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限制

赵鼎新

简介

有人称我为自由派，有人称我是新左派，有人甚至戏称我是“高级五毛”。

我自认为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我不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

我关心中国的前途，但我没有任何乌托邦情怀。

我与广大劳动者的权益和所思所想有着呼吸与共的理解和同情，而与形形色色的精英优越感格格不入；但我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因为我对广大劳动阶层的弱点和可悲之处也有着深切的了解。

《民主的限制》这本关于民主与社会运动的作品，在这个民意沸腾的时代，在这个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的时代，适逢其会。

民主是什么？民主为什么？民主应该怎么推进？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是好是坏？当微博改变世界的时候，很多人大概以为，我们朝着民主迈进了一步。其实，我们只是困在“民主”、“自由”之类的名词面前，夹缠不清，难以寸进。

《民主的限制》作者赵鼎新教授，用生活化的语言，用当前社会的一些事件，讨论了如自由民主、群体事件、网络争论等话题，解释了什么是民主和社会运动，我们应该怎么促进民主，纠正了大众对于民主的误读和误解。

《民主的限制》既延续了学者一贯的严谨，也相当通俗地解答了社会和民众对于民主这个话题的疑惑。

作者简介：赵鼎新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浙江大学千人计划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和历史社会学。著有《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东周战争和儒法国家的形成》《天安门的力量》（英文版）等。《天安门的力量》相继获得美国社会学学会2001年度亚洲研究最佳图书奖、2002年度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最佳图书奖。

目录

目录

版权页

自序

辑一 [民主]

民主的生命力、局限与中国的出路

民主的限制-----评王绍光《民主四讲》

民主转型如何可能？——评俞可平的民主思想

“天命观”及政绩合法性在古代和当代中国的体现

民主是现代国家最为稳定的合法性基础

现在搞民主比80年代好

辑二 [社会运动]

中国社会抗争35年来的走向

阶级政治还是民粹主义政治

伦敦骚乱

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

国内公共事件与公众参与

中国冲突性政治的民粹化倾向

追寻革命与运动背后之理

靠“钱”管不了社会，要靠社会自我博弈

辑三 [媒体]

霸权文化缺失下的中国新闻和社会运动

微博、政治公共空间和中国的发展

媒体、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

制度化解决社会矛盾才是正道

版权页

作者: 赵鼎新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 2012-11

页数: 312

定价: 38.00元

装帧: 精装

丛书: 思享家系列丛书

ISBN: 9787508635187

自序

2004年起我开始在国内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大致可以归为三类：其一是关于中国历史形态问题，同时向读者介绍西方历史社会学研究的现状和发展；其二是关于民主化问题.旨在通过我多年的治学和对东西方社会的了解，从理论上指出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特别是不成熟的民主政体）各自存在的问题.论证现代国家建立在民选政府基础上的必要性；其三是关于群体性抗争运动的研究.目的是对西方理论进行批判性梳理，并对当前中国和世界上发生的社会运动和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本书所收录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民主化和群体性抗争运动这两个方面。

在公共领域有影响力的国内学者惯于从个人所持的价值观出发来分析问题，或是"左派"，或是保守派，或是自由派，彼此之间界限分明。国内读者也有类似的阅读习惯，喜欢用这些标签来对作者及其观点进行归档。但是，如果读者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本书的话，也许就会产生困惑。国内有人称我为自由派，有人认为我是新"左派"，有人甚至戏称我是"高级五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文章中的有些结论似乎对各方都予以支持和抨击，旗帜不甚鲜明。在这儿我想说的是：如果读者带着如此成见来读这本书的话.获得的可能只是一系列误解。

这并不是说笔者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没有自己的价值立场。我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绝不是一个国内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当前国内大多数较有影响的自由主义者在美国语境下都应该称作libertarians。我不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我推崇波兰尼，并且从来就不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我有明显的"左派”倾向，可是我与国内语境下的新"左派"和老‘‘左派"毫无关系。我关心中国的前途，为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对中国的许多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感到担忧，并希望中国的下一代不再经历我们这代人曾经历过的磨难。但是，这并不是乌托邦情怀，或者说我看待具体的社会问题时有很强的现实感。我的现实感不仅仅来自于我对"文革""极左"路线的反思，更来源于我对中国一代代"理想主义青年"的所作所为以及背后展现的人性的深入观察。我的童年生活是在上海的下层社会中度过的."文革"期间又在宁夏当了8年工人，因此对广大劳动者的权益和所思所想有着呼吸与共的理解和同情，而与形形色色的精英优越感格格不入。但我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因为我对广大劳动阶层的弱点和可悲之处也有着深切的了解。

最后，我坚持理性精神并肯定大多数的现代价值观，但是我并不持有进步史观。我们当然要向西方学习，但是我们不应当简单地把中国的过去标记为"专制"和"落后"，为了今天的种种目的而对传统进行一种非历史性的鞭挞；我们也必须看到当代西方文化和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必要通过美化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来兜售一个从来就不完美的文化，或者构想从来就不存在也不会存在的理想国际秩序或者是理想国。在我眼里，前者表现出的是国人在近代被列强打出来的自卑和逆反心态，后者则反映了国人近年来刚富裕起来之后产生的暴发户心态。

我的现实主义立场肯定会影响我做学问时选题和提问题的方式。但是，许多时候，我的价值观与我文章的分析方式及其结论关系并不大。这是因为，在树立了问题意识后，在解答问题时我遵从的原则是让材料说话，当调查材料与我原有的价值观产生冲突时,始终以调查材料为准。这就是为什么我文章中的观点和结论在国内会引起持有不同价值观人士的兴趣、不满和误解。我做学问的这一方法并不仅仅来自于我的学术训练.我从来不认为自己的价值观具有一种天然的道德正当性。相反，我认为一个较为完美的世界应当是各种思想和政治力量共存、碰撞和交融的结果。

我不觉得我的声音在当前中国会引起多大的共鸣，我只希望有心的读者能从中听到一种不同的声音。

辑一 [民主]

民主的生命力、局限与中国的出路

民主化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一个潮流。联合国2002年的年度报告指出，从1980年至2002年，已经有80多个国家从极权政体或威权政体转型为民主政体。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精英为实现民主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民主运动和民主政体在现代社会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在成熟的西方民主社会里，人们却普遍感到民主体制的危机。在北欧一些国家，经常能看见汽车后档粘贴纸上写着：“对美国人要好一点儿……否则他们会把民主送到你的国家来。”虽然这一粘贴纸的主要用意在于表达欧洲民众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不满，但他们对民主的失望也跃然纸上。在欧洲一些国家的民调中，人们对民选领导人普遍抱有不满情绪，但对非民选产生的政府官员却表现出了很大的信任。在西方国家中，诸如《拯救民主》(SavingDemocracy)和《理性选民的迷思》（TheMythoftheRationalVoter)等学术著作不断涌现。当然，西方成熟民主社会中所出现的这些思潮和实证研究并不意味着民主体制在西方社会已经发生根本性危机，但它们却明确地揭示了西方民主的弱点和西方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对这些弱点的不满。笔者认为，当代的民主化浪潮以及我国大量知识分子对民主的长期追求都反映了民主体制的巨大生命力，但成熟民主国家中民众对于民主的不满却也印证了民主体制的一些公认的不足之处。如何在民主国家转型过程中规避民主体制的弱点并发扬其优越性，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深刻理解民主体制的生命力及其弱点所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制度创新。这是本文将着重探讨的问题。

在进入正题前，我首先说明以下几点。第一，民主是中国不少知识分子所倡导和争取的目标，本文将阐述为什么竞争性的民主选举是现代社会中产生政府的一个更为合理的方法，但在同时，本文也将以大量的篇幅讨论这种政府产生方式的不足之处——这似乎有点儿泼冷水的味道。尽管有些遗憾，我还是想就这一问题发表一些见解。民主本身的弱点为社会的稳定和成熟的民主制度的形成设置了很大的障碍，也为从威权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转型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如果我们不能理解民主体制的这些弱点、对民主存有一种乌托邦式的情怀，民主体制的这些弱点就会被放大，从而给人民和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第二，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学者的主要对话对象都是学者，他们感兴趣的是在学者之间的争论中树立自己思想的地位；而中国学者的陈述对象却往往是国家领导人，并想通过国家领导人对自己政治主张的采纳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作为一个在西方接受学术训练的学者，我的行为难免带有西方学术训练的痕迹。具体而言，我想清楚地说明，虽然我应《领导者》杂志的邀请来写这样一篇似乎是为领导建言的文章，但我并不汲汲于让领导集团采纳，特别是大规模地采纳本文的观点及其隐含的政治主张。我更感兴趣的是在中国思想界树立一个不同的观点；与此同时，较为可行的社会方案往往是各种观点折冲之后的结果。我进而认为，虽然决策者的政策艺术和贯彻能力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政策意图和政策结果之间的落差，但重大的社会发展往往都是决策者意料之外的结果，即使最为可行的社会方案也不会简单地等同于社会发展的实际方向。

第三，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主要是笔者在北美长期生活中所产生的一些直观感受，以及出于对中国社会、美国社会及世界发展的关怀而作的一些思考。笔者不是研究民主问题的专家，西方民主理论研究领域大家如林，笔者只是偶有涉及而已，因此难免片面。我仅希望我的社会学眼光及对政治现实的感悟，能为目前中国社会中关于民主问题的热烈讨论提供一个视角。

民主的定义

对“民主”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将产生完全不同的讨论。国内学者对民主的理解多种多样，其中王绍光和王思睿所提出的两种迥然不同的定义极具代表性。王绍光先生在《探索安邦之道》一书中对“民主”这一概念作了界定。他强调，西方民主不是“民主”而是“选主”，真正的民主应当是由“人民治理的制度，或更准确地说，由所有公民参与决策的制度”；民主就是使人民能够参与到国家事务的决策中去。基于对民主的这一理解，王绍光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在目前中国公共政策议程的设置过程中，专家、传媒、利益相关集团和人民大众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种决策模式的变化既是中国式民主的重要体现，也是影响中国发展的关键因素。笔者同意王绍光对中国政府决策机制改变的分析，且同样认为这一决策模式的变化是中国改革持续成功的一个关键。笔者能够理解王绍光对于西方民主现状的不满，这种不满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个“左派”误区。事实上，对民主政体的不满是目前西方社会中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心态。尽管如此，笔者并不认为民主社会就是一个社会压力和政府决策咨询对国家政策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的社会，即便冠之以“中国式的民主”这一称号。中国历史上统治者的决策一般都会受到不同方面的社会压力，并且这些决策也需经过一定的、有时是很烦琐的程序和咨询。因此，如果仅仅因为社会压力和政府决策咨询对国家政策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就说这个社会是民主社会的话，那么，中华帝国社会就已经接近于民主社会了。

王思睿先生在《“特色民主”还是“民主特色”》一文中指出，选民普选制、国会代议制、法官终身制和公务员考核制构成了现代民主政治体制的核心。他还强调，广义的民主至少包括以下3组(共9个）概念：1)共和、宪政、法治；2)自由、民主、平等；3)博爱、善治、自治。王思睿将国会代议制、法官终身制和公务员考核制纳入民主的范围，这实际上勾画出了西方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关键建构；与此同时，他提出的广义民主的这些概念，也完成了对一个完美社会的构想。这一定义的优点是抓住了民主政治的选民普选制这一关键特征，缺点是几乎将现代社会中所有理想的、正面的价值统统纳入民主的范畴，有着很大的乌托邦倾向。比如，笔者看不出为什么以选民普选制为核心的民主必定会带来作为平等思想的一个核心的经济分配的平等。俄罗斯在民主转型后并没有实现经济分配平等；拉美许多国家200多年来已经在民主和专制政体之间摇摆多次，但经济收入不平等在这些国家中始终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把俄罗斯和拉美国家中存在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归咎于民主的不成熟，那么作为发展中国家成熟民主典范的印度，却同样存在着种姓、性别和经济地位等多方面严重的不平等。笔者认为，虽然许多民主国家都实行国会代议制、法官终身制、公务员考核制和宪政等制度，但它们都不是民主的核心和本质。非但如此，法官终身制和公务员考核制是民主国家中存在的非民主成分，而国会代议制和宪法在许多国家中产生的初衷和迄今为止所起的作用非但不是为了发杨民主，而是为了限制民主范围，从而避免竞争性选举可能带来的某些负面后果。这些在美国建国初期的联邦党人文集中有着非常清楚的阐述。国会代议制、法官终身制和公务员考核制的产生，是西方一些难以阻挡民主政治潮流但又对之心存恐惧的进步保守主义思想家们（除少数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外，西方主流思想家或多或少都是进步保守主义者，但近百年中国思想界独缺的就是这一思想传统）的政治设计，是他们与现实社会中的各种政治力量互动妥协的结果。它们的存在限制了西方民主的范围，予西方民主以现实性和可行性，从而增加了民主政体的生命力，但其本身不应被纳入民主的范畴。

在中外有关民主的众多定义中，本文的讨论基于以下定义：民主就是一个由民众在定期的、有程序和有规则的竞争性选举中选择国家执政者的政治体制。这一定义与所谓的熊彼特“最简略定义”有很大的相似性（与熊彼特的定义相比，这一定义中仅仅加上了“有程序和有规则的”这一定语）。熊彼特的定义因为没有给民主加上任何在近代观念中属于正面的社会公共物（如平等、自由、法治、博爱、善治、自治、经济发展、和平、所有公民参与决策等）而备受批判，但它却抓住了民主是竞争性选举这一最为核心的特征。熊彼特定义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自由、法治等民主社会的共同特征，但却隐含了这些特征。比如，熊彼特在定义中没有提到自由，但实行熊彼特式民主的社会中必须具备相当大的自由，否则“竞争”与“选择”将难以实现。熊彼特的定义中也不包括法治，但是熊彼特式的民主社会必须是一个法治社会，否则民主选举的程序和规则，以及在既定程序和规则下选举的公正性等都难以得到保证。熊彼特定义的另一个优点是，它没有将一些民主社会（其实可能是任何社会）难以完全实现的一些公认的社会正面特征纳入其中，从而避免了民主的乌托邦倾向。必须指出，笔者同样认为该定义有很多缺陷，本文之所以选择在这一定义的框架下来讨论民主问题，主要是因为定期的竞争性选举是任何民主社会的核心，民主社会的许多根本性优点和缺点，以及民主体制的合法性均系于这一根本特征。因此，讨论民主的特征必须从这一点谈起。

现代社会中民主的必然性

为了提倡民主，不少人给民主加上了许多它本身难以完全提供的公共物，比如平等、和平、经济发展、减少腐败等。他们把一些西方发达民主国家已达到的指标，如较为平等的社会、发达的经济、较为廉洁的政府等，完全看作是民主带来的成果，进而视之为民主本身的特征。在上文中，笔者已举出一些国家体制实现民主而经济收入却依旧不平等的例子。从理论上讲，民主和经济平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民主社会中，只有当社会中处于下层的政治力量达到较好的整合（比如产生了较强的工会，甚至是强大的代表社会下层的政党）时，民主才会对经济平等产生巨大的正面作用。与民主所伴生的自由及其他因素会促进一个较为开放的媒体和舆论体系的形成，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官员的腐败。但是，在民主国家中，媒体的根本兴趣并不在揭露社会黑暗面上，而是在提髙收视率和订阅量上，再加上种种其他原因，如人手的严重制度性短缺（市场经济下的媒体必须考虑成本）、需要和官员搞好关系（因为政府是主要新闻来源）、利益相关方为记者深度采访制造困难等，民主社会中的媒体对官员腐败进行监督的能力受到了限制。民主造成的政治精英之间的竞争也会对官员腐败形成制约，但由于众多复杂的原因，这种制约能力很有限。事实上，在目前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对官员腐败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加强科层体制的有效性、建立科层内部的监督机制等非民主手段来实现的，而开放媒体和政治精英对其产生的制约则起着补充作用。这就是在许多政府科层制不够健全的民主国家（包括大多数非西方的民主国家）中官员腐败现象十分严重的原因。在这些国家中，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显得更复杂。“亚洲四小龙”是在威权体制下走向经济成功的，但迄今为止世界上尚没有一个实行民主制的第三世界国家转变为经济发达国家的成功案例。虽然目前我国仍有一些学者喜欢把民主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但国际上几乎所有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均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一定条件下的政府能力。

民主和平论也是不少学者为民主所加上的一个正面价值。其核心论点是，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的确，西方民主国家之间自“二战”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军事冲突。但这种和平却是由西方社会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汲取历史教训，特别是美国在西方霸主地位的确立所带来的。从这一角度来看，所谓“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的论调，就如同说两个“北约”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一样，似乎有些滑稽。从更广泛的历史和事实来看，民主与和平的关系非常复杂。在古希腊民主下，城邦国家之间的战争从来就没有断绝过。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军事冲突就是在通过民主手段选出哈马斯政权后而加剧的。迄今为止，大多数民主国家中决定外交政策的关键是现实主义理念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其次才是两国之间政治体制的相近程度。在现代民主国家中，由于国家对社会舆论和政治议题的控制，选民在对外政策上根本没有能力作出理性的选择。这就是美国政府能够在两党及大多数民众的大力支持下，轻易地陷入伊拉克战争且难以自拔的原因。不过，必须承认，现代民主国家中的统治者应该没有能力主动发动或持续进行一场希特勒式的世界性战争。一个民主国家的军队如果能在主动侵略他国后迅速取得胜利，大多数民众会对其表示支持；一旦战事不顺而给本国人民及其财产带来持续而巨大的伤害时，民众还是有一定能力通过手中的选票制止这场战争的。

如果民主不能自动实现上述重要社会公共物的话，现代民主体制的意义和生命力又从何而来呢？笔者认为，现代民主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各路政治精英在程序化的权力争夺下达成了权力制衡，从而限制了国家的权力。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中尤为重要。在传统社会中，“天髙皇帝远”，国家对普通百姓的直接控制力十分有限，地方社会的秩序主要通过以地方精英为主导的自治管理而达成，国家的政体形式与一般百姓的生活之间没有很紧密的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大多数国家都建立和强化了科层制度，通讯、交通和管理能力大大提高，这使得传统社会中贵族和地方精英权力衰落，政府对民众的直接控制力大大增强。面对这一日益膨胀的“利维坦”(国家），怎样制约其权力就成了一个重要问题。相应地，麦迪逊所言的“让野心制约野心”的民主政府就成了限制国家权力的一个选择。

第二，民主最为有效地解决了现代国家的合法性问题。一个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可以基于价值/情感、绩效以及竞争性选举三个方面。国家的合法性可以建立在意识形态或宗教的基础上，也可以建立在最高统治者的神秘感（如真命天子）或个人魅力上，这些均属于价值/情感合法性。另外，国家统治的合法性也可以来自绩效。一般来说，现代国家的绩效合法性主要有三个来源：统治者在领导经济发展和提高百姓生活上的表现、作为社会道德表率的表现，以及维护国内安定和防止外族侵略的能力。最后，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产生于竞争性的、程序性的选举，那么竞争性程序本身就为国家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了基础。

虽然国家合法性可以同时源自多个方面，但不同国家的核心合法性基础却是不同的（比如美国是竞争性选举，目前中国则是经济发展和道德表率）。本文想说的是，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民主选举为国家提供了最为稳定的合法性基础。理性意识形态所许诺的东西太真实、太具体。一个以理性意识形态为合法性基础的政府一旦不能向大众提供该意识形态所许诺的东西，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出现信仰危机，其合法性就会受到动摇。对于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来说，宗教或真命天子式的统治者的神秘感要比意识形态更具有稳定性，因为它们所许诺的东西只可相信不可验证。但是在这个已经“脱魅”了的时代，虽然宗教和神秘感在中国仍然大有市场，但把它们作为国家的核心合法性基础已不再有可能。以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为基础的权威常被称为克里斯玛（charisma)权威，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领袖人物。作为国家合法性的基础，这种建立在个人超常品质及其体现的特定使命基础之上的权威因其个人性而具有不稳定性。这种权威注定要被日常制度权威取代，这就是韦伯所说的制度化或制度化。和价值/情感合法性一样，绩效合法性也难以为国家提供稳定的核心合法性。当一个政权将其合法性系于绩效时，它必须努力兑现承诺，这是任何以绩效为基础的政权必然要背负的沉重负担。没有任何一种经济能够一直保持髙增长。以政府官员的道德表率作为国家合法性的基础，会将贪污这样的法律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从而在根本上削弱国家的合法性。最后，防止外族侵略的能力显然也是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在和平时期，国家在这方面的合法性就会大大降低。如果和平时期的国家由于其国内危机而想通过炒作外族侵略的危险性来提高其统治合法性的话，大量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就会应运而生。这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所释放的政治能量，轻则会限制国家在对外政策上的自主性，重则会推动一个国家向军国主义方向发展。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

于是，在已经“脱魅”了的现代国家中，竞争性的、有程序的选举就成为国家核心合法性最为稳定的基础。与其他合法性基础相比，竞争性选举合法性并没有把国家的权力基础建立在可实实在在测量到的政府表现上，而是建立在竞争性选举上。只要选举被认为是公正的，即使执政者上台后表现很差，其政权仍然具有合法性。这就是2006年秋台湾的陈水扁在“红衫军”的激烈示威抗议下,民调支持率已然跌至十几个百分点时，仍然能轻轻松松挺下来的原因。在绩效合法性下，当官不为民做主，就有不得不“回家卖红薯”的危险；而在竞争性选举合法性下，当官即使不为民做主，至少也得任满一届才会回家“卖红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大大降低了民众对官员的压力。在民主制度下，反对党可以对表现不佳的执政者施加压力。这里有两种情况：在一些议会制民主国家里，一旦有多数议员反对，政府就不得不宣布解散，反对力量对执政者的影响因此而变大（必须指出的是，反对派议员对政府反对与否在很多情况下是由政治运作的，而不是政府的执政表现所决定的）；但是在总统制民主国家中，只要总统没有明显违法并证据确凿，制度框架下的弹劾几乎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在具有竞争性选举合法性的民主社会中，即使执政者被赶下台也无关紧要。竞争性选举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把政体和政府分开了。政府即使垮台也不会动摇民主政体的合法性。在具有竞争性选举合法性的民主社会中，民众的不满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通过选举或其他常规程序的政府更迭而得到缓解。由于体制本身能够包容不同的选择，所以民众很难联合起来推翻体制本身，这也给民主社会带来了稳定性。

第三，竞争性选举合法性给民众带来了言论和结社自由，但这种自由同时也约束了人民的行为，缓解了社会矛盾，从而形成了民主国家中一个很重要的稳定机制。这是因为：

1.言论和结社自由给社会中各种思想及利益的交流和竞争提供了一个平台。这种交流和竞争使人们对社会其他群体的利益以及社会现状有更深、更现实的理解。我在北京乘坐出租车时曾有这样一个经历：该车司机在行驶途中大骂政府。我以为该司机家中肯定出了大事，几次询问后才知道，他刚在四环路外买了一套三居室住房，但对买房要付20年月供这一点感到极其不满。那位司机说：“先生您想想，20年的月供，20年啊！20年中我家中出了事情，银行就会把我的房子收走。什么世道！这世道不造反还能咋的？”直到下车时我才告诉该司机我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任教，但是以我的经济能力在美国买房将会支付更长时间的月供。目前在中国，除少数社会阶层外，大多数人均认为自己和自己所在阶层的付出远远大于其收益。虽然该司机有些极端，但类似的情绪在中国却十分普遍。在我看来，人们由于缺乏交流和竞争，从而对自己和他人利益的理解缺乏现实感是产生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2.言论和结社自由促进了认同感和利益的多元化。在有言论和结社自由的情况下，现代社会的多样性势必会导致社会组织、利益和观点的分化。西方民主国家中绝大多数社会运动的规模都很小，并且任何社会运动都有与之对立的反运动。它们互相牵制，以使任何全民性的革命运动变得不可能，从而增加了社会的稳定性。在任何国家，具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都会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足进行批判。在威权国家中，虽然他们的声音经常会受到压制和限制，但他们同时也享有英雄和社会导师的荣誉，拥有很多的听众；而这些国家一旦实现民主化，这些社会导师及其声音马上就会被弱化。

3.在民主社会中，政治家为了当政往往会承诺选民一些根本就做不到的诺言；同时，成功执政总是比成功选举要困难得多。出于众多原因，在民主社会中，一个政府上台后，大众对它的正面印象一般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显著地下降。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新当选的执政者在同样的结构条件下不见得能比上一任干得更好。长此以往，这一因素及民主的其他特征就会造成百姓对政治的一种成熟的冷漠。这里“成熟”指的是他们知道其他制度也不见得更好，他们的“冷漠”来自他们对民主选举局限性的深刻理解。这种成熟的冷漠是西方社会选举投票率一直很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在同时，它也进一步增强了民主制度的稳定性。

第四，主要因为以上两个原因，民主政体在现代社会中表现出了极强的生命力。由于目前世界上大多数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政府，均已是民选政府，民主在这个意义上还增加了一个国家的国际合法性。在目前的国际社会里，一个被认为是非民主的国家会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各种压力，虽然许多压力的背后其实是意识形态包装下的利益争夺，但非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对此却有难言之隐。相反，一旦一个国家被国际上认为是民主国家，因为有着“国内民意”的支持，国际社会就不得不更尊重该国的国内政策和国际立场。总之，民主体制将为一个国家的国内外政策提供合法性，并大大提高该国在当前国际秩序中的地位。

现代民主的局限

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现代民主有很多局限。为了方便讨论，本文把这些局限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选举的可操纵性和选举结果的非理性、民主对原有社会结构的强化、民主社会的媚俗性、忠诚反对和稳定民主的困难性。

1.选举的可操纵性和选举结果的非理性

民主政治的理想主义倡导者强调民主选举的结果代表了“人民的意志”。虽然我对这一美好理念怀着很大的敬意，但同时必须指出，这一理念在现实的民主实践中是难以实现的。美国著名学者阿罗曾经举出了一个极其简单的例子：有三个选民（I、II、III)和三个候选人（A、B、C)。选民I对三个候选人的偏向程度是A>B>C，选民II对三个候选人的偏向程度是C>A>B,选民III对三个候选人的偏向程度则是B>C>A。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在候选人A和B之间，大多数选民更喜欢A(选民I和II);在候选人B和C之间，大多数选民更喜欢B(选民I和III);在候选人C和A之间，大多数选民更喜欢C(选民II和III)。这样，不同的选举规则就会使不同的候选人胜出。阿罗选举循环的这个例子非常简单，而与之相似，但却更为复杂的例子在民主选举中比比皆是。例如在2000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陈水扁、宋楚瑜和连战各得百分之三十几的选票，陈水扁略高，但在台湾的选举规则下陈水扁顺理成章地当选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在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的一次总统选举中，俄共候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取得了最多选票。按照俄罗斯的总统选举规则，俄共候选人因为没有在第一轮选举中得到半数以上的选票而必须与排名第二的候选人进行复选，复选的结果是第一轮选举中排名第二的候选人胜出。我这里所举的两个例子并不是两次一般意义上的选举：陈水扁的胜出大大加强了台独势力的力量，并彻底地改变了台湾政治；而俄共的失利则几乎摧毁了其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很容易想象，如果我们把这两场选举的规则互换一下，其结果将会是何等的不同。

民主选举的可操纵性和非理性还来自其他多个方面。民众与政治精英之间在信息资源、处理和理解信息能力上的严重不对称，给民主体制下的政治家提供了多种赚取选票的策略和方法。电视辩论的出现使得荧幕形象比一个可行的施政纲领更重要，以至于越来越多的电影和体育明星成了政治明星。目前西方的很大一部分学者认为，即使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中，政治家手中掌握的大量资源也足以生产出各种有利于他们的“人民的意志”。

2.民主对原有社会结构的强化

民主体制会强化原有的社会结构。这一点可以用下面这个假想模型加以说明：假设一个社会由100个有选举资格的人组成。这100人中有51人是庸人，49人是能人。如果庸人和能人群体各出一个候选人，并且投票率是100%的话，那么当选人肯定是一个庸人。并且，如果该庸人想继续当选的话，他必将会拿出一些有利于庸人群体的政策来巩固他的票仓。这种在政策上对庸人的倾斜就会导致有更多的人选择做庸人，于是就巩固并加强了一个以庸人为主导的社会结构。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庸人”一词毫无贬义，我只是想说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下，民主选举有着巩固甚至是加强现有社会结构的倾向。

民主体制的这一保守特性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带来了困难。比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民众往往受制于地方强人，一个强人手中可能控制着一个很大的票仓。候选人为了取得和稳固政权,就不得不采取有利于这些强人的政策，最终巩固了强人政治。近年来美国宗教势力一直比较强盛，为了取得政权，美国所有总统候选人（包括民主党候选人）在选举中都不得不在各种场合中显示自己对宗教信仰的坚定，并用宗教话语来论证他们施政纲领的正确性。如果一个美国公民想把票投给一位能用启蒙运动式的理性语言来论证其施政纲领的候选人，他将会发现这一票无处可投。美国总统选举的这一特征显然强化了宗教势力在美国的地位。

如果把民主选举的这一特性稍加推广，我们就会发现，民主选举在一定条件下还有扩大社会矛盾，甚至撕裂社会的作用。台湾的外省人和本地人在20世纪50年代时曾经矛盾重重，但到80年代时这种矛盾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基本消除。而在推行民主化之后，台湾的政治形势使得外省人和本地人之间的裂痕（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重新扩大。幸亏台湾的外省人和本地人在文化、语言和宗教上的差异很小，所以大选过后大多数人都还能恢复平静，如往常一样生活，否则，前南斯拉夫等国在走向民主时所出现的族群清洗惨祸难保不会在台湾发生。与此类似，在目前中国乡村民主选举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中，恶霸和强人操纵选举、大姓之间的矛盾重新出现或增大等占有着很大的比重。已被革命大大削弱了的传统农村社会结构和问题再次浮出水面。这就是一个国家的传统社会结构越是强大，这一国家的民主改革就越应该自上而下地进行的原因。不过，在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也会给当政者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左右为难，这的确是许多传统国家在民主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困境。

3.民主社会的媚俗性

民主体制的保守性使得民主制度有着很大的媚俗性，即政治精英的水平和行事方式直接反映了该国百姓的水平和特征。特别是在电视竞选时代，各候选人的施政纲领和选民的政治倾向不再是选民投票的唯一依据。候选人的长相、风度，甚至候选人与选民的相似度都成了获取选民支持的重要因素。布什能在美国2000年和2004年总统选举中两度取胜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便是，民主党候选人论述和辩论的能力都很强，在总统候选人辩论中，他们常以明快的思路和凌厉的语言令布什处于守势；但布什憨态可掏，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其形象就像一个值得信赖的邻居。这种不善言辞的表现反而成了他竞选成功的一个因素。美国学者卡普岚曾在《理性选民的迷思》一书中分析了西方民主社会中选民的偏见，以及他们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选择了与他们有同样偏见的，或者是装作与他们有同样偏见的政治家，从而导致错误的政策和低素质的政治家一次又一次被推上政治舞台。

民主的媚俗性会导致社会精英的边缘化。在任何社会中处于思想前沿的精英总是占少数的。在威权社会中，虽然思想精英的行为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但这种社会中的精英主义文化却同时给了这些思想精英以很大的舞台和影响力。但是在平民化的民主社会中，思想精英的少数性（加上民主社会中思想的多样性）势必导致各类思想以及整个思想精英群体在民主社会中影响力的边缘化。这就是东欧的自由知识分子在经历民主化所带来的短暂喜悦后，马上就体验到强烈的失落感的原因。他们刚刚有机会在社会中自由地讲话，社会就不再理会他们了。在东欧媒体上被炒得火爆的不是昔日对抗暴政而坐牢的持不同政见者，而是各类在大众文化中涌现出来的明星。就像金雁在《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现代、前现代、后现代困惑》一文中所指出的，在民主化和市场化的双重挤压下，东欧知识分子在民主体制下为了生存纷纷下海，心甘情愿地成了“权力的同谋”、“寡头的小伙计”和“混口饭吃的文字工作者”。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在东欧社会不但影响力大大降低，人数也大大减少，并且内部的分化和分歧日益增大。思想精英的边缘化对于社会的稳定性来说不是一件坏事，但却会使社会变得日益平庸。其实，笔者本人很欣赏西方民主社会的平庸，但个人认为，这肯定不是那些抱有重大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目标，因而特别提请注意。

4.忠诚反对与稳定民主的困难性

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执政党议员坐在女王的一侧，反对党议员则坐在女王的另一侧。反对党议员为了女王陛下而对执政党的执政情况进行监督。英国反对党的这一性质被称为“为了女王的反对”（HerMajesty’sOpposition),而在现代政治学术语中这又可被称为“忠诚反对”。一个民主社会要得到稳定，执政党与反对党必须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他们之间的不同仅存在于一些具体政策或者政策执行技巧上，甚至仅仅是出于政客之间的争权夺利。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别越大，一个社会的民主体制就越不牢固。如果执政党与反对党信奉着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并且反对党准备在取得政权后以自己所信奉的价值观来系统地改造世界，那么这个反对党就成了一个“非忠诚反对党”。存在着“非忠诚反对党”的国家很难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二战”前的德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德国存在三个主要政党：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纳粹党，三党都在德国民主的框架内进行竞争，但是纳粹党在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后却拋弃民主，走向独裁，进而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二战”后欧洲民主走向稳定，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欧洲社会在“马歇尔计划”的推动下，在长期经济繁荣的支持下，经历了一个政党意识形态虚化的过程，即不管是右翼还是左翼的政党领袖，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后并不按其政党所信奉的意识形态来改变国家的政体，改变国家领导人产生的规则，甚至连前政府制定的大量法律和政策也基本上保持不变。不但如此，因为左翼政党在推行“右倾”政策时更有合法性，而右翼政党在推行“左倾”政策时更具有合法性，所以“二战”后欧洲许多政党取得政权后，在现实政治利益的驱动下经常推出与其意识形态相反的政策以促进社会发展和扩大选民基础。

民主只有在“忠诚反对”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稳固，这一原理告诉我们：第一，要建立一个稳固的民主社会，我们必须赋予民主制度一种不可谈判性或霸权性的地位，即不管是谁上台，他既不会也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一体制运作的基本规则。第二，在赋予民主制度这一“非自由”的霸权地位后，民主制度内部的运作必须有自由传统的支持，即民主制度下的成员对所有其他个人和群体的观点、利益和人身尊严持有不可谈判性的尊重。极端地讲，即使没有民主也要自由。没有民主但却有着自由传统的国家（如民主化前的英国社会）至少是一个充满人性的地方，而没有自由的民主就会形成“多数暴政”，其后果极其可怕。世界上大多数的种族清洗，包括19世纪美国人对印第安人的灭绝性屠杀（在种族主义思想的主导下，当时美国社会中的自由传统仅限干美国的白人特别是白人的有产阶级，于是美国白人就毫无心理负担地对印第安人实行了“多数暴政”），或多或少都体现了现代民主的这一黑暗面。第三，一个社会内部各阶层的矛盾越小，主流价值观越是明确，该社会的民主体制就会越稳固。民主的“忠诚反对”这一特性为一个国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设置了障碍。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一事件绝不是本文意义上的一次民主化运动，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这一做法有一定的民主倾向。即使如此，整个事件的发展仍以“反右运动”收场。毛泽东把“反右运动”称为“阳谋”。其实，这一“阳谋”的背后有两个相互作用的机制：第一，毛泽东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唯一基础就是他对共产党执政和自身权威的信心。第二，虽然共产党在50年代的中国具有极髙的威信，但自由主义和民主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占据强势地位，当时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曾深受影响。因此，当毛泽东主动邀请党外人士向共产党提意见的时候，势必有人（哪怕是很少的人）会把当时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与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联系起来，并提出在毛泽东看来不能为其所容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要求（即有了“非忠诚反对”的倾向）。种种原因促使毛泽东放弃了他的第一次民主化试验。虽然本文所讨论的民主的含义与毛泽东在50年代所尝试的非程序性“大民主”截然不同，但它们的任务却十分相似，即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主流价值观，使得“忠诚反对”成为可能；如何建立一种自由的文化，使得不同的特别是少数派的声音和利益得到保护。

小结

在现代社会中，民主体制比其他任何政治体制都能更好地解决国家的合法性以及统治者内部权力制衡这两个关键问题。同时，民主还大大提升了一个国家的对外合法性，代表着当前国家发展的一个方向。此外，民主选举又伴随着许多负面现象。如果对这些现象认识不足，将有可能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灾难。这一点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笔者对于竞争性选举民主弱点的讨论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以下对于民主转型技巧的一些想法或许就不至于太荒诞。

第一，在一个具有很强的非民主传统且民众素质普遍不太高的社会，为了避免民主选举的保守性和媚俗性的直接冲击，民主转型应自上而下地进行（除了上文已经阐述的一些风险，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还容易使一些具有实力的地方民选政府利用其民选合法性架空中央，造成国家崩溃)。

第二，现代民主体制必须一人一票（无论在精英眼里民众的素质如何低下）。其他形式的“民主”既不能在国人眼里获得全面的程序合法性，又不能为世界各国所认同。但是当一个国家地广人多、各地差别很大时，为了避免因民主化而导致的各地利益高度分化，避免在民主化启动之初政治精英就受到利益分化的民众的直接压力，也为了避免民众在民主化启动之初就受到政治精英的直接操纵，某种形式的间接民主的效果可能会好许多。

第三，在一个飞速发展、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利益和价值认同高度分化的国家中搞民主，建立“忠诚反对”的政治文化显得尤为重要。一个可行的技巧是通过宪法规定民主选举的非意识形态规则，即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必须限制在政策和政策执行技巧上，而不能涉及根本的价值观。

第四，民主政体的其他设置也十分重要。两党制、多党制还是无党制，总统制还是议会制，联邦制还是单一制等，不同的初始制度设计会对民主化的演进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产生巨大影响。民主转型和民主制度的稳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切不能因为对于民主体制的迷信而对民主化进程持过分乐观的态度，并在充分的研究和“摸石头过河”的实践相结合的条件下创建出一套适合中国的民主体制。

第五，在一个从来就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中搞民主改革肯定会困难重重。执政者必须审时度势。他们既不能因为惧怕困难而坐失良机，又不能掉以轻心而急躁冒进。他们既需要有弹压民主转型过程中来自左右两方的极端势力的决心和能力，又要有开放社会、鼓励社会组织在法律框架内的发展、缓解社会矛盾并将社会矛盾的表达和解决制度化的手段。总之，他们必须拥有很强的现实政治感，同时他们的行动必须让民众看到方向和希望。

第六，一个平稳的民主转型应该在社会矛盾比较分散的时候进行。在社会危机和大众抗议的合力作用下而被迫实行的民主转型，往往会给人们以“太少、太晚”的感觉，并有着国家在民主运动的浪潮下节节败退进而垮台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取而代之的往往是具有理想主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因为缺乏现实感和实际执政的经验而只能是过渡性人物，随后兴起的将是从原政体中分裂出来的各类政客。这些政客很有可能会在理想主义知识分子所设置的民主框架下，为了自己的利益，尽情地利用转型社会中浮躁的人性和各种社会矛盾，把上面所讨论的竞争性民主选举的各类弱点加以放大，给人民和整个社会带来灾难，并大大地增加民主转型的不确定性。我相信，这是大多数人都不希望看到的。民主改革的目的并不是要推翻一个政权。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威权政体下的领导人能够在社会发展较快、社会矛盾没有聚积的情况下率先进行民主转型，并通过民主手段率先取得执政权，将会给社会带来许多好处。但是，这一结果是否会发生，最终取决于执政者的远见、勇气和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手腕。问题是，很少有政治家在较好的形势下仍然有如此远见，也很少有政治家既有先见性的理想，又有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手腕，这的确是实行平稳民主改革中的一个悖论。

第七，我们必须清楚民主转型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较为现实可行的社会，而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同样，中国社会当前存在的多种矛盾也不可能全靠民主来解决。本文认为：让民主来承担它所特有的社会功能，把它不能承担的功能交由其他制度来承担。一个较为可行的制度不会是一个泛民主的制度，而是一个以民主为主导的混合制度。关于这一点，美国建国初期几代的政治家是很清楚的。这就是他们在民主体制之外很有远见地设立了法官终身制以及后来的公务员考核制等制度的原因。但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美国的这些制度建设还是不够的。对于这一点，笔者在此不想展开讨论。简单地说，民选出来的政府和议会能处理的问题有限，每个政府都会碰到大量特例性事务和需要专业知识才能处理的工作。民选出来的政府首领和议会根本就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的知识和灵活性来处理这些事务。根据西方社会的政治实践，瑞典政治学家罗斯坦(Rothstein)指出，在很多情况下，科层制、专家制、利益集团制、类市场制和抽签制等非民主制度都比民主制度更有效。在民主体制的主导下，充分发挥这些组织制度的作用将大大提高民主社会的绩效。

一般来说，在处理政府大量的日常性事务时，以法律和行政规范为行事依据的科层制会比较有效，但却缺乏灵活性，而专家制、利益集团制、类市场制和抽签制都是对其灵活性的补充。当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影响到某些群体的利益时，国家在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和施行过程中，会给予这些群体的合法代表以一定的影响力，这就是利益集团制。所谓的类市场制，就是国家用公共资金在“市场”上“购买”一些营利性或非营利性民间组织的服务。一般来说，当一个领域有着较为清楚的以证据为基础的专业知识时（如医疗卫生领域），专家制就会比较有效。但是当一个领域不存在公认的以证据为基础的专业知识，而其日常应对措施又需要很大的灵活性时（比如劳工政策），那么利益集团制就会比较有效。当一个领域内部事务的处理需要很大的灵活性，但该领域却不容易产生权威的专家和清晰的利益集团时（如公共教育），类市场制就会比较有效。最后，当一个领域既不能形成专家和利益集团，也不能达成基本共识时(如父母离婚后小孩的监护权），那么抽签制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必须强调的是，任何制度的运作都需要一定的基础。简单地讲，科层的规章制度和行事方式必须严格区分，专家的职业道德必须有制度的监测和保证，利益集团代表的产生必须在有关群体内具有合法性，类市场制下民间组织对于政府订单的竞争必须公正，抽签的过程必须透明。总之，与选举民主一样，这些制度的最终合法性在于其公正性和透明性。

上述专家制、利益集团制、类市场制和抽签制等制度形态都是非民主的。它们的存在限制了选举民主的范围，如果没有竞争性选举作为支撑，这些制度本身的绩效是不能为国家提供稳定合法性的，也绝不能代替选举民主。反之，在一个已经具有选举民主的社会中，这些非民主制度的存在就会制约民主的黑暗面，并且因为其有效性而大大增强民主社会的绩效合法性。必须说明，一个有生命力的国家，必须是一个能够自觉运用多种制度来取得执政绩效的国家，一个能够在遇到问题后有能力改变制度设置的国家，一个能够运用选举民主作为政府执政根本合法性基础而又不迷信民主的国家。

民主的限制-----评王绍光《民主四讲》

近30年来，中国发表的有关民主的著述不少，但其中绝大多数都属于“处方”式的工作。这些著述的作者大多对西方民主的具体运作机制及存在条件不甚了了，许多人也没有足够丰富的西方生活经历，但都把西方在20世纪的强盛和发展看作是民主的成果，并把中国社会在不同时期存在的各种问题看作是缺乏民主的表现。“只有民主才能实现中国的经济发展”、“只有民主才能消除官员腐败”、“只有民主才能解决社会收入不平等问题”、“只有民主才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只有民主才能解决公共卫生和食品危机”等，此类说法，不一而足。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民主是个好东西”似乎成了一个不容争辩的铁理。

王绍光先生的《民主四讲》与以往那些著作有很大的不同。《民主四讲》中虽然也有不少“处方”，但其核心却是对民主的描述和分析。《民主四讲》的第一章讲述希腊古典民主的起源与消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降的古典哲人和大量近代哲人对民主政体的厌恶，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家对民主政体的恐慌，以及代议制民主在西方的形成和发展；第二章综述西方社会科学家关于代议制民主得以存在的条件的核心文献及其论点；第三章围绕代议制民主的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讲解其运作机制及其在发展中所形成的种种弊端；第四章则对代议制民主的实效进行评价，对代议制民主的得失进行反思和批判，并针对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民主四讲》展现了王绍光深厚的西学造诣以及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深人了解，书中多处到位的点评也凸显了作者的多年积累和思考。《民主四讲》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一部了解西方民主的高质量的入门教材，它打破了80年代以来盛行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式的思维方式，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正在由急功近利的启蒙走向成熟，这对今后中国政治的良性发展不失为一件好事。我为王绍光《民主四讲》的出版叫好。

《民主四讲》在学术上质量上乘，但书中的一些观点我却不尽赞同。为了深化对于民主和民主转型的认识，笔者在此拋砖引玉，提出以下分析以供参考。

王绍光对古典和近代政治哲学家的“反民主政治观”的分析十分精彩，但他忽略了西方近代政治理论家的“反民主政治观”对西方民主发展的正面意义。近代西方的大多数政治哲学家都是进步保守主义者，他们中不少人已认识到民主政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潮流，但同时也非常惧怕社会的发展会形成一种谁人多谁说了算的“多数暴政”局面。正是基于这种思考，托克维尔才富有远见地提出（而不是王绍光所言的“莫名其妙”地提出）：“民主政府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对少数个人利益的保护”（31页）。正如王绍光所言，在当时的西方，自由、宪政等思想及相应制度的提出和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旨在对民主加以限制，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立场。但是，这些思想和制度框架也为在西方居于少数派地位的“左派”知识分子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空间，为西方工人阶级的抗争提供了思想和法律保障，并为西方民主和社会的渐进发展提供了可能。18世纪末至19世纪的西方经历了世俗化和去贵族化、工业化和工人阶级的兴起这一过程，也经历了民族主义思潮和现代国家的形成、发展，其社会变动以及这些社会变动所带来的利益和阶层重组，其思想的混乱程度可想而知。但民主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为英国、美国甚至是法国的社会矛盾提供了一个缓冲，为这些国家以及整个西方政治的渐进发展提供了可能。

王绍光对西方民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其中许多观点我深有同感。中国今后如果发展民主的话，《民主四讲》中指出的西方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的种种弊端都是应当努力克服的。王绍光同时提出，“自由民主”、“宪政民主”、“代议民主”、“程序民主”中的每一个修饰词都是对民主的限制。这一论点我也同意。但是，王绍光认为这些修饰词都是在对民主进行“无害化处理”，并认为真正的民主应当“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而不是被阉割、经过无害化处理的民主”（242页）。言下之意就是那些有修饰词的民主算不上真正的民主。就我个人来说，如果这个世界中存在一个没有“修饰词”的民主国家，并且如果我有选择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去那个国家生活的。为什么呢？以“文革”时期的“民主”为例，第一，没有“自由”加以限制，因此少数人的利益和声音得不到保护；第二，没有“宪政”、“代议”和“程序”加以限制，因此恶意中伤成了家常便饭，肉体惩罚变得司空见惯，普通民众不断被中央和地方的、老的和“文革”中新涌现出来的大大小小的魅力型政治领袖加以操控，而一旦“脱魅”，这样的政治人物会马上被民众在“灵魂和肉体上”同时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王绍光强调，西方近代政治理论家的反民主政治观源自其阶级立场，但是我并不认为我的上述“反民主”言论是在为任何特权阶层辩护。“文革”中我在工厂工作了8年，并经常在农村劳动，深知工人和农民也不是铁板一块。就当前的工人而言，他们中有白领和蓝领工人、外企合资或国有及私人企业的工人、技术和非技术工人、生产行业和服务行业的工人、城市工和农民工、女工和男工、南方工人和北方工人等。他们的利益和兴趣差异很大，达成一致意见谈何容易。也就是说，在民主社会中，工人、农民中的各种群体，特别是少数群体的声音也需要有“自由”和“宪政”的保护。我这里无意为西方民主的现状辩护，只是想表达对于没有“修饰词”的民主前景的担忧。

在批判西方民主之余，王绍光还提出了一些建立新型民主的建议，其中有通过抽签来产生领导或进行决策、加强政治协商、利用现代网络加强民众的政治参与（如网上民意调查、网上咨询、网上抗议、网上请愿、网上投票）以及工作场所民主（250^256页)。其基本精神是：必须以民众对各个领域决策的参与程度作为民主程度和质量的衡量标准；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必须以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打破任何特权，尽力拉近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距离，让民众在政治和经济上全面当家做主。王绍光的许多想法并不是没有道理。我想在此指出的是，作为制度，它们都有各自不可克服的弱点。

