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的抗争：美国女权运动史：增订版

[美]埃莉诺·弗莱克斯纳 [美]埃伦·菲茨帕特里克 著

陈洁瑜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献词

引言

前言

1975年序

第一部分

第1章 1800年以前的美国妇女地位

第2章 争取教育平等的早期努力

第3章 妇女组织的兴起

第4章 改革的开始

第5章 1848年塞尼卡福尔斯会议

第6章 从塞尼卡福尔斯会议到南北战争

第二部分

第7章 南北战争

第8章 1860—1875年妇女的知识进步

第9章 1860—1875年工会中的妇女

第10章 选举权运动的出现

第11章 西部的第一场胜利

第12章 选举权运动的突破性进展

第13章 妇女组织的成长

第14章 工人骑士团和早期美国劳工联合会中的妇女

第15章 改革的时代和女权

第16章 选举权运动的联合

第三部分

第17章 进入20世纪

第18章 进入主流工人组织

第19章 选举权运动的成熟，1906—1913年

第20章 联邦修正案的新生，1914—1916年

第21章 局势的改变，1916—1918年

第22章 谁在反对妇女参政？

第23章 艰苦卓绝的胜利，1918—1920年

第24章 结论

后记

参考书目

注释缩写

注释

致谢

版权页

献词

谨以此书纪念

安妮·克劳福德·弗莱克斯纳（Anne Crawford Flexner,1874年6月27日—1955年1月11日）

引言

我所记录的这段历史，曾在很多方面影响我母亲的人生。她出生在肯塔基州的乔治敦，毕业于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彼时，上大学的美国南方女性还相对较少。她曾在纽约参加过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游行。她是一位著名的剧作家。对当时的女性而言，这是非常难得的。她为组建剧作家职业协会做出了许多积极的努力，并多年担任美国作家联盟剧作家协会官员。

她希望我能够成为一名作家。她的成功，让我有机会写下这本书。我怀着敬意和感激，将这本书献给她。

埃莉诺·弗莱克斯纳

前言

您手中的这本书，讲述的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运动之一。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可谓一场为时最长、最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美国政治选举制度所发起的最激进的挑战之一。一个多世纪以来，数百万人为争取妇女的选举权而矢志不渝地斗争着。倡导妇女参政的许多先驱从未在有生之年品尝过自己奋斗的果实。其中一些人虽然看到了成功，却注定要面对这场艰难的胜利所带来的那些有时令人沮丧的后果。
[1]

在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里，妇女因为习俗、惯例和法律等因素，无法拥有正式的政治权利和责任，这是我们现在很难想象的。而正是这种权利和责任，支撑并维持着美国当时还年轻的民主制度。然而，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妇女无权正式参与美国的选举政治。妇女参政论者深知，投票权不仅仅意味着能够为自己中意的候选人投票，还会创造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个体将不再会因为性别而被区分对待，每个人都会平等地享受公民待遇，也都肩负着维持社会有序运转以及创造共和国未来的责任。不仅如此，投票权也是个体参与公共事务的敲门砖；在家庭之外的广袤世界里，有着财富的汇聚和观点的交锋。只有参与公共事务，才有可能把控未来。这些，仅凭旁观政策制定和被动地寻找对应的策略，是不可能实现的。

长期以来，妇女都无法拥有选举权。这不单单是因为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妇女的身份和能力不足以参政，还因为有人精心策划阴谋，公然阻碍妇女行使民主权利。在许多方面，相比反对势力的阴谋，关于男性和女性特质和责任的固有观念更加难以被颠覆。事实上，妇女参政论者需要克服的第一个障碍，就是那些根深蒂固的对妇女的成见。许多世纪以来，妇女一直被灌输这样一种观念，即她们只属于家庭，且首要职责是照顾和维系家庭。挑战这些约束妇女能力和社会地位的观念都需要非凡的勇气和远见，更不要说颠覆了。
[2]

有些妇女已经在自己的生活中质疑甚至抛弃了主流道德标准。但如果她们想要改变社会，就必须更进一步。她们需要创造一种方法，让世人看到强加在妇女身上的桎梏，同时她们又必须防止自己的抗争被世人视为一种病态的表现，或是被嗤为不服从社会规范的人的无端妄想。这对参政论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宗教领袖，特别是19世纪出现的所谓的“科学家”，不断为女性天性被动和从属于家庭的特质提供详尽的理论支撑。也许，参政论者最艰巨的任务，是在公开场合明确反抗不公——公开演讲本身就是对传统意义上的女性特质的挑战。她们必须说服那些盲目接受陈规陋习的人，让他们重新审视当时的习俗和价值观，尽管这些东西看上去无懈可击，也从未受到公共政策的约束。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仍有数百万名男人和女人投入漫长的争取选举权的运动之中。还有更多的人在热切关注着这场运动的进程，他们为参政论者争取妇女平等政治权利的决心而鼓掌喝彩。他们的支持维系着这场运动，让它走过风雨，迎来彩虹。1920年8月，美国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生效，正式把妇女选举权纳入国家政策。对好几代参政论者来说，这意味着一场胜利，虽然它曾经看上去那么遥不可及。

在现代美国政治史上，选举权运动的戏剧性是其他历史事件所不能企及的。然而，大部分美国历史学家很少关注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故事。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决定撰写这本书时，才有所改变。尽管历史学家似乎觉得有必要记录赋予妇女选举权的宪法第十九修正案获得批准的情况，但是很少有人会去探究带来这一重大变革的漫长社会运动以及这场运动背后的力量。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是为数不多的例外。她本人就是一名积极的参政论者。她的丈夫查尔斯·比尔德虽然没有她积极，但也深受参政论的影响，两人有时还会合作著书。在《美国文明的兴起》（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1927）一书中，比尔德夫妇阐述了妇女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玛丽·比尔德在她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做了许多关于妇女和政治的工作，堪称此领域的先驱。
[3]

然而，在埃莉诺·弗莱克斯纳的《一个世纪的抗争》问世之前，关于妇女选举权的大多数历史研究都是由那些本身参与过选举权斗争的女权主义者所撰写的。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在参考书目中写道，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苏珊·安东尼（Susan Anthony）以及玛蒂尔达·盖奇（Mathilda Gage）曾在1881年和1886年编纂过《妇女参政史》（History of Woman Suffrage
）的前三卷，她们为这一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三卷书出版于女权主义者取得胜利之前。第四卷出版于1902年，由苏珊·安东尼和艾达·赫斯特德·哈珀（Ida Husted Harper）共同编纂。第五卷和第六卷均出版于1922年，由艾达·赫斯特德·哈珀独立编纂。埃莉诺·弗莱克斯纳指出，后三卷书都缺乏对历史的分析，而且在描述历史事件时，过于强调记录人名、日期、事件和区域性胜利。当然，她们对构建选举权运动这一历史事件的努力是不可被抹杀的，她们也为埃莉诺·弗莱克斯纳以及之后的历史学家进行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但是，可以想见的是，早期编年史家所描述的妇女选举权运动缺乏“客观性”，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选举权运动的参与者。
[4]

虽然当时有一些零星的历史记录，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开始撰写《一个世纪的抗争》时，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历程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无人问津的话题。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是什么促使她把视线集中到妇女选举权运动上的呢？个中原因很复杂。尽管埃莉诺·弗莱克斯纳本人并未承认过，但她的家庭经历无疑对她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她父母的人生，本身就折射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塑造女权主义的多股力量。埃莉诺·弗莱克斯纳的母亲安妮·克劳福德·弗莱克斯纳对《一个世纪的抗争》的写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895年，安妮·克劳福德·弗莱克斯纳从瓦萨学院毕业，当时美国的女大学毕业生还不多。毕业后，她成了一名颇有声望的剧作家。她对民间故事《卷心菜屯的威格斯夫人》《卷心菜屯的威格斯夫人》
[5]

的戏剧改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让她从此生活富足。正因为安妮·克劳福德·弗莱克斯纳为埃莉诺·弗莱克斯纳留下了足够的财产，埃莉诺·弗莱克斯纳才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进行这本书的研究和创作。

埃莉诺·弗莱克斯纳的父母都是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支持者。他们并肩参加了1915年夏天在纽约举行的妇女争取选举权的大游行。晚年的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对这一童年往事记忆犹新：“那个夏天，脊髓灰质炎流行，而我得了风湿热。我父母从外面回来，穿着白色的衣服，他们得把衣服全换了，才敢进我的房间。”埃莉诺·弗莱克斯纳的父亲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顾问。他在社会和公共事务方面的进步观点远近闻名。此外，他还是一位著作颇丰的作家。1910年，他发表了关于美国医学教育的报告，影响深远。他的著作还涉及包括教育在内的广泛社会议题。对埃莉诺·弗莱克斯纳而言，有如此成功的父母有时像是一种负担。她后来回忆说：“在别人眼里，我只是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的女儿。”这让她感到厌倦。“每当有人介绍我的时候，就会有人问，到底是弗莱克斯纳家的哪个？我花了好长时间才让我的名字不依赖于父母而独立存在。”
[6]

除了父母的影响之外，埃莉诺·弗莱克斯纳从小就显露出了对历史研究的浓厚兴趣。她就读于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主修历史和英语，还参加了一个强调小组学习的创新荣誉课程。她本科论文的主题是玛丽·都铎，这篇论文为她赢得了奖学金，可以去牛津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深造。1930年从斯沃斯莫尔学院毕业后，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就去了牛津。在那里，她继续学习历史。但遗憾的是，尽管她接受了多年循序渐进的教育，但她的拉丁文并不能达到获得牛津大学学位的要求。尽管如此，她还是在历史学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准备论文写作的研究过程中，她需要阅读大量一手文献，而她对整个过程甘之如饴。
[7]

相比家庭影响、学术兴趣和学术训练，对这本书的写作影响最大的，还是20世纪3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当时，埃莉诺·弗莱克斯纳从英国回到美国，大萧条刚刚开始。美国因经济崩溃而风雨飘摇，凄惨的景象随处可见。仅在纽约市，就出现失业率急速上升、申请救济的人数不断增加的现象，这些都是苦难的明证。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回忆道：“我回来的时候，大萧条已经很严重了。不过，因为我父母的收入都是固定且有保障的，我们家得以奇迹般地免受苦难……我觉得我有必要去感受一下国内所发生的一切。”恰巧，埃莉诺·弗莱克斯纳的一个堂兄把她介绍给了福利委员会。福利委员会下设许多志愿救济机构。当时罗斯福还未当选总统，政府赈济失业者和贫困者的努力远远无法满足他们的实际需求。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在福利委员会的杂志上写道：“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令人不寒而栗。同时，我也像很多人一样被罪恶感吞噬。我得以幸免于难，但这并不是因为我多有能耐。”
[8]

不久之后，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开始尝试戏剧创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世人听到她内心的社会良知。她这种对戏剧的热爱，和她的母亲一样。30年代初，她加入了纽约的一家小型轮演剧团。虽然这个剧团最终因缺乏资金而倒闭，但她已经把戏剧当成了表达自己情感和思想的途径。她开始写一些关于社会和经济动荡以及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剧本。她的一部戏剧作品讲述了1934—1935年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反抗地方当局的故事，它关注的正是法西斯主义兴起这一话题。1934年，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开始为好莱坞出版商海伦·多伊奇工作。她的第一份工资即来源于此。多伊奇当时负责的剧作包括马克斯韦尔·安德森（Maxwell Anderson）的《冬景》（Winterset
），这部作品取材于臭名昭著的萨科和万泽蒂案。
[9]

随后，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去了《新戏剧杂志》（New Theatre Magazine
）工作。在政治上，她越发向左派组织靠拢，试图调动人们对社会和政局的不满情绪，从而组织激进的社会运动，其中就包括戏剧艺术委员会（Theatre Arts Committee）。1936年，尽管时局艰难，戏剧艺术委员会依然为当时深陷内战的西班牙共和党人筹集资金。当时的埃莉诺·弗莱克斯纳是该委员会出版物TAC
的负责人，这让她在纽约戏剧界的激进主义工作中异常繁忙。1937年，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开始撰写《1918—1938年的美国剧作家：远离现实的戏剧》（American Playwrights,1918—1938：The Theatre Retreats from Reality
，1938）。在这本书中，她赋予了剧作家们针砭时弊的责任：“只有那些坚持关注社会现实的、激进的戏剧，才是精彩的。一旦戏剧创作瞄准奢侈的生活，或仅仅是为了好莱坞而创作，那么这些作品本身就少了些生动性，效果也没那么好了。”
[10]

那时候，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已经加入了美国共产党。虽然她最终认为自己“过于自我和独立”，以至于缺乏“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素养”，但在30年代，她还是为共产党的工作付出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直到40年代，她依然与激进组织和活动家保持密切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她与左派的密切关系、组织劳工运动的经验以及她所参与的政治活动都对《一个世纪的抗争》的写作和内容有着重要的影响。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后来回忆道：“老实说，30年代的激进运动激发了我对女性的关注和热情。就像许多和我情况相似的人一样，我当时的境遇比我所知的大多数人都要好得多。后者遭遇了各种波折，并为之苦苦挣扎，而我从未经历过这些。为此，我有着很深的负罪感。我曾说过，任何还有点良知的人都加入了左派运动，或者至少和左派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左派运动是唯一在尝试改变美国所深陷的经济困境的社会运动。”
[11]

左派运动对埃莉诺·弗莱克斯纳有着非常深的影响。她甚至认为，正是左派运动让人们开始关注美国的黑人和女性。这一论断肯定了20世纪30年代历史工作的重要成果，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20世纪初其他历史事件和思潮对黑人和女性所产生的影响。80年代初，埃莉诺·弗莱克斯纳解释说：“我想强调的是，共产党，以及像《新大众》（New Masses
）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物，激发了白人对黑人历史、思想与文学的兴趣。当时，几乎没有白人会对这些感兴趣。此后，它们又引发了对女权和女性意识形态的关注。”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很清楚，是加入共产党的经历让她下定决心要写一本关于女性历史的书。她说：“很多人把《一个世纪的抗争》称为经典，把它看作一部‘扛鼎之作’（其实我不这么看，但它确实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但要论这本书的起源，那就不得不提到我当时结交的几位共产党人，比如伊丽莎白·格利·弗林（Elizabeth Gurley Flynn）和克劳迪娅·琼斯（Claudia Jones）。尤其是后者，当时白人对她知之甚少。”
[12]

埃莉诺·弗莱克斯纳是通过玛丽安·巴克拉克（Marian Bachrach）接触到这些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巴克拉克是美国共产党内的一位重要人物，也是埃莉诺·弗莱克斯纳极为敬重的好友。在她的印象中，巴克拉克“善于变通，但并不是那种只有煽动力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充满智慧、有同理心、光彩照人的女性，像她这样的人并不多”。她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对埃莉诺·弗莱克斯纳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她是这场运动中为数不多和我有相似知识背景的人，而且她和我一样阅读面广泛。”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回忆说，“当时的共产党人大多在为生计挣扎，无法接受真正广泛的教育。”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和巴克拉克都来自富裕的家庭，这也让她们二人和左派团体中许多工人阶级参与者截然不同。随着《史密斯法案》的施行，加入或拥护任何致力于用武力或暴力推翻政府的组织，都变成了违法行为。即便如此，巴克拉克依然以记者身份推进了共产党的各项目标。她因此被起诉，但因为当时她已经身患癌症，所以她从未因为共产党身份而受到审判。1957年，巴克拉克不幸去世，这对埃莉诺·弗莱克斯纳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1982年，在巴克拉克去世25年后，埃莉诺·弗莱克斯纳依然为此深感悲痛：“我每天都希望她还和我们在一起。”
[13]

巴克拉克曾建议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去参加伊丽莎白·格利·弗林在纽约的演讲。这件事大约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弗林是一名热情的爱尔兰裔美国劳工组织者，被称为“叛逆女孩”。在她的努力下，激进组织世界产业工人联盟
[14]

诞生了。到1937年，她已然成为美国共产党内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回忆道：“伊丽莎白·格利·弗林的演讲让我第一次听说洛厄尔纺织工厂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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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妇女工人运动领袖。受弗林那些生动故事的感召，我开始如饥似渴地在图书馆搜寻这方面的书。弗林是那种老派的演说家，充满了似火的激情和力量。从那天起，我开始对她演讲中所描述的人和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埃莉诺·弗莱克斯纳的好奇心并没有得到满足。她失望地发现，弗林在演讲中所描绘的女工们栩栩如生的英雄事迹，在其他历史书中却鲜有提及。共产党一向非常支持妇女关注马克思主义。她认为，美国历史上的那些事件，足够让她写成一个精彩的故事。“我就是这么开始的。因为没有其他书可读，于是我决定自己写一本。”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后来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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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弗林激发了埃莉诺·弗莱克斯纳撰写女性历史的热情，那么她的政治活动也影响了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后来对女权运动的理解。不管是在书写哪一个历史阶段，她自始至终关注工人阶级妇女的经济负担，这一特点是非同寻常的。同时，鉴于非裔美国妇女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状况，这本书也用了很大篇幅去记录她们。埃莉诺·弗莱克斯纳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关注这些主题了。“二战”期间，在参加工业组织协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所组织的团结工人阶级的运动后，这些就成了她关注的焦点。

“二战”期间，埃莉诺·弗莱克斯纳把大量精力放在了组织小职员和秘书们参加社会工作上。那些人来自各行各业，包括银行、出版业和社会工作等。在这些所谓的“粉领”岗位中，女性占绝大多数，这一现象也让她越发意识到性别歧视的严重性——后来许多左派中的男性和工会领袖表现出的家长式作风和男性至上主义更加深了她的这种感觉。她曾负责某一办公室职员工会的人事安排工作，这个工会就特别强调为女性和非裔美国人创造就业岗位。她认为，女性参与工作对美国战时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促使民权活动人士对联邦政府在保障平等就业权方面的工作形成了压力，这些都为社会变革创造了不可多得的机遇。她在反思性别身份和种族身份在黑人职业妇女的生活中交错的问题时说，“这两股潮流汇聚在了一起”。
[17]

40年代末，埃莉诺·弗莱克斯纳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份能够为自己提供经济保障的工作。但是，她的政治活动是无法提供经济保障的。当时，她在经济上依然依赖父母，这也让她备感压力。为了找到能发挥才能又契合自己政治诉求的工作，她开始尝试各种不同的工作。1946—1948年，她担任美国妇女协会（Congress of American Women）的秘书长。这一组织深受美国共产党的影响，鼓励妇女争取“四个自由和其他一切能争取的，包括公平的工资、工作和住房等等”。在此期间，她结识了克劳迪娅·琼斯，两人也成了朋友。琼斯是一个祖籍为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妇女，也是共产党内极具影响力的一员。琼斯批判了当时党内对妇女议题的忽视，并用这个议题成功地吸引了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尽管这让埃莉诺·弗莱克斯纳非常兴奋，但当时妇女协会的财政状况非常不稳定，在东部城市中组织发展分支机构也面临许多困境。这些都让她备感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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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回到战时供职的工会机构后，她决定要“给自己找一份工作，而不是再给别人安排工作”。工会派她去了外交政策联合会（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FPA）。她早些时候曾帮助该联合会调整人员安排。该联合会的使命之一，是尽力说服美国政府支持国际机构进行维护和平的工作，这些机构包括联合国及其前身国际联盟。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回忆道：“外交政策联合会这样的机构对于民主的发展真是太好了。它们都开始雇用黑人秘书了，这简直振奋人心。这些事震动了整个外交政策联合会，但并没有震动我们。我们当时都想得到那个位置，但他们迅速雇了一个既迷人又称职的黑人秘书。”当时，埃莉诺·弗莱克斯纳是外交政策联合会发言人办公室主任助理。这份工作让她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女性，她们在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后期阶段都很活跃。一时间，联合会成了那些致力于选举权和维护和平的女权主义者的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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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政策联合会工作期间，埃莉诺·弗莱克斯纳结识了海伦·特丽（Helen Terry）。不久，两人就结成了人生伴侣，这一关系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特丽去世。用埃莉诺·弗莱克斯纳的话说，两人相遇一两年之后，就已经“开始同居”了。她们有许多共同点，特别是在政治理念上。她们都积极参与了40年代末发动和组织劳工和房客的运动。当时，埃莉诺·弗莱克斯纳的住所离史岱文森城只有两个街区。这是一个由大都会生活公司开发的位于曼哈顿的住宅区。为了让这一住宅区接纳黑人，她不仅参加了静坐示威活动，还努力让“尽可能多的共产主义者进入该住宅区，这样也能对其他房客施加压力，让他们接受黑人。最终我们成功让一些黑人家庭住进了史岱文森城，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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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末，埃莉诺·弗莱克斯纳的生活完全被政治、工作和组织活动填满。这些事让她越来越清楚工人斗争的艰辛，也让她看到了社会运动的艰巨性和令人振奋的可能性，这些也构成了参与社会运动最重要的经历。她找到了“为黑人妇女和黑人职业妇女争取权益的组织”，这些组织让她为之着迷。“二战”后，她还在全国有色人种毕业护士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ored Graduate Nurses）工作过，负责公关工作。这是让她非常满意的工作之一。在美国南方各州，许多黑人护士是无法加入美国护士联盟（American Nursing Association）的。由于美国护士联盟当时在为提高其成员工资待遇和职业地位方面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和游说，因此无法进入护士联盟对黑人护士来说，意味着无法获得经济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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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黑人护士共同工作的经历，加深了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对“黑人妇女的历史和困境”的兴趣。同时，她也更加坚信，在她对美国妇女运动的历史研究中，非裔美国妇女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她尝试在杰斐逊社会科学学院开设关于美国妇女历史的课程。杰斐逊社会科学学院是在美国共产党支持下创办的，为工薪阶层提供在职培训课程。在备课的过程中，她关于“女权斗争的历史进程的观点开始慢慢清晰起来”。此时，斗争的概念已经贯穿于她对历史、工人运动，以及职业妇女和非裔美国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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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50年代初，埃莉诺·弗莱克斯纳的想法从写一本关于妇女历史的书，逐渐细化为写一本关于妇女选举权运动的书。她决心把注意力放在妇女为赢得投票权所做的斗争上面。她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她在1950年读了《生而平等》（Created Equal
）这本书。这本书是阿尔玛·卢茨（Alma Lutz）1940年所著的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的传记。她也开始查阅关于女权运动的其他文献，但在当时，这方面的文献并不多。她发现，许多文献对黑人妇女或职业妇女“只字未提”，其中包括伊内兹·欧文（Inez Irwin）关于妇女选举权运动史的著作《天使和亚马孙女战士》（Angels and Amazons
）。这让她备感失望。尽管如此，她依然坚信，选举权运动史是一个能够打动人心的故事，虽然很少被提起，但充满（被广泛关注的）可能性。她把写作《一个世纪的抗争》的想法告诉了玛丽安·巴克拉克，巴克拉克对此非常支持。埃莉诺·弗莱克斯纳仔细阅读了长达19卷的《美国女工和童工状况报告》。这份由美国国会在20世纪初委托撰写的报告让她坚信，工人阶级妇女是妇女历史的一部分。接下来，她所要面对的一项艰巨工作，就是寻找第一手史料。她需要寻找关于个人、组织和各个州妇女运动的史料，以及各种能让自己的故事更加丰满的想法和思路。
[23]

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决心汇编大量资料，详细介绍美国妇女的历史。她的这一决定是受共产主义历史学家赫伯特·阿普特克（Herbert Aptheker）的启发。阿普特克曾热心地致力于非裔美国人历史档案的发掘工作。“我没听说过任何关注妇女的档案馆，也没听说过任何其他历史学家对妇女感兴趣。虽然有人说当时有一个伯克郡女性历史学家联合会（Berkshire Conference for Women Historians），但我对它一无所知，也没有和它接触过。”在研究刚刚开始的时候，为了寻找非裔美国妇女的史料，她还联系到了W.E.B.杜波依斯。但杜波依斯对她的书和她想要达成的目标都没什么兴趣，随随便便就把她打发走了。他的这一反应让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大失所望。不过，也有人对她伸出援手，比如斯沃斯莫尔学院的一个档案保管人。他建议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去史密斯学院索菲娅·史密斯藏书馆（Sophia Smith Collection）看看。索菲娅·史密斯藏书馆是名副其实的历史金矿。她在那里找到了许多令人惊叹的历史点滴、证据和无价的细节资料。“我就像充上了电，”她解释道，“之后的一切都变得顺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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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密斯学院，档案保管人向她提供了“极好的文章和剪报收藏……从这些资料里随便找出一个名字，就可以深入发掘出更多的故事”。虽然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在杜波依斯那里遭到了冷遇，但她并没有放弃，依然希望把非裔美国妇女纳入选举权运动史中。“之前那些研究选举权运动的所谓的历史学家，对非裔美国妇女只字未提。”她反感地总结道。（在她看来，工薪阶层妇女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在霍华德大学，多萝西·波特（Dorothy Porter）正在努力筹建斯平加恩非裔美国人历史收藏馆（Spingarn Collection of AfricanAmerican History），它将成为一个新的知识宝库。同时，琼·布莱克韦尔·赫特森（Jean Blackwell Hutson）也在做相似的事情，她正在位于哈勒姆区的纽约公共图书馆分管筹建朔姆堡藏书馆（Schomburg Collection）。这两位女性不懈努力的目标，是让非裔美国妇女在未来的历史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波特和赫特森都非常欢迎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并毫无保留地向她提供相关联系人的资料和建议。在米丽娅姆·霍尔登夫人那里，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又发现了另外一个无与伦比的私人图书馆。“她邀请我去她位于纽约的家中。其他图书馆里有的，她那里都有。在别的图书馆，这些书都是珍稀馆藏，只能在上午9点到下午5点在图书馆内查阅，还有图书馆员盯着。而在这里，我想拿多少回家就拿多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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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阅成堆的历史资料后，埃莉诺·弗莱克斯纳逐渐找到了一个贯穿全书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斗争”。这个选择反映了她对历史进程的看法，也反映了她的政治观点和对美国妇女历史越来越清晰的认知。“妇女有组织的努力和斗争，以及所有和这些有直接联系的事件……都将被囊括到这本书中。与这些不相关的，我都不会写。”（但事实上，《一个世纪的抗争》所囊括的主题远远超过了这一范围。）对埃莉诺·弗莱克斯纳来说，“斗争”的主题“是这本书的基石。这本书的题目也来源于此……我觉得这是这本书中最重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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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斗争”这个主题让历史变得更加生动起来，也让那些不时浮现于美国近代史中的、看似最不可能发生任何变革的黑暗时刻有了意义。试图改变美国社会历史意味着什么？在写作《一个世纪的抗争》时，埃莉诺·弗莱克斯纳一次又一次地根据自己的理解寻找答案。在这个过程中，她找到了一种激情，去描述她所相信的贯穿选举权运动的矢志不渝的决心、令人心碎的挫折感，以及无与伦比的兴奋之情。“我知道那种感觉，”她后来说道，“那种并不完全是被人从楼梯上推下去，而是当着我的面把门关上的感觉。这种情况在我为工会拉票的时候出现过很多次，不管是为哪个工会拉票，这都会发生。”她回忆道：

我知道组织竞选活动或是工会活动需要投入多少精力，这些我都经历过。那种大家齐心协力努力工作，并为之做出牺牲，胜利时欢欣鼓舞，失败时深呼一口气从头开始的激情，在我身上从未消退过……我知道腰酸背痛是什么感受，也知道心碎是什么感受。
[27]

1955年，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开始全职写作《一个世纪的抗争》。那一年，她的母亲过世，给她留下了一笔足够让她衣食无忧的遗产。当时，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已经快50岁了。那时的她，不仅找到了写作的灵感和对历史的想象力，而且更加能够接受30年代那段渐渐远去的记忆。那时，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憎恶、极权主义政权的恐怖罪行（早在埃莉诺·弗莱克斯纳离开共产党之前，这些就已经广为人知了）、四处蔓延的冷战、对左派的镇压，以及50年代劳工组织的溃败，似乎都在嘲笑着激进的梦想和理念。《一个世纪的抗争》的写作，让埃莉诺·弗莱克斯纳觉得“自己之前所经历的任何事情在经验方面都没有浪费。否则，我会说：‘好吧，我把时间花在了那件事上，但却一无所成，这真是太糟了。’”战后的那几年里，似乎很少有什么东西能持久，至少她是这么认为的。“工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认识的那些激进分子也不见了。他们比那些备受尊敬的人更加激进。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世纪的抗争》几乎是我之前活动的产物，它让我早期的工作没有白做。”
[28]

在20世纪中叶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有谁会对妇女选举权的历史感兴趣。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回忆道：“过去，很少有人会对这个国家的妇女历史感兴趣，也没有人会去书写这段历史。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没有人会愿意读这本书，更不用说出版了。”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妇女历史的早期倡导者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一直非常支持埃莉诺·弗莱克斯纳的工作。他认为她的研究对美国历史有重大意义。埃莉诺·弗莱克斯纳曾经问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我应该写这本书吗？”“毫无疑问。”施莱辛格回答。但是，她又担心自己并不是一名博士。“没有关系，”施莱辛格回答道，“你识字就行。”他让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去联系执教于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的历史学家珍妮特·詹姆斯（Janet James）。詹姆斯不仅在为创办女性历史专业做准备，也在撰写《著名美国女性》（Notable American Women
）这一传记体的鸿篇巨制。它的出版，将对妇女历史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29]

尽管有人对妇女历史有着和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同样的热情，但当她把书稿的前150页给父亲一位当编辑的朋友看时，她收到的反馈却不那么让人高兴。出版商告诉她，这本书要想卖得出去，就必须把关于黑人妇女的部分全部删掉，因为没有人会对黑人妇女有任何兴趣。虽然埃莉诺·弗莱克斯纳极力反对，但她一直被到底会不会有人对这本书感兴趣所困扰。不过，这些都没有动摇她把黑人妇女纳入她所写的历史的决心。书稿完成后，一名出版商认为她这本书太沉重了。还有一些人甚至都不愿意读一下书稿。正因为这些冷遇，当历史学家阿瑟·曼（Arthur Mann）的妻子在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的妇女选民联盟会议（League of Women Voter’s Meeting）上（真是世道不同了！）建议她去和自己的丈夫谈谈，让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个世纪的抗争》的时候，埃莉诺·弗莱克斯纳还颇为怀疑。“他们肯定不会出这本书的！”她当时回应道。
[30]

事实上，阿瑟·曼和他的妻子一样，坚信这本书正是哈佛大学出版社热切期待可以出版的那种书。阿瑟·曼当时是北安普敦史密斯学院的教授，埃莉诺·弗莱克斯纳正好也住在那里。在给施莱辛格的一封信中，她写道：“很明显，我接触过的出版商对这本书都没有兴趣。这本书将改变美国历史叙述中性别失衡的现状，我希望它可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施莱辛格无疑是同意这一观点的。他和同事奥斯卡·汉德林一道，为哈佛大学出版社评审了这本书的手稿，并热切地推荐出版这本书。施莱辛格在给出版社的推荐语中写道：“在我看来，埃莉诺·弗莱克斯纳这本书填补了一个亟待填补的空白。之前也有关于女权的历史书，但是在这个主题的处理上，它们的视角更为狭窄，作品中也难免流露出对女权斗士的个人感情。而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小姐将这段历史列为美国民主发展进程中一个了不起的篇章。她对历史的处理是客观的，但毫无疑问，读者很容易就可以知道她站在哪一边。”
[31]

施莱辛格对《一个世纪的抗争》提出了一个实质性的批评。在书稿中，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在第2章中用整整一章描述“奴隶制下的黑人妇女”。施莱辛格认为这部分不仅“从编年史角度看完全放错了地方，还打断了这本书的叙事”。他认为，把这部分缩写一下，融入第3章会更加合适。相反，汉德林则盛赞了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在书中记录黑人历史这一不同寻常的做法。他写道：“把黑人妇女作为妇女中的特殊群体加以关注，这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汉德林是当时著名的美国移民史学家。所以，他自然关注了另外一个方面。他劝说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在《一个世纪的抗争》中加入移民妇女的内容。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同意缩短关于美国奴隶制的内容，尽管部分内容依然出现在了第1章中。在这本书所描绘的人物中，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囊括了许多参与过选举权运动的境外出生的女性以及移民子女，所以她认为她对移民的描写是充分的。出版社并没有让她进行大的改动。1959年，这本书出版了。
[32]

几年后，随着妇女运动的复苏，一些美国女性开始追寻自己的历史。《一个世纪的抗争》因此也变得与她们密切相关。造就了《一个世纪的抗争》的历史洪流，再一次通过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极具渊源的政治活动和学术兴趣，为这本书找到了自己的读者。正如历史学家芭芭拉·所罗门（Barbara Solomon）所指出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本书成为许多女性历史研究者的一个“起点”。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也极力推荐此书。她在《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
）一书的脚注中写道，《一个世纪的抗争》应该是每个美国女大学生的必读书。不出十年，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就获得了女性历史领域先驱的殊荣。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经典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作者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所参与的激进运动，以及大萧条和“二战”时期的社会和政治现实。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埃莉诺·弗莱克斯纳模糊了这一来源。
[33]

历史的洪流把《一个世纪的抗争》塑造成了一部历史著作，但这本书本身却是超越时间的。也许，这就是一部著作对历史领域做出不朽贡献的标志之一。了解塑造《一个世纪的抗争》的希望与梦想、失望与悔恨，可以让我们了解塑造这段历史的各种复杂因素。不过，即使我们对作者一无所知，即使她在读者心中是隐形的，对想要了解世纪之交妇女争取选举权这段历史的那些人来说，《一个世纪的抗争》依然非常有价值。

《一个世纪的抗争》还有杰出历史著作都有的一个标志，那就是它不仅仅是一部研究深入而透彻的作品，同时也为历史研究不断扩大视野、夯实基础做出了贡献。在很大程度上，《一个世纪的抗争》预言了定义现代女性历史学学科的主题。现代女性历史学家所关注的主题，绝大多数都在《一个世纪的抗争》这一鸿篇巨制中有所涉及，有些甚至得到了详尽的叙述。埃莉诺·弗莱克斯纳能做到这样，部分原因是，她没有也不能将争取投票权的斗争从塑造女权运动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中抽离，否则她所坚信的决定历史轨迹的一切都将遭到否定。正因如此，《一个世纪的抗争》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关于女权运动的细致而精彩的叙述，还概述了自殖民时代以来妇女的历史经历。在这本书中，读者将会发现在后世妇女历史研究中成为焦点的那些话题和思想。其中，殖民时期妇女工作的重要性和妇女经历的多样性、作为美国革命时期重要部分的妇女抗争、美国奴隶制度对妇女的无情剥削、南北战争时期工厂女工的劳工运动、女权运动在废奴运动进程中的成熟化领悟（体现在她们的政治艺术及掌握的公共演讲和请愿技巧上）、农村妇女对民粹运动的参与、高等教育对改革和女权主义的严峻考验，以及20世纪初黑人妇女俱乐部
[34]

运动的独特使命，都是这本书中最吸引人也是最重要的思想。这些，还有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在这本书中所涉及的许多问题，最终无疑成为后世女性历史研究领域的研究重点。
[35]

在埃莉诺·弗莱克斯纳看来，《一个世纪的抗争》尽管成就斐然，但也是有遗憾的。她认为，书中应该有更多关于女性与美国劳工运动的史料。“我所做的，就好比是竖一根旗杆，然后说‘这里躺着某个人’‘这里是谁谁谁’，仅此而已。”但事实上，在书写的过程中，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已然为美国女性历史领域设定了议程。《一个世纪的抗争》不仅是一部详尽的关于妇女选举权的历史，也为历史研究描绘出一幅蕴含着无限机遇的未来图景。它让历史得以完美衔接：历史学家可以从中反复回顾过去，以获得对历史的理解，并从过去中寻找可以为当代社会所借鉴的意义。埃莉诺·弗莱克斯纳本人似乎也对这种能让历史学家和他们的研究紧密联结的力量深有体会。“我认为《一个世纪的抗争》是一本好书，也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原因之一是它和我过去的许多经历都是有关联的。”通过《一个世纪的抗争》的写作，埃莉诺·弗莱克斯纳阐述了美国社会中妇女的经历，同时，她也领悟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
[36]

埃伦·菲茨帕特里克

[1]
Anne Firor Scott, One Half the People: the Fight for Woman Suffrage （Urbana,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2）.

[2]
想要更深入了解投票对于参政论者的意义，参见Ellen DuBois的Feminism and Suffrage: the Emergence of an Independent Women’s Moveme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

[3]
参见Mary Beard, Women in Municipalities （New York: D. Appleton,1915）; On Understanding Wome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31）; America through Women’s Eyes （New York, Macmillan, 1933）; Women as Force in History （New York: Macmillan, 1946）; Charles A. Beard and Mary Ritter Beard, 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2 vols. （New York: Macmillan, 1927）; Nancy F. Cott, ed., A Woman Making History: Mary Ritter Beard through Her Lette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4]
关于选举权运动历史著作的讨论，参见参考书目。

[5]
（Wiggs of the Cabbage Patch）讲述的是肯塔基州一名穷困潦倒却又无比乐观的寡妇的故事。——译者注

[6]
“Transcript of an Interview with Jacqueline Van Voris,”8 January 1977，p.9，and pp.1-9 passim, Eleanor Flexner Papers, Arthur and Elizabeth Schlesinger Library on the History of Women, Radcliffe College, Cambridge, Mass.（此后简称Flexner Papers, Schlesinger Library）； “Transcript of an Interview with Ellen DuBois,”31 May 1988，Part II, p.2，Flexner Papers, Schlesinger Library. Carol Lasser in “Century of Struggle, Decades of Revision: A Retrospective on Eleanor Flexner’s Suffrage History,” Flexner Papers,Schlesinger Library, and Ellen DuBois in “Eleanor Flexner and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eminism,” Gender and History 3，no.1 （Spring 1991）.这两篇文章都是对埃莉诺·弗莱克斯纳作品意义的探索。拉瑟和杜波依斯对埃莉诺·弗莱克斯纳的个人采访，让这些精彩的文章更加丰满。但是，埃莉诺·弗莱克斯纳本人并不愿意公开影响《一个世纪的抗争》写作的因素。在埃莉诺·弗莱克斯纳的姐姐去世之前，施莱辛格图书馆的埃莉诺·弗莱克斯纳书信集大部分都是不对外公开的（埃莉诺·弗莱克斯纳本人于1995年3月26日逝世）。在这些书信集被公开之前，我们很难确证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对重要日期、个人工作经历和政治活动经历的记忆。所以，我主要依赖于杰奎琳·范沃里斯在1977—1983年对埃莉诺·弗莱克斯纳的一系列采访，这些资料内容翔实，详见杰奎琳·范沃里斯1983年7月14日给帕特里夏·金（Patricia King）的信，埃莉诺·弗莱克斯纳书信集，施莱辛格图书馆。感谢杰奎琳·范沃里斯对埃莉诺·弗莱克斯纳进行采访，并将采访整理成文。我和后世的研究者都将受惠于她的工作。

[7]
“Interview with Jacqueline Van Voris,” 8 January 1977，pp.12-13.

[8]
同上书，pp.13-14。

[9]
同上书，p.16。关于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在此处提及的更多历史事件，参见Anson Rabinbach, ed., Austrian Socialist Experiment: Social Democracy and Austromarxism, 1918—1934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5）; Helmut Gruber, Red Vienna: Experiment in Working-Class Culture, 1919—193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0]
“Interview with Jacqueline Van Voris,” 8 January 1977，pp.14-18；16 October 1982，p.62.

[11]
同上书，16 October 1982，pp.70-71，60-61，and passim。

[12]
同上书，pp.69-70。

[13]
同上书，8 January 1977，pp.1-2； 16 October 1982，pp.71-72。在Harvey Klehr、John Earl Haynes和Fridrikh Igorevich Firsov的The Secret World of American Commun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pp.318-319）中，巴克拉克被看成是一名“苏联告密者”。

[14]
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IWW）是美国左翼工会组织，1905年成立于芝加哥。其宗旨是以产业工会为基础建立劳工组织，支配经济活动，控制产业，废除资本主义。——编者注

[15]
洛厄尔纺织工厂女工（Lowell Mill Girls）指在美国工业革命时，到马萨诸塞州东北部洛厄尔的纺织工厂工作的年轻女孩儿。她们的年龄在15岁到30岁，这也是她们首次获得经济独立的机会。后来，她们还参与了美国劳工运动，反抗由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化，保护自己经济上的独立性和人格尊严。——编者注

[16]
“Interview with Jacqueline Van Voris,” 8 January 1977，pp.1-3.

[17]
同上书，pp.5，20； 16 October 1982，pp.63，71。

[18]
同上书，16 October 1982，pp.67-68。更多关于美国妇女协会的内容，参见Amy Swerdlow,“The Congress of American Women: Left-Feminist Peace Politics in the Cold War,” in Linda K. Kerber, Alice Kessler-Harris, and Kathryn Kish Sklar, eds., U.S. History as Womens ’History: New Feminist Essay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5）。

[19]
“Interview with Jacqueline Van Voris,” 8 January 1977，p.22； 16 October 1982，p.63.

[20]
同上书，16 October 1982，pp.66-67。

[21]
同上书，8 January 1977，pp.4，22-24； 16 October 1982，p.65。参见Mabel Keaton Staupers,No Time for Prejudice （New York: Macmillan, 1961）; Darlene Clark Hine, Black Women in White: Radical Confilic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Nursing Profession, 1890—1950（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and Susan Reverby, Ordered to Care: The Dilemma of American Nursing, 1850—1945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22]
“Interview with Jacqueline Van Voris,” 15 January 1977，p.42； 16 October 1982，pp.70-71.参见Harvey Klehr and John Earl Haynes, The American Communist Movement: Storming Heaven Itself （New York: Twayne, 1992），p.100。

[23]
“Interview with Jacqueline Van Voris,” 8 January 1977，pp.1，4-5； 16 October 1982，p.71； 8 January 1977，pp.22-24.

[24]
同上书，8 January 1977，pp.3-4； 16 October 1982，pp.69-70。

[25]
同上书，8 January 1977，pp.25，18，26-28。

[26]
同上书，pp.29-31； 15 January 1977，p.36。

[27]
同上书，15 January 1977，p.43。

[28]
同上书，pp.43-44。

[29]
同上书，pp.35，44-45。Eleanor Flexner to Arthur Schlesinger, 27 October 1957，Arthur M.Schlesinger Papers,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 （此后简称Schlesinger Papers）.

[30]
“Interview with Jacqueline Van Voris,” 15 January 1977，pp.35-36，43-44.

[31]
同上书，p.44。Eleanor Flexner to Arthur Schlesinger, 27 October 1957，Schlesinger Papers；Arthur Schlesinger to Thomas J. Wilson, 11 March 1958，Schlesinger Papers.

[32]
Arthur Schlesinger to Thomas J. Wilson, 11 March 1958，Schlesinger Papers； “Interview with Jacqueline Van Voris,” 15 January 1977，p.45; Oscar Handlin to Thomas J. Wilson, 29 April 1958，records of th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33]
Barbara Solomon, quotation on the cover of Eleanor Flexner, Century of Struggle, revised e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Interview with Jacqueline Van Voris,” 15 January 1977，p.45; Carol lasser, “Century of Struggle”; Ellen DuBois, “Eleanor Flexner,” passim； “Interview with Jacqueline Van Voris,” 11 May 1938，pp.92-93.

[34]
黑人妇女俱乐部（Black Women’s Club）是一个主要由中产阶级女性组成的草根组织，致力于给穷人提供更多服务、经济支持和精神指导，旨在用改革的方式追求种族的进步。——编者注

[35]
涉及这一领域的杰出女性历史作品，还包括： Laurel Ulrich, Good Wives: Image and Reality in the Lives of Women in Northern New England, 1650—1750 （New York: Knopf,1982）; Linda Kerber, Women of the Republic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0）; Mary Beth Norton, Libertys ’Daughters （Boston: Little, Brown, 1980）；Jacqueline Jones, Labor of Love, Labor of Sorrow: Black Women, Work, and the Family from Slavery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5）; Catherine Clinton, The Plantation Mistress （New York: Pantheon, 1982）; Elizabeth Fox-Genovese, Within the Plantation Househol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8）; Deborah Gray White,Aren’t I a Woman？ （New York: Norton, 1985）; Thomas Dublin, Women at Work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DuBois, Feminism and Suffrage; Gerda Lerner,The Grimke Sisters from South Carolina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7）; Sara Evans,Personal Politics （New York: Knopf, 1979）; Kathryn Kish Sklar, Catherine Beecher: A Study of Domestic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Linda Gordon, Pitied but Not Entitl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36]
“Interview with Jacqueline Van Voris,” 15 January 1977，p.41.

1975年序

这本书的写作时间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于1959年首次出版，讲述的是美国的女权运动。现在女性的地位与那时相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当时，没有多少女性会关心歧视、工资不平等或者公平的晋升机会等问题。对一名有志于事业发展的女性来说，如果事业与家庭责任发生冲突或问题，那么家庭通常会被放在第一位。不论如何，这都是她自己该去解决的私事。

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给了每名美国女性一张选票（或者说，至少法律保证她们会有一张选票）。在此之后的半个世纪里，没有人关心男性与女性工资的差距，也没有人在意出现在政界或者担任公职的女性少之又少的现象，更没有人会为学术、教育或是商业界女性数量的减少而担忧。妇女党（Woman’s Party）是一个由极少数人组成的团体，她们曾呼吁在宪法中增加一条平等权利修正案，但其他人觉得这将损害各州劳工立法中已有的对妇女的保护，因为他们认为，不管这些保护本身如何，它们都是来之不易的。

如今，我们多了一个新的词语，叫作“妇女解放运动”。支持者和批评者都会使用这个词，这个词所表达的含义可褒可贬。在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唯一可以和女权这个话题一样备受争议的，恐怕只有种族歧视的话题了。妇女解放运动所提出的问题，甚至已经超越了之前的妇女改革运动。当下这一代女权主义者（从9岁到90岁），正在质疑一些最基本的关于“女权”的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是改革先驱们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构想出来的）。在第一波女权主义浪潮中，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可以成为母亲、家庭主妇、社会活动家，也可以有一份全职工作。如今，“解放派”却质疑女性角色所需要承担的重担，她们质问，女性（或者父母中的任意一方）是否应该被育儿的职责束缚。早期的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社会活动和家庭以外的职责并不会有损她们的女性气质；而今，问题则变成：“什么是女性气质？”激进的思想家甚至质疑男女之间的基因差异是否存在——是否所有差异都不是环境的、文化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意义的。

这些问题并没有困扰过女权主义的先驱们。它们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和人类知识的增加，而且这些变化都在加速。家庭规模就是这些问题中的一个。其实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1910年就已经预见到家庭规模将会逐渐变小，而且她也是这一趋势的提倡者。如今，因为我们脆弱的生态平衡正遭受越来越大的威胁，家庭规模已经成了人类关注的焦点。避孕药和其他避孕方法直到最近才成功实现了人口控制。

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女性从全职主妇和母亲转变成了全职或兼职的带薪雇员。带来这些改变的原因有很多：通货膨胀，以及对更高生活品质的追求；家庭事务和育儿的束缚让女人觉得无聊；早婚；女人在何时生育、生多少，甚至要不要生这些问题上有了选择权；最后，家用电器和“方便食品”的发展，也减轻了家庭主妇在家庭中的工作。

尽管如此，当女人进入工厂和办公室等更加广阔的世界时，她们还是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不平等对待，其中包括她们能够获得的岗位的种类和数量、她们获得的报酬、晋升的机会，不一而足。让人诧异的是，面对如此大规模且持久的不平等现象，之前竟然没有出现任何可以让社会发生根本且持久变革的有效反抗。

显然，参政论者做出了太多许诺——她们期待的也太多了。当她们意识到投票权并没有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变化时，她们依然愿意“等待和观望”。她们需要领袖和榜样，她们期待陈规陋习慢慢腐化。的确，对比一下，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元气大伤，承受着死亡和毁灭的冲击。而美国女人的处境已经是最好的了（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她们还有什么好反抗的呢？

美国妇女运动再没有出现高潮，直到另一场反抗爆发，那就是20世纪50年代的种族主义浪潮。这场反抗源于最高法院废除“隔离但平等”的教育设施的判决，随后发展到午餐桌静坐事件和选民登记事件，最终波及整个社会结构。

这场反抗首先从南方开始，最终全国各地的妇女都参与其中。有些白人妇女意识到，黑人妇女的处境比她们糟糕很多，甚至比黑人男性的还要糟糕。白人和黑人妇女都发现，即使在最激进的运动中，妇女也总是被排除在领导和决策的角色之外。而少数参与过劳工运动的妇女其实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了。在60年代末的政治及和平运动中，妇女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吸取这个教训。

在这场斗争中，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
[1]

是个重要的武器。这本书措辞强硬，但激情澎湃。它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们，美国的大众媒体把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驯化成了家庭主妇，她们关心的不是生活的质量，而是永不满足、不理智的消费主义。作者提出，只有一份有意义的工作，才能让女人摆脱被无聊折磨的命运，才能让她们有其他的出路，而不至于发疯、出轨、酗酒，沉迷于毫无意义的爱好，不至于接受越来越多毫无价值的“成人教育”却又迷失方向，或者陷入同样无用的“改良主义”。

《女性的奥秘》成了一本畅销书。它唤醒了许多女性，让她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实现弗里丹女士“全新生活计划”的蓝图。1966年，她成了全国女性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NOW）的创始人之一。这一组织致力于成为迅速涌现的新一拨激进女权主义者的先锋。但很快，人们就发现，没有一个组织可以遏制或团结这一迅速扩大的“解放”运动。今天，这一运动已经分裂成许多机构或组织。也许，它们的共同目标是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 ERA）。其他共同的目标还包括：改革婚姻和家庭制度，挑战传统性别角色以及育儿陈规，提倡只要妇女愿意就可以实行计划生育和堕胎。它们甚至攻击了传统的性别观念，支持同性恋的合法性，以及其成为一种可以被接受的非主流生活方式。

在妇女解放运动后的十年间，美国女性的现状和前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场运动造就了一大批勇于发声的记者和辩论家。
[2]

相比之下，《一个世纪的抗争》的目标正如其副标题所示，仅记录“美国女权运动史”。它所关注的只是历史领域。这本书的讨论范围仅是1820年到1920年这100年，它所记录的是这100年中一场有组织的运动中的人物和事件。这场运动所实现的目标也是特定的，那就是让宪法赋予妇女选举权，让妇女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行的），能够找到工作并进入工会。

同样，这一版的规模也是有限的。虽然在结论中我简要地提到了过去几年中发生的伟大事件，但我并不打算从本书原本的终点，也就是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的通过，再继续往下说了。基于最新的研究和著作，我对本书的内容进行了更新。正是因为这些研究和著作的大量涌现，历史学界才最终认可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妇女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

早在1928年，已故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就看到了美国历史对妇女的遗漏，并提醒了他的同事们：

看过美国通行的历史书和学校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后，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妇女是否为美国这个国家的发展做出过什么贡献，其中又有哪些是值得被记录的？历史学家的沉默意味着我国的历史记录忽略了国家一半的人口……任何对妇女在美国历史上的角色的考量，都必须包括旷日持久的女性争取平等权利和机会的斗争。这段历史本身就是美国民主史上最恢宏的篇章。
[3]

然而，与施莱辛格同时代的许多历史学家对他的建议置若罔闻。以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的《牛津美国人民史》（Oxford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
[4]

为例，在这本书中，你几乎看不到美国“人民”中还包括妇女。关于标志妇女选举权运动胜利的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的通过，也只有寥寥两句话，而且还是在一个题为《贩卖私酒和其他有意思的事件》的章节里。而禁酒的篇幅，则有三页之多。

随着新生代历史学家逐渐走向成熟（其中女性的数量越来越多），历史领域，以及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和政府管理等其他相关领域状况都在发生改变。1971年，《著名美国女性，1607—1950》
[5]

出版。这一三卷本传记词典文采出众、内容翔实，是一部非常扎实的学术著作。它包含1300多篇文章，大多由学者写就，并附有相关手稿和二级文献的资料索引。1974年，这本书的平装版问世。它的出版对美国妇女历史研究领域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

《一个世纪的抗争》的目的是：考察美国殖民时代和独立战争时期美国妇女的地位（在这一时期，值得被载入史册的事件尚未发生）；追溯妇女运动的发展（从19世纪早期发生在教育、就业、工会组织、职业、法律和选举等各个领域的星星之火开始，一直到1920年选举权修正案的通过）；把妇女运动放到国家发展以及其他相关改革（废奴运动、禁酒、工会组织）的历史背景中去——不要忘了，妇女运动一直以来得到许多有远见且忠诚的男性的支持。因此如果我们回顾过去十几年间所发表的学术作品，再来看《一个世纪的抗争》这本书最初的目的，就可以发现，与其说它颇具雄心，倒不如说它有些不自量力。

近年来，似乎有一种贬低妇女选举权运动胜利的趋势。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选举权运动并不像它的参与者们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这也引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本书要用四分之一的篇幅去记录选举权运动最后十几年的历史呢？

获取充分的政治公民权，对妇女以及其他被任意剥夺了这一权利的群体来说，是获取充分的人格尊严的至关重要的一步。这一权利同时也承认了妇女同样具有理性思考、判断、承担社会责任和付诸行动的能力。事实上，反对妇女拥有选举权，在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了选举权本身的重大作用。如果某件事无关紧要，也不会有人如此激烈地去支持或反对它。回想一下，就在妇女获得选举权之前不久，为了让南方黑人获得注册投票资格和投票权，许多白人和黑人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的努力和牺牲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没有这些努力，任何社会或法律的改革都不可能发生或持久。

经历许多困难，妇女才获得了投票的权利。这一过程其实比大多数人所认为的要艰难得多，因为那些本应该把这段历史载入史册的人，把整个事件都抹去了。为了选举权，几代美国妇女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呢？两位选举权领袖——卡丽·查普曼·卡特（Carrie Chapman Catt）和内蒂·罗杰斯·舒勒（Nettie Rogers Shuler）总结道：

数百名妇女为此贡献了自己的一生，成千上万名妇女为此付出了宝贵的年华，还有成千上万人热切关注并力所能及地支持着这场运动。它像锁链一样，是持续的，而且看不到尽头。运动伊始，锻造这条锁链最后一环的年轻参政论者甚至还未出生。而此刻，那些为它播下火种的人，却早已与世长辞。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男性（包括参与了选举权运动的男性）会在获得胜利之前就明白这场斗争对于妇女的意义。多少时间和耐心，多少努力、精力和渴望，多少信念，多少希望，多少失望，都投入了这场斗争之中！这样的抗争会在生命中留下印记！它充斥着日日夜夜，伴随着工作起居。虽然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妇女对此一无所知，但是大多数妇女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其中。对她们而言，这场胜利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6]

然而，就像现在许多人意识到的那样，这一胜利并未消除通往平等之路的所有阻碍，但它确实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回顾以往，对于如何推进斗争目标，我们还从未有过如此一致的观念；现在，尽管表面上有着诸多分歧，但我们已经接近这一目标。我们必须看到今日的斗争和早期运动之间的连续性，尽管现代女性在追求女性身份和自我实现时所面对的问题和困惑，可能看起来和她们的先辈们所面临的大相径庭。

她们不仅要向别人证明，也要向自己证明，女性的头脑可以胜任和男性同样水平的思维活动，对数和体育不会把她们吓得魂飞魄散。除了对抗公开的偏见，她们还需要克服自己的恐惧：自己会不会“不像个女人”了？变成医生或是政治家的理想，会不会让她们变成没有性别的生物？那些最先进入大学的女孩也曾担心，如果她们太聪明，或是对科学或政府管理等一点都不女性化的专业感兴趣，还能不能嫁得出去？这是一场必须进行而且必须取得胜利的斗争。这场斗争也是持续的，直到这些让女性有所顾虑的事情变得理所当然为止（有时，偏见和恐惧会重新抬头，它们必须再次被打败）。

这些女性所要挑战的偏见、所要克服的恐惧，都源自女性可以生育的生理属性，以及由此延伸出的育儿持家的责任。习俗和惯例让人们觉得一个女人除此之外，别的什么都做不了。如今，女性知道自己还能够做许多其他的事情。她们必须面对挑战，想好自己要做多少，什么时候做，尤其是当自己选择成为母亲时，挑战将更加困难。

她们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以及如何选择，终将会是其他历史书所要书写的主题。继续探究历史，以史为鉴，以之作为未来的指引，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从女性积极改变自身和国家命运的历史中，能够呈现出更为真实、更为平衡的女性形象，那么这种形象终将会给所有的女性和男性带来益处，而且只可能是益处。

埃莉诺·弗莱克斯纳

[1]
Betty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1963）.

[2]
关于这波“浪潮”的概述，参见Judith Hole and Ellen Levine, Rebirth of Feminism（Quadrangle Books, 1971）。

[3]
Arthur M. Schlesinger, New Viewpoints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1922），p.126.

[4]
Samuel Eliot Morison, Oxford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New York, 1965），pp.899-902.

[5]
Notable American Women, 1607—1950 （Cambridge, Mass., 1971），以下简称NAW。

[6]
Carrie Chapman Catt and Nettie Rogers Shuler, Woman Suffrage and Politics （New York,1923），pp.107-108，462.这些引用以及之后的引用都获得了出版商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的儿子的许可。

第一部分

第1章 1800年以前的美国妇女地位

北美及其周边岛屿被发现之后的100多年里，来这里的欧洲人绝大多数都是男人。他们之中一部分人是探险家或航海家，从加勒比海到哈得孙湾，探索无数的沿海河口和海湾，寻找传说中通往中国的通道，或者寻找黄金。其他的是渔民，他们每年都会在河岸上捕捞大自然丰富的馈赠。还有一些人是捕猎者，他们在新英格兰和加拿大广袤而凶险的森林中与猛兽进行殊死搏斗。

一开始，开拓者们并不把殖民地当作久留之地。他们认为，新大陆的财富是唾手可得的。他们只要在这里稍做停留，就可以很快通过金粉或是烟草种植发家，荣归故里。北大西洋沿岸殖民地的这种状况，直到1608年安妮·福里斯特（Anne Forest）女士和她的贴身女仆安妮·布拉斯来到弗吉尼亚州才有所改变。安妮·布拉斯后来嫁给了工人约翰·雷登，这是转变的开始。再后来，伦敦的商人开始在弗吉尼亚州的殖民地进行投资。他们发现，如果只有男人，那么殖民地上就无法建立稳定的社区。男人们无法稳定下来，因为哪里有冒险，他们就会去哪里。于是，这些商人开始向殖民地输送妇女。1619年，一艘驶往殖民地的船运载了90名女乘客。“她们都很讨人喜欢，年轻纯洁……她们自愿卖身嫁作开拓者的妻子，卖身所得的钱就充当她们的旅费。”
[1]

也许，一定会在殖民地找到一个丈夫的想法，成了她们旅途困苦的慰藉。她们想象着在殖民地有数百个单身汉都在对她们的到来翘首以待。但她们的生活是艰难的。弗吉尼亚州只是北美这片荒原的一个前哨。在这里，对抗瘟疫和荒野的战争从未停息过，并且还有来自印第安人的威胁，他们对白人的入侵深恶痛绝。

除此之外，还有更糟的情况。“五月花号”上共有101名旅客，其中有18名已婚妇女（包括3名孕妇）和11名女孩，她们更加不幸。1620年，“五月花号”出发，目的地是弗吉尼亚州。但是，船偏离了航线，最终在马萨诸塞州的海岸上登陆了。

“五月花号”上的开拓者和弗吉尼亚州的开拓者不太一样。除了契约奴仆、雇佣工匠和探险者，他们中还有逃避宗教迫害的逃亡者。许多人为了他们的孩子，举家迁往新大陆，让他们对新世界充满信心。
[2]

但是，即使是那些信仰坚定的女人，当她们看到11月怪石嶙峋的海岸，或者是在拥挤不堪、臭气熏天的船舱里忍受分娩的痛苦时，也免不了会畏缩。伊丽莎白·霍普金斯（Elizabeth Hopkins）在航程中已经产下一子，并给他起名为俄刻阿诺斯（Oceanus,希腊神话中掌管海洋的泰坦巨神）。在船驶进科德角湾时，苏珊娜·怀特（Susanna White）生下了一个女儿。而玛丽·阿勒顿（Mary Allerton）的儿子在开拓者们上岸之前就夭折了。最终，船靠岸，开拓者们登上海岸寻找落脚之地。但此时，人们发现，年轻的多萝西·布拉德福德（Dorothy Bradford）淹死在船旁。她是死于意外失足落水，还是看到岸上森林和岩石组成的可怕的壁垒而对生感到了绝望，我们不得而知。而她的丈夫，将要带领殖民地的人度过早期那些异常艰苦的岁月。

“就像黄蜂一样”，开拓者们紧紧抓住“大陆的边缘”。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Stephen Vincent Benét）是这样描述第一个冬天的：

这是多么凛冽的天气，

在饥寒交迫中，做着苦力。

疾病来袭——不是疟疾，

而是维生素C缺乏病，还有寒冷带来的疾病……

这是多么无望的买卖，

在纷飞的大雪中，累折了腰，

在如注的雨水里，心被浇凉。

他们晕倒、死去，

但伐木、劈柴、生火，这些却都不能停止。
[3]

男人劈柴生火，搭建“社区房间”和一些小木屋，女人照顾病人。春天到来的时候，“五月花号”上的18个女人只剩下了4个。20个男孩和11个女孩活了下来，只有6个孩子没有熬过冬天。

孩子们长大了。更多开拓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也来到了这里。新的殖民地从缅因州一路建到了佐治亚州。它们慢慢开始向内陆延伸，逆着河流而上，穿过森林。一开始，不管是大家闺秀、女仆、工匠的妻子，还是契约女仆，她们所经受的艰辛都是差不多的。不论她们为何而来，不管是因为宗教、贫困还是牢狱之灾，她们都要面对摆在自己和家庭面前的生存挑战。因为这片土地，是从来不会轻易给人任何回报的。当男人们打猎、砍伐、建筑、耕种、和印第安人作战的时候，当他们一起商讨事务的时候，女人们彼此照料着，她们用并不专业的技巧为彼此接生，救治病人。她们从日出到日落都在忙碌着，把男人带回来的毛皮和肉变成急需的衣服和食物，她们也在男人开垦的空地上耕耘。她们需要为食物绞尽脑汁，因为和英国以及西欧相比，这里的天气严酷许多，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

许多女人来到这里，是因为她们是开拓者的妻子或女儿。但要建立一个稳定的社区，要满足持续增长的劳动力需求，她们是远远不够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一个是黑奴，另一个是雇用更多契约奴仆。

后来，不少人都是自愿来的，因为在英国的生活毫无指望。他们签下五年到七年不等的劳务契约，并用所得偿还旅费。在契约期间，他们受到严格的限制：他们所犯下的任何罪行都要比自由人受到更严厉的惩罚，而且他们的契约时间也可能延长。这一切都是悬在他们头上的一把利剑，让他们不敢轻易从主人那里逃走。没有主人的同意，他们也不能结婚，或从事任何职业。这些人在契约期间，几乎和奴隶无异。

如果这些主动签订契约的人能够预测未来，可能就不会来了。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是自愿来的，而是一个高度组织化和不断发展的绑架集团的受害者。这个集团从伦敦和其他大城市的街头绑架成年男女或儿童，再把他们绑起来，拖上远洋船。另外一些人是囚犯，他们被狱卒贩卖到了新大陆，因为当时不管罪行轻重，一律处以严刑，这使得监狱拥挤不堪。还有一些是被法庭驱逐出境的人，或是面对长期监禁或绞刑，而选择去新大陆做苦力的人。

如果契约期满，他们就可以自由寻找工作了。他们可以靠学到的手艺谋生，或者结婚。许多人沦为“毫无希望的底层白人、乡野中的无产者”。
[4]

财富的积累带来了社会阶层的分化，所以我们更难对殖民地的妇女一概而论。南方烟草种植园的女主人或是新英格兰商人的太太，与在马萨诸塞州西部或阿勒格尼山谷试图养家糊口的拓荒者、需要自己养活自己的马布尔黑德渔民的寡妇，以及处于契约期的女仆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

即使是那些生活富足的人，也可能因为举家向西拓荒，突然离开日渐舒适的生活，重新过起早先那种苦日子。这时，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和当初“五月花号”上的女人，最初徒步、后来乘坐康内斯托加式篷车穿过东部山间小路到达西北地区的那些人，以及250年后穿越沙漠和崎岖山脉、最终到达西北太平洋地区的那些人所面对的，只有程度上的差别。生活从未变得容易过。这些女人带着孩子，在小屋旁的一小块花园里耕作。她们在拓荒前沿之地的艰苦生活里，都忍受着无尽的孤独、挫折和绝望。

19世纪30年代，在拜访了拓荒前沿一处不知名的角落后，旅行家、观察家托克维尔（Tocqueville）写下了这段话：

壁炉边坐着一个怀抱婴儿的女人……她正值壮年；她面容高贵，与周遭的环境是不相称的，她的服饰甚至流露出一丝不俗的品位；但是她纤弱的四肢似乎萎缩了，五官显得衰老，眼神温柔而忧伤……她的孩子围在她的周围，他们充满活力，动个不停，是名副其实在荒野中长大的孩子。他们的母亲时不时望向他们，眼神里交织着喜悦和哀伤。看着孩子们的活力和她的消沉，仿佛会觉得她把自己的生命都倾注到了孩子们身上，却从未因为自己的付出而后悔……

这些移民的房子没有内部分隔，也没有分层，全家人就在这个大通间里一起过夜。这种居所本身就是一个小世界，是树的海洋里的文明方舟。百步之外，一切又都被原始森林的阴森和孤独笼罩。
[5]

著名演说家、选举权运动领袖安娜·霍华德·肖（Anna Howard Shaw）8岁的时候，和母亲一起移居到密歇根州的偏远地区。她的父亲虽因需要留在劳伦斯纺织工厂而未同行，但他在那里为她们建了一个“家”：

等待我们的是林中空地上的一间大木屋，有四面墙和屋顶，墙上方形的洞就是门窗了，地板也没有。整个房子显得荒凉而孤独。我们是傍晚时分到的，我永远忘不了母亲看到它时的表情。她一言不发地跨过门槛，僵直地站着，环顾四周。然后，她身体里的某种力量似乎消失了，她瘫坐在地上。我想，即使到了那种时候，她也依然无法想象这就是父亲为我们准备的，他希望我们在这里住下。当她最终接受了这个事实的时候，她捂着脸一动不动，也不说话，就这样坐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我18岁的哥哥把马拴好，生好火，母亲才回过神来。她的脸色比她沉默的时候还要吓人……拓荒生活在她脸上刻下的深深的皱纹再也没有消失过。
[6]

不管社会地位如何，在英国的普通法中，女人有许多责任，却很少享受权利。这一法律在殖民地和各个宗教派别中（直到之后贵格会出现）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已婚妇女，她们没有任何公民权，没有财产权，一旦离开丈夫，她们在法律上就不存在了。

丈夫和妻子是一个人，但是这要看你怎么理解。当小溪或小河汇入莱茵河、亨伯河或是泰晤士河，这条可怜的小河就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它被大河带着，无法改变自己的流向，随着这种汇合变得杳无音信。一个女人一旦嫁作人妻，就被遮盖（covert）起来了。covert这个词的拉丁文词源是nupta
，意思是“遮住的，好像被云盖住了”。她的光芒就像小河一样消失不见了……对一个已婚妇女来说，丈夫是她的领袖、她的伴侣，也是她的主人。
[7]

已婚妇女（femme covert
）这个概念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它阻碍着想要打破这一禁忌的已婚妇女，让她们无法取得经济和精神的独立。已婚妇女无法签署合同，无法支配自己的劳动所得，也无法拥有财产，即使这些财产是她们的嫁妆或遗产。如果离婚，她们也无法获得孩子的监护权。法院或立法机关允许女人离婚的案例非常少见。只有在受到最明显的伤害的时候，也就是在丈夫通奸、遗弃或不再供养她们的时候，以及遭遇极端暴力的情况下，她们才会被允许离婚。至于女人能否从丈夫那里获得公平的补偿，各地的法律和实践有很大的区别，新英格兰相对宽松，大西洋中部殖民地则非常严格。在南方，很长一段时间里，离婚法规几乎是不存在的，而合法解除婚姻的案例又非常罕见，同时也是极难实现的。
[8]

除了普通法，宗教是另外一种禁锢女人的力量。殖民地的教派多多少少都和英国国教有些分歧，但是在妇女地位的问题上，它们却是一致的：心智和身体上的缺陷决定了女人的地位，这是对夏娃原罪的惩罚。但是，为了让她们更好地担当母亲这一角色，造物主特意赋予她们谦卑、温顺、同情、随和以及虔诚等品质。

殖民地时代的“女书”详细阐述了一个女人的职责和限制，也强调了女人必须有的品质。这与作为丈夫拥有的自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些书还告诉女人，对于丈夫在婚姻之外的所作所为，她都必须守口如瓶。

在政治事务方面，女人也是没有任何公民权的。不过，这在当时并不算什么。首先，只有某个阶层的男性，通常是那些拥有财产的男性，才能有参政的权利。其次，殖民地在任何重要决策中都没有发言权。在美国独立之前，妇女确实有零星几次投票的机会，但选举权，则要等到美国独立之后许久才会被讨论。

虽然女人被视作二等公民，数百年来一直处于从属地位，但即使是在殖民地发展的早期，也已经有瓦解这一观念的尝试了。首先，新教主义认为无所事事是一种罪恶，因此要求女人必须纺纱织布，制作花边、肥皂、鞋子和蜡烛，照顾家庭。除了自给自足，殖民地是无法从别处获得这些商品和服务的，所以，当时的经济状况决定了这种劳动分工。其次，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在家工作。许多男人在拓荒、打猎、捕鱼、与印第安人作战和向西部迁徙的过程中死去了。他们留下妻子守寡，而这些寡妇往往还要养活孩子。通常，她们会把亡夫生前的生意继续做下去，比如经营小旅店、印刷、管理店铺，甚至经营报纸。有时，她们需要独当一面。她们也可能成为缝纫女工、女帽匠或是家庭用人等。在一个劳动力持续短缺、苦苦挣扎的社会里，没有什么禁忌能阻止一个没有饭吃的妇女参与工作。
[9]

另外，因为殖民地的每个人都面临着生存的挑战，这种经济强加给了人们一种平等主义。这种平等主义挑战着那些关于财产的固有概念。和男人一样，女人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一个家庭没有人维持，如果在需要的时候没人有医护技巧，不能精准射击，不会打猎，那么这个家庭就不是个像样的家庭。虽然随着殖民地社会日渐成熟，这种平等的传统逐渐淡化，但它已经植根于美国的生活和思维中了。随着疆土不断向西推移，男女平等的观念也随之西进，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在新英格兰建立之后不久，就有人首次提出了妇女平等地位的问题。这个人就是安妮·哈钦森（Anne Hutchinson）。她从教义出发，挑战了当时波士顿的清教徒神权政治，驳斥了认为女人无权参与宗教事务的观点。这场论战是严格局限在神学领域内的，但妇女平等的议题却隐含在了她的诉求之中：她，作为一个女人，也有权进行神学思考，并用她的思想感召他人，让其他男人和女人都能和她一样。

我们对安妮·哈钦森的了解非常少，而且都是片面的。她没有留下任何书信或日记。她的家人和追随者也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她的画像，或是任何关于那场著名“论战”的记载。
[10]

我们对她的了解，都来自她的敌人——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总督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这就好像我们对圣女贞德的了解都来自她的仇敌皮埃尔·科雄（Pierre Cauchon）一样。温思罗普写道：“这个女人傲慢犀利、思维敏捷、巧舌如簧，比男人还大胆。但要论理解力和判断力，她比很多女人都要差。”
[11]

为了躲避信奉天主教的斯图亚特王朝的压迫，1630年，清教徒跟随早期殖民者来到了马萨诸塞湾。这些加尔文派的信徒认为，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开悟，成为领袖，只有通过祈祷、慈善活动、参加礼拜这些“行为之约”（Covenant of Works），才能获得救赎。

哈钦森太太和她的家人直到1634年才来到波士顿。那时，加尔文派的信仰已经固化成了教条。但与此同时，哈钦森太太已开始坚信每个人都能直接与上帝沟通，上帝存在于每个人之中，这就是所谓的“恩典之约”（Covenant of Grace）。加尔文派对她而言过于刻板正统，她无法自由表达她的信仰。在通往美国的远洋船上，她就已经开始表达她的思想了。到了波士顿之后，她出众的才华、医术和超凡的口才为她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信众。当当局听说有60多人（大多数是女人，但也有少数男人）聚集到哈钦森家，听哈钦森太太宣讲“内心的基督”（indwelling Christ），并对本地神职人员进行猛烈抨击时，他们吓坏了。

温思罗普及其周围的人担心这会瓦解殖民社区，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对清教徒统治下的波士顿的宗教进行抨击，就是对整个政权的抨击，因为这两者是一体的。哈钦森太太宣传人可以与上帝融为一体，这就是在宣称她自己以及每一个人，和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统治者都是平等的。他们的主权，是和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们一样绝对的。

这一异教的发展令人担忧，而统治者们则不遗余力地维护着自己的权利。他们从民事法庭和宗教法庭两方面对哈钦森太太展开了攻击。民事法庭开庭时，她正怀有身孕，而且病得很严重。但是法庭一直让她站着，直到后来她明显支持不住了，才允许她坐下。“她面有病色。”温思罗普在法庭记录中写道。在庭审过程中，她遭遇了从古至今许多受到压迫的人都会经历的不公：她的话遭到了伪造，她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被剥夺了，法官们还没见到证人就宣布他们已经做出了决定，而她的证人们也受到了欺凌和恐吓。法庭宣判她有罪，并下令将她驱逐出殖民地。但是，这一审判是非常不明确的。哈钦森太太问道：“我想知道我为什么被驱逐？”温思罗普只能回答说：“别再说了。法庭已经宣判，此案告结。”
[12]

民事审判是无法让哈钦森太太的信徒离开她的。殖民地当局必须证明，她的言论是异教。哈钦森太太被囚禁在她的某个对手家中。经过数周的审讯，她终于对教义提出了几点质疑。这些质疑立刻被视为她的信条，并被夸张成29条异端邪说。她也因此面临被开除教籍的审判。

在庭审过程中，哈钦森太太是无所畏惧的。她对《圣经》的了解以及她的口才都让她的对手感到恐惧和愤怒。面对她的忏悔书，他们又回到了那令人无可争辩的偏见：“她的忏悔简直疯了。”
[13]

在关于人类灵魂的晦涩辩论中，她竟然说：“我认为灵魂不过是光。”
[14]

对这样的女人，还能有什么办法？

因为生病，她依然很虚弱。她为自己的辩护一开始是清晰而精彩的，但慢慢就变得混乱，甚至被沉默取代。当她被开除教籍、离开教堂的时候，只有一个人还支持她，这个人就是玛丽·戴尔（Mary Dyer）。她受哈钦森太太的影响，也开始质疑波士顿统治者。22年以后，她作为贵格会教徒，被依然热衷于维持正统的波士顿统治者施以绞刑。

1637年至1638年的冬天，哈钦森太太的丈夫威廉·哈钦森（William Hutchinson）和大约20名和他们有同样信仰的开拓者开始为迁居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位于罗得岛的新殖民地做准备。之后的春天，哈钦森太太和年幼的孩子们也去了那里。4年后，威廉——这个在审判过程中始终支持她的男人——去世了。而且，在这个年轻的殖民地上出现了新的宗教争端。哈钦森太太和她的家人再次搬到荒野。这一次，他们选择了长岛海湾，定居在现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区一个叫作佩勒姆湾的地方。她从荷兰人手里买了一块原先是印第安人的土地。她以为荷兰人已经付过钱了，但她被骗了。印第安人认为她和荷兰人是一伙的，所以把她和她的家人都杀害了。今天，穿过佩勒姆湾公园的蜿蜒的小河和高速公路都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

对哈钦森太太无情的惩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她的伟大功绩和她对清教徒生活和信仰的冲击。因为是个女人，哈钦森太太没有受过教育，她所有的知识仅仅是对《圣经》的了解；因为是个女人，她的修辞和辩论技巧也显得稚嫩，但在一个对神学极为重视的社会里，她依然为自己的信仰赢得了大批信众。她挑战了当时最有学识、最优秀的人，让他们不得不用谎言和暴力来对付她。她是北美大陆上第一个站出来挑战当时正在形成的新社会中习惯性地赋予妇女从属地位的人。许多人都想把女人禁锢在她们固有的角色里，哈钦森太太却不这么认为。很快，也会有其他人追随她的脚步，把这一事业继承下去。

“莫莉·皮彻”（Molly Pitcher）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传奇人物之一。她是个随军人员，她的诨名来源于她在新泽西州蒙茅斯给她丈夫的炮台送水的故事。在她的丈夫被敌军的炮火打伤时，她跳起来给他的大炮装上弹药。另一个是德博拉·桑普森（Deborah Sampson）。她在大陆军中服役一年多，人们才发现她原来是女儿身。
[15]

事实上，妇女从很早开始就为美国独立做出了广泛而卓有成效的贡献。

因为征收重税，英国茶叶的价格非常昂贵。随着人们反对英国茶叶强制进口的呼声越来越高，新英格兰和大西洋沿岸中部各州的妇女组成了反茶联盟，推广使用覆盆子、鼠尾草和白桦泡茶。当时最受欢迎的是“自由茶”（Liberty Tea），这种茶用四叶千屈菜做成，制作过程复杂，需要两次煮沸菜叶，并在炉中烘干。
[16]

这些组织中有一些进行了短暂的联合，她们自称自由之女（Daughters of Liberty）。但是，她们从未达到过塞缪尔·亚当斯所领导的自由之子（Sons of Liberty）那样的组织规模。这些组织试图通过纺纱制衣、倡导购买本地生产的货物，来支持对英国产品的抵制：

1770年2月初，波士顿妇女在抵制进口货品的议题上展开了一场公共运动。300个家庭的女主人结成联盟，宣誓如果不废除税收法案，她们将不喝任何茶。3天后，年轻女性也追随已婚妇女签署了如下文件：“我们——捍卫公共利益和社会繁荣的爱国者的女儿，甘愿加入她们的行列，对外国进口茶叶进行抵制。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对抗剥夺我们生活中那些有意义的事物的一种企图。”
[17]

在独立战争中，有些商人囤积糖和咖啡。这些囤积居奇的人，不止一次遭到了妇女的反抗。1777年，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在给作为代表出席在费城召开的大陆会议的丈夫约翰的信中写道：

一个显赫、富有但吝啬的商人（还是个单身汉）在仓库里藏了一桶
[18]

咖啡。他不愿意以低于每磅6先令的价格卖给委员会。一些妇女，有人说是100人，有人说是更多的人，拖着一辆大车和几只箱子，一起冲向仓库，并要求他交出钥匙。他拒绝了。这时，他们中的一个抓住他的脖子，把他扔进了车里。他发现来者不善，只好交出了钥匙。他们把车倾斜，让他下车，然后打开仓库，自己拿出咖啡，放进箱子里，然后开车走了。据说那帮人还揍了那个商人，但我觉得这不是真的。一大帮男人站在一边围观这一场面，他们都惊呆了。
[19]

在战争中，男人会参军离家，这就给女人留出了空间，让她们必须担负起维持家庭和田庄，让13个州的经济继续运转的重任。她们最独特的贡献，就是为军队供应衣物。这一贡献，让我们不难预见著名的南北战争卫生委员会（Sanitary Commission of Civil War）以及之后的红十字会的成功。当华盛顿带着残兵败将退回福吉谷（Valley Forge）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发现妇女提供衣物的记录。但在1780年，华盛顿手下副将的妻子埃斯特·德贝特·里德（Esther DeBerdt Reed）夫人组织了一个联盟。起初，这一联盟是由费城妇女组成的，但随后其他宾夕法尼亚州地区的妇女，以及马里兰州、新泽西州和特拉华州的妇女也加入了进来。她们筹集了价值大约7000美元的衣物，主要是衬衫，送给急需的士兵。参加捐赠的人里不仅有出手阔绰的富太太，还有穷人，比如一个捐献了7先令的黑人洗衣妇。里德夫人在这项工作结束之前就去世了。代替她的是一个五人委员会，其中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女儿萨拉·贝奇（Sarah Bache）。许多裁剪和缝纫的工作都是在贝奇家完成的。一位访客曾在她家中见到过大约2200件刚刚浆洗过的衬衣，它们堆得很高，正等待着被送往军队。尽管这些行为是零星和偶然的，但它们却是我们所知的妇女联合起来为某一特定目标共同努力的早期案例。这也意味着它们开创了妇女联合的先河。
[20]

***

在国家走向独立的进程中，没有什么是会静止不变的。瓦解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纽带的那股力量，最终也将改变18世纪妇女的处境。颠覆性的思想已经出现了。如果男人生来就能拥有某些不可被剥夺的权利，为什么女人不能呢？如果公民权利源于理性和社会契约，而非神灵，那么妇女就应该被《圣经》的权威束缚在从属的地位上吗？

独立战争前不久，托马斯·潘恩的《宾夕法尼亚杂志》（Pennsylvania Magazine
）刊登了一篇文章，描述并谴责了妇女的从属地位：

即使在女人还能说得上是快乐的那些国家里，她们也无法随意处置自己的财物。法律剥夺了她们的自由和意志，她们受到了某些观点的奴役。这些堂而皇之的观点对她们有着绝对的管束权：她们周围全是法官，他们是暴君，也是她们的诱惑者……谁能不同情女人呢？
[21]

有些热心于独立事业的女性，其实已经不像潘恩所描述的那样了。默西·沃伦（Mercy Warren）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个剧作家、记者，是华盛顿、亚当斯和汉考克的朋友。阿比盖尔·亚当斯在1776年给丈夫的信中写道：

在你将要制定的法律中——我想这对你来说是必要的，我希望你不要忘了女人们。我希望你对待她们，能比你的先辈更加宽厚。不要将无尽的权力放到丈夫们手中。记住，只要有机会，那么所有的男人都能够成为暴君。如果不给予女士们更多的关怀，我们肯定是会酝酿反抗的。我们不会被任何忽视我们的利益、无法代表我们的法律束缚。
[22]

尽管文字犀利，但很明显，亚当斯夫人并没有太认真。她的思想就像马里兰州殖民地初期的玛格丽特·布伦特（Margaret Brent）的一样，远远超越了她的时代。玛格丽特·布伦特是已过世的伦纳德·卡尔弗特（Leonard Calvert）的法定遗嘱执行人。卡尔弗特是殖民地所有人巴尔的摩勋爵（Lord Baltimore）的弟弟和代理人。同时，玛格丽特·布伦特自己也拥有不少财产。这位女士在下议院
[23]

要求在议院会议中有两张选票，第一张是因为她本身就是个产权所有者，第二张是因为她是殖民地所有者的律师。这个要求让下议院极为震惊。在下议院驳回她的要求之后，她转而要求宣告地方议会会议的所有程序无效。（这一请求也被驳回了。）

布伦特夫人和亚当斯夫人都是先驱者和预言家，但她们并不是倡导者。妇女的法律地位直到19世纪中期才成为一个重要议题，而妇女参政这一议题还要再向后推延。妇女获得更广泛的权利和机会，地位得到提升，最初是从教育开始的。争取获得知识、培训和机会，妇女才能规划新的目标，并在达成目标的同时提升自我。这就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着美国社会的历史。妇女的这一诉求，最初可以在朱迪丝·萨金特·默里（Judith Sargent Murray）的作品中找到。她的呼吁比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女权辩护》（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
）还要早大约十年。1792年在英国发表的《女权辩护》，是公认的现代妇女运动的开始。
[24]

朱迪丝·萨金特·默里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海港城市格洛斯特。她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个富商和船长，他支持独立，是马萨诸塞州议会代表，这个议会于1788年正式批准了宪法。默里夫人原先是华盛顿总统及夫人的管家，后来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斯图尔特（Stuart）和科普利（Copley）都曾经为她画过像。她极具远见，在独立战争期间，她写了一篇文章（直到1790年才发表）。在文章中，她指出了男人和女人在机会方面的不平等：

大自然在分配的时候是公平的吗？我们接受这一观点，经过了深思熟虑吗？她让一半的人拥有绝对的思想优势，这真的是一个事实吗？……然而，这是值得怀疑的。这种优势源于何处？难道来自灵魂做决定的能力（判断力）吗？难道我们不能把这种差异归咎于教育的差异，以及之后持续的不平等吗？我们难道能说，一个两岁男孩的判断力，一定要比同龄女孩的判断力出色？我相信事实往往正好相反吧。但从那时起，女人经历了多大的不公啊！他们接受了不同的教育，一个性别被看重，另一个被打压！一个性别被寄予鸿鹄之志，另一个则如囚鸟般被限制。长年累月，女人们被驯化了，而男人们则被引导着，走过繁花锦簇的科学之路。
[25]

在回应认为女人如果接受教育，就可能会忽视家务责任的指责时，她回应道：

“你的家务是令人满意的。”这句话，真的要大声说出来吗？——我想问：一个能够永垂不朽的灵魂、一个能配得上天堂欢愉的人、万物之灵，她可以把时间用在思考神灵的杰作上，但人们只允许她去做布丁，缝衣服，难道她应该受到如此的羞辱吗？
[26]

然而，在1798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默里夫人向和她持有同样观点的那些人指出：“女学者们纷纷涌现，这个称呼让我非常高兴……我可能因为我的热忱而受到指责，但这就是我对我们这个性别的信心。我希望年轻女人能开创妇女历史的新篇章。”
[27]

本杰明·拉什博士（Dr. Benjamin Rush）是一个致力于妇女教育创新的人。他是名医生、科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化学教授。他也是费城女子学院（Ladies’ Academy）的监事会（全是男性）成员。1787年，在一个学生、家人和朋友的聚会上，他发表讲话，认为女性教育“应该与所在国家的社会状况、伦理和政府相适应”。因此，在新的共和国中，“每个公民都拥有平等的自由，他们能够平等地参与政府事务。通过为我们的女士们提供适当的教育，我们能够保证她们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享受这些权利，她们才能够在教育她们的儿子时，把自由和民主的精神传递下去”。
[28]

根据社会对女人的要求，拉什博士认为，妇女需要学习的学科是英语文学和写作、地理，阅读历史、传记和旅行方面的书（这可以减少小说的阅读量，他认为小说的流行是令人担忧的），学习声乐（这可以强身健体）、舞蹈（他认为这没有什么坏处）和宗教。

但是，即使这些有远见的人在酝酿着新的想法，即使如默里夫人所说的那样，女学者日渐增多，但在妇女能接受什么教育、哪些阶层的妇女能接受教育、多少妇女能够接受教育这些问题上，重大的改变依然没有发生。直到西进运动和工业生产的开始影响了这个年轻国家的全部社会结构之后，才有了改变。1790年，塞缪尔·斯莱特（Samuel Slater）在罗得岛州波塔基特（Pawtucket）率先使用水力进行棉花纺织，这为20年后的纺织工业发展开辟了道路。这一发展对女性的地位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此之后，那些原本在家纺纱织布的女人越来越多地走入工厂，成为全职带薪劳动者。如果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样，把每天在纺织厂工作14个小时变成合情合理的事，那么其他社会禁忌也将随之崩塌。默里夫人所预言的“妇女历史的新篇章”即将来临。

***

从街上被绑架，或从拥挤的监狱里被卖到新大陆充当契约奴仆的妇女，还是有一些盼头的，因为如果她们熬过7年合约期，就可以获得自由。这可能是一种极端困苦、极端屈辱的自由，但是她们至少有了去争取更好生活的机会。

但是，那些从非洲被贩卖到北美和南美大陆为奴的、生来就是黑皮肤的男人和女人，却没有这样的指望。200年来，英国人、法国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美国人一直从事奴隶贸易。这种贸易为南方的棉花和烟草种植园提供了劳动力，也让伦敦、利物浦、纽约、波士顿、塞勒姆和纽波特繁荣兴旺了起来。

随着近期黑人历史和文化研究的兴起，新的学术努力让我们能够看到奴隶贸易在整个非洲范围内对人的可怕影响。许多人受尽苦难，甚至死去。但是，学者们对奴隶数量的观点有很大差异。曾有人估计，有2000万人从非洲各地，特别是非洲西海岸，被贩卖为奴。但目前这一数字已被缩减至一半。然而，最终到达美洲的人却远少于从非洲出发的人：在这些人中，有13%至33%的人会死在海上，许多人甚至在上船之前就已经死了。
[29]

这是因为除了战俘，另一个主要奴隶来源是从丛林和内陆平原劫掠人口。这一行为就像战争一样，让部落和家庭分崩离析。奴隶们戴着镣铐，身上被烙上烙印，冒着赤道的炎热和风雨，跋涉数百英里
[30]

，来到沿海地区，沿着中央航线前往美洲。
[31]

奴隶们乘坐的船只比“五月花号”还要小，但运载的人数却远多于“五月花号”。就这样，他们跋涉4000英里，来到美国。据记载，曾有一艘100吨的货船运载了500人，有时甚至会多达750人。小船一般会运载两三百人。留给船员和补给的空间非常小，剩下的都是“货物”。船舱地板上都是平台或木凳，奴隶们被成对绑在上面。有时，船舱内“地板”到“天花板”的距离只有18英寸
[32]

。每层都有被肩并肩锁在一起的人；有时，奴隶们要把腿蜷起来，连活动一下腿的空间都没有。除了偶尔上厕所或者上甲板的时间，在五六个星期的航程里，他们必须待在这样的船舱里。

通常，船上大约三分之一是女人。她们因为性别所受的唯一优待就是被关在一个单独的船舱里：“她们像勺子一样被摞在一起。运人的货船里闷热异常，而她们常常要在这种高温中分娩。”
[33]

一旦途中遇上逆风或是恶劣天气，食物和饮水短缺，那奴隶们的命运就更为悲惨了。船上清理排泄物的设施总是不够的，奴隶们又无法洗澡，所以运奴船的臭气可以随风蔓延好几英里，而且船上疾病肆虐：天花、眼炎、痢疾、精神错乱。死去的奴隶会被扔下船，有时为了减少传染，生病的人也会被扔下去。有时，船员会遗弃瘟疫肆虐或遭到损坏的船只，丢下船舱里依然被镣铐锁着的奴隶，任他们自生自灭。
[34]

尽管英国和美国在1808年同时正式废除了奴隶贸易，但美国的非法运奴船依然存在。一旦他们见到巡逻船，逃避惩罚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被缚的奴隶丢进海中。他们很快就会沉入海底，或葬身鲨鱼腹中。

奴隶们自己并没有留下对中央航线的记录。他们来自不同的部落，往往无法彼此交流。但奴隶们的口述却被细致而冷静地记录了下来，亚历山大·福尔肯布里奇（Alexander Falconbridge）的记录就是其中之一：

我见过一个年轻的女人在船上分娩，她当时和一具尸体绑在一起。看守喝醉了，没有把尸体弄走……一开始，年轻女人的日子还好过一点，她们可以上甲板去陪船员……航程大概六个星期。到航程快结束的时候，中部船舱里的人会死不少，许多女人就会被赶下来陪男人。
[35]

死去的奴隶会让每次航程的利润减少。为了减少死亡率，后来有些大船也会带上医生。在一个医生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特别是女人，精神失常了。这个医生的记录显得冷酷无情：

有一天，我在伯尼看见了一个壮实的中年女人。她是前一天从集市上被带回来的，被绑在一个黑奴贩子的门柱子上。她的精神完全失常了。在船上，有一个年轻的黑人女人被铐在甲板上，在被买回来带上船不久，就失去了理智。在之前的一次航行中，一个23岁左右的黑人女人疯了，我们不得不把她关起来。后来她被卖掉了，卖掉的时候正好是她清醒的间隙。
[36]

尽管奴隶贸易的利润很高，有时甚至每趟航程可能会有100%的利润，但风险也很大。这种风险还会因为货物的不稳定性而增加。奴隶和奴隶贩子之间的战争从未停止过。有时这种战争是私底下的，有时则是公开的反抗。如果奴隶们无法获得船的控制权，那他们至少可以选择死亡。他们的反抗不仅有暴力，而且有绝食、跳海，有时甚至会拒绝呼吸。奴隶贩子则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是不分男女地使用绞刑、鞭刑、肢解或饥饿等惩罚手段，还是不仅让奴隶们活着，而且卖得出去，得能干活，或者至少看起来能干活。让人惊奇的是，即使面对这样的境况，还有三分之一或一半的人可以活下来，而且女人们还能生下健康的孩子。

奴隶们首先会被送到西印度群岛进行“调教”和培训——事实上，他们会让奴隶们在这段时间里恢复身体，治疗他们身上明显的伤病，还会清理掉那些残废了或患病的人。同时，他们会开始教奴隶们穿衣、说英语，学习种植园的工作，并向他们传教。这些复杂而高度进化的非洲部落被连根拔起，部落中的人被打散，分配到各地。当他们再次起航时，每条船上都是“被同化”了的奴隶。他们的数量迅速增加，1830年有200万，到南北战争爆发时几乎有400万。

并不是每个奴隶的处境都是相同的，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也各有不同。根据经济状况以及奴隶主的个性，奴隶制度会有许多差异。在南北战争之前，一个黑人女奴可能会成为在棉花种植园工作的200万名奴隶之一。在这里，她的生活会被一个监工控制，她所面对的往往是最残酷的剥削。她也可能是这个庄园的家用仆人，这些奴隶的地位稍微特殊一些，她们的境遇会比在田里工作的那些要好一些。再或者，她可能去了小庄园或农场，在这里，她的主人可能需要亲自下地干活，那么，比起在监工皮鞭下劳作的那些人，她们的生活很可能就没有那么艰难了。但不管如何，她们的生活都是既艰苦又毫无指望的。
[37]

另一方面，一个黑人女奴也可能像另外200万名奴隶一样，去往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马里兰州、特拉华州、肯塔基州、田纳西州或是密苏里州。这些州的经济支柱不是棉花或烟草，而是奴隶。每年，这些州会“出口”大约10万名奴隶到棉花种植区。奴隶们被捆成一列，徒步走到目的地，就像他们的非洲先辈从内陆走到沿海地区一样。贩卖奴隶的广告往往是这样写的：

黑奴出售：女，20岁左右（在弗吉尼亚州长大），有2个女儿，一个4岁，一个2岁。她异常强壮、健康，除了天花，她一生都没生过病。两个孩子都很健康。她有极佳的生育能力，如果您想要一个由健壮黑人组成的仆人家庭供您差遣，那么她将是您不可多得的选择。
[38]

总之，不管主人多么宽厚，不管处境多么好，奴隶都无法逃脱这种命运。家庭的财富发生变化，可能就会需要转卖奴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被撕裂。《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
）中的悲剧就取材于奴隶的生活百态。

因为性别，女奴会面临更多的危险。奴隶主会将女奴用于繁殖，以增加自己的劳动力，或是增加可以贩卖的奴隶人数。就当时奴隶的生活状况和医疗水平而言，女奴怀孕生子常常需要满足以上两个目的。
[39]

同时，她没有能力逃脱任何白人的性侵犯。众多黑白混血儿就是一个明证。据1860年的人口普查，黑白混血儿约有58.8万。这一事实，对北方白人妇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在某种程度上让许多女人投身于反奴隶制运动当中。格里姆克姐妹就见证了奴隶制对南方白人家庭和道德的影响：“因为主人和他的儿子们的淫欲而遭难的不仅仅是奴隶，还有那些因丈夫的背叛而名誉扫地的妻子和女儿。她们受到了伤害，却只能默默地流泪。”
[40]

尽管非洲的母系氏族结构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但奴隶生活给予了黑人妇女一种独特的地位。在不断变化的奴隶关系中，母亲和她的孩子们的关系是明确的，但父亲和孩子们的关系就不那么明确了。不仅如此，除了劳作的能力，奴隶主还会因为女奴生儿育女的能力而获利。因此，相比男性，女奴被奴隶主卖掉的可能性较小。在支离破碎的奴隶家庭中，女奴往往是比较稳定的因素。“一般来说，作为妻子和母亲的黑人妇女常常是她的小屋的主人，除了会遭到奴隶主和监工的干涉，她在伴侣选择和家庭事务上有着绝对的权力。她的灵魂没有受到经济因素或是传统的束缚，她不会屈从于男性权威。”
[41]

因此，虽然这么说非常不合适，但是黑人妇女确实取得了许多白人妇女都没有的尊严。但是，整体看来，奴隶制的高墙，要比普通法和宗教戒律更牢不可破。

[1]
Charles and Mary Beard, 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30），I, 44.

[2]
参见Edmund S. Morgan, The Puritan Family: Essays on Religious and Domestic Relations in Seven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 （Boston, 1944）。

[3]
Stephen Vincent Benét, Western Star（Rinehart & Company Inc., copyright 1943 by Rosemary Carr Benét），pp. 145-146，165.

[4]
Beard,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I, 105.

[5]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1954），II, 364.

[6]
Anna Howard Shaw, The Story of a Pioneer （New York, 1915），pp.24-26.引用获得了出版商Harper & Brothers的许可。

[7]
The Lawes Resolutions of Womens Rights; or The Lawes Provision for Women （London,1632），pp.124-125.

[8]
参见George Elliott Howard, A History of Matrimonial Institutions （Chicago, 1904），vol.II, ch. xv。在新英格兰，“许多原因都可以造成婚姻关系的解除，比如遗弃、虐待或违背婚姻誓言。通常，丈夫和妻子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尽管并非总是如此”。在叙述关于实践中的不平等时，霍华德引用了哈钦森总督的话：“女性通奸毫无疑问是一个充分的理由，但是男性通奸，在和长老们讨论和协商之后，则会被认定理由不充分。”（pp.330-331）理查德·B.莫里斯教授提出，在实践中，不论普通法中的先例如何，殖民地法律常常会偏向女性。参见莫里斯教授的论文“Woman’s Rights in Early American Law,”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Law（Philadelphia, 1959），pp.126-200。在女性和法律方面，还需进行大量研究。参见Julia C. Spruill, Woman’s Life and Work in the Southern Colonies （Chapel Hill, N.C., 1938）。

[9]
Mary S. Benson, Women in 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 Columbia University Studies in History, Economics and Public Law, no.405 （New York, 1935），pp.244-249; also Elisabeth A.Dexter, Colonial Women of Affairs （Boston and New York, 1924）.

[10]
关于哈钦森太太及其案件的最新研究，参见Emory Battis, Saints and Sectaries: Anne Hutchinson and the Antinomian Controversy in the Massachusetts Bay Colony （Chapel Hill,1962）。巴迪斯指出，哈钦森太太的贡献并非主要在思想自由，而在宗教多元性。哈钦森太太本人对希望追随自己良心的其他人同样是极其不宽容的。

[11]
Antinomianism in the Colony of Massachusetts Bay, 1636—1638，Prince Society Publications,XXI （Boston, 1894），158.对哈钦森太太的指控之一是她对其他女性的教导和“使徒们所规定的不一致，也就是让妇女留在家中”（p.167）。

[12]
同上书，pp.168，284。

[13]
同上书，p.324。

[14]
同上书，p.293。

[15]
这两位女性都出现在了NAW中。

[16]
Alice M. Earle, Colonial Dames and Goodwives （Boston and New York, 1895），p.256.参见Elizabeth Commetti, “Women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England Quarterly, 20：329-346 （September 1947）。

[17]
Benson J. Lossing, Pictorial Fieldbook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850），I, 488.

[18]
一桶（hogshead）约为238升。——译者注

[19]
Familiar Letters of John Adams and His Wife Abigail Adams during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1876），pp.286-287，letter dated July 31，1777.

[20]
William Reed,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Joseph Reed （Philadelphia, 1847），II, 260-271，and Life of Esther De Berdt, later Esther Reed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1853）.

[21]
Pennsylvania Magazine, August 1775，p.363.潘恩是不是本文的作者尚存争议，因为文章没有署名。关于本文作者的讨论，参见Frank Smith, “The Authorship of ‘An Occasional Letter on the Female Sex,’” in American Literature, vol.II （1930），pp.277280. Philip S. Foner, editor of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New York, 1945），included it in vol.II, pp.34-38。

[22]
Adams, Familiar Letters, pp.149-150，letter dated March 31，1777. On Mercy Warren, see First Lady of the Revolution, a life of Mrs. Warren by Katharine Anthony （Garden City, N.Y.,1958）.

[23]
下议院（House of Burgesses）是殖民地时期弗吉尼亚州及马里兰州的民选政府。——译者注

[24]
参见Vena B. Field, Constantia, University of Maine Studies, 2nd Ser., no.17 （Orono, Maine,1933）。Constantia是默里夫人的笔名。

[25]
Constantia, “The Equality of the Sexes,” Massachusetts Magazine （March–April 1790），pp.132-133.

[26]
同上书，p.134。

[27]
Constantia, The Gleaner （Boston, 1798），III, 188-189.

[28]
Benjamin Rush, Thoughts on Female Education （Philadelphia, 1787），pp.6-7.

[29]
更早的估算引自Frank Tannenbaum, Slave and Citizen: The Negro in the Americas （New York, 1947），pp.28-33，and John Hope Franklin, From Slavery to Freedom （New York, 1947），pp.56-57。然而，正如Philip D. Curtin本人所说，在深入研究大量原始文献之前，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 Census （Madison, Wis., 1969）这本书将成为研究奴隶贸易的主要权威文献。他的估算（详见第268页和277页的表格）是基于对已发表数据的重新估算和严格关联。

[30]
1英里≈1.6千米。——编者注

[31]
中央航线得名于最初从非洲到美洲的航程是三角贸易的第二段。这个航程起始于欧洲，货船载着商品起航，经非洲海岸售出，最终会带着美国的商品在欧洲市场出售。这些商品包括糖蜜、棉花和朗姆酒。

[32]
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

[33]
E. Franklin Frazier, The Negro Family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1939），p.44.

[34]
George F. Dow, Slave Ships and Slaving （Salem, Mass., 1927），pp.244-246.

[35]
同上书，p.242。

[36]
同上书，p.151。

[37]
肯尼思·施坦普（Kenneth Stampp）的The Peculiar Institution （New York, 1956）一直是关于奴隶制的最权威的著作，这一情况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这本书的分析客观而严谨，其结论是毫不妥协的。与之截然相反的是乌尔里克·B.菲利普斯（Ulrich B. Phillips）的作品，这些作品对奴隶制的批判性明显不足，例如American Negro Slavery （New York, 1918）。然而，1974年两部重新阐释奴隶经验的主要著作问世，它们分别是尤金·D.吉诺维斯（Eugene D. Genovese）的Roll Jordan, Roll: 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 （New York, 1974），以及Robert W.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Time on the Cross （New York, 1974）。通过大量使用计算机分析的统计数据，这两本书研究了奴隶制经济学。

[38]
American Anti-Slavery Society, American Slavery as It Is: Testimony of a Thousand Witnesses（New York, 1839），p.175，compiled by Theodore Weld and his wife, Angelina Grimké Weld.See also Five Hundred Thousand Strokes for Freedom （New York, Negro Universities Press,1969）.这本废奴传单集1900年首次出版，现已再版。Black Women in White America: A Documentary History, ed. Gerda Lerner （New York, 1972）是一本价值极高的关于奴隶制的资料来源。

[39]
Stampp, The Peculiar Institution, p.321.

[40]
Gilbert Barnes and Dwight L. Dumond, eds., The Letters of Theodore Weld, Angelina Grimké Weld and Sarah Grimké，1822—1844 （New York, 1934）.引用获得了出版商Appleton-CenturyCrofts以及美国历史学会的许可，以下简称Weld-Grimké Letters。A. W.卡尔霍恩（A. W. Calhoun）引用了麦迪逊总统妹妹的话：“我们南方女性徒有妻子的名分，但其实只不过是土耳其后宫的妻妾罢了。”Soci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Family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Cleveland, 1917—1919），III, 308.参见Allan Nevins,Ordeal of the Union （New York, 1947，1950），I, 453-458。安妮·F.斯科特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南方淑女》展现了大量之前从未公开过的关于女性的文献资料，这些女性在历史和文学作品中的刻画并不比刻板印象好多少。保利·默里的Proud Shoes （New York, 1956），ch.iii和琳达·布伦特的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 ed.,L. Maria Child （Boston, 1861）这两本书是黑人个人“案例历史”的经典著作。

[41]
Stampp, The Peculiar Institution, pp.334，360.

