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生逢其时》一书的几点体会

林伯野

老战友恽仁祥同志推荐给我一位优秀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顾建棠所著的好书——《生逢其时》。我读了两遍，受益甚多，简述如下。

这本书写到的时间，是从1931年作者诞生，到此书定稿的2013年。这82年又可分为四个阶段。

首先是作者的少年时期。他是个逃荒者的后代，出生于贫困之家。从7岁到14岁，生活在日寇占领下，更加忍饥受寒。他当过学徒工，挨过资本家的打骂，苦难深重。

其次是他的青年时期，从15岁到35岁。日本投降后不久，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解放了他的家乡。他生活在新的天地里，翻了身，学文化，成了积极分子，当了国家干部，入了党。他春风得意，展翅飞翔。

再次是他的壮年时期，35岁到45岁，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走资派篡党夺权。他投身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屡建奇功；虽多次遭走资派打压，甚至被打折肱骨和两根肋骨，终因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支持，化险为夷，成为湖北省革委会常委，钱正英亲自提名他担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最后一个时期是从1976年反革命政变到现在，从45岁到82岁，也可以说是老年时期。这一时期他被走资派打击迫害，落井下石，坐牢，刑释后被长期监控，生活艰难，但又奋发图强，搞创造发明，取得惊人成绩（如提炼出甲壳素、研制出人造皮肤等）。从顾老这传奇般的经历里，我体会到以下四点：

第一、从书中所揭发的党内走资派人数之多、品质之坏（阴险恶毒，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卑鄙无耻），来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极其必要性。（以下所引用的资料凡引自此书的不注出处。）

从文革开始到1976年后的“揭批查”，在湖北主政的不是同一个人，先后有五个班子，但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无一不是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文化大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搞打、砸、抢、抄、抓、杀、关等，支一派，压一派，对造反派搞“一捅（把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当马蜂窝来捅），二清（把造反派当五一六、林彪死党来清理，后来又当作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来清理），三滚蛋（对参加三结合的造反派名曰下放培养，实则流放荒山僻野）”，特别是在毛主席逝世后，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有恃无恐，掀起了白色恐怖的恶浪，刮起了疯狂倒算的飓风，他们大声叫喊，对文革造反派“决不能有丝毫的心慈手软，决不能留下隐患”，“对这些造反派，必须除恶务尽，在地球上消灭”，“要他们断子绝孙”，“造反派就是闹事派，要把这些闹事派斩草除根”。

他们是怎样镇压造反派的呢？书中写道：

陈丕显上任后，在全省刮起了“揭批查”的狂风暴雨。当年担任全省“两清”领导小组组长的武汉军区副政委、省委书记张玉华，出任全省“揭批查”专案核心领导小组组长。他接手后，全数恢复1973年11月明撤暗留的各级两清专案组，名称由“两清”换成“揭批查”，把成千上万的造反派关进“五不准”学习班或单独隔离，罪名由“北决扬”、“五一六”换成“四人帮帮派体系”。关押最长的达十三年，最短的三年；被关押者年龄最高的七十多岁，最小只有十二岁（长办张贤良的大儿子）。审查中任意挂牌游斗，拳脚相加，疯狂逼供，致使被审查者有的含恨自杀，有的毒打致残，有的逼迫致疯，比如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吴焱金，被逼跳楼，腰椎断裂，大小便失禁，瘫痪难起，正在住院治疗，被警察戴上手铐押解入狱，残忍至极。

张玉华曾在湖北文革“两清”中一手将六十多万造反派打成“五一六”，在“揭批查”中，还是这位武汉军区副政委、重回省委任书记的张玉华，翻手又把这批假“五一六”、假“北决扬”打成“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代理人、追随者、阴谋分子、黑手、骨干、爪牙和“三种人”，并予以逮捕坐牢、判刑（最高20年、最低4年）、劳教、三开（开除党籍、公职、团籍）、留党察看、留厂察看、降级、降职、撤职、免职等各种处罚，制造了又一起群体大冤案。湖北造反派被栽赃为参加“五一六”阴谋集团、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双料反革命，两者相加，蒙冤受害者起码有120多万人次（一个蒙冤的造反派至少被两次打成反革命）。

所以，人民大众要想不受走资派迫害，就必须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来捍卫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

第二、从文化大革命十年不断粉碎走资派的多次干扰破坏所取得的伟大成绩中，来体会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和正确，体会周总理紧跟毛主席，具体落实毛主席各项指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

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粉碎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在思想上大搞斗私批修，提高了群众觉悟；在经济上促进了生产，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7%；在科技和国防方面研制了两弹一星；在外交方面，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从四十多个增加到一百二十多个；社会风气良好，大公无私，先人后己，黄、赌、毒、娼、盗几乎绝迹。这些成绩的取得，都和毛主席、周总理的卓越领导分不开。书中记有许多事例，读者可以从中体会，这会使我们更加热爱毛主席和周总理。

第三、从人民群众在文革风浪中自己教育自己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来看文化大革命的艰巨性。人民群众绝大多数是好的，但群众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先进、中间和落后的区别。即使是先进的，如本书作者，他不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头两个月，也保过走资派林一山么？那些被走资派蒙蔽、欺骗、煽动和利用的“百万雄师”不是也有好几十万人么？那些具体动手搞打砸抢抄抓杀的，难道都是走资派本人么？决不是，他们大多是觉悟不高的人民群众。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提高他们，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书中有大量事例说明了这个道理，希望读者自己去琢磨。

第四、从顾建棠同志在不同路线下的两种命运，来看路线斗争的曲折性、复杂性和重要性。

这本书用许多真实、生动的事例，说明在许多地区和单位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走资派的反动路线，即使是毛主席在世时，也是有时这个占上风，有时那个占上风的，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曲折复杂多变的。不过毛泽东在世时，结果总能化险为夷，拨乱反正，使造反派得到胜利。但是当华国锋阴谋发动武装政变以后，修正主义路线就几十年来一直占统治地位，人民群众就沦为弱势群体，又过着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生活了。所以，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教导，坚决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而斗争。

历时十年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堪与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媲美的伟大历史创举，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光辉演练。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都是抹不掉、绕不开和否定不了的。走资派作出一万个“决议”，也否定不了它。面对几十年来当权派污蔑文革所造成的恶果，人民群众要想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有多种办法：一个是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用毛泽东主义武装自己；再就是认真了解当年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历史。为达此目的，文革亲历者的回忆录会很有幇助。所以，我认为顾建棠同志此书，很值得向大家推荐。

2013．11．3

（林伯野，1925年生。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南京军事学院哲学教员、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

读《生逢其时》有感

杨道远

老顾同志的大作《生逢其时》，在大家的企盼中，终于问世了。这部大作以真实的经历，大量的史料，为真实的文革史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资料。

我同顾建棠同志是老战友，对“长办”的文革好像也很了解，可是读了《生逢其时》后，才觉得自己对长办文革太不了解了。长办文革虽与全市文革有密切的联系，但它有自身的特殊性，从《生逢其时》我们可以看到，长办文革波澜起伏，惊心动魄，是在武汉的各大单位无一能比的，它有独立的、完整的全过程。顾建棠的《生逢其时》为人们全面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老顾当保皇派的经历很重要，能夠很实际地挖掘保皇派的真实心理。随着运动的发展，老顾造反了，更为特別的是，在长办，当初的保皇派和以后的造反派都是顾建棠带的头，这样的情况在湖北、在武汉恐怕是绝无仅有的。老顾不是看到别人造反才起来造反的，老顾完全是基于对中央文件和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认识的提高，自觉地带头起来造反的，老顾是自觉的革命造反派。因为是自己经过思想斗争，经过学习，从实际和理论两个方面充分认识到应该造反，必须造反，所以他成为了一个坚强的造反派！有人攻击造反派是“奉旨造反”，看看老顾文化大革命的经历，这种攻击是多么卑鄙。老顾这样一个刚解放就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由于与反文革派势不两立，得罪了走资派，因此在历次反复中，都被整得死去活來，末了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判刑坐牢。《生逢其时》很值得大家细细品味。

《生逢其时》中，将不同时期的当权派——文革反对派，对造反派的打压整治一一列出，这对研究武汉文革史是很有帮助的。

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后文革”时期，在为遭文革反对派残酷迫害的受苦受难的兄弟们讨公道的斗争中，老顾既是领军人物，又是冲锋在前的战士！由于老顾和其他同志不懈的斗争，才为所谓的“两案”人员争来了生活费。这生活费来之不易啊！几十次的上访，几百封诉求信，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多坚強的毅力！这是斗争，不是乞求，这是文化大革命斗争的继续，表明我们同走资派间的问题还沒完。他们要我们死，“我不死，我要活”！这是生死存亡的斗争。在这里我对在这场斗争中不懈努力的同志们表示敬意和感谢！

回顾文化大革命，我认为造反派内部的分裂是造反派的悲哀。究其分裂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我认为根本问题还在于造反派本身的本位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说到底，就是有私心，没有真正树立起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世界观，争名争利争地位，缺乏全局观念，甚至把局部利益放在全局利益之上，“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我们是先为本派打算。在两派争执中，只看到对方的不是，看不到本派的错误和不足，至今在涉及两派问题的看法上仍然表露得很明显。毛主席说：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别人的缺点让别人自己说。我们就是没有听进去，不大度，缺少理解和包容。最近，我又看了《将相和》，蔺相如对廉颇的忍让精神，真是值得学习的，我们的胸怀不及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开明士大夫！说来真让人脸红。围绕“一·二六”夺权造成分裂，就是上述错误思想的大表露。分裂只对走资派有利，利于他们支一派压一派，拉一派打一派，1967年春天的局势就是这样形成的，结果两派都吃了大亏。若没有中央的大动作，武汉造反派（钢、新两派）都将被彻底“踏平”！

《生逢其时》中说：“1968年4月6日张立国在长办说：曾司令员要我来下面了解了解情况，开个新派头头座谈会，然后向曾汇报。4月7日张立国在新派头头会上说：告诉大家，曾司令在省革委会正副主任会上说了，‘揪斗姜一是反革命行为’。第一次新派头头会上张立国最后表态：‘把同志们的意见向曾司令员汇报’。”如果张立国不是假传圣旨，确实是曾思玉要他召开新派头头会议，组织队伍……这就说明钢新打派仗，曾思玉是最大的黑手。他们制造分裂，分而治之，利于他们对付、控制造反派。众所周知，钢工总的“江城前哨”就是受军区操控的。钢新两派都以为有军区撑腰，打得不可开交，哪知道都上了别人的圈套，跳进了别人设下的陷阱。

老顾是我们头头中派性最少的，我们在一起工作总是配合得很好，从未互存戒心。我写上边这段话，是真心检讨自己，我认为由于造反派上述错误思想，导致武汉多次大好形势遭破坏，大好机会被错过。“七二〇”后形势一边倒，我们沒有抓住这个机会，没有紧跟中央，没有搞大批判，没有搞大联合，而是拉山头、扩队伍，对站错队的群众不谅解，不能包容，两派之间你争我斗，都想以我为核心，迟迟不能实现革命大联合，推迟了省、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在湖北、武汉，省、市革委会的组成人员中，造反派占绝对优势，但是造反派不能夠团结一致，在革委会里显不出造反派的集体力量，相反继续争斗，给反文革派充分的机会，让人家拉拢、腐蚀，分化瓦解，造反派在革委会里的强势很快就不存在了。回忆这段历史，感到自己是负有责任的。要做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不那么容易的。

现在人们都在研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们在问：为什么会发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找了很多理由和根据，但很少有人讲到根本。我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任务所要求的，她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不完成这个阶段的革命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进行到底，实现共产主义就没有希望。所以我说：要进行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就必须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后，还必须要继续革命，因此，我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然发生，必定发生，必须发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但在中国发生，世界一切要搞共产主义的国家都会发生，都必须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如此，就进不了共产主义。为什么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说得那么重要呢？我们来看看马克思是怎么说的。马克思说：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要同旧的习惯势力、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彻底决裂。怎么实现两个决裂？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还必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点毛主席心里非常明白，所以，他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建立，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任务更艰巨……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毛主席认为这样的革命要进行很多次，所以，毛主席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次大演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实现两个决裂，对于这样复杂、繁重的任务，不可能一次完成。每次运动只能解决若干问题，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所有问题。每次运动发生的动因和时机各不相同，每次运动解决问题的重点各不相同，所以，每次运动的斗争形式，必然不同。所以，我们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总的来说就是文化革命，但每次运动的形式决不可能是前次运动的简单重复，都是由变化了的形势、斗争态势决定的。那种一说文化革命就搬出一种固定形式来，是纯粹的形而上学。当然，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宝贵经验是一定要传承下去的。那种害怕再发生文化革命的人，就是抛弃无产阶级革命，不要共产主义。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是要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是要搞共产主义的，是一定要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那些害怕的人，想躲是躲不过的。从国内外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苏联和东欧所发生的变化，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以后，放弃了阶级斗争，没有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资产阶级思潮泛滥，修正主义上台，导致社会主义解体，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因为进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经过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修正主义虽然篡夺了领导权，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路子就不如苏修那么好走，他们处处遇到抵制。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又说明，恰恰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搞彻底，无产阶级革命派更要举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旗，把这场复辟反复辟的斗争进行到底！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个过程中，第一重要的就是无产者要团結起来，要造反，要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政权。但仅仅建立起无产阶级政权，距共产主义还很远，很远，要走完这段路程，就要继续革命。武装夺取政权以后，才能进行下一步——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说“武化革命”完成后，剩下的革命任务要靠“文化革命”来解决。文化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这个革命一直要革到共产主义实现才完全结束。

文化革命为什么历时那么久？因为文化革命的问题太多，太复杂，太艰巨。武化革命，夺取政权，是比较单纯的，就是推翻统治、压迫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动政权，打倒剝削阶级。文化革命不仅要对付剝削阶级，改造剝削阶级，还要解决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改造问题，就是思想改造、觉悟提高、树立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问题，还要培养对新社会、新模式的适应能力，养成自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习惯。这需要不断的、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过程。这个过程是艰难的、痛苦的，君不见，有些人一听到“改造”就跳脚，就骂娘，就痛哭流涕，就叫喊“受迫害”。事实上“改造”有那么可怕吗？我们知道无产阶级对于自己的敌人的所谓改造，就是强迫他们劳动，不准他们压迫、剥削别人，要他们从剝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们都知道，土地改革时地主分子同样分给和别人一样数量的土地，和贫下中农一样，自种自食。再看看国民党战犯，判了刑，对他们实行劳动改造，就是强迫他们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工人、农民都是劳动者，世世代代参加劳动，并不是要把被改造者变成低人一等的奴隶！可是，他们总想高人一等，他们更是因为害怕劳动，厌恶劳动，死也不愿意同工人、农民，同劳动人民平起平坐。现在还有人为被改造者鸣不平。请看看，剝削阶级的意识是多么难得改变！文化大革命中对一些人实行过某些改造措施，大多是下“五七”干校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受审查人员在本单位参加点劳动……文化革命翻案后，哭天抹泪，控诉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尤其做了清洁工作的，更是叫得厉害，哭着喊着说把他弄去扫厕所！看看他们脑子里的等级观念，扫厕所就是最不体面的工作，清洁工是卑贱的下等人！让他们去与清洁工为伍，他们认为是受了极大的凌辱。什么受迫害？！要你与工农相结合就是受迫害？你就想离工农远远的，压迫、剝削工人农民。我们劳动人民天天都在辛勤劳动，他们是不是在受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人的迫害！这帮“精英”总想把工农和一切劳动人民踩在脚下，他们是社会蛀虫，继续革命要把他们改造成劳动者，你看有多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任何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革命一样，总是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人反对呢？文革反对者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路线的制定者和追随者。文化大革命批了他们的反动路线，撤了他们的职，罢了他们的官，他们从骨子里痛恨文化大革命；然而，工人、农民、广大的革命群众，无不说文化大革命好，无不怀念那热火朝天的时代。改开三十多年的历史证明，走资派还在走，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比正确。不管反文革派怎么反对，新的“文革”迟早总会发生，这是任何反革命势力都阻挡不了的。让我们为这一天的早日到来欢呼吧！

2013.10.26

[杨道远，1941年生。1961年考入武汉测绘学院（现与武汉大学合并）。文革中任武汉学生造反组织钢二司司令。1983年1月因所谓“抢夺枪支弹药罪”、“抢夺公文罪”被判刑13年，同年2月刑满释放。1985年9月以所谓“贪污罪”被判刑15年。]

读《生逢其时》书稿有感

恽仁祥

我有幸拜读了顾建棠同志著《生逢其时》书稿，用四天时间读完。而后和一些老同志聚会时，我感慨地说：这是一本真实介绍文革的杰作，史料丰富，叙述清晰，生动地介绍了武汉文革的全过程，也可以说全国的文革都是这样可歌可泣地过来的。为文革作出牺牲最大的是毛主席及其一家，毛主席一家在战争年代牺牲了六位亲人；而文革后，邓小平、叶剑英反党叛徒集团不仅把毛主席的夫人、战友江青同志迫害至死，其子女亲属都遭诬陷和迫害，不是坐牢就挨批斗；而毛主席本人也被走资派诬陷得“粉身碎骨”。紧跟毛主席的人，包括积极投入文革的造反派，被走资派残酷屠杀和迫害的竟达数千万之众，这本书反映的武汉的那一段历史仅是其中一例，但从《生逢其时》介绍的湖北文革“两清一批”时期造反派遭走资派屠杀、迫害共六十多万人的大惨案，就可以想见全国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造反派被迫害的情况。

尤其是发生在1967年的武汉“七二〇事件”，是一起轰动国内外的由军内外走资派勾结、精心策划的反文革政变，矛头直指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明察秋毫的毛主席致信江青同志：“百分之七十五的军区和驻军支持右派，文革运动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武装左派’和实行‘群众专政’。”（参见司马清扬等著《新发现的周恩来》第261页）同时，毛主席和周总理研究，决定“文攻武卫”，调野战部队支左，平息了军内外走资派勾结、血腥镇压造反派而破坏文革的阴谋，促成了群众组织大联合，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迎来了全国山河一片红，保证了九大胜利召开，出现了工农业等各条战线新的大跃进。

至1976年毛主席去世，中华民族第一次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建成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人家有的我们能造，人家沒有的我们也能造，两弹一星等尖端科技名列世界第三，彻底摆脱了旧社会连火柴都不能造的“一穷二白”，遭世人诬蔑的“东亚病夫”一跃成了东方巨人。周总理在1975年初全国第四届人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一不欠外债，二不欠内债，市场繁荣，物价稳定，社会安定……。这充分显示了由文革激发出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巨大的物质财富。如果毛主席的寿命能延长10年，当今中国将何等国富民强。

史实无可辩驳地证明：文革取得的每一点成果都来之不易，都是同走资派的破坏苦斗取得的。毛主席说：对文革反对的人多。是指中央高层走资派多，近三十年的事实证明，毛主席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我们包括顾建棠同志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在文革时期的斗争策略上有许多值得总结的教训。

直到毛主席去世，并沒有彻底揭开文革期间为什么会出现像武汉“七二〇事件”这类乱局，发展到走资派武装政变。这就留下了混在革命队伍中的走资派，如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他们披着“老革命”的画皮，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很容易。叛徒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仅編造了江青“反毛主席”、“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几句谣言，就轻松地篡党夺权武装政变成功。更可悲的是，竟能欺骗上千万共产党员向华国锋、叶剑英叛徒集团表“忠心”，北京市就有百多万人敲锣打鼓，放着鞭炮，喊着“英明领袖华主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的反动口号上街游行，庆祝华、叶篡党夺权“胜利”。统观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沒有一个国家复辟资本主义闹出中国这样的笑话。这个大笑话，给造反派带来了灭顶之灾。叶剑英说：对这些造反派，必须除恶务尽，在地球上消灭。一个个走资派都在屠杀迫害造反派上大显身手。在人口较少的云南省，“揭批查运动”中被判刑的造反派达5万多人（包括死刑），受党纪、政纪、开除公职处分的15万人。据云南上报材料揭露：云南省“揭批查”共审查、迫害达150多万人。不少同志己含冤去世，但至今仍有20多万人生活无着落。然而，这伙走资派动不动就控诉文革“迫害”了他们，把文革丑化为“十恶不赦”，咒骂毛主席犯有“文革罪”。但文革的真相是什么呢？即便忽略毛主席文革期间不准报纸点名批判太多、批判走资派时搞武斗要追究责任、对中南海批刘少奇进行了批评……，而所有被批判的走资派除了刘邓，沒有一个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更没有一个被审判或判刑，绝大多数都在医院等地养着，保护了起来，大街上被贴了大字报的花花元帅照居高位……。他们薪金沒少拿一分钱，服务员照样为他们服务，仍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自称为“住牛棚”的生活。实际上他们所受的最大“迫害”就是少当了几天官，不能横行霸道，一举一动要看群众的脸色。我不知道“小康”以后，老百姓是否都能过上走资派控诉了三十多年的“住牛棚”的生活？文革期间中央点名批判的走资派不超过二百多人。这就是被走资派控诉的“十恶不赦”的文革的真实情况。然而，再看看这二百多走资派篡党夺权以后，在“拨乱反正”、“尊重知识分子”、“法治”等口号下攻击毛主席“独裁”的同时，屠杀、迫害了多少造反派、各级革命干部和工农兵群众及革命知识分子？清查“三种人”约迫害了4000多万人，三次严打屠杀了或重判500多万人。邓小平下令秘密处决知道他们策划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动乱底细的24名北京处以上公安干部，向中央写信反映邓小平问题的300多干部被逮捕，其中60多人自杀（参见杨尚昆日记）。请问：这是二百多走资派的几倍？是百倍、千倍、还是万倍……？《生逢其时》的作者顾建棠同志就是深受走资派残酷迫害的一个。所以，《生逢其时》一书，有显明的阶级立场，把走资派迫害革命干部和工农兵的事例，一件件、一桩桩抖落岀来，是对走资派的血泪控诉。一些文痞追随走资派，为走资派少当了几天官、少发了几天淫威而鸣不平，不惜采取造谣诬陷等卑鄙下流手段，利用走资派操纵的所有宣传媒体，大肆抹黑文革、妖魔化文革，结果，只能是蚍蜉撼树，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是篡改不了的，靠造谣、嫁祸栽赃只能一时有效，是维持不了的。历史无情地揭露了诬蔑文革的叛徒叶剑英，他才是文革期间挑动武斗的杀人元凶。

程万里编著、2012年12月时代出版社出版的《赣江苍茫》一书，揭示叶剑英于1967年2月参与大闹怀仁堂的同时，利用中央军委秘书长职务之便，伪造“毛主席最新指示”，以传达中央文件为名，于2月10日在京西宾馆召集各大军区有关领导，在派人监视下让他们看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只准看，不准记录），欺骗一些“三支两军”的指战员屠杀造反派。正如书中所说：“军队介入，不仅没有能够迅速稳定局面，反而使武斗由棍棒升级为枪炮，愈演愈烈。”（《赣江苍茫》第2至3页）。叶这次本应是传达《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下称“文稿”）第十二册第221至223页，查到了经毛主席三次修改的《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文件（草案），毛主席批示让周总理组织党政军会议审核后向下传达。查《周恩来年谱》及有关支左文件，基本可以肯定该文件被叶剑英扣押了，沒有问世。叶剑英就如此狗胆包天，把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爭的文件，变成了他一手伪造的镇压造反派的“毛主席最新指示”，造成了大范围支左部队动用枪炮镇压造反派的惨剧。叶剑英还亲自指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在二二三反革命事件中，把拥有十五万余人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四十七人外，逮捕革命群众一万三千四百一十四人。据不完全统计：被捆绑吊打的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三人，被搜身抄家的五千九百六十八人，集中劳动的四千二百七十九人”。（参见“青海省军管会平反组”的材料，1967年7月15日）叶剑英还让赵永夫到军以上干部会上介绍镇压造反派的“经验”。直闹到发生武汉“七二〇事件”，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果断采取了武装造反派的“文攻武卫”措施，派野战军支左，才平息了叛徒叶剑英挑起的内乱。近三十多年，走资派就是如此丧心病狂地掩盖他们制造武斗的罪恶，而栽赃给毛主席、文革和造反派。叶剑英篡权后，还强行给赵永夫平了反。

《生逢其时》还详细介绍了作者顾建棠同志被走资派陷害判刑、坐牢出狱后，不给出路，剥夺了生存权利，被逼得寻求各种谋生之路，最终研制成功甲壳素和人造皮肤，受到了有关部门和钱正英部长的奖励和赞扬。沒进过大学门的顾建棠同志，搞出这两项成果，难度可想而知。顾建棠同志在旧社会受苦受难，解放后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被培养成党的干部，文革中由保守到造走资派的反，受到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支持，并结合为省革委会常委，为武汉文革作出了贡献。毛主席去世后，却遭到了走资派的残酷迫害。顾建棠同志文革的经历，同全国千百万造反派一样，表现了对毛主席、对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赤胆忠心，矢志不移地以“五不怕”精神同走资派坚持斗争至今。这本书还证明大多造反派都是各条战线的骨干，文革中在走资派丧心病狂的捣乱破坏下，各方面能取得惊人的成就，主要靠毛主席、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同时和各条战线的造反派积极投入文革、捍卫文革，抓革命、促生产是分不开的。走资派叛徒集团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三十多年来，人民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人民币大幅贬值，物价飞涨；社会混乱，折腾到了天怒人怨……充分证明了走资派、叛徒卖国集团的无知、无耻和反动，是一伙货真价实的只会搞阴谋、破坏捣乱、卖国的不学无术之徒。

我也同顾建棠同志一样，在文革被走资派、叛徒集团破坏得十分复杂的情况下，闹过一些资产阶级派性，伤了一些不同观点的干部和群众的感情，让走资派坐山观虎斗。这类教训，值得记取。

2013．11．6

（恽仁祥，1932年生，文革前为国防科委情报资料研究所干部，文革中为造反派。）

生逢文革，此生大幸

曹承义

顾建棠先生已近八十三高龄，几十年来备受走资派迫害，老来生活困苦，但他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初衷从未改变，也从未停止与走资派斗争。无论是宣传毛泽东思想，还是和受苦受难的兄弟们一起争取基本权利，事事走在前面，赢得大家的尊重。他经多年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写成这本长篇回忆录，写得这样详尽，有根有据，力求还原历史本来面目，非常可贵。

我1967年认识老顾，至今已四十多年，从青年到老年。这是一位很了不起、很为我尊敬的老朋友。除了有时有一点固执，他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是毛主席的好战士。虽然被走资派开除出党，但他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

读这本书稿，文革中和老顾一起参加过的所有活动，一一活龙活现地展现在我眼前。记得是1967年10月或11月的一天，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召集造反派头头开会，有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李想玉、吴焱金、老顾和我等人参加。我与顾在会议桌前相对而坐。我右侧是吴焱金，再过去是李想玉。会议由曾思玉主持，主要讲大联合，要团结，要克服派性，不要争山头，不要争席位，早日成立湖北省革委会，并要大家都表态。朱、李、吴都发了言，都表示听毛主席的话，不争席位，不搞派性，拥护曾刘首长，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这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老顾，他发言时流了泪，还拿出手绢擦眼泪。他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听党中央的话，听毛主席的话，不搞派性，不要席位。

我也在发言中说不要席位。结果省革委会组成人员名单公布，老顾，常委，我常委、委员都不是，后来只是一个武汉市革委会委员。我心里有点不悦，心想你老顾哭来一个常委，我却一语成真。事后我知道了，老顾的常委确实不是他争来的，是周总理提名的。

我们中的一些人当年争席位，原来是在争监狱的“席位”，是在争“囚位”。那一伙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无产阶级和文化革命反攻倒算的时候，省、市革委会的什么主任、副主任，什么常委、委员，统统入狱（或关进准监狱——五不准学习班），重者十几年，轻者几年，我就是五年监狱“席位”的享受者。特别荒唐的是，胡厚民判得比姚文元还重，死在狱中；杨道远两次判刑二十几年。

想想毛主席的话：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真是百感交集。

文化革命已经和我们的生命在一起。对文化革命，对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我们都发过誓，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永远不会背叛自己的誓言，发誓不是放屁。尽管几十年在迫害和屈辱中度过，老顾给自己的书取的书名——《生逢其时》，已经说明了一切。

读老顾的书稿，我不由得想起很多事。

文革初期“五十天”里群众被镇压，难道不应该奋起造反？

1954年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那么，毛主席在文革中提出并初步实施“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进入各级革委会、上层建筑各领域有什么不对？

从文革看到现在，资产阶级是不是就在党内？造党内走资派的反有什么不对？

当局提出“不走邪路”，什么是邪路？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快要走不下去的路，就是后发国家照搬西方模式走失败了的路。文化革命所昭示的中国之路，一是要清除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弊病，二是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才是中华民族的康庄大道。

文革不死，文革万岁！

2013.12.13

[曹承义，1937年生。文革前为中国第一冶金建设公司（一冶）技术员，文革中为一冶造反组织“新一冶革命代表大会”一号头头、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总工会委员。1981年以所谓“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刑五年。]

我们走过的是一个火红的年代

林子忠

继武汉几位同志之后，又一部记述武汉文革历史的回忆录面世了，作者以“长办”（长江水利委员会前身）革委会副主任和湖北省革委会常委的身份，讲述了他所经历的本系统和武汉地区文革的全过程，以及作者本人因文革被整肃后的遭遇和反思。

顾建棠同志的回忆录时间跨度较长，从他出生写到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从解放后受党的培养、参加文革一直写到文革后被判刑和刑释后的境况。他的回忆录的重点，还是他在文革中和文革后的经历。

我同顾建棠同志是在文革中认识的，至今已将近五十年。在我的眼中，他是位很好的兄长。他为人平和，柔中寓刚，勤奋好学，对事物观察细致，思维缜密，并乐于听取别人的看法。每讨论问题，条理清晰，让人耳目一新，对每次决定要办的事，都非常认真守时。

顾建棠同志文革中成为造反派的情况与我有些相似，由于种种原因，运动开始也是较保守的，后来在中央精神和各方面影响下，才开始造反的。

回忆录中他讲了很多文革中经历的磨难以及身体所受的摧残，但他和参加文革的很多同志一样，对党、对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主席的坚定信念和忠诚从没有改变过，从他成为造反派的那一天起，直到现在，从来没有停止过与走资派的战斗。

在武汉，顾建棠同志是健在的造反派中，经历最丰富，参加文化革命活动最多，也是受打击迫害最深的同志之一。

在那样一种轰轰烈烈的大民主运动中，他敢于面对各色人物并与之交锋，执行政策稳健谨慎，政治上也显得比较成熟。由于长办的特殊地位，在关键问题上，他总是想方设法直接向周总理请示，他也由周总理提名而进入湖北省革委会。应当讲，他是按照中央精神闹革命的比较好的典型。

由于个人能力和当时在社会上的影响，1974年批林批孔和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都被大家推为核心领导成员，组织和领导武汉运动。

也由于他的资历和品格，在运动后期，也曾是湖北省委和水利部争相安排较重要职务的人选。

这些往事虽已成为历史，但一位好同志的人生活动轨迹是不可抹杀的。尽管过去和现在对他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或意见，也无法改变大家对他的正面评价，毕竟人非圣贤！

在他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我们同一切革命的参加者一样，前进中也犯过错误，队伍中也鱼龙混杂，也干过一些与党和人民的利益相背离的事，但我们的心是纯正的，我们的目标是神圣的。那是一场前无古人的大革命，参加运动的各派组织认识不尽一致，做法也各不相同，但每个组织都以能高举党的正确路线的旗帜为最大荣誉。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后期，本已由乱转治，各行各业都基本走向正轨，经济状况已经好转。毛主席逝世，党内那几个高层人物不顾党纪国法，暗地进行非组织活动，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文革的伟大功绩被抹杀，文革中的负责人大都被抓，文革的历史被丑化，文化革命的伟大精神也成为政客文人的谈资笑料。

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矢志不移献身社会主义的一代优秀分子被推向了人生绝境。顾建棠同志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人。1981年11月，中央召开的全国第五次“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审理认定湖北省应受刑事处罚的只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四人，顾建棠回原单位作其他组织处理。然而武汉市中级法院明目张胆地违背中央对顾的认定，判了顾七年徒刑。人们不禁要问：谁在违法？中央决定不判顾说明顾无罪，武汉市中级法院强行判处，是草菅人命，执法犯法，蓄意制造冤假错案。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内泛起一股反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反社会主义思潮，党内高层也有人（邓小平）叫嚷：“生产关系到底什么形式好？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鼓励私有制和单干。事实上邓掌握大权后，确实大肆宣传“十八人按手印”的闹剧。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批判党内错误倾向，党中央对干部实行了一系列教育活动。这些措施不但没解决问题，反而被歪曲，把斗争矛头指向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

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曾讲过：一个人初病时，易治而难识，病重时则易识而难治。毛主席就像一位高超的医学大师，洞悉了党内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党内确实存在一个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派别及其代表人物，虽然问题还没有蔓延到基层，群众对问题的严重性也不十分了解（这是运动中群众分成两派的根本原因）。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确葆无产阶级政党本色，冒着触犯中高级干部既得利益、可能伤害一些好同志、自己也可能“跌得粉碎”的风险，老人家七十三岁高龄时发动并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过文革这样的群众运动的风暴，使广大干部在群众冲击中猛醒，使党内思想路线统一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我们现在想来，功成名就的一代伟人干这场对自己没好处而又可能被误解的事业，需要何等的勇气和气魄。

然而，事与愿违，由于毛主席的离世，无法由乱达到彻底的治，无法让各级干部真正从内心认识到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危险性，他们就官复原职了。毛主席带着遗憾、带着被文革冲击的同志的满腔怨气离开了我们。他的党内同志只有在跌进犯罪泥潭、走进看守所大门时，才能体会到经历文革的可贵。

对待文革的评价形同水火，在干部队伍中，多数人反对，少数人认可（有一大批老同志是看到中国逐步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才发出肯定文革的感慨）；群众中则多数拥护少数反对。但评价文革的话语权在高层，群众没有话语权，因此多年来对文革一片喊杀声。

文革的发动发展，都是按组织程序进行的，绝不像“一举粉碎”那样搞暗箱活动。从中央“十六条”开始，一系列传达到群众的中央文件以及两报一刊社论，就是群众组织行动的动员令。为还原历史，作者引用大量历史文件，详述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不夸大正面作用，不回避存在的问题，记述了那段被歪曲的历史。

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到，当时我们这一批年轻人尽管也走过弯路，但并没有背离党中央决定发动的这场大革命的基本原则。

在我党历史中，先辈怀着革命豪情，以一介平民身份走上革命之路，前进中也犯过错误，有的还是错误路线的制定者，给党的事业造成过巨大损失，但他们接受教训后，大都为党的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而对文革中的年轻人，为什么要将他们置于死地而后快呢？究其原因，就是官僚资产阶级自己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想让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死硬分子”干扰他们的复辟大业。

怀着满腔热情，在党的号召下走过十年文革历程的年轻人，坐牢、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不计其数，这是走资派为了扫除复辟、倒退路上的障碍。经历了十年磨砺的造反派对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什么是前进，什么是倒退，看得非常清楚，只有把这些人搞垮搞臭，使这些人失去反抗条件，复辟才能顺势而下。还有一些干部比较盲目，他们只看到过去冲击过自己的一批人被镇压，确实很畅快，觉得“解恨”。可是这样干的后果是，损害了党的信誉，损害了人们坚定跟党走的信念，损害了人们听从党召唤的决心。

正如胡耀邦同志在1982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的：“全国三千万人立案审查，损坏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我们搞社会主义还有积极分子吗？”他为因参加文革而被整肃的同志讲了公道话，体现了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优秀品格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宽广胸怀。其实很多老同志都能理解文革后期这批年轻人的苦衷，1982年我们部里（六机部，后为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王荣生部长就曾带着中纪委江勇为书记的口信询问我的情况，由于我个人遭遇很多事，当时也不愿麻烦老领导，只好硬着头皮说“生活还过得去”。尽管这只是一次问候，但这代表了这些老将军对一个晚辈的关怀，这种感受让我至今难忘，每每想起这种关怀、关爱我都热泪盈眶。

胡耀邦同志的这次讲话和由此讲话形成的中央1982年九号文件都没有得到贯彻，数十年来数千万愿把一切献给伟大的党的事业的热血青年，最终老病死无人问津。

如果不是俞正声书记主政湖北时解决了文革老人们的生活费问题，这些人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因为有了这个“湖北模式”，全国各省的文革老人生活问题陆续得到改善。这些老人每谈起生活费问题，都念念不忘俞正声同志。

如今三十八年过去，文革已成历史，当年亿万英姿勃发的年轻人，如今都已满头白发，正一天天走向离世之路，对文革也有各种感慨和心结。顾建棠同志以“生逢其时”作为回忆录书名，豪迈地宣示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真实感受。

我们当年走过的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是聚集在毛泽东旗帜下向着伟大目标奋进的年代，是让一切敌对势力胆寒的年代，是历史上敌视我的强国与我们握手言和的年代，是让世界华人和一切被压迫民族扬眉吐气的年代。

文化大革命，曾像沸腾的海洋，荡涤着一切污泥蚀水，汹涌澎湃之势震动了整个世界。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带领全国人民与党内错误路线的最后一搏，是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总决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宝库中最闪光、最精华的伟大篇章，是共产主义理论形成、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无产阶级政权进行自我革命的伟大里程碑！

由于毛主席的离世以及他身后发生的背叛，文革失败了，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精神将永远载于人类史册。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我们坚信，毛泽东旗帜指引下的中国共产党，必将再次渡过激流险滩，胜利前！

2014.2.11

（林子忠：1941年生。文革前为武昌造船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新武船联司一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委会委员。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关押三年后释放。）

自序

史无前例震全球，踏浪长江竞风流。

反修防变擎天亊，万世流芳铭九州。

我辈亲历幸千秋，生逢其时放歌喉。

任凭妖魔掀恶浪，后人接力壮志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距今已四十六年了，毛主席把它定为他老人家一生中办的两件大事之一，而且比第一件“武化革命”看得更重。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史无前例，亿万革命群众响应号召，投身文革作出无私奉献，也是空前罕见。尽管他们遭到走资派四十多年的迫害，遭受了种种惩罚，有的终生残疾，有的已乘鹤西归，有的生存在死亡线上，但仍矢志不渝坚守文革的信念。

然而几十年来，走资派和那些精英们编造谎言、罗织罪名，给投身文革的革命群众和造反派扣上了无数顶妖魔化、小丑化的帽子，同时又对伟大领袖毛主席造谣污蔑，大搞非毛化、去毛化，对此我怒火在心中燃烧。走资派和精英们歪曲史实混淆视听，激起我发愤撰写文革亲历记的决心，以事回击，以实正名，历时四载十易其稿终成此书，并以“生逢其时”为书名。

《生逢其时》这部文革亲历记，是依据当年湖北、武汉、长办文革运动发展的时间顺序记录，这部文革亲历记，不是叙述文革在武汉地区的跌宕起伏，更不是描绘文革在全国范围的风云变幻，主要是反映文化大革命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现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发展过程。长办的文革离不开全国和武汉地区文革的大环境，武汉地区乃至全国的文革浪潮，是长办文革运动的天然背景。我和我所在的长办经历了文革和后文革的全过程，毛主席、周总理从1966年12月到1973年9月，先后十一次对长办文革作出指示，林一山的历史调查及解放、顾建棠结合为省革委会常委和恢复党组织生活，都是周总理亲自发话指示的。长办的文革，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它是武汉地区文革的一个缩影，又是独具特色的一个典型。

长办的文革和湖北、武汉地区文革的大环境密不可分，因此有必要简要说一说湖北、武汉文革和后文革的几个阶段。如果按主政湖北的不同领导人来划分，经历了王、陈、曾、赵、陈五个时期。

1966年5月至1967年1月，是王任重　、张体学　主政时期。这一时期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文革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是把矛头对准群众。王任重口头高喊紧跟毛主席、拥护文化大革命，实际上矛头直指群众和普通干部，先是按照彭真泡制的《二月提纲》的方向，以五七年“反右”的手法，在各单位群众中大抓“右派”、“小三家村”；接着又以“破四旧”为名，在社会上大搞打砸抢抄抓。请注意：那时还没有造反派，可精英们硬是把这些事赖在造反派头上。

1967年1月至7月下旬，是陈再道、钟汉华主政时期。这一时期两条路线斗争表现为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和走资派反夺权。陈再道承接王任重衣钵并变本加厉，跳到台前，军队直接抓人，同时操纵武斗专班，七个月中，数以千计的造反派被捕，多个群众组织被取缔。从5月到7月，攻打造反派所在的工厂、院校、机关数十处，打死、打伤的人难以计算。

1967年7月下旬至1973年12月，是曾思玉　、刘丰　主政时期。这一时期两条路线斗争具体反映在主政者接过革命口号，对文革大搞秋后算帐，造反派奋起保卫文革成果。曾思玉打着“清队”旗号，在造反派中抓阶级敌人，在造反派中清查根本不存在的“北决扬”和“五一六”分子，把六十多万造反派打成了反革命。

1974年1月至1976年2月，是赵辛初　、王克文　主政时期。邓小平复出后以“三项指示”为纲，以全面整顿为由，把结合到各级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定为不安定分子予以打击；赵辛初在湖北则以培养新干部为名，把群众代表发配到边远地方。

1976年10月至1983年，陈丕显　、黄知真　主政时期，走资派抛开一切伪装，全面否定文革，彻底剿杀造反派。在“揭批查”运动中，全省上百万人被关进“五不准”学习班或投入监狱，被打成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代理人、帮派骨干、“三种人”（即所谓“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受到判刑、劳教、开除党籍团籍和公职、留党察看、留厂察看、降级、降职、撤职等处罚，公民的基本权利被剥夺，并株连亲朋。省革委会常委、共产党员、武昌造船厂工人胡厚民，1967年3月被抓进监狱，1969年被诬为五一六头子“隔离”五年，1982年7月又以林、江反革命集团湖北代理人的罪名，判刑二十年，比四人帮成员姚文元还重。造反派屈死的得不到抚恤，逼疯致残的得不到救护。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共青团员、复员军人吴焱金　被逼跳楼腰椎断裂，大小便失禁，仍然被判刑八年。

1983年至今，造反派与当权者的斗争表现为争生存、反监控。黄知真及其以后的历届省委三十年来拒不执行中发（1982）9号文件规定的政策，许多刑满释放的文革老人，无单位、无工作、无收入，几十年来生活无着，苦不堪言。可以这样说，“揭批查”的打击面、残酷性及其后遗症，是共产党历史上空前的。

事实表明，文革至今数十年尽管湖北主政者各异，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未间断，且十分激烈。在毛主席健在的十年中，自觉不自觉跟着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的当权派，无一不是接过革命的旗号，转移斗争方向，镇压革命群众，保护一小撮，只是慑于毛泽东主席的崇高威望，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大开杀戒。毛主席逝世后，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有恃无恐，掀起白色恐怖的恶浪，以百倍的仇恨千倍的疯狂向革命群众和赞同支持文革的各级干部和革命造反派反攻倒算，务必除尽而后快，其目的就是要打垮文革的骨干力量——造反派，就是要全面否定文革，从而最终否定毛主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和理论。

《生逢其时》所记述的，就是在上述政治背景下，数十年来我在文革和后文革的亲身经历。亲历才有体验，挫折使人聪明，磨难使人坚强，反面教员使人觉醒。我辈回忆文革的意义，不单在于以真实的史实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文革，更在于轰轰烈烈的文革远去之后，给历史、给一代又一代后人留下沉甸甸的千金难买的思想和精神。

2012．7．16

附记：由于时隔久远、原始资料不全、本人水平有限，某些事件的记述难免有错漏，某些观点的表述难免不确切，诚望读者指正。

拙作在构思、撰写和定稿过程中，得到了徐海亮、余德亨、曹承义、柳英发、杜先荣、余明生、林子忠、彭勋、彭祖龙、赵文成、梅子惠、王小青、钟灵英、黄炳乾、杨立人、夏其发、陈颜生等同志的帮助指点，深表感谢。

2013.12.2

目录

序

学习《生逢其时》一书的几点体会

读《生逢其时》有感杨道远

读《生逢其时》书稿有感

生逢文革，此生大幸3^.p"q#m6[&A/BB8u

我们走过的是一个火红的年代

自序

引子

第一章林一山整群众背方向顾建棠跟党委当“保皇”

第1节文化大革命前的林一山

第2节文化大革命前的顾建棠

第3节长办党委执行资反路线

第4节党委选定的“保皇”领头人

第二章省委工作组整林受阻辨识正误顾建棠转向

第5节王海山亮相直指林一山

第6节林一山王海山明争暗斗

第7节红八月毛主席拨正方向

第8节我写了一张转向大字报

第9节工作组撤离林一山掀浪

第三章省委发密函保林复出奋起抗争向省委造反

第10节要求省委收回保林成命

第11节大辩论舌战省委王书记

第12节红旗总部蓄意造谣破坏

第13节被迫筹款组团赴京控告

第14节捍卫阵线揪林上京批斗

第15节总理支持长办同志造反

第16节省委保林信的出台背景

第17节省委认错后的长办两派

第18节讨要黑材料为群众平反

第19节林一山因困惑记恨报复

第四章黄鹤楼喜迎一月风暴陈再道看作右派翻天

第20节武汉三镇掀起夺权大潮

第21节陈再道抱着成见来支左

第22节为联司夺权一访李守宪

第23节长办造委奉旨搞假夺权

第24节为联司夺权二访李守宪

第25节联司因势利导搞真夺权

第26节抵制支保吃左的反夺权

第五章夺权起纷争兄弟反目走资派乘机一箭双雕

第27节一·二六夺权与二八声明

第28节“香”“毒”之争中的长办联司

第29节　陈再道拉“毒”打“香”各击破

第六章毛主席怒斥“二月逆流”　反目兄弟齐揪“武老谭”

第30节毛主席严斥逆流发难人

第31节昔日好战友同揪“武老谭”

第32节长办联司确定“揪谭”方针

第33节揪长办“谭氏人物”黄世忠

第34节联司尽全力与“武老谭”斗

第七章造反派誓为工总翻案武老谭组织暴力围剿

第35节武老谭操纵的百万雄师

第36节百万雄师打砸抢抓烧杀

第37节长办联司在抗暴斗争中

第38节危急关头专电请示总理

第39节组织长办联司全面撤离

第八章大撤退落虎口险丧命众战友施巧计脱险境

第40节岱家山被抓暴打死临头

第41节假杀头坐钉袋突击夜审

第42节百万雄师私牢中的抗争

第43节战友们出妙招营救脱险

第44节昔日冤家聚首共话当年

第九章群情激奋欢歌庆胜利长办联司面临分裂境

第45节郭主任痛陈乱象忧分裂

第46节真情实意保护“造委”头头

第十章钢新内斗偏离大方向狂刮钢风长办遭大殃

第47节钢新在京代表开打派仗

第48节在京钢派独占《武汉烈火》

第49节钢化反钢化派仗战不休

第50节钢风满江城长办吞恶果

第十一章毛主席特邀谢胡访汉总理呕心力促大联合

第51节热烈欢迎谢胡总理访汉

第52节群众审议的长办革委会

第53节省革委会在争斗中成立

第54节总理提名我进省革委会

第十二章文革硕果长办革委会新生事物显生机活力

第55节长办成为整党建党典型

第56节抓革命促生产初见成效

第57节毛主席赞成长江第一坝

第58节庆主席视察三峡十周年

第十三章曾主任穿新鞋走老路军干群难同心窝里斗

第59节文革成果革命委员会好

第60节省革委会的特性与现状

第61节军方独统难以同心协力

第62节三二八声明直指省革委

第63节钢派抓姜一新派揪刘丰

第64节造反派知错即改金不换

第十四章“钢铁路”公然持枪杀人“新施总”报复炸断铁路

第65节急讯急电急事紧急指示

第66节奉命参加“六二二”调查组

第67节调查是从查勘现场开始

第68节刘春才投案有人唱反调

第69节刘春才投案后大起风波

第70节六二二事件的调查报告

第十五章借清队之机秋后算帐群体反复旧由此激起

第71节曾主任异化工宣队方向

第72节保文革成果进行反复旧

第73节在长办内部发动反复旧

第74节反复旧在长办紧急刹车

第75节反复旧刹车我又被隔离

第76节工军宣队指挥长被撤换

第十六章举九二七指示尚方剑李代桃僵滥抓北决扬

第77节召开省革委会扩大会议

第78节高悬尚方剑铲除造反派

第79节怪事不怪原本就是圈套

第十七章京鄂两地大办学习班南北胡编乱抓五一六

第80节曾思玉圈定学习班名单

第81节陈伯达率先抓捕五一六

第82节我在学习班的所作所为

第83节林一山复出报复一大片

第84节被重点打击的郭顾严蔡

第85节首义路学习班贼喊捉贼

第86节总理关注我的组织生活

第87节曾思玉抓几十万五一六

第十八章批林批孔军地齐上阵曾刘制冤秘籍被曝光

第88节省委开批林批孔座谈会

第89节“林彪的极右路线在湖北”

第90节受害人严常的血泪控诉

第91节省市委同意查两清材料

第92节湖北两清冤案部分材料

第十九章邓小平否文革搞翻案毛主席号召批邓反击

第93节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

第94节翻案风中“滚”出省革委会

第95节响应批邓号召急速返汉

第96节呼吁省委紧跟中央批邓

第97节摸情况建班子帮促省委

第98节帮促省委转弯子第一步

第99节帮促省委转弯子第二步

第100节帮促省委转弯子第三步

第101节反击右倾翻案风在长办

第102节悼主席继遗志深入批邓

第二十章伪君子叛党发动政变揭批查冤狱遍于神州

第103节惊闻华国锋抓王张江姚

第104节华氏对造反派斩草除根

第105节揭批查万千干群陷绝境

第106节从被隔离审查到被逮捕

第107节看守所囚禁中见闻点滴

第108节从保外就医到收监判刑

第109节一人蒙冤株连老少三代

第110节无休止的内控隐形监视

第111节林一山的倒算不只对我

第112节被走资派迫害概况一览

第二十一章灭顶深渊里何以活命昂首战寒冬发愤自救

第113节我用穷办法对付穷环境

第114节首闯研发羊毛脂求生路

第115节再闯新路研发了甲壳素

第116节三闯新路制成人造皮肤

第117节评审鉴定填空白居领先

第118节人造皮肤的漫漫坎坷路

第二十二章一案蒙三冤蓄意制造申诉五百次受而不理

第119节违抗中央认定肆意枉判

第120节抗中央文件刑释不安排

第121节高院索贿不成驳回申诉

第122节枉判错驳申冤十年无果

第123节一案蒙三冤背后的猫腻

第二十三章争生存维权步履维艰俞正声批示缓我倒悬

第124节求生存由个人走向群体

第125节首轮群体上访诉求无果

第126节省劳动社保厅受理诉求

第127节受理诉求后风浪平地起

第128节胡副厅长接手闭门推月

第129节俞正声批示拿到“生活费”

第130节魏小玲违“纪要”节外生枝

第131节“生活费”被克扣又起折腾

第132节不由原单位安排的奥秘

思考与浅识

文革是空前的，其原则是永存的

华氏党中央是违纪叛党的私货

文化大革命是失败了还是成功了？

文革中毛主席多次保护了造反派

打倒一大片与解放一大批

文化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比“武化革命”更难

造反派要有自知之明

社会主义制度存在两面性

共产党保江山的三大难题

附录

附录一：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二八声明）

附录二：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严正声明（二一八声明）

附录三：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三二一通告）

附录四：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六四公告）

附录五：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

附录六：中央首长在武汉革命派组织的座谈会上的谈话纪要（八八纪要）

附录七：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附录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附录九：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69）28号（五二七指示）

附录十：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

附录十一：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69）67号（九二七指示）

附录十二：曾思玉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发言

附录十三：张体学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发言

附录十四：顾建棠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发言

附录十五：中共湖北省委文件鄂文（1974）003号（关于刘继炎专案问题的批复）

附录十六：蔡发奋致顾建棠信

附录十七：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

附录十八：赵辛初同志在省直机关愤怒声讨揭发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行大会上的讲话

附录十九：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82）9号（中共中央关于批转《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附录二十：中共湖北省委文件鄂发（1982）26号（印发《黄知真同志在第四次全省“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

尾声

引子

我亲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后文革”时期至今的全过程。文革中与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以下简称“长办”，现更名为长江水利委员会）和武汉地区的造反派一起，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同党内走资派搏斗了九个回合。这九个回合依次是：整走资派与整群众、夺权与反夺权、复旧与反复旧、倒算与反倒算、整顿与反整顿、翻案与反翻案、揭批查与对抗揭批查、剥夺生存权与争取生存权、枉法制冤与依法申冤，从1966年至2011年，历时四十五载。

1966年6月，长办党委在省委的部署下，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7月省委派出文革工作组进驻长办，8月省委工作组发动群众揭批党委第一书记林一山，其间我听从党委指挥，执行党委意图，当了保党委、保林一山的长办“保皇”第一人。

9月我由“保”转“革”，造了林一山的反。10月工作组撤离，11月16日省委发出“一一一六”密函保林一山复出。12月3日长办党委召开职工大会公开省委密函，我愤然而起，引发群众要求省委收回成命，周恩来总理“支持长办同志造反”，省委无奈当众宣布保林密函作废。从此林一山与顾建棠结下了“不解之缘”。

林一山从1966年7月至1970年3月靠边挨批1365天（三年零九个月），其间在省委工作组主持下靠边挨斗173天，被长办联司造反派批斗审查713天，在工军宣队主持下靠边审查479天。林一山1970年3月复出后，对造过他反的长办造反派大肆反攻倒算，全面报复，捕判5人，受到党纪、政纪等处分以及被赶走和被逼走的不计其数。1978年逮捕了顾建棠。1982年林一山运用隐形的非正常手段，将中央和省委认定不受刑事处罚、作其他组织处理的顾建棠判了刑；刑释后又拒绝执行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规定的“应由原单位安排生活出路”的政策，致我分文无着二十三年。经数百次向省委上访诉求，由时任省委书记的俞正声批示，才于2005年1月起发给了“生活费”，但仍病无医保，死无丧葬费。

从2011年3月至2011年11月，依法依据申诉，先因我拒绝湖北省高级法院承办法官索贿，被非法无理驳回；随后又向省高级法院、省人大、省政法委、省高检、最高法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纪委、中央政法委，直至政治局总书记和常委，持续申诉十年多，无果至今。

因而，只要提起长办的文化大革命，就离不开林一山与顾建棠。有的人说，顾建棠“保林”在先，“打林”在后，但打而不倒；林一山复出后打倒顾建棠，却真的打倒了，连饭碗都给他敲掉了。这是历史的真实。这一活生生的现实，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政权后实现共产主义的进程中，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修正主义两条路线之间不断的斗争。

莫道坎坷悔当初，回首笑对乐其中。无有牺牲多壮志，焉得日月换新天。

第一章林一山整群众背方向顾建棠跟党委当“保皇”

林一山与顾建棠是不同时代出生的人，前者出生于1911年，家庭出身是破落地主；后者出生于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那年即1931年，家庭出身是贫农。文革前林一山是党的七级高干、长办领导人、湖北省委委员、水电部党组成员，1953年至1958年受到毛主席六次接见；顾建棠则深受林一山为书记的长办党委的培育，成为共青团长办团委的专职干部。就是这样两个出身、经历迥异，地位悬殊的人，偏偏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的名字成了代表长办两条路线斗争的政治符号。

第1节文化大革命前的林一山

林一山1911年6月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市泽头镇林村，193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抗日初期投笔从戎，解放军南下时任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秘书长。1949年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长，并组建了长办前身——长江水利委员会，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任命其担任主任。从1949年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长兼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到1984年从长办领导岗位离任，林一山为长江水利辛勤耕耘了三十五年。所以，只要提到新中国的长江水利委员会（简称“长委会”）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就离不开林一山；一讲到林一山，就必然要讲到长委会和长办。

长江水利委员会，可以追溯到1922年成立的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1935年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与太湖流域水利委员会合并，更名为扬子江水利委员会，1947年又改名为长江水利工程总局。1949年11月，林一山奉命代表中央水利部，为设置长江水利委员会来到南京上海路十一号，向派驻长江水利工程总局的军代表丁福五　明确了长江水利工程总局暂由华东水利部代管，隶属长江水利委员会。

1949年12月16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宣布成立长江水利委员会，并任命林一山为主任。

长江水利委员会在长江水利工程总局下属机构的基础上，依次在重庆、武汉、南京设立长委会直属的上、中、下游三个工程局，以及太湖、洞庭湖、荆江三个工程处，长委会本部设行政、财务、人事部门，业务方面设规划、工务、勘测三个处。

1954年夏秋长江中下游发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后，为利于协调各部门、各地区的关系，集中力量搞好流域综合规划，1955年5至7月间，又将上、中、下游三个工程局统一并入长江水利委员会本部。

1956年，水利部转发国务院国七水字15号通知：“在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未成立前，同意你部设立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临时机构。”

1958年3月，在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成都会议）上，通过《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提出“应成立长江规划委员会”。同年8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戴河主持长江工作会议，提出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和人选：委员会由长江干流各省第一书记，陕、甘、浙、豫、黔等省的书记，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区负责人，国务院及有关部委负责人组成；周恩来为主任，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及三大区负责人李井泉、陶铸、柯庆施为副主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为秘书长；林一山为副秘书长兼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是长江规划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属国务院建制，由水利部代管，驻地在武汉，属中央在汉单位，组织和政治上由湖北省委代管。后来长江规划委员会未正式成立，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已按该会办事机构履行职责，举凡治江大事，均由“长办”报国家计委转报国务院、党中央，通报有关部委、三大区及有关省市。长办是肩负着规划治理万里长江重任的国家重要机构。

在林一山的组织领导下，到文化大革命前夕，长办的党政机构有处、室、部、委、院、校、队三十二个，职工一万一千多人。具体组织机构及人员构成如下。

中共长办党委：成员十一名。第一书记林一山，第二书记李庭序　，委员孔晓春　（秘书长）、丁福五（政治部主任）、黄世忠（政治部副主任）、郭志伟　（政治部副主任兼监委书记）、于亚农　（政治部副主任）、罗红元　（副秘书长）、赵立苍（长江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院长）、孙昌（长江工程大学校长）、张魁元　（施工总队长）。

政治部所属部委：组织部（部长张彬）、宣传部（部长张志）、福利部（部长吴见仪）、纪监委（郭志伟兼书记）、保卫处（处长员臣　）、人武部（黄世忠兼部长）、水利工会（主席梁华栋）、共青团长办委员会（黄世忠兼书记）。

长办直属行政部门：秘书长室（秘书长孔晓春、副秘书长罗红元），下设行政处（处长李景太）、秘书处（处长缪盛桂）、财务处（处长余文藻）、器材处（处长苑中军）。

总工程师室：总工程师李镇南（一级工程师）　，副总工程师王源、王咸成、曹乐安、周尚、杨贤益、牟同波。

长江水利水电科学院：院长何之泰（一级工程师）、副院长赵立苍。

规划设计处室：规划处（处长王有秋）、施工处（处长魏廷铮）、枢纽处（处长吴松声）、机电处（处长吴洪畴）、水文计算处（处长方志云）、计划处（处长王××）、交通运输处（处长张玲东）。

水文处（处长张干），辖重庆、沙市、汉口、南京水文观测总站。

勘测处（处长赵奔荆），辖七个勘测队、大口径钻机队和物探队。

陆水施工总队：总队长张魁元，副总队长吕杰、展孟利。

长江工程大学：校长林一山、副校长孙昌。

宜昌505工程指挥部：指挥长韩村良。

丹江口、万安和乌江渡设计代表处。

林一山是投笔从戎的高级知识分子，是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转战南北的高级干部，又是一个不曾学过水利专业的水利专家。担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后，不仅勤业不怠，而且成为闻名于世的能统率全盘、纵横指挥的水利行家，在与水利有关的水文气象、地质勘探、规划设计、施工配置、水电科研等方面都能掌控，而且还有他的独特见解。尽管他不能开钻机、画图纸、看镜子（操纵经纬仪），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行家里手也哄骗不了我”。

林一山在工作中还有标新立异、独具匠心的造反精神，在工程业务上勇于创新。他向混凝土浇灌筑水库大坝的传统工艺挑战，提出用混凝土预制块工艺（像砖头砌墙一样用混凝土预制块筑坝）取代传统工艺的设想，以缩短施工周期，降低造价，并于1960年在湖北蒲圻陆水枢纽施工中使用。1968年陆水枢纽建成，安全运行至今，尽管没有达到设想初衷，但就陆水枢纽本身来讲是成功的。他对荆江河床固有的九曲十八弯，进行空前的裁弯取直实验工程，文革期间仍在实施。他首开事业单位自办大学为自身培养专业人材的先河，创办了长江工程大学，面对所招学生大都是当年高考落榜生的状态，提出了“破铜烂铁炼钢”、“夺清华教授皮包”的口号，以激励师生。实践证明，长江工大培养的学生，虽然没有夺得清华教授的皮包，但在业务上并不逊色，如三峡工程混凝土配制专家袁宝珠高级工程师，就毕业于长工大。

三年困难时期，他率先提出机关自办农场，在武汉市东西湖开荒，获得丰收，缓解了职工粮油不足。他西征玉壁金川，亲赴云南虎跳峡查勘，在罕见的高难度的高原地质地貌条件下，以“四三三”代号进行实验性开拓。虽然没有如愿，但其设想还是可嘉的。

从五十年代的长江复堤、武汉抗洪、荆江和杜家台分洪工程到六七十年代兴建丹江水电枢纽、陆水试验坝、乌江渡枢纽和长江第一座水电枢纽葛洲坝工程，直至八九十年代的超大型三峡工程，无不含有林一山的奉献，特别对三峡工程更是倾其全力。然而从三峡工程破土奠基、大江截流直到建成庆功，在三峡现场召开的多次庆祝大会上，却没有林一山的身影。三峡工程总公司每次召开这样的大会我都关注，在林一山的回忆录中，只有与夫人张彬在葛洲坝的合影，未见有他在三峡工程各种大会上的照片。如此对待一个三峡枢纽工程奠基人，实在太不公平了。

林一山在业务上是个实干家，且有所建树，但在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缺乏一个高级干部应有的识别能力，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跟着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文革之初受到冲击，复出后大肆秋后算帐，全面打击报复，其残酷程度也属罕见。

对林一山在水利事业上成就的肯定，不等于否认文革中群众揭发出来的他的问题和错误，正如《林一山回忆录》（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在劫难逃”一节中所言：“自然也有一些属于正常的应当听取的批评。”诚然，揭批林一山的问题和错误，不等于否定其一切；肯定他的成绩和贡献，也不等于林一山白璧无瑕。

第2节文化大革命前的顾建棠

我1931年2月15日出生在江苏省海门县（现为海门市）第一区寻源乡，解放后改为茅镇区海西乡建设村，人民公社时期名为新海公社建设大队第四小队。

我1949年3月参加革命，1950年1月入团，1956年9月入党。至文革开始时历史上未犯错误，年年被评为先进。

我的祖籍是苏南昆山。祖传家谱封面上有顾鼎臣的画像。顾鼎臣，江苏昆山人，生于1473年，卒于1540年。明弘治十八年状元，官至少保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可惜此家谱民国三十年（1941）十二月初六毁于住宅火灾。

清乾隆三十年（1765），我祖上从昆山乡下逃荒到海门当雇农，到我祖父顾维邦（1860—1942）和我祖母陆氏（1862—1944）成家时已成了有四亩地的自耕农。祖父母生三子：大伯父顾曰富，字乃昌；二伯父顾曰贵，字少三；我父亲顾曰华排行老三，字季辉（1903年6月1日生，卒于1983年2月15日）。我母亲杨氏（1906年3月20日生，卒于1981年10月16日），土改时当选村妇女主任，工作队给起名杨素芳，二十岁那年（民国十四年，1925年）与我父亲结婚，育四子，长子顾锦芝（敬之），我是次子顾锦宣（建棠），三子顾锦贤（敬贤），四子顾锦龙（敬龙）。

我父亲年少时在茅家镇一家花纱布庄当学徒，拜老板孙文光为师。他从小生就了诚实正直、做事认真、不说假话的性格，虽然只读了三年私塾，但他毛笔字和珠算颇具功力，受到孙文光先生称赞。我母亲是家中老大，也是唯一的女儿，从小聪明伶俐，勤快好学，心灵手巧，邻居都说我母能够“一朵棉花做到头”，就是说将棉花纺成纱，再织成布、做成衣，都是自己动手不求人。但她没读过书，不识字。

父母婚后，祖父母分给土地二百五十步（合一亩地）和两间“冷摊瓦房”（用芦苇编成墙壁、屋顶用芦席复盖再摊上瓦片的房子），但要承担祖父二十元的债务。

我父母是在负债中成婚，婚后发奋自立，全靠自己的一双手，创业起家。先是为他人纺土纱挣工钱，后自纺自卖，再后织土布（幅宽一尺二寸）卖给花纱布行，起早贪黑，日夜操劳，家境大有起色。为了扩大规模，母亲出面邀请亲友做“摇会”　筹资，当时我父母创业有成，亲友们都乐于入会。从此办成家庭手工小作坊，用宽幅木织机取代传统土织机，用洋纱（即机器纺成的不同支数的棉纱）取代传统土纱，织成宽幅洋布。由窄幅土织机改用宽幅织机并非易事，因为其工艺流程相差很大，提花色织布的技术要求更高，难度更大。我父亲就向一些老师傅请教，自己加紧探索、试验，终于掌握了浸、漂、浆、染、晒、揑、摇、盘、梳、穿和上轴、织布、换梭、接头、落布、检验、平整、卷布等一系列织造工艺，成为当地的行家之一，家境也渐渐好转。

母亲由于日夜操劳疲倦不堪，在睡梦中把我不满周岁的姐姐美竺压死了。怀我期间母亲因劳累过度，我出生时四肢卷曲，紧闭小嘴不进滴水（俗称外锁口），都以为不能成活。大伯母和母亲抱着“海底捞针”的心情，用鲤鱼须塞进我的嘴唇连续摇动，出人意料，小口张开了，哭声也出来了。到我学说话时，为了感谢大伯母的再生之恩，母亲教我改称大伯母为“亲爷”，这种称呼一直到大伯母逝世。到我记事的时候，小作坊如旭日东升，一片欣欣向荣，1937年抗战前，我家已是不愁衣食的小康之家。但日本鬼子侵略的铁蹄使我家跌入深渊，我也开始了苦难的童年。

1938年3月17日日寇占领南通市，20日占领海门县城，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我家在日军刺刀下苦度了八个年头。日本鬼子踏进海门，手工小作坊关闭，家境衰落。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初六（1942年1月3日）晚，一场大火将我家烧得精光，母亲在此沉重打击下，第二天上午就神经错乱，成了一个蓬头散发、不思茶饭、狂跳乱叫、不识亲朋、四处奔跑的疯子。（1949年2月海门解放后共产党给她治愈）。顷刻间我家衣食难继。从此，我父亲上养年迈双亲，中护疯癫妻子，下抚年幼四子，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

1942年春天，父亲凭着他的染色技术，身背颜料箱，带着刚满十一岁的我，到海门的天补、三星、三和、老坝、搭连、连源、通海等地串乡走巷叫喊：“染纱染布喔！染纱染布喔！”有人家叫染就可以挣一点钱，中午才能买点食物充饥，有时一上午没有人家叫染布，就只能饿着肚子去找下家。就这样为生计每天奔波，直到黄昏始归家。时逢兵荒马乱，许多人家都养狗护院，我跟父亲沿途叫喊时，经常碰到恶狗扑身。父亲为了护我，多次被狗咬伤咬倒，我一面拉父亲起来，一面痛哭不止，父亲抱着我也热泪盈眶。父亲带着我朝沐迷雾夜踏霜，沿路叫喊“染纱染布”，还是难以糊口，特别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更是饥饿难熬。当时日本鬼子从老百姓口里抢来粮食，再低限量、高价格配给中国老百姓，我家那时有祖母、父母和我兄弟全家七口，配给米每人每天老秤二两，实在少得可怜。人多粮少，就多加水，煮成的不是稀粥而是米汤，实际上不是吃稀粥而是灌水，肚子越灌越大，一解小手肚子全空，越来越饿。我的三弟和四弟年龄幼小，饿得直哭直叫。我父亲三十多岁的壮年，一顿喝米汤十大碗还不饱。有几次我外祖母来，没米下锅，就往煮着米汤的锅里加两大瓢水，招待她老人家。为了活命，我家把仅有的一点地典卖给地主朱心田，买回喂猪的米糠和豆饼再加“娥娥藤”、“野小蒜”等野菜充饥，苦苦度日。

我读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父亲要我停学，我不干。父亲说已经读到初小毕业，够了，家里穷不要上学了，将来有机会送你去当学徒。我坚持要上，跳着双脚喊“要上学”，父亲斩钉截铁地说不行，说完向外走去。我就跟在后面边哭边喊“要上学，要上学”，我父亲无奈就加快脚步走，我拼命追。父亲突然抱着我说：“雪狗（我的小名）啊，我实在没有钱哪！”我抬头看见父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只好含泪拉了父亲的手回家。

说来也巧，1944年夏天，我在县城茅家镇看到好几张布告，上面写着：由王炳儒先生和冯丽英女士，在海门县城关茅家镇新开河南岸创办海门县儒英小学　，凡新生考试在八十分以上的学杂书本费全免。我十分兴奋，向父亲要求去报考，他有点不信，反复问“是真的吗？”我也反复保证是真的，父亲终于同意试一试。我是初小毕业后休学的，应报考五年级，但我报考六年级，跳了一级，结果我考得总平均九十分，录取入学。

我家离学校有六华里，同我一样的乡下学生，都带干饭中午放在学校伙房蒸热后再吃。伙房规定不代蒸稀粥，可我家哪有干饭？我要是回家吃，下午上课肯定赶不回来，只好每到中午就在课堂里饿一顿。有一次被级任老师看见，问我：“怎么还不回去吃中饭？”我爱面子怕羞，慌忙回答：“马上回，马上回。”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场面，我就在中午放学后到街上逛一圈再回校。有时同学问我“吃了饭吗”，我撒谎说：“刚吃过，刚吃过。”一个学年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没有钱买铅笔，就捡来废电池取出碳芯代替；买不起墨，就刮锅底灰调水写作业，但写出的字，色淡无光泽又浸纸。有一次张老师拿着我的大楷作业问：“你的字怎么木呆木呆的，没一点光泽，还很浸。”

我说：“张老师，我买不起墨，是用锅底灰调水写的。”张老师把我拉到他的办公桌旁，把他用的“金不换”条墨给我，我泣不成声地说：“谢谢张老师。”

六年级上学期中考时，校方宣布：六年级上学期大考时取得前三名者，方能在六年级下学期继续免缴学杂书本费。这是在提高免费标准。我发愤努力，考得全班级第二名，这才得以读完六年级，成为小学毕业生。

在日寇占领海门期间，我目睹了小鬼子的暴行和奴化教育，也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在一年腊月的一天，鬼子把一个中年男子扭到城隍庙边新开河桥上，一枪托把他打倒在河里。还有一次在上学路上，鬼子把我和几个老百姓赶到老人堂（免费养老院）大门前，将两个磨剪刀的人砍头示众，要我们观看，人头落地后嘴还在啃泥土，真是惨不忍睹。儒英小学开设日语课，由日本军人教，我们学生经常挨打，有时鬼子把粉笔灰倒在我们头上，用手死命在你头上来回搓，弄得你眼鼻口都是粉笔灰，他在那里哈哈大笑。儒英小学有个姓杨的教音乐的女教师，她经常启发我们的抗日思想。当时汪精卫这个大汉奸仍打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但在旗帜上头加了一条印有“和平反共救国”字样的黄色三角布条。这位杨老师在讲解《船夫曲》歌词的时候，乘机问我们“和平反共救国”怎么念，我们按习惯念后，她说不对，应该这样念：“和平反，共救国。”（意指“没有和平只有战争，共产党在救中国”。）1944年春夏之交，新四军汤（敬贤）团向日寇海门县警备队“投降”，我和我的同学在青年会广场亲眼目赌了“受降”仪式。不到一星期，汤团夜击日寇警备队，打得小鬼子措手不及，第二天海门人民拍手欢呼。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在海门的日本兵，手中三八大盖换成了木头枪替代中国警察站岗，垂头丧气替代了往日的骄狂，连他们的军犬也都是夹着尾巴走。但深受侵华日军八年蹂躏之苦的海门人民，没有给予任何武力报复。

抗日战争的胜利，没有丝毫改变我家的处境。1945年8月间，我家恳托茅家镇新盛衣庄女主人杨夫人，为我在离家四十五里的麒麟镇找了个学生意的商家。农历十月初九，我跟着茅家镇新盛衣庄人称“老土地”的“阿大”先生（相当于现在大堂经理），分乘两辆独轮车前往麒麟镇。车上捆着一条破棉被和一只内装换洗衣裳的旧藤箱，这是我的全部行装。就这样，我迈出了跨出家门独立生活的第一步。

中午时分车进麒麟镇，我们下车步行，到达一家坐南朝北、双开间门面的店铺，“老土地”要我跟在他后面走。只见四周货柜排列整齐，柜台上面有一块写着“裕昌衣庄”　的金字招牌。出来迎接的是一位眉目清秀、蓄西式发型、身穿大伟呢长袍、年约三十多岁的先生，他身后还站着一个也蓄西式发型、脸面微凹、年约三十来岁、穿藏青色长袍的先生。身穿大伟呢长袍的先生首先笑着说：“‘老土地’你来啦！请里面坐，请里面坐。”后面那位先生拉着“老土地”的手说：大师兄好，大师兄好。

“老土地”在客厅稍事休息后，对那位穿大伟呢长袍的先生说：“绍伦，开始拜师吧！”随后拉着我先向“裕昌衣庄”那块金字招牌下跪三叩首，接着领我到穿伟呢长袍那位先生面前说：向大先生拜师。我就跪下磕三个头。“老土地”又说：还要向大师娘磕头。大先生说免了，大师娘见状向后就走，“老土地”领着我追到后面小院子里，大师娘这才站住接受我跪拜。大先生招待“老土地”吃午饭，我则由一个十分清秀的年青人（后来知道他是我的大师兄）领我到伙房用餐。餐后“老土地”又向我介绍师叔董希陶（脸微凹者）和大师兄施文辉。他又对我说：还有二先生、二师母和师公师婆，今天没有见到，以后你的师叔、师兄会告诉你的。你一定要听大先生和大师娘的话，一定要勤快，一定要诚实，一定要手脚干净。我不断点头称是。说完这些，他就乘原车回去了。

当天打烊后开晚饭，大先生、大师母坐在面向店门的位置，师叔董希陶坐在大先生的右侧，大师兄施文辉和大先生上小学的儿子徐恩祖坐在左侧，我和二师兄董宝顺坐在大先生夫妇对面，这表示一心向着老板。要是师公师婆来了，大先生夫妇的座位让出来，我们学徒的座位不変。吃饭过程中，二师兄带着我为大先生、师母和师叔添饭。晚饭后大师兄告诉我，用餐时一定要时刻关注先生和师母的饭碗，快要吃完时马上从背后伸手接碗添饭。要是师公师婆来了，先为两老添饭。吃菜只能挟自己面前的菜，切忌在菜碗里乱挑，这是规矩。开始我总是吃不饱，因为忙于为他们添饭。

饭后我跟二师兄刷锅洗碗后很想睡觉，但我不知睡在哪里，就站在店堂里等。这时只见大师母、师叔和大师兄都端坐凳上，好像在等待什么。不一会大先生来了，二师兄马上将一把紫砂小茶壸送到他手上，紧接着拉着我到厨房里烧着木炭的小炉子边上说：“你现在把铜铫子装水后放在炉子上烧，要不断用芭蕉扇扇，不让木炭熄火。水一烧开，你就到店堂里等我，我见机给先生添开水。”我问：“为什么不用热水瓶中的开水？”二师兄说：“大先生白天很少喝水，到晚上一定要喝用木炭烧出来的开水，而且不断地喝。”我又问：“我今晚睡在哪里？”他说：“睡在柜台上，早收夜摊。”那晚我也不知道烧开了多少壸水，眼皮不断打架，也不知道瞌睡了醒来、醒来又瞌睡了多少回。等到二师兄叫我到柜台上摊被睡觉时，店堂里的自鸣钟已经打下一点了。二师兄到后面小阁楼上睡觉去了，原来我进店前是他睡柜台的。他们晚上搞那么长时间到底干什么，不得而知，在我送开水时，只见大先生不停地来回走，还不断地打手势，嘴里还不断地讲。后来才知道是讲评当天的生意。第二天早上头道公鸡啼叫时，就得起床，开始又一天的劳作。

我在裕昌衣庄学生意的第一年，天天重复全套家务劳动近三十种。每天五点起床后，依次劳作：清扫店堂和客厅，橱柜灰尘要抹净，拉开灶门烧开水，提篮上街买素荤，拣菜洗菜再切菜，倒洗先生尿壶，清洗师母铜尿盆，给老板和师叔打好洗漱水，做枣莲汤送给先生，做好泡饭开早餐，饭后净桌洗锅碗，开店门下门板，下河浜漂洗衣服，做中饭淘米炒菜，清洗碗筷和锅瓢，劈柴接水清粮仓，抱逗师母小千金，擦净美孚煤油灯，清洗铜质水烟壶，搓卷吸水烟的“纸吹”，下厨做晚餐，上排门收拾打烊，分别给大先生、大师母、二先生、二师母和董师叔打好洗澡水，洗完后立马倒掉污水、冲洗浴盆，晚上点燃木炭煮开水，专供大先生讲评当天生意时用。

逢年过节时，劳作量又增加，特别是春节前后，要在冰冷的河水中清洗只有一两寸长的小鲫鱼，洗得双手开裂流血。因为大先生特别喜欢吃糖醋小鲫鱼，规定小鱼要在河面破冰的流水中洗净，据说其鲜无比。

这样的家务劳作我能忍受，因为我是家贫如洗的苦孩子，但是我想不通的是，难道当徒弟学生意就是这些吗？又不敢问。有一次壮着胆子问大师兄，他说：“第一年都是这样的，我也是经过这个阶段的。你还要做好准备，明年还要到常乐镇老店去种地呢，这是规矩。”

世上的事情，往往是有所付出必有所得。在徐老板家中，善于操持家务的是我的大师母倪氏，她是大生纺织三厂的女工出身，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十分能干，做得一手好菜肴。每当老板请客和中秋、过年办酒席，全由她带领我们师兄弟操作。她亲自选料、配菜、上案板、站灶台，炒煮烹炖得心应手，上桌的菜肴色香味俱全，深得宾客称道。她经常教导我如何做菜做饭，有时当场示范。我在大师母的指教和传授下，这一年中学会了巧做干饭、锅巴泡饭、酒板（酒酿）糖醋鱼、熏鱼、红烧肉、白切鸡、八宝鸭、珍珠藕筒、无锡大排、肉挎鲫鱼、雪菜黄鱼羹等手艺。大师母从未骂过我，我也最听她的话，就是被打出店门后，还时不时的想到大师母。

我进裕昌衣庄学徒的时候，麒麟镇已经是解放区，镇长姓樊，税务所长姓顾，名字忘了　，他们常到店里来同徐老板和师叔董希陶、师兄施文辉闲谈，实际是在宣传党的政策。还有东南警卫团的参谋长顾志昌　，他是我二先生徐绍缨的同学，在背着两把二十响快慢机的警卫员护卫下也常来，有时徐老板请他吃饭，我还为他添饭。他们都很和气，对我这个小学徒也不冷眼相看，那个樊镇长和税务所的顾同志有时还和我攀谈几句，问问情况。

我影响最深的是，1946年初夏，对面陈万兴酒店两个徒弟被老板罚跪挨打后，民主政府为此就在陈万兴门面前召开清算大会，陈老板当众向两个徒弟赔罪道歉。学徒原本没有工资，现在按每月补发工资（原麦若干斤），三年一次补完，还限令不许再打骂徒工，这下陈老板吃了大亏。各店的老板和职员、徒工都到场听讲，我当时心里特别开心，因为这两个徒工和我门对门的，很熟，大家都是受苦人。我亲眼看到共产党、新四军帮受苦人，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好感。

有一天在街上碰见税务所的顾所长，我问：“像我这样的能不能参加新四军？”他说：“你真想参加革命？”我点头称是。他说：“我们欢迎。”我那时幼稚又单纯，回到店里就向大先生说：“大先生，我想参加新四军，人家也要我。你同意不？”大先生笑着说：“你父母把你送到这里是学生意的，你从这里去参加新四军，你家里向我要人，叫我怎么交代？你硬是要去，我先把你送回家，你想怎么走与我无关。”他这一讲，我无言以对。不几天把我调往常乐镇老店，因为恒昌衣庄老店已经歇业，所以我只在那里打杂。

1946年秋，老板在海门县城茅家镇开设大公绸布衣庄。除师叔董希陶留守裕昌衣庄外，其余人都到大公绸布衣庄上班，我也从常乐镇老店调到新开张的大公。这时又来了一个学徒施志超，成了我的师弟。我的任务就由他承接。我成了他的带班人。

1947年8月30日，吃早饭时，志超师弟对我说：“二师母要我把昨天的剩饭吃了。”我说：“吃就吃吧。”师弟说：“这饭已经馊了怎么办？”我说：“那就不吃。”

吃完早饭，师弟把碗筷收拾进厨房，二师母问师弟：“怎么没有把这饭吃了？”师弟吓得说不出话来。二师母紧问：“为什么你不吃？为什么你不吃？”师弟只好来到店堂找我：“三师兄，二师母叫你去。”

我一进伙房，二师母指着师弟：“你给我说。”小师弟哭着脸：“是……是……三师兄叫不吃。”二师母问我：“你为啥叫不吃？”我回答说：“这饭是馊饭。”二师母瞪着眼：“你胡说，怎么是馊饭？”我就拿着馊饭送到二师母的鼻子下说：“你不信，就闻一闻。”这一下闯了大祸，二师母高声大叫：“反啦！反啦！”

二先生徐绍缨闻声从卧室冲出来，左右开弓打了我两个耳光，我高声怒吼：“你是个王八蛋！”并跑出门外。他来抓我，我快步逃走，他紧追不舍，他穿着拖鞋，我比他跑得快，才得以逃脱。

我一口气跑回了家，父亲问：“你怎么回来啦。”我回答：“二先生打我，还要抓我。”父亲十分恼火：“马上回去，向二先生赔罪，打你是要你好。玉不雕不成器，像你这样就是要‘三角棱在圆眼里抽’　，抽圆了就成材了，做学徒逃跑当‘还汤豆腐干’　是可耻的，给我赶快回去。”我坚决不回：“回去就被打死，我死也不回去。”父亲大声吼：“你不去，我就把你绑着送去。”

我一听拔腿就逃到外婆家，哭着向外婆原原本本讲了，外婆说别怕。过了两天外婆陪我回家，并对父亲讲：“孩子被老板打出来，你还要送回去，办不到。”父亲讲：“你老人家不知道啊，我们有投师纸（卖身契）在人家手上，规定三年内供食宿，生病受伤死亡等与店方无关，中途擅自离店，要索赔饭钱。要是不回去，我能受得了吗？”外婆毫不让步：“不行，哪怕投师纸是一把刀，我也不怕。我告诉你，要是不答应，今天就饶不了你。”父亲被迫点头。外婆一走，父亲马上翻脸对我说：“你必须马上回去。”我又一次跑到外婆家躲起来。

1949年3月，我在海门县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税务局（局长陈耀阶）、民教馆（馆长胡之舟）、工商科（科长易峰）、劳动科（科长沈彬）工作，其间在支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中成为积极分子。后来我的人事档案被长办组织部丢失，2002年沈彬和招收我参加革命工作的王文蔚给我出具了证明并经海门市公证处公证，证实我是1949年3月参加革命的。

1950年土改，贫下中农翻身得解放，我家分得土地和农具。我母亲不仅恢复了正常，还当选村妇联主任；我哥顾敬之成了小学教师；县长沈计达应我所请，特批我三弟顾敬贤免费进海门中学就读，后来大学毕业调入中纺部；小弟顾敬龙师范毕业响应号召，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我家的翻身解放全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毛主席、共产党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雷锋在日记中摘录的诗句“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写出了普天下受到毛主席、共产党雨露滋润的劳苦大众的共同心声。

人民政府还为我这个被打出门的学徒工申了冤。我们单位与茅家镇镇政府在一个院子里办公，9月的一天，我与镇政府的几个同志闲聊，我偶然说到当学徒时被大公绸布衣庄二老板打出门的情况时，镇长陆梁问：“是不是大同街上的大公绸布衣庄？”我答话：“是的。”

陆镇长又问：“听你说还有一个破藤箱和破被子在他那里？”我说：“是的，当时我哪敢去拿！”陆镇长说：“现在就该去要那破藤箱和破被子，而且一定要‘原沫’（海门方言：原样）。他们肯定早就丢掉了，你呢就坚决要原沫，他们给你再好的东西都不能要。他们拿不出原沫，你就回来向我报告，下面的事由我来办。”

第二天，我到大公绸布庄，二老板徐绍缨笑脸相迎，又递烟又请坐。我也含笑说：“二先生，当年我还有一只破藤箱和一床破被子在这里，我想现在拿回去。”二老板说：“当年我动了手，实在对不起。这些东西早不在了，你就在店里随便挑。”我说：“不要，我只想要我原来的东西。”二老板说：“原来的东西确实不在了，就是在的话也不像个东西了，你尽管在这里挑。”我说：“不能这样，既然没有我就告辞了。”

正在这时，大师母来到我身边，一把拉着我的手进了她的房间，并把大衣柜打开说：“锦宣（我做学徒时的名字），这是我大师母的，箱子被子都有，你随便挑。”我说：“大师母，感谢你，但我不能拿你的东西，实在要不得。”说罢我就转身离开。

陆镇长听了我的汇报后，立马命通讯员把二老板叫到镇政府，并指着我问：“徐先生，顾建棠以前是不是你家学徒？是不是被你打出门的？是不是还有一只破藤箱、一床破被子在你那里？”

二老板哈着腰：“是的，是的。”陆镇长：“现在你该不该把藤箱、被子还给他？”二老板：“还，还。不过原来的藤箱、被子已经找不到了，我愿意赔新的，赔新的。”陆镇长：“人家要原沫，不要你赔新的。怎么办？”二老板：“原沫确实找不到了，我听政府的。”陆镇长：“顾建棠同志在你店里几年，你们有没有给他工资？”二老板：“大约两年，只供吃饭，没有工资。”陆镇长：“我现在问你，他在你店里两年，不给他工钱，叫不叫剥削？你们要徒弟吃馊饭，徒弟不吃你就上去两个耳光，叫不叫体罚？你刚才说听政府的，你知道共产党、人民政府反对剥削，反对打骂员工。我要是把你剥削、打人、扣押破藤箱破被子通通清算的话，就算得你受不了。看你尚能认错，从轻清算，你得拿一百万（合新币100元）清还你的剥削帐，同不同意？”二老板：“同意，听从政府决定，马上送来。”

这笔钱是由镇政府代收转我的。1950年国庆节后，组织上保送我到苏北行署财政处会计学习班学习，我用这笔钱买了一条棉裤，其余全给家里用作冬播春耕的费用。

1954年春，长江水利委员会下游工程局和江苏省海门县人民政府联合组成长江下游工程局青龙港护岸工程指挥所，任务是维护龙港江堤以确保大生纺织三厂持续生产。此工程于1955年上半年竣工。指挥长是下游局办公室主任戴著生，副指挥长是海门县长茅锡堂。我被抽调到指挥所财供科，科长是江苏长江修防处长储舜尧，我任副科长，还有一位副科长是下游局器材科科长杨若愚。

1954年10月护岸工程第一期完成。上旬，县长茅锡堂找我个别谈话：“戴著生指挥长正式向县里提出调你到下游工程局工作。现在听听你的意见。”我明确表态：“坚决服从组织决定。”中旬，我奉江苏省人事厅调令到达南京，下游工程局人事科黄山佐在下关车站接我到上海路十一号长江水利委员会下游工程局报到。11月，人事科派我到安徽华阳河下游局新组建的查勘队工作。临行前局保卫科向英杰科长给我作了个别交代：查勘队队长是汪德佑，国民党员；副队长是戴明镳，三青团员。你负责全队的政治思想和安全保卫工作。

我到队后摸清了全队二十来人的情况，其中有五个共青团员。有一天收工后，我把共青团员召集过组织生活。队长、副队长和我住同一房间，晚上汪德佑问我：“顾同志，收工后背着我，你找那几个工人搞什么名堂？”

我反问：“队长，你想知道什么？”汪德佑说：“我是一队之长，队上的任何活动都得向我事前请示，事后汇报。你事前没请示已经有错，现在你得向我汇报，因为我是代表局长的。”我回话：“我们开共青团员会议，共青团有独立活动的权利，共青团只受共产党领导。你汪队长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你没有资格听我汇报，我也没有义务向你汇报。同样，队上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也可以代表局长。”汪听了也无话可说。

1955年5月长江水利委员会所属的上、中、下游三个局撤销，人员悉数调回武汉总部。我先分配在人事处劳动工资科，1956年3月调到肃反审干办公室，1956、1957连续两年被评为“肃反审干积极分子”。1958年召开了共青团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第一次代表大会，林一山任团委书记，刘仁是第一任专职书记，我也调到长办团委工作。1958年11月25日，朝鲜首相金日成由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等陪同从北京到达武汉，下榻汉口惠济路武汉市委别墅，我奉命与其他同志一道在院外通宵护卫。1959年3月长办党委保送我到共青团中央团校学习，毕业后回长办团委工作。1960、1961年大办农业时，我担任东西湖、柳山湖围湖造田青年突击队指导员，连续两年被评为“全江先进工作者”。1962年大办民兵师，我担任长办武装民兵连指导员，其间经武汉市人武部评审，长办武装民兵连荣获“先进武装民兵连”称号。长办一年一度的政治工作会议，我都参加大会秘书组工作。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畅游长江，党委命我率武装民兵在汉口滨江公园担任保卫。文革初期，又把我推向第一线，听党委指挥保林一山。

第3节长办党委执行资反路线

长办是中央在汉单位，在业务上由水利部代管，组织和政治上由湖北省委代管。所以，历来的政治运动都是在省委直接领导和部署下进行，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通知》严厉批判了二月提纲，指出这个提纲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竭力抗拒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迫不及待地要把文化革命引入歧途。五一六通知昭示全党：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揭露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文化革命路线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的对象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否则就违背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向。然而就在五一六通知下发不久，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在1966年6月8日召开的省文化革命工作会议上，公然把“1957年省委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几点意见”作为文化革命运动指导性文件。同时根据刘少奇、邓小平1966年6月3日向北京大中学校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组建了三千多个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进驻学校、工厂、文艺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大抓“三家村”、“右派分子”、“资产阶级黑帮”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一切充分表明王任重对抗五一六通知，继续执行已被党中央明令撤销的“二月提纲”，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他和他领导下的湖北省委完全背离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

1966年6月15日，在长办红楼（又称老大楼）一楼会议室，我和长办政治部的干部一道，听中共长办党委第二书记李庭序传达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6月8日在省文化革命工作会议上关于大抓“三家村”、“右派分子”、“资产阶级黑帮”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讲话，但没有传达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后来才知道，五一六通知林一山、李庭序已经知道，属领导内部掌握，不向下传达。

群众只知道王任重6月8日在省文化革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1957年“省委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几点意见”，而林一山不但知道五一六通知的全部内容，还明了王任重6月8日讲话是与五一六通知唱反调。林一山领导下的长办党委，不是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要求和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发动群众投入运动，而是跟着王任重的步调，成立“文革运动办公室”，在长办大院及长办在汉单位中，抓“右派”，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斗“阶级异己分子”……大整普通干部和群众，并派出工作组进驻长江工程大学，在学生、老师中划左中右，同时组织、操纵保党委、保自己的保守派。

第4节党委选定的“保皇”领头人

1966年6月，长办的文革运动一开始，长办党委就指挥我贯彻党委的意图，完成他们交给我的任务。

我当时认为我是围绕党的工作中心在工作，但实际上党委已经选定并把我推上了保党委、保林一山的第一“保皇”领头人的位置。因为党委深知我是逃荒人的后代、受压迫的资本家学徒、贫农的儿子，参加革命以来，不论何时何地，总是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特别是调入长江水利委员会十一年来，一贯听党指挥，积极认真工作，出色完成任务。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在共青团长办团委工作，又兼任长办武装民兵连指导员，带领着两支有组织的青年骨干队伍：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听从党的指挥，在党委绝对领导下开展工作是共青团的纪律和传统；武装民兵手中有枪，更要置于长办党委绝对领导下。

长期以来，在我思想上形成了一种观念，认定长办党委就是党，服从长办党委领导、听从长办党委指挥，就是跟党走。这一固有心态，促使我在文革初期把保党委、保林一山看成是责无旁贷的事情，自然而然地听从长办党委指挥去保党委、保林一山。而党委把我推上“保皇”第一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段时间我在党委的指挥下当“保皇”领头人，自己认为是在保卫共产党，干起来毫不迟疑，件件有着落。

1966年6月16日，深受领导信任的我接到任务，长办党委委员、政治部副主任于亚农要我带领共青团员和武装民兵到武汉大学去声讨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三家村”反党集团。

6月中旬开始，长办党委先后把副总工程师周尚，宣传部副部长陈亮，留苏副博士、长办科学院工程师陈济生，组织部干部科汪镇国，勘测处副总工程师李元亮，政工科长冯志沄，计划处冯明清等当作文革对象抛出来，在各自的办公室内外，用大字报揭发他们的“罪恶”，以此转移文革斗争大方向。时任政治部副主任兼长办团委书记的黄世忠（曾任孝感军分区政委，1964年转业到长办）指示我，分批组织各单位的团员、青年去声讨、批判这些“牛鬼蛇神”。

6月18日，组织部长张彬（我的党支部书记）对我说，过两天省委召开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经支部研究决定，你作为我们组织部的代表去参加大会。23日，我作为长办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参加了在洪山礼堂召开的湖北省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7月23日至30日，我又接受了一项政治任务。政治部主任丁福五和副主任黄世忠指示我，把武装民兵连集中起来，用大字报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文人、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田海燕。批判的材料由组织部和纪监委提供，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一定要完成好。

田海燕，重庆人。抗战期间投奔延安参加革命，1942年延安整风时经不住考验，携夫人张玲东脱离延安。但他没有投靠国民党，后来到香港办过《周末报》，仍为革命出力。解放后回内地参加工作，安排在长江航运管理局（简称长航）。与时任武汉市长刘惠农是连襟。

田海燕爱好写作，所著《红军路上百花开》是国内第一部以游记形式描写红军长征的作品。六十年代初，经全国作协介绍，他住进中南海，为延安五老——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写传记。后因中南海保卫部门发现其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关系，不宜面对面采访“五老”，就将他请出中南海，回到长江航运管理局。文革前长办所属二级机构中有一个“交通运输处”，交通部长江航运管理局派员参与，他的夫人是该处的支部书记。田海燕回汉后，以作家身份来长办体验生活，在长办政治部宣传部挂了个副部长的职务。四清运动时，因其“混进”中南海一事，接受停职审查。文革开始时，他早已靠边，是只“死老虎”。林一山和长办党委此时把田海燕抛出来，是为了转移斗争方向保自己。

我接受任务后，就和连长阎清武、副指导员葛仲余、副连长谢从勤　一道，全力组织民兵写批判田海燕“三反”言论的大字报，并把大字报贴在专设的大字报棚内，然后把田海燕叫来，要他认真看，不吼不骂不打。看完后我向他转告政治部的要求，要他向组织上写认识和交代材料，他写的材料经我上交政治部丁主任。

1966年8月25日，“毛泽东思想长江工程大学八一阵线”的红卫兵在严常　指挥下，由宋其波同学带领冲进长办大院，向长办党委和林一山造反。宋其波怒气冲天，把政治部办公桌上的玻璃板都敲破了。红卫兵小将的造反行动，确实吓坏了长办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当天晚上，政治部主任丁福五和副主任于亚农把我叫到老大楼一楼会议室。

丁、于两位主任都说，这是右派造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问题，我们一定要组织红卫兵反击。他们再来，我们就用红卫兵保卫大院，把他们顶回去。你赶快把团员和民兵中的骨干召集起来，今晚就把红卫兵组织起来。

我接受了任务，两位主任也应我的要求从保管室取来红布，交长办塑料厂缝制印字做袖章。第二天长办大院就出现了“干部红卫兵”，并分别把守大门和侧门。后来长江工大的红卫兵也来过，都被挡回去了。这恐怕是武汉市第一支、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支“干部保皇红卫兵”。

但是，我的“保皇”思想从8月中旬开始发生转变。9月3日，写了揭批林一山的大字报，这是我造反迈出的第一步，也是我由保守转向造反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第二章省委工作组整林受阻辨识正误顾建棠转向

1966年7月1日，中共湖北省委派出“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进驻长办，省委常委、副省长、省监委书记王海山　为组长，省监委副书记纪辉　和黄宏儒　为副组长，全组一百多人，其中有好几位厅级干部，如省人事厅长李旭东、林业厅长×××、省直机关团委书记封荫槐等，如此高级别且人数庞大的工作队开进长办实属空前。他们进驻后，对长办文革运动一言不发，对被林一山打成“牛鬼蛇神”的群众一无表示，对长办党委的工作无任何干预。工作组人员串处室、查档案、摸底细，特别对长办领导干部进行背靠背调查，出现了长办党委林一山等心存疑虑处处暗防，省委工作组内紧外松箭在弦上，双方在沉默中较量的微妙局面。

第5节王海山亮相直指林一山

1966年8月1日，省委驻长办文化大革命工作组打破沉默，在长办职工俱乐部召开在汉干部职工大会，组长王海山首次公开亮相，并作动员报告。他号召大家起来揭发批判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和“阶级异分子”，不管他们资格多老、地位多高、权力多大，长办群众都有办法把他们揭发出来。王海山对参加大会的干部、职工说：有的人想捂盖子，是捂不住的；有的人还在遥控，那是不行的，只有主动彻底交代，接受群众批判才有出路。有人说我王海山的级别低了一点，我们是来发动群众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来比级别的；要说级别，群众的级别最高。我们工作组是代表省委来的，我们支持大家起来揭盖子，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我们工作组支持你们。

王海山的动员报告表面上没有点林一山的名，也没有点被长办党委抛出批判的田海燕等人的名。但他在报告中讲“有人说我王海山的级别低了一点”，此话显然是对着林一山来的。王海山与长办副主任李庭序都是行政九级，林一山是七级，比王海山高。

我当时思忖：这个工作组与其他工作组不同，不与党委连手整群众，而把矛头直指长办党委第一书记林一山。我虽知道一些关于林一山不买省委领导人帐的传闻，但我又常常听说，林一山在北京是经常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王海山要搞倒林一山谈何容易？

8月6日，林一山在北京听了长办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丁福五的电话汇报后说：党委要顶住（工作组的压力），注意右人（右派，实指职工群众）。这个指示通过各种方式在群众中传播，工作组长王海山的动员大会后，竟没有人敢贴长办党委领导人林一山的大字报。

第6节林一山王海山明争暗斗

8月上旬，省委工作组请示省委后，决定改组长办党委。由省委工作组的王海山、纪辉、黄宏儒和长办党委第二书记李庭序，党委委员、长办秘书长孔晓春五人组成临时核心小组，全面领导长办的文化大革命，同时省委工作组全面接管长办政治部的“运动办公室”，其他党委成员只负责做好生产业务和行政管理工作。

紧接着，省委工作组根据省委部署，按照十六条中关于“要像巴黎公社那样，由群众全面选举产生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规定，全力开展这项工作。广大干部和群众参选的热情确实很高，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无拘束的自由投票，依照公认的条件，想选谁就选谁。其间发生了勘测处关于李吉贵选为长办文化革命委员会成员的资格之争：省委工作组发动起来的群众支持，拥护长办党委的群众反对。双方争执几成白热化，逼得省委工作组“勘测水文片”小组长、省人事厅李旭东厅长公开表态支持李吉贵，最后李吉贵入选。

8月下旬，通过群众自由投票，选出钟灵英（科学院岩基室干部）、孔晓春（行政系统）、姚玲泉（枢纽处技术干部）、李吉贵（勘测处行政干部）、马振河（科学院材料室工人）、陈雪英（规划处技术干部）、艾向友（林一山的服务员，政治部代表）、葛守西（水文处技术干部）、罗芳甫（机电处技术干部）、席××(堤角修造厂)、×××（施工处技术干部）等十一人组成长办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钟灵英，副主任孔晓春、姚玲泉。

在省委工作组紧锣密鼓发动群众、组建长办文化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林一山指挥长办党委继续同省委工作组对抗。8月下旬，省委工作组驻长江工程大学的宋明，反对长办党委驻长江工程大学工作组在学生中划左、中、右的做法，并支持学生造长办党委工作组的反。长办党委利用这件事向省委工作组施压，省委工作组被迫在8月23日，将工作队员宋明调离工作组。8月25日，长办党委指示勘测处夏施霖，把政工科长冯志赢，副总工程师李元亮，技术员胡启裕、黄长青这几个早就被长办党委抛出来的人，分别挂上“阶级异己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历史反革命”、“漏划资本家”的黑牌，戴上高帽子，在大院游动示众，向省委工作组示威。

第7节红八月毛主席拨正方向

1966年的8月，是文革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月份，被称为“红八月”。这是因为：

8月5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8月9日，《人民日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调整中央政治局成员，刘少奇由第二位调到第七位。

8月18日、31日，毛主席在北京接见红卫兵。

这个月是毛主席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向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发起反攻的总动员月，是毛主席排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干扰、拨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向的关键月，是对全国的文革运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月。

对长办的文革来说，这个月也是重要的转折月：省委工作组由三十天不表态转而公开亮相；由长办党委和省委工作组两个领导班子并存、各自领导的文革工作组同驻一个单位的格局，转变为省委工作组独揽长办领导文革大权的局面；我也在王海山与林一山的“两山”相斗中转向。

1966年6、7、8三个月，我在跟着长办党委指挥棒转的同时，耳闻目睹了省委工作组与长办党委之间的争斗较量。省委工作组与长办党委都自称代表党，我也把他们都看作党的化身，我自问：到底谁是谁非？跟着长办党委对不对？省委工作组搞林一山对不对？到底谁才是代表党？疑虑迫使我重新认真学习五一六通知、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和十六条。当时我对这些纲领性文件的内涵及其深远意义认识还很肤浅，有的还搞不清楚，比如说，什么样的领导人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谁是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但是我坚信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坚信听毛主席的话决不会错。我就以此对照，明白了文化大革命要整的重点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的矛头要针对走资派，有人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这是方向、路线错误。从而开始认识到以林一山为第一书记的长办党委把在其领导下做具体工作的李元亮、陈济生、陈亮、冯志沄、汪镇国等普通干部、工程技术人员打成“牛鬼蛇神”，就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因为这些人对长办全局无任何指挥权，对走不走资本主义道路无任何决策权。相比之下，省委工作组的态度和作为，是符合文革大方向的。搞了半天，才知道自己不知不觉地帮了长办党委整群众、保林一山的大忙。我初步感到，一个基层党委的领导是不是正确，不能只从组织角度去看，首先要从其是否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角度来判断，错误的领导不能盲从。

思想有了转变，认识也有了提高，但由于长办党委对我充分信任，也是培育有加，调转矛头反对党委和林一山，还有点犹豫。

省委工作组副组长黄宏儒是个老红军，当时在湖北党龄最长、资格最老。8月下旬的一天，他找我个别谈话说：我们工作组是省委直接领导的。前一段我们搞调查摸底，你们政治部二百多人的情况都摸了，一部分是可以依靠的，大部分通过运动教育提高，还有极少部分放在运动后期处理。我们是根据省委的指示到长办来的，就是要搞林一山，就是要解决林一山在长办搞独立王国的问题。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是“三反”分子，是这次运动的重点对象。我们工作组希望你跟我们一条心，就是跟省委一条心，也就是跟毛主席、党中央一条心。他又说，你现在不必表态，回去考虑，三天内看行动。

当天我向徐秀庭　谈了省委工作组领导找我个别谈话的情况。他问我，你对长办目前运动怎么看？

我说，十六条上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带头炮打司令部，这就是说炮口要向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司令部里面。长办党委是长办的司令部，林一山是有权决定长办命运的司令，而长办党委抛出来的田海燕、陈亮、陈济生、李元亮、冯志沄、汪镇国等根本无权左右长办。所以省委工作队把林一山作为运动的重点对象是对头的，林一山不当重点谁当重点？！

徐秀庭说：“以我在北京参加文革工作队的经验，省委工作队领导找你个别谈话，说明你是依靠对象，所以向你交了底。团中央的工作组所以被学生赶走，根本原因是它不整党内的当权派，而是把矛头对准学生群众，团中央的胡耀邦、胡启立、胡克实因此在团中央大楼阳台上受到群众批斗，我是亲眼所见。当时胡耀邦等顶着不下跪，后来李先念副总理来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宣布，团中央胡耀邦镇压学生，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必须接受群众批判。这一下‘三胡’乖乖低头下跪。仅二十四小时团中央就垮了台。所以我同意你的看法，长办党委的方向肯定不对。既然省委工作组把你当依靠对象，向你交了底，你就要有实际行动。”

第8节我写了一张转向大字报

1966年9月3日，我以实名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七比一》，其主要内内容是：组织部张彬部长是林主任的爱人，长期以来一直主管组织人事工作，这是极不正常的。请看：曾先后在组织部当过部长和副部长的，有叶扬眉、于亚农、吕杰、王秀林　、汪贵、丘碧谨、王俊杰和张彬等同志，可是这八人中己调离的有七人，唯独张彬部长非但一动不动，而且由干部科长升为副部长、部长。林主任是长办的一把手，尤其在人事方面，不能长期由自己的爱人一统天下，因为这样做，难保在干部任免升降方面执行正确的组织路线，这是极不正常的，林主任应认真检查交代。

出乎意料，这张大字报居然震动不小，得到许多人的支持，没有人公开反对。加上省委工作组的推波助澜，贴林一山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几乎是一面倒，包括党委成员、高级技术干部和广大职工，直到林一山的秘书和服务员，都对林一山口诛笔伐。甚至张彬同志也表示，要好好帮助林一山提高认识，检查交代。办公大楼走廊、灯光球场和露天大字报栏内，贴满了揭林批林的大字报，可以用铺天盖地来描述。据当时省委工作组的统计，在短短七八天内，群众贴出的揭林批林大字报有一万多张，揭露的主要问题有：

到处吹嘘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是超信任，在北京可随时见到主席和总理。

不突出政治，反对工业学大庆，反对大办钢铁，反对三面红旗。在治江方面走专家路线，重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在机关办学中执行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

搞独立王国，狂妄自大，不把湖北省委、水电部和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等领导放在眼里，以至公然对抗。在长办党委内实行一言堂，独断专行，目中无人，压制不同意见，打击报复，排除异己。

问题不能说不严重，林一山确实处在大字报的汪洋大海之中。这是长办的干部群众多年来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似大堤决口那样汹涌奔泻，这是长办有史以来没有过的风雷激荡，云水怒吼，这是对林一山固有权势的一次空前大挑战。此时林一山也乱了方寸，深知灾难临头，亲书密函向陶铸、王任重求救。

省委工作组日以继夜整理出林一山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书面材料，在9月下旬上报湖北省委。后来（1967年1月）我才知道，省委据此向中共中央中南局呈送了《关于对林一山同志停职检查的请示报告》。

第9节工作组撤离林一山掀浪

1966年10月6日，省委工作组突然从长办撤退，只留几个“观察员”（陶铸、王任重干预所致，详情见第三章），对前段运动未作任何交代。事后才知道，在张体学指示下，10月6日王海山主持召开了长办党委扩大会，林一山也到会。王海山说长办的运动发展得很好，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通过揭发和批判，林一山和长办党委的问题很大，希望继续依靠革命群众，按照毛主席、党中央和省委的要求，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林一山错误很多，性质严重，要多想自己的问题。按照中央的要求，在长办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工怍组不再领导运动，转为观察员，运动将由长办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

10月7日，省委工作组观察员在规划设计、勘测水文、科学院、政工行政、长江工程大学各片分别传达说：“工作组暂时撤退，以后还要回来的。运动由长办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

这一下可热闹了，林一山自知省委工作组悄然撤退，是他求助陶铸、王任重得手了。他乘机策动先前不敢公开反省委工作组的“保林分子”公开亮剑。

保林分子全面否定群众揭批林一山，他们贴出大字报并公开说：“工作组搞林一山是带了框框来的，先定性后找材料。”

“毛主席说，一切结论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而工作组对林一山没有调查，先下结论。”

“工作组在长办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省委派工作组本身就是个错误。”

“北京的工作组8月间就撤离了，而省委工作组却在8月1日开大会发动搞林一山。”

“我们不承认工作组扶植起来的长办文化革命委员会，把工作组揪回来批。”

反林分子进行了反击。10月11日，长办团委的顾建棠、赵栆安、黄炳乾、杨立人一起商定写大字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张大字报用“硬骨头战斗队”名义贴出，肯定省委工作组的方向没有错，发动群众揭批林一山没有错。回忆其内容，主要是：全国、全省所有的工作组，都是与所在单位的党委或主要领导站在一起，大整群众，在群众中大抓右派。而省委派驻长办的工作组则不同，他们没有整群众，而是发动群众整林一山，这是符合五一六通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和十六条的要求和方向的。林一山是长办的一把手、水电部党组成员，又是省委委员，是党内的当权派，从已经揭发的材料来看，难道不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吗？难道不应重点整一整吗？问题不在于叫不叫“工作组”这个名称，而是看他们的斗争方向对不对。省委工作组不整群众，发动群众整了长办党委第一书记林一山，方向是对的，干部群众揭判林一山没有错。

这张大字报，又一次受到许多群众的支持叫好，而且纷纷贴出认为省委工作组方向正确的大字报；反工作组保林一山的人，也写大字报宣传他们的观点，两种不同的思想观点激烈交锋。当时这种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空前活跃的运动氛围，应该说是十分正常的，要是不出现武斗，是完全符合十六条的要求的。

在大辩论中，支持和赞成硬骨头战斗队观点的群众越来越多，在这种形势下，很快由两种不同观点的群众发展成两个对立的群众组织。

10月中旬，为了扭转不利局面，林一山支持政治部宣传部的郑学平、政治部办公室的胡彤、《人民长江报》的成绶台等组建了“长办红旗革命造反总部”（简称“红旗总部”），主张否定省委工作组，反对揭批林一山。

反林分子以团委硬骨头战斗队为基础，与观点相同的群众造反组织联合，在10月下旬组成了“长办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阵线”（简称“捍卫阵线”），领导班子叫勤务组，由长办团委的顾建棠、赵枣安，行政处的谢从勤，长江水利工会的葛仲余，长江水利水电科学院的戚务华，水文处的王钦良，汽车队的陈学先，勘测处的何畏之，职工家属罗家惠等组成，主张拥护省委工作组，赞成揭批林一山。

随后长江工程大学以严常同学为首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一阵线”加入了反林派，与之对立的由戚务山同学领导的“九一五造反兵团”和姚治邦领导的“八一八”加入了保林派。

1966年11月20日，发生了一件爆炸性事件，就是长办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马振河公开声明退出省委工作组操纵的长办文化革命委员会，参加红旗总部。马振河的突变，是林一山掀浪的又一体现。

紧接着红旗总部冲击长办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办公室，当捍卫阵线闻讯，我带人前往保护时，只见办公室一片狼藉，红旗总部抢走了运动材料，赶走了工作人员，只有姚玲泉含泪木呆着，长办的文化革委员会就此被彻底搞垮。红旗总部贴出大字报，欢呼胜利。这是在长办最早出现的打、砸、抢行为。红旗总部用打、砸、抢手段，摧毁了长办文化革命委员会，这就让原先就反林一山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成员，更加认清了保林派的面目，促使除马振河外的所有成员都参加了捍卫阵线。

11月下旬，红旗总部的李汉卿（勘测处技术员）、夏施霖（勘测处行政干部）等人先后抓到了原省委工作组副组长纪辉（省监委副书记）和长办勘测水文片小组长李旭东（省人事厅长），把他们痛打了一顿。我得知后，与戚务华到武昌张家湾看望了他们。当时他们含着泪水讲：红旗总部的人抓着纪辉的衣领，拳打脚踏，纪被打得眼前金花乱飞。李旭东正值例假，请求不要打，但李汉卿却大打出手，李旭东被打得血洒遍地。戚务华听了失声痛哭，我也忍不住泪流满面。这是长办红旗总部在长办外首开武斗打人先例。

第三章　省委发密函保林复出奋起抗争向省委造反

10月6日省委工作组突然撤离长办，保林派公开亮相，为林一山鸣冤叫屈，11月20日马振河公开声明退出长办文化革命委员会，红旗总部武力砸垮长办文革会，抓原省委工作组副组长纪辉和组员李旭东并大打出手，这都不是偶然的，问题就出在湖北省委向长办党委发出的保林信件上。

第10节 要求省委收回保林成命

1966年12月3日上午，长办灯光球场召开在汉职工大会，大会由政治部主任丁福五主持。他手拿稿子走到麦克风前，对着话筒说：同志们，现在向大家宣读湖北省委给长办党委的信。根据我的回忆，大致内容如下：

中共长办党委并林一山同志：

现决定长办党委在林一山同志领导下开展工作。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和生产业务工作做好。长办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要在长办党委和林一山同志领导下团结起来，搞好抓革命促生产。

中共湖北省委

1966年11月16日

丁主任读完这封信后，请林一山讲话。就在这时，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在那么多领导面前如此“放肆”，快步上台说：林主任请慢一慢，我先讲几句。我说：“湖北省委的这封信是错误的。长办的运动本来自己在搞，你省委派来工作组，发动大家揭发林一山，大家都听工作组的话，贴了成万张大字报。运动正在进行中，省委工作组突然撤走，你省委在信上就应该对前段运动承担责任，而且要警告林一山同志，出来工作后，绝不允许以任何借口对贴过他大字报的干部和群众实行报复。谁能保证林一山同志恢复工作后不对干部群众报复呢？可是，省委的信上对此只字未提，对前段运动也不作任何交待，所以说这信是错误的，我要求省委收回成命。大家要是同意我的观点，就跟我一起到省委造反。”

当即有一千来人同我一道步行到省委造反。出发的时候，我要杨立人留在大院，把没有前去省委的同志组织起来在大院内游行。

到达洪山礼堂时，已是下午三点来钟，大家中饭都没吃，省委又无人接待，我就去找到王海山。我说我们造省委张体学的反，与你无关，我只请你叫个负责同志来接待，并安排我们吃饭和住宿。不久，果然省委秘书长李衍授　在洪山礼堂前接见了我，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们干部怎么能上街呢？我还没有见过干部造反的。”我说：“我们被省委出卖了，是省委把我们逼上了梁山。我现在只要求安排食宿，不然的话，我马上回去再拉人来造反。”后来他把我们带进洪山宾馆，解决了食宿问题。

当晚王海山到宾馆大厅里来看我们，他说；“干部上街是不允许的，你们怎么冒这个险呢？”我问他：“省委11月16日给长办党委和林一山的信，你知不知道？“王海山问：“什么信？”我说：“是决定林一山出来工作、全面领导长办运动和业务工作的信，你知道不知道？”王说：“我不知道。”我又说：“我们认为这是保林一山过关的信，把群众出卖了，所以来造省委的反。要是你也不知道的话，工作组也被出卖了。”王海山苦笑了一下，就起身走了。

王海山走后不久，李衍授派人转告我说：你们派几个代表，明天有车来接，省委领导同志接见你们。我问到哪里，来人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做好准备，明天上午八九点钟来接。我当即召集大家传达，最后推选了干部科的赵国兴、谢宜曙，劳工科的张贤良，组织科的张振奇，团委的赵栆安、顾建棠、黄炳乾，长江水利工会的葛仲余，科学院的戚务华、高永华，规划处的邱忠恩，水文处的王钦良，勘测处的何畏之，施工处的许耀雄　、蒋乃明　，保卫处的沪玉琪、陈林海，行政处的阎清武（房管科长、武装民兵连长、中共党员）、陈学先等十多人（可能有遗漏）参加接见。

第11节 大辩论舌战省委王书记

12月4日8点左右，我们十多人上了省委的交通车，一直开到紫阳路省总工会一个会议室，工作人员要我们静候。

九点钟样子，省委书记王树成　来了，他招手示意大家坐下。王树成说：“向大家问好。我受省委嘱托，来听取大家的意见，现在请讲。”顾建棠说：“王书记您好，你肯定知道我们都是长办的干部，为什么成群结队到省委来呢？原因在于11月16日省委向长办党委和林一山同志发出的信件是错误的，错在对省委工作组在长办的工作不作任何评说；错在对前段运动不作任何交待，也不承担任何责任；错在对林一山重新出来工作后可能出现的报复，不作任何约束和警告，实际上为林一山复出后搞打击报复大开方便之门；错在对广大群众揭批林一山的行动，不作任何表示，相反出卖了群众；错在违背五一六通知、十六条明示的文化革命的大方向。所以我们要求省委收回成命。”王树成说：“错误不错误，不是你们说了就算数的，那是省委的事。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没有规定干部可以上街造反，我劝你们先回去。关于你们的意见，我可以如实向省委反映。”

这一下，王树成触犯众怒，赵国兴等纷纷用毛主席语录、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回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接着我们又向王书记提问：“你承不承认十六条说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承不承认五一六通知说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王树成本想给我们来个下马威，到头来反使自己被动挨批，十分尴尬。

12月4日以后的八天中，我们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向王树成频频发问：

“省委为什么要发这个信件？”“工作组奉省委的指示发动群众打倒林一山，现在省委突然决定林一山出来全面领导，为什么？其真正原因在哪？”“不承认一一一六信件的错误，又说不出正当的理由，这又是为什么？”“坚持不肯收回这封信件的原因是什么？”

王树成一改第一天居高临下的姿态，以听为主，很少正面回话。在我们反复追问下，他平静地说：“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一定向省委汇报。至于是不是错误，要不要收回，我无法回答。”

第12节 红旗总部蓄意造谣破坏

第八天，即12月10日，从长办保林派红旗总部传出消息：“一一一六信件是周总理指示叫发的。”我立即赶回长办，找到政治部副主任郭志伟、长江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院长赵立苍、秘书长孔晓春、机电处副处长丘碧谨、秘书处长缪盛桂、组织部组织科长张振奇、团委的徐秀庭、长江水利工会科长王志珍等分析这个情况，这几位老同志几乎一致认为：这封信不可能是周总理的指示，因为运动刚刚起步，从历次运动的发展过程看，在发动阶段，作为党中央领导人，不会作出有碍运动发展的指示，如果在运动中后期，总理有可能发这样的指示。这信十有八九是陶铸和王任重他们的动作。因大军南下时，陶铸是南下工作团团长，林一山是秘书长；林一山看不起张体学，但与王任重关系不错。事后了解的情况证明，这个分析完全正确。我们决定对这个谣传不予理睬，继续斗争。他们伪造周总理指示，破坏我们造反的图谋未能得逞。

我们去省委造反的第九天，12月12日下午三点多钟，仍不见王树成来省总工会继续对话，我们派人到省委查询得知：王树成中午乘车回省委途中，被长办红旗总部的人抢走了，不能来了。至此，我们在省委造反九天八夜一无所得。

红旗总部的这次干扰破坏，林一山事后曾交代说：造反派“捍卫阵线”为反对一一一六信件向省委造反，我是又喜又忧，喜的是你省委支持的造反派终于造到你的头上来了，也叫你尝尝被造反的味道；忧的是省委这封信毕竟是保我复出的，现被捍卫阵线造反所阻挡，一旦省委收回此信，那就不堪设想，要想办法，所以要红旗总部采取了行动，支持省委顶住。

第13节 被迫筹款组团赴京控告

面对造反受阻的严峻形势，我把在省总工会的同志们召集起来商量怎么办，最后一致同意：组织人员，筹款上京，找钱部长和周总理，状告湖北省委。会后由戚务华、赵国兴、高永华、丘忠恩、蒋乃明、葛仲余、谢从勤等人分头向捍卫阵线成员每人募捐一角钱作上京路费，我则分别向老领导郭志伟借了一百元，向孔晓春借了一百元，向赵立苍借了五十元，向罗红元借了三十元。

我又叫戚务华和赵枣安向李庭序副主任借，他们两人回来说：“没有借到。我们同他讲，我们要派代表到北京去，向总理和水电部反映我们的要求，要省委收回一一一六信件。我们没有路费，要向你借点钱。李主任说；‘公家的钱不能借，私人的钱我还有六百元存款。’我们说：‘那就请你拿来，我们去取。’李主任说；‘我借给了你们，他们红旗总部知道了，也来向我借，叫我怎么办呢？所以这钱不能借给你们，请你们体谅我的难处。’”我当时说：“他的框框多，怕连累自己，我们可以理解。”

最后经捍卫阵线勤务组决定：由赵枣安、黄炳乾、戚务华、罗家惠（家属工造反组织“半边天”负责人）等人组成“长办捍卫阵线赴京控告团”，赵枣安领队，带上汇报材料赴京告状，于12月12日出发。

第14节 捍卫阵线揪林上京批斗

1966年12月13日，红旗总部得知我们派代表赴京告状，就放出谣言：“湖北省委要王海山来长办作检讨，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捍卫阵线认为，这是林一山在幕后搞的鬼，图谋乱我们阵脚。根据我们与王树成打交道的情况来看，省委绝不会作检讨的。红旗总部在我们派出赴京控告团的同一天放此谣言，目的在于瓦解我们的斗志。因此，我们14日晚在长江俱乐部开大会，要求林一山当众表态：是不是有这回事？林一山推说不知道。后来又叫李庭序副主任和政治部丁福五主任来回答，他们也说不清楚。

我就在会上宣布：把林一山弄到省委去对质。要是省委说确有此事，我们再次派人上京；要是省委说没有此事，就戳穿了保皇派红旗总部的造谣把戏。（12月15日我们在王海山处得到证实，根本没有这回事。）在一阵鼓掌声中，我们带着林一山上了解放大道，哪知群众一下子把李、丁两位领导也一起带上了。我与阎清武、葛仲余商量后，我跟队伍走，阎、葛两人在大院观察，看红旗总部有什么动静，随时联络。

当我走到解放公园的时候，距长办俱乐部约一千多米，阎清武跑步前来向我通报说：秘书长孔晓春的夫人告诉说，红旗总部的人老在她家门前转，估计他们要搞孔晓春。我们已经告诉她，叫孔晓春不要离开家里。还有一个重要情况，保卫处的人开吉普车出去了，听说到公安局去报案，要把林一山拦下来。

我当即同阎清武、谢开文　、宋其波、于剑如（长江工大老师）和高永华等商量，要是公安局在全市一发通知，我们肯定过不了长江大桥，如果硬冲，我们肯定吃亏。我提出不到省委去了，把林一山弄到北京去，让红旗总部扑个空。林一山是水电部党组成员，我们把他弄到水电部不会有错，但要保密，至少三天后再公布。就在汉口火车站上车，派专人护送。高永华和阎清武不同意在汉口上车，他们认为：人家公安局一个电话就走不成，你怎么知道“宝宝”（造反派对保守派的谑称）不派人去查看？谢开文提出用汽车开到孝感上火车比较保险，就此决定了行动路线。

我要谢开文把施工总队的卡车开到球场等候；要阎清武速回长办大院把大门关上；要谢从勤赶快挑选二十名工人随车保护林一山到孝感上火车；要张贤良马上准备护送林一山，确保安全到达水电部并把林一山交赵栆安保护安排。同时传话给正在向省委行进的群众，说长江大桥有人阻拦，过不去了，大家回去；由葛仲余等护送李庭序、丁福五两位主任安全回家。经过约一个多小时准备，林一山坐上解放牌汽车驾驶室，向孝感进发。

12月15日上午，我把以上情况向张振奇和李纯钊（《人民长江报》副主编）讲了，当时李纯钊批评我说：你那样聪明的人，怎么办起胡涂事来了呢？在情况发生突变时，改把林一山送北京是可以的，但你将此事保密三天不可取，这样的事能保得住密吗？不信？张彬会向你要人，保林的群众会向你要人，捍卫阵线昨晚参加大会的人也要问林一山在哪里，赶快补救！

我说上午开个捍卫阵线的群众大会，把真相如实告知，行不行？张振奇表示不必开会，写个广播稿，广播一下了事。李纯钊说：不开会，出个安民告示，说明真相和缘由，张贴在大院内，表明我们做事光明磊落。我和张振奇都同意，老李自告奋勇起草稿子。那天中午，一张“水电部党组成员林一山揪去北京批斗”的大字报，呈现在群众和干部面前。

把林一山揪去水电部，我事先没有与赵枣安通气，致使赵枣安诸多为难，为此在电话里我接受了赵枣安的严厉批评。经赵枣安多方筹措，得到了水电部、北京水利水电学院和在京水电系统造反派的支持，特别是钱正英　副部长的支持，后来在水利部礼堂，钱部长主持召开了批判林一山大会。

张贤良负责护送林一山由孝感乘火车到京，在北京食宿一一遂其心愿。12月18日，赵枣安安排张贤良护送林一山乘飞机平安回到家里。

第15节 总理支持长办同志造反

据赵枣安回忆，在北京他先到水电部找钱正英副部长的秘书通报，请求钱部长听取汇报。1966年12月18日，钱部长认真听了汇报，做了记录，听完汇报后她说：“一定向总理汇报。”

12月21日，钱部长传达周总理的指示：湖北省委的信是错误的，长办的同志应当造他们的反。

22日上午，赵枣安用长途电话向我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我立即赶往省委，王树成书记接见我，我把总理的指示读给他听。他叫我再读一遍，并问：可靠吗？我答：是钱正英部长传达给我们的。他说，你等半个小时。大约一刻钟样子，他来到我身边说：我们刚才与总理办公室通了话，总理是这样讲的。你回去做好准备，明天我代表省委到长办来，召开职工大会，传达总理指示。

23日上午九点多，王树成来到长办职工俱乐部，在主席台就座，台下座无虚席，鸦雀无声，没有座位的就在边上站着，林一山也在主席台上坐着。王树成对着话筒讲话了，他说：因体学同志身体不适住院，由我代他向大家宣读体学同志的检讨。宣读完后又说：我代表省委向长办的同志作检讨，11月16日省委给长办的信是错误的，受到总理批评。总理指示：湖北省委的信是错误的，长办的同志应当造他们的反。现在我代表省委宣布：此信作废收回。林一山未经请示，擅自将此信翻印五百份，散发全江（长江全流域的长办所属单位），是极为错误的，省委决定林一山停职检查，接受群众批判。

随后，我们捍卫阵线又公布了周总理12月20日接见中国科学院群众代表时的讲话。

总理说：“你们科学院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科学院群众代表辩解：“我们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很难发动。”总理说：“在武汉有一个单位叫长办，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可是他们造反精神很强，连职工家属都发动起来了，把林一山揪出来了嘛。”

林一山为此要红旗总部驻京人员打听总理讲话中是否讲了这个‘揪’字。驻京人员转告林一山：总理确实说的是‘揪’字。林一山自知向陶铸、王任重的求救最终落空了。

第16节 省委保林信的出台背景

赵枣安从1966年12月13日赴京后，成为长办联司驻京联络站的负责人。通过他的工作，我们对湖北省委一一一六信件出台的背景略知端倪：1966年9月，当省委工作组发动群众揭批林一山的时候，林一山除叫他夫人张彬向水利部党组书记刘澜波写求救信外，又向陶铸和王任重发信，信中恳求“只要能保留党籍”，并专托一个叫曾祥渊的职工到外地发出。同时红旗总部向周总理发出“保林”信件，上百人签名，信有一米多长。总理将信退回水电部，水电部把此信交给了赵枣安。但我们还缺少王任重对此事的交待。

1967年元旦，我应邀去新华路体育场参加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批斗王任重大会，当时我就考虑要把王任重弄到长办来批斗，因为他是直接挿手“保林”的领导人。当天下午，我要求对外联络部的彭炎生（长江水利科学院干部）和夏其发（长办印刷厂工人）设法把王任重弄到长办。经他俩和郑兆鳌的努力，在新华工和二司（主要是丁家显）的协助下，于1月7日或8日，把王任重用专车护送到长办，我们在新大楼专门为他找了一间小办公室，从招待所搞来新被子，还生了火炉。他的伙食我当面征求他的意见，并按他的要求，提供了肉丝面条和鸡蛋黄花木耳汤。临走时王任重含笑道谢。

第二天，在长江职工俱乐部召开了全办职工批斗王任重大会。在会上，王任重与林一山两人亲口交待了策划保林的详细过程。

王任重说：“9月间，林一山写信给我和陶铸，要求得到保护，信中说只要能保留党籍就行。国庆节那天，在天安门城楼陶铸与我商定‘保林’措施：先通知中南局主持工作的金明　书记，不要批湖北省委关于林一山停职检查的报告；然后通知湖北省委赶快把工作组撤离长办，并要张体学与林一山修好。林一山给我写信，是我们决定采取措施保林的原因之一。”对此林一山点头称是。

林一山说：“1966年10月下旬，省委第一书记张体学主动打电话给我，要我出来继续主持长办工作。我说你把我搞成这样，怎么工作？省委要有个明确态度嘛，否则无法工作。张体学说彼此彼此，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呀！他说可以考虑我的意见。后来省委在11月16日给长办党委发来了这个信件。”

省委的一一一六信件发到长办之前，红旗总部早已知道了陶铸、王任重力保林一山，以及张体学代表省委向林一山赔不是、求和好的情况，所以他们敢于在省委工作组撤离长办之后的11月制造一系列事件：长办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马振河公开声明退出长办文革委员会，红旗总部武力冲击长办文化革命委员会办公室，红旗总部人员抓到原省委工作组副组长纪辉和成员李旭东并残酷殴打……

湖北省委对林一山“先打后保”，足以证明林一山确有位高权重的后台在撑腰，多亏在关键时刻，长办的革命造反派得到了周总理的有力支持。湖北省委对林一山“先打后保”，折射出两点：第一，以张体学为首的湖北省委文革初期批林一山，并非是要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发动和依靠群众揭批走资派，而是由于长期以来林一山不把省委领导放在眼里，省委欲乘文革之机整一整长办这个“林家铺子”的林老板。所以，陶铸和王任重一发话，省委马上收兵撤退，主动求和。第二，派出文革工作组进驻长办大张旗鼓搞林一山，原本就是丢车护帅，打林保己，包括保王任重。由于表面上斗争矛头不对准群众，上符文革要求，下合群众意愿，得到许多职工的称赞。只有周恩来总理识破其用心，发出了“长办的同志应当造他们的反”的指示，把长办文革拨回十六条指出的正确方向。

第17节 省委认错后的长办两派

12月23日的长办职工大会上，王树成代读了张体学的书面检讨，又宣布省委一一一六信件作废，林一山停职检查接受群众批判。长办的文革又到了一个转折点。

情势的变化对保林派震动极大，红旗总部陷于十分被动的境地。为了摆脱困境，他们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更名易帜乔装造反，把红旗总部更名为长办造反委员会（简称“长办造委”），马振河为一号勤务员。同时长办造委整体加入武汉地区工人总部　，又称新长办工总分部，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内“保”外“造”。

第二件，喊出了“打倒林一山”的口号，并把党委第一书记林一山，第二书记李庭序，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丁福五，党委委员、政治部副主任黄世忠，党委委员、政治部副主任郭志伟，党委委员、政治部副主任于亚农，党委委员、秘书长孔晓春，党委委员、副秘书长罗红元，党委委员、工程大学校长孙昌，党委委员、长江科学院院长赵立苍等，都拉出来戴高帽、挂黑牌，在长办大院内游斗示众，还要被游斗人高喊“打倒三反分子林一山”。这是在长办文化大革命中“保林派”又一个空前创举。

面对此景，捍卫阵线把红旗总部上送中央的一米多长的“联名保林信”公之于众，戳穿了红旗总部对林一山明打实保、形左实右的假转向把戏。

周总理的指示迫使省委收回成命，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捍卫阵线团结造反的结果。这场斗争的胜利，对长办群众也是极大的鼓舞，许多兄弟组织都纷纷要求加入捍卫阵线，共同战斗。

我主持召开了捍卫阵线勤务组会议，一致决定：长办内部的兄弟组织，是我们的战友，他们现在要求加入捍卫阵线，我们不能以大吃小。我们一欢迎，二平等，无论人数多少，只要自愿加入，他们都应有代表进入捍卫阵线勤务组。

当时有长江工大以严常为代表的八一阵线，科学院以苏鲁平为代表的“虎山行”、“1226战斗队”，规划处以殷亮白为代表的造反组织等十几个组织加入捍卫阵线，而且都有代表进入勤务组，一个只有七个人的组织也有代表成为勤务员。扩大后的捍卫阵线勤务组决定，以长办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阵线为基础，成立毛泽东思想革命阵线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联合司令部（即长办联司），成立日期为1966年12月26日，勤务组由顾建棠等组成。

随后又有蒲圻长办施工总队的施总联司，以及南京、沙市、重庆的观测队和水文总站，丹江、宜昌、万安、鸟江渡、南阳等地的设代处和外业队的造反派，都加入了长办联司。一些外单位的造反组织也要求加入，被我们婉言谢绝，原因是“对内不对外”是长办联司组织发展的原则。

省委文革工作组于1966年10月6日撤走后，郑兆鳌自个儿闯出长办到社会上去了，当时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外面的情况。12月23日，即王树成代表省委在长办职工大会上认错的那天，郑兆鳌第一次回长办找到我，他说：“我参加了红色造反者，也叫工造总司　，我能不能再参加长办捍卫阵线？”我说：“可以，但你都要以个人身份参加。你在外面的活动由你自己承担责任，在外面你不能用长办捍卫阵线的名义活动。”郑兆鳌同意了。