当个人之间或小群体之间产生矛盾时，抽签在没有任何共识的情况下不失为解决社会矛盾的一个方法，但在全国范围内抽签产生一个大国领导，在今天的社会中恐怕只能想想而已。

政治协商十分重要。在解决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时，政治协商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但协商的范围（议题范围和参与者的范围）、协商的规则（比如怎么对待少数意见和利益），以及协商结果的产生方法却必须明确、公正，而且要有法律保证。更重要的是，国家的决策不可能个个都拿来协商。有些问题永远不可能达成共识，国家必须作出决策。因此，协商可能造成国家效率无比低下。有些问题的处理具有很强的时效性，由协商导致的拖延就会贻误时机。大量的、常规性的政府日常事务还得由科层来处理，而在医疗和刑法等领域，由监督的专家处理则较为合适。

网上民主也很重要。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网上的意见只代表网民的意见，过度强调通过网络来拉近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距离势必会导致领袖与民众（网民）相互操纵的民粹主义的兴起。

最后，工作场所民主的想法很好。但是，在私有制下老板会把自己的工厂拿来给工人“民主”吗？在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下，特别是在“文革”中，中国曾经对工作场所民主大加试验，但却问题成堆。其核心问题是，如果一个工厂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工人就会“放羊”（即所谓的“搭便车”困境），于是导致产品质量下降（甚至是废品成堆）、劳动效率下降而成本大大上升；如果一个工厂拥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这个领导班子就可能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搞特权，从而逐渐背离工作场所民主。这可能就是西方工人阶级往往通过组织工会进行罢工和示威，而不是通过争取工作场所民主来获取自身权益的原因。

即使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也免不了需要占据关键职位的领导人。除抽签产生大国领导人这一在现代社会中绝不可行的方法之外，王绍光所提出的其他建立“真正的民主”的措施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这些措施不能够为国家领导人的产生以及他们作为领导人的正当性提供一个能为大众认可的、稳定的合法性基础。就这一点而言，竞争性的、程序的选举有自己的优点。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选举上，只要选举被认为是公正的，这个政权及其产生的领导人就具有合法性。

王绍光的《民主四讲》强调，“只有真正民主才是好东西”（242页），也只有“真正民主”的社会才能最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社会正义、人类幸福”（243页）。这似乎肯定了一种理想社会状态存在的可能性。对这一乌托邦情怀，我既感动又担忧。一方面，我认为，乌托邦精神和理想主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主要支柱；同时就中国知识分子目前的行事方式来看，乌托邦精神和理想主义精神在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但另一方面，经历过“文革”的我，深知在政治生活中保持现实主义的核心地位的重要性。在政治上过于追求完美，往往会被一些政治家用“完美理想”作为口号，以“理想挂帅”绑架历史，结果给百姓和社会带来巨大灾难。同样重要的是，即使一个制度在其形成时十分完美有效，人们也会出于不同的自身利益对其加以利用，从而逐渐改变该制度的初始性质。一个有生命力的国家不仅要有一个理想的制度，更需要其国家和制度具有很大的可塑性。

王绍光虽然对西方民主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却没有涉及西方学者对民主转型失败和不成熟民主的社会后果的研究。在这里，我主要指的是由胡安·J·林茨（JuanLinz)和阿尔弗莱德·斯泰潘(AlfredStepan)在20世纪70年代主编的一套《民主体制的崩溃》丛书，杰克·斯奈德（JackSnyder)的《从选举到暴力》、迈克尔·曼(MchaelMann)的《民主的黑暗面》等著作。之所以提到这些著作，是因为它们对于中国读者的重要性。这些著作以及其他许多相关的研究将会为中国读者进一步展示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中进行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所面临的困难，展示民主体制在面对各种具有截然不同价值观的群体之间的冲突（如民族冲突、宗教冲突）时的无力，说明了民主一旦搞不好的话，也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

尽管本文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但我毫不否认王绍光《民主四讲》一书中存在的大量真知灼见，以及该书在中国的出版所昭示的里程碑意义。让我们响应王绍光的号召——“以开放的心态来探索实现民主的新途径。”

民主转型如何可能？——评俞可平的民主思想

俞可平先生的《民主是个好东西》2006年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重大反响。今天，俞先生再一次通过访谈录的形式为我们推出了《让民主造福中国》。这本书涉及的范围很广，其中既包括了国内民众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官员腐败、机构臃肿、形象工程、行政成本很高但效率低下、人治与官本位、“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也包括了针对这些问题而提出的一些新的观念和解决手段，特别是提高人权和法制水平、发展公民社会、提高新闻的监督能力、树立善制理念和建立和谐社会、“增量民主”发展（加强党内民主，并从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入手逐渐发展民主选举、协商民主和民主决策）等。俞先生不但有勇气，且态度平和，不偏执。他看好中国经济在这几年的飞速发展及其前景，却不因此而陶醉；他认为当前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形态有着许多可取之处，却没有把中国经济的成功鼓吹为可供他国模仿的“中国模式”并具有“普世价值”意义；他看到了中国存在的大量问题，却不因此气馁；他对“颜色革命”有着很大的警惕，但却没有因此而改变他对中国政治改革迫切性的认识和对政治改革的呼喊。俞可平先生的身上有着20世纪初以来在中国社会极难生存的进步保守主义思想家的气质。他由衷地反对任何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而把增量民主的发展看作是中国社会的理想方向。

俞可平先生担有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等重任，同时还兼任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等中国著名高校的教授，并被认为是中央高层的理论智囊。这一官员加学者的双重背景，使得俞先生不同凡响的声音得以广泛传播。俞先生的著作为中国在国际上挣得了很大的荣誉，并使得我国知识分子和广大关心政治的民众体会到了我们政府政治改革的决心、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俞先生的特殊地位及其著作在海内外的巨大反响使我反复考虑这一书评的写法，犹豫中我决定另辟蹊径，想象俞先生在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和《让民‘主造福中国》这样影响巨大的书籍后应该干什么。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俞先生应当利用他目前的影响力争取组建一个隶属于中央的“民主政治研究所”，并发起一份内部发行的学术杂志来刊登民主研究文章，为中国的民主建设作理论准备，为中央的政治改革提供道路与策略选择并总结他国经验。笔者认为这一研究所的研究议题至少应当包括以下方面。(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论述基于俞可平先生也可能会同意的两个基本点：一、虽然民主的含义可以包括民主选举、协商民主和民主决策等，但民主选举却是民主的一个核心。在现代社会中，只有民主选举才能为国家提供稳定的合法性基础，而国家的稳定则是协商民主和民主决策得以发展的基础。二、虽然俞先生《让民主造福中国》中所列的大量的社会正面价值是大多数人的愿望，但它们的获得不可能一挥而就。民主转型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因此必须为逐步实现这些正面价值而创造条件。)民主化过程中“忠诚反对”的建立“忠诚反对”这一概念出自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我在《民主的生命力、局限与中国的出路》一文中解释了这一概念。

建立“忠诚反对”对于中国的民主转型有重大影响。中国不想走“全盘西化”的道路，并且可能还想在实现民主化后继续以社会主义为核心价值。由于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在当今世界仍然处干优势地位，因此中国在民主化进程中很可能会产生迎合西方观点的政治力量，这一政治力量还很可能会迅速扩大影响。民主的“忠诚反对”特性为一个想保持一定程度的世界非主流价值观的国家进行民主改革设置了很大障碍。如何建立一种精英共识，使得“忠诚反对”成为可能，是俞可平先生这样的党内人士所需考虑的首要问题。没有一个最高执政者的初始改革意向是想看到一场由他发起时的民主化迅速走向“苏东波”的结局。任何执政者都不愿意看到自己首先成为一场改革的牺牲品。这一问题很难解决，但却也不是无计可施。世界上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其总体原则就是通过宪法和制度排除以两个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为纲领的竞选，而将竞选议题限制在涉及人民切身利益的具体政策层面。比如，虽然伊朗在最近一次的总统选举中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但他们在伊斯兰革命后所建立的一套民主选举体制，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在捍卫伊斯兰教价值观的同时开展民主选举这一难题，并且至今仍拥有很强的生命力。伊朗的经验必有可借鉴之处。

民主转型的时机和技巧

民主转型无非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高层的控制下逐渐改良而成，另一种是在危机政治造成百姓失控和精英分裂的情况下一挥而就。政府显然不愿意看到后一种局面的产生。局面失控后产生的民主社会质量往往不高，而且广大百姓很可能会在失控的局面中蒙受巨大损失，因此如何走改良型的道路就成了关键。但改良道路该怎么走？从党内民主还是从其他方式入手？从基层民主开始还是自上而下地进行？从实质民主开始还是从选举为核心的程序民主入手？这里面大有学问。一般来讲，自下而上的民主转型比较稳妥，但是却有着以下三个弊端：第一，自下而上的民主转型更容易强化社会中原有的对发展民主和现代公民社会不利的社会矛盾、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从而对长期的民主发展不利；第二，在自下而上的民主转型发展到一定级别的政府后（比如到地委、省一级），地方政治势力就有可能利用手中掌握的民选合法性架空中央政府，导致国家的崩溃甚至分裂；第三，自下而上的民主转型会因为速度太慢而赶不上社会矛盾和危机的发展，从而让百姓觉得政府是在作秀而失望。中国的实质民主在近年来有着飞速的发展，地方官员因此受到了很大的约束，一般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另一方面，目前发展起来的许多实质民主手段（如上访、散步、闹事、散布谣言、网络政治参与等），因为得不到程序的约束而有着很强的民粹主义倾向并且很难被制度化，长此以往只会加大政府的执政压力和改良型民主转型成功的难度。

民主的范围

我们要搞民主，但是必须反对泛民主。民主政治虽然对领导人的产生和某些议题的决定颇为有利，但它却并不是万能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目前面临着极其严重的财政危机，其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加州政治在民主党的主导下对民主的长期滥用。加州政府喜欢槁全民投票，加州百姓对于政府增加各类福利的提案全部拥护，而对增加税收的提案全盘否决。由此带来的财政赤字在加州经济尚好的时候并不明显，因为政府能把税收目标锁定在企业利润和个人收入的增加上，但是在美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中，加州政府只能走投无路了。

一般来说，较为可行的制度不会是一个泛民主的制度，而是以民主为主导的混合制度。在处理大量政府日常性事务时，以法律和行政规范为行事依据的科层制会比较有效。当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涉及某些群体利益时，给予这些群体的合法代表以一定的影响力就是一个方法，这就是利益集团制。在一些靠国家力量很难搞好的领域，政府可以在“市场”上“购买”一些营利性或非营利性民间组织的服务，这就是类市场制。在某些有着较为清楚的以证据为基础的专业知识，并且这些知识能为大众公认时（如医疗卫生），专家决策制就会比较有效。当一个领域既不能形成专业人员和利益集团，也不能形成基本共识时（如父母离婚后小孩的监护权），抽签制就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必须强调的是，任何制度的运作都需要一定的基础。百姓对于这些制度的公正性和透明性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于整个体制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成熟的民主体制是制度权威性得以确立的最大保障。

世界民主转型成败研究

民主转型不见得一定会成功，不成功的民主转型可能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二战”前许多欧洲民主国家崩溃并走向法西斯道路，拉丁美洲国家200多年来在独裁、低效民主和军事政变之间反复拉锯；东欧的民主转型仅仅在捷克、波兰和匈牙利等少数几个国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南斯拉夫的民主转型引发了国家分裂和种族清洗。在西方国家晚近的民主转型当中，西班牙不但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而且引出了不少卓有成效的研究。这些成败教训都值得仔细研究。

民主转型政治家

民主政治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法治，成熟的民主社会对政治家素质的要求相对较低，但是俞先生所提倡的渐进性民主转型的成败关键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政治家的素质。在民主转型时期，一个国家往往会为社会共识缺乏、社会矛盾尖锐、民粹主义流行、知识分子天真等问题所累。于是，激进人士认为政府的改革太慢，并天真地认为自己掌握着一个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一揽子方案，而保守人士则责怪政府的改革过了头。在这种情况下，化解社会矛盾、树立社会共识以推进渐进民主转型，就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转型时期政治家的智慧。转型时期的政治家不但要有坚韧不拔的向前精神，而且还要有坚决弹压极端势力的决心和能力，同时他们在政策层面上还必须让人民看到希望，以树立社会特别是精英层面上的共识。

从这一点上来说，研究邓小平的思想和政治谋略在目前有着特别的意义。改革初期的邓小平在运用“真理问题大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神话后，掉头就制止了随之而风靡的理论务虚浪潮，并提出了“不争论”的观点。邓小平的这一做法为当时的世人所不解。其实它的巧妙之处在于，避免了精英层面的思想在改革尚未开始时就形成公幵分裂，并使得没有人能在改革初始时看清社会发展方向，从而避免了反改革力量的集聚，使人们的观念和利益能随着社会变化而同步发展。（试想：如果有人在思想极其禁锢的改革初期就清晰地指出目前的社会状况就是我们的改革方向，估计当时几乎全国人民都会成为反对改革的保守派。但是，即使对于一个思想保守的官员来说，如果他的儿女做了生意并发了财，他的思想就不可能不随之发生变化。）邓小平“摸石头过河”的观点使我国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乌托邦思想、教条主义和各类“工程”思想的束缚。所谓的“工程”思想，这儿指的是一种把社会发展类比为机械设计的工程师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下，不同层面上的改革就成了不同的“系统工程”，改革导致的后果经常会在利益驱动和社会结构的交错下而与“设计者”的初始意图南辕北辙。这种十分有害的工程师思维方式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占据着很大的市场。我国规模巨大的改革因此能像一条小船，不断根据情况而调整方向。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对极端势力的弹压则更为经典。改革初始，他一方面弹压党内“极左”势力，取消对社会发展极其不利的“四大自由”，另一方面他还逐渐放开言路，扩大改革，使人民看到了希望。邓小平在万马齐喑的90年代初通过南方视察力挽狂澜，从而奠定了中国目前的繁荣，那是他最后的佳作。邓小平能在一片叫骂声中、在十分不确定的情况下，通过他的谋略来孤立极端势力，安抚保守势力，并将人心所向的改革逐步进行推进，从而赢得甚至是他的反对者的尊重。

民主选举技术和民主教育

我们要搞民主，但是对于民主选举技术和广大百姓的民主教育问题却从来没有研究过。如何投票和计票、如何设定选区、如何确定各选区候选人数目和合法当选人、如何竞选、如何设定投票议题等，这每一点都大有名堂。以选区的设定为例，不同的选区设定会导致不同的人当选，不当的选区设定会大大增加选民的被操纵性、加深社会裂痕，甚至会促使国家分裂。同样，民主教育也很重要。即使在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中，政治家的荣誉感和道德仍然十分重要：竞选手段要有底线，为人要有担当，丑闻暴露之后应该辞职。民主转型时期特别容易出现陈水扁式的政治家，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选票，毫无社会道德和社会责任可言，这些人对转型期的民主发展有着很大的危害。民主教育还必须在百姓中进行：人们必须学会接受失败，学会容忍不同意见、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学会成熟地看待政治。美国每次大选前都会让小学生在班里进行总统模拟选举，以此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习民主选举和运作。还有，美国高中有一项数学竞赛——每年就“社会选择困境”（从数学上演绎各种投票和计票方法的优势和弊端）、“公平分配困境”（从数学上演绎在多于三个人的情况下，各种分配方法的优缺点以及人口不同的每个“选区”在“代表”名额分配上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境）等问题举行竞赛。这类竞赛不但提高了学生对应用数学的兴趣，而且还对他们进行了潜移默化的民主和民主技术教育，加深了学生对社会事物(哪怕是看上去非常简单的事物）复杂性的理解。一个美国普通大学生的政治成熟程度往往胜于中国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中老年人，其原因很多，而他们所受的民主教育自然功不可没。

有关民主政治所需研究的课题远远不只以上这些，而我的讨论基本也只是提出部分问题而不是作出结论。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民主和自由的关系、选举民主和实质民主的关系、民主和社会平等的关系、民主和法治的关系、国体问题（一党、多党或无党制，总统制或议会制）等都值得我们去作深入的研究。因为篇幅关系我不得不就此打住。俞可平先生认为，中国的民主将沿着三条路线稳步向前推进：第一，扩大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第二，由基层民主逐渐向高层民主推进；第三，由更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使得人民在政治选择上的自由度逐渐提髙。笔者衷心希望中国社会的发展能沿着俞先生所预见的这一代价较小的方向前进，但同时也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美好愿望并不简单地等同于中国未来发展的实际方向。为此，像俞先生这样的党内文胆必须作出努力，看到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未雨绸缪，对民主政治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为国家作出各种前瞻性的研究，为渐进的“增量民主”改革从愿望转变为现实作出努力。学者不需为政府的决策和社会的实际走向负责，但必须学会用学术语言客观地指出政府政策的非企及性结果，学会判断政府政策和社会实际走向之间的差距，学会作出高质量经验研究的本领。本文所建议的这一由党内学术权威领衔创办的研究机构因此就显得尤为重要。

最后想说明的是，这类研究机构必须无意于在社会上取得重大影响，其大部分研究结果也应当在内部杂志上发表。这既可以防止一哄而上的局面的出现，又可以避免以“启蒙”和“鼓动”来取代学术，从而产生兪先生不愿见到的后果。至于设想中的这一机构是否能作出有质量的研究，这得看俞先生是否能挖掘到一流的人才、筹到足够的资金、建立一个不同于目前中国高校研究的学术评判体系并牢牢把持住这一机构在研究上的独立性。

“天命观”及政绩合法性在古代和当代中国的体现

本文探讨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政绩合法性这一概念，它是政权合法性的一个方面，也是马克斯?韦伯在其“支配理论”提出初期所忽略的一个方面。它不仅决定了中国历史的模式，还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形态。

在面临国家的高压政策时，人民通常会选择服从。然而，这种服从往往意味着要付出因监视、抵抗以及效率低下所带来的高昂成本。为了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进行真正的合作，政权的合法性应该同时为两者所认同。学者们已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对政权合法性进行了研究。首先，从人民的角度来分析政权的合法性。李普赛特指出，合法性“包括一套制度（国家）有能力激发和保持民众的信任，使民众相信现行的政治制度是最适合当前社会的”。林兹将合法性定义为“尽管现行的政治体制存在一些缺点和失败之处，但它仍然优于可能建立的其他制度，因此应当得到民众的服从”。

弗雷德里希则认为，合法性是“共识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涉及统治的权利或者统治的名义”。从这一角度研究的政权合法性显示出一个国家建立共识信念的能力。然而，从一个更具批判性的角度来看，这些信念本身也仅仅是一些虚假意识的产物。相应地，批判理论家从两个方面来研究政权合法性：一个政治体系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对一个更美好未来的愿景@。批评理论家对于政权合法性的分析非常精辟，但同时，此类分析也往往带有精英主义的色彩并且呈现傲慢自大的姿态，所得出的结论也往往难以被证实，在某些情况下更是犯了幼稚的错误。本文关于政权合法性的探究将会从第一方面，即人民的角度来展开。

拉丁语“legitimus”一词意为合法的、以法为依据的。这一概念与中国律法大相径庭。斯图尔特·施拉姆认为，在古代中国，律法仅仅是“执行朝廷旨意的工具，并不是政权存在的合法依据”。他强烈建议，在讨论古代中国政府权力的本质时，应该使用“基础”一词而不是“合法性”。尽管施拉姆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仍将采用“合法性”一词。理由有三：首先，由韦伯及其后继者所提出的“合法性”一词，其现代用法有了更广泛的外延，超出了“统治者的合法权利”这一最初内涵；其次，施拉姆同样也提出，尽管法律不是古代中国政府权力的基础，但诸如君权神授（真命天子）、合法的王位继承者（正统）以及统治者正当的行为等古代中国政治理论的内核，同时也属于现代意义上政权合法性的范畴；第三，在近期的学术研究中，当源自欧洲的观念被用来分析其他文化环境中的社会现象时，这些观念几乎都会被指责为“欧洲中心论”。因此，一些新的本土化观念和新颖的阐述方式得到了认可。尽管上述批评和做法有时会导致某些不同的见解，但在很多情况下，其他方式可能更不可取。就“合法性”这一概念而言，我认为，我们应该采用它，而不是将其舍弃。

在韦伯提出这一概念之后，合法性成了社会学和政治分析中的一个核心概念。韦伯认为，习惯、热爱与理性选择是人类服从的三个基础。相应地，他提出国家政权基础的合法性有三个理想类型：当人民认为一个政权的权利是继承性的或者永恒存在的，该政杈便拥有了传统的合法性；当人民认为一个国家的元首因某种神秘经历或人格魅力而具有非凡的特质，该政权便拥有了克里斯玛（魅力型）合法性；当一个政权的权利来源于一套对社会所有成员具有约束力的司法和管理原则时，该政权便拥有了法治选举合法性。针对这一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分类，本文将尝试作出一些修正，以便进行实证分析。首先，我用意识形态合法性代替传统合法性，以此来涵盖任何基于价值观之上的国家政权的正当性。其次，将克里玛合法性从政权合法性的理想类型中略去。虽然克里斯玛合法性非常重要，但它只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一种极端形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将政绩合法性列为政权合法性的一个主要方面。总的来说，法治选举、意识形态和政绩是经我修改后的政权合法性的三个主要来源。

当一个政权将法律作为全体社会群体，包括国家精英的约束原则，并且高层领导通过定期选举而产生时，这个政权则是构建在法治选举合法性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指的是政权统治权利的合法性来自于某种价值体系，诸如传统、宗教、政治理念。政绩合法性则是指政权统治权利的合法性来自于该政权的经济绩效和(或）道德功绩以及捍卫领土的能力。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是纯粹的分类，而是不纯粹的理论构建。一个政权的生存绝不可能凭借单一的合法性来维系。不过，在某个特定时期，一个国家往往存在一种主导性的合法性，以此来决定该政权的性质。

韦伯在其最初的理论中并没有提及政权合法性的政绩方面。在韦伯主义者中，李普赛特独树一帜地强调了政绩对于一个政体稳定的重要性。然而，他同样认为，不应该从合法性的角度来看待政绩，因为“有效性主要是工具性的，合法性则是评价性的”。但是我认为，评价是政绩合法性的基本部分，因为人们自然而然地通过不同方式对政绩作出评价，如同评价基于其他标准之上的政权合法性一样。唯一的区别在于，这两种评价的基础不同。简而言之，法治选举合法性可以成为与理论化工具理性相关的评估程序，意识形态合法性会把人们的关注点引向基于价值观的评估与理性，而政绩合法性则会促进实用理性（例如，由常识而非形式/理论思考所辅助的工具理性）的发展。政绩合法性是政权合法性三个方面中不可或缺的一个。

“天命观”与政绩合法性的诞生

在西周（约公元前1046-前771年）之前的古代中国，政绩合法性并不是政权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政绩合法性的重要性在20世纪才被逐渐接受，但它的诞生却标志着中国历史脉络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商朝，政绩合法性对于国家权利而言，远不如在西周及其之后朝代中那般重要。商朝的人们极度崇拜自然神祇、先人、天以及帝（至高的神）。他们将统治者视为拥有伟大神力的帝，几乎所有的决定都要通过占卜与神灵交流。因此，克里斯玛和传统合法性是商朝合法性的主导形式。公元前11世纪，商朝被周朝所灭。在征服商朝之前，西周只是一个拥有六七万人口的小国。周朝的军事成功看似得益于商朝内部的争端，而非周朝自身的军事实力，但周朝的统治者同样面临着严峻的威胁，一方面来自野心勃勃的家族成员，另一方面来自商朝遗贵。为了应对这些威胁，新的周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权宜之策，尽管如此，这些举措依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本文最密切相关的是作为周朝统治正当性的“天命”观念的提出。西周的建国者认为，商朝的统治者曾经拥有上天授予的神圣权利，但是因为商朝最后一位君主的暴政以及周朝统治者的德政，上天便将这个神圣权利从商朝收回并赐予了周朝。

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政治概念在其提出伊始作为政权合法性工具的重要性。《逸周书》（1996)中的一个章节多次明确地提出，周朝作为一个小国能征服比它强大的商朝，是因为周朝的统治者得到了上天的授命。在同一章节中还有一段文字指出，商朝的贵族被告知只要他们顺从周朝的统治，就将得到优待；如果他们不顺从，则会被严厉惩处。“天命”这个词也在《诗经》和《尚书》中频繁出现，这两本书是现存的关于那段历史最重要的文字史料。这个概念在这些材料中的出现，主要是为了增强新的周朝统治者的合法性，例如“殷革夏命”以及“周革商命”。虽然“天命观”在其提出之时有着明确的宣传目的，但是面对着比其更强大的商朝的灭亡教训，周朝的统治者也利用“天命观”教育他的子民做一个好的统治者的重要性。例如，在周初发布的一道禁酒告谕中，周朝统治者宣称是过度饮酒使商朝的道德败坏直至最终覆灭，告谕中写道：“‘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尚书·酒诰》）在另一份西周初期的文献中，周公有言：“弗吊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违，惟人……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雇释于文王受命。”（《尚书·君爽》〉由此可见，周朝统治者视天命无常，认为只有治国有方才能承续天命。

“天命”可以说是周初统治者所创建的最重要的一个政治理念。通过构建“天命观”，周朝统治者“从人世、历史先例得到教训，而不是通过神学或者哲学论述”。虽然他们宣传了“天命”的重要性，但实际强调的却是端正的操行。这种思想在之后的春秋战国时期被孔子及其弟子的学说所吸收，并随后成为中华帝国政权合法性的基石。“天命观”向中国提供了一种人文主义与历史理性主义的传统，这与其他传统社会是迥然不同的。在现代化兴起之前，这是中国与其他世界文明差异的开端。

虽然统治者不能完全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他可以通过德行影响上天的意愿，这是“天命观”的一个关键要素。当上天对一个统治者不满时，它就会通过自然灾害的形式向其发出警告。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干旱、洪水、地震、瘟疫等都被统治者及起义者视为上天的神启。这些灾害在鞭策统治者勤理朝政的同时，也激发了被压迫者的反抗斗志。在现代化兴起之前，其他文明的传统政体往往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传统的和神圣的途径来获取其合法性；但在中国，从西周以来，政绩就已经成为政权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

政绩合法性和中国历史的模式

以政绩为主导的政权合法性影响了人民对统治者权力的认识以及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政权模式。在中国，从西汉初期开始，对政权中统治者的角色以及国家一社会关系的主导性观点都是由儒家学者的学说决定的，尤其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哲学家荀子和孟子。他们对于统治者的角色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在以下两句摘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卡尔·宾格尔颇有见解地指出，依照这种观点，“中国的皇帝没有统治的‘权力’，仅有‘天命’，即一种必须履行的职责。皇帝有职责治理好国家”。如果统治者没有很好地履行其职责，将会失去统治国家的“天命”。

上述提到的统治者、国家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对中国皇帝的角色产生了一定的约束作用。各朝皇帝需要履行的职责有一定的差异，但总体而言，一位好的皇帝应该按照儒家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治国安邦、抵御外敌、关注民生。例如，治理洪水、发展灌溉、修筑道路、赈济灾民等。当时中国政府所承担的民生职责是大多数其他古代社会所不具备的。

为了成为一个好的统治者，中国的皇帝需要接受数年严苛的教育，在年幼时就师从最优秀的士大夫，学习儒家经典、历史典籍、书法以及治国大略。黄仁宇对明末万历皇帝童年生活的经典重现使读者可以一窥明朝皇帝所接受的教育及其应承担的责任。因为民有望于君，所以凡朝廷有错，甚至天降灾祸，都要由皇帝承担责任。在古代中国，有许多皇帝下罪己诏，责备自己的各种过失：治国不当、社会动乱，甚至洪水、干旱、地震、瘟疫、虫害等。虽然一些罪己诏在当代人读起来像是一种宣传，但它们却清楚地体现了皇帝所应承担的职责以及政绩作为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在古代中国的重要性。

政绩在政权合法性中的突出作用，使得古代的中国百姓可以从政绩的角度来评判他们的统治者。在古代中国，百姓将天灾饥荒视为治国不当，甚至是改朝换代的预兆。这种思想意识在中国历史中激发了多次农民起义。虽然大多数起义都被无情镇压了，但是起义反抗暴政的行为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还是有其合理性的。这也是只要起义能够成功，中国的百姓总是能够接受起义的首领成为新统治者的原因。同样，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起义者在一些经典名著中会被赋予传奇英雄的色彩，例如《水浒传》等。这种思维方式如此盛行，以至于游牧族的入侵者可以通过宣称被推翻的王朝因治国不当失去了“天命”，从而使其征服变得合理。古语“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便将这种思想表露无遗。

政绩合法性的艰难回归

政绩合法性在当代中国的复出并非一帆风顺。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幵放的深化，通过大量新翻译的书籍、海外的亲朋好友或者去西方旅游者的亲述，中国人民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日益增多。至80年代中期，德政和经济绩效重新成为评判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标准。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政府已逐渐将其政策关注点从民族问题上转移开来。1992年之后，新一轮的市场经济改革取得了持续的成功，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此后，年轻一代的中国高层领导人，意识形态观念淡化，他们为把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从意识形态转向道德和经济绩效作出了许多努力，如大力推进市场经济改革，采取种种措施以防止经济过热和高通货膨胀。同时，他们还将反腐败的措施纳入到国家合法性的范畴之内，提倡“以德治国”（德治）的政治理念，建立起诸多规章制度，并深化监督机制以打击腐败行为。

在发动持久的反腐败运动的同时，现阶段的政权实施了一种更为系统的、以政绩为基础的治国方略。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以及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的理念是两项最重大的进展。随着外资企业、合资企业以及私营企业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如今，外资、合资企业中拿高薪的年轻白领和私营业主、管理人员和新崛起的私营公司中的蓝领一起，成为中国新兴的上层和中产阶层的中坚力量。对于执政党而言，将这些新的精英纳入政治体制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面对这一挑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这是江泽民于200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的会议上正式提出的。江泽民指出，为了被广大人民所接受，“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泽民发表关于“三个代表”的讲话后，媒体便将“三个代表”思想誉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并认为“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市场经济改革加大了中国的贫富差距，这也是越来越多的骚乱和抗议活动发生的主要根源。因此，在2004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与这一理念相配套的是一系列扶助贫困人口的新政策的实施。在农村，中国政府全面取消农业税，提供农业补贴，并阻止地方政府出卖农民土地，同时还在农村实施独生子女优惠政策。为了使人民通过制度化的信访方式来反映民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以及全国人大加强了对国家信访局的管理。近年来，中国政府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旨在缩小日益扩大的地区差距。该战略的支持者将“和谐社会”的理念和传统儒家文化中基于政绩的观点相联系，以此证明这一战略的合理性。

政绩合法性与中国政治的发展

政绩合法性推动中国的高层领导人更加勤政为民，像社会的道德模范那样行事，并为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尽管不少的中国官员与隐秘的腐败总有或多或少的关系，但大部分官员的工作都非常辛苦，其辛苦程度远甚于他们的美国同僚。每当笔者与中国官员会晤时，总会被要求提供某些商业机会、新的思想或“先进的”（他们实际上指的就是西方的）管理模式。他们意欲提高政绩的急切心情，无论是表面的还是实质的，都是有目共睹的。这也是中国的诸多经济奇迹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短短15年间，中国已由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转变成世界经济增长中心。自198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脱贫量的75%是由中国贡献的。中国大多数的城市居民，尤其是沿海地区，如今所过的生活是20世纪80年代的人做梦都想象不到的。

尽管政绩合法性鼓励官员为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努力工作，但它同时也是潜在政治危机的一个主要根源。政绩合法性之所以在中华帝国时代行之有效，是因为有儒家思想的支持。而今天，在中国，政府的绩效是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如果政府不能够满足大众的期望，那么政府和政权都将陷入危机之中。

政绩合法性在中华帝国时期很管用，这是因为国家在社会中的作用很有限。在中华帝国时代，政府更倾向于维持统治而不是促进经济的发展；但今天，中国政府不可能仅仅通过政绩来维持其统治。原因很简单，政府无法向太多的人承诺提供足够多的福利。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没有哪一个经济体能够承受得了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即使持续几十年，也依旧无法为政权的稳定提供保障。比如，在新的“和谐社会”的政策下，许多弱势群体的确已从相关的政策和计划中获益。由于这些成果并不是通过政治斗争所获得的，因此很难使受益者清楚地感受到自身的影响力，更不用说让他们认识到中国社会其他群体的力量和利益。最终，类似的惠民政策会被人民当成理所当然，这样会为新的更加难以满足的需求埋下伏笔。

可以这么说，在任何一种政权下，只要社会问题变得严重，人们就会怪罪于政府。然而，如果一个政权具有法治选举合法性（例如多党制的民主政权），那么它就会在更换政府的过程中平息公民的不满情绪。这类体制总能提供一个可替代方案，因此便阻止了人们对现有政权的反对。此外，如果政府过度地依赖其政绩，任何对高层领导人的道德、经济行为，或者是对特定的国家政策的挑战，都将直接影响到政权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与政府之间几乎没有妥协的余地。

目前，中国政府依然享有髙度的政绩合法性，因为大多数的中国人很珍惜眼前更为规范的政治体制和更加美好的生活。在下一个20年，当直接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过世，当中国人民将享有物质上的富足与政治上的稳定视为理所当然时，如果中国政府不将政权合法性的主要依据转移到一个更为持久的基础上的话，它将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民主是现代国家最为稳定的合法性基础

十几岁开始，赵鼎新就显得格外“另类”，爱读书的他，成天思考的，是一些超出其年龄的“古怪”问题。

如今，作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赵鼎新在学术研究上的突出成果、在民主问题上的独立探索精神与其年轻时就形成的思考模式不无关系。

在1968年的“文革”中，14岁的赵鼎新在上海读中学。一次学校组织春游，路旁的墙上满是毛主席的语录，当他看到“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时，险些背上了“反毛主席”的罪名。

“我当时就说，一万年前有冰川期，那么一万年后，要是再有冰川期的话，现在是沙漠的地方估计就不是沙漠了。”当他“傻乎乎”地说出这句话时，“旁边的同学就跳起来指责我，说我反对毛主席”。

所幸老师没有听到他说的话，以为几个学生不守纪律乱起哄，骂了他们几句，此事便过去了，当时被吓坏了的赵鼎新躲过了一劫。

“文革”里的青年时代

伴随着雄壮有力的革命歌曲，满怀着庄严激荡的朝圣情怀，动辄成百上千的方阵，时常不分昼夜地亢奋，这便是“文革”高潮时期狂热地向毛主席表示忠诚的“忠字舞”。

“我在上海读中学的时候，一次，操场上有人在跳‘忠字舞’。当时我对此既不喜欢也不反感，就是觉得那么多人一起跳有些好奇，于是就和朋友一起去看。记得那还是一个冬天，他们跳到下午5点左右，天已经黑下来了。灰暗的天空和阴湿的空气影响我的情绪，看人家跳舞跳得那么高兴，我突然间感到4郁闷’，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忠字舞’，于是就胡说八道起来。”

当看到“忠字舞”的宏大场景时，年轻的赵鼎新却是这般“格格不入”。我对周围的朋友说，现在中国有8亿人口，如果平均寿命为80年的话，以此往后推，那么现在活着的所有中国人都已经过世。想想80年前，中国人还处在梳着小辫子的慈禧太后时期呢！不知道对80年后的人们来说，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赵鼎新没想到，当他说出这段话时，旁边的几个朋友突然翻脸，并大骂其“攻击文革”，然后把他架成“土飞机”，押到了学校工宣队里。“我那么想、那么说，其实并不是认为当时比‘封建社会’还愚昧，只是我书读多了，就经常会思考我周围所发生的一切，甚至是我自己存在的意义。”

被押到学校工宣队的赵鼎新，害怕得直哆嗦，脑海里反复想着自己要“坐牢”了，今后的人生就这么被自己毁了。

“赵鼎新啊赵鼎新，你怎么那么糊涂，你现在是十三四岁，和别人没什么利益冲突，也没什么仇家，没有人会有兴趣来整你。今天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你踏入社会以后，你想想结局会怎样？以后不要胡说八道！记住没有？”

看赵鼎新还小，平日也都相互认识，工宣队的人对其打骂教训了一通后,他再次“脱险”。可是，他却“屢教不改”。“文革”里，赵鼎新最大的“惊魂”，就是对林彪“九大”报告的讨论。“‘九大’很奇怪，林彪‘九大’报告的初稿竟然要求全国讨论，我当然感兴趣，就去学校参加了。”

林彪在报告里面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即“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屑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并将这句话反过来说：“现在看来，武器的批判，也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精神的东西也必须用精神来对付。”

看到这里，赵鼎新举起了手，并发言表示这句话“欠妥”，“因为这样说似乎有点儿会让人误解为‘唯心主义’。这句话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思想工作是万能的”。

此话一出，周围的同学马上就闹起来，“说我攻击林副主席，报告也讨论不下去了，都在骂我，我害怕得要死，还好最后让老师压了下去。”

书可以乱读，话不能乱说

1977年恢复高考时，赵鼎新弃理从文，“书可以乱读，话不可以乱说”，他笑着对记者“解释”道。

但是，正如他所言，不说不代表不想，一直对社会科学兴趣浓厚的赵鼎新，终于在1990年获得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昆虫生态学博士学位后，便改攻社会学。

这一年，他已37岁。

相见恨晚，又如鱼得水。1995年，赵鼎新获得了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学位，次年开始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任教。

国外的环境，让赵鼎新不再恐惧“因言获罪”。从那时开始，青年时期形成的独立思考模式便开始在他的人生中积淀下来。其中最为厚重的，便是他对民主问题的多方位观察和对中国民主转型的建设性意见。

不能陷入民主的“原教旨主义”

记者：国内知识分子总是不断地论述中国的民主问题，但似乎都流于“空谈”，少有可操作性的方案。对此您如何看？

赵鼎新：国内的“空谈”不可避免，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在民主制度下好好地生活和感受过，但对威权体制的弊端却有切趺之痛。

国内学者还喜欢在意识形态上先进行站队，并以此为出发点来看问题。因此他们的观点就容易偏激。在对民主政治的论述上，一方面，国内有关于民主负面的论述，比如王绍光就对西方民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他们（包括新“左派”）把西方民主看得太过黑暗；另一方面，又有J艮多原教的自由主义者，把民主看得太光明，好像民主一来，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记者：那该如何理性看待民主，并发挥其作用？

赵鼎新：民主体制有许多缺点，这就是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曾经强调采用混合型政治治理体制的一个原因。几百年后，如果人类还存在，现代民主体制也许就不再是占主流的政治体制了。也许到那个时候，人们或许还会对现代民主体制的许多方面进行嘲笑呢！

但是，民主虽然有其缺点，但在当今世界，用程序化的民主方式来产生国家领导这一做法已经成为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转型是一个必然。

值得注意的是，不能陷入民主的“原教旨主义”，我觉得所有的思想，不管是“左派”还是自由主义，都不能被视为是天然正确，而应去自由争论、自由竞争。

说到这里，我还是希望政府能够率先在大陆引导一场政治改革。当然这样的改革不可能一挥而就。但我坚信，除却为数不多的持极端立场的“左派”、民族主义及自由主义者外，渐进性的政治改革在当前仍然是大多数百姓和社会各界精英都能接受的一个方式。可以说，在这方面，还是有共识的。

记者：这种共识，难道不是一种底线吗？

赵鼎新：对！但你要注意，这个底线是完全有可能被打破的。比如伊朗革命，开始这个底线也是有的，“左派”和自由主义者搞联盟，后来甚至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合作去打倒巴列维政权。在革命前，伊朗的“左派”和自由派显然对民主、自由和平等更感兴趣,或者说这就是他们的底线；但革命以后，伊朗的教会势力和传统的经济势力便把“左派”和自由派势力一股脑儿地端掉，底线被打破。

所以，对目前的中国来说，这个底线的存在是个好事。就自由主义而言，激进自由主义在中国并不占上风，但底线性的自由主义(比如对人权的尊重、对言论自由的尊重）在中国还是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的，政府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如果中国出现持续的经济危机或者大规模动乱的话，社会就可能会进一步分化，这个底线就有可能会失去。

民主为国家提供了合法性

记者：结合前面说到的“共识”，您曾说过，现在搞民主的条件比20世纪80年代好，为什么？

赵鼎新：民主是一个很“保守”的体制，它的质量反映了社会结构。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对应的就是什么样的民主。比如“文革”时很多人跳起来骂我，他们对我的骂是得到绝大多数人支持的，这也是民主，但这是“暴民政治”。这种民主是怎样产生的？是由“盲民”的盲从而产生的。

80年代的中国人思想观念陈旧、教育水平不高，市场经济改革在当时也刚刚起步。现在不一样了，中国的教育和经济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老百姓的维权意识也大大增加。这些发展都给政府执政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但却给较为有效的民主体制的实现打下了基础。

记者：既然如此，又如何解释目前中国的现状？

.赵鼎新：有一些众所周知原因吧。政府用行政改革代替政治改革，用经济发展解决社会问题，这种做法的弊端在早期不甚明显，但对政府执政效率的提高却有很大的帮助。

但现在不行了，老；姓的“欲望”和维权意识已经苏醒，参与意识也越发强烈。我们的社会也已步入网络信息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一意孤行会使维稳的代价大得一塌糊涂。而传统的方式（比如信访制度等）却已然成了“负担”。

记者：这是不是意味着，除了民主转型，我们别无他路？

赵鼎新：民主有效地解决了现代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民主选举为国家提供了最为稳定的合法性基础。在已经脱魅了的现代国家中，你若说总统和政府的权力来自天授，估计没多少人会相信。

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可以是一个很重要的合法性来源。但是，有魅力的领导会过世，领导的魅力也会在执政中慢慢淡去，因此，这一合法性来源很不稳定。

世俗性意识形态所许诺的东西太真实、太具体，一个以世俗性意识形态为合法性基础的政府，一旦不能向大众提供该意识形态所许诺的东西，社会上就会出现信仰危机，其合法性就会被动摇。

政府的绩效也是现代国家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但是，绩效合法性对百姓的许诺也太具体。政府绩效上升，頁姓的要求就会提高；而政府绩效一旦下降，国家的合法性马上就会受到冲击。这就是说百姓一旦觉得当官的不再为民做主，那当官的马上就有被赶回家“卖红薯”的危险。

而在以竞争性选举为国家主要合法性来源的国家中，当官即使不为民做主，也至少得让他任满一届后才能回家“卖红薯”，并且即使当官的被赶下台，他的下台也不会给整个国家带来政治动荡。从这个意义上说，程序性的选举不但大大降低了民众对官员的压力，而且是现代国家核心合法性最为稳定的基础。

如果不搞政府改革，那么一个国家在国际问题上也很吃亏，人们不会把国内的报纸舆论当作是真正的社会舆论。一个被认为是非民主的国家，会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各种压力。

记者：所以您说，希望政府能率先引导这样一场改革，但很多人（包括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此比较悲观。

赵鼎新：对于在政府领导下的政治改革，我也比较悲观。为什么？因为这种民主转型的方式是最难的。在大危机还未来临时，领导人会觉得小修小补也过得去，而等到大危机一旦来临，想改也已经晚了。

所以政治改革必须由一个非常有能力和魄力的政府主导。这个过程很艰难，比如在主导过程中，政府会担忧会因哪一步控制不住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对其政权构成严重威胁。

中国失去了太多的“机遇”

记者：对政府引导政治改革的悲观，会引发我们的另一种思考，即渐进改良外的暴力革命。

赵鼎新：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们可以对比法国和英美的一些革命来看。法国发生了很极端的暴力革命，但是其结果却不理想。革命的目标是自由、平等和人权，但革命后却杀人无数。英国始终是由政府主导，一步步地慢慢改良，自由主义的底线从来就没有被打破过，社会的发展也不差。因此，越极端的暴力革命，往往越有可能产生更坏的结果，这是我所不能容忍的。

必须指出的是，革命会给社会带来重大危害，但是革命成功的根本原因却在于政府的错误政策。只有当一个政府既不能策络主流政治和社会精英，又不能把社会矛盾纳入可持续的体制轨道来解决，革命才可能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并不完全否定革命。比如辛亥革命，可以说是四川“保路运动”引发的，也可以说是武昌城内的军人打响的，但最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当时的汉族高层精英(如袁世凯、汤化龙、张謇等）与清廷的决裂，那么辛亥革命绝不可能成功。如果清朝是汉人政权，中国慢慢走向君主立宪也是有可能的。

记者：民国时期的“联省自治”是不是也可以说是一种民主实践的机遇流失？

赵鼎新：如果将其定义为“机遇”，尚无不可，但我想中国失去的“机遇”也太多了。不过回过头来理性地去看，将“联省自治”视为“机遇”并不妥当，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对“民主”的了解并不深。

想想80年代的那批知识分子（如甘阳等），当初他们鼓吹民主，但民主对他们来说仅仅是“强国”的手段。这就是这些人在数年之后会完全改变自己看法的原因^记者：那么针对现在的问题，按照您的观点，应开出怎样的药方？

赵鼎新：实际上，任何一个药方都不管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要人格悲剧，就是把个人体验和读书笔记式的知识当作“真理”。没有药方就是最好的药方，在各种观点和势力的竞争下所产生的政策往往胜过灵丹妙药。如果按照作为我一家之言的药方走，那么中国肯定会走向灾难^很多时候，讨论和争议出来的东西比设计出来的要好，但你一定要我设计的话，我觉得中国的第一步，首先实行间接民主，或者至少是党内民主，以逐步解决政府执政的合法性问题；第二步，执政党需敢于承认历史错误，这其实是撇清自己与历史错误之间关系的最好途径。胡錦涛在建党90周年的讲话中不是也提及了吗？

(本文发表于2011年9月《长城月报》，由江峰采访整理。）

现在搞民主比80年代好

1990年，赵鼎新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昆虫生态学博士，这一年也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他决定放弃学习了12年的昆虫生态学专业，转去研究社会学。

“我本来就对社会科学感兴趣，”赵鼎新说，“‘文革’时我当了8年工人，后来我开始自学，看的主要是哲学词典、马恩列的选集以及《资本论》。后来自学高等数学，主要是为了能看懂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同样，为了能看懂马克思的《自然辩证法》，我还自学了物理和化学。”

他有一种对于社会学的狂热，可是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报考的却是理科。他说，“文革”的经历是主要动因。在当时的他看来，文科学者往往会成为不同政治势力的工具，因此难免对其前途感到悲观。“我当时以为，搞文科有很大的进监牢的危险，于是就报考了理科。”他认真地说。直到到了加拿大，他心中的社会学种子才得以发芽。1995年，他顺利获得了麦吉尔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第二年，他开始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任教。近年，他在《美国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评论》、《中国研究季刊》等美国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2001年，他的第一本学术著作获得美国社会学学会2001年度亚洲研究最佳图书奖以及2002年度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最佳图书奖。

之前，他的《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在国内一经出版，就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眼下儒学又热，复古思潮甚嚣尘上，赵鼎新希望，不要泥古而要法新。他认为，儒法国家的政治体制是中国未能走向工业资本主义道路的核心内因。

中国古代皇权没有那么专制

记者：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和欧洲中世纪在社会演变上有许多相似性，但是在欧洲，相似的社会演变导致了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代议制政府的产生，为什么欧洲的战争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国式国家？

赵鼎新：这有几个原因。首先，从地理上来看，春秋战国时的中国北靠大漠、东临太平洋、西边多山，南边则是多病虫害的热带，其核心位于长江、黄河流域的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区域。而欧洲及其延伸地区则从地中海地区一直到小亚细亚和俄罗斯，比当时中国的核心地区要大得多，统一起来比较难。

更重要的是，中世纪欧洲主要有四大力量：基督教力量、国家力量、贵族力量和城市商人力量。文艺复兴之后，基督教力量逐渐减弱，国家力量和城市商人力量则有所增强；当时欧洲的战争导致社会权力向国家集中，国家专制力量增强，而城市商人力量的增强则导致了社会权力的分散和国家力量的削弱。欧洲分散性的城市权力和集中性的国家权力的平衡对欧洲国家发展形成了阻碍，使得欧洲无法搞类似中国的法家改革，从而不得不运用金钱和民族主义情绪来鼓动人民参加战争。这就大大降低了欧洲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并促进了民族主义的产生。有了民族主义后，百姓们对外来政权的反感程度大大增强。这就为统一带来了阻力。

而当时的中国却只有两种力量：国家和贵族。但到了战国早期，贵族势力在“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等历史事件中被大大削弱。这就为战国时期法家改革提供了便利。成功的法家改革建立了强大的官僚制政权，练就了国家对百姓进行强制性军事动员的能力。这些都为中国的统一铺平了道路。

记者：在《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一书中，您提出儒法国家的政治体制是中国未能走向工业资本主义道路的核心内因。

赵鼎新：全世界的宗教都对资本主义的兴起有阻碍作用，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印度教都是如此。韦伯所推崇的对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有着关键性作用的加尔文主义，其实就是一个以城市中产阶级利益为核心的宗教改革。中世纪的天主教神学绝对不会比我们的儒法学说更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形成。