第2章 争取教育平等的早期努力

在这个年轻的民主国家，曾有过许多改善和扩大教育的尝试。它包括让免费教育惠及更广泛的人群，为教师提供职业培训，为教育提供财政拨款，以及发展高等教育和高等学习与研究机构。

在这一广泛的框架内，妇女面临着许多特殊的困难。人们普遍认为，女人的脑容量比男人小，因此头脑不如男性。在最先要求获得更多教育权的女性中，有些人并没有要求获得更多的机会。她们仅仅认为，更多知识能够让女人成为更好的母亲和更称职的家庭主妇。对于刚刚萌芽的女权运动，她们中间有些人是持反对态度的。总体而言，带领妇女争取更平等的法律和经济地位的，是受到前辈思想滋养的年轻一代的女性。

最早的女性教育家们的目光，也许还不够远大。因为即使是她们中间最坚定的人，也可能会因为所面临的诸多挑战而气馁。即使是到1812年，虽然有许多开拓性的思想得以传播，但妇女教育依然没有长足的发展。只有少数富足家庭的女性才能够接受教育，她们所学的科目也仅限于刺绣、绘画、法语、声乐和弹琴。法国哲学家卢梭早就界定了女人应有的位置：“妇女的所有教育都应该围绕男人而展开。取悦男性，对男性有用，博得男性喜爱并让他们以她们为傲，教育男孩们，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照顾他们，给他们提供建议，安慰他们，让他们的生活变得甜蜜而幸福——这些是女人永远的职责，也是她们从婴儿开始所应该接受的教育。”
[1]

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将对这种哲学发起有力的挑战。1814年，马萨诸塞州的沃尔瑟姆（Waltham）出现了第一台动力织布机。这台织布机的操作者是德博拉·斯金纳（Deborah Skinner）。1817年，福尔里弗（Fall River）也有了三台织布机，分别由萨莉·温特斯（Sallie Winters）、汉娜·博登（Hannah Borden）和玛丽·希利（Mary Healy）操作。她们证明，在家中纺纱织布所用到的敏捷和技巧，能帮她们从工厂中赚到钱。纺织业后来也成了美国的第一个大规模工业。

在杰克逊总统的时代，美国的版图向西大幅扩张，工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美国收购了路易斯安那州，西北地区得到开发，开始有人定居。新的纺织厂需要女工，而因为人口增长，学校对女教师的需求也不断增长。这些女人所担负的新的职责变得越来越无法忽视。

汉娜·马瑟·克罗克（Hannah Mather Crocker）是最先起来反对这些陈规陋习的人之一。她的小册子《论真正的女权》（Observations on the Real Rights of Women
）发表于1818年。这篇文章折射出了新旧思想的交锋。虽然她自己也承认继承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思想，但却主张限制女人的完全独立。“我们必须承认，虽然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情感和特质让她的文章甚至能和男人匹敌，但她的理论是无法付诸实践的。”
[2]

汉娜·克罗克还认为，女人的身体条件不适合学习太抽象的学科，比如形而上学或者公共事务：

因为性别道德上的差异，女人的生活空间中应当避免男性化的纷争，女人也应该为此感到欣慰。女人拥有学习各个科学学科，甚至法学的权利。但是让她们出庭辩护，就是伤风败俗的了，而且这对她们的身体也不好。法律不该让她们的行为偏离正直端庄的道路。
[3]

尽管如此，说女人就像夏娃的堕落那样，有先天的缺陷，应该永远居于男人之下，这是汉娜·克罗克明确反对的：

我们应该考虑恢复女人在基督教时代开始时所拥有的权利和尊严。虽然我们必须考虑自然所赋予两性的道德和身体的差异，但我们必须相信，这两个性别在心智上是平等的……男性中有许多个体差异，女性也是一样，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他们能够接受同样的教育，那么他们的发展就会是平等的。
[4]

1819年，就在汉娜·克罗克的小册子发表一年之后，纽约州州长德威特·克林顿（DeWitt Clinton,因修建伊利运河而闻名）收到了一篇来自埃玛·威拉德（Emma Willard）的文章——《告公众书：特致纽约立法委员，关于改善妇女教育的提案》（An Address to the Public; Particularly to the Members of the Legislature of New York, Proposing a Plan for Improving Female Education
）。威拉德夫人一直在默默地推行一些新的教育思想，这些思想将成为妇女教育的转折点。

威拉德夫人的本名是埃玛·哈特（Emma Hart），出生于康涅狄格州一个叫作柏林的地方。她有一个很好的父亲。她从小喜欢数学，并以解题为乐。他的父亲希望为自己头脑灵敏的女儿提供最好的教育。然而，她的乐趣却被剥夺了。她发现，因为人们认为女人的大脑不如男人，所以她们没有机会进一步学习数学。渐渐地，她意识到，如果女人无法接受系统的教育，无法得到知识和训练，那么她们将永远无法推翻这种偏见。

埃玛·哈特后来嫁给了佛蒙特州米德尔伯里的一个医生，成了威拉德夫人。她在米德尔伯里的女子学院教书，还申请参加米德尔伯里大学男生考试。她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更加熟悉课程，也是想要更加了解她和她的学生所无法获得的教育方法和标准。但是，她的请求被拒绝了。于是，她开始尝试用自己的方法教育学生。而要这么做，她必须自学所有新的课程。“每天，我会花10到12个小时上课，如果有特殊情况，比如准备考试，则会花15个小时。除此之外，我一直在学习新的学科。在我学习的过程中，我又把它们教给我最优秀的学生。”
[5]

她教的不仅仅是代数和几何，还有立体几何（因为没有教科书，她用芜菁和土豆做成的三角体和圆锥体进行教学）、三角学和圆锥曲线。她还教地理，不是让学生们记住北京到伦敦的距离，而是绘制地图给她们看。她所讲授的历史是一个活生生的过程，而不是一连串名字和日期。

她的学生非但没有被这些科目吓倒，反而非常踊跃。她受到鼓舞，向克林顿州长提交了《告公众书》。她希望可以建立一个教授自然哲学和家政学的学校，这不仅需要议会特许，还需要办学资金。她在奥尔巴尼待了很久，说服立法机关成员接受她的想法。妇女的行为礼仪不允许她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但她依然对一些个人和小团体宣读了《告公众书》。她的传记作者阿尔玛·卢茨小姐认为她很可能是第一位女性说客。

尽管克林顿州长很支持她，立法机关投票特许她在沃特福德办学，但他们却不愿意出钱。威拉德夫人转而向特洛伊求助。特洛伊在奥尔巴尼对岸，两地仅隔一条哈得孙河，十分繁华。她的想法吸引了那里的一些有钱人。议会投票通过征收特别税，筹集4000美元，用以建造教学楼。而学校维护、教职员工工资等其他费用则来自私人捐款。1821年，特洛伊女子学院开始授课。这是第一家因接受捐款而成立的学院，专门为女孩提供教育。

在这里，威拉德夫人继续开展她的课程创新，其中最大胆的尝试是开设生理学课。当时，如果女人提到人体器官，会被认为是非常不文雅的。

30年代初，母亲们来女子学院听课。当她们看到一个学生在黑板上画出心脏、动脉和血管，解释血液循环时，都震惊了。她们沮丧地离开教室，觉得脸都丢尽了。为了保证女孩子们举止端庄，不让她们过于激动，课本上描绘人体的地方都用厚厚的纸糊了起来。
[6]

1828—1829年，因为弗朗西斯·怀特（Frances Wright）的学说，妇女教育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怀特小姐1795年出生于苏格兰，她受过很好的教育，游历颇广，也结交了许多像拉斐特（Lafayette）这样的自由思想者。她曾和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在印第安纳州拓荒前线乌托邦般的新哈莫尼（New Harmony）一起编辑过报纸。后来他们成为纽约的《自由询问者》（Free Enquirer
）的联合出版人和编辑。她在纽约讲学，成了女讲师的先驱，她还宣扬自己的激进哲学，其中包括呼吁为妇女提供平等教育。这些都让她更加声名狼藉。她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一样，认为强加在女人身上的不平等也危害到了男人。如果女人依然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如果她们不被当作一个完整的人，那么任何由女人参与的关系，不管这种关系是友谊、婚姻还是亲子关系，都将受到负面影响。
[7]

如果女人不能在社会中受到公正的待遇，那么人类的发展将止步不前。把所有的权力交给我们中的一半，让他们成为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人，这么做是没有用的。如果他们不把这种权力用在好的地方，那么他们将作恶；如果他们没有传播知识，那么他们就会让愚昧一直持续下去。让女人在发展的进程中拥有一席之地吧！她们的地位将会决定我们这个种族的地位。
[8]

在许多人看来，怀特小姐关于教育的想法和其他激进观点有紧密的联系。她支持工人的政治运动，挑战各种宗教蒙昧主义，主张所有知识都要有理性基础，并强调了自由思考的重要性：

我不会去质疑你的意见，不会干涉你的信仰，也不会把我信奉的灌输给你。我所强调的就是审问、慎思，明辨事物的本源。找到你所持观点的依据，权衡利弊，知道你为什么有这种信仰，了解你信仰的是什么，找到你的信仰的理性基础。
[9]

当时，这种观点是会引起恐慌的。击溃这种观点以及怀特小姐关于妇女教育观点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无神论和博爱的指控。当时，她可谓“臭名昭著”，人们甚至会把女权倡导者称为“范妮·怀特主义者”，并以此挖苦她们。

然而，怀特小姐的影响非常深远。19世纪上半叶，所有挑战权威的女性都受到了她的思想的启蒙。她在纽约、费城、巴尔的摩、波士顿、辛辛那提、路易斯维尔、圣路易以及其他地方的演说往往是在工人面前进行的。她的演说还发表在工人报纸上，供工人传阅。他们让平等教育的呼声更高了。

随着选举权逐渐在各个州推行，所有21岁以上的男性，不管是否拥有财产，都可以进行投票了。这时，平等教育就成了杰克逊总统任期内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教育需要惠及每个人，不管他们的收入水平如何。如果需要保证每张选票都是负责任和理性的，那么每个投票人就都应该有权获得教育。但是，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都在为男性争取全国性的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南北战争前，各州主要致力于创办公立小学。然而，到1860年，全国依然只有40多所高中是名副其实的。许多自称“高中”的学校，其实只有小学水平。
[10]

因为缺少普选或任何职业空缺所带来的论点作为支撑，为女孩提供免费教育的进展很缓慢。小学倒是对女孩敞开大门，她们可以学习阅读、写作和算数。但要想进入初中和高中，女孩们还要花很长时间。1824年，尽管第一所为女孩设立的公立学校已经在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创办，两年后在纽约又创办了第二所，但在波士顿和费城这样的中心地区，这种学校直到南北战争结束才出现。
[11]

让纳税人和政府相信女人和男人一样，有权享受和他们同样的教育，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任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私立学校一直是那些想要获得更多教育的年轻女性的主要选择。但这里也存在问题。私立学校学费昂贵，所以它们只面向父母能够负担学费的学生。如果这些学校的领导想要扩大生源，就必须寻求外部资金支持。从威拉德夫人开始教学的第一天起，她就一直希望让教育不再是富有阶层的特权。她的解决办法是发放助学贷款，学生毕业找到教职后再偿还。据估计，她以助学目的发放的贷款总计超过7.5万美元。但是她深知，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她对妇女教育的巨大贡献之一，是首次提出用私人捐款兴办妇女教育机构的想法。

威拉德夫人也是提倡并提供教师培训的先驱。教师是最早向女性开放的“职业”之一，但她们并没有正规培训，只受过最基本的教育，因此威望很低，工资也远远低于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教师。1837年，威拉德夫人创办了旨在帮助女教师互助成长的威拉德协会（Willard Association）。这是一个类似校友会的组织，也是第一个把女教师培训议题推向公共视野的组织。威拉德夫人的理念“前卫”，也是一个举国皆知的名人，所以她为协会找到的两位荣誉副主席也声名卓著，一位是著名杂志《戈迪女士手册》（Godey’s Lady’s Book
）的编辑萨拉·约瑟法·黑尔（Sarah Josepha Hale），另一位是诗人和小说家莉迪娅·西戈尼（Lydia Sigourney）。

***

威拉德夫人教给女孩的内容，在当时已经算是高等教育了。但这些依然无法与年轻男性在哈佛大学和其他学院接受的教育抗衡。第一所在高等教育层面努力向男校看齐的教育机构是欧柏林学院。它原先是一所神学院，后来发展成一所初级学院。虽然依然不及男校，但它提供的课程已经和男校有可比性了。正因如此，这所学院在早期女权领袖眼中有着特殊的地位。露西·斯通（Lucy Stone）把欧柏林学院的创办称为“我们早晨灰色的曙光”。

欧柏林学院创办于1833年，位于有30年历史的俄亥俄州。这是第一所面向所有人的教育机构，不管种族、肤色、性别，每个人都可以入学。创办者在办学目标中写道：“提高女性素质，让女性获得因为不公平和忽视而被剥夺的教育特权。正因为无法获得教育，女性才和男性产生了差距。这是不合理的。”
[12]

最开始，欧柏林学院的女学生上的是一门短期“文学”课程，这种做法和当时认为女人的大脑无法消化男人所能理解的内容这一主流观点一脉相承。第一位女性在1841年完成了“常规”课程，露西·斯通和安托瓦妮特·布朗（Antoinette Brown）紧随其后。前者后来成了当时最出色的演说家之一，后者则成了第一位女牧师。值得称道的是，她们在欧柏林学院的时候都曾是风云人物，都因为自己的女权主义观点而和校方冲突不断：

欧柏林学院的态度是，女人的天职是成为这个种族的母亲。她们应该待在她们特定的领域之内，这样，下一代就可以得到母亲全心全意的照顾。如果女人变成律师、牧师、医生、教师、政治家或担任其他公职，那么家庭将无人照料……她们应该为男人洗衣，为他们整理房间，在餐桌边服侍他们，听他们讲话，而在公共场合恭敬地一言不发。欧柏林学院培养的不过是高学历的母亲和恭顺的妻子而已。
[13]

凯瑟琳·比彻（Catharine Beecher）是当时一位接受现状的女教育家，但她也是与众不同的。1823—1827年，她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成功创办了一所女子神学院。
[14]

因为办学和筹款的辛劳，她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不得不放弃办学，转而关注妇女发展的其他方面。她所关注的，是东部过剩的女性数量问题。因为适龄男性都加入了西进运动，女性不得不自己谋生。在工厂里，她们要在卫生条件恶劣的情况下长时间工作，但工资却很低。对此，比彻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一是女性从教，她认为对具备资质的教师的巨大需求会吸收这种“过剩”；二是这些女性应该从事某种形式的家务劳动：

由女性来承担母亲、教师、护士、家政工的工作，是最符合社会利益的选择。当这些职业变得受人尊敬，并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人来承担时，我们就不需要把没有工作的女人放到商店和工厂中，她们也就无须进入公共领域或参政了。
[15]

比彻对女人天职的理解受到了一些新想法的启发。她坚称，为了更好地让女人履行家务责任，她们不仅应该获得全面的教育，还应该获得成为律师或医生的职业培训。她把她的想法写进了一系列关于家政、生理和现在我们所谓的“婚姻问题”的书当中。她最杰出的作品，是《美国女人的家》（The American Womans’ Home
）。这本书囊括了菜谱、缝纫技巧、通风建议、家居布置、家庭管理以及如何维持和谐家居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比彻最大的成就，在于她训练教师的方法。她在这方面是和威拉德夫人一致的。她认为教书育人就像持家一样，必须经过适当的训练才能完成。她推出了一个在中西部城市创办连锁学校的方案，但最终落成的只有两三家，而其中只有密尔沃基—唐纳学院（MilwaukeeDowner College）存续至今。为了引起公众的关注，她还创办了两家机构，一家是1847年成立的国家普及教育理事会（National Board of Popular Education），另一家是1852年成立的美国妇女教育协会（American Women’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尽管比彻常常处于幕后，就像当时社会规范所要求的那样，但她无疑是现代教师培训的先驱。

回顾历史，不难看出，1837年曼荷莲女子学院（Mount Holyoke）的创办，是让妇女教育超越相夫教子、教书育人这两大目的的里程碑式事件。曼荷莲女子学院现在是公认的美国最古老的女子学院，但在当时，它并没有以最古老自居。它以神学院的形式创办，当时还有其他类似的机构。
[16]

直到1893年，它才获得大学教育资格，比瓦萨学院、韦尔斯利学院、史密斯学院和布林莫尔学院都要晚。但它创办的时间是最早的。

玛丽·莱昂（Mary Lyon）是曼荷莲女子学院的创始人。她是威拉德夫人的追随者，但比威拉德夫人走得更远。从开始筹办学院到52岁去世的15年间，莱昂小姐为学院制定了被后世院校奉为圭臬的若干基本原则：学校必须有充足的捐赠资金，并让教育惠及各阶层女童，学校课程必须比威拉德夫人设想的更加完备，学校的教学目的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培养主妇和教师。

莱昂小姐的雄心之所以能够实现，不仅仅是因为她坚定的意志和如火焰一般的感召力，也因为她的志向顺应了时机。女人是否应该走向更广阔的领域，在当时的新英格兰已经成了一个街谈巷议的议题。实际上，女人早已不仅仅是主妇和教师了。当时，工业迅速发展，成千上万名女性出现在了红砖筑起的工厂里。
[17]

曼荷莲女子学院创办当年，反奴隶制的妇女在纽约集结，格里姆克姐妹在马萨诸塞州公开发表反对奴隶制的演说，这些不合妇道的举动震动了教会。到处都是变革，即使是乡野村妇也难免受到影响，开始憧憬几年前无法想象的图景。对莱昂小姐这种既有天赋又有雄心的人来说，这就是她做出一番事业所需要的一切。

莱昂小姐1797年出生在马萨诸塞州西部的一个边陲山村。在孩提时代，她就显露出了过人的智慧。像威拉德夫人一样，她很快就掌握了当时女人所能获得的所有知识。和威拉德夫人一样，她开始教书育人。在这个过程中，她又开始自学以便增加教学科目，改进教学方法。她同悉帕·格兰特（Zilpah Grant）小姐一起，先后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德里和马萨诸塞州的伊普斯威奇成功创办了学院。但她并不满足。她目睹了悉帕·格兰特小姐和她的朋友凯瑟琳·比彻为办学所付出的代价——因为辛劳，她们都累垮了。她目睹了好学校的兴衰——如果一个富有的支持者过世或对办学失去了兴趣，那么学校就难以为继。就像比彻小姐一样，莱昂小姐执着于解决优秀教师的需求。但最重要的是，她为那些像她一样想要获得教育，却又无法负担费用的年轻女性操碎了心。“在过去几年里，我非常希望帮助那些普通的年轻女性；这种渴望如此之迫切，我觉得就像有火焰在我的身体里燃烧。相比我所关注的其他领域，我认为投身于这一领域是我莫大的荣幸。”
[18]

在给母亲的信中，她也表达了这一看法：“我一直记挂那些年轻的女士，她们为了让自己接受教育而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她们就像我当年一样……从我工作的这个安静的小角落，我展望世界，我多么希望那些无法承担教育费用的人也可以享受这一特权……有时我感觉我的心都在燃烧，我需要不断努力才能让它平静下来。”
[19]

1834年，她把建立新式女子教育机构的策划案呈送给了若干商人和神父。他们最终同意为建校筹集所需的2.7万美元。

但是，在成功之前，还有一个重大的障碍。莱昂小姐本身是建校工作的核心，但社会礼节不允许她抛头露面，她甚至无法参加董事会会议，为学校选址进行投票。她在给悉帕·格兰特小姐的信中写道：“关于创办学校的计划，最好让人觉得是来自那些仁慈的先生，而不是我们。如果我们引起关注，那么这些慷慨的人就会因为女人对社会有太多影响而担心。他们管这叫作女人的伟大。”
[20]

但是，因为公众的冷漠，以及最终导致1837年恐慌和经济危机的恶劣经济形势，这些作为“代理人”被推向前台的男人最终未能筹集到建校所需的资金。这时，莱昂小姐带着她绿色的天鹅绒包站了出来，它在新英格兰变得非常出名。她不停地旅行，在公开场合通过发表演讲进行筹款。这时，即便是她最忠实的朋友也开始反对她，认为她的行为不像个淑女。但她拒绝因为礼仪而放弃自己的梦想：

“我做错了什么？”她在一封信中问道，“我一个人坐公共马车或轿车，没有人护送。其他女人也一样。我去人家家里登门拜访，但我是事先受到邀请的。牧师的妻子或者某个有声望的女士邀请其他女士来见我，我把我的理想讲给她们听。这错了吗？我和霍克斯先生登门拜访一位开明的先生，跟他探讨我们的计划。这有什么不好的？如果做这些事实一次没有害处，那么做两次、三次或十几次又有什么害处呢？我恶心透了，这些空洞的礼仪和毫无意义的高雅做派让我浑身不舒服。我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我不会因此停下来。”
[21]

莱昂小姐自己筹集了第一笔1000美元，用于开展活动。这些钱主要用在了她之前在伊普斯威奇的师生身上。和托管人一起，他们又拜访了一些有钱人，并获得了他们的支持。在这些人中，有两位分别捐赠了1000美元，一位捐赠了640美元，一位捐赠了500美元。但归根结底，这些钱大部分还是在莱昂小姐走访新英格兰的社会各界人士之后才筹集来的。有时她由一位绅士陪同，但大多数时候，这些拜访是她一个人完成的。

资金的大部分来源于那些本身生活就不容易的农夫和小镇上的平民，以及那些仅仅依赖手工挣钱，或者仅靠父亲或丈夫的补给生活的女人。在莱昂小姐的账簿中，5美元、1美元、3美元、50美分这样的捐款非常常见，还有一个6美分的礼品。这些钱大部分是在教堂集会、会客厅聚会以及缝纫小组上筹到的。莱昂小姐曾经写过在西布鲁克菲尔德（West Brookfield）缝纫小组上遇到的一个女孩。她通过做衬衫挣钱，资助一个年轻男子完成神学院的学业。“这些做针线活的女人为了资助男人完成学业，花费了时间、力气和金钱。她们中有一个放下针线和衬衫，说道：‘让那些肩膀宽阔、手臂粗壮的男人自己挣钱上学吧！我们应该珍惜这些稀有的机会，让我们自己接受教育。’她再也没有捡起那件衬衫。”这个女孩的名字叫作露西·斯通。
[22]

从筹资、兴建校舍到学校最终落成，用了整整四年时间。即使对董事们来说，这个成果往往也是令人灰心的。在资金还没到位的情况下，校舍修建工程就已经启动了。1837年11月是学生开始上课的第一天，但修建工程依然没有彻底完工。许多人的第一晚是在南哈德利最好的人家中度过的。这些人家的妇女还联合起来，借家具给那些仍然缺乏必要设施的教室。

莱昂小姐亲自向第一批入学的女孩和送她们上学的家长表达了她的紧迫感和自豪的心情。在莱昂小姐的影响下，这些即将开始大学生活的女学生感到无比激动，也感觉自己非常重要。这也许是后世的大学新生所无法体会到的：

女孩子们天还没亮就上路了。漫长的旅程让她们的身体都僵直了。在这个美好的下午，她们被父亲和朋友们的父亲抱下马车，穿过边门，来到这座五层高的砖楼里。这栋楼简陋得连窗帘都没有，矗立在一片荒地里。波特执事帮着布置前门的门槛、油漆桶和工作台。莱昂小姐在餐厅接待了他们。餐桌已经为学生们布置好，一群快乐的年轻妇女正在给亚麻布缝边，整理被子和床罩。锤子的敲击声响彻整栋楼。萨福德执事外套也没穿，正跪在地上钉地毯。他抬起头笑着对新来的人说：“我们这里现在乱成一团，但很快就会好的。”……受托人的妻子们在厨房里洗刷碗碟……一个女孩的日记中写道：“我帮着做了曼荷莲女子学院的第一顿早餐。我和莱昂小姐是第一个到厨房的。”……在这些本不该属于学校的喧嚣中，学生们进行了入学考试。有些人一个人坐着，有些两个人坐在一起，还有一些人结成小组。就这样，她们考完了试。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坐在楼梯上，有些肩并肩坐在门厅的床垫上面，她们就像是一个个与世隔绝的学术绿洲……四点的时候，学院大堂的最后一颗钉子终于钉好了，这些匆忙的工作总算告一段落。虽然考试还没结束，许多家具还没到，但铃声响起，曼荷莲女子学院开学了。
[23]

这些充满冒险精神的学生入学之前，会经历一个与众不同的招生选拔。招生选拔过程和莱昂小姐的其他计划一样，都是新颖的。招生条件中有年龄限制（16岁以下的女孩不得入学），有一个初步的考试制度。依照女孩心智成熟程度和智力发展潜能，学校会对学生进行认真筛选。第一年入学的条件和当时最好的神学院大体相同，但是与神学院两年课程不同，这些学生之后会开始系统的三年课程，而课程内容，就像1837—1838年招生简章里那些严肃的文字所描述的那样，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想要报考曼荷莲女子学院的学生一般需要进行以下考试：英语语法、现代地理、美国历史、艾萨克·瓦茨（Isaac Watts）的《关于心灵的进步》（On the Mind
）、沃伦·科尔伯恩（Warren Colburn）的《算数初步》（First Lessons）
，以及亚当斯的新算数全集或者其他与之难度相当的笔算。通过这些考试的人，就可以在开学后参加以下这些课程了：

初级（第一年）：英语语法、古代地理、古代和近代历史、沙利文的政治类图书、植物学、纽曼的修辞学、欧几里得、人类生理学。

第二年（中级）：高级英语语法、代数、高级植物学、自然哲学、斯梅利的自然历史哲学、知识哲学。

高级：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基督教历史、基督教理性基础、惠特利的逻辑学、惠特利的修辞学、道德哲学、自然神学、巴特勒的类推法。
[24]

学校还要求学生学习健美操、音乐、法语和家务等课程。家务这门课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莱昂小姐声称这门课能为学校节省开支，让学校继续运营下去；而且它也可以打消一些家长和支持者的疑虑，否则他们可能担心课程会让女学生背离她们的天性！）

这份课程表的影响力，与大约50年之后哈佛附属女子学院（Harvard Annex）和布林莫尔学院的入学考试不相上下。尽管课程表极其乏味、课程内容死板过时，但不论用多少言辞去赞颂它的伟大意义，都是不为过的。这场最初由默里夫人设想，由威拉德夫人发起的持久的抗争，这场让女性不再被布丁和婴儿房束缚的抗争，终于迎来了决定性的阶段。莱昂小姐为女性提供了可以让这场斗争朝不同方向持续下去的方法。少数人的梦想和期盼，终于在生活和实践中得到了印证：女性的头脑在体积、细胞结构和禀赋方面都是和男人一样的。只要给予她们机会、纪律和指导，她们能够驾驭男人所能驾驭的所有学科。拿出一大笔钱对这样的教育进行投资，对父母、慈善家和社区来说，都是物有所值的。兴办女学道路上的阻碍被扫除了。1865年，瓦萨学院创办；1875年，史密斯学院和韦尔斯利学院创办；1879年，哈佛附属女子学院创办；1885年，布林莫尔学院创办。毫无疑问，这些学校所带来的机遇是不可限量的，虽然这是有些人不愿意看到的。

只要奴隶制依然存在，那么对黑人的教育不仅不合时宜，而且是一种威胁。对黑人提供教育是对人种优劣论的挑战，而奴隶制就是基于这一前提的。除此之外，教育也会为黑人提供争取自由的武器。在南方各州，教黑人识字是违法的。尽管有报道称，在路易斯安那州、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有黑人妇女创办的学校，但它们是为极少数获得自由的黑人的孩子创办的。萨拉·格里姆克（Sarah Grimké）曾经偷偷教过她的女仆识字，她们躲在上了锁的卧室里，在燃烧松节油的昏暗灯光下读书。但很快她们就被发现了，识字课不得不终止。

在当时人们所谓的北方，自1790年开始的50年时间里，各州逐渐废除了奴隶制。但是，在许多地方，有色人种的孩子依然无法进入普通学校学习。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南北战争。
[25]

自由斗士劳拉·哈维兰（Laura Haviland）指出，在西北地区，尽管1787年就已经废除了奴隶制，但直到1837年，在整个密歇根州，都没有一所学校肯招收黑人孩子。
[26]

俄亥俄州曾于19世纪40年代向黑人征税，用以支持“公立学校”，但他们自己的孩子却无法入学。
[27]

黑人女孩所面临的困境，和她们的兄弟相比，显然要更加糟糕。如果人们认为白人妇女不具备足够的智力接受和男人一样的教育，而黑人又不及白人，那么黑人女孩就是最没有获得心智发展前景的人了。

但事实证明，有色人种女性不仅能够获得教育，还具有创造力。菲莉丝·惠特利（Phillis Wheatley）荣辱交织的命运就为此提供了明证。惠特利6岁时，在西非塞内加尔不幸落入奴隶贩子手中。她在中央航线上幸存了下来，并于1759年在波士顿奴隶市场上被售出。
[28]

但她非常幸运。她的主人既善良又知书达理，不仅把她当成家中的一员，从不给她重活，还为她提供了最好的教育。他们鼓励她发展自己的天赋，让她成为拉丁语学者和诗人。她用新古典主义风格写作的韵文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可。在和惠特利的儿子一同去英国的旅程中，她受到了文学界的高度赞扬。她还为乔治·华盛顿写了一首颂歌，并发表在1776年4月的《宾夕法尼亚杂志》上。华盛顿还为此邀请她去了他在剑桥的司令部，她欣然从命。

但不久，她的好运就到了头。她的男女主人相继过世。惠特利嫁给了约翰·彼得斯，他是个获得了自由的黑人。但彼得斯一无是处，最终抛弃了她和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最终都夭折了。1784年，她自己也在贫苦交加中死去。人们把她安葬在了一处贫民公墓。

在当时的世界里，还没有惠特利的栖身之处。随着废奴运动逐渐达到高潮，人们可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黑人女孩的教育也会受到更广泛的关注。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人们确实关注过黑人女孩的教育，但这都要归功于普鲁登丝·克兰德尔（Prudence Crandall）。然而在此后大约20年里，却没有一个能够追随她的脚步的人。1833—1834年，这位伟大的女性曾在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小村庄给黑人孩子上课。她的遭遇，就是当时黑人女孩在北方自由州里寻求教育过程中所面对的阻碍的真实写照。

克兰德尔小姐是贵格会教徒。她曾在哈特福德东南大约40英里的坎特伯雷成功开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克兰德尔小姐的仆人是一个自由的黑人妇女，与《解放者》周报在坎特伯雷的代理人订了婚。在她的影响下，克兰德尔小姐招收了一个名叫萨拉·哈里斯的黑人女孩，让她和其他精心筛选、出身优越的年轻小姐一起读书。这一举动引发了一场抗议风暴。面对开除黑人学生的无理要求，克兰德尔小姐只好关闭学校。

这一举动震动了坎特伯雷。但人们发现，这一事件仅仅是个序曲。不久，克兰德尔小姐就开始了一系列旅行，她前往波士顿、普罗维登斯和纽约，寻求废奴主义领袖的建议。《解放者》上刊出广告，号召黑人家长送他们的女儿去她那里上学。4月，在关闭学校两个月之后，克兰德尔小姐又创办了一所学校，当时一共有17名黑人学生。

坎特伯雷并不是一个支持奴隶制的地区。但是，即使当地有关注废奴议题的人，他们所支持的也仅仅是通过殖民化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黑人从哪里来就送他们回哪里去。他们从没想过要为黑人女孩创办学校，更何况是让那些废奴主义者来创办学校。

社区领袖对学校进行了威胁，但这并没有让学校关闭，他们又转而采取了其他手段。他们用无业游民的罪名逮捕了克兰德尔小姐——这一指控很可能是针对她的学生而非她本人的——但这项罪名在法庭上并不成立。这时，康涅狄格州匆忙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本州公民为其他州的学生提供教育。
[29]

在法庭审理此案的过程中（最终法院改变了判决），人们还对学校使用了其他屡试不爽的抵制手段：有人把学校的窗户砸破了，学生和老师（克兰德尔小姐得到了姐姐阿尔米拉的协助）外出时，有人向他们扔石子，还有人把粪便扔到了墙上，当地店主拒绝向她们出售食物，医生也拒绝给她们看病。

克兰德尔小姐和她的学生们坚持了一年半。她和她的学校成了一个象征。附近社区的支持者送来了食物，她的父亲从两英里以外的自家水井里打水送到学校。废奴主义者们还送来了资金，每当这时，学生们都会穿上最好的衣服，为他们朗诵。女学生们也为克兰德尔小姐出庭做证，并给支持废奴的报纸写信。最终，出于对她们生命安全的担忧，克兰德尔小姐屈服了。这件事发生在一天晚上，之前不久，还有人蓄意纵火，烧毁了地窖。当时，有蒙面人带着锤子冲进学校，把一楼教室的墙都砸毁了。师生们在二楼惴惴不安地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克兰德尔小姐宣布关闭学校。

坎特伯雷赢了。
[30]

但是，克兰德尔小姐的失败标志着一场漫长斗争的开始。而她，正是这场斗争的先驱者。今天，华盛顿霍华德大学的女生宿舍楼就是以克兰德尔小姐的名字命名的。霍华德大学是南北战争后创办的第一所为黑人男女学生提供教育的高等学府。

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才能更加清楚地看到克兰德尔小姐所做出的巨大贡献。1833年，曼荷莲女子学院依然是莱昂小姐的一个梦想。当时，第一批在公众场合反对奴隶制的女性还未出现，而克兰德尔小姐就已经开始为自己的使命奔走了。（莱昂小姐的朋友称她的筹款之旅“不淑女”！）克兰德尔小姐不顾威胁，甚至不顾砸向她的石块，在长达18个月的围困中坚持开学上课。这场斗争带给女性的不仅是思考，而且是斗志。克兰德尔小姐不仅是反奴隶制运动的一分子，而且是女权运动的一分子。

[1]
Jean-Jacques Rousseau, L’Emile or A Treatise on Education, ed. W. H. Payne （New York and London, 1906），p.263.

[2]
Hannah Mather Crocker, Observations on the Real Rights of Women （Boston, 1818），p.41.汉娜·克罗克是科顿·马瑟的孙女，是十个孩子的母亲。在她的丈夫去世之前，她没有出版过自己的任何作品。她是最早关注共济会的女性，也是一个共济会分会的女主人。关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关于妇女教育的作品，参见Mary Wollstonecraft: A Biography, by Eleanor Flexner （New York, 1972）。

[3]
Crocker, Observations, p.20.

[4]
同上书，pp.5-6，56。

[5]
Quoted in Alma Lutz, Emma Willard （Boston, 1929），p.56.更多关于威拉德夫人以及其他教育先驱的角色的讨论，参见Willystine Goodsell, Pioneers of Women’s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31）。

[6]
Lutz, Emma Willard, p.181.

[7]
参见A.J.G.Perkins and Theresa Wolfson, Frances Wright: Free Enquirer （New York, 1939）。

[8]
Frances Wright, Course of Popular Lectures （New York, 1829），p.44.

[9]
同上书，p.72。

[10]
“这将帮助我们理解美国人在1848—1860年的知识素养……184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五分之四的儿童在念完小学低年级后就不再接受教育了，而只有四分之三的人上过大学。”Allan Nevins, Ordeal of the Union, I, 53.

[11]
参见Thomas Woody, History of Women’s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and Lancaster, Pa., 1929），519-520。这依然是这个领域的标志性作品，它曾在大学中作为教材使用，但现在已被Mabel Newcomer的A Century of Higher Education for American Women （New York, 1959）取代。参见Eleanor W. Thompson, Education for Ladies, 1830—1860： Ideas on Education in Magazines for Women （New York, 1947），这本书其实比副标题所说的更加全面而严谨。

[12]
引自Robert S. Fletcher, History of Oberlin College to the Civil War （Oberlin, Ohio, 1943），I, 373。

[13]
同上书，p.291。斯通夫人拒绝撰写毕业典礼献词，因为这将会被一名男学生读给观众听。更多关于安托瓦妮特·布朗在欧柏林学院的经历，参见Elinor Rice Hays, Those Extraordinary Blackwells （New York, 1967），pp.117-118。

[14]
凯瑟琳·基什·斯克拉（Kathryn Kish Sklar）的Catharine Beecher: A Study in American Domesticity （New Haven, 1973）是一本新出版的传记，它刻画出了比彻小姐思想中的矛盾之处，而这在19世纪的改革者中是很常见的。一方面，比彻小姐对提高教师教学水平非常关注，但同时，她又坚持认为妇女的家庭角色同样值得尊敬，她认为这需要高水准的技巧，因此职业培训是有必要的。25年后，比彻小姐的孙侄女夏洛特·吉尔曼在她的著作Woman and Economics （Boston,1898）中把这一观点推进了一大步。斯克拉夫人在她的传记中首次注意到了这一联系（p. 267）；见本书第17章。

[15]
Catharine Beecher, The Evils Suffered by American Women and Children （New York, 1846），p.12.比彻小姐曾反对妇女参与反奴隶制和其他改革运动。

[16]
让人惊讶的是，即便考虑其他因素和后来发生的事件，南方在最开始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参见Charles W. Dabney, Universal Education in the South （Chapel Hill,1936），vol.I, passim（当然，我们必须知道，在南方，“普及教育”并不包括黑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下半叶，在许多地区还要更晚）。纽科默和伍迪同时提到了田纳西州温切斯特的玛丽·夏普学院（Mary Sharp College）、佐治亚州梅肯的佐治亚州女子学院（Georgia Female College,也就是今天的卫斯理学院）和马萨诸塞州的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并称它们为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早期尝试。

[17]
“莱昂小姐的名字在洛厄尔工厂女孩心里是最受尊崇的……曼荷莲女子学院对她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是一个希望。”Lucy Larcom, A New England Girlhood （New York and Boston, 1889），p.223.参见A. G. Violette, Economic Feminism in American Literature Prior to 1848，University of Maine Studies, 2nd Ser., no. 2 （Orono, Maine, 1925）。

[18]
Mary Lyon to Hannah White, February 26，1834.引自The Power of Christian Benevolence,Illustrated in the Life of Mary Lyon, compiled by Edward Hitchcock and others（Northampton, Mass., and Philadelphia, 1852），pp.186-187。这本书通常被称为莱昂小姐的希区柯克回忆录，它是她众多书信的唯一来源，她的许多书信原件已毁于大火。Mary Lyon through Her Letters, ed. Marion Lansing （Boston, 1937）是一本基于回忆录中的信件和曼荷莲女子学院档案馆中的其他信件的最近出版的选集。莱昂小姐的早期传记过分强调学院成立时的宗教和传教动机，而忽略了其他切实的关注点。Beth Gilchrist的The Life of Mary Lyon （Boston, 1910）取材于和莱昂小姐有过接触的早期学生的回忆。参见Arthur C. Cole, A Hundred Years of Mount Holyoke College （New Haven, 1940）。

[19]
Mary Lyon to her mother, Mrs. Jemima Lyon, May 12，1834 （Mount Holyoke College Archives）.

[20]
Mary Lyon to Zilpah Grant, February 4，1834，引自Hitchcock Memoir, p.172。

[21]
Hitchcock Memoir, pp.244-245.对于这一举措的价值，莱昂小姐也在自己的作品中做出了肯定，她认为她可以用宗教经文般的词语形容它。本段最后一句，参见Nehemiah 6：3。

[22]
Elinor Rice Hays, Morning Star: A Biography of Lucy Stone （Boston, 1962），p.26.

[23]
Gilchrist, Life of Mary Lyon, pp.258-261。

[24]
First Annual Catalogue of Mount Holyoke Female Seminary, 1837，pp.8-9.

[25]
在“自由州”中，有20万名自由的黑人，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写道：“他们被束缚在低贱的岗位上，无法从事脑力劳动和需要技术的手工业，无法获得许多社区教育资源，还受到法律和政治上的歧视。他们几乎和社会弃儿无异。”Ordeal of the Union, I, 519.

[26]
Laura Haviland, A Woman’s Life Work （Chicago, 1881），p.35.参见Mildred Danforth, A Quaker Pioneer: Laura Haviland, Superintendent of the Underground （New York, 1961）。

[27]
Dorothy Porter, “Organized Activities of Negro Literary Societies, 1828–1846，” Journal of Negro Education, 5： 555-576 （October 1936）.亦可参见Benjamin Quarles, Black Abolitionists （New York, 1969）。

[28]
参见Memoir and Poems of Phillis Wheatley （Boston, 1834）和NAW中列出的辅助材料。Shirley Graham的Phillis Wheatley （New York, 1949）是一本虚构的传记。

[29]
参见“Prudence Crandall: Champion of Negro Education,” by Edwin W. and Miriam R.Small, New England Quarterly, 17： 506-529 （December 1944）。

[30]
50年后，康涅狄格州曾有过补偿措施。在马克·吐温的鼓动下，立法机关投票决定，每年拨给当时寡居于堪萨斯州的克兰德尔小姐500美元退休金。克兰德尔小姐当时依然是思想的先锋，是一名坚定的参政论者。

第3章 妇女组织的兴起

克兰德尔小姐的学校是反对奴隶制的高潮的一部分。1831年，奴隶纳特·特纳（Nat Turner）在弗吉尼亚州领导了一场奴隶起义，在南方各州掀起了一波对黑人的镇压。同年，在波士顿，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创办了废奴主义周报《解放者》（The Liberator
）。这份报纸的创刊词中写道：“我不会含糊其词，我不会寻找借口，我不会退缩半步——我的声音会被听见！”与此同时，地下铁路网络建立了。它是第一个反奴隶制组织，拥有众多“代理人”和秘密“车站”，旨在帮助逃跑的奴隶前往自由州。该组织的名字正来源于此。

成千上万名男人和女人加入了这场运动。这些女人中就有第一批女权主义者，她们用在斗争中获得的教育去解放黑人；在这个过程中，她们自己也开始了对平等的求索。在废奴运动中，妇女开始联合起来，她们组织公共集会，开展请愿运动。作为废奴主义者，她们首先获得了进行公共演讲的机会，并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基本权利有了新的认识。在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奴隶解放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互相支持，不断向前推进。

妇女组织的雏形最初出现于教堂的缝纫小组中。这些小组原本是为传教或慈善活动筹款而建立的。伊丽莎白·巴法姆·蔡斯（Elizabeth Buffum Chace）曾经写道：“19世纪20年代，史密斯菲尔德妇女进步协会每周举行集会。她们一起大声朗读‘有用的书’，并倾听彼此的作品。”
[1]

此后，妇女们所涉猎的范围就更宽广了。1840年，露西·斯通在给她弟弟的信中写道：“几天前，我们文学社的人一致认为，女性应该参与政治，应该加入国会，等等。你怎么看？”
[2]

西部和北方的自由黑人妇女也联合了起来。表面上，她们的目的和白人妇女相同，但事实上，她们有别的动机。30年代，在费城、纽约、波士顿和其他一些东部城市出现了有色人种女性文学社。为孩子争取教育机会这一强大动力，还促使她们建立了诸如俄亥俄州女子教育协会（Ohio Ladies Education Society）这样的机构。这一组织，“在推动俄亥俄州建立有色人种教育机构的议题上所做出的贡献可能比其他任何组织都要大”。
[3]

1833年，为了筹建美国反奴隶制协会（American Anti-Slavery Society），废奴主义领袖们在费城召开了会议。当时，一些女性也参加了会议，并且作为听众发言。但是，她们并没有加入协会，也没有签署“意见与目的宣言”。会议结束后，大约20名女性组建了费城妇女反奴隶制协会（Philadelphia Female Anti-Slavery Society）。

她们虽然无畏，但也很克制。在这一探索未知道路的征程中，她们请了一名已获自由的黑人来主持会议。之后几年，纽约、波士顿和其他新英格兰城镇也相继组建了类似的机构。到1837年，第一次全国妇女反奴隶制协会（National Female Anti-Slavery Society）大会在纽约召开，共有12个州的81位代表参会。这一次，她们非但没有再请男性主持会议，一名代表还捎信给废奴主义者西奥多·韦尔德（Theodore Weld）：“告诉韦尔德先生……女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她们自有自己的想法，她们可以处理自己的事情，不需要他的指导。波士顿和费城的女人都极具才干，因此如果有人说韦尔德先生有决定权时，她们会感到十分羞愧。”
[4]

从一开始，妇女们就显示了极大的勇气，因为她们正在跨越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界限，这让蓄奴主义者无比愤怒。即使在北方，蓄奴主义者也不在少数，由此产生的暴力冲突也时有发生。1835年，在波士顿，波士顿妇女反奴隶制协会正在开会时，一群暴动分子冲进举行会议的大楼，堵在会议室的外面。当时，加里森正要开始对妇女们发表讲话，他不得不从后门匆匆离开（后来，他被用绳子拉着穿过街道）。市长也赶来请求妇女们离开，以免发生肢体冲突。在玛丽亚·韦斯顿·查普曼（Maria Weston Chapman）的带领下，白人妇女牵着她们黑人“姐妹”的手，两两成对，镇定自若地走下楼梯，离开那栋楼。“她们戴着棉质手套的手握在一起，不停观察着暴徒中到底有哪些有名望的人。”
[5]

即使是小型家庭聚会也不能幸免。有一次，当这些妇女听说有人计划实施暴力时，查普曼夫人亲自去警告每个成员可能发生的危险：

在查普曼夫人拜访的人中，有一个是手工艺人的妻子。查普曼夫人登门拜访时，她正在打扫房间。听说可能会发生暴力冲突，而且最好能避避风头，她倚着扫把沉思了一会儿，回答说：“我常常希望，也曾经要求过要为奴隶们做些什么。现在时机来了，我会去参加会议，从现在起，直到会议开始，我会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就像我对我的工作一样。”
[6]

在另一场类似的集会之后，英国作家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写道：“当我在楼上披披肩时，查普曼夫人向我走来，手里拿着帽子。她说：‘你知道，我们今天又被暴徒威胁了，但是我并没有惧怕。这种事情，我们应该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的希望要比我的恐惧更有力量。’”
[7]

经历最为惊心动魄的，要数参与了地下铁路行动的那些女性。她们随时敞开家门迎接偷跑的奴隶。奴隶们常常半夜来访。这些女性照顾他们，供他们吃住，把他们藏在阁楼、地窖或者秘密的房间里。治安官经常会来敲门，甚至搜查她们的住所。有时危险来临，而家中男主人不在家，她们还会开车带着“货物”北上，把奴隶们送到更加安全的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女废奴主义者会开始积极争取更多女权，这一点儿都不让人感到意外。格里姆克姐妹就是她们中的先锋。为了让妇女有权在公共场合向任何听众发表演讲，她们不懈斗争着，并且最终胜利了。她们为后来反奴隶制事业中无数女性演说家铺平了道路。露西·斯通、柳克丽霞·莫特（Lucretia Mott）、阿比·凯利·福斯特（Abby Kelley Foster）、弗朗西丝·哈珀（Frances Harper）、欧内斯廷·罗丝（Ernestine Rose）、索杰纳·特鲁斯（Sojourner Truth）和苏珊·安东尼就是她们中的杰出代表。

从哈钦森太太开始，女人们在公共场合一直沉默着。在主流教派中，唯一允许女性在宗教事务中发声的是贵格会，她们可以在“集会”中发言，也可以成为牧师。其他有影响力的教派沿用圣保罗的训示，当初教会打压哈钦森太太所用的正是这一训示：“让女人在沉默中学会顺从……女人不能执教，也不能夺走男人的权威，她们应该沉默。”“让你们的女人在教堂里保持沉默，因为她们是不允许讲话的。”
[8]

教会是主流社会价值观的写照，这种价值观认为女人在公众场合讲话是不成体统的。只有小教派才允许女人扮演积极的角色，要做到这一点，这些女人还必须能力过人。
[9]

第一个打破沉默的女人是怀特小姐。1828—1829年，她曾有过一段如流星般闪耀的日子。这段时间她非常成功，但也因此招致了恶名。然而，她并没有立刻为其他女性开拓道路，因为她闪耀的时间太短了，只有几年。

玛丽亚·W.斯图尔特（Maria W. Stewart）夫人曾在1831—1833年在波士顿做过几次公开演讲。但和怀特小姐一样，她的尝试也是短暂的。斯图尔特夫人是个黑人，没有受过教育。在自己强烈信仰的感召下，她成了一个直言不讳的废奴主义者，还积极地为女孩子们寻求更多受教育的机会。
[10]

她带领黑人获得新生的尝试并不受欢迎。在向波士顿的朋友们发表的告别演说中，她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我发现，作为一个个体，我想为我所在城市的黑人做一点贡献的想法是徒劳的……在许多人眼中，我是非常可恨的。”
[11]

在告别演说中，斯图尔特夫人不仅呼吁她的听众坚守正道，还为奴隶请愿，并坚定地捍卫女性在公共场合演讲的权利。她的论点，在若干年之后还影响到了格里姆克姐妹：

我是个女人又怎么样；从古至今，上帝难道不都是同一个上帝吗？难道不是他，让底波拉成为以色列之母和士师吗？难道以斯帖王后不曾救过犹太人？难道不是抹大拉的马利亚第一个宣告耶稣复活？……如果我提到过的这些女人都曾经存在过，那么，我的兄弟朋友们，如果上帝决定在此多事之秋让你们的女人追随她们的榜样，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去帮助那些试图阻止如洪水般向我们涌来的歧视的人，就请你们不要那么惊讶……在我们黑人中，如果出现了一个如我之前提到过的女人一样伟大的女性，又会如何？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决定我们成为何种人的，是铸造我们灵魂的准则，而非我们的肤色。
[12]

最终让女人能够在公共场合发表言论，并由此直接影响到更多听众的人，是萨拉·格里姆克和安杰利娜·格里姆克两姐妹。她们的成就得益于一场迅速兴起的社会运动。很快，在格里姆克姐妹的带领下，越来越多女性加入了进来。
[13]

萨拉·格里姆克和安杰利娜·格里姆克是南卡罗来纳州蓄奴家庭的女儿。姐姐萨拉·格里姆克长相平平，妹妹安杰利娜·格里姆克长得美丽动人。从幼年起，她们就极度憎恶奴隶制以及它所造成的一切。她们无法对奴隶制视而不见，也无法与之共存。于是，姐妹二人先后搬去了费城，都加入了贵格会。但是，她们发现，逃避并不能让她们的良心得到安宁。她们苦苦寻找着瓦解她们所憎恨的制度的办法，这一追寻持续了很多年。

1836年，她们成了废奴主义者的朋友。在他们的建议下，安杰利娜·格里姆克写下了《对南方基督教妇女的呼吁书》（An Appeal to the Christian Women of the South
），号召南方妇女为奴隶请愿。与此同时，她们还接到了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的邀请，在纽约的一个小型客厅集会上向妇女发表演讲。这一集会得到了妇女们异常热烈的响应，有300多名妇女参加了第一次集会，最终主办方不得不将会场转移到一座小教堂的前厅。姐妹二人讲述了她们对奴隶制的许多切身经历，演讲内容引起了非常多的关注。因参与人数众多，第二次会议直接改在教堂中举行。一个男人溜了进来，又立刻被赶了出去。但是又不断有人涌进来，他们有些独自前往，有些三五成群。不知不觉，格里姆克姐妹的听众不再只有女性，集会变成了一个面向大众的公开演讲。纽约之后，她们又受邀去了新英格兰。当地的反奴隶制协会，通常是由妇女组建的，不仅在无数小镇上举办集会，还在波士顿举办了许多大型集会。

但诸多争议也随之而来。教会是反对她们的主要势力。虽然没有公开提及她们的名字，但马萨诸塞州公理会（当时美国最大的教派）的牧师委员会就在一封牧函中谴责了她们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不仅不合妇道，也不符合基督徒的行事之道：

我们希望你们能够看到当前女性气质所面临的威胁。这种威胁不仅影响广泛，而且可能造成不可弥补的危害。女人应尽的职责，以及她们所能够施加的影响，在《新约》中已经有了清晰的阐述。她们的职责以及她们的影响，是私下的、不张扬的，但却是巨大力量的来源。当她们用恬静、顺从和温柔去影响男人坚定的意志时，整个社会会从不同层面感受到她们的力量。女人的力量来源于她们的顺从，这种顺从来源于对脆弱的感知，这种脆弱正是上帝为了保护她们而赋予她们的。

我们感谢女人们安静的祈祷，她们推进了宗教在国内外的发展，为宗教学校做出了贡献，她们向牧师寻求宗教问题的答案，她们在这些方面的努力都是契合她们谦卑的性别特质的……但是，一旦她们想要篡夺男人的地位，模仿男人的语气，一旦她们想要成为公共改革家，那么她们就放弃了上帝为保护她们而赋予她们的力量，她们的气质就不再符合自然规律。就像葡萄的藤蔓，它们的力量和美需要依靠葡萄架和在植丛中相互遮掩才能展现。如果它们想要摆脱葡萄架，想要和榆树一样拥有浓密的树荫，那么它们不但不会结出果实，还会因为羞耻而跌落到尘埃中去。
[14]

这让两姐妹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她们发现，她们为求得良心的安宁而做出的每一个努力，都与19世纪女人所要遵循的妇道格格不入。在挣脱束缚、追求自由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没有人像格里姆克姐妹那样，经历如此多的怀疑和自省。安杰利娜·格里姆克是姐妹二人中更善于演讲的一个，她因为在公共场合露面而遭受了许多压力（她有一次曾在波士顿歌剧院连续六晚不间断地进行演讲，她声音洪亮，在歌剧院顶层都能听得到）。最终，1838年5月，安杰利娜·格里姆克不堪重压，倒下了。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她都没有再公开演讲。
[15]

尽管她们遭受了许多磨难，但从阻碍中，她们也获得了洞见。安杰利娜·格里姆克用她的演讲，萨拉·格里姆克则用她手中的笔，开始回应批评之声，她们还把奴隶制和女性地位这两大议题联系起来。萨拉·格里姆克曾为《新英格兰观察者》（New England Spectator
）写过一系列关于“女人的职责范围”的文章。一年后，这一系列被集结成以《性别平等和女人的地位》（The Equality of the Sexes and the Condition of Women
）为标题的宣传手册，并广为流传。

在这些文章中，萨拉·格里姆克直接回应了牧函所发起的攻击。她明确地反驳了任何以《圣经》为借口，把女性禁锢于从属地位的观点。作为历史批判的早期拥护者，她认为《圣经》并非源于神灵，而是农业社会和父权社会下的必然产物。

她还以夏娃的原罪为例反驳了这些宗教信徒：

亚当立刻接受了妻子的提议。他的行为完全不像男人所宣称的那样彰显男人高于女人的意志。在我看来，即便夏娃犯下了更大的罪，男人也应该对他们享受了将近6000年的统治权而感到知足。他们真正高尚的行为，应该是扶助病弱，而不是禁锢女人。
[16]

她还犀利地写道：“我不会因为我的性别而要求恩惠，也不会放弃我们对平等的诉求。我对我们的兄弟们的请求，就是抬起他们踩在我们脖颈上的脚，让我们能够堂堂正正地站起来，就像上帝在创造我们时所应许我们的那样。”
[17]

萨拉·格里姆克意识到，妇女平等不是抽象的公平问题，而是让妇女在紧要任务上能够联合起来的问题：

在思考当下重大道德革新议题以及女人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时候，与其用不相关的问题困扰她们，探究她们怎么做才不会跨越区别男人与女人的礼数的界限，不如让她们去问：“上帝，你需要我做什么？”她们会发现一个简单的真相，那就是，作为道德的承载者，上帝并没有让男女有任何区别……任何事情，只要男人做是符合道德准则的，那么这种道德准则也同样适用于女人。对我而言，这是无可争辩的。
[18]

有人认为，女人安静的祈祷蕴含着巨大的力量。我承认，她确实有这样的力量，就和男人一样。但是，为了让这罪恶的世界重生而虔诚祈祷的女人，也会用行动来支持她的祈祷。我的一个朋友曾说过：“我坐在我的房间里，为奴隶悲惨的命运而哭泣，祈祷他们可以从束缚中解脱出来。在沉思中，我突然领悟到，光靠眼泪是不会融化奴隶身上的枷锁的。我必须采取行动，才能实现这一目标。”现在，她成了一个积极的废奴主义者——她的行动和祈祷是不可分离的。
[19]

格里姆克姐妹对女权的倡导，在反奴隶制阵营中引发了截然不同的反应。她们一些忠实的朋友，包括约翰·格林利夫（John Greenleaf）和西奥多·韦尔德（他不久之后成了安杰利娜·格里姆克的丈夫），因为担心她们的诉求会威胁到废奴事业，恳请她们放弃争取女权的行动。但安杰利娜·格里姆克对此十分坚定：

如果我们不能清除前进道路上的所有阻碍，就无法全力推进废奴事业……这是必需的，尽管看上去我们偏离了初衷，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必须清除阻碍，并且要立刻清除这些阻碍……我亲爱的兄弟们，难道你们没有看到神职人员为了阻碍我们成为演说家所设下的阴谋吗？……如果我们今年放弃在公开场合进行演讲的权利，明年我们就会丧失请愿的权利，后年就会丧失写作的权利。长此以往，如果女人一直被男人踩在脚下，如果她们因为羞耻而沉默，那她们还能为奴隶们做些什么呢？
[20]

她们的呼吁得到了女人们的热烈响应。查普曼夫人是一个美丽而才华出众的女人，诗人洛威尔曾称她为“反奴隶制运动的秘密动力”。她写过一首风趣的嘲讽诗回应牧函，标题叫作《考验男人灵魂的时刻来临了》，署名为“造物主”。

被混乱围困，事事反常，

女人冲破了她们的边疆，

她们像流星乱撞，

让世界颠倒无常。

她们行事古怪，

无脑又荒唐。

我等理性之辈，费尽心机，

却无法估算她们的轨迹。

她们从不停息，

让人无从驾驭，

她们自由自在，

让造物主都黯然失色。

这些迷了心窍的女人，竟然有了自己的主张，

三寸长舌妇拿起了笔杆子，

泼妇上讲台，

体统何在！

她们恬不知耻，

竟教训起了男子。
[21]

在安杰利娜·格里姆克给一个贵格会教友的信中写道：“我们发现，新英格兰的许多姐妹已经准备好接受这些奇怪的信条了。她们都认为，女人需要从世俗成见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为了参加我们的集会，她们中有些人要走2英里、4英里、6英里甚至8英里路，你说这是图什么？”
[22]

女人之所以走上这段冰冷的旅程，并不仅仅是因为她们闲着没事干，也不仅仅是因为挫败感。她们这么做，还因为知识。用安杰利娜·格里姆克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这些主张废奴的女人正在让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戏剧性的例子发生在1838年2月。马萨诸塞州议会举行了一系列关于反奴隶制请愿的听证会，为期3天。亨利·B.斯坦顿半开玩笑地建议让安杰利娜·格里姆克代表废奴主义者发言。在自省之后（安杰利娜·格里姆克经常这样），她答应了邀请，成为第一个在州议会面前发言的女性。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她写道：

当时我的压力非常大，差点儿昏过去，我的心脏也差点儿停止跳动。这个情境对我来说很陌生，但是我担负着重大的责任。之前一周，我都心绪不宁——整件事情压得我站不起来。我快崩溃了，但是我们的上帝向我伸出了手，让我支撑下去。我四肢发抖、身体虚弱，但我竟然站着讲了快两个小时……许多主张废奴的亲密朋友都用精神支持着我，真诚地为我祈祷。查普曼夫人在我站起来之前对我说：“我的姐妹，上帝会给你力量。”这给我颤抖的灵魂增添了力量。
[23]

莉迪娅·玛丽亚·恰尔德（Lydia Maria Child）是另一位在场的女废奴主义者。她是一位成功的作家，为了废奴运动，她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她写道：

波士顿议会成员费尽心机阻止她［安杰利娜·格里姆克］在第二天的听证会上发言。他们甚至说，这种前所未有的事情会让二楼的座位塌下来。事实上，它们非常坚固。塞勒姆的一位议员看出了他们的用意，便机智地提议：“应该指派一个委员会去检查一下马萨诸塞州议会大厦的地基，看看它是否经得起格里姆克小姐再发一次言！”
[24]

安杰利娜·格里姆克曾对西奥多·韦尔德说过，如果女人在其他问题上让步，就可能连请愿的权利都丧失。她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当时，她们的请愿权正受到国会的攻击，而攻击的理由和教会攻击姐妹俩公开演讲的理由如出一辙。请愿和演讲都是妇女反对奴隶制的利器。

1834年，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发起了一场请愿运动。这场运动规模迅速扩大，到最后，南方的国会议员都坐不住了。为了平息运动，众议院通过了《平克尼禁言令》（Pinckney Gag Rule），禁止他们发表言论。

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这一侵犯人权的禁令的人，是前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在卸任总统一职之后，亚当斯成了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的议会代表。当时亚当斯已经70岁了，在他令人敬佩的职业生涯末期，他为自己赢得了“老雄辩家”的称号。最开始，亚当斯仅仅是想为自己的选民争取请愿权，但当他反对禁言令的立场公开之后，整个北方的废奴请愿书都涌向了他，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令南方议员痛恨不已的妇女废奴组织。因此，亚当斯也开始帮助妇女捍卫她们签署请愿书和收集签名的权利。
[25]

亚当斯的这一举动受到了马里兰州国会议员霍华德的攻击。霍华德声称：

每当由女人签署的政治请愿书被提交给众议院，他总是感到遗憾。他认为，女人在履行她们对父亲、丈夫和孩子应尽义务的过程中，在让家庭喜乐、不违伦理的过程中，就已经有足够的空间去施展她们的影响力了。她们不应该投身于激烈的政治斗争之中。在本属于女人的领域里，她们有足够的空间去行善，但是她们却要离开这一领域。他感到非常难过，因为这不仅让他的选区很丢脸，也让整个国家颜面尽失。为了捍卫尊严，他觉得有义务表达他的意见。
[26]

阿比盖尔·亚当斯的儿子在这场争端中站了出来，继续捍卫妇女的权利，这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在6月26日至30日的一系列演讲中，他在议会面前慷慨陈词，从历史角度回顾了自美国革命以来妇女所扮演的角色，并阐述了他个人对妇女走向更广阔的领域这一议题的看法：

女人只能照顾家庭，养育子女，为家人做饭洗碗，把所有时间都奉献给家庭，服侍丈夫、兄弟和儿子，让他们享福——这种言论怎么可能逻辑自洽？……让女人从家庭琐事中解脱出来，这不仅不应该受到指责，相反，如果动机纯洁、方法得当、目的正当，那它就是一种高尚的美德。

在回应霍华德关于妇女没有投票权，因此也不该有请愿权的观点时，亚当斯进一步问道：“她们真的不该有选举权吗？”
[27]

亚当斯和他身边一小部分志同道合的国会议员在议会中进行着斗争。与此同时，另一场史诗般的运动正在上演，那就是收集签名的运动。参与这场运动的妇女取得了伟大的进展。她们不仅参与了政治活动（虽然是在为他人争取权利），同时也为自己争取到了征集签名的权利，这项权利在之后她们争取自身利益的斗争中也会用到。她们是一支先遣队。在她们之后，那些平凡的女人将会为争取平等而继续奋斗70多年。对普通家庭主妇、母亲或女儿来说，破除陈规陋习，不畏他人的眼光和嘲笑，不顾男人的阻止，参加第一次公共集会、第一次请愿，踏入陌生街巷，挨家挨户敲门，为一个并不受欢迎的议题征集签名，她们的这些举动所需要的勇气，并不亚于格里姆克姐妹。她们不仅需要在没有丈夫或兄弟陪伴的情况下独自出行，还会因为她们“有违妇道”的行为遭遇敌意甚至是直接的伤害。

首先做出这些冒险尝试的女性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但即使像莉迪娅·玛丽亚·恰尔德这样能在工作中得到丈夫支持的女人，也依然体会到了这种尝试的艰难：“我和我的丈夫忙着征集请愿签名，这是最让人厌烦的工作。我们决心让这项工作在这里［马萨诸塞州诺桑普顿］进行得更加彻底。但是，‘我的天哪！’”
[28]

其他人则面临着更多的危险：“她们挨家挨户征集签名的过程和她们在这一过程中所遭遇的困难，不仅令人感动，能让后人受到启迪，也让人觉得荒唐可笑。虽然这些年轻女人的所作所为不为公众所容，但她们依然在那些能够轻易决定她们生死的人面前，为奴隶争取着自由。”
[29]

今天，在华盛顿国家档案馆的资料库里，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段让人心碎的历史，而写下这段历史的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那些发黄的请愿书被粘贴成册，上面满是斑驳的墨迹。我们还可以在上面看到签名时钢笔划过纸面的痕迹。有时，签名的人把自己的名字画掉了，他们担心这一举动太过大胆，于是决定退出。请愿书的文字部分，有些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有些则是手写的，抄写人的笔迹有的工整，有的潦草。她们向国会请愿，反对让佛罗里达州、阿肯色州和得克萨斯州成为蓄奴州，反对在哥伦比亚特区实行奴隶制，反对州际奴隶贸易。她们请愿，希望彻底废除奴隶制。从新英格兰到俄亥俄州，她们成立了各种妇女反奴隶制协会。在马萨诸塞州，请愿书常常是这样的：

为本请愿书签名之妇女坚信奴隶制之恶，且为其在我国土地上的扩大深感悲切。国会对各州事务拥有绝对司法管辖之权，故此，我等诚盼国会自即日起在哥伦比亚特区废除奴隶制，并宣告任何涉足我国疆土之人为自由之民。我等亦将每年向国会呈送此请愿书，唯愿在自由之光普照万民的神圣事业中，留下一份印记。“我女性已尽一己之力。”
[30]

19世纪上半叶，女性的身影出现在了100多个工业岗位中。
[31]

最初，纺织、制衣、制帽和制鞋等工作，都是在家中展开的，女工一开始也都是家庭主妇。

随着珍妮纺纱机和动力织机的出现，在家工作的情况逐渐减少。由于农业生产和西进运动吸引了大量男性劳动力，纺织厂对女工的需求稳定增加。但是，由此带来的工作机会的增加无法赶上工业化进程所导致的岗位减少。除了简单的缝纫技巧，许多女性并无一技之长。她们不得不展开激烈竞争，以求在制衣业中获得一个岗位。但实际上，这类工作还是主要在家中展开。

正因如此，制衣行业报酬很低，但报酬低的原因并不止这些。人们普遍认为，女人不如男人，这就使得女人无法获得培训，无法从事技术性更强的工作。这种障碍还让她们无法离开制衣行业，无法实现和男性同工同酬。

《波士顿信使报》（Boston Courier
）早在1829年写道：

陈规陋习限制了工业在劳动力方面的选择，也让女性就业无门，不管她们多么执着。人们告诉她们，许多工作都是男人做的，它们只为男性而存在。她们错误地遵从世俗成见，因而失去了无数工作机会，即使她们的身体条件完全能够胜任这些工作。她们不得不为剩下那些为数不多的工作机会争得头破血流，这种竞争让她们的劳动贬值。最终，她们的工资降到了最低线以下，不仅无法过上舒适的生活，更无法为今后的疾病、衰老甚至每天所要面对的死亡威胁做准备。
[32]

一家报纸在1833年估计，女性的工资仅有男性的四分之一。另一家报纸则声称，费城四分之三的职业女性“一天工作13到14个小时，连续工作一周的收入，还比不上做同样工作的男性熟练工一天10小时所获得的收入”。
[33]

萨拉·格里姆克在1837年写道：

当时盛行的女子不如男的观点对工人阶级，以及几乎所有必须挣钱的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不管他们是通过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挣钱——我指的是男性和女性同工不同酬这件事。据我所知，寄宿学校和其他学校就是这样，在男性和女性都可以从事的每一种职业中也是这样。以裁缝行业为例，同样是做一件马甲或者马裤，男裁缝能够挣到的钱是女裁缝的2倍到3倍，即使两个人的手艺不相上下。在只有女性从事的那些职业中，女性工作一个小时的价值，是按男性的一半来估算的。一个洗衣妇的工作强度堪比伐木工或是运煤工，但是她一天所能挣到的工资却连他们的一半都不到。
[34]

结果就是，1833年，在家工作的女性平均每周只能挣到1.25美元，一个没有孩子的女性平均年收入仅为58.5美元。如果一个女性家中有个嗷嗷待哺的幼儿，那么她的平均年收入仅为36.4美元。
[35]

三年之后的一项统计显示，女性每天的平均收入不到37.5美分，其中数以千计的女性每天的收入仅为25美分。
[36]

这些女人的工作环境之恶劣，与今天的血汗工厂无异。但正是在她们中间，第一次出现了相互联合改善生存条件的愿望。迫于穷困，她们于19世纪30年代建立了许多组织，例如由拉维尼娅·韦特（Lavinia Waight）和露易丝·米切尔（Louise Mitchell）所领导的纽约女裁缝联合会（United Tailoresses Society）、马萨诸塞州林恩胶鞋黏合女工协会（Lady Shoe Binders of Lynn），以及巴尔的摩和费城的一些其他组织。不过，这些组织存在的时间都不长，而且她们联合罢工的初步尝试几乎没有成功过。这些女性不仅没有经验，与彼此没有工作接触，也没有从同行业的男性工人那里获得支持。当时，男性工人往往担心女性的低工资会让他们失去竞争优势。

如果棉纺厂和毛纺厂的工资高一点、工作条件好一点，那么男女状况的差异就只是相对的了。当时，典型的工作日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时候工作时间还会延长到点灯之后。每天的工作时长在十二个半小时到十五六个小时之间。在新泽西州的帕特森，女人和儿童凌晨四点半就要开始工作，直到天黑为止。其间，她们会有间隙去吃早餐和晚餐。直到1835年，一场罢工才让工作时间缩短到每天12个小时。
[37]

女性的工资在每周1美元到3美元，而且总是比从事同样工作的男性低。在如此微薄的工资中，她们还要拿出1.5美元或1.75美元的房租。她们可能住在工厂提供的宿舍或是租来的房子里。
[38]

她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初次离家挣钱的年轻女孩。一开始，这样的工资对她们来说已经不少了。但是这种满足感持续的时间并不长，特别是30年代中期大萧条开始之后，降薪的现象和提高劳动效率的需求就成了家常便饭。

最早有记录的女工罢工发生在1824年，地点是罗得岛州的波塔基特。女性工人和男性工人一起，罢工反对降薪和工作时间的延长。（参与罢工的102名女人和女孩为此单独召开了会议。）四年后，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多佛，女工第一次单独举行罢工。1834年，在洛厄尔，一个刚刚被解雇的未被记录姓名的年轻女工，把她的宽沿女帽扔到了院子里，并以此作为信号，示意其他女工也离开纺织机。随后，她们中的一个爬上小镇的取水点，发表了一个“像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一般让人心潮澎湃的演讲。演讲宣扬了女性的权利，并抨击了‘有钱的贵族阶级’的不公。这场演讲在听众中获得了巨大的反响，她们决定为自己的权利奋斗，即使是死也在所不惜”。
[39]

两年后，同样是在洛厄尔，罢工者高唱着一首改编自老歌《我不愿成为修女》的歌，穿过城区：

啊！多么可惜，我这般花样少女

却被送进工厂，繁重的工作让我形销骨立！

啊！我不是奴隶，

我不愿为奴，

我热爱自由，

我不愿为奴。
[40]

从曼彻斯特到汤顿，从帕特森到匹兹堡，以及许多其他地方，这样的情节经常上演。降薪和提高效率的传言让女工群情激奋，她们一起离开工厂，举行游行或会议。她们倾听演讲，甚至通过行动计划——然而在随后的几天甚至几个小时里，她们又会慢慢重回她们的岗位，而组织者则可能有上黑名单的危险。

从这里，你可以感受到妇女斗争的潮起潮落。那些胆怯的人受到勇敢者的感染，展现出巨大的热忱，同时，她们也依赖于男性的斗争经验。但这些尚在蹒跚学步之中的运动最终会走向失败，马萨诸塞州奇科皮的一名市民在1843年的日记中写道：

5月2日——许多女孩参加了游行……吃过早餐，大家就开始跟在用窗帘改成的一个条幅后面，绕着广场游行，当时一共是16个人。不久，X先生也加入了游行，这时，队伍里已经有了44个人。她们游行了一会儿，就散去了。晚饭后，她们又重新集合起来，一共42人，在X先生的带领下，朝卡博特走去。她们走街串巷，但并没有什么值得记录的事情。米尔斯先生和德怀特先生从波士顿赶了过来。

5月4日——来了一些女孩。她们前一天晚上在卡博特举行了一个会议，霍齐亚·肯尼在会上讲了话。吃完早餐后，22个姑娘集合在一起，绕着广场游行……她们去了卡博特，但什么都没发生。

5月5日——女孩一个都没来。

5月6日，大家的热情在某种程度上消退了。
[41]

奇科皮的例子反映了妇女运动的一个问题：虽然她们惊动了米尔斯先生和德怀特先生（均为公司高管），让他们特地从波士顿赶来，但是她们的力量太弱，根本做不出什么有影响力的事情。和新英格兰地区早期的罢工相比，这些罢工确实更为激进，持续时间也更久，但是，她们无法取得任何长久的变革。匹兹堡附近阿勒格尼纺织工厂的起义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这场旷日持久的罢工从1843年一直持续到1848年，是一场旨在争取10小时工作制的大规模抗议的组成部分。1845年和1848年，曾发生过两场非常激进的罢工，其间甚至发生了暴力冲突。在两次罢工中，妇女组成了冲锋队。她们卸下工厂的巨大木门，用拆下来的木棒和石块“占领”了工厂，让织布机全部停止运转。最终，她们10小时工作制的要求得以实现，但是，这是以减薪为代价的。
[42]

要解决分散斗争鲜有成效的问题，妇女必须组织起来。废奴运动就是一个榜样；早期男性工人所建立的组织则是另外一个榜样，虽然这些组织存在的时间也不长。由洛厄尔纺织工厂女工组建的洛厄尔女工改革协会（Lowell Female Labor Reform Association）就向世人证明，妇女是有能力组建一个稳定的组织的（虽然存在时间很短），她们能够用智慧和勇气建立领导机制，发动系统的、卓有成效的运动。该协会1845—1846年的领袖萨拉·巴格利（Sarah Bagley），也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妇女工会组织者。

当时，有一个流传颇广的说法，认为洛厄尔的工厂与别处的不同。据传言，这里的工厂和工人们的宿舍是按照工厂主的总体规划建造的。这些工厂主还声称，他们的女孩更聪明、更有教养，受过更好的教育，住宿和伙食条件也更好，过得比别处的女孩更开心。这种说法，还因为进步小组（Improvement Circles）和一本名为《洛厄尔奉献月刊》（Lowell Offering
）的杂志而广为流传。这一杂志由两名前纺织工人编辑，刊载了女孩们的贡献，甚至在英国都备受好评。

但事实并非如此，最终真相大白。工人们每周的平均工资加上伙食费只有2美元。年轻女工有时不得不6个人挤在一间房里，2个人睡在一张床上。在不景气的时候，她们和别处的纺织女工一样，会面临降薪和提高效率的问题。《洛厄尔奉献月刊》只是工厂主粉饰太平的工具，他们希望用“工厂女工生活美好”的童话，来吸引更年轻、更廉价、更好调教的农家女孩进入工厂工作。

洛厄尔女工改革协会是新英格兰工人协会（New England Workingmen’s Association）的附属机构，创办于最终点燃宾夕法尼亚州大暴动的抗议浪潮之中。但是，洛厄尔女工改革协会却取得了不同的成果。1844年12月的一个晚上，5名纺织女工聚在一起，讨论如何才能争取到10小时工作制。她们选择以“再试一次”作为协会的座右铭。到次年5月，在主席萨拉·巴格利的领导下，协会成员迅速扩展到了600人。
[43]

巴格利小姐出生于新罕布什尔州。在1836年罢工失败之后，她来到了洛厄尔。最初，她参与了进步小组，甚至还曾写过一篇题为《工厂生活的乐趣》的文章。但现实是残酷的。她意识到，在当时的情况下，工厂女工是无法从简单的罢工中取得任何成果的。要改变命运，她们必须寻找其他手段。

在她的领导下，女工改革协会在其他工业城镇也活跃了起来，其中包括曼彻斯特、沃尔瑟姆、多佛、纳舒厄和福尔里弗。她撰写文章，发表演讲，号召女工小组相互保持联系。当时，新英格兰工人协会有一份周报，叫作《工业之声》（Voice of Industry
）。在15个月的时间里，巴格利小姐在该报上写文章、发言，倡导各组织之间保持联系。
[44]

她通过在《工业之声》中发表文章、社论和书信，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观点往往与当时媒体对女性的说教不同。她把自己形容为：

一个受过教育的新英格兰工厂女工……一直是默默无闻却拥有强大力量的人民群众中的一员，至今如此……我们缺乏编辑能力，无法驾驭华丽的辞藻，没有引经据典的能力，但这一切，我们都可以用赤诚之心来弥补。我们的心，是的，我们的整个灵魂，满怀受压迫者的诉求。这千万劳苦大众，散布在世界的每个角落。
[45]

纺织厂曾试过把加入女工改革协会的妇女列入黑名单，她对此猛烈地抨击道：

什么！在工作了13个小时后，还想要剥夺我们仅有的抱怨的权利——难道我们连抱怨自己悲惨命运的权利都没有了吗！他们故意打发走一个遭遇不公的姑娘，据我们所知，这就和那些因为表达诚实的政治观点而遭到迫害的男人一样！我们一定会让胆敢做出这种事的人臭名昭著，他的恶行将随风飘至远近八方。他的名字将成为所有劳动人民的笑柄，不管在哪里，他都会像过街老鼠一样。虽然我们的苦难深重，但我们人数众多。
[46]

和巴格利小姐并肩作战的，还有很多女性，她们都是工厂女工，例如胡尔达·斯通、梅海塔布尔·伊斯门、玛丽·埃默森、伊丽莎·海明威和汉娜·塔尔顿。她们依靠自己的才华和辛勤工作获得了新英格兰工人运动中男性领袖的尊重。她们是劳工大会的代表。1846年，她们中有三人成了新英格兰工人改革联盟的负责人，另外五名负责人均为男性。

在洛厄尔女工改革协会的领导下，协会会员不再把精力浪费在徒劳无功的罢工上面，转而采取更加有效的斗争手段。当时，洛厄尔一家大型纺织工厂试图把产量从3张机提高到4张机，同时，每件产品的报酬将减少1美分。协会为此召开会议，号召女工抵制增加工作量，除非雇主同意加薪。几乎所有女织工都在倡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将倡议付诸行动。最终，雇主增加工作量的尝试失败了。
[47]

更值得注意的是，协会还参与了向马萨诸塞州议会请愿的运动，要求通过10小时工作制的立法。妇女积极加入散发传单的队伍和签名活动之中。她们的热情异常高涨，议会不得不任命委员会，专门对工厂情况进行调研。委员会召集8名工人作为证人，其中有6名是妇女。
[48]

在这个过程中，女工还受到了来自议会含蓄的威胁：“请愿者中女性占大部分，所以她们必须出庭辩护，否则我们将不得不对她们的请愿置之不理。”
[49]

议会成员暗中期待，妇女不应抛头露面的行为准则或是对失业的恐惧，会让妇女不敢站出来进行辩护。但是，妇女的行为打碎了他们的如意算盘。1845年2月13日，巴格利小姐和她的同伴出席了听证会。席间，她们慷慨陈词，镇定自若。

她们向委员会（这是第一个以州政府名义进行工人状况调查的委员会）详细陈述了她们的工作条件。伊丽莎·海明威是一名非常有经验的羊毛织工，除去食宿，她每个月能挣16美元到23美元，这一工资明显高于其他工人。但是，她的工作环境依然非常恶劣：厂房中有150多名工人，整个冬天，厂房里共有61盏大油灯、293盏小油灯日夜不停地燃烧着，这使厂房内的空气污浊不堪。有时，一天之内就有多达30名妇女因这些烟雾而生病。朱迪丝·佩恩小姐在为纺织工厂工作的7年时间里，因病无法工作的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尽管她技艺精湛，但除去食宿，她每周平均工资只有2.93美元。另外一个人在交完食宿费用之后，仅剩1.625美元了。除了一名女性认为工厂主不该负责之外，其他人的证词都基本相似。
[50]

这些史料所记载的内容让人震惊。但在它的背后，还有许多让人惊异的事情。这些在如今的立法听证会上，往往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做到却并非易事。女工需要充分准备证词（她们什么时候那么认真地数了油灯的数量呢！），还要连续两天在听证会上露面。

在听过工人和工厂主代表的发言之后，委员会还希望收集更多的证词。他们专程前往洛厄尔，却被工厂外的花坛这种无关痛痒的东西迷惑了。他们公布了一份报告，不建议对10小时工作制进行立法。报告中写道：“工作待遇是合理的，劳动决定报酬。”报告还说，向委员会请愿的男人和女人，“不仅道德高尚，而且有想法”，他们完全能够照顾好自己！
[51]

协会的座右铭是“再试一次”，所以她们没有放弃努力。尽管协会成员无法投票，但协会却在挫败听证委员会主席、洛厄尔报纸出版商威廉·斯库勒连任州议会议员的竞选中发挥了作用。之后，她们还在一份决议书中公开了协会的这一壮举：

兹决议：本协会会员在威廉·斯库勒落选一事上，向洛厄尔的选民表达诚挚的谢意。本协会代表曾向议会委员会递交缩减工作时间的请愿。威廉·斯库勒时任该委员会主席。但是，在议会委员会面前，他对代表们的辩护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公，极度失礼。他的落选，实在罪有应得。
[52]

然而，斯库勒对协会进行了报复。他发现，马萨诸塞州工人领袖约翰·克卢尔（John Cluer）的私生活并非无可指摘，而克卢尔曾经和巴格利小姐同台演讲。斯库勒采用了非常现代的污蔑手段，成功地让巴格利小姐和协会名誉扫地。

但不论如何，协会的存在时间和巴格利小姐的职业生涯都不可能长久。和新英格兰其他工人运动一样，他们都信奉当时流行的乌托邦理论。巴格利小姐在立法听证会上做证说，工厂工作损害了她的健康，就转而从事了另一个颇具开创性的领域，成了第一个女电报员，并在洛厄尔短暂地工作了一段时间。
[53]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这段时间里，女工在组建自己的劳工组织方面进行了许多尝试。但是，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她们是很难成功的：因为她们的收入普遍都很微薄，既缺乏资金，又没有时间。（即使是在今天，虽然我们有了吸尘器、洗衣机、方便食品，但外出工作的女性依然要比男性承担更多的家务和家庭责任。当然，这种情况正在改变。而当时，女性既没有省力的电器，一天还要工作10小时，所以可以留给自己的时间就更少了。）因此，在女权运动的历程中，洛厄尔纺织女工在缩短工时、争取平等报酬等议题上所做的斗争，是和格里姆克姐妹以及威拉德夫人一样具有开创意义的。正是这样的斗争，才最终让女性有时间接受教育，更加充分地享受她们应有的公民权利。

[1]
Elizabeth Buffum Chace and Lucy B. Lovell, Two Quaker Sisters （New York, 1937），p.31.

[2]
Alice Blackwell, Lucy Stone （Boston, 1930），p.40.

[3]
Porter, Journal of Negro Education, 5： 572; Quarles, Black Abolitionists, pp.26-30.

[4]
Weld-Grimké Letters, I, 388，萨拉·格里姆克和安杰利娜·格里姆克1837年5月18日给西奥多·韦尔德的信。

[5]
Henrietta Buckmaster, Let My People Go （New York, 1941），p.89.

[6]
Harriet Martineau, The Martyr 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 and New York, 1839），pp.29-30.

[7]
Martineau, Autobiography （London 1877），II, 28.

[8]
I Tim. 2：11-12; I Cor. 14：34-35.

[9]
参见Elizabeth A. Dexter, Career Women of America, 1776—1840 （Francestown, N. H.,1950），pp.50-51。“美国妇女向来都对教会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职责，但是很少能够进行布道，也不会在有组织的教会中供职……总的来说，教会传统越强、组织越严密，妇女就越没有地位。组织松散的团体有时会接纳她们，而新的教派和复兴主义运动常常会给予女性和男性同等的机会。”在这里，德克斯特夫人指的是杰迈玛·威尔金森（Jemima Wilkinson）和安·李（Ann Lee），前者组织过一个教派，后者是美国震颤派的创始人。

[10]
斯图尔特夫人于1803年出生于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5岁时，她“被迫”在一个牧师家做家务。在这里，她能看书。她于1826年结婚，但三年后，丈夫就去世了。威廉·劳埃德·加里森曾在1832年出版过一本关于她的宗教文章的小册子，名为《沉思》（Meditations），同时，他也在《解放者》上刊登过她的演讲。这些内容和一些其他的传记材料都出现在了斯图尔特夫人的书中，名为《沉思》（华盛顿，1879年）。

[11]
“Farewell Address,” October 21，1832，Meditations, p.58.

[12]
同上书，pp.76-78。

[13]
参见Gerda Lerner, The Grimké Sisters from South Carolina （Boston, 1967）。并不是所有的女性改革者都支持废奴运动和妇女对废奴运动的支持。除了凯瑟琳·比彻，还有其他例外，例如威拉德夫人，她曾在奴隶制问题上不断找借口或拒不表态，其态度直到南北战争才有所改变。在斯通夫人在曼荷莲学院学习的短暂时间里，莱昂小姐曾严厉批评过她，因为她曾把《解放者》落在了学生阅览室里。（她很可能不希望自己的学校里满是那种1834年对莱恩神学院造成危害的讨论。）

[14]
HWS, I, 61.

[15]
温德尔·菲利普斯是这个演说家辈出的时代中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他曾见证过安杰利娜·格里姆克的力量：“她的力量能够打动人心，还没有人能够超越这种力量，也很少有人能够与之匹敌。我深深地记得，一晚又一晚，我听着她激昂的演讲，从来没有哪个妇女能够这么做过。”（Address, Memorial Meeting for Angelina Grimké Weld, 1880，p.8.）

[16]
Sarah Grimké，The Equality of the Sexes and the Condition of Women （Boston, 1838），pp.9-10.

[17]
同上书，p.10。

[18]
同上书，p.122。

[19]
同上书，p.41。在这些文章中，萨拉·格里姆克谈论的远不止是妇女在废奴运动中的角色。她探讨了一系列广泛的话题，从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到同工同酬（这是女性在这一问题上的最早论述之一），从白人男性对待女奴的方式对白人女性的影响到妇女成为神职人员的权利，还有她们在法律方面面临的阻碍。这本小册子比富勒小姐的《19世纪妇女》早6年问世，它应该是美国女性严肃讨论女权的开山之作，虽然事实上，这一殊荣常常被授予之后出现的作品。在1840年访问英国期间，斯坦顿夫人和莫特夫人发现，在那里，这本小册子已经很有名了。

[20]
Weld-Grimké Letters, I, 429-430，letter of Angelina Grimké to Theodore Weld and John Greenleaf Whittier, August 20，1837.

[21]
引自HWS, I, 82-83。

[22]
引自Catherine Birney, The Grimké Sisters （Boston and New York, 1885），p.124。

[23]
Weld-Grimké Letters, II, 564，安杰利娜·格里姆克1838年2月21日给西奥多·韦尔德的信。

[24]
L. Maria Child, Letters （Boston, 1883），p.26.

[25]
参见Gilbert H. Barnes, The Anti-Slavery Impulse, 1830—1844 （New York and London, 1933），pp.140-144; Samuel Flagg Bemis, John Quincy Adams and the Union （New York, 1956），chs.xvii and xviii。

[26]
John Quincy Adams, Speech...Upon the Rights of the People, Men and Women, to Petition（Washington, 1838），p.65.

[27]
同上书，pp.67-68，76。之后，在对自己国会选区的妇女发表演讲时，他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开明态度，他说：“在妇女请愿的权利以及她们参加公共事务是否合乎礼仪方面，我曾做过评论。关于这一点，应该由她们自行决定。各种日常法律事务，不管是银行、货币、交易、国库分库、基础设施建设、关税、制造、公共用地、税收和支出等，都不必担心受到她们的干涉。这些事务在我国的男性中引起了许多争议，但是女性不仅没有干预他们，我们甚至无法让她们给出自己的意见。既然如此，在公共场合谈论她们，是有失礼仪的。我现在提到她们，就是为了不再提到她们。但是，在仁慈、慈善和同情心方面，任何礼仪规范都不应该禁止妇女施行请愿和抗议等与生俱来的权利。根据她们的天性，她们比任何人都更适合行使这种权利。”Memoirs of John Quincy Adams（Philadelphia, 1874—1877），X, 37.

[28]
Child, Letters, p.31.

[29]
Maria Weston Chapman, Right and Wrong in Massachusetts （Boston, 1839），p.12.

[30]
House Archives, National Archives, Box 72.

[31]
Edith Abbott, Women in Industry （New York and London, 1910），pp.66-70; Dexter, Career Women of America, 1776—1840.

[32]
Helen L. Sumner, History of Women in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 IX of Report on the Condition of Woman and Child Wage-Earn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 volumes, U.S. Sen.Doc. 645，61 Cong., 2 Sess., p.14.关于这一历史性的调查是如何展开的，见第15章。

[33]
同上书，p.27。

[34]
Grimké，The Equality of the Sexes, pp.50-51.

[35]
Sumner, History of Women in Industry, p.129.

[36]
同上书，p.23。

[37]
同上书，p.63。

[38]
同上书，p.74。另一个导致妇女收入不高的因素是普遍雇用童工。据估计，1831年，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六个州，以及纽约州、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特拉华州、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儿童占所有雇佣工人的7%。John R. Commons et al., History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35），I, 173.

[39]
引自Commons, History of Labor, I, 423。

[40]
引自Harriet H. Robinson, Loom and Spindle （New York, 1898），p.84。

[41]
引自Vera Shlakman, Economic History of a Factory Town: A Study of Chicopee, Mass., Smith College Studies in History, XX （1935），121-122。埃德蒙·德怀特是建立康涅狄格州谷底纺织业的领军人物，J. K.米尔斯是他的合伙人。

[42]
参见John B. Andrews and W. D. P. Bliss, History of Women in Trade Unions, vol. X of Report on Condition of Woman and Child Wage-Earners, U.S. Sen. Doc. 645，61 Cong., 2 Sess., pp.61-65。

[43]
关于该机构最精彩的论述，参见Hannah Josephson, Golden Threads （New York, 1949），ch. xii.参见Madeleine B. Stern, We the Women: Career-Firsts of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ew York, 1963）。

[44]
巴格利小姐从1845年6月的第三期开始参与该报的编纂，一直到1846年9月退休。她大多数时候都是三人出版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她还曾担任过该报的编辑，不过时间并不长。

[45]
Voice of Industry, vol. 1，no.48 （Lowell, Mass.），May 15，1846.

[46]
同上。

[47]
同上。

[48]
Voice of Industry, vol.2，no.14，September 18，1846.

[49]
Massachusetts House Documents, no.50 （Boston）.

[50]
同上。

[51]
同上。

[52]
Voice of Industry, vol.2，no.24，November 28，1845.

[53]
参见Stern, We the Women, pp.89-94。

第4章 改革的开始

虽然妇女开始接受高等教育，逐渐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发表演讲，为废奴运动奔走，但这些并未有效改变当时妇女在社会中的法律地位。改革的进程非常缓慢，像蜗牛一样一个州一个州地推进。尽管“有工作收入”的妇女数量迅速增加，但是在大多数州，妇女依然和几十年前一样，无法支配自己的收入，无法合法地管理自己的财产，也无法签署法律文件。
[1]

简·斯维斯海姆（Jane Swisshelm）是《星期六访客》（Saturday Visiter
）的创始人，也是最早创办报纸的女性之一。她从母亲那里以信托基金的形式继承了一小笔财产。信托基金是一种可以让女性合法拥有财产的法律手段，但是这种手段并非全然有效：

［我丈夫］觉得自己遭受了不公，很生气，但他有一个补救的办法。他是我的身体和行为的主人，因此，因为我在照顾母亲这件事上花了时间，他就有权索要报酬，而且他竟然还向遗嘱执行人提交了申请。我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为执行这项法律而大动肝火，这项法律从没有受到任何国家、州或教会的质疑，而且还在全世界施行着……我的丈夫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度里最遵纪守法的公民，可是说到这里，我为什么要脸红呢？他的行为无悖于任何基督教经典，但我为什么要去责备他呢？……［妻子］在婚姻中通过劳动或其他方式所获得的财产应该归丈夫所有，这难道要怪他吗？当然不能。
[2]

莉迪娅·玛丽亚·恰尔德因为无权订立自己的遗嘱，也做过相似的反抗：

戴维在我的遗嘱上签了字。我把遗嘱封存好，放到了一边。一想到我的遗嘱必须由他来签字，我就怒不可遏……我并不是因为我的个案而愤怒，戴维尊重每个女人的自由，特别是我的自由，因为他非常爱我。我之所以生气，是因为女人从一出生就被当成私人财产，并不断受到文学、法律和习俗的侮辱。已婚妇女的称谓也令人发指：“法律上死亡的人”“受保护的女人”。我多么讨厌这些词啊！
[3]

一个职业妇女可能被迫将工作所得的每一分钱都上交给她的酒鬼丈夫，即使这一行为会让她自己身无分文，无法养育自己的孩子，即使所有人都知道她的丈夫全然不顾妻儿的死活，也都不会改变什么。如果她想要离开这样一个丈夫，那么不管他能不能做个好父亲，他在法律上都有权享有孩子的唯一监护权。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后果，有时甚至会让人想到抓捕逃亡的奴隶。佛蒙特州的克拉赖娜·霍华德·尼科尔斯（Clarina Howard Nichols）就记录过这样一个故事：

两个人走进了［火车］车厢。年轻的那个是我们县的县治安官。年长的那个扫视了整个车厢之后，朝同伴意味深长地点了下头，并把手搁在了车厢门上。突然，一个女人哭喊起来：“上帝啊！她是我的孩子！她是我的孩子！”这阵哭喊，让车厢里所有人都惊得站了起来……“是谁？”“发生了什么？”人们慌张地四处询问。我回答说：“我的朋友们，这意味着一个女人无权和她的孩子在一起；这个基督教国家的立法者把孩子的监护权交给了父亲，不管这个父亲是不是个酒鬼。如果发生今天这种情况，这个父亲还可以跑到县治安官那里，要求他们抓住自己的妻子，夺走她孤苦无依的孩子！”
[4]

如果丈夫死时没有立下遗嘱，那么法律就会严格依法执行财产分配。在纽约州，寡妇能够获得《圣经》、照片、教科书和总价值不超过50美元的图书，纺车、织布机和炉子，10只绵羊和羊毛，2头猪和猪肉。不管她有几个孩子，她还会获得：“所有必需的衣物，床，床架和被褥；寡妇的衣服和符合她身份的装饰品——1张桌子、6把椅子、6副刀叉、6套茶杯和茶碟、1只糖罐、1只牛奶罐、1个茶壶和6个勺子。”
[5]

女人在上帝面前的处境，并不比她在法律面前好多少。从走进教堂举行结婚仪式开始，她卑微的地位、她的服从和她的责任就被固定了下来。一些早期的女性改革者为了去掉妻子的结婚誓词中的“服从”一词，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有时，丈夫们也会加入反抗的队伍；他们认为婚姻的基础是男女双方都能享有人类应得的尊严。基于这样的信念，他们立下“婚姻合约”。他们也把这样的合约付诸了行动。乌托邦人文主义者罗伯特·欧文的儿子罗伯特·戴尔·欧文（RobertDale Owen）就是最早签订这种合约的人。1832年，他和玛丽·简·鲁滨逊（Mary Jane Robinson）结为夫妇。他们的婚姻合约中写道：

这场仪式之后，我获得了一些极其不公正的权利。这些权利，是一条极其错误的法律强加于我的。我无法通过法律途径放弃这些权利，但是我可以从道德角度放弃它们。我在此严正声明，我无条件放弃所有这些权利，因为它们是封建专治社会的野蛮残余。我也诚挚期待其他人能够认可我的行为。
[6]

露西·斯通和亨利·布莱克韦尔（Henry Blackwell）1855年结婚的时候，在结婚典礼上携手宣读了一份声明：

虽然我们因为彼此爱慕而结为夫妻……但我们认为，我们有必要申明，我们的结合不意味着我们将自愿遵循现行法律。这种法律否认妻子是一个独立、理性的人，却强加给丈夫一种有害而且不正常的优越地位，我们是不会遵守它的……我们对法律赋予丈夫的以下权利特别提出抗议：

1.丈夫是妻子的监护人。

2.丈夫对他们的孩子有绝对的控制和监护权。

3.丈夫是妻子人身和财产的唯一所有人，除非这些财产在婚前就已经归女方所有，或者因为女方未成年、疯癫或者愚笨，财产托管在委托人手中，其他无一例外均在婚后归丈夫所有。

4.丈夫拥有对妻子劳动所得的绝对权利。

5.遗产的问题。鳏夫能够获得亡妻的大部分财产，但寡妇却不能获得多少亡夫的财产。

6.最后，是关于让妻子“在婚后丧失所有法律地位”的整个法律体系。这种法律，让大多数州的妻子无权选择自己的住所，订立遗嘱，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或被起诉，或是继承遗产。
[7]

1839—1850年，大多数州通过了某种法律，承认已婚妇女拥有财产的权利。在某些情况下，这是由于大财主们希望这样，因为他们想要确保他们的女继承人能够获得他们的遗赠。另一些则是由于一些开明的男性为此不断努力，当然，他们背后也少不了热心于此事的女性的协助和鼓励。

1836年，纽约州州议会收到了第一份关于通过已婚妇女财产法的请愿书。请愿书上共有6名妇女签名。请愿的倡导者是刚刚移民美国的欧内斯廷·罗丝夫人。罗丝夫人出生于波兰，是当时最出色的女性演说家之一，人称“演讲台女王”。
[8]

同时，她也是最早试图通过立法行动提升妇女地位的女性之一。她发现这项任务非常艰巨：

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才征集到5个签名。有些女士担心会被男性嘲笑，另一些则认为自己已经拥有权利了；男性则说，女人的权利太多了……直到1848年和1849年，我不断寄出请愿书，签名的人数也越来越多，直到立法机关颁布法律，赋予妇女拥有自己财产的权利。讽刺的是，这条法律一通过，所有女人都在说：“哦！做得好！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
[9]

在立法改革的缓慢进程背后，是不断壮大的公众意见。而这些意见的幕后推手，则是演说家和作家们，他们所持的自由主义观点各不相同，激进程度也各不相同。他们之中，有像约翰·尼尔
[10]

这样的男人，也有来自波特兰和缅因州的“东南部扬基”，他们从1832年开始倡导女权，一直坚持了半个世纪。还有纽约的赫尔伯特法官，他支持女权斗争，但原因非常独特。一开始，他创办了一份反对女权的报纸，但后来他发现，他的论点无一能够自圆其说。最终，这位声名卓著的法学家出版了一本名为《人权》（Human Rights
）的小册子，并广为流传。

另一个在改变公众意见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是《戈迪女士手册》的编辑萨拉·约瑟法·黑尔夫人。
[11]

当时，这份杂志的发行量非常大，有15万册，但它从未支持过女权斗争。黑尔夫人在写作方面非常谨慎，但是她依然掀起了一场不屈不挠的长期斗争。这场斗争的议题包括妇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医学和护理专业招收女性员工并让其获得足够的培训、体育锻炼对妇女的重要性，以及紧身衣的危害等等。

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人是玛格丽特·富勒。她所撰写的《19世纪妇女》（Woman in the Nineteeth Century
）是此后一代又一代女性的灯塔。在别人眼中，她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可能不招人待见的“才女”。但她的生活经历告诉我们，她最开始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并不仅仅在学术层面。
[12]

玛格丽特·富勒出生于1810年，她的父亲对她很刻薄，要求很严格，让她阅读6种语言的经典著作，其中包括拉丁文和希腊文。玛格丽特·富勒25岁的时候，父亲过世了，她的母亲无意肩负供养大家庭的责任，于是富勒承担起教育4个年幼的弟弟妹妹的责任。后来，她进入普罗维登斯的一所女子学校教书，以维持生计。在那里，她听到了约翰·尼尔关于女权的演讲。回到波士顿后，她受到了超验主义学派的影响。这种思潮倡导所有人的自由和潜能的完全开发，但是，因为性别，她失去了这种权利。
[13]

她与爱默生、钱宁、奥尔科特等超验主义者成了朋友。但是，在她的周围，她看到女性依然因为对知识的渴求无法得到满足而备感沮丧。在当时新英格兰百家争鸣的思想碰撞中，女性明显是缺席的。

因为需要挣钱，因为她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演说家，也因为她想为女性提供动力和情绪的一些出口，富勒小姐在伊丽莎白·皮博迪（Elizabeth Peabody）的书店开展了一些“对话”（如今我们把这些对话称为讨论小组或者沙龙聚会）。1839年11月的一个下午，在这家位于波士顿的著名的西街书店里，她开始了第一场“对话”，主题为“希腊神话”，这是一个在当时能够引起广泛关注的话题。而那时，富勒小姐还不到30岁。在参加“对话”的25名女士中，有皮博迪三姐妹，她们一个后来嫁给了霍勒斯·曼（Horace Mann），一个成了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妻子，还有伊丽莎白·皮博迪本人，其他参与者还包括莉迪娅·玛丽亚·恰尔德、诗人詹姆斯·拉塞·洛威尔的未婚妻玛丽亚·怀特（Maria White）、哲学家爱默生的妻子、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的妻子，以及牧师西奥多·帕克的妻子。在接下来的5年里，对话还涉及了艺术、文化、文学、妇女和生活等主题。

与超验主义者的密切关系，让富勒小姐成了季刊《日晷》（The Dial
）的联合编辑（另外一名编辑是大名鼎鼎的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845年，她离开波士顿，取得了另外一个杰出成就——成为崛起中的纽约报纸《论坛报》（Tribune
）的第一位女性文学批评家。这份报纸由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主办。

在《19世纪妇女》问世一年之前，这本书就已经以不同形式出现过了。它先是作为她的“对话”之一，随后以《伟大的诉讼：男人诉女人——女人诉男人》为题，发表在了《日晷》上，最后这些文字被集结成一本薄薄的书。对现代读者来说，这本书可能显得冗长而结构混乱，缺乏萨拉·格里姆克早期作品中蕴含的力量，而且有些章节颇有掉书袋之嫌，仿佛是富勒小姐在显摆自己的博学。但是，对当时的女性来说，它想传达的信息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女人必须自我实现，这种自我实现并不需要以男性为参照物，也不是作为男人的附属品，而是作为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实现自己的价值。不能自我实现，女人就会变成一个“巨婴”。

富勒小姐认为，不管男人和女人的亲缘关系多么紧密，男人在政府中都不能充分代表女性，因为他们对女性的看法因男女关系中男性占统治地位而受到了扭曲。但她最主要的担忧不是关于政治的：

女人需要的，不是作为女人而去行动或统治。相反，女人需要发展她的天性，成为一个能够明辨是非的知识分子、一个能够自由存在的灵魂。在我们离开我们共同的家园时，女人能够充分发挥赋予她的这些力量。
[14]

但是如果你问我：“你能够担任什么职务？”我会回答说，任何职务。即使是远洋船长，女性也能胜任。
[15]

富勒小姐不惧怕为取得这一目标所需要经历的巨大变革。她提出了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将一直在人们的耳畔回响：

我们会摧毁任何专横的障碍。我们会让每条路都对女人敞开，就像它们对男人敞开那样……只有到那时，人类才能够有足够成熟的心智去接受这一点，即女性内在和外在的自由是一种权利，就像男人那样，而不是一种妥协。黑人的朋友们认为，没有人有权奴役他人；同样，女性的朋友们认为，男人没有权利禁锢女人，即使这些禁锢是出于好意。
[16]

有一两次，我们也能读到她的愤怒。在反驳认为女性的身体条件只允许她留在家庭空间之内的观点时，她写道：

作为回应，就算我们承认女人看起来确实因为身体原因而更适合留在家中，但我必须提出，文明社会的家庭环境还没有满足她的要求。家庭生活确实更无聊，但并不意味着它更加安静。女人在家中也许会免受“刺激”，但她依然要处理繁重而乏味的家务。印第安人的妻子要料理营地中的重担，路易十四的女伴们要在他的旅途中陪伴他，洗衣妇们也需要在洗衣盆边劳作，并把工作带回家，不管寒冬酷暑，不管健康状况如何。那些认为女人的身体条件不适合在国家政府中工作的人，想必断然不会觉得黑人妇女在怀孕期间不适合在田间劳作，或者认为缝纫女工不应该从事繁重的工作吧！
[17]

在一个完全不愿意讨论这些话题，特别是不愿与妇女讨论这些话题的社会里，富勒小姐谈及道德和性工作方面的“双重标准”，不仅镇定，而且话语清晰。尽管她和废奴主义者有重大分歧，使她与他们保持距离，但她在提到安杰利娜·格里姆克和阿比·凯利·福斯特时，总是充满了敬意，她认为她们是伟大勇气和道德力量的榜样，为妇女事业做出了贡献。

富勒小姐并没有参与当时的政治纷争，也没有参与废奴运动。但是《19世纪妇女》一书为她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在罗马，她为《纽约论坛报》撰写了一篇拥护共和的文章，讲述了1848年欧洲共和革命的失败。阅读过她这篇文章的朋友，以及那些知道她和朱塞佩·马志尼
[18]

为共和事业共同努力过的人，都曾希望她能扛起妇女运动的大旗。
[19]

但是，富勒小姐在法尔岛（Fire Island）海滩溺水身亡了。当时，她年仅40岁。在她短暂的生命里，她“对美国妇女思想的影响，比她之前的任何女性都要大”。
[20]

没有读过《戈迪女士手册》或是富勒小姐著作的人，还可以通过公共演讲认识她。1838年，格里姆克姐妹放弃了演讲，但其他女演说家在不断涌现。露西·斯通就是她们中非常杰出的一个。她在全国各地进行演讲，从新英格兰，一直到俄亥俄州和威斯康星州。因此，她被人称为“妇女运动的启明星”。

工作和男人一样努力，地位却比男人要低。没有人比露西·斯通更清楚这句话的意思了。她1818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西部边陲的一个农场里，当时，畜牧业依然非常原始，女人除了家务劳动，还需要肩负起给牛挤奶等沉重的工作。但是，“家里只有一个人有话语权，那就是我父亲”。她温柔的母亲含辛茹苦地养育了7个子女，她在露西·斯通出生的时候曾惊叫道：“哦，天哪！是个女孩，我真是难过。女人的生活太不容易了。”
[21]

在生产之前的几个小时里，她刚给8头牛挤完奶。当时，雷阵雨突然降临，所有人都去田里帮忙了。不管是守护一个即将临盆的母亲的生命，还是让她的孩子安全降生，都比不上抢收干草作物紧急。

12岁的时候，露西·斯通决定尽自己所能，分担母亲肩上的重担。除了上学，她包揽了家中所有洗衣的活儿。整个青春期，她都过得非常辛苦，家中本来就没有钱，更没有钱供一个女孩去读书。16岁时，她开始教书，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寻常的事。9年里，她不断努力学习，还把挣到的钱攒起来。直到最后，她的父亲也不得不相信，没有什么能阻止她实现她的目标。1847年，她成了最早从欧柏林学院“常规”课程（与“文学”课程不同）毕业的女学生之一。她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是成为一个为受压迫者发声的公共演说家：“我不仅希望为奴隶请愿，也希望为所有受苦的人发声，特别是为提高妇女地位而奋斗。”
[22]

毕业那年，露西·斯通在她哥哥位于马萨诸塞州加德纳的教堂的讲坛上发表了关于女权的第一次演讲。第二年，她成了反奴隶制协会的代理人，或者说是讲师。其实她的外形并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又瘦又小，相貌平平——但是，一旦开口说话，她就会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她的声音如银铃般清脆悦耳，再加上她无所畏惧的勇气，她能够让最难以被说服的听众对她心悦诚服。

但是，她很快就在其他方面遇到了麻烦。和格里姆克姐妹一样，她无法将黑奴和妇女议题分开，而且，和她们一样，她惹恼了那些想要把这两个议题分开的废奴主义者。最终，他们达成了一个妥协，她在周六和周日进行废奴演讲，而在周中，她会进行女权演讲。她曾就妇女议题做过三场系列讲座，第一场是关于妇女在社会和工作方面的弱势，第二场是关于她们在法律和政治方面的阻碍，第三场则是关于她们在道德和宗教方面所遭遇的歧视。

为废奴事业发声时，她可以获得当地废奴小组的支持。但是，在组织女权会议时，她却是孤立无援的。她写道：

女权的斗争是我一个人的战斗。除了一小群废奴主义者，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人会支持我的想法。我印了一些传单，12英寸长10英寸宽，我带了图钉，因为没钱雇人贴传单，我只好自己拿石头当锤子，自己来钉。我不会在门口收费。但是，场地和住宿总是需要钱的。为了筹措资金，每次演讲结束，我都会请听众为这项伟大的事业慷慨解囊。这时，我会拿一顶帽子走到听众中去，这些人对我来说都是陌生人。每次，我都能得到我所需要的钱，有时甚至更多。
[23]

有许多人虽然没有诉诸暴力，却总是想让她闭嘴，他们也期望1855年她与亨利·布莱克韦尔的婚姻能够给她的事业画上句号。《波士顿邮报》曾发表过一首诗，最后一节是这样的：

库尔提斯之名非他莫属，

他把荣耀之号吹得嘹亮，

婚礼上深情一吻，

就能封上露西·斯通的俐齿伶牙。
[24]

但是，写诗的人明显写错了。这桩婚姻让原本孤身奋战的露西·斯通有了志同道合的战友。最终，他们的女儿——艾丽斯·斯通·布莱克韦尔，也成了一位女权运动的战士。他们为争取妇女选举权所做出的努力，从1847年一直持续到1920年，几乎涵盖了女权运动的整个过程。

[1]
参见Willystine Goodsell, A History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New York, 1935），pp.463-465。

[2]
Jane Swisshelm, Half a Century （Chicago, 1880），p.72.玛丽·比尔德夫人认为，信托和其他通过股权诉讼所取得的补偿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这些形式的法律歧视。[参见Beard, Woman as a Force in History （New York, 1946），chs. v-vi.]但是，虽然有些女性能够通过股权获得补偿，但这种程序非常烦琐，而且太昂贵，无法帮到所有人，或者像职业妇女那样最需要帮助的人。

[3]
Child, Letters, p.74.

[4]
HWS, I, 175-176.在这个例子中，尼科尔斯夫人的急中生智让一切转危为安。她说服列车员让火车驶过几分钟车程之外的马萨诸塞州边境线，在这里，警长就没有管辖权了。

[5]
HWS, I, 670.在女权大会上宣读这份列表时，一位女性评论道，寡妇也应该得到一个咖啡壶；另一个则评论道，俄亥俄州比纽约州更加慷慨，因为在那里，它允许寡妇拥有12把勺子。

[6]
HWS, I, 295.

[7]
引自HWS, I, 260-261。Helen W. Papashvily, All the Happy Endings （New York, 1956）。这本书通过当时广为流传的“家庭小说”，探讨了19世纪婚姻的不平等。这些小说的作者绝大多数是女性。

[8]
参见Yuri Suhl, Ernestine L. Rose （New York, 1959）。

[9]
HWS, I, 99.

[10]
约翰·尼尔（John Neal），美国作家、文学和艺术评论家，早期女权倡导者。——译者注

[11]
Ruth Finley, The Lady of Godey’s （Philadelphia, 1931）.这是黑尔夫人的传记。

[12]
好几个作家把富勒小姐生活中一些浪漫的片段写成了传记，其中最为学术的一个版本是梅森·韦德的Margaret Fuller, Whetstone of Genius （New York, 1940）。韦德夫人还编纂过珍贵的Writings of Margaret Fuller （New York, 1941），这本书中包含了《19世纪妇女》以及她的一些信件。

[13]
威廉·埃勒里·钱宁对超验主义有很深的影响，他对此的定义是：“对人类不可剥夺的正直和无所不在的神性本能的肯定……在这个充满唯物主义者、狂热分子和怀疑论者的世界里，超验主义者相信永恒的灵感、奇迹般的意志力以及对宇宙间的善的与生俱来的权利。”Memoirs of Margaret Fuller Ossoli （New York, 1869），II, 12-13.

[14]
Writings of Margaret Fuller, ed. Mason Wade, p.125.

[15]
同上书，pp.214-215。

[16]
同上书，p.124。

[17]
同上书，p.123。

[18]
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意大利作家、政治家，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重要人物。——译者注

[19]
“至少，我希望她可以成为这场运动的领袖，我不知道她是否会接受。我已经写信向她表达了这一愿望。”宝利娜·怀特·戴维斯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举办的第一届全国妇女权利会议上说。HWS, I, 217.

[20]
斯坦顿夫人和安东尼小姐是这么认为的。HWS, I, 801。

[21]
Blackwell, Lucy Stone, pp.9，3.斯通夫人女儿的这个版本一直是标准版本，直到最近，埃莉诺·赖斯·海斯（Elinor Rice Hays）所著的Morning Star: A Biography of Lucy Stone （New York, 1961），才让史料更加丰富。这本书取材于国会图书馆所藏的大量布莱克韦尔家族书信。需要注意的是，《妇女参政史》虽然总的来说非常有用，但因为妇女运动领袖之间的长期分歧，它对斯通夫人的叙述是非常不足的。

[22]
Blackwell, Lucy Stone, p.67.