在长办联司夺长办党委的权之前，郑兆鳌又一次找到我说：“工造总司希望长办联司加入。”我回话说：“我们长办联司立足本单位，原则是一不吸收外面的组织，二不参加外面的组织，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再加上外面的情况很复杂。你可以代我转告工造总司，谢谢对我们的关心。”郑兆鳌又说：“联司不参加工造总司，我在那里说话就没有力量。”我最后向郑兆鳌表示：“让行政处修建队的战斗队由谢从勤同志负责参加工造总司，你作为长办联司驻工造总司的代表，但不等于长办联司加入了工造总司。谢从勤同志负责的修建队战斗队，对外可以打工造总司旗帜；工造总司也可宣称在长办有红色造反者（即工造总司成员）。但修建队战斗队仍属长办联司的组成部分，工造总司若要动用，必须得到长办联司的同意。工造总司和长办联司是战友关系，必要时双方互相全力支持。”郑兆鳌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进入工造总司上层。

第18节 讨要黑材料为群众平反

长办党委依照省委的部署，从1966年6月中旬到8月下旬的七十多天内，同各地的党委一样，派文革工作组进驻长江工程大学，在师生中划左、中、右，抓“右派”；在各处、室、院、站、队中大整群众黑材料，把干部、科技人员、职工群众打成“三反分子”、“反革命”、“阶级敌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子游街示众。

针对各地执行刘邓资反路线大整黑材料、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问题，党中央1966年10月5日批转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11月16日又发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的补充规定》，文件明确规定：“对于文化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材料，都应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复制，不许私自处理。”“因为给领导上或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革命群众，都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

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各级党委，大多数对毛主席批发的文件不仅不传达不贯彻，反而把整群众的材料隐藏转移。然而纸包不住火，北京的造反派红卫兵根据中央文件，纷纷向各单位党委讨要整群众的黑材料。当权派不肯交出，红卫兵被迫去抢，抢不到就去抄当权派的家，一股抢夺“黑材料”的风浪席卷全国，刮到了武汉，吹进了长办。

1967年1月1日晚上，戚务华告诉我：长江工程大学八一阵线的学生得到严常从北京传回的消息，说北京都在抢夺当权派整群众的黑材料。现在八一阵线的学生正在抄长江工程大学党委成员的家，他们还要来抄长办党委成员的家，说北京都在这样搞。

我要戚务华告诉工大八一阵线的学生：不要到长办大院来抄家。如要抄长办党委成员的家，也要由我们来搞。

我随即挂加急电话与长办联司驻京代表赵枣安通话询问有关情况。赵枣安说：“现在北京因为当权派不肯交出整群众的黑材料，群众就抄他们的家，连一些部长、副部长的家都抄了。”我问：“有没有什么中央文件指示？”赵说：“听中央文革接待室说，党中央去年10月5日和11月16日发了两个文件，要求各级党委把整群众的材料都烧毁。”我又问：“你见到过这两个文件吗？”赵说：“没有，但文件肯定有。我们一定要赶快动手，不然的话，什么都搞不到了。如果抄到同刘少奇有关系的东西，马上送来北京。”

1月2日，我召集阎清武、李纯钊、葛仲余（长江水利工会专职干部、武装民兵连副指导员、中共党员）、谢从勤（总机房技工、武装民兵连副连长、中共党员）、戚务华（长江水利科学院政治处干部、中共党员）等通报了上述情况，并说了我的意见：毛主席、党中央的文件，长办党委他们不执行，我们执行。他们把冯志沄、李元亮、田海燕、汪镇国等打成“反党分子”、“右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他们搞汪镇国的时候，张彬部长要我贴汪镇国的大字报，政治部办公室主任胡彤要我站稳立场，我没有理他们。汪镇国、李元亮他们都是受害者，他们现在又无力为自己平反，我的意见立即去找党委，要也好，抄也好，抢也好，反正要把整群众的黑材料搞到手毁掉。我们统一的提法叫“讨要整群众的黑材料”。

这时我们得到了长江工程大学八一阵线弄来的中央关于处理整群众材料的两个文件，但是长办党委拒不执行，顶着不办。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自己解放自己，我们自己来办。

向长办党委讨要整群众的黑材料的斗争进行了四次，策略是先礼后兵，讲理不听再抄家。

第一次是1967年1月3日。先找政治部主任丁福五讨要，他说：整群众的材料，大多没有收上来，已收上的都交给省委工作组了。我们不信（后来的事实证明丁福五骗了我们），随即决定在秘书处、行政处、科学院和政治部各抽一部分人，在葛仲余、谢从勤、陈学先（共青团员、行政处汽车队司机）、陈林海（共产党员、保卫处干部）、戚务华、赵国兴（共产党员、转业军人、组织部干部科干部）、黄炳乾（共产党员、团委专职干部）、杨立人（共青团员、团委专职干部）、张贤良等率领下，分别到党委成员林一山、李庭序、丁福五、于亚农、黄世忠、孔晓春、郭志伟、赵立苍、罗红元九家讨要整群众的黑材料，要求无论到哪一家，不得动武，明确告知是来讨要黑材料，最好要他们自己交出来。为了避免支持我们的孔晓春、郭志伟、赵立苍、罗红元误会，由谢从勤、戚务华事前向这四个人通了气。

这次没有抄到黑材料，但令人兴奋的是，在林一山家抄到了一张林一山与刘少奇的合影大照片，一篇题为“刘主席挥巨手，夔门笑开颜”的吹捧刘少奇视察三峡的文章，以及林一山写给刘少奇的几封信件，这在长办乃至武汉市也不多见。得到这些罕见的材料，当时我们都十分高兴，认为是意外的收获。我与赵枣安通了加急电话，赵也很兴奋。我根据赵枣安的要求，请李纯钊把这些材料进行了复制，并派科学院的徐隆庆专程上京，送给了赵枣安。赵收到材料后来电告诉我，这些材料交钱正英部长报给了周总理。

第二次是1月6日。在向党委成员讨要黑材料的时候，规划处党支部书记、处长王有秋反戈一击说：“李庭序副主任在运动中布置各处室注意收集群众的材料。”联系3日丁福五所说“整群众的材料，大多没有收上来，都还在各处室”，勤务组决定在二食堂楼上召开长办联司各处室负责人大会，研究下一步措施。

我在会上讲：“先给大家通报一下，三天前，我们向党委成员讨要整群众的黑林料，虽然没有弄到黑林料，但意外获得了林一山与刘少奇的合影和吹捧刘少奇的文章。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早在1958年3月30日就视察了三峡，可没有见到林一山歌颂毛主席的文章，他以自己的行为证明了他是刘少奇在长办的代理人。其次就是根据丁福五主任说的情况——整群众的材料大多没有收上来，都还在各处室，我们现在就去向各处室的当权派讨要整群众的黑材料，这些黑材料是林一山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整群众保自己的铁证。许多同志受到迫害，还有一些同志被林一山整了黑材料、上了黑名单，自己还蒙在鼓里，还死命当保林派。要回黑材料公之于众，对这部分同志也是最好的教育。我们现在就到各处室去搞，但不得动武。”

这次要黑材料的结果，证明丁福五没有说真话，我们受了骗：多数处室整的材料都上交了政治部，只有少数处室没交。少数没交的处室，这次被迫把黑材料交了出来。我们随即公布了被整群众的名单，把被整群众本人写的材料还给本人，并当众焚烧了当权派整理的黑材料。

第三次是1月11日。长办施工总队的造反组织施总联司，1月10日派出代表到长办，要求长办党委交出施工总队党委上报的黑材料，他们希望得到我们的支持。因当时我们也不知道黑材料放在哪里，也希望与他们联手，不但可以搞到黑材料，还可加深友谊。我正准备在阎清武和修建队孙敬龙陪同下，到南京路长办招待所去见施总联司代表，真巧，钟灵英向我通报说：“黑材料都装在一只大木箱里。10月中旬，保林派红旗总部打砸长办文化革命委员会时抢走了。”

那天上午见到了施总联司代表的领队之一陈维玉，我向他明确表态，长办联司全力支持施总联司来搞黑材料，并约请代表团主要负责人赵达民和谢开文到长办小礼堂进一步商谈。当天下午赵达民、谢开文和陈维玉准时到达，我方参加的有顾建棠、阎清武、孙敬龙、李纯钊、葛仲余、戚务华。最后商定，12日上午到长办政治部会合，要求把所有黑材料交还给我们。

12日上午，当长办联司和施总联司的代表到政治部时，突然冒出了保林派长办造委，他们也要黑材料，十分明显，这是长办党委操纵的。丁福五主任一面承认有整群众的材料，一面又说：“由于你们三家都要，所以今天先签订一份协议，以后我们四方各派相等代表参加清理。具体日期由政治部通知你们。”我们不同意，而且声明长办造委没有资格参与要黑材料。但丁福五坚持他的方案，加上保林派长办造委拥护，只好达成暂且封存的协议。哪知我们又一次上了当，1月16日，林一山操纵长办造委搞假夺权，黑材料被长办党委转移了。

第四次是1月24日。长办造委的人23日下午殴打了长办职工家属造反组织“半边天”负责人罗家惠，长办联司当晚决定向中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党委夺权。

当时宣布：夺权时一定要搜寻黑材料。不久终于找到了好几麻袋，其中绝大部分是黑材料，还夹有一些关于文革运动的文件。开始放在修建队，由孙敬龙负责保管，不允许任何人单独开封；后来叫谢从勤把它转移到工造总司，由葛仲余负责保管，任何人不得单独启封；以后又转到蒲圻施工总队，与施总联司共同拆封清理，长办联司派冯玲雯、江超伦前往清理。冯、江两同志在清理中，按文件类、黑材料类分别清理造册，陆续运回长办，由葛仲余和黄山佐负责，把文件交机要室杨财运，把被整群众本人写的材料交还本人，把组织整理的黑材料当众焚毁，并公布了被整人的名单。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中共中央1966年10月5日和11月16日两次发文，宣布所有整群众的材料一律无效，并要求当众焚毁，可是林一山领导下的长办党委一骗二赖三转移，要不是夺了他们的权，那些黑材料焉得焚毁。

第19节 林一山因困惑记恨报复

当时许多人都说，顾建棠把林一山打倒了。我没有这个能耐，张体学、王海山都打不倒他，我算老几？我只不过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不满省委一一一六信件对长办在省委工作组领导下的前段运动既不作任何交代也不承担责任，又没有对林一山复出后可能对揭批过他的群众和干部实行报复给予警告制约（1970年3月林一山复出后的报复行为令人震惊），抓住了时机，在钱正英副部长的支持下，我们的诉求反映到了周总理那里，仅此而已。

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确实使林一山得到陶铸和王任重保护的美梦破灭了，这对林一山来说是痛苦的，因此他记恨在心，在他的回忆录中把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叫“浩劫”，把他在文革中受到群众揭批叫“在劫难逃”，把造他反的人叫“阴谋分子”。他恨钱正英，恨王海山，恨张体学等，特别恨顾建棠等长办的造反派，在林一山眼里，要不是顾建棠跳出来反对省委一一一六信件，上京控告，周总理哪里知道省委的信件，周总理怎么会发出“湖北省委的信是错误的，长办的同志应当造他们的反”的指示呢？所以他认定顾建棠是自己被“打倒落地”的罪魁祸首。同时使林一山困惑的是，小小的顾建棠怎么如此狂妄，敢于在众目睽睽之下反对省委，且居然得逞，其背后必有人操纵。为此，四年后出现了戏剧性一幕。

1970年3月，林一山复出。同年7月，我从中央办的“五不准学习班”回来，立马转入林一山领导的长办革命委员会办的“五不准学习班”。林一山与我换位了，林一山成了长办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军代表挂名主任），我被当作五一六分子，进五不准学习班受审。我这个重点学习班的班长是林一山夫人、长办组织部长张彬。

9月的一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张彬叫学习班的“动力”　除桂裕炳外，统统提前走开。

张彬笑着问：“小顾，林主任和我以前有哪些对不起你的地方，你现在能不能给我讲一讲？”我坦然回答：“文革前你是我的支部书记，我对林主任和你是十分尊敬的，你们对我是又培养又信任，没有任何对不起我个人的地方。”她笑着说：“我今天当着桂裕炳的面告诉你，是林主任提名你顾建棠作为长办的接班人，并且按组织程序上报水电部备了案，这件事是桂裕炳经办的。”

桂接话说：“底稿还在档案室，你要不信，我马上拿来给你看。”

张彬接着说：“要是不来文化大革命，1966年下半年就会让你到陆水施工总队担任政治部主任，一年后回长办任政治部副主任，并进长办党委。我就弄不懂，你为什么要反对林主任呢？”

我微笑着回答：“张部长，我造林主任的反，绝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正如毛主席讲的，路线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这次张彬主动找我谈话，是林一山复出后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次谈话是张彬奉林一山意思有备而来，对我来说纯出意外。而我说的全是真话，张彬对我说的也是真话。我至今还相信，她向我透露这个机密，已失时效，对我来讲无一点价值，但张彬为什么如此正而八经？从她的问话中可以看出，其旨有三：第一，告诉你顾建棠，我林一山是真心培养你的，你瞎了眼造我的反。第二，示我林主任对你寄予厚望，激我感激涕零，后悔当初造了林主任的反，如能和盘托出我的动机和台前幕后，现身说法，痛改前非，其政治效应非同小可。第三，通过这一试探，决定对我的惩罚程度。可是林主任你失算了。我造你的反确无私人恩怨，而且确无他人操纵的背景，如果硬说我有背景的话，那就是五一六通知、毛泽东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十六条以及我投入文化大革命义无反顾的意志。

林一山复出后置我死地是必然的，这叫西风压倒了东风，走资派打倒造反派，这符合阶级斗争规律。但在1976年10月前，尽管林主任使出了全身解数，他可以拖着长期不给我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但不敢开除我的党籍；他可以长时间不给我这个长办革委会副主任安排工作，但他不敢把我这个有名无实的副主任除名。为什么？全因周总理、毛主席尚在人间。1976年华国锋阴谋发动右派政变后，党内资产阶级向文化大革命疯狂反攻倒算，在这白色恐怖、腥风血雨的大气候下，林一山也跟着张开了血盆大口。但我不恨他，因为他只能在修正主义的法西斯统治下才能张牙舞爪。

第四章 黄鹤楼喜迎一月风暴 陈再道看作右派翻天

1967年8月以来，武汉地区革命群众同全国各地一样，紧跟毛主席，向各级走资派发起攻击，奋起反击刘邓资反路线，并在斗争中集结组织起来了，工人总部、工造总司、九一三　、二司、新华工、新湖大　、新华农　等群众造反组织相继成立。1967年元旦，武汉造反派召开万人大会批斗了湖北头号走资派、省委第一书记、武汉军区第一政委王任重。犯有走资派错误、推行资反路线的各级当权派纷纷受到批判，省市委支持、操纵的各单位“文化革命委员会”、“红卫兵”、“武汉职工联合会”等反文革组织逐渐瓦解。

第20节 武汉三镇掀起夺权大潮

1967年1月4日，上海造反派夺了《文汇报》的权，5日又夺了《解放日报》的权，并发表了夺权公告。9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主席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夺权的支持：“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向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发电致贺，并号召全国学习上海造反派的经验。

武汉地区的夺权是从基层开始的，最早夺权的是武汉第二机床厂，造反组织“八一七”在李守宪　的支持下，夺了该厂的权。（据李承弘　《百年寻梦》第192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版。）一时间，夺权风起云涌，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武汉测绘学院、华中工学院、湖北大学、武汉无线电元件厂、湖北省公安厅、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汉电信局、武汉城市规划设计院、中原机械厂等单位的造反派组织，先后夺取了本单位的党政财文大权。

遵照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应当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1967年1月23日，武汉军区在陈再道司令员领导下成立了“三支两军”（支持左派群众、支持农业生产、支持工业生产，对要害和核心部门及地区进行军事管制、对大中专院校师生实行军政训练）指挥部，副司令员孔庆德任支左办公办室主任。从此武汉地区进入了陈再道主政时期——1967年1月23日至7月27日。

第21节 陈再道抱着成见来支左

陈再道司令员耳闻目睹了武汉部队“支左”前武汉地区文革的过程。1966年6月，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组建了三千多个文化革命工作组，进驻学校、工厂、文艺团体和企事业单位，把成千上万的群众和干部打成“三家村”、“右派分子”、“资产阶级黑帮”、“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批判游斗、关押、开除、坐牢，有的还被枪决，真是一片白色恐怖。这个时候还没有造反派，后来那些反文革的精英们把这一切一棍子全打在造反派头上。

8月以后，武汉地区革命群众同全国各地一样，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对王任重、张体学推行的刘邓资反路线进行了有力的冲击，并且批斗了他们，夺了他们管辖下的各个单位的党政财文大权。

王任重“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陈再道也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在他眼里，王任重的这些作为不是倒行逆施，王任重推行刘邓资反路线，把广大群众干部打翻在地，实行白色恐怖，是天经地义；而广大革命群众起来造走资派的反、造资反路线的反，是“无法无天”，是滔天大罪。因为王任重领导的湖北省委就是党，就是无产阶级的代表，群众向推行资反路线的省委造反，就是向党、向无产阶级造反，就是右派翻天，向走资派夺权更是十恶不赦，对造反派必须坚决镇压，实行专政。

陈再道就是抱着这种既定的反文革心态，率领武汉军区开始“支左”。

第22节 为联司夺权一访李守宪

“一月风暴”吹响了向党内走资派夺权的号角，一时间各单位夺权风起云涌，形势逼人。长办联司怎么办？

到底如何夺权，长办联司能不能夺长办党委的权，我们心中无底。真巧，1月上旬的一天，长江水利水电科学院的技术干部、党员王淑善　在戚务华陪同下来找我说：“在武昌碰到原省委工作组的胡××（麻子），听胡麻子说，有一个支持造反派的老革命叫李守宪，是武汉工人总部、二机床厂八一七等组织的后台。我们能不能找找他？”戚务华接着说：“李守宪是原中南民族学院党委书记，我当过他的秘书。他现住武昌粮道街，我同他很熟，完全有把握找到他。”

在保林派长办造委假夺权之前，1967年1月10日，我和戚务华由尹小元驾车来到到武昌粮道街李守宪家见到了李守宪，一个年约五十开外的小个子。威务华向他介绍过我们后，我向他介绍了长办运动的概况。他与林一山相似，口若悬河，自称“在延安时我与陈伯达一起工作过，而且很熟”。他说：“林一山我认识，是山东人，他是天上知道一半，地上全知道，是七级干部，当过辽南省委书记。他的脑子很好使，是不大好对付的呢。你们造林一山的反、打倒林一山的方向是对头的。今天来找我，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戚务华同志是老战友、老熟人了。”

戚务华先讲：“长办有一个保林一山的保皇组织，叫长办造委，前不久，他们钻进了工人总部，对外叫武汉工人总部新长办分部。他们是十足的保皇派，我们想请李老向工人总部讲一下，把他们清除出工人总部。”李守宪满口答应：“没问题，这好办。”我接着说：“上海造反派夺权，毛主席、党中央支持，那我们长办能不能夺？”李守宪说：“你们现在条件不成熟，夺权是夺群众，要是你们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群众，就可以夺，现在不行。你们回去要与林一山争夺群众，多做争取群众的工作。”

我和戚务华回到长办后，召集阎清武、葛仲余、宋国钧（中共党员，长江工程大学学生科干部）、谢从勤、王淑善、何畏之（中共党员，勘测处干部）、王钦良（共青团员，水文处技术员）等到高永华（中共党员，军转干部，长江水利水电科学院政治处组织科长）家里，传达了会见李守宪的情况，着重分析研究了长办联司的群众基础状况：规划设计系统和行政财务系统绝大多数的领导和主任工程师都亮相造反，联司群众占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总工程师室七个正副总工程师中有六个站在联司这边，科学院的两位院长与联司群众站在一起，联司的力量占优势。但在政工系统我们的群众还不到百分之五十，尤其勘测、水文系统，联司的力量很弱；外业队、站，除施工总队外，其他地方保林派占优势。最后一致决定多做争取发展工作，等待条件成熟再考虑夺权。

第23节 长办造委奉旨搞假夺权

向走资派夺权，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那些深陷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泥潭的走资派，以及犯有走资派错误的人，必然采取各种手段应变，长办的林一山就操纵保林派长办造委搞了一场假夺权把戏。

1月16日，长办造委贴出公告，宣布长办造反委员会已夺取了长办的党政财文大权，即日起由造委启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公章，行使权力。

大家都感到突然，怎么不声不响就夺到了大印呢？都认为是林一山导演的一出闹剧，纷纷予以谴责。许多联司的群众一针见血地说：“那是林一山操纵的假夺权。”“哪有保皇的夺皇上的权？”“造委是保林一山的，权在造委手里等于在林一山手里。”“这不过是防止我们联司夺权，先下手为强而已。”

面对造委的假夺权，联司群众自发起来抵制：电话不通了，门卫传达不传了，食堂只为联司人开饭，汽车没人开了，财务不办报销了，器材科不发材料了，修配厂停工了，规划设计停摆了……长办的日常工作几乎停顿。正如毛主席说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长办造委的假夺权，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们一筹莫展，“即日行使权力”变成了沉重的包袱，最后无奈之下“还权”林一山，西洋镜不戳自穿。后来知道，这场短命闹剧确实是在林一山、丁福五授意下上演的，目的是借“一月夺权”大潮，不让长办大权落在长办联司手里。

无独有偶，在林一山的假夺权出台第三天即1月18日，省委第一书记张体学派副秘书长张华到武昌“红楼”　向工人总部等造反派组织主动“交权”，并提出与工人总部等“合署”办公，甘当“顾问”。林、张如此异曲同工，其意全在保权。

第24节 为联司夺权二访李守宪

1967年1月16日，长办造委在林一山操纵下搞了假夺权。面对此情，我和戚务华第二次拜访李守宪，我没等他开口先讲：“李老，武汉工人总部怎么还没有把那个工总新长办分部开除掉呢？”李说：“这件亊不大好办，你们两家都有点保，他们保林一山，你们保省委工作组王海山。”我解释说：“王海山这个省工作组与众不同，他们不是支持、保护林一山和长办党委而去整群众，而是发动群众批斗林一山。最近我们向长办党委讨要整群众的黑材料，在林一山家中抄到了他吹捧刘少奇的文章和他同刘少奇的合影，今天我带来了，给李老看看。”说完，把文章和照片送到他手上。

李边看边说：“这就证明林一山是投靠刘少奇的走资派，看来你们的大方向是对头的。关于保林派、那个什么新长办分部混进工人总部的问题，我再找工总谈一下把它除名的事。长办造委胡乱夺权，其结果肯定变成包袱，弄得骑虎难下。你们不理它，继续做争取群众的工作。你们现在的条件也不成熟，要多争取群众，待条件成熟了，我前去支持，我还可以请陈再道司令员派解放军协助你们。”我们听了很高兴，向李守宪道谢告辞。

第25节 联司因势利导搞真夺权

1967年1月23日午后，长办联司所属的家属造反派“半边天”负责人罗家惠到联司办公室谈工作，正走在老大楼（长办红楼）二楼的楼梯上，造委的几个人突然挥拳猛击，致罗家惠从二楼楼梯上滚落受伤。造委制造这起事件，是想借此激起联司群众愤怒，挑起武斗，制造混乱，摆脱困境。

造委行凶，闻讯赶到现场的联司群众越来越多，群情激愤，有的要求以牙还牙，有的要开控诉大会，有的提出乘势夺权……。下午四点多钟，我召开了长办联司勤务组扩大会议，除勤务组全体成员外，还特邀了了缪盛桂（秘书处长）、丘碧谨（机电处长）、张振奇（组织部组织科长）、王志珍（水利工会办公室主任）、徐秀庭（长办团委副书记）、高永华（科学院政治处组织科长）、阎清武（行政处房管科长，武装民兵连连长）、李纯钊（《人民长江报》副主编）等中层领导干部参加。

我在会上提出：现在群众情绪十分激动，有人要求以牙还牙；也有人提出现在就夺权，不赞成以牙还牙。要是夺权的话我们毫无准备，到底怎么办？要不要现在夺权？如何夺权？夺权中应注意哪些问题？会不会成为包袱？我请大家来商量一下。

经商议，认为造委制造事端，从反面帮我们发动了群众，为我们夺权创造了条件；夺权不会成为包袱，行政管理和规划设计方面足以控制。遂决定当晚夺权，并成立了由顾建棠、张振奇、缪盛桂、王志珍、阎清武、戚务华等组成的夺权临时指挥部。长办联司的真夺权开始了。

我随即宣布：对领导干部不准打骂，由民兵连副指导员葛仲余和团委黄炳乾把党委委员全部集中在修建队小楼里，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入；由保卫处陈林海和组织部赵国兴、张贤良、谢宜曙负责保护干部档案室，不允许任何人进入；由保卫处王宜久、团委杨立人和技术资料档案室的张××保护好技术资料档案室；沪玉琪和财务处杜其国、蒋文海负责保护财务档案；保卫处江超伦和民兵连副连长谢从勤负责收集保管长办的各种印鉴，并对干部档案室、技术档案室和财务档案室巡回保卫。

晚上七点多钟夺权开始，首先打开了政治部的大门和林一山、李庭序、丁福五的办公室，再就是各处、室、部、委、院、校的办公室，夺取公章，但就是找不到“中国共产党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委员会”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大印。后来在政治部机要室内发现两个铁柜，但没有钥匙，谢从勤同志把修建队锁匠韩大燕叫来打开柜门，果然两颗大印安放其中。到凌晨四点多钟，夺权成功。此后，长办日常工作有序进行。这次夺权活动后被称为“一·二四夺权”。

长办联司夺权当晚，我到修建队楼上与党委成员谈心，想听听他们对夺权的看法，除李庭序有点勉强外，都表示拥护。我一心想争取这位老红军支持，第二天又到他家里，他说：现在看不到中央和省委文件，心中无底，叫我儿子设法弄点文件来，我儿子给我拿了一大堆小报。我问他，这小报上的东西能是真的吗？我儿子说现在小报上的东西比大报来得快，而且都是真的。小顾，你能不能搞到中央的正式文件？只要中央文件说毛主席叫夺的，我心中就有底了。他最后说：我不是反对你们夺权，让我再想想，我也相信你是个好同志。

七二〇事件后，政治部副主任黄世忠回忆：联司夺权后，李庭序要我带他去见陈再道司令员，他向陈再道汇报说长办有两派，一派叫“捍卫”（实际上已改为“联司”），是反林一山的；另一派叫“红旗”（实际已改为“造委”），是保林一山的，我们该站在哪一边？陈再道听完李副主任和我的汇报后说：“你们应站在‘红旗’这一边。”就是因为这句话，李庭序紧跟陈再道，直到七二〇事件爆发。

夺权后日常工作正常运转，规划设计工作有序进行，档案资料完整无损。从夺权那天起，中经长办联司1967年6月26日被迫撤离大院，到1968年12月8日向进驻长办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理移交止，所有干部档案、科技数据文件、财务账册、票据、钱物，无一缺失。对此，据说上至李庭序、丁福五等领导，下至原档案室负责人蔡世英等，都深为惊叹。

第26节 抵制支保吃左的反夺权

武汉部队开始“支左”的第二天，发生了长办联司“一·二四”夺权。长办联司夺权的第二天，林一山夫人、长办组织部长张彬由后门进入一墙之隔的武汉军区后勤部（即一五二部队）金正钟　部长家哭诉，要求反夺权。1月28日，一五二部队“支左”人员暗中支持长办造委抢夺长办联司的广播设备，接着以“支左”为名强行封存。

长江工程大学一个叫姚治邦的学生，是保林派组织“八一八”的负责人，他在1月27日下午到长办大院贴大字报反对长办联司夺权。大字报中有一句话“要你们向毛主席低头认罪”，哪知他把“向”字漏写了，变成了“要你们毛主席低头认罪”，很快就被群众发现，并高喊：“现行反革命分子姚治邦反对毛主席罪该万死！”“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姚治邦！”但现场却找不到姚治邦这个人了，有人到长江工大也没找到。后来才知道，是保林派与在长办支左的一五二部队谋划后，用军车把姚治邦送出大院保护起来了。

1967年1月28日下午，长办造委李汉卿、夏施霖（勘测处）、罗礼社（人武部）和朱妙根（科学院）等突然袭击了长办联司广播站，强行抢夺广播设备。造委刚抢走广播设备，武汉军区后勤部的解放军就赶到了，并宣布“广播设备由支左部队封存”。与此同时，长办造委在大院内贴出了大标语：“热烈欢迎解放军支左”、“坚决拥护解放军支左部队查封广播设备的革命行动”、“长办造委与解放军心连心”、“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联司群众则群情激愤，认为“这是在支保压左”，“一五二部队的行动大长了造委的气势”，“实际上是帮林一山反夺权”。

事发当天，我胃痛躺在青年大楼李纯钊的床上。我对李说：“我十分迷惑，造委与一五二部队怎么配合得那么巧呢？广播设备本来是我们的，应该归还才合理。我们是夺了权的造反派，部队支左应当支持我们才对呀。而一五二的动作是在支保林派，我感到这里面一定有鬼。”

李纯钊讲：“造委欢迎解放军的大标语来得那么快，贴出来的时候墨迹都是干的，可以肯定是事前写好的，看样子他们事先通了气的。刚才听说一五二部队进长办是从右边院墙翻过来的。造委抢走广播器材才几分钟，部队就进了长办，这也太巧了吧。”

第二天勘测处的李吉贵告诉我：我们处里的夏施霖和王世侨等，早在1月27日上午就在地质科写好了欢迎解放军的大标语。接着又得到几个老干部传来的信息：一五二部队的金部长是林一山的老下级，他们是老关系，以前金部长常到林一山家里玩。前不久，张彬还从院墙后门到一五二部队去找金部长，哭诉长办联司夺了林一山的权。

面对一五二部队有计划有准备的假支左真支保行动，长办联司发表了《呼吁书》，揭露长办造委强抢长办联司广播设备的真相，批评一五二部队不支左、不公正；同时派出赵国兴（组织部干部科）、张贤良（组织部劳资科）、刘业凯（组织部组织科）、郑兆业（政治部人武部）、阎清武（行政处房管科）、林松声（施工总队政治部副主任）、吴希承（福利部长江医院院长）等解放军转业干部，分别到武汉军区、省军区、驻军和军亊院校接待站反映情况，发送《呼吁书》；又发动在长办工作的一五二部队领导干部的夫人鞠健、高永华、冯玲雯、宁金姣　等向一五二部队首长反映，要求归还广播设备。我们的这些行动虽然得到了军事院校和一五二内造反派的支持和同情，但无实际结果。

2月初，长江科学院的周仁和苏鲁平、机电处的魏国强、施工处的蒋乃明、行政处的闵中文、勘测处的何畏之、水文处的王钦良等八个人向我提出，要去隔壁一五二谈判，要回广播器材。我支持并为他们开了介绍信。在一五二接待室等了一昼夜，负责同志避而不见，四人先回来，留下四人继续坐等。第二天一早苏鲁平等送棉大衣给留在一五二过夜的同志，几经周折，才让苏鲁平等进入值班室。苏鲁平是能言善辩的高手，他从部队支左方向、长办“革”“保”分水岭、一月夺权毛主席支持等方面作了铿锵有力的陈述，一五二部队接待人员哪是他的对手，只是重复说“我们可以向首长反映”。

2月5日，施工处的蒋乃明、水文处的王钦良、干部科的赵国兴和谢宜曙，以及家属造反组织“半边天”的罗家惠等再去一五二部队，发现大门外划了警戒线，哨兵不让大家进门。争辩中蒋乃明等冲破警戒进入大楼，出来接待的一位军官气势汹汹地说：你们冲破警戒，闯入军事机关，是违法犯罪的事情，你们必须检讨，否则不得回去。蒋乃明等偏偏不吃那一套，相持到下午。下午仍不见蒋乃明等回来，我再不能等了，前往一五二部队，礼貌地请哨兵通报。不知什么原因，很顺利，由一位军人引领我到了一间会议室。不一会儿，来了好几位军官，其中一位介绍另一位说：这位是我们的罗副部长。（七二〇后他到长办来主动拥抱我，向我赔礼，才知道他叫罗孟刚　。因《长办联司》报刊登他拥抱我的照片，1969年批派性时受到批判。）

我站起来有礼貌的应声：“罗副部长，你好。”罗说：“你有什么意见，请讲。”我说；“我来这里有两点请求，一是请罗部长把滞留在这里的几位同志放回去，二是请把封存的广播设备启封归还我们。”罗副部长说：“这几个人冲击军事机关要作出检讨，要接受处理。至于广播设备问题，不是说你们不能广播，而是因为你们夺权非法。”我说：“听罗部长一说我明白了，广播设备也好，几个同志被扣也好，根子全在于我们夺了长办林一山的权，毛主席支持的向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夺权，难道要批准吗？”罗副部长打断我说：“林一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吗？”我说：“林一山要不是走资派，周总理为何说‘省委保林一山的信是错误的，长办的同志应当造他们的反’呢？再则，我们在1月24日夺权后向水利水电部报了喜，向周总理也报了喜，时至今日，周总理并没有批评我们。”罗副部长说：“你说的那些，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你要的这几个人现在也不能放。”我说：“如果罗部长真想知道，不难，你可打电话问省委书记王树成，也可以打电话给总理办公室，或者到长办问林一山也行。”罗副部长说：“废话，我不想知道。”我说：“那好，如若罗副部长能拿出‘夺权不合法’、‘夺权无效’的毛主席最高指示，我们就服你。不然的话，你看着办吧，告辞了。”

我没有要回人，晚上一五二部队要蒋乃明作个口头检讨，就把人都放了，但广播设备没有启封。这是陈再道1967年1月23日介入“支左”后，“支保吃左”的第一例。

第五章 夺权起纷争兄弟反目 走资派乘机一箭双雕

陈再道为走资派反夺权，第一阶段是赤膊上阵，直接动用军队进行镇压；第二阶段是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组建以基干民兵为主力的武斗专业队——“百万雄师”，并指派军区副政委叶明　单线操纵、直接指挥，对造反派血腥剿杀，以至发生了武力抓捕中央代表、武装冲击毛主席住所的“七二〇”严重政治事件，把一个上百万人的群众组织推向了错误的顶端，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牺牲品。

陈再道领导下的支左工作展开的第四天，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在1月26日发动了向湖北省委联合夺权。当时工总、工造、九一三、二司和新华工等组织有百万之众，气势正旺，夺权行动又为中央所支持，陈再道还不敢轻率下手。正在此时，造反派因“一·二六”联合夺权出现纷争，由此引发了“二八”声明公开发表，内讧随即加剧；对二八声明的看法不同，进一步分裂成“香花”“毒草”两派。1967年2月14日，几位老帅向中央文革发难、大闹怀仁堂，随即形成全国性的“二月逆流”。陈再道看准时机，精心谋划，开始了镇压造反派的第一阶段，顷刻间逆流横溢荆楚大地。

第27节 一·二六夺权与二八声明

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组织于1967年1月26日，发动了向湖北省委联合夺权的革命行动，但没有成功。关于这次夺权的情况，有不少传言和评说。近两年来，市机关红司魏绳武的《机关》、新一冶曹承义的《悲欣交集话文革》、工造总司吴焱金的《四十三年望中犹记》和二司杨道远的《奉献》等书，还有新湖大彭勋的回忆，对一·二六武汉造反派联合夺权夭折一事，均有叙述，虽然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众口一词的——夺权流产了，且因席位之争，导致造反派兄弟反目。

联合夺权夭折十三天后，由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等十二个组织署名，在1967年2月8日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附录一）。造反派的内部纷争公开化了。

二八声明不但把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意见分歧暴露无遗，而且把昔日并肩战斗的兄弟组织扣上了走资派的“别动队”、“爪牙和走狗”、“托派”、“造反奸贼”等帽子。这一下犹如重磅炸弹在江城爆炸，对二八声明持不同观点的两派争斗展开了。

以二司、工人总部和九一三兵团等为代表的一派高呼“二八声明是大香花”，以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和工造总司等为代表的一派大骂“二八声明是大毒草”。“香花”“毒草”大纷争阵势空前，武汉三镇批判刘邓资反路线、揭露走资派王任重的大字报、大标语不见了，而“香花”斗“毒草”、“毒草”批“香花”的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小报铺天盖地，演讲会、辩论会夜以继日、遍布三镇，顿时成了武汉文革主流，许多中小造反组织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

打内战，不仅被顽固推行刘邓资反路线的走资派所利用，香花、毒草两派都惨遭迫害；同时给武汉乃至湖北全省革命造反派内部造成了长达六年多的不和。虽然其间曾在1967年春夏为工总翻案和抗暴的斗争中破镜重圆，但这是外力压迫下的势所必然。而曾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的头面人物（包括本人在内），都没有从中吸取教训，所以，七二〇亊件后又一次出现了更大规模的由“香花毒草之争”延续而来的“钢新之争”，又一次给了走资派转移斗争大方向、分化瓦解造反派的阴谋以可乘之机。

第28节 “香”“毒”之争中的长办联司

二八声明出台的时候，我正在协和医院住院做胃切除手术，长办联司对外联络的彭炎生和夏其发来医院告诉我，工人总部等发了一个声明，有的说它是“大香花”，有的说它是“大毒草”。我们联司内部看法也不完全一致，所以联司尚未公开表态。我问：你们看了这个声明吗？他俩回答说看了，是“大毒草”。

我当即请他们弄报纸来看。我看完二八声明，当时认为发这个声明必有其因，但我又不知何因。造反派内部分歧公开化了，必将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和后果，也有可能造成长办联司的分裂。我当即要夏其发把在工造总司工作的长办联司代表郑兆鳌找来问一问。郑告诉我：“听吴焱金讲过这事。他说，真是气死人，在夺权会上二司的人攻击我们工造是卖烧饼油条的，没有资格参加夺权。我也发了火，说有你二司就没有我工造，有我工造就没有你二司，要跟二司斗到底。其他不知道了，因我没有参加1月26日的会议。”

我再一次仔细读了二八声明，认为这个声明是盛怒之下的产物，最大问题是混淆了敌友，导致造反派分裂。

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二八声明的“香花派”与“毒草派”，有可能引起长办联司内部纷争，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不顾胃切除四分之三才十二天，赶回长办，召开了长办联司勤务组会议。一开始就问大家：对工人总部等发表的二八声明怎么看？长办造委有何动向？大家几乎一致回答：二八声明大毒草。长办造委即工人总部新长办分部的口号是“二八声明大香花”。在这一点上，也许长办造委帮了长办联司一点忙，比如长办联司下属长江科学院的周仁本来是赞成香花派的，正因为造委是香花派，他不好意思跟造委走在一起。

最后我表了这样一个态：这个声明是在气头上写的，我认为事出有因，气冲斗牛，打了敌人，伤了朋友。文中点了王任重和张体学八次名，对工造总司只点一次名。文中骂工造总司是走资派王任重、张体学的“别动队”、“爪牙和走狗”、“托派”、“造反奸贼”等，但缺乏真凭实据。我的意见是，这个声明发表的真正缘由我们尚不清楚，但这个声明把造反派内部分歧公开化了，在客观上对造反派起到了分裂分化作用。与我们联系较多也帮助过我们的工造总司、新华工等都是毒草派，而长办造委是香花派，所以我们只好是而且只能是毒草派，但不以联司名义发表评论。至于联司群众发表个人的批判意见，不加干预。勤务组一致赞成。这样，长办联司在二八声明的“香花”“毒草”之争中，始终没有发力。

第29节 陈再道拉“毒”打“香”各击破

2月中旬，就在造反派“香花”“毒草”内斗空前激烈的时候，陈再道对造反派以“打一派拉一派、又拉又打、先拉后打、各个击破”的手段，实施其支保吃左之计。陈再道这一手相当狠毒，他充分利用造反派内的分裂态势，支“毒草派”打“香花派”，火上加油，扩大裂痕；“毒草派”盲目乐观，受骗上当；“香花派”面临白色恐怖，孤立无援；在“香花派”中，又暂稳二司，独打工总。

1967年2月18日，陈再道以武汉部队的名义发表了“严正声明”（附录二）。在这个声明中，武汉军区公开支持“毒草派”，把“香花派”打成“右派”，宣称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发出了镇压革命造反派的信号。

随后，陈再道以武汉部队的名义发布了二一九通知和二二〇公告，并派出直升飞机从空中散发；同时出动七十余辆军车，载乘三千多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在武汉三镇游行、散发通知和公告，高呼“二八声明大毒草”、“解散二司”、“解散工人总部”等口号，阵势空前，大有泰山压顶之势。

据原武汉军区参谋张健著《七月流火》（1998年鄂省图内字第57号）介绍，1967年2月，陈再道和钟汉华在北京商定全面镇压湖北武汉地区造反派的部署——“治乱三步棋”，随即予以实施。

第一步棋是“治乱先治军”。2月19日上午八点半，在北京京西宾馆四楼会议室，由徐向前元帅主持，召开了对武汉军区副政委张广才　、副司令员李迎希　的批斗会，斥责他们是支持军内造反派火烧陈再道的反党乱军黑手。会后将两人隔离羁押。

2月21日，武汉军区在军区大礼堂召开大会，孔庆德副司令员主持，韩东山　副司令员、叶明副政委等出席，同时通知军内造反派代表到会。孔庆德在大会上说：“我今天给大家通报一个新消息，陈司令员和钟政委马上就要从北京回汉了。徐向前元帅说：‘陈司令员不是三反分子，打而不倒，烧而不焦。’我们军区的李迎希、张广才是造反派，想夺兵权，上级己命令把他们抓起来了。”孔庆德同时宣布：“根据中央军委八条，现在我宣布决定解散的乱军造反组织和决定逮捕的乱军分子，立即执行。”当即将参加大会的军内造反派头头戴上手铐予以逮捕。

紧接着，驻在军区大院的“北航红旗”等造反派被驱逐出去。21日晚，武汉军区派出二十个连的武装部队，包围汉口高级步校，周围设置警戒线，抓捕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宣布造反组织为反动组织，强令解散。除高级步校外，后勤学院、通信学院、空军护士学校、军区卫生学校等军事院校和军内文艺团体造反派也同时遭受全面武装镇压，“古田战斗队”、“丛中笑”、“铁军”、“一〇五红色造反团”等29个军内造反派组织宣布解散，逮捕军内造反派多人。

第二步棋是“治军外”。以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区领导把造反派视作敌人，首先拿最激进、影响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开刀。

3月17日上午，陈再道下令八二〇一部队对工人总部及其各分部的负责人实行大逮捕，时任八二〇一部队师长牛怀龙　、政委蔡炳臣　精心部署，当晚指挥部队于午夜进驻公安局，凌晨一点开始行动。几个连队带上报话机，首先逮捕了朱鸿霞　、胡厚民　，然后逮捕了夏邦银　、沈复礼　、王屏　、李洪荣　、李承弘等工总领导人。

3月21日，武汉部队又发布了一个通告（附录三）。这个通告罗织罪名，把工人总部打成反革命组织，随后继续进行大搜捕，“全省300多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传说6千多人被逮捕、拘留。”（徐海亮编著《东湖风云录》第325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月版）同时对二司宣布：夺权非法，禁止活动，勒令整风，并逼迫其向军区和社会请罪。

陈再道镇压造反派，不放过以工总为代表的“香花派”，同样也不放过“毒草派”。武汉军区派驻华中工学院的军训团胁迫“新华工”必须吸收死灰复燃的保守派参加会议，并与之合作批判二八声明，肃清流毒，支持华工保守派重打在社会上颇有影响的“乌兰牧骑”旗号。陈再道还派人策反工造总司归顺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遭到吴焱金严词痛斥。但他们没有罢休，终于把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胡重远拉过去了。1967年4月姓胡的拉出几万人成立“新工造总司”，5月加入了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操纵的武汉最大的保守组织“百万雄师联络站”。

长办联司也遭到武汉军区的压制。与长办一墙之隔的武汉军区后勤部——一五二部队派出军人进入长办大院，将长办联司办公室查封，办公用品没收，把所有勤务组成员和工作人员全部赶回原工作岗位，并宣布长办联司夺权无效。而“二八声明香花派”的工人总部新长办分部却安然无恙，既没有人被抓，其组织也没有被解散。第二天，工总新长办分部宣布退出工人总部，当场把工总新长办分部的旗帜卷起，摇身一变成了拥护三二一公告、高呼“打倒工人总部”的“毒草派”，得到一五二部队驻长办支左人员的称赞。5月间，他们加入了陈再道操纵的百万雄师，终于扯下了假造反、真保皇的遮羞布，彻底暴露了他们的真面目。

此情此景，长办联司的群众当然不服，纷纷与一五二部队支左人员辩论：“我们是二八声明毒草派，你们军队也是毒草派，为什么毒草派要打击毒草派？”“新长办分部明明是香花派，你们为何不查封他们？”“你们的屁股坐歪了吧？”“你们支左是假，支保是真。”

那些“支左”的解放军答不上来，只好说向首长反映，过了一会又改口说：“不封他们封你们，因为他们没有夺权，你们非法夺了权。”一语道破天机，陈再道支左的真正目的昭然若揭，他支左不是支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群众组织，而是支持站在刘邓资反路线上的走资派和保守派。虽然他们认为二八声明是大毒草，但是绝对不会容忍同是毒草派的造反派。

笫三步棋是在地县镇压造反派。3月19日至26日，孔庆德、韩东山、姜一　、张旺午等分赴荆州、沙市、黄冈、黄石、孝感、襄阳等地以贯彻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抓革命促生产为名，行镇压省内各地造反派之实，每到一地立即解散群众造反组织，抓捕造反派骨干，宣布夺权非法。

3月20日，孔庆德在荆沙地区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宣称：“搞造反夺了权的，一律无效，由军队一律夺回来。他们打砸抢是土匪行为，夺权，是想当官嘛！破坏生产，冲击军事机关，有一个抓一个，有两个抓一双。他们既然出了笼，就不能让他们回去。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已经宣布解散了，他们破坏生产，头头都抓了，你们晓得吧！？”

3月26日，韩东山在黄冈召开的大会上发表了因其独特的语言风格而十分著名的讲话：“一提夺权，造反派就来劲了，个个想当官。我说你当官还不够资格，老子不放心！”“黄石还搞个什么卵子，造到我们头上来了，坐飞机，戴高帽，挂黑牌子游行，把老子斗得像狗熊，我日你的娘！叫你搞文斗，不要搞武斗，你偏要搞什么打砸抢，我日你娘的，连土匪都不如。你不是反革命是什么？说你是反革命，你不服气，现在你跳出来了，铁证如山。”“武汉有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名字叫得好听，但不干好事。武汉有个工人总部卵子联络站，专门搞打砸抢。工人总部一批坏头头，我们抓了。你们黄冈地区昨天只逮捕了三十多人，我说抓少了，还要清查，要抓干净。他们把革命群众打成保皇派，戴高帽子游行，真不像话。什么保皇派？统统都是好同志。今天所有保皇派的帽子统统给我取消，随便开除党籍的统统都给我恢复。”“现在这里还有串联的没有？搞什么串联？游山玩水。中央已下了通知不准串联了。你们看到串联的，就叫他们两天内滚蛋，不滚蛋的，就把他们抓起来，叫他们劳动。”

类似的大会相继在各地召开，一时间省内笼罩在他们掀起的白色恐怖之中。

武汉军区、陈再道就是这样通过实施镇压造反派的“治乱三步棋”，为二月逆流推波助澜，使得湖北、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遭到严重破坏，保守派趁机抬头，运动陷入低潮，同时也为其后七二〇事件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第六章 毛主席怒斥“二月逆流” 反目兄弟齐揪“武老谭”

上海造反派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一月风暴”，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随之向党内走资派夺权的风暴席卷全国。而七位老帅和副总理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力图改变文革发展方向，理所当然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当时党中央把这一事件定为“二月逆流”。

第30节 毛主席严斥逆流发难人

遵照毛主席指示，1967年2月22日至3月18日，党中央接连召开七次会议，对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进行了批评。3月18日晚，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人，并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还责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停职检查。28日，毛泽东又在陈伯达送去的一份材料上批示：“从上至下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二月发难的人都作了检讨，表面上承认了错误。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开始反击二月逆流，武汉地区的斗争形势也逐渐发生变化。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参加2月26日至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后，回想当时的心情说：“苦苦思索，三月十七日武汉军区根据军委八条，逮捕了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的坏头头朱鸿霞、胡厚民等人，错了吗？三月二十一日宣布解散被一些坏头头操纵的武汉工人总部，错了吗？……怎么叶剑英、徐向前、陈毅、谭震林、聂荣臻、李先念等成了‘二月逆流’了呢？感到地动山摇，六神无主。”（张健《七月流火》第22页—23页）

第31节 昔日好战友同揪“武老谭”

武汉军区、陈再道在二月逆流中，反对革命群众向走资派夺权，用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手段，残酷镇压造反派。“香花”“毒草”纷争教育了造反派，惨重的打击令造反派清醒了。

1967年3月30日，新湖大红八月战士在二司最困苦的日子，冲破军训团的阻挠上街游行，喊出“为工总翻案”的口号。

27日，新华工为纪念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四十周年，组织游行，到二司所在的各个大学挥动旗帜高呼：“坚决支持二司战友的革命行动！”“向二司战友学习！”“向二司战友致敬！”二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紧紧握住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手，热泪盈眶，共同高呼：“打倒刘邓陶王！”“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毛主席万岁！”昔日战友又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共同投入了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正确对待革命小将》，4月6日中央军委发布十条命令，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指示，鼓舞了革命造反派批判新的刘邓资反路线的斗志，激励了革命造反派重整旗鼓的勇气，反击二月逆流的烈火燃烧得更加猛烈了。

4月4日，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二司、三司革联等联合在武昌体育场召开“打倒刘邓、批臭黑《修养》”誓师大会。

4月6日，首都南下造反大队成员、北京大学学生李金春在长办职工俱乐部作报告，介绍了老帅们2月间大闹怀仁堂、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情况，指出这就是不甘心被打倒的走资派对文化大革命疯狂反扑的一次集中表现，而这股逆流在武汉的具体表现，就是把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

4月7日，长办联司长江工程大学八一阵线在严常带领下，冲向社会，在武汉街头刷出了“反对二月逆流”、“揪出武老谭”的标语口号。

4月12日，新一中革司为驱赶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派往该校的工作组，向市抓办提出四点要求遭拒，遂在市委大院举行绝食，全市造反派纷纷声援。

4月15日，被取缔的工总未遭逮捕的骨干重新集结，成立工人总部联络站。二司等学生造反派重新进驻汉口闹市的红旗大楼、井冈山大楼、民众乐园，夺回宣传阵地。

4日22日，新华工聂年生　和武汉三中二司的谢保安　组织营救夏邦银。

4月28日，武汉造反派赴京代表团雷志茂等在京西宾馆舌战陈再道。

5月1日，工总、九一三、二司、工造总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长办联司、新一冶、交通联司、新中原、红工、中学红联、省直红司、武船联司等十六个革命造反派组织数十万人大游行。

5月5日，武汉市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成立。

5月8日，武汉市工矿企业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成立（简称“联指”），由工总联络站、工造总司、九一三兵团、长办联司、二机床厂八一七兵团等十几个组织组成。

5月13日，市公安局军管会支持的公安系统保守派“江汉总部”到武汉公安学校寻衅，打伤造反组织“新公校”多人，“新公校”学生到市公安局要求严惩凶手遭拒，被迫举行绝食斗争。

5月14日，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释放夏邦银。

5月15日，钢二司司令部发出《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翻案紧急动员令》。

5月16日，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与工矿企业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共同组建武汉市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联合总指挥部，并决定声援新公校绝食斗争。此后武汉造反派数万人在三镇街头绝食声援“新公校”。

5日16日前后，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释放了工总李洪荣、王屏、李承弘、沈复礼等。

5月17日，由新湖大的张维荣　、二司的杨道远、工造总司的吴焱金与公安联司的田学勤　等人组成支持新公校绝食斗争火线指挥部。

5月18日，二司红卫兵营救任爱生成功（任于5月3日被以王任重儿子王三宝为头子的“红卫兵特别行动委员会”抓走）。

5月18日，高等院校革命干部联络站成立。毛远耀　任第一号勤务员。

5月19日，经一百五十多小时的绝食斗争，武汉军区钟汉华政委代表军区在新公校提出的“七项要求”上签字。

这一阶段，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武汉地区造反派团结一致，同心协力为工人总部翻案，对陈再道在武汉地区推行的资反路线进行了有力的回击。

第32节 长办联司确定“揪谭”方针

长办联司长江工大八一阵线冲向社会“揪武老谭”的行动，联司内部反应不一，有赞成的，有反对的。4月10日戚务华到医院来告诉我：长工大八一阵线中一部分学生在严常的支持下杀向社会，揪武老谭，为工总翻案。但八一阵线中有人反对杀向社会，我们联司内部意见也不一致。郭志伟主任和缪盛桂处长的意见，要你回去研究研究怎么办。

4月11日上午我办了出院手续，下午在长办修建队楼上召开了长办联司勤务组扩大会，郭志伟、缪盛桂、李纯钊、阎清武、顾建棠、严常、郑兆鳌、覃广良、宋国均、葛仲余、戚务华、殷亮白、蒋乃明、赵国光、何畏之、王秀林和张振奇等参加。

在会上我请大家就三个问题进行讨论：一是揪武老谭、为工总翻案大方向对不对，二是我们长办联司该不该参加，三是如何参加。

会上七嘴八舌各抒己见：“长工大八一杀向社会揪武老谭不对，我们不应开这个头。”“八一杀向社会揪武老谭、为工总翻案，大方向正确。”“新华工驻长办联络站已多次表示支持我们投入揪谭。”“揪武老谭有风险，陈再道不是王任重。”

到会的人几乎都发了言，最后达成三点一致意见：

一、今年2月以来，武汉造反派响应毛主席号召夺权，但武老谭进行了反夺权，把工人总部打成反革命并抓捕了负责人，又对毒草派打击、压制、排挤、肢解，这都是武老谭搞的，所以说现在揪武汉的谭震林、为工总翻案，大方向完全正确。

二、大家同意政治部郭志伟副主任的意见，在长办内揪“武老谭”的代理人黄世忠，同时配合社会揪武老谭。经讨论形成了“立足办内，配合社会，双管齐下，全力以赴”的方针，并指定郑兆鳌代表长办联司参加武汉地区的揪武老谭活动。

三、支持长江工大八一阵线杀向社会的革命行动。

这次会议后，长办联司上下思想取得一致，斗争方向明确了，行动也更加坚定。

第33节 揪长办“谭氏人物”黄世忠

4月12日，我在新大楼一楼长办武装民兵连办公室同郭志伟、缪盛桂商量决定：揪长办内部谭式人物，从政治部副主任、人武部长黄世忠破坏长办施工总队革命委员会这件事入手，具体实施由顾建棠、郭志伟、缪盛桂负责。

我们当即派吴泽宗（共青团员、规划处技术员）、杨立人（共青团员、长办团委干部）到武汉市人民武装部调查证实：3月间，武汉市人武部根据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的指示，正式下文给长办人武部，要求长办人武部接管被长办联司夺去的权力。但长办人武部擅自扩大接管范围，把应属蒲圻县人武部管辖的长办施工总队也接管了，并且策划搞垮了长办施工总队革命委员会。

我们又派蒋乃明（共青团员、施工处技术员）、黄炳乾（共产党员、长办团委干部）去蒲圻县人武部调查证实：长办施总联司报请咸宁军分区批准，并由军分区指派蒲圻县人武部的军代表，正式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黄世忠知道后，通过湖北省军区及咸宁分区周中甲司令员的关系，下令蒲圻县人武部撤离军代表，致使长办施总革命委员会被扼杀在摇篮里。

黄世忠对上述情况完全承认，还交代了他与李庭序副主任3月间到一五二部队，要求该部队的支左人员把长办的权从长办联司手里夺回来。

揪“长老谭”斗争取胜后，长办联司乘势在一二四夺权三周月的4月24日宣布：重新夺回长办的党政财文大权。

第34节 联司尽全力与“武老谭”斗

从4月14日至5月19日，我们与兄弟组织一起，合力与“武老谭”斗争。4月15日，声援街头“钢八司”　集结成立的工人总部联络站，声援二司等重进红旗大楼、井冈山大楼、民众乐园等宣传阵地；5月1日，长办联司与十五个造反组织一道组织数十万人声讨“武老谭”的“五一大游行”；8日，工总联络站、工造总司、九一三兵团、长办联司、八一七兵团等十几个组织组建了武汉市工矿企业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

5月14日，郑兆鳌回长办向我和缪盛桂、蒋乃明、赵国光等传达武汉联指的要求：新公校的绝食行动，是向武老谭斗争的新阶段，要促使武汉军区无条件承认错误，答应新公校提出的要求。联指要求各个造反组织全力以赴去支持，有力出力，有人出人，并要长办派一人到火线指挥部工作。我当即同大家商定，派蒋乃明到火线指挥部工作，赵国光负责后勤支持；召开各单位联司负责人会议，动员各尽其力支持新公校绝食斗争；派长江医院医师方楚侨和护士赵亚竺参加现场救护，同时安排人不断送去糖开水和米汤。

16日，顾建棠、葛仲余、谢从勤、彭炎生、夏其发、黄炳乾、谢宜曙、杨立人、张贤良、何畏之、王淑善、戚务华、魏国强、周仁、苏鲁平、谢开文、殷亮白、罗家惠等数十人，前往市公安局门前绝食现场声援。

18日，长办政治部副主任、纪监委书记、老红军郭志伟发表支持新公校绝食的公开信，由《长办联司》报副总编李纯钊起草并登报散发。

19日，斗争取得胜利。长办距市公安局绝食现场较近，长办联司确实起到了保障绝食现场后勤支持的作用。

第七章 造反派誓为工总翻案 武老谭组织暴力围剿

1967年5月中旬，武汉市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联合总指挥部发出了“彻底为工人总部翻案”的号召，这个口号深得人心，集会、游行、大字报、大辩论，形成强大的声势。与此同时，一个名为“百万雄师”的庞大组织突然出现，在武汉三镇张贴大量针锋相对的“踏平黑工总，镇压反革命”、“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的标语。黑云压城，山雨欲来，一场酝酿已久的血腥镇压即将展开。这个保守组织怎么突然显身江城？原来它是“武老谭”一手筹组、全力操纵的武斗专业队。

第35节 武老谭操纵的百万雄师

1967年1月23日，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成立，28日就指令武汉人武部，在市委组织部长辛甫协助下，按系统将基干民兵组织起来，成立“红武兵“，组成了镇压革命造反派、反对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专业武斗队。

二月逆流的势头被毛主席制止，武老谭的“治乱三步棋”受阻，面对“为工总彻底翻案”的洪流，陈再道及武汉地区大大小小的走资派非常清楚，一旦工人总部翻案成功，革命造反派必将实现大联合，进而完成三结合，全面夺取湖北省的党政财文大权。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容忍这一局面的出现，但他们也清楚，不能再用军队直接出面对付、镇压革命群众，于是改换策略，操纵保守组织进行武力镇压。

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以红武兵为基干，把已瓦解了的王任重时期的文革工作队、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武汉地区大中学校红卫兵和武汉革命职工联合会的成员，重新网罗集结起来，授意他们接过批判刘邓资反路线的旗号，改头换面，借尸还魂，先后成立了“斗刘批邓筹备会”、“体育无产者”、“红卫兵”、“革命造反大军”、“二一八兵团”（原职工联合会成员组成）、“野战军”（原工作队队员组成）、“硬骨头战斗队”、“红城公社”（由街道居委会系统人员组成）、“革命工人三司”等保守组织。5月上旬，全市的保守组织己有五十多个。

5月16日，武汉地区所有保守组织大联合，组成“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由俞文斌　、杨道安、纪登清、孙运东、蔡俊善、谢敏华、孙德州七人为常委核心组，下设三个室、七个部、十个分站、一个直属队。武汉军区指派叶明副政委单线操纵，直接指挥。为了避嫌、遮人耳目，陈再道不与“百万雄师”直接接触。四十年后百万雄师的一号头头俞文斌当面对我们说：七二〇前是叶明副政委与我们直接联系，我从未见过陈再道。八十年代我在北京才见到陈再道，他听说我来了，把正在召开的会议停下，把我接到他家里，盛情招待。

百万雄师自称总人数1229100人。专业武斗人员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身着崭新蓝布工作服，部伍整齐，车队呼啸，每出动必有满载汽水、面包的后勤车跟随，高喊“踏平黑工总，镇压反革命”、“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这是他们的标准形象。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的“武化革命”就要开始了。

就在百万雄师成立的当天，冷冻机厂、水泵厂的一千余名百万雄师的基干力量“红武兵”，突然袭击在汉阳公安局前静坐、要求释放汉阳轧钢厂工总头头夏邦银的新华工、新湖大、二司的学生，二百多人挨打，几十人受伤，十四人重伤。

5月上旬，保林派“长办造反委员会”和长江工程大学的“长工大九一五兵团”集体加入了百万雄师，命名为“百万雄师长办联络站”（又叫长办分站），一号负责人是马振河。5月底，这个长办联络站出动大批人马突然间占领工程大学，并把以严常为首的长办联司长工大八一革命阵线的人员赶出去，不准回学校。百万雄师长办联络站的成员和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则都搬进工大住下，其中有长办副主任李庭序、政治部主任丁福五、副主任于亚农和黄世忠、保卫处长李文光和副处长崔吉礼　、组织部副部长王兴云、长江工程大学校长孙昌等。但他们没让林一山和他的夫人、组织部长张彬搬进去。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百万雄师在为血洗长办联司作准备。

第36节 百万雄师打砸抢抓烧杀

1967年6月4日，武老谭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六四”公告）（附录四）。这个公告的要害是“不准”加“镇压”———不准为工人总部翻案，不准造反派夺权，否则就镇压。这是一道全面屠杀造反派的动员令。百万雄师在叶明操纵下立马行动，使出了打、砸、抢、抓、绑、放毒、烧房、杀人全套武斗本领，手段特别残忍。以下仅举数例。

1.占领武汉市委大院

1967年6月4日下午，百万雄师四百多名打手强占市委办公大楼和院落，打伤8人，数十人被绑架。

2.血腥惨杀杜世顺

6月6日，百万雄师在武汉肉联厂残杀杜世顺，砍了93刀，仅头部就砍了13刀。

3.活埋工造总司勤务员戴鹏

6月12日，百万雄师作战（保卫部）部副部长兼雄师大队队长汤忠云指派江岸区红武兵头头王明荣、张昌录等七个人在青岛路人民仓库将戴鹏抓住，塞进吉普车，戴鹏大声呼喊求救，司机×××将毛巾丢给王明荣、张昌录，王、张二人用毛巾把戴鹏的口塞住。二十几分钟汽车开到市委，戴鹏已不省人事。把戴鹏放在长椅上，交给审讯专班，后来戴鹏苏醒了，又反抗，大骂百万雄师是“保皇派”。打手们大打出手，把戴鹏打成重伤，戴鹏仍不服，并大骂并责问：“你们随便抓人是违法，我又不是走资派，又不是反革命，你们有什么资格抓我？你们决没有好下场。”此时王明荣又用毛巾把戴鹏的嘴堵住，送到一楼办公室的地下室，等作战部副部长汤忠云回来再说。汤忠云傍晚回来时，地下室的看管人员来报：戴鹏已没气了。这时怕担当责任，七嘴八舌乱成一团。当时有人提出在市委大院后的树林中挖个坑埋了算了，所有在场的人一律不准外传。汤忠云说“那只好这样办”。当晚，坑挖好，众人把戴鹏抬进市委左侧小树林内土坑前，突然戴鹏又出气了。此时马上请示汤忠云，是送医院，或丢在马路上？经研究，医院不能送，因为医院都被造反派控制；丢马路也不行，因为六月天满街都是人，若运到郊区去，路上碰到造反派被他们抓住就没命了。这时又报告说戴鹏又没气了，（本书作者注：实际上没有真正断气，戴鹏的呼吸时断时续，送医院完全可以抢救过来。）就把戴鹏埋了。（以上摘自工造总司头头彭祖龙　近年所撰《六渡桥黄昏》中记载的七二〇后对百万雄师头头的审讯材料）

4.血洗武汉汽车配件厂

6月13日上午九点二十分左右，百万雄师的大批卡车沿太平洋路、宗关水厂、汉江堤向武汉汽车配件厂开来，同时在水厂路还埋伏着从东西湖调来的二十辆卡车的农民，加上埋伏在其他路口的四千多人，总数一万多人，把汽配厂层层包围。厂里的百万雄师把外来的百万雄师武斗队引进厂里，并向他们指方向，画地形图，提供“新汽配联司”勤务员档案材料和照片等，作好攻打的各项准备。汽配厂一千九百多人，造反派一千二百多人，保守派五百多人，当时只有二百多不到三百人的联司群众在护厂，因那天发工资后大多数人送钱回家。到了午夜十二点左右，百万雄师发动总攻，他们发现厂内有电，就立即控制变电站切断电源。这时驻在国棉三厂的百万雄师打开探照灯，并用消防高压水龙头向厂区喷射。接着施放六六六合剂，又放瓦斯，厂里的人感到头脑被撕裂一样，全身无力，手臂下垂。当时一个从西安出差来厂的解放军大声叫喊，这是战备物资，怎么用来对付革命群众呢！这个时候，暴徒们开着大卡车用车屁股冲开了厂区大门，一拥而入，用棍棒、大刀、铁器、霸王鞭、匕首见人就杀，大多是三五十个打一个人，许多护厂的“新汽配联司”群众倒在血泊中。暴徒们从倒地死伤者身体踩踏过去，继续追杀后退的群众，三十多人从厂区退到工具车间，都站在工具车间平台上，暴徒们蜂拥而上，一路厮杀。这时一暴徒手持长矛向老新四军战士、工人工程师、先进工作者杨正超连刺几矛，刺中咽喉，当即杀死。另外还有六个人被刺倒，他们的胸部、腹部、腰部和肝肺都被穿破。有几个只好举手，但暴徒们还不放过，继续追杀，逼得林声雁等从平台跳下，身受重伤。另一批九十多人（其中有几十个女同志）退到办公大楼，当他们退到三楼时，打手们已用高压水枪向楼内喷水，又飞来很多石头，同时又喷来氨水，许多人透不过气来，只好退到大楼顶部。百万雄师又施放瓦斯，大多数人处于半昏迷状态，打手们就从办公大楼相邻的一栋楼顶上翻过来，把“新汽配联司”的群众统统击倒在地，连军代表也难幸免。打手们用长矛乱刺，有的专刺下身，把矛尖都刺钝了。总共被杀死六人，重伤五十多人，轻伤二百多。厂内二十台机床被砸，两个月内难以恢复生产。（以上摘自新武大“万水千山”战斗队事后对二十多名受伤者调查的记录）

5.铁四院“六二三”惨案

6月22日，百万雄师调集两千多人围困铁四院（铁道部第四设计院），随后又陆续开来七辆卡车，其中四辆车上是国棉二厂的百万雄师，一辆消防车，一辆吊车，还有一辆装着毒气弹、汽油和六六六粉。铁四院的守卫人员只有117名。23日凌晨两点发起攻打，历时44个小时。一开始就用开高压水喷射，汽油烧，最后施放毒气，打手们蜂拥而来，见人就杀。徐之雄被一长矛刺中头部，又一矛刺入胸部，血流如注。一个女学生的子宫被打得出血，又拖到船校，打得遍体鳞伤，不能动弹。干部韩永彬、张明成和工人于生玉等被五花大绑，一路毒打。其余一百多名被押解船校，刑讯毒打，学生魏忠信受尽折磨，三名重伤，一名死亡。其中十名被押到青山区人民武装部支左办公室，进行刑讯逼供，随后押进公安局坐牢。直到七二〇事件后才恢复自由。

造反派负责人徐志雄、徐承华、杨建栋、包付生、余漠料、夏鸿庆等人押解到红卫纱厂，都被打成骨折，有的小便尿血，有的失去知觉，徐志雄伤势最重，颧骨打断，全身发青，胸、腰、腹部都被打伤。新大楼抢窃一空，国家机密资料和设计资料失窃。

6.六二四攻打水运学院

6月23日百万雄师攻打铁四院时，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的“新水运”造反派有一百多人前去支援，抓住百万雄师政参部长蔡俊善、攻打铁四院指挥吴鸿安等7人，并搜出与陈再道勾结的机密材料。百万雄师下决心攻打水运工程学院。

24日一早，从江边开来三卡车全副武装的解放军，车头架有机枪，对准水运。随后又有艇号U—106等三条炮艇在水运学院附近长江上停泊，炮艇旁还有‘水运1号’、‘水运2号’、“友谊1号”、“友谊2号”、“友谊5号”五条轮船待命。

24日八点，消防车喷射毒气，炮艇开动高压水枪，一个学生头部被打裂，长10厘米，当场昏死。学生们都喘不过气来，有的已经昏迷。百万雄师喊话：“你们放人，否则就继续打。”百万雄师接着又喷汽油、扔燃烧瓶，又喊话：“不投降，就消灭你们。”此时水运放了人，结果反而打得更狠，并在水运四公里外设防埋伏，阻挡支援。

晚上十点左右，开来装满百万雄师的公汽18辆，十分钟后徒步赶来500多人。十一点三十八分，武昌发电厂拉断了水运学院305、306线路，水运一片漆黑，同时导致东风四棉、红卫纱厂等停产35分钟。这时一大群百万雄师从东风四棉厂翻墙过来，占领了一栋宿舍，第一个人对着厨工汤国尧连刺七刀，余克明的儿子被打成重伤，危在旦夕。把印刷厂、实验室都砸了。这时汽油、燃烧瓶、氨水、高压水枪、毒气弹、砖头、石头齐上阵，打得学生分不清东南西北。

25日两点左右，已打了二十多个小时，支左指挥部来人，呆了约半小时，未讲一句话就走了。紧接着百万雄师用可燃物质（白磷、凝固汽油）向楼上投掷，顿时浓烟滚滚，火焰冲天。学生们用棉被灭火，但百万雄师又喷汽油、扔燃烧瓶，再喷射氨水。九点半，百万雄师又进攻，用汽车撞墙，冲进楼里，学生们从二楼、三楼纷纷跳楼，百万雄师见一个杀一个，好几个杀成重伤。其余的都被活捉，关押审讯。

百万雄师在水运大屠杀中，杀死杀伤38人。

杀死2人：谭元章（男，40岁，跳楼着地被杀死），汤国尧（男，51岁，被连杀七刀）。

重伤10人；韩国生、李明松、张纯华、汪家训、罗坤文、金乙国、邱文振、梁永松、陈仲桥、王少华。

砍伤14人：牟孝先、英宏学、陶文革、高凤敏、钟伟忠、赵学正、贺礼忠、周百升、王思谦、肖明山、龚邦颜、丁平凡、陈克仁、梁丹妮等。

跳楼负伤3人；王华松、吴志成、赵正茂。

吊打负伤9人；蔡向东、刘汉武、高汉杰、沈成德、姚启发、刘元滔、刘济棠、余飞杰、黄守仁。

下落不明者无法统计。

百万雄师在大屠杀的同时，还大肆抢劫师生钱财物品。据不完全统计：现金939元（其中长航设计院职工439元），粮票1350斤（其中长航设计院职工550斤），手表5只（长航设计院职工），钢笔46支（其中长航设计院职工11支），布票96丈8尺（其中长航设计院职工6丈8尺），好衣服51件（其中长航设计院职工41件），棉被25床，收音机1台，纪念章80多个，水靴数双，二胡3把。破坏仪器30余台。

其间还发现军区与“百万雄师”勾结的事实。24日晚上十一点左右，军区打来水运学院传达室电话，被学生接着。当时的对话记录：

学生问：哪里？

军区：我是军区，你是哪里？

学生：我是水运。

军区：你不是水运。

学生：那你说我是哪里？

军区：你是百万雄师。

学生：你怎么知道我是百万雄师？

军区：你们的情况怎么样了？

学生：我们这里情况很好，现在已经冲进大门了，我们准备用水龙头攻大楼了。

军区：很好，小心一点。（以上摘自1967年8月《新水运》报所载此事件调查组的报告）

7.攻打汉阳轧钢厂

6月23日下午二点二十五分，市冶金公司政治部主任马××在武汉油脂化学厂坐镇指挥，在汉阳轧钢厂党委书记冯××（此前他批给百万雄师两吨钢材做长矛）和厂长董铸礼直接指引下，百万雄师包围了汉阳轧钢厂，攻进厂内，抢夺粮食四十余袋，现金一万元，粮票几千斤，连油盐酱醋都是一扫光。他们断水、断电，要困死、饿死“新汉轧”造反派。

百万雄师开启广播喊话：“你们已经没饭吃，没水喝，投降吧。”又把造反派的家属抓来，胁迫“新汉轧”投降。

6月24日清晨，百万雄师又开来交通车、消防车、吊车几十辆，随带探照灯、六六六粉、硫酸、汽油、氨水、燃烧弹等软武器，汉江江面又有轮船、汽艇、炮艇包围，数千人手持长矛、大刀、匕首、钩镰枪，把汉轧厂重重包围，并向厂内施放毒气弹，喷射硫酸和六六六粉，许多人当即烧伤窒息，二司学生潘全洲脸部被硫酸烧毁，双目难睁；工人杜志远烧得血肉模糊，后被长矛刺死。

下午一点三十分，百万雄师推倒围墙，数千人团团包围，毒气弹、六六六粉喷射猛增，随后在高压水龙配合下，大屠杀开始了。二司学生肖敏被砍八刀，倒在血泊中。学生刘朝明、石仲斌和赵××被百万雄师拖过天桥，石仲斌被长矛戳穿大腿而骨折，刘朝明当场被杀死。武汉大学学生古立盛被长矛戳成重伤后，又被百万雄师抢去杀死；东湖中学学生赵柏铭被匕首在腰部、腹部刺了二十一刀，肺、肝刺穿。工人陈佐良当面反对百万雄师乱杀人，当场被杀死。还有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看到她爸爸惨死在百万雄师的屠刀下，哭喊“爸爸”“爸爸”，暴徒对准小女孩就是一刀。新四军老战士、老工人谢贵修看到小女孩被砍杀，就对打手们讲，你们不要杀了。打手们就用长矛戳他的背部、腰部和胸部，身受重伤，又把他从三楼拖到一楼，人已昏死，又把他丢在汉江堤下，企图淹死他，后来幸被群众发现救回。武汉三中学生陈中汉被乱刀砍断大腿，昏死过去，送医院苏醒过来，大喊“打倒陈再道”，打手们把他的屁股打得血肉模糊，一面用六六六粉水从鼻子灌，逼得陈中汉自己把舌头咬断。武大学生周德延被押解到铁路中学，刑讯逼供十八次，被打得遍体鳞伤。

这一次百万雄师共杀死5人，其中工人3人，学生2人；重伤25人，打伤数百人，绑架七八百人。（以上摘自武汉大学东方红战斗队1967年8月整理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在“武老谭”的操纵指挥下，从1967年5月17日到7月15日的58天中，百万雄师攻打造反派所在的工厂、院校、机关等单位46次，据不完全了解，杀死80人，重伤433人，轻伤1922人。他们抢劫财物，破坏生产科研设备，造成停工停产，国家机密资料散失。这就是所谓“大、好、纯”的百万雄师之所为。

第37节 长办联司在抗暴斗争中

面对气势汹汹的六四公告，长办联司在6月5日下午组织了空前规模的示威游行，高呼“彻底为工人总部翻案”、“打倒武老谭”等口号前进，游行队伍排头已到汉口闹市，排尾还没出长办大门。街头观望的群众热烈鼓掌，有的说：“一个单位的游行队伍那么长，没看见过！”有的说：“长办联司有实力。”

6月10日，长办联司派出赵枣安和黄炳乾参加“武汉市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联合总指挥部”组织的武汉赴京控告团。6月12日，我与赵枣安通话，得到的第一个信息是在京的造反派各组织代表思想不能统一，内部分岐很大，各搞各的，三新、二司、工总都有门路，但互不通气，材料也互相封锁，实际上是联而不合。对此，长办联司根据赵枣安的建议，向“大联指”写了《请大联指发信北京控告团，要团结，要统一行动》的书面意见，由郑兆鳌专呈大联指总部。大联指如何处理控告团两派人员各自为政问题，我就不得而知了。

16日，赵枣安又传来信息：“北京有影响的造反派是支持武汉造反派的。”“长办反映的问题，是武汉普遍存在的问题，只有中央对武汉问题表态后才能解决。”“最近中央给湖南湘江风雷、河南二七公社平了反，河南军区政委何运洪在北京作了检讨，我们为工总翻案是正确的，要坚持到底。”

6月17日，百万雄师在汉口六渡桥制造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那天对外联络部的夏其发和彭炎生回来紧急报告：大联指火线指挥部要求长办联司救援被围攻的民众乐园造反派。我根据联司勤务祖的决定，在灯光球场召开紧急动员会，号召自愿报名，当即自告奋勇站出两卡车人。我指定修建队队长孙井龙和科学院的王淑善带领前去救援，救出被围的同志。到夜晚七点左右派出救援的人员全部回来，没有伤亡，个别人的衣服搞破了。

六一七亊件发生后，赵枣安转达武汉赴京控告团要求，请长办联司尽快提供现场的实物，还说这是中央文革要求的。我们立即派科学院的徐隆庆到六一七现场拍了照片，其中有死人和房屋店铺被破坏的照片，并派专人送给赵枣安。赵说这是给武汉赴京控告团在北京召开控诉六一七惨案大会上展出用。

6月24日，夏其发和彭炎生送来情报：百万雄师攻打工造总司。我们立即派武装民兵连副连长谢从勤和科学院的王叔善，带两卡车人赶去援助，哪知汽车开到车站路口，被百万雄师拦阻，无法前进，只好调头回来。

24日那天，百万雄师在攻打汉阳轧钢厂、水运工程学院的同时，又残暴地攻打了工造总司，非常惨烈。百万雄师出动一万二千多人，冲进楼里，见人就杀。工造铁军队长魏东，被十多个百万雄师成员手持长矛逼到三楼平台，寡不敌众，最后手持一面红旗，高呼“毛主席万岁”，跳楼身亡。16岁的广播员朱庆芳，当场被杀死。七二〇事件后工造总司成立专班核实，被杀死28人，重伤179人，轻伤75人。（据彭祖龙《六渡桥的黄昏》）当天晚上我向赵枣安通报了工造总司被百万雄师武装屠杀情况，并要赵赶紧向中央文革反映：活着的革命造反派有家难回，有厂难归，有的被抓被囚，有的就地隐蔽，有的四出逃亡。白色恐怖笼罩武汉三镇，但仍有许多同志在腥风血雨中坚持斗争。

工造总司惨遭血洗后，造反派在汉口只剩下了民众乐园、新中原和长办联司等据点。6月25日下午两点左右，大联指派郑兆鳌在长办召集这三家的负责人开会，商讨对抗或撤退的安排。会议在长办保卫处的大办公室召开，到会的有新中原头头陈茂祥　和余文革，长办联司的顾建棠、郑兆鳌、郑兆业、蒋乃明，民众乐园一人，武汉铁路局两人，铁路医院一人。郑兆鳌传达了大联指参谋部的防守和准备辙退的计划：

一、汉口这三个据点不能放弃，要坚守，要互相援助。如果一家被攻，其他两家援救；如果一家守不住，统统合到长办联司或新中原一起坚守。

二、万一守不住，就准备撤退。具体办法两个：一个，都集中到长办大院，调武钢或长航的轮船开到二米厂江边，利用长办武装民兵连的武器，突围到江边上船，转移到武昌。再一个，由铁路上把值班人员调换成我们的人，开一列货车停在黄浦路至三阳路一带，长办联司和新中原的人都上车，开往武昌，值班人员都随车一起走。为防止百万雄师追击，把道岔搞掉，电话线切断。

我当时不同意这两个撤退计划，我说：太冒险，我们要做到安全撤退，避免流血。比如说动用民兵武器，人家一五二部队派一个连就足以把我们消灭。我建议，改为大游行撤退。比如三家合起来，打着“拥护解放军”、“要文斗不要武斗”、“踏平黑工总，镇压反革命”等标语上街游行，装成百万雄师的队伍。过了长江大桥，就分散奔向新华工。

郑兆鳌反对，他说不行，人家如果在汉阳把我们前后一堵，那不是我们都被干掉？大联指这个计划是作战参谋部提出来的，经大联指决定的，我们还是照大联指的计划执行。这时铁路上那两个人说，等我们搞妥了就通知你们。

分给长办联司的任务是组织大院内人员撤退并准备动用武装民兵连的武器。我对动用民兵武器一直心存疑虑，我找人武部郑兆业商量，他也不赞成。我对他说：“我虽然是武装民兵连的指导员，但你是长办武装部的专职干部，武器库钥匙你一定要掌管好。”

下午五点左右，民众乐园指挥部对我们招呼都没有打就撤退了。新中原闻讯，陈茂祥带着该厂支持造反派的党委书记李长根　，驾驶一辆焊上装甲的解放牌卡车，开进了长办大院。

至此，一小时前布置的大联指的守退计划，完全告吹。

第38节 危急关头专电请示总理

从6月10日起，陆续有被打垮的造反派来长办避难，当时我印象较深的有武汉低压锅炉厂、武汉肉联厂、汉阳造纸厂、武汉汽配厂、三五〇六厂、汉阳轧钢厂、中原机械厂、武汉皮革厂、城市建筑设计院、和记蛋厂、铁路医院、江岸车辆厂、武钢等单位的造反派以及一些中学的教师和学生等。到6月25日，长办大院内造反派（包括长办联司的）有两千多人。

从那时起，长办联司作了抗暴准备：新大楼小礼堂与二食堂架起空中桥梁，大门用铁板加固，木棍、长矛、柳条帽也准备一些，还有可投掷的砖石等。为应对断水断电，准备了柴油发电机，游泳池蓄满了清水。同时要财务处与四维路银行沟通，提取了大量现金，要行政处多储存粮票。

百万雄师在攻打兄弟单位造反派的同时，对长办联司发动了政治攻势。架在市委大院的高音喇叭不断向长办宣传：新华工、新湖大投降了！汽配联司归顺了！汉阳造纸厂、汉阳轧钢厂和工造总司的牛鬼蛇神都扫光了！奉劝长办联司不要顽抗，你们反对解放军绝没有好场，陈司令员是打不倒的！

25日上午开始，百万雄师用高音喇叭不断向长办播放《敦促长办联司顾建棠投降书》，说什么“只要你顾建棠真正投降，我们保证你们安全撤离，否则必将踏平，你们是孤军无援，赶快投降吧！”

这个政治攻势不是不起作用，有的人偷偷溜走了，有的人流泪了，有的人问我怎么办，大多数人还是十分坚定而又很镇静，特别是以郭志伟同志为代表的老红军、老八路，若无其事，带头巡视防务。

形势要求我们拿出应急方案，群众也希望有个好办法。有一部分比较性急的长江工大学生，强烈要求我启封民兵武器，必要时武装突围。有的同志见我迟迟不答复，大声吼我，向我拍桌子。我告诉他们：民兵武器有多少我请楚，我还清楚一点点民兵武器能与陈再道对抗吗？一旦我们先动用了武器，其后果你们想了没有？你们先回去，半个小时以后我答复你们。25日下午大约三点多，我主持召开了勤务组扩大会议，并请老干部郭志伟、罗红元、赵立苍、缪盛桂、丘碧谨、高永华、汪贵、徐秀庭、王志珍、张振奇等参加。我在会上提出了部分群众要求动用民兵武器的问题，会上意见并不一致，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有的不表态。我表明了我的态度：一、发枪，只发步枪，发枪不发弹，发给原先的武装民兵和施工总队苏勇　、李仕清　带来的转业兵，统一由郑兆业、阎清武和苏勇负责，绝对不能给情绪火暴的人，发枪的目的只在于让那些强烈要求发枪的人平静下来。二、向周总理发电报请示，听总理的。结果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

下午四点左右，我起草了电报：

周总理：

武汉危急，长办危急。百万雄师包围了长办，他们即将血洗，大院内有两千多人。在万般无奈下，我们准备动用武装民兵连的武器突围。可否？请指示。

长办联司

这份电报经郭志伟、缪盛桂阅审后由我签字，当时夏其发、谢从勤对我说，现在邮电局都被军管，怎么发出去？

我让夏、谢二人把水文处的于钟黎科长找来，我问于科长，能否在水文处发报给周总理？于科长说：“不行，不过可以通过省气象局电台发出。”我问：“谁能打通关系？”于钟黎说：“可以叫李素芳去，她比较熟。”我说：“那不是你夫人吗？好！好！这件亊就拜托了。”这份电报，由李素芳联系，取得省气象局同意，经省气象局机房的电台发到了周总理处。

6月25日半夜十二点，北京赵枣安来电话，向我传达了周总理指示：“总理指示，那个东西不能动。”这是被迫撤离长办大院前我与赵枣安最后一次通话。

第39节 组织长办联司全面撤离

我立刻召开了勤务组扩大会议，王叔善（科学院材料室）、蒋乃明（施工处）、殷亮白（规划处）、严常（长江工程大学）、陈学先（行政处汽车队）、葛仲余（长江水利工会）、郑兆业（人武部）、苏勇（施工总队）、戚务华（科学院政治处），领导干部郭志伟（长办政治部副主任）、罗红元（长办副秘书长）、赵立苍（长江水利科学院院长）、周义昌（器材处副处长）、汪贵（长江工程大学政治处主任）、刘新芳（财务处副处长）、阎清武（行政处房管科长）、缪盛桂（秘书处长）、王有秋（规划处长）、王秀林（水文处副处长）、高永华（科学院政治处组织科长）、王志珍（福利部办公室主任）、张振奇（长办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长）、王前义（科学院办公室主任）、徐秀庭（长办团委副书记）、吴希承（长江医院院长）等到会。我传达了周总理指示，大家一致拥护，并决定立即把发出的步枪全都收回，由郑兆业、阎清武、苏勇负责入库封存，同时组织撤离。

我提出“分散撤离，定点集中”的设想，经商讨，一致决定：

一、全部撤离。

二、借给撤离人员钱和粮票。长办的人每人借钱五十元、全国粮票三十斤，由各处室造册经本人签字后，派代表统一到财务处杜其国（财务处会计科会计）、蒋文海（财务处会计科主管会计）处领取。

三、凡外单位的，每人借人民币三十元、粮票二十斤，由其单位代表统一登记后，也到财务处领取，这个钱粮都要还的。

四、在撤离前，把大院正门、科学院大门、长江电影院大门、二食堂侧门和长江医院侧门等五个门全部打开，由谢从勤、金荣山负责。

五、具体撤离时间待钱、粮发放完毕后听通知。

六、撤离时不带任何东西，分五路悄悄而行。

七、分散撤离，定点集中，出去后可到新华工（有我们的联络站）、上海（联系人吴泽宗）、北京（联系人赵枣安）和长沙（联系人殷亮白）集中。

凌晨三点多，大院内的人员开始分头撤离，到凌晨五点多全部有序撤完。

郭志伟、缪盛桂和我最后从长江俱乐部撤走时，太阳刚刚升起。在这里我要着重说明两点：

一是在当时十分混杂的情况下，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大院内人员平静安全地全数撤离。二是七二〇事件以后，所有借出的钞票和粮票，全部如数收回。这表明，我们武汉革命造反派是一支很有觉悟、很守纪律、很听指挥的队伍，是毛主席的好战士。

第八章 大撤退落虎口险丧命 众战友施巧计脱险境

6月26日凌晨约六点，郭志伟主任、缪盛桂处长和我最后从长江俱乐部撤走。郭主任说：一起走吧。我说：不行，还是分头走，我向北走，从滠口上火车到北京；郭主任从解放大道向南走到汉口火车站，上车到北京；缪盛桂处长从沿江大道走，乘轮船到上海。就这样我们三人各自分头撤离。后来知道，郭志伟主任在枢纽处一位青年女技术员照护下安抵北京，缪盛桂处长和我都被百万雄师抓住。缪盛桂身体不大好，面戴口罩，还围了围巾，六月天特别显眼，百万雄师长办分站的人在长航码头把他逮住。那些人用他脖子上的围巾拼命勒，勒得缪处长口吐白沫才住手，差一点被勒死。

那天还有老红军罗红元、房管科长阎清武、劳工科的张贤良和长江工大的俞剑如老师等一百多人被抓，没有一个不挨拳脚的，还被强迫在百万雄师长办分站设计好的表上登记画押，有的要写书面材料，否则不予释放。对被抓的人分别关押，罗红元和缪盛桂关在长办的东湖疗养院。

第40节 岱家山被抓暴打死临头

我沿铁路向岱家山走去，准备到滠口上火车奔北京。但走到百步亭附近，发现我身后约二百米有一个人总是跟着我，我停他也停，我起步他就跟，我怀疑是长办的百万雄师在盯我的梢，我要设法甩了他。我走到丹水池时看到好几节车厢停在相邻的几股道上，我就快步跨进一节运客车厢，坐在长条椅上。过了一些时，发现这个人走近了，东看看西望望，没有进任何一节车厢，转了约有一刻钟样子，才慢慢地离开了铁路线。七二〇后才知道，跟着我的这个人是我们长办联司修建队的造反派，他是为了保护我。

我重新启程，不走铁路，穿过解放大道，走农田小路，大约在十一点左右，走过了岱家山。我庆幸过了关，于是沿着大马路向滠口走去，突然从身后开来一辆三轮小卡车在我身前停下，下来一人问我：“哪个单位的”？我操上海话：“阿拉是上海人，来武汉白相咯。”哪知车上有个长办堤角修造厂的青年工人（名字记不得了，但我记得是个细高个，马脸，小眼睛）跳下车来，用手指着我喊：“就是他！就是他！他就是长办联司的头子顾建棠。”

紧接着上来一帮人，把我身上的汗衫一把撕下，把我眼睛死死绑住，推上小卡车，拉到一家工厂里（后来知道是汉口油毛毡厂）。把我推下车，解开头上绑着的破汗衫，这时上来一个大块头，也是长办堤角修造厂的，叫陈国忠，他二话不说把我双脚倒提，头着地，抬起他的脚，朝我的裤裆下身猛踩。这时旁边一个人上来用手拦着说：“使不得！使不得！这要出人命的啊！”要是没有这位好心人，我肯定命归黄泉。但陈国忠还是动手把我左臂打断了，又在我胸部猛打几拳，两根肋骨也被打断了。毒打后他们把我关在一间库房里。七二〇后我从未找过他们的麻烦，也未唆使或暗示他人报复他们。

第41节 假杀头坐钉袋突击夜审

当天晚上，他们把我双目绑紧，把我身体装在麻袋里，然后又在头上再扣上一只麻袋，拉上汽车，不知开到什么地方，才把我从麻袋里解出来。绑眼睛的布松开了，睁眼一看，里面伸手不见五指，我用手又敲又摸，感觉好像在一根很大的铁管子里。第二天清早，来人又把我眼睛蒙起来拖出去，我只闻到一股刺鼻的血腥气。我穿着短内裤，腿上碰到很多杂草，他们把我向前推，突然间要我站住。有一个人吼着：“你投不投降？你投降了就放你，不投降就放你的血！”我没吭声，我当时想：“杀我是既定的了，吭不吭声一个样。”这个人又说：你再不表态，我就要动手了。我还是不吭声。这时他说：“现在给他放血！”顿时我感到脖子有凉飕飕的一个东西，但没有痛感，还能呼吸。正在这时后面有人喊：“刀下留人！刀下留人！”

七二〇后，我才知道假杀头是在肉联厂靠江边的地方，关我一夜的那个似圆铁管的东西，也在肉联厂内，但至今不清楚是个什么设施，在厂内哪个方位。

6月27日晚上大约八九点钟，突然又把我的脸蒙起来拉上车，不一会儿到了一个地方。进屋后要我坐下来，我感到臀部被尖东西刺痛，一摸，原来坐在装有钉子的麻袋上。他们松开了我脸上的包布，只觉得模模糊糊在我面前有一张桌子，桌子后面还有两个坐着的人影。其中一个人问：“顾建棠你现在到家了，这里是修造厂。你应该懂得党的政策，顽抗没得好处，希望你把与北京联动的关系谈一谈。”

我说：“听口音，你好像是水文处的罗光宇，边上那个是谁？”

罗光宇说：“我可以告诉你，不是一个是两个，他们都是船舶队的，你都认得。你过去搞四清专案时，你还是他们的领导，一个叫龙哲成，一个叫×××（名字忘了，见到人还是认得的）。现在你可以交待了。”

我说：“可以告诉你们，我与北京联动毫无关系，你们不要瞎胡扯。”

罗说：“不要关门嘛，你们为什么叫‘联司’？”

我说：“这是天大笑话，你们造委就知道造谣。”

此后，不管他们再问什么，我不再搭理。他们就把我弄到一个小房里，给了一张席子过夜。

6月28日下午约四点钟，又把我眼睛蒙上，拉出去上了一辆车。我上车后感到车内还有好几个人。有人在讲话，我一听是阎清武，就喊：“老阎，我是顾建棠。”阎说：“只听说你被抓了，想不到我们又在一起了。”看守们则高声喊：“不准讲话！”车停了，拉我下车，我问这是什么地方，拉我的人说是长江工程大学，我清楚了，这里是百万雄师长办分站的据点，又是他们的指挥中心，主要决策人员都在这里。他们把我安排在一楼的厕所里，有一张行军床，门外有一个看守，我就在厕所里过了一个晚上。

第42节 百万雄师私牢中的抗争

6月29日早饭后，把我搬到一楼一间小房里，除行军床外，还有一套桌椅。当时我提出治疗骨折，不一会长江医院的史忠义大夫来了。

我说：“史大夫你是内科医生，能治骨折吗？”史大夫说：“我是奉命前来，是来送止痛片的，或者给你打一针止痛。”我开始不干，他说：“何必呢，痛的是你，不是他们。我劝你吃止痛片，不行再给你打针。”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对他说：“你看膀子肿成这个样子了，请转告他们赶快把我送医院。”

29日午饭前，长办保卫处副处长崔吉礼来和我谈话，主要意思要我写个材料，承认打倒陈再道司令员是错误的，并宣布退出长办联司。我当即拒绝。他又说：“你硬什么？告诉你，支持你们的老红军、副秘书长罗红元都写了投降书，老新四军、秘书处长缪盛桂也写了认错材料，他们可都是老资格唷。我现在把罗副秘书长写的材料放在这里，你好好看看。”说罢退出去了。我始终没有看罗红元的材料，自己也没有写什么材料。

下午，组织部副部长王兴云来了，我一看他来，心里明白，派了我的好朋友来劝说了。王兴云是东北吉林人，1947年参军，1949年1月入关，1955年从武汉高级步校转业到长办。先在干部科工作，不久他和我都调到审干办公室，而且在同一小组，办公、出差都在一起。他比我年长一些，为人正直，工作勤恳。我和他亲如兄弟，他和长办副主任任仕舜　的夫人、劳资科长卜剑　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王兴云来后，长时间一言不发，还是我先开腔：“你不必为难，可以直说。”他一面看着我红肿的膀子和胸部，一面说：“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停了一会他说：“是李（廷序）主任和丁（福五）主任叫我来的。两位主任的意思是，只要你写材料承认反对陈再道是错误的，并且宣布退出联司，就送你上医院，否则要把你交百万雄师总部。你看他们对罗红元、缪盛桂都不放过，连阎清武都要在登记表上签字后才放回家，他们能放过你吗？我劝你就写一写，早点上医院。“我说；“不写，坚决不写，了不起一死。”他说；“他们要你写是一回事，你怎么写又是一回事，我只能说到这里，你考虑。”这一情节几十年来我首次道出。

他走后，我反复想，他是来劝降的呢，还是来给我出主意？他说“你怎么写又是一回事”是何含意？我当时认为，时至今日我还是这样认为，王兴云是乘机给我送消息出主意的。

随即我写了《我的回顾》，开头的毛主席语录是：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主要内容：我反对省委的一一一六信件，是为了让曾揭发批判过林一山的干部群众免遭报复；组织上京汇报是逼上梁山，但得到了周总理的支持；我指挥了一·二四夺权，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况且红旗总部的假夺权在前；一五二部队支“红旗”压“捍卫”，我们才去后勤部辩论；支左部队是毒草派，我们也是毒草派，可为什么反而支持长办的香花派，打压我们；我们反对的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对的是武老谭，在长办反对的是林一山，我们是有分寸的，对李庭序同志从未提过“打倒”的口号，最激烈的口号不过是“李庭序不回头，叫他靠边站”；在社会上只反对陈再道，不是反解放军，反陈再道因他非法打击我们……。

6月30日，写成《我的回顾》交出去了，并再次要求马上住院治疗。

7月1日中午，我听到我的爱人梁丹心在外面叫喊要求探望，吵了一阵，梁丹心和她的同事、协和医院大夫王德就来到我身边。她一见我，泪如泉涌，泣不成声。我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她说是她协和医院的同事常盛芬送的信。梁丹心还告诉我：“这是第二次来了。第一次来他们说没有这个人。这次来，他们还是说不在这里，哪知边上看热闹的人说，怎么不在这里？人都打伤了。我责问，你们打伤了人，还不让家属探望。你们让我见人，如果没有打伤，我调头就走。又出来一个人说，你放心，他根本没有挨打，怎么会打伤呢！我又问，那为什么不让我见人？今天你不让见，我死也不走，他们才让我进来。”

我说：“怪不得，刚才突然给我送来一张藤椅，要我坐上。原来是别有用心的。”

我爱人给我抹了身，王德就是骨科大夫，他检查确认，左肱骨骨折，两根肋骨打裂，梁丹心据此强烈要求住院治疗。长办的百万雄师决策人不仅拒绝，而且立马向协和医院的百万雄师通报，王德就大夫因此受到院方的严厉批评。

梁丹心临离开时说，慧敏（我大女儿）放在青山红钢城十街坊姐姐梁佩芬家，你放心好了。她还把一本《毛主席语录》放在我手上，我一看是严常送的，最后一页写道：“被抓打已报党中央、周总理办公室，武汉大街上已有‘强烈要求释放长办联司顾建棠’的大标语。”

到7月1日他们仍不把我送医院，我要看守去问，不久，长办人武部的罗礼社对我说：“你写的那个东西，是为自己评功摆好，不行，住医院休想。”于是我从中午开始绝食。7月3日清晨，他们把我扶进卡车驾驶室，罗礼社和魏岂合带领两卡车手持长矛、头戴柳条帽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护送”我到惠济路长江航运公司总医院。

第43节 战友们出妙招营救脱险

7月3日办好住院手续，长航总医院一位医生把我安置在二楼病房里，我就躺在病床上。不一会，这位医生用手示意我跟他走，拐来拐去到了一间小房里。

他问；“你叫顾建棠吗？”我点了点头。他又问：“你认识俞剑如吗？”我答：“认识，他是长江工程大学的老师。”这位医生听后，拿出一张折起来的纸交给我说：“我姓李，你先看一看这短信。”

我打开一看，信上说：顾建棠问志，李医生是我高中同学，他原是钢总工战斗队员，3月以后被监视。现在他是你的医生，一切听他安排，你放心。今晚我去上海，再见。

我握着李医生的手说：“谢谢，谢谢。”李医生说：“我不能把你马上治好，因为院长是百万雄师的，他命我赶快给你治疗，上石膏，要把你送百万雄师总部。我现在是拖，你要忍一下，争取把你救出去。现在你跟我走，去拍片。”

7月4日又给我拍片，在X光室李医生对我说：上次拍坏了，重新拍。

7月5日，有护士告诉我，李医生病了。大约晚上九点多，李医生来了，他把我引进被服储藏室，说：“今晚百万雄师来查房，有可能把你抢走。你在这里忍一下，千万不能出去。”7月的武汉最热，我在不透风的被服仓库里真是热得要死。当晚我听到很多卡车在医院外面发出轰轰的马达声。

第二天天亮前，李医生把我从库房里拉出来说：“好险呀！昨晚我搞了个调包计，把另外一个病人移到你床上，并给他挂了吊针。果然院长引了百万雄师的人来查房，我说发高烧，只掀开蚊帐瞄了一下，他们相信了。”

7月6日下午四点多钟，李医生把我引进来医院时到过的那间小房里说：“明天一清早，你把衣服换了，装成散步的样子出大门。大门左侧有一辆解放牌卡车，车头向‘老通成’（医院附近的一家饭馆）方向，司机在擦车头。你走过去说‘最高指示’，司机答‘为人民服务’，你就上他的车。”但是到了晚上，李医生对我低声说：“明天的事取消。”

7月8日上午，李医生借查房之机告诉我：“今天午间十一点半左右，有两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来，对你说‘你的病要转院’，你就跟他们走。”

十一点半，果然来了两个穿白大褂的医生要我转院，我跟着他们到了大门外，快速上了一辆有红十字标志的白色救护车，躺在急救担架上。这时我才发现化装成医生的是新一冶的徐彪、黄家祥，还有武汉供电局的小丁及其他五六个人，他们都手拿铁棍。我深表谢意，和他们一一握手。汽车飞快地从长航总医院直奔新华工，到华工后我住进华工医院。已在华工的严常、郑兆鳌、夏其发、彭炎生、伍登煌等都来看我，并把我爱人梁丹心从汉口接来照应我。

7月9日由长办施工总队的苏勇、李仕清等驾车，把我从华中工学院护送到蒲圻施工总队。当晚乘火车往长沙，施工总队邓文光　、刘春才　等派十多名同志护送我夫妇到岳阳。启程前他们与在华工的夏其发通话，要他与长沙的殷亮白联系，请他到火车站接我们。

7月10日清晨，殷亮白到车站把我夫妻俩接到他家中安置。他通过“湘江风雷”的关系，买到了到上海的飞机票，又与在上海的吴泽宗通话，要他到机场接机。这是从昆明飞上海的班机，十一点飞抵上海，吴泽宗接机后安排我们在他家食宿。

7月11日，吴泽宗通过“上海工总司”买到了十二日飞北京的机票。行前他又引我到复兴中学看望了住在那里的长办联司的同志们。

12日上午九点多，乘机直飞北京，事前吴泽宗与北京的赵枣安通话，通知他到机场接我。十点多钟抵京，是保卫处的陈林海和组织科的张酉山来机场接我夫妇俩。刚一上车就下起了倾盆大雨，他们两人冒雨把我送到东大桥纺织部干部宿舍我三弟顾敬贤家。下午赵枣安同郭志伟主任等到我三弟家看望我。赵枣安说：从长办撤退那天郭志伟主任走了一百多里路才搭上火车到京，他现在水电部招待所和大家一起。你被抓后中央文革接受我们的要求，由中南组打电话给长办的李庭序，要他释放顾建棠和缪盛桂，但他没有办。武汉问题现在只有等待中央表态。

13日以后，我在粱丹心和三弟陪伴下，到北京协和医院急诊室拍片、治疗骨伤。

17日上午，赵枣安和葛仲余来看我，要我不要外出，东大桥那边有百万雄师的联络站，很可能有长办造委的人在那里。

1967年6月26日落入百万雄师之手，7月8日成功脱险安抵北京，多亏了李医生和新一冶、二司、新华工、工总和长办联司的战友巧施妙计，奋勇营救，缜密安排。

七二〇事件后，我去拜访了李医生（可惜名字回忆不起来了），长办革命委员会成立时邀请了李医生、徐彪、小丁等。今借写这本回忆录之机，向兄弟和战友们再表感激之情。

第44节 昔日冤家聚首共话当年

七二〇事件我未得亲历，但亲耳听到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湖北省委书记孔庆德在省委传达学习“九大”精神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讲述了“事件”中陈再道令人惊愕的一语。他说：那天百万雄师群众和“八二〇一”战士冲进毛主席的住所，谢富治副总理要陈再道去处理，他说“我无能为力”。我就闯出门去，这些人高喊你是谁，我也放开嗓门：“老子是孔庆德，你给我滚。”这个时候陈再道出来了，谁知这伙人误认是王力，上来把陈再道打翻在地，我连忙喊“这是陈司令员，你们瞎了眼啦”，他们才住手。陈再道真笨，他垮就垮在这句话上。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出来保护毛主席，要你这个司令员干什么？

星移斗转，2007年7月，就在“武老谭”驱使百万雄师屠杀造反派导致的七二〇事件爆发四十周年之际，曾经誓不两立的武汉“造反派”和“保守派”代表人物坐到一起，叙述历史恩怨，诉说人间沧桑，坦陈各自观点，共话化解冤仇，总结经验教训。这是武汉文革史中的一个亮点，它的出现，还得从我和俞文斌初次见面说起。

2007年5月间，经老造反派、作家王仁昌搭桥，我应原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邀约，在一位认识长办作家成绶台的作家的汉阳家中会晤。我到后约两三分钟，俞文斌就到了，当时在场的有六人，俞文斌除我之外都认识，所以他认定这个陌生人就是顾建棠。王仁昌正要介绍时，他已伸手与我紧握，相互问好。

在同俞文斌会晤之前，我已听说胡国基、彭祖龙、徐海亮和杜先荣等都曾与俞文斌见面交谈。我毕竟与他初识，而且是他约见我，不能反客为主乱开腔，于是静候他发话。

俞文斌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听口音你是下江人嘞？我回话：是的，老家江苏南通市海门县，你的口音好像也是江浙一带人。从拉家常开始，各人自报家门。原来俞文斌是浙江绍兴人，我是江苏海门人，又是同龄人，还同在1949年参加革命，他有两个女儿没男孩，我有三个女儿也没男孩。我笑着说：真巧，你我有三同，同龄人，同年参加革命，同样只有女儿。我们江浙历来是一家，当年毛主席问周总理，有人说你是浙江人，但江苏人说你是江苏人，你到底是哪里人？总理说：我是生在江苏，长在浙江，我可以统称“江浙人”。由此看来，你我可以说是同乡嘞。他点头连声说：是啊，是啊。但我们之间搞了几十年对立，今天才相识。你们“三钢”、“三新”的头面人物，我也只知其名不知其人。

俞文斌接着问：你们长办有个叫马振河的，你认识吗？我说：认识，而且很熟，他是长办科学院材料室的工人，曾经是你麾下的百万雄师长办分站的头号人物。1967年6月26日，我们长办联司从长办大院撤离，被你老兄手下的马振河领导的百万雄师长办分站抓了一百多人，我是其中之一，差一点送了命。我被打断了左膀，打裂了肋骨，又弄到肉联厂要放我的血，幸好有人喊“刀下留人”才活下来。7月中我到了北京，没有经历七二〇事件。说到七二〇，你就比较清楚了。

俞文斌说：我最恨林彪、江青。把七二〇打成了反革命武装暴乱，就是林彪、江青搞的，我们吃了大苦头。七二〇后，我们几个总站负责人先去找吴焱金，想通过他表明我们总站负责人愿意投案，只希望对下面的人不要服复，但吴焱金不肯帮助。我们就去找新华工郭保安，我们认为新派比较讲政策，哪知新华工接待我们后，把我们一汽车送给了警备区，结果关在宝丰路坐牢四年又八个月，那不是人过的日子。他问我：你坐过牢没有？

我笑着说：我问你一下，你坐牢判刑了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你只能说是羁押后解脱，我们就不一样了。七二〇事件后的8、9、10月间，有的百万雄师成员是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被殴打、批斗，但没有一个受到党纪、政纪和刑事处罚。个别受到处罚的在曾思玉、陈丕显分别主政时都平了反，并都得到了优厚的补偿。你们百万雄师受到不公正对待只一次，时间是三个月。而造反派前后受到五次不公正对待：1966年6至8月大抓“右派”、“三家村”；1967年3至7月被武装围剿；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3月至1973年12月，60多万人被打成五一六、北决扬分子；1976年10月至1984年5月“揭批查”中，又把60多万造反派打成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代理人、骨干、三种人。在这五次残酷镇压中，百万雄师及其前身文革工作队、各单位文化革命委员会、大中学校红卫兵和职工联合会，其成员都成了这五次运动的“依靠对象”、“动力”、“骨干”和“专案人员”。这五次运动，历时12年多，受害者至少也有130多万人次。特别是1976年10月以后被隔离审查，有的被逼致死致残，吴焱金就是被逼跳楼，落个终身残疾；有的判刑劳改，我不仅坐了牢，还判了七年刑，但还不算重判，胡厚民判刑二十年，朱鸿霞等都判十年以上啊，吴焱金残废了还判他八年。刑满释放后，又不给生活出路，分文全无。老俞，你们在七二〇后的三个月中是吃了点苦头，但相比之下，无须我说，世人都明。

俞文斌摇着头插话说：我第一次听到，这实在整得太狠了。我们两家都吃了大苦头，都上了毛泽东的当。

我不赞同：你这话说的不在理。毛主席一贯讲要文斗，不要武斗。他还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理由分裂成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不知道你想过没有，你们为啥对造反派那么恨，一定要“踏平”，一定要“放血”？

俞文斌：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你们把各级党委、市委、省委都搞垮了，还夺了权，共产党就被打倒了嘛。我们就为这起来保卫党委，你们和我们就成了死对头。

我接着他的话说：一听就懂了。要说当“老保”，我是长办最先保党委的保皇派领头人。当时我的认识与你刚才说的一样，把各级党委当作党，后来我认识到政治上思想上的路线正确与否决定党的性质，不能单从组织上来识别党。造反派与保守派在认识上的分歧就在这里，一个从组织上认定党，一个从路线上认识党。你说我的看法对不对？

俞文斌摇头：没有党的组织，哪来的党的路线。

我回来后，顿生把造反和保守两派的代表性人士聚在一起谈谈心的想法。经认真思考后，2007年6月上旬，请来杨道远、吴焱金、彭勋商议。我首先简要通报了与俞文斌会晤的情况，接下来讲了我的想法。

第一、根据我与俞文斌的交谈，虽然在观点上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但他还是愿意交谈，敢亮观点，而且很想与我们接触。他和我开始交谈时就对我说：“我们之间搞了几十年对立，今天才相识，你们三钢、三新的头面人物，我也只知其名不知其人。”

所以，我想邀请俞文斌等百万雄师的头面人物与我们方面的代表人士，搞一次聚首共话活动。我估计，如我们主动发出邀请，十有八九他会应邀。

第二、我们邀请他们的目的之一是，我们正在撰写“武汉文革亲历记”，资料不全，只有造反派单方面的，没有百万雄师方面的。我们邀请他们就是为了填补这个空白，为“武汉文革亲历记”收集资料。如果他们愿意携手合作，我们十分欢迎，这个信息可以向俞文斌透露。要是有了当年对立双方的资料，那这部“武汉文革亲历记”就有可能真实地再现当年了。与此同时，还可交换对往事和现实中一些问题的看法，力求释疑解惑，化解冤仇。

第三、如头一次不行，可再请第二次第三次，三次不行就作罢。

第四、请彭祖龙出面，代表我们造反派的负责人发出邀请。如若如愿，就由老彭与之商定时间和地点。

第五、在聚首共话中，我们以礼相待，热情坦荡，不卑不亢，并注意一不打断人家发言，二不讲刺激性话语，三如出现原则性观点对立，可抒己见，不搞批驳，尽可能多问。

大家议论后基本同意这个设想，并商定参加人员名单：谢望春、杨道远、吴焱金、顾建棠、彭勋、彭祖龙、朱鸿霞夫人朱爱华　和胡厚民的姐姐胡秀娟。

经彭祖龙的努力，当年的造反、保守两派负责人进行了两次“共聚首话当年”活动。

第一次，2007年7月6日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在汉口亢龙太子酒店举行。我们请陈昌雄专事摄影，费用由我拿撰写“武汉文革亲历记”的资助款买单。那天，百万雄师的刘天喜　来得最早，他对我说，我是不请自来。我问：你这话从何说起呀？他说：我得到消息，你们请我们。但老俞没通知我，我自己来了，这就叫不请自来。

百万雄师方面来了四人：俞文斌、刘天喜、章迪杰、汪士奇　。

造反派方面八人参加：谢望春、杨道远、吴焱金、顾建棠、彭勋、朱爱华、胡秀娟。

上午十点，双方人员到齐，自报姓名，互致问候，热烈握手。当年青春年华，英姿焕发，如今均已银丝盖顶，暮年垂老。岁月催人老，岁月促人清醒。大家入席后，彭祖龙作为引线人首先开腔：老天爷给我们开了个大玩笑，四十年前的7月，我们被百万雄师打得落花流水；四十年后的今天，冤家对头坐在一起了。现在就请大家畅谈。

俞文斌说：文革过去40年了，我们能坐到一起来是件大好事，我也多年想和大家见面。谢望春同志，我知道你的名字，今天第一次见面很高兴。过去的恩恩怨怨，现在应该化解了。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化解，留到下一代去，我们就又犯错误了。我们两派过去斗来斗去都吃了苦，挨了整，是上了当的。希望彭教授（彭勋）牵头，把那段历史写出来。这个历史应该是只讲事实，不带观点，不带派性。

彭勋说：我们能够见面是件好事，相信这件事能载入史册。

过去两大派的恩恩怨怨，有打斗，甚至有流血，事件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根子应从外部去找。七二○事件前，百万雄师搞了数十起打砸抢和流血事件，我们一向认为根子在党内、军内、公检法内顽固坚持刘邓资反路线的走资派和犯有走资派错误的那些人身上，你们百万雄师也是受害者。七二○事件后，一度出现了百万雄师中相当一些成员被武斗问题，我今天坦诚相告，这绝不是造反派组织布置的有组织行动，是我们造反派内在报复心态驱使下的少数人的个人行为。我在京参加了中央首长与武汉造反派头头座谈的“八八”会议纪要的整理工作。周总理讲，武汉造反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百万雄师人还在，心不死。会议纪要中提到七二○事件是党内、军内、公检法内、百万雄师等四个“一小撮”挑起的。成立省、市革委会时，支持百万雄师的干部参加了三结合，百万雄师没有人参加三结合，这不能不说是憾事。

俞文斌马上接着说：这个人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害了我们。他们搞权力斗争，我们坐了四年零八个月的牢。

章迪杰则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你看现在是什么社会？现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当中好多同志都下岗了，弄得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生活十分困难。

顾建棠接着说：搞改革开放并没有错，毛主席就是改革开放的先驱者。现在的问题是改革开放的方向和落脚点不对头，改了社会主义制度，革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命，敞开国门引狼入室，把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统统放出来了，就是打着共产党招牌搞资本主义。

刘天喜说：再来文化大革命，我和你们一起造反。

彭勋说：文革十年中，造反派八年在受压。比如杨道远，先后为文革坐牢27年。吴焱金受审查时跳楼自杀成了残疾，还坐了八年牢。你们坐牢没有判刑，后来全部平了反。我们造反派这些人都判了刑，几十年没有一分钱收入。

俞文斌插话；那你们靠什么生活？

彭勋说：靠老婆孩子养活。最近才拿到一点生活费，有的人还没有拿到。

章迪杰问：你们是什么罪名？

顾建棠说：林彪、四人帮的黑干将。

章迪杰问：现在给你们发生活费是以什么名义？

顾建棠回答：是文革“两案”（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刑满释放人员的生活费。

章迪杰连声说：这太不像话，太不像话！

俞文斌说：要是早几年知道这样的情况，我还有条件帮个忙。

第二次聚会是7月29日上午十点到下午二点多，俞文斌等人在汉口三阳路湖锦酒楼回请我们。这次双方到场的有：俞文斌、汪士奇、章迪杰、沈邦安、叶长鸣、杨道远、吴焱金、顾建棠、柳英发、彭勋、彭祖龙、林子忠、朱爱华、胡秀娟十四人。

彭勋首先讲了三点：第一，文革两大派斗争实际上是走资派挑拨的；第二，我们这一代人要主动消除历史上的恩恩怨怨；第三，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共同把写文革这件事完成好。

俞文斌说：章迪杰是我们中最能写的，但还是不行，你们造反派能写的人多。

顾建棠说：把武汉文革史写成写好，是对历史的交代与贡献。我们有一个初步设想，如果老俞你们有意的话，我们可携手合作，共同完成。

杨道远说：老俞说要把武汉文革史写出来，就一定要把真实的情况讲出来，不要怕丑，是谁支持的就说谁支持的。

俞文斌连连点头。

吴焱金说：你们百万雄师是傀儡。

汪士奇说：我们是“皮影戏”（意思是被人操纵），用完了就算了。

杨道远说：你们百万雄师不管文的、武的，矛头都是对准造反派的。而我们每次发表声明，矛头都是对准“陈大麻子”（陈再道）的，我们从来没有把百万雄师当作敌人。我们认为你们是受害者，是受他们（指当权派）操纵的。

俞文斌插话说：我想你就是华工的郭保安？我们到新华工去，你们把我们抓起来，交给了公安联司。

杨道远说：我是武汉测绘学院的，我叫杨道远，你记错人了。杨道远问俞文斌：你们见过几次陈再道？

俞文斌回答：我们在七二○前从来没有见过陈再道和钟汉华，他们派叶明副政委直接跟我们联系。七二○事件后，我们去洪山宾馆军区支左指挥部找叶明，请武汉军区帮我们印发一个百万雄师勤务组公告：七二○的所有错误行动由我们勤务组成员负责，希望造反派不要报复百万雄师的群众，让他们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叶明头一天晚上答应了我们，第二天上午就翻脸，赶我们走，叫我们去找新华工。

叶长鸣也发表了他对七二○事件看法。他说：七二○事件是林彪为了排除异己搞的。当年广州军区是他红一方面军的人马，北京和广州中间隔着个武汉军区，陈再道、钟汉华都是红四方面军的人，不听他的话，林彪不放心；钟汉华当年在延安负责审干，对叶群来延安前的历史未作结论，因此林彪不满。他还介绍：父亲叶明原来不是林彪系统的，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调到东北战场，属四野管辖。叶明在武汉军区“三支两军”中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七二○事件发生前，当时中央已准备调钟汉华政委去中央军委工作。他还披露，父亲2002年去世前写了一些回忆录，他正在着手整理这些文稿。他认为，文革结束后对造反派头头判刑处理的决定是正确的，但出狱后不安排工作、不给生活出路是不对的。

俞文斌插话说：七二○事件前攻打造反派据点，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勤务组确实没有开过一次会议研究，但事情发生了。

汪士奇也回忆说：老俞，六渡桥“六一七”事件发生以前，你布置我打民众乐园，我说打不得，结果没有打。

会见中气氛友好融洽，双方都是坦诚相待，没有出现不愉快的事情。临别前合影留念，并交换了各人的电话号码，以便今后随时联系。

在这两次活动中，我差一点做了一件憾事：在第一次聚会时，我原设想俞文斌两边安排杨道远、吴焱金的座位，哪知俞文斌先把彭勋拉在他的右边，左边是吴焱金，因而杨道远与俞文斌相隔两个座位。当然杨道远并不介意，作为我来讲总是个遗憾。（因为造反派里还有原钢新山头的阴影，我历来注意。）幸好有了第二次聚会，给了我一个机会，当时俞文斌把我拉着并坐在一起，一见杨道远到来，我马上起身把杨道远拉过来，按着他（因为杨在推辞）与俞文斌坐在一起。

这两次“昔日冤家聚首话当年”活动，是武汉文革史中一个迟到的亮点，就全国而言，恐怕也属罕见。诚然，也许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但我以为，虽然不能说完全达到鲁迅诗中“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境界，但两派头面人物能够聚会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义。正是：同声共求化冤仇，理解对方坎坷路。百兄自认“皮影戏”，释疑解惑以和酬。观点相异敢亮开，各抒己见理往来。意向合著文革史，齐声斥责特色牌。

这件事还产生了后续效果，比如原百万雄师成员、长江动力公司的丁振云，和原造反派一起，大力为下岗职工维权。他统领的维权队伍中原两派群众都有，已经形成了一体，丁振云成为武汉地区维权群众的旗手。

第九章 群情激奋欢歌庆胜利 长办联司面临分裂境

1967年8月初，长办联司六二六大撤退时逃往北京的人要返回武汉了，我前去北京水电学校给大家送行。大家要我说几句，我当时联想到百万雄师的悲剧，以及钢新两派在京代表唇枪舌剑的现状，就对即将回汉的同志们说：陈再道倒台了，百万雄师覆亡了，现在我们成了胜利者。我们一定要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请同志们千万注意骄兵必败，回去后一定要正确对待站错队的群众和干部，千万不能报复。百万雄师垮台，原因很多，但到处抓人打人杀人是他们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不得人心。我们回去，他们害怕我们武力报复，所以万万不能搞他们那一套。毛主席说了，要允许人家革命，站错队站过来就是了。还有一点，我们长办联司绝不参加外面的派别斗争，把自己单位的事办好就不错了。我呢，先回老家一下，待伤势好了回武汉。

第45节 郭主任痛陈乱象忧分裂

我8月10日回江苏海门老家疗伤，原准备国庆节前回长办。谁知连续接到当时主持长办工作的郭志伟主任的两封电报，催我尽快返汉。后又派我的同乡、规划处技术员黄××到我家，当面转达了郭志伟要我立即回汉的意见。我8月20日抵汉，联络部的夏其发和彭炎生到码头接我，并安排我先在新中原（中原机械厂）住下。

当天回到长办大院见到了郭主任，他对我讲：“现在乱得很啊！外面钢工总插手长办，要在长办发展钢工总，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致使长办联司出现了‘钢化’与‘反钢化’两派。还有人要彻底改组长办联司，有人提出重新组建联司勤务组……等等。”

郭主任又说：“8月上旬长办联司的同志不仅不抓人不打人，而且对不敢上班的百万雄师长办造委的那些同志，上门看望，主动送去工资，人家也很感动。但不久‘钢风’刮进了长办大院，外面的打人歪风也随之而来，内部又出现了‘报复’与‘反报复’两种意见。”郭主任很担心，认为长办联司面临分裂的危险。

为了长办联司不内乱，不被钢工总吃掉，我从了解情况入手，听取各方意见，提出应对措施。我向李纯钊、邱碧谨　、王秀林、王有秋、高永华（长江科学院政治处组织科长）、缪盛桂、徐秀庭、张振奇（长办组织部组织科长）等领导干部征求意见，请教办法，随后，与郭主任商量：先开个长办联司勤务组会议，邀请几个领导干部参加，就目前存在的“钢化长办”、“改组联司”和“武斗打人”三个问题，请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议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中心是团结内部，保护长办联司不分裂。郭主任赞成，要我尽快召开。

8月26日上午，在红楼二楼会议室，我主持召开了长办联司勤务组扩大会。会上七嘴八舌，提了不少好建议。根据会上意见和自己的想法，我提出了以下四条措施，得到一致支持，并顺利实施。

第一，加长“板凳”，扩大勤务组，避免长办联司分裂。六二六撤退后，联司勤务员各自东西，武汉、长沙、上海、北京等地出现了主持工作的实际领头人和一批积极分子，比如在武汉除严常、郑兆鳌外，工大的王明、修建队的孙敬龙等坚持斗争；工大女学生刘本凤孤身一人闯进长办大院，打开广播鼓动抗暴，百万雄师闻讯赶来，包围了长办要捉拿她，刘本凤身背大喇叭，用一根麻绳从新大楼五楼滑行下来，在围观群众的护送下，安全脱险。在长沙有殷亮白，在上海有吴泽宗，在艰难条件下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现在有同志提出要改组或推倒长办联司勤务组，我认为是很不妥当的，不能因为在特殊情况下大家出了力，而否定排挤原联司勤务员。因此，我建议加长“板凳”，就是扩大长办联司勤务组，六二六大撤离后在武汉、长沙、上海、北京等地主持工作的实际领头人，都可以进入联司勤务组，这样做可以避免可能出现的内部分裂。请大家考虑。

第二，对内一盘棋，对外三面旗，堵住“钢化”风。早在1966年12月26日长办联司成立时就定下规矩：长办联司不参加任何社会性组织，不接受任何社会组织、人员加入长办联司，不准社会性组织在长办内发展其组织。但时局的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长办联司成立后，应郑兆鳌的要求，我们与武汉工造总司结盟，长办联司内就有了工造总司的旗帜。七二〇后钢工总多次插足长办，他们不达目的是不罢休的，我们来个借“钢”堵“钢”，由谢从勤带领堤角修造厂工人加入钢工总，把钢工总的旗帜接过来。这样，从组织上形成了对内长办联司一盘棋，对外联司、工造、工总三面旗。请同志们发表意见。

第三，组织文斗示范大会，制止武斗打人。批斗对象是李庭序，规定批斗中只动口，不准动手，不得辱骂；李庭序坐着接受批斗，允许发言申辩。我强调：反对武斗打人，坚决制止打人。有人打着为造反派报仇雪恨的旗号打人，那是谎言。说要报复，我有这个资格，我被打断了左膀和两根肋骨，在长办没有第二个人。搞武斗打人的人，是形左实右，是帮倒忙，是在破坏大好形势。如果这次文斗示范大会成功，今后各单位就按这个样板去搞。

第四，要保护好长办党委成员和百万雄师长造委的头头。

以上四条得到了大家支持，并顺利实施。

8月27日上午，在灯光球场召开了批斗原长办党委第二书记、百万雄师长办造委后台李庭序的群众大会。在这次文斗示范大会上，出场批斗李庭序的人，除党委委员、政治部副主任于亚农一人用手推了李庭序一下外，其余的都没有出格。会后我还当面听取了李庭序的感想，他说；“在延安整风中，也有过激行为。昨天这样的会符合党的政策，尤其是让我申辩，事前我想都不敢想。”

我先后走访了宣传部的成绶台、枢纽处的刘仁（长办团委第一任专职书记，后送出深造成为技术干部），他们和我都是从长江水利委员会下游工程局调到长办的。我看到成绶台脸面被打得又青又肿，刘仁也被打，但未见伤痕，当时我问是谁打的，他们都不讲。后经了解，动手打人的有长办联司的人，也有百万雄师长办造委中反戈一击的人。动手打林一山、李庭序的，不光有长办联司的人，还有党委成员，有的还是林、李的亲信。（林一山复出后，凡是打了他的人，即使是长办造委的，都没有得到重用。）长办联司成员中七二〇前挨了打的人，除个别人外都没有报复打人。真正动手打人的，恰恰是那些没有挨过百万雄师打的人。（长办联司中有名的打手，在“揭批查”后林一山一统天下的长办却被破格提拔，由工人当上了处长。）

但武斗打人并没有因此绝迹，在公开的批斗大会上明目张胆地打人不见了，可是有那么几个人变换手法，会上不打会后打，明里不打暗里打，群众很难发现，被打的人又不敢声张。比如政治部办公室主任、长办造委发起人之一、百万雄师成员胡彤被打后，没有声张，我得知他住院后赶到协和医院看望时，才知道是修建队工人周启太把他打成重伤。我请求院方领导项济生不惜代价全力抢救，胡彤终于治愈出院。

对在汉站错队的长办党委成员进行监护，防止被武斗。我们作了专门安排，林一山由行政处负责，李庭序由机电处负责，丁福五由施工处负责，黄世忠由施工总队负责，防止对他们武斗。于亚农反戈一击表现好，没有人会对他武斗。

一次长江工程大学长办联司八一阵线的几个学生把林一山关进防空地下室，郭志伟得知后，马上叫我找到严常，要严常立即放人，很快林一山回到了行政处。

李庭序1968年11月上旬突发脑溢血，当时我和郭志伟正在黄浦路兵站听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录音。李兆生和梅荣其向郭主任急报，郭立即请假和我赶回，马上要长江医院立即转协和医院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以后又转北京积水潭医院作康复治疗。

我们采取的这些措施，对于抵御“钢风”、稳定长办运动形势以及团结长办广大干部群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里还有一件事要提一下。在狠捅“马蜂窝”和“两清”　时，在长办大院展出了李庭序被打断肋骨十几二十根的X光片（人体肋骨总共二十四根），而且说李庭序的伤是在顾建棠纵容下造成的，不少人信以为真。后来在批林批孔中，据长办东湖疗养院姚院长和袁东海大夫透露，展出的X光片是放射科某医师伪造的。三十年后，与我住同一栋楼的协和医院顾寄真教授，正是当年在北京积水潭医院为李庭序治疗的大夫，我与他闲聊时谈到李庭序的病情。我问：听说李庭序的脑溢血是因被打断十几二十根肋骨造成的。他说不是的，断了十几二十根还了得，我给他多次做全身检查，没有发现肋骨断裂。曾一度闹得满城风雨这一事件，是真是假，只有李副主任心里最清楚，但他始终没有出来说句公道话。

第46节 真情实意保护“造委”头头

1967年5月长办造委整体加入百万雄师后，对长办联司实行全力围攻，特别是在6月26日长办联司撤退时，就有老红军、长办副秘书长罗红元，老新四军、部队转业校官、秘书处长缪盛桂，老八路、行政处房管科长阎清武，老新四军、部队转业干部、劳资科的张贤良、长江工大老师俞剑如等一百多人被抓，没有一个不挨拳脚的，还要设计好的表上登记画押，有的要写书面检查，有的被迫写出“投降书”。

七二〇事件后，长办联司的绝大多数群众和干部都能不计前嫌，正确对待并保护昔日的对立面，尤其是尽力保护了造委的头面人物。

第一个是长办保卫处干部任国顺。任国顺是百万雄师总部保卫部部长，不少人要找他算帐，一些外单位的造反派也在找他。长办联司组保部副部长陈林海会同王宜久、江超伦、沪玉琪（此四人均为长办保卫处干部、中共党员）和人武部的郑兆业等，在我返汉前就把任国顺秘密保护起来，毫毛未动一根。

第二个是百万雄师长办分站一号头头马振河。他原是长江科学研究院材料室的工人。1967年5月和宣传部的郑学平一起带领长办造委集体加入百万雄师，并成为长办分站的一号头头。七二〇后他出逃外地未归，而群众到处寻找他。为了防止他回来挨打，我给联司科学院负责人王叔善打了招呼：“一旦发现马振河回来，一定要保护起来。”不几天王叔善告诉我：马振河回来了，咋办？我说：“先保护起来，封锁消息，然后慢慢放风。同时做好联司同志的工作，在不会发生武斗的前提下，再让马振河与群众见面。”王叔善认真执行了，马振河平安无事。他也十分感动，曾在毛主席像前拿着他父母的家信跪地痛哭，悔恨“违背了毛主席教导，站错了队”。

第三个是百万雄师长办分站二号头头郑学平。大约在1967年10月上旬的一天，郑学平爱人赵仁桂　到我办公室，低声告诉我：“老郑回来了。”我问：“现在哪里？”赵回答：“在家里。”我说：“不安全。你明天一清早把郑学平带到我这里，由我安排，你放心回家。”

我当即叫来施工总队的苏勇和李仕清，我对他们说：“有个重要任务交给你们。郑学平回来了，我们先把他秘密保护起来，现在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千万要保密。”并要苏勇把我对面的办公室清理一下，放一张行军床，然后把门锁上，钥匙由苏勇保管，今明两天不要离开大院。我又要李仕清赶紧回蒲圻施工总队，嘱托他把我的信一定要亲自交给邓文光，然后听从邓文光的安排，连人带车迅速回来。

第二天清晨，郑学平戴个大口罩，在他爱人陪同下到了我的办公室。我把苏勇找来，让他把对面的办公室打开，让郑学平进去。我对郑说：“你要作好准备，今天或者明天把你转移到施工总队。你就在那里好好休息，看看毛选，吃饭、保护由苏勇同志负责。”

下午，李仕清和十几个人乘一辆带篷卡车回到大院。下班后，郑学平仍戴着大口罩上了卡车，立即驶往蒲圻施工总队。

过了两天，我在联司勤务组会议上向大家透露了郑学平回来的消息，不少人闻讯而来：郑学平现在哪里？我们要批斗他。我乘势讲了我的意见：“人在我这里，你们要批斗也可以，但必须文斗，动口不动手。你们只要做得到，我先把郑学平交宣传部，就像批斗李庭序那样，由宣传部组织文斗示范批斗会，其他单位可以派代表参加。各单位要批斗，必须经宣传部同意，并派人陪去陪回。”就这样，郑学平也安全渡过了这一非常时段。

第十章 钢新内斗偏离大方向 狂刮钢风长办遭大殃

七二〇事件后，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附录五）中明确指示：“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着一个新的胜利的阶段”，这个新阶段必须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轨道上前进”。希望武汉革命造反派在实现这个新阶段中“要善于团结一切群众。要善于启发、教育一切受蒙蔽的人。过去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或群众组织，只要他们一旦觉悟，愿意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都应该欢迎他们，并肩战斗。”同时任命曾思玉为武汉军区司令员，任命刘丰为武汉军区政委，全面主政湖北。

8月8日，周恩来总理代表毛主席，把三钢、三新、三司革联　的主要负责人请到北京，共商搞好湖北的大联合、三结合，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事。到会的主要负责人取得了共识，并签署了“八八纪要”（附录六）。纪要中周总理谆谆叮嘱：“现在武汉的形势大好，……大家可不能把功劳都算到自己的身上。……你们要对武汉负责，对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负责。”“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千万不可打内战。彼此多看对方的长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多作自我批评。……不要因为内战辜负了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期望。”“纪要”中党中央要求：“革命造反派一定要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三钢、三新一定要加强团结，武汉对长江两岸、对全国影响都很大。”

这是毛主席、党中央为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指明的正确方向，恰恰在这个关键时刻，由于曾、刘没有真正贯彻执行八八纪要，致使钢、新两派偏离了毛主席指引的大方向，再次爆发内战。