记者：古代中国也有城市甚至是一些大型城市，您觉得和西方的中世纪城市区别主要在什么地方？

赵鼎新：即使是在宋朝以后、商业相当发达的状况下，中国城市的核心仍然是政治中心。在帝国派出的衙门的管理下，商人毫无政治权力可言。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得像胡雪岩一样，和官方搞好关系，做个红顶商人，或者鼓励后代考官，放弃经商。

记者：是否可以说儒家就是为国家服务的？

赵鼎新：不能简单地这样说。孔子的儒家学说要求统治者承担他们应有的社会责任。但儒学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汉代，儒学成为官方儒学，它把阴阳五行、“天命”、天人感应之类的思想统统纳入儒学的范畴。同时它还强调了“君臣父子”关系的不对称性，以此巩固君权。这个时候，它就成了国家意识形态。到了南宋，在佛教的挑战下出现了所谓“新儒学”，朱熹等人十分强调个人和社会力量在推广儒学中的作用。但是，“新儒学”不久就被官方吸收并改造为统治意识形态。如果朱熹看到其理论在明清时期的发展，他自己可能也会感到意外。

即使是官方儒学，虽然强调皇权，但皇帝如果太不像话，儒者就会出来规劝。皇帝可以杀一两个大臣，但却不得不依靠整个官僚体制，这样，皇帝就把自己束缚住了。所以，中国古代的皇权，从来就不像“东方专制主义”所描述的那么可怕。将“文革”与中国古代的专制相提并论，是毫无道理的。中国古代皇权没有那么专制，也没有现代技术来支撑其将国家专制深入贯彻到社会中。

“国学热”只会造就商机

记者：“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可以看作是法家对中庸的儒家发起挑战的一次现代尝试，您觉得为什么法家和共产主义在这个时期会找到它们的交合点？

赵鼎新：“批林批孔”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交织的现代政治运动。‘‘文革”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一步机械化，认为社会有五个发展阶段，发展的动力是阶级斗争。在中国古代，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是农民起义，但农民起义是来自社会下层的“阶级斗争”，他们还要在城市和精英内部找寻“阶级斗争”，结果就上升到了儒法斗争上去，并把它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动力。“批林批孔”把林彪和儒家一起批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林彪家里有“克己复礼”之类的条幅，将两者联系起来纯粹是牵强附会的政治需要。

记者：从五四运动中的“打倒孔家店”到“文革”中的“批林批孔”，您觉得其中是否有内在的发展逻辑？

赵鼎新：“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确实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实现强国梦的一大障碍，而20世纪70年代的“批林孔”则主要是为了政治需要，但是二者还是有传承性的。70年代的中国政权还不是执政性政权，而是革命性政权。所有的革命性政权都不喜欢儒学，因为儒学是为执政性政权服务的，具有很大的保守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政府会比较喜欢儒学。

记者：当下中国的“国学热”又把传统文化炒得很热，您觉得这是否是执政性政权为了自身需要而刻意扶持儒学？

赵鼎新：政府是起了一些作用，但在这个问题上我看政府更多的是举棋不定。中国现在富了，但是张之洞晚年提出来的“中学”和“西学”关系的命题到现在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变得更加尖锐。目前真正在中国飞速发展的其实并不是“国学”，而是基督教。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主流价值观。对一套自己的主流话语和价值观的渴望才是“国学热”背后的动力。但儒学在中国怎么复兴？难道要恢复以前的考官制度？现在高喊口号无济于事，“国学热”只会造就商机，出现所谓“于丹现象”。

民主是衣服，谁穿都行

记者：您怎么想到向中国读者介绍费纳的《政府史》的？赵鼎新：费纳的《政府史》主要探讨人类政治制度的发展以及各个时期的不同文明对人类政治制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在西方政治学史上，他是一位非常重要和优秀的政治学家。我看西方学者写比较历史时，往往会看他怎么写中国——这段对他来说可能是最难以弄懂的历史。如果他能把中国写得十分到位，就可见他的功夫之深。费纳写中国的几章中所体现出的洞见甚至超过了许多专治中国历史的专家。但此书也有一些弱点，比如他对现代化之后的西方国家政治制度问题的反思比较少。如果没有很强的调整能力，任何政治制度都会很快衰败，即使是大家所推崇的西方民主制度也一样。

记者：您对民主与法制的关系怎么看？

赵鼎新：中国人应该学会理解民主。中国由于有“文革”，我们一谈到民主，就会觉得民主应该是老百姓每个人获得真正的平等和自由，而且百姓们可以不按程序对当权者进行批判。其实这样的社会是没有的，这是乌托邦。

民主首先要讲程序正义，使得一般百姓有权通过投票来选择领导，精英层面也能有一个程序性的相互约束机制。当然了，这样的民主体制本身有很多缺点，它在许多非民主制度的补充下才会更有效率，包括官僚体制、专家制、利益集团制甚至是抽签制等。这些非民主制度可以补充民主的不足，但是他们却不能解决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因而不能替代民主制。民主不但为国家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合法性，而且把政府和政体分开了。实现民主后，骂领导人就无所谓了——你骂就骂好了，反正我是大家选出来的。这样的话，国家执政的压力就小很多，也有助于言论自由。只要当官的脸皮厚一些就行了。

但是实现稳定的民主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执政和在野的双方必须在重大价值观上有所共识，即所谓的“忠诚反对”，这是目前中国民主建设的最困难之处。所以你看西方民主的稳固与否往往取决于社会矛盾的大小。“二战”后欧洲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中间势力日益强大，极端思想萎缩，欧洲民主因此才得以稳固。

记者：如果一旦法律在先于民主的前提下设定了非民主的条款，我们如何来突破这个禁区，让非民主社会转变为真正的民主社会？靠民意吗？

赵鼎新：民意很重要，但是单靠民意是不行的。法律体现的是精英共识，它不可能完全公正。法律的最为关键之处不是公正性，而是其严肃性。一旦确立了一项法律或制度，你就得执行。假设我们规定，当官的犯罪打一个大板，老瓦姓犯同样的罪打两个大板，老百姓可能会很生气，但问题不大，因为社会精英对此有共识，而一般百姓也能通过抗争等方式逐渐推动法制改革。

最可怕的就是定罪方式取决于被定罪对象的权力、社会关系以及种种政治考量。这样，法律在社会精英阶层和百姓中间同时失去了严肃性，这才是目前中国法制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关键问題所在。

记者：民主制度的推行需要什么条件和时机？

赵鼎新：民主是很保守的体制，民主靠选票，70%的人如果都那么选，那么政府必须尊重那70%的人的意愿。所以，站在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中国目前搞民主的时机就要比80年代好。如果当时搞了民主，恐怕连市场化都进行不下去。国有企业职工会同意自己下岗再就业吗？东欧民主化后市场经济发展反而变慢了。其中较成功的是进入欧盟的捷克、民主德国等国，那些没有进入欧盟的国家都没有搞成功。中国现在槁民主的条件好多了，市场体系也已基本建成，百姓的教育水平也都上来了。

但是，从某种角度说，伊斯兰国家槁民主也有其容易之处，那就是这些国家有伊斯兰教作为主流价值观，更容易建立保证民主稳定的“忠诚反对”。在伊朗槁民主，谁敢说不信伊斯兰教？中国情况的复杂之处在于，没有统一的价值观。崇尚儒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又没有别的价值观可以取代，那怎么办？

记者：您觉得民主政治必须与资本主义在体制上相结合吗？

赵鼎新：民主是衣服，谁穿都行。中国共产党通过三大战役打下江山，此后又在朝鲜战争中成功地实现了与美国的对抗，50年代的民意基础非常好，建立“忠诚反对”完全有可能。那时中国如果搞民主的话，也许会走出一条较为成功的社会主义道路。但结果，中国却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本文发表于2010年第9期《南风窗》，由河西采访。）

辑二 [社会运动]

中国社会抗争35年来的走向

今天的中国与80年代相比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内地的社会矛盾以及年轻一代所关心的问题也与80年代有着很大的不同。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研究社会抗争时，研究当代中国的自发性集体抗争的学者还寥寥无几。而在今天，集体抗争在内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乃至北美都成了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因此读者可能会问，在今天，了解社会抗争的意义何在？在此，我想对这一问题作个解答。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对1976年毛泽东去世以来，中国集体抗争的发展轨迹作一个总结，并用国家一社会关系理论对这一轨迹进行解释。

在毛泽东时代，自发性的集体抗争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但占据主导地位的则是由国家发起的、旨在对社会及文化进行改造的政治运动。这类运动中持续最长、给中国社会带来灾难最大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分子对“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等由国家发起的政治运动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进行了反思，由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空间则使得自发的集体抗争事件成为可能。中国的集体抗争在1976年后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1976?1989年，1992?2002年，2002年至今。

1976?1989年间发生了不少集体抗争事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76年在毛泽东去世前夕发生的天安门“四五”运动、1978?1979年的“西单民主墙”、70年代末的“知青返城”、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的“文革”反思，以及1986?1989年间的社会风波。这一时期所发生的集体抗争事件具有大规模、政治化和针对中央三个特点。这是因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府有着强烈的对社会及文化进行改造的愿望，再加上当时中国政府政令畅达，其政策能够对一个阶层甚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影响，一旦国家政策发生错误，受这些政策影响的人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奋起抗争。“文革”中数百万城市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来到农村，“文革”一结束，知青们马上就通过集体抗争要求回城；“文革”中许多中共干部受到清洗，“文革”一结束，这些干部马上就要求平反。“文革”带来的灾难还导致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大大减弱，这成为“西单民主墙”产生的一个很大的动因。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对集体抗争所采取的对策，基本上可以总结为政治化对抗加控制性开放。他们并没有对这些事件的突然到来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加上他们都是从“极左”时代过来的人，在处理集体抗争时难免会采取一些在新形势下已经完全行不通的方式。但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也已成为当时中共髙层的一个普遍共识。为了维持改革开放的宽松环境和改革开放后中国在世界上树立起来的新形象，他们在面对社会抗争时不得不采取适可而止的态度。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就是在有限镇压和不断改革中走向世界的。

1989年以后，中国政府拒绝推行东欧式的政治改革，但却非常成功地展开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这项改革的成功大大提髙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但是，中国90年代以来的改革也带来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主要包括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增加、官员腐败、国有企业工人下岗、农民税收负担过重、城市周边农民丧失土地、环境污染，以及犯罪率上升等问题。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新的集体抗争具有以下特点，即规模大大缩小，抗争动因主要是经济利益而不是政治原因，抗争所反对或诉求的对象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地方官员或公司、企业的老板和经理。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大量下岗工人抗争、农民抗税、复员军人闹事，以及不同规模的骚乱等都是例证。

90年代集体抗争新形态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国家一社会关系在以下方面的变化：首先，邓小平南方视察后，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政府从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许多方面逐渐退出。与80年代相比，人们的工作和收入不再与中央政策紧密挂钩，即使面临下岗和失业等问题，也很难直接怪罪中央政府。许多社会矛盾因此而地方化和非政治化。除了一些发生在大中型国有企业的集体抗争，中央政府已不再是这类事件的主要目标。在这一时期，对于经济罢工和闹事，中央政府基本上不允许地方政府采取镇压方式；只要地方闹事不酿成可能在海内外造成恶劣影响的流血事件，中央政府一般不直接介入地方对于集体抗争的处理。国家的这一策略，进一步增强了集体抗争的地方化和非政治化倾向。

其次，集体抗争的地方化和非政治化还取决于知识阶层社会地位的变化。90年代后进入主流的知识分子在经济上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者和受益者。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目前都享受着新兴城市中产阶级的优越生活，他们自然不会对激烈的社会变革产生浓厚的兴趣。同时，中国社会在90年代后变得日益多元和复杂，知识分子获得了一定限度的自由。社会多元化加上知识分子所获取的有限自由，加速了他们对中国社会现状的理解的分化。于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新“左派”等各种思潮不断涌现，中国不再有以前出现的那种统一的反体制话语。没有一个宏大的意识形态的支撑，中国的反抗运动大多只能停留在经济利益取向阶段。因此，在这一时期，虽然中国的集体抗争在形式上多种多样，从上访、请愿、绝食、怠工、罢工、示威游行、骚乱、扣留甚至伤害国家干部到小规模武装对抗，应有尽有，而不仅仅局限于国内外一些学者所谓的“依法抗争”或“以理抗争”，但基本是在经济层面上针对地方或单位的一个具体事件而作出的反应。

但中央政府在这一时期，包括目前所采取的处理集体抗争的手段，也产生了很多问题。自9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不断试图强化信访渠道，希望通过加强各级政府对信访的处理能力去平息集体抗争及其苗头。但由于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已经变得日益复杂，信访所反映的许多问题只能通过法律、制度化的社会运动以及利益集团政治才能得到更有效的解决；许多信访所涉及的问题甚至是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得不到解决，至少是不应该由国家出面来解决的问题。9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也对集体抗争采取了种种限制措施。这些对策进一步促进了集体抗争向着小规模化、地方化和经济利益取向的方向发展，从而避免了大的社会动乱在中国发生。但与此同时，这些对策也大大降低了社会在集体抗争方面的组织能力，使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闹事民众不能在制度化的讨价还价过程中走向政治成熟，同时也阻碍了这一时期所发生的集体抗争朝着在西方常见的制度化社会运动或更为缓和的利益集团政治的方向发展。

中国集体抗争发展的最新形态在21世纪初逐渐成形，并伴随着“胡温新政”及其社会影响的发展而在近年趋于成熟。在这一阶段，集体抗争继续保持着中小规模、经济利益取向、地方化这些在90年代就已形成的特点，但同时也出现了以下几个新特点：首先，公民权利意识前所未有的提升（表现在反“圈地”、业主维权、艾滋病患者维权等运动的兴起）和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发展。

其次，上访的社会运动化（表现在“上访村”的规模加大，并出现了大量“上访专业户”）、地方环境污染抗争的增多、基督教家庭教会的膨胀性发展，以及中大型规模骚乱的日趋频繁。上述集体行动有着不同的产生原因和发展趋势，但从整体上看，其发展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城市中产阶级运动出现了部分制度化的发展趋势。大量非政府组织与各级政府建立了甚为密切的联系，并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比如，大多数城市中产阶级环保组织与环保局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推动着环保事业的发展。二是集体抗争行动呈现从竞争型（competitive)和反应型（reactive)抗争转向主动型（proactive)抗争的趋势。比如，10多年前，中国的家庭教会不得不在政府控制的夹缝间苟活。而在今天，家庭教会兴建的引人注目的教堂已随处可见。各地家庭教会还普遍采取种种不为当前法律法规所允许的手段来谋求发展(如开办青少年基督教夏令营和在公共场所传福音等）。不少家庭教会甚至主动挑战政府。三是民粹主义在中国迅速抬头。当前，许多弱势群体正在变得强势，金钱成了国家解决社会抗争的重要法宝，而民众的欲望则在日益提高——即使是骚乱群体中出现了对公共和私人财产的大规模破坏行为，军警也只能视而不见；曾经，警察打人是一个问题，而近年来警察却被戏称为“弱势群体”。四是大规模的骚乱活动近年来呈现上升趋势，以至于国内有人专门针对近年来的骚乱提出了“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性事件”这样似是而非的概念（因为世界上所有骚乱活动的大多数参与者都与骚乱的起因没有什么直接利益关系）。

中国集体抗争行动的上述新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近年来国内教育水平迅速提高、互联网和手机普及，以及一些有效的社会抗争手段被模仿而逐渐广为人知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这些新发展还是中国国家结构和近年来一系列国家政策的产物。首先，中国政府近30年来兢兢业业谋求发展，使其在客观上成为当今世界上少有的最有作为的政府之一。它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长足的发展，给广大百姓带来了巨大的实惠。但在老百姓眼里，从政府那里拿到好处是理所当然的。政府的“亲民”政绩只会提升百姓的欲望，从而产生对政府更高的要求。民欲难填，众口难调，一个有效的政府所面临的却是怨声载道。

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缺乏一个在政治参与中、在争论中、在讨价还价中逐渐获得政治现实感的机会。我每年回国多次，每次回国都会为中国老百姓普遍的理想主义色彩和缺乏政治现实感而惊讶。许多中国人都会在饭桌上抱怨社会上的种种问题，似乎国家快速发展的最大动力就是无数的骗局和腐败。前文提到的出租车司机的例子就是这一现象的有力证明。我认识的一个成功企业家也表示要跟着毛泽东去革命。究其原因，竟然是因为工作需要而不得不经常与政府官员打交道，而他对一些年轻官员盛气凌人的态度气愤不已（这也是过度强调干部年轻化的一个负面后果）。这类例子不胜枚举。我并不是说这些牢骚满腹的人有一天真的会揭竿而起，但他们在一定条件下却可能成为骚乱中“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的一分子，为动乱推波助澜。

在邓小平南方视察后，中国政府的政策大幅度地向资本倾斜。此后10余年中，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国家财政有了根本性改善。但这一政策却也带来了包括贫富悬殊和环境污染在内的许多社会问题。胡锦涛和温家宝上台后，采取亲民政策并大大加强吏治。近几年来，我在宁夏、山西、陕西、湖北、安徽、河南和福建等地走访了不少以前是穷乡僻壤的地方，同时也特地接触了不少生活在城市里的下层群体。我的总体感觉是，中国社会下层百姓的生活水平在这几年中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如果我的观察接近于事实的话，按照一般想象，中国这几年的发展状况应该是百姓安居乐业、社会一派和谐。但事实却是集体抗争频繁发生。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政体的约束。中国的政体使得政府很难让老百姓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制度化的、社会运动式的抗争，或是利益集团式的讨价还价。因此中国政府只能采取“父爱主义”的办法，用钱来解决问题，并通过政策给百姓很多好处。这种“父爱主义”的办法会产生以下后果：首先，老百姓拿到好处后第一天不免兴髙采烈，第二天觉得理所当然，第三天就提升了欲望。这就大大地增加了政府的执政压力。

第二，一旦政府以“父爱主义”方式管制了某件事情，这一事情马上就会上升到政治高度，或者一旦政府做得不尽如人意，老百姓马上就会要求政府负责。事实上，近年来中国许多原本已经非政治化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走向了政治化；百姓对国家的依赖在加重。这是很危险的倾向。

第三，“父爱主义”方法有时甚至会使老百姓在拿到好处的同时，加重了对政府的失望。比如，在我去过的某一贫困地区，当地政府为改善老百姓的居住条件，根据家庭收入给予他们不同数量的补贴，鼓励他们盖新房，当地的居住条件的确因此而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但许多老百姓却很不满意并表示对政府很失望。其原因是，目前农村许多家庭都有青年外出打工或做生意，各家的收入也许邻里之间知根知底，但政府却没法客观评估每户的实际收入，因此，常有那家觉得这家占了便宜，这家又觉得那家得了好处，都认为自己吃了亏。不少人认为能与干部拉上关系才是得到补贴多少的关键。于是，他们就产生了不公正感，怨声载道。就这样，政府做了好事，却同时把老百姓的住房问题转化成了政治问题，从而为自己制造了麻烦。中国目前的亲民政策并不是一无是处。该政策其实是在不触动政体的情况下，国家为了缓解社会矛盾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而且这一办法确实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不少好处。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一政策所造成的一系列非期然性后果。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现行体制的框架下为维持社会稳定确实作出了很多努力。当前中国的吏治不可谓不严，但在许多老百姓眼里，当官的仍然都是贪官污吏。最近几年中国政府也大大放宽了主流媒体对灾害和集体抗争的报道范围，但这些努力并没有显著降低谣言在集体抗争中所发挥的作用。事实上，中国的宗教政策在这几年不断走向宽松，但不少家庭教会的领导者并不领情，而政府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有效的对策。近年来，中国政府为了提高少数族群的生活水平而投入的资金不在少数，但少数族群闹事事件却有增无减。从总体上说，中国现在正处于这么一个阶段，即政府几乎采取了在其体制能够承受的范围内所能采取的一切措施，并为维持社会稳定投入了大量资金，但集体抗争仍然层出不穷；除了一些城市中产阶级的社会运动，中国政府很难将目前发生的集体抗争纳入体制的轨道。

依我之见，集体抗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的理想形态无非有三种：革命、骚乱和制度化的社会运动。中国政府对集体抗争所采取的对策不但未能将其纳入体制轨道，反而提升了老百姓的期望，并重新政治化了许多原本已去政治化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但只要中国能继续维持良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目前所具有的行政能力，中国政府就能够不断采取种种措施以避免革命性运动的形成。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矛盾的表达就被组织性很差、破坏性较大的骚乱所取代。这就是这几年所谓“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性事件”增多的原因。问题是，骚乱不但对公共秩序和财产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性，而且也不可能被制度化，国民经济更不可能永远飞速增长下去，因此，一旦国内经济发展出现停滞，一旦国家财政收入不能再以每隔几年就翻一番的速度增长，胃口早已被吊大的中国老百姓的情绪就会向同一个方向集聚。到那时，如果主流知识阶层也不再能拿到今天这样的物质好处，中国就有可能再发生一次反体制性思想整合　　。

阶级政治还是民粹主义政治

此文主要讨论三个议题：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阶级的理解及其发展；第二，阶级政治在近代西方和中国冲突性政治中的地位、发展轨迹及其背后原因；第三，当前中国冲突性政治的现状和可能的发展方向。

对于这三个问题，我的核心观点是：阶级是从传统等级社会向现代认同感社会转变过程中形成的若干个大型社会认同之一。在一个社会阶层的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国家的性质及其相应的对待这一社会阶层的政策（特别是对于由这一阶层所引发的抗争性活动的处理方式），对于这一阶层中成员阶级认同感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具体到当前中国，我认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经济在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和多方位的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如果我们以人民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进行分层，并且把分层后的各个群体称之为阶级，我们就会发觉中国目前存在着巨大的阶级分化，可以说整个改革开放史就是一个阶级形成和分化的历史。但是对于研究阶级政治来说，这种客观分层的意义却不大。历史的经验表明，只有当一个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相似的群体既能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所处的经济地位十分相近，而且有着共同的利益，以及团结起来为改进自己所在群体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能力和必要性时，这个客观的经济分层集团才算实现了从“自在的阶级”到“自为的阶级”的转化，阶级政治才成为可能。但是，由于中国政府目前处理集体抗争时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冲突性政治在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走向并不是阶级政治，而是有着民粹主义的倾向。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对“阶级”作了如下的著名定义：“当千百万个家庭在一定的经济结构下形成一个与其他社会群体不同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文化的时候，并且当这一群体与社会其他群体形成了冲突性关系的时候，这一群体就形成了一个阶级。”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阶级”作了进一步说明：“经济条件把大批的居民转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

在马克思的眼里，构成阶级的要素有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在经济生产与流通领域中客观地位的一致性；第二，由这一客观地位所导致的主观的利益和认同感的不同。

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中，工人阶级具有核心的意义。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不但在人数上会增多，在生活方式上他们也会越来越趋同。不同国家和不同工作性质的工人，不管是中国的工人还是美国的工人，不管是白领还是蓝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将会越来越认同自己的工人身份，产生共同的阶级意识，从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最后全世界工人阶级会联合起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但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却显示，各国工人不但没能跨越民族国家认同感的限制，就连在本国内发展阶级意识都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只有在极少数国家（如“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工人才产生了强烈的阶级意识并且成了革命的生力军。鉴于这一事实，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越来越强调以上阶级形成要素中的第二点，即强调认同感的构建在工人阶级形成中的关键作用，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文化对于工人阶级认同感的产生有着很大的阻碍作用。

他们还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社会上占据着“话语霸权”（葛兰西语），给工人们灌输了“虚假意识”（卢卡西语）和“顺从意识形态”（帕金语）。这为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设置了根本性的障碍。

20世纪60年代，汤普森发表了其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并提出“工人阶级是由一个个具体的、生活在特定历史和文化条件下的工人所组成的，其阶级意识和行为方式因此而受到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决定性影响”这一著名论点后，工人阶级意识的“文化建构”得到了广泛的接受。裴宜理在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地区工人运动的研究中，分析了帮会、地域、乡情及工作性质等条件对上海工人运动发展的影响，这一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汤普森思想的翻版。文化意识固然重要，但它却不能解释各国，特别是一些文化相近的国家之间工人阶级政治的巨大差别。因此，目前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国家在面对工人运动时所采取的处理方式和方法才是工人阶级意识产生和发展的一个更为主要的关键。这就引入了我要说明的第二个问题。

工人的阶级意识发展机制

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主要是英国现象的话，第二次工业革命则在整个西方世界得到了扩展。可是，在大工业兴起的过程中，不同国家工人的阶级意识和工人运动不但没有出现如马克思所预言的趋同现象，反而表现出了某种至今对这些国家的政治仍然有着重要影响的差异。

以一些大国为例。美国没有工人政党，大工业工会力量微弱，占主导地位的工人组织是行业工会，工人基本上没有阶级意识。英国有工党，工人也有一定的阶级意识，但英国政党的阶级阵线模糊，工人组织的主要目标也仅仅是在与资本主义共存的条件下对工人利益的有限保护。德国工人有很强的阶级意识，虽然德国工人没能发动如一些政治家所预测的继俄国之后的共产主义革命，但社会民主主义路线依然构成了德国阶级政治的主轴。法国工人有着强烈的阶级意识和斗争性，但法国“左派”内部派系林立，分化严重，大大影响了工人政治斗争的有效性。至于俄罗斯，工人不但有着强烈的阶级意识，有自己的政党，而且还发动革命推翻了沙俄政权。

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各国工人的阶级意识没有像马克思所预测的那样逐渐统一，反而呈现出很大的差别？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最为有力的解释是：一个国家中工人的阶级意识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然产物，而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建构而成的。在各种建构阶级意识的条件中，国家的性质和与之相应的国家结构性行为对于工人的阶级意识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通过对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西方主要国家工人运动发展的比较，曼恩总结了该时期工人运动的6个主要形态。这6种抗争形式从策略角度可以分成三类，即竞争型、改良型和革命型。竞争型抗争不改变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规则，只试图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保护自己并争取更多的权益；改良型抗争旨在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则；而革命型抗争则以彻底打破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每一种抗争类型都可以在经济层面或政治层面上进行。这样就有了如下6种抗争方式。

保护主义指的是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则的前提下建立各种对工人生存进行保护的合作性组织。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使得这种组织难以生存的话，工人就会对国家施加压力，要求颁布法律，以保护工人组织的合法权益，这就是共存主义。

如果一个国家中任何工人组织都不能合法生存，工人就会产生改良资本主义制度的诉求。工人改良资本主义的策略也有两种：经济改良和社会改良。经济改良就是通过罢工等手段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减少工作时间、取消童工、保障工作安全等。当罢工和示威等手段不能合法使用时，工人就会进一步走向极端——组织政党，通过合法的选举加入到资本主义政体中，以便从政权层面上改变资本主义的规则，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道路。

如果一个国家非常专制，既不允许罢工等活动，又杜绝了工人通过民主手段来改良资本主义的可能的话，工人就可能会走向极端，即通过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革命手段又分两种：工团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工团主义主张通过非政党的全国性罢工和起义来推翻资本主义国家和经济体制，让工人掌握自己的经济命运；马克思主义则通过暴力手段夺取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乃至共产主义。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工人的最大利益当然是夺取政权并在一个国家内实行公有制。问题是，面对在组织和资源上占据优势资产阶级以及通常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工人阶级如果想夺取政权，首先必须在其内部达成共识，即产生统一的认同感和一个强大的组织。但是，各国的工人阶级均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形态下形成的。地域、族群、宗教等因素对统一阶级意识的形成有着很大的阻碍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要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一个国家的工人还必须克服其内部由于部门和行业不同而造成的利益和认同感的分割。比如，钢铁工业、汽车工业、半导体工业、制鞋业、信息产业等不同产业的利润不同，工作的技术难度不同，工人的组织能力不同，资本家对待他们的方法自然也就不同。这些不同导致了工人阶级内部利益的高度分化。不仅在不同的产业和工厂之间，即使是在同一个产业和工厂内部，工人的认同感还受到不同工种的分割。资本家对待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关键性工种和非关键性工种工人的不同，为工人内部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又增添了难度。

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对在工人内部建立统一认同感的难度，工人的抗争一般都会从比较保守的策略和目标开始。一个工厂的工人为增加工资而进行罢工并不需要全国性的工人阶级意识作支持。这就避免了工人阶级陷入因内部认同感分割而带来的困境。同时，这类抗争因为其目标的有限性也更容易为统治者所容忍。只有当工人无法在体制框架下为自己谋取有限利益时，现实才会迫使他们去打破工人内部认同感的高度分割，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国家就这样成了工人的阶级意识建构的主要因素。当然，以上只是理论推理。在一个具体的国家中，工人在不同时期会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即使是在同一时期内，工人也不会只采取一个策略来为自己谋取利益。但在一个国家的某一时期内，工人运动将主要集中在某一种形式上（英国的共存主义、法国的竞争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美国以保护主义为核心的行业主义及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些形式都体现了该国工人的阶级意识。

具体地说，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英国工会早已合法化，国家不再动用军队来镇压国内政治活动。警察处理抗议活动的方法趋于成熟，工人拥有了选举权和利用英国两党政治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能力。可以说，英国阶级属性模糊的政党和非军事化的政府化解了“阶级斗争”问题，使得其工人运动始终停留在比较低水平的共存主义这一形式上。相对于英国，革命给法国政治留下了国家集权、政局不稳和意识形态分裂的“遗产”。法国政府总体上的专制性刺激了工人阶级意识的高涨，但是同时，法国工人组织派系林立，经济主义、共存主义、雅各宾式的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应有尽有，再加上法国不同时期政府对待工人的政策多变，这些都导致了法国工人运动呈现了激进但却分裂的竞争社会主义状态。与英国相似，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德国已经进入了工会合法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阶段。但在德国民主的背后却是一个对工人运动严加管制的国家。国家的压制和镇压促进了强大的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而民主却把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限制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水平上。

美国在工人运动兴起之前已经有了民主政治和没有阶级阵线的政党，这对美国工人阶级意识的产生产生了很大的阻碍作用。同样重要的是，美国向来就有动用武力解决国内争端的传统。在第二，认同而产生了分裂。“十月革命”之前，俄国的工人阶级谈马克思、知识分子谈马克思，甚至部分中产阶级和贵族也在谈马克思。强烈的工人阶级意识和处于分裂状态的精英为革命的成功铺平了道路。

以上对于西方各国工人阶级意识发展的分析也可以运用于解释民国时期中国的工人运动。比如，上海政治性的工人运动曾经风起云涌，但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政治性工人运动在几年内迅速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通过合法渠道进行的经济性罢工和大量由国民党“工整会”组织的劳资协调活动。对这一现象的传统解释是，当时的城市工人运动出现了“李立三路线”，其盲动主义弓丨来了国民党的血腥镇压。这一传统解释显然忽视了上海政治性工人运动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国民党当局处理工人运动的有效性。1927年以前军阀当道，各路军阀根据各自政治和经济利益倾向对工人运动或镇压，或容忍，但是却形成不了理性的策略。而工人运动的背后却有着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支持，因此搞得轰轰烈烈。蒋介石政杈有一套关于工人运动的理念和领导班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一方面镇压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另一方面又在其控制下建立了大量以经济利益为主要诉求的“黄色工会”甚至是“白色工会”。国民党同时还颁布了《劳资争议处理法》、《工厂法》、《团体协约法》、《工会法》等大量法律。可以说，这些法律都是出于国民党对剥削关系的保护，但同时它们也成了缓解劳资冲突的法律依据。比如1930年3月《劳资争议处理法》（该法律规定，劳资发生争议后必须先调解，调解不成可以请求仲裁；在调解和仲裁期内，“雇主不得停业或开除工人，工人不得罢工）正式颁布后，上海地区的罢工事件大大减少，而劳资纠纷通过协调解决的数量则大大增加。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的其他地区。比如，在山东枣庄矿区，国民党在1928年夏派人接管了工会工作。期间，劳资双方在工会的领导下先后达成三次协定。矿难抚恤金得以设立，并下工人的工资也在5年内连续增长，涨幅髙达43%。与此相应，枣庄地区的工人运动也被国民党逐渐纳入了经济斗争的轨道。事实上，在国民党的“胡萝卜加大棒”的工运政策下，中国共产党的白区工运在“李立三路线”推行之前已经在走下坡路，而“黄色工会”的势力在中国许多城市不断发展。正是在这种压力下，白区工运会才提出了诸如“坚决反对黄色工会”和“消灭黄色工会”等口号和目标。

“二战”后，民主体制在西方国家中得以稳固，阶级政治在这些国家中的重要性不断下降并逐渐被“认同感”政治所取代，而各种传统政治势力却有所回升。以上分析西方工人阶级政治特点的方法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一世界性的趋势。传统社会是等级社会，除了宗教认同感外，传统社会中人们的主观认同感一般都是以地方性的血缘和泛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认同感在社会政治中所起的作用极其有限。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可以从多个方面来理解，其中之一就是传统等级社会的瓦解和现代认同感社会的发端。转型的标志则是理性意识形态的兴起和阶级与民族这两个大型社会认同的诞生。从19世纪到20世纪，在阶级和民族这两个大型社会认同不断壮大的刺激下，其他大型社会认同（如种族和性别）也相继兴起，世界宗教（除了儒教外）和与之相应的社会认同也在适应了现代化所带来的冲击后得以恢复，甚至壮大。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越来越注意到建立主观社会认同在政治斗争和政治运作中的重要性。

但是，建构一个社会认同必须要有一定的基础。建构一个成功的民族认同往往要有共同语言、宗教、习俗、历史的支持；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地域内，民族认同感的建立还要有国家力量的大力支持。宗教认同感的背后有着共同的信仰和与之相应的文化习俗；更为重要的是，除儒教外的其他世界宗教都有着严密的礼仪和组织。这些礼仪及其相应的组织也为同一宗教下认同感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与宗教及当代世界上所存在的其他大型社会认同相比，阶级是建构基础最差的一个社会认同。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其基础仅仅是人们在生产关系上的一致性。即使如此，由于行业和部门的差别，处在同一生产关系中的人们在经济收入和利益上也有着天壤之别。因此，除非一个国家处理工人运动的策略有着明显的偏差，否则该国家的工人将很难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传统马克思主义有许多误区，其中之一就是高估了工人的革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葛兰西的“话语霸权”、卢卡西的“虚假意识”和帕金的“顺从意识形态”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显示了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对工人的失望。

总之，阶级是随着现代认同感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一个较早的社会认同，它对于现代认同感政治的发端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但是激进派种树，保守派乘凉。由于较为保守的社会群体往往有着更为深厚的传统的支持，因此一旦适应了现代社会的认同感政治后，保守社会群体所打造的社会认同，其基础更为坚实。这就是为什么在目前的世界上，宗教、民族等社会认同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而阶级认同的重要性却在衰退。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阶级认同在西方社会的式微，各类中小型“左派”社会认同（如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环保主义者）相继出现。于是现代社会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认同感社会。可是，这种被“左派”知识分子所推崇的认同感政治把西方的“左派”势力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划分得更加支离破碎，从而难以和日益整合的“右派”和保守势力相抗衡。事实上，西方新“左派”所推崇的认同感政治不但断送了阶级政治，而且还宣布了近代总体性“左倾”思潮的垮台。

当前中国阶级意识的现状和发展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转入分析中国当前阶级意识和集体抗争的现状、政府处理集体抗争的方式，以及阶级意识和集体抗争事件在中国可能的发展方向。这里的分析将不再限于工人阶级。近年来，中国政府在促进发展的同时已越来越注意到社会公平的重要性。但是，即使是一个大家庭的父母也不可能解决家中的所有矛盾，更何况是一个正在飞速发展的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国家。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由于职业、教育、户籍、地区和性别等差别而导致的多方位的、巨大的经济地位不平等。当前中国的社会变迁和与之相应的结构因素（例如国有企业工人的大规模下岗、农民工待遇低下、军人复员转业安排问题等）也对阶级政治的形成起着潜在的促进作用，但是中国政府目前处理集体抗争事件的方式成功地排除了阶级政治在中国形成的可能。

中国目前处理集体抗争事件的方法基本上都是家长式的，其基本点是：各级政府对此基本上采取限制和防范的态度。政府通过种种方法限制抗争事件的大规模化和政治化，包括控制和打击跨单位、跨行业的串联和抗议活动以及相应的组织活动，禁止独立工会活动，对组织闹事的违法带头人在事后如有违法将给予严肃处理等。同时，中国政府也尽量在可能的范围内考虑闹事者的要求以平息风波，包括：加强上访和对上访事件的处理能力；基本上不允许地方政府对经济罢工和闹事采取镇压方式解决，鼓励其酌情加以妥善解决；只要地方闹事不酿成在海内外造成恶劣影响的流血事件，中央政府一般不直接介入地方性集体抗争事件的处理。

政府的这种镇压、限制、疏导和妥协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目前中国集体抗争事件的性质。虽然中国集体抗争的形式从上访、请愿、怠工、罢工、示威游行、扣留甚至殴打和伤害国家干部到小规模武装对抗应有尽有（并不仅仅局限于我国和西方一些学者所说的什么“依法抗争”或“依理抗争”），但绝大多数集体抗争事件在一些结构条件的制约下都呈现出了如下特点：第一，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政府正在从经济领域的许多方面中退出。因此，尽管中国目前的集体抗争形式多样，但它们基本是在经济层面上针对某一地方和单位的某个具体事件所作的反应，高度政治化的闹事基本没有。第二，中国政府向来重点突破发起和组织闹事的带头人。与之相应，中国出现的集体抗争事件背后的组织力量一般很弱。即使是那些有着巨大组织能力的社会群体，领头闹事的积极分子也会对其组织性力量加以自我控制，以免遭遇阻力。中国目前集体抗争事件的动员机制一般都是以社会网络和居住活动生态为基础的，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复员转业军人的闹事。复员军人通常正当盛年，共同的部队生活经历给予了他们巨大的网络能力和认同感基础，他们发起的集体抗争因此很容易遭到国家的压制。为了避免与国家产生正面的冲突，复员军人在闹事时经常分散地向战友寄送纸质信件或电子信件以取得同情。同时，他们每次在与政府交涉时都会派出不同的代表以显示他们行为的无组织性。第三，集体抗争事件的参与者清楚地知道国家对于跨行业的串联和组织活动的严厉态度。因此，中国目前出现的绝大多数集体抗争事件都在某个单位或公司的范围内进行，很少有跨单位跨行业的抗议活动。第四，由于中国政府在毛泽东时代曾经把工人塑造为一个领导阶级，并长期对国有企业工人灌输阶级意识，这使得某些老牌大型国有企业工人在闹事时不断地打出毛泽东的旗号并把阶级话语挂在嘴边，但是他们闹事的背后并没有明显的阶级组织，他们所争取的目标也仅仅停留在经济利益上。在以上所讨论的政府处理集体抗争事件的策略背景下，国有企业工人仅仅是反应性地利用一个历史话语，而不是主动寻求阶级认同。这些闹事方式并不具备阶级政治的特点。

可以说，中国政府在目前所采取的限制、选择性镇压以及疏导和缓解的做法成功地促使了集体抗争事件的地方化、非组织化和非政治化，缓解了社会矛盾，从而限制了大规模的阶级政治在目前中国浮现的可能。但是中国政府对于集体抗争事件所采取的处理手法也有很多的弊端。目前，中国各级政府处理集体抗争事件时采取的基本上是“人治”的手法，其核心就是上访加金钱。通过加强上访，政府试图把集体抗争事件个体化；通过金钱，政府对已发起的集体抗争事件的人们加以妥善安置。但是，这些手法虽然能缓解社会矛盾，却很难将闹事行为制度化，使其转向更为缓和的利益集团政治。

上访在我国的历史上曾经发挥着巨大的社会作用。在今天，它对我国建设和谐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不能取消。但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复杂化，社会矛盾的不断多样化，上访的问题将越来越多，而上级单位也越来越难以越级通过行政手段对各类原本就不能解决或者很难解决的问题作出妥善处理。

前文我曾指出，有抽样调查报告称我国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从地方到中央随政府级别的提高而增髙。这种结果并不奇怪，但也需要从另一方面来看。第一，百姓对于中国政府目前的这种认识将大大提高地方政府的统治代价。地方上的压力最后会转移到中央。第二，政治学中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当政府负起提供某一种公共物的责任时，百姓就会要求政府为此负责，这一公共物的提供于是就成了一个政治问题。90年代中国社会出现的问题较80年代更为复杂甚至严重，但是这些社会矛盾却不能导致像80年代末期出现的大规模风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社会矛盾在后毛泽东时代有着地方化和去政治化的趋向。中央因此不需再对大量社会矛盾的产生和解决负全面责任。但是，目前百姓对于中央的高度信任却显示了中国社会问题存在的一种再政治化的倾向。结合日前看到的社会调查中的另一个结果（即一旦某人有了上访的经历后，他对中央的信任度就会大大降低），我认为其后果不容乐观。

金钱是中国目前解决集体抗争事件的一个重要法宝。笔者曾在武汉市政府前看见有人闹事。问及政府怎么处理此类事件，当地的一个朋友说，市政府专门拨有“安定团结”专款。如民众闹事不散，政府会把他们召进来，在查明身份并核实情况后，给闹事群众每人发放一定数量的人民币解决问题。地方政府采用这一方法自然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但是这种做法既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又不能使社会矛盾良性地制度化。笔者最近听到，在北京朝阳门外的一个建房工程的拆迁动员中，一些居民对于普通老房型二居室房子的搬迁费要价是1000万人民币起。我国前些年的搬迁政策上曾经过度向开发商倾斜，造成了一些很不好的影响。但是，发生在朝阳区的这种状况却把我们从一个极端带到了另一个极端。与上访一样，用金钱来解决社会矛盾的做法不能给闹事的当事者和旁观者提供一个清晰的消息，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合理，什么是不合理的；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什么该国家管，什么该自己管；什么是合法，什么是不合法的。

总之，目前政府处理集体抗争事件的主要方式（即上访加钱)虽然避免了阶级政治的发生，但却不能有效地在制度框架内将冲突性政治制度化。目前政府处理集体抗争事件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另一种制度化倾向，即集体抗争行为向着民粹主义政治方向的制度化。如果民粹主义政治在中国一旦被制度化，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减弱、国家和地方财政紧缩时，中国政府解决冲突性政治的回旋余地就会大大减小。我们需要对此提髙警惕。

伦敦骚乱

2011年8月6日，伦敦北部发生了一场为期5天的大骚乱。8月9日，骚乱扩散至伯明翰、利物浦、利兹、布里斯托等城市。许多人在骚乱中打砸抢，纵火焚烧大楼、民居和汽车，捣毁警车。英国政府出动了16000名警察才将骚乱平息了下来。这是英国近25年来发生的最大规模的骚乱。

伦敦骚乱不但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超过2亿英镑的财产损失，而且使西方政府在世界面前呈现尴尬之态。多年来，西方政府一直抨击中国对社交网络的管控，但是这一次他们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尝到了社交网络的苦头，并不得不采取种种措施对此加以约束。多年来，他们把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骚乱的参与者捧为反体制的英雄，而这次他们却把自己社会中骚乱的参与者描绘成不折不扣的罪犯。多年来，他们指责他国对骚乱的镇压和对骚乱参与者的法律制裁，而这次英国警察一下子就逮捕了3000多人，并对其中1000多人进行了起诉和从严判决。仅此种种皆引发了世人的议论。在国内，有人撰文指出西方政客的虚伪——他们攻击中国对社交网络的管理，却同时合理化自己国家对社交网络的控制；有人指出中国政府在平息骚乱时所采取的手段要比西方国家平和很多；有人由此称颂中国政治体制的优越性并抨击西方社会的腐朽和没落。

本文的目的不在支持或反对国内这些文章的观点，但我想引导读者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我会先简要介绍一下骚乱发生的一般原因以及伦敦骚乱的具体原因，随后将对伦敦骚乱中英国官员对骚乱的态度、政府处理骚乱的特点以及英国社会各界对骚乱的反应作出分析。笔者认为，虽然英国政府在骚乱起始时反应很慢（因为大多数高官都在度假），虽然社交网络的存在使得骚乱迅速地扩散，但是英国政府一旦反应过来，仅用了两三天时间就把骚乱平息了，并且能以“杀一儆百”的方式迅速严判数百名打砸抢犯罪嫌疑人而不引起社会的反感。与其他许多国家对骚乱的处理能力相比，至少从执政者的角度来看，英国政府对伦敦骚乱的处理是很成功的。其成功在于，英国政府能在骚乱面前保持强硬的姿态、高度的意见统一和很强的政策自主性。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主要是因为它有着主流媒体的支持。英国的主流媒体在骚乱过程中既能和政府紧紧地站在一起，又有能力塑造英国公众对骚乱的看法。媒体的舆论导向使得英国公众能迅速地站到政府的背后，从而改变英国社交网络的性质，这就是英国政府能迅速平息骚乱的关键所在。英国政府能如此迅速地制止一场波及许多城市的大规模骚乱，没留下严重后遗症，其背后的原因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骚乱的原因

大规模的骚乱、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都是社会结构性矛盾加深的表现。当结构性矛盾加深到一定程度时，社会上那些自认为拥有相似境遇的人们就会产生共同的不满。如果这些境遇相似的人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并且社会给他们提供一定的空间使其在合法渠道下进行抗争以改变他们的处境，那么他们的抗争形式就会朝着有具体诉求的、组织性较强的社会运动和利益集团政治的方向发展；如果境遇相似的人既有组织能力，又认同某一种意识形态，而他们所面对的国家却既不能提供制度化的合法抗争渠道，也没有能力对他们的抗争进行有效镇压，那么他们的抗争形式就有可能朝着革命的方向发展；如果处于相似境遇下的人们既没有组织能力，也没有知识分子给他们提供革命性的意识形态，而且他们所面对的国家拥有较强的管控能力，那么他们的不满往往就只能以骚乱的形式表达。因此，世界上的骚乱虽然形态各异，其根本原因却很简单。因为需要许多人的参与才能形成，所以骚乱往往发生在人员密集、户外活动频繁的地方。如果在某时某地发生了一个诱发事件（经常是一个谣言），并且这一诱发事件激发了人们普遍的不公正感，那么那些在场的人士就会一哄而起。如果国家控制机器反应缓慢或者反应不当，事情就会失控，许多与该诱发事件毫不相关的人就会参与其中，通过暴力行为来发泄他们平日里的不满，甚至通过抢劫来获得以往得不到的财富，于是就有了骚乱。

虽然骚乱都是缘起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但这种结构性矛盾的性质在不同国家中却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就伦敦骚乱来说，作为其起因的结构性矛盾主要并不是来自于政治体制，而是来自于英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非企及结果。任何国家在经济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其工资水平就会跟着提高，而人们的吃苦精神就必然下降（中国也一样）。这时候，该国的低端产业就会流失到穷国，社会上就会出现髙失业率的贫困群体，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减慢，政府为社会提供福利的能力就会降低，正是这些因素促使了伦敦骚乱的发生。但是，英国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日本也同时面临着，而大规模骚乱在日本却十分少见。这里我必须指出另一个原因，即英殖民地的历史遗产。英国的帝国历史、政治避难和穷人的髙出生率等因素为其带来了大量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群体（在1983年英国《国籍法》生效前，大英帝国前殖民地的人只要前往英国本土就会自动成为英国公民）。他们是英国高失业率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英国的多元主义文化又使得他们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能融入主流社会。平时这些人靠国家福利维持生活，当英国在经济衰退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削减社会福利时，这些群体的怨恨和失望就构成了伦敦骚乱产生的第二个结构性因素。

但是，伦敦骚乱并不象征着英国的总体性衰落或者说社会矛盾的加剧。设想一下，近10年来中国骚乱事件频有发生，面对一次次骚乱，国内外的一些评论家不是也把这些骚乱看作是社会结构性矛盾的大爆发并作出各种预测吗？而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却使得这些唱衰的言论显得幼稚和偏激。因此我们必须把镜头拉远一些，用比较超脱的眼光来看待伦敦骚乱。

英国政府面对骚乱时的强硬和自信在伦敦骚乱中，英国政府的表现可以用“强硬”二字来形容。英国高官纷纷出面对骚乱进行了全面的否定。首相卡梅伦断然否定“伦敦骚乱是社会抗议”这一说法。他声称，骚乱的参与者都是“是非麻木、道德扭曲和完全缺乏自制的一群人”，并强调这次骚乱是“彻头彻尾的犯罪行为”。内政大臣梅伊认为，“严重的无秩序的行为和对公众安全及财产的侵害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并表示将“全力支持警蔡厅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司法部大臣克拉克认为，骚乱的起因在于英国“刑罚制度的松懈”。在统一的意志下，英国政府对骚乱参与者采取了严厉的镇压。他们不但逮捕了数千人，而且根据政府高官的建议，打破法院原有的判罪准则，对被抓获的骚乱嫌疑犯加以重判，以至于有人因为在骚乱时接受了一双别人给她的抢来的鞋子而被判了刑。首相卡梅伦甚至提出“连坐”，即一个家庭中如有一人加入了暴乱，全家都得被政府从廉租房中驱赶出去。