[23]
同上书，p.91。

[24]
同上书，p.161。亨利·布莱克韦尔本人就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参见Elinor Rice Hays, Those Extraordinary Blackwells （New York, 1967）。

第5章 1848年塞尼卡福尔斯会议

虽然前人已经指明了道路，并且还有一些人从不同的方面对抗偏见和法律，但是这些斗争是分散的，而且彼此之间也没有联系。悲伤，甚至因不满所表达出的呼喊，都不足以催生一场变革。现在所需要的，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他们不仅需要领袖，更需要一份行动纲领。这些，就是1848年夏天塞尼卡福尔斯（Seneca Falls）会议所取得的成果。这场会议，是公认的美国女权运动的起点。

在当时那个充满变革的时代里，妇女因为不公的遭遇而产生了许多不满情绪。在之前的30年里，妇女运动先锋也为妇女事业做出了许多努力。这些，都在为一个大事件的到来做着准备。但是，促成这场会议真正意义上的火种，直到1840年夏天才被种下。当时，世界反奴隶制大会（World Anti-Slavery Convention）在伦敦召开，会上有一支来自美国的代表团，其中就包括若干名女性。但是，在激烈的争论后，大会组委会不顾一些美国废奴运动领袖的强烈反对，规定只有男性代表才能在会上拥有座席。
[1]

在随后的10天里，许多女性代表不得不在旁听席就座，其中包括柳克丽霞·莫特和废奴运动领袖年轻的妻子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

每天的日程结束之后，这两位女士有时会并肩走在伦敦的街头，有时会坐在大英博物馆的长凳上，等待参观博物馆的同伴。她们会谈论废奴阵营中那些意志坚定的斗士对她们的不公，仅仅因为她们是女人，他们就把她们排除在讨论之外。她们还会讨论采取行动的必要性。

在这两位女士的对话中，莫特夫人扮演者导师一般的角色。由于出身和宗教信仰的缘故，她得以打破许多束缚在其他女性身上的枷锁。
[2]

1793年，莫特夫人出生在科德角半岛附近的楠塔基特岛，它是新英格兰的捕鲸业中心。妇女平等在这个地区有着稳固的传统，因为男人常年出海，女人在他们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会接管本该属于男人的事务。柳克丽霞在出嫁前姓科芬，她的父亲是一艘捕鲸船船长，她的母亲经营着一家商店。就像楠塔基特岛上许多其他人那样，他们是贵格会教徒。1804年，他们全家搬到了美国本土。

年轻的柳克丽霞十几岁的时候就成了一名教师。她很早就知道，虽然女人和男人做着一样的工作，但是女人得到的报酬要少很多。柳克丽霞在纽约州的九伙伴寄宿学校（Nine Partners Boarding School）遇到了未来的丈夫詹姆斯·莫特（James Mott）。两人婚后搬去了费城，莫特夫人曾在那里的一所贵格会学校教过一段时间的书。28岁的时候，柳克丽霞被她参加的贵格会“会议”任命为牧师，这让她获得了锻炼自己演说能力的宝贵机会。后来，贵格会教徒因为教义而分裂，莫特一家加入了更为开明的希克斯派。他们成为越来越活跃的废奴主义者，他们的家也成了地下铁路网络中繁忙的一站，莫特夫人还是第一个妇女反奴隶制协会的创始人。她前往伦敦开会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公众人物了。

在那个时代，有许多脾气暴躁的人物，即使他们在为共同的目标奋斗，也纠纷不断。然而，莫特夫人却广受爱戴。在她和蔼的为人、焕发的容光和温柔的声音背后，隐藏着坚定不移的态度和对原则的忠诚。在某些方面，莫特夫人的态度一开始是保守的（有些提议，例如选举权和更加宽松的离婚法，一开始在她看来太过贸然了），但她的勇气和理性，让她从来都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
[3]

莫特夫人对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的影响非常大，她让斯坦顿充满天赋又热切的心灵得到了解放。这位年轻的妇女，注定会成为美国妇女解放运动中思想的领航人。
[4]

伊丽莎白·卡迪的父亲是一位法官。他们住在纽约州奥尔巴尼附近的约翰斯敦，是当地最有声望的人家之一。伊丽莎白·卡迪生于1815年，就读于威拉德夫人在特洛伊开办的学校，这是当时女孩能获得的最好教育。从长远看来，对她影响最大的，是她孩提时代在父亲书房里度过的大段时光。她会缩在书房一角，倾听来访的客人们向父亲倾诉法律问题。这些人中大多数是农民的妻子和女儿，她们来拜访卡迪法官，是因为她们的丈夫拿走了她们的小笔财产，或是把她们的收入拿去喝酒，又或是离婚后会夺走孩子的唯一监护权。卡迪法官是一个善良的人，他常常自掏腰包帮助这些女人。但是，他要不断耐心地告诉她们，她们无法获得法律补偿。这一事实，在他女儿的整个人生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1840年，伊丽莎白·卡迪嫁给了亨利·B.斯坦顿，一个曾经直面愤怒的暴民的废奴运动领袖。她还和格里姆克姐妹成了朋友。在伦敦，她又结识了莫特夫人。斯坦顿一家之后搬到了波士顿，这也是他们的第一个家，两位女性继续通过信件维持着友谊。当斯坦顿夫人访问约翰斯敦时，她和奥尔巴尼议员们一起，为通过已婚妇女财产法案而努力。这项法案最终在1848年获得通过，成了纽约州法律。

随着斯坦顿一家搬至塞尼卡福尔斯，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也迎来了她生命中的转折点。塞尼卡福尔斯是纽约州芬格湖群地区的一个小镇。作为主妇，她第一次必须直面繁重而乏味的家务，以及小镇与世隔绝的环境。她的丈夫因为工作而经常外出，留下她照顾随着孩子增加而日渐壮大的家庭，这些孩子中大多还是调皮捣蛋的男孩。仆人都不太省心，而且即使有帮手，她依然和当时其他主妇一样，承担大量的家务：烤面包，做饭，洗衣，缝纫，还要照顾每个新生儿。尽管她读了那么多书，但这样的现状，是她热切而躁动不安的心灵所无法忍受的：

现在我彻底理解了为什么大多数妇女会对现状不满：她们被困在家中，完全无法获得更好的发展。她们一生中所接触的，大多是仆人和孩子……爱默生说：“适度的不满是进步的起点。”我既是妻子、母亲，又是管家、医生和精神向导。这些让我备感不满，女人必须事事上心，否则一切都会陷入混乱。大多数女人，脸上都带着疲倦和焦虑。这些都让我强烈认为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改变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女性的问题。我在世界反奴隶制大会上的经验、我所读到的关于女性法律地位的文献，以及我在各地所目睹的压迫，让我的灵魂受到震动，这种震动又因为我的许多个人经历而加强了。好像所有这些元素都在推动我跨出第一步。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也不知道从何做起——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召开一场公共会议，去承载讨论和反对之声。
[5]

斯坦顿夫人和莫特夫人第一次见面，就开始讨论这场会议的可能性了。但是，她们一直没有找到实现这一计划的机会。这种情况直到莫特一家造访纽约州滑铁卢才有所改变。滑铁卢就在塞尼卡福尔斯附近，于是斯坦顿夫人前去拜会了他们一家，并与他们共度了一整天。在那里，她认识了莫特家的管家简·亨特（Jane Hunt）、马莎·怀特（Martha Wright,莫特夫人的妹妹），以及玛丽·安·麦克林托克（Mary Ann McClintock），她们都是贵格会信徒。对她们来说，“那一天，我倾诉了常年积累的不满，这些不满如愤怒的洪流一样，如此猛烈，让我和同伴都萌生了做出改变的念头”。
[6]

这五位女士环坐于红木桌旁（这张桌子现藏于华盛顿史密森尼学会），决定召开一次大会（按今天的标准，这只能算作一次会议，因为并没有选举产生与会代表）。她们还写了一个公告，并于第二天（7月14日）刊登在了《塞尼卡信使报》上：

女权大会——一场讨论妇女社会、民事和宗教权利的大会，将于今年7月19日和20日（星期三和星期四）上午10点在纽约州塞尼卡福尔斯卫斯理礼拜堂举行。大会第一天仅对女性开放，我们热诚欢迎所有女性参加。第二天，大会将对公众开放，包括来自费城的莫特夫人在内的若干名先生和女士将在会上发言。
[7]

草拟了公告之后，女士们却不知道如何推进下一步的行动。显然，她们需要发布一份立场宣言，就像她们在废奴集会上经常做的那样。但是，对于这种宣言应该采取何种形式，她们却莫衷一是。斯坦顿夫人开始大声朗诵独立宣言，她们从中受到了启发，逐句逐段参考独立宣言，写下了影响之后三代妇女的《原则宣言》：

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有一部分人必须要站出来，挑战他们一直以来的地位……

我们认为，以下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真理：所有男人和女人都是生而平等的；造物主赋予了他们某些不可被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人类的历史，写满了男性对女性的伤害和掠夺。这些伤害和掠夺一直在重复上演，男性希望以此建立对女性的霸权。为了证实这点，让我们把事实公之于众。
[8]

她们所陈述的事实包括了妇女地位的方方面面。与《独立宣言》有所不同的是，《原则宣言》在结尾部分写道：

追随着前人的伟大事业，我们并没有低估将要面对的误解、歪曲和嘲讽，但我们将竭尽全力争取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会召集代理人，散发传单，向州议会和国会请愿，并努力获得教会和媒体的支持。我们希望，在这场大会之后，全国各地都能够召开一系列这样的会议。
[9]

斯坦顿夫人将撰写落实《原则宣言》决议的终稿。之后，莫特一家人回到了费城。这个年轻的女人不得不继续面对繁重的家务，除此之外，她感到越来越恐慌。她向丈夫朗读了她起草的要求妇女选举权的决议草案，但她的恐慌并没有得到缓解。亨利·B.斯坦顿告诉她，如果要在会议上宣读这份决议，那他压根儿不想参与其中，而且，他那几天还会离开塞尼卡福尔斯。（他确实这么做了。）更糟糕的是，莫特夫人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除了鼓励，还有担忧：

我委托（玛丽·安·麦克林托克）……告诉你我丈夫的健康状况有多么糟糕，而且我很可能无法在大会当天早上来到塞尼卡福尔斯。但我希望他第二天可以参会……詹姆斯说你一定要把精彩的演讲留到第二天，这样他和其他人都能听到。由于农忙和收割等原因，这次会议可能不会有预想中的规模，但是这将会是一个开始，我们希望有一天会有另外一场更加盛大的会议。
[10]

这些女性中没有一个人自觉能够担当会议主席，她们本想让詹姆斯·莫特担任这一职位。所幸他及时恢复了健康，莫特夫妇也准时到达了塞尼卡福尔斯。不过，莫特夫人对选举权的决议不是很乐观：“你会把我们弄得非常难堪，我们必须谨慎行事。”唯一赞成斯坦顿夫人决议的人是黑人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他是罗切斯特附近的《北方之星报》（The North Star
）的创始人。他承诺出席会议，并上台演讲，支持斯坦顿夫人。斯坦顿夫人也决定坚持自己的想法。

1848年7月19日的夏日早晨，天气晴朗。虽然是收割牧草的农忙时节，而且事实上只有一期《塞尼卡信使报》刊载了大会公告，但莫特夫人担心的情况并没有出现。远近50英里的人都聚到了卫斯理礼拜堂，但是会议的发起人发现，这座小礼拜堂并没有开门。（也许牧师改变了心意，后悔自己草率答应将教堂用作会议场所。）但是这并没有耽误很久，斯坦顿夫人的侄子推开一扇窗户，大家蜂拥而入。

这场会议给夏洛特·伍德沃德（Charlotte Woodward）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约60年后，这个农夫的女儿回忆起了当时的情景——那年她年仅19岁。她渴望成为印刷厂的排字工人，可能也悄悄梦想过飞上月球。她从《塞尼卡信使报》上读到了会议公告，便激动地挨家挨户询问，发现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这个消息。有些人觉得这件事又好笑又难以置信，有些人则和她一样无比激动。她和6个好友计划一同前往。19日清晨，她们备好马车，一早就出发了。她们还曾担心自己是唯一参会的人，但快到塞尼卡福尔斯时，她们发现，路上有许多和她们一样乘坐马车前去参会的女士。她在后排坐了两天，每天都到深夜才离开。参会的约有300人，虽然第一天原计划只有女士才能出席，但依然有不少于40名男士慕名前来，女士们不得不为他们修改了规则。
[11]

她聆听了斯坦顿夫人的第一场演讲：

我从来没有在公共场合讲过话。要不是因为我觉得我有这种权利，要不是因为责任感的驱使，要不是我觉得是时候将妇女所遭遇的不公公之于众，要不是我坚信妇女必须自己完成这样的使命，我现在一定无法站在这里面对你们。只有女人才会了解自己遭受了多少屈辱。
[12]

说完这段话之后，她进行了一长段充满书卷气但极具说服力的演讲。人们几乎无法相信，这是她第一次发表公众演讲。在此后的50年里，斯坦顿夫人的这种演讲风格，也将为听众所熟悉。会上还有其他演讲者，斯坦顿夫人朗读了许多生动的讨论，特别是关于决议九的讨论。“兹决议：我国妇女有责任为她们自己赢得神圣的选举权。”
[13]

这一决议是当时唯一一条没有获得全体同意的决议，但它依然以微弱的优势获得了通过。会议结束时，共有68名女性和32名男性（参会者的三分之一）在《原则宣言》上签名。这些人中，就有夏洛特·伍德沃德。1920年，当时已经是皮尔斯夫人的夏洛特参加了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她也是所有塞尼卡福尔斯会议参会者中唯一一个等到了这一天的人。
[14]

虽然我们把塞尼卡福尔斯会议视为女权运动的开端，但必须说明的是，开端，是指这一系列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在女权运动这个案例中，这一历史进程早在近半个世纪前就已经开始了。即便如此，这并不会有损这场会议的重要性，也不会削弱会议主办者的眼光和勇气。她们自己完全了解她们这一步的重要意义。但是，我们今天对她们的认可，是远远不够的。就拿见证了这一历史事件的卫斯理礼拜堂为例，现在唯一能把它和妇女运动联系起来的，只有人行道边的一个路标。20世纪50年代，礼拜堂被用作加油站和停车场。后来，它被用作自助洗衣店，随便一台推土机就可以将它夷为平地。
[15]

从1848年开始，那些因自身处境而萌生反抗念头的女人终于知道，她们并不是孤军奋战——虽然她们常常是通过讽刺性的布道或报纸上的辱骂性社论得知这些消息的。但是，改变她们女儿的命运，甚至全世界妇女命运的运动已经开始了，是选择加入还是选择漠视，决定权就在这些女人的手中。

[1]
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并没有赶上这场辩论，因为他迟到了。但是，作为抗议，他拒绝作为代表在正厅就座，而是和妇女一起坐在了走廊上。不为人知的一个故事是，一个黑人代表查尔斯·雷蒙德也拒绝就座：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写道，班戈妇女反奴隶制协会（Bangor Female Anti-Slavery Society）、波特兰织补小组（Portland Sewing Circle）和纽波特女青年反奴隶制协会（Newport Young Ladies Juvenile Anti-Slavery Society）对他能够造访英国有莫大的帮助。Remond to Charles B. Ray, June 30，1840，in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Negro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ed.Herbert Aptheker （New York, 1951），p.196.

[2]
Otelia Cromwell, Lucretia Mott （Cambridge, 1958）.这是一个仔细记录下的研究。更多莫特夫人的书信，参见Anna D. Hallowell, James and Lucretia Mott: Life and Letters（Boston, 1884）。

[3]
莫特夫人与斯坦顿夫人、罗丝夫人一起，再次就一项正在审理中的法案向纽约州议会做证，希望能够通过立法，允许女性因为丈夫醉酒而申请离婚。莫特夫人要求她的同伴在证词中不要过于激进。出于对她的尊敬，她的同伴在发言时都异常克制。但是，听完所有证词之后，莫特夫人再次起身做证。在听完所有妇女在现存法律下的悲惨处境之后，她怒不可遏，她所做的证词，反而是所有证词中最极端的。HWS, I, 425.

[4]
Alma Lutz, Created Equal: A Biography of Elizabeth Cady Stanton （New York, 1940）.这是现存关于妇女领袖最好的传记之一，但是，它对斯坦顿夫人的批判不足。斯坦顿夫人也是有她的个人偏见和局限性的。

[5]
Elizabeth Cady Stanton, Eighty Years and More （New York, 1898），pp.147-148.

[6]
同上书，p.148。

[7]
HWS, I, 67.

[8]
同上书，p.70。

[9]
同上书，p.71。

[10]
Lucretia Mott to Elizabeth Cady Stanton, July 15，1848，Stanton Papers, LC.

[11]
Rheta Child Dorr, Susan B. Anthony （New York, 1928），p.47.

[12]
The First Convention Ever Called to Discuss the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of Women （Seneca Falls, New York, 1848），p.6.

[13]
HWS, I, 72.

[14]
Dorr, p.51.在大会之后的骚动中，媒体和教会对签名者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这导致许多人撤回了签名。

[15]
在准备这一修订本的时候，我曾致信塞尼卡福尔斯的乡村牧师，询问该建筑目前的状况。她回复说，在她担任乡村牧师的23年里，没有任何机构或个人曾尝试将它建成纪念性或历史性遗址。

第6章 从塞尼卡福尔斯会议到南北战争

塞尼卡福尔斯会议举办之时，正是美国经济迅速发展之时。墨西哥战争的结果加速了美国对西部的开发和建设。报纸的读者从关注嘲笑女权的文章转移到对到达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谷地的移民列车的报道。1848年1月，马歇尔在萨特克里克发现了黄金。一年后，淘金热开始了。

在美国领土扩张的同时，工业也在继续发展。在家中进行的手工编织完全被工厂中的动力织布机取代。1840—1860年，纺织业对棉花的需求翻了两番，纺锤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多，达到500多万锭。南北战争前两年，美国工业总产值首次达到近20亿美元。
[1]

到1850年，制造业的劳动力增加了近100万，其中有225512名妇女，约占总劳动力人口的24%。在各类制造业中都能找到女性的身影，但女性最为集中的依然是纺织品、服装、鞋子和女帽业。在雪茄和印刷厂中，女性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2]

工业和社会变革也让这个国家面临的问题日益突出。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将奴隶制扩展到新开发的西部地区，二是南方各州将近400万名奴隶是否应该获得自由。奴隶制让雇佣工人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在北方如此，在南方亦如此。它也严重影响了南方白人妇女的地位。不管是农场主的富太太，还是贫苦农民的妻子，都被奴隶制社会孤立了，无法参与北方妇女掀起的争取更多平等和机会的运动。尽管在白人妇女中，有许多人也憎恨并反对奴隶制（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但是南方社会对所有涉及奴隶的议题都相当敏感。因此，在各种社会议题上，他们更倾向于墨守成规，而非进行改革创新。其结果就是，在南方，不存在任何力量促使妇女参与废奴运动，她们也没能够改变自己的处境。

1850年，《逃亡奴隶法案》（Fugitive Slave Law）获得通过。许多心存善念的男人和女人意识到，他们的良知让他们无法接受这一法律，甚至驱使他们去违反这项与他们的信念相违背的法律。这一年，也是“巨人行走于世”的一年，美国文坛人才辈出。这是一个云集了爱默生、惠特曼、梭罗、梅尔维尔、爱伦·坡，以及霍桑、布莱恩特、朗费罗、洛威尔和格里利的时代。仅1851年一年，就有《白鲸》《汤姆叔叔的小屋》《七个尖角阁的老宅》相继出版。1854年，《瓦尔登湖》出版，《草叶集》则于一年之后出版。

除了南方，各个地方都是新气象。旧的规则重新受到考验，新的思想在不断发酵之中。超验主义、废奴主义、乌托邦主义以及女权主义都是这股思想和改革大潮中的朵朵浪花。全国性的宗教复兴也正在进行。

不仅进入工业的妇女数量在增加，在这段时间里，她们中的一些人还在文化生活中扮演着积极和极其有益的角色。凯瑟琳·塞奇威克（Catharine Sedgwick）、范妮·弗恩（Fanny Fern）等数十位女作家开创了“家庭小说”这种小说类型，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她们常常以连载的形式写作，并且受到期刊和周报的欢迎。她们中最成功的人，写作收入要远高于许多男性作家。尽管她们很少有人对当时的改革感兴趣——除了斯托夫人，但是她们的作品却动摇了当时认为女性除了待在家中别无他用的主流观念。另一方面，斯托夫人的巨大成功向人们展示了女性通过才华所能企及的高度。在废奴报纸《国家时代》（The National Era
）以连载形式发表之后，《汤姆叔叔的小屋》一年内的销量达到了30万册。
[3]

多萝西娅·迪克斯（Dorothea Dix）英雄般的事迹，也是女性杰出才能的明证。从1838年开始，她在没有任何人陪伴的情况下，孤身探访了数百所监狱和精神病院，并向世人揭露了监狱和精神病院中的恐怖状况。她向州议会提交的权威报告，促成了第一个监狱和医院改革的立法。她还代表联邦立法机构游说参众两院，希望对精神病院给予支持［与后来的《莫里尔赠地法案》（Morrill Land-Grant Act）类似］。提案于1854年在国会获得通过，但是因为缺乏有效选票，最终遭到总统否决。
[4]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塞尼卡福尔斯会议的《原则宣言》就显得极具时代精神。它展现给世人的思想，正在一点一滴地积聚力量，这不足为奇（虽然一开始，结果可能是令人失望的）。两周后，第二次会议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召开，会议的原则与之前相同。但这之后，就是漫长的平静。直到一年半之后，才又召开了一场关于女权的会议，这次还是在一个小镇——俄亥俄州的萨勒姆。这次会议的特别之处，就是禁止任何男性发言：

男性从未如此备受折磨。他们恳求能说上一句话，但是不行；大会主席毫不留情——男人一句话都不能说。如果有男性犹犹豫豫地站起来想要给个建议，他立刻就会被禁止。自古以来第一次，男人终于知道在别人讨论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时，他们只能默默坐着、一句话也插不上是什么滋味。
[5]

尽管这一创新举措让萨勒姆的妇女获得了巨大的满足，但这种做法并没有流传开来。总体来说，女性是非常愿意聆听男性的意见的，不管他们是否与她们的意见一致，因为这可以让讨论更加热烈。再没有什么能比谴责一个维护现状的神职人员更能激发有力的反驳了。

另一方面，许多改革运动的男性领袖都是妇女的坚定支持者。1850年，在第一届全国女权会议的签名者中，就包括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威廉·H.钱宁，布朗森·奥尔科特、威廉·劳埃德·加里森以及格里特·史密斯（Gerrit Smith）。几十年来，菲利普斯、托马斯·温特沃思·希金森（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和西奥多·帕克一直进行女权宣传。

1850年那场会议的举办地是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这场会议主要由罗得岛州的宝利娜·怀特·戴维斯（Paulina Wright Davis）一手操办。她给这场新的运动带了财富和社会地位。一年之后，在伍斯特又举办了一场会议。这两场会议让这场新兴妇女运动的领袖举国皆知。这其中，不仅仅有像斯通夫人、莫特夫人、戴维斯夫人、罗丝夫人、阿比·凯利·福斯特和安杰利娜·格里姆克等为女权运动奋斗了很久的人，还有许多新面孔，比如欧柏林学院毕业生、即将成为第一位女牧师的安托瓦妮特·布朗，医学界女性先驱哈丽奥特·亨特（Harriot Hunt）
[6]

，以及此前并未参与女权运动的知名女公共教育家伊丽莎白·奥克斯·史密斯（Elizabeth Oakes Smith）
[7]

、黑人废奴主义者索杰纳·特鲁斯等许多人。

第一届伍斯特女权大会在海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之前没有预见到的。一个名叫哈丽雅特·泰勒（Harriet Taylor）的英国年轻女子听说了这次会议，并于1851年在《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
）上发表文章，描述了会议议程，总结了妇女争取选举和法律权利的论据。这篇文章打响了英国妇女改变自身地位的第一枪。随后，泰勒小姐嫁给了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后者在1869年出版了代表作《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
），他在书中大量借鉴他妻子的观点和她早期的文章。
[8]

1850—1860年，全国女权会议每年都会召开，1857年是唯一的例外。除此之外，在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的大小城镇，还召开了各种集会。如此密集的会议频率，让妇女受到了只说不做的批评。但在当时，她们确实也做不了什么。在表达对现状的不满之后，她们就必须对所要取得的目标达成共识，并发展一套理论体系以反驳批评者，赢得支持者。什么是已婚妇女应有的处境？妇女在教堂、社区、职场和国家中应该是什么地位？什么情况下可以离婚（这个问题在妇女中的分歧最大）？从对这些议题的讨论中，女权主义者们逐渐获得了一套思想体系、一个全新而且尽职尽责的领导班子以及更多知名度和支持者。

多年来，媒体的论调也在发生变化。一开始，媒体对妇女会议几乎无一例外是持敌对态度的（格里利的《论坛报》除外）。但到后来，即使社论不一定支持妇女会议，但大多数对会议的新闻报道都变得更加写实和严肃了。詹姆斯·戈登·本内特（James Gordon Bennett）创办的《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
）对1850年第一届伍斯特会议的评论，就是早期媒体态度的范例：

女权会议的领袖们想要什么？她们想要投票，她们想在选举站和粗人们挤在一起。她们想要进入国会，想要面对激烈讨论中粗鄙的玩笑和不堪的言语。

为了让女人们知道等待她们的是什么，《纽约先驱报》继续写道：

她们想做男人也想要做的事情，成为律师、医生、船长和将军。如果露西·斯通在为某项议案辩护的时候，突然因为分娩的阵痛而倒地不起，甚至在法庭上生下一个活蹦乱跳的小男孩，这种事情写到报纸里是多么可笑啊！如果牧师安托瓦妮特·布朗在布道的过程中，由于同样原因，为她的丈夫和会众送上一份“厚礼”；或者哈丽奥特·亨特医生在为一名罹患痛风或是肛瘘的男士看病的时候，突然需要找个医生接替她，因为她即将产下一个男婴或女婴，甚至是一对双胞胎！同样的事件也可能发生在国会，在海上的风暴中，或是在两军交战正酣之时。在这种情况下，女立法者们将怎么办呢？
[9]

尽管像这样的恶意中伤慢慢变少了，但是总的来说，媒体在推进女权运动方面并没有出多少力。为了满足交换信息和观点的迫切需求，女性不得不依靠废奴主义者的论文，以及她们自己出版的一系列期刊，例如由阿梅莉亚·布卢默（Amelia Bloomer）发行的《百合花》（The Lily
），这份报纸的报头上写着“致力于妇女的利益”；宝利娜·怀特·戴维斯的《乌娜》（The Una
）；简·斯维斯海姆的《星期六访客》；《妇女的主张》，它的所有者是一家妇女股份有限公司，由安娜·麦克道尔（Anna McDowell）编辑，并完全由妇女印刷发行。
[10]

19世纪50年代，除了一个叫作“中央委员会”的松散的领导委员会（由任何存在女权运动的州的一名或多名女性组成）之外，并没出现任何永久的女权运动组织。妇女担心组织可能变得烦琐低效，宁愿在个人层面进行抗争。虽然这种方式并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她们却并不愿意做出改变。直到她们在南北战争期间受到了切身教训，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11]

早期女权运动对争取选举权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和斯坦顿夫人持有相同观点的人并不多。人们更关注的往往是切身相关的议题，比如对财产和收入的支配（两者完全不同）、监护权、离婚、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缺乏法律地位（妇女仍然不能起诉或做证），以及因为教义导致的认为女人低人一等的观念。

人们很快就发现，妇女手中没有任何武器能够为她们争取权利。这个问题，直到“一战”期间一直困扰着他们。她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演讲和会议决议之外，如何继续推进改革。通过媒体或是在公共场合发表意见的方式所能赢得的受众非常少，而教会大多又持敌对态度。所以，如果没有投票，如何能让法律得以通过呢？又该如何改变不受法律直接管辖的事务，比如衣着？

进行衣着改革的呼声很高，但是这项改革不仅没有实现，还让尝试改革的人吞下了苦果，最终不得不放弃。当时，人们呼吁穿灯笼裤装（Bloomer costume,亦称布卢默装，因阿梅莉亚·布卢默喜欢这种着装，又在她的杂志上专门写过，因此得名），以此反抗既不舒服又不健康的紧身衣。当时，上层女性和想要追求上层潮流的女性会穿紧身衣，这常常让她们透不过气，而裙子和衬裙套在一起大概有六七层，非常笨重（有时甚至重达12磅）。它们拖到地上，经常会扫到街上的垃圾和灰尘。

“灯笼裤装”包括一件在腰部收紧的宽松上衣、及膝裙以及长及脚踝的土耳其灯笼裤，后者也是它最引人注目的特征。这种服装的设计者是英国演员范妮·肯布尔（Fanny Kemble）。斯坦顿夫人的表亲伊丽莎白·史密斯·米勒（Elizabeth Smith Miller）曾在欧洲见过这种装束，并把它带回了美国。她和布卢默夫人都曾穿过灯笼裤装，又在后者的报纸上公开宣传过，所以这种服装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
[12]

而斯坦顿夫人原本就为家务所累，又是衣着改革和运动的倡导者，立刻接受了这种着装。斯通夫人和安东尼小姐很快也被它吸引。一时间，这种装束广为流行，灯笼裤装备受欢迎，有时仅仅是因为它很舒服，但其他时候，则是因为它象征着对女性毫无意义的束缚的反抗。因此，在公众眼中，“穿灯笼裤装的人”也就成了平权倡导者的代名词。

虽然这种服装减少了对妇女身体的束缚，但是，她们却因此遭受了不可言说的精神折磨。对她们的奚落一刻都没有停过，从报纸编辑到街头游民，甚至小男孩都在嘲弄她们。最终，她们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惩罚，因此放弃了反抗。斯坦顿夫人是最早开始穿灯笼裤装的人，但思路清晰的她在权衡利弊之后，成了第一个放弃这种服装的人。她曾写信劝说想要不顾这种痛苦、坚持穿着灯笼裤装的安东尼小姐：“我们穿这种衣服是为了追求更多的自由，但是如果身体自由的代价是精神的束缚，这岂不是得不偿失？……安东尼，为此花费那么多精力，忍受那么多痛苦，这并不是明智的做法。你可以更好地利用它们。这么说，也是因为我有切身体会。”
[13]

以废奴运动为榜样，妇女也开始向州议会递交请愿书，更加明确地要求对现行制度进行修正，这也让斗争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在安东尼小姐的带领下，妇女在纽约州取得了一些卓著的成果。安东尼小姐清楚地预见到，要赢得立法听证会，除了递交请愿书之外，还必须征集成千上万个签名。签名者不仅应该包括大城市女性，还应该包括州内各个县的女性。一个女人能拥有如此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在当时让人眼前一亮。她高超的组织能力，也让她非常适合成为妇女运动的领导者。如果说莫特夫人是这场运动的道德力量，斯通夫人是极具天赋的演说家，斯坦顿夫人是出色的哲学家，那么安东尼小姐就是无与伦比的组织者。是她，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领导着这场运动，并为它注入活力。
[14]

女人的解放

和其他人相比，安东尼小姐可谓大器晚成。直到1851年遇到斯坦顿夫人之后，她才加入这场运动。安东尼一家都是贵格会信徒，安东尼小姐于1820年出生在马萨诸塞州亚当斯的伯克郡。她的父亲曾是一个小纺织工厂的工厂主，但是工厂并不成功，他不得不在罗彻斯特郊外的一个小农场重整家业。年轻的安东尼小姐曾帮助家里操持家务、照料农场，之后她开始教书，这也是当时女性唯一能够从事的职业。她职业的最高峰是卡纳卓里学院（Canajoharie Academy）女生部的校长，当时的职业女性最多只能走到这里。但是，因为女教师仍遭受着许多不平等，这一职位让她无法感到满足。最终，她回到了自己的家庭农场。

安东尼小姐的母亲和姐姐斯通夫人都曾参加过1848在罗切斯特举办的女权大会。她们对这一事件的描述激发了她想要见见斯坦顿夫人和莫特夫人的念头。她的父亲是个坚定的废奴主义者，通过他的关系，她结识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以及其他废奴运动领袖。她曾尝试过成为禁酒运动的职业代理人，但作为女性，她遭遇了许多顽固的偏见。因为缺乏资金，她组织的妇女禁酒协会无一成功。这给了她另一个深刻的教训：

在走访一个又一个城镇的过程中，我意识到，女人推进改革运动所需的一切，都来自男人，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从未对经济独立的重要性有过如此深切的体会。女人必须有自己的钱包，但是，如果法律剥夺了已婚妇女任何拥有个人收入和共同收入的权利，她又怎么可能有自己的钱包呢？
[15]

安东尼小姐为新事业所发起的第一场运动，就是为递交给纽约州议会的请愿书征集签名。在请愿书中，她要求进行三项改革：1.妇女应该有权支配自己的收入；2.妇女离婚后，应该获得孩子的监护权；3.投票权。她从纽约州每个县挑选60名妇女担任“队长”，从1854年隆冬起，她们开始征集签名。这种工作方法，在现在看来是稀松平常的，但在当时则是一个巨大的创新。

和20年前相比，更多妇女愿意加入改革中来。但是，她们依然遭遇了许多偏见、敌意和冷漠。这些阻碍，莉迪娅·玛丽亚·恰尔德也遇到过。她是在家乡北安普敦征集签名，但这些女性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因为她们需要旅行。当时，女人独自出行依然很少见。就算家境富裕，旅行的条件依然非常艰苦，而作为女人，要找到适合的食物和住所，更是难上加难。这些女性除了自己的钱（这种情况很少见）和从朋友那里筹措的钱，并没有其他收入，她们的背后也没有任何组织机构。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组织地方会议、印刷宣传材料、在地方报纸上刊登告示的庞大工程足以吓倒任何人，只有那些最不屈不挠的人才能坚持下来。

她们为女性进行着艰苦的工作，但这些女性对她们的态度却是这样的：

她们就像流动锡器推销员和书商那样，踏遍了街道和乡村小路，挨家挨户敲门，展示她们的请愿书。她们多半都会被拒之门外，主妇会沾沾自喜地告诉她们，谢天谢地，她们已经结婚了，她们的丈夫会保护好她们的利益，所以她们并不需要法律的保护。女权主义者们还会尝试说服主妇们放弃。但是，即使遭到拒绝，她们依然会继续走向下一条街，走向下一排房子，敲开下一扇并不情愿打开的大门。
[16]

即便如此，她们依然在10周的时间里征集到了6000个签名。在议会开会期间，安东尼小姐在纽约州的奥尔巴尼召开了一场女权大会。这是用她敏锐的战略思想为妇女运动增添的一个新武器。她们希望通过请愿书，为妇女所支持的法案赢得一场听证会。

这一行动很有成效。斯坦顿夫人获得了在参众两院的联合司法委员会前进行陈述的机会，这开了纽约州的先例。她的演讲陈述了妇女在法律方面所遭遇的不平等，她出众的口才和严谨的举证（不愧是法官的女儿）让她的听众为之折服，这不仅仅是因为她的论点掷地有声，也是因为她证明了女人在智力上并不输给男人。

但是，法案没有获得通过。这并不让人意外。要是通过的话，斗争的胜利也显得太轻而易举了。安东尼小姐需要更多的签名，随即也踏上了征集签名的征程。她在1855年冬天环绕整个纽约州的史诗般的旅程，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1854年的圣诞节，她带着一大包书、请愿书和从温德尔·菲利普斯那里借来的50美元，踏上了征程。每到一地，她都需要独自一人为会议做各项准备，包括确定场馆、检查灯光、联络领座员、印刷和散发传单，以及发布会议公告。有时，听众坦诚而友善，他们会不顾严寒从数英里之外赶来开会。如果是这样，她不仅能够收回成本，还能小有盈余。当然，这点儿盈余很快就会在下次的集会中用光。如果观众不热情，或者找不到合适的会址，那么她就需要自掏腰包。

这个冬天，很可能是当时的人所经历过的最寒冷的冬天。严寒对身体的挑战，就足以让人绝望：

在许多地方，雪堆得比栅栏还要高。路被积雪堵住了，车子不得不从结了冰的草地上通过。安东尼小姐的脚生了冻疮，疼痛难忍。她把脚泡在冷水里，然后用羊毛把脚包起来。脚是不疼了，但背又疼了起来。在去马隆的路上，她不得不一路蜷缩着身子，用力抓住前面的座椅，以免疼得叫出声来。虽然忍受着这些折磨，她依然坚持工作，又继续前往奥格登斯堡，从那里去了坎顿。这时，她已经需要别人将她抬上讲台。在离沃特敦10英里的地方，她转乘了火车，这时她几乎已经无法走路。傍晚时分，她终于在旅馆住了下来。她决定再试一次“水疗”，这也是当时人们认为的包治百病的治疗方法。她打发客房女服务员给她搬来两桶冰水，她端起这两个棺材一般的铅皮桶，把冰水浇在自己的身上。之后，她把自己裹在热毛巾里，睡了一夜。第二天，她全身的疼痛就奇迹般地消失了。
[17]

5月1日，她回到了罗切斯特，这时她已经完全累垮了。她在纽约州的54个县（纽约州共有60个县）发表演讲，并分发了请愿书。这趟旅程她一共花了2291美元，总共筹集2367美元，还剩下76美元可以用于之后的竞选活动。

她的忍耐力是惊人的。除了身体上的痛苦，她还必须忍受议会司法委员会的侮辱。安东尼小姐和她的伙伴们将请愿书交给委员会之后，委员会就此做出了一份报告。在宣读这份报告的时候，整个议会哄堂大笑：

委员会是由已婚和未婚的男性组成的。议会中的单身汉都适时地对这个话题流露出了羞怯之情，并保持了沉默。根据请愿书所陈述的情况以及他们在婚姻中的经验，已婚男士对请愿书做出了回应。他们认为，在餐桌上，女士总能坐在最好的座位，最好吃的部分总会留给她们。坐车时，不管是汽车、马车还是雪橇，她们的座位也总是最好的。睡觉时，她们可以睡在她们喜欢的一边，可以选择头冲床头还是床尾。女装要比男装贵3倍，而且，按照当时的流行趋势，女士在衣柜中所占的空间也是男士的3倍。

所以，在委员会占大多数的已婚男士（未婚男士除了因为上述原因没有发表意见，也可能因为他们依然期待得到异性的垂爱）认为，如果这个案例中有不平等和压迫，那么男性才是受害者。但是，他们并没有提交请愿书。显然，他们已经下定决心接受这不可避免的命运。

总体而言，委员会建议不采取任何措施，除了那些夫妻双方都签署了请愿书的人。对于这种情况，他们建议双方向政府申请易装。丈夫可以穿衬裙，妻子可以穿马裤。这样，他们就可以让邻居和公众知道，他们的夫妻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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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世界依然在向前走。4年后的1860年，斯坦顿夫人又去了奥尔巴尼。这一次，她是站在主讲台上对参众两院进行演讲。当时，法案在纽约州获得通过。和1848年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项法律不仅让女性能够拥有财产，还让她们可以支配自己的工资，上庭起诉，并在丈夫死后能够获得丈夫在妻子死后所能获得的相似的财产继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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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之前妇女没有能够帮助她们实现诉求的武器，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其中最有效的要数斯坦顿夫人和安东尼小姐的合作关系，很少有比这更成功的合作关系。她们的才华和生活环境是相辅相成的。安东尼小姐是个组织者，斯坦顿夫人是个思考者、作家和演说家。斯坦顿夫人在合作的20年间，一直为大家庭所累；安东尼小姐的生活更加灵活，她可以旅行，也可以在斯坦顿一家需要的时候前往应急。在斯坦顿夫人需要专心准备公文或演讲的时候，她可以照料孩子和家庭。有时，斯坦顿夫人的思想跑得太远了，安东尼小姐就会把她拉回来。（和她们一起工作的人经常会抱怨斯坦顿夫人的思想太超前，经常会举出一些诸如离婚、《圣经》、受过教育的人应有投票权等特别有争议的话题，如果不能谨慎处理，这些话题甚至可能会危及妇女运动。）尽管安东尼小姐和斯坦顿夫人的个性不同，但她们两人之间的纽带从未松开过。在斯坦顿夫人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段对她们早年合作的生动描写：

每次看到这个气度不凡的贵格会女孩穿过我家门前的草地，我就知道，一定有某个男性会议因为我们的呼吁或决议而又吵得不可开交了。她的小公文包里装满了各种资料，我们可以从中找到约翰·史密斯牧师或者理查德·罗伊阁下说了什么：比如对《圣经》的错误解读、被剥夺财产的女性的数据、无法入学的女性的数据、只拿到了一半工资的女性的数据，或者某些不像话的审判报告。这些不公平足以让任何女人无法再继续安心操持家务。于是，我们就会拿出纸和笔，给报纸写文章，或者给议会写请愿书。我们也会给各地忠实的支持者写信，让《百合花》、《乌娜》、《解放者》和《标准报》记录我们以及奴隶们所遭受的不公。每次见面，我们都会就某些问题写下一份宣言……她会提供事实和数据，我负责理论和修辞。这种合作可以让我们的论点经受多年的风雨考验，这些论点是其他人都没有提出过的。我们的演讲是我们两个人智慧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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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顿夫人一向认为她们的工作会给世界带来改变。1857年，在她42岁、安东尼小姐37岁的时候，斯坦顿夫人曾写信邀请安东尼小姐去她家。她在信中写道：

请你务必来这里一两个星期，我们会创造奇迹的。安东尼，拿出你的勇气——这是我最后一个孩子，明年1月她就要2岁了。再过2年，然后——时间会证明一切！你和我将会有美好的生活，健康长寿。50岁之后才是我们最好的时光，之后我们至少还可以再好好活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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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要是没有无数其他人的努力，斯坦顿—安东尼的组合也不会有如此成就。在她们以及其他妇女领袖（比如有着银铃般嗓音的斯通夫人、聪明睿智的莫特夫人、口才出众的罗丝夫人和阿比·凯利·福斯特，还有通晓人情世故的宝利娜·怀特·戴维斯）的身后，是无数活跃于各州的妇女领袖：俄亥俄州的废奴主义者弗朗西丝·达娜·盖奇（Frances Dana Gage），人们又叫她“范妮阿姨”，因为她为孩子们写故事；佛蒙特州的克拉赖娜·霍华德·尼科尔斯，她是一名报纸编辑，后来成了西部地区的运动组织者；纽约州的玛蒂尔达·乔斯琳·盖奇，虽然她曾因为家庭和孩子的缘故在家多年，但她是最具学术气质的一个；俄亥俄州的约瑟芬·S.格里芬（Josephine S. Griffing）、阿曼达·M.韦（Amanda M. Way）和卡罗琳·塞弗伦斯（Caroline Severance）；伊利诺伊州的汉娜·特雷西·卡特勒（Hannah Tracy Cutler）；马萨诸塞州的玛丽·厄普顿·费林（Mary Upton Ferrin）；还有许多黑人妇女，虽然她们最主要的诉求肯定是反对奴隶制，但是她们也让世人看到了奴隶解放和有色人种妇女平等这两个议题之间的关系，索杰纳·特鲁斯、弗朗西丝·哈珀、萨拉·雷蒙德（Sarah Remond）就是她们中的佼佼者。

索杰纳·特鲁斯几乎是这些人中的传奇，她所做的事，比任何人都要大胆。她出生在哈得孙河边的金斯顿，生而为奴，本名伊莎贝拉。终其一生，她都只字不识。她的主人强行将她和她的恋人分开，并当着她恋人的面抽打她。最终，她嫁给了她的主人“看中”的一个男人。他们一共生育了13个孩子，其中大多数又被卖为奴隶。

1827年，纽约州终于通过法律，让州中的所有奴隶都获得了自由。自由黑人妇女伊莎贝拉来到纽约市，成了一名家政工。她参与了宗教复兴，并在此后成了一位积极的废奴主义者。她也改名为索杰纳·特鲁斯。

1851年，一场女权大会在俄亥俄州的阿克伦市召开。有人在会上发难，而在场妇女似乎无人能够应对这种诘难。眼看妇女们就要在自己的大会上被驳倒，索杰纳·特鲁斯站了出来，走到讲台边的台阶上坐下。当时，弗朗西丝·达娜·盖奇是会议的主持人。许多妇女知道索杰纳·特鲁斯是个废奴主义者，她们中有人担心这位废奴主义领袖会对妇女运动不利，于是请求盖奇夫人不要让她发言。幸运的是，盖奇夫人并不这么认为：“［索杰纳］缓慢而庄重地走到前面，把自己破旧的帽子放在了脚边，用她那会说话的眼睛望着我。大家都在窃窃私语，不想让她上台。我站起来，宣布了她的名字，并请求观众暂时保持安静。”

索杰纳用她出众的口才反驳了前一个演讲者。那个人是个神职人员，他嘲笑了妇女的软弱和无助，并由此得出结论，女人不应该有投票权：

那边那个人说，女人需要被扶上马车，被抬过沟渠。他说女人不管在哪里，都能受到优待。但是，从来没有人扶我上马车，没有人把我抬过沟渠，也没有人给我最好的位置——难道我不是个女人吗？

她举起她那只裸露着的黑色手臂，做了一个使观众为之激动的手势：

看看我的手臂！我耕过地，播过种，也曾把收成送进谷仓，没有男人能比我强——难道我不是个女人吗？我和男人干一样的活，如果我能有足够的食物，那我的饭量也和男人不相上下。我所挨的皮鞭数，也一点不比男人少！难道我不是个女人吗？我生了13个孩子，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中的大多数又被贩卖为奴。作为母亲，当我悲伤哭泣的时候，除了耶稣，没有人会关心我——难道我不是个女人吗？

随后，她话锋一转，说了一句非常有力量的话：“如果我的杯子连1品脱
[22]

都装不了，而你的杯子可以装1夸脱，难道你就那么狠心，不肯给我另1品脱吗？”

盖奇夫人记录了这个伟大的时刻：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她回到了她的位子上。她的演讲，让我们中的许多人热泪盈眶，因为感激而心潮澎湃。她用她强壮的手臂力挽狂澜，带我们平安走出了困难的泥沼。我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谁有这般神奇的影响力。她击退了当时势利的灵魂，让满场的嘲笑和指责变成了尊敬和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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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风暴般的时刻，对盖奇夫人来说，也是一种烈火般的洗礼。就像她对她的听众所说的那样，尽管她从未参加过任何正式会议，对议会程序也一无所知，但是她却站上了主席台。就像她之前那些了不起的女人那样，她的第一场演讲是精彩的。她把妇女运动比作俄亥俄州的早期定居者，他们放弃了新英格兰无忧无虑的环境，外出寻找更多的机会：

对我们来说，故土优越的道德、社会和政治条件已经难以满足我们的需求了，我们播下种子，但是土地却不能给我们回报。我们觉得，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一个更好的地方，而我们也应该去那里定居。但是，我们必须翻越陈规和戒律的高山，走过偏见和屈从的荒原，打败自私自利的强大敌人。为了孩子们的孩子们，我们必须起身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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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盖奇夫人就成了这场运动的领袖。因为有了阿比·凯利·福斯特和斯通夫人这样的演说家，有了欧柏林学院的影响，以及地下铁路网络打下的基础，这场运动得以迅速发展。并不是所有的会议都能够在教堂里举办。比如一场在摩根郡的小村庄切斯特菲尔德的一场会议，原定会址在一座教堂里，但是临到开会时，教堂却将所有人拒之门外，学校也不愿向他们开放。最终，会址改在了一个大谷仓中的打谷场上。三四百名农夫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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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约翰会议”：

路上一共要花两天时间，先坐轮船，再坐火车。会议的召集人叫约翰·安德鲁斯，我们约好在停车的地方见。我去了，那天无比寒冷。我见到了约翰，他是个19岁的男孩，没有胡子，所以看上去比实际还要年轻许多。我们立刻驱车前往“基督教堂”。在路上，他告诉我，他担心没有人响应他的召集。这真是令人振奋的消息啊！我们到的时候，那里一个人也没有，炉火也没点上，连漆都没上过的简陋板凳横七竖八地放着。我找了一些在附近玩耍的小男孩，问了他们的名字，把他们的名字写在纸上，一共5个人。我对他们说：“快挨家挨户去敲门，告诉他们范妮阿姨会在上午11点在这里演讲，如果你们找到50个人，我就给你们每人10美分。”他们撒腿就跑。我让约翰把凳子放整齐，收好柴火和引火物，又从隔壁借了一根柴火。炉火里的火熊熊燃烧，地也扫干净了，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听众准时到来。约翰干活很不错，最终，至少有50个人到场。我还一句话都没说，一位牧师就走上台做祷告，他还引用了圣保罗的话。我把该说的都说了。下午1点之前，会议结束，我们又约好下午3点和7点再开两场会议。第二天，再开3场会议。卡罗琳·塞弗伦斯夫人下午6点的时候来看了我，我们相谈甚欢。约翰会议最终还是非常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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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蒙特州的克拉赖娜·霍华德·尼科尔斯则见证了新思想是如何跟着移民潮西进的。她曾于1843—1853年担任《温德姆郡民主党》的编辑，她的丈夫是这份报纸的出版商。早在1847年，她就写过一系列社论，论述已婚妇女在财产方面所遭遇到的困境。1852年，州议会正在考虑是否要通过赋予妇女在地区学校会议中的选举权的法案。对此，她在州议会众议院前进行了发言。在发言前，她突然心跳加速，差点儿不能进行陈述。最终，她恢复了平静，并滔滔不绝地发表了演讲。有人责问，女人是不是想要偷走她们丈夫的裤子，她则将这种指控又扔给了她的反对者：“我向议会呼吁，并不是因为你们的绅士风度，而是因为你们的男性气质。正因为诸位先生的立法，我们的衣裙的所有权归于我们的丈夫，但现在你们却如此嘲弄我们，你们的体面何在？有时间嘲笑我们觊觎男士的衣橱，难道不应该还给我们本应有的权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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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54年，尼科尔斯夫人一直不断地在新英格兰各地发表言论和讲座。她还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在威斯康星州一个妇女禁酒协会上发表讲话，讲话内容包含关于女权的许多观点。她有两个儿子定居在堪萨斯州，她曾和他们一同前往那里。在坐船沿密苏里河逆流而上驶向堪萨斯城的旅途中，她应邀在船上召开了一场关于女权的会议。1857年，她回到堪萨斯州，在那里定居下来，并开始在临近的密苏里州活动，后来还将活动范围扩大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她曾经写道：“后辈很少能想象前人所经历的困难，她为权利和责任所驱使，挑战公众的偏见。而她所受的训练和早期的思维习惯，使她对这些偏见非常敏感，并且为之感到痛苦。”
[28]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见证了这种坚韧不拔。比如马萨诸塞州塞勒姆的玛丽·厄普顿·费林。她在1848年得知，根据马萨诸塞州法律，她的丈夫不仅拥有她的不动产和它所带来的附加财产，还拥有她私人财产的所有权。对她来说，避免丧失财产的方法只有把它们藏起来，或者证明它们是她租来的。没有任何律师或法官愿意为她起草一份请愿书并呈送议会，于是她自己起草了一份，并凭借一己之力，四处征集签名。年复一年，她坚持着，走了大约600英里，其中有许多地方是徒步抵达的。其他妇女也加入了她的行列。1854年，马萨诸塞州终于通过了《已婚妇女财产法案》（Married Women’s Property Bill）。

要做到不随大流是很不容易的。这对于那些需要自力更生的女人尤为不易，特别是当她们不甘于仅仅参加会议和聆听演讲，还想做出自己的贡献的时候。在缅因州的埃尔斯沃思，两位女士组织了一场讲座，邀请温德尔·菲利普斯、哈丽奥特·亨特和安东尼小姐等有争议的人物参加。其中一位发起人是夏洛特·希尔小姐，她是一名小提琴家，在派对上演奏，也会给孩子们上音乐课。当时，有人威胁她，如果她“把这样的人请到镇上”，就会对她进行打击报复。她回应道：“好啊——我会坚持我的原则，如果你们破坏我的课堂，我可以回到海边，以挖蛤为生。反正我之前也是这么过活的。”
[29]

文字的记录告诉我们，她最终并没有被迫采取如此极端的做法。但毫无疑问的是，与其妥协退让，她会心甘情愿做出这种选择。与任何社会改革运动一样，争取妇女平等权利运动的力量不仅仅在于它所造就的卓越的领导力，还在于它给无数个体灌输的坚韧不拔的奉献精神，这种奉献精神从19世纪一直延续到现在。在这一历程中唯一积累下的财富，就是那些愿意为其贡献自己的部分甚至整个生命的人。

***

在南方，并没有安东尼小姐和盖奇夫人这样的人物出现。这并不是因为南方的生活充满了玉兰花、月光和华尔兹，也不是因为南方的女人无忧无虑、备受尊敬。在那里，有成百上千个女人在小农场上谋生，这些农场无力蓄奴，他们属于中产阶级或者贫穷的白人农夫。女人们也可能生活在城市和小镇上，她们所面对的现实，和全国各地的姐妹都一样。当时对妇女的主流态度，也就是所谓的“南方骑士精神”，不过是另外一种把妇女圈禁在家中的手段罢了。农业和种植园经济在南方远未普及，但是这种社会规则是占有主导地位的。
[30]

正因为这样，南方并没有出现可以与北方和西部比肩的运动。保卫和固化奴隶制在南方政治生活中的分量越来越重，这就导致社会改革运动无法产生，南方妇女也就无法像其他地区的妇女那样，能够参与新的运动中去。南方几乎没有工业生产，妇女也没有机会进入工厂工作。奴隶制让南方的基础教育死气沉沉，当时仅有几所男校能够提供大学教育，但事实上它们的教学质量也让人堪忧；女校则都很短命，它们所提供的课程并不比神学院的好多少，剩下的就是专门给种植园主女儿提供的上流学校。

奴隶制扼杀了所有改革和异见的可能。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要么像格里姆克姐妹一样选择离开，要么只能面对遭到社会排斥的命运。没有哪个来自山地农场的女人能够取得斯通夫人那样的成就，因为没有像欧柏林学院这样的学校可以滋养她，也没有一个可以容纳争议的论坛供她施展自己的才华，让她成长。事实就是，这样的女人从未出现过。有许多农场主的妻子和女儿在管理大产业方面显示出了行政和管理方面的才能。在她们留给我们的许多信件和日记里，可以看到她们的责任、文化和魅力——她们也同样憎恨奴隶制，不仅因为它毁了她们的婚姻，也因为它对奴隶的不公。但是，奴隶制是她们赖以为生的基础，她们没有机会突破它的局限，开创新的局面或新的思想。

黑人妇女面对的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即使是自由的黑人妇女，她受教育和晋升的机会也是少之又少。毕竟，即使她获得了自由，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也让这个地方变成了她的敌国。如果她是个奴隶，那么，她所操心的则是自己和家人的生计、解放或者逃亡。表面上，她们对自己的命运逆来顺受。但从地下铁路网络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妇女走上了这条亡命之路。她们常常会带着自己的孩子，甚至是襁褓中的婴儿，向北方进发，不惜一切代价躲避抓获，躲避重回奴隶的命运。
[31]

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被重新抓住的女奴露西在孩子被抢走的时候，选择了投水自尽。这一情节，并非来源于斯托夫人天马行空的文学想象。
[32]

现实中，她很可能名叫玛格丽特·加纳，这个22岁的奴隶带着4个孩子。她刚刚踏上“自由之地”辛辛那提，就被来自南方的一个治安团抓住。在监狱等待被送回的过程中，她杀死了3岁的女儿。在俄亥俄河上航行的时候，她让她的婴儿从自己的膝头滑落水中。最后，她坐的船失事了，她拒绝了所有营救她的尝试，淹死了。
[33]

1838年，约翰·昆西·亚当斯曾向众议院讲过哥伦比亚特区一个女奴的故事。这个女奴“和她的4个婴儿被抓了起来。她被迫和丈夫分开，他是个自由人，而她则会被送回去，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在亚历山大的地窖里，她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孩子，还想把另外两个也杀死”。
[34]

如果没有逃亡的可能性，女奴则会用其他方式反抗：放火、下毒、自残。盗窃和装病都是非常常见的。

哈丽雅特·塔布曼曾是一个奴隶，她因为带领其他奴隶逃往自由州而成了一个传奇性的人物。
[35]

她看上去并不起眼，只有5英尺高，但是她标志性的包头巾下面，是一双具有穿透力的眼睛。她之所以一直缠着包头巾，是为了遮盖头上的一道深深的伤疤。这是在她15岁的时候留下的，当时，一个监工把一个铁秤砣砸向了她的脑袋。因为这一重创，她此后一生中经常会突然晕厥，不省人事。

她出生在马里兰州的东海岸，此处离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成长的地方不远。她生来就是个奴隶，虽然后来嫁了一个获得了自由的黑人，但是她奴隶的身份并没有因此改变。1849年，她的主人死了，她则可能被转卖。当时，她曾央求丈夫和她一起去北方，但被拒绝了。于是，在丈夫和自由之间，她选择了后者。一路艰险，最终她只身来到宾夕法尼亚州，获得了自由。

哈丽雅特·塔布曼当时将近30岁。她成了地下铁路网络中的一名“列车员”。在此后的10年时间里，她19次深入蓄奴州，带回了300多名男人、女人和儿童。他们把她称为“摩西”，在那些计划向北逃亡的奴隶中，这是一个有魔力的名字。奴隶主自然对她深恶痛绝，他们甚至不惜重金悬赏她的人头，赏金逐年递增，最高达到4万美元，这在当时可谓天价。但是她从未被抓获过，没有受到过任何伤害，也从未丢下过任何一个“乘客”。有些人将她的成功归功于某种神秘力量，认为她在逃跑过程中突然的昏厥与此有关。但是，认识她并且和她共事过的废奴主义者都知道，她是一个极具洞察力又无比勇敢的人。如果她不是黑人，也不是女人，那么，她的能力一定会让她声名远播。但事实是，尽管她在南北战争中担任过联邦军的军事侦察员和护士，但是却晚景凄凉，经常处于极端困窘的境地，为争取一份养老金而苦苦挣扎。直到她80岁的时候，国会才勉强给了她每个月20美元的养老金。

这种命运在黑人废奴主义者中间非常普遍，如果她们是女人，那就更是如此。哈丽雅特·塔布曼和她同时代的伟大女性索杰纳·特鲁斯偶尔还会被史书提及，但是其他黑人妇女，尽管她们的贡献远不止废奴运动，却再没有人会提起她们。

弗朗西丝·哈珀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也是一位举国皆知的废奴演讲者。当时最受欢迎的女作家格雷丝·格林伍德（Grace Greenwood）曾经这样描述她：“这位棕色皮肤的缪斯有着高贵的头脑，坚毅的脸庞上闪烁着一丝光芒。她站在写字台边脱稿演讲，声音不大，动作也不多，但都恰到好处。她的神态庄重而内敛，她从不想当然，也没有戏剧化的行为。”
[36]

在令格林伍德小姐印象深刻的外表下面，是一个为教育和生计而不断抗争的灵魂，这并不让人感到陌生。格林伍德的父母是住在巴尔的摩的黑人，两个人都已经获得了自由，但却英年早逝，她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孤儿。幸运的是，她有个开学校的叔叔，她去了叔叔那里上学，后来又去书店工作。在书店里，她一有空就会翻阅各种书。1850年，《逃亡奴隶法案》通过，即便是对一个已经获得了自由的奴隶，这里也不再安全，因为很多人会被绑架，然后被当作“逃亡奴隶”卖往南方。有一段时间，弗朗西丝·哈珀生活非常艰难，她一边教书，一边做家政挣钱，还会帮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的地下铁路网络做事。她将她的经历写成了诗歌，发表在废奴报纸上。1854年，她的第一本诗集问世。她后来还曾作为反奴隶制协会的代表在全国巡回演讲，许多人慕名前来听讲，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充满激情的演讲和动听的嗓音，也因为她所写下的诗篇，比如《奴隶母亲》（The Slave Mother
）和《埃塞俄比亚》（Ethiopia
）：

是的！埃塞俄比亚还将

把她流血的双手伸过重洋；

她痛苦的哭声将传到

燃烧着的上帝的王位。
[37]

玛丽·安·沙德·卡里（Mary Ann Shadd Cary）是第一位出版报纸的黑人妇女。她1833年出生在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是一个自由的黑人。她的父亲亚伯拉罕·谢德（Abraham Shadd）生来就是个自由人，当时相比其他黑人，他的生活较为富裕。他是一个积极的废奴主义者，好几个孩子也追随他的脚步，成了废奴主义者。玛丽·安·沙德·卡里在威尔明顿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社区教书，但她所做的最了不起的事是在《逃亡奴隶法案》于1850年生效后带领黑人逃往加拿大。她最终在安大略省的温莎定居下来。这个地方在加拿大边境附近，离底特律很近。1854年，她成了《外省自由人报》（Provincial Freeman
）的主要出版代理人。为了继续从事这份工作，她后来还搬去了安大略省的查塔姆。
[38]

这份报纸一直发行到1858年。

不仅如此，玛丽·安·沙德·卡里还会定期回美国进行反奴隶制的演讲，尽管这可能会给她带来危险。她是一个气质威严且无所畏惧的女人。即使是面对那些威胁废奴主义者，特别是威胁黑人废奴主义者的乌合之众，她依然能够泰然自若。有一次，在一个逃跑的奴隶男孩就要被追捕者抓住的时候，她动员了整个社区来帮助他。她让所有人都对这一行为怒不可遏，“以至于追捕者不得不逃离愤怒的人群，并庆幸自己没有被打伤”。
[39]

还有其他人，他们演讲、写作，隐姓埋名地为地下铁路网络无私工作，例如，夏洛特·福登（Charlotte Forten）、安娜·梅·道格拉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妻子）、萨拉·雷蒙德（她的兄弟查尔斯·伦诺克斯·雷蒙德曾和加里森一道，在世界反奴隶制大会上反对将女代表排除在外）等等。她们被淹没在了历史里，这对她们是不公平的。

***

自克兰德尔小姐之后，黑人女孩的教育就几乎没有任何进步。即使在北方，她们也只能去黑人开办的学校就读。但是，黑人老师却往往因为缺乏培训而无法胜任教职工作。1851年，第一所培养黑人女孩担任教师的学校在首都华盛顿创办。它所掀起的斗争，不管是激烈程度还是重要意义，都完全不亚于克兰德尔小姐所经历的斗争。但是，这场斗争却鲜为人知。

学校的创始人叫默蒂拉·迈纳（Myrtilla Miner），她正是莱昂小姐想要帮助的那种女学生：贫穷，来自纽约州中部的一个弹丸之地，极度渴望接受教育，甚至向当时的州长威廉·H.苏厄德寻求帮助。
[40]

州长阁下显然不知道一年之前霍利奥克山神学院创办的事，只给了她非常模糊的建议，还说他希望情况能尽快好转！最终，这个渴望读书的女孩进了罗切斯特的一所由贵格会教徒创办的神学院。

在这里，默蒂拉·迈纳和两个黑人学生成了朋友，她们告诉了她关于奴隶制的事。离开学校后，她成了一名教师，在密西西比州一所为庄园主女儿们提供教育的学校教书。在这里，她对奴隶制有了更多的了解。她曾提出请求，想要给庄园里的黑人孩子上课。果不其然，她的请求被拒绝了。默蒂拉·迈纳为此深感不安，回到了北方。在征求朋友和废奴主义领袖的建议后，她决定为有色人种女孩创办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将会有一所一流女校所具备的影响力和专业性”。她把地点定在了华盛顿，因为“这是国家的公共财产，而且特区法律允许她教育获得了自由的有色人种孩子，而她只给他们上课”。
[41]

尽管如此，在南北战争之前的10年里，华盛顿的政治氛围对改善黑人境遇的尝试一点都不友好。默蒂拉·迈纳曾向许多废奴主义者寻求建议，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她的计划。最终，她的坚持不懈和强烈决心让她克服或者说忽视了所有反对之声，其中包括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道格拉斯的印象中，默蒂拉·迈纳是一个“瘦骨嶙峋、苍白（并不十分健康），但特别生气勃勃的人……这个看上去脆弱多病的人在我面前不停地走来走去，执意不肯坐下。她让人觉得她满脑子想的都是她的事业，对自己的身体是否舒服毫不在意。她在我办公室的时候，我也只好跟着她不停地动”。道格拉斯为劝她放弃费尽了口舌：“我可以预料到，她会为法律而烦恼，她走在街上时会被人辱骂，成为蓄奴势力恶意攻击的受害者，甚至可能会被暴徒袭击……但是，我面前这个拥有英雄般灵魂的人，却不为我的反对所动。”
[42]

1851年秋天，默蒂拉·迈纳的学校开学了。一开始，她只有6个学生。尽管她们也经历了和克兰德尔小姐相似的遭遇——被驱赶、蓄意纵火以及各种暴徒袭击，但不出数月，学生数量就增加到了40人。就像克兰德尔小姐的学校一样，这所学校也坚持了下来。老师非常勇敢，学生和家长也是如此。而且，此时的废奴运动声势更加壮大了。在首都，默蒂拉·迈纳可以寻求同盟者的帮助，这是克兰德尔小姐在小村庄里所不能做到的。办学之初，她只有区区100美元，但很快温德尔·菲利普斯、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埃利斯·洛林（Ellis Loring）、阿瑟·塔潘（Arther Tappan），以及费城、纽约、新英格兰的贵格会教徒都纷纷捐款。哈里特·比彻·斯托还从《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的版税中拿出了1000美元捐给学校。此外，霍勒斯·曼的妹妹莉迪娅·曼（Lydia Mann）也来到学校帮忙。学校的理事会中还有比彻、曼和斯托这三个家族的不少成员，他们成了捐款人和老师。但最终，默蒂拉·迈纳还是需要有十足的勇气。“想要围困我的学校？量你们也不敢。”她向自己的敌人发起了挑战，“如果你们把我头顶的房子拆了，我会再找一座房子。没有任何法律禁止我给这些人上课，我会教他们，直到死。”
[43]

学校里也发生过几次扔石头的事件，学校也被迫搬了好几次，但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860年：

1点的时候，我被噼啪作响的烟火吵醒了。我仔细听了听，我们有两个火炉，但我确定并不是因为它们，那天我们一整天都没有生火。我推开房门，走到外面那个房间，闻到了烟味。我赶紧穿了件衣服，冲到前屋的窗口，大喊：“着火了！着火了！”我拎起一只桶去取水——正在这时，火一下子蹿了起来。在我看来，似乎只有我一个人能阻止它。我一边跑去取水，一边大喊着火了。我差不多跑了三个来回。邻居们来了，其中一个人爬上屋顶，很快就把火灭了。但是，回到房间后，我发现火已经烧进了房间，把窗帘和衣柜都烧着了，还蔓延到了废纸堆……火是由护墙板和板条中间的燃烧弹引起的，在爆炸之前，护墙板和板条之间已经燃烧了很长时间……对于这种事，我很早就有心理准备，所以并没有太出乎意料。但是，最近一年，这群暴徒都没什么动静，我还以为他们放弃了呢。
[44]

只有那些拥有深刻信念的人，才能具备如此的勇气。“我深深地爱着我的学校。”她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和她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完全意识不到她们不是白人。我看到的是她们的灵魂，而不是她们的肉体。我见过一些人，事实上，这样的人还为数不少，他们的灵魂比她们的肤色还要黑。”
[45]

然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并没有看错。默蒂拉·迈纳“并不十分健康”，而且，学校繁重的事务也让她耗尽心力。除了学校每天的教学和行政工作，她还要不断“骚扰”国会议员、参议员、记者和报纸出版商，以求得他们的帮助。她写过的书信堆积如山，其中大部分都在乞求资助。她还会把成了孤儿的女孩带回自己家住，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她们就无法继续上学了。她从来没有休过假，因为病痛和繁忙的工作，她常常好几个月都顾不上给家人和密友写信。

到1857年，默蒂拉·迈纳的学校已经发展到了包括基础教学、家政和教师培训三个专业。但这却是以她的健康为代价的。1859年，她被迫关闭学校。这不仅是因为她需要休养以恢复健康，也是因为她需要能够让学校长期维持下去的捐款，就像威拉德夫人和莱昂小姐所获得的那种。不久，南北战争开始了。在战争期间，默蒂拉·迈纳骑马的时候发生了事故，再也没有恢复过来。1864年，她去世了，年仅49岁。

但是，她为获得解放的黑人的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些和她一起工作过的人，得以在南北战争之后继续她未竟的事业。到1955年，迈纳师范学院（坐落在霍华德大学附近的小山上，从那里可以鸟瞰首都）的毕业生开始在全国各地执教。这所学校现已改名为哥伦比亚特区师范学院（District of Columbia Teachers College），成为综合地区学校系统的一部分。

[1]
Katharine Coman, Industr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and London, 1905），p.227;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9），p.179.

[2]
J. D. B. DeBow, Statistical 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A Compendium of the Seventh Census（Washington, 1854），table CXCV, p.179.其中一半以上在新英格兰地区。

[3]
参见James D. Hart, The Popular Book: A History of America’s Literary Taste （New York,1950）。关于斯托夫人的著作非常多，特别是Forrest Wilson, Crusader in Crinoline（Philadelphia, 1941）; Edward Wagenknecht, Harriet Beecher Stowe: The Known and the Unknown （New York, 1965），chs. vi and x; Barbara Cross’s excellent article in NAW。

[4]
Helen E. Marshall, Dorothea Dix, Forgotten Samaritan （Chapel Hill, 1937）.这是一个经过仔细记录的研究。迪克斯小姐没有参与争取女权的运动。

[5]
HWS, I, 110.

[6]
参见Harriot K.Hunt, Glimpses and Glances （Boston, 1856）。

[7]
“她并不像我们中一些人那么极端，她原本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必须接受她。在这场运动中，我们需要各种各样、性格各异的教师和工人。”Paulina Wright Davis to Elizabeth Cady Stanton, Sept.1，1851，Stanton Papers, LC.

[8]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On the Subjection of Women有很多版本。两个版本特别值得一提，一个是Everyman版（New York, 1929），G. E. G. Catlin为这一版本写了序；另外一个版本是由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哈丽雅特·泰勒·穆勒所著、由艾丽斯·S.罗西编辑的Essays on Sexual Equality（Chicago, 1970）。参见The Life of John Stuart Mill, Michael St. J. Packe （London, 1954），pp.347-348，494-495。

[9]
引自Ida Husted Harper, The Life and Work of Susan B. Anthony （Indianapolis and Kansas City, 1899），I, 78-79。亨特医生从未结过婚，露西·斯通和布朗牧师在此番攻击时尚未结婚。

[10]
参见Bertha Stearns, “Reform Periodicals and Female Reformer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no.37，pp.678-699 （July 1932）; Eleanor Thompson, Education for Ladies, pp.11-15; Arthur J.Larsen, ed., Crusader and Feminist: Letters of Jane Grey Swisshelm （St.Paul, 1934）; Margaret Farrand Thorp, Female Persuasion: Six Strong-Minded Women （New Haven, 1949），pp.7088，113-133。在这些废奴报纸中，加里森的Liberator, the Anti-Slavery Standard （莉迪娅·玛丽亚·蔡尔德曾短期担任过编辑），以及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北方之星报》对妇女的帮助最大。

[11]
罗丝夫人把组织比作“裹小脚”；斯通夫人说，她“已经受够了拇指夹，永远不想再被夹在拇指夹下面了”，HWS, I, 541。

[12]
Charles Neilson Gattey, The Bloomer Girls （London, 1967），chs. iv-v.

[13]
Elizabeth Cady Stanton to Susan B. Anthony, February 19，1854，Stanton Papers, LC.

[14]
艾达·赫斯特德·哈珀为安东尼小姐写的三卷本传记一直是关于妇女选举权运动和安东尼小姐在其中所起作用的经典来源。前两卷是在安东尼小姐生前写就的，写作地点就在安东尼小姐家里，因为艾达·赫斯特德·哈珀对写作对象非常熟悉，自己也投身于选举权运动，所以她的写作有一种直接性。Katharine Anthony的Susan B. Anthony: Her Personal History and Her Era （New York, 1954）更新，有一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倾向。此外，还有阿尔玛·卢茨的Susan B. Anthony:Rebel, Crusader, Humanitarian （Boston, 1959）。

[15]
引自Harper, I, 104。

[16]
Dorr, Susan B. Anthony, p.98.

[17]
Dorr, 同上书，p.109。

[18]
HWS, I, 629-630.

[19]
并不是所有的进展都能持久。1862年，立法机关削减了一些进展，这让恢复这些进展的工作变得非常有必要。

[20]
Stanton, Eighty Years and More, pp.165-166.

[21]
引自Lutz, Created Equal, p.104。斯坦顿夫人很乐观，但还不够乐观。她活到88岁，安东尼小姐活到87岁，两个人直到临终还在为选举权运动做斗争。

[22]
品脱（pint）是容量单位，主要在英国、美国及爱尔兰使用，1品脱=0.5夸脱。——编者注

[23]
HWS, I, 115-117.更多传记资料，参见Arthur Fauset, Sojourner Truth: God’s Faithful Pilgrim （Chapel Hill, 1938），Hertha Pauli, Her Name Was Sojourner Truth （New York,1962），但后一本的缺陷是有许多虚构性的对话。

[24]
HWS, I, 111-112.

[25]
同上书，p.117。

[26]
同上书，p.118。盖奇夫人对“约翰”的评价是：“他被自己的激情和内心的冲突搞得筋疲力尽，年纪轻轻就死了。”

[27]
同上书，pp.173-174。

[28]
同上书，p.184。

[29]
HWS, III, 365.

[30]
参见Calhoun, Soci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Family, II, pp.344-355。William R. Taylor的Cavalier and Yankee: The Old South and American National Character （New York, 1961）分析了流行小说在颂扬南方淑女以迎合奴隶社会的需要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特别是pp.160-176。关于非种植园阶级白人女性的著作，参见Frank and Harriet Owsley,Plain Folk in the Old South （Baton Rouge, 1949）。半个多世纪以来，Mary Boykin Chesnut的A Diary from Dixi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Sentry edition, 1951）不仅是一部经典（现在仍然是），而且是部展现了非常多南方淑女观点的书。安妮·F.斯科特《南方淑女》的参考书目让我们看到了许多对“这种特殊制度”的“无声反抗”。

[31]
到底有多少奴隶逃到了自由州，其中女性的比例又是多少，我们不可能进行任何精确的估计。通常，这类数据在每年1000到2000。参见Russell B. Nye, Fettered Freedom: Civil Liberties and the Slavery Controversy （East Lansing, Mich., 1944），p.213n。Larry Gara的The Liberty Line （Lexington, Ky., 1961）采用了另外一种视角，但极大地降低了地下铁路组织的作用，以及通过这种方式获救的人数。认为地下铁路组织对逃亡奴隶有重要帮助，并且对调动北方废奴情绪起到了教育和组织作用的作品还包括Dwight L. Dumond, Antislavery: The Crusade for Freedom in America（Ann Arbor, Mich., 1961）。

[32]
Harriet Beecher Stowe, Uncle Tom’s Cabin （Boston and Cleveland, 1852），ch.xii.

[33]
Blackwell, Lucy Stone, pp.183-184.

[34]
Adams, Speech...Upon the Rights of the People, p.79.

[35]
参见Earl Conrad, Harriet Tubman （Washington, 1943）。

[36]
引自Benjamin Brawley, Early Negro American Writers （Chapel Hill, 1935），pp.290-291。

[37]
Frances E. W. Harper, Poems on Miscellaneous Subjects （Boston, 1854）.参见Quarles, Black Abolitionists, pp.177-180。

[38]
Alexander L. Murray, “The Provincial Freeman: A New Source for the History of the Negro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4：123-135 （April 1959）.参见Quarles, Black Abolitionists, pp.217-218。

[39]
Hallie Q. Brown, comp., Homespun Heroines （Xenia, Ohio, 1926），p.95，and Quarles,同上。

[40]
默蒂拉·迈纳书信作品集现存于国会图书馆。参见Sadie St. Clair,“Myrtilla Miner:Pioneer in the Teacher Education of Negroes,”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34：30-45 （January 1949），and Ellen O’Connor, Myrtilla Miner, a Memoir （Boston and New York, 1885）。

[41]
Special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 on Education, District of Columbia （1871），p.207.尽管哥伦比亚特区于1850年就废除了奴隶贸易，但直到1862年才废除奴隶制。

[42]
Life and Letters of Frederick Douglass, ed. Philip S. Foner （New York, 1950—1955），IV, 372，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1883年5月4日给埃伦·奥康纳的信。

[43]
引自O’Connor, Myrtilla Miner, p.56。

[44]
默蒂拉·迈纳1860年5月13日给“亲爱的朋友”的信，Miner Papers, LC。

[45]
引自O’Connor, Myrtilla Miner, p.41。

第二部分

第7章 南北战争

在1862年的最后几个月里，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日记》中零星地记录了她志愿去军医院做护士的决定：

11月——30岁了。我决定去华盛顿做护士，如果我可以找到空缺的话。他们需要人手，我很喜欢护理工作，而且反正我得找个法子发泄我身体里压抑已久的能量……我想获得新的体验，如果我去的话，我肯定会获得新的体验。所以，我报名了。

12月——我的长途旅程开始了。我带着希望、忧愁和勇气，踌躇满志地上路了。这是一段有趣的旅程，我将去往一个新的世界，进行新的冒险。在那里，会有许多让人心潮澎湃的景象和声音。我对自己肩膀上承担的使命有了越发清晰的认识。我念了祈祷词，穿越故土，遍地所见都是白色的帐篷，到处都是有爱国热情的人，土地被鲜血染红了。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能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备感庆幸。不管我能不能活着回来，这段经历对我都大有裨益。
[1]

这段严肃的记录差点儿成了一个让人难过的预言：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差点儿因伤寒而丧命。不出3个月，她就被送回家中，而且病得非常严重，她的健康再也没有恢复。但是，她始终强调，这段短暂的经历对于她有深远的意义：对于那些在南北战争期间走出家门，4年间大部分时间或者整个4年都在从事崭新活动的女性来说，难道不更是这样吗？

她们这么做的动机各不相同，正如《小妇人》的作者在日记里直言不讳地写道的那样。这些动机夹杂着爱国主义和反奴隶制的情绪，她们的能量经过20年风云变幻的洗礼，亟待释放。而这些情绪和力量的火种，来自20年来的不断斗争，来自怀特小姐和富勒小姐的教导，也可能来自某个为了争取选举权，拿着请愿书来敲门的女人。

驱使许多女人走出家门的最大动力，是她们在男人参军之后要担起的责任。她们要继续操持家庭，保证家人有衣穿，有饭吃，有地方住。从南北战争开始，大批女性进入了教育和政府机构。上千名女性离开厨房和洗衣盆，来到城市寻找工作，或是从事重体力活以维持家庭的运转。安娜·霍华德·肖曾经写过这样一段文字：

每一天，生活都变得越发艰难。我们仅靠微薄的收入，精打细算，变着法子省钱。我们给伐木工提供食宿，我们做被子卖。只要是合法的营生，我们都会想办法去做。只要有缝补的活儿，母亲都会去做，但是，不管我们多努力，每个月依然入不敷出，收入和支出的鸿沟越来越大，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一涨再涨。我教书一个星期最多能挣6美元，一学年只有2个学期，每个学期有13个星期。为了保住我们的田地，凑钱交税，养活自己，我们一刻不停地奋斗着。印花布每码50美分。咖啡每磅1美元。男人都走光了，磨玉米面、收成入库、照管牲口的事都找不到男人帮忙。四下乡邻也和我们一样辛苦。
[2]

艰苦的条件为女性创造了新的环境，让她们有了用武之地。因监狱和精神病院改革而广为人知的多萝西娅·迪克斯在60岁的时候，成了联邦军医院护理部部长。奥尔科特在《日记》中写道：“这位老者有着善良的灵魂，但古怪而霸道。”
[3]

迪克斯之前是一个孤军奋战的游说者，虽然她意志坚定，又有奉献精神，但这种经历对于管理如此庞大的系统并没有多大帮助。何况，军医人员对她们的态度很不友好——这和南丁格尔小姐在克里米亚所经历的一样。确实，我们可以批评迪克斯小姐缺乏策略，又不知变通，但是，她对这项工作的投入是不可否认的，而且她确实也在一团乱麻般的局面中理出了头绪。

还有其他女人在努力做着有意义的事。比如“修女”比克代克（Bickerdyke）和克拉拉·巴顿（Clara Barton），她们紧随战线，在战场上救下了许多人。
[4]

事实上，巴顿小姐成年后就一直在寻找能够实现自己意义的事，在安提塔姆、钱瑟勒斯维尔和弗雷德里克斯堡的战场上救死扶伤的时候，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意义所在。

慢慢地，一个叫作卫生委员会（Sanitary Commission）的全新机构，成了联邦军医院和医疗服务的左膀右臂。这里的每个人都用“你好，卫生的你”作为问候语。这句话在一排排折叠床中间回响着，为伤员送果酱、水果、干净衣物、肥皂以及其他必需品的女人也会用这句话来打招呼。在这片景象背后，是一个精密运转的机构。到战争结束时，卫生委员会在美国北方和西部约有7000个地方社团，共计募集并使用资金5000万美元之巨。
[5]

不管是从社会道德规范角度，还是运行这类机构所需经验的角度，这个机构的领导人都应该是男性。但是，工作在主席亨利·贝洛斯博士（Dr.Henry Bellows,他是一个一神论派的牧师）和才华出众的总秘书长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身边的，是像来自芝加哥的玛丽·利弗莫尔（Mary Livermore）和来自纽约的路易莎·李·斯凯勒（Louisa Lee Schuyler）这样的女人。委员会的活动分布广泛，又需要运作资金，这些全部得益于众多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女人的辛勤劳动。她们组织义卖，运作项目。这些项目类似于今天红十字会和美国劳军联合组织（USO）的项目，而这在此前是从未有过的。

卫生委员会参与了战争的方方面面，他们唯一没有涉足的，可能只有军事战略和战斗。委员会为军医院招募护士（迪克斯小姐要求护士年龄必须超过30岁，长相平平，腰不要太细，有力气帮躺着的成年男人翻身，愿意干粗活重活——对这些品质的要求，常常让卫生委员会无法找到合适的人选）。
[6]

它为医院提供急需的绷带、药品和膳食补充剂，在军营中进行卫生宣传，预防维生素C缺乏病，并推广良好的卫生习惯。它还建立并运营医疗船、救济营地和疗养院等。它帮助伤者踏上痛苦的回家之路，帮助悲恸的亲属寻找在战争中失踪的军人。不管是本身能力有限、眼界狭窄的小镇妇女或农妇，还是醉心于时尚和娱乐的城市妇女，一旦参与委员会的工作，她们的面貌就焕然一新。

***

战争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而当时所能获取的资源，完全无法有效减轻这些痛苦。这样的情绪给在医院和战场上工作的许多女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手术本身就很残忍，而之后伴随而来的是坏疽。破碎的肢体需要进行截肢手术，这时唯一的止痛方法只有用大量酒精麻痹他们。当时没有止痛药（除了少量吗啡），也没有任何抗生素或镇静剂来帮助那些知道自己快要死了的人。冬天没有东西可以御寒，夏天没有办法降温，也没有办法驱赶在化脓的伤口周围嗡嗡乱飞的苍蝇。因为当时的药物往往并不能起作用，所以这样的情景也可能出现在日常生活之中。但在战场上，成千上万个伤员将这种悲惨景象放大了许多倍。

在这样的情况下，“护理工作”并不会给那些并没有受过多少培训的女人带来多少满足感。但是她们依然坚守岗位，直到自己因疾病或过度劳累而倒下。在南方，妇女们和她们照料的病人面临的情况更加悲惨。她们面临联邦军严密的封锁，食物和药品供给短缺，而且也没有北方卫生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来协助军方补充供给。

***

南北战争为妇女创造的可能性，远不止护理和救援。它让她们登上了国家政治的舞台，她们所涉及的话题，也不再仅仅是妇女的选举权。在内战中，年轻的安娜·迪金森（Anna Dickinson）获得了成为北方最负盛名的演说家的机会。在她流星般的事业开始之时，她才17岁。
[7]

尽管她极度反对主张和平谈判的民主党人，支持解放，但因为年轻、美貌和出色的口才，共和党的领袖都愿意把赌注压在她的身上，让她为他们代言。温德尔·菲利普斯这样评价她：“她是为老象们探路的年轻大象，他们让她先过桥，好知道桥是否足够结实。”
[8]

1862年，在协助共和党候选人赢得了新罕布什尔州和康涅狄格州的国会选举之后，她又登上了新的高度。1864年1月16日，她的事业达到了顶峰。那晚，她在众议院的会议厅里，向大批听众发表了演讲。在购票入场的人中（票款将捐助给全国自由奴隶救助办公室），有国会和最高法院的工作人员，还有林肯总统本人。

南北战争之前的最后一次女权会议于1861年2月在奥尔巴尼召开。此后，所有的女权运动都暂停了。和大多数与她们并肩作战的人不同，安东尼小姐和斯坦顿夫人都非常不愿意接受这一现实。其实，如果她们能够信任一开始就为了争取有利时机而拖延时间的林肯政府，那么暂停女权运动的决定也许不会那么艰难。但是，和许多废奴主义者一样，她们并不信任林肯，而且反对与蓄奴州达成任何妥协。

为了坚持自己的原则，她们付出了很多努力。在林肯当选的最初几个月里，一切都悬而未决。斯坦顿夫人、安东尼小姐、莫特夫人等人组成演讲团，打着“绝不与奴隶主妥协”“立刻无条件解放奴隶”的口号，在纽约州进行巡讲。在自东至西的旅程中，她们每到一处，都会受到暴徒的袭击，袭击的猛烈程度是她们从未经历过的。在锡拉丘兹，一群挥舞着刀和手枪的人冲进了演讲大厅。所有女士都被护送了出去，只有安东尼小姐坚持站在原地。暴徒在讲台上将她团团围住，但目睹这一切的警察局长却无动于衷。在奥尔巴尼，撒切尔市长的反应则完全不同。他亲自护送演讲者来到演讲大厅，在演讲期间，他还拿着一把上了膛的手枪坐在讲台上，为整个大会保驾护航。尽管如此，他依然担心自己无法保证提议举行的晚间会议的安全，于是以个人名义请求取消这次会议。大家非常感激他，欣然同意了这个请求。

随着战争的爆发，斯坦顿夫人和安东尼小姐都没有再做任何事情。她们已经习惯了脑力和政治活动，以及组织领导，她们并不适合参与战时的救援工作。另外，她们对当时政府对奴隶的政策也有许多不满，即便是《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颁布也没有驱散她们的悲观之情。最终，亨利·B.斯坦顿为她们指明了一条道路，让她们可以发挥自己的价值。当时，查尔斯·萨姆纳向国会建议，增加宪法修正案，以永久废除奴隶制（《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只解放了叛乱地区的奴隶）。但在1863年年初那段黑暗的日子里，邦联军数次战役接连告捷，修正案是否能够获得在参众两院三分之二多数票，大家心里都没有底。1月，斯坦顿夫人在给安东尼小姐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国家从未面临过如此危急的局面……我们的头上乌云密布，简直让人无法想象……不要安慰自己说如果战败，联邦解散，宣言还有什么作用。安东尼，这就是你的任务，穿上盔甲，向前进吧。”
[9]

和往常一样，安东尼小姐和斯坦顿夫人一同穿上了盔甲。在咨询废奴主义领袖的建议后，她们通过自己因为废奴运动和女权运动而建立的网络，向全国的妇女发出了通知，她们将于1863年5月14日在纽约召开一次会议，主题为“全国的忠诚妇女”。这一召唤无疑打上了召集人的印记：

在此危急时刻，我们要求每个男人和女人都贡献出他们自己最大的努力。男人理应参与政治，进军营，上战场。这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女人应当做些什么，应该达成何种使命，这些都需要我们彼此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女人同男人一样，对独立自主这个终极问题，有着同样的兴趣和责任；因此，从现在开始，让我们不要再做旁观者。
[10]

就在北方军队在钱瑟勒斯维尔再次战败的十天之后，数百名妇女聚集到联合广场的奇弗博士的清教徒教堂。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亲属参军，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有奉献，也有争议。在商讨决议的时候，有些人反对将任何与女权相关的内容放入其中，有些甚至认为废奴主义也不该在决议中有一席之地。支持林肯总统的政策，应该是当时唯一的议题。

为了让大家达成共识，安东尼小姐和斯坦顿夫人费尽了口舌，斯通夫人和罗丝夫人也登台演讲，甚至隐退很久的安杰利娜·格里姆克·韦尔德也重新出山，她的演讲一点儿也不逊色于当年。
[11]

最终，众人通过决议，保证只要政府继续为自由而战，她们就支持政府；她们也许诺征集100万个签名，向国会请愿，要求通过第十三修正案。与会的许多妇女都有征集签名的切身经历，所以这一许诺并非夸夸其谈。在议程结束之前，在场众人还组建了全国妇女忠诚联盟（National Woman’s Loyal League），斯坦顿夫人任主席，安东尼小姐任秘书长。5月底，她们在库伯联盟学院（Cooper Union）开设了一间小办公室，从这里，将会孕育出一个巨大的项目。

斯坦顿夫人和安东尼小姐辛勤工作了15个月。从她们的小办公室里，如流水般寄出了一封封信件，这些信件增强了她们与加利福尼亚州、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妇女的纽带。实际上，大约有2000名男女老少参与了请愿书的散发，该联盟的成员也增加到了5000人。
[12]

在人手紧缺的时候，斯坦顿夫人还会请孩子们来帮忙，参与请愿书的整理、计数和包装工作，她自己的儿子们也参与其中。每个拿到100个签名的孩子都能够获得一枚荣誉勋章。在这里，安东尼小姐第一次品尝到了办公室工作的滋味，这一经历让她受益匪浅。她一周的工资是12美元（温德尔·菲利普斯从查尔斯·F.霍维留下的一笔用于废奴和女权工作的基金中拨出了这笔钱）。她吃住都在斯坦顿夫人家，每天花10美分吃午餐，外出办事都靠步行。

100万签名意味着北方各州二十分之一的人口都要加入进来。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在1864年联盟解散的时候，她们征集到了近40万个签名，即使是在今天，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数目。
[13]

1864年2月9日，两名具有象征意义的高个子黑人抬着两捆满是请愿书的巨大包裹，走进了参议院议事厅。他们把请愿书放在了马萨诸塞州参议员萨姆纳的书桌上。萨姆纳起身发言：

总统先生，我向您提交我放在书桌上的请愿书。它们太重了，我无力将它们拿起来，任何参议院的听差也无力将它们拿起来，这无须赘述……请愿书有许多卷。每一卷代表一个州。比如，这是来自纽约州的请愿书，共有17706个签名；伊利诺伊州共有15320个签名，马萨诸塞州共有11651个签名……总计10万名男女签署了这份请愿书。他们以这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联合起来，为他们的心愿祈祷。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在他们中，有些来自沿海地区，海上的自由之风吹拂着他们；有些来自密西西比州河畔和西部大草原，滋养了这片辽阔土地的自由之风吹拂着他们。他们可能出身书香门第，也可能只字不识，他们可能大富大贵，也可能家境贫寒，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着各种情感、思想、希望、承诺、活动和智慧。这些都激励、巩固和美化了我们的社会制度。他们是有十万之众的大军，虽然没有武器和标语，但却是一支更加强大的军队的先头部队。
[14]

也许，联盟工作最深远的影响之一就是让妇女意识到，有效的组织能够帮助她们实现自己的目标。她们在联盟中的经验，再加上她们在战争中所参与的其他活动，成了一剂强有力的溶剂，让她们改变了之前认为组织有限制性且会带来坏处的观点。

尽管今天的历史书可能会提及安娜·迪金森，但是很少有人会提到全国妇女忠诚联盟的工作。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联盟的成就打乱了既定的历史时间表。当时，人们认为，即使是最前卫开明的妇女，也只关心自己生活的改善或善行，但事实上，她们中有些人已经登上了全国性的政治舞台，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南方，并没有像忠诚联盟或卫生委员会这样的妇女机构。她们中并没有领袖人物，也没有教育和培训可以让她们为广泛接受的共同目标而奋斗。尽管北方的妇女会遭到男性医护人员的诸多排斥，但南方妇女面对的阻碍更加严重，因为在那里，传统妇道几乎不曾受到任何挑战。

也有一些有经济实力的人，或者意志足够坚定的人，最终成功建立了自己的医院，或者成了军队护理工作的负责人。其他人——单身、身体健全、具有奉献精神的人，却因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备受折磨，她们成为护士的道路被堵住了，只能去地区性的救济协会和缝纫小组。她们所做的，不过是把纱布卷成卷，或是为伤者收集食物。
[15]

南方各州与过去的最大决裂发生在经济层面。在丈夫参军离家后，许多庄园主的妻子开始主管家业，尽管当时劳动力日渐短缺，而且从北方吹来的自由的号角声让南方局势日渐动荡，她们依然努力让一切继续运转下去。

许多白人妇女开始参与工作，她们进入了零售业，甚至制造业工厂——从事这些工作是她们若干年之前无法想象的。1863年和1864年，因为物价飞涨和食物短缺，一些城市的妇女还参与了面包暴动。
[16]

战争、《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颁布和随后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都让奴隶制社会风雨飘摇。但要瓦解“南方淑女”形象，改变与之相对应的男性对女性的态度，则需要无比漫长的时间。当时，动荡的社会和经济局势打碎了大多数南方妇女对往昔生活的幻想和依赖，她们开始把精力投入工作、教育甚至选举权等议题上。南方的男人似乎依然想要通过保留“白人妇女”的形象来留住过去，但这种形象从未真正与现实相符，而且在这一时刻，它更是与现实相去甚远。

如果南方白人妇女的未来受到她们自己的过去以及男性毫不妥协的偏见的限制，那么黑人妇女则更是命途多舛。《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和第十三修正案结束了奴隶制，黑人家庭不会再因为奴隶贸易而支离破碎。但是，解放了的黑奴将如何生存、接受教育、维持生计，并行使普通美国公民应有的权利呢？非裔美国人将获得何种自由？这些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回答。事实上，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而试图去解决这些问题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与此同时，黑人儿童降临人世，他们的父母需要维持生计，找到落脚之地。但是，他们却被扔到了一个经济的真空地带，“奴隶主”不再有义务喂饱他们，“女主人”也不再需要关心他们的生活。
[17]

黑人妇女又一次需要面对比白人妇女更加艰难的处境。不管是在南方还是北方，即使是最贫穷的白人妇女，处境也要比黑人妇女好得多。但是，她们的历史是美国妇女追求平等权利和机会的斗争的一部分。遗憾的是，即使是最重要的事件，留下的记录也少之又少，书写这段历史需要面临巨大的挑战。但是，她们的历史是必须被记录下来的。

[1]
Louisa May Alcott, Her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ed. Ednah D. Cheney （Boston, 1923），pp.140-141.

[2]
Shaw, Story of a Pioneer, pp.52-53.

[3]
Alcott, p.146.

[4]
国会图书馆有许多克拉拉·巴顿的书信作品，索菲娅·史密斯藏书馆中还能找到一些补充资料。近年来最出色的巴顿传记作品是Ishbel Ross的Angel of the Battlefield: Clara Barton （New York, 1956）。Nina Brown Baker在Cyclone in Calico: The Story of Mary Ann Bickerdyke （Boston, 1952）中对“修女”比克代克有过精彩的描述，美中不足的是其中包含了虚构性的对话和从同时期文献中获得的未经证实的材料。

[5]
关于卫生委员会的文献许多都是现代的，参见L. P. Brockett和M. C. Vaughan,Women’s Work in the Civil War （Boston and Philadelphia, 1867），Mary Livermore, My Own Story of the War （Hartford, 1889）。玛丽·伊丽莎白·马西近期的研究展现了冲突双方妇女的境况，该书名为Bonnet Brigades: American Women and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66）。它涉及范围很广，但让人意外的是，书中对卫生委员会只有只言片语。The Sanitary Commission Bulletins, 1861—1865是非常珍贵的资料来源。

[6]
Margaret Leech, Reveille in Washington （New York and London, 1941），p.210.

[7]
参见Giraud Chester, Embattled Maiden: The Life of Anna Dickinson （New York, 1951），本书资料来源于国会图书馆的迪金森书信作品集。在凯瑟琳·安东尼为安东尼小姐所作的传记中，她着重强调了安东尼小姐为了让迪金森小姐成为有组织的妇女运动领袖所做的努力。安德鲁·辛克莱尔在《美国妇女的解放》中，则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视角去分析安东尼小姐对安娜·迪金森的兴趣。幸运的是，正如凯瑟琳·安东尼在她所写的安东尼小姐传记中指出的那样，斯坦顿夫人对安娜·迪金森的天赋和缺点有着更为现实的认识。参见Sinclair, pp.75-76，Anthony,p.199。

[8]
HWS, II, 42.

[9]
引自Harper, Susan B. Anthony, I, 226。

[10]
HWS, II, 53n.

[11]
安杰利娜·格里姆克·韦尔德说：“决议把我们和黑人结合了起来，我感到特别高兴。我觉得我们和他们站到了一起，黑铁注入了我们的灵魂之中。没错，我们的手上没有枷锁，但是我们的心灵却被碾压过……我对黑人有认同感，如果他们无法得到他们的权利，那我们也不会得到我们的。” HWS, II, pp.60-61.

[12]
HWS, II, 81.

[13]
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联盟在宪法第十三修正案通过之前就停止了运作。宪法第十三修正案于1865年12月18日通过。

[14]
Congressional Globe （February 9，1864），vol. 34，Part I, p.536.在萨姆纳所提交的请愿书中，第一批签名的妇女共有65601人。

[15]
参见Francis Simkins和J. W. Patton, The Women of the Confederacy （New York, 1936），pp.88-90，Scott, Southern Lady, ch.iv,本书资料的来源非常丰富。

[16]
Simkins and Patton, Women of the Confederacy, pp.116-118，126-128.

