抱怨道，“都开始感觉到傲慢的英国统治者反而比巧取豪夺的本民族领袖要更堪忍受。”³ 他的观点可以被理解，非洲的本土政治家们十分清楚他们即将成立新政府执掌大权，而且随着获得独立日期的临近，殖民地官僚和英国大臣对他们的态度也在随之改变。

非洲政治所呈现出的言论和行为与独立前的印度以及埃及对抗英国时的情况极其相似。非洲政治运动倾向于聚焦一个有魅力的人物，这个人物通常是一个体量巨大、纪律严明并声称为全民族争取利益的政党领袖。当地教会的圣歌与应和等形式也被改良用于民族主义仪式，人们常在大型政治集会上进行类似的唱诵。在肯尼亚是这样的：

“乌呼噜！”（自由）

“乌呼噜！”

“乌呼噜那乌玛嘎！”（自由与团结）

“乌呼噜那卡奴！”（自由与肯尼亚非洲国家联盟）

“乌呼噜那卡奴！”

“乌呼噜那肯雅塔！”（自由与肯雅塔）

非洲的人们需要这种形式的大众教育来给予他们力量与自信。汤姆·姆博亚还记得在1952年他的父亲和部落的长老们建议他远离政治：“我们永远也斗不过欧洲人。毕竟他们有飞机，他们能飞而我们只能走，他们还有汽车和枪炮。”⁴ 然而不到五年，加纳就获得了独立，还一度成了非洲民族主义的动力来源。1958年在阿克拉召开了第一届全非各族代表大会，大会呼吁将整个非洲大陆从帝国主义统治中解放出来。

对于英国政府来说，非洲殖民帝国的瓦解已经没有悬念，问题是其瓦解的时间和方式。这个过程对加纳和其他西非殖民地来说还相对容易，因为它们全体国民都是黑人。而在非洲中东部，白人定居者的存在就使情况变复杂了，主要来自英国的白人把自己视为殖民地的经济支柱而且习惯于对黑人颐指气使。尽管在南罗德西亚从1923年起就有了一定程度的自治，但是英国殖民事务部却有意地阻挠了白人殖民者试图在肯尼亚获得主权的一切努力。

肯尼亚白人定居者可能只是孤军奋战的想法被1952年的茅茅起义彻底粉碎了。这是一场扎克雷式的农民起义，仅限于基库尤人内部，无差别地反对一切欧洲化的事物。茅茅是一个神秘的组织，其成员通过在惊悚的性仪式上宣誓而联系起来。茅茅运动的绝大部分受害者是被怀疑与殖民当局合作的基库尤人。这种行为在之后的国家紧急状态中遭到了清算，到1953年12月有超过15万茅茅党嫌疑分子被羁押在拘留所，12000人被确认为茅茅党成员，其中150人被处以绞刑。战况惨烈并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从1952年11月到1953年4月，430名试图越狱的囚犯被射杀，还有的被施以酷刑。⁵

茅茅党人在基库尤人当中掀起了一场内战，大部分基库尤人选择与掌握王牌的英国人为伍。他们的敌人武器简陋，根本不能和殖民地军队展开势均力敌的战斗。茅茅党人只杀害了很少的白人定居者，但产生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总使白人想起他们在人数上的渺小和孤立无援。茅茅党人是白人的终极噩梦，这些梦中会出现刀枪不入的非洲巫师以及对手拿大刀长矛的部落人发动突然袭击的恐惧。但是在熬过了一些心惊胆战的事件以后，多亏了那些受英国训练的非洲民兵（承担了警察的重任）、正规军、国民警卫队和空军，肯尼亚的白人终于可以安心睡觉了。到1956年，除一小部分游击队员外，茅茅党人都已被捉拿归案，剩下的要么已经身亡，要么就是被监禁在集中营中。在那里他们接受了某种形式的洗脑，以使他们不再被之前的誓词所蛊惑。

尽管虚无缥缈，茅茅运动还是短暂地造成了其他非洲人的浮想联翩。“我们想要茅茅党，我们受够了欧洲人，想把他们杀死。”1953年4月在北罗德西亚的卢萨卡（Lusaka）举行的一场政治会议上，某个非洲人发出了这样的呼声。⁶ 警方的情报人员把他的话记录下来，同时记录下来的还有北罗德西亚非洲国民大会主席哈里·努库布拉（1946年至1950年间在伦敦政经学院学习）鼓动听众发起宣传战。

北罗德西亚的斗争针对的是中非国家联盟（CAF）。它是1951年的殖民事务部官员强加给工党政府的，他们认为这个联盟可以解决北罗德西亚、南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未来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这种政治上的拉郎配将白人人口占比极少的两个英国直辖殖民地与白人占绝对多数的南罗德西亚强行捆绑在一起。1953年中非国家联盟诞生时，其白人和黑人的比例就高达1比66.绝大部分白人住在南罗德西亚，那里有22万白人和350万非洲人。黑人对这个新的联盟全无信任之感，他们认为它只会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并将他们拖入南罗德西亚统治的轨道。

为英国移民编写的1950年版《南罗德西亚手册》将这件事的内涵讲述得很清楚。这里只希望熟练工人来定居，“因为我们的非洲人口以及非洲人做体力工作和大部分低技术工作的事实”。英国人对美好生活有了期许，对女性尤其是这样：“从总体来看，居住在罗德西亚的家庭主妇要比英格兰的妇女们更讨人喜欢。”黑人侍者数量很多，但是新来人也要谨记尽管“一般当地侍者都像孩子那样单纯”却喜欢小偷小摸，因此毫不手软也是非常重要的。⁷

种族隔离措施在各地大行其道。1955年休·格林（Hugh Greene）爵士访问南罗德西亚，意在为其广播系统建言献策。他遇见了时任联盟首相的戈弗雷·哈金斯（Godfrey Huggins）爵士。哈金斯告诉格林说白人议员和黑人议员被禁止在国会大厦一起就餐。从罗德斯和詹姆森 [5] 的时代开始，情况就没有发生改变。一个工厂经理告诉格林：

前几天我有一个从北罗德西亚来这里的朋友，他说又看到一次真正的鞭刑，真是让人感到如释重负。他告诉我：“你知道在北罗德西亚，如果你敢抬手打任何一个人，他就会把你拉进警察局。”⁸