如果读者对英国政府的强硬感受不深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英国和中国官员在骚乱时的反应加以对比。在中国如果发生一场骚乱，不管其原因如何，我们的官员在评价骚乱时往往会强调卷入骚乱的大多数是好人，打砸抢的仅仅是一小撮人，在骚乱后经常会以某种形式向社会致歉，承认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才使百姓失望，而执法部门在面对因为加入骚乱而被抓获的嫌疑犯时则是慎之又慎，除了少数打砸抢行为严重的领头人之外，其余的人基本都被“从宽处理”，生怕破坏了和谐社会的大局。这些都与英国官员的强硬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英国政府态度强硬的资本

英国官员强硬态度的背后是他们的信心。他们不会认为骚乱的根源在于他们的体制，不会对自己权力的来源产生怀疑，不会担心国际影响，不会怕因犯了众怒而导致革命或者政变，也不会因自己支持镇压而产生道德负担，更不担心因此而声名狼藉。我不知道英国的政治家是否清楚为什么他们在面对骚乱时能如此轻松地采取了强硬立场。我所知道的是，英国的主流媒体在重大价值观上总是能与政府保持一致，并且还具备主导社会舆论的能力。有了这两点，英国的政治家们还怕什么？

的确，英国主流媒体在对伦敦骚乱的定性上与政府保持了髙度的一致，并对政府的镇压行为表示坚决支持。比如，《每日电讯报》的社论指出：“这场骚乱的全部意图就在犯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反应也只能是一个，那就是我们必须用强制手段来教训这些暴徒怎么来尊重国家法律。”《泰晤士报》认为，伦敦的骚乱已经发展成为毫无动机的暴力与破坏行为，警方该以更强硬的手段来应对了。《太阳报》称，骚乱的场面是令人“羞耻的”，“是绝对的混乱状态，它对生命和财产来说都是严重的威胁”。《卫报》则呼吁公众支持警察，并强调：“2011年英格兰的骚乱是无序和有序之间的一场竞赛而这一竞赛的双方只有一方是对的。暴力袭击、破坏必须停止……”

除了对骚乱进行定性之外，英国媒体还通过大量新闻“事实”来说明政府和媒体对骚乱定性的正确，以及百姓对骚乱的普遍反感。英国媒体广泛报道了这次骚乱中所发生的打砸抢行为，强调骚乱如何使个人财产受到损失，强调18岁以上的被判刑的骚乱参与者中四分之三的人都有前科。英国媒体还广泛报道了英国人民是如何自发组织起来反对骚乱的。骚乱期间，英国媒体报道了伯明翰等地的公众发起的反骚乱和平运动，报道了英国各地人民怎么自发上街清除骚乱后的狼藉，报道了英国的报业和公众为帮助受到骚乱影响的当地生意人恢复营业而发起捐款活动，甚至报道了伦敦奥运会形象大使的母亲在得知女儿参与骚乱后去警方举报女儿的大义灭亲的壮举。

读者千万不要误解，以为我给以上的“事实”二字标上引号是在影射这些新闻的不真实性。我相信这些新闻很有可能是真实的。我标引号的目的在于强调以下一个现实，即在面对一个复杂事件时，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士是很容易制造出性质截然不同的新闻来的。比如说，有75%的18岁以上被判刑的骚乱参与者都有前科这一说法来自英国官方，而其公布这一数据的目的就在于证明他们对伦敦骚乱的犯罪行为定性的正确性。可是，这一数据也可以指向另外一些事实。比如，警察在骚乱中可能更想首先逮捕那些有前科的嫌疑犯以起到擒贼先擒王的目的，法院也一般会首先起诉和加重判决那些有前科的嫌疑犯。这些原因都会大大提高被判刑的骚乱参与者中有前科人士的百分比。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英国的新闻记者肯定会制造出性质完全不同的新闻。问题是，英国记者所持的价值观使他们很难将这些因素纳入他们的分析视野。

但是读者千万不要过于意识形态化，认定英国媒体就是杈力的附庸。要知道，英国政府是没有能力来命令他们国家的媒体该以什么方式来报道伦敦骚乱的。英国记者也不会认为自己是政府的附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均认为自己掌握着新闻自由。而且，大多数英国公众也不会认为主流媒体仅仅是政府的附庸。在他们眼里，英国的报纸和电视都有着各自的立场（比如《卫报》在英国普遍被认为是一家持有偏“左”的自由派思想的报纸，而《泰晤士报》的政治倾向则往往偏向保守党）。如果人家的新闻从业人员和百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认为自己的媒体是权力的附庸，我们身处局外的人却强行说“是”，这不是有些荒唐吗？当然，一些评论者从局外人角度认定英国媒体是权力的附庸也不是完全不靠谱。的确，英国主流媒体在面对伦敦骚乱时，其立场与政府保持着高度的一致。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这高度的一致不是来源于政府对新闻的控制，而是来自于政府官员和新闻从业人员在核心价值认同上的高度一致。价值观与新闻的生产方式之间的高度一致使得英国新闻从业人员能够在完全没有良心负担的情况下，制造出一些在局外人看来是“权力的附庸”式的新闻。

虽然英国主流媒体的从业人员在核心价值观上能与政治精英保持一致，但这绝不等于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在对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上都能达成完全一致，不等于每个新闻从业人员都失去了个性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不同看法。英国新闻从业人员的个性和对一些具体问题的不同看法是英国新闻报道中争论和冲突的来源。也许这些争论和冲突在观点偏激的局外人眼里都是些枝节问题，但正是这些争论和冲突给新闻从业人员带来了快乐的自由感受，给读者带来了真实的感觉。

在伦敦骚乱问题上，英国的主流媒体虽然在根本立场上与政府保持了高度一致，但是他们对英国政府镇压骚乱的效率却持有监督的自由。例如，在骚乱过程中，英国媒体公开抨击警方在骚乱初期反应的不力，公开报道了政府部门和警察方面的互相指责。媒体还不受限制地报道了政府官员在一些次要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比如首相卡梅伦提出要对在骚乱的扩散过程中起有很大作用的社交网络进行管制，而伦敦市长则公开反对封锁社交网站。除此之外，媒体还能针对法院对个别打砸抢嫌疑犯的判决提出质疑，能在不受政府干扰的情况下与社会上的基金会共同集资、请专家对骚乱进行系统研究，也能在痛斥骚乱暴徒的同时发表文章分析骚乱背后的一些结构性原因，甚至能公开报道他们与政府在骚乱处理方式上的一些技术性分歧，比如邀请政府官员到电视台与记者就社交网络管制的必要性等问题进行辩论（这样的辩论往往是由于辩论的双方自说自话而毫无结果，但辩论却使社会声音变得多样性，使百姓认识到了现实政治的复杂性，并增进了大众对媒体的信任)。

面对英国主流媒体中出现的声音的多样性，英国政府一方面保持着开放的心态，另一方面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却不被其左右。比如，当舆论对骚乱参与者所受到的严判有一些微词时，司法部大臣克拉克明确地回答，英国这次针对骚乱参与者的判决力度“掌握得很有分寸”。在核心政策方面的自主性是英国政府能迅速制止伦敦骚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大众舆论和社交网络

在中国，当地方群体事件发生时，如果一个媒体的报道完全采取了与地方政府相同的立场，这一报道往往就会被公众讥笑；如果一个媒体掲露了群体事件背后的社会问题时，我们不但会认为该媒体的报道是事实，而且会认为该报道仅仅揭露了社会问题的沧海一粟；如果有人在中国敢于采取偏激的姿态，不管他是一个自由派、反体制“左派”，还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他很可能会被大众捧为“英雄”。但是在英国，除非是那些亲历其境的人们，一般大众往往会把主流媒体的报道看作是事实，把主流媒体的观点视为正确。至于那些在中国被尊为“英雄”的人士，假如他们是英国人，在表达对英国的看法，他们将会由于得不到社会承认而痛苦不堪。英国公共舆论的这一性质在政府平息骚乱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正是在主流媒体的引导下，英国公众才迅速对伦敦骚乱形成了与政府相近的看法。

英国的《太阳报》在8月8日和9日就百姓对骚乱起因的看法作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42%的人认为骚乱起因于“犯罪行为”，26%的人认为起因于“黑帮文化”，8%的人认为起因于“政府财政削减”，5%的人认为起因于“高失业率”，5%的人认为起因于“族群矛盾”，3%的人认为起因于“警察治安不力”。在伦敦骚乱期间，英国主流媒体的报道有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对骚乱中年轻人打砸抢行为的描述、抨击和分析上，其次才讨论骚乱的原因。这项民意调查中的问题也都是在英国媒体报道伦敦骚乱期间反复涉及的议题。从有68%的英国民众认为骚乱起因于“犯罪行为”或“黑帮文化”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出，英国的公众对伦敦骚乱的看法与他们的政府首脑和主流媒体的观点是何等相似，或者说英国的主流媒体对公众舆论的塑造能力是何等大。

在主流媒体的引导下，英国民众纷纷在报纸和网络上发表文章抨击伦敦骚乱。在英国政府开设的电子请愿网站上，要求严惩骚乱者并剥夺他们所享受的国家福利的联名信在短时间内就有超过10万人签名。萧武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强调了社交网络近几年来在东西方所发生的骚乱中都起着关键的作用，但是他没有提到社交网络在不同国家的骚乱中起到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在中东，主流媒体基本没有能力塑造公众舆论，公众普遍对政府不满，因此社交网络不但把初始的骚乱催化成了革命，其自身也成了整个革命期间各阶层百姓抨击政府、传播信息以及动员大众的工具。而在英国，虽然社交网络在骚乱初期对骚乱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在骚乱发生数天后，社交网络在公众舆论的推动下又迅速改变了其性质。8月8日，一名来自哈克尼区的妇女痛骂骚乱者的画面被《每日电讯报》的记者用手机录了下来，这段名为“哈克尼的女英雄”(HeroineofHackney)的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在Facebook上，有近百万人加入了一个名为“支持伦敦都市警察制止骚乱者”的小组。社交网络还被英国公众用来动员人们加入反骚乱和平示威，制止打砸抢行为和组织人们上街清理街道。网民们同时还在社交网络上帮助警察寻找参与打砸抢的犯罪嫌疑人，甚至在社交网络上登出自己所录到的打砸抢镜头以供警察逮捕和法院求证所用，社交网络简直就成了人民专政式的“人肉搜索”战场。伦敦市长反对在骚乱中限制社交网络通讯，显然是比较有远见的。社交网络本身只是一个工具，它在骚乱中的角色主要取决于使用社交网络人员的性质，而英国主流媒体的力量和英国百姓的性质决定了其政府根本就没必要对社交网络严加控制。

小结

面对英国政府迅速制止伦敦骚乱的能力，面对英国的主流媒体和公共舆论在这次骚乱中的表现，中国一些态度偏激的“左派”会极力抨击，而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也许会失语。但是，从执政者的角度看，或者说从马基雅维利现实政治的角度看，我想每一个国家的执政者都会从心底对英国政府在骚乱中表现出的有效的强硬态度和决策的自主性感到羡慕。但是，羡慕可以，学习却难。一个国家想要具有英国政府制止骚乱的能力，以及英国政府“无为而治”式的对主流媒体、公共舆论乃至社交网络的驾驭能力，这个国家必须要有一个被公众广为认同并自觉接受的核心主流价值观，有一个不受政府指令控制但与政治精英享有共同核心价值观的主流媒体，有一个被公众认为具备严肃性的法律体系，有组织起来运用对社会破坏性较小的社会运动的形式来谋取利益的空间，使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骚乱是犯罪，且革命没必要。

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

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的研究对当前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目前，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发生急剧变迁的时期。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中国成功地从一个计划经济国家转变为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连续翻番，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普遍的、长足的提高。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提高了教育水平、法制和公民意识以及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引发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例如国有企业职工的大规模下岗、农业人口和内陆地区的相对贫困化、政府官员和其他特权阶层的腐败、环境污染、公共健康危机等。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使中国大地上每天都上演着大量个体性或集体性的抗争。面对这种情况，中国的一些学者发出了改革危险期的惊呼；另一些学者则警告，中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各阶层间的联系正在发生断裂。

然而，尽管中国每天都发生着因社会转型而造成的社会矛盾以及由此形成的集体抗议活动，但中国社会学家对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可谓路径依赖。在20肚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之际，正是美国社会学中科层与组织研究如日中天的时期。当时，布劳等一流美国社会学家访问中国，对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和问题意识的建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由于这些美国学者在中国讲授的课程以组织与科层研究为主，因此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便长期集中在这一问题上，而有关社会变迁的研究（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研究都属于这一范畴）相对而言则被忽视了。

其二是政治因素。在人们的常识中，社会运动对政权一般都有较大的颠覆性，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政府往往对这类研究抱有疑虑。这实在是天大的误解。首先，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者本身对社会运动和革命并不一定持有同情态度。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早期的社会运动研究学者都把社会运动看作一种社会病态。甚至有一本题为“从历史和比较的角度认识美国的暴乱：向国家暴乱起源和预防委员会报告暴乱的原因和预防手段”的书，旨在向政府报告如何管理和控制美国当时正在兴起的各类社会运动。其次，从美国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的历史来看，即使一些学者对某些社会运动持同情态度，但只要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时刻秉持科学的精神，这些研究就能够增进我们对社会运动一般规律的认识，对提高政府执政能力和维护社会稳定也将起到促进作用，而非破坏作用。

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定义

本文旨在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作一个批判性介绍。在进入主题之前，有必要对社会运动、革命以及相关的集体行为的概念作一简单的定义。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定义这三个概念，为简要起见，这里只选择其中的一种。我个人认为，所谓集体行为，就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体制外政治行为；所谓社会运动，就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某些特定社会变迁的体制外政治行为；而革命则是有大规模人群参与的、高度组织化的、旨在夺取政权并按照某种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体制外政治行为。革命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旨在夺取政权并改变政权性质，不对社会结构进行全面重建；而社会革命的发动者则会在夺取政权以后，改变现存政权的性质，并对整个社会结构进行彻底的改造。

上述定义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强调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是一种体制外政治行为，从而与选举、政府会议和官方集会等体制内政治行为相区别。不过，这一定义有两个问题。第一，一般来说，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较保守的人，都倾向于把发生在体制内的集体行为看作是正常行为，而把发生于体制外的集体行为看作是非正常行为。因此，这一定义有贬低社会运动和革命之嫌，因而遭到许多“左派”学者的反对。

第二，即使从执政者的角度来看，这一定义也有问题。比如，在西方社会，虽然破坏性的骚乱和旨在颠覆政权的革命永远为执政者所不容，但像工会等以前处于体制外的政治组织，以及罢工、示威、静坐等以前为体制所不容的政治活动，几乎都已被合法化，或者说，被全面或部分地纳入了体制轨道。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被全面或部分制度化的集体性政治行为是否依然可以称为社会运动，并运用传统的社会运动理论来解释呢？对此，西方大多数学者并没有作出肯定的回答，但这似乎没有妨碍他们继续在社会运动理论的指导下对其进行研究。目前，西方社会中的大多数抗议方式都被制度化（至少是部分制度化）了，社会各个阶层，从“左派”到“右派”，也越来越娴熟地运用抗议性手段为自己谋取利益，因此，有些学者把当代西方社会称为社会运动社会。有鉴于此，为了避免制度化这个概念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西方一些学者把社会运动、抗议和革命统称为对抗性政治，以区别于一般的非对抗性政治。

尽管传统定义存在不足，但我这里为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下定义时仍沿用了制度化这个概念。这样做，主要是出于两个目的：一是强调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在某种意义上都遵循着相似的规律，可纳入统一的框架内加以研究。更重要的是，当大多数社会运动被制度化以后，西方社会的社会运动总量大大增加了，但这些运动对社会的破坏力却变得越来越小，对政体本身的冲击力也显得越来越弱。也就是说，随着大多数社会运动被开始制度化以后，发生大规模骚乱或革命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由此可见，一个国家内社会运动的发展规律以及发生颠覆性革命活动的可能性，从根本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将一般社会运动制度化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对一般社会运动加以制度化的能力很强，发生'极端事件的可能性就会很小；反之，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则有可能走向极端，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天翻地覆。从西方的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将社会运动制度化的能力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性质以及与之相关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目前正处于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期，社会的飞速发展既创造了大量机会，也衍生出无数矛盾。中国政府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环境，这可谓是明智而正确的论断，但我们同时也要清楚地认识到，稳定并不是指社会中不存在政治性的冲突或社会运动，而在于国家将社会冲突制度化的能力不断得到提高（这也是目前所说的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根本要义），从而消除发生大规模的、有强烈破坏性的动乱或革命性运动的可能性。

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逻辑

社会学有关社会运动或革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社会运动或革命为什么会发生，二是社会运动或革命的发展有什么规律，即为什么有的社会运动或革命成功了，有的却失败了，而有的则被制度化了。早期的研究往往集中在第一个问题上，晚近的研究则更关注第二个问题；早期的研究比较注重探讨导致社会运动或革命的发生、发展的宏观规律，而晚近的研究则更关心其中的中观和微观机制。

为了解释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社会学家提出了各种宏观理论。这些理论虽然观点各异，却有共同点存在，即认为社会运动是由多种社会因素共同决定的，并且这些社会因素之间存在着较为固定的逻辑联系。比如，斯梅尔塞认为，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都是由以下6个因素共同决定的：有利于社会运动产生的结构性诱因，由社会结构衍生出来的怨恨、剥夺感或压迫感，概化信念的产生，触发社会运动的因素或事件，有效的运动动员，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他认为，这6个因素都是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随着上述因素自上而下形成，发生集体行为的可能性也在逐渐增加。这6个因素一旦全部具备，集体行为就必然会发生（见图2-2)。斯梅尔塞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加值理论（value-addedmodel)。而蒂利则认为，一个成功的集体行为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运动参与者的利益驱动、运动参与者的组织能力、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个体加入社会运动的阻碍或推动因素、政治机会或威胁、社会运动群体所具有的权力。①他认为这些因素是通过特定的组合（见图2-3)而对集体行为的形成和进程;^生影响的。由于该模型的核心是社会运动的动员，因此也被称作动员模型。

大体来说，迄今为止，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或多或少都有这样一种倾向，即都希望找到几个固定的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及其相互之间的逻辑联系，并以此为基础，构造一个能对任何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进行指导性解释的模型。上面列举的两个模型，以及这里没有提及的其他宏观模型，都曾在不同时期增进了我们对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发生和发展规律的认识。然而，从根本上说，这种对社会运动的理解方式是行不通的。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最主要的是，影响集体行为产生和发展的各个因素之间不可能存在某种非历史性的、一成不变的联系。比如，斯梅尔塞模型中的概化信念应该包括革命意识形态。这就产生了如下的问题：在许多情况下，某一人群虽然受到剥削，却由于种种原因不会因此而产生很强的被剥夺感或被压迫感，这种感觉的产生往往是因为一些本身并没有直接受到压迫的知识分子灌输的一种政治理念。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广义的信念在时间或逻辑上均要早于剥夺感或压迫感的出现。我们不可能把影响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各种因素用逻辑关系贯穿起来，形成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模型，并据此对任何一种集体行为、社会运动或革命给予指导性解释，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提出几个社会运动研究的指示性角度。我认为，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或革命）产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三个因素：变迁、结构、话语。所谓变迁，指的是由现代化、人口变迁、自然灾害、大规模疫病流行、外来思潮入侵等原因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变化。所谓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结构及其行为方式，二是社会结构及其社会行动者的结构性行为。国家的结构包括国家的性质（如民主的、威权的或独裁的）、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如法律一选举型的、意识形态型的或绩效型的），以及国家在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特有的行为方式等。社会结构包括相对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各类社会中层组织的发达程度及其性质（如多元化程度），以及人与人之间在经济生产中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如资本家一工人关系、地主一佃农关系等）。话语则包括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参与者的认同、口号或话语策略、行动过程中的突生规范，以及塑造运动话语的文化等。

任何集体行为，包括社会运动或革命，其发生和发展都离不幵这三个因素。但是，这三个因素之间并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逻辑关系。一场社会运动既可以肇始于一系列社会变迁，进而导致社会结构条件的变化和挑战性话语的形成；也可以发端于国家主导的改革，进而引起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及挑战性话语的出现。此外，每个因素的重要性也因集体行为的不同而不同。但是，说这三个因素之间没有固定不变的逻辑关系，并不是说它们之间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对大多数社会运动，特别是那些大规模社会运动和革命而言，影响或决定其发生和发展的关键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我们应如何理解这三个因素呢？我认为，每个因素都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超级机制，即一种包含着许多低层机制的复合机制。比如，人口变动只是变迁因素的一个方面，但它有可能启动其他社会机制并推动社会运动或革命的发生。古德斯通就曾论证说，在传统社会中，人口的过度增长往往会导致或加速土地兼并、提高年轻流民数量、降低国家税收和控制能力、催生异端性宗教。这些因素（及其背后的社会机制）汇合在一起，往往会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或反抗活动。又比如，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只是结构因素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正如佩杰所分析的，土地所有者与耕作者之间形成的生产关系不同，它所造成的社会矛盾以及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各自对矛盾的态度和化解能力也不相同。其中，最关键的机制是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的经济来源。如果双方的收入都源自土地，那么，由于在这种生产关系（即传统农业）下土地产出的增加是有限度的，双方对农产品的竞争将是零和的。这样，土地所有者在经济上很难让步，政治上也非常强硬，而耕作者则由于靠天吃饭而处于保守和分裂状态。一群思想上保守且合作能力很弱的耕作者面对强硬的土地所有者，他们所能采取的行动最多只能是一些没有明确目标的反叛。相反，如果土地所有者的利润来源于投资，而耕作者的收入来源于工资，那么，土地所有者就有可能通过技术改造而提高产量，耕作者则由于不靠天吃饭及相互间的合作关系，而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斗争精神。这样，就会出现激进的耕作者面对具有妥协性的土地所有者的局面，这一局面为改良型社会运动创造了条件。根据佩杰的分析，最为激烈的政治斗争将发生在收入来自土地的土地所有者与靠工资吃饭的耕作者之间（地主与佃农的关系就是一例）。在这种情况下，强硬的土地所有者面对的将是激进的耕作者，因而他们之间就有可能发生革命。不难发现，这两个例子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是从上述三个因素中的一个因素出发，并逐渐引入从该因素中引申出来的其他较低层次的机制。正因如此，我认为，这三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可以构成一种超级机制。

我之所以提出研究社会运动的三个角度，还有另一个目的，即希望将20世纪中叶以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以机制为中心的社会学理论，与19世纪在欧洲发展起来的以哲学为背景的宏观社会学理论联系起来。我在这里想指出的是，变迁、结构（包括国家结构和社会结构）和话语这三个因素与19世纪的社会学之间有着直接的渊源。

社会变迁对社会运动和革命形成的影响，可以追溯到涂尔干关于社会变迁对自杀率影响的分析。在涂尔干之前，自杀被看作是一种心理学、病理学现象，但涂尔干却将自杀看作是一种由社会变迁引起的社会学现象。涂尔干认为，自杀问题的原因是19世纪的欧洲现代化过程。这一过程打乱了人们原有的利益格局、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从而导致失范的形成和自杀率的提髙。虽然涂尔干本人并没有直接研究过社会运动或革命，但不妨想象一下，人们既然会自杀，也就会反抗。因此，涂尔干的理论对我们分析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事实上，许多后来的社会学家，甚至许多声称反对涂尔干视角的学者，在分析社会运动和革命时，一般都会从由现代化所引起的社会变迁入手。

关于国家的结构、性质以及国家特有的行为方式与社会运动和革命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对法国革命的分析。托克维尔认为，传统法国的国家一社会关系是一个三层结构：国家、贵族、家庭和个人。贵族在这一结构中享有许多特权，但由于他们同时管理大量地方事务，所以其特权在传统法国社会中得到普遍认同。但是，路易十四在法国推行大规模的中央集权改造，把原来属于贵族的权力大部分集中到国家手中。为了降低集权过程中的阻力，路易十四赋予贵族免税等特权。从此以后，法国贵族就变成了只有特权而没有社会功能的寄生阶层，国家因免税政策而税源减少，失去了贵族领导的法国平民变得日益原子化，并在国家政策的直接影响下变得日益政治化。这使法国的政治陷入了黑暗，一些只会空想和清谈的知识分子（指启蒙运动学者）也趁机制造出了种种抽象的具有革命性的理论。在托克维尔的眼里，虽然法国大革命追求的是自由、平等、博爱，但革命后的法国只会更加专制。这是因为，这场革命本身就是国家集权的结果，而革命又加剧了集权的程度。基于这一逻辑，托克维尔写下了他的又一名篇——《论美国的民主》。在这本书中，托克维尔分析了为什么民主制在美国这样一个没有贵族的国家能够取得成功。他的回答是，美国有强大而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中层组织，它们在功能上取代了像英国贵族那样的社会势力，从而使民主具有了实质性的内容。在下一节中，我们将会看到，托克维尔的这一思想为后来有关社会结构与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关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如果我们认为社会的经济结构对社会运动和革命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话，那么这一思想无疑源自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学说博大精深，很难用几句话来概括。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社会运动或革命的学者，其视角均可称为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结成的不同的生产关系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矛盾，进而影响到社会运动或革命的产生和发展。上文提到的佩杰的分析，就是一个经典范例。

关于话语对社会运动或革命的影响，可以从任何一个19世纪社会学奠基人的工作中找到灵感。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的认同感和阶级觉悟的强调，以及他本人在建构无产阶级意识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都清楚地表明他对话语在社会运动和革命中的地位的重视。在托克维尔针对启蒙运动学者在法国革命中的作用所作的批判性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反体制话语在法国革命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何等重视。持涂尔干视角的学者认为，社会规范的崩坏是导致社会运动和革命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把主流意识形态、对传统的认同或其他话语因素看作是社会规范的不同形态，那么涂尔干视角的核心就是话语。最后，社会运动的话语是内嵌于文化之中的，并且，许多社会运动的话语过程都是围绕国家的合法性基础而展开的。鉴于此，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兴起中所起的作用的分析，以及他关于权威的分类和分析等均可视为话语理论的源泉。的确，目前许多关于社会运动的话语特征或文化形态的研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韦伯的影响。

一旦厘清了20世纪在美国发展起来的集体行为、社会运动或革命理论与19世纪社会学理论之间的传承关系，整个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的发展逻辑就清晰了。上文强调，今天对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宏观理解大多可以追溯到19世纪社会学奠基人的一些基本思想，但美国早期关于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研究却是在勒庞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的基础上起步的，而目前仍在美国占据主流地位的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正是在批判传统的以社会心理学为中心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见图2-4)。

在下文中，我将首先对图中所示的各类理论之间的逻辑作出一个全面而扼要的阐述，然后对两种关于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基本研究方法，即以机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和以国家一社会关系为理论基础的研究方法，作出简单的评价。在此文中，我所引用的关于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文献，基本上是那些以分析和解释作为出发点的论著。我有意排除了斯科特和波普金等人以诠释为出发点的论著。关于这类研究方法的弊病，以及诠释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位置，我在2004年曾撰文分析过。按照美国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的发展过程，我首先从勒庞的理论讲起。

美国早期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及政治过程理论的崛起勒庞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位法国思想家，被公认为社会心理学的创始人。勒庞生活的年代（1841-1931年）正值法国政局动荡时期。法国的革命追求的是自由、平等、博爱，但革命后却政治专制，杀人如麻。勒庞童年时经历了1848年内战，又在青年时目睹了普法战争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特别是在巴黎公社革命时期，勒庞目睹了巴黎民众在革命激情的鼓舞下焚烧杜伊勒里宫、卢浮图书馆、文艺复兴市政府大楼和剧院等许多在法国久负盛名的历史建筑的景象。这些破坏性的大众行为肯定在勒庞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正像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现的一股告别革命的思潮一样，当时法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对革命持否定态度，认为革命想得到的很多，而实际得到的却很少。

勒庞整个理论的核心就是所谓的“心智归一”。他认为，个体的人是理性的、有教养的、有文化的，但随着集群密度增大，其中的个体思维和行为方式逐渐趋于一致，人们变得越来越野蛮和非理性，其行为也越来越受到脑下垂体控制。这些人同时具有双重道德，既能做出英雄般的献身之举，同时也残暴无情。他们拜倒在英雄和权威的脚下，同时在弱者的面前耀武扬威。因此，在勒庞眼中，任何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能够得到的肯定很少，因为它们都是非理性的产物。

20世纪初，许多美国人留学欧洲，学到了勒庞的理论并将其改造后应用到了美国社会中。其中最为成功的当数符号互动论家布鲁默所创造的循环反应理论。布鲁默首先把一些社会学因素引入勒庞的理论。比如，他认为社会运动/集体行为起源于社会变迁所引起的不安。但是，在勒庞认为自己的理论能够解释包括社会运动和革命在内的所有集体行为时，布鲁默却认为自己的理论只能解释集体行为。不过，布鲁默理论的核心仍是一个集群形成的社会心理学过程，他把这个机制称为循环反应。该过程分为三个步骤：集体磨合、集体兴奋和社会感染。第一阶段是传递谣言的过程。随着不确定感的增强，人与人之间逐渐相互感染并产生某种共同的感觉，这样就进入第二阶段。最后，随着人与人之间的感染力和共同感觉继续增强，循环反应就进入第三阶段：爆发集体行为。不难发现，布鲁默的模型虽然引入了社会结构，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模型。

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关于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的研究视角才从社会心理学转向社会学，但却依然保留了社会心理学的内核。从当时的一些代表作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1970年，格尔发表了一本题为“人们为什么要造反？”的书。此书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背景部分讨论了大量社会结构因素，包括社会变迁、政治危机、经济转型等，但其核心却是心理学的。书中，格尔提出了相对剥夺感的概念。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一种价值期望，而社会则有一种价值能力。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的价值能力小于个人的价值期望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造反的可能性就越大，破坏性也越大。他把这个过程称为挫折一反抗机制。60年代，在社会运动研究社会学化的道路上走得最远的当数斯梅尔塞。尽管如此，他模型中的社会结构性怨恨和概化信念这两个因素却是从社会心理学理论中继承来的。特别是在关于概化信念的讨论中，斯梅尔塞基本上继承了把社会运动和革命视为非理性行为的传统观点。斯梅尔塞的概化信念的产生过程可以用这样两个词来概括：缺乏耐心者的冲动以及一蹴而就的观念。作为帕森斯的学生，斯梅尔塞也是一位功能主义者。在他的模型中，一个正常的社会运动应包含7个步骤。比如学生对老师讲课有意见，按照正常的方式，学生应该首先向这位老师提意见，解决不了再到系里提意见，系里解决不了再到院里，院里解决不了就到学校……到最后还解决不了，学生就会发现，老师的课讲得不好是因为整个教育体制有问题，在这个体制下老师只能那样讲。但是，斯梅尔塞模型中的社会运动的发动者却是极缺乏耐心的。以上面的例子为例，即他们一旦觉得老师的课讲得不好，马上就会越过正常社会运动的所有步骤，直接从整个教育体制上找原因；更有甚者，社会运动的发动者一般头脑都很简单，会很天真地认为只要改造了教育体制，某个老师的课讲得自然就好了。由是观之，与勒庞一样，在斯梅尔塞的模型中，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是非理性的。

20世纪60年代，美国出现了许多较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例如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反越战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等。后来，一些同情这些运动的年轻教授在研究时发现，既有的社会运动理论几乎都有很强的保守倾向，不但过分强调社会运动的负面效应，而且把发动和参与社会运动看作是非理性行为。于是，他们开始对传统理论进行清理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出资源动员理论和至今依然在美国社会运动研究领域中占有支配地位的政治过程理论。

他们首先批判了社会心理学视角。关于格尔的相对剥夺感理论，他们指出，在绝大多数社会中，不平等和压迫是随处可见的。如果剥夺感是导致社会运动的根本原因，我们应该每天都可以看到反抗运动。但事实上，反抗运动往往集中出现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场合，并且发生的原因往往是由于社会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手中掌握的资源（特别是资金和可支配时间）增多了。

传统理论一般都把社会运动看作是病态的社会行为。对此，蒂利提出了一个政体模型（见图2-5)。

该模型区分了两类人：政体成员和政体外成员。政体成员包括政府和一般成员（例如美国的财团和其他利益集团）。一般成员能通过常规的、低成本的渠道对政府施加影响，而政体外成员则不具备此能力。因此，政体外成员要么设法进入政体，要么设法改变政体，以便把自己包容进去；要么尝试打破这个政体，形成社会运动或革命。所以，社会运动是政治性的而非病理性的行为。

传统理论强调运动参与者的非理性特征，新一代研究者则针锋相对地强调参与社会运动是理性行为。在描述社会运动参与者的动机时，他们抛弃了带有情感色彩的怨恨或剥夺感等字眼，转而采用利益、兴趣等带有理性选择意义的概念。他们指出，所谓的运动参与者的非理性特征是反感社会运动的学者的主观评价，而非运动参与者本身的属性。他们引入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甚至运用博弈论方法计算出：即使是剧院着火后观众惊慌失措、夺门而出以致相互践踏的行为，都可算是理性行为。因为对每一个个体来说，在情况不明而又无法沟通的情况下，不顾一切往外跑是最有利的行为，尽管这样做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大大地降低了人群疏散的速度，从而给旁观者造成了非理性的印象。

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的倡导者还批判了同时期存在的一些与传统社会心理学理论有一定相似之处的其他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特别是以康豪瑟为代表的大众社会理论和以亨廷顿为代表的现代涂尔干视角（有的学者把二者统称为“崩溃理论”。康豪瑟在1959年发表了《大众社会政治》。作为美国集权主义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旨在解释集权主义运动兴起与发展的条件和机制。此书出版时，国家理论在美国社会学界尚未发展起来，以社会为中心的功能主义理论和现代化理论正如日中天。在这种情况下，康豪瑟很自然地对托克维尔的理论进行了改造。在去掉托克维尔理论中的国家视角后，他提出，一个正常的社会结构应分为三层：政治精英、中层组织、民众。他认为，中层组织的主要功能是保护民众免受政治精英的操纵和控制，防止政治精英的决策直接被大众压力所左右，对精英政治进行组织化和民主化的控制，提供交往和讨论的平台，从而使民众对现实的感知更为真切。中层组织的多样性导致利益和认同感的多样化，从而降低民众被大量地动员到一个运动中去的可能。因此，在中层组织薄弱的社会，民众有可能受到精英的直接操纵，但同时也有可能通过民粹主义直接控制精英，这就是大众社会。大众社会容易出现政局动荡甚至集权主义运动。在这种运动下所建立的政权就是集权政体。

康豪瑟的理论遭到多方面的批判。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层组织若能对社会运动起到压制作用，那么社会上频繁参加运动的人应该是那些与中层组织联系较少的人。批评者们为此作了许多实证研究，但得出的结论却正好相反：那些在一般组织和人际网络中表现活跃的人，参加运动的可能性比其他人要髙得多。据此，他们否定了康豪瑟的理论，并强调网络和组织才是社会运动动员的关键。

亨廷顿在1968年发表了《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他的整个理论可用图2-6来表示。

图中的横轴表示社会变迁的速率，纵轴表示制度化的速率，中间斜率为45度的直线表示社会变迁与制度化的速率相等，即所有社会变迁都被适当地制度化了，因此不会产生社会运动。45度线上方的曲线说明制度化快，社会变迁慢，。表明社会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45度线下方的曲线表示社会变迁快而制度化却跟不上。亨廷顿认为，变革中的社会就基本处于这种境况，处在这种状态中的社会最容易产生社会运动和革命。对于亨廷顿的理论，蒂利曾经著文批驳。他指出，在欧洲近代史上，社会变迁与社会运动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反，在1830年以后法国城市化较快的时期，却是发生集体性暴力事件较少的时期。在此基础上，蒂利强调了组织力量和政治机会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发起和发展中的作用。

资源动员论者与政治过程论者在观点上存在较大差异，但他们都强调，社会运动和革命是一个政治过程，运动参与者的利益和理性选择、组织和资源以及政治机会在社会运动的发起和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虽然美国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汲取了资源动员理论部分思想的政治过程理论仍是主导的理论范式，当年奋起论战的青年教授也早已成了学术权威。

作为这场论战的局外人，我认为，他们当年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不免有失偏颇，并且直到今天，某些偏颇依然对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产生极大的影响。比如，政治过程理论强烈反对传统理论关于运动参与者的非理性假设，甚至把剧院着火后观众惊慌奔逃之类的行为都解释成理性行为。事实上，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身处剧院里的不是一群人，而是一群牛，我相信，失火之后它们也会惊恐万分地四散奔逃。但是，如果说牛因惊恐而奔逃也是理性选择的结果，那一定会让人笑掉大牙。理性选择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博弈论）的最大问题，就是把任何符合逻辑（不管是出于本能、情感或策略）的东西统统推理为理性选择的结果。换句话说，为了强调运动参与者行为的理性特征，政治过程理论在批判传统理论的非理性假设的同时，把传统理论所强调的人的情感和本能的一面也一并抛弃了。最近，尽管一些学者重提了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但客观地说，他们的大多数研究成果尚不及已有研究成果的水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政治过程理论对康豪瑟大众社会理论的批判也是有失偏颇的。康豪瑟认为社会中层组织越发达，就越不容易产生社会运动，而政治过程理论却强调组织/网络越发达，就越容易产生社会运动。这两个看上去是截然相反的理论其实并不矛盾，因为他们说的是两码事。康豪瑟想解释的是大规模革命运动的起源，而政治过程理论的学者所研究的大多是女权运动、学生运动、环境运动、反堕胎运动等中小规模的改良型运动。的确，正如政治过程理论方面的研究所显示的，人际网络和组织在微观的运动动员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宏观角度来看，美国发达的高度多元化的中层组织造成了利益和认同的多样性，从而消除了革命发生的可能性，促进了政治稳定。

蒂利对亨廷顿的批判也有问题。的确，以亨廷顿为代表的所有带有涂尔干视角的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以社会变迁为起点，指明这些变迁的某种后果以及伴随这种后果而出现的某种心理学（如格尔）或社会学机制（如康豪瑟和亨廷顿），然后从这一机制出发一步到位地来解释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他们对从社会变迁到社会运动或革命真正发生之间的许多其他机制（像反抗者的组织能力、国家对反抗运动的镇压能力或制度化能力等）往往忽略了。所以，坚持涂尔干视角的学者所写的文章读起来会给人一种大而空的感觉。目前中国的许多社会学家在分析问题时用的往往也是涂尔干视角。他们很容易觉察到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失衡、失范、危机、断裂、迷惘等现象，但其论证过程往往以偏概全，抓住一个机制而忽视了其他机制的作用。但必须指出的是，社会变迁虽然不是导致社会运动发生的唯一条件，却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这就是大多数坚持政治过程理论的学者，包括蒂利本人最近的著作，仍把社会变迁置于其模型中的重要位置的原因。问题是，为什么蒂利在1973年的那篇文章中没有在欧洲近代的社会变迁与社会运动之间找出任何直接关系呢？这很好理解。社会变迁是导致社会运动或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从社会变迁到社会运动或革命之间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比如，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比较强的国家来说，社会运动或革命就会被推迟甚至避免发生。而在化解能力弱的国家，发生某种社会变迁后，社会运动或革命很可能会接踵而至。不同的国家一社会关系不但会影响社会运动发生的可能性和规模，而且还会影响社会变迁与社会运动之间的间隔时间。这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使社会变迁与社会运动或革命之间不可能呈现出简单的关系。

尽管政治过程理论和资源动员理论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不无偏颇之处，但毕竟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一样。在自然科学中，偏执的批判一般只会导致错误的理论；而在社会科学中，由于研究对象高度复杂，批判的前提往往不是对既有理论的错误的全面把握，而是对复杂对象中被忽视方面的强调，因此，偏执的批判往往会形成很有意义的理论模型和研究方向。正是因为有了对传统理论中关于运动参与者的非理性假设的批判，我们现在才能看到各种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数学方法和形式模型在社会运动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一些有意义的成果；正是由于对康豪瑟的批判，人们才开始关注社会运动动员的微观机制，网络和组织社会学的理论也因此才能在社会运动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也正是由于对格尔和亨廷顿理论之类的批判，我们才充分认识到资源和机遇在运动中的重要性。公正地说，自政治过程理论创立以来，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研究方向也从早期的宏观理论拓展到对中观和微观机制的研究。但另一方面，早期政治过程理论由于其出发点的偏颇，为研究带来了一些理论盲区。其中一部分已在其他理论的冲击下得到弥补，另一些则仍然影响着今天的社会运动研究。

欧洲社会运动理论和国家理论

20世纪60年代，不仅美国发生了新“左派”运动、女权运动和环境运动等社会运动，西欧和日本也发生了类似的社会运动。60年代的社会运动虽然是一个世界性现象，但由于政治和学术环境的差异，各国学者对这些社会运动的理解大相径庭。从总体上看，由于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和“左派”传统，欧洲的社会科学家在实证主义道路上没有像美国学者走得那么远。因此，欧洲学者在理解60年代的社会运动时，一般仍以19世纪的宏观社会学视角为出发点。他们认为，欧洲60年代的社会运动反映了欧洲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重要转型，即从工业社会迈向后工业社会。与这一社会变迁伴生的是新的社会怨恨、兴趣和价值。在后工业社会中，人们无须为温饱问题而斗争，相应地，新型社会问题（如环境、女权、人权和动物权）则日益受到重视。旧的认同基础（即工人阶级意识）的重要性日渐式微，新的先进阶层（如学生）和新的认同（如学生、女性、同性恋者和环境保护者）逐渐兴起。因此，欧洲60年代以来的许多社会运动在本质上都是一场原有的现代化价值与正在兴起的后现代化价值之间的冲突，是现代化或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体现，是人们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寻找自我认同的结果，是为控制和定义主流文化而进行的斗争（如图海纳）。

欧洲新“左派”的上述理解显然是有误的。首先，西方社会虽然极其发达，但温饱问题仍然没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解决。从经济利益出发的各类罢工和示威在西方仍然十分常见，只不过这类抗争大多已被制度化了而已。更重要的是，在当前西方社会中，资本主义和现代化仍是主流价值。和马克思所推崇的工人阶级一样，曾被图海纳大为推崇的学生根本就担当不起带领整个社会走向后现代的重任，而各种新的社会运动，比如环境运动和女权运动，一直与各种右翼运动并存于西方社会。迄今为止，它们对资本主义主流价值的限制是有限的。当然，如果从学术渊源上看，我们不难发现，欧洲社会运动理论强调的是社会变迁、社会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以及文化、认同感、话语和合法性在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中的作用。因此，它实际上融汇了欧洲19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涂尔干、马克思和韦伯三大社会学传统（见138页图2-4）。

欧洲和美国的社会运动一直是平行发展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两地的社会运动研究者才开始进行学术交流。初次接触让双方都吃了一惊：同是面对60年代以来的各类社会运动，大西洋两岸的学者竟有如此不同的理解。在这种形势下，欧美学者之间，特别是由像克兰德曼斯这样的学者在两边穿针引线，开始了一个互相交流学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欧洲学者越来越重视美国的实证研究方法，而美国学者则重新发现了文化、认同感、话语和意识形态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因此，一些对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有重要影响，但曾经被美国学者抛弃了的，或从来就不重视的因素，在交流过程中都被引入了美国社会运动研究（见143页图2-5)。在本文中，我始终强调集体行为，特别是社会运动和革命之间的共同点，并认为它们之间虽然有重大差别，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可以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加以讨论。我的这种做法目前在美国已有一定的市场（特别是在蒂利等人提出对抗性政治概念后）。但是，在20世纪70?90年代，美国学者往往把社会运动与革命区分开来，并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加以研究。在社会运动研究方面，70年代以后主要是政治过程理论，而在革命研究方面，最重要的理论则是在摩尔的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在托克维尔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家理论（见138页图24)。在前面，我已经讨论过蒂利对社会运动的定义（见146页图2-6)。在蒂利的定义中，既然政体（这里主要是指国家）是社会运动的一个主要对象，那么，作为一个政治过程，社会运动的发展过程理应是一个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既然如此，我们也许会认为，从革命研究而来的国家理论会对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事实上，由于社会运动研究和革命研究在美国80年代和90年代仍各自为政，所以，直到今天，国家理论虽然在社会运动研究中开始受到重视。但仍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因此，尽管政治过程理论的核心是政体或国家，但其一直未得到国家理论的支持。在政治过程理论中，国家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被简化为政治机会结构。然而，政治机会结构这个概念在学理上是有很大问题的。在本文末尾部分，我还将进一步强调，国家以及国家一社会关系往往是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形式的关键。因此，在讨论9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之前，有必要简单地介绍一下国家理论在美国的发展。

国家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十分盛行。原因很简单，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欧洲，德国始终处于后进位置，因此德国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推崇国家力量，希望借助国家力量使德国在短期内赶上并超过欧洲其他强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许多坚持国家中心理论的学者倒向法西斯，所以法西斯下台以后，国家中心理论在德国乃至全世界都呈现没落的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学界流行的是各种以社会为中心的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形态各异，但都把国家简单地看作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在社会中的作用仅是保证社会公平竞争的裁判(自由主义）或统治阶级的工具。这种情况直到70年代末才有所改观，原因有二。一是70年代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学者们发现，“四小龙”之所以能在短期内迅速腾飞，主要得益于这些国家的政府一方面致力于把国内经济导向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又致力于保护国内新兴工业，使之免于在成熟前就被国际市场压垮。

国家理论得以发展的第二个动力是对社会革命的研究。1979年，摩尔的学生斯考切波发表了《国家与社会革命》（如今已经成为经典作品）一书。在此书中，斯考切波认为，导致法国、俄罗斯和中国发生革命的最大原因是传统国家的崩溃。这种崩溃主要源于国家在国际战争中的失败。为了弥补战争失败所带来的损失，国家不得不实施改革并提髙税收，结果势必对传统农业社会造成破坏，并激起地方势力的抵制情绪，在一定条件下（即农民的组织力量较强的情况下）有可能还会引发革命。斯考切波在书中忽略了领袖人物和意识形态在革命中的作用。此外，她的历史社会学解释是没有时间维度的，也就是说，她可能会用清朝时的社会结构来分析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从而放弃对整个历史过程的分析和考察。因此，此书发表后，她对法国、俄罗斯和中国革命所作的具体分析，一直受到各界的批判。但是，在该书中，斯考切波明确指出国家既不完全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也不完全是保证社会公平竞争的裁判，国家集团有着独立的利益、结构和性质以及与此相应的行为方式。因此，我们必须把国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结构来看待和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经济发展研究中成长起来的国家理论与从革命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国家理论渐渐合一，在国家理论上升的过程中，斯考切波的著作也获得了稳固的地位。

美国和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如前所述，美国社会运动研究在欧洲理论的冲击下重新发现了文化、认同感、话语和意识形态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但同时期在革命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国家理论却未能对社会运动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和西方的社会运动研究在政治过程理论这个大框架下产生了四个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关联的研究方向或领域，分别是：政治机会结构、运动动员结构、运动文化和运动话语的形成以及运动与新闻的关系。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采用这些视角。在社会运动研究中，人们还关心警察行为与运动的关系、社会运动的周期性特征、国际性社会运动和西方社会运动社会的出现。这里的“社会运动社会”是指西方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类抗议活动被合法化和制度化，并且社会的全体成员，从贫民、富翁到精英，都学会了运用运动方式去谋取利益，因此，社会运动在整个社会中明显增多。与此同时，研究者的兴趣也从早期对运动产生原因的研究，逐渐转向对运动发展动态的研究，从宏观理论的建构转向对中观和微观机制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发表的有关社会运动的绝大多数论文和相当一部分书籍，已不再针对整个社会运动进行分析和描述，而是只关注运动的某个侧面，比如新闻与运动的关系、运动的策略（或话语框架的形成）过程、运动的动员方式等。一个整体性的社会运动，往往被分割成不同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下面，我将对9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四个主要的社会运动研究视角作一个批判性介绍。首先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开始。

在蒂利和麦克亚当所提出的政治过程理论中，政治机会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见138页图2-3)，但这只是其模型中影响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诸多因素之一。8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学者，特别是泰罗，把政治机会提升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他们采用艾辛杰在分析美国城市抗争行为的发生频率时所提出的政治机会结构概念，强调一个社会运动能否兴起、怎样发展，既不取决于人们的愤恨，也不取决于所能利用的资源的多少，而是取决于政治机会的多寡。政治机会结构理论一提出，就在美国社会学界一炮走红。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美国发表的关于社会运动研究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都冠以该理论。但是，该理论的广泛运用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政治机会结构在研究中几乎成了任何能够影响社会运动的结构性因素的代名词。它似乎什么都能解释，自然就失去了一个理论应有的可证伪性。于是，泰罗、甘姆森和迈耶等学者便设法对政治机会结构概念进行更为明确的界定。但他们的努力并没有阻止人们继续滥用这一概念。