[17]
刚获得解放的黑奴所面临的巨大问题的具体案例，参见Willie Lee Rose, Rehearsal for Reconstruction: The Port Royal Experiment （Indianapolis, 1964），特别是第八章和第九章。

第8章 1860—1875年妇女的知识进步

在讲述妇女为进入职场所做的斗争之前，我们应该想想什么是职业。根据现代的一个定义，“职业本质上包含需要承担大量个人责任的脑力活动；职业的原材料源自科学和见识，它们将这种原材料用于某个实际而且确定的目的；它们的技术是可以通过教育来传递的；而且，它们倾向于自我组织”。
[1]

100年前，即使在职业发展的原始时期，它也要求希望进入职场的女性不仅在生理方面需要有创新，而且还需要那些比“洞悉布丁的原理”（默里夫人语）更加多的技能。认为女人也拥有创造力的想法，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简·斯维斯海姆就曾用夸张的笔法，描绘过人们对此的反应：

众所周知，这个国家成千上万，不，上百万的妇女都不得不去做最低贱繁重的活儿，且报酬只有男性的四分之一，男性对这些活儿根本不屑一顾。在主流观点中，人们假装认为很多活儿都是男人干的，但成千上万的女人却都抽出了自己的时间，为它们操劳。她们耕耘、收割、挖掘、晒干草、耙地、捆谷子、打谷、劈柴、挤奶、搅拌牛奶，这里每一项都是粗活累活，又有谁说过什么呢？但是，让我们假定她能够发挥自己的才智——让她梦想成为编辑、演说家、医生、律师，让她从事任何值得尊重、需要才能的事业或兼职工作吧。快把古龙香水拿来，还有棉布手绢和羽毛扇子，把她的紧身衣解开，把领带松开！礼节先生都晕倒了！为那些“亲爱的女人”想想吧。那些圣洁的天使，怎么能让她们离开她们的领地，女人的领地——堕落到可恶的凡尘中，和这群好斗的粗鄙之人混在一起！
[2]

1848年，在塞尼卡福尔斯获得通过的《原则宣言》就指出过，在医药、法律和神学等领域，女性是缺席的。少数女性在文坛和新闻界为自己找到了一席之地，但这对于那些想要进入职场的女性并没有多少帮助（除了女作家和女编辑能够为她们提供帮助）；写作和编辑所需要的训练是个人的，通过自学也可以习得。但是要获得职业训练和国家认可的证书就困难多了，这就需要社会认可女性在家庭以外的诉求，这种认可的意义是极为深远的。

在塞尼卡福尔斯会议召开的同一年，天文学家玛丽亚·米切尔被选举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成员。她在前一年发现了以她名字命名的彗星。两年后，在伟大的自然学家路易斯·阿加西斯（Louis Agassiz）的推举下，米切尔小姐又当选为新成立的科学进步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成员。作为第一个入选这两个机构的女性，米切尔小姐给人的第一印象完全不是一个激进的改革者。她是一个沉默寡言的贵格会教徒。白天，她负责管理楠塔基特岛的雅典娜图书馆；晚上，她是同为天文学家的父亲威廉·米切尔（William Mitchell）的同伴和同事。不管酷暑还是寒冬，她都会在他们家的屋顶上瞭望天空。28岁时，她发现了她的彗星，这一成就不仅让她举世闻名，也让她收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友谊。
[3]

同时，作为瓦萨学院的教授、妇女选举权倡导者以及1873年在她支持下建立的妇女发展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主席，玛丽亚·米切尔也在坚持不懈地努力提高妇女在科学领域的地位。她热切希望将具有冒险精神的真正的科学家气质注入社会变革、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去：“在道德改革方面，我希望可以看到物理学家期待实验的那种精神。我们都对新的实验感到恐惧，只有从失败中才能成长，这个道理在道德、精神和物质领域不也一样吗？”
[4]

她坚信，妇女有能力为发展做出贡献：“如果一个女性有一个让她心心念念的改变世界的新想法，我希望我们能够给她一个机会，让她在现实世界里实现她的想法。”
[5]

这番话颇具预见性，她之后的许多女性也确实获得了这样的机会。克拉拉·巴顿和简·亚当斯就是她们中的代表。

在早期的妇女先锋中，玛丽亚·米切尔是异常幸运的。作为一位超越时代的女性，她所遭遇的困难，和当时那些想要在职场中站稳脚跟的女性相比，完全不具有代表性。在后者中，要论困难之艰巨和勇气之过人，非医学界的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Elizabeth Blackwell）莫属。

和哥伦布一样，她也跟随着前人的足迹：玛丽·戈夫·尼科尔斯（Mary Gove Nichols）早在1838年就曾为女性讲过解剖学；
[6]

宝利娜·怀特·戴维斯曾经在生理学基础课上用过人体模型，当时在座听讲的人中，有些丢下面纱匆匆忙忙跑出了教室，有些甚至来不及抛开面纱就已经昏倒在座位上了；
[7]

哈丽奥特·亨特被哈佛医学院拒绝，无照行医许多年，尽管她主要从事的科目在今天看来不过是理疗而已。
[8]

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想要成为医生的动机并不单纯，她也并非一心一意想要成为医生。她其实非常厌恶疾病，也不喜欢医生这个行当。她行医的动机较为复杂，她想要从安逸的生活和被动的学习中解脱出来，想要缓解精神层面的沮丧感。她出生于一个以女权为基本准则的家庭（她的一个兄弟娶了露西·斯通，另一个兄弟娶了安托瓦妮特·布朗），这也影响了她。最终，她认为女性作为母亲，在促进人类健康和福祉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也因此决定了努力的方向。此后，她心无旁骛，下定决心翻越前进道路上的所有艰难险阻：“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想法渐渐变成了一场巨大的道德斗争，这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
[9]

下定决心之后，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拜访当时著名的医生，或是给他们写信。有些人向她提供了帮助，还有一些人则嘲笑或忽视了她。她一边攒学费，一边向各所医学院递交申请。在申请了29所医学院后，她最终被录取。日内瓦学院（后来并入锡拉丘兹大学）录取她的过程并不十分光彩，全体教师都反对录取她，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拒绝她。于是，他们把决定权交给了学生（当时的情况是只要有一个人投反对票就可以拒绝申请书），并沾沾自喜地认为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肯定无法入学。但出乎意料的是，学生并没有顺着老师的心意。但是，他们同意她入学的原因也非常实际，那就是可以在一个女生身上找到无数消遣的机会。

更多的磨难在等待着她。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必须一再坚持，才能听所有的课程，包括解剖实验。她不知道在她之前，有没有其他女人曾见过这些。在她平静的面容下面，是颤抖的神经。一些学生在看她的笑话，另一些还想要引诱她。小镇上的人，甚至是她的舍友，都毫不掩饰对她的敌意。这个即将成为医生的女人，在他们眼中是个巨大的怪物。她非常孤单，心中满是自我怀疑。最终，使她坚持下来并赢得其他学生无条件的敬佩和尊重的，是她不可战胜的尊严和作为学生的热情。1849年1月23日，她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我们从这里也看到了像她这样的女人身上的一些矛盾之处：她曾为争取参加生殖器官解剖课而拼尽全力，但是，她却主动拒绝走在毕业典礼的队伍当中，因为这么做太不像淑女了！

毕业后，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去欧洲深造。但是在那里，她的处境并没有比在美国好。最后，她终于进入了巴黎培养助产士的著名医院拉玛特尼特（La Maternité）。但是，她染上了红眼病，一只眼睛失明了。这也让她成为外科医生的梦想破灭了。

但是，她并没有因此气馁。她继续在德国和英国学习，还与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南丁格尔还在尝试打破无所事事的束缚，但是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心里已经满是各种想法了。她总是会对南丁格尔小姐在卫生方面萌生的兴趣褒奖有加，也正是在这个方面，南丁格尔小姐做出了她对医疗科学最大的贡献。

1851年，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回到纽约，但立刻碰了壁。她找不到栖身之所，也租不到办公室。她没有病人，无法使用城市医院的病房，甚至不能在配药室工作。其他医生见到她都躲得远远的。她迫切想要继续提升自己，想要交流想法，但是同行拒绝向她伸出友谊之手，或者给她任何激励。

当时，她身上的担子非常沉重。1853年，她在给妹妹的信中写到关于她的一些流言蜚语：

这些充满恶意的故事让我非常痛苦，我既是一个女人，也是一个医生，这两个身份都被这些虚假之词伤害了。啊，我很高兴是我，而不是别人，在承担这项开创性的工作。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之前没人这么做了。这的确很艰难，你得不到任何支持，只有崇高的目标，要与各种社会反对意见交锋……我想要时不时找些乐子。生活实在太严肃了。
[10]

但是，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从不会承认失败。面对智力和经济上的双重窘境，她开始为自己创造机会。她为女孩子开设了一系列讲座，专门讲生理卫生和体育锻炼。来听讲座的人中有一些是贵格会教徒，她们对这位头脑冷静、嗓音低沉、身材苗条的年轻女人印象深刻，也佩服她的见识和学问。她们为她送去了病人和支持。她在东7街汤普金斯广场上开了一间小药房。这个纽约最穷困的贫民窟既拥挤又不卫生，但她为这里的人提供了医疗和基础的社会服务。这种服务为莉莲·沃尔德（Lillian Wald）的护士服务提供了先例，但它还需要50年才会出现。

当这个项目因缺乏资金而失败时，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不仅没有放弃，反而展开了新的工作。她发出了筹资5000美元的号召，资助一家有40张床位的医院，为期一年。她在布利克街64号买了房产。1857年5月12日，医护人员全是女性的纽约医务室开始营业。
[11]

在帮助过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的人中，有埃米莉·豪兰（Emily Howland），她也是默蒂拉·迈纳创办的学校的有力支持者，还有小说家凯瑟琳·塞奇威克。医护人员包括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本人，还有她的妹妹埃米莉。埃米莉刚刚克服艰难困阻，在西部保留地大学（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获得了医学学位。还有玛丽亚·萨克泽维斯卡（Maria Zakrzewska）医生。她是一个有着波兰和德国血统的年轻助产士，希望在美国能够获得成为医生的机会。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在纽约认识她的时候，她和两个妹妹住在一起，当时，姐妹三人仅靠开织补店勉强度日。
[12]

医院的开办和运营也要归功于一小部分男医生，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好不容易争取到了他们的支持。但是，与其说他们是朋友，倒不如说他们是怀疑者。

医院最早的支持者想要获得更多人的帮助，但是他们遭到了诸多反对。人们警告说没有人会租房子给他们开医院；人们不会相信女医生，最终警察肯定也会干涉的；如果在医院里死了人，那也不会有人认可这所医院开出的死亡证明；大批不三不四的人会涌入医院，跟这些人打交道会有损她们的身份；没有男性住院医生，女人将无法控制病人；如果发生任何意外，不仅医药行业，整个社会都会责怪受托人支持这项计划；最后，人们认为，他们反正也不可能为医院筹到那么多钱。
[13]

上述情况有一些确实发生了，还有一些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也发生了：暴徒袭击了医院，一个病人未能康复就死去了，而人们认为是“女医生”杀死了他。除了手术和医疗工作，妇女还需要进行筹款，让医院能够继续运转。但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并不满足于此。在医院运营8个月后，她又创办了一所护士培训学校。如果我们看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就会更加了解这一举措的伟大之处。当时，南丁格尔小姐刚刚从克里米亚回到英国，护士这一行业刚刚诞生，南丁格尔小姐直到1860年才创办了自己的护士学院。
[14]

事情还没有结束。随着南北战争的爆发，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又参与了招募军队护士的活动，她选拔护士，并把她们送往华盛顿的迪克斯小姐那里。1865年，医院的董事经布莱克韦尔姐妹劝说，向州政府申请开办医学院的学院章程，这一举措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在当时，纽约所有有名望的学校都禁止女学生入学，而且还有传闻说将创办一所专门招收女学生的次等学校。1868年，女子医学院开学了。这所学校有几项创新措施，在医学界影响巨大：“在某种程度上，因为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创办的学校开创了先例，并且取得了成功，医学教育体系才从课堂授课变成了研习课，从理论转到了实验室、医院和诊所的实践。”
[15]

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出生在英国，她一直牵挂着自己的祖国。在英国，女性进入医学界的时间比美国更晚。
[16]

1869年，她把自己开创的事业妥善交给其他人之后，回到了英国。

追随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足迹的那些女性是幸运的，虽然她并不是一位伟大的医生，但是她为科学，特别是卫生领域，做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她让世人看到，她不仅仅是一个坚强勇敢的人，而且是一个能够成就卓越的人。这对之后想要进入医学和其他领域的女性，都是莫大的鼓舞。

***

在任何其他行业，妇女都没有遇到像在医学领域遇到的那么大的阻碍。似乎女人一旦能和男人一样，对抗死亡本身，人们对她们其他方面的反对就变得微不足道了。当然，她们在成为律师、牧师、科学家和建筑师的过程中，确实也遇到了无休止的困境和阻碍。对女人来说，每前进一步都更困难，她们所遇到的经济问题也更加尖锐。

安娜·霍华德·肖是一位强壮而健谈的牧师，她是获得了妇女选举权那代人中最出色的演说家。还是神学院学生的时候，她度过了一段黑暗的时光。当时，她已经从密歇根州的阿尔比恩学院毕业，是一个持证传道士了。但在1875年，她又进入波士顿大学深造，以求获得更高等的神学学位。在那段时间里，她最大的敌人是饥饿：

我在神学院的班上共有42个年轻男士和一个微不足道的我。在来到这里之前，我意识到，因为我的性别更加尊贵，我得为此花大笔的钱。我们班里年轻的男士只要是有执照的传道士，就可以免费住在宿舍里，可以去专门为他们准备的俱乐部，每周只要花1.25美元。我可享受不到这些。我没有宿舍，相反，他们每周给我2美元，让我在外面租房子住。虽然俱乐部价格实惠，但我是进不去的，要吃饱，我就只能自掏腰包。如果我有收入，这一切都还行，但是如果没有收入，那我就只能饿肚子了……我只能以牛奶和饼干充饥。一连几周，我都不知道吃饱是什么滋味。
[17]

有一次，她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复兴布道（这需要大量的体力）。她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全靠坚定的信仰和一盒饼干。她当然希望自己的劳动会有一小笔报酬，但是，在花费那么多功夫最终让来听布道的人皈依后，教堂却告诉她并不会给她一分钱。最终，一个老妇人给了她5美元，她才没饿死，也没放弃自己的职业。这位妇人有一个看上去已经无药可救的孙子，在听了她的布道之后，终于皈依。之后不久，她遇到了妇女海外传教士协会主管，当时，她因为饿得爬不动楼，正坐在一阶楼梯上面休息。自此之后，她每周都会收到一笔津贴，这足够她吃喝和参与学业所需的布道活动。

想要成为律师的女性则遇到了另外一种障碍。她们必须向所在州的最高法院申请执照，而每个州最终允许女性获得律师证的日期相差很大。迈拉·布拉德韦尔（Myra Bradwell）是第一个做出尝试的人，她于1870年向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递交了申请。最高法院在回复她的拒信中，明确指出妇女的地位尚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妇女已经取得的进展在某些高等法律机构中几乎造成了恐慌：

上帝让男人和女人分属不同的领域。制定、使用和执行法律，是男人的应尽之责，这也是几乎不言自明的真理……当立法机关赋予本庭权力，颁发能够从事律师工作的律师证时，我们当然有理由认为，它并不希望将这一特权同等地赋予男人和女人……这项申请一旦通过，不仅意味着本庭在使用这项权力时擅自做出了巨大的革新，也意味着本庭同意美国的公职机关应该向女性开放，甚至，妇女成为州长、法官和治安官都不违反宪法和法律。对此，我们尚未做好准备。
[18]

尽管承认了女性在广泛领域中的活动，但是法庭却对“女性在有公众在场的情况下，参与法庭上的唇枪舌剑，赢得重要判决，将不会破坏在对待女性时男性引以为傲的尊敬和谨慎”表示怀疑。
[19]

所以，法庭不愿承担责任，在州和国家立法机构层面做出“一项能够改变一半人口法律地位的重大变革”。布拉德韦尔夫人根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这条修正案保证了任何个人的基本权利不会被任何一个州或国家行为限制和剥夺。同时，宪法第4条第2款也写道：“每个州的公民享有各州公民的一切特权和豁免权。”

但是，1873年，法庭否决了布拉德韦尔夫人的上诉，理由是不管是州公民权还是联邦公民权，本身并不包含从事律师工作的权利，而州政府有权否决这一权利。一年后，伊利诺伊州的立法机关通过立法，保证“不得因性别而阻碍或禁止任何人从事任何职业、工作或受到雇用（军队除外）。（前提是本条不应影响任何人的被选举资格。）”
[20]

这才让这场官司圆满收尾。其他州当时已经允许女性成为律师了。1879年，美国最高法院承认贝尔瓦·洛克伍德（Belva Lockwood）是第一位有资格在最高法院出庭的女性律师。（在许多年之后的1906年4月30日，洛克伍德夫人在最高法院出庭，为东部切罗基族印第安人进行辩护，这也让她成了第一个在最高法院出庭辩护的女律师，最终实践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前她争取到的权利。）
[21]

洛克伍德夫人的朋友玛瑞拉·M.里克是一位在哥伦比亚特区有着丰富经验的法律从业人员，她是有史以来第一位申请大使职位的女性。1897年，在威廉·麦金利总统执政期间，她就哥伦比亚共和国大使一职提出申请，这也让她成了外交界的女性先驱。
[22]

当时和现在一样，女性在进行研究的同时在高等教育机构执教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在女子学院和男女同校的教育机构。尽管过程艰难，女性最终赢得了进入大学的战斗，但是要想再进一步深造，她们依然会遇到同样的困难。1879年，M.凯里·托马斯（M.Carey Thomas）在德国获得了博士学位。她的母亲在给她的信中写道，亲人朋友从没有提过她的名字，因为他们觉得她是家族的耻辱。整个社会都认为追求研究和教职工作几乎等同于放弃任何结婚的希望或兴趣。不论如何，获得高等教育岗位的机会非常少，也没有人会把女学者和女研究人员当一回事。

***

到1865年，除了中西部之外，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情况几乎没有任何改善。1852年，安蒂奥克学院继欧柏林学院之后，成了男女共校的学院。前者向79名女性颁发了文学学士学位，另有290人通过了“文学课程”，这种课程和神学院的教学水平差不多。
[23]

1858年，艾奥瓦州立大学成了第一所招收女生的州立大学。1863年，威斯康星州允许女性参加师范学校的培训课程。在此之前一年，国会通过了《莫里尔赠地法案》，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将向“忠于联邦政府”的州拨地，按各州参议员和众议员人数计算，每人将获得3万英亩公共用地，用于资助以传授农业和机械知识为主的大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除了提供上述专业培训的学校，提供人文科学学位的学校也能够从该法案中获利。越来越多的学院向女性敞开大门，特别是在中西部。东部的康奈尔大学成立于1868年，其下属女子学院圣贤学院成立于1874年。整整一代女性都拥有了新的教育机会。时间将见证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1877年，卡丽·莱恩（Carrie Lane）进入了艾奥瓦州立大学，她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卡丽·查普曼·卡特夫人。同年，M.凯里·托马斯进入圣贤学院（现已并入康奈尔大学）。一年后，弗洛伦斯·凯利（Florence Kelley）也进入了圣贤学院。

这些胜利并非从天而降。即使在西部也是如此，尽管这里许多阻碍妇女的障碍本身就不存在。密歇根大学招收女生的过程就是一个明证。萨拉·伯格（Sarah Burger）小姐是这场斗争的发起人。她16岁的时候曾参加过1853年在克利夫兰举办的一场女权大会。在会上，她听到了罗丝夫人、莫特夫人、斯通夫人和盖奇夫人等人的演讲（这再次证明这些集会火种般的意义——如果我们还需要证明的话）。3年后，萨拉·伯格开始为申请密歇根大学做准备。除此之外，她还给其他几所大学写了信。在她的影响下，另外还有11名年轻女性也进行了尝试。

1858年7月，她们按时向大学董事会提出了申请。尽管如此，董事会还是拒绝了申请，理由是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做出一个如此重大的决定！9月，女孩们再次申请，虽然依然没有成功，但她们却开始以非正式的形式参加一些课程。另外一群女孩在1859年6月提交了申请，但是也没有成功。到了秋天，公众的反对之声越来越大，学校董事会不得不用开明的新董事替换了几个保守的男性董事。即便如此，密歇根大学直到1870年2月才招收了第一名女生。同年秋天，11名女生进入了文学院，3名女生进入了药学院，18名女生进入了医学院，2名女生进入了法学院！
[24]

同年，伊利诺伊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也取消了不招收女生的限制。

在东部，这个过程则有些不同。一些学院确实实行了共同教育，例如：1866年，小圣劳伦斯大学（little St.Lawrence University）的第一个女学生毕业；1869年，波士顿大学开始招收女生；1874年，康奈尔大学开始招收女生；还有一些男女共校的学院创办了，比如1869年创办的斯沃斯莫尔学院。不过，实现莱昂小姐的心愿一直是妇女教育的主要推动力，那就是为女孩创办一所拥有捐赠资金的大学，这所大学不会像曼荷莲女子学院一样仅仅停留在女子学院的层面，而是成为一所可以和当时顶尖男校比肩的学院。

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当时顶尖的男校，和今天的教学水平也是相去甚远的。1870年，共有350所学院自称大学，但其中很少能够真正达到大学水平，即使“三大校”也是如此：

哈佛是一所穷困潦倒、举步维艰的大学……它的许多课程只有今天的高中水平……耶鲁的设施更是严重短缺……课程也极端陈旧……普林斯顿的课程几乎和麦迪逊总统当政时一模一样……同一个教授带几门课，甚至包揽半数课程的景象也是屡见不鲜。因此，耶鲁有一位英雄式的贤明之士，他所教授的课程有物理、天文、气象学和机械学，而在哥伦比亚，一位学术界的赫拉克勒斯则包揽了道德和精神哲学、英语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学和逻辑学。
[25]

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男校教育质量不高，但是它们依然比任何东部女性所能获得的教育更好。1855年，埃尔迈拉“大学”（Elmira“College”）成立，虽然它试图缩小女校和男校的差距，但两者的水平依然不可同日而语。真正意义上缩小差距的一次尝试出现在1865年，瓦萨学院成立。它也让人们再次看到，男女在教育上的差距不仅仅在大学层面，在基础教育层面就已经存在了。
[26]

瓦萨学院是获得纽约州政府特许，于1861年建立于哈得孙河谷的波基普西（Poughkeepsie）。学院创始人马修·瓦萨（Matthew Vassar）是该地响当当的人物。他因为开办酒厂、银行和进行房地产买卖而发家致富。他对女性教育的兴趣，来自他的侄女莉迪娅·布思（Lydia Booth,在瓦萨的支持下，她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和米洛·P.朱伊特（Milo P.Jewett）博士，他曾在亚拉巴马州的一所神学院里执教多年。瓦萨先生最终能够创办瓦萨学院，很大一部分功劳要记在朱伊特博士身上。

瓦萨学院最开始叫作“瓦萨女子学院”。最终，精力旺盛的《戈迪女士手册》的编辑黑尔夫人说服瓦萨先生，这种称呼是对学校的侮辱——有哪所男校会在名字里写明“男子”学校呢？于是，这个含有冒犯意味的形容词被去掉了。瓦萨学院直到南北战争之后才创办。创办之后，它立刻成了当时条件最好的女子学院，因为它拥有“博物馆”和“美术馆”。但这些跟玛丽亚·米切尔（她轻而易举地成了当时教职员工中最出色的一位）的天文台一比，就相形见绌了。想当年，莱昂小姐得从新英格兰的农夫那里筹钱，几毛几分就足以让她感激涕零，如果她能有机会看到瓦萨学院开学的那天，30名教职员工（其中8名是男性）欢迎300名女学生的场景，该有多么高兴啊。

但在资金方面，瓦萨学院的处境比曼荷莲女子学院刚创办时还要不稳定。兴建校舍所花费的资金非常巨大，几乎穷尽了瓦萨先生捐赠的40万美元。如果学校想要运转下去，必须招满学生。然而，一开学，人们就意识到，在最开始招收的学生里，能够具有大学水平学习能力的人寥寥无几。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保持耐心，建立一个部门，自己来弥补美国学校没有做好的基础教育工作”。
[27]

直到1888年，瓦萨学院预备系的注册学生一直在在校生中占很大的比例，它还占用了教职员工的部分精力。越来越多的瓦萨学院毕业生认为，这对瓦萨学院的学术水平毫无益处。

虽然瓦萨学院有诸多缺点，但它是重要的先驱，而且也让人看到了迈出下一步的希望。1875年，另外两所女子学院在马萨诸塞州成立了。在某些方面，韦尔斯利学院兴建之初的经历几乎和瓦萨学院是一样的。
[28]

它的成立，得益于一个慷慨而又具有远见卓识的男性——亨利·福尔·杜兰特（Henry Fowle Durant）。杜兰特是一位富有的律师，来自波士顿。在他心爱的儿子去世后，他一开始热衷于传播福音，后来又投身教育。韦尔斯利学院的校舍和设施耗资100万美元，比瓦萨学院还要多许多。它和瓦萨学院遭遇的问题也是相似的，捐款资金大部分都用到了校舍当中，所以学校必须招满300名学生，才能正常运转。但这非常困难。虽然预备学校的工作已经得到改善，但是因为韦尔斯利学院的入学标准几乎和哈佛的一模一样（除了前几年对希腊文的要求不同），因此也很难招到合格的学生。他们的解决之道也是开办预备系。韦尔斯利学院的预备系直到1881年才停办。

瓦萨学院的教职员工中有男性，也有女性。但是玛丽亚·米切尔认为，男性主席和全部由男性组成的董事会在任用教职员工方面会偏向男性，他们会阻碍在同等教职岗位上实现同工同酬，而且他们并不愿意让女性进入教职工委员会。
[29]

根据曼荷莲女子学院早期的政策，韦尔斯利学院从一开始就选了一个女主席（虽然实际上杜兰特先生生前一直是主席），而且成立后第一年，所有的教职员工也都是女性。杜兰特坚持认为，女性在学术界晋升的其他机会都被堵死了，如果他想任用的女性缺乏经验和训练，那他就给她们获得经验和训练的机会。他并没有食言。但在开办后一年的时间内，韦尔斯利学院也开始任用男性教职员工。

史密斯学院是第一所由女性捐赠的女子学院。如果说莱昂小姐是一个矢志不渝、终身为目标而奋斗的女人，那么哈特菲尔德的索菲娅·史密斯（Sophia Smith）则和她截然相反，她失聪、害羞而多疑。68岁那年，她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对她来说，这完全是天降横财。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直在焦急地寻找处置这笔钱的办法。和莱昂小姐一样，索菲娅·史密斯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对莱昂小姐来说，“关注年轻的普通成年女性”是像呼吸和面包一样重要的使命，但这种使命感在史密斯那里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她是在她的朋友和神父约翰·M.格林（John M.Greene）的常年教导下，才获得了这种使命感。

格林神父深信高等教育对女性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他结婚之前，他还说服自己的未婚妻去曼荷莲女子学院学习，学习结束方才与之完婚。他也成功地把自己的观点灌输给了史密斯小姐这个有钱的堂区教徒。她从自己的财产中拿出一大笔钱资助了一所女子学校，希望这一举措能够“长久地造福国家和世界”。

在韦尔斯利学院创办之后一天，史密斯学院就在马萨诸塞州的北安普敦创办了。但是，在开学典礼上，能够容纳400人的偌大礼堂里，只有寥寥14名女生和几位老师。用学校主席西利的话说就是，“想要让学生和老师济济一堂，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30]

学生人数不足是因为史密斯学院是第一个从一开始就坚持采用男校入学标准（包括希腊文和数学）的女子大学。史密斯学院之所以能够这样，而不像韦尔斯利学院和瓦萨学院那样必须开设预备系，不仅仅是因为创始人的高标准，也是因为她在遗嘱中规定，她所捐赠款项的一半（最初大约35万美元）必须存为普通基金，“利息将永久用于资助教师、图书馆和设施”。这种远见让学校得以稳步发展，同时，在与史密斯小姐心愿相符合的情况下，

它还能够让学校增加新的学科，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妇女教育、民族进步的需要。我希望教育能够满足妇女的心理和身体需要。我的计划，并不是要剥夺女性的女性气质，而是充分发展妇女的力量，让女性能够拥有她们现在所不能获得的价值、快乐和荣耀。
[31]

早期女子学院的创始人和一部分参政论者有相同之处：他们认为高等教育是祛恶扬善的灵丹妙药，这就像参政论者认为给予妇女选举权会开辟一个新的黄金时代一样（各个时代的改革者都会非常珍视这种幻想）。索菲娅·史密斯在她的遗嘱中写下了自己的愿望：“我坚信，通过为妇女提供更加高水平和更加彻底的基督教教育，她们身上所谓的‘错误’就会被纠正，她们的收入就会增加。这样，作为教师、作家、母亲和社会的一员，她们能够更好地消除社会弊病，她们行善的力量就能够无限增加。”
[32]

不管是在索菲娅·史密斯的年代，还是在我们的年代，现实和她的希望都存在着差距，但这种差距并不会有损她的历史地位。正如她自己清楚地意识到的那样，她在身体和智力上都存在局限，但是她永远都在进步的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

***

从枷锁中解脱了出来的奴隶面对着巨大的困难。他们自由了，但在这个白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尽管承担了大多数收入低廉又不需要技术的工种，他们还是被当成了敌人。他们大多数都没有文化。在人们眼中，他们也无法从奴隶的地位上解脱出来。他们需要工作，但缺乏技术培训，只能胜任他们在解放前从事过的一些农活和家务活。黑人男性获得了政治自由，虽然宪法修正案已经写明了，但这种自由仅限于此——除了在动荡的重建时期，他们都无法享有这种自由。但是，白人社会的固有模式就是，不管有没有机会，男人和男孩都会最先得到这些机会。黑人男性也因此受益。因为有女人在家操持繁重的家务，所以许多黑人男性接受了教育，他们开了手工作坊，或是做起了小生意：

母亲是教育的杠杆。男人会畅谈教育，特别是在选举的时候，如果他们自己参加了竞选或者有支持的候选人。但是，女人却真正在为教育而操劳。孩子去上学，她们就想方设法劳动以补贴家用。她们为了能让孩子有时间上学而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在某些情况下，有色人种妇女是家中的顶梁柱，如果大城市里的男人失业了，那么就需要妻子洗衣、熨烫和做其他工作所挣得的钱，来让一家人免于贫困。
[33]

摆脱桎梏的第一步是学校教育。但是很多人的学校教育在小学阶段就停止了。对那些想要并且能够坚持下去的人来说，还有机会去高中或“神学院”。他们的老师中有数百名来自北方的女性，她们中的许多人在南北战争结束前就来到了南方。她们开始了教化黑奴的伟大工作，教给他们必要的技术，为他们铺平以后的道路，让他们可以自给自足、独立自主，并教育他人。

1875年成立的黑门山神学院（Mount Hermon Seminary）是教育方面的成就中最伟大的一个。它位于密西西比州中部，在杰克逊市附近，创始人名叫萨拉·迪基（Sarah Dickey），她是曼荷莲女子学院1869年的毕业生。在许多方面，她和20年前去世的莱昂小姐有很多相似之处：她们都非常虔诚，有相似的意志力和耐力，而且都克服了她们所在时代最根深蒂固的偏见。迪基小姐为女孩创办了一所学校，并将学校维持了很多年，这也得益于她从一开始就强调学校董事会中黑人和白人的数量必须相同。1904年，迪基小姐去世了。在此之后，黑门山神学院也难以为继，因为当时南方的种族问题正在恶化。尽管如此，她依然成功培养了一批学生，让她们能够在密西西比州各地执教。她们并没有接受最好的教育，但她们却是一条日渐增长的锁链上的一环，这条锁链也将帮助黑人男女获得更多平等的机会。
[34]

大多数为黑人儿童所办的学校都是男女共校的。虽然学生中男孩占大多数，在校时间也更久，但是一些女孩也克服困难留了下来。少数人进入了中学或师范学院，甚至还有少数人读完了大学。

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就读于黑人为主的学校，比如霍华德大学、威尔伯福斯大学和亚特兰大大学。安娜·库珀（Anna Cooper）夫人曾在哥伦比亚特区的有色人种学校教授拉丁文。她在解释为什么直到1890年只有30名黑人妇女取得了本科学位时，将主要责任归咎于黑人男性：

虽然我们的男性在每个议题上都紧跟时代潮流，但是在妇女问题上，他们立刻回到了16世纪的逻辑……我认为大多数有色人种男性依然认为女性不值得接受高等教育……一个自力更生的年轻女孩必须通过在暑假里教书、在课后打工才能付得起生活费。在通往高等教育的道路上，她需要排除万难。我们的大学有必要筹资，并为这些自力更生、值得钦佩的年轻女孩发放奖学金。
[35]

然而，黑人女大学生人数少的状况，不能光用黑人社群内部、北方或南方的因素来解释，甚至不能用白人和有色人种在中等教育方面的差距来解释。事实上，相比南方，北方和西部有越来越多的黑人能够进入更好的学校，但是，亚特兰大大学1900年的一项调研结果显示，当时主要女子学院的黑人毕业生数量微乎其微，而10年后再次进行调查，结果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36]

1899年之前，曼荷莲女子学院有1名黑人学生毕业，拉德克利夫学院和韦尔斯利学院各有2名，瓦萨学院1名（后者在大学期间，别人并不知道她是黑人），欧柏林学院（一所非常古老的学校）有55名。1910年，史密斯学院和拉德克利夫学院各有4名黑人毕业生，曼荷莲学院2名，韦尔斯利学院3名，瓦萨学院依然只有1名，布林莫尔学院、加利福尼亚州的密尔斯学院和纽约州的巴纳德学院没有任何黑人毕业生。有些具有天赋的黑人学生可能在某些科目上有所欠缺，或无力承担这里相对高昂的学费，或害怕被孤立，但显然，没有学校愿意费力去吸引他们，为他们提供帮助。

极少数开拓性的黑人妇女有资格从事法律行业，但是她们的麻烦并没有随着成功获得学位并获得各自所在州的律师资格而结束。因为无法被公众接受，她们无法找到工作，也无法维持生计（白人女性也一样——贝尔瓦·洛克伍德的成功是非常罕见的）。玛丽·安·谢德·凯利（Mary Ann Shadd Cary）曾是活跃在加拿大自由黑人社群里的一名废奴主义报纸编辑，南北战争之后，她来到了华盛顿，在哥伦比亚特区的“有色人种学校”教书。63岁的时候，她在霍华德大学取得了法律学位，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她成为律师的证据。
[37]

夏洛特·E.雷（Charlotte E.Ray）是纽约废奴主义者查尔斯·B.雷的女儿，她也是霍华德大学法学院毕业的。据现有的资料显示，她是美国第一位取得律师资格的黑人妇女。但是，她最终不得不放弃律师这一职业，因为没有人愿意接受女性律师（更何况她还是个黑人）。
[38]

卡罗琳·V.斯蒂尔（Caroline V.Still）是最早进入医学行业的黑人妇女。她的父母是费城的威廉和利蒂希娅·斯蒂尔（Letitia Still），两人都是地下铁路网络中非常著名的“代理人”。
[39]

斯蒂尔医生曾在新英格兰妇女儿童医院（New England Hospital for Women and Children）做过见习医生，这家医院由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的同事、出色的玛丽亚·萨克泽维斯卡医生创办。这家医院的护士学院还培养出了第一位黑人护士，她的名字叫作玛丽·伊丽莎·马奥尼（Mary ElizaMahoney），于1879年毕业。这意味着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发表仅16年后，黑人妇女就多了一条新的职业之路。
[40]

但一开始，并没有太多黑人妇女成为护士。即使是在北方各州，也只有在芝加哥和费城这样的城市才有学校愿意接收黑人女孩，此类学校在南方出现则用了更长时间。1908年，黑人护士组建了他们自己的专业组织——全国有色人种毕业护士协会。直到1950年，美国护士联盟开始接受黑人会员，全国有色人种毕业护士协会才宣告解散。
[41]

相比之下，在这一阶段，成为教师、学校行政人员和校长的黑人妇女的人数要多得多。她们由此成了职业女性，甚至成了领袖。不管在南方还是北方，她们都像英雄般进行着开拓性的工作。正是靠哈利·布朗（Hallie Brown）、范妮·考平（Fanny Coppin）、安娜·库珀、萨拉·加尼特（Sarah Garnet）和露西·莫腾（Lucy Moten）这些人的辛勤工作，才培养出了新一代的教师、教育改革者、护士、医生，其中一些人还成了师范学校、农村教育机构和卫生中心、妇女俱乐部、教师协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YWCA）的创始人和董事。她们为之后无法获得教育或者无法学以致用的女性提供了知识，并起到了榜样作用。
[42]

[1]
Abraham Flexner, Is Social Work a Profession？ （New York School of Philanthropy, N.Y.,1915），p.10.

[2]
Jane Swisshelm, Letters to Country Girls （New York, 1853），p.78.

[3]
楠塔基特的玛丽亚·米切尔图书馆藏有她的许多笔记、日记和信件，但不幸的是，她的妹妹对她的书信进行了删减，任何她认为太过私人的材料都被删除了。参见Helen Wright, Sweeper in the Sky （New York, 1950）。

[4]
引自Wright, Sweeper in the Sky, p.200。

[5]
同上书，pp.199-200。

[6]
T. L. Nichols, Nichols’ Health Manual: The Life and Work of Mrs. Mary S. Gove Nichols（London, 1886），p.22.

[7]
HWS, I, 37n.

[8]
Harriot Hunt, Glances and Glimpses （Boston and Cleveland, 1856），pp.127-131，139—140.1853年，费城女子医学院在创办三年后授予亨特医生荣誉学位。

[9]
Elizabeth Blackwell, Pioneer Work in Opening the Medical Profession to Women （London,Everyman’s Library, 1895），p.23.这是一份妇女改革先驱所经历的磨难的第一手珍贵记录。更多关于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和她妹妹埃米莉·布莱克韦尔的内容，参见Ishbel Ross, Child of Destiny: The Life of Elizabeth Blackwell （New York, 1949），Elinor Rice Hays, Those Extraordinary Blackwells （New York, 1967）。

[10]
Blackwell, Pioneer Work, p.160.

[11]
这家医院现在还在，就是位于东15街的纽约医务室。

[12]
萨克泽维斯卡医生后来在波士顿创办了新英格兰妇幼医院。参见Marie E. Zakrzewska, A Woman’s Quest （New York, 1924）。

[13]
Annual Report of the Infirmary for 1864，引自Blackwell, Pioneer Work, p.169。

[14]
Cecil Woodham-Smith, Florence Nightingale （London, 1950; New York, 1951），pp.231-236.

[15]
斯蒂芬·史密斯博士在1911年1月25日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医生和埃米莉·布莱克韦尔医生纪念会议上的讲话（1911年，纽约医学院）。当时歌颂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医生的人还有威廉·H.韦尔奇医生和亚伯拉罕·雅各比医生。

[16]
索菲娅·杰克斯—布莱克是第一个从英国的医学院毕业的女性，她于1877年毕业。

[17]
Shaw, Story of a Pioneer, pp.83-84.

[18]
HWS, II, pp.611-612.

[19]
同上书，p.613。

[20]
Public Laws of the State of Illinois, 1871—1872，p.578.布拉德韦尔从未在律师事务所执业，但她非常有名（《著名美国女性》称之为“美国最杰出的女律师”）。从1868年创办《芝加哥法律新闻》到1894年去世，她一直担任该报的出版人和编辑。

[21]
U.S. Supreme Court Reports, Book 50，Lawyers ed., October Terms, 1904—1905，in Reports,199，200，201，202 （Rochester, N.Y., 1906），pp.949-963.

[22]
参见“A Wider Sphere of Usefulness: Marilla Ricker’s Quest for a Diplomatic Post,” Prologue,Journal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 Winter 1973，pp.203-207.

[23]
James Monroe Taylor, Before Vassar Opened （Boston and New York, 1914），p.41. Chs. i and ii记录了南方和北方在南北战争之前开办的师范学院。参见Woody, History of Women’s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 II, ch. v, Mabel Newcomer, A Century of Higher Education for American Women, passim。

[24]
HWS, III, 526-528；以及密歇根大学历史收藏给作者的信。

[25]
Allan Nevin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America, History of American Life Series, VIII（New York, 1927），264-265.

[26]
泰勒博士的书详细叙述了瓦萨学院的创办和早期岁月。

[27]
Taylor, Before Vassar Opened, p.280.

[28]
关于韦尔斯利学院最精彩的叙述，参见Alice Payne Hackett, Wellesley: Part of the American Story （New York, 1949）。

[29]
Wright, Sweeper in the Sky, pp.181-182.

[30]
L. Clarke Seelye, Early History of Smith College （Boston, 1923），p.36.

[31]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of Sophia Smith （Northampton, 1871），pp.10-11.

[32]
同上书，p.9。

[33]
Frances E. W. Harper, “The Colored Woman of America,” English-woman’s Review, n.s.57：10 （January 15，1878）.

[34]
Helen Griffith, Dauntless in Mississippi: The Life of Sarah A. Dickey （私人印刷，1966），以及《著名美国女性》中的文章。迪基小姐从家人、俄亥俄州代顿社区和教会旧友以及斯莱特基金会获得资金支持，创办了康涅狄格州棉纺厂，用以支持获得自由的黑人的教育。

[35]
Anna J. Cooper, A Voice from the South （Xenia, Ohio, 1892），pp.75-79.

[36]
Atlanta University Studies no.5： The College-Bred Negro （1900），pp.34-35，53-57; no.15： The College-Bred American Negro （1910），pp.22-23，49. 之后的报告显示，共有114名黑人妇女毕业生分别从107所“非黑人大学”毕业，其中，黑人妇女毕业生人数最多的是欧柏林学院，共有66人，其次是堪萨斯州立大学。截至1910年，以霍华德大学和费斯克大学为首的黑人大学一共贡献了514名女大学生。

[37]
参见Quarles, Black Abolitionists, pp.217-218。

[38]
霍华德大学法学院给作者的信。

[39]
Sara W. Brown, “Colored Women Physicians,” Southern Workman, 52：584 （1923年12月）.

[40]
Adah B. Thoms, Pathfinders: A History of the Progress of Colored Graduate Nurses （New York, 1929），ch.ii；参见Mary Ellen Chayer, “Mary E. Mahoney,” American Journal of Nursing,54： 429-431 （April 1954）。

[41]
参见Mabel K. Staupers, R.N., No Time for Prejudice （New York, 1961）。

[42]
关于黑人妇女在追求教育方面的特殊困难，以及她们在克服这些困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我们能找到的书非常少。例如，即使是像亨利·A.布洛克的History of Negro Education in the South, from 1619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Mass., 1968）这样的著作，对黑人妇女也只有非常概括性的描述，对她们的先驱领袖则只字未提。格尔达·勒纳《白色美国中的黑人妇女》（pp.83-146）对这一几乎尚未得到关注的领域进行了非常生动的介绍。

第9章 1860—1875年工会中的妇女

北方各州的工业发展进程在南北战争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4年战争期间，为了给庞大的军队提供装备，维持庞大的军队，这种发展加速了。在西进运动的推动下，资本得到大规模增长。南北战争的胜利让奴隶变成了自由人，又促进了这种资本增长。美国商业和工业的巨人即将开始成熟。

尚在挣扎中的青年劳工运动，因为1857年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恐慌而步履维艰。但这时，它又焕发了生机。它的重生源于战争时期物价飞涨、失业率攀高以及机器生产（这让工人失去了工作）。全国性的工人组织第一次在各行各业中产生了。截至1870年，共有32个行业工会成立，涵盖钢铁工、铁路工人、矿工、机修工、船只填缝工、各类建筑工人、雪茄制作工、印刷工等。

工厂女工的数量在稳步增加。185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女工人数为225922名，1860年上升到270987名，1870年上升到323370名。
[1]

因为男人上前线打仗，战后有些落下伤残，有些则再也没有回来，所以大批女性被迫进入劳动力市场。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任何技术，所以只能从事织补工作，这些人的境况是最绝望的。1865年年初，辛辛那提的一群缝纫女工向林肯总统请愿，要求废除军队制服的分包制度，因为这会压低她们的收入，让她们无法维生。她们表明了自己的爱国之情以及为军队服务的意愿，但同时也指出：

承包商给的价钱，已经让我们无法继续维持生活。因为手中握着合同，他们便对工人肆意压榨，自己倒挣得盆满钵满。举例来说，每做12件灰色羊毛衫，承包商可以赚到1美元75美分，但工人到手只有1美元……在裤子、女衬衫、外套、衬裤、帐篷和防水油布等的生产中，也存在着这样的不公平。
[2]

如果雇主想要寻找廉价劳动力，那么这种绝境中的女性对他们来说正合适。但不管在哪个行业，她们都对试图通过工会改善待遇的男性造成了威胁。因为女性劳动者的大批涌入，1867年，雪茄制造商联盟开始对女性开放。1869年，印刷工会效仿了这一做法，它们是首批接纳女性的全国性工会。同样，女工的大批涌入也是全国劳工联盟（National Labor Union）对她们给予关注的原因。全国劳工联盟是一个由各个全国性行业工会组成的联合会，它存在的时间并不长，领导人是威廉·西尔维于斯（William Sylvis）。西尔维于斯是钢铁工会的主席，他是一个激进的人，对女权运动给予了许多支持。他认为男性和女性工人的利益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分割的。1866年，第一届全国劳工联盟会议通过决议：

我们保证，向缝纫女工以及我国辛勤工作的女儿提供个人的、全力以赴的支持。我们也寻求她们的真诚合作，因为我们深知，在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哪个工业阶层像工厂工人、缝纫女工等那样迫切需要改善境况。
[3]

此时，女工的联合有几种不同的形式。一种形式是真正的工会，这个工会可能只对某个行业的女性开放，也可能附属于某个业已存在的、接纳女性成员的工会。另一种形式是职业妇女协会，任何为生计而工作的女性都可以加入。第三种是保护协会，也是任何行业的女性都可以加入，但是它对成员提供的帮助仅限于法律援助、寻找信誉良好的雇主等福利性问题。

因为战争时期妇女收入过低，许多人甚至经常填不饱肚子，因此保护协会在许多城市涌现，比如芝加哥、圣路易斯、印第安纳州波利斯、波士顿、费城和纽约。1863—1864年冬天，一个不知名的修理工向《纽约太阳报》的编辑摩西·S.比奇提议，在纽约租一间会议厅，在报上登广告，为这样的妇女召集一个会议。他们征集到了数百名妇女，但是却对接下来该怎么办一筹莫展：

会议厅全是人——座无虚席，而且都是迫切而颤抖着的妇女。她们不知道要做些什么，也不知道如何行动。没多久，场面就变得极度混乱。这时，一位慈母般的妇人朝男士们走了过去，恳请他们做些什么。在她诚挚的要求下，一个好心但说话无趣的商人和一个国会议员同意主持会议。随后，一个委员会成立了，它将会在一个由男性组成的小组委员会的建议下，寻求合适的解决方案，并在下一次会议上进行汇报。联合委员会在鲍厄里的一个酒店里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还对参加会议的许多女性进行了一再询问。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得出结论。直到在场的一个人提出，唯一可以解决的问题就是在工作完成之后，保证支付工资。这时，在场的女性一起喊道，就好像是同一个人在说话一样：“哦，如果我们每次都能够拿到工资，就不会在这里了。”
[4]

“先生们”出席会议的真正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也许他们不想让女人弄出什么乱子，或是跳出“可以解决的问题”这个讨论范畴。换句话说就是，她们只能讨论雇主认为合理的顾虑。不论如何，会议的结果就是组建一个法律援助协会。在这个法律援助协会存在的半个世纪里，它得到了纽约法律界几位重量级人物的协助，而且也确实帮一些女性讨回了本该属于她们的微薄工资。不过，那些想要组成非暴力联盟的有切实需求的女性，即便没有遭到商人和企业家的阻挠，也不见得能够取得更有效的成果。毕竟，即使是在安东尼小姐的领导下，她们也鲜有进展（只有一次例外）。在那两年里，安东尼小姐正忙于出版她主编的周报《革命》。为了帮助这些妇女联合起来，她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特别是在1868年下半年。

在这份报纸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以下这段文字：“9月17日中午，在公园路37号《革命》报办公室内，举办了一场妇女集会。集会旨在组建能够保护成员利益的工人阶级妇女协会。协会将以现有男性工会团体为模板，在工资等问题上为其成员提供帮助。”
[5]

集会的成果就是组建了一个职业妇女协会，代表了当时妇女中间的各种思潮。比如斯坦顿夫人，她坚信如果妇女不能获得选举权，就无法达成她们的愿望。所以，她敦促这个年轻的组织支持妇女参政。还有另外一些妇女，她们所从事的工作是排字，这是一个当时刚刚出现的行业。这些女士中有一位奥古斯塔·刘易斯小姐（“一位棕色头发的女士，深色的眼睛非常讨人喜欢”）。她对自己身边的工友非常了解，她认为如果让该协会和妇女参政牵扯上关系，那么印刷业的女工就会对协会成员产生一种负面印象，认为她们都是“短发、穿灯笼裤装或其他模样的怪人”。更好的办法是以“商业目的”将排字女工召集起来，然后再对她们进行选举权教育。最终，刘易斯小姐的建议得到了采纳。不过，在未来的两年里，她的许多梦想也破灭了。其中之一就是，男女同工不同酬的主要障碍是妇女无法学到和男人同样水平的劳动技术，因为她们需要时间照顾婚姻和家庭。她在开始的时候还坚信，男人是会同意同工同酬的，只要“跟他们好好商量”，
[6]

但事实并非如此。

刘易斯小姐是名受过教育的女性，她曾经为报纸写过文章，对自己也要求严格。正因为这样，她在排字方面是一把好手。她能在六个半小时里把《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kle
）排完（这本书包含24993种不同的字体），这一精湛的技术也让她远近闻名。
[7]

随着第一妇女印刷联合会（Women’s Typographical Union No.1）从职业妇女协会中孕育而生，刘易斯小姐成了这个联合会的主席。新联合会获得了业已存在的纽约第六男性印刷联合会的支持。在联合会的第一次会议上，第六男性印刷联合会主管通信的秘书宣读了一封信。信中承诺：

我们将竭尽所能支持你们的运动，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利益。我们同意，为你们租用会议场所，为你们提供图书、文具等，并承担你们组建联合会所需的一应开支，直到联合会可以自给自足为止。
[8]

女性劳动者从来没有得到过如此慷慨的援助和支持。当时，安东尼小姐也在现场见证了年轻女工的这一时刻。听到这番话，她激动地站起来，鼓励大家做出更多的努力：

姑娘们，你们必须把这种善意铭记在心，并认真对待你们的事业。你们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联合会。通过努力，你们终于可以和男性一样，尽你们所能去争取自己的工作报酬，这是美国妇女历史上的第一次。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你们迈出了伟大而重要的一步。保持住，姑娘们，你们还将获得更加圆满、更加丰硕的成果。
[9]

一时间，一切都仿佛在向好的方向发展。1869年6月，在奥尔巴尼全国工会大会上，第六分会的代表还代表第一工会递交了希望能够成为特许分会的请愿书。刘易斯小姐和分会会计伊娃·B.霍华德参加了大会的所有议程，她们为自己的组织能够得到承认而努力工作着。刘易斯小姐还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全国工会主席认可了她们的努力，并授予妇女工会章程，特许她们加入。

为了让女排字工人接替正在罢工的男性工人，雇主们曾向她们开出过极具诱惑力的条件。但是，妇女工会的所有成员都经受住了考验。妇女工会的主席还曾收到过让排字女工去其他城市的工作机会，但是她都拒绝了，因为给妇女提供这种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男性工人的工资。
[10]

1870年，奥古斯塔·刘易斯作为妇女工会第一分会代表参加了工会大会。在会上，她还获得了一项特殊的荣誉，那就是当选为全国工会的通信秘书，并将于次年上任。这可不是一个闲职。对她来说，这一职位不仅仅是个荣誉，也是一个施展她特殊才能的地方。
[11]

1871年，她在工会大会做了关于印刷工业概况的全面报告，其中包括十几个城市的就业条件和工资水平。这是美国工人史上第一次由妇女做这样的报告。报告中的信息是通过与男性通信而获得的。在当时那个年代，男性还不习惯于和她这样有才华的女性打交道。刘易斯小姐能够赢得他们的合作，本身就是一个成就。工会主席在交给大会的年度报告中写道：

在接受这一职位的时候，刘易斯小姐曾怀疑过自己的能力。但是，这种怀疑并没有变为现实。她展现出了这一职位的人少见的勤劳、热情和聪明才智……这份报告，对我们所管辖的这一行业各个分会的具体现状有着详尽而清晰的描述。如果你们在这方面需要任何信息，只需要去看看她的报告就足够了。
[12]

最终让她打消怀疑、接受这一职位的最主要原因，是希望“在锁链中加上一环，以填补割裂了男性和女性印刷工人利益的裂隙”。在担任通信秘书期间，她也没有忘记这一使命。
[13]

通过会面和通信，刘易斯小姐试图让工会中的女性印刷工拥有更多的机会，同时也帮助他人进入组织。但不幸的是，她在加入工会之初所抱的希望并没有成为现实。当时，她曾坚信印刷行业中的男性会支持同工同酬，男性和女性在争取报酬方面会有相同的目标。但事实并非如此。在1871年那份报告中，她并没有掩饰自己的愤怒：

在男人罢工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取代他们，但我们拒绝了。但是没有罢工的时候，如果我们去工会办公室要求工作，工会的负责人会告诉我们“没有适合我们的工作”。我们是工会成员，许多工作因此向我们关上了大门。虽然工会的宗旨是正确的，但我们确实因此遭遇了诸多不利因素，甚至很难再坚持下去……女排字工总体认为，相比工会里的男人，那些所谓“卑鄙的”工头、印刷工和老板，在对待她们的时候还相对公道些。
[14]

1874年，奥古斯塔·刘易斯嫁给了亚历山大·特鲁普（Alexander Troup）。特鲁普曾是工会的财务秘书，也是女性职工的鼎力支持者。夫妻二人婚后搬去了纽黑文，在那里，特鲁普出版了一份工人报纸《纽黑文工会》。刘易斯小姐婚后离开了工会（但并没有停止改革活动）。
[15]

在她离开之后，本来就不大的第一分会（最鼎盛时期也只有40人）的成员迅速减少，而原因正是刘易斯小姐之前在报告中无可辩驳地指出的那样。到1874年，工会成员只剩下28个顽强的成员，到1878年，工会解散。自此之后，全国工会修改政策，不再特许成立妇女分会，而改为招收女性成员，只要她们能够满足和男性同样的要求。这一政策也是当时雪茄制造商联盟的政策。

这一政策有着非常大的劣势。不论在哪个行业，不论她们加入什么工会，妇女一直是工会中的少数群体，而且一直不受欢迎。她们没有机会锻炼自己的领导能力，没有机会关注自己的特殊困难。刘易斯小姐曾经做到过这些，因为她是大会代表和工会领导。但是，像她这样的，在女性中并没有第二个人。

当时，妇女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妇女进行联合的尝试总是以失败告终，即使她们偶尔还会得到男性工会的支持。从南北战争到1873年，女制帽工、女制领工和洗衣工、女裁缝、女纺织工、女鞋匠、女制伞工和女售货员曾经一次又一次地组建过工会，但与其说这显示了她们的乐观精神，倒不如说是为绝望的形势所迫。
[16]

在短暂的工人运动史上，最广为人知的女性工会要数纽约州特洛伊女制领工和女洗衣工的工会了。这家工会与威拉德夫人在奥尔巴尼的著名神学院只隔着哈得孙河，但是这些女工很可能从来没有在这所学校中接受过教育。为男式衬衫制作可拆卸领子的活，本来都是富足人家的女士为了挣点儿零花钱而在家做的。但后来，制作领子和清洗领子就变成了特洛伊的主要产业。发明可拆卸领子的人是汉娜·洛德·蒙塔古（Hannah Lord Montagu）夫人。每次领子脏了，她都要洗整件衬衫，然后熨烫平整。这件事让她不胜其烦，于是她想出了可拆卸领子的主意。她的丈夫是一位退休的卫理工会牧师，他把妻子的想法变成了一桩获利颇丰的生意。
[17]

我们从一个早期工会的会议决议中，可以略微了解到最初女洗衣工的工作状况：她们在温度接近100度的厂房里长时间工作，“同时，她们使用的工具还会更频繁地释放出同样温度的热气”。
[18]

1863年，她们聚集起来，举行了罢工。罢工成功了，她们的工资得到了提高。这个工会发展非常成功，3年后，她们甚至为当时被禁止工作、正在举行罢工的钢铁工会捐赠了1000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无论是钢铁工会，还是工会领袖威廉·西尔维于斯，都从未忘记过这一善举。1868年，她们再次要求加薪，并取得了成功。她们的领袖凯特·马拉尼（Kate Mullaney）被西尔维于斯选中，成为全国劳工联盟的助理秘书。

我们对凯特·马拉尼知之甚少，仅知道她还认识安东尼小姐等当时出色的其他妇女领袖，但并不了解这是怎样一位充满活力而又不屈不挠的女性。她所留下的，只有建立洗衣工人工会和它最终的失败这些赤裸裸的事实。1869年春天，领子熨烫工提出涨薪，她们要求根据衣物大小，每打衣物增加半美分、一美分、一美分半到两美分。在要求遭到拒绝后，她们又开始了罢工。一起罢工的还有女浆洗工，虽然她们并没有涨薪要求，但是也加入了熨烫工姐妹，这使罢工人数达到了430人。一向观点开明，也支持工会的报纸《特洛伊辉格党》（Troy Whig
）在评论这次罢工的时候写道，这是一场“不恰当也不合时宜的罢工”。但是，印刷、建筑、钢铁、制鞋等一大批工会还是向她们伸出了援手，捐助款项从25美元到250美元不等。仅在一周内，她们就收到了558美元的捐款。
[19]

她们在镇法院的台阶上举办了一场大型集会。在集会上，男性工会领袖进行了发言。他们公布了建立洗衣合作企业，希望把工人的任用权从现存的企业中抢回来。7月19日的野餐异常成功——保守派报纸《特洛伊时报》（Troy Times
）认为这是“骇人听闻的事件”。《特洛伊辉格党》报道说，野餐让临近村落街道上空无一人。
[20]

野餐活动为罢工者筹到了1200美元。

但是，原计划于7月23日举行的另一场大型集会突然被无缘无故取消了，全国工人领袖理查德·查维利克（Richard Trevellick）原本计划在会上进行发言。在一周后的7月31日，工人会议做出决定，不仅工人需要回归工厂，工会也宣告解散。

这场溃败最合理的解释在于威廉·西尔维于斯在暴病后突然逝世。他的离世让整个工人运动陷入混乱，从而阻碍了制领工获得更多的支持。雇主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从天而降的利好消息。7月30日，也就是工会会议前一天，《特洛伊时报》在显著位置登出4条纸质领子的广告，宣称这是一种“为了满足公民日渐增长的需要”的新产品。这威胁到了洗衣工人的生计。雇主还开会商讨了重新雇用老员工的政策，他们中的许多人获得了在一家更大的新工厂工作的机会。
[21]

这些打击，再加上西尔维于斯逝世而引起的悲观情绪，让雇主获得了胜利。工会在一夜间解散，而刚组建的洗衣合作企业也在几周后宣告破产。

另一个女性劳动者联合的短暂篇章发生在马萨诸塞州的林恩。林恩一直以来都是制鞋中心。和特洛伊一样，当时几波移民潮并没有波及林恩。在这里，制作鞋面的女工大多数是爱尔兰—苏格兰和英国移民的后代，她们的家庭已经在美国定居好几代了。原本制鞋工作是在家中展开的，但是后来有了工厂。女工的工作时间非常长，收入又极其微薄。在这样的困境中，她们建立了一个存在时间虽然不长，但独具特色的工会。在她们的影响下，其他新兴的制鞋中心也相继建立了工会。很快，名为圣克里斯平之女（Daughters of St. Crispin）的全国性的工会成立了。该工会的名字来源于男性制鞋工会圣克里斯平骑士（Knights of St. Crispin），他们有时还会给女性工会提供帮助。

就像所有早期妇女组织一样（洛厄尔纺织工除外），她们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我们只能从当时各类工人报纸的只言片语中去了解她们的历史。她们的成立大会于1869年7月28日（正好是特洛伊制领工会解散的时候）召开，两名林恩妇女——卡丽·威尔逊小姐和阿比·雅克小姐分别当选为主席和秘书。几个月内，工会发展到24个分会，其中14个在马萨诸塞州，其余的分散在缅因州、纽约州、新罕布什尔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威斯康星州和加利福尼亚州。
[22]

工会的年度会议一直开到了1872年，两名官员还作为代表出席了1870年的全国劳工联盟大会。这一年，圣克里斯平之女通过一项决议，指明“在同一行业中，同等技术、同等劳动强度的工作应该获得同等的报酬。我们会将任何践踏这一权利的人视为篡夺者和欺骗者”。然后，因为担心这番措辞强硬的话语会让她们失去妇女平等权利反对者的支持，她们又加了一句以缓和语气：“兹决议，我们向各位保证，我们唯一的愿望是提高并改进我们的状况，使其能够与每一个真正的女性所承担的更崇高的社会和道德责任相适应。”
[23]

1872年，林恩的鞋类制造商试图削减工资，他们还想强迫女工签署保证书，保证如果决定离职，必须提前两周告知雇主，否则将没收她们5美元的工资。900名妇女召开大会，全票通过拒绝服从这一无理要求，并批准了一系列决议，要求工资保持不变：

我们参与会议的工厂女工同意接受以下决议，这是我们意愿的真实表达：

我们长久以来一直知道，有必要保护我们作为自由女性的权利。我们也将竭尽全力，保护我们的所有权利和作为工厂女工的所有利益。因此，

兹决议，我们，林恩的工厂女工，也就是鞋面制作工和成品鞋制造工，将展开一场庄严的抗议，反对以任何理由削减工资。如果某项规定对雇主不会造成和我们同等程度的影响，我们将拒绝接受这样的规定。

兹决议，我们对林恩的制鞋工表示感谢，他们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与我们并肩作战，感谢他们的帮助和决心。

兹决议，我们，林恩的自由之女，拒绝接受任何试图侮辱和奴役我们的规定。

兹决议，我们拒绝接受任何关于削减工资、离职通知、没收工资的条款。那些可能成为我们压迫者的人，因为自私自利而采取了这些措施，我们可以不去计较这些。但是我们会毫不犹豫地用合适的方法，对侵犯我们权利的这些行为进行反抗。

兹决议，此决议将发放至每一个委员会成员的手中，并由她们转发给每个车间女工，女工将在决议上签名。如果车间中任何一个雇员的收入遭到削减，或遭到不平等的待遇，我们将停止工作，直到她的权利得到保障。

兹决议，以上内容副本将刊登于林恩的报纸，另有大量副本供女工传阅。
[24]

显然，这些妇女深谙处理问题之道：她们知道如何应对报复，如何通过共同行动保护自己，如何利用媒体，如何传播决议以获得群众的支持。她们既有坚定的决心，也有丰富的经验。因此，雇主们退缩了——这一次，削减工资和发放离职通知的事都没有发生。

在这些记录中，没有任何一处提到过她们是通过圣克里斯平之女这个组织联合起来的，但是我们猜测她们中至少有一些人是这一工会的成员。因为虽然这一机构在到达顶峰之后很快就衰落了，但它并没有在林恩完全消失，一直存留到了1876年。像其他许多工会组织一样，它无法抵御长期的经济危机和恐慌，这场经济危机因为1873年9月杰伊·库克金融公司（Jay Cooke & Company）的破产而触发，一直持续到了1878年。

女性劳动者联合的第二波浪潮直到19世纪80年代工人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的出现才开始。许多加入了这一行列的女性都参加过60年代和70年代那场短暂的工人运动，但是女性的联合缺乏像男性那样的连贯性。虽然有些优秀的女性出现，但她们很快就销声匿迹了；一些行业和地区出现了可喜的萌芽，但很快也结束了。由于没有技术，工资又低，她们很容易就会离开一个行业，加入另一个待遇更好的行业——要不，她们就会结束工作，结婚生子。那时，连会费都没有，更何况罢工经费和维持机构运营的钱（就像第六工会为年轻的排字女工提供的那样）。有钱、有人脉和影响力的妇女，几十年来一直维系着选举权运动星星之火不断燃烧的人，这时还尚未对女性劳动者的问题产生兴趣，她们也没有看到女性劳动者和她们的目标之间的联系。她们都没有给予劳动者任何明显的支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但是，不满情绪依然存在——工资低、不平等、工作时间长，还会受到雇主和工头的欺凌——反抗的尝试也依然继续着。不管它们看起来多么短暂，都为后人指明了道路，让她们能够成功实现效果持久的反抗。

[1]
Manufactur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1860，Compiled from the Original Returns of the Eighth Census, III, 742; Twelfth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00），vol. VII: Manufactures,part I, p. cxxvi, table XLIII A.

[2]
引自John R. Commons等人，Documentary History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ociety （Cleveland,1910—1911），IX, 72-73。除了Andrews and Bliss和Commons, Philip S. Foner是唯一一个关注女性劳动者以及她们在工作中面临的问题的男性历史学家。他撰写了三卷本的Hist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第一卷涵盖了从殖民时代到1881年美国劳工联合会成立的时期（纽约，1947年）。参见第18章，pp.204213，382-388和passim.参见参考书目Women in American Labor History, 1825—1935，Martha Jane Soltow, Carolyn Forche, Murray Masre （East Lansing, Mich., 1972）。

[3]
Commons, Documentary History, p.138.参见Israel Kugler, “The Woman’s Rights Movement and the National Labor Union, 1866—1872，” Labor History, 2：91-100 （1961年冬）。除了塞尼卡福尔斯会议，早期女权运动中最引人瞩目的事件大概要数斯坦顿夫人、安东尼小姐和一些其他妇女组成代表团参加1868年全国工会大会了。事实上，相比这一事件，奥古斯塔·刘易斯和凯特·马拉尼对妇女劳动者的组织意义更为重大。

[4]
摩西·比西在1888年举行的职业妇女保护联盟成立25周年上的讲话，再版于Report of the Working Women’s Protective Union, 1863—1894 （New York, 1894），p.8。

[5]
The Revolution, vol.2，no.12，p.181 （September 24，1868）.

[6]
同上书，p.196。

[7]
G. A. Stevens, New York Typographical Union No. 6： A Study of a Modern Trade Union and Its Predecessors （Albany, 1913），p.434n.

[8]
The Revolution, vol. 2，no. 15，p.231 （October 15，1868）.

[9]
同上。

[10]
引自Stevens, New York Typographical Union No. 6，p.434。

[11]
1868年，特洛伊制领和洗衣工人工会领导人凯特·马拉尼成了全国工会助理秘书。这一事件得到的关注要多很多。然而，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她开展过任何与该职务相关的工作。

[12]
President’s Report, 19th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Typographers Union （1871），p.12.

[13]
同上。

[14]
引自Stevens, New York Typographical Union No. 6，p.437。

[15]
特鲁普夫人曾为这份报纸撰稿，支持妇女选举权，成为社区的著名人物。纽黑文的一所初中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参见《著名美国女性》中的文章。

[16]
Andrews and Bliss, History of Women in Trade Unions, p.91.

[17]
Abbott, Women in Industry, p.236.塞缪尔·霍普金斯·亚当斯（Samuel Hopkins Adams）将汉娜·蒙塔古的故事写进了小说Sunrise to Sunset （New York, 1950）。

[18]
摘自Troy Daily Whig1869年6月19日的决议。

[19]
Troy Daily Whig, July 10，1869，August 5，1869.

[20]
Troy Times and Daily Whig, July 20，1869.

[21]
Troy Times, August 2，1869.

[22]
Andrews and Bliss, History of Women in Trade Unions, pp.108-110.

[23]
同上书，p.109。

[24]
Massachusetts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Labor, Third Annual Report, pp.434-436.

第10章 选举权运动的出现

奴隶的解放把扩大选民的问题提上了议程。如果黑人自由了，变成了公民，就将获得公民选举权（但很快他们就发现，在南方，黑人并不能行使这一权利，除非他有特殊担保）。妇女领袖将这视作可能为女性带来选举权的一个机会。

斯坦顿夫人不再是唯一一个相信女性和男性一样生来就拥有选举权的人了。1848—1865年的17年间，因为女权大会，因为演讲、文章和宣传册，因为北方女性在战争中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她们开始工作挣钱，许多人都经历了巨大的改变。在塞尼卡福尔斯会议召开时，斯坦顿夫人提出的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决议并没有得到多少人支持，但现在，许多人都有了和她以及安东尼小姐同样的信念（尽管后来她们发现，这些支持者比她们预期的要少）。

在南北战争中中止自己诉求的女权领袖认为，随着和平的到来，这个她们为之做出了贡献的国家将会回报她们。确实，共和党也支持她们的这一想法。但是，她们缺乏政治经验，没有预料到她们所要面对的复杂的阻力。虽然她们已经对那些认为妇女投票将会让家庭、教会和国家毁灭的保守派见怪不怪，但是完全没有预料到共和党政客的背叛。共和党当时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南方潜在的200万名黑人男性选民身上，无意再掀起一场不必要的关于妇女选举权的风暴来威胁他们的胜利。妇女们也没有预料到曾经坚定的战友、和她们并肩作战的废奴主义者会抛弃她们。但在这时，废奴主义者坚信，这是“黑人的时刻”，他们不允许任何可能干扰这一时刻的事情发生。

1866年初夏，在向国会提交的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建议中，某些用词让人们略微可以感觉到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问题出在第二部分，这一部分的目的是保证刚刚获得自由的人能够拥有投票权以及其他权利：

众议员名额应按各州人口比例进行分配，计算各州的总人数，但不包括未被征税的印第安人。但在选举合众国总统和副总统选举人、国会众议员、州行政和司法官员或州议会议员的任何选举中，一州的年满21岁并且是合众国公民的任何男性居民，除因参加叛乱或其他犯罪外，如其选举权遭到拒绝或受到任何方式的限制，则该州代表权的基础，应按以上男性公民的人数与该州年满21岁男性公民总人数的比例予以削减。

这是宪法中第一次出现“男性”一词。斯坦顿夫人、安东尼小姐、斯通夫人这样敏锐的女性，自然是震惊到了。在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草案中，“男性”一词有三种用法，每种用法都和“公民”一词有联系。这就让人产生了女性到底算不算美国公民的疑问。

之前，妇女能否投票的问题，和她们的财产、婚姻和离婚状况、法律地位一样，是一个在各个州都存在的问题。在美国独立后的头几年里，如果某个州的州宪法明确规定只有某些符合财产标准的白人男性才能投票，那么妇女将没有投票权（在新泽西州通过这一法案之前，妇女在该州的某些地区是有投票权的）。选举权的范围从一开始21岁以上的白人男性，也在一个州一个州地逐渐扩大，最后惠及了所有男性（北方和西部）。
[1]

如果宪法第十四修正案通过，那么这就意味着如果妇女想要获得联邦选举权，就需要再增加一条修正案。这一前景无疑会让人望而生畏。对妇女领袖来说，这将是一个无比艰巨的工程。斯坦顿夫人认为，如果宪法第十四修正案通过，那么妇女选举权运动将整整倒退100年。（她并没有错得很离谱；事实上，妇女又用了60年才获得选举权，而不是100年。）

她和安东尼小姐无比愤怒。后者放言说：“如果黑人获得了选举权，而女人没有份的话，那我宁愿砍掉我的右手，也不会再为黑人的选举权拼命了。”斯坦顿夫人则辱骂了黑人与印第安人或欧洲人的混血儿，以及“黑人以及所有此时此刻在美国登陆的无知的外国人”。她警告说，共和党所宣扬的只有男性才能拥有的选举权会“让黑人和所有妇女对彼此产生敌意，这种敌意终将带来对妇女身份的令人恐惧的愤怒，在南方各州尤其如此”。
[2]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斯坦顿夫人在塞尼卡福尔斯会议上提出前所未有的妇女选举权的倡议时，他曾经坚定地支持过她）在1869年春天的演讲，斯坦顿夫人可能也去听了。在演讲中，他指出，南方得到解放的黑人和妇女虽然都面对困境，但是他们的困境是不同的：

当女人因为性别而被人从家中拖出来，挂到路灯柱上；当她们的孩子被人从她们的怀抱中掳走，当她们被人推搡在地，头撞到人行道上；当她们每每被人侮辱，成为泄愤的对象；当她们身处家园被烧毁的危险境地；当她们的孩子无法上学；这时，她们就会为争取选票而努力奋斗。

听众中响起了一个声音：“黑人妇女不也是这样吗？”道格拉斯激动地说：“没错，没错，没错。黑人妇女也是这样，但这不是因为她们是女人，而是因为她们是黑人。”
[3]

弗朗西丝·哈珀在南北战争之后曾经遍游南方各州，她也见证了相似的情况：“如果一件事同时涉及种族和性别，那么在黑人妇女看来，性别就该让步于种族。但是，白人女性都只关心性别，种族问题在她们眼里只占一小部分……如果这个国家只能处理一个问题，那么黑人妇女会全力支持黑人男性去争取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一切，不会愿意给这件事造成任何阻碍。”

一些白人女性也同意弗朗西斯·哈珀的观点。斯通夫人曾努力试图改变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措辞，但是如果实在无法实现，她会希望修正案得以通过：“只要有一方能从这件事中获利，那么我会全心全意地感恩。”
[4]

还有一些人反对任何对修正案的修改，担心这会让它无法通过，朱莉娅·沃德·豪（Julia Ward Howe）就持有这种观点。在南北战争中，她所写下的诗歌《共和国的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
）曾让成千上万名士兵奔赴战场。

平心而论，像斯坦顿夫人、安东尼小姐以及她们的支持者这样坚持不妥协的人认为，虽然某些人把这一历史时刻称为“黑人的时刻”，但这也完全可以是妇女的时刻。而且对她们而言，这一时机一旦错过，此生就不会重现了。让公众能够对普选热情高涨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女性在南北战争期间对林肯的联邦政府所做出的贡献、黑人的解放、南方的重建问题、1867年堪萨斯州举行的关于妇女和黑人选举权的州际公投，以及同年纽约州宪法大会上对过时的州宪法进行修改。那些坚持把黑人和妇女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人，曾真诚地相信他们能够互相帮助，而不是互相伤害。

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的乐观似乎是没有理由的。奴隶制和黑人地位的问题，在过去35年里一直是一个尖锐的全国性问题，为此甚至发生了一场战争。在妇女地位问题上，并没有引发如此强烈的愤慨，即使在妇女中间也是这样，只有一小部分人期待获得选举权。国会和整个北方所期待的都是保证黑人有选举权，他们对这一极具争议的举措会对妇女有什么影响完全不感兴趣。

斯坦顿夫人、安东尼小姐以及她们的支持者固执己见，努力争取反对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请愿书，还辛勤地征集签名。支持妇女获得更广泛权利的力量出现了分裂。而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国平等权利协会（Equal Rights Association）曾组织过一场旨在推进黑人和妇女利益的大会。这次大会却让这股力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在这场由温德尔·菲利普斯、霍勒斯·格里利、格里特·史密斯等人领导的会议上，关注的重点变成了不惜一切代价让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获得通过。
[5]

1867年得克萨斯州的州际公投拉票活动，则让这一不断加深的裂隙变得无法被忽视。拉票的一方试图将选举要求中的“男性”一词去掉，另一方则想要把“黑人”一词去掉。这是妇女选举权所经历的第一次政治考验，妇女领袖不仅为此竭尽全力，还试图从老战友那里寻求帮助。但是，老战友们让她们失望了。特别是格里利主办的《论坛报》、菲利普斯主办的《废奴标准》（Anti-Slavery Standard
）以及西奥多·蒂尔顿（Theodore Tilton）主办的《独立报》（Independent
）这些东部进步报纸，他们一直在妇女选举问题上保持沉默。这种沉默直到拉票的最后阶段才有所改变，但这时，支持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1867年春天，露西·斯通和丈夫亨利·布莱克韦尔开始了行动。之后，奥林匹娅·布朗（最早的女牧师之一，她千里迢迢从马萨诸塞州的教区赶到得克萨斯州）、斯坦顿夫人和安东尼小姐也加入了进来。这批最早行动的人非常乐观，虽然他们所面对的是边境的艰苦生活。亨利·布莱克韦尔在给东部朋友的信中写道：

露西·斯通和我在这个州东奔西走，每天都在演讲，有时甚至一天两次。我们每天都要旅行25英里到45英里，有时候坐马车，有时候坐敞篷车。这些车，有的有减震弹簧，有的没有。我们翻过山丘，越过峡谷，涉过小溪，渡过大河。车在石灰路上哐当哐当颠簸前行，我们挣扎着蹚过泥潭，在高原起伏的山峦上顶着疾风而行。我们在最不寻常的地方，面对最让人震惊的听众演讲（他们也被我们震惊了）。有时我们会在木头建的校舍里，有时会在石头建的教堂里，有时还会在用木板当作板凳的商店里。有一次，要不是下雨，我们就会在一个没有完工的法院里举行演讲，只有四面石墙，根本没有屋顶。
[6]

9月，安东尼小姐来到了萨莱纳。她写道：“我们进展得非常顺利。我们昨晚的聚集地点是一个卫理公会教堂，只有四墙和屋顶，其他都还没建好。我们就坐在简陋的棉白杨木条上。”
[7]

堪萨斯州前州长曾和斯坦顿夫人同行，但即使这样，交通、饮食和住宿条件依然非常艰苦。有时，在一片漆黑中，他们还需要驾车过河。河水非常深，前州长鲁滨逊就会穿着白色衬衫走在前面，寻找浅水处。这样，跟在后面驾着马车的斯坦顿夫人才能看到他。

东部人的胃口比较娇贵，这里的食物对他们而言简直难以下咽——肥腻的培根浸在油里，喝咖啡没有牛奶，没有糖，只能用高粱代替，也没什么蔬菜或水果。偶尔演讲者会来到定居地，他们就会囤积一些食物——干鲱鱼、薄脆饼干、阿拉伯胶和红榆。他们就靠这些勉强维生。

夜晚则是与各种巨大困难的一场永不停息的斗争，而且他们从来没有胜利过。斯坦顿夫人曾在她简洁的回忆录里记录过：“拓荒者认为，在一个新生文明的产生过程中，昆虫爬满床铺这样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有一天，为了躲避臭虫，她睡在了没有弹簧的马车里：

我刚甜甜地睡去，突然听到一阵明显的呼噜呼噜声，马车还会时不时地突然晃动。我发现我被一群长鼻子黑猪包围了，它们的勇气和顽强是很出名的。它们发现，马车的铁梯子是最适合挠痒的地方，每一只猪都争抢着这个好位置。它们挠痒一定是因为虱子。天哪！我心想，等不到早上，我肯定就会被吃掉的。我累极了，非常困，但还是伸手取了鞭子，懒洋洋地来回挥着。可我很快就发现，我如果不断大力挥动鞭子，是赶不走它们的……那个夜晚简直是个悲剧，我再也没有在马车里睡过，虽然在四墙之内，我也有过许多悲惨的经历。
[8]

一个冷眼旁观的人对拉票结果只可能有一种猜测，因为堪萨斯州是共和党占优势的州。妇女输了，总共3万张选票，她们只赢得了9000张。不过，更加出人意料的是，即使有共和党和主张改革的报纸的支持，黑人也没有获得选举权，而且他们获得的选票只比妇女多了2000张。如果这些活动家当时知道，他们刚刚经历过的一切只是1867—1918年将要发生的56次州际公投的序曲，也许就不会那么沮丧了。
[9]

***

1868年7月，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批准通过。6个月后，依然试图保证黑人自由人投票权的激进共和党人，向国会提出了宪法第十五修正案。这条修正案中写道：“合众国公民的投票权，不得因种族、肤色或曾被强迫服劳役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剥夺和限制。”

斯坦顿夫人和安东尼小姐认为，在这段文字里面加上“性别”二字，实在是再容易不过了。但是她们并没有看到，加上“性别”，在当时缺乏实际的政治可能性。1866年，国会开会，对是否允许哥伦比亚特区黑人拥有投票权进行辩论。这次辩论就显示了国会对妇女选举权的态度。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考恩当时提出修正案，试图将“男性”二字去掉。这是参议院第一次就妇女选举权问题进行讨论。
[10]

支持妇女选举权的参议员冷静而且表述得有理有据。斯坦顿夫人、莫特夫人以及其他妇女领袖为他们的论点做出了贡献，而他们的对手则用情感进行回击。这一套，他们一直用到了1919年。年轻的俄勒冈州（这里没有什么妇女运动，实际上这里根本没什么女性）参议员威廉斯说道：

先生，有道是，“摇摇篮的手也掌握着世界”。在这句话里，不仅有真相，也有美。我们国家的妇女，正因为有着重要的社会地位，所以能够对公共事务施加更多影响，这种影响比选票所能施加的影响要多得多。当上帝依照这种准则在伊甸园中让男人和女人的祖先结合，他们就变成了彼此的“骨中骨，肉中肉”。政府和社会的所有理论都是建立在夫妻双方是一体的假设上的，他们的关系是一种无比亲密、无比温柔的关系，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是有利于一方的，就一定会有利于另一方……把自己的性别放在男性对立面的女性，那些希望通过独立的政治力量试图和男性对抗的女性，会让目前社会上所有和谐的元素陷入混战。她们会让每个家庭都变成人间地狱。
[11]

新泽西州参议员弗里林海森也有同样的担心：

在我看来，我们民族的上帝似乎赋予了［美国妇女］一种温柔、平和的气质，这不仅让她们畏首畏尾，而且也无法胜任公共生活中的混乱和争斗。她们的使命更加崇高、更加神圣。这种使命在于造就未来的男人。她们的使命之地在于家庭，她们应该用甜言蜜语和她们的爱，去平息男人的激情，让他们可以从生活的战斗中回归家庭，而不是加入男人的战斗，为他们火上浇油……如果有一天，爱和虔诚的圣火熄灭了，那将是整个国家的悲哀。
[12]

值得一提的是，在未来的50年里，任何对事实的理性陈述都没能撼动以上这两种对妇女参政的反对之声。即使是在妇女选举权慢慢从一个州扩展到另一个州，最终变成既成事实的时候，反对妇女选举权的人依然会无中生有地编造出亚马孙女战士般反对男性的女性形象。在那个时候，其实盲人都能看出女性并没有投票反对男人，而且她们中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支持者的比例几乎和男性差不多。同样，反对者也从未承认大批单身女性的存在，无论她们是丧偶、离婚或仅仅是未婚。她们不像她们的已婚姐妹那样，有保护者和捍卫者，她们可能需要守护自己的利益。但反对者对这一事实置之不理，因为他们的整套逻辑体系都是建立在妇女能力不足，不应该投票或担任公职这一基本观点之上的。这种观点，在越来越多的州赋予了妇女选举权之后，也越来越站不住脚。但是反对者对待鲜活事实的态度，不是置若罔闻，就是肆意歪曲。

在哥伦比亚特区妇女选举权修正案的参议院投票中，共有37位参议员投了反对票，赞成的仅有9人。
[13]

显然，在妇女选举议题上，想要获得和黑人选举权一样多的支持，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在国会中，支持妇女事业的人非常实际。既然修改和反对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的希望渺茫，为了让妇女选举权议题不被遗忘，他们转而将行动方向改为逐步争取联邦妇女选举权修正案的通过。拥有第一个提出这一修正案殊荣的人是堪萨斯州参议员S.C.波默罗伊，他在1868年12月提交了这一法案。随后，1869年3月，印第安纳州众议员乔治·W.朱利安向参众两院提交了共同决议案。
[14]

***

甚至在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开始之前，妇女运动两个阵营的分裂就已经开始加深了，斯坦顿夫人和安东尼小姐有了一个新的朋友。就像早年的废奴主义者，她们在筛选潜在支持者时只问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在女权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正因为这样，她们网罗了一些奇怪的同盟者，也得罪了一些她们之前的支持者。在这些同盟者中，招致最多反对之声的，莫过于乔治·弗朗西斯·特雷恩（George Francis Train）。他是一个金融家、投机者、“健全货币”的反对者、民主党人，据说还曾是在南北战争中主张和南方和平谈判的人。

特雷恩在当时无疑是一个非常古怪的人。他穿得像个花花公子，但从不抽烟、喝酒，也不嚼烟叶。他有数不尽的财产，有些是从组织动产信贷公司中获得的（不过他在丑闻爆发之前就撤出了，而且从未和丑闻有任何关联），他支持爱尔兰独立、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女权。他是个出色的演讲者，在堪萨斯州拉票过程中，他加入了斯坦顿夫人和安东尼小姐的行列。这一充满诚意的行为与她们曾经的朋友形成了对照，所以她们对他充满了感激。

特雷恩曾有一天在无意间问过安东尼小姐，为什么她和斯坦顿夫人没有自己的报纸，因为报纸可以帮助宣传她们的事业。安东尼小姐的回答应该不难想象。这时，他说：“我给你们办一份报纸。”当晚，在堪萨斯州章克申城（Junction City）的一次会议中，特雷恩当众宣布，在安东尼小姐返回纽约之后，他会和斯坦顿夫人一起创办一份周报，周报的名字叫作《革命报》（The Revolution
）。报纸售价2美元，其座右铭是：“男人，拥有权利，没有其他更多的了；女人，也拥有权利，一点儿也不能比男人少。”听到这里，在场的听众都惊呆了，安东尼小姐本人更是如此。

在安东尼小姐和斯坦顿夫人眼中，特雷恩完全就是用一个银托盘给她们送上了一份报纸。这种奇迹般的行为，足以抵消特雷恩所有古怪的毛病。此外，在堪萨斯州的失败之后，他又立刻送给她们一份厚礼。他资助了她们返回东部的旅程，这一旅程最终变成了在大城市中的一系列公共演讲。在这些演讲中，两位女性宣传了自己的事业，而特雷恩则负责所有后勤事务，还付了账单。

在她们回到纽约一个月之后，第一期《革命报》开始在报摊上出售。这一天是1868年1月8日。这时，她们除了特雷恩，又幸运地多了一个支持者，他的名字是戴维·梅利斯（David Melliss），是《纽约世界报》的财经编辑。在为两位女性奠定新的事业后，特雷恩立刻出国了。他剩下的日子，大部分都是在英国监狱中度过的。这种做法，完全符合他的个人风格。他写了许多绘声绘色的关于女权主义的文章和时评，《革命报》都忠实地一一发表了。最终，梅利斯的钱花完了。作为出版商和商业经理的安东尼小姐，手中只剩下了一份负债累累的报纸。

《革命报》每期一共16页，比今天的通俗小报还要小。它虽然小、发行时间很短，流通量也不大，却对妇女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在第一年中，报纸的编辑是老而弥坚的斯坦顿夫人和帕克·皮尔斯伯里（Parker Pillsbury）。这时候的《革命报》生动地反映了现实和妇女在各个方面的斗争。在这里，可以看到别处看不到的新闻：关于排字女工、女裁缝、洗衣女工的联合，第一个妇女俱乐部的成立，各个行业的妇女先锋，以及国外妇女的情况。

但是《革命报》所做的不仅仅是发布新闻，也不仅仅是为由女性为女性创办的报纸设定一个新的行业标准。它为这场运动提供了论坛、焦点和方向。它是指南针、领路人，也是充满动力和激情的斗士。它的社论和主要文章猛烈抨击了在就业和薪酬方面的歧视、离婚程序的不平等、现行宗教助长的贬低女性的概念，以及宪法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修正案的不公。它鼓励女性武装自己，自力更生；它推广良好的卫生习惯，让女性通风、换衣，进行体育锻炼。它传播了选举是所有平等权利的基础的观点。甚至，它还会为当时某些骇人听闻的案件中的女当事人打抱不平，谈论双重标准和性工作。对于这种仗义执言的做法，富勒小姐一定会拍手称赞。

***

妇女运动真正的分裂发生在1869年5月。同年1月，召开了一场讨论妇女选举权问题的大会。这场会议，除了妇女选举权，就没有别的议题了。在这场会议上，斯坦顿夫人获得了为妇女选举权修正案进行呼吁的机会。平等权利协会在这一议题上挑起了争议。之后，在平等权利协会纽约的年会召开之后，斯坦顿夫人和安东尼小姐立刻组建了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National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协会成员全是女性。这一行动速度之快、保密性之好，几乎可以与一场政变相匹敌。

她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她们认为平等权利协会的领导层大多数是男性，妇女的利益遭到了背叛，而跟随男性领导的女性，比如斯通夫人、朱莉娅·沃德·豪以及其他一些人，都受到了他们的欺骗和误导。新协会的会员资格将向任何坚信妇女选举权的人敞开，但事实上，加入协会的，只有那些愿意接受协会领导者毫不妥协的主张的人。

1869年11月，在克利夫兰，另外一家机构成立了，它的名字是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组织形式是代表制，目的就是想把它认为不合适的那些人拒之门外。只有得到“认可”的选举权组织的代表才能在大会中获得席位。这是一个新的举措，因为在此之前，妇女“大会”允许任何人进入，而且只要他们要求发言，就会有机会发言。
[15]

一开始，安东尼小姐是想要和新的协会合作的，但接下来却出现了更多的分裂。很快，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也创办了自己的报纸。1870年1月8日，在《革命报》创刊一周年的时候，《妇女期刊》（Womans’ Journal
）在波士顿创办。这份期刊装帧精美，而且财力雄厚，背后的资助方不仅有一家合股公司，还有若干家巨型义卖机构。它的编者是较为保守的斯通夫人、布莱克韦尔先生和玛丽·利弗莫尔。玛丽·利弗莫尔放弃了自己在芝加哥开办的《煽动者报》（The Agitator
），特意加入这家新报纸中来。70年代，社会更加开放了，各种运动风起云涌，而参与其中的女性也开始越来越多，她们中有俱乐部妇女、职业女性和作家。很快，《妇女期刊》就吸引到了她们作为供稿人和读者。在这个群体里，许多人尚未准备好支持妇女参政，但是，《妇女期刊》成了她们发声的平台，就像《革命报》为受到剥削和排挤的女性劳动者发声一样。

这两家报纸到底谁能生存下来，悬念并不大。在近两年半的时间里，尽管债台高筑，安东尼小姐仍然坚持《革命报》的出版，为争取广告商、订阅者和资助方竭尽全力。但是，妇女报纸的市场太小了，容不下两份报纸。于是，1870年5月，《革命报》垮掉了。

除了一两次无疾而终的和解尝试，这两个选举权协会继续独立运作达20年之久。这些女性曾经如此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她们有着同样的目标，为什么会分裂呢？有些学者为此很是迷惑不解。但其实很简单，这种原因植根于两股对立的社会观点所产生的矛盾——一种是保守的，一种是激进的。这种矛盾不仅在于妇女是否应该投票，也在于如何让女性获得投票权。

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认为，要获得选举权的胜利，就必须避免无关紧要的问题，并有意疏远社区中有影响力的部分的支持。它的领导者对组织女性劳工、批评教会或离婚等公众讨论的问题不感兴趣。虽然他们声称支持联邦妇女选举权修正案，却把实际工作重点放在了在若干州内取得妇女选举权。

斯坦顿夫人、安东尼小姐和她们的支持者则坚持认为，女权问题是一系列广泛的议题，选举权当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其他问题也同样重要。她们对待问题和盟友时的天主教态度，曾不止一次让她们陷入泥潭，就像当时特雷恩留给她们的摊子一样。其中最为不幸的，要数她们与臭名昭著的维多利亚·伍德哈尔（Victoria Woodhull）和她的妹妹田纳西·克拉夫林（Tennessee Claflin）的联合。

伍德哈尔夫人是一个聪明美丽的女人，在她创办的报纸——《伍德哈尔和克拉夫林周报》（Woodhull & Claflins’ Weekly
）中，她宣扬了女权、自由恋爱、通灵术甚至偏方疗法。这两个姐妹还在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外号“海军准将”）的帮助下在股票市场上大赚了一笔，这件事进一步挑战了社会规范。在进军华尔街这个男性圣地之后，她们又建立了自己的经纪行——伍德哈尔—克拉夫林公司（Woodhull, Claflin & Co.）。1871年1月11日，伍德哈尔夫人在国会委员会面前进行了一场出色的争取投票权的演讲。
[16]

然而，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在试图接管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以便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时，伍德哈尔夫人犯了一系列错误。安东尼小姐的尝试失败了，于是和她的支持者退出了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组建了自己的平等权利党（Equal Rights Party）。这一政党将她提名为美国总统候选人，并在倒霉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他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道格拉斯否认与此事有任何关联。但不论如何，伍德哈尔夫人在选举方面就再没有任何动作了。其实，这只是她混乱的职业生涯中的一个小插曲，没有任何政治或历史意义。
[17]

她更广为人知的地方是，她倡导完全的性自由，抨击传统道德的双重标准，以及她与比彻—蒂尔顿（Beecher-Tilton）丑闻的关联。1871年11月，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和伊丽莎白·蒂尔顿（Elizabeth Tilton）长期风流韵事的新闻出现在了伍德哈尔的报纸上。亨利·比彻是一个虔诚的牧师，也是自由派的领军人物。伊丽莎白·蒂尔顿则是改革派编辑西奥多·蒂尔顿的太太，夫妻二人都是比彻的堂区教徒。蒂尔顿后来以行为不端为由起诉了比彻。这场轰动性案件的审判过程无比拖沓，持续了数周，最终以陪审团不能取得一致而告终。这也反映了当时公众意见的分裂。

这一案件，以及伍德哈尔夫人与它的关联，对女权运动没有任何好处。那些认为更加广泛的女权会带来性自由和道德沦丧的人，自然在比彻—蒂尔顿一案上大做文章。他们的论点还有两个例证，一个是比彻曾是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前任主席，另一个则是斯坦顿夫人和安东尼小姐都曾为蒂尔顿夫人打抱不平。两人都曾在报纸和公共平台上指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此案中的女性无疑是主要受害者，而且在当时纽约州的法律框架下，蒂尔顿夫人甚至不能在庭上为自己辩护。

尽管和比彻也有关联，但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在这一丑闻中所受的影响并没有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那么严重，因为它虽然支持蒂尔顿夫人，但是并没有让《妇女期刊》报道这一案件。妇女选举权运动也没有因为这个丑闻而倒退，还是稳步前进着。所以说，这个丑闻毫无益处，因为当时有太多其他因素也在推进妇女选举权，所以它并没有什么长久的影响。

选举权阵营的分裂是非常不幸的。但是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是不可避免的。那是一个经济发展和变化剧烈的时期，社会力量在广泛的动荡中两极分化。不管是体面还是激进主义，除非这两种潮流中的一支成为主流，否则这种分裂就不会停止。与此同时，妇女选举权运动也在不断取得胜利，她们在最后一块尚未取得任何成功的主要领域——政治领域，也将获得突破。

[1]
Chilton Williamson, American Suffrage—From Property to Democracy: 1760—1860（Princeton, N.J., 1960）.

[2]
The Revolution, vol.III （February 11，1869），p.88.

[3]
引自Life and Writings of Frederick Douglass, IV, 43。

[4]
HWS, II, pp.391-392； 384.

[5]
1867年5月13日和1867年6月3日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写给父亲的信，SSC。

[6]
HWS, II, p.235.

[7]
同上书，p.242。

[8]
Stanton, Eighty Years and More, pp.248-249.

[9]
Catt and Shuler, Woman Suffrage and Politics, p.107.

[10]
哥伦比亚特区的白人男性居民投票一直延续到1874年特区属地政府被废除。

[11]
Congressional Globe, 39 Cong., 2 Sess., Part I, p.56.

[12]
同上书，p.66。

[13]
同上书，p.84。众议院于1867年1月28日就相似议题进行了投票，投票结果是49票支持，74票反对，68票弃权。Congressional Globe, 39 Cong., 2 Sess., Part II,p.806.

[14]
HWS, II, pp.324-325，333.马萨诸塞州众议员朱利安和参议员亨利·威尔逊提出允许妇女在属地（西部地区尚未获得州地位，例如犹他州）和特区拥有投票权的附加法案。

[15]
没有明确规章规定谁能够决定选举权团体是否“合法”，但众所周知的是，最终决定权掌握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团体手中。这一团体成员包括斯通夫人、布莱克韦尔先生、朱莉娅·沃德·豪和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森。亨利·布莱克韦尔（1869年12月16日）与玛莎·科芬·怀特（1870年1月1日）的通信非常有意思，其中展现了意见相左的团体的观点，这两封书信现存于SSC。在埃莉诺·海斯为斯通夫人所写的传记中，人们第一次注意到了另一份文献，作者是汉娜·特蕾西·卡特勒（Hannah Tracy Cutler, Morning Star, p.207）；原件在国会图书馆的布莱克韦尔书信作品集中。参见Robert Riegel, “The Split in the Feminist Movement,”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vol. 49，no. 3 （1962年12月）。

[16]
Congressional Globe, 41 Cong., 3 Sess., Part I, pp.218，272; also in HWS, II, pp.443-448.

[17]
关于伍德哈尔夫人对妇女运动的影响的客观评价，请参见《著名美国女性》中的文章。

第11章 西部的第一场胜利

争取妇女选举权的第一轮政治斗争在堪萨斯州发生，这并非偶然。19世纪50年代，在属地时期的暴力和反抗中，许多新英格兰妇女跟着她们的男人来到了堪萨斯州，希望把这里建成一块自由之土。随她们一起来的，还有富勒小姐和斯通夫人播下的思想种子。在南北战争之后的10年里，距离开拓者踏上这片土地的岁月仅有20年时间，这里依然接近向西推进的边界。

捕猎者和探索者跨过了大陆分水岭，走过了碱性沙漠，深入斯内克和特拉基狭径，最终来到了海边。在他们身后，是淘金者、渴望获得土地的农庄经营者、梦想家和不法之徒。几乎从一开始，这些人里面就有女性。这里离家2000英里，她们与家、亲人和朋友的纽带永远被切断了，就像两个世纪前穿越大西洋的那些人一样。
[1]

这是一场充满危险的旅行，当然，情况还可能更坏。对那些需要开道、寻找水源、寻找迷途的牲口、与不愿家园受到入侵的印第安人作战的男人是如此，对女人也是如此。1838年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我们要经过许多可怕的地方。我们走过陡峭的山脉，每走一步，马脚下的土地就会松动一下……我的马摔倒了，我摔在了马头上，但没有受伤……我的牙很疼，一整晚都没合眼。第二天早上四点半，我就离开了营地。”
[2]

这种经历很常见，那些驾着大车的女性、在又累又饿的情况下分娩的女性、照顾彼此的女性，以及最终在去往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路上放弃了希望的女性，她们的经历都很常见。还有许多女性经历了那场最臭名昭著的移民悲剧。唐纳大队一行坐着篷车，本来准备前往加利福尼亚州，但在1846—1847年冬天，他们被困在了内华达山脉厚厚的积雪之中。有些人在经历寒冷、饥饿甚至食人的惨剧之后，幸存了下来。
[3]

在第一批派出的传教士中，有来自中西部开阔平原的女性，或是来自在200年的定居过程中变得宜居的新英格兰农场的女性，她们需要去改变那些并不愿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印第安部落。在这里，她们的新家将会是原始的茅屋，她们周围的风景无比美丽，但同时也可能无比险恶。

和早期的定居者一样，那些在西部建设未来的人，也看到了鼓励男人成家定居、开辟农场的必要性。他们开始劝说女性从东部迁居西部。1850年通过的《俄勒冈土地捐赠法案》（Oregon Land Donation Act）就是鼓励女性移民的措施之一。这项法案规定，夫妻双方共同迁徙者将获得640英亩土地（妻子那份能够成为她单独的地产），单身女性将获得320英亩土地。

定居者也带来了正处于冲突和转变中的价值观念。他们中对待女性的主流观点依然认为女性的从属地位是命中注定的，她们应该在家中，因为她们在身体和心智上有局限性。不过，这种观点也遭到了冲击。一方面，东部妇女运动已经展开了，女性也开始接受教育；另一方面，边境生活的现实迫使男性和女性都必须为生存而奋斗。在这种情况下，女性是不可能只待在家中被男性支配的。另外，女性人数稀少，因此也变得更加尊贵：1865年，加利福尼亚州的男女比例是3比1，华盛顿属地（不包括后来的俄勒冈州和爱达荷州）4比1，内华达州8比1，而在科罗拉多州，男女比例甚至高达20比1。
[4]

虽然后来作家们曾经用夸张荒诞的笔法描绘这种现实，但是它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是不可忽视的。

西部历史有一大部分都在描绘它波澜壮阔的一面。不管发现和探索的历史多么艰辛，坚持下来的男人总会得到一份独特的回报。在同一段历史中，对妇女角色的描述则会强调另外一种努力和满足，如果满足是个合适的词的话。
[5]

传教士埃尔卡纳·沃克（Elkanah Walker）的妻子为了让自己不无所事事，曾收集过岩石标本，制作植物和动物标本。如果换一个环境，也许她就会变成一个著名的自然学家。但她的精力主要放到了其他地方，正如她在日记中写道的：

用从鹿身上提取的凝乳酶做了奶酪……还发现臭虫和我们一起住下了，因此我发动了一场消灭它们的战争……我还给E先生的前门上了漆。把家具擦干净了，就等着上漆了。给椅子、长靠背椅和矮凳上了漆。它们看起来比我想象中还要好看！

做了24打蜡烛。挤了牛奶。做了奶酪。打扫。做饭，责骂孩子，等等，和平常一样……还有给窗框刷漆。四天以来，一直在弄窗户。我们的房子全是玻璃的，为了完成它，我不得不装了47块玻璃，它们多多少少都有些破损。

用他爹的旧裤子为赛勒斯改出了一条新裤子。做好了真开心，缝纫活儿真是让我头疼死了……给孩子们洗了澡，擦了地板，剪了头发，做了针线活。
[6]

1852年，在来到俄勒冈州的一辆大篷车中，有一个名叫阿比盖尔·斯科特·达尼韦（Abigail Scott Duniway）的17岁女孩。她将会带领西北地区的妇女争取选举权。而且，在她来到俄勒冈州属地60年后，年届七旬之时，她还会为俄勒冈州写下妇女选举权宣言。他们一家原来住在伊利诺伊州。在启程之前几个月，达尼韦夫人的母亲刚刚生产，身体虚弱。在达科他州的黑山，她的母亲因为疟疾去世了。这一情景，达尼韦夫人从来没有忘记过。和离群索居的沃克夫人不同，达尼韦夫人不管是在少女时代还是在结婚之后，都生活在一个开拓者的群体里，这也给她带来了一些特殊的问题：

街坊们都很热情，他们大多是单身汉，而且喜欢在吃饭的时候跑到镇上已婚男士的家中蹭饭……我不仅要洗刷、搅拌牛奶、做黄油、照顾宝宝，还得在简易的厨房里给他们做饭。婚后两年半，我生了两个孩子，每年做上千磅黄油，拿到市场上去卖，这还不包括在我们家免费旅馆里用掉的那些；我要做针线活，要做饭，要洗衣和熨烫；要烘焙、收拾、煎炸炖煮。简而言之，就是要做一个慷慨的开拓者和苦工。对一个从前的学校教师来说，这一点都不令人开心，而且我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
[7]

达尼韦夫人还深刻地认识到，虽然已婚妇女没有法律权利，但是她们却要为自己丈夫许下的承诺负有连带责任。她的丈夫曾经帮朋友签过三张字条，这三张字条让他们失去了共同辛苦劳作所建立的农场。在她养育并支撑这个六口之家的岁月里（达尼韦先生因为意外失去了劳动能力），她吸取了许多像这样的惨痛教训。在她36岁的时候，她决心将妇女选举权作为她的终身奋斗目标。

达尼韦夫人以在旧金山创办了《先锋者报》（The Pioneer
）的埃米莉·皮茨·斯蒂芬斯以及东部妇女改革编辑们为榜样，于1871年在新兴城市波特兰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并将它命名为《新西北》（The New Northwest
）。塞尼卡福尔斯会议之后，东部女性就从来没有单打独斗过。但是在这里，她只有一个人。她没有像安东尼小姐和斯坦顿夫人这样的同事来支持她（尽管她的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会在放学后会给她搭把手，帮她排字或者料理办报方面的其他杂事）。因为地理原因，举办会议和筹建一个有凝聚力的组织变得几乎不可能。报纸的读者分布在条件艰苦的社群中，而且分布地域极广。但是，她的报纸一直坚持到了1887年。她在西北旅行时写下的文章是地区社会史的生动来源，它们也记录了这场尚在萌芽之中的女权运动的日常。
[8]

她不分寒暑四处宣讲，有时坐公共马车，有时坐渡船和雪橇，走过了数千英里。不管听众人数有多少，她都会进行演讲。

虽然后来达尼韦夫人也犯过一些错——她从未与全国性的选举权领袖们愉快合作过（除了安东尼小姐），她强烈反对她们与禁酒团体合作。有一次，她甚至扬言说如果安娜·霍华德·肖跨过俄勒冈州的地界，就会让她遭到逮捕！
[9]

但是，她是西部各州出现过的最坚定不移、最不知疲倦的选举权斗士。

和后期的胜利相比，妇女选举权在美国大陆上的第一场胜利非常低调，甚至直到这场斗争即将取胜，东部还几乎对此一无所知。这场胜利没有发生在当时因开拓热潮而处于动乱中的加利福尼亚州，也没有发生在西北地区，而是发生在怀俄明州。这是一块地广人稀、以畜牧业为主的属地。这里的人口非常少，布勒特·哈特（Bret Harte）和马克·吐温完全可以为他们写一部编年史。这里的人工作勤奋，善饮，也好骑射。当地最大的定居点在南山口市（South Pass City），现在这里是“鬼城”，但当年它是一个有大量流动人口的矿区，因为1867年，这里发现了大量金砂矿。不远处，就是通往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的大篷车道。

这块属地刚刚被纳入行政区划，因此还不会受到任何法律阻碍。到底是谁，是男人还是女人，在这种情况下首先为妇女获得了参政的机会，我们一无所知。长久以来，埃丝特·莫里斯（Esther Morris）夫人一直被看作“怀俄明妇女参政之母”，但是现在学术界对这一角色提出了严重质疑。
[10]

支持莫里斯夫人这一角色的唯一证据只有刊登在《革命报》上的一封信，这封信还是来自她的一个儿子。
[11]

爱德华·M.李是从康涅狄格州来到这里的定居者，他自称写下了这个法案，制定了策略，并把它送到了当时只有几个人的州议会上（参议院6票对2票，一人缺席，众议院6票对4票，一人缺席）。
[12]

其他选举权的主要支持者还有威廉·H.布莱特（一个主持参议院的单身汉），以及属地总督约翰·A.坎贝尔。人们曾怀疑这位总督会反对并否决这一议案。

但是，坎贝尔总督在大约20年前就在故乡俄亥俄州的塞勒姆参加过一场早期的女权会议。当时，会议还不曾允许男性参加过。他坐在最后几排，看着眼前这些女人自己为自己组织集会，这种景象让他叹为观止。显然，这段记忆深深地留在了他的脑海里。犹豫了4天，他终于在一直放在书桌上的法案上签了字。

1870年和1871年的怀俄明州选举让所有预测会有灾难发生的人大跌眼镜。妇女没有像预测中的那样成群结队地涌向投票站，也没有扰乱现有的秩序。恐惧和不安全感让许多女性放弃了投票，还有一些人则完全不在乎她们刚刚获得的这项权利。那些选择了投票的人则安然无恙地投出了她们的选票。一位刚刚从新英格兰来到这里的牧师写道：

不论什么时候有女性来投票，我眼前这些粗壮的山民都保持着毕恭毕敬的姿态。检票员会举起手指，提醒那些刚要开始喧哗的人，“嘘！安静！有位女士过来了！”我不得不承认，在这片新的土地上，人们可能会以为这里都是杀人犯、酒鬼和毫无希望的人，但是我却见证了一场非常安静有序的投票，这比我在佛蒙特州那些安静的小镇上见到的投票都要安静。我看到，女士在她们的丈夫、兄弟和恋人的陪同下，骑马来到投票点，投下她们的选票。这和去杂货店和肉店没有什么区别，她们不会受到更多的羞辱和伤害。确实，她们在这里更加安全，陪同她们的每一个人都会保证她们的安全，而其他人则都唯恐表现出任何不恭敬。
[13]

除了给本州的女性掌控自己财产的权利，保护女教师不受歧视，怀俄明州还见证了另外一项新发展：如果她们登记成为选民，她们的名字就有可能出现在陪审团候选人名单上。这也是女性最根本的要求之一。斯坦顿夫人和其他人都曾问过，如果陪审团成员都是男性，女性怎么可能觉得审判是公平的呢？

在陪审团成员问题上，怀俄明州在州内外掀起的风暴远比在选举权上的更加猛烈。人们把阻止这一新举措的压力转移到了丈夫们身上，以至于“有些人异常愤怒，甚至宣称，如果他们的妻子进入陪审团，就再也不会跟她们一起生活了”。
[14]

1870年春天，这件事被交到了大法官J.H.豪的手中。他在拉勒米城法庭宣布，这件事应该完全由每位妇女自行决定：如果她们因为不便而需要离开，那他可以让她们离开。最终只有一位女性放弃成为陪审员，其他人都如期参加了庭审。而且，如果当时人们所说的话值得相信的话，那么在他们口中，这个陪审团“让恶人吓破了胆，落荒而逃，许多人甚至永远离开了这个州”。
[15]

莫里斯夫人受命成为南山口市的地方执法官，这是史料中出现的第一位女性执法官。除了某些不可避免的流氓行为试图阻挠她履行职责，以及全国各家报纸照例对此进行猛烈的抗议，在她在任的八个半月时间里，她一共审理了40多宗案件，没有一宗案件被上诉法院撤销。

***

相邻的犹他州于1870年2月赋予了妇女选举权。有一些妇女在城镇选举中已经行使了选举权，这甚至比她们怀俄明州的姐妹们更早。在这里，我们察觉不到妇女在选举权方面的需求，但为什么一个信仰摩门教的社会会给予妇女选举权呢？这是一个谜。信仰摩门教的作家把这一举措解读为摩门教义中最基本的对妇女平等态度的逻辑延伸；自1830年摩门教创立以来，这种教义就允许妇女在教会事务中发表自己的意见。
[16]

他们认为多重婚姻（摩门教徒从来不用“多偶制”一词）不会损害妇女的尊严，这比基督教群体心照不宣的“双重标准”要高尚很多。虽然按照摩门教的信仰，妇女无法进入管控摩门生活方方面面的最为重要的神职等级，但是总体而言，她们并不像摩门教反对者认为的那样，是为一夫多妻制压迫并希望反抗的受害者。事实介于两者之间。另外，一夫多妻也并不普遍，只有占人口2%到3%的上层阶级的男性才能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供养多名妻子。
[17]

对不信仰摩门教的作家而言，犹他州妇女这么早就获得选举权的原因似乎与摩门教伦理关系不大。杨百翰（Brigham Young）曾梦想在荒野中建立一个欣欣向荣的天堂，但这一愿景遭到了来自华盛顿的威胁。这种威胁主要源于对多偶制的反对，这也成了反对犹他州成为自治州（不受由联邦政府委任的属地总督干涉）的借口，而自治却是犹他州人迫切需要的。
[18]

1869—1870年冬天，国会通过了《库洛姆法案》（Cullom Bill），将一夫多妻制合法化。当时，摩门教徒看到了一个机会，即在反对干涉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让妇女在属地事务中获得发言权，来争取她们的帮助。

那个冬天，摩门妇女组织了多场会议，反对《库洛姆法案》。这些鲜活的例子，证明至少有一些妇女已经活跃起来，开始发表自己的观点。
[19]

虽然边境生活的艰苦状况是原因之一，但在很大程度上，这得益于摩门妇女从1842年开始组织的“救援协会”。当时，摩门社群的中心依然在伊利诺伊州的诺伍（Nauvoo）。从1867年开始，这些协会在犹他州重新组建，它们不仅照顾着摩门定居点中病弱和贫苦的人群，后来也参与到了摩门地区谷物保存和孵化新工业等有计划性的事务之中。
[20]

这一组织最终加入了全国妇女救援协会（National Women’s Relief Society）。该组织报纸发行于1872年，名为《妇女拥护者》（Woman’s Exponent
）。多年来，这份报纸的编辑一直是艾米琳·韦尔斯（Emmeline Wells）。即使是在全国性的选举权领袖们那里，她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21]

《库洛姆法案》在众议院获得了通过，然而没有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但在1887年，国会通过了《埃德蒙兹—塔克法案》（EdmundsTucker Act），禁止了多重婚姻；另外，法案中的一项条款收回了犹他州属地妇女的选举权。犹他州妇女和其他地区的参政论者认为这一举措有失公平，因为一方面，这项所谓的多重婚姻罪的指控只让妇女失去了选举权，而男性并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另一方面，它牵连了所有女性，无论她们是否嫁给了有好几个妻子的丈夫。所以，这项法案不仅反对摩门，也反对妇女选举权。尽管如此，犹他州的妇女还是丧失了选举权。直到1896年，摩门教会宣布放弃一夫多妻制，犹他州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并且州宪法保证了妇女选举权之后，妇女才重新获得这一权利。

[1]
Georgia Willis Read, “Women and Children on the California-Oregon Trail in the Gold Rush,” Missouri Historical Review, 39： 1-23 （October 1944）.

[2]
Diary of Mary Richardson Walker, June 10–December 21，1838，ed. Rufus A. Coleman,Sources of Northwest History, no.13 （Missoula, Mont., 1931），pp 8-9.

[3]
参见对唐纳大队远征的全面描述，George R. Stewart, Ordeal by Hunger （纽约，1936年）。

[4]
Allan Nevin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America, p.377.

[5]
Nancy Ross, Westward the Women （New York, 1945）.这是一份关于西北太平洋沿岸地区妇女开拓者的生动记录，参考文献中包括一些出版过的期刊和日记。

[6]
Clifford Drury, The Diary of Elkanah and Mary Walker, Pioneers among the Spokanes（Caldwell, Idaho, 1940），p.187ff.参见Ross, ch. iii。

[7]
Abigail Scott Duniway, Path Breaking: An Autobi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Equal Suffrage Movement in the Pacific Coast States （Portland, Ore., 1914；平装版，New York, 1971，有作者的序言）.达尼韦夫人的书在某些有争议的问题上并不准确，但在早期太平洋沿岸女性开拓者生活方面，它依然是非常好的一手资料。莱斯利·罗伯茨（Leslie Roberts）1969年在里德学院的毕业论文“Abigail Scott Duniway, Suffragist of the New West”中包含了关于达尼韦夫人生活的一些新材料。

[8]
俄勒冈州历史学会存有达尼韦夫人在《新西北》担任编辑和出版人期间最完整的档案。其微缩摄影资料现存于索菲娅·史密斯藏书馆。

[9]
Anna Howard Shaw to Lucy Anthony, August 30，1912，Shaw Papers, box 6，SL.肖博士最终还是去了俄勒冈州！

[10]
参见T. A. Larson, “Dolls, Vassals and Drudges: Pioneer Women in the West,” 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vol. 3，no. 1 （January 1972）; T. A. Larson, History of Wyoming （Lincoln, Neb.,1965），pp.84-94，以及1973年2月24日和4月9日给作者的信。在把莫里斯夫人塑造成怀俄明州妇女选举权斗士方面，怀俄明州历史学家格雷丝·R.赫巴德的作品做出了许多贡献，《著名美国女性》中关于这两位妇女的一些文章清楚地解释了这一问题。

[11]
The Revolution, January 13，1870 （vol.5，no.2）.这封信的作者是罗伯特·C.莫里斯，他是莫里斯夫人与第二任丈夫的双胞胎儿子。更多关于怀俄明州拓荒边境丰富的社会“构成”及其对选举权议题影响的内容，参见Alan P. Grimes, The Puritan Ethic and Woman Suffrage （New York, 1967），ch.iii。

[12]
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法案的内容是：“居住在本属地年满21岁的妇女能够在每一次法律认可的选举中参与投票，根据本属地的选举法，女性与其他选民一样，拥有投票权和担任公职的权利。” HWS, III, 727.

[13]
同上书，p.739。

[14]
同上书，p.731。

[15]
同上书，p.734。

[16]
参见E. W. Tullidge, Women of Mormondom （Salt Lake City, 1877）; Susan Young Gates and Leah D. Widsoe, Women of the Mormon Church （Salt Lake City, 1926）。

[17]
以下文献持有相反的观点：Grimes, The Puritan Ethic, ch. ii; Larson, “Dolls, Vassals and Drudges”。参见拉尔森关于西方妇女选举权的文章Essays in Western History in Honor of T. A. Larson, ed. Roger Daniels, Univ. of Wyoming Pub., vol.37 （Laramie, 1971）。

[18]
Bernard de Voto, Forays and Rebuttals （Boston, 1936），p.33; Utah, in the American Guide Series （New York, 1941），p.66.

[19]
参见Latter-Day Saints’ Millenial Star, 32： 102，113-116，130-134，145-147，163-165，and elsewhere （1870）。《千年星》上的这些文章转载自《德撒律新闻》（Deseret News）。

[20]
Leonard J. Arrington, “The Economic Role of Mormon Women,” Western Humanities Review （Spring 1955）; Leonard J. Arrington, Great Basin Kingdom: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Latter-Day Saints, 1830—1900 （Cambridge, 1958）.