同年，一个白人将自己的一个仆人鞭打致死，他被判处了一年监禁并要付给遇害者家庭100英镑作为补偿。⁹ 一个非洲人也因为偷了16件衬衫而被判入狱一年。因此，当殖民事务部发现很难激发北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黑人对联盟的热情时，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对联盟的反对情绪在尼亚萨兰是最激烈的，从1958年7月开始，刚返回的班达医生（Dr.Banda）接受了非洲国家大会总主席的职务。严格遵从官方对联盟态度的总督罗伯特·阿米塔奇（Robert Armitage）爵士被班达鲜明的态度和他获得的支持吓到了。阿米塔奇要求摊牌的尝试最后被证明是愚蠢的，他以发现了一次企图杀害8000名白人的茅茅式阴谋为借口，在1959年2月18号宣布尼亚萨兰进入紧急状态。不管有没有阴谋，也不管证据是不是还远未被坐实，阿米塔奇已经确保获得了一个调查反联盟运动的真正实力并压制它的机会。¹⁰ 正常的合法权利和司法程序的中止为黎明突袭、逮捕和拘留提供了条件。班达被拘捕并扭送至北罗德西亚的圭洛监狱，来自北罗德西亚和坦噶尼喀的军队紧急介入来应对不可避免的示威游行。四个星期内死亡人数就上升至52人。¹¹

在政府因一些茅茅党人在肯尼亚的霍拉集中营死亡而备受指责的时候，阿米塔奇的行动让政府颇为尴尬。就像以前一样，殖民事务大臣伦诺克斯-博伊德（Lennox-Boyd）急于预先阻止电视节目对国家紧急状态的批评，下议院中也有要求尼亚萨兰政府限制记者对当地情况报道的声音。¹² 一度支持对尼亚萨兰镇压的南罗德西亚也开始表达不满，因此麦克米伦要求高级法官同时曾是保守党候选人的德夫林（Devlin）勋爵主持调查委员会，调查这一紧急状态出现的原因。

德夫林的报告在仲夏提交并引起轩然大波。报告认为阿米塔奇犯了大错而班达则无罪，尼亚萨兰被描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麦克米伦怒不可遏，宣称德夫林这么做完全是出于陈芝麻烂谷子的私人恩怨。德夫林是爱尔兰人（“无疑带有爱尔兰人反政府的芬尼亚会血统”），曾经是天主教徒，还有一个兄弟加入了耶稣会（其实是在北罗德西亚的一名传教士），这次其实是因为没有被任命为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而进行报复。¹³ 内阁驳回了德夫林的报告并很快地炮制出了一个据说由阿米塔奇执笔的反驳意见，就在德夫林的报告发表的同一天，这份反驳书也被公之于众。

这两份关于霍拉集中营发生的杀戮事件和在尼亚萨兰所犯错误的报告控诉了失去方向和道德基础的殖民政策。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这位前政府大臣在一次演讲中让他的同事对后一点展开辩论，不过这其实是一个长盛不衰的经典论断：英帝国各殖民政府绝对无法存在于道德真空中，也绝对无法蔑视其臣民的要求。“我们在非洲采用非洲的标准，在亚洲采用亚洲的标准，而在这里可能会用英国的标准。”他继续说：

所有的政府，所有人对人的影响都取决于观点。我们在非洲的所作所为，无论是在我们依旧管理的地方，还是已经不再管理的地方，都要取决于我们英国人所抱持的观点。因此无论在非洲的哪个地方，我们不能也不敢在承担责任这个问题上降低标准。¹⁴

对于这个希望恢复一向仁慈的帝国主义的诉求，反对党领袖代表安奈林·比万提出了警告，他认为英国不能让它的国家生活像非洲的冲突对法国产生的影响那样受到毒害。中非可能会成为英国的阿尔及利亚。¹⁵

麦克米伦下定决心阻止这样的情况出现。在尼亚萨兰事件之后，他决定由沃尔特·蒙克顿（Walter Monckton）爵士领导一个调查团来调查中非的民情。蒙克顿是口才非常棒的律师，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仲裁者。这对联盟的新首相罗伊·韦伦斯基（Roy Welensky）爵士来说可不是好事，他曾经当过铁路工人和职业拳击手，他进攻起来可是毫不留情。在1957年，他曾不怀好意地说他从来不相信“罗德西亚人比美国殖民者胆子小”。他的前任哈金斯（现在的马尔文勋爵）也发出过类似的威胁。他在谈到罗德西亚的军队时说：“我希望我们不必像曾经的北美殖民地那样使用我们的军队，因为我们正在和一个愚蠢的英国政府打交道。”¹⁶ 麦克米伦对他的口出狂言相当重视，他认为如果工党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南罗德西亚可能会发生叛乱。

8月，麦克米伦告诉蒙克顿要竭尽全力在中非建立一个多民族国家。失败会使中非以及肯尼亚陷入“所有人都会被卷入的漩涡之中”。他还指出尽管白人霸权注定将失败，但是他希望在此之前可以完成一些事情来帮助白人定居者，因为他们对于非洲来说至关重要。¹⁷ 另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像当时的阿尔及利亚发生的那样出现旷日持久的冲突。而且英国绝不会为保护白人在非洲中东部的霸权而出钱流血。

麦克米伦在保守党内的地位因为他在10月大选中的压倒性胜利得到了提升，因此他得以在非洲实施更激进的政策。他选定的助手是46岁的伊恩·麦克劳德（Ian Macleod），他极具天赋，聪明敏捷，有时会表现得像一位刻薄的保守党自由派人士，气质上非常适合执行家长式的殖民政策。他的工作被首相称为“最糟糕的工作”，因为一旦失败就意味着流血。上任一年后，麦克劳德向他所在的政党大会表白自己行动的正当性，因为它们其实是迪斯雷利“一个民族原则”在非洲的延伸。黑人和白人将会像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富人和穷人那样走到一起。

然而实现妥协和合作可不容易，但是麦克劳德拥有主持会议的天赋和极大的耐心。他也愿意承担风险：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取消了肯尼亚的国家紧急状态。1960年4月他恢复了尼亚萨兰政府的正常运行，两个月之后，他不顾阿米塔奇和韦伦斯基激烈的反对，毅然释放了班达。麦克劳德公开表白自己支持非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尽管每个人都明白必须终止尼亚萨兰的紧急状态，因为其有限的资源早已不堪重负。1939年，警务开支为2.2万英镑，而在1960年则达到了100万英镑，占到了整个殖民地预算的1/6.¹⁸