为什么他们的努力没有奏效呢？主要是因为“机会”这个概念本身就存在问题。我们知道，社会学家经常通过社会结构来解释社会运动，但社会结构往往很难界定。比如国家这个概念，看起来浅显易懂，其实不然。人大、国务院属于国家范畴，这没有疑义。但街道组织、乡政府是否属于国家范畴？这就有争议了。虽然街道组织和乡政府属于国家机构，但由于街道、乡镇一级组织的官僚体制比中央机构要松散得多，其领导又直接受到来自家庭、邻里、朋友的更为直接的影响，因此具有很强的社会性。由此看来，国家与社会之间并没有一条清晰的界限。但是，尽管国家这一概念较难界定，我们至少知道，某些社会结构概念，比如性别和阶级肯定不属于国家这一范畴。因此，当我们用国家理论来解释某一社会运动时，其他人就可以反驳说这一社会运动不是由国家性质而是由性别或阶级结构决定的；换句话说，国家理论本身是可以被证伪的。但“政治机会结构”这个概念却不具备这种性质。我们既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性质为一场社会运动的产生提供了政治机会，也可以说一个社会的阶级结构或男女权力结构为一场社会运动的产生提供了政治机会。既然任何结构性甚至非结构性因素都可贴上政治机会的标签，那么，社会学家所能做的顶多只是论证到底哪个政治机会维度才是解释某个社会运动的关键，而不能论证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本身是否合理。也就是说，这一理论本身是不能被证伪的。不难想象，如果我们把任何结构因素都视为机会的话，那么社会学也就成了机会学了。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自由主义的增强，西方社会科学家对人类改造社会和自然的能力越来越有信心，因此他们也就越来越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布迪厄的习性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这里所谓的政治机会理论以及我们经常见到的形形色色的资本理论（如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符号资本等）就是这一趋势的极端例子。然而这些理论的最大问题就是把社会结构彻底主观化了。在这些理论中，社会结构就像一个工具箱，完全理性的人们在其中寻找机会并追求利益最大化。然而，社会结构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不管一个人对他所处的社会结构是否了解，社会结构同样会对其产生影响。这就是六七岁的小孩不管是否想读书，父母都会把他们送到学校去的原因。不过，这些理论倒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即它们用起来很方便。由于任何结构因素都可以贴上机会或资本的标签，因此即使一个学者并没有弄清所研究问题的性质，但只要他把现象背后的结构逻辑贴上机会或资本的标签，总是不会错的。作为懒人的温床，这类理论很有市场。我这里批评的主要是一些把各类资本作为自变量对其他现象进行解释的研究。其实，目前的大量研究实际上往往是把某一类资本（比如社会资本）在社会上的总量当作一个综合指标或者因变量，并对这一资本在社会上的总量和增减进行分析。在这类工作中，资本概念仅仅是一个指标，如果这一指标设置得好，这类工作是有其意义的。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指出，尽管政治机会理论不可取，但其旗下的许多工作还是非常出色的，特别是一些欧洲学者的研究。这些工作大都集中于比较欧洲各个国家的不同结构对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影响，实际上应该算是国家理论的一部分。正是由于国家理论在社会运动研究中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因此政治机会在这些工作中就成了国家结构和性质的代名词。

美国社会运动研究的第二个重点是围绕运动参与者是怎样被动员起来的这一问题而展幵的。这个研究领域起源于对康豪瑟的大众社会理论的批判。自从斯诺及其同事们在1980年从实证角度讨论了人际网络和组织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关键作用后，在整个80年代乃至90年代，社会上发表了大量探讨人际网络和组织在运动动员中的作用的文章。随着研究的发展，组织学方法和网络研究方法也被大量地引入社会运动动员的研究当中。学者关注的重点也从早期社会运动背后的组织和网络转移到社会运动的组织形式、动员形态以及运动组织间的联系与社会运动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些因素后来被统称为动员结构。随着这一系列研究的开展，组织和人际网络是运动动员的关键几乎被纳入了传统智慧的范畴之内。

进入90年代，这一传统智慧开始遭遇挑战。挑战首先来自古尔德对法国19世纪革命的研究。其研究显示，在1848年的法兰西内战中，阶级认同在巴黎群众动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1848年后法国政府对巴黎进行了大规模改造。改造工程打破了原来自然形成的市民集聚区，因此，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时，巴黎群众动员的基础不再是阶层认同，而主要是基于邻里关系的认同。古尔德的工作清楚地表明了居住环境在社会运动动员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局限：在分析中，他把居住环境看作是组织和社会网络形成的基础，因此，社会运动参与者的动员最终还是通过组织和社会网络来实现的。用这一理论来描述西方的社会运动是比较贴切的，因为西方社会中层组织发达，大多数运动都是在组织的引导下进行的。但在当代许多威权国家中，独立于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中层组织发育不良，异见性网络一般也被国家控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因此，如果组织和网络真是社会运动动员的唯一关键的话，那么在这些社会中几乎没有发生社会运动的可能。而事实上，这些社会中虽然发生社会运动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但一旦发生，往往就是大规模的革命性运动。因此，在解释发生于威权社会中的社会运动时，上述的组织和网络的理论就有些力所不能及了。为此，笔者对学生运动的动员方式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在组织力量较弱的情况下，以宿舍、宿舍楼、学生聚居区、校园，乃至整个行政区的学生居住和活动空间为中心而形成的一个城市的高校生态环境，在学生的动员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生态环境不但促进了以组织和网络为基础的运动动员，而且还把大量思想和经历相似的人员聚集在同一社会运动空间下，从而为一场一呼百应的运动创造了条件。这种一呼百应的学生动员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建立在组织和网络基础上的动员方式。如果深夜一声巨雷把一个城市90%的人都吵醒了，我们不能说这90%的人是通过网络形式来获取雷声这一信息的。但是，如果有一个人睡着了没醒，第二天有人告诉他昨天晚上又打雷又下雨，那么说他是通过社会网络而得知打雷这一事实则是成立的。学生运动往往会在校内某一特定地点开始，领头学生在此地一闹，吸引了一些学生，然后他们就围着宿舍楼、教学楼和图书馆游行，喊口号并作出种种响动以吸引其他学生。于是大量的学生出来支持、围观、起哄，游行队伍因此而扩大。整个过程与雷声把人惊醒的例子是一样的。笔者进而指出，威权国家虽然有能力限制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组织和人际网络的形成，但它绝不可能打破同一居住和活动空间下的人际交往。事实上，威权国家的许多政策往往会把相似的人群集中在同一空间中，从而促进了主动的人际交往和被动的直接接触，因此，以生态环境为基础的运动动员方式往往在发生于威权国家的社会运动中起到关键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国家内部的国家一社会关系决定的。

自笔者发表此文以来，美国学界越来越重视地域、空间和生态环境在社会运动动员中的作用。2001年，苏威尔在笔者工作的基础上，比较了空间环境在中国学生运动和法国革命中对大众动员所起的作用；蒂利则进一步区分了泛空间、情境空间和地域这三个层面，并指出社会学家对时空与运动动员之间关系的研究应将重点放在第二和第三个层面上。此外，美国一本关于社会运动研究的专业杂志《动员》(Mobilization)在2003年还就地域、空间、生态环境与社会运动动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专题讨论。

9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的第三个重点是关于话语、符号性行动和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如前所述，这方面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洲传统的影响。但从更具体的层面来看，我们将其视为对美国主流的政治过程理论的一种补充和挑战。表面上看，运动的话语与符号性行为和情感是两类不同的现象，但如果进一步探究，我们就会发现，对一场运动的话语和符号性行为，凡认为它取决于策略性行为的学者，一般都强调理性选择在社会运动参与中的作用；凡认为它决定于文化的学者，则一般都强调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因此，在这里我把这两项不同的研究归入一类。

这方面的研究可分为三部分。第一，强调政治文化在塑造运动话语和符号性行为中的作用。这一传统中一些比较极端的学者甚至坚持历史即剧本的观点，意谓历史就是舞台，社会行动者就是演员，而文化则是剧本。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和话语都是由文化文本决定的。第二，1986年，斯诺及其同事提出了框架整合的概念，其核心思想是，一场社会运动背后的目标或意识形态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会不为动员目标群体所理解或接受。为此，运动的组织者会创造出一些更容易被接受的话语，以达到有效动员的目的。在斯诺等人看来，社会运动中的话语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运动组织者为了成功地动员参与者而建立策略性框架的过程。此外，他们还强调文化在框架整合中的作用，但对他们来说，文化不过是一个工具包，或是人们理性地选择最佳策略的基础。第三，旧事重提，即把传统社会运动理论所强调的，但被政治过程理论抛弃了的情感因素重新引入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

这三类工作各有利弊。关于文化理论，我想，很少有人会否定文化在社会行动中的重要性。但一旦用文化来解释某一具体的社会现象，我们就会碰到一个问题：一个复杂社会的文化内容包罗万象，对于一个已然发生的社会行动，我们总能找到一些文化因素来解释这一行动背后的文化内涵。因此，真正有意义的工作不是简单地指出文化在塑造运动话语和符号性中的作用，而是要解释为什么一种特定的社会运动表现的是社会文化的某一部分，而不是另外一部分（很少有一种社会运动的行动能够一览无余地体现所处文化背景方方面面），以及体现一种社会政治文化的社会运动的行动库是怎样变化的。

策略框架理论没有文化理论所面临的困境。对于他们来说，一场运动之所以表现文化的某一部分而不是另一部分，是因为运动的组织者觉得那一部分比较有效，社会运动行动库的变化来自无效文化行为的淘汰和有效行为的引入。但这种解释也面临一些问题：第一，对大多数社会学家来说，文化力量肯定会作为习惯和本能在情感和潜意识层面上发生作用的，因此，他们不能接受策略框架理论背后隐含的理性选择假设。第二，策略框架理论背后隐含的理性选择假设倾向于把一场运动中的所有话语和符号性行为都看作是组织者的策略。诚如一位策略框架理论学者所说的该领域的大部分研究要么局限于对概念的理论思辨，要么就是讲一个话语故事。在这些研究者笔下，社会运动动员仿佛不过是运动积极分子在摁一个个修辞按钮；其推理倾向于把成功的动员过程还原为运动积极分子所提供的一系列框架，并在两者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第三，一旦把运动的话语过程看作是社会运动组织者的策略行为，实际上我们就已经假设了该运动是在极其有组织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假设对美国这样一个社会中层组织高度发达、大量运动已被制度化了的社会来说倒也说得过去，但对研究威权国家中的社会运动就有些困难了。在威权国家中，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中层组织力量薄弱，社会运动具有很强的自发性，大量竞争性的话语和符号性行为往往并存于一场运动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哪种话语最终成为主导性话语的往往是处于同情者位置的广大受众，而不是一些临时凑成的运动组织的领袖。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不应是运动组织者的话语或符号性行为，而是为什么受众会被某些话语或符号性行为所打动。这就需要我们把注意力从运动的组织者转移到作为动员目标的普通大众，并重点阐释普通大众之所以被或不被某些话语所打动的结构性机制。

关于最近兴起的强调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的一系列研究，我认为，在当前理性选择理论大行其道的情况下，这是十分有益的。但从根本上说，以情感为基础和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理论最后都会碰到同样的问题，即对任何一个具体的行动来说，我们根本无法搞清支配这一行动的到底是理性选择还是情感，因为它们往往是并存且难以分离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不得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社会运动较为理性，而另一些社会运动则易受情感的左右？这就需要我们回到社会结构层面上去看问题。

我想通过一个例子来对上述分析加以说明。众所周知，一些学潮的发展往往被传统文化和大众情绪所支配。因此，有些学者以此作为文化和情感在运动中的重要性的佐证。然而，如果文化的作用真的如此具有决定性，那么，由于中国在20世纪经历了一个深刻的现代化过程，传统文化对当代学生运动中的话语和行为的影响理应比五四时期和“一二?九”时期要少。但比较的结果显示，在当代学生运动中，学生所使用的话语和所采取的符号性行为都比那两个早期的运动更为传统。这一时期的学生使用了一些被他们的五四前辈们猛烈抨击过的，并早已淡出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的言辞。五四运动曾严厉批评过一些传统的美德，例如忠义、孝顺、广义亲属关系等。无论在五四运动还是“一二?九”运动中，都很少会出现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话语。显然，文化理论在这里是不成立的。对此，我的解释是，与以前的学生运动相比，当代学生运动面对的是一个更为统一和强大的国家机器。为了降低失败的可能性，学生不得不求诸传统文化所认可的集体行动方式，此其一。其二，与早期学生运动相比，这个时期的学生运动组织介入程度很低，因此往往被参与者的情绪所左右。其三，根据社会心理学原理，社会互动双方都对对方有一个预期，当一方行为违反这一预期时，另一方会变得情绪化甚至愤慨。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运动中学生行为的传统性不是简单地由中国文化决定的，而是由中国这一时期的国家一社会关系决定的。由此可见，我们关于文化和情绪在运动中的作用的研究，重点应该放在解释到底是什么结构因素使某些文化成分在运动中得以发扬光大，又是什么结构性因素使一场运动最后被情绪或理性所驱动。简单地强调文化和情绪在运动中的重要性只会导致“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争论。这种治学方法为那些过时理论改头换面后卷土重来创造了机会，但对整个学科的发展益处并不大。

社会运动研究的最后一个重点是对媒体在运动中的意义，以及媒体、公众舆论与社会运动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社会运动是一个公共事件。因此，媒体对运动的报道及其方式都会对运动的公共认知、大众支持度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美国的传媒和公共舆论是相对保守的。一般来说，媒体不过是复制一些记者的信息来源，特别是官方意见，对社会运动则往往会视而不见、轻描淡写，甚至歪曲报道。美国的公众舆论一般都是跟着媒体走的，只有在亲身经历的问题上大众的看法才会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而在许多威权国家中，运动、媒体和公共舆论之间的关系则是另一番景象，记者往往会以打檫边球的方式冒着风险扩大报道面，而民众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往往宁愿听信谣言。

对于这种完全不同的媒体、公众舆论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解释。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威权国家媒体报道面太窄，使其与事实太过偏离，从而导致新闻记者的道德负担沉重，民众不得不从其他渠道获取消息。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并不全面。比如，毛泽东时代中国媒体的报道面比改革开放后要窄得多，但当时的大多数记者并没有很大的道德负担，而百姓也对当时的大多数新闻深信不疑。此外，许多政体虽然会设置一些像美国等国家所没有的新闻禁区，但除去这些禁区后，威权国家中主流媒体报道社会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并不一定比美国主流媒体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即使没有政府设置的禁区，美国媒体也很少涉及这些新闻领域。

还有一种解释认为，美国的媒体主要是由市场机制而非政治干涉所控制的，正是市场机制导致了新闻媒体的保守性。在市场条件下，利润因素使得媒体都面临着体制性的人员不足。因此，记者不但要依靠政府提供的日常新闻，还要依靠能使他们摆脱旷时耗力的调查和可能的诽镑诉讼的专家意见。在市场条件下，媒体必须遵循主流文化和大多数人的观点，否则就会造成阅读率、订购率和广告收入上的损失。由于影响广告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新闻对象的购买力，所以面向富人的报纸往往会在竞争中挤垮边缘性报纸。媒体的市场控制机制非常类似于市场自身的特征：分散性和非人格性。没有人能够创造市场，但每个人、每个机构都必须遵从市场规则。所以，一些激进的媒体和观念虽然常因受到排挤和压制而处于边缘，但不会激起它们特别针对国家的不满。与此相比，如果一个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来控制媒体，那么一旦发生问题，这些问题便会立刻被追究到国家头上。

这种市场导致新闻保守的理论是很有趣的。目前，中国媒体虽然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而产生了很多问题，但在基本运作方式上却越来越接近于西方媒体。于是，一些学者也借鉴西方的市场一媒体关系理论来对中国媒体的行为进行分析。我想指出的是，市场调节理论对理解目前中国媒体的行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但市场力量并不是决定媒体特征的唯一因素。身处市场之中的西方媒体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顺从。在英国，直到19世纪中期娱乐性媒体兴起时,激进媒体才开始走向衰落。导致其衰落的最主要原因是中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数量上的兴起，它在政治上的兴起巩固了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西方意识形态中的霸主地位，从而使建立一种以自由主义民主为合法性基础的国家成为可能；而数量上的兴起则使娱乐性媒体能够以广告费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从而在经济上把激进媒体击垮。干是，西方的媒体就这样在一种文化霸权下享受着经济实惠并扮演着体制内声音的角色。中国目前的媒体则缺乏这一条件。虽然中国经济目前的表现尚可，记者也从中取得实惠，但由于缺少既能被社会中坚力量认同又能为国家提供合法性基础的基本价值观，中国目前国家与媒体精英（或更广泛地说是知识精英）之间的联盟是建立在经济利益之上的，缺乏一定的价值基础。这种联盟关系是有缺陷的。

由此可见，国家与媒体的关系是国家一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决定媒体和公众舆论在一场运动中的行为的最重要因素仍然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一个国家赖以建立其合法性的价值观是否为广大记者和民众所接受。概括起来说，西方媒体和公众舆论之所以在社会运动面前表现出保守性，是因为西方拥有以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为基础的稳固的文化霸权。相反，在目前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已几乎垄断整个世界的情况下，威权国家却很难建立一种与之相异的，能够同时为国家和社会精英所认同的，从而能够将其作为建立国家合法性基础的价值体系。这就是为什么威权国家的媒体和公众舆论在发生社会运动时往往倾向于激进。

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的发展方向

30年前的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的倡导者已俨然成为学术权威。但与此同时，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也使他们一直在对自己的理论进行反思，为寻找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在新世纪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麦克亚当、泰罗和蒂利三人合著的《对抗性政治的动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提倡打破社会运动研究、革命研究、民主化过程研究之间的界限，将其融入统一的对抗性政治框架下进行研究；第二，提倡在研究中引入时间，即把对抗性政治的态势看作相关各方在一定社会结构下互动的结果；第三，研究对抗性政治应从社会机制出发并以找出社会机制为核心这也是该书中最重要的一点。事实上，书中的主要章节都在致力于展示某些社会机制是如何在各类对抗性政治过程中发挥作用的。

我对该书中的前两个论点是赞同的。的确，许多学科分支分野完全是人为的。社会运动、革命和民主化研究的方法是相似的，所创造的理论也是可以相互借鉴的，将其放在同一框架下研究将会开阔我们的视野。另一方面，大多数社会结果都是社会行动者与社会结构之间，以及社会行动者在一定社会结构下不断互动产生的。把时间引入研究有助于我们走出那种在社会结构和社会结果之间建立机械对应关系的研究方法。但是，该书提出的以社会机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却是有失偏颇的。下面，我将对以机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的弱点作出说明，并进而提出我认为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应有的发展方向。

以社会机制为中心的社会学并不是麦克亚当等人的发明。自默顿以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种种所谓中层理论实际上都是以机制为中心的理论。它作为社会学研究科学化运动，在美国已持续了半个世纪。如前所述，美国社会运动研究自70年代开始即已自觉地朝着这一方向发展。因此，麦克亚当、泰罗和蒂利只不过将这一事实明确化和理论化了而已。

以寻找社会机制为目标的中层理论改变了欧洲19世纪以来的宏观社会学理论大而空的特征。经过长期研究，社会学家已经了解的社会机制不胜枚举，对大量社会现象，我们也因此而取得了比以前深入很多的理解。但这种研究方法也不是没有问题。首先，从社会学常识的角度来看，许多截然不同的社会机制往往可以导致同一个社会结果（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连剧院失火后大家四散奔逃这样一个简单的现象都可以同时用理性选择和生物本能这两个机制来解释），此即所谓“多对一难题”。因此，当我们要解释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某种具体的社会现象发生时，关键是从经验上论证哪种机制最为合理，而对一般社会机制的了解并不能帮助我们解释一个具体问题。更重要的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特别是历史现象，往往是由许多社会机制的组合所决定的。找出其中的单个机制只会以偏盖全，探寻不同层次的社会机制的有机组合及其社会后果才有意义。此外，同一个机制在不同社会现象中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它会随其他机制的存在与否而变化。以社会机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并不能为我们了解这些变化提供帮助。

其实，在美国社会运动研究近30年的发展中，这种以机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已经显露出许多弊病。从我前面所总结的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运动研究的四个重点中就可以看出，对国家与社会运动关系的研究被局限在政治机会结构上，对运动动员的研究被局限在组织和网络机制上，对话语和符号性行为的研究被局限在框架分析和文化理论上，对媒体、公共舆论与运动之间关系的研究被局限在新闻和舆论的性质、市场的作用和文化霸权等方面。这些理论和研究对我们了解社会运动中的许多微观机制不无裨益，但由于所关注的社会运动的侧重点不同，所采用的理论不同，因此它们不仅缺乏整合，甚至还会相互冲突；对一场社会运动来说，它们不是将其置于同一个理论框架下来讨论，而是切割成很多方面来分析。因此，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很难获得对于一场具体的社会运动的全面了解。

在麦克亚当、泰罗和蒂利的书中，上述以机制为中心的研究策略的弱点几乎暴露无遗。比如，在分析具体个案时，他们所掲示的运动演化机制与其他一些研究所揭示的有很大不同（多对一难题），人们不由得想问：到底哪些机制才是关键所在？另外，根据库珀曼斯的统计，这本书中提到的社会机制达44个之多。这些社会机制有的出现在理论分析中，有的出现在一些经验章节中，有的则出现在另外一些经验章节中。我们一点儿也看不出这些机制之间有什么规律性的联系。因此，就整本书而言，它所能给予我们的理论洞察力似乎比他们早期提出的政治过程理论还要少。显然，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理论，这个理论不但能指明社会机制之间所具有的某些特定关系，而且能在经验研究中帮助我们加深对各个机制之间的联系，以及某个具体社会运动或革命的理解。

在上一节中，我批判性地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社会运动研究中的四个基本方面。在分析中，我一直强调，将社会运动的四个方面放在国家一社会关系这个统一框架下进行考察更好。我讨论了在什么样的国家一社会关系下，社会运动发展将主要受情绪而不是理性策略驱动；在什么样的国家一社会关系下，社会运动的话语和符号性行为将显得更为传统；在什么样的国家一社会关系下，以生态环境为基础的运动动员方式会在动员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又是在什么样的国家一社会关系下，媒体和公众舆论会倾向于激进。这些讨论通过国家一社会关系，把许多原本看上去互不相关的社会机制联系了起来，揭示了它们在不同的国家一社会关系下所呈现的不同的性质和组合方式。在这里，我要明确指出的是，国家一社会关系理论就是一个建立在机制性解释方法基础之上的，并可以把散乱的社会机制有机地联系起来的理论。

限于篇幅，我在这里不再展开论述，甚至不能深入讨论把国家一社会关系这一宏观框架转变为一个可操作的分析工具的基本策略。在结束此文之前，我只能就国家一社会关系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及其在各类社会机制中的核心地位作进一步说明。

在本文开篇，我就提出了理解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三大视角（即变迁、结构和话语），并称之为三个超级社会机制。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这三大视角的核心和有机连接点就是国家一社会关系。首先，在最近几个世纪里，世界一直经历着现代国家建构、民族建构和资本主义发展等过程。随着这些过程的推进，国家在不断改变自己的性质，并扩张其在社会中的权力和功能。在此进程中，税收、司法、军事和其他一些以前同时也属于地方团体的权力都逐渐收归国家所有，国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因此日益提高，相应地，国家的权力也越来越多地引起社会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以来的大多数社会变化都是国家主导下的变化，大多数新型社会结构的形成，背后都有国家的烙印，大多数大型意识形态（话语）也都是产生于国家宣传机器或是针对国家而产生的。因此，大多数现代社会运动都可以被看作是民众为控制日益扩大的国家权力，或利用国家权力来推进自己的局部利益所作出的努力。因此，变迁、结构和话语这三个理解社会运动视角的核心是国家一社会关系，它们在具体社会运动或革命中的关系也只有通过国家一社会关系才能获得理解。

在发展中国家里，国家以及国家一社会关系对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影响比在发达国家中的影响要大。从历史上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传统比发达国家要弱得多。因此，它们必须用比发达国家短得多的时间完成民族国家建构（即发展中国家社会变化的速率要更快）。而且，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常都在本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更为积极的角色。从后果上说，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现代化政策都会导致社会资源在各个社会集团间的再分配，在此过程中，各个社会集团的利益和认同感本身也在急剧变化。在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亨廷顿、约翰逊以及其他继承涂尔干传统的学者们所描绘的那种社会乱象，在发展中国家要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同样重要的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政策常常是腐败性的，甚至是掠夺性的，从而引发弱势群体的不公平感。

最后，在面对一场针对地方或中央国家政权的运动时，不同性质的国家会因其不同的承受能力而采取不同的对策。在同一个国家中，运动参与者对国家处理方式的反应也依其组织能力和对国家权力的认识而有很大的不同。在某些国家一社会关系中，强烈的不满可以被化解，反体制的意识形态也能被边缘化。而在另一些国家一社会关系中，有时即使是微小的不满也会被强化，起初是改良性的运动也会被推向极端。因此，一场社会运动一旦开始，其发展方向就将由国家对政治冲突制度化的能力来决定，而这种能力则取决于国家一社会关系。

本文在定义社会运动和革命的概念时，强调了它们的归属于体制外政治行为这一共同点。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是否会产生革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对社会运动制度化的能力，而这一能力又是由国家的性质、社会的性质以及国家一社会关系来决定的。目前有些西方学者之所以将西方社会描述为社会运动社会，就是因为西方社会的大多数社会运动已经被制度化了。这样，西方虽然社会运动很多，但革命的可能性则趋近于零。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建立一个能在将大多数社会运动制度化的同时也能将极端行为边缘化的国家一社会关系，才是实现长治久安的真谛所在。从这一点上说，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是很有洞察力的。遗憾的是，亨廷顿没能指出一个国家将社会变迁制度化的能力取决于这个国家内部的国家一社会关系。

国内公共事件与公众参与

这是一篇2010年圣诞前夕的访谈记录，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先生围绕国内公共事件的频发与我们谈了很多。次日，浙江乐清便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钱云会事件”。回过头看，赵鼎新先生的一些看法对围绕这一事件的种种风波颇具前瞻性与预言性：“一旦发生了突发性事件，如果媒体不报道，人们就会听取网络上的传言；如果媒体报道与网络上的传言有偏差，人们相信的是网络上的传言；如果媒体报道与网络传言形成了一致，那么人们就会认为媒体只不过迫于大众的压力才不得不报道了事件真相的沧海一粟。”赵鼎新先生的话或许会让艮多人觉得不中听，但却值得深思。

记者：近两年，很多事件都通过网络与舆论的放大，最后演化成全民瞩目的公共事件。现在国内流行诸如“围观改变中国”等鼓励公众参与公共事件的呼吁与口号。在您看来，公众的参与能否成为解决公共事件的良药？

赵鼎新：我认为，网络在公共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并非“良药”二字可以界定，但它肯定会加大政府的执政压力。网络是一个一哄而起的地方。目前中国社会拥有多元价值观，百姓对政府官员以及国内媒体在某些方面的报道有着不信任感，因此网络既充当了百姓揭露社会黑暗、伸张正义的渠道，也是谣言传播的温床。就像前几年发生在上海的“杨佳袭警事件”，网上流传着杨佳袭警是因为“曾被民警殴打，以致丧失生育能力”。虽然这种说法现在已被认定是一个谋言，但当时许多人却宁愿相信这类误言，并据此对杨佳产生了很大的同情。如果网络上公众的广泛参与可以被看作是民主的一种形式的话，那么它是一种“非程序的民主”。这种“非程序的民主”一旦和容忍性很差的文化结合，就会产生‘‘多数暴政”。当前网上经常出现的恶意性的u人肉搜索”就是“多数暴政”的一种轻度体现。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网络空间中的这种“非程序的民主”并非像很多人宣称的那样具有很大的特殊性。美国的网络论坛也在轰轰烈烈地发展，与中国不同的是，网络在当前的美国绝不是政治信息传递的主要平台。美国大众大都相信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或者说美国的媒体对百姓的认识和社会舆论有着很大的建构作用。美国的保守人士可能会不相信自由派媒体，自由人士可能会不相信保守泰媒体，但是很少有美国人会不相信整个美国的媒体，因此美国人对网络上的流言并不完全相信，网络论坛的作用在美国也远没有在中国那么大。

客观上说，这两年，在中国，新闻媒体对社会抗争以及各类灾害性事件报道要比以前开放程度大多了，但这并没有显著加深百姓对主流媒体的信任。中国的舆论仍受报道尺度所限，并且中国百姓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认定我们的媒体在重大新闻方面表达的是官方立场。因此，一旦发生了突发性事件，如果媒体不报道，人们就会听取网络上的传言；如果媒体报道与网络上的传言有偏差，人们相信的是网络上的传言；如果媒体报道与网络传言形成了一致，那么人们就会认为媒体只不过迫于大众的压力才不得不报道了事件真相的沧海一粟。网络因此就成了一些特殊政治信息传递的主要平台。这才是当下中国公共舆论的特殊性所在。

事实上，对比美国的主流媒体，中国主流媒体对不少社会事件的报道常常更为深刻或者说更具有批判性。比如，美国主流媒体对贪污和人为灾害的报道往往只是就事论事，而中国媒体对同类事件的报道则会致力于挖掘深层社会矛盾，让读者看到这类事件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并且认为报道所揭示的仅仅是社会问题的“冰山一角”。2005年美国新奥尔良市受到飓风袭击后，大半个城市都被水淹没，处于低地的穷人不得不向高地撤离，而一些高地住宅区的有钱住户却武装起来拒绝他人进入，并且对进入高地住宅区的人们进行了射杀，不少人因此死于非命。在美国，这一事件在几年后才逐渐被报道出来，但却没有在网上引起热议。而在中国，杭州的一起汽车撞人交通案就能在网上掀起一场持续的仇富热潮。试想，如果类似美国新奥尔良市集体射杀穷人的事件发生在汶川地震期间，网络上对富人和对某些制度的声讨无疑会一浪高过一浪。如果中国政府对此类事件的处理稍有迟缓的话，就可能会引发一场难以控制的群体性事件。为什么美国媒体对射杀穷人事件的反应会如此迟钝？为什么美国I姓对此类新闻报道的反应会如此木讷？其根本原因就是，美国人民对他们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存在着很大的认同，美国的主流媒体对社会舆论起着巨大的建构作用。

记者：几年前的“邓玉娇事件”、“杨佳袭警事件”，以及不少反强拆等公共事件都在往“以暴制暴”的方向发展，而这似乎也得到了社会舆论（包括很多学者）的支持。您怎么看此种暴力文化在国内的泛滥？这其中是否有过浓的民粹主义色彩？

赵鼎新：我认为中国目前的状况不能被简单地称为“民粹主义过浓”。老百姓有表达情绪和追求利益的权利，对出现的群体性事件我们也不应该一味地从负面的角度来考察。但另一方面，比如“杨佳袭警事件”，当事人在杀掉了五六个警察后却被大家视为“英雄”，包括很多媒体人、学者都在半公开场合表达了这种情绪，这就比较危险了。

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很多。首先，就像法国的大革命传统一样，中国人也有敢于闹事的倾向。其次，“以暴制暴”的行为模式源自公共事件参与者的思维方式，他们认为自己理由充分并对现实不寄予希望。在这种思维方式的主导下，某些人自然就会“大义凛然”地走向极端。中国不少知识分子也常常遵循这一思维模式，虽然自己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置了业，日子过得也相当不错，但他们却宁愿相信，改革开放的成果被少数人所占有，自己似乎也应该归在改革中受损的一方。

但在客观上，近些年来中国下层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此外，政府有着较强的执政能力。比如，我们很容易对中国政府在汶川地震中表现的种种不足作出批评，但我必须指出，与美国政府数年前处理新奥尔良市飓风灾害的表现相比，中国政府就像是一个模范政府。但是很多人往往都不会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

记者：欧美在处理公共事件方面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我们在这方面是否还不太成熟？

赵鼎新：我会避免用“成熟”或“不成熟”这样的词汇来评价中国的公共事件。但是中国的公共事件的确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国内的志愿性社会组织发育不良。公共事件大多都是自发产生的，加之一些地方政府和媒体公信力的下降，就使得谣言在公共事件的发展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可以说，决定中国公共事件发展的关键是感性因素而非理性因素。

第二，在美国，任何社会运动几乎都有反运动。这些反运动与社会运动相互鉗制，因此，社会运动虽然很多，但成效却往往十分有限。美国社会运动和反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在争斗中不但相互粉制，而且对对方的立场以及自己观点和力量的局限有很清楚的了解，政治现实感较强。在中国，某些地方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令抗爭事件似乎具有了某种天然的合理性，集体抗争没有反运动加以鉗制，抗争的参与者因此很难产生政治现实感，其带头者也因为没有制衡而容易走向偏执甚至腐败。

第三，理性的社会组织力量的薄弱容易使社会矛盾朝着负面的方向发展。前几年发生的瓮安和石首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国内学者甚至针对这类群体性事件提出了“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性事件”这么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这一概念毫无必要，因为世界上任何形式的公共事件，其参与者中的大多数都与公共事件的起因没有什么直接利益关系。提出这一概念的学者想强调的实际上是中国社会矛盾的激烈。这一概念的一个隐含逻辑就是，连大量旁观者都加入该群体性事件了，可见社会矛盾之大。因此这对政府官员还是很有威慑性的（搞不懂为什么有些官员也把这一概念挂在嘴上，好像是智商有问题）。我想指出的是，群体性事件频繁与否并不完全反映社会矛盾的大小，它也许更反映了中国社会矛盾的传统疏导方法（比如来信上访等）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它同时还说明，过度强调刚性维稳会压抑社会组织的自由发展，不应丧失将公共事件引向改良型、讨价还价型甚至是西方意义上的社会运动方向发展的机会。骚乱对公共和私人财产的破坏性很大。由于骚乱缺乏建设性的目标，因此它对社会改良没有什么直接帮助，政府也很难从中吸取教训，对症下药。

第四，组织性差的公共事件会随着大众的要求和情绪来发展，再加上政府获取民众认同感的主要来源是执政效率（绩效合法性），两者结合使得百姓对政府的期望不断增高，这就促进了民粹主义政治的发展。近年来民粹主义在中国逐渐生根，许多弱势群体正在变得强势，金钱几乎成了地方政府解决公共事件的唯一法宝。

欧美政府处理公共事件方面的原则和经验很简单，那就是，国家对社会抗争事件进行开放性兢导，并运用法律框架下的选择性镇压（注意：“镇压”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血腥暴力”）加以规范，使之朝着制度化的社会运动方向发展。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的有序的社会运动对公共和私人财产的破坏性较小，对政体没有直接冲击。它既是社会的“安全阀”，又在一定条件下成为社会改革与改良的动力。它是当代民众一种常见的政治参与方式。

原则简单，但实行起来却不容易。首先必须树立法律的权威，而国内法律在这一领域偏偏是缺乏权威的。同时，政府必须有胆量和能力对违法的群体性事件进行反制，运用开放和法律两种手段进行“去极端化疏导”。可问题是，反制的有效与否完全取决于法律是否具有严肃性，执行者是否有两手都硬的智慧，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是否有着开放社会、打击极端的共识。中国目前的情况是，法律在政治领域不具严肃性，政治精英官僚/行政化倾向严重，很多知识分子都是政治上极其幼稚、经济上利欲熏心、学术上粗制滥造的。当然，这些问题的背后还有深层的结构原因。

记者：中国现在的很多公共事件都与劳资矛盾有关，比如“富士康事件”、“本田事件”等。而80多年前，欧美也有过社会问题多发期，当时的欧美各国是如何处理这些事件的？

赵鼎新：比起20世纪初的欧美，目前中国的劳资纠纷算不上频发。一个原则是，在面对社会纷争时，政府不应该出面管太多，但必须保持头脑清醒。总之，国家应当起的是协调作用，并用法律来规定包括罢工在内的劳资矛盾的表达和解决方法。国家不能陷入劳资双方纠纷的深渊中去，直接干涉只会使劳资矛盾政治化。

事实上，西方每一个国家处理劳资纠纷的方法都有不同，其结果也不一样。比如，面对工人运动，美国政府同时采取了法律和镇压两种手段，集中打击美共势力和跨行业工会的力量，但是对以经济目标为导向的行业工会则网开一面，允许他们在法律框架内结社和罢工。结果，美共和大工业工会的力量在20世纪30年代后逐渐减弱，使得美国的工人运动直至今天仍然由行业工会主导。当然，西方每一个国家的政策都是在摸索中、在许多结构条件的制约下形成的，随便讲讲不免会将其过度简单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欧美政府处理社会抗争的成功经验逃脱不了我在回答上一问题时所总结的那个根本性原则。

记者：与5?10年前相比，目前中国人对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不满程度似乎高了许多，这对公共事件的频发可能有推动作用。但平心而论，这些年无论从经济还是言论宽松角度上来说都改善了不少，您怎么看待转型期的这种躁动？

赵鼎新：当前的中国经济处于飞速发展期。试想，当这块蛋糕每年以10%的速度做大，每个人当然都想多分到一点儿，当人人都拥有了这样的预期，就会产生很大的社会张力。而在美国，蛋糕做大的速度很慢，瓦姓生活水准几十年都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情绪当然就安定许多。我不知道怎么评价中国的民智，但是近年来国内百姓的权利和抗争意识的确有了显著提高。

权利意识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近年来教育水平的迅速提高、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以及一些有效的抗争手法逐渐广为人知。更重要的是，这些新发展也是国家政治现实和近年来一系列国家政策的产物。首先，政府获取民众认同感的主要来源是执政效率，这样一来，在百姓眼里，从政府那里拿到好处是理所当然的，而政府的“亲民”政绩只会提升人们的欲望，从而使人们产生更高的要求。

同时，政府目前在一些公共领域仍然进行了一定的控制，后果之一就是知识分子和民众部分丧失了一个在政治参与中、在争论中、在讨价还价中逐渐获得政治现实感的机会。

中国的乌托邦革命传统又让不少国人想当然地以为政治就应该是干净的，就好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少国人将美国的政治视为“干净的政治”，并希望以此为范本。我每次回国，到处都能听到抱怨，似乎国家快速发展的最大动力就是无数的骗局和腐败。中国人政治现实感的缺乏和政治洁癖的情怀在这类抱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并不是说这些牢骚满腹的人有一天真的会做某些极端的事，但在一定条件下他们却能成为群体性事件中“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的一分子，并在其中推波助澜。

记者：目前国内的知识精英对政治的态度可能普遍都过于理想化，在他们看来，解决中国社会诸多问题的根本之道就是加快民主化进程。但是与您的思考不同，许多论述似乎倾向于将问题简单化，将复杂的政治操作等同于常识。您怎么看这样一种非黑即白的政治话语讨论环境？

赵鼎新：我其实也一直在强调要加快民主改革进程，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样的。但是我不迷信民主。我认为民主体制必须辅以其他制度才能克服其弱点，使其发挥更好的效用。我也知道民主体制和选举形式五花八门，不同的民主体制和不同的选举形式会对政治的质量和人民的实际利益产生重大的影响。鉴于国人在这些问题上思考得太少，因此我就未雨绸學地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

国内大多数学者并没有在西方民主体制下长期深入地生活过，最多也就是做一两年的访问学者，或者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校园学生生活。他们对民主的具体操作缺乏长期认真的观察，对民主的种种弊端考虑得也不太全面。再加上他们身处中国，对当前的各种社会问题有切肤之痛，因此就容易将问题简单化。比如，国内有一个说法是，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府具有公信力，是因为这个政府已被百姓“驯化”。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显然缺乏对西方政治的了解。首先，因为力量的不对称性，没有一个类型的政府会被瓦姓全面“驯化”。但是国家的不同合法性基础的确会造成政府和民众的不同“驯化”方式。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的合法性来源于一个被神化的领袖魅力时，该国家的政府就能对百姓进行全面“驯化”，而百姓却完全没有能力“驯化”政府。意识形态合法性国家的政府能在意识形态的旗帜下对百姓进行“驯化”，但是国家的意识形态逻辑却也会被百姓掌控，用来约束政府官员的行为（你讲道德，你的行为就得表现出道德）。执行合法性国家的政府对百姓可以压制，却很难“驯化”；相反，老白姓却有理由对政府官员进行“公仆性驯化”（一旦我认为你没有在为我做主，我就有理由抗争，要求你回家“卖紜薯”）。法律程序合法性（西方民主国家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国家的特点是，政府和百姓能同时被法律和程序政治“驯化”。但是由于法律和程序都是政治精英所制定的，这类国家在具体操作时表现出的往往是百姓被法律和程序政治高度“驯化”，而政治精英则主要是被他们之间的制衡因素所约束。因此，成熟民主政府具有公信力的原因不单单是因为百姓“驯化”了政府，更重要的是政府“驯化”了百姓。

其实，中国有些人并不是不知道民主体制的弱点，只是他们不愿意说。他们可能认为不完善的民主体制也要比其他体制来得好。他们还可能认为，民主还没有实现，就泄气地讨论它的特性和弱点干什么，出了问题还可以改正嘛。他们不知道，历史的发展有着很大的“路径依赖”。中国在1860年没有像日本那样搞君主立宪，后来被日本打败，再想搞维新就没门儿了，于是只能采取更极端的革命方法。还有，拉美的民粹主义民主就是通过20世纪30年代的一两次选举定型的，但它对今天拉美国家的政治仍然有着重大影响。

记者：当今思想界的状况让人感触颇深，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党同伐异风气的泛滥，在对各种现实问题的讨论上，不同的派别往往会回避核心观点的碰撞，只是停留于道德、人身攻击，给人一种吵得不可开交的感觉。那么在西方，思想派别之间的辩论又是如何发生和进行的呢？

赵鼎新：在西方，“左派”和“右派”也不可能一天到晚总是争论。但是，他们会通过学术和其他形式对不同的观点提出批评，并在被批评的情况下对自己的观点作出辩护和修正。在私下里，他们可以成为朋友。如果一个人不同意另一个人的观点，但却互相认同对方的水平和人品的话，他们甚至会成为好朋友。我个人对学术观点的对错看得并不是太重，关键是你的观点是如何表述的。国内的许多学术专著都是大话连篇、语言幼稚、拼拼凑凑、论证粗陋。就这样的著作来说，观点还重要吗？

记者：您之前曾撰文提倡“忠诚反对”的理念，但在倡导多元价值观的当下，整个社会如何形成合力以推进社会共识的形成？

赵鼎新：“忠诚反对”是民主制度得以生存的关键。我经常思考“二战”之前欧洲民主发展的教训。“二战”前，欧洲以价值观作为选举基础的倾向很严重。特别是在德国，纳粹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都在运用民主手段以获取执政地位。但纳粹党却在选举成功后马上推行法西斯专制。所以，我的看法是：在主流价值观尚未确立的情况下，可以在宪法中规定民主进程应避免类似问题的辩论，只谈执政方案，让老百姓判断哪种执政方案更加有效。

(本文发表于2011年2月21日《东方早报》，由张明杨、曹柳莺采访。

中国冲突性政治的民粹化倾向

暴戾之气与政治文化的困境

记者：2009年以来，接连发生的灭门血案、砍杀幼童、工厂自杀、矿难、看守所离奇死亡、怒杀执法者，一股暴戾之气甚嚣尘上。暴力现象在各国都存在，比如美国的校园枪击事件等。您认为，中国目前出现的暴力现象和美国的暴力现象是否存在差别，其背后的根源何在？

赵鼎新：就暴力现象本身来说，两国并不存在差别。至于凶杀事件，因为在美国获取枪支特别方便，因此发生频率就会高出许多。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大量房子充公，社会矛盾及暴力现象也^艮普遍。值得注意的是，两国媒体在报道社会暴力事件时有着很大的差异。美国媒体对于小的暴力事件一般不会报道，有新闻价值的大事件才会报道，其新闻语言一般也是就事论事，很少去挖掘其社会原因；中国的新闻话语及公共舆论一般都带有非常强烈的价值判断，而且都会深挖甚至是推测暴力事件产生的社会根源与制度原因。美国主流媒体的主要兴趣是收视率和订阅量，再加上种种其他原因，如人手的严重制度性短缺（市场下的媒体必须考虑成本）、需要和官员搞好关系（因为政府是主要新闻来源）、利益相关方为记者的深度采访制造困难，主流媒体一般很少承担揭露黑暗、挖掘暴力事件根源的角色。而在中国，譬如“躲猫猫事件”和“邓玉娇事件”，媒体会大肆报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猜测，直至将问题导向深层的社会批判。美国目前的社会矛盾并不比中国少，但其暴戾情绪显然没有中国那样普遍。

记者：中国的媒体话语，特别是新兴网络媒体的话题制造能力、新闻聚焦能力已经今非昔比，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媒体对于塑造当今中国社会舆论和民众心态的强大力量。面对频发的暴力事件，无论是从积极还是消极方面说，媒体其实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我们今天能感受到中国社会话语里呈现出来的强烈的暴戾之气，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应该如何看待媒体话语的功能？

赵鼎新：美国的传媒和公共舆论是相对保守的。一般来说，媒体经常是复制一些记者的信息来源，甚至是官方的意见，它们对社会暴力都会加以鞭挞，对引起暴力的群体性事件会强调其负面社会效应，甚至对其性质加以负面的评价。美国的公众舆论一般都是茂艮着媒体走的，只有在亲身经历的问题上，大众的看法才会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而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中，暴力事件、媒体和公共舆论之间的关系则是另一番景象。记者往往会以打擦边球的方式冒着风险扩大报道面，并对处于社会下层的暴力制造者给予很大的同情，而中国的民众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也往往宁愿听信谣言。

在美国社会中，主流精英分皁同一套主流价值观，媒体因此就能够在这样一种“文化霸权”下扮演体制内声音的角色；而中国目前的媒体则缺乏这一条件。虽然目前中国经济表现良好，记者也从中获取了大量实惠，但中国目前仍缺少能被社会中坚力量认同的基本价值观。因此，国家与媒体精英（或更广泛地说是知识精英）之间的联盟是建立在经济利益之上的，缺乏价值基础。相互之间缺乏信任的联盟关系是有缺陷的。中国记者有对社会问题进行全面政治化解读的倾向，中国的老百姓则有着在主流新闻之外寻求谣言的巨大热忱。这是两国最大的差异之处。中国社会缺少主流价值观，也日益形成社会的极端工具理性化，这使得大家缺乏基本的信任，新闻媒体也不能对大众舆论形成建构作用。在这种社会情绪和心态的长期熏陶下，民众容易在政治上走向偏激，寻找毕其功于一役的尝试。在这方面，美国民众要成熟得多。

记者：这种政治文化上的困境，恐怕不能简单归因于中国民众的天真，您认为，其原因和出路何在？

赵鼎新：关键是要找到政治不成熟的原因所在，偏激思想往往是缺乏主流价值观的体现。要约束人民的行为，缓解社会矛盾，国家必须要有稳定的机制。同时，还需要为思想及利益的交流和竞争提供平台，这种交流和竞争使人们对自己以及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现在有了更深的理解。这种深层的理解将会加深人们对社会现状和社会问题理解的一种现实感，也会造成利益表达的多元化和理性化。这些都会促进社会稳定。目前在中国，除少数社会阶层外，大多数人均认为自己和自己所在的阶层为社会付出甚多，远远大于其收益。暴戾情绪不但十分普遍，而且经常受到正面的舆论评价。在我看来，人们由于缺乏交流和竞争，缺乏在公共媒体上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和渠道，从而对自己和他人利益的理解缺乏现实感是产生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代社会的多样性势必会导致社会组织、利益和观点的分化。西方国家中绝大多数社会群体事件的规模都很小，并且任何社会运动都有与之对立的反运动。它们互相牵制，消除了任何全民性运动产生的可能性，从而增加了社会的稳定性。在任何国家，具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都会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足进行批判。在威权国家中，虽然他们的声音经常会受到压制和限制，但他们同时也享受着英雄和社会导师的荣誉。不同声音和利益如果没有表达的渠道，就有可能滋生出社会的暴戾情绪。

“社会变迁”范式不足以解释暴戾之气记者：将暴力现象与中国的社会变迁联系起来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解释方式，很多研究都得出结论：在中国近30年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的心态和地位发生了变化，从而可能以激进的暴力方式表达不满。您如何看待这种解释？