[21]
在盐湖城之外，现存《妇女拥护者》档案最丰富的图书馆是哈佛的怀德纳图书馆。

第12章 选举权运动的突破性进展

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虽然妇女运动依然规模很小而且分散，但是在选举权问题上已经表现出不可小觑的生命力。当时的活动有三类：示威活动、法律活动和政治活动。十年之内，妇女们放弃了前两类活动，转而专注于第三类。政治类活动需要一系列技巧，比如组织州一级的选举权协会、对公众进行教育、在各个州进行选举权公投造势，以及向国会施加压力，要求修改联邦宪法。

最早的妇女选举权游行（如果我们可以称其为游行的话）发生在新泽西州。在这方面，这个州有许多不同寻常的先例。和许多州不同，新泽西州的宪法（1776年生效）并没有明确剥夺妇女的选举权，她们偶尔也会投票，直到1807年，议会明确规定，只有自由的白人男性公民才能投票。
[1]

1868年11月19日，也就是总统选举日，新泽西州南部葡萄园的小葡萄种植区出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景象。在联合大厅一端，讲台两边各有一张桌子，选举法官坐在那里——一边是男性，另一边是女性。那天，大批女性把选票“投”进了专门为她们所设的投票箱（一开始，她们想要把票投到男性的投票箱里，但是遭到了“客气的拒绝”）。在女性那边，坐着像玛格丽特·普赖尔（Margaret Pryor）这样的忠实支持者，她曾经在阿比·凯利·福斯特40年代第一次站上讲台演讲时，直面过反对废奴运动的暴徒。现在，普赖尔夫人已经84岁了，她戴着贵格会女帽，显得很安详，她的精神、灵活性和力量看起来都和一个35岁的人没有两样。《革命报》的记者记录了这个场景：

这里完全不缺朋友和支持者。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的脸上都焕发着容光，灵魂也在为我们祈祷。讲台上满是真诚、文雅而聪慧的女性，她们认为来这里会对她们有益。一个美丽的女孩对我说：“我觉得投过票之后，自己更加有力量了。”……看到丈夫和妻子一起来到大厅的场景真是让人欣喜，只不过他们必须分开，一个向右走，一个向左走，而事实上，这种分离完全不应该发生。一些女性投完票之后，还会去拜访她们的朋友，劝说她们也来投票。年轻的女士投完票之后，会来到她们的熟人家中，帮她们照顾孩子，好让朋友也有时间去投票。那些担心妇女在投票日外出投票，孩子会不安全的男士，会因此把心放下吗？
[2]

尽管有人曾悲观地预测，来投票的妇女不会超过5个，但最终到场的投票人数让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大感意外。一共有172名妇女投了“票”，其中有4名黑人。《革命报》的报道让这一事件广为流传，类似的事件在接下来的数年里也时有发生。1870年冬天，暴风雪肆虐，在马萨诸塞州海德公园，40名妇女在安杰利娜·格里姆克·韦尔德和萨拉·格里姆克（她当时将近80岁）的带领下，迎着暴风雪，向一个专为女性设立的“投票箱”中投下了她们的选票。
[3]

1871年和1872年，来自美国10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共计约150名妇女曾尝试过投票。其中，有将近70名来自哥伦比亚特区。失败后，她们还曾尝试通过庭审程序争取选票，但也没有成功。但是，各地也有个别妇女成功进行了投票：新罕布什尔州丹佛的玛瑞拉·M.里克、密歇根州巴特尔克利克的玛丽·威尔逊以及底特律的南妮特·加德纳。
[4]

在争取注册选民权和投票权方面，最著名的诉讼案件是由安东尼小姐发起的。在她的带领下，纽约州罗切斯特的16名妇女在1872年总统选举期间，先是对注册选民权发起诉讼，随后又对投票权发起了诉讼。
[5]

这些妇女的行为并非轻率之举。就像罗切斯特的一份报纸警告的那样，安东尼小姐深知，“非法选民”将会面临高达500美元的罚款和可能长达3年的监禁。传记作家凯瑟琳·安东尼（Katharine Anthony）指出，我们不能轻率地认为这些人只是想搞个轰动事件，因为她们都是冷静的家庭主妇，有些人还是贵格会教徒。其中，罗达·迪加摩（Rhoda DeGarmo）还是1848年紧接着塞尼卡福尔斯会议召开的罗切斯特女权大会的秘书。
[6]

这种行为，完全符合安东尼小姐的性格。只要有可能，她就会抓住每一个机会。在带领大家去投票之前，她已经获得了一流的法律建议，也向选举官员们保证（他们被她强有力的证据说服了，同意让她和她的跟随者投票），如果他们遭到诉讼，她会承担所有费用。

这场16名罗切斯特妇女触犯联邦法律进行非法投票的事件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格兰特总统的共和党政府在得知这件事后，不遗余力地想要将她们定罪，又千方百计地阻挠此案上诉至最高法院。安东尼小姐出席了这场可以作为判例的庭审，这是毫无疑问的。她得到的犯罪指控是她在“知情的情况下，错误且非法地投票选举美国国会代表”。在审判前的几周里，她在门罗县所有29个邮政区进行了演讲，向当地公民（他们可能会是陪审团成员！）直接陈述案情。巡回演讲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关注，检察官对此深感不安，甚至申请变更审判地点，将庭审安排在临近的安大略县的卡南代瓜，并将审判日期定在了1873年6月17日。安东尼小姐毫不畏惧，再次勇敢接受了挑战。在仅有的3个多星期里，她在安大略县的另外21个邮政区发表了演说，而她的朋友和同事玛蒂尔达·盖奇则在另外16个邮政区发表了演说。
[7]

她辩护的主要理由是她的投票是出于善意的，因为她认为她应该获得投票的法律权利，不能因为犯罪行为和犯罪意图而被定罪。

也许是为应对她惊人的努力，审判长沃德·亨特不得不采取不同寻常的法律程序。亨特是共和党参议员和政治集团领袖罗斯科·康克林的政治支持者，他急切地想要用自己的第一个案子来取悦共和党政府。不论如何，他的专横简直令人发指。安东尼小姐的律师、前任上诉法院法官亨利·R.塞尔登（Henry R. Selden）想要传唤安东尼小姐为自己做证，但控方认为她没有资格做证，这竟然得到了法官的支持。另一方面，法庭（不顾塞尔登的反对）采用了她在被指控罪名前的听证会上所做的证词，该证词由一名法警记录。

此外，尽管刑事案件必须由陪审团进行裁决，但是在这个案件中，被告却被剥夺了这一权利。当控辩双方陈词完毕，亨特法官告诉陪审团，在他看来，“陪审团毫无疑问应该认为被告有罪”。在宣布律师抗议无效之后，他宣读了一份预先准备好的声明：

这个问题……完全是法律问题。所以，我从一个法律问题的角度判断，安东尼小姐声称受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保护，但是她投票的权利并没有受到法律保护。我认为，她的信念和她所获得的法律建议并不能让她的行为合法。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你们的判决就应该是有罪，因此我希望你们能够得出有罪的判决。
[8]

法庭不仅驳回了塞尔顿对陪审团投票的请求，还驳回了他对新审判的请求。

但这时，亨特法官似乎松懈了一下，犯下了一个战略性错误：他询问被告，是否有任何理由认为判决不该生效。安东尼小姐当然有。她当着法官亨特、陪审团和满满一法庭的人的面，进行了一场猛烈的控诉。这场控诉不仅指向了审判本身，也指向了对妇女选举权的剥夺。法官在意识到自己的失误之后，数次警告她，但安东尼小姐置若罔闻。最终，亨特法官让她停了下来，并宣布她将支付罚款和庭审费用共计100美元（判决并不严厉）。安东尼小姐立刻宣布，她一美元也不会付。

亨特再一次无视了既定程序。安东尼小姐没有缴纳罚款。他也故意没有对安东尼小姐采取任何措施。因为如果这么做，安东尼小姐就可以基于人身保护令，把案件提交到美国最高法院。而因为在这场审判中犯下的各种愚蠢的非法行为，最高法院很可能将其推翻，并展开一场真正的陪审团审判。用这种方法，他夺走了留给安东尼小姐唯一的法律武器。她从未支付过罚款，但是也没有受到进一步的制裁。格兰特总统也悄悄赦免了允许妇女注册并投票的罗切斯特选举官员。

政府没有继续对安东尼小姐提起诉讼，原因是在之后的迈纳（Minor）案中，判决正在向有利的方向发展（与安东尼小姐一案相比，它的法律基础没有那么薄弱），而且最终，此案被提交至最高法院。这是一场基于妇女现有投票权的新理论的诉讼，这套理论由圣路易斯的律师弗朗西斯·迈纳（Francis Minor）提出，而他的妻子正是密苏里州妇女选举权协会的主席。

1869年年底，《革命报》发表了密苏里州选举权协会开会通过的一系列决议。这份决议由迈纳先生起草，认为宪法及其修正案已经赋予妇女投票权，各个州无须再增加允许妇女投票的法律。决议宣称：“出生在美国或者获得美国国籍的，服从美国法律约束的每一个人，都是美利坚合众国及其所在州的公民。”它指出了宪法所授予的“豁免权和特权”的区别，以及各个州对违反豁免权和特权的权利：

兹决议，1：美国公民的豁免权和特权，不管如何界定，都是具有国家性质的，而且对各州当局而言是至高无上的。

2：尽管美国宪法将选民资格交由各个州决定，但宪法从未赋予过它们剥夺任何公民选举权的权利，每个公民都拥有这种权利——各个州可以规范选举，但不能禁止投票的权利。

3：美国宪法明确宣布任何州不得制定或实施任何有损美国公民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因为性别而限制妇女投票的各州宪法，都是对联邦宪法精神和内容的违背。

4：各个州无权过问移民归化问题，也无权剥夺已获得美国国籍的公民选举权。很明显，其中也包括女性，更明显的是，各州无权剥夺印第安女性的选举权。
[9]

这一关于妇女选举权的新理论获得了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衷心拥护。1870年1月，在关于赋予哥伦比亚特区妇女选举权法案的听证会上，斯坦顿夫人在哥伦比亚特区议会委员会面前，公开详细陈述了这一新理论。这是一着险棋，如果它能奏效，那么这将至少省去女性半个世纪的努力和牺牲。但是这一法案最终宣告流产，因为最高法院判决弗朗西斯和弗吉尼娅·迈纳败诉。迈纳夫妇曾于1872年起诉名为里斯·哈勃赛特的圣路易斯选举登记员，因为他对迈纳夫人登记选举的行为进行了阻挠。密苏里州宪法中的一项条款明确禁止妇女投票，哈勃赛特的行为依据即为这一条款。迈纳案几乎与安东尼小姐一案同时发生。

在地方法院败诉后，迈纳夫妇上诉至最高法院。1874年10月，最高法院宣布了一项一致裁决，维持原判。
[10]

这一由大法官莫里斯·R.韦特撰写的裁决认为，宪法通过之时并未授予当时的公民选举权，而公民权并不一定包含选举权；各州既然有权剥夺某些男性（基于财产资格、肤色、精神疾病以及犯罪情况）的选举权，那么也同样有权剥夺所有女性的选举权。法庭不认为迈纳夫妇在他们的上诉中提出的问题是妇女的苦难，也不认为它是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功绩。正如布拉德韦尔案一样，法庭回避了事关重大的基本问题。
[11]

之后发生的关于妇女选举权听证会的法庭裁决显示出了一些不一致，至少对外行来说是这样。迈纳案的裁决与1873年所谓的屠宰场案的判决并不一致，因为后者明确宣布，“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赋予黑人美国公民的权利，因此他们也拥有在合众国各州投票的权利”。
[12]

随后，在1884年的亚伯勒裁决中，法院再次判决：“因此，参与议员选举的选民的选举权并不来自州法律，同样，能否行使这一权利也不完全取决于州法律。”法院进一步补充说，宪法第十五修正案仅保证非裔男性公民拥有选举权，尽管它补充说：“原则……国会有权保护行使选举权的原则，这对于其他公民和有色人种公民的选举权，以及一般的选举权和受保护不受歧视的权利都是必要的。”
[13]

难怪《妇女选举权史》第四卷的作者写道：“法律的吹毛求疵实在难以让普通人理解。”
[14]

就像那些试图让第十四和第十五修正案加入妇女选举权条款的早期尝试一样，安东尼和迈纳案证明了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机会尚未成熟。试图通过法律途径取得选举权脱离了社会现实，通过国会法令获得选举权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

虽然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工作，挣工资，并且在这个国家的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因为她们没有联合，所以影响力并不大。如果没有具有规模的组织，她们就无法挑战经济和政治方面根深蒂固的偏见和顽固不化的传统。为了赢得选举权，不仅需要各个领域广泛的社会进步，也需要更多妇女有意识和一致的努力。当然，男性的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

***

1876年夏天，美国在万众期盼中迎来了百年国庆。费城举办了一个大型展览会，这也是美国第一次举办这种展览会。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希望借此机会让公众关注妇女地位不平等的问题，也希望可以让全国各地的妇女聚到一起，交流彼此的经验和知识。他们在费城设立了总部，尽管在选址方面颇费了一番波折。本来他们已经签订了租赁合约，但后来却发现这处房产虽然属于一位妇女，但是根据宾夕法尼亚州的法律，女性如果没有征得丈夫同意，就没有权利处置自己的财产，而她的丈夫拒绝出租这处房产。最终，他们找到了合适的地方。代表协会签订租赁合约的是安东尼小姐，她是单身，因此能够合法签订商业合同。

庆祝活动的高潮是7月4日在独立大厅举行的独立庆典。庆典的荣誉嘉宾是巴西皇帝（一些女性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不适合的人选，因为百年庆典的目的是纪念民主的传统）；庆典的演讲嘉宾中没有一个是女性。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向百年庆典委员会主席霍利将军（General Hawley）提出要求，希望获得宣讲《女权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 For Women
）的机会，这一宣言和塞尼卡福尔斯会议中起草的那份宣言颇为相似。但是，这一要求被驳回了，原因是担心引起太多关注。她们的另一个要求是获得更多门票，但这一要求也被回绝了。不过最终，霍利将军还是同意给女士们五张门票，而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庆典当天，就在全场观众起立向巴西皇帝致敬的时候，四名妇女在不屈不挠的安东尼小姐的带领下，登上讲台，冲到主席面前。庆典主席是美国参议院临时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托马斯·W. 费里（Thomas W. Ferry），同时也是一位妇女选举权支持者。费里吓了一跳，他接过了安东尼小姐递给他的一卷羊皮纸，还向她鞠了一躬。这几位女性做好了随时被逮捕的准备，她们随即转身走下讲台，走出大厅，一边走还一边从她们随身携带的宽大的手提包里拿出印有宣言的传单，前后左右散发着。当时场面极度混乱，许多人站到了椅子上，还有许多人伸长手臂想要去够这些传单。霍利将军大吼着维持秩序。

当五位女性从大楼里走出来的时候，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黄金机会，并抓住了它。费城的夏天本身就很炎热，那一天尤其如此。尽管这样，独立广场上依然挤满了人。广场上有一个供晚上活动使用的乐队演奏台，此时，在炎炎烈日下，台上空无一人。女士们走了过去，安东尼小姐站到台上，用她清澈的嗓音，向在场的人群宣读了宣言（另外一名女士帮她撑着一把阳伞）。她们又在这里散发了更多传单。心满意足之后，她们来到了第一一神论派教堂（First Unitarian Church）。在这里，她们举行了一场为期5小时的大会。其间，教堂内座无虚席。观众听到了著名的哈钦森家族演唱家们的歌声，这些演唱家经常出席各种废奴和女权集会，因此观众对他们并不陌生。他们的演唱曲目中最著名的一首歌是盖奇夫人的《此后一百年》（A Hundred Years Hence
），其中有几句是这样唱的：

男人的伴侣，女人，理应和他一样，

这个世界才能美丽安详。

为自己着想不会得罪谁，

此后一百年，世界都将为自己着想。
[15]

和塞尼卡福尔斯的宣言相比，1876年的妇女宣言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愤怒。这种改变的原因之一是这些年来所发生的进步，另外一个原因也在于宣言本身。
[16]

我们明显可以看到，早期的一些关于平等教育、公共演讲、布道、教书、工作权利的要求在这份宣言中消失了，对男性——所有男性——的尖锐指控也消失了。相反，宣言的矛头指向了政府——一个只有男人组成的政府。新的宣言要求在陪审团审判时，其成员应该和被告有同样的背景，也就是说陪审团必须包括女性；它要求国家免除对没有政治代表的群体征税，以及从州宪法和法典中去除“男性”二字。同时，宣言重申了之前对道德双重标准的抗议，并强调在现行的离婚法规中，女性所面对的不平等地位。虽然宣言承认法律在妇女问题上做出了许多改革，但依然指出各州改革的步伐是不均衡的，许多条款依然可能被修正，或者直接被撤销，而且，许多明目张胆的歧视依然存在。

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并没有参与任何与宣言有关的事务（他们更不想牵涉这场离经叛道的“闹剧”），也没有尝试在百年庆典中设置办公中心。他们确实希望在7月4日举办活动，但是遭到了拒绝，理由是场地有限。最终，妇女获得了在展示墙上展示印刷品的机会，但是“墙太高了，几乎没有人能看到上面写了什么”。
[17]

***

大概没有多少女性会像斯坦顿夫人那样，认为最高法院对迈纳案的判决对女性的影响，可以像最高法院对德雷德·斯科特一案的判决对奴隶那样深远。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迈纳案为妇女争取选举权关上了一扇门，它告诉她们，要获得选举权，只能寻找其他途径。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一如既往地忙于在每个州争取选举权，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虽然在各州也有活动，但是把重点放在了争取联邦宪法的妇女选举权修正案上。这两种途径，不管是哪一种，对一个在政治方面务实的人来说，都是不切实际的。也许我们应该庆幸，这些女性都不是这样的人。在妇女选举权运动成功之后，卡特夫人曾为这场运动所需的人力成本算过一笔账：

为了让“男性”一词在宪法中消失，我国妇女在52年的时间里一刻不停地奋斗着……在此期间，她们不得不为56场只有男性才能投票的公投进行拉票；她们用了480场活动，才让议会把选举权修正案交给选民投票；她们用了47场活动，才让州宪法大会在州宪法中纳入了妇女选举权方面的内容；她们用了277场活动，才让州党派大会纳入了妇女选举权方面的政策纲领；她们用了30场活动，才让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在政纲中纳入了妇女选举权方面的内容，她们还对连续19届国会进行了19场活动。
[18]

1868年，第一个关于妇女选举权修正案的议案被提交到了国会。1878年年初，加州参议员A.A.萨金特（A. A. Sargent,他是安东尼小姐的密友）又提交了一项关于妇女选举权的议案，这项议案通常被称为“安东尼修正案”。40多年后，这项议案获得国会通过，一字未改，成为美国宪法第十九修正案。“合众国或任何一州不得因性别而否认或剥夺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
[19]

这项议案被提交给参议院特权和选举委员会。斯坦顿夫人组织了一个妇女演讲者的银河舰队，为接下来将要召开的听证会做准备。但是，在目睹委员会的行事方式之后，所有人都预料到该议案并不会得到通过。斯坦顿夫人写道：

站在这个委员会面前，我真是怒火中烧。在我们为平等权利奋斗的过程中，我从没这样生气过。委员会成员全是比我年长许多的老头子，他们舒舒服服地坐在扶手椅里……这里面最最招人嫌的就是委员会主席——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沃德利。他故意心不在焉，对我们不屑一顾……他一会儿看看面前的手稿和报纸，一会儿站起来去开门开窗或者关门关窗。他还会伸懒腰，打哈欠，盯着天花板发呆，剪指甲，削铅笔。他坐在那里动个不停，还一直变着法儿打发时间，完全不给演讲者说服委员会的机会。有好多次，我都想把我的手稿砸到他的脑袋上，我好不容易才克制住了这种冲动。
[20]

在此之后，每次国会开会，修正案的支持者都会一次又一次地反复提交这一议案，并举行了听证会，大多是在每年一届的华盛顿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尽管总会有像沃德利参议员这样的国会议员，但是这些听证会还是给了参政论者结交新朋友的机会，听证会的议程也总是能够得到媒体的关注。这些听证会让妇女参政论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国会上，她们还不断地向参众两院的议员递交大量请愿书。

改变在缓慢地发生着。1882年，参众两院分别组建了特别委员会，专门负责妇女参政问题。这两个委员会都对妇女选举权议案做出了积极的回应。1884年和1886年，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又对这一议案做出了积极的回应。1886年12月8日，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亨利·W.布莱尔（Henry W.Blair）在参议院就这一议案慷慨陈词，表达了对议案的支持。
[21]

他宣称：“投票权是一项伟大的基本权利，民主由此而生，也由此壮大。所有其他权利都由此衍生而来。”他对反对派所有严肃的反对理由一一进行了辩驳：选举者必须服兵役（但是这一限制并不会约束那些没有服兵役的男性）；妇女的智力不如男性（而男性的智力并没有受到质疑）；妇女会因为母亲和主妇的职责，没有时间投票（为什么不把这个问题交给妇女自己决定呢，就像每个男性选民都可以自己决定有没有时间那样），等等。

主要辩论一直延续到1887年1月25日。
[22]

布莱尔得到了俄勒冈州的多尔夫和马萨诸塞州的霍尔的鼎力支持。反对派在接下来的辩论中则显示出了完全不同的水准：佐治亚州的布朗参议员害怕赋予黑人妇女投票权，密苏里州的菲斯特也有这样的担心，而且，他还认为这会让美国的家庭分崩离析，让妇女的女性气质消失殆尽：

对我来说，当我回家的时候——当我结束了在这个微不足道的世界的争权夺利，当我从与其他男人的较量中回归——我希望我能够获得的，不是某个女性选区政客的拥抱，而是一个真正的女人真诚的、充满爱意的触摸。我希望回到妻子和母亲的属地，而不是回到财务、关税和宪法构建的课堂。我希望可以享受天伦之乐，去体会家庭生活的每一个充满爱意的细微之处。
[23]

他在演讲的末尾做了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总结陈词，他描述了法国大革命中的妇女角色：“是谁领导了那些嗜血的暴民？在那场激情的风暴中，谁的尖叫声最响？是女人……在巴黎愤怒的暴民中的女人……那种具有操纵性的巨大力量来自女人，而按照上帝的旨意，她们应该是温柔和甜美的慈悲天使，不管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理应如此。”
[24]

参议院投票结果显示，共有16票赞成，34票反对，26人缺席。相比1866年哥伦比亚特区的投票，支持选举权的参议员又多了7个人。如果从地理区划细分选票，我们可以看到南方对法案的反对是非常一致的，共有22票反对，10人缺席，没有一票赞成。

直到1896年，安东尼修正案一直不断被提出（除了几次例外），并且也不断收到委员会意见。然后，因为我们下文中将要讨论的一个原因，安东尼修正案不仅从国会议事日程中消失了，也从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直到1913年，它才重新浮出水面。

***

安东尼小姐和斯坦顿夫人把主要的火力都集中在了国会上。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虽然一直声称支持联邦修正案）则把精力都放在了敦促各个州修改州宪法上。

几十年来，想要通过在各州进行公投，让妇女获得选举权的方法，不仅工程巨大，而且收效甚微。1867年，堪萨斯州举行了公投，迈出了这个漫长的公投之路的第一步，而大多数都以失败而告终。1870—1910年，共有11个州（仅有3个州在密西西比州以东）举办了17场公投，但仅有2场取得了胜利。在最早举行公投的州中，除了堪萨斯州，还有1874年的密歇根州、1877年的科罗拉多州、1882年的内布拉斯加州、1884年的俄勒冈州、1887年的罗得岛州、1889年的华盛顿和1890年的南达科他州。
[25]

总体而言，这些拉票活动都是非常相似的。它们的运营经费有限，参与运营的工作人员非常少，而且他们中间总有一些坚定的男性支持者。不管让组织者决定开始拉票活动的有利因素是什么，是主要政党承诺支持，还是大型报纸的支持，这种承诺，往往早在选举日之前就不见踪影了。当时贪污横行，酒类利益集团逐渐成了妇女选举权的主要反对力量。

面对如此劲敌，妇女很难获得资源。两个全国性选举权协会的财务一直捉襟见肘，而州选举权协会在当时几乎不存在（当时它们都尚未发展为后来为人所熟知的州选举权协会）。为了实现公投，就需要为请愿书征集大量签名，这本身就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在偏远的乡村地区更是如此。妇女正在培养一大批有才干的演讲者，她们从妇女俱乐部和社区活动网络中也能够得到支持。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了俱乐部，她们在社区活动中也更加活跃，例如禁酒、传教、慈善、教育、贸易工会以及宗教。但是，虽然妇女参政，就像其他“事业”一样，总能够在危机时刻见证许多忠诚的斗士的出现，但因为各种原因，例如胆怯、惰性或是大多数妇女需要面对的家庭和经济压力，能够为未来奠定基础的成果依然不多见。如果是需求和时机创造了能力，那么这样的能力在这两者都不存在的情况下，就慢慢流失了，因为没有足够多的组织可以吸纳并发展这些能力。

争取普遍妇女选举权的斗争遭受了接连不断的失败，但是小范围的进展也是存在的，比如在教育、税收和债券发行等方面。早在1838年，肯塔基州允许有学龄儿童的寡妇参与“学校选举”，这是最早关于部分选举权的记录。但是，这一做法并没有得到推广，直到1861年，堪萨斯州才允许妇女进行学校选举。1875年，密歇根州和明尼苏达州对此举进行了效仿。此后，妇女的学校选举在越来越多的州得以实现，到1890年，这一数量增加到了19个州，其中，还有3个州通过了税收和债券选举。
[26]

虽然看起来事情在进展，但是部分选举权也带来了问题。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887年堪萨斯州妇女参与的市政选举。
[27]

一旦妇女能够获得选票，即使这种选举只是地方性的，她们就会成为政党的目标；一旦她们加入任何政党，她们就会忠于这个政党在选举权和其他议题上的政策。这样，她们的观念就会产生分裂，因为妇女选举权像许多其他议题一样，是一只被踢来踢去的政治足球。这一问题在1894年堪萨斯州举行的第二次公投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共和党人承诺将妇女选举权列入他们的政纲，但却违背了诺言；民粹党把选举权加入了纲领，但是在一条附加条款中，又写着即使不支持妇女选举权，也不会被视为对政党的不忠诚。因此活跃于两党中的选举权领袖则被夹在中间，进退两难。

部分选举权的另外一个弊端是它并不能吸引足够多的女性进行投票，也就无法证明妇女想要投票权。于是，反对者就有理由认为妇女对投票根本没有兴趣。每次参与投票的人数相差很大，是否参与投票，取决于她们在争取各种更广泛的斗争时的参与程度。即使是那些有意愿投票的人，也取决于她们投票时所遭遇的困难。这些困难在当时的情况下并不应该被忽视，它们也反映了主要政党无意保护这一小部分选民的利益。这些和获得全面选举权的怀俄明州妇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因为她们拥有了全面选举权，能够影响选举结果，所以每个政党都会努力确保她们得到公平的对待。1880年，在纽约州学校董事会选举中出现了各种各样对妇女选民权的践踏：有些公然藐视法律，剥夺妇女选举权；有些则威胁进行报复，这些威胁可能来自神职人员，可能来自匿名者，甚至可能来自丈夫；有些投票站设施非常不友好，过于拥挤，不适合女性，投票站中的小混混甚至是选举官员都行为粗鲁（有些人甚至把烟喷到妇女的脸上）；甚至还有人向她们扔石头。难怪各个投票站的投票人数相差巨大，而且这对妇女争取全面选举权没有帮助。

***

1889年，怀俄明州申请加入联邦。它是第一个给予妇女政治平等权利的属地，现在它申请成为第一个这么做的州。在它新通过的州宪法中，包含了妇女全面选举权的条款。
[28]

南北战争让美国不再有自由州和蓄奴州之分。因此，新州的加入不再是一个有争议性的问题，它所能引起的分歧点在于它可能会让某一政党在国会中更有影响力。怀俄明州很可能是一个支持共和党的州，因此，它成为州的申请遭到了民主党的反对。他们反对的主要理由在于认为怀俄明州的加入会打开一扇大门，让更多的州开放妇女全面选举权——这一担心是不无道理的。

在是否要让怀俄明州成为美国一个州的问题上，国会中发生了激烈的辩论。亚拉巴马州的奥茨代表的南方民主党人坚称，一个州无权在选举权问题上自作主张，这一立场与之前是完全不一致的。
[29]

许多焦急不安的妇女在二楼看台上听着这场辩论，安东尼小姐也是她们中的一个。这些男性在怀俄明州妇女选举权是否违宪（鉴于最高法院对迈纳案的判决结果）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也在妇女议员出现在他们中间的可能性上反复纠缠，因为妇女完全可能被选为代表，这将成为他们最大的噩梦，而且（很显然）他们也完全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她。

1890年3月28日，众议院进行了投票，以139票赞成、127票反对的微弱优势，让怀俄明州成了美国的一个州，并保留其允许妇女参政的州宪法。3个月后的6月27日，参议院就同一问题进行了投票，票选结果为29票赞成、19票反对。
[30]

总统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适时地签署了这项法案。1890年7月23日，怀俄明州在夏延（Cheyenne）举行了典礼，庆祝这一胜利。在典礼上，将纪念这一时刻的旗帜交给州长的人，正是莫里斯夫人——“怀俄明州妇女选举权之母”。
[31]

[1]
E. R. Turner, Woman Suffrage in New Jersey, 1790—1807，Smith College Studies in History, I（1916），165-187.

[2]
The Revolution, vol.2，no.10，p.307 （Nov. 19，1868）.

[3]
1870年，在当地黑人重建行政官员的鼓励下，南卡罗来纳州一些地区的黑人妇女也前往了投票站。参见Benjamin Quarles, “Frederick Douglass and the Woman’s Rights Movement,”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25： 35 （June 1940）。

[4]
Catt and Shuler, Woman Suffrage and Politics, p.92n.; HWS, II, 587-599. 参见“Address Presented to Peter Hill by Nanette Gardner,” Woman’s Journal, vol.3，no. 51，p.402 （December 21，1872）。

[5]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妇女选举权的另一种示威形式：拒绝纳税。虽然参与这种形式的示威的人数非常少，但它引起了讨论。早在1858年，斯通夫人因为拒绝纳税，征税人强制出卖了她的家庭用品（Blackwell, Lucy Stone, p.195）。其他税收抗议者还包括阿比·凯利·福斯特、哈丽奥特·亨特以及康涅狄格州格拉斯顿伯里的阿比和朱莉娅·史密斯姐妹。其中，史密斯姐妹最为出名，因为拒绝纳税，她们的牛屡次被强制出售，她们也因此变得广为人知。参见Elizabeth G. Speare,“Abby, Julia and the Cows,” American Heritage, vol.8，no.4，pp.54-57，96 （July 1957）。

[6]
Anthony, Susan B. Anthony, p.281.

[7]
这次，盖奇夫人似乎是安东尼小姐的朋友和同事中唯一一个给予她帮助的人。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在1873年大会上确实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了诉讼过程，认为它“是对美国所有公民自由的一记重击”（HWS, II, 522n），但是，大会在实施决议方面并未采取什么行动。为美国人代言的《妇女期刊》首先对妇女的“力量和成功”表示祝贺，但当她们触犯法律之后，就放弃了这一议题，不过，期刊还是刊载了斯通夫人一篇关于审判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叙述是客观的。她强调，妇女应该致力于让公众支持选举权运动。Woman’s Journal, vol.4，no.26，p.204（June 28，1873）.

[8]
Proceedings in the Trial of Susan B. Anthony （Rochester, 1874），pp.87-88.

[9]
迈纳是根据宪法第1条第2款、第4款、第9款，宪法第4条第2款、第4款，宪法第6条和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进行推论的。这些决议首发于The Revolution,vol.4，no.17，p.259 （October 28，1869）。

[10]
21 Wallace 162.

[11]
迈纳夫妇在信中指出，大法官托尼（Chief Justice Taney）在为德雷德·斯科特一案所写的著名判决中，对“一个州对其境内公民赋予的公民权和作为合众国成员的公民权进行了区分”。托尼维护了任何州都不能让黑人，即使是获得了自由的黑人，成为公民的判决。迈纳夫妇则认为，以此类推，一个州也不能剥夺女性已有的权利，也就是在联邦中的公民身份。HWS, II, 726.

[12]
16 Wallace 36.

[13]
110 U.S. 651 at pp.663-664，665.

[14]
HWS, IV, p.9.

[15]
HWS, III, p.39.

[16]
同上书，pp.31-33。

[17]
Blackwell, Lucy Stone, p.253.

[18]
Catt and Shuler, Woman Suffrage and Politics, p.107.

[19]
除了1914—1915年，在这段时间里，所谓的《沙弗罗思—帕尔默修正案》被引入，成了一个可选方案。

[20]
HWS, III, 93n.

[21]
Congressional Record, 49 Cong., 2 Sess., vol. XVIII, Part 1，pp.33-38.

[22]
同上书，pp.980-1003。在此之前，国会曾两次就妇女选举权问题进行过讨论，一次是在1866年，与哥伦比亚特区法案同时进行了讨论，另一次发生在1874年，当时彭比纳属地（现为北达科他州的一部分）获准建立。

[23]
同上书，p.986。

[24]
同上书，p.989。

[25]
参见第19章，p.263。

[26]
National 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 Victory: How Women Won It—A Centennial Symposium, 1840—1940 （New York, 1940），p.165.

[27]
在这一方面，堪萨斯州是全美最自由的州。出于对这一点的认可，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采用了堪萨斯州州花向日葵作为它的象征。在后来的选举权运动中，这成为一个熟悉的景象。

[28]
议员公开表示，如果必须没收妇女的选举权，那么怀俄明州将放弃成为合众国的一个州。不过，并没有任何州议会记录对HWS, IV, pp.999-1000中的这一记载进行补充。在辩论的报告中，一位议员确实表示：“如果他们因为州宪法中这一条款不让我们加入，那我们就永远不加入。”（拉森1973年2月24日给作者的信。）

[29]
Congressional Record, 51 Cong., 1 Sess., vol. XXI, Part 3，pp.2663-2712.见第22章和23章。

[30]
在这一点上，辩论也远非例行公事。亚拉巴马州参议员摩根甚至声称，“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他会离开一个让他的妻子和女儿去投票的国家”。（Congressional Record, 51 Cong., 1 Sess., vol.XXI, Part 7，pp.6574-6589.）

[31]
爱德华·斯莱克是莫里斯夫人之前一段婚姻所生的儿子，可能是他在他的夏延报中，第一次把莫里斯夫人称为“怀俄明州妇女选举权之母”。（见第11章以及吉恩·格雷斯利在《著名美国女性》中关于莫里斯夫人的文章。）

第13章 妇女组织的成长

让组织得到发展的积极因素有许多，其中贡献最大的就是中产阶级妇女。从1865年起，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家庭革命开始了。对那些能够享受这场革命带来的便利的人来说，这场革命让他们得以从家务劳动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参与其他事务中去。煤气照明、市政供水系统、家庭管道、罐头食品、冰的商业生产、火炉、炉灶和洗衣盆的发展，以及缝纫机的流行，让越来越多的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1]

移民潮把越来越多没有技术的女性抛向劳动力市场，成为厨师和保姆，并获得了收入、教育，也获得了更多的休闲时间。这样的生活，是不甘心被家庭和孩子困住的年轻的斯坦顿夫人在19世纪40年代无法想象的。

女大学毕业生和职业女性的人数也在增加。1889—1890年，共有2500多名女性拿到了文学学士学位（虽然各学院的水平参差不齐）。
[2]

1870年，各学科教师人数为9万多人，不出20年，这一数字增加到近25万；在1870年的人口普查中，女性“内科医生、外科医生、骨科医生、按摩师、自然疗法医师和医疗服务工作者”仅有544人，到1890年增长到近4500人。
[3]

在南北战争之后的几十年里，像朱莉娅·沃德·豪这样通晓希腊语、拉丁语，阅读过康德的哲学著作的女性已经有很多了，而30年前，像富勒小姐这样的女性还非常稀少。

但事实上，这样的女性依然“必须穿戴得整整齐齐，而且哪儿也去不了”。1868年，查尔斯·狄更斯拜访美国，纽约新闻俱乐部邀请他出席晚宴。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些知名女记者，但她们都不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她们中有一些人想要获得此次晚宴的门票，但遭到了拒绝，其中就包括珍妮·C.克罗利（Jennie C. Croly）夫人。她愤而组建了桑果俱乐部（Sorosis），这也是最早的妇女职业俱乐部。同年，朱莉娅·沃德·豪、卡罗琳·塞弗伦斯以及其他一些波士顿女性成立了新英格兰妇女俱乐部（New England Women’s Club）。

这些俱乐部，以及之后那些俱乐部不同于之前的文学和辩论协会的地方在于，它们除了关注“自我成长”之外，还涉及其他丰富而广泛的领域。新英格兰妇女俱乐部的目标人群是知识分子，它的宪章宣称，希望“为成员提供一个舒适、方便且安静的休息和聚会之所”，同时，它也希望成为“有统一的思想和行动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中心”。这个俱乐部并没有辱没自己的使命。爱德华·埃弗里特·哈尔后来曾说：“如果我想在波士顿解决某些问题，那么我就会去新英格兰妇女俱乐部。”同样，桑果俱乐部所关注的议题也非常广，其中包括孤儿院的高死亡率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招收女性学生等议题。其他一些团体的活动则反映了成员的兴趣和她们所在社区的性质，但无论如何，它们的特点是兴趣广泛。不久，芝加哥成立了两周会（Fortnightly），旧金山成立了世纪俱乐部（Century Club），无数其他俱乐部也涌现了出来。无疑，这种新形式契合了当时巨大的需求。虽然有些俱乐部存在时间很短，但另外一些则非常坚挺。到1890年，大量发展稳定且极具影响力的俱乐部组成了妇女俱乐部总联合会（General Federation of Women’s Clubs）。1894年，各个州联合会（State Federations）也成立了，它们组织的活动为女性提供了方方面面的教育。
[4]

在南方，俱乐部的影响尤为明显。在南北战争打碎了南方妇女原有的世界之前，她们的生活半径一直很狭窄。俱乐部把她们推向了一个有新视野、新经验以及可以建立新联系的世界。一般而言，俱乐部提供的活动往往是文学性的，但是如果一个女性在俱乐部的管理岗位任职，那么她就有机会去其他州旅行，甚至参加国际会议，有机会接触各种有影响力的思想和活动。大城市的俱乐部女性逐渐成了育儿、社区保健、过度拥挤的公寓大楼的卫生问题等领域的先驱，她们为社会改革运动和睦邻安置所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另外，通过口耳相传、报纸文章和会议报告的方式，她们还将新的思想和标准传递到了全国各地的乡村和小型社区。

随着俱乐部运动的兴起，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出现了其他一些目标更明确的组织，它们在创办之初往往非常不起眼。19世纪60年代，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起源可追溯到一些妇女对那些在工厂工作、第一次远离家人的年轻女孩的宗教和道德问题的关注。畜牧业赞助人（Patrons of Husbandry）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庄园（The Grange），它建立于南北战争结束时，建立之初就赋予了妇女平等的地位（这一事实常常被社会历史学家忽视）。它的存在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因为它将处于孤立状态中的农场妇女联合了起来。庄园的活动一开始旨在帮助农场从战争的影响中恢复过来，后来则增加了一系列广泛的社会和教育活动。除了最高领导层，各个层级的女性都会参与它的活动。早在1885年，庄园就公开表明了支持妇女在政治和法律方面平等地位的立场，这比任何同类型、同等影响力的全国性机构都要早：

兹决议：畜牧业赞助人最根本的原则之一就是承认男女平等。这一原则，是本协会在官方目的宣言中明确提出的。因为，任何能够让妇女获得投票权和平等公民地位的法律方面的进步，都是我们乐于见到的。
[5]

大学毕业生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Alumnae）成立于1882年，这距离瓦萨学院、史密斯学院和韦尔斯利学院的第一批女毕业生获得学位并没有很久。协会的创始人来自中西部和大西洋沿岸的一小群机构。这些妇女在协会创办之初所交换的信件以及协会出版物，都显示了她们的雄心壮志。她们深刻地意识到，她们在社会变革方面具有无限的潜力。1889年，她们与另外一家独立机构——西部女大学毕业生协会（Western 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Alumnae）合并。她们在南方的姐妹机构——南方女大学生协会（Southern Association of College Women）成立于1903年，但是这两所协会直到1921年才合并，成了今天的美国女大学生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6]

虽然这些组织的工作与本书所要记录的历史事件关系不大，但是它们足以印证妇女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参与程度以及她们在社会福利方面所获得的领导地位。至19世纪90年代，这些活动还会扩展到睦邻运动，妇女作为肩负社会责任的消费者，也将被组织起来。长期来看，这些都将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让妇女选举权运动取得最终的胜利。

***

妇女改革者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就已经关注禁酒运动了，这并不是因为她们支持某个虚无的理念，而是因为法律让已婚妇女不得不完全依赖她们的丈夫。如果这个丈夫是清醒的公民，那么这样的法律可能只是在道义上不公，但是如果他酗酒成性，不仅花光了自己的钱，还要把妻子的收入也搭上，让她和孩子们食不果腹，那么这就完全是个悲剧了。当时的社会缺乏良好的公共卫生，医疗条件较差，没有任何福利，除了富足阶层，普通人没有任何娱乐形式，因此，酗酒是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不务正业、无聊和不幸让本该成为家庭顶梁柱的男性变成一个十足的祸害，而面对这样一个丈夫，妻子是得不到任何法律帮助的。

所以毫不意外，莫特夫人和斯通夫人等人都是禁酒的斗士。事实上，这几乎是与她们成为废奴主义者同时发生的，而此时她们甚至还没有开始进行女权运动。因为男性的偏见，她们不得不组建自己的禁酒协会，但是因为妇女自己没有钱，所以这些机构往往因为缺乏资金而无法维持；而且，她们也很快发现，如果没有更加广阔的社会活动和政治影响，改革是没有可能发生的。因此，弗朗西斯·威拉德（Frances Willard）这个19世纪最有才华的女性之一，用极具天才的头脑发现了一个新的可能性，那就是将妇女释放出的能量汇集到一个组织之中。这一组织的目的不仅仅是禁酒，还有妇女感兴趣的各种福利项目，比如女权（不管是作为手段还是目的）。她虽然不是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的创办者，但在她的带领下，这个组织成了美国最大的妇女组织。

1874年，中西部出现了一场带有强烈福音派色彩的禁酒运动。这场运动始于俄亥俄州的希尔斯伯勒，最终发展到了整个国家。成群结队唱着歌、祈祷着的妇女不仅在教堂中，也在街角巷尾举行各种集会。她们甚至走进了小酒馆，让数千家酒馆关门大吉。

不过，虽然这场禁酒运动戏剧性十足，但效果却不持久。许多小酒馆后来又重新开张。更有远见的妇女们意识到，如果想要获得持久的成效，必须有一个永久性的组织。1874年11月，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在克利夫兰成立了。曾经活跃于南北战争卫生委员会的安妮·韦特迈尔（Annie Wittenmyer）夫人当选为第一任主席，威拉德小姐成了通信（不如说是组织）秘书，当时她不过是一个刚刚投身于禁酒运动的年轻姑娘。
[7]

就像许多在这一时刻涌现的妇女领袖一样，威拉德小姐是中部边境的儿女，她的成就也要归功于不断向西扩张的边境。她的父母早年离开新英格兰，到欧柏林新成立的学院读书。在威拉德15岁的时候，她随家人在威斯康星州定居。当时，许多神学院都会满怀信心地自称大学。威拉德小姐就是从这样一所神学院毕业的。毕业之后，她开始执教，先后担任了若干个教职，后来成了埃文斯顿（伊利诺伊州）女子学院（Evanston College for Ladies）的校长。后来，这所学院被并入位于埃文斯顿的西北大学，成了西北大学的女子学院，威拉德小姐出任学院院长。但是，她与全由男性出任的受托人理事会相处得并不融洽，而且，命运也跟她开了个玩笑，某位学校负责人还成了她的未婚夫，虽然这段恋情持续时间很短。她在学校的处境并不好，3年之后，虽然对自己的前途很迷茫，但她决定退出。当时，本已式微的禁酒运动突然重获新生。她发现，这才是她真正的事业。在短短几个月内，她成了伊利诺伊州禁酒运动的领袖，并逐渐成长为全国禁酒组织的领袖。

在威拉德小姐的传记作家玛丽·埃尔哈特（Mary Earhart）看来，威拉德小姐选择禁酒运动，与其说是对这一领域感兴趣，不如说她相信禁酒运动可以吸引大量对扩大女权不感兴趣的妇女，让她们通过各种活动逐渐增加对女权运动的认同。就像早期的禁酒运动领袖那样，她意识到政治影响是达成目标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她决定将两者合并。

她的行动开始于1876年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的大会上。她公开对妇女选举权表示支持，但遭到了以韦特迈尔夫人为代表的“保守集团”的强烈反对。在此后的三年里，威拉德小姐不仅把韦特迈尔夫人从全国主席的位置上赶了下来，还改变了整个组织对妇女选举权的态度：她们不仅开始支持妇女选举权，而且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她的做法是明智的。通过一系列有目的性的行动，她取得了成功。在这一过程中，那些尚未准备好接受安东尼小姐尖锐观点的女性逐渐开始相信，如果在公共事务中没有发言权，她们将无法保护自己的家庭免遭酗酒等不良习气的侵害。而妇女参政的第一步就是要求投票权，但这种投票权仅限于地方居民对酒精饮料的生产和销售的抉择权上：

我们要求获得［禁酒选票］，因为酒精交易是受法律保护的，法律应该反映大多数人的意愿，而大多数妇女是反对酒精交易的……我们的一些姐妹担心，如果对这一问题缺乏重视，那么我们的福音集会、传播禁酒文学以及对儿童良好行为的培养将会受到影响。我们也希望，可以将积极争取禁酒选票的州与禁止这一行为的州进行比较。
[8]

最早的“保护家庭”运动是由威拉德小姐在伊利诺伊州组织的，主要目的在于向议会请愿，要求地方公民拥有决策的权利。运动的口号是：“为了上帝，为了家庭，为了祖国。”尽管在1878年，妇女递交请愿书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是这场运动的结果却是与众不同的。因为运动口号深入人心，也因为威拉德小姐无与伦比的组织天才，在这份请愿书被送交到伊利诺伊州众议院的时候，上面有11万个名字（将近一半是女性），当它进入州参议院的时候，又有7万多个。参与这场活动的妇女对自己的潜力有了新的认识，而媒体和政客也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威拉德小姐是一位极具说服力的演讲者，虽然她所说的内容在精于世故的人看来也许是陈词滥调，但这对她并没有影响。另外，她也非常善于将联合会的大会变得精彩纷呈，高潮迭起。不过，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之所以能够吸引如此多各个阶层的妇女，并不只是依靠她这两种天才。她为联合会制定了一个格言：“尽一切所能。”为了实现这一格言，她组织了许多“部门”，每个部门都会制定自己的活动项目，以吸引处于不同意识阶段的妇女。在这些部门中，有些关注幼儿园、监狱和被关在家里的病人；有些则关注身体健康和卫生、性工作以及母亲；还有一个部门专注于争取选举权。曾经有一段时间，联合会共有38个部门。可以想象的是，并不是每个部门都同样高效。在威拉德小姐的带领下，选举权部门是这些部门中最活跃的。

在极短的时间里，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发展到了联邦中的每一个州，成员据称有20多万。虽然各个地方群体的工作水平不同，但是多年来，它所取得的广度和影响力，是所有其他妇女组织无法匹敌的。工人领袖莉奥诺拉·巴里（Leonora Barry）、黑人演讲者和作者弗朗西丝·哈珀、安娜·霍华德·肖、玛丽·利弗莫尔、泽瑞尔达·华莱士（Zerelda Wallace）、玛丽·麦克道尔等一众才华卓著的妇女，在各自不同的人生阶段，都曾因为联合会而加入妇女运动，并成为领袖。她们都是联合会深远影响力的有力证明。

然而，尽管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开展了各种活动，有众多活跃的成员，在威拉德小姐看来，禁酒和妇女选举权是可以彼此支持的，但在这些背后，却隐藏着这两场运动的尖锐冲突。原因就像前文所述，妇女改革者往往也支持禁酒运动，所以从妇女开始争取政治参与权之初，即早在1867年堪萨斯州公投开始，酒类利益集团就站在了她们的对立面。随着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不断扩大，它的选举权部门也在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成员开始参与各个州的活动当中，但它所面对的来自酒类利益集团的阻力和敌意也越来越大。一些选举权领袖越来越认为，这两个议题在公众的眼中不应该再混为一谈，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给妇女选举权带来的阻碍已经远远超过其做出的贡献。俄勒冈州的达尼韦夫人每次提起这一问题就异常愤怒。她一直认为，正因为选举权领袖与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的关系，俄勒冈州需要连续进行六次公投，才最终获得妇女选举权。

安东尼小姐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不明确。虽然她和威拉德小姐私交甚密，有必要的时候她也愿意接受联合会的支持（比如在1890年毫无指望的南达科他州公投拉票活动中，这场活动最终也失败了），但是她也意识到了危险。1896年，她请求威拉德小姐不要按照原计划在加利福尼亚州召开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的全国大会，因为她担心这可能会对当地妇女选举权公投造成消极影响。威拉德小姐非常理解和配合，并将会议地点改在了圣路易斯（然而，这并没有改变公投失败这个结果）。不论如何，这种冲突从来都没有得到解决，直到后来，酒类利益集团受到禁酒修正案的威胁，才将主要精力转投到这一更加紧迫的问题上来。即便如此，卡特夫人依然将1916年西弗吉尼亚州公投的失败归罪于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因为公投的拉票活动是由联合会领导的，工作人员也大多来自联合会成员。
[9]

随着威拉德小姐逐渐退出领导层的工作，并于1898年离世，联合会逐渐把注意力收回到了它原本的目的——禁酒。不管联合会曾为选举权运动带来过什么问题，它依然是19世纪对妇女影响最为深远的组织。威拉德小姐成功领导下的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在它活动最为丰富的鼎盛时期，曾经是一个庞大而多面的组织。在它之后建立的机构，不管是妇女俱乐部总联合会、全国商业与职业妇女俱乐部联合会（National Federation of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Women’s Clubs）、基督教女青年会、选举权协会，还是各种各样的宗教、农场、职业以及其他专业团体，都曾不同程度地从这一组织中受益过。

珍妮·克罗利曾用1100多页的篇幅记录过妇女俱乐部运动的历史，但其中没有一星半点关于黑人妇女的描写，也没有提到1895年在波士顿成立的黑人妇女俱乐部这样的全国性组织。
[10]

总体而言，不管是在南方还是在北方，黑人妇女在白人女性的组织中都是缺席的，这反映了19世纪社会中基本从未受到挑战的分裂格局。除此之外，其他因素也促使了黑人妇女俱乐部的发展，这些因素都植根于大多数黑人妇女与白人妇女生活中的巨大差异。

即使在北方，黑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二等公民。在白人看来已经逐渐演变为社会责任的福利，他们都需要自己解决，比如照顾老弱病残和无家可归者，以及教育和健康问题。除此之外，南方黑人妇女还需要面对各种过分的攻击，她们很容易就会沦为性工作者，而这种威胁是她们的白人姐妹们不会经历的。因为丈夫需要寻找工作，或者因为需要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她们经常要面对家庭的分崩离析。这又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其中也包括极度贫困。

正因为如此，黑人妇女俱乐部在意义和活动内容方面，与白人妇女俱乐部大相径庭。而且与早期文学和教育协会不同，她们所关注的更多是扶助贫穷、病弱和老年人，支持教堂，或者帮助有需要的学生。随着妇女经验越来越丰富，她们的视野变得更宽广，领导才能也得到了锻炼。俱乐部的活动变得更加丰富了。有一名妇女曾经说过，它们体现了“一种经过梳理的群体焦虑，这些焦虑来自那些变得更加聪明和强大的妇女，她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卑微处境，并开始凝聚力量，进行改革”。
[11]

到19世纪90年代，有色人种妇女普遍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全国性组织。1893年，当芝加哥哥伦比亚博览会（Columbian Exposition）计划启动时，威尔伯福斯大学的哈利·布朗强烈要求女性管理者委员会主席波特·帕尔默（Potter Palmer）夫人在董事会中任命一位黑人代表。结果，她得到的回复是只有全国性机构的代表才能进入董事会。于是，布朗小姐就开始力劝当时已经存在的有色妇女俱乐部进行联合。华盛顿特区的一些俱乐部已经通过有色妇女联盟（Colored Women’s League）联合起来了，她们的活动包括英语文学、德语、缝纫、烹调、园艺、示范幼儿园，还有职场妈妈寄放孩子的日托班。
[12]

想要了解推动黑人妇女组建全国性机构的动力，就必须了解只有黑人妇女才会面对的那些因素：当时的白人认为黑人妇女道德沦丧，无法维持一夫一妻的婚姻；而在南方，她们又需要面对暴力的威胁。

即使是南北战争之后曾经在南方黑人中做过教师和传教士、曾经在南方无私奉献过的北方白人女性，也常常将黑人中居高不下的非婚生育率归罪于黑人妇女：

南方的黑人妇女极易受到引诱，这是种族奴役的历史所造成的，这种历史是她们在北方的白人姐妹无法理解的。黑人妇女依旧是白人男性的受害者，她们所处的社会体系默认了这一点，而这也让她们无法获得南方白人妇女的同情和帮助。能够帮助她们抵御这些诱惑的，只有她们低下的道德水准，这是奴隶体制留下的遗产。而她们又因为终身贫苦交加，只能住在只有一间屋子的小棚屋里，道德就更加败坏了。
[13]

相反，黑人妇女领袖则不会讨论“诱惑”。范妮·巴里耶·威廉斯（Fannie Barrier Williams）夫人是一个在北方长大并在北方接受教育的黑人。她是芝加哥远景医院（Provident Hospital）第一所黑人护士培训学校的创始人。在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一场聚集了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妇女的大会上，她曾经直言不讳地说过：

我需要对黑人妇女的家庭道德问题做出回应，这让我深感遗憾。黑人妇女的道德遭受着刻薄的诋毁，这让我们不得不为自己正名……谈论美国的奴隶制是令人不愉快的，我承认这一点，但是美国有色人种性格中的每一个道德缺陷，奴隶制都难辞其咎。奴隶制的生命和活力都有赖于将侮辱和贬低强加到每一个奴隶的身上。奴隶规范只认可两性间动物性的差异，它残忍地忽视了社会中理应存在的对两性的区分。这种维持了两个世纪的去道德化过程，没有让所有道德本能完全沦丧，真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14]

南方妇女在生活、工作和养育家庭的过程中所遭遇的暴力，并不只有人身威胁，还有私刑。3K党及其同盟者所施行的暴力甚至致命的攻击，都不会受到任何法律的惩罚，反抗只会带来更多的报复。艾达·韦尔斯（Ida Wells）是最早反对19世纪90年代南方私刑的人，她的反对之声也是最为尖锐的。同时，她还致力于帮助有色人种女性摆脱强加在她们身上的道德污名。

艾达·韦尔斯出生于密西西比州小镇霍利斯普林斯，她的父母都是奴隶。她出生时，距离《解放黑人奴隶宣言》颁布只有6个月。
[15]

14岁的时候，一场肆虐的黄热病夺走了她的父母和三个兄弟姐妹的生命，只剩下年幼的她独自抚养四个弟弟妹妹。她申请了教师职位，谎称自己已经18岁了，教了7年书。1884年，她搬到了田纳西州的孟菲斯。除了教书，她还开始为黑人创办的报纸撰写文章。1889—1890年，她购买了《孟菲斯自由言论》（Memphis Free Speech
）杂志三分之一的股份，并成为该杂志的编辑。

由于韦尔斯小姐在报纸上抨击了黑人孩子只能上劣等学校的情况，孟菲斯学校董事会决定不再和她续签教师合同。她成了一个撰稿人，开始在南方游历，并记录了自己眼中和耳中的黑人生活。她生命中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1892年。这一年，三名成功经营一家杂货店的黑人男性在孟菲斯附近被处以私刑。《孟菲斯自由言论》对此进行了抨击，指出强奸白人妇女这一理由不过是个常用的借口，其真正的意图是经济利益：受害者生意兴隆，已经成为白人店主的威胁，于是白人店主想抢走他们的生意。因为说出了真相，一群暴徒袭击了《孟菲斯自由言论》的办公室。业务经理逃命了，韦尔斯小姐当时在费城，也接到了不要回去的警告。于是，她通过在其他报纸上发表专栏文章、公开演讲，以及在波士顿、纽约、芝加哥和中西部建立有色妇女俱乐部，开始了一场单枪匹马的反对私刑的斗争。她还发表了一份名为《血色记录》的报告，记录了1892—1894年发生的各种私刑，并请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作序。这份报告又掀起了公众对她的新一轮愤怒。公众的敌对情绪，又因为她去了英国、在英国进行巡回演讲并建立反对私刑协会，而变得更加强烈。

1895年6月，波士顿黑人报纸《妇女的纪元》（The Womans’ Era
）公布了一则消息，热心于黑人解放和进步的英国参政论者弗洛伦斯·巴尔加尼（Florence Balgarnie）小姐，收到了来自密苏里州小报编辑约翰·杰克（John Jack）的一封信，信中谴责了非裔美国妇女的道德。
[16]

这封信虽然从未发表过，但是有影响力的黑人妇女大多读过这封信。正是这封信，成了全国性的黑人妇女组织建立的导火索。波士顿新纪元俱乐部（在韦尔斯小姐的协助下创办）向其他俱乐部发出了邀请函，邀请她们共同商讨建立全国性组织的问题。邀请函署名为约瑟芬·圣·皮埃尔·拉芬（Josephine St. Pierre Ruffin）夫人。

拉芬夫人早年的经历和艾达·韦尔斯的完全不同，要不是因为她们的黑人血统，可以说她们没有任何共同点。拉芬夫人出生于新英格兰，她有着典型的美国“大熔炉”式的混杂身份，有印第安、法国、英国以及黑人血统。她童年时代的经历反映了获得自由的有色人种儿童所面临的问题。到了上学的年纪，她的父母送她去了塞勒姆上学，因为在波士顿，黑人孩子无法和白人孩子一起上学，而这一禁令在塞勒姆不存在。后来，波士顿取消了这条禁令。一天后，她立刻回到家中，继续在波士顿接受教育。她的丈夫是乔治·L.拉芬（George L.Ruffin），两人为了免遭歧视，曾经迁居英国。南北战争爆发后，两人回到美国，拉芬先生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成了第一个有色人种毕业生。他还是最早进入波士顿市政厅并担任马萨诸塞州法官的黑人。
[17]

拉芬夫人在公共事务方面非常活跃——她是一个参政论者、第一个加入新英格兰妇女俱乐部的黑人，以及《妇女的纪元》的编辑。自然，在黑人妇女联合的议题上，她也是领军人物。她于1895年7月29日至31日在波士顿向大约20个俱乐部的代表发表的讲话，值得在美国妇女的史册上占有一席之地：

美国各地出现了越来越多热诚、聪慧、进步的有色人种女性，她们都过着，或者希望过上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她们中的许多人都在等待这样的机会，但是，她们却得不到机会，并因此备受压迫。更多的机会，对她们来说不仅意味着她们能够做更多的事情，也意味着能够成为不一样的人。如果我们想让人们描述一下美国的黑人妇女，那么肯定会得到这样一个武断的回答：“她们大多数都既无知又堕落，有少数例外，但是这些都不算数。”

为了成千上万名在南方偏远地区教学和传教的、用于奉献的年轻女性，为了赋予这些女孩生命的伟大母亲，为了因为没有机会获得书本，心智受到限制的母亲，为了在美国和国外的学校中取得优异成绩、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为了我们自己的尊严、我们种族的尊严和我们孩子未来的名誉，我们必须站起来，表明我们的心意和立场，让这个无知而充满怀疑的世界知道，我们的目的和利益，与所有善良、向上的妇女别无二致。这么做不仅是正确的、公正的，也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公和邪恶的指责让我们沉默得太久了……年复一年，南方妇女一直在阻挠黑人妇女加入任何全国性的组织，她们认为我们道德败坏。然而，反对之声寥寥无几，所以这种指责从未被推翻过，虽然它早就该被推翻……打破这种沉默的方法，不是大声抗议那些强加在我们头上的罪名，而是有尊严地展示我们的风貌和期许。所以，我们必须迈出这一步。我们要用这次集会，给全世界上一堂课，一堂客观的课。

拉芬夫人的讲话，向那些阻止黑人妇女加入她们的组织的白人妇女发出了直接的挑战：

妇女运动之所以成为妇女运动，是因为它是由妇女领导的，它的目的是造福所有男性和女性，造福所有人类，而不仅仅是一部分人类。我们希望并号召男性关注我们的事业，同样，我们不会因为肤色而划定界限；我们都是妇女，美国妇女，我们和所有其他美国妇女一样，密切关注着与我们有关的一切。我们不会疏远，也不会退缩，我们只会走上前台，诚心加入那些致力于共同事业的人，我们也同样真诚邀请并欢迎任何希望加入我们的人。
[18]

波士顿的这次会议通过了成立非裔美国妇女全国联合会（National Federation of Afro-American Women）的决议，并推举亚拉巴马州塔斯基吉学院（Tuskegee Institute）创始人的妻子布克·T.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夫人为主席。不出几个月，《妇女的纪元》就公布了活跃于亚拉巴马州、加利福尼亚州、佐治亚州、伊利诺伊州、堪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马萨诸塞州、密苏里州、纽约州、内布拉斯加州、北卡罗来纳州、宾夕法尼亚州、罗得岛州、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和弗吉尼亚州等16个州的从属机构名单，这意味着联合会在全国各地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19]

一年之内，联合会与华盛顿的有色妇女联盟合组成新机构，名为全国有色妇女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ored Women）。全国各地的俱乐部通过每个州的分会，不断加入协会。多年来，这一机构一直是黑人社区中的领导力量。

协会第一任主席玛丽·丘奇·特雷尔（Mary Church Terrell）夫人是新一代黑人女大学毕业生中的一名特殊代表。
[20]

就像拉芬夫人一样，特雷尔夫人是个混血儿，不过她来自田纳西州，而且她的母亲曾是个奴隶。从欧柏林学院毕业之后，她成了一名教师，后来还成了哥伦比亚特区教育董事会的第一名黑人妇女成员。她是一位积极的女权斗士，曾若干次在全国选举权会议上发言。她还极具语言天赋，在1904年于柏林举办的国际妇女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会议上，她成功地用英语、德语和法语进行了演讲，表现震惊全场。

拉芬夫人要求联合的号召并没有得到白人俱乐部妇女的响应，尽管个别俱乐部确实为打破种族隔离而做出过努力。因为肤色，拉芬夫人本人也曾站在风暴的中心，这一事件发生于1900年，妇女俱乐部总联合会在密尔沃基召开大会。拉芬夫人在注册会议时用了两个身份，一个是新英格兰妇女俱乐部联合会代表，另一个则是新纪元俱乐部代表。一开始，两个身份都获得了批准。但随后，当人们发现新纪元俱乐部是一个有色人种女性的俱乐部时，整个大会一片哗然。与会者不仅对她进行了言语的攻击，会场上甚至有人试图把拉芬夫人的徽章扯下来。她顽强地进行了反抗，这场闹剧还上了许多报纸的头条。
[21]

最后，大会注册委员会提出了“解决方案”，批准她以白人俱乐部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但她以黑人代表的身份则遭到了拒绝。这一举措是与当时其他组织的政策一致的。例如，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就会接纳黑人妇女进入她们的各个部门，基督教女青年会也是如此。但是这一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每次黑人妇女想要与白人女性一起，为实现她们共同的目标努力时，这种情况就不断发生。直到几十年后，妇女才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22]

[1]
参见Elizabeth M. Bacon, “The Growth of Household Conveni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865 to 1900，” Radcliffe Ph.D. thesis, 1942。

[2]
U.S. Dep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Office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of Higher Education, 1953—1954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6），ch.4，sec.1，p.79.

[3]
U.S. Dept. of Labor, Women’s Bureau, Bulletin no. 218，Women’s Occupations through Seven Decade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7），table IIA, p.208.

[4]
参见Jennie C. Croly, History of the Woman’s Club Movement in America （New York, 1898），Mary I. Wood, History of the General Federation of Women’s Clubs （New York, 1912）。在对前者的介绍中，埃伦·M.亨若廷夫人写道：“各州联合会在创建之初就立刻开展了一些特殊的工作，它们都是教育性的，并囊括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就像州教育体系那样——公共和移动图书馆、艺术交流、乡村和城镇进步协会和建设性立法。”（p.x）关于俱乐部运动对南方和西部白人女性的影响，参见Elizabeth B. Schlesinger, New York History, October 1961，“The Nineteenth Century Woman’s Dilemma and Jennie June”; Scott, Southern Lady, pp.150-163 and passim, Nelson A. Ault, “The Earnest Ladies: The Walla Walla Woman’s Club and the Equal Suffrage League of 1886—1889，” Pacific Northwest Quarterly, vol.42，no.2 （April 1951）。

[5]
参见Scott, Southern Lady, pp.107，127。Ernest R. Groves, The American Woman （New York,1944）。它论述了庄园在联合农场妇女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但是这一主题还有待深入研究。Charles M. Gardner, The Grange—Friend of the Farmer （Washington, 1949）是该组织的“官方”史书。庄园与女性关系，参见pp.191-202。

[6]
Marion Talbot and Lois K. M. Rosenber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Boston, 1931）.施莱辛格和索菲娅·史密斯藏书馆藏有A. C. A早期的原始资料。

[7]
在Frances Willard: From Prayers to Politics （Chicago, 1944）一书中，玛丽·埃尔哈特认为，激进的斯坦顿夫人和安东尼小姐让选举权运动饱受嘲讽和反对，而威拉德小姐是让这场运动获得重生的重要力量。她认为，正是因为威拉德小姐，全国性的“妇女运动”才得以诞生。埃尔哈特虽然不是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成员，但她的传记对威拉德小姐这一重要人物的处理是非常出色的。

[8]
Frances E. Willard, Home Protection Manual: Containing an Argument for the Temperance Ballot for Women （Chicago, 1879）.这本小册子第27页有一篇家庭保护请愿书。威拉德小姐的口号对一个已经有了选举权意识的女性来说，可能有些煽情，但对思想更为落后的女性来说，这些口号却成功地让妇女选举权议题带有一种使命感，即使是备受尊敬的莫特夫人也没有做到这一点。

[9]
Catt and Shuler, Woman Suffrage and Politics, pp.300-302.

[10]
在描写马萨诸塞州的俱乐部时，克罗利夫人曾提到过“波士顿的菲莉丝·惠特利年轻女性联盟”。她写道，这一联盟得名于“一位黑人女诗人”。即使是像克罗利夫人这样知识渊博的女性，竟然也对菲莉丝·惠特利的生平和作品一无所知，这是令人意外的，因为这里的内容并不能反映出当时白人对黑人妇女为自我提高所做出的努力的态度。

[11]
Fanny Barrier Williams, “The Colored Woman and Her Part in Race Regeneration,” A New Negro for a New Century （Chicago, 1900），p.384.

[12]
Emma L.Field, “The Woman’s Club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Howard University unpublished M.A. thesis, 1948.

[13]
Mrs. E. C. Hobson and Mrs. C. E. Hopkins, Report Concerning the Colored Women of the South （Slater Fund, Baltimore, 1896），pp.6-7.

[14]
Fanny Barrier Williams, The Present Status and Intellectual Progress of Colored Women（Chicago, 1893），p.8.威廉斯夫人认为，南方黑人妇女依然需要“保护”，她还说：“我不想用她们为什么需要保护以及我们需要保护她们免受哪类男性的侵害来打破这次大会的平静。”

[15]
Crusade for Justice: The Autobiography of Ida B. Wells, ed. Alfreda M. Duster （Chicago,1970）.艾达·韦尔斯—巴尼特的故事到1927年就终止了，她于1931年逝世。德斯特夫人是她最小的孩子，她仔细校对了母亲的手稿。在她的引言中，有一份韦尔斯—巴尼特夫人的年表。

[16]
The Woman’s Era, vol.2 （June 1895）.这份出版物的档案现存于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珍本阅览室，缩微胶片现藏于SSC。根据韦尔斯—巴尼特夫人的自传，杰克先生在密苏里州新闻协会的年会上，也曾无礼地攻击过黑人妇女。（参见Crusade for Justice, p.242，以及1973年5月18日达斯特夫人给作者的信。）

[17]
R. W. Logan, The Negro in American Life and Thought: The Nadir, 1877—1901 （New York,1954），p.236.

[18]
引自Elizabeth L. Davis, Lifting as They Climb （1933） and （partially） in Lerner, ed., Black Woman in White America, pp.441-443。

[19]
Woman’s Era, vol 3，no.2，pp.1-2.

[20]
Mary Church Terrell, A Colored Woman in a White World （Washington, 1940）.特雷尔夫人一直活到1954年，而《著名美国女性》一书所囊括的年份是1607到1950年，所以该书中并没有关于她的内容。幸运的是，国会图书馆收藏了她的书信作品。

[21]
Logan, Negro in American Life, pp.236-238.

[22]
其中一个例子可以在艾达·赫斯特德·哈珀于1919年3月18日写给玛丽·丘奇·特雷尔的信中和卡特夫人于1919年3月23日向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全国理事会提交的报告中找到。两份文献均藏于国会图书馆。这些文献的内容是关于是否允许黑人组织东北部妇女俱乐部联合会加入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应卡特夫人的要求，艾达·赫斯特德·哈珀在给特雷尔夫人的信中写道，希望她可以用自己的影响力，说服黑人团体撤销申请，因为这可能会影响即将进行的参议院对选举权的最终投票。根据估计，支持方可能只领先一票。卡特夫人告诉理事会，如果她们想要坚持履行协会宪章，也就是允许黑人团体加入，那么一些南方州的选举权协会可能会从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退出，选举权修正案则可能失去一些南方参议员的支持。（Minutes, Board of Directors meeting, March 23，1919，LC.）

第14章 工人骑士团和早期美国劳工联合会中的妇女

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工业飞速发展。标准石油公司成立后，许多“垄断性企业”应运而生。最初，它们主要在酿酒、制糖和冶铅等行业，后来又进入了钢铁和烟草等其他行业。因为亨利·威拉德（Henry Villard）、詹姆斯·J.希尔（James J. Hill）这样的金融家的投资，铁路网络贯通南北，一直延伸到了太平洋沿岸。

这些大型企业需要廉价且易于管理的劳动力。在1880年后的十年里，从欧洲来到美国的贫苦移民超过了500万。对女性劳动者的需求也在增长，但这种增长总是出现在低收入行业；从1880年开始的10年内，女性劳动者的人数从2647000增长到4005500，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也从15.2%上升到17.2%。
[1]

从事管家、服务员、女招待以及家庭仆人这类工作的女性劳动者有将近100万。除此之外，女性劳动者人数最多的要数制衣、衣物清洗以及其他所谓的服务行业了。在工业化时代之前，她们就已经在家中从事这些工作。下表详细列出了工厂女工分布最密集的几大行业：
[2]

尽管劳动力的缺口看上去无法填补，但是大批涌入的移民却让工资依旧低廉。于是，19世纪80年代，出现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组建全国性工人组织的尝试。工人骑士团建立于1869年，一开始，它只是一个秘密的兄弟会组织，但到1881年，它去除了许多仪式化的成分，开始平等地接纳男性和女性工人，并将他们组织起来。
[3]

有时男女工人会出现在相同的“集会”上，有时则会出现在单独的集会上。工人骑士团主要是以行业和地区为基础进行组织的，但是它从未有过标准和稳定的组织形式。1881年，工人骑士团第一个特许成立的“妇女集会”诞生了，此后直到1886年，妇女集会的数量一直在迅速增加。1886年是工人骑士团最为鼎盛的年份，当时机构特许成立的妇女集会共有113家。

由于组织的人员更替频繁，而且许多集会没有充分的记录，所以很难统计骑士团中妇女的准确人数。我们不确定妇女总人数是多少，也不知道某个时间段的人数是多少。但是，在马萨诸塞州，大量妇女在工业行业就业，妇女成员的比例约为七分之一。在其他地区，这个比例可能低一些。
[4]

不管准确人数是多少，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了骑士团，这种增长是前所未有的。这些女性所从事的职业包括职员、制鞋工、女服务员、印刷工、玻璃包装工、家政工、纺织工、女裁缝、烟草工、制衣工、农民、教师、洗衣工、钟表匠、学生、作家（骑士团从来没有明确的界限，所以也接纳了许多并不挣工资的人，而今天的工会组织更加严格）、橡胶工、代理商、音乐教师、女帽商、各类工厂操作工、服装师、镶嵌工、制帽工、图钉制作工以及爆竹制作工等。
[5]

这些女性中的大多数都从未加入过任何工会组织，但是她们中的一些人却继承了像圣克里斯平之女这样的早期组织的传统。在林恩和马萨诸塞州的其他一些市镇，出现了女性制鞋工的集会，在特洛伊出现了女性制领工的集会，这些都是60年代妇女工会斗争过的地方。在圣路易斯，有妇女长筒袜工的集会；在旧金山，有女瓷器工的集会；在纽约，有铅笔制作工、羽毛加工工和金器加工工的集会；在底特律，有橱柜制作工的集会；在纽瓦克和密尔沃基，有女裁缝的集会；在波士顿和芝加哥，有斗篷工的集会。在南方有“管家”集会；在佛罗里达州的彭萨科拉，有女洗衣工集会；在弗吉尼亚州，有女洗衣工、厨师、清洗工和管家的集会；在堪萨斯州，还有一个农妇集会。
[6]

尽管骑士团会接纳女性，而且也乐于收取她们缴纳的会费，但是在组织方面，骑士团给予女性的支持却少之又少，而且，大部分工作都是由一小部分女性领袖所承担的。玛丽·斯特林小姐是费城的制鞋工，她是1883年参加骑士团年度大会“总集会”的唯一女性代表。虽然她的周围有数百名男性，但是她却一点都不怯场，在会议中表现异常活跃。第二年，两名女性作为代表参加了“总集会”，其中一位就是玛丽·哈纳芬（Mary Hanafin）小姐，她是即将建立的第一个妇女集会的创始人。当时，有一些骑士团官员想要组建另外一个集会，这将和哈纳芬小姐所代表的集会形成竞争关系。她毫无畏惧，据理力争，终于说服他们放弃了这一做法。1885年，她再次作为代表参加了总集会。在她的建议下，她和另外两名妇女被任命为一个委员会的成员，专门“收集妇女工作的数据”。

（从这时起，我们将会看到，对事实和数据的需求一次又一次被提了出来，原因很简单，可靠的信息很难获得。各个工会所提供的信息与妇女的相关性很小，因为他们很少组织针对妇女的调查。此时，最早的州工人局刚刚出现，它们都效仿了卡罗尔·怀特所领导的马萨诸塞州工人局的先进案例，怀特先生后来成了第一个美国工人特派员，他对女性劳动者所遭受的特殊困难一直极为关注。）

这三名负责收集事实的女性委员都没有与之相关的工作经历：哈纳芬小姐是一个销售员，其他二人都是制鞋女工。尽管如此，她们还是行动了起来。她们向骑士团里的女性集会发放了问卷，这是她们能获得信息的唯一途径。1886年，她们在骑士团的大会上做了报告：根据收回的问卷答案，妇女的平均工作时间是每天10小时。除了制鞋行业工资较高以外，其他行业女性劳动者的平均工资为每周5美元。
[7]

1886年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举行的大会，不仅标志着骑士团的发展到达了顶峰，还创造了女性劳动者的历史。在参会的660名代表中，有16名女性：不知疲倦的哈纳芬小姐、6名制鞋工、5名纺织操作工、1名机械工、1名裁缝、1名熨衣工以及1名家庭主妇。这名家庭主妇是乔治·罗杰斯夫人，她曾获得除了畜牧业以外的芝加哥地区全骑士团最佳工匠（或负责人）称号。她是12个孩子的母亲，还带了自己最小的孩子来参加大会，这个孩子只有3周大。威拉德小姐（她也是骑士团成员）对她进行了“采访”：

罗杰斯夫人40岁左右，中等身高，身材适中，皮肤白皙，显得既健康又光彩照人。她灰色的眼睛闪烁着诚实的光辉，嘴角带着甜蜜的微笑，鼻子就像古罗马雕塑一样，头颅方正而饱满，侧脸看上去坚强而仁慈……“我的丈夫总是认为妇女可以做她们想做的任何事，只要这是正经的行当，而且她们也能够胜任。”罗杰斯夫人骄傲地说道，“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我能成为最佳工匠。我是芝加哥第一个加入骑士团的女性。他们给了我们这个机会，于是我对自己说，‘总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以我就加入了’。”“你是怎么跟他们讲的呢？”我问道。她的回答很简单：“哦，就像我在家跟孩子们说话一样，我可没时间去准备要说些什么，因为我还得把我自己的活儿干完，一直是这样。所以当时，我就尽我所能，好好说就行了。”
[8]

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的玛丽·奥赖利是纺织操作工的一个代表。在随后的三年里，她一直活跃于骑士团。宾夕法尼亚州第一个工厂监察法案获得通过后，她曾连续六年担任工厂副监察员，这也是女性第一次担任这一职务。

女性代表中最杰出的人物是纽约州阿姆斯特丹制袜工厂的“机械工”莉奥诺拉·巴里。在哈纳芬小姐将她的报告呈送给总集会之后，一些妇女组成了委员会，对报告进行了研究，并就其建议制定了进一步的行动方案。她们建议成立妇女工作部，并任命调查员调查“无良雇主对妇女施加的暴力，并推行骑士团同工同酬和废除童工的原则”。她们推荐巴里夫人作为调查员的人选。

大会随即选举了巴里夫人。在接下来的三年半时间里，巴里夫人走遍了全国各地，四处调查、演说，开展组织工作。她工作的范围之广，此前只有两位女性能与之匹敌：一位是安东尼小姐，另一位则是威拉德小姐。在当时看来，这两位女性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在成长过程中也浸淫于妇女组织工作。但是，巴里夫人是一名从制袜机械工成长起来的全国性领袖，她唯一的教育，就是她的个人经验。这也让她的成就比另外两名女性更加让人称奇。

巴里夫人出生于爱尔兰的科克郡，在孩提时代就来到了美国。她的父母在纽约州圣劳伦斯的皮埃尔蓬安了家。她结过婚，但是二十多岁就成了寡妇，养家育儿的责任全部落到了她的肩膀上。没有任何其他收入来源的她成了一个没有技术的工人。

我对挣钱、工作和这个世界一无所知，但我有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为了养家，我必须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去寻找工作。我进入了纽约中部的一家大型工厂。在那里，我做了4年零7个月工厂女工。这么做，都是为了养活我的孩子们。
[9]

她工作第一天的收入是11美分，第一周的收入是65美分。
[10]

难怪巴里夫人一有机会就加入了工人骑士团。她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了一个由近1000名妇女组成的集会中的最佳工匠，并作为代表出席了1886年的大会。1888年，作为妇女部的负责人，她在大会上做了报告：

从1887年11月1日到1888年10月1日，妇女部共收到了537份邀请我出席的申请。我接受了213份，其他则由办公室进行了回应。我们共接到789个要求建议和信息的请求，这些都由我们忠实而高效的秘书玛丽·奥赖利进行了回复。
[11]

尽管巴里夫人做了大量工作，但她并没有留下任何长期成果可以成为她的工作的见证，这也是为什么她常常会被历史学家和历史系学生忽略。她的这一失败，并不是因为她自己的不足。由于雇主们不允许她进入工厂，她无法完成对妇女工作状况进行第一手调查的任务；由于担心会遭到报复，女工也不愿意向她透露工作状况。另一方面，虽然她试图让更多的妇女加入骑士团，也努力让妇女的集会更加稳定，并取得更多的成果，但是她所在的机构本身就存在着许多派系上的斗争。

也许，对安东尼小姐和威拉德小姐这样坚定的女权主义者来说，巴里夫人的任务并没有那么艰巨。但是巴里夫人认为，如果不是在像她这样的极端必要的情况下，妇女不应该离开家庭参加工作。在骑士团中，她的许多反对者称她为“女流浪汉”，这让她觉得很难过。而且，她会直截了当地拒绝参与任何她认为不合妇道的活动，即便是像宾夕法尼亚州工厂监察法案这样和她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也是如此：“我对我的名声是非常看重的，我不会去州议会游说，也不会去拦截议员，让他听我说话。”
[12]

尽管如此，在她供职于骑士团的日子里，她一直是工人运动的良知，而且在女性劳动者议题上，她也引领了逐渐壮大的公众意见。只要给她提供一个演讲的平台，不管是在骑士团大会上，对想要组织起来的妇女，还是在国际妇女理事会上，巴里夫人都会用她毫不妥协的声音，滔滔不绝地抨击女工恶劣的工作环境，而无数女工却不得不在这样的条件下谋求生计。她演讲的内容也绝非泛泛而谈，这个曾经在制袜工厂操作机械的女工深深知道，她必须摆出事实和数据。

工资低吗？光说是没有用的，她摆出了事实：“一件海貂绒斗篷的售价在40美元到75美元，工人制作一件斗篷所获得的收入在80美分到1美元，即使是熟练的操作工，制作一件斗篷也需要一天的时间。”
[13]

她的报告里充满了这样的事实。在她看来，最残酷的压榨发生在血汗工厂里，服装和假花这样的计件工种常常被合同商承包，而他们所提供的工资极端低廉，工作环境也是非人的：

我所说的，就是血汗工厂的合同中间商和成衣店，他们给苦工们带来了毁灭、苦难、罪恶和耻辱，也让与之竞争的合法的、常规的工厂面临破产和倒闭。具体的事例就是：男裤的零售价在每条1美元到7美元，合同商以每条15美分的价格拿到承包合同，然后开始招募操作工，并把他们带到一间密不透风的密室里。操作工需要自备机器，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还要自备线。他们负责裤子的所有无缝缝纫机械操作，每条裤子能赚5美分。完成之后，成衣工会负责钉纽扣、锁扣眼、钉搭扣，也是每条5美分。平均一天可以完成6条裤子。

假设合同商雇了5个操作工——当然雇的人往往比这要多，合同商在每个人身上能赚30美分，这让合同商每天能净赚1.5美元，而他们的受害者操作工辛劳一天只能赚30美分。给合同商的男背心的价格是每件10美分，操作工和成衣工各分得2.5美分，成衣的成本价就是每件5美分。一天可以做20件背心。所以同样，如果是5个操作工，那么合同商一天什么都不干就能赚1美元，而不幸的操作工每天工作十一二个小时，却只能挣到50美分。
[14]

这是巴里夫人在骑士团的总集会上所做的报告。除了她，在总集会上发言的女性只有两个人。在向一众男性宣讲的时候，她作为女性的愤怒和同情心喷涌而出：

社会对这些女人的要求，和任何一个品行良好的女人是一样的。但试想一下，在这样的条件下，她如何能够满足这些要求！啊，骑士团的兄弟们，我请求你们，如果你们热爱你们的母亲、姐妹、妻子和女儿，如果这些甜美纯真的女性能够点亮你们的心灵，温暖你们的家庭，那么就团结起来，消除横行于我们国家的这一诅咒吧——它玷污了美国的自由和独立。在你们所爱的人的双脚踏上这条荆棘之路之前，团结起来！
[15]

可悲的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骑士团无力让成员在任何事务上团结起来，它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弱。另外，巴里夫人自己也承认，因为她所描述的这种状况，妇女也缺乏组织起来的意愿，这不仅是因为无知、冷漠、绝望，还因为

妇女习惯于逆来顺受，她们会无条件接受给她们开出的任何条件，还会悲观地认为生活是没有任何指望的。她们所过的日子，完全不能叫作生活，因为生活意味着享受自然的赠予，而她们就像是半石化的生物一样，在单调呆板的生活中煎熬。我们尽所有的努力去完善并扩大妇女组织，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部分原因是那些有稳定工作的人认为她们已经拥有了不错的待遇和舒适的家庭，组织并不能进一步扩大她们的个人利益。她们自认为过得不错，所以觉得自己没有义务帮助过得不如她们的同事。另外，许多妇女也因为愚蠢的傲慢，因为过时的行为准则和宗教方面的顾虑，不愿意加入组织。还有一个对所有花季少女都适用的主要原因，那就是她们认为在不久的未来，婚姻会将她们从工厂生活中解救出来，让她们回归安宁而舒适的家庭。她们愚蠢地幻想着婚姻会切断她们与工人事务的联系，这让她们对此不再感兴趣。但实际上，她们会发现，再次回到工厂的时候，她们不再只是为了自己的生计，而是为了两个人，这时她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所有这一切，都是由过去和现在妇女所需要面对的环境和状况所决定的，只有通过不间断的运动和教育，才能让它们发生改变。
[16]

这番肺腑之言折射出了巴里夫人心中的苦楚：她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了解到，婚姻并不能解决女性劳动者所面对的问题，但同时她也深知这种幻想的根源。总之，妇女依然不愿意加入工会组织，妇女组织工作所面临的困难依然存在。1890年，巴里夫人与圣路易斯的印刷工奥巴代亚·R.莱克结为夫妇，之后她也从她的岗位上辞职了。至此，通过工人骑士团将妇女组织起来的尝试宣告终止。此后，她再也没有回归工人运动。也许是因为在为工人骑士团工作的那段时间，她需要去全国各地旅行而不得不与年幼的孩子分离，她一直认为妇女不应该离开家庭外出工作，除非经济状况迫使她这么做。但她仍继续为自己所坚信的事业而努力着，包括争取妇女选举权。但是，晚年的巴里夫人最大的贡献是在禁酒方面的，她通过演讲和肖托夸运动（Chautauqua）而广为人知，人们常常叫她“莱克妈妈”。
[17]

***

工人骑士团当时正面临崩溃，所以他们并没有为巴里夫人寻找接班人。在整个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妇女组建工会的尝试依然是零星且不成功的。尽管1893—1896年的长期萧条导致大范围的失业和贫困，她们依然成功地在肉类包装、手套制作、零售、家政和看护、纺织、男女服装、针织品、内衣、男女帽、清洗和印染、纸盒、麻绳、橡胶、鞋靴、洗衣、雪茄和香烟制作、烟草、印刷、教育等许多其他领域成功建立了持续时间长短不一的工会组织。
[18]

它们中有一些是完全独立的工会。这些工会因为缺少资源和经验，处境往往是最差的。另外一些则是“联合会分会”，它们由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特许成立，并仅限于某个行业内的妇女联合。还有一些则附属于美国劳工联合会，或是从美国劳工联合会下属的工会中衍生出来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组建于1881年，并在1886年更名为现在广为人知的名字。数十年来，它一直是一个高度自治的劳工联合会，其成员多为有技术的手工业者，按照行业进行组织。这些人大多为收入较高的工人，比如木匠、水管工、印刷工等。

联合会也曾尝试过大规模的妇女组织，但是这些尝试都因为大多数工会的反对而以失败告终。这些工会不愿意在组织低收入以及不需要技术的行业中的女性而花费资金，因为这与他们切身的利益关系不大。除了主席塞缪尔·冈珀斯（Samuel Gompers）曾数次在大会上发表决议和宣言，支持妇女联合的原则以及同工同酬，其他让这些言论付诸实践的尝试并不多，而且它们往往都是由妇女自己发起的。
[19]

1892年，劳工联合会终于任命了一名妇女组织者，任期为5个月。玛丽·E.肯尼（Mary E.Kenney）是一个装订工，她曾在芝加哥为自己这一行业的女性劳动者组建了妇女联盟工会（Ladies Federal Union）。在担任组织者的短短数个月里，她曾和纽约州以及新英格兰这两个州多个行业的妇女并肩工作过。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她遇到了巴里夫人所遭遇的所有困难，不仅如此，联合会官员也并不支持她的工作。直到这项工作结束很久之后，它的价值才得到了被认可的机会。幸运的是，肯尼小姐在妇女组织方面的热忱是持续的。她在弗洛伦斯·凯利（Florence Kelly）的带领下，成了伊利诺伊州工厂副监察员，并参与了马萨诸塞州黑弗里尔和劳伦斯的制鞋和纺织工罢工。10年后，她与另一位工人领袖杰克·奥沙利文结为夫妇。在丈夫死后，她又独自抚养了四个孩子。再后来，她成了妇女工会联盟（Women’s Trade Union League）的创始人。
[20]

玛丽·肯尼·奥沙利文属于女性工会主义者的一代，她们在两个时代之间架起了桥梁：前一个时代的特征是明显的、毫无成果的牺牲和付出，后一个时代则走向了成功。在这批人中，莉奥诺拉·奥赖利（Leonora O’Reilly）是当时最知名的，但如今早已被人们遗忘。
[21]

像许多妇女组织的先锋一样，莉奥诺拉·奥赖利也是爱尔兰人。她的父母因为19世纪中期的饥荒，加入了前往美国的移民潮。威妮弗雷德·奥赖利（Winifred O’Reilly）嫁给了一个印刷工，丈夫死后，她和1岁的女儿生活非常困苦。1873年的萧条和恐慌让母女二人常常饥寒交迫。莉奥诺拉·奥赖利记得，母亲在衬衫厂工作，经常晚上下班回家，还会把工作带回家中，一直工作到午夜，之后还要继续操持家务。威妮弗雷德·奥赖利经常带着女儿参加工人和政治集会，从她还是婴儿时就这样了。

莉奥诺拉·奥赖利没有完成学业。1881年，在11岁的时候，她进入了纽约州的一家领子工厂，每完成12个领子，可以挣到1美元。在3年里，她的工资跌到了每12件50美分。1886年，她加入了工人骑士团，并参加了她的第一场罢工。

同年，她和其他一些女性一起，组建了职业妇女协会。该协会取得了一些长久的成果，因为它为消费者联盟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她结识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女性，比如约瑟芬·肖·洛厄尔（Josephine Shaw Lowell）和路易莎·珀金斯（Louisa Perkins）。在她们的帮助下，莉奥诺拉·奥赖利终于有机会离开工厂，接受教育。

***

莉奥诺拉·奥赖利有着耀眼的人格魅力。因为这种魅力，她与当时最具有社会创造力的人结为了好友，还对他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些人中，有莉莲·沃尔德、菲利克斯·阿德勒（Felix Adler）、威廉·迪恩·豪厄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玛丽·德赖尔（Mary Dreier）、玛格丽特·德赖尔·罗宾斯（Margaret Dreier Robins）等等。她再也没有回到工厂工作，但一直活跃于工人运动之中，她主要关注的对象也总是女性。她不仅在曼哈顿女子行业学校教过几年书，是妇女工会联盟的创始人之一，还支持组建了至今依然存在的制衣业工会。

她是热诚的参政论者、社会主义者、出色的演说家，也是不可多得的组织者。每当有议会听证会，每当人们需要激烈的反抗之声，人们总是希望她可以发言。1915年，虽然只有44岁，她却已经把自己累垮了。她曾短暂地参加过妇女和平党（Woman’s Peace Party）的活动和爱尔兰芬尼亚运动（Irish Fenians）。除此之外，她基本都处于退休的状态，直到1927年去世。

[1]
U.S. Dept. of Labor, Women’s Bureau Bulletin no. 225，Handbook of Facts on Women Worker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8），p.1. 1890年的数据中包括将近30万名15岁以下的女孩。

[2]
Women’s Bureau Bulletin no. 218，Women’s Occupations through Seven Decades, pp.208-223.

[3]
关于工人骑士团中的妇女，描写最出色的是Andrews and Bliss, History of Women in Trade Unions, pp.111-132。这一组织的成员不仅限于工人，也包括家庭主妇、职员、小商人和农民。除了巴里夫人，工人骑士团还为其他活跃的职业妇女领袖提供了锻炼的机会，她们包括伊利诺伊州工厂副检查员阿尔西纳·史蒂文斯、在宾夕法尼亚州担任过类似职位的玛丽·奥赖利，以及纽约州的莉奥诺拉·奥赖利。（参见《著名美国女性》中的相关传记文章。）

[4]
Andrews and Bliss, History of Women in Trade Unions, p.125.

[5]
Report of the General Investigator of Woman’s Work and Wages, Proceeding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Knights of Labor, 1888，p.15.

[6]
Andrews and Bliss, pp.130-131.

[7]
Proceedings of the Knights of Labor, 1886，p.163.

[8]
Frances Willard, Glimpses of Fifty Years （Chicago, 1892），p.523.

[9]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 Report （1886），pp.155-156.

[10]
Andrews and Bliss, p.116.

[11]
Report of the General Investigator of Woman’s Work and Wages, Proceedings of the Knights of Labor, 1888，p.14.

[12]
Leonora M. Barry to Terence V. Powderly, December 29，1888，Powderly Papers, Catholic University.

[13]
Report of the General Investigator of Woman’s Work and Wages, Proceedings of the Knights of Labor, 1888，p.5.

[14]
同上书，p.9。

[15]
同上书，pp.9-10。

[16]
Report of General Instructor and Director of Woman’s Work, Proceedings of the Knights of Labor, 1889，p.2.

[17]
非常感谢伊利诺伊州莱克布拉夫的莉奥诺拉·巴里·弗雷斯特尔，也就是艾默特·P.弗雷斯特尔夫人，与我分享巴里夫人离开工人骑士团之后的生活。她是莱克夫人的孙女。

[18]
Andrews and Bliss, History of Women in Trade Unions, pp.155-196.妇女在这一时期加入工人骑士团的情况，参见Alice Henry, Women in the Labor Movement （New York,1923），pp.51-56。

[19]
关于妇女在这一时期进行联合的努力的原始文献流传很广，而且几乎未经修改。这些尝试有些获得了工人骑士团的帮助，有些没有。工人骑士团会刊《联合会者》（Federationist）中关于对妇女进行组织的文章主要表达了一种意向，但不应该作为事实来看待，除非有其他文献对其进行证实。冈珀斯先生和他的同事们虽然做了许多承诺，但是对于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关键资金却缺乏足够的支持。不论如何，这篇《联合会者》中的文献（indexed in Women in Labor History, 1825—1935）依然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James J. Kenneally的文献“Women and Trade Unions, 1870—1920： The Quandary of the Reformer,” in Labor History, vol.14 （Winter 1973）对之后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他告诉人们哪些文献可以进行研究，以及数量有多少。Kenneally即将出版的著作将会成为美国职业妇女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本书的书名暂定为Women in American Labor History, 1865—1973 （Washington, D.C.,Public Affairs Press, 1975）。

[20]
施莱辛格图书馆存有一部玛丽·肯尼·奥沙利文的自传，但这部自传仅剩片段，而且没有写完。

[21]
参见Frances Howe, “Leonora O’Reilly, Socialist and Reformer,” Radcliffe Honors thesis,1952，in the SL, and a Harvard 1966 Honors thesis by Eric L.Sandquist,“Leonora O’Reilly and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现藏于SL的16盒奥赖利书信作品集是关于工人骑士团早期对妇女进行组织以及妇女工会联盟起源的珍贵文献。

第15章 改革的时代和女权

工业社会的迅速发展不仅带来了生产力和财富的巨大增长，也加剧了社会矛盾和贫困。收入在金字塔顶端的人（据《纽约论坛报》1892年的估计，美国共有4047名百万富翁）与挣扎于血汗工厂和拥挤的贫民窟的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1]

在这一时期，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而雇主们则希望通过扩大工厂和雇用廉价劳动力来牟取暴利。他们之间暴力冲突频发，其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同样，农民也不得不在夹缝中生存。“拓边”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可耕种的土地越来越偏远，开垦的成本也越来越高；长时间以来，地产始终蓬勃发展，至此却已濒临崩溃；全世界的农作物价格一直在下降。无数事实，都让马克·吐温笔下的镀金时代，以及弗农·L.帕林顿（Vernon L. Parrington）所谓的“大烤肉时代”（Great Barbecue），在人们心中引起了巨大的憎恶。

和所有社会抗议运动一样，这种憎恶的根源，不仅在于道德不平等，它也受到了进化论这一新兴理论的影响。早期引发废奴运动的动力主要在于人权概念的哲学理念，而这与进化论是不同的。

社会学家莱斯特·沃德（Lester Ward）开创了被称为社会学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超越了达尔文主义生物学原则在社会变革方面刻板、机械的应用。沃德认为，社会的进步不仅仅是因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类也可以有意识地参与社会进步，并成为它的主导力量。

这种思想对于那些深受在工业领域所谓进步带来的苦难的人，以及那些拒绝承认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可以改善人类境况的人来说，有巨大的解放意义。沃德的《动态社会学》（Dynamic Sociology
）出版于1883年，这是详细阐述他的思想的一整套丛书中的第一本。这些书很是晦涩，所以他并没有太多直接的影响力。然而，1888年4月，包括斯坦顿夫人在内的一些有影响力的女权主义者出席了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六点钟俱乐部的一次会议。在会上，莱斯特·沃德做了一场关于性别平等的演讲，并详细阐述了“我现在称之为女性中心主义理论的主要原则和事实”。
[2]

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
）一书对普通读者来说就通俗易懂多了。这本书出版于1888年，描述了构建于乌托邦社会主义原则之上的一个理想社会。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Henry Demarest Lloyd）1894年出版的《财富与国民的对立》（Wealth Against Commonwealth
）也比较通俗易懂，它把矛头直指标准石油公司，是早期“扒粪运动”中揭发商业巨头黑幕的作品。

一些教会领袖，特别是在沃尔特·劳申布施（Walter Rauschenbusch）和W.D.P.布利斯（W.D.P.Bliss）等人领导下的促进工人利益宗教协会（Churc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he Interests of Labor, C.A.I.L.）也在要求改革。他们改革是因为世风日下、基督教道德不古、周遭巨大的不平等让他们备感不安。在政治方面，对既得利益者的不满急剧增加，农民要求货币改革、降低汇率、自由铸造银币、打击垄断行业、铁路改革（火车的货运费用是农民无力承担的）以及土地投机。这些都通过民粹党的兴起表现了出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的组织形式出现了。在这种形势下，妇女能够参与更加广泛的社会运动之中。这些，让格雷丝·道奇（Grace Dodge）这样的女继承人，或者约瑟芬·肖·洛厄尔、罗宾斯夫人和简·亚当斯这样的中产阶级妇女能够在她们自己的群体和需要帮助的商店、工厂女工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在她们的共同努力下，睦邻安置所、全国消费者联盟和妇女工会联盟这样的组织成立了，它们为女性劳动者带来了拥有资金、影响力和奉献精神的新的同盟者。
[3]

高涨的抗议之声和活跃的知识分子活动，让越来越多的女孩不仅走进了大学校园，还进入了社区服务类的行业。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也成了参政论者，因为在她们人生的每个转折点上，都曾因为在政治上的困境而不得不面对各种阻碍。
[4]

***

1884年，在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工人骑士团的同时，女性劳动者中出现了另外一种组织形式。第一家“女性劳动者俱乐部”（Working Girls Club）诞生了，它坐落于纽约第十大道公寓大楼上一个丝织工的屋子里，创始人是12个工厂工人和一个名为格雷丝·道奇的年轻女性。
[5]

道奇小姐出生于一个富裕的铜矿主家庭。在她可以进入上流社会社交界的年龄，她对父母说更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尽管多萝西娅·迪克斯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让监狱以及贫病和精神疾病护理方面的改革成了有志于公共改革的妇女的专属领域，但是道奇先生对此依然知之甚少。所以，他带着女儿去拜访了路易莎·斯凯勒小姐，征求她的意见。斯凯勒小姐当时刚刚离开卫生委员会，在和平时期继续她的慈善工作。她是纽约州慈善援助协会（New York State Charities Aid Association）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像格雷丝·道奇这样的年轻女性的导师。

在从事一段时间的慈善工作之后，道奇小姐在强烈的宗教信仰和对教育的热情指引下，最终发现了属于自己的道路。通过她组织的主日学校的课程，她结识了一些工厂女工，并开始了一系列讨论宗教和道德问题的“务实谈话”。她发现女孩需要的不仅仅是布道，还渴望获得教育，变得更加美丽，并希望获得自我表达和创造的机会。而且，如果给予她们帮助，她们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达成心愿的。1885年，在第一家俱乐部成立后的一年里，纽约涌现了许多俱乐部，女性劳动者社团协会也应运而生。这个做法从新英格兰传播到了纽约、费城、圣路易斯和芝加哥等大城市。各种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它们不仅遍布大型工业中心，也出现在了只有一两个作坊的小型社区里，这些小作坊往往会给整个社区的工人提供工作。女性劳动者社团的全国性大会在1890年和1894年分别举办过两次，机构月刊名为《远近》（Far and Near
）。这份月刊坚持出版了许多年，编辑是玛丽亚·鲍恩·蔡平（Maria Bowen Chapin）。
[6]

尽管道奇小姐提供了经济支持，也是精神上的领袖，各个俱乐部的组织方式却是民主的。它们常常以街道或社区名字命名，也可能在名字中点明设立俱乐部的初衷：奋斗俱乐部、女性劳动者进步社团，还有进取、坚定、四面八方和善意等名字。大型俱乐部会有自己的会所，里面包括管家、护士、永久住户、图书馆和丰富多彩的活动：制帽和制衣课程、速记、文学、体育和医疗护理。她们的“务实谈话”以小组讨论的形式展开，讨论的话题包括宗教、“纯洁”、“女性”，以及当时和现在的女孩都普遍关注的话题：“如何找到一个丈夫”“如何挣钱和存钱”。
[7]

俱乐部的组织形式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它无法解决困扰那些试图自力更生，同时又保持自身尊严和个性的年轻女性最基本的问题。它们无法帮助她们获得足够的工资，让她们摆脱感染疾病或沦为娼妓的命运。道奇小姐是无法在这场战争中领导她们的。她能做的，也确实做了的，就是做出其他方面有价值的贡献。她热衷于教育，是纽约市教育理事会中的第一位女性成员，也协助了教师学校的发展。作为基督教女青年会主席，她推动了组织的发展，特别是在工厂女工的工作上，道奇小姐早年对女性劳动者问题的了解对协会有巨大的帮助。

***

在这股把富裕家庭的女性推向改革前沿的新浪潮中，还有一位比格雷丝·道奇更加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她的名字叫约瑟芬·肖·洛厄尔。相比道奇小姐所追寻的道路，洛厄尔的道路更加接近问题的核心。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她写道：

工人的利益是无比重要的，因为他们占到了人民的大多数。然而，许多正直的人对他们漠不关心，一无所知，还对他们成见颇深，这让我感到痛心。我必须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去帮助他们，让他们不再是一无是处的贫民。
[8]

洛厄尔夫人的丈夫是个军官，在南北战争中英年早逝。寡居的洛厄尔夫人不知道战后如何重建自己的生活，于是也去斯凯勒小姐那里寻求建议。洛厄尔夫人是一个有天赋的学生。1876年，她成了纽约州慈善理事会的第一位女性成员。她还参与了监狱改革，改善了扶贫和贫困妇女儿童关爱方面的行政程序。她因为能干和勤劳而远近闻名。

但是，她对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慈善工作感到非常失望。在她看来，更重要的事情是解决更加根本的问题，以免让这些男人和女人陷入贫困，成为公众指责的对象。1889年，她从州慈善理事会辞职。在给姐姐的一封信中，她写道：

内莉说你觉得我应该继续留在理事会，但是我觉得我可以为工人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这个城市里居住着50万名工人，其中20万是妇女和儿童，而这里面又有7.5万人在无比恶劣的条件下工作，所得的工资甚至不足以果腹。这比2.5万名包括孩子在内需要供养的人更加重要。如果工人能够获得他们应该获得的东西，我们就再也不会有贫困和犯罪了。与其花费力气去拯救快淹死的人，然后再去照料他们，不如一开始就不让他们落水！这正是我能做的，我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是我希望花一些时间尝试。
[9]

一年之内，洛厄尔夫人就找到了可以帮助她实现自己目标的一些方法。1886年，一小群女性劳动者成立了一个社团。兴建社团的原因，正如她们自己所说，“为了让各方力量联合，我们有必要建立中央社团（Central Society），旨在凝聚致力于妇女团结的力量，收集统计数据、发表事实，提供信息和建议。社团的重中之重，是继续为妇女团结造势”。
[10]

这个群体的核心是该群体中最年长的女人，她的名字叫艾丽斯·伍德布里奇（Alice Woodbridge），她一直身兼办公室职员和零售商店售货员的工作。在她的游说的巨大影响下，女性劳动者社团会展开了关于纽约商店工作状况的调研。她们没有资金，没有训练有素的员工，仅靠口口相传的询问。她们发现，零售业工人的工作情况非常糟糕。其实有些情况，像伍德布里奇小姐这样的人早已通过经验了解了。她们将调研结果展示给一群有影响力的公民，其中就有洛厄尔夫人、路易莎·珀金斯小姐、弗雷德里克·内森（Frederick Nathan）、玛丽·帕特南—雅各比医生（Dr. Mary Putnam-Jacobi），还有另外一些对此感兴趣的神职人员。

这个问题，仅仅通过为零售业工人组织工会是不能够轻易得到解决的，个中原因在1895年的消费者联盟报告里就已经很清楚了：

她们都是女人，所以常常非常胆小，而且也不习惯于联合行动。

她们很年轻，许多人在14到20岁，所以缺乏智慧、坚韧的性格和经验。她们无法代表自己行动。

她们的行业，尽管有高度技术化的部门，但她们本身大多不会任何技术，因此这些岗位总是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如果她们对自己的待遇不满意，总会有满意的人可以补上。
[11]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发动一个之前从未发动过的群体，那就是有购物需求的公众。和现在一样，有置办衣物、食物、家具、陶瓷需求的人，往往是女性。唯一的不同是，因为工资很低，许多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必需品都是主妇在家自己制作的，所以当时的消费者群体主要是有钱人家的妇女、中产阶级或者上流社会，她们至今为止都从未参加过任何公共活动或社会运动。

纽约消费者联盟（The New York Consumers League）成立于1890年，他们就将注意力放到了上述这个消费群体上。不久，在费城、马萨诸塞州和其他地方，都相继出现了类似的联盟。1899年，全国消费者联盟成立了。这是一个有良知的激进机构，它清晰地表达了消费者的现状：需要租房的女工每周工资仅有2美元；工作时间从早上7点45分一直持续到午夜，其中仅有几分钟的午餐时间；每周工作6天，有时候周日还需要加班盘点货物，但是不会有额外的工资；柜台后面没有凳子；没有储物柜；没有假期；午餐只能去厕所和储物室。
[12]

联盟最早使用的武器是“白名单”，白名单上的商家都符合“良心商家标准”，比如每周最低工资（给有经验的员工）为6美元；工作时间不超过早8点到晚6点，午餐时间45分钟；一周6天工作制，7月和8月每周有半天假期；一周带薪假期；不雇用童工；柜台后面放置座椅，提供用于存放外衣的储物柜，提供足够的用餐空间等福利措施。纽约的第一份“白名单”上仅有8家商店符合上述标准。
[13]

纽约消费者联盟主席洛厄尔夫人出任了全国消费者联盟的领导人，她在这一职位上一直工作到1896年。在她之后，莫德·内森（Maud Nathan）和弗洛伦斯·凯利接替了她成了领导人。在此期间，联盟发展到了顶峰，附属机构遍布20个州。很快，它的影响力从零售业延伸到了其他领域，例如制衣工厂工作条件（这也让联盟与血汗工厂产生了冲突）和牛奶等食品的生产加工等。
[14]

她们发现，仅有公众的支持是不够的，于是她们开始致力于改善立法，希望政府，而不是某个组织和个人，能够强制雇主遵从劳动标准。当时，有人认为这种立法违宪。为了让州和联邦政府承担起限制工人工作时间、保证安全工作环境、改善福利的责任，全国消费者联盟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

***

睦邻运动是改革时代发生的独特而高度个性化的社会服务形式。这场运动背后的动机，比简单的利他主义更复杂。除了希望帮助有需求的底层贫民，这些受过教育且家境富裕的男人和女人还有其他的目的：他们想要看到“另一个阶层的人是如何生活的”，也想要分享大多数城市人口的日常疾苦和期冀，因为通常来说他们和大多数人之间是没有任何交集的。
[15]

正因如此，睦邻运动看起来也和女权运动毫不相关。

但是，因为许多原因，它们产生了联系。睦邻运动的一些创始人和领袖都是女性，而且是极具才能的女性。她们所取得的成就和威望，是可以与那些从废奴运动中成长起来，又把妇女议题推向前台的女性相提并论的，而她们所获得的尊重，甚至比这些女性还要多。这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简·亚当斯，她是芝加哥赫尔大厦（Hull House）的创始人。
[16]

她并没有接受过任何职业训练，虽然生性孤僻，但却有非凡的个人魅力和过人的管理才能。在她身边，有一大批才华卓著的女性，其中包括：时任芝加哥工厂总监察员的弗洛伦斯·凯利；从工人骑士团时期就已经活跃于工人运动的副手阿尔西纳·P.史蒂文斯（Alzina P.Stevens）；朱莉娅·莱思罗普（Julia Lathrop），她是伊利诺伊州慈善理事会的第一位女性成员，后来又成了美国劳工部儿童办公室的第一任主任；格雷丝·阿博特（Grace Abbott），她是莱思罗普小姐的继任者；还有她的妹妹、出色的社会学家伊迪丝（Edith），以及芝加哥首创的公民与慈善学院（现为社会工作学院）院长索福尼斯巴·布雷肯里奇（Sophonisba Breckinridge），她开创了工业卫生和医药领域的先河。
[17]

睦邻运动不仅吸引了有才华的女性，也吸引了男性（简·亚当斯曾说过，她们把整整一代美国年轻慈善家改造成了改革家）。
[18]

但是对女“住客”（睦邻运动的工作人员被称为“住客”）来说，这场运动为她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因为当时职场的大门在很大程度上对女性依然是关闭的。睦邻运动为年轻女性提供了新的挑战，让她们可以过上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许多在赫尔大厦、丹尼森大厦（Denison House）或亨利街定居点（Henry Street Settlement）工作过的大学毕业生和青年联盟成员，在此之后一直致力于社会改革事业。
[19]

睦邻运动在妇女运动中也有一席之地，因为她们在寻找急需帮助的人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了社会底层的工人妇女。
[20]

早期睦邻运动领袖的共同特点是，她们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极为敏锐，而且都坚信任何形式的紧急事件或危机（不论是流行病肆虐、失业、劳资纠纷、糟糕的住房条件、垃圾收集不足还是政治狂热），都是与睦邻安置息息相关的。可以想象，她们对此所得出的结论也不谋而合：在过度拥挤、肮脏、疾病和无知的表象下，存在着一个根本原因，那就是人们都太贫穷了。为了战胜贫困，她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提供建议、护理，提供英语课程（贫民窟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来自非英语国家的新移民）或者职业训练，还需要工会组织。在居住在纽约东部、芝加哥南部以及其他城市贫民窟的人中间，收入最低、最需要工会组织的就是那些没有技术而且思想认识落后的妇女。在女权方面，她们依旧遵循欧洲落后的传统。尽管她们有许多需求，但是美国劳工联合会对她们没有什么兴趣。

于是，睦邻运动的领袖们不可避免地参与到改善这些妇女工作待遇的努力之中，虽然这是领袖们之前并没有预料到的，而且有时她们的角色甚至有些荒诞可笑。在亨利街定居点建立之前，莉莲·沃尔德是纽约下东区的一个访视护士。有一天，住在她楼下公寓的一个年轻女人敲开了她的房门：

在知道她想协助组建一个工会组织之后，我们既兴奋，又惶恐。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词。她平静地、不带一丝怨恨地讲述着她的工友们遭遇到的问题，向我解释为什么她们认为工会会解救她们。显然，她来找我的原因是我的英语非常流利，这样的人一定会知道如何“用美国的方法”组织工会，她似乎也希望工会会因为我的加入而受人尊敬。我们很快就发现，把这个行业中的妇女组织起来的一大阻碍就是她们担心这种举动“有失妇道”，甚至可能让她们嫁不出去。第二天，我挤出时间去了图书馆，找了关于工会的一些学术资料。当晚，我去了附近一条街的地下室。在那里，有一个想要帮助这些女孩的雪茄工，用磕磕巴巴的英语发表了一场演讲。
[21]

沃尔德小姐只能去图书馆寻找建立工会的信息，这一点儿都不让人意外。她来自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虽然后来贫民窟生活变成了沃尔德小姐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当时她对贫困生活的唯一认识仅限于护士学校短暂而有限的培训。同情心和洞察力让她跨越了鸿沟。而这种情感也同样激励着简·亚当斯小姐。她成长于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小镇，慢慢成熟的社会信念驱使她沿着波克街和霍尔斯特德街建立了安置所。这个地方地处芝加哥贫民窟的中心，有时那里甚至没有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赫尔大厦是为女性劳动者建立的（也对其他人开放），不论女性劳动者的兴趣是娱乐、教育还是组织，它都会对她们敞开大门。玛丽·安德森是一名制鞋女工，后来成为美国妇女办公室主任。在她看来，这种热情好客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我加入工会后，就知道了简·亚当斯和赫尔大厦。我们曾在赫尔大厦开过会，亚当斯小姐在会上发了言。有时我们还会在其他地方举办的工会会议上碰面。去赫尔大厦总是非常有趣。有时，亚当斯小姐会邀请我们在星期天下午来喝茶，我们还会遇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远道而来的知名访客……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对许多其他人也是如此，赫尔大厦和简·亚当斯为我们打开了广阔新世界的大门。
[22]

玛丽·麦克道尔是芝加哥大学安置所的第一任主任。与沃尔德小姐和亚当斯小姐相比，她的优势是之前有过丰富的经验：1871年芝加哥大火的时候，她就曾经参与救援工作，她是威拉德小姐的朋友，曾担任过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伊利诺伊州的组织者，之后又短暂地在赫尔大厦工作，她是最早的“住客”之一。1894年，芝加哥大学在“屠场区”（back of the yards）建立了安置所，作为新开设的社会学系研究实际社会问题的“窗口”。在亚当斯小姐的推荐下，麦克道尔小姐成了这一安置所的负责人。不久，她就参与了一场运动，这场运动希望让大批在牲畜屠宰加工厂工作的男性工人组建工会。很快，麦克道尔小姐与他们取得了联系。1902年，她曾对芝加哥男性俱乐部成员发表了演讲，她不仅批判工会没有将大批涌入这一工业的妇女组织起来，也批判了没有以男性为榜样、建立组织的妇女们。

在屠场区工作的两名年轻女性——莫莉·戴利（Mollie Daly）和汉娜·欧戴（Hannah O’Day）在报纸上读到了关于这场演讲的报道。当时，她们已经是一个以爱尔兰爱国主义者默德·冈尼（Maud Gonne）命名的俱乐部的成员了。她们来到大学安置所，找到麦克道尔小姐，要求她帮忙说服俱乐部组建工会。麦克道尔小姐派牲畜屠宰加工厂工会领袖麦克·唐纳利（Michael Donnelly）给女工们送去了鼓励。麦克道尔小姐本人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她们成功组建了工会，并得到北美屠宰和肉制品工人联合工会特许，成为第183号分会。工会一直运作到了1904年，这一年，因为一场失败的罢工，所有牲畜屠宰加工厂工会都销声匿迹了，一时间，再也没有任何工会活动。麦克道尔小姐在组建妇女分会方面的伟大贡献，在于她成功让爱尔兰、波兰、黑人、德国等不同国籍的妇女联合起来。莫莉·戴利曾经在麦克道尔小姐度假期间给她写过一封信，这足以证明麦克道尔小姐的贡献：

我们昨晚开了一个工作会议，我已经等不及要告诉你了……汉娜·欧戴和我星期天去了包装工业委员会。这是一场男人为了决定工资等级而举行的特殊会议，会上唯一的新议题就是我们的请愿信。在代表们听了我们的请愿之后，委员会决定向我们捐款25美元，每个分会的代表还拿了一份请愿信的复印件，以便执行信上的建议。昨晚，一家新成立的分会向我们送来了5美元捐款。我觉得对于一个新分会来说，这真是太好了。我们在自己的会议上选举了一个制定宪章和规章制度的委员会、一个审计委员会和一个负责走访伤病成员的伤病委员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还建立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和唐纳利先生和阿穆尔先生一起，让我们重新获得特许资格。我们也通过决议，向唐纳利先生、包装工业委员会主席和官员发出了书面邀请。
[23]

因为美国劳工联合会长期以来一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所以这一小部分中产阶级、受过教育、有些还很富足的女性就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妇女工会联盟的组建工作之中了。许多年来，她们致力于为女性劳动者提供她们所需要的支持和领导，这些是当时业已存在的组织不曾向她们提供的。联盟（我们会在第18章详细谈论联盟的工作）诞生于1903年在波士顿举办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大会期间举办的一系列会议上。这些会议是在法纳尔厅举行的，会址的选择可谓非常恰当，出席会议的还有一名男性，他们大多来自制衣工会。会议的主办者是不屈不挠的玛丽·肯尼（当时已经是奥沙利文夫人了）、莉奥诺拉·奥赖利、从1892年就开始尝试为女性劳动者组建工会的玛丽·莫顿·丘夫人（Mary Morton Kehew）、慈善家和社会主义者威廉·英格利希·沃林（William English Walling）以及亚当斯小姐、沃尔德小姐和麦克道尔小姐这一永不疲倦的三人组。她们三人对联盟的热情并不是一时兴起，她们一直活跃于联盟工作之中，一直到新一辈的领袖出现。这些人中有许多都来自制衣工业及其周边产业。在她们的带领下，联盟将走向最为辉煌的时代。

这个团体中有些人在领导公众意见方面颇有经验，他们意识到了对全国性的权威数据的需求。因此，他们萌发了进行女性劳动者全面状况调研的想法，希望由国会出资，由专家主导调查。这一计划很可能来自索福尼斯巴·布雷肯里奇、伊迪丝·阿博特（Edith Abbott）和玛丽·麦克道尔。在妇女俱乐部总联合会、妇女工会联盟、各种教会、工人和公民团体的敦促下，批准调研立项和同意资金使用的法案终于得到了国会的通过。这一过程用了两年的时间。最终，它来到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案前。

从1908年到1911年，调研和编写19卷报告共花了4年时间，它包含与童工和女工状况相关的一系列广泛的议题：雇用女性劳动者的各个行业的状况、女性劳动者参加工会的历史、家庭预算、职场母亲所养育儿童的死亡率等等。这份报告一经发表就成了扛鼎之作，至今依然是学生的必读材料。
[24]

报告的发表，以及同时期调查人员伊迪丝·阿博特、玛丽·范·克利克（Mary Van Kleeck）、约瑟芬·戈德马克（Josephine Goldmark）等调查人员的先驱性工作，都为在今后几十年里将要制定的女工与童工保护法打下了基础。另外，经验表明，一旦这样的法律进入法典，那么涵盖男性工人的全面立法也会随之而来。除了雇主、工会以及没有组织起来的个体工人——那些男人、女人和孩子，现在的州政府也加入其中，并在工作条件、工作时间、健康和预防火灾隐患方面，为保障公民福利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法律的有效施行带来的权力的扩大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也遇到了强大的阻碍。今天，这些所谓的针对女性劳动者的“保护性立法”，在监督州政府对所有工人负责任方面的角色已经被人遗忘了；而且人们也认为这种法律限制了妇女选择工作或工作时间的自由。因为对健康水平的高要求、强大的工人运动以及一系列保护性立法，现在的公众不再能够容忍早些年那种对工人的虐待。但是当时是因为人们相信，年轻女性如果加班加点，就不适合成为母亲。因此，威斯康星州于1867年第一个通过“时间法”，限制妇女的工作时间。到1907年，已经有20个州通过了类似的法律，在某些行业不同程度地对妇女工作的时间进行了限制。然而，这项立法的支持者也认识到，美国最高法院1905年在“洛克纳诉纽约案”（Lochner vs.New York）中的不利判决极大地威胁了这项立法，如果保护女性劳动者的法律不能在最高法院上诉成功，那么之后的所有努力都将会遇到阻碍。

下一个真正的挑战是1907年的“穆勒诉俄勒冈州案”（Muller vs.Oregon）。这一案件是关于俄勒冈州洗衣女工工作时间的。这个案件之所以至今为人所铭记，不仅是因为它让这个议题盖棺定论（在之后的几年里各有得失），也是因为路易斯·D.布兰代斯（Louis D.Brandeis）代表俄勒冈州所写的一封信，布兰代斯后来成了美国最高法院法官。
[25]

应弗洛伦斯·凯利的邀请，他加入了这一案件之中。凯利当时供职于消费者联盟，是一名妇女保护性立法的斗士。这封被后人称为“俄勒冈州书信”（Oregon Brief）的信件的新颖之处在于，它在论证长时间工作对人有害的时候，摆出了许多事实，而非仅仅依赖于援引法律。俄勒冈州书信的这种做法今天在此类案件的诉讼中非常常见（它所带来的一个额外好处就是，它增加了深入的调研需求，因为为了给布兰代斯提供材料，约瑟芬·戈德马克和凯利小姐不得不大量引用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数据，因为这些数据在美国几乎是不存在的）。

虽然用现代医学的眼光来看，布兰代斯使用的“女性在肌肉力量、心理承受能力、持续工作和注意力等方面都要明显弱于男性，她们没有男性能够吃苦耐劳”的论据已经明显过时，但是他对孕期及产后过度工作对母婴和未来一代人的危害方面的观点，以及已婚和未婚女性都应该享有“在工作时间之外体面生活”的观点，依然是无可辩驳的。俄勒冈州书信所涉及的范围和证据，它所强调的立法对人的影响，而不仅仅从宪法和法律角度去考量是否应该通过某项法律，都深远地影响了法律界。此后，立法更加注重社会需求。今天解放了的妇女都应该深深地感谢弗洛伦斯·凯利和她的同事们的远见卓识和不息的斗志。

[1]
“Great American Millionaires”，Tribune Monthly, vol.4 （June 1892）; reprinted in Sidney Ratner, New Light on the Great American Fortunes: American Millionaires of 1892 and 1902 （New York, 1953），p.91.作为对比以及对贫困和扶贫措施的介绍，参见Robert H. Bremner, From the Depths: The Discovery of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1956）。认为对贫困的意识和扶贫斗争起源于Michael Harrington的The Other America （New York, 1963）的人，不仅应该读一读Bremner的书，也应该读一读Robert Hunter, Poverty: Social Conscience in the Progressive Era （New York, 1904），1965年再版，特别是引言和前言部分。

[2]
Lester Ward, Pure Sociology （New York, 1925），p.297.对沃德的介绍，参见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1860—1915 （Philadelphia, 1944），ch.iv:“Lester Ward, Critic”; Emily Cape, Lester F. Ward, A Personal Sketch （New York, 1922）.他对女权运动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夏洛特·吉尔曼的作品取得的。（参见第17章）。

[3]
Arthur Mann, Yankee Reformers in the Urban Age （Cambridge, Mass., 1954）是一本研究1880—1900年在波士顿这一特定地区产生的社会改革运动中各种不同因素的书。

[4]
格雷丝·道奇是一个例外。另外，这股新的潮流并没有波及所有大学女性，有些人在大学四年的时间里对校园外的风起云涌一无所知。参见Mary B.Gilson,What’s Past is Prologue （New York and London, 1940），pp.10-19。

[5]
Grace H. Dodge, “The Association of Working Girls Societies,” Report at the Convention of Christian Wor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September 21-28，1887，in Grace Dodge Scrapbooks, National Board of the Y. W. C. A., New York City.参见Abbie Graham, Grace H.Dodge: Merchant of Dreams （New York, 1926），chs. iv and v,以及《著名美国女性》中的传记文章。

[6]
囊括了1891—1894年的最完整的档案现存于威斯康星州历史学会的工人藏书馆、巴尔的摩普拉特自由图书馆和布朗大学图书馆。其缩微胶片现存于索菲娅·史密斯藏书馆。

[7]
参见Grace H. Dodge在Harper’s Bazaar中的文章，January 11 and 25，1890; in the Union Signal （published by the W. C. T. U.），September 26，October 10 and 17，November 7 and 14，and December 5，1890，in Grace Dodge Scrapbooks；参见Discussions of the Convention of the Association of Working Girls Held in New York City, April 15，16 and 17，1890 （New York, 1890）。

[8]
Josephine Shaw Lowell to Mrs. Henry S. Russell, April 7，1889，引自in Rhinelander Stewart,The Philanthropic Work of Josephine Shaw Lowell （New York, 1911），p.358。

[9]
Mrs. Lowell to her sister, May 19，1889，ibid., pp.358-359.