麦克劳德最大的成就在于修订了独立时间表以及监督了中非联盟（CAF）的和平解散。筹备权力交接可不是一件美差，因为它牵涉到草拟宪法并在大会上讨论的工作，这些工作不会登上报纸头条也不会赢得公众赞誉。不过麦克劳德的工作得到了承认，至少非洲人很肯定，因此在乌干达和尼亚萨兰，伊恩成了很流行的名字。独立以后布兰太尔的一条大街也被命名为“麦克劳德街”。¹⁹ 这是对其辛苦的一种回报，最终坦噶尼喀、乌干达和肯尼亚分别在1961、1962、1963年取得独立，中非联盟在1963年解散。1964年尼亚萨兰独立成为马拉维、北罗德西亚则在独立后改名为赞比亚。

麦克米伦一直都是这些改变的幕后推动者。他总是从经验而不是情感的角度来审视英帝国，他一直追问殖民地在经济和战略方面对英国有什么价值。²⁰ 他像一位实干家一样在1960年初完成了对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著名考察。他像电影《河畔的桑德斯》中的情节那样在阿克拉登岸，在尼日利亚他发现那位虚构的殖民长官后继有人——一位散发着睿智气场的殖民总督——詹姆斯·罗伯森（James Robertson）爵士。罗伯森告诉麦克米伦尽管尼日利亚人可能需要25年的时间来为自治做准备，然而让他们现在就自治则是一个更明智的选择。因为拖延会让那些现在作为领袖被培养的聪明人变成叛乱分子，而“暴力、痛楚与憎恨”则会纷至沓来。英国人只能在立即独立或者长达20年的镇压中做出选择。²¹

在南非，现在轮到麦克米伦来对整个非洲的白人进行说教了。他在开普敦的南非议会发表了演讲，一开始他就讲到了一个历史教训：“从罗马帝国崩溃开始，欧洲政治生活中一个反复出现的情况就是独立的国家持续出现。”现在非洲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在他访问非洲大陆的过程中，他对非洲表现出的一往无前印象深刻：

变革之风正在吹遍整个大陆，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民族意识的高涨是一个政治事实。我们必须全盘接受这个事实而且我们的国家政策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南非下院议员对此报以礼貌性的掌声，然而麦克米伦的意义30年之后才真正被人们理解。

对于居住在英国非洲殖民地的白人定居者来说，麦克米伦和麦克劳德是一对儿叛徒，他们两个人的言行无异于叛国。“这个糟糕的英国政府已经完全背叛了我们，”一个肯尼亚农场主在1962年这样抱怨道，“我们会拥护准备战斗到底而不是总想着放弃的人。”麦克米伦第一次到肯尼亚是在1938年，为他的王室领地农场签订了一份长达999年的租约。官方希望他在和黑人打交道时把自己看成具有乡绅和校长双重身份的人：“我不是传教士，我讨厌看到混蛋。我来这里是为了种地，并照管这些伙计们。他们把你当成自己的父母，他们带着自己的艰难困苦来寻求你的帮助。”²² 肯尼亚未来的首相和总统肯雅塔放话说任何还想“被称为‘老爷’的肯尼亚白人应该收拾行李离开了”。讲话的方式及其中暗含的恭顺确实对于某些人来说意义重大，肯尼亚白人的数量因此从1959年的6万人下降到了1965年的4.1万人。

肯尼亚温和派白人的领袖迈克尔·布伦德尔（Michael Blundell）爵士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白人大量流失的原因。他认为1945年后的白人移民“不能适应工党执政。而如果连工党都不能适应，他们又怎么可能适应非洲呢”？²³ 如果信奉平等主义的英国变得令人无法忍受，英国社会中上层阶级就会到非洲寻求庇护，在这里旧的价值观依然大行其道，仆人也随处可见。蒙特罗斯公爵觉得从英国搬到南罗德西亚是一个不错的改变，因为英国正在遭受晚期道德肿瘤的折磨，他在1961年3月向上议院的一次经典演讲中勾勒出了其主要症状。他说：“英格兰业已身染沉疴……堕落已被视作平常：公众已经可以自由地阅读前人禁止出版的文学作品（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6] ）……麻烦不止是在非洲，这里也是一样……”为了不被传染，公爵准备去荒野中吃点苦：“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想到居然会有我父亲帮忙刷盘子的一天，但我确实在他去世之前目睹了这一幕。他没有抱怨，所以如果在非洲也必须这样做的话，我也不会有半句怨言。”

这些拉拉杂杂的话合起来其实对麦克米伦新的非洲政策提出了批评，领头的是另一个反对革新的老古董索尔兹伯里侯爵。他批评麦克劳德：“他聪明反被聪明误，在许多问题上采取了最不恰当和极其错误的方法，尤其是在他与非洲白人群体的关系上。”结果白人们认为黑人政治家已经取代他们成为英国在非洲的合作伙伴。²⁴ 90名保守党下院议员和索尔兹伯里侯爵有同样的担忧，并提出一项动议以抗议麦克劳德的活动。这些异见分子中包括绝大部分的保守党右翼人士，包括沃特豪斯上校（坦噶尼喀托管地的主席）以及零零星星的几个北爱尔兰厄尔斯特统一党成员。后者很有意思，大概是因为觉得他们的身份与赞比西河以南的白人定居者更加接近。

这场对非洲政策的叛乱好似一个臭弹，空有声音却无威力。少数白人的诉求没能在英国得到像在法国那样的支持，如果保守党人在一个小的帝国主义问题上分裂则更是愚蠢的自杀行为。尽管如此，麦克劳德推行的自由主义可能导致他失去了在1963年10月麦克米伦辞职后争夺保守党领导的机会。间接受益的哈罗德·威尔逊对此满怀感激之情，他把麦克劳德列为保守党上层中最令他畏惧的人。

蒙克顿调查团的见闻最终决定了中非联盟的命运，但这却遭到了尼亚萨兰和北罗德西亚黑人的强烈反对而无法执行。1963年夏，麦克劳德的继任者R.A.巴特勒（R.A.Butler）在一场于维多利亚瀑布举办的会议上为中非联盟主持了葬礼。尼亚萨兰和北罗德西亚各自走上自己的独立之路，然而南罗德西亚则闷闷不乐地准备单干。新政党罗德西亚阵线以白人至上的政治立场暂居领先地位。

1963年到1980年间的历届英国政府都饱受罗德西亚问题的折磨。它造成了英国在国际上的尴尬局面，也使英联邦内部长期争吵并无法全心全意地应对更紧迫的国内及欧洲事务。它是英帝国最后的同时也是人们最不喜欢的遗产，正像英联邦和联合国多次声明的那样，这件事只能靠英国来解决。