第47节 钢新在京代表开打派仗

参加过抗暴（抗击百万雄师武斗暴行）的武汉造反派都知道，钢新两派的头头们也晓得，赴京代表团中的两派成员更清楚：5月16日，由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与工矿企业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共同组建了武汉市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联合总指挥部（简称“武汉大联指”）。接着就以武汉大联指的名义，代表全体武汉造反派，组成了武汉赴京控告团在京展开活动。可是七二〇后，在京的钢新两派代表四处发表的演讲中，这个武汉大联指不见了，被钢新两派的在京代表搞靠边了。七二〇后，我从7月27日至8月9日，在长办联司驻京代表赵枣安的安排下，先后参加了首都百万军民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回京大会，北京地质学院召开的武汉造反派控诉陈再道大会，在中山公园召开的中直机关支持武汉造反派群众大会，水电部机关造反派声援武汉造反派大会，还参加了京郊一个大工厂的声援武汉造反派的活动。在这些会上登台讲话的武汉钢新两派代表，包括长办联司在内，闭口不提武汉大联指，不讲自己是武汉大联指代表了，只讲自己的组织。代表武汉全体造反派的武汉大联指在一片欢庆胜利声中消失了。这是钢新分裂再次内斗的前兆。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发表之后，“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勤务组邀请武汉造反派在京代表，在海军大院参加座谈会。到会的有新华工的聂年生、工造总司的陈海波和另两人（不认识）、钢工总的两人（不认识）、长办联司的顾建棠和赵枣安，还有另外几个组织的代表。“三军”勤务组代表发言的主要内容，是希望武汉造反派大团结、大联合，把握毛主席、党中央指引的大方向，把武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聂年生发言说：在二八声明问题上，我们是有错误的，在这里我代表新华工向我们的亲密战友钢工总表示歉意。现在我们保证，在胜利后一定同武汉的造反派团结战斗在一起，共同把武汉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决不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也不辜负三军造反派的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和希望。

钢工总的代表发言说：二八声明的方向完全正确，我们永远是这样看的。以前新华工帮陈再道镇压了我们，但我们不计较。现在毛主席给我们撑了腰，我们解放了。但今后如果再有人在背后搞我们的鬼，我们决不客气。

工造总司的陈海波则大讲工造总司和三新在为工人总部翻案中作出的巨大牺牲。他说：有的人怎么在抗暴中没有见你，现在反倒成了英雄……等等。

这就预示着钢新内讧即将来临。

第48节 在京钢派独占《武汉烈火》

1967年8月初，在北京三弟家我看到一份《新武汉》报，该报刊登长办联司是联办单位，我原先只知道武汉大联指办了《武汉烈火》报，在北京日报社印刷，长办联司还派吴宗良（《人民长江报》记者）去当记者。怎么现在又出来个《新武汉》呢？我怀疑有人搞分裂，问了赵枣安才知道，原来是钢派把《武汉烈火》强行独占了，工造总司的驻京代表龙梅生　于是另办《新武汉》。由于长办联司是武汉大联指成员，所以把长办联司列为《新武汉》的联办单位。我与赵枣安等商量后，决定以长办联司的名义通知龙梅生他们，立即停办《新武汉》报，力避公开分裂，以求钢新团结。吴焱金的回忆录《四十三年望中犹记》（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9年版）中也提到：“在北京打出‘新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旗帜，估计是工造总司驻京联络站负责人龙梅生联合其他新派组织搞的。”（第74页）。我们的努力没有一点成效，种种迹象表明，钢新之间派性斗争的再次爆发已渐行渐近。

第49节 钢化反钢化派仗战不休

1967年的8月到10月上旬，是七二〇后钢新两派内斗的第一阶段，表现为两派围绕“以钢工总为核心，钢化江城”这一主张所展开的钢化与反钢化的激烈斗争。

当时工造总司决定加入钢工总，可是钢工总提出只收兵不要头，就是不要吴焱金等勤务组成员。这实在欺人太甚，因而工造总司勤务组取消了加入钢工总的决定。这是1967年8月26日上午郑兆鳌告诉我的。

交通联司一号勤务员傅廉　曾对我说过：交通联司当时也同意加入钢工总。在谈判中他提出：交通联司整体加入，只要求在交通联司名称前冠以“钢工总”就行。但钢工总的一位女代表提出：“我们是来接管收编的。”交通联司一听很反感：把昔日的战友当成“傅作义”来收编，老子不参加你钢工总了。

中原机械厂在七二〇前只有新派的“新中原”一个造反组织，而七二〇后钢工总插手该厂，组建了钢工总中原兵团，其中多是原百万雄师成员。我当时不无感慨地说了一句话：钢工总想钢化江城，有心无量。

工总的这种行为得罪了新派，因此新派反“钢化”。工造总司提出以“大联指”为基础实现大联合的主张，吴焱金为此在1967年8月24日《湖北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加强联指，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建议》的大块文章，与工总的“钢化江城”公开对抗。新华工等又提出应遵照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按系统按行业按单位实行革命大联合”的主张，公开与“钢老大”的“钢化江城”叫板。

工总针对新派的回击，在武汉三镇刷遍了‘钢化江城”、“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的大标语。这场派仗越打越大，直到10月8日后才由明争转为暗斗。

第50节 钢风满江城长办吞恶果

长办联司当时属新派，七二〇后我们联司勤务组一心想搞好本单位运动，力避卷入不符合大方向的派别斗争，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偏偏钢工总一而再、再而三插手并分裂长办。对于新华工提出的“遵照中央指示，按系统按行业按单位实行革命大联合”的主张，我们拥护支持。为了避免被钢工总吃掉，我们采取了“借钢堵钢”来应对。但工总“钢化”长办的雄心更大，分裂长办的手伸得更长。

我们长办联司成立时就规定：联司不参加任何社会性组织，不接受任何社会性组织加入长办联司。七二〇事件后，长办联司在社会上已稍有影响，当时虽有不少造反组织主动要求加入长办联司，我们都一一婉言谢绝。我们一如既往，既不加入任何强大的社会性组织，也不欢迎任何社会性组织插手长办、扩张势力，我们只想按照毛主席指明的方向把长办的事情办好。从1967年8月起，“钢化长办”尽管屡屡被阻，但他们分裂长办联司、鲸吞长办之心不死，要成立统辖整条长江长办系统的“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导致严重后果。

9月26日，联司成员、长办水利工会长江职工俱乐部干部姚永喜（中共党员）在二食堂门口对我说：“钢工总要在长办搞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人员都是原来百万雄师长办造委的人，他们在汉口技校已经开了勤务组会议。”我问：“有没有证据？是不是真的？”姚说：“没有错的，是他们勤务组中的人来告诉我们的。”我说：“那就请你好好查清楚。查实后，要给钢工总总部讲清楚，我们反对他们插手长办，反对他们来长办制造混乱。”

两天后，姚永喜告诉我：“现在名单都搞到手了，并且向钢工总总部核对了，一点没错。共有159人，其中158人是百万雄师长办造委的，只有一名是住在长办疗养院的外单位的人（后来了解是水电部武汉列电的工人）。长办科学院工人罗德义是头头。而我们联司所属井冈山的周仁（科学院岩基室技术员）也到钢工总报名参加，钢工总要周仁和罗德义合起来在长办树旗，他们之间为谁当头头争吵不休，现在还在扯皮。另外，叶茂盛（中共党员，长办水利工会干部，长办造委成员）对我讲：“原百万雄师长办造委的人七二〇后一直没有停止过活动。成立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是根据李庭序七二〇后在堤角修配厂要他们恢复工总长办工人分部的指示搞的。他们先是搞‘工人分部’没有搞成。接着又搞‘钢红旗’，又没有搞成。现正在搞‘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一旦搞起来长办就要大乱了。”

我说：“李庭序的话看来起了作用。他们是想在长办重新制造对立的两派，想依靠钢工总的力量把我们搞垮。你们赶紧到钢工总去说明我们的态度，希望他们不要到长办来插手搞分裂。必要时把长办造委即工总长办分部在1967年‘三月镇反’中反戈一击投靠陈再道的材料拿给他们看。七二〇前我们为工总翻案的时候，工总长办工人分部正在高喊‘踏平黑工总，镇压反革命’。现在工总翻了案，反过来支持百万雄师，不惜踩踏昔日为其翻案的战友，不惜纠集已经覆亡的百万雄师长办造委残余来破坏长办的大联合。如果钢工总发展他们，我们坚决不答应，对钢工总来说也是很不光彩的。”

1967年国庆节前夕，张文彦　到老大楼二楼大办公室找到我说：“我在宜昌搞到一份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的名单，并到钢工总总部进行了核对。据了解，一开始钢工总答应给他们树旗，但经我们把情况一摆，他们答应我们不给树旗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钢工总又同意他们树旗。经我们交涉，钢工总再次向我们明确讲了，保证不来长办树旗，在长办只承认长办联司。原先周仁他们也参加了长办系统兵团，在工总也听到工总说的在长办只承认长办联司，他们也不搞了。”我说：“只要钢工总不给他们树旗，他们再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搞不起来的。钢工总要是支持他们并给他们树旗，就是对抗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按单位、部门、行业、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指示，是破坏我们长办的大联合，就是明目张胆搞分裂。你们的工作很有成绩，否则我们哪里知道这些情况，甚至他们把旗在长办树起来了，我们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你们现在把材料整理好，放在材料组保存。”我当时以为这件事已了结。

10月6日上午，长江职工俱乐部正在召开欢迎周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谢胡总理访汉的动员大会，子弟小学的宁金姣老师急急忙忙找到我：“不好了，长办有一个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定在10月7日来长办大院树旗，你们知不知道？”我说：“前几天听说有人要搞什么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但工总表态说在长办只承认长办联司，不搞什么长办系统兵团了。怎么又要搞树旗了呢？你是怎么知道的？”宁金姣说：“在一六一医院看到了公告、请帖和标签。”我说；“你去拿来给我看看。”

午饭后宁金姣把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树旗的公告、请帖和标签给了我。这时姚永喜报告，钢工总要在长办树长办系统兵团的旗；紧接着郑兆业也报告，员臣告诉他这个消息；严常、郑兆鳌相继为此事向我告急；周仁、王立柱　也提供了相关情况，并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反戈一击。

在这种形势下，我主持召开了长办联司勤务组紧急会议，统一了思想：钢工总在长办搞树旗，是对抗毛主席按行业、按部门、按单位实现大联合的指示，是破坏长办已经实现的革命大联合，是蓄意分裂造反派，为走资派张目效力，因此必须认真对待，彻底揭露，全力阻止。会上拟定八条应对措施：

第一、派葛仲余、何重新　带上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的公告、请帖等物证和周仁、王立柱等人证，前去武汉警备区汇报，要求警备区立即劝告钢工总停止在长办大院为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树旗。

第二、由我主持，召开长办全体职工大会通报情况。严常向大会报告：原百万雄师长办造委中的一小撮坏头头，七二〇后千方百计、削尖脑袋钻进钢工总。现在他们打着钢工总的旗号，改头换面，借尸还魂搞复辟，想把我们长办的大联合搞乱搞垮，想把一小撮走资派重新扶上台，想恢复七二〇前的境况。他们不惜反对毛主席关于按行业、部门、单位实现大联合的指示，成立了一个什么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并且明天要到长办大院来树旗。同志们，战友们，一切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革命群众，你们说，答应不答应？场内群情激奋，高呼：坚决不答应！

姚永喜上台介绍了长办系统兵团的内情，并说他们的活动地点在汉口劳动技校，李庭序、董玉堂、刘贺春、崔吉礼等为后台。这些情况，我在会后问过姚永喜，姚说是周仁向张文彦和他提供的，周仁一开始就与罗德义等搞系统兵团，罗德义直接与刘贺春联系。

我在大会最后宣告：凡是参加了系统兵团的人及其指使者，只要向所在单位联司负责人表态脱离，一概既往不咎。

第三、向中央文革发电报，报告钢工总插手长办，策划已垮台的百万雄师长办造委成立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制造分裂。

第四、安排周仁搞一次反戈一击大会。

第五、向钢工总发抗议。

第六、向新派各组织发呼吁书，请求声援。

第七、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揭露原百万雄师长办造委借尸还魂的阴谋。

第八、为防止武斗等意外，把李、董、刘、崔由所在单位控制监护起来，不让他们回家，不准打骂，7日下午解除监护。

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在长办大院树旗的图谋没有得逞，但参与策划此事的科学院政治部主任、分团委书记刘贺春跳楼身亡。10月6日半夜里，长江科学院的蔡发奋　来到联司办公室对我说：“刘贺春跳楼了。”我问：“现在人怎么样了？”蔡答：“还好，跳下来后，我下去抬他时，他说不要抬。是我们扶他上的楼。”我问：“你们是不是打了人？”蔡答：“我没有打，别人打了他，我劝阻了。”我又问：“怎么跳的楼？”蔡答：“我们把刘贺春从二楼一个办公室向小办公室转移，经过厕所时，他说要解小手，就让他一个人进了厕所。跟他的人没有跟进去，他趁人不注意，就跳了楼。”

我要蔡发奋马上把刘贺春送医院。蔡说：“已经请长江医院刘院长来看了，说没有大问题，所以没送医院。”我又问：“你们问了他什么问题？”蔡答：“问了系统兵团的事，他先说不好讲，后来又说不敢讲。”

我说：“这有什么不好讲的呢，看来有顾虑。你回去再检查一下刘贺春的身体状况，如果情况不好，赶快转到医院去。”

10月7日早上，戚务华告诉我：刘贺春死了。

我立即跟着戚务华直奔科学院，找到蔡发奋和王淑善问：“现在人在哪里？”他们引我到科学院一楼左边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地上有一个棕绷子（棕绳穿在木框上做成的床板），刘贺春躺在上面，盖着被子，脸上有一小块紫色伤痕。

我问：“你们不是说请医生看了吗？”蔡说：“是请长江医院刘秀君副院长来看的，刘副院长当时检查后说正常，所以我们没送医院。”我再问：“你们不是派了两个人看守他吗？”蔡说：“是的。哪里知道这两个人后来把门一锁走了，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死的。”

我问；“跳楼的现场在哪里？”蔡、王两人引我们到办公大楼大门右边，正对三楼厕所窗口，地面上有一双并着的脚印，后脚跟较深，前边有一个膝盖和大腿的印迹，旁边有一棵小树。蔡发奋说：“他跳下来后，我们下到楼下看到他的手扶在这棵小树上。我们当时要抬他上楼，他不要我们抬，我们就扶着他上了楼。”

这时陈林海来了，他已经通知市公安局前来验尸和查看现场。陈林海在验尸后告诉我：公安局的法医验尸后讲，这个人当过兵，应该有这方面的经验，知道一般跳楼的人双脚并着跳下来是致命的。但是从身体外表看不出来，双脚落地会震动大脑中的某个致命处，或者造成肝脏破裂。如果当时马上送医院是可以救活的。结论是跳楼自杀。

刘贺春之死，对他的全家是很不幸的。长办联司特别是我负有一定的责任。但这一悲剧的根源在于：李庭序七二〇后策动长办造委恢复工总长办分部，钢工总鲸吞长办之心不死。要是没有这两个根源，就不会有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树旗的图谋，长办联司也不会如此兴师动众采取防范措施。

刘贺春之死，从1968年12月8日军工宣队进驻长办起，到1984年6月，一直列为长办的重大事件，长达十六年。长办主政人力图把这一自杀案打成他杀案。这一栽赃诬陷在林一山力主下最后得逞，共有五人因此案被判刑，总刑期达三十八年。

第十一章 毛主席特邀谢胡访汉 总理呕心力促大联合

七二〇事件后，毛主席、党中央热切希望武汉造反派实现大团结、大联合，建立省、市革命委员会，在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阶段中作出贡献。

在八八纪要中，周恩来总理谆谆叮嘱：“革命造反派一定要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先搞个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把文化革命领导起来。”

可是，两个多月过去了，胜利了又分开，纷争、内战取代了团结、联合，筹建省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为了拨正方向，化解纷争，促进大联合，组建三结合的省、市革命委员会，周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谢胡总理，于1967年10月8日至9日访问武汉。

第51节 热烈欢迎谢胡总理访汉

10月6日上午，长办联司召开欢迎阿尔巴尼亚谢胡总理访汉的动员大会。同时按照武汉警备区要求，抽调二十名党团员，委派武装民兵连副连长谢从勤为领队，由警备区直接指挥，参加周总理和谢胡总理抵汉时现场的保卫工作。事后谢从勤汇报说，欢迎现场真是人山人海，我们的保卫人员站在欢迎队伍的前列维持秩序，防止意外，看到了周总理和谢胡总理。现场一度出现混乱，但没有发生问题。

10月8日那天，我没有接到周总理接见和参加宴会的通知。下午六点多，武汉警备区派专车紧急找我，说要我参加周总理接见武汉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和宴会。当我到达东湖长天楼时，天已黑，座谈已近尾声，随即就上了二楼宴会厅。

为何我成了迟到的被邀请者？后来才听说，那天周总理在机场等候谢胡总理抵达这段时间里，只见到三钢、三新和三司革联七个组织的代表朱鸿霞、李想玉、杨道远、张立国、龙铭鑫　、高玉泽（新华农一号勤务员）、谢华之（三司革联一号勤务员），周总理问：晚宴准备了几桌？刘丰政委说：准备了两桌。总理说：范围要扩大，各个组织都要有代表参加。这样，工造总司、新一冶、长办联司、省直红司、市直红司、中学红联、新中原和公安联司等组织的代表才受到补充邀请，都成为迟到的被邀请者。周总理弥补了七二〇后中央只点出七个武汉造反组织的不足，同时示意曾思玉、刘丰和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的头头，在实现大联合、三结合中“范围要扩大，各个组织都要有代表参加”。

周总理在宴会上即席讲话：“我们这次陪同谢胡同志来汉，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特意请谢胡同志到武汉来促进革命大联合。希望同志们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实现革命大联合，把革命委员会搞起来。”接着就到每一桌给大家敬酒。周总理来到我们这桌时我们都站起来，总理与我碰杯时问：“你的名字叫……”，我说：“报告总理，我叫顾建棠。”总理说：“我记起来了，你是长办的。国庆十周年时，我们在人民大会堂见过面，你还是我的小老乡。林一山现在怎么样？”我回答：“靠边站，在作检讨。”总理点点头，说：“好。”

事后我虽然如实向长办联司勤务组和全体职工传达了总理问起林一山的话，但未能领悟总理问话的精神实质：在省市促进大联合、成立三结合革委会的形势下，提示我长办联司是否应该考虑解放林一山的问题。当时我只看到林一山跟着刘少奇犯有走资派错误的一面，没有看到文革新阶段提出的新目标、新任务，所以压根儿没有想到要解放林一山。尽管当时提出解放林一山很难在联司勤务组通过，在联司群众中也难以通过，但我没有在一定范围内组织学习、领会总理指示，为解放林一山吹风，这就叫政治敏感性不足。

这次会见，钢新两派的领军人物都向周总理作了承诺：第一、当省革委会主任不行。第二、不走北京道路，不走上海道路，武汉走自己的道路。第三、不搞钢工代会也不搞新工代会，成立革命工代会。第四、接受了“人小派性大”、“各组织的头头的派性都比较大”的批评。第五、头头要带头克服派性，要做大联合的带头人。

尽管在大联合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纷争起伏，但这五点承诺对化解分歧、促进联合，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第52节 群众审议的长办革委会

首先提出成立长办革命委员会的是赵枣安。1967年10月初，在郭志伟主任的办公室，赵对我和郭讲：“我们现在要把长办革委会成立起来，这是毛主席、党中央指引的大方向。人家新华工在七二〇后不久就向中央文革打了报告，由中央文革直接批准成立了华中工学院革命委员会，是武汉第一家。”

我问：“怎么成立法？人家有没有什么经验？”赵说：“主要在造反派内部协商，造反派中有影响的头面人物和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肯定要进革委会。这是基本原则，北京许多单位都是这样搞的，华中工学院也是这样搞的，全国都是一样的。”

我征求郭主任的意见，是不是就由赵枣安来负责革委会成立的筹备工作，哪知赵枣安抢先开了腔：“我不干，我不干。”郭主任也劝赵枣安把革委会的筹备工作抓起来。可是赵坚决不干，并建议由联司勤务组的主要成员来抓比较合适。

第二个提出成立长办革命委员会的是郑兆鳌。他来找我说：“现在形势很好，在长办就是联司一统天下，要抓紧把革命委员会成立起来。”当时郭志伟和我都同意郑兆鳌的意见，后因发生了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成立树旗的一〇·六事件，这件事中断了一段时间。

10月10日，我先后在长办联司勤务组和全体职工大会上汇报了周总理接见武汉造反派头头，要求实现革命大联合，成立省、市革委会以及宴会上总理与我碰杯并问起林一山等情况。

第二天，召开了长办联司勤务组会议，研究成立长办革委会筹备工作组。我在会上说：“要借周总理陪同谢胡总理访问武汉的东风，抓紧把长办革委会筹备组搞起来，大家同不同意？筹备工作我提议叫赵枣安来搞，但他坚决不干，大家看叫谁来干合适？”

大家都同意成立长办革委会筹备小组。郑兆鳌还说：“我举双手同意成立长办革命委员会。至于筹备工作，就由我来搞。有的人前怕狼后怕虎不敢搞，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把这个工作交给我，我保证搞好。”当时没有人对郑兆鳌的自告奋勇提出异议，勤务组会议当即决定：成立长办革委会筹备小组，由郑兆鳌负责。

我问郑兆鳌：“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郑兆鳌说：“没有，不要搞什么方案，选上谁就是谁，要相信群众嘛。”我说：“不对。我建议，第一、长办联司勤务组成员和联司二、三级负责人原则上都列为候选人，第二、各级勤务员是否能够列为候选人，必须由各自所在基层单位的群众决定，第三、所有联司成员都有权参加候选。请大家发表意见。”与会的大多数人都表态同意。

到了10月下旬，郑兆鳌的筹备工作未见眉目，反而出现了内斗。长办联司虎山行战斗队贴出大字报，反对顾建棠进入长办革委会，理由是顾在1966年6月26日被百万雄师长办造委抓捕后，写了投降书《我的回顾》，没有资格。长江工程大学长办联司八一阵线的严常等搞了一个“揪叛徒、肃内奸”调查小组，把在六二六撤退中被长办造委抓捕并写了“材料”的罗红元、缪盛桂和阎清武等说成是“叛徒”；把修建队的造反派骨干、转业兵金荣山等说成“内奸”；把数以百计的、六二六后在长办造委所谓的“登记表”上签了字的长办联司成员，都说成是“变节动摇分子”。还有人提出政治部的造反派都不可信。但也有不少群众反对这种做法，并质问虎山行战斗队为什么只公布顾建棠《我的回顾》的一部分，要求全文公开。一时间乱云飞渡，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当时有人告诉我，虎山行的行动大有隐情，它后面有人支持，有的人想进革委会，有的人想把你搞臭取而代之。

我心里明白，1967年6月30日《我的回顾》交给了长办造委，同时提出要住院治疗，7月1日仍不送医院，长办人武部的罗礼社对我说：“你写那个东西是为自己评功摆好，不行，住医院休想。”当时长办造委将罗红元、缪盛桂等写的材料又印发又广播，唯独对我写的《我的回顾》无声无息没有动静，是因为没有什么油水可捞。要是真能搞臭我的话，长办造委早已印发全江各单位了。事隔一年零四个月，在革委会筹备期间抛出了《我的回顾》，显然是内外串通，上下呼应。我比谁都清楚，《回顾》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因此，我不能感情用事，要尽力防止混乱和分裂。我虽不好公开申辩，但必须设法平稳化解。我找到郑兆鳌说：“我写了《回顾》是事实，但绝非投降书。人家有权提出质疑和评说，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我希望你转告虎山行，把《我的回顾》在大院内全文张贴，由大家评说。”同时，我又请长江科学院的王淑善和戚务华出面，再次要求虎山行把这份《回顾》用大字报贴出来，由全体职工来下结论。

10月27日，“揪叛徒、肃内奸”调查小组组长严常，在长江职工俱乐部召开大会，宣布他们的调查结论。他说：“六二六联司大撤退，顾建棠被抓后写了《我的回顾》，询问当时看押、审讯和劝降顾建棠的人，查看了当时百万雄师长办造委的记录，证明当时能写出这份《回顾》，是多么的难能可贵。顾建棠不是什么叛徒、内奸，倒是我们长江工大有个别学生，被长办保卫处的崔吉礼引诱、收买，当了内奸，向支保的崔吉礼送情报。”干扰的声浪开始消退，群众的情绪渐趋稳定。

10月29日我找到郑兆鳌商量：“筹备工作进展如何？”郑兆鳌答：“没有进展。被他们一闹，简直到了无法进行的地步，我正想找你。现在怎么办？”我说：“我听到一些意见，有些人提出，各级勤务员全部由各自单位的群众来决定是否推举，但这么办可能发生争吵。干脆由筹备组提出一个长办革委会候选人员名单，由全体职工去选。你听到什么意见嘛？”郑兆鳌说：“有的人说成立长办革委会时机不成熟，因为群众意见乱糟糟，你同意他反对，他同意你反对，实在头痛。”我向郑兆鳌建议：“开个勤务组扩大会，请几个领导干部参加，向大家请教。会议我主持，你向大家通报情况并请大家出主意提办法，你看怎么样？”郑兆鳌同意。

10月30日，联司勤务组扩大会议在老大楼二楼召开。经反复讨论，最后一致同意“先下后上”的办法，即先成立二级单位的革委会或革命领导小组，然后在二级单位革委会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中推荐进入长办革委会的人选，长办联司勤务组成员都回到各自单位让群众评议。

如果先搞长办革委会，候选人产生是个大问题，因为谁也无法提出一个使大家都满意的长办革委会成员候选人名单。由二级革委会和革命领导小组推荐进入长办革委会的候选人，只有二级革委会和革命领导小组的成员，才有资格得到推荐，这样就形成了长办各级革委会的垂直组织系统，你进不了二级革委会就无法进入长办革委会。

1967年10月17日长办施工总队革委会成立。24日长江工程大学革委会成立。此后，勘测、水文、规划、枢纽、施工、机电、总工室、秘书、财务、行政等处室和长江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长江医院等单位的革委会和革命领导小组相继成立。

在此基础上，经国务院授权武汉军区党委批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革命委员会于1967年12月20日召开了成立大会。

革委会组成人员如下：

主　任：郭志伟（党员、干部）

副主任：顾建棠（党员、干部）　郑兆鳌（团员、工人）

常　委：王秀林（党员、干部）　王有秋（党员、干部）

　　　 王志鹄（党员、工人）　张炳华（团员、工人）

　　　 严　常（团员、学生）　苏　勇（工人）

　　　 郑成炎（团员、技干）　邓文光（党员、工人）

委　员：胡　奇（党员、干部）　汪　贵（党员、干部）

　　　 王前义（党员、干部）　邱碧谨（党员、技干）

　　 　徐秀庭 （党员、干部）　李镇南（党员、技干）!

　　 　赵国光（党员、技干）　 毛祖述（党员、干部）

　　 　赵春元（党员、技干）　 刘戴生（党员、技干）

　　　 卢正安（工人） 徐炳华（党员、技干）

　　　 赵枣安（党员、干部）　 姚永喜（党员、干部）

　　　 蒋乃明（党员、技干）　 葛洪明（团员、干部）

　　　 王宝华（行干） 赵亚兰（团员、护士）

　　　 杨益阶（工人） 刘春才（团员、干部）

　　　 张　斌（团员、工人）　 陈学先（团员、工人）

　　　 汪汉臣（党员、工人）　 陈世柏（团员、技干）

　　　 杨朝宗（党员、工人） 　胡吉才（党员、学生）

　　　 宋其波（团员、学生）　 罗家惠（职工家属）

长办革委会常委11人，委员28人；其中党员21人，团员11人，群众7人。

第53节 省革委会在争斗中成立

10月中旬开始，武汉进入了共商大联合、筹建革委会的新阶段，钢新之争从未停息，先是争大联合的“核心”，后转为省市革委会的席位之争。能坐到一起唇枪舌剑，没有形成全面的武斗，这个局面就来之不易，是周总理苦口婆心做工作的结果。从1967年10月到1968年2月，围绕省革委会成立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各方进行了激烈的争斗、谈判。我作为长办联司的代表，亲历了协商成立湖北省革委会的整个过程。

当时长办联司接到军区通知，要我们派代表参加筹建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革命工人代表大会（工代会）和省革命委员会的协商会议。联司勤务组为此开会，讨论以什么样的态度参加。有人提出要争得一席之地；有的说不要讲争，就摆一摆长办联司在抗暴斗争中的贡献和长办本身是国务院直辖单位，让别人来提名为好。我征求郭志伟意见，他摇头并要我表态。

我说：“我不赞成‘争’，也不赞成‘摆’。长办联司成立时就立了规矩，就是立足本单位，用郑兆鳌的话来讲就叫‘独立寒秋’。抗暴中我们出了一点力，但不能因此伸手，我们能把长办自身的事情办好就很不错了。我们参加协商，一不要工代会的席位，二不要省革委会的席位，我们去的目的是讲团结、促联合。”最后大家鼓掌支持。同时会议决定：王志鹄参加工代会协商，顾建棠参加省革委会协商。

王志鹄和我在协商过程中，都按联司勤务组的决定办事，不争、不摆、不要。据王志鹄回来讲：“在工代会协商中，各派摆功争席位，气氛很紧张，争吵很凶。我虽然劝大家莫吵架，好好商量，但人家不听你的。反正我抱定一条，不要席位。”不争反而有得，1968年1月15日成立的武汉工代会领导班子中，王志鹄被推选为常委。但我们确实不是为了“有得”而“不争”的。

我在协商成立省、市革委会过程中，看到钢新争斗非常激烈，争执的焦点，一是各自推举领导干部，二是各自组织所占席位的多少与职位的高低。比如钢派推原宜昌市委书记杨春亭结合到武汉市革委会当副主任，新派反对；新派提名原黄石市委书记孙德枢，钢派反对。有一次在军区招待所商议群众组织代表名额时，朱鸿霞与张立国甚至当着曾、刘的面打起来了。

在商量各组织代表结合名单时，的确有兄弟组织代表提名长办联司，我先后三次明确表示：感谢兄弟组织，但长办联司不参加省革委会，这是我们勤务组的决定。曾思玉、刘丰都问我是不是心里话，我说是真心的。我第三次表态后，刘丰再度问：是真的吗？当我正面回答后，刘丰很严肃地说：“那我们就不考虑你们了。要是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像你那样，有多好哟。”

经过争吵辩论、沟通协商，最终基本达成一致，提出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员名单（包括常委和委员），完成了《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附录七），曾、刘赴京汇报。

第54节 总理提名我进省革委会

1968年1月24日晚上十点钟左右，办公室的李兆生拉我到窗前，只见四辆黑色轿车驶向长办红楼。我和李兆生立马下楼，见到曾思玉、刘丰、方铭　、张昭剑　下车，这是他们破天荒来到长办。我一面迎上前去，一面叫李兆生通知革委会常委们立刻到二楼会议室来。四位首长坐下不久，已接到通知的郭志伟、王秀林、苏勇、郑成炎、王志鹄、严常、郑兆鳌、赵国光、徐秀庭等长办革委会成员陆续赶到。

张昭剑第一个开腔：“告诉你们哟，曾、刘首长一下飞机就来到这里，晚饭都来不及吃。”我一听马上派人通知食堂准备晚饭，曾思玉说：“算了。顾建棠同志，革委会的人是不是都来了？”我答话：“大多数常委都到了，委员也没有全到。”刘丰说：“那现在就开会。曾司令员和我刚从北京回来，带回了周总理的指示，现在请曾司令员给大家传达。”曾思玉在一阵掌声中讲：“我和刘政委到北京向总理汇报省革命委员会组成情况，总理认真审阅了名单，还询问了好多人的情况。他问我们，怎么没有长办联司的代表？我们向总理报告，在协商中长办联司的代表三次表态不参加省革委会结合。总理说，长办联司造反精神比较强，在武汉还是有影响的嘛，应该有他们的代表。我建议长办联司的顾建棠结合到省革委会担任常委，你们要是赞成的话，就请你们回去找长办革委会的同志商量一下。如果他们赞成我的建议，就这样办；要是不赞成，也没有什么关系。”刘丰接着说：“那就请大家表个态，我们好向总理汇报。”大家鼓掌赞成周总理的建议。

就这样，武汉军区临时党委1968年1月28日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1968年2月1日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附录八）中才有了顾建棠这个名字。在清查五一六和文革后的“揭批查”中，长办当局却诬蔑我是削尖脑袋钻进省革委会的，这完全是歪曲历史事实。2000年11月严常为此事写了一个证明，附在这里，以正视听。

第十二章 文革硕果长办革委会 新生事物显生机活力

长办革委会成立，长办的文化革命进入了由革委会领导的新阶段。革委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决定在12月26日毛主席七十四周年诞辰那天，在长办红楼前举行建造毛主席全身塑像奠基仪式。第二件事，批判刘邓修正主义路线，开展整党建党工作。第三件事，抓革命，促生产，特别是提出兴建长江第一坝的设计项目。

第55节 长办成为整党建党典型

1968年1月15日晚上，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武汉市警备区副政委张昭剑来到长办，郭志伟、顾建棠、严常和郑成炎等在二楼会汉室迎接他们。

刘政委讲：“你们长办联司在武汉大联合和三结合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张昭剑插话：“我犯一点自由主义，反正刘政委在这里，毛主席、党中央把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交给了曾刘首长。”

刘政委接着说：“你们要认真学习元旦社论的精神，社论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整党的最新指示。今年我们要把整党工作当作重点工作来抓，我们希望一些成立了革委会的单位先走一步，搞个试点，希望你们也抓个试点，摸索一些经验来。我们已经要求警备区在全市选几个单位做试点，你们长办革委会要认真抓一下。有些造反派头头即使不是党员，也可以参加整党，上海有这方面的经验，在整党中经受考验和锻炼。”

刘政委发话的第二天，革委会召开了常委会，传达了刘政委的讲话，又重新学习了元旦社论。会上指定由郑成炎起草1968年工作要点，将整党工作列为全年的工作重点，先试点后全面展开。2月初，按照《上海支部生活》刊登的整党经验和武汉警备区的要求，成立了长办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员有郭志伟、王秀林、顾建棠、邱碧谨、王前义、赵枣安、张振奇，革委会常委中的非党员苏勇，作为党外代表参加，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同时要求各处、室、院、校革委会和革命领导小组，都要成立相应的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党外代表按七比一或五比一的比例，进入整党建党领导小组。选定水文处预报室作为长办革委会的试点单位。

2月中旬，武汉市革委会和警备区举办了整党工作学习班，长办革委会派张振奇和邱碧谨参加。在这个学习班中，警备区领导对长办在整党试点工作中结合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做法，作了具体了解，认为很有代表性，具有典型意义，要求长办抓紧试点工作。

3月中旬，经武汉警备区副司令员、市革委会副主任张绪实地调查，认为长办水文处预报室的整党试点是成功的，可以作为整党典型进行交流，决定在长办召开武汉市整党工作经验交流大会。

第56节 抓革命促生产初见成效

长办联司遵循毛主席、周总理的教导，自1967年1月24日夺权那天起，对所有在建工程和设计任务，从未放松。

第一，确保在建工程有序进行。当时的丹江、陆水、乌江渡等直接由长办负责设计的在建工程，均延续无误，上从李镇南总工程师下至科技干部和后勤人员，干劲十足，日夜辛劳，加班加点。湖北蒲圻陆水水电工程于1967年7月下闸蓄水，丹江口枢纽　第一台机组于1968年国庆节启动发电（朱鸿霞和我代表省革委会参加庆祝大会），贵州的乌江渡水电站等工程都随后相继建成运营。

第二，援外任务如期完成。关系到我国国际信誉的阿富汗援外工程，长办指派组保部长张贤良专理其事，1966年初由枢纽处处长叶扬眉接任援阿专家组组长，两年后，按水电部的规定，叶扬眉调回，由员臣接任。文革中援阿工程依然顺利。

第三，军工宣队进驻前，1968年荆江上车湾裁弯工程开工，1968年6月至8月长江抗洪抢险复堤，同时应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华国锋请求，派出技术组帮助修复拓溪水电站。特别重要的是，长办革委会提出了兴建长江第一坝——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项目。

第57节 毛主席赞成长江第一坝

长办革委会成立后，在原总工程师室的基础上组建了生产指挥组，由常委、规划处长王有秋任组长，委员、总工程师李镇南和委员、技术员徐炳华任副组长。他们在抓紧丹江等在建工程的同时，积极研究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可行性，起草了《关于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

1968年3月8日，由革委会主任郭志伟率领李镇南、徐炳华、邱中恩和我上京，向水电部钱正英部长汇报，并递呈了《关于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的核心内容有两点：一是作为三峡工程的前期工程，葛洲坝工程是实战练兵；二是葛洲坝是利用自然落差的径流坝，即使出现突发事件大坝被毁，只要及时启动荆江分洪，可以确保中下游人民和武汉的安全。钱部长表示支持，并提出了设计和安全等方面的问题，李、徐、邱作了回答。钱部长听后说：“我要抓紧向周总理汇报。你们就在北京等几天，听了总理指示再回去。”过了两三天，钱部长向我们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设想很好，实现主席‘高峡出平湖’的理想，是大家的心愿。备战备荒为人民，要有战争观念。万里长江第一坝，要审慎筹划，兼顾各方，有利无弊，万无一失，准备打仗，确保武汉。请长办的同志抓紧研究，继续论证。”

返汉后，按照总理指示和钱部长的要求，我们加强扩大了葛洲坝水利枢纽设计组，全面展开了设计论证工作。

第58节 庆主席视察三峡十周年

1958年3月30日毛主席视察长江三峡，到1968年的这一天，整整十周年；又恰逢葛洲坝水利枢纽项目得到钱正英部长和周恩来总理首肯，长办革委会决定，3月30日那天在长办大院隆重举行庆祝毛主席视察三峡十周年大会，并由我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为实现毛主席‘高峡出平湖’的雄伟宏图而奋斗》的广播讲话，政宣部负责编印“庆祝毛主席视察长江三峡十周年”招贴画。

当天我还起草了《关于葛洲坝工程以毛主席3月30日视察三峡之日命名为‘三三〇’工程代码的请示报告》报送国务院，当年5月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并复示长办革委会。于是葛洲坝水利枢纽设计组改为“三三〇”设计组，这个“三三〇”一直沿用到1980年邓小平再次复出后才被取消，改为“葛洲坝工程”。

1968年12月8日军、工宣队进驻长办后，革委会的职能部门和工作全被接管并改组，但三三〇设计组保留，人员未动，继续工作。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周总理批准的特大项目，不敢下手。九大召开前的1969年3月，三三〇设计组完成了立项报告，并由军代表报送水电部和省革委会。九大期间，毛主席问张体学：“为什么把葛洲坝工程叫‘三三〇’？”张体学说不知道，总理接着说：1958年3月30日主席视察长江三峡，十年后的1968年3月长办革命委员会向水电部提出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报告，所以长办的同志将“三三〇”作为葛洲坝工程的代号，以示实现毛主席“高峡出平湖”的宏图。这个情况是1969年6月9日，张体学向我传达九大期间毛主席、周总理关于清查林一山历史问题的指示时告诉我的。

1970年12月26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上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1971年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工程开工，1988年建成，为三峡工程建设积累了经验，锻炼了队伍，奠定了基础。如果工宣队进驻后诚心帮助而不是捅垮长办革委会，我可以断定我们会比他们搞得更快更好。

第十三章 曾主任穿新鞋走老路 军干群难同心窝里斗

1968年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了《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2月5日召开了成立大会，《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长江万里起宏图──热烈祝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由175名委员组成。37人为常务委员，由曾思玉同志任主任，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鸿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8同志任副主任。设办事组、政工组、政法组、生产指挥组四个职能机构。

第59节 文革成果革命委员会好

1967年3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由群众组织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和军队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翻开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的新篇章，建国以来，在各级权力机构中，第一次有了不脱离生产、不脱离群众、半官半民、亦官亦民、“升官不发财”的群众组织代表。

革命委员会好就好在群众组织代表反映群众呼声、帮助和监督革命干部代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革命干部代表承担日常管理工作并接受监督，军队代表担负着保障社会秩序和保卫新生权力机构的使命，三方面的代表互相监督、互相促进。

革命委员会好就好在将这个临时权力机构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筑起了一道防止刘邓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屏障，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后捍卫革命原则、巩固革命阵地、保卫胜利成果、完成后续任务提供保证，进而建立一个充分体现无产阶级意志、从根本上防止党内滋生特权阶层、防止复辟资本主义的新的政权体制。

但又必须看到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的特性及其初生期间不可避免的某些不足，走资派必将伺机利用，兴风作乱，因而必须提高警惕，新事新办。

第60节 省革委会的特性与现状

革命委员会不同于原先的人民政府、人代会和政协，也不同于解放军的建制，它是由群众组织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军队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是个新生事物。它是集立法、司法、行政、协商、监督等于一体的具有综合性功能的权力机构，其领导班子由军、干、群三方代表组成，这个班子又有其自身特有的初生态势：三方互不了解或不十分了解，有的曾是文革思想交锋的对立双方，还有小团体主义的派性未消………三方代表，组织上是“合”了，但思想上没有真正“合”起来，有的敢说敢讲，有的心存疑虑，有的谨小慎微，有的居高临下，有的怨气尚存，有的不满现状，有的认为“老子革命几十年不如你造反几十天”，有的缺乏自知之明妄自尊大，有的习惯于天马行空不安当配角，等等。所以，对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管理，不能沿用老一套，曾思玉主任、刘丰副主任理应在省革委成立初期，带领大家认真学毛著，增强党性，对症下药，循循善诱，抓思想，讲团结，多沟通，释互疑，不分军干群一视同仁。要讲全省一盘棋，军民一家人，特别要强调革委会中的军、干、群更是一家人，从政治思想上把三方拧成一股绳，在任用方面，要诚信在先，用而不疑，因人制宜，用其所长，因事制宜，各尽其能，有成者励之，有错者教之。

遗憾的是，曾、刘只看到省委会的成立之初，在省委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各地、市、县和工矿、院校，到1968年3月底都建立了革委会：武汉市804个大、中型国营工厂，全都建立了革委会；23所大专院校，省革委会成立前4所没建立革委会的已全部建立；309所中等学校，在省革委会成立前46所没有建立革委会的也全部建立；8个专区全都成立了革委会；省革委会成立前有47个县市建立了革委会，省革委会成立后又增加了28个，即全部75个县市都成立了革委会。曾主任对此津津乐道，他只看到新人新事新景象，热气大情绪高的一面，而对军、干、群三方在思想上没有真正“合”起来的现状，却视而不见或没有认真正视研究。

第61节 军方独统难以同心协力

曾思玉自感“党政军”集一身，责任重大，唯恐大权旁落，但他又无新事新办之招，因而弃新桃恋旧符、穿新鞋走老路成为必然。他对造反派，只记住钢新两派在七二〇后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打派仗、争核心、抢席位的幼稚病。他在军内多次说过：“我恨造反派，就是恨他们不听话，不听招呼。”他不自省缺失，不借“七二七”中央来信和“八八”纪要的东风，把钢新两派头面人物集中起来学习，吃透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进入新阶段的精神，并领悟执行，同时在广大造反派群众中也掀起学习热潮。曾、刘首长在这关键点上严重缺失。从1968年2月省革委会成立至同年12月我被关进学习班的十个月中，曾主任没有一次组织我们革委会成员学习毛主席著作，也没有一次组织我们批判刘邓修正主义路线，更没有一次组织举行交流思想和征求意见的务虚会。只记恨造反派不听话，由此，对三结合中的群众代表心存芥蒂，另眼侧目；对“解放”　后结合的地方领导干部也不甚放心；对结合为副主任、常委的“亮相”　领导干部，更是政治上不信任，工作上不分配，只安排日常值班。他大权独揽，中权不放，小权全由各职能小组军代表组长掌控，形成了省革委会由军方独统的局面。

省革委会的一切工作，全由曾思玉掌控的武汉军区党委决策审定，冠以副主任、常委头衔的群众代表和地方干部代表不得与闻，比如以省革委会名义组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并派驻各单位，由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于1970年10月30日共同向中中央提出《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事前全然不知，只有事后听个传达的份儿。省革命委员会变成了“军管会”，“群干军”三结合只剩“军人”一结合了，省革委成了“曾家店”，开会也是一言堂。这就造成了地方干部和群众代表的不满和愤慨。张体学在1968年4月中旬曾对我说了内心话：“我的秘书和警卫员都是人家给我配的。”副主任任爱生曾就要正确对待造反派，在整党建党中解决造反派中预备党员转正和发展新党员等问题，向曾思玉写信建议，这些建议有的被人奉命“挡驾”，有的则被当作批判材料，任爱生为此忿怒难平。

原本革委会中的革命领导干部代表有管理日常工作、自觉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并接受监督的权利和义务，群众组织代表有帮助和监督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在日常工作中贯彻执行党的革命路线和大政方针的权力，而曾思玉主任以“一人化”领导全取代了。群众组织代表编出这样的顺口溜：“开会主席台，看戏前三排，一打电话汽车来，重要议事就踢开。”“招之即来，来之能听，听之即走。”这确实是当时真实情况的写照。曾思玉听后，非但不检讨自身的不足，反而认为这是争权、有野心，越发恼火，不整不快。这更导致省革委会常委们离心离德，值班制也形同虚设，不解自散，曾主任又放任自流。这一下不仅扩大了隔阂，为钢新两派头头“天高任鸟飞”、派性再膨胀、内战重开创造了空间，也给走资派阴谋破坏省革命委员会提供了机会：3月28日钢工总发表不乏派性的声明，4月7日新派救姜一、提出“揪变色龙”，5月3日钢工总攻打新中原，6月22日铁路工总开枪杀人、长办施工总队炸铁路。

第62节 三二八声明直指省革委

1968年3月28日，省革委会成立五十天，钢工总发表三二八声明，号召开展“四反”——反对破坏大联合、三结合，反对破坏拥军爱民，反对王任重的第四套班子，反对机会主义者保护走资派，提出“拥护曾、刘、方、张，打倒薛、李、孙、姜”的口号，即拥护曾思玉、刘丰、方铭、张昭剑，打倒薛朴若（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李长根（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孙德枢（省革委会常委、黄石市革委会副主任）、姜一（省革委会常委），要打倒的都是支持新派的领导干部，同时抓走了姜一。新派针锋相对，策划了救姜一、卫“三红”　、揪出支钢“变色龙”（指刘丰）等行动。

钢工总三二八声明号召开展“四反”斗争，具体对象何指？是谁破坏大联合、三结合？是谁破坏拥军爱民？是谁组织了王任重的第四套班子？是哪个机会主义者保护了走资派？当时不明，至今不清。但矛头明显是对准省市革委会的。

钢工总号召“拥护曾、刘、方、张，打倒薛、李、孙、姜”。而这要“拥护”、要“打倒”的都是省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这是在明目张胆地分裂省市两级新生红色权力机构。同时给社会造成一种强烈的印象：“曾、刘、方、张”是亲钢的，以此引诱新派去反对，叫你新派成为新形势下的“反军派”。

钢工总抓捕姜一，这是违纪、违法的破坏行为。在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中随意抓领导成员，首开先例，此例一开，红色政权还有宁日吗？

如此空前的致命大动作，如此高超的谋划，至今未见有关人士披露底细。按照我们造反派行为惯例，凡是重大行动一定要有“来头”和“根据”。比如1966年10月前，广大群众任凭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宰杀，无一群体反抗，“红八月”后，在毛主席写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十六条”发表、主席在北京连续接见红卫兵之后，群众组织雨后春笋般出现，奋勇揭批资反路线；毛主席、党中央支持上海“一月风暴”，武汉地区造反派掀起了向走资派夺权浪潮；陈再道依仗“二月逆流”镇压造反派，3月毛主席严批谭震林等，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武汉造反派奋起反逆流，全力揭批“武老谭”；1967年8月后钢工总组建“江城前哨”，事先得到武汉警备区认可和支持；1968年5月，新华工在黄石抓住“北决扬”头目鲁礼安后扭送警备区，是执行曾、刘首长指示，9月10日《湖北日报》奉曾、刘首长之命发专文批判鲁礼安及其《扬子江评论》；曾思玉从1968年8月开始大搞“秋后算帐”，在造反派中大抓北决扬、五一六达五年之久，未见群体反抗，直到1974年春党中央、毛主席发动“批林批孔”，我们才揭开了曾、刘在湖北把六十多万人打成五一六、北决扬的大冤案……因此，钢工总搞这样大的动作，且用心良苦，我认为不是钢工总自身所为，定有高人指点，这个高人也许是体制内的，比如我们搞“救姜一，揪刘丰，卫三红”，是在曾思玉主任明示下进行的。当然不排除体制外的可能性。

第63节 钢派抓姜一新派揪刘丰

钢工总突然发难的内情，至今无一知情人揭晓。但新派“救姜一卫三红，揪出支钢变色龙”的活动我参加了，现将始末概述如下。

从1968年4月7日到6月19日，新派头头先后开了十二次会议进行策划。4月5日，张立国对我讲：“曾司令员要我来下面了解了解情况，开个新派头头座谈会，然后向曾汇报。座谈会想在长办召开。”此事我向郭志伟主任通报并得到同意后，通知了张立国，他决定4月7日在长办召开第一次新派各主要组织负责人座谈会，由长办的彭炎生、夏其发负责通知安排。此后两个月内，从第一、二次会议决定成立“卫三红”指挥部，到最后一次会议决定撤销“卫三红”指挥部、向曾、刘承认错误，这十二次会议基本反映了武汉新派头头策划救姜一、卫三红、揪变色龙的全过程。现在根据我保存的资料（1970年9月、1973年9月在长办学习班的两次交待），将这十二次会议的要点整理出来。

新派头头1968年4—6月十二次会议记录要点

第一次

1968年4月7日，长办新大楼。

到会人：张立国、吴焱金、潘洪斌、张维荣、彭勋、龙铭鑫、郭保安、肖木生、高玉泽、谢文照、曹承义、傅廉、陈茂祥、顾建棠、严常。

张立国：我们结合到革委会后，同你们没有联系了，你们听不到省里的消息，我们也听不到你们的情况，真有点把大家忘了的样子。同志们受到钢派的压，这是他们以我为核心的继续。长航、武钢、武船、汉纸、肉联等单位的大联合、三结合被钢派破坏。钢派要吃掉我们是办不到的，我们可以同他们斗么。告诉大家，曾司令员在正副主任会上说了，揪斗姜一是反革命行为。我们各个组织都要上街刷大字报，造成声势，把姜一搞出来。

吴焱金：要同他们斗，就公开斗，不能让他们钢派到处显威风。你们都是大单位，你们有问题可以通天、找首长，可是小单位就苦了，我们要为这些小单位着想。

顾建棠：钢派最近的活动说明他们对省市革委会是不满意的，他们揪斗姜一同志就是例子。同时他们转向下面，一方面反对在厅局成立革命领导小组，要成立革委会，一方面到处挑起分裂，想把新派搞垮吃掉，想从根本上架空省市革委会。在工代会里钢派独霸，实际上工代会已成了钢工总的橡皮图章。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维护和支持省市革委会的权威。新派要听曾刘首长的话，现在我们不能同他们对着干，在省市革委会和工代会内与他们斗，因为现在是要治不要乱。

傅廉：我们同工总斗争要立足文攻，坚持武卫，加强团结，统一指挥。

彭勋：当前敌人接过“四反”的口号搞反夺权，各派都在分析、准备、观察。他们的目的要夺省革委会的权，一是把矛头指向“三红”，二是在基层一个一个把新派吃掉，三是利用派性搞反夺权，他们发的三二八声明就是信号。我们要用阶级观点来分析，不要太天真了。要念念不忘一个权字，要关心一个权字，革委会、工代会都是同他们斗争的场所，斗争要得力。他们的三二八声明是以“四反”为借口，以保“三红”为幌子，采取恶人先告状、贼喊捉贼的手法，力图实现反夺权。朱鸿霞在武汉铁路局讲，武汉有王任重的四套班子，就是王任重死党、陈再道死党、工代会和新派，要同这四套班子血战到底。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拼不好，跑也不好，交通联司傅廉的办法好，“立足文攻，坚持武卫，加强团结，统一指挥”。具体地讲：狠斗一个坏人王任重，狠挖一条王任重、曾惇黑线，狠批一台《江城风暴》黑戏，狠抓一批孟夫唐、刘真、张华、李守宪、王盛荣等黑手。对姜一同志被揪斗一亊，赶快表态，揪姜一是矛头对着毛主席、党中央的，因此当前要大造声势。

曹承义：武汉警司是支钢的，“江城前哨”就有警司派的人在支持操纵。

张立国：把同志们的意见向曾司令员汇报。

第二次

1968年4月27日，湖北大学大礼堂。

到会人：张立国、吴焱金、潘洪斌、张维荣、龙铭鑫、郭保安、肖木生、高玉泽、谢文照、曹承义、傅廉、严常、彭勋。

彭勋：1.全国全省形势大好。2.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五个回合，在这第五个回合中要立新功。3.当前斗争形势的特点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披着革命的外衣，打着造反的旗号，插进黑手，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从当前全国看主要是右的危险，有一股右倾翻案妖风，我们和钢派的斗争是国共两党的斗争。我们同他们的斗争要准备走四川的道路，但武汉起决定作用的是军队，警备区是支钢的，刘丰也是支钢。3月24日北京揪出了“杨余傅”，他们是假支左真保右，我们武汉也有这样的人，七二〇前支保，后摇身一变成了支左反陈英雄，连升三级，现在又变成支钢压新，他是一条变色尨。4.目前军区内排挤军内造反派和真正的支左解放军，蓝裤子掌实权。5.军队有18人上书中央揭批杨余傅。6.新派要统一组织起来，要成立一个指挥机构。

顾建棠：要紧跟毛主席部署，要狠抓阶级斗争，要后发制人。近来形势是比较紧的，钢派拼命搞我们，最近还搞到我们长办联司头上来了，4月6日肉联工总的人到长办来打伤我们四人，打了我们还向我们送抗议书，周围枪声不断，弄得人心不安。在省革委会常委扩大会上，朱鸿霞、胡厚民背后支持钢工总的人冲击会场，还把黄石的一位副主任张开厂打成重伤。他们就是要搞独霸湖北，就是要搞垮省市革委会，我们要同他们斗争，就是要保卫省市革委会，这是当前的大方向，这是不能含含糊糊的。如果他们把省市革委会搞垮了，我们就要完蛋，他们能把好日子给我们过吗？不过我也有点想不通，为什么他们敢于明目张胆地搞，根本不把省市革委会和解放军放在眼里？他们在武汉干了那么多坏事，警司为什么不敢公开处理他们？我看警司是支钢的。但是，我不同意彭勋说的武汉发展要走四川道路的分析，估计得太严重了，因为武汉已经有了省市革委会，这是有区别的。他们想搞垮省市革委会，我们要保卫省市革委会，但我们不搞武斗，我们搞文的。我同意吴焱金意见，可以搞个统一的指挥机构。

最后决定成立新派的指挥机构，指定彭勋、傅廉、曹承义、严常等负责提出方案。后来把这个机构定名为“卫三红”指挥部。

（会后，28日，我和严常一起向郭主任汇报，郭主任同意召开三级革委会负责人会议，由严常传达彭勋讲话，由此长办开始了“揪变色龙”的活动。）

第三次

1968年4月30日，华中工学院教学大楼。

到会人：吴焱金、曹承义、彭勋、傅廉、顾建棠、郭保安、龙铭鑫、高玉泽、谢文照、肖木生、陈茂祥、彭勋。

彭勋：我们武汉的变色龙不是一般的变色龙，他能升天入海，腾云驾雾，呼风唤雨，发起威来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他是余立金一条线的人，穿蓝裤的。陈再道镇压造反派时，他是得力打手，七二〇后一下变成了反陈支左的英雄，连升三级，由一个军区空司的副司令员，一跃成了大军区政委，现在又是省革委会的二把手。他是盘踞在红色政权中的变色龙。所以说我们要卫三红，必须揪出这条变色龙；揪出变色龙，正是为了卫三红。

接着彭勋提出了成立“卫三红”指挥部的组织方案以及口号，“卫三红”指挥部的领导小组由张立国、吴焱金、龙铭鑫、高玉泽、曹承义、潘洪斌、陈茂祥、顾建棠、傅廉等组成，张立国为组长，吴焱金、顾建棠为副组长，彭勋、严常任参谋组正副组长，参谋组下设《卫三红》编辑部、动态组、专县联络组、文卫组。（后来没组建）。

第四次

1968年5月3日，长办长江工程大学。

到会人：张立国、吴焱金、曹承义、彭勋、傅廉、顾建棠、田学群、龙铭鑫、高玉泽、谢文照、肖木生、郭保安、陈茂祥、严常。

原计划请新派所有组织和倾向新派的组织的负责人参加，由彭勋作“卫三红”、“揪变色龙”的报告，当天发生钢工总武装攻打新中原事件，会议的内容也变成声讨工总。

彭勋：攻打新中原是武汉变色龙向江城造反派开刀，要向中央发特急电报，新派要发联合声明，其中要提“揪变色龙”。

顾建棠：由新中原写一封给钢工总广大战斗队员的公开信，要钢新团结，造反派不打造反派，号召他们不要上坏人的当。同时在大门设个广播，向江城人民说明五三事件真相。

张立国、潘洪斌和我又在长办电话室给警司联络组和军区三办　打电话，要求制止武装围攻新中原，后警司派军队前去制止。

第五次

1968年5月4日，华中工学院教学大楼。

到会人：张立国、郭保安、王富山、肖木生、龙铭鑫、高玉泽、陈茂祥、傅廉、田学群、潘洪斌、谢文照、严常、顾建棠、彭勋、曹承义。

顾建棠传达曾思玉主任5月3日晚在省革委会常委紧急会上的讲话：“攻打中原机械厂是极为错误的。毛主席、党中央希望你们钢新团结，你们为什么还要打派仗？谁在指挥谁要负责，武汉警司要认真调查，报省革委会。”

曹承义提出上京向中央控告，郭保安认为不妥，作罢。

彭勋讲了变色龙就是刘丰的根据。他说：武汉警司是支钢的，它后面是刘丰。他列举了刘丰七二〇前后的种种表现，大家都同意彭勋的分析。“卫三红、揪变色龙”的行动由此展开。

第六次

1968年5月7日，长办科学院会议室。

到会人：张立国、吴焱金、曹承义、彭勋、傅廉、顾建棠、田学群、龙铭鑫、高玉泽、肖木生、郭保安、严常、陈茂祥。

这次会议大谈刘丰这条变色龙的种种表现，特别谈刘丰与余立金的关系。我说：“刘丰在余立金揪出来以前，总是得意洋洋。杨余傅事件后，刘丰态度明显不如以前，往日曾讲话后总要补充，现在很少讲话。”

会上决定：以后只称“以曾司令员为首的武汉军区”，不称“曾刘首长”。

第七次!

1968年5月19日，长办科学院材料室。

到会人：张立国、吴焱金、龙铭鑫、高玉泽、彭勋、曹承义、傅廉、田学群、顾建棠、严常、陈文汉、郑兆鳌、曹承义。

会议讨论揪变色龙行动的口号。曹承义提出：“炮轰警备区，拥护解放军，揪出复色龙，誓死卫三红。”大家不同意。我提了一个“横扫小爬虫，揪出变色龙，粉碎翻案风，誓死卫三红”，也未取得一致。最后决定把口号初稿拿到各单位征求意见后再定。

第八次

1968年6月4日，长办红楼二楼会议室。

到会人：吴焱金、龙铭鑫、高玉泽、陈茂祥、曹承义、傅廉、顾建棠、严常、彭祖龙、吴焱金、彭勋。

会议本是批评彭祖龙不该占领景明大楼，可是会上经彭勋七讲八讲，变成了为彭祖龙的铁军捐钱捐粮。我们长办联司的群众捐了300元钱和500斤粮票。

第九次

1968年6月7日，长办新大楼五楼。

到会人：张立国、吴焱金、龙铭鑫、彭勋、陈茂祥、曹承义、傅廉、田学群、顾建棠、严常、王志良、郑军、彭勋。

会议讨论由彭勋提出的上京汇报的十条提纲，决定由彭勋、严常组织人员进行编写。

第十次

1968年6月12日，长办红楼二楼会议室

到会人：彭勋、吴焱金、曹承义、傅廉、顾建棠、严常、郑兆鳌。

空字006部队（雷达兵学校）有几个人来找彭勋，他们与彭勋谈七二〇前后余立金与刘丰交往的情况，我因有亊没有听到具体内容。

第十一次

1968年6月16日，长办科学院水工室

到会人：张立国、吴焱金、曹承义、彭勋、傅廉、顾建棠、田学群、龙铭鑫、高玉泽、谢文照、肖木生、郭保安、王富山、陈茂祥、严常、郑兆鳌、王志良、张维荣。

张维荣刚从北京回来，传达聂元梓的讲话：“新派不能反军队。全国凡是搞军队的，都垮了台。新派对形势估计错误，帮了倒忙。”

会上一致同意停止“卫三红、揪变色龙”的活动。

第十二次

1968年6月19日，长办总工程师室。

到会人：彭勋、吴焱金、曹承义、傅廉、顾建棠、田学群、龙铭鑫、高玉泽、谢文照、肖木生、郭保安、王富山、陈茂祥、严常、郑兆鳌、王志良、郑军。

会上决定撤销卫三红指挥部。

张立国：我们都要向曾、刘承认错误，由于对形势估计错误，帮了倒忙。

钢派“拥护曾刘方张，打倒薛李孙姜”的主张，加深了新派“军队支钢”的感觉；而曾思玉要张立国下来了解情况并传达“揪斗姜一是反革命行为”，被新派视为曾思玉是压钢支新，这样新派就全力拥曾反刘揪变色龙。这到底是我们的错觉，还是人家设局请君入瓮？现在就我看来，是当年我们错误地判断了形势。几十年过去，回顾当年钢新两派因派性而窝里斗，真是害人害己，教训惨痛。

第64节 造反派知错即改金不换

无论钢派抓姜一，还是新派“揪变色龙”，其第一位的原因是曾思玉主任在省革委会中搞“双独”，其次是钢新两派主要头面人物派性作怪，第三是走资派有机可乘。尽管新派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动的角色，但用钢派抓姜一、新派揪刘丰的举动来反对“双独”，是极为错误的，因为其客观效果，是在拆省委会的台，不是卫“三红”而是反“三红”，不论你的主观意图如何。幸好张维荣从北京回来传达了聂元梓的讲话，使新派认识到对形势估计错误，帮了倒忙，一致同意停止“卫三红、揪变色龙”的行动，并向曾思玉主任和刘丰副主任承认错误，作了检讨，全力配合曾、刘展开各项工作。

当时一米七轧机、第二汽车制造厂、“三三〇”葛洲坝水利枢纽、武钢四号高炉、五七油田、东亚最大的湖北化纤厂等一批大型项目在鄂落户。曾思玉带着我等参加一米七轧机、四号高炉奠基和开工仪式。张体学和我代表省革委会慰问二汽建厂团。我经办了兴建“三三〇”工程的第一份请示报告。我和省革委会常委、办事组副组长丁力到汉口火车站接待并安排中纺部政治部主任齐绛军带领的湖北化纤厂建设先遣队。这批大型和特大型项目，对湖北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巨大的效益。

1968年夏天长江发大水，堤坝多处出险，当时曾思玉是长江中下游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指挥长，我是副指挥长，杨道远、张立国等也参与了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工作，曾经和曾思玉、张体学一起乘直升机查看灾情。6月中旬，曾思玉命我从陆路赶往荆沙地区摸清溃口和淹没情况。我在沙市以下一个最大的溃口处实勘，其溃口跨度约一百多米，水流很急。要搞到溃口的流速、流量等水文数据，还要搞清溃口堤内淹没情况，为堵口和赈灾提供依据，就必须驾船经溃决口入淹没区。先调长航沙市港的一条拖头来试，在溃口外驶过又回来，驾船的大副直摇头：“不行，不行，根本不行。”又请海军来试，只见快艇两次驶近溃口外沿又折回江心。我急忙找到长办沙市水文总站革委会副主任、船舶队大副龚诚富师傅商量，请他来试。他想了一阵说：“我们的水文船比不上长航的，更比不上海军的。（我插话：先前我就考虑到这一点。）但我是个党员，又是个造反派，我愿一试。凭我的胆量、经验和技术，虽然不一定能保证成功，但不会出大问题。不过你老顾不能上船，说实话，实在太危险了。”我坚持要上：“龚师傅，我一定要上。上了船一切听你的，只有和你并肩战斗心里才踏实。”

下午一点多钟，龚师傅驾船驶向溃口外沿，走了两个来回，在江中徐徐调过船头，船尾对准溃口中央，慢慢倒行，就是船尾当船头，但开的是前进车，越靠近溃口，水的流速越快，船的前进马力也越大，就这样驶经溃口，进入淹没区，离溃口将近一公里后，船调头恢复正常行驶。闯进溃口那一瞬间，真是惊心动魄。事后我问龚师傅：“你这是一手什么绝招？”他笑着说：“胆要大，心要细，关键在于船头对浪尖，掌握住船，似进非进，保持与流速略低的水平，使船缓慢后退，平稳进入，窍门就在这里。”

1968年国庆节，龚师傅荣获全省抗洪抢险劳动模范的称号。

1968年8月初，由省革委会常委、办事组副组长丁力，生产指挥组副组长、军代表黄××和我组成慰问团，到湖南慰问灾区人民并无偿送上湖南急需的土豆和绿豆等秋季作物种子；应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华国锋的请求，长办革委会帮助修复了拓溪水电站。湖南省革委会主任龙书金热情接见了我们，要我们转告曾思玉主任，对湖北伸出援助之手深表谢意。

尽管我们主动改正了抓姜揪刘的错误，作出了检讨，又以有成效的实际行动作了回答，可曾主任没有丝毫反思自己的严重缺失，相反对我们更加恨得咬牙切齿，从1968年8月底派遣工军宣队开始，到1973年底，一直把我们当敌人往死里整。省革命委员会成了真正的“秋后算帐”、向文革反攻的“曾家店”、“军政府”。

第十四章 “钢铁路”公然持枪杀人 “新施总”报复炸断铁路

正在钢新两派激烈内斗时，1968年6月8日，钢工总铁路兵团蒲圻站成员违反铁道部向西安铁路局发出的“紧急通知”中关于铁路系统不得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在火车上抓了长办施工总队革委会主任邓文光等七人。事发后长办革委会先后向军区三办、省革委会办事组和武汉警司报请营救，但久未见效，6月21日，施工总队获得了铁道部的这份文件。22日，施工总队运输队张仁兴等九个工人到蒲圻车站附近张贴这份文件，蒲圻车站钢工总人员开枪打死张仁兴，致使施工总队炸断了京广线蒲圻段铁路，时称“六二二事件”。这一事件惊动了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和周总理。

第65节 急讯急电急事紧急指示

22日上午，我正在向长办革委会常委们传达曾思玉、刘丰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报告，到会的有郭志伟、王秀林、王有秋、张炳华、严常、郑成炎、王志鹄、郑兆鳌、苏勇和办公室秘书黄炳乾等。九点左右，革委会委员、施工处的蒋乃明急冲冲来到会议室报告：“施工总队和蒲圻车站打起来了。我叫他们不要打，他们一定要打。”会议当即转而讨论此事并作出三点决定：一、事态不能扩大；二、坚决不能打火车站；三、赶快向驻军八一九九部队报告。当时只有严常不同意，他说：“矛盾就是要激化，要扩大。邓文光同志被抓至今，还没有放回来，矛盾扩大后，中央才好表态，才能解决问题。”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同志不同意他这种意见。

九点半，我拨打加急电话给施工总队革委会，将这三点决定下达施工总队，是谢开文接的电话。我先问情况，谢说：“蒲圻车站工总的人先开枪把我们的工人张仁兴打成重伤，现正在输血抢救。群众很气愤，我们要打车站。”我说：“不行，坚决不能打。我现在向你传达长办革委会常委会的三点决定，你记下来，向施总革委会传达，”但谢开文仍然坚持要打车站。我再强调：“坚决不能打，你们赶快向八一九九部队报告。”我随即向郭主任和常委们作了汇报。

十点多钟，办公室的李钊生急告：“施总来电话说，张仁兴死了，他们坚决要打车站，讲完就挂了电话。”我立即又打加急电话，要施总革委会副主任刘春才接，可还是谢开文接了。

谢说：“张仁兴同志抢救无效已经死了，我们一定要打车站，要和他们拼了。”我说：“一定不能打车站。”谢说：“再不打，车站上的人都跑光了。”我说：“既然都跑光了，那就更不该打。我们坚决反对。”

谢说：“他们同湖南湘江风雷勾结，湘江风雷支持他们。”我说：“你们如果有证据，马上向八一九九部队报告。”谢说：“车站我们打定了。”

我说：“我们反对，无论如何不能打，你这样做要犯大错误，请转告刘春才……”我的话还没说完，谢开文就把电话挂了。

郭志伟立马叫夏其发到军区三办报告，就说施工总队的张仁兴已被蒲圻火车站的人打死，请求军区制止事态扩大。

中午十二点刚过，武汉军区三办的朱章电话找我：“你们施工总队抓了蒲圻车站的人，使车站不能工作，影响通车。你们叫施工总队马上放人。”

我当即要施总刘春才接电话，但还是谢开文与我通话。

我问：“你们抓了车站上的人没有？”谢承认抓了。我问：“抓了多少人？”谢答：“几十个吧，现在还没有具体清点。”我说：“现在正式通知你，刚才军区来电话要你们赶快放人，我们一定坚决执行，马上放人。你要知道，你们一抓人，车站就停摆了，这个责任你们负得了吗？赶紧放人。”谢开文提出：“那我们施工总队革委会主任邓文光被车站抓去至今未放，怎么办？”我说：“你们先把车站上的人放了，邓文光同志被车站抓去的事，我们继续请求军区去搞回来。”他最后同意放人。

到了下午两点，军区三办又来电催问：“人是不是都放了？”

我又要施工总队刘春才接电话，可接电话的还是谢开文。我问：“你老实告诉我，到底人是不是都放了？”谢答：“大部分放了，还有几个主犯没放。”我要他赶快统统放了。他坚决不同意，在电话中大吵了一架，他气愤地挂断了电话。

下午三点，省革委会办事组电话找我，要我立即前去。因为施工总队切断了蒲圻煤矿的用电线路，已经六小时了，煤矿积水很深，如不恢复供电，就要出大事故，所以要施工总队马上恢复供电。我立即要刘春才接电话，我问：“你们是不是切断了煤矿的电？”刘春才承认：“是的。”

我说：“这件事省革委会都知道了，我现在通知你，你们要马上恢复供电，不得延误，否则煤矿要出大事故。”刘答应立即恢复供电，煤矿用电及时得到了恢复。

正在这时，武汉铁路局军管会韩主任找到我：“我就是来找你，你们施工总队把我们的铁路炸断了，火车停了。”我当时不敢相信，头都昏了，稍静一下就挂加急，问刘春才：“你们炸了铁路啦？！”他说：“没有炸啊，可能是六〇炮弹落在道岔上，把道岔打坏了。”

我当即向韩主任转告。韩主任斩钉截铁地说：“不对，我们的消息是绝对可靠的。”

下午四点左右，张炳华和夏其发来到省革委会办事组找我：“军区三办的朱章来电话，说体学同志有电话找你，要你马上到军区三办去。”我赶到后朱章为我接通了张体学的电话，他讲：“你们施工总队把蒲圻的铁路炸断了，总理也知道了。总理有四点指示：事态不能扩大，到蒲圻参加武斗的人员和车辆一律不得进入蒲圻地区，双方据点要撤除，要立即恢复通车。”

张体学又说：“你们施工总队抓去的车站的人，要立即统统放出来。”我当即表态：“坚决按照总理指示和首长要求办。”

下午五点多，回到长办向郭志伟主任和长办革委会常委汇报了总理的指示，同时长途加急找施工总队刘春才，可还是谢开文代接，而刘春才迟迟不来接电话。我们深感蹊跷，大家同意赵枣安的提议：“为防万一，把电话接到广播室，并由易卜吉　、刘作涵　帮助接上录音带。”

我再用长途加急找刘春才，仍是谢开文接话，我把总理的指示和张体学的要求，一字不漏地向他作了传达，并要他记录下来，马上向施工总队革委会传达，不得有误。

我还问：“我们为什么炸铁路？是怎么炸的？”谢开文回答：“我们没有炸铁路，是小炮弹打在道岔上。”我批评：“你还不说实话，周总理都知道了，你还说没有炸。现在你们赶快把铁路修复通车，抓来的车站的人统统放了。”谢开文说：“我们没有炸铁路。他们把我们的人打死的打死，抓走的抓走，就这样算了吗？你怕什么？你想当官，你怕，我们不怕。”我坚持：“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修复铁路，统统放人，这是党中央、周总理的指示，一定要无条件执行。至于邓文光被抓的事，我们已向曾、刘首长和体学同志报告了，军区正在给对方做工作。我们先把车站的人放了，反过来促使他们……”

对方的电话被石德泉　抢过去，他说：“有事找我，我们是不放人的，邓文光不回来，我们不放人。铁路我们没有炸，有事找我石老头，天大的事我石老头顶着。”

郭志伟主任接过我手中的话筒，对着话筒喊：“老石，这是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发的指示，无论如何，要坚决执行。”石德泉不回答并把电话挂了。

当晚，郭志伟、苏勇、张炳华和我通宵守夜，并多次打电话施工总队，催促他们执行周总理指示。

第66节 奉命参加“六二二”调查

23日下午三点多，张体学在洪山宾馆召见我：“你马上到武汉警备区找王副参谋长，代表省革委会调查组，到蒲圻调查炸铁路的情况。到达以后，一要修复铁路，二要双方无条件放人，三要无条件收缴武器，四要把坏人搞出来。”我请求：“是不是省革委会再派一个常委同志一道去为好。”他同意，但因是星期天，办事组找不到人，张体学就说：“这样吧，你在长办挑几个人，作为省革委会调查组工作人员跟你一道去。”我又问：“双方无条件放人，是否包括被铁路抓去的施工总队革委会主任邓文光在内？”体学说：“那是当然的，双方都要执行，不管是谁，要是不放人，你打电话给我。”我表态坚决完成任务。

我领命回到长办，正在向长办革委会郭主任和常委王秀林、苏勇、张炳华、郑成炎（郑兆鳌、严常不知去向）汇报时，五点十三分，省革委会主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打电话找我：“顾建棠同志，炸断蒲圻铁路的事，总理也知道了，总理责备了我们。同志呀！我们的教训够多的啦！告诉你们的同志们，这实质上是现行反革命行为，我现在请你马上到武汉警备区找王佑民副参谋长。你去后要协助我们部队，把铁路修好通车，把情况调查清楚，必要时可以办学习班。把情况调查清楚后向我报告，你现在可以走了。”我向曾思玉表态说：“我一定遵照首长指示去完成任务。”

长办革委会遵照张体学、曾思玉的要求，决定指派苏勇、张炳华、赵枣安、夏其发、姚善勇五人跟我一起作为省革委会调查组，协助由王副参谋长率领的武汉军区调查组工作。当晚六点我们随王副参谋长出发，随行的还有省军区的余副政委和六〇九二部队一个加强营，24日凌晨六时到达。此前，王副参谋长问我：如何进施工总队？我建议：“部队不能马上进施工总队。总队的人都是铁道兵转业的老兵，正在火头上，而且还认为炸铁路是革命行动，他们手中还有武器。如部队贸然开进，有可能发生意外。大部队先在蒲圻城里待命，你和余副政委带些警卫，由我陪同进去，先找他们负责人谈谈，探探态度，要从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入手。”王副参谋长和余副政委都接受了这个建议。

第67节 调查是从查勘现场开始

我们一行人到达蒲圻人武部与咸宁军分区苗司令员会合，并在先期到达的警备区军管组长储××引导下，查勘了现场。在离车站南端五百公尺处的凤凰山下，炸断铁轨一根，长七十一公分；五十二根枕木松动。另外，在陆水大桥南端一百公尺处，有一个埋设炸药包的坑洼，据当地群众讲，施工总队的人在这里埋过炸药包，当时守桥解放军劝阻，他们不听，后来又有三个解放军前来劝阻，他们才取走。

从6月24日到7月23日，在施工总队二十九天的调查中，我发现造反派内部的派性，是造成“钢铁路”杀人、“新施总”炸路的主因；而长办联司内部的派性，严重干扰了调查工作正常进行。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和发生的一系列奇闻怪事，就是例证。

6月24日下午，我和长办的同志一起陪同王副参谋长等到达施工总队革委会办公室，由刘春才、吕杰、谢开文、牛发汉、张彬、石德泉、徐开元等革委会成员接待，并向军区调查组王副参谋长、余副政委和苗副司令员汇报。

刘春才汇报说：“铁路是我们炸的，但这是被迫的，因为这事是铁路上首先挑起的，是他们先开枪打死了我们的工人张仁兴。”

谢开文接着说：“他们打死我们的人在先，我们炸铁路是革命行动。”

王副参谋长说：“放第一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炸铁路已经超出了武斗的范围。”

刘春才同意王副参谋长单独看望了尚未放回的张怀印和黄和贵（打死张仁兴的凶手）的老婆。刘春才还主动提出；“我们来修复铁路行不行？”王副参谋长回答：“你们这样的精神很好，铁路还是由铁路上来修，你们只把铁路上的人放了就行了。”刘春才、谢开文等都不同意。王副参谋长也没有坚持，他临走前要我们几个搬进施工总队住，继续做刘春才的工作。

24日晚上，我同苏勇、夏其发到风灌队去了解情况，一进门，一个叫吕介农的工人问我：“你来了正好，我本来想到汉口找你。我现在问你，你在汉口给了我们什么指示？”我回话：“6月22号那天，我打电话给谢开文，要你们不要打火车站。”吕介农又问：“你有没有对谢开文说你同意炸铁路，还说你已转告了曾、刘首长？”我说：“没有这个事。谢开文是这样说的吗？”另一个叫张怀英的工人说：“我当面听谢开文这样说的。”这是我们到施工总队后第一次听到这一令人震惊的谎话。

后经查证，22日那天，谢开文先后三次在给风灌队的电话中谎称炸铁路请示了顾建棠，顾建棠同意。

第一次，上午十一点样子，谢开文当面对徐纯合说：“我们的人被打死了，车站上的人都快跑光了，还顾虑什么呀。我已打电话给顾建棠了，顾知道了，也转告曾、刘首长了。你们照命令执行。”

第二次，十二点多，吕介农接到谢开文打来的催问电话：“铁路炸了没有？”吕回答：“没有。”谢开文对吕说：“我们的人被抓的抓，打死的打死，没有什么可考虑的了。我们请示了顾建棠，顾建棠同意，并且转告了曾、刘首长。马上炸。”

第三次，下午一点左右，谢开文打电话问：“你们炸了没有？”

吕介农说；“还没有。”谢开文说：“炸铁路的事，我们请示顾建棠，顾建棠同意，并且转告了曾、刘首长。你们马上去炸。”

当晚我从风灌队回招待所，立即召集省革委会调查组和施工总队的刘春才、吕杰、牛发汉等开会。我先把曾司令员和张体学的指示作了传达，要求统一认识：炸铁路的行为极其错误，是犯法行为；现在先把铁路上的人赶快全部放了，这对铁路修复通车有帮助。

刘春才对炸铁路已开始认识到错误，但对放铁路上的人思想仍然不通。接着我叫苏勇和夏其发把在风灌队听到的情况给讲一下，大家听后都十分吃惊，刘春才、吕杰等都说：从未听到炸铁路是请示过顾建棠而且顾同意了的这种说法。

我又问：“长办革委会的三点决定，谢开文告诉过你们没有？”刘春才等都说不知道。当晚我向警备区军管组长储××汇报了以上情况。谢开文的骗局被捅开，对刘春才等思想觉悟提高起了促进作用。

25日下午，由刘春才主持召开了有吕杰、石德泉、张斌、苏勇、谢开文、牛法汉、徐开源等参加的施工总队革委会会议，地点在一〇三（施工总队工程代号，当时作为施总武装部代号）指挥部的大房子里。这个会的目的是要大家认识到炸铁路是犯法的，实质上是现行反革命行为。我在会上把曾司令员和张体学的指示作了传达。又把中央二六命令　宣读了一遍，然后我讲了话，主要内容是：“同志们可以想一想，6月8日邓文光同志被抓走后，小小的列检所为什么来挑衅？这是敌人利用了我们头头容易头脑发热的特性。我们的工人同志都是很直爽的，阶级敌人就是抓住我们弱点，叫我们发火，上他们的当。结果呢，把铁路炸了。这样一来，又直接影响到整个长办。炸铁路是现行反革命行为，施总是长办的一部分，他们就可以把我们整个长办联司搞成反革命组织，徐州一个组织就是因为炸了铁路，被作为反革命组织处理的。你们还说什么炸了铁路，邓文光同志可以早点放出来，同志们，你们又错了。炸铁路是反革命行为，邓文光是我们的头头，你们想一想嘛，邓文光不但不能出来，相反因为铁路被炸事件而可能成为坏头头。特别是这条京广铁路，是我国的南北交通干线，炸断了对国家有多大的损失呀，对国际影响有多坏呀。请大家想一想，我们应如何认识。”

会上刘春才、吕杰、牛法汉等认识到炸铁路是犯了错误，上了阶级敌人的当，张斌、徐开源不吭气，谢开文、石德泉仍认为炸铁路是被迫采取的革命行动。又经过一番学习讨论，多数同志思想上初步通了，尤其是谢开文有了明确态度。他说：“我一直认为炸铁路是革命行动，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现在经老顾同志反复说理，我现在通了，我们是上了阶级敌人的当，是犯了错误。”石德泉、张斌、牛法汉、徐开源也都表态：炸铁路是犯了错误。

在革委会成员认识基本统一后，刘春才提出：“26日下午两点半，召开全体职工大会，要承认我们犯了法，炸铁路是错误的，不能再说是革命行动了。”会上一致通过刘春才的提议。

大会准时开始，由谢开文主持，但他在大会上突然变卦，一再强调：“炸铁路是被迫的，是革委会集体讨论决定的，是革命行动。”刘春才见状，上台说：“炸铁路是犯法行为，我们犯了错误，我们犯了法。”谢开文又上来讲：“炸铁路是革命行动，是集体决定的。”刘春才最后又讲：“炸铁路是错误的，是我点了头的，不是集体决定的，也不是革命行动。现在我们认错，是革委会会议一致决定的。”

谢开文的突然袭击，群众的思想给搞乱了，大会被搞垮了。

正如王副参谋长听了汇报后所说：“谢开文这一手倒厉害，炸铁路时假冒老顾的名义，今天又在大会上谎称是集体研究的，还说什么是革命行动，这是在煽动群众情绪嘛，”经王副参谋长和八一九九部队杨营长做工作，刘春才召集革委会会议，建议释放铁路上被抓的人。26日晚上九点多，革委会内取得统一认识，并决定“明天一早把张怀英和黄和贵的老婆放还铁路”。

但在深夜十二点，刘春才得到电话告急：“运输队的丁万忠等一伙人把铁路上的张怀英毒打了一顿。”我得知后马上请求王副参谋长救护。27日凌晨一点，六〇九二部队来车把铁路上的人全部接走了。事后据牛法汉到运输队了解，打人是谢开文煽动的。吕杰也查悉：打人前，是谢开文到运输队去煽动的。施工总队革委会放人对于被炸断铁路的修复起了作用，当天下午铁路修复通车。

6月25日，严常在武汉组织了“六二二事件民办调查组”，指派了刘××和盛××26日上午赶到施工总队，并向谢开文等进行调查、交换信息。"?&u&Y;l%O,j

26日上午，郑兆鳌在长办组织召开新派声援长办施总联司的上千人大会。而钢工总铁路兵团组织武装示威，并打算攻击长办大院，幸亏长江航运总公司工总头头沙云乐同志力劝铁路兵团头头杨大炮（杨全顺）只示威不攻击，流血惨剧才得以幸免。

29日开始，我们全力组织力量，主要是依靠解放军全力以赴营救邓文光等七人。工地上又出现谣言：“我们把铁路上的人都放了，铁路也修复通车了，省调查组却马上就要走了，不管邓文光他们了。”实际上，经解放军营救，邓文光等七人在7月3日平安回到施工总队。

与此同时，双方的广播又对骂起来了。为了解决问题，使邓文光等早日放出来，王副参谋长找我商量：要施工总队的广播率先降温，广播大方向的东西。我就要求施工总队政工组把广播控制好，不播送加剧气氛的东西，不管人家怎么搞，我们只广播《人民日报》、二六命令、九五命令　和毛主席指示。我还扣压了施总联司二兵团的一篇“炸铁路是革命行动”的稿子。为此，袁海还贴我的大字报，说我压制群众，不让宣传六二二事件真相。

第68节 刘春才投案有人唱反调

7月12日下午，王副参谋长把邓文光、吕杰、苏勇和我找去说：“我看现在正是小刘（春才）同志自动投案的最好时机，建议你们做好小刘的思想工作。”我说：“参谋长的要求，我们可以全力去做。不过我要冒昧问一句，那铁路上开枪打死了施工总队张仁兴同志的事，怎么处理呢？”王副参谋长说：“这一点请放心，我们决不庇护，只要你们这样办了，不会吃亏的。我们这样做，不但对小刘今后的成长有好处，而且对处理整个事件有帮助。”大家都表示同意。（在刘春才投案的第二天，就逮捕了蒲圻火车站开枪的李佐基和范文夏。）

吃晚饭时吕杰见到刘春才，难过得哭了起来。刘春才晚饭后到招待所找我说：“我自己去警司投案，炸铁路我虽然没有直接布置，但是我是点了头的，所以我应该去。”我当时很心痛，又很感动，我问：“你怎么想起自己要去警司投案呢？”他说：“吕杰见到我就流眼泪，我心里明白了。”我说：“你这个行动是对的，是革命的行动。”他说：“我明天就走，现在我去准备东西。”

我当即把吕杰、邓文光、牛法汉、苏勇、石德泉找到招待所，把小刘要去投案的情况告诉了他们。大家都哭了起来。

我说：“现在我们要支持小刘的行动，他这样做是对的。”

牛法汉提出开个大会讲一讲，我没有同意：“要是现在开大会，可能小刘走不成，一旦群众起哄，就没有办法了。是要让群众知道，但不是现在。小刘写封公开信，说明他自动投案的想法，由他来安定群众的情绪。这封信等小刘到汉口后再公布。”

大家同意我的意见。当晚刘春才写好了公开信，准备到汉口后再发回来。这封信我18日下午在施工总队职工大会上宣读了。

13日上午，刘春才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要到各队去转一转，但绝不透露投案的事；二是要见一见王副参谋长。我都同意了，但王副参谋长要我转告刘春才：“小刘我不见为好，你代为转告小刘，自己去，勇敢些，不能叫解放军送，一送就不叫自动投案了。”

我如实告诉了刘春才，后来刘春才与王副参谋长通了话，王副参谋长仍然肯定刘春才的行动是好样的，要勇敢些，要相信党的政策。同时我打电话给长办革委会主任郭志伟，请他明天下午在办公室等候刘春才。下午，刘春才点名要职工医院的张兴和王××两人送他到汉口。

7月14日，长办革委会主任郭志伟等陪同刘春才向武汉警备区投案。刘春才与原省委秘书长刘真、原省委副秘书长张华、原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一起，关在武汉警备司令部对面一幢小别墅中，郭志伟主任和我曾去看望两次。1969年1月刘春才被释放，回到施工总队。

第69节 刘春才投案后大起风波

7月15日，调查组完成了双方放人、铁路修复、上缴武器、刘春才投案、逮捕蒲圻车站凶手李佐基和范文夏等任务，取得并核实了书面证明和当事人的交待材料。调查组与施工总队革委会商定向全体职工报告调查情况。

16日上午，王副参谋长把邓文光、吕杰、苏勇、石德泉、牛法汉、张斌和我找去，他说：“我建议施工总队开个职工大会，把调查情况向职工作全面介绍，先由一〇三指挥部王俊武和谢开文讲，然后由知情人出来作证，最后由施工总队革委会负责人作调查报告。如果群众在这种情况下要扭送王、谢，我们不阻止；如群众没有动作，不布置不鼓动，目的是让群众知道炸铁路是怎么一回事。”大家一致同意大会由邓文光主持。

16日晚上，在施工总队招待所，邓文光主持召开了施工总队革委会成员、各职能小组组长和调查组成员的联席会议，警司军管组的老储、六〇九二部队的张连长也到会。研究决定：17日下午三点召开职工大会，先由谢开文、王俊武交待指挥炸铁路的事实和经过，再由一〇三指挥部通讯员、风灌队的吕介农和起重队的几个参与者出来作证，最后由牛法汉代表施工总队革委会报告调查情况。大会由邓文光主持。我还提议搞个录音。

17日下午大会准时开始。邓文光主持，有一千多人到会，六〇九二部队领导和警司军管组储同志参加大会，大会按预定议程进行。王俊武在大会上说：“我指挥炸铁路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有人告诉我的，不过我现在不讲。在这个人没有觉悟之前，我承认炸铁路是我指挥的，一切责任由我承担。”谢开文在交待炸铁路经过时说：“炸铁路犯了错误，我去投案，但我永远忘不了我们施总联司的广大战士。我犯了罪，但不许老保们拍手称快，不许张魁元、展孟利等走资派高兴，我愿去投案，愿接受处分，战友们不要为我难过……”

王、谢两人发言的时候，严常的民办调查组成员刘××、盛××一直在场内走动。牛法汉上台介绍情况时，会场内以丁万忠、袁海、张建国、肖航为首的部分人起哄，上台夺了话筒，大叫：“为什么要处分谢开文？为什么要搞录音？”他们抢走了录音器材和记录本，并同警司军管组储同志干起来了，大会完全被搞乱了。

下午六点多，丁万忠、张建国带领二百多人冲进招待所我们的住处，抢走了我们的记事本、一部分六二二事件原始证明材料和电话记录本。晚上八点多，丁万忠、张建国等人把省革委会调查组成员、长办的杨立人和李大川抓去搞了一通，又把谢开文抢到运输队保护起来，同时在我们的住处通宵放哨，对我们进行监控。

17日晚八点，王副参谋长通知我们：他决定在18日上午再开职工大会，由他来作形势报告。

18日上午八点，王佑民副参谋长作形势报告，到会的有一千多人，此时严常率领六二二事件民办调查组其他成员也到达施总，王副参谋长做报告时没人起哄。下午三点，大会继续，也有一千多人与会。我介绍六二二事件调查的全部内容，并宣读了刘春才给全体职工的公开信。我讲话时，严常派来的六二二事件民办调查组成员刘××、盛××等一直在下面活动。五点多我刚讲完，运输队的丁万忠就跳到台上责问我：你到施总来开了多少次黑会？你能不能代表省革委会？为什么要监视谢开文？为什么刘春才到到警司投案事先不给我们讲？为什么昨天大会要搞录音？为什么不让我们宣传六二二事件真相？为什么不到群众中听意见？铁路上打死张仁兴的人到底抓了没有？为什么要把黄世忠、王英绍、颜卫等长办大院的干部结合到施总革委会来？

紧接着丁万忠带领一伙情绪激动的人围攻、驱逐王副参谋长，王佑民副参谋长把椅子重重一顿，严词斥责丁万忠：“我也有造反精神，谁敢再放肆！”丁万忠等才下台去。

19日下午，邓文光拿着中共中央给广西的“六一三”加急电报来找我：“你看到过这个文件没有？”我说：“我没有看到过。你这个文件从哪里来的？”邓答：“是工程大学刘永熹　给我的。”邓又问：“武汉新中原‘五三’事件还没有处理嘛，你为什么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我说：“同志，你不要冲动，我们来这里是贯彻周总理指示，按省革委会首长的要求办事。炸铁路十分错误的，实质上是现行反革命行为，我不能包庇这种事情。”邓说：“我病胡涂了，被他们关了二十多天关胡涂了，把自己的同志当敌人来打，出卖了我的同志。我现在要求你把小刘弄回来，办学习班也可以，在这里办解决问题。”

他说着说着，痛哭失声，昏倒在地。我手足无措，心想一个头头投案去了，一个头头眼看昏死过去了，我也痛哭起来，一面掐他的人中一面死命喊他的名字。稍后他醒过来了，他仍要我还他的小刘。我对他说：“好，我回去向首长汇报，请求把小刘放回来，在这里办学习班解决问题。”他才让人把他从地上慢慢扶了起来，送进医院。

20日下午六点多，我同牛法汉、苏勇、张斌等向王副参谋长汇报后，在六〇九二部队帮助下，由警司派专人连夜护送我赶到军区三办。次日凌晨郭主任、赵枣安、黄炳乾等来到三办，我向他们作了简要汇报。郭主任介绍了严常、蒋乃明、苏鲁平等在长办大院内开大会、贴标语和大字报，声称“不准出卖施总联司”、“打倒陈独秀式的人物”、“打倒老机”、“还我战友”。

21日中午，我向张体学作了汇报。他说：“你和王副参谋长在六二二事件调查工作中的做法都对头，没有错。严常在长办大院内搞你，说你是‘老机’，我也知道了。他们还准备把六二二事件交新派处理，我批评了他们。你回去告诉严常，他这样做是极为错误的，就说是我讲的。”我向体学请求：“小刘能不能暂时放出来，到工地上办学习班，因为工地的群众闹得很凶。”体学说；“姓刘的小伙子表现很好嘛，自动投案是正确的。这小伙子是要受一下教育，对他将来工作有好处。在警司好，放出来反而不好。”

下午回到军区三办，把张体学的话都向牛法汉、张彬作了传达，请他们转告邓文光。

22、23日，我先后向长办革委会常委会（严常不知去向，未到会）、长办革委会扩大会（扩大到二级单位革委会成员）汇报了六二二事件调查过程。

23日下午，召开了长办全体职工大会，我向大家汇报了六二二事件的全部调查内容。

第70节 六二二事件的调查报告

调查处理工作结束后，又完成了调查报告，上报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副主任张体学。六二二炸铁路事件性质严重，影响极大，有必要根据我保存的原始记录本，详细讲述该事件发生的全过程，以便人们了解事件真相。

六二二炸铁路事件调查工作从6月24日到7月23日，历时二十九天，完成了省革委会曾思玉主任、张体学副主任交给的四项任务。26日施工总队释放了蒲圻火车站的两个人，27日铁路修复通车，7月3日蒲圻火车站释放施工总队邓文光等七人，7月5日施工总队上缴全部武器，7月14日施工总队刘春才主动到武汉警备司令部投案，15日蒲圻火车站李佐基和范文夏被逮捕。

一、炸铁路的起因——蒲圻车站枪杀施总工人

武汉七二〇事件后，钢新争斗，钢工总铁路兵团蒲圻站人员仗势向蒲圻城关扩张，城关的新派受压，向长办施总联司求援。蒲圻站不敌施总联司，扩张受阻，心怀不满，伺机报复，遂于1968年6月8日在火车上抓住了施工总队革委会主任邓文光等七人。事发后长办革委会先后向军区三办、省革委会办事组和武汉警司报请营救，但久未见效。6月21日，施工总队获得铁道部发出的关于“铁路系统不得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文件，22日早晨七点半左右，施工总队运输队的张仁兴、胡德兴、张仁春、林礼维、张光炎、何云飞、陈运清、邹清明、胡金山九个工人，到蒲圻车站附近张贴铁道部的这份“紧急通知”。而蒲圻车站的李佐基、范文夏为阻止张贴，竟朝张仁兴开枪，致张仁兴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二、总队革委会会议上没有人提出炸铁路

当时，施工总队革委会正在召开全体职工大会，播放中央首长关于四川省成立革委会的讲话录音。八点左右，张仁兴被车站上的人开枪打成重伤的消息传到会场，参加大会的施工总队职工当即一跃而起，各自奔向施工总队的阵地前方。石德泉手拿手榴弹往前冲去，并对王俊武说：“给我打。”这时刘春才、牛法汉到小学三楼去了。

大约在九点，在一〇三指挥部的王俊武用电话布置切断蒲圻车站南北路段：风灌队到车站北端牛角山把守，起重队到车站南端凤凰山把守。王俊武布置完后，总队革委会召开了一次会议，到会有刘春才、谢开文、牛法汉、张彬、王俊武等，吕杰去看张仁兴，没有到会。会议决定：用装甲的柴油机车头开进车站冲他一下，丢几个手榴弹就撤回来，不要停留。会上没有人提出炸铁路。

九点半左右，王俊武在一〇三指挥部又召开了一次支队长会议。王俊武问：“各队是否都已进入预定地点？”大家都说已经进入。接着王俊武布置具体任务：风灌队守牛角山北段，起重队守凤凰山南段（负责人杨巨国还没到会），土石队守中段，任务是阻击对方的增援队伍和防止车站的人逃跑。这次会议上也没有人提出炸铁路。

三、刘春才应王俊武之请同意炸铁路

支队长会议刚散会，起重队的杨巨国赶来了，一进门看到王俊武手上拿着一张32开的白纸在画地图。王俊武见杨巨国来到就对他说：“万一情况危急，他们援兵来了，就把铁路炸掉，现在做好准备。”

杨巨国踏着自行车回到队里，找到唐科德传达了王俊武的命令，同时把五包炸药（每包两公斤半）交给了唐科德，要唐马上送到起重队的阵地上，交给张贤木、单良才。起重队的张贤木在阵地上召开了战斗组长会议并分了工，把炸铁路的任务由唐毅传给唐辞联，唐辞联决定由田应清、杜邦卫两人负责点火起爆，但说明没有一〇三指挥部的命令不能点火。

上午十点多，一〇三指挥部的通讯员周国钧、王政荣刚从搬运站传达撤退信号（手榴弹响声后放音乐表示撤退）回来，正在吃饭，武装部的吴刚来对周国钧、王政荣说：“王俊武有紧急任务找你们，快去。”周、王二人赶紧到一〇三指挥部，王俊武对他俩说：“现在有一个紧急任务要你们去完成：命令起重队马上把铁路炸掉。要炸就要炸狠些，以炸断为原则。越快越好。”周、王二人奉命顺着电厂过去，由廖全华用机枪掩护前往传令，把命令传给了李才多，李传给张贤木和单良才，再传给唐辞联，唐就叫田应清、杜邦卫两人去炸。因炸药量不够，没有炸断，时间是上午十一点。

唐辞联向张贤木报告铁路没有炸断，张派姚臣珊回队部再拿炸药，同时对姚臣珊说：“再请示一下，如要再炸就拿炸药来，如不炸了就不拿。”姚回到队部，向杨巨国、唐科德、孔庆荣、蔡中林汇报铁路未炸断的情况。当时杨巨国问：“谁叫你们炸的，我们怎么不知道呢？”姚臣珊说：“是一〇三指挥部通讯员到阵地上传达的王俊武的命令。”

听姚臣珊说完，杨巨国同姚臣珊去拿炸药。正在这时，一〇三指挥部打来电话，要杨巨国去开会，杨把13.5公斤炸药交给姚臣珊后就去一〇三指挥部开会，姚臣珊扛着炸药正要走，孔庆荣提出再请示一下指挥部是否再炸，就由蔡中林用电话请示：“第一次未炸动，怎么办？”指挥部回答说：“呀！还没有炸掉？继续炸，继续炸，马上炸掉。”（这个发话人据蔡中林说是王俊武）得到这个命令后，由孔庆荣、姚臣珊、姚文光、郑家年四人把13.5公斤炸药送到前方阵地，取出6公斤包扎一个炸药包，埋在铁路底下，准备再炸。

姚臣珊、孔庆荣等四人走后不久，杨巨国回到队里，他对大家说：“一〇三指挥部会议决定，还是要继续炸。”（事后调查，杨说这次会议是王俊武主持的。但王俊武说：“没有开会，是我在电话中请示刘春才，刘同意后，下令开炸，炸完后就分批掩护撤退。”）这个命令由杨巨国传给了曾道才，再由曾道才传给张贤木和单良才，张贤木又传给唐毅和唐辞联，最后由唐辞联、单良才、田应清三人在蒲圻车站以南凤凰山脚铁轨上点火爆炸，时间是6月22日下午二点多。

施总工人李冬至在一〇三指挥部听到轰的一声巨响，看到王俊武手一拍手说：“好！铁路炸啰！”李冬至问：“你炸铁路啦？！”王俊武回答说：“你懂个毬。”

四、风灌队抵制王俊武、谢开文炸铁路的命令

6月22日上午八点多，王俊武打电话给风灌队，是吕介农接的电话。王说：“你们马上带一个班到牛角山去，任务是阻击，不让车站上的人跑了。”吕介农当即向徐纯合作了传达，徐决定由颜卫带一个班到达牛角山。

九点多，王俊武第二次打电话给风灌队，是徐纯合接的电话。王说：“你赶快送一包炸药到牛角山去。”徐问：“为什么？”王俊武说：“桥头堡已被人家占领了。你们把炸药包送到铁路桥那边，如果汉口来车增援，你们先鸣枪警告，如果他们不听，强行通过的话，你们就把铁路炸了。”

不久，王俊武第三次来电话催促：“赶快把炸药包送去，汉口来车，先鸣枪警告，不听就炸铁路，”吕介农接电话后就叫李生德装了一个3公斤的炸药包送到牛角山，并传达王俊武的命令。

十一点左右，王俊武第四次打电话给风灌队，是吕介农接的电话。王说：“现在命令你们，马上把铁路炸了，炸了后马上把队伍撤回来。”

吕介农听了电话，不敢答应，就找徐纯合等商量。经过一番辩论，大家想不通，由徐纯合打电话给王俊武：“我们想不通。”他放下电话后到一〇三指挥部当面问王俊武：“是不是你下命令炸铁路的？”王说：“是的。”徐纯合以商议的口气说：“是否等他们来了人再炸，”王说：“不行，马上炸，炸了后把队伍撤回来。”徐纯合又说：“他们人来了，先鸣枪警告，他们不听，我们再炸。现在他们人还没有来，马上炸铁路，道理上说不过去呀。”王俊武气愤地说：“这是命令，马上炸。”

徐纯合只好回队传达，经大家激烈讨论，一致认为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坚持不同意炸。当即由徐纯合打电话给一〇三指挥部，是谢开文接的电话。徐说：“我们都不同意炸，为什么要马上炸？”谢答：“武汉马上有人来增援他们，照命令执行。”徐问：“来了多少人？”谢说：“我们搞不清楚，你们照命令执行就是了。”

徐纯合仍不放心，第二次蹬自行车到一〇三指挥部问个究竟。徐到时谢开文和张斌在场。徐纯合问：“武汉到底来了多少人？”谢开文答：“不知道，反正你们把铁路炸了就是了。”徐纯合说：“马上炸没理由，军队可能要开枪。牛角山那边我们有一个班在把守，要是他们真的来了，我们可以用机关枪扫，何必一定要马上炸呢？”谢开文说：“我们的人被打死了，车站上的人都快跑光了，还顾忌什么呀。我已打电话给顾建棠了，顾知道了并已转告曾、刘首长了。铁路我们一定要炸，你们照命令执行。”徐纯合回队后，感到事情难办了。

十二点，徐纯合和谭友俊一起到牛角山找颜卫商量。徐、谭二人刚走，王俊武第五次打电话来催问：“铁路炸了没有？”吕介农回话：“没有。”

稍后，王俊武第六次打电话催问：“铁路炸了没有？”吕介农回话：“没有。”

十二点多，第七次是谢开文打来电话催问：“铁路炸了没有？”吕介农回答：“没有。”谢开文对吕说：“我们的人被抓的抓，打死的打死，没有什么可考虑的了。我们请示了顾建棠，顾建棠同意，并且转告了曾、刘首长。马上炸。”“马上炸？”吕介农立即告诉了张怀英，张说：“一〇三指挥部可能从大局出发，干脆就炸吧。”这话一出，当场遭到群众反对，又展开了一场争论。张怀英只好派高东武、李明彩二人去追赶徐纯合和谭友俊，转告他们：“没有家里的命令，不准炸，待命。”

高东武、李明彩走后，沈廷贵不放心，又到一〇三指挥部去问个明白。约十二点半到达一〇三，只看到一〇三一片混乱，并听到说：已经炸了，两包炸药没有炸动。沈廷贵说：“当时心想反正已经炸了，再反映也没有用，所以我转身回队。”

下午一点左右，一〇三指挥部第八次来电话，是谢开文打的，他问：“你们炸了没有？”吕介农说；“还没有。”谢开文说：“炸铁路的事，我们请示了顾建棠，顾建棠同意了，并且转告了曾、刘首长。你们马上去炸。”

不久，谢开文第九次打电话来催问：“炸了没有？”吕介农说；“还没有。”谢开文责问：“南边已经炸了，你们北边为什么还不炸？马上给我炸。”于是风灌队再一次派汪正天和乐家红到牛角山传达谢开文的命令：“马上炸。”

下午一点多，高东武、李明彩比徐纯合和谭友俊先到达牛角山阵地。因为高、李二人走的是开阔地，路程短；而徐纯合和谭友俊绕道而行，路程远，下午三点才到达。高、李二人对颜卫说：“没有家里的命令不准炸，待命。”这时阵地上争论起来了，正在这时，汪正天和乐家红也赶到了，向颜卫传达谢开文的命令：“把铁路炸了，把队伍撤回去。”

颜卫受命后宣布：“我开枪就不炸，丢手榴弹就炸。”当即有几个工人把颜卫围住了高喊：“不能炸！”

乐家红再次对颜卫说：“一〇三指挥部的谢开文说，炸铁路顾建棠已经同意，并转告了曾、刘首长。”颜卫听完后说：“那就炸吧。”恰在此时徐纯合和谭友俊赶到，徐纯合对颜卫说：“先把队伍撤回去再说。”

下午三点，风灌队干部段建祥对刘春才说：“我们不同意炸。”刘春才说：“还是要炸。”段建祥警告说：“炸了不好办。”刘春才这才说：“好，算了，不炸了，把人都撤回。”

下午四点多，颜卫和张怀英来到一〇三指挥部交换意见，在场的有刘春才、谢开文、张斌等人。颜卫汇报了没有炸铁路的情况。张斌说：“开始叫你们炸，你们不炸；现在再炸，性质就变了。”刘春才则说：“当时要你们把铁路炸了然后撤回，是考虑到你们人少，撤回早些可以避免伤亡。等他们来人时，我们把水电站闸门打开，他们就过不来了，你们只要守住七号阵地就行了。”

就这样，由于风灌队工人群众的多次抵制，避免了北段铁路被炸的灾难。

关于六二二事件本身，我当时的调查记录就是这些。

第十五章 借清队之机秋后算帐 群体反复旧由此激起

曾思玉司令员、刘丰政委主政湖北，一开始，对造反派确实是支持、保护的，但这是出于“奉命”和当时的形势。当造反派出现某些政治幼稚病的时候，曾思玉未能遵照毛主席、党中央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的指示办事，而大为恼火，从敷衍、忍耐、反感、讨厌、憎恨以致全盘否定。军区内有影响的保守派人士乘机火上浇油，鼓动对造反派痛下杀手。“解放”出来结合到省、市革委会中的某些地方领导干部，没有真正地从思想上站过来，一朝复出，故态复萌，在军队干部面前煽风点火，添油加醋，曾司令员越发怒不可遏，就与他们连手，从1968年下半年开始，利用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大中学校等上层建筑机构的时机，对造反派实行“秋后算帐”。

此事早有谋划。据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马兆昆1974年3月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向造反派揭发：“1968年2月，根据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李化民的指示，我们整了杨道远、朱鸿霞、胡厚民、彭勋、郭保安的黑材料。李化民还对我讲：我跟徐健讲了，整了材料后，上报给曾思玉、刘丰、张玉华、李化民等人。”

武汉军区政治部三办徐健1974年3月与马兆昆同时揭发：“曾、刘通过张玉华向我们了解造反派的动向，口头讲的是不要出现反复，巩固大好形势，其实就是了解了动向就好整人。”

因七二〇事件是党中央、毛主席定的案，他们不能也不敢翻案；以“三钢”、“三新”为代表的武汉造反派，又是党中央、毛主席点名肯定的，无法从正面下手，只好等待时机。1968年5月25日，党中央、

毛主席发出了在全国开展“清队”的指示，曾、刘首长乘机承接王任重“秋后算帐”的衣钵，打击造反派。接着党中央发出组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曾思玉、刘丰向各单位派遣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接过革命口号，以“工宣队”、“军宣队”的名义，开始了文革中第三次对造反派的大规模镇压。

1968年8月18日派出第一支工宣队进驻武汉钢铁学院，到当年12月30日，数以万计的工宣队员进驻了武汉全部23所大专院校，80所中学、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湖北省直和武汉市直机关，各工矿、文卫事业单位和中央在汉单位，黄冈、孝感、荆州、宜昌、咸宁、襄樊、郧阳、恩施八个地专机关以及72个县直机关。大部分工宣队员为原百万雄师成员，军代表为领导。

在实际运作中，他们歪曲毛主席、党中央派工宣队的宗旨，抓住造反派的错误，借清队之机，严整狠治，在造反派中抓阶级敌人，导致全市造反派群情沸腾。1969年3月开始，武汉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反复旧”运动。

第71节 曾主任异化工宣队方向

由于北京个别高校中的两派武斗不断，迟迟未能实现大联合、三结合，1968年7月26日，党中央、毛主席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北京各大中学校。

1968年8月25日，经毛主席批示“照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明确指出：“那些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以及那些还没有清理阶级队伍的工厂的工人不要参加（工宣队——作者注）……进校后，都要认真学习和正确掌握毛主席的政策，广泛深入地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贯彻‘七三’、‘七二四’布告，作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促进那里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有武斗的地方，坚决制止武斗。对两派组织先作调查研究，不要匆匆忙忙地轻易表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发现和团结那里面的学生、教师、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共同工作，推动教育革命。”

这个《通知》的核心精神是正确掌握运用毛泽东思想，实现工人阶级领导；任务是帮助、促进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有武斗的地方，坚决制止武斗；发现、团结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目的是促进、保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巩固发展文化大革命取得的成果。这就是工宣队的方向、任务和目的。然而时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曾思玉和副主任刘丰，却反其道而行之，把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当“马蜂窝”狠捅，把各级革委会成员当“马蜂王”狠打，工军宣队奉命照办。我不说别的，只说曾、刘派出的工军宣队在长办的作为。

1968年12月8日，武汉军区和省革委会派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工（军）宣队大约有上百人，工人占多数，指挥长是武汉军区炮司所属高炮团的郭团长、王副团长，武汉重型机床厂姚××、武汉锅炉厂许××和武汉461厂张胖子为副指挥长，领导长办的“斗、批、改”。我当时作为省革委会常委，事前一无所知。

12月9日，就是工（军）宣队进驻的第二天，原百万雄师长办造委几个人，用榔头和石块狠砸毛主席塑像，长办联司的人进行阻止并向工（军）宣队报告，可是工（军）宣队迟迟不来，直到发展为群体争斗，才来劝阻。但这几个人的狂妄行为，不仅没有受到工（军）宣队的批评和谴责，工（军）宣队反而热情接待，并倾听那几个原百万雄师成员“诉苦”，其倾向性显露无遗。

工（军）宣队根本不把新生红色政权——长办革委会放在眼里，就像全国解放之初接管敌伪机关那样。郭指挥长不听我们半点汇报，12月9日，气势汹汹地召集长办革委会及在汉院、校、处、所、室、站、队革委会成员开会宣布：1.革委会成员都要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2.革委会各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回原单位，接受再教育。就这样，经国务院授权、武汉军区党委批准的三结合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革命委员会，按当时他们的说法，已经“一锅端”了。

12月10日，长办革委会（除郭志伟外）全体成员和二、三级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以及长办革委会各职能部门负责人，都被送到武昌宝通寺内洪山宝塔下的高炮团驻地，集中办学习班，不准回家。如家有要事，经请假批准方可回去，但必须按时归队。同时还在长江科学院、长江工程大学、勘测水文处和规划设计处等二级单位开办学习班。在学习班内，各级革委会成员、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和造反派骨干都成为清队运动的对象，工（军）宣队队员是“动力”。采取小会揭，大会批的方式，什么武斗打人，什么抢枪乱军，什么揪“武老杨”就是反解放军……在学习班外，工（军）宣队以派划线，以原百万雄师成员以及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为“动力”，控诉文化大革命，把各级革委会打成大大小小的“马蜂窝”，把革委会的主要成员打成“马蜂王”，并号召狠捅“马蜂窝”，活捉“马蜂王”。一时间，谣言四起：“长办革委会是没有批准的冒牌货，长办夺权是黑手李守宪操纵的。”“郭志伟和王秀林是叛徒。”“王有秋是假党员、特嫌。”“李镇南是潜伏特务。”“长办联司是北京联动在武汉的联络站。”“顾建棠是六二二炸铁路的幕后指挥。”

在学习班里搞人人过关，郭指挥长要我们全体学员“批派性、斗私心、挖野心”，搞背靠背揭发，搞斗私批修、活学活用讲用会，总之要我们自己把自己搞臭、搞垮。

我是学习班中重点的重点，王副指挥长要我交代四大问题：1966年12月绑架林一山是想把他搞死；李守宪这只黑手与你的黑关系；刘贺春是他杀，你为何包庇凶手？1968年6月施工总队炸铁路，你在幕后怎么操纵的？这全是要置我于死地的诬陷，对此我写了长篇“交代”，一一用事实驳回。

工（军）宣队的种种作为，把文化大革命中新生的各级革委会搞垮，各级革委会成员被诬陷，职权全被夺走，文革积极分子全被整肃，而原先已经解体的反文革保守派被重新集结，借尸还魂，重新掀起反文革恶浪。广大群众和领导干部对工军宣队由相信到怀疑、反感、埋怨，再到愤怒，甚至有些原站错队的人也不甚赞同工军宣队这种做法。

我当时曾对好多人说过：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我都参加了，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都受表扬奖励，从不会挨整；而这次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怎么受到如此整肃打击呢？许多老干部对此也有同感。

3月中旬开始，在洪山学习班学习的长办各级革委会成员明里暗里不听学习班领导的指挥，有的自行下山逛街，有的打一声招呼就回家，工（军）宣队的权威受到了无声的反抗和挑战。这是反复旧的先兆。

第72节 保文革成果进行反复旧

1969年3月上旬，王志鹄参加武汉市三代会（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学习班回到洪山学习班说：“武汉造反派都在受压，都被当‘马蜂窝’捅，清队是专整造反派。张昭剑在事先没有和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通气的情况下，强行解放了辛甫（文革前任武汉市委组织部长，百万雄师的幕后操纵者）。”他还说：武汉市革委会散发了一本介绍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经验的小册子，其中有一句遭批判的话：“造反者被造反”。

两天后，我参加了省革委会常委会议，听到张立国、杨道远、朱鸿霞、龙铭鑫等都讲到造反派头头被轰、被批，工宣队进驻的单位，“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这是复旧。因为我已有三个来月在学习班，没有机会与朱鸿霞、胡厚民、吴焱金等接触，所以他们正在酝酿“反复旧“行动，我全然不知。但对照进驻长办工（军）宣队的做法，越发想不通：为什么把经正式批准的长办革委会当“马蜂窝”来捅？为什么把革委会成员都当阶级敌人来搞？为什么原百万雄师的人公开造谣说老红军郭志伟是叛徒，工（军）宣队却听之任之？多次得到省革委会和军区领导肯定的长办革委会的工作，为何被说得一无是处？为何以派划线搞“清队”？凡此种种，促使我认定工（军）宣队的指导思想有问题，他们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在搞复旧。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从1969年3月27日开始，我就在体制内反复旧。

1969年3月27日下午，我和张炳华、王志鹄、郑成炎三人到军区三办反映长办的情况，徐健接待了我们。我向他讲了工（军）宣队进驻长办后，出现了叫人想不通的几个问题：

1.为什么对革委会不是补台，而是拆台？长办革委会是国务院授权武汉军区党委批准的新生红色政权，成立后的工作多次得到省革委会领导的肯定。工（军）宣队一进长办大门，不作任何调查研究，把我们三级革委会成员和职能部门负责人都弄到洪山上办学习班，将职能部门工作人员都赶回原单位，革委会剩下的只有一块牌子，名存实亡。

2.为什么不领导学习班搞“斗、批、改”？在学习班里，工（军）宣队不引导学员们去斗走资派、批刘邓修正主义路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而要学员批自己的所谓派性，斗自己的所谓私心，挖自己的所谓野心。许多人按要求认了错，作了深刻检讨，还是不能过关，硬是要学员们承认“造反为当官”、“夺权有野心”，硬是要你自己把自己搞臭。

3.为什么纵容支持别有用心的人造谣？在学习班外的长办大院内，原百万雄师的人造谣：“长办革委会是没有批准的冒牌货”，“是一派掌权”，“是法西斯专政”等，进而诬陷革委会主任郭志伟是叛徒，常委王秀林是叛徒，常委王有秋是假党员、特嫌，委员李镇南是潜伏特务。工（军）宣队明知这是造谣诬陷，却不表态而默认。

4.为什么把革委会打成“马蜂窝”？在工（军）宣队支持下，大会批，小会揭，大字报、大喇叭一起上，把三级革委会都打成“马蜂窝”，革委会主要负责人都成了“马蜂王”。大大小小的造反派头头，都被炮轰、被批判、被贴大字报，在名字上打红叉叉，搞得造反派人人自危。只要造反派之间一接触，就扣上“搞派性”、“搞小动作”、“反清队”等帽子。

5.为什么以派划线搞“清队”。？工（军）宣队进来之前，长办革委会已有专案组，其成员70%是造反派，30%是原保守派。工（军）宣队一进来就接管了专案组，把造反派全部换成铁杆保守派。对专案组里的保守派，他们认为不可信的也换了下来。长办的造反派一下都成了清队对象。同时，不知奉何人之命，让林一山历史调查组停摆了。“清队”本应当让95%以上的人高兴，而工（军）宣队使长办70%以上的人不高兴。

6.为什么对我们七二〇后所犯错误揪住不放？七二〇后我们最大的错误是参加了“揪变色龙”的活动，早在1968年6月下旬，我们先后向曾、刘首长和张体学作了检讨认了错，后来在省革委会常委会上张立国和我等都作了检查，在工（军）宣队办的洪山学习班上我又一而再、再而三检查认错。长办内的武斗无论是长办联司还是别的什么人搞的，长办革委会从未支持或庇护过。在社会上，我们从未打过别人，只有别人打我们，而且我们从没有以牙还牙。我们从未指挥或唆使抢枪，向人家要枪是有的，但尽管如此，我们革委会还是承担了执行毛主席、党中央指示不力的责任。这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工（军）宣队为何穷追不舍？

工（军）宣队在长办的所作所为，不管叫复旧还是叫别的什么，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搞垮了，把文化大革命中的积极分子——造反派搞臭了、打熄了。长办还有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吗？

我们希望曾、刘首长给长办工（军）宣队郭指挥长打个招呼，纠正这些错误做法。洪山这个学习班已办了三个多月了，何时才结束？我们要求不要再办了。当时徐健表示：一定向首长汇报。

我们向军区三办反映情况后的第七天，即1969年4月3日，工（军）宣队在他们的指挥部召开从洪山回来的三级头头座谈会，郭指挥长作了长篇讲话，大讲他们工宣队的成绩，没有一点自我批评。我只听没讲话，我们向上反映等于零。我觉察到问题出在工军宣队手上，但根源在走资派身上。

1969年4月16日，针对向上反映情况杳无音讯，我在省革委会常委会上发言说：我支持反复旧。我只说长办的复旧情况。长办造反派被捅“马蜂窝”已经三个月了，已被捅得不像粮食（一塌糊涂）了，革委会成了空架子，什么都不知道。工宣队不依靠造反派，却依靠原百万雄师的人，革委会设立的专案组，其成员70%是造反派，现在工（军）宣队大换血，变成了100%的保守派。我这里有一份工（军）宣队编印的清队统计表，长办革委会被称为“原长办革委会“，你们都来看一看。工（军）宣队加上这个“原”字是有名堂的，看来是准备另搞一个革委会。3月24日《长江日报》上有一篇报导说“长办各级革委会成员在下面抓典型”，那是假的，我们根本不在什么“下面”，而是在洪山上办学习班，在那里抓什么典型？只能在洪山宝塔底下抓西北风。我认为工（军）宣队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助长右倾思潮，造反派被说得一塌糊涂，所以我同意反复旧。但不同意上大街搞，不同意公开搞，因为革委会和工（军）宣队都是毛主席肯定的新生事物，工宣队错误地把革委会这个新生事物当“马蜂窝”捅，我们不能反过来用工宣队对付我们的办法来对付工宣队。不管怎么说，总是内部问题，我主张在内部协商解决。

1969年4月8日，长办工（军）宣队郭指挥长找我个别谈话：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说：指挥长，既然你真心想了解下情，我也就说说我的心里话，也许有些话不中听。第一，工（军）宣队的屁股坐歪了。长办是实现了大联合和三结合的单位，长办革委会是经正式批准的文革新生事物，工（军）宣队进来后是爱护它支持它，还是打击它捅垮它，我认为工（军）宣队是属于后者。但我相信毛主席派出工（军）宣队决不是要摧毁革命委员会，打垮造反派。我可以告诉你，长办的造反派早在1966年12月21日，就得到周总理的首肯，他们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积极分子。尽管他们在史无前例的革命大潮中一度犯过错误，但你们借此把大批积极分子打成阶级敌人，方向对不对？有些别有用心的人造谣说郭志伟等是叛徒，你作为指挥长为何沉默不表态？不表态就是表态，就是默认。第二，长办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当心上当。文革初期保林一山的红旗总部自感当保守派吃不开，就拉出林一山游斗，喊出“打倒林一山”的口号，并改名长办造委；1967年1月加入武汉工总，随即就甩开了林一山；到了3月上旬，陈再道镇压工总，长办造委立即宣布退出工总，高呼“踏平黑工总，镇压反革命”，5月加入陈再道支持的百万雄师；七二〇后又摇身一变，高叫“打倒陈再道，严惩百匪”，在一位高干的授意下，费尽心机，企图成立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造成严重后果。指挥长，你说他们算什么派？今天所以讲这么多，因为你们工宣队进来后，耳朵里听到的尽是站错队的人的声音，你们从未听过我们的声音。我希望你们能了解长办文革运动的全过程。把工作方向拨正。

1969年4月24日，在工（军）宣队指挥部的同意下，在长办南京路招待所召开了长办革委会全体会议。会议的最后一天，革委会郭主任的秘书黄炳乾打电话到省革委会，要我赶回南京路招待所参加会议，说工（军）宣队要我提意见。

我在会上作了如下发言：根据我在国棉一厂调查的情况来看，长办的情况与他们差不多，革委会都被当“马蜂窝”捅了，班、排、连代替了各级革委会，造反派头头被打成了“马蜂王”，造反派抬不起头来。问题的根子在走资派身上。工宣队听站错队同志的话听多了，也有个别军代表还是站在资反路线的立场上，比如一五二部队的老孙同志。七二〇前他支持百万雄师长办造委，这次他来长办当了军宣队行政片负责人后，我听了他几次个别谈话，他是带着七二〇前的框框来的，总是找我们的毛病。他还怀疑我指挥炸铁路，要我坦白交代。我现在老实告诉你们，施工总队炸铁路的事，武汉军区调查组的报告中已有正式结论，蒲圻六二二炸铁路事件与顾建棠无关，而且顾建棠事前全力劝阻、事后认真协助军区调查组做了大量工作。老孙同志不是不知道，却多次压我“坦白交代”，这不是明明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吗？长办内有人造谣说长办革委会没有被批准，说郭志伟、王秀林是叛徒等等，这种舆论就是要搞垮我们，工（军）宣队指挥部为什么不出来讲话？革委会专案组人员为什么大换班？林一山的历史调查为什么停下来了？你们这种搞法，不管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就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现在希望给我们落实政策，支持革委会开展工作。

1969年4月19日，省革委会副主任梁仁魁传达武汉军区党委决定：成立省革委会清队工作调查组，参加调查组的有：张立国、杨道远、邓金福　、潘洪斌、杨玉珍、龙铭鑫、顾建棠，军代表黄怀远，干部代表陈扶生。由张立国、杨道远和陈扶生分别担任组长、副组长。

4月21日，调查组讨论调查单位时，我提出是否可以把长办作为调查单位，大家同意放在后一个，先到国棉一厂去。我就电话通知王志鹄转告郭主任，作好有关汇报材料的准备工作。

22日，调查组到达武汉国棉一厂，原计划要听三方面的意见，就是参加反复旧的、不参加反复旧的和军代表，首先听参加反复旧的人谈。

28日得到通知，中央通知朱鸿霞、吴焱金、李想玉、张立国、杨道远等立即去北京解决反复旧问题，我不在其内。后来听张体学讲，因为我一开始没有同朱、李、吴、胡搞在一起，所以军区上报的名单中没有我。

27日上午我通知王志鹄，要他和郑成炎、黄炳乾赶快整理一份长办“复旧”情况的材料。29日中午，我带着王志鹄、郑成炎、黄炳乾到滨江饭店，把这份材料交吴焱金带去。

第73节 在长办内部发动反复旧

我深感向上反映情况、与工（军）宣队沟通，都没有起到作用，对中央要朱鸿霞等上京又作了这样的错误估计：如果中央认为反复旧错了，来个电报就能够刹住，比如1968年夏天中央一个电报就制止了全国的抢枪。现在中央不来电报，而要省、市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上京，中央很可能承认复旧现象存在。所以，他们走后的第二天，我在长办发动反复旧。

从1969年4月29日到5月13日。我先后五次召开群众大会鼓动反复旧，讲话内容大同小异，5月1日那天的讲话比较系统，其余4次讲话内容大多包含其内。

我在长办“五一”反复旧大会上的发言如下：

什么叫“复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红卫兵、革命造反派和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等都是新生事物，你打击否定它们，并且让那些至今不知悔改的文革反对派取而代之，这就叫复旧。对是否复旧的看法，是有阶级性的，革命群众认为是“复旧”的，在文革反对派眼里则是“复兴”。最近我参加了省革委会清队工作调查组，在国棉一厂调查中看到：班、排、连替代了革委会，先建立班、排、连，然后把革委会当作“马蜂窝”狠捅，把厂革委会成员集中办学习班，狠批造反派的所谓资产阶级派性，把你搞得臭臭的，最后搞个选举，一个晚上，十一个二级革委会全部搞垮。国棉一厂还有一个走资派说，上面把他们搞臭，下面把他们掏空，把他们这些煤球炉子搞熄火，再也烧不起来了。还有个走资派提了浆糊桶，上大街贴王屏的大字报，污蔑王屏是苏修特务。长办有没有复旧和复旧的倾向呢？我们只要对照一下国棉一厂的情况，长办的复旧是明摆着的：革委会被打成“马蜂窝”，三级革委会成员被送进洪山学习班，“批派性、斗私心、挖野心"。施工处的魏廷铮贴出大字报，要打倒许耀雄、潘熙浩　。工会的董玉堂讲：现在我们要反夺权了。一直称病不上班的李廷序在东湖疗养院接见了长办六百多人次。郭世太　接管了专案组工作，人员大换血，变成了清一色的保守派。长办内谣言四起，说什么长办革委会是没有批准的冒牌货，是牛鬼蛇神的大杂烩，郭志伟、王秀林是叛徒，王有秋、李镇南是特嫌。复旧是借清队为名，狠捅革命委员会，打击革命造反派，实现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所以我们反复旧一定要收集材料，有了真实材料才有说服力，才能发动群众，才能与工（军）宣队沟通。在沟通中也要承认我们的错误。

我们反复旧不是反工（军）宣队，复旧问题出在工（军）宣队的工作上，但根子在走资派身上。工（军）宣队和革命委员会都是毛主席肯定的新生事物，工（军）宣队的错误在于没有看清革委会和革命造反派的主流，又把支流看过了头，我们不能把工（军）宣队的工作上的错误也看过了头。我们同工（军）宣队之间的纷争是内部问题，我们只在长办内反复旧，不在社会上搞。

1969年5月3日下午。武汉锅炉厂开来了一辆宣传反复旧的广播车，进入长办大院。王志鹄找到我说，人家来宣传车支持我们，我们也得用广播叫一叫，表示感谢。在我的支持下，王志鹄带人强行借用工（军）宣队广播室，播放口号：热烈欢迎武汉锅炉厂的战友！感谢武汉锅炉厂的战友对长办革命造反派的支持！事后，郭主任为此向工宣队写了书面检查。

5月5日晚上，得知武锅来的许副指挥长和武重来的姚副指挥长在本单位都是反复旧观点，我召集王志鹄、张斌华、郑成炎等商议，决定由郑成炎起草，以长办工代会名义向工（军）宣队发出公开信，矛头不指向工（军）宣队，主要介绍长办文革中两派斗争的焦点及其真相。语气要平和，摆事实讲道理，自己的错误要承认。希望工（军）宣队的同志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反对走资派的反攻倒算，反对搞复旧，领导长办广大职工捍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支持长办革命委员会恢复工作，搞好清队，搞好斗批改。

1969年5月6日晚饭前，汽车队司机吕兴仁急急忙忙来报告说：工（军）宣队的姚副指挥长带领一卡车工宣队员去洪山，出大门时喊了反对复旧的口号，他们现在省革委会。

我认为工（军）宣队开始反复旧了，这是好时机，当即召集陈学先、赵枣安、张斌华、黄炳乾、阎清武等商量，先派张斌华到省革委会看一看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张回来说，他们都坐在省革委会，不讲为什么。我马上叫食堂做馒头和菜汤送去，看他们吃不吃，如吃了就表示支持我们反复旧，结果他们不吃。到了第二天（7日）下午他们回来后，我找到姚副指挥长，他说：“在长办内反复旧我们支持，到社会上我们不支持。”我说：“我们从不主张在社会上搞，只要你们支持我们在长办反复旧就行了。”

1969年5月7日下午，王志鹄正在组织人员，我问干啥，王说：市工代会通知，为纪念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三周年，举行大游行，我们游到江汉路就回来。你去不去？我说不去。结果王志鹄等人随大流冲击了市革委会，

5月13日，在长办革委会组保部办公室，王志鹄对我讲：“11日我参加了市工代会召开的江心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武汉反复旧的五一一决议。”并拿给我看，我当即表示：“我不同意这个决议。我们反复旧的目的同他们不一样，我们反复旧只要求工（军）宣队支持我们，能够依靠造反派，还是要搞清队的，还是要打击阶级敌人的。我们是拥护省、市革委会的，怎么能讲湖北全面复旧了呢？他们是要搞垮曾、刘、方、张，推翻省、市革委会，我们不能这样干。这是我们与市工代会在反复旧宗旨上的根本分歧。”

我问：你举手同意了这个决议吗？王回话：是的，但我不同意搞曾、刘、方、张。我再问：这个决议现在发了没有？王说：可能还没有，因为警备区代表也不同意。我说：这个决议是完全错误的，你现在就打电话给市工代会，表明我们的态度，要求他们不要发。当时工代会没有人接电话，王志鹄提出：召开三级革委会头头会议，传达江心会议精神和五一一决议。我明确表示：这个决议和他们的精神在长办不能贯彻，会可以开，但不是贯彻，是说明我们不按他们的决议办。

在阅览室召开了三级头头会议，王志鹄传达了江心会议情况后要读这个决议，我当即不同意读，他坚持要读，其他人也想听一听，就由王志鹄宣读了。

我在他读完后再次发言：我不同意这个决议，不能在长办贯彻，我们长办根本不理他们那一套。他们反复旧的目的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把矛头对着曾、刘和省、市革委会，还要摸张体学的屁股；我们反复旧是因为工（军）宣队把我们的错误看过了头，但我们的最终目的还是要搞清队的，还是要搞斗批改的。所以我们不能照这个决议干。在这个会上多数同志反对这个决议，这样，五一一决议在长办没有什么影响。

1969年5月14、15日，长办革委会召开全体会议，郭志伟主持，讨论反复旧问题。为了统一认识，写了个纪要供讨论，其要点：

1.决不介入社会的反复旧，市工代会的五一一决议不准在长办贯彻。2.长办存在复旧，不管叫什么，反正问题要解决。3.工（军）宣队对长办运动全过程不了解，要多多宣传。4.当前要学习九大文件，加强与工（军）宣队的团结。5.不管怎么说，我们与工（军）宣队之间是内部问题，不能把工（军）宣队的问题看过头。6.工（军）宣队进驻搞清队是大方向，问题在于对革委会和造反派没有正确对待。7.长办革委会成立后的成绩是主要的。8.不能用长办革委会的名义领导反复旧。

会上有争论。

王志鹄：要在长办贯彻五一一决议。

郑成炎：要革委会来领导反复旧。

郭志伟：革委会不能领导反复旧，支持用工代会名义搞反复旧。

王志鹄、苏勇、张炳华：把工代会写进纪要中，以示其合法性。

郑成炎：赵枣安、缪盛桂修改的纪要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产物。

但多数同志认为纪要写得温和些为好。

王秀林：要求工宣队对三级革委会的头头都要表个态，不表态，文革成果被否定，我们怎么工作？

缪盛桂：都表态他们可能有困难，只要同意革委会出来工作就可以了。

我在会上说：工（军）宣队和革委会都是新生事物，都是毛主席肯定的，工（军）宣队把革委会的问题看过了头，现在我们不能把工（军）宣队的问题也看过头。事实上，七二〇后我们是犯了错误，但同成绩相比还是次要的，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所以成绩要讲，错误也不回避。我们反复旧是因为我们的大方向被否定了，但我们不参加社会上的反复旧。外面的事我们坚决不参加，市工代会的五一一决议不能在长办贯彻。长办的问题要解决，但我们与工（军）宣队的分歧是内部问题。纪要要客观，不能把矛头指向工（军）宣队，对省、市革委会要表态，我们是拥护的。长办工代会搞反复旧是革委会承认的，实际上还不是革委会的人在搞？所以写不写进纪要都无所谓，我看没有必要写哪个组织领导，就如实讲，是群众为了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起来反复旧。问题在于长办是不是存在复旧问题，不反一反不行，但反过头也不行，我认为反是对的，现在也没有过头。我们只要求工（军）宣队对我们落实政策，要相信依靠造反派，支持革委会工作。工（军）宣队搞清队是对的，问题在于搞以派划线来搞清队就错了，不但不依靠革委会来搞，而且把革委会当“马蜂窝”狠捅，就错了。我们不否定清队的方向，只指出工（军）宣队在工作中偏离了方向。这样我们有理有据，就可以与工（军）宣队团结起来搞好斗批改。