[10]
同上书，p.372。此类统计数据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早期只有少数州劳动局会开展这类工作。

[11]
同上书，p.344。可能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有记录显示，许多这样的妇女想要为自己的利益而行动。尽管如此，在对妇女进行联合的时候，这些差异是存在的，而且直到今天依然存在。

[12]
Maud Nathan, The Story of an Epoch-Making Movement （New York, 1926），pp.1-14.

[13]
同上书，pp.26-28。1891年第一年上榜的商店包括阿特曼、罗德和泰勒、阿诺德·康斯特布尔，贝斯特第二年上榜。

[14]
联盟在产品上标注的白色标签代表该产品的生产是符合州工厂和工时法的（虽然这种法律当时并不完善），而不是在血汗工厂生产，或者由童工生产的。

[15]
在《改革的先锋：社会睦邻和进步运动》一书中，艾伦·F.戴维斯对睦邻运动及其意义有非常精彩的论述。

[16]
有大量著作对亚当斯小姐的著作和思想进行了研究。亚当斯小姐的Democracy and Social Ethics （首次出版于1902年，再版于1964年，Cambridge, Mass.）一书第二版前言中，安妮·F.斯科特对她的简介是所有亚当斯小姐简介中最精彩的，她在《著名美国女性》中关于亚当斯小姐的文章也非常值得一读。参见John C.Farrell, Beloved Lady （Baltimore, 1967）; Allen F. Davis, American Heroine: The Life and Legend of Jane Addams （New York, 1973）。这本书并没有取代亚当斯小姐的侄子詹姆斯·韦伯·林恩（New York, 1935）书中早期简·亚当斯的形象。亚当斯小姐所著的Twenty Years at Hull House （New York, 1912，平装版现已问世）依然是经典之作，虽然现在普遍认为书中所记录的事实并非十分可靠。

[17]
除了上述文献资料，亦可参见Josephine Goldmark, Impatient Crusader: Florence Kelley’s Life Story （Urbana, Ill., 1953），Dorothy Rose Blumberg, The Making of a Social Pioneer （New York, 1966）。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凯利夫人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友谊和书信，她生活的这一侧面之前从未引起过研究者的注意；Jane Addams,My Friend Julia Lathrop （New York, 1935）；艾丽斯·汉密尔顿的自传Exploring the Dangerous Trades （Boston, 1943）; E.A., “Grace Abbott and Hull House,” Social Service Review, vol.24，nos.3 and 4，pp.374-394，495-517 （1950年9月和12月）。

[18]
引自Davis, Spearheads for Reform, p.243。关于睦邻运动对罗斯福新政的影响，参见pp.242-245。埃莉诺·罗斯福在纽约利文顿街安置所教书的时候，第一次与贫困以及和贫困抗争的人有了接触。她是和她的未婚夫一起去上课的；在去往一家安置所看望一个生病的学生时，富兰克林·D.罗斯福走到街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惊叹道：“我之前都不知道会有人住在这种地方！” Joseph Lash,Eleanor and Franklin （New York, 1971），p.135.

[19]
赫尔大厦的住户非常有名，关于它的文献也非常丰富，但这不应该掩盖数十家其他安置所的贡献。参见注释21和23；Arthur Mann的Yankee Reformers第9章记录了维达·斯卡德及其同事在波士顿的工作；斯卡德小姐所写的On Journey（New York, 1937）第3章和第4章；艾伦·F.戴维斯两本著作的文献注释中的原始文献；索菲娅·史密斯藏书馆中关于大学安置所协会和弗洛伦斯·齐切尔特（Florence Kitchelt）期刊的文献。

[20]
现代关于这一时期妇女劳动者状况的文献，参见Mrs. John and Marie Van Vorst,The Woman Who Toils （New York, 1903），Frances A. Kellor, Out of Work: A Study of Unemployment （New York, 1904，1915年再版），第2章和第7章。

[21]
Lillian Wald, The House on Henry Street （New York, 1915），pp.202-203.亦可参见她的Windows on Henry Street （New York, 1934） ，R. L. Duffus, Lillian Wald, Neighbor and Crusader （New York, 1938）。

[22]
Mary Anderson, Woman at Work （Minneapolis, 1951），p.32.

[23]
Mollie Daly to Mary McDowell, June 1，1902 （McDowell papers, Chicago Historical Society）.参见Howard E. Wilson, Mary McDowell, Neighbor （Chicago, 1928）。

[24]
Report on the Condition of Woman and Child Wage-Earn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U.S. Senate Doc. 645，61 Congress, 2 Session, 19 volumes.

[25]
Women in Industry: Deci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in Curt Muller vs. State of Oregon, and Brief for the State of Oregon by Louis D. Brandeis, 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Consumers League, New York City.参见Alfred Lief, e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Views of Mr. Justice Brandeis （New York, 1930），pp.337-348。

第16章 选举权运动的联合

1880—1890年的十年间，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让两个选举权协会同时存在的那些因素慢慢地消失了。

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创办者，是学识渊博的斯坦顿夫人和虔诚的基督徒安东尼小姐。她们愿意与任何全心支持妇女选举权的人合作，不论他们在其他事务上的观点如何。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早些年既激进又离经叛道。它谴责了所有对选举权问题置之不理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它愿意为所有遭了难的妇女打抱不平，不论她们的境遇如何，是想要离婚的妇女、薪水过低的缝纫女工，还是“堕落了”的女性。

相反，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植根于新英格兰，这里已经不再是废奴运动期间，男女废奴主义者都勇于直面愤怒的暴徒那个激进的地方了。因此，协会的议题也是极有选择性的。斯通夫人对工会没有兴趣，她也不希望让离婚和“社会上的恶”来沾染选举权运动。著名的朱莉娅·沃德·豪因为受到协会影响，加入了协会并最终成了领袖，她则是美国态度的典型——她博学，是一个备受尊敬的会友传道者，也是《共和国的战歌》让人崇敬的作者。她让妇女运动染上了一层合乎礼节而又无比崇高的光晕。

朱莉娅·沃德·豪本人并没有让选举权运动变得受人尊敬，但她象征着那股让选举权运动变得合乎礼节的力量。美国社会正快速地两极分化。中产阶级开始把工人运动视为社会动荡。1873—1878年经济大萧条期间，纺织、矿产和铁路等行业发生了一系列罢工，并最终引发了1877年的铁路工人大罢工。从大西洋沿岸到密西西比州河谷，将近10万名工人参与了这次罢工。连续的罢工并没有让妇女感到安心，因为受到媒体和教会教唆，她们认为任何形式的强硬立场都是极端主义。当时，关于宾夕法尼亚州煤矿工人密谋的莫莉·马圭尔（Molly Maguire）的审判在社会上引发了动乱，而关于工人骑士团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等机构受到共产主义影响的传言也甚嚣尘上。这些正在壮大的组织中的社会主义者被人当成把柄，用于抹黑所有有组织的工人运动，认为他们都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但是，这些都没有影响到罢工的潮流。1886年这场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大规模骚乱中最惊世骇俗的一件事，就是有人向正在芝加哥干草广场举行激进集会的人群扔了一枚炸弹。这引发了一波全国性的恐慌，而肇事者是谁，我们至今依然一无所知。

在19世纪最后20年里，选举权运动逐步走向保守和传统。对于这一趋势，我们必须结合历史语境中去理解，才能避免误读。并不是因为某些保守女性才能出众，且原先激进派变得消极，才使得这场运动为保守派所控制。事实上，如果注意一下她们的行动，我们可以发现原先的激进分子的想法也发生了改变。1876年在百年国庆上挑战常规是一回事，十年后再这么做，即使是对那些参与了这场行动的女性来说，也是不可接受的。如果干草广场暴动早几十年发生，那么安东尼小姐也不敢轻易冒着坐牢的危险以身试法，公然藐视联邦选举法。

除此之外，选举权运动领袖的构成也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家庭主妇或以一己之力支撑选举权运动的女性越来越少，相反，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作家和富有的女性加入领导队伍中来。在斗争之初，那些几乎是赤贫的女性，比如斯通夫人和阿比·凯利，她们的生活所需都是从微薄的演讲收入中挤出来的，现在至少都过上了舒适体面的生活。她们已经不需要格里姆克姐妹和莫特夫人这样开天辟地的勇气了，这从西奥多·韦尔德拒绝参加选举权集会的托词中可见一斑：“这20年里都没再见过暴徒围攻了——我再去干什么呢？”
[1]

即使是像安东尼小姐这样生活极其简朴、不断用自己微薄的收入补贴妇女事业的人，也在大多数城市中结交了许多生活富足的朋友，他们在她无休无止的巡回演讲和活动中都会去关照她的生活。每次她去华盛顿，都会下榻里格斯酒店。酒店老板会特意为她留出一个套间，有时她在这里一住就是好几个月。

伴随着收入增加（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女性的个人收入，选举权机构的财务当时还停留在勉强度日的阶段），她们影响力和声望也随之扩大。20年的时间极大地改变了公众的态度。妇女选举权被广泛接受，参政论者在世人眼中的形象也不再是疯子和傻瓜。他们在国会有了极具影响力的同盟。在华盛顿举办的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年度大会期间，他们不仅在国会委员会面前召开了听证会，在国会大厦进行了游说，还出席了在白宫举行的下午茶招待会。尽管经常会有各种同工同酬的决议获得通过，而且巴里夫人也会在选举权会议上发言，听众还相当恭敬，但对大多数女性劳动者来说，她们对参政论者的好奇，仅仅在于她们的装束。对于选举权集会中司空见惯的社交应酬，女性劳动者往往会觉得很不自在。和底层女性的日常接触消失了，而正是这种接触，曾经促使安东尼小姐萌生了组建职业妇女协会的念头，也让她和斯坦顿夫人举办了全国劳工联盟的各项会议。

国际妇女理事会这类机构的发展，以及芝加哥哥伦比亚博览会上召开的妇女代表大会，则是让有独立收入的女性和职业女性巩固她们领导地位的另外因素。国际妇女理事会诞生于1888年，是一个现有的妇女机构的联合会，下设一系列广泛的活动，它的第一任主席是威拉德小姐。然而，它从未实现过它的愿景，但是国际妇女理事会这一机构却在它的几次会议中孕育而生。这个机构提供了记录妇女在法律地位、职业和社区声望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媒体反响也很积极。1893年哥伦比亚博览会上的妇女代表大会也是如此，大会的女性管理者董事会的主席不是别人，正是芝加哥精英阶层领袖波特·帕尔默夫人。
[2]

新一代的妇女领袖就在这样崭新的氛围中成长起来了，虽然像安东尼小姐、斯通夫人和斯坦顿夫人这样的老将依然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莫特夫人1880年去世，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她一直在努力调解两个选举权协会的矛盾）。大多数年轻女性在社会阅历方面都不见长。安东尼小姐晚年依然具有同情心，能够与各个阶层的女性打成一片，即使是最名不见经传的选举权运动参与者。在安东尼小姐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依然能够收到她用不知疲倦的笔或者打字机写出的回信，在公共场合她和大家也像朋友一样打招呼。但是对雷切尔·福斯特·埃弗里（Rachel Foster Avery）、梅·怀特·休厄尔（May Wright Sewall）、卡特夫人或者哈丽雅特·泰勒·厄普顿就完全不是这样了。（安娜·霍华德·肖是个例外，她总是能够与女性劳动者平等相处和共事，这是因为她自己曾经为了获得教育和职业培训经历过艰苦的斗争，而且她也是波士顿贫民窟中的一名医生。）

工人阶级和特权阶层妇女在选举权运动中渐行渐远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后者对大批涌入的移民怀有敌意。在这些数量众多的新移民中，很多人受他们的社会和宗教背景影响，对妇女的地位和角色持有保守的态度。他们住在贫民窟，常常为政治集团所控制。正是因为他们的反对票，那些出生于美国、受过教育、拥有职业技能和富足的女性，才在一个接一个的州选举权公投中一直无法获得选举权。
[3]

因为那些连英语都说不流利，甚至完全不会说英语的男人，这些女性一直无法获得选举权，她们的愤恨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样的愤恨只会给她们带来伤害。她们必须赢得移民的支持，否则就只会依照他们的偏见投票，或者投给那些给他们开出最好的条件的人。直到简·亚当斯和莉莲·沃尔德的出现，选举权运动才开始填补这一裂口。是她们最终让妇女明白，所有女性，不管是在血汗工厂中打工的妇女，还是驾着自己的马车穿过第五大道的妇女，都只有在赢得移民的支持之后，才能获得选举权。而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移民的妻子和女儿对她们的丈夫和父亲施加影响而获得的。

但是在80年代末，还没有人有这样的洞见。当时，因为没有任何关于原则和战略的分歧，两个选举权机构何时合并只是时间问题。她们需要时间，让旧伤疤愈合。

天赋过人的艾丽斯·斯通·布莱克韦尔，是露西·斯通和亨利·布莱克韦尔的女儿。她是最终让两家机构合并的那个人。事实上，规模更小、活动也更少的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之所以能够吞并之前的劲敌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主要是因为它20年来倡导的政策，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合并谈判从1887年开始，一直持续了3年。最终，在1890年2月举行的联合大会上，两家机构正式合并。

尽管斯坦顿夫人当选为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第一任会长，并且担任该职直至1892年，但事实上，她已经不再是一位活跃的妇女选举权运动领袖了。她越来越热心于离婚问题和教育选举权（而非普遍选举权），不过，她最主要的关注点是教会对妇女的压迫。1895年和1898年，她连续出版了《女人的圣经》（Womans’ Bible
）上下两卷，该书是对《旧约》的猛烈抨击，详细分析了《圣经》中贬低女性的章节。参政论者中有人强烈反对这部著作的出版，认为它分化了宗教信徒，无益于选举权运动。尽管安东尼小姐和其他思想开明人士不断呼吁希望可以像早些年一样容忍不同的意见，但是1896年举行的选举权大会依然通过决议，明确与《女人的圣经》划清界限。这一做法一点都没有给这位老领袖留任何情面。面对这一羞辱，斯坦顿夫人倒是显得非常沉着，她继续写作，直到1902年离开人世。

斯坦顿夫人并不是合并之后唯一一位退居二线的人。1892年，斯通夫人最后一次参加协会大会。第二年，她就去世了。安东尼小姐依然活跃着，尽管她自己有许多顾虑，但依然接替斯坦顿夫人担任了选举权协会的会长。她支持两家机构的联合，但为随之发生的一些改变而感到懊悔，这其中最让她后悔的，就是在1893年大会上，应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要求，通过了一项决议，每隔一年在华盛顿召开一次年会。

支持这一变动的人指出，西部妇女选举权协会代表团每年都前往华盛顿，这需要不少经费，他们也强调了在全国不同地区召开会议在教育和影响力上的益处。安东尼小姐则认为，减少会议频率可能会减弱之前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对国会的持续压力。在讨论中，她站起身来反对这一提案：

在我看来，这个机构的唯一目的，就是集各州之力，对国会施加影响，促使全国性立法的通过。一旦你们将这一伟大机构的使命从全国层面降至每个州的层面，就已经背弃了它的目的。选区拉票、领导民意、让全国性的机构变得有可能，这是各个州协会的职责。在此之后，它们应该把力量团结到首都，专心攻克国会……让大会在全国各地举行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这会削弱我们的影响和力量。
[4]

为了赢得妇女选举权，联邦层面的行动更好，还是州层面的活动更好？这其实是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安东尼小姐一直在支持联邦层面的行动，但是收效甚微。1899年，在给一个她最信任的年轻助手的一封信中，她写道：

在华盛顿举办大会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能够在国会委员会面前举行听证会，能够让各个州的女性亲自站到他们的面前。如果不是为了努力让国会采取行动，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决议，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在代表团、场地、住宿以及代表人数上省下的经费。在委员会面前举行听证会、由政府公布这些演讲、靠与会者将演讲忠实地传达到联邦各州的朋友那里，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很难让足够多的年轻女性明白它们的重要性。我一直坚信，这些听证会所起到的教育意义更加深远，并且它对乡村地区的益处，和在各个地区举办会议的效果是一样的。现在，我更加坚信这一点了。
[5]

事情接下来的发展印证了安东尼小姐的担心。尽管当会议不在华盛顿召开的那些年份里，听证会依然会举行，但是直到1893年，参众两院才给出了支持这项法案的委员会报告。实际上，联邦妇女选举权修正案就此消失了，直到1913年才重新浮出水面。
[6]

***

另一条通往妇女选举权的“道路”是修改州宪法，但是它并不被人们看好，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可行性也在逐渐降低。1870—1910年，为了让公投成为可能，参政论者在33个州一共举办了480场运动，但是仅有17个州最终举行了公投。其中仅有3个州位于密西西比州以西，它们分别是密歇根州（1874年）、罗得岛州（1887年）和新罕布什尔州（1902年）。后两个州在美国政治版图中的作用并不那么明显。
[7]

选举权公投仅在科罗拉多州和爱达荷州两个州取得了胜利，这两个人口稀少的州的胜利对取得全国性胜利并没有多大意义；除此之外，怀俄明州和犹他州分别于1890年和1896年通过了妇女选举权法案。随着由属地升级为州，它们也加入了所谓的“选举权纵队”。

1893年在科罗拉多州的胜利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是第一个男性选民主动走向投票站投票支持妇女获得选举权的州；酒类利益集团和政治集团当时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他们不相信选举权运动会取得胜利。1896年的爱达荷州公投也没有遭遇多少有组织的反对；然而，这里的拉票活动之所以还值得记录，主要是因为这是第一个以选区为基础进行拉票的州，这种组织形式之后将得到重点发展，并在21年后争夺最为白热化的纽约州公投中，成为决定胜利的最关键因素。
[8]

这两场运动的组织者都是卡特夫人，而在1896年，她只是个初出茅庐的晚辈。

与这些小的胜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场又一场为了让州议会批准公投而举行的运动，以及一连串无休无止的公投失败。每场运动的背后到底耗费了多少人力和金钱，我们已经无从得知。这一场场运动和公投都足以证明，公投这种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形式是存在内在阻力的。几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一点。

1890年南达科他州的拉票运动是选举权运动参与者所经历过的最为艰苦卓绝的一场。70岁的安东尼小姐和老将亨利·布莱克韦尔（只有65岁）在全州范围内进行演讲的时候，正值酷热无比的盛夏，而秋天，当卡特夫人开始巡回演讲的时候，却已经寒风刺骨。不仅如此，这里的生活条件也非常原始，每个演讲者都要跋山涉水。当时，两个参政机构刚刚合并，因为当地农场和工人组织请求他们支持，所以参与到了拉票运动中。但是，在拉票运动开始之后，工人骑士团和农民联盟（Farmers Alliance）却组成了第三方，拒绝牵扯妇女参政这一有争议的话题。公投最终失败了，反对票是赞成票的两倍。这场运动不仅失败了，而且杀伤力巨大：卡特夫人在公投之后立刻染上伤寒，几乎丧命，而当安东尼小姐回到罗切斯特的家中后，她的妹妹玛丽说，这是她第一次觉得安东尼变老了。
[9]

1894年堪萨斯州公投的经验证明，安东尼小姐对学校或市政投票等“部分”选举权发自内心的不信任是有道理的。堪萨斯州妇女1887年就已经获得了部分选举权，这在当时被看作一个进步的里程碑。但问题是，妇女很快就开始依附于某一个政党，并在选举权策略和其他政治上原则上不得不与其所支持的政党口径一致。劳拉·M.约翰斯（Laura M.Johns）夫人原本是堪萨斯州选举权协会的负责人，工作能力出色，但是在成为堪萨斯州共和党妇女协会的主席之后，不得不屈服于共和党领袖的主张，让支持妇女选举权的措施被排除在党纲之外，尽管共和党之前曾承诺支持选举权。全国选举权运动领袖对此无比愤怒，但是堪萨斯州的妇女还是坚持站在政党的一边，而不是坚持对选举权的争夺。这也让堪萨斯州的失败成了定局。
[10]

相比之下，东部各州对妇女选举权并没那么感兴趣，马萨诸塞州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但1895年在这里举行的“模拟公投”，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并不让人乐观。因为希望吸引那些常年来一直得不到支持的参政论者，并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议会决定在当年的常规选举中增加公投。公投是非强制性的，也作为对这一议题的全体选民民意调查。除此之外，议会还为已经获得地区学校委员会投票资格的妇女增设了一项特殊选票，但这一选票的意义仅在于了解个人意见和偏好。

这项措施是个巨大的失败。参与公投的人明显少于州长竞选和其他竞选的投票。在60多万名有投票资格的妇女中，仅有2.3万人参与了投票。另外，马萨诸塞州聚集了妇女选举权的许多反对者，竞选也让他们获得了拉票的机会。他们中的男性和女性分别组成两个反对者阵营，对妇女选举权进行大肆反驳。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公投的结果都极度让人沮丧，它让选举权支持者人数一下子减少到了十多年以前的水平。
[11]

1896年加利福尼亚州公投的拉票活动是当时妇女组织得最好的一场。印第安纳州的玛丽·海（Mary Hay）小姐参照卡特夫人同年早些时候在爱达荷州的策略，在各大城市的各个选区进行拉票。全国各地的知名演讲者云集加州，选举权得到报纸的广泛支持，以及民粹党和共和党的正式支持，虽然事实上后者的支持仅仅流于形式。

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夫人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夫人这样的女富豪为妇女选举权运动捐赠了大量资金，这是前所未有的。但主要的资金来源依然是普通人甚至是穷人。选举权宣传委员会主席艾达·赫斯特德·哈珀写道：

每个承诺捐款2美元的人都将得到一张安东尼小姐和肖小姐的大幅照片，许多穷苦的女裁缝和女洗衣工在承诺捐款的同时都要求了分期付款，共8次，每次25美分。总部办公室常常有人轻轻敲门，来访者往往是那些衣着寒酸的妇女，她们没有钱买邮票，所以就亲自给我们送来25美分或者50美分的捐款。她们会告诉我们，“我这周都没有喝茶，省下钱来给你们”，或者，“我晚上做了点针线活，卖了钱捐给你们”。许多妇女每天都要辛苦工作10小时，但她们依然会来到总部，把一大捆传单带回家，下班后折好寄出去。还有老师和速记员等其他有工作的妇女，她们连一件御寒的冬衣都没有，但还是会把钱捐给这项追求自由的运动。
[12]

但是，选举权运动对酒类利益集团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他们组织了活动进行反对。公投因此失败了。

公投前10天，我们受到了致命的一击。酒商联盟（Liquor Dealers’League）的代表在旧金山举行会议，决定“采取必要措施保护他们的利益”……从那一刻起，我们就已经知道我们失败的结果了……加州各地的酒吧老板、酒店业主、药店和杂货店主都收到了以下这封由旧金山酒类批发商署名的信件：

“11月3日将要举行公投，决定是否通过州宪法第六修正案。如果修正案获得通过，妇女将获得选举权。

“一旦修正案获得通过，你我的利益都将遭到损害。所以我们恳请大家投出反对票，并尽各位所能，阻止修正案通过。

“请各位务必转告同行，并寻求他们的支持。”
[13]

从每个县区的最终投票结果中，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一策略的杀伤力。选举权在全州各个县都获得了更多的选票，除了旧金山和阿拉米达。在这两个县中，反对票占绝对优势，一共多出了27399票，而整个州的选票差距也仅有26734票！

如果其中有13400个选民投了赞成票，那么加利福尼亚州在1896年就能够进入选举权纵队，这将对选举权运动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因为加州正在迅速发展，而且面积也在增加。可惜的是，它晚来了15年。难怪卡特夫人和其他人都将酒类和酿造业利益集团称为“看不见的敌人”。直到禁酒令即将出台之前，这股反对妇女选举权的势力才有所减弱。用卡特夫人的话来说，1896年依然不是“妇女的时刻”。

[1]
Shaw, Story of a Pioneer, p.153.

[2]
国会中两本巨著囊括了部分演讲，它们展现了妇女关注点的大幅扩大：The World’s Congress of Representative Women, 1893，ed. May Wright Sewall （Chicago and New York, 1894）; The Congress of Women Held in the Women’s Building,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 ed. Mary K. O. Eagle （Chicago, 1894）.

[3]
关于选举权运动对移民态度的详细论述，参见Aileen Kraditor, Ideas of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New York, 1965），ch.vi, pp.123-162。

[4]
HWS, IV, pp.218-219.

[5]
Susan B. Anthony to Rachel Foster Avery, May 12，1899，Anthony Papers, LC.

[6]
Catt and Shuler, Woman Suffrage and Politics, table on pp.495-496.

[7]
Catt and Shuler, pp.108-110.

[8]
Carrie Chapman Catt to Mary Gray Peck, December 15，1910，LC. T. A. Larson在Idaho Yesterdays （Boise, Idaho Historical Association, Spring 1973）的文章“Woman’s Rights in Idaho”中详细讨论了爱达荷州的拉票活动。

[9]
Dorinda R.Reed,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in South Dakota （State U. of South Dakota, Govt. Research Report #41，1958）记录了南达科他州的选举权历史。

[10]
尽管如此，1867年选举权支持票数仅占总投票数的三分之一，但现在增加到了五分之二，结果依然令人振奋。对选举权法案的支持票为95302，反对票为130139。

[11]
HWS, IV, pp.734-739; James J. Kenneally, “Woman Suffrage and the Massachusetts Referendum of 1895，” The Historian, 30：617-633 （August 1968）.

[12]
HWS, II, 889.

[13]
HWS, II, pp.886-887.

第三部分

第17章 进入20世纪

20世纪初美国女性的生活环境，和祖母一辈，甚至和母亲一辈的成长环境相比，都大不相同了。随着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全国上下都发生了改变。除此之外，女性的地位和男性相比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虽然妇女的法律地位在各州的发展并不均衡，而且进展也远非一帆风顺，但是最严重的阻碍已经被肃清，其他阻碍也大幅减少了。

东部一些州的发展进程更容易被记录：总体来说，阿利根尼山脉以西各州的女性从来没有遭受过法律上的歧视。在一些西部州加入联邦之时，它们的宪法就已经基本保障了女性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虽然在政治地位上并非如此）。另外一些州则因为拓荒的需要，妇女运动发展迅速。这些州和大西洋沿岸不同，它们的社会尚未分化，立法没有受到布莱克斯通所写的《英国法律评注》的影响，妇女地位低下的宗教遗产也更加容易被推翻。在大多数西部州，妇女运动用半个世纪就成功为已婚妇女争取到拥有自己财产和自己收入（这对外出工作的女性来说至关重要）的权利。尽管在大多数东部州，这些权利在1900年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在宾夕法尼亚州，已婚妇女如果没有征得丈夫同意，依然无法签署商业合同。

尽管最落后的州往往都在南方，但是各州的情况也大不相同。由于南北战争的战场大多在南方各州，南方经济恢复缓慢。战前，仅有很少一部分女性会为生计而工作。战后，大部分女性依然无法进入大学。即使是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也并没有什么力量去改变法律和政治中存在的限制。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中，法国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拿破仑法典》中的歧视性内容，依然具有法律效力。它的荒诞程度，从已婚妇女甚至无权拥有自己的衣服中就可见一斑。在佐治亚州，妇女的收入依然属于丈夫。但是在临近的密西西比州，妇女的财产权得到了较好的保障，而在佛罗里达州，妇女甚至能够支配自己的收入。

各地最大的不平等存在于离婚方面。法律对私通的女人会有严厉的惩罚，但男人私通却不需要承担任何后果。例如，在明尼苏达州，如果丈夫因为妻子通奸而提出离婚，那么妻子就会丧失自己地产的所有权；宾夕法尼亚州的法律则是如果通奸的女性在离婚后和情夫住在一起，就会丧失自己地产的处置权。但是，这两个州对通奸的男性都不会有任何惩罚措施。南卡罗来纳州是唯一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禁止离婚的州。
[1]

从全国范围内看，许多改变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出现了尖锐的立法斗争。总体而言，它们反映出妇女在工业、商业和职业中的获利和参与度不断扩大。参与工作的女性数量不断增加。在1890年的普查中，共有4005532名女性受雇工作；到190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5319397人，而在191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7444787人。
[2]

1900年，劳动力大军中人数最多的群体是从事家政（受雇于他人家庭）或所谓的服务行业，共有180万名妇女。“农场工人和管理员”这一分类下大约有70万人。有32.5万名教师和21.7万名销售人员。在工厂工人中，人数最多的是服装业，约有67.1万人，棉花、丝绸、针织品和其他纺织制造工厂中约有26.1万人。
[3]

另一个女性人数迅速增长的行业是办公室职员。随着公司业务的增长，以前不需要机器辅助记账的账房先生，或是像鲍勃·克拉特基特（狄更斯笔下的人物）那样写一手好看的花体字处理公司信件的人，已经无法满足需求。在南北战争期间，妇女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这为她们进入这一行业开辟了道路。1867年，打字机问世；到1888年，被使用的打字机已经达到6万台，
[4]

而其他办公类器械也相继出现。19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担任簿记员、会计和收银员的女性共有7.4万人，而从事速记员、打字员、秘书或其他我们今天称为“白领”工作的女性，共计超过了10万人。
[5]

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工作，这让妇女有了更多要求选举权的理由。1894年，在纽约州修改宪法之际，玛丽·帕特南—雅各比医生把妇女参与现代工业生活变成了一份选举权宣传手册的主题，这一手册名为《妇女选举权中的“常识”》（“Common Sense” Applied to Woman Suffrage
），它后来也成了选举权文学经典。帕特南—雅各比医生是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的早期追随者，她1864年获得了医学学位，是第一位荣获纽约医学院成员殊荣的女性。在这份手册中，她指出了当时正在发生的一些深刻变革：大量女性不再依赖于男性的供养；许多所谓的“‘妇女的工作’也明显不再是家务活……它们也不再被认为是专门为父亲或丈夫服务的事情”，这让男性没有理由继续控制妻子的财产和收入，也没有理由继续在政治上“代表她”。另外一个传统观念是男性应该给予家中女性“保护”，但事实上，如果女性进入血汗工厂和纺织工厂工作，他们是无法保护她们的。女性需要的是另外一种保护，这种保护必须通过法律和法律的正确施行才能实现。但是，在女性没有投票权，也就是丧失所有政治力量的情况下，这是很难实现的。
[6]

14年后，布林莫尔学院主席M.凯里·托马斯声称：“关于争取选举权的过时论点被推到了一边，取而代之的是妇女在当下所面对的紧迫而实际的投票需求。”（她所说的过时论点指的是最开始要求选举权和平等权利时所使用的哲学基础，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以及斯坦顿夫人都曾使用过这种论点。）托马斯小姐谴责了人们对即将发生的“了不起的社会革命”的恐惧：“妇女的经济独立已经在我们眼前发生了，这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她一直思考着报纸上报道的警察暴力对待女性服装工人罢工的事件，并引用美国工人委员会卡罗尔·怀特的话：“缺少直接政治影响，是妇女工资一直保持在最低水平的重要因素。”
[7]

妇女生活状况的改变带来了女权运动思想体系的改变；就像美国发展的其他方面一样，这种思想体系主要来源于实际需求，而非哲学理论。萨拉·格里姆克、富勒小姐和斯坦顿夫人（以及她们的哲学前辈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地位尚未被人取代。斯坦顿夫人曾在1892年2月20日举行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上，就自己的思想做过一场最为深入的论述。这一名为《自我的孤独》（The Solitude of Self
）的演讲，不是一篇反思性的哲学文章，而是一个“初步的”陈述，它有着紧迫的现实意义。这也是和这种美国特质一脉相承的。
[8]

之前提到，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工作，这一急速变化中的新现实催生了思想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点也不让人意外。托马斯小姐、雅各比医生等人的观点，以及妇女改革先驱所使用的哲学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妇女平等权利的基础之上的。这种观念来源于之前一个时期，当时，人们所信奉的是每个人都应该享有“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也都应当免受独裁暴政的压迫。在取得了一些法律方面的平等之后，妇女需要展望接下来所能企及的政治自由，而这时她们所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与经济相关的。资本与开始参加工作、希望获得体面生活的女性之间的冲突逐渐浮出水面。在这一冲突面前，任何关于法律和政治权利的雄辩，都是苍白无力的。

确实，越来越多的女性走进了现代工业，但是她们所面临的，却是不足以维持生计的微薄工资和极其恶劣的工作环境，也没有工会组织对她们进行保护。少数受过更好教育的女性，都必须为争取职场中为数不多向她们开放的职位拼尽全力。“女人的领地”是家庭、她的角色仅限于主妇和母亲、家庭是她的天职、公民和社会职责与她无关的观念，依然横亘在所有女性面前。她们需要为打破这种成见而斗争。

虽然女记者的人数不多，但是她们却在不断涌现的新报纸中为她们的读者报道着这些事实。克莱尔·德·格拉芬林德（Clare de Graffenried）曾撰写过南方白人妇女大批进入纺织工厂的报道。格拉芬林德是一位社会工作者和调查员，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她既没有社会工作经验，也没有调查经验。但她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和同情心的女性，她深入工厂和女工家庭，亲自探访女工和她们的子女（这些孩子往往很早就开始工作了）。她的文章有理有据，呼吁在联邦层面进行补偿和保护性立法，并制定有效的行政机制，因为后者能为立法的施行提供保障。
[9]

像格拉芬林德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中有男性也有女性。这样的报道让拥有选举权的公众视野更开阔，也让妇女争取投票权的呼声更加坚定。不过，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要数1898年问世的一本书，它的名字有些奇怪，叫作《妇女与经济》（Women and Economics
）。很快，这本书就成了20世纪女权主义的杰出文本。
[10]

本书作者来自著名的比彻家族，它们向来以支持改革而著称。不过这位作者在为作品署名时，却用了前后两任丈夫的姓，先是夏洛特·斯特森（Charlotte Stetson），之后又用了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夏洛特·吉尔曼出生于1860年（南北战争期间），于1935年逝世。当时已经是一个新时代了，而她就是塑造这个新时代的人之一。杰出的妇女领袖卡特夫人曾把夏洛特·吉尔曼放在12位最伟大的美国妇女之首。同时期为女权奋斗的人，没有一个不曾受过她的思想的洗礼。

就像她的许多前辈一样，夏洛特·吉尔曼在一生中的大多数时候都不快乐。她经常生病，在今天，这种病叫作神经症。她希望从家庭生活中获得幸福，但是以丈夫和孩子为中心的生活前景让她感到恐惧，因为她不想失去独立的能力。许多年来，她一直生活在贫困边缘，带着自己的独生女，靠写作和讲课勉强度日。

她是妇女经济独立的坚定倡导者，但她也意识到，经济独立固然重要，但妇女几乎不可能实现经济独立。《妇女与经济》这本书的书名简单得让人惊讶，但它还有一个副标题：关于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经济关系作为社会进化因素的研究（A Study of the Economic Relation Between Men and Women as a Factor in Social Evolution
）。在夏洛特·吉尔曼看来，只有一位学者曾对这本书有过影响，他就是社会学家莱斯特·沃德。他把达尔文进化论原则和理性与意志之间的动态关系结合了起来，并且要求人类承担自身发展的使命。
[11]

夏洛特·吉尔曼还写过其他书，涉及的主题包括育儿、宗教、心理学和家庭，但这些书没有一本能够与《妇女与经济》相提并论。其中有一本叫作《家庭》（The Home
），它用现代女权主义熟悉的语言分析了枯燥而烦琐的家庭生活对受过教育的妇女的影响（以及通过她们继而对孩子产生的影响）。通过写作、巡回演讲，以及1909—1916年她一手创办、编纂和发行的《先驱者》月刊，夏洛特·吉尔曼的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她的小说、诗歌作品和自传《活着的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The Living of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都无法充分展现她风云般的一生和她对现代女性的影响。

***

还有其他因素在影响着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威拉德夫人和玛丽·林恩开启的为妇女智力发展创造平等机会的战斗尚未取得胜利。1894年，帕特南-雅各比医生写道：“男性习惯性地认为他们拥有性和其他属性，但相反，在他们眼中，女性除了性，就什么都没有了。”这种说法是中肯的。但由于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发展，她拥有了新论据去反驳这种观点：

直到今天，环境的影响才开始在哲学层面被接受。人们开始相信，女性的无知并非由生理特质所决定，而是由于人们禁止她们学习。这种情况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同样，我们还可以追问，人们所感知到的女性的虚弱气质，这种甚至让她们无法进行思考的气质，是不是因为社会习俗造成的呢？正是因为这种习俗的多方面作用，她们的意志失去了所有效力。
[12]

与女性劳动者大军相比，女大学毕业生的人数就少多了，但这是一个不断增长的群体，充满生命力和希望。女子学院的数量每年都有大幅增长，而且越来越多在西部和中西部涌现。1900年，史密斯学院共有219名毕业生，领先于全国其他女子学院。即使在落后的南方，也有越来越多年轻女性离开家乡，去别处寻找在故土无法获得的发展机会。1900年，共有5237名女性从正规院校毕业（男性毕业生人数为22173名）。到191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8437名（男性毕业生人数为28762名）。
[13]

不过，数字的增长并不能说明一切。1879年，哈佛的教授们开始给女学生上课。随后，在1882年，妇女大学教育协会（Society for the Collegiate Instructin of Women）正式成立；1885年，布林莫尔学院创办。与此同时，那些有洞察力又不愿降低标准的人再一次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一个让人沮丧的问题上：

虽然女性开始走进大学是令人喜悦的，但是没有人知道事情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因为目前所取得的成就非常小；学生们不成熟，之前接受的训练也非常欠缺；女子学院教授队伍中除了少数杰出的例外，其他人没有任何科学方面的造诣。在韦尔斯利学院、曼荷莲女子学院和史密斯学院教书的女性甚至没有接受过大学课堂的基础培训。
[14]

缩小差距的第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发生在1878年12月。阿瑟·吉尔曼是一个住在剑桥的居民，虽然哈佛大学就在剑桥，但是他依然为自己的女儿缺少教育机会而担忧。当时，哈佛的一些教授偶尔会为女学生授课。吉尔曼先生向艾略特校长提出请求，希望他可以批准一个教学方案——只要女孩和其他哈佛入学者一样，通过相同的入学考试，就为她们提供系统的教育。
[15]

1879年秋天，20名哈佛教授——其中一些还是其所在领域的权威人物，为通过了各自专业哈佛入学考试的女生开设了24门课程。在27名学生中，共有25人通过了考试，但是仅有3人在第一年修完了全部课程。学校为这些学生提供的住宿、实验室和图书馆设施都没有经过正式安排，因为吉尔曼先生和他的同事们担心这会引起哈佛校方和剑桥以及波士顿保守势力的反对。

然而，1882年，妇女大学教育协会成立了（很快，这个机构就有了一个非官方的称呼——“哈佛附属学院”）。这一机构没有固定的形态，这是希望女性和男性一同进入哈佛课堂的人和完全反对男女共同教育的人部分妥协的结果。这一折中方案一直持续到1893年拉德克利夫学院正式注册成立，成为一所完全具备大学教育资格的学院之后。妇女大学教育协会的学生需要达到哈佛大学学生的入学条件，而且必须获得校长和哈佛大学研究员的批准，“获得哈佛大学授予同等学位所需要的条件”后，才能够毕业。
[16]

不管协会的形式多么不明确，它的目的和构想是清晰的，而且对其他女子学院有着深远的影响。1885年，一群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和巴尔的摩的贵格会教徒创办了布林莫尔学院。从一开始，M.凯里·托马斯创造性的想象力和毫不松懈的高标准就在这所学校身上留下了印记。托马斯小姐是康奈尔大学的早期毕业生，也是从海外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的第一批女性。她在26岁的时候就成了布林莫尔学院的院长，当时布林莫尔学院还没有开始招生。在她的坚持下，学院大幅提高了入学要求。
[17]

她不仅希望达到哈佛大学的标准，也希望各个学校能够更加努力达到布林莫尔学院入学考试的特殊标准，并且让其他大学提高眼界，把目标对准更优秀的学校。她获得了成功。在接下来几十年中，进入布林莫尔学院本身就已经成了学术能力出色的标志，更不要说从布林莫尔学院毕业了。

托马斯校长（她1894年升任校长）也是第一个成功在女子学院里开设研究生课程的人。布林莫尔学院的住校研究员是女性最早能够获得的进行研究生学习的机会。通过发起这一项目，托马斯小姐达到了两个目的：首先，对教职员工的要求提高了，她们需要具备比进行本科教学更高的水平；其次，通过为女性开辟通往更高层次研究的道路，她向世人证明她们是有能力开展这类研究的。

托马斯小姐坚持认为，妇女具有和男性同样的潜力，因此，她们也应该有权获得同样的机会。这种信念让她突破校园的局限，走上了争取妇女选举权的道路。对于大学女性对选举权运动所能做出的贡献，她是非常有信心的。
[18]

1900年，拉德克利夫一个名叫莫德·伍德（Maud Wood）的学生建立了一个大学选举权小组。这名女学生在婚后改名为莫德·伍德·帕克，并成了选举权运动的领袖之一。在1908年选举权协会年度大会上，来自15个州的大学选举权小组在托马斯校长、曼荷莲的玛丽·E.伍利（Mary E.Woolley）校长以及其他人的号召下，成立了全国大学妇女平等选举权联盟（National College Women’s Equal Suffrage League）。该联盟第一届官员和理事会成员均由布林莫尔学院、巴纳德学院、拉德克利夫学院、史密斯学院、威斯康星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和教职员工担任。该联盟让一代大学女生获得了政治觉醒，并投身于为妇女实现选举权的事业之中。最终，她们完成了托马斯小姐在联盟第一次集会上对她们提出的挑战：

妇女占到了世界人口的一半，但是直到一个世纪之前……妇女还过着没落的、不完整的人生。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她们只能看到男人模糊的背影。法律是男人的，政府是男人的，国家也是男人的。现在，妇女已经赢得了接受高等教育和经济独立的权利。接下来，我们需要获得各个州的公民权，这也是走出家门，获得教育和工作的必然结果。我们已经走了很远，我们必须继续走下去。我们不能回头。
[19]

安东尼小姐已经年迈，但她并不是一个会把权力都控制在自己手中的人。特别是在1890年两个选举权协会合并后，她开始留意可能接替她的岗位的合适人选。幸运的是，她找到了两个人。在她们两人的共同带领下，选举权运动最终取得了胜利。

这两个人都是当时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女性中的一员。两人都来自中西部，其中一个是第一代拓荒者，另一个虽然没有直接经历拓荒前线的艰苦生活，但生活环境也非常相似。除此之外，卡丽·查普曼·卡特和安娜·霍华德·肖就再没有其他相似之处了，直到后来妇女选举权成了她们生命的重心。

卡丽·莱恩1859年出生于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农场。她后来随家人搬去了艾奥瓦州东北部，当时，那里的一些土地还是尚未开垦的大草原。
[20]

她毕业于艾奥瓦州立学院，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担任教师、学校行政人员和记者。一开始，她在艾奥瓦州一个小镇的报社工作，后来又去了旧金山。她的第一任丈夫利奥·查普曼在婚后几个月就得伤寒去世了，此后，她回到家乡艾奥瓦州，开始从事演讲和选举权工作。这很快就吸引了艾奥瓦州选举权领袖的注意。1890年，选举权运动统一了。在这一年里，她开始参与全国性的工作，还和乔治·卡特结为了夫妇。卡特是一位成功的工程师，也是妇女选举权的坚定支持者。正因为这样，他的妻子才能把越来越多的时间投入选举权运动之中。
[21]

安东尼小姐很快发现，卡特夫人不仅仅是一名出色的演讲者，还是一名有无穷潜力的组织者。在安东尼小姐晚年的时候，像卡特夫人这样的人才正是选举权运动特别缺乏的。在几场竞争激烈的拉票活动中（特别是1890年惨败的南达科他州拉票和1893年获得胜利的科罗拉多州拉票活动）小试牛刀之后，卡特夫人于1895年在选举权协会年度大会上做了一个报告，严厉批判了协会的疏漏和不足。她在会上当选为新成立的机构委员会主席。在接下来的5年里，她获得了充分的锻炼机会。在计划、细节把控以及发掘和培养领导层新鲜血液方面，她的能力得到了提升。在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些都是她选举权工作的特点。

年轻的卡特夫人曾经尝试在这个运营方式向来高度个人化和无序的机构中，引入一些新的措施，这让她看起来颇有些目中无人：州分会和地方小组必须遵照既定的工作方案工作；科学和经济学必须成为必修课（而不是其他课程）；制定机构手册；制定一致的会员机制（从没有人想过要这么做）；夯实全国协会的财政基础（20年来从没有人实现过这一目标）。然而，卡特夫人第一个预见了这些制度对建立可持续的、稳定的工作以及最终胜利的重要性。她辛勤工作了9年，为不断扩大的妇女运动奠定了初步但坚实的组织基础。这场运动需要她们付出时间和精力，有时这些要求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其中还有许多禁忌。虽然她们坚信自己追随的道路，但是这项工作依然是没有回报的、繁重的，也超越了她们的时代。但在这里，参政论者第一次了解到了组织和纪律。在以后的工作中，她们会发现它们的用武之地。

卡特夫人自己也在摸索应该如何工作。她需要决策和战略，但在一开始，这两种能力都是她所缺乏的。作为机构委员会主席，她的信件明显缺乏她后期所具备的手腕和仁慈。
[22]

她甚至相信能够在南方各州建立选举权协会。1897年，她派年轻的密苏里州姑娘埃拉·哈里森小姐前往密西西比州，并热切希望她能取得丰硕的成果：“虽然南方并不支持选举权，但他们依然会友善地倾听，而且我也想说，一旦对选举权产生兴趣，他们就会变成最好的人。不出一两年，他们就会改变想法，支持变革。”
[23]

在密西西比州两个月的巡回旅行，以及之后的历史，打碎了卡特夫人的幻想。这场旅行非常昂贵，对选举权运动不稳定的财务状况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不过，它也给这个尚在成长中的最为杰出的妇女组织者上了非常重要的一课。

1900年，安东尼小姐从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主席的岗位上退休，她钦点的接班人就是卡特夫人。这是一个基于功绩而做出的选择，而非个人偏好。而且，这也是一个痛苦的抉择，因为卡特夫人唯一的竞争对手不是别人，正是安东尼小姐生命最后20年的好友兼同事。

安娜·霍华德·肖的童年是在条件恶劣的拓荒前线度过的，她在神学院学习的日子也并不轻松。在35岁的时候，她觉得自己辛苦争取来的科德角教区因过于舒适而变得乏味了，于是进入波士顿的一所医学院学习，并在1886年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她在波士顿贫民窟贫苦女性中行医和传教的双重经历让她坚信，她们的问题不是仅仅通过宗教和医学就可以解决的：

在与流落街头的妇女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传教和医务工作的局限性。作为身体和灵魂的牧师，我并不能为她们做些什么。要帮助她们，我们必须从社会结构最基础的地方下手。我们必须为她们制定法律，并确保法律的实施，而一些法律只能由妇女来制定和实施。
[24]

她开始在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和马萨诸塞州妇女选举权协会做演讲，还成了威拉德小姐的密友。在结束牧师工作几年后，她成了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选举权部门的负责人。安东尼小姐最开始是因为她出色的演讲能力而注意到她的；当时，女性演说家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而25年以来，肖博士的口才和高效是无人能敌的。很快，肖博士就放弃了其他追求，一心一意地将争取选举权运动的胜利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虽然很多时候她都必须通过讲课维持生计。

但是在安东尼小姐退休之际，选举权运动最需要的不是一个演说家，而是一个能够全身心投入运动的组织者和领袖。对于落选，安娜·霍华德·肖的失落之情是巨大的。但是她认识到了这个决定的必然性，并继续全力以赴支持运动。因为没有家庭的牵绊和责任，她和曾经的安东尼小姐一样奔走于全国各地，成了每个州拉票活动和各种妇女选举权集会最受欢迎的演讲者。
[25]

4年后，卡特夫人从选举权协会的主席岗位上辞职。10年的辛勤工作把她累垮了，家人的健康也让她越发担忧（之后一年，卡特先生去世）。她离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她在国际选举权运动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国际选举权运动最初的动力来自安东尼小姐。1884年，她曾经和斯坦顿夫人一起访问英国，向英国的领袖们提出国际选举权协会的畅想。国际妇女理事会的建立以及1888年、1893年和1902年的几次大会推进了这一想法的发展，卡特夫人是最终实现这一畅想的人。在1904年柏林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国际妇女选举权联盟（International Woman Suffrage Alliance）成立了，当时联盟共有澳大利亚、丹麦、德国、英国、荷兰、挪威、瑞典和美国8个成员国。该联盟领导人正是来自美国的卡特夫人，她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1923年。

1904年，肖博士出任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主席，她在这一岗位上辛勤工作了11年。安东尼小姐当时依然非常活跃：她参加了建立国际联盟的柏林会议。虽然她已经不是美国选举权运动的实际领导人，但依然是该运动的核心人物。

直到1906年在巴尔的摩举行的年度选举权大会上，安东尼小姐才放下手中的工作。她最后一次病倒了。在病中，她执意让凯里·托马斯和她的好友玛丽·加勒特小姐答应筹款6万美元，以支持肖博士在接下来五年中的工作，这样，肖博士就不需要通过讲课谋生了。
[26]

这是安东尼小姐为这场奉献了毕生心血的事业所做的最后一个贡献。一个月后，她去世了。她的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发起这场改变妇女命运的运动的伟大人物中，安东尼小姐是最后一个离开人世的。面对长年的污蔑、诋毁和明显的绝望（这些在今天早已被人们忘却），她始终无怨无悔、始终不懈地生活和工作着。在她离开人世的时候，大多数有思想的人都已经不会怀疑妇女选举权的逻辑和必然性了。这时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什么时候？”

[1]
《妇女参政史》第四卷中可以找到这一时期各个州妇女法律地位的文献。参见Howard, History of Matrimonial Institutions, vol. III, Anne Firor Scott, Southern Lady, ch. v。

[2]
Women’s Occupations through Seven Decades, table 3，p.34.这些数据不仅显示了妇女劳动者在总劳动力中的绝对增长，也显示了这种增长是成比例的。这些总数包括“10岁及以上有收入的劳动者”。1900年，14岁以上的女性劳动者人数为5114461；到191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7788826。

[3]
同上书，table IIA, pp.208-223。

[4]
Bruce Bliven Jr., The Wonderful Writing Machine （New York, 1947），pp.78-79.

[5]
Women’s Occupations through Seven Decades, table IIA, pp.210-211.

[6]
Mary Putnam-Jacobi, “Common-Sense” Applied to Woman Suffrage （New York, 1894），pp.17-18.

[7]
M. Carey Thomas, “A New-Fashioned Argument for Woman Suffrage,” speech delivered to the National College League for Woman Suffrage, October 17，1908.

[8]
HWS, IV, pp.189-191.

[9]
Scott, Southern Lady, pp.122 and passim.德·格拉芬林德小姐最精彩的文章“The Georgia Cracker in the Cotton Mills”于1891年2月发表于《世纪》杂志（Century Magazine）。她还曾写过一篇名为“The Condition of Working Women”的名章，发表于1893年3月的《论坛》杂志；“Working Mothers and Uncared for Children,” The Congregationalist （May 1892）； “What Do Working Girls Owe One Another？” Discussions of the Convention of Working Girls’ Societies （New York, 1890），p.75.

[10]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Women and Economics （Boston, 1898；平装版，New York,1966，由Carl Degler编辑和介绍）.

[11]
沃德承认的债务被The Living of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New York, 1935），pp.187，259引用，作为一篇杂志文章，她没有给出标题：“Our Better Halves,” Forum, vol. 6，Nov. 1888.参见fn. 2，ch. xv, above。

[12]
Putnam-Jacobi, “Common-Sense,” pp.99，180.托马斯小姐也生动地记录过：“对于女性这一性别在身体和精神上是否适合高等教育，女性和男性都感受到了可怕的怀疑……如果我，以及我周围的其他妇女，只能像病人一样生活在这个对女性非常残酷的世界里，那这真是让人害怕。”“Present Tendencies in Women’s College and University Education,” Publications of the 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Alumnae, ser. III,no.17，pp.45-46 （February 1908）.

[13]
Office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of Higher Education, 1953—1954，table 1，p.79.

[14]
Thomas, “A New-Fashioned Argument,” p.47.

[15]
Mary E. Howard, “It Happened Seventy-Five Years Ago,”Radcliffe Quarterly, November 1954.艾略特主席批准了方案，吉尔曼先生的工作曾得到过一个女性委员会的短暂支持，其中包括著名博物学家的妻子伊丽莎白·阿加西、诗人的女儿艾丽斯·朗费罗小姐。

[16]
Acts and Resolves of the General Court of Massachusetts, 1894，ch.166，pp.141-142.

[17]
参见Edith Finch精彩的传记Carey Thomas of Bryn Mawr （New York and London,1947）; Cornelia Meigs, What Makes a College？ （New York, 1956）。

[18]
托马斯小姐充满生气，性格强势，但她急躁且自视甚高，这也容易招人讨厌，有些参政论者会叫她“上帝”。C. C. Catt 1911年1月29日写给M. G. Peck的信，LC。

[19]
Thomas, “A New-Fashioned Argument.”

[20]
玛丽·格雷·佩克四十年来一直是卡特夫人的忠实支持者和密友，她所写的Carrie Chapman Catt （New York, 1944）一书文笔温暖，细节丰富。这本书主要取材于卡特夫人的回忆和她们之间的信件，所以涉及的范围有限。关于卡特夫人与利奥·查普曼的婚姻的新资料，参见Louise R. Noun, Strong-Minded Women: The Emergence of the Suffrage Movement in Iowa （Ames, Ia., 1969），尤其是pp.228-232。在这本书中，南恩夫人在当时的报纸和庭审记录中找到了之前没有被发现的资料。

[21]
卡特夫妇结婚时，他们达成了一个协议（这让人想到了之前的一些夫妇）：卡特夫人每年春秋两季都要有至少两个月的时间用于选举权工作。但这一事件限制很快就消失了，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22]
在McCulloch和Harrison等人的论文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Catt的信件，SL。

[23]
C.C.Catt to Ella Harrison, April 10，1896，SL.

[24]
Shaw, Story of a Pioneer, pp.141-142.

[25]
SL中所藏的肖博士与露西·安东尼（安东尼小姐的侄女）的书信片段，在某种程度上向人们展现了肖博士为选举权所进行的无数旅行经历和她所肩负的演讲重担。露西·安东尼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肖博士的朋友和秘书。

[26]
选举权运动还接受过两笔遗赠，一笔是19世纪80年代伊丽莎白·埃迪给斯通夫人和安东尼小姐的遗赠，总计大约5万美元，另一笔是1859年霍维给废奴和女权的遗赠，总计5万美元。前者让许多事情成了可能，最值得一提的是让《妇女参政史》前几卷得以出版，后者则是选举权运动收到的第一笔产生重大影响的资金支持。

第18章 进入主流工人组织

从1903年到1917年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段时间里，第一批以女性成员为主的工会发展起来了。这些工会至今仍然是美国劳工运动的中坚力量。

这些工会最初是从服装业发展起来的，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个行业的大部分从业者都是女性，这里的工作环境也让她们有更强的动力组织起来。尽管在工厂监察和立法方面有了一些改进，公众意见也发生了些许变化，但是在纽约、费城和芝加哥等地的制衣中心，依然存在着我们所知的各种现代工厂生产所带来的各种罪恶，而且这些罪恶都是以最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1]

这些工厂通常建在肮脏破旧的老楼里，很小，没有人清扫，卫生条件和防火措施都差得让人难以置信。窗子都被钉上了，一点微光从满是污垢的窗户里透出来。发电机和机器的摩擦声震耳欲聋。这些工人大多是出生在海外的移民，他们刚刚来到这个国家。他们会说的英语很有限，他们年轻，没有经验，而且迫切需要工作，这让他们只能任凭老板和工头的摆布。工厂里的罚款名目繁多，说话、嬉笑、唱歌、把机油弄到货品上都会被罚款，如果缝线不直或者不密，而拆线重做可能会损坏衣物，会导致更多的罚款。工作时间经常会拖到晚上10点，但是不会有加班费，晚餐也只有一个三明治。即使是高级技术工种，工资也只有区区每周6美元。即便如此，工资还会被拖欠，而这些贫穷的移民女孩完全没有途径去讨回本该属于她们的工资。
[2]

今天的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ILGWU）最早的一家分会成立于1900年。当时在纽约发生了一些激烈的罢工运动：1907年，夹克工人罢工；1908年，裤子工人罢工。但是，第一场有重要意义的罢工运动发生于1909—1910年，罢工的发起者是纽约和费城的女式衬衫工人。这场罢工不论在工会历史上还是妇女劳动者组织历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当时，工人对两家最大的制衣工厂莱塞森工厂（Leiserson & Company）和三角女式衬衫厂（Triangle Waist Company）怨声载道（后者在两年后还将变得更加臭名昭著），不过把工人组织起来的过程却非常缓慢。1909年9月，两家工厂都举行了罢工，但是事态并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直到11月22日，在铜矿工会召开了一场大规模的衬衫工人集会，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会议大厅人头攒动，数千名没有获得参会许可的人也冲到了会场。许多著名人物都发表了演讲，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党（许多制衣工人都是该党党员）领袖塞缪尔·冈珀斯、纽约妇女工会联盟的玛丽·德赖尔以及工会的领导人。眼看这场会议就要在无休无止的演讲中度过，在莱塞森工厂工作的一个名叫克拉拉·莱姆里奇的十几岁小姑娘站了起来，要求上台演讲。虽然她非常年轻，但她已经是早期罢工队伍中的一员知名老将了。在警察攻击罢工抗议人员的时候，她还曾断过好几根肋骨。她走上讲台，号召工人们不要再讲空话，而是采取行动。她的讲话像电流一样立刻让听众振奋起来：“我是一个女工，也是那些因为恶劣工作条件而罢工的人之一。我厌倦了演讲者们的泛泛而谈。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目的是决定到底要不要罢工。我向大家提议，立刻宣布总罢工！”
[3]

在场的人群情激奋，甚至大会主席也受到了感染。他大喊着要求在场的人按照犹太传统发誓：“如果我成为今天所许下的誓言的叛徒，那么愿我今天举起的手从手臂上断掉！”——整个大厅的人都站起来，发了毒誓。

罢工的规模众说纷纭，有说是一万人，有说是两万人，还有说是三万人。
[4]

不论如何，它的重要意义是不容置疑的：这样的“总罢工”是前所未有的，这也是第一场妇女劳动者的大型罢工。它有力地回击了妇女无法有效组织、不能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坚持下来的陈词滥调。

另外，女式衬衫工人罢工还第一次在罢工中引入了类似于现代罢工的复杂机制。这种机制是由一个小型工会及其尚不成熟的同盟一点一点苦心建造起来的。（纽约妇女工会联盟在加入罢工的时候，不仅准备不充分，经验也不足，但通过罢工，它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机构）。一开始，人们估计参加罢工的人数会在3000左右，但数千人加入了罢工，75%的人都是不同国籍的女性。一时间，共有1000到1500名新成员加入工会，光是文书工作就已经工程量巨大，更不用说把如此众多的罢工者组成工人抗议队，并委派负责任的领导人负责对抗警察暴力和提供保释、罢工救济和福利救援这些工作了。在纽约，共开设了24个供罢工者集会的大厅，每个大厅都有演讲者用意第绪语、意大利语和英语进行演讲。

妇女工会联盟最大的贡献，就是将罢工者的诉求推向公众视野之内，并动员能够提供保释的妇女为数百名遭到逮捕的抗议人员进行保释。这些妇女包括亨利·摩根索夫人（Mrs. Henry Morgenthau）、O.H.P.贝尔蒙特夫人（Mrs. Oliver H. P. Belmont）、卡萝拉·伍里斯霍夫（Carola Woerishoffer）和费城的劳伦斯·刘易斯夫人（Mrs. Lawrence Lewis）。贝尔蒙特夫人、安·摩根小姐（Miss Anne Morgen）和J.博登·哈里曼夫人（Mrs. J. Borden Harriman）还在纽约的殖民地俱乐部召开了会议，为罢工者提供陈述他们诉求的机会。这场会议一共筹集到了1300美元。这笔钱对出席会议的少数富裕社会主义者来说不值一提，但是它却给罢工者们提供了宝贵的宣传机会。贝尔蒙特夫人和安娜·霍华德·肖博士还曾在纽约竞技场召开大型集会，并进行了演讲。这场集会的所有费用全部由贝尔蒙特夫人承担。12月下旬，罢工在费城蔓延开来，全国联盟主席罗宾斯夫人动员了有影响力的俱乐部妇女和参政论者，对罢工进行支持。

但是罢工的主要重担，以及它所带来的痛苦和牺牲，依然需要工人们自己来承受。许多罢工者的年龄都在16到25岁，在罢工的那个寒冷的冬天里，他们在饥寒交迫中坚持了13个星期。他们的新同盟，以及因他们而掀起的罢工运动，都无法保障数千人所需的房租、食物、医疗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据估计，用于罢工福利的资金共计6万美元，尽管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但依然杯水车薪。警察不断地发起攻击，警棍不分对象地落在了罢工者的身上。许多人遭到逮捕，被拖上俗称“黑色马利亚”的警车带走。但是，妇女日复一日地让罢工继续了下去，她们手中的标语牌上写着诸如“我们为人道待遇而罢工”“我们为正义而罢工”等标语。

法庭却没有站在他们的一边，甚至没有试图遮掩他们的偏见。这种对罢工者赤裸裸的偏见让莉莲·沃尔德，艾达·M.塔贝尔（Ida M.Tarbell）、玛丽·西姆科维奇（Mary Simkovitch）以及其他一些公民在媒体上公开发表信件进行抗议。一位地方法官在斥责罢工时说道：“你们的罢工是违背自然和上帝旨意的。自然和上帝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每个人必须通过辛勤工作换取面包。你们的罢工违背了上帝的旨意。”

这番评论再次为罢工者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宣传机会。听说这位法官的斥责之后，萧伯纳在电报中回复：“太有趣了。中世纪的美国总是能把上帝的心思摸得一清二楚。”
[5]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规模宏大的斗争是失败的。最终的和解方案是针对个人和各个工厂分别制定的，工人的处境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善。2月15日，罢工结束。但是，这场罢工对工人运动的影响是巨大的。从此，再也没有人敢说把妇女们组织起来是毫无意义的了。

这场罢工还有一个可怕的注脚。罢工结束不到两年，三角女式衬衫厂所在大楼顶层的8楼、9楼和10楼发生了大火。（这个地方位于曼哈顿下城区，从华盛顿广场延伸出的一条路上。现在，这里建起了纽约大学的一栋大楼。）146名操作工在火灾中丧生，其中许多都是年轻女孩。许多工人的衣服被烧着了，她们无处逃生，只好从窗户跳下来。这一惨烈的景象给旁观者留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恐怖记忆。通往楼梯的门被堵住了，许多人挤在门边被活活烧死。公司受到了指控，罪名是他们为了阻止工会组织者进入工厂和工人突然罢工，堵住了车间出口。而雇主则辩称，这是为了防止工人手脚不干净。公司的两个合伙人最终上了法庭，并被无罪释放；再之后，他们其中一人收到了罚单，而罚款数目仅为20美元。
[6]

***

尽管纽约女式衬衫工人大罢工的和解方案令人失望，但它却直接导致了服装业的下一场伟大斗争。这场芝加哥男性制衣工人的罢工有着类似的模式，它始于一小部分工人对工厂非人的工作条件的反抗，这些工人来自浩狮迈（Hart, Schaffner, and Marx,美国男装品牌）工厂，他们之前并没有组织。但是罢工的潮流势不可当，最终，整个行业共4.5万名工人加入了进来，罢工者有男有女，有长有幼，来自9个国家。但是，除了浩狮迈工厂与制衣工人联合会签署了历史性的协议，雇主认可了仲裁原则、集体谈判以及雇员申诉委员会，这场为期14周的罢工再没有其他的成果，最终草草收尾。

在芝加哥分部负责人玛丽·麦克道尔的领导下，妇女工会联盟再次向罢工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援助。罗宾斯夫人是负责罢工指挥、制定全行业和解方案委员会的一员。虽然寻求全行业统一的和解方案的尝试最终失败了，但是委员会成员，例如赫尔大厦的埃伦·盖茨·斯塔尔（Ellen Gates Starr）、韦尔斯利学院经济学教授凯瑟琳·科曼（Katharine Coman）以及芝加哥大学的索福尼斯巴·布雷肯里奇这些妇女都通过她们的影响力，支持了罢工者。

工厂女工再次展现了她们坚韧不拔的精神。罗宾斯夫人指出，她们中不仅有数千名母亲，还有1250个婴儿在罢工斗争的寒冬中诞生，他们的母亲不是罢工者，就是罢工者的妻子。罗宾斯夫人曾谈起过这样一个妇女：在一个没有暖气的房间里，这位妇女躺在她刚刚产下的婴儿旁边，身边还有三个年幼的孩子。她对联盟的来访者说：“我们给孩子们的不应该仅仅是面包……我们为自由而生，为了把自由带给我的孩子们，我会一直奋斗，至死方休。”
[7]

妇女工会联盟在1903年成立，其宗旨是支持女性劳动者组织工会。任何人，“只要愿意支持现有的对女性劳动者开放的工会，并愿意协助女性劳动者建立新工会”，都可以加入联盟。为了取得这一目标，理事会成员由以下两类人构成：“大部分……为声誉良好的现任或往届工会运动者，小部分则是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工会运动热心支持者和工作者。”
[8]

一直到1907年以后，联盟才实现了这种平衡。那一年，女工中涌现出了大批新领袖：制鞋工人玛丽·安德森和埃玛·斯蒂格哈根、制帽工人罗丝·施奈德曼、手套工人阿格尼丝·内斯特和伊丽莎白·克里斯特曼（这两位都是为数不多在全国工会担任过官员的女性）、帽子修整工梅琳达·司各特、铁路检票员约瑟芬·凯西、百货商店职员斯特拉·富兰克林、女招待伊丽莎白·马洛尼、排字工莫德·施瓦茨都是她们中的代表人物。联盟为这些女性的成长提供了机会，让她们参与了行动，并承担责任。这两点，都是她们在美国工人联盟中无法获得的。妇女工会联盟在这方面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施瓦茨夫人是第一个成为联盟主席的女性劳动者。她于1921年上任，在她之前的三任主席分别是丘夫人、妇女俱乐部总联合会前主席查尔斯·亨若廷（Charles Henrotin）夫人以及在1907—1921年担任主席的罗宾斯夫人。这三位虽然都是不用为生计担心的女性，但她们都全身心地投入了联盟的工作之中。在她们的领导下，机构在各个时期都遵照着创始人所设定的目标忠实地运行着。它的历史，与美国妇女劳动者的历史密不可分。

从1905年开始，妇女工会联盟积极参与了几乎所有的罢工运动。她们对罢工者进行组织，组建抗议队，为罢工基金筹款，领导公众意见，建立食品赈济站和福利救助委员会。最开始的联盟共有三家机构，分设于波士顿、纽约和芝加哥。到1911年，联盟机构数量增加到了11个，新的分会分别设在了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圣路易斯、克利夫兰、堪萨斯州城、巴尔的摩和丹佛。其中，圣路易斯的分会由女服务员汉娜·亨尼西（Hannah Hennessey）建立，她1910年因肺炎逝世。通过这些小组，以及全国官员和组织者，联盟不仅参与了1910年和1911年的服装业大罢工，还参加了纽约州特洛伊领子浆洗工人、马萨诸塞州劳伦斯和福尔里弗纺织工人、密尔沃基酿酒工人、康涅狄格州紧身衣工人、波士顿电话接线员和纽约洗衣工的罢工活动。

这些罢工都是在资源紧缺的条件下展开的。长年以来，因为缺乏资金，联盟一直无法举办大会或年会。1907年，联盟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召开了会议，大会重新制定联盟章程和活动，并推举罗宾斯夫人成为最高领导人，领导层共包括7名妇女。联盟的全国办公室多年来一直与芝加哥工人报纸《工人联盟倡导者》（Union Labor Advocate
）合用一间办公室，但她们的办公空间只有一张写字台。这家报纸还在专栏中为联盟开辟了一个妇女专栏。

联盟渐渐变得更加稳定，活动内容也更加丰富了。1909年，联盟大会制定了立法规则（用于指导联盟分会在争取8小时工作制、制定“血汗”行业最低工资标准以及消除夜班方面的工作），并发布了联盟成员所从事行业的工作状况手册。1910年，大会制定了联盟分会在罢工方面的工作方案，这是总结之前一年费城和纽约艰苦斗争经验的结果。1911年，该联盟发行了自己的月刊《生活与劳动》（Life and Labor
）。这份杂志内容鲜活，记录了女性劳动者的发展。多年来，杂志编辑一直是出生在澳大利亚的艾丽斯·亨利（Alice Henry）。

该联盟与美国工人联盟的关系，在表面上看来，是友好互助的。两家机构的年会也会经常同时在同一地点举行。但是它们的关系注定不会融洽。一方面，工人联盟非常欢迎在妇女工会联盟工作过的新成员的加入；另一方面，虽然妇女工会联盟促使工人联盟的下属机构进一步把妇女组织起来，但在某种程度上，妇女工会联盟也是一个麻烦。工人联盟领导人有时也会对妇女工会联盟的工作赞许有加，特别是在服装业等行业的艰苦罢工方面，但是他们的行为差点造成妇女工会联盟的瓦解。
[9]

对20世纪头十年加入工会的妇女数量的估计想必误差非常大，因为许多工会都不会按性别统计成员人数。沃尔曼教授估计，1910年共有76748名女性工会成员，其中制衣、纺织和织布、装订、制鞋、烟草、零售以及音乐和戏剧艺术等行业工会中的妇女人数最多。
[10]

这一数字仅占外出工作的女性数量的1.5%，在制造业中也仅占女工人数的5.2%。可见，如果妇女们想要成功缩减工作时间、提高工资、改善工作环境和加强职业保障，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当时，美国的生活水平正在提高，民主持续发展，只有达成这些目标，才能确保她们能够获得一些平等地位。

每天工作10小时甚至12小时的女性劳动者，其工资差不多只有男性工资的一半。她们通常在血汗工厂工作，而她们与雇主的关系缺乏任何在个人尊严和工作任期方面的保障，“平等权利”所涵盖的不仅仅是教育和投票权。
[11]

对她们来说，平等也意味着更高的劳动回报、火灾和工伤保障、免受工头的骚扰以及能够在筋疲力尽之前回家做家务。只有越来越多的女工加入工会，共同为这些目标而奋斗，更多的诉求才可能成为现实。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是，这些女性在选举权运动中的参与程度相对较小。

[1]
关于妇女的这种工作条件的基本资料可以在之前提到的19卷参议院调查中找到。关于服装业的内容，参见vol.IX, ch.Iii。Mabel Hurd Willett, The Employment of Women in the Clothing Trade, vol.XVI, no.2，Columbia University Studies in History,Economics and Public Law （New York, 1902）讨论了工会运动伊始，工业逐渐将“血汗”工作从家中向工厂转移时的状况。伊丽莎白·巴特勒的Women and the Trades（New York, 1909）也值得一读，这一著作是罗素·塞奇基金会编撰的所谓的匹兹堡调查（Pittsburgh Survey）的第一卷。

[2]
Leon Stein, The Triangle Fire （New York, 1962），p.168.

[3]
克拉拉·莱姆里奇·沙沃森详细地向作者进行了叙述。Louis Levine, The Women’s Garment Workers Union: A History of the ILGWU （New York, 1924），ch.xxi对会议以及之后举行的罢工进行了记录；参见William Mailly, “The Working Girls Strike,” The Independent, vol.67，no. 3186，pp.1416—1430 （December 23，1909）。

[4]
纽约州劳工部统计的罢工人数是15000人，其中11000人为女性。迈利的文章“The Working Girls Strike”估计，罢工人数有30000人，Levine,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的估计是20000人。

[5]
Levine, p.159.

[6]
Stein, Triangle Fire.当时的描述，参见New York Times, March 13，1911以及其他城市报纸；Martha Bruére, “The Triangle Fire”，Life and Labor, vol.1，no.5，pp.137-141 （May 1911），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Women’s Trade Union League。

[7]
Mary Dreier, Margaret Dreier Robins （New York, 1955），p.75; Anderson, Woman at Work,p.41.安德森小姐在罢工中非常活跃，此后还作为芝加哥妇女工会联盟代表参与制定了哈特、夏弗纳和马克斯工厂的协议，这也是本次罢工最大的成果。

[8]
First Constitution of the Women’s Trade Union League, 1903.关于该联盟的历史，参见Gladys Boone, The Women’s Trade Union Leagues in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Columbia University Studies in History, Economics and Public Law, vol.489 （1942）; Dreier,Margaret Dreier Robins; Toward Better Working Conditions for Women—Methods and Policies of the National Women’s Trade Union League, Women’s Bureau Bulletin no. 252（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3）。

[9]
关于该联盟与美国劳工总会的关系，参见James J. Kenneally, “Women and the Trade Unions, 1870—1920，” Labor History, 14：42-55 （Winter 1973）。

[10]
Leo Wolman, The Growth of Trade Unions, 1880—1923 （New York, 1924），pp.98-99. 参见Philip S. Foner, The Labo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09： Politics and Practices of the AFL, III （New York, 1964），219-233。其他工人史学家对工人运动中妇女的角色和妇女的缺席并无兴趣，一个例子就是Philip Taft的Organized Labo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1964）。这本书除了简要提到安东尼小姐与排字工的关系之外，完全忽略了妇女，希望James J. Kenneally即将出版的新书Women and Trade Unions（书名尚未确定）能够成为一个新的学习榜样。

[11]
保罗·布里森登（Paul Brissenden）的Earnings of Factory Workers, 1899—1927 （U.S.Dep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monograph X, Washington, 1929）一书估计，1899年女性劳动者的人均收入为267美元，男性则为498美元。到1904年，女性人均收入上升到了289美元，涨幅非常小，但男性则上升到了540美元。到1909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女性339美元，男性则为631美元，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现在。（参见Brissenden, table 40，p.103。）布里森登指出，收入差距往往不是由性别因素造成的，而是由技能水平造成的。但是，他没有看到的是，女性常常因为性别而无法获得在职培训的机会和晋升的机会；无法晋升，她们就无法获得更多的技能，也无法把已有的技能付诸实践。这种情况在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关于决定妇女劳动者工资因素的研究，参见Sheldon Haber,“Trends in Work Rates of White Females, 1890 to 1950，”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vol.26，no.4 （Ithaca, N.Y., July 1973）。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得到改变，然而，改变的原因并非工人运动，而是新一轮妇女运动，1963年的同工同酬法案进一步促进了这种改变。见下文第24章。

第19章 选举权运动的成熟，1906—1913年

不管妇女在其他方面取得了什么成就，在选举权运动者眼中，1896—1910年这段时间都是不顺利的。在此期间，没有任何一个州赢得选举权公投的胜利。仅有6个州举行了公投，其中3场都在俄勒冈州，剩下3场分别在华盛顿、南达科他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它们都失败了。安东尼小姐提出的联邦妇女选举权修正案看上去毫无希望。

选举权协会内部的情况同样让人失望。1906年，安东尼小姐去世。在此后的一两年里，领袖人物的离去所带来的空白，让人感觉永远也填不上。这位能够让机构振奋精神的女性已经不再是机构的舵手了。肖博士虽然一心扑在机构工作上，她也具有许多其他的天赋，但其中不包括管理才能。

卡特夫人曾经满怀希望地把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总部设在了纽约，但是这个总部维持的时间很短。除此之外，协会从未有过一个实际运行的全国性中心。在这段时间里，“全国总部”位于俄亥俄州小城沃伦，这只是因为协会的财务主管哈丽雅特·泰勒·厄普顿住在这里。凯特·戈登（Kate Gordon）住在新奥尔良，她是协会的通信秘书。肖博士住在费城教区，但她经常外出演讲或参加活动。全国理事会的其他成员则散布在纽约、芝加哥、波士顿、路易斯维尔和肯塔基州。除了协会大会，她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如果肖博士认为某项事务需要征求各个成员的意见，就会通过信件向她们通告这项事务，并要求她们通过信件进行投票或发表自己的意见。协会的大多数事务都是通过这种效率低下的信件形式展开的。由于肖博士很容易产生偏见，也很容易被激怒，所以她们通信的数量往往非常庞大，而且也得不出确切的结论，这让所有人都极为厌烦。
[1]

在这种情况下，意见产生分歧时就变得火药味十足，而且还带有人身攻击的性质。管理层的摩擦在协会中尽人皆知。协会中让人心生不满的不仅是低下的效率，还有肖博士把所有改革的苗头都当作潜在反叛的处事方式。

这种情况自然无益于开展活动。除了几个州的拉票活动，以及更多其他州毫无成果的公投之外，唯一值得称道的行动就是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请愿，希望他在给国会的年度咨文中提出关于妇女选举权的建议。这一请愿书是由卡特夫人提出的，她希望能够以此打破选举权运动几近瘫痪的状态。在1908年的选举权大会上，戈登小姐报告说，她已经给总统写信，信中写道：“在对请愿书投入大量人力和金钱之前，我们希望知道，这种行动是否能够促使他在年度咨文中提出关于妇女选举权的建议。”她接着说道：“回信是礼貌而坚决的，那就是这种行动不会产生任何作用。”
[2]

幸运的是，戈登小姐的报告并没有影响大会的气氛。事实上，这届会议更多保留了安东尼小姐的精神。大会投票决定征集一份有100万个签名的请愿书。这份请愿书不是给总统的，而是给国会的，希望能够通过妇女选举权修正案。在两年时间里，协会虽然没有完成大会目标，但依然征集到了40.4万个签名。1910年春天，请愿书被正式递交给国会。

同样幸运的是，选举权运动在其他方面取得了进展。如果说选举权协会的工作放缓了脚步，几近停滞，别处的工作却燃起了星星之火。这一迹象首先出现在纽约，两位选举权运动最具活力的女性当时正住在这里。她们中的一位是卡特夫人，虽然当时她正忙于国际妇女选举权联盟，但依然热心于美国国内的选举权运动。另一位则是斯坦顿夫人的女儿——哈丽奥特·斯坦顿·布拉奇（Harriot Stanton Blatch）。

哈丽奥特·布拉奇对妇女选举权所做的第一项贡献就已经有了重要的意义。虽然当时她从瓦萨学院毕业没几年，但她向她的母亲和安东尼小姐建议，在《妇女参政史》中增加一章，记述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历史和贡献。这本书当时由全国选举权协会的老一辈领导人编纂。
[3]

她们随即将这项任务交给了她。这一补充避免了对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轻慢，避免让两家机构之间本就不太平稳的合并过程变得更加艰难。

一年后，即1882年，哈丽奥特·布拉奇与英国的威廉·布拉奇（William Blatch）结为夫妇。他们是在横跨大西洋的轮船上相识的。哈丽奥特·布拉奇在国外定居了20年，其间英国曾发生过许多充满活力的社会运动，她也积极投身其中。1902年，她带着丈夫和女儿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哈丽奥特·布拉奇希望能够在运动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事实上，在母亲斯坦顿夫人抚养她长大的过程中，她深受这些运动的影响。但是，运动的现状却让她无比震惊：

20世纪初纽约州的选举权运动乏味极了。它让自己的支持者无聊至极，甚至让对手们也极为反感。大量精力都花在了在私人会客厅与支持者交谈，以及在公共会议厅中进行演讲上。这些演讲满是陈词滥调，听众在选举权支持者的鼓动和骚扰下参加了会议，但他们却是无精打采的。人们推崇对运动盲目的遵从，但这种忠诚，却变得越发墨守成规。曾经有某位领导人做过一个演讲，演讲的标题叫作《困境重重》。用它来形容眼下的情况最合适不过了。我们被告知，唯一能够推进运动发展的途径就是逐步开展教育。我们需要通过不断组织，组织，组织，最终达到教育公众的目的。
[4]

关于这个情况，还有另一个方面也让布拉奇夫人不甚烦恼：

这场运动没有一丁点儿政治智慧……政府、州或国家的机构如果能够进行机制改革，那么运动就会取得长足的进展，但我们看不到任何这方面的行动。其实，改革者们自己已经在要求对斗争方法进行重大改革，但是这一重要想法却因为效率低下的工作方式而被扼杀了。
[5]

布拉奇夫人与英国的选举权新生力量一直保持着联系，她们点燃了英国的选举权运动。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让布拉奇夫人越发急不可耐。这股新生力量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这场毫无生气的运动让她们备感挫折，希望进行反抗，而布拉奇夫人也正有此意。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妇女选举权运动就已经成了一个议题，但是，和美国一样，英国的进展也非常缓慢。
[6]

两个主要政党都拒绝参与这一议题，也不允许这一议题进入下议院进行讨论。选举权运动的工作方式局限于沙龙会议，向议会成员请愿（他们对这些请愿完全视而不见），以及询问选举候选人的政治观点。这些陈旧的工作方式让参政论者越发感到不满。一些试图在曼彻斯特和其他纺织中心的工厂工人中招募追随者的妇女逐渐开始组织小型户外集会，她们还会在政府官员在公共集会演讲的时候打断他们，要求他们表明在妇女选举权问题上的立场。1903年，艾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发起了一个名叫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的新组织。

机构的运营一直很低调，直到一场集会上，组织的两位成员质问——更加确切地说，是诘问——自由党领袖爱德华·格雷爵士。最终，两位会员被暴力驱赶出会场。在会场外，她们又遭到了警察和旁观者的殴打，并被逮捕。她们分别是工厂女工安妮·肯尼（Annie Kenney）和潘克赫斯特夫人的女儿和助手克里丝特布尔（Christabel）。这场臭名昭著的事件引发了轩然大波，它让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相信，她们找到了一个新的武器：她们开始有计划地公开挑衅以激起警察的报复，并以此让政党领袖感到难堪，不得不开始重视妇女选举权。

联盟的成员越来越多，虽然许多之前成立的选举权机构并不支持她们的做法，但她们继续这种挑衅。后来，这些妇女自己也开始使用暴力——扔石子，砸窗户，往邮筒中倒酸性液体，用鞭子或者徒手攻击政府成员。在狱中，当局拒绝将她们视为“政治犯”，而是将她们当作普通的罪犯来对待。这引起了长时间的绝食抗议，抗议也得到了广泛宣传。当局还曾使用残忍手段强迫妇女进食，这也让双方的冲突变得更加尖锐。

布拉奇夫人和其他人在思考如何在美国制造对选举权的关注时，英国激进的选举权运动才刚刚开始。布拉奇夫人很快就意识到，通过任何现有的选举权组织展开工作是毫无希望的。纽约当时已有的选举权机构就附属于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州妇女选举权协会。于是，她开始创办自己的机构：

1907年1月，我们在纽约第四大街离波威里街不远的地方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在会上，我们看到了曙光。这间昏暗肮脏的小屋子就是我们未来的总部。共有40个人参加了会议，共同商量如何为选举权运动注入新的活力。我们都认为选举权的宣传必须有戏剧性，选举权工作者必须有政治意识。我们认识到，必须让在工厂工作的妇女加入选举权运动中来，这些妇女不仅需要与上流社会妇女取得联系，也必须与商业界和职场妇女联系起来，因为她们都要为自己的生计外出打拼。会议的成果是自给自足妇女平等联盟（Equiality League of Self-Supporting Women），联盟后来改名为妇女政治联合会（Women’s Political Union）。
[7]

仅仅一个月后，该联盟就出现在了奥尔巴尼，决心为妇女选举权法案的年度听证会注入新的活力，因为听证会已经变得形式化而且毫无生气了。她们找到了两名职业女性，让她们作为见证人，她们分别是外套工会的玛丽·达菲和扣眼工会的克拉拉·西尔弗。她们基于切身经历所做出的证词，让心不在焉的立法者们受到了震动。达菲夫人说：

经常会有人告诉我们这些工人妇女，我们应该待在家里，待在家里一切就会变好。可是，我们无法待在家里。我们必须外出工作。我失去了丈夫，他曾是一名出色的钻石切割工，工资也丰厚，但是他病倒了，而且病了好长时间。我必须出去工作，这样才能让全家吃饱。先生们，为了生存下来，我们需要各种帮助，没有选举权让我们遭受偏见。老板，甚至我们自己都会认为，女人比不上男人。
[8]

成立仅三个月，该联盟就与纽约大学平等选举权联盟（New York Collegiate Equal Suffrage League）共同组织了第一场大型公开会议。到了12月，这两个团体一致强烈认为应该在铜矿工会举办一场更大规模的活动，用于欢迎英国选举权运动领袖科布登—桑德森夫人（Mrs.Cobden-Sanderson）。在这次活动中，她们又推出了创新举措，那就是把工会纳入讨论之中。为此，布拉奇夫人和一个朋友打算造访各个工会办公室，并进行游说。在原计划外出游说的那天晚上，纽约下起了暴风雪，所有交通都瘫痪了。两位女士风雨无阻地沿着第四大道走了5英里，从第4街一直走到了第134街，沿途造访了每一家工会的总部。

这种付出获得了回报。不仅与科布登—桑德森夫人的会面非常成功，到1908年10月，该联盟约有19000名成员。它丰富的活动为许多妇女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其中包括许多已经成名或者即将成名的公众人物，例如夏洛特·吉尔曼、弗洛伦斯·凯利、莉奥诺拉·奥赖利、亨利街定居点的拉维尼娅·多克（Lavinia Dock）、妇女工会联盟的格特鲁德·巴纳姆（Gertrude Barnum）、杰西·阿什利（Jessie Ashley）、海伦·霍伊·格里利、伊内兹·密霍蓝德（Inez Milholland）以及罗丝·施奈德曼。联盟继续开拓新的领域，例如，为妇女选举权运动举办露天会议，这是30年来的第一次；按照政治选区为成员编订名册（这在选举权运动和政治运动中已经成了常识，以至于人们都忘了它的起源）；以及在通用电气和美国火车厂门外举行露天集会，通过调动工人情绪，对议会某些不守规矩的成员施加压力。协会在纽约市举办活动，抗议不支持选举权的州众议院议员，还在奥尔巴尼参与了支持妇女在选举日担任选举监察员的斗争。

选举权宣传的一种极为成功的形式就是游行。这一形式的发起者是布拉奇夫人的机构。刚开始的时候，这种形式曾经引起过不安，但它所取得的成功，让这种最初的不安变得不可思议。1910年，该联盟在纽约举办了第一场游行，为此，她们投入了许多精力和热情，这也让其他选举权组织无法对游行置之不理。但是，这些组织的不情愿是显而易见的：“纽约妇女选举权联盟是最后一个‘游行者’，她们钻进汽车，匆匆驶过大道。围观人群只看到一抹黄色，她们就已经消失了。这完全不是平等联盟的游行委员会所期待的。”
[9]

但是在一两年内，游行就变得广为接受了，甚至贝尔蒙特夫人都加入了游行队伍，其他城市也开始了同样的尝试。

《妇女期刊》、州和全国性选举权大会都对英国愈演愈烈的选举权运动和联盟（这时已改名为妇女政治联盟）活动进行了报道。在这些消息的推动下，一些其他州的妇女在1909年也开始尝试新的道路。在马萨诸塞州，4名妇女展开了一场“小推车州际巡回”，她们从斯普林菲尔德到波士顿，在每个路过的小镇的露天集会进行演讲。这些演讲并没有经过事先安排，除了她们随身携带的物品，也没有任何其他设备。但是，她们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好奇心和兴趣。伊利诺伊州也有过同样的选举权州际巡回，她们的交通工具是汽车。在马里兰州，600名妇女（大多数来自巴尔的摩）来到州首府安纳波利斯，要求获得投票权。新的选举权机构也不断涌现，这正说明旧的机构已经过于陈旧，限制了新鲜的血液。这些新机构种类繁多，例如克拉伦斯·麦凯（Clarence Mackay）夫人建立的社会主义组织、巴尔的摩一个汇集了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顶尖科学家的组织、旧金山的一个工人联盟，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的政治平等联盟（Pennsylvania Political Equality League）——这家机构曾经尝试过按照不同行业，将女式衬衫工人、装订工人、速记员、医生和牙医组织起来。
[10]

在选举权运动的全国性领袖中，卡特夫人是唯一一个支持新鲜血液的人。这并不令人意外，她曾因为在国际选举权运动中的工作而访问过英国，虽然她并不认为激进策略适合美国，但还是被它们的成效打动。不过，她依然选择通过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下属的几个选举权协会来开展工作。
[11]

1907—1908年，她联合纽约市的几家机构，组织了城际委员会（Interurban Council）。一年后，这一委员会为妇女选举权党奠定了基础。选举权党党员是按照区和州议会议员选区来组织的，每个选区的领导者都在卡特夫人创办的学校里受过训练。1909年10月30日，政党在卡耐基大厅正式成立，共有来自纽约五个行政区的1000名女性作为各个选区代表和候选代表参会。不过，这场成立典礼只是一个仪式而已，真正的工作已经开始几个月了，众多的到场人数就是一个力证。卡特夫人的计划是建立2000名选区队长团，每个选区安排一定数量的党员和支持者，不断向维护民主党政治集团、同时控制州和纽约警力的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施加压力。

这种工作方式是行之有效的，尤其是马萨诸塞州、马里兰州、加利福尼亚州和伊利诺伊州，都在尝试进行效仿。它带来了积极的成效，但它在纽约取得的成功是最大的，没有任何地方能够与之匹敌。

***

尽管在东部，选举权运动重获新生，但是最初的几场胜利都来自西海岸。太平洋沿岸的三个州都曾有过不成功的选举权历史。1896年工程浩大的加利福尼亚州的拉票活动，非但没有带来任何成效，反而让运动的进程倒退了好几年。华盛顿州的妇女在这个州还是属地的时候，曾经拥有过投票权，但随后法庭判决剥夺了她们的权利。虽然1889年和1898年举行了两次公投，但她们都没有重新夺回选举权。俄勒冈州的参政论者则一连四次选举权公投都失败了。不过，1910年11月8日，华盛顿和俄勒冈州都举行了另一场公投。

让人无法相信的是，俄勒冈州再次失败了。这主要是因为达尼韦夫人坚持认为拉票运动越低调，就越不容易引起酒类利益集团的警觉。在临近的华盛顿州，埃玛·德沃夫人（Emma DeVoe）则接受了由卡特夫人带领下的老的全国组织委员会提供的培训，虽然拉票运动很低调，却严谨细致。拉票过程中举办了几场公开的选举权集会，但是没有任何游行，相反，许多选举权演讲者出现在了全国种植业资助人兄弟会、工会以及教会组织的集会上。在11月的一个凌晨，卡特夫人纽约家中床边的电话铃声响起，她获得消息，华盛顿州以接近2比1的优势获得了公投胜利。这打破了长达14年的僵局。
[12]

这一消息让全国各地的选举权运动者无比振奋。不过，好消息还在后面。1911年，选举权机构在加利福尼亚州组织了一场空前盛大的拉票运动。在六个月的时间里，各种活动连续不断，其精彩程度、灵活性和广度，为其他地区妇女的工作树立了标杆。所有之前尝试过的方法在这里都被用上了，但更多的是创新，比如使用巨大的广告牌和电子标牌、高中有奖征文比赛、露天表演、戏剧以及其他形式的特殊娱乐方式。

之后的拉票活动还会有供组织者和演讲者使用的车队。北加利福尼亚大学平等选举权联盟还有过自己的“蓝线”（Blue Liner），这种早已停产的七座游览车早前曾出现在华盛顿的竞选活动上：

尽管每天都有报纸提及这辆车，而且我们也认为这是我们的“拉票车”，但是它还有一个副业，那就是大学联盟常常把它当成信使和魔毯。它带着表演《通往选举权之路》的剧团去往目的地，在东边的［海湾］渡口接演讲者，载着一批又一批演讲者从一个演讲大厅去往另一个演讲大厅，往剧场运送装饰材料，为节日和露天表演运送鲜花和气球，运载演讲者去偏远的工厂，让他们能够在午休时进行演讲，为劳动节花车运送木料和彩旗，公投时送工人们去投票站，为投票监督员运送食物，一周在伯克利和旧金山之间往返数次……然后再投入乡间夜以继日的拉票旅程之中。
[13]

在公投前一天的黄昏，装饰着秋天的花环和“为妇女投票”的三角旗的蓝线，载着伟大的歌唱家诺迪卡来到了旧金山联合广场。在那里，诺迪卡将进行演讲，并演唱《星条旗永不落》。联合广场的四周挤满了人。在广场的四角，还有其他演讲者在为那些听不到诺迪卡声音的人进行着演讲，当时的场面可谓盛况空前。这些演讲者一直工作到凌晨一点，那时诺迪卡早就完成工作，回到了家中。

尽管某个州的拉票活动得到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支持并不是新鲜事，但加州妇女所得到的支持力度是空前的。全国各地的支持源源不断地抵达加利福尼亚州，各地妇女的姐妹之情从未如此紧密过。新成立的纽约妇女选举权党为她们捐赠了1000美元，伊利诺伊州为她们送来了两位最出色的演讲者——凯瑟琳·沃·麦卡洛克（Catharine Waugh McCulloch）和海伦·托德（Helen Todd），并承担了她们的路费。科罗拉多州、蒙大拿州和纽约州也分别派出了盖尔·劳克林（Gail Laughlin）、珍妮特·兰金（Jeannette Rankin）以及海伦·霍伊·格里利。

这些演讲者以及其他许多演讲者直到拉票活动的最后一周才出现在大城市。最终的选举结果显示，正是这些在小镇举行的无数场拉票活动、在乡村举行的集会和客厅讲话，以及在原本对妇女选举权毫无兴趣的地方组织起来的小组，对选举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一策略的效果从未如此明显过。选举权支持者知道，酒类利益集团会不计成本地去争取旧金山和奥克兰的选票，这也是他们在1896年公投中使用的策略。所有政治集团中为政党拉选票的人和酒吧老板都会全力以赴争取胜利，而且他们的策略也差点儿得逞：

不管是在哪个投票站，只要我们没有人在那里，那么肯定就会丢失选票——在加州的所有大城市里，我们毫无疑问为此丢失了数以千计的选票。在我所在的投票站，我必须时时刻刻盯紧唱票过程，否则唱票员就可以很轻易地故意漏报对修正案的支持票，但对反对票他却不会这样……我们也必须紧盯两个计票员的计票情况，他们也可能故意漏计选票……整个投票站的投票委员会带着明显的敌意。为了监督计票情况，我们从早上五点半一直守到了晚上十一点半。
[14]

在公投之后的一天早上，城市的投票结果已经公布。精疲力竭的选举权工作者们醒来时听到的，却是选举落后的坏消息，这一消息也被全国报纸广为报道。不过，乡村地区的选票尚在计票过程之中，它为选举权支持者们带来了一线希望。同时，人们也得知，许多县的计票结果都被篡改了。为了杜绝舞弊，这些地区增派了监督计票的人力。同时，在旧金山和奥克兰，还有志愿者和私人侦探连续数日在存放选票的保险库进行看守，以免反对妇女选举权的选票突然“增加”。

最终，加州的妇女选举权公投以3587票的多数获得了胜利。平均下来，每个选区都只以一票险胜。参政论者们在高兴的同时，也为这一微弱的优势感到后怕。政治老手们惊讶地发现，妇女选举权突然从纸上谈兵直接跨越到了实际政治阶段。随着加利福尼亚州的胜利，西部共有6个州通过了妇女投票权，这就意味着37张总统选举的选举人票。在接下来的一年中，6个州中出现了一系列公投拉票运动。选举权运动最开始也许只是社会改革的一个趋势，但如今，它已经变成了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

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管理层遭受的重创经过很长时间才得以恢复。确切地说，这发生在1916年，安东尼小姐逝世10年后。在这期间，全国领导人在华盛顿和加利福尼亚州两场成功的拉票活动中基本是缺席的。1910年的选举权大会则见证了协会的公开决裂：反对肖博士的呼声非常强烈，而哈丽雅特·泰勒·厄普顿、雷切尔·福斯特·埃弗里、弗洛伦斯·凯利这些忠实拥护者纷纷从全国理事会辞职。这些人的离去不仅意味着深刻的个人恩怨，也彰显了缺乏明确政策所带来的危机的深化。正因为缺乏这样的政策，协会无法为数量不断增加的参政论者提供指导，也无法给运动提供更多的推动力，而她们正热切地期盼着采取行动。

在之后的五年里，每届全国大会都发生了人事方面的重大更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16年。为了让领导层更加稳定，许多观点迥异的领导人先后走马上任，其中包括富有的社会主义者杰西·阿什利、社会学家索福尼斯巴·布雷肯里奇、简·亚当斯（进步党就是在她的领导下于1912年建立的）以及像凯瑟琳·德克斯特·麦考密克（Katherine Dexter McCormick）和哈丽雅特·莱德劳（Harriet Laidlaw）这样的社会名流。但是，由于肖博士的优柔寡断和举棋不定，这些尝试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在此期间，卡特夫人一度在全国性的选举权运动中消失了，尽管1912年，她在纽约举行的公投运动中重新发挥了积极作用。在1910—1911年协会痛苦的分裂时期，卡特夫人正代表国际联盟进行环球旅行。关于分裂，她曾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做出过评论。事实证明，她的判断相当敏锐：

我不认为会有分裂。如果分歧是因为个人原因，那最好的策略就是继续留在协会中并改变它们。在我看来，观点和战略方面的分歧并不大。我很高兴看到协会内部发生了争执，这预示着生命力和警觉性。之前几年，协会一片死寂，没有任何事情能引发争吵……现在总算有了动静，我很高兴。

我敢说协会现在肯定一团糟，用一根小绞锁就可以勒死它。就等着它死去吧。后来的人会继承它的基业、它的良好意愿，还有它的财产，但是怨恨和不适都会消失。耐心一点吧……协会要么死去，要么起死回生。给它一点时间吧。
[15]

虽然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内部存在分歧，但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欣喜的改变。1910年，在贝尔蒙特夫人的资助下，协会在纽约建立了总部。总部后来还受到了其他捐赠人的资助。女性劳动者的斗争也产生了影响力：各个行业中专门为女性召开的大会已经成了常规，而罗宾斯夫人、莉奥诺拉·奥赖利和罗丝·施奈德曼等人虽然从未在选举权委员会中获得领导地位，但是也都已颇具名望。当时，曾有一位纽约州参议员公开表达过担心，认为妇女一旦获得投票权，将会失去她们的女性特质。对此，施奈德曼小姐曾在铜矿工会的一次会议中做出过回应。她的讲话不仅教育了议员们，也教育了聆听她发言的各个阶层的妇女：

因为高温，在铸造车间工作的女性不得不裸露上半身。这些妇女所失去的女性气质，参议员却闭口不提。在铸造车间工作的女性当然也要维护自己的魅力和气质。我们当然知道她们为什么会受雇在铸造车间工作，因为她们廉价，工作时间却比男人还要长。这些铸造车间的女工忍受着高温和蒸汽，双手浸在滚烫的浆水里，一连工作十三四个小时。这些一年到头站在铸造车间里的女工，会因为一年一次的投票而失去她们的美貌和魅力吗？当然不会！让我告诉各位，没有比糊口更加艰苦的斗争了。
[16]

游行已经成了纽约春季的一个固定节目。而从这些游行中也可以看出，各个阶层的妇女都开始把选举权作为共同的事业了。旁观者的态度也在慢慢发生变化，他们从满怀敌意，到饶有兴趣地旁观，再到产生兴趣，最后甚至对游行者产生了钦佩之情。以下是1912年一名记者在郊区为他供职的报纸发回的报道：

那些坐着加长型豪华轿车和游览车徜徉于第五大道的富家太太小姐，和面色苍白、身体瘦弱、在东区血汗工厂工作的工厂女孩并肩走到了一起。贝尔蒙特夫人也在游行队伍当中，她身后几步之遥是丽贝卡·戈尔茨坦，她是女士衬衫厂的缝纫机操作工。

游行从第五大道的华盛顿广场开始，到第57街结束。成千上万名纽约男女聚集到游行的沿途，封锁了行军路线上的每个十字路口。有些人想要嘲弄她们，但没有人付诸行动。

在游行的队伍中，五名妇女排成一排，肩并肩走在道路中央。她们对路人的奚落毫不在乎。这种景象极为壮观。她们都是典型的、具有女人味的美国妇女……女医生、女律师，她们都穿着各自的职业服装，容光焕发；还有女建筑师、女艺术家、女演员和雕塑家；女招待、家政工；还有一大群工厂女工；来自七个已经实现选举权的州的妇女；新泽西州代表团人数众多；康涅狄格州也派来了代表团……她们抱着共同的目的，全情投入了游行之中。这一场景深深震撼了沿途围观的人群。
[17]

空气中弥漫着乐观的情绪。那一年，亚利桑那州、堪萨斯州、俄勒冈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和威斯康星州这六个州都将举行选举权公投的拉票活动。后三个州是人口密集的大州，它们的公投结果将对东部工业州产生影响。
[18]

在公投日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参政论者们开始相信，他们在亚利桑那、俄勒冈州、堪萨斯州获得了胜利，还有密歇根州，终于，密歇根州也胜利了！但是，他们慢慢发现，密歇根州的票选结果被篡改了。在1911年加州公投时，妇女也曾担心发生这种情况。但和加利福尼亚州那次不同，他们这次没能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最初的票选结果显示，支持选举权的选票占到了大多数，领先的票数一度达到了8000票。但是一些偏远选区却无缘无故地扣留了投票结果，而且拒绝提供原因。待这些地区的结果最终一一公布，领先的优势只有5000票了。即使这样，选举的结果看上去也已经不可逆转了。于是，密歇根州获得选举权公投胜利的消息传播到了世界各个角落。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所有参政论者大跌眼镜，这些推迟公布结果的选区开始检查票选结果，每个选区支持票都匪夷所思地大幅低于反对票。这个过程持续了好几个星期，参政论支持者们的精神受到了巨大的折磨，他们已经猜到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胜利被人蓄意窃取，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19]

尽管这引起了公众的愤怒，州长也试图采取措施确保计票公平，他甚至公开发表声明谴责酿酒厂涉嫌舞弊，但是最终参政论者还是因760票的微弱劣势失败了。参政论者随即再次递交公投申请，但再次败北。卡特夫人指出，投票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反常现象，那就是投票人的增长和反对票数的增长是一模一样的，都是16747票，数字甚至可以精确到个位。
[20]

然而，第二次公投的支持票却大幅下滑，最终，支持者以将近10万票的差距落败。这种明目张胆的欺骗行为对密歇根州参政论者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在接下来的若干年里，他们再没有进行任何公投的尝试。

俄亥俄州和威斯康星州的公投也失败了，而且差距都比密歇根州第一次公投大很多。酒类利益集团与妇女的力量相差悬殊，所以在密歇根州发生的舞弊行为并没有在这两个州出现。密歇根州的公投是与9月州宪法投票同时进行的。酒类利益集团的力量非常强大，他们甚至公然宣称要为妇女选举权的失败负责。

选举权运动在最北部的阿拉斯加州属地获得了胜利。阿拉斯加州于1912年获得属地资格，它此后的第一个立法措施，就是通过妇女选举权法案，不过这并没有改变当时的局势。
[21]

1913年年初，在全国范围内对选举权状况进行了客观调查，其中有几条颇为中肯的观察：

1.华盛顿和加利福尼亚州的胜利惊醒了反对妇女选举权的势力，他们不会再给选举权运动任何喘息机会了。

2.9个州共计约650万名妇女拥有全部选举权。1912年赢得大选的三个州有18张选举人票，总共有45张选举人票，但这些州在政治上并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另外，妇女还在全国各地的另外29个州就教育、税务、债券或“市政”选举进行投票。
[22]

3.我们有理由认为，反对势力的强弱与各个州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成正比。

4.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州逐一争取妇女选举权的策略还是最有胜算的策略吗？这一条“路”还应该继续走下去吗？

1913年，伊利诺伊州发生的事件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这条道路产生了怀疑。尽管妇女选举权在这里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但是州长断然拒绝举行公投。参政论者只好退而求其次，谋求部分选举权。当时，他们想要通过在州议会采取行动来获得总统选举权。这一举措的理论基础是联邦宪法第二条第一款：“各州应按照该州议会规定的方式选派选举人若干名，其人数应与该州所应选派于国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总数相等。”那一年，进步党在之前的民粹党运动之后，在中西部和西部一些州获得了大规模胜利，这也在伊利诺伊州议会中起到了制衡的作用。格雷丝·威尔伯·特劳特（Grace Wilbur Trout）和伊丽莎白·K.布思（Elizabeth K.Booth）领导了一场精心策划的竞选活动。她们竭尽全力，确保每个表态支持选举权的议员都出席了投票人选举。赫尔大厦的员工也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南方地区各个县也因此向他们的代表寄送了大量电报进行施压。终于，酿酒厂和酒类利益集团的疯狂反对变成了徒劳。选举权纵队中增加了29名选民。在全国范围内，支持选举权的投票人共计74名。
[23]

然而，不管这个数字多么令人钦佩，不管妇女选举权初尝胜果多么令人振奋，胜利在密西西比州以东所带来的有利条件都是在别处完全无法复制的。面对其他地区潜在的困境，越来越多的参政论者把目光集中到了首都华盛顿特区。一轮新的选举权冒险即将拉开帷幕。

[1]
肖博士在给全国理事会成员的信件中强调了这些困难，这些书信现藏于SL,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麦卡洛克书信作品集。麦卡洛克夫人是一位精明强干的芝加哥律师，工作繁忙。只要肖博士需要她的帮助，麦卡洛克夫人都会不遗余力地向她伸出援手。

[2]
Proceedings, National 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 Convention, 1908（Warren,Ohio），p.29.