随着中非联盟的解散，在罗德西亚定居的白人都深感英国已经抛弃他们，此后他们必须塑造自己的命运。1961年的宪法规定下取得的独立使白人获得了永久的霸权。作为罗德西亚阵线的领导人，伊恩·史密斯（Ian Smith） [7] 喜欢说在他和他子女们的有生之年里不会出现黑人多数统治。他1964年成为首相，时年45岁。史密斯似乎不太可能与英帝国为敌，他将自己和他的国民视作一切传统的帝国美德之化身，G.A.亨蒂（G.A.Henty）就曾经赞赏过那些美德。史密斯不是学者，而是像罗德西亚人一样醉心于运动，英式橄榄球、板球、网球样样精通。战争期间他开过“飓风”战斗机，政治偶像是丘吉尔，他认为丘吉尔绝不会把罗德西亚留给黑人统治。作为谈判者，史密斯在开始的时候固执又狡猾。作为政治家，他坦率直接而且非常爱国。他在白人团体中的支持者非常多，在1965年5月的选举中，他的罗德西亚阵线党赢得了全部50个为白人预留的席位。

这次选举为11月11日的“单方面宣布独立”提供了许可。之前史密斯与匆匆飞到索尔兹伯里的哈罗德·威尔逊在最后关头进行了一次紧急谈判。英国首相与之后他的继任者一样，坚持只有英国议会拥有允许罗德西亚独立的合法权利，而只有当罗德西亚独立以后，黑人才和白人才一样拥有选举权。会谈不欢而散，威尔逊在这个极其令人不快的活动后返回。在一次晚宴过程中，笨手笨脚的蒙特罗斯公爵讲了黄色笑话，表演了肚皮舞，威尔逊只好忍了下来。²⁵ 令人沮丧的是，威尔逊这位贵族似乎也开始屈服于这种日渐衰落的现象，而这正是他四年前在议会上院所批评过的。

威尔逊回国时公开宣布，如果罗德西亚宣布单方面的独立，英国也不会使用武力使罗德西亚屈服。这一表态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因为史密斯原本担心自己的军队不敢跟英军交战，这下他放心了。威尔逊并不知道史密斯的担忧，他知道的是罗德西亚的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英国军方的长官也很不愿意在交通线过长的情况下进行战斗。况且，在赞比亚建立一个安全稳定的基地也需要时间。即使后勤的问题得到解决，人们也不会有太多的热情来支持这场战争，尽管坎特伯雷大主教和自由党领导人乔·格里蒙德（Jo Grimond）非常赞成开战。但舆论调查显示大众舆论并不支持他们。天生不好斗的威尔逊对此十分满意，因为他担心冲动行事可能导致第二次苏伊士运河危机或者更糟——英国的越战泥潭。他宣布将通过经济制裁解决罗德西亚问题。

然而英国却输掉了与罗德西亚的消耗战。罗德西亚发展迅速，自信心极度膨胀。在1967年到1973年间，3.9万名移民来到罗德西亚享受这里的繁荣。根据英国广播公司驻当地记者的说法：“大部分来罗德西亚的人都是为了这里良好的生活条件，无疑他们过上了这样的生活。”²⁶ 双方的谈判还在不时进行。威尔逊和史密斯曾有两次会面，第一次是1966年12月在“虎”号巡洋舰上，第二次在1968年10月它的姐妹舰“无畏”号上。两次会晤都因为在主要条款上的分歧而陷入僵局。在第一次会晤时，给海军官员留下的印象是“史密斯是个老好人，而威尔逊则是个老混蛋”。但当他们与罗德西亚人实际接触以后又都改变了自己的说法，因为罗德西亚人暴露了他们其实“是粗鲁无礼的种族主义者，在他们的对话中甚至会直接侮辱黑人”。²⁷

这些让人感到有些讨厌的罗德西亚人的特点很吸引其他人，尤其是保守党内部的极右翼分子。下院议员哈罗德·索里夫（Harold Soref）说：“罗德西亚有英国兴盛时期的特点：爱国、自立、自强、法制、稳定，罗德西亚就是英国最好时期的写照。”²⁸ 这个人间的伊甸园有时被称为“灌木丛中的贝辛斯托克”，是对战前横穿赤道的中产阶级聚集区的拙劣模仿。其内网球场和高尔夫球场齐全，打领结、身穿运动上衣和短裤的男人充满必胜精神在运动，他们只谈论运动和那些了解他们地位的女人。黑人现在也这样做。在《单边独立宣言》宣布后不久，一名前罗德西亚警察告诉记者他以前一直被灌输“非洲人就是一堆粪，就应该被踢到一边儿去”。²⁹

非洲人当然要反击。黑人民族主义者运动遭到禁止，其领导人要么被逮捕，要么被流放。武装斗争在《单边独立宣言》宣布后进展缓慢，到1972年才开始走向高潮。这种类型的战争很相似——突袭和由名为“丛林男孩”的游击队进行的暗杀，旨在磨损敌军的意志。主要有两支游击队：约书亚·恩科莫（Joshua Nkomo）的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ZIPRA）和罗伯特·穆加贝的津巴布韦非洲国家联盟（ZANU）。游击队搞得有声有色，他们的武器是包括火箭弹在内的现代化苏联装备，他们在赞比亚数量众多的基地受训，1975年后又转到莫桑比克训练。

消灭游击队的斗争消耗巨大、充满不确定性，一点点地消耗着罗德西亚的人力和财力。到1979年，罗德西亚47%的财政收入被消耗在战争投入上，政府被迫动员越来越多的黑人填补军队中的空缺。同时它的对手还变得越来越强大。1978年9月，游击队使用了萨姆7型热寻的导弹击落了一架执行国内飞行的子爵式客机，另一架飞机在1979年2月被摧毁。罗德西亚人开始感觉到胜利离他们越来越远了，于是便开始用脚投票。在1977年到1980年间，4.8万名白人移民国外，占当地欧洲人数量的1/5.