郭志伟最后拍板：纪要由缪盛桂再修改，但要肯定工（军）宣队的大方向，不要上敌人的当，破坏革委会与工（军）宣队的关系。长办革委会成立后成绩是主要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解放了一批干部，搞了整党试点，清理阶级队伍，召开了五省防洪会议，成立了水土保持宣传队等。也有错误，武斗，向人家要枪，揪变色龙等。但把我们说得一无是处是不对的。现在要落实政策。同志们，工宣队叫我们工作，我们就工作，躺下不干是不对的。

他又指定我代表革委会，根据会上的精神，做个准备，在明天（5月16日）在工（军）宣队主持的职工大会上讲个话。我当晚作了认真的准备。

我在职工大会上的讲话要点如下（据手头保存的材料）：

1.长办革委会成立后取得的十大成绩：

（1）在职工中开展大学毛主席著作活动。

（2）进行了整党试点。遵照刘丰政委和武汉警备区的要求，1968年1月开展了整党建党试点工作。经警备区张绪副司令员实地考察认定，长办水文处预报室为整党试点典型，并决定在长办召开了全市整党试点工作经验交流大会。预报室作为第一典型发言。

（3）向水电部报送了兴建长江第一坝——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报告，并得到钱正英部长和周总理的首肯。

（4）隆重举办了庆祝毛主席视察长江三峡十周年活动。

（5）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组建了有30%不同观点人员参加的专案班子。

（6）解放了一批领导干部，比如长办政治部副主任黄世忠、政治部副主任于亚农、工程大学副校长孙昌、科学院副院长赵天万、勘测处处长王林、长办工会主席粱华栋、阿富汗援外专家组组长叶扬眉、保卫处处长员臣、保卫处副处长杜福祥、长办宣传部部长张志、长办组织部副部长王兴云、器材处处长李振东等。

（7）在抓革命促生产方面，荆江上车湾裁弯工程开工，陆水试验坝蓄水发电，丹江口、乌江渡设计顺利完成。

（8）抗洪抢险，完成荆江复堤和湖南拓溪大坝修复工程。

（9）召开了五省防洪会议。

（10）成立了水土保持宣传队。

2.长办革委会成立后的三项错误：

（1）参加了“揪变色龙”的错误活动。

（2）钢工总铁路兵团蒲圻站枪杀施工总队工人，引发我们施工总队炸断铁路的六二二事件。

（3）武斗抢枪风潮中，向施工总队和工造总司要枪，还自制手榴弹。

3.要求工（军）宣队支持长办革委会恢复工作。

第74节 反复旧在长办紧急刹车

1969年5月18日，吴登煌　和严常对我说：听说湖北大学的龙铭鑫从北京来信，说反复旧错了，不能搞了，要收，要降温。但不要给群众泼冷水。王志鹄、郑成炎已经知道。我说我不知道。

18日上午，省革委会通知我去开会，姜一传达九大精神。会后姜一个别与我谈话：你也搞了反复旧？我回答：是的，但我没有在社会上搞。姜一说：不能搞反复旧的，你看九大报告上哪一段提到反复旧？报告中说，在斗批改中要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工宣队可能在工作中有缺点甚至有错误，但大方向正确。任爱生、胡厚民跳得那么高，那么起劲，你知道他们搞什么鬼名堂？你再有意见，也不能同他们一起搞反复旧，赶快刹车，不要搞了。现在中央正在处理这个问题，你们要相信中央会正确处理的。我昨天同彭勋谈了三个小时，他表示不搞反复旧了，你可以到彭勋那里去听听他是怎么转变过来的。我说：我和他们不一样，我反对五一一决议。姜一批评说：但你实际上是在搞反复旧。不能搞了，赶快刹车。我当即表态：好，我回去就刹车。

到彭勋处，他对我说：姜一同志找我做了思想工作，我不搞了。龙铭鑫来信说，中央对我们是亲切的关怀、严肃的批评、耐心的教育，反复旧不符合大方向，错了，不能搞了，特别不能在社会上搞。当前主要问题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要刹车，要收，要降温。

我回到长办，首先向郭志伟汇报，接着在机要室召开了革委会常委扩大会，我说：“姜一找我谈话说，搞反复旧不符合九大的精神，赶快刹车。长办的反复旧一定要收，但现在不能急刹车，因为群众情绪还很高，一下子降不下来。大家回去后先在头头中传达做工作，叫大家不要搞了。”王志鹄、郑成炎思想不通，他们说：你不要尽听姜一的，姜一当然要这样讲。不搞了，长办的问题怎么解决？郭志伟说：不能搞了，大家做工作。

经过三天的工作，到5月25日，长办的反复旧刹车熄火。

第75节 反复旧刹车我又被隔离

1969年5月28日，上京解决反复旧问题的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胡厚民、张立国、杨道远、潘洪斌、龙铭鑫等回到武汉，带回了中发（1969）28号文件（以下简称“五二七指示”）。（附录九、十）。

但曾、刘没有认真全面执行五二七指示，把中央批评我们“三指向”、“一凌驾”的错误，作为一根铁棍子，对我们实行再清算。1969年6月1日，工（军）宣队通知我到汉口刘家庙长办汉口水文总站报到，军代表、王副指挥长向我宣布：从现在起你就在这里学习，好好地交代你搞反复旧的阴谋诡计。有什么事就给他们这两位（船舶队的龙哲成和鲍万年）讲。我对他说：我搞反复旧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你王副指挥长也心中有数。我可以统统告诉你们。

从此，开始了对我的隔离审查，我被一直关到10月上旬贯彻九二七指示的省革委会扩大会议召开。其间我有三次短暂离开：第一次是6月7日，张体学找我，传达毛主席查问林一山有没有历史问题的讲话。第二次是6月15日上午，刘丰前来解决工（军）宣队查抄郭志伟的秘书的办公桌一事，把我叫回长办。第三次是省革委会通知我参加国庆节省、市革委会庆祝活动，在中山公园门楼的检阅台上，曾思玉问我：这些时怎么老见不到你呀？我说一直在学习班里。他只点点头。

第76节 工军宣队指挥长被撤换

中央五二七指示下达后，驻长办工宣队郭指挥长又神气起来了。1969年6月11日，他指派副指挥长张胖子一清早带了几个人，把郭志伟主任的秘书黄炳乾的办公桌抽屉撬开，抄找反复旧的“黑材料”。

郭志伟上班走进办公室，看到秘书的办公桌被撬开，问：“这是怎么一回事？”黄秘书说：“是工宣队的张副指挥长搞的。”郭志伟立刻下令：“黄秘书，把张副指挥长找来。”郭志伟问张：“你为什么要来撬黄秘书的办公桌？”张胖子回答：“是郭指挥长要我搞的。”郭志伟挥着手：“你去把郭指挥长找来。”郭指挥长大踏步来到郭志伟办公室，往沙发上一坐说：“郭主任你找我？”郭志伟怒不可遏：“谁叫你坐的？你给我站起来！你凭什么撬黄秘书的办公桌？我问你，这是为什么？你摆架势吓唬谁呀，你给我滚！”郭指挥长当时目瞪口呆，威风没了，一言不发，只得回军区汇报。

6月15日上午，刘丰在炮司樊司令员陪同下来到长办，郭主任和我将其接到二楼会议室。樊司令员首先表示：郭团长派人撬郭主任秘书的办公桌是十分错误的，郭主任批评得对。

接着刘丰与郭主任拉起了家常：“郭主任你是江西老表吧？”郭志伟说：“是的，我家在婺源。”并问刘政委老家是哪里的，刘丰答：“我是河南渑池县人，在江西宁都加入红军。”郭志伟说：“我当时是赤卫队，参加了宁都暴动。”刘丰说：“我当时在董振堂部，也参加了宁都暴动，那我们还是老战友啊。我们今天来，樊司令员代表炮司向郭主任道个歉，军区决定将郭团长和王副团长撤回，另派军代表来长办当指挥长。”郭志伟说：“谢谢军区首长的关怀。”不几天，果然来了一位江西老表白师长。这位白师长与郭志伟聊天，很谈得来。从此，长办再没有工（军）宣队，只有军宣队。不久，二炮的师政委麦汝祥和白师长换防，一直工作到1973年才回到部队。

第十六章 举九二七指示尚方剑 李代桃僵滥抓北决扬

1969年5月28日，参加中央解决反复旧问题的武汉造反派代表回到武汉，满以为可以按照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嘱咐，在曾、刘首长领导下，不折不扣地执行五二七指示，造反派检讨认错，曾、刘纠正“清队”扩大化错误，落实党的政策，从此团结一致，搞好斗、批、改。

然而，尽管造反派再三检讨认错，曾、刘还是揪住造反派的错误不放，对五二七指示指出的“清队”中的缺点错误，非但不纠不改，反而变本加厉，利用五二七指示指出的个别头头“一凌驾”、“三指向”，对全体造反派大加讨伐，再次“狠捅马蜂窝”。造反派提出要全面执行五二七指示，而曾、刘却借此说造反派破坏五二七指示的落实，并污蔑这是“不提反复旧口号的反复旧”。只因五二七指示明白无误地指出“但这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阻止了曾、刘借此一棍子打死造反派的企图。

在此态势下，曾、刘不把造反派赶尽杀绝决不罢休，经四个月的精心谋划，弄出一个“北决扬”，先把它打成反革命组织，再把这个二十多人的小流派和湖北造反派等同起来，从1969年10月起，以贯彻中央九二七指示（附录十一）为名，首先打击结合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中的群众代表。

第77节 召开省革委会扩大会议

1969年国庆节的第二天，长办学习班的负责人通知我：马上去省革委会开会。报到后才知道是开省革委会扩大会，但会议的内容全然不知。非但我不知，就是时任省革委会副主任朱鸿霞、张立国、杨道远和任爱生等也一无所知。

1969年10月3日，曾思玉主持的省革委会扩大会议开幕，到会的有一千多人。刘丰讲话，传达了中央的“九二七”指示。

中央根据曾、刘以武汉军区党委名义呈送的报告，下发的对武汉问题的指示（中发1969年67号文件）即九二七指示，成为曾、刘置造反派于死地的尚方宝剑。

第78节 高悬尚方剑铲除造反派

10月3日，刘丰在大会上说：“我们逮捕的仅仅是浮在水面上的一些人，还不是全部，有些人我们还要看一看。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没有呢？现在还不能说没有了。”曾思玉插话说；“可以肯定地说，还有一窝子。”刘丰又说：“阶级敌人认为我们软弱，认为是怕他们，我们是不到时候不下手，现在到了下手的时候了。”

曾、刘，还有张体学，给这次省革委会扩大会议定了调子，划了圈子，指了靶子，选了种子。（附录十二、十三）

定调子，就是威逼与会人员一致认定，北决扬是反革命地下组织。

划圈子，就是要省、市、地、县革委会中的造反派代表必须带头批判“北决扬”的反革命罪行，并把自己摆进去，上挂下联。

指靶子，胡厚民是“北决扬”的总后台，是现行反革命。10月3日，方铭拿着九二七指示对市革委会常委张维荣说：“指示中讲，有的反革命分子到现在还在逍遥法外，你看胡厚民是不是这号人物？这顶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给他戴是合适的。你要第一个上台发言，说胡厚民是现行反革命。”张维荣被迫上台发言，给胡厚民扣上了北决扬总后台、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张维荣由此深受刺激，患上精神病。

选种子，经培训，从造反派头头中选定既能批判北决扬、又能联系自己揭发胡厚民的典型。省革委会扩大会议11月3日结束，会议整整开了一个月，其间有一百多人登台批判北决扬，“联系实际”揭发、批判胡厚民。除个别人外，绝大多数人包括我发言（见附录十四），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参加了北决扬或与北决扬有瓜葛。但为了应付曾、刘，为了过关，在这次会议上都说了些违心的话。其中得到曾、刘首长带头鼓掌称许的有三个人，他们的发言，轰动全场，令人震惊。

湖北大学的彭勋说：“一根毒藤，两个毒瓜。”把北决扬比作“一根毒藤”，把胡厚民和自己比作“两个毒瓜”。他的揭批发言引起全场骚动，曾、刘带头鼓掌。事后，他坦率承认，这个发言是军区三办施压的产物。

桂美和（武汉锅炉厂工人，工总洪山办事处一号头头）在大会发言时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承认自己加入了北决扬而且填了表。曾、刘当场赞扬，并号召向他学习。但桂美和不久就自杀了，可能是天良再现，无地自容。事实证明，武汉造反派主要头头无一人加入北决扬，桂美和的大会坦白交代，显然是在巨大压力下无奈而为之，事后并未逃脱关起来死整的命运。

朱鸿霞在发言中揭发说：“胡厚民有‘三个长期斗争’的理论，就是新干部与老干部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钢派与新派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曾、刘带头热烈鼓掌。造反派中许多人深为惊讶，此前没有一个人听到胡厚民说过“三个长期斗争”，与朱鸿霞最为接近的夏邦银就说：从没有听胡厚民说过这样的话。朱鸿霞已逝世多年，这个发言是他凭空想出来的，还是有人授意的，至今是个谜。

会议期间，在批判北决扬的同时，军队当局还胁迫造反派特别是有影响的造反派头面人物，交代自己参加北决扬的问题。刘丰在大会上点了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工造总司一号勤务员吴焱金的名，曾思玉接着说：“你想躲风，想混过关，这一次是混不下去的，过得了今天，过不了明天。总有一天把你看穿的。”

紧接着军区领导找吴焱金个别谈话，软硬兼施，小组会上胁迫诱导，要他承认参加了北决扬。吴焱金软硬不吃，理直气壮地说：“我自己与北决扬毫无瓜葛，工造总司与北决扬没有任何组织联系。”“我堂堂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不当，去参加十几个人的小团体北决扬，除非是神经病！”“你们不可能有任何证据，因为没有就是没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长达一个月的省革委会扩大会期间，北决扬在押“首犯”鲁礼安，九二七指示点名的“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国民党反革命将领干毅、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始终没有到场接受批斗，而将与北决扬毫无瓜葛的胡厚民当成了众矢之的，岂非咄咄怪事？！

第79节 怪事不怪原本就是圈套

中央九二七指示说得很清楚，中央了解武汉出现北决扬，是“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这个“材料”就是曾思玉、刘丰以武汉军区党委名义向中央呈送的。曾、刘比谁都清楚，武汉市的北、决、扬，早在九二七指示发出前两年就出现了，1967年10月“北斗星学会”成立，11月“决派”成立，12月《扬子江》创刊，后改为《扬子江评论》。北决扬人数很少，不过几十人，并没有多大的影响，造反派很少有人参加。由于《扬评》公开攻击周总理，钢、新两派都不支持他们，而且反对他们，新华工和新一中等还大张旗鼓地批判过鲁礼安等“决派”的极左思潮。1968年7月新华工就将鲁礼安扭送警备区关押，《扬子江评论》1968年9月停刊，1969年上半年北决扬基本没有社会活动。

曾、刘为什么要把早已囚禁的“死老虎”又翻出来当“活老虎”打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寻找置造反派于死地的突破口。原以为借“清理阶级队伍”可一网打尽造反派，出乎意料被反复旧运动所阻挡；曾、刘又企图利用五二七指示彻底否定反复旧、加害造反派，但五二七指示明确说反复旧“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令曾、刘无可奈何。因此，曾、刘挖空心思把小小的北决扬无限放大，把造反派与北决扬捆绑在一起，往死里整。北决扬不过是一个道具，即使武汉文革中没有北决扬，他们一定会弄一个别的道具出来。

就北决扬这个道具本身而言，曾、刘选择和使用的水平也太低太烂，没有一点技术含量。清查北决扬闹剧发生十年后，1979年10月，中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向湖北省委呈送的《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请示报告》说：“作为认定‘北决扬’反革命组织主要依据即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事实已不存在，而且公开发表的‘决派’宣言不能认定为反动纲领，因此，‘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北决扬的头目及骨干分子，省高级人民法院本着给出路的政策，作出了免予刑事处分的决定，均予以释放。”12月湖北省委批复，同意省高院的处理意见。至此，北决扬本身的问题，当局算是给出了一个结论，鲁礼安被关押了十余年之后，也恢复了自由。实际上，1979年和1969年的两个湖北当局在反对文革、镇压造反派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1969年曾、刘导演的这出闹剧演得太拙劣，1979年的当局看不过眼。但是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几十万群众和干部深受其害，哪一届湖北当局都闭口不言，好像根本没有这回事。

第十七章 京鄂两地大办学习班 南北胡编乱抓五一六

曾思玉、刘丰在贯彻中央九二七指示的省革委会扩大会后，“认定‘北决扬’是敌我矛盾，省、市公安机关成立了‘五一六’、‘北决扬’专案办公室，负责清查这两个组织的人的活动情况。1971年3月1日，为加强对‘五一六’、‘北决扬’专案的领导，武汉军区党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决定，建立湖北省驻军和地方‘五一六、北决扬专案联合小组’，由马兆昆、田文等11人组成。联合小组以湖北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原‘五一六’、‘北决扬’专案办公室为办事机构。”（据武汉市情编辑部、武汉市档案局编《武汉大典》第一卷，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

曾、刘根据九二七指示，1969年10月5日把参加省革委会扩大会的人员送到北京，进了所谓中央开办的湖北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五不准学习班）。刘丰讲：“这次去北京办学习班，要把各个难点的难点弄到北京去，让家里发展大好形势。”结果，各单位报的人很多，受名额限制，不能都去北京，所以曾、刘就决定在全省办了由曾、刘总操盘的省、市、区、地、县和厂矿事业单位的学习班。（1974年3月“批林批孔”中，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马兆昆、军区三办徐健揭发。）“五不准”的学习班，京汉齐办，同时遍及湖北城乡。

1970年7月上旬，从中央“五不准”学习班结业回来的学员，又关进省、市、区和各单位的“五不准”学习班，继续大抓特抓五一六反革命。

1969年10月到1973年底，湖北全省抓了多少五一六、北决扬分子呢？1972年8月，张体学在洪山宾馆对刘汉武（武汉机械学院学生，钢二司武机总部头头）说：“湖北整五一六、北决扬，搞了六十几万人，确实搞错了，要给省委一点时间纠正错误。”（据田力为采访刘汉武记录）

1973年12月24日，曾思玉在赴济南军区任职前的告别会上对我们说：湖北清查五一六、北决扬搞了几十万。

与此同时，曾、刘对省、市、区、地、县和厂矿企业、文教卫等单位的各级革命委员会进行全面大换血，把大大小小的文革反对派塞了进去，把合法的革委会成员关起来（但曾、刘不敢把省、市革委会合法成员除名），把非法的拉进来扶上台。当我们从北京学习班回来时，已经是招牌依旧，“换了人间”，连工作人员都换掉了，全省真正的各级革委会就这样被搞垮了。

各级各类的“五不准”学习班，持续到1974年“批林批孔”。当时除任爱生和杨道远的五不准学习班还在公开继续办外，其余的都明撤暗留。学习班撤了，专案材料专人妥善保管，清查五一六、北决扬的专案人员作为“预备役”待命。后来“揭批查”运动时，这批“预备役”专案人员重新上岗，又成了“揭批查”的“现役”专案人员。

第80节 曾思玉圈定学习班名单

进中央办学习班的人，由曾、刘圈定1000多人，都是省、市、地、县和各大单位革委会中有影响的群众组织代表和支持造反派的干部。11月底，曾、刘又决定增加学生造反派头头、新华社驻汉记者、《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的造反派，共300多人。据马兆昆、徐健在批林批孔时揭发，先后送进北京学习班的总共1319人。

长办革委会成员中被圈定进北京学习班的有顾建棠、王秀林、王有秋、苏勇、张炳华、赵亚兰、李镇南，由军代表陈团长带队。其余三级革委会成员都被关进了长办自己办的五不准学习班。

临行前，曾、刘讲话：中央学习班是党校式的学习班，林副主席是校长，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湖北的关怀。回来时我们还是敲锣打鼓欢迎你们。这是哄骗我们的假话，1970年7月我们从北京回来时，根本没有什么敲锣打鼓欢迎，更不见曾、刘，而是直接关进省、市、地、县和各单位的“五不准学习班”，勒令继续交待参加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北决扬的问题。

1969年11月5日乘火车离汉，抵京后接进空军学院。学习班全称是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名誉校长林彪，校长陈伯达，学校领导人还有黄永胜、纪登奎等。我们属中央学习班的湖北组，组长是武汉警备区副政委张昭剑，副组长是武汉军区副参谋长王步青和工造总司的平毅（工造总司成员），学员编成班、排、连。我们长办的学员与长航、铁路和邮电的人编在三连，我被指定为一排副排长，排长是长办军代表陈团长。学习班是全封闭的，纪律是“五不准”：不准会客，不准通信，不准打电话，不准串联，不准传播小道消息。

第81节 陈伯达率先抓捕五一六

1969年11月至1970年7月，陈伯达先后4次来到湖北学习班。

第一次，我们在张昭剑组织指挥下，列队夹道鼓掌欢迎。陈伯达在纪登奎等陪同下，面露笑容，挥着右手，缓步行进。接下来，学员都到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陈伯达操起闽南语发表讲话，经人翻译才知道他讲的内容：这个学习班是中央办的，是党校性质的学习班，林副主席是咱们的校长，你们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请来的，这是毛主席对你们的亲切关怀。你们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消除资产阶级派性，要斗私批修，增强无产阶级党性。讲话中没有提到五一六、北决扬。

大会后，陈排长传达学习班领导的指示，要求学员认真学习伯达同志的讲话，一定要充分调动阶级感情，而且要有具体的体现。陈排长示意我先发言，我就泛泛谈了自己的认识。陈排长不以为然，接着带头从他的苦难家史讲到投身革命，边讲边流泪，大家都受到感动。我在他的启发下，也讲了我在旧社会饿肚子吃野菜，当学徒挨打被逐出，一直讲到翻身解放的情景，越讲越激动，真的是声泪俱下。班里的王秀林、苏勇、赵亚兰等都是苦出身，联想到自己，哭声一片，真的把阶级感情调动起来了。

1970年春节以后，陈伯达在张昭剑陪同下，第二次来视察讲话。

他首先到学生连队。后来听说，陈伯达拉着杨道远，要杨坐在椅子上并说，你是司令，是头头，头头就是首长，我是小小老百姓。说着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弄得杨道远十分尴尬。

陈伯达一进我们连，张昭剑指着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的王小青说：她是人民银行的司令。陈伯达对王小青说：你一定参加了武斗。王小青平静回答：我没有。陈伯达摇着头说：哦！哦！不对，你不要害怕。列宁讲过，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会原谅的。王小青又一次说：没有。

张昭剑来到王海山面前向陈伯达介绍：他是副省长王海山。陈伯达说：久闻大名。你当了副省长还不满足，还要与李守宪一起搞地下黑省委。王海山：没有的事，这是胡说。

接着张昭剑走到杨友山身边向陈伯达介绍说：他是邮政局局长，支持造反派的。武汉解放时，他接管了国民党的邮电局，后来就当上了武汉邮政局局长。陈伯达问：你是哪里人？杨友山答：山西人。陈伯达问：什么成分？杨友山答：贫农。陈伯达说：不对，不对，你家是地主。从你的脸上看，就是地主成分。杨友山反驳：我家是被地主压迫剥削的贫农。陈伯达说：我再问你，你在接管国民党邮电局时，捞了多少黄金白银？杨友山反驳：造谣。9

陈伯达第三次来之前，武汉市农委干部、武汉市机关红司一号头头、武汉市革委会常委魏绳武被单独隔离，逼他承认参加并在武汉发展五一六；华中师范学院学生、武汉钢二司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王彩珠被迫承认参加了北决扬；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生、钢二司成员、二八声明起草者雷志茂违心承认是杨道远发展他参加了五一六。陈伯达第三次来的那天，在大礼堂召开逮捕刘万泰（钢工总汉阳区办事处一号头头）、王锦铭（工造总司头头）和张鹏程（钢九一三头头）的宣判大会。陈伯达讲话：五一六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北京把五一六一抓，就都跑到武汉去了，武汉成了五一六的根据地、仓库和保险柜。武汉的北决扬是五一六的变种，是武汉的土特产。现在是到了全面清查的时候了。从此，北京学习班掀起了狠抓五一六分子的狂风恶浪。

第四次，大约在5月底，那天开大会。在张昭剑主持下，吴焱金、彭勋等大会发言，有一个好听的名目，叫做宣讲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体会，其实是按照他们的意思，“上连刘（刘少奇），下联牛（牛鬼蛇神），中间火烧头”，就是要你自己把自己搞臭搞垮。陈伯达在纪登奎陪同下到会，还讲了话。出现了省革委会副主任、支造革命老干部任爱生和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科长、著名反蒋爱国斗士闻一多的侄子闻立清公然与陈伯达打嘴仗的场面。

陈伯达先点任爱生：你造反有野心，想当大官。任爱生反驳：我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支持造反派，出于公心。你不要以势压人，乱扣帽子，我不怕你。陈伯达又点闻立清的名，问：“士可杀不可辱”，这话是你讲的吗？闻立清昂首直视陈伯达：是我说的，么样？陈伯达提高嗓门：我要杀你的头。闻立清说：你敢！纪登奎马上为陈伯达辩解：伯达同志说的要杀头，是指要杀你反动思想的头。

就在陈伯达第三次在“湖北学习班”讲话后，京鄂两地全面大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分子。在京的“湖北学习班”里，先后被抓捕、监护、隔离并先行押送回汉的有魏绳武、刘万泰、王锦明、胡厚民、杨道远、彭勋等多人，并继续深挖。

第82节 我在学习班的所作所为

在中央办的五不准学习班里，我既没有揭发、批判过别人，也没有被人家揭发、批判，只在学习班统一安排下作了斗私批修的自我检讨。我承认，七二〇事件后打派仗、揪变色龙、向人家要枪支、自造土武器、反复旧，犯了错误。

在学习班狠抓五一六的高潮中，没有把我们长办的人当五一六清查，相反，我们全班还成了清查的“动力”，比如电信局的方景清和六六一仓库的武齐华，就是我们长办班的“帮助”对象。我奉命去“帮助”武齐华交代五一六问题，武齐华斩钉截铁地对我说：我确实没有参加。要是我真的参加了又不承认，我把脑袋割下来当你的尿壶。我向学习班的排长、长办军代表陈团长汇报：我不相信武齐华是五一六。陈排长说：算了，到此为止，不要再去交心谈心了。

北京学习班期间发生一件事，是周总理指示我在林一山书面检查上签署意见。1970年2月20日左右，春节过后几天，学习班的陈排长急急忙忙找我说；麦政委（驻长办军宣队指挥长麦汝祥）把林一山的书面检查派人送来了，并转达周总理指示：林一山的书面检查必须经顾建棠同志阅看并签署意见后，再与群众见面，解放林一山。

讲到解放林一山，要从1969年6月初说起。那年6月初的一天，曾思玉找我说：“九大期间，毛主席和周总理找我们问林一山历史上有没有问题，要查一查。详细情况体学同志要找你谈的。”我顺口问了一下：“是不是要解放林一山了？”曾司令员说：“体学同志会告诉你的。”

6月9日，张体学找我到洪山宾馆，告诉我说：“九大期间，毛主席、周总理问曾司令员和我：长办的林一山历史上有没有问题？我们都答不上来。主席讲：你们回去查一查，要是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解放出来当个古董、参谋之类。周总理也说：历史如没有什么问题，当个参谋、顾问嘛。”张体学问我：林一山的历史你们查过没有？到底有没有问题？我回话：查过，历史相当复杂，很难定论，而且是我们单方面调查的，也许有倾向性。所有调查材料都交给了工（军）宣队了，后来我们都进了学习班。今天是工（军）宣队麦汝祥指挥长把我从学习班里叫出来的。张体学最后说：我给军代表讲，从现在起，你全力配合军代表，重新成立林一山问题调查小组，赶紧调查，写出书面材料，尽早向军区和省委报告。

我回到长办，立即向麦指挥长汇报。麦指挥长明确表示：调查小组由我们韩副指挥长负责，你们也派人参加，具体人选由你们提出，集中办公。我说：我建议工作人员要吸收原保林派的人参加，调查中尽可能避免先入为主的倾向性。麦指挥长同意并说具体人选都由你们提，报我就是了。我又向郭志伟主任（实际上已靠边了）汇报，并商定了提供给军代表参考的名单：赵国兴、刘业凯（反林派）和李忠贤、胡涛（保林派）。1969年6月中旬，“林一山问题调查小组”成立并开展工作。

8月中旬，在讨论林一山历史调查材料时，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和争论，争论首先从材料标题上引发。一种意见认为：以“林一山罪恶历史材料汇编”作标题为好，因为他历史很复杂，问题很严重，如入党的时间和介绍人至今不清；明明他在雷神庙战斗中负伤，而残废证上却写的是平型关战斗；济南高中反蒋抗日组织被破坏，7个成员中6个被训育主任李映元开除，唯独林一山不仅没开除，反而由国民党CC分子李映元保送他进北京师范大学，等等。对此意见不一，争论十分激烈。我当时表态：不同意把标题写成“林一山罪恶历史材料汇编”，建议把“罪恶”两字去掉，在这份材料中只写事实，不加观点和定论，结论由毛主席、周总理下。最后达成共识，并在1969年8月底将《林一山历史调查材料》印制成册，分别报送湖北省委、武汉军区党委、水电部党组，由省委转呈毛主席和周总理。

这份材料上送5个月后，毛主席、周总理指示解放林一山。1970年2月，在北京中央学习班，我遵照周总理指示，认真阅看了林一山的检讨。林一山在检查中写道：“是长办的革命群众深深教育了我，我感谢向我造反的同志们，过去只晓得埋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结果跟着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走到邪道上去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挽救了我，宽大了我，我犯的走资派错误，决不赖帐，并坚决改正。”

我认真看了两遍，并在这份检讨上写下我的意见：“坚决拥护总理的指示，解放林一山同志。”

1970年3月30日，长办召开职工大会，林一山宣读了检查，军代表指挥长宣读了我的意见，宣布林一山解放。从1966年12月23日到他复出，靠边三年零九个月。

第83节 林一山复出报复一大片

长办的五不准学习班早在1969年11月就开办了，1970年3月林一山解放复出后，出任长办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排在军代表、长办党委书记麦汝祥后面，并进入了长办“两清一批”（“两清”指清查北决扬、五一六，“一批”指批判资产阶级派性）领导班子。不久当上了长办临时党委书记，独揽全局。对在文革中曾揭发、批斗过他的人，以及在对待文革和造反派上与他有分歧的领导人，几乎无一例外地以不同手段，实施全方位、大规模的反攻倒算与报复。

1970年7月5日，中央办的五不准学习班结束，我们离京返汉，不见曾、刘在我们出发时说的“敲锣打鼓的欢迎队伍”，更不见曾、刘首长亲临，却开来了军用卡车，把我们送到汉口黄浦路兵站住下。

第三天开始，陆续有各单位来车把人接回，长办也来了车，把我直接送进长办大院青年大楼一楼房间里单独关押，开始了漫长的五不准的学习班生活。

我们（顾建棠、王秀林、王有秋、苏勇、张炳华、赵亚兰、李镇南）从北京“五不准”学习班回来又关进长办学习班的时候，长办已有上千造了林一山反的人，包括长办及其所属各处、室、院、校、站、队三级革委会成员和革委会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全都列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分子、反党夺权野心家等，被关进“五不准”或“走读”学习班审查。其中有长办革命委员会主任、原党委委员、政治部副主任、老红军郭志伟，原党委委员、政治部副主任黄世忠，原党委委员、长江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赵立苍，原党委委员、长办副秘书长、老红军罗红元，长办革委会委员、长办水利工会副主席、老红军胡奇，长办总工程师、长办革委会委员李镇南，长江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院长、一级工程师何之泰；处长缪盛桂、王秀林、刘信芳、邱碧谨、王有秋、周义昌、吕杰、吴松声、吴洪畴；科级干部（长办的科级相当于县处级）张振奇、徐秀庭、王前义、阎清武、高永华、刘大明、王志珍、李纯钊、吴希承、于钟黎、叶树萍、刘秀君、赵墨轩、王秀成；科技骨干和文革前培养中的接班人陈林海、王宜久、张贤良、赵国兴、郑兆业、江超伦、沪玉其、钟灵英、戚务华、陈颜生、李爱华、何重新、邱忠恩、徐炳华、王叔善、徐隆庆、赵枣安、葛仲余、姚永喜、何畏之、王志鹄、葛守西、许耀雄、蒋乃明、朱伯良、魏国强、苏鲁平、王立柱、潘熙浩、姚玲泉、杜其国、毛祖述、蒋文海、夏其发、彭炎生、陈学先、谢从勤、金荣山、黄炳乾、杨立人、谢宜曙、葛洪明、王桂林、杨财运等数百人。

作为敌我矛盾立案的有251人，其中就有以严常为首的所谓“长江工程大学反革命杀人集团”和长江水利水电科学院以蔡发奋为首的“谋害刘贺春的杀人犯”。到1973年，除郭志伟、顾建棠、严常、蔡发奋四个专案学习班保留、继续审查外，其余的五不准学习班先后解散，被关“学员”释放，但长办及其所属单位三级革委会成员和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一律不分配工作，靠边站，名为“待分配”，以示全面否定长办各级革委会。上至原党委委员赵立苍、罗红元，下至普通工人，有的不给工作，有的给工作但降格使用，如原长办总工程师、长办革委会委员、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的建议人和直接参与者李镇南，在他人安排下做具体的技术工作。

还有的被逐出或被迫离开长办大院。原党委委员、政治部副主任、七二〇事件后反戈一击而第一个解放出来工作的黄世忠，不仅长期坐冷板凳，还被铁杆保林分子、行政处长李金太当众殴打，逼得无处立足含愤自辞，请求省委调他到宜昌葛洲坝工程局工作。原规划处长、长办革委会常委王有秋，被弄到蒲圻长办水电学校当教师。原器材处长周义昌，被弄到宜昌长办设计代表组搞后勤。原机电处长、长办革委会委员邱碧谨，设法调往广州正在筹建中的珠江水利委员会，她是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抗战时期参加东江纵队，新中国成立后调来长办，曾任组织部副部长，1958年保送北京水电学院深造，毕业回长办任机电处长。根据邱碧谨的资历和学历，广东省委与水电部商定任命她为珠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得知后，以长办党委的名义，向广东省委发函说她是“支派”干部，并把长办机电处的技术员孔宪志（铁杆保林分子）推荐给广东省委，结果邱碧谨被拉下当处长，而孔宪志当上了“珠委”副主任。规划处技术员邱忠恩，一贯表现很好，是处里的骨干，还是兴建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的积极倡议人和参与者，葛洲坝工程启动时，深受正、副指挥长曾思玉、张体学器重。就是因为他在文革中批判过林一山，林一山插手葛洲坝工程后，就把邱忠恩从葛洲坝指挥部拉下马，弄回长办严加审查。

凡此种种，许多年轻人都感到在林一山统治下的长办没有盼头，纷纷自请调离。据不完全了解：长办革委会常委、枢纽处技术员郑成炎，调回福建老家；长办革委会常委、施工总队革委会主任、技术工人邓文光，调到四川；勘测处革委会常委何畏之，调到武汉弹簧厂；施工处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技术员许耀雄，调到广东水利厅；长江水利水电科学院革委会副主任、技术员王叔善调到山东潍坊；长江水利水电科学院材料室技术员王立柱调回江苏淮阴；原当接班人培养的黄炳乾、杨立人、谢宜曙等都离开长办而去。

第84节 被重点打击的郭顾严蔡

林一山对郭志伟、顾建棠、严常、蔡发奋四个学习班，进行重点报复。

第一个是郭志伟。这位老红军已年过花甲，在学习班里年复一年，交代交代再交代，作不完的检讨，写不尽的材料，身体日见衰老。

1971年秋，水电部军代表、部长张文璧到长办视察，在俱乐部给职工作报告时，惊愕发现精神憔悴的老战友郭志伟坐在台下。他走下台要郭志伟上主席台，郭志伟摇着手说“我是学员”。会后张文璧到郭志伟家探望。张部长临行前要长办党委将郭志伟从学习班解脱出来，可是林一山口是心非，就是不办。

1972年春夏之交，郭志伟与老战友、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彭冲联系，要去南京治病，望安排落脚之地。彭冲满口欢迎，并要郭行前电告。陪护郭志伟夫妇的张贤良请长办党委开个介绍信，却被拒绝。张贤良来到省委组织部，经张学琪部长批准，由省委组织部开了介绍信赴宁。彭冲夫妇亲到下关码头迎接，并陪送到玄武湖一所别墅，还为郭志伟夫妇配备了警卫和厨师。经半年的治疗，郭志伟的健康状况有了明显恢复。这样一位跟着毛主席、在粟裕大将指挥下屡建奇功的战将，只因为响应毛主席号召，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揭批了刘、邓资反路线及其追随者林一山，为外出治病请单位开个介绍信这一小小的合理要求，林老板竟断然拒绝，其报复心态可见一斑。

第二个是顾建棠。我这个学习班的班长，是林一山的夫人、原组织部长张彬。学习班里的“动力”，都是清一色的原百万雄师长办造委的铁杆保林骨干。他们一上来，就要我彻底交代从打倒武老谭（陈再道）到揪变色龙（刘丰）的反党乱军活动。我先后向他们谈了16个问题，我承认七二〇后参加打派仗、向兄弟单位要枪、反复旧、揪“变色龙”等活动，违背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错误的。七二〇前的事一个字都不讲。他们不满意，要我再一次作了检查，还是没有达到“动力”们的要求。

“动力”的组长罗光宇（水文处保卫科科长）对我进行“帮助”说：你为什么不将自己的罪行与刘少奇挂钩？你在中央学习班学习过，难道不知道要“上连刘（刘少奇），下联牛（牛鬼蛇神），中间火烧头”吗？我们老实告诉你，北京学习班里为啥要你们“上连刘”？因为你们五一六的总后台就是刘少奇，你们破坏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死保刘少奇。

罗光宇和“动力”桂裕炳（干部科办事员）发问：七二〇前你参与整周总理的黑材料，你在中央学习班为何不交代？我反问：你们是从哪里听来的谎言？你们不想一想，周总理是最早支持我们造省委反的，我们感激他都来不及，怎么会去整他的材料呢？你们红旗总部整总理黑材料才合逻辑，因为总理不支持你们。

“动力”又说：人家已经交代了，是在我们水文测量船上整的黑材料，现在你该明白了吧？我反驳：你们就是在乱炒菜，连基本情况都没弄清，瞎胡扯。你们提到水文测量船，我倒真的明白了，水文测量船从汉口起锚到上海，是在7月上旬，船上除严常外，还有新湖大的彭勋和交通联司的傅亷等。他们在船上确实整了材料，但绝对不是整总理的材料，整的是陈再道的材料，准备上送中央的。这个时候我正被你们关在长江工程大学当囚犯，我怎能分身上船？现在你们该明白了吧？

“动力”们反复对我施压：你那个“联司”就是“北京联动”，也就是五一六。你派赵枣安到北京当联络员，就是与“关王庙”（指王力、关锋等）挂钩，所以你把“捍卫阵线”改称“联司”，后来转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长办联司就是五一六的据点。老实告诉你，只有彻底坦白才是出路，否则死路一条。我辩解：我们将“长办捍卫”改为“长办联司”，完全是在省委认错收回一一一六保林信件后形势发展的结果，根本与什么联动没有任何关联。当时你们不是也把“红旗总部”改为“长办造委”嘛，因为形势对你们不利。我明白，你们把“长办联司”与“北京联动”划等号，又与“五一六”联起来，就是要我当反革命。我老实告诉你们，绝对没有的事。

陈伯达垮台后，长办临时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李文光找我谈话，张彬和桂裕炳参加。李文光要我认清形势，把五一六问题交代清楚。我说错误是有的，属于共性问题，五一六问题是绝对没有的。李文光很严肃地对我说：你们五一六的后台老板是陈伯达。在武汉，在长办，不仅有“五一六”，还有“六一六”和“七一六”。五一六的根子深得很，不是现在才有，早在延安时代就有了。你得好好考虑你的问题。

过后不几天，军代表韩副指挥长在毛主席塑像前广场召开的职工大会上也讲：在武汉，在长办，不仅有“五一六”，还有“六一六”和“七一六”。

1971年春节后，张彬找我谈话：小顾，你要知道，刘丰政委讲了，凡是到北京串联过的人都要当作五一六清查。（1974年批林批孔时，武汉市委书记王克文的秘书也揭发刘丰说过这句话，是在市革委会干部会上讲的。）你确实在1967年7月到过北京，而且还有人在交代中证明你参加了五一六，这就是我们反复帮助你的根据。好比说你现在掉进长江里了，我们是来拉你上岸，你也要配合啊。我说，我知道你们早就把我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了，反正我不是，不是，绝对不是。

1971年国庆节后，学习班的“动力”罗光宇、桂裕炳对我讲：现在请你谈谈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你要认真老实向组织说清楚。我说：我没有这个问题，拿什么给你说清楚？罗光宇说；你不要装蒜，有多人证明你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旗手江青同志，反对江青同志就是五一六，你放聪明些。我说：你们尽是胡编乱造。桂裕炳说：我们现在给你提醒一下吧。罗光宇说：可以，叫他自己念。桂裕炳给我一张纸条，并要我念。他们这点小聪明我懂，要我自己出声念，就是抓我的现行反革命。所以我拿着纸条只看不念，上面写着：“×××揭发：顾建棠恶毒攻击说，江青是中央的实权派，是当代的慈禧太后。”我愤怒：这是造谣，是诬蔑，你们是千方百计把我住死里整。没有那个事，你们想怎么搞就怎么搞。罗光宇说：你不要抖狠，老实告诉你，你搞的阴谋有的是，现在只是开始。

从那以后，学习班要我写书面交代，而且要交代“要害问题”。

交代材料我写了一次又一次，他们总是不满意，学习班班长张彬批评说：“小顾，你不是在写交代材料，是在玩积木，颠三倒四就这几个问题，都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要害问题一个都不写。那怎么能过关呢？”她要我再写，我还是用搬积木的办法应对，也不知道应对了多少次。在这次学习班里我写的材料仅存两份，一份是1970年9月16日写完的，交代了12个问题；再一份是1973年2月28日写完的，16开材料纸写了97页。

写呀，写呀，我被关在阴暗的屋子里不分昼夜地写，白天光线很暗，晚上15支光的白炽灯泡高悬，我的右眼因此患上了中心性视网膜炎，未得及时医治，致使我右眼失明。

这次五不准学习班期间，被抄家5次，抄走1956年至1965年的各种奖状、文革笔记20多本、1959年“五四”运动四十周年观看航空表演后中央团校学员与中央首长的合影照片、张体学赠我的他当新四军旅长时的半身照片、1967年周总理在武汉东湖设宴的请帖等。此外，还在学习班里被勒令上交笔记本39本。

1971年春到1972年春，反复要我交代他们所需要的“要害问题”，而且是“策划于密室、见不得人的阴谋”。他们说的“要害问题”到底是什么，只有天知道。1973年夏天，黄炳乾在垃圾堆边上捡到一份未烧毁的顾建棠专案材料打印件第17至20页。这几张残页上写着：

（顾建棠）尚待进一步查实的重大罪行：

1.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2.密谋策划绑架曾司令员。

3.图谋杀害革命群众（指王远忠　和郑学平）。

4.密谋策划“斗陈（毅）”、“换场术”。

5.参加“五一六”的组织线索。

这就是林一山所需要的我的“要害问题”。他们之所以穷追不舍，反复紧逼，是因为只要落实其中一条，就足可置我于死地。可是条条都是胡编乱造的谎言。比如“恶毒攻击江青”，揭发者说是1969年11月3日、4日在彭勋家里，而这个时候我正在北京中央办的五不准学习班里；再如“策划绑架曾司令员”，曾思玉在湖北主政7年，在“清队”、抓五一六中给造反派扣了不少帽子，可从未讲过造反派要绑架他的亊：至于1968年8月16日“密谋策划斗陈、斗朱”，更荒唐，当时我正奉曾思玉之命赶往荆沙地区抗洪堵口，何况我根本没有资格参与这样高级别的活动。他们编造谎言栽赃于我，终于未能如其所愿。

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在全国传达，长办学习班迟迟不向我传达。1972年3月下旬，李文光才向我传达，传达前说：我现在正式告诉你，林彪在1971年9月13日，全家乘飞机叛党叛国投向苏修，在蒙古境内飞机油料没了，迫降起火都被烧死了，他是背叛毛主席、背叛党的叛国投敌的奸贼。他是陈伯达的后台，所以，林贼才是你们五一六的真正的总后台。我问：林彪怎么又变成了五一六的总后台？李文光很严肃地说：不是又变成了，他原本就是。我不是给你讲过，五一六早在延安时期就有了，根子深得很。你要认清形势啊。

接着他宣布：你作好准备，隔几天就去省委学习班。果然，4月11日，我被转入省委在首义路二招办的五不准学习班，直到1973年1月。

林一山重点报复的第三个人是严常。他把严常等三十多名学生打成“反革命杀人集团”。

1967年8月，长江工程大学学生刘继炎跳楼自杀，当即送解放军161医院抢救无效，死在急救室。当时经公安局法医检验后确认自杀。同年11月，学生张伯诚跳楼自杀，经武汉市公安局军管会法医验尸确认自杀，并有死者亲笔的绝命书为证。

1970年3月，林一山复出，把四年前刘继炎、张伯诚自杀事件列为重点清查对象，并以此组建了有曹立煌、边春起、田元孝、沈文藻等人参加的“清查杀人集团”五不准学习班工作专班，曹立煌为班长。开始以“一打三反”　为名，后改为清查“五一六”学习班，把严常、宋其波、伍登煌、刘永熹、郑明义等三十多名学生关起来。

如若真是为了查清问题，对刘继炎、张伯诚自杀事件进行复查，自在情理之中。严重的问题在于复查的目的不是把问题查清，而是假借复查为名，把原本的自杀事件搞成团伙他杀的“反革命杀人集团案”。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从1970年3月到1974年1月，在长达四个年头的“五不准”学习班里，施行各种酷刑，大搞逼供信，把一个确凿的自杀案搞成假的“反革命杀人集团案”。这就是蓄意诬陷，栽赃报复。

1969年10月以后，我也在“五不准”之中，对严常等人的状况无从知晓。1973年7月我的学习班从“五不准”改为“走读”后，严常、宋其波、刘永熹等的爱人，伍登煌的双亲和谢××的老爸，先后来到我家诉说冤情，我答应尽可能向上反映。

抱着试探的想法，我先找军代表麦汝祥指挥长。麦说：严常爱人袁宝珠找过我，要求与严常见一面。我带她到工程大学，可是学习班的人员一口拒绝，不买我的账。这个学习班我都无力过问。接着我向麦指挥长提出请求；你是军代表、指挥长，你都过问不了这个学习班，可见问题的严重。你能不能向省委反映反映呢，要把人家关到哪一天才是个头啊！麦说可以，他又说：你也可以向省委反映，你还是省革委常委嘛。

当时我的行动还受到长办临时党委控制，只好给省委书记赵辛初、姜一写了内容相同的信件，请求省委彻底调查长办的名为“清查死人案”实为制造大冤案的学习班。同时，我又分别与严常等人的家属通气，告诉他们：听麦指挥长讲，在党委成员中孙昌（工程大学校长）是唯一为严常等说了公道话的人，麦汝祥也是同情我们的。我建议他们采取各种方式向长办要人，还要向省里喊冤求救，把声势搞大。

宋其波、刘永熹的爱人，伍登煌的母亲和谢××的老爸等就用贴大字报、在长办静坐等方式，要丈夫！要儿子！要亲人！得到许多长办职工的同情和支持。

不久，省委于1973年10月派出以马济民为组长的省委调查组进驻长办，经三个月的实地调查，认为以严常为首的所谓“反革命杀人集团”不存在。省委据此于1974年1月向长办临时党委发出中共湖北省委（鄂发[1974]003号文件）（附录十五），严常等三十多人获释。但不给结论，对严常、刘永熹、伍登煌不分配工作。

第四个报复的是蔡发奋等。林一山把蔡发奋、屠和民、秦公民打成杀害刘贺春的凶手。

当时，在工总钢化江城的形势下，原百万雄师长办造委的人不断活动，要求加入钢工总，由此在1967年10月6日，发生了钢工总长办系统兵团在长办大院树旗的“一〇·六”事件，导致长江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政治处主任刘贺春跳楼自杀。当时经武汉市公安局法医勘查现场、验尸，确认为自杀。1968年12月8日，第一批工军宣队进驻后，又进行复查并认定是自杀。林一山复出后，于1970年6月15日，把与此案有关的蔡发奋、屠和民、秦公民关进五不准学习班，其中蔡发奋关了1076天，行刑逼供400多次（有记录可证的393次，另一些记录被抄走），被毒打31次。严刑逼供的目的，就是要把自杀逼成他杀。

蔡发奋在2003年11月15日给我的信中说：

在学习班里也是进行一场无中逼出有来，他们拟定一个刘为他杀，先将刘打伤，再丢下楼，许书俊出主意不留活口，于是再打死他。（杀人像杀鸡一样简单！）界定许书俊为主谋，蔡发奋为主犯，屠、秦为二个凶手。因此我一进学习班，便明确地告诉我必须另讲一套，于是他们诱、逼、套，不给休息，连续审讯，帮你改口供，给你提示，给你指示，你不讲或讲的不一致就打。唐作礼甚至拿起椅子夯我的头，我一闪左肩中了。……我对专案组的王仁良抗议说，你们大搞逼供信。他坦然说，我们是搞逼供，但不信。……赖永发仍说刘贺春他杀不成立，自杀理由不足。七四年李萍向员臣汇报了他杀缺乏材料，员臣向林一山汇报，林一山说：“什么材料不材料，看你的刀子从哪里捅下去。”（附录十六）

正当林一山的刀子准备捅下去的时候，毛主席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省委又明示长办临时党委解除现被监护的人员，但林一山迟迟不落实。3月8日严常在职工大会上进行了血泪控诉，同时群众纷纷写大字报要求立即释放蔡发奋、屠和民、秦公民。无奈之下，林一山掌控下的长办临时党委作出第11号决议，解脱监督劳动，回原单位工作。但林一山的刀子并未放下。在华国锋叛党违宪的右派政变后搞的“揭批查”中，林一山的刀子终于捅下去了。

第85节 首义路学习班贼喊捉贼

1972年4月1日，我从长办五不准学习班来到省委办的首义路五不准学习班，这个班实际上是曾思玉直接指挥下的五一六、北决扬专案办公室　举办的。地点在武昌首义路省委第二招待所。进入这个学习班的绝大多数人是结合到省、市、专区和各大单位革委会的群众代表，还有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领导干部有省革委会副主任任爱生（单独关押）、省革委会常委孙德枢、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薛朴若等。群众代表有省革委会副主任朱鸿霞、杨道远（单独关押）、张立国，省革委会常委胡厚民（单独关押）、顾建棠，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李想玉、吴焱金和常委田学群、沈复礼、胡崇元，华中工学院革委会常委赵文成，湖北大学革委会成员梅子惠、彭勋，省革委会委员、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曹承义，铁四院赵老大等，共268人。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如此规模学习班的内容和目的，但凭经验预感到不是好事。开学了，从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刘志所作的简短讲话中，听出味道来了，特别是布置各学习小组的学习内容和要求，其真正用心就一目了然了。

学习班直接领导人是武汉军区副政委张玉华、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刘志，主要工作人员有徐健等。

我和新湖大“红八月”头头、湖大革委会常委梅子惠，新华工勤务组成员、华工革委会常委赵文成编在第九班，我们这些“对象”都有各单位专案组配备的“动力”陪同。我的“动力”杨世华来自长办水利工会，后来成为林一山秘书，这时担任班长。赵文成的“动力”是华中工学院教师朱江道，任副班长。杨世华班长反复向我们宣讲：“学习班的任务是批林整风，批林彪的罪行，整自己的风，所以要把自己摆进去。”“武汉有个北决扬，曾司令员讲了，北决扬就是五一六的变种。”“五一六的后台是陈伯达，陈伯达的后台是林彪，林彪才是五一六的总后台。”

开始我们这些学习班的对象都不发言，杨世华点了我的名，我就借机挑明：“经班长多次开导，我懂了，参加批林整风，我们应当将自己与五一六联系起来，再与陈伯达联系起来，然后与林彪挂钩，把自己摆进去，我们的风就整好了。是这样吧？”梅、赵两人频频点头。班长皮笑肉不笑，不知道他是认为我领会深刻，还是因为他们的老底被点破。

后来我和梅、赵两人商定，我们要控诉自己多年挨林彪集团的整，戳穿他们借批林为名把我们打成五一六的鬼把戏。我们三人就一唱一和，热烈发言：“陈再道对我们武力镇压，死的死，伤的伤，有厂难回，有家难归。”“林彪死党刘丰借清队狠捅革委会的马蜂窝，死整所谓马蜂王，批的批，斗的斗。”“刘丰以贯彻九二七指示为名把我们打成北决扬分子，两清一批又把我们打成五一六分子。”“先说刘少奇是我们的后台；陈伯达一垮，又说陈伯达是我们的后台；林彪倒了，又说林彪是我们的总后台。将来还有没有人又会成为我们的后台？我们到底有多少后台？”

赵文成说：“毛主席说刘丰是林彪死党　，没有说造反派是林彪死党，怎么不整刘丰要整我们？”

梅子惠说：“我们本来在岸上，有人硬要把我们推下水，反说是我们自己掉进水里的，水快淹到颈子了，要拉我们上岸，我们不配合。你是拿着竿子抵在我们身上，一边高喊‘我在拉你哟’，一边死命用竿子往下顶着我们的身子，你喊一声，我们就往水里沉一点；你喊得越多，我们沉得越深。世上有这样从水中拉人上岸的吗？”

我们这一手有效，动力们无计可施，并且惊动了上面，只好无可奈何地撤销我们这个班，把我们三人分散。我被分到工总头头沈复礼那个班，我的动力也就打道回府了。这充分证明我们的“捣蛋”有成效。学习班领导把我们的行为作为“事件”对待，编写了专文，1972年5月5日刊登在专供省委书记阅读的《湖北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简报》第八期上。

“首义路学习班”是在毛主席要求全党全军开展“批林整风”，点名批判林彪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的背景下启动的，可是上了林彪贼船的曾思玉不仅不“批林整风”、解剖自己，反而逼迫我们在“批林整风”中将自己与林彪挂上钩、摆进去。而我们是早在1970年就被“林彪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打成了五一六、北决扬，被长期监禁、内控的受害人。而今真正的林彪活党曾思玉却把我们打成假的“林、陈死党”，他做贼心虚，一手遮天，偷梁换柱，掩盖自己。

这个学习班开办之前，在汉口红旗饭店举办骨干培训班，培训学习班对象所在単位的专案人员。3月26日，刘志在培训班上说：“这次学习班的目的，是挖林、陈死党和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清算五一六、北决扬的罪行。五一六、北决扬在湖北作怪，要把骨干和幕后都掀出来。参加学习班的人，都有点名气，有的结合以后成了大大小小的头头，还有群众组织的头头；有的是一般干部，有的是高级干部；有的动过，有未动过；有单干的，有互助组，有合作社。这些人都是湖北地区多次反复的制造者。这次是一场硬仗，……他们是林、陈死党，五一六、北决扬的骨干，有的是幕后指挥。我们要有信心，不怕困难，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关于参加五一六、北决扬组织的问题，也不点他们，叫他们自己讲，到时候再点。”这就是学习班的宗旨，实质是贼喊捉贼。刘志的这个讲话稿，批林批孔中省委提供给我们了。

第86节 总理关注我的组织生活

1973年7月，我的学习班由“五不准”转为“走读”（晚上可回家），我乘机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党的九大后，各级新党委相继成立，党员成批恢复组织生活。现在党的十大即将召开，可是我以及同我一起造了林一山的反的党员同志，至今都没有恢复组织生活。原因是林一山复出后诬陷我们是五一六分子，已审查四年。不给结论，不处理，不说明，无期限拖着。

1973年9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军代表、军宣队指挥长麦汝祥到我家，一把拉着我上车，将我接到长办，在他的办公室里对我宣布：“今天晚上要恢复你的组织生活。你在这里准备一下，在会上作五分钟的自我检讨，然后表决。”

晚上7点，在长办红楼二楼原林一山的会客室，召开原政治部所属各支部的党员会议，但造反派中的党员没有一个，因为他们都没有恢复组织生活。我作了检讨后，原福利部的张寅东、原监委的韩桂兰和原保卫处的崔吉礼不同意恢复我的组织生活，出乎意外的是原政治部主任、时任党委副书记的丁福五表态：“我同意恢复顾建棠同志的组织生活。”接着军代表麦汝祥指挥长也表示同意。最后表决，绝大多数举手通过。

麦指挥长送我回家，路上我问为什么这样匆忙，麦指挥长说：这是省委的指示。明天早上你在家中等着，跟我一起到省里参加传达十大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

第二天，我在省委报到时，省委书记、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见到我，拉着我的手说：“你来啦？十大期间，总理到湖北组来看望我们时，问长办的顾建棠同志的党组织生活恢复了没有，曾司令员说不清楚，我们都回答不清楚。总理嘱咐说，你们回去后问一问，要是还没有恢复，省委过问一下，把顾建棠同志的组织生活恢复了。恢复你的组织生活是总理的指示，我们回来后就给长办打了招呼。可是昨天长办姓丁的书记和军代表来报到，我问他们，顾建棠来了没有？他们说你的组织生活还没有恢复。我火了，说：你们赶快回去恢复顾建棠的组织生活，通知他一起来开会，否则你们也不要来了。长办的领导真不是个东西。”实际上，九大以后省市革委会中群众代表龙铭鑫、潘洪斌、王屏、沈复礼等就恢复了组织生活。

此后，1973年国庆节夜晚，我被通知到大桥局顶楼平台与曾思玉等省、市领导一起观看焰火。这是1969年以来的第一次。总理的这一指示，实际上是对诬陷我为五一六的否定。

第87节 曾思玉抓几十万五一六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省委9月6日至15日召开扩大会学习贯彻。

1973年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他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并说：我考虑了半年，大军区司令员还是调一调好。

12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为了加强军队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使军区主要领导干部交流经验，熟悉更多地区的情况，经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个军区司令员对调。

12月25日，我接到通知到省委开会，在洪山宾馆报到。会上我们听了毛主席接见八大军区司令员的讲话录音：“朱总司令是好司令啊，是我们的红司令啊，不是黑司令。我给你们请来了总参谋长，此人姓邓名小平，他是绵里藏针，柔中寓刚，表面上客客气气，里面是钢铁公司，你们可要注意了。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不好，耳朵听不到不同声音，眼睛看不见新东西。韩先楚同志你在福州几年啦？（韩答：14年。）许世友同志你在南京几年啦？（许答：19年了。）我要你读《红楼梦》，你读了没有？（许答：读了。）读了几遍？（许答：一遍。）一遍不够，要读三遍。西汉初年刘邦手下的名将叫周勃，他是厚重少文。许世友同志，要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许答：我带兵北伐。）好，你就当周勃吧。”“陈锡联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地方的书记就不兼任了，秘书也不要带了，家属一起走。你们回去后无非北京那一套，离任到任同时进行，欢迎欢送一起宴请一下，离任的同志要与军队师以上、地方地专以上干部告别座谈一下，这件事年底前办完。”

我们这才知道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听完录音后得到通知：明天上午十点曾司令员在洪山宾馆会议室举行告别会见会，邀请省革委会常委以上的群众代表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张立国、顾建棠、王屏、潘宏斌、邓金福、钟锡钢、黄石市革委会副主任张开厂、孝感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王宏等参加。

我当即向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潘宏斌、邓金福等建议：“曾司令员要走了，他在这里搞了那么多五一六、北决扬，胡厚民、杨道远、李想玉等被关押至今，王锦铭、刘万泰等被捕坐牢，还有许多同志长期受审查，总要有个交代吧？我们是否可以要求他召开全省广播大会说清楚，并要求释放胡厚民等人和任爱生。”在场的人一致同意，并商定：要曾思玉对此事做出结论，如是真五一六分子你就公开处理，如是假的就得平反放人，不解决就拖住他不让走。这样做必惊动毛主席，毛主席决不容忍把数十万人打成五一六分子，放人平反有望。我们商定，由朱鸿霞放头炮，其他人紧跟发言。

12月26日上午10点，曾思玉准时来到洪山宾馆，曾司令员说：我来武汉已经七个年头，感谢在座同志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但我没有把工作做好，湖北清查北决扬、五一六，搞了几十万，不该斗的斗了，不该抓的抓了，不该关的关了，我心里也很难受，很对不起，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同志道歉。

可是，朱鸿霞没有按我们商定的步骤行事，却接着说：我们也没配合好曾司令员的工作，还给你带来不少麻烦……曾思玉当即起身，一面讲“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一面拱手离开了会场。

曾思玉主动认错，很可能得到了我们要在五一六问题上发难的信息，朱鸿霞一改初衷，不知是出于恻隐之心，还是有人事先打了招呼，至今不明真情。

两年后，华国锋的中央发动了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揭批查”运动，被曾思玉打成五一六、北决扬的六十多万人，一下子又全部被打成追随‘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分子、代理人、骨干、爪牙、三种人，其中许多人受到党纪、政纪和刑事的各种处罚。

中午，我们参加了欢迎杨得志司令员、欢送曾思玉司令员的宴会，我和潘洪斌代表我们这一桌的军地干部，分别向两位司令员敬酒。曾思玉对我说：谢谢，你有机会到济南，欢迎你来我家做客。正在这时，孔庆德副司令员要和我碰杯，他把我杯里的红酒一口饮完，把白酒倒进我杯里。我连说“孔司令，我不行我不行”，他说：“好，那你半杯我满杯，但都要干杯。”我就直了喉咙一饮而尽，刚回到座位就倒在地下，急送医务室静卧醒酒。

第十八章　批林批孔军地齐上阵 曾刘制冤秘籍被曝光

1973年9月3日，张体学在北京逝世。12月，曾思玉调离武汉军区，杨得志、王六生分别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和政委。赵辛初1973年6月出任湖北省委书记（当时未设第一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王克文1973年6月出任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武汉市革委会主任。

1974年1月18日，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1月24日和25日，江青等在北京连续召开在京部队单位和中直机关、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全国各地掀起了批判林彪极右路线的高潮。

曾思玉、刘丰1967年8月至1973年12月在湖北主政期间，从未认真组织批判刘、邓的修正主义路线，从未组织批判湖北头号走资派王任重，打着三支两军的旗号，把清队、一打三反、斗批改、清查五一六和北决扬等运动，一律歪曲成对文革和造反派的反攻倒算，一次又一次地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同时，对结合到各级革委会的地方领导干部，军代表视为可以任意使唤的摆设和陪衬。他们见右不批，见左就打，广大干部、群众对此极为不满，导致军民之间、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之间的关系恶化，矛盾加剧。1973年底，军队三支两军干部离开武汉的时候，武汉市委书记王克文明确表示：军队干部全部离开，一个也不挽留。批林批孔运动一来，长期被压制、被迫害的造反派有冤要伸，已“解放”出来工作的地方领导干部有气要出。

第88节 省委开批林批孔座谈会

湖北省委在赵辛初、赵修（文革初期一度改名赵立公）和王克文（时称两赵一王）领导下，对群众的要求和行动，采取支持和默认的态度。1974年2月上旬，省委在群众要求下，召集多年没有召集的省革委会常委们，开了一个批林批孔座谈会，省委书记赵辛初、赵修、姜一和省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朱鸿霞、张立国、顾建棠、潘洪斌、王屏、钟锡钢、邓金福等出席了座谈会，商讨如何开展这场运动。

大家肯定省委的积极态度，希望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紧密联系林彪在湖北的死党刘丰和活党曾思玉所犯下的罪行和错误，开展批林批孔，并一致要求尽快释放被长期关押的胡厚民、杨道远和任爱生。

我在会上提出要求和建议：第一、要求省委责令长办临时党委给严常等三十多人彻底平反。长办党委以捏造情节、诬陷栽赃、酷刑逼供等非法手段，把严常等三十多名大学生打成“反革命杀人集团”，制造了震惊长江沿线长办所属单位的大冤案。省委于1974年1月向长办发出鄂发（1974）3号文件，严常等人获释，但长办临时党委至今不结案、不给结论、不平反。长办临时党委还把长办科学院蔡发奋等3人定为“杀害刘贺春的凶手”，关押在五不准学习班已经四个年头了，至今不结案、不给结论、不释放。这是林一山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的铁证。我请求省委责令长办临时党委给严常等三十多人彻底平反；立即释放蔡发奋等3人，并作出正确结论。第二、建议组建批林批孔材料组，尽快向群众提供刘丰、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极右路线的具体材料，同时成立宣传组和联络组，他们的工作一定要争取省委的领导和支持。会后有人不赞成提“争取省委的领导和支持”，我解释说，要汲取反复旧的教训，何况“两赵一王”不同于曾思玉和刘丰。

赵辛初书记表示：省委一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联系湖北实际，同广大群众一起开展批林批孔。关于解除胡厚民等人的监护问题，省委一定认真研究，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关于联系湖北实际搞材料、成立材料组的事，我是赞成的，这件事由赵修同志直接领导，省委副秘书长陈克东　负责办理。

省委接受群众要求，3月2日释放了被曾、刘打成“北决扬、五一六湖北总头目”的胡厚民。这就形成了军地干群连手、上下呼应、相互支持的“批林批孔”统一战线，撕开了曾、刘借清队，一打三反，清查北决扬、五一六，故意制造冤案的黑幕，为数十万蒙冤、挨整、遭压制、被排挤、受歧视的群众和干部说了话，出了气，正了名。

第89节 “林彪的极右路线在湖北”

座谈会后，赵修对我说：组建一个材料组，由你赶快提出具体人选、工作要点和要求。办公地点就在省委一招13号楼2楼搞两个房间。我当即提出要有沈复礼参加，赵修书记连声同意。

由顾建棠、沈复礼、丁元芳（武汉制药厂职工业余教育教师，钢工总武汉制药厂负责人，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李宝善（国棉三厂工人，工造总司成员）等组成批林批孔材料组，并商定为了尽早完成整理编辑材料的任务，要求省委提供必要条件：1.省委尽可能提供原始材料；2.请省委解决办公用品及打印；3.工作人员在招待所食堂用餐，省委给予一定补贴。

赵修书记当即答复：都可以办到，工作人员伙食费每人每天补助3角钱。你们可以找陈克东解决。

材料组昼夜加班，每天从7点到22点，有时到24点。3月15日，完成了“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附录十七）

这个材料的提纲如下：

（一）上贼船，年深日久

（二）搞复辟，罪行累累

第一部分 九大至九届二中全会阶段

推翻“五二七”指示

以贯彻“九二七”指示为名，行镇压造反派之实

“首届积代会”，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以清查“五一六”为名，再次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假借中央名义，把胡、李作为“北决扬”总头目、“五一六”骨干、坏头头批斗

曾思玉、刘丰站在哪一边

第二部分 九届二中全会到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武汉地区主要负责人座谈会阶段

不批陈，不批林，捂盖子，保自己

积极参与反革命武装政变准备

整干部、整群众

第三部分　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武汉地区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后，到活党曾思玉调离湖北阶段

对抗党中央，篡改毛主席指示

制造政治谣言，为“七二〇”事件翻案

在七二年省政工会上，批干部、整群众，继续捂盖子

假借中央名义举办了省学习班，在革命群众组织头头中大挖“林彪死党”、“五一六”、“北决扬”的幕后操纵者

违背中央首长指示，不借中央（72）42号文件的东风

拒不执行中央（73）17号文件精神，否定革命工代会

对抗十大精神，继续镇压反潮流战士

猖狂翻案，对抗到底

材料定稿后，我们提出用“中共湖北省委批林批孔办公室”署名。赵修书记回话：省委意见还是用群众组织的名义为好。材料组最后商定，用“少正卯”的谐音“劭正茂”署名，材料由省、市总工会发送。

第90节 受害人严常的血泪控诉

从3月初开始，省委领导认真落实承诺，省里率先实施，各级党委紧跟照办。全省各种形式的五不准学习班纷纷解散，被关人相继释放，受迫害人掀起揭发控诉高潮。

3月2日，省委首先撤销对胡厚民的隔离监护，释放了胡厚民。这一举措震动全省，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的各种形式的五不准学习班顷刻瓦解，被关押人员获得自由。长办临时党委迫于形势，终于释放了被关押五年之久的蔡发奋、屠和民、秦公民三人。

但长办临时党委迟迟不给严常等三十多名学生平反，3月5日我和严常等商量决定：用铁的事实揭露林一山执行林彪反革命极右路线、残酷迫害、疯狂报复的罪恶行径。3月8日在长办职工俱乐部召开了由我主持的职工大会，严常诉说了惨遭残酷迫害的真情实况，进行了血泪控诉：

1967年8月和11月，我们长江工程大学先后发生了学生刘继炎、张伯诚跳楼自身死亡事件。刘继炎经解放军161医院抢救无效，死在急诊室，当时经法医检查鉴定确认自杀。张伯诚跳楼当即死亡，经武汉市江岸区法院尸检，鉴定确认自杀，且有亲笔绝命书。这个事件早在1969年第一批工军宣队进驻长办后就进行了复查，认定原尸检鉴定成立。可是1970年3月解放复出后担任党委书记的林一山主任，把已经工军宣队复查，认定原尸检自杀成立的刘继炎、张伯诚跳楼自杀之事翻出来，以假设他杀案进行复查，并组建了由曹立煌、边春起、田元孝、沈文藻等人参加的“清查杀人集团”五不准学习班的工作专班，曹立煌为班长。把严常、宋其波、刘永熹、伍登煌等三十多名已走上工作岗位的学生，先后关进“五不准”学习班（后改为专案组）达四年之久，其间两年关在不见阳光的地下室里，使用罕见酷刑进行逼供。

林一山的他杀假设为：“严常等一批学生经过密谋策划，于半夜时分，在宿舍的地下室内，先将刘继炎、张伯诚打死，并连夜搬尸体到楼顶，然后抛尸学生宿舍院外。精心伪造自杀现场，以蒙骗公安机关。”

专案人员按照这个假设逼迫我们写出书面交代，我们不肯就范，曹立煌、边春起、田元孝、沈文藻等人对我们就施暴逼供，除了拳打脚踢，还有棍棒相加，刑罚种类之多、手段之狠，同志们啊！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1971年6月27日晚上，边春起为刘永熹“剪彩”（对学习班对象的第一次拷打）。开打前训话时说：“别人老早就吃过这种苦头。你还从来没有吃过这种苦头，今天我对你是第一次。你不交代清楚，就别想回去，不让你尝尝这种苦头，你就不知道厉害。我告诉你，打你是经过批准的，你要到军区去告，要到公安局去告都可以，你就说这话是我边春起说的。”田元孝又吼叫：“告诉你，打你是有法律根据的。”

接着边春起指挥开打，把衣服剥光，只留一条短裤，从晚上七点拷打到第二天凌晨四点，人被打瘫后，又把你架住贴在墙上成十字架形。这时，边春起又训话：“你要是再不老实，下次我们还要更加狠狠地打。只要认为你不老实，不管是在谁面前，不管是谁看见，都可以随时拖进来打，这就是我们规定的纪律。”

这种苦头，我们不但尝了，而且还多次尝了，尝尽了曹立煌、边春起给我们的种种酷刑。我现在简要告诉大家，他们在我们身上使用的酷刑种类：

车轮战：几昼夜不让睡觉。

打对角：用布蒙住眼睛，把人置于中央，四个打手来回打。

独木桥：地下室里放水，支起摇晃的独木桥，逼着你在上面走，一走就掉进水里，凶手就上来猛打。

拜观音：用凳子叠高，叫你在上面长时间跪着，头上还顶一盆水。要是水盆倒了，或人昏了，凶手就上来拳打脚踢。

不让大便：叫你疼痛难熬，实在熬不住，叫你拉在饭碗里，这时凶手们拍手狂笑。

不倒翁打点：要你蹲下并要前后不停地摇摆，就是要你的身子连续向前扑、向后仰。人受不了倒地，凶手们用棍棒狠打。

加压弹簧：就是要你蹲着，突然凶手们猛扑在膝盖、肩膀和头顶上，又要你死命站起来，接着再把你压下去，这样的一上一下来回弹动，直到你昏倒为止。

摔砣子：先把人打倒，凶手们上来架住你的肋下和胳膊，把人在地上拖，然后把你提起来摔下去，再把抬起来抖了又抖，把你的腰抖伤。

压双脚：凶手们拿一块床板压在双脚的脚尖脚背上，床板还站一个人，还要你不断蹲下起来、蹲下起来，弹簧式地来回。直到你倒下为止。

在这样的酷刑下`，戴树德、郝梦奎同学自杀而亡，伍登煌被逼疯，刘永熹逼得严重精神分裂。

林一山指挥他的打手们，使用各种酷刑搞逼供，由此把一个真正的自杀案搞成了“反革命杀人集团案”的冤假错案。长办党委以此正式定性“反革命杀人集团”大案，多次上报公安局，要求“判一批，杀他一两个”。虽然全因上报材料的虚假未能得逞，但林一山并没有就此罢休。

第91节 省市委同意查两清材料

曾、刘以“两清一批”为名，假借子虚乌有的五一六、北决扬反革命集团案，在湖北省打出了六十多万反革命分子，制造了旷世大冤案，而他们保管冤假错案材料的档案室，就是盛满曾、刘推行林彪极右路线罪恶的仓库。造反派群众要求批林批孔联系湖北实际批刘丰，就得把这个罪恶的仓库打开，让见不得人的黑材料见见阳光。从3月20日到4月初，武汉出现了攻曾、刘“三办”（武汉军区曾刘首长第三办公室），查两清黑材料的高潮。

1974年初省委批林批孔座谈会后，沈复礼和我一起全力组织人员整理“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初步材料”（即“劭正茂一百条”）。我们在整理过程中感到省委提供的原始材料实在太少，特别是没有提供几十万造反派被打成五一六、北决扬的关键性材料，总感到省委有所保留。

3月17日，沈复礼对我讲，他要去参加军区三办揭盖子、要材料的行动。这次行动是由武锅造反派发起，武重、武船和市电信局的造反派参与。随后钢新两派连手攻三办，得到军区首长支持。

3月30日，杨得志司令员和王六生政委在军区小电影放映厅接见群众代表。林子忠主持，沈复礼、彭勋先后发言，揭发曾、刘制造冤案，把六十多万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北决扬反革命分子，而原军区三办是前台指挥部，请求杨司令员和王政委支持揭开三办的盖子。王政委讲话，批判曾思玉、刘丰，杨司令员要求大家听毛主席的话，紧跟中央部署，团结一致把批林批孔运动搞好。在这种情势下，军区三办的刘志、马兆昆、徐健等人纷纷发言，揭发出曾思玉、刘丰迫害造反派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

3月17日或18日，我见到张立国，问他知不知道“三厂一局”攻三办的事，他说：听说了，我们也要搞。我说：钢派“三厂一局”攻三办，方向对头，我们要支持。张立国说：那当然。

3月22日，张立国在湖北大学（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31号楼召集新派头头开会，到会的有张立国、吴焱金、顾建棠、张维荣、严常、林子忠、于昌禄（市机关红司成员）、傅廉、曹承义、彭勋、薛存元（新武重联司头头）等。会议主要内容，一是商讨对“三厂一局”攻三办的态度，二是商讨我们如何搞两清黑材料。大家议论，都认为对攻三办要肯定，要支持，要和他们并肩战斗。钢派行动得快，要向他们学习。

关于我们怎么行动，市档案馆于昌禄说：市委有一批两清一批的材料，是十五军留下来的，放在市委机要室代管，可能还没转走，这事是确实的。多数人认为可以搞。最后张立国拍板：就搞这批材料，明天就去。并决定由林子忠当总指挥，彭勋当顾问，严常当秘书，薛存元任副总指挥。现将林子忠提供的书面回忆抄录如下：

3月23日上午8点，我带领一辆交通车、两辆卡车和一辆摩托车，按约定时间在阅马场与武重厂的人会合，武重厂来了两个人。我请他们上车后直奔市委，经警卫通报后，我们到了办公大楼的二楼会议室，见到于昌禄和秘书长赵铁夫，

赵秘书长问：小林哪，你搞那么多人来干什么呀？

我说：我们是来封查两清一批材料的，目的是了解方铭、张昭剑在武汉到底把多少人打成了五一六、北决扬反革命分子。这个问题也是前段支左存在的问题，请秘书长批准。

赵秘书长又问：还有什么要求吗？

我回答说：一、要承认我们这次行动是合法的革命行动。二、请市委同意我们清查两清一批材料。三、请克文书记接见我们。四、请安排我们食宿问题。

赵秘书长说：请等一等，我要请示。

过了约一小时，他向我们传达了市委常委的意见：（封查两清一批材料）是革命行动，同意查封。安排在市委党校休息。克文同志准备接见大家。但是在查封时，不得影响机要室正常工作，不得接触机要室其他文件，查封必须在机要室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赵秘书长还说：你们搞完后就到市委党校休息。

我当即表态：对市委常委的意见，我们深表感谢。所提注意事项，我们一定注意。接着我带领武船厂的同志进入机要室，把两清一批的材料贴上了封条。不到一个小时，全部工作完成。

正在这时，夏邦银、胡厚民来到市委，在会议室与大家见面，他们表示坚决支持这一革命行动。接着顾建棠、严常、彭勋、张维荣都来到市委大楼与大家见了面。

下午3点刚过，王克文书记的秘书高国华来到党校通知我：克文书记和常委们要接见大家。正说着，王克文、王哲南、惠锡礼、栗栖、赵铁夫等来到了楼下，随即在党校一号楼二楼会议室与大家见面。在与大家谈话中，王克文主要批评了军队在支左中所出现的问题，曾、刘在湖北打击地方干部的行为，并说刘丰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当解放军。他要求大家团结一致，听毛主席的话，把批林批孔运动搞好。

克文书记问：小林，你们封了材料后，还有什么问题？

我说：我们查封后还要查看一下。

彭勋接着说：封查封查，封了不查，有什么意义呢？

经大家议论后，王克文讲：可以查，但决不能影响机要处正常工作，只能查看两清的材料。这批材料是十五军撤走时留下的，我们机要处只是代为保管。

最后确定：由我们派5个党员同志和机要处5个同志一起清理，然后确定两清材料的数量，办理交接手续。

3月24日，由严常到各单位抽调5名党员同志，下午4点到了机要处。联系好后，即进了机要室，双方配合清理。清理很顺利，但由于数量大，有数千份数万页，所以到下午7点还没有弄完。我和严常在外面，因为我们当时都不是党员。平毅来了，他说我进去看看，我以为他是党员，就让他进去联系。他跑进跑出，传达消息。事后才知道他不是党员。天快黑了，外面听到宣传车的声响，这时王克文在高国华陪同下来到，问我搞完了没，我说快搞完了。他说快搞，否则聂年生他们来了很麻烦。

王克文走后没多久，我们的人员出来讲全部清好了。我当即通知中原机械厂陈茂祥派车到市委来接我们，车到后大家把机要箱封好装车。当时他们告诉我：材料共两千多份，三万多页。我就给机要处翟处长写了借条，他才给我们放行。

我们的车从市委大院后门开出，直开中原机械厂。从厂大门进去后马上把门关上，观察有没有人跟踪。没有发现有人跟踪后，就由侧门出来，直奔南京路长办招待所。

这以后，就由严常全面负责，安排清理人员开封，抓紧时间阅看抄写，其他人都离开长办招待所。我离开时已经是25日凌晨5点。

26日严常对我讲：是否能再抽些人来？我就在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第二机床厂抽了几个人到严常处报到，参加清查。

过了好几天，大约在4月4日凌晨1点样子，张维荣和市委秘书长栗栖来到我家（武昌解放路476号），我问：什么事？张维荣向栗栖介绍：材料问题是小林主持的。我说：是的。栗栖马上说：小林，现在向你宣读一下总理指示。我一听是总理指示就站起来，栗栖正式向我传达说：“周总理电话指示：把抢走和运走的档案材料立即送回。”我当时没有考虑什么叫抢走的什么叫运走的，我说我们一定按总理指示，把材料送回。

栗栖问材料在什么地方，我说在长办南京路招待所。随即我们三人一起到了长办招待所，严常他们刚睡下。我把他们都叫起来，并向他们传达了总理指示，要把材料送回去。

严常说：我们刚入手怎么就送回去呢？我说：还是清理一下再讲吧。他们就去清材料。这时张维荣对我讲：是不是和彭勋说一下，这个事不通过他也不好。我也觉得不要彭勋来不好，当即乘栗秘书长的车到了彭勋家，把总理指示给他讲了。彭勋听后很不理解，但还是一起来到了长办招待所。大家在清理材料时把中央学习班结束时黄永胜对彭勋的批示清出来了，黄永胜批示：“罪行实属严重，不予分配工作，送农场劳动改造，以观后效。”这个批示在学习班宣布后，彭勋到农场劳动，直到批林批孔运动前夕才回到学校。

彭勋把黄永胜的批示拿在手里说：这就是黄永胜的批示。此时大家触景生情，都对立即送回材料不理解，装箱工作慢下来了。栗秘书长觉得事情不好办，而且有些不耐烦了。双方出现争论，栗秘书长就给市委打电话。早上4点多钟，王克文来到长办招待所，在招待所传达室开了一个小会，谈送还是不送还的问题。王克文最后决定：先把原件全部送回，手抄件下一步再讲。

就这样，原件装箱后，早上6点多钟市委警卫连来车，由中原厂、武重厂、武船厂参加清查的同志把材料箱装上车，并护送到机要处，9点交接完成，机要处翟处长开具了收条。机要处的同志在清点材料后讲：真没想到，两千多份、三万多页，没少一页。

1976年，厂里知道我在1974年封查两清一批材料的事，追问我手抄件哪去了，我说都烧了。他们不信，就抄我的家，结果抄出了我给翟先锋处长的借条和翟处长给我的收条，这件事才没有再追下去。

1974年3月30日晚上，我和林子忠一起来到省交通厅大楼，傅廉、余明生（交通联司二号头头）、黄金善（武汉工业安装公司“红工”头头）、李家华（钢九一三成员）、李苏民、罗世栋、邓金福、杨玉珍（邓、杨均为钢九一三头头、省革委会常委）等已在开会，讨论去省委机要处搞省里两清黑材料的事。

傅廉向我们介绍了情况，他说：省委机要处材料没人管，门口没有警卫，门也没上锁，一推就开了。

余明生说：我们已多次与省委联系，要求清查两清材料，他们答应和我们商谈，但不落实。怎么办？我们想听听你们两位的意见。

我说：还是像市里那样，争取省委支持。市委的态度，省委不可能不知道。建议加紧催促，不宜冲击。

林子忠表示：尽可能争取省委支持为好，要是没有王克文的支持，我们能把材料从机要室搞出来吗？

最后大家基本同意不去冲省委机要处。凌晨两点左右，我和林子忠各自回家。但当天即3月31日上午，余明生等人还是把省委存放在五号楼的两清材料搞出来了。现将余明生提供的回忆文字抄录如下：

1974年3月批林批孔运动期间，省委书记姜一、赵修等领导答应我们，将武汉军区三办转来的两清办公室的“两清”（即清查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北决扬）运动中整干部、整群众的专案材料给我们作大批判用，并同意群众组织派代表（要求是党、团员）参加整理。我们等了好几天了，未见领导来找我们，打电话秘书挡了驾。我们到存放材料的省委五号楼观察，发现原先的岗哨没有了。为此，30日晚上我们在交通厅楼上开会，商讨要不要我们自己去搞出来。当时有支持的也有不同意的，会上听了顾建棠和林子忠的意见，基本同意不去搞。

但黄金善、李家华、李苏民还是认为不能再等了，决定明天先给省委领导打电话，如果他们按照原来的表态办就算了。

31日上午9点左右，我和黄金善、罗世栋、李苏民等先去省委五号楼，一瞧，里面没有人，门也没有锁，有几个办公室都放着箱子、麻袋等，还有些材料散放在地上，也有红头文件。我告诉大家不要动，等我打电话给省委领导后再说。

于是我先后打电话给姜一书记、赵修书记和组织部长薛坦，都是秘书接的。我在电话里讲：关于两清材料问题，请领导来五号楼商量。但没有回音。我最后电话里讲：如果再不来，我们就把材料运走了。

同时又打电话给新华社武汉分社，请他们报告周总理：关于两清材料问题，我多次打电话给省委领导，他们不理，材料我们运走了。

随即我要黄金善、李苏民通知车辆来五号楼，将材料装车。当时没有人干涉、阻拦，顺利离开五号楼。车开出后，往武钢方向开，再经汉沙公路到仙桃停下。我通知大家体息，找黄金善等商量后，让黄去仙桃船厂把厂长张国平（交通联司船厂一号头头）、党委书记陈光清找来了。在公路上商定，派鄂25号船转运材料。当时在仙桃将材料装上船开往武汉，汽车上的人员全回汉口，等候通知。

4月1日，我告诉傅廉关于材料的情况，并要他去找省委领导商量：材料仍运回省委，找个地方由我们派代表参加整理。

后来傅廉告诉我姜一等领导的意见：

第一、省委没有地方，就在船上整理。

第二、省委派省检察长房绍义同志负责，并带两清办的两个人员一齐上船。你们也派代表（党团员）参加。

第三、船上工作人员生活补助按省委会议标准。

后来我到船上开了个小会，按省委意见，房绍义同志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杨玉珍为副组长，余明生负责生活。

5日凌晨傅廉对我说，中央电话指示：抢走、运走的两清专案材料一律全部运还省委，不得复制、转移、销毁。当即我们传达指示，落实行动，把全部材料运还省委了。

但李苏明说他经房绍义检察长同意，留下了张体学、朱鸿霞等人的部分材料。我和李苏明将这部分材料送往北京，交中央未果，后来交给了武汉军区在京开会的信俊杰。

毛主席逝世后，在华国锋、邓小平发动的揭批查中，以打砸抢的罪名，将参与此事的傅廉、余明生、李家华、李苏民、罗世栋都判了刑。

第92节 湖北两清冤案部分材料

在广大群众共同努力下，在大军区和省市委领导支持下，从3月18到4月4日的十七天中，经“攻三办”、“封查两清材料”行动，终于撬开了省市“五一六、北决扬专案办公室”制冤材料的“保险柜”。由于时间短、情况变，只能见到将万千群众打成五一六、北决扬的众多材料中的一部分，摘要列举如下。

第一、曾、刘在两清中所为。

“曾思玉在军区内部多次讲，我恨造反派，就是恨他们不听话，不听招呼。”

“胡厚民进北京学习班后，没有材料，五一六分子定不下来，就打电话给王一夫和我，要搜集胡厚民的“三反”言论，有一条就行。材料交给张玉华，他说上纲不高。”

“刘丰讲：‘这次去北京办学习班，要把各个难点的难点弄到北京去，让家里发展大好形势。’”

“刘丰讲：‘凡是到北京串联过的人都要当作五一六清查。’”（以上为军区三办徐健揭发）

“曾思玉、刘丰、张玉华封锁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谢富治同志1970年3月16日跟纪登奎讲，纪登奎又跟曾、刘讲：‘北决扬与三钢挂钩是不行的，一联系就不得了。七百多人的一个工厂，有155个决派，这样的材料要打个问号。搞上四五百人，你们骑在老虎上。’曾思玉说：‘我骑在水牛上，愿意上就上去，愿意下就下来。’曾思玉、刘丰不但向群众封锁这些指示，相反，曾思玉指示张玉华叫军区三办派人继续在中南汽车制造厂调查决派名单。”（军区政治部主任、三办负责人刘志揭发）

“1971年曾提过以两清为中心的一打三反运动，我认为这个提法是错误的。”

“1971年2月13日，曾的秘书传达曾思玉的意见：‘北决扬就是五一六的变种。’”（以上为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马兆昆揭发）

第二、曾思玉、刘丰对继续抓紧一打三反的指示。

“今天交个底你们，五一六一定要挖，北决扬也一定要挖，有什么组织挖什么组织，挖到什么问题是什么问题。五一六一定有，北决扬一定有。不要怕，不要一风吹。有的是五一六的头子，有的搞阴谋。查‘三怪’（怪人、怪事、怪现象），怪现象多得很，文化大革命中搞无政府主义，一万人，一个人身上找一件，就是一万件。武重搞了个祝孝先　，干净了吗？武锅的李洪荣肯定是个五一六，武重的李向阳　肯定是个双料货。”

“各个地区都要搞个人批斗会，不要认为除了‘六厂一校’　就没有问题了，只要搞闹事活动的就要专政，搞工厂不要手软。”（曾思玉在军工宣队指挥长会议上的讲话）

“1972年3月1日，在三支两军工作会上，曾思玉讲：‘五一六、北决扬干了什么坏事呢，中央是清楚的。全国列了十件大事，湖北有六件。我们主要是搞北决扬，武汉地区确实有北决扬，我们搞过了一点，主席跟我们讲了，要引起我们注意。陈伯达说我们搞过了一点，陈伯达要搞一风吹不行。敌人确实干了许多坏事，现在清楚了，挖到刘丰头上来了，刘丰的后头是王、关、戚。我们搞五一六、北决扬时，搞不动，陈伯达说我们搞扩大化了。’”

“1972年3月2日，我传达曾思玉的指示。2月25日的湖北日报二版的标题是《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就是要压》，副标题是‘再论造反派受压论’。他说：‘造反派’几个字最好是少提或不提为好。”

“刘丰指示：‘市里开“两代会”，要把胡厚民、任爱生、李想玉拉去批斗，省里开会也要把胡厚民、任爱生、李想玉拉去批斗。’”

“刘丰讲：‘给大家交个底，五一六是五一六，北决扬是北决扬，有多少算多少，挖干净为止。’‘批斗杨道远的大会开得好，触及了一些人的灵魂，像李苏明这样的罪犯也要反戈一击，可见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了胜利。’”（以上为军区副政委张玉华揭发）

第三、成立“五一六、北决扬专案办公室”，收集造反派材料，编列所谓“大事件”。

省、市专案联合小组共获各种物证28666份，到1972年初，市专案联合小组掌握大事26件，各区、局及大单位掌握大事238件，省专案联合小组也掌握大事数十件。为查清各种大事件，还组织了许多协作小组，如省里交办的“反党乱军”事件，市专案联合小组就组织了4个协作小组进行调查取证。到1972年初，全市有专案计144起，其中认定属于“五一六”的70起，占49%；认定属于“北决扬”的74起，占51%。市专案联合小组直接掌握42起重点专案，认定多数应交专政机关处理，少数不属于“五一六”和“北决扬”。1972年1月以后，省、市及各区、局、各单位依据有关政策的精神，对尚未处理的大事件进行逐个审查清理。被定性为“五一六”、“北决扬”的多达数万人。

第四、清查深挖五一六、北决扬的黑材料、密件种种。

1.文革以来湖北、武汉各群众组织编印的小报、传单，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有的还拍成照片，作为整群众、整干部的罪证。

2.刘丰、曾思玉、方铭、张玉华、马兆昆、刘志等人关于清查的一系列指示、批示、讲话。许多内容涉及对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的。

3.深挖五一六、北决扬的一系列计划、方案。摘抄几条目录及有关内容如下。

（1）彻底清查林、陈死党，深挖五一六、北决扬的初步规划。

（2）关于清查五一六、北决扬问题的“讨论稿”、“修改稿”、“送审稿”。

（3）关于清查五一六、北决扬斗争的几个问题。

（4）关于“新派”中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报告。

（5）在湖北、武汉地区发生的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有联系的重大案件。

（6）五一六、北决扬分布图、系统图。

（7）大会批斗方案、小会批斗方案、重点人员突破计划等等。这些东西很具体，比如“关于批斗汤玉莲　方案的报告”，就有会场怎样布置、批斗人员站在什么地方、写什么标语、喊什么口号，都非常完善。

（8）造反派头头的动态情报。如哪些造反派头头在一起走路、谈话，时间、地点等。

（9）地方干部的材料。有张体学、王克文、姜一的，大量的是“革干联”　的材料，除武汉地区“革干联”，还有东西湖“革干联”、大专院校“革干联”、地县“革干联”等的材料。干部“左、中、右翼”，新华社记者，总理联络员，各行各业各系统的材料，应有尽有。

（10）继续深挖五一六、北决扬的材料。1971年11月毛主席就批评了曾思玉“你又搞过了一点。还是要宽大为怀嘛。”曾思玉根本不改，他们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刘丰批示说：“暂不传达”。从发现的文件中看到，1972年11月23日，在省市召开的专案会议上，有关负责人讲到：“关于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工作问题，社会上在解决‘过了一点’的问题，我们这里在深挖，明年解决敌我问题。”

1973年5月14日还在公开要求下面继续“深挖”。

1973年7月，孔庆德在专案人员汇报会上讲：“我们搞清查工作，查出了五一六是成绩，查清了不是五一六也是成绩。这个工作还要继续搞，这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能半途而废。对毛主席‘搞过了一点’的指示已经贯彻了两年，我们还要继续搞下去，要搞到底，大家要安心，搞这个工作累死了也是光荣的。至少还要准备搞一两年。”（《武汉地区批林批孔联合大批判小组第一次情况汇报》）

（11）1972年4月至1973年1月的省首义路学习班期间，1972年11月拟定了18名特别重要的五一六骨干分子名单，曾思玉用红笔在其上批示：“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在适当的时机处极刑”。

第五、专案办公室自查的所谓扩大化问题。

1971年11月20日，毛主席对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说：“你那里有北决扬，要注意政策，你不信，你又搞过了一点。还是要宽大为怀嘛。”按照毛主席指示，1972年后，武汉市为解决两清“搞过了”的问题进行试点工作。全市共挑选11个单位进行试点，被审查的对象448人，其中有91.8%被认为不属于五一六、北决扬组织成员。试点工作结束后，全市解决“搞过了一点”问题的工作全面展开，至1973年底基本结束。据当时统计，作为五一六、北决扬问题进行审查的共33659人，经查证落实参加北决扬组织的177人，其他人都作了否定的结论。（官方的试点和涉案人数统计都是不可信的。1973年12月曾思玉调离前承认湖北抓了几十万五一六、北决扬，搞错了。在批林批孔中经省委查核，北决扬除货真价实的二十多人外，全省再没有一个北决扬分子，更没有一个五一六分子。）

4月5日周总理指示传达后，朱鸿霞、张立国、胡厚民、顾建棠、沈复礼等商定赶紧把已经复写在手的两清材料递呈党中央，同时决定由朱鸿霞、张立国、顾建棠、沈复礼专程上京。4月8日或9日晚上我们一行四人乘特快软座离汉，深夜到京。第二天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朱鸿霞出示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工作证，要求办理住宿。接侍人问明原由并与里面通话后转告说：你们省委领导在宾馆（宾馆名称忘），你们去向他们汇报。果然赵修接见了我们，听了我们的汇报后说：中央对湖北情况很了解，你们的汇报材料都交我，你们先回去，要相信省委。我们就把材料交给了赵修书记。

第十九章 邓小平否文革搞翻案 毛主席号召批邓反击

1975年1月邓小平复出，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政、军的日常工作。我们这些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都拥护毛主席的决策，也相信邓小平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作出新贡献。可是，他辜负了毛主席的重托，自食“永不翻案”的誓言。

他复出后就编造了他的“三项指示为纲”，并以此大刮翻案风，同时又支持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在1975年8月和10月两次写信告发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邓小平的倒行逆施，毛主席洞若观火，1975年11月3日对刘冰等人的信作出批复：“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11月下旬，在北京专门召开的“打招呼会”上，毛主席对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行径明确表示，“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各大军区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书记、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第一书记“打招呼”，发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号召。

第93节 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

1975年1月至10月，邓小平在党的会议上，在关于军队、铁路、钢铁、国防工业、科教、农业等方面的工作会议上，多次讲话，提出各方面都要整顿，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整顿要以毛主席的“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为纲”。例如1975年5月29日他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讲：这三项指示“就是今后我们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

现今精英们这样颂扬邓小平把三项指示并列为纲：邓小平把“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都提到“纲”的高度，是借毛泽东的指示否定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唯一比较切实可行的行动，反映了邓小平“柔中有刚”、“绵里藏针”的独特个性以及斗争中的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来源：互联网综合20110715）

1984年10月，邓小平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说：“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邓小平明知“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点指示，是毛主席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先后针对不同情况提出的。他却把这三点指示并列，变成他的“三项指示为纲”，作为他全面整顿的纲，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全国各项工作的纲，以此在政治上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全面整顿的手段，把文化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打成“派性头头”，从各级班子中清除，从组织上搞垮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以围剿所谓派性为名，把人民群众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斗走资派、一月风暴、革命委员会和批林批孔等统统打成“资产阶级派性”进行批判，否定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讲话：“我们要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整顿军队。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邓小平讲话之后，立即派出干部深入到各部队调整班子，选派得力干部到一些部队去任主官。

紧接着，邓小平又在1975年1月25日至3月8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说：“对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了重点整顿，撤职、调动了各路局中的派性头头，打乱了派系组织，建立了生产秩序。”

邓家帮的那些精英在《1975年邓小平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后的整顿风云》中描述：“邓小平领导整顿，实质就是部分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整顿中坚决反对派性，打击和严肃处理派性头头，实质上就是打击‘四人帮’在下面的爪牙。……邓小平鼓励……对不服从调动的就不发工资，直到进行法办。造反派们经不住不发工资和反复调动，七调八调，‘四人帮’手下的爪牙就作鸟兽散了。”

邓小平整顿的核心是各级班子，整顿的具体对象是班子中的派性头头（即群众代表）。从1975年3月开始，全国各级革命委员会中被邓小平定为派性头头的群众代表统统滚下去，同时又大批所谓资产阶级派性，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第94节 翻案风中“滚”出省革委会

毛主席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曾经说过：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毛主席这句话针对的是一个普遍现象，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对进入各级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刻骨仇恨。当时我们这些人都“滚”出了省革委会。

1975年3月初，省委书记赵辛初、赵修、姜一、韩宁夫把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胡厚民和我等人找到省委谈话。

赵辛初说：你们都是省革委会的新干部，遵照中央关于对新干部下放培养的指示精神，省委研究决定让你们到基层锻炼，你们都要作好准备。下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实践中增强才干。其他书记都表示：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对新干部的关怀，并寄予厚望。你们一定要好好干，干出个好成绩来。

我们对省委的这一决定都深信不疑，对邓小平整顿的真正目的一无所知，纷纷表示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3月4日至5日，省委通知夏邦银到通山、朱鸿霞到大悟、张立国到麻城、胡厚民到罗田。

3月6日长办党委转告省委姜一书记找我。姜一对我讲：“你到随县担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具体工作由县委安排，一定要好好工作。”说着他把党的关系和行政介绍信交给我。我表示在基层一定不怕苦不怕累，坚持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决不给省委丢脸，决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我走后，长办党委把早已靠边的长办革委会常委王志鹄（作为不安定因素的派头头）下放到四川奉节水文站，把长期受审查的原长办革委会组保部长张贤良（作为不安定分子）下到江西湖口水文站。

7日长办派小车送我到随县报到。接待我的是随县县委组织部长陈运铁，他表示欢迎并问：你爱人怎么没有一起来呀？我当时并不在意，回答：没有来。后来知道，当时已内定把我全家一锅端。陈部长把我领到县革委会内一座小楼上一间约二十平方的房间里，对我说：我们这里条件不好。你先在这里休息几天，工作安排过两天再谈。

五天后即3月11日，县委组织部派一辆吉普车，由一名干部陪同送我到洪山区委，再由区委派人把我送到双河公社。公社晏书记接待了我，很热情地与我共进午餐。下午晏书记领我来到红星大队，向大队肖书记介绍：省委关怀我们随县，特派省革委会常委顾建棠同志来担任县革委会副主任，指导我们工作，并到你们红星大队蹲点，你们要好好安排。肖书记握着我的手说：欢迎，欢迎，欢迎顾副主任来红星大队指导工作。我们想请顾副主任到十二小队蹲点，你看可不可以？我满口答应：可以，可以。你们不要把我当什么领导或客人，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是来向大家学习的。

稍事休息后，我跟着肖书记来到了第十二生产小队，小队王队长安排我在一个姓张的单身汉家住下，一直住到1976年2月。

这个小队地处丘陵，全队十三户人家，男女老少四十多人。除了种粮糊口外别无其他收入，是大队里的贫困队。

我在这里蹲点期间，一直是”三同”，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住在农民家里，一日三餐就在这十三家中每天一家轮流吃派饭，按规定付给粮票和伙食费。每天下地劳动，耕地、播种、插秧、施肥、收割、打场、扬谷，一样不拉。我建议王队长用水塘养鱼，在山坡种果树，以增加收入。贫下中农渐渐把我当成自己人，他们爱护我关心我。每天晚饭后我都要摸黑回住处，而晚上常有一种叫“五步蛇”的毒蛇出没，他们怕我碰上，总是送我回去。我多次推辞后，他们专为我做了一根下半截劈成几片的竹棍，教我一面走一面敲打出响声，五步蛇听到这种声音就跑掉了。有一次我感冒发烧，王队长和好多群众都跑来看望，令我十分感激。这期间，我帮助基层干部按党的政策办事，例如劝说王队长纠正了不按规定给社员发放基本口粮的做法。有一个1968年下放的武汉知青，因家庭成分是资本家兼地主，同他一起来的都招工走了，却总是轮不到他返城。我向大队肖书记和公社晏书记反映后得以招工返城。6月中旬，十二小队粮库被人偷走一麻袋小麦，经发动群众多方调查，偷小麦的是一个姓胡的复员军人，王队长火气大发，拿着赃证把他一家五口弄到大队关了起来。我闻讯赶往大队与肖书记商量后，纠正了这种做法。

同时，我也目睹了基层干部的好品德。那年公社拨给红星大队三个推荐下放知青上大学的指标，规定其中有一个是当地贫下中农的知青子弟。在支部委员会讨论时，有两个支委提名肖书记的女儿肖大权，还有两个支委也同意，而肖书记坚决反对。他说我们开会是为开好贫下中农代表推荐知青上大学的会作准备，不是搞私下瓜分。我的女儿该不该上送，城里下放知青应推选哪两个，都要由贫下中农代表会评选推荐，我们不能胡来。

凭良心讲，我在红星大队十二小队下放锻炼期间，做到了对党的承诺，没有给省委丢脸。可是省委却在背后耍弄了我们，培养是幌子，滚开是真情。省委向我们宣布“锻炼培养”背后的东西，才是“贯彻中央新干部下放培养的指示”的真实意图，那就是邓小平的以整顿为名彻底清除造反派。世上的许多事物的发展，往往不是依人的主观意图转移。

我蹲点期间，长驻双河公社的工作队长是随县商业局副局长，他原是武汉的下放知青，经常来看望我，还多次同桌吃饭同睡一床，实际上是受命观察监控我。时间长了，他了解了我的为人，渐渐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己。1975年9月中旬的一天，他问我：顾副主任，我想问问你，你知道为什么下到这里来吗？我说：省委领导说，遵照中央关于新干部下放培养的指示精神，到基层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下到这里来是为了锻炼培养我们。他淡淡一笑，摇着头说：不是的，你下到这里的内情只有三个人知道，就是县委书记张怀念、组织部长陈运铁和我。你下放这里，对外讲是省委对我们随县的关怀，特派省革委会常委顾建棠同志来我县指导工作，并担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对内讲顾是派性头头，是武汉的不安定因素，下放到边远山区长期监控。

所谓“锻炼培养”的内情对我触动很大，但我还是控制住情绪，平静地说：原来如此，谢谢你。事后我的蹲点工作一如既往，未受影响，因为我是为广大社员工作。

平心而论，叫我们“滚”下去，不是省委的本意，源头在邓小平那里。当时老邓大权在握，谁能对抗，谁敢对抗？邓小平是为了打击造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要我们“滚”；但从另一方面讲，我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锻炼，也了解了农村和农民。

第95节 响应批邓号召急速返汉

1976年元旦清早，我在十二小队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们这些人在文革中养成了对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两报一刊”社论反复研读的习惯，当天下午我到红星大队队部认真阅读这篇社论，有些重要内容现在还记得。当天还发表了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两首词，这也是没有前例的。

社论列举了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其中提到“老、中、青三结合，使各级领导班子生气勃勃，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正在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锻炼成长”，这不就是肯定各级革委会和结合进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吗？社论重提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不就是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吗？社论提出了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指出“肯定还是否定这场大革命，实质上是继续革命还是复辟倒退的斗争”。

我深感社论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毛主席把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看作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把结合其中的千百万群众代表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加以培养，可是湖北省委主要领导却把我们内定为“派性头头”，用两面派手法把我们骗进深山野谷，长期监控。我预感到一场捍卫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斗争已经来临，我们也将又一次得到毛主席的解救。

紧接着惊闻周恩来总理逝世，我痛哭失声。回想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长办和长办造反派的深切关怀，不禁泪流满面。1966年到1973年，周总理先后对长办的工作和文革运动作出八次指示：1966年12月21日支持长办群众造省委的反；1967年6月25日指示我们长办民兵武器“不能动”；1967年10月8日在东湖长天楼宴会上与我交谈，称我是他的“小老乡”，并询问林一山的情况；1968年1月28日在长办红楼二楼会议室，曾思玉传达总理提名顾建棠结合为省革委会常委；1968年3月钱正英部长传达总理支持长办革委会兴建长江第一坝即葛州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1968年5月总理批复同意由我起草并署名的《关于葛洲坝工程以毛主席3月30日视察三峡之日命名为“三三〇”工程代码的请示报告》；1970年2月总理指示我在林一山的书面检查上签署意见；1973年8月在党的十大期间总理指示省委领导恢复我的党的组织生活。

我内心把总理当亲人，而今总理归天，怎不叫我痛心疾首，泪如泉涌。我常想要是周总理再活五年，包括我在内的武汉造反派决不会是现在的下场。

1976年1月中旬，随县组织部派吉普车把我接到县委招待所，陈运铁部长通知我可以回家过春节。当时我三弟在中纺部直属的湖北化纤厂工作，厂址在襄阳县陈家湖，我没有回武汉而到我三弟家过年。年初三或初四清早，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新闻：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过了两天，我三弟（时任党总支书记）给我讲：昨天厂党委齐绛军书记传达了中央1975年23号文件，是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上宣读的毛主席“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文件说：“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听了三弟的话后，我当即向三弟告辞：下午我就要走，不去随县，回武汉搞批邓。

1976年2月8日我返回武汉，10日我与夏邦银、胡厚民在潘洪斌家交换看法。夏邦银说：前两天我们在傅廉家碰了一次头，就是你和沈复礼没到。我们都表示，决心紧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积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家劲头大得很。胡厚民提出要请沈复礼和你出山。

胡厚民讲：华国锋担任代总理，邓小平靠边了，表明毛主席、党中央反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的决心，而且是“重上井冈山”的决心，所以我提出了夏邦银、谢望春一定要牵头的意见。

我向他们说了省委把我们下放基层不是锻炼培养，是把我们定为“不安定的派头头”下放边远地区长期监控，还介绍了在湖北化纤厂听到的毛主席“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我说，我和你们一样紧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所以我不请自来。我也赞成夏、谢牵头，是牵头争取省委积极领导群众反击右倾翻案风。

话题就转向如何争取省委积极领导的问题。夏邦银说：对，我们要像批林批孔那样，争取省委领导，我们紧跟。我说了我的意见：同意老夏的看法，应该尽可能地争取省委的领导。但要看到批林批孔批刘丰，实际上是批曾、刘支保吃左、乱抓五一六制造大冤案、欺压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运动一来，饱受迫害的造反派有冤要申，曾受欺压而重掌大权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有气要出，就是这种申冤与出气的共同要求，才出现省委积极领导、支持群众，群众相信、拥护省委的局面，这种干群连手的情况从未有过。但目前情况不同了，自从邓小平复出推行“三项指示为纲”、大搞右倾翻案以来，省委不是抵制而是紧跟，屁股上有了屎。如若省委敢于反戈，放下包袱，我们又工作得当，争取省委再度率领群众批邓是有可能的。倘若省委阳奉阴违放空炮，争取工作的难度将大大增加。

胡厚民说，两种可能，两手准备，先帮后促。最后商定眼下对省委一看二等三沟通，在造反派内部一学习二通气三搞好团结四准备材料。

第96节 呼吁省委紧跟中央批邓

省委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躲躲闪闪，原因是自己屁股不干净，又不愿意自觉认错。毛主席、党中央发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号召一个多月后，仍不见省委的实际行动，为此我们省、市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商定，采取措施促省委转弯子，开展批邓。

夏邦银、谢望春接受了胡厚民和我的建议，2月中旬在潘洪斌家召集沈复礼、曹承义、彭勋、严常、胡厚民和我开了个通气会。

胡厚民说：老顾和我有个想法，就是以夏、谢和我们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的名义，给毛主席写一封信，表示我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决心，反映湖北严重的右倾翻案问题，希望省委领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请大家商量一下，搞不搞？

彭勋说：从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发表到今天，已一个半月了，可是省委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没有一点实际行动。我完全同意给毛主席写信，而且要公开发表这封信，这对省委是个促进，还能起到发动群众的作用。

谢望春、沈复礼、曹承义、潘洪斌、严常都发言表示同意并作了补充。最后夏邦银指定彭勋、严常负责起草，彭勋又提名丁元芳（武汉制药厂工总头头）、马车（工造总司成员）参与其事。

2月24日，在汉口中山大道水塔下的大字报墙上贴出了《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信》，有二十二人签名：中共中央委员夏邦银、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谢望春，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群众代表朱鸿霞、吴炎金、李想玉、胡厚民、王屏（国棉一厂钢工总头头、省革委会常委）、王舜（省地质局支持造反派的干部、省革委会常委）、杨玉珍（钢九一三成员、省革委会常委）、邓金福（钢九一三头头、省革委会常委）、钟锡钢（钢九一三头头、省革委会常委）、潘洪斌（工造总司头头、省革委会常委）、顾建棠、沈复礼（钢工总头头、市革委会常委）、李洪荣（钢工总头头、市革委会常委）、曹佩贤（钢九一三头头、市革委会常委）、田学群（市公安联司头头、市革委会常委）、聂年生（新华工头头、市革委会常委）、曹承义（新一冶头头、市革委会委员）、徐筱芳（三司革联头头、市革委会委员）、郑峰（市档案局干部、市机关红司头头）、平毅。这是武汉文革中造反派头头唯一的一次集体大亮相。

这封信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群众蜂拥而至，水塔下人群水泄不通。这封信被转抄、翻印，连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标语、大字报贴满武汉三镇，充分反映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得人心。2月29日，武汉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尽管是闭门批判，也算是一种姿态。省委依然纹丝不动。

第97节 摸情况建班子帮促省委

1976年3月2日赵辛初、杨得志、董明会等出席华国锋主持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后回汉，没有向在汉的中央委员夏邦银、中央侯补委员谢望春传达此次会议精神。3月3日中央下发了4号文件，要求全面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4日夏邦银找到董明会了解会议情况，董只讲在中央读书班的情况，不谈华国锋主持召开的会议内容。在夏邦银的追问下，董说：我再不能讲了，今后会明白的。这显然是有重要内情，定与湖北的批邓运动有关。董说“再不能讲了”，一定是有人给他打过招呼。

无法了解此次中央会议的精神，无奈之下，3月5日朱鸿霞去郑州拜访唐岐山　打听有关情况，回来后于8日在武重厂大礼堂向胡厚民、吴炎金、顾建棠、沈复礼、彭勋、曹承义、方保林　、李洪荣等四百多人作了传达：唐师傅说，批邓不仅要搞，而且要大搞，要发动群众与走资派斗，用革命的大字报冲它一下。要进行斗争，中央是不能代替你们进行斗争的。希望湖北的同志积极行动起来，团结起来，争取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更大胜利。唐岐山也没有讲董明会“不能讲”的内容，可能因朱不是党员。

当天晚上在潘洪斌家，夏邦银、谢望春召集朱鸿霞、李想玉、吴炎金、胡厚民、顾建棠、沈复礼、田学群、聂年生、彭勋、傅廉、曹承义、林子忠、郑峰、严常等碰头。

夏邦银说：找大家来，就是商议如何帮助省委领导转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争取省委积极领导我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要像批林批孔那样争取省委领导，而不是取代，这一点大家要明确。

胡厚民说，前些时，夏邦银、顾建棠和我议论过，对待省委目前态度，我们是先帮后促，又帮又促。我建议夏邦银、谢望春牵头，还要有个工作班子，而且要有分工，任务要落实到人。

彭勋说：帮促也是斗争，斗争要有方向，要有口号，要有切入点。

吴炎金说：争取省委领导我们，而不是我们取代他们，这个方向对头，不能大轰大嗡，不能搞揪斗。

我说了三点：一、夏邦银、吴炎金说的争取省委领导、帮促省委转弯、决不取代、不搞揪斗，这些都完全正确。二、要做到像批林批孔那样，有一定难度。“两赵一王”与曾思玉、刘丰没有任何牵连，相反他们还受过曾、刘的欺侮，心中有气，与造反派批曾、刘方向一致，所以那时省委支持我们。现在不同，“两赵一王”推行了老邓的“三项指示为纲”，搞了右倾翻案，屁股不干净，因此对批邓迈不开步。但“两赵一王”不同于曾、刘，只要我们工作得当，争取省委再度支持我们并领导批邓是有可能的。三、我们现在这样搞可能有人说在拉山头，我说不是的。纵观文革过程，毛主席每一次战略部署，走资派总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唯有造反派紧跟捍卫，所以受到毛主席肯定。革委会中群众代表是干什么的？我以为首要的是监督各级领导干部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战略部署，这是我们群众代表的天职，帮促省委的行动就是在履行天职。但要吸取反复旧的教训，力避“三指向”、“一凌驾”的错误。

我又提了个行动口号：“上促下攻，内紧外松，立足基层，统一行动。”

彭勋和严常提出：以赵辛初1975年6月4日的讲话作为帮促的突破口。

谢、朱、李、沈、聂、曹、林、傅都发了言，一致同意“争取而决不是取代”的帮促宗旨、“十六字”的行动口号和以“六四讲话”为突破口的策略，并共同决定：

由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胡厚民、顾建棠七人组成帮促指挥班子。夏邦银、谢望春牵头，但不公开出面，重大事情由夏邦银、谢望春召集七人小组讨论决定。朱鸿霞、李想玉、吴炎金公开出面指挥。胡厚民、顾建棠、彭勋、曹承义、聂年生（不久自动退出）组成参谋班子。

内部分工：朱鸿霞、彭勋、严常负责宣传舆论，曹佩贤、孙厚智（武汉工业安装公司“红工”一号头头）搞简报，龙梅生（工造总司宣传部长）、马车、丁元芳搞水塔版，顾建棠、沈复礼负责材料，曹承义、林子忠等为社会活动一线总指挥，田学群、李少斌（公安联司成员）、何永清（工总成员）、吴正彪（工总建工系统头头）负责安全，丁喆生（工造总司成员）、李洪荣负责后勤。

地区、系统分工：武昌区朱鸿霞，江汉区顾建棠，江岸区潘洪斌，长肮、铁路聂年生，交通傅廉，市直郑峰，城建吴正彪。

宣传车：由武钢、一冶、汉轧、武重、财贸、武船负责。

后来彭勋把这个班子概括为“夏、谢的旗子，朱、李、吴的牌子，胡、顾、彭的点子”。

我们这个“帮促班子”对省委领导能否转弯作了评估。1974年1月，赵辛初与赵修、王克文、姜一组成湖北省委领导班子，全面主政湖北，并积极投入批林批孔运动，这一时期造反派与省委形成了良好的关系。1975年省委领导跟着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指挥棒转，我们认为，他们一是没有真正领会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实质，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修正主义路线面前缺乏识别能力；二是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敢抵制，他们跟着邓小平转不是自觉的，所以我们对帮促省委转弯子有信心。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教育下，加上我们的帮促行动，相信省委一定会由被动逐渐走向主动，诚诚恳恳地快转弯，转好弯。

第98节 帮促省委转弯子第一步

3月9日至4月10日省委跨出了转弯子的第一步，4月13日至6月中旬迈开了第二步，7月至10月7日转弯子落实到行动。

3月9日，我们以省、市革委会成员的名义，由彭勋、严常执笔，向省委发出公开信，批判赵辛初1975年的六四讲话，揭露省委把各级革委会中几乎所有的群众代表打成不安定分子，让他们“滚”到偏远地区并实行长期监控，敦促省委承认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积极领导群众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搞好。朱鸿霞、张立国、吴炎金、李想玉、胡厚民、王屏、王舜、杨玉珍、邓金福、钟锡钢、潘洪斌、顾建棠、沈复礼、李洪荣、曹佩贤、田学群、曹承义、徐筱芳签名，张贴武汉三镇。但张立国当天就后悔了，要武重厂技工学校新派头头张继良当晚把他的名字从贴出去的公开信上抠掉。他自以为这样就可以和造反派划清界限，得到走资派的谅解，哪知当华国锋叛党、邓小平重举屠刀后，照样对他无情重判。

1976年3月11日，夏邦银、谢望春参加了省委在东湖五所召开的常委会，研究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夏邦银打电话给汉阳轧钢厂工总头头程天琦和胡厚民等人，说会上阻力很大，要发动群众去促一促，把广播车开来造声势。胡厚民调汉轧、武重、一冶、武船的广播车开到五所门前叫喊，夏却出来训了大家一顿，要他们回去。当时林子忠、程天琦等很有意见，说叫我们来，又叫我们回，什么意思！后来胡厚民和我弄清了夏邦银、谢望春的意图，是要组织人多一点，规模要大一点。于是重新部署，通知朱鸿霞带领省、市革委会成员徒步走到五所，支持群众要求，要求省委接见；同时调动大批人员到五所门前高呼口号。不一会儿赵辛初、姜一、赵修、王步青等来到五所门口接见我们，我们提出：要求传达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华国锋主持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负责人会议的精神，要求开展群众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希望省委带头转好弯子。书记们承诺三五天内答复，但开出的是一张空头支票，此后并未兑现。

赵辛初不给夏邦银、谢望春传达华国锋主持的那次会议内容，参加会议的董明会对夏说“不能讲”，朱鸿霞亲访唐岐山也未得真情，引起大家的关切和疑虑。于是夏邦银3月12日赴郑州面见唐岐山，14日在潘洪斌家，夏邦银向胡厚民、谢望春、朱鸿霞、吴焱金、顾建棠、彭勋、沈复礼、李洪荣、潘洪斌、田学群、曹承义、林子忠、郑峰、王屏、李想玉、曹佩贤、严常等传达了唐岐山介绍的情况。唐说：这次你们湖北的问题要解决了。那天晚上我和你们省的董明会在一起，江青指着董明会说，他是三钢三新的，是造反派，我是老造反派。这是说给杨得志、赵辛初听的。江青还说要快转弯，转好弯，痛痛快快向造反派承认错误。

夏邦银接着说：这些情况省委常委会上也没有传达，所以董明会不敢讲。

沈复礼说：这是封锁中央的声音，湖北的根子在李先念那里。

谢、胡、吴、顾、彭、潘、田、曹、林等都发了言，一致认为：江青的讲话符合刚发表的“毛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央今年四号文件的精神，但赵辛初书记不传达，这是对批邓阳奉阴违。

我说：邓小平搞右倾翻案，是林彪极右路线的继续，打击镇压我们是手段，其目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我们与他们的斗争是一场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央要求跟着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跑的领导干部转弯子，就是要他们从否定文化大革命转到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来。只要他们真正转了弯子，把“滚”出去的群众代表请回来、对造反派“高抬贵手”等问题都将得到落实。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

彭勋提出“要转弯，快转弯，转好弯，迟转弯不如早转弯，痛痛快快转好弯”的口号。

胡厚民提出要在“滚”字上做文章，要促使他们把从各级革委会“滚”出去的造反派代表都“请”回来。

朱鸿霞提议适当加温，就是大力发动群众用大字报搞大批判，同时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情况，送材料。

严常提出以“目的不变，决心不变，基调不变，突破口不变，方法要善变，以不变应万变”作为当前的斗争策略。

这次“三一四”会议，对增强帮促省委的信心、完善帮促的具体做法，起到了重要作用。

帮促班子成立后没有活动地方，工作也难开展。我和朱鸿霞、胡厚民商量了一个办法：由朱鸿霞批个条子给省第一招待所，让他们腾出13号楼给我们帮促班子使用。一招负责人肯定要请示省委，无论省委同意与否，都是对他们是否愿意转弯子的一种检验。3月20日，胡厚民、曹承义和我带着一百五十多人拿朱鸿霞的批条到省一招，一招负责人不接受，说要行管局长批才行。我们就把行管局长请到13号楼，这位局长说：朱鸿霞虽然是省革委副主任，但他的批条不行。这时我们的人已把二楼的钥匙搞到了，并打开了房门。行管局长说：你们这样做我要挨批的，我建议你们去找韩宁夫，只要他点个头，你们就可以住，我也没事。于是我们和行管局长在洪山宾馆找到主管省革委会的韩宁夫书记，他听了我们的要求和局长的陈述后说：那就住下吧，可不能损坏家具，吃饭就在食堂凭票进餐。

从此帮促活动有序进行，大字报、大标语、公开信都在这里成文发出，会议在这里召开，材料在这里汇集上送。4月23日我们主动撤离，没有损坏任何物品，而且进行了清扫。

3月24日上午，经田学群与《人民日报》记者沈光、郭伟成、归长根联系，下午一点半，在洪山宾馆二楼，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胡厚民、顾建棠、田学群、彭勋等向沈光、郭伟成介绍情况，谈了六个问题：1.武汉地区右倾翻案的基本情况。2省委对待这场批邓运动的态度很不端正，封锁中央对湖北的具体指示，批邓空对空，软拖硬抗不转弯。3.省、市委消极对抗的主要原因，是主要负责同志犯了走资派错误，对文革仍不理解不满意。4.邓小平否定文革、打击造反派很合省委领导的心意，他们实际上是文革的反对派。5.组织上搞宗派主义，李先念是总后台，湖北的班底基本上都是他的人。6.现在我们要帮促省委转弯子、揭盖子、批邓、反翻案、保卫文革成果。我们是帮促决不是取代，是要求省委积极领导我们。最后应记者的要求，给了书面材料。

4月5日发生天安门事件，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7日当天，曹承义带领多辆广播车到武汉三镇呼喊口号，并把大标语刷遍武汉三镇：

“拥护中央两个决议，拥护中央正确处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紧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打倒邓小平，消灭还乡团！”

“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转好弯，快转弯，诚诚恳恳作检讨！”

省委却一无声息二无行动。4月8日，发生了造反派将省委领导请到武胜路群众大会上表态的事件。武汉电信局和武汉重型机床厂的造反派找到朱鸿霞、胡厚民，要他俩带领群众去要求省委领导出席群众大会，对中央两个决议公开表态。我接到严常通知，要我赶到武胜路新华书店前协助布置会场，没有参加到省委找赵辛初等的行动。当天省委书记赵辛初、赵修、韩宁夫在朱鸿霞、胡厚民、吴焱金等陪同下来到武胜路新华书店前，讲台设在书店二楼大阳台上。我在台下扶着梯子，保护赵辛初、赵修、韩宁夫上讲台。

参加大会的群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大会由吴焱金主持，赵辛初、赵修、韩宁夫分别在大会上讲了话，都明确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两个决议，坚决打倒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定转好弯子，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朱鸿霞、胡厚民也讲了话。赵辛初、赵修、韩宁夫讲完话，由夏邦银护送回到省委。

事后中央打来电话批评我们（夏邦银传达），尽管这事全因省委不及时对中央两个决议表态而引发，且在中央来电话前就已把赵、赵、韩安全送回，但我们还是诚心接受批评，从中吸取教训。

4月10日，湖北省委、武汉部队党委、武汉市委为贯彻中央两个决议、动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有十万多人参加，批邓运动随即在全省展开。省委跨出了转弯子的第一步。

第99节 帮促省委转弯子第二步

4月13日，在我们的要求下，省委召集省革委会中“滚”下去的常委们开座谈会。到会的有省委书记赵辛初、赵修、姜一、韩宁夫，“滚”到外地的朱鸿霞、夏邦银、张立国、胡厚民、顾建棠、郑军（省直红司头头），“滚”到本单位班组的潘洪斌、邓金福、钟锡钢、杨玉珍、王屏等。“滚”出去的同志在会上讲了各自在基层工作的情况，没一个犯错误，没一个被批评，且业绩比比皆是。

我汇报了在随县蹲点情况后说：前年批林批孔中，我曾向省委领导讲过，多年来，我们是有理无权老挨整，人家是有权无理老整人。我请求不当这个省革委会常委和长办革委会副主任，只求不要老把我们当敌人来整。我们在革委会中的职务早已无名无实，希望放我们一马，回归从前。可是树欲静风不止，趁今天省委领导都在场的机会，向书记们提一问：去年3月上旬省委决定把我们下放各地，当时辛初书记说，你们都是省革委会的新干部，遵照中央关于对新干部下放培养的指示精神，省委研究决定让你们到基层锻炼锻炼，还说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对新干部的关怀，寄予厚望。但我一到随县，组织部长陈运铁问我“你爱人怎么没来”，我当时没有在意。前些时听彭勋说他下到利川后，他爱人周惠华所在的协和医院领导要她也调去利川，因周惠华坚决不去才作罢。可见陈运铁的问话表明，要我爱人同下随县，早在省委计划之内。我下到随县后，县委对外讲“省委关怀我们随县，特派省革委会常委来指导工作并兼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对内另有布置，说“顾是派性头头，是武汉不安定因素，下放到边远山区长期监控”。我有证据证明：前者是幌子，后者是真情。我们下放后，省委领导在全省围剿我们的资产阶级派性，这套把戏不是省委的发明创造，是邓小平打着“三项指示为纲”旗号整肃造反派做法的翻版，但毕竟是通过我们信赖的“两赵一王”之手实现的。我现在想听听书记们的意见，要我们下放基层，到底是锻炼培养，还是把我们定为不安定的派头头让我们“滚”下去并长期监控？

赵辛初首先表态：我们省委没有认识到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搞翻案，借搞整顿打击新生力量，我们没有看清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我又说：难怪我在随县将近一年，而且还挂了个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头衔，可是我从未见到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张怀念，没有参加一次县革委会会议，没有看到从中央、省到地、县的任何一份文件，这叫锻炼培养吗？这叫政治欺骗，把我们当政治奴隶。

韩宁夫接着说：我们都上了邓小平这家伙的当，你们恨邓小平，我们比你们还要恨得狠一些。

但书记们没有讲自己跟着邓小平跑的内在原因，更没有讲省委如何转好弯子的具体措施。

鉴于省委的这种态度，4月15日我们又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希望中央能够从上面促省委转弯。

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

去年夏季前后，湖北省委主要负责人推行邓小平“三项示为纲”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全省范围内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以围剿派性为名打击和压制革命造反派。这是继林彪及其死党刘丰在省、市革委会成立以后，采取一“捅”（捅革委会）二“清”（清五一六、北决扬为名清造反派）之后，邓小平搞的三“滚”（造反派滚出革委会），是林彪从政治上打击迫害，从组织上换班夺权，全盘否定湖北、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继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现将我们收集、整理的部分问题呈报毛主席、党中央：

《省、市领导人刮右倾翻案风的言论》

《传播政治谣言，大造复辟舆论》

《湖北、武汉地区右倾翻案风的情况》

《关于湖北省委在组织路线上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武汉地区文艺战线右倾翻案情况》

　　　签名人：中共中央委员夏邦银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谢望春

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部分成员朱鸿霞、李想玉、吴炎金、胡厚民、顾建棠

4月23日，市机关红司头头、武汉市档案馆的郑峰到省一招13号楼，对胡厚民、彭勋、曹承义和我等人说：市纪委副书记薛同莲是华国锋的老上级，1949年华国锋在薛同莲直接领导下随军南下。现在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我们是不是请薛同莲向华国锋反映一下湖北的问题？我们听后一致同意并要郑峰负责联系。

24日郑峰带着胡厚民、彭勋、曹承义和我到花桥惠济小路市委干部宿舍区薛同莲家。此前郑峰与他通过气，他热情接待了我们。招呼我们坐下后，他说：1949年3月，我和华国锋等一行十几人组成随军南下工作队，我是队长。华国锋当年二十八岁，出发前我们还一起照了相。郑峰问：照片还在吗？他随手把挂在墙上的相框拿下给我们看，薛同莲坐在中间，华国锋站在他的身后。薛同莲又说：我们到湖南湘潭后，我在地委任书记，华国锋分配到湘阴县任县委书记，后调到湘潭县委任书记。我1957年调来武汉后，与华国锋的联系少了。我听郑峰说，你们想要我帮忙向华国锋同志反映一下情况。胡厚民、曹承义都说我们是有这个想法。彭勋说：薛书记是革命前辈，我们给华国锋写个信，要是方便的话，请您代为转呈行不行？薛同莲答应代转，但他又说：华国锋现在是中央第一副主席，多年来我又很少与他联系，我的信他不一定能收到，收到了也许没有回复，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我们第二天就把已写好的给毛主席的信重新抄写，还是上述那些人署名，请薛同莲转呈华国锋。

4月23日我们撤出省革委会第一招待所13号楼，5月2日，夏邦银在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招待所召集朱鸿霞、谢望春、胡厚民、李想玉、吴炎金、顾建棠、郑军、邓金福、沈复礼、李洪荣、杨玉珍、彭勋、曹承义、严常、丁喆生、吴正彪、戴行江、林子忠、丁元芳等开会部署“下攻基层”。我传达了帮促指挥小组会议精神：省委开了十万人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拉开了转弯子的序幕，“上促”初见成效。现在我们要在中央两个决议指引下，“上促”不放松，重点搞“下攻”，就是回到各单位去促基层党委抟弯子，大战红五月，夺取新胜利，进一步帮助省委转好弯。怎么攻？1.依靠群众，坚持方向，独立自主，各自为战。2.据理力争，要他们恢复基层革委会和革命翎导小组的活动，但不夺权。要批推行邓小平路线的当权派，要他们好好工作；又要促他们，要他们解决问题。5月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单位搞起来。3.抓重点，抓武重、武钢、一冶、武船、武锅、交通、财贸、省体委。

彭勋在会上讲：要攻不要松，要稳不要等，形势大好，乘胜前进，下楼不下山（虽然撤出13号楼但不放弃斗争），斗志不松散，立足基层对着干。

胡厚民补充说：还要把“滚”出去的请回来，要打革委会的旗帜。抓好四件事，一学习，二批判，三调查，四请回。严常说：要把朱、李、吴请进党内来。

5月初，从曹承义那里传来时任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转弯子”的讲话，“杜则进”写作组（原工造总司人员组成）全文抄成大字报贴在水塔下，群众将这个讲话与湖北省委对照，议论纷纷，夏邦银还把这个讲话送给省委领导。同时，曹承义在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的同志陪同下，拿着赵紫阳的老战友、支持造反派的原省委副秘书长张华的亲笔信，乘机飞往成都，面见赵紫阳。曹承义此行，是他首先向夏邦银、谢望春提出，夏、谢召集朱鸿霞、李想玉、吴炎金、胡厚民和我商议后全力支持，但暂不外传。

曹承义返汉后，在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招待所将见赵紫阳的情况向夏邦银、谢望春等二十多人作了详细介绍，大家盛赞老曹干得好。接着把曹承义面见赵紫阳的谈话记录抄成大字报，张贴武汉三镇。又专呈省委“两赵一王”，推动了省委转弯子，据夏邦银说，省委领导自己也说“触动很大”。

6月间，“下攻基层”有了眉目。我和谢望春一道，支持武汉市财贸战线的闵捷、陈忠相，要求一轻局、二轻局党委将“革命领导小组”重新挂牌，恢复活动。谢望春和我在大会上发表了“权理配套”的意见：“多年来我们是有理无权老挨整，人家是无理有权老整人。这就叫‘权理不配套’。当前就是要把权理不配套搞成权理配套，这也是党委转弯子的内容之一。”省委知道了谢望春和我的“下攻”活动，6月20日姜一书记找我个别谈话，他说：“省、市厅局的革命领导小组不要恢复了，原来的成员都在厅局领导班子中安排。”我问明这是省委的意见后，同意停止活动。省委转弯子又迈出第二步。

第100节 帮促省委转弯子第三步

1976年7月上旬，中共湖北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在襄樊市召开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经验交流会，省委领导赵辛初、赵修、王克文、姜一、韩宁夫等亲临，武汉以及黄石、孝感、荆州、宜昌、咸宁等地市领导到会，朱鸿霞、张立国、李想玉、吴焱金、胡厚民、潘洪斌、顾建棠、沈复礼等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我见到了被贬到襄樊的省革委会常委孙德枢（文革前任黄石市委第一书记）和丁力（文革前任省经委副主任），他俩都是支持造反派的干部。

经验交流会主题是学习、推广襄樊市委的经验，他们在中央两个决议公布后，端正思想，积极领导群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肯定文化大革命及其胜利成果，并且从组织上落实，新干部是党员的进党委领导班子，党外的吸收入党，从而改善了干群关系，增强了团结，促进了生产和各项工作。会上还介绍了襄樊棉织厂的典型经验，该厂领导讲了他们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怎样转好弯子，首先要正确对待文革、正确对待造反派、正确对待自己，其次带头联系实际批邓，第三对群众代表要在组织上作出安排，解决补台问题。

薛朴若作了长篇发言，火药味较浓，获得不少掌声。

赵辛初高调发言，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一场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我们一定要紧跟党中央。襄樊市的经验给我们上了一课，是个好经验，省委希望大家把襄樊市的好经验学到手，带回去参照办，把我们省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好，我们要认认真真地快转弯、转好弯。

这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对推动全省的批邓运动，加快各级党委转弯子，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是省委真心实意转弯子的体现。