赵鼎新：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由于职业、教育、户口、地区和性别、家庭地位等差别，导致人与人之间出现多方位的、巨大的经济地位不平等。因此滋生的社会不满情绪，显然是近年来社会暴力事件大量出现的原因。将暴力现象与中国变迁相互联系起来也是一个最为直观的解释。正是因为这一关系，以社会变迁为起点，指明这些变迁的某种后果以及伴随这种后果而出现的某种心理学(相对剥夺感）或社会学（如亨廷顿的政治变迁理论，国内流行的“断裂”理论）机制，然后从这一机制出发，一步到位地来解释暴力事件的产生和发展，也就成了社会学中最为常见并且最容易为百姓所理解的理论。值得说明的是，这一理论也正是知识界和媒体对目前中国社会暴戻情绪产生通常所采用的解释逻辑。但是，问题在于，近年的社会变迁的速度并不比过去30年快，为什么近年来人们又普遍感觉暴戾情绪在滋长？这要求我们必须给出一种超越社会变迁的解释理论。

我们可能忽略了从社会变迁到社会暴力和群体性事件真正发生之间的许多其他机制（像闹事群体的组织能力和社会网络特征、闹事群体与国家和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闹事群体建立反抗性话语的能力、国家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理能力和手段等）的重要性。所以，坚持变迁视角的学者所写的文章读起来会有大而空的感觉。目前中国的许多社会学家在分析问题时往往用的是变迁视角。他们很容易觉察到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失衡、失范、危机、断裂、迷惘等现象，但其论证过程却往往以偏概全，抓住一个机制而忽视了其他机制的作用。

换一种说法，在某些国家一社会关系中，强烈的不满可以被化解，反体制的意识形态也能被边缘化；而在另一些国家一社会关系下，有时即使是微小的不满也会被强化，起初的温和的不满和抗议也会被推向极端。因此，一个社会普遍的暴力情绪及其趋向和国家将社会冲突制度化的能力有莫大关系，而这种能力则取决于国家一社会关系。变迁是一个重要变量，但关键是要探究哪种变迁、这一变迁如何影响了闹事群体的生存形态、组织能力、通讯手段、意识形态和反抗话语的建构能力，以及与社会和国家精英之间的关系。这些都属于国家一社会关系的范畴。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楚目前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必须结合各种结构和机制的改变来谈变迁理论，这样才更具有说服力。泛泛而论，对于认识中国的暴力事件意义不大。

记者：个体的极端暴力反社会行为，一般可以看成是社会化失败的结果，我们现在常说中国人缺乏信仰，精神虚无，金钱和权力宰制社会，您也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的最大问题是缺乏主流价值观。这是否也是暴戾之气兴盛的重要原因？

赵鼎新：在一个飞速发展以及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利益和价值认同高度分化的国家中，怎么建立“忠诚反对”的政治文化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建立一种稳定的主流价值观，使得“忠诚反对”成为可能？如何建立一种自由的文化，使得不同的特别是少数派的声音和利益得到保护？

我们不能简单地去指责中国民众的道德沦丧、思想简单、缺乏教养，而是要认真分析并总结暴戾之气盛行的社会根源和精神内因。目前环境下，一个国家既需要有弹压社会转型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极端势力的决心和能力，又要有开放社会、鼓励社会组织在法律框架内的发展、缓解社会矛盾并将社会矛盾的表达和解决制度化的手段。总之，政治家必须有很强的现实感，同时，政府的行动必须让百姓看到方向和希望。

社会矛盾的制度化

记者：在您看来，目前中国缺乏制度化社会矛盾的能力，这里的制度化，具体是指何种意义上的“制度”？

赵鼎新：中国目前正处于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期，社会的飞速发展既创造了大量机会，也衍生出了许多矛盾。中国政府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环境，可谓是明智正确的论断，但我们同时也要清楚地认识到，稳定并不是指社会中不存在暴力冲突或社会运动，而在于国家将暴力和社会冲突制度化的能力不断得到提高（这也是目前所说的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根本要义），从而消除发生大规模的、有强烈破坏性的动乱或运动的可能性。

可以看到，当大多数社会矛盾被制度化以后，西方社会的社会运动总量大大增加了，但这些运动对社会的破坏力却变得越来越小，对政体本身的冲击力也显得越来越弱。也就是说，随着抗议示威成了社会矛盾表达的正常手段，或者说被“制度化”了以后，发生大规模骚乱，尤其是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由此可见，一个国家内社会运动的发展规律，在根本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将一般社会矛盾制度化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对一般社会矛盾加以制度化的能力很强，发生极端事件的可能性就会很小。若情况相反，即使是一般社会矛盾，也有可能被引向极端。从西方的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对社会矛盾制度化的能力，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性质以及与之相关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记者：您一直非常强调应该通过国家一社会的分析框架，来认识不同国家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发展趋势。

赵鼎新：对，我上面所说的“制度”其实也是在这个框架下谈及的。在现代化进程中，大多数国家都建立和强化了科层制度，通讯、交通和管理能力大大提高。这导致传统社会中责族和地方精英权力的衰落，政府对民众的直接控制能力大大增强。面对这一日益膨账的“利维坦”（国家），怎样制约其权力就成了一个重要问题。相应地，麦迪逊所言的“让野心制约野心”的民主政府就成了限制国家权力的一个选择。

《文化纵横》：您能否就美国经验，为我们具体描述一下“制度化社会矛盾”的实例？

赵鼎新：就早期美国的社会运动历程看，警察打人和对社会运动进行镇压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美国政府早期的镇压主要针对大型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并且这些镇压也是在由社会精英所认同的法律框架下进行的。因此这些镇压并没有引起社会普遍的反感。此外，美国政府对行业工会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抗争则网开一面，促使它们在法律框架下发展。这就导致了美国激进工人运动的表弱和经济主义工人运动的制度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左派”运动后，美国主流精英群体所惧怕的激进社会运动逐渐趋向边缘，随后发展起来的社会运动大多数是利益政治型的改良运动。这类社会运动对美国政体不再是一个冲击，于是血腥镇压也不再是美国政府处理社会运动的一个主要方法。

在示威游行前，美国警察局往往会把社会运动组织者请来，开一个小型座谈会，跟他们讲游行应该遵守哪些规则，一旦他们控制不住局面，游行群众违反规则与警察打起来了怎么办等，甚至对他们讲，警察在什么时候最有可能使用武力，并且讲当警察使用武力后怎么办，或者说怎样才能免于被毒打。这样一来，警察和社会抗争群体之间相互磨合，其结果就是美国警察与抗争群体之间的互动方式向着非血腥镇压方向制度化。目前在美国，最可能导致警察施暴的就是骚乱，因为骚乱都是没有组织的，情况混乱，群情激昂，警察很难控制。比如一大群球迷看足球赛，输球、赢球后他们都有可能会在大街上酤酒、闹事，警察因为害怕失控而出面干涉，而正在狂欢的人们肯定会听不进去，于是警察就会用武力压制。但是，从整体来看，美国社会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制度化了，虽然这其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家制度化社会矛盾的能力。我们现在要建设和谐社会，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消除社会矛盾，另一种就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就是制度化。现代国家非常复杂，社会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于是国家制度化社会矛盾的能力就成了一个关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建立一个能将大多数社会矛盾制度化，将极端行为边缘化的国家一社会关系，才是实现长治久安的真谛所在。其实，中国政府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制度化社会运动的能力。过去几年中国环保运动和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就是社会运动制度化的成功例子。

金钱政治与民粹政治

记者：前几年，学者们曾提出“依法抗争”和“依理抗争”等概念，以此来描述中国的抗争性行为。但是近年来频发的暴力案件，则表现为缺乏明确目标的泄愤行动，其行动发起者也多是个体，并表现为激进的脱法非理性行为。如何归纳这些暴力事件的特征？

赵鼎新其实，“依法抗争”“依理抗争”和“利益不相关群体泄愤”这些概念在学理上都有很大的问题。“依法抗争”和“依理抗争”听上去一点儿也没有错。但问题是它们太对了。人类除了依法和依理抗争外，难道还有第三种抗争的话语手段吗？前几年出现了所谓的工人依理、农民依法的说法，这也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说法。比如说，有研究指出中国北方国有企业职工抗争依理，而南方私营企业抗爭依法。其实，这一研究结果大大低估了中国民众在采用抗争手段时表现出的灵活性。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工人、农民的抗争性行为，包括上访、请愿、怠工、静坐、绝食、罢工、骚乱、示威游行、扣留甚至殴打和伤害国家干部的行为不胜枚举，“依法抗争”或“依理抗争”的说法只会将复杂的现象笔统化、简单化。

《文化纵横》：维稳已成为当前政府面临的重要任务，您认为“金钱是中国目前解决集体抗争事件的一个重要法宝”，从目前的效果来看不是很成功，其根源何在？出路在哪里？

赵鼎新：最可怕的就是定罪方式取决于被定罪对象的权力、社会关系能力以及种种政治考量。这样，法律在社会精英阶层和百姓中间就同时失去了严肃性，这才是目前中国法制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关键问题所在。目前政府处理群体事件的主要方式在短期内避免了大规模抗争活动的产生和壮大，但是却不能有效地在制度框架内解决冲突性政治。目前政府处理群体事件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另一种制度化倾向，即向着民粹主义政治方向的制度化。当前中国政府花在支援贫困地区以及维持安定团结的费用每年都在增加，广大百姓也从中得到了许多好处，但是社会冲突却有增无减，并且国家在大规模骚乱前往往显得束手无策。如果民粹主义政治一旦在中国被制度化，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减缓，国家和地方财政紧缩时，中国政府解决冲突性政治的回旋余地就会大大减小。

《文化纵横》：对待社会矛盾，政府一般都希望将其处理成个体性事件，害怕其升级为群体性事件。一般的做法是，限制、选择性镇压，外加疏导和缓解，促使抗争事件地方化、非组织化和非政治化，从而缓解了社会矛盾。但目前频发的暴力事件多体现为个体化倾向，并且这种倾向开始表现为极端的恐怖暴力事件，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一现象？如何看待这一治理上的悖论？

赵鼎新：事实上，金钱是中国目前解决集体抗争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法宝。地方政府采用这一方法自然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但是这种做法既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又不能将社会矛盾良性地制度化。用金钱来解决社会矛盾的做法不能给闹事者和旁观者提供一个明确的信息，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什么该国家管，什么该自已管；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不合法的。

我曾经看到一个抽样调查报告，其中指出：中国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随着政府级别的提升而不断增高。这几年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弱势群体的政策，社会下层得到了广泛的实惠，因此这一调查结果的出现并不奇怪。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出现的问题较80年代更为复杂、严重，但是这些社会矛盾却并未导致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社会矛盾在后毛泽东时代有着地方化和去政治化的倾向。但是，目前頁姓对于中央的高度信任却显示了中国社会问题所存在着的一种再政治化的倾向。

如果一个政府更多地以金钱来解决问题，它的政策就会培养“刁民”，民粹主义就会抬头，地方就会变得难以治理，地方官员也会有所怨言；而如果中央不断出台政策将许多社会事务重新抓起来，原本属于经济性的地方事务就有再政治化的危险。然而，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政府很难采取不偏不倚的对策，其结果可能是既培养了民粹主义又削弱了地方政府的领导。

(本文发表于2010年第4期《文化纵横》）

追寻革命与运动背后之理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和“运动”这两个词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应该不算陌生，很多人都曾经历过运动不断的岁月，但时至今日，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原因，管理者在对待社会运动行为上的第一反应仍然是拒斥的态度而不是理解和疏导。在革命和运动的思考方面，学者的学术研究也因各种原因而缺少。

赵鼎新教授在国内出版了《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对西方分析革命和社会运动的研究作了很多介绍，也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方法。后来这本书被多家文化媒体评为“2006年最被忽略的书”之一。

不能简单地告别革命

记者：我想先问您一下，因为革命和社会运动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为什么您在《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里将它们放在一起研究，您的理由是什么？

赵鼎新：实际上说来话长，但是简单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这是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的一段话，我这个年龄的人从小就听这段话，我们曾经很崇拜革命和社会运动。但是，参加过“文革”，后来又读过很多反思革命的著作，我才发觉革命想得到很多，给社会造成的损失很大，但是实际得到的却很少。以至于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像20世纪90年代初很多学者，比如李泽厚，提出“告别革命论”。但我认为问题并不是简单地“告别革命”。后来，我发觉美国的社会运动很多，但是革命却很少，骚乱也比较少。所以我想，什么样的社会能够产生更多的像美国和西方其他民主国家那种良性的、有组织的、对社会破坏性较小的改良性社会运动，而大规模破坏性的骚乱、革命却较少？后来我发觉革命、骚乱和社会运动总体上就是社会对权力抗争的一个统一现象，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有的形成了革命，有的发展成了骚乱，而有的则转变成了社会运动。因此，我把这三者放在统一的框架下来看待。

记者：社会学有一个观点，认为人有建设的心理欲望，也有破坏的心理欲望。您的意思是说，好的制度下就会让社会运动替换革命或者骚乱是吗？

赵鼎新：其实人总是有破坏心理的，美国这个社会也是有人想搞革命的，但其社会和政治结构不可能导致革命，因为制度把这批人边缘化了。比起80年代，中国目前兴起革命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但是尽管如此，比较极端的语言和行动仍是存在的，这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区别。

西方革命研究的脉络：从片面到全面记者：有学者归纳，美国20世纪的革命研究有四代，第一代以勒庞《革命心理学》为代表，致力于研究革命学产生的过程；第二代从“二战”结束到70年代中期，致力于解释革命产生的原因，想探索人们为什么要革命，如格尔的《人们为什么要造反》；第三代从70年代中期到伊朗革命，视野相对放宽，致力于研究革命的原因、进程和后果，包括斯考切波1979年出版的《国家与革命》；到80年代中期以后是第四代，这时候视野就更宽了，这一代希望把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都考虑进去。您同意这种划分吗？能否请您谈一下欧美20世纪革命研究的主要派别？

赵鼎新：美国通常是这么划分的，而提出这种划分的是科林斯和古德斯通，后者是第四代革命研究中的一个领军人物。这种提法有没有真实性呢？我想是有的。但是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第一，因为这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很多重要的工作，不好归类的就排斥出去了。比如美国的康豪瑟是研究大众革命的，1959年写了一本《大众社会政治》，这是一本很有名的书，但是这本书却不好归类。还有巴林顿.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这本书也很难在这四代划分的话语下归类。所以，为了建构代际过程这么一个叙事方式，好多东西不得不舍弃。

记者：第一代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赵鼎新：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他们还有一个特征，即以历史学和社会心理学为主，主要讲的是过程和大众心理。第二代从历史学、社会心理学向社会学转化，所以第二代、第三代就开始讲结构了。那么它们的差别是什么呢？第二代往往讲的是社会结构，而第三代讲的是政治结构，就是国家。

还有一点，美国学科本身的推动作用也促使了这种划分的形成。在美国，年轻教授要找工作，转成终身教授，总得提出新理论，这样就迫使他们要用新理论推翻旧理论，以此展示自己的“新”。这就导致人们刻意划分研究工作的代际，以强调自己工作的新成果。在美国写书是这样，中国也是——如果你写书，写得太全面反而不好，你得找一个斗争的对象，以前面某一个人的研究为敌人。如此发展起来的学科看上去好像存在一种内在的发展逻辑，但其实，这和研究革命的真实性关系并不大。

但总体来看，革命研究具有如下几个规律：第一就是从片面逐漸到全面。早期的研究都是讲一两种社会机制。比如格尔的《人们为什么要造反》，就是讲社会心理学，讲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像斯考切波，70年代就引回了“国家”这一概念，但是她的研究总体来说是很机械的，就是讲国家的一定结构在一定条件下会引发革命。但目前的研究，就逐渐把很多变量都考虑进去了，像社会、经济、文化等，比较全面。近来又把早期第一代讲革命过程研究的这一特征重新拿了回来，因为后来的学者发现结构和革命过程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同样的社会矛盾在一定结构中会产生革命，在另外一种结构中就不会。实际上结构条件只不过是造成革命的可能性，至于革命能否成功，还在于结构和人的逐渐互动。在斯考切波1979年的那本《国家与社会革命》中，她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成功，但她用来分析中国革命的社会结构，实际上是从清朝就存在的，清朝的社会结构导致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这个岂不是跨度太大了？现在很多人都不会采取这种方法了。

记者：能不能介绍几本比较经典的分析革命的书，谈一谈作者的解读方法？

赵鼎新：在我看来，比较经典的是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那是研究革命的一个范本。它的示范作用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都知道，伯克以及其他很多人对法国革命是彻底否定的，而马克思等则对法国革命进行了彻底的肯定。为什么这本书可以在西方占主流地位？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实际上是否定的、是怕的，但是他没像保守的学者那样彻底否定法国革命的存在意义。他认为，法国革命的产生实际上是路易十四专制的结果，他并没有像勒庞那样将革命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法国的暴民政治。对革命在价值观上的否定，并没有让他把革命归罪于老百姓和革命本身。

这样的传统就形成了主流传统，包括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我认为，她从学术上解释了法国革命、中国革命、俄国革命，她成功了没有？其实没有成功。但是另一方面，她确实加深了我们对革命的理解，因为她继承了托克维尔的传统。她认为革命最终是国家的行为和结构扩大了社会矛盾，并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所以这本书虽然受到很大的批判，但是革命研究中的国家这一视角却保存下来了。她比较强调国家结构，所以就忽视了意识形态和革命领袖的作用。斯考切波在书中提道：革命是到来的，而不是制造的。但是实际上，像革命领袖毛泽东、卡斯特罗、列宁、罗伯斯庇尔、丹东等，这些领袖人物的作用是不可轻视的。那以后，像大家看到的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还有我们学校一个叫苏维尔(Sewell)的教授，他们就批判了斯考切波的视角，讲意识形态、话语，还有革命领袖在革命中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相互批判来批判去，最后还是往客观看待和研究革命的方向逐渐扩进。我看相当一部分好书中国都翻译了，但是中国目前的学者对这些理论到底是从西方和欧美什么样的话语背景发展过来的还不是很清楚。

革命：为什么诉求多，而得到却少？

记者：虽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我还是想请您谈一下您的看法。我们知道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都命名为革命，而且都是我们所熟知的革命，但是这些革命究竟有什么差别？因为有些追求自由的革命成功了，有的反而更加专制。以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为例，美国革命可谓是成功的革命，而法国革命比美国更彻底，法国的《人权宣言》比美国的《权利法案》对自由和平等的诉求更深刻，但是它反而走向了专制。您能不能谈一下您的看法？

赵鼎新：对这些革命很难谈统一的看法。但有一点，美国这类革命大家通常称为政治革命，它只是追求独立。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之后，美国社会中包含的英殖民地结构一点儿都没有改变。美国革命在精英层面上还是存在妥协性的，所以这类革命一般并不极端，它们革命的目标往往也和实际目标比较接近。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常被称为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不但要夺取政权，在夺取政权以后还要彻底地改变社会结构。比如说中国在革命以后就槁土地改革，取消私有制等。这类革命一般来说都比较极端，往往目标很高，很理想化，但是最后得到的却不一定多。

这里面还有一个因素。一般来说，极端的革命暴力性较强。革命的目的往往是为了追求自由、民主、平等，但暴力本身就是非自由的或者非民主的手段，通过非民主手段来争取民主、平等，最后往往还是会走向非民主和暴力。马克思在1848年法兰西内战时提出无产阶

革命的话，在自由的环境下，肯定资产阶级话语要占上风，这样无产阶级革命肯定是搞不成的；实际上革命往往要打破主流文化和主流的政权。但打破主流文化后如何才能造成容忍呢？实际上，革命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困境是，如何在革命暴力文化下打造一个后革命时代的容忍文化。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知识分子。往往体制越压抑，知识分子就越难以产生现实主义感。在美国等比较成熟的社会中流行一个俗语：20岁的时候你若不是理想主义者，你就是个没有心肝的人；40岁你若还是理想主义者，那你就是没有头脑的人。在一个比较专制、闭塞的社会里，知识分子往往会缺乏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化能力。艮多理想主义者，到七八十岁还跃然纸上，一方面我对他们人格的敬佩毫无疑问；另一方面我也为他们感到悲哀，如果七八十岁的人还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那这个社会是有很大问题的。这就是美国联邦党人和托克维尔都看不起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家的原因。法国路易十四以后的专制造就了一批十分理想化、把社会看得非常简单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制造话语导致革命，但其实革命对他们却不一定是有好处的。

以伊朗革命为例，伊朗在巴列维统治下，经济发展得很好，现代化也搞得不错。但是其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是，传统的商人恨他，因为他槁大的百货公司、大的企业，传统商人没法做生意；他的改革又引来伊朗教会的愤恨，一旦伊朗的女人可以穿比基尼在海滩上游泳，教会肯定会认为改革搞得太自由、太过了；同时，这还导致了伊朗“左派”马克思主义者的愤恨，因为改革造成了伊朗的不平等、贫富差距的加大；伊朗改革又是在专制下的改革，所以的自由主义者也恨他，认为伊朗整个改革过程违反了人权等。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的“左派”和自由主义者竟然会想象和伊朗的宗教势力、经济保守势力联盟，通过搞革命打倒巴列维政权。他们认为，打倒巴列维之后，伊朗的传统经济实力和教会势力是很容易对付的。但实际上革命成功了，结果伊朗的教会势力和传统的经济势力把“左派”和自由派势力一股脑儿端掉。我当时在美国碰到很多伊朗的自由派和“左派”流亡人士，他们非常后悔当时搞伊朗革命。改革本身发展不错，但是每个阶层都不满意，有的觉得过了，有的觉得不够，这样就形成不了改革共识，这可以说是伊朗的一个悲剧。

理想主义者对民主期望过高

记者：您刚才谈到理想主义的话题，我看过一个有关中国革命的纪录片，片子的结尾有一句很伤感的话，即回首这么多年的历史，我们当时追求的民主和自由的价值究竟到哪里去了？理想主义者有一个目标去追求，现实主义者是不是就没有这个东西，一切都以利益来衡量呢？

赵廟新：我觉得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现实主义者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自己的问题和困境，理想主义者则认为有一个乌托邦社会存在。早期的理想主义者是民主主义者，却在救亡、救国的运动中被卷入了革命浪潮。但他们始终在追求一个理想社会个没有贫困、没有压迫、公正的乌托邦社会，但这种社会是不存在的。因此，他们难免会对革命失望。但是他们的这种乌托邦精神还在的，显然老了就会比较后悔，通过自己的一生，感叹中国20世纪整个的革命历史。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整个过程的参与者，包括他们的思想和想法并没有脱离早期参加革命时的理想状态，他们仍在追求一种理想社会。实际上从现实主义者的角度来讲，这种想法本身是很可怕的。

记者：您把理想主义解读为期望完全没有压迫、自由的、平等的乌托邦。这个解读对理想主义者来说是不是有点儿偏颇？

赵鼎新：当然，有各式各样的理想主义者，我这里所讲的理想主义，主要是针对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前带着理想型的民主意识参加共产党，但是最后他们发现，革命并没有为他们带来想象中的民主。他们对民主的理解是非常理想主义的。对于现实主义来讲，民主达不到那种程度，你如果想给民主加那么多要求，搞一个民主革命、运动的话，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

但现实主义者认为民主就是提供两样东西，一个就是美国人麦迪逊所说的，用野心来制约野心，即精英之间的权力平衡；还有一个就是解决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政权的合法性并不建立在绩效或传统上，而是建立在一个程序上、一个虚的地方，当官的干好干坏都无所谓，因为是选出来的。理想主义者就认为民主是好的，实现民主的社会会带来很多的好处。但其实这些好处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获取的好处，与民主无关。其实在美国和西方一些社会，腐败也4艮严重，当然比发展中国家还是好不少。他们的经济很发达，但这种发达与民主的关系并不大。

记者：您认为民主主要就是解决了政权合法性的问题。

赵鼎新：是的。除了政权合法性问题，还解决了精英之间的相互监督问题。但是理想主义者还会认为，民主会给一个社会带来廉政等其他许多正面效应。民主和廉政到底有没有关系呢？事实是，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关联，但是这个关联度却不是很大。以印度、俄罗斯为例，俄罗斯搞了民主以后腐败得更厉害。你说俄罗斯民主不成熟，印度的民主应该够成熟，但是腐败得也很厉害。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非常复杂。

研究中国革命的两个范本

记者：研究中国革命方面，国外有什么主要的理论，这个您能不能大概介绍一下？

赵鼎新：这个就很复杂了。早期关于中国革命的研究一般比较大而化之，都是像斯考切波那样，就是中国有些社会结构，比如说中国的佃农这种社会结构就比较容易引起革命，因为地主像资本家一样，农民就像工人一样，我租你佃，这个租金就是工资，中国农民因此有了工人比较不保守的一面，这是一种比较大而化之的分析方法。在我看来，学术和现实联系得比较紧密的第一本书是一本叫“延安道路”的书。这本书认为，延安时代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延安整风对共产党的成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即脱离了苏联的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了自己的道路。瑞金时代中共还没有那么成熟，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也比较大。中国有了独立自主性后，马列主义就中国化了。但是这本书也有很大的缺陷，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虽然延安整风和延安时代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是中国革命的最后成功靠的不仅仅是延安道路，而且是三年解放战争的胜仗，这就不得不考虑中共在八年抗战中所建立的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

这就体现了查莫斯*约翰逊（ChalmersA.Johnson)的《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政权》和其他类似著作的重要性。查莫斯.约翰逊在华北、山西抗战的根据地搜集了很多资料，所以他认为，共产党的革命能成功，主要是这八年根据地时期建立了鱼水情。他的概念就是农民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对不对无所谓，这儿的核心思想就是：抗战爆发后，日本人一下子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日本人对这些占领区的基层社会基本上采取的是放任状态，因为1940年以前日本人的主要精力是在与国民党军队争斗的主战场，同时共产党抛弃了早年在瑞金时的“极左”政策，在敌后发展根据地，搞减租减息等。而日本1940年以后开始搞“三光”、蚕食政策，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人为了将主要精力用于对付美国，主要是想打通中国国内战场，这样一来搞了不少“三光政策”和蚕食政策。这就使中国的老百姓不断向共产党靠，建立了鱼水情。这样解放战争时候产生了很大的差别，解放区才一亿多人口、一百万军队，而国民党有三四亿人口、好几百万军队。但是共产党的税收能力、对老百姓的实际影响能力，要比国民党的能力要大很多，按照我的观点来说，共产党占了很小的根据地，但是税收能力和对老百姓的影响能力都比国民党大，国民党也不懂这一点，还把军队派到根据地和共产党打，所以肯定要输掉。所以，毛泽东接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斯特朗问毛泽东，你们共产党打这个战争能打几年。毛泽东说永远可以打下去；然后问毛泽东说国民党可以打几年，毛泽东说最多打五年。实际上毛泽东说的是千真万确。因为国民党打仗是用钱打仗，用钱打仗是要破产的，而共产党是不用钱打仗的，他们靠的都是群众基础，然后子弹、武器都是国民党缴过来的。当然这本书以后受了很多的批判，包括台湾的陈永发，还有德里克等都在批判他，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分析模式却大同小异，大家都看到八年抗战中共产党建立了大量的根据地对以后的革命成功是一个关键。

影响社会运动三要素：变迁、结构、话语记者：之前跟您聊天，您说对国外的研究来说，革命已经是历史，所以国外现在主要研究的是社会运动。你在《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这本书里面也讲到影响社会发展的三种因素：变迁、结构、话语。能不能举例谈一下这三者以及这三个因素如何产生互动？

赵鼎新：我为什么提出变迁、结构和话语是导致社会运动、革命产生与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呢？主要是针对西方，比如说蒂利、麦克亚当等，包括斯考切波，他们都有一种倾向，就是想找出一大堆因子，每个因子要么是充分条件，要么是必要条件，但都不是充分必要条件，而加在一起就变成了充分必要条件，一旦找出这些因子以后，他们的学生以后做学问时就可以像厨师一样，先到待研究的领域里逐个去找这些条件是否存在，一大堆条件都存在的话就有了发生革命或社会运动的危险了。

但是社会学和自然科学不一样，你不能这么机械地做学问。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条件互相的作用以及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在不同的革命和社会运动中是不同的。西方学者所提到的很多概念，比如说政治过程、政治机会、组织形态、突然之间出现的愤恨、谣言的形成等条件都太具体了，越具体的概念越有针对性，而我提出的变迁、话语、结构这三个条件则是最为简单和基础性的。

变迁为什么对革命运动很重要？比如说你受到压迫，如果你长期受到压迫，那么你是感觉不到的。中国有句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西方也有一句类似的话，“最后一个可以发觉水的物种是鱼，如果鱼在水中的话它就不会发觉水，如果把鱼拿出来它肯定马上就会发觉水”。所以变迁的重要性就是，人们对压迫或麻木，或无计可施，因此不管变迁往好变、往坏变都会导致革命。往坏变他可能会受不了了，往好变他却得到了机会，或者是感觉到了以前的压迫。所以变迁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是结构。结构包括两个方面：国家的结构和社会的结构。因为社会变迁会导致变化，但是这个变化会导致革命、社会运动，而这种变化在多大程度上会导致什么形式的社会运动发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制度化社会变迁的能力。有的国家发生很大的变迁也没有关系，但是有的国家很小的变迁都会引起很剧烈的振荡，国家是对变迁导致矛盾的一个放大器或者是缓冲器，研究国家制度化社会运动的能力是关键。你不能制度化社会运动的话，有些社会运动就会被激化为革命；有些国家能利用镇压能力妨碍组织革命的产生，但是它不能保证正常社会运动的发展，这类国家的骚乱、暴乱等非组织性的活动将大量增加。

还有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也分两方面，一方面是社会的阶级结构，这个也很重要。比如说在有些社会结构下，阶级结构突然之间简化了，工业阶层突然形成，比如19世纪欧洲，像法国里昂、意大利米兰，大规模工业城市突然形成，革命便在所难免。

还有就是社会中层组织的形态。一般来说，一个社会中层组织越发达，它的意见就越不同，你让它互相竞争和辩论，最后意见肯定不会一致，这种情况下就不容易发生革命。如果一个社会的中层组织不怎么发达，平时大家竞争不多，交流不够，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把老百姓导向哪儿，老百姓就会倒向哪一边。社会中层组织越发达，革命越不可能。

然后就是话语。因为革命、社会运动和传统的农民起义不一样。农民起义话语很简单，就是“打开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假如农民起义成功，闯王还是一个皇帝，基本上换汤不换药，就是一个夺取政权的问题。现在要么是大意识形态，比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民主主义，要么是一些小的话语，比如说男女平等、环境保护等。它们或者全面改变社会，或者改变社会的某一个部分（如价值和方式等）。话语给社会运动提供了一个目标、方向。

但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很多美国学者，比如蒂利，他会给你一个像计算机流程图的东西，图上会显示哪个在前面，哪个在后面。比如说麦克亚当描述了美国60年代。那个宏大的历史过程，实际上讲的就是变迁，变迁导致了组织结构的变化，导致了社会地位的变化，导致了人们认知解放——原来认为是合理的，现在觉得是不合理的，就解放了。就跟一个流程图一样。

我认为这样的流程图模型肯定是不行的。为什么？结构、话语、变迁这三者没有固定的关系。比如说社会突然之间实现工业化、城市化，而城市化导致变迁，这是19世纪欧洲好多革命、大规模运动形成的重要因素——变迁导致了社会运动。你说中国目前大量社会运动的存在、大量闹事的存在是什么道理呢？它和我们中国政府的改革有很大的关系，是中国政府的改革导致了社会变迁。国家在前面，变迁在后面。然后有些国家有些时候话语在前面，特别是知识分子运动，就是话语在前面，比如美国好多社会运动都产业化了，很多社会运动的成员变成了专业人员，他如果槁一个社会运动，这个社会运动成功的话他就皮有饭吃了，这个产业就不存在了，所以他一定要造话语，要让他们的组织有存在的价值。在抽象层面上，影响社会运动发生的因子之间是没有固定逻辑关系的，它们之间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都不好说。这就是研究社会学、政治学、社会科学的相异之处，它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并不是没有规律，只是针对具体的问题，这些规律和重要性在不断地在变化。我这本书提出来变迁、结构、话语，但是我拒绝把这三者的重要性、互相关系给一个比较机械的模型。

制度化社会运动的方式：民主是绞杀革命的最好武器记者：您在《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里说过，欧美等发达国家对社会运动有很强的制度化能力，能不能从变迁、结构、话语这三个因素的角度解释一下，它们制度化的能力究竟是怎么样的？

赵鼎新：我想制度化的能力，在西方最明显的表现形式就是民主化。民主化还不是一下子民主，而是逐漸民主，就是逐渐把投票权向有产阶级扩展，然后向全体男性扩展，再向女性扩展；在社会的自由方面也是逐渐发展的，目前已经到了同性恋者、黑人、少数族群，其实这就是一个民主化的过程。

总体来说，民主是“绞杀”革命最好的武器。为什么呢？有投票了以后就很难形成革命，一旦民主了，就有所谓自由了，一旦自由了老百姓内部马上就分化。我们中国现在还不能说是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但是中国政府对待知识分子的手段比80年代高明多了。在中国，80年代知识分子闹个什么事，政府就在报纸上批判，你不批判还好，一批判他倒成了英雄。中国目前知识分子一般在小范围内讨论，在专业报纸、杂志上讨论，政府基本上都是睁一眼闭一眼。你一让他有讨论空间，他内部就马上分化——像老“左派”、新“左派”、自由派、民族主义者、现实主义者等，他们内部一吵就分化了。实际上，民主的手段就是通过给他一定的自由之后导致他内部分化，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制度化最大的途径。

还有一个制度化途後就是镇压。民主给镇压提供了合法性，有了民主，政府一旦有了选举的合法性之后——比如说美国，美国现在的主流价值并不是今天建立的，他们早期主流价值还没有完全建立的时候，他们的精英群体很清楚，对“极左”和“极右”就镇压。美国对三K党镇压得很厉害，不过是以法律的方式镇压——通过查账、FBI卧底把内部很多的黑幕都公布出来。美国对“左派”的镇压也很厉害，但这样的镇压通常会网开一面，比如说对工人阶级镇压，对共产党镇压，对大工业工会、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很强的工会镇压，但是对于行业工会，只要在它的法律范?内为了经济利益闹事就不镇压，这就迫使工人阶级往某一个方向发展，因为别的镇压，这个不镇压，他又有路可走的话就去搞经济工会了。

西方的镇压手段，我们可以借鉴，又不能完全借鉴，因为它们的发展是无干扰发展，它们每发展一步，其人权标准就提高一步，他们会用这个人权标准来要求我们发展中国家也这么干。比如说中国，我们能不能用他们的镇压渠道？你槁民主化，你用了，他们还照样说你违反人权，因为他们的人权标准高了。而且说实话他们不是阴谋，他们是站在目前的角度看问题的。

所以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家制度化社会矛盾的能力。我们现在要搞和谐社会，和谱社会有两种搞法：一个就是把社会矛盾抹平，一种就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就是制度化。现在的国家非常复杂，没有社会矛盾是不可能的。因此，制度化社会矛盾的解决能力是极为重要的。

制度化社会运动的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几大弱势记者：您觉得中国在制度化方面表现比较弱的有哪些方面？赵鼎新：第一个是缺乏主流的价值观。缺少主流价值观就会在社会上形成极端工具理性化，表现在大家对国家没信心，表现在新闻媒体不能对大众舆论形成建构作用。西方基本上可以看到，我觉得西方老百姓可真傻，基本上是新闻报道什么他们就相信什么。除非事情发生在家门口和他看到的不一样，他不相信，但是发生在远一点儿的他们就会相信。他们不会想，如果发生在我家门口的不相信，为什么远的我要相信。因为西方媒体对社会舆论有一个建构作用，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宗教（基督教和天主教）在美国就是主流的价值观。

第二个问题，中国的国家合法性还建立在绩效上，政府干得好给国家执政造成合法性。这个有好多好处，说老实话，中国目前真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不是之一，而是最快的国家。而且中国目前对老百姓的生活很看重，从经济指数来说中国好像不断在加大，但是你从中国各界拿到的好处来看，实际上中国最穷的穷人也拿到不少好处。之前我到中国最穷的地方去了，我看到他们的生活比以前改善了许多。当然和北京的老百姓，和有权、有钱人的生活不能比，但是和他们原来比强很多。但是现在中国老百姓还不满意，因为绩效合法性就会造成大家对当官的要求过高。你的合法性建立在干好干坏上，所以“当官不为民做主，只能回家卖红薯”。而在美国制度里，如果官不为民做主，你也不必回家“卖红薯”。还有就是自我期望过高，总是觉得自己少拿了。中国现在不是只有下层认为自己拿得少了，中国的白领、知识分子，甚至有些当官和做生意的都认为自己拿得少。

第三个就是社会各界缺乏公开的竞争讨论。这个就导致中国每一个阶层都不知天高地厚。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社会中的各个阶层之间缺乏交流，每个阶层都不知道人家的难处。

第四，中国缺乏有威信的公正机制。任何权威都没威信。大家都没有一种公正感。所有原因加在一起导致中国对社会矛盾的制度化能力不足。

这几年，中国社会下层拿到不少好处，这些社会下层也很庆幸拿到这种好处。但有一点也能看出来，这种好处的给法仍像父亲给儿子的给法，这种给法对降低中国的贫富差距、降低社会矛盾是很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和正面意义是不可忽视的。但是能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呢？很难。我如果像爸爸给儿子一样给你钱，你感谢，三个月以后就认为是应该的，六个月以后你就觉得不够了。中国政府如果长期这样做的话，社会矛盾就更不好处理了。

制度化社会运动的最大困难：西方标准与中国特色记者：因为现在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全球化和网络的时代。现在的社会运动呈现了什么新的特征呢？

赵鼎新：有几大特征。第一个就是制度化。社会运动和利益集团政治越来越难区分了。第二个特征就是社会运动社会。因为原来搞社会运动都是社会下层，是穿得很破的老百姓，而现在看到马路上游行的人都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甚至有些是社会的上层集团。比如说晚上和美国的议员在一起，通过拉关系来谋取自己的利益，但白天还在马路上游行，这种现象在二三十年前是没有的，这个就是社会运动社会，社会运动的制度化。还有一个就是全球化社会运动社会，社会运动已经全球化发展了。目前全球化运动都是中层阶级运动，就是和环境、性别等有关的社会运动。但是全球运动还有个特征是宗教运动，比如说韩国宗教运动发展得就非常快。

记者：因为国内曾经出过一本关于美国自由的历史的书，是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埃里克_方纳教授写的，书名叫“美国自由的故事”，就是讲美国自由、民主的制度是经过不断的斗争——各种社会运动不断，但就像您说的，有一个制度化的过程，这些人的权利和自由水准慢慢提升了。您的意思是不是美国曾经历过这样的斗争过程，所以抗斗争的能力比较强？

赵鼎新：整个斗争过程分为两个部分，这既是国家的学习过程，也是社会制度化的过程。像美国六七十年代的镇压还很厉害，但是以后的镇压就比较缓和了。社会运动制度化以后，人们越来越知道怎么处理社会运动了，像美国的示威和游行很多，但示威要先注册，同意了之后再给你规定路线。而且，美国的警察局会把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叫过来开一个小型座谈会，跟你们讲游行应该怎么做。一旦控制不住的话，或者警方认为你违反规则、打起来了怎么办，甚至告诉一旦被打怎么办，怎样才不被打惨。这样一来，警察和社会之间的相互磨合，最早是国家和社会运动进行磨合，但是在技巧上警察和社会运动又在磨合。现在警察开打的往往是骚乱，骚乱因为都是没有组织的，有时候警察可能慌了，比如一大堆学生看一场足球，然后就点起火，警察害怕出事，就打起来了。但是现在社会运动越来越制度化了，这也需要一个过程。

但现在对于发展中国家有一个最大困难，因为西方制度化发展到哪一步，人权发展到哪一步，他们就会拿那个标准要求你。发展中国家基本上不可能按照西方这种自由、民主过程逐渐来发展，所以越是欠发达国家，越是需要国家领导的智慧，目标要明确，要控制好。如果你想一步到位发展到美国目前这种阶段的话，那么最后很可能搞成苏联那样，也就是越槁越不好。如果太保守的话，就会搞得社会矛盾聚集，这样又会导致革命局面现，所以这是非常需要政治家智慧的。

(本文发表于2007年9月25日和讯网读书频道，由雷天采访。）

靠“钱”管不了社会，要靠社会自我博弈

近年来，中国进入了社会冲突的高发时期，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出现。本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变动的剧烈，社会冲突和矛盾频发是正常情况。但通过这些新的冲突，我们发现，社会管理已经成了一个越来越复杂的治理机制，而这套机制老套固化，与实际的需要脱节，在处理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时节节败退。社会管理创新已经是一个刻不容缓、亟待解决的问题了，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加码的各种措施，反而使得旧有的固化的社会管理体制进一步僵化。那么真正的社会管理应该如何着力，具体的创新又有哪些呢？

“钱”不是社会管理的有效方式

记者：近来中国的社会矛盾冲突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我们是否可以说是出现了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运动？

赵鼎新：“社会运动”是现代西方学者为描述西方在十八九世纪后逐渐形成的那些有组织的、以社会改良而不是革命为目标的体制外集体抗争行动所创造的一个词汇。对于那些既无组织又无明确目标的体制外抗争事件，西方学者称之为“集体行为”；而那些规模和破坏性较大的集体行为，西方学者则称之为“骚乱”。当前中国的问题一方面是国家的力量很强，另一方面是这些体制外抗争行动缺乏组织，但是在许多情况下目标却很明确，它们是当前中国集体抗争的一个主要形式。

记者：那么当前能否形成比较好的管理方式？

赵鼎新：当前政府的管理方式主要就是“钱”，即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西方国家现代社会早期也有很多这类的冲突，在它们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将集体抗争纳入制度轨道，使其朝着合法化的利益政治的方向发展。在美国，集体抗争合法化过程的每一步都在政府的控制甚至是打压下进行的。比如对于工人运动，美国政府对在共产党和大工会领导下的闹事进行限制和镇压，但对于行业工会领导的以经济诉求为主的闹事，政府则允许它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下开展活动。放幵并不是完全放开，而是制定法律，确定一定的程序规则，通过这个程序规则把它往制度化方向引导。在当前的中国，人民币是解决集体抗争事件的唯一有效手段。这种做法不断提高百姓的期望，引导了国内的集体抗争朝着民粹主义，甚至是“刁民政治”的方向不断发展。如果中国出现经济危机，国家财政出现困难，安定团结费用支出减少的话，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记者：您提到了民粹化的情绪问题，目前中国很多地方政府习惯于把民生问题作为社会建设的核心问题，强调均平化，强调政府的作用，这种治理模式是否带有民粹化的倾向？

赵鼎新：举一个例子，假如一个爸爸有10个儿子，那怎么分家产？如果爸爸不与儿子商量就作决定，除非该爸爸有着绝对权威，否则他作出什么样的分配方案，儿子们都会有意见。爸爸说平分，儿子们会认为他们对家庭的贡献有大小；爸爸给某个儿子多分一些，其他人就有可能说爸爸偏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好的方法是让儿子们自己协商出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财产分配方案，而不是依靠爸爸的独断。总之，国家出面解决本应通过社会各方之间的协商，甚至是争斗来解决的问题只会将社会矛盾政治化，而仅仅由国家来出“钱”解决这些问题则会不断提高百姓的要求，这种国家治理思路是极其错误的。

记者：也就是说政府统一议价，集中分配是一种错误的路径。

赵鼎新：可以这么说。民生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当然需要引起国家的重视，但是单靠国家出“钱”来解决这类性质的社会矛盾是行不通的。美国社会也有很多贫富差距问题，但是美国有发生革命式的大规模社会抗爭的危险吗？没有。他们连社会运动的规模都很小！以经济或者是其他利益为导向的集体抗争事件本身一般不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只有在国家拒绝百姓组织起来通过抗争为自己谋取利益时，或者国家大包大揽地试图通过发放国库钱财来平息人们的利益诉求时，社会上的经济利益性矛盾才会转化为针对国家的政治矛盾^记者：那么从政府治理角度而言，遭遇社会矛盾，进行议价的时候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赵鼎新：议价的问题我觉得应该分类。如果某些事情国家能作为专家出面解决的（比如在立法、执法和自然灾难处理等方面），那么国家就应该在这类事情上作出决断，公信力则是有效处理这类事务的关键；当国家在处理常规日常事务时（如办签证、报户口等），最好的方法就是运用科层制，在这里科层的清廉和效率是关键；当国家不得不对一类零和性的稀缺资源进行分配时（如北京汽车牌照每个月的限量发放），最好的方法就是抽签制，公正则是大众服从抽签结果的关键；最后，当国家面对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利益层面的冲突时（目前国内发生的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属于这一类），让百姓通过各种手段在利益层面并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讨价还价是最为可行的方法。

国家管理如果不遵守以上原则很可能会出大问题。以医疗为例，我们一般相信医生的专业知识，因此在生病时愿意听从医嘱。但是遇到群体性事件，我虽然是一个研究群体性事件的专家，但是如果把我叫去，让我仲裁是肯定不行的。专家意见在处理群体之间讨价还价式的争斗是没有权威性的，我没这权威，国家也很难树立这方面的权威。

记者：另一方面，目前政府提出了很多概念化的带有普世含义的口号，比如和谐社会、幸福广东、幸福重庆之类的东西，很多学者也提出要重新挖掘传统，从传统中发掘思想观念，希望能树立一个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标准，通过这个标准普遍地统一处理社会矛盾，这个可行吗？

赵鼎新：希望能全面普遍地处理社会问题，这本身就是我国的官员和百姓政治不成熟的反映。没有哪项政策能普遍地、统一地、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中国社会这么大，问题这么多，不可能用一个统一的设计方案来解决。这种普遍的标准只能使社会稳定的标准和治理模式越来越刚性。这是缺乏治理智慧的表现。有些社会矛盾和政体有关，有些无关，但是缺乏治理智慧，统一化的治理就会把无关政体的矛盾变成相关的。总之有一点，国家不管，该是法律领域内的问题就是法律问题，经济领域内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但是国家一管，一切都成了政治问题。

记者：目前中国社会上有很多意见，认为我们应该发动宗教和传统宗族的力量参与社会治理，使其成为一种稳定社会的力量，您怎么看这种意见？

赵鼎新：这个问题不能这样简单地看，宗教是一种人的本质，但是不同的宗教由于其教义的不同，宗教领袖对教义理解的不同，以及宗教组织与国家关系的不同，又会在一定的时空下产生不同形态。你把某一宗教在特定的时空下产生的某些形态看作是它的社会功能，这也是可以的，但我同时必须指出，宗教的这些“功能”往往都是宗教势力与社会上其他势力在互动中发展起来的非企及结果。如果我们通过国家手段来试图发扬光大某一宗教的某些“功能”的话，国家干涉就会赋予这一宗教一些意想不到的新型“功能”和性质。而这些新型的“功能”和性质往往不是国家希望看到的。通过国家干涉让宗教发挥社会功能这一观点还是中国宗教学者的一种误区。几年前上海统战部召集了上海的宗教研究学者开会，我也顺便去听了一下。会上一个宗教学者指出一贯道在台湾影响很大，而且一贯道长期支持国家统一，因此建议中共加强对一贯道的统战工作。其实，中共对一贯道的长期反对态度并没有影响台湾一贯道成员在统独问题上的立场，但是如果为了统战而开始支持一贯道，并给予资金支持，我相信台湾一贯道领袖就会产生支持“台独”的兴趣，因为统一后他们就拿不到好处了。宗教生活当然要逐渐开放，宗教生活也要受到法律约束，但是国家不能为宗教组织设定社会功能。

记者：当前在中国城市有一类社会矛盾很明显，城市的新移民，特别是农民工群体，他们属于城市的贫困阶层，他们与城市的原住民，特别是原住民中的贫困阶层矛盾特别大。在世界其他地区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吗？

赵鼎新：这不是独特的现象，是普遍的情况。在美国最排外的就是城市贫民和蓝领工人。城市中产阶级白领的心态就开放得多，他们对中国人、拉美人的涌入并不怎么担心，因为外来移民占据的是社会下层的工作，对他们构成不了威胁。以前上海本地人为什么恨外地人呢？因为外地移民大量跑到上海来，上海的贫民受不了。对于目前城市新移民的贫民和原本的城市贫民之间的冲突，我们不必去夸大，也不要太害怕。这类矛盾，有些会随着时间而慢慢淡化，有些可以让社会上大量的非政府组织来加以协调，而有些则需要政府出台政策予以解决（比如降低户籍门槛，逐渐把这些移民纳入城市之中，使得他们及其后代有着平等的接受教育和寻求发展的机会等）。政府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要给某一群体贴标签。这样的标签只会加强该群体的自我认同感，使得社会矛盾朝着政治化方向发展。