这告诉我们，就像在肯尼亚和葡萄牙殖民地曾经发生过的一样，没有母国的武力做后盾，殖民者就无法维持自己在殖民地中的地位。况且，到20世纪70年代末，罗德西亚军队与对手在装备技术上差距正在缩小。两架客机被击落就是最好的证明。20世纪80年代苏联在英国军队曾经葬身的阿富汗进行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他们将得到更为惨痛的教训。

如果继续进行消耗战，可能会失败，但停止战斗保存实力就必须对黑人做出重大让步，史密斯和罗德西亚阵线在1978年初不得不从中做出选择。他们选择了后者并与三个相对来说不太激进的政党结盟，包括艾贝尔·穆佐雷瓦（Abel Muzorewa） [8] 主教的非洲联合国家委员会，纳达巴尼基·西索尔（Ndabaningi Sithole）的非洲国家委员会以及奇劳酋长的津巴布韦人民联合组织。结盟的最终产物是“内部解决”，它制定了一部宪法，增加了黑人代表的数量。1979年4月，穆佐雷瓦主教成为津巴布韦罗德西亚这个名字很长的国家的首相。一个月之后，玛格丽特·撒切尔女士领导下的保守党赢得了英国大选。罗德西亚与英国达成共识的希望似乎迫在眉睫。

罗德西亚的乱局仅仅是撒切尔夫人继承的众多棘手问题之一。她下决心要果断迅速地处理，同时衬托出过去的政府是多么地笨拙。夏季在卢萨卡举行的英联邦会议上，她坚称英国就可以单独解决罗德西亚问题。办法就是把这个国家重新置于英国政府的管控下，英国政府可以监督选举，所有的政党包括穆加贝和恩科莫（他抵制了4月的选举）在内都要参加竞选。英联邦的代表们别无选择只好默认了这个决定。已经厌倦了战争的津巴布韦罗德西亚，无法获得渴望已久的国际承认，也同意了这个决定。

包括伊恩·史密斯（他获准免遭叛国罪起诉）在内所有派别的代表在秋天齐聚伦敦。会议在兰开斯特门 [9] 召开，外交大臣卡林顿阁下担任主席，最终解决了罗德西亚的问题。罗德西亚重回英国怀抱，索姆斯勋爵成为新的总督，他带着一小支军队和智囊团监督了游击队缴械投降和进行大选的过程。穆加贝赢得了总统选举，他的津巴布韦非洲国家联盟和恩科莫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组成联合政府共同执政。在新的津巴布韦国民大会中，史密斯爵士获得了20个为白人预留的席位中的一个。津巴布韦国民大会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将一座西塞尔·罗德斯的雕像夷为平地。

【注释】

[1] 罗德西亚：南非中南的一个地区，位于扎伊尔以南，包括现在的赞比亚及津巴布韦。它很可能自远古就有人居住，后被置于英国南非公司管理之下，罗德西亚一词就源于在其建立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塞西尔·罗德斯。

[2] 索尔兹伯里侯爵：此处指英国著名保守党政治家第三代索尔兹伯里侯爵，他曾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三次担任英国首相。

[3] 塞康第：加纳西部地区的首府。

[4] 约鲁巴人：一支西非民族，主要居住于尼日利亚西南。

[5] 指利安得·斯塔尔·詹姆森，南非内科医生和殖民地行政长官，他在1895年企图推翻德兰士瓦的布尔政府失败，这也最终导致了塞西尔·罗德斯政治上的失败。

[6] 英国作家劳伦斯的著名小说，曾被认为是色情书籍而遭禁长达30多年。

[7] 伊恩·史密斯：曾任南罗德西亚总理，南罗德西亚独立后担任罗德西亚首相。

[8] 艾贝尔·穆佐雷瓦：是一位非洲民族主义者和美以美会主教，曾担任短命的津巴布韦罗德西亚首相。

[9] 伦敦的一个社区，靠近肯辛顿花园。

第七章　未竟的事业1979-1998

当津巴布韦人将罗德斯的雕像从基座上拉下来的时候，英国人正试着忘记他以及英帝国的过往。现在英帝国所剩下的只有地球仪上几块深红色的小点：直布罗陀、亚森松岛、圣赫勒拿岛、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福克兰群岛、被雪包围的属国、皮特凯恩群岛（“邦蒂”号军舰哗变者的后代以及他们的塔希提新娘定居在这里）、香港、百慕大群岛、开曼群岛、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岛。很少人知道这些地方在哪里，更不用说了解这些地区是怎么和英国扯上关系的。他们是帝国的遗产，这些地区居民的福祉曾经是现在也是英国的责任。

拥有这些地区很大程度上对一个正在寻找新的、后帝国主义身份的民族毫无用处。就像1964年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的政府一样，后续的工党政府和保守党政府都在试图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努力重塑英国。每个政府对于新英国都有不同设想，但是他们都同意这个民族应该和过去的帝国主义历史一刀两断，他们认为全世界都对帝国主义满怀疑虑。在1979年保守党赢得大选以后，他们的努力都集中在将英国打造成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动机，一个打破已在西方世界流行超过50年的经济规律而繁荣发展的国家。工党在1997年5月1日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他们急切地希望强调英国是一个现代的创新型国家。“我想让我们重返青春时代。”新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在两年前的工党大会上表明了心迹。至此，重返青春已经成为对转瞬即逝的时尚的提升并重新定义英伦风格，人们认为这对外国消费者是一种吸引力。在一些地方，米字旗被认为是一种障碍，因为它代表了陈腐的帝国形象。因此英国航空公司将它从飞机的尾翼上抹去，换上了一些俗气的设计图案，它们让人不禁想到第三世界国家旅游商店出售的那些所谓“民族风”艺术品。然而，还是有一些外国人会说原来的英国是好的。威海卫（Wei-Hei-Wei）曾在1898年到1930年被英国人占领，在1997年6月，一个从那里来的上年纪的中国人形容当时那里的英国人是“诚实又有礼貌”，并且有一套“很好的法律系统”。¹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英伦风格”还是与英帝国的过去藕断丝连。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对法战争期间，加强国家团结曾得到了大肆宣扬。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联合以及它们之间的聚合力在英帝国发展的关键期至关重要。确实，1907年苏格兰加入联合的很大原因是其内部普遍希望分享此前一直由英格兰独享的海外商业利益。这个联合给了苏格兰人以接触殖民地、热带地区市场、最终进入帝国军队的各种委员会以及获得帝国政府职位的机会。阿盖尔郡 [1] 的基尔马丁教堂中的一个墓碑把这点讲得很清楚。据这个石碑记载，尼尔·坎贝尔（Neil Campbell）在1786年加入了东印度公司军队，“希望通过这次光荣的远征偿还其父辈的欠款，这些欠款是因为埃尔（Ayr） [2] 银行的失误以及随意与他人进行经济活动造成的”。他本应该能够成功，因为他有两个都有可能给他带来很高收入的职位：印度阿考特地区纳波布 [3] 的副官和军队委员。但随着帝国的解体，这个机会也烟消云散。苏格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与帝国的末日同时出现应该也不是完全的偶然。原因简单，政治上的联合已经是得不偿失了。