7月中旬，赵修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回来说：会议期间华国锋副主席传达了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最新指示。接着省委通过夏邦银、谢望春给朱鸿霞、胡厚民、吴焱金、沈复礼和我等传话：省委正在研究补台问题，想听听你们的意见。经大家议论提出了如下建议：夏邦银、谢望春进省委班子，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吸收入党，胡厚民、顾建棠在省委部、委、办安排，郑军、邓金福、王屏、潘洪斌、傅廉、曹承义、林子忠等在省厅局中安排，沈复礼进市委常委，彭勋在省委宣传部安排，都没有提具体职务。9月下旬，赵辛初当面对我说；省委准备让你担任省委副秘书长。这表明省委是在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第101节 反击右倾翻案风在长办

长办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开始就出现了以新到任不久的临时党委第二书记、长办革委会副主任黄友若　和临时党委成员孙昌为代表的批邓运动响应派，与以临时党委第一书记、长办革委会主任林一山和党委成员丁福五、赵奔荆为代表的批邓运动抵制派之间的分歧和斗争。临时党委内林氏“抵制派”占优势，林一山在北京遥控得心应手，因此，黄友若要求党委以实际行动展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领导干部认真“转弯子”，屡遭林一山远程干预，难以实施。当时黄友若书记想找我找不到，我虽1976年3月就开始在长办发动群众投入批邓，但没有主动去找黄书记。我在体制外活动，他在体制内斗争，虽目标相同，目的一致，但无联系。

从3月到8月，我在省里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同时又与长办的同志一起进行了批邓的具体活动。

3月上旬，我通知科学院的王立柱、苏鲁平、刘永熹，规划处的朱伯良，枢纽处的蒋乃明，施工处的郑明义、夏树生等在我家里开了碰头会。我向他们简要通报了毛主席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打招呼的讲话内容，要求他们积极投入运动，一要深入发动群众，群众起来了就可排山倒海，荡涤翻案风；二要收集长办领导紧跟邓小平搞右倾翻案的材料，材料是帮促党委成员转弯子的教材，有了材料帮促就有了说服力；材料是批邓的弹药，有了材料才反击有力。碰头会上商定了两件事。

第一件，根据大家的提名，确定了各单位发动群众的联络人名单，涉及科学院土工室、材料室、岩基室、水工室、河流室、仪器室，施工处、枢纽处、规划处、机电处、勘测处、水文处、计划处、财务处、器材处、宣传部、秘书处、保卫处、组织部，共二十六人。

第二件，开列了收集翻案风材料的提要：

1.长办革委会及下属二三级革委会机构、成员情况，“拆庙（撤除革委会机构）赶和尚（赶走革委会成员）”的，“庙堂（革委会机构）尚在换了和尚（革委会成员）”的。

2.现各单位领导班子状况（包括党、政）。

3.提拔任命干部的名单（时间，文革中站队情况）。

4.支持造反派干部状况（包括关学习班时间，下放、调离、逼走、靠边等情况）。

5.造反派头头和各级革委会成员几年来状况（学习班时间，下放、调离、逼走、靠边等情况）。

6.1976年7、8、9月造反派“滚”下去、被监控、被批派性的情况。

7.科技领域内右倾翻案风表现。

8.党委领导班子对文革态度（言论），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态度（言论），搞整顿、反攻倒算（言论）。

9.典型事例。

10.目前流行的奇谈怪论和政治谣言、反动谣言。

4月13日下午，在我家里召开了碰头会，到会的有顾建棠、赵国光、葛洪明、蒋乃明、毛祖述（以上为长办革委会成员），还有钟灵英、陈振风、王永昌，葛守西，肖世刚，邓子仪、曹阳、毛新安、苏鲁平、周学文、李应存、阮永植、连良平、罗崇贤。

我首先介绍了省里的情况：由于省委领导去年跟着邓小平推行“三项指示为纲”，搞一“滚”（叫造反派“滚”）二批（批资产阶级派性）三否定（算文革的帐、翻文革的案），屁股不干净，所以批邓运动一来，就被动了，又没得勇气反戈一击，不敢站在前头领导群众批邓。面对此情此景，我们不搞打倒，不搞批斗，不搞取代，只搞帮促，就是帮助省委领导承认错误，摆脱包袱，转好“弯子”，这个工作正在进行中。对长办党委来讲，去年的情况与省委差不多，现在的情况也与省委差不多，可能更差些。我们现在的任务要先造声势，就是把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两报一刊”的文章用大字报张贴，印成传单散发。对党委成员交心谈心、批评批判，不搞批斗，更不提什么打倒，目的是促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大家在议论中，对我的发言大多数赞成，也有不赞同的。为了搞好促党委转弯子，科学院由钟灵英负责，生产片由蒋乃明负责，财务、器材由葛洪明负责，水文由葛守西负责，勘测由李吉贵、何畏之负责。经常出大字报造舆论由蒋乃明、苏鲁平和王立柱去搞。材料保管统由张贤良负责。领导干部工作由顾建棠抓，钟灵英、张贤良配合。

5月初，我和长办蒋乃明、钟灵英等几个人商量约请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胡厚民等人到长办搞一次形势座谈会，并决定5月6日晚上在老大楼一楼会议室举行，我随即与夏、谢、朱、胡约定。

5月6日下午，我电话告诉了蒋乃明：今天晚上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胡厚民等人要一起到长办来，开个座谈会，要他与钟灵英作好安排。那天晚上参加的人相当多，约一百人左右，连窗台上和窗户外面都是人。夏、朱、胡、谢等人围着会议桌坐，座谈会由我主持。

夏邦银说：毛主席为什么在他八十三高龄的今天，要发动和领导这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1967年3月，毛主席批评“二月逆流”时说：“反对文化大革命，办不到，谁反对文化大革命，我就反对谁。”大家都知道，邓小平向毛主席发誓“永不翻案”，老人家相信他，让他复出并委以重任，把党政军大权交给了他。可是邓小平一旦大权在握，就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毛主席说“永不翻案靠不住”。所以他老人家以“重上井冈山”的决心，发动领导这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因为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我们都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革命后来人，当此严重时刻，我相信长办的同志一定会与全省人民一道，满腔热情奋勇投入，捍卫文化大革命。

谢望春说：我是工人，文化低，不会说话。我们愿和大家一道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斗争到底。

朱鸿霞说：省委领导跟着邓小平否定文革搞翻案，但他们同邓小平有本质区别。他们是被动的、不自觉的，他们有一条原则，谁在高头就跟谁，他们没有懂得毛主席说的不要跟人要跟路线。我们对省委领导，一是批评他们的错误，二搞帮促他们转弯子。

胡厚民说：大家要注意，现在右派煽动一些不明事理的人搞干扰，而且行动很快，我们不能上当，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我最后也讲了几句，我说：感谢夏、谢这两个委员，不改工人本色，愿与群众交流思想，又能同群众一起战斗。今天没有想到来了这么多人，说明大家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今天来参加会议的同志就算上了革命的航船，让我们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乘风破浪，胜利前进！

我们开了这次座谈会，没有想到长办临时党委5月10日向省委告了我们一状。现节录如下：

省委：

五月六日晚七时多至十时多，顾建棠等人事前未经同意，私自在长办一楼会议室召开会议，进行串联，搞山头。……到会人员有长办职工，也有不少外单位人员，其中有夏邦银、朱鸿霞、谢望春、胡厚民等。……据反映，会议由顾建棠主持，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谢望春、顾建棠先后在会上讲话。……/

5月下旬，我回长办，来到新来的党委书记黄友若办公室。他是1975年下半年从贵州省调任长办党委第二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湖北枣阳人，是黄火青的侄子，《长江日报》记者黄红军的哥哥。我作了自我介绍，他握着我的手说：早闻你名，今天得见十分高兴。接着说：长办的情况有所了解，我找郭志伟主任谈过，他不想多谈。像郭志伟这样的老红军出身的领导干部，长期不给工作就不对头。你能否给我讲一讲长办的情况？我就着重讲了文化革命中数以千计的人被整了八年多，先打着清理阶级队伍的旗号，把我们打成阶级敌人；继而以清查五一六为名，把成百上千群众和干部打成五一六反革命，有三十多名工程大学学生被打成“反革命杀人集团”，有的被逼死，有的被逼疯……现在弄得郭志伟和我连坐的地方都没得。

黄书记告诉我：在党委会上丁福五等在林一山遥控下向我发难，我据理力争，党委内只有孙昌支持我，好在省委也支持我。逼得我实在没得办法，我就在电话里对林一山讲，要么你回来管事，要么你不要背后遥控。

我向黄书记坦诚汇报：前些时我召集长办一二三级革委会尚在的成员和文革积极分子，开了两次会。5月6日是我邀请中央委员夏邦银、候补中央委员谢望春、省革委副主任朱鸿霞和常委胡厚民，在二楼会议室开了群众性的形势座谈会，我没有事先向您请示，十分抱歉。

黄书记说：我事后知道，这没有什么，你是长办革委会副主任，有这个权力，况且目的是开展批邓嘛。听说来的人很多，我认为是好事。他又说，你现在可以回来了。过了两天，黄主任通知我去他办公室，对我说：我已把郭主任和你的办公室安排好了，现在去上班。果然按长办革委会副主任的规格，给我和郭志伟各配单间办公室，配齐桌、椅和文件柜。

我向黄书记表示谢意后说：目前在体制内我帮不上忙，但我是长办的老职工，在群众中还有点活动余地，我想尽我所能在体制外发动群众，去帮促包括党委成员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转弯子。但一不搞揪斗，二不搞打倒，三不搞拆台。他十分高兴地接受了我的建议，并表示有什么困难可随时找他。

5月27日，在青年大楼王立柱房里，我召集蒋乃明、苏鲁平、王立柱、严常、刘永熹、张贤良、钟灵英等开碰头会。我说：从现在起要抓紧做争取领导干部的工作，应当主动找他们谈，特别要找党委成员谈，要帮助他们丢掉顾虑，放下包袱，转好弯子。我们是真心实意，决不揪斗，也不打倒，把大多数成员争取过来，这样才能解决长办的问题。今天先通个气，大家作好准备。

6月1日，我又召集蒋乃明、苏鲁平、陈林海、张贤良、严常、刘永熹、王立柱、蒋乃明、王运昌、陈振风等开会，着重商定做好干部工作的具体分工：

1.层面工作分工

宣传舆论：蒋乃明、苏鲁平

干部工作：严常、刘永熹、王立柱

收集材料：陈林海

联络：张贤良

2.各大系统的联络分工：

科学院：钟灵英、王立柱

生产片：蒋乃明、朱伯良

政工片：张贤良

水文：葛守西

勘测：王运昌、陈振风

行政片：葛洪明

当我们决定在6月1日找丁福五副书记交谈时，他人不见了，他家里说身体不好，住在市二医院。

找不到丁书记，6月1日傍晚，我和严常、刘永熹、葛洪明、蒋乃明、朱伯良和苏鲁平等找到了赵奔荆副书记（丁不在时他当家）。我们向他反复说明：你们去年跟着邓小平搞右倾翻案，这是事实吧？（他点头。）在当前批邓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你们有错，但不是自觉的，原因是你们不看文化大革命是为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上台，防止党变质、国变色这个大前提，只记得在文革中被批了，靠边站了，感到吃了大亏，总是耿耿于怀。当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借机兴风作浪、否定文革时，你们就身不由己地紧跟照办，你说是不是？要说翻案，你们早在1969年就开始了，到1973年已经把长办各级革委会和革命领导小组的成员都打倒了。你赵书记说说，这是不是事实？今天来不是给你算这个帐，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是来跟你交流思想，希望你们党委听毛主席的话，在批邓中积极行动起来，从否定文革转到肯定文革的立场上来，这就叫转弯子。

赵奔荆很谦恭地回话：谢谢大家来帮助我，我一定听毛主席的话，积极起来转弯子。不过党委里起决定作用的是林一山和黄友若，最近党委正在研究黄友若提出的郭志伟、顾建棠进临时党委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会解决的。3

我说：据我所知，临时党委的真正决定权还在林一山，我只希望你能积极支持黄友若，就是转弯子的表现。长办的问题不是一两个人的安排问题，是要转变对文化大革命、对一月革命风暴的态度问题。不但长办革委会，二三级革委会、领导小组全都得恢复工作。我们对临时党委以及二三级党的领导机构，决不像你们搞革委会那样，“一锅端”，“拆庙赶和尚”，我们按毛主席的教导，搞补台不搞拆台。

严常向他提出当前要解决五个问题：

1.召开批邓大会，要在大会上安排顾建棠和严常发言；

2.恢复长办三级革委会的工作问题；

3.解决去年“滚”出去的人员（王志鹄、汪贵、张贤良、王立柱、陈林海、黄炳乾、赵国兴）调回的问题；

4.补发严常、刘永熹及夏树生、张贤良的工资问题；

5.认真追查反革命谣言。

赵奔荆有点紧张：这五个问题我不能表态，我可以把它交给黄友若书记，由党委决定。哪知不几天，赵奔荆到东湖疗养院住院了，与我们交谈中说好听的话是应付、软对抗，一转身就变脸。赵奔荆跟着丁福五也称病住院了，这同前年批林批孔时一样。真奇怪，只要批走资派的运动一来，都得病住医院；运动一过，比如邓小平搞“整顿”向文革倒算了，马上百病全消，神气十足，挥戈上阵大整造反派。这几乎成了规律。

鉴于在林一山遥控下，丁福五、赵奔荆先后以“治病”为由住院，妄图停摆工作，瘫痪全局，叫你黄友若独角戏都唱不成，以全面对抗批邓，我和大家商议后，决定以我个人的名义给临时党委写信。我在6月10日的信中列举了长办临时党委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软拖硬抗的种种言行后，明确提出：“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再次要求在最近期间召开全办批邓大会，书记同志特别是赵奔荆同志要带头联系实际，……如果临时党委再借故拖延，我们将以长办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召开”。

紧接着，我们连续三天对临时党委成员进行面对面帮促，希望他们积极起来批邓，认认真真转弯子，痛痛快快转好弯。

15日上午，顾建棠、严常、葛洪明、张贤良到市二医院帮促丁福五。

16日上午，顾建棠、严常、葛洪明、张贤良、阮永植、毛祖述到长办东湖疗养院帮促李廷序、赵奔荆。

17日上午，顾建棠、严常、钟灵英、张贤良帮促孙昌。

17日上午，顾建棠、葛洪明、张贤良、钟灵英帮促余文藻。

17日下午，严常、蒋乃明、苏鲁平、王运昌、陈振风帮促叶扬眉。

全因林一山遥控干扰，长办的批邓运动举步艰难。对此我向黄书记作了汇报，并提出我要向上反映当前的严重情况，还向他反映机要员张玉书不给文件我们看。黄书记反问这是为什么，我说因为这个人是林一山夫人的内侄，你给我和郭主任安排办公室，肯定有人向林一山报了信，而且林一山还有指示。黄书记感慨地说：我曾听说长办是林一山的独立王国，我还不大相信，现在我亲历其境了。

在此情况下，我先后向湖北省委、水电部和中央写信求助。

第一，给省委姜一书记写信，报告长办在林一山遥控下，批邓运动受到严重干扰，丁福五、赵奔荆两位副书记突然称病先后住进医院，运动几乎停顿，工作几乎停摆，第二书记黄友若被弄得……请求省委进行实地调查。后来姜一叫省革委会副主任张立国转告我：省委已向水电部通报，要求林一山专事休养，不得遥控。如果林一山不听招呼，继续遥控，省委有个考虑，叫林一山不兼长办第一书记。

第二，向省委和水电部打报告。5月27日，在青年大楼217房，我要蒋乃明、严常、苏鲁平起草一份向省委和水电部的报告。由蒋乃明起草，经苏鲁平、严常审看，严常只将开头语改了一下，最后经我手发出：

湖北省委并报中共中央、水电部党组并报中央：

……长办形成了一个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独立王国……。随着林一山的重新工作，走资派又在长办复辟了，而且情况更加严重。他们的这种态度决不是偶然的。十年来，以林一山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从来没有放松过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诬蔑、反攻倒算。……长办临时党委中没有一个造反派的代表……7

长办革命委员会：顾建棠　严　常

　　　　　　　　赵国光　蒋乃明

　　　　　　　　葛洪明　陈学先

　　　　　　　　毛祖述 杨朝忠等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七日

第三，给华国锋写信。6月下旬，我请赵枣安、郭予二人为郭志伟和我起草一份给华国锋的信：

华总理：

……多年来，在林一山的修正主义经营下，长办已成为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独立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很大一部分权力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以林一山为首的长办临时党委，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软拖硬抗，……扶植复辟势力，扼杀新生事物，对造反派进行残酷打击报复，对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大搞复辟倒退。……建议上级党委重视长办和林一山的问题，令林一山立即回长办接受群众的批判，并作出深刻检查。……5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郭志伟　顾建棠

一九七六年七月八日

这封信写好没有立即发出，因黄友若书记马上要去北京见林一山，是否发出这封信视林的态度再定。黄与林谈崩，我们才发出这封信。

第四，向《人民日报》记者沈光、郭伟成谈长办情况并送材料。

我告诉记者：我们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是属国务院、水电部管的单位，运动是属湖北省委管的。去年7、8、9月，以林一山为首的长办党委也执行了邓小平的错误路线，把一些头头和干部下放了，现在党委还没有转弯子。

严常讲：长办是一个独立王国，水电部管不到，省委管不了。运动一来，形势不利，领导就躲的躲，病的病；一旦形势对他们有利，都上班了，干劲大得很。长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就是被他们否定了的，党委不承认革委会。去年7、8、9三个月，长办刮了右倾翻案风，以批派性为名，把结合进革委会的领导干部和群众代表全都调离了。

最后由陈林海用一个信封装了材料，写上请交华国锋总理，当面交给记者了。（本节材料均据李晓航提供的长办顾建棠专案组1977年8月编“顾建棠罪证材料”第三部分）

7月上旬，黄书记在长办党委会再次提议：郭志伟、顾建棠进党委，孙昌同意，丁福五提出要先请示一下林主任，结果林一山反对。为此，黄书记亲赴北京找林一山商量，他回来后对我说：林一山说如果党委都同意的话，我保留。我与他争辩，你保留总要有个理由吧，他说不要理由。我说你这是故设障碍。我离开时说还是请林主任回长办主持为好。你要不回来，那请不要再遥控了。全因林一山的作梗，不仅战功累累的老红军、原党委委员、监委书记郭志伟和我进不了党委，黄书记也因此在1976年10月后被林一山逼出长办。

第102节 悼主席继遗志深入批邓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举世痛悼，我闻讯顿感天崩地裂，如坠深渊。悼念期间我分别在省委和长办守灵，脑子里总在想毛主席走了我们靠谁呀，越想越是泪流不止。

9月26日上午，省革委会副主任、全国劳动模范饶兴礼同志到我家通知我：赵书记有请，马上跟我上车。我问什么事，饶兴礼答：我也不清楚，反正你去了就知道了。

我到达东湖百花邨，只见省委书记赵辛初和姜一在，他们挥着手：请坐！请坐！赵辛初对姜一说：你来谈吧。姜书记则说：还是你来谈。赵辛初对我说：今天叫你来呢，有事要告诉你。前几天水电部钱正英部长来湖北，同省委商量把你调水电部任副部长。我们省委向钱部长讲了，省委商定准备把你调来省里任省委副秘书长。钱部长对我们表示：找接班新干部，你们省委比我们容易，你们就把顾建棠放给我吧，这也是湖北省委对水电部的支持。现在省委同意钱部长的要求，调你去水电部工作。今天特地向你通报，并听听你的意见。我当即表态：服从组织安排。自参加工作以来，对于工作调动，就是一切听从党的决定，从不说二话。

姜一说：你的表态很好。钱部长与省委商量，实际上是对省委的尊重，所以省委就同意了。看你还有什么生活上的困难要帮助的？

我说：有个请求。在学习班里长期在暗淡的灯光下写材料，我右眼得了中心性视网膜炎，周边有光感，中间一团黑，基本上失明。听说上海中山医院能用激光治疗，能否在上京之前，请省委开个介绍信，我到中山医院做个检查。二位书记都表示同意，并嘱办公厅办理。

告别时，姜一告诉我：辛初同志想要你参加省革委全委会议后再去上海治疗。去水电部报到的事，由省委向钱部长通报。

4月中旬以后，我们在各种场合提到各级革委会恢复活动的问题，但从未单独要求召开省革委全委会。省委在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指示和党中央“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的号召下，决定在10月3日召开省革委全委会，以示深批邓、转好弯。10月2日我和长办革委会主任、省革委会委员郭志伟向会议报到。

3日上午全委会开幕，韩宁夫主持。他说请赵辛初主任讲话，这时我举手发言：请问韩书记，会议日程表上为什么没有省革委会工作报告？韩宁夫答：时间紧没准备。我说；从1968年8月以来，没开过一次全委会，以前的由曾思玉负责，现在要由你来负责。韩宁夫说：我不是主任，辛初是主任。我说：你是分管革委会工作的书记，主动拿出工作报告送赵主任审阅，是你的责任，难道还要赵主任教你吗？韩宁夫无言以对，其他人都发言支持我的意见，当时韩宁夫确实很尴尬。

赵修出来化解：省革委会是要有个工作报告，现在马上写，过两天补上。今天就听辛初同志讲话。大家鼓掌赞成。1976年十月事变后，官方和民间盛传造反派头头事前有组织有计划大闹全委会，妄图夺取省委大权，都不是事实。

会议期间，赵修、姜一、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胡厚民、郑军、潘洪斌、王屏、邓金福等都发了言，长期靠边受审查的领导干部孙德枢常委、赵文华常委（恩施地委书记）和江涛委员（武钢政治部主任）也讲了话。江涛发言最尖锐：要把颠倒的阶级关系颠倒过来，把颠倒了的革命对象颠倒过来，把错误的组织路线纠正过来。省委要采取措施，一句话，从口头到实际真正地转。

会议期间，姜一书记给我讲过：无论安排你们到哪里，都是副职。比如潘洪斌，准备安排到省冶金局当副局长；郑军吸收入党后当团省委副书记；彭勋到省委宣传部或省教育厅，或任湖大党委副书记；夏邦银、谢望春进省委常委。我问：那胡厚民呢？姜一说：当然也有安排，会议结束的时候要向大家通气的。

10月7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全委会开到了第五天，参加会议的人对北京中南海发生的剧变全然不知。那天上午，姜一给到会的副主任和常委通报：赵辛初、赵修同志有事上京，我们的会议继续进行。9日下午三点多，省革委会副主任韩宁夫草草宣布全委会结束。

第二十章 伪君子叛党发动政变 揭批查冤狱遍于神州

10月9日下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全委会议结束。这时姜一派秘书通知我到他的住所去一下。姜一招呼我坐下后问：前天我在大会上的发言（主要讲转好弯、扶持新生事物）怎么样？我说：大家都说很好。姜说：好个屁。又问：你看了《人民日报》社论没有？我说：看了啊。姜问：有没有点体会？我回答：北京有可能出了问题。姜问：你有什么根据？我答：社论最后一句说，“谁要搞阴谋诡计，决没有好下场”。姜说：今天散会了，回去说话要按《人民日报》社论说。我问：两位赵书记回来了没有？姜答：回来了，杨得志司令员也回来了，在洪山宾馆，不对外会客，我去见了他们。姜未讲两赵说了些什么，我也不便追问，但根本没有想到江青等被抓捕。

第103节 惊闻华国锋抓王张江姚

1976年10月10日晚大约11点多钟，有人“咚、咚、咚”连连敲打我家窗户，开门只听一个神情激愤的年轻人说：不得了了，北京出了大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被抓起来了。我说：不可能！毛主席才逝世，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谁敢下此毒手？你从哪里听来的马路消息？年轻人说：武汉军区都传开了，军区大院里像炸开了锅，小卖部的酒快卖完了，他们拍手叫好。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确实被抓了，是华国锋下的手。说完转身而去。此后再没有见到这位年轻人，如果他看到我这本书，希望能与我见一面。

我当即骑自行车到省委党校找到在那里学习的胡厚民，宿舍里只有他一个人。胡厚民说：我还没有听到这个情况，但极有可能是真的。你看我这个房间里住四个人，他们三人都是省直机关的，今天晚上同时回去了，就剩我一个人，可能他们回去听传达。我与胡厚民商定：他先到潘洪斌家，我到市委党校找到田学群后一起去潘洪斌家再议。我到市委党校向田学群说明来意，田学群跟我一面走一面说：今晚奇怪，我这个宿舍里四个人，他们三个同时回家了，这三个人都是市直机关的老保，看来有问题。

在潘洪斌家我们四个人作了短暂的议论。我介绍了有人给我送消息的情况后说：事情不用怀疑了，这是右派发动的一场宫廷政变。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年后，蒋介石搞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斯大林1953年逝世，赫鲁晓夫1956年抛出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时隔三年。可毛主席逝世还不到三十天，尸骨未寒啊，华国锋就发动了政变。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就是打倒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是华国锋上台的基石，你华国锋打倒了文化大革命，你那个第一副主席还能站得住吗？可以断定他是短命的，螳螂捕蝉在前，还有黄雀在后等着你呢。田学群说：王洪文、江青、张春桥他们怎么没有一点防备？华国锋这样搞，是对毛主席的背叛。胡厚民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应在毛主席追悼会后立即召开三中全会，右派想搞政变也难得逞，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华国锋突然把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和两个政治局委员抓起来就是反党，实质是右派政变，是背叛毛主席。潘洪斌说：这是反革命右派政变，抓江青就是反毛主席，就是反党反革命。今后怎么办？胡厚民说：少说话，少出门，不接触，作最坏的准备。我补充：要讲话，就照《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调子讲。

这是一次特殊情况下的紧急碰头会，大家一致认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必将彻底否定文革，对造反派必将血腥镇压，我们无力回击，只好各自善处。第二天即11日清早，我又向郭志伟、严常通报了这个消息。1976年11月后我们都先后被捕入狱。1983年我出狱时，郭志伟、田学群已不在人世了。

10月12日得到确实消息，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违纪违宪、叛党窃国的严重事件，是阴谋家、野心家发动的右派政变。

10月7日，即政变后的第二天，冒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并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同日，华国锋召集三省、市领导人去北京参加中央打招呼会，湖北赵辛初、杨得志、赵修应召上京。10月18日华国锋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了16号文件，宣布王、张、江、姚为反党集团。

第104节 华氏对造反派斩草除根

众所周知，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有了文化大革命才有王、张、江、姚，才有热烈响应的亿万群众，才有红卫兵，才有造反派，才有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是一个血肉相连的整体。无论是谁，只要你打击、镇压造反派，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否定毛主席和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1980年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对邓小平说，中国人谈到“四人帮”时却伸出五个手指，示意“四人帮”实际上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五人帮”。

华国锋密谋抓捕王、张、江、姚，深为以党内资产阶级为代表的文革反对派叫好，因为在他们眼里，就是这个“整体”摧毁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斗了走资派，并夺了他们手中的党政财文大权，他们对这个“整体”恨之入骨。而今华国锋办了他们久久想办而没办到的事，他们当然弹冠相庆，当然高呼“拥护英明领袖华主席”。

10月10日，华氏中央成立了审查王、张、江、姚反党罪行专案组，并在全国展开了“清查与‘四人帮’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运动。

华国锋说：“对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要一查到底，决不能留有死角和漏洞，决不能有丝毫的心慈手软，决不能留下隐患。”（引自河南省委组织部原副部长郜国荣等2006年5月20日致中共中央的《关于河南省在“两案”清查中出现的冤假错案情况的报告》）

叶剑英说：对这些造反派，必须除恶务尽，在地球上消灭。（1977年6月长办专案组的王玉成和罗光宇亲口对顾建棠所说）

聂荣臻说：造反派就是闹事派，要把这些闹事派斩草除根。（原《武汉晚报》总编辑邓国栋从中央文件汇编中看到）

陈云说：要他们断子绝孙。（张建成、柳英发回忆）

李先念在视察武汉钢铁公司时问：你们这里有个叫周岳来的造反派吗？这个人干了很多坏事。武钢领导说：已抓起来了。李先念很高兴地说：抓得好，抓得好，抓得好。（1981《武钢文艺》）

媒体应声造势。“如果你检索一下自1976年10月到1983年的《人民日报》，便会发现竟有260篇把‘造反派’作为文革最大的罪孽来批判的社论和理论文章。至于把‘造反’作为一个罪恶的公共贬义词的文章，共有1229篇之多！换句话说，在中共的中央党报上，每天便至少有一篇丑化造反派的文章，更遑论数以千计的地方性的官方报刊、电视电影里对造反派描述的简单化和脸谱化了。”（宋永毅《造反派和“三种人”——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历史课题》）

“揭批查”运动迅即掀起，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又成了镇压对象。这是继“刘邓资反路线”、“二月逆流”、“两清”和邓小平“全面整顿”之后的第五次打击，其残忍性、毁灭性，较前四次有过之无不及，因为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已经毫无顾忌。

第105节 揭批查万千干群陷绝境

10月12日，武汉街头开始出现“坚决拥护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一类大标语，署名“工农兵”，这个“工农兵”是已垮台的百万雄师的变种。百万雄师的中坚分子七二〇后从未停止活动，此时更是毫无顾忌地在武汉三镇大肆抓捕、绑架、游斗、毒打造反派。

10月14日，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赵辛初在广播讲话中说：据我们了解，湖北的造反派与四人帮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在政治思想方面受的影响可能要比我们大些。赵辛初说了符合事实的老实话，但却受到了来自上下的严重压力。

11月8日，省委决定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进“五不准”学习班。11月9日，赵辛初在省直机关声讨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行大会上讲话，宣布他10月14日的讲话“有缺点错误”。（附录十八）11月11日，省委又决定董明会、谢望春、李想玉、沈复礼进“五不准”学习班。

11月19日至24日，省委赵辛初、赵修、姜一、王克文、韩宁夫和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副政委张玉华奉命上京汇报。李先念听取汇报后讲：很明显，湖北的问题，根子在“四人帮”。现在打倒了“四人帮”，湖北的问题明朗了，好解决了。……集中火力大揭大批“四人帮”，在湖北联系实际，可以揭发批判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这三个人。你们湖北省委要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打人民战争，不要小手小脚。“四人帮”祸国殃民，罪行累累，中央己发了16号文件，还要陆续公布他们的罪行材料。他们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如果这伙人上了台，我们的党就要变修，国家就要变色，人民就要遭殃。在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各级领导干部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站在运动的前列，带头学习，带头揭发，带头批判，带领广大群众掀起大学习、大批判的新高潮。要抓住“四人帮”极右实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武器，把他们各种画皮统统剥下来，彻底戳穿这帮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极右派的反革命面目。……这次中央请杨得志、张玉华同志来京参加会议，是希望驻武汉部队广大指战员，把支持地方的工作搞得更好，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发展湖北大好形势。杨得志、张玉华同志表示，要继续大力支持省委，大力支持地方，这很好。张玉华同志是湖北省委书记，前一段回去抓部队工作了，现在省委的同志希望他回省委工作，这个建议也很好。（据当时从省委机关流传出来的记录稿，郑军提供）

赵辛初等赴京汇报期间，省委第三次决定进“五不准”学习班的人员，有龙铭鑫、高玉泽、谢华之、方保林、王屏、邓金福、郑军、魏绳武、徐筱芳、田学群、林子忠、潘洪斌、傅廉、赵文成、薛存元、曹承义等六十名省、市和企事业单位革委会成员。

经李先念点名，张玉华于1976年11月底重回省委当书记，专事“揭批查”，架空了赵辛初对运动的领导。但张玉华还不敢将在曾思玉主政时期他一手打成五一六、北决扬的六十多万造反派，再次全部打成与四人帮有牵连的反革命，因为曾思玉承认过“湖北清查北决扬、五一六，搞了几十万，这个事情搞错了”，张玉华知道赵辛初知道，他还是有顾忌的。

华国锋阴谋政变后，陈丕显出任云南省委书记，他与原省委书记赵健民联手，依靠文革中以赵健民为首的“云南省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后改称“摧毁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造反兵团”，简称“摧资兵团”——云南的当权派变成了“造反派”），以满腔的仇恨向真正的造反派反攻倒算，把150多万人打成四人帮的帮体系，5万多人坐牢，15万人受处分。（据2013年7月22日《云南揭批查幸存者赴京上访情况通报》）

1977年7月，陈丕显从云南调任湖北省委第二书记、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俞文斌曾当面对我说，陈丕显一到武汉，会见的第一个人就是他，还要他当省总工会副主席，俞文斌接受一位知名人士的意见没有同意。陈丕显在省、市领导干部会上说：造反派没有一个好东西。多年后王克文的秘书高国华告诉李洪荣，王克文当场顶了陈丕显：陈书记的说法太绝对了，比如武汉锅炉厂李洪荣的情况我就比较清楚，他是老劳模、党员，人品很不错的。（参看田力为2006年8月采访李洪荣的记录）

陈丕显随即全面改组省、市委。1977年7月，赵修调任武钢党委第二书记，不久调往吉林。8月，姜一调任陕西省委书记，王克文调任山西省委书记，韩宁夫留下当了陈丕显的打手。至此，名为第一把手的赵辛初已被彻底架空。接着陈丕显升任省委一书记，至此，“两赵一王”的省、市委成为历史。

陈丕显上任后，在全省刮起了“揭批查”的狂风暴雨。当年担任全省“两清”领导小组组长的武汉军区副政委、省委书记张玉华，出任全省“揭批查”专案核心领导小组组长。他接手后，全数恢复1973年11月明撤暗留的各级两清专案组，名称由“两清”换成“揭批查”，把成千上万的造反派关进“五不准”学习班或单独隔离，罪名由“北决扬”、“五一六”换成“四人帮帮派体系”。关押最长的达十三年，最短的三年；被关押年龄最高的七十多岁，最小只有十二岁（长办张贤良的大儿子）。审查中任意挂牌游斗，拳脚相加，疯狂逼供，致使被审查者有的含恨自杀，有的毒打致残，有的逼迫致疯，比如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吴焱金，被逼跳楼，腰椎断裂，大小便失禁，瘫痪难起，正在住院治疗，被警察戴上手铐押解入狱，残忍至极。

张玉华曾在湖北文革“两清”中一手将六十多万造反派打成“五一六”，在“揭批查”中，还是这位武汉军区副政委、重回省委任书记的张玉华，翻手把这批假“五一六”、假“北决扬”又打成“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代理人、追随者、阴谋分子、黑手、骨干、爪牙和“三种人”，并予以逮捕坐牢、判刑（最高20年、最低4年）、劳教、三开（开除党籍、公职、团籍）、留党察看、留厂察看、降级、降职、撤职、免职等各种处罚，制造了又一起群体大冤案。湖北造反派被栽赃为参加“五一六”阴谋集团、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双料反革命，两者相加，蒙冤受害者起码有130万人次（一个蒙冤的造反派至少被两次打成反革命）。

第106节 从被隔离审查到被逮捕

10月12日以后，我耳闻目睹了党内走资派操纵指挥百万雄师的变种“工农兵”大肆抓捕、绑架、游斗、毒打、关押革命造反派，如武汉钢铁公司工人、中央委员、武汉市委书记董明会，武汉锅炉厂枝术员、市革委会常委沈复礼，被“工农兵”抓去游斗；国棉一厂工人、省革委会常委、国棉一厂革委会副主任王屏，被厂原百万雄师抓捕后打得死去活来；湖北省航运局工人出身的科长、省交通厅航运局革委会副主任傅廉，被交通厅原百万雄师头头抓捕关押。白色恐怖笼罩江城。我不能再呆下去了，为了免受原百万雄师的残害，决定借机逃亡。1976年10月25日，我带上省委为我赴沪治病致上海市委的介绍信，乘船离汉。我没有到上海市委转介绍信，直接到中山医院看病。经检查，确诊为中心性视网膜炎。当时激光治疗还在试验阶段，尚未临床应用，所以未做手术。我随即回海门老家，怕父母担忧，只讲来上海看病，对大哥和三弟讲是回来躲避百万雄师的抓捕，待形势平静一点后返汉。

长办党委的丁福五等神气起来了，11月上旬派人到我家抓我扑空，随即抄了我的家。11月底，长办党委致函海门县委，要求协助把我遣回，县委未作答复。12月上旬，长办党委派专案人员王世侨、杨钟岳到海门县委联系，无果而返。海门县委一再不理长办的要求，原因有二，一是我在海门的老同事都了解我，而且有好多同志处于领导岗位；二是我三弟和弟媳为在建的海门棉纺厂发挥着关键作用。12月下旬，湖北省委行文商请江苏省委责令海门县委交人，县委通知我三弟顾敬贤：江苏省委下令要我们交人，县委已让长办派人来接，并向省委报告。你叫顾建棠主动与长办联系回汉。按照海门县委的要求，我与长办党委黄友若书记通了长途电话，决定回去。

12月27日，在我老家与长办派去的王世侨、杨钟岳会面，离家去上海。临走时，我娘紧紧拉着我的手哭着说：娘舍不得你呀，心痛啊！这一去啥辰光回来呀！娘晓得你是一心跟着毛主席、共产党的，决不会做坏事的。我娘调转头对王世侨、杨钟岳说：我家顾建棠是好干部，你们不信到县里打听打听。我热泪盈眶，依依惜别，哪知竟成永别，我出狱时双亲已因悲愤过度而亡故。.

27日晚宿上海大厦。28日王世桥对我说：我们乘飞机回武汉。当时乘飞机是有级别的，长办的处长都没有资格，我问：怎么能乘飞机呢？王世桥笑着说：还不是因为你，是党委批的，我们是搭香边（武汉方言：借光）。

28日午后抵汉，被押送到长办东湖疗养院。当晚黄友若、丁福五（党委副书记）、李文光（政治部主任）、崔吉礼（秘书长）前来“验明正身”，但神情各异。黄友若平和坦然：就在这里住下，事情以后再谈。丁福五慢条斯理：好好考虑考虑问题。李文光冷笑点头，崔吉礼板着脸一言不发。

林一山指示由丁福五、张魁元、李文光、崔吉礼组成顾建棠专案领导小组，指定罗光宇、王玉成、李维本、刘哲、王世侨、杨钟岳和船舶队的小关、龙哲臣等具体负责，上面是省“揭批查”专案办公室的谢杰民分管。1977年元月上旬，专案组的罗光宇和王玉成对我讲形势，交待政策：你们帮派中的什么委员呀、副主任呀、书记呀，都进了五不准学习班了，现在都缴械投降了。因为他们作恶太多，群众气愤，把他们游斗示众，我们对你还是很客气的。党的政策你比我们清楚，只有竹筒倒豆子，全面、彻底交代与四人帮的关系，才是出路。

我问：什么叫全面、彻底？罗光宇答话：从你们那个一月夺权到批邓都要交待。我又问：按你这个说法，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算什么？罗光宇回答：你们是跟着四人帮捣乱，破坏文化大革命，我们才是紧跟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你就全面、彻底交代你的问题吧。说罢起身而去。

我没有按他们的要求写交代，只写了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批林批孔和批邓的情况，对他们要求写的与四人帮关系问题一字未写，因我原本就和四人帮没有任何关系。交出去后他们很不满意。

1977年元宵节后的第二天（2月15日），专案组把我从东湖疗养院转到汉口刘家庙水文总站，不几天又把我转到长办大院二食堂楼上一间屋里，窗户全部钉死，用报纸糊住窗玻璃。专案组罗光宇和王玉成向我宣布：经省委批准，对你实行隔离审查。你得老老实实交代你的罪行，丢掉任何幻想，全面彻底交代与四人帮的关系才是出路。

1977年3月16日，在长办职工倶乐部召开了第一次批斗我的职工大会。会后罗光宇、王玉成等要我交代与王海山、李守宪、姜一、钱正英、王（力）关（锋）戚（本禹）、四人帮的关系。日夜轮番穷追。我明确告诉他们：我与王、关、戚没一点关系，与四人帮更无任何牵连。我与王海山、李守宪、姜一、钱正英等人是有联系，可那都是众所周知的，我心中完全有数，你们这样搞，我看白费心机。王玉成三角眼圆睁，指着我的鼻子：你说心中有数，无非想有人保你，这是梦想。告诉你，姜一已经靠边站了，攻击林主任“三重三轻”（重洋轻土、重大轻小、重电轻水）、“挥金如土”的钱正英那个臭婊子也完蛋了。言出王玉成之口，实表林一山之恨。我强压怒火，双目直盯王玉成一言不发。王玉成对着我吼：你桩桩件件罪行都与四人帮有牵连，必须交代清楚。

我说：你们真想听，那我就给你们讲一讲。

1966年12月1日，把林一山弄到水电部，是钱正英部长主持召开的批林大会。

12月3日到9日，我们向省委造反，要求收回11月16日保林信件。13日我们派出由赵枣安带领的赴京控告团，钱正英部长把我们的诉求面呈周恩来总理，总理在21日指示：“湖北省委的信是错误的，长办的同志应当造他们的反。”省委于23日收回了一一一六信件。

1967年6月26日长办联司撤离长办大院，准备动用民兵武器突围，向周总理发报请示可否，总理指示“那个东西不能动”。我们遵照执行。

1967年10月8日，总理在东湖长天楼宴会上同我碰杯时问：林一山现在怎么样？我说在作检讨，总理点头说“好，好”。

1967年12月长办成立革委会，向总理写了报告，总理嘱托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代表国务院，授权武汉军区党委批准。

1968年2月我结合为省革委会常委，是周总理提的名。

1968年3月8日，长办革委会《关于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是由水电部钱正英部长转呈给周总理，并得到支持。

1968年5月，总理批复同意以毛主席1958年3月30日视察长江三峡十周年纪念日作为葛洲坝工程代号“三三〇”的报告。

1968年6月22日，施工总队炸铁路事件我参与调查，是执行周总理的四点指示。

1969年九大期间，毛主席对曾思玉、张体学说：“林一山历史上有没有问题？如没有问题，解放出来当个古董、参谋之类。”周总理同时说林可当个参谋、顾问。

1970年毛主席对葛洲坝工程批示：“赞成兴建此坝”。

1970年2月，总理指示我在林一山请求“解放’的检讨书上签署意见。

1973年9月是周总理指示省委恢复我党的组织生活。

从1966年12月到1973年9月，毛主席和周总理对长办先后讲话、指示、批示十一次，你们不是不知道，王、张、江、姚当时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要是对长办发了话，也是在情理之中，你们敢反对吗？比如林一山到上海治眼病回来后，在职工大会上说：“王（洪文）副主席对我十分关心，他亲自指示医院要尽一切力量。”你们为啥不去“揭批查“一下子呢？除上述事实之外，我顾建棠在文革中没有这种牵连关系。

我可以再告诉你们，在武汉地区的文革中，造反派与四人帮也没有什么直接牵连。1967年七二〇事件，是周总理亲自处理的；1967年8月，是总理邀请武汉造反派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代表上京，签署了“八八纪要”；1967年10月8日，周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谢胡总理访问武汉，促进武汉的大联合、三结合；1967年10月到1968年2月，在周总理关怀、指导、审定下省、市革委会成立；是周总理处理了1969年4、5月间发生的“反复旧”问题；是周总理审定朱鸿霞等的四届人大代表资格；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省、市委允准的“两清”材料外移问题，是周总理发出立即送回的指示；批邓运动中，我参与上报材料，是呈报毛主席和时任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你们说我与四人帮有牵连，从何而来？连影子都没有。

我接着反问：你们能举出所谓我与四人帮有牵连的桩桩件件吗？

他们面面相视，过了一会罗光宇开腔：我们要你交代问题是我们的权利，你交代问题是你不能推托的责任。

1977年3月30日在长办职工俱乐部召开“愤怒声讨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及其黑干将顾建棠大会”。批斗会比较文明，台下有人喊“站起来、站起来”，我就站起来，过了一会儿主持人就会要我坐下。此后的批斗会基本上都是如此。

4月1日，罗光宇、王玉成、李维本和船舶队的小关来到隔离室，王玉成嬉皮笑脸地说：你隐瞒了你与四人帮极为重要的牵连，你老实交待吧。我回答：我没什么隐瞒，也没什么交待的。罗光宇说：我们不是无的放矢，有证据在。老实给你讲，这件事对你来说是生死攸关。你现在不想讲，允许你暂时想一想。

当天下午，看守我的一位老工人偷偷地告诉我：听说明天要把你弄到蒲圻施工总队去批斗。果然，第二天一早，王世侨、杨钟岳将我押送到陆水施工总队接受批斗。我挨了一天批斗后返回隔离室，罗光宇等又来问：怎么样，想起来了没有？我摇摇头。罗光宇说：给你点一点，四人帮中三点水那个女人，你再不该装傻了吧？我问：江青？罗光宇说：对啦，那你就把秘密讲一讲吧。我哈哈大笑：真是天大的笑话。想当年，你们打我五一六的时候说我是反江青的，怎么今天我反倒成了与江青有重要牵连的人了？我与江青无任何牵连。罗光宇说：那我们只好向你摊牌了。你在毛主席逝世后向江青写了劝进信，拥护江青当党中央主席。

这一下我才明白他们所说的“极为重要的牵连”是什么了。我笑着说：根本没有的事。你们能拿出真凭实据，可以枪毙我。王玉成吼叫：你还硬，就是没有这个事你也得死，叶帅说了，对这些造反派，必须除恶务尽，在地球上消灭。我说：你也不要抖狠，坐牢我早有准备，杀头还轮不到我。什么劝进江青，绝对没有的事，你们枉费心机。

任凭专案人员再怎么软哄硬吓，我闭目养神。随后又将我押送到丹江批斗，回汉后，罗光宇、王玉成又来不断追问，我还是一言不发。11月冒着大雪，乘长航“东方红”轮二等舱将我押送沙市、宜昌等地进行批斗。

奇怪的是，1977年8月后专案人员再也不提我劝进江青的事了。直到1983年1月出狱后，才知道向江青写劝进信的是百万雄师长办分站的芦方甫。他是林一山的铁杆保皇派，也是我的专案人员的亲密伙伴。那些“动力”们再也没声息了，只好打掉门牙往肚里咽。他们在“揭批查”中搞了许多冤假错案，就是在这样的逼供下造成的。

隔离期间，专案组指派船舶队的龙哲臣和一位老船工（名字忘记了）看守我。开始时对我态度较严厉，后来渐渐变和气，特别是那位老船工，不但安慰我，见我偏头痛发作还给我按摩。我的偏头痛几乎三两天发一次，只要是他当班，必给我按摩。每次批斗我之前，他总悄悄地送来消息，还对我说要想开些。在逮捕我的前一天，他告诉我：明天要开大会逮捕你，你一不要怕，二不要熊。他还把糊在窗户上的报纸抠个洞，叫我向外看，果然大院里拉起了“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顾建棠”等横幅。我含着泪水问：老师傅，你为啥这样关心我？他说：我知道你是好人。

第107节 看守所囚禁中见闻点滴

1978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两周年。林一山选定这天逮捕我是别有用心的。如果我是个“反周分子”，或是周总理痛恨的人，以抓捕我来祭总理亡灵，无可非议。但林一山明明知道，是周总理支持我们造省委的反，是周总理提名我进省革委会任常委，是周总理指示林一山的书面检查必须经顾建棠同志阅看并签署意见，是周总理关注并指示省委恢复我的组织生活等等，而选定总理逝世纪念日来逮捕我，是不是以此影射“你周恩来赏识抬爱的顾建棠是个反革命”？这实质上是在蓄意羞辱周总理。

上午9点钟的样子，我被押到长办大院毛主席塑像前的台阶上，只见台上坐着武汉军区副参谋长、省革委会常委王步青和丁福五、李文光等，却不见黄友若。李文光宣布我的“罪行”，王步青代表省委宣布撤销我一切职务，丁福五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和公职，公安人员宣布逮捕我。我被戴上手铐，押上吉普车，直驶宝丰路第一看守所，至此我进入“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的“两案审理阶段”。在关押期间，耳闻目睹了好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情。

一进看守所先要搜身，手表、钢笔、钱包、裤带等都被收去保管，姓名被阿拉伯数字取代，有事先喊“报告”，穿制服的人都要叫“干部”，牢房叫“号子”，吃饭的筷子一律插在号子门外的筷筒里。早上6点起床，7点早餐，8点干活（糊火柴盒），12点至14点午睡，14点至18点干活，晚上还要干两小时活。睡觉时一律脑袋向着号子门，不准蒙着头。不干活时一律面向号子门坐着，不准讲话。王所长规定每周放风一次。

看守所的管教干部讲，这个第一看守所是武汉市最好的看守所，监号里有抽水蹲厕。我的预审员贾辉讲，这里是关押国民党将军和共产党犯错误的高干的地方。文革中王盛荣、孟夫唐（湖北省副省长、支持造反派）、李守宪等都在这里关过。七二〇后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等也关在这里，关了几年都走了，现在你们造反派来了。

我跨进看守所，第一个看到我并喊我的是严常。当时看守所已人满为患，我被关在二楼一间规定住4人的牢房，现在住了7个人，都是造反派。管教干部怕我们串供，经常调号子，调来调去原来不认识的也认识了。我先后与国棉六厂余桂林、武汉重型机床厂戴新江、市法院罗思栋（政法尖兵头头）、六机部汉口办事处副主任唐晓风等同号子。我还见到严常、林子忠、李想玉、沈复礼、曹承义、胡秀娟、傅廉、余明生、吴焱金等同案人。

头一天我见牢饭又脏又有刺鼻异味，没有吃给了别人。第二天实在饿得吃不消了，为了活命，还是直着喉咙吃。牢饭一日三餐九两米，米是不洗的，用圆形铝碗蒸饭，打在饭面上的菜是盐水煮的萝卜、白菜、包菜叶。1978年8月间整整吃了三十多天的臭腌菜，许多人大便都拉不出来。要是吃上老豆角或老菜薹，那就是打牙祭了。牢饭是吃不饱的，市福利院的一个三十来岁的司机和我同一号子，他个子大，实在饿得慌，就偷吃糊火柴盒的浆糊。他每次吃的时候问我：你办不办？我摇摇头：不办。他说；你不办，我就办了。后来管教干部发现偷吃浆糊的还不少，就在浆糊里加柴油，那个司机不管这些，还是吃，结果吃得脸发肿眼发绿。经大家劝说并省点饭给他吃，他才停吃浆糊。

1979年，调来了一个指导员叫余华山，还调来一个姓孟的所长。有一天孟所长找我谈心，问了我的情况后说：你还是个老同志，应该知道，运动嘛，过些时还不是回单位去。交谈中孟所长也说了他的坎坷，他是解放武汉时第一批进城的解放军，是这个看守所的第一任所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郊区东西湖乡办工厂当工人。他被打成右派时，现在市公安局七处的胡麻子胡处长还是个拿着牢房钥匙的小管教。这个小胡在打他右派时出了力，爬到了处长的位子。不久前老孟平了反，回所恢复原职。

我乘此机会向孟所长反映：煮饭的米要洗；我们都吃不饱饿得很，能否想些办法多搞些瓜菜代；希望把一周放一次风改为每天放一次风。其他人也反映饿肚子的事，后来这些问题都先后得到改善，特别是解决了大家饿肚子问题。孟所长和余指导员在做火柴盒的羁押人员中开展超指标有奖活动，每人每天的定额是1000个，超额有奖。一个月下来，我能得两斤饼干，武重厂的戴新江可得到4斤，有时还分得苹果。在当时饥饿难耐的情况下，确实是一项善举。

1979年初夏，我被调到一个大号子，见到热水器厂的芦小明和国棉六厂的余桂林。我被安排与一位年约七旬、须发斑白的老者并肩而坐，并头而睡。此人整天不与人说话，做火柴盒时只见他嘴唇抖动听不到声音，后来他说是在默念《圣经》。有一天我用新毛巾洗脸后晾在窗户的挡板（为了阻止犯人看窗外，用木板钉死窗子的三分之二）上，他瞄着毛巾上的英文Goodmorning念出声。我听到后好奇地问：老先生会英文？他微笑着点了点头。同号子的人说，这是他第一次有这样的表情。从此，我与他开始断断续续地简短交谈，时间一长，他对我的戒心似在渐渐消散，信任感有所增强。

有一天，他低声问我：你是哪个单位的？文革中犯了么事？我如实相告。从他的神情上看，似乎是在告诉我，他的人格得到了尊重。此后他也陆陆续续讲了他的身世。他是东西湖柏泉人，幼年父母双亡，7岁讨饭到汉口，流浪街头，被天主教孤儿院收养，从小学读到南京金陵神学院毕业。以后又到荷兰进修，还到梵蒂冈见过教皇。解放前任汉口教区辅理主教，1954年受武昌教区花园山总堂“圣母军”事件和上海教区龚品梅事件的影响，被判刑劳改。因他懂拉丁文、法文和英文等，刑释后省公安厅留他当翻译，他担心犯错没有答应。我问为何，他说外文译成中文，其意可有多种，稍有不慎，容易被人误解，招来横祸，就到汉口新生塑料厂当门卫。华国锋政变后的1977年春节，十几个门徒给他拜年，闲谈中门徒们问他对形势的看法，他说：华国锋的行为是反毛，必将向西方转，否则他没得出路，我们也有可能转运。这句话不知哪位门徒传出去，他就进来了。我问他尊姓大名，他说不敢，敝姓刘。直到他临释放时才告诉我他叫刘和德。

我问他能不能教我英语，他作了肯定的回答，但说：没有课本怎么教？我说：你先口头教，从字母教起，我想法搞课本来。他教我学由此开始。恰巧有个管教叫舒明宽，他的大儿子患小儿麻痹症，想去协和医院骨科治疗，没得门路找专家。不知谁给舒管教提供的信息，他找到我帮忙，我二话不说，写条子给我爱人梁丹心。经大教授朱通伯诊治，效果很好。舒管教很感激，主动问我有什么事要他帮忙，我就请他带信要英语课本。监所规定不准带进课本，但英语字典可准许，不久，舒管教送来了一本1978年出版的《英汉小词典》，我如获至宝。刘老先生很高兴指着《英汉小词典》说：我们现在可以从音标起步，同时教单词。学外语一定要做到“三会”，即会说、会听、会写，要说得清，听得准，写得好。

糊火柴盒时他低声教我单词，休息时教我认音标。我先是在晚饭后用刷浆糊的小毛刷蘸上水在墙壁上写单词，后来把牙膏皮卷成条状当笔，在废纸片上写字。我自创了一种学习方法，如学“人”这个单词，就把人身上的各部分——头、发、须、脸、耳、嘴、舌、皮肤、眼、手、脚等联在一起学。我把它叫做“连串法”。经九个月学习，到我出狱时能够阅读短文了。

有时，刘老先生和我们也谈些学英语以外的话。比如谈到造反派受镇压打击时，他说：你们不是真正的造反派，毛泽东、孙中山才是真正的造反派。他们在没有权势人物保护的情况下起来造反，随时可能掉脑袋；你们是在毛主席的保护下造反的。毛主席上了天堂，你们就无回天之力，只好到这儿报到，就倒霉了。

我问他对毛主席的看法，他毫不迟疑地说：他是个伟人。我不赞同毛主席的阶级斗争，但他让中华民族真正地站立起来了，孙中山没有做到，毛泽东做到了。这位汉口教区辅理主教，在意识形态方面与毛主席、共产党是对立的，他能对毛主席如此评说，不失其良心和良知。

1980年后，关在第一看守所的造反派被判刑的、免予起诉的都走了，进来不少惯偷、抢劫犯、杀人犯，有些是二进宫、三进宫的，我得以看到这个小天地中的另一种黑暗。

牢霸，就是号子里的黑老大，通常是二进宫、三进宫的老油条，拉拢几个人，自封“座山雕”，要其他人称他“三爷”。新进来的人必须口称“三爷”向他跪拜，送上自己最好的袜子、毛巾等，第一顿饭全部、第二顿饭划一半叫“月亮弯”、第三顿划四分之一叫“黑三角”，贡奉“座山雕”。号子里的人都得由他摆布，为他端水洗脸、擦身、洗衣服，稍有怠慢，他的打手就拳脚相加。牢霸所为，所领导和管教都了解，默认其存在，而且利用其控管囚犯。但是一旦牢霸不听管教使唤，就会遭到严惩。

管教和牢霸对不守号规或不听指使者，轻者罚站，重者施以各种私刑，有“打对角”（四个打手站在四方，将人打到对面再打过来）、“三点一面”（鼻子和两个膝盖紧贴墙面，下蹲时也不得离开墙面，离开就打）、“骑摩托”（像骑摩托车那样下蹲，管教模仿摩托发声，发一声犯人必须抖一抖，连续发声得连续抖，昏倒为止）。最重者“进零号”，即戴上手铐关进黑湿狭小的洞里，吴焱金就进过零号。

第108节 从保外就医到收监判刑

我在第一看守所被关押6年零27天，其间有1年保外就医。

1978年到1981年底，市公安局七处的贾辉是我的预审员，对我从未恶语辱骂。头一年预审次数较多，估计有三十多次，涉及文革全过程，包括揭批林一山、长办一·二四夺权、反二月逆流、为工总翻案、揪陈再道、组团赴京上告、刘贺春跳楼自杀、六二二炸铁路、揪变色龙、反复旧直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反攻倒算，而我的供词从头到尾没变过。1979年以后很少提审，我预感即将判刑。

1979年夏天，芦小明被判，不久国棉六厂余桂林释放。1980年国庆节前，那位辅理主教刘先生对我说：我快要到岸了，现在告诉你，我叫刘和德。他又说；你也快了，你的船还在青山，我的船已靠武汉关码头。果然国庆节那天下午，管教打开号门指着他说：姓刘的，把东西拿上走。

1981年12月15日，看守所余华山指导员找我说：你赶快写个保外就医的报告。我问为什么，余指导员说：上面有精神。二十年后我才知道，所谓“精神”，就是1981年12月6日至22日，中央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认定，对顾建棠作其他组织处理，当时湖北省委是在贯彻这次会议精神。

我写了保外就医申请书。1982年1月15日，余华山指导员笑眯眯地把我从号子叫出，带我到市公安局七处二楼贾辉的办公室。

贾辉说：你的保外就医批准了，回去后保证随传随到，不要串联，少发牢骚，这里的情况不要对外讲。我说：保外就医还有这个不准那个不行，我不搞了。你们关了我四年也不给我一个结论，回家了有人来看我，我要不要讲话？一讲话难免发牢骚，因为我们是被冤枉的。上街碰到熟人讲两句话，叫不叫串联？还有我回去吃饭怎么办？贾辉说：我是按规定办事，总的精神是要你注意政治影响。余华山说：生活费问题，我们已和长办联系了，由原单位给。你回号子把东西清好再来这里。

我拿着衣被返回贾辉的办公室时，我爱人梁丹心正在等着我。贾辉送我出门时对我说；保外就医是一种形式，你的问题也就差不多了。

1982年春节后，长办政治部主任李文光派规划处吴泽宗来我家传口信：“好好休息，注意身体，生活费过几天解决。”前八个字是官话，后八个字从未兑现，全是谎言。就是因为这后八个字，协和医院取消了我爱人每月5元的困难补助。我保外就医前，医院领导见梁丹心一人供养三个孩子和老父亲，每月工资只有43元，于是给予困难补助。我保外就医回家后，医院方面听说长办给了我生活费，就停发了困难补助。这一下由保外就医前的48元养五口人，变为43元养六口人。长办之所为，不取决于李文光和丁福五，是林一山听了他们汇报后决定的。

1983年1月6日上午，看守所余华山指导员到我家说：老顾，你跟我们回所。我问：为什么？余华山答：给你做个结论。我问：做结论为什么要回所？不回所难道不能做结论吗？你不如实回答，你就拿枪把我崩了，我也不跟你走。余华山只好告诉我：要对你作刑事处理，不过保证你回来过春节。我立即跟他上车去看守所。

看守所给我安置大号子，还特地把市三医院的一个医生和一个惯偷与我关在一起，让医生给我看病，小偷给我洗衣服。伙食也不错，有鸡蛋肉丝面、馒头、米饭，几乎顿顿有荤菜。

1月17日，副指导员俞少平找我个别谈话。他开门见山：上面要求我们在春节前把你的案子了结，就是要判你的刑。你有什么要求，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帮忙。我说：我无罪，凭什么判我的刑？我不怕，我要据理力争。俞少平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应该懂得，你是个老党员，党要你去死，你就得去死。现在党要判你的刑，你就得承受，这就叫政治需要。我还可以告诉你，你的刑期是关押多长就判多长，你已被关押6年，这就你的刑期。宣判之时，就是你刑满释放之日。判刑后党员当不成了，你的官也没得了，但回原单位工资照发。这是邓小平讲的。他最后说：过两天，检察院还有法院会有人来找你的。

1月18日，在预审室，检察院的两个人向我送交《起诉书》，我正要翻看，他们要我回号子再看，先谈谈想法。我明确表示：文化大革命是谁发动领导的？是毛主席、共产党，不是国民党、蒋匪帮。我在文革中是犯有不符合毛主席指示的错误，请问我贪污盗窃了吗？杀人放火了吗？出卖国家情报了吗？投敌叛变了吗？因为我举手高喊过“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就要起诉我，请问你们喊过没有？其中一位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奉命而来，按规定办事。

1月19日，武汉市中级法院的丁锋送给我《开庭通知书》，并问我有什么要求。我问：能不能请律师？丁锋：可以。我问：要不要钱？丁锋：要的，但你请不要钱。我说：那我请两个律师。

接着我提了以下要求：出庭时不带铐子，囚车不鸣笛，要有医生相随，我无罪所以不脱帽，我陈述时不得阻拦。丁锋全都答应了。（丁锋为什么全都答应，二十年后我才搞清楚。）同时又打了个招呼：希望你在庭审陈述时不要太那个了，按武汉话说叫“来得去得”。

1月20日来了两个律师，他们问：你要我们为你辩护什么？我说：两点。一是我无罪，不是反革命；二是具体事件的申辩。

律师也很坦率：第一个问题你自己辩，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承担。我问为什么，律师说：我们是奉命而为，否则我们还当得成律师吗？你的事天知地知人人皆知，说句实在话，文革中是毛主席保护了你们，毛主席上天了，谁来保护你们呀？

1月23日上午，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检察官起诉，法庭调查，律师辩护，过场走完后，法官问我有什么话要讲的，我想了一下：这是政治需要，再有理也没用，但在宣判前要表明我的态度。我说：我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共产党的号召投入文化大革命，我与林彪、江青毫无关系，因而是无罪的，是你们把所谓“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罪名，强加在我的头上。

休庭后开庭，宣判我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我当即质问：原来说好的判六年，怎么现在变成了七年呢？一个法官解释：原定是六年，后来发现你实际羁押六年零二十七天，如果按原定六年判，那等于法院欠了你二十七天，这不行唦，因此改判七年。但还是按刑满释放，明天你就可以回去。第二天，1983年1月30日，我爱人梁丹心和三女儿到看守所门外接我回家，八年来才得以合家团圆过了个年，尽管很寒酸。

第109节 一人蒙冤株连老少三代

在我饱受迫害的同时，我家老幼三代也蒙受株连数十年。

1978年2月19日，协和医院骨科党支部书记史学章找我爱人梁丹心谈话：你父亲梁瑞河是五类分子，在这里没人监管，必须马上回广州。梁丹心哀求：我父亲七十多岁了，身体不好，又没有生活来源，他就靠我这个女儿，叫他回广东，怎么活呀。请求领导能让他在这里监管改造。史书记说：不行，这是规定，明天就得离开。

梁丹心只得服从。送老人走得给生活费，不然老人家回广州会饿死。当时我已被逮捕，梁丹心每月工资只有四十三元，要是给了父亲，三个女儿就一个月没得饭吃。梁丹心硬着头皮向医院工会哀求，工会开恩暂借了五十元。在沈文清　帮助下，元宵节前一天把老人送上了火车。3月中旬医院发工资，梁丹心分文全无，一问，原来是工会全数扣还，还欠七元钱。眼看就要全家饿肚子了，梁丹心向工会再三恳求：每月扣五元分十个月扣清。工会看梁丹心实在太可怜了，才勉强同意。这十个月中，每月收入只有三十八元，全家四口人赖以艰难度日。

岳父梁瑞河，祖籍广东开平。青年时期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参加过抗日战争。因反对内战，1945年底辞去广州沙面区副区长职务当小学教员，并参加民主同盟。1955年春在路上偶遇任副区长时一个姓梅的同事，两人一起喝早茶，此后再没见面。不久梁瑞河突然被捕，说此人是特务，交代与梁瑞河喝过一次早茶，因此把梁瑞河当作同案犯逮捕。捕后一次未审，1955年10月判刑六年，押解黑龙江劳改，1961年释放，监督改造。1985年6月向广州市中级法院申诉，同年11月广州市中级法院撤消原判予以平反，回原来所在学校恢复原级别待遇，办理退休。与此案相关的十几人同时平反。

我的双亲远在千里之外的江苏海门，同样深受株连。1976年12月27日母亲含泪目送我离家返汉时，已是七十一岁的人了。此后，我父母为我担惊受怕，忧郁终日。1977年下半年开始，父亲和大哥顾敬之、三弟顾敬贤受我株连，先后被关进五不准学习班。受此打击，加上我被捕后不知下落，我母亲日夜焦急，不吃饭，不睡觉，终日哭泣，乃至一病不起。病危时，我母亲要家人以全家名义向长办党委发电报，请求让顾建棠回来见最后一面。长办置之不理，在绝望中我老母亲于1981年10月16日悲愤西归。

我的父亲病魔緾身，又为我日夜担心，本已被折磨得神魂颠倒，加之痛失老伴，风烛残年病弱之躯，难当接二连三的残酷打击，1983年2月15日八十老父抱恨含冤离开人间。

我大哥是小学教师，1977年7月突然被关进学习班，要他交代窝藏四人帮黑干将顾建棠的情况，审查了一年多。我大嫂杨慕蓝十四岁入党，是四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担任小学校长二十多年，时任县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深受当地小教界师生的尊敬。受我的牵连，海门县委在一段时期内不让她主持学校党支部工作。

我三弟顾敬贤、弟媳应芸春都是中共党员，六十年代毕业于华东纺织工学院。1963年9月，中纺部点名将两人从华东纺织工学院调入中纺部科技情报研究所，1968年为支援三线建设，在中纺部政治部主任齐绛军带领下，来到湖北襄阳陈家湖兴建亚洲最大的帘子布生产基地——湖北化纤厂。工厂正式投产时，出任棉粕车间主任、党总支书记。1976年9月初调回老家海门县，参与创建海门有史以来最大的纺织企业——海门棉纺厂。

1977年春夏之交，突然宣布我三弟进学习班审查，当年底升级为“五不准”，1978年1月8日我被捕后，又升级为“隔离”，在县直机关公开批斗，说“抓到了一个进口的四人帮大家伙”，并上报要求批捕。正逢胡耀邦纠正扩大化，才得以幸免。但审查继续，由“隔离”转为下放金工车间监督劳动。1983年1月我已刑满释放，我三弟却仍在监督劳动。

1984年，时任江苏省长的顾秀莲　到海门县考察，在海门棉纺厂细纱车间碰见我弟媳应芸春，顾秀莲问：小应，你怎么在这儿？应芸春说：1976年我们从湖北化纤厂调来。顾秀莲又问：那顾敬贤呢？我弟媳回答：在金工车间劳动。顾秀莲要应芸春带她去看望我三弟，应芸春委婉地说：我现在班上。顾秀莲会意，随即要陪同的县委领导一起前去。顾秀莲看见顾敬贤，伸手来握，顾敬贤摆着满是油污的双手，连说“太脏！太脏！”顾秀莲当即要我三弟跟她上车。到县委招待所后，顾秀莲当面问县委领导：顾敬贤同志到底有什么问题？审查完了没有？县委领导说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顾秀莲说：文化大革命时，顾敬贤和我都在中纺部，而且在情报所同一个办公室。我了解顾敬贤，没什么问题。我现在要问县委领导，你们安排不安排他工作？如不想要他，我明天就把顾敬贤带走，在省里安排。县委领导当即表态：我们一定马上安排，一定马上安排。第二天县委宣布撤销对顾敬贤的审查，并任命为海门棉纺厂副总工程师，同时任命应芸春为前纺车间主任。七个年头的审查总算有了个说法。要是顾秀莲不来考察，我三弟何时解脱只有天知道了。

我爱人梁丹心是广州人，1955年7月护校毕业后分配到武汉协和医院骨科病房。她工作一贯积极肯干，认真负责，有口皆碑，却因我受到严重株连。她很不愿回想当年，每当忆及当年惨景，便心痛不已，泪流难止。为帮助我完成本书，她才诉说了我从未听到过的生死悲情。

1976年12月我被“五不准”后，长办每月13日把我的工资送给梁丹心。可1977年3月反常，23日仍不见工资送来，梁丹心24日下午冒着狂风大雪去长办拿我的工资，正碰上长办召开职工大会，梁丹心就坐在后排静候。大会宣布休息，梁丹心找到时任长办党委书记的赵奔荆。赵问：你来这里干什么？梁说：来领顾建棠这个月的工资。赵说：不是已发给了吗？梁说：没有。要是给了，还冒着大风顶着大雪来找你，我疯啦？这时站在赵奔荆身边的人问：你是谁？梁回答：我是老梁。这个人误听为“我是老娘”，就瞪着眼喊：你还敢称老娘？打死你！说着上来几个男人又推又打，梁丹心大喊：打人啦！救命呀！你们看哪，几个大男人打我一个女人呀！这种行径引起在场职工的众怒，他们才住手，但还是把梁丹心扣押不放。他们通知协和医院人事科说：梁丹心冲击会场，还自称“老娘”。要求速来人领回医院处理。

协和医院立马派人把梁丹心押回医院，视为四人帮爪牙破坏“揭批查”的重大事件，立即在骨科、大外科批斗，接着又召开全院批斗梁丹心大会。可怜梁丹心无半点申诉之权，只得低头受辱挨批。此后在骨科三天两头批斗，安排在上班前和下班后批斗，简直成了骨科全体人员的必修课。

1978年1月我被逮捕后，梁丹心急焦万分，一个晚上青丝急成了白发。党支部书记史学章还不断找梁丹心个别谈话，胁迫梁丹心交代“顾建棠和他的同伙在家里策划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情况”，要梁丹心“与顾建棠彻底划清界线，否则死路一条”。梁丹心反复表明：顾建棠干的事情从不给我讲，我也从不打听。现在他是他我是我，已经一刀两断，划清界限。史学章说：这不行，还要继续交代，要站稳阶级立场。那时梁丹心精神极度紧张，一听说史书记找，就两手冰冷，双脚颤抖。在政治、生活和精神的三重压力下，梁丹心面容憔悴，骨瘦如柴，实在是生不如死。梁丹心多次想自杀，望着熟睡的三个女儿禁不住泪似泉涌，想到顾建棠在武汉无亲无故，自己死后孩子无依无靠怎么活呀？只好忍辱负重活下来。

折磨不断升级，梁丹心生死两难。死，难舍未成年的三个女儿，小三妹还不到六岁，死后孩子要苦死了。活，没完没了的批斗、交代，每天如坐针毡，什么时候是个头呀？思来想去想到了离婚，心想只有离婚，才能和孩子一起活下去。1978年5月上旬，梁丹心到江汉区法院提出与顾建棠离婚的请求，一位女法官劝说不要离婚：要是个个提出离婚的话，对犯错误的人改造不利，对国家也不好。梁丹心向女法官诉说：无休止的批斗会，没完没了的交代，史书记三天两头找谈话要我“彻底划清界限”，可我再怎么划，总是划不清。我要上班还要带孩子，工作稍有差错，就说是阶级报复。我是在水里淹火中烤，实在受不了啊，撑不住了。你要是不让我离婚，我只好去死。女法官同情地说：是这样的话，我受理，但你必须拿顾建棠的判决书来。

梁丹心回医院找到史学章书记说：我决定与顾建棠离婚，现在向你要顾建棠的判决书。江汉区法院说了，有了判决书就受理。史书记说：好，你等着。等了一个星期，不见音信，梁丹心向史书记催要，史书记说你再等几天。后来又多次找史书记：你赶快把顾建棠的判决书给我，你迟迟不给我判决书，我的交代总也交代不完，批斗我总也批斗不完，怎么划也划不清界限，怎么站也站不到你史书记要求的立场。我还要带孩子，还要上班，我受得了吗？求求你把顾建棠的判决书给我吧。只要我一离婚，就说明我彻底划清了界限，彻底站稳了阶级立场。最后一次，史书记想了好一会儿才说：你就再等一等吧。从此以后，史书记再不来找梁丹心了，全院人人皆知的四人帮爪牙梁丹心破坏揭批查的重大事件，就在无声无息中消失了，但株连还在继续。

1978年7月间，骨科门诊一度出现十分混乱的状况，领导决定调梁丹心去骨科门诊当班，同时开展新业务。在同仁的共同努力下，骨科门诊恢复正常，新业务也开展起来了。这个时候有人反映，梁丹心在门诊没有夜班，怪舒服，太便宜了她。领导马上下令把梁丹心调离骨科门诊。此后，白班、中班、夜班都要上，可提职、提级、评先进，项项无缘，就是工资普调也不一视同仁。

1980年3月，梁丹心参加全省护师统考，考取护士师职称，随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取主管护士师职称。全院开展主管护士师提升副主任护士师的评审时，却不把梁丹心报上去。梁丹心追问时，主管此事的负责人轻描淡写地回答：“把你忘了。”怎么全院恰恰就忘了梁丹心一个人呢？梁丹心升副主任护师的权利就这样被永远剥夺了。

我入狱后，三个女儿常被人殴打，不敢上学。医院内放露天电影，我的孩子去看，被别的孩子打骂，梁丹心只好陪女儿去。可那位史学章书记还要教训梁丹心：你倒快活，场场电影都有你。遭受如此欺压歧视，无处诉说，无人诉说。

我被逮捕后，大女儿顾慧敏高考权利被无理剥夺，求学无望。此时全家五口吃饭，仅靠梁丹心一人的微薄工资实在艰难，高中毕业才十几岁的顾慧敏不得不找工作，希望能贴补家用。1978年夏天，协和医院招收临时工，顾慧敏应招录取在妇产科当临时护工。不久社会上招工，她参加考试录取了，可一政审，又被刷下来了。梁丹心携大女儿找到江汉区劳动局理论，劳动局说，只有到国棉二厂当纺纱工。慧敏为减轻母亲负担，打算接受分配。正好刘永熹来家，他劝说梁丹心母女：“国棉二厂在武昌，上班要过江，还有夜班，慧敏个子又小，还没有纺纱机高，你们是往火坑里跳。不要去，等一等再说。”母女俩这才放弃了原先的决定。

后来同济医学院招工，顾慧敏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被录取，但经政审，不能到实验室、图书馆等部门工作，只能当炊事员。无奈之下，梁丹心向协和医院领导求助：我女儿顾慧敏录取后被分配到食堂当炊事员，我家里还有两个小的，没有人照顾，而且当炊事员早上四点就摸黑上班，一个女孩子家，我实在放心不下。请求把顾慧敏分配到妇产科，反正都是当工人，再说她在妇产科病房工作已有一定基础。领导这才同意把顾慧敏分到妇产科当了正式护工。

1980年，医院领导决定在正式护工中通过考试择优保送黄石护校带薪学习，顾慧敏考试成绩在择优保送之列，并已拿到了黄石护校发给的录取通知书，可领导上不让顾慧敏去报到。梁丹心到人事科问个究竟，人事科说：妇产科不同意同时保送两个人，所以顾慧敏不能去。梁丹心反问：如确有这样规定，那也应择优而定。请领导公布妇产科两个人的成绩单，如果顾慧敏的成绩低于另一位，那我无话可说；要是顾慧敏成绩比那一位高，那为什么不让顾慧敏去报到？是不是又因为她爸的事情受影响？请领导考虑。由于梁丹心的抗争，报到期限最后一天的早上，院方才通知顾慧敏去黄石护校报到。如果梁丹心不去抗争，这次顾慧敏去卫校学习的机会就又被他们剥夺了。

顾慧敏从护工、护士到护士师，三十年如一日，一贯工作积极，勤奋负责，功底扎实，业务娴熟，态度又好，深受病人及其家属称颂。她乐于助人，又不妒能嫉贤；她无职无权，但新老同事都尊称她顾老师。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没有取得主管护师呢？原因是有时领导根本不通知你，有时刚下夜班就要你上考场。顾慧敏上了两次当后，认识到这又是在搞株连，发誓宁愿终身不要这主管护师，也决不再受他人愚弄。

第110节 无休止的内控隐形监视

我原以为刑满释放后，等到剥夺政治权利两年期满，就完全恢复自由了。可是事实告诉我什么叫刑满释放，说穿了就是刚出监狱门又入似无还有的监控中，而且无期限地监控至今。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时，我正埋头研究“人造皮肤”，全然不问窗外事。7月上旬，新华街派出所突然通知我参加学习班，交代六四前后的活动，谈对六四事件的认识，批判反革命暴乱等。我不想发言，一位民警点名要我表态，我说：我来之前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我要为活命埋头苦干，哪有闲功夫关心这些。现在听大家说了，我就表个态，听中央的，中央说的我拥护。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北京的追悼大会后，派出所民警找我个别谈话：邓小平同志逝世了，你有什么想法？我说：你找我就为这个？民警点点头。我说：人老了总要上西天的。我给你说实话，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我的肚皮。你们都是知道的，我从牢里出来到今天已经十五年了，可是我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有谁来找过我？你今天找我要是帮助我解决活命问题，我就感谢你。除此以外，我什么想法都没得。

中央决定取缔法轮功，派出所把我请进学习班，一要表态拥护中央决定，二要主动交代参加法轮功的情况，三要填表登记，参加与否都是要登记。我明确表态：我与法轮功没任何关系。他搞活动你要取缔，同我毫无关系。

2003年2月，我根据中央1982年9号文件（附录十九）规定，多次上访省委，提出对文革“两案刑释人员应由原单位安排生活出路”的诉求。2004年4月间，我与李家骥、程贻兴（原工造成员）、刘袓平（原公安联司成员）等一起到省委、省政法委、省人大、省信访办、省劳动厅等处上访。6月22日端午节那天，民警徐少白把我传唤到新华街派出所：今天找你是想给你打个招呼，社会上很复杂，不要跟那些人搞在一起去省委。听说你还是五个代表的头头嘞，我劝你不要搞了。我说：为上访的事你找我，正好我向你汇报汇报。我们这些上访的都是因参加文革判了刑的人，也就是所谓两案刑释人员，按照中央1982年9号文件规定，都得由原单位安排生活出路。可是省委没有执行，致使我们二十多年没有单位，没有分文工资收入，是在死亡线上挣扎。徐同志你说说，我们该不该上访？你说的所谓代表，是因为上访时很多人拥在一起，是接待人员随手指定的。我想你也是奉命办事，今天也是个机会，我把有关材料呈上，请你转给市局或江汉分局领导，帮助落实中央政策，免得我们老去上访。这些材料有中央9号文件、省政法委秘书长谢杰民给我写的证明、省劳动厅为夏邦银等回原单位安排所发公函、我们给俞正声书记的诉求信等。徐少白收了，表示一定上送。

2011年9月15日，湖南省肖茂盛等27位文革老人（其中18名在“揭批查”中被开除出党）在网上发表了《致党中央及全国人民的呼吁书》，要求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政策，解决“揭批查”中的历史问题，他们呼吁各地文革老人和全国人民给予支持。经吴焱金提议，由我执笔写了一篇网文：“诉真情　求生存——武汉地区文革老人支持、响应湖南肖茂盛等同志的《致党中央及全国人民的呼吁书》”，谢望春、杨道远、吴焱金、顾建棠、王屏、郑军、栁英发、魏绳武、谢保安、曹承义、林子忠、傅廉、刘素珍、杜向东、王小青、刘祖清、方景清、彭祖龙、胡秀娟、李江、余明生、朱爱华、徐正全、肖银宝、黄家祥等在上面签名，2011年9月22日发出。

2011年10月下旬的一天，江汉区公安局陈同志在新华街派出所小李同志的陪同下，来到我家。陈问：你们有没有在网上发表支持湖南文革老人的文章？我答：有这回事。陈问：这篇文章是不是你写的？我反问：你怎么知道是我写的？陈答：是吴焱金给我们讲的。我说：是的，没错，是我写的。我想你来找我就是要问个究竟，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文章。我想先请你看一份材料，标题叫“一案三冤”，是我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你看完了就知道我们写支持信的原由了。

陈同志看得很认真，他说：你们被整得那样惨，从未听说过。你这份材料能不能给我，我想代你上送我们领导。我当即深表谢意。

第111节 林一山的倒算不只对我

1976年10月到1984年，在党内走资派向文革全面反攻倒算、对造反派大开杀戒的“揭批查”运动中，林一山把在“两清”中欲除未果、欲杀未成的干部群众，都当作四人帮的代理人、阴谋分子、黑手、骨干、爪牙，再次关进五不准学习班和隔离室严加“揭批查”，其中不少人受到党纪、政纪和刑事处罚。对已调离长办的人员，林一山也不放过，还要以长办党委名义，向已调出人员所在单位发文，说其与四人帮有牵连，应予审查。葛洲坝工程局的黄世忠，珠江水利委员会的邱碧谨，福州的郑成炎，广东省水利厅的许耀雄，山东潍坊的王叔善，江苏常熟的黄炳乾，江苏淮阴的王立柱，武汉弹簧厂的何畏之，长江港务局的王志鹄，长江航运局的郑明义，湖北应城的杨立人，武汉五三农场的谢宜曙，宜昌的赵国兴，湖北省电力厅的宋其波，四川的邓文光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揭批查”。比如何畏之就被关了一年多，不仅在弹簧厂受到批斗，还被拉到长办和他爱人涂盛兰单位批斗，甚至已上报批准择日逮捕，正巧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纠正“揭批查”扩大化的错误，何畏之才得以幸免。

严常、蔡发奋、屠和民、秦公民、刘永熹是林一山欲置死地而后快的重点打击对象。早在“两清”中就把严常等打成了“反革命杀人集团”，要“判一批，杀他一两个”，只因在“批林批孔”中省委向长办发出了鄂发（1974）3号专文，严常等人才获释放。在华国锋发动反革命右派政变后展开的“揭批查”运动中，林一山乘机把严常逮捕判刑，并向蔡发奋等“捅刀子”。1983年12月26日，突然逮捕了蔡发奋、屠和民、秦公民三人，江岸区检察院和江岸区法院完全按照林一山的意志，不顾多年来经多个法医、官方复查组反复认定的刘贺春“跳楼自杀”的结论，硬是把此案伪造成“毒打致死”的假案，于1984年5月10日判处蔡发奋七年、屠和民七年、秦公民四年徒刑。

刘永熹要求长办党委对故意制造的“反革命杀人集团”大冤案作出结论，还蒙冤人清白，坚持数年上访。林一山就把他列入“揭批查”对象，并与四人帮挂钩，开除了刘永熹的公职。

在林一山“看你的刀子从哪里捅下去”的思想指导下，精心策划，栽赃诬陷，酷刑逼供，无中生有，编造案情，大开杀戒，长办一个单位就判刑五人、开除一人。这在中央在汉企事业单位、武汉各大单位和省市直机关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一提林一山反攻倒算、打击报复的四宗特例。

第一例。1972年春，水电部长钱正英在省委书记赵修陪同下，来到长办要看一看三峡模型。当时林一山在二楼会议室开会，钱、赵推门而进时，林一山既不起身，也不打招呼。当赵修说明来意后，林仅派秘书安排引领。林一山所以如此，就是因为1966年12月在北京，钱正英主持了林一山的批斗会。他以此当众羞辱，报往日一箭之仇。

第二例，林一山在麦汝祥背后捅刀子。原驻长办军代表、二炮某师政委麦汝祥，1973年10月回部队。只因在严常学习班刑讯逼供和要置郭志伟、顾建棠于死地问题上发生分歧，林一山利用“揭批查”这个大环境，以长办党委的名义，向麦汝祥所在的确山二炮某师党委发信，状告麦汝祥在长办支派，并包庇四人帮骨干顾建棠、严常等。麦汝祥因此不仅受到严审，而且弄得几乎转业无门。麦汝祥生在广东长在上海，组织上征询他转业何处时，他提出一广州二上海。档案到广州被退回，档案到上海还是退回，原因是档案装有长办发去的文革中“支派”和所谓包庇四人帮骨干的材料。后来他自己写信给时任江苏南通市委书记的老战友，才得以转业到南通市出任市政法委书记，直到离休。

第三例，打击、逼走时任长办党委第二书记黄友若。1975年黄友若奉调出任中共长办党委第二书记，林一山当时在北京治病疗养仍全面负责。1976年初，党中央、毛主席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黄友若遵照党中央和湖北省委的要肯定文化大革命、扶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运动中“要转好弯子”、进行“补台”的指示，安排被林一山长期剥夺工作权的郭志伟、顾建棠上班，并在党委会上提议郭、顾进党委班子。但在北京治病的林一山却遥控其他党委成员反对。为此黄友若与林一山通话交换意见无果，就亲赴北京向林一山面陈，林一山与之无理争吵，黄友若明确表示：要么你回汉工作，要么你好好养病，不要遥控。对此林一山怀恨在心，就利用“揭批查”运动，诬陷黄友若支持四人帮帮派骨干夺权，并组织批判，迫使黄友若手提行李箱只身离开，竟无小车送行。正巧给科学院的彭炎生遇见，彭主动上前接过箱子，叫上三轮车相送。黄友若在临走前公开声明：我还要回来的。果然，1981年底，黄友若以水电部副部长兼长办党委第一书记、长办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身份重返长办。

第四例，“揭批查”中郭志伟又一次挨整，关进“五不准”，限自由、作交代、写检讨、受批判，职务全免，家人受牵连、受歧视，电话被拆除。这位为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赫赫战功的老红军，被折磨得一病不起，忧郁含愤而终。林一山领导下的长办党委不登报发讣告，不向郭志伟当年的首长和战友报丧，致使粟裕大将、万海锋将军、张文璧将军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冲等得不到信息，他们的唁电直到入殓以后才发出。林一山的长办党委把这些唁电压在办公室秘封不宣，郭志伟家属事后好久才知晓。

我作为革命后来人和被领导者，在我的心目中，林一山和郭志伟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有贡献。文化大革命中林一山挨批靠边了三年九个月，其间1967年12月到1968年12月7日是郭志伟主政长办，虽然未能适时解放林一山，那也是形势造成而不是郭志伟一人所为。但他从未故意刁难林一山，相反他多次给我讲，要看护林一山的行政处负责保护好。当他听说长江工大学生把林一山弄到地下室，要我把严常叫到他身边，当面批评了严常，并要他立即放了林一山，送回行政处。而从林一山1970年3月“解放”复出到郭志伟逝世的十一年中，郭志伟就被林一山关在“五不准”中审查了十一年。1972年郭志伟去南京治病，要求开个介绍信，林一山断然拒绝。1976年10月后的“揭批查”中，林一山心更恨，手更辣，郭志伟含悲长逝后连讣告也不发。人们要问，号称共产党员的林一山，你的党性何在？中国人的人性何在？你是毛泽东的共产党员，还是国民党还乡团员？林一山复出后的所作所为，可以借用《红楼梦》里的一句话：“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林一山是有权便猖狂！

第112节 被走资派迫害概况一览

纵观我在文革和后文革时期的全过程，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党内走资派对造反派疯狂报复的画面。

后文革期间，那些精英们反复诬蔑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我认为造成“浩劫”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华国锋的“揭批查”运动以及后来的“两案”审理，它对革命造反派来说，是一场真正的浩劫。

仅就湖北而言，铁的史实证明，走资派们也明明知道，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问题，从七二〇事件，“八八”纪要，组建大联合的“三代会”，成立三结合的省市革委会，确定党的九大、十大代表，解决“反复旧”，以及朱鸿霞当全国人大代表，包括恢复我的党组织生活等等，都是周恩来总理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处理的。我们在文革中除打派仗、争核心，违背了毛主席教导外，全部活动都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指示下进行的。可是华国锋的“揭批查”运动，把与四人帮毫无牵连、并在文革中紧跟毛主席的武汉造反派，全部打成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在政治上一举歼灭。（王、张、江、姚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向他们汇报请示了，有何过错？）接着查你祖宗三代，（长办专案人员到海门查到我1951年曾与赵建玉谈过恋爱，赵的父亲是商人，曾当几个月的保长。他们如获至宝，由张寅东在批斗我的大会上揭发。）查你海外关系，查你经济问题，查你生活问题，实在查不到什么问题，最后也免不了三开（开除党籍、团籍、公职），二察看（留党察看、留厂察看），一教（劳教），一判（判刑），一断（卡脖子不给活命）。总之，他们为了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复辟资本主义，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从下面这张表可以看出走资派在文革和后文革期间制造的造反派的浩劫。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俗话说得多好。这里我只就我遭受迫害的“光阴”即时间，作个统计。走资派把我们生命中无数“寸金难买”的“寸光阴”给断送了。十年文化大革命（1966.6.1—1976.10.6）3801天，后文革时期（1976.10.7—2012.12.30）13223天，两者相加17024天，其间我被“五不准”、下放监控、羁押、判刑、隐形监控15320天，占文革十年、后文革三十六年总天数的90%。15320天相当于42年，2012年底我近82岁，我已有生命的51%被走资派夺走了，而且监控还在继续。

在文革中我协助郭志伟主持长办工作只有493天（1967.8至1968.12.8），占文革十年总天数的13%。扣除省委工作组进驻长办的时间3%，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时间4%，文革十年中80%的时间，我是在无情打击、残酷镇压、“五不准”审查、靠边站、“滚”到边远处之中煎熬，左肱骨被打断，两根肋骨被打裂，右眼失明。文革后被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离休待遇取消。但我义无反顾，无怨无悔，能在毛主席指引下为实践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贡献绵薄，深感无尚荣光。

这张“清单”只反映了我个人受到打击迫害的基本情况。其实，我只是武汉地区成千上万遭受刘邓资反路线、华国锋叛党集团残酷镇压群体中的一个，而且不是最严重的一个，如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杨道远、张立国等同志判刑比我重；吴焱金同志被逼跳楼终身致残，在全身瘫痪、大小便失禁状态下，从病床上逮捕入狱；林子忠家破人亡；田学群同志在审理中身亡；还有杨爱国、汤王莲、武齐华同志被迫跳楼身亡、悬梁自尽；武汉钢铁公司的庞玉来同志被判刑枪毙；戴鹏同志被百万雄师活埋；百万雄师“六二四”攻打工造总司，被打死的有名有姓有单位的就有王明阳、贺志键、朱庆芳、魏东、陈祖忍、胡文斌、徐天山、杜四训、樊安学、廖益福、夏记友、胡崇海、饶有富、普功浩、刘庆安、张海民、白汉卿、曾广大、杨慧斌等28人。（见彭祖龙《六渡桥的黄昏》）

第二十一章 灭顶深渊里何以活命 昂首战寒冬发愤自救

人要生存，吃饭穿衣第一桩，要有饭吃有衣穿，就得有钱，没有钱就无法活，就要你的命。1983年1月22日刑满释放回家时，我老岳父已经平反住在我家，全家六口人吃饭，全靠梁丹心每月四十三元工资，人均每天二角三分八厘。当时我还天真地相信看守所副指导员俞少平对我说的那句话：判刑后党员当不成了，你的官也没得了，但回原单位工资照发。这是邓小平讲的。可是迟迟不见兑现。

这年3月中旬，第一看守所的舒明宽与江汉区检察院一位科长来我家告知：奉市公安局之命，多次到长办联系，要求长办按党的政策接收你并安排工作。长办以各种借口拒绝，因为长办级别高，我们也没有办法。现在建议你做个体摊贩。我说：谢谢，我没得本钱。科长说：我们帮你去贷。我说：做个体贩摊，至少要两个人。我家老的老小的小，没人手。

武汉市公安局尽了责，长办的林一山先以隐形手法将我枉判，继而违抗中央1982年9号文件规定，断我生路，杀人不见血，要置我于死地。

我和许多同志一样，穷不失节，身处逆境，不偷，不抢，不骗。从1978年至今的三十四年中，在我爱妻梁丹心的辛勤操持下，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不欠他人一文钱。

原以为刑满释放意味着自由得恢复，生活有安排，但对我们这些“文革案刑释人员”来说，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刑释不如坐牢，在牢中至少每天九两米有保障，一旦刑满出牢房，分文无着，无粮果腹。我们的“刑满释放”，就是在他们设置的条件下，叫我们自己走向不归路——死亡。我不怕，笑迎满天狂雪，昂首何惧寒霜。

我刑满释放即坠入深渊底谷，若无我爱人梁丹心夫妻情深，必将毙命街头。回家后得到了梁丹心亲姨（在香港打工）和我同胞手足的热心关怀，又蒙梁丹心所在协和医院和我长办的同事、文革中的战友，以及大女儿的小姐妹雪中送炭，还有我小三妹在幼儿园深受阿姨们的多方照料……我们夫妇常嘱咐三个女儿，一定要铭记心间，永志不忘。在此我向关心支助我家的亲朋好友再表谢意。

第113节 我用穷办法对付穷环境

工作权被剥夺了，基本生活出路被切断了，我已是一无单位、二无组织、三无工作、四无收入的社会另册人员。怎么办？路在何方？

一是禁嘴巴。除计划供应的必需生活品外，不买任何东西。每天到菜场捡菜根、瓜皮，碰到三分、五分钱一堆的扒堆菜，就会喜出望外。邻居家一个小姑娘经常看到我家切瓜皮晾菜根，一句话脱口而出：梁阿姨真遭孽，菜根瓜皮当菜咽。这是我家生活的真实写照。

二是找零活干。大女儿同学杨翠萍帮助我家接到安装手表带的活，全家老少齐上阵，一天可以搞到两元钱。因为部件十分细小，操作很难，返工又多，这活实在干不下去了。后来胡秀娟介绍糊信封，糊一千个一元钱，糊了三个月，还是难以维持生活。

三是当推销员。我在武汉一家小公司干过没有固定收入的推销员。这家公司转手销售冒牌自行车，与我没任何关系，可武汉市中级法院要我交代问题，经一个多月的审查，才把我解脱。后来在严常胞弟严连帮助下，替浙江长兴县一家乡镇企业——长桥耐火材料厂当推销员，有基本工资还有销售奖励。但同类产品很多，竞争非常激烈，推销成效不大。

穷办法终究难以改变穷环境。做推销很难，同时我也感到我们这号人不能做买卖，因为一直有人在监控你，随时随地会遭到盘查、诬告。不久，杨道远、严常、林子忠、孙建春（原工造总司成员）、罗世栋（市法院造反派）等第二次蒙冤，证实了我的预感。我萌发了搞一种“别无分店”的新产品的想法，按现在时髦的说法叫“创新”。越想越感到对头，只有独创，才能图存。

第114节 首闯研发羊毛脂求生路

我的想法实际上是幻想，因为一无技术，二无本钱。但困境所迫，只有尽力一试。

我开始翻书，在《毛纺织染整手册》第五章上看到，洗羊毛的污水中含有十分宝贵的羊毛脂，这种东西在金属防锈、印刷油墨、塑料增塑、医药、化妆品等方面用途广泛。经市场调查，知道我国从洗羊毛污水中分离粗羊毛脂才起步，但粗羊毛脂还要经科学处理，制成无水羊毛脂（也叫精羊毛脂）才有使用价值，现在国内用的都是进口的无水羊毛脂。

1984年夏初，经我三弟顾敬贤介绍，我到华东纺织工学院向我三弟的同学、毛纺系的顾教授请教。他告诉我：洗毛污水中回收羊毛脂是个好项目，不仅变废为宝，而且还净化环境。这个项目国内才起步，可以研发，但投资不小，没有实力难以实施。

羊毛脂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连洗羊毛的污水都没见过。我爱人有个比较亲密的病人叫毛巧云，她的亲姐姐毛满荣在武汉毛条厂（汉口新华路唐家墩）工作。在毛满荣帮助下，得以进入武汉毛条厂，并且结识了王厂长，亲眼看到了洗毛的全过程，见到了漂浮在污水面上含有羊毛脂的黑色黏性物。征得王厂长同意，将这黏性物取回一点，经四个多月的反复实验，不但从中提取出粗羊毛脂，居然还制得十克精羊毛脂。但是要投入工业化生产，难度还很大。我曾向王厂长试探，希望由他投资，王厂长摇头说：耗时长，投资大，我情愿交排污费。我又通过三弟的关系，请新疆石河子毛纺厂厂长、我三弟的同学给我邮寄了五公斤粗羊毛脂。经多次研试，每次都成功制得精羊毛脂。请武汉化工总厂检测，其中两批产品没有完全达到药典标准，后经改进工艺，批批达标。又送武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检测三次，全部达到中国药典标准。1984年11月无水羊毛脂的生产工艺研究成功。在此期间，我又开始研究甲壳素并初见成效。

1985年5月，我偶遇朱光文　和杨逢春　。他们问我现在在干什么，我说：为活命在搞羊毛脂。他们问羊毛脂是什么东西，我向他们作了简要介绍，他们很感兴趣，并要我明天带上资料和样品，到汉口游艺路他们两人创办的武汉科技节能设计处详谈。经商谈，朱、杨很想投资，我也有与他们合作的意向，但我还是建议他们先做市场调查再定。一个多月后，他们的调查结果是，中南、华东和华北地区没有生产无水羊毛脂的厂家。

朱、杨决心与我合作，双方商定，科技节能设计处投资，我负责生产技术、生产管理，不负亏损之责，无分红权利，每月发我六十元工资。在我三弟顾敬贤的帮助下，在武汉科技节能设计处没有付款的情况下，8月上旬新疆石河子毛纺厂发来1000公斤粗羊毛脂，随即试生产，成品经武汉质检所检测合格后开始批量生产。9月初朱光文和我到苏州、扬州、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推销，效果不错。设计处挂靠在硚口区六角亭街办事处下面，这件事引起街党委的高度重视，又是参观，又是汇报，我也被请去座谈介绍情况。

1986年3月上旬，朱光文、杨逢春找我，但他们久久不开口。后来朱光文总算说话了：你明天就不要来上班了。我惊问：为什么？朱光文说：我们也不知道，我是传达六角街党委的指示。我说：你们不好问，我去街党委问。起身就往街办事处奔去。

六角街党委书记接待了我。我问：为什么你们要朱光文通知我明天不要来上班？他说：我们是根据硚口区委的指示。我又问：指示总要有具体内容啊。他不吭声。我接着说：你在长办的长江医院支过左，我们是老相识了，你多少对我有所了解，你不妨讲实话。你要不讲，我就去找区委。街党委书记终于开腔了：你是不是参加了武汉最大的一家诈骗公司？要是真的参加了，赶紧去交代。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到头：没有这个事。你说那家诈骗公司叫什么名字？街党委书记说：叫什么东湖智力开发总公司。我斩钉截铁地说：向你保证，绝对没有的事，恳请你向硚口区委领导澄清一下。街党委书记摇着头：你的名字上了市委内参。我实话告诉你，像你这样的情况，谁敢为你说话？

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就到武汉市委接待室，他们见我火气很大，就应我的请求找来个负责人。我自报家门后向他讲：六角亭街党委根据硚口区委的指示，说我参加了东湖智力开发总公司这个最大的诈骗公司，把我的饭碗敲了。我来找市委弄个明白。他要我等一下，转身回办公大楼，不久返回对我说：对不起，搞错了。市委内参编写人员编材料时，看到东湖公司有个诈骗团伙，其中有一个是长办造反派头头，就误以为是你顾建棠，实际是严常。这是个误会，实在对不起。

我说：我是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刑释人员，你们误会一下，就把我靠自己努力搞来的纸饭碗给敲掉了，叫我怎么活？

这哪里是误会？连他们认为没有“误会”的严常、林子忠、孙建春等都是被蓄意诬陷的。这不是什么误会，是统治集团内权利斗争，移祸栽赃报复造反派的奇冤怪案。其背景是：时任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来武汉创办“中国东湖智力开发总公司”，自任总经理，内定将出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胡德平开办“东湖公司”，作为他进入武汉的桥头堡。湖北历来流行“有市才有省”的观念，就是说谁掌控了武汉市就掌控了全省，而湖北恰恰是李先念的根据地，他焉能容忍。偏偏东湖公司又聘用了严常、林子忠、孙建春等造反派，李先念的湖北帮把柄在握，伺机下手。严常、林子忠、孙建春等代表东湖公司为宜昌电视机厂代购一批显示屏，交易中发生了收款后未如期交货的纠纷，宜昌电视机厂为此状告东湖公司诈骗。湖北省委就认定东湖公司是湖北最大的诈骗公司，但对总经理、法人代表胡德平只能逼走，而把既没有诈骗又没有贪污挪用的经办人严、林、孙等投入大牢处以刑罚，多年后经最高法院任建新院长批示重审才平了反。这不是误会，是阵线分明的阶级斗争，他们就是要把造反派赶尽杀绝。那些违纪违宪篡党夺权的当权者及其精英大喴特喴反对阶级斗争，实际上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搞阶级斗争，只不过只许他们斗人民，不准人民斗他们。

1986年五一劳动节，“无水羊毛脂”荣获武汉市科技新产品金奖。这项科技新产品的研发人是谁？提供原料的是谁？生产出合格产品的又是谁？是顾建棠，可顾建棠获奖无份。

第115节 再闯新路研发了甲壳素

北方不亮南方亮，黑了西方有东方。精羊毛脂成果被夺走，我只得再闯新路——研发“甲壳素”。

活生生的现实告诉我，置我于绝处不仅仅对我个人，林一山的作为不是他的个人行为，武汉市委在“内参”上点我的名也不是什么误会，归结到一点，就是党内走资派向文化大革命进行疯狂反攻倒算的继续，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我又一次受到重击，但没有被击倒，反使我意志更坚，决心大搞科研，失败不退却，跌倒再爬起。

1984年夏初，也就是研发羊毛脂的同时，我在江苏海门罐头厂看到堆积如山的梭子蟹壳，就问该厂副厂长、我侄儿顾震时：这些蟹壳有没有用？他说：下脚废物，往海里丢，听说可以提取一种叫甲壳素的东西，但没有人去搞。我说：你二伯想研究研究，能不能无偿把蟹壳给我？侄儿爽快答应：随便拿，要多少拿多少。

从甲壳中提取甲壳素决非易事，它涉及生物、化工、物理等知识，对此我一窍不通。我不知蟹甲壳的成分，对甲壳素更是莫名其妙，看着硬邦邦的蟹壳发呆，不知从何下手，只好去图书馆。《动物甲壳》一书中说，动物甲壳中只有节足动物甲壳含有甲壳素，其中蟹甲壳含量最高，虾甲壳次之。蟹甲壳含有碳酸钙、脂肪和色素，经脱除后才可得到甲壳素。甲壳素用途极广，对甲壳素的开发应用尚在起步阶段，科技界极为重视。但书中没有讲脱除的方法，多次失败的教训，促使我改变盲目乱试的做法，甲壳脱色、脱灰、脱钙、脱脂这个问题，粉碎、水浸、加热都不行。我想到了化学方法，我买了《化工辞典》、《精细化工》和《溶剂手册》，就在酸、钠、醇、醚、酯、醛等试剂中反复试验优选，1984年12月终于取得了了乳白色的甲壳素，可是不能溶解。再次到图书馆查资料，原因是乙酰基没脱除。

1985年2月回到海门，就地取材深化试制，我的老战友仇富能、袁素芳夫妇为我提供了试验场地、器具、能源和我的食宿。1985年5月终于制成可食用的可溶性甲壳素，比日本鸟取大学用高科技方法脱乙酰基得到可食用的可溶性甲壳素早半年多。随即小批量生产出5公斤甲壳素，制成品经华东化工学院生物系翁清清教授检测，其质量可与日本制品媲美。其间，我对甲壳素作了进一步的了解：甲壳素最初叫几丁质，是1811年由法国学者布拉克诺（Braconno）发现，1823年由欧吉尔（dier）从甲壳动物外壳中提取，并命名为CHITIN，译名为几丁质，又叫甲壳质、甲壳素、甲壳糖、壳聚糖、壳多糖，是一种乳白色、无味、无毒的氨基多糖类物质，可应用于食品、医药、保健、化工、纺织、造纸、制币、塑料、皮革、卷烟、农用植保、生物工程等。当时我确实十分高兴，庆幸取得到了成果，准备着手推销，可是合格的甲壳素就是没人要。

1986年6月我开始推销甲壳素，从武汉出发到九江、合肥、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福州，又到郑州、济南、南昌、广州、南宁等地，向二十七个工矿企业单位推销。只有位于上海福州路的上海医药公司的一位业务主任在英国见过甲壳素，其余的人看看样品都摇头说：这个东西还是第一次见到，名字也头一回听说，更谈不上应用了。产品就是卖不出去。我还面访请教了三十多位科技人员，只有武汉的化工专家王大可看了样品说：我听说过甲壳素，但没有见过实物。这一下我发现根本问题是没有人会应用。

有一天邂逅老干部唐晓风　，闲谈中说到甲壳素卖不出去的原因是没得人会用，我说，好比有了大米没得人会做饭。唐说：我给你介绍个大专家。他是广州知名的化学专家，解放后他把自己的化学研究所无偿献给国家。我虽没见过他，但知道这个人，叫赵则龙，他住在广州东山头一座小别墅中，你不妨去请教请教。

我抱着真诚求教的心情来到广州，敲响了小别墅的门。一位中年妇女问：你找谁？我说：我想见赵老。中年妇女又问：你认识他吗？我回答：我初次前来。“嘭”一声，中年妇女把门关了。

第二天又去敲门，开门的还是那位中年妇女，她说：又是你。说罢又是“嘭”一声。隔了两天，第三次敲响别墅的门，开门的是一位满头白发、脸色红润、十分端庄的老夫人：请问您找谁？我说：我想见赵老先生，我从武汉来向赵老求教。“请你稍等。”老夫人把门轻轻掩上，不一会儿她又打开门：请进。她引我上楼，见到赵则龙先生。我快步上前：赵老好，赵老好。赵老虽银丝盖顶，但精神爽健，他直截了当问：你有什么事情要找我？

我把在研发甲壳素中碰到的问题作了简要陈述，赵老说：甲壳素是用途极为广泛的含氮高分子聚合物，属于生物原材料。你提出如何转化成适合人们日用的产品，这只有靠你自己进行二次开发，因为对甲壳素的实际应用，国内外都处于起步阶段，无成熟的转化技术借鉴。

第116节 三闯新路制成人造皮肤

对甲壳素进行二次开发，从何下手？在我爱人提示下，向协和医院外科教授张寿熙求教，张教授建议：搞生物纱布，这种纱布既可覆盖、保护创面，又有治疗修复创面的功能。如研究成功，可取代现在的纯棉纱布，真是利在病患，功在社会。经张教授点拨，我用土办法制成了甲壳素丝状物，但无弹性又易断裂。为此，到我三弟工作过的湖北化纤厂求助。该厂生产的帘子布要经抽丝才能织布，但喷丝头是进口的，个人买不到也买不起。搞生物纱布就此作罢。

又向武汉市第二医院眼科鄢烈汉教授求教，他建议我搞生物角膜，临床试用由他负责，结果因试制品透明度和柔性不足而中止。

我去上海寻求甲壳素转化技术，偶见西宝兴路火灾，被烧伤的人面目全非。我心想要有人发明一种人造皮肤，把烧坏的皮肤换下来有多好啊。第二天《新民晚报》报导了美国用甲壳素研制成医用缝合线，术后可被人体吸收，无须拆线。研发人造皮肤的想法顿生，并立马返汉。

我除甲壳素外一无所有，梁丹心问：你能行吗？你一没学过化学，二没学过生物，既不懂医，又不懂药，更不了解烧伤治疗，搞人造皮肤有点异想天开。我对梁丹心说：你说我异想天开，你说对了，世上所有发明家都是异想天开者，而且都不是一出生就是天才。大科学家牛顿中学时代学业平平，爱迪生读小学时老师说他弱智，要他退学。他们后来成为大科学家，全在于求知不倦，善于异想。中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出身店员，中国的心算家却不是华罗庚，而是不知名的史丰收。有异想才有天开。

我无钱购买研试设备，就用煤球炉子和锅碗瓢盆取代，梁丹心全力支持，参与实际操作。人造皮肤的初期试制品好像“千张皮”，我们边试边改，历时六年，经九百一十八次研试，1989年5月，以甲壳素为基本材料，在煤球炉上用水浴法制成了半透明、有不规则密集微小气孔、无毒无味、片状薄膜形的第一张人造皮肤。

人造皮肤属医用材料，必须一安全二有效。为了了解其疗效，首先在我自己身上试用，10天创面修复，无疤痕。接着在兔子身上切皮后贴敷试验，术后33天不但创面修复，还长出毛来。当时梁丹心十分困惑，就向协和医院朱通伯教授求教：我在做人造皮肤试验时，将兔子切皮5×8厘米，而且切到肌肉，毛囊全都破坏。贴上人造皮肤33天后，不但创面修复，而且还长出毛来。这是怎么一回事？朱通伯教授很肯定地说：毛囊破坏了，不可能再长出毛来。你在我指导下重新做。在朱教授亲临指导下，梁丹心在兔子身上切皮10×4厘米，切至肌肉，把切下的兔皮放在酒精中保存。给兔子贴上人造皮肤33天后，创面修复了，毛也长出来了。朱教授说：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人造皮肤了不得。

但这仅仅是实验室的试制品，仅仅在动物身上试验有效，还必须在人体上作临床试用和验证。我不敢贸然送试制品到大医院搞临床，我采取先小后大、先少后多的办法进行。武汉毛条厂的毛满荣油炸汤圆时，被溅出的滚油烫得满脸水泡，梁丹心为其清创贴敷人造皮肤，一次治愈；同济医大教师晏炬大腿被滚油烫伤，经自擦“万金油”、盐水湿敷，水泡破裂、伤口红肿渗水、发烧、伤口剧痛，行走困难，经清创贴敷人造皮肤后，第二天好转，换贴一次即愈。随后又经广州药用包装厂医务室梁冰心医师、海门棉纺厂医务室栗风荣医师、海门中医院郭正年医师、协和医院门诊袁彩莲医师、第一冶金建设公司职工医院烧伤科马璋大夫、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烧伤科杨宝宏大夫等临床试用100多例，无一失败。

接着我到武汉第三医院请求临床试用。第一次医院办公室人员听我说到人造皮肤，哈哈大笑说：“江湖骗子，滚！滚！滚！我们三医院都没有搞出人造皮肤，轮得到你来招摇撞骗？”第二次找到院长室，接待人一听说是人造皮肤，二话不说把我推出门外，并说：走方郎中，请吧。

正在此时，我碰到长办长江医院方楚侨大夫，她请我到她家坐坐。闲聊中谈到在武汉第三医院碰壁的情况，她老公周刚强说：“你怎么不早说？我原先邻居的女儿在三医院工作，是烧伤科住院大夫。”方楚侨对我说：“你可以直接找她，她叫杨家璧，就说方阿姨叫来的。”我真是喜出望外，连连感谢方大夫老两口。

第二天我径直到烧伤科病房，找到杨家璧并向她说明来意。她问我是哪个单位，我说是长办的。她说我舅舅也在长办，叫易卜吉，你认识他吗？我说：啊，易卜吉原来是你娘舅，不仅认识而且还是好战友，他在规划处工作。你打电话问问，就了解我顾建棠了。

她说：这人造皮肤第一次见到，我来做临床，你不要告诉别人。（后来才知道，新产品做临床必须经烧伤科主任批准。）一个星期后我打电话你，你就来；要是你没有接到我电话，就不要来了。我当即把协和医院第一宿舍的传呼电话号告诉了她。

第十天，梁丹心接到杨家璧电话，我来到烧伤科。杨家璧大夫微笑说：“效果很好。我是专治儿童烧伤的，这个孩子屁股烧伤，一次贴敷修复，脱痂后屁股光溜了。你再拿点来。”杨大夫自应用人造皮肤后，病人一个个很快治愈出院。别的医生问她：不见你换药，怎么病人那么快出院？杨家璧告诉说：我用一种人造皮肤覆盖创面，一次贴敷即可修复治愈，不必换药。用这人造皮肤既减轻患者的痛苦和经济负担，也减少了我们的劳动，又大大提高了病床周转率。事后李彪、王礼放两位大夫通过杨家璧要我提供人造皮肤。李彪大夫作临床对比，四个人常规治疗，另四人用人造皮肤，结果用人造皮肤的治愈出院时，常规治疗的还需换药，这四人纷纷要求李彪大夫改用人造皮肤。由此，武汉市江汉区科委于1990年元月向我颁发光荣证，授予“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

武汉市第三医院烧伤科在全国烧伤医学界颇有名气，我的人造皮肤在这里临床应用取得优异疗效，使我有了把握。又在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上海瑞金医院烧伤科、第一军医大南方医院烧伤科、广州红十字会医院烧伤科和中国赴阿尔及利亚援外医疗队等处临床验证812例，包括浅2度、深2度、浅3度、切削创面、肉芽创面和供皮区、受皮区，治愈率达97.5%。我研制的人造皮肤命名为“SMGW—918人造皮肤”，1992年更名为“顾氏—918人造皮肤”。

第117节 评审鉴定填空白居领先

人造皮肤经两次专家评审鉴定，认定其临床应用性能已经达国内先进水平。

1990年12月9日至10日，在广东惠州召开了“SMGW—918人造皮肤”第一次科技成果鉴定会，我代表惠州中德工贸有限公司邀请了武汉协和医院朱通伯教授、武汉第二医院闻立斗教授、武汉第三医院李济时教授、第一军医大南方医院周一平教授、暨南大学附属医院王德就副主任医师、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杨宝华副主任医师、惠州中心医院陆炳刚主任参加，并协商组成以朱通伯教授为主任委员的评审委员会。

邀请李济时教授时有点波折。武汉第三医院烧伤科在湖北首屈一指，在全国也颇有影响。李济时是烧伤科主任，性格内向又高傲，据说能请动他很不容易，再加上我在三医院烧伤科找杨家璧大夫做临床没有通过他，而现在已经特邀杨家璧在鉴定会上现身说法、介绍临床应用情况（同时还特邀第一冶金建设公司职工医院马璋大夫），看来李济时难以受邀。经了解李济时与武汉第二医院闻立斗和南方医院周一平交往较深，我向他俩求助，闻立斗与李济时通了电话，我又拿着周一平邀请他参加鉴定会的亲笔信拜访他，向他说明来意，并对贸然找杨家璧做临床一事表示了歉意。李济时说：我确实不知道此事，疗效怎么样？我说做了十五例，都一次贴敷愈合。他笑着说：那好啊，杨家璧就和我一起去。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没有闻、周两教授相帮，肯定请不动李济时教授。

科技成果鉴定会我是第一次参加，第一次作为成果所有人作简要说明并接受质询。

人造皮肤的主要原料是什么？我答：纯天然的含氮高分子聚合物。

你说人造皮肤在液体中不溶解，能否当场演试？我答：完全可以。当场取皮片分别在不同剂量的乙醇、高锰酸钾、氢氧化钠、清水等液体中浸泡，显示并不溶解。

你是哪个大学毕的？是学医还是学理化？我答：我是小学毕业参加革命，一直搞政治思想工作，没有上过大学。我只在共青团中央团校学习过，是第十期毕业生。

你怎么搞起人造皮肤来了呢？我答：说来话长，一言难尽，逼上梁山，日后详告。

有专家说：你土法上马，白手创新，实在感人。以自身烙伤作试验精神可嘉，但不宜提倡。

经专家闭门评审后，作出如下鉴定意见：

SMGW—918人造皮肤是惠州市中德工贸有限公司化工研究所顾建棠等同志于一九八四年至一九九〇年经反复研究而制成。经理化试验、毒性试验及动物试验，显示其具有使用安全，与创面粘合力强。又经8所医院临床应用100例表明，该人造皮肤对创面无刺激性，且有止血、减轻创面疼痛效果。由于有效地封闭创面，故可防止感染，保护创面，起到加速创面愈合的作用，适用于烧伤创面（特别是二度烧伤）及浅表面外伤创面。本产品除薄膜型外，还有喷浆型，使用方便，适用于不同部位创面。本研究所开发的产品，具有成本低及上述临床效果，已受境外客商欢迎，具有进一步开发生产及应用价值。该项研究在临床上述病例的应用上，达国内先进水平。

朱通伯（签字）

同意鉴定意见

惠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章）

第二次SMGW—918人造皮肤试产科技鉴定会于1991年7月12日在广州市召开，广东省医药管理局主持，所有评审专家都是由该局邀请的，有暨南大学理工学院院长邹翰教授、第一军医大南方医院烧伤科主任周一平教授、广州红十字会医院烧伤科主任刘锡麟副教授、广东省新技术出口公司顾问陈汀芹高级工程师、广东省医疗器械检测中心副站长罗子分工程师、广东省医疗器械检测中心室主任陈振尧工程师、广州市卫生防疫站毒理科主任诸茂盛主任医师，并组成以邹翰教授为组长的SMGW—918人造皮肤试产鉴定委员会。我简介产品研制应用情况后，接受了专家们的提问和质询。

评审专家：家用锅碗瓢盆搞试验，你当时就有把握能成功吗？

我答：这是穷办法，毫无把握。不过我想过，在旧器具上研试人间没有的崭新东西，大概是普遍现象，总是先有新产品然后才有与之匹配的新器具。

评审专家：你这人造皮肤肯定有配方，请问其数据从何而来？

我答：没有仪器，用笨办法对付。比如基本原料是固体，必须变成液体，而且要取得最佳配制数据，我就摆上十只有时是二三十只碗，以不同比例的溶液注入各碗，投入固体物，观察其溶解时间和浓度，然后筛选取其优。

我还告诉评审专家：我小学毕业就参加了革命，一直从事思想政治工作，没上过大学。搞人造皮肤是被逼上梁山，说来话长，日后相告。

散会时，邹翰教授要我留下并问：你有五十开外了吧？我答：已虚度六十。他笑着说：我们是同龄人，你的坚毅精神令人钦佩，我带的研究生要有你一半的精神就好啰。你真的没上过大学？你还说搞人造皮肤是逼上梁山，一言难尽，你能否给我讲一点？我感动非浅，含着泪水向邹翰教授简要诉说了我的身世，诉说参加文革当了造反派，历史上从无错误，且年年先进，却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坐牢判刑，目前生活无着。搞这个项目是为求生。

邹翰教授十分沉静地听完后说：谢谢。当天晚上我听到总经理秘书羊彪说，邹翰教授把“鉴定意见”稿子要去了，他要亲自审查修改。第二天讨论鉴定意见时，邹教授说：鉴定意见我作了修正，现在请各位发表意见。结果全票通过。

鉴定意见如下：

SMGW—918人造皮肤，是以高分子聚合物为主要原料，加入适量添加剂研制而成。

产品经广东省医疗器械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和广州市卫生防疫站进行理化试验、生物试验和动物试验证明，各项指标均已达到药典有关规定和符合企业标准，无菌、无毒、无抗原性，对创面无刺激性并有一定疗效。

该产品经武汉第三医院、广州红十字会医院和第一军医大南方医院等九所医院临床应用132例表明：疗效良好，有安全、使用方便、减少病人疼痛、节省敷料、粘附性强、无毒副作用等优点，并具有止血、止痛、通透性较好、保护创面从而防止感染、促进创面愈合等疗效，它适用于便于暴露的二度烧伤创面、机械损伤和供皮区创面覆盖。经临床应用证明，性能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产品填补了省内空白，受到患者和医务工作者的好评。该产品已具备生产条件，有推广应用价值，建议小批量生产，进一步提高人造皮肤强度。

鉴定技术负责人　邹翰周一平

在评审鉴定中，专家们不仅对人造皮肤的性能和疗效给予了肯定和称颂，而且对我这个无学历的门外汉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精神更为惊叹和敬佩。在我看来，评审鉴定不仅是对产品，更重要的是对一种精神的评审鉴定。

我和梁丹心研制的人造皮肤，1991年3月12日广东国际联机检索中心在美国医学索引检索1966年到1991年的资料，结果：无。

1991年5月，人造皮肤作为中国技术出口展览团广东分团的参展项目，在美国第七届发明新产品展览会上展出。

1993年5月24日，顾氏—918人造皮肤荣获首届中国专利技术博览会金奖。

2000年1月22日，中国知识产权局向人造皮肤及其制造方法发明人顾建棠、梁丹心颁发发明专利证书。

第118节 人造皮肤的漫漫坎坷路

尽管人造皮肤是首创，且临床疗效优异，却因我是文革案的刑释人员，屡屡受歧视、受欺受骗。有人要强占我的人造皮肤发明专利权；有的人自己不出资，背着我用我的发明专利向银行不断贷款，做皮包老板。

1990年6月，我向时任武汉市长的赵宝江报告人造皮肤研制成功并请予支持，等了两个月不见回音，原因是我系文革案刑释人员。

1990年9月，经长办的同事吴泽宗介绍，惠州中德公司与我签约，合作生产SMGW—918人造皮肤。为了真诚合作，在商谈中我将我的真实身份主动相告。同年12月9日，经专家评审，取得了SMGW—918人造皮肤的“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此时中德公司总经理李中建以协助工作为名给我派了两个助手，实际上是来偷技术的，我当时并不在意。1991年7月12日，广东省医药管理局主持召开SMGW—918人造皮肤试产专家评审会，按照规则，鉴定证书上的“成果简要说明及主要技术指标”和“推广和应用前景及效益预测”这两项理应由我来填写，却被总经理李中建的秘书羊彪代写了，而且在内容上作了关键性更改，即把第一次成果鉴定会上专家评审意见中确认的“SMGW—918人造皮肤，是惠州市中德工贸有限公司化工研究所顾建棠等同志于1984年—1990年经反复研制而成”，改为“SMGW—918人造皮肤是惠州市中德工贸有限公司与德普技术工程（惠州）有限公司联合研制成的”，“顾建棠等同志于1984年—1990年经反复研制而成”不见了，当时并不存在的“德普技术工程（惠州）有限公司”堂而皇之写上去了，而且不让我过目。直到广东省医药管理局核发了粤医械试字（91）第293004号试产批文后，才给了我一份复印件。

就在中德公司拿到试产批文的第三天，总经理李中建给我施压，要我向他公开人造皮肤的核心技术。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作为总经理不知道这个核心技术，我怎么管理公司？我断然拒绝并问：试产鉴定书上怎么写成“中德工贸有限公司与德普技术工程（惠州）有限公司联合研制成的”呢？这个德普公司什么时候从天上掉下来的？他说：这你就不必问了，是公司董事会的事。我劝你交出来，对你有好处的。你要是不干，那就把公司交给你来办下去，我退出来。明知我是穷人怎能接办，显然在下逐客令。我决定不等他开赶，主动离开另找出路。

为了保护人造皮肤的科研成果，1991年9月9日，我申请了“人造皮肤及其制造方法“的发明专利，25日国家专利局核发了“人造皮肤及其制造方法”的受理通知书（申请号：91106811.2）。1993年4月6日中德公司向广州市中级法院诉顾建棠侵害它的“人造皮肤及其制造方法”发明专利申请权，并要求国家专利局中止实审程序。1993年4月21日，国家专利局公布了“人造皮肤及其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公开说明书，同年5月13日国家专利局向我发出了《中止程序请求审批通知书》。

关于中德公司诉我所谓侵害其“人造皮肤及其制造方法”发明专利申请权案，当时我全然不知，还是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函告我方晓。钱副主席是前水利部长，我的老首长。在国家专利局公布“人造皮肤及其制造方法”发明专利说明书后，1993年6月5日我给钱副主席写信，简要汇报了研制人造皮肤以及申请“人造皮肤及其制造方法”发明专利的概况。7月12日钱副主席复信：

顾建棠同志：

收到六月五日来信，很高兴。

但据查核，你们的“人造皮肤及其制造方法”所引专利批准文号，实为专利申请号，在“公开程序”过程中，广东一家公司向当地法院提出公诉，认为侵害其技术成果，为此国家专利局已于今年5月13日发出中止程序通知书。

我出差杭州时，认识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杭州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薛艳庄同志，她是生物学教授。如果你有其他项目，想找合作伙伴或技术鉴定，可去杭州持此信找她面谈。

此致

敬礼

钱正英

1994年9月28日，在广州市中级法院审理中德公司诉顾建棠侵害其“人造皮肤及其制造方法”发明专利申请的权属控辩中，中德公司于法于事实无据，处于被动时竟说：顾建棠是刑满释放的文革造反派。我的律师当即驳斥。广州市中级法院（1993）穗中法经字第48号民事判决书作出了判决：（一）驳回惠州市中德工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撤消被告顾建棠、梁丹心的专利申请权。

我不服这个判决，随即向广东省高级法院上诉。1995年4月4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1994）粤知终字第9号民事裁定书：

本院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裁定：

（1）撤消广州市中级法院（1993）穗中法经字第48号民事判决书。

（2）本案发回广州市中级法院重审。

1997年5月28日，广州市中级法院（1995）穗中法经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负担。这场历时五年的专利申请权属官司，以我胜诉告终，发明专利证书延滞了四年才颁发。

1991年25日国家专利局核发了“人造皮肤及其制造方法”的受理通知书后，经人介绍，港商李家强主动派苏镇钦先生来汉，走访了武汉第三医院烧伤科和患者。1992年11月18日，李家强决定投资800万港币，我以人造皮肤的专利技术投入，在广东汕头筹建华亨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合作生产“顾氏—918人造皮肤”。1993年4月28日，经广东省医疗器械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检测，产品质量全部合格，批准批量生产，并开始试销。

1994年8月，汕头市审计局和工商局来公司核查投资到账情况，发现港商分文未到。当时公司董事长李家强、总经理苏镇钦都在香港，审计局和工商局的人要我通知李、苏赶快回汕，800万港币必须全部到帐。我与李家强通话如实转告，李说：你放心，我有办法对付。到了1995年9月，审计局和工商局来人查封公司，真巧，李、苏又在香港。我问来人：为什么？查封人说：你们是皮包公司，除人造皮肤技术到位外，号称投资800万港币的港商，实际上一分都没到位，已经三年了。我又问：那我们公司各种开销的钱从何而来？查封人说：你还不清楚，是用人造皮肤专利项目向银行贷款，农业银行的行长在你们公司有干股。我再问：那我现在怎么办？查封人说：查封公司与你无关，但必须从这里离开。

1995年9月17日，我在武汉发航空信给汕头市民权路32号504室苏镇钦总经理，原信退回。同日，我发航空信给香港九龙尖沙嘴柯士甸道130号11楼座承亨贸易公司李家强董事长，结果也是原信退回。1995年10月11日，我又发航空信给李家强董事长，再次原信退回。原来李、苏早已人去楼空，我又上当受骗。此类官商连手、内外勾结的骗术，是邓式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1996年，“顾氏—918人造皮肤”在江苏南通市斯得福公司落户面市。由于假社会主义天颠覆了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变了医院的服务宗旨，医院成了医店，救死扶伤的医生成了见钱眼开的商人，“顾氏—918人造皮肤”这样质优价廉的产品，没有高额回扣也休想打开销路。有的大夫说：你给我实惠，你的东西就是狗屎，我也给你用了，不然的话你就是灵丹妙药，我也不要。人造皮肤的实际成本每平方米500元，以800元给医院，因我的价格太低医院不要；我们提到1500元/平方米，还是不要；提到每平方米4000至5000元，回扣院方60%（2400至3000元），接受了。但用到患者身上，就得每平方米万元以上，这与我研发人造皮肤为治病救人、造福社会的本意格格不入。我不为所屈，毅然停产歇业，致使人造皮肤未能全面推广，我也未能摆脱穷困。但这丝毫无损我是用甲壳素研制人造皮肤成功的第一人，是获得中国人造皮肤发明专利第一人，是人造皮肤通过省级试产和投产鉴定并获得准字号批文的第一人，是编制并经省级批准颁发人造皮肤企业标准的第一人。

从精羊毛脂到甲壳素再到人造皮肤，我绝路思变，变而有成，发愤苦斗，梦幻成真。尽管未能完全如愿，但给了妖魔化造反派的党内资产阶级有力回击，在一定程度上为文革、为造反派正名。

第二十二章 一案蒙三冤蓄意制造 申诉五百次受而不理

1983年1月21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所谓“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罪名，判我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原判决执行十八年后，我有确凿证据证明：

第一，原审法院违抗党中央和省委对“顾建棠作其他组织处理”的审理认定，把应不受刑事处罚的我判了刑，蒙受枉判之冤。

第二，枉判后也得按中共中央1982年9号文件规定“应由单位安排生活出路”，却被长办拒绝执行至今，深受生存权被剥夺之冤。

第三，依法依据向湖北省高级法院申诉，因承办法官索贿不成又被非法驳回。此后，我不断向省委、最高法院直至党中央申诉重审，却无人理睬，再受投诉无门之冤。

这是武汉市中级法院在“揭批查”运动中人为制造的一起人们闻所未闻的错案假案，见所未见的“一案三冤”。

第119节 违抗中央认定肆意枉判

我是怎么知道中央对我的认定的呢？1998年6月18日，我在长江大桥汉阳桥头公交车站，碰到二十多年没见面的夏邦银，便问他：你刑满后去了哪里？夏说：我刑满释放后回我原单位汉阳轧钢厂，现在已退休。我问：你判十五年，能回原单位；我判七年，怎么不能回呢？是否有什么文件精神？夏说：听说有文件。我出狱后我厂的厂长亲自到我家，说三个工作岗位由我挑，我挑了当门卫。我要夏给我写个材料，以便我向长办提出要求。6月23日，我收到了夏邦银来信：

顾建棠同志：

你在六月十八日问我：“你回汉阳钢厂安排工作，是否有什么文件精神”。

一九九〇年三月，我的单位汉阳钢厂根据当时省市的有关文件，派人（厂长、书记等）到我家了解情况，并说在家休息。不久，厂里向我提出三项工作，可由我选择，其中一项是我原在的检验科，我要求做门卫传达工作。一直工作了八年，后在一九九七年七月，我要求退休，厂部也很快为我办了退休手续。

此致

祝你万事顺心，身体健康

老朋友　夏邦银

接信后我到汉阳轧钢厂，请夏邦银帮助我在厂里找省、市委的有关文件。结果在劳资科找到了一份文件。

湖北省劳动厅文件

鄂劳函字（90）第041号

关于朱鸿霞等“两案”人员刑满释放后安置工作的函

武汉市劳动局：

根据省政法委员会政法办（90）3号文件和省委领导同志批示意见，现划拨三名全民所有制合同制工人劳动指标给你们，用于安置朱鸿霞、夏邦银、张立国等三人工作。请你们与有关部门通力合作，认真落实。

湖北省劳动厅（章）

一九九〇年二月二十三日

抄送；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政法委员会

这份文件对我来说至关重要，一是党中央对文革“两案”刑释人员确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二是湖北省委还有落实的举措，三是我将也能像夏邦银那样回到原单位享有退休待遇。为此，我决心要把中央、湖北省关于文革“两案”刑释人员的文件弄到手。

6月下旬，我到省劳动厅核对“鄂劳函字（90）第041号”文件，并请求提供第041号函中提到的“省政法委员会政法办（90）3号文件和省委领导同志批示意见”，省劳动厅以无法提供为由拒绝。

随后我走访了长办原党委书记丁福五，原政治部主任李文光，原组织部长郭世太、梁华栋、殷欣春，原保卫局局长许鹏程、科长吴保梁和原党委秘书王世侨，他们都推托说：1983年是黄友若同志在主持长办全面工作。

当年11月8日，我发信（挂号0747）黄友若副部长，12月26日收到了黄副部长12月23日给我的复信：

顾建棠同志：

你好！两封信都收到，请释念。所提问题因时隔近20年了，具体情节我已记忆不清。此事我已将你的两封来信，交水利部人劳司，并请他们与长委人事部门联系，查清情况，按政策予以处理。

此致

近好

黄友若

98.12.23(

1999年3月，我写信给时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高凤梧（文革初为省委驻长办工作组成员、副省长王海山的秘书），请求帮助查找有关刑释人员回原单位安排工作的中央文件。几天后高副秘书长电话告知：只找到公安、司法、民政、财政、劳动五部联合发出的一个文件，并告诉了文号，要我去长办查阅。结果在长办人劳局毕苏谊局长帮助下，文件是找到了，该文件规定：判刑三年以内，有一技之长，原单位需要的刑释人员可回原单位工作。显然对不上号。

为了查找省委政法委政法办（90）3号文件和中央相关文件，从1998年7月到2000年1月，先后向武汉市和湖北省的党委、政府、政法委、人大、政协直至国务院、全国政协等十七个机关及其领导人，发出特快专递、挂号信124件，市公安局13件、市中级法院14件、省委书记杨永良1件、省委办公厅5件、省政协8件、省人大1件、省政法委6件、省委组织部8件、省纪检委2件、省劳动人事厅4件、省高级法院16件、全国政协2件、国务院办公厅1件、国家劳动人事部1件、国家水利部15件、长江水利委员会25件、央视“今日说法”栏目组2件，都没有结果。

1999年9月22日，我到郑军同志（原团省委干部、省革委会常委）家闲聊，我谈到夏邦银回原单位安置，是根据省政法委1990年3号文件办理的。我现在苦于找不到这个文件，要是能找到，我也可以回长办，不至于像现在这样遭孽。郑军当即告诉我；当时省政法委有个负责同志叫谢杰民，他是专门搞“揭批查”案件的，听说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都是他经办的。他已经退休，你可以找找他，也许他清楚。

第二天，我就向谢杰民同志邮寄请省政法委转交的挂号信，主要询问：省政法委或其他机关在我刑满释放时是否作出了由原单位接收安排的决定？如有这样的文件，是否发给了武汉市公安局和长办？此文件能在何处查到？如省政法委没有发文给武汉市公安局，那么你是否知道，是省里哪个厅局向市公安局发出了相关文件？

10月12日上午十时，谢杰民同志打来电话告诉我：你是中央定的不判刑的，是哪里判了你的刑啊？我顿时又惊又喜，回话说：是武汉市中级法院。我请求面谈，他答应了。

13日，谢杰民在家里接待了我和老伴梁丹心。他平静而又真诚地说：在“两案”清查审理中，我在省委“两案”办公室工作，“两案”工作从上到下都是由纪委牵头的。你的专案审查是由我负责，当时长办还派人协助。在“两案”审理中，中央的政策是宜宽不宜严，坚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和你顾建棠等要作判刑处理，都要上报中央审理平衡。在中央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会议上认定：湖北的夏、朱、胡、张四人应受刑事处罚，你顾建棠不作判刑处理，回原单位作内部组织处理，也就是说你是不判刑的，这是因为考虑到你一贯表现比较好。我当时陪同省委领导参加了这个会议。1982年判夏、朱、胡、张四人时，没有你嘛，你判刑的事我不知道。如果是武汉市中级法院判了你，你可以找市委“两案”办的杨世英同志，看他是否知道。如果市里要判你，必经市委“两案”办审理报批。我问：你能不能给我写个书面材料？他说：可以，但你来不行，要请组织上来或者请律师来。我又问：你看我现在怎么办？谢杰民指点我：只有向法院申诉，请求再审。

从文革的派别来讲，谢杰民同志是我的对立面，在“揭批查”和“两案”审理中又是我的专案组长，我与他素不相识，在我向他询问我的案情时，他能如此坦诚相告，我才得以知道武汉市中级法院违抗中央和省委在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对我作出的审理认定，实在难能可贵。

14日上午，我与杨世英通了电话，当时我做了记录。我自报家门后问：你是否知道我被市中级法院于1983年1月判刑的事？杨世英回答：你们长办历来由省里管，你当时又是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也不归市管，你是由省“两案”办公室管的，我们市“两案”办从未管过你的案子。你可向省“两案”办的谢杰民了解。

谢杰民和杨世英的证言以及我查证的事实表明，武汉市中级法院的审判程序及其市法（83）刑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书，都有极其严重的多方面的错误，且是明知故犯。

1.公然违抗中央和省委对我的审理认定。中央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对我作出了作其他组织处理的审理认定，而市中院在中央认定下达274天后，依然对我判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2.政治上不与中央保持一致。湖北省委鄂发（1982）26号文件特别强调：对“两案”的定性处理，是否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是检验我们在政治上是否与中央保持一致的一个标志。原判决却与此背道而驰。

3.对我的刑事处罚没事事实根据。判决书确认顾建棠的“犯罪行为”共十起，其中1967年一起，1974年一起，1976年八起。这十起材料正是1981年11月6日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认定顾建棠作其他组织处理所依据的材料（湖北省档案馆“两案”审理原档可证）。武汉中级法院明知中央认定顾建棠不受刑事处罚、作其他组织处理所依据的就是这些材料，而在省委传达中央认定十个月后，竟套用了这些材料，将顾建棠定罪判刑。从中央对我审理认定至原判决宣判之日，即1981年11月22日至1983年1月21日，我仍在押，无任何新罪，为什么被判刑？

4.我的这起冤案是精心谋划、故意制造的。第一，市中院迟文和院长于1982年3月17日至4月8日出席了省委召开的第四次全省“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会上学习了中央1982年9号文件，并听到了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会议认定夏、朱、胡、张四人应受刑事处罚，顾建棠等人由省下放到各地市、各部门作其他组织处理的传达。可迟文和院长在知晓顾建棠作其他组织处理304天后，依然违纪违规违法对我枉判。第二、全省座谈会后，成立了湖北省处理“两案”指导小组和审判夏、朱、胡、张的“审判专班”，迟文和院长是其中的领导成员。他对与夏、朱、胡、张同时经中央审理认定的顾建棠不受刑事处罚、故不设“审判专班”的内情十分清楚，他也知道1982年7月26日对夏、朱、胡、张宣判时，没有顾建棠。可在夏、朱、胡、张宣判175天后，却对我实行枉判。第三，武汉中院精心择日、快速开庭，意在摆脱“两案”审理程序。“两案”清查定性处理中，受审人员应受刑事处罚的，都要先经各级“两案”办“审判专班”审理认定，并有省、市委同意判刑的批文，承办法院才能开庭审判。这是必须遵循的“两案”审理程序，否则就是违规。我顾建棠是经中央审理认定“作其他组织处理”的，若要对我审判，首先要有中央对我的“应受刑亊处罚”的认定，其次要经省委“两案”办的“审判专班”审理，再次要有省委批文，市中院方可对我开庭判决。而原审法院手中既没有“应受刑亊处罚”的中央认定，又无省“两案”办“审判专班”的认定和省委批文，却公然开庭对我实行枉判。第四，市中院精心选择了审判时间。1982年8月15日武汉市委“两案”办公室撤销，同年9月15日湖北省委“两案”办公室撤销，时隔四五个月，1983年1月16日我被收监，两天后即18日检察员吴天起、宋瑞腾向我递送了（83）武检二字第一号起诉书，20日中院的丁锋向我通知了开庭日期，21日开庭、宣判、释放一气完成。从收监到刑满释放，前后只六天，罕见的高速审判，338天余刑也免了。可见其底气不足，心虚理亏。难怪省委“两案”办工作人员谢杰民说：“对顾建棠被判刑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武汉市委“两案”办工作人员杨世英也讲：“你顾建棠判刑的事，我们不知道”。谢、杨两同志哪里知道，这是武汉市中院蓄意制造的冤案。

本案不是常见的“事实不清”、“定性不准”、“适用法律不当”、“量刑过重”的错案，而是知上情而故违，晓程序而故背，明无证而故栽，不惜颠倒乾坤，精心策划，巧妙安排，用区区“本院确认”四个字，把党中央作出的“审理认定”打倒了，把我顾建棠的政治生命扼杀了。这是一起抗中央、欺省委、违党纪、践法律的故意制造的冤假错案，致我蒙冤至今已三十多年。

第120节 抗中央文件刑释不安排

1982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批转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发［1982］9号文件）。该文件第三条第4点说：凡清查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军队可按有关规定执行）。这个文件，早在我被宣判之前一年已发到地（师）级单位，当然我无缘知道。长办是省部级，林一山能即时看到，但置若罔闻，拒不执行。

1983年3月中旬，第一看守所的舒明宽与江汉区检察院一位科长来我家告知：奉公安局之命，多次到长办联系，按党的政策，要求长办接回并安排顾建棠工作，长办以各种借口拒绝。

1998年6月16日，我偶然碰见舒明宽，他问我后来是否落实政策回到长办，我说：哪有这样的好事，至今还拒之门外，十几年我一无单位、二无组织、三无工作、四无收入，全靠老伴活命。他深表同情，并为我写了证明：

证明

顾建棠同志原在文化大革命的事，在我市公安局七处一所关押期间，之后刑满释放。为此，根据当时有关省的文件精神，应由原单位接收。我们所派人到长办多次联系，请长办组织部门研究接收，但从其言语总是推托。

最近看见顾建棠同志讲后，请长办党委领导同志研究，根据政策，应给予解决为荷。

市公安局七处已离休舒明宽（印）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六日

舒明宽说到“根据当时有关省的文件精神，应由原单位接收”，可是我既不知是哪个文件的政策规定，又不好向他打听，这样的文件我无从得到，但又必须弄到这个文件。我想夏邦银等之所以刑释后由原单位安排，是根据省劳动厅的鄂劳函字（90）第041号文，而鄂劳函字（90）第041号文件是根据省政法委政法办（90）3号文件发出的，这个3号文件的后面必有中央文件。为了查到中央对文革“两案”刑释人员回原单位安排的文件，从1998年7月至2000年1月，不断查找，可就是查不到。是一个意外信息，让我找到了中共中央中发（1982）9号文件。

2000年3月初，从我二女婿的一位朋友口中得悉：中南石油公司政治部主任张华庭，因文革中死人问题判了刑。后来他搞到一份中央文件，结果根据这份文件平了反，恢复了离休待遇。

我面见张华庭，他简述了自己根据中央文件撤销原判平反的情况，并告诉我这份文件是1982年中央9号文件。我到湖北省档案馆查找，终于在2000年3月6日得到了9号文件，内容是中央批转的“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同时得到湖北省委“鄂发（1982）26号”文件（附录二十）。这两个文件，就是我争取像夏邦银那样回原单位安排退休的政策依据。

本案审判长吴仲华，2001年3月26日下午在他的住处——汉口江大路129号3单元502室当面告诉我：“在判你之前，我到长办找了一姓李的负责同志（即李文光，时任长办政治部主任），如他还在的话，有八十岁左右。我对他说，顾建棠判刑后，按中央的政策规定，仍由你们长办收回来给予生活出路。当时他满口答应，哪知他说话不算数。”当年4月7日下午，同样的话吴仲华又对我说了一次。

2002年7月上旬，我向长江水利委员会（长办已更名）人劳局长毕苏谊面呈了中央1982年9号文件、湖北省劳动厅鄂劳函字（90）第041号文件、夏邦银1998年6月21日给我的亲笔信、谢杰民2000年11月27日所写《关于顾建棠的有关情况》（详情见下文）、舒明宽1998年6月16日所写《证明》等五份材料，并提出要求：我是经中央和省委审理认定不判刑、回原单位作其他组织处理的，却被市中级法院判了刑，这是个冤假错案。在宣判前武汉中院曾派审判长吴仲华当面向李文光提出，按中央政策顾建棠判刑后，由长办收回来给予生活出路，当时李文光满口答应，可事后翻脸赖账。其次，我被宣判后，市公安局派舒明宽等多次到长办要求按党的政策接收顾建棠，但总是推托拒绝。事隔二十年后的今天我来麻烦你毕局长，在法院撤销我的原判之前，以中央9号文件为根据，以省委安置夏邦银为参照，让我回长江委办理退休。毕局长说：这件事要认真研究，还要向上请示，因为长办像你这样的人不止一个。我说：是的，还有严常、刘永熹、蔡发奋、屠和民、秦公民等，当然要解决一起解决。我不是要局长你马上解决，今天只希望你能受理，我等候。

随后，毕局长对我提供的文件、材料和相关情况作了核实了解，2002年10月以长江水利委员会人劳局的名义，向湖北省委政法委写了请示报告，请求像安置夏邦银那样给长江委下个文。但省政法委不提供书面答复，只以电话答复。

电话记录

2003年1月27日上午9时，综合处吴春兰同志就顾建棠一事，与湖北省政法委魏处长再次进行了联系，请求给予答复。

魏说：对此事不提供文字答复，口头答复如下：

1.关于顾建棠一案的判决，不是错案，这是非常明确的。当时的处理，是根据中央精神办理的，此类政治案件，中央后来也有精神，不予更改。

2.现对顾建棠所提要求的处理，建议：

（1）按武汉市最低生活保障费用标准，由长江委内部处理。

（2）顾的问题要慎重考虑，必要时可征求一下老干部的意见，以免引起新的矛盾。

2003年1月27日

此件在2003年4月4日，经长江委副主任付秀堂批准，由人劳局综合处杨立军处长复印给予，有严常、刘永熹在场。

2003年3月初，原长办水利工会王志珍科长告诉我：前几天人劳局毕苏谊召集丁福五、崔吉礼、张寅东和我开会，传达了省政法委关于给顾建棠发放最低生活费的指示。丁福五一言不发，崔吉礼不同意，还点了王志珍的名说：顾建棠是你老王家的常客，你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些什么啊。张寅东说：我要是见到顾建棠，我会与他握手笑谈，但要回来拿低保不行。

3月12日人劳局综合处杨立军向我宣布：你的问题，不能回来安排，只能按武汉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发生活费。我问：这是谁家的规定？杨答：这你就不必问了，反正是组织决定。我问：是哪一级的组织决定？是你人劳局，还是长江委？杨答：我们没这个权力。我问：那有这个权力的是哪一家？杨答：那你管不着，我也不能告诉你。我说：你不告诉我，我今天就不走了。我一定要看到东西，你杨处长空口说白话，我怎么能相信呢？杨说：那我要请示一下。

最后，杨处长叫吴春兰给我看了2003年1月27日湖北省政法委魏处长与吴春兰通话的“电话记录”。我说：这份记录你们把它当圣旨，我看只不过是一份错误的答复而已。我们属于“两案”刑释人员，把我们划为低保对象依据何在？这是魏处长的胡编乱造。所以，第一，我不接受打着省政法委旗号的魏处长指示。第二，今后不找人劳局，你们已为我出了力，我找省政法委。

长江委人劳局对待我的诉求，是认真负责的，尽了心又尽了职，在这里再次说声谢谢。

省政法委魏处长的口头答复，至少有三点错误：其一，他说“关于顾建棠一案的判决，不是错案”，是针对谢杰民的书证的，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谢杰民的书证恰恰很有说服力地证明顾建棠一案是违抗中央和省委认定的枉判。其二，即使按魏处长说的顾案不是错案，中央1982年9号文件明令文革“两案”刑释人员“应由原单位安排生活出路”，魏处长视而不见，拒不执行。其三，既然魏处长把我定为社会低保对象，按规定应由民政部门发放低保费，为何要长江委发放？

1983年1月至3月，2002年7月，武汉市中级法院、武汉市公安局和我本人多次要求长办按中央9号文件的政策接收安置顾建棠，前几次被长办拒绝，最后一次被省政法委魏处长阻止。但就是“拿低保”这样的退而求其次的要求，还是遭到为林一山“看家护院”的崔吉礼、张寅东的反对。直至今天，我仍承受生存权被剥夺之冤。

第121节 高院索贿不成驳回申诉

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前，我于2000年3月18日，向市中院邮呈申诉状（挂号0651），并在4月24日（挂号0268）向立案庭、5月7日（挂号1104）向审监庭、7月17日（挂号0997）和9月3日（挂号0873号）向承办法官胡惠发提供重要证人谢杰民的电话和住址。但据谢杰民书面证明，胡法官“曾打电话约我谈顾建棠的情况，后来就没有联系了”。

10月11日，市中院以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的再审条件为由，向我下达了（2000）武刑监字第39号《驳回申诉通知书》。胡法官在通知驳回时对我说，你这个案子肯定搞错了，但我无能为力。

从2000年10月至2001年12月，历时十四个月，我委托湖北元文律师事务所胡昌琳律师代理，依法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并经省委书记杨永良批示再审，只因承办法官索贿被拒，竟违纪违法蛮横驳回，足见司法腐败空前，令人发指。

通过律师的合法调查，取得了新的重要证据，同时发现了原判决的许多违规违法错误。

取得谢杰民书证：

关于顾建棠的有关情况

顾建棠原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干部，“文化大革命”中参加湖北武汉地区造反组织“新派”，是该派的主要头头之一。一九七一年被省“清查办”列为清查对象进行清查。认定其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当时我是省“清查办”工作人员，并与国防科工委保卫处长秦松萍负责“新派”的清查工作。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也先后派出李维本、刘哲（已调陕西省农委）两同志参加清查。一九七四年因“批林批孔”出现反复，致使顾建棠等人清理工作停顿下来，而顾建棠在此阶段又犯有错误。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党中央成立了“两案”（即林彪、江青专案）办公室，组织动员全国上下揭发清查他们的罪行，并布置各省市请查这两个集团在该地区的帮派骨干分子。湖北省委按照中央的布置，相应成立了“两案办公室”，由省委副书记许道琦主管，由省纪委专管，由省纪委书记杨青、林木森、李文明和省高级人民法院张思卿负责组织这项工作。我是“两案”办成员。从此省“两案办”对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顾建棠等几十名帮派头头进行了内外调查。

在“两案”审理工作中，党中央非常重视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胡耀邦、王鹤寿等领导同志在中央召开的一至五次“两案审理”工作会上讲话（讲话全文已印发），强调“两案”审理工作必须坚持上下统一，全国平衡，“宜宽不宜严，宜粗不宜细。”要坚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批判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和“给出路”的方针政策。强调要考虑“文革”的特定历史条件，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

我省“两案”办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经过清查，提出对夏、朱、胡、张、顾等人应追究刑事责任的处理意见，报省委同意后，带到全国“两案”审理工作会上进行讨论平衡。经中央审理后，直到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会议认定，我省的帮派分子应受刑事处罚的是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四人。而顾建棠等人由省下放到各地市、各部门作其他组织处理。顾建棠则由武汉市“两案”办（负责人是市纪委的杨世英同志）和“长办”处理。全国“两案”审理的五次工作会议我都陪许道琦、林木森、张思卿等同志参加，会前事和会后精神都向省委作了汇报，文件材料都存省纪委。

一九八二年，我省按照中央审判王、张、江、姚的办法，成立了审判夏、朱、胡、张的审判专班，由张思卿同志牵头，钟澍钦、谢杰民、迟文和、余湘、艾江金参加的审判办公室设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由武汉市中院负责对夏、朱、胡、张的审判。经过数十余人、几个月的审理，最后判处他们的有期徒刑，分别为十七至十九年。从此省里的“两案”审理工作基本完成。此后，我回省委组织部并到中央党校学习。而顾建棠被判刑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一九八四年，我被调省政法委工作。随后夏、朱、张也先后刑满释放。按照中央的给出路政策，经省委同意并组织省劳动人事厅，负责对他们的出路进行安排。经过工作，夏邦银回原单位汉阳轧钢厂，朱鸿霞回武汉重型机床厂，张立国回随县齿轮厂当工人（省劳动人事厅为此专门发了文件），除夏邦银服从回原单位外，朱鸿霞和张立国要求自谋职业（胡厚民已死亡）。当时中央和省委坚持给出路的政策，规定对这类刑释人员应一律安排工作，原则是：一、回原单位；二、安排当工人；三、工种可从实际出发。按此精神，顾建棠可以不判刑，即使判了，刑释后也应给出路，安排适当工作。以上情况和建议供武汉中院和省高院参考。此外，前不久武汉市中院的同志曾打电话约我谈顾建棠的情况，后来就没有联系了。

谢杰民

2000年11月27日

谢杰民同志原任省委政法委秘书长，现退休。“两清”时在“两清办”工作，所写材料供参考。

省委政法委办公室（章）27/11

取得余华山证言

调查笔录

时间：2001年1月12日下午

地点：宝丰路81号

调查人：胡昌琳、刘春晓　　记录人：刘春晓

被调查人：余华山，男，72岁，市公安局七处一所干部

胡：我们是湖北元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受顾建棠委托代理其申诉一案，为此找您了解当年有关情况。

余：行。顾建棠是78年元月8日关在我们看守所，他不服，主要是我在做工作。82年2月顾建棠被批准保外就医，是我送出去的，他家里蛮困难。83年元月我们把他收监，法院判了七年，宣判的时间是83年1月21日。判了刑后我又把他送回家。送回去时过春节，他家很困难，我们送了50元到他家里，是我送去的。

胡：是否有这个事，由于当时判了刑所以长办不接受？

余：当时单位是不要他，单位说判了刑就不要了，我记得审他这个案子原来是省公安厅段处长、艾副厅长等。

胡：您还知道什么情况？

余：他关在这里就是这些情况。

胡：请您看看记录，如记录无误请签名。

看过不错。

余华山2001.元.12.