[3]
HWS, II （1882），ch.xxvi, pp.756-862.

[4]
Harriot Stanton Blatch and Alma Lutz, Challenging Years: The Memoirs of Harriot Stanton Blatch （New York, 1940），p.92.引用得到了G. P.帕特南的儿子的许可。全国选举权大会的报道者和奥斯维格（纽约）政治协会（霍尔登藏书馆，纽约）的记录向我们呈现了这一让人沮丧的图景，其中还包括一些细节，比如千篇一律的茶水点心、例行公事的“报纸”阅读，以及类似团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其他毫无意义的活动。

[5]
Blatch and Lutz, Challenging Years, p.93.

[6]
雷·斯特雷奇（Ray Strachey）的经典著作The Cause （London, 1928）仔细衡量了激进和保守团体对最终胜利所做出的贡献。以下这些是近几年的作品，学术性也更强：Constance Rover, Women’s Suffrage and Party Politics （London, 1967），Josephine Kamm, Rapiers and Battleaxes: The Women’s Movement and Its Aftermath （London, 1966）.

[7]
Blatch and Lutz, Challenging Years, pp.93-94。

[8]
Two Speeches by Self-Supporting Women, published by the League of Self-Supporting Women, 1907 （Blatch Papers, LC）.

[9]
Blatch and Lutz, Challenging Years, pp.131-132.

[10]
许多文献都对这一趋势进行了记载。尤其是Florence Luscomb和Susan Fitzgerald的档案，SL; Cullen Scrapbooks for 1908—1909，SSC,以及一年一度的全国妇女选举权大会。

[11]
布拉奇夫人和卡特夫人常常出现分歧。布拉奇夫人认为卡特夫人独断专行，卡特夫人曾试图让妇女政治联合会与纽约其他选举权团体进行合作，但都无果而终。参见Blatch and Lutz, Challenging Years, pp.207-208，以及卡特夫人1911年2月5日给玛丽·格雷·佩克的信，LC。最终，布拉奇夫人加入了艾丽斯·保罗的国会联盟。

[12]
德沃夫人的书信作品集现藏于华盛顿州奥林匹亚的华盛顿历史学会档案馆。T.A.拉森即将出版的关于西部11个州选举权运动的作品记录了华盛顿州的公投。

[13]
College Equal Suffrage League of Northern California, Winning Equal Suffrage in California（1913），p.63.

[14]
施耐德曼1911年11月11日写给卡特夫人的信，LC。

[15]
卡特夫人1911年12月3日和1912年11月23日写给玛丽·格雷·佩克的信，LC。

[16]
Wage Earners’ Equal Suffrage League of New York, “Senators Versus Working Women,”quoted from the text of a speech by Rose Schneiderman, March 20，1912，p.5.施奈德曼小姐言辞犀利，是一个高效的组织者，这点在她早年劳工运动中的工作中尤为突出，但是这些在她的自传中都没有体现出来。她的自传题为All For One （New York, 1967），合著者是露西·戈德思韦特（Lucy Goldthwaite）。

[17]
Baltimore American, April 15，1912.记者错了，当时只有6个州赋予了妇女选举权。

[18]
Martha B. Caldwell, “The Woman Suffrage Campaign of 1912，” Kansas Historical Quarterly,vol.12，no.v （August 1943），pp.300-318.

[19]
Catt and Shuler, Woman Suffrage and Politics, pp.180-181.

[20]
同上书，p.185。

[21]
1912年8月24日，国会通过了给予阿拉斯加州正式领土地位的法案，其中包括一项条款，即新组建的议会有权赋予妇女选举权，Statutes at Large, vol.XXXVII,part I （Washington, 1913），62 Cong., 2 Sess., ch.387，sec.9，p.515。当时这里并没有妇女参政的需求，但是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向议会寄去了文献，而妇女选举权法案也是阿拉斯加州议会第一个通过的法案。除了一人缺席，法案全票获得通过。1913年3月21日，法案得到了州长的批准。但是，因为属地的代表在国会没有投票权，且没有总统选举人，所以这一事件并没有在事实上推进其他地区妇女选举权的进展。

[22]
Victory—How Women Won It （New York, 1940），pp.165-166.

[23]
Grace Wilbur Trout, “Sidelights on Illinois Woman Suffrage History,” Illinois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Journal, vol.13，no.2，pp.145-179 （July 1920）.

第20章 联邦修正案的新生，1914—1916年

如果说1896—1910年选举权运动陷入了持续的僵局，那么1910—1915年则是一个混杂了觉醒、困惑以及持续瘫痪的时期。选举权力量得到了增长，中西部和西部支持改革的进步政党在选举权公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新成立的全国性政党进步党在1912年的总统选举中支持的候选人是西奥多·罗斯福（简·亚当斯是第二候选人，许多州的女性都支持该党），他们还将妇女选举权列入了政治纲领。然而，即使许多研究选举权的历史学家都持有这种观点，这并不足以说明在1912年，选举权已经上升为全国性的重大政治议题。政治家们深知，6个州将近100万名妇女已经获得了选举权，但是罗斯福对妇女选举权的支持真的为他获得了更多选票吗？不支持妇女选举权的主要政党又因此流失了选票吗？这些都是值得怀疑的。

事实上，对联邦妇女选举权修正案的关注度从未如此之低。参众两院的委员会每年都会例行公事地召开修正案听证会，但没有人期待它们能起到任何作用。1887年之后，参议院再也没就选举权进行过讨论，而议会从未就此问题展开过讨论。从1893年开始，选举权法案从未获得过两院委员会支持性的报告，而从1896年开始，连报告都没有了。
[1]

1912年，全国协会国会委员会主席威廉·肯特夫人曾收到10美元补助，用于听证会相关的花费。到她任期结束时，她将这10美元原封不动地退还了回来！

艾丽斯·保罗的出现，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改变了这一局面。她是一个贵格会教徒和社工，曾于1907年去英国留学，并成了英国选举权运动激进派的一员。在那里，她不仅因为选举权活动入狱，还因参加绝食抗议而遭到过强行灌食。1910年，她回到美国，开始在美国选举权小组中宣讲英国的运动经验。她一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一边参与当地的选举权运动。此外，她还参与组织了费城的露天集会，这种形式在其他州已有先例。

在英国，保罗小姐结识了另一个美国人露西·伯恩斯（Lucy Burns），并与之成为好友。当时，她们都是激进派的一员。回到美国之后，两人的友谊得到了延续。1912年，她们向简·亚当斯和安娜·霍华德·肖提出建议，希望可以由她们二人重新开始推进苏珊·安东尼修正案。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委员会随后任命她们为其国会委员会成员，保罗小姐接替肯特夫人担任主席，委员会此后也将自行筹集运营资金。

1913年1月，保罗小姐和伯恩斯小姐来到了华盛顿。这时，她们身边又聚集了其他一些女性，例如劳伦斯·刘易斯夫人、克里斯特尔·伊斯门（Crystal Eastman）以及玛丽·比尔德。她们很快就发现，许多人对选举权修正案有极大的兴趣，也愿意为此投入精力。一场空前的运动即将拉开帷幕。

两个月之内，这一小群人就组织了一场共有5000名妇女参加的游行。游行的日期正是伍德罗·威尔逊宣誓就职的前一天，因为此时全国各地的人都会云集华盛顿。在保罗小姐的选举权工作中，这种戏剧性的安排还有很多。威尔逊先生来到华盛顿的时候，发现街道上没有欢迎他的人群。有传言说他曾询问过人们都去哪里了，得到的回答是他们都在宾夕法尼亚大道观看妇女选举权游行。

但事实上，人们所做的不仅仅是围观。保罗小姐举行游行时曾获得警方的许可，但是当现场情况恶化、骚乱即将爆发的时候，她们却没有得到警方的任何帮助。这里的人对选举权游行的态度与在纽约以及其他一些城市截然不同：

今天，5000名妇女参加了妇女选举权游行。但是，她们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与蜂拥的人群做斗争。这些人不顾华盛顿警察的阻拦，冲向游行者，把她们的方队冲散了。妇女虽然步履维艰，但依然不屈不挠地向前推进着。要不是迈尔斯堡的装甲兵部队开进华盛顿并控制了宾夕法尼亚大道，妇女一定可以完成游行。总统就职典礼上从未出现过如此的场面，这一事件在许多方面都几乎和暴动无异。
[2]

有新闻报道写道：“从一开始，妇女要想往前走，就必须奋力推开人群。她们花一个多小时才走了十个街区。面对一路的讥讽和羞辱，许多妇女都流下了眼泪。在第4街，她们根本无法向前推进。约翰逊长官曾试图调派马萨诸塞州全国卫兵团的一部分人去维持秩序。但他们对此哈哈大笑，其中一人还说他们可不是做护卫的。在第5街，人群再次阻断了游行队伍前进的道路。宾夕法尼亚州全国卫兵第13兵团接到命令并同意执行警卫任务……马里兰农业学院的学生非常有效地为游行的妇女提供了护卫。在第6街，警察完全放弃了维持秩序，道路两边的人群几乎把主干道堵死了，道路窄得容不下三个女人并肩前进。就是在这里，马里兰农业大学的男生在游行队伍两侧排成纵队，形成一道保护墙。在方阵前方，男生手挽手形成先头部队，为妇女开道。一些‘战地记者’不得不用拳头驱散人群……虽然游行没能按时完成，但它依然是一个伟大的胜利。面对两面高墙似的反对者，游行者大多保持了克制。她们经受住了羞辱，对讥讽和嘲笑也置若罔闻，只有一些年长的妇女不得不退出游行。除此之外，其他人几乎没有退缩的。”
[3]

这场风波让公众十分愤怒，以至于地区长官对这一事件行了调查，华盛顿警察长还因此丢了工作。参政论者获得了许多宣传的机会，国会委员会也获得了新的动力。全国各地的参政论者都组织起来，带着从民间征集到的请愿书，前往华盛顿“朝圣”。这一系列事件的高潮发生在7月31日。这一天，一个车队驶向了国会山，把共有20万个签名的选举权请愿书递交给了参议员。各代表团开始访问威尔逊总统，但是，他早期关于妇女选举权的公开声明并不让人乐观。这位总统一开始对妇女选举权的著名评论是，这件事从未引起过他的注意。

联邦宪法修正案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这让选举权协会的领袖们感到高兴，但同时，她们也开始担心自己无法控制这股力量。尽管如此，1913年4月，保罗小姐和伯恩斯小姐依然组建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国会联盟（Cogressional Union）。它的唯一目的，就是促成联邦选举权修正案的通过。肖博士也对这一举动表示了支持。自11月15日起，联盟开始发行自己的周刊《参政论者》（The Suffragist
）。保罗小姐担任联盟主席，同时，她还兼任全国协会国会委员会主席。这两个组织的界限非常不明确，在各项活动中彼此都有牵连，在财务方面尤其如此。
[4]

这种模糊性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在机构组织程序方面，参政论者一向不严谨。但是，从保罗小姐开始负责国会委员会起，这两家机构就不可避免地逐渐产生了裂痕，许多问题也随之而来。裂痕的根源在于动态和静态的工作方式和目的，这也最终引发了1913年选举权大会上的公开冲突。

国会联盟要求立刻通过联邦选举权修正案。她们认为，如果集中全力，让四分之三的州通过修正案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全国领导人则认为这一计划的时机完全没有成熟。卡特夫人这时又回到了美国选举权运动之中，她正在筹备纽约州1915年的选举权公投。她发起了一场运动，希望可以整合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选举权活动。而她的目标之一，就是让国会委员会在政策方面向协会的全国理事会负责。

保罗小姐和她同事们的计划并没有得到大会的支持，大会反而投票决定让全国理事会来划定国会委员会和国会联盟的工作范围。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官员进行了长时间的协商，她们非常希望能够留住保罗小姐和伯恩斯小姐所带来的宝贵活力，但同时又不希望违反现存的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政策。事实上，即使保罗小姐能够接受这些妥协方案，事情也不会就此得到解决。保罗小姐的立场从一开始就没有改变过。她们和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在政策上的分歧非常大，这种分歧也变得越发不可调和：
[5]

1.最初也是最基本的分歧是，国会联盟坚持将各项选举权工作都集中在向国会和总统施压，以推进联邦修正案的通过。

2.国会联盟拒绝服从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现行政策。这包括上述条款，以及国会联盟是否能够向各州现存正在运行之中的选举权协会派出组织者。联盟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要使修正案获得通过，必须绕开这类只希望参与州公投拉票活动的州选举权机构。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则认为，它所坚持的一直是它的根本原则，即“外来者”只有在受到州协会邀请的情况下，才能参与该州的选举权工作。

这一僵局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保罗小姐从国会委员会主席的位置上卸任，伯恩斯小姐和其他官员则集体辞职。极具影响力的麦迪尔·麦考密克夫人成了新的主席。国会联盟以节省会费为名要求变更机构身份，从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附属”机构改为“辅助”机构。1914年2月，全国理事会以54票反对、24票赞成的投票结果否决了这一安排。自此，这两家机构分道扬镳。

尽管之后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曾试图弥合裂痕（国会联盟则从未有过这种尝试），但是因为各种新的分歧，这种尝试变得越来越徒劳无功。这些分歧之一是国会联盟坚持认为“执政党”应该为妇女选举权法案的失败负责，他们也应该通过进一步的行动，促使国会通过该法案。这一观点其实来源于英国的激进派。在英国的议会体制中，确实可以追究某个政党的责任，他们在某个立法上的失败或不作为确实能够让他们倒台。美国正统的参政论者则认为，在美国的政府形式下，像英国那样去追究某一个政党的责任是不可能的，而且在妇女选举权议题上，两党内部也都存在分歧，不管是国会多数党民主党还是少数党共和党，都没能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党内一致。

国会联盟认为，考虑到民主党在国会中占多数，而总统也是该党的名义领袖，民主党必须承担责任。她们曾试图用已经获得投票权的女性的选票来威胁民主党，来获得他们的配合。从1914年开始，联盟以及它后来的继承者妇女党（Woman’s Party）开始组织反对民主党候选人的活动。不管这些候选人本人在选举权议题上的态度如何，她们都会进行反对。1916年，她们又进而反对威尔逊的连任。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则认为这一方针会分化两党所需的选票，不仅无益于获得威尔逊的支持，反而会让他更加疏远参政论者。

在两家机构最终决裂之后不到两个月，一个新的事件又加深了它们的裂痕，同时使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陷于瘫痪。3月2日，《沙弗罗思—帕尔默修正案》（Shafroth-Palmer）被提交给国会。这一想法来源于麦考密克夫人以及为她提供参谋的一些参议员，它要求每个州上届选举中8%的选民必须签署倡议，以支持妇女选举权公投。

支持者认为，这项措施不仅能够让州公投的举办变得更加简单（当时许多州已经举办过不计其数要求公投的运动，但最终公投也没有实现），而且还可以争取到原则上支持妇女选举权，但反对安东尼修正案的参议员，因为他们认为安东尼修正案侵犯了州的权利。同时，“州的权利”实际意味着赋予南方白人妇女投票权，但同时确保南方黑人妇女无法拥有投票权。
[6]

《沙弗罗思—帕尔默修正案》的反对者中有许多人是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成员。她们虽然因为协会效率低下而感到愤怒，但依然忠于自己的机构。她们认为这一修正案既烦琐又令人困惑。虽然这一法案有可能获得通过并得到执行，在更多的州举行公投也将成为可能，但她们依然需要努力争取每场公投的胜利。《沙弗罗思-帕尔默修正案》让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重新回到了在各个州争取选举权胜利的老路上。但在当时，这条道路走得通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

1914年发生的各种事件毫无疑问印证了这种观点。七个州举行了妇女选举权公投，但是只有蒙大拿州和内华达州这两个人口稀少、在政治上无足轻重的州取得了胜利。
[7]

值得一提的是，领导蒙大拿州公投拉票活动取得成功的人名叫珍妮特·兰金。两年后，她当选为第一位进入国会的女议员。南北达科他州、内布拉斯加州、密苏里州和俄亥俄州的拉票活动都可谓劳民伤财，但都以失败告终。特别是俄亥俄州，公投再次败北。卡特夫人认为这种失败“相似得令人感到乏味”。越来越多的参政论者开始提出疑问，公投拉票活动再一次失败了，这次是在南达科他州。这种拉票活动到底意义何在？这场活动有过精心策划吗？相比其他拉票活动，有人考虑过它的胜算吗？这些问题都在质疑领导层的领导能力。

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官员再次经历了大换血。1914年年底，9名官员中共有6名离开协会。整个1915年，协会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它曾经试图在游说国会方面与国会联盟竞争，但结果极为糟糕，有时人数差距甚至高达41比3。协会唯一还有生命迹象的地方，就是在接下来的秋天，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马萨诸塞州和新泽西州将要举行的公投。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将所有希望放在了东部这四个州的公投上。

国会联盟的活动则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们在全国范围内高歌猛进。1914年，联盟在选举期间派遣组织者前往西部已经获得妇女选举权胜利的9个州。她们不顾这些州许多民主党候选人本身就是妇女选举权支持者的事实，展开了反对民主党的拉票活动：

［保罗小姐告诉自己的支持者］，如果政党领袖发现选票流失了，那么他们就会发现，我们至少行使了我们手中的权力。同时，他们也会想到，到1916年，我们的组织会更加完善。东部的参政论者已经带着这个诉求来到了西部。只要把这个事实公之于众，就足以引起国会的注意。
[8]

最终的选举结果显示，在西部43名民主党人中，共有23人落选。不管保罗小姐的上述论断是否站得住脚，国会联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选举结果。同时，她们还不断派出各种由女大学生、妇女劳动者、职业女性和西部获得选举权女性所组成的代表团前去拜访威尔逊总统。1915年春，国会联盟开始在全国48个州组织活动。这个方案的一部分，就是用汽车朝圣的形式展开一场精心策划的全国性示威游行。游行从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开始，通过一系列全国范围内的会议，一直发展到华盛顿。同时，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联盟为一份选举权请愿书征集到了50万个签名。5月9日，联盟在华盛顿剧场举办了大型集会，并组织游行向国会大厦进发。最终，代表团向威尔逊总统再次递交了请愿书。
[9]

这个方案的每一步都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让妇女选举权修正案能够在国会进行讨论。至于修正案是否能够得到总统支持，它获得通过的可能性有多大，联盟并不在意。这一方案最终取得了成功。1914年3月19日，参议院对法案进行了投票，34票赞成，35票反对。1915年1月12日，众议院进行投票，174票赞成，204票反对。这两次投票均以失败告终。
[10]

有争议的法案在国会能否获得通过，其过程往往是复杂的。它需要支持者和反对者在参众两院采取无数议会策略，同时，公民游说者也需要不懈地进行争取、辩论和记录，直到法案得到通过，或者遭到失败。如果失败，那么整个艰苦的过程就要重新来过。在妇女选举权这个案例中，每次失败，这场大戏就会换一批角色，参众两院出现新的成员，就势必意味着更多的拜访、更多的辩论，还有重新“清点人数”的过程，而这些都会在最终的结果中起到关键的作用。整个国会会议下来，支持者和反对者可能只有一两票的差别，结果也各有胜负。程序性策略也一直在发生改变，从极力争取进行投票，到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投票发生。有时，委员会可能连续数月持续雪藏法案，支持者可能无法在规则委员会或司法委员会发起投票，这就意味着法案无法进入国会讨论或进行投票。
[11]

正因为国会联盟的努力，妇女选举权法案第一次出现在了国会的讨论中，这一点是毫无争议的。但是，在评价它（以及它的继任者妇女党）在妇女选举权运动中的角色和贡献时，人们常常会把注意力放在联盟1917年以后的活动上。此时，艾丽斯·保罗的组织转而采取了英国参政论者的激进策略，她们组织了在白宫举行抗议、纵火、遭到逮捕后进行绝食抗议等活动。这么做也就让联盟此前的大量工作被忽略了。其实，这些工作从1913年就开始了，当时它是唯一一个在争取宪法修正案方面展开有效工作的机构。在她们开始的时候，修正案看起来毫无胜算，但因为她们的努力，修正案起死回生。卡特夫人评论说，这一功劳，要全部归功于她们。
[12]

***

1915年在东部四个州举行的选举权公投拉票活动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决战。纽约州、马萨诸塞州和宾夕法尼亚州都是女权运动伟大先驱的故乡。在19世纪初一段很短暂的时间里，新泽西州曾是美国第一个赋予妇女投票权的州。这四个州都是人口密集的工业州，在政治上有极端重要的作用。这些州中只要有一个州获得妇女选举权公投胜利，那么全国的局面将会得到扭转。

这一利害关系，选举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十分清楚。参政论者的努力足以彪炳史册，而反对势力也不遗余力地对他们进行了阻挠。参政论者所投入的精力、对细节的把控、在宣传和教育工作上的想象力都是前所未有的。除此之外，还有数千名尽心尽力的男女支持者坚持不懈地在城市中走家串户，在小镇中举行露天集会，在每个十字路口进行演讲。他们所做的努力是任何时候都不可比拟的。然而，结果依然失败了，四个州的公投无一获胜。

投票中落败的差距，即使算不上虽败犹荣，至少也为他们赢得了尊重。每场公投的失败都有自己特殊的原因。新泽西州是第一个公布结果的州，支持票占总选票数的42%。在这里，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公投日期和注册日期都在10月19日。许多常规选民没有参与公投，而大批未经注册的“流动人口”也可以从纽约州渡河来到新泽西州，投票反对妇女选举权。

新泽西州的落败对其他三场公投没有任何帮助。这三场公投的日期均为11月2日。在临近的宾夕法尼亚州，拉票活动的领导人是汉娜·佩特森（Hannah Patterson）小姐和弗兰克·M.罗辛（Frank M.Roessing）夫人。因为她们出色的领导才能，妇女都很乐观。这两位女士也因为她们的工作而举国闻名。
[13]

在包括阿勒格尼县在内的8个大工业区，支持票都占到了多数，这是选举权运动第一次在大工业区得到支持。但是，费城是酒类利益集团的大本营，在这里，支持票不仅没有获得优势，反而以4.5万票之差遭遇惨败，这一差距占到了总票数差距的80%。即便如此，依然有46%的选民选择支持妇女选举权，这也让人们燃起了对未来的希望。不幸的是，不管是在宾夕法尼亚州还是新泽西州，州宪法都规定，在公投失败后五年之内不得重新举行。这也导致它们无法跻身于最先获得选举权胜利的州的行列，尽管它们在数字上是最有优势的。

马萨诸塞州公投的赞成票只占到了总票数的35.5%，这也是这几场公投中最惨痛的失败。在参政论者看来，这场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反选举权运动发源于马萨诸塞州。30年来，这一反对势力的大本营也一直驻扎在这里。同时，该州的基督教选民也人数众多。虽然教会在公投中并没有表明官方立场，但主要神职人员都曾在马萨诸塞州反选举权委员会（Massachusetts Anti-Suffrage Committee）和全国反对妇女选举权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pposed to Woman Suffrage）发表过措辞强烈的声明，反对选举权法案。
[14]

这次投票，是马萨诸塞州有史以来修正案投票中参与选民人数最多的一次，各个县的投票结果无一例外都是反对票多于支持票，这也让参政论者相信，选举背后一定有猫腻。这样的结果也让马萨诸塞州的参政论者对通过州公投赢得选举权的模式几乎不再抱有希望。

纽约州的公投则以194984票的差距落败，这也是四个州中反对票和赞成票在数量上差距最大的一个。
[15]

但在这里，精心策划的拉票活动燃起了人们不屈不挠的斗志，所以大家对落败的反应也和别处完全不同。在投票当天晚上，大量支持者聚集到纽约市总部，一起等待投票结果。对于最终结果的巨大差距，他们确实也感到无比的苦涩和失望，有些人甚至当场失声痛哭。但是，更加能够代表大众的反应的，是那些在结果公布之后驾车来到支持者中间，向他们承诺新的拉票活动已经在筹备之中的人。仅仅两晚后，参政论者在铜矿工会举办了一次临时会议，承诺为一项新计划提供11.5万美元的资金，并宣布将启动另一场公投运动。这场新的公投，将于两年之后的1917年举行。

纽约州的参政论者之所以如此坚韧不拔，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领袖充满了信心。但是，相信卡特夫人在选举权运动中最具组织才能的人并不只有他们。在经历了领导层的破产、协会事务越发混乱，以及在竞争中惨败于充满活力的国会联盟之后，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在政策转型和领导人变更的问题上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她们一致认为卡特夫人是这一危急时刻最适合的领导人选。11月20日，也就是选举权年度大会召开之前一个月，安娜·霍华德·肖宣布，她将不再参加连任主席的竞选。之后，推举卡特夫人成为主席的呼声日渐高涨起来。

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卡特夫人本人并没有想要回到协会。她总是在留心物色值得培养的新人，因为运动缺乏领袖的局面让她备受困扰。她希望找到一位可以带领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走出泥潭的领袖。1912年，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她写道：“总有一天她会出现。也许现在她正在成长，也许她已经准备好了，可以直接接手工作。”
[16]

即使到了纽约州公投之后，卡特夫人依然没有想要重回协会主席的岗位。她觉得自己已经55岁了，对这个岗位来说年纪太大，而且她也觉得自己肩负着带领纽约州取得1917年公投胜利的重任。即使为了荣誉，她也必须这么做。

1915年12月初召开的全国大会的决定与卡特夫人的设想完全相反。为了让她重回协会主席的位置，大会为卡特夫人开出了一个像她这样的忠实斗士无法回绝的条件。他们说服纽约州选举权协会同意让卡特夫人离开。卡特夫人在国际事务方面的工作被转交给一个委员会。因为欧洲的战争，她的职责并不繁重，当时剩下的工作主要是财务方面的。这个委员会承诺，将为国际妇女选举权联盟伦敦总部的运营筹集资金。最后，协会执行理事会还告诉卡特夫人，她可以随意提出她的条件。

卡特夫人其实并不愿意出任协会主席，但是另外两个因素促使她接受了这个任命。首先，即将卸任的全国理事会同意放弃棘手的《沙弗罗思—帕尔默修正案》（尽管最终她们还是花了很大的力气才让这一修正案寿终正寝）。其次，卡特夫人得知，在不久的将来，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将会获得充足的资金，用于举办各项活动，这些活动正是让选举权运动获得最终胜利所需要的。1914年9月，卡特夫人收到了一份遗产，这份遗产来自弗兰克·莱斯利（Frank Leslie）夫人，总计约200万美元。莱斯利夫人非常富有，她是《莱斯利周刊》（Leslie’s Weekly
）的出版商。但在人们眼里，她颇为古怪——她美丽，结过四次婚，是一位非常成功的编辑和商业主管。多年来，她一直在为选举权运动捐款，但每次都不超过100美元。她留给卡特夫人的遗产还包括一个遗愿，那就是将捐款用于“推动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发展”。虽然将近一半的遗产被用在了诉讼和庭外和解上，卡特夫人也直到1917年年初才收到第一笔款项，但是这笔资金仍然对选举权运动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7]

卡特夫人的回归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点。在那些推举她成为主席的女性眼里，她就是最后的希望。但是，她怎样才能在混乱中理出头绪，走出困境，走向胜利呢？对此，没有人能给出答案，包括卡特夫人自己。她在给朋友的信中不无痛苦地写道：

我接手了一个在各方面都“濒临破产”的机构，还为此放弃了充满希望的事业……我周一就要去华盛顿了。啊，真是讨厌……我的办公室多舒服啊，可是现在我却要搬去一个不舒服的地方，再把一份顺手的工作换掉，去做一份毫无头绪的工作……我需要的不仅仅是有人帮忙。如果你在神灵面前能说得上话，请一定让他们帮助我。
[18]

没有人知道，在面对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巨大的、几乎是一夜之间的改变时，卡特夫人到底做何感想。新年之后，纽约总部发出了一连串寄给各州选举权协会主席的信函。各州原先对国会联盟的策略和思想毫无兴趣，待在自己的岗位上既没有任何想法也不抱任何希望的妇女，在接到政策和活动方面明确而富有想象力的指令之后，又重新焕发了生命力。华盛顿重新出现的关于联邦修正案的活动、全国领袖和州领袖之间的会议、管理者学校以及新的筹款创意都让人预感到选举权运动新纪元即将到来，而其中最让人激动的，是切实计划的产生。这些计划是根据各州协会的调查反馈做出的。

卡特夫人之所以能够做出并实现这么多许诺，是因为她在当选后挑选了一个做实事的理事会。理事会成员都是经济独立的女性，她们不仅有能力，也愿意一心一意地投入自己的新工作。这一要求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也成了对选举权领袖的强制性要求。一旦某个女性的健康或家庭责任让她无法全职参与活动，那么她就会被替换，任何感情因素和对她以往贡献的感激都不会为此带来任何改变。保罗小姐从最开始来到华盛顿起，就是用这种方式开展工作和进行组织的。国会联盟之所以能够做出如此多的成就，也归功于此。这种工作方式导致这两个机构领导层的女性并不能充分代表女性，但是它却让两位出色的领导能够拥有专业和经验丰富的员工，她们能够圆满完成领导交付的任何使命。这也是美国妇女最终能够获得选举权的原因之一。业余改革者的日子已经结束了，这是一个专业组织者的时代，在劳工运动中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安东尼小姐能见到这种变革，一定会备感欣慰。

对肖博士来说，放权以及学会与新的领导班子共事并非易事。但是她做到了，这也证明了她灵魂的伟大和对事业的投入。她终于意识到，比起“苏珊·安东尼阿姨”对她寄予厚望的主席职位，她在其他岗位上反而能做出更多贡献。自此之后，她不遗余力地支持卡特夫人：“新的领导层站稳了脚跟，她们的工作极其出色……我发现，除了演讲和‘激励别人’，我的时代已经落下了帷幕。不过没关系，我会尽我的努力去演讲，去‘激励别人’。除此之外，我别无所长。”
[19]

新的领导班子花了好几个月才让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重获生机。起初，全国官员们奔赴各州进行调研和重组。三个月后，卡特夫人向理事会汇报了这项工作的部分成果。这份报告所展现的，是一幅令人忧心的图景：

选举权运动正深陷危机。许多来自各个州的女性，都将希望寄托在了联邦修正案上。这一道路对某些州的妇女特别有吸引力，因为在那里，州宪法让公投取得成功变得几乎不可能。然而，南方相当一部分妇女对联邦修正案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第一个值得重视的反对选举权组织诞生于亚拉巴马州，他们的口号是“家有家法，州有州规，白人至上”，而且他们在南方很有影响力。还有相当数量的女性希望只通过州公投的途径获得自己所在州选举权的胜利。在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中，许多希望只通过联邦途径获得选举权胜利的女性，纷纷加入了国会联盟。而因为联盟在联邦修正案方面的工作，南方的一些妇女对协会产生了敌对情绪。这些不同的观点让协会的工作陷入了巨大的困境。只有通过谨慎决策，协会才能从危机中走出来。
[20]

在卡特夫人眼中，这种困境是一种政治困境，只有通过政治行动才能得以解决，而如果想要取得有效的行动，就必须凝聚看上去迥然不同的各方力量。这也是卡特夫人在为美国妇女取得更多民主机会方面做出的独特贡献。
[21]

她凭借政治家一般的眼光，制定了一个让各方都能扮演积极角色、为共同目标做出贡献的行动方案。在制定出这一方案之后，她也能够通过培养大批出色的工作人员，确保方案的每一个细节都得以实施。这就是她领导水平的真实写照。不夸张地说，卡特夫人的历史地位，完全可以和安东尼小姐与斯坦顿夫人相提并论。

只有艾丽斯·保罗领导的国会联盟和妇女党不愿加入卡特夫人灵活而全面的工作方案。她们决定独立开展工作。1916—1920年，保罗小姐的机构不再是唯一一个为选举权而奋斗的机构了，而她所选择的道路，也不再是唯一一条能够带领妇女获得投票权的道路了。但是，这些丝毫不会有损保罗小姐及其同事在1913—1916年做出的贡献。

[1]
Catt and Shuler, Woman Suffrage and Politics, pp.495-496.

[2]
Baltimore American, March 4，1913.

[3]
Baltimore Sun, March 4，1913.半个世纪之后回顾这场风波，保罗小姐可能会觉得无足轻重，但是当时的证据并不支持她的看法。有关她的回忆，参见罗伯特·加拉格尔在America Heritage第25卷第2期中的采访（1974年2月），pp.17-24，92-94。

[4]
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1913年大会会议记录（纽约）：国会委员会和国会联盟财务报告，pp.66-70。在不到12个月的时间里，一共筹集并使用了超过2.5万美元。

[5]
Inez Haynes Irwin的Story of the Woman’s Party （New York, 1921）和Dori Stevens的Jailed for Freedom （New York, 1920）都没有详细记录这一事件，现存于国会图书馆的妇女党1913—1920年档案也没有对其进行记录，虽然这一档案在其他方面都非常全面。在安娜·霍华德·肖（时任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主席）于1914年1月给州助理的一封从总部寄出的没有标注日期的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立场（施莱辛格图书馆藏有一个副本）。在国会图书馆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档案中，一份内容广泛的打印备忘录中也有记载。它没有标注日期，也没有署名，但显然是为全国理事会的成员准备的，它详细记载了理事会代表和保罗小姐及伯恩斯小姐的讨论过程。

[6]
爱达荷州参议员博拉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所代表的州在1896年就已经赋予妇女选举权了。参见Marian C. McKenna, Borah （Ann Arbor, 1961）。《沙弗罗思—帕尔默修正案》与南方各州右翼分子之间的关系，参见Aileen Kraditor, Ideas of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ch. viii, and below, ch.xxii。

[7]
T. A. Larson, “Montana Women and the Ballot,” in Montana, the Magazine of Western History （Winter 1973），pp.25-41.

[8]
1914年8月29日，艾丽斯·保罗在罗得岛州新港的演讲，The Suffragist, 1914年9月12日再版。

[9]
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也参与了这些抗议，这是两家机构在初期小范围内进行合作的案例之一。

[10]
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领导人认为这两次投票都是不明智的，因为她们认为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综合各方因素，这两次投票都让人意外地成了一场极好的展示。我们必须记得，要想让一项宪法修正案获得通过，必须在参众两院都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票。

[11]
Irwin的Story of the Woman’s Party讲述了妇女党的游说工作。帕克夫人在The Front Door Lobby, ed. Edna L.Stantial （Boston, 1960）一书中描述了卡特夫人的策略，而戴维·摩根的Suffragists and Democrats （East Lansing, Mich., 1972），pp.80-81的分析性更强。然而，从未有人尝试过将这两个选举权组织的工作结合起来，并深入分析它们对立法者的影响。

[12]
“不管其他人怎么说，不可否认的是，国会联合会已经把联邦修正案提上了议事日程。”1916年1月12日，卡特夫人给各州选举权协会主席的信。妇女党信件副本，LC。

[13]
参见Jennie B. Roessing, “The Equal Suffrage Campaign in Pennsylvania,”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56，no.145 （November 1914），pp.153-160。这篇文章描述了这场运动的早期阶段。

[14]
“杰出的天主教教士反对妇女选举权”及“天主教对妇女选举权的一些看法”——天主教传单，SSC。参见Lois B. Merk, “Massachusetts and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拉德克利夫未出版的博士论文（1950年），SL和SSC,以及其他一些图书馆。

[15]
玛丽·格雷·佩克的Carrie Chapman Catt, pp.221-234为纽约竞选活动提供了第一手的生动描述。在竞选期间，玛丽·格雷·佩克在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总部工作。

[16]
C.C. Catt to M.G.Peck, June 8，1912，LC.

[17]
参见Rose Young, The Record of the Leslie Woman Suffrage Commission, 1917—1929 （New York, 1929）。

[18]
C.C. Catt to M.G.Peck, December 30，1915，and January 10，1916，LC.

[19]
Anna Howard Shaw to Lucy Anthony, June 1916，SL.

[20]
C.C. Catt, Report of Survey Committee to Board of Officers, March 1916，LC.

[21]
参见1960年12月28日至30日作者在美国历史学会小组会议上所展示的未发表的论文“Changing Tactics in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SSC中有副本）。

第21章 局势的改变，1916—1918年

1916年夏天，美国即将迎来一场总统选举。威尔逊凭借出色的改革政绩，成了民主党的候选人，他的竞选口号是“他让我们远离战争”。而共和党的候选人是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选举，它将波及整个众议院以及三分之一的参议院席位。

6月5日至7日，国会联盟在芝加哥举行会议（就在共和党代表大会前夕）。她们在12个妇女已经能够参与大选的州中，对妇女党重新进行了部署。大会主讲人莫德·扬格（Maud Younger）小姐说道：

随着妇女党的建立，政治领域出现了一股全新的力量，全国的拉票活动中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声音。在总统选举中，妇女选民首次成为不可小觑的力量。4年前，只有6个州的妇女能够参与投票，现在，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了12个，其中包括伊利诺伊州。这些州的400万名女性意味着当选总统所需的将近四分之一的选举人团选票。如果各个州足够数量的女性能够被组织起来，形成权力制衡，那么，妇女的选票就能够决定美国总统的人选。
[1]

也许正是因为对这种可能性的担忧，两党首次在竞选方案中加入了关于妇女选举权的一些内容。但是，在如何让妇女获得选举权这一最为重要的问题上，两党都不约而同地保持沉默。
[2]

在拉票活动中，妇女党反对民主党的立场始终没有动摇过，但它最猛烈的攻击，是针对威尔逊的：

在12个平等选举权州中，不仅民主党候选人威尔逊注定会遭遇失败，民主党也将无法获得他们所希望的全国选票……妇女党因其“对威尔逊先生的惩罚”而备受指责。确实，她们对威尔逊先生漠不关心。在36个州中，她们完全不会对威尔逊先生造成一丝一毫的伤害。即使威尔逊先生连任成功，他们也会保持冷静。但是，这种情形不会发生在已经获得平等选举权的州中，在这里，妇女的投票也不会流向威尔逊先生。我们要给威尔逊先生，给民主党以及所有其他不相干的政党上一课：任何反对全国妇女选举权的政党，终将失去12个平等选举权州中妇女的支持，而她们的手中握有将近100张选举人团选票。你们敢抱着侥幸心理冒这个险吗？除此之外，不管是谁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对妇女党来说都无所谓。
[3]

虽然妇女党对自己的目标言之凿凿，但最终她们没能给威尔逊和他的政党上一课。大选结果显示，在12个“选举权州”中，除了俄勒冈州和伊利诺伊州之外，其他10个州都把票投给了威尔逊。她们当然也没能阻止民主党国会候选人获得选票。不过，除了在伊利诺伊州，我们并不能准确知道妇女选票的影响力有多大。在伊利诺伊州，妇女的选票是单独计算的，因为她们只能在总统选举中投票。结果显示，休斯在女性选民中的优势要大于在整个州中的优势。在其他地区，数据则主要依赖于妇女党的组织者。她们声称，妇女将选票投给了休斯和其他候选人，威尔逊能够获胜，只是因为他获得了改革派人士、工人和农民的选票（不难想象，他们都是男性！）。
[4]

尽管这种逻辑存在缺陷，但是妇女党依然认为她们的竞选策略是成功的。直到在国会推进选举权法案明显无法继续时，她们才不得不采取其他策略。她们所选择的，正是她们在英国的姐妹们赖以成名的策略：激进运动。

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政策是由卡特夫人在1916年制定的，她们的策略与妇女党截然相反。卡特夫人对共和党非常失望，因为他们的竞选纲领中并没有包含任何行之有效的选举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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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还在芝加哥举办了一场英勇的示威游行。游行当天下着大雨，狂风从湖面吹来，5000名妇女在凄风苦雨之中坚持游行。即便这样，她们对共和党也没有产生太多影响力。民主党的党纲则希望“一个州一个州地扩大妇女的选举权，让她们最终能够获得和男性同等的权利”。这一纲领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民主党决议委员会报告的投票结果被公布之后，愤怒的风暴席卷了在二楼看台等待结果的两个选举权组织的妇女。《纽约时报》曾经描写过这一让人胆寒的场景：“二楼看台统治着大会，而妇女则统治着二楼看台。这就像是法国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一样……妇女拿着点名册，记下了每一个敌人的名字以及他们是如何进行投票的。她们让人想起法国大革命中那些坐在绞刑架旁边织毛衣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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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卡特夫人并没有选择采取任何激进手段，她的策略中的第一步也是最明显的一步，就是争取威尔逊先生对联邦修正案的支持。在担任新泽西州州长期间，威尔逊先生曾是参政论的反对者，但在成为总统之后，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从一开始以民主党代表和发言人为托词，拒绝在政党采取行动之前采取行动（尽管在其他争议性事务上，他发挥着领导作用），到拒绝在国会采取行动之前采取行动，并以不愿侵犯国会委员会的职权为由拒绝敦促其采取行动（尽管在其他事务上他曾这么做过），再到最后，他宣称这一事务应该由各州决定，并且仅仅应由各州决定。

尽管如此，总统个人的态度却越来越倾向于选举权运动。在1915年10月19日新泽西州公投前，他公开表示，将会从华盛顿前往家乡普林斯顿，为妇女选举权投赞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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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夫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用对策略，让威尔逊总统支持联邦修正案是迟早的事。总之，不论如何，都不能在这个议题上对他进行挑战，让他对此产生敌意。

1912年，密歇根州公投选票遭到偷窃，在俄亥俄州、威斯康星州和纽约州，参政论者需要对抗腐败的政治集团，更不要说在南方，在州层面进行活动完全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这些都表明，想要通过州公投获得选举权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对于这一情况，总统是了解的，因为妇女党曾多次派出代表团拜会总统，卡特夫人及其得力干将海伦·加德纳（Helen Gardener）夫人也多次向总统进行了陈述。卡特夫人本人还曾向总统递交过关于密歇根州、内布拉斯加州和艾奥瓦州投票舞弊的实证报告，并提出联邦修正案几乎不会侵犯州主权，因为修正案通过需要四分之三的州投票同意之后才能生效。最重要的是，由于她的缘故，白宫和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之间的沟通一直很顺畅。1916年9月，在威尔逊总统谋求连任的竞选活动期间，他曾在威尔逊夫人的陪同下，出席了在亚特兰大举办的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大会，并进行了发言。在会上，他依然没有宣称自己支持选举权运动，但是对在座的热切的听众来说，他的演讲几乎已经表明了他的支持：“我并不想与任何人发生争执，事实上，我想要和一些人并肩作战……我们已经感觉到了这股潮流，它的力量让我们充满喜悦。将来，我们也不应该为我们共同斗争的方式而产生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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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夫人认为，标志着总统对联邦修正案态度改变的一刻，发生在肖博士对总统演讲做出回应的过程中。肖博士说：“总统先生，为了获得投票权，我们已经经历了漫长的等待——我们希望，它能够在您的任期内得以实现。”话音刚落，在场的所有妇女都站起身来，不约而同地默默转向威尔逊总统。尽管作为民主党领袖，威尔逊直到一年之后才对国会施压，要求其对妇女选举权采取行动，但在那次会议之后，只要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向他求援，他都没有再拒绝过。这些帮助，都是公众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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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得总统支持的同时，另外一个必须采取的行动就是让选举权和另外十几个议题一样，成为亟待解决的政治议题。当时，除了无数内政问题，战争是另外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先是和德国，然后和墨西哥，最后再次和德国。在卡特夫人看来，不管是对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妇女选民所能造成的威胁都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她也认为，直接在国会进行投票的胜算不大，她们必须做的，是努力增加支持修正案的议员人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协会必须调动分散的、持有不同意见的力量，必须说服自己的成员，让她们相信，协会的行动终于有了明确的目标。1913年，保罗小姐让选举权修正案重新成了一个政治议题，这标志着选举权运动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而选举权运动的另一个同等重要的时刻，则是卡特夫人“制胜方案”的公布并得到采纳，虽然这一方案长年以来一直是一个秘密。对于那些肩负着实施这一方案的女性来说，1916年大会之所以意义重大，主要归功于方案的公布和总统的出席。

莫德·伍德·帕克夫人是卡特夫人最得力的干将之一。她曾在书中记录过大会召开之后的执行委员会会议（参会人员包括协会全国官员和各州分会主席）：“会议厅挤满了人，这里的通风很差，每位女性的脸上都带着倦容。会议厅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美国地图，但最引人注目的，还要数卡特夫人，她对来年的工作进行了简要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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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座的每一位女性都因为自己地区的工作而苦恼不已，她们对会议充满了厌倦，但卡特夫人却开诚布公地与她们讨论了协会中已经存在多年，却从未得到过遏制的分裂。这种坦诚，让卡特夫人争取到了她最需要的人的支持。她要求大家用全新的方法展开未来的工作，要求当选的全国官员必须坚守岗位，直至胜利。最重要的是，她要求大家接受一个新的工作方案。这一方案将让协会团结起来，成为在华盛顿的游说者和选举权运动家的坚实后盾：

如果36个州协会，最好还有更多的州协会，共同签订一个协议，让［联邦］修正案在国会得到通过，并让她们所在的州能够批准修正案，如果她们信守协议中的承诺，在各自州中展开一场生生不息的运动，在各州的政治领袖身后造势，并把这股力量对准国会和议员们，我们就能够让修正案获得通过并正式生效。要获得胜利，我们没有任何别的方法。这样的协议是前所未有的，大多数州协会也并没有强烈的意愿支持在华盛顿的游说。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大家普遍认为用邮件和电报轰炸的游说方式无法让修正案得以通过，也可能是大家对通过联邦修正案获得选举权的道路的不信任，甚至仅仅是因为粗心大意，没有仔细思考，我并不知道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倾向于认为，这三个原因共同导致了这一现象……

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前，我们必须制定一个有逻辑的、合理的关于联邦修正案的政策。如果这项政策无法产生，那么即使拖到圣诞节，我们也不会结束会议……如果会议决定我们确实希望通过联邦修正案的途径获得选举权，那么，我们需要至少36个州协会都同意签署契约，并下定决心将其付诸实施……

之后，我们将会选举一个全国理事会。我们对理事会唯一的要求，就是能够带领全国的斗争。在全国官员的指挥下，至少36个州的大军将会被动员起来。在全国运动的各项事务上，她们将会严格服从全国官员。这支大军的36个，让我们希望是48个分支，都将坚定地把国会作为战略重点……任何想要加入战斗的人都需要时刻准备着，为胜利牺牲自己的一切，任何临阵退缩的懦夫都将受到军法的严惩。

任何其他的政策都将是无力、低效、不合逻辑、愚蠢、疯狂和荒谬的！任何其他的政策都会将我们引向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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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发言的作用是令人警醒还是令人振奋，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卡特夫人是不会满足于泛泛而谈的。她又继续介绍了详细方案：

如果一个将领想要对堡垒中的敌人发起攻击，他常常会在别处设下疑兵之计，吸引敌方的兵力。如果我们决定在某些州组织运动，那么我们能给这些州的最好支持，就是在全国各地都为选举权造势。这样，不论是敌人还是朋友，都不会发现真正的战场在哪里……

如果可能的话，在修正案进入国会之前，我们还应该在更多的州获得选举权胜利……我们应当挑选南方的一个州，并在那里准备一场拉票运动，我们应当尽快击破南方反对选举权势力的阵线。

我们也应该攻破东部的阵线。如果纽约州在1917年获得公投的胜利，那么即使我们不能折断反对势力的脊梁骨，也至少能够让他们弯下腰来……

到1920年，在下一届全国政党纲领颁布的时候，我们必须在艾奥瓦州、南达科他州、北达科他州、内布拉斯加州、纽约州、缅因州和一个南方州获得选举权的胜利。我们也将在其他一些州中确保伊利诺伊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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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效。

这些成功将会为对整个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之后，我们将会确保各个政党都将支持联邦修正案的内容列入施政纲领（如果届时修正案还未通过的话），并确保国会在1920年12月的会议期间通过修正案。

随后，修正案将被送交到39个州的议会，他们将于1921年举行会议，其余州将有机会在1922年正式批准修正案。如果两年内能有36个州批准修正案，那么我们的斗争将在6年之后的1922年4月1日结束……

但是，这需要一个建设性的方案，需要6年辛勤而积极的工作，需要有资金支持，也需要所有参政论者的合作。我们必须将分歧、争执和个人恩怨都放到一边。这些，都是城市、社会、运动停滞不前时共有的特征，而我们中间已经出现了这种迹象。成功最关键的因素不在于我们手中握有多少钱，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摒弃前嫌，共同支撑起一场运动，让它成为争取人类自由的伟大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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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夫人的方案由超过36个州选举权协会的官员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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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案一直是一个秘密，但是它的内容都在大会所做出的更加重大的政策决定框架之内：集中力量推进联邦修正案，各个州协会必须服从协会总部的领导和安排。每个州都有自己独特的角色需要扮演。在那些已经获得选举权胜利的州中，州协会需要让本州的议员敦促国会在联邦修正案上采取行动；在那些有望在州公投获得胜利并修改州宪法的州中，州协会必须为公投的拉票活动做好准备（全国理事会将决定具体哪些州需要为公投做准备，以便终结毫无希望的拉票活动）；剩下各州，以南方各州为主，必须努力争取总统选举权，或者至少是初步选举权。

现实的发展比卡特夫人的计划更快。她预计需要六年才能获得选举权的胜利，其实四年就够了。一些因素，也许一开始很难预见，也许在她的计划中并不重要，但它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美国宣布参加世界大战。

让人惊叹的是，在此之后，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严格按照卡特夫人所勾勒的蓝图展开了工作。正是因为她们对计划的严格执行，在国会通过修正案后，许多州也很快批准了修正案。在工作全部展开之后，她们在某些方面所经历的挫折也能通过其他方面的工作得以弥补。没过多久，这一新策略就已经开始取得了成果，虽然在一开始，这些成果看起来非常随意和偶然。

***

1917年1月10日，白宫门前第一次出现了选举权抗议者。当时，国会联盟和妇女党（前者当时已经被并入妇女党）依然会派出代表团拜访总统，她们也还在继续游说那些食古不化的国会议员，但显然，这两种战术已经不能满足她们了。她们一动不动地站在白宫前，举行静默示威，手里举着标语，上面写着“总统先生，你会为妇女选举权做些什么？”，以及“妇女们还要为自由等待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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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奥尔巴尼的妇女政治联盟曾经用过“静默示威”这种抗议手段要求纽约议会通过选举权公投法案，它也曾在无数的劳工运动中出现过。但是，在白宫进行示威确是前所未有的，当局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这一情况。一开始，警察的反应是消极的，总统下午带着威尔逊夫人驾车离开白宫时，还会向这些每天风雨无阻按时出现在白宫大门两侧的妇女脱帽致意。围观的人对她们非常好奇。对于她们手中标语牌上时见更换的内容，大多时候也是支持的。3月4日，在总统宣誓就职当天，白宫外还出现了一支游行抗议队伍，她们环绕白宫进行了抗议，但即便如此，也没有引发任何冲突。

1917年4月2日，第65届国会举行了一次特殊会议。在众议院亮相的新成员中，出现了一名女性，她是第一个在全国性立法机构获得席位的女性，来自蒙大拿，名叫珍妮特·兰金，曾于1914年带领蒙大拿州妇女成功获得了选举权。兰金小姐的国会议员生涯并不轻松，因为她被夹在两个选举权派系中间。为了庆祝她进入众议院，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和妇女党曾以她的名义联合举办过一场午餐会，这很可能是这两个机构的最后一次合作。兰金小姐作为贵宾参加了午餐会，保罗小姐和卡特夫人分别坐在她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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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金小姐曾被选举权支持者猛烈抨击过，她们认为她没有尽全力支持选举权运动；而反对者对她的攻击也毫不留情，他们认为她更多代表了女性，而不是选举她进入众议院的选区民众。但是，不管她经历了何种遭遇，她在众议院中的出现，不容置疑地说明在要求政治合法性方面，妇女对国会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与此同时，美国与德国的关系正在恶化。美国加入“一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场战争已经在欧洲大陆持续了两年，造成的死伤无数。卡特夫人焦急地关注着这一情况，因为她知道，虽然当时协会取得了多年来从未获得过的团结，但美国加入战争依然会对选举权运动，甚至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造成影响。早在2月25日，该协会就向政府提议，如果战争爆发，协会将尽力支持。妇女党曾指责协会因为战争而放弃了选举权工作，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卡特夫人也一直强调，选举权是协会的第一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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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夫人的决定，是基于她的政治信念做出的。首先，她认为虽然战争无法解决任何问题，但在战争来临之际，妇女是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假装战争并不存在的。其次，妇女比从前更加需要一个政治立场，因为她们需要为她们所认可的和平做出自己的贡献。最后，在争取妇女投票权与威尔逊政府的“战争目标”之间，并不存在不一致。这一“战争目标”是威尔逊政府在数月时间内逐步制定的，用一句话来描述，就是“让世界成为民主的沃土”。卡特夫人非常实际，她深知，参政论者能否取得最后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她们是否为战争做出了贡献。

妇女党则不这么认为。妇女党内很大一部分活跃的成员和领袖都是贵格会信徒，她们并没有参与战争工作中去（虽然一些成员贡献了个人的力量）。她们所做的唯一与战争相关的事，就是偶尔会把它写在标语牌上。而此时，她们标语的言辞也越来越犀利了。这些都越发让受当时轮番上演的爱国主义宣传运动影响的公众感到不满，这种不满有时甚至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民主应该从国内开始。”一些标语写道。另一些则会提到“自由的俄国”，因为在推翻沙俄统治之后，俄国妇女已经获得了投票权。而这种将美国与俄国对比，以及把威尔逊总统称为“沙皇威尔逊”，是非常令人反感的。第一次暴力冲突发生在克伦斯基政府使团拜访白宫之时，当时妇女党的标语写着美国的民主只是徒有虚名，这引发了第一次暴力冲突。此后，她们又数次与围观者发生了冲突，冲突对象包括穿制服的男兵和围观暴徒。6月22日，警察开始了抓捕行动。

示威者得到的法庭指控反映了哥伦比亚特区官员以及他们的直接主管威尔逊政府的进退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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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所得到的唯一指控是扰乱人行道交通，但事实上，这些妇女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也没有犯下任何罪行。在法律上，她们的行为最多算是妨害行为。

后人往往把关注的重点都放在了抗议的价值上。关于抗议对选举权运动是否有帮助，他们进行了许多讨论。但是，人们很少注意到的是，这些抗议者是美国战时废止公民权利最早的受害者。讨论此事的视角，往往仅限于州长基于反间谍法所采取的行动、它对“一战”的态度、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以及因为良心而不愿参战的人。但事实是，在逮捕行动开始之后，仅有抗议者遭到逮捕，而那些从抗议者手中抢走并破坏标语牌，并且经常对这些妇女使用肢体暴力的人，从未有过任何麻烦。虽然抗议者的标语确实让人愤怒，但是，参政论者却从未因为扰乱治安、聚众滋事、危害国家和总统安全而遭到过逮捕。

一开始，这些抗议者并未受到法律的惩罚。但是，随着抗议和暴力的持续，特区法庭开始将妇女收押入狱，服刑时间也慢慢从几天延长至6周，最终延长至6个月。在第65届国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共有来自26个州的218名妇女遭到逮捕，其中97人入狱。她们的服刑地点有两个，一个是臭名昭著的奥科宽济贫院（Occoquan workhouse），位于邻州弗吉尼亚州，另一个则是哥伦比亚特区监狱，它的名声不比前者好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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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反抗非法拘捕、监狱恶劣的条件以及残暴对待，这些妇女进行了绝食抗议。当局丝毫没有从英国的惨痛教训中吸取教训，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样是强制喂食，这也让这些妇女完全成了自己所追求的事业的殉道者。

选择经历这种磨难的妇女并不是疯子。她们中的许多人不仅专业，还极具声望。除了保罗小姐和伯恩斯小姐之外，她们中还有当时已经60岁的拉维尼娅·多克，她是莉莲·沃尔德在纽约亨利安置所长期以来的同事，在护士行业中也极具国际声望。而像劳伦斯·刘易斯夫人这样的富太太、吉尔森·加德纳（Gilson Gardner）夫人这样的华盛顿报业大亨的妻子，以及哈维·W.威利（Harvey W.Wiley）夫人这种著名公职人员的妻子也名列其中。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来自信仰贵格会的名门望族，许多是血气方刚的大学毕业生，还有女劳动者，其中包括来自布里奇波特军品制造厂的数十位女性。

让整件事情更加棘手的是，需要解决这些妇女所制造的问题的人，大多不是反对选举权的人。（在威尔逊的内阁中，只有国务卿兰辛一人反对妇女选举权。）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中有不少人都打心底认为抗议这样的战略损害了选举权运动。

这些抗议行为不仅让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深恶痛绝，也成了协会的心头大患。协会用尽全身解数想要撇清协会与这些抗议活动的关系，她们发表一系列声明，协会领导人还以私人名义拜访了报纸编辑和国会议员。1917年，在纽约州举办的最后一次选举权游行上，卡特夫人还要求游行者打出标语，否认与抗议活动的牵连。在纽约州第二次选举权公投前夕，威尔逊总统还亲自对纽约州选民发表讲话，希望他们继续支持妇女选举权，不要受对抗议者反对情绪的影响。

对选举权的狂热支持，让这些选举权支持者忽视了参与抗议的妇女和入狱妇女所经历的不公正对待。她们没有看到，在警察和暴徒一起袭击了妇女之后，在奥科宽济贫院和哥伦比亚特区监狱的情况，以及妇女被非法转移到弗吉尼亚州，且无法会见朋友和律师的情况被披露后，在所有诉讼都对妇女不利之后，大多数指责依然指向了妇女。

这种情况不能一直持续下去，但是抗议者完全没有任何放弃的迹象。每当有抗议的妇女被警车带走，就会有更多人顶上去。而当那些获得法院判令的妇女终于出现在法庭上时，常常病得连站都站不起来。威尔逊总统再也无法假装忽视她们在狱中的处境了。早在7月的时候，他就从他的老朋友和长期以来的政治支持者、纽约港关税税务员达德利·菲尔德·马隆（Dudley Field Malone）那里了解到了详细情况。对于给予这些妇女“政治犯”身份的要求，政府认为在战争期间开这样的先例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妇女的遭遇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而狱中的绝食抗议从未停止过。无奈之下，政府只好在11月27日和28日两天内释放了所有抗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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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1918年3月4日，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庭废除了之前所有的入狱判决以及之前所有的拘捕。任何对抗议和绝食意义的讨论，都不应该掩盖这一结果以及以下事实，即包括卡特夫人在内的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领袖在得知这些女性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之后，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用沉默纵容了这些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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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虽然我们不应该质疑这些女性的动机，也不应该贬低她们在遭受侮辱和强迫喂食等折磨时所展现出的勇气，我们还是要问：采取这种抗议行动的决定，是正确的吗？她们的英雄气概和她们所经历的折磨，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虽然妇女党一直声称她们推动了1917年开始的选举权修正案，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不可否认，当时确实出现了一些进展。参议院妇女选举权委员会在9月15日公布了一份积极的报告，一天之后，委员会主席、新墨西哥州参议员琼斯来到奥科宽济贫院视察情况。9月24日，众议院终于成立了妇女选举权委员会。在国会会议重新召开之前一周，所有的抗议者都得到了释放。在会议开始之后一周，众议院决定在1月10日对修正案进行投票。妇女党声称，这些进展都要归功于抗议。

不可否认，抗议、逮捕、入狱和绝食确实让妇女选举权得到了广泛关注，从每天的新闻报道中就可见一斑。但是，虽然妇女的英勇为她们赢得了一些支持，但是，这些行为也在国会内外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显然，抗议者把一个问题摆在了当局的面前，而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就是让妇女获得选举权，这是没有错的。但是，把选举权运动取得最终胜利的功劳都记在妇女党身上，就是对历史的无视。其他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美国在深陷战争之时妇女的作用，以及在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领导下，逐渐达到高潮的选举权工作。

和南北战争一样，“一战”让妇女们离开家庭，参与到新的领域之中，成千上万名妇女外出工作，这已经不再是新鲜事了。大量妇女涌入工业和公共服务行业，这迅速地改变了她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同时，这也给了她们一个新的、更加有力的道德论点，那就是如果民主应该从国内开始，那么那些肩负并履行各项社会责任的人，首先就应该获得民主，因为她们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最终证明她们是有能力承担政治责任的。

相比“二战”，“一战”的年代更为久远，其间涌入工业的女性人数也无法与之后相比。但在当时，她们却在各行各业中不同程度地替代了男性。有一份政府报告曾经罗列出1917年和1918年妇女取代男性的岗位列表，这份列表竟然长达四页之多，而且还是以小体字印刷。她们所涉及的行业包括高炉、钢板制造、烈性炸药、武器装备、机床、农具、电气设备、铁路、汽车、航空器件、黄铜及铜冶炼提纯、铸造、炼油、化学制品、肥料以及皮具。成千上万名女操作工涌入了为部队制作军服的纺织厂、交通服务行业以及其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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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批女性进入她们之前很少甚至从未涉足过的行业，一系列问题也随之而来。例如，她们可以无限时地正常工作吗？是否应该另外制定规则保障她们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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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让一些特殊的机构应运而生，而它们又为女性创造了岗位。劳工部妇女事务局（Women’s Bureau of the Department of Labor）最早期的雏形，是地形测绘部下设的妇女处，它的成立是为了满足军工厂和地形测绘工厂中对妇女的需求。1918年6月，劳工部妇女工业服务从业者办公室（Women in Industry Service）成立了。当时的机构负责人是玛丽·范·克利克。1919年，她的助手玛丽·安德森接替了她的职位，并在1920年成了妇女办公室的第一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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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间里，妇女也第一次出现在了与战争相关的各政府部门之中。肖博士是国防理事会妇女委员会（Women’s Committee of the Council for National Defense）主席，她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这份工作上，卡特夫人也在该机构任职。委员会的工作，是安排全国各地妇女进入农业、厨房园艺、食品保存、护理、售卖自由公债（Liberty Bonds）以及其他与战争相关的活动。

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在法国资助设立了一个海外医院，一些最繁忙的参政论者也都参与了战争工作，其中包括食品的筹集和罐装、编织，以及为红十字会工作。卡特夫人一直强调，虽然支持战争和赢得选举权都是协会的工作，但是只有赢得选举权才是协会在战争期间最重要的工作。这种工作的双重性在1917年10月27日于纽约举行的最后一次选举权大游行上得到了最生动的体现。这次游行虽然在规模上远不如1915年的那次，但是它很可能更加高效。和2500名举着写有100多万个选举权请愿书标语牌的妇女走在一起的，还有农场女工、从事工业劳动的妇女、医生以及进行海外服务的红十字会护士。全国各个城市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都被戏剧化地浓缩到了游行之中。不管用什么样的逻辑进行思考，妇女的公民权都不应该继续被剥夺。

但是，选举权运动最后三年的历史证明，这样显然是不够的。尽管果实可能已经成熟了，但瓜熟蒂落的时候依然没有到来。1917年年初，有明显的迹象显示，卡特夫人的“制胜方案”和妇女党在各个州越来越多的活动已经初显成效，而且它们也对国会慢慢开始起作用。尽管如此，工作的推进却变得越发艰难了。除了选举权工作和支持战争的双重重压，妇女还面临着许多别的问题：全国交通系统几近瘫痪，流感肆虐，叛国的指责甚嚣尘上。在停火协议签署之后，卡特夫人在对理事会的报告中说道：

过去两年的工作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具有挑战性，也是最艰苦的。所有反对选举权的人都费尽心机想让公众相信参政论者都是国家的叛徒，他们并没有因为国家加入战争而中止工作。他们利用庞大的媒体宣传力量，让这样的言论从美国的东海岸一直传到了西海岸。它出现在各种细枝末节之中，在演讲中、文章中、信件中，还有其他各种四处散播的宣传之中。它一直是个麻烦，还影响到了我们自己的人。许多人甚至因此完全放弃了她们在选举权运动中的使命……为了能够经受住这些考验，为了能够将工作继续下去，我们所付出的巨大艰辛，要比在座各位所了解到的多得多。它所带来的巨大的精神压力，是不在总部工作的人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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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全面了解当时推进妇女选举权进程的力量，我们应该知道的，不仅是在白宫抗议的人群，还有在各个州所取得的日益显著的成果。1917年1月，北达科他州通过议会法案（“伊利诺伊法”），妇女获得了总统选举的权利。紧接着，选举权支持者又势如破竹般拿下了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罗得岛州、内布拉斯加州和密歇根州（后三个州在一周时间内先后批准了该法案）。而突破南方堡垒的历史性时刻发生在3月6日，阿肯色州议会批准赋予妇女“基本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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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9月，缅因州举行了选举权修正案公投。虽然公投失败了，但是卡特夫人评论说：“一场战役失败了。把它抛到脑后吧。我们面前还有其他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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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所关注的，是时隔两年后即将再次拉开帷幕的纽约州公投。这场公投至关重要。在这里，参政论者投入了空前的努力，征集到了100多万个选举权请愿书签名，这些都是妇女迫切想要获得选举权的明证。而另外一个意义重大的进展，则是民主党重要政治集团坦慕尼协会在历时11小时后终于决定不再反对选举权法案。显然，协会领袖最终得出结论，站在未来的妇女选民的对立面，是非常危险的。他们中许多人的妻子和女儿都在妇女参政党（Woman Suffrage Party）工作，有些甚至是参政党领袖，一旦她们获得投票权，能够立刻为民主党投票。坦慕尼协会的决定让纽约州公投不再有悬念：虽然在纽约州的其他地区，选举权的赞成票和反对票几乎持平，但在纽约市，参政论者的优势是压倒性的，赞成票比反对票多10万多票。

国会特别会议从1917年4月持续到10月，民主党决策层禁止在会上讨论任何与战争无关的事务。但是，当国会于12月3日重开的时候，这样的禁令就不再有约束力了。在妇女选举权方面，国会成员也有许多需要深思熟虑的地方，其中包括抗议、纽约州公投中选举权方10万票的优势，以及越来越多的州进入了选举权纵队这一事实。12月12日至15日，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在战时的华盛顿召开了大会。她们现在也已经迫不及待了：

如果第65届国会未能在下一届国会选举之前递交选举权修正案，本协会将有选择性地介入一系列众议院和参议院竞选活动。通过参与竞选，我们希望改变国会对修正案的态度，以确保修正案通过。我们将要反对的议员的名单将由执行理事会和相关各州的理事会决定。我们对候选人个人的反对与党派无关，我们对联邦修正案的忠诚，也不会超越我们对国家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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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月10日，众议院将对安东尼修正案进行投票。之前一天，总统终于对众议院选举权委员会主席、国会议员雷克声明，自己将支持选举权运动。这一声明，参政论者已经期盼很久了。它意味着不论投票结果如何，总统都将带领自己的政党，为实现选举权而奋斗。

众议院的投票结果证明，这场漫长的斗争中的英雄，并不都是女性，许多之前的历史事件也都证明了这一点。
[29]

两个选举权机构在投票前进行了无数次游说和选票预估。预测结果都显示，投票结果将会极其接近，最终结果会是什么，没有人能说得准。眼看投票即将结束，支持票依然不够。坐在众议院二楼看台上观看投票的妇女如坐针毡，而她们的支持者使出了浑身解数进行拉票。其中四张至关重要的选票来自病榻之上：田纳西州议员西姆斯的手臂和肩膀骨折了，但是他拒绝治疗，因为担心这将让他无法参加投票。他忍着剧痛留到了最后，而且一直试图说服没有打定主意的同事；共和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伊利诺伊州议员曼在巴尔的摩医院躺了六个月，他站都站不稳，但依然出现在了众议院，当时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就像鬼魂一样；第三张病榻上的选票来自俄亥俄州的克罗瑟；最后一张则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巴恩哈特，他躺在担架上，在最后一次点名之前出现在了众议院。纽约众议院议员希克斯的妻子是坚定的参政论者，投票前她刚刚过世。希克斯议员为了信守对妻子的承诺，离开妻子的病榻，前往华盛顿参加点名。之后，他才重新回到家中参加妻子的葬礼。

正因为有这些付出，修正案才得以通过，最终投票结果是274票对136票，刚刚达到通过修正案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票，其中不包括众议院议长钱普·克拉克的支持票，他的一票是备用票，以防投票双方达成平手。众议院的办事员席一片混乱，他们进行了三次点名、一次总结，才最终确定了投票结果。二楼看台上的妇女终于发出欢呼声，她们向楼下的支持者们挥手致意。在走廊上，有人唱起了第100首赞美诗，另外一些人也加入了进来，熟悉的旋律在大理石建造的国会大厦中回响着。当时在场的妇女肯定会想到，在全国各地，还有妇女在继续工作着，她们还不知道结果，但下定决心为胜利工作到最后一刻。数月后，威斯康星州的本·胡珀夫人在给州协会主席的信中写道：

从［12月华盛顿的大会］回来时，我真是被工作累垮了。但是，我立刻开始做本选区的戴维森先生的工作，争取他的支持票。圣诞节之后，我又开始做第9选区克拉森先生先生的工作。
[30]

我跑遍了他们的选区，但我并没有做公开演讲，而是拜见了许多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和他们每一个人进行了探讨，我也尽全力让他们从我们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有时我早上五点半就起来了，直到半夜才重新回到家中。我坐着电车走访了一个个办公室，每天大概会和6到8个人讨论这个问题。我在阿普尔顿的那天，气温是零下10摄氏度，在马里内特那天下了一场暴雪。我在那里过了一夜。第二天，道路上的积雪还没清除，我踏着没到脚踝的积雪，就去了奥康托。奥康托的路上车都没有，我也看不到任何出租车。我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刻，直到我知道再也无法给华盛顿送去选票才罢休。除了紧张和劳累，其他都没有关系。我并不是在抱怨，为了获得胜利，让我再这么干一遍我也心甘情愿，即使之后我还要在床上躺上半年。
[31]

仔细分析一下众议院的选票，我们会有许多发现。对比1915年1月12日的投票，也就是唯一一次之前的投票。在当时投反对票的人中，共有30人改投了赞成票；在1917年获得选举权胜利的州的议员中，共有56人改投了赞成票。来自纽约州的议员共有40多位，他们对选民的支持依然记忆犹新，所以除了四个例外，他们几乎全部投了赞成票。西部和西北部当时几乎已经是坚定的选举权支持者了，除了少数例外，他们绝大多数也投了赞成票。肯塔基州、田纳西州和马里兰州这些摇摆州的选票几乎持平。南方的阿肯色州和佛罗里达州脱离了南方反对选举权的阵营，都投了赞成票。佛罗里达州众议院代表团的分裂，是之前没有多少人预料到的。
[32]

大部分反对票都来自在选举权议题上非常团结的南方，以及马萨诸塞州、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和俄亥俄州等尚未发生改革的、工业占主导地位的州。

投票结果也跨越了传统的党派界限。政治观察家认为，共和党人非常希望在1920年的大选中获得胜利，所以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拉拢尽可能多的女性选民。在共和党人中，共有165票赞成，33票反对，而民主党人的赞成票和反对票相差无几，共有104票赞成，102票反对。

[1]
The Suffragist, June 24，1917.

[2]
7月，休斯先生亲自支持联邦选举权修正案。政客们敏锐地意识到弗兰克·M.罗辛在共和党政纲委员会上的声明所言不虚。虽然在过去的11月中，东部四个州的选举权公投并未获得成功，但妇女选举权的支持票依然超过了19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廉·霍华德·塔夫脱。（Chicago Examiner, June 8，1912.）

[3]
The Suffragist, September 30，1916.

[4]
The Suffragist, November 11，1916.

[5]
州权利乘车运动是爱达荷州参议员博拉的杰作。爱达荷州早在1896年就赋予了妇女选举权。参见第20章注释6。

[6]
New York Times, June 17，1916.

[7]
Morgan, Suffragists and Democrats, pp.80-81.

[8]
Ray Stannard Baker and William E. Dodd, ed., The Public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The New Democracy （New York and London, 1925—1927），II, 300.

[9]
在卡特夫人的建议下，总统对声明进行了修改。这份声明让1917年的全国大会有了一位政府代言人，也就是内政部长莱恩，总统从未拒绝接见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代表或代表团。不言而喻的是，卡特夫人和加德纳夫人在向总统提出要求方面都非常谨慎。参见Helen H. Gardener的论文，SL。

[10]
Maud Wood Park, Front Door Lobby, pp.15-16.

[11]
C.C.Catt, “Report of Survey Committee to National Board of NAWSA.” LC中所藏的卡特夫人书信作品的副本上被蜡笔画上了很深的下划线，以便让人理解她的观点。

[12]
伊利诺伊法是允许妇女参加总统选举的州议会法案。

[13]
同上。

[14]
和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许多档案一样，这份文件至今仍未被发现。

[15]
1916年12月4日，在总统向第64届国会最后一次会议致开幕辞之际，国会委员会的五名成员从看台上降下一条横幅，这是这些标语第一次出现。助理们撕下了横幅，总统继续进行演讲，而这些妇女并未受到骚扰。

[16]
Woman’s Journal, vol.48，no.14，p.79 （April 4，1917）.

[17]
在1956年冬天的一次午餐采访中，尽管采访者试图指出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继续选举权工作的无数证据，但艾丽斯·保罗仍不为所动，依然重复了这一指控。

[18]
The Suffragist, March 3，1918.一味谴责特区长官反对妇女选举权是不合理的。特区长官路易斯·布朗洛（Louis Brownlow）其实是支持选举权的。他的岳父、田纳西州议员西姆斯此后会在国会众议院中为选举权创造历史（参见pp.301-302）。

[19]
布朗洛长官与参政论者狱中处境的看法和普遍接受的看法大相径庭，参见Louis Brownlow, A Passion for Anonymity （Chicago, 1955），vol.I, ch.vii, pp.74-82。如果情况真如大量证据显示的那样，那么在威尔逊先生得知这一情况之后，我们很难找到到底是谁下令允许这种情况得以继续，参见他给自己的秘书Joseph P. Tumulty的备忘录，Ray Stannard Baker, Woodrow Wilson: Life and Letters （New York, 1927—1939），VII, 321，362。

[20]
妇女党认为，记者戴维·劳伦斯对尚在狱中的保罗小姐的采访为其被释放铺平了道路，因为人们认为劳伦斯先生与当届政府的关系很近。一份材料显示，劳伦斯先生告诉保罗小姐，当届政府将会在国会中支持选举权修正案，并向她询问，如果在当时举行的国会会议中，国会一院会采取行动，而下次会议中，另一院也会采取行动，这是否会让妇女党感到满意，并取消这些抗议。（Irwin, The Story of the Womans ’Party, pp.254-255）.在给作者的一封书信中（1956年5月15日），劳伦斯先生否认了这一说法。他将这篇采访整理成文，并署名发表在1917年11月29日的《纽约邮报》上。

[21]
全美协会的领导人之一、纽约的诺曼·德·怀特豪斯夫人，曾直接向威尔逊提出抗议。Baker, Woodrow Wilson, VII, 362.

[22]
U.S. Dept. of Labor, Women’s Bureau Bulletin no. 12，The New Position of Women in American Industry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0），pp.137-148.

[23]
Mary Van Kleeck, “Women in the Munitions Industry,” Life and Labor, vol.no.6 （June 1918），pp.113-116，122.

[24]
福利领导人和妇女工会成员早就要求建立此类机构，但是美国劳工联合会对此并无兴趣，它既没有支持它的建立，也没有反对早期阻止机构运作的力量。参见Anderson, Woman at Work, pp.92-93，and the National Women’s Trade Union League Papers, box 27，LC。

[25]
C. C. Catt to National Board of Directors, November 14，1918，LC.

[26]
A. Elizabeth Taylor,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in Arkansas,” Arkansas Historical Quarterly, 15： 17-52 （Spring 1956）.

[27]
Woman Citizen, September 22，1917，p. 306.

[28]
HWS, V, 542.

[29]
Maud Wood Park的Front Door Lobby, chs.ix and x （leading up to the vote） and ch. xi,“Only One Vote to Spare”是众议院历史性胜利的最好纪录（其中也包括让这一胜利成为可能的长时间艰苦工作）。

[30]
两人最终都投了赞成票。

[31]
Jessie J. Hooper to Theodora M. Youmans, June 31，1918，WHS.

[32]
A. Elizabeth Taylor,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in Florida,” Florida Historical Quarterly, 36： 42-60 （July 1957）.

第22章 谁在反对妇女参政？

为什么妇女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才最终获得投票权？继1867年在堪萨斯州举行的第一场州选举权公投（这是妇女认真尝试获得选举权的开端）之后，历时53年，直到1920年，宪法第十九修正案才最终生效。在最后的10年里，因为战争，社会变革的进程加速，其间，许多女性所面对的禁忌和束缚都已土崩瓦解。但是，公开反对妇女选举权的势力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变得更加顽固、更加活跃。这又做何解释呢？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妇女在教育和工作方面面临的反对，只是一些零零星星的游击战。它们时有发生，而且隐藏得非常好，但这些阻碍对意志坚定的女性来说，是完全可以克服的。有些人反对妇女投票权，仅仅是因为个人偏见。但仔细研究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参政论者所面对的，明显不只是保守的思想。没有什么对妇女新社会角色的憎恶，也没有任何对母亲和家庭神圣性的执念能够用于解释这种反对妇女成为选民的现象。这种反对是极具组织性的，他们的言论也广为传播，而且，随着妇女选举权从一个州蔓延到另外一个州，他们的反对也越发嚣张了。

这些突然出现在全国各地、人数众多的反选举权机构，这些男人和女人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发动了反选举权机构的组织者，又在立法和国会听证会上派出见证人？这些人往往都是男性。是谁在为一系列报纸文章、广告、广告牌和宣传手册买单？是谁出钱指使，让人偷走了1912年密歇根州和1916年艾奥瓦州两个州公投中参政论者的选票，这一伎俩还差点儿在1911年加利福尼亚州的公投中得逞？是谁出钱让流动选民和酒馆老板反复投票，从一个城市投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州投到另一个州，从达科他州投到新泽西州呢？

他们如此强烈地反对妇女选举权，会得到什么利益吗？他们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没有一个选举权领袖能够全面回答这个问题，即使是卡特夫人也不例外。她曾在自己的著作《妇女选举权与政治》（Woman Suffrage and Politics
）一书中用相当大的篇幅阐述过这个问题。但是，她却只强调了一方面的反对，其他方面的反对几乎没有提及。
[1]

在美国不同的地区，反对势力的来源也是不同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在南方，反对源于对黑人投票的恐惧，他们害怕任何包括人头税在内的推翻吉姆·克罗限制（Jim Crow restrictions）体系的尝试，这一体系无视了宪法第十四和十五修正案，剥夺了有色人种的投票权。在中西部，反对势力源于制酒业，而在东部，则源于工商业。

最初的“反参”领袖都是社会地位无可挑剔的女性，比如谢尔曼将军的妻子以及达尔格伦海军上将的妻子。早在1872年，她们就牵头向美国参议院递交了一份有1000个签名的请愿书，反对赋予妇女选举权。1882年，为了反对马萨诸塞州妇女争取市政选举权的活动，两名女性“反对者”出现在了法案的立法听证会上。但是，为了让自己的行为合乎妇道，她们并没有发言反对这项法案，而是以文字的形式将证词提交给了议会。
[2]

她们在波士顿成立了反对者委员会，并通过1884年俄勒冈州选举权公投拉票运动，首次将活动拓展到了其他州。随后，她们又在南北达科他州、罗得岛州、佛蒙特州和堪萨斯州阻挠了参政论者的工作。她们通过电报、发放文献等方式开展工作。1887年，她们开始雇用“男性顾问”在立法听证会上代表她们。从1889年起，一群“绅士”出面支持了这些女性，他们中的一个后来还成了波士顿反对者委员会的秘书长和最早的“反参”刊物《抗议》（The Remonstrance
）的编辑。这份刊物的第一期出现在1890年。（直到1908年，这份刊物都是唯一一份“反参”刊物，真可谓功德无量。）

1895年，反参人士组织活动，反对将妇女选举权写入重新修订的纽约州宪法，这一尝试失败了。同年，在马萨诸塞州举办了一场“模拟”公投，虽然这次投票并没有约束力，但它让男性选民在妇女是否应该拥有市政选举的问题上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同时，已经获得学校委员会选举的女性还将获得特殊选票。这场毫无意义的选举依然让马萨诸塞州的反参人士组织了起来，许多男性和女性加入了马萨诸塞州反对进一步扩大妇女选举权协会（Massachusetts Association Opposed to the Further Extension of Suffrage to Women）。尽管后来同类机构陆续出现在20多个州的土地上，这一协会一直非常活跃，呼声也非常之高。1911年，全国反对妇女选举权协会在纽约成立了，协会领导人是阿瑟·M.道奇夫人。
[3]

这些组织中的女性无一例外都是有钱有势的。她们反对选举权的主要理由是妇女选举权给理应持家的妇女增加了负担，这种负担是她们无法承受的。支持这一论据的女性往往有许多仆人为她们操持家务，她们也根本无法为地位不如自己的女性代言，但这些丝毫未曾困扰过她们。她们认为自己不需要选举权，因为她们的男人会代表她们，会照顾好她们的利益。

选举权阵营中几乎没有人会把这些反对者当回事。她们的论点看起来相当幼稚，而且正是因为她们，一些女性最终觉醒，成了选举权运动的领袖。
[4]

然而，通过出席听证会、在报纸中出现，以及在报纸中刊登大量宣传性文章和信件，反参者让立法者找到了一个借口，那就是许多值得尊敬的妇女不想获得投票权。在卡特夫人身边工作的妇女则认为，她们只是一道掩护，在她们身后，是更加强大的反对选举权势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制酒利益集团。卡特夫人曾明确表示过，“这些妇女机构身后有一条通往酒精阵营的道路，这条路上行走着的全是男女反选举权分子……我们看到，这些人一直和酒政管理人员厮混，无疑，只要合作有利可图，他们一定会彼此告知各自的计划。”
[5]

一开始，制酒商一直在暗中反对妇女选举权。但从1918年开始，他们不得不露出真实面目。当时，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正在对他们的一项指控展开调查，原因是他们在战争期间开展了有利于布尔什维克和德国的宣传。委员会所收缴的珀西·安德烈埃的文件，证实了选举权协会总部每次公投之后都会收到的大量抱怨并非子虚乌有。珀西·安德烈埃是制酒商的公关主管，他在1914年的一封关于密尔沃基制酒商担忧的“绝密”信中写道：

在妇女选举权方面，我们不想与之产生任何牵连。但是，在我们一些朋友所在的州，选举权是个问题。为了他们，我们需要与反选举权运动的领导建立沟通。据我所知，伊利诺伊州将要建立一个新的反选举权协会，而这件事是烈酒零售商一手策划的。我认为，让人知道零售商也参与这场斗争当中，不管是何种形式的参与，都是极其危险的。
[6]

“先生们，我们捍卫了家庭。”

1915年11月3日刊登在《纽约世界报》上的著名漫画，漫画作者是罗林·柯尔比

1913年10月13日曾召开过一次制酒商战略大会。制酒商组织一般不会保留任何会议记录和财务记录，但是这次会议的一份记录却被意外保存了下来。这份记录将他们在多次妇女选举权公投失败中所扮演的角色公之于众。制酒商的一位组织者宣称，他们在内布拉斯加州1911年公投中，虽然最终挫败了参政论者，但是花费巨大。在关于威斯康星州的报告中，他说：“其他州需要面对的法案我们也有——县自决权（烈酒销售）、六种形式的妇女选举权以及其他一切，这些法案全部失败了。只要制酒商组织起来，随时随地严阵以待，不把机会留给任何人，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
[7]

在南达科他州的报告中写道：“迄今为止，美国制酒商协会已经三次挫败了妇女选举权，而这全要归功于爱德华·迪特里希先生，他有能力与之抗衡，并且总是能够幸运地获得胜利。”1915年6月，在另外一场战略会议上，艾奥瓦州制酒商协会的总法律顾问断言：“我们坚信可以挫败妇女选举权运动，但是，我们不应该让外界知道，酒类利益集团是选举权运动的敌对势力。”
[8]

这意味着，酒类集团为了达成目标，所采取的手段不仅包括为他们的“教育活动”购买媒体支持，在媒体上公开反对，给酒馆老板和酒吧招待分配拉票的定额，规定必须有一定数量的顾客出现在他们所负责的投票站，并投出反对票。他们还公开对立法机构施加了影响。其中一个例子是，威斯康星州副州长曾告诉过本·胡珀夫人（她是卡特夫人最活跃的同事之一），他曾见过密尔沃基律师曾为制酒商“游说”，想让他们“坐在参议院二楼看台上，以手势示意他们的人如何投票”。
[9]

甚至迟至1918年，在他们面对禁酒令威胁的紧要关头，制酒商的游说者依然在华盛顿进行游说，反对选举权运动。
[10]

另外一些反对妇女选举权的势力就没那么明目张胆了。除了酒精利益集团之外，另一个明显的反对势力是政治集团。他们一直站在反对选举权的一边，这种情况直到1917年坦慕尼协会改变立场才有所改变。政治集团的人之所以反对选举权，是因为他们没有自信能够控制新增加的选民，因为她们看上去不太容易被收买——她们更加激进，而且一贯支持各种令人头疼的改革，比如改善污水系统、废除童工，以及“肃清”政治，最后一项也是他们最不想看到的。许多参政论者为获得更多支持而使用的论据，比如妇女在改善教育或保护女工等方面的固有利益，在政治集团大佬们的耳中，简直像是末日的号角。

虽然两边都拉拢了各种信仰的神职人员的支持，反参力量则明显获得了天主教势力的支持。虽然教廷在妇女问题和投票方面不愿明确表态，但是1916年，红衣主教吉本斯（Gibbons）在华盛顿举办的全国反参大会（National Anti-Suffrage Convention）上发表了讲话。在专门发给马萨诸塞州的天主教选民的传单中，他曾提及反对选举权的内容，而这种策略很快也出现在了其他地区。
[11]

这其中，最难与反对妇女选举权联系到一起的，是商业利益。马萨诸塞州全国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年度大会的议程、美国商会（U.S.Chamber of Commerce）以及《华尔街日报》的内容里都对反对妇女选举权只字未提。大企业也没有组织任何全国性的反对妇女选举权的活动。但是，一些企业集团一直在顽固地反对选举权，尽管他们的行动都非常小心谨慎。许多选举权组织者都曾报告说，每当有选举权相关的立法行为和公投，铁路、石油和普通制造业的游说者就会有所行动。

1916年3月，卡特夫人当时正在艾奥瓦州，当地的选举权公投将于6月举行，并且胜算很大。但是，一个人的出现却为公投蒙上了阴影：

马林正在艾奥瓦州捣鬼。我曾经和他聊过，我现在已经给每个议员、每家报纸以及所有我认识的妇女都写了信，我觉得我肯定搞了个大新闻。我让大家都去调查到底是谁在背后支持这个人。他本人说是科罗拉多州的商业利益。我对此半信半疑。我有些担心银行、矿业和其他大公司的人正在给其他州的人发出警告，让他们小心妇女选举权所带来的严重威胁。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最好引蛇出洞，好看看对手到底是谁。
[12]

这并不是唯一一个例子。在肉类加工厂斯威夫特公司接受国会调查的时候，调查人员发现他们曾经秘密地支持过反参势力。之所以是秘密的，是因为后来公司意识到，妇女选举权将最终“席卷全国”。
[13]

在一份号召内布拉斯加州选民在1914年妇女选举权公投中投反对票的倡议书签名者中，9名铁路和市政交通主管、7名银行家以及一些其他商人的名字赫然在目。有意思的是，其中还有2名美国圣公会牧师。
[14]

在俄克拉何马州，反对者对公投的投入之大是前所未有的，这场公投胜利也是最为艰难的之一。全国组织者写信告诉卡特夫人，她得到确切消息，反参势力得到了帕特·马洛伊先生巨大的资金支持，他当时是民主党州大会的临时主席。在他的支持下，反参者得到了他在塔尔萨时曾经供职过的石油公司的支持。
[15]

最耐人寻味的组合之一是得克萨斯州商人协会。这家协会曾积极地向报纸编辑们发送过免费的“文章模板”，这些模板囊括了一系列广泛的话题，例如要求铁路行业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亚当森法案》（Adamson Act）、禁酒和妇女选举权。在1915年东部选举权公投的拉票运动中，他们成功吸引到了公众对他们相关利益的关注。他们中不仅有一些制酒商，还有海湾炼油公司（石油）、斯威夫特公司（肉类加工）、圣达菲铁路、美国运通公司和东南州波特兰水泥公司。
[16]

随后，在1918年参议院对酿酒商宣传活动的调查中，发现这一协会与某个“全国农民工会”（National Farmers Union）有所牵连。农民工会的部分资金来自该协会，其他资金则来自联合太平洋（Union Pacific）、伊利诺伊州中央（Illinois Central）、M-K-T和南方太平洋（Southern Pacific）等其他铁路公司，而大笔资金则来自一个名为埃里克·P.斯温森的人，他的商业兴趣有两块，一块是纽约州的银行业，另一块则是得克萨斯州的牧场股份。
[17]

同样，“全国农民联盟”曾发布过包含反对妇女选举权内容的材料。

我们已经提到过，反对选举权的妇女往往家境富裕。她们常常与商业界的领军人物过从甚密。全国妇女反选举权机构的两位主管的丈夫都在铁路行业位高权重。在男性选举权协会（Man Suffrage Association）的理事会中，不少人都与铁路和大公司关系密切。其中，J.P.摩根的女婿，南方太平洋、北方太平洋、M-K-T以及若干市政牵引公司的主管，都在理事会中有一席之地。埃弗里特·P.惠勒是男性选举权协会的精神领袖，他是一名公司顾问。在参政论者眼中，他就是反对势力的邪恶天才。

马萨诸塞州的反对势力根深蒂固，正因如此，1915年马萨诸塞州公投的失败让选举权工作者对通过州公投的道路获得选举权彻底失望了。投票结束后，《妇女期刊》曾仔细查阅过投票的支出报告（法律规定，支出报告必须上交国务卿）。三家反参机构的报告显示，它们的捐款大部分来自个人，其中五分之四来自男性。135名男性共计捐款31695美元，平均每人235美元。《妇女期刊》曾在文章中愤怒地质问：“能够开出235美元支票用于反对妇女选举权的男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文章自问自答说：“他们是波士顿富人区有钱有势的董事们。”
[18]

在田纳西州为期五周孤注一掷的公投拉票活动之后，卡特夫人公开指出，铁路、钢铁以及各种制造业的游说者，甚至“旧时威士忌圈子中的残余”都已经联合了起来，他们正在共同反对选举权法案的通过，游说者也在不遗余力地攻击选举权工作者。她的话有一种奇怪的现代气息：“在为选举权工作的前30年里，我从未遭到如此多的诽谤和中伤。下流、无耻和疯狂的匿名信蜂拥而至。我们遇到了各种陌生的男性，他们成群结队，我们之前从未和他们在这场战争中交过手……即使是美国税务局的骗子们也在和我们作对，直到美国总统亲自干预，他们才收手……他们盗用我们的电报，监听我们的电话，在我们的窗户和气窗外对我们进行监听。他们攻击我们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
[19]

铁路、石油和其他制造业公司反对妇女投票权的原因其实并不难猜。1913年，宪法第十六修正案批准通过了联邦所得税，但它曾遭到过强烈的反对，因为反对者认为这是“共产主义”的。同年，宪法第十七修正案规定联邦参议员需由公民进行直接选举选出。其他形式的“新自由”，比如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关税委员会和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建立、新的反垄断法的推出，以及一场支持倡议和公投的、有广泛影响力的运动，都在不断威胁着既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妇女这个要求投票权的巨大群体无疑又对他们构成了一个新的威胁。更为糟糕的是，这个群体看上去很难控制，而她们的领导人又都是更深入改革的倡导者。这些新增的选民，难道会对隐藏在铁路拨款中的巨大利益，对各种特许经销权和税率坐视不管吗？
[20]

莫德·伍德·帕克夫人在领导全国国会委员会期间，曾接触过美国的许多参议员，对他们非常了解。在提到他们的时候，她曾写道，他们“并不支持我们所希望建立的政府形式。他们相信富裕阶层的寡头政治，而且他们担心，一旦妇女能够进行投票，税率将被削减，铁路的管制也会扩大”。
[21]

另外一个主要的担忧是妇女将会通过投票来改善女性劳动者的工作条件，这种担忧主要来自会遭到最直接影响的工业行业。1911成立的全国妇女选民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 Voters）就曾尝试过团结西部女性选民的力量，虽然这种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它的创立共有三重目的：首先，在其他州推行平等选举权；其次，在已经实现妇女选举权的州进行改革，改善妇女、儿童和家庭的状况；最后，“在政治和经济世界中为妇女谋求平等地位”。
[22]

此外，那些早已赋予妇女选举权的州的立法记录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弗洛伦斯·凯利、罗宾斯夫人、莉奥诺拉·奥赖利等女性的无数演讲和文章，以及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发行的刊物都是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据。
[23]

不仅弗洛伦斯·凯利和简·亚当斯这样知名的改革者曾经担任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妇女选举权和诸如推动废除童工等令人忌惮的改革力量之间，还有其他戏剧性的、毋庸置疑的联系。摩根教授指出，卡特夫人曾任命亚历山大·麦凯尔韦博士担任全国国会委员会顾问，但这一举动丝毫无益于改善选举权在南方棉纺工厂主心目中的形象。这些农场主强烈希望获得廉价、听话的劳动力，而麦凯尔韦是全国童工委员会中首屈一指的南方成员，一直坚定地致力于废除童工这种剥削形式。
[24]

在美国参议院的反参势力中，引领反对势力的北方参议员同时也是商业利益的代言人，他们在一系列举措上的投票记录也能够证实这一点。即使在纽约州于1917年通过妇女选举权之后，该州参议员沃兹沃思对选举权的反对态度也没有丝毫改变。同时，他还投票反对所得税、由选民直接投票的预选、对战争获利征税和对华尔街进行调查。参议员威克斯是马萨诸塞州共和党政治集团领袖，他投票反对了参议员直选、所得税、对战争获利征税以及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设立。特拉华州参议员沙斯伯雷的岳父是维克托·杜邦，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家族企业杜邦公司担任法律指导和顾问”。
[25]

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布兰德基反对参议员直接选举、扩大包裹邮递、建立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和征收所得税。他的名声极其恶劣，即便是持中立态度的《美国传记词典》，也记载说“他的影响即便不是反动的，也至少是负面的”。

这些人本身并不足以让选举权修正案推迟这么长时间，但是，他们却得到了绝大多数南方共和党人的支持。几十年来，对南方政客和占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来说，妇女选举权问题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不亚于今天取消种族隔离制度的决策，它会威胁到既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在帕克夫人看来，这些顽固反抗行为的根源，是恐惧：

就像北方一些商业集团一样，他们和现有的政治集团达成了令人满意的妥协，任何选民群体中可能出现的重大改变，都会引起他们的恐慌……
[26]

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二款规定，除因参加叛乱或其他犯罪外，如其选举权遭到拒绝或受到任何方式的限制，则该州代表权的基础应予以削减。南方人一直担心，如果妇女获得投票权，那么这一条款就必须生效。为此，任何对选举权的关注都会引起他们的恐惧。
[27]

这也是修正案在参议院的最终战役中，反对势力讲话的基调。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史密斯就曾在演讲中抨击过那些援引宪法修正案支持妇女选举权的南方参议员，他说道：

今天，我警告在座的每一个人，考验迟早会来的。如果黑人开始争取权利，那么你们这些投赞成票的南方参议员就是挑起这场斗争的人……如果赋予黑人男性投票权是一种罪行，那么难道给予黑人妇女投票权就不是了吗？你们选择站在了支持这两条宪法修正案［第十五和第十九修正案］的一边，但是，修正案的后果终将会来临的。到了那一天，你们再想说通过宪法第十五修正案是一种罪行，就为时已晚了……所以，如果在宪法第十五修正案中加入“性别”二字，你们就会改变这条修正案，让所有黑人都得到解放。而现在我们完全能够让各个州的议会自行制定法律，这既可以保存我们的文明，又可以避免让立法与黑人妇女产生任何关联。
[28]

并不只有南方人才持有这样的观点。纽约州参议员沃兹沃思和密苏里州参议员里德也都坚持认为州的权利不可侵犯，他们甚至宣称，如果出台禁止妇女选举权的联邦修正案，他们依然会投票反对！爱达荷州的博拉一直以来都因为该州的权利问题而反对妇女选举权，他宣称不想再给南方增加负担。他的言论有一种奇特的现代感：

我想要问问参议院另一边的朋友们，如果修正案获得通过，你回到自己的选区后会对你的选民说写什么？难道你要跟他们说，“宪法第十五修正案通过了，这条修正案禁止任何基于种族和肤色的歧视，还有第十八修正案，它禁止任何基于性别的歧视。国会有权执行这两条修正案的规定，我们建议大家忠实履行美国宪法的规定”吗？有任何人认为这条修正案仅仅是一条白人的修正案吗？……在选举方面，你们打算把南方纳入联邦管辖吗？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那么你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就太欠考虑了……没有人希望给南方250万名黑人妇女投票权，除非……因为政党想要在选举中占有优势，才不得不出此下策。
[29]

博拉并不是这种奇怪的政治联盟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虽然议员们平时都会支持各自的政党，但在选举权修正案上，他们却坚定地站在了同一战线上。为阻止修正案获得通过，他们不约而同地用冗长的演说拖延了一整年时间。艾丽斯·斯通·布莱克韦尔在《妇女公民》（Woman Citizen
）中不无尖酸地评论说：

毫无疑问，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参议员洛奇是参议院中反对者的领袖和现场指导。对二楼看台上的旁观者来说，参议院中顽固的共和党少数派和顽固的民主党少数派之间真挚的同志情谊，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虽然他们平时完全不屑于在对方身上花费任何时间。马萨诸塞州的洛奇先生、南卡罗来纳州的埃利森·史密斯先生、康涅狄格州的布兰德基先生、弗吉尼亚州的马丁先生、纽约州的沃兹沃思先生以及亚拉巴马州的安德伍德先生，在大多数事务上，他们的观点分歧之大，就好像英国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一样。但是，他们一致认为，“赋予女性投票权的联邦修正案将给美国带来可怕的灾难”。这一观点让他们像孪生兄弟一般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共同保卫美国免遭修正案之害。国会记录大多数时候只会记录参议员们说了什么，但不会记录民主党和共和党参议员勾肩搭背的场景。如果共和党参议员成功阻止参议院进行投票，那么民主党参议员还会在他们背上拍一下，以示庆贺！
[30]

卡特夫人和帕克夫人曾在二楼看台上看到马萨诸塞州的洛奇和弗吉尼亚州的马丁手挽手站在会议厅后面交换意见。卡特夫人把这两人的组合称为“邪恶联盟”。它最终并没有阻止妇女获得选举权，但在其中制造了许多延误和麻烦。在一般的史书中，关于妇女选举权的记载，常常用简单的一句“美国妇女在‘一战’后获得了投票权”就一笔带过了，但个中曲折，是这些书的读者无法想象的。

***

1919年3月，一位年轻的黑人作家兼调查员在给一位黑人妇女领袖的信中写道：“如果选举权修正案能够只给白人妇女选举权，那么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把有色人种女性排除在外，他们所有人都极其恐惧南方。”
[31]

这封信写于选举权修正案在美国参议院以一票之差受阻之后的三周。少数顽固的南方参议员以及西部和东北部保守参议员组成的“邪恶联盟”一手策划了这场败局。南方参议员的恐惧来源于黑人选民可能对白人至上论发起的挑战，但事实上这种可能性并不大，而西部和北方的保守参议员则有各自的担忧。

除了南方的男性，还有一小群人数不多但高度活跃的南方妇女。她们认为，通过州的道路获得选举权可以给她们和她们的男性同胞带来双重福利：首先，她们将获得投票权，白人选民的数量将翻倍，白人至上论就会更加稳固；其次，剥夺黑人妇女的投票权并不比剥夺黑人男性的投票权更难。事实上，这只会更简单。

这些南方的选举权反对者还有一个悖论。这个悖论就像是陷阱一样威胁着北方的选举权领袖。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曾经支持过黑人的解放运动，对于这段历史，协会领袖很难置之不理（尽管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是，斯坦顿夫人和安东尼小姐曾经强烈反对赋予在海外出生的移民（他们常常没有受过教育，无法用英语进行读写）投票权。如果将这种偏见推而广之，那么，所有不会读写的自由男性和女性就会与移民画上等号，全部成为没有选举权的妇女的敌人。鼓吹将教育作为投票权的基础，其实和支持南方强调“白人至上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1903年，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在新奥尔良召开了年度大会，玛丽·丘奇·特雷尔参加了会议。借此，协会也向更为开明的成员证明，它确实会给才华出众且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妇女提供平台。
[32]

但是，在协会开放会员制的传统遭到地方报纸攻击的时候，全国理事会发布了这样一个声明：

……各个州分会将依照各自的理念和地区习俗，自行处理分会事务……那些最为积极支持选举权的南方妇女，始终在她们所在的州强调，赋予能够读写和纳税的妇女选举权，将确保白人至上论，而不必诉诸任何可疑的违宪手段。
[33]

（这里所谓的“可疑的违宪手段”，指的是虽然从未得到执行，但依然令人恐惧的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二款。）

这些最为积极的“南方女性”之一，就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凯特·戈登（Kate Gordon）。她曾于1901—1909年担任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通信秘书。她是一位有才干而且尽职尽责的女性，在通过州公投的途径推进白人妇女的投票权方面做了许多工作。1909年，她辞去了通信秘书一职，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在路易斯安那州获得妇女选举权的工作之中。1913年，她创办了南方州妇女选举权大会。1917年，大会解散，在此期间，她一直担任大会主席。大会解散的原因是该州的大部分参政论者依然是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忠实会员，而且她们也支持卡特夫人所制定的策略。
[34]

然而，大会得到了贝尔蒙特夫人的大笔（秘密）捐款，虽然她的主要资助对象是艾丽斯·保罗小姐的机构，但是她赞同戈登夫人的观点，因为她本人出生于亚拉巴马州。

另一位坚定反对联邦修正案的南方参政论者是肯塔基州的劳拉·克雷（Laura Clay）。
[35]

她曾长期从事选举权工作，也是一位全国性领袖。相比凯特·戈登，她立场的改变要缓慢许多。直到1918年年末，她还参与过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公投拉票活动。但是，1919年3月，她从肯塔基州平等权利协会辞职，并创办了自己的机构——州选举权修正案公民委员会（Citizens Committee for a State Suffrage Amendment）。她与戈登小姐之间并没有多少差别。在争取选举权修正案通过的最后一役中，她们一度与妇女选举权的宿敌一起，共同反对修正案。

在愈演愈烈的选举权斗争中，时不时就会上演一些剧情，提示人们种族问题这股暗流的尖锐性和毁灭性。黑人俱乐部妇女艾达·韦尔斯—巴尼特（Ida Wells-Barnett）曾希望和芝加哥代表团一起，参加1913年伍德罗·威尔逊到华盛顿参加他的第一次就职典礼时向总统致敬的游行。但是她却被告知，游行中的南方妇女将会反对这种跨越种族的代表团，她只能和“有色人种代表团”一起游行。激进的巴尼特夫人才不会接受这种隔离。游行到一半的时候，她突然出现，不声不响地从人行道上走进了芝加哥代表团的游行队伍。在白人支持者的簇拥下，她一直走到了游行的终点。
[36]

1916年冬天，为了在芝加哥的共和党大会上游说共和党在政纲中加入选举权的纲领，卡特夫人忙着召集共和党的参政论者参加这次会议。但是，她不愿邀请南方的共和党人参加。正如她给肖博士的信中写的那样，南方的共和党人几乎都是黑人，“这很可能毁了选举权运动在南方所做的所有努力”。
[37]

到1919年，长达60年之久的选举权斗争即将落下帷幕，选举权修正案能够获得通过，只取决于能否在参议院多获得一张选票，以及在此之后是否能让三分之二的州（36个州）都批准修正案。要实现这两个目标，都离不开“南方阵营”的支持。这时，一个黑人组织——东北部妇女俱乐部联合会（Northeastern Federation of Women’s Clubs），申请加入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卡特夫人为了避免公开的冲突，可谓操碎了心。避免冲突的唯一办法就是让联合会撤回申请。她请了艾达·赫斯特德·哈珀帮忙，后者又写信给联合会主席伊丽莎白·卡特（Elizabeth Carter）小姐，以及玛丽·丘奇·特雷尔，请她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调停此事。卡特夫人警告全国理事会，按照协会的宪章，有色人种机构应该获准加入，但坚持这么做的代价，就是在这个任何一个州的决定都可能左右成败的关键一刻，让选举权事业功亏一篑。
[38]

大多数白人参政论者都是支持这种种族主义观点的。这种观点不仅占主导地位，而且很少受到挑战，它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社会中非常普遍。一些富有远见的黑人，比如杜波依斯博士、特雷尔夫人、巴尼特小姐都是妇女选举权的支持者，因为她们懂得，非裔美国人迟早会受益于黑人和白人女性都能投票的事实。
[39]

但是，即使是她们中间最乐观的人，可能也没有料到，这又将需要经历漫长的等待。

[1]
Catt and Shuler, Woman Suffrage and Politics, chs.x, xiv, xv, and xviii （especially pp.270-278），and HWS, V, 678-682.