联合的未来是不确定的。民族自决原则使殖民地自治成为现实，而将这一原则扩展到联合王国的不同地区，则是托尼·布莱尔的工党政府在兑现自己的诺言。1997年9月，苏格兰人全体同意建立苏格兰国会的提议，而威尔士人则对于在加的夫建立一个相似的机构不太热情。厄尔斯特的清教徒支持联合的热情很强烈，这并不奇怪，因为厄尔斯特从英国其他地区获得的补助高达30亿英镑。然而，1998年5月举行的公投却意味着未来北爱尔兰将和爱尔兰的关系更近，更多的民族主义者少数派将加入政权，他们当中很多人仍希望看到联合王国解体。

自从17世纪苏格兰长老会派定居者首次来到北方，爱尔兰“问题”就一直带着一种帝国问题的意味。而在上个世纪，很多讲盖尔语的天主教爱尔兰地区已经从联合王国和英帝国中分离了出来。爱尔兰民族主义者通常会支持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者，尤其是印度和埃及的民族主义者。在过去的30年时间里，爱尔兰共和军（IRA）以进行殖民解放战争为由在利比亚寻求援助。最近，新芬党将被关押在英格兰的爱尔兰共和军恐怖分子和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等量齐观。

以这样激进的方式损害联合王国在英帝国主义强盛的时期根本无法想象，那时它强化了其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所需要的内部连结，而放松联合王国内部的联系会不会改变英国的国际地位仍不清楚。由于历史原因，后帝国主义时代的英国依然享有很高的国际地位。它在经济方面排名世界第六，² 它仍然保持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董事会中有代表，是超级经济大国组织八国集团（G8）的成员。由于对欧洲国家的动机感到不安，英国在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不过它却是美国的热心客户。

英联邦今天依旧存在，而且有49个成员国，占了世界上1/4的人口。它的规模是当时帝国的繁荣程度的反映，也提醒人们英国曾对世界产生过巨大影响。北美的历史以及非洲、印度、中东和远东的大部分历史都是英国塑造的，在这些地区中的很多地方，英语仍然是法律、商业、政府和教育使用的语言。然而，英国在世界变革中所演的戏份渐渐地被排除在英国学校的历史课程之外，尽管表现得并不那么明显。因此在某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中，他们对大英帝国的了解，以及它如何发展、它为英国和英国国民带来了什么等等知识将只能从小说和电影中获取。

作为世界上的一股政治力量，英联邦的作为遭到了严重限制。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它的定期各国政府首脑会议一直充满了暴风骤雨，因为英国首相一直要忍受批评他处理罗德西亚危机做法的虚伪之词，以及人们对他最近并未全心全意地制裁南非的批评。撒切尔夫人觉得这些事情很烦人，经常压抑不住她的感情。曾经有一次，在1985年拿骚（Nassau） [4] 会议期间，当一个乌干达的代表在种族歧视问题上对撒切尔夫人进行说教之后，她突然发火，反过来提醒他乌干达本身就存在着驱逐亚裔人口的可耻行为。亚非国家存在的种族主义问题总是令那里的人们一触即跳。除此之外，在肯尼亚、津巴布韦、尼日利亚这些英联邦国家，不同意见会被碾碎，异见分子会被拘捕，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大肆宣扬人权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欺骗。

相较而言，英联邦的功能在那些中低层次的问题上更为流畅有效。在例如教育、医疗、农业、技术这样不太重要的实用领域，观点的交流与合作为贫富国家之间架起了一座宝贵的沟通桥梁。英联邦各个机构资助的各式各样的好项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实现了过去的慈爱帝国主义理想。有人觉得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 [5] 会热情称赞加拿大兽医提升肯尼亚存栏牛数量的工作以及英国青年教师在印度学校教英语的事迹。他和其他思想接近的人，将非常高兴地看到非洲人、亚洲人和中国人的名字在英国大学的毕业生名单中出现，还包括会计和法律方面的英国专业资格认证。埃德蒙·珀克（Edmund Burke） [6] 曾说过的志趣相投的“一群人”共同协作的现象如今在整个英联邦中更突出、更活跃。他们获得的成就解释了为什么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这两个从前的葡萄牙殖民地会申请加入英联邦。

英国皇室对英联邦国家的访问还在继续。这些努力使英联邦国家产生出很多好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兴奋和喜悦。然而最新的皇室出访——印度和巴基斯坦之旅却在当地引起争议，但是这仅仅是家庭内部的小争吵，家庭成员畅谈心声未免会比较自由，有时甚至会过头。众所周知，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对英联邦有强烈的关爱，她与英联邦国家人的接触时刻彰显着魅力和尊严。英国皇室的出访是有深刻含义的：他们为英帝国的臣民及其后代带来一种历史的延续感。有时他们可能会后悔英帝国的过去，但却感觉不能背弃自己曾经的老师。女王代表了一个共同的过去，她可以作为一个受到欢迎并被热情招待的客人回到她父亲的殖民地，不过她还是必须讲一讲关于帝国主义统治的性质和它是如何结束的。

在1979到1997年期间，执政英国的保守党政府并不以强烈的历史感而闻名。确实，撒切尔夫人以及和她有相似意识形态的人都非常不喜欢谈及过去的传统，尤其是关于他们自己政党传统的争辩。在普遍自由市场中，没有多愁善感或者是那些很大程度上依靠传统才存在的公共机构的一席之地。约翰·梅杰（John Major）是撒切尔夫人的继任者，他不那么刻板，但是也只是以一种鲍德温 [7] 式视角看英国，诸如可以买到温啤酒，能打乡村板球，未婚女性可以骑车去做晚祷等等。英国广播公司国际频道、英国文化协会以及英联邦事务部都以它们各自的方式为这种英国形象服务。尽管人们声称它们都在全世界为英国赢得了人心、支持和朋友，但每个部门的预算还是都遭到了削减。英国凭道德和文化实力赢得的国际声誉不能以盈利或损失来衡量，也不能以会计师的报告来评估。