余华山同志系我处退休干部

武汉市公安局监管处政治处（章）　　2001.1.12.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亊诉讼法》第204条规定，根据谢杰民、杨世英、余华山等人的证言，原审判决违反中央和省委关于我不作判刑处理、下放到原单位作内部组织处理的审理认定，是一起错判的冤案，于是我要求再审。

2001年3月22日，我向湖北省高法信访接待室递呈刑事申诉状。接访的是立案庭的赵武建。他反复看了这本95页的刑事申诉状及律师“对顾建棠刑亊申诉案调查情况的意见和建议”、原申诉材料后说：你这样的案子我本来不想收的，但你的申诉状搞得那么规范，我还没见过，我破例收下，但不会受理。最好你能找到省委哪个领导，在你的申诉状上批示交办，那就一定受理。

当天晚上，我与长办同事、时任省政协副主席的张荣国通话，问他能否把我的申诉状转呈省委领导，他答应并让我马上把刑事申诉状送去。他接过申诉状后说：你的申诉材料是否可靠？你的要求就是请省委书记在申诉状上批示一下？

我说：申诉材料绝对可靠。据省高法立案庭的同志说，只要省委书记批示交办，高院就受理。

4月11日上午九点张荣国来电话说：申诉状已经送到杨书记手上，等候消息。

20日晚上，张荣国夫人电话转告我：老张刚从武昌来电话说，主管政法的杨永良书记当面告诉他：我要省纪委查核后已批给省高法办理。

30日下午三点三十五分，省高法立案庭赵法官电话告知：你的申诉状省领导已批交我院，我们吴院长已批示立案。你这个案子确实是个冤案，受苦几十年，这个案子一定能解决，你的好日子在后头。撤销原判后，你要请客哟。由于我院只有一辆办案车，到市中院调档案没有车子，而且规定调案卷不能乘公交车，请你设法搞一辆小汽车给我们用一下，5月8日上午八点半前在我们大门口等，到中院去调案卷。我说：可以，我想办法借一辆，或者叫一辆的士，行不行？赵说：可以，在五一节后我再给你电话。你是江苏海门人，我是泰州人，我们是老乡。我问赵：能不能告诉你家里电话，住在何处？赵告诉我他家电话和BB机号码，还告诉我家庭住址。

我向同济来福康公司总经理任炳发借了小轿车，按与赵法官的约定，来到首义路高法大门口。立案庭的赵武建和谢法官到武汉市中院调出原审档案，交给审监二庭的石日庭法官承办。

我的律师胡昌琳是湖北黄陂人，1932年生，1950年进省高法工作，在省高法工作42年，曾任院审判委员、民事审判庭庭长等职，1992年退休，1996年受聘于湖北元文律师事务当律师。文革中与我不同观点，原本互不相识，经同济医学院原人事处长任炳发介绍，接受委托当我的代理人。他为人很正派，工作很认真。

2001年5月15日晚上，我打电话给胡昌琳律师：今天上午立案庭赵武建法官打电话给我说，承办法官要找你了解情况，要你的电话号码和住处。我想问一问你，该不该告诉他们？

胡律师说：他已经找了我，他一个人来到我家，他姓石。他问我有没有中央1982年9号文件，我说中央文件的文号，我的调查报告中写清楚了，省高院机要室应该有，可以找到，如果你找不到，我可以提供。石法官还主动告诉我，这个案件从中院调回的档案很多，要花时间看。我对他说：中院的档案不必都看，因为这个案件很简单，中央并没有决定判顾的刑。湖北省委宣布省里只判夏、朱、胡、张四人，没有顾建棠。审理此案的唯一依据，就是中央“两案”座谈会上平衡各地判刑者的决定，没有其他东西。简单说，中央和省委叫不判顾建棠，你武汉中院判了，所以本案不复杂，再审不困难。但石还是说：由于手头上的申诉案很多，顾的案件材料又多，要到明年才能结案。我又对他说：不必看那些，你只查对谢杰民的书证和原审判决就够了。人家已经七十岁的人了，已经三十多年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我请你尽快结案，搞快一点。但他还是说手头案件太多，要到明年才能结案，我还是请他尽快结案。我又问他除结案时间可能要长一点外，还有什么其他问题？石说：申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就是结案时间要到明年。我仍请他搞快点。我最后问他：听说这个案子是省委书记杨永良批示交办的？石说，是的，杨永良的批示在我手上。

我问胡律师：既然我的申诉没得问题，为何要拖到明年才结案呢？胡律师说我也弄不懂，他主动找上门来，完全出我意料。

承办法官石日庭独身一人去见胡律师，后来知道他是在婉转索贿。这一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三十二条第十二款的规定：法官不得“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接受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请客送礼”；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第八条“法官在审判活动中，不得私自单独会见一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第十一条“法官审理案件应当保持中立。法官在宣判前，不得通过言语、表情或者行为流露自己对裁判结果的观点或者态度”。

我听了胡律师这一番话想，既然石法官说申诉没有其他问题，为什么要拖到明年才结案呢？16日晚上，我打电话到赵法官家中问：石法官一面说申诉没有问题，一面又说案件要到明年才能结案，这是为什么，我想不通。我想到你家请教，行不行？赵法官爽快答话：欢迎你来。

17日上午我到赵武建家拜访，他与我谈了45分钟。我说：今天登门拜访，打扰了。赵说：没关系，我欢迎你。我说：星期五石法官找了胡昌琳律师，石向胡说了以下三点：一、问胡律师手上有没有中央1982年9号文件。二、这个案子的档案材料很多，要花时间看，虽然申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但要到明年才能结案。三、杨永良书记的批示在他手上。我想不通的是，既然我的申诉没得问题，石法官为何要拖到明年才结案？

赵法官说：石法官叫石日庭，是审监二庭的。他说要明年才能结案的原因，我实在不好说，叫我怎么说呢？胡律师不懂行，没有领会他的意思，唉！叫我怎么讲呢？你是我老乡，就给你讲实话吧。石法官说结案时间要到明年，实际意思是通过胡律师叫你破费一点，叫你意思意思。我问：怎么个意思法？赵法官说：你这个案子，我也请他抓紧办，石法官那里总要那个一下吧（拇指与食指来回搓）。要是不意思一下，石法官说了，他慢慢看，拖到他退休，叫别人去办好了。现在这个风气是普遍的，我们院内有个顺口溜：“你要立案先请吃饭，你要办案先拿一万”。我说：先拿一万，以后还要拿？赵说：一万元他们三几个人一分，每人只得两至三千元，是小意思，这样的事太多了。所以先拿一万元后还要拿。我说：那不是我行贿，石法官受贿，我们一起进（牢房）去？赵说：三五万元上不了线。我说：我要是不拿呢？赵说：一是维持原判，驳回申诉；二是无限期待办。我说：我没有这个实力，给少了不行，给多了我吃不消。赵说：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经济实力，要是能够意思一下的话，现在就可以办，而且很快可以结案。我说：我家十分困难，二十三年我无分文收入，一直靠爱人的工资生活，现在我爱人每月只有八百多元，我两个孩子下岗，孙儿也在我家生活，我实在无此能力。如果石法官能早日给我撤销原判，改判我无罪，并回长办落实政策，我只要有收入，一定感谢他。赵说：你的意思就是现在先欠一欠帐，待以后结案回长办后再补办？我说：是的，赵法官你看当前我还能有什么办法？我与爱人商量，是否先请石法官等人吃顿便饭，怎么样？

赵说，很好，这个办法可以，但要请胡律师出面搞，你我都不参加，就请他庭里几个人。此亊就请胡律师出面。我说多了，人家以为我得了什么好处。杨书记的批示批得很好，我是第一个看到批示的，石法官心里清楚，原判肯定要撤销。这是十拿九稳的，所以要你意思意思。

5月18日，我与任总（炳发）通话，告诉他这些情况。任总告诫说：不能给钱，就是有能力也不能给，万一是个圈套，说你是行贿，不仅案子翻不过来，还要吃苦头。这些法官是坏透了，现在正在搞严打，他还敢明目张胆索贿，党风坏到底了。你再想法摸摸准，是不是那么一回事。如果是真的，可以告诉赵法官，钱是可以想办法的，但我要请示一下杨永良书记，如杨书记说可以，就一定给石法官意思意思。看他们怎么回应。

接着我向省政协副主席张荣国汇报，他十分气愤地说：一分钱都不给，他真的硬要一万元，我就告他请他下台。请他吃顿饭可以，你钱不够，请先告诉我，我可以借给你。

19日，我又向胡律师通报。胡律师说：我在省高法工作四十年，当法官的怎么如此公开索贿，司法腐败啊！不拿钱也不请客。你要是上了钩，就是无底洞。

我决定“不拿钱不请客”，6月18日至7月20日向石法官连续发出10件挂号信。在这些信中，我反复向石法官陈述：原判决的错误在于违背了党中央对我作出的不受刑亊处罚、作其他组织处理的认定。将已经中央和省委认定不判刑的顾建棠判了刑，这是我申诉状的核心。务请到谢杰民处核实中央和省委的审理认定，务请到省纪委查阅省“两案”办的原始档案，请他秉公再审。不要因为索贿不成，利用职权对我的申诉强行驳回。可是他还是违法驳回了。

2001年12月24日上午，承办法官石日庭约我到武汉中级法院二楼见面，我不知道为何不在省高法约见。九点四十五分，我和老伴会见了他。石法官说：你的申诉驳回。随后向我递交了“驳回申诉通知书”。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申诉通知书

[2001]鄂高法监二刑字第31号

顾建棠：

你为颠覆政府、反革命宣传煽动、诬告陷害一案，不服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法（83）刑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以定性不当、不构成犯罪等为由，向本院提出申诉。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判认定你犯颠覆政府、反革命宣传煽动、诬告陷害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

综上，你对该案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申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亊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再审条件，原判决应予维持。

特此通知。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章）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石法官要我签字，我拒绝签字，同时毫不客气地质询石法官：石法官，我问你，我的申诉请求是因为市中院违背当时党中央有关“两案”审理的方针政策，无视党中央审理认定顾建棠不属判刑之列，判了我的刑。因此我要求撤消原判，改判我无罪，并回本单位按党的政策落实善后。这个通知对此没有片言只语，通知驳回的所谓“申诉理由”，我根本设有向高法提出。我的申诉要求在我的申诉状中有，在我给你的多封挂号信中也十分明确报告了你，你是怎样看待的？驳回申诉通知中为什么对此毫无反映？你说。石沉默片刻说：这是集体研究的。

我说：我再问你，谢杰民同志那里你去核查了没有？张思卿同志那里你去了解了没有？有设有到省纪委查阅“两案”审查的原始档案？你去了没有？石又沉默片刻，欲言又止。在我追问下，他微笑着说：我们的门至今没有关，你还有门路可走。

我说：到底谁不符合204条的规定？你说。我有新的证据向高院提出申诉，难道不符合204条的规定吗？你们那个四不象的通知难道反而符合204条？这样的通知出自高级法院之手，实在令人吃惊，你们不怕被人当作笑柄？石还是说：我们的门还敞着的，你可以继续申诉。我说：省高院驳回了，我走哪条门路？到哪里去申诉？石说：你可以继续申诉，在湖北、武汉都可以，总之我们的门没有关。我一定把你的意见带回去，向上反映。你这大年纪了，心情放宽些。

这份“驳回申诉通知书”主要错误有二：第一，“驳非所申”。申诉状的核心是，原判决违抗了党中央和省委对我的审理认定，而“驳回申诉通知”书对此有意回避。第二，“滥用法律”。谢杰民的书证等都是原判决执行十八年后取得的新证据，以此提出申诉，完全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04条“人民法院当重新审理”的法定条件，然而省高法不执行这条规定，又找不到驳回申诉的法律依据，只好倒打一耙，反称申诉状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04条的规定。真是岂有此理。

12月26日，我向省政协副主席张荣国汇报了申诉被省高法驳回的情况。张副主席告诉我：你的申诉驳回的亊，11月省高法吴家友院长就给我讲了，因为当时尚未给你下达驳回通知，我不便给你讲。当时我问吴院长，不是中央审理中只认定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四人应受刑事处罚，顾建棠不在其内，是作其他组织处理的吗？吴院长解释说：是有这回亊。但顾建棠是知名人士，武汉中法有权审判。

吴家友院长的“解释”表明：武汉中法和湖北高法在对我判刑之前就知道，中央和省委只认定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四人应受刑事处罚，顾建棠不受刑事处罚作其他组织处理。仅因为顾建棠是“知名人士”，武汉中法就可以无视中央决定而“有权审判”。“知名人士”就该判刑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里有这种条款吗？按当时的“两案”审理程序，法院判刑必须有省、市专事“两案”审批的“两案”办公室的交办批文，可省市“两案”办都不知道顾建棠判刑的事，你武汉中法权力从何来？

第122节 枉判错驳申冤十年无果

我不服武汉中法执法犯法、枉判制冤，不服省高法违法错驳，从1998年6月21日至2011年1月13日，历时13个年头，以特快专递和挂号信发出申诉状493件：武汉市公安局16件，武汉市中级法院17件，武汉市委6件，湖北省委、省府领导70件，省委政法委42件，省委纪检委22件，省委组织部8件，省信访局2件，省人事劳动厅4件，省人大主任9件，省人大代表14件，省政协7件，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121件，湖北省高级人民检察院6件，全国人大常委会11件，全国政协4件，国务院办公厅1件，人事劳动部1件，水利部17件，长江水利委员会25件，中央政治局常委34件，党中央职能部门9件，最高人民法院正、副院长15件，最高法职能部门23件，传媒9件。

我的申诉信平均每九天发出一件，从中央总书记到武汉中级法院院长。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最高法院正副院长，他们握有重权，口称权为民所用，把群众当亲人，可是我发给他们的91件申诉信，都似泥牛入海、风筝断线，无半点回音。同时，我也看到了好多有党性、有正义感、有天良的好人，比如武汉中级法院的胡惠发法官、吴仲华法官，湖北省高级法院的吕忠梅副院长，省政协副主席丁凤英和张荣国，湖北省高检的方院长，省纪委书记黄远志，省委书记俞正声和杨永良等，不愧为人民的好干部。

第123节 一案蒙三冤背后的猫腻

按照他们的政策我不该判，但是判了；按照他们的政策我刑满后长办应该接收，但是长办不接收；按照他们的政策我可以要求重审，但是我的申诉被驳回。为了弄明究竟，我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调查。

2000年11月16日，在吴仲华家的院子里，我说明来意，并请他看了谢杰民写的“关于顾建棠的情况”。他告诉我：1982年7月，判了夏邦银等四人后，我们的审理班子就解散了。大约在1983年初，院里突然把我们召集起来，恢复审理班子，我接到案子时才知道要审判你顾建棠。判夏、朱、胡、张，省委下了文件，但判你的刑没有听说有省委的文件，当时都是市委决定的，没有市委文件是不敢判你的。要是中央和省委认定不判你的刑，而武汉市委决定判了你的刑，这确实是个问题。我可以肯定市委一定有文件，否则我们不敢判你的。这种文件我们是看不到的，市“两案”办的杨世英知道内情。

2001年3月26日上午十一点，二访吴仲华。我说：1983年1月是根据什么审判我的？吴说：当时市委肯定有文件，否则我们审判无依据，这个文件法院和检察院的档案里应该有。这个文件肯定有人批准的，我是具体办案人，我没有看到。但院领导肯定看到这个文件。

下午三点十分，我和夫人梁丹心接着访问吴仲华法官：我想请问两个问题，一，迟文和院长还在不在？二，你审判我时知不知道中央和省委已经对我作出了不受刑亊处罚、作其他组织处理的认定？判我时有无文件根据，你见到没有？吴仲华说：迟文和还在，他已86岁了。可以肯定，根据市委文件才能判你，这种文件我们是看不到的。市里很可能是谢滋群负责。如果中央和省里决定不判你，而市里判了你，看来这是个大问题。我又问：当时中央和省委对我的认定，省、市领导和你们院长都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吴仲华说：我们当时不知道中央对你认定的文件，很可能是长办的某个领导与市里某个领导说了话，所以就下文判你的刑。我又问：如果查到市委的文件，而与中央和省委对我的认定是矛盾的，那该怎么说呢？吴仲华说：市委的文件当然不能超越中央和省委的认定。市委那个文件，哪个批准的哪个负责。我说：原省委政法委秘书长、省委“两案”办的谢杰民说中央审理认定顾建棠作其他组织处理，但由省下放到市和长办后，却被判了刑，市“两案”办的杨世英应该知道。我两次问杨，他说市里从未管过你们，市‘两案’办始终没有办过你的案子，你被判刑我们不知道。吴仲华说：杨世英肯定知道，现在说不知道，涉及到责任的事，都怕负责任。

2001年4月7日下午三点五十分，找到武汉中级法院迟文和院长家（中院内高干楼4楼），迟院长夫妇俩接待。

我说：打扰你老，我是十八年前被你们中级法院判刑的顾建棠。今有一事相问，在你们判我之前，是否知道中央和省委已经认定我不受刑事处罚而作其他组织处理？请你先看一看原省委政法委秘书长谢杰民写的证明材料。迟院长看后说：我记不清了。我说：你当时是审判指导专班的领导成员，怎么记不清了呢？迟问：你判几年？我说：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迟说：我管十年以上的，你的案子不属我管，是副院长管的。我问：当时有没有市委的文件？迟说：记不清了，我现在年老多病。判夏、朱、胡、张都是省里来人，我们法院只是一个门面，借给他们用。当时省里是张思卿、谢杰民负责，你是省管的。现在说中央和省委认定不判你，而市里判了你，这就奇怪了，是个问题呀。

2001年2月8日、2月23日、3月23日发三封挂号信向谢滋群咨询。4月30日谢滋群秘书打电话给我，转告谢滋群的回话：那时我不在公安局，我也不知道你判刑的事。当时王杰是公安局长，市委领导是王群。

2003年2月12日上访省高检，是该院方院长（女）接待。她听我陈述后说：判你这样的人，一定要有中央、省委或市委的批文，否则法院无权开庭。中央不可能为改变原先对你一人的认定再发文，省委当时有人参加中央认定，不可能再给中央写报告要判你的刑，所以只能是武汉法院有了市委批文后，才有权审判你。如果谢杰民的证言确实，是中央已认定你不受刑事处罚而作其他组织处理，那武汉中法对你判刑肯定是个大问题。我问：省高法在驳回我的申诉时，为什么不把市委的批文作为驳回申诉的根据？方院长说：省高法驳回你的申诉，不好用市委的批文去否定中央的认定，法院也无权公开市委领导的批文，所以你的申诉只能走党委这条线，法院这条线不行。

2003年2月13日上午，到省档案馆查找武汉市委对我审判的批文。在1982年和1983年的省委文件卷宗中，查到了在我判刑之前对夏、朱、胡、张审判的省委批文，也查到了在我判刑之后，省委对武汉市委关于追究王大宾（文革期间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刑事责任的报告的批复。可就是找不到省、市委对我判刑的批文。本案的审判长吴仲华多次强调：根据市委文件才能判你，否则我们审判无依据，没有市委文件我们是不敢判你顾建棠的。现在查不到任何文件，你说奇怪不奇怪？

2003年4月5日，我面访林一山复出后得到他重用的一位领导干部，谈到我被冤判的情况，他给我讲了如下一段话：你被判刑的内情我可以给你讲一下，是林老板给市委领导打了招呼：你给我把姓顾的办了他。市里就把你办了。但我不能为你作证，事情是真的，但我手上没有证据，林是口头打的招呼，没有文字报告，市委领导也没有给林批复。你还要保密，你一旦说出去，我可以不认帐，但我说的是真话。我估计你翻不过来，心中有数就行了。

这位老干部虽称“可以不认帐”，但我相信他的话是真的。如说谎不可能如此坦率，另一方面，从林一山对待郭志伟、黄友若、麦汝祥的作为，以及对严常和蔡发奋等的疯狂劲头来看，他如此对我，合乎其仇恨文化大革命、仇恨造反派的一贯思想逻辑。

我的“一案三冤”，由邂逅夏邦银时发觉；经郑军提供线索，多亏谢杰民坦诚相告实情，指点诉求方向；幸有热心人任炳发和好律师胡昌琳相助，虽未昭雪，但基本搞清了冤情。

第二十三章 争生存维权步履维艰 俞正声批示缓我倒悬

我在“两案”审理中受到了刑事处罚，在我刑满释放前一年，即1982年2月3日，党中央发出中发（1982）9号文件，针对“揭批查”和“两案”审理中存在的“定性处理偏高了一点”、“处分偏重了一点”的扩大化问题，规定了十一条具体政策，其中第四条说：凡清查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可当时的湖北省委和长办党委不贯彻不落实，致“两案”刑释人员的生活出路得不到安排，长期无单位、无工作、无收入，生无社保，病无医保，死无丧葬费，至今已三十多年了。

为了活命而争生存权，经七年奔波诉求，我们这些二十多年生活无着的所谓文革“两案”`刑释人员，终于在2005年开始拿到“生活费”。但我们当中好多人不清楚或不完全清楚诉求中历经坎坷、波折重重、步履维艰的实际情况，以及一些不便公开的“猫腻”。还有那么一两个人在拿到“生活费”后急于搞平反，我不赞同并提出先争取“社保”和“医保”，由此他们就另起炉灶，这是他们的权利和自由，我不阻挡也不参加，可他们倒打一耙，说我搞分裂。更有甚者，2008年他们到处造谣，说我“拿了港商300万写武汉文革史，是个叛徒”。实际上是2007年10月8日，杨道远、吴焱金、谢望春、赵文成、柳英发、余明生、刘传福、彭勋、林子忠、王光照、刘素珍、王小青、曹承义等发起写一本武汉文革史，大家推我做召集人，因种种原因没搞成。根本没有拿港商钱一事。有鉴于此，我在本章中将稍用笔墨予以澄清。

我刑释十五年后的1998年6月，从夏邦银处得知有个中央9号文件。为查找这个文件，我从1998年7月到2000年1月，历时六百多天，先后向武汉市和湖北省党委、政府、政法委、人大、政协直至国务院和全国政协等十七个机关及其领导人发出特快、挂号信124件，无结果。2000年3月6日，在湖北省档案馆查到了中央9号文件，我如获至宝，并向长江委诉求安排生活出路，长江委人劳局为此专文请示省政法委，2003年1月被省政法委综合处魏小玲口头拒绝。

为争取“两案”`刑释人员的生存权，2003年3月到2012年10月，在不断上访的同时，由我执笔撰写并向省、市直至中央发出特快、挂号诉求信282件，其中致总书记5件，省委书记俞正声9件，省长罗清泉10件，后任省长李鸿忠1件，副省长蒋大国6件，省信访局5件，省政法委61件，省纪委书记黄远志9件，省劳动和社保厅94件，武汉市委书记苗圩、市长李宪生、后任市长阮成发共4件，市委、市府各部门24件，长委48件，水利部老部长和现任部长6件。

在诉求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不记得看了多少冷脸白眼，经历多少拒绝和推诿，遭受多少刁难和戏弄，多亏省劳动社保厅李湘泉、周祖荣、董长麒的受理，俞正声、黄远志、蒋大国等省委、省府领导人的体恤，我们才得以缓解倒悬之苦。

第124节 求生存由个人走向群体

2003年3月中旬，我拿着中央9号文件、武汉中院市法（83）刑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书、谢杰民2000年11月27日亲书《关于顾建棠的有关情况》三份材料，到省委大门口的省人大接待室上访，偶然碰见程贻兴（武汉钢锯厂工人、文革中为工造总司成员），他向我介绍了第一次见面的李家骥。交谈中我知道了他们上访是要求撤消原判，要求平反，但没有文件根据。我告诉他们，我是要求按中央政策回原单位作退休安置。程贻兴问我：你有文件吗？我说有中央文件，有可能搞成，但你们要求平反不可能，因为中央文件讲了对“判刑畸重的不改判”，怎么会给你们平反呢？谁知我与程贻兴、李家骥这次邂逅，竟成了由个人诉求走向集体诉求的起点。

3月下旬，程贻兴到我家向我借阅中央9号文件，他说：春节后我们十多人议论，认为我们受处罚都是冤枉的，跟毛主席、共产党搞文化大革命怎么成了罪人呢、所以就去上访。那天碰见你后给大家讲了，都想借你那个文件看看。我当即答应：不是借去看看，给你们复印拿去，不过复印费要你们出，还要保管好。程贻兴双手抱拳连声感谢。我说：谁叫我们是战友，又同为沦落人。

清明节后不久，程贻兴告诉我，大家希望我明天上午到朱裁缝（朱汉卿）家和大家会一会，到时候他来引路。大约是4月8日，我应约来到友谊路中学斜对面朱裁缝家，已有三十多人在场。刘祖平主持，要我讲话，大家还拍了手。我就讲了四点：第一，当前要求平反能不能办到。提出平反要求完全对头，因为我们都是冤枉的，问题是目前办不到，我为平反已经搞了将近四年，毫无结果。我是经中央认定不受刑事处罚、回原单位作其他组织处理的，而且由当时省政法委秘书长、省“两案”办公室成员、中央召开的第一至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参加者谢杰民为我写了证明，又请了律师向省高法申诉，我的申诉状还经省委杨永良书记批交省高法要求依法再审，最后还是被非法驳回。我不服，坚持信访三百多件，无人理睬。不说在座的各位，恐怕全省也没有像我这样的情况。你们看到了中央9号文件明令“判刑畸重的不改判”，他们怎么可能为我们平反呢？所以我就调头要求原单位安排生活出路。第二，能不能回原单位安排生活出路，我认为是可以办到的，因为9号文件已下发了二十一年，这是一份关于“揭批查”和“两案”审理定性处理的专文，要求全国各地、各单位贯彻执行。1990年3月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刑释时省委执行落实了这一政策，但对此前数年刑释的我们仍不落实。今天我们要求落实，正是省委改正错误、偿还欠账的时候，我们有一百条理由要省委落实中央9号文件，他们无半点借口拒绝。所以只要坚持争取，是可以办到的。第三，既然历史把我们拢在一起了，我建议大家统一行动，就是以中央9号文件为旗帜，以夏邦银回厂安置为例子，要求享受本单位退休职工同等待遇。如果回原单位实现了，再看那时的条件考虑是否提出平反问题。这叫先解决“饿肚子”问题，再解决“摘帽子”问题。第四，我手上的中央9号文件怎么来的？我是通过合法程序，由省档案馆提供的。如有人问，就说是通过合法程序搞来的；如再追问，就说你去找顾建棠。接着我宣读了夏邦银给我的信，出示了谢杰民给我写的证明材料以及省劳动厅《关于朱鸿霞等两案人员刑满释放后安置工作的函》（鄂劳函字（90）第041号）。这些材料我都复印给了刘祖平、黄友堂等人。

刘祖平表示赞同我的看法，并问大家同不同意我的意见，全场热烈鼓掌。刘说；都鼓掌同意了，那就说干就干，我提议我们明天就去省委上访。又一阵掌声。

第125节 首轮群体上访诉求无果

4月9日，我们三十多人到省委西大门上访，接待人员一时不知就里，依次接访、登记、交谈、收材料。这次活动引起意想不到的政治和社会影响，惊动了省委机关，他们没有想到当年在“揭批查”中受到处罚的人员会到省委群体上访，因而加强防范。我们数十人集体上访省委的信息快速传开，不少受害人纷纷前来。这次活动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陈述和所递送的材料中诉求内容不一，有的还是要平反，有的只诉苦不提具体要求，总体上没有形成群体合力。对此我们进行了集体讨论，当时有人提出成立一个由三至五名党员组成的领导核心小组，有人同意有人反对，我明确反对：在座的党员都是被他们开除了党籍的，我们可以公开说不承认他们的开除，但不能算数，他们是当权者，他们说的才算数。要是我们真的搞个党员核心小组，就是一个非法的政治组织，抓你、关你、判你是现成的，这不是伸出脑袋叫他们来砍嘛。因此我反对，也劝提出这个建议的人不要搞了。

接着我又提了三点建议：我们这里不存在谁领导谁，都是为求生存才走到一起，但这么多人是要有个领头羊，可以叫“诉求发言代表”或“诉求人代表”，由大家推选。其次，所有参加诉求的人，指定专人进行登记，以备相关政府部门查询。再次，要写出一份总体的诉求材料，其重点是以中央9号文件为旗帜，以夏邦银为例子，个人的材料和口头陈述都不能脱离这个主题。

经大家商议，推选顾建棠、刘祖平、胡国基、黄友堂、刘永熹、李家骥为代表。2006年10月以后刘祖平、李家骥另起炉灶，增补了余明生、陈大华。人员登记由胡国基负责。集体诉求材料由顾建棠撰稿，就是后来呈省劳动厅周祖荣副厅长的那份。

4月中旬以后，我们有时全体上访，有时部分出动，先后多次上访省委、省政法委、省政府、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省公安厅、省高法等机关。这些衙门，有的听诉求、收材料，无回音；有的只登记收材料，不听诉说，也不答复；有的干脆不接待。其间还发生了两次因门卫驱赶引发肢体碰撞，黄友堂、刘祖平、李家骥、胡国基、程贻兴等手臂破皮受伤。

7月上旬的一天，傅廉、余明生、黄友堂、顾俊泉、祝孝先、周荣飞、刘祖平、刘祖清、杨全顺、顾建棠、刘永熹、胡国基、李家骥、陈汉寿、彭吉武、程贻兴、陈端午、陈大华等三十多人到省委南大门静坐，要求接访。从上午9点到11点样子，不见省委机关来人，却来了两卡车武警。为首的一位警官走上前来：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妨碍公务，赶快离开。我含笑回话：民警同志，你问我们在这里干什么，你看我们这么多白发老人，在这火热的太阳底下静坐，没有要命的事，疯啦？我们都是因参加文革受到不公正处罚，按照中央9号文件我们都应回原单任安排，但二十多年来省委不贯彻不落实，致使我们二十多年在无单位、无收入的死亡线上挣扎。我请你看看这份中央文件的第4条规定，你说我们该不该来上访？这位警官看罢说：你们等着，我进去向他们反映。不久警官出来，下令所有武警上车，扬长而去，但省委机关仍无人前来接待。我估计这位警官回去很可能受到批评。

从2003年4月到11月6日的七个多月，我们进行了十多次上访，四处碰壁，毫无结果。山重水复，路在何方？抱着试探的心情，我们上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此前我们认为，从安置朱鸿霞等的鄂劳函字（90）第041号函来看，劳动厅不是决策机关，只是个执行部门，所以没有把它作为上访对象。出乎意料的是，劳动厅成为改变我们七个月毫无进展局面的“柳暗花明又一村”。

第126节 省劳动社保厅受理诉求

11月7日上午我们来到劳动社保厅接访室，向胡科长概述了诉求，我随即递上书面材料。

我们的诉求

我们是一群因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而惨遭不公正处理，沦为无单位、无工作、无组织、无收入状况的次等国民，而今都是风烛残年、难维生计的夕阳老人。

我们年轻时，满腔激情热爱共产党，真心实意爱着共产主义，发愤图强大干社会主义，即使身陷逆境的今天，对此我们仍矢志不移。

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动领导的，我们作为普通的党、团员，产业工人和基层干部，响应号召投入运动，完全出于对党和毛主席的信赖，也是党历来倡导的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具体表现。

后来的党中央在1981年6月27日作出决议说：“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1982年2月3日发出的中发（1982）9号文件又说：“文化大革命是领导者错误发动，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帯来了严重灾难的一场内乱。”

就按后来的党中央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灾难和内乱”，而承受这严重的灾难恰恰是我们：运动初期，我们被打成“新生右派”、“三家村”、“牛鬼蛇神”、“反党乱军现行反革命”；1968年10月以后，又被打成了“凊队对象”，“一打三反对象”，“反总理”、“反江青”、“反陈伯达”的“五一六”、“北决扬”反革命集团分子，被不间断地关进各种名目的“五不准学习班”；1976年10月以后，我们又被定为“反英明领袖华主席”、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黑干将”。在运动中被整得死去活来，被逼上吊、投河卧轨而屈死的有之，被逼疯、妻离子散的有之，而幸存下来的我们这些人，都被认定为“紧跟林彪、江青的反革命”，“打砸抢”、“破坏社会秩序”等的犯罪分子，逮捕坐牢，判刑劳改，劳动教养，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怎么也想不通，发动和领导这场运动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是犯了错误，毛主席负主要责任（负政治责任），而跟着参加运动又未犯刑事个案的工人、学生、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和基层干部，却成了罪人，并判刑劳改、劳教和开除。再则，我们被不公正处理后，又不按党中央规定的政策安排我们的生活出路，这能合公理、能服民心吗？

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今人老体衰，力难糊口，为了活命向党和社会主义呼喊：给一条生路。为此，特向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诉求如下。

一、诉求人的基本状况

都是武汉市居民，计53名，其中男49名，女4名；工人37名，干部10名，工程技术人员4名，教师1名，会计1名；党员8名，团员10名；先进工作者（生产）3名，见义勇为者1名。

被判刑（刑期4—19年）45名，劳教2名，开除公职3名，免予起诉3名。

刑释和开除公职时年龄最小的32岁，最大的55岁。现在最小的58岁，最大的76岁。

二、提出安排我们生活出路的政策依据

1.中共中央中发（1982）9号文件批转的《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政策规定：

“凡在清查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纪要》第9页）

“行政处理不宜采取开除公职的办法。”（《纪要》第7页）

“对受审查人员的结论，可采取写实的方法，不戴分子的帽子，不用政治错误和严重政治错误的定语。”（《纪要》第8页）

“对犯错误人员给予降低工资级别处分的，一般不要超过两级。”（《纪要》第8页）

“对在清查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包括自杀）人员，除犯有严重罪行畏罪自杀的以外，其抚恤和遗属生活补助，按正常死亡对待。”（《纪要》第9页）

2.中共湖北省委文件的政策规定〔鄂发（1982）26号〕

“对‘两案’的定性处理，是否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是检验我们在政治上是否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一个标志。”（第6页）

“行政处理不宜采取开除公职的办法。”（第6页）

“被错开除了公职的，要收回来。”（第10页）

3.湖北省劳动厅落实党的安置“两案”刑释人员政策的实例

“根据省政法委员会政法办（90）3号文件和省委领导同志批示意见，现划拨三名全民所有制合同制工人劳动指标给你们，用于安置朱鸿霞、夏邦银、张立国等三人工作，请你们与有关部门通力合作，认真落实。”（湖北省劳动厅［1990］2月23日鄂劳函字第041号《关于朱鸿霞等两案人员刑满释放后安置工作的函》）

附夏邦银给顾建棠的信。（本书略）

4.时任省委“两案”办领导成员、省政法委秘书长、中央召开的第一次至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参加者谢杰民同志2000年10月27日书证：

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先后刑满释放。按照党中央的给出路政策，经省委同意并组织省劳动人事厅负责对他们的出路进行安排。经过工作……（省劳动人事厅为此专门发了文件），除夏邦银服从回原单位外，朱鸿霞和张立国要求自谋职业。当时中央和省委坚持给出路的政策，规定对这类刑释人员应一律安排工作，原则是：一、回原单位；二、安排当工人；三、工种可从实际出发。”

5.《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1953年1月26日劳动部公布试行）

“凡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其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不作工龄计算。因反革命罪行而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其本企业工龄，应自恢复政治权利之日算起。因其他犯罪行为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其剥夺政治权利前与恢复政治权利后的本企业工龄应合并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编、2001年7月出版的《实用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法规各条录》第321页》

6.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鄂劳社办（2001）232号文件《关于当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

“十、在职职工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及以上处罚，或被劳动教养并被开除、辞退、解除劳动合同的，服刑或劳动教养期间，停止缴纳养老保险费，不计算缴费年限，服刑或劳动教养之前的个人帐户予以保留，实际缴费年限予以承认，视同缴费年限不予承认；服刑或劳动教养期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待期满后在劳动保障部门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符合退休条件的，按月发放基本养老金”。

7.2003年5月15日发出的鄂安帮协8号文件规定：

“六、已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因被判刑或劳动教养的，被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在刑满、假释、劳动教养期满或解除劳动教养后未就业的，可以申请领取失业保险金。”

“七、对未达到退休年龄的，应按规定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时按规定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退休人员被判拘役、有期徒刑及以上刑罚或劳动教养的，服刑或劳动教养期间停发基本养老金。服刑或劳动教养期满后，可以按服刑或劳动教养前的标准继续发给基本养老金，并纳入以后的基本养老金调整范围。退休人员在服刑期间死亡的，其个人帐户储存额中个人缴费部分的本息，可以继承，但遗属不享受相应待遇。退休人员被判处管制、有期徒刑宣告缓期和监外执行的，可以继续发给基本养老金。……退休人员因渉嫌犯罪被通缉或在押未定罪期间，其基本养老金暂停发放；法院判其无罪的，被通缉或羁押期间基本养老金予以补发。”

上述七条表明：

第一、无论是“文革”前的五十年代或“两案”清查运动时的八十年代，还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对于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都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体现了党和国家给出路政策的一贯性。

第二、对于犯有杀人、抢劫、贪污受贿的刑事犯罪人员，在其刑满释放后，都给予安置帮教，可是对于既不是杀人越货、贪赃枉法分子，又不是跟着蒋介石从事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分子，而是响应党和毛主席号召，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我们，不仅受到了严重的不公正处理，而且党中央明文规定的“应由原单位负责……安排其生活出路”这一政策，除夏、朱、张三人外，至今未落实到我们头上，怎不令人寒心？现在要求落实中央9号文件规定的政策，这是党和国家给我们的生存权，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事情。

三、回答四个问题

1.中发（1982）9号文件距今已二十一年了，为何现在提出落实？

这个文件早在1982年2月3日发到湖北省委和地、师级单位，但没有认真贯彻。省委领导、省政法委和省劳动厅除对朱鸿霞、夏邦银、张立国三人刑释后安排回原单位安置，并按照这个文件规定的政策于1990年2月23日发了专文外，在武汉市乃至全省，至今还没有发现第二个这样的专函。我们是在这个文件发出18年后才见到的。此前我们一无所知，导致今天尚未执行，导致我们早该回原单位而不得回，导致我们现在才提出落实，这完全是由于当时的省委领导不作为造成的，其责任也应有当时省委领导承担。

2.“安排其生活出路”的政策如何具体落实？

1990年2月，省劳动厅根据省政法委的政法办（90）03号文和省委领导批示，安置夏邦银等回原单位工作，直到退休，是活生生的落实“安排其生活出路”的样板。夏邦银是湖北最大的头头，其影响比我们大，刑期比我们长，他刑释后由省劳动厅安置他回原单位工作，直到退休。我们更应如此。

3.你们都是已过退休年龄的老人，无法安排工作，又20年左右不在原单位工作，怎么办退休？

我们在刑释、解教和开除时，年龄最大的只55岁，最小的是32岁，都可以回原单位工作。中央（1982）9号文件是在1982年2月3日发出的，此件发至地、师级，省委领导都能看到，然而阅过此件并应执行的省委领导，却阅而不理，知而不行，更没有督促各部门、各单位执行这个文件。把我们丢向社会，把我们由青壮年拖成了风烛老人，二十多年我们应回原单位而不得回，其责任难道要我们来承担吗？没有落实中央9号文件规定的政策及其后果，全部责任应由当时的省委领导承担。

4.能否按武汉市低保标准由原单位内部发给？

此话与中央政策和省劳动厅的文件规定相悖。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和省劳动厅的鄂劳函字（90）041号函明确规定，我们都属“应由原单位负责”安置的“两案”刑释、解教和开除人员，不属低保对象。

四、以中央（1982）9号文件为依据，以省劳动厅安置夏邦银等为样板，落实我们回原单位安置的政策。

1.凡被判刑释放的，应按退休处理，并从释放之日起算。

2.凡劳教解教后没有回原单位的应收回，并从解教之日起算办理退休。

3.凡被开除公职的，由原单位收回，补发全部工资，并办理退休。

4.凡免予起诉的，其羁押期间的工资要补发。

5.凡在运动中接受审查期间自杀身亡的，按正常死亡对待。

此致

敬礼

因参加文革受不公正处理诉求人代表：

刘袓平　胡国基　黄友堂　李家骥　刘永熹　顾建棠

2003年11月7日

胡科长阅览后迟迟不表态。正在此时，来了一位年约五十来岁、中等身材的干部，胡科长迎上：李处长你来得正好，你看这个事怎么办？一边说一边把我们的诉求信送到李处长手上。李处长看了材料、听了我们简要陈述后对胡科长说：该我们管，应受理。并对我们说：找我们劳动社保厅找对了。每月8号是厅长接待日，明天就是8号，是周厅长接待，因双休日推到10号，就是下星期一，上午9点你们来接待室。材料我们收了。回家后我把诉求信的抬头改为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周副厅长。

11月10日上午9点前，胡国基、黄友堂、刘永熹、李家骥、刘祖平和我六人到达，这时一个叫陈道明的闯了进来，就成了七个人。进入厅长接待室，在长条桌一侧并排坐着。稍后，周副厅长在李处长等（当时只认识李处长）陪同下准时来到，与我们相对而坐。周副厅长首先讲话：我叫周祖荣，还有法规处高、李两位处长，养老处处长，一起接待大家，你们有什么要求请讲。

我先给周厅长送上我们的诉求信，并作了简短的发言，其他同志也都讲了话，表述言辞有异，但基本要求相同，都要求按中央9号文件明定的政策，以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安置夏邦银回原单位的先例，回各自的原单位安排生活出路。

参加接待的处长们都讲了话，只有养老处的处长对我们的诉求提出异议。周副厅长最后表态说：有了中央9号文件，我们今天才能坐在一起。你们的问题是个历史遗留下来的实际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你们政治上的事我们不管，我们劳动和社保厅根据9号文件的政策，想办法安排你们生活出路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不会推出门外、置之不理的。由法规处李副处长具体负责，今后你们直接与法规处联系。我们鼓掌感谢。听了传达的人也都兴高采烈，有谁知后来的历程竟那样坎坷。

第127节 受理诉求后风浪平地起

过了二十多年来身无分文、食难果腹的日子，多么渴望诉求如愿。为此，11月25日，我以六个诉求人代表的名义向法规处高、李处长发出挂号信，以“回原单位安排”为主题，进一步陈述我们的担忧和具体设想。

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法规处高、李处长：

你们好。中央（1982）9号文件明确规定的政策，二十多年来未得落实，而今幸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热诚关怀，厅领导同志对我们的诉求很快作出了批示，法规处等各相关处室又抓紧认真操作，我们感激殊深。

由于历史原因，在具体落实问题上，有可能出现不同的认识，例如对我们在11月10日面呈周厅长的信中提出的“五项要求”，难免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的，但又必须取得统一，否则有碍操作。对此，特向法规处两位处长坦陈一些想法。

第一，我们提出的“五项要求”，都在中央（1982）9号文件中规定了的具体政策之中。

第二，中央（1982）9号文件指出：“‘两案’中受审查人员的问题，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文化大革命从全局来说，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在这场极其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当时许多人说错话，办错事，或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犯有一些罪行，都要考虑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处理这场政治斗争的办法，不能从局部角度、暂时的观点来处理，必须从全局的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对‘两案’受审查人员问题的处理，采取‘从宽从缓’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只有这样认识和处理问题，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更有利。”

党中央的这一指导思想，是处理“两案”各项具体政策的政治基础，也是统一我们思想认识的重要准绳。正因如此，中共湖北省委鄂发（1982）26号文件特别强调：对“两案”的定性处理，是否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是检验我们在政治上是否与中央保持一致的一个标志。

第三，我们提出的“五项要求”中关于“开除公职”、“免予起诉”、“劳教释放”和“非正常死亡”（包括自杀）者的具体落实问题，认识较好统一，所以现只就“刑满释放后”的“两案”人员如何具体落实的问题，说些想法。中央（1982）9号文件规定：“凡清查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这是一项专对“两案”刑释人员的政策，这一政策如何具体落实呢？我们认为：

1.应由原单位负责接收回去，并作为本单位职工，安排其生活出路。

1990年3月夏邦银刑释，夏在1998年6月18日给顾建棠的信中说：“汉阳钢厂根据当时省、市的有关文件，厂长、书记等到我家了解情况，并说在家休息。不久厂里向我提出三项工作由我选择，其中一项是我原在的检验科，我要求做门卫传达工作，一直工作了八年，在1997年10月我要求退休，厂部很快为我办了手续。”这是落实的样板。

时任省委政法委秘书长、详知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刑释后由原单位安排生活出路实情的谢杰民同志在2000年11月27日的书证中写道：“当时中央和省委坚持给出路的政策，规定对这类刑释人员应一律安排工作。原则是：一、回原单位；二、安排当工人；三、工种可从实际出发。”这就把这一政策具体化了。

如果原单位不按政策接收我们回去，并作为本单位职工，那原单位凭什么要安排不在册的人员的生活出路？财务上怎么支付不属本单位职工的费用？

按文件规定，我们属“罪该判刑的人员”，所以必须“应由原单位负责”接收并安排生活出路。否则，我们就不属“罪该判刑的人员”，两者必居其一。总不能把我们定为“罪该判刑的人员”的同时，又不得享有“罪该判刑的人员”的权利，假若如此，天理不容，民心不服。

2.安排生活出路，就是作退休处理，其待遇应从刑释之日起算。

中央9号文件规定：“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安排其生活出路”。我们刑释时年龄最大的55岁，最小的只32岁，都可以回原单位工作。中央（1982）9号文件是在1982年2月3日发出的，当时阅看此件并应贯彻执行的省里领导，只对夏、朱、张三人按此文件规定的政策，省劳动厅正式发文由原单位接收并安排了工作，直到退休。然而，对也因“文革”问题判刑释放的我们，却没有贯彻执行这一政策，致使我们应回单位而不得回，致使我们能工作不得做，致使我们在死亡线上挣扎长达二十多年，致使我们由青牡年拖成了风烛老人。在中央9号文件下发18年后，当我们都已银丝盖顶、年老体衰、丧失能力的时候才见到中央（1982）9号文件。造成如此严重后果，都不是我们的过错呀。而今，向我们的党和政府提出：以中央9号文件为依据，以省劳动厅安置夏邦银为样板，实现我们回原单位按退休处理的要求，既合政策又合情理。

退休从何时算起？其待遇如何计算？还是以夏邦银为样板，夏在逮捕前是三级工，月工资43元。1990年回原单位时三级工的月工资是300元，夏回厂后月工资按300元发给，享受医疗保险。（在夏逮捕时的三级工都已上升了，但夏只能以三级工计薪）后来与同级工人一样升级，到1997年退休时，月工资为505元。7]1J6YC"s'^

高、李处长：以上意见，供你们参考。

此致

敬礼

文革中受害诉求人代表：

刘袓平　胡国基　黄友堂　李家骥　刘永熹　顾建棠

2003年11月25日

12月10日，我与刘袓平、胡国基、黄友堂、李家骥、刘永熹商量，11月25日以我们六个诉求人代表的名义向劳动厅法规处发了挂号信，至今半个月不见回音，大家一致同意当天面访法规处。李湘泉副处长接待了我们：“你们的信收到了，问题正在研究之中。你们放心，周厅长讲了决不推出门外，置之不理。我正在起草实施方案。”大家发言后，我向李处长递交了中央9号文件、鄂劳函字（90）第041号函、省政法委谢杰民同志亲书的证明等材料，同时相互留下了电话号码。

正当我们以为诉求成功在望，哪里知道，第一次停摆扑面而来。2004年3月中旬，我们从法规处李湘泉副处长那里得知：省劳动社保厅经多次研究决定，由李副处长拟定一个落实中央（1982）9号文件规定政策的具体实施方案，并于2月上旬书面报送省政法委，但无回音，为此，李副处长多次向省政法委有关人员催问，都空手而回，时至今日仍杳无音信。（因为实施方案基本上以鄂劳函字（90）第041号“关于朱鸿霞等两案人员刑满释放后安置工作的函”为例，之所以不给予回复的核心原因，在本章最后一节中阐明。）当此生存诉求面临夭折的情况下，经大家同意，我于3月28日以诉求代表六人的名义，向法规处高、李处长并周祖荣副厅长发信，信中明确表示：“你们拟定的‘实施方案’有中央（1982）9号文件和省委（1982）26号文件规定的政策依据，有省政法委关于‘两案’刑释人员朱鸿霞、夏邦银、张立国回原单位工作的政法办（90）03号文，有时任省委‘两案’办领导成员、省政法委秘书长谢杰民同志亲书的省委按照中央给出路政策，安排夏、朱、张回原单位工作的书证，还有国务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省政府以及省司法厅与劳动厅等关于社会保障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根据，完全符合胡锦涛总书记‘依法办事’、‘依政策办事’，‘求真务实’的要求。”

同日，我仍以诉求代表六人的名义，向省纪委发挂号信（0685），反映省政法委违规、无理不作为问题。原信如下。

尊敬的省纪委黄远志书记：

我们原来都是有单位、有工作的产业工人、科技人员和国家干部，二十多年前沦为无单位、无组织、无工作、无工资收入的无业人员，而今成了一群年老体衰、贫病交加的弱者。我们之所以落此惨状，既不是因为贪污盗窃、杀人放火、强奸嫖娼，也不是犯了投敌叛国、贩毒吸毒、出卖机密的滔天大罪，仅仅因为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们年轻时，真心实意热爱中国共产党，满腔激情向往共产主义，发愤图强大干社会主义。即使身陷逆境的今天，对此仍矢志不移。

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和共产党中央发动领导的，我们作为党领导下的党团员、产业工人、科技人员、青年学生和基层干部，响应号召，投入运动，完全出于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和信赖，也是党历来倡导的、而且至今仍反复强调的“在政治上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一种具体表现。

在这场错综复杂的运动中，我们与当时参加运动的许多人一样，难免说错话，做错事。然而，我们却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忍受了沉重的打击，惨遭了深重的灾难。运动初期我们被打成“新生右派”、“三家村”、“牛鬼蛇神”、“反党乱军”的现行反革命；1968年7月以后，又被工军宣队和各级“革命委员会”关进各种名目的“五不准学习班”，定为“清队对象”、“一打三反对象”和“杀人集团”，随后又打成“反总理”、“反江青”、“反陈伯达”的五一六和北决扬反革命骨干分子，关在“五不准学习班”最长的七年多，最短的也有一年多。1976年10月以后，我们又被定为“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黒爪牙、黒干将，在清查运动中，有的自杀身亡，妻离子散，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被逮捕判刑、开除公职，被剥夺了工作权，丧失了生存权。

遭此不公正处理二十多年后，我们才得知：朱鸿霞、夏邦银、张立国刑满释放时，省政法委根据党中央1982年2月3日发出的中发（1982）9号文件“凡清查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的规定（附件1），以政法办（90）03号文指示省劳动厅安排朱鸿霞、夏邦银、张立国三人回原单位工作。劳动厅在1990年2月23日以鄂劳函字（90）第041号“关于朱鸿霞等‘两案’人员刑满释放后安置工作的函”（附件2），安置他们回原单位工作，夏邦银1997年办了退休（附件3）。可是，我们同属“清查运动中的刑满释放人员”，却至今没有安排，致使我们一直在深渊苦海中挣扎。

为了活命，我们多次上访，直到去年10月，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周副厅长和法规处的高、李处长接受了我们的诉求（附件4），经多次研究，拟定了落实中央（1982）9号文件规定政策的具体实施方案，并于2月上旬书面报送给省政法委，但政法委至今无有回音，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因此而难以实施。

鉴于十四年前政法委明示省劳动厅安排朱、夏、张回原单位工作的实际情况，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向省政法委报送“实施方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省政法委应及时回复，也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今省政法委迟迟不给回音，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省劳动厅的“实施放案”有章可循，有例在先：

1.有省政法委在1990年以政法办（90）03号文明示省劳动厅安排“两案”刑释人员朱鸿霞、夏邦银、张立国回原位工作的先例。

2.有中央（1982）9号文件和省委（1982）26号文件指出的关于对“两案”刑满释放人员安排生活出路的具体政策。

3.有时任省委“两案”办领导成员、省政法委秘书长谢杰民同志亲书的关于省委按照中央给出路政策，安排夏、朱、张回原单位工作的书证（附件5）。

4.有我们诉求人的符合政策的诉求根据和理由（附件6）。

5.我们诉求人所在单位，也要求省劳动厅对落实中央（1982）9号文件的政策，有个具体的实施办法。

6.如果省政法委认为“由于时间长了，落实中央（1982）9号文件不好办”，这种说法不能成立。第一，这个文件是在1982年2月3日发出的，而省政法委在距这个文件发出8年后的1990年2月，就是根据这个文件向省劳动厅下达政法办（90）03号文，指示安排朱鸿霞、夏邦银、张立国三人回原单位工作。第二，早该落实而至今没有落实这个文件规定的政策的责任不在我们，完全在于当时的政法委领导，正因如此，致使我们应回原单位而不得回，致使我们能工作而不得做，致使我们在死亡线上挣扎二十多年，致使我们由青壮年拖成了风烛老人。在中央（1982）9号文件下发十八年后，当我们都已银丝盖顶、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才见到这份文件，但至今仍然在画饼。造成如此严重后果，导致当前这种局面，难道是我们的过错吗？

7.中央（1982）9号文件的政策，是党和国家赋予我们的生存权、活命权，更是宪法给我们的权利。政法委作为贯彻执行党在政法方面方针政策的省委职能部门，理应模范执行党的政策，支持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执行二十多年前政法委应该执行而未执行的政策。

8.如若省政法委的决策人老是不给回音，不仅与党的“以人为本”、“亲民、爱民、护民、便民”之政不符，也与党的化解社会矛盾、确保社会稳定的方针相背。

尊敬的黄书记：以上所述，只求一点，请组织上把党中央的（1982）9号文件规定的政策，落实到我们的头上，别无他求。如有不妥，请予批评。

此致

敬礼

诉求老人：刘袓平、刘永熹、黄友堂、李家骥、顾建棠、胡国基等

2004年3月28日（附件略）

4月9日，我和胡国基把登记整理好的“有关诉求落实中央（1982）9号文件规定政策人员的基本参考情况”递送李副处长时，问起“实施方案”有无起色，李处长回话：省委、省府有关领导正在打招呼，估计不久将启动。说罢他认真阅览了这份材料。

有关诉求落实中央（1982）9号文件规定政策人员的基本参考情况)

一、诉求人员处分类型及其原单位

判刑45名（其中4名已死），开除4名，非正常死亡2名，免予起诉2名，劳动教养4名，共计57名。

渉及原单位41个（详见下列）。

1.武汉铁路分局有3名判刑：刘袓平、刘袓清、杨全顺。

2.武汉市硚口区房地产公司有4名判刑：文成章、熊玉州、伍家兴、张友生。

3.长江水利委员会（长办）有5名判刑：顾建棠、严常、蔡发奋、涂和民、秦公民。

4.武汉重型机床厂有2名判刑：祝孝先、周荣飞。

5.武汉国棉三厂有2名判刑：黄友堂、顾俊泉。

6.湖北省交通厅航运局（改制为市交委华中航运集团）有2名判刑：付亷、余明生。

7.武汉第三机床厂有2名判刑：陈道明、刘德镜。

8.武汉棉织厂判刑2名：黄金魁、陈袓文（诉求期间死亡）。

9.武汉柴油机厂有1名判刑：韩采。

10.湖北柴油机厂有1名判刑：陈汉寿。

11.湖北省新华印刷厂有1名判刑：刘新国。

12.武汉市汉阳区城建局有1名判刑：王新生。

13.铁道部第四设计院有1名判刑：涂光良。

14.武汉市冶炼厂有1名判刑：廖国华。&g1E5b5O%?z1~

15.武汉铝制品总厂五金厂有1名判刑：李家骥。

16.武汉市益民造纸厂有1名判刑：熊玉珍。

17.武汉市热水噐厂有1名判刑：芦小明。

18.华中科技大同济医学院有1名判刑：彭吉武。

19.武汉钢锯厂有1名判刑：程贻兴。

20.长江航运局武汉港机厂有1名判刑：周德清。

21.武汉电池厂有1名判刑：陈端午。

22.武汉汽车配件厂有1名判刑：陈大华。

23.湖北省建筑第一公司有1名判刑：严松林。

24.武汉橡胶厂有1名判刑：彭袓龙。

25.武汉市月山煤矿有1名判刑：万振跃。

26.武汉工艺雕刻厂有1名判刑：胡国基。

27.武汉无线电元件厂有1名判刑：吴焱金。

28.武汉水泥制品厂有1名判刑：张达雄。

29.武汉市皮件厂判刑1名：雷维宏（诉求期间死亡）。

30.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有1名判刑：谢妙福（诉求前已死亡）。

31.武汉市硚口房地产公司有1名判刑：郭洪斌（诉求前已死亡）。

32.武汉储运公司非正常死亡1名：武齐华（1975年4月22日死于看守所）

33.武汉温度计厂非正常死亡1名：胡幼华（1977年死于五不准学习班）。

34.长江水利委员会（长办）有1名被开除：刘永熹（1977年开除）。

35.武汉市汉阳区商业局堵码头商店有1名被开除：陈志英（1969年开除）。

36.武汉市纺管局长江手套厂有1名被开除：敖安秀。

37.湖北日报社有1名被开除：辛惠元（1985年开除）。

38.武汉市建工局有1名免诉：吴正彪（逮捕期间扣发工资）。

39.武汉铁路局汉武工程段有1名免诉：龙伯卿（逮捕4年扣发工资）。

40.武汉长江服装厂有1名免诉：朱汉卿（逮捕3年扣发工资）。

41.武汉市六渡桥学校劳教1名：李华强（逮捕期间扣发工资）。

42.武汉市再生物资公司劳教1名：付金龙。

43.武建三公司劳教1名：蔡文焕。

二、57个诉求人员原单位当前的基本参考经济状况

1.23个人的原单位经济状况良好：

刘袓平、刘袓清、杨全顺3人原单位武汉铁路分局。

顾建棠、严常、蔡发奋、涂和民、秦公民、刘永熹6人原单位长江水利委员会。

文成章、熊玉州、伍家兴、张友生、郭洪斌5人原单位武汉市硚口区房地产公司。

涂光良原单位铁道部第四设计院。

彭吉武原单位华中科技大同济医学院。

刘新国原单位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朱汉卿原单位武汉长江服装厂。

武齐华原单位武汉储运公司。

辛惠元原单位湖北日报社。

龙伯卿原单位武汉铁路局汉武工程段。

李华强原单位武汉市六渡桥学校。

王新生原单位武汉市汉阳区城建局。

2.13个人的原单位改制和变卖后经济状况良好：

芦小明原单位武汉市热水噐厂。

程贻兴原单位武汉钢锯厂。

严松林原单位湖北省建筑一公司。

彭袓龙原单位武汉橡胶厂。

周德清原单位长江航运局武汉港机厂。

吴正彪原单位武汉市建工局。

祝孝先、周荣飞原单位武汉重型机床厂。

傅亷、余明生原单位湖北省交通厅航运局（改制为市交委华中航运集团）。

吴焱金原单位武汉无线电元件厂。

陈志英原单位武汉市汉阳区商委。

付金龙原单位武汉市再生物资公司。

3.5个人的原单位经济尚可维持：

雷维宏原单位武汉市皮件厂。

张达雄原单位武汉水泥制品厂。

胡国基原单位武汉工艺雕刻厂。

廖国华原单位武汉冶炼厂。

4.6个人的原单位破产后有上级主管部门接管：

胡幼华（非正常死亡）原单位武汉温度计厂。

陈大华原单位武汉汽车配件厂。

李家骥原单位武汉铝制品总厂五金厂。

黄友堂、顾俊泉原单位武汉国棉三厂。

敖安秀原单位武汉市纺管局长江手套厂。

5.8个人的原单位破产无钱承担（14.04%）：

熊玉珍原单位武汉市益民造纸厂。

韩采原单位武汉柴油机厂。

陈汉寿原单位湖北柴油机厂。

陈道明、刘德镜原单位武汉第三机床厂。

黄金魁、陈袓文原单位武汉棉织厂。

蔡文焕原单位武建三公司。

张达雄原单位武汉水泥制品厂。

三、57名诉求人员刑释、开除、非正常死亡时间

1.45名刑释年份：

1978年的二人。

1979年的八人。

1980年的五人。

1981年的四人。

1982年的八人。

1983年的四人。

1984年的二人。

1985年的二人。

1986年的三人。

1987年的四人。

1988年的三人。

2.被开除的4人：1969、1970、1977、1985各一人。

3.非正常死亡的2人：1975、1977各一人。

4.免诉前逮捕期间扣了工资的2人：1982一人、1983一人。

5.劳教前逮捕期间扣了工资的4人：1978一人、1980三人。

四、57名诉求人员的原工资额数

1.30元以上3人。

2.40元以上的18人。

3.50元以上的13人。

4.60元以上的12人。

5.70元以上的7人。

6.80元以上的3人。

7.90元以上的1人。

后来又补充了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曹承义、徐正全、刘朋三，华中工学院张立国，武汉测绘学院杨道远，武汉重型机床厂朱鸿霞、朱光文，三五〇六工厂周广才，武汉染料厂付正武，武汉铁路局赵友林，武汉市公安局田学群，武汉大桥局易忠文，武汉灯泡厂黄银苟，武汉星火内衣厂徐金树，中南石化公司周德安、许汉阳、陈丰元，江汉区房地局施汉生，湖北机床厂娄春志，武汉微型电机厂李先春，武汉第二工具厂彭德华，武汉汽车配件厂陈世雄、魏天彪，武汉市房地局汪光甫，武汉水务集团公司何天泽，武汉国棉二厂胡秀娟，武汉市公安局刑侦处王振友等二十七人，连同先前的五十七名，总数八十四人。省政法委和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就是根据这份材料，甄审认定了我们的生活费。

4月下旬，武汉铁路分局赵友林要求列入落实中央（1982）9号文件规定政策的诉求人名册，他向李处长写了诉求信，并要我代为面呈。

尊敬的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法规处李处长：

我叫赵友林，男，现年67岁，原系武汉铁路分局江岸车辆厂职工。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1966年响应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并选为武汉铁路分局革命委员会常委。

1976年10月以后，被当作追随四人帮的分子，由铁路公安处以反革命罪逮捕。1979年12月31日不予起诉释放。但被关押33个月又22天的工资迄今没有补发，为此，请求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按照中央（1982）9号文件规定的政策，督促原单位予以补发。特此报告。

诉求人：赵友林

2004年4月25日

我于5月上旬将赵友林的信面呈李处长，同时谈到诉求现状，李处长说：情况已开始好转，我正在修改具体的实施方案。如果这份方案在厅长会议上通过，你们的诉求就可如愿。你来得正好，赶快把各人受处分的书证材料如判决书、开除决定等送来，以便查核。我回到汉口立即向另五个诉求代表作了传达，我们一致认为：前段省政法委“挡道”，现在放松转向，这是落实中央9号文件过程中两种思想、两种态度的斗争的反映。目前是由逆转顺，我们要全力配合李处长，胡国基负责收集上报诉求人员受处分的书证材料，大家都要协助尽快完成。其间我帮助敖安秀、陈志英、胡秀娟、傅廉、严常、辛惠元等人整理并上报书证材料。

5月20日我和刘祖平、胡国基、黄友堂、刘永熹、李家骥到劳动和社保厅法规处向李湘泉递送诉求人员受处分的书证材料。不知谁透的风，好多人陆续来到劳动厅门口等消息。

李处长见到我们给他送去材料很高兴，他问：假如给你们发钱的话，发多少合适？我们没有思想准备，相互对望着，一时难以开口回答。李处长见状说：你们商量后再说吧。

我们走到大门口时见有十多人在等着，我们会合一起来到邮电营业所对面花坛处，传达了李处长的问话。大家七嘴八舌议定：最少每月不低于300元。我当时反复发问：是不是大家都同意？没人提出反对。我又提出：李处长问的是“假如给你们发钱”，给我们发低保也是钱呀，所以汇报时不能说300元这个数目，因为3月间我要求以夏邦银为样板回长办安排，长办向省政法委请示，结果答复是按武汉市居民最低生活标准由长办发钱。要是把这个数目提出来，他们很可能给我们低保。因此我建议向李处长汇报时，只说“总不能给我们低保吧？”大家达成一致后，我们六人转回向李处长汇报。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低保怎么行呢？我考虑每月800元差不多。厅长要我起草的实施方案要是在厅长会议上通过了，你们问题就解决了。”对此我们非常感激。

第128节 胡副厅长接手闭门推月

我们都以为成功在望，不料第二次停摆开始了。6月上旬，高处长调离法规处，由新来的董长麒接任；李处长起草的实施方案在厅长会议上未能通过。中旬由胡新时副厅长替换周祖荣副厅长主管我们诉求事宜。6月23日，胡新时副厅长和法规处董长麒、李湘泉处长接见了我们，胡副厅长开门见山：你们的问题不属我们劳动厅的业务范围。你们的问题是怎么定的性呀，定性对不对呀，处理得对不对呀，这是司法部门的事。因为我们劳动厅当时都没有参加处理你们嘛，叫我们劳动厅怎能为你们落实政策？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不是系铃人，你们要去找原来处理你们的部门来落实你们的政策。又说：你们是不是“两案”人员？首先要认定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属于“两案”人员，但我们不好认定，要向上写报告，找一个权威部门来给你们定性。如果权威部门说你们是‘两案’人员，才能谈落实9号文件的问题。如果说你们不是“两案”人员，我们就不好办了。任凭我们六个人反复不断地陈述，谈到下午一点多钟，这位胡副厅长寸步不让：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受理你们的诉求。

胡副厅长不受理，是对周副厅长受理的否定，而且这不是他个人的意见，是厅内“受理”与“不受理”两种意见的较量。我们决不能退却，只有坚持才有转机，我们研究决定28号再去找胡副厅长诉求，并作了如下准备。

一、由我事先写好一信，28日不遇胡副厅长就给他留下这封信。

尊敬的胡副厅长：

您好。23日你在百忙中接见并与我们坦诚交谈，以致你和董、李处长午餐都顾不上吃，我们很感动，心里实在很过意不去。去年10月8日，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领导根据中发（1982）9号文件的方针政策，受理了我们的诉求，并做了许多调研工作，当前进入了落实中央9号文件规定政策的实质性阶段，这是劳动厅领导贯彻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民为本”、“求真务实”精神的体现。我们感谢各位厅长的关怀。那天是第一次面访胡厅长，原本有许多话要向您倾诉，由于时间关系，未能如愿，今天前来再次面访，想把我们诉求的政策依据、导致二十多年后才开始诉求落实中央9号文件的原因、以及我们诉求的目的面告胡厅长，并请指示。可不巧未遇，特把我们先前给劳动厅的三封信和诉求人花名册附上，敬请一阅。如有可能还望胡厅长抽时间，再约见我们一次。谢谢。

此致

敬礼

诉求人：刘祖平　胡国基　黄友堂　刘永熹　李家骥 顾建棠

2004年6月28日

二、我们作了发言分工。

刘袓平开场白：

1.感谢厅领导的关心，讲我们的困境和担忧。

2.诉求人的基本情况：判刑45名（其中4名已死），渉及29个单位；被开除4名；非正常死亡2名；免予起诉、在羁押期间扣了工资未补的4名；共计57名，渉及单位41个。

3.我们都是因参加文革在“揭批查”中受到各种处罚，根据中央9号文件提出诉求。

顾建棠谈：

1.我们为何拖到现在才提出落实中央（1982）9号文件规定的政策？9号文件是1982年2月3日发至地、师级的，省委在1982年3月17日召开的第四次全省“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向县、团级领导作了传达。我们是2002年才知道这个文件。拖到今天尙不执行，完全是由于当时的领导人阅后不理，知而不行，更没有督促下面执行，致使我们流落社会二十多年，致使我们由青壮年拖成了风烛老人，致使我们应回原单位而不得回。要是在当时落实了这个文件，我们都与夏邦银一样成为单位的退休职工。二十多年没有落实中央9号文件规定的政策，其后果和全部责任，应由当时的相关领导（包括原单位）承担。我们不仅因此忍受了二十多年不堪回首的苦难，还为求得落实四处奔波诉求至今。

2.中发（1982）9号文件现在一定要落实吗？是的。省委鄂发（1982）26号文件特别强调：“对‘两案’的定性处理是否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是检验我们在政治上是否与中央保持一致的一个标志。”我们相信决不会再有“在政治上不与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重现。

3.政策规定哪几种人应由原单位负责？判刑释放的：“凡在清查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中央9号文件第9页）被开除公职的：“行政处理不宜采用开除公职的办法。”（中央9号文件第7页）“行政处理不宜采用开除公职的办法，被错开除了公职的要收回来。”（鄂发26号文件第6页）非正常死亡的：“对在清查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包括自杀）人员”，“其抚恤和遗属生活补助按正死亡对待。”（中央9号文件第9页）被劳教和免诉的羁押期间扣工资未补发的：对免于予起诉人员应维持原工资；“凡被扣拘留、逮捕、判刑，经审查无罪释放的”，工资补发。（中央9号文件第9页）

4.“应由原单位负责”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就是把原单位在特殊时期不宜开除而被开除的、判刑释放后的人员重新接收回本单位，就是把特殊时期与原单位中断了的关系重新接起来，就是谁家的孩子谁抱走，（原单位首先负责把我们以职工的名义收回，这是原单位责无旁贷的责任。否则，原单位凭什么安排我们的生活出路？）就是把非正常死亡（包括自杀）的按正常死亡处理，就是把劳教、免诉人员在羁押期间扣发的工资补发给他们。

5.安排生活出路的具体内容。时任湖北省委政法委秘书长谢杰民同志2000年11月27日的书证说：“当时中央和省委坚持给出路的政策，规定对这类刑释人员一律安排工作，原则是：一、回原单位；二、安排当工人；三、工种可从实际出发。”夏邦银刑释后回原单位的实例显示：“两案”人员刑释后政府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下文，原单位应负责收回安排，按月发给工资，实现“安排其生活出路”的文件要求。

6.我们多年不在单位工作，又是老人，具体怎么安排？我们在刑释、开除时最大的55岁，最小的32岁，都可以回原单位工作，都因当时的相关领导不执行中央9号文件，把我们拖成了丧失工作能力的老人，一不安排工作，二不属低保人员，三不落实9号文件规定的对刑释人员的政策，四不属收容对象，五不能享受原单位在岗职工的困难补助。因此，原单位应把我们收回，就作退休职工安排，划归退休职工行列，享受退休职工的待遇。

李家骥谈：

找劳动厅找对了。我们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由特殊原因造成的特殊困难群体，党中央为此专门发了（1982）9号文件。依照文件规定的政策，我们早该和夏邦银一样回原单位工作并退休。可是由于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二十多年被剥夺了工作权，没有生活保障。要吃饭，要活命，不找劳动厅找谁？（同时还要从宪法、国家社会保障政策、中央9号文件的角度，以夏邦银为例，说明我们的诉求正是劳动厅的职责范围。）

胡国基谈：

1.何谓“清查”人员和“两案”人员，怎么界定？从1976年11月至1983年因清查文革问题受处分的人，以判决书和相关处罚文件为证。

2.工资标准怎么定？第一、以本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为标准，并与现行退休职工相同工资等级比靠，定为退休工资标准，按月足额发给，直至死亡。第二、参加了社保的单位，也可以依照武汉市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作为退休工资标准，并与现行退休职工相同工资的等级比靠，定为退休工资标准，按月足额发给，直至死亡。

3.从何时起算？刑释的按中发（1982）9号文件从“刑满释放后”起算，被错开除的从开除之日起算。

诉求又临困境，能否成功关系到每个诉求人员的切身利害，人人关心，个个担忧。2004年6月28日上午九时，我们一行三十多人进入劳动和社保厅一楼大厅，规定除诉求代表人外一律只静坐，不上楼，不喧哗，不争吵，我请杨大炮（全顺）维持秩序。这次群访虽未取得成果，但我们有纪律地行动，离开时把大厅包括厕所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值班门卫和保洁人员都投来钦佩的眼光，受到劳动社保厅工作人员的赞扬，

诉求代表人上楼面访胡副厅长，我们按所做的准备反复诉，不断求，对话到中午，胡新时副厅长还是老调重弹，坚持己见，我们无果而回。由此引起了我们内部的严重纷争，29日全面爆发。

李家骥强烈要求召开听证会，他拿着“要求省劳动和社保厅召开听证会”的信，要大家签名，大家都不表态。李提出：你们不签名，我一个人搞，以后各搞各的。

黄友堂提出发动群众加温，不能老跟他们打嘴巴官司，也不能只搞静坐，要发动群众天天来冲，冲到他们答应为止。

刘祖平认为继续诉求为好。人家手中有权，他们说行就行，我们是求人家，不能对着干，把关系搞坏。诉求诉求，就是说好话求他们。

我建议大家一条心，向上告胡新时。我说上告也是诉求，只不过不是向胡新时诉求，而且向省委领导诉求，就是陈述胡副厅长拒不落实中央9号文件，这样搞是对周祖荣副厅长和高、李处长的支持，这一次我们要力争搞成功。

面对如此纷争，许多人无所适从，各种意见都没有得到什么人支持，我的提议仅得到刘永熹的支持，却遭到了刘祖平的严厉指责。合力诉求只好暂停，但我和刘永熹、严常、蔡发奋没有停止。7月1日我以挂号0769向胡新时发去一信。

尊敬的胡副厅长：

您好。6月23日和28日听了你两次讲话，我认为您的指导思想和作为给人有这样一种印象：

1.与中央9号文件的方针政策相左。

2.把周副厅长和法规处前期所做的工作全盘否定了。

3.您把省政法委和省府蒋副省长的批示放在受审的地位。

4.您把这些年老体衰、难维生计的老人放在自己的对立面，你制造借口，拒绝他们的活命诉求，人家能罢休吗？一旦矛盾激化，你能推得了吗？

5.您的作为未必能得到领导和群众的支持，如果这些人有理起闹，你会得到支持吗？

6.你作为的实质是：想抛出一个“这些人是不是属于‘两案’人员”的软气球来抵挡诉求人，同时又把球踢给上面，要求上面给你定夺。是进是退，你都可稳坐钓鱼台。

以上的话供参考，我是出于公心，请择善而行，不要因善小而不为。

此致

敬礼

顾建棠

2004年7月1日

7月4日，刘祖平与胡新时通话，胡说：顾建棠的信收到了，但不要以文化大革命的语言对待我。表明他没有改错的意思。我不得不和刘永熹、严常、蔡发奋联名向主管劳动厅的蒋大国副省长发出挂号信（0870）。

尊敬的蒋大国副省长：

您好。我们是原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现为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干部顾建棠、刘永熹、严常、蔡发奋，都因参加了“文革”运动，在全国开展的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清查运动中受到审查，并遭不公正处理，而今是风烛残年、难维生计的老人。

一、党的政策落实何其难

1982年2月3日党中央发出了中发（1982）9号文件，明确规定了对在“两案”清查运动中受审查人员的政策，即便是“罪该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安排其生活出路”。（我们是在2000年才知道这个文件。）当时阅看此件和听了传达的领导人阅而不理，知而不行，更没有督促下面执行这个文件，致使我们流落社会二十多年，致使我们由青壮年拖成了风烛老人，致使我们应回原单位而不得回。二十多年没有落实中央9号文件规定政策及其后果的全部责任，应由当时的相关领导（包括原单位）承担。当我们二十年后拿着这个文件要求“长办”落实时，党委书记和人劳局长推托说：只要省劳动厅也像对待夏邦银那样给“长江委”发文，我们一定照办。因此我们至今还为落实中央9号文件规定的政策四处奔波诉求。

二、省劳动厅根据政策受理诉求

根据中发（1982）9号文件关于“凡清查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位负责，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凡被拘留、逮捕、判刑，经审查无罪释放的，以及开除公职经复查属于开除错了的，有关工资补发问题，可参照一九八一年四月中央对湖南省委关于补发工资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复精神办理”等政策，和我们相同命运的五十多人一道，在去年11月10日向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诉求落实，并申明：诉求的内容只限于“安排生活出路”，别无他求。

周副厅长根据中央9号文件规定的方针政策和我们的实际状况，受理了我们的诉求，并坦诚表示：有了中央9号文件，我们今天才能坐在一起。你们的问题是个历史遗留下来的实际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你们政治上的事我们不管，我们劳动和社保厅根据9号文件的政策，想办法安排你们生活出路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不会推出门外，置之不理的。周副厅长批交法规处承办，省劳动厅进行了调研和请示，省政法委和省府领导都作了明确“批办”。省劳动和社保厅遵照蒋副省长批示，根据中央9号文件规定的政策，“安排生活出路”的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我们已感曙光在前，露霖在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的光辉在省劳动厅闪耀。

三、胡副厅长出言有悖

正在这个当口，胡副厅长突然出场，情况逆向大变，他说：“你们的问题不属我们劳动厅的业务范围。你们的问题是怎么定的性呀？定性对不对呀？处理得对不对呀？这是司法部门的事。因为我们劳动厅当时都没有参加处理你们嘛，叫我们劳动厅怎能为你们落实政策？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不是系铃人，你们要去找原来处理你们的部门来落实你们的政策。”又说：“你们是不是‘两案’人员？首先要认定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属于‘两案’人员，但我们不好认定，要向上写报告，找一个权威部门来给你们定性。如果权威部门说你们是‘两案’人员，才能谈落实9号文件的问题；如果说你们不是‘两案’人员，我们就不好办了。”

我们感到，胡副厅长的讲话不仅毫无根据，令人惊愕，而且又与中央9号文件相悖，讲话是十分错误的。

1.该作为而不作为。我们向省劳动厅诉求有据，省劳动厅受理有责。时任省政法委秘书长谢杰民同志证明：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先后刑满释放。按照党中央的给出路政策，经省委同意并组织省劳动人事厅负责对他们的出路进行安排。经过工作，夏邦银回原单位汉阳轧钢厂，朱鸿霞回武汉重型机床厂、张立国回随县齿轮厂当工人（省劳动人事厅为此专门发了文件），除夏邦银服从回原单位外，朱鸿霞和张立国要求自谋职业（胡厚民已死亡）。当时中央和省委坚持给出路的政策，规定对这类刑释人员应一律安排工作，原则是：一、回原单位；二、安排当工人；三、工种可从实际出发。”我们还拿着省劳动厅1990年2月3日安置刑释人员夏邦银等的鄂劳函字第（90）04号函，向省劳动厅诉求，完全合理合法。而且现在的省政法委和省府领导已作批办，而胡副厅长说的“你们的问题不属我们劳动厅的业务范围”，根据何在？

2.偷换诉求内容，以此拒之门外。从去年11月10日到今天，无论在给劳动厅的信函中，还是我们口头诉求中，反复表明我们诉求的内容，就是要求根据中央9号文件的政策，安排我们的生活出路。这一点，劳动厅凡是接触过我们的领导同志或工作人员都清楚。而胡副厅长却把我们的诉求内容偷换成要司法部门解决的“定性对不对”、“处理对不对”的渉法诉求，强加在我们头上，并以此相拒我们的正当诉求，这是无知呢，还是别有他图？

3.混淆中央9号文件的适用范围，叫你两头落空。中央9号文件指出：“‘两案’中受审查人员的问题，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当时许多人说错话，办错事，或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犯有一些罪行，都要考虑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因此，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这段文字告诉我们两点：第一、所谓“两案”是指“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其成员就是“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我们是属于在清查中“受审查人员”，或“有牵连的人”。第二、文件规定的政策，只适用于在清查中的“受审查人员”，或“有牵连的人”。由此可见，我们是中央9号文件适用对象。

而自称对中央9号文件读了若干遍的胡副厅长明知我们不是“两案”人员，明知9号文件是针对我们的，却偏偏要对我们“首先认定是‘两案’人员，才能谈落实中央9号文件的问题”。其奥妙在于：你说是“两案”人员吧，与中央9号文件对不上号；你说我们是“受审查人员”，他说只有“两案”人员才能谈落实9号文件的政策。叫你两头都落空。

但他偷换主题，倒是“进退自如”。胡副厅长说：“首先要认定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属于“两案”人员，但我们不好认定，要向上写报告，找一个权威部门来给你们定性。”无论上面批不批，也不管上面怎么批，是对是错，是进是退，胡副厅长稳坐钓鱼船。从现象上看，胡副厅长讲话的目的，是想把我们合情、合理、合法的求生诉求拒之门外。至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有他自己知道。

四、影响与后果

胡副厅长讲话已经叫人感到：

1.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政出多门。两个副厅长，对同一件事情，发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个说“我们不会推出门外、置之不理的”，另一个说“不属我们劳动厅的业务范围”。

2.全盘否定了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法规处前期所做的工作。

3.把省政法委和省政府领导对省劳动厅请示报告的批示置于受审受责的地位。

4.中发（1982）9号文件要求：“必须从全局的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两案”受审查人员问题。鄂发（1982）26号文件特别强调：“对‘两案’的定性处理，是否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是检验我们在政治上是否与中央保持一致的一个标志。”以此对照，胡副厅长的讲话明摆着是与中央和省委的要求对着干，也和当前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亲民、爱民、利民、护民”的要求相悖。如若胡副厅长的讲话形成文件并付之实施，那就等于判了我们这些年老体弱、生计无着老人的死刑。

最后，我们希望您继续关心我们这些来日无多、处于社会底层的求助弱者，伸出救援手，使我们不致含悲、含愤、含忧、含冤九泉。

敬祝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长江水利委员会老职工：顾建棠、刘永熹、严常、蔡发奋

2004年7月6日

7月15日，我们四个人又联名向省纪检委书记黄远志发出挂号信。

尊敬的湖北省纪委书记黄远志同志：

在现任湖北省高层领导中，您是最受我们尊敬的一位可以信任的亲人。只要给您写信，您的下属干部都会热诚地给予回复，这点我们很敬佩。最近您召集了湖北省新提拔的厅长、副厅长谈话会，省人大也评议了四位厅长的述职报告。根据这些精神，我们极有必要向您反映劳动保障厅在解决我们“活命钱”和生存权的问题中，由于一位胡副厅长突如其来的“全新豋场”，且极不负责任地曲解中央非常明确的政策文件精神（中发［1982］9号文件），使党的政策落实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使原来周副厅长从接待我们到批给法规处办理、以及向省领导报告等一系列顺利开展的工作，被全盘否定，被泡汤。

对胡副厅长这种“下不为民解困、上不为党分忧”的缺位、错位行为，以及这样的高层干部担任社会保障部门的要职，我们深表质疑。现将我们给省府蒋副省长的信附上，也作为向您的汇报。恳请省纪委领导关注我们这批时日不多的老年人的生死存亡，伸出救援之手。对省劳动社会保障厅个别领导干部，行使党内监督的权力。

此致

敬礼

长江水利委员会老职工：顾建棠　刘永熹　严常　蔡发奋

2004年7月15日

附：7月6日给蒋大国副省长的挂号信

7月19日上午，我接到省纪委李处长的电话：你们给黄书记的信收到了。黄书记指示，把你们的信批转省劳动厅纪委办理，以后由省劳动厅纪委与你们联系。21日我向刘祖平、胡国基、黄友堂、李家骥等通报了省纪委给我的电话内容。

8月3日省劳动厅纪委一位姓谢的女同志约见了我和刘永熹。她说：我是省纪委派驻劳动厅纪委的，黄书记已经将你们的信件批转给了我。我们已经找胡副厅长谈了话，胡副厅长态度很好，愿意配合你们办好此事，将由省劳动厅负责提出解决方案，向省委、省政府报告请示。我和刘永熹十分欣慰，并请谢同志转达我们对黄书记的感激之情。

第二次风波，经过四十多天的努力，在省纪委书记黄远志和副省长蒋大国的帮助下，得到了省委、省府主要领导的支持，事情取得了决定性转化。大家闻讯无不笑逐颜开，先前出现的内部纷争也就由此化解，许多人都以赞许的眼光望着我和刘永熹，有的还说多亏老顾、老刘他们坚持斗争。我和刘永熹连声说：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事实也是如此，没有前头的群体上访，省委领导哪能知道我们为求活命、争生存在“闹事”？我们长办四个人只不过在关键当口向省领导多写了几封信而已。

第129节 俞正声批示拿到“生活费”

8月下旬从法规处董长麒那里得到信息，省委批示由省政法委牵头，省劳动和社保厅、民政厅、财政厅、公安厅、省高级法院、司法厅参加组成“甄别认定小组”，对诉求人员逐个进行“甄审”，并提出落实“安排生活出路”的具体实施方案。

为了得到“甄别认定”和“安排生活出路”方案，我以陈大华、黄友堂、吴焱金、胡国基、刘新国、李家骥、祝孝先、周云飞、傅廉、余明生、刘袓平，刘袓凊、杨全顺、刘永熹、严常、蔡发奋、顾建棠十七人的名义，于2004年10月28日、11月18日、12月8日发信给省政法委综合处魏小玲处长询问，但始终未得答复。

2005年1月5日，省政法委发出“专题会议纪要”，对我们的诉求有了规定，并且向有关部门和单位作了传达。

中共湖北省委政法委员会专题会议纪要（2005）001号

关于妥善处理文革“两案”人员上访申诉问题的讨论纪要

为了妥善处理文革“两案”人员上访要求落实中央中发（1982）9号文件有关政策的问题，省委政法委最近召开专题会议进行了讨论研究。省纪委、省法院、省检察院、省人事厅、省社会和劳动保障厅、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信访局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和省委有关文件精神研究了处理意见，纪要如下：

一、要高度重视“两案”人员申诉问题的处理工作。

文革“两案”人员安置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渉及面较广，情况比较复杂，政策性很强。处理这个问题要严格依法、依政策办事，要高度重视，稳妥地做好相关工作，避免因处理不当而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负面问题。

二、要严格执行中央政策，准确界定“两案”人员范围。

中央对文革“两案”人员的处理有明确政策，确定落实政策的“两案”人员的范围应严格按中央（1982）9号文件的规定执行，不得随意扩大范围。在“两清”和审理“两案”期间受到过审查，依法判刑释放、解教以及作其他处理后已作过安置，或由于其他原因再次受到各种处理的，不存在按中央9号文件落实政策的问题.

三、要正确理解有关中央文件精神，结合当前实际做好落实政策工作。

中央中发（1982）9号文件精神，对文革“两案”人员（包括判刑、劳教、免诉人员）处理的基本政策是由原单位负责安排其生活出路。鉴于目前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些人员的原工作单位已不存在，有的已改制，解决这个问题应当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的原则是按照中央（1982）9号文件精神，结合实际情况，按照当地退休职工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解决生活费，原单位退休职工养老金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的，按本单位平均水平发放。其经费由原单位解决；原单位不存在的，由原单位主管部门负责；既无单位，又无主管部门的，由所在地（市、区）政府财政部门负责落实。从纪要下发之日起执行。

四、各有关部门要互相配合，共同做好工作。

解决文革“两案”人员上访申诉问题，要按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由上访申诉人员原单位或地方负责核实情况，对确属“两案”人员的，落实其生活费；对不属“两案”人员的要做好说明和解释工作。相关协调工作由劳动保障部门负责，有关地方的党委、政法委、政府、人事、信访部门要密切配合。

中共湖北省委政法委员会

2005年1月5日

1月14日，省劳动和社保厅董长麒处长奉命向我们传达了这个纪要的精神。

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传达中共湖北省委政法委

“关于妥善处理文革‘两案’人员上访申诉问题的讨论纪要

〔政法纪字（2005）001号〕”主要精神

时间：2005年1月14日上午9时半

地点：湖北省劳动和社保厅法规处

传达人：法规处董处长

参加人：顾建棠、刘祖平、胡国基、黄友堂、李家骥、陈大华、余明生

董处长：文件是秘密件，不能给你们。前天（1月11日）省政法委召集了省里有关各部门及铁路、长江委等大单位开了会，市里政法委也参加了会，所有与会者表示，坚决贯彻执行。在会上政法委领导说可以向你们传达，现讲讲主要内容。

1.范围：严格按中共中央中发（1982）9号文件的规定执行，不得随意扩大范围；在“两清”、“两案”期间刑释、解教、开除后作了安排的，或其他原因又受到处理的，不再安置。

2.执行范围的认定：由原单位负责认定。

3.总的原则：按照中央文件安排生活出路，解决养老生活费。

4.标准：按所在地区上年度退休职工养老金的平均水平为标准，如原单位退休职工养老金的平均水平低于所在地区退休养老金平均水平的，则按单位退休养老金的平均标准执行。

5.经费来源：①由原单位负责；②单位不存在的，由原单位的主管部门解决；③既无原单位又无主管部门的，由所在地（市、区）政府财政负责。

6.2005年1月6日《纪要》下发之日起执行。

7.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

8.“文革”的时间段：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

（此件在2005年1用21日由顾建棠、胡国基面送董处长校对，请勿复印）

董处长当天回答我们的询问如下：

1.养老“生活费”不等于退休养老金。

2.你们算不算本单位的退休人员，纪要没有写。

3.生活费一直发下去，养老送终。

4.养老生活费可随着退休养老金一样上调。

5.医保、丧葬费没有写，恐怕不好办。

6.是否给你们发个本本，纪要上没有写。

7.省政法委是督办单位，如出现单位不执行纪要，可向省政法委报告，也可向我们劳动厅反映，我们可转达政法委督办。我想执行这个纪要是没有问题的，那天到会的铁路、长江委等所有单位都表态，坚决贯彻执行。

8.武汉市是政法委来参加的，市里的单位由市政法委具体办。他们还要向市委写报告，再由他们召集有关部门落实。

9.你们这个问题是经省最高层多次开会讨论定下来的，能到今天的结果很不容易，有的人反对，有的说给每月200元，也有人说给低保。

10.2003年全省退休养老金平均数为593元，武汉市要高些。2004年的统计局还没有公布。

11.不要计较什么名称，实际上就是退休养老金的标准。

12.会议由省政法委书记主持，会上政法委领导宣读了中央（1982）9号文件，有人要求复印，不行。这个文件的保密期是30年。

13.会上有人提出这个生活费怎么开支？这些人回来怎么办？都由你们单位自己解决。

14.文革“两案”的时间段规定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还有生活费标准、督办单位等都是省委定的。纪要只发有这方面问题的部门和单位。

2005年1月21日，我同胡国基将董处长于1月14日向我们传达“专题会议纪要”精神的记录稿面送董处长校对，以便正式向诉求群体传达。我们顺便问他：“甄别认定”中什么样的人被除名？省最高层对我们的诉求问题什么重要指示？

董处长欣然答话：甄别中对没有提供确切证据的、解除劳教已回单位的和已经去世的都不予认定。你们的问题几经周折，很不容易。在讨论生活费标准时，争论很大，有的说给每月200元；有的说不行，最多给个居民低保；也有人提出应按本单位退休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争论不休，无法统一，最后把各种意见都如实上报省委最高层，俞正声书记最后批示：这些人都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对待他们，太不公平了。省政法委决定遵照俞正声书记批示，由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起草一个妥善处理的文件，厅里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经多次讨论上报，最后由省委高层敲定。省委政法委发布的“关于妥善处理文革‘两案’人员上访申诉问题的讨论纪要”就是这样来的。

按照这个纪要的规定，从2005年1月1日开始，以当地退休职工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为标准，给已认定的诉求人每月发给“生活费”。到2005年11月8日，第一批拿到555元生活费的有四十二名（表一），已认定等待领取生活费人员十二名（表二），尚待认定人员五名（表三）。

第130节 魏小玲违“纪要”节外生枝

2006年1月至9月的“生活费”仍按2004年596元/月的标准（长江委是596元/月，其他单位是555元/月）发给，这是违反省政法委政法纪字（2005）001号纪要规定的。为此我于2006年10月10日要求长江委人劳局补发，毕局长要杨处长先请示一下省政法委。是年12月11日，再访长江委人劳局，毕局长转告：省政法委魏处长答复说，他们的生活费就是按2004年的标准，是定死了的，不能变。

12月19日，我和刘永熹上访省信访接待室，该室王广学处长与魏处长通话后，魏派了一位袁同志转达她自己的话：“生活费就是04年的标准，定死了的，永远这样，不能变。”

25日，就魏处长的答复，我们向省政法委张自强副书记发出挂号信（0244），从六个方面说明魏处长的说法违背了“纪要”的规定，是错误的，不能成立。原信抄录如下。

尊敬的省政法委张副书记：

你好。我们是中央（1982）9号文件所指的“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在‘两案’中受审查处理的人员”，也是省政法委（2005）001号纪要所说的“文革‘两案’人员”。

最近，省政法委魏处长对上调2006年“生活费”问题发出了指示，我们对此不赞成。今特致信，向你诉说我们的意见和建议。

2006年9月22日，顾建棠、刘永熹、蔡发奋向魏处长发呈挂号信（附件1），根据省劳动社保厅公布的2005年“退休人员人均月退休金675.85元”的数据，请示如何具体落实问题。9月26日，顾建棠又与魏处长通话请示如何落实，魏说：“我们省政法委只负责制定政策，你们可以凭劳动厅公布的材料去找单位解决。”

于是，10月10日，我们（刘永熹、顾建棠）向单位提出按规定上调“生活费”的要求。长江委领导说：“应该上调，但要请示一下省政法委再定。”

12月11日再访，长江委领导同志告知：省政法委魏处长答复说，他们的生活费就是按04年的标准，是定死了的，永远这样，不能变。领导同志又说：尽管我们认为应该上调，但魏处长这么一说，就不好办了。

12月19日，我们前去面访您张副书记，因书记身体不适，未能如愿。但又听到了传达的魏处长指示：“生活费就是04年的标准，定死了的，不能变。”我们不得不向您先行书面反映（以后还想面访张副书记）。我们认为，魏处长的这个口头指示是不能成立的，也是错误的。

第一、“纪要”之所以规定“生活费”的标准“按照当地退休人员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不无缘由。1.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平均水平是活的，随着经济态势而浮动。2.领“生活费”的人员还要活下去，不是同日生，也不可能同日死，其延续时间要有二三十年。3.“生活费”必须按年度延续发放，不可能一次性了断。因此，“生活费”的标准只能随着“当地退休人员养老金平均水平”的上下而上下，不能也无法“定死”，更不能“永远不变”。

第二、“纪要”说的“上年”应即去年（《现代汉语词典》第1108页），且年年有上年。据此，2005年的生活费应以2004的“养老金平均水平”发放，2006年应以2005年的“养老金平均水平”发放，其后以此类推，这是个十分明确的常识问题，是一件只要不是弱智都能领悟的事情。

第三、当时参加“纪要”讨论的省劳动厅法规处董处长在2005年1月14日奉命传达和解读“纪要”时说：“生活费一直发下去，养老送终”，“生活费可随着退休职工养老金一样上调”。（附件2）

2006年11月中旬，市政法委领导说：“生活费”应该按2005年的平均数调整，但这应由劳动局来办。12月15日上午又答复我们说：我们政法委只负责“两案”人员的审查认定问题。关于生活费的标准问题一开始就不是我们决定的，你们的555元也不是我们决定的，是劳动社保部门定的。关于生活费是否应上调的问题，我们认为原则上应该上调，还应该有个今后上调的办法。

第四、如果把“按照当地退休人员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解读为“按04年的标准，是定死了的，永远这样，不能变”，请问“纪要”上何须写“上年”？为何不写“按04年的标准，是定死了的，永远这样，不能变”？同时，物价不断在上涨，1980年以来大米涨了40倍至100倍，小白菜涨90倍至120倍。04年的555元，到今天已贬值20%，再过5年，这555元可能只买得到一碗面条，而那时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平均水平”可能已达月均10万元，领“生活费”的那些人岂不都要饿死街头了吗？怎么办？请问省政法委的魏处长有何妙招？

第五、魏处长的这个口头指示，不符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要求。当前生活必需品都在上涨，低保在加钱，劳保在加钱，城市低收入者也在加钱。为了构建和谐社会，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要确保低收入群众的生活不下降。连长江委领导12月11日也说：拿“生活费”的也都是人呀，从人性来讲也应上调。既然叫“生活费”，现在物价都在涨，全国都在加钱，你们的“生活费”也应该涨。

第六、魏处长的作为是错误的。

1.“纪要”最后写道：“相关协调工作由劳动保障部门负责”。“生活费”标准问题纯属劳动保障部门的协调工作。魏处长的“指示”有违“纪要”的规定。

2.自食其言。2005年8月15日魏处长在答复刘永熹关于生活费标准问题时说：省政法委是负责制定政策，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已经完成，而且话也说得很明白。你回去跟你们所有的人讲，不要再来找我们了，一些具体的执行问题，应该找你们本单位。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明白，有些问题可以向劳动厅反映，由他们协调。

9月26日，魏处长回答顾建棠“如何落实生活费上调”时说：我们省政法委是负责制定政策的，这个工作早已做完，你们可以凭劳动厅公布的材料去找单位解决。魏处长的“指示”岂不是自食其言？

我们真是磨难多多。想当年，一颗红心向着党和毛主席，满腔激情响应号召投入“文革”，到头来莫名其妙成了阶下囚；刑释后又由于当时的省委书记黄知真、韩宁夫同志不执行中央（1982）9号文件的政策，叫我们在一无收入的苦海深渊中挣扎了二十二年；经过五年的上访，在张副书记等省委、省府领导的体恤关怀下，好不容易给了生活费；而今正逢解决生活费应上调而未得上调问题的当口上，又被人为打扰，前景坎坷。

我们请求张副书记：

1.指示魏处长同志今后按照她自己定下的“一些具体的执行问题，向劳动厅反映，由他们协调”的规定办。

2.请与省劳动和社保厅联系，“两案”人员的“生活费”上调发放等事宜，均由省劳动和社保厅负责协调。谢谢。

此致

敬礼

刘祖平、余明生、黄友堂、刘永熹、陈大华、胡国基、顾建棠

2006年12月25日

12月30日，魏小玲打电话给刘祖平，说奉命转告省政法委副书记张自强对我们12月25日信的回话。张自强侧面否定了魏小玲的“生活费就是按04年的标准，永远这样，不能变”的说法。刘祖平对通话作了详细记录。

电话记录

时间：2006年12月30日上午11点20分

来话人：湖北省政法委魏处长（电话号87232450）

受话人：刘祖平

魏：你是刘祖平吗？

刘：是的。

魏：我是省政法委的，我姓魏。

刘：啊，你是魏处长。

魏：你们写给张书记的信、写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张书记把我找去，叫我向你们转达：你们要求增加生活费，不是我们政法委的事情，你们可直接去找劳动保障厅。你们想一想，劳动保障方面的事情，我们政法委怎么管？你们拿得再多，我们政法委也不管。

刘：我们找了劳动保障厅，他们说你们的事情是政法委管的，应该去找政法委。

魏：劳动保障厅谁说的？

刘：是信访办一位姓胡的处长说的，要我们找政法委。

魏：你们怎么听他们的呢？怎么不听我们的呢？他们叫你们去找我们，你们就找我们？我们文件制订了，我们政法委怎么管这个事呢？我告诉你，你可以做记录，这是张书记的意见，他叫我向你们转达的。

刘：上次我们上访时，你让你们政法委的一位姓袁的向我们转达你的意见说：你们要进社保就要把你们先拿的钱交出来……#

（没等刘说完，魏抢先说）

魏：你们要进社保，要将你们已拿的钱拿出来交你们的原单位，由你们单位去办社保。（刘想再问，魏挂断了电话）

记录整理人：刘祖平

2006年12月30日11点45分

张自强的话没有正面否定魏小玲违反政法纪字（2005）001号纪要规定的错误，我们一致要求张自强副书记明确表态，于是由我起草了致张自强的第二封信。

尊敬的省政法委张副书记：

您好，首先感谢张副书记指派魏处长在2006年12月30日上午向刘祖平转达了您的指示。（电话记录附上。）

这个指示是在您接阅余明生、胡国基、刘永熹、陈大华、黄友堂、刘祖平、顾建棠等2006年12月25日发呈的挂号信（0244）之后发出的。

我们在这封信中诉说的核心内容是：对魏处长的“生活费就是04年的标准，定死了的，不能变”的说法，从六个方面阐明这种说法不能成立。根据“纪要”规定，“生活费”应随着退休人员养老金一样上调，即05年按04年的“平均水平”发给，06年按05年的“平均水平”发给，以下顺年类推。同时，又请求省政法委与省劳动和社保厅联系，“两案”人员的“生活费”上调发放等事宜，均由省劳动和社保厅负责协调。

魏处长转达您的指示：“你们要求增加生活费……你们可直接去找劳动保障厅”。这表明张副书记认同了我们2006年12月25日信中的主张和请求。2007年1月4日我们上访了省劳动厅，他们认真看了魏处长打电话给刘祖平的“电话记录”，又听了我们的陈述，许处长说：第一，我们没有得到省政法委关于你们生活费上调问题的通知。第二，“纪要”是政法委发的，“纪要”上写的“按照当地退休人员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解决生活费”的解释权在政法委，只要政法委通知我们，说你们的生活费按照当地退休人员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发给，05年拿04年的“平均水平”标准，06年拿05年的“平均水平”标准，以后顺年类推，我们就去协调办理。

张副书记：听说您是一位非常正直、很有原则和维护公正的高层政法干部，又是您在2004年底受俞正声书记等领导的委托，负责召集相关部门专题研讨并制定了省政法委（2005）001号纪要，我们这批多年生活无着的所谓“两案”人员才领到了“生活费”，对此再表感谢。

现在的问题是，“按照当地退休人员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解决生活费”的“纪要”规定，我们的“生活费”该不该随着“养老金平均水平”的上调而顺年上调？

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精神和政策不仅是我们诉求的根据，也是“纪要”的源头和基础。“纪要”上说：“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精神，对文革‘两案’人员处理的基本政策是由原单位安排其生活出路。……总的原则是按照中央（1982）9号文件精神，结合实际情况，按照当地退休人员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解决生活费。”

由此可见，“纪要”的主要精神和核心内容体现了俞正声书记等主要省委领导的意见和指示，不是某一、两个政法委干部的意见，因此绝不能任凭哪一个政法委处长随便自行作出解释的。

“纪要”的主要精神和核心内容充分说明，所谓的“生活费”决不是一般所指的“救济金”，而是当今省委对落实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规定政策采取的一种变通的补救措施。因而，这个“生活费”也必然是类似于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不然的话，何以要“按照当地退休人员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作为“生活费”的发放标准呢？

“纪要”的主要精神和核心内容还说明，无论从落实党的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角度，还是从“纪要”中文字的汉语语言文字学的结构来看，对“按照当地退休人员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这句话，都只能理解为“生活费”必定随着“养老金平均水平”的上调而顺年上调，“养老金平均水平”与“生活费”之间，犹如枝繁必叶茂、水涨必船高的关系。而且，早在2005年1月14日，省劳动厅法规处董处长奉命传达和解读“纪要”时说：“生活费一直发下去，养老送终”，“生活费可随着退休职工养老金一样上调”。

您是“纪要”制定的负责人又是省政法委领导人，对“纪要”的解释不仅具有极高的权威性，而且还有解决我们“生活费”上调的现实可证性。现在我们万分诚恳请求您：

第一、“按照当地退休人员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这句话作何解释？是05年按04年的“平均水平”、06年按05年的“平均水平”发放，以下顺年类推？还是魏处长说的“04年的标准，定死了的，不能变”？

第二、请把这个“解释”通知省劳动厅，并请他们协调落实。

张副书记呀，现在落实一件事情有几难唷，我们的诉求，热望得到您的支持，使我们这些苦命人有可能分享一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温暖。我们将万分感激，不忘党的恩德。切盼您亲自给我们复示。

谢谢。

此致

敬礼

武汉汽配厂：陈大华

武汉铁路局：刘祖平

华中航运中心：余明生

武汉工艺品厂：胡国基

武汉国棉三厂：黄友堂

长江委：顾建棠、刘永熹、蔡发奋

2007年1月9日

联系人：长江委顾建棠（电话号码略）

2007年1月24日，我们再次面访省信访处王广学处长，王处长诚告：你们要求生活费上调问题好解决，你们先去找劳动厅，如果劳动厅有不同意见，请他们打电话给政法委魏小玲处长。如果劳动厅不打，你们回来找我，我请魏处长来信访处，当面向你们讲清楚，再去找劳动厅。

于是，当即到劳动和社保厅请示董长麒主任，董明确表态：“生活费”是以“当地退休人员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为标准，而“养老金平均水平”是动态的，即上下浮动的。对此我于1月29日发挂号信（0764）给董长麒主任，阐述了我对他关于“生活费”上调意见的理解：

对“生活费”上调一事，现在是否可以这样认定：

A.“生活费”上调问题由省劳动厅协调落实，不要再找省政法委了。

B.从2006年以后，“生活费”年年顺年“按照当地退休人员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上下浮动。

C.2006年“生活费”调整应按照2006年9月21日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公布的：“我省退休人员人均月退休金675.85元”，以及2006年10月23日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联合发出的《关于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规定：“从去年7月算起，每人每月增加45元，从今年7月起，每人每月增加80元。上调的养老金将分别从2005年7月、2006年7月补起。”

D.经费仍由原单位负责，

E.省劳动厅将有个协调落实的举措。

上述理解当否，在可能条件下给予示复。

2007年5月17日，湖北省政法委出台了《关于妥善处理“文革两案”人员上访有关问题处理意见》（鄂政法办[2007]35号），明确规定：文革“两案”人员生活费标准，每年从元月起，按当地上年度养老金平均水平调整。这份文件我没有见到原文，是从长江委、武汉市委政法委、武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相关文件中得知的。现将这三家单位为执行鄂政法办（2007）35号文件所发布的文件，按时间顺序抄录如下。

长江水利委员会人事劳动教育局关于对文革“两案”

人员发放生活费的通知（人劳函〔2007〕002号）

长江科学院：

经审查，根据湖北省政法委《关于妥善处理“文革两案”人员上访有关问题处理意见》（鄂政法办[2007]35号）精神，经研究，同意将原长办科学院职工、现系“文革两案”人员蔡发奋、刘永熹的生活费，从原来596元/月，调整为755元/月。调整时间从二〇〇七年一月一日起执行。不涉及医疗费及其他待遇。

长江水利委员会人事劳动教育局

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中共武汉市委政法委员会会议纪要

9月５日上午，市委政法委孙原璃副书记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我市落实“文革两案”人员生活费有关问题，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巡视员钟东升，市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处、市民政局救济救灾处、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养老保险处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政法委《关于妥善处理“文革两案”人员上访有关问题处理意见》（鄂政法办[2007]35号），研究了我市的贯彻意见。

会议决定，我市贯彻落实省委政法委《关于妥善处理“文革两案”人员上访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意见如下：

一、严格按照省有关部门研究确定的处理意见，对按省委政法委《关于妥善处理文革“两案”人员上访申诉问题的讨论纪要》（[2005]001号）和市委政法委《关于妥善处理我市文革“两案”人员上访问题的工作意见》（[2005]40号）解决生活费的文革“两案”人员生活费标准，每年从元月起，按当地上年度养老金平均水平调整。

二、每年三月份，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向市委政法委书面提供经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确认的上年度养老金平均水平的具体数额。

三、由原单位或主管部门承担生活费的，辖区区委政法委将上年度养老金平均水平的具体数额通知有关单位、部门参照执行；原单位退休职工养老金平均水平低于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确认的上年度养老金平均水平的具体数额的，按本单位平均水平发放。

由辖区政府承担生活费的，辖区区委政法委将上年度养老金平均水平的具体数额转区民政局比照落实。

参加人：孙原璃　谢家斌　钟东升　蔡宏琪　马黎西

中共武汉市委政法委员会

2007年9月6日

武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文革两案”人员生活费标准有关问题的复函

市委政法委：

你委《关于“文革两案”人员生活费标准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收悉，现就有关问题函告如下：

根据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提供：2006年度全省统筹范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月平均水平为755元。

2005年度我市统筹范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月平均水平为605元。

特此函告。

武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二〇〇七年九月七日

魏小玲关于文革“两案”人员“生活费就是04年的标准，定死了的，永远这样，不能变”的说法，被彻底否定，由她挑起的这场风波从此平息，我们五十多人的“生活费”都得到了调整。尽管魏小玲对我们如此刁难，当得知她突发脑溢血住院时，我和彭德华、胡国基专程前往同济医院送花看望，祝她早日康复。

第131节 “生活费”被克扣又起折腾

彭德华最先发现“生活费”被克扣的问题。为了摸清情况，讨回公道，从2009年10月23日到12月7日，我们十七次、九十一人次群访省、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和省、市政法委，终于弄明了“生活费”被克扣的隐情：有关单位不按省政法纪字（2005）001号纪要指出的属地管理原则和“生活费”应“按照当地退休职工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发放的规定办理，却把武汉市劳动和社保局规定的按中心城区退休职工上年养老金平均数额改为全市平均数或全省平均数，我们的生活费就是用张冠李戴的手法被克扣了的，五年中每人被克扣4776元。

多次多处上访，以事说理，省劳动和社保厅与市劳动和社保局取得了共识，确认了我们的诉求。2009年12月7日上午九点，顾建棠、彭德华面访省劳动和社保厅养老局陈局长。陈很爽快地说：省、市厅局已沟通，有三条：第一，由市局向市政法委写个书面报告；第二，报告中说明每月965元和每月1040元的情况，倾向1040元；第三，明年全由市局来办。

12月13日下午，顾建棠、余明生到市劳动和社保局，养老处的吴副处长接访。他说：12月7日，省人劳厅和市人劳局取得了共识，确认了你们的诉求，并决定由市人劳局向市政法委写个书面报告，说明2008年武汉退休人员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不是已发的每月965元，应是每月1040元，应予纠正。2010年起，“生活费”标准全由市人劳局严格按照省委政法委（2005）1号纪要的规定，负责发布。这个报告，12月10日由我亲自送交市政法委谢家斌处长。谢处长表示要向省政法委汇报再定夺。

12月19日，顾建棠、刘永嘉面访市人劳局吴处长，吴说：上周四把市人劳局的报告面送市政法委，谢处长口头答复：要向省政法委送报告，由省里认可。你们就等候听信。

22日上午，我们一行六人（顾、刘、余、黄、陈、陈）面访省政法委308接待室姚同志，姚与综合处夏处长通话后说：市政法委谢家斌没来汇报，你们直接到市政法委听信。下午与市政法委谢家斌通话，谢说：我在外面，已交王涛。

25日上午，顾建棠、黄友堂、余明生、刘永熹、陈汉寿、陈大华、周云飞等十人前往市政法委找王涛，王在电话中答话说：你们去找市人劳局。

28日上午，彭德华、刘永熹、黄友堂、顾建棠、周广才、陈大华、张复生、胡秀娟、陈汉寿、付正武等28人面访省政法委308接待室，姚同志答复：市政法委谢家斌未来汇报，因王龙出差北京，大约半月才回，待节后再说。

31日，我与省政法委综合处王龙通话：我们生活费被违规少发一事，市政法委有一个书面报告，谢家斌是否送给你了？王说：谢还没来汇报。

2010年1月5日，我又与王龙通话问：市里谢家斌是否已来汇报？王龙说：谢还没来汇报，我又出差了。

1月5日，胡国基与谢家斌通话问：您向省政法委汇报没有？谢说：还没有向省汇报。你们的事现在由王涛来办，以后你们找王涛联系。

11日与市政法委王涛通话，接话人不是王涛，他说王涛不在，外出了。

从2009年12月15日至2010年1月15日，我们走访了武汉市劳动和社保局蔡处长、吴处长，湖北省劳动和社保厅养老局陈局长，省信访中心308接待室姚同志，省政法委王龙，武汉市政法委谢家斌、王涛等人二十次。市劳动和社保局说这个报告是由市政法委谢家斌递送省政法委王龙，而王龙多次说谢家斌没有来汇报；问询谢家斌，谢说已交王涛了，由王涛来办，以后你们找王涛联系。王涛要我们找市劳动和社保局，后来市政法委说王外出了，最后连联系人都难找到。这份由市人劳局向市政法委写出的书面报告，是省、市两级劳动和社保部门领导对纠正克扣“生活费”问题取得共识的结果。无论是省政法委的王龙，还是市政法委的谢家斌、王涛，如果没有相关领导或明或暗地示意，他们怎敢如此拖延推诿？

原以为这件事全因湖北当权者工作失误造成，由原承办部门着手纠正，实属好事，企盼这份报告早日批准。我们被折腾三十天后发现，这是一场骗局，他们互相推诿，谁也不管，至今毫无结果。

第132节 不由原单位安排的奥秘

1982年2月3日下发的中央9号文件规定：“凡在清查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我们都在这个时段先后刑满释放，而省委没有执行这一政策，把我们抛向社会，沦为无单位、无组织、无工作、无收入的贫民。1990年3月，朱鸿霞、夏邦银、张立国刑满释放。经省委批示，省政法委和省劳动厅在他们释放前，就下达了安排他们回原单位的“关于朱鸿霞等两案人员刑满释放后安置工作的函”。而我们与朱、夏、张同属文革“两案”刑释人员，且比他们刑期短、释放早，可省委就是不安排我们回原单位。

2002年7月，我拿着中央9号文件和省劳动厅鄂劳函字（90）第041号函，请求长江水利委员会人劳局也像安排夏邦银那样安排我的生活出路。人劳局于2002年10月向省政法委书面请示，2003年1月27日综合处魏小玲处长口头拒绝。2003年3月我开始向省委、省府、省人大等不断诉求，但毫无进展，十分心烦。有一天我翻阅中央9号文件和省委鄂发（1982）26号文件时，无意中发现省委这个文件中，对中央9号文件规定的“凡清查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这条政策只字不提，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疏忽，其中必有隐情。

为了弄明究竟，我以“刑事申诉”为名，与湖北省天职律师事务所于2003年10月14日签署了鄂天职（2003）1014号委托代理合同，我当即付代理费六千元（诉讼未成要回三千）。天职所律师根据我提供的线索，到湖北省档案馆查阅了文革“两案”审理档案，发现：经省委同意判刑、上报中央审理的人数，第一次上报的是二百六十八名（于1979年9月1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之前上报），中央给打回来了，因为拟判刑的太多；第二次上报将第一次上报人数打了10%的折扣，又被中央打回；第三次上报七十四名，经中央1981年11月6日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认定：“我省的帮派分子应受刑事处罚的是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四人。”（谢杰民“关于顾建棠的有关情况”）这就是说，当时的党中央认定湖北要判刑的只有四人，如超过就违背了“两案”审理的方针政策。

湖北省判了多少呢？在1982年3月7日召开的第四次全省“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黄知真书记讲话（即鄂发[1982]26号文件）说：“作敌我矛盾处理的（主要属于打砸抢性质的）、依法判刑的一百九十多人。”（实际不止此数）是中央认定湖北判刑人数的48倍，显然大大违反了中央“两案”定性处理政策，其中奥秘就在“属于打砸抢性质”七个字上面。

在清查运动中，省委把数以万计的群众和干部打成四人帮的代理人、黑干将、追随者、“三种人”，并把数以百计的造反派定罪判刑，但又把明明是以“四人帮追随者”罪名被判刑的人员（就是9号文件所说“政治斗争”参与者），异化为打砸抢的刑事犯罪分子。当时的湖北省委这样做可谓“一箭三雕”：一、可摆脱违背中央9号文件明示的“两案”审理方针政策、继续搞扩大化的责任；二、可对上应付，万一中央问起，就以不属文革“两案”人员来搪塞应对；三、既将被判刑人员作为“两案”人员判了，又可无视中央9号文件规定的“应由原单位负责，安排生活出路”，因为你“属于打砸抢性质”，置你于死地，你却无话可说。