[2]
Lois B. Merk, “Massachusetts and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pp.282ff.

[3]
同上；James J. Kenneally, “Woman Suffrage and the Massachusetts Referendum of 1895，”The Historian, vol.30，no.4 （August 1968），pp.617-633.

[4]
帕克夫人认为，她开始对选举权感兴趣，源于她参加了一个反对选举权的客厅聚会。有过这种经历的参政论者不止她一个。

[5]
Catt and Shuler, Woman Suffrage and Politics, pp.276-277；有关现代的叙述，参见Ella S. Stewart, “Woman Suffrage and the Liquor Traffic,”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56 （Nov.1914）。

[6]
Brewing and Liquor Interests, and German and Bolshevik Propaganda, Report and Hearings of the Sub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U.S. Senate, 65 Cong., 1 Sess., vol.I, p.1032.

[7]
同上书，p.1170。

[8]
同上书，pp.1179，1015-1016。艾奥瓦州妇女选举权公投失败了。

[9]
“Autobiography of Jessie Jack Hooper,” unpublished typescript in WHS, p.11.

[10]
C.C.Catt to State Suffrage Association presidents, May 14，1918，WHS.

[11]
A Message from His Eminence, James, Cardinal Gibbons, issued by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pposed to Woman Suffrage, SSC, Lois B. Merk, “Boston’s Historic Public School Crisis,”New England Quarterly, 31：172-199 （June 1958）.参见James J. Kenneally, “Catholicism and Woman Suffrage in Massachusetts,”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vol.53，no.1 （April 1967），pp.43-57。虽然天主教的基本教义导致其主要神职人员反对妇女选举权，但这种反对也因为玛格丽特·桑格提倡的节育问题获得的越来越多的关注而更加强化了。桑格夫人于1915年10月回到美国，并立刻发起了运动，争取通过医学渠道传播计划生育信息的合法化。参见Emily Taft Douglas, Margaret Sanger:Pioneer of the Future （New York, 1970）; Lawrence Lader, The Margaret Sanger Story and the Fight for Birth Control （New York, 1955）; Margaret Sanger, My Fight for Birth Control（New York, 1938）。

[12]
C.C. Catt to Anna Howard Shaw, March 16，1916，LC.

[13]
Government Control of the Meat-Packing Industry, Hearings on S. 5305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S. Senate, 65 Cong., 3 Sess., Part 2，pp.1750-1752（testimony of Mr. Henry Veeder, counsel for Swift & Co., February 8，1919）.

[14]
HWS, VI, 875.

[15]
Marjorie Shuler to C.C. Catt, October 19，1918，SSC.

[16]
New Republic, vol.4，no.42 （August 21，1915），pp.62-64.

[17]
Brewing and Liquor Interests, pp.2541-2544，2550-2552，2574-2578，2604. 此时的斯文森先生不仅是斯文森公司的合伙人，也是纽约全国城市银行的主管。1921—1929年，他是全国城市银行理事会主席。他于1945年去世，当时，《纽约时报》称他为“一个深居简出、很少在报纸中出现的人”，并列举了他所担任过的领导岗位。除了全国城市银行，他还是南方太平洋铁路、太平洋石油公司和太平洋蒸汽邮轮公司的领导人。

[18]
惠勒先生还是一个善治运动和公共服务改革运动的中流砥柱，他在纽约建立了东区安置所。在1915年7月13日给《纽约时报》的一封信中，惠勒先生对妇女选举权支持者颇不以为然：“她们的意图也许是好的，但她们积极的主张中包含着对人类天性中最基本原则的无知。她们应该去看一看关于暴君般的男性气质的故事。”（引自Allen F. Davis, American Heroine。）

[19]
Woman’s Journal, vol.47，no.3，p.17 （January 15，1916）; HWS, VI, p.621fn.）.

[20]
波士顿和缅因州铁路主要把精力放在了反对妇女选举权和对倡议和公投的采纳上（尽管这并非它们关注的唯一问题）。参见New Hampshire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Reports, vol.5：“1915年4月21日关于铁路支出的调查，这笔支出旨在用于对新罕布什尔州议会施加影响，”pp.377-379。

[21]
Maud Wood Park, The Front Door Lobby, p.177.

[22]
The Vanguard, vol.1，no.1 （1916），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 Voters,Tacoma, Washington. In League of Women Voters Papers and Correspondence, box 3，LC.

[23]
以Woman Suffrage: History, Arguments and Results, published by the NAWSA （New York,1913）为例。诸如社会主义团体参加选举权游行以及社会主义演讲者出现在选举权会议上的事件得到过很多报道，这些都是让妇女选举权和社会主义进行联合所做出的不懈尝试。参见Kenneally, op. cit., pp.53-54。

[24]
Morgan, Suffragists and Democrats, pp.168-169.

[25]
National Cyclopedia of American Biography, XXI, 408.

[26]
Park, Front Door Lobby, p.177.

[27]
同上书，p.176。

[28]
Congressional Record, 66 Cong., 1 Sess., vol.58，Part I, p.619.

[29]
同上书，p.563。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并非妇女选举权修正案，参议员这里说错了。第十八修正案是禁酒修正案，该修正案于1917年12月在国会获得通过，并于1919年1月批准生效。（1933年，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废除了宪法第十八修正案。）

[30]
Woman Citizen, July 6，1918，p.106.

[31]
Walter White to Mary Church Terrell, March 4，1919，in Terrell papers, LC；引自Kraditor,Ideas of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p.184。

[32]
HWS, IV, 358; V, 105.

[33]
HWS, V, 59.

[34]
参见Kate Gordon在HWS中对SSWSC的描述，V, 671-673; issues of vol.III of The New Citizen, published by Miss Gordon’s New Era Club in New Orleans, and the later New Southern Citizen, published 1913—1917 by the Southern States Woman Suffrage Conference and edited by Miss Gordon. See also Morgan, Suffragists and Democrats, ch. vi, pp.93-99，and Kraditor’s excellent ch. vii on “The Southern Question,” pp.138-171，in her Ideas of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together with a dozen pages of helpful reference notes and bibliographical suggestions. For other examples of the anti-suffrage logic from women in the deep south, see A. Elizabeth Taylor,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in Mississippi, 1890—1920，” Journal of Mississippi History, vol.30，no.1 （February, 1968），1-34。

[35]
Clavia Goodman, Bitter Harvest: Laura Clay’s Suffrage Work （Lexington, Ky., 1946），pp.42-64.

[36]
Chicago Daily Tribune, March 4，1913；引自Kraditor, pp.167-168。

[37]
C. C. Catt to Anna Howard Shaw, February 1，1916，Box 108，NAWSA Papers, LC.

[38]
参见correspondence in Terrell Papers, LC: Ida Husted Harper to Mary Church Terrell, March 18，1919，and to Miss Elizabeth Carter, same date; Mrs. Catt in National Board minutes,March 23，1919，re the admission of the Northeastern Federation （in NAWSA Collection,LC）; Emma Winner Rogers to Mrs. Terrell, January 20，1920，in Terrell papers, LC。

[39]
杜波依斯博士指出，因为白人对待黑人的态度，许多黑人是反对妇女选举权的。参见1915年4月出版的The Crisis, publication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and a pamphlet DuBois wrote on woman suffrage, 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 a copy is in Box 7，Laidlaw Papers, SL。

第23章 艰苦卓绝的胜利，1918—1920年

1918年1月10日，唱着第100首赞美诗，从议会二楼看台走出来的女性以为她们的抗争即将结束，但她们想错了。选举权修正案历时一年半，到1919年年中，才被送交参议院，当时国会已经经过了换届选举。修正案又经过14个月才获得批准生效。1920年8月，斗争最终落下帷幕。参议院一年半的拖延是一个不光彩的故事，它恰恰揭示了有哪些顽固势力在蓄意阻挠选举权运动，而它们又是如何通过两个党派发挥作用的。
[1]

在众议院投票通过之后，一切看起来都充满了希望：为了敦促各州批准修正案，卡特夫人策划了“生效之旅”。为此，她还特意做了一条新裙子。但是，敏锐的海伦·加德纳提醒说，“参议院是催不动的”。参政论者此后的切身体验证明，她说得一点都没有错。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之一是，尽管“制胜方案”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果，但它并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这一点，对那些客观研究了“选举权地图”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1918年年初，选举权地图上共有11个取得了“完全选举权”的州，但是，只有纽约州是唯一一个位于密西西比州以东的州。南方唯一的突破是获得了基本投票权的阿肯色州。除了伊利诺伊州，另外四个州也赋予了女性总统选举权，但是其中北达科他州、内布拉斯加州和密歇根州都是中西部州，只有罗得岛州除外。值得注意的是，共有三个州取消了赋予妇女总统选举权的立法行动：印第安纳州法庭裁定该行动违宪；俄亥俄州是因为公投失败，虽然在同一天，纽约州取得了成功！而在佛蒙特州，则是州长直接进行了否决。在推行总统选举权受阻的情况下，推行联邦修正案的必要性就更加凸显了。但是，要想获得成功，首先必须在更多州取得进展。

与此同时，参议院中有十位参议员去世了，其中七位都支持选举权，而接替他们的人并不一定在选举权方面和他们观点一致，这对参议院中的“邪恶联盟”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尽管威尔逊总统在不断尝试争取更多参议员的支持，但结果并不成功，妇女党依然对他的努力极度不满。
[2]

她们觉得他的行动还是太少了，也太迟了。她们又开始了激进示威，焚烧他的演讲稿（包括他支持妇女选举权的声明，因为她们觉得这不够好），还在白宫前面点起了“营火”。新的逮捕行动又开始了，监禁和大量媒体报道也随之而来。

另一方面，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领导们认为，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威尔逊的行动已经非常积极了。当时西线战事进入了最后的关键阶段。1918年7月，德国停止了大规模的攻势，协约国阵营开始积极进攻，和平问题变得空前重要。在国内，因为燃料短缺、交通几近瘫痪、流感横行，情况同样非常危急。

威尔逊不希望妇女选举权威胁到他所领导的政党的领导地位，至少在9月前是这样。但是，反对派突然改变了战术：他们同意就修正案展开讨论，并计划在5天的辩论之后进行投票。显然，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击败这一法案，许多人都期待威尔逊通过私人关系对这一局面进行干涉。9月27日，威尔逊给6位尚在犹豫之中的参议员发了电报，希望他们为修正案投出赞成票。
[3]

29日，财政部部长麦卡杜（McAdoo）敦促总统在参议院发言，这一举措虽然并不会帮他们赢得急需的选票，但是却会对公众产生积极的影响，为11月的参议员选举造势，以便能够选出支持选举权的参议员。
[4]

就在参议院对这一法案展开讨论的时候，总统决定进行干涉，他在参议院发表了一场关于选举权的演讲。无疑，许多因素促成了他的决定，而这些也在他的讲话中有所反应。因为他的支持，这项法案是有可能获得通过的，而民主党领导人对法案的支持也可能增加几周后国会选举中民主党的胜算。这样，他极为重视的和平计划就会获得更多支持，而他当时一定坚信，许多女性选民都会支持这一计划。

当时的美国一直以世界民主力量的领军者自居，但是美国国内的民主程度并非无可指摘，特别是在妇女选举权方面，其他一些国家的妇女已经开始享有这个权利了。这一悖论，威尔逊总统也一定考虑到了。在战时自由主义的鼎盛时期，以及为了表示对妇女的感激，加拿大属地中大多数省的妇女都赢得了投票权。
[5]

在英国，面对妇女在这场看似要失败的战争中所做出的贡献，即使激进抗议也奈何不了的顽固反对势力土崩瓦解。英国下议院早在1917年11月20日就通过了妇女选举权法案，到1918年1月10日，在选举权修正案在美国众议院获得通过的同一天，以保守势力大本营著称的英国上议院也放弃了抵抗。
[6]

威尔逊花了一个星期日下午，用他自己的打字机写好了演讲稿。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领导人与白宫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她们早就得知了他的决定。
[7]

9月30日星期一早上，总统通知了参议院自己的决定。仅半个小时后，他就出现在了参议院，呼吁参议院作为一项战时措施通过妇女选举权修正案：

我相信，参议院是会赞成这项修正案的，因为它没有牵涉任何有争议性的原则，而只涉及了一个方式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将选举权赋予女性。在这个问题中，没有党派之争，也不可能有党派之争。我们国家的两个党派都承诺过，而且是公开承诺过，要给予我国妇女平等的选举权。因此，如果这项法案的早日实施是将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的必要条件，如果1916年党纲中提出的州行动方案在合理的时间内无法实现，甚至完全没有可行性，那么，在我看来，任何政党在实现这一承诺的方式上的犹豫不决，都是不合理的，任何政党在是否该用州倡议代替联邦倡议问题上的犹豫，也是不合理的。

这是一场人民的战争，而人民的意志支持着战争的氛围和士气……通过许多渠道，我了解到那些平凡的、朴素的、斗争中的人民的所思所想。正是他们，在承受着战争的恐惧和折磨……用他们简单的逻辑来看，民主意味着妇女也可以和男性一样，在各项事务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它意味着男性和女性的地位是平等的……

在战争中，妇女是我们的伙伴。难道我们只允许她们在折磨、牺牲和艰苦工作中成为我们的伙伴，而不让她们和我们一起分享特权和权利吗？如果没有女性的参与，美国和其他参战国家都无法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她们参与了战争的各个方面，不仅仅是那些我们对女性的身影习以为常的领域，她们还出现在以往男性工作的领域，甚至出现在战场的边缘……

我想坦白告诉各位，我敦促各位通过的这项法案，对战争的胜利，对准备和参与战争的人的士气，都是至关重要的。

但它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战争。在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必须立刻解决一个重大的问题，而这，对我们能否给这个问题做出一个正确的答案，也是至关重要的。
[8]

威尔逊总统的演讲是极具说服力的，但丝毫没有改变反对妇女选举权势力的立场。事实上，总统的出现引起了“所有修正案反对者的强烈反感，甚至那些支持者也受到了参议院传统的影响，他们认为总统不应该为任何正在参议院讨论中的议案进行辩护”。
[9]

这场辩论没能为选举权问题增加新的论据。但是，它却反映出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所发生的变化：反对派没有再把时间浪费在如何保护女性和家庭上，而是更多地关注州权等政治议题。然而，北达科他州参议员麦坎伯（McCumber）在辩论中依然说出了以下这番言论：

不论孩子的心脏在她的身下搏动，还是在她的胸前搏动，母亲最需要的都是宁静，一种免受竞争、激动和纠纷干扰的宁静。人类的福祉，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赖于这种宁静。
[10]

但是，更多参议员所持的论点，都是各个州有权决定自己州的公民是否能够投票。不仅大多数南方州的参议员和像博拉这样一直拿南方说事的参议员支持这一观点，俄亥俄州的波默林、密苏里州的里德、纽约州的沃兹沃思也都支持这一观点。“州权利”已经成了一个神奇的检验标准，它将所有妇女投票权的反对者联合了起来。正如选举权支持者一再提醒参议院的那样，宪法已经经过18次修改，其中四分之三的州已经批准了这些修正案，因此说这些州在修正案问题上没有话语权，是站不住脚的。

在威尔逊演讲的第二天，妇女选举权法案受阻，参议院投票结果是62票赞成、34票反对，仅差2票就能够达到修正案通过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票。30名民主党人和32名共和党人投票支持了修正案，22名民主党人和12名共和党人投票反对。《妇女公民》中写道：

出于对人类意见的应有尊重，我们需要能够明确这种责任所在的位置。确定位置并不难……新英格兰和民主党控制的南方站在了一起，从缅因州到路易斯安那州的大西洋沿海各州是反对票的大户。在总计34张反对票中，有28张来自这里。我国的这一区域是出了名的保守。新英格兰的共和党人，以及宾夕法尼亚州在参议员洛奇的带领下一共贡献了9张选票。

在南方，除了两个州以外，成年白人女性的总数都超过了有色人种成年男女的总数，但是他们投出了19张反对票。南方参议员的论点是他们担心黑人妇女投票……事实上，不管在南方还是北方，纺织工业雇用了成千上万的女性，而在南方，他们还雇用了童工。这才是他们投反对票的真正动机。
[11]

至少，投票让迷雾消散了，妇女也看清了局势。对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来说，这意味着针对投票结果迅速采取应对措施。她们的第一个行动是1917年的大会，卡特夫人又细致地策划了一个阻止某些参议员在四周后的选举中重新当选的方案。她们不希望在参议院看到的人包括马萨诸塞州的威克斯、新罕布什尔州的摩西，这些都是共和党人，还有特拉华州的沙斯伯雷和新泽西州的贝尔德，这些都是民主党人。同时，妇女党也举行了活动反对摩西和贝尔德。

威克斯和沙斯伯雷都是实力雄厚的政治集团领袖，但是他们都落选了。（威克斯参议员还曾投票反对路易斯·布兰代斯的提名，布兰代斯是第一位提名进入美国最高法院的犹太人，这一事件也在马萨诸塞州的犹太社区广为人知。）参议员摩西勉强连任，而贝尔德的优势明显被削弱了。

在竞选同时，另外4场州选举权公投也在进行之中，其中3场以胜利告终，这3个州分别是南达科他州、密歇根州和俄克拉何马州。路易斯安那州则以区区几千票之差不幸败北，这也显示了一个南方州所面临的困境。这三场取得胜利的公投不应该被一笔带过，因为它们清晰地展现了妇女选举权运动在离最后的胜利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依然面临什么样的阻碍。这三场公投的拉票活动面临许多困难，瘫痪的交通带来的问题几乎无法克服，流感横行，许多参政论者也早已精疲力竭。她们中有些人并非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雇员，这些人同时还活跃于战争工作之中。最终克服这些阻碍的，是更加丰富的经验、一群经过专业训练的全职组织者和了不起的战术技巧。
[12]

莱斯利夫人的遗赠也让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获得了将近100万美元的资金，虽然当时自由公债和其他用于战争的筹款需求增加了参政论者在筹款方面的困难，但从1917年开始，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和妇女党还是募集到了一笔数目惊人的资金。

但是，她们依然不敢保证任何一场公投的胜利。在密歇根州公投之后，卡特夫人对她的理事会说：

这里甚至有可能完全不会举行公投……在我们的威逼利诱之下，这个州开始了拉票活动……我们好不容易才让他们相信，选举权在此时此刻对于战争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所有举行过公投的州中，都有一个数量庞大的妇女群体从来没有意识到过拉票活动的必要性，也从不在拉票活动上花过任何时间和精力。
[13]

南达科他州的拉票活动已经是在这个州举行的第五场拉票活动了。对于这场公投，卡特夫人曾经不无尖酸地评论：“这个州大概终于从过去一场又一场拉票活动中学到了点儿东西。办公室里普遍的反应是：‘感谢上帝，南达科他州的公投总算胜利了。’”
[14]

参政论者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公投中遭遇的无耻反对，大概是她们在历次公投中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这里有无数当地特有的问题，其中包括在拉票活动开展到一半的时候，州选举权组织的工作完全陷入瘫痪。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俄克拉何马州宪法规定，任何修正案想要获得通过，赞成票的票数不仅要多于反对票，还要多于弃权票。为了阻挠选举权修正案，州长、副州长、首席检察官和州选举委员会秘书长使出了浑身解数。他们印刷的修正案选票数量只有平时的一半，而且完全没有将选票发放给在该州驻扎的士兵。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最出色的组织者舒勒母女在俄克拉何马州工作了好几个月，协会在这场拉票活动中花费的资金也比任何其他州都要多，大约有2万美元。
[15]

这本该是一场毫无悬念的胜利，但是在竞选日之后的计票过程中，发生了公然的舞弊行为。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最后一位组织者直到12月3日才离开俄克拉何马州。一个月后，州长终于接受了这一残酷的事实，并宣布修正案获得通过。
[16]

1918年的3场胜利，让20个州的妇女能够在下一届总统选举中进行投票，这就意味着237张选举人选票。如果所有支持选举权的参议员都健在的话，那么参议员威克斯和参议员沙斯伯雷的竞选失败就意味着选举权修正案将会在第66届国会获得通过。但对议员们健康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在第65届国会期间，至少有10位参议员过世，其中7位是选举权修正案的支持者。为了让能够为选举权投出支持票的人成为继任者，不仅需要在国会山进行游说的妇女加倍努力，在各个州开展工作的妇女也需要继续对州议会和州长施加压力。
[17]

这种情况并不让人乐观，原因有几点。1919年照常举行会议的州议会相对较少，如果修正案在这一年获得通过，那么就需要30位州长召开特别会议，妇女才能在1920年的总统选举中投票。除此之外，战争终于要结束了。一些极具远见的人担心，如果拖延太久，一旦陷入不可避免的战后保守主义之中，那么即将到来的胜利就有可能从指缝间溜走。
[18]

因此，敦促第65届国会参议员在任期即将结束的“跛脚鸭”会议期间尽快通过修正案，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这时，反对选举权的参议员本·蒂尔曼去世了，接替他的参议员支持选举权，而且来自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南方州！），这也是一个利好消息。显然，反对者也料到了这点，在能够确定投票结果之前，他们竭尽全力拖延对修正案进行投票的时间。根据参议院规则，此时需要所有议员一致同意，修正案方能进入投票程序。因此，共和党参议员威克斯和沃兹沃斯在参议院中轮班站岗，以确保他们中总有一人能够反对这一决议。直到1919年2月10日，在确定修正案不会得到通过之后，他们才最终停止抵抗，允许进行投票：

有传言说，如果有奇迹发生，也就是如果选举权支持方以一票的优势获胜，那么反对派就会使用冗长辩论的战术。因此，所有人都在关注反对派领袖洛奇参议员和马丁参议员的一举一动。参议院选举权委员会主席、新墨西哥参议员琼斯建议参议院一致通过对修正案进行投票。参议员洛奇立刻站了起来。“没有异议。”他毕恭毕敬地说道。这句话，让选举权的希望破灭了。
[19]

妇女选举权修正案以一票之差受阻。在1919年1月和2月初，24个州议会要求国会将修正案交给各个州。这表明，这些议会也会在常规会议中支持修正案。其他参议员则从他们所代表的州的议会收到了类似的多数请愿书。截至参议院最终投票之时，妇女能够通过投票决定的选举人人数已经上升至339人（共计435人）。
[20]

但是，依然有9张反对票来自已经表态支持选举权的州的议员，他们分别是纽约州的沃兹沃斯、爱达荷州的博拉（这两个都是已经通过了全部选举权的州）、俄亥俄州的波默林、内布拉斯加州的希契科克、密苏里州的里德、佛罗里达州的弗莱彻和特拉梅尔、新罕布什尔州的摩西以及缅因州的黑尔。

2月10日的投票结果让参政论者只能等待第66届国会的到来。在此期间，为了让修正案早日通过并获得各州批准，她们也做出了一切努力。来自公民、教会、工人、教育和农民团体的500多项决议涌向国会，其数量之巨，使得国会不得不动用一个古老的法令，禁止在《国会记录》（Congressional Record
）中刊载这些材料。
[21]

艾奥瓦州、明尼苏达州、密苏里州、俄亥俄州、威斯康星州和缅因州6个州的议会又先后赋予了妇女总统选举权。缅因州的这一改变也让在2月10日投票中投出反对票的参议员黑尔转变成了选举权的支持者。威尔逊总统则在巴黎参加巴黎和会的过程中，说服了佐治亚州参议员哈里斯，为修正案赢得了最后一票。

1919年5月20日，威尔逊总统召集国会召开了一次特殊会议。他通过有线电视在巴黎向参众两院发表了演讲。在演讲中，他再次建议呼吁通过联邦妇女选举权修正案。
[22]

当天，众议院以304票支持、89票反对的显著优势再次通过了修正案，这一结果比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票多出了42票。这一巨大的增幅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新进入众议院的117名议员。在那些承诺投票支持修正案的议员中，只有一人没有信守承诺。

修正案在参议院的通过并不像之前几次那样富有戏剧性。尽管大多数选举权支持者为了让投票快点开始，都没有加入辩论，但6月3日和4日的多数时间依然是在辩论中度过的。大部分演讲都来自反对派，他们讲话的重点也都集中在州主权上，特别是它对南方州的影响，以及黑人妇女投票所产生的影响。反对派提出了三个修正方案，但其实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造成进一步的拖延，但这三个修正方案没有一个获得成功。康涅狄格州的布兰德基、亚拉巴马州的安德伍德、南卡罗来纳州的史密斯、沃兹沃斯、博拉和密苏里州的里德都发表了冗长的讲话。里德的发言长达5个小时，啰唆至极。根据《妇女公民》的估计，这番讲话浪费了纳税者大约6000美元。

这一次，没有担架上病人的投票来救急，也没有人在最后时刻变卦，打乱最后一次在看台上做记录的人。许多反对者都缺席了，那些愿意进行投票且迫切希望让修正案获得通过的参议员，不得不找人配对。
[23]

投票过程进行得很快，也很平稳：

阿什赫斯特投了赞成票之后，4个姓氏以B开头的参议员都投了反对票，他们分别是班克黑德（Bankhead）、贝克汉姆（Beckham）、博拉和布兰德基。接下来是5个姓氏以C开头的参议员：卡珀（Capper）、张伯伦（Chamberlain）、克伯森（Culberson）、卡明斯（Cummins）和柯蒂斯（Curtis），他们都投了赞成票。我都不需要查看名单，就已经知道谁会投什么了。只要有谁的投票和我们的名单不符，我立刻就能听出来。所有姓氏以F和K开头的参议员都投了赞成票，除了诺克斯（Knox），一切都很平稳。从M到N,从P到S,我们绝大多数选票都来自这里。最后，再到沃森（Watson）的最后一张赞成票，没有一个人跳票。然后是5对缺席投票，其中包含10张赞成票和5张反对票。每个参议员都被记录在案。66个答应我们投支持票的参议员都没有背信弃义。
[24]

尽管参议院最终接受了妇女的政治平等，但旁听席上的人这次并没有唱着赞美诗离开。对于姗姗来迟的胜利，她们已经无力欢呼雀跃了，而且，在这之后，为了让各个州批准修正案，她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这并不容易，由于“邪恶联盟”从中作梗，这一过程所带来的艰辛和不确定，也是前所未有的。

***

和之前一样，如果有人认为最艰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修正案很快就会批准生效，那么这种美梦很快就会破碎。卡特夫人和保罗小姐给48个州的州长发出了电报。最开始，他们的回复是让人振奋的。第一批许诺立刻采取行动的人包括纽约州州长阿尔弗雷德·E.史密斯和堪萨斯州州长亨利·艾伦，亨利·艾伦曾是1915年纽约州失败的公投中的一名志愿演讲者。在修正案通过之后的一周，3个中西部州批准了修正案。当时，伊利诺伊州和威斯康星州的议会正在开会，两个州都希望成为第一个批准修正案的州。伊利诺伊州早于威斯康星州几小时通过法案，但他们发现书记员在批准法案的措辞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威斯康星州成了第一个向华盛顿的国务卿提交正式批准决议的州。密歇根州是第一个召开议会特别会议的州，并成了第三个批准修正案的州。这三个州都在6月10日就采取了行动。

这样顺利的开端几乎是有欺骗性的，但是如此迅速的行动意味着长期和细致的准备。多年来，卡特夫人一直强调，即使在已经获得了平等投票权的州，也必须完整保留选举权机构，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当修正案通过后，州选举权机构能够促使议会立刻采取行动。事实再次证明，她的决定是明智的。在那些选举权机构过早解散的州中，修正案的批准实施往往会拖延很久。相反，在威斯康星州，参政论者一直进行工作和组织，在州议会两院中进行计数和游说，在各个选区“注册”妇女开展这些工作，并进行筹款。这一结果让她们的辛劳得到了回报，而在其他地方，胜利还遥遥无期。当时，威斯康星州妇女选举权协会主席已经在这一让人精疲力竭的岗位上工作了6年。她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她们已经习惯于背负着选举权运动的重担了，甚至意识不到这种重担已经消失了。
[25]

也许有人会认为，那些已经通过了妇女选举权的州会更快批准修正案，全国选举权领袖也不需要再在这里花费过多的精力。在密歇根州、纽约州和堪萨斯州，情况确实如此，它们都在6月16日通过了修正案。但是，其他州的情况并非如此。最终，让参政论者无比愤怒的是，那些最早通过妇女选举权的州，似乎在修正案的通过上花的时间也最长。蒙大拿州8月2日通过了修正案，是第一个采取行动的西部州，但在此之后，直到9月30日，另外一个“选举权州”犹他州才批准了修正案。加利福尼亚州和科罗拉多州分别在11月1日和12月12日才批准了修正案，怀俄明州直到1920年1月26日才批准了修正案，是第27个批准修正案的州，这简直不可饶恕！回顾历史，他们早在1910年就已经赋予了妇女选举权，这在当时是选举权运动“突破”的标志。3月22日，华盛顿成了第35个采取行动的州。当时，还未批准修正案的州用一只手就可以数得过来，这也引发了参政论者的焦虑。
[26]

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已经获得选举权的州并没有带来真正的问题，它们只不过添了一些麻烦。真正的问题，是反对势力有可能让修正案在13个州无法通过。在参议院胜利之前6个月，卡特夫人警告理事会说：

我们的面前存在着巨大的危险，这让我们的前景不容乐观。我担心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亚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和特拉华州不批准修正案，至少在第一年之内不会。如果反对派能守住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州，以及上述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州，那么我们就会在修正案批准生效的过程中被打败……［这种情况］可能会让选举权斗争再拖延若干年。
[27]

在这份报告中，她还预见到了在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马萨诸塞州、威斯康星州、西弗吉尼亚州、俄亥俄州和艾奥瓦州可能遭遇的困难，但是她对这些州的前景还是乐观的。

国会通过修正案8个月之后，前景变得更为清晰了。她在给年轻的玛乔丽·舒勒（Marjorie Shuler）的信中写道：

反参者的计划是找出13个拒绝批准修正案的州。他们非常好心地给了我们这些州的名单，他们大多是顽固的南方州：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亚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佛罗里达州、肯塔基州、田纳西州和特拉华州。我觉得，他们要获得成功并非难事。现在，他们将在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尔州中选出他们的第13个州。这就是他们告诉我们的，其他州，他们都已经放弃了。

当时，舒勒小姐奉命到新罕布什尔州动员群众。卡特夫人在给她的信中给了她一个挑战。正是通过这样的挑战，卡特夫人成功地把坚定的参政论者凝聚在了自己身边，让她们忠诚地为选举权运动进行不懈的努力：“你以为你在佛蒙特州做的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吗？不，这只是让你小试牛刀而已。这里的工作才是了不起的。带上你的盾牌去争取胜利吧！”
[28]

卡特夫人并不是预言家。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州都批准了修正案，前者甚至只用了不到三周时间。但令人叹服的不是她的预测的准确性，而是她的工作方法能够让她及时修正她的估计。没有一个南方州可以让人放心。很明显，得克萨斯州并不算是顽固的南方州中的一个，因为它在1918年3月就赋予了妇女初选权，并在1919年5月赋予了她们总统投票权，它是全国第九个，南方州第一个批准修正案的州。
[29]

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地处边境，这两个州的结果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在备受爱戴的玛德琳·布雷肯里奇的带领下，肯塔基州于1920年1月6日，也就是州议会常规会议第一天，就批准了修正案。但在田纳西州的斗争，则是所有州中最生死攸关的一场。

让那些迟迟不肯行动的州采取行动的方法各有不同，这取决于它们拖延的原因。有些州的州长由于资金原因，不愿召开特别会议。这个问题的对策就是让议员们（在妇女的不断督促下）答应不计任何报酬参加特别会议（议员在参加特别会议时有权获得额外报酬），而妇女也无偿承担了特别会议的文书工作。

尽管俄勒冈州妇女在1912年就已经获得了选举权，但俄勒冈州州长却坚持专门为修正案召开特别会议，而且要求在特别会议上不得讨论其他法案。议员们对此当然十分不满，于是州长宣布，只有在修正案无法获得36个州的通过，而俄勒冈州成为修正案通过关键之州的时候，他才会召集议员们举行特别会议。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领导，包括卡特夫人在内，造访了俄勒冈州，并敦促州长召集议会开会。就这样，俄勒冈州成了第25个采取行动的州。

一名妇女还为争取选举权的批准献出了生命。俄克拉何马州行动迟缓，是第33个批准修正案的州。一些县级民主党大会通过决议，敦促州长召集议会批准修正案。但是，州长却顽固地不采取行动。按照计划，俄克拉何马州妇女修正案批准委员会秘书——阿洛伊修斯·拉尔克—米勒女士会在某场县级大会上进行讲话。她当时患流感，但依然不顾医生阻止，登台演说，并赢得了会议的支持。两天后，她就去世了。

在这段时间里，还有一个人也去世了。她的离世虽然与争取修正案的批准无关，却与为妇女进步事业奋斗一生的积劳密不可分。1919年7月2日，安娜·霍华德·肖博士因肺炎病逝。之前，她还和前总统塔夫脱以及哈佛校长洛厄尔一起进行过巡回演讲，敦促各方采纳备受争议的和平条约并建立国联。她就是在这次旅行的过度操劳中罹患肺炎的。当时的肖博士已经是72岁的老将了，她为战时国防理事会妇女委员会费尽了心力。但是，接到进行巡回演讲的邀请后，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在过去的50年中，只要有使命召唤她做出行动，她都会毫不犹豫地欣然赴命。这一旅程，以及多年来不间断地为妇女事业所进行的奔波和演说，耗尽了她的生命。在参议院通过修正案的时候，她已经病倒了。在她离开人世之前，她有幸看到了最初几个州迅速批准了修正案。

1920年3月，西弗吉尼亚州批准了修正案，成了第34个批准修正案的州。在这里，反对并非来自州长，而是议会。参议院的投票结果是平局。在议会开会期间，两个机构的参政论者对议员施加了许多压力。最终，制胜选票来自参议员杰西·A.布洛赫（Jesse A. Bloch）。他用了五天时间，从太平洋海岸穿越整个国家，长途跋涉赶回议会，投出了赞成票。几天后，华盛顿也批准了修正案，成了第35个批准修正案的州。

从这种列举中，我们既不能读出选举权支持者反对势力的狠毒，也不能读出选举权支持者为了说服那些不配合的州长和议员，为了驳倒因不想批准修正案而拒绝召开特别会议的种种蹩脚理由而做出的巨大努力。事实上，在那些最终批准修正案的州中，只要议会召开会议，她们面临的真正困难其实并不多。西弗吉尼亚州的案例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反对势力意识到决战时刻就要到了。

康涅狄格州和佛蒙特州的州长达成协议，不在各自州召开议会特别会议。虽然两个议会都非常想要批准修正案，但两个州长却死活不愿意改变立场。当时，各个州都派出了一名杰出的女性代表，组成“应急使团”，在康涅狄格州的每一个角落进行了巡回演讲。使团的名字来自州长4月的一个声明；声明中说，如果他能够获得证据证明“紧急情况”确实存在，那么他就将召开议会会议。但显然，任何压力都不足以向州长提供足够的“证据”。

在佛蒙特州，州长的理由冠冕堂皇，他认为，对修正案采取行动的前提是所有议员在当选时就已经把为批准修正案做出决定作为之后的工作内容。虽然妇女组成了该州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代表团，但这也没能改变州长的心意：

来自全州12个县（共有14个县）的400名女性，克服了距离遥远、道路险阻和铁路设施糟糕的困难，共同来到了州议会。她们中的许多人都来自不通铁路的偏远村镇，一名妇女长途跋涉5英里，才来到火车站。其他人则要在夜里穿过冰封的雪原和崎岖泥泞的道路。这支由忠诚士兵组成的沉默大军冒着瓢泼的冷雨，一路走到议会大厦，来到州长的办公桌前。她们一个个用一两句话陈述了佛蒙特州的情况。而他的回答是：“我不想立刻做决定。”
[30]

最后，即使没有佛蒙特州，修正案也获得了通过。但即便这样，州长依然没有改变心意。

尽管卡特夫人、妇女党以及反参势力一开始都认为特拉华州会是一块硬骨头，但是，这里的情况却因为各种因素发生了改变。这个州的共和党委员会、民主党委员会以及共和党州长都是选举权的支持者。两个党的全国委员会为了准备即将举行的竞选，都全力支持修正案在特拉华州获得批准。来自酿酒、铁路以及其他商业集团的游说者和参政论者纷纷云集特拉华州首府多佛。议会参议院确实也投票支持批准修正案，但是6月2日，修正案却在众议院受阻，这也让特拉华州无法成为第36个批准修正案的州。

北卡罗来纳州计划在1920年夏天召开议会特别会议。早在4月，民主党人就在州大会上投票要求民主党代表支持修正案的通过。但彼时北卡罗来纳州尚未赋予该州妇女任何形式的选举权，所以前景不容乐观。于是，虽然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议会会议几乎是同时开始的，但从一开始，选举权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把注意力聚焦在了纳什维尔。这样的不约而同是不无道理的。8月11日，在议会参众两院会议期间，63名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人数占众议院的大多数）联名向田纳西州反对者发送了电报，要求他们坚定在反对妇女选举权上的立场。
[31]

***

特拉华州选举权梦碎的前一天，发生了一个有利于选举权的重大事件。当时，修正案批准程序正在法院受到严重挑战，反对者认为宪法修正案必须由公投来决定。决定性的一刻发生在俄亥俄州。州最高法院于1919年9月裁定，虽然禁酒修正案已经获得通过，但依然应该就此进行公投。这一裁定导致一些反对势力在分散于美国不同区域的多个州开始动作，企图就选举权修正案的批准进行公投。这些州分别是马萨诸塞州、缅因州、密苏里州、得克萨斯州、俄克拉何马州和俄亥俄州。但是，1920年6月1日，联邦最高法院一致裁定，对宪法修正案进行的公投不仅是无效和没有必要的，而且有违赋权于州议会批准修正案的宪法条款。这一裁定阻止了对选举权修正案的重大反攻。但它的意义不止于此，因为它还扫除了田纳西州批准修正案道路上一道之前看起来不可逾越的障碍。田纳西州的宪法规定：“本州的大会或议会会议不得就美国国会向各个州提出的美国宪法修正案采取行动，除非大会或议会议员是在该修正案提交之后选举产生的。”（第三款第三十二条）。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最高法院的决定废除了田纳西州宪法中的这一条款。但是，州长在这件事上的态度一直没有改变，直到威尔逊政府插手干涉。司法部于6月24日宣布，法庭裁定，允许罗伯茨州长为修正案的通过召开特别会议。当天，威尔逊总统还给他发了电报，“考虑到最近最高法院对俄亥俄州一案的裁定，如果您能够依照您所管辖的州的州宪法中这一特殊条款的规定，召集田纳西州议会召开特别会议，商讨是否通过选举权修正案，那么这将是对党和国家的一项巨大贡献。请允许我非常认真地敦促这一点”。
[32]

这一裁定得到了内阁成员、全国政党委员会成员以及知名宪法律师的支持。两个选举权机构在田纳西州的成员为艰苦的斗争做好了准备，全国选举权领导层也为她们提供了支持。在巨大的压力下，罗伯茨州长终于在8月9日召开了特别会议。

在今天看来，那个会议的故事读起来就像小说。虽然后来的事件证明，妇女无论如何都会获得投票权，因为康涅狄格州议会采取了行动，但在8月，情况却一点儿都不让人放心。田纳西州内部的政治局面极为混乱，占政治主导地位的民主党内部出现了分裂。虽然在会议召开之前，议会的情况看上去比较乐观，但很快就发生了恶化。鉴于大量反参势力蜂拥至州首府纳什维尔，这一变化并不让人意外。《纽约时报》评论说：“反对修正案生效的势力囊括了几乎所有的南方州以及许多东部州。”
[33]

7月17日，玛乔丽·舒勒向卡特夫人发出了紧张的求救信号。卡特夫人带着一个旅行袋来到田纳西州，并在那里待了五个星期。苏·怀特带领妇女党，也加入了为议员争取支持的工作。这些议员原先是支持妇女选举权的，但是面对反对势力明目张胆的威胁和行动，他们开始退缩。
[34]

这种威胁包括毁掉这些议员的事业和政治前途，一些人几乎被绑架，还有些人被人故意灌醉。卡特夫人在会议的前夜，就曾目睹以下一幕：

晚上，一群议员在一个陌生男子的陪同下，离开了前厅，来到八楼的某个房间。随着夜色渐深，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选举权的议员，穿过大厅离开的时候都醉得路都走不稳了。这一幕是参政论者在60年的选举权斗争史上从未见过的……参政论者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绝望。支持者，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纷纷前往城里不同的酒店，与议员进行一个又一个小时的谈话，并回到位于修道院的总部进行汇报。每个汇报都非常类似——议员喝醉了！凌晨，饱受煎熬的参政论者回到了床上，却久久不能入眠。
[35]

第二天早上，立法者又恢复了清醒。参议院通过修正案的速度相对较快，25票赞成、4票反对。最后一战将在众议院进行。在举行会议的10天内，没有人能够预测结果会是什么：

我们现在赢得了35.5个州。我们已经为最后一个州的最后一半做好了准备……各种反对势力都云集于此，明目张胆地进行着阻挠。妇女，包括凯特·戈登和劳拉·克雷都在这里，她们想要改变对黑人的恐惧和各种落后的偏见。许多男人都在这里。他们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呢？只有老天才知道。
[36]

我们认为他们在购买选票。我们对众议院的票数进行了预估，结果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他们却想让投票人数达不到法定人数。天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我们都异常焦急，我们的对手也是如此。我们希望我们的命运能够在本周揭晓，但是天知道了。我已经在这里一个月了。天气闷热潮湿，让人难受，最后的战役又令人如此绝望……我们的斗志都不高……即使我们获得了胜利，当我们之后回忆起这段经历时，除了战栗，什么都不会想起。
[37]

8月18日，经过反对势力造成的漫长拖延之后，法案最终在众议院进行了投票。尽管支持者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进行拉票（他们甚至在火车站围堵议员，以防他们离开纳什维尔！），尽管一个支持者还从医院赶来投票，最终他们还是差了两票。最糟糕的是，众议院议长塞思·沃克（Seth Walker）之前数年一直是支持选举权的，但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突然倒向了反对派。

但是，当反对派提出再次搁置法案时，投票结果却突然出现了一个意外的平局。妇女本来没有指望获得众议员班克斯·特纳（Banks Turner）的帮助，但他是州长的朋友，而且显然民主党关于若修正案失败，整个国家都会拿田纳西州问罪的言论对他起了作用，他投票反对搁置法案。平局意味着需要对法案进行重新投票。

二楼看台上备受煎熬的妇女被两个问题困扰着，一个是怎样才能让特纳投票支持修正案，另一个是她们的另外一张赞成票从何而来。在特纳的名字被喊出来之前，24岁的议员哈里·伯恩站了出来。伯恩是来自田纳西州东部一个农村地区的代表，也是众议院中最年轻的代表。他曾许诺说，如果他的选票成为修正案通过的关键选票，那么他将投支持票。他所在地区的政治领袖并不支持修正案，但是他的母亲是一位坚定的参政论者，她曾经写信劝说过自己的儿子：“太好了！投票支持选举权吧，别让她们心神不定了。我注意到有些言论是反对选举权的。它们充满了怨恨。我一直在关注你的立场，但是你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表现。别忘了做一个好孩子，帮助卡特夫人让选举权获得通过。”
[38]

在众人的屏息凝视中，哈里·伯恩投出了赞成票。几分钟后，班克斯也投出了赞成票。修正案以49票支持、47票反对获得通过，妇女选举权修正案正式生效。

在此之后，还发生了一场如滑稽歌剧般的后续。这再次证明，反对势力为了阻挠修正案，可谓费尽心机。议会规则规定，法案可以有三天的时间进行重新考虑。然而，不论如何威逼利诱，沃克议长都无法获得他所需要的大多数。选举权支持者都非常坚定，最终，反对派做出了最后一次不顾一切的尝试。为了让投票议员人数达不到法定人数，失败的少数派中的38名成员越过州界，进入亚拉巴马州。迪凯特的亚拉巴马州政府向那些打算前往亚拉巴马州的议员发了电报：“让他们来吧。我们会很荣幸接待塞思·沃克和他的参政论反对者的，只要他们愿意留下，而且不会花他们一分钱。”
[39]

这一行动立刻被裁定为非法。然而反对派依然不死心，又企图阻止罗伯茨州长在批准证书上签字，在国务卿收到田纳西州的证书之后，又企图阻止他发布公告证明修正案通过。但这些尝试都失败了，1920年8月26日清晨，班布里奇·科尔比（Bainbridge Colby）签署公告，宣布宪法第十九修正案最终通过。自此，2600万名达到投票年龄的妇女获得了选举权。

1922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判决，支持宪法第十九修正案，以应对更多挑战。这是关于修正案的两个判决中的第二个。直到这时，妇女选举权才扫除了最后一个威胁。卡特夫人极具远见地找到了查尔斯·埃文斯·休斯来代理诉讼。休斯是美国最声名卓著的律师之一，在1916年总统大选中差点儿击败威尔逊总统。诉讼一共花费了4000多美元，资金全部来自莱斯利的遗赠。直到采取这一行动，卡特夫人才对选举权修正案的安全放心。
[40]

康涅狄格州和佛蒙特州议会最终也批准了修正案。但是，正如卡特夫人和舒勒夫人写道的那样，10个州的女性连这种荣耀也被剥夺了：“在10个州中，特拉华州是梅森—狄克逊线（Mason-Dixon line）以北的唯一一个州。其他9个州分别是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亚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和佛罗里达州。”
[41]

[1]
妇女党一直坚称主要的阻力来自民主党。但是，尽管民主党的冗长演讲策略让一些参议员希望用投票解决的愿望无法实现，但共和党的一些领袖，比如参议员洛奇、博拉和威克斯等人，也难辞其咎。

[2]
Baker的Woodrow Wilson: Life and Letters, vol. VIII中包含的一些信件和采访，展现了威尔逊在参议院争取选票的努力。

[3]
同上书，p.427n。

[4]
William G. McAdoo, Crowded Years （Boston, 1931），p.498.

[5]
参见Catherine L. Cleverdon,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in Canada （Toronto, 1950）。

[6]
英国妇女此时所获得的选举权仅限于有户主、户主的妻子，以及30岁及以上的妇女。这意味着在大约1100万成年女性中，仅有不到600万人获得了投票权。直到1928年，英国妇女才获得了完全平等的选举权。参见Strachey, The Cause,ch.xix, and pp.383-384，Josephine Kamm, Rapiers and Battleaxes。

[7]
Anna Howard Shaw to Lucy Anthony, September 28，1918，Shaw Papers, SL.

[8]
Public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War and Peace, ed. Baker and Dodd, I, 263-267.

[9]
McAdoo, Crowded Years, p.498.

[10]
Congressional Record, 65 Cong., 2 Sess., vol.56，Part 2，p.10774.

[11]
Woman Citizen, October 26，1918，p.429.

[12]
在鼎盛时期，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在职人员工资表上共有200多名组织者。这些大多是经过训练的、足智多谋且决断力出色的年轻女性。她们先是进入了卡特夫人建立的组织者学校，随后参加了一场又一场运动。她们的薪酬是按照精心制定的标准发放的，而且还有为期一个月的假期，通常是在寒假期间。“这是年轻女性所能承受的最艰苦的工作，因此我们会给她们比其他行业更多的假期。”（C. C. Catt to Theodora Youmans, October 4，1918，WHS.）妇女党组织者的人数没有那么多，而且没有经过任何正规的培训。这两个机构的特点是对工作所投入的不懈精力和奉献精神。许多散布于州历史学会记录中的选举权档案，现存于SSC的玛乔丽·舒勒和埃莉诺·加里森等女性的书信，现存于LC中的妇女党书信作品集中也提到了这些组织者的工作。

[13]
C. C. Catt to Board of Directors, November 14，1918，LC.

[14]
同上。

[15]
1917年，弗里克·J.舒勒替代罗辛夫人成为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副主席。内蒂·舒勒之后和卡特夫人一起合作撰写了选举权运动中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的历史，她的女儿玛乔丽是卡特夫人最信任的年轻助手。

[16]
HWS, VI, 529-535; Catt and Shuler, Woman Suffrage and Politics, pp.305-313.

[17]
Park, Front Door Lobby, p.163.

[18]
废除童工的修正案的命运就是一个例子。1924年，该法案以巨大的优势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但之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项法案却因没有获得足够州的通过而无法生效。《新共和》评论说：“目前，在被商业利益把控的美国政坛中，只要某项立法的议案违背了商业利益，那么它就将不可避免地遭到反对。”New Republic, vol.42，no.546，pp.330-331 （May 20，1925）.

[19]
New York Tribune, February 11，1919.

[20]
Park, Front Door Lobby, p.271.从1912年开始，众议院的席位就一直固定在435席，此后再也没有变过。

[21]
Woman Citizen, April 5，1919，p.942.

[22]
Public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War and Peace, ed. Baker and Dodd, I, 494.

[23]
配对的做法，也就是把缺席但希望投票的参议员进行配对，要求在为宪法修正案投票时，要有两“对”支持票才能抵消一“对”反对票，这样才能保证通过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

[24]
Park, Front Door Lobby, p.266.

[25]
Theodora Youmans to Sara Van Dusen, June 13，1919，WHS.

[26]
卡特夫人与落后州选举权领袖们的书信简洁有力。幸运的是，这是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总部存留下来的文献之一。参见卡特夫人书信集，NYPL。

[27]
C. C. Catt to Board of Directors, November 14，1918，LC.

[28]
C. C. Catt to Marjorie Shuler, July 1，1919，SSC.

[29]
A. Elizabeth Taylor,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in Texas,”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vol.13，no.2 （May 1951），p.210.

[30]
Catt and Shuler, Woman Suffrage and Politics, pp.404-405.佛蒙特州州长克莱门特是一个商人，他的利益重心在铁路的修建和运营、报业和酒店。

[31]
北卡罗来纳州最终决定，将修正案推迟到1921年会议之后再行定夺。这一决定在参议院涉险通过，25票支持，23票反对，但在众议院的反对之声非常强烈，71票反对，41票支持。（无论如何，这一投票发生在田纳西州议会对修正案支持性决定之后的一天）。参见A. Elizabeth Taylor,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in North Carolina,” North Carolina Historical Review, vol.38，no.2 （April 1961），pp.182-189.Also letter to the author from Professor Taylor, April 15，1974。

[32]
Public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War and Peace, ed. Baker and Dodd, I, 497.在1919年10月2日为《凡尔赛合约》和国联而进行的西部演讲途中，威尔逊发生了中风。几个月来，他都没有任何动作。随后，随着他逐渐康复，他开始敦促南方各州以及西弗吉尼亚州、特拉华州和田纳西州的州长为修正案的通过采取行动。

[33]
New York Times, August 9，1920; A. Elizabeth Taylor,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in Tennessee （New York, 1957）.

[34]
James P.Louis, “Sue Shelton White and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Tennessee Historical Quarterly, 22： 170-190 （June 1963）. Also Sue Shelton White Papers, SL.

[35]
Catt and Shuler, Woman Suffrage and Politics, p.442.

[36]
她之后提到，这些人是制酒、铁路和制造业的游说者。参见卡特夫人和舒勒夫人书信作品集，第446页。

[37]
C. C. Catt to M.G.Peck, Aug. 15，1920；参见Taylor,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in Tennessee,pp.110-114。

[38]
Baltimore Sun, September 5，1920，这篇文章中也包含了伯恩一家的故事。伯恩夫人其实应该更加有名。根据《太阳报》报道，她自己做家务，参与日常工作，并订阅了几份日报和其他期刊。当路易斯安那州前州长的夫人前来拜访，并想让她说服自己的儿子改变投票时，伯恩夫人把她赶了出去！

[39]
Baltimore Sun, August 22，1920.许多议员在午夜离开了酒店。

[40]
Mildred Adams, The Right to be People （New York, 1966），pp.168-169; Young, The Record of the Leslie Woman Suffrage Commission, pp.89，93.

[41]
Catt and Shuler, Woman Suffrage and Politics, p.463.佐治亚州和亚拉巴马州的妇女甚至没有获准参加1920年的总统竞选投票，因为议会拒绝通过当时注册新选民所需的赋权法。另一方面，佛罗里达州则很可能是联邦中唯一一个从没在选举权修正案上采取任何法律行动的州。参见A. Elizabeth Taylor教授的两篇文章： “The Last Phase of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in Georgia,”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vol.43，no.1 （March 1959），pp.11-28，“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in Florida,” Florida Historical Quarterly, vol.36 （July 1957），pp.42-60。

第24章 结论

在通过宪法第十九修正案半个世纪后，一些原本承诺和威胁的事情都未能实现。新千年尚未到来，美国的社会结构没有分崩离析，妇女也没有组织起一个只推选女性候选人担任公职的政党。

女性组建的和政党最相似的一个组织，是妇女联合国会委员会（Women’s Joint Congressional Committee, WJCC）。这个组织把数十个大型妇女组织联合到了一起，目的是向国会施压，促使其通过某些立法，例如禁止童工的宪法修正案，以及为婴儿和孕妇提供母婴护理的《谢泼德—汤纳法案》（Sheppard-Towner Act）。但是，妇女联合国会委员会这样的松散组织只在妇女选举权胜利之后的短短几年里曾取得过一些成果。大萧条还未来临，这个组织就瓦解了。

在政党支持方面，女性的倾向和男性是相似的。事实上，投票的女性人数一直在稳步增加。在1956年总统选举中，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女性投票人数与男性不相上下。
[1]

尽管如此，这种增长依然赶不上妇女人数在总人口中的增长（她们的人数已经超过男性了），而且也没有充分反映出她们潜在的政治力量。

宪法第十九修正案通过之后，政治家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发现，妇女并没有整体偏向某个政党，而且，虽然这些出色的妇女领袖刚刚获得了选举权胜利，但她们中绝大多数都无意把政治作为自己的事业。

1920—1960年，大约有60名女性当选众议院议员，她们中大多数人的能力都与她们的男同事不相上下。在蒙大拿的珍妮特·兰金史无前例地当选众议院议员之后，俄克拉何马州的艾丽斯·罗伯逊（Alice Robertson）是第二位当选众议院议员的女性。但是罗伯逊小姐却对进步的《谢泼德-汤纳法案》投出了反对票，这也让大多数参政论者备感尴尬。为了这一法案，妇女联合国会委员会付出了很多努力。
[2]

到目前为止，只有3名女性当选参议员，她们分别是阿肯色州的哈蒂·卡拉韦（Hattie Caraway）、俄勒冈州的马雷尼·纽伯格（Maurine Neuberger）和缅因州的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Margaret Chase Smith）。其中，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是最出色的，她一共连任五届，直到1972年落选。大多数妇女之所以能够进入国会或成为州长，都是因为她们去世的丈夫。第一个踏上所谓“寡妇的道路”的女性，是怀俄明州的内莉·泰洛·罗丝（Nellie Tayloe Ross），她于1924年接替已故的丈夫，成为怀俄明州州长。第一个依靠自己成为州长的女性是康涅狄格州的埃拉·T.格拉索（Ella T. Grasso），她于1974年当选。1962年，共有20名女性进入众议院（众议院总人数为435人），这是众议院女性人数最多的一届。1974年选出的第94届国会将有18个席位。另外一些开拓性事件还包括2名女性当选副州长、北卡罗来纳州的祖西·夏普（Susie Sharp）当选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以及圣迭戈的简·海斯（Jane Hayes）当选50万以上人口城市的市长。

人们对妇女竞选州议会议员已经习以为常。在1974年选举之前，各个州的议会中共有450名女性。到1975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750名左右。女性还成了大使，并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中担任高等行政职务，例如1921—1929年担任助理司法部长的玛贝尔·沃克·维勒布兰特（Mabel Walker Willebrandt）、主管劳工的内阁成员弗朗西斯·帕金斯、主管健康和教育的内阁成员奥维塔·卡尔普·霍比（Oveta Culp Hobby）以及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的秘书卡拉·希尔斯（Carla Hills）。在这里，我们必须提一下第一位进入众议院的黑人妇女，她就是第92届国会中的纽约议员雪莉·奇泽姆（Shirley Chisholm）。两年后，芝加哥的卡迪斯·柯林斯（Cardiss Collins）、加利福尼亚州的伊冯娜·伯克（Yvonne Burke）和得克萨斯州的芭芭拉·乔丹（Barbara Jordan）也先后进入了国会。

1920年修正案通过之后，没有一位女参政论者立刻积极谋求政治职位。这对许多男性政治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意外（也让他们松了一口气）。米尔德丽德·亚当斯曾指出，这是一个错误，而且是一个不小的错误。1920年正是妇女可以趁热打铁的时候。对那些既有才华又有经验的女性来说，上升的道路是通畅的，而且许多女性也确实有足够的“政治经验”，其中许多还是惨痛的政治经验。一些参政论者曾经受邀出任一些职位，但是她们都愤然回绝了，因为她们认为这些都是装点门面的闲职。如果她们没有那么挑剔，就可以凭借自身的能力开启自己的政治生涯并迈步前进了。谁知道呢！
[3]

但是，1920年，参政论者中的许多人不仅对举办活动感到精疲力竭，而且十分困惑。卡特夫人让她们进入了一个“教育性的”“非党派”组织，虽然没有人能够否认妇女选民联盟在这些年中的功绩，但是我们并不清楚它是否扼杀了这些最具天赋的妇女参政论者的政治力量。当然，相当多的政治家深信，“女士”对政治家的政治并没有真正的兴趣，她们志在“改革”。这和政治完全是两码事。

卡特夫人的立场中固有的一个奇怪的矛盾是，她深知政治运作的过程，甚至告诫过她的追随者不要被政界的力量带离正道。1920年，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举办了最后一场“胜利”大会。她告诉她们，光加入热烈欢迎新选民的政治大餐是不够的：

……如果你再待一段时间，接触到足够多的人和事，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一个黑暗的组织，这是政党中完全不见光的部分。那里不会欢迎你。这些人正在策划竞选纲领，选拔候选人。他们的工作，就是希望你和男性选民在投票时对他们认可。他们不会欢迎你，但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如果你待得够久，也足够活跃，你还会看到别的东西——真正的中心。它的门紧锁着，如果想走进这扇门，那么你必须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因为门后藏着一个引擎，它驱动着你所在政党的车轮滚滚向前。不论如何，这将是一场有趣而惊心动魄的斗争，值得一试。如果你真的想让妇女的选票发挥作用，就应该到那里去。
[4]

进入政治集团的道路是艰难的，而且总的来说，这至今都没有成功过。妇女不仅面对着各种阻碍，还有她们自己对政治集团中非女性化激烈竞争的厌恶。这些厌恶可能来自理想主义、社会习俗或者家庭背景。男性政治家对妇女充满了偏见，在被迫接受妇女参政之后，男性为了保卫自己的特权而构筑了一个全新的防卫体系，用以防御女性入侵者。除此之外，在养家育儿之外，还想拥有自己的事业、进入职场或开始工作的每名女性，都会遇到各种问题。

***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出现了一个看似不可逆转的潮流，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工作，不管是全职还是兼职。这股潮流有时会非常明显（比如“二战”和之后的朝鲜战争时期），有时则不那么显著。但是，总的来说，外出工作的女性人数一直在增加，就像价格一样，而且，两者的关系也许也并非巧合。另一个不变的事实就是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差距，不管在哪一个级别，女性的收入总是低于男性，不管是蓝领工人的周薪，还是职业白领的工资。（同样，在白人和非白人女性之间，黑人妇女的收入总会更低。）

截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劳动力中有3500万名妇女（这意味着她们要么正在工作，要么在寻找工作，这些工作包括全职和兼职）。1972年，各年龄段、各种族的男性周薪中位数
[5]

为168美元
[6]

，女性则为106美元。非白人男性（所有年龄段）的周薪中位数为129美元，非白人女性则为99美元。

解决这一不平等的唯一途径是严格执法。这时，法典中已经有许多禁止同工不同酬的法律（许多都是最近通过的）。1964年的《平等权利法案》（Equal Rights Act）第七条规定了“平权运动”，这将大大降低剥夺女性雇员应得权益的难度，无论她们的就业性质如何。尽管如此，法案实施的过程是漫长而烦琐的，真正需要的是从根本上改变态度和意愿。我们不应该再把妇女视为可以欺骗和轻视的低等生物，如果某个雇主这么做，就应该受到惩罚。
[7]

提升妇女整体形象的一个建议是在宪法中增补《平等权利修正案》。修正案写道：“合众国及其任何一州不得以性别为由剥夺或削弱法律所规定的平等权利。”1923年，这条修正案被第一次提交至国会。此后，每届国会都会例行公事般地重新提交这一修正案，直到1970年2月，一群因妇女运动而重新活跃起来的激动分子成功地让国会就修正案召开了听证会。1970年5月，在一场短暂但充满活力的活动之后，众议院进行了投票。1970年8月15日，修正案获得通过，352票支持，15票反对。1972年3月22日，参议院也通过了修正案，84票支持，8票反对。到1974年11月，修正案已获得所需38个州中33个州的三分之二多数批准。

法规得不到施行的主要原因是在妇女人数最多的工会中，管理层妇女的人数与工会中妇女的总人数不成比例。事实上，妇女工人在任何工业领域中都占多数，这似乎是不去组织她们的好理由。大量女性依然没有被组织起来，因为就像刚开始那样，她们的工作报酬非常低，组织工作也面临着特殊的困难。办公室职员、零售、家政以及流动农业都是这种行业的典型。在这四个行业中，妇女的工资远远落后于那些工人组织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的行业。但是总体来说，除了战时危机外，妇女基本上被排除在这些行业之外。

30年前，在服装贸易行业辛苦劳作一生之后，罗丝·佩索塔（Rose Pesotta）在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1944年的波士顿大会上发表讲话，谢绝第四次进入该工会执行委员会的提名：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这个机构应该重新考虑其高级理事会中只有一名单身女性的旧制度了。我担任这一职位已经有十年，我清楚地知道，仅有一名女副主席是不能有效地代表机构中的女性的，她们在机构的30.5万名会员中，已经占到了85%。
[8]

如今，在美国最大的工人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AFL-CIO）的执行委员会中，并没有女性的身影，23位区域主管中也没有一位是女性。最近的统计显示，在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的44.2万名会员中，有35.4万名为女性会员。但是，在其执行委员会的18名成员中，只有2名女性，这一情况自1957年以来就没有改变过。服装工人联合会是另外一个女性人数众多的工会组织，但同样，在该公司执行董事会的17名成员中，只有2名女性。传播工作者工会（Communications Workers）中有42.2万名成员，其中23.2万人是女性，但执行委员会中只有1名女性，另外2名拥有高层组织工作经验的女性虽然与董事会有工作接触，但并不能投票。其他的例子还有很多。

***

《平等权利修正案》突然成了一个鲜活的政治话题，其原因在于突然出现了一波新的、高度活跃的女权运动。尽管妇女在许多方面取得了进展，特别是在法律方面，但这些进展并不重要。从1920年起的半个世纪里，在妇女联合国会委员会解散之后，唯一一个还在继续为女性开展有影响力活动的机构就是小小的妇女党。但是，她们对妇女劳动者、少数族裔和没有工作的穷人的问题越来越不感兴趣。事实上，任何关注这些群体的人都觉得，《平等权利修正案》的内容会危害州立法中限制女性工作时间以及其他保护女性的“特殊”法案，而这些法案所能带来的保障本身就很有限。

为什么会出现妇女解放运动？这个问题，我们很难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1954年5月17日，美国最高法院对美国诉布朗一案做出判决，禁止“隔离但平等”的学校。在此之后，非裔美国人群体中出现大量激进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的出现，显然与此有关。1955年12月1日，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公交车上，罗莎·帕克斯夫人坚决拒绝起身把自己就座的前排座位让给白人。这一突然而自发的行为，引发了该市长达数年的公交车抵制运动。1960年2月1日，“自由骑士”开始在午餐桌旁静坐示威（这个日子应该和7月4日、2月14日和2月22日一样被我们铭记于心！）。这些为了让南方黑人进入白人学校、游泳池、图书馆和医院的斗争，这些为了让黑人的名字出现在投票名单上、让黑人真正参与投票的斗争，一直持续了数月甚至数年。这场波涛汹涌的斗争中有男人也有女人，有黑人也有白人，他们都在为“立刻获得自由”而努力。
[9]

通过这些事件，越来越多的女性意识到，她们在斗争中扮演的角色太有限，而且在妇女解放运动方面，还有许多“未竟的事业”，比如工资不平等、缺乏平等的晋升机会，特别是那些想要在厨房和超市以外有其他生活的家庭主妇所面临的限制，尽管她们中的一些人想要外出工作的原因并非贫困。
[10]

家庭主妇进行反抗，很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以结束越战为核心的争取和平的运动；妇女结婚、生儿育女的年龄越来越小；逐渐壮大的限制家庭规模的运动；避孕措施的成功率越来越高，这让控制家庭规模成为可能，不管经济因素如何。贝蒂·弗里丹1963年出版的《女性的奥秘》成了必要的催化剂。
[11]

这本书措辞强硬，但充满激情。它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们，大众媒体把社会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驯化成了家庭主妇，她们首要关心的不是生活质量，而是无法满足、不理智的消费主义。弗里丹认为，追求一份有意义的事业，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对自己和世界应尽的责任。任何与此不相称的事都会有损她们的健康以及她们家庭的福祉，也会影响到她们的孩子。而在世人眼中，她们理应为孩子而做出自我牺牲。

《女性的奥秘》在美国女性中引起了共鸣，成为一本畅销书。弗里丹夫人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包括一些关注这一问题的男性一起行动，成了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NOW）的创始人。这一组织开始在广泛的议题上采取行动，其中包括《平等权利修正案》。与南北战争之前的早期妇女组织一样，全国妇女组织缺乏资金，机构内部充满了互相冲突的人员和项目，但它充满活力。在今天这场运动中，斯坦顿夫人、安东尼小姐、夏洛特·吉尔曼、艾达·韦尔斯—巴尼特和卡特夫人都会觉得如鱼得水，她们也会意识到，今天的女性拥有了她们当时所没有的优势。

今天，会有哪家机构，或者哪些机构，以及哪些领袖，能够担负起一个长期的角色？当前的运动是否依然具有如此的活力？它将持续多久呢？这些问题，历史学家是无法回答的，也不该对此做出预言。确实，联想到20世纪60年代这场运动的突发性，又有谁敢于做出预言呢？如果有什么事情是确定的话，那就是，白人女性如果无视她们的黑人姐妹和其他少数族裔群体，是无法解决自身的问题的。而且，女性的未来，也离不开人类的另外一半。

正如我们的一位伟大领袖所说，如果“一半受到奴役，一半拥有自由”，那么人类是无法继续存活下去的。试想一下不受控制的原子能、无限制增长的人口、越来越拥挤的地球，试想一下它们所带来的危险。面对这样的未来，我们每个人都不免感到恐惧。但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世界，相比那些立志不再局限于“制作布丁和缝制衣物”的女性先驱所面对的，也许并不会更加充满恶意或令人迷惑。
[12]

自由和不确定性似乎总是相伴相生的。在福吉谷孤独守夜的华盛顿和白宫中的林肯已经是美国历史上众所周知的篇章了。但如果我们还能够记得困扰着安杰利娜·格里姆克的怀疑和恐惧，或者斯坦顿夫人在塞尼卡福尔斯卫斯理礼拜堂第一次发表公共演讲时所展现出的无所畏惧，那我们可能会获得更多力量。也许，通过了解更多这些通往现今的漫长征程，以及成百上千个相似的征程，我们就能够怀着更多的勇气、智慧和更大的希望，去迎接我们的未来。

[1]
George Gallup, Director, American Institute of Public Opinion, press release, “Analysis of ’56 Vote by Groups,” no.3，January 20，1957.

[2]
J. Stanley Lemons, The Woman Citizen: Social Feminism in the 1920’s （Chicago, 1973）记录了妇女获得投票权10年后的状况。参见Valborg Fletty, Public Services of Women’s Organizations （Chi Omega Service Fund Publications, 1951），the opening chapters of Clarke A. Chambers, Seedtime of Reform: 1918—1933 （Minneapolis, 1963），Peggy Lamson, Few are Chosen: American Women in Political Life Today （Boston, 1968） and June Sochen,Movers and Shakers: American Women Thinkers and Activists, 1900—1970 （New York,1973）。

[3]
Mildred Adams, The Right To Be People （Philadelphia, 1966），chs.viii-ix, pp.165-210.

[4]
C. C. Catt, “Political Parties and Women Voters,” Address at first Congress, League of Women Voters, Chicago, February 14，1920.参见Eleanor Roosevelt and Lorena B. Hickok,Ladies of Courage （New York, 1954），Marion K. Sanders, The Lady and the Vote （Boston,1956）。这两本书都认为参政的女性是无法绕开社区政党组织的。虽然它们都强调了政治游戏的艰难，但也都认为这种斗争是值得的。

[5]
U.S.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1973，pp.234-235，tables 373-374.

[6]
中位数是指在中间点以上的人数和中间点以下的人数相同，相比平均数，中位数是更好的个人收入指标。

[7]
参见National Manpower Council的出版物，Woman Power （New York, 1957）和Work in the Lives of Married Women （New York, 1958）。这两本书关于妇女劳动者的观点都非常有趣，虽然现在看来可能有些过时。

[8]
Rose Pesotta, Bread Upon the Waters （New York, 1944），p.395.

[9]
Louis E. Lomax的The Negro Revolt （New York, 1962）一书对黑人自由运动做了非常出色的总结和介绍。

[10]
现在已有非常多的材料在讨论“运动”中发展出来的各种意识形态。Judith Hole和Ellen Levine的Rebirth of Feminism （New York, 1971）一书对此进行了出色的概述。

[11]
Betty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1963）.

[12]
引自第一章中朱迪丝·萨金特·默里的话。

后记

自从埃莉诺·弗莱克斯纳上次对妇女运动状况进行调查以来，已经过去了21年；自1920年8月妇女参政论者庆祝宪法第十九修正案通过至今，已经过去了76年。对她来说，女权活动人士的抗争始于19世纪初，当时妇女努力争取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争取各项公民权利，最终争取到宝贵的选举权。现在，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个世纪的抗争却呈现出一幅不同的景象，唤起了一段甜蜜与苦涩交织的历史记忆。

回顾100年前，我们来到19世纪90年代，当时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正踌躇满志地领导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运动之一。这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时刻，站在20世纪末回望这一时刻，它看上去甚至有些如诗如画。这股力量、这种理想主义、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广度，以及它为无数美国人带来的团结，唤起了一个珍贵而难忘的时代。对那些关注和参与现代政治的人来说，那个时代已经远去了。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的期望值降低了，越来越愤世嫉俗。许多选民对选举政治不再感兴趣，这似乎让投票的权利失去了它曾有过的诱惑力。曾经，数百万人将选举权视为通往平等和民主的钥匙，而整个20世纪，选民投票率一再降低，曾经人们对选举权的信念，现在似乎变得非常令人费解了。

但是，埃莉诺·弗莱克斯纳通过《一个世纪的抗争》一书所讲述的故事，在世纪之交之际，仍然与妇女的生活息息相关。回想一下当初赋予选举权运动的激情和能量吧。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女权主义者在一个又一个州展开斗争，她们走访村落和城镇，从东海岸来到中西部，穿过北美大平原来到加利福尼亚州，再到首都华盛顿，争取妇女的选举权。到1920年，她们帮助所有美国妇女获得了她们从建国之初就被剥夺了的政治权利。选举权运动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它提醒我们，当那些曾经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通过开展运动获得民主的工具之后，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果。数百万名参与者所展现出的勇气、坚韧和决心，印证了选举权运动在现代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事实证明，自1920年以来，更确切地说，自1975年埃莉诺·弗莱克斯纳最后一次评估妇女在政府中的进步以来，评估妇女选举权的影响变得更加困难了。我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方法去衡量妇女选举权的影响，部分原因是许多美国人在妇女选举权的意义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当然，对大多数理想主义的妇女参政论者来说，妇女选举权并没有让她们梦想成真，这个世界并没有充满和平、社会正义和平等。选举权也不是解救所有美国妇女，让她们脱离贫困、歧视和经济不平等之苦的灵丹妙药。事实上，妇女选举权的遗产到底是什么，答案是非常不明确的。

埃莉诺·弗莱克斯纳认为，即使在20世纪，妇女在政府中获得的进步依然是妇女选举权取得成功的重要指标。1975年，在《一个世纪的抗争》的结论中，她歌颂了各个政治领域中女性代表日渐增多的现象。如果以此为衡量标准，那么1975年以来的岁月确实深化和拓展了这一成就。尽管进入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女性人数依然很少（截至撰写本文时，众议院的女性人数不足50人，参议院的女性人数只有6人），但妇女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在州和地方层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1971年，妇女在州议会中所占比例不足5%；20年后，这一比例上升至18%以上。在市长选举中，妇女们也取得了相似的进步。到1991年，共有150多名女性担任过人口3万以上城市的市长，而在1971年，只有7名女性取得过这样的成就。在20年前，美国最高法院曾是一个全部由男性组成的机构；现在，它已经有了2名女法官。其中，露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还是一名直言不讳的女权主义者。今天，妇女几乎在政府的每一个部门任职，从地方学校委员会成员、市政会议成员，到联邦政府内阁级别的行政人员，再到最杰出的司法官员。这些选举政治领域曾经是女性几乎不可能涉足的，但她们打破了这种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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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成就反映了妇女越来越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她们在特殊利益集团和主要政党中的地位日渐提高，以及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所带来的对“妇女投票权”和“妇女问题”的意识普及。1920年，正如埃莉诺·弗莱克斯纳所指出的，卡特夫人要求刚刚获得选举权的妇女寻求政党政治的“引擎室”。“如果你真的想让妇女的选票发挥作用，”卡特夫人建议，“那就去争取。”1975年，埃莉诺·弗莱克斯纳注意到，在“撬开”政治集团大门方面，女性活动家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到了1996年，这一局面得到了改观。尽管男性依然在政党政治中占多数，但越来越多的女性出现在了联邦和州委员会中。通过参与政党的基层组织，并赢得其选区的选票，妇女已经成为一度由男性主导的政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事实上，198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提名纽约众议院议员杰拉尔丁·费拉罗（Geraldine Ferraro）为其副总统候选人，这一举措让妇女在主要政党中的影响力变得显而易见。有些人认为，蒙代尔竞选伙伴的选择不过是做做表面文章，是为了平息民主党内特殊利益集团施加的压力。批评者认为，费拉罗是意大利移民的女儿，也是一位通过教育和勤奋工作获得成功的女性。通过强调这两点，蒙代尔将对妇女选票的渴望与争取传统民主党支持的努力结合了起来。不管他的动机如何，蒙代尔对费拉罗的提名都是一个象征性的里程碑。对费拉罗的提名不仅反映了妇女对民主党提名过程的影响，也承认了提名人在打入政党核心、获得政党元老支持方面是成功的，因为没有他们，她不可能被提名。另外，蒙代尔的选择也反映出了他（错误的）的信念，那就是妇女的选票可能帮助民主党候选人当选总统。当然，最终，民主党的候选人在大选中惨败。

从长远来看，候选人名单的失败并没有影响妇女在政党中影响力的增加。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妇女作为员工加入了支持候选人、组织竞选活动以及让政党体系正常运转的工作之中。198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选择年轻的法学教授苏珊·艾斯崔奇（Susan Estrich）负责自己的总统竞选。他的选择引来了批评之声，批评者认为艾斯崔奇缺乏政治敏锐性和经验；还有一些人认为男性能够更好地为杜卡基斯的竞选保驾护航。杜卡基斯当时的对手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乔治·布什。在这场恶战中，布什最终胜出。然而，导致民主党内部分裂的原因，与其说是性别政治，不如说是政治文化的改变侵蚀了曾经支撑民主党获得成功的坚实基础。事实上，在过去20年里，城市政治机器丧失了它们在政党政治中曾经拥有的影响力，一种更为多元和复杂的政治形式开始崭露头角。尽管这种新的政治联盟在争取选民方面效果较差，但是这为妇女在政党中创造了新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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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拉罗的批评者曾敏锐地指出，以女性为首的特殊利益集团在塑造女性在现代政治中的角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在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对选举权运动的分析中，妇女组织也是一个核心主题。她认为，为争取妇女选举权而成立的志愿协会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妇女组织依然是妇女参与政治的积极因素。EMILY（Early Money Is Like Yeast,在竞选中越早获得资金就越有利于竞选成功）名单这样的组织为民主党女性候选人组织竞选活动提供了关键的财政支持，而全国妇女组织也在为一系列妇女议题不断进行游说，她们不仅有影响力，也有发言权。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比如保护妇女流产权利的全国堕胎权行动联盟（National Abortion Rights Action League, NARAL）以及许多构成反堕胎运动的反堕胎组织，共同让关于妇女生育权利的讨论得以持续。在行业工会、高等院校和美国政党内部，存在着各种致力于促进妇女利益的组织。不管他们对妇女利益的定义是什么，这些组织都让美国社会中的政治辩论变得更加活跃起来。

尽管越来越多的妇女通过竞选担任公职，妇女志愿联盟也继续存在，一个统一的妇女政党还是没能成立。不管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女性官员在利益、承诺和政治忠诚方面各有不同。因此，尽管妇女竞选并担任公职已经成了一件司空见惯的事，但是我们很难对妇女在内政、地方问题或公共政策上的影响进行简单的概括。妇女志愿协会也因其多样性而引人注目。事实上，选举权运动可能是女性团体最后一次在某一单一议题上联合起来，达成一致（尽管不是完全一致）。这场运动的胜利让美国妇女获得了政治权利，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数百万名妇女为争取选举权和各部社会政策（如母亲的养老金）而结成的联盟，就开始出现了弱化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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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埃莉诺·弗莱克斯纳所指出的那样，在妇女投票对美国政治局面的影响方面，参政论者自己也无法达成一致。一些人强调，性别不是也不应该成为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希望女性选民可以表现得和男性一样。20世纪初的许多其他参政论者则不这么认为。他们相信妇女选举权能够带来一个不同的、更好的政治形式。76年后，历史为这两种人都带来了安慰。尽管女性的投票方式和政治行为与男性并没有明显的不同，但是也有一些证据表明，性别正在成为美国政治中越来越重要的因素。

专家和分析人士口中的“性别差异”指的是男性与女性在投票方式上的差异，这一差异在20世纪80年代初第一次受到了广泛关注。当时，共和党候选人罗纳德·里根承诺展开一场保守派革命，来对抗联邦政府臃肿的官僚体制、过度征税和过于谨慎的外交政策。共和党和民主党人就这一承诺展开了一场混战，这也引发了关于美国社会政策走向的一系列深刻问题。总的来说，妇女对里根1980年选举中所承诺的减税、军费开支以及减少福利项目的反应不如男性积极。女性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吉米·卡特的比例要比支持里根的高出许多。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当选举结束后，民意调查显示，妇女越发流露出对联邦政府经济和军事政策走向的不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平等权利修正案》和堕胎等公认的“妇女议题”上，性别差异却消失了。男性选民在这两方面的支持率比女性选民略高，至少看起来是这样。备受争议的性别差异也没有帮助蒙代尔在1984年大选中打败里根总统。投票给里根—布什这对竞选组合的女性要高于投票给蒙代尔—费拉罗的女性。不过，性别差异在1986年中期选举中又强势出现，而它所实现的，也远不止让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多次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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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乔治·布什提名克拉伦斯·托马斯法官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决定，引发了关于妇女个体或群体在政治中的地位的辩论，这对社会政策有深刻的影响。在确认过程中，托马斯被指控。指控称，托马斯在美国教育部和美国同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EEOC）任职期间，曾对当时先后在这两家机构与其共事的俄克拉何马大学法学教授安妮塔·希尔进行性骚扰。1991年秋，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了电视直播的听证会。参议员听取希尔、托马斯及其各自支持者的证词，并且对他们进行盘问，这在全国引起了几天的轰动。民意调查显示，尽管美国人对希尔指控的真实性存在巨大的分歧，但托马斯说服了大部分观众。更重要的是，参议院最终以微弱的支持票批准了对托马斯法官的任命。尽管如此，希尔在全部由男性组成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面前做证的场景，让人们把注意力聚焦到了国会中妇女人数不足的问题上。另外，报纸、电视、广播和无数美国人都展开了一场全国性的关于性骚扰，特别是职场性骚扰的辩论。听证会的华而不实、听证会参与者失当的行为以及关于妇女在职场经历的反复盘问，甚至让那些怀疑希尔证词的人也感到尴尬。

有预测说，1992年的选举可能标志着“妇女之年”的到来，这个预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截至1992年，妇女已经占到了全体选民的54%。希尔—托马斯听证会也让一些女性活动家许下承诺，要对华盛顿这座众所周知的男性堡垒发起全面进攻。几位许多女性国会议员候选人认为，男性国会议员对待希尔的方式有失公允，并公开把此事与她们的竞选联系在了一起。对现任政府的敌对态度和对经济问题的不满让那些想要谋求公职的女性踌躇满志。计票结果公布之后，众议院的女性人数增加了一倍，是参议院中女性人数的三倍。除此之外，性别差异的再次出现也帮助民主党候选人比尔·克林顿成功当选总统。大量非裔美国妇女把选票投给了民主党。在这场竞选中，克林顿的妻子遭到了许多恶意攻击，她是一名成功的律师、职业女性和女权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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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成立100年之后，20世纪初参政论者面对的争议依然在政治版图中拥有一席之地。在围绕新的第一夫人、堕胎权、职场性骚扰以及一系列涉及性别和政治的议题的激烈辩论中，妇女的天性和社会责任成了根本问题。的确，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女权主义复兴的最重要遗产之一，正是阐述“个人政治”的努力。当年轻的女权主义者把对性别角色和不平等的批判从公共生活领域拓展开去的时候，她们发现，性别角色对个人生活、性别和女性在家庭中的影响成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核心。对这些妇女来说，女权主义赖以生存的问题，例如同工同酬、职场歧视和经济流动性方面所遭遇的阻碍，只是美国妇女面临的困境的冰山一角。在20世纪末的女权主义浪潮中，很多人为了将妇女生活中不为人知的一面展示出来，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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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个人政治遭到了强有力的反对。保守派评论家认为，个人生活既是政治的反映，也塑造了政治，然而，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观点与女权主义者们产生了分歧。在某些评论家看来，女性就业的增加、传统“家庭观念”的“消解”以及备受争议的核心家庭的“破裂”，都是个人政治的核心问题。这些争议大多是以《平等权利修正案》为背景展开的。虽然这项修正案在参众两院轻松获得批准，但直到1982年最后期限到来时，仍有三个州未能批准该修正案。许多美国人支持这一修正案，可是，反对派却成功地将修正案与一系列备受争议的话题画上了等号，这些议题包括堕胎、拒绝家庭和母亲身份以及支持激进的女权主义。在充满怀疑和不信任的大背景下，一场精心策划且来势汹汹的“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应运而生。

事实上，堕胎权以及美国家庭的状况这两个本身就极具分量的议题，在《平等权利修正案》失败之后，在整个80年代，常常会成为一个深刻而持久的分歧的导火索。它是关于妇女“应有的地位”的分歧，至今仍会引发强烈的情绪和激烈的分歧。20世纪最后10年，职业女性已经成为美国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几乎每一个家庭都受到了男性和女性角色变化的冲击，而现代女权主义运动则是这一巨大变化的推动力之一。然而，在美国人审视自己的社会现状、现代家庭特点以及让许多人痛心疾首的所谓价值观危机时，令人担忧的问题依旧存在。正如埃莉诺·弗莱克斯纳在《一个世纪的抗争》中所强调的那样，历史大背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期深刻影响了女性的政治命运。它也将在20世纪后期的几十年里扮演同样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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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严重的问题深刻地影响了数百万名妇女的生活，也影响到了许多美国家庭。离婚率飙升、收入差距持续存在、女性户主家庭数量增加以及寿命延长，这些因素都导致了社会学家所谓的“贫困的女性化”——这看上去是一股新出现的潮流，但事实上却有着深刻的历史先例。绝大多数长期贫困者往往都是妇女和儿童。近年来，贫困率持续上升。1992年，超过14%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将近50%的贫困儿童所在家庭的经济状况远远低于联邦政府规定的最低贫困线。从事服务业低薪工作的往往是非熟练工人和移民，这加剧了这些趋势。高非婚生育率让这一趋势进一步恶化，它往往被错误地归因于青少年怀孕。事实上，1980—1992年，非婚生子女比例上升了54%，而20岁以上女性的非婚生子女比例最高。未婚母亲大多数都很贫穷，缺乏技术和教育，但对于这一问题的全国性辩论依然聚焦于青少年怀孕所带来的道德和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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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也带来了新的悲剧。在艾滋病人群中，女性感染者是人数增长最快的群体之一。这一疾病对女性、男性和儿童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也在整个国家制造了一系列公共卫生、道德、经济和社会问题。受感染的妇女不仅需要面对个人灾难，还要肩负起抚养孩子的责任，而在一些情况下，这些婴儿和孩子本身也是感染者。艾滋病妇女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女性感染者的广度让解决这一全国性的重大危机变得越发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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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问题中，存在着关于女权主义组织未来走向的一系列重要问题。1975年，埃莉诺·弗莱克斯纳谨慎地展望未来，她的话语中还流露出了一丝怀疑：“想到不受控制的原子能、越来越拥挤的地球及其数十亿人口的危险，我们每个人都免不了会感到恐惧。”她坚信，如果无视非白人妇女的问题和发展中国家妇女的命运，妇女运动就不可能取得成功。这一观点是有先见之明的。联合国曾把1975年定为世界妇女年。受此鼓舞，女权主义组织将注意力放到了有色人种妇女和妇女与发展问题上，这种努力的广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是，1977年，在休斯敦举办的全国妇女大会却遭到了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势力、反堕胎势力以及各种保守派政治力量的谴责，会议议程偶尔还会被打断。这也反映出不断困扰妇女运动的分裂问题。

事实上，不管是《平等权利修正案》还是堕胎问题，似乎都不足以让妇女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草根女权运动。许多信仰天主教的妇女，包括来自不同种族的妇女，不管她们的个人看法如何，对一场以堕胎权为斗争口号的运动态度都是模棱两可的。对《平等权利修正案》的强调并没有打消许多职业妇女和贫困妇女的顾虑。一些女性选择把主要精力放在家庭和孩子上。对她们来说，对个人主义的强调是和她们的价值观背道而驰的。简而言之，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像选举权一样的议题，来团结构成“美国妇女”的形形色色的个人和团体。

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为了吸引并引导民众，妇女运动应该重塑自己的使命。1982年，现代妇女运动创始人、最知名的女性代言人之一贝蒂·弗里丹曾敦促女权主义者开启妇女运动的“第二阶段”。她宣称，在第一阶段，妇女已经取得了许多政治成果。她认为，全面探讨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问题并在妇女运动中团结男性的时机已经成熟。许多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立刻谴责了弗里丹的立场，认为她放弃了女权主义的真正目标，迎合了右翼对现代妇女运动的批判。关于弗里丹的新著《第二阶段》的争论表明，有组织的女权主义至少在其历史发展中面临着一个新的阶段。

毫无疑问，现代妇女运动的创始人必须面对新一代的崛起，他们似乎很少表现出早期女权主义运动留下的战斗创伤。许多年轻妇女享有前所未有的机遇。在很大程度上，这正是现代妇女运动的进步所取得的进展。但是，她们很难对早期的女权斗士产生认同。有人认为，现在存在“后女权主义一代”，这些人不想与任何妇女运动产生联系。更有可能的是，许多年轻女性追求自我发现和自我定义，这其实是一个贯穿女权主义命脉的过程。我们在“差异”与“相同”之争的永恒命题上花费了无数笔墨，前者如今常常植根于女权主义文化理论。最近几年，与性相关的挑衅性问题，诸如约会强奸、性骚扰、色情作品以及“美丽神话”等话题，不仅在爱报道性话题的媒体中吸引了大量观众，也在女权主义者中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但是，《一个世纪的抗争》的读者应该都知道，这些分歧都不新鲜。事实上，分歧正是现代妇女运动的特点。妇女在追求政治和社会平等的过程中，总会遇到障碍。不同寻常的是，历史纽带把女性活动家、她们在整个美国历史上的目标和抱负联系在一起。“谁说我们没有发动革命？”维维安·戈尼克（Vivian Gornick）1990年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中问道。在一段令人心酸的文字中，戈尼克回忆了她在阅读妇女历史时所感受到的痛苦的讽刺。“我记得在读斯坦顿夫人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她在100年前写下的，正是我今天要说的。我既惊讶，又充满感恩。这并没有让我冷静下来。那是之后的事情。”

埃莉诺·弗莱克斯纳认为，在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历史中，可以找到绝望和沮丧的解药。在历史的记录，以及早期女权主义者经历的“漫长旅程”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充满非凡的勇气、想象力、恒心和胜利的故事。尽管她们走了很远，取得了许多成就，但在我们即将进入下个世纪的时候，这个故事丝毫没有失去戏剧性，也没有失去它的根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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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伦·菲茨帕特里克

[1]
Nancy Woloch, Women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New York: McGraw Hill, 1994），pp.575-576 and chap. 22 passim; Cynthia Harrison, On Account of Sex: The Politics of Women’s Issues, 1945—196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Rosalind Rosenberg, Divided Lives: American Wome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2）.

[2]
Eleanor Flexner, Century of Struggl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p.340; Woloch, Women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pp.572-574; Ethel Klein, Gender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Thomas Edsall with Mary D.Edsall, Chain Reac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92）; Susan Faludi, Backlash （New York:Crown, 1991），pp.267-270.

[3]
Woloch, Women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pp. 572-576; Klein, Gender Politics; Paula Baker, “The Domestication of Politic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9 （June 1984），pp.620-647; Nancy Cott, The Grounding of Modern Femin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Theda Skocpol, Protecting Soldiers and Moth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4]
Woloch, Women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pp.572-576; Jayne Mansbridge, Why We Lost the ER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Kristen Luker, Abor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Motherho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Lou Cannon,President Reagan: The Role of a Lifetim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1）; Jane S. De Hart, Sex,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ER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5]
Woloch, Women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chap. 21 and pp.576-579; Toni Morrison,ed., Race-ing Justice, En-gendering Power （New York: Pantheon, 1992）; Jane Meyer and Jill Abramson, Strange Justice: The Selling of Clarence Thoma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94）; David Brock, The Real Anita Hill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3）.

[6]
Sara Evans, Personal Politics （New York: Knopf, 1979）; De Hart, Sex,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ERA.

[7]
Mansbridge, Why We Lost the ERA; De Hart, Sex,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ERA; Faludi,Backlash; Mary Frances Berry, Why ERA Faile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6）; Rebecca Klatch, Women of the New Righ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7）; Juliet Schor, The Overworked America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 Claudia Goldin,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8]
Lenore Weitzman, The Divorce Revolu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5）; Goldin,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Schor, Overworked American; Woloch, Women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p.556; Associated Press wire story, June 6，1995.

[9]
关于女性与艾滋病的论述，参见Gena Corea, The Invisible Epidemic: The Story of Women and AID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2）。

[10]
Flexner, Century of Struggle, p.345; Vivian Gornick, “Who Says We Haven’t Made a Revolutio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pril 15，1990，p.27; Woloch, Women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pp.556-558; Faludi, Backlash; Naomi Wolf, The Beauty Myth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91）; Joan Hoff, Law, Gender, and Injustice: A Legal History of U.S.Wome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1）; Katie Roiphe, The Morning After（Boston: Little, Brown, 1993）.

参考书目

今天已经没有必要再写一篇像本书第一版时那样的参考文献了。由于妇女解放运动，人们对过去和现代妇女的生活产生了很大兴趣。原始手稿来源和二手文献大量涌现。此类图书，在国会图书馆和施莱辛格图书馆（原拉德克利夫妇女档案和女权藏书馆）中最为丰富。史密斯学院（索菲娅·史密斯藏书馆）、霍华德大学（莫兰德—斯平加恩藏书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亨廷顿图书馆、明尼苏达大学、赫尔大厦的简·亚当斯藏书馆、斯沃斯莫尔学院和平藏书馆等，也存有许多珍贵的资源。其中，简·亚当斯藏书馆致力于将散布于各处的关于亚当斯材料的副本汇聚到一起。有这么多阅读清单和书目总结，我不想再增加一个。在对本书进行重新修订的过程中，我曾借鉴以下几本书的参考书目，它们分别是安德鲁·辛克莱（Andrew Sinclair）的《美国妇女的解放》（The Emancipation of American Women
）、艾琳·S.卡迪特（Aileen S. Kraditor）的《妇女选举权运动的理念》（The Ideas of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罗伯特·斯马茨（Robert Smuts）的《美国的妇女与工作》（Women and Work in America
）、安妮·F.斯科特（Anne F. Scott）的《南方淑女》（The Southern Lady
）、格尔达·勒纳（Gerda Lerner）的《美国白人中的黑人妇女》（Black Women in White America
）、约翰·法雷尔（John Farrell）的《简·亚当斯》（Jane Addams
）、艾伦·F.戴维斯（Allen F. Davis）的《改革的先锋：社会睦邻和进步运动》（Spearheads for Reform: The Social Settlements and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以及本杰明·夸尔斯（Benjamin Quarles）的《黑人废奴主义者》（Black Abolitionists
）。

斯坦顿夫人、安东尼小姐和玛蒂尔达·盖奇这不可战胜的三人组，为所有研究美国妇女历史的学者留下了最为丰厚的遗产。她们编纂了里程碑式的六卷本著作《妇女参政史》的前三卷。这三位女性不是职业作家，但都是货真价实的收藏者，她们收集了无数剪报、演讲和信件。她们用大量丰富的原始材料弥补了她们在文学技巧、客观性和风格上的缺陷。否则，这些资料很可能无法流传至今，后世作者也很难获取它们。这些女性也有错误和疏漏，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学者能够超越她们。

后三卷的水准不能与前三卷同日而语。第四卷由艾达·赫斯特德·哈珀和安东尼小姐共同编纂。艾达·赫斯特德·哈珀是一位专业的作家和宣传员，她的作品有着优秀文学作品所特有的流畅性。但不幸的是，第四卷所包含的完整的原始资料比之前三卷要少很多，第五卷和第六卷更是如此。这几卷书大部分都是经她之手编辑，但并非由她撰写。它们更像是活动和会议日期、演讲者（显然，她们个个都非常善于演讲）和委员会的编年史。尽管如此，作为时间和各个州在法律方面进展的记录，这三卷书也包含了非常多有用的信息。

选举权运动末期的亲历者所撰写的书都有严重的偏见，这一弊病因为选举权运动内部的分裂而变得更加突出。多丽丝·史蒂文斯（Doris Stevens）和伊内兹·海恩斯·欧文曾在《为了自由入狱》和《妇女党的故事》中分别记录过妇女党的历史，但是从这两本书中，读者可能会误以为妇女党是唯一为选举权奋斗的组织。卡特夫人在舒勒夫人的协助下，撰写了《妇女选举权与政治》一书。这本书讲述了自塞尼卡福尔斯会议以来的选举权运动，它更像一本学术著作，并特别关注了酿酒业和酒类利益集团对选举权的阻挠。但同样，这两位女性主要关注的也是她们自己的日常活动，她们对妇女党的评价也有失公允。从卡特夫人临终前给艾丽斯·斯通·布莱克韦尔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卡特夫人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缺陷：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开始意识到，一个严谨的研究者是很难获得我们的历史的真谛的。我倾向于认为，写下她们自己的历史的参政论者在进行写作之时，并不总是了解所有事实，而且，或许她们也无法讲述所有事实，因为她们自己就带着偏见。如果一个不带这种偏见的后来者可以获得关于妇女运动的所有信息，那么她的故事，也许会比我们讲述的这些故事都要好。（1943年8月28日，卡特夫人书信集，纽约公共图书馆。）

早期研究这场运动的历史学家在从事这项工作时，并不会有人去感谢他们，但他们的作品至今依然有价值。当时，人们对他们的著作的需求非常小（在参考资料中常常会有只言片语提到他们，而这可能也太多了！）。从玛丽·比尔德、欧内斯特·格罗夫斯（Ernest Groves）、伊内兹·欧文和阿比·格雷厄姆（Abbie Graham）的书中，我们依然能够学到一些东西。我想特别感谢1974年去世的阿尔玛·卢茨，她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了我鼓励。她为威拉德夫人、斯坦顿夫人及其女儿布拉奇夫人以及安东尼小姐所做的传记，囊括了美国“第一次”妇女运动整整100年的历史。尽管我听说过有人批评卢茨小姐的作品“没有学术价值”，但正是她为斯坦顿夫人所写的传记《生而平等》，激发了我撰写美国妇女历史的欲望。她是传记词典《著名美国女性，1607—1950》的策划人之一。这本由拉德克利夫学院编纂并出版的书，会为今后所有关于美国妇女历史的写作提供最有力的帮助。卢茨小姐还积极推动了施莱辛格图书馆的建设，使之成为她热爱的研究和写作的中心。多年来，她一直是图书馆顾问委员会成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黑人激进运动催生了许多黑人研究学科、研究和写作。在全国范围内，手稿集和无比珍贵的早期印刷资料大量涌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奥尔良的迪拉德大学、纳什维尔的费斯克大学、塔斯基吉学院、亚特兰大大学以及分设于纽约大学和华盛顿特区霍华德大学的历史悠久的朔姆堡藏书馆。位于阿默斯特的马萨诸塞大学W.E.B.杜波依斯书信作品集以及国会图书馆日渐增加的手稿集也特别值得关注。其中，国会图书馆中的玛丽·丘奇·特雷尔书信作品集是最早的重要黑人藏书之一。希望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组织能够费心记录他们的活动，保存记录的完整性，并让学术研究者在上述这类机构中能够查阅到这些资料。

注释缩写

HWS
：《妇女参政史》，共六卷。第一卷到第三卷由斯坦顿夫人、安东尼小姐和玛蒂尔达·盖奇编纂。前两卷于1881年在纽约的罗切斯特出版，第三卷于1886年出版。第四卷由安东尼小姐和艾达·赫斯特德·哈珀编纂，于1902年在罗切斯特出版。第五卷和第六卷由艾达·赫斯特德·哈珀编纂，于1922年在纽约出版。

LC：国会图书馆，手稿分馆

NAW
：《著名美国女性，1607—1950》，爱德华·T.詹姆斯、珍妮特·詹姆斯、保罗·S.博耶（剑桥，马萨诸塞州，1971年）

NYPL：纽约公共图书馆，手稿分馆

SSC：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史密斯学院索菲娅·史密斯藏书馆

SL：马萨诸塞州，剑桥，拉德克利夫学院施莱辛格图书馆

WHS：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威斯康星州历史学会

注释

前言

在准备这本新版的《一个世纪的抗争》的过程中，我有幸得到了许多朋友和同事的帮助和建议。感谢卡罗尔·拉瑟（Carol Lasser）和杜波依斯关于埃莉诺·弗莱克斯纳精彩的采访和论文，我在施莱辛格图书馆查阅到了他们的作品。感谢伊娃·莫斯利、安妮·恩格尔哈特，还有施莱辛格图书馆那些永远乐于助人的馆员，他们为这本书的出版做出了巨大贡献。感谢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的哈利·萨克斯，是她取得了让我引用档案资料的许可。特别感谢本·哈里斯和埃伦·施雷克帮助我探索了美国共产党的历史。欧内斯特·梅和查尔斯·梅尔为我提供了许多相关的资料来源，帮助我极大地加深了理解。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艾达·唐纳德把这一工作交给了我。我对这份工作的投入，比我预想的还要多，她在这个过程中也给予了我许多帮助。十分感谢艾达·唐纳德和她的工作人员，特别是伊丽莎白·苏特尔和克里斯蒂娜·索尔斯坦松，她们对这个版本有不可估量的贡献。我还要感谢杰奎琳·戈金，她无私地和我分享了她堆积如山的档案研究中最重要的成果。她是一个亲爱的朋友，也是一个不断激励我、支持我的同事。杰奎琳·范沃里斯对埃莉诺·弗莱克斯纳的采访都异常出色，她慷慨地允许我引用这些采访。最重要的是，她帮助我了解了这个为勾勒出现代女性历史而做出巨大贡献的了不起的女性。

致谢

本书借鉴了其他作者的作品，他们的贡献已经在注释中已经一一列出。不仅如此，这本书还获得了许多训练有素，但没有留下姓名的图书管理员和档案管理员的帮助。他们的帮助是耐心、机智而热情的，但这些常常被广大读者和学者视为理所当然。在每一个涉及手稿收藏或某一图书馆中单个条目的参考注释背后，都离不开这些出色的图书管理员的工作，我在此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感谢。

我想向玛格丽特·S.格里尔森夫人表达最深切的感谢，她是索菲娅·史密斯藏书馆馆长，她不仅为我提供了无数切实的帮助，还不断鼓励我，增加了我对这本书的信心。其他许多人也向我伸出了宝贵的援手：拉德克利夫妇女档案馆当时的馆长伊丽莎白·B.博登夫人，档案管理员玛丽·E.霍华德小姐，霍华德大学黑人藏书馆馆员多萝西·波特夫人，纽约公共图书馆朔姆堡藏书馆馆长琼·布莱克韦尔·赫特森夫人，索菲娅·史密斯藏书馆的兰塞姆·沃特曼先生和伊丽莎白·S.杜瓦尔小姐。

作为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的居民，虽然我与史密斯学院没有任何关系，但我有幸能够使用它的图书馆，工作人员还耐心地向我提供了无数帮助。为此，我想向他们表达我特别的谢意。

玛丽·安德森小姐、托马斯·S.卡伦夫人、玛丽·德赖尔小姐、弗洛伦斯·勒斯科姆小姐、艾丽斯·保罗小姐、罗丝·施奈德曼小姐、多丽丝·史蒂文斯小姐、奥利芙·范霍恩小姐、玛丽·范克利克小姐和阿尔达·威尔逊小姐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女权运动，她们的经验和观点都对我大有帮助。

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教授、格温德琳·M.卡特教授、米尔德丽德·亚当斯·凯尼恩夫人、埃弗里特·金博尔夫人、戴维·劳伦斯先生、阿瑟·曼教授和戴尔·L.摩根教授对手稿中的具体问题提出了建议或一般性的批评，我对他们表达不同程度的感谢。感谢阿瑟·C.霍尔登夫人，她慷慨地向我提供了她有关妇女历史的藏书；感谢埃德娜·L.斯坦希尔夫人，当时卡特夫人、玛丽·格雷·佩克小姐和其他参政论者的遗嘱执行人将书信和文献委托给她进行整理，并由她转交给国会图书馆，斯坦斯尔夫人允许我查阅这些文献；感谢贝特霍尔德·施特劳斯夫人和阿尔达·威尔逊小姐，她们是卡特夫人的遗嘱执行人，她们允许我引用卡特夫人尚未发表的书信和报告，感谢拉尔夫·K.迈纳夫人，她允许我引用默蒂拉·迈纳的书信作品集。

编辑很多时候和图书管理员一样，都是默默无闻的，虽然他们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对哈佛大学出版社的R.M.海纳夫人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展现出的技巧和领悟力，我深表感谢。

在筹备修订版的过程中，我得到了伊丽莎白·杜瓦尔小姐的宝贵协助。她不知疲倦的研究让1960年以来在这一领域出版的资料浮出水面，如果没有她，我可能会错过这些资料。

我还要感谢目前从事妇女历史研究的许多学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和我分享了他们的见解和尚未出版的作品。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怀俄明大学的T.A.拉森、杜克大学的安·菲罗尔·斯科特、萨拉劳伦斯学院的格尔达·勒纳、斯通希尔学院的詹姆斯·肯内利、得州女子大学的A.伊丽莎白·泰勒，以及艾达·韦尔斯—巴尼特的女儿艾尔弗丽达·达斯特，她编辑了她母亲的自传《正义的斗争》（芝加哥，1970年），以及爱德华和珍妮特·詹姆斯，他们是《著名美国女性》一书的编辑（剑桥，1971年）。

我想向我的朋友海伦·特丽表达最诚挚的感谢，不仅因为她给予了我切实的帮助，也因为她在本书的创作过程和看似毫无止境的修改过程中的善解人意和鼓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世纪的抗争：美国女权运动史：增订版 / （美）埃莉诺·弗莱克斯纳，（美）埃伦·菲茨帕特里克著；陈洁瑜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7

书名原文： Century of Struggle:The Woman’s Rights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Enlarged Edition

ISBN 978-7-5217-0832-5

Ⅰ . ① 一… Ⅱ . ①埃… ②埃… ③陈… Ⅲ . ①女权运动－历史－研究－美国 Ⅳ .①D44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34547号

一个世纪的抗争：美国女权运动史（增订版）

著者：［美］埃莉诺·弗莱克斯纳 ［美］埃伦·菲茨帕特里克

译者：陈洁瑜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字数：437千字

版次：2020年7月第1版

印次：2020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17-0832-5
定价：8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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