在撒切尔夫人和约翰·梅杰的支持者中广泛流行的思想一直认为，大英帝国、英联邦还有所有跟这些有关的事物都是过去留下来的责任，尽管它们并不都是好的。然而，在1980年访问中东期间，撒切尔夫人表达了对爱德华·希斯（Edward Heath） [8] 没有扭转工党政府放弃苏伊士运河以东防卫政策的遗憾。³ 然而时光不能倒流，撒切尔夫人突然发现自己被帝国的过去困住了。1982年福克兰群岛出现的一系列难以预料的事件以及香港超过9/10土地的租期在1997年7月1日的终止，都提醒人们英帝国以及它的责任并不全是过去的事。

1982年4月1日到2日阿根廷入侵福克兰群岛对英国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对战争的批评声音及此后一艘英国轻武装测量船从南大西洋撤离的消息鼓励了阿根廷军事政府。如果当时英国情报部门正确地解读了他们的意图，他们完全可以被吓退。尽管如此，也有证据表明执掌阿根廷的高级官员集团其实根本无所顾忌，对福克兰群岛的攻击在宣战通知发出后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就开始了。

英国的表现是既震惊又愤怒。对于撒切尔夫人来说，这是个原则问题且情况不容乐观。在入侵发生一天以后，她在议会下院这样讲：

福克兰群岛及附属岛屿都必须保留在英国版图之内。没有任何入侵或进攻可以改变这个基本的事实。政府的目标是群岛不再被占领并尽早回到英国的管辖……福克兰群岛上的居民和联合王国的人民一样都是同一个岛屿民族……数量虽少，但他们拥有和平生活的权利，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以及决定自身归属的权利。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英国式的，他们的自身归属就是英国皇室。⁴

福克兰群岛是英国国土的延伸。工党领袖迈克尔·福特（Michael Foot）正确地提醒下议院阿根廷的军政府是一伙由“草根版墨索里尼”领导的匪帮，他的双手沾满了同胞的鲜血，对他们施以残暴的统治和虐待。福克兰岛上的居民应该被从这种残暴中解救出来，他们有权和英国联系起来，并且“我们有道德责任、政治责任以及各种各样的责任来保证这种权利”。他没有提及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但是其他人对此抱有热情。当朱利安·埃默里谈及这次入侵“玷污了英国荣誉”时，他的观点得到了两党很多人的支持。

所以英国发动了它最后一场帝国战争来维护自身的荣誉，并夺回一直被认为是其最不重要的殖民地之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防大臣约翰·诺特（John Nott）一年前曾提出报废多艘战舰来降低国防预算，现在这些船又被调集到南大西洋。诺特时常出现在电视上，时而暴躁时而悲伤。有一位似乎特意挑选的随从人员常伴于左右，因为他声音庄重低沉刚好适合详细讲解当天的战争进程。第一手的战争镜头不可能直接播出，所以观众能看到的只是一群远离战场的陆海军将军解说正在发生的战事，另外还主动附送一些建议。

战争的结果取决于美国的配合，而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冷战，同一阵营内部的大国和小国之间的战争。里根总统很理智地支持了英国而非一个风雨飘摇的腐朽政权。但是在他的政府中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厌恶英国的驻联合国代表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 [9] ，她担心里根的决定会得罪其他南美国家的政府。不过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都在慷慨地提供武器和情报给英国使用。

这一切刚付诸实行，美国的新闻广播员就将这场战争冠名为“帝国反击战”。 [10] 在英国国内，有人感觉英国是在长期忍受了在世界各地的挫败之后终于发起了回击。这种感觉很强烈，有时甚至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另一些人则对这场战争体现出的民族主义感到震惊。雨果·杨（Hugo Young）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提出“一种民间记忆已经重新浮现”，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似乎天生就要打仗”。⁵ 这种历史记忆植根于帝国的过去，或者出现在全国性媒体带有大国沙文主义色彩的文章中。叫嚣战争的报纸头条如“（阿根廷）军政府，夹紧你的尾巴”（《太阳报》）则带着一丝类似布尔战争色彩的尖刻味道。而最著名或者说最声名狼藉的标题——据每个人的好恶而定，就是《太阳报》的“搞定你了”。这个标题的配图是正在沉入水中的阿根廷重型巡洋舰“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击沉这艘即使日渐老化却依然强大的战舰是这场战争中争议最大的事件之一。而实际上在情报显示它将参与对英作战任务后，拦截并摧毁这艘战舰的命令就已经被下达了。

总体上来讲，那些反对这场战争的人说那些炸毁“贝尔格拉诺将军”号的鱼雷同时也终结了一切协商和平的机会，尽管没有任何的证据表明阿根廷军事集团将要彻底改弦更张，因为这必将损害它在阿根廷国内已经风雨飘摇的统治。比击沉“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更令反战团体（几乎所有的左翼分子）失望的，是这个事件体现出充满侵略性的约翰牛式爱国主义已深入人心，且颇为极端。这种爱国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表现尤为强烈，在阿根廷入侵仅几天后，一伙英国“光头党”聚集在密德兰地区 [11] 一个征兵办公室外，要求获得枪支并被送往福克兰群岛。当被告知他们先要接受训练时，这伙人只好通过砸坏办公室的窗户来发泄自己的不满。⁶

过去那种好战的帝国主义情绪并没有随着英帝国的灭亡而消散，而是在1991年的伊拉克战争期间重新浮现。可能还要另附一句，不论什么时候英国足球队到国外踢比赛，这种情绪也会大行其道。相当多的年轻工人阶级和中下层人士现在认为到欧洲任何地方打客场比赛都给他们创造了一次“打砸抢”的机会，而且他们还似乎势不可挡。很多时候政府对此束手无策，约翰逊博士曾说过这种行为在和平时期叫作放肆，而在战争期间又被称为勇敢，这句至理名言遭到了选择性遗忘。不管对其民族性格还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英帝国的灭亡和世界强国地位的丧失一点也没有使英国人变得更加温和。

1982年5月底英军重新占领福克兰群岛是英军战士耐力和勇气的胜利，也彰显了撒切尔夫人决策的正确。它也让因帝国影响力逐渐消退、经济不断衰落和国内劳资纠纷频发而蒙羞的英国国家尊严再次熠熠生辉。一夜之间，英国从一个寂寥的明日黄花，变成了需要被认真对待的大国。或者用撒切尔夫人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英国重新点燃了指引了过去几代人的那种精神。”⁷ 她指的是英国上次在苏伊士危机那种未知的极端情况下所遭受的失败耻辱被一扫而空。这令撒切尔夫人的声望大大提升，获得了“铁娘子”的称号，并帮助她赢得了1983年的第二个首相任期。