记者：目前到处兴建农民工子弟小学、农民工通道、农民工爱心工程，这些举措是否就是把这些群体标签化？

赵鼎新：对，农民工其实就是个伪概念，你说什么样的人才能算是农民工？没有答案。特别是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提及农民工二代的问題，他们中许多人都出生或成长在城市，爸爸妈妈也都在城市劳动，你怎么能说他们是农民工二代呢？在政策上给他们作一个标记干什么呢？还有类似的把聚居在海淀区唐家岭一带的50多万大学毕业生，称之为“蚁族”什么的，这其实也是在将群体标签化。以前这个群体被称为“城市弱势群体”。我就觉得非常奇怪，这些人可能经济收入上确实比较差，但是他们具备现代知识，都能上网，能发表意见，还有社会网络，有同学资源。他们除了经济收入以外其实并不弱势，但你却把他们定义为弱势群体，这样做有时候就会加强社会矛盾。

记者：当前中国有个有趣的现象，往往在社会冲突中，某一地区的某个群体的情绪，通过媒体报道立刻形成一种普遍化的情绪，继而各地类似的群体都表示自我认同，这和您讲的这点很类似。

赵鼎新：我个人觉得群体性事件是比较复杂的，如果你逐一去采访，就会发现参加群体性事件的人千差万别，参与目的五花八门。就骚乱而言，除了几个带头的，剩下的参与者肯定都不是直接相关的人，即所谓“打酱油的”。但是有一点在社会治理中需要注意，你如果把参与者看作是统一的群体，它就更有可能和你形成对立；如果就事论事，依法按情况处理，结果可能就有所不同。如果纯粹站在国家角度来制定社会治理措施，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该治理措施要能打破大型认同感的形成，千万不要通过治理方式树立大型的社会抗争群体的认同感。西方有些国家之所以能成功地处理工人运动，就是因为他们成功地打破了大型工人阶级认同感的产生。以美国的工人运动为例，大工业工会，特别是左翼激进派能发挥较大作用的工会，他们始终被政府牢牢地压制着。但是一般的工会，组织和认同感并没有那么强的，政府就会网开一面，让工人在利益政治下与资方讨价还价。时间长了，工人们发觉今天喊这个口号可能被抓，而明天参加另一个活动却能拿到现实好处，于是他们就会选择参加活动，工人运动就这样被制度化了。

记者：但是就您讲的这点，中国政府长期对社会群体实行分类治理，治理措施和一些治理机构相关，而这些机构又形成了一定的利益集团，进而阻碍正常的治理方式的形成，这应如何处理？

赵鼎新：首先我们不能说我介绍的西方的方式就是完全正确的，其实中国的也没有错，只是治理效果不好。有些社会冲突，从国家角度讲，中国政府惯用的手段可能导致冲突越来越大。这说明中国的社会治理观念是比较陈旧的，不能及时更新。另外就是治理手段和部门利益相关，形成了一定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有兴趣维持惯常的无效治理方式，因为这样能维持其利益。治理活动中强化某些利益集团，这其实4艮危险的。

真正有效的社会管理是“无为而治”记者：我们政府经常说中国正在改革，社会正在发生剧烈变化，另一方面又害怕社会矛盾，对社会冲突和矛盾抱着一种噤若寒蝉的心理状态，这其实是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

赵鼎新：这点很对。你要变化，要发展，就会带来矛盾，但是只要矛盾能制度化处理就好了。一个成熟的政府是不害怕矛盾的，因为他们有能力把社会矛盾纳入体制的轨道，通过法律手段，针对不同问题采取不同的治理手段，使这些矛盾既能爆发出来，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中国政府的社会治理效果则很不理想，有时甚至导致了大规模意识形态式的意见和愤恨的形成，中国目前没有出大问题的原因就是因为有“钱”，通过“钱”来解决问题。

记者：那么你觉得当前中国社会治理的賦有没有创新？

赵鼎新：具体的有效的制度模式我还没发现，有些官员比较聪明，他们有些个人的措施还是比较有效的。比如1986年江泽民在处理上海学潮的时候，他以校友身份亲自来到交大和学生对话，和学生辩论，与学生纠缠了数小时。他并没有说;学生，却阻止了交大学生到人民广场与复旦的游行学生会合，复旦学生在广场等了几个小时，但由于交大学生迟迟未到，他们不得不撤出广场。另外，云南省政府处理怒江环保运动也是一个典型案例。中国的环保运动站在道德的高地上，有一种天然的合法性。其反对力量的微弱使得环保人士有时说话极其随便，有些话经不起推敲。但在几年前，北京的环保组织在反怒江水电工程问题上却遭到了方舟子的质疑。该事件缘起是这样的：云南怒江水电工程在收到环保人士的质疑后，云南省政府请了方舟子等人去当地调查。方舟子本身是一个民间人士，有独立性。因此他的声音一般不会被人们认为是谎言。方舟子通过实地考察后，对环保组织提出的许多反怒江水电工程的证据提出了多种质疑。方舟子是理工出身，数据和逻辑能力较强，他的质疑把北京环保人士打了个措手不及。我认为，方舟子的出现是好事。首先，他的质疑会迫使环保人士重新整理资料，重新寻找自己的意见发力点，这会提升环保运动的质量。第二，这一事件标志了反运动在中国的出现。反运动虽然不属于政府治理范畴，但运动和反运动相互制衡就会提高社会的整体稳定，对政府的治理是有好处的。所以，有时候最好的社会治理办法是学老子，无为而治。我们都学过贾谊的《过秦论》，秦朝是怎么灭亡的，无非就是大事小事国家都管。

记者：这是否就是您说的一种社会运动必须要带来反运动，方能比较有效地发挥作用？

赵鼎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说。怒江环保运动和方舟子之间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社会运动和反运动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反运动太少了，因为中国的反运动带有天生的道德和政治负担，会被视为和政府走在一起。要想形成有效的反运动，首先要让社会声音多元化，各种声音是独立的，类似方舟子这样的，他发出来的声音不会被认为是官方的代言，通过这种争论，自然就能化解很多冲突，提高运动效率。中国目前的报纸和媒体很多，声音也很多。但是它们的独立性依旧被怀疑，不被信任，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记者：可以说当前纸媒已经没法建立主流舆论了？

赵鼎新：当前中国纸媒的声音不是不多，而且也分“左”“右”，但是真正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就是负面报道，带有民粹情绪的报道，这是很危险的。

(本文发表于2011年8月21日《南方都市报》，由李靖云采访。

辑三 [媒体]

霸权文化缺失下的中国新闻和社会运动

西方主流新闻媒体对社会运动特别是与之意识形态相左的社会运动往往会不予报道。当不得不报道这些社会运动时，西方媒体则倾向于琐碎化与妖魔化这些社会运动。因此，在对现有体制的挑战性程度方面，西方主流媒体具有相当的保守性。而在中国，新闻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却与西方模式大相径庭。中国媒体通常在社会运动的初期就会努力试图冲破种种阻碍，对社会运动作出支持与正面报道，媒体甚至会积极介入社会运动，并以社会运动相近的形式集中报道一些社会问题以对现状进行挑战。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改革过程中媒体的发展就是一场社会运动。本文认为，这种媒体与社会运动关系的差异与一个社会中是否存在能被国家精英和知识精英共同认同的霸权性文化有着紧密的关系。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在西方世俗意识形态上的霸权性地位为西方媒体的保守性奠定了思想基础；而在目前的中国，霸权文化的缺失使得中国记者与西方同行相比，对掲露社会黑暗问题有着更大的热情，他们更愿意从体制与社会结构中寻找社会矛盾的根源，并且更有激情为他们所向往的社会价值和制度安排的实现作出努力。

本文首先简要阐述为什么霸权文化的存在与否是导致西方媒体保守性和中国媒体激进性的关键，然后分析在霸权文化缺失的情况下，中国新闻与社会运动的关系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及发展的历程。我们首先描述中国媒体与政府的直接冲突，随后分析90年代以来商业化新闻的产生、改革的发展以及中国政府对媒体管控手段的提高如何改变了媒体生态并变更了新闻行为的逻辑。最后，本文通过分析近年来发生的反厦门修建化工厂运动、反怒江建坝运动和“新闻掲黑”运动中新闻媒体的表现，来阐述在政府与媒体的新型关系下，中国新闻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

“霸权文化”与媒体性质

在西方社会，主流新闻对于公共舆论有着很大的建构作用，百姓们对于自己身外事情的了解基本上是靠媒体报道，一个没有被报道的社会运动就如同一个没有发生过的事件。因此，西方的社会运动组织十分重视获取媒体的报道，哪怕是负面的报道。媒体报道是社会运动传播其思想及主张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渠道，是社会运动动员大众和寻求同盟的有力武器，是取得社会同情和从舆论上击败对手的法宝。

西方大部分学者认为西方的主流媒体具有很强的保守性。西方主流新闻媒体基本上是新闻源的一个“传声筒”。如果一则新闻与政府有关，媒体报道往往代表了官方的意见，这种现象在国际报道中尤为普遍。在面对反对现有体制或者有较大改革诉求的社会运动时，西方的媒体都倾向于视而不见。当一个媒体必须对这样的运动加以报道时，它也会有意无意地对该运动的目标和规模加以歪曲，并着重渲染运动中所出现的一些为主流价值所不能接受的口号和行为。

学者们对于西方媒体的保守性有着不同的解释。有学者从西方媒体机构及从业人员的阶级地位来解释媒体的保守性。他们认为西方的主流媒体都是由大财团所控制，新闻记者受的是精英教育，他们在多次的问卷调查中都认为自己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属于中产阶级，因此他们所生产出来的新闻自然就代表了其阶级的观点和利益。这种阶级归属感不仅加强了主流白人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而且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他们的“专业主义”取向，甚至是美国主流媒体中的“自由化偏见”。也有学者认为西方媒体的保守性来源于新闻制作的性质和新闻组织内部的社会压力。在利润的压力下，西方媒体有着体制性的人手不足。在没有能力进行耗时的调查时，西方媒体生怕报道有误而被起诉，因此落笔谨慎，并在报道中大量引用与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渊源很深的“专家意见”。当人手不足时，记者就会集中在最可能产生新闻的政府机构。为了能抢先获取新闻，记者必须与有关政府官员搞好关系。媒体的人手不足也给政府提供了机会。西方政府新闻发布会的材料一般都是以新闻稿的形式写成的，媒体也往往稍加修改就加以发表，于是媒体就成了政府观点的“传声筒”。西方也有学者强调媒体的保守性根源于新闻的商业化。商业化新闻必须依循主流文化和大多数人的观点，否则就会造成收视率和订阅量的下降以及广告收入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广告收入不仅仅取决于收视率或订阅量，而且取决于收视者及订阅者的购买力。富人的购买力强，面向富人的报纸和电视节目的广告费就昂贵气。基于上述原因，主流媒体的编辑经常要求他们的记者在写报道时面向有巨大购买力的读者，这也造成了西方新闻的保守性。

以上对于西方媒体保守性的分析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当我们把中国媒体在90年代以来的表现纳入比较视角的话，这些理论的局限性就被凸显了出来。中国新闻商业化在90年代兴起后,记者的收入成倍增长，挤入了社会中上阶层行列，中国媒体也同样越来越面临制度性的人手短缺，并且广告收入同样成了各类媒体存活和发展的关键。尽管商业化的发展并不能使中国新闻完全获取其独立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让新闻媒体妥协成了一部软性宣传机器，但是，中国的新闻直至今天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它对体制的批判倾向及对社会运动的天然同情。新闻媒体不仅倾向于正面报道社会运动，而且试图从体制的角度分析社会运动产生的原因，并试图提供体制改革的建议。这种对社会运动的同情在80年代体现为以精英式的启蒙性话语对体制进行总体性批判，而90年代中后期开始，则复杂化为以大众性文本进行局部性、选择性的批判。这样的倾向性与国家一社会关系的转变相关，体现在各样的社会运动中，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公共卫生事件以及自然和人为灾难等。

我们认为，导致西方媒体保守性的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作为西方世俗社会意识形态基础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在目前的世界上仍然处于巅峰状态。它们在目前西方是一个能为精英阶层和大多数中产阶级成员所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这些价值观的霸权性质是导致西方媒体保守性的关键。在这些霸权性价值观的主导下，西方媒体对各类国际事务都运用他们的观念加以衡量并进行报道（比如西方新闻在围绕着西藏骚乱和奥运会火炬事件所运用的报道方式）。在西方国家的国内事务中，霸权性文化的存在，使得西方主流媒体的新闻记者即使在面对重大政府失误（比如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和美国政府在“卡特里娜”飓风面前表现出的无能）和重大社会问题（例如美国的黑人问题）时，所能提出的仅是建设性的批评和建议，而不是对西方体制和价值观的批判。

相比之下，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虽然在物质生活水平上有了难以想象的巨大进步，中国政府却没有能够相应地构建出一个能为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正处于上升中的中产阶级所共同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和共识，或者说葛兰西式的霸权文化。霸权文化的缺失使中国媒体呈现出反体制倾向，使得中国政府出于统治需要必须对媒体加以管理。但是这种管理却遭到记者的抵制，并使公众对媒体中关键性的政治新闻不予信任。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没能在致富的道路上同时树立起一个广为接受的核心价值，因此当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犯罪上升、道德沦殇等社会问题变得严重时，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包括记者）之间就缺乏对话沟通的价值基础。就新闻从业人员而言，政党新闻模式已经开始失去其绝对主导地位。而西方专业主义模式也不完全被接受，在其本土化的过程中，它与政治体制和传统知识分子的士大夫精神等元素共同塑造着一个还未成型的中国新闻模式。这种共同价值基础的缺乏正是中国媒体的反体制倾向，以及中国媒体与社会运动的紧密关系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关键。

80年代的新闻与社会运动

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极左”政治所带来的教训以及国家财政经济的极度困难迫使中国政府发动改革。在经济改革所带来的宽松环境下，在记者们寻求新闻开放的努力下，中国新闻报道逐渐走出了“文革”时代的“极左”局面。在70年代末乃至整个80年代，中国记者以批判“文革”“极左”思潮及其危害为己任，发起了以消除毛泽东时代“极左”思潮及其危害为目地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新闻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的讨论以及在80年代中期出现的中国文化批判。但是，虽然这些新闻开放的动力往往来自于党内的改革派，其目的也更像同一价值观下的忠诚反对，但这些改革派的行动仍然引来了中共党内“左倾”及稳健势力的反对，并导致了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和1987年初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虽然这两次运动均在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不了了之，但它们却把一批党内改革派和党内知识分子推向持不同政见者的行列，成为众人心目中的英雄，并使广大民众对中共的做法感到沮丧。因此，虽然中国新闻在80年代不断走向开放，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记者）与政府的关系却在恶化。80年代末中国改革遇到了挫折，通货膨胀、脑体倒挂以及官僚腐败等问题马上成了媒体关心的核心问题。

分化性国家一社会关系下的新闻。

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后中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国家与媒体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下日趋复杂。90年代以来的经济成功并没有为政府带来一个能被广为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主流媒体对体制的挑战性仍在缺失霸权文化的状态下得以延续。但是，市场经济和商业化新闻的发展，分化了国家与社会在计划经济下结成的简单关系。在收视率和订阅量的压力下，新闻人员不得不在关注政治的同时，把相当的精力转移到经济效益和同行竞争等问题上，这就导致了新闻媒体利益的分化。同时，中国社会在飞速的经济发展中不断走向开放，商业化新闻下的新闻工作人员的收入也在快速提高，他们中大多数人开始有房有车，享受着新型中产阶级的生活。在社会的总体进步和个人的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像80年代时那样与政府对抗以寻求激烈政治变革的做法，在目前中国记者中已不再流行。更为重要的是，在商业化新闻的背景下，政府对媒体的控制手段也逐渐从积极打压转变为多元防范。经济软控制手法被广泛采用，政府对不同新闻也采用了不同的控制手法。政府的多元新闻控制手段导致了知识分子（及记者）对诸多社会问题看法的多样化，知识分子不再享有一个共同的声音。同样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的灵活和多元的新闻控制方法还变更了新闻行为的逻辑，使得国家和媒体的关系在90年代后变得更加复杂。要了解90年代后中国新闻和社会运动的关系，我们必须首先对该期间政府和媒体的关系有一个了解。以下，我们将从国家控制、媒介生态和新闻行为逻辑这三个方面简要介绍90年代以来中国国家与媒体之间形成的新型关系，以及这些发展对媒体与社会运动关系的影响。

多元的政府控制

政府对新闻媒体的控制从90年代开始由单一的行政控制转变为多元调控，主要包括组织上的人事控制、经济软控制和对新闻产品的终端控制。

90年代前，政府通过“单位体制”对新闻业这一“党的喉舌”实行半军事化管理。通过“党管干部”的原则，政府掌握对新闻机构各级负责人的任命权，从而控制了至关重要的事前审稿发稿权。同时，由于自认为持有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对于记者中出现的“异端思潮”，政府往往会进行攻击性的批判。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不再对在媒体中出现的“异端思潮”发动像80年代时那样的攻击性批判。他们懂得了这样的批判只会引起新闻从业人员和百姓的普遍反感，从而把他们推向政府的对立面。同时，在新的形势下，政府已经没有能力通过财政拨款来有效地养活一个日益庞大的宣传队伍，因此不得不把媒体推向市场。但是，中国经济的成功使走向市场的媒体拥有了一种意想不到的生命力。早在1998年，绝大部分中国媒体已经不再依靠任何财政拨款。相反，媒体经济一跃成为中国第四大利税行业。这些新的发展促使了国家新闻控制方式的改变。

除了保留对敏感新闻领域的政治硬控制外，中国政府还着手建立了经济软控制。首先，政府放弃了对娱乐性和非政治性新闻的控制。流行歌曲及时尚等再也不会像80年代时那样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或腐朽的生活方式了。其次，由于新闻媒体的基础资源一例如频道、频率、版面、书刊号等传播渠道一仍然属于国有，政府便利用这些垄断资源来支配媒体的行为。手段之一就是软性惩罚（例如取消频道、减少版面和书刊号）。由于这些惩罚将直接影响到整个新闻机构全体从业人员的经济收益，挑战政府的“极端”行为就可能会招来他人的怨恨。同时，一个新闻机构如果受到软性惩罚，那么它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就会减弱。为了在激烈的同行竞争中存活和发展，媒体从业人员就不得不有所约束。

中共媒体控制手段的某些变化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内部的利益差异和机构分化的一个非企及结果。改革开放中，国家权力在中央各部委内部及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多次重新分配；90年代以来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带来了中央各部委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在利益和视角上的日益不同；同时，虽然同处开放环境，不同政府部门所受到的国际舆论压力和对国际形象的重视也完全不同。这使得政府各机构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不再能保持一致，从而带来了90年代以来国家与媒体关系的巨大变迁。

中央与地方的微妙关系更是体现在诸多地方职能部门的运作方式上。它们并非理性行政的独立科层部门，而具有地方政治化、依附性和部门利益化三大特征。当中央与地方之间出现分歧的时候，地方职能部门在夹缝之中往往听命于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因此参与社会运动的民众也就选择地方党政部门而非职能部门作为诉求对象，从而将本可以在职能部门解决的技术性、行政性问题演化为政治问题。从媒体角度而言，在这样的体制结构下，其制度性批判也就由总体性批判转变为局部性甚至地方性批判。比如在2001年的南丹矿难中，中央与地方政府对矿难的不同态度给了媒体一次机会，使其在矿难报道中取得了一个关键性的突破；而在2002?2003年的SARS事件中，广东地方政府的隐瞒却使得中央政府及有关部委在国际上承受了巨大压力甚至是屈辱，国内民间人士及记者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抗争，从而使得中国新闻在SARS及所有灾难上的报道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关于这一点，本文还会进一步加以分析。

分化的媒体生态

政府的多元控制手段引来了知识分子和记者的多元反应，再加上90年代以来知识精英和记者经济地位的迅速改善，这些都加速了知识精英内部价值理念的分化。自由主义者、经济自由主义者、“左派”、新“左派”、民族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等，从经济改革到社会福利措施到对外政策，知识精英们不再有80年代时那种统一的声音。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媒体生态也不断走向复杂化和异质化，主要表现为媒体组织功能的分化以及记者群体的分化。

90年代以来中国新闻媒体是“事业化单位，企业化运作”。这就注定了它们要在政治逻辑和市场逻辑之间徘徊。90年代初期，早报与晚报的分工就是试图平衡这两种不同逻辑的一种尝试。早报作为国家宣传机器而存在，而晚报则以争取市场份额和广告收入为主要目标。然而早报和晚报收入的差异使得早报又开始分化出周末报，随后又有了都市报。至90年代末，这一在商业化新闻下形成的党报与非党报的分工在记者、读者和消费者中被普遍接受。近年来，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新型和传统媒体之间的竞争和合作成了媒体生态的一道新景观。当前诸多社会运动往往是由新型媒体来传播消息，并在得到普遍关注后借助传统媒体在体制内的地位和资源来推动运动的发展。

媒体生态的分化还体现在新闻从业人员的转变上。80年代记者在理论上属于体制内人，他们的行业责任不是挑战政府，而是配合和合法化政府的政策和工作；然而在90年代，西方记者的职业主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入世精神以及中共新闻观念在商业化新闻的环境下互相影响，塑造了新一代记者的价值理念。中国记者坦然承认他们已经分化为三个群体：“新闻官僚”，“职业新闻人”和“新闻民工”。简言之，“新闻官僚”为其自身在国家政治序列里的排位而做新闻，“职业新闻人”为新闻而做新闻，“新闻民工”们则为收入而做新闻。这三群人对体制的依附程度强弱不一，使得一个掌握着公共话语权的群体不再有简单的共同话语结构。

新闻行为逻辑的分化

媒体的商业化、国家控制手段的改变以及媒体生态的分化又导致了新闻行为逻辑的分化。根据主导逻辑的不同，目前的中国新闻可以分为三个领域：黑区、灰区和白区。黑区新闻是禁忌和髙度敏感新闻（正面新闻如对中共核心政策和高层人士的报道，反面新闻如对中共高层领导人及中央关键性政策的批评以及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全面批判等）。该区域内的新闻行为遵循政治逻辑，与官方立场不能保持一致的报道将会受到制裁。白区新闻则是非政治化新闻以及不涉及重大利益冲突的新闻。演艺明星的花边新闻、生活时尚、文学艺术等，均在此列。在读者需求的压力下，市场机制就成了白区新闻行为的主导逻辑。介于二者之间是灰区新闻，其中包括对地方官员腐败的揭露，对自然和人为灾害的报道，对某些政府行为和非关键性政策的批评以及对种种社会问题的报道与分析。灰区的边界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中国的宣传口径没有“灰区新闻”这种提法，宣传部门对灰区新闻也不可能有明确规定，因此从业人员大多依据经验与自己的价值倾向进行报道。小部分记者在灰色区域新闻行为上仍保留了80年代的风貌，运用反政治逻辑，进而有着进入黑区成为异见人士的倾向。违背职业道德利用灰区新闻为个人牟利的行为也不乏其人，记者的社会形象因此也从80年代的“铁肩担道义”的英雄几乎蛻变成了社会公害，即所谓的“防火，防盗，防记者”。然而，更多的记者则运用市场逻辑，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策划灰区新闻。

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新闻商业化、国家控制手段多元化和软性化以及媒体生态分化的驱动下，中国媒体发展形成了白区新闻制度化（以市场逻辑为新闻行为的主导逻辑）和黑区新闻的边缘化(虽然还时有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闯入黑区）。中国的大部分记者面对持续的经济发展不再急于与政府进行80年代时那种摊牌式的对抗，这就使得灰区新闻成了中国新闻变迁的生长点。中国记者利用灰区的模糊性不断“打擦边球”，他们时而因“触礁”受到政府制裁，时而因成功而扩展了中国新闻自由的空间。

灰区新闻和“打擦边球”在目前中国新闻发展中的重要性决定了中国新闻在当前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在80年代的中国，任何社会不满都是针对国家的，因而新闻对政权具有很大的颠覆性。自90年代以来，市场逐渐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一个主要机制，社会变得日益复杂。某一工厂或地区中人们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取决于某一特定公司或地方政府的表现，而不是中央政府的行为。这就引来了社会运动和集体抗争事件的地方化和多元化，使得中央政府面对社会抗争可以充当调停人而不是靶子的角色，而且不再需要像80年代那样把有关社会运动和社会冲突的报道严锁在黑色禁区内。社会运动和社会冲突的报道由此从黑区新闻转化为灰区新闻，记者们因此就能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以较低的代价去支持甚至直接加入社会运动，这成了中国新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以下，我们将通过三个具体案例来简要讨论灰色新闻域下中国的媒体与社会运动的关系。我们的分析将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以厦门反修建化工厂为例，分析在一个社会运动兴起后，媒体如何在灰色新闻域下积极报道与支持该运动并促进其成功，二是以反怒江建坝事件为例，展示媒体和社会运动的盟友关系，三是通过媒体新闻掲黑这一现象，从媒体角度来分析新闻揭黑作为一场媒体社会运动是如何在中国取得突破性进展的。

反厦门PX项目：社会运动和媒体报道厦门海沧PX项目是由台湾腾龙芳烃有限公司在厦门投资的，PX学名为二甲苯，是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该项目总投资额达108亿元人民币，选址于厦门市海沧台商投资区，投产后年工业产值可达800亿元人民币。2004年2月国务院批准立项，2005年7月国家环保局审查并通过了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国家发改委将其纳入“十一五”PX产业规划7个大型PX项目中，并于2006年7月核准通过项目申请报告。原定2007开工，鉴于PX是高致癌物且产区距厦门市区与居民住宅区较近，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政协委员赵玉芬在2007年3月携104名政协委员提案建议PX项目迁址，此提案一经媒体披露，立刻引来厦门人的关注，尤其是在海沧“未来海岸”买房的业主，更是忧心忡忡。随后，PX的帖子在网上成为热点，有些帖子内容还以手机短信形式在厦门市民中广泛流传。短信号召市民们在6月1日到市政府“散步”，抗议PX项目。

厦门政府很快作出了回应。为了阻止“散步”游行，厦门市环保局局长在5月28日的《厦门日报》上回应关于PX项目的环保问题。次日，负责PX项目的腾龙芳烃（厦门）有限公司总经理林英宗博士又在《厦门晚报》上试图以科学为基础解释有关PX的一些问题。5月30日，厦门市常务副市长丁国炎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缓建PX项目。但是政府的以上妥协并未说服厦门市民。6月1日，集体“散步”游行在警察的监督下如期举行。厦门环保组织对反PX项目运动有过支持，然而集体“散步”未曾按规定提交申请，理论上有违法之嫌，环保组织决定在“不组织，不反对”的策略下与“散步”保持距离。这就为“散步”游行带来很大的自发性。幸运的是，在“散步”中涌现出来的一些领袖人物对游行的有序进行作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一个曾参与过“保钓运动”的老将，他运用之前多次加入和组织社会运动的经验，把“散步”游行群众引向非商业区以降低对市民生活的干扰，同时他再三敦促“散步”群众自制以防打砸抢事件的发生，这些都为“散步”游行的平和结局提供了保证，而厦门地方政府的克制也为游行的平和结局创造了条件。在政府官员里，不乏以政绩为重的异地为官者，他们在情感上并不愿意因为PX项目而损坏厦门“联合国最佳居住城市”的地位。同时，奉命维持秩序的警察大部分为当地居民，他们中许多人同情这场运动，这就使得连在“散步”中因为越轨行为而被拘捕的市民也能在短期拘留期间备受礼遇。

与随后将要讨论的两个案例不同，媒体并不是反PX运动的发起者。但是，一旦该运动进入记者的视野后，媒体马上加以支持，并为运动的成功作了不可忽视的贡献。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三个案例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媒体的报道空间乃至整个运动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中某些部门的支持，而这些支持的基础则来自当前中国新型的国家一社会关系下政府各部门之间在利益和立场上的不同。

赵玉芬发起提案后，厦门当地的媒体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下保持了沉默。但是，不受厦门政府控制的异地媒体却大胆介入并捅破了对PX运动报道的限制。这一隔山打牛模式是《南方周末》的发明。90年代中期后，《南方周末》利用广东媒体相对开放这一特点多次运用异地报道的方式对其他地区的政府进行新闻监督。几年后，这一模式逐渐扩散并被广泛运用。2007年3月12日，《中国化工报》发表《百名委员建议厦门海沧PX项目迁址》。三天后，《中国青年报》发文《建议厦门一重化工项目迁址》。此后到5月中下旬，异地媒体如《第一财经金融报》、《中国商报》、《中国保险报》等都对该事件有报道，但是大发行量的主流媒体在这一阶段对该运动的报道十分有限。尽管如此，有关厦门PX项目的内容还是在网络媒体上被广泛转载。号召反抗PX项目、进行集体“散步”的消息更是在QQ群、MSN和手机短信等传播载体里迅速流传。与新闻媒体报道不同的是，这些短信不需讲客观性，它们煽情、宣泄，一些内容甚至被政府认定为谣言。

新型媒体中的舆论给了主流媒体以压力和动力。5月30日，《南方周末》头版发文《百亿化工项目引发剧毒传闻，厦门果断叫停应对公共危机》，引发全国对此事件的关注。6月1日开始的为期两天的“散步”游行与《南方周末》文章相得益彰，二者将反PX运动推向高潮。

“散步”游行成功后，当地媒体不仅仅开始大量报道围绕着PX项目而引发的争端，而且在报道方式上也由强调工程的经济效益转为强调市民的利益。到12月，环保总局第二个《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出台时，媒体对该运动的正面报道达到第二次髙峰。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出台后厦门网发起的公众投票中，有5.5万票反对PX项目，仅3000票支持。在媒体和民意的压力下，厦门市政府在12月11日以公开和随机取样的方式选择并邀请了100名相关人士进行座谈会。在与会者的普遍反对下，厦门市政府在会后公开宣布暂停PX工程，反PX工程运动就这样在新旧媒体的积极支持下取得了胜利。

反怒江建坝运动：主流媒体与环保运动的一体化

随着“自然之友”在1994年的成立，环保非政府组织（环保组织）在短时间内获得了迅速发展。90年代发展起来的环保组织有两个特点：第一，相当一部分环保组织的积极分子是（或曾经是）新闻记者。这使中国环保组织在环境议题上几乎控制了主流媒体，使得中国的环保运动与新闻报道呈现很大的一致性。第二，相当一部分环保组织的领导人物在发起环保组织时都曾想刻意模仿前苏联和东欧的生态运动，积累体制外政治力量，为中国的民主化转型作准备。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有在美国盘桓数年的经历，其领导的环保组织也得到美国相关组织的资金援助。但是这些几乎是起始于异见组织的环保运动，却在数年内与中国政府（特别是国家环保总局)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里面有许多原因，最为重要的是，中央政府和国家环保局都很需要环保组织的合作。特别是国家环保局，虽然在1998年被升格为国务院下属的一个正部级机构，但它却始终面临如下结构性难题：第一，环保局是一个仅有300多名工作人员的小型部级机构，人手严重不足；第二，它的职责范围不断扩大，因此经常与其他政府部门在职责界定上产生矛盾；第三，各地环保局成员的工资由地方政府发放，他们受到国家环保局与地方政府的双重领导，并经常迫于地方政府的压力与国家环保局背道而驰环保局所面对的一些经济势力在中央和地方有着强大的人脉，环保局时常奈何不得。在这样的情况下，环保组织就成了国家环保局的天然盟友。对于环保局来说，散布在全国各地的环保人士是环保议题的开创者和新环境问题的发现者，同时环保人士在体制外的声音和他们所控制的媒体则能给予国家环保局关键性的支持。对干环保组织来说，与国家环保局的合作能增强他们活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环保局的背景也使得环保运动组织者的行动更为大胆。这就是为什么在反怒江建坝运动中环保人士甚至敢于动员国外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但是，另一方面，与国家环保局长期的合作使得环保组织逐渐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由于经常与国家环保局并肩作战，本来是准异见人士的环保人士反而经常能领略政府的难处，并且也很难将他们的挫折迁怒于中央政府。

怒江起源于青藏高原，在中国境内2013公里，其国际段命名为萨尔温江，汇入印度洋。2003年3月，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和云南省政府签署《关于促进云南电力发展的合作意向书》，准备投资1000亿元开发怒江。根据这个规划，怒江水电开发将沿江建成n级电站，涉及云南省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保山、德宏三个地区，总装机容量达2132万千瓦。2003年8月，国家发改委开会审议《怒江中下游流域水电规划报告》。会上，国家环保局的一位官员提出该规划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估，不能通过。在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后，该官员在休会时将消息透露给民间环保活动家汪永晨。此后，汪永晨连同云南的水利工程专家何大明及环境新闻记者沙龙的成员一起提出了反对建坝、保护当地环境的意见书。

该意见书遭到了云南省政府的反对。怒江水电工程预计每年会带来数亿元税收，被财政困难的云南省政府视为“聚宝盆”。针对环境意见书，云南省政府责令省环保局组织了专家讨论会，论证建坝计划的可行性。在反怒江建坝运动方面，国家环保局在环保组织的帮助下于9月初召开了一个反对怒江规划的专家会议。此后，云南省政府与国家环保局针锋相对地召开了数次专家会议，双方形成了辩论的势态。此间，汪永晨在中国环境文化保护协会的讨论会上收集了62个签名，抗议怒江大坝计划。在北京，全球环保村和自然之友也开始举办各式研讨会反对建坝。由于许多环保人士是主流媒体的记者，《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中央电视台以及凤凰卫视等重要媒体纷纷发表反对建坝的新闻，云南省政府在舆论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2003年11月，在一次于泰国举办的国际水坝问题会议上，与会的中国环保人士在会上动员了60多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一份反对怒江建坝的请愿书，把反怒江建坝运动推向国际舞台。正是在国际国内的压力下、在主流新闻所制造的舆论下，温家宝在2004年初的讲话中指出“像怒江规划这样遭到环保人士多方质疑的大型水电计划必须有更为细致和科学的论证”。怒江建坝计划不得不暂时终止，反怒江建坝运动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怒江建坝计划的支持者并不罢休。他们一方面针对环保人士的批判对建坝规划进行修改，一方面在国际国内进行圈内运作以积累力量，伺机对反建坝运动进行反击。在2004年10月由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世界银行和发改委联合组织的大会上，各国代表纷纷支持怒江规划，与会的一位官员当众宣布温总理已经同意怒江规划13个大坝中的4个在通过环境影响评估后可以开工。不少反怒江建坝的人士也参加了会议，但他们在整个会议中人数较少，且被打得措手不及。

反建坝运动遭到的更为严厉的反击是来自一些民间人士，其中新媒体（即方舟子手下的新语丝网）起了关键的作用。云南省政府在2005年4月邀请何祚庥、陆佑楣、司马南和方舟子等12个著名人士到云南就怒江建坝事宜进行考察。此后，何祚庥和陆佑楣向中央政府递交了他们的请愿信，支持怒江大坝工程。同时期相当一部分云南本地的水利、动植物专家也纷纷表态支持建坝计划。在这场反建坝运动的反运动中，方舟子及其支持者的作用最为关键。在云南实地考察后，方舟子及其支持者在多种场合抨击环保人士在反建坝运动中提出的观点缺乏科学依据，并攻击他们为伪环保人士。例如，有环保人士说怒江是中国唯一的“原生态河流”，方舟子指出怒江干流上早就有了大坝；环保人士在反建坝运动中极力美化怒江流域现有的生态状况，方舟子却通过实地考察指出怒江流域的生态破坏已经极其严重，大坝建成、原住民迁出后生态破坏反而有可能减缓。方舟子文风好斗但引据准确，这一点正是大多数环保人士的不及之处。方舟子的观点在新语丝网刊登后广为流传，环保组织在舆论上也开始处于守势。到2006年，怒江大坝项目在新闻中的报道开始减少，反对派的声音越来越弱，一个经过修改的怒江建坝方案的实施似乎已成定局。

反怒江建坝运动以环保运动的相对失败而告终，其中原因有三。首先，在先前环保组织取得成功的几次环保运动（如保护藏羚羊、保护云南森林和金丝猴）中，其面对的是县/地级地方政府。与省政府相比，县/地级政府在环保人士及主流媒体的压力下缺乏相应的抗衡资源（如省政府拥有大学、研究所、省环保局及重要地方媒体等）。特别是，一旦中央表态支持某一环保运动时，县/地级的政府因为地位悬殊而只能服从。其次，反建坝运动的议题比较复杂。比如，保护藏羚羊很容易用科学语言来论证其正确性，而藏羚羊在少数人的利益驱使下被大肆捕杀这样的问题没有可以放到桌面上辩解的理由。但是，虽然水坝的潜在危害无数，其好处也很明显。特别是，水坝的大多数危害至少在理论上说可以通过更科学的设计来得以解决，这就使得反建坝运动在科学主义仍然十分盛行的中国处在十分不利的地位。这就是在与方舟子的论战中，环保人士经常对其犀利的科学主义的话语无所应对的原因。最后，媒体对于反建坝运动力量消长的作用不能忽视。正是在主流媒体的大力正面报道下，反怒江建坝运动才取得了初步胜利；也正是新语丝网的加入，反建坝运动的反运动声音在新型媒体上得到了广泛传播，破坏了反建坝运动的话语体系，改变了公共舆论，并在一定程度上迫使由环保人士控制的主流媒体走向沉默。

新闻揭黑：媒体就是社会运动

在中国，记者时常采用类似于社会运动的方式来寻求新闻报道的突破。他们采取多种策略，试图把具有一定敏感性的话题（比如环境保护、矿难、公共卫生、自然灾害、贪污腐败等）推向灰色地带。与西方的揭黑报道不同的是，中国的揭黑报道在揭露社会问题的同时有着更强的制度和价值导向：为新闻自主权争取体制上的空间。

在霸权文化缺失的前提下，记者在新闻掲黑过程中往往会对现有体制作出一定程度的挑战。同时，面对政府的控制及个人的经济利益等因素，记者又不得不有所顾忌。为了使新闻揭黑不直接受到政府打压，记者在话题的选择、报道的策略以及同盟的建立上往往煞费苦心。成功的话语突破首先发生在为非政治性受害者代言的事件上。与其他社会运动相似，寻求中央政府的支持，在大目标上与中央保持一致，也是新闻揭黑中常用的策略。9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化在为新闻变革提供机会的同时，也为其增加了许多不可预计性，给新闻掲黑这场“打擦边球”的运动增添了很多变数。以下，我们将围绕着南丹矿难新闻报道简要讲解当前中国盛行的“新闻掲黑”运动。

灾难新闻曾经是中国的黑区禁忌新闻。中国政府强调“稳定压倒一切”，认为灾难报道不加控制将会引起社会恐慌、人民不满、社会动荡。因此，传统“新华体”的灾难报道模式强调的是灾难发生后党和国家在救灾中表现出的关怀和救灾效率，灾难的严重性则放在报道中的次要位置（有时为了政治考量甚至会对灾难规模加以封锁），至于灾难死亡人数的报道（特别是人为灾难死亡人数的报道）则有更加严格的控制。自90年代中期以来，记者们多次试图突破这种“新华体”灾难报道模式，但始终未能取得关键性进展。但是，2001年的南丹矿难却给了“新闻揭黑”运动一个突破性的机会。

2001年7月17日凌晨，广西南丹龙泉矿业总厂所属拉甲坡矿发生了特大透水事故，大量涌入的水在瞬间淹没了相邻的7个矿井和正在工作面上采矿的81名矿工，酿成了震惊全国的“7·17”矿难。事故发生后，南丹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伙同矿主黎东明等人，蓄意隐瞒真相，封锁消息。矿主一方面给遇难矿工经济赔偿，另一方面阻止他们接受媒体采访。广西电视台、《南国早报》、《八桂都市报》等当地媒体都是在事件发生约一周后才得知矿难的。此时，关于南丹矿难的消息在网上开始流传。本地媒体虽对地方政府的做法极其不满，但是它们受制于地方政府，敢怒不敢言，因此只能把消息透露给外地媒体，希望借助异地媒体隔山打牛，然后它们才好跟进。南丹矿难随后在四川、上海和广东的媒体见诸报端。到7月底，诸多中央级媒体也开始进驻南丹。人民网记者庞革平等人也以集体笔名“任桂瞻”（意即《人民日报》广西记者站）也开始在人民网上发稿。在南丹地方政府仍然向中央政府提交报告说南丹事故中没有重大伤亡的当天，人民网发表的特别报道揭露了南丹地方政府的欺瞒行为。主流媒体的直接介入使中央政府的态度明朗化，南丹矿难的死亡人数也得以迅速确认，而关于南丹矿难的报道及其处理也因此进入了新的阶段。新华社8月3日发稿确认事故，中央电视台在8月4日晚《新闻联播》中报道此次矿难。境外媒体也开始跟进，新加坡《联合早报》、香港《星岛日报》、凤凰卫视、BBC、《纽约时报》等报均刊登了矿难消息。到8月中旬，与南丹矿难和其隐瞒过程有关的15名主要政府负责人被审判，随后共有100余名涉案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河池地区南丹县的地方党政官员、工作人员得到了处理，其中50多人被免职。南丹县委书记万瑞忠被判处死刑。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假如媒体缺席》，为此次事件中媒体的掲黑行为正名，从而为记者进行灾难报道提供了合法性。

南丹矿难的报道过程体现了在缺乏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和越来越复杂的国家一社会关系下，”新闻揭黑”运动所面临的机会和风险。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和目标的差异，是南丹矿难的报道得以突破的关键。在地方政府大力封锁消息、矿难话题还属于新闻禁区时，当地的媒体就借助地方政府管辖地域的限制，将消息透入给外省的同行。这就使得四川、上海和广东等地的媒体能率先对南丹地方政府进行发难。然而由于南丹事件牵涉到巨大的经济利益，异地媒体的力量不足以攻破南丹地方政府的抵制。直到《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这些中央级媒体介入，中央政府的态度才趋于明确，围绕着南丹地方政府所形成的地方利益集团才土崩瓦解。

南丹矿难的成功报道，其背后有着特殊的原因。南丹矿难规模过大，这为地方政府隐瞒加大了难度。同时，南丹矿难影响的只是局部，对其的负面报道并不会对中央政府的政权产生动摇，这使得中央级媒体在中央政府态度没有明朗化前就敢于针对矿难展开报道。最后，媒体在报道南丹矿难时所面对的仅仅是一个县政府。在主流媒体的重锤下，一个县级政府很难抵抗。这些特殊因素既部分解释了南丹矿难报道的成功，也注定了在南丹矿难的成功报道后，中国媒体在”新闻揭黑”运动上还有很长的曲折道路要走。此后数年内，中国各地方政府多次以灾难死亡属于国家机密为理由阻止和打击灾难新闻报道。直到在SARS事件、河南艾滋病等问题上，中央政府因为地方政府封锁消息而在国际国内社会上屡屡陷入难堪后，才在2005年8月明文规定灾难死亡人数不属于国家机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认为今后中国媒体在灾难报道上会一路畅通。灾难新闻报道的容易与否、成功与否还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这在西方民主国家中同样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但是，中国媒体在近年内能不断扩大其新闻掲黑的范围，并取得显著成绩，在南丹矿难报道上的突破功不可没。

此外，新媒体的新闻发展模式的逐渐变更也使得灾难报道取得进一步突破。四川汶川发生7.8级大地震时，死伤无数。记者无法在第一时间赶赴前线，于是各个门户网站便依靠民间写手、特聘博主等方式来打破网站无法进行一线采访的限制，甚至连臭名昭著的人肉搜索都被用以帮助灾民寻找亲人。与上述两个案例不同，新媒体在引导公众意见上取得了更大的主动性。这种新旧媒体的互动关系的改变使得霸权性文化缺失的影响力更为深远，因为对专业性新闻从业人员来说，国家的单位化控制、传媒技术控制、文本控制和经济软控制都还可能行之有效；但对于公众意见而言，这些没有价值体系为支撑的控制技术就可能相形见绌了。

小结

在改革幵放的30年中，中国的新闻媒体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呈现了与西方完全相反的模式。在中国，媒体不但倾向于对社会运动作正面报道，还会挑战现有的制度并积极介入大量的社会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新闻媒体的发展本身就是一场社会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媒体的激进性导致了新闻从业人员与政府之间的多次正面冲突。90年代以来，虽然商业化新闻的产生、改革的发展及中国政府对媒体控制手段的提高，改变了媒体生态并促使了新型新闻逻辑的发展，通过对在反厦门修建化工厂运动、反怒江建坝运动和新闻揭黑运动中新闻媒体表现的分析，我们发觉，虽然中国新闻和社会运动的关系趋于复杂，并且中国的记者也不再会在新的形势下与政府强硬对抗，但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媒体的反体制倾向以及媒体与社会运动之间紧密的正面互动关系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本文认为，中国新闻媒体与社会运动的这种关系根源于当前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缺失。在西方社会，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占据了世俗意识形态的霸权性地位，西方记者因为对这些价值观无条件地接受，而能在毫无道德负担的情况下制造社会认同、维护西方社会的政治和价值体系，并且在优越的道德感下抨击他们几乎一无所知的非西方国家的政治。这就导致了西方主流媒体在国内新闻报道中的保守性，导致了它们面对国内的社会运动习惯性采取边缘化和妖魔化的报道方式。相反，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商业化进程未能为中国树立一个广为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这就使得中国记者在价值观上与体制格格不入。在这种场合下，相比于西方记者，中国记者会对揭露社会黑暗问题怀有更大的热情，有着从体制与社会结构中寻找社会矛盾发生根源的倾向，并且会在可能条件下积极推动他们所认同的社会价值和制度改革。这些都是中国新闻媒体与社会运动紧密关系的基础。

当前的大多数相关研究都强调了中国新闻在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压力下缺乏独立性和批判性，而本文却强调了中国媒体的批判性一面。我们认为本文的观点与当前的流行论点所强调的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它们之间并没有根本冲突。当海外学者对中国媒体缺乏独立性和批判性这一问题进行深刻分析的时候，这些学者的问题意识不正反映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价值体系在世界上的弱势地位吗？特别是，大量的对中国媒体的批判来自国内那些在媒体混迹多年的记者和学者。中国不少记者会不时发出牢骚，并对自己的行为以及整个中国媒体的表现冷讽热潮。这种牢骚正体现了中国媒体在当前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缺失的情况下所处的困境反体制倾向。

在强调核心价值体系缺失下中国媒体所体现出的批判性时，我们并不否认中国新闻媒体的非独立性和在体制面前的妥协性。当前，中国经济正在快速增长，大量记者一方面不认同体制的核心价值体系，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对中国发展的大方向保持着高度的认同。这一改革共识是中国媒体在当前制度下妥协性的基础之一。同时，近年来中国记者群体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正在不断提高，作为当前经济改革中的一个受益群体，记者中的大多数当然不会像80年代一样与体制进行公开抗争。而且，90年代后，中国政府对媒体的控制手段也在不断提高。特别是，政府对娱乐性白区新闻的全面开放和对灰区新闻报道的抵制性逐渐开放，其所带来新闻报道空间的加大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国家和记者之间的剧烈冲突。尽管如此，中国记者却会因为在“打擦边球”时因为不慎而“触礁”后马上成为业内“英雄”。这正体现了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缺失。

我们在分析中国媒体的性质时还可以采用比较视角。美国新闻媒体在法律上有着比中国媒体大许多的自由，美国的绝大多数媒体也不由国家直接控制。但是，美国记者却不能像中国同行一样在面对环境运动时控制着主流媒体并进行完全正面的报道。只要有可能，中国记者在报道一个社会问题时往往会对导致该问题的结构进行分析，以掲示这一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相比较，美国主流媒体记者即使是在报道安然这样的巨型公司违法和破产问题时，也只是就事论事。在西藏打砸抢事件的报道上，美国的主流媒体在舆论上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相比较，即使在国内巨大的民族主义浪潮的压力下，《南方都市报》仍然能够在他们的评论中提出不同的声音：“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源自一种居髙临下的文化优越感。那么应该警惕的是，汉人在面对少数民族时，有没有这样一种由文化优越感而导致的偏见呢？对个别媒体虚假报道的矫正相对容易，几个耐心细致的中国网民就可以做到；而对新闻控制的抗议面对的却是国家权力，全世界都徒唤奈何。”批判美国主流媒体并不是本文的意图。以上例子只是想指出，在具有或缺乏主流核心价值体系的场合下，美国和中国主流媒体的表现是不同的。

微博、政治公共空间和中国的发展

谢谢大家周末来听我的讲座。我将题目改为“微博、政治公共空间和中国的发展”。微博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公共空间”，每个公共空间性质都不一样，今天我主要谈微博对中国发展影响比较大的政治公共空间。

我想许纪霖先生邀请我作这个报告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我写过一篇《伦敦骚乱》，讲伦敦骚乱中推特等微博工具所扮演的角色与中国媒体和微博在同样性质事件中的表现有何不同，讲了英国的推特如何从一开始鼓动骚乱，到后来积极投入“灭火”行动。第二，就是《时代周报》采访我后刊出的《微博已经改变了中国》。其实那时我自己也没微博，就在写《伦敦骚乱》这篇文章时稍微研究了一下推特而已。