中央9号文件发出八年后，朱鸿霞、夏邦银、张立国刑满释放时，省委指示回原单位安置，而我们至今仍不得回原单位安排生活出路。省委明目张胆地在同属文革“两案”人员、应落实同一政策上搞两重标准，根子就在这里。2003年11月10日省劳动厅周祖荣副厅长受理我们诉求，到2004年12月省委俞正声书记批示给我们发放“生活费”，前前后后，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其根子也在这里。胡新时副厅长反复讲：“你们是不是‘两案’人员？首先要认定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属于‘两案’人员。如果权威部门说你们是‘两案’人员，才能谈落实9号文件的问题。如果说你们不是‘两案’人员，我们就不好办了。”这话的根子还是在这里。

当时的湖北省委主要领导人精心策划的偷梁换柱之作，恰恰暴露了他们违反中央9号文件的险恶之心。9号文件通篇没有说文革期间的“打砸抢”不属“两案”审理范围，相反文件中说：“要判刑的，只限于参与谋害毛主席，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和叛乱，直接策划、亲自参与阴谋篡夺省、市、自治区或中央国家机关部委领导权的野心分子；直接策划、亲自参与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迫害干部群众，造成严重后果，罪恶昭彰，不判刑不足以平民愤的极少数人。”其中“迫害干部群众，造成严重后果”这一条，就涵盖了“打砸抢”内容。还有，在十一条具体政策中，也没有一条说文革中的“打砸抢”不属于文革“两案”审理范围，而属于刑事犯罪性质。省委主要决策人不惜违背中央9号文件，蓄意把文革期间的“打砸抢”定为刑事性质，以取代属于“两案”审理范围的“清查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肆意扩大打击面，以遂其强烈的报复心愿，足见其用心良苦。

中共中央1982年9号文件，是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在“揭批查”和“两案”审理定性处理中出现了“定性偏高了一点”、“处理偏重了一点”的背景下出台的，旨在纠正和防止继续扩大化，核心要点是维护、巩固当时党中央的统治权力。有人点睛：这个文件对被清查和处罚的人来说，好比打断了你的大腿，又送你一根拐棍。落实中央9号文件规定、省委已经贯彻执行了的像夏邦银那样回原单位安排生活出路，就是给你送了“拐棍”。这样的“拐棍”他们也只送给在中央挂了号的几个人。

当时的省委领导人陈丕显、黄知真、韩宁夫在打断我们大腿时，大打特打，人数超过中央审理认定判刑人数（4人）的47倍；在送“拐棍”时，却连这样对我们来说聊胜于无的“拐棍”都舍不得送，百般阻挠，叫你两头落空。诚然，送“拐棍”中人性未泯的好干部好领导大大的有，省劳动和社保厅法规处的李湘泉、高处长、董长麒、副厅长周祖荣，武汉市劳动和社保局的蔡处长和吴副处长，副省长蒋大国，省政法委张自强副书记，省委书记俞正声等，都真心实意给我们送“拐棍”。尽管我们没有拿到像样的“拐棍”，全因陈丕显领导下的湖北省委的过错，致使我们未能回原单位安排生活出路。给我们发放既不属于退休工资又不属于社保养老金的“生活费”，这不是我们的诉求初衷，发放“生活费”是一种权宜性的补救措施，没有可靠的社会保障（生无医保死无丧葬费），没有法定的财会项目，是不稳定的，不安全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送“拐棍”。但它的确缓解了我们的生存压力，长期倒悬得到缓解。文革“两案”人员在刑释二十五年后才拿到“生活费”，是湖北省首开先河。这个信息不胫而走，后来江西、湖南、河南等地的文革“两案”刑释人员闻讯前来向我们咨询，我向他们提供了相关资料。在他们的努力下，这些地方的省委参照湖北省委的办法，先后向文革“两案”刑释人员也发放了“生活费”，他们也很感激。在此我代表拿到“生活费”的同志，向俞正声为首的省、市有关领导，鞠躬敬礼，再致谢意。

思考与浅识

我辈亲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又耳闻目睹了违纪叛党、违宪窃国的政变和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这一切对我们有些什么启示呢？

文革是空前的，其原则是永存的

毛主席以超人的政治洞察力和敏锐的预见，探索保证党不变质、国不变色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了广大人民不吃二遍苦、不遭二茬罪，跳出“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他顶住党内外的巨大压力，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犹如黄河咆哮，长江奔腾，波澜壮阔，席卷全国，势不可挡，殊惊世界。

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根本宗旨在于净化人们的灵魂，特别要解决党内领导干部的世界观问题。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文革中反复较量、殊死搏斗的焦点是在“吏治”问题上，是用“公”字还是用“私”字来教育、管理党内当权派，说到底是无产阶级的“公”与封资修的“私”之间的斗争，“公”是百善之首，“私”是万恶之源。

毛主席从“爱吏”、“保吏”出发，以群众揭批为手段，以“斗私批修”为动力，从严“治吏”，希望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成为自觉与私字决裂，公字当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走社会主义道路，自觉抵制和揭露修正主义，献身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这是毛主席在政治思想上“爱吏”。刘邓资反路线意在“诱吏”、“害吏”，以私字为核心、利字为半径，以投你所好为框子、为他所用为目的，使你自觉不自觉成为叛党、违宪、祸国、殃民、复辟资本主义的帮凶和马前卒，身败名裂，遗臭人间。

文革运动，我们的父辈、祖上都没有经历，连听都没有听到过。盘古开天地到如今，中外的帝王和资产阶级的开国首领，有哪一位敢于发动群众揭露自己统领下的吏治的黑暗面？！二十世纪共产党已夺取政权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们，有谁敢于发动亿万群众，在自己缔造的政治肌体上清除“癌变”？！没有，没有。唯我五千年巍巍大中华的巍巍毛泽东！毛泽东！毛泽东！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骄傲，是我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我中华民族的骄傲。这是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实践，这是国际共运史上继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

我之所以说文化大革命是第三个里程碑，因为它与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一样，具有永存的原则：

巴黎公社的永存原则：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俄国十月革命的永存原则：由无产阶级联合其他劳动人民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文化大革命的永存原则：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斗私批修”。

要是不坚持“斗私批修”，今天的革命造反派，就会变为明天的走资派，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能取代灵魂的革命。特色改开以来，成千上万的在特色体制内位高权重的“精英”们，在铜臭面前成批倒下。因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私字经济，就是坑蒙拐骗经济，就是假冒伪劣经济，就是权钱交易经济，是一切腐败的天然温床。

华氏党中央是违纪叛党的私货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团，秘密抓捕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张春桥、政治局委员江青和姚文元四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是一起叛党、违宪、窃国大案，为天下人所不齿。连文革反对派、时任政治局委员的陈云同志也说：党的历史上没有过，下不为例。一个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伙同两个政治局委员（叶剑英、汪东兴），三个人用不可告人的阴谋诡计，突然抓捕一个副主席、一个政治局常委、两个政治局委员，这是滔天大罪呀，有哪一条党纪和国法允许如此胡作非为？华国锋得手后，首先诬蔑所谓“四人帮”是“阴谋家”、“野心家”，（后来华国锋自己承认：他们搞阴谋的话，我们抓不到他们。）又把毛主席“你办事我放心”这句话伪造为指定接班人的指示，就这样，华国锋阴谋集团堂而皇之地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召开所谓“十一大”，并自封为党的主席，还恬不知耻地自封为“英明领袖”。亿万群众早就认定：华国锋的“十一大”是叛党、违纪的产物，是华、叶、汪的杂交怪胎，是货真价实的假共、伪共。

华国锋权令智昏，连自己和王、张、江、姚一样，都是文革派也忘记了，没有文化大革命，哪来你这个身居中共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打倒“四人帮”，就是打倒文革；打倒了文革，就为党内修正主义集团复辟资本主义打开了大门，就断送了整个社会主义。华国锋在“华氏叛党集团”与“邓氏修正主义集团”争权混战中被打倒，到头来成为遗臭万年的政治僵尸。

文化大革命是失败了还是成功了？

华国锋的右派政变后，“揭批查”的“五不准”学习班遍及全国，人妖混淆，乾坤颠倒，文革被践踏，叛党罪魁成了英明领袖。但是这个窃国祸首焉知党内资产阶级首领邓小平正在步其后尘，不久就被赶下了台，邓小平把他定为“三种人”（1982年9月在列车上与来访的金日成这样谈华国锋），落了个可耻下场。邓小平摆平华国锋的同时，把文化大革命污蔑为毛泽东错误发动的“深重灾难”、“浩劫”，在全国展开“两案”审理，数以千万计的群众和各级干部被隔离受审，数以百万计的造反派受到各种党纪、政纪和刑事处罚。被文革打垮了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复活了，文革中批判了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卷土重来了，各级革命委会被摧毁了，党的十大产生的党中央被搞垮了，确定了的政治、组织路线被所谓“十一届三中全会”修正主义路线取代了，四届全国人大选出的国务院领导班子全被改组了……邓小平把其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张，写成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句话，有形的文革成果，全被摧毁，无一幸存。这就是文革的失败方面。

文革在无形的政治思想领域的建树则巍然屹立。文革运动是宣传队，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得到了空前大普及；文革运动是播种机，防修反复辟的种子播遍全国各地，亿万群众和各级干部毛主席的书不离手，字字句句记心头。当时习以为常，但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道路斗争的关键时刻，显现其无比威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人民群众与阴谋家、野心家和死不悔改走资派斗争的有力武器，是群众手里的照妖镜、显微镜和望远镜，又是捍卫文革原则的万里长城，在修正主义统治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中发挥着精神原子弹的作用。

华国锋发动的右派政变刚一登场，造反派和工农兵群众一针见血指出：“这是右派政变”，“这是违纪违法的反革命宫廷政变”，“华国锋是背叛毛主席的叛徒”。华国锋抛出“你办事，我放心”，把它说成是毛主席指定他当接班人的依据时，众多群众就生疑：“‘你办事，我放心’，不等于‘你接班，我放心’。”“这样的顶天大事，怎么没有毛主席签名？”数年之后，真相大白，是华国锋伪造的。

当邓小平宣布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广大群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观察一段时间后，就撕其面纱点其要害：邓小平的改，是要改掉社会主义制度；他的革，是要革工人阶级、广大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命；他的开，就是打开国门把“帝修反”请进来；他的放，就是把牛鬼蛇神统统放出来。在随后三十多年的全面“改革开放”中，尽管“邓三科”及为之鼓吹的精英们，时而抛出谬论邪说，时而用隐晦语言，时而以中性词句，时而写阐释文章，时而打左灯走右路，时而明目张胆歪曲篡改马列毛经典论述和立论原则，时而明火执仗反毛非毛，为其复辟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欺蒙民众，但都被亿万群众和新老干部一一识破，严肃抵制。

文革中戴过高帽、挨过批斗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不畏高压，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被邓小平斥为“凡是派”。

中共元老、文革受过冲击的前河北省长李尔重（已故），坚持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邓三科”，晚年多次与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唱反调。广大群众和干部赞誉他是中国“左派旗手”，将他与另外两位中共元老马宾、魏巍（已故）合称为“反修三剑客”。

撰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组织实施者、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红旗》杂志常务主编邓力群，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看到改革开放的中国，出现了无数不良的现象，认为邓小平路线发展下去，国家和人民将很危险，所以四处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声称自己梦到了中国可怕将来。梦到中国遍地是贪官；梦到了中国会有资产阶级；梦到中国有了黑社会；梦到有钱人杀人，逍遥法外，穷人有苦无处诉，共产党员脱离群众；梦到工人失业了，下岗了，资本家回来了搞剥削，农民没有地种，人民受二茬罪；梦到中国到处是妓女、性病，穷人把女儿送进地狱等等。邓小平对此公开批驳邓力群托梦，称其胡说八道，并说：如果邓力群的梦境成真，中国的改革就走上了邪路，中国的改革就真的出了问题，如果改革改掉了社会主义，我邓小平就是历史的罪人！”（网文《邓力群的梦》）,z'{0q-g5T

“1986年9月18日，小平找邓力群谈话后与王震说：邓力群要把我们（国家）往“左”的方面拉。1992年邓小平把邓力群定为“左”王，把邓力群踢进了中顾委，把《红旗》杂志改成了《求是》杂志。”（黄黄《邓力群与邓小平1986年的谈话》）

我们再来听听后生们怎么看待“邓三科”的改革开放的。九十代出生、在邓小平理论“陶冶”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青年人，却纷纷呼唤毛泽东。最近有一位学子在题为《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世界》的演讲中告诉世人：'

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胜利进军的时代。在我们出生前，充满激情和想象力的“1968年”已悄悄隐没在历史的背后，世界似乎又回到了老路。资本及其意识形态四处反攻，收复失地，一路报捷，势不可挡：铁幕不堪一击，历史已经终结，全球资本主义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知识精英们欢呼雀跃，他们诅咒着黑暗的过去，赞美着光明的现在，展望着美好的未来。他们为我们这一代人许诺了一个开放、自由、丰裕的社会。他们说我们将见证现代化的实现并过着幸福的生活。他们羡慕我们能够同步欣赏美国大片，羡慕我们能够享用麦当劳快餐，羡慕我们能够使用互联网，羡慕我们能够越来越容易地进入大学，羡慕我们能留在城市当白领而不用到偏僻的乡村和贫穷的农民们一起劳动。他们害怕我们太幸福了以至忘记了他们过去的苦难，于是在我们耳边千百次地重复他们的诅咒，让我们记住他们的血泪史，就好像是我们自己的一样。可惜生活在幸福中的我们不是白痴，我们有自己的思考能力。当我们能够独立思考，用自己的眼光审视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幸福的时代中竟充满着如此多的荒谬和痛苦。

我们发现大众传媒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堆八卦、广告和肥皂剧，把一切有意义的独特的文化都变成了千篇一律的美国工业制成品。我们的眼中和耳中充斥着无聊的爱情，浅薄的浪漫，廉价的温馨，暧昧的隐私，虚伪的英雄，搔首弄姿的明星和表情呆滞的政客，让我们一次次反胃。

我们失去了历史，只剩下了新闻。我们听不到周围真实的声音，我们看不到真相。我们被剥夺了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的视野，这个时代要求我们像白痴般幸福。

我们发现我们的确进入了一个丰裕的社会。但在商品的汪洋大海的包围中，我们晕头转向，无所适从。在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广告统治中，人被简约成了一个消费者，我们人生的价值似乎仅仅存在于不断的消费中，存在于商品的品牌中。

我们发现教育的目的只剩下了考试。学校里只传授考试的秘技和钻营的手段，而再也学不到真理和智慧。为了考试，我们的青春在无休无止的补课中昏天黑地，老师们却被我们父母的血汗滋润得脑满肠肥。

我们发现市场经济似乎为我们的人生提供了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但当我们踏上社会的时候，我们终于明白我们人生的意义只有一个：就是成为在市场中被买卖的劳动力商品。当我们的售价上扬时，我们欢天喜地；当我们的售价下跌时，我们如丧考妣。

我们发现在开放的社会中我们似乎很自由，但其实我们只有一种选择：就是在官僚的或资本的机器中做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为了饭碗，为了升职，我们在大大小小的老板和上司面前点头哈腰，卑躬屈膝。

我们发现在越来越激烈的求职竞争中，在越来越频繁的裁员、减薪中，在越来越昂贵的医疗费用和房价中，我们的生活失去了安全感，我们的人生没有希望。

我们发现美丽的爱情只存在于日剧之中。当男女之间只存在着势利与肉欲的时候，当美女和帅哥基本上是按照财产和权力分配的时候，我们没有爱情，无论是在心灵上还是在肉体上。我们发现现代化还仅仅存在于漂亮的大厦广场上，存在于美丽的口号中，存在于少数人的生活中。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贫困和差距仍旧到处惊心动魄地存在着。

我们发现自由、民主、人权成了西方帝国侵略和屠杀的借口，而整个世界只能在一旁战战兢兢，唯唯诺诺。和平、平等的高调虽然唱得很响，但却没人能够将它实现。在这个时代，强权即是公理。这就是我们幸福的生活，这就是今天美好的时代。

我们烦透了20多年来精英们的说教，我们受够了神圣市场经济为我们安排好的人生。我们要求变革，我们渴望超越，我们呼唤着一个不同的世界，我们寻找着一条解放的道路。因此，我们要纪念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为我们证明：一个不同的世界是可能的！他是颠覆的象征，是造反者的先知，是伟大的解放者。他为一切希望打破全球化资本主义矩阵（MATRIX）的人们提供了典范，作出了表率。（红旗网“参阅文章”第75期）

凡此桩桩件件，数不胜数，足于表明在文革中播下的防修反复辟种子的巨大威力，使得修正主义原形毕露，无处藏身。这就是文化大革命铸就的精神原子弹，是文革的正能量、软实力。

文革中毛主席多次保护了造反派

在十年文革中，武汉造反派屡遭打击镇压，都是毛主席在关键时刻出手保护了我们。

1966年6月至8月，湖北省委、武汉市委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矛头向下，在群众中大抓“右派”、“三家村”、“反革命”，白色恐怖，人人自危。毛主席对刘邓路线断然回击，8月1日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被打成反革命的红卫兵，支持小将们的造反行动；8月1日至1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8月5日毛主席写了我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8月到11月，毛主席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1200多万红卫兵，由此红卫兵运动全国掀起。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群众出牢笼得解放，群众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万炮齐轰刘邓司令部，刘邓路线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1967年1月，走资派消极怠工，大刮经济主义妖风，上海的革命造反派率先夺了走资派手中的权力，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支持，一月夺权风暴席卷全国。2月11日和16日，几位老帅在怀仁堂发难，反对文化大革命，各地相应出现支左部队抓捕造反派的镇反行动，“二月逆流”也横溢荆楚。武汉军区在陈再道指挥下，宣布武汉工人总部为反革命组织，数百人被捕，数以千计的群众造反组织被查封、被迫请罪。在此造反派生死存亡关头，毛主席严厉批评并严肃警告：谁反对文化大革命，我就反对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造反派得以重整旗鼓，再战推行新的刘邓路线的走资派。

1967年6月，武汉军区陈再道操纵武斗专业队——百万雄师大搞打砸抢抓烧杀，造反派有厂不能去，有家不能归，白色恐怖笼罩武汉三镇，造反派又面临灭顶之灾。毛主席在周总理陪同下，亲临武汉，明确指出；武汉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工人总部要平反，被抓的人员要释放。由于武汉军区主要领导人屁股坐在刘邓路线一边，坐久了起不来，加上历史形成的与地方走资派千丝万缕、难以割舍的渊源关系，他们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达到难以自控的疯狂顶点，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二〇事件。由于毛主席、党中央果断平息，武汉造反派在濒临绝境时获得大解放、大翻身。

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在斗、批、改中，把革委会这个文革成果当作“马蜂窝”狠捅，把结合进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定为“马蜂王”加以捕捉，大搞秋后算帐，各级革委会有的名存实亡，有的名实俱亡，由此引发了1969年4月的“反复旧”。为解决“反复旧”问题，党中央发出的“五二七”指示。曾、刘处心积虑，利用指示中的“一凌驾”、“三指向”的批语，再掀恶浪，对造反派再加讨伐。但曾、刘有碍于“五二七”指示指出的“反复旧”“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句话，难置造反派于死地而暂缓其手。

1969年10月，曾、刘以贯彻中央“九二七”指示、揭批反革命组织北决扬为名，把各级革命委员会打成北决扬的“防空洞”；1970年，又掀起了空前的“两清”（清查五一六、北决扬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把武汉造反派打成了五一六的“根据地”、“仓库”、“保险柜”。

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主席对曾思玉说：“你那里有北决扬，要注意政策，你不信，你又搞过了一点。还是要宽大为怀嘛。”但曾思玉并没有收手，而且变本加厉。明明是他伙同陈伯达把武汉造反派打成“五一六”，陈伯达垮台后他倒打一耙，说陈伯达是武汉造反派的后台；明明是他和刘丰上了林彪的贼船，却说林彪、刘丰是武汉造反派的后台。1972年，他把朱鸿霞、吴焱金、杨道远、张立国、任爱生、薛朴若、顾建棠、沈复礼等268名造反派和领导干部关进武昌首义路“五不准”学习班，“深挖以林彪、刘丰为后台的五一六分子”。首义路学习班结束后，“深挖”还在继续。1973年7月军区副司令员、省委书记孔庆德在专案人员汇报会上讲：“我们搞清查工作，查出了五一六是成绩，查清了不是五一六也是成绩。这个工作还要继续搞，这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能半途而废。对毛主席‘搞过了一点’的指示已经贯彻了两年，我们还要继续搞下去，要搞到底，大家要安心，搞这个工作累死了也是光荣的。至少还要准备搞一两年。”曾思玉把造反派与五一六划等号，又把陈伯达、林彪、刘丰定为武汉五一六的后台，要叫造反派永世不得翻身。毛主席不能再指望军队领导人“宽大为怀”了，决定调整战略，部署兵归营、权归政，1973年12月下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不再兼任地方领导职务，结束了军队介入地方的“三支两军”时期。此时，曾思玉才不得不承认：湖北清查北决扬、五一六，搞了几十万（张体学说抓了六十多万）。不该斗的斗了，不该抓的抓了，不该关的关了，我心里也很难受，很对不起，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同志道歉。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湖北造反派乘此东风，暂时摘掉被扣了多年的六十多万顶“五一六分子”的帽子。

1975年1月邓小平复出，把毛主席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针对不同情况讲的“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点指示并列，变成他的“三项指示为纲”，并以此进行全面整顿，把结合在各级领导班子中的群众代表定为派性头头，不断调动，不发工资，开除，逮捕。在湖北把我们内定为“资产阶级派头头”、“不安定分子”，对外则称培养新干部，让我们“滚”到边远地区。邓小平后来得意地说：“一系列整顿措施非常见效，七调八调，四人帮手下的爪牙就作鸟兽散了。”邓小平的“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毛主席早有察觉，圈阅了1975年11月26日发出的中共中央1975年23号文件，为批邓向全党高层打招呼；1976年3月3日发出中共中央1976年4号文件，发布了毛主席指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对文化大革命，一反对，二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毛主席先后六次回击走资派对武汉造反派的残酷迫害、血腥镇压，造反派无不刻骨铭心。

打倒一大片与解放一大批

多年来，那些还在走的走资派及其精英们翻来覆去地说，造反派在文革中对干部“打倒一大片”，有些不明事理的人也跟着应声。为了说明真相，举例如下。

1966年6月到1967年1月，是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王任重、张体学把数以万计的群众和干部打成“右派”、“小三家村”、“反革命”，多人被捕，有的被枪决。1966年8月，毛主席写了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党中央发布《十六条》，对刘邓司令部及其资反路线进行反击，千万群众得解放。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人民群众面对现实，向直接打压迫害他们的党内当权派回击，自觉不自觉推行刘邓资反路线的党内大小当权派被批斗，有的被戴了高帽游了街。这好比两个人打架，你当权派出手在先，我造反派只是还手而已。

造反派要打倒的干部其实是打而不倒，1967年的“二月逆流”、“三月镇反”和“六月横扫”一来，那些曾被造反派打倒的大小当权派在陈再道的保护、支持下，重上镇压造反派的战场，疯狂报复，支持和参与武斗专业队“百万雄师”，大搞打、砸、抢、抄、烧、杀，造反派被抓捕、打伤、打残、打死的人难以计算，直到挑起七二〇严重政治事件。

1967年8、9月间，全因党内走资派在“三月镇反”、“六月横扫”中血腥镇压造反派，造反派中的少数人违背了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教导，报复少数参与镇压群众的当权派和百万雄师成员，这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即使在当时，对犯错误的干部也没有“打倒一大片”，不久就基本“解放”了。众所周知，在湖北反对文化大革命、参加镇压造反派各级领导干部一个都没有被打倒，而且不仅官复原位，有的还提升加级。邓小平多次反对文化大革命，并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毛主席还是保留了他的党籍；刘少奇要不是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毛主席肯定还会用他，完全体现了文化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世界观问题的初衷。恰恰相反，在“清队”、“一打三反”、“两清”中，特别是在“揭批查”中，六十多万湖北造反派被关押、坐牢、三开（开除党籍、团籍、公职）、劳动教养。被基本“解放”的是党内走资派和犯有走资派错误的各级干部，被“打倒一大片”的恰恰是被党内资产阶级反攻倒算的造反派。

文化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比“武化革命”更难

毛主席他老人家说：我一生中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我体会第一件与第二件相比，第一件是“武化”革命，在这“武化”革命的对敌斗争中，红军对白军，八路军、新四军对日本鬼子及伪军，敌我界线分明。但文化革命则不然，这文化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内清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要在我们自身肌体内发现并切除癌变，这有多难啊！

第一难，就难在难以识别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表面上完全一样，都头戴红帽身穿红袍，只不过走社派是“红皮红心”，走资派是“红皮白心”，在茫茫的红色人物中找出“红皮白心”人，谈何容易，找错了就误伤了好人，这是其一。其二，走资派一般都打着红旗反红旗，比如“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剥削有功”、“三自一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补课论等等，无不在发展生产、富民强国的旗号下出台。又比如邓小平豢养的精英们如今解读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时说，就是用毛泽东的话来否定毛泽东的极“左”，这正是邓小平“绵里藏针”的高明之处。其三，走资派都是手握权力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那些身居中央要位，既有制定方针政策、规章制度决策权，又有对各级组织的指挥权，能够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走资派，其危害特别大，识别特别难，抵制、揭露更是难上难。这就决定了文化革命的艰难复杂性。正是这场错综复杂的文化革命，锤炼了广大群众和干部，再加上邓小平等的反面教育，亿万人民学到了识别走资派的本领，不管走资派发表何种花言巧语，无论走资派变换什么样的隐秘手法，只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判断他的言行，就可一目了然：看他是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是否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是否坚持“斗私批修”；是否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否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缩小三大差别；是否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是否坚持“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是否坚持发展和壮大全民和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否坚持不断降低人民群众医疗、住房、上学方面负担并提高其质量；是否坚持让人民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个“四大”武器，监督各级党内的当权派；是否坚持党组织的纯洁性，把所谓的民营企业家即资本家清洗出党；是否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原则；是否在对外方面，反对联强欺弱、联富欺贫，坚持联合贫穷弱小国家，维护其权益，争得公平，面对美帝入侵别国、蛮横干涉他国内政时，敢于旗帜鲜明地说公道话，不做无原则的“和事佬”，等等。这就好比让走资派在核磁共振下透视，其原形就暴露无遗。

第二难，在什么地方找走资派？文革之初，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1973年12月毛主席问许世友“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就指明了称得上走资派的人在中央，在高头。我认为毛主席担心的就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以上的高层出修正主义，因为他们有能力、有条件改变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至于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以及各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搞个独立王国什么的有可能，但没有能量改变党和国家的命运。就是刘邓在推行复辟资本主义路线时，在文革中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省部级领导人基本是跟着走的执行人，或者叫做不自觉的“走资派”。但因造反派缺乏经验，往往把跟着走的执行人当作真正的走资派来打。文革中出现的遍地打走资派的原因，一是识别不准，二是把执行人当作决策人来打。这是一个值得吸取的教训。

第三难，走资派的性质及其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从路线斗争的角度来讲，走资派的资本主义路线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之间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是不能调和的。但对个人来讲还是属于内部矛盾，只要他检讨改悔，仍可复出工作；如他复出后故态复萌，那就再次把他打倒。邓小平被打倒了又起来，他起来了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又一次把他打倒，但毛主席还是保留了他的党籍。这恰恰证明与走资派在思想领域里斗争的反复性和长期性，所以毛主席讲：文化大革命要搞多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

造反派要有自知之明

我说的“要有自知之明”，指的是正确对待犯有走资派错误和推行刘邓资反路线错误的老干部，正确对待受走资派欺蒙利用的群众，正确对待我们自己。

所谓“老干部”，既有长征两万五千里的，又有抗战“三八式”的，还有打老蒋的。他们中相当大的一个多数，在文革中或犯有走资派错误，或在文革中跟着刘邓资反路线镇压了群众，或站错了队，受到批斗，而我们造反派往往只看到他们是“民主革命派”、“做官当老爷”、“不想继续搞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面，而对他们在毛主席、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战斗精神和卓著功勋往往缺乏肯定。没有民主革命的胜利，哪来社会主义革命？因而他们心中不服，“老子抗日打老蒋是要流血掉脑袋的！”“民主革命派是那么好当的？”“老子革命几十年，还抵不上你小子造反几十天。”有的虽然在当时的气氛下作了检讨认了错，但总耿耿于怀。我们必须牢记，帮助犯错误的干部，批判其错误不留情，对其历史功绩不否定，要以理服人，要叫人家心悦诚服，因为毛主席教导我们：目的是要解决世界观问题。

受走资派欺蒙当了保守派，有的甚至参加了打砸抢，七二〇后造反派胜利，他们成了失败者，我们没有完全做到正确对待他们。比如长办、省、市成立革委会，造反派（包括我在内）谁也没有提出应考虑保守派方面的代表结合的问题，站错队的领导干部可以结合，受站错队领导干部欺蒙跟着也站错了队的群众，为什么没有他们的代表参加结合？所以曾思玉、刘丰后来搞“秋后算帐”时，他们又一次被利用，接着在“揭批查”运动中再一次被利用。正如原百万雄师核心组成员汪士奇所说：“我们是‘皮影戏’，用完了就算了。”

造反派要正确对待我们自己，正视并总结经验教训。在这空前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要求造反派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问题在于能否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纵观文革全程，凡是造反派团结合作的时候，形势就发展；当造反派内发生争斗分裂的时刻，形势就逆转。1966年8月至1967年1月揭批刘邓资反路线，1967年5月至7月反抗暴力镇压，1969年4月反复旧，1974年1月至3月批林批孔批刘丰，1976年2月到9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都是在携手合作中奋进。

相反，1967年1月26日联合夺权纷争引发的“香花”“毒草”之争和随后的“钢”“新”之争，不仅严重影响形势的发展，而且授人以柄。虽然其间出现过破镜重圆的局面，但钢、新两大派的头面人物（包括本人在内），都没有认真分析打内战的原因，从中吸取教训。对此想说说我的看法。

第一，关于一·二六夺权。联合起来向省委夺权的大方向对头，但事前缺乏周密部署，出现纷争时又无补救措施。比如引发纷争的“湖北省夺权筹备委员会”常委名额分配方案，是由新湖大拟定并宣布的，事先知道的人恐怕很少，像二司的杨道远、工造总司的吴焱金事先都不知晓。在这种情况下，匆匆忙忙召集几十个组织的代表来开会，当主持人一宣布这个方案，会场吵成一团，随即纷争出现，导致夭折。如果事前由工人总部、九一三、工造总司、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的主要负责人协商取得一致，再召开大会，必然通过。因为这七大组织基本可以控制全局。此外这样事关全省的大动作，没有领导干部的代表参加，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缺失。

第二，关于二八声明。一·二六夺权时当二司代表周孔信退出会场后，如果作为会议召集和主持者的新湖大主动前往二司沟通（周孔信对名额分配不当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共商补救办法，也许不会出现二八声明，因为这个声明是夺权会议之后十三天才发表的。作为工总、二司来讲，完全可以在发表二八声明前与新湖大交换意见，提出批评，也许盛怒之下未能顾及，以致二八声明公开发表了，把兄弟组织放在敌对位置上，“三新”见到火冒三丈，把二八声明批成“大毒草”。由此“香花”、“毒草”两派大开战，一直打到双双挨整吃苦头，才惊醒，才罢手。

第三，关于七二〇后“钢化”与“反钢化”内斗。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发来了一封信（简称中央七二七来信）；8月8日，周恩来总理代表毛主席，将三钢、三新和三司革联的主要负责人请到北京，共商搞好湖北的大联合、三结合，到会的主要负责人取得共识并形成“八八”纪要。当时武汉造反派无其他派别与之抗衡，而且得到全国的赞誉，曾思玉司令员、刘丰政委领导下的支左部队对我们大力支持，文革形势确实很好。在这大好形势下，以三钢、三新为代表的武汉造反派在全国风靡一时，受到高规格接待、超常规的称颂，无论到哪里，都是“向武汉造反派学习！”“向武汉造反派致敬！”我们经不起胜利的考验，头脑膨胀了，骄气发作了，派性作祟了，视觉模糊了，一时间只想到自己的山头。因而在“八八”纪要出台后，不见传达学习的动作，在纪要上签字的七大组织的负责人中竟没有一个出来传达、宣传“八八”纪要的，像工造总司一号头头吴焱金、交通联司一号头头傅廉、武船联司一号头头林子忠、省直红司一号头头郑军等都没有听到正式传达，相反出现的是钢、新两派之间的“钢化”与“反钢化”大内战。

在这种状态下，曾思玉司令员没有像李德生司令员处理安徽问题那样，采取果断措施，把钢、新两派主要头面人物集中起来，在武汉以外的地方，关起门来认真学习中央七二七来信和“八八”纪要，让他们深刻领会“来信”和“纪要”明示的：“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着一个新的胜利的阶段。”“毛主席、党中央希望武汉革命造反派在实现大团结，大联合，拥军爱民，建立省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等这个新阶段的目标中作出榜样。”让他们真正明了“来信”和“纪要”核心要点是由乱转治。还应该让他们学习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的谆谆嘱咐：“现在武汉的形势大好，……大家可不能把功劳都算到自己的身上。……你们要对武汉负责，对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负责。”三钢、三新“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千万不可打内战。彼此多看对方的长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多作自我评。……不要因为内战辜负了毛主席和全国人民。”“革命造反派一定要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三钢、三新一定要加强团结，武汉对长江两岸、对全国影响都很大。”

武汉文革在大好形势下失去了良机，严重干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大联合的工代会、红代会和三结合的省市革委会的成立，整整推迟了五个月。党中央要求在1967年的7、8、9三个月内成立，结果到1968年2月才完成。我们武汉造反派辜负了毛主席、党中央希望，特别是在“八八”纪要上签名的“三钢”、“三新”和“三司革联”的负责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曾司令员和刘丰政委也应承担领导失职的责任。沉痛的教训告诫我们，文革造反派在造走资派反的过程中，也要注意改造自己，要勇于向自己的错误言行造反。

第四，关于“反复旧”问题。1969年4、5月间造反派发动了“反复旧”，从当时发生的原因（曾、刘借清理阶级队伍搞秋后算帐）和存在的问题（经合法批准的各级革命委员会被当作“马蜂窝”纷纷捅垮）来看，提出“反复旧”并没有错，而且我们的目的是捍卫文革成果。

我们的错误在于实施的时机不对，因为党的九大正在召开，中央发出要把九大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号召，全国欢庆，世界注目，这个时候搞群众性的“反复旧”，显然与九大精神相悖。其次是不懂得也不会运用在体制内斗争的艺术，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我们这些原是体制外的群众组织领头人，已转变为政权体制内的成员了，在碰到有关重大问题必须斗争的时候，要学会在体制内进行斗争的方式方法。如果当时把收集到的曾、刘借清队搞反攻倒算文革的事实向毛主席、周总理报告，决不会犯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的“三指向”、“一凌驾”错误。

省革委会常委潘洪斌参加解决“反复旧”问题回汉后对我说：周总理批评我们说，你们搞这么大的动作，也不事先给中央报告一下。1967年6月，长办准备动用民兵武器突围，他们事前向我报告，我要他们不能动。你们怎么就没有想到呢？这是周总理又一次给我们打招呼。

社会主义制度存在两面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志，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但这是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列宁《国家与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不愿接受而又必须接受的过渡性制度。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条件下，既可成为迈向共产主义的台阶，也可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滑梯，因为新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生，不可避免地带有与生俱来的旧社会的种种弊端，资产阶级法权并不因为所有制的改变而消失，它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在继续发挥作用；加上人们头脑里从旧社会带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的烙印，也依然存在，且一时还难以彻底改造，这些就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卷土重来的土壤和条件，这个社会主义就天生隐含着姓“社”或姓“资”的两面性。这里的关键是，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是否掌握了共产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权。

共产党保江山的三大难题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实行一党专政，是历史的必然，但要确保党不变修、国不变色，必须解决接班人、对权力监控和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能否永葆红色的三大难题。

接班人问题。苏联斯大林没有解决好，他在苏共第十九大选拔的马林可夫，被赫鲁晓夫推翻。社会主义的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也没有解决好，建国后选定刘少奇，在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上由分歧到对抗；六十年代选定林彪，又没有成功；党的十大上，意向选王洪文，只因其政治理论和运筹驾驭能力不足，加之资历不够，意向难成。最后挑了个表面老实、心术不正的阴险分子华国锋，文化大革命成果，连同整个社会主义中国都被他断送了，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为之震惊。朝鲜的金日成为了保社会主义江山，不得不把儿子定为接班人；古巴共产党的卡斯特罗，不得不把社会主义的国家权力交给自己的弟弟。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交接班程序，这是一种实出无奈的权宜之举。

对权力监控问题。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内都设有纪律检查委员会，但都规定必须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工作，它无权对同级党委书记实行监督，而手握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大权的恰恰是各级党委书记，中央纪委就无权对中央总书记、常委实行监督。这就实际上存在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书记的监督真空。尽管生产资料是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国家又实行计划经济，再加上不断的政治思想运动和党内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搞贪污腐败不大容易。但身居高位的刘少奇、邓小平就可以利用手中权力开倒车，搞“三自一包”，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央纪委能监督吗？省、地、县和各单位的第一书记，利用手中权力作威作福、欺压群众、权钱交易、结党营私等，在他领导下的纪委能监督吗？

修正主义掌控了中央领导权怎么办？这个修正主义集团一不改变共产党称号、党旗和党徽，但发展资本家入党；二不改变国名、国旗和国徽，但大力推行私有化；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名称，但全力复辟资本主义；四不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甚至还写进了党章和宪法，只不过他们实际运用的是他们的所谓“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把马列主义的永存原则抽掉了。他们打着“改革开放”旗号，以全民社会取代阶级社会，以和谐之说取代阶级斗争（实际上他们`天天在搞阶级斗争），用金钱挂帅取代政治挂帅，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把全民所有的国营企业改为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并大加改制和变卖，大力推行私有化等。在这种态势下，如何把中央领导权转变到无产阶级手里，许多老一辈的革命家想搞都不能搞，曾答应毛主席如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就带兵北伐的许世友也无能为力。因为共产党有一条纪律叫“全党服从中央”，谁取得中央领导权，谁就可以利用这条纪律号令天下，谁要造反就是滔天大罪。恰恰是这条纪律，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人的手脚捆住了。

上述三大难题，怎么办？谁能破解？但我相信我们的后人将会在探索中得到解决。

附录

附录一：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二八声明）（载《长江日报》1967年2月8日第一版）

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处在一个激剧斗争的过渡阶段。以王任重、张体学为首的湖北黑省委更加疯狂地刮起经济主义妖风，极力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他们转入地下，躲到幕后，驱动喽啰，勾结一切牛鬼蛇神，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阵线内部制造反对派，扶植托洛茨基及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实行腐蚀侵袭，软硬兼施，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内外夹攻，挑起混战。最近，正当“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伟大革命运动席卷全国全省的时候，而以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某些人为首，却把矛头对准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他们充当了湖北黑省委的别动队，起到了“职工联合会”所不能起的作用。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进行无理攻击，否认其革命大方向，公开挑起分裂和混战，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反扑。他们还拼凑了一个乌七八糟的大杂烩，策划了一个形“左”实右的假夺权。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认为有必要就目前局势发表声明。

武汉地区目前所发生的围攻工人总部、猛轰“九·一三”战斗兵团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反革命事件不是偶然的。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现在，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以王任重、张体学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混蛋退居幕后，操纵一些所谓“造反”组织，以“革命”之名，行反革命之实。

毛主席教导我们：“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决不是这样。”他们决不甘心失败，他们必然地要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就是王任重、张体学利用其爪牙走狗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伙同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他一切牛鬼蛇神，相互呼应打入革命造反派内部，配合各种机会主义分子，利用个人主义的野心家及一些忘记阶级斗争，忘记为党夺权的糊涂虫，马大哈，还骗取一些不明真相的革命群众，纠集了一个围剿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大杂烩，他们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就逐步结合成了托派小联合，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

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发生了，一种值得人们深思的严重情况出现了。那些在标语、广告和喇叭里叫喊反对经济主义，叫喊“抓革命，促生产”叫得最响的人，他们本身就是王任重、张体学用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豢养的哈叭狗，它在“职工联合会”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疯狗落水后跳了出来。就是这帮东西，对泛滥经济主义，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魁祸首王任重、张体学不揭露，不批判，不斗争，不采取行动。反而架起一百二十门大炮，猛轰工人总部、猛轰“九·一三”，搞什么反对工人总部的“经济主义”，妄图把工人总部整垮，妄图把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联合、大夺权的斗争，把反对湖北黑省委的经济主义，把“抓革命，促生产”的当务之急，引向革命群众之间的纠纷。他们到处乱跑，到处乱说，到处乱写。极力造谣、诬蔑、中伤工人总部，胡说什么工人总部的领导集团“修”了，扬言与工人总部誓不两立，有我无你。北京南下中的一小撮坏蛋与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家伙们互相呼应，狂妄地叫嚣要砸烂工人总部。真是欺人太甚，猖狂至极！他们已经撕下脸皮，公开同以王任重、张体学为首的湖北黑省委，同以武汉“职工联合会”为首的保皇党徒坐在一起了，他们还公然叫嚷，要我们搞什么全民“整风”，叫我们下台。见你们的鬼去吧！收起你们的破烂！目前，我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下所开展的整风运动，应该是按照“古田会议”的精神，学习毛泽东思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健全各级领导班子，组织好革命造反派队伍，更高举起“造反有理”大旗，大闹武汉三镇，大闹全湖北。而决不是整天赔礼道歉，决不是纠缠于繁琐辟谣，决不是整掉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更不能允许那些口蜜腹剑的家伙妄图把我们整得萎靡不振，垂头丧气，置我于被动，轰我们下台。谁敢这样干，就把他揪出来，砸烂他的狗头！更值得注意的是，有极少数半路出家的投机商，或中途打入革命造反派营垒的那些坏东西，现在把手伸得老长老长，纠集一帮乌合之众，排斥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分裂革命造反派阵营。他们居心险恶，把大印一抢，名曰“联合夺权”。然后，恬不知耻地摆出一副“革命造反”的祖师爷的架势，对我们呵斥到：“不准动，不准你们争权夺利！不准你们闹分裂！”啊呀呀，好一副神气姿态！我们呼吁一切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同志们，千万不要上当。我们决不为个人和小集团争权夺利！但是，我们要为毛主席，为党，为人民誓死夺权！目前发生的一系列情况集中到一点，就是王任重、张体学通过他们的“造反”奸贼对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反夺权。我们能允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绝对不能！我们在白色恐怖和反革命围攻中杀出来，就是为了夺权。今天，我们更要乘胜前进，以百倍的造反精神夺权！夺权！！夺权！！！

我们最最伟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一文中曾经严肃地，全面地，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统一论，就是全国人民的统一论，就是一切有良心的人的统一论。这种统一论是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只有进步才能团结，只有团结才能抗日，只有进步团结抗日才能统一。这就是我们的统一论，这就是真统一论，这就是合理的统一论，这就是实际的统一论，那种假统一论，不合理的统一论，形式主义的统一论，乃是亡国的统一论，乃是丧尽天良的统一论。他们要把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消灭，要把一切地方的抗日力量消灭，以便统一于国民党。这是阴谋，这是借统一之名，行专政之实，挂了统一这个羊头，卖他们一党专制的狗肉，死皮赖脸，乱吹一顿，不识人间有羞耻事。”毛主席提出的这条方针就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统一论，就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总纲领，就是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建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必须注意，不要因为有人指责我们争权夺利就缩手缩脚，不要因为有人咒骂我们想独揽大权就心怯手软。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应当明确，我们决不能把“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同资产阶级的谋权篡位、争权夺利混为一谈。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及其追随者看来，他们的“夺权”就是看谁的手脚快，心眼多，夺得大印的便是王，抢不到大印的靠边站。他们企图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拉向反面，为资产阶级复辟效劳。他们的“夺权”，不是为了把资产阶级当权派斗倒、斗臭、斗垮，而是为了维护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统治；或者为了他们自己爬上台，建立复辟资本主义的新机构。他们夺权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老子说了算，挥“权”如儿戏，发号施令，登报扬名，滥印传单，愚弄人民。当前，在他们策划分裂造成混战的假夺权阴谋的流毒下，致使经济主义泛滥成灾，生产几陷瘫痪。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同他们相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最忠实的执行者，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当仁不让地夺权，掌权。在这个问题上千万不能缩手缩脚，不能心软，不能有半点的折中和调和。有人叫嚷说我们“野心大”，公然咒骂我们“纯血统”，“手伸得长”，“老子天下第一”，“大国沙文主义”等等。我们认为，凡是出自敌意的攻击，我们就要坚决还击！但是，来自同志的善意批评，我们就要虚心接受；那些挂着“革命造反派”的招牌，推行机会主义，实行托派路线的混蛋们，野心大得很，手伸得长得很。因此，我们的“野心”还要再大些，我们的手伸的还要再长些，否则，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就要灭亡！这是极其残酷的阶级斗争，不能有丝毫的庸人观点，不然，脑袋被别人搬了家自己还不知道。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天来，“九·一三”战斗兵团正遭到托派疯狂的围攻和内部瓦解，这是以王任重、张体学为首的阶级敌人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反扑！这就是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阶级敌人惯于声东击西，妄图各个击破。他们在开黑会，整材料，千方百计挖我们的墙角。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重注意。对托洛茨基派必须全线反击、迎头拼杀。

在目前的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要采取果断的决策和具体措施，高举“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的大旗，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大旗，向托洛茨基主义及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发动总反击，大清算，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左派，团结群众，争取多数，孤立顽固势力，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向以王任重、张体学为首的湖北黑省委发动全面的总攻击，自下而上地大夺权。

当前，湖北省武汉地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深不透，反革命经济主义泛滥还很严重；尽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努力下，正在扭转局势，开始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高潮，但是湖北省的大联合、大夺权还面临着托派的大分裂、假夺权的威胁。总之，湖北省武汉地区没有乱透、还没大乱。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紧急动员起来，行动起来，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决不要陷入反革命的分裂混战。我们就是要把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白色恐怖下的闯劲拿出来，把我们在反革命围攻中的造反精神发扬光大。丢掉幻想，投入战斗，在四面围攻、内外夹击的战场上，看准方向，杀出一条血路来！

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我们要继续大造反、特造反，一反到底！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子弹上膛，刺刀上枪，朝着以王任重、张体学为首的湖北黑省委冲啊！

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

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

后字二四八部队红色造反野战军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

毛泽东思想红卫军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

毛泽东思想红工兵湖北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

毛泽东思想红教工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

毛泽东思想红教工武汉中等学校革命造反总部

《长江日报》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

北航红旗战斗队驻汉联络站

西安军电（临）驻汉联络站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汉联络组

1967年2月7日

附录二：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严正声明（二一八声明）

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革命左派大联合、大夺权的一个新阶段。“一月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震撼世界，革命形势大好，好得很！武汉地区由于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相互勾结，玩弄各种阴谋诡计，进行新的反扑，以致破坏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大夺权的斗争。在这个时候，《长江日报》2月8日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这个所谓“声明”，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这个所谓“声明”，是与《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所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的大方向背道而驰的。这个所谓“声明”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进行策划的，是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坚持把斗争矛头指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绝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必须提高革命警惕，加强团结，坚决粉碎一切制造分裂的阴谋活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斗争中老老实实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特别要学好“老三篇”、“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等光辉著作，不断整顿思想，整顿队伍，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权，大立毛泽东思想，一心为公，为大联合、大夺权奠定牢固的思想基础。必须坚决彻底地批判和克服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错误倾向。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重大方针和“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保证工矿企业正常生产，保证各行各业服务正常。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无产阶级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工具。最近，伟大统帅毛主席向全军发出伟大的战斗号召：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我武汉部队广大指战员满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激情，最最坚决地执行最高统帅毛主席的一切命令，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地彻底地粉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疯狂反扑，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长江日报》在2月9日社论中提到，《长江日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援下，已经顺利地回到了广大读者手里……”。这里必须严正指出：2月9日，我们部队去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持秩序，防止武斗，绝不是支持《长江日报》发表的那篇所谓“声明”，这完全是两回事。至于后字二四八部队红色造反野战军在“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的组织，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特此严正声明。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

1967年2月18日

附录三：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三二一通告）

当前，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新阶段，形势很好。但是，阶级敌人决不会甘心灭亡，他们正在纠集各种反动势力，妄图进行垂死挣扎。

“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成立以来，在少数反革命分子操纵下，与湖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互相勾结，干尽了坏事。他们竭力封锁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反对毛泽东思想。公然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革命的领导干部。拼命反对革命的“三结合”到处单方强行夺权，实行反革命复辟，肆意违抗“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他们的滔天罪行，已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障“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的顺利贯彻，保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若干规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特宣布从即日起，“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一律解散。现将有关问题通告如下：

一、对这个组织中的反革命分子及其后台，采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立功赎罪的政策，区别对待，彻底查处。

二、这个组织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头目，凡自动投案，彻底坦白认罪者，允许他们改过自新，立功赎罪，给予从宽处理。抗拒、破坏和畏罪潜逃者，予以严惩。

三、参加这个组织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等牛鬼蛇神，一律不准改换姓名，伪造历史，再混入任何革命群众组织，如有破坏行为者，要依法严办。

四、这个组织中的群众是受蒙蔽的，是要革命的，一律不予追究。他们应当迅速醒悟过来，自觉地与其反革命头目严格划清界限，积极揭发和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真正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对他们应当采取积极热情的态度，团结、教育、帮助他们，欢迎他们参加革命群众组织，一道进行革命。

五、一切革命职工、革命干部，要最热烈地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成为现阶段全国劳动群众抓革命、促生产的最出色的模范。

一切群众组织，一切革命同志，广大民兵和我部队全体指战员，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行动起来，与专政机关密切配合，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壮大革命左派队伍，争取团结大多数，尽快地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完成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伟大战略任务，为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共同奋斗！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

1967年3月21日

附：“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罪行

一、“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坏分子当权，大肆网罗牛鬼蛇神。这个组织“总部”的九个头目有四个原来就属于坏分子，有的被判过七年徒刑；下属的“分部”、“兵团”的头目，不少的是地富反坏右分子等牛鬼蛇神。“市电信局分部”控制要害部门的三十八人，全系国民党员、伪军官、特务、地主、封建把头、右派分子等社会渣滓。

二、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的反革命分子，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控制起来，名曰看管，实为保护，并且制造事端，蒙骗群众，搞假夺权，企图保住他们所篡夺的党、政、财、文大权，继续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革命统治。假夺权的阴谋被粉碎以后，又精心策划，掀起一股新的反革命逆流，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和革命的领导干部，继续进行垂死挣扎。

三、反对毛主席，冲击中南海，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宣扬“怀疑一切，反对一切”的反动论调，并且公然声言对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也可以怀疑”，“也可以反对”，公然呼喊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军委的命令是黑指示！”他们叫嚷“向中央‘将军’”，两次冲击中南海，扬言要“揪陈伯达回白石桥辩论”；纠合二百多人，围住中南海大门，高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并扬言要把衣服脱光，赤身睡在大门口，非要毛主席、周总理接见不可。他们要周总理派飞机，未达到目的，就诬蔑周总理是“和稀泥，态度不鲜明”；而且还别有用心地说：“中央为什么提谁反对陈伯达、江青同志，谁就是反革命，而不提谁反对周总理，谁就是反革命？你们要独立思考”。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他们所控制的单位，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大肆宣传他们的反革命黑货，公然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

四、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阴谋武装暴乱，妄图夺取军权。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把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人民解放军看作眼中钉，肉中刺，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明目张胆地把武汉部队当作他们的“四大敌人”之一。他们恶毒地诽谤、咒骂、丑化、攻击我军，说“武汉部队党委是黑党委”、“武汉部队是黑省委的看门狗”、是“保皇军”，等等，败坏我军声誉，离间军民关系；围攻、绑架我军人员，扣押、破坏我军车辆，公然呼喊“绞死武汉部队”、“打倒武汉部队”、“武汉部队指战员没有好下场”、“解放军是反革命组织”等反革命口号；窃取军事机密，冲击军事机关和军事机场，抢走作战值班日记，并强行拍照；大量印发反动组织“开封师范学院‘八·二四’”的所谓“×××副总理五点口头指示”的反革命谣言的传单，大肆制造夺取军权的舆论，并和党内一小撮坏分子相互勾结，准备启封库存武器，阴谋武装暴乱，妄图夺取军权，搞垮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五、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反对革命的“三结合”。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帜，盗用群众组织的名义，在他们所控制的《长江日报》上，抛出了反革命的宣言书“二·八声明”，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对抗《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的精神，只字不提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却把一些不同意他们反革命观点的群众组织诬蔑为“托派”、“造反奸贼”、“黑省委的别动队”，等等，妄图把这些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并且猖狂叫嚣“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接着对这些革命群众组织发起疯狂的袭击，妄图搞垮武汉地区的革命阵线，造成混乱局面，以达到他们实行全面反革命复辟的罪恶目的。

六、强夺要害部门的大权，实行反革命复辟。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深知要夺取政权，首先要控制要害部门。他们强行夺取公安机关的大权，殴打公安人员，控制一些公安分局，掌握逮捕证，任意捕人；控制电信系统，侵犯人民通信自由，窃听国家机密，盗走电报密码，非法动用战备物资，占用战备线路，任意扣押电报，使通信联络受阻，国家机密遭到严重损失；强夺一些工厂、企业人武部的权，启封民兵武器。

七、进行阶级报复，制造白色恐怖。这一伙反革命分子，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党团员、积极分子和革命干部。说“现在的党员，都是刘、邓的党员，都是修字号的。”大批地任意开除党员党籍，焚烧入党志愿书。他们私设公堂、监狱，肆意进行搜身、殴打、绑架、抢劫、行凶、封门、抄家、戴高帽、挂黑牌、游街、体罚、审问、拷打等等。以抓“职工联合会员”为名，命令所属基层组织抓人游街，规定每个“战斗队”至少要抓三至五人；仅今年1月20日一天，就抓了六千多人戴高帽游街。游街的人，大多数是劳动群众，有些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还有十二、三岁的孩子和五六十岁的老人。有的高帽用铁皮做成，重达三十斤；有的用以钢丝弹簧，名之曰“紧箍高帽”。他们把井冈山大楼（机电局办公楼）的革命职工赶到马路上办公，用钢板、角钢和钢筋焊死门窗和楼梯口，拆除高空走廊的保险栏杆，准备好了水龙带、石灰、刀棒等器物，以对付革命群众。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制造白色恐怖，把革命群众搞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安”，企图趁火打劫，借以变天。

八、大搞残酷武斗，扰乱社会秩序，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公开说“工人总部是靠抓、砸、打、抢起家的”。他们的反动口号是：“不打不抢是老蒋”，“不抓不偷是老修”。为了搞武斗，专门成立了“敢死队”、“夜袭队”等法西斯组织，佩带匕首、钢鞭等凶器，白天休息，夜里出动。他们多次制造流血事件，严重践踏《十六条》。“二·八声明”发表后的三天内，这伙反革命暴徒就砸了某组织下属的四十三个组织，打伤二百余人，重伤四人，死二人；又据不完全统计，从二月八日至二月十五日的七天中，这个组织进行打砸、抢夺、围攻、冲击等武斗行动一百一十余次。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秩序。

九、大搞经济主义，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重大方针。大量挥霍浪费和破坏国家资源，煽动大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使一些工厂企业生产下降。这个组织的成员越多的单位，破坏生产的情况就越严重。××厂是“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的重要“基地”之一，一月份只完成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二月份只完成了百分之八；该厂的××车间，二月份停工二十五天，国棉×厂有“工人战斗队员”一千五百余人，脱产的约一百人，“请假”的约五百人，一月份亏损了八十五万元。严重地破坏了生产。他们还到处强占公房，大肆破坏，所造成的损失无法统计。

十、窃取国家机密。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窃取了许多机密文件和图纸，有的还拍了照，还将一些机密资料作为传单扔撒；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照片和资料传往国外，外国报纸为之刊登。

“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的反革命分子罪恶滔天，以上所列，只是一些片断，望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检举、揭发、控诉，把这个组织中的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彻底公诸于众！把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粉碎。

附录四：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六四公告）

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关键时刻，武汉驻军全体指战员，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遵照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英明指示，以高度的革命热情，积极投入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四个月来，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英明领导下，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帮助下，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广泛深入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开展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大斗争，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在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中，在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

但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中央军委十条命令颁发后，我们反复进行了学习。广泛听取了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的批评和意见。遵照毛主席关于发扬成绩，纠正错误的教导，我们对武汉市的“三支”、“两军”工作进行了检查总结。

关于“二·八声明”问题。“二·八声明”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不符合《红旗》杂志1967年第三期社论精神的。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对“二·八声明”进行批判，我们积极给予支持并发表“二·一八严正声明”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批判中，对受蒙蔽而赞成“二·八声明”的一些群众，有的也进行了批判；同时，对当时出现的所谓“香花派靠边站”的错误口号，我们发现不够及时，纠正不够有力，致使一些革命群众在政治上受到压抑。这个责任，不能由群众来负，应由我们承担，群众之间决不能算老账。在这里，我们诚恳地向这些受到过批判和压抑的同志道歉。

关于“工人总部”处理问题。“工人总部”及其下属的某些组织的领导权被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所控制，做了许多坏事，激起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公愤。解散“工人总部”及其下属的某些组织是正确的。在“三·二一通告”中，对这个组织中的群众同少数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作了严格区别，宣布对这个组织中的群众一律不予追究。并欢迎他们参加革命群众组织，一道进行革命。但是对“工人总部”所属组织，未作具体分析，不加区别地一律解散，是错误的。现在郑重宣布：工人总部不能恢复！“三·二一通告”发布前已宣布脱离“工人总部”，并掌握斗争大方向的组织，重申予以承认，已经参加了本单位，本部门革命群众组织的原工人战斗队员不要退出；个别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的已经予以纠正；重新建立基层组织，应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掌握斗争大方向，决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并按“公安六条”的规定，纯洁组织。在处理“工人总部”过程中被错误地批判斗争的革命群众，我们诚恳地向他们道歉。

对“工人总部”中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采取专政措施，是必要的。但在拘留人时，对可拘留可不拘留的人，也拘留了一些，这些被拘留的人员，除极少数问题十分严重需要继续审理或依法惩办的以外，根据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经教育后已予释放。

关于建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问题。各级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在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支持下，贯彻了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做了许多工作，成绩是很大的。但在建立这个机构时，有的没有吸收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对有的干部出来抓生产，同革命群众组织充分商量不够，有的则没有商量。因此，应该根据革命群众组织的意见，加以改进，使这个机构更好地担负起“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任务。

上述缺点和错误，虽然有的已经纠正，有的正在纠正，但给我们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所有产生上述缺点和错误，是由于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较迟，工作新，任务重，时间紧，摊子大，战线长，阶级斗争复杂，干部、战士仓促上阵，缺乏经验，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不足。但是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够好，对毛主席的教导，林副主席的指示，对两条路线的斗争，理解不深。在实际工作中，不善于走群众路线，缺乏甘当小学生精神；充分发扬民主，充分依靠群众，遇事同群众商量，虚心听取革命群众意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不够；工作方法简单，有包办代替的现象。对有的革命群众组织的缺点和错误，看得多了一些，重了一些，积极热情帮助不够。我们虚心接受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的批评，坚决予以改正。我们衷心地希望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经常对我们进行批评和帮助。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护他们的政权。”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的关键时刻，阶级敌人是不甘心死亡的。武汉地区以王任重为首的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正在负隅顽抗，做垂死挣扎。像孟夫唐之流，把自己打扮成“革命领导干部”赤膊上阵，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煽阴风、点鬼火，拼命夸大，说我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离间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的关系，制造革命组织间的纠纷，挑动武斗，极力转移斗争大方向，公然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指向革命干部，指向人民解放军，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破坏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妄图为他们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保权”。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也纷纷出笼，兴风作浪，趁火打劫，我们千万要提高警惕性，彻底揭露他们的罪恶活动，使他们的阴谋永远不能得逞。毛主席教导我们：“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地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坚决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彻底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臭，彻底把以王任重为首的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臭，坚决把本地区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好，在大批判中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伟大历史任务，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

1967年6月4日

附录五：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

武汉市英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工农兵，一切忠于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忠于我们伟大的党的事业的指战员们：

近几日来，你们为着保卫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出非常巨大的业绩。

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

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我们毛主席、党中央为解决武汉问题派出的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同志，他们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他们已经胜利地回到北京了。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遵循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指引的轨道上前进。3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着一个新的胜利的阶段。

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

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

当然，你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困难。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妄图垂死挣扎，还妄图镇压。因此，你们不能粗心大意，要千百倍地保持高度的警惕。

你们要善于团结一切群众。

你们要善于启发、教育一切受蒙蔽的人。

过去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或群众组织，只要他们一旦觉悟，愿意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都要欢迎他们，并肩战斗。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解散“工总"这个革命组织，并且把它打成“反革命”；他们逮捕很多革命组织的群众，也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这些都是绝对不容许的，应当坚决平反，一律释放。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他们利用“百万雄师"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用造谣欺骗的手段，颠倒黑白，把他们引入迷路。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驻军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全国陆海空三军的强大反对。

他们已经陷入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

对于策划这一严重政治事件的一小撮坏人和打人凶手，必须立即追查，依法查办。

武汉市的一系列革命组织，工总、二司、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革命群众组织，坚决保卫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保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们做得很对，做得很好！武汉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绝对不是孤立的，胜利一定属于你们，属于广大的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属于我们的伟大的党，属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属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党中央号召：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应该迅速觉悟，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彻底揭露“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和武汉军区内个别坏人的阴谋活动。

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党中央号召：武汉地区的农民群众，千万不要上坏人的当，不要进城来干涉工人和学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党中央号召：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支持和保卫左派广大群众，同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武汉事件，对全国革命群众，是一次最生动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是最深刻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条路线的教育，它必将广泛地动员全国人民的革命积极性，把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附录六：中央首长在武汉革命派组织的座谈会上的谈话纪要（八八纪要）,

中央首长：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

时间：1967年8月9日、8月10日

地点：人民大会堂甘肃厅、福建厅。

八月八日，中央用专机将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的主要负责人朱鸿霞、夏邦银、丁家显、方保林、李想玉、但功荣、张立国、郭保安、谢帮柱、彭勋、高玉泽、魏梅森、雪湘明接来北京商讨大团结、大联合、拥军爱民、建立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及抓革命促生产等问题。九日凌晨三时二十五分至六时三十分，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在人大会堂甘肃厅接见了大家，听取初步汇报并作了指示。参加接见的还有中央文革办事组张根成同志，北航红旗井冈山、吴介之同志。九日晚十一时三十五分至十日凌晨四时，周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谢富治副总理、王力同志，再次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上述单位的代表，进一步听取了武汉情况的汇报，首长们又一次作了重要指示。这次参加接见的除有上次到会的同志外，还有三司革联的另一代表曾庆元同志、武汉军区曾司令员、刘政委、十五军赵军长、方副军长、二十九师张政委及空军和北京、沈阳、广州、福建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吴法宪、郑维山、陈锡联、黄永胜、刘培善等。现将首长两次接见的讲话精神纪要如下：

一、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非常关心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央报刊就武汉问题发表的社论比那一个省都多。毛主席抓住了武汉这个典型的例子，把坏事变成顶好顶好的事情，武汉出了反革命叛乱，矛盾暴露得充分，武汉军区和专政机构的问题都是在这场大风暴中彻底解决了。毛主席、党中央对武汉这样关怀，应该走在全国的前面，搞得更好、更好。现在武汉的形势大好，这应归功于毛主席，归功于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归功于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支持，大家可不能把功劳都算到自己的身上。已经取得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许多艰巨的任务还摆在大家的面前。比如“百万雄师”吧，他们在全省的势力还不可低估，斗争还可能会出现反复。当然，不管怎么反复，我们必须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必然战胜一切。

二、武汉的右派势力还很大，革命造反派一定要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三钢、三新一定要加强团结，武汉对长江两岸，对全国影响都很大。大家都是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过去并肩战斗，共过患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千万不可打内战。彼此多看对方的长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多作自我批评。中央首长一再指出，不要因为内战辜负了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期望，要站得高、看得远，看到全省，还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你们要对武汉负责，对湖北三千二百万人负责。国际上如援越抗美，武汉铁路不通，物资就过不去了。人家越南三千万人浴血抗战对付一个美帝国主义，如果你们三千万人打起内战来，跟人家比一比！

“二八声明”的大方向是对的。一·二六夺权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一个革命的夺权演习，大方向是对的。要支持。“二八声明”还是夺权斗争的继续，大方向还是针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它虽然存在着有缺点有错误的口号，如反托派（而且这些口号不是武汉的特产，是从北京传去的），但都是夺权时期的新生胎儿，毛里毛糙、并不漂亮，却富有生命力。陈再道抓住这个声明的非本质的方面，作为镇压革命的一个主要依据，“三二一通告”就是他对待“二八声明”的反革命行为的继续。一边是革命，一边是反革命、镇压革命，在这样的问题上，应当立场鲜明，支持革命的。“二八声明”把一些造反派同志当作成托派，所以，三新的同志提出了批评。如果这个批评的限度是“反托派”不对，但支持它要革命的大方向，就对了。然而，你们（指三新）的错误是超出了这个限度，客观上支持了军区的“二一八严正声明”，是个原则性的问题。对三新同志这个认识的错误，三钢的同志应当谅解，不能与陈再道的问题混淆起来。事实上，三新的同志很快发觉不对头了，在大风大浪中站在了革命方面，在对待军区的“三二一通告”及工总的问题上，你们（指三新）也还是一个思想支配的。小将在复杂的情况下，把形势看错了，这没有关系。而“七二○”事件是个最重要的考验，主要看“七二○”。过去的账不要算了，对待“二八声明”应当批评支流，支持主流，光说“香花”、“毒草”这两个绝对概念是不行的。

革命派一定要实行大联合。至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我们研究了一下。不是上海道路，也不是北京道路，应当是毛泽东思想的道路。除此以外，没有第二条道路，北京、上海只是一种方式。武汉有武汉自己的特点嘛！应当创造自己的经验，回去后，先搞个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把文化革命领导起来。在武钢，不支持九一三就是不支持革命。武钢树九一三，这是革命的利益，是全国人民的利益。当然，九一三也要团结联合其它革命组织，不要歧视人家。中央对武汉造反派的组织不能个个都点名，点名只能是一些出名的组织，不能说未点名就不是造反派组织。搞大联合必须以左派为核心。

三、“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中央非常关心武汉的生产问题。“百万雄师”怠工，我们造反派要顶起来。一月革命中，上海在抓生产上做出了榜样，大批学生到码头上去。你们现在要动员军队、工人、学生去疏通航道码头。现在是收割季节，还应动员学生到郊区去帮助收割，向贫下中农学习，学习劳动人民的优良质量。铁道运输部门必须把生产抓好，这不仅是关系到武汉，而且是关系到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

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注意节约闹革命，不要搞那么多那么大的袖章。你们的袖章太精致了。

四、革命派一定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高举拥军的旗帜。陈再道、钟汉华，不能代表解放军，他们是刘、邓司令部的人，是解放军的败类。他们的爪牙还是有的，但要相信解放军指战员百分之九十九是好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举世无双的人民子弟兵。没有解放军作坚强的后盾，绝不可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得这么彻底。美帝、苏修为什么不敢动，就是由于我们有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广大指战员和你们共过患难，你们要做拥军的模范。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选择派出和任命的曾司令员、刘政委，你们要信任他们，大力支持他们，要注意维护他们的威信。我们已决定武汉原军区党委改组，由新班子来领导。现在外面又传出什么“曾司令员在沈阳是支保的”，这是谣言。你们要回去辟谣，不要什么都怀疑。军队里边自己搞整风，他们会揭发出坏蛋来的。有错误你们可以揭发，但不要去冲击。

武汉出了个陈再道，这毕竟是少数个别的，不要全国到处都抓陈再道。现在有股风，到处都在揪军内一小撮，把精力都放在搞军内一小撮，没有调查研究就到处揪，到处揪陈再道，这是由武汉这个事件引起的，这是不对的，一定要真拥军，即使解放军负责同志一时支持错了，说了错话，做了错事，但只要改正了，你们就要拥护。对他们的缺点要热情帮助。我们解放军有个非常好的优点，就是一旦知道错了，就立即改过来。三支两军工作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的，你们要坚决支持。乱夺枪也是不对的，不能形成夺枪风。枪杆子一定要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我们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武汉也要建立一支人民武装力量，由左派来掌握，把枪支发给左派。首先是武装工人，学校里应该搞军训。但要强调指出，人民武装是解放军的后备力量，它应由解放军来领导来指挥，首先要搞好大联合，然后才能武装起来。不联合就不发枪。

五、中央对武汉军区、人民武装部，都是彻底解决的方针。武汉的七二○事件是个分水岭。它检验了一切组织，一切人的政治态度。三司垮台了，这表明是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因为是彻底解决，所以武汉的革命三结合的条件比别的地方要好。现在请大家来商量一下建立一个省革委会的筹备小组问题，你们提一提地方上有那些干部可以结合，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可以考虑一下。

从王任重、院党委、工作组到陈再道，搞逼、供、信，群众写了检讨，不能算“叛徒”，不能用他们检讨材料来攻击别人。因为他们是用共产党、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来搞的。这些材料不论在谁手里，应当一律退回本人，本人也不检讨，按去年十月五日中央决定处理。

公检法要一分为二，有人想造反，但是思想、工作方法还是旧的，好抓人，好抓小辫子。公检法的最大的任务是保护革命派嘛！想造反的也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改造旧的一套。

武汉不是有个联合指挥部吗？包括的范围比较广泛嘛，当然有的大组织也才有一个委员，但是在革委会建立以前，还应当起过渡的作用，将来要取消，由革筹小组代替。

六、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始终把矛头对准刘、邓及其在武汉的代理人。对于“百万雄师”和“公检法”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及证据确凿的杀人凶手要实行专政。专政机关不抓，造反派也不要抓，要发动“百万雄师”中的群众起来揭，起来抓，这点要千万记住。专政机关在群众的要求和协助下，只抓极少数。对“百万雄师”必须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充分揭发一小撮坏头头的罪恶，对广大受蒙蔽的群众要做耐心细致的工作，要帮助，争取教育他们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来。

七、有的组织提到杀向社会，下厂、下乡问题，现在武汉问题还未彻底解决，现在仍然要以搞好武汉为主，有些地方需要下去的话，也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去，下去的各革命组织要团结，要互相配合，不要单枪匹马地到造反派力量很弱的地方去，下去要与新的武汉军区联系。你们学生不要干涉、操纵工人运动，不要当保姆，要相信工人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你们要向工人学习，做他们的小学生，要促进他们。工人组织不要包括机关干部，要实现按系统按部门的大联合。

总之，你们回去主要是抓两个方面，一个是大团结、大联合、三结合、大批判，建立筹委会，一个是拥军。

最后各革命组织的勤务员，纷纷向中央首长表态：决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希望，一定按中央首长指示精神办事，一定为毛主席争气。

对这次接见的传达以此文件为准，其它传达和传单一律无效。

武汉钢工总　朱鸿霞　夏邦银

武汉钢二司　丁家显　方保林

钢九一三　　李想玉　但功荣

新华工　　 张立国　郭保安

新湖大　　 谢帮柱　彭　勋

新华农　　 高玉泽　魏梅森,

三司革联　 雪湘明　曾庆元

军区负责人　曾思玉　刘丰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整理

附录七：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在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非常非常关心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永远同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心连心。一年多来，湖北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同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湖北的代理人王任重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了反复较量和英勇斗争，给了阶级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在斗争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我们指明了方向，都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为我们照亮了前进的道路。去年七月，正当湖北地区处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生死决战的关头，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派中央领导同志来处理武汉问题。阶级敌人走投无路，疯狂地制造了“七·二○”严重政治事件，毛主席及时作出了一系列极其英明的决策，使阶级敌人的阴谋彻底破产。林副主席和周总理、伯达、康生、富春、江青等同志出席首都百万群众大会，全国亿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给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巨大支持。八月九日，林副主席召见军区负责同志，作了重要指示。中央负责同志多次接见武汉地区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给予了亲切教育和鼓励。特别是去年九月，毛主席亲临湖北视察，为我们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作了极其英明的伟大指示，又两次亲切接见在京学习的湖北武装干部，这是对湖北全省军民的最大的关怀、最大的爱护、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给了广大军民无穷无尽的力量。十月，毛主席专门邀请以谢胡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问武汉，又为我们送来了强劲的东风。“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事事为我们操心，处处为我们撑腰，步步为我们领路，红太阳照亮了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的心。紧跟毛主席，无往而不胜，全省军民满怀革命激情，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最衷心地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下，我们遵照伟大统帅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和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英明决策，迅速调整了部队部署，成立了武汉警备区，调配了湖北省军区各级领导干部，稳定了机关，加强了“三支两军”工作的领导；狠抓了部队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用毛泽东思想支持左派，进行艰苦、细致、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了“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教育争取了“百万雄师”受蒙蔽的群众，发展壮大了左派队伍；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广泛开展拥军爱民运动，大大增强了军民团结。毛主席最新指示发布后，军民一起，立即掀起大学习、大贯彻、大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热潮，出现了一个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学毛主席著作，大抓斗私批修，大破派性、大搞联合，大胆解放干部的大好局面。毛主席这一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纲领，把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在一年多来剧烈、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经受了严峻考验和锻炼，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当前，湖北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空前大好，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基本成熟。

一、毛泽东思想大普及，人民群众觉悟大提高。毛主席思想学习班遍及城乡各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规模空前，气势磅礴，据去年十二月粗略统计，全省已办学习班一万多个，学习人数百万以上，到处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到处是“斗私、批修”的广阔战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受到严肃批判，无产阶级党性大大增强，有力地促进了思想革命化。在全省范围内展现了一个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极其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毛泽东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普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涨，军民关系从来没有像这样密切。广大人民群众，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

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被揪出，左派占了绝对优势。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一年多的英勇奋战，彻底摧垮了中国赫鲁晓夫盘踞在湖北的反对堡垒---以王任重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百万雄师”彻底瓦解，受蒙蔽的群众迅速觉悟，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断壮大，在组织上、政治上都占了绝对优势。

三、革命的三结合发展迅速，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比较扎实、牢固。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指引下，从工厂到学校，从武汉到专县，掀起了一个抓基层、打基础，扎根群众，上筹下联，下促上带的革命大联合、三结合高潮。武汉市八百零四个大、中型国营工厂，百分之九十以上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部分建立了革委会；二十三所大专院校，十九所建立了革委会，三百零九所中等学校，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实现了大联合，多数建立了革委会，在此基础上，一月中旬召开了工代会、红代会，一月二十日成立了武汉市革委会。八个专县已有宜昌、恩施、郧阳、东风、黄冈六个专区建立了革委会；七十五个县（市）已有四十七个建立了革委会，三个建立了革筹小组。荆州、咸宁两个专区、黄石市和其余二十五个县（市）正在积极筹备建立革委会。

四、领导干部大批解放，上下关系大大改善。由于湖北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经反复，大多数领导干部站错了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干群关系一直紧张。通过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级领导干部在革命小将的诚恳帮助下，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在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纷纷回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得到了群众的谅解。目前省、地、县机关中层干部大多数已经站出来工作，省直的三百四十四名部、委、厅、局以上领导干部，也有一百三十四人站了出来。还有一批干部，正在军区学习班学习。

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抓革命，促生产也有了新的发展。广大革命群众在狠抓革命的同时，猛促生产，猛促工作，猛促战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情况良好，农业生产全面丰收，市场供应正常，社会秩序稳定。

湖北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决定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在大好形势的鼓舞下，广大群众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正以战斗的姿态决心条条落实、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誓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全省人民迫切要求建立省革委会，经与各革命群众组织充分协商，已经基本筹备就绪。

革委会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革命群众一百名，占百分之五十七（工人三十五名，贫下中农三十名，学生二十五名，机关干部和其他群众组织十名）；地方革命领导干部三十名，占百分之十七；解放军二十五名，占百分之十四；留作机动二十名，占百分之十一。

常委会由三十七人组成。革命群众十七名（工人九名，贫下中农二名，学生五名，其他一名），地方革命干部十一名，解放军九名。常委名单：曾思玉、刘丰、张体学、任爱生（原省委委员、农村政治部主任）、梁仁魁（拟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树成（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姜一（原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赵文华（原恩施地委书记）、李镜如（原粮食厅厅长）、丁力（原省经委副主任）、李周仕（原省气象局局长）、王海山（原省委常委、副省长）、王舜（女，原地质局处长）、孙德枢（原黄石市委第一书记）、赵兰田（武汉空军副司令员）、王步青（武汉军区副参谋长）、吴永光（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方铭（武汉市革委会主任、警备区司令员）、张纯青（警备区政委）、朱业奎（湖北省军区副政委）、朱鸿霞（钢工总负责人）、胡厚民（钢工总负责人）、夏邦银（钢工总负责人）、邓锦福（钢九一三负责人）、钟锡钢（钢九一三负责人）、潘洪斌（工造负责人）、顾建棠（长办联司负责人）、王屏（女，工人，国棉一厂革委会主任）、杨玉珍（女，武钢工人）、饶兴礼（劳模，原省贫协副主席），杨道远（钢二司负责人）、方保林（钢二司负责人）、张立国（新华工负责人）、龙铭鑫（新湖大负责人）、谢华之（三司革联负责人）、郑军（省直红司负责人），暂空一名贫下中农。/x1C+N&D;P8k

建议由曾思玉同志担任省革委会主任，由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鸿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等八同志担任副主任。遵照毛主席关于“精兵简政”的教导，革委会机构力求精简，初步意见，设办事组、政工组、政法组、生产指挥组，工作人员二百人左右，从原省直机关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中抽调，并从工人、学生和解放军中选配一部分。

以上报告当否，请中央批示。

中共武汉军区临时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附录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中央同意武汉军区临时党委会一月二十八日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其中，以曾思玉、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王树成、姜一、赵文华、李镜如、丁力、李周仕、王海山、王舜、孙德枢、赵兰田、王步青、吴永光、方铭、张纯青、朱业奎、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邓锦福、钟锡钢、潘洪斌、顾建棠、王屏（女）、杨玉珍（女）、饶兴礼、杨道远、方保林、张立国、龙铭鑫、谢华之、郑军和留出贫下中农代表一名共三十七人为常务委员，并由曾思玉同志任主任，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鸿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八同志任副主任。

中央热烈祝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湖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极大关怀和及时指导，在斗争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指明了方向，都是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照亮了前进的道路，特别是去年毛主席亲临湖北视察，对湖北省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胜利起到了极其伟大的作用。

湖北省广大革命群众和驻湖北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一年多来的剧烈、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战胜了以王任重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各方面的干扰，经受了严峻考验，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中央希望，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同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一道，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以“斗私、批修”为纲，继续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积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做好各项工作，全面落实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争取湖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

附录九：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69）28号（五二七指示）

毛主席批示：照办

湖北省、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地区三代会和广大革命群众：

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望你们根据“九大”精神，认真讨论，坚决执行。

湖北省、武汉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自从批判刘少奇和他在湖北、武汉的代理人王任重、宋侃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来，特别从一九六七年“七·二○”事件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在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武汉市、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于一九六八年一、二月相继成立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就对斗、批、改说，也有一定成绩。这是运动的主流。但由于缺乏经验，他们没有很好地试点，抓典型，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以点带面，在工作作风上又不够细致谨慎。这些缺点、错误应该纠正，但不能因此并在社会上错误思潮和无政府倾向的影响下，提出所谓“反复旧”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这样做，是不合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的。

中央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广泛宣传和学习“九大”文献，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特别是省、市革委会的主要成员要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做加强革命团结的模范。你们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搞好斗、批、改，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争取各条路线上的更大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附录十：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遵照中央指示，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部分常委和“九大”代表在京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在“九大”所作的多次极其重要的讲话和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五月十九日又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中央负责同志多次接见并提了很多重要意见。这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对我们的最大教育，最大鞭策。在中央负责同志亲切教育下，开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

湖北省、武汉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英明领导下，形势一片大好。斗、批、改运动不断出现新的高潮，各条战线都取得了很大胜利。运动的发展和主流是好的，但是省、市革委会在具体工作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问题是：对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没有很好抓典型，总结经验，因而落实得不够好。“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准字上狠下功夫不够，个别单位甚至有逼、供、信和扩大化现象。在工作态度和作风上不够深入、细致和谨慎。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关心、爱护、帮助和培养不够，致使他们常常受社会上错误思潮的影响。

在“九大”开幕以后，全省广大革命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的最新指示鼓舞下，进一步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向“九大”献礼的高潮。正当这时，武汉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和省市革委会的个别同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武汉市发动了所谓“反复旧”运动。他们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歪曲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和“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革委会，指向革命干部。这在实际上就背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利于贯彻执行“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这一错误已经波及到一些专、县，对革命和生产有了一些不良后果。但这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了认真接受教训，纠正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按照中央负责同志的提议，反复进行了研究，拟采取以下措施：

（一）在全省迅速掀起一个持久的学习、落实“九大”精神的群众运动。各级革委会要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一步在全省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新高潮，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用毛泽东思想批判刘少奇和他在湖北、武汉的代理人王任重、宋侃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各种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右的或极“左”的错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进一步提高广大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实现“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二）搞好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加强革委会一元化领导。各级革委会成员，都要用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严格要求自己，“既要把自己作为一份革命的力量，又要不断地把自己作为革命的对象”，联系实际，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斗私，批修”，认真改造世界观。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公，一切为革命的共产主义精神。

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各级革委会成员，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自己置身于革委会之中，不能置身于革委会之上，也不能置身于革委会之外，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加强集体领导，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革委会内部有不同意见，应摆在桌面上来当面讲，允许保留，也可以向上级报告，但不要搞“小动作”；要提倡言行一致，表里一致，坚决反对口是心非的两面派作风。

（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对大联合和三结合不够巩固的单位，上级革委会和支左部队、工人宣传队，要帮助广大革命群众在革命的原则下，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彻底解决跨行业的组织，不许重拉队伍，另立山头；本单位的人员不要到外边去串联、插手、干涉其他单位。广大群众要尊重、信任、帮助、支持、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自觉地维护革委会的革命权威，不要以任何借口冲击、进驻和夺革委会的权，已经非法夺权的，一律无效。“三代会”是群众组织，必须在革委会领导之下，不得凌驾于革委会之上，与下边的“三代会”不发生垂直领导关系，不要插手外单位、外地区的文化大革命。

（四）切实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认真搞好斗、批、改。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的指示，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合理地完成这些任务。要抓典型，推广试点，不断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当前要继续抓紧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谨慎细心，不要粗枝大叶。“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要严格防止和克服扩大化的倾向。对于查出的坏人或可疑分子，除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依法处理外，都应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要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

（五）要正确对待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要允许他们犯错误，允许他们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对参加三结合的干部要信任、支持，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

（六）要正确对待群众。要坚信广大革命群众是忠于毛主席的。参加这次“反复旧”的群众是属于认识问题，要历史地看，全面地看，要肯定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成绩和贡献。要说服，不要压服，耐心地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不要歧视他们、排斥他们。对参加“反复旧”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也不要歧视他们，认识了错误，接受教训，改了就好。要加强广大群众的革命团结，严防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不团结不得了，团结了就了不得。要革命就得要团结，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夺取更大的胜利。

（七）要拥军爱民，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解放军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信和依靠广大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认真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认真学习八三四一部队的“三条原则”和“九个一样”的先进经验，不要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

广大革命群众，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学习解放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等光荣传统，积极支持、热情帮助解放军做好“三支”“两军”工作。百倍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挑拨军民关系，破坏军民团结。

（八）坚决贯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要以革命带生产，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新飞跃。遵照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教导，从各方面做好打仗的准备。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继续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返回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必须说服他们，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返回农村。

在贯彻“九大”精神的过程中，我们一定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中央负责同志的建议，以“九大”精神为红线，按照团结的方针和政策，正确处理“反复旧”这一问题。引导广大群众顾大局，向前看。坚决做到在纠正极“左”思潮的同时，防止出现右的倾向。努力做好广大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夺取更大胜利。

以上报告当否，请指示。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附录十一：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69）67号（九二七指示）M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并武汉市革命委员会：

（一）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五二七”指示、“七三”布告、“八二八”命令，必须在湖北全省、武汉全市坚决地、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执行。有的反革命分子到现在还在逍遥法外，扰乱革命秩序，破坏“五二七”指示、“七三”布告、“八二八”命令的落实，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二）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妖风。对这类反革命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

（三）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四）对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国民党反革命将领干毅、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必须立即逮捕，依法惩办。

（五）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

（六）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反对一切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派性组织。

（七）中央决定在北京开办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具体人数名单由省革命委员会讨论提出，报请中央批准。

（八）进一步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调动绝大多数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附录十二：曾思玉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发言（1969年10月27日）

同志们：

我们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是从十月三日开始的，已经开了二十五天，就要结束了！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在汉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省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和赴京参加国庆观礼的代表，有各地区、市、大型厂矿和部分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的常委，还有武汉市三代会的成员，共到会一千多人。

在大会上有七十位同志发了言，在小组会上同志们做了多次发言，大家都揭发和批判了“北斗星学会”、“决派”和《扬子江评论》的反革命罪行。现在，趁大会快要结束的机会，我讲几点意见。

一、对这次会议的看法

我们这次会议，中心任务是传达、贯彻、落实党中央“九·二七”指示。党中央九月二十七日对武汉问题的指示，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对我省广大军民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最大鞭策，是解决湖北和武汉问题的强大的武器，我坚决拥护。刘丰政委遵照党中央“九·二七”指示，对反革命地下组织“北斗星学会”、“决派”和反动刊物《扬子江评论》进行了批判，我完全同意。我们的会议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阶级斗争为纲，对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进行了深入的揭发，对阶级敌人所散布的反动思潮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到会同志受到一次深刻的毛泽东思想教育，提高了阶级斗争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会议发展是正常的、健康的，会议开的是好的，是成功的，收获是很大的。

（一）会议以中共中央“九·二七”指示为武器，揭开了反革命地下组织“北斗星学会”、“决派”和反动刊物《扬子江评论》的盖子，找到了湖北省和武汉市问题的根子。“北斗星学会”、“决派”和《扬评》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其中有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有国民党反革命将领于毅，有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还有反革命分子鲁礼安、冯天艾、田国汉、严琳等人。这一帮子反革命分子，干了大量的反革命勾当，罪恶累累，十恶不赦。大家怀着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对这一小撮阶级敌人进行了大揭发、大批判，揭发得很深刻，批判得很有力，剥开了他们的画皮，清算了他们的罪行，给了阶级敌人以致命的打击。通过对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揭发、批判，正如同志们说的，“不揭不知道，一揭吓一跳。”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

（二）会议遵照毛主席“要斗私，批修”的教导，对我们革命队伍中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进行了严肃的、说理的、恰如其分的批评。有些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经过同志们的耐心诚恳的教育，触及了灵魂，总结了经验，接受了教训，得到了挽救，他们表示了改正错误的决心，我们表示欢迎。对毛主席忠不忠，要看行动，要用实践来检验一切。许多同志的发言讲的很好，特别是桂美和、游银松、邱成春等同志，他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们代表了工人和贫下中农，说出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心里话，对到会的同志们很有教育。

（三）会议批判了资产阶级派性和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使到会同志增强了无产阶级党性，进一步加强了革命队伍的团结。这对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加强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四）会议以大量事实说明了在革委会内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十分尖锐、激烈的。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钻进革委会千方百计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次会议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使到会同志明辨了是非，划清了界限，从而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加强了革委会内部的团结，为加强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真正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五）会议遵照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分析了当前阶级斗争形势，总结了革委会成立一年多来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促进了思想革命化。许多同志表示决心，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做一个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总之，这次大会是省革委会成立后开得很好的一个会议，是一个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大会，是一个狠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会，是一个“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大会，是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会。这个会议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们相信，通过这次会议，对在湖北全省、武汉全市坚决地、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和“九·二七”指示，彻底解决湖北省和武汉市的问题，调动绝大多数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更好地执行毛主席的“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伟大指示，都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们湖北省和武汉市的革命和生产，必将会出现一个新的高潮。

是不是所有到会的同志都是这样认识的呢？不是的。有个别人对这次会议是不满意的，不服气的。我们说会议开得好，他们说：“不见得”，他们是准备翻案的，他们现在就在搞翻案活动。有的人对一小撮阶级敌人不揭、不批，对自己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不做自我批评，有的人至今还为反革命地下组织“北斗星学会”、“决派”和反动刊物《扬评》辩护，态度十分恶劣，引起了到会同志的义愤。昨天晚上，还有人在小组会上公开为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刘丰同志插话：这可不是认识问题了，这是一个立场问题。）他站在敌人一边，为敌人说话。我们把话说在前头，现在广大革命群众的毛泽东思想更多了，眼睛更亮了，辨别是非的能力更强了，谁如果要继续伙同敌人办坏事或者会后搞翻案活动，那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决没有好下场的。

二、认清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林副主席在“八·九”重要讲话中一针见血地告诉我们说，武汉“这里是阶级斗争最尖锐、最激烈、最紧张的地方”。

有的同志有一种天真的想法，似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阶级斗争就结束了。这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一种表现。阶级斗争没有结束，还要长期斗下去。

武汉是和平解放的，许多事实证明，和平解放不和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是很猖狂的，反革命地下组织“北斗星学会”、“决派”和反动刊物《扬评》的出笼、放毒，就是这种尖锐、激烈、紧张的阶级斗争的表现。这个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操纵的反革命大杂烩，打着“红旗”反红旗，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流言蜚语，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妖风，唯恐天下不乱，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搞反革命复辟。这一小撮阶级敌人，已经表演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表演得够充分了。人证、物证、旁证都有，它的的确确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大杂烩。要人证，我们逮捕了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国民党反动将领干毅和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还有反革命分子鲁礼安等人。要物证，有他们的几十篇反动文章。要旁证，有同志们揭发的大量事实。王盛荣是个什么人呀！我们早就告诉了同志们，他是一个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早在中央苏区时，他就是反对毛主席的，这次文化大革命他又干尽了坏事，（体学同志插话：文化大革命中抢档案，就是王盛荣、卜盛光搞的。）他们也起来造反，造谁的反呀！（刘丰同志插话：这个人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现在查明他是二十八个半其中的一个。）是造无产阶级的反。

这个反革命大杂烩一出笼，我们就看清了它的反革命面目，就向同志们敲了警钟。我们说它是由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革命派，有的人就是听不进，他们说不是反革命分子搞的，都是一些十七八岁的娃娃干的。在幕前活动的是有一些受蒙蔽的青年学生，为他们刷标语，抄大字报，（刘丰同志插话：这些人头脑里毛泽东思想太少了，也是有错误的。）希望他们反戈一击。对这个反革命大杂烩决不能轻视，据现在了解，不仅在武汉，而且与外地的反革命分子也有联系。（刘丰同志插话：我提醒大家，王任重原来的一个秘书叫马美田，现在在北京，还在插手武汉，搞破坏活动。）应当指出，有些人已经陷进去了，而且帮了敌人不少忙，王盛荣是怎么跑到齐齐哈尔去的？就是有人通过铁路系统送走的嘛！

这个反革命大杂烩所散布的反动思潮，流毒很广，危害很大，有些人中毒是很深的，有的人当了它的吹鼓手、应声虫，有的人甚至成了它的代言人和保护伞。武汉地区阶级斗争的几次反复，就是在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煽动下搞起来的。这几次反复所造成的损失是惊人的。在政治上，严重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了斗、批、改的正常发展，刮起了一股为阶级敌人翻案的妖风；在组织上，破坏了革命的大团结，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破坏了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助长了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在思想上，一度造成了一些人的思想混乱，助长了无政府主义等反动思潮的泛滥；在经济上，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这几次反复，一小撮阶级敌人为什么能够煽动得起来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有些同志头脑里毛泽东思想很少，阶级斗争觉悟不高，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分不清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对于“北斗星学会”、“决派”、《扬评》的反革命活动，我们有些同志长期以来不觉悟，划不清界限，居然到了对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活动恨不起来的程度，甚至公开为阶级敌人辩护，拒不批判。因此，不仅与阶级敌人有思想上的共鸣，而且有行动上的一致，跟着阶级敌人一起反对革委会、反对解放军、反对革命干部，帮了敌人的忙，办了许多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起到了敌人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两年来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现实告诉我们，资产阶级派性是一个非常反动的东西，“敌人利用派性，派性掩护敌人”，“北斗星学会”、“决派”、《扬评》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之所以能够长期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而又能长期逍遥法外，就是因为我们革命队伍中有些人的头脑里还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派性。这些人办事不从党性原则出发，一切都以资产阶级派性为标准，他们不是为工人、贫下中农服务，而是为他那一派、为他那个小山头服务，认友为敌，认敌为友，混淆黑白，颠倒是非，被敌人利用，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大家揭发了很多事实嘛！你们那个工代会已经成了《扬评》的防空洞。我们一定要认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斗私批修，狠抓世界观的改造，彻底克服资产阶级的派性，轻装上阵，积极地开展对敌斗争。

三、要认真接受教训

两年来阶级斗争的现实，给我们的教训是很深刻的，大家发言中已经讲了很多。我们应当从中接受些什么教训呢？

（一）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还是一个有阶级的社会，在这个阶段还存在着阶级斗争，我们在工作中、在生活中一定要按照毛主席关于“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的教导去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学会它、掌握它、运用它，否则，就要犯大错误。正如林副主席指示我们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所有现象的总的根源。离开了这个总根源去观察社会现象，就观察不出来，就会观察错了。”

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是决不会甘心死亡的，时刻都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树欲静而风不止”，你不斗他，他要斗你，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你不杀他，他要杀你。我们一定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在思想里要有敌情观念，决不可放松阶级警惕。

“北斗星学会”、“决派”、《扬评》是一帮子不拿枪的阶级敌人，他们明目张胆地公开提出“三个反对”、“三个重建”的反革命纲领，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要建立他们的所谓“决派”党；他们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建立他们的所谓“决派”武装；他们反对我们的红色政权，要建立他们的所谓“决派”的国家机器。这一伙反革命的胃口相当大呀！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把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拉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道路上去，让我们劳动人民再吃二遍苦、受二遍罪。他们这个反革命纲领，不只是一个反革命复辟的阴谋，已经有了反革命复辟的行动，反革命分子王仁舟，在浠水的巴河就是按这一套搞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林副主席指示我们：“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北斗星学会”、“决派”、《扬评》正是这样干的。他们为了混淆视听，转移我们的斗争目标，达到他反革命的目的，就利用我们同志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派性，制造了一个极其反动的“阶级斗争论”，他们把社会分成所谓“造反阶级”和“保守阶级”，这样，地、富、反、坏、右不见了，牛鬼蛇神没有了，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分子也都不是敌人了。那么谁是敌人呢？按照他们的反革命谬论，敌人就是一度站错队的革命群众。我们有些同志是中了这个毒的，而且中得很深，他们对阶级敌人不恨，对阶级兄弟不亲；他们自己不搞阶级斗争，也不准别人搞阶级斗争，如果谁要斗争混入群众组织的坏人，就大肆叫嚷：“你们压制造反派”，拼命为敌人叫屈，想方设法为敌人翻案。他们对阶级斗争没兴趣，他们的兴趣就是压制一度站错队的阶级弟兄。这种行动是革命吗？不，完全不是革命行动，是一种犯罪行动。毛主席教导我们：“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我们一定要正确对待群众，现在是应该清醒的时候了，要狠抓阶级斗争，再不要搞资产阶级派性了，如果继续按反革命大杂烩的反革命谬论搞下去，那就有把自己推到绝路上去的危险。

（二）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林副主席在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指示我们：“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就受挫折，就失败；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的党就前进，就胜利”我们要永远记住这条真理。对毛主席紧跟不紧跟，对毛主席的指示照办不照办，是一个根本立场、根本态度问题，是一个革命、不革命的问题，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

在这次大会上，大家总结了不少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甜头，背离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苦头。总结出的共同教训是：要听毛主席的，不能听某一派头头的；要按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走，不能跟着某一派头头干。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每一个阶段干什么、解决什么问题，都有安排，都有部署，都有最新指示。我们有些同志，陷入资产阶级派性，头脑膨胀，像害了浮肿病一样，对毛主席的指示听不进去，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以个人口味为标准，对我有利的就执行，否则就阳奉阴违，拒绝执行。对小道消息却津津有味，不仅学，而且还照办，结果总是犯错误，犯了错误还不服气。有的人张口就是“造反”。在冲击反动路线的时候，向资产阶级造反，那是革命的，大方向是对的，现在进到斗、批、改阶段，你造革委会的反，大方向错了，你不服气还要犯更大的错误。也有人说：“怎么搞的，现在一搞就犯错误”，好像不可理解。其实并不难理解，你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没有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迷失了方向，走到邪路上去了。你不按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走，而让阶级敌人牵着鼻子走，怎么能不犯错误呢！？要在革命斗争中，为人民做一点有利的事情，起一个螺丝钉的作用，做一个人民勤务员，就要紧跟毛主席，对毛主席的指示要不折不扣的照办，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

（三）要“三相信”、“三依靠”。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有的同志至今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不相信党，不相信革命委员会，不相信人民解放军，不相信革命干部。相信谁呢？他们只相信他自己，只相信和他臭味相投的一伙子人。还是王、关、戚鼓吹的那一套，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老子天下第一，他自以为只有他最“左”，实际上他最右；他自以为只有他最革命，实际上他最不革命。在大会上朱鸿霞同志揭发的胡厚民的那个“三个长期斗争论”，即所谓：革与保的斗争是长期的，革委会中新老干部的斗争是长期的，钢新两派的斗争也是长期的。这是王、关、戚的反革命谬论。这一套反革命谬论是很恶毒的，他散布了一种互不信任、互相敌视的情绪，是一株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批判。毛主席要我们“三相信”、“三依靠”，他来一个“三个长期斗争”。毛主席要我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他要搞分裂主义，而且还要长期分裂下去。这个所谓“三个长期斗争”的反革命谬论，不只是胡厚民一个人有，恐怕那些私字严重、资产阶级派性严重、有个人野心的人都有。他们大搞反动的工团主义，大搞反动的“多中心”，大搞反动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大搞“工代会”凌驾于一切之上，大搞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总是把矛头指向革委会、指向解放军、指向革命干部，是有思想根源的，根源就是这个所谓“三个长期斗争”的反革命谬论。我劝那些被私字迷了心窍、有个人野心的人，还是早一点回头好。坚持反动立场不改，迟早是要被人民唾弃的。有的同志已经掉到泥坑里去了，我们还是要拉，实在拉不上来，那就只能怪他们自己了。

（四）要斗私批修，认真改造世界观。林副主席指示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真正的革命者，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批评、自我批评是帮助自己不断进步的有力武器。但是，奇怪的是有些自称是世界上最革命的人，他们既怕别人对他的批评，也怕作自我批评。因为据说，如果一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就垮台了。他们为了拒绝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制造了两块挡箭牌。领导上如果批评他一下，他就说：“你对造反派没感情”；如果群众批评他一下，他就说：“老保翻天”。简直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蹦三丈高。这种人十个就有十个是私心杂念很重的人，而且是犯了很多错误的人。这些人坚持错误不改，还有一种极端错误的论调：说什么“反正我是人民内部矛盾，你能把我么样？”持这种论调的同志，他们不懂得，“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我们要永远作一个革命者，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就必须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自己。认真斗私批修，不断清除自己头脑中的灰尘。做到亮私不怕丑，斗私不怕痛，敢于刺刀见红。用毛泽东思想铸造自己的灵魂，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头脑这个阵地占领下来，改造过来，把自己改造成“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四、要认真执行党的政策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我们在处理反革命地下组织“北斗星学会”、“决派”和反动刊物《扬评》时，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一定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给出路。既要反对右的倾向，对阶级敌人不能手软，也要防止“左”的倾向，不要心血来潮，忘乎所以，乱搞一气。一定“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阶级敌人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在准字上狠下功夫，不要搞扩大化。

在具体工作中，要切实注意下列几点：

（一）要把“北斗星学会”、“决派”和《扬评》的问题与“反复旧”的问题，加以区别。前者是敌我矛盾，后者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可混淆。

（二）要把“北斗星学会”、“决派”和《扬评》的成员与有“决派”反动思潮的人，加以区别。对前者要他们检查交待，检举揭发，搞清问题，划清界限。对后者只要在思想上肃清流毒就行了，不能以“决派”成员对待。

（三）要把“北斗星学会”、“决派”和《扬评》的幕后操纵者、骨干分子和主要编写人员与一般成员，加以区别。对幕后操纵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对其骨干分子，主要编写人员，根据其罪恶大小和他们本人的认罪态度，审查清楚，分别严肃处理。对受蒙蔽的一般成员，只要本人坦白交待，划清界限，反戈一击，允许他们改正错误，一律不作敌我矛盾—处理。

（四）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对“北斗星学会”、“决派”和《扬评》的成员，问题严重的，都必须充分发动群众，进行严肃批判。但在组织处理时要慎重，不要乱戴帽子，特别是不准随便抓人，抓人一定要报省专政机关批准。

（五）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我们处理“北斗星学会”、“决派”和《扬评》的问题，制造谣言，挑拨离间，搞策反和破坏活动。大字报不要上街，大批判专栏要在本单位里搞，在进行批判时，要注意不要扩散毒素。

五、当前的工作任务

我们当前的工作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认真搞好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准备打仗，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当前的工作：

(一)认真落实中共中央“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和“九·二七”指示。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和中共中央“九·二七"指示，是毛主席的最新战斗号令，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我们当前的行动纲领，必须坚决地执行，无条件地执行，不折不扣地执行。“九·二七”指示讲了，“有的反革命分子到现在还逍遥法外，扰乱革命秩序，破坏‘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的落实，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五·二七”指示下达后，指出所谓的“反复旧”是错误的，有的人就是不执行，他明里不搞，暗里搞，使这个指示不能落实。党中央发布的“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也不能很好的落实。有的单位，毛主席的声音、党中央的声音被封锁，不能同广大群众见面。

为什么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布告、命令不能畅通无阻地贯彻落实呢？我看哪，一个是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反革命分子在捣鬼，在破坏；再一个是群众组织中混进了坏人，他们利用资产阶级派性，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他们制造了许多谬论，抵制、破坏党中央一系列指示、命令、布告的落实，而我们有些资产阶级派性十足、个人主义严重的人，也跟着他们叫喊。这次大会上，大家揭发的大量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第一个谬论，即所谓的“无关论”。他们说，“七·二三”布告是对山西的，“八·二八”命令是对边疆的，“与我们这里无关”。“九·二七”指示，明明是对武汉的，他们也说是对“北斗星学会”、“决派”和《扬评》的，也说“与我无关”，他们不让传达贯彻，要传达贯彻，他说你是“实用主义”。当然，我们不希望他是“北斗星学会”、“决派”、《扬评》的人，但“决派”的反动思潮对你有影响没有？“北斗星学会”、“决派”、《扬评》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这也与你无关吗？“七·二三”布告，是因为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了打击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中央发了这个布告，要求全国各地都要贯彻执行，为什么与你无关？“八·二八”命令，是党中央根据当前形势，为了反对帝、修、反的侵略，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而发布的战斗号令，他也说与我无关。保卫祖国与你无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同你无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与你无关，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命令，都与你无关，到底什么与你有关？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是不是共青团员？还是不是中国人？提出和散布这种“无关论”的人，不是别有用心的人，也是个政治上麻木不仁的糊涂虫。这些人，对毛主席、对林副主席没有无产阶级感情，对党中央没有无产阶级感情，对革命人民没有无产阶级感情。好吧！过去你说“无关”，现在，党中央在“九·二七”指示上写得清清楚楚：“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央的‘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必须在湖北全省、武汉全市坚决地、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写了“湖北全省、武汉全市”，再不能说“无关”了吧？这个文件也发到了全国，与全国都有关。现在，又有人说：“这个文件，毛主席没有批示照办，是假的。”这些家伙真是混账透顶。老实告诉这些反动透顶的家伙，你们如果继续顽抗，革命人民决不会让你们长期逍遥法外的。

第二个谬论，叫做“造反派受压论”。这是一小撮至今还逍遥法外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反对清理阶级队伍而制造出来的。可是有的人也跟着叫嚷。谁压了造反派？压了哪里的造反派？跟着叫喊的人，你们有没有阶级观点，是不是进行过阶级分析，你们站在什么立场上，替什么人说话？革命造反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伟大功勋，这是必须肯定的，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作了高度的评价，这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但这个伟大功勋，首先应该归功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应该归功于林副主席，归功于党中央和中央文革，我们不能都记在自己的账上。你们敢说在群众组织中就没有混进个别的坏人？在这二十多天的大会上，大家揭发了大量的事实，说明混入群众组织中的个别坏人，一直在兴风作浪，进行破坏活动，中共中央“九·二七”指示和一系列指示、布告、命令中，都讲了混入群众组织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的反革命罪行，把这些坏人揭发出来，清理出去，是一件大好事。（刘丰同志插话：那个甄别平反委员会，从一号勤务员到最后一个勤务员，他们的公开身分都是钢工总的，或是钢二司、钢九·一三、三司革联的，他们打的是造反派的旗号，但干的是坏事，是专门搞翻案活动的，是专门为坏人翻案的。）“北斗星学会”、“决派”中的反革命分子，就钻进我们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搞反革命活动嘛！把这些坏家伙揭发出来，清理出去，使革命队伍更纯洁，怎么能说是压造反派呢？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那是给造反派脸上抹黑嘛！是给坏人说话嘛！我们贯彻执行党中央“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和“九·二七”指示，有人也说是“压造反派”，简直是胡说入道。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是最听毛主席的话的，执行党中央的战斗号令最坚决的。把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布告、命令说成是“压造反派”，进行抵制的人，他们不可能是造反派，不可能是一个革命者。希望同志们分清敌我，明辨是非，站稳阶级立场，不要听信这些谬论。

第三个是，“政策不落实论”。对所谓的“反复旧”问题，中共中央“五·二七”指示下达以后，我们作了大量工作，本来可以很好解决的。可是有人反对，阳奉阴违，一直对抗，使“五·二七”指示不能很好落实。他们提出了这个“政策不落实论”，以此为借口，煽动少数人坚持错误，搞不提“反复旧”的“反复旧”。所谓“八区工代会”就是这样搞的嘛！工代会的第二套班子也是这样搞的嘛！有人说，“反复旧”只是口号错了，要提“落实政策”。所谓“反复旧”就是把矛头指向革命委员会，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革命干部的，不仅口号错了，内容也错了，错光了。现在批判“北斗星学会”、“决派”、《扬评》，我们说不能和“反复旧”问题混淆起来，因为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作为错误思潮来讲，这股思潮是要批判的，决不能让它自由泛滥，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有人也在口头上说“反复旧”错了，错了就改嘛！为什么总是在那里搞小动作呢？这些人也说“落实政策”，他们并不是真正关心政策落实。他们所说的“你们要落实政策”，说穿了，一是要坏人上台，二是为自己的错误辩护，三是要当官，一句话，就是要“权”，要当个“委员”。（刘丰同志插话：要当常委，有的还要当副主任，还要当主任哩！）要不到，就搞小山头，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就搞反夺权。到现在还在搞嘛！十月二十三日，沙市出现的大字报，就说明还在搞嘛！这是不能容许的。

这次会议以后，各地区、武汉、黄石市，也要召开会议，认真传达、贯彻中共中央“九·二七”指示，进一步落实“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湖北全省、武汉全市所有基层单位，都要以中共中央“九·二七”指示为武器，充分发动群众，相信和依靠群众，调动绝大多数群众的积极性，彻底解决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的问题。我建议，各级革委会的负责同志和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庆观礼代表回去以后，要把中共中央“九·二七“指示直接同广大群众见面，认真传达贯彻，坚决执行，一个一个单位地解决问题。

(二)抓紧革命大批判。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各级革命委员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和中央两报一刊社论的精神，把革命大批判切实抓起来，抓紧、抓好。

革命大批判的锋芒，要指向三个方面：第一，要进一步批判刘少奇及其在湖北、武汉的代理人王任重、宋侃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这些家伙人还在，心不死，至今阴魂不散，还在捣鬼。我们必须彻底批判，肃清他们的流毒。第二，要批判党内、革命队伍内部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第三，要批判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

当前，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批判“北斗星学会”、“决派”和《扬评》。这次会议揭开了这个问题的盖子，找到了根子，我们要抓住要害，狠狠批判。彻底批判他们的反革命纲领和他们鼓吹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反动的“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经济主义等反动思潮，要批深批臭，肃清流毒。不许任何人抵制和压制群众的革命大批判。

(三)认真搞好斗、批、改。

毛主席教导我们：“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毛主席提出这些任务已经很早了，由于运动出现反复，推迟了我们斗、批、改的进程，现在，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合理地完成斗、批、改的各项任务，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今冬明春，凡是没有搞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单位，一定要抓紧，搞好，搞彻底。这是斗、批、改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必须抓得很紧，决不能走过场，不能松劲。如果阶级敌人搞翻案，坏人又嚣张起来，再兴风作浪，就按照林副主席教给我们的办法：“发动群众把他们再一次斗倒就是了。”

清理阶级队伍大体完成的单位，要适时转入整党建党工作，并要进行整团的工作。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伟大理论，按照新的党章，根据省革委会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精神，做好这项工作。

根据中央历次指示的精神，我们再一次重申：凡是非法夺权的，一律无效，必须立即无条件地交回革委会；任何重拉队伍，另立山头，都是非法的，必须强令解散；一切私藏的枪支、弹药，必须立即全部上交，隐藏不交者，查出后，一律以法论处。

(四)加强革命委员会的建设。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各级革命委员会，都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狠抓思想革命化。这是我们政权建设的根本。要组织革委会的全体人员，认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用无产阶级党性掌好权，用好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要加强革命的团结。革命委员会的成员，都要把自己置于革委会之中。革命干部代表、军队代表、革命群众代表，要同心协力，三股绳拧成一股劲，认真搞好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要加强革命的组织纪律性。革委会在工作中，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集中正确意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实行一元化的领导。

革命委员会的一切成员，都要注意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密切联系群众，防止沾染官僚主义习气。新老干部都要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要防止糖衣炮弹的袭击。有个县革委会的副主任结婚，大收财礼，群众写了一首打油诗：“张三要结婚，忙坏一批人；茶瓶收音机，到处开后门；厚礼一份份，思想添灰尘。主席著作丢一边，看你革命不革命？”这样搞群众是有意见的，告状告到这里来了。（刘丰同志插话：要让这些人掌权，资本主义就要复辟了。）这个县的革命领导干部带头送礼嘛！我看这里头有鬼，起码也是怕鬼，不讲原则。这就是糖衣炮弹嘛！我劝同志们，特别是青年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

各级革命委员会还要搞好组织革命化。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林副主席说：“领导班子很重要，领导班子就是政权，就是国家机器。”“我们的领导班子，应该是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走毛主席革命道路的人组成。”在干部问题上，只搞思想革命化，不搞组织革命化不行。从揭发的大量事实看，有的单位领导班子是不好的，权掌握在什么人手上，值得研究，有的就是坏人掌权，好人受气。我们要遵照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关于增补、调动、撤换各级革命委员会成员的通知》，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使革命委员会更加巩固、充实和完善，保证我们的政权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五)掀起工农业生产新高潮。

我们要坚决贯彻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战第四季度，掀起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工业战线要热烈响应首都钢铁公司的革命倡议，深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大搞技术革新，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武钢，中央负责同志经常督促，我们一定要抓上去。湖北、武汉各主要工厂，都要抓上去。“北斗星学会”、“决派”和《扬评》散布的无政府主义、经济主义流毒要肃清。对煽动工人消极怠工、破坏生产的坏头头，要坚决予以打击。一切离开生产岗位的职工，都要回到生产岗位上去，擅离生产岗位不回去的，不管什么人，都要实行纪律处分，扣发工资，直至开除。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现在要准备打仗，如果不把生产搞好，就是对人民犯罪。

现在，不但工业要抓上去，农业也要抓上去。要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要反对资本主义倾向，反对自发势力，反对破坏集体经济。要把冬播抓好，要把水利抓好，要完成和超额完成粮、棉、油征购任务。

交通运输、财贸各个方面都要抓上去，保证工农业发展的需要。工业要支援农业，城市要支援农村，进一步加强工农联盟。

在“九·二七”指示中，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号召我们：广大工人群众、贫下中农、革命干部，要以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国家主人翁的姿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和劳动制度，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积极同破坏生产和消极怠工的现象作斗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一切革命的同志，特别是共产党员，更必须按照无产阶级党性办事，成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模范，成为加强、巩固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模范。我们要最坚决地响应这个伟大号召。

(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准备打仗。

当前，帝、修、反正在加紧扩军备战，加紧勾结，阴谋侵略我们伟大祖国。现在是大敌当前，大敌压顶，压到我们头上来了。帝、修、反大搞军事演习，修正主义摆开打仗的架势，这是干什么啊？就是要准备打仗。我们不要存有任何幻想、松劲情绪。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指示。现在，在我们这里和平麻痹思想是不少的，有的认为打不起来，或者是打不到这里来；有的认为，大仗打不起来，小仗轮不着打。这些想法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充分准备，有备无患嘛！

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生产队。一定要做好打仗的准备，同时还要搞生产，做群众工作。三支两军工作一定不能松劲，要努力搞好。搞好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备。

我们要进一步搞好军民团结。坚决批判“北斗星学会”、“决派"、《扬评》反对人民解放军，挑拨军民关系，破坏军民团结的反革命罪行，深入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加强军民团结。

要做好城市人民防空教育和防空准备工作，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各专县也要抓好这项工作。

要准备疏散城市人口。要把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做好，不要成天往城内跑。休息的干部，要动员他们离开大城市。有的工厂，准备疏散一部分到各地区去，先给同志们打个招呼，思想上有个准备。现在城市人口要清理一下，闲散人口，没有户口的和非法落户的，都要动员他们到乡下去。

要加强民兵工作，认真搞好民兵“三落实”，要教育民兵随时准备参军、参战，支援国防，维护社会革命秩序。

要在广大革命群众中，深入进行战备思想教育，教育他们认清形势，认清帝、修、反的侵略本质，提高革命警惕，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对战争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总之，我们要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要用战备的观点检查一切，要用战备的观点落实一切。

(七)加强团结，共同对敌。

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5

毛主席在“九大”的开幕式上，号召我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毛主席关于加强革命团结的指示，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纲领，是今后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搞好团结，是党的大事，国家的大事，世界革命的大事。不仅是当前斗、批、改的需要，也是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的需要，是备战的需要，是埋葬帝、修、反，实现世界一片红的需要。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我们一定要加强军民团结，军政团结，人民的团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思想是永远的普遍真理。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印）

附录十三：张体学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发言（1969年10月27日）

同志们：

我们这次会议开了二十多天，传达了党中央“九·二七”指示，曾司令员、刘政委讲了话，很多同志在大会上发了言，大家同仇敌忾，一致愤怒声讨反革命地下组织“北斗星学会”、“决派”及其反革命喉舌《扬子江评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在这里，我首先表示：热烈拥护党中央的“九·二七”指示，坚决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全面落实。我完全同意曾司令员、刘政委的多次讲话，建议各地区、各单位认真传达，贯彻落实。我完全拥护对反革命分子王盛荣、田国汉、严琳等十三人逮捕法办。

这次会议很重要，开得很好，开得很成功。是一次很好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会，是一场很严肃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场阶级斗争表现很激烈、很尖锐。给我们上了一堂最生动、最深刻的阶级教育课。这一课上的非常好，使同志们头脑更清了，眼睛更亮了，阶级觉悟更高了，对敌斗争的信心更强了。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通过这次会议，将使我省的革命和生产形势发生一个新的变化。

曾司令员、刘政委讲了很多问题，讲的很好，我只说点小小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牢记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主席说：“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今天结合我们这次会议重新学习毛主席这一教导，感到更加亲切。

我们回顾一下，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二十二个月以来，曾经出现两次大的反复。每次反复都是把矛头指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指向革命领导干部，指向广大革命群众。严重地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了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干扰了斗、批、改的正常进行。为什么多次出现反复呢？通过这次大会得到了回答，找到了根源。就是大会所揭发的“北斗星学会”、“决派”和《扬子江评论》中的一小撮不拿枪的阶级敌人干的。他们钻进群众组织，在资产阶级派性掩护下，以合法地位，鼓吹他们的极“左”思潮，散布他们的反革命纲领，挑动群众斗群众，干尽了坏事，犯下了滔天罪行。

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我们有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决派”和《扬子江评论》帮了不少忙。“决派”、《扬子江评论》鼓吹重建他们所谓的“崭新的国家机器”，而有些人则总是把矛头指向革委会，甚至有的进行反夺权，“决派”、《扬子江评论》鼓吹重建他们所谓的“人民武装”，而有些人则拼命抢解放军的枪，搞武斗队，“决派”、《扬子江评论》鼓吹重建他们所谓的“决派”党，而有些人则拼命搞工团主义，以工代会代替一切，领导一切，凌驾一切之上。这一切，不是起到了敌人所不能起的作用吗？

我们从大会揭发还看到，湖北、武汉有那么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个人野心家纠集在一起，打着“红旗”反红旗，混进了所谓“红抗”、“优抚委员会”、“甄别平反委员会”、“革干联”等组织。他们是几套班子一套人马。他们与“决派”、《扬子江评论》有密切的联系。“决派”、《扬子江评论》的黑后台反革命分子王盛荣，就是“甄别平反委员会”等组织的幕后操纵者。他们混进这些组织，目的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红抗”中的一小撮叛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以造反为名，保护自己过关。他们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其目的是转移斗争方向，从中混水摸鱼。“优抚委员会”的实质是煽动和支持武斗，破坏文化大革命。“甄别平反委员会”的政治目的，是给卜盛光、刘德胜、李守宪等一小撮叛徒、特务平反，给一群牛鬼蛇神翻案。所谓“革干联”，不论左翼或右翼，其中有一伙野心家在那里搞鬼。在省、市革委会成立之前，他们削尖了脑袋往里钻，他们预先分好了工，谁在省，谁在市，谁当第一把手，谁当助手，企图夺取省、市革委会的大权，搞资本主义复辟。（曾思玉同志插话：把这些家伙搞回武汉来斗。）省革委会成立以后，这伙人的贼心还不死，到处煽动破坏。有一次孟夫唐说：“这次结合不上，看来军队对我是有意见的。”发泄对曾、刘首长和军队的不满。他的话不多，用心是很恶毒的。他的话对一些革命意志衰退、觉悟不高的人和资产阶级派性十足的人是起作用的。这些家伙在一起，互相吹捧，迷惑群众。（曾思玉同志插话：把电视组织起来，播送批斗实况，使大家都看得到。）张华吹捧孟夫唐说：“孟老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很突出，很有影响。”刘真吹捧“孟夫唐是武汉造反派的优秀代表”。这是对我们造反派最大约诬蔑。卜盛光说“孟老年老心红”。我说他年老心黑，他手上有人民的血债，杀了我们共产党员。杨光华吹捧孟夫唐：“孟老为人正派，工作有办法，十七年来一贯表现好。”孟夫唐自己也恬不知耻地说：“我造反是没有带私字的。”张华还吹捧刘真说：“我要向刘真学习，学习刘真的造反精神”；吹捧卜盛光说：“卜老斗争性强，很有见解”；吹捧谢甫生说：“谢老年老资格老，有斗争水平。”这一小撮人，互相吹捧的目的，就是挖空心思，想尽一切办法想往革委会里钻。但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我们湖北省、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终于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胜利诞生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是，必须指出：在我们革委会中，有的领导干部和群众代表是受了他们的影响，中毒是很深的，陷得是不浅的。有的人老是与曾、刘同床异步，思想格格不入，而对孟、刘、张，王、关、戚总是恨不起来，对“决派”、《扬子江评论》批不起来，甚至有人为他们叫好，为他们辩护。所以，每次社会上有什么思潮，总是首先在革委会内部表现出来，每次社会上有什么反复，总是首先从革委会内部反映出来。极个别人已经滑到敌我不分，认敌为友，成为他们在革委会中代言人的地步。如果再不觉悟，是非常危险的。

通过这次会议揭发、批判，使这一小撮阶级敌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今后还会不会有反复呢？阶级斗争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斗争，因此阶级斗争的反复是会有的。为什么？一是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灭亡，他们还要作垂死挣扎，进行捣乱破坏；二是有的人私字严重，经常脑子里想着一个权字，争权争利，要名誉要地位；三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会经常发生的。这些缺点错误是我们前进中不可避免的。但是阶级敌人总是常常对我们前进中的缺点错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乘机破坏捣乱。但是，只要我们牢记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狠抓阶级斗争，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过细地做好工作，乘胜前进，发展大好形势，今后就是出现了反复，也将一次比一次小。如果坏人起来闹翻案，再嚣张起来怎么办？那就按照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指示的办法：发动群众把他们再一次斗倒就是了。

二、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必须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新生的红色政权没有一元化的领导就不能发挥其权威。我们省革命委员会，曾思玉司令员是班长，刘丰政委是副班长，我和其余的副主任、常委都是小小的战斗员，在正副班长的带领下，统一行动。不然的话，我们这个班的动作就不会整齐一致，就不能很好地执行战斗任务。要搞好我们这个班子，最根本的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同心同德，坚决维护革委会的权威，维护一元化的领导。过去一年来，有些人做的许多事情，恰恰违背了一元化领导的原则。我们必须引以为戒，吸取教训。

大家知道，曾司令员、刘政委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选派来主持武汉军区和省革委会工作的。可是有些人老是抱着怀疑不信任的态度，甚至提出了极端错误的口号：“一看、二帮、三轰、四揪、五打倒”，“给×××种牛痘，防止出天花”，“×××是穿新鞋走老路”等等，把矛头老是对着曾、刘，对着军队。一年多的时间证明，曾、刘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办事的，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方针、政策执行是坚决的，处理和解决问题是稳重的，原则性是强的。我们对待这样的正副班长还能不相信吗？我们要坚决信任，坚决维护曾、刘的威信。这就是支持和维护革委会的一元化的领导。

过去有些人，口头上说维护革委会的权威，而行动上是拆革委会的台。他们表现在对待革委会的军代表不相信，对待已结合的革命领导干部不积极支持。他们从资产阶级派性看待干部，不是我这一派的干部，就想方设法把他搞臭。去年把姜一同志揪去几个月，使他结合了无法工作。当时，揪姜一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们那样做，实际上是给革委会施加压力，是做给曾、刘看的，给中央看的，给毛主席看的。因此说，揪姜一同志是错误的，问题是严重的。姜一同志的结合，是中央提出来的，是毛主席保的干部，（曾思玉同志插话：毛主席见了就问，你们结合姜一了没有，我们说结合了，他说好。）可是老揪着不放。如果像这样下去，张三一派揪一个，李四一派揪一个，三揪两揪，革委会不就架空了吗？革委会那还有什么权威？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看，毛主席要保的干部，有些人偏要打，偏要揪；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该打倒的人，不但不揪不打，而且还要保护起来。这是什么道理，到底对什么人亲，对什么人恨。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敌人要狠，对自己要和。”“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要问这些人，你们对毛主席的教导是怎样理解的，又是怎样执行的，不是看得很清楚嘛！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是不是真正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问题。

在我们革委会中有一些群众代表和个别领导干部，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的。毛主席说：“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而他们对待站错队的群众，不是正确对待，而是视如仇敌。由于他们这样做，使混进群众组织中的一小撮坏人，对我们的阶级兄弟进行阶级报复，使许多群众遭到毒打，有的残废，有的死亡。我们能不感到痛心吗？两个农民代表的发言，对杀人凶手进行了血泪的控诉，我们全场的同志都表示痛心。可是有个别人不在乎，我要问你，对劳动人民还有没有一点感情？

有些人的行动说明，完全违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他们不是三相信，三依靠，而是三怀疑，三反对。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是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态度问题。有些人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没有按毛主席教导办事的结果。他们采取资产阶级小政客的作风，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口是心非，两面三刀，结党营私，争权谋利。这样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垮台。我们党的历史上，如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贺龙、罗瑞卿等人，都没有好下场。

我们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不论是军队干部、地方干部、群众代表，都要坚持原则。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就大力支持；凡是违犯毛泽东思想的事，就坚决抵制。我们过去为了使群众代表和少数干部少犯错误和不犯错误，经常给大家打招呼，但是有的人听不进去，不仅听不进去，还认为我们搞小动作。根据大会揭发，到底谁在搞小动作，不是很清楚了吗？有的人总把我们当作他们的对立面，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们把我们当成“糊涂虫”，自以为很聪明，结果老犯错误。曾司令员在去年常委扩大会议上讲，你们群众代表都垮了，我们就不光彩了。曾、刘经常讲，叫大家引起注意，就是听不进去。一讲到《扬子江评论》和孟、刘、张等一小撮人的时候，有些人就说：“这些人我们早就了解，和我们没有关系。”到底有没有关系，揭发的材料，铁证如山。阶级敌人总想把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人拉过去，为他们达到破坏革委会的目的效劳。这样的教训太深刻了，千万不要再上当了。我希望一些群众代表和个别领导干部，再不能与革委会离心离德，同床异梦。一定要维护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同心同德，好好当一名人民勤务员，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三、要充分发挥地方干部的骨干作用。我们老干部在革委会中发挥骨干作用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带好班，交好班。怎样带呢？就是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按照党的原则办事，处处以身作则，艰苦奋斗，敢于负责，敢于挑重担子，做好样子。交什么呢？交毛泽东思想，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交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我们要交好班，首先要带好班，带班是交班的基础。我们要靠毛泽东思想掌好权，用好权，带好班，交好班。我们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对新干部不断地加强培养教育，不断地加强他们的思想革命化，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真正掌握在可靠人的手里。这是保证我们国家永不变颜色的大问题。

但是，在革委会中有一些早站出来的领导干部，沾染上了资产阶级派性，不是坚持“三条原则”、“九个一样”，而是亲一派，疏一派，甚至支一派，压一派。有少数人长期陷在资产阶级派性之中不能自拔。有了资产阶级派性，就没有无产阶级党性。他们工作不大胆，腰杆子不硬，情绪消沉，精神不振。在原则问题上，旗帜不鲜明，该讲的不讲，既不敢批评自己，又不敢批评别人，丧失了党的原则和立场。这样的领导干部不可能把事情办好。群众对这类干部的评价是：“好事没有干，坏事干了不少。"上午曾司令员讲了监利和黄梅的问题。由于个别领导干部资产阶级派性严重，致使这两个县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不能巩固发展，革命委员会不能行使权力。这样的领导干部怎样能起骨干作用呢，怎样能团结带领广大革命群众进行战斗呢？这些干部中的资产阶级派性流毒很深，害人不浅。所以说，他们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现在应该清醒清醒了。再不觉悟，就像毒蛇缠身，最后把你缠死。

列宁说：“犯错误对一个先进阶级的战斗的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虚伪地不好意思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毛主席说：“有错就改，改了就好。”遵照列宁和毛主席的教导，犯了错误的同志要高姿态检讨。历史上没有一个检讨的人垮台的。我们有个别干部一直坚持错误，总认为自己是最革命的，自己是一贯正确的，把自己放在一个不适当的地位。所以，他对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是没有感情的。我批评一个人，我说同志呀，要想一想，如果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亲自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我们的工人、农民早就全完了，哪有今天的胜利，哪有今天强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里，我希望全省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加强军民团结。我们要爱护人民解放军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谁反对解放军，我们就打倒谁。我们领导干部要成为“拥军爱民”的模范。总之，我希望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提高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充分发挥骨干作用，团结和带领广大革命群众，完成毛主席和党中央交给我们的各项战斗任务。

同志们，我们的工作很多，任务很重，特别是现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正在疯狂地准备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因此，我们要团结起来，准备打仗，搞好“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为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争光，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印）

附录十四：顾建棠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发言（1969年10月17日）

我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九·二七”指示，并认真学习，落实行动。

中央“九·二七”指示是刺向反革命地下组织“北斗星学会”、“决派”及其反动刊物《扬评》的匕首，是砸开湖北、武汉阶级斗争盖子的精神原子弹，是推动湖北、武汉文化大革命的强大的武器，大长了我们湖北三千二百万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威风。

曾、刘首长的讲话，给了我极为深刻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使我擦亮了眼睛，提高了识别敌我的能力，看透下一小撮阶级敌人妄图推翻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阴谋和狼子野心。

我坚决拥护曾、刘首长的讲话，拥护我们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对于“北斗星学会”、“决派”、《扬评》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十几天来，首长的报告讲话、同志们的发言给我以极大的教育，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特别是在七·二○以后，我也是犯了很大的错误的，就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曾经有两次反复，第一次就是去年的抢枪、派性斗争、“揪武老扬”，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我也参加了。还有一次是今年的“反复旧”我也参加了，这两次都给我们全省人民、给武汉市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给革命和生产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通过这次学习，深深感到主要是“私”字当头，派性发作，在这方面受了“决派”、《扬子江评论》反动思潮的影响，致使自己一次又一次走上了犯错误的道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犯下了罪过。我今天主要讲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我们省革委会内部的反映。

“决派”、《扬评》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不管耍什么花招，其根本目的就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搞资本主义复辟，也就是紧紧围绕着湖北省、武汉市的领导权掌握在那个阶级手里的大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从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成立省革命委员会后，社会上的两个阶级的斗争没有停止过。在湖北、武汉广大军民同反革命地下组织“北斗星学会”、“决派”及其反动刊物《扬评》展开激烈斗争的同时，在我们省革委会内部，也反映了这场斗争。现将我回忆到的揭发、批判以下几点：

一、“决派”、《扬评》对我们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是刻骨仇恨的，它们在我们省革委会成立之后就讲“革命委员会是一个折衷主义的产物”，要“摧毁”我们这个革命委员会。在去年三月，中央两报一刊提出了“三反一粉碎”的问题，当时，应该是粉碎社会上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翻案妖风，粉碎当时在武汉存在的所谓“优抚”、“甄平”这一类反革命组织，可是，在我们省革委会内部，有的人接过了这个口号，来实现《扬评》摧毁我们省革委会的目的，在省革委会内部大搞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内部的斗争。我记得在省革委会的多次常委会上，任爱生这个副主任，竟然不止一次地这样讲：“我们的干部、军队首长要对造反派有感情，屁股要转过来。要对叛徒、特务、走资派和老保有刻骨的仇恨。”又说：“我们革委会怕就怕两条，一条就是怕革委会内部右倾抬头，一条怕造反派和平演变。”这些话，在“三反一粉碎”时讲得最厉害。胡厚民从来是很少来参加会的，（曾司令员：“三反一粉碎”在我们省革委会是有斗争的，我们是批判的，可是省革委会批判以后，没有通过，也没有实现，也没执行。批判以后，在省革委会里面没搞，可是做小动作的人在下面搞了。这次会议我参加各个小组，普遍反映。我们省革委会没通过，我们抵制了这种错误思想，反对这种“三反一粉碎”，什么叫“三反一粉碎”呀！很明显，矛头就是指向三红嘛！批判这个思潮，结果，你上面不搞，他下面去搞，现在看起来在我们湖北省，造成了罪过。他们早就在下边搞小动作的，是普遍反映。你们回忆一下，罪过不小啊！张体学同志：那次常委扩大会，在武汉军区礼堂，曾司令员作总结的，一边总结，他们一边发牢骚，说曾司令讲话一点新内容没有的，只会骂人。这个决议我们是不同意的。一直传到下面去了。）在这时候，胡厚民是抱着他的小山头不放的，很少到革委会来开会的，他在下面，利用他原钢工总名义，发表了一个“三·二八”声明，在这个“三·二八”声明当中，他有这样一个意思：首先要在革委会内部搞“三反一粉碎”，首先要“粉碎”革命委员会。接着在军区礼堂召开的一次常委会议上，当时，胡厚民、方保林对于曾司令员的讲话是极不满意的，他们想在革委会纪要中，把他那种“三一粉碎”的观点塞进省革委会纪要中去，但遭到了曾、刘首长和体学同志的严厉抵制。但就在这一天的晚上，曾司令员、刘政委有事没有来，体学同志来了，在这个会议上，大轰了体学同志，他们对体学同志说：“老账未清，又欠新债，当心你垮台。”在这个时候，任爱生又在背后说“姜一结合是不应该的，他是王、陈的黑干将”等等。就在胡厚民、任爱生搞小动作的思想指导下，紧接着就出现了揪斗姜一的情况。（张体学同志：那时常委开准备会，曾司令员、刘政委让我征求常委的意见，看有什么意见没有，我一征求，就轰了四个小时，轰的目的是：你张体学就不敢造反。我说：对呀，王任重的反我没造，我错了。再造哪个你们讲，让我造曾、刘的反，我不干。我还准备第二次犯错误的，没造王任重的反，错了，大错特错。还让我造反，我说：我不上你这个当，你这个用意何其毒也！我是明白的。）在这时候，姜一同志被揪走了，在黄石、武汉游斗姜一同志，大街上“打倒姜一，揪出姜二”的口号出来了，“张体学是湖北复辟资本主义的总根子”大标语出来了。胡厚民曾经在背后讲，他说：“曾、刘是听张体学的”。其意思就是从姜一同志身上开刀，粉碎曾、刘首长和体学同志，接下去，四月八号的武汉市火把游行出现了，他们当时是说“武汉市的天还是黑的”。所以要打着火把游行。这时从理论上，从组织上，他们自上而下搞了许多所谓“三反一粉碎”的指挥部，搞了“三反一粉碎”的联络站。在宜昌就出现了刘德光揪斗军分区司令员，在武汉全市把站错队的群众和干部大批地进行游斗等一系列现象。结果，“三反一粉碎”他们根本没有粉碎阶级敌人的翻案妖风，更没有对那些黑手黑脚动一根毫毛，而是完全“粉碎”在省、地、县各级革委会的身上，把许多革委会搞成了瘫痪状态，实际上是借“三反一粉碎”的名义，实行《扬评》要摧毁革命委员会的目的。