在英国国内，降下在香港的米字旗被普遍认为标志着大英帝国的终结。但其实并不是这样。英国仍然在它的“附属地”管理着15万人，其中的2/3住在直布罗陀和百慕大群岛。在1997年6月，这些人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因为当时的一次火山爆发引起了西印度岛中的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岛上居民的恐慌。“利物浦”号驱逐舰赶到了那里，舰上军官及船员指挥了救援行动，当时外交部对那些希望回到英国的难民做了安置。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移民法案不再给予英联邦居民定居英国的自主权。

对进入移民加以限制是大英帝国最后一次大规模成功地向外移民的结果。从1948年起，很多西印度群岛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孟加拉人、小部分新加坡和香港华人、马尔他人、塞浦路斯人都在进入英国定居。这股移民潮在20世纪50到60年代越来越汹涌，而之后的10年里则随着议会对其加以限制而日渐趋缓。这种移民的规模在一些地区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在伦敦的诺丁山出现了对有色人种移民的袭击事件，法西斯主义者奥斯瓦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爵士领导的联合运动党 [12] 被发现参与其中。1964年，内政大臣弗兰克·索斯凯斯（Frank Soskice）爵士报告现在英国有60万有色人种居民，另有50万附属地的人民拥有定居权，有鉴于此，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开始考虑加以控制。2002年英国的非白种人口会达到450万的预测就是以上面的数据为基础形成的。一些小的区域大量吸收和聚集移民的问题导致了内政部所说的“潜在的爆炸性”局面。工党的传统支持者城市工人阶级开始越来越不安。⁸ 在伍尔弗汉普顿（Wolverhampton），这种局面尤其突出，该地保守党议员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在1968年就预言白人社区和黑人社区之间的生存冲突会导致“血流成河”。之后当BBC采访他时，似乎受到了《傅满洲》（Fu Manchu）系列电影 [13] 的影响，他预测说很快，许多他的英国同胞不管什么时候走上城市街头都会看到“亚洲面孔”。右翼分子们认为鲍威尔的观点非常睿智，而伦敦东区的码头工人也闹哄哄地游行到下议院门口支持其对移民问题的观点。但是在这一点和其他很多方面上他都被误解了。

尽管到1980年移民中的大部分已经在伦敦、其他破落的工业城镇、密德兰和英国北部的城市里定居，这次人口变化也已经将英国变成了一个多种族的社会，但现在还不是讨论这次人口变化带来的后果的时候。英国人对这次人口变化的反应是复杂的，时而是暴烈的，就像他们在前一个世纪对爱尔兰人那样。人口同化在各个社区都是不同的：1996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学校里的亚洲孩子越来越多，在一些地区通常都会获得比白人学生更高的考试分数。一次次的考试就是社会流动阶梯上的一个个台阶，而在梯子上向上爬的人发现自己正在摆脱传统的价值观。中产阶级的印度人家庭乐于接受英国人关于女性教育和社区中男女平等观念。而令人遗憾的是，加勒比裔的黑人孩子经常表现得不够好，有些没有学到多少东西就离开了学校，甚至一路堕落沦为罪犯。⁹

原来的帝国主义态度在决定如何接纳移民方面起到了相应的作用。强调种族优越性的帝国主义观念使人们产生了屈尊纡贵甚至是蔑视的态度，但与此同时慈爱的帝国主义家长式心态却又要求黑人和亚洲人应该得到公平得体的对待。这些移民及其后代如何生活最终要看英国人民的道德感和应变能力。到目前为止，尽管有时会出现一些伤痛，英国社会的转型已经相当顺利了。

大英帝国的兴起以及尚未完成的衰落为我们展示了其曾经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的显著特点，比如其冷酷无情，再如其贪得无厌。对大英帝国过去投去匆匆的一瞥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其冷酷无情和贪得无厌一直是最主要的，但其实这却是误导性的结论。大英帝国是一支有道德的力量，是一股向善的力量。最后一句话应该由纳尔逊·曼德拉来讲，他回忆了20世纪20年代在纳塔尔（Na-tal）的求学生涯：

你要记住我是在一所英国学校长大，而那时的英国拥有世界上一切最好的事物。我没有抛弃英国及英国历史和文化在我们身上产生的那种影响。我们认为英国是世界之都，因此到访英国就会有这种兴奋感，因为我在游览一个我为之感到骄傲的国家……你也必须记住英国是议会民主制的发源地，我们希望英国积极地支持我们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就像英国人民在反抗他们国家的暴政一样。

历史上几乎没有帝国会让其臣属获得推翻其统治者所必需的民智，也从没有哪个帝国会依靠这么多的爱戴和道德崇敬来维持其延续。

【注释】

[1] 阿盖尔郡：苏格兰的一个郡。

[2] 埃尔：苏格兰的一个郡。

[3] 纳波布：原为莫卧儿帝国统治下印度的总督，后成为当地掌权者的代称。

[4] 拿骚：英联邦国家巴哈马的首府。

[5] 约瑟夫·张伯伦：英国前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及前外相奥斯汀·张伯伦的父亲，曾任英国殖民大臣，致力于关税改革运动，希望在英帝国范围内建立帝国特惠制度。

[6] 埃德蒙·珀克：英国保守党著名政治家，主要著作有《反思法国大革命》《论美洲的税收》等。

[7] 指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斯坦利·鲍德温，曾在乔治五世、爱德华八世和乔治六世三位国王统治时期分别担任首相。

[8] 爱德华·希斯：曾任英国首相，英国在其任内加入欧共体。

[9] 珍妮·柯克帕特里克：曾在里根政府担任要职，是一位中左派共和党人，能熟练运用多种语言。

[10] 显然是套用了著名的星球大战系列中一部电影的名字。

[11] 密德兰地区：包括英格兰的中部几个郡，从地理区位上讲类似于我国的华中地区。

[12] 联合运动党：英国极右翼政党组织，其领袖奥斯瓦德·莫斯利与德国纳粹党人过从甚密，并曾在英国组织法西斯主义活动。

[13] 在西方流行的关于中国的一个系列电影，其主人公名叫“傅满洲”，是一个拖着长辫子的邪恶狡诈的家伙。其形象源于英国人萨克斯·罗莫创作的小说，后来出现了许多以他为主角的电影，并逐渐成为相当多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人形象。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