这次许纪霖要我讲微博如何改变了中国，还真把我难倒了，于是我悄悄“穿上马甲”注册了一个微博，在里面悄悄观察，然后比较美国推特和中国微博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我把纪霖先生的邀请当作一个机会并依照学者做课题时写开题报告的方法和思路，对自己的一些观察和体会作了初步总结。我的报告分为四个部分，前三部分是从分析视角来论述的，最后一部分则得出了初步结论。

中国的微博特色网民更可能被操纵

作为一种舆论媒体、自媒介，微博具备什么性质呢？这个很重要，比如现在我说的话，教室里离我远的、近的人都能听见；如果我在桌上刻个字，离我远的人就看不见，但这个字永远都在这个桌子上，而我说的话如果没有被录音，这些话说完就没有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就是说我的话用口语来传声和用书写来表达，其性质是不一样的，话传得远，写则保留时间长。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加拿大有一个叫麦克卢汉的人把这个原理称之为“媒介即信息”，即不同的媒体本身就具有不同的性质。这很重要，比如，关于法国革命形成的理论很多，其中有一种理论认为报纸的出现是一个重要原因。报纸出现之前这个世界上没有公众舆论这种东西，可以说，是报纸为公众舆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问题是路易十六不知道这一新生事物的厉害，因此也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所以出了大问题。

后来收音机出现了，电视出现了。电视的出现打破了时空。电视出现前老百姓基本上是看不到国家领导人的，这十分有利于政治家制造和维护其神秘感；电视出现后政治家常常在电视新闻上露脸，虽然电视新闻可以剪裁，但是一个政治家作为常人的一面还是会不断地在新闻中被展现的。久而久之，国家领导人身上的神秘感就会削弱，或者说电视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威。再说性别问题。原来女人看女人书，男人看男人书，现在男人女人在电视前往往看的是一样的节目，或者说主要是由男人制作并往往带有男性视角的节目。长此以往，女人们就会把这些节目中男性视角下的英雄视为自己的榜样，她们的思维方法就会向男性靠拢，这就对男性的权威构成了挑战。美国就有学者用这一机制来解释当代西方女权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现在我们来讲微博。与传统媒体相比，微博既有报纸的性质也有电视的性质，它是全媒体。在微博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办一份“报纸”，而你的“报纸”影响力的大小将完全取决于读者的接受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微博是一个彻底民主的且可操纵性很强的通讯手段。说它是最彻底的民主是因为微博只需写寥寥几句话，只要知道怎么用微博，谁都能写，写得好坏也无所谓；说它可操纵性强，是因为微博中的声音不具有“一人一票”的性质。我在谷歌中曾经搜索“新浪微博粉丝”这几个字，结果出来的居然是一堆刷粉丝的广告：这个保证“优质微博粉丝永久不掉”，那个说它“同时承接转发评论、红人转发、投票以及加V认证服务”，这个报价“新浪微博粉丝2元1千，17元1万”，那个鼓动你拨打某某粉丝热线，说是今日特价等。只要一个人掌握着大量的金钱或者某种技术，那个人就能通过雇用“水军”把自己的声音做大，于是就形成了虚假舆论。这里面可操纵的余地太大。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必须把自己在台前和台后的行为作出区隔。在亲戚、同事、朋友面前，以及在不同的公开场合，我们的表现需要与这些场合下大家期待的表现方式相符，否则会给自己和其他人都带来很大的麻烦。比如，某一天你在一个朋友家里聚会，碰到一个人，他不但与你话不投机，而且品行也不怎么样。回家后，在家人面前你怎么骂这小子都没有关系，但是在聚会中你就必须保持做人的礼貌。如果你在聚会中毫无顾忌地当着大家的面把该人数落一番，并把聚会搅得不欢而散，大家就会觉得你很不懂道理。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的区隔是我们社会文明处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但是在微博的公共空间中，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的界限不再清晰。微博中的言论是面向社会的，它们本来应该是前台行为。但是微博中许多人并不在自己熟悉的圈子内混，不少人的真实面目我们完全不清楚。这些人因此能在微博中动辄破口大骂，不怕受到任何惩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微博公共空间的出现把人类的许多后台行为都前台化了，这就是微博语言暴戾趋向背后的结构性原因。

从微博公共空间的这些性质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微博平台一方面缺乏现实社会中的礼仪和权威关系的约束，而另一方面却特别容易在网络公司、金钱和国家等的操纵下迅速形成虚假舆论和权威。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微博公共空间中，人们的表现会接近于LeBon所描述的“乌合之众”，他们一方面表现得特别不服从权威，另一方面又在操纵下特别容易对权威产生崇拜甚至是盲从。微博中的狂热之士很像“文革”中的红卫兵：一边喊着打倒一切、怀疑一切，一边喊着谁敢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

我的初步调查显示，美国的推特与中国的微博至少有如下不同：美国的推特一条只能显示140个英文符号（写不了几个字），它的微博评论只能显示5条，转发次数最多也只能显示出50+,并且美国的推特没有长微博功能。我不知道推特公司作出这些限制是出于什么考虑。但因此产生的一个结果是，在美国，推特不能够替代博客的功能，事实上，美国的许多重大争论，比如说关于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争论，都是在博客空间里进行的。在中国，微博可以无限制地添加评论，显示很精确的转发数，还带有长微博功能。这些性质不但使得微博在中国有替代博客的趋势，而且加大了“水军”在中国微博中的重要性，使其更容易形成强势意见领袖和网络红人，而网民也有了更大的被操纵的危险。美国的推特完全没有取得微博在中国的地位。

微博论战多涉及意识形态层面

弄清楚了微博的性质后，我们把视角转入另一个层面，即微博中大量出现的各种讨论和争论，其本身具有什么性质？简单讲，除了自然科学知识外，这世界上存在的大多数知识都是模棱两可的，或者说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正确或错误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既然微博上的许多讨论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讨论，这些讨论就会服从意识形态权力的一些基本特性。与本文有关的意识形态权力的特性有两个：第一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辩论出输赢的不可能性。两个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士辩论，结果往往都会觉得自己赢了。除非用强制手段，简单的说服是难以改变另一个人的价值观的。第二是价值观社会存在的自然多样性。一个人所持的价值观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他的经历和性格所决定的，不同的经历和性格自然就会导致人们采取不同的价值观和对同一价值观作出不同理解。

意识形态权力的这两个特征决定了微博公共空间争论的基本特点：鸡同鸭讲，自说自话。比如，针对韩寒作品代笔问题，微博上引发了一场争论。我本以为这一场争论的核心是真假问题，而不是价值观问题，因此是比较容易说清楚的。但是，我马上发觉支持韩寒的人士大致可分为相互重叠的三类人士。第一是原教旨自由主义者。这些人士认定了韩寒是他们的盟友，并且认为对韩寒打假是政治阴谋。对他们来说，如果韩寒倒了就意味着自由主义倒了。韩寒作品代笔问题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真假问题。第二就是被大家称之为“韩粉”的群体。韩寒不用读大学却成为知名小说家和公知，不用努力却能挥金如土，再加上韩寒打扮得很酷，既能开赛车又能作曲唱歌，比明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的生活哪个年轻人不羨慕？他们对韩寒的崇拜犹如宗教信仰，而保卫韩寒自然就成了他们的责任。第三，就是一些缺乏常识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什么都可以是例外，什么奇迹都可以发生，常识简直就是对他们认知的亵渎。这三类人的存在把这个简单的问题搞得十分复杂，让那些自认为通过展现大量“客观”事实就能说服大众的人士大跌眼镜。

民众思维特征：反权威、民粹、缺乏常识

我以“韩寒作品代笔问题”做例子是想说明：一旦加入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东西，即便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在网上要取得共识也是不可能的。意识形态性质决定了微博上的讨论具有一种原生的混乱多样性。问题是，在不少话题上，微博中的讨论却又能形成巨大的舆论一致。这是为什么呢？

一般来说，当我们看到一个社会中某种意识形态或者看法占据强势地位后，首先想到的不应当是这一意识形态如何正确，而是要观察这一意识形态背后有什么强制性或者是半强制性力量的支持。在现代社会，国家是最为强大的强制性组织，而宗教组织和学校则是两个最为显著的半强制性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们今天如果认为我演讲得好，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学校教育已经规范了你们的思维方式，使你们形成了很强的认知依赖。其实，世界上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对社会思潮进行规范的力量，那就是一个时代性思维方式。“女巫大量存在”曾经是欧洲社会的共识，“二战”后法西斯主义声名狼藉，“文革”后“极左”路线和专制政治成了过街老鼠，这些都是时代性思维方式的例子。时代性思维方式往往是以前强制性社会行动的非期然性结果，它同时也必须有强制性或者是半强制性权力的支持才能得以长期维持。

我认为，决定当前中国时代性思维方式的最主要特征就是社会共识的缺乏，而这种共识的缺乏主要基于以下四个原因。第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式微，而国家又拿不出可替代的、能被广泛接受的意识形态取而代之。因此，国家不得不把其合法性主要建立在“绩效”上，并失去了建构一个主流价值观的能力。第二，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儒学。但是，儒学赖以生存的制度性基础，如科举制、宗法制和宗族制，都已经被革命洪流彻底摧毁。在当今中国，儒学已沦落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哲学体系或意识形态，而其他宗教与伦理体系也没有取儒学而代之的能力。因此，宗教也不能为社会提供主流价值观。第三，中国当代中学和大学人文教育方向不明。这两年我们在搞人文教育、核心课程。西方的核心课程背后的动因很简单：灌输西方现代社会中占主流的理性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但是在中国，我们的人文教育到底要教什么东西？中学和西学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当前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到底是什么？我们学校和国家的关系应该怎么定位？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中学和大学人文教育方向很模糊，因此也很难为建构主流价值观作出贡献。简而言之，当前中国的大学就其本质来说只不过是学习和模仿当代西方技术的技校而已。第四，当前中国的主流媒体在若干重要领域的报道得不到国民的尊重，他们因此也不能在这些领域为主流价值观的建构作出贡献。

这四个因素加在一起就造就了当前中国民众的主流政治思维特征：反权威、民粹和缺乏基本常识。

最简单的争论在微博中也无法取得共识

先前讨论的微博的性质和意识形态的性质在民众的这一思维方式下得到了如下的体现：第一，在当前中国的微博中，即使是最为简单的争论也几乎难以达成共识。因此，微博上一旦产生大论战，只有自我感觉良好或者心理状态受外界影响较小的，或者思维相对偏执和头脑相对简单的人才能在微博中坚持下来。在我“穿着马甲”观察微博期间，就见到了不少退出微博的声明，而以下摘录的一个博主在退出微博前发表的声明颇能说明问题：1.自从玩微博以后，我从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读书人，变成了社会新闻的热情关注者，并常常对社会事件发言。我现在发现，微博带给我的快乐远远氐偿不了它带给我的痛苦，过分的社会关怀让自己长期处于愤怒和焦虑之中，写完一篇社会评论后又容易失眠。

2.看来，我不太适合开微博，也不宜于过分关注社会，当今中国让人愤怒的事太多，我自己又特别容易激动，这样会让自己长期处于一种焦灼、骚动之中。还是回到书斋中读书，回到课堂上教学，这更适合于我的兴趣和个性。

3.因此，我今天删除了自己最近的部分微博，不想再讨论xx这种肮脏的事情，xx接受采访前后矛盾和撒谎的样子太恶心，xx这类事情不值得投入过多精力。但是，微博上像xx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只要你上微博逛一逛，像xx这样的人你绕也绕不开。

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具体观点，但是该博主在退出微博时的心态很具有代表性。

第二，在反权威和民粹思潮成为主流的情况下，在社会缺乏基本共识的背景下，谁敢在微博中“打檫边球”“对抗国家”、诉诸民粹，谁就能通过操纵民意而做大。我给“对抗国家”加上引号是想指出当前出现的不少“对抗国家”的“擦边球”行为实际上只是在消费大众思潮。说实话，这也是当前中国政治骗子和文化骗子特别多的主要原因。在中国有消费国家体制的，消费自由主义的，消费民族主义的，消费“左倾”思潮的，消费民粹的，消费保守主义的，消费儒学的，应有尽有。这市场实在是太大了。

可以预见，一有风吹草动，微博就会成为传播信息和谣言的阵地。如果有人说微博在今后的一场“狗尾巴草革命”中会扮演主要角色，这也是很有可能的。在这种微博环境下引发的动荡，其后果不可小觑。但是，在一个缺乏主流价值观的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人们是缺乏集体反思能力的。动荡之后，他们中的“精英”当然会进行“反思”，甚至会对以前的天真想法和行为表示后悔。但是在后悔的同时，他们中的各路人马立即就会继续带着一种教主和消费民众的混杂心态，为中国的出路继续提出各种天真的设想，试图带着更为天真、既可怜又可恶的百姓，把中国从灾难引向灾难。

当然，我希望我以上的这些“预测”都是错误的。的确，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被广为接受的“预测”会改变人们对社会的理解和行为方式，乃至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使预测变成现实。我衷心希望本演讲的论点从根本上就是错的，或者至少是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变成错的。

(本文为赵鼎新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讲演的实录，由《东方早报》记者田波澜整理。）

媒体、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

社会运动的内涵与形式在发生变化

问：您在社会运动研究方面非常有影响力，但您早年是学昆虫生态学的，后来怎么会对社会学发生兴趣，并专注于政治与社会运动？这里面是否有什么契机？

赵鼎新：我们这代人都对政治感兴趣。因为在“文革”时期，我不能读中学，要上山下乡，我的生命完全是由政治决定的，不可能对政治不感兴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的生活很苦，“文革”时有时连饭都吃不饱，但我们却有各种各样的理想。所以就会想这社会以前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目前存在的一切是合理的呢，还是不合理的呢？当时我们的思想都比较单纯，也没有什么书可看。所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看了不少《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甚至花了一年时间看《资本论》。1975年，当时毛泽东好像说了一句话，大概是“我年轻时候看的书现在好像全被禁了”之类。于是解禁了100多本书，那100多本我当时买了一些，也借了不少，像赫胥黎的《天演论》，海克尔的个体发育是系统发育简短而迅速的重演理论等都是在那个时候看的。应该说我们当时都是很“左”的，我也没什么特别的，我不知道外国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市场经济是什么样子，更不知道资本主义社会是什么样子。有关外国社会的一切都是从条条框框里学来的，所以后来“四人帮”被抓起来，特别是江青被抓起来，并说江青是反革命，这对我的冲击很大。报纸的宣传槁得我思想极其混乱，认为这世道说错半句话就要进监牢了。因此，我报考了理科。我的理科基础在当时的考生中可能算好的，我在工厂时学了不少数学，甚至自学了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和微分方程等科目。虽然我考了理科，但我对人文社科一直感兴趣，1986年我出国前市面上出版的许多书籍，包括当时很有名的《走向未来》丛书，我都买来看。最后促使我转型的是在1989年。我当时觉得，中国社会有那么多次机会可以走所谓的“良性循环”，但一次次地都错过了，我非常伤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带着一种鲁迅的情怀，放弃生物学转到社会学，来救助国人。

问：20世纪的中国的确充满了动荡，革命与运动一个接一个。不过好像新中国成立后，包括游行、示威这些社会运动就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群众运动”，那么您研究的社会运动和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运动有什么不同？

赵鼎新：其实新中国成立后，社会运动并没有消失。当时工人、农民闹事是常有的事，只是媒体不怎么刊登，我们不知道而已。但是，这些事件却逐渐在中国政治中走向了极其次要的位置，甚至被政府主导的群众运动代替了。社会运动是自发的，是自下而生的，而群众运动则是国家为了某种政治目的来动员群众而发起的。共产党在革命成功之前是一个槁社会运动的党，用社会运动的方法来动员群众。建国后社会运动变成群众运动，实际上是革命时期一些惯用手法的延续。共产党搞群众运动，有不同目的，例如土地改革运动是改革社会结构的，“除四害”、移风易俗运动是改革社会文化的，“三反”“五反”是针对共产党内部腐败的，“镇反运动”和“反右运动”则是弹压敌人和想象中的敌人的。尽管目的不一样，但有一点，它们都是革命政权的延续。

问：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从性质上来说，群众运动由政权来操控，而社会运动和政权是对抗的？

赵鼎新：有的社会运动也不见得和政权对抗，比如美国的同性恋运动、女权运动、反堕胎运动等，这些并不是和国家对抗，而是和某些社会群体对抗。其实在目前的中国，并不是所有社会运动都是直接与国家对抗的，比如说浙江长兴曾经发生的反环境污染抗爭，在温州萧山等地发生的基督教家庭教会运动，这些运动的指向要么是地方政府或者是某个老板，要么只是宗教生活的发展。但有一点，社会运动在现代国家里面，不管是不是和政府对抗，国家在里面的作用实际上都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国家什么都管起来了。所以，哪怕一个社会运动并不是和国家对抗，而只是和老板对抗，和地方政府对抗，或者和某一个利益集团对抗，这个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也可能会督促国家颁布有利于他们的法律，或者希望国家站在他们这一边，或者希望政府不要镇压他们。国家强大了，任何社会运动都会希望国家能站在他们一边。这样一来，一个社会运动就间接地针对了国家。如果国家真的出面把某一件事情给管起来之后，这件事情就成了政治问题，而且以后可能得一直管下去。

问：于建嵘认为，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其实绝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政治诉求，只是单纯的经济利益的争取，但在政府的维稳思维中，这些都是政治性事件，于建嵘用了“抗争性政治”来描述。

赵鼎新：“抗争性政治”并不是于建嵘提出的，而是西方学者查尔斯·蒂利提出的，英文为“contentiouspolitics”。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运动，应该指的是有组织、有目标的，旨在部分或全面改变社会某些价值观、文化或者是国家政策的集体抗争行动。后来他们发现，许多集体抗争，比如在中国发生的骚乱、闹事和集体上访等，它们要么组织性不强，要么目标不甚明确，并不符合传统的社会运动的定义，但是却与传统的社会运动存在相似之处，即它们都是集体性的、带有一定冲突的政治性事件，并且它们都能在理论上运用传统的社会运动理论加以理解和研究，这就有了蒂利的“冲突性政治”这一概念，以区分诸如选举、游说、利益集团政治等的“常规政治”。

价值观影响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表现

问：西方主流媒体在西方的社会运动中的表现和中国是不是有很大不同？

赵鼎新：当然有。比如，美国的主流价值，即自由主义和基督教伦理，基本上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乃至整个国家民众所共享的，而控制媒体的老板，乃至媒体的从业人员属于西方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一部分。因此，西方虽然有新闻自由，但媒体的从业人员却在主流价值观的约束下，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自觉地无意识地与国家保持着根本性的一致。同时，由于新闻报道在美国并不受国家直接控制，新闻记者能自由地对一些具体社会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甚至是批判，因此美国的媒体报道虽然在我们看来也许十分片面，却能给美国百姓以一种真实的感觉，从而得以建构美国的公众舆论。由于以上原因，美国的媒体往往会忽视对社会运动的报道，而在美国，只要一场社会运动不被报道，社会上就不会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谣言根本就起不了什么作用。当一场社会运动达到一定规模构成了新闻后，媒体才会有所报道。但是美国记者对一场社会运动报道时总是会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对它的性质通过“客观”描述作出解读，而媒体的报道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这一社会运动的态度和这一社会运动发展的方向。

问：如果媒体要在一个社会体系中充当一个“稳定器”的话，就需要有一种被广泛接受的价值观的支撑吗？

赵鼎新：是的，西方的媒体精英与政治精英共享着一个主流文化的。在主流文化下，记者享受着新闻的自由，并时常运用这一“自由”来反对和批评某些政治家和企业老板，但是他们一般不会也没有这一能力像中国记者一样从社会和政治结构层面上来分析和鞭挞社会上所发生的贪污腐败现象，分析一个具体的交通事故和质量事故，分析政府执政的无能，分析一个具体的警察打人事件。

问：不同的政府一媒体关系模式是否也影响到媒体的表现？赵鼎新：是的。中国现在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媒体敢“打擦边球”，媒体在某些方面本身就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像南方报系的不少记者，在他们所持有的价值观和道义感的支撑下不断在新闻制作上“打擦边球”，以扩充新闻自由空间。随着中国新闻报道自由空间的扩大，中国社会好像变得越来越黑暗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方报系本身就是某些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和组织者了，本身就是社会运动的一分子。

问：会不会是因为压得太厉害反而越激进？

赵鼎新：当然，压得越狠，反弹得就越厉害，而且压得越狠，百姓就会去相信更为不靠谱的谣言。而且，在开放社会中你压得太厉害，在国际上的舆论影响也不好。第二，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国家也不可能把媒体领回到毛泽东时代，国家充其量也只能是偶尔“枪毙”一个两个报道甚至迫使一个媒体换掉一个主编什么的。但是这样做，国家就会树敌，甚至是在社会上树立豁了出去准备拿“诺贝尔和平奖”的“反体制英雄”。第三，压得太厉害也会遠成党内不同的批评声音，有些杂志，比如说《炎黄春秋》，有党内的自由派人士支持着，不是随便就能压制的。中国实际上目前的声音已经很多元化了，但是我们的百姓，感到它不多元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政治精英根本就无法定义和主导中国的主流价值观。

问：英国的“伦敦骚乱”和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政府与媒体表现是否给我们提供了启示？

赵鼎新：英国政府对“伦敦骚乱”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政府仅用了两三天时间就把骚乱平息了，而且是以一种“杀一儆百”的方式迅速处理了数百名打砸抢犯罪嫌疑人，但却没有引起社会的反感和非议。这放在中国肯定是不行的。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英国政府有着主流媒体的支持。英国的主流媒体在骚乱过程中既能和政府紧紧地站在一起，又有能力塑造英国公众对骚乱的看法。媒体的舆论导向使得英国公众能迅速地站到政府的背后，从而改变了英国社交网络的性质，这是英国政府能迅速平息骚乱的关键所在。它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想要具有像英国政府那种制止骚乱的能力，就必须要有一个被公众广为认同并自觉接受的核心主流价值观，有一个不受政府指令但与政治精英享有共同核心价值观的主流媒体。“伦敦骚乱”中，尽管主流媒体也批评政府，也互相批评，但基本立场和共识却是一致的。

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却不一样。美国的经济危机给许多人带来了危害，引发了美国不少政治和知识精英的反思。这时候，美国的媒体，特别是自由派的媒体就会对“占领华尔街”运动保持着一种同情和支持。但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不会对美国的体制产生任何冲击，甚至不会对美国近期政治的走向产生重大的影响。

互联网对社会运动有促进亦存局限

问：我们再来谈一下互联网和新媒体，您在《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一书中提到说“互联网一经出现马上就被运用于社会运动的动员”，互联网给社会运动到底带来了哪些影响？它的影响机制是什么样的？

赵鼎新：新的媒介的出现总会带来新的变化。报纸出来就有了“公共舆论”（publicopinion)，原来世界上是没有公共舆论这个东西的，现在突然出现这样一种东西，这是不得了的。所以你要看一个新的社会媒体的性质是什么。80年代时Facebook等还没有出来，如果那个东西出来就不一样了。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媒体已经个人化了，每个人都可以是记者。像于建嵘，他的微博有90多万粉丝，他就是个大报。这是新的，原来没有的，原来都是要大财团，要很多钱，现在不需要了。只要有一个群体在关注我，我就可以当那个群体的领导。但是，在中国和西方的社会运动中社会媒体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在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能够建构公众舆论，社会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就有限。在中国，主流媒体的报道没有能力建构公众舆论，社会媒体中的言论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百姓对问题的看法。

问：您是否觉得互联网的出现确实使一些非理性的东西，比如民粹主义的东西得到了发酵？

赵鼎新：首先呢，还是不要用“非理性”一词。咱们学者嘛，你一用“非理性”来标记某一件事情，等于你已认定那件事情就是错的。实际上，现在槁民粹主义的、槁“极左”的、槁“极右”的、搞自由主义的，他们都有着不同的理性。一般来说，我们最怕讲什么东西是非理性的了，这就等于说，某一事件的愚蠢和不合理性。

问：但是对于情绪性的、极端性的言论而言，互联网确实是一个温床。

赵鼎新：对。但是有一点，为什么情绪性的言论在中国的互联网里面比美国要重要得多？并且有那么多人听信？美国也有情绪性言论，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听主流媒体的，不听这个。

问：也不能否认互联网还是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的，比方说它促成了很多公共问题的解决，像厦门的PX事件等。

赵鼎新：厦门事件得到很好的解决，其实还在于厦门市领导层内部对PX项目的态度还是有分歧的。如果他们内部意见一致，这件事还是不好办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厦门这两年经济发展得不错，也不在乎这一两个项目。如果是在一个穷乡僻壌，这项目是他唯一的政绩，那可能就不一样了。当然，互联网把它炒起来，做大了，这是很重要的。但它的成功解决，功劳并不只是互联网的。

问：不能把互联网的作用夸得太大？

赵鼎新：是的，这个事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厦门经济不靠这项目也行。在上海、北京，如果把同样的事情闹大，成功的可能性也^艮大。因为上海、北京的领导根本不在乎那么一个项目的。

问：2011年年初独立候选人的运动热闹了一阵子。李承鹏说要参选成都市武侯区人大代表、还有作家夏商、杭州市民徐彦都说要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人大代表，一开始网络炒得很厉害，但很快全国人大法工委在央视上澄清“独立候选人”一说无法律依据，后来就不了了之。我们该如何理性地去评估媒体（包括新媒体）的作用？它有时候好像很大，可是有时候好像又很小。

赵鼎新：你想赋予新媒体一个和时间、具体议题以及地方政治无关的重要作用，这是不对的。

问：微博的作用呢？自媒体出现后，中国社会运动是否会迎来新的变化？

赵鼎新：微博和Facebook是媒体的个人化体现。从传统媒体到自媒体，应该说集体行动的动员成本降低了。第二点呢，克里斯玛形成的成本也降低了。我先前说过于建嵘，他现在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大规模社会运动的领袖。

一个自媒体就是一个社会运动。但是它转到网下后，传统的社会运动的局限就来了，自媒体也有它的局限，而且你要知道，政府也会慢慢学会管理这个自媒体。当然，政府对网络的管理成本会增加。总之，自媒体肯定会给有些社会运动的形成和发展带来很大影响。自媒体的重要性提升以后，社会运动的组织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而社会运动中的克里斯玛却变重要了。所以你一定要一步步地从逻辑上着手，自媒体的性质会导致哪一点，然后又会怎么样，再具体分析。

问：那么那种不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来的网络围观或者说网络群体性事件，算不算社会运动？

赵鼎新：这个你也可以把它当社会运动啊，关键是千万不要机械地定义。这类定义没什么本质的意义，关键是你研究的问题意识是什么，社会运动建立起的一套理论是否可以研究网络围观和网络群体性事件？我们用社会运动理论研究宗教发展，这也可以，但宗教本身不是社会运动。关键就看你的问题意识，千万别过度定义。比如定义什么是公民社会，讨论来讨论去，把文科当理科了，没有太大的意义。

问：就是还是要以问题为中心，不要急着去命名。

赵鼎新：命名还是必需的，我在上面想说的是不能把自己对某一个社会现象的命名绝对化。没有命名就形成概念，那么我们之间就不可能进行可以相互沟通的对话的。而且，怎么命名还是不一样的。比如，我说的绩效合法性包括了有些学者所说的民生，但是这两个概念在质量上是不一样的。首先，合法性的概念大家都在用，你用这样的概念分析问题，不同国家的学者都能听懂。此外，国家执政基础除了绩效合法性外，还有法律程序合法性和意识形态(价值）合法性。我们知道关于这些合法性的性质不少学者作过讨论，我们因此就可以在他们讨论的基础上对国家的合法性来源与这个国家其他方方面面的关系作出分析。比如，我们都知道绩效合法性是一个没有稳定态的合法性基础，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绩效搞得好了，百姓就会提高对政府执政绩效的要求，从而对政府产生新的执政压力。中国多年来为什么经济发展如此之快？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主要是建立在绩效基础上的。从许多角度看，绩效合法性都比民生这样的概念要好得多。

问：以您的观察，中国媒体在民主化转型的过程中，目前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赵鼎新：目前来说，媒体对民主转型主要起正面作用。中国不少媒体近年来都个性漸明，比如南方报系偏自由主义、《环球时报》偏民族主义和“左派”。他们之间在直接和间接的冲突中谁对谁错对我回答你的问题来说并不重要。就你的问题来说，他们自已冲突的重要性在于其立场给中国带来了多元化的声音，使中国百姓懂得同样的社会问题是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的。当然，中国媒体人的素质普遍较低，百姓也喜欢以简单的价值观来站队，一切都还在起步。尽管如此，中国今天的媒体比起20年前的媒体还是要成熟不少。

问：补充一个问题，随着自媒体的出现，社会运动是否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了一种联动效应？今后的社会运动会不会更具国际性，而突破民族国家或区域的范围？

赵鼎新：有的社会运动会突破民族国家或区域，有些则不会，但如果是一场社会运动突破了民族国家或区域，这说明这一社会或者背后有大国支持，或者这一社会运动所面对的问题为许多国家所共有。

(本文由浙江传媒学院新闻系副教授潘祥辉2011年11月15日采访于杭州。）

制度化解决社会矛盾才是正道

针对当前中国社会抗争运动日益增多的现状，赵鼎新教授对其历史和未来走向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影响中国社会抗争运动的变化有两大关键性因素：一是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二是政府处理社会抗争的方式与方法，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政府将社会抗争引入制度框架加以解决的能力。在他看来，相比较于目前“给钱”处理社会抗争的方式，制度化解决社会矛盾才是正道。

30年中国社会抗争的变化

记者：您曾提到，“在目前的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社会上各类集体抗争事件层出不穷”。那么，80年代的中国社会抗争是怎样的？

赵鼎新：总体上，80年代社会抗争运动主要是由“文革”和“极左”时代的后遗症引起的。当时的中国社会抗争有几个特点：一是大规模，二是政治化，三是针对中央的比较多。首先，整个80年代的社会抗争运动基本上都是大规模的，当然也存在一些小规模的D譬如当时的知识青年就有近2000万人，这么多的人一下子都要回城会是什么样？更何况还有不少被“文革”耽误的老干部也要回城。

其次，当时的社会抗争运动政治化倾向明显。那个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思想比较统一，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他们都承认“文革”是“极左”路线的结果，是中国的一场灾难，他们也在思考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实际上，这个事情就是当时党内已存在共识，邓小平就指出，像“文革”这样的事情，在美国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于是整个社会就对“强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反感——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反感其实也是知识分子在反感自己，因为“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始终在追求“强国家”，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够拯救中国。这种情况下，社会抗争运动很容易就被打上政治化的烙印。

最后，社会运动针对中央也很容易理解，毕竟“文革”动乱、知识青年下乡这些政策，包括后来的因为实施价格“双轨制”而带来的“官倒”，都是中央政策实施的后果。

记者：90年代之后的情况呢，整个社会出现了哪些变化？

赵鼎新：在我看来，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一个分水岭。先是当时的“自由派”力量走向式微。1992年邛小平南方视察后，党内的“左派”力量也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当时的中国尚没有体制外“左派”势力，再加上百姓维权意识未起，大多数人一心只想发财，整个社会的经济在阻力极小的情况下进入了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主导期。试想一下，一个社会在何种情况下“发展”得最快，那一定是在没有社会阻力的情况下——社会阻力可以来自“左派”，也可以来自保守派或自由派，前者可能觉得你的政策会导致不公正，后者会觉得你还有其他的问题。但是，正是社会阻力的缺乏给了政府很大的自主性，使得中国经济在1992?2002年间有了极大的发展，迎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

站在今天的视角，我对90年代初中国的“左派”和自由派的全面式微表示遗憾。政治和思想层面上缺乏制约和均衡，使得中国经济能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指导下得以迅速增长，而高速增长的代价则是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加大、地区发展不平等、社会保障体制衰败、官员腐败、农民的税收负担重、工人的下岗以及城市扩张进程中的拆迁等问题。随着这些问题的出现，到90年代后期，抗争就越来越多了。但是它们和80年代的抗争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无论是工人的失业、环境污染，还是土地征收拆迁等，老百姓都不好直接找中央政府闹，只能找当地的政府或老板解决。如此一来，尽管矛盾已经十分尖锐了，但是社会抗争的地方化、小型化和经济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这一时期的社会抗争有点类似于古代的农民起义，反贪官不反皇帝。

弱势群体的抗争就是当时形成的。所谓弱势群体就是那些组织能力较差，而维权意识又较弱的一个群体。他们在当时的确是弱势群体，没有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的支持，他们的抗争基本上是反应型的。当时老百姓刚刚富起来，面对一些社会不公问题，他们首先想到的是靠个人的途径:想办法解决问题。譬如拆迁，如其闹事还不如开个后门，一亩地賠不了多少钱，我就在地上种满银杏树，让政府多赔些树钱。

记者：最近这些年又有哪些新变化？

赵鼎新：最大的变化是人们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烈了，主动型的社会抗争日益增多了。举个例子说，90年代一些化工企业是高污染的，但是因为当地老百姓得到了一些补偿，还获得了一些在当时来说是高薪的工作，所以他们怨言不多，也不会进行抗争。但是现在不同，如今这些化工企业属于低端行业，不仅工资较低，也拿不出钱来对当地百姓进行补偿了。同时，当地的老百姓在温饱问题解决后也开始关注环境问题了。污染变成问题了，而补偿的钱又没有了，老百姓当然就不干了，他们肯定要维权了。总之，从表面看，当下社会抗争的性质和90年代相比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这几年网络、手机的兴起，维权意识的提高，再加上政府“用钱买安定”的思路，导致了社会抗争从反应型向主动型发展，并1出现了民粹主义的势头。

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无理取闹式的社会抗争。必须承认，当前社会上出现的大多数抗争并不是无理取闹，但确实有一些人利用政府“怕出事”的心理，想通过闹事来获得不应该获得的赔偿。譬如，上海一些买房子的业主因为房价下跌闹事就是如此。

当前中国的社会抗争并不严重

记者：对未来而言，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抗争运动的走向如何？在您看来有哪些类型（或者群体）的抗争会比较严重？

赵鼎新：首先，农民的集体抗争可能会减少。90年代的农民抗争，实际上是抗税。因为当时地方政府变相的摊派实在太多了，可自2004年起，农民便不交农业税了，这方面的抗争就少了。土地拆迁方面的抗争也会大幅度减少，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已经过了，且中央也越来越重视并明令禁止强拆问题。因此，这种类型的抗争尽管还在，有时甚至很激烈，但已经不是主流了。

工人群体的抗争则要看地区，90年代的东北地区夕阳产业工人的闹事已经过去了，反而东莞等地方的年轻工人闹事可能会增多。譬如事件“富士康事件”和“本田事件”就是一个信号。对于后一种抗争，我以为有一个原则，即在面对社会纷争时，政府不应该出面管太多，但必须保持头脑清醒。国家应当起协调作用，并用法律来规定包括罢工在内的劳资矛盾的表达方式和解决办法，而不能陷入到劳资双方纠纷的深渊中去直接干涉，否则会使劳资矛盾政治化。

另外，未来一段时间内，其他的一些诸如維权运动、中产阶级环保运动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可能会增多。只不过目前关注的人比较少，相关的研究也不多，所以不被大众注意。比如第二代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农民工女子被老公打的问题等，在不少地方有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专门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

最后，骚乱在中国将持续频繁发生。中国国家的控制力较强，闹事群众的组织力较差。因此，无组织的骚乱就成了社会上各种怨恨的一个主要发泄渠道。

记者：近几年社会运动可谓席卷全球，从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到英国“伦敦骚乱”，再到“占领华尔街”等，这些和当下中国的社会抗争是否相同？

赵鼎新：区别非常大。这种不同首先体现在起因上。中国的“左派”很有意思，他们一听到这种事情，就以为资本主义总体性垮台征兆出来了。实际上，英美等国家出现这些事件，主要原因是“去工业化”。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工资水平就会提高，福利条件就会提高，劳动力成本也会提高。可是，提高到一定程度，低端产业就失去了利润，只能迁往欠发达国家。所以，英美等国就会往金融、高科技道路上走，但是这种高端企业也雇不了多少人，导致许多老百姓失业。在经济发展较好的情况下，政府若搞好福利，社会尚能安稳；可一旦经济发展得不好，社会就会出问题。英国基本上就是这一情况——原来吃福利的人，国家经济一不好就闹。美国的情况有些特殊，美国“左派”势力比较弱，“右派”、保守派势力比较强。这样一来，在那么大的金融危机中，华尔街的人没什么损失，这的确不公平。在我看来，“占领华尔街”实际上是对美国“左派”势力过弱所产生的后果的一种反弹。

另外一个区别是处理方式上。美国和英国在缓解社会矛盾方面有着相辅相成的“三大法宝”：民主选举、利益政治和法制P民主选举把社会矛盾部分地转向了选举政治，并为利益政治和法制的确立提供了保证；利益政治把社会矛盾转化成法律框架下的不同团体之间的讨价还价，使得国家能在面对社会抗争时担当仲裁人的角色，而不是作为抗争的对象；而法制则整合了社会精英的意志，防止了民粹主义的产生，由法制而产生的法律程序和镇压措施则有效地把社会抗争的形式规范化为制度框架下的利益政治。这就是“占领华尔街”这样的社会运动在美国不会导致任何重大政治动荡，而在中国发生的话就可能会引发一场革命的原因。

在我看来，美国和英国的社会矛盾并不比中国小。但是，它们容纳和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是我们目前不具备的，它们把社会矛盾纳入制度化框架，逐渐将其消化、解决，能力比我们大得多得多。

记者：在许多人看来，目前中国群体性事件已经很严重。但是，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才刚刚开始，因为中国现代化进程还在起飞阶段，而按照过去的说法，这一进程需要100年时间且不可逆转。对此，您怎么看？

赵鼎新：目前，中国社会抗争并不严重。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中国社会的抗争和欧洲社会工业革命阶段的抗争不具有可比性。当年欧洲的社会抗争，受到马列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大型世俗意识形态的支持，其产生的社会力量无论是在组织形态还是价值目标以及行动能力上，都是今天的中国所不能比的。当下中国的抗争，基本上没有大型的话语和意识形态支持，只要政府在各类集体抗争面前表现得不太糟糕，这些集体抗争就只会停留在经济和利益层面上。当然，中国集体抗争事件的解决特色可能会引发民粹主义，并需要持续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充足的国库作为背景D有人认为中国目前问题严重，那是因为几乎没有人感觉是好的，官员、百姓、农民、知识分子皆如此，都认为社会矛盾很大。为什么没有人满足？主要是在社会变化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制度化你拥有1000万，富吗？可是，很可能明天这些钱就不值钱了。另外，至少在人民的感觉中，中国的腐败比较厉害。毕竟大家还是有些“正义感”的，如果通过本事上去的，大家心里的不高兴最多也只能表达为嫉妒；可如果是“走后门”上去的，人们就会公开表示不满，总想着自己“走后门”余地不如别人大，到最后人们就会把制度解读得很黑暗。

靠“钱”不能解决社会抗争的问题

记者：就目前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抗争问题，官方的主要策略是强调政府的作用（管得越来越多）、重视民生问题，“给钱”是其惯用的手段，对这一做法您怎么看？

赵鼎新：的确，目前中国政府主要是靠“钱”来解决问题的，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譬如杭州的出租车司机罢工，仅仅一天就解决问题了。原因是政府出面了，司机每拉一趟政府给一块钱，如果拉30个人，就有30块钱，司机当然都愿意了。必须指出，中央政府出台了一些民生政策，给老百姓带来很多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些政策我是赞同的。因为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中，许多老百姓都变成了弱势群体。

但是，以“钱”来解决问题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其背后有着一个不能成立的假设，即“所有的老百姓都是好人，只要搞好民生，他们就会满意”。一旦百姓闹事政府就给钱，他们以为百姓会满足，但是百姓的欲望却因此而不断提高。目前，无理取闹型抗爭就是老百姓在政府花钱维稳的政策上寻找机会的产物。

“给钱”造成的第二个后果是，中央政府会以为只要“给钱”就能解决问题，会越来越倾向于把所有的资源抓在自己的手里，越来越变成一个“强国家”。实际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深受“文革”“极左”思潮危害的国家来说，“强国家”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特别是一旦失去了意识形态的支持，国家力量越强，百姓对你的要求就会越高，政府的执政难度就会越大。在我看来，政府应该“给钱”，但只能给那些最应该给的“钱”，即建立并保证普遍性的医疗和权益，提高福利政策。有趣的是，目前普遍性的钱国家给的不多，对那些个别闹事的反而给的特别多。

记者：那么关于社会抗争中“暴力”的使用，是不是应该有一个限度？

赵鼎新：不作道德评价的话，政府本身是暴力机器，它一点儿都不使用暴力是不可能的。这里面，的确有一个限度的问题。暴力怎么用，采用何种手段，这背后是不是有精英共识，是不是有法律基础，是不是能给被压制的一方递送一个清晰的信息，使他们知道“自由”的边界，这些都是关键。在我看来，暴力一方面是政府的强制行为，另一方面如果在法律范围内使用合理的、可预测的暴力，实际上它还是老百姓讨价还价的另一种方式。如此一来，百姓便知道我怎么样闹事才不会被镇压，而政府也因此把抗争纳入到了体制允许的轨道。

可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很多官员不这样想，他们总想自己方便。自己方便了，法律就失去了严肃性。他们有时不讲原则地取悦民众，有时又滥用“暴力”，这些都会造成长期的危害。

抗争中的民粹主义值得警惕

记者：最近这几年，很多事件通过网络与舆论的放大，特别是推特、新浪微博等工具，最后都演化成了全民关注的公共事件，譬如“郭美美事件”。正因如此，目前国内流行诸如“围观改变中国”等鼓励公众参与公共事件的呼吁与口号。在您看来，这种方式的公众参与能否成为解决公共事件的良药？

赵鼎新：公众参与无可厚非，根本不能说哪种公众参与好，哪种公众参与坏，这是他们的自由。目前中国社会拥有多元价值观，百姓对政府官员以及国内的媒体在某些方面的报道有着不信任感。因此，网络、微博等充当了百姓揭露社会黑暗、伸张正义的渠道，但网络也是一个一哄而起的地方，是谣言传播的温床。

警察打人的照片若被传上微博，警察可能会被解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两年微博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但是，如果网络上公众的广泛参与被看作是民主的一种形式，那么它只能算是一种“非程序的民主”。这种“非程序的民主”一旦和容忍性很差的文化结合，就会产生“多数暴政”。当前网上经常出现的恶意性的人肉搜索就是“多数暴政”的一种轻度体现。

总体说来，网络在公共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并非“良药”二字可以界定，但它肯定会加大政府的执政压力。在目前情况下，它是起到很多正面作用的。但是，它并不能让社会矛盾走向良性化。我想指出：与中国不同的是，网络在当前美国绝不是政治信息传递的主要平台。

记者：从网络的影响看，目前有两大趋势，一是社会抗争中民粹主义有抬头的倾向，另外就是知识分子似乎也异化得厉害？

赵鼎新：中国目前的状况不能简单地概括为“民粹主义过浓”。老百姓有表达情绪和追求利益的权利，对出现的群体性事件我们也不应该一味从负面的角度来考察。但另一方面，比如“杨佳袭警事件”，当事人在杀掉了五六个警察后却被大家视为“英雄”，包括很多媒体人、学者都在半公开场合表达了这种情绪，这就比较危险了。

从长远来说，民粹主义只会增加百姓对政府的不满，从而给一个国家带来爆发革命的危险。其实，加入闹事的民众、加入革命的群众甚至是精英，一般都不知道自已行为的历史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来一次革命，换一个新政府，几十年后肯定会有许多革命者和他们的下一代为此而后悔。但是，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以美国为例，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程序合法性在其政治生活中过于重要，而绩效合法性在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却太低——因为美国“左派”势力太弱，老百姓不会闹。咱们中国30年来经济发展较好，这不但表明中央的领导正确，而且也表明咱们的老百姓会折腾，每个人想发财想得厉害，而且和政府斗得也很厉害，搞得政府不得不小心做事。

但是，一旦民粹主义发扬光大就麻烦了。原因有几点：第一，经济发展势头好，一俊遮百丑；第二，知识分子分化得厉害。对于知识分子分化，我们也得一分为二地看。首先，知识分子堕落肯定会影响社会的风气，毕竟他们被看作是社会的良心。但是，分化也有好处。因为什么时候革命了，那一定是知识分子的思想重新整合起来了——不是亲政府，是反政府，这样就会给老百姓提供大型的意识形态。现在知识分子一分化，老百姓就失去了大型的意识形态，他们不相信知识分子，因此大规模的动乱就难以发生。

制度化解决矛盾是长远之道

记者：如您所说，西方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曾出现过大规模的集体抗争事件，但目前基本已经走出了这个“现代化的阵痛期”，在您看来中国应从中借鉴哪些？

赵鼎新：欧美政府处理抗争事件方面的原则和经验我在前面已经说了，这里我换一个角度再说一遍。欧美政府处理抗争事件方面的原则和经验其实很简单：第一，用选票解决抗争；第二，选择性镇压；第三，搞福利国家。整个国家对社会抗争事件进行开放性疏导，并运用法律框架下的选择性锖压（所谓选择性镇压，就是镇压两个极端，保护大多数社会抗争的合法性。镇压必须以法律为基础，必须得到精英内部认可，必须有很强的程序性来让老百姓知道其镇压的合法性所在。就像英国政府在骚乱中抓了1000多人，判了600多人，没有人说这违法）加以规范，使之朝着制度化的社会运动方向发展。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的组织有序的社会运动对公共和私人财产破坏性较小，对政体没有直接冲击。它既是社会的“安全阀”，又在一定条件下是社会改革与改良的动力。同时，它还是当代西方国家公民一种常见的政治参与方式。

原则简单，但实行起来却不容易。首先必须树立法律的权威，而国内的法律偏偏在这一领域是缺乏权威的。同时，政府必须有胆量和能力对违法的群体性事件进行反制，运用开放和法律两种手段进行“去极端化兢导”。问题是，这反制的有效与否，完全取决亍法律是否有严肃性，执行者是否有两手都硬的智慧，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是否有着开放社会、打击极端的共识。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几乎上述所有条件都不充分。当然，这背后有着深层的结构原因。

记者：为什么您多次强调制度化解决社会矛盾这一观点，我们该如何把握这里的“制度化”一词？

赵鼎新：大量的集体性冲突实际上都是起于利益争执矛盾，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讨价还价来解决。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制度化解决社会矛盾，就是把组织有序的由利益争执而产生的社会运动纳入制度允许的范围，使得人们能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组织有序的讨价还价。

目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期，社会的飞速发展既创造了大量机会，也衍生出了许多矛盾。中国政府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环境，这是明智正确的论断。但我们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稳定并不是指社会中不存在暴力冲突或社会运动，而在于国家将暴力和社会冲突制度化的能力不断得到提高，从而消除发生大规模的、有强烈破坏性的动乱或运动的可能性。

可以看到，当大多数社会矛盾被制度化以后，西方社会的社会运动总量大大增加了，但这些运动对社会的破坏力却变得越来越小，对政体本身的冲击力也越来越弱。也就是说，随着抗议示威成了表达社会矛盾的正常手段，或者说被“制度化”了以后，发生大规模骚乱，尤其是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

当下中国解决社会矛盾的另一个做法就是上访制度，可是现在的上访难以发挥解决社会矛盾的渠道作用。必须承认，在毛泽东时代，上访是比较有效的制度框架。大家对这一制度有信任感，上访后赢了高兴，输了也认了。可现在谁都不能站在意识形态制高点上，你再以专家的身份出场，大家就不会再服气了。上访案例大多数是特例性的事件。这样的事件必须由法律这样的专家来解决，而许多由于相同原因而产生的上访事件，则应该把它们纳入制度化的社会运动的轨道。

我以为，一个国家社会运动的发展规律，从根本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将一般社会矛盾制度化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对一般社会矛盾加以制度化的能力很强，发生极端事件的可能性就会很小。若情况相反，即使是一般社会矛盾都有可能走向极端。

《时代周报》：对于当下中国社会来说，要解决社会抗争问题，有哪几点比较重要？

赵鼎新：第一，经济发展是首位的，因为它在一定时间内将决定中国今后集体抗争行动的总体性质与走向。第二，要有社会公正。实质公正很重要，但程序公正才是长治久安的关键。所谓程序公正就是建立程序政治，用选票、程序合法性把政府和政体分开，而不是针对“谁闹我给谁多”的公正。第三，重建福利国家。保障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权益。第四，在法制的框架下促进当前中国社会的集体抗争朝着利益政治型社会运动方向转换。

(本文发表于2011年11月20日《时代周报》，由严友良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