二、“北斗星学会”、“决派”、《扬评》鼓吹要“打破行业界限”，鼓吹“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

在武汉地区，根据中央首长周总理的指示，在曾、刘首长的领导下，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反复学习、斗争，成立了三代会，以工代会的形式实现大联合，把“决派”所鼓吹的那套东西粉碎了。但是，他们的阴魂一直没有散，而且他们的阴魂在某些人的身上，带进了革委会内部。在省革委会内部胡厚民不止一次而是多次鼓吹，说“要走上海工总司的道路”。他说：“上海毕竟是上海，上海有一个好干部张春桥，上海有一张好报刊《文汇报》，上海有一个好组织工总司。”言下之意说，我们湖北没有。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湖北省革委会在曾、刘首长领导下，对于胡厚民他们那一些执行“决派”、《扬评》的意图，想粉碎革命委员会，代之以“决派”的“崭新的国家机器”，发展他个人的政治野心没有得逞，抵制了他，斗争了他的错误思想，他不满，所以他极力鼓吹。在省革委会成立后，他极力鼓吹在省、市各战线要搞系统的夺权，要从下面上来夺权。这个夺权，遭到了曾、刘首长多次的严厉批评，而且明确指示，不允许下面到上面来夺权。可是胡厚民根本不听，他还是按他的办法去搞，但他又变了一个手法，即搞自下而上地成立系统工代会，搞变相的夺权。我记得在四月上旬，钢工总总部来了一个人，有我，还有杨玉珍、王舜同志在，带着工人总部的介绍信，上面有工人总部的章子，上面讲请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湖北省工代会。这个东西，我们交到办事组了。这种情况本来是极端错误的，可是，省革委会副主任任爱生，不但不加制止，反而大力支持。他说：“下面到上面来夺权是可以的。”当时有两件事情：一件是湖北省邮电系统的，他们要自下而上地夺权，省革委会已明确表示不允许。可是任爱生在他们群众组织头头来时，他表示：“是可以的，到省邮电局来夺权是可以的。”于是在省邮电系统形成武斗，一直搞不下地。再一件是黄冈地区，任爱生当着黄冈地区一部分要搞自下而上的夺权的群众组织头头的面，支持黄冈地区搞自下而上的夺权，当时黄冈有个部长叫王振武。是坚持省革委会的指示，反对自下而上的夺权。当时谢华之同志在那里，这样搞得王部长下不了台。黄冈地区革委会、黄冈军分区是反对这个自下而上夺权的，而任爱生是支持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搞呢？这里有胡厚民的一段话，完全看出了他们的险恶用心。他讲：“我们把各条战线牢牢控制好了，实权在我们手里，曾思玉再有本事，也得找我。”这一语道破了他们完全实行了“决派”、《扬评》的意旨，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的罪恶目的。

三、“决派”狂叫说：“不难设想，一旦这威力不能够发挥出来的时候，革命委员会便将失去生命力，而被更新的东西所代替。”这段话是“决派’在革委会成立的前夕发表的。

我记得在省革委会成立后的两个半月的时候，即四月中旬，我们省革委会在曾、刘首长领导下，根据当时情况，要讨论发布一个维护社会秩序、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令，就是“四·一六”十条通令。这个通令在讨论时，大家一致认为是适时的，是必要的，这个通令的矛头确实是指向阶级敌人的，是打击敌人，保护人民，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反映了全省革命人民的革命愿望的。在讨论过程中，当时胡厚民这样讲过，朱鸿霞也这样讲过，意思是这样：“收缴武器（因为十条中有一条收缴武器问题）的期限不要七天，只要三天就行，不缴者以反革命论处，解放军可以采取强硬的武装措施。”另一方面又讲：“光这个通令不行，要有相应的组织措施，否则就不要发，发下去也不行。”这个通令发下去后，全省革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是坚决拥护的，认为这是省革委会成立以来的第一个通令，应该维护省革命委员会的权威。可是，不到两天功夫，也就是省革委会副主任朱鸿霞同志和常委胡厚民，利用当时钢工总的名义，发了一个五条，与省革委会“四·一六”十条通令分庭抗礼；不久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吴焱金同志和省革委会常委潘洪斌同志也用工造的名义发了一个七条，这样一个五条、一个七条，完全破坏了省革委会的十条，这在实际上就实行了“决派”、《扬评》所说的“使革委会的威力不能发挥出来”。也就是那个五条和七条保护了一小撮阶级敌人，也就是那个五条和七条使一小撮阶级敌人逍遥法外、为非作歹，也就是那个五条和七条，破坏了省革委会的革命权威，是当时武汉人民所深恶痛绝的。“五·三事件”，就是攻打新中原的大型武斗事件，就是这样发生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钢工总五条规定当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凡是我钢工总战士，不管是任何人，要抽查，没有得到他钢工总的允许，要按照他的法律制裁。这就致使新中原事件发生。胡厚民的姐姐胡秀娟，还有朱鸿霞同志的爱人朱爱华和肉联的陈明，也参加了指挥，胡厚民也是指挥了的。（曾思玉同志：有三个女将在指挥。）在这里，我要讲一下新派中的情况。在“五·三”那天，新派的头头有四十多人，在长办工程大学开黑会，这个会是由我、张立国、潘洪斌等背着省革委会，背着曾、刘首长和体学同志召集的所谓分析形势的黑会。在下午两点样子，新中原的头头陈茂祥同志来告诉我说：“钢工总攻打我们了，机枪都架好了。”当时我们要陈茂祥打电话告诉警司。在下午五点多钟样子，在已经攻打之后，我、张立国、潘洪斌三个人用电话向武汉警备司令部和军区三办施加压力，同时，我们又商量认为，动武，我们打不过，我们搞文的。这样就由严常起草，写了一个有十一个组织联名的所谓严正声明，在这个声明中，就公开提出了“武老杨”、“变色龙”挑动武斗，支钢压新，把矛头指向解放军的极为反动的论调。到晚饭前，新中原的陈茂祥同志通过长办的郑兆鳌拿了三台报话机放在长办电话室，偷听解放军的指挥联系，并同他们在中原厂内的人经常联系。以后，新中原又在长办整理印发了新中原事件的调查报告。这个事情，我知道，也支持，张立国、吴焱金等也支持。随后，在五月五日，在新华工又开了一次黑会，成立了“卫三红”核心组，由张立国、龙铭鑫、潘洪斌、吴焱金、高玉泽，傅廉和顾建棠等组成，并出刊一张“卫三红”报纸。因此，作为当时的新派来讲，特别是我们结合在省、市革委会的群众组织头头，在“武汉问题在于警司支钢压新”的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所以在“五·三事件”发生以后，没有和省革委会和解放军站在一起，正确处理这个事件，而是对警司产生了怀疑，对军区施加压力，就是火上加油，推波助澜，把事态扩大了。这同样起到了分裂革委会的作用，也起到了把矛头指向解放军的作用，在这里我要负极大的责任。这个事件发生后，在新派中已有的“揪武老杨”的反动思潮更加抬头了，此后就发展到怀疑刘丰同志就是“武老杨”的恶劣地步了。回想到这里，我们是很痛心的，破坏了革委会的革命权威，分裂了革委会，把矛头指向了解放军。

四、“北斗星学会”、“决派”、《扬评》极力鼓吹抢枪运动。所谓“抢枪运动开始了”，记得是五月下旬，曾司令员从北京打了个电话找武汉的所有的重要头头，工总是胡厚民接的，华工是郭保安接的，明确指示，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枪支，严肃指出，抢枪是错误的，是犯法行为。可是胡厚民等一意孤行，继续进行抢枪活动。五月二十七日中午到下午，在8199师部楼上，当时有军区首长张玉华同志和体学同志，召集我们研究如何贯彻曾司令员指示，如何制止抢枪问题。就在这时，公安厅的仓库的枪被抢了。这时，赵师长亲自组织解放军去劝阻，可是不行。赵师长说：枪是工总和二司搞的，不少战士被砖瓦块打得头破血流，我心中很难过。赵师长当时希望胡厚民出来做工作，可是胡厚民当时把背包在桌子上一拍，说：“你知道吗，我钢工总战士被打，难道我不难过吗？就是要抢。”任爱生在边上加了一句：“不要抢枪，干脆发枪。”在这样情况下，公安厅的枪不到几小时就被抢劫一空。当时体学同志、张玉华副政委还希望把胡厚民还有姜诗存留下来，还要做工作，制止抢枪，可是他们根本不理睬，就下楼了。

胡厚民和任爱生的言论和行动和《扬评》所鼓吹的“人民武装的英勇尝试开始了，抢枪运动开始了”，完全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在“决派”“抢枪运动开始了”和胡厚民“就是要抢”的思想指导下，武汉抢了，湖北全省抢了，还派人到四川去搞枪。这都是执行了“决派”和《扬评》的意旨。

五、曾、刘首长多次在省革委会上指出：“王仁舟是个反革命坏头头，在巴河一司搞的是反革命武装割据，是法西斯斯统治。”是明确地不止一次地给我们讲了。可是胡厚民在会上不表态，在会下却经常散布巴河一司的新农村如何如何好。我记得就是在处理“反复旧”的过程中，胡厚民还和我们吹：“巴河一司的新农村就是好啊！房子整齐，田里长的稻子、麦苗好，武汉下去的学生就爱上了新农村”等。你胡厚民这样吹是什么意图，为什么要这样吹？（张体学同志：巴河一司王仁舟，在逮捕王仁舟时开大会，曾司令虽讲了话，我们革委会有人在台上大闹了一通。）胡厚民这个话就是“决派”宣言中来的。“决派”讲巴河一司“住房实在阔气得与众不同，麦苗长得好好的”。你这样讲的目的不仅同省革委会唱对台戏，而且是明目张胆为王仁舟这个反革命小丑涂脂抹粉，为“决派”所鼓吹的听谓“革委会好，公社更好”的反革命舆论张目，为其要重建“崭新的国家机器”的反革命样板叫好。

六、去年六月十七号曾、刘首长从北京回来以后，部队团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中央精神，也就是那次点出黑手黑脚：王盛荣、刘真、张华、李迎希、卜盛光、李守宪这些人。六月十八日还没向各级革委会和全体群众传达，可钢工总得到消息了，六月十八日零点在武汉全城、在湖北全省都广播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胡厚民出的点子，叫朱鸿霞带着两个记录员，混进汉高（汉口高级步兵学校——作者注），然后朱鸿霞出来，这两个记录员就在后面听着，记录下来以后，回去工总就开了会议，然后在全省大规模地开动宣传机器，制造和进一步挑起派性斗争，说什么孟夫唐、刘真、张华、李守宪都是新派的黑手……等等，想进一步挑起钢、新两派的斗争，诱使当时新派中“揪武老扬”的思想进一步发展，想把矛头再一次指向解放军，这个用心是非常恶毒的。他这样的做法是有他的根据的，这点胡厚民自己也讲过，说林杰给他有这么几句话：路线斗争引导对方犯错误，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

曾、刘首长回来以后，点了武汉的黑手黑脚就是孟夫唐、刘真、张华、李守宪、卜盛光等等这一伙，点了以后，希望组织批判斗争。我记得有一次省革委会常委会开会前，胡厚民讲“这是死老虎”，方保林说“为什么不批判王任重呢？”“对这个问题还有保留”。（张体学同志：什么死老虎哇！前不久还向中央写报告，为刘真翻案。）任爱生副主任至今还没有表态的。

七、在六八年反革命小丑鲁礼安被捕了，曾、刘首长在捕他前后，在省革委会经常向我们打招呼，有明确指示的，“鲁礼安是一个反革命分子”，把他的罪状也讲了。可是在这时，胡厚民怎么说呢？他散布说：“曾、刘首长把鲁礼安打成反革命是牵强附会的，是不够反革命条件的。”任爱生也是不表态的。

有他的思想，也有他的行动，就在六八年六月二十五号，轰动武汉全市的一百多辆卡车的大规模的营救鲁礼安的示威游行。到六八年七月又策划把郭保安抓去，说要用郭保安替换鲁礼安。这些活动，都是在胡厚民一手策划下进行的。

八、所谓“反复旧”问题。“决派”、《扬评》鼓吹的“造反派受压论”在我们省革委会内部是得到一部分人的共鸣的，其中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讲两个问题。第一，这次“反复旧”为什么钢新两派都搞了呢？通过学习，我认识到，钢新两派都搞“反复旧”，实际上是以“私”字和派性为基础的，结成了—个所谓“反复旧”的暂时的统一战线，是统一在“私”字和派性的基础上的，而不是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的，因此，这是一个暂时假相。

第二，在“反复旧”过程中，在我们省委革委会内部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我自己是在四月中旬以后参加的，当时朱、李、吴的大字报已经上街，他们的街头讲演已经搞开，我当时在思想上是同情，但不同意他们这种作法和这个口号。但由于我自己“私”字当头，在听了朱鸿霞、吴焱金等同志的反复旧宣传后，加上自己在前一段被群众贴了不少大字报，认为工宣队把我当走资派、坏蛋来整，长办的大小头头也个个被轰，又听到其他一些单位的情况，也同我们长办类似，所以《扬评》鼓吹的“造反派受压论”在我的头脑中发生了作用，迷失了斗争的大方向，于是就到本单位收集“造反派受压”的材料，在省革委会内部大肆散布。在长办内部不但支持以工代会名义搞“反复旧”，而且自己亲自跳出来动员群众起来反复旧。在四月下旬的一次常委会上，梁副主任主持的会议，希望大家冷静下来，认真学习九大公报精神，不要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当时朱鸿霞同志这样讲：“反复旧不是我们要反，而是你们搞复旧。去年的省党代会是搞复旧的信号弹。”又说：“曾思玉要把胡厚民打成反革命，就是因为胡厚民说了一句‘曾老头’。”还说：“整胡厚民不是整他一个人的问题。”我记得当时张立国等同志不同意朱鸿霞这个说法，抵制了这个说法，领导干部和部队同志支持了张立国同志的意见，反对了他的意见，朱鸿霞当时说：“现在有人在我们内部制造分裂，当心。”又说：“搞小动作，其实他们搞小动作，比我们还搞得凶。”朱鸿霞说：“不要上当了，几个老头子老是哄我们，把我们当小孩，他们拼命在后面搞鬼。根子在上面，你们不要在下面反，不怪工宣队、军宣队，主要在上面”，“现在清楚了是曾刘挑起了钢、新两派斗争。”随后又开了一次常委会：朱鸿霞同志讲了武重的复旧情况和整祝孝先的例子，我也举了长办大小头头被整的情况，杨道远同志说，他的大标语比王任重的还要大。我说搞我的大标语从四楼挂下来，力图证明造反派受压。会后梁副主任找我个别谈话，我没有听进去。后来省革委会组织了调查组，其中有朱鸿霞同志参加，他那天来了，他说：“我支持这个调查组，但是我不参加。”为什么呢？他说：“你们军队也不来个副主任，为什么我这个副主任要跟你们到各厂去跑？”当时这个组的干部有陈扶生同志，军队代表有黄怀运同志。可是这个调查组，由于我们的思想是“反复旧”的，所以到国棉一厂专找所谓复旧的例子，没有起到调查情况、分析问题、得出正确结论的作用。昨天听谢华之同志讲，是他亲眼看到的，朱鸿霞那张大字报“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他们写好后，交田国汉改过，据说这个标题就是田国汉加上的。在“反复旧”当中，“五·七”冲击省市革委会，什么“五·一一”决议，组织什么“工代会”、“工调团”，这一系列活动都是有计划进行的，都是按胡厚民原来的布置进行的。再讲处理“反复旧”问题回来以后，批《扬评》为什么批不起来的问题。总理讲了，《扬评》是反革命刊物，要批判。朱鸿霞同志讲：“那都是十八、九岁的小青年搞的”，“他们在武重那里还要和我们辩论”，说没有什么好批判的，不同意小题大做。我看在反复旧中，朱鸿霞同志的许多话，是出自朱鸿霞之口，来自胡厚民之手。在“反复旧”和处理“反复旧”过程中，任爱生的表现是比较精彩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反复旧”高潮时，就是工代会的所谓工宣队　围省革委会、冲市革委会那个时候，五月八日省革委会开常委会，对这个问题要表示态度。大家在会上表示反对，认为是错误的。可是，任爱生一直是不表态的，闷着抽烟，后来，我们就问他：“你表态呀，你要讲一讲呀！”他说：“唉！我……还考虑不成熟。”又说：“我没有态度，你们要强迫我吗？”第二个事，就是在工代会“五·一一”决议出来前后，确实是有丁家显、雷志茂、王光照到任爱生家里去的，这是赖不了的，为什么呢？这个汽车是武锅驻长办的工宣队员在我们长办要的，开车的同志是我们的司机叫梁华，我们有个常委郑成炎同志也去了，开始也不知道到那里去，随着去了，到那里后，他们进去了，其他的人不让进，问丁家显这是什么地方，丁说这是任爱生的家。在“反复旧”问题处理回来以后，任爱生还说“造反派受压”，像《扬评》说的一样，“全国至上而下复旧了”，他说：“怎么不受压？我就受压。”这一次常委会上，他对黄陂斗批改指挥部群众给他贴的大字报，批判他错误的东西，不但不作丝毫检讨，而且采取恶劣的态度，猖狂反扑。（体学：机关对他有意见，我们给他做工作，叫他去接受群众批判。机关有个干部，去我们礼堂写了两张标语，我一发现，把任爱生批评了一通。到了黄陂，指挥部给他搞了一间房子，吃饭、洗脸都安排很好的。他是有抵触的，口里唱歌子：“两个苍蝇嗡嗡叫”。）七月十三号，省革委会开党员干部会，这时候，以武汉市工代会的名义向省革委会写了一个报告，要求增补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其中就有这个反革命分子田国汉。还有工造的彭祖农，他们要参加会议。工代会写出这个东西来，不是偶然的，要分析，他们就是一方面以此来证明“反复旧”胜利了，就是胡厚民说的：“我们输了一顶帽子，你们输了一套衣服”。就是说，要把这一帮子人塞进来，继续欺骗愚弄群众；第二个是把田国汉这个反革命分子塞进来，在省革委会内部，再搞复辟活动。这个问题要靠工代会主任、副主任揭发。这是有材料的，我看到了的。

省革委会成立以来，出现了两次大的反复，一次是去年的“三反一粉碎”、抢枪乱军，一次是今年的“反复旧”。为什么每次都是在省革委会内部首先得到呼应呢？为什么总是把矛头对向曾、刘首长和体学同志？为什么总是使省革委会处于内外夹攻呢？根子在哪里？我说就在革委会内部，我们省革委会内部，就是有“决派”、《扬子江评论》的代理人，否则怎么解释社会上阶级敌人向党进攻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时，在省革委会内有人配合得这样紧密呢？为什么省革委会在曾、刘首长领导下，遵照毛主席、党中央指示，要干什么，总是有人在内部对抗、干扰、阻挠破坏？可是“北斗星学会”、“决派”、《扬评》的反革命毒液又为什么总是有人在内部散播、响应、执行呢？要批判“决派”、《扬评》时，又为什么有人为它辩护？这就不难看出在我们省革委会内就是有“决派”、《扬评》的代理人。第二个就是“私”字当头、派性发作的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中了“决派”和《扬评》反动思潮的毒素，在省革委会内部起了分裂革委会、破坏革委会的作用，做出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帮了阶级敌人的忙，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我感到我们省革委会内绝大多数的群众代表犯错误是“私”字当头，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派性”发作，但是同“决派”、《扬评》以及他们在省、市革委会的代理人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犯错误，我们坚决改正，尽管错误大，我们愿意接受批判，丢掉错误，坚决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是，“决派”、《扬评》以及他们在省革委会的代理人不是那样，他们是有野心的，就是要摧毁新生红色政权，搞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坚决粉碎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罪恶阴谋，誓死捍卫新生的红色政权。

最后，我说一点，就是通过这次学习，对我有很大提高，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在这两次较大的反复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心情是沉痛的，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人民解放军，对不起革命领导干部。光这样说不行，还要看行动。我表示今后要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彻底粉碎“决派”和《扬评》那“三个反对”、“三个重建”，彻底肃清其流毒，彻底挖掉头脑中的“私”字，接受群众批判，接受群众帮助，重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继续紧跟毛主席闹革命，永远紧跟毛主席，当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战士。

我还揭发一个事情。就是在我们小组会上，关于请王力来当主任的问题，这个事情是我在小组会上揭发的，当时胡厚民也在场，不吭气。怎么回事呢？就是“七·二〇”之后，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大约在六七年八月底，我从北京才回来，我们长办联司办公室的一个同志告诉我，他说：“今天下午，在小东门政协那个房子里面，召集武汉各派的一号头头去开会，讨论重要事情。”我问什么事，他说不晓得。当时同我一道去的有三人。一到那里，看到会场有四五十个人，主持会场的是湖北大学的梅子惠，他说：“今天开个会。王力是支持武汉造反派的，我们对他是有深厚感情的，我们请他来当任。我们给毛主席发一个邀请电。”这个东西印好了，发给了大家。我问：“今天到底开什么会？为什么没看到华工、湖大、华农的同志来，为什么工造也设来，为什么他们都不来？”梅子惠讲：“我们请三新已经请了三次了，他们不来算了，湖大我代表。”我不同意，提了三条意见：第一，湖北有了曾、刘，何必要请王力呢？第二，既然是各派组织的，为什么华工、湖大、华农都不来？第三，你这稿子没有经过大家讨论，我们不签字。在小组会上我揭了这个问题，郑军同志也提了。梅子惠主持这个会，到底是谁搞的呢？我不晓得。（曾司令：第一是要王力来，第二要刘建勋来，第三要袁振来）。上午那个同志揭发以后，才知道是胡厚民叫刘兴隆搞的，胡厚民就是不老实，在小组会上不老实。你还说什么要实事求是，不能无中生有，胡厚民在武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确实犯了滔天罪行，在六八年四月六日曾、刘首长布置你们工总、新华工、三司革联、二司抓黑手，为什么恰恰跑掉王盛荣这老反革命，你也不交代，现在还不老实，你胡厚民不交代，只有死路一条，必须交代你全部的活动。我说你实际上就是“决派”、《扬评》在我们省革委会内部的代理人，你就是他们派进来的，就是在我们内部搞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里兴妖作怪，就是搞实现“决派”、《扬评》彻底摧毁我们革命委员会的罪恶目的。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印）

附录十五：中共湖北省委文件鄂文（1974）003号（关于刘继炎专案问题的批复）

长办临时党委：

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关于刘继炎案件的报告收阅，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对发生死人事件，对有关人员进行专案审查是必要的。

二、我们认为。该案还有些问题要继续查清，可建立专门调查小组继续进行调查，调查清楚后再作处理。

三、对现被监护的人，请解除监护。

四、要做好干部、群众、家属的工作，做到有利于继续把问题查清楚，有利于人民内部团结。

中共湖北省委

1974年元月10日

附录十六：蔡发奋致顾建棠信（2003年11月15日）

老顾：您好。

我的事情就这样摆出。刘贺春和我都是受害者，今天有谁能说出公道话？时间的坐标似乎还未转到那个点上，硬去拼，当心过激。

我行年已届七十，再没有当年血气反抗学习班那样高压精力，来日无多，这个破帽，那个破帽，都一样戴。

如果法院不能收回这个判决，而是改判，那又有什么意思，现在我也没有能力请律师，请好律师。请求法律援助，未必有条件，且谁又愿惹这臭烂东西。

当年（80还是81？）刑法公布时，叶剑英当人大委员长，报上说过去的事，按过去文件审理，今后才按这个。但判我时则按这个量刑，我问律师，他说用这个。现在再去翻这帐，法院又要用哪一个？又要用什么追诉法，我是一个技术干部，政治斗争、法律条款一窍不通。

一翻旧事，我的心脏十分难受，这是一边看旧记录，一边抖着手写的，请妥为收管，不用这材料时，烧掉算了。

专此顺祝健康

法院不公道，并非调查不周，而是为达预先判刑罪名，故意移动情节，剪裁节，在学习班，我为他们搞逼供信苦斗过，怎么会想到法院比他们更是大胆妄为，走得更远，法院凭什么敢这样做！

蔡发奋　2003.11.15

一、刘贺春死于那个他不该死的年代，那个混乱、失掉理智（性）的年代，刘贺春是无辜的，没有证据，证明他是长办钢工总的幕后策划者，即使有，今天看去，也是小事一桩。

二、不信刘贺春的自白，不信他没参加长办钢工总的幕后活动，无中要逼出有来，这是我的大错，纵容打人逼供，是我的错。

三、加给刘贺春的反党—自杀，都是错的，而刘则是以死来表白自己的无辜。

蔡发奋在这事件中既毁去青春，也毁去人生，余下一个躯壳，病老何所依。事件还连累到我的家小，我向谁呼号！

刘之冤死，刘之家属、长办怎能不为刘报复呢！

四、办我五不准学习班之前，刘案已有结论——王前义说。74年3月我从宜昌返汉后，王前义对我说了。这之前，王远忠曾于70年春和王前义以及后来在学习班中的韩世浩、张明、鲁先元、张启舟、张远曙、赖永发等人组织一个调查组，进行各方调查，并作了若干个假定，进行了若干个试验，最后由王远忠执笔写出结论，向麦汝祥指挥长报告了刘贺春系自杀的结论，麦汝祥同意这个结论，并向公检法上报，送去材料，听说后来退回，大概检察院没有接受对我的起诉吧。于是长办自己整起我来，田焕彬（田野——岩基室头头，也是学习班人物）对我说：“我们秘密组织这个学习班来”。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名义下，却在没阳光地方大搞刑讯逼供，这不是报复又是什么？

五、长办自1970年6月15日—1974年3月10日以办学习班为名，将我监禁、关闭，刑讯逼供共1076天（换三个地方，70.6.15起关在长江工大大楼三楼临院子天井这边一个房子，70.7.21关在长办疗养院36号房，刑讯于院内地下室，71.2.6关在长办青年大楼一层146房，72.12.27转至117房），又监督劳动了289天（73.5.25—74.3.10），劳动地点为宜昌西坝长办物探队内劳动，长办派水文处的陶锷、科学院的柳英宝前去监督我。

在那1076天中对我审讯近400次（余下记录是393次，一些记录被抄去），我被毒打31次。

在学习班也是进行一场无中逼出有来，他们拟定一个刘为他杀，先将刘打伤，再丢下楼，许书俊出主意不留活口，于是再打死他，（杀人像杀鸡一样简单！）界定许书俊为主谋，蔡发奋为主犯，屠、秦为二个凶手。因此我一进学习班，便明确地告诉我必须另讲一套，于是他们诱、逼、套，不给休息，连续审讯，帮你改口供，给你提示，给你指示，你不讲，或讲得不一致，就打，唐作礼甚至拿起椅子夯我的头，我一闪左肩中了。如此天下奇事，可以在一个不存在时间和空间的空中楼阁中造出有人物的活动来。我对专案组的王仁良抗议说，你们大搞逼、供、信。他坦然说，我们是搞逼供，但不信。打，实际要打，两下便把你打在地上。啊！不信，却要逼供，不打，怎么供出来！

学习班的打手有岩基室的张启舟，物探队的唐作礼，勘探十一队的谢松儒、王寿成，水文处的赵东来。到物探队劳动，73年8月27日还被孙经荣打了一次。王远忠说：“你不说实话，打杀人犯，有什么了不起。”经常多次打我是张和唐两个。

1076天之后赖永发仍说刘贺春他杀不成立，自杀理由不足。

74年李萍向员臣汇报了他杀缺乏材料，自杀又没有理由，员臣向林一山汇报，林一山说：“什么材料不材料，看你刀子往哪里捅下去。”

六、74年，长办大院刷出大标语，要求放我，逼于无奈，长办临时党委以第11号决议对我宣布解除监督劳动，回长办原单位，科学院政治处副主任贾国华、刘案专案组王仁良到宜昌物探队对我宣布解除监督劳动。贾谈到决议中要求我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提到做好双方家属、干部、群众的工作，做好有利于内部团结的工作。

我回到岩基室，室请示院后对我宣布给予同群众一样的政治待遇，然而此后多年，我有时和群众一样，有时又不一样。韩兴录代表科学院多次在大会上，当众说文化大革命中诸问题已经查清，但我多次要求给予结论，却不予理会。我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工作上不能得到信任与支持，待遇上，只要“刘贺春问题未结论”一句话，便被克扣。78年我所在小组评为院先进，78年年终奖被扣了，79年也被扣了。78年工资调动，我可参加评比，但不能调。80年又调工资，我属可调二级的人，公布可评名单中有我，80年5月8日院分党委副书记张质彬口头通知我不能参加评比，于是我多方申诉，10月14日终于参加个人考评，后来给予升一级工资即60.5元，第二级不给了，我又多方反映、申诉，没有效果。81年我找张质彬要求对我作出审查结论，张说已有初步结论，只是没有最后结论。81年春长办授予我工程师职称，82年3月授予水工建筑工程师证，这时对我仍不给结论。81年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区盐源县梁龙塘水电站坝基有二个龙眼，盐源水电局委托科学院给他们设计、施工，将龙眼堵死，接受任务后，我和林纬平（岩基室主任）、李良安（地质人员）一同到盐源查勘。回院后，由我设计灌浆方案，出图，编写施工说明及现场灌浆施工、浆材设计等，得到委托方认可，科学院得到一笔委托试验费，我被评为81年委托试验积极分子，一张奖状盖有科学院的印章，称我为“蔡发奋同志”。

83年12月26日我突然被捕，试验正在进行，人在实验室叫到办公室扣走了。

捕前我担负一个科研项目“三峡基岩细裂隙采用细水泥浆材灌浆的研究”，这是岩基室列为83年度计划，安排给我的。另外还有两个生产任务，其一“选择合适的水泥浆材作帷幕灌浆材料以抗万安水电站地下水的重碳酸侵蚀”，当时我已写了两个阶段的研究试验报告，缴上去了，杨绩昭忙着审查、校对。另一个是“陆水二号副坝泄洪闸基础风化层灌浆水泥浆中掺膨润土提高可灌性的试验”，各项实验已开始。这两个任务都是长办下达的任务书，我身边还带有从陆水技校毕业来的中技生陈芙蓉（岩基室指给我的）。

七、在给刘贺春结案时，又制造另一个假案。

1.给我的刑事判决书上说“蔡发奋又朝躺在地上的刘贺春猛踢”，怎么个猛法？踢中何处？踢几下？刘被踢得怎么个反应？法庭既不问，也不对证，就写下去。写得和起诉书不一样（起诉书说：“被告蔡发奋照刘贺春的腿部狠踢一脚”。），为什么要这样，是什么意思？让看的人自己去想。为什么将踢的地点从3024移至3020房间，时间由跳楼后移至跳前审讯时。

2.刘跳楼一节省去，不读，也不写。接着便是“次日凌晨……已经死亡”。那么刘贺春是打死、踢死的了，错了。

3.“本庭确认……对刘的人身迫害、毒打，造成刘贺春的死亡，其行为已构成伤害罪。”不能这样结论。

问：1.今天现代办案中，应根据全过程的各个事实、环节，将存在于时间、空间的事物、活动联系来判定。不能根据某种需要，将案情的全过程进行剪裁，选择那些对某一方有利的情节来拼凑全案情，以达到某一既定的目的。

这里结论：刘贺春的死亡是由迫害、毒打造成的。这是由法院对全案情过程进行剪裁再拼凑的结论，法院不公，大胆妄为，视法律为儿戏。因为法院既没有提到跳楼的案情，也没有驳倒这一节的存在而不采纳，所以由迫害毒打而死亡这个结论是不符事实。

2.我这里打人是犯罪应追究，那么在学习班那黑暗的日子里，刑讯逼供和打人的打，怎么不追究？

实际：定为伤害直接致死这罪名是错的。应是致刘直接死亡的唯一致命打击是他跳楼。

跳楼前打了他是事实，打后他能行走，自己可以去小便，并没有躺在地上。

跳楼后，请了医生看他，医生没有提出住院，我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没有组织送到医院，也没有派人守护，致使死亡。

因此刑讯逼供，造成跳楼重伤，失救死亡才是符合事实。

当晚：1.向我说刘要小便的是许书俊，远处院办公室门口对着楼梯还有王克家、何忠武、何兴翔，他们也知道、听到。

2.刘入厕所，皮道华已在小便池上小便，皮看刘入厕。

3.听到刘坠落声音，看到坠落的影子，并叫喊跳楼的有陈彦生。

4.看到刘躺在地坪花丛里的有毛兴安、曹鹏举。

5.抬出花丛的有我、屠和民，抬上楼的有我、屠和民和曹鹏举。

6.发现花丛有鞋印，并用木箱盖住的是岩基室邓维白。

7.抬上三楼办公室，路上碰到不少人，有汪华亮、有陈彦生（陈还帮抬刘腰）、邓维白及当晚值班下班的人。

8.刘躺在三楼办公室302房4的地上，被仪器室的莆世刚踢了一脚，我骂他跳楼找死也气愤地踢他一脚，踢在左大腿上。

9.在三楼发现刘的右脚踝子骨下，肿出了一个核桃大小的紫色肿块，和当时在花丛中捡来的他的右边解放鞋的后缝线裂开是因扭伤、扭裂一说。

10.当晚有长江医院院长刘秀君医生来看他。

11.抬下楼到七号房的有杨金山、余文畴、我和屠和民。

12.第二天早上发现死亡，后来检查他，有林学文（长江医院外科医生）和刘秀君。

13.第二天有法医及刑事检查人员到现场，检查了尸首及现场，丈量了鞋印后跟深达4.9公分，全过程拍照由土二室的徐隆庆。

14.以上各节在判决书中，一概不提。

八、如果确有文件，能够认定在那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像我这样的人因错而铸成大错，而并非故意弄死人，能予以谅解而不用受刑事处分的话，对我的错误部分，我始终承认，接受处罚。

如果仅仅因将判决书中的伤害罪，改为刑讯逼供、致使跳楼死亡，仍然应受刑事处分、服刑（并附带民事诉讼），那么花那么大的力气改换头上的破帽就不必了。

长办会坐视我摘帽吗？我没帽了，长办舒坦吗？他们不会阻拦吗？我从74—83年前后写信几十封，到处呼号：给我结论，我认错，愿意改错，结果换来一纸追命，我的心全破碎了，想想当年我苦读干什么。我听什么话呀！

今天：林黛玉喊出“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我喊什么？天尽头，何处能评曲直。

过去我嘲笑学习班要搞成他杀，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地茫茫皆不见”，今天我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

老顾，我的事儿就这样吧。

蔡发奋　2003.11.15

附录十七：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忠实信徒，他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克己复礼”是他万事中的大事。林彪的路线就是“克己复礼”的极右路线。

林彪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早就上了贼船，他们伙同在一起，在湖北极力推行林彪“克已复礼”的极右路线。九大以来，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后，背叛九大路线，极力配合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否定和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残酷迫害、摧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效忠林贼，不批林、不批陈、捂盖子、整群众、整干部、保自己，转移斗争大方向。

当前，湖北正在深入批林批孔，联系湖北两条路线斗争实际，批刘揭曾。但由于曾思玉、刘丰长期捂盖子，一些关键知情人还没有站出来揭发，因此，许多重要内幕还未揭开。我们在编写这份材料时，只能依据有限的资料加以整理，仅供大家参考，有不妥或不完善的地方，请同志们进行指正补充。5Q'o*^-P9n'E

这份材料侧重于路线方面的问题。有关刘丰全面的罪行材料和曾思玉同志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材料，有待于今后再行整理。

（一）上贼船，年深日久

死党刘丰和活党曾思玉在湖北卖力推行林彪极右路线，这不是偶然的，是有他们的历史根源的。

曾思玉原是林彪的老部下，他明明什么学问也没有，却写了一篇回忆录，吹捧林贼，以表他早就投靠林贼的心意。在九大期间，中央根本没有分配叶群、吴法宪到湖北代表组来，而曾思玉、刘丰特地请了叶群、吴法宪。叶群进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把曾思玉从沈阳嫁到你们武汉的。”而吴法宪喊的第一句口号就是“以林×××为光辉榜样”，叶群、吴法宪、曾思玉、刘丰他们勾结在一起就是这样紧密。

曾思玉被林彪“嫁到武汉”之后，林彪就接见曾思玉、刘丰，作了臭名昭著的“八·九”讲话。而曾、刘把这个讲话作为政治资本，逢会必讲，奉为上方宝剑，到处挥舞。

林彪为了进一步拉拢曾思玉，对他关怀备至。一九六九年春，曾思玉病了，叶群打来电话说：“听说曾思玉同志病了，林×××非常关心。”并亲自调上海的高级医生来给曾思玉诊断治病。为此，曾思玉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一九六九年秋天，连林彪身上增加“八斤肉”，叶群也挂长途电话告诉他。曾思玉当时正在主持召开省革委会常委会，他放下会议，接完长途电话之后，以“特大喜讯”向与会者传达，他感动得一边用手绢揩泪水，一边喊“健康，健康！”

至于刘丰是如何上贼船的，在中央解决武汉“反复旧”的问题时，叶群早有交待：在720前夕，叶群打电话给刘丰说：“武汉形势要变，正是你立功的好机会。”于是刘丰摇身一变，连升三级，从此，削尖脑袋往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里钻。林彪一伙对他也极力拉拢。一九六七年，有一次中央接见时，叶群问：“武空副司令刘丰来了没有？”刘丰说来了，叶群鼓掌欢迎。一九六八年，吴法宪专门接见他，并同他一起到林贼家中作客；为了加强联系，吴还给刘丰在北京住地安了保密电话。一九七○年，刘丰在京住院，黄永胜给医院下令：在不开刀的前提下，要保证把刘丰的病治好。对此，刘丰感激涕零。每次到北京，总要想方设法看望林、叶二贼，林、叶为了拉拢刘丰，向他赠送照片，刘丰奉若神灵。一九七一年八月下旬，他对一位干部说：“把林、叶照片放在玻璃板底下，我心里好不安呀！”他们的臭味就是这样相投。

（二）搞复辟，罪行累累

第一部分　九大至九届二中全会阶段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九大”的“团结、胜利”的路线，是九大以后，检验一个地区、或一个人犯不犯方向路线错误的唯一标准。是坚决执行还是背叛破坏“团结、胜利”的路线，是巩固还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实质上也就是前进与倒退，反复辟与复辟的问题。

曾思玉、刘丰在湖北背叛“九大”路线，推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路线，疯狂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他们效忠林贼，“克己复礼”，对新生事物、新生力量在“政治上搞臭”，“在思想上搞乱”，“在组织上搞垮”。这是他们行动上的纲领。

推翻“五·二七’指示

（1）中央在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时指示：“武汉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和省、市革委会个别同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武汉市发动了所谓的‘反复旧’的运动……这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参加这次‘反复旧’的群众是属于认识问题，要历史地看，全面地看，要肯定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成绩和贡献，要说服，不要压服，耐心地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不要歧视他们、排斥他们。”“对参加‘反复旧’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也不要歧视他们，排斥他们，认识了错误，接受教训，改了就好”。周总理在修改“五·二七”指示中还特意加上了：“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关心、爱护、帮助和培养不够，致使他们常常受社会上错误思潮的影响”。“五·二七”指示体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新生力量的爱护和关怀，曾思玉、刘丰却反其道而行之，大耍两面派手法，当着中央首长的面，表示要正确对待，决不压，要关心、爱护他们。可是回汉后就大打出手，把参加“反复旧”的头头统统当成敌我问题处理。

（2）刘丰在六九年十月省扩大会上列举“北、决、扬”的十大罪行时，有意在第八、九、十条中把“反复旧”说成是“北、决、扬”策划搞起来的，说什么“他们上台，就是牛鬼蛇神上台，反革命复辟”。曾思玉、刘丰别有用心地把凡是参加“反复旧”的人都当成“北、决、扬”分子。

（3）曾思玉在七〇年三月十二日省首届积代会上又说：“他们秉承其主子刘少奇、王任重的死党和王、关、戚，吴传启、宋洛的意旨，网罗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和美帝、苏修派进来和潜伏下来的特务分子组织了一支帝、修、反的别动队，大搞所谓‘反复旧’运动”。这样，他们别有用心地把参加“反复旧”的人叫做帝修反的别动队，当成“5·l6”分子、反革命分子。

（4）曾思玉在七一年省党代会上又再提高调子说：“一小撮阶级敌人垂死挣扎，与帝、修、反遥相呼应，发动了一个所谓‘反复旧’运动。”曾思玉、刘丰心怀鬼胎地再一次把参加“反复旧”的人当作“北、决、扬”、“5·16”、“阶级敌人”来打击。

以贯彻“九·二七”指示为名，行镇压造反派之实-

（5）一九六九年十月曾思玉、刘丰主持召开了贯彻“九·二七”指示的省革委会扩大会议，这是经过他们周密策划，选中时机，选中突破口，把革命群众打成“北、决、扬”的动员大会。中央在“九·二七”指示文件中指出“对北斗星学会、决派之类反革命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所谓《扬子江评论》必须查封”。可是曾思玉、刘丰借机别有用心地把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与“北、决、扬”地下反革命组织等同起来，达到他们镇压群众的目的。

（6）林彪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以贯彻“九·二七”指示为名，行镇压造反派之实。例如华工附中校长周岳森同志，明明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却污蔑为国民党特务，并冠以“北、决、扬”后台的罪名。再如田国汉同志，明明和《扬评》的反动文章无关，却为了通过田国汉把“北决扬”和工代会、胡厚民挂上钩，就硬说他是“北决扬”。

（7）曾思玉在六九年十月二十七日省革委会贯彻“九·二七”的扩大会上，十分露骨地说：“你们那个工代会已经成了《扬评》防空洞”。七○年三月十二日在省积代会上更是恶毒地说：“工代会和‘北决扬’在一起吃饭、拉屎、睡觉，吃人民的饭，干反革命的事”。工代会是六八年元月十七日经国务院、中央文革正式确认的新生事物，曾思玉、刘丰却把工代会与“北决扬”等同起来，“北决扬”成了工代会的代名词。

（8）方铭在一九六九年十月省革委会贯彻“九·二七”的扩大会上，拿着“九·二七”指示，指着第一条“有的反革命分子到现在还逍遥法外……”，对张维荣同志说：“你看胡厚民是不是这号人物？这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是合适的”。并威逼张维荣同志第一个上台发言定调子：胡厚民同志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在这次会上，刘丰还点了吴炎金同志的名，曾思玉说，“想躲风，想混关，这一次是混不了的，躲不过的，过了今天，过不了明天，总有一天把你看穿的”。就这样，在革命群众组织和新生力量中大抓“北决扬”的活动开始了。

（9）“九·二七”指示中指出，取缔的是“反革命地下组织”，曾思王、刘丰却要在公开的革命群众组织中深挖。刘丰在六九年十月三日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说：“我们逮捕的仅仅是浮在水面上的一些人，而且这只是一部分，还不是全部，有些人我们还要看一看”。在总结大会上，他又一次强调“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没有呢？现在还不能说没有了”。曾思玉马上配合，立即插话说：“可以肯定说有一窝子”。曾思玉、刘丰还在这次会上气势汹汹，破口大骂。刘丰说：“阶级敌人认为我们是软弱，认为是怕他们，我们是不到时候不下手，现在到了时候了……”。曾思玉喊道：“这些家伙真是混帐透顶，老实告诉这些反动透顶的家伙，你们如果继续顽抗，革命人民决不会让你们长期逍遥法外的”。

（10）从组织上搞垮。一九六九年六月陈伯达说：“善始者未必善终，善做者未必善成，群众代表从那里来，回到那里去”。林彪说：“工人做工，农民种田，就是政治”。曾思玉，刘丰对这些黑指示如获至宝，连忙召开省、市革委会常委会，曾思玉、刘丰、方铭、张昭剑亲自出马传达，立即宣布撒消常委值班制和办公会议，一脚把群众代表踢出了革委会。当时朱鸿霞、张立国同志想过问一下工办、农办的工作，马上被刘丰大骂为“野心不小”。

（11）“九·二七”大会后，立即办各级群众组织头头的五不准学习班，参加中央学习班的有一千六百七十五人，参加省学习班有一千五百余人，参加市的有一千三百余人，各县、区、公社，系统、厂层层都办，参加人数达到空前规模，按照曾思玉、刘丰要抓“一窝子”的黑指示，把全省的造反派头头都当作“北决扬”来搞！

（12）乘各级群众组织头头被关在“五不准”学习班之机，曾思玉、刘丰他们一方面散布舆论说：“到北京的大头头被押送到兰考劳改”，“有的已经送到北京卫戍区法办”。另一方面，以更新革委会为名，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把造反派全部赶出了革委会；又以精简机构为名，砍掉省市各局革委会，连工作人员也踢出门外，实现了曾思玉、刘丰“踢摊子，换班子”的目的。

首届“积代会”，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13）于1970年元月和3月，分别召开了省市首届积代会，这是从政治上搞臭新生力量的一个步骤。曾思玉70年3月12日在省积代会上说得很露骨，他说：“这一次大会是忆苦思甜，从权字着眼，挖苦根找甜源的大会，是进一步夺取对敌斗争新胜利的大会”。这是控诉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的大会。在这个会上骂的是造反派，念的是权字经。

（14）在曾思玉、刘丰精心策划下，武汉市积代会有29人发言，其中有19人的发言是攻击文化大革命；省积代会发言有14人，其中有9人向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把文化大革命说得漆黑一团，凄凄惨惨。为了调动所谓“诉苦”的苦情，开会之前，还专门派人辅导，用了一周时间进行预演。谁假话说得多，谁骂得凶，谁就受到赞赏；金××把革命派比成土匪、国民党、刽子手、流氓，捏造了所谓“坐黑牢、假枪毙、点火烧”等等40多种法西斯刑罚进行报复。由于她控诉文化大革命有“功”，被树为全省第一名活学活用的标兵，被纳新、提了干，现身兼九职。刘丰在70年3月14日省积代会上吹捧金××“心红志坚，临死不惧，挺身而出，生命垂危，浑身是胆，机智勇敢，充分表现了压倒一切敌人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她的材料发至全省，她的录音到处放。由于她捏造假情节，在天门县抓了很多人，有的被判刑十五年……。

（15）当时武重的代表在会上把武重文化大革命总结成：“死人腿、金刚钻，沙湖事件、‘六一三’，杀人、放火又强奸，反动标语小集团，叛徒、特务加汉奸，投机倒把黑工厂，贪污、盗窃明着干”。曾思玉把革委会说成是“打倒了老爷，来了少爷，少爷比老爷还坏”。

（16）曾思玉，刘丰在积代会大谈“权”字经，曾思玉说，“有权笑颜开，无权苦头来，保权如保命，丧权掉脑袋。”说什么：“更加懂得了无权的痛苦，有权的幸福，夺权的艰难，丧权的危险，保权的重要”。曾思玉还说“头可断，血可流，权不能丢”。刘丰也紧密配合说“宁愿筋骨碎，决不把权交”。以清查“5·16”为名，再次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17）清查“5·16”的斗争。毛主席指出：“反革命‘5·16’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的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老反革命分子陈伯达这个“5.16”的黑后台，破坏清查“5·16”的斗争，故意转移斗争的方向，于70年元月17日在中央办的湖北班说：“武汉第一位的问题是清查‘5·16’。”接着别有用心地说：“武汉是‘5·16’的仓库、保险柜、根据地、据点、大后方”。又十分险恶地说：“保险柜的钥匙在你们手里，武汉的‘北、决、扬’是‘5·16’变种。”对于陈伯达这些黑指示，曾思玉、刘丰如获至宝，不仅跟着陈伯达的调子干，而且有所发展。曾思玉在省积代会上向全省发出了大抓“5·16”的动员令，他说：“武汉、黄石成了‘5.16’的保险柜、根据、据点、仓库。武汉看北京，地区看武汉，各县看地区，有一条反革命的联络黑线”。陈伯达说"5·16”在武汉，而曾思玉却说武汉有，黄石有，各专区有，各县都有，要大挖特挖。在陈伯达、曾思玉、刘丰的黑指示下，在“五不准”学习班里，革命群众又再次被打成“5.16”分子。

（18）中央（70）20号文件是纠正扩大化问题的，文件明确指出：“有些单位已经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5·16’是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目前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5·16’……这种扩大化的情况各级党委、各革委会、各军管会代表、各军宣队负责同志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曾思玉、刘丰出于其政治的需要，公开地封锁、抵制中央20号文件，4月1日刘丰下达黑指示：“湖北地区不是扩大化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主要是抓得不够，这就是说，不是防左，而是防右”。他大骂正确领会中央文件精神的同志是“打了败仗、害怕敌人的人”。他要军区三办向各级领导通知，不准传达20号文件。过了两天，马兆昆在省委一号楼向省革委会常委传达刘丰黑指示说：“湖北不存在扩大化问题，不要传达20号文件”。

（19）曾思玉说：“什么‘5·16’！凡是够罪行的，都是‘5·16’。”长办军代表传达上级指示：“凡是符合刘政委说的10条罪行的，就是‘5·16’。”曾思玉、刘丰通过他手下的人公然威胁说：“军、工宣队不抓‘5·16’就是失职，就是犯罪，特别是在头头身上下功夫。”曾思玉说：“头头的问题，非要拿下来不可。不拿下来，就助长了敌人的威风”。

（20）在中央（70）20号文件后，曾思玉、刘丰又搞全省范围内的以“两清”为重点的“一打三反”运动。“一打三反”是党中央的号令，中央三、五、六号文件十分明确地指出是清六大问题、十种人，并没有说重点是清查“5·16”、“北决扬”，更不是要在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中去清查。曾思玉手下的人，根据曾思玉的指示，七一年对工宣队讲：先定成“5·16”，然后再查罪证。曾思玉在党代会上说：“态度要坚决，决心要大”。饶兴礼同志揭发说：挖“5·16”指示布置到农村时，正值农村搞规划，农民根本不懂得什么叫“5·16”。他（指刘丰）却放着规划不抓，硬要农村天天挖“5·16”，那里挖得出来呢？结果开了很多冤枉会。

（21）湖北清查“5·16”、“北、决、扬”是曾思玉、刘丰他们策划指挥的，不准其他常委过问，连张体学同志他们都不准看“两清”的简报。赵修书记在七二年元月份：“每次讲话，写报告，都写上‘一打三反’，只知道这个名词，省委常委没有很好听过汇报，也没有很好研究过。到底怎么‘—打三反’呀，确实不明白，是跟着空喊口号。这样的‘一打三反’运动，你就不可能抓好”。

假借中央名义，把胡、李作为“北、决、扬”总头目、“5·16”骨干、坏头头批斗

（22）70年5月27日陈伯达在北京学习班说：“可以对胡厚民进行批判”。接着别有用心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说：“批斗、批判是一回事嘛”。对于陈伯达的部署，曾思玉、刘丰欣喜若狂。6月份立即召开全省扩大会，广播遍及生产队，他们叫发言人捏造情节，假借名义，把陈伯达的批示说成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给胡厚民冠上了“北、决、扬”的主要幕后操纵者、总头目、黑后台、现行反革命（今年3月省委宣布以上罪名根本不存在）的帽子。名义上是批斗胡厚民、李想玉等同志，实际上是疯狂地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大会的发言全部把革命造反派骂成是“帝、修、反的别动队，法西斯狗强盗，杀人的刽子手，吃光分光砍光的三光队，要千刀万剐，碎尸万段也不解恨”。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血肉横飞，皮开肉绽，死去活来，头断血流”。丁××在会上说：“对他们就是要压，压得对，压得好，我们不压他们，他们要压我们，我们要压到底，压得他们永世不得翻身”。马××在会上说：“这一伙坏蛋，是假左派，真右派，是假革命，真反革命，是货真价实的右派，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曾思玉在总结中还捏造个假统计说：“一小撮阶级敌人使用惨无人道的毒刑有70多种，据不完全统计，被打死打伤的群众达十八万四千人”。这是地地道道的捏造。74年2月17日信俊杰司令员在省座谈会上说：“连个零头都没有”。

（23）在批斗胡厚民、李想玉等同志后，全省又一次办起了五不准学习班，再次把群众组织头头关进去，大搞逼、供、信。他们公然对抗谢富治副总理和纪登奎同志在70年3月16日，通过中央办的湖北班领导人给曾思玉、刘丰指示：“‘北、决、扬’与三钢挂钩是不行的，一联系就不得了”。接着70年4月6日纪登奎同志又一次对他们指出：“700多人的一个工厂，155个决派，像这样的材料首先要打一个问号。你们把这个叫做原始罪证吗？！搞上400—500，自己骑上老虎，要自己下来。……不能一搞几百，这是不行的。”在他们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下，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湖北省和武汉市两级革委会中常委以上的革命干部和群众代表被打成“5·16”、“北、决、扬”总头目，“重要骨干”，“黑手”，“幕后操纵者”就占常委总数的62%，武汉市革委会常委张维荣同志被逼疯，全省几乎把所有三结合的群众代表、干部代表搞掉，革委会只剩下一块名存实亡的牌子。原省直机关有群众组织头头十个，全部被打成“5·16”、“北决扬”头目进行批斗，省直二级单位的320名头头都被批斗。中南汽车制造厂20名群众组织头头被定为骨干分子，作为敌我矛盾处理。第三制药厂70%的群众被打成“北、决、扬”分子。长航在“两清”五不准学习班中被逼死68人。长办当敌我矛盾立案的就有251人，350多名各级革委会成员，都当作“5·16”、“北、决、扬”的“总代表”、“总后台”、“重要骨干”、“知情者”、“线上人”、“幕后策划者”来搞，还有两个所谓学习班，搞了四年之久，使用各种刑罚，逼死二人逼疯三人。黄冈地区长期办五不准学习班，长达3年之久，参加人数据不完全统计有6521人，由于“四个不急于”，长期挂起来的有15114人，挂一个人牵连一大串。据武汉市“清办”统计，立案41104人。在武钢厂矿一级立案有二千八百多人，其中干部六百五十多人，技术人员近三百人。原处级干部一百六十七人，有五十三人被立案。工人被立案一千九百多人，其中老工人有一千六百多人。“两清”中，大搞逼、供、信，逼死五十八人。曾思玉、刘丰还嫌少了，在总结报告中还说：“只是吹了一阵风，有的下了一点雨，有的点了一把火，做了夹生饭，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还要深挖细找”。可是负责清查的人说“骨干搞瘦了，对象搞烦了，群众搞厌了，领导搞错了”。值得提出的是，六七年曾参加赴阿尔巴尼亚中国妇女代表团团员，武汉电信局女工汤玉莲同志，由于敢于反潮流，惨遭关押、毒打，活活被迫害而死。据武汉不完全统计，被逼死的达四百余名。据马兆昆在省政工会议上讲，全省被打成“北、决、扬”分子的有×十万。与此同时，全省从上到下抄家、抓人成风，白色恐怖遍及全省。

（24）明明“5·16”、“北、决、扬”是地下反革命组织，只有一小撮，为什么曾思玉、刘丰在湖北大抓特抓？他们是故意把水搞浑，把原来公开的革命群众组织当作“北、决、扬”的“黑窝子”、“大本营”、“仓库”、“据点”。明明各级革委会是无产阶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他们就是故意制造借口，诬蔑是“决派委员会”、“5·16的司令部”。明明胡厚民、李想玉等同志不是“北、决、扬”的总头目，不是“5·16”联络站站长、“地下工厂的黑老板”，而故意把他们装上囚车在全省游斗，长期关押。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疯狂镇压群众运动，扼杀新生事物、新生力量，旨在掀起对湖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的高潮。

曾思玉、刘丰站在哪一边？

（25）在“九大”期间，毛主席问：“朱鸿霞为什么没有来？”曾思玉答：“他不是党员。”毛主席说：“不是党员，可以照顾一下嘛！”对于毛主席的指示，曾思玉、刘丰不仅不执行，反而在“九大”后不久，借农村政工会议，破口大骂；“朱鸿霞是大坏蛋”。直到70年8月中央指示，要朱鸿霞作为四届人大代表候选人时，曾思玉还说：“他可以作为右的代表嘛！”马兆昆还在会上介绍说：“我们作了调查，所有到会的人都不同意朱鸿霞，只有一个人同意他，这人是个地主分子”。刘丰说：“你不要以为毛主席保了你，毛主席还是要听群众的”。

（26）1969年4月在协商九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张春桥同志对湖北在选女党员代表时，压制革命造反派的同志提出了严厉批评，并说：“要我看应该要王屏来”。曾思玉、刘丰大为不满，在“两清”中，故意以莫须有的罪名，把王屏同志打成里通外国分子，向张春桥同志示威。

（27）1969年5月1日张春桥同志说：“武汉反复旧不对，搞复旧也不对嘛”。曾思玉、刘丰极为恼火，在贯彻“九·二七”指示的省革委会扩大会上，曾思玉大骂：“有的人把手伸到武汉来了，我要斩断他的黑手”。70年上半年在上海召开血防会议时，张春桥同志又重申了这句话，曾思玉、刘丰知道后，大发雷霆，立即联名向中央写信控告，并扬言要斩断黑手。

（28）一九七○年元月，张昭剑根据陈伯达的黑指示，在北京学习班，召集朱鸿霞、胡厚民等人追查“反复旧”的所谓后台。张昭剑阴险地说：“这个人不是王、关、戚，也不是孟、刘、张，此人在中央，比曾、刘大，你们联系反复旧来讲嘛！不是王效禹”。张昭剑接着公开点名说“联系上海嘛”，“你们不要有顾虑，你们是不是看这个人没有倒，你不敢讲，不要怕，我们也有后台嘛！曾、刘也有后台嘛，你们要跟曾、刘”。这一番话，点出了曾思玉、刘丰底到是那个司令部的人，他们的后台不是清清楚楚的吗？联系到九届二中全会上曾思玉、刘丰积极参与林贼一起陷害攻击张春桥同志，的确令人深思。

（29）一九七○年三月，在北京学习班，张昭剑捏造了胡厚民私设电台的问题，指派四连指导员朱江、连长赵文林对电信局刘闯进行威逼，要他交待“私设电台的后台”，说“北京有个大人物，支持你们，这个人不是王、关、戚，也不是孟、刘、张，是一个现在还有权的人，而且此人在‘九大’时坐在主席团的右边”。刘闯回答说“我搞不清楚”，他们就拿出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一个个的数，当指到叶剑英同志名字时，他们说：“你想一想，是不是他！是他吧！”刘闯说：“我搞不清楚，我只知道他的女儿、女婿是冲派的头头！”

（30）“九大”时，刘丰污蔑纪登奎同志在“九大”的发言是极“左”思潮。

（31）曾思玉、刘丰一起攻击在文化大革命中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带出一批革命干部的纪登奎、刘建勋同志，恶毒攻击河南是一派夺权，是害了慢性病，总有一天要爆发；攻击河南参加“九大”的代表都是“二七”公社观点的，不符合中央精神，并勾结王新两次整理刘建勋同志的所谓“5·16”黑材料，并由刘丰通过黄永胜转交了林贼。

（32）曾思玉、刘丰对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新生力量要爱护、帮助的路线公然对抗，把文化大革命中站在毛主席路线上的干部打成“反复旧”的后台，“5·16”、极“左”思潮，这充分地说明他们执行的是复辟、倒退的林彪极右路线。

第二部分　九届二中全会到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武汉地区主要负责人座谈会阶段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毛主席路线和林彪路线的斗争已经十分明朗，批陈整风已成为头等大事，曾思玉、刘丰是十分清楚的。但林彪死党刘丰和活党曾思玉在湖北却反其道而行之。

不批陈，不批林，捂盖子，保自己

（33）中央（72）14号文件批转的四川省委负责人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去年九·一三以前，我们没有把‘批陈’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而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批二清’（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三老会’）运动上，有些地方，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持不同意见的干部和群众，混淆了阶级阵线，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重点在批陈’的指示，转移了斗争大方向。”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九届二中全会上和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曾、刘在干什么？

（34）一九七○年八月廿三日，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会议上，第一个跳出来发表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反革命政变动员令。八月廿四日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煽风点火，曾思玉、刘丰立即响应。他们又是递条子，又是抢麦克风，带头起哄，放黑炮。争先恐后地表现对黑主子的忠诚说：“完全拥护林×××的讲话。李××、叶×的讲话，加深了对林×××讲话的理解”。“有人利用修改宪法反对毛主席，反对林×××，想刮这股妖风”。他们狂叫要把什么“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揪出来“千刀万剐”，“斗倒斗臭”。身为中南组会议召集人的曾思玉伙同刘丰充当急先锋，坚持林贼“设国家主席”的反动政治纲领，公开反对毛主席多次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他们的丑恶表演博得了林贼死党叶群的赞赏。叶群对奴才的拼命卖力，给予精神鼓励，端杯茶递给刘丰说：“不要激动”，“你喝点水慢慢地说下去”。会后刘丰受宠若惊地说：“我的心情半天平静不下来，叶主任对我多关心啊！”同时，他为了争功表功，还攻击其他同志发言的调子低了。

当天上午，刘丰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说：“有的人，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对解放军没有感情，他懂得个屁。”曾思玉为了表示自己是深知其意的，立即用钢笔在手心上写了“上海”两字，伸给叶群看，进行讨好，叶群点点头会心地一笑，林贼死党、活党配合得是多么紧密。

晚上，当王新发言讲到有人说：“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领导，林×××直接指挥，是不符合历史的”，刘丰又抢着插话说：“他是什么解放军，他懂得什么历史？”他们就是一唱一和，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紧跟林贼猖狂向党进攻。

（35）1971年3月刘丰还坚持反党立场说：“在庐山犯的错误我至今不悔，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把他揪出来的。”

（36）当毛主席洞察一切，粉碎了林彪的反革命政变之后，体学同志提出，要曾思玉把中南组的实际情况报告给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同志。可是曾思玉不仅没有如实反映情况，反而把中南组的简报交给林贼的两个死党叶群、李作鹏把关，让叶群从她的秘书曾江的记录本上私自收回她在中南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掩护林贼一伙由进攻转入退却，为其死党叶群销毁罪证。1L"D2t%`&V"L

（37）关于庐山的斗争，林彪一伙要捂盖子，毛主席尖锐地指出：“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曾思玉、刘丰就是这样干的。1970年8月25日，庐山会议上，毛主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各大组12个召集人都参加了），决定中央全会分组会议停止讨论林彪23日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六号简报，严肃批判了“称天才”的反党理论纲领和“设国家主席”的反动政治纲领，并且揭露了陈伯达的反革命丑恶嘴脸，还点出了李雪峰的问题。可是曾思玉回中南组不向到会的同志传达，对毛主席的指示实行封锁，极力捂住林彪、陈伯达问题的盖子。

（38）1971年3月，曾思玉、刘丰在以批陈整风为内容的省党的核心小组扩大会上和省军区常委会上传达九届二中全会的精神，由于曾思玉捂盖子，再加上他的江西话听不清楚，大家要求体学同志再给大家讲一讲。张体学同志讲了庐山会议的真实情况，可是曾思玉、刘丰竟敢追查“体学同志讲的是什么”。

（39）1970年9月，毛主席来武汉，对曾思玉、刘丰讲了“军队要谨慎”，“放下两个包袱”，“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等重要指示，对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在这样一个和林彪路线作斗争的重大问题上，曾思玉、刘丰连对省委书记都不作传达。刘丰还别有用心地说什么是他“自己想到的”，后来毛主席批示济南军区“三破三立”的报告，刘丰才说主席最早是在武汉给他说的，他已经对大家讲了。实际上，当时他根本没有传达，连他分管的报社也没有打招呼，以至有的编辑见来稿中有“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一语，以没有见过这种提法给删掉了，造成严重的政治错误。

（40）1971年1月9日，毛主席指示召开军委座谈会，在会议期间，毛主席多次指示，要他们批陈，要他们做检讨。在林彪的支持下，黄、吴、叶、李、邱不仅拒不作检讨，而且利用会议简报吹嘘自己，以此来对抗中央。对此毛主席批评说：“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会，根本不批陈”。刘丰在会上不但不执行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却吹捧黄、吴、叶、李、邱几员大将“是发扬民主的好榜样”，“值得学习”等等。在71年3月死党刘丰在县团以上干部会上还说：“军委办事组就那么几个人……日日夜夜地工作，我们哪有什么意见”。还说：“对四员大将我们怎么批得起来呢？就像郭建光批沙奶奶一样。”公开对抗毛主席指示。他还露骨地袒护黄、吴、叶、李、邱，别有用心地说：“不要认为别人犯错误，自己就想伸手”。

（41）毛主席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时指出，四个伟大“讨嫌”。而刘丰在省第三次党代会后坚持按照林贼一伙的口吻对干部说：“毛主席的谦虚，就谦虚在这个地方，这叫做伟大的谦虚”。

（42）1970年12月6日，毛主席在中联部的请示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批判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可是刘丰在1971年3月1日从北京回汉，刚下飞机来不及休息，就一头栽到他亲自蹲点的武汉锅炉厂，立即召开群众大会说：“现在世界上有三个超级大国，中国、苏联和美国，现在是世界看三国，三国看中国”。

（43）1971年3月5日，刘丰在以批陈整风为内容的省党的核心小组扩大会和省军区党委常委会上，公然为林贼辩护，说什么林×××讲的“天才”和陈伯达讲的不同，林×××的“天才观”是无产阶级的“天才观”，林×××讲的“天才”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陈伯达讲的“天才”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1971年3月23日，曾思玉、刘丰在第三次党代会洪山礼堂会场上的布置仍然使用有“四个伟大”、“三个副词”的大幅标语，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严肃指出后，才勉强解掉。刘丰在3月27日的发言中又引用“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继续鼓吹林贼“称天才”的反党理论纲领。

（44）1971年4月15日至29日，中央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曾思玉、刘丰与王新互相鼓励，妄图为林贼一伙开脱罪责，他们说，“二中全会把叶群也陷进去了，弄得林×××也不好讲话。这次会议也不出来讲讲”。刘丰还为邱会作被批判鸣冤叫屈，说：“西北组太尖锐了”。他和邱会作关系好，他当中央委员是邱会作支持的。还说：“中南组最后开得好”，同情李作鹏、叶群的假检讨，暴露了他死保林彪一伙的真面目。

（45）一九七一年八月，毛主席批示“同意”的中央（1971）47号文件下达后，刘丰胡说湖北有湖北的特殊情况，不传达，不贯彻执行。在建立各级党委时，刘丰反对“党指挥枪”的原则，大讲“只能军干群，不能干群军，更不能群干军”，并造谣说这是中央领导同志讲的，欺骗群众，流毒很广。在刘丰的反动思想指导下，湖北县委书记中担任第一把手的地方干部，搞得只剩下三个人，并且准备再换掉一个。

（46）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主席巡视外地途经武汉，作了关于两个司令部斗争的极其重要的讲话，并且指示要向下吹吹风。可是刘丰在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继续捂盖子，只给曾思玉通气，而对体学同志却只讲了几句，并一再嘱咐“要保密，保密”。不仅对毛主席的整个谈话精神没有传达，就连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问题也都保密。由他分管的报纸都不给传达。湖北日报于九月十七日在兄弟省报纸上看到了，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去问刘丰，仍不告诉，却叫问《战斗报》。到23号刘丰见中央正式文件下来了，怕露了马脚，才慌忙叫见报。登是登出来了，可是报社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还是从李夫全同志那里听到一点。湖南登报是九月七号，距主席巡视当地时间只有十多天，而湖北相距达二十六天！电台也不知道，没有宣传。特别严重的是九·一三事件发生，林贼在温都尔汗报销了廿天以后，曾思玉、刘丰还以“保密”为借口不作传达，以至到十月三日，广播电台和省报还在宣扬林贼，继续放毒，发生了严重的错误，造成极坏影响。

（47）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李作鹏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来汉访问，中央本来没有叫刘丰接待，但曾思玉违背中央指示，擅自决定要刘丰参加接待，刘丰就乘机向死党李作鹏告密，把毛主席来汉时对他讲的两个司令部斗争的极其重要的讲话，通过李作鹏送给了林贼，成为林贼妄图谋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恶帮凶。

（48）1971年9月13日晨，林贼叛党叛国的事件发生后，周总理给曾思玉、刘丰打了电话。曾、刘对黑主子的灭亡感到无限惋惜。刘丰凄惶地对曾思玉说：“不是吧，要是他，损失太大了”。此后刘丰心怀鬼胎，一反常态，重新穿上空军制服，于9月16日和18日，连续两次观看电影《野猪林》寄托哀思。

（49）在传达中发（71）57号文件时，在洪山礼堂四号会议室的召集人会议上，大家对林陈死党非常气愤，没有称黄、吴、叶、李、邱为同志，曾思玉、刘丰竟大发雷霆。

（50）中央57号文件明确指出：在各地的中央委员，参加当地省委常委一起听传达。但曾思玉、刘丰不给夏邦银、董明会、谢望春三个同志传达，直到七一年十月李先念副总理从广州来汉时，夏、董、谢三同志向李副总理汇报了没有听到传达的事实。后来李副总理批评曾思玉、刘丰时，曾、刘还说，“他们不保密”。李副总理严肃指出：“你们才是最大的泄密”。

（51）刘丰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编造政治谎言，欺骗群众，大讲自己保密保得好，说什么毛主席拉着他的手唱《国际歌》，唱一句讲一句，以此标榜自己，掩盖他第一个向林贼告密的反革命罪行。曾思玉则为刘丰广为宣传散布：“湖北保密工作做得最好，没有走漏消息”，“我们不听北京的，也不听上海的，我们湖北只听湖北的”，“刘政委在北京开会，马上就要回来的，说刘政委犯了错误是‘5·16’、‘北、决、扬’一小撮阶级敌人造谣”。

（52）中央（71）57号、65号文件下达后，刘丰、曾思玉极力压制群众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揭发批判，他们公然叫嚷：“不能说林彪是一贯反毛主席”，“八·九讲话是正确的，不准批判”。并为已经机毁人亡的林贼涂脂抹粉，胡说什么：“林彪检查了，不但不会降低威信，而会提高威信”。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召集人会上，曾思玉、刘丰采取高压手段压制对林贼及其死党的揭发、批判，并布置张昭剑发言，说什么“要相信曾、刘，十万个雷霆轰不倒，十二级台风刮不倒”，捂盖子。他们对各地揭发林贼及其死党罪行的材料，怕得要死，规定上送都要经他们审查，说什么“写得不正确的，我还是不给他送”，并利用职权扣压了一些重要的揭发材料。

（53）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五日曾、刘从北京打电话给张玉华，并由张玉华向全市传达说：刘政委马上就要回来，现在要学习《共产党宣言》序言部分。

（54）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刘丰在中央召开的武汉地区领导入座谈会上负隅顽抗，大耍流氓手段说：“枪毙了我，也就这么多”，他威胁中央，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凌晨，服了大量安眠药，畏罪自杀（未遂）。

（55）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曾思玉在中央召开的武汉地区领导同志座谈会上，抗拒交代自己的严重问题，伸着腿在床上躺了七天，说什么：“你们要检讨是你们的事，我是不检讨的，要讲我也要到政治局去讲”。态度十分顽固。

从以上材料，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曾思玉、刘丰是根本不批陈，不和林彪路线作斗争的，而是顽固地站在林彪路线上，死保林彪一伙，死保自己。

积极参与反革命武装政变准备

（56）中共中央—九七二年4号文件指出：“571”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出笼以后，林彪一伙按照《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纲领，从多方面进行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借用力量”曾、刘积极参与。他们制造反革命政变舆论，他们进行反革命串联，为林贼篡党夺权服务；他们进行特务情报活动，向林贼密送情报。

（57）一九七○年以来，曾思玉、刘丰热衷于建设林贼家乡——林家大湾，妄图把林贼与伟大领袖毛主席相提并论。他们专门去林家大湾“参观”、“留念”，并一再逼下面“要敏感，这是方向问题，态度问题”。又是盖工厂、设商店、修公路、建铁路专用线，还人为地树“典型”，立“标兵”。在选择大队党支部书记时，指示“第一要姓林的，第二要林家大湾的，第三最好是林彪同房的”，仅为修复林贼“旧居”、“旧址”，就耗费国家财产三十九万余元。在所谓“旧居简介”中，极力为林贼涂脂抹粉，把林贼地主资产阶级家庭说成是劳动人民家庭，为林贼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准备。

（58）曾思玉、刘丰出于他们的反革命需要，还在武汉为其修建“行宫”别墅、观鱼池、晒龟台等等。这些都是曾思玉、刘丰亲自指示市建工局×××搞的，浪费国家资金达三百二十余万元。

（59）为了吹捧林贼，曾思玉、刘丰利用职权，印刷所谓《英明的副统帅》的小册子三万五千多册流毒全国，指使湖北印刷厂偷偷摸摸赶印周赤萍写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那本黑书，吹捧林贼是部队的“统帅”、“非凡的天才”、“一贯正确的英明的领导者”，直到“9·13”事件，林贼粉身碎骨以后，还在新华书店出售。

（60）九届二中全会后，为了替林贼歌功颂德，曾思玉、刘丰在审查林贼死党关光烈精心炮制的所谓某连连队史时说：“要学习毛泽东思想，首先要学习林×××指示”，他还恬不知耻地说：“林×××是这个连的第一任连长，这是我们的光荣”。一九七一年二月刘丰连文艺会演的机会也不放过，把林贼为某连题词的手书也借机搬上舞台，就是这一点，评为所谓优秀的传统节目。!Y;O/N3z'N

（61）为了标榜林贼、“大树特树”林贼的“绝对权威”，不惜劳民伤财地于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要在武汉铁路局办公大楼顶上安装林贼手书大型霓虹灯标语，并限令“十·一”竣工，同时还准备花八十万元，在长江大桥上也安装林贼手书大型霓虹灯标语。

（62）九月初，召开人民防空会议时，不以传达周总理讲话为主，而是吹嘘林贼在东北的所谓“战略战术”，吹捧林贼“把部队带活了”，为林贼大唱赞歌。

（63）一九七一年三月林立果来汉，曾思玉、刘丰把他安排到武钢和宜昌到处“讲用”，事后并把“讲用报告”印发八十万份，散发全省，拜倒在“林家王朝”、“皇太子”的脚下，追随林贼一伙大吹大擂，为建立“林家王朝”大造舆论。林立果、周赤萍到武钢，由武汉军区要人和康星火陪同，先后到四号高炉。有人还准备给林立果在炼铁厂选两个“妃子”。

（64）湖北是林彪及其死党黄永胜的老巢，他们对湖北是苦心经营的，武汉是他们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一支重要借用力量。林彪反党集团炮制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程纪要》出笼后，林贼死党四出活动，曾思玉、刘丰也紧密配合。一九七一年五月，刘丰先与林彪死党王洪智密谋，事后窜到恩施地区，十来天的时间跑了六个县，走到那里都要看地图，把公路、河流、山头海拔高度、工厂、矿山标在地图上，并别有用心地说“恩施是湖北的大后方，是战略要地”。从恩施到来凤，他不坐汽车，要乘飞机，还特地从王洪智那里调来一架飞机领航，直飞来凤。刘丰看了来凤机场地形，测算了跑道长度说：“这个机场很好，是个疏散机场”。联系到《571工程纪要》出笼的时间背景和他们的言行，他坐飞机到来凤，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65）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王维国来武汉，进行反革命串联，刘丰批准他住在市革委会高级招待所，还从北京打来电话，要王维国“少往外跑，注意影响”，“不要急着走，等我回来”。刘返回后，请客送礼，与王密谈。王维国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说：“我在庐山的问题，已向春桥、洪文说了，别人说错了话，就没有问题”。刘丰对此深表同情。当王维国说到“我们上海的王洪文厉害，不好对付”，刘丰及其同伙方铭却洋洋得意地向王维国传授反革命经验说：“你们连个小小的王洪文都对付不了？！谁叫你们把他捧得那么高的，是自讨苦吃，我们武汉就是把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吴焱金他们批的批、斗的斗，看他们老实不老实”。刘丰还要王维国从上海为武汉东湖招待处选十名“女服务员”。

（66）反革命武装政变《571工程纪要》中提出要“掌握空降、空运”。方铭是我军某空降部队负责人，在这种情况下，王维国于四月二十—七日来汉，不久，方铭又到上海，其中进行了什么阴谋活动，很值得深思。

（67）一九七○年四月，于新野、何汝珍来汉选“妃子”招“驸马”，进行阴谋活动，刘丰也是大力支持，紧密配合，当时在黄石就挑选了刘××为候补“妃子’。

（68）党的“九大”以后，林贼配合苏修，提出了“防止小资产阶级抢权”的黑纲领，制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反革命分子林立衡，在1969年到郑州、武汉大肆散布这一黑纲领。她在武汉工程兵司令部举行了座谈会，林立衡宣传说：程世清能干，有创造性，江西工作很活跃，有生气，处理万里浪的问题，处理得好。当时，江西日报发了几篇“文化大革命成果有被小资产阶级抢走的危险”的社论。林贼一伙号召向江西学习就是兜售林贼极右路线。死党刘丰和活党曾思玉忠实地推行了这一路线。

（69）陈励耘也从杭州专门派医生由一名保卫干事陪同来武汉给刘丰“看病”，还带有陈的亲笔信。刘锦平来汉时也托人向刘丰问好。一九七一年夏季，周赤萍来武汉，曾到刘丰家，刘丰夫妇也到招待所回拜周亦萍。看！这段时间，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秘密串联是何等频繁，其罪恶活动必须彻底交待！

（70）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根据《571工程纪要》拟定的“情报保障，掌握三个环节：搜集、分析、上报”的反革命计划，使用安钉子、搞窃听、暗中监视等特务手段，搜集情报，掌握动态，上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71）一九六九年六月，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武汉，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曾思玉、刘丰故意不执行，更为恶毒的是，将毛主席的指示进行密写，交给黄永胜的老婆向林贼司令部送情报。

（72）刘丰竟胆敢布置招待处的服务员记载毛主席的谈话和活动情况，向他汇报。当陪同毛主席来的张耀祠同志发觉并坚决制止后，他仍坚持这样干。他还通过王新收集毛主席去河南的活动情况。

（73）一九七一年八月，毛主席来汉，作了重要指示，指出庐山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九月五日，林贼死党李作鹏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访问武汉，中央本来没有叫刘丰参加接待，曾思玉却特意安排刘丰参加接待。刘丰在接待之机向李作鹏密送情报，联想主席在座谈会上对曾思玉说“我到你那里去时，你不在，要是你在也许好些，也许更坏些”，岂不发人深思吗？！

整干部、整群众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批陈整风是头等大事，可是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极力转移斗争大方向，整干部、整群众。

（74）一九七一年元月十七日曾思玉在省“两代会”上的发言共20页，却有一半的内容是讲清查“5·16”、“北、决、扬”。一九七一年二月九日湖北简讯第二期全部内容是曾思玉关于“一打三反”的发言节录和有关理论，以及报道他们蹲点的“六厂一校”即武锅、武重、武船、武钢“一打三反”的所谓典型经验。

曾思玉在省两代会上的讲话，首先就说：“大会批斗了‘北、决、扬’总头目胡厚民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任爱生，使大家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教育”，“这次大会突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突出了阶级斗争”。真是胡说八道。他在总结发言谈第—个问题就是要抓紧革命大批判，继续深入地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把斗、批、改搞得更加深入，更加扎实。他们的批判对象不是毛主席指出的“重点在批陈”，而是重点在批胡。他说：“要把北、决、扬总头目胡厚民的三个反对、三个重建、三个长期斗争的反革命黑纲领批倒批臭，对这个反革命地下组织及其反革命喉舌《扬子江评论》要系统地批、深入地批，彻底肃清它的余毒。”而对林贼称“天才”的反党理论纲领和“设国家主席”的政治纲领，不仅不批，相反还极力鼓吹。

他还说：“这次大会不但揭露批判了胡厚民、任爱生三个反对、三个长期斗争的反革命谬论，而且还揭露了他们使用帝、修、反别动队的手段，打进来、拉出去，冒充解放军搞军队的情报等罪行”。诬蔑“胡厚民窃听由武汉到北京的电话，搞军事情报等等。这就是特务活动，他起到帝、修、反起不到的作用。”他号召：“希望同志们回去继续批判这些人的罪行，揭发有关这方面的材料”。极力把批陈整风的斗争大方向往批杨（道远）、批胡这方面引，他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胡说什么：“全省被打死打伤的人真是无法统计”。他还批评说：“现在有的地方对一打三反运动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抓得时紧时松，有的同志对一打三反运动甚至还有思想顾虑，顾虑什么啊？”他学林贼的口吻说：“我们湖北的阶级斗争相当激烈、复杂、尖锐，特别是武汉市经常刮妖风，说什么办过学习班了，参加‘5·16’、‘北、决、扬’不装档案，不戴帽子，不作处理，想‘一风吹’，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总要有案可查”。他操着陈伯达“湖北是‘5·16’大后方、据点、仓库、保险柜”的腔调说：“‘5·16’在全国搞了许多严重的政治案件”，“黄石有没有‘5·16’？我看不保险”，“胡厚民就是驻北京联络站的站长”。“有的‘5·16’分子跑到武汉来想躲风，你躲得了？你跑到什么地方也要把你抓回来”，“胡厚民与‘5·16’合伙。”“究竟有多少‘5·16’、‘北、决、扬’，重罪恶事实。”报告中，他号召“要加强党的领导，领导亲自动手，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开展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打一场围歼帝、修、反别动队的人民战争”。于是，在全省、全市掀起了深挖“5·16”，“北、决、扬”的高潮，例如：武锅就搞李洪荣等同志，武重就搞李向阳同志等。

（75）一九七一年二月，中央发了13号文件，文件指出清查“5·16”要防止扩大化，也不能一风吹，清查“5·16”的重点在北京。中央规定此文件发至地、师级，可是曾思玉、刘丰却将文件扣压，不传达。相反的，却层层加码，到处查大事件，自立所谓“5·16”的重大案件，例如：武船有二十八大事件，武锅有十大事件，长办有十六大事件，国棉一厂有六大事件等等。有的甚至在车间也列什么“大事件”，把矛头指向广大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

（76）一九七一年六月十日，在洪山大礼堂召开全省批斗杨道远同志的大会，会后，把杨道远同志送到全省游斗。与此同时，批准方斌、秦况等七人在全市游斗。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妄图用批杨来继续转移批陈整风的大方向。更不能容忍的是精心安排黄冈地区所谓代表黄××发言，公然为林贼涂脂抹粉、歌功颂德，为林贼狗兄、血债累累的恶霸地主、叛徒林庆佛翻案，把这个老反革命说成是“老革命”。大会统一布置呼喊“誓死保卫林×××”的口号。在会上，把造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反的革命派，污蔑为反革命派。对于知道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的曾思玉、刘丰说来，其反革命用意，不是一清二楚了吗？4N)J7I'O2b

第三部分　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武汉地区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后到活党曾思玉调离湖北阶段

在北京座谈会上，揪出了死党刘丰，对活党曾思玉，毛主席和党中央给予了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批评，希望曾思玉能真正转变立场，痛改前非，带头批林揭刘，以实际行动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可是曾思玉从座谈会后，在湖北继续推行林彪的极右路线，不批林，不揭刘，继续整群众，压干部，捂盖子，保自己，甚至还公然为自己翻案。

对抗党中央、篡改毛主席指示

（77）七一年十一月廿日，北京座谈会结束，当时毛主席指示：“回去无非北京那一套。”可是曾思玉回汉后，不同意省市革委会结合的群众代表参加省委扩大会，不同意向群众代表传达北京座谈会精神，说什么：“群众一听就要崩了。”张体学同志坚持说：“毛主席叫传达，就传达；毛主席叫传达到什么范围，就传达到什么范围。”在张体学同志的坚决斗争下，才不得不召集了五十八名群众代表在滨江饭店办学习班，传达了座谈会精神。#D'W.O3t#q/M7}

（78）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廿日，毛主席亲自指示曾思玉说：“你那里有北、决、扬，要注意政策，我跟你讲过，你不相信，你又搞过了一点。”曾思玉回汉后，首先向省委书记作了歪曲地传达：“你那里有北、决、扬，我跟你讲过，你不相信，你又搞过了一点。”抽掉了“要注意政策”这—句，掩盖他多次对抗毛主席的指示。

制造政治谣言，为七·二○翻案

曾思玉从北京座谈会回到武汉后，就制造政治谣言，为七·二○翻案。

（79）1972年3月22日上午八点，在武汉市公安学校会议室，由武汉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审批组组长冯行慎、群工组组长刘华阶、预审组组长舒福元等人，接见了原“百力雄师”头头和原“公检法”头头，说什么：“毛主席指示，7·20是王力他们搞的。江青同志说，当时他们想一箭双雕，我们受了他们的骗，上了他们的当。”

（80）一九七二年三月廿六日，原曾、刘直接控制的“军区三办”主任刘志，在红旗饭店向省办的骨干学习班的总结大会上说：“湖北是林陈反党集团，用派进来、拉出去的办法，苦心经营，下了本钱的借用力量，组织‘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我们要清算，他们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六七年七月，他们搞打倒陈再道，又谋害毛主席，一箭双雕。”

（81）七二年四月十一日，在首义路省二招礼堂召开的省学习班全体大会上，省学习班负责人、省“清办”主任刘志说：“对七·二〇的问题要重新认识，林彪死党三次阴谋谋害毛主席，第一次就在武汉哪，就是七·二○，他们想搞一箭双雕，既要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又要打倒陈再道。”

（82）1972年11月2日，韩宁夫书记、曹正科副主任、刘安信副主任、冯行慎组长等省、市领导人，又把原“百万雄师”和“公检法”的头头，召到汉口六合路市委招待所开会。韩宁夫说：“毛主席说了，七·二○是王力他们搞的。”曹正科插话说：“王力是前台，根子是林彪，他们想在武汉搞一箭双雕，他们想在武汉谋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然后说是你们搞的，你们现在想起来不怕吗？”-g![5H(U6pK;w

在七二年省政工会上，批干部、整群众，继续捂盖子

（83）1972年5月，曾思玉亲自主持召开了省政治工作座谈会。会议大讲正确，大摆成绩，大谈深挖“5·16”、“北、决、扬”，根本就不揭发、批判林彪死党刘丰。在这个会议所发的七个文件中，只有两个地方提到了刘丰。

（84）1972年5月18日，曾思玉在这个会议的讲话中，把林彪的极右路线说成是极“左”，他说：“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摧毁以后，林彪、陈伯达一伙又从极‘左’、形‘左’实右方面，推行他们的反革命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治，妄图把反革命复辟的希望变成复辟的行动。”6

（85）1972年5月18日，曾思玉在全省政工会上，不讲在清查“5·16”、“北决扬”中“又搞过了一点”的错误，反而提出：“继续清查反革命阴谋集团‘5·16’和反革命地下组织‘北决扬’的幕后策划者和操纵者。”借此继续镇压革命群众。

1972年5月的全省政工会上，马兆昆在讲到当前主要任务时说：“有组织、有步骤地继续清查‘5·16’、‘北决扬’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他们有意转移批林整风这个大方向。

（86）秉承省政工会议精神，1972年6月中旬，武汉市召开了政工会议，会议文件《关于狠抓阶级斗争，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意见》中指出，“清查‘5·16’、‘北决扬’的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揭发批判了‘5·16’、‘北决扬’的反革命罪行，查清了一些重大案件（指重大事件），挖出了坏人，掌握了一些重大问题的重要线索，为进一步查清‘5·16’、‘北决扬’组织，深挖其骨干和幕后操纵者，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也有的单位对清查‘5·16’、‘北决扬’的工作抓得不够很紧，决心不是很大，也有‘5·16’、‘北决扬’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还没有挖出来”。“要经常分析和掌握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要上挂下联，……狠批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狠批‘5·16’、‘北决扬’的反革命罪行和极‘左’思潮，狠批边反边犯的行为”，“对已经批准的批斗对象，要充分准备，组织好批斗，发挥反面教员的作用，鼓舞群众斗志，打击敌人的反革命气焰”，“放手发动群众，加强对阶级敌人的监督、改造和管制，严防一小撮阶级敌人进行破坏和捣乱。对那些企图公开闹事的，各单位要发动群众，认真开展革命大批判，但不要用大字报的形式，他要搞也不让他搞。对企图在街上公开贴大字报、演讲的可由群众扭送处理”。“认真贯彻执行省委（1972）35号文件，继续重点清查‘5·16’、‘北决扬’的骨干和幕后操纵者”。“凡属‘5·16’、‘北决扬’的重大事件，都定为重大案件，报上级批准。”

（87）座谈会以后，曾思玉不是从内心感激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挽救和同志们对他的帮助，认真改正错误，而是怀恨在心。在1972年5月省政工会议上马兆昆在开幕时说：“九大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省的政治工作路线也是正确的。有人反对我们省的政治工作路线。对此，责任不在第一把手，也不在第二把手，也不怪下面的干部，但是，是我们省的主要负责人”。开幕式以后，在东湖召开了省委书记会议，会上，因为张体学同志在座谈会以后带头批判过林彪死党刘丰和活党曾思玉的“军党军国论”，就把张体学同志打成了湖北省的反党乱军分子，并责备张体学同志不该把座谈会精神在滨江饭店向五十八名群众代表传达。会上，把张体学同志整哭了。

假借中央名义举办了省学习班，在革命群众组织头头中大挖“林彪死党”、“5·16”和“北决扬”的幕后操纵者

（88）曾思玉为了继续捂盖子，保自己，极力扭转批林整风大方向，从七二年四月十一日到七三年一月底，举办一个由省“清办”和省公安局直接控制的学习班，时间长达九个多月。参加这个学习班的有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吴焱金、杨道远、胡厚民、邓金福、钟锡钢、张维荣等，全是结合在省市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和文化大革命中的积极分子，而且每个同志都要带上2～8个不等的专案人员跟着。连中央委员夏邦银同志也不例外。在学习班里还有带枪的解放军“保护”着，甚至来学习班放电影的也是公安人员。在七二年八月份，由于朱鸿霞、吴焱金等同志感到这个学习班不对头，想冲破曾思玉的控制，上访中央，事情被刘志发觉后，在八月六日晚上，出动了很多武装的解放军，岗哨密布，如临大敌，马兆昆和刘志亲自出马，搜腰包，缴本子，一片白色恐怖。

（89）刘志在三月二十六日，在汉口红旗饭店骨干学习班上说：“这次省学习班的目的，是挖林、陈死党和‘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清算‘5·16’、‘北、决、扬’的罪行”。“‘5·16’、‘北、决、扬’在湖北作怪，要把骨干和幕后都揪出来。参加学习班的人，都有点名气，有的结合以后，、成了不大不小的头头，还有群众组织的头头，有的是一般干部，有的是高级干部，有的动过，有的未动过，有单干的，有互助组，有合作社。这些人都是湖北地区多次反复的制造者。这次是一场硬仗，他们有反革命经验，破坏我们几年了，我们为什么不攻他们呢？要经过激烈的斗争，才能把胜利拿到手，你们要完成这一任务。你们是忠于毛主席的好干部，几年来保卫了毛主席。”“在学习班里，我们和他们是一对矛盾，我们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要起主导作用，要站在斗争第一线。”“这次学习班对象的政治性很强，他们是林、陈死党，‘5·16’、‘北、决、扬’的骨干，有的是幕后指挥，这种人是重大政治问题。”“他们的欺骗性很大，打着‘红旗’反红旗，口号极‘左’，老造反，香花派，最革命。”“这些人见过世面，参加过大大小小的、中央的、地方的学习班，有很多反革命经验来对付我们，不能拿过去那种不好的方法来对付他们。要研究他们每个人的特点，要各个击破，我们要有信心，不怕困难，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这回学习班，关于组织问题不能讲，也不点他们，叫他们自己讲，到时候再点，要注意方法、策略，目前要和他们搞在一起，要和他们面对面的斗争，要警惕他们，注意他们的行动。”

（90）在省学习班上，不批林，更不批刘丰，而是借批极“左”，专批胡厚民和杨道远、李想玉、任爱生等同志。学习班提出了所谓：“上联林彪、陈伯达，下联武汉地区历次反复，中间把自己摆进去”的口号。1972年6月7日，学习班负责人刘志在全体大会上说：“林、陈的幽灵在首义路上空盘旋。”刘志把学习班学员分为三类：一是联系自己联得好的，即敢于与林贼靠线，挂在一起的；二是尚有些顾虑的；三是不与林贼挂在一起的，就是负隅顽抗的。

（91）省学习班后期，对绝大多数学员都做了所谓的“结论”，装入档案，具体分四种情况：

一是与核心有联系，犯有严重罪行的，定为反革命分子；

二是与黑线有联系，犯有一般罪行的，也定为反革命分子；

三是与黑线有联系，有严重错误的，定为严重政治错误；

四是有一般错误的，定为一般问题。

七二年底，曾思玉在学习班用欺骗的手段抓了四个所谓样板，其中一个工人，一个学生，一个干部，一个教师，把这四个同志都带上“严重政治错误”的帽子，并推广全省，妄图把造反派统统置于死地而后快。

（92）曾思玉没有也不肯同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划清界限。因此，他不愿意批林贼的极右，而偏偏要顽固地坚持批极“左”。直至1973年1月12日，曾思玉在中共湖北省五级干部会议上做工作报告时，还说：“林彪一伙，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采用极‘左’的手法，形‘左’而实右，是为了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对于极‘左’思潮，是应当批判的。”

违背中央首长指示，不借中央（72）42号文件的东风

（93）1972年11月4日，中央发出了关于河南王新问题的42号文件。省委召开了贯彻42号文件的省委扩大会议，中央首长对这次会议作了明确的指示，“要广借42号文件的东风，联系湖北的实际，解决好湖北的问题。”

由张体学同志签发了中共湖北省委（72）号文件（是12月18日发出的），这个文件引用了中央首长的指示，并且认为中央首长的指示完全正确，要坚决执行。并把刘丰的罪状（十条）附后，交给广大群众揭发批判。这个文件下发不到几天，曾思玉从河南赶回汉口，借口此件未经他签发，就把这个文件统统收回，改发了一个把矛头对准革命群众的“刘丰罪行材料（15条）”。

（94）七二年十一月在省委扩大会上，张体学同志点了方铭的名，要他“端正态度，交代问题，彻底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线”。但事隔不到半个月，曾思玉有意安排方铭在省五级干部会上，分别在七个分会场上公开亮相并给方铭以五个头衔。

（95）七三年二月，中共中央委员夏邦银同志写信给河南唐岐山同志（中共中央委员），这封信被曾思玉非法查扣，并在三月份亲自追问夏邦银同志“写信给唐岐山干什么？”

拒不执行中央（73）17号文件精神，否定革命工代会

（96）武汉革命工代会，是武汉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革命大联合的成果，曾思玉、刘丰早在六九年十月，就把武汉工代会污蔑为《扬评》的“防空洞”，以实现他们把武汉市革命工代会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垮的目的。

（97）七三年上半年，整建工会时，中央（73）17号文件的附件——北京市委向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一九五○年以来，北京市先后开过四次工会代表大会，一九六七年开过革命职工代表大会，因此，这一次定名为北京市第六次工会代表大会”。上海市委向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召开了上海市革命工人造反派代表会议，一九七二年初，上海市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改名为上海市工代会……这就为召开上海市第五次工会代表大会，创造了有利条件”。曾思玉没有按照这些精神办事，在湖北整建工会工作中，却把“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一笔勾销。把在七三年五月和六月，先后召开的武汉市和湖北省工会代表大会，分别定名为“武汉市第五次工会代表大会”和“湖北省第四次工会代表大会”（一九五○年以来，省、市分别先后开过三次和四次工会代表大会）。这完全无视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这个历史事实。

在组织上排斥了原“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绝大部分成员。原“武汉工代会”的常委进入新产生的省、市总工会常委的只占省、市总工会常委总数的17.4%，占原“武汉工代会”常委总数的18.6%。在各基层工会的整建中，除极少数单位有极少数的原基层“工代会”的成员进入工会领导班子外，其余全被排斥在外，有不少单位连当代表的资格也被取消了。

（98）武汉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对曾思玉、刘丰在九大以来推行林彪极右路线，镇压革命造反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抗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罪行，不断地以各种方式进行斗争。当曾思玉在整建工会又一次对抗中央精神时，就在四、五月间，开始运用“四大”武器进行战斗，曾思玉就动用专政工具进行镇压。七三年四月三十日和五月上旬，先后抓捕了詹士金和邓世普同志，接着又把长航的革命领导干部王文波同志夫妇二人，秘密搞到市外办五不准学习班。五月二十六日在东湖又抓捕了谢妙福同志。五月二十七日，从江汉路到六渡桥一带，密布数以千计的军警和便衣警察，伺机大肆抓捕。六月七日省工会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又把谢妙福、王光照、吴立春、刘玉泉、高远飞等六位同志抓到走马岭办所谓控制性学习班，直到省工会结束，才把这些同志放回来。

对抗十大精神，继续镇压反潮流战士

（99）周总理和王洪文副主席在“十大”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对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取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的错误作法”。但曾思玉顽固对抗，对反潮流战士和革命干部采取了抓捕、镇压的手段。

七三年九月九日上午，曾思玉在省委扩大会上传达十大精神时说：“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的原则是对的，但敌我矛盾不属这个范围……你要闹，我告诉你，翻不了天，我还没有抓呢”。

七三年九月三十日，抓了聂年生同志，把他押送到咸宁。

七三年初抓了王华珍、谢妙福等同志。接着又抓了吴方义、何天泽等同志。

七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在湖北化纤厂，又下令抓了河南纺建公司的两个革命领导干部。

曾思玉在湖北抓人，直到他调离的时候，还在抓。以他的行动证明，他是顽固对抗“十大”精神。

猖狂翻案，对抗到底

（100）一九七三年九月底，省委常委给曾思王同志做四届人大代表的鉴定时，马学礼同志说了一句：“曾思玉还有上了贼船的事呢……。”可是，没等说完，曾思玉就当场站了起来，暴跳如雷地说：“我什么时候上了贼船的？！”曾思玉竟敢公开翻毛主席、党中央在座谈会上对他的错误所定的案，足见其至今还顽固地站在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上，疯狂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劭正茂整理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

附录十八：赵辛初同志在省直机关愤怒声讨揭发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行大会上的讲话（1976年11月9日）

一、省委决定办夏邦银、朱鸿霞、沈复礼三人学习班，要他们彻底交待揭发与“四人帮”插手湖北的阴谋活动。夏、朱曾多次到河南郑州找唐岐山，他们找唐岐山搞了些什么活动，是什么人指使唐岐山与他们联系的？他们曾在很多场合上讲要学河南，超过河南，到底要搞什么鬼，必须彻底交待。

《人民日报》在今年先后派二批记者来湖北共五人，先二人后三人，根据《人民日报》揭发，这些人是来搞情报的。谁与这些人来往密切？那些记者的住处门庭若市，到底搞了什么活动，送了些什么黑材料，与“四人帮”有什么勾结？夏、朱在各场合说他们与上面有联系，有他们的一条线，上面支持他们，是什么线，必须交待清楚。

沈在今年四月间公开贴李先念副总理的大字报，那时候武汉这类大字报满天飞。南京贴了张春桥的大字报，马上制止。我们湖北点李先念的名，省委几次发报请示都没有着落。沈这样搞一定有来头，幕后指挥是谁要彻底交待。夏、朱等以中央委员、革委会副主任的名义公开贴大字报发号召，在武胜路把五个书记也揪去了，搞无政府主义，还插手各地县各单位。他们有一条线自成体系，这和“四人帮”的阴谋活动有密切联系，必须彻底交待。

对夏、朱、沈等人与“四人帮”的联系要放手发动群众，充分揭发，把广泛揭发与内查外调结合起来，这次一定要把问题搞清楚，把湖北搞得不安宁的总根子挖出来，要相信群众的多数，掩盖是不行的。对夏、朱、沈等人，希望他们能按中央16号文件精神，尽快觉悟过来，交待问题，党的政策是明白的，交待清了，立场转变过来了，就好。如不能觉悟，坚持不改，责任在自己身上。

二、要放手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热情支持群众揭发。“四人帮”手伸得很长，从湖北来讲，我们有亲身体会。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指示贯彻不下去，党的一元化领导无法实现。“四人帮”对下面点火放火，公开与中央指示对抗。中央不叫搞串联，打招呼会议（指批邓时）江青的讲话说不传达，我们还没有回来就传达下去了，点名放火，“四人帮”利用他们掌握的舆论工具煽风点火，兴风作浪。跟大家说，我们是“信文不信章”。他们派记者到处溜，从他们据点里、他们的根据地里抛材料，造谣言，上搞中央副总理，下搞省市负责人，从几个点指挥全国，闹得全国对毛主席指示没有办法贯彻执行。说要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是要把党委套住，既要你工作，又不让你工作，闹得你不好下台，最后把你整垮。在“四人帮”干扰下，我省革命、生产受到极其严重破坏，这是有目共睹的。“四人帮”在湖北的罪行必须彻底批判，肃清流毒。凡与“四人帮”有牵连，送过材料、写过信的，都要交待。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中央16号文件，已经传达学习了，有问题现在不讲，是不好的，你不讲，群众要讲，迟讲不如早讲，稳不住，拖不过，首先要交待、讲清，交待清了，讲清了，我们会按中央文件政策办的。

三、同“四人帮”的斗争一定按16号文件精神，认真贯彻16号文件，一律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各级党委要站在运动前列，与群众在一起，同时要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采取强有力措施，消除派性，不准拉山头，不准搞串联，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战斗队。

四、省委今年九月对省革委会部分常委作了安排决定，这个决定是有缺点有错误的，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现在宣布不算数。这方面的缺点、错误欢迎批评。

五、省里的缺点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欢迎批评。我在十月十四日的讲话有缺点错误，同志们批评，我表示欢迎并决心改进。

（此记录稿当时下发省内各基层党组织）

附录十九：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82）9号（中共中央关于批转《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中央同意“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关于《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现转发给你们，请同陈云同志的重要批件和胡耀邦同志在这次座谈会上的讲话一起传达，认真贯彻执行。

“文化文革命”是一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有直接、间接牵连的人很多，各人的情况不尽相同。中央一贯强调，对“两案”审理工作，要采取审慎的方针，严格执行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政策。陈云同志的批件，对“两案”审理工作的指导方针作了更为完整的概括，是中央处理“两案”问题的总的指导思想。胡耀邦同志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对陈云同志的批件，对中央“两案”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作了充分的深刻的阐述，《纪要》则进一步加以具体化。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在此基础上，按照胡耀邦同志和陈云同志阐明的中央对“两案”处理的方针政策和《纪要》中的一些具体规定，审慎地处理本地区本部门的两案工作。

中共中央

一九八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此件发至地、师级。胡耀邦同志讲话见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九日书记处研究室《情况通报》第150期。陈云同志的重要批件，已在胡耀邦同志的讲话中全文传达。）

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六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陈云同志就“两案”审理工作写了重要批件，胡耀邦同志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根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学习讨论了中央有关“两案”定性处理的方针、政策，以及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批示；分析了全国“两案”定性处理的情况；讨论平衡了“两案”中受审查的属于中央管理，省、市、自治区或中央部委一级管理的拟判刑人员和属于中央管理的拟开除党籍人员的名单；研究了“两案”定性处理的有关具体政策。

（—）

会议一致认为，粉碎“四人帮”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开展的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清查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基本上查清了同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摧毁了他们的帮派体系，教育、挽救了一大批犯错误的干部。这次清查运动，对于稳定政治局面，促进安定团结，分清党内是非，端正党风，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起了重大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央的领导下，“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先后召开过四次“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反复研究了关于“两案”定性处理的方针、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对受审查人员的定性处理做了大量工作，到目前为止，已处理百分之六十以上。

会议认为，这次清查运动，贯彻了中央的正确方针和“冷”处理的措施，进行得比较稳妥。但是，在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地区和部门对受审查人员的处理定性偏高了一点，处分偏重了一点，也有搞错了的；少数地区和部门也有该清查而没有清查的，有的“三神人”还在领导岗位上。

会议指出，这次清查运动，由于斗争尖锐，情况复杂，牵涉面广，持续时间比较长，出现一些问题是难以避免的。当前，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央对“两案”定性处理的方针、政策，抓紧做好审查结论和组织处理工作，妥善地解决好这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使运动善始善终。

（二）

会议认为，“两案”中受审查人员的问题，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文化大革命”从全局来说，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在这场极其错综复杂的斗争中，除了若干阴谋野心家以外，当时许多人说错话，办错事，或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犯有一些罪行，都要考虑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因此，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处理这场政治斗争的办法，不能从局部角度、暂时的观点来处理，必须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对“两案”受审查人员问题的处理，采取“从宽从缓”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在“两案”定性处理中要留有余地。历史经验证明，凡是处理过头或不留余地，就容易带来长久的后遗症。只有这样认识和处理问题，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更有利。

会议认为，在“两案”定性处理中，一定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定为敌我矛盾性质的面要小，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要判刑的，只限于参与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和叛乱；直接策划、亲自参与阴谋篡夺省、市、自治区或中央、国家机关部委领导权的野心分子；直接策划、亲自参与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迫害干部群众，造成严重后果，罪恶昭彰，不判刑不足以平民愤的极少数人。就全国来说，在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之后，要把判刑的人数缩小到最低限度。对于犯有一般罪行甚至比较严重罪行的，只要认罪态度较好，在历史上为党为人民作过一定贡献的，即应据情从宽处理：有的免予起诉；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暂缓处理，以观后效；有的保留党籍，给予其它纪律处分。

对犯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进行处理。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待一个同志，要重在现实表现。只要犯错误的同志真诚地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对自己所犯错误有了认识，作了检查，吸取了教训，就应从宽处理。对少数错误严重，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品质很坏的人，则要给予应得的处分。

对受审查人员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要慎重掌握。行政处理不宜采取开除公职的办法。

会议指出，讲从宽是有原则的，是要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不是宽大无边，马虎了事，“一风吹”。对于确有错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本人拒不认错，甚至无理取闹的，要批评教育，如仍坚持不改的，则要从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对有罪不认罪，蓄意制造事端的，要给予严厉打击。对林彪、“四人帮”残余势力的动向应密切注意，切不可以失去警惕，要防止他们利用党的从宽政策进行破坏活动。

（三）

会议就执行“两案”定性处理政策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以下的解决意见：

1.对受审查人员的结论，可采取写实的方法。犯有罪行的，是什么罪就写什么罪，除判刑的以外，不戴“分子”的帽子；犯有错误的，是什么错误就写什么错误，一般不用“政治错误”和“严重政治错误”的定语。对于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只要把问题说清楚了，接受教训，可不作结论。*c7U4e)a0K:y

审查结论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有的问题查不到证据或证据不足的不写入结论；罪与错难以分清的就以错认定。认定问题要恰如其分，不要无限上纲。事实材料要与本人核实，审查结论一定要同本人见面。

2.对犯错误人员在作出审查结论以后，应根据其错误程度、认错态度、工作能力，由有关部门按照党的干部政策分配适当工作或进行适当安置。有的可以分配相应的工作，有的可以降级降职使用，有的可以回到生产劳动岗位。对年老多病不能工作的，可按有关规定作离休或退休处理。

3.对受审查人员中不予起诉的和依法作出免予起诉的，都由原单位负责，或与有关部门商定，酌情安置。不予起诉人员中适合工作的，分配适当工作，除给予降级处分的以外，一般应维持原来工资；对年老多病不能工作的，可按有关规定作退休处理。对免予起诉人员在未安排适当工作以前，根据本人具体情况，每月发给生活补助费五十元至二百元，但不能超过原工资。

4.凡清查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军队可按有关规定执行）。

5.凡被拘留、逮捕、判刑，经审查无罪释放的，以及开除公职经复查属于开除错了的，有关工资补发问题，可参照一九八一年四月中央对湖南省委关于补发工资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复精神办理。

6.对犯错误人员给予降低工资级别处分的，一般不要超过两级。对已作过降级处分超过此限的，可按此规定改正。但原处理扣发的工资不再补发。

7.对在清查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包括自杀）人员，应实事求是地作出组织结论，写明主要问题和死亡情况。除犯有严重罪行畏罪自杀的以外，其抚恤和遗属生活补助按正常死亡对待。

8.受审查人员，凡不作组织结论的，本人写的检查材料退还本人，其他材料由组织负责清理按有关规定处理；凡由组织作结论和给予处分的，其错误事实材料、证明材料、本人检查材料和对组织结论的意见，应归入本人档案。

9.对判刑和开除党籍的案件，进行必要的复查（复议）时，主要是由领导上掌握，内部进行案卷审理（注意不要造成复查风），结合必要的调查研究，核实材料。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确实错了的应予纠正，定性不当、处分过重的要降下来，判刑畸重的可在适当时机酌情改判，或在适当时机提前释放。

复查（复议）工作，由原结论处理的单位负责。对军队干部已作离队处理的，不再收回军队，由军队原结论处理单位与本人现所在地方的组织联系解决。

10.有的地区和部门该清查而没有清查的，应该结合在改善党的领导、端正党风的工作中继续完成。“三种人”仍在领导岗位上的，都必须从各级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对他们的处理，要根据事实，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根据本人的态度和现实表现，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处理的方法，由组织，人事、纪律检查部门按正常的干部管理权限，一个一个地解决。对其他犯有严重罪行或严重错误该清查而未清查的，也要按照正常的手续，由原单位负责查清处理。

11.凡属中央管理的干部，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和只做结论不予处分的，报中央审批。

凡属省、市、自治区或中央部委一级管理的干部，给予判刑和开除党籍的，由省、市、自治区党委或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党组）根据这次会议精神，认真、慎重地讨论决定，报中央备案。

（四）

会议认为，对受审查人员的定性处理，是一项政策性很强、很细致的工作。做好这项工作，有利于巩固清查运动的成果；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利于纯洁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四化建设。

各级党委要把这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要加强领导，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适当充实加强工作班子，把工作做深做细做扎实。

要加深对“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案件的处理实行从宽政策的意义的认识，进一步统一政策思想。要做好办案人员的思想工作，充分肯定他们的工作成绩，提高他们的政策思想水平，做好定性处理工作。要向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宣传“两案”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使党的政策为广大群众所理解。

要分析犯错误人员的思想状况，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和教育，有针对性地做思想转化工作，教育他们正视错误，吸取教训。对他们提出的意见和要求，要耐心听取和分析，凡是合理的、正确的要予以采纳和解决。

会议指出，在“两案”定性处理工作中，要防止以感情代替政策，防止派性干扰。要保护参加“两案”工作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不允许清查对象和其他任何人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要教育全体党员和干部从大局出发，向前看。各级领导同志要以身作则，善始善终地做好这一工作，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同心同德，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一九八二年二月三日发出）

附录二十：中共湖北省委文件鄂发（1982）26号（印发《黄知真同志在第四次全省“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

各地、市、县委，省军区党委，省委各部委，省级国家机关各委办局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

省委同意黄知真同志在第四次全省“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现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加强对“两案”审理工作的领导，认真学习，坚决执行中央关于“两案”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审慎地处理受审人员的问题，善始善终地完成好“两案”审理工作的任务。

中共湖北省委

一九八二年四月八日

黄知真同志在第四次全省“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根据记录整理）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七日

同志们：

这次请大家来开会，是为了传达贯彻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精神和中发（1982）9号文件，讨论研究善始善终地作好我省的“两案”审理工作问题。

会议期间，大家认真学习了陈云同志的重要批件，学习了耀邦同志的重要讲话和中央9号文件。联系我省“两案”定性处理的实际，分析了情况，肯定了成绩，交流了经验，检查了存在的问题，研究了今后的工作部署，会议开得是好的。现在我就会议讨论的情况，讲几个问题。

第一，讲一讲统一认识的问题。

陈云同志的批件、耀邦同志的讲话和中央9号文件很重要。我们处理“两案”的思想认识要统一到这三个文件上来。陈云同志的批件，对“两案”审理工作的指导方针作了完整的概括。胡耀邦同志的讲话，对陈云同志的批件，对中央“两案”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作了充分的深刻的阐述。《纪要》则进一步加以具体化。

中央在处理“两案”问题上，始终考虑了“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因为“两案”中受审查人员犯错误和犯罪的问题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乱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而“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一场内乱。陈云同志在批件中指出：从全局来说，“文化大革命”，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因此，处理这场斗争，除了对于若干个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用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所谓用政治斗争的办法，就是重在教育，分清是非，提高认识，总结经验，从而达到团结大多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目的。也就是在处理人的问题上，要持宽大方针。这是以我们党的最高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出发点的，也是为了使我们党今后若干代对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我们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还缺乏正确认识，主要是忽视了“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过去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往往在局部问题上考虑的比较多，从全局考虑的少；从现象上、思想感情上考虑的比较多，从党的方针政策上考虑的少。因此，在谈到处理“两案”方针政策时，原则上表示拥护，一遇到处理具体的人和事时就想不通。我们不能这样认识和处理问题，必须从全局出发，以党的最高利益和长远利益为重，正确而又妥善地处理好“两案”问题。对“两案”的定性处理，是否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是检验我们在政治上是否与中央保持一致的一个标志。

中央一贯强调，处理“两案”问题要采取审慎的方针，从一九七九年八月第一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到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中央领导同志邓小平、胡耀邦、陈云以及黄克诚、王鹤寿等同志，都先后作过指示、对“两案”定性处理要“从宽从缓”，处理面宜窄不宜宽，处理人宜少不宜多，尽量缩小判刑和处分的范围。要“通盘考虑，全国平衡”。要持非常慎重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材料要扎扎实实，处理要公平合理，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的精神，严肃认真地处理好“两案”问题。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判刑的面要严格控制，要缩小到最低限度。定敌我矛盾性质要判刑的只限于《纪要》中规定的四条。联系我省实际情况，要判刑的，主要是第三、第四两条，即直接策划、亲自参与阴谋篡夺省一级领导权的野心分子；直接策划、亲自参与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迫害干部群众，造成严重后果，罪恶昭彰，不判不足以平民愤的极少数人。属于打砸抢性质的问题，仍按中发（1978）48号文件精神处理。

对犯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人的处理，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处理的人要少，处分要从宽。只要能够检查、认识、改正错误，拥护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就应从宽处理。要给处分的只是少数错误严重，态度不好，品质很坏的人。开除党籍要慎重，要从严掌握，可开除可不开除的就不开除。行政处理不宜采取“开除公职”的办法。

当然，我们讲从宽处理并不是不讲原则，也不是宽大无边、“一风吹”。是要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按照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对于那些确有严重错误，需要给予纪律处分的，要给予处分；对少数拒不认错，甚至无理取闹，经批评教育仍坚持不改的，要从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对有罪不认罪，蓄意制造事端的，要给予严厉打击。要密切注意林彪、“四人帮”残余势力的动向，防止他们利用党的从宽政策进行破坏和捣乱。如果发现他们在政治上捣乱，在经济上犯罪，各级领导就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原则，进行斗争。对触犯刑律的要依法从重从快惩处。

对清查运动和“两案”审理工作的估价问题，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明确指出：粉碎“四人帮”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开展的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清查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基本上查清了同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人和事，摧毁了他们的帮派体系，教育挽救了一大批犯错误的干部。《纪要》还指出，这次清查运动，贯彻了中央正确方针和“冷处理”的措施，进行得比较稳妥。但是在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地区和部门对受审查人员的处理定性偏高了一点，处分偏重了一点，也有搞错了的；少数地区和部门也有该清查而没有清查的，有的“三种人”还在领导岗位上。这个估价是正确的，是符合我省实际情况的。u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我们根据中央的部署，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群众性的揭批查运动，对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了清查。全省立案审查的近八千人，其中拘留、逮捕审查的九百多人，隔离、离职、停职审查的近四百人，采取其他形式（如办学习班）审查的六千多人。一九七七年底以来，省委根据运动的发展情况，先后发出通知，要各地停止办“五不准”学习班；对采取监护审查措施的，除个别人经省委批准继续实行监护审查外，其余一律解除监护。各地都执行了省委的通知，对四千多人作为说错话、办错事予以解脱。对拘留、逮捕审查的九百多人也及时地进行了清查审理，到一九八○年春，共释放了六百六十余人。

一九七九年九月，在清查运动基本结束的基础上，转入了“两案”审理。全省需要审理的共有三千五百多人，到目前为止，已经结论处理了一千九百多人，占需要审理的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五。其中作敌我矛盾处理的（主要属于打砸抢性质的）依法判刑的一百九十多人，作内部问题结论处理的一千七百多人，其中开除党籍的一百五十多人，待结论处理的一千六百多人。

总的来看，我省的清查是比较彻底的。目前县以上的党委、政府领导班子里面还没有发现“三种人”。从执行政策看也是比较稳妥的，基本坚持了“从宽从缓”的方针，判刑和开除党籍的都控制得比较严，不予判刑和不作结论处理的都及时予以解放和解脱，拟作内部问题结论处理的，大部分还没有结论处理，省管以上受审查的24名老干部，一个也没有处理。可以说，我省的清查运动和“两案”审理工作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的。这对于稳定我省的政治局面，促进安定团结，分清党内是非，端正党风，调整和加强领导班子，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都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主要是对部分受审查人员的处理定性偏高了一点，处分偏重了一点，也有搞错了的，个别单位也有清查不彻底的。应当指出，由于清查中斗争尖锐，情况复杂，牵涉面广，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出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只要我们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9号文件上来，在实际工作中按中央的方针政策办事，这些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第二，讲一讲工作部署问题。

关于工作部署问题，总的讲，要按照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和中央9号文件的精神，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积极而又审慎地搞好“两案”定性处理，争取今年十月底以前基本上完成这项工作。这里我着重讲两点：

一是对已作结论处理的案件，不论是判刑的或是作内部结论处理的，都要有领导、有计划的进行复议。复议的重点是那些给予判刑、开除党籍、留党察看、撤职处分的和明显处理错了的案件。在复议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原定事实失实，或者混淆了两类矛盾性质，确实搞错了的，要坚决纠正过来；对于定性不准，处分过重，应该减轻处分的，要降下来；可判刑可不判刑的就不判，党籍可开除可不开除的，就不开除。被错开除了公职的，要收回来；对于原结论中写上了“政治错误”、“严重政治错误”的定语或用词不当的，要采取写实的办法，作必要的修改。凡经过复议，作了改动的，审查结论和处分决定要同本人见面。手续不完备的，要补办手续。

二是对未作结论处理的案件，要按照中央9号文件精神，抓紧办理。首先要核实材料，在核实材料的基础上，按照中央9号文件精神，审慎作出决定。对于说了错话，办了错事的，只要把问题说清楚了，接受了教训，就不作结论，尽快予以解脱。

对于需要作结论处理的，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结论处理。审查结论要采取写实的办法，是什么错误就写什么错误。错误事实要与证据材料相吻合，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正确，处理恰当，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审查结论和处分决定，要按照《党章》和《准则》的规定，同本人见面，并由本人签署意见。属于省管干部的审查结论和处分决定，要求在六月底以前报省审批。

对于在押未决的案件，要抓紧审理。需要判刑的，要在五月底以前依法判决；不够判刑的，要做好工作，尽快予以释放，并由原单位负责，酌情予以安置。

第三，讲一讲有关执行政策中的几个具体问题。

关于“两案”定性处理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中央9号文件已有明确规定。总的讲，这些规定是符合我省实际情况的，应该坚决贯彻执行。过去，我们在“两案”定性处理中，也遇到和处理过这方面的问题，现在看来，对多数问题的处理是符合这个精神的，但对有的问题的处理并不完全符合中央的规定。凡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就坚持，不符合的，就改过来。现在，我就大家提出的几个具体的问题讲点意见：

第一个是对犯错误人员在作出审查结论或给予处分以后的安置问题。对犯错误人员，思想教育要从严，组织处理要从宽、安排使用要慎重。要根据他们的错误程度、认错态度、工作能力，由原主管部门按照党的干部政策，分配适当工作或作适当安置。《纪要》中规定的“有的可以回到生产劳动岗位”，是指“文化大革命”前是工人、农民，“文化大革命”中结合到各级领导班子或作干部使用的那部分人，原来是干部的，还是作干部对待。对那些说错话，办错事，不作结论处理，至今没有安排或安置的，应由原单位提出意见，报请主管部门尽快予以落实。

第二个是对受审查人员中不予起诉、免予起诉或免予刑事处分的，都由原单位负责安置。个别不宜回原单位的，亦由原单位商同有关部门酌情安置。

第三个是“两案”中被拘留、逮捕、判刑，经审查无罪释放的，以及开除公职开除错了的人员工资补发问题。根据我省情况，可参照一九八一年二月十八日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局、人事局《关于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中，补发工资的联合通知》和六月二十三日的《补充通知》办理。

第四个是对不作结论的受审查人员的材料处理问题。按《纪要》规定，本人写的检查材料，退还本人。其他材料，属于清查方面的，由组织上清理销毁；属于个人政治历史、生活作风等方面的，按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五个是关于受审查人员结论处理的审批权限问题。中央纪委二办（1981）5号文件已作明确规定，我们要参照执行。属于省管干部，不论是给处分的，或只作结论不给处分的，都要报省审批。其中“文化大革命”前是工人、农民、学生或一般干部，“文化大革命”期间，结合为省管干部职务的，委托地、市、大型企事业、省直各战线审批，报省备案。结论处理工作的要求，按中纪委二办（1982）13号文件精神办理。

原经省平衡、批准判刑的，经复议需要进行改判或撤销原判的，由各地、市委决定，报省备案。

第四，讲一讲加强领导问题。

中央和耀邦同志一再强调要加强对“两案”审理工作的领导。这项工作很重要，政策性很强，牵涉面广，情况又错综复杂。因此，我们要切实加强领导，把它列入党委的议事日程，并明确专人分管。“两案”审理领导小组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具体抓好这项工作，负责到底。工作班子撤了的要恢复起来，力量不足的，要适当充实。“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及其工作班子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贯彻党对处理“两案”的方针政策；了解和掌握“两案”审理工作情况，分析研究有关问题；当好党委的参谋，协调有关部门的工作，善始善终地完成好“两案”审理的工作任务。对受审查人员的结论处理，应按照党纪、政纪和法律规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职责范围，分别由各职能部门办理。属于党员要作结论或给党纪处分的，由纪律检查委员会受理；属于非党干部要作结论或者给予行政处分的（包括党员干部的行政处分）由人事部门受理；属于依法处理的（包括不予起诉、免予起诉和免予刑事处分）由公、检、法机关受理；属于工作安排、安置问题，由组织、人事、劳动部门负责。要做到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各负其责，既互相配合，又互不代替。

各级党委必须明确，在“两案”审理工作中，要从始至终地宣传好党的政策，做好干部、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党的政策为他们所理解。要保护参加清查和“两案”审理工作的干部和积极分子，要肯定他们的成绩，提高他们的政策思想水平，要支持他们的工作，决不允许清查对象和其他任何人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要做好受审查人员的思想转化工作，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帮助和教育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对他们提出的意见和要求，要耐心听取，认真分析，正确的就采纳，合理的就解决，错误的要说服教育，无理取闹的要批评，坚持不改的，要严肃处理。

同志们！“两案”审理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对于巩固清查运动的成果，巩固和发展我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纯洁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四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一定要积极地、审慎地做好这项工作，善始善终地完成好这项历史任务。

尾声

尽人皆知，1976年10月发生了违纪违宪的篡党窃国政变。走资派及其精英们弹冠相庆，同时编造谎言，罗织罪名，给投身文革的革命造反派扣上无数顶经过妖魔化、小丑化的帽子，又对伟大领袖毛主席造谣污蔑，大搞非毛化、去毛化。武汉的一些文革造反派义愤填膺，2007年5月由曹承义、柳英发、彭勋和顾建棠等酝酿、发起，2007年10月8日谢望春、杨道远、吴焱金、曹承义、柳英发、赵文成、余明生、刘传福、彭勋、林子忠、王光照、刘素珍、王小青和顾建棠等开了一个座谈会，决定写一部武汉文革史为文革正名，为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唱赞歌。大家推我做召集人，成立写作班子，定名为“1008”工程，曹承义、赵文成、王小青、彭勋等出资支助，彭勋写出“1008”工程的写作提纲，后因种种原因没搞成。但我们的决心没有动摇，当时柳英发与彭勋和我商量，先从个人写文革回忆录入手，然后以此为基础，再来写武汉文革史。

我就此开始打腹稿，2009年10月动笔。起初书名叫“文化大革命实践篇”，但在撰稿中总感到这个书名不称心。当时感受到造反派内部有的同志因在文革中特别是在“揭批查”中遭受严重打击，大有悔不当初、“生不逢时”之感，这当然也可说是人之常情。我想，我要是当林一山的“保皇”派当到底，肯定不是现在衣食无着的下场。我该不该悔不当初、哀叹“生不逢时”？不，决不。所以我就把书名改为“生逢其时”，并向彭勋请教，彭勋建议就以“生逢其时”为此书冠名。

我之所以把章标题定为“九字双行”，缘于毛主席九月九日发动领导秋收起义，九月九日又是他老人家归天之日；节标题定为“十字单行”，缘于毛主席发动领导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九字双行”同“十字单行”相加是二十八字，以示毛主席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八年，建成了令美帝、苏修敬畏，深受被压迫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爱戴的东方大国。谨以此寄寓满怀崇敬。

作者

2014年2月8日

Table of Contents

学习《生逢其时》一书的几点体会

读《生逢其时》有感

读《生逢其时》书稿有感

生逢文革，此生大幸

我们走过的是一个火红的年代

自序

目录

引子

第一章林一山整群众背方向顾建棠跟党委当“保皇”

第1节文化大革命前的林一山

第2节文化大革命前的顾建棠

第3节长办党委执行资反路线

第4节党委选定的“保皇”领头人

第二章省委工作组整林受阻辨识正误顾建棠转向

第5节王海山亮相直指林一山

第6节林一山王海山明争暗斗

第7节红八月毛主席拨正方向

第8节我写了一张转向大字报

第9节工作组撤离林一山掀浪

第三章　省委发密函保林复出奋起抗争向省委造反

第10节 要求省委收回保林成命

第11节 大辩论舌战省委王书记

第12节 红旗总部蓄意造谣破坏

第13节 被迫筹款组团赴京控告

第14节 捍卫阵线揪林上京批斗

第15节 总理支持长办同志造反

第16节 省委保林信的出台背景

第17节 省委认错后的长办两派

第18节 讨要黑材料为群众平反

第19节 林一山因困惑记恨报复

第四章 黄鹤楼喜迎一月风暴 陈再道看作右派翻天

第20节 武汉三镇掀起夺权大潮

第21节 陈再道抱着成见来支左

第22节 为联司夺权一访李守宪

第23节 长办造委奉旨搞假夺权

第24节 为联司夺权二访李守宪

第25节 联司因势利导搞真夺权

第26节 抵制支保吃左的反夺权

第五章 夺权起纷争兄弟反目 走资派乘机一箭双雕

第27节 一·二六夺权与二八声明

第28节 “香”“毒”之争中的长办联司

第29节 陈再道拉“毒”打“香”各击破

第六章 毛主席怒斥“二月逆流” 反目兄弟齐揪“武老谭”

第30节 毛主席严斥逆流发难人

第31节 昔日好战友同揪“武老谭”

第32节 长办联司确定“揪谭”方针

第33节 揪长办“谭氏人物”黄世忠

第34节 联司尽全力与“武老谭”斗

第七章 造反派誓为工总翻案 武老谭组织暴力围剿

第35节 武老谭操纵的百万雄师

第36节 百万雄师打砸抢抓烧杀

第37节 长办联司在抗暴斗争中

第38节 危急关头专电请示总理

第39节 组织长办联司全面撤离

第八章 大撤退落虎口险丧命 众战友施巧计脱险境

第40节 岱家山被抓暴打死临头

第41节 假杀头坐钉袋突击夜审

第42节 百万雄师私牢中的抗争

第43节 战友们出妙招营救脱险

第44节 昔日冤家聚首共话当年

第九章 群情激奋欢歌庆胜利 长办联司面临分裂境

第45节 郭主任痛陈乱象忧分裂

第46节 真情实意保护“造委”头头

第十章 钢新内斗偏离大方向 狂刮钢风长办遭大殃

第47节 钢新在京代表开打派仗

第48节 在京钢派独占《武汉烈火》

第49节 钢化反钢化派仗战不休

第50节 钢风满江城长办吞恶果

第十一章 毛主席特邀谢胡访汉 总理呕心力促大联合

第51节 热烈欢迎谢胡总理访汉

第52节 群众审议的长办革委会

第53节 省革委会在争斗中成立

第54节 总理提名我进省革委会

第十二章 文革硕果长办革委会 新生事物显生机活力

第55节 长办成为整党建党典型

第56节 抓革命促生产初见成效

第57节 毛主席赞成长江第一坝

第58节 庆主席视察三峡十周年

第十三章 曾主任穿新鞋走老路 军干群难同心窝里斗

第59节 文革成果革命委员会好

第60节 省革委会的特性与现状

第61节 军方独统难以同心协力

第62节 三二八声明直指省革委

第63节 钢派抓姜一新派揪刘丰

第64节 造反派知错即改金不换

第十四章 “钢铁路”公然持枪杀人 “新施总”报复炸断铁路

第65节 急讯急电急事紧急指示

第66节 奉命参加“六二二”调查

第67节 调查是从查勘现场开始

第68节 刘春才投案有人唱反调

第69节 刘春才投案后大起风波

第70节 六二二事件的调查报告

第十五章 借清队之机秋后算帐 群体反复旧由此激起

第71节 曾主任异化工宣队方向

第72节 保文革成果进行反复旧

第73节 在长办内部发动反复旧

第74节 反复旧在长办紧急刹车

第75节 反复旧刹车我又被隔离

第76节 工军宣队指挥长被撤换

第十六章 举九二七指示尚方剑 李代桃僵滥抓北决扬

第77节 召开省革委会扩大会议

第78节 高悬尚方剑铲除造反派

第79节 怪事不怪原本就是圈套

第十七章 京鄂两地大办学习班 南北胡编乱抓五一六

第80节 曾思玉圈定学习班名单

第81节 陈伯达率先抓捕五一六

第82节 我在学习班的所作所为

第83节 林一山复出报复一大片

第84节 被重点打击的郭顾严蔡

第85节 首义路学习班贼喊捉贼

第86节 总理关注我的组织生活

第87节 曾思玉抓几十万五一六

第十八章　批林批孔军地齐上阵 曾刘制冤秘籍被曝光

第88节 省委开批林批孔座谈会

第89节 “林彪的极右路线在湖北”

第90节 受害人严常的血泪控诉

第91节 省市委同意查两清材料

第92节 湖北两清冤案部分材料

第十九章 邓小平否文革搞翻案 毛主席号召批邓反击

第93节 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

第94节 翻案风中“滚”出省革委会

第95节 响应批邓号召急速返汉

第96节 呼吁省委紧跟中央批邓

第97节 摸情况建班子帮促省委

第98节 帮促省委转弯子第一步

第99节 帮促省委转弯子第二步

第100节 帮促省委转弯子第三步

第101节 反击右倾翻案风在长办

第102节 悼主席继遗志深入批邓

第二十章 伪君子叛党发动政变 揭批查冤狱遍于神州

第103节 惊闻华国锋抓王张江姚

第104节 华氏对造反派斩草除根

第105节 揭批查万千干群陷绝境

第106节 从被隔离审查到被逮捕

第107节 看守所囚禁中见闻点滴

第108节 从保外就医到收监判刑

第109节 一人蒙冤株连老少三代

第110节 无休止的内控隐形监视

第111节 林一山的倒算不只对我

第112节 被走资派迫害概况一览

第二十一章 灭顶深渊里何以活命 昂首战寒冬发愤自救

第113节 我用穷办法对付穷环境

第114节 首闯研发羊毛脂求生路

第115节 再闯新路研发了甲壳素

第116节 三闯新路制成人造皮肤

第117节 评审鉴定填空白居领先

第118节 人造皮肤的漫漫坎坷路

第二十二章 一案蒙三冤蓄意制造 申诉五百次受而不理

第119节 违抗中央认定肆意枉判

第120节 抗中央文件刑释不安排

第121节 高院索贿不成驳回申诉

第122节 枉判错驳申冤十年无果

第123节 一案蒙三冤背后的猫腻

第二十三章 争生存维权步履维艰 俞正声批示缓我倒悬

第124节 求生存由个人走向群体

第125节 首轮群体上访诉求无果

第126节 省劳动社保厅受理诉求

第127节 受理诉求后风浪平地起

第128节 胡副厅长接手闭门推月

第129节 俞正声批示拿到“生活费”

第130节 魏小玲违“纪要”节外生枝

第131节 “生活费”被克扣又起折腾

第132节 不由原单位安排的奥秘

思考与浅识

文革是空前的，其原则是永存的

华氏党中央是违纪叛党的私货

文化大革命是失败了还是成功了？

文革中毛主席多次保护了造反派

打倒一大片与解放一大批

文化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比“武化革命”更难

造反派要有自知之明

社会主义制度存在两面性

共产党保江山的三大难题

附录

附录一：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二八声明）（载《长江日报》1967年2月8日第一版）

附录二：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严正声明（二一八声明）

附录三：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三二一通告）

附录四：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六四公告）

附录五：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

附录六：中央首长在武汉革命派组织的座谈会上的谈话纪要（八八纪要）,

附录七：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附录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附录九：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69）28号（五二七指示）

附录十：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

附录十一：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69）67号（九二七指示）M

附录十二：曾思玉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发言（1969年10月27日）

附录十三：张体学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发言（1969年10月27日）

附录十四：顾建棠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发言（1969年10月17日）

附录十五：中共湖北省委文件鄂文（1974）003号（关于刘继炎专案问题的批复）

附录十六：蔡发奋致顾建棠信（2003年11月15日）

附录十七：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

附录十八：赵辛初同志在省直机关愤怒声讨揭发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行大会上的讲话（1976年11月9日）

附录十九：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82）9号（中共中央关于批转《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附录二十：中共湖北省委文件鄂发（1982）26号（印发《黄知真同志在第四次全省“